好科學應該怎麼做？

恰當地理解「科學態度」

陳瑞麟 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最近這十幾年來，科學界爆發了許多低劣研究、不當行為、甚至偽造圖表、竄改數據等詐欺和造假的醜聞，大幅衝擊人們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科學是否值得信任？」突然變成高懸在當代社會眼前的問題。然而，2019 年底源自武漢的冠狀病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在肆虐全球近一年後，科學家以超高速度研發出各種類型的疫苗（其中包含新型的 mRNA 疫苗），在全球大規模施打，有效地降低感染率並抑制疫情，展現了科學挽救大量生命的強大力量。這樣，科學還不值得信任嗎？但，這正是問題之所在：為什麼科學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仍然會面對嚴重的公眾信任危機？

科學的信任危機源自於許多內外部力量的挑戰，例如信口開河的政治人物、強烈意識形態的持有者、狂熱的宗教信仰者、偽科學的從業者、還有為了私利詐欺造假的科學家、甚至科學自身的不確定性特質，都可能是信任危機的來源。面對這些挑戰，科學家要如何辯護科學確實值得信任？科學家是否應該埋頭生產更多成果來證明自己？麥金泰爾敏銳地指出：「在他們看來，重點不在於反思科學是什麼，而是去行動，去做科學研究。然而，這正是問題所在。」埋頭苦幹、生產更多成果恐怕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

在有這麼多完成科學研究的人大獲成功後，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研究人員在面對那些聲稱科學只是「另一種意識形態」，或是在氣候變遷的爭論上，遇到「還需要更多證據」的要求時，仍然無所適從，只會支吾其詞地爆粗口？必須要有一個更好的方法來說明。最好能同時替已經完成的科學工作講出一套道理，又可以替好科學奠定基礎，鞏固未來在各個領域的發展。但是首先，我們必須了解科學作為一種認識方法的獨特之處。要做到這一點，許多人轉向了科學哲學。（〈導論〉）

身為科學哲學家，麥金泰爾義無反顧，出手捍衛科學的公信力，寫出這本剖析許多偽科學、壞科學、科學造假事件的專著，並藉此來凸顯科學的特殊性。聽起來很奇怪？為什麼檢討那些看來是負面的活動，反而能彰顯科學確實值得信賴？這正是麥金泰爾的獨特策略。

一直以來，多數科學哲學家把分析對象放在成功的科學領域案例上，特別是自然科學如哥白尼理論、伽利略力學、牛頓力學、相對論、量子力學和演化論等等，希望由此找出科學的獨特性，甚至找出可以區分科學和非科學或偽科學的劃界判準。這條思路很合理，正是科學的獨特之處，帶來它的成功，並搏得世人的信賴。而且早期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方法——科學方法。因此，如果一門研究想達到如同科學那樣的成功，就應該採用科學方法。

麥金泰爾不認為科學方法能完成劃界的任務，也不是科學的獨特性所在，他主張：「從本質上講，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對證據的重視，願意根據證據來改變其理論。科學之所以獨特，並不在於其探究的主題或方法，而是參與其中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他以「科學態度」這個概念來總括這個主張，並論證那些偽科學、壞科學、造假研究、科學詐欺之所以會出現，都是因為當事人缺乏科學態度。

麥金泰爾討論許多非傳統型的、爭議性的案例，在偽科學方面有著如美國當前流行的創造論和智慧設計論，非傳統科學方面有普林斯頓的超心理學實驗研究，以及近十年內來爆發的統計方法爭議如 P 值操縱、採櫻桃策略（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數據）、心理學研究的複製驗證問題，輕率的研究並拒絕共享實驗數據的冷核融合研究，「疫苗導致自閉症」的造假醜聞，以及美國社會和政界中影響力極大的否認論者（否認全球暖化、否認演化論等），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在於：當事人缺乏科學態度，因為他們有意無意輕忽證據、操弄數據、面對反證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或意識形態、甚至偽造數據來支持自己的主觀信念、或者乾脆否認鐵證如山的證據。麥金泰爾的非傳統路線對科學哲學來說十分新鮮，討論的案例也十分應時，他的觀點有力地配合案例，為科學哲學打開一扇新視野。其他相關領域如科學史、STS 或科學本身（特別是社會科學）的讀者，也可以在本書中找到可觀的題材和深具啟發性的論證。

對於科學哲學有所接觸的讀者可能會想問：那麼，麥金泰爾是把「科學態度」當成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判準嗎？不然。麥金泰爾主張科學態度只是科學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亦即「如果 X 是科學，則 X 有科學態度」，但是反過來的命題「如果 X 有科學態度，則 X 是科學」並不總是成立，例如有人可能會在日常生活使用科學態度來處理事物（像尋找失物），但這並不表示那些活動就是科學。麥金泰爾強調「毋須以科學態度來解決劃界問題」。然而，邏輯敏銳而且追根究底的讀者可能還是想問：如果科學態度是必要條件，那麼在邏輯上「如果 X 沒有科學態度，則 X 不是科學」也成立。固然偽科學家確實因為缺乏科學態度而不屬於科學，但是那些壞科學、科學造假的當事人也缺乏科學態度，但是他們的活動不屬於科學嗎？這個問題顯示「科學劃界」的解決似乎難以避免。

事實上，本書以討論科學劃界開場，第二、三、四章也涉及許多科學哲學的相關文獻，很難避免把讀者引入這個艱難的問題中。有興趣挑戰這個難題的讀者，順著本書的章節，可以對當代偽科學、壞科學和科學造假的哲學反思有一個全面性的理解。然而，如果有讀者對於劃界問題較不感興趣，我建議倒不妨可以先從第五章看起，看完後再回頭閱讀前三章。

身為科學哲學研究者，我總是對同行的著作有很多意見或疑問，對本書也不例外。如同先前提到，麥金泰爾認為劃界問題難以解決，歷來的嘗試如波普著名的「可否證性」或其他科學哲學家援用「家族相似」觀念等都失敗了，因為我們很難為科學找到一個不會有反例的充分必要條件。然而，要區分科學和非科學一定要找到充分必要條件來劃出一條清楚截然的界線嗎？我們是否可能從分類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也就是把「科學」看成一種人類活動，然後建立某個分類系統去區分科學、技術、巫術、宗教、政治等等各種人類活動。*

如果不對科學劃界的問題提出一個基本解決，我們可能會對麥金泰爾的一些陳述感到矛盾，例如他提到醫學在二十世紀之後才轉變成科學，但是，醫學史卻顯示，「西方醫學一直熱衷於科學，只是這個詞彙的含義改變了。占星醫學和放血曾被視為是最前衛的手法，是基於理性和經驗的最高原則。在十八世紀很難找到一位醫師不認為自身的知識不是『科學的』，我想甚至連希臘早期的醫師也是這樣想。」那麼，二十世紀之前的醫學究竟算不算科學？如果說它們真的不算科學，為什麼希臘天文學（如托勒密的天文學）卻又可以被承認為科學？其他文化的科學如阿拉伯科學、中國科學、印度科學等等，算不算科學？科學史的複雜問題會對麥金泰爾的論述帶來很大的挑戰。

我的第二個疑問關於「科學態度」本身。麥金泰爾欲把「科學態度」當成科學的必要條件，問題是所謂的「態度」是指行為者（人）的行為傾向，而「科學」一詞包括了「科學知識、科學活動、科學方法、科學家」等面向，完整描述是「科學家以特定手段或方法從事科學活動並產生科學知識」，其中只有科學家才有態度可言。因此，「科學態度」應該被當成「科學家」的必要條件才是。何況「重視證據，並願意根據證據來修正理論」的科學態度具體地顯現在科學家的行為上，其獨特性又顯現在他們根據一定的程序（也就是所謂的科學方法）來提出科學知識。根據傳統的看法，這個特定的程序（方法）就是透過觀察、實驗等等手段來尋求證據以檢驗理論，並根據證據來修改理論。這樣看來，科學態度並不是用來取代科學方法的標準，頂多它只是科學方法的補充；或者說，強調科學態度是把焦點對準科學家，要求他們在從事科學研究時，應該要具備或養成這樣的態度。

要解決這些閱讀上的疑惑、矛盾或扞格的感覺，我建議我們應該把「科學態度」理解成「好科學家」的必要條件，亦即「如果 X 是好科學家，則 X 必有科學態度」。那麼，對於麥金泰爾討論的各種領域與案例，我們也重新詮釋如下：當代醫學由於醫學科學家嚴肅地採納科學態度，使他們能做出優質的好科學，並挽救大量生命，贏得世人的信任與尊重。採櫻桃、P 值操縱、拒絕共享數據、甚至詐欺造假等等科學行為是壞科學，因為當事人缺乏「尊重證據」的科學態度；當代占星學、順勢醫療、創造論和智慧設計論等偽科學從業者，由於缺乏好科學應有的科學態度，不僅現在不能算是科學家，未來也不可能變成好科學家；堅持自己的信仰和意識形態並完全否認科學證據的否認論者，通常不是科學家，自然也不會是好科學家。社會科學雖然是科學，但是它距離好科學仍然有一點距離，如果社會科學研究者要成為更好的科學家，必須要有更多從業者展現出鮮明的科學態度。

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如何化解科學的公眾信任危機？根據上述理解而來的答案是：必須有更多更多科學家堅守科學態度。如此一來，詐欺、造假、壞科學的事件會相應減少，自然就能提升公眾對科學的信任。

跟隨麥金泰爾原來的論述，我們也不必把具有科學態度視為好科學家的充分條件，這帶來一個很大的好處：一個人不必是科學家、不必做科學，也可以學習和擁有科學態度：「尊重證據，並願意因應證據而改變自己的判斷。」因此，擁有科學態度的人不一定是好科學家，但他在日常生活和現代事務上必定會是個好判斷者。現代國家應該盡量把國民培養和教育成擁有這種態度的公民。

在台灣，科學也面對了在美國所面對的種種問題：我們有從事特異功能研究的「科學家」，甚至擔任了最高學府的大學校長；占星家在媒體上被封為「國師」；幾年前在生醫領域爆發了嚴重的數據造假導致論文被撤除（當事人也受到了懲罰）；動輒在媒體、而不是學術平台上發表（甚至吹噓）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賺取宣傳利益等等。雖然台灣沒有倡議智慧設計論的組織，但是，我們也有東方宗教的特殊問題，把宗教思想穿鑿附會到科學理論上，例如宣稱佛學的觀念很符合量子力學等等。比較幸運的是，台灣算是科學後進國，我們仍然想努力透過「科學的力量」來幫助國家與社會更進步，所以，政治人物在態度上比較尊重科學與專業，沒有勢力龐大的否認論者。

然而，台灣畢竟不屬於誕生科學的西方文化之中，我們的傳統文化推崇權威，嚴重缺乏科學態度（可證諸殷海光在 1950 年代的文章），雖然今天情況已有所改善。但是就像西方社會進入網路時代之後，面臨了假訊息氾濫，重視「媒體聲量」遠大於真相、事實與證據，輕易的電子複製使得偽造大行其道，透過影像操縱情感以左右人心等等的新問題，台灣在這方面的困境並不比西方和緩，這些新興現象都嚴重地威脅到科學態度的培養與扎根。可是，要矯治這些新興現象帶來的社會問題，「科學態度」也是一帖重要的藥方——這是本書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我建議讀者應該把本書與作者另一本反思網路時代真假不分的《後真相》（Post-Truth）一併閱讀，相信效益將加乘加倍。

* 筆者個人就是從這個取向來思考科學與非科學或偽科學的區分問題，可參看筆者著作：陳瑞麟（2020），《人類怎樣質問大自然》第三章（八旗文化），以及筆者其它網路文章，如〈占星學的巫術性與科學性〉、〈怎樣才算是科學？〉。

科學態度，來得正是時候

黃俊儒 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本書中文版上市的時間點，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而台灣也無法倖免於遭遇防疫破口之時。不管是在國際社會或是國內，隨著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總有許多不同意見的主張與交鋒，因應社群媒體的普及，夾帶各種意識形態的相互攻訐及陰謀論更不在少數。在瘟疫蔓延、人心不安的時候，哪怕是科學數據、科學證明，都有可能在這一個過程中遭受無情的抹黑及情緒化的攻擊。

以目前全世界都關心的疫苗施打議題為例，哪種疫苗防護力好？副作用嚴不嚴重？長者該不該施打？等等問題，即使不乏有各種專業論述扎扎實實地舉出科學統計數據及科學原理來說明，但是抱持不同意識形態者，每每會有立場迥異的解讀，例如用少量貌似有根據的資料，就亟欲質疑與自己立場相異的主張，或是將同一組科學數據片面地往支持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向去詮釋（相信我，這種現象絕對不分藍綠）。在各種互不信任的嘴炮大亂鬥中，最後不免就丟下一句「反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如同宣告所謂的「真理越辯越明」不過就是激情過後一句無關痛癢的安慰劑。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些科學家及專業人士苦苦追尋的科學研究結果又算什麼？科學還會是照亮世界的一盞明燈嗎？此時疫情所反映的只是一個縮影，而這正是我們看待複雜科技社會議題時的日常。

在面對這樣的爭辯時，我想多數人都會有類似的困惑，一方面覺得科學似乎是很具體地說明了些什麼，但是一方面卻又不知該如何反駁那些明顯意識形態作祟，同時也佯稱自己很科學、很有懷疑精神、很具批判思考的言論。這種困惑到底該如何去參透呢？麥金泰爾在此時所出版的這一本書，某種程度也就是為了回應這樣的問題而來，而且來得正是時候。

本書一開始，作者就跟我們回顧了許多科學哲學的經典論述，並且為討論方向做了定調：他不想繼續糾結在為「科學」與「非科學」之間進行「劃界」的這項工作上。因為「劃界」這一個古老的議題，過往已有許多科學哲學家前仆後繼地努力投入都不見解決，彷彿陷入了一個無止境的泥沼，所以他希望另闢蹊徑去開啟對於科學價值的論述，為的是說明這一個明明就真實存在，但卻往往不容易界定清楚的人類文明產物。

本書主張「科不科學？」其實是可以有辨認方式的，即使這個辨認方式不是像過往科學哲學家所致力的嚴格「劃界」標準，但仍可以透過科學所應該滿足的幾個特質來進行說明，而作者所強調的「科學態度」就是其中一個必要元素，也是本書主要的論述主軸。為了說明這項元素，作者採取了一個與過往科學哲學研究很不一樣的分析取徑，一方面接受科學確實有其獨到之處，但另一方面避免將討論焦點僅是擺放在自然科學中某些特別成功的案例，或是過大比例地聚焦在物理學或天文學等重大的科學歷史公案上，因此他也廣納了許多不同學科領域的特殊成功或失敗經驗作為分析的題材。在這一個論述基調之下，本書最有特色的切入點就是不再執著於為科學歸納出某些步驟嚴明的「科學方法」，而是主張科學最關鍵的特質在於社群中所共享的「科學態度」，並且具體地提出科學態度在內涵上的兩個原則承諾：

1. 關心實證證據。

2. 願意根據新證據來改變現有的理論。

在這兩個具體原則中，有幾個重要的關鍵概念，分別是「實證證據」、「願意改變」及「理論」。作者認為即使科學態度的概念不一定可以幫我們積極地界定什麼是科學，但可以具體地讓我們界定什麼不是科學。例如對於否定論者（denialism）或偽科學（pseudoscience）所經常提出無限上綱的挑釁，就可以去檢視他們是否也為自己的主張提出相應的「實證證據」進行說明？是否真的願意因為實證證據而改變或修正看法，還是只是恣意地陷於無警覺的「確認偏誤」及「動機推理」之中？是否提出有系統、有架構的理論作為論述的依據，還是僅止於各種嘗試錯誤或是四處點火打游擊的層次？

這些論點，也讓本書將科學特殊性的探討從方法論的範疇延伸至科學探究心理學的視角，意味著願意在科學實踐的過程中克制自己去擺脫意識形態糾葛的美德，而這才是彰顯科學研究價值的硬道理，或許帶有些許「情操」與「德行」的意味，但也因此更加貼近真實科學研究的現場。如同作者在書中所引述的一個思想實驗，這個實驗假設一個科學家突然被集體處死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們即使透過斷篇殘簡還原了科學的部分內容、知識、理論甚至是方法，但要是少了那些最初促成科學發現的價值與態度，那麼這一切的意義都將變得稀薄，而科學也很難在這種狀態下持續往前推進。所以基於科學態度所形成的科學文化及價值，才是科學最不可欠缺的獨特之處。

據此，本書進一步探討科學社群因為共享了這樣的態度文化，於是發展出包括量化研究、同儕審查、數據共享、重複驗證、雙盲檢驗（醫學）等規則及工具來減低錯誤，確保科學態度的有效運作。在全書的後半段，作者詳細地分析了許多不同領域的精彩案例，包括部分科學家如何僅符合了表面上的科學方法，但是在欠缺科學態度之下所犯下的謬誤；近代醫學如何汲取科學態度的養分，而將原本與宗教、民俗療法類似的醫療行為脫胎換骨成近代臨床科學；區分科學與否認主義、陰謀論及偽科學在根本上的不同；以及最後分析社會科學應該如何從科學態度裡面去汲取改造自己的養分，透過對於證據的重視來減低錯誤的假設及理論詮釋。從這些分析可以看出科學態度在各種不同科學領域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促成人類有效知識累積的作用。

當然，麥金泰爾針對科學態度所進行的討論，是不是能夠獲得科學哲學界的認可，抑或覺得他只是迴避了最困難的硬議題？又或者說，作者提出來的科學態度內涵，是否有超越過去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早在 1942 年就已經提出「有組織的懷疑論」（organized skepticism）概念？他對於社會科學方法論改造的期待，是否可以適用於所有社會科學所探索的議題？這些疑問或許都還留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但是就解釋當代複雜的科學運作機制而言，本書著實提供了具有高度參考價值的論點。此外，作者主張我們應該一方面說明科學的不確定性，但也同時倡導實證證據對於一個有根據想法的重要性，藉此大幅消除否認主義者、意識形態人士、陰謀論者的威脅，這對於當代科學傳播的工作亦具有相當的啟發及實用性，值得推崇。

在疫情當下、人心浮動的期間，很高興有機會先行閱讀本書，它提供了一股格外的踏實感與穩定感，除了可以透過麥金泰爾鮮活的文筆重溫許多精彩的科學哲學論述之外，更重要的是瞭解到科學這一項人類文明的瑰寶，確實有其獨特及迷人之處，即使時代變動，她仍會繼續扮演引領人類文明前進的角色。

譯者言

王惟芬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about as useful to scientists as ornithology is to birds.

科學哲學對科學家的用處就像鳥類學之於鳥。

——理查．費曼 Richard Feynman

多年前在修科學哲學時曾讀到費曼的這句名言，那時讀來真是心有戚戚焉，覺得科學哲學像一個空洞的骨架，沒有具體的脈絡，彷彿是在真空中問著不切實際的問題，還有種近乎在雞蛋裡挑骨頭的心態，愛在字裡行間挑語病。而在讀科學哲學論文時，也常覺得這些哲學家總在隔靴搔癢、不得要領的感覺。那時心裡默想著「如果你好好地進實驗室，做個小計畫，就不會提出這些奇怪的問題了」或是「既然有時間寫這些，為什麼不挑間實驗室，實地觀察一番，這樣就會知道科學是什麼了，用不著問這些讓人氣結的傻問題」。那時的我，在研讀這些著重於探討本質的哲學性問題時，常覺得陷入一場玩弄邏輯的文字遊戲中，找不到出口。坦白說對科學哲學相當失望——在哲學家腦中的科學和我在書中讀到的，以及在實驗室裡經歷的，完全是兩碼子事。

那時的我剛從動物系畢業，在中研院的實驗室當研究助理兩三年後，決定轉個方向去讀科學史，想要以不同的面向來認識科學，就這樣跑去了倫敦，展開探索另一個世界的旅程。史學的語言要求比生物學高很多，根本不是只熟悉科學英文的我能夠應付得來，然而在面對這一陌生學科時，我還不知死活地選修了一門科學哲學，滿心以為這樣可以獲得對科學更為全面通透的認識——結果當然不是這麼一回事。

猶記第一次上課時，老師請我們講一下自己對科學哲學的想法，我如實稟報了拿到課本後的沉重心情，以及快速瀏覽一遍的心得，結果引起了哄堂大笑。時隔多年，對於我當時的破英文竟能娛樂在場師生的場景依舊記憶猶新。還記得我不知輕重地說，這本書中的每個人都在提出要如何定義科學的看法，A 提出一個，B 又提出一個，然後 C 說你們都不對，應該要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最妙的是還有個 D，竟然說從一開始就問錯了問題（當時的我完全記不住那些哲學家的名號，真的就是用 ABCD 來稱呼，因為除了曾經聽聞和翻閱過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外，對科學哲學界幾乎一無所知）。「你說對了！這就是我們在做的。（You got it!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here.）」老師面帶笑容地解釋了科學哲學是在做什麼，儘管具體內容我已不復記憶（當時腦中只有一隻烏鴉飛過，搭配上「你在開我玩笑嗎？（Are you kidding me?）」的內心獨白）。「如果註定找不到答案——而且連問題都問錯——為什麼我們要辛辛苦苦地讀這一大本科學哲學呢？」這個問題即便在我修完那一學期的課，也讀了由蓋爾（J. A. Cover）和馬丁．寇德（Martin Curd）主編的《科學哲學的核心問題》（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這本號稱是科哲領域「聖經」的論文集，在寫了三篇現早已忘得一乾二凈的文章並且順利通過畢業考後，還是沒弄明白。

如今在翻譯許多科普書後，深覺科學的樣貌還是從科學傳記、科普書籍或是科學史切入最好——即便無法清楚交待科學是什麼。至於何謂科學這個大哉問，儘管十分耐人尋味，但就當年讀科學哲學宛如讀天書的噩夢般經驗來看，顯然只是在徒然浪費時間。畢竟，到底有誰需要先知道定義科學的充分或必要條件才能從事科學研究呢？

沒想到去年接到了陽明交大出版社來信詢問是否有意願翻譯這本書，打開電子檔時，腦海中頓時浮現了一堆字彙（Sir Karl Popper、demarcation、Science VS. Pseudoscience、麥金泰爾⋯⋯），這裡面的每一個都曾讓我吃了不少苦頭，實在不敢想像它們全都集合在一本書裡會是怎樣的光景。在這個集合裡，除了本書作者麥金泰爾之名因為在前陣子譯過他的前作《後真相》，已在我腦海被翻譯之外，其他多數仍保留多年前在英國讀科哲時的樣子，還是以英文的形式存在著，而且讓我不敢恭維、充滿困惑。然而我幾乎只是在稍稍瀏覽書稿後便毫不猶豫地答應接下這個案子，而且，看著久違的人名與術語一一從眼前滑過，僅管忐忑不安，但就是抱持著該來的終究要來，得做個了結的心態，想要好好地再讀一遍科學哲學。而我所知道最澈底的讀法，就是把它翻譯出來。

讓我願意自找苦吃接下這個案子的主因，是在前言中讀到麥金泰爾提及波普對他的影響，他表示正是因為波普而讓他決定投身科學哲學這個領域。這令我感到相當不可思議，因為波普對我的影響力也很深遠，只是在方向上剛好和作者完全相反——就是他讓我對科學哲學從此敬而遠之。在我心中，卡爾 波普與劃界問題幾乎就是科學哲學中最令人費解那部分的同義詞。但是麥金泰爾儘管不認同波普對劃界問題的看法，卻「始終保持著對他最初的印象：一個年輕人在 1919 年冬天才準備要展開人生，突然間在腦海中閃過否證的邏輯思路，然後在接下來的整個學術生涯裡，試圖釐清當中所有細節」。相較之下，在我腦海中對波普的記憶卻單薄得很，只剩下一則笑話：科哲老師在課堂上為了展現科學哲學家彼此間的嫌隙與厭惡（好像也是為了呼應我的蠢話）而講的一個有趣的軼事。他說，有一天波普在某個場合上遇到了湯瑪斯．孔恩，孔恩先開口致意，請波普直接叫他湯姆（You can call me Tom.），早已受到英國女皇封爵的波普則回答道：「那你可以稱我爵士。（And you can call me Sir.）」

我不確定這段對話是後人揶揄，還是真有其事，但當時我真心相信這個場面存在的可能性。不過現在想來，在自己的腦海中對這些重量級哲學家的印象僅剩下笑話趣事確實很悲哀，我也想要知道波普的真正魅力在哪裡，想要再給自己一個機會，再給科學哲學一個機會。畢竟之前在翻麥金泰爾的《後真相》時，確實讓我開了眼界，看清楚關於「假訊息」與我們這個時代在面對科學或事實的問題，認識這世界的真相與亂象。而那本書以及這本書確實點醒了我一件事，科學哲學並不是寫來給科學家看的，不是為了幫助他們進行科學研究——但不見得幫不上忙，因為確實有好科學和爛科學的差別——而是在幫助他們捍衛科學，幫助世人了解科學，認識到哪些可以求助於科學，以及辨別虛偽的謊言和似是而非的論述。在這個充滿否定氣候變遷科學、質疑疫苗效用、瀰漫著陰謀論與假消息的年代，科學哲學的「用處」開始變得具體而重要起來。而隨著翻譯的進展，我也漸漸明白，當年初次接觸科學哲學的我可能不是陷入文字泥沼中找不到出口，而是根本沒有真正的入門吧！

也許科學哲學之於科學家的用處不大，至少在研究的日常中是如此，但是當一般人需要面對這些假科學之名，行造謠詐騙之實的冒牌者時，把科學的能與不能、科學中的不確定性說個清楚明白就變得異常重要，而在這裡，就是字句斟酌、窮究事理的科學哲學家登場的最佳切入點。也許在今日這資訊爆炸、真假難辨的時代，正是科學哲學這個百年來探討何謂科學這個大哉問的領域將積累的能量釋放出來的時刻，不論是關於區分科學與偽科學的論述，還是討論科學何以在知識論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原因。

麥金泰爾巧妙地將科哲史上的重大議題與科學史以及晚近在科學界發生的大事或醜聞等實例結合，並且以反科學陣營造成的科學困境來說明捍衛科學的必要性，填補了哲學論述中的抽象與虛空。他從劃界問題出發，幾乎可說是幫我複習了一遍蓋爾和寇德那本科學哲學「聖經」，並且讓我以全新的眼光來理解這些議題。不過平心而論，對中文世界的讀者，或是不熟悉科學哲學的人而言，讀起來依舊會有點辛苦。儘管他提供了許多事例，如創造論是否算是科學、反氣候變遷科學的陰謀以及謊稱疫苗與自閉症的騙局等，但這都是發生在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對多數的中文讀者來說可能都還是陌生資訊，得要花費一番工夫去了解。更不用說他是簡單扼要地帶過科哲史上的諸多重大議題。除了波普之外，還有孔恩、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勞丹等百家爭鳴的論點，這些人的名字，光是擺出來，就相當於是一大段的論述與觀點，背後都是好些經典文章和書籍，不可能用短短幾行的譯註能夠說明。這也是在幾經思量後，決定不頻繁加上註解補充的原因。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請讀者自己沿著關鍵字線索查找，享受一本書帶來另一本書的互文樂趣。這是一本好書，但不會是本好讀的書。我想維持它這樣的狀態是比較忠實的方式。

這是第二次翻麥金泰爾的書，早就知道會翻得很辛苦，勢必要經過一番地拆解與背離，又得面對要如何在符合中文句構通順清楚與兼顧原文結構之間取捨，尤其是考量到科學哲學對語意用詞的精確要求，因此得在統一譯名、符合上下文脈絡以及語順之間掙扎妥協，有時不得不犧牲翻譯的自由度，盡量不去變動詞性與句構。再加上我正式接觸科學哲學時就是透過英文來認識，所以對很多專有名詞的中譯並不熟悉，這當中大部分的人名與名詞真的是到很後來的後來，甚至是在翻譯這本書時，才去查找出相應的中文，而且經常會發現在不同領域出現不只一個譯名的情況，所以在名詞的選擇上不見得符合每個領域的使用習慣，在此也要特別說明，並且感謝中正大學哲學系陳瑞麟老師以及陽明交大出版社編輯建安的指正、協助與包容。

目次

好科學應該怎麼做？恰當地理解「科學態度」　　陳瑞麟

科學態度，來得正是時候　　黃俊儒

譯者言 　　王惟芬

前言

導論

1 科學方法與劃界問題

關於劃界問題

2 對科學運作方式的誤解

真理與確定性問題

「只是一個理論」

保證（Warrant）的作用

3 科學態度的重要性

兩個科學態度的例子

科學態度的根源

結論

4 無須以科學態度來解決劃界問題

避開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這個惱人的難題

還可以嘗試劃分科學與偽科學嗎？

日常探詢能算是科學嗎？

難道不能把科學態度當作是修正版的劃界標準嗎？

5 實踐科學態度的具體方式

科學錯誤的三個來源

批判性社群和群眾智慧

落實科學態度來減少錯誤的方法

　量化研究法（Quantitative Methods）

　同儕審查（Peer Review）

　數據共享與重複驗證（Data Sharing and Replication）

結論

6 科學態度如何轉變現代醫學

野蠻的過去

科學醫學的曙光

進入臨床實踐的漫長過渡期

科學的果實

結論

7 誤入歧途的科學：科學造假和其他失敗

為什麼有人要造假？

寬鬆的違規紅線

拆穿「疫苗導致自閉症」的造假研究

柳暗花明

8 科學閃邊去：否認主義者、偽科學家和其他行騙者

意識形態與執意的無知

薩根的矩陣

否認主義者不是真正的懷疑論者

行動中的否認主義：否定氣候變遷

當「異類」是對的時會發生什麼事？

偽科學家並沒有真正接受新思想

行動中的偽科學：創造論與智慧設計論

普林斯頓大學工程異常研究實驗室

結論

9 社會科學的案例

人類行為科學所面臨的挑戰

前進的道路：模仿醫學

社會科學中壞與好的榜樣

10 重視科學

參考書目

索引

前言

從一開始，寫這本書就是件我興趣使然的差事，而且就跟任何事一樣，花費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還記得自己下定決心，立志要當科學哲學家的那一刻，是在 1981 年的秋天，我在衛斯理大學奧林圖書館樓上的閱讀室，讀到了卡爾．波普（Karl Popper）那篇耐人尋味的文章〈科學：猜想和駁斥〉（“Science: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那篇文章探討的議題不僅驚天動地更頗為浪漫：他一個人，找到一種方法來捍衛我深信的一個觀念：科學是非凡的。波普終其一生都在捍衛科學在知識學上的權威，並解釋為何它比那些假科學之名的冒牌貨更為優越的原因。我怎麼會不想加入他的行列？

儘管這議題觸動我的心弦，但我從未完全同意波普的結論。我知道有一天我會再回到這議題上，但是，由於學術界的專業獎勵制度似乎比較鼓勵我們去做一些容易開花結果的研究，因此我在職業生涯的前十年，都著重在定律和預測的重要性、如何改善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以及我們之所以需要化學哲學的原因。在此之後，我很開心地將研究範圍擴展出去，開始為一般大眾撰寫哲學書，當中的題材包含有：拒絕科學者、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尤其是在當今這個時代）為什麼即便是最堅定的哲學懷疑論者也需要挺身而出捍衛的觀念——真相確實很重要。

不過這本書的題材，是我一直以來想寫的。我希望透過探討是什麼讓科學如此特別的這一大主題，引起哲學家、科學家和廣大公眾對此的興趣。

我要感謝里奇．阿德爾斯坦、霍華．伯恩斯坦和布萊恩．費伊這幾位老師激勵我學習哲學。喬伊．羅斯也對我產生很大的啟發，儘管我是直到大學生涯快結束時才認識他。在密西根大學讀研究所時，我有幸與捷旺．金姆、彼得．瑞爾頓和賴瑞．史克拉爾研習科學哲學。我讀研究所時並不總是很開心（有誰會一直開心呢？），但是現在回想整個求學過程，我會覺得是在那裡奠定了我之後所有研究的基礎。

從那時起，我很高興能與這一行的頂尖學者一起工作，包括丹恩．立陶、艾力克斯．羅森堡、瑪麗李．薩爾曼和艾瑞克．史賽利，這批熱情的同事以他們出色的學識教給我很多。我非常虧欠鮑勃．科恩和邁克．馬丁——這兩位都在這幾年去世了——因為他們在科學哲學中給了我一個家園，提供我一切幫助。在此，我很高興地說，波士頓大學哲學與科學史中心的新主任艾麗莎．博庫里奇也是這樣待我。

對於本書中某些特定觀點的指導和建議，我要感謝傑夫．迪恩、鮑伯．萊恩、海倫．蘭吉諾、東尼．萊區、休．梅勒、羅斯瑪麗．沙傑特、傑瑞米．許爾穆爾和布萊德．瑞伊。我很幸運能夠參加 2014 年春季在紐約市立大學由馬希莫．皮戈里奇和馬丁．布德里舉辦的那場「科學主義」工作坊，在那裡，我聽到了令人振奮的論文發表，包含諾瑞塔．科爾特吉、迪波拉．梅約和湯姆．尼可斯的，他們的著作激起我起心動念寫下這本書。里克．皮爾斯和傑夫．基欽針對離散問題提出了精確的建議，這些對我也有莫大的幫助。

我很榮幸請到我的好朋友安迪．諾曼和喬恩．哈伯閱讀本書的草稿，他們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我的朋友勞瑞．普瑞德蓋斯特再次幫助我進行校對和索引等文書工作。我還要感謝五位匿名的審查人，每位都為本書的內容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在這裡我顯然不能一一具名答謝。書中若還有其他錯誤，毋庸置疑都是我的責任。

遺憾的是，我的父親無法在有生之年看到這本書的出版，但我對他和母親深表感謝，他們一直以來都信任我，並給我支持和指導。我的妻子約瑟芬，孩子路易莎和詹姆斯也都分別細讀了這本書，並陪我在寫書的過程中，一起經歷許多的跌宕起伏。沒有男人比我更幸運能夠娶到這樣一位出色的女人，她只希望我在生活和工作中能感到幸福，除此之外別無所求。我也很幸運，能夠有不只一個，而是兩個孩子主修哲學，他們聲稱挑出我這位老人推理中的所有缺陷是他們天賦的權利，而且確實以驚人的效率做到這一點。的確，我的孩子對這本書的貢獻良多，因此我想將此書題獻給他們。

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的團隊是無與倫比的。正如他們與我所合作的上一本書一樣，並且此後的未來也都是如此，沒有一位作家能夠獨自達到這樣的成就。從文案編輯到設計，再到行銷與評論，與他們共事是我的榮幸。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我那孜孜不倦，而且富有創造力的宣傳團隊以及我的編輯菲爾．洛夫林，他兼具分析能力、提綱挈領、務實以及幽默等全方位能力。再一次，他們讓我與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合作愉快，這是我與他們合作的第四本書。

最後的人情債是一筆舊帳，但是我每天都看得到它，那是我裱框起來的一封手寫信，是我在 1984 年 3 月收到來自卡爾．波普的回信，我在大學時曾寫過一封信給他。波普的回應精明又充滿洞悉力，在捍衛論點的同時又帶給我許多啟發。儘管我不同意他在科學哲學中的許多觀點，但要是當年他沒有寫這封信回應我，我恐怕就不會投注畢生心力來發展自己的思想，以此來反駁他的觀點，並且得出在我學術生涯中最令人高興的發現，而這項發現其實也就是他早已以某種方式所預見的科學態度。我從沒見過卡爾．波普本人，但腦海中始終保持著對他最初的印象：一個年輕人在 1919 年冬天才準備要展開人生，突然間在腦海中閃過否證的邏輯思路，然後在接下來的整個學術生涯裡，試圖釐清當中所有細節。本書正好是躬逢波普這項發現滿一百年時出版，這讓我也覺得與有榮焉。這本書是一份小小的致敬，給這位在科學哲學界啟發了我自己以及許多其他學者的前輩。

導論

我們生活在一個對科學的認識無與倫比的時代。2010 年 5 月，著名的《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了一封由美國國家科學院 255 名研究員聯名簽署的信。信的開頭是：「我們對於最近政界對科學家，特別是氣候科學家，不斷加劇的攻擊深感不安。所有公民都應了解一些基本的科學事實。科學結論總是存在一些不確定性。科學永遠無法絕對地證明什麼。」¹

但是，究竟有多少圈外人可以理解這段話的意思，又能夠將不確定性視為科學推理的優勢而不是缺點？當然，總是會有一些人，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相當樂意地利用科學的不確定性。2011 年參選美國總統的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就曾說過：「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氣候變遷，但花費數萬億美元來嘗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對我們來說不是條正確的路。」²在之後的大選期間，美國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在一次受訪時，質問是否真的有任何良好證據來證明全球暖化，他說：「任何優秀的科學家都會對所有科學質疑。若是你跟我說有哪個科學家不再質疑科學，那麼我會告訴你這人不是科學家。」³ 一年後，新任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表示，他想要刪除 NASA 所做的所有氣候變遷研究計畫，打擊「政治化的科學」。這在氣候監測上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不僅對美國如此，對於那些依賴 NASA 著名衛星所收集的溫度、冰、雲和其他現象等數據的全球研究人員來說更是一大打擊。正如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的一位科學家所言：「〔這〕可能使我們回到幾乎是前衛星時代的『黑暗時代』」。⁴

今日，對科學的攻擊變得更為嚴重，因此 2017 年 4 月 22 日，在全球六百個城市舉行了「科學大遊行」（March for Science）。在麻州波士頓的這一場遊行中，我看到一些標語，上面寫著「保持冷靜和批判性思考」、「極其瘋狂的科學家」、「沒有科學就沒有推特」、「我愛真實」、「事態嚴重，連宅男都出動了」以及「我現在本來可以待在實驗室裡」。要讓科學家離開他們的實驗室，走上街頭，的確是需要花費一番功夫的，但他們若不是到了無計可施的地步，怎麼會選擇這條路呢？科學的特殊性不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要是我們不能好好捍衛科學，比如說解釋其運作方式，以及為什麼科學發現的可信度更高，那麼我們將受到那些魯莽拒絕科學的人所擺布。

本書旨在了解科學的獨特之處。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早就有人做過了，但問題在於去傳達科學的獨特之處，而不是去了解科學。在檢視科學家的工作後，我們不是早就知道科學的獨特之處了嗎？而且就算不是，不是還有一堆其他科學哲學家的研究著作在回答這個問題嗎？我也希望如此，但事實是，大多數科學家都帶有「素樸實在主義者」的傾向，接受他們的發現揭示了自然的某些真實面（或接近真實），而很少花時間來思考科學背後的整套哲學或方法論問題。那些少數熱衷於哲學的科學家通常會偶然發現哲學家早已經發現的，或者最終表示科學哲學根本不重要，企圖一舉推翻整個哲學事業，因為在他們看來，重點不在於反思科學是什麼，而是去行動，去做科學研究。⁵ 然而，這正是問題所在。在有這麼多完成科學研究的人大獲成功後，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研究人員在面對那些聲稱科學只是「另一種意識形態」，或是在氣候變遷的爭論上，遇到「還需要更多證據」的要求時，仍然無所適從，只會支吾其詞地爆粗口？必須要有一個更好的方法來說明。最好能同時替已經完成的科學工作講出一套道理，又可以替好科學奠定基礎，鞏固未來在各個領域的發展。但是首先，我們必須了解科學作為一種認識方法的獨特之處。要做到這一點，許多人轉向了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的基礎，從建立這個學科以來，一直是基於一個觀念：透過提供對科學過程的「理性重建」，從而回答科學為何有用與有效的問題（以及何以科學主張是有道理的），就此做出獨特的貢獻。6 不過，要如何達成這一點，什麼才是最佳方法，這在哲學界引發很多爭議，甚至也有關於這是否值得成為科學哲學的一個主題的討論。若是了解科學最獨特的地方，那之後便可以讓其他領域效法科學，但這個想法多年來招致不少惡評。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惡名是因為有些人聲稱存在一種「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或是按另外一些人的說法，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我們可以劃清界線——因此，若是我們能夠嚴格地應用這套標準，就可以讓好科學成長茁壯。這樣的主張，又因為有些人投身所謂的「科學主義」（scientism）而變得更糟，他們大力推動這樣的觀念，企圖改變公眾想法，因為他們現在等於握有一把錘子，而把其他領域都看成釘子。但問題是，今日在科學哲學領域中，幾乎每個人都承認，根本沒有所謂的科學方法，也認為嘗試提出一套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標準是過時的想法，而且抱持科學主義是危險的。⁷ 一路走來，大多數人都放棄了能夠在科學哲學的核心求得解決方法的念頭。

卡爾．波普於 1934 年在他的 Logik der Forschung 一書中建立起科學模型，1959 年波普親自將其翻譯成英語，即《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此書的主要論述著重在可以用一種可靠的方法將科學與非科學區分開來，但是並沒有一種「科學方法」。波普提出這條劃界界線，指出科學用的是「可否證的」理論（falsifiable theories；又譯為可證假的），即科學理論是可以因為證據而被證明是錯誤的，至少在原則上是如此。儘管這個模型具有多種邏輯和方法論上的優點，但在許多科學哲學家眼中，這還是有問題的，他們抱怨這一模型太過理想化，側重在科學史上「最偉大的時刻」，例如在物理學中從牛頓的模型過渡到愛因斯坦的模型，但在實際生活中，大多數的科學都不是那樣發展的。⁸

另一個觀點則是由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於 1962 年在他的知名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提出來的。他的重點放在科學理論如何透過典範轉移的過程來取代其他科學理論，在這過程中，由於舊理論所產生的問題，導致科學共識發生巨變，使得該領域似乎在一夜之間轉向新理論。然而，這裡同樣也遭遇常見的抱怨，即大多數的科學實際上並不是像這樣發展（例如，在天文學中，從托勒密的地心論模型轉向哥白尼的日心論）——孔恩自己也在談論「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的普遍性時坦承這一點——而且即使真的有轉移發生，這也不全然是一個「理性」的過程。儘管孔恩堅持證據在典範轉移中的關鍵角色，但是一旦我們把在解釋證據時的「主觀性」或社會因素納入考量，似乎就不再有「方法」可循。⁹ 這不僅難以展現科學主張是可驗證的，也無法為其他科學繪製一份足以仿效的路線圖。

之後，伊姆．拉卡托斯（Imre Lakatos）、保羅．費耶阿本（Paul Feyerabend）、賴瑞．勞丹（Larry Laudan）和「社會建構主義者」（social constructivists）也相繼提出許多科學變革的模型，每一位都削弱一些科學的氣勢，讓我們更難理直氣壯地說科學是「特殊的」，值得其他領域來效仿。¹⁰ 那該怎麼做呢？難道就要從現有的模型中挑一個嗎？但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模型彼此並不相容；這情況有點像是「盲人摸象」，每個人都只描述了不同的片段，我們仍然缺少關於科學的全面觀。另一個問題是，這些模型似乎只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而遺漏了建構模型的動機：要是最終我們能夠了解科學，便可以為其他領域建立一標準，讓它們變得更科學。若是所有這些精闢的論述都無法做到這一點，那也許是因為這整套方法中存在一更為普遍的缺陷？儘管有些人可能不願將其說成是弱點，但至少這是一個缺陷，那就是科學哲學投入大量心力在科學的「成功」上，卻沒有對它的失敗多所著墨。實際上，從失敗中汲取的教訓，在理解界定科學的標準上一樣具有啟發性，就跟那些以科學領域中的種種成就來揭示何謂科學的例子不相上下。原則上，以科學成就來探索科學的獨特性並沒有錯，但這導致了一些危害。

首先，雖然將科學想像成邁向真理的一連串步伐是挺暢快的——科學研究之所以失敗完全是因為想法錯誤和愚昧無知所造成——但這種科學觀點被其本身的歷史所動搖，因為科學史當中充滿著日後證明為錯的科學理論。波普和孔恩兩人在這方面都做了很多著墨，展現出科學如何因為在一焦點上絕不妥協而得到加強，這主要是透過理論和證據間在解釋上是否「契合」（fit），但是其他人在回顧歷史時，很容易就會想像過去在科學史上發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並且驟下結論，認為科學的發展勢必是朝向實在界的單一（真實）解釋。

其次，一直聚焦在成功的範例上，以此來解釋科學為何物，意味著哲學家要建構他們的模型，主要都得用自然科學中「勝利」的個案。更具體地說，這迫使我們在說明科學的獨特性時，得從物理學和天文學的歷史中來找例子。但這種做法，有點像是先射箭再畫靶。而且，這是否意味著其他領域在嘗試科學化時，應該要仿效物理學呢？在未詳加思索的情況下就給這問題一個肯定的答案，非常不利於其他領域，畢竟有些學科也具有紮實的實證經驗，但卻與物理學迥然不同。請記住，科學哲學的一大要務是去了解科學的獨特之處，以便日後將其發展到其他地方。但若是照目前的態勢來看，會把社會科學這類領域放在哪裡呢？直到最近，科學哲學中大多數的解釋性模型都沒有公允對待這些領域。

波普曾提過社會科學不會成為科學，這是他相當知名的論點，因為他認為自由意志和意識這兩項要素在人類決策過程中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也就是所謂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s）問題。他認為，在自然科學中，用的是可否證的理論，但社會科學無法走上這條路。¹¹ 孔恩也採取類似的路線，設法遠離混亂的人類行為研究，堅持他的模型僅適用於自然科學，而且不對社會科學提供任何建議（儘管他在社會科學中的所有支持者都認為他們最終可能會命中一個目標）。此外，那些「特殊」（即非物理）的科學學門，如生物學甚至是化學，又該如何處理呢？要捍衛這種並沒有把一切化約到物理學的科學觀點時，我們面臨著一場全面的危機。首先，在化學中有認識論上的自主概念（epistemically autonomous concepts），例如透明度或氣味，這些特性就像社會學中的異化或脫序一樣，都不能在物理層面加以解釋，那這時該怎麼辦？如果我們以物理學當作是成功科學的模型，那麼化學能通過這些標準嗎？從某種角度來看，大多數本來就算是科學的，或有望成為科學的領域，都難以納入這些以物理學和天文學史上的實例所建構出的科學哲學模型中，因此只能被當作是「特殊科學」（special sciences）。那我們是否對這些就提不出建議？或為其正當性加以辯護？

最後一個問題是，對於那些聲稱是科學，但實際上根本稱不上是科學的領域（如「智慧設計論」或否認氣候變遷的理論）又該怎麼應對？還有那些假科學之名行造假之實的科學家呢？像是如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的研究，他聲稱接種疫苗和罹患自閉症有所關聯。我們能從他們那裡學到什麼嗎？我堅信，要是我們真的對科學的非凡之處感興趣，就可以從那些偏離正軌的人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有哪些是智慧設計論者不會做的，但真正的科學家應該做的（而且實際上通常都會做得很成功）？為什麼拒絕氣候變遷的人會以他們所謂的高標「懷疑論」來加以反駁？又為什麼在科學家想要進行科學解釋時，得禁止他們竄改數據或挑選合適的樣本集以企圖讓這些數據與他們的理論吻合呢？ ¹² 對於那些捍衛和關心科學的人來說，上述這些顯然是違反科學原則的重大罪行，難道它們對於我們闡明科學原則的本質不會有所幫助嗎？

在這本書中，我建議採取與過往大相逕庭的方法，不僅要接受科學有其獨到之處的觀念，還要強調理解科學的正確方法是避免將焦點完全放在自然科學的成功案例上。這裡，我預計把重點聚焦在那些無法成為科學領域，以及那些可望變得更加科學的領域（例如社會科學）。研究從牛頓到愛因斯坦這一過程的轉變，以此來找出科學的獨特之處是一回事，而要去釐清科學造假、偽科學、否認主義和社會科學等一堆爛帳又是另一回事。

何苦要這樣自找麻煩呢？因為我認為要真正理解科學的力量和脆弱，不僅要去檢視那些已經成為科學的領域，同時還要去看那些正在努力達到科學標準的領域（還有那些可能無法達成的領域）。檢視這些特殊科學，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科學何以如此特殊的知識。而且既然科學是可信的，我們應該要準備好因應挑戰，回答那些想要了解科學為什麼不總是提供正確的答案（即使在自然科學中），而且有時還會失敗的人。要是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僅將了解科學的獨特之處，還將獲得科學化的必要工具，提供其他實證研究領域來效法。

不過，我們還剩下一個問題：如今，我們不再能僅僅因為科學結論是理性的，而且有獲得證據支持、經過證成，就堅稱這是可以接受的。氣候變遷懷疑論者堅持需要更多證據，來證明全球暖化確有其事；反疫苗者依舊認為，科學家否認疫苗和自閉症之間有任何關聯的背後有個大陰謀。對於那些只會一味拒絕科學結果的人，我們該怎麼辦？也許可以說這些人都是不理智的，而忽視他們，但我們還是得承擔這樣做的後果。如果我們不能清楚說明為什麼科學解釋所主張的論點，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那何必要大家去接受呢？這問題不僅是因為如果我們不了解科學，我們就無法在其他地方培養科學，更大的問題是，我們甚至無法在科學真正管用的地方，挺身而出加以捍衛。

簡而言之，我認為許多探討科學的人，在主張科學的特殊性時，都用錯了方法，因為他們忽略了自然科學中那些失敗的例子、社會科學的潛力以及那些披著科學的外衣，卻沒有真正擁抱科學精神的領域所產生的弊端。這不僅導致原先想要效法科學的領域功敗垂成，也助長意識形態者的歪風，讓他們悍然拒絕科學結論，認為自己的觀點也是一樣好。

所以，科學究竟有什麼獨特之處呢？我希望在本書中能夠展現出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那就是對實證證據的科學態度，這一點難以定義，但卻極為關鍵。從事科學，必須樂於擁抱一種態度，即無論我們先前的想法、意識形態和期待，在與證據比對，進行檢驗時，這些全都無關緊要。要用一種劃界標準來區分實非易事——也不能假裝可以用科學態度這一點來代替「科學方法」——但我認為這在從事科學研究（和理解科學）上至關重要。這是社會科學可以效法的，也有助於解釋何以智慧設計論不算是科學，以及那些拒絕氣候變遷證據的人所抱持的否定論調僅是一片空談，最後闡明其他陰謀論是多麼的瘋狂，他們在科學受到懷疑論善意約束的地方取巧。從本質上講，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對證據的重視，願意根據證據來改變其理論。科學之所以獨特，並不在於其探究的主題或方法，而是參與其中者的價值觀和行為。然而，無論是在過去以成功者故事為主的科學史上，還是在未來促成其他領域更加科學的規劃中，要將其抽絲剝繭地剖析，都會遇到令人驚訝的複雜難題。

在接下來的各章，我將展現出科學態度如何在三項主要任務上對我們有所助益：理解科學（第一∼六章）、捍衛科學（第七、八章）以及發展科學（第九、十章）。在科學哲學找到合宜的方式時，不僅可以描述和解釋科學，甚至還能建立規範。這不僅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科學在過去如此成功，還可以展現出何以證據和實驗方法在未來對其他實證領域的巨大潛在價值。這應該還可幫助我們更清楚地溝通交流，去跟那些現在或未來不了解科學的人解釋科學的獨特之處，為何偽科學和否認論者的主張離認識論的標準還差一大截，以及何以科學解釋在知識學上更為優越的原因。幾十年來，科學哲學家一直把焦點放在物理科學的過往成就上，以此來認識科學的獨特之處。我的方法則是反其道而行：如果真的想了解科學為何如此特別，那就必須超越這些自然科學的成功案例，進一步去關注那些沒有成功——而且也可能永遠不會——成為科學的領域。

註釋

1. P.H. Gleick, R. M. Adams, R. M. Amasino, E. Anders, D. J. Anderson, W. W. Anderson,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tegrity of Science,” Science 328, no. 5979 (2010): 689–690,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28/5979/689 .

2. “On Energy Policy, Romney’s Emphasis Has Shifted,” NPR, April 2, 2012, http://www.npr.org/2012/04/02/149812295/on-energy-policy-another-shift-forromney .

3. “Scientific Evidence Doesn’t Support Global Warming, Sen. Ted Cruz Says,” NPR, Dec. 9, 2015, http://www.npr.org/2015/12/09/459026242/scientificevidence -doesn-t-support-global-warming-sen-ted-cruz-says.

4. Oliver Milman, “Trump to Scrap NASA Climate Research in Crackdown on ‘Politicized Science,” Guardian, Nov. 23,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 /2016/nov/22/nasa-earth-donald-trump-eliminate-climatechange-research

5. 近來知名科學家如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物理與宇宙學家勞倫斯．克勞斯 （Lawrence Krauss）和奈爾．德葛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對哲學的貶損評論， 請見 Massimo Pigliucci’s essay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In Defense of Demarcation Projects,” 發表於Science Unlimit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早 期 的 抨擊，包括物理學家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的說法：「科學哲學對科學家的用處就像鳥類學之於鳥」以及物理學家史蒂芬．溫伯格（Steven Weinberg）在他的《終極理論之夢》（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New York: Pantheon, 1992） 中， 以〈反哲學〉（“Against Philosophy”）一整個章節來批評哲學。不過讀者應該讀讀其他想法，來獲得一平衡的觀點，如愛因斯坦便對哲學的評價甚高，還有提過哲學對他研究的重要性，見 Don A. Howard, “Albert Einstein as Philosopher of Science,” Physics Today (Dec. 2005): 34–40.

6. 這與主張科學理論是真的很不一樣。很不幸的是，即使我們基於對證據的理性考慮而有理由相信科學理論，也沒有辦法擔保科學理論一定為真（這點將在第二章深入討論）。

7. 不過在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一文中，Massimo Pigliucci 與 Maarten Boudry 清楚意識到他們是在試圖重建劃界問題。另外在 The Atheist’s Guide to Reality: Enjoying Life without Illusions (New York: Norton, 2012), Alex Rosenberg 則大方擁抱「科學主義」（scientism），將其視為一枚榮譽勳章。

8. 波普的模型還因為他偶爾會堅持演化生物學這類領域沒能通過他的劃界標準，不算是真正的科學，因而在實際層面顯得窒礙難行。不過他後來改變對此的立場，但對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意味著要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劃定一條清晰的理論界線是太過狂妄了。波普在自傳中曾提到他認為天擇說是「套套邏輯」（tautological；恆真句），而不是一個「可供檢驗的科學理論」，見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vol. 14, ed. Paul Schilpp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74), 133–143. 幾年後，波普收回他的說法，不過他仍然認為達爾文式的理論「難以加以檢驗」，見他的“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ind,”Dialectica 32 (1978): 344.

9. 這裡應當指出，孔恩本人並不認同對他思想的這種詮釋。儘管他承認範圍、簡單性和成果這類的理論美德對於典範選擇的潛在影響，但他從未放棄科學是以證據為基礎，而且應該如此的觀念（參見第三章，註釋 27 的引文）。更多孔恩對於主觀性、理論選擇的探討，請見他的 “Objectivity, Value Judgment, and Theory Choice,” in The Essential T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320–339.

10.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1978);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teve Full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2).

11. 關於波普對於人類行為科學的異議，更多討論請見 Lee McIntyre,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efending a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34–45, 64–75. 波普本人的論點散見於他的幾本著作 中：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57), The Open Universe(London: Routledge, 1982), and “Prediction and Prophe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which appears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5).

12. 在第八章討論否認主義與偽科學時，會再探討這些議題。

第一章

科學方法與劃界問題

如果說有什是大多數人都覺得科學與眾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遵循一種獨特的「科學方法」。但如果說有什麼是大多數科學哲學家都同意的，那就是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科學方法」。

如果你還留著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或生物學的教科書，我想請你現在就去找一本出來，打開到第一頁。這一頁通常是教授從未指定閱讀的地方，學生也從不會去讀的部分，但這仍然有必要存在，因為這一頁的目的是提供為什麼可以相信這本教科書中所有主張的依據。通常這一頁是用來介紹「科學方法」的。寫法各有不同，不過下面列出的是所謂的經典五步驟方法的簡單版本：

（1）觀察

（2）假設

（3）預測

（4）檢驗

（5）分析結果，修正假設，然後再次從頭開始¹

這真的是科學發現實際上運作的方式嗎？很少有人會這樣講。產生科學理論的過程通常很混亂，牽涉到偶然、失敗、死胡同、心痛、頑強的決心以及偶然幸運的眷顧。不過這些都不是科學特殊的地方。科學家產生想法的方式無奇不有，有時根本是一則傳奇。像是德國有機化學家奧古斯特．凱庫勒（August Kekulé），他是在壁爐前夢見一條銜尾蛇，而聯想到苯環結構的；或是在交通號誌從紅燈變成綠燈時下車的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這位曾參與美國曼哈頓計劃的匈牙利裔美國核物理學家就在那一刻意識到原子分裂的可能性。² 就像藝術一樣，科學的靈感可能源自各種地方。然而，許多人卻認為，之所以要相信科學結果的特殊主張是因為這是根據事實進行的理性重建。因此，賦予科學崇高信譽的，並不是來自於發現科學理論的方法，而是因為這過程在邏輯推理上是站得住腳的，也就是可以經由邏輯證成（logically justified）的。

科學教科書提供的是一份整理好的科學史。這個版本總結數百年來科學衝突的結果，讓人覺得這一過程自然而然地引領我們進入目前民智頓開的時代。科學史學家都知道這種講法不正確，但這樣的陳述仍然很普遍，主要是因為這種非常方便的「科學方法」解釋，不僅能夠令人們支持科學內容特別可信的主張，還支持了一種觀點，也就是科學解釋的過程能夠被其他也希望做出實證發現的學科所仿效。³

然而，即使這套經典的五步驟法因為太過簡化，而無法正確解釋科學，還是有些哲學家嘗試以其他方法來呈現科學的獨特之處，其中一些側重在方法論（methodology）。這裡要特別強調，不要將這兩者混淆。聲稱沒有普遍的、一體適用的「科學方法」，也就是說並沒有一套「將感官觀察從一端輸入，然後在另一端獲得科學知識」的刻板方法，這樣的觀點並沒有與下面這個觀點相互矛盾，即科學具有一些獨特的方法學特徵。主張不存在一種產生科學理論的配方或公式，與宣稱科學家沒有任何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換言之，即使大多數科學哲學家都樂於拒絕簡化版的「科學方法」的想法，但還是有許多人認為，分析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方法論差異非常有用，可由此找出一個辦法，來證實那些已經被發現的科學理論在知識論上的權威地位。

關於劃界問題

關注科學方法論的其中一項益處是，這條路線的宗旨是在提供一種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方法。這就是所謂的劃界問題（problem of demarcation），最晚在二十世紀初卡爾．波普的時代以來，這問題在科學哲學界就一直引起極大的關注。賴瑞．勞丹在他的論文〈科學方法劃界問題的消亡〉（“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Scientific Method Problem”）中聲稱，劃界問題可以一路回溯到亞里斯多德，當時他也曾試圖要區分知識和意見的不同，然後到了伽利略和牛頓的時代，這問題再次浮上檯面，最後因為採用實證方法（empirical method）來了解自然的運作，而將科學推向現代。勞丹斷言，到十九世紀初，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等人開始堅持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科學的「方法」（method），即使實際上當時並未對這套方法究竟為何達成共識。⁴ 到二十世紀初，哲學家已經準備好強化這種分析，並試圖創立一套嚴格的「劃界標準」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以解決劃界問題。

邏輯實證主義者（Logical Positivists）試圖根據所謂的科學陳述（scientific statement；或譯為「科學述句」）的特殊「意義」（meaning）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認為，相對於其他類型的主張，科學陳述和我們的處世經驗不同，它們必須是可以透過某種方式由感官數據來加以檢證（verifiable）。如果科學家說金星這顆行星會有類似月相的變化，那麼我們最好是透過望遠鏡來觀察。無法加以檢證的陳述（那些已在演繹上有效因此無庸置疑的邏輯陳述除外），就會被冠上「毫無認知意義」（cognitively meaningless）的烙印，因為這些無法檢證；這些會被當作是廢話和空談，不值得浪費時間在這上面，因為沒有能確定其真假對錯的程序。實證主義者聲稱，如果主張一個關於世界的陳述是真的，那表示它必須可以透過經驗來檢證。如果無法，那這就不是「科學」，而是「形上學」（這個詞在科學哲學家口中具有貶義，因為這用來涵蓋大量包括宗教、倫理、美學和絕大多數的哲學知識）。但是，為了要迅速做出嚴謹的區分，邏輯實證主義者需要提出一套「檢證判準」（verification criterion）i，讓人得以將有意義的內容從毫無意義的陳述中區分出來。而這一點，由於技術原因，最終導致他們功敗垂成，無以為繼。⁵

然後劃界問題就由卡爾．波普接手——他或許是當中最厲害的一位。波普早在邏輯實證主義正式宣告失敗前就已經意識到當中的問題，發現追求科學陳述的檢證是有問題的。實證主義者將科學奠基在歸納推理（inductive inference）上，這削弱了人可以證明任何實證性陳述都是正確的觀點。大衛．休謨（David Hume）著名的歸納問題戳破了實證主義者夢寐以求的科學陳述的邏輯確定性。6 倘若不能得到證實，難道科學主張就不具備其獨特的意義嗎？難道不能從在原則上可以被檢證（verifiability in principle）來補強嗎？波普認為不行，而且他認為追求「意義」就是實證主義路線中的另一個錯誤。他覺得，科學之所以與眾不同，不在於其意義，而在於其方法。因此，波普從 1919 年冬季開始另闢蹊徑，嘗試以另一種方式來處理劃界問題，同時放棄了檢證和意義的追求，而集中在他所謂的科學理論的「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上，意思是科學理論必須能夠被某些可能的經驗所推翻。

波普在意的是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差異，如占星術中的陳述看似可與任何證據相容，而科學陳述卻是冒著犯錯的風險。當占星家提出一個人的星座運勢時，會說：「你有時對你的成就感到不安，會覺得自己像是個冒牌者。」這樣的見解似乎直抵你內心深處，直到後來你發現相同的運勢可套用在一大堆客戶身上。在科學中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當科學家要進行預測時，還附帶有一種認識，若這理論是正確，你將會看到預測的結果；而如果你沒有看到這樣的結果，那就表示這理論一定是有缺陷的。

波普以這兩者間的對比來思考在方法論上科學與非科學間可能存在的差異。他在尋找的是一種方法，一方面可以規避科學陳述不可能達到的高標準，即一定有證據證明，但另一方面仍然賦予證據重要性。然後他腦中靈光一閃，有了一個想法。邏輯實證主義者和其他人在尋找的是一種將科學與非科學區分開來的方法，但卻因為休謨提出的歸納問題而卡住了，而無法說科學陳述是可檢證的（verifiable），既然如此，何不改以邏輯上已經毫無問題的演繹確定性（deductive certainty）來解決呢？

凡是讀過形式邏輯（formal logic）的人都知道，最簡單且最著名的演繹有效推論是所謂的肯定前件論證（modus ponens），即「若A則B。A，所以 B。」這點毫無問題，沒有必要去檢查這是否「改變我們的經驗」。演繹推論始終都會成立，因為前提的真實性足以保證結論的真實性。如果前提是真的，那麼結論也是。這就是說，結論的真實性不能包含前提中尚未包含的任何訊息。請參考下面這個有效的論點：

如果某人是在 1945 ∼ 1991 年之間出生，那麼他們的骨骼中就含有鍶的放射性同位素鍶 -90。

亞當生於 1963 年。

所以，亞當的骨骼中含有鍶 -90。⁷

問題是，科學陳述不見得會遵循這種形式。在波普之前的數百年間，科學是以歸納為主的，其推理結構看起來比較像是下面這樣「若 A 則B。B，所以 A。」例如：

如果某人出生於 1945 ∼ 1991 年之間，那麼他們的骨骼中就含有鍶 -90。

伊芙的骨頭裡含有鍶 -90。

所以，伊芙是在 1945 ∼ 1991 年之間出生的。

顯然，這種論證在演繹法中並不成立。伊芙的骨頭裡有鍶 -90 並不能保證她出生於 1945 ∼ 1991 年之間。伊芙有可能是在 1990 年代後期，在賓州的一個核反應爐附近長大的，那裡曾發現環境受到鍶 -90 的污染。在這個例子中，這類論點便不能保證在前提成立時，結論一定是對的。在歸納論證中，結論包含的訊息超出了前提的範圍。這意味著我們會拿一些實際經驗來比對，去檢查這樣的結論是否正確。而這不就是我們做科學的方式嗎？確實，在進行實證事物的推理時，我們經常會超越親身經驗，並且從類似的情況來進行推論。儘管我們的經驗可能有限，但我們仍在其中尋找模式，並希望能夠將其向外推估。

假設我們對天鵝的顏色這個簡單的實證問題感興趣。我們在生活中已經看過很多天鵝，牠們都是白的。我們因此覺得可以主張「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這陳述是對的嗎？我們做了觀察，並提出一個假設，現在是進行檢驗的時候了。因此，我們做出一項預測，即從現在開始，我們看到的每隻天鵝都是白色的。這裡就是開始有趣的地方。假設這項預測一直都很準。有可能是我們一輩子都生活在北美洲，而我們見到的每隻天鵝都是白色的。這是否證明了我們這個主張的真實性？並沒有。要是有一天我們去了澳洲（或只是打開Google），我們仍然會看到黑天鵝。

在嘗試尋找關於世界的實證真理時，總是會因為我們的經驗有限而受阻。無論我們能活多長，都不可能看遍所有的天鵝，更不用說是未來的天鵝。所以我們永遠不能確定。如果我們想要以偏概全地做出概略的陳述——有時是用於科學法則的實例——原則上還是得擔憂在未來可能會出現一些證據來反駁我們的理論。這是因為我們在這裡用的論證形式是歸納法，而歸納推理不具有演繹的有效性。我們就是不能肯定，無法確定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是否也會依循我們的有限經驗。儘管如此，科學仍然運作得很好。就算這可能無法保證我們主張的真實性，但至少我們是在收集與我們的想法相關的證據。難道這樣做不會增加我們一般陳述為真的可能性嗎？ 8 但是為什麼要滿足於此呢？實證主義者和其他人將歸納推理當作是科學基礎，這點讓波普深感困擾。但是，如果這就是科學的邏輯基礎，我們怎麼可能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劃出界限？承認「我們可能弄錯」這聽起來實在不怎麼樣。波普想要尋找更強而有力的東西。他希望為科學的獨特性提供一個邏輯基礎。

波普不用走得很遠。上面我們所用的這套歸納論證有個名稱，叫作「肯定後件論證」（affirming the consequent），這是演繹邏輯中大家熟知的謬誤。不過還有其他更好的論證形式，而當中最強大的是所謂的「否定後件論證」（modus tollens），這種論證形式在演繹推論中是有效的。其論證方式大概是這樣：「若 A 則 B。非 B。所以非 A。」

若某人是在 1945 ∼ 1991 年間出生，那麼他們的骨骼中就有鍶 -90。

加百利的骨頭中沒有鍶 -90。

因此，加百利並非在 1945 ∼ 1991 年間出生。⁹

這就是波普的見解：他覺得這才是科學推理的邏輯基礎。就算科學試圖從關於世界的經驗事實中學習，這也不意味著它就注定擺脫不了歸納推論的魔咒。因為，就上面的推論來看，可以看得出來我們有可能收集實證，並從否定方向來學習，這樣一來，要是我們的檢驗失敗，就必須修改我們的一般主張。就跟邏輯實證主義者一樣，波普仍然仰賴實證證據。只是現在不用再強調證據和我們的經驗不同，可將其用於檢證，而是說證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夠駁斥現有的理論。

還記得天鵝的例子嗎？如果我們看到一隻黑天鵝，就會回頭去修改「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假設。透過否定後件的推論，一個反例就是另闢蹊徑，因為這等同於放棄了在科學中進行檢證的念頭。要是我們想要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劃界，只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提出的一般性陳述是否能夠被某些可能的經驗所駁斥，即使我們從未擁有過這種經驗，也可能永遠不會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這就不算是科學。

波普很幸運地馬上找到一個好科學的真實範例。實際上，這可能就是激發他發展出這套理論的靈感來源。1919 年 5 月，亞瑟．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組織了探險隊，準備在日全蝕期間拍攝恆星的照片。這對確認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至關重要。正如波普所解釋的：

按照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光必定會被重物（如太陽）所吸引，就跟物質之間相互吸引一樣。這樣說來，可以計算一顆看似靠近太陽的遠方恆星所發出的光，它的光線在抵達地球時，理當會讓這顆恆星看起來似乎稍微偏離太陽；或者用另一種方式來說，靠近太陽的恆星看起來好像是遠離了太陽，而且彼此的距離也變大了。這項觀測在正常情況下是無法進行的，因為在白天，太陽太亮，幾乎看不到這些恆星。但是在日蝕期間，有可能進行這樣的天文攝影。等到了晚上，再去拍攝同一星座，並且測量這兩張照片上恆星的距離，就可檢驗這項理論預測的效應是否存在。⋯⋯現在，這項觀測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這種預測有涉及一定的風險。如果觀測結果沒有顯示出理論預測的效應，那麼就等於是駁斥了這理論。這項理論與某些觀察的可能結果並不相容，而事實上在愛因斯坦之前，這些結果原本才是大家所預期的。¹⁰

換句話說，愛因斯坦理論所具有的這種「 可否證性 」（falsifiability）是進行科學方法的一個範例。波普聲稱他一舉解決了劃界問題以及歸納問題。既然科學不是以歸納法為基礎，這問題也就無關緊要。他現在找到一種讓實證觀察直接造成差異的方法，可以由此來檢驗我們提出的一般主張。而且，這是透過否定後件（modus tollens）這個在演繹法上有效的推論方式。這裡必須要了解，波普並未聲稱他提出的這套可否證性標準是一種區分陳述是否有意義的方式。與實證主義者不同的是，波普不需要用意義來當作是可檢證性的代理，因為他找到了一種直接的方法來區分科學和非科學陳述。¹¹ 這裡要特別指出，就此看來，可否證性不僅可以說明科學的獨特之處，還可以拆穿那些假冒科學之名的研究。

之前曾提到占星術的例子，這可以追溯到波普時代，不過讓我們現在考慮一個較為當代的例子。1981 年，阿肯色州通過了第 590 號法案（Act 590），這項法案要求公立學校的老師在生物教室中對「創世科學」和「演化科學」給予「平衡的待遇」。從這項法案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他們並不是以宗教為由來支持創世科學的真理，因為這樣做將違反聯邦法律。所以他們僅是期望課程專注在創世科學的「科學證據」上。但真的有這樣的證據嗎？而且，創世科學與創造論到底有什麼不同？

這項法案認為，目前的情況並不合理，因為只教演化論有違政教分離的精神，是對「有神論的宗教」懷有敵意，傾向於「神學自由主義、人文主義、無神論宗教和無神論，因為這些信仰通常都包含對演化的宗教信仰在內」。¹² 他們在這裡所採用的策略很明顯：創世科學的擁護者不僅試圖在說自己不是宗教，甚至還暗示演化論幾乎就是宗教。既然他們打的這場仗不能扯到宗教，於是創世科學的擁護者退而求其次，表示他們只是希望有一個提出自己觀點的機會，想要在科學上和達爾文的天擇說演化論一較長短。¹³

本章稍後會再討論這項立法的始末以及隨後的訴訟案，並在第八章談到智慧設計論時再複習一下，那時他們發動第二波將創造論納入公立學校課程的嘗試，只是這次是以智慧設計論捲土重來。目前，我們先探討在哲學上的問題，即是否能以否證來找出創世科學中可能的差錯？有些人覺得可以，就像之前處理占星學的方式一樣；創世科學的主要命題是上帝創造了宇宙以及其中的所有物種，這看似可與一切證據吻合。那發現六千五百萬年前的恐龍化石不會與聖經中所提的六千年的時間軸造成衝突嗎？創世科學家辯稱毫無問題，因為萬能的上帝肯定也可以創造出整個化石記錄！我希望從之前提到的占星術問題中可以清楚看出，這種解釋所有反證的硬拗傾向並不是可否證性的典範。真正的科學是會盡力去以經驗來檢驗理論，而創世科學即使在有反證的情況下，也拒絕改變其理論。再加上另一點，創世科學上幾乎沒有提供什麼有利的證據，因此許多人都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不過就是偽科學。¹⁴

否證的好處顯而易見。若是波普真的找到了解決劃界問題的方法，那麼哲學家和科學家就等於擁有一強大的工具，得以回答關於科學特殊性的問題。而且還獲得一個能夠駁斥和批評占星術與創造論這類在他們心中算不上是科學的機制；如果無法否證，就不算是科學。波普採取的這條路線，還有另一個好處，他找到了一種方法讓一科學理論不必然一定要是對的。¹⁵ 為什麼這點很重要？在過往尋求劃界標準時，這對那些精通科學史的人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注意到，幾千年來，有些具有科學意識的偉大心靈，在日後都被證明是錯的。但若因此而說他們不是科學家，這也不太對勁。即使托勒密的地心論後來被哥白尼的日心論所取代，也不意味著托勒密不算是科學家。他的理論是基於實證數據，而且盡其所能地用在他的理論中。重點在於他的主張是可以否證的，至於日後是否因為否證而被推翻，根本不重要。

不難想像波普這套新的劃界標準也可用來為「科學方法」這個概念辯護，但事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實際上，波普是早期批評「科學方法」這概念的其中一位哲學家，而且態度相當刻薄，他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科學方法。在他對此最明確的聲明中，題目可是非常直白：〈論科學方法的不存在〉（“On the Non-Existence of Scientific Method”）。在這篇文章中，波普寫道：「照慣例，在我的科學方法講座一開頭，我就會對我的學生說，科學方法並不存在。」¹⁶ 在其他文章中， 他曾寫道：

仍然有非常多人抱持著科學是從觀察一路發展到理論的想法，而且對此堅信不疑，這讓我對此的駁斥常常遭到質疑。⋯⋯但事實上，那種相信人可以一開始僅是純粹的觀察，而不帶有任何理論，這樣的想法實在是荒謬不堪；之前倫敦皇家學會發生的一件軼事可以說明這一點，有個人決意將一生投入自然科學，寫下他所能觀察到的一切，並將他這些無價的觀察資料遺贈給了皇家學會，希望他們用來當作歸納推論的證據。這個故事應該告訴我們一件事，收集甲蟲也許是有益科學的，但收集觀察可能不會。¹⁷

這裡要再回想之前的一個重點，主張有一種「科學方法」和主張科學和非科學之間存在方法論上的差異，例如科學才具有可否證性，這完全是兩碼子事。雖然波普明確反對「科學方法」這個概念，但他仍然相信，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劃界標準，甚至是一個在本質上算是一種方法論的標準。¹⁸

一些批評波普的學者並不認同這個觀點，尤其是其中最為著名的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他認為，儘管波普拋棄科學方法的想法是正確的，¹⁹ 但人們或許也要放棄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在方法上存在任何明顯差異的觀點。這裡要注意一點，孔恩這樣的講法並不一定意味著要放棄科學是「特殊的」這一觀念，甚或是放棄區別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差異。孔恩尚未準備好要這樣做（儘管他後來的許多追隨者都這樣做了）；相反地，他只是指出，科學家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在理論的選擇上會牽涉到許多與證據無關的「主觀」因素，例如範圍、簡單性、研究成果以及使理論與自身想法相符合的能力，反而與任何正式的方法沒有太多關係。當然，這一切勢必會衝擊科學證成。

這裡重要的是要明白，孔恩並不是科學的敵人。儘管曾經有人這樣指責過他，但他並不屬於那群日後聲稱科學是一「非理性」過程，而且並沒有比其他任何認識方法更優越的學派，他也不相信那些偶爾會影響到科學理論選擇的社會因素真的會破壞科學產生可信理論的能力。相反地，孔恩不遺餘力地讓世人認識科學真正的樣貌，並認為即使我們了解這些面向，也無損於科學的美好。儘管孔恩從沒有想過要提供一套劃界標準，但他仍然自認是位科學的擁護者。²⁰

那波普的理論到底如何？儘管有上述的優點，但卻遭到孔恩和其他人的嚴厲批評，認為它過於簡化科學理論的變化，特別是沒有顧及到大多數科學，並不像愛因斯坦的預測，能夠留下英雄史詩般的範例。在科學史上，很少有冒著高風險預測並大獲成功的判決測試（crucial tests）。實際上，大多數科學的發展速度都相當緩慢，都是在很小的規模上進行測驗，而且不會是在某樣東西出錯時就輕易地放棄可行的假設，這樣的心態在學界隨處可見。²¹ 沒錯，證據很重要，而且不能無視數據的存在，將理論隔離起來，不讓人反駁。然而，許多哲學家都擁抱杜恆－蒯因（Duhem-Quine）的論點：放棄一個較小的支持假設或事後修改，總是比放棄一個理論要容易許多，因此他們質疑波普所描述的科學。儘管波普堅持認為他的理論僅涉及科學的邏輯證成（logicaljustification），但許多人仍認為，就孔恩提出的各種社會因素來看，科學家的實際工作方式與哲學家為科學提出的辯護間，存在有一越來越大的可信度縫隙。正如孔恩所展現的，科學革命的機會罕見，多數人難以躬逢其盛，因此不適合以此當作是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劃界基礎。

這些紛紛擾擾最後造成的後果是，到 1970 年代，大多數科學哲學家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即不僅經典的五步驟科學方法是一則迷思，而且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在方法論上也沒有真正的區別。這樣的結論嚴重衝擊到科學的獨特地位。在不相信科學方法，甚至連個劃分標準都沒有的情況下，還能捍衛科學的獨特之處嗎？許多人都認為不可能。

一旦孔恩打開了這扇門，檢視起科學家的工作細節——透過「解謎」（puzzle solving）以及透過「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想辦法進入典範（paradigm）——批評者的攻擊似乎就勢不可擋。讓孔恩感到震驚的是，那些不相信科學有其獨特之處的人，竟然經常會引用他的論述來大做文章（畢竟，他同意波普和其他為科學辯護者的觀點，認為證據很重要，並且認為基於證據而發生科學理論的變革乃是科學的標誌）。科學社會學家、相對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社會建構主義者以及其他人輪番抨擊科學是理性的觀點，批評科學與追求真理毫無關係，甚至認為科學理論不過就是在反映提出這些理論的科學家對種族、階級和性別所抱持的偏誤。在某些人眼中，科學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不再理所當然地將事實和證據視為選擇理論信譽的依據（甚至連在自然科學中的也不接受）。

保羅．費耶阿本（Paul Feyerabend）甚至直接宣稱科學根本沒有方法。這與僅是放棄科學方法完全不同。隨之而來的是對所謂的方法論（例如客觀性）、劃界標準，甚至是任何主張科學較為優越想法的重砲攻擊。²² 許多人都在想，到了這個地步，哲學是否完全放棄了科學。

這並不是在說所有科學哲學家都作如是觀。有很多哲學家繼續依循邏輯經驗主義（Logical Empiricism；邏輯實證主義的後繼者）的思想路線，經過孔恩式的革命後，再納入波普的否證理論。這裡的重點放在捍衛特殊的科學方法，甚至採用邏輯實證主義者早期的「科學統一」（unified science）的觀點，當中的方法也可以擴展到社會科學，這方法不是透過否證（或意義），而是仔細檢視如何在面對歸納問題時，建立起更可信、可靠的理論過程。²³ 不過，即使在這條防線上，也有必要調度科學的全面守勢，並做出一定的讓步。²⁴

到 1983 年，賴瑞．勞丹（Larry Laudan）這位非常傑出的科學哲學家準備好要終結大家認為可能存在一種劃界標準的想法。勞丹的做法並沒有激進到暗示科學並不重要。他是後孔恩主義陣營中的一員，試圖尋求一種方法來維持著科學可以「進步」的觀點，儘管肯定不是朝著「真實的」理論邁進，也沒有將科學視為獨樹一幟、高人一等，超越所有認識世界的方式。在他那篇前面引用過的文章〈劃界問題的消亡〉（“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中，勞丹指出，沒有任何可能的方案，可以來解決劃界問題，他當時提出的主要論點是，要是可以解決，那早就解決了，不會拖到現在。等到勞丹加入這場論戰中時，不要說沒有所謂的科學方法了，哲學家似乎連尋找另一種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方法也早已死心。

但是請注意，這麼說並不意味著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就毫無區別。確實有人相信（我認為勞丹就是），科學的解釋性有其獨到之處，只是我們無法找到一個可行的劃界工具。即使我們所有人都同意什麼是科學，什麼不是科學，也無法由此建立起一套嚴謹且快速的方法來加以區別。勞丹告訴我們，這是因為在技術面上，哲學家無法為科學提出一套必要和充分條件。而在他看來，這似乎是劃界標準一定要符合的。

要是有一套劃界標準真能達成這項任務，它會具有怎樣的形式結構呢？理想上，它將含有一組單獨的必要條件以及充分條件，用以界定一活動或一組陳述是否為科學。眾所周知，要為科學創造一套必要和充分條件並不容易。有可能以野心不要這麼大的目標來替代嗎？似乎不太可能。比方說，假設有人提出一個特徵，聲稱這是達到科學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如果接受這樣的條件，讓我們得以判定某些活動絕對不是科學的，但這依舊「無濟於事」，因為這還是不能確定哪些系統實際上是科學的。⋯⋯而就其他不同的原因來看，光是有充分條件也不夠。如果告訴我們：「滿足這些條件，就算是科學的」我們就沒有什麼機制可以判斷某項活動或陳述是不科學的。⋯⋯要是沒有必要且充分的條件，我們永遠也無法說「這是科學的，而那不是」。²⁵

只有必要條件會產生什麼問題？這將會太過嚴格。當我們以排除掉所有非科學的活動為目標時，也會排除掉一些我們想保留的。比方說，要是我們的必要條件是一門學科必須能夠執行有對照組的實驗才算是科學。那這樣不就把地質學排除在外嗎？還有天文學？以及整個社會科學學門？另一方面，假設我們放棄了用必要條件來區分，打算改以充分條件來定義科學研究，比方說，得要根據實證證據來尋求真相。這時又要擔心這樣的條件可能會太有包容性。那這樣看來，尋找傳說中的大腳怪不就也算是科學研究嗎？嘗試將所有科學活動納入的下場就是我們可能也會涵蓋那些我們肯定也想要排除在外的。26 因此，勞丹告訴我們，要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找到一適當的劃界標準，我們需要一套個別的必要條件以及相應的充分條件。²⁷

要說明堅持這樣一個崇高標準有多麼困難，或許再也沒有比卡爾．波普的否證性更好的例子了。可偽證性算是科學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或是兩者兼具呢？要回答這問題，真的會令人抓狂。在有些地方，波普的寫法好像打算同時用來作為這兩種條件。因此，他的這套標準遭到批評，既排除了合於科學的學門（如演化生物學），又讓某些偽科學（如占星術）看起來符合科學的標準。²⁸ 勞丹特別指出，波普要為後者負責，因為波普的標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讓所有無疑會作出虛假主張的，也成為『科學』」。²⁹

最後這一點肯定會激怒波普（因為在設計這套標準時，他就是特別想要將占星術之類的擋在科學的萬神殿之外）。這樣看來，也許應該將否證解釋為僅僅是在提供必要條件？ ³⁰ 但是，正如之前所討論的，這種方法也是有弱點的。31 因此，也許最好是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波普是打算要滿足「個別的必要條件，而這些加總起來即成為充分條件」的標準以符合那套最高標準。波普在晚年時曾說過「一句話（或是一個理論）在若且唯若是可否證時，才算是實證科學。」³² 在科學哲學中，「若且唯若」（if and only if）是個神奇的短語，可以讓人同時提供必要和充分條件。但是，正如在前面提過的原因，單憑否證還是行不通，然而在波普的著作中也苦尋不到可以套用的其他條件的確切描述。法蘭克．西奧菲（Frank Cioffi）的那篇重要論文〈心理分析、偽科學和可檢驗性〉（“Psychoanalysis, Pseudoscience, and Testability”）算是非常接近，他表示除了可否證性之外，波普還打算納入「竭盡心力來嘗試檢驗理論」以及「接受檢驗的否定結果」。³³ 但就算是加上這些，人們還是會碰到先前由孔恩和其他人發現的問題，也就是在獲得負面的檢驗結果時，並不一定會就此推翻理論。

有些人可能會想，要是連卡爾．波普都沒有辦法處理勞丹對於劃界標準所提出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的問題，那剩下的我們是否該直接放棄？這正是勞丹的論文發表後近三十年來所發生的，許多人在看了他提出的理由後，遂放棄了尋找科學與非科學劃界標準的嘗試。這並不是說他們不再相信科學具有特殊性。這裡要特別記住，就像勞丹一樣，有人會相信科學可以透過操作來直接加以定義（defined by ostension）ii。當然，也有許多人，就像勞丹本人一樣，並沒有打算要放棄科學是值得捍衛的想法，即使不能透過劃界標準來達到這一點。勞丹對此抱持肯定的觀點，他認為科學仍然有可能沿著孔恩的路線「進步」，許多人在聽聞費耶阿本和社會建構主義者那裡的極端主張後，認為科學只不過是諸多認識方式的其中一種，便開始退縮。遺憾的是，即使在看到科學（和偽科學）時，我們一眼就能看出兩者的不同，但我們仍無法找到一個定義它們的好的方法。即使許多人放棄了劃界問題，他們並沒有放棄科學。

但是抱持這種策略是要付出代價的。最沉重的代價發生在 1982 年麥克林對阿肯色州一案（McLean v. Arkansas），這個案子以第 590 號法案違憲為由，提出告訴。當時，知名科學哲學家麥克．魯斯（Michael Ruse）被要求出庭作證，擔任專家證人，在被逼問所謂科學的定義時，他提出了波普的否證論。這最終說服了法官，法官並在自己的見解中引用了魯斯的證詞，即創造論不是科學，因此沒有必要進入科學課堂。但即便魯斯盡了最大的努力，學界對此的反對聲浪卻有如猛虎出山——批評他在庭上魯莽的發言，就算擋下創造論進入科學課堂也還是愚蠢之舉。儘管在我看來，這實在是相當不公平。勞丹確實同意魯斯的觀點，認為創造論是一場鬧劇，但對於他在法官判決時引用波普的理論則不以為然。

在阿肯色州創造論一案的審判後，⋯⋯科學之友們往往津津樂道這場官司的結果。⋯⋯然而在這場風波塵埃落定後，這項審判，特別是法官威廉．奧弗頓（William R. Overton）的裁決，可能會回過頭來困擾我們；因為，縱使判決的結果可能值得讚揚，但這是基於種種錯誤的原因和一連串啟人疑竇的爭論而達成的判決。事實上，這項裁決的確是基於一連串對科學以及其運作方式的錯誤陳述而達成的。³⁴

勞丹的憂慮可以總結如下：

勞丹對此的回應是，按照〔波普的〕標準，創造論這學說本身也算是科學。因為它已被否證過，因此顯然是可以在實證上進行檢驗的。當然，其倡導者是以不科學的方式來宣傳，但這是另一回事。不應該教授〔創造論〕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它是一門糟糕的科學。³⁵

有人會想，要是真的在法庭上說出這樣嚴守學術分際的話，那創造論的擁護者應該會很激動的說：「糟糕的」科學又怎樣，還是可以教啊！

從這例子可以看到，缺少一條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界限可能會在哲學之外的現實世界產生影響。首先，在公立學校中教導創造論的問題並沒有在 1982 年之後就消聲匿跡，而是在不斷地轉型和發展，成為目前簡稱「ID」（intelligent design）的「智慧設計」論——這有部分就是肇因於哲學家無力捍衛科學的特殊性；我在其他討論中，曾經稱 ID 為「穿著廉價燕尾服的創造論」，但現在它已搖身一變，發展成一種成熟的科學理論，準備進入生物學課堂。³⁶2005 年，這理論又再次試圖闖關。在奇茲米勒控訴多佛學區一案（Kitzmiller v. Dover Area School District）中，另一位對此強烈指責的法官，也讓人想起麥克林一案的判決。法官認為智慧設計「不是科學」，並命令被告賠償原告 100 萬美元。這可能會讓未來的智慧設計論者稍微停下腳步，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因為在科羅拉多州、密蘇里州、蒙大拿州和奧克拉荷馬州等州的立法機關都還有所謂的「學術自由」法案在等著，這些法案仿效 2012 年在田納西州勝訴的案子，主張要維護「教師探討演化與氣候變遷的『科學強項與劣勢』的權利」。³⁷

要弄清楚如何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劃界絕非易事。能夠在公開場合，以易於理解的方式說出科學為何如此特殊的責任似乎是落在科學哲學家身上，他們相信科學，只是還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氣候變遷否認者開始加緊準備，他們從創造論者（和菸草遊說者）早期的鬥爭中提取經驗，打算資助「垃圾科學」（junk science）來攻擊他們不喜歡的科學結論，然後透過公關團隊加以宣傳。難道這不是我們該想辦法反擊的時候嗎？

這正是近來發生的情況。2013 年，哲學家馬西莫 ‧ 皮戈里奇（Massimo Pigliucci）和瑪爾頓．布德里（Maarten Boudry）在勞丹宣告劃界問題失敗三十年後，發表了一本名為《偽科學哲學：重新思考 劃 界 問 題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marcation Problem）的文選，他們在書中自覺地尋求讓劃界問題復活的方式。這些論文是哲學界近來思考這問題的寶庫，試圖擺脫勞丹所留下的難題：我們認為科學是特殊的，但完全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一點相當令人遺憾，但也絕對是可以理解的，儘管經過這些年，哲學家仍然不太確定要如何進行。也許答案就是要讓傳統的劃界問題起死回生，又或許是還有另一條路。

要解決劃界問題並非兒戲，這是自科學哲學成立以來的一項支柱。使用其結構和詞彙來理解和捍衛科學的獨特性，顯然是很具吸引力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幾乎所有過去在嘗試描繪科學特質時，都會提出某種劃界標準的原因。但是，要讓這問題復活會遇到很多陷阱。

在皮戈里奇的文章〈劃界問題：一份給勞丹的（遲來的）回應〉（“The Demarcation Problem: A (Belated) Response to Laudan”） 中，他拒絕「必要和充分條件」的方法，而傾向採用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這個概念。皮戈里奇據此聲稱要從勞丹的「過時」方法中解救出劃界問題（這或許可視為在挑戰勞丹認為解決劃界問題所需的「後設論點〔metaargument〕）。³⁸ 相反地，皮戈里奇的想法是把學習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差異當成是一種「語言遊戲」，在認識它們的用法時，學習這兩組不同概念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這裡的目標是找出其間的各種關係，這些不見得是屬於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但還是可以表示當我們說某個研究是科學的時候的含義。這其中，有兩條路線似乎最管用，一個是「實證知識」（empirical knowledge），另一個是「理論理解」（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正如皮戈里奇所言，「若是說大家對科學有什麼共識，那就是科學是基於實證經驗來嘗試提供理論上的理解，因此，一個科學理論必須同時兼具實證支持，與內部的連貫和邏輯。」39 因此，皮戈里奇認為，我們將在科學和偽科學概念間發現「維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而這將會「恢復很多（雖然不見得是全部）科學從業人員和科學哲學家在直覺上普遍接受的科學和偽科學的區分。」⁴⁰

不過以這樣的說法來當作劃界標準似乎過於模糊。首先，這當中的邏輯基礎是什麼？皮戈里奇在許多地方都提到「模糊邏輯」（fuzzy logic），也就是推定出一種隸屬程度來決定是否該將其納入一個集合之中，以此來強化他的這套標準，但對於其確切的運作方式並沒有交代得很清楚。正如皮戈里奇所承認的，「要真的使用這方法，必須要為相關變量制定出一套量化的指標。真要將其發展出來當然不無可能，但難保在細節層面上不會引起爭議。」41 隨便舉一點來說，實證知識和理論理解的中心概念可想而知也是和科學這概念本身一樣難以描述和區別。皮戈里奇是否真的解決了劃界問題，還是只是將其向後推了一步？

在「後勞丹」時代，試圖解決劃界問題的其他人也遇到類似的麻煩。採取同樣路線的史文．漢森（Sven Hansson）也給科學一個極為廣泛的定義。他顯然有警覺到將哲學等學科劃分為非科學的影響，因此反其道而行，將科學的範圍擴展到類似的「知識社群」（community of knowledge），然後就此與偽科學進行區分。然而，儘管將人文科學從非科學領域解救出來具有許多可能的優勢，但要付出的代價也很高昂，因為他現在就不能說偽科學的問題是因為當中貶低了實證標準（因為按照他現在的歸類，在科學中，至少有部分的學科也不具有實證性）。⁴²

馬丁．布德里（Maarten Boudry）也走上這樣具有類似爭議的路線，主張實際上存在有兩個劃界問題，一個是「地盤式」（territorial）的，另一個是「規範式」（normative）的。他認為過去的爭議毫無建樹，只是將科學與合宜但不具實證性的種種認識論研究（如歷史和哲學）區分開來，是在處理「地盤」（turf）問題。在布德里看來，真正要爭論的是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分野，這就是他所謂的規範性問題出現之處，因為這是我們面對那些偽裝成科學的學科之所在。⁴³ 然而，這樣將劃界問題一分為二的方式又帶來了混淆，弄不清一門學科究竟是非科學的（nonscientific）還是說他不是科學的（unscientific）。布德里是否打算將「地盤」之爭定義為科學領域和非科學領域之間的爭端？若真是如此，那這是以他個人非常獨特的方式來詮釋這術語，而且有誤導之虞。當他在談論劃界中的地盤問題時，他在處理的爭議似乎是在科學與所謂的「不是科學的」之間的。但為什麼這適合用來取代規範性爭議呢？在劃界爭議中，較為傳統的看法是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或是在科學與偽科學（pseudoscience）之間，一如這領域大部分學者所做的。這些是波普、勞丹和大多數其他人使用這些術語的方式。⁴⁴ 但布德里似乎想要製造一個新的劃界問題，卻沒有說明為什麼我們應該要忽略經典的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劃界問題。而且，在布德里沒有提出合理的原因來放棄科學與非科學之間這個更大的議題時，為什麼他會認為自己可以展開一場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規範性爭辯？紮一個「地盤」稻草人對區分科學與不是科學的（歷史、哲學等）之間的差異並不管用。⁴⁵

劃界問題應該是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還是在科學與偽科學之間，這場爭鬥看上去似乎僅是術語上的爭執，但實則不然。因為如果我們試圖將科學與一切不是科學的區分開來，那麼這與我們僅試圖將科學與冒名頂替的偽科學區分開來是很不一樣的，這可能導致一個截然不同的劃分標準。這裡的重點是要去意識到這一點，根據大多數學者的觀點，非科學的範疇不僅包括偽科學，也涵蓋了其他不是科學的領域。一種探究可能是非科學的，因為它只是佯裝是科學的（也就是所謂的偽科學），或者是因為它所涉及的實證數據並沒有那麼顯著（在這種情況下是指不是科學的）。⁴⁶（見圖 1.1）。

不過，無法具體說明科學與眾不同之處的問題不僅出現在皮戈里奇、漢森和布德里的這些「後勞丹」時代的論文中，這似乎也反映出在整個相關文獻中對此議題的深層模糊感，一路可回溯到勞丹乃至於卡爾．波普本人。還記得波普在《科學發現的邏輯》中曾說過，他是要將科學區分出來，與數學、邏輯和「形上學的推測」劃清界限。⁴⁷然而，當他寫《猜想與反駁》一書時，他的攻擊目標變成了偽科學。在勞丹的論文中，他的討論也是在非科學和偽科學之間來回滑動。⁴⁸

這一切會造成怎樣的差異？事實證明這其間的差異至關重要。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將會重新討論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問題，從而了解科學特殊性的整個問題可能還是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之後將會談到，要是我們難以確切說明（科學、非科學、偽科學或不科學）這其間的定義，那麼，試圖解決劃界問題的這一計畫將會變得非常艱鉅，而且正如在上文所提，至今對此還沒有一確切的答案。本書的目標是提供方式來說明科學的獨特之處，先拋開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這樣的要求，或是嘗試解決劃界問題的意圖——因為我認為這些問題無法解決。然而，我們仍然需要一種能夠捍衛科學的方法。

但是，首先我們得處理那些誤解科學運作方式的人所造成的問題。

編註

i. 這種主張又被稱為「檢證論」（verificationism），是邏輯實證主義透過「有意義的判準」（criterion of meaningfulness）來區分一個命題是否有意義，並進一步判斷其是否為真或假的方法；如果沒有辦法透過一種經驗方法決定一個命題的真假，它就是無意義的命題。（在本書中以羅馬數字標記之腳註皆為編註，並置於頁尾。編註以原文未詳加解釋，但對理解文意有所幫助為原則。原文作者註則以阿拉伯數字標記並置於各章節結尾。）

ii. 實物定義（Ostensive definition），又稱直示定義、直觀示義。意思是透過直接指定一個或數個物件來定義一個詞的含義。這種定義通常用於語言難以描述的情況，且往往伴隨著指向示例的手勢，因此也被稱為實指定義。

註釋

1. 目前對於最初是誰提出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一詞的還存在一些爭議。許多人認為這可以回溯到十三世紀的哲學家和神學家羅傑．培根（Roger Bacon） ——請不要與十六世紀的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混淆——他與他的老師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一起首先提出了科學知識應該基於感官證據的想法。法蘭西斯．培根後來提倡這種方法，並加以改善，同樣也是為了追求實證目標。

2. 參 見 Noretta Koertge, ed., New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s, 2007).

3. 本章稍後會討論幾位科學哲學家，如波普和孔恩之所以拒絕科學方法這個想法的幾個原因。

4. Laudan, “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i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Theory, Method, and Evidence, ed. Larry Lauda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210–222. 精彩的概論亦可參見 Thomas Nickles, “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History and Future,”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ed. M. Pigliucci and M. Boud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01–120.

5. 邏輯實證主義最頂盛時代的經典文獻有：艾耶爾（A. J. Ayer）的《語言、真理與邏輯》（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Mineola, NY: Dover, 1952）。其後聲勢一路下滑的有趣歷史，請參閱 Achinstein and S. Barker, The Legacy of Logical Positiv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9)，當中深入探討該方法面臨到的特定問題，特別是當邏輯實證主義者意識到他們自己的某些陳述是無法通過可靠的檢證（verification）測試時。

6. 第二章將更完整的討論歸納法及其對科學推理造成的問題。簡單來說，歸納法的問題是，任何日後可以被實證證據所反駁的陳述都不具有確定性。

7. 鍶 -90（Strontium-90）是原子裂變產生的放射性粒子，在環境中會被吸收到食物鍊中，進入生物體內，與鈣競爭，並沉澱在攝入它的人的骨骼中。在 1963 年的禁止核試驗公約生效前，全世界進行過數百項大氣核試驗。在一項1963年在聖路易斯（St. Louis）進行的研究中發現當時孩童乳牙的鍶-90含量是 1950 年出生的嬰孩的 50 倍。鍶 -90 的半衰期為 28 年。

8. 實際上，可能不會，因為歸納問題在技術上破壞的不僅是歸納陳述的確定性（certainty），也損害了歸納陳述的可能性（probability）。更多討論，請參見第二章。

9. 這裡我們還是需要做進一步的調查，才能確定為何在加百列的骨骼中沒有鍶 -90。他是否在 1945 年之前出生？或是他在 1994 年出生，但沒有住在核反應爐附近？不過這裡的重點是，這樣的演繹推理是成立的。一旦我們知道他的骨頭中不含有鍶 -90，就可以排除他出生於 1945 年至 1991 年間的可能性。10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5), 36.

10.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5), 36.

11.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這裡要特別指出雖然幾乎所有學者都認為波普在劃界爭議考量的是科學與非科學（或偽科學）的差別，波普本人在這本書中卻從未用過這些詞彙。在書中與定義劃界（demarcation）最接近的地方（在第四節），波普寫道，這是要來「將實證科學這一類與數學、邏輯和『形上學』系統區分開來。」但這裡可以清楚看出，他並不只是想要將科學與「形上學的推測」區分開來，還想將其與數學與邏輯這類「不是科學的」（unscientific）的學科分開，這有可能是非科學（nonscience）這個概念的來源：這混合有偽科學與不是科學的探討。稍後，在他的《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5）一書中，波普開始用偽科學（pseudo-science）一詞，這多少與「形上學」是可互換的，以此與科學相對，並未提及「非科學」（nonscience）一詞。那麼為何現在會用這個詞？首先，這在這場爭論中，這個詞已自成一格，超出波普所指。再來，這看似符合波普的原意。不過之後將會看到，將劃界爭議視為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界線，還是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分野，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個人偏好使用「非科學」（nonscience），即使波普並未明確使用這個詞。

12. 第 590 號法案（Act 590）的全文可參見 But Is It Science? The Philosophical Question in the Creation/Evolution Controversy, ed. M. Ruse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6), 283–286.

13. 參 見 Lee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Willful Ignorance in the Internet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64.

14. 更多支持天擇演化論的證據以及創世科學缺乏證據和其後繼者的討論，請見本書原文頁數 40–41 與 175–180。

15.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是毫無限制的好處。因為這等於是幫占星術這類可以提出虛假預測的研究打開大門，難道要就此接受它為科學嗎？更糟的是，就占星術早已被證明是假的程度來看，這是否展現出它必然是可否證的，因此也就是科學的？

16. 這篇文章出現在波普一本著作的前言：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3).

17. Popper, “Science: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46.

18. 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只是在討論劃分科學與非科學界線時所用的一種。否證（Falsification）則是另一回事。也許還有更多。正如之前提過到的，還有人嘗試以非方法論的標準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例如邏輯實證主義者的想法，他們想用陳述在認知上是否有意義來進行區分（不過由於這仍舊使用檢證〔verification〕當作判準，因此也可以說這還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劃界）。

19. 孔恩過去曾聲稱所有觀察結果都含有理論，以此來攻擊「科學方法」這一簡單觀念。參見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2）。

20. 孔恩最接近劃界問題的一次討論是在一篇他對波普的評論中：“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14, ed. Paul Schilpp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74), 在當中孔恩寫道：「在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中，卡爾爵士的那套測試並不會發生，而是在異常科學中，這幾乎可以將科學與其他事業區分開來的。要是真的存在有一劃界標準（我認為必定不會是一個能夠明顯切割或非常肯定的標準），可能剛好落在卡爾爵士所忽略的那部分科學中。」（802）不過湯姆．尼可斯（Tom Nickles）在他的 〈劃界的問題〉（“Problem of Demarcation” 109）一文中，稱孔恩所謂的在常態科學中解謎（puzzle solving）的描述，可說是一種「孔恩標準」 （Kuhn’s criterion）。亦可參見 Sven Ove Hansson’s entry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他在這裡明確地稱孔恩解決謎題的觀點就是他的「劃界標準」，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seudo-science/ .

21. 孔恩以「常態科學」來描述大多數科學家在大多數的時間所做的事，參見《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2. 在費耶阿本的《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1975）中，他主張在科學中「什麼都行」（anything goes），而且其實踐是「方法學上的『無政府主義』（methodological anarchy）」。

23. 關於這些努力的一段讀來有趣的歷史，請見 Peter Achinstein and Stephen Barker, eds., The Legacy of Logical Positivism: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9)。

24. 比方說，要維持嚴謹的客觀性以及區分事實與價值觀的絕對差異是有可能的。

25. Laudan,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216–217.

26. 當然，這些在任何決策程序中都是典型問題，我們既想要包含所有我們喜歡的事物，又想要排除所有我們不喜歡的。例如，決定是否要擊落一架飛機（是敵人還是盟友？）、接受一個推論（它是有效，還是無效？）或切除腫瘤（是惡性還是良性？）。完美的決策程序不會出錯（不會有偽陽性或偽陰性），許多人都想要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尋求這樣的劃界標準。不幸的是，偽陽性的誤報率與偽陰性的誤報率成反比，反之亦然。減少其中一個，我們不得不增加另一個的可能性。

27. 請注意，勞丹在這裡提出的是一種「後設論點」（meta-argument），過去的哲學家不僅未能解決劃界問題，而且還需要為科學提供必要和充分條件。換句話說，他是在將提供必要和充分條件這個想法當作是解決劃界問題的必要條件。可想而知，他也認為，如果能夠提出界定科學的必要和充分條件，就足以解決劃界問題。因此，如果將這兩個主張合起來，就會得到一個更大的有趣主張，若且唯若在提出科學的必要和充分的條件時，才能解決劃界問題。不那麼饒口的直白說法就是，提出科學的必要和充分條件本身就是解決劃界問題的必要和充分條件。關於劃界問題爭論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細節問題，請參閱第四章。

28. Hansson,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9. Laudan,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218–219.

30. 參見 Robert Feleppa, “Kuhn, Popper, and the Normativ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Occult, ed. Patrick Grim (Albany: SUNY Press, 1990), 142. 波普寫道：「一個系統唯有在做出可能會與觀察結果衝撞的預測時，才算是科學的。」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256.

31. 這裡可回想波普主張演化生物學是不可檢驗的（見導言的註釋 8）。

32. 這段引文出自波普的 “Falsifizierbarkeit, zwei Bedeutungen von” ([1989] 1994), 82, cited in Sven Hansson’s article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 /entries/pseudo-science/.

33. 這段引文出自 Hannson, “Science and Pseudo Science.” 亦可參見 Frank Cioffi, “Psychoanalysis, Pseudoscience and Testability,” in Popper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d. Gregory Currie and Alan Musgrave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5), 13–44.

34. Larry Laudan, “Science at the Bar: Causes for Concern,” i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Theory, Method, and Evid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223.

35. Tom Nickles, “Problem of Demarcation,” 111.

36.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64–71.

37.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69. 深入討論請見第八章。

38. Massimo Pigliucci,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A (Belated) Response to Laudan,”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17–19.

39. Pigliucci, “Demarcation Problem,” 22.

40. Pigliucci, “Demarcation Problem,” 25.

41. Pigliucci, “Demarcation Problem,” 25.

42. Sven Hansson, “Defining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61–77.

43. Maarten Boudry, “Loki’s Wager and Laudan’s Error,”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79–98.

44. 這裡要提醒的是，雖然波普並沒有使用「非科學」一詞，但這與其在《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一書中的原意比較接近。參見本章註釋 11。

45. 儘管布德里在他的文章中並未使用「不是科學的」（unscience）一詞，我在此主張他應該要這麼做，因為「非科學」這個詞彙在他的地盤爭論中似乎有點用詞不當。

46. 更 為 謹 慎 處 理 這 其 中 差 異 的 文 章， 請 參 見 Tom Nickles, “Problem of Demarcation,” 101–120, and James Ladyman, “Toward a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Pseudoscience,” 45–59,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47. 有人可能會認為這些就是非科學的部分。參見本章註釋 11。

48. 參見 Laudan,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第二章

對科學運作方式的誤解

目前對科學普遍存有一種迷思：因為科學使用實證證據來證明理論，所以科學最終將帶領我們找到真理。另外還有一個迷思，科學與我們應該要相信的東西毫無關連，因為它提出的一切「只是一種理論」。實際上，這兩種誤解同時並存於世，因為它們似乎反映出世人對科學抱持的全有全無觀感：要不我們百分百可以確定我們的理論已獲得足夠的證據來證實，要不就是我們完全不確定，因為一直到完成判決實驗之前，一個理論就與其他許多的理論一樣罷。

抱持著科學必須發現真相，或是只有在經過數據驗證後，一種理論才能進入科學萬神殿的這類錯誤觀念，讓那些不理解科學的人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所有達不到這些標準的科學知識。但這是對科學運作方式的根本誤解。

真理與確定性問題

就跟大多數的誤解一樣，在批評者的論點中有個對真理核心概念的誤解。科學以真理為目標，並且試著透過嚴格的實證數據測試來檢驗其理論。這樣的觀點是原始的。正如之前在卡爾．波普的觀點中所看到的，當理論遇上了將其否證的數據時，那就出問題了。一開始可能不確定是否要透過更高明的方式來修改，將這一理論保存下來，但是若繼續抱著理論不放，將會面臨不再科學的威脅，因此最終還是得做出了結。然而，即使一理論通過每一次的考驗，我們還是不能肯定它就一定為真。為什麼不行呢？因為這並不是科學實際運作的方式，這正是本章所要談的。在科學中，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種理論與實證證據不吻合時，必定有哪裡出錯了，也許是理論本身，也許是支持它的某個輔助假設。但是，即使一種理論與證據相符，我們也無法確定這是因為該理論為真，還是僅僅因為它恰好解釋了到目前為止所獲得的一切證據。

正如波普、孔恩和其他許多科學哲學領域中的人早就意識到的，科學理論始終都是暫定的（tentative）。而這正是科學推理的力量和彈性的基礎。每當我們在面對實證數據時，我們都會面臨這個問題：我們的知識是開放的，永遠都有可能會根據未來的經驗來加以修改。歸納法的問題（在上一章中曾簡單介紹過）在於：根據到目前為止已檢視過的數據提出一個關於世界運作的假設時，此舉等於是在假定未來的數據都會符合我們過去的經驗，這是一個相當大膽的假定。但是我們要如何確知這一點呢？就算過去看到的所有天鵝都是白的，也無法排除將來不會出現黑天鵝的可能性。這裡的問題其實非常深層，因為這不僅動搖到我們能夠確知任何關於認識世界的方案是否真實的想法（無論它們與數據的符合程度有多高），而且從技術上來講，我們甚至無法確定這些方案是否更趨近於真實可能性的，因為就規模來看，到目前為止所考察的樣本與未來可能收集到的數量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小。要如何確定我們目前的樣本可以代表其餘的？一如我們不能確定未來會像過去一樣，我們也無法確定在有限的經驗裡所見到的世界一角，能夠告訴我們關於其他地方的一切。

當然，這裡還剩下一個爭論（由卡爾．波普提出），那就是科學是否真的是用歸納法來進行。儘管科學是試圖根據對特定情況的了解來推論關於世界運作的方式，然後提出一個概括的結論，波普還是提出了一種避免歸納法所產生的不確定性問題的方法。正如在第一章中所談到的，如果我們使用否定後件（modus tollens）這種論證形式，還是可以從數據中學習到在演繹論證上有效的知識。如果我們不去嘗試驗證一理論，而是去否證它，那麼就可以奠定更紮實的邏輯基礎。

但現在是時候意識到，這種方式面臨的嚴重批評。儘管卡爾波普的這套理論具備種種邏輯上的優點，但有幾點令人質疑之處：（1）他的論述是否公允地呈現科學實際上的運作方式，以及（2）他是否可以避免陷入對於正面（確認）實例要求的糾纏。杜恆－蒯因（DuhemQuine）強調在科學中不可能進行「判決測試」（crucial test）i，因為每種理論都存在於支持它的假設網絡中。這意味著，就算出現一個可以否證的實例，我們也總是可以犧牲其中的輔助假設來拯救這理論。按照嚴格的否證邏輯來看，這樣的做法似乎是錯的。然而，波普本人聲稱，他早已預見這種矛盾的狀況，並且想辦法納入他的理論中。¹ 根據否證的邏輯，當一種理論被否證時，必須要放棄它。不過，波普承認，在實際作業中，科學家不會僅僅因為一個否證的實例就輕易放棄嚴謹推敲出來的理論。也許是因為哪裡出錯了，也許是因為儀器有問題。波普寫道：「在面對明顯的反駁證據時，輕易放棄理論的人永遠不會發現其理論中蘊含的可能性。」²

儘管如此，波普在闡述他的否證論時，還是喜歡用那些比現實生活更戲劇性的例子來說明其優點，說理論家如何冒著讓理論遭到揚棄的風險做出預測，然後獲得數據的支持而證明。如之前所提，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大膽預測了光線行經強大的引力場時會被彎曲，這一預測在 1919 年的日全蝕期間獲得證實。如果這預測是錯誤的，那就會揚棄這套理論。但是，既然這是對的，在知識論上當然就會獲得龐大的回報。³

然而，大多數的科學都不是這樣進展的。薩米爾．奧卡沙（Samir Okasha）在他的《簡介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書中，提到了在 1846 年發現海王星的約翰．庫奇．亞當斯（John Couch Adams）和奧本．勒維耶（Urbain Le Verrier）兩人，他們都是在牛頓力學的典範中，各自獨立研究發現這顆行星，並且之前都曾注意到天王星的軌道上有出現些微的擾動。要是沒有發現海王星，這項擾動將會是推翻牛頓理論的一個否證例子，因為牛頓力學（延續克卜勒）預測所有行星都應在完美的橢圓形軌道上運行，除非有受到其他作用力的影響。然而，他們兩人都沒有輕易放棄牛頓力學，亞當斯和勒維耶分別找到了其他的引力來源。⁴

有些人可能會抱怨說這根本不算是個否證的實例，因為這兩個理論家的研究都與牛頓力學的預測吻合，而且成果斐然。確實，就連波普本人有時也會舉這個例子，以此來說明有智慧的科學家是不會太快就放棄理論的。然而，有個鮮明的對比是，在發現海王星時已存在一百五十多年的牛頓力學理論又遭到類似的挑戰，這次是水星軌道近日點進動的速度略微提前。⁵ 這要如何解釋呢？天文學家提出各種事後說明的解決方案（也就是犧牲掉輔助假設），但沒有一個成功。最後，是勒維耶提出水星軌道的輕微擾動可以用水星和太陽之間存在一顆尚未觀測到的行星來解釋——他還將其命名為火神星（Vulcan）ii。儘管他尋找這顆行星的試驗未能成功，但直到勒維耶於 1877 年去世前，他都相信火神星的存在。當時幾乎所有其他的天文學家在原則上都同意他的觀點，即無論是否存在有火神星，一定有可以用牛頓力學來解釋的方法。四十年後，愛因斯坦的理論動搖了這整個局勢，牛頓的整套體系開始鬆動，因為愛因斯坦的理論不是用另一顆行星造成的強大引力來解釋軌道異常，而是用非牛頓力學的想法，即太陽的重力會扭曲其周圍的空間。最終，在發現水星的軌道吻合這些計算時，這成為支持廣義相對論的一大標誌。但這不是預測，而是「溯推」（retrodiction），也就是說，愛因斯坦的理論是用來解釋一個過去兩百多年來奉行牛頓力學的理論家們不願面對的否證案例！在面對一個遭到否證的理論時，需要經過多長的時間才不算是「太快放棄」？波普並沒有提供任何判斷規則。否證也許與科學邏輯運作得很好，但科學家在選擇理論時鮮少以此為依歸。

正如湯瑪斯．孔恩所點出的，一個否證的實例在何時可以推翻一個公認的理論，何時又僅是引導我們繼續在主流典範內尋找答案，這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孔恩的著作提供我們豐富的描述，呈現科學家在「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中是如何應付日常的難題，他們努力地處理預測與偏誤問題，將其納入到典範中，並且將看似否證的實例收編到當時普遍接受的理論內。⁶ 當然，孔恩也體認到，有時科學的確會出現重大轉變的戲碼。當異例（anomalies）累積到科學家開始難以用原本的典範解決與解釋，凝聚足夠的力量來發動一場科學革命時，這個領域便會迅速地從一典範轉移到另一個。但是，正如孔恩所點明，這當中牽涉到的，往往不只是理論與證據不相符的問題，還包括那些波普在他的否證論邏輯解釋中不願納入考量的因素，如範圍、簡單性、成果以及其他「主觀的」或「社會的」因素。

但是，即使一個假說通過目前能做的所有嚴格測試，波普的理論還是存在其他問題。正如波普所承認的，即使理論成功通過檢驗，也不能就將其當真，甚至不能說這是近似真實的，而必須習慣將其看成在這個檢驗的煉獄中，「到目前為止」還存活下來的選項。⁷ 儘管科學檢驗十分強大，但我們永遠都得面對其他可能與數據吻合的無數個假說，以及可能推翻理論的無限個實證證據。因此，科學推理被迫要處於永遠開放的狀態，因為數據也是永遠開放的。即使在方法上我們不是「歸納主義者」，也必須承認，即使理論通過許多檢驗，但前方總會有更多的測驗在等著。

波普試圖透過他所謂的「認可」（corroboration）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一個理論在經過許多嚴格的考驗後，會建立起一種可信度（credibility），因此我們若是輕易放棄一種理論，就顯得太過愚蠢，以波普自己的話來說，有些理論已經「證明了它們的本事」。⁸ 然而，這樣的話在某些人聽來，很像是那些波普過去信誓旦旦放棄的檢證（verification）和確證（confirmation）。當然，我們不能僅因為一個理論通過許多檢驗就說它是真的。波普也承認這一點。但是問題在於，我們也不能說因為通過這些檢驗，所以就認為一個理論更有可能是真的。在某種程度上，波普似乎理解這一層危險（他應當會理解，因為這正是歸納法的問題），但是他沒有很清楚地說明他打算要如何處理這問題。⁹這裡要記得一點，歸納法不僅會動搖到確定性（certainty），還破壞了可能性（probability）。如果潛在的測試樣本數量無限大，那麼我們選擇用來檢驗理論的樣本就等於是無限小的。因此，它無助於增加理論的逼真度（verisimilitude）。波普在許多地方都說否證僅是一件「純粹邏輯的事」。¹⁰ 那為什麼他之後又要引入「認可」這樣的概念呢？也許這是一罕見的讓步？以便兼顧到科學家面臨的實際狀況。然而，那又要怎麼解釋波普主張否證與實際運作毫無關聯的說法呢？ ¹¹

在卡爾．波普離世後，科學哲學家繼續為此論戰。不過與此同時，有許多人最後不得不對此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即使是對否證論主義者來說，歸納法造成的問題還是如影隨形地附著在存活下來的理論中。至於說將來總是會出現更多數據來推翻一種理論的想法，以及其他諸如還有無數個潛在理論可以解釋我們所擁有的證據的觀點，則經常遭到許多科學家嗤之以鼻，認為是哲學家多慮了，他們堅持，當一個理論在通過嚴格的檢驗後，要麼是真的，要麼至少更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不確定他們是否真心相信這一點，因為不論是科學家，還是科學哲學家，他們都非常清楚科學史上積累著許多抱持這種狂妄心態者的骨骸。¹² 也許這只是在說明那些希望捍衛科學的人傾向於假裝科學可以證明一理論，即使他們明知道不可能。有時，在科學發現的興奮心情中或評論的高張情緒下，難免會想要堅持一個人的理論是真的——確實有可能得到確定性。但我認為，那些希望捍衛科學的人背負著一特殊義務，即接受科學的特殊性，而不是在要他們說出科學究竟有何特別時噤聲，躲到片面事實和一廂情願的想法中。無論我們是否相信科學是基於歸納推理——無論我們是否相信否證論——我們都必須接受（無論證據有多麼充分），科學不能證明任何一個實證理論的真實性，也不能（即使是從技術上講）說它接近真實的可能性更高。

話雖如此，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科學理論。

「只是一個理論」

既然講到這裡，就得面對關於科學的第二項誤解了，即一個科學主張，若是缺乏「證明」、「真相」或「檢證」，那麼這就「只是一種理論」，不應該相信它。有時這項誤解會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像是另一個理論「也有同樣的可能性為真」或者「才更可能為真」，還有另一些人則認為任何理論性的知識都是次等的。

首先要了解的是，理論與假說是不同的。在某種程度上，假說是一種猜測，一般不會太過瘋狂，通常是根據相關主題的一些先驗經驗所提出的。一般來說，是在有人注意到數據展現出某種模式時開始，並說：「嗯，這很有趣，我懷疑這是否⋯⋯。」之後，便出現了一個假說，接著就開始預測和檢驗。一項假說可能會先以我們目前為止累積的所有數據來檢驗，看看假說是否與其吻合，這是一種「回測」（back-tested）——與成為理論的假說將會遇到的那種詳細審查相差甚遠。

一項科學理論不僅必須要紮實地根植於實證證據中，還必須能夠做出可以外推至更廣闊世界中的預測，這樣才能將其與新證據進行更為嚴謹的比較，看看這理論是否能存活下來。這過程的標準之高，使得許多理論在交由同儕審查之前，就因為嚴格的自我檢驗而胎死腹中，連提都沒有提出來。在習慣上，學界提出一種理論時還必須連帶提供一個解釋，說明為何這理論所預測的會成功，這樣就可以從這項預測是否遭到否證來回推此理論可能出差錯的地方（正如同我們在水星近日點軌道進動的例子中所看到的，要是一理論可以解釋或溯推科學家在他們之前的理論中所爭論的異例，那這也是一項加分）。

講到這裡，應該要稍微再回顧看一下卡爾．波普的觀點，給他一些讚賞。儘管他在可否證性的細節描述上可能沒有達到完全正確，或是他那更為普遍的劃界概念，認為可以單憑邏輯推理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但他至少掌握到一個解釋科學運作的基本要素：我們對世界的知識因為一直緊抓著實證證據而增長。我們對一種理論的愛只是暫時的，在遭到數據反駁時，或是出現另一個與數據更相符的理論時，會樂於放棄它。這就是說，科學最特殊的一個特性就是證據才算數。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對這一點的解釋最好：

通常，我們會透過下列過程來尋找新的定律：首先我們猜測。⋯⋯然後我們計算這項猜測的結果⋯⋯了解它的意味。然後，我們將這計算結果與大自然進行比較，或者說與實驗或經驗進行比較，直接將其與觀察結果比較，來判斷這是否正確。要是實驗結果與此不符，那就是錯了。這句簡單的描述就是科學的關鍵。不論你提出的猜測有多麼美好、無論你多聰明、無論是誰的猜測，也不論其名聲地位，全都不會有所影響。如果與實驗結果不符，那這理論就是錯了。這就是所有的重點所在。¹³

從這層意義上來說，若是說「科學方法」確實捕捉到科學推理過程中的一大重要特性，也不算是完全錯誤的。即使它不能用來當作劃界標準，它也確實展現出，在以量測到的證據來檢驗一理論時，必須抱持的批判心態——這正是實證知識的正字標誌。在注意到一些怪異的現象時，對它做出假設，然後以此提出預測，加以檢驗，如果一切順利，也許會得到一個理論。14 這種推理方式可能並非科學獨有，但少了它，科學似乎寸步難行。

在我們準備好將假說推向更廣泛的世界時，就會提出一種理論。理論之所以比假說來得大，是因為它是假說的結果，這是在與數據激盪之後塑造成形，並且在提出之前接受過嚴格的檢驗。就某種意義來看，一種理論與自然定律只有一步之遙。而在科學中，再也沒有比自然定律更可靠的東西了。確實，有人認為這就是科學家一直在尋找的關於經驗世界的「真相」。他們希望發現一個能夠統整、預測和解釋我們觀察到的世界的科學定律。但是定律必須紮根於理論之中。而理論不僅只是一項猜測而已。理論是以數據來對假說進行大量的「β 測試」（beta testing）iii 的結果，也是說明何以未來的經驗應遵循這一模式的預測。蘋果掉落是因為受到重力拉動。全球溫度上升是由於溫室氣體的排放。科學理論試圖解釋我們所見的世界何以如此，以及為什麼我們將來會如此。理論不僅會提供預測，還會提供一個可以嵌入在我們經驗結構中的解釋。

理想上，一項科學理論應該（1）在我們的經驗中確定出一種模式，（2）支持這項模式對未來的預測，以及（3）解釋為什麼會存在這種模式。這樣一來，理論就成為整個科學解釋體系的骨幹。例如，在檢視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時，會很明顯地看出這理論把伽利略的地面運動理論和克卜勒的天體運動理論結合起來。我們不再會對為何物體會掉落到地上，或是行星繞太陽公轉感到不可思議；因為這兩者都可用萬有引力的定律來解釋。這不僅與我們的經驗非常吻合，也同時解釋了為什麼在地表扔一顆球，它會像行星一樣畫出一條橢圓形的路徑（而且如果丟得夠遠，它還會進入行星軌道），此外，這也支持了種種預測（例如，彗星的出現和返回）。但這理論是否有說明重力是如何產生的？不算是。牛頓對此留下相當著名的一段註解，說對於重力，他「不做假設」（framed no hypotheses），留給後人去處理超距作用的異例，以及在空無一物的空間中是如何出現引力和斥力的。他提出了一個理論，但沒有機制。

那這難道沒有牴觸到我們對於理論的觀念嗎？一個理論之所以能夠解釋，不正是因為它告訴我們事情為什麼會發生嗎？在這一點上是有爭議的。一些最著名的科學解釋在提出的當下其實是無法說出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它們所解釋的模式（另一個很棒的例子是達爾文的天擇說，這個演化理論要等到孟德爾的遺傳學出現，才解釋了演化發生的原因）。¹⁵

這帶來另一個問題，即科學理論是否僅僅是預測的工具。就科學理論化的局限來看，它們是否只是草草描述存在於我們經驗中的模式，永遠無法提供明確的答案來說明這背後的機制。一般普遍認為，這還不足以算是科學解釋——科學理論不僅要試圖說出發生了什麼，還得說出為什麼會這樣發生。這些答案不一定要立竿見影，但是一個好的理論應該會帶來一些承諾，在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後，應該會提供有用的答案。這一點的重要性可以在當我們真的沒有一個關鍵理論時展現出來：當我們擁有的盡是些美好預測，卻沒有一個解釋能說明為什麼這些預測會成真時，我們就陷入麻煩了。

「波德定律」（Bode’s law）就是科學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一個例證，展現出在沒有理論的支持下，如果握有充分的證據，甚至還有些不錯的預測，人可以做出多大膽的推論（以及整套系統崩解的有多快）。1772 年，約翰．波德（Johann Bode）在長時間研究行星之間的距離後，從中發現了一個驚人的關聯性。如果拿一組常見的二倍數數列，如｛ 0、3、6、12、24、48、96、192、384、768｝，將每個數字加 4，然後除以 10，便會得到｛0.4、0.7、1.0、1.6、2.8、5.2、10.0、19.6、38.8、77.2｝，這幾乎與以天文單位測量的行星到太陽的距離相同（一個天文單位是地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在 1772 年，只知道有六顆行星，它們與太陽的距離如下：水星（0.387）、金星（0.723）、地球（1.0）、火星（1.524）、木星（5.203）和土星（9.539）。最初，38 似乎沒有人對於缺乏解釋機制感到困擾；畢竟連牛頓都講過對萬有引力「不做假設」，不是嗎？但這樣仍然有一些問題。那要怎麼處理在「2.8」附近的那個「洞」？還有這數列的其餘部分呢？這些被當作是「預測」，預示著未來可能會發現的其他行星在哪。九年後，在 19.18天文單位處發現天王星時，引起一陣喧然。二十年過去，科學家甚至相信火星和木星之間曾經有一顆行星（他們後來追命其為穀神星〔Ceres〕），在破裂後於 2.77 天文單位處形成小行星帶，波德定律當時被譽為是重大的科學成就。儘管它什麼也沒解釋（因為幾乎沒有科學理論可以確認它的預測），學界仍然嚴肅看待，因為它成功地預測了兩顆新行星的位置。不過當 1846 年在 30.6 天文單位發現海王星以及1930 年於 39.4 天文單位處發現冥王星時，這整套系統開始崩毀。最終大家明白波德定律不過只是一連串的巧合所造成的假象。¹⁶

將這與弦論這類理論相比，以最保守的態度來說，弦論是在微觀層面的引力理論，並且企圖成為能夠全盤解釋宇宙萬物的理論。¹⁷ 已經有許多專書在討論這一艱深主題的種種技術細節，在此僅提供一個簡短的版本。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試圖解釋宇宙中最大的事物（恆星和星系），而量子力學則企圖解釋宇宙中最小的事物（分子和原子）。¹⁸這兩個理論都有得到實證證據的有力支持，但是有一個大問題：這兩個理論從根本上來講是不相容的。說得更直白一點，它們不可能同時成立。但是，也有可能是兩者都並不完全正確，這兩個理論都是一個更大理論的特例，而這一更大的理論將包含和解釋它們各自所涵蓋的現象。標準模型（Standard Model）是目前在物理學界其中一個可能的候選理論，其完整解釋了宇宙中除了萬有引力之外所有的基本力。這讓物理學家展開一個更具野心的探索，想要尋找一種量子引力理論，而在當中，弦論看似最有希望（但不是唯一的候選理論）。不過，還有另一個問題：弦論毫無實證數據來支持其正確性。

在這個當下，許多物理學家都希望弦論這個數學模型是正確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其他選擇。但這帶來一個大問題：少了實證支持，弦論能算得上是科學嗎？難道它不是「只是一個理論」而已嗎？ 19 這個狀況正好與波德定律所面對的情況完全相反：波德定律與數據驚人地吻合，但是背後沒有理論來解釋；弦論則是擁有非常複雜而豐富的理論，但毫無任何實證支持。況且，這難道沒有違反我們先前所提的那套標準，強調必須根據某種證據來嚴謹審查一種科學理論嗎？

這個問題正是在一場名為「為什麼要信任理論？從現代物理學的角度重新思考科學方法論」（Why Trust a Theory? Reconsidering Scientific Methodology in Light of Modern Physics）的學術會議上被提出的，這場不尋常的研討會於 2015 年 12 月在德國慕尼黑的路德維希 馬克西米利安大學（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慕尼黑大學）舉行，讓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齊聚一堂，探討是否可能有從事科學研究的新方法。在《弦論和科學方法》（String Theory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一書中，理查．達維德（Richard Dawid）對此抱持樂觀態度，這位物理學家出身的哲學家提出了這樣的建議：鑑於難以得到對弦論的實證支持，我們需要轉向「非實證理論評估」這一替代模式，以解釋性、連貫性、統一性、成果性甚至是「優雅」或「美」等美學標準來衡量。²⁰這項提議在當場就遭到一些與會的科學家所拒絕，他們認為，即使弦論目前可能沒有任何可供檢驗的實證結果（因為在現實中要打造一巨大的設備來檢驗這一理論，實屬不易），但在原則上還是可做出能夠被檢驗的預測。²¹

並非所有物理學家都同意這一點。有些人甚至認為，有些社會學因素也會有所影響，諸如「團體迷思」（groupthink）、取得終身職的壓力、職涯發展和研究經費的壓力，基於這些因素，即使在缺乏實證的支持下，弦論仍然成為「檯面上唯一的遊戲」。22 不過這樣說似乎與主張弦論是不可檢驗的是兩回事。若是細讀這些評論，會發現當中的措詞很謹慎，即弦論「無法做出目前實驗能量可產生的物理現像的任何預測」，而且「弦論目前無法被任何可以想像的實驗結果來否證」。²³ 但這些都是避重就輕的說詞，是由那些不習慣認真區分其中差異的科學家所說的，他們沒想過說一種理論「目前」可檢驗和「原則上」可檢驗是兩回事。在實際層面的限制幾乎是無法克服的，而像劃界標準這類哲學上的區分就是來自於這當中的差異。

也許批評家是對的，就目前缺乏實證支持這點來看，學界對弦論的關注似乎過多。為了要納入這一理論，而「重新定義科學」，這一點幾乎可以肯定是荒唐的。時間將會證明弦論這個典範是否足以在沒有實證支持的情況下以一種特例的狀態存續下去。不過，在關於弦論是否算是科學的問題上，我也是站在那些認為「目前」不可檢驗與「原則上」不可檢驗（比方說它無法做出實證預測）之間是有區別的一方。這意味著，就像之前的許多理論一樣，弦論有可能是科學的，即使後來證明它是錯的。

這一切對於更為一般性的問題，比方說理論之於科學的重要性，又意味著什麼呢？提出理論在科學中可能是重要的，但光是這樣就足夠了嗎？在我們宣稱一理論是科學的之前，難道沒有一些（至少是可能的）證據能夠支持這一理論嗎？要是都沒有的話，我們怎麼能夠說出大自然何以是如此運作的，況且這在科學解釋中似乎是必要的？正如我們在托勒密和牛頓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一種理論可能是科學的，也同時是錯誤的，但它必須努力地與證據相符，並且嘗試做出一些解釋。我們不需要採取激烈的手段，將所有遭到否證的理論都斥之為不科學的。一個理論之所以是科學的，並不是因它是真的，而是因為它所描述的是關於這理論背後是否存在有一個機制，可以支持其預測，並且與實證證據相符——即使這只是一張未來才能兌現的支票。弦論達到這個程度了嗎？有一天會達到嗎？學者莫衷一是。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很可能珍惜這些，因為若是沒有理論，我們甚至不會進行這番討論。而這就是波德定律失敗而弦論仍然有望成功的原因。

那麼為什麼有些批評者會抱怨科學中的一切都「只是一種理論」？是否因為他們認為每個科學理論都像弦論一樣具有爭議性嗎？還是他們只是不了解（或不想了解），說我們擁有一個好的科學理論是多麼有力的一句話？

以天擇說為基本假設的演化論也「只是一種理論」，但是它早已具體應用在微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這些我們相信的學科中幾乎所有層面（從細胞一直到物種）。這是經過一百五十年的嚴格檢驗。這個理論能夠解釋數據，做出預測，並與其背後的機制，也就是孟德爾的遺傳學完全結合起來。演化論絕對是生物學中科學解釋的主幹。確實，正如著名的演化生物學家費奧多西．杜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所言：「少了演化學，生物學就沒有道理可言。」²⁴ 那些指稱達爾文天擇說中的演化論有漏洞的，有許多不過是外行人對生物學的誤解。而且，任何實際存在的漏洞其實不過就是有待科學家研究的問題，這在相當成熟的科學中都是如此進行的。正如孔恩所教導我們的，在任何一個開放性的事業中，你永遠都無法解釋完一切，只能繼續向前推進。 ²⁵ 但不要搞錯，科學家已經解釋了眼睛的複雜性。iv 他們甚至找到了可能的「失落環節」（missing link）。²⁶ 創造論者試圖以一些歪理謬論來抹黑演化論，但這些並不是科學家彼此間的批評，而是意識形態者和陰謀論者製造出來的。²⁷

重力也「只是一種理論」。細菌致病論也是。還有描述太陽系的日心論。確實，正如我們所見，科學中的一切都「只是一種理論」。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科學。擁有良好的理論是科學的基礎。我們不需要演繹上的確定性就可以使一種理論成為科學，或使其可信。這個概念很微妙，但仍然很重要：我們有權基於支持它的證據來相信一理論，儘管我們同時也充分了解到未來可能有證據會迫使我們放棄我們的想法，轉向擁抱另一個理論。在科學中，我們只是盡力而為，以現有的數據來進行嚴謹的分析。即使我們不能（也不應）抱持理論一定是對的的立場，我們還是有理由相信科學。

因此就某種意義而言，那些批評者是對的。科學無法證明任何事情。而且科學提出的一切僅僅是理論。當我們受制於未來的數據，這是所有實證推理都必須面對的情況。不幸的是，這成了一些公眾，尤其是那些對科學抱持種種意識形態的批評者誤解科學運作的地方。的確，科學必須與實證推理的開放性相抗衡，但這是嚴謹而細緻的，也是我們對於獲得經驗世界知識的最大希望。但這一切該怎麼達成呢？

保證（Warrant）的作用

現在是在這場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經驗理論的辯論中，引進保證（warrant）概念的時候了。即使不能證明理論為真、完全確定，或者（僅是在原則上）更有可能為真，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要是我們忽略科學理論之所以可信，正是因為它們具有實證支持這一種觀點，那就太傻了。

在這裡，必須在真理與保證之間做出一個關鍵的區分。即使一個科學理論在技術上、邏輯上都不太可能為真，但一旦它通過了一系列嚴格的測試，問題就出現了：「難道這樣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它嗎？」在這裡，我認為有人可能會振振有詞地說答案是肯定的。儘管歸納（induction）、檢證（verification）和確認（confirmation）會構成邏輯問題（再加上看到波普在實務上退讓到認可〔corroboration〕時有多麼容易陷入對正實例的依賴），但實證檢驗的成功還是具有很重要的意義，而科學家看似希望以這些來支持他們繼續堅持下去。在經過許多嚴格的檢驗後，科學理論的可信度似乎確實會提高。即使是熟悉歸納邏輯所有問題的多數科學哲學家也明白不能僅是因為沒有正面證據來證明某個理論是為真，就直接斷言這理論是不可信的，這樣做確實太過輕率。²⁸

說一種理論為真與說我們有理由相信一種理論，這之間存在有一微妙的區別。這個想法可以回溯到蘇格拉底。也許我們可能一生都無法認識真理，但是我們可以朝著真理邁進嗎？至少我們可以消除對知識的虛假主張嗎？說一種理論有根據，是在說它具有可信度（believability）的主張本身是可信的（credible），就證據來看，這是合理的。也就是說，即使後來發現一個理論有錯，好比說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仍然可以說，就當時的證據來看，科學家相信它是合理的。為什麼這一點很重要？正是因為（就科學的運作方式來看），從長遠來看可想而知，我們所有的實證理論幾乎都將會被證明是錯的。²⁹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相信這些是不科學的，也不是說在「其他證據」出現前最好不要相信他們。事實上，就科學運作的方式來看，其餘的證據將永遠不會出現！

可錯論（fallibilism）這套學說接受我們永遠無法確定任何的實證信念，並認為要求所有知識都需要確定性是不合理的。³⁰ 沒錯，歸納法的問題破壞了確定性（certainty）與可能性（probability），但是在面對這問題時，到底要抱持怎樣的認識論立場才算是適當的呢？難道我們應該放棄所有不是演繹推論出來的想法嗎？即使獲得充分的實證證據，我們還是應該要拒絕說我們知道任何事嗎？這似乎很荒謬。可錯論者接受的觀點是，除了演繹邏輯和數學之外，我們永遠無法達到百分百確定的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對知識的所有主張。並非所有真實的事物都必然為真。³¹ 而且在那些不必然是真理的東西中，至少有某些確實是值得探尋的。與其放棄大量可能的知識，不如擴大我們對認識的概念，以便納入我們可以合理地對實證抱持信念，即使我們也明白，這當中的某些想法後來可能被證明是錯的。這樣看來，可錯論既是一套原則，也是一種態度：它告訴我們，就和證據的吻合度來看，我們可以放心地保持某些觀念，抱持這些想法是合理的，即使長遠來看，它們可能有一天還是會被證明是錯誤的。

當然，不要太過輕信或是過分樂觀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要避免下面兩個想法，首先我們不能僅僅因為現在握有充分的證據來支持一實證上的想法，就認為這想法是對的；再來要避免的是，儘管我們可能不知道我們知道些什麼，但是證據的力量意味著其基礎理論必定非常接近於真實。³² 而透過這種認識論上的配合（epistemological equanimity），我們便能免於落入毫無建樹的懷疑論中，因為太過認真地看待歸納法的問題，會導致我們什麼都不相信，因為將來有一天可能會出現更好的證據，推翻眼前的一切。「保證」這個概念可以仰仗實證證據，即使可錯論還是表明不論積累了多少證據，我們永遠也無法肯定。

我們不能讓合理的信念被確定性這概念所綁架。儘管波普和其他人盡了最大努力，科學推理的過程永遠不會達到演繹上有效。科學家希望從有正向結果的實例中獲得鼓勵並沒有錯，只要他們不會為此沖昏頭，斷言自己的理論正確無誤，或是陷入忽略負面證據的誘惑中。那麼，歸納法的問題又要如何處理呢？我可能不是第一個想到這點的哲學家，但是在這裡，我甘願冒著風險說出許多哲學家私下對此的意見：去死吧！歸納問題。歸納問題從來就沒有想要以理性麻痺來代替於理有據的信念。就是連大衛．休謨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歸納是人類內建的一種推理方式：

幸運的是，就算理性無法驅散這些烏雲，大自然依舊會親自來解決這問題，讓我得以擺脫這種哲學上的憂鬱和虛妄，也許是讓人放鬆這種糾結的心態，也許是透過某些油然而生的崇敬之意以及鮮活的感官印象。我用餐、下棋、交談和朋友們同樂。在三四個小時的歡愉後，我會回到這些推論上，它們顯得如此寒冷、緊張、可笑，我的心不願再更深入其中。³³

我們的大腦和本能都告訴我們，正面的實例很重要。身而為人，我們忍不住會採用歸納法來學習這個經驗世界。

然而，這樣做是否得宜？德國哲學家漢斯．賴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對歸納法問題的回應相當令人讚嘆，他指出，即使歸納法無法在邏輯上被證實（verified），但至少可以被證為正當（vindicated）。³⁴ 他的論點很有意思。假設世界是混亂無序的，也就是說在任何事物間都沒有實證上的相關性。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辦法說明或解釋我們經驗到的規律，因為這並不存在。另一方面，試想一個比較接近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在這裡，我們的經驗間存在某些相關性，我們希望用一種方法來從中汲取。我們應該使用什麼方法？最好的選擇，可說就是歸納法。儘管其他方法可能也有用，但沒有一種方法比歸納法更好。就像科學一樣，歸納法因應我們經驗中的模式，這相當靈活，可以根據新的證據來改變其結論，還能夠放棄任何一個假設，並在數據允許的情況下重新開始。就算歸納法有時可能讓我們犯錯，但其他任何推理方法也是如此。況且，儘管某些方法可能也管用，但不會比歸納法來得好。賴欣巴哈對此所下的最後結論是，在經驗世界中，要發現當中的規律，歸納法至少和其他任何方法一樣好。所以這就是歸納推理在「實用上被證為正當」（pragmatically vindicated）。³⁵

那麼在捍衛「保證」這一概念時是否可以採取類似的方法？正如之前所看到的，之所以能夠給科學理論掛保證，並不是因為事實俱在的確定性，而是就現有的實證證據來看，偏向支持這一理論，這讓選擇這個理論看來非常合理。可稱此為有根據之信念在實用上被證為正當，也就是說：一種科學理論要有所根據，是在若且唯若獲得證據支持，而且至少跟其他在實證上的替代選項一樣好才算數。如果另一個理論更好，那就換成這一個。但是如果沒有其他的選擇，那麼繼續相信當前的理論是一合理的做法。³⁶ 立論根據是有程度的；這並不是全有全無。相信一個缺乏確定性的理論是合理的，只要這理論比起其他與之競爭的理論一樣好或更好。按照賴欣巴哈的看法，即使無法驗證（validated）科學理論，但至少可以替其證為正當（vindicated）。即使不能證明是正確的（甚至有可能是正確的），基於現有的證據來看，也仍然有理由相信它。³⁷

在這一點上，不可避免地又回到哲學問題上，說一個有可能出錯的想法還是有所保證的，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在我們甚至不能確定我們的感覺是否可靠時，從實證觀察得出的歸納推論還值得信賴嗎？又或者是，在這過程中所發現的模式真的適合用來預測未來嗎？從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到納爾遜．古德曼（Nelson Goodman），許多哲學家都對實證知識基礎提出一系列的懷疑與擔憂。³⁸ 不過，就大多數科學家的研究來看，這些關注都無關緊要。沒錯，是有可能受到邪惡天才的欺騙，或是儀器沒有顯示出數據真正所代表的，但若是沒有充分理由相信真的會發生這些事，何必要這麼嚴肅地看待這些假想情況呢？確實，目前收集到的實證證據有可能支持其他無數個編造出來的假設（和理論），但是除非有理由相信它們會提供正在研究的題目更好的解釋，不然幹嘛要擔心呢？要解決這裡的哲學問題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必須記住一點，哲學與科學的起源是不同的，這有助於我們思考這一切。我們不需要解決認識論中每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才能讓科學有所進展。事實上，這裡的重點是要去注意，人就是在走出笛卡兒對感官數據可靠性的擔憂，並且接受我們可以從感官經驗來理解世界的前提後，科學才開始的。儘管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的感官確實會受到蒙蔽，但若因為我們隨時可能會被欺騙，或失去理智，就認為科學是無法進步的，那就太超過了。確實，難道這不就是科學之所以要依靠他人嚴格審查，以提供我們可信度的原因嗎？也許我們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所缺陷。然而，除非有理由相信我們真的全都愚昧不明，或者使用的理論術語過於武斷，不然科學家大可選擇繼續前進，把這裡的舉證責任留給懷疑論者就好了。 ³⁹

若是科學家能夠學會這種實用的哲學辯護，我認為他們會表現得更好。他們將不再為科學的開放性感到難堪。他們也不必再假裝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無誤的，即使內心深處知道它們是（必然）不可靠的。要走到這一步，需要一微妙的轉移，這主要不在於科學家運作的方式，而是他們捍衛科學的方式。肯定的實例仍然算數，即使它們只是一個保證，而不會讓我們更接近真理。科學家仍然可就此支持他們的理論，儘管同時也承認，未來的證據有可能會推翻這一切。我認為這是一種完全誠實的做法，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家早已放寬心地擁抱科學價值，接受這些附帶的不確定性、懷疑論以及暫時性，並且不渴望誇大他們的結論。⁴⁰ 有時，科學家會因為受到挑戰，為了捍衛自身以對抗那些一無所知者的侵害，而落入陷阱，在盛怒之下說出一些輕率的言論，助長了公眾對科學的誤解。不過，若是科學家準備好放棄對證據和確定性神話的依賴，而以保證的概念來取代，他們的生活會變得有多輕鬆呢？

我還是相信科學哲學家在這裡或可一展長才，為文頌揚科學的不確定性，而無須為之感到難堪，同時倡導實證證據對一個有根據的想法之重要性。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那就能大幅消除否認主義者、意識形態人士、陰謀論者和其他科學批評人士的威脅。是的，突然間要這些人挺身而出，自己捍衛他們有所保證的想法，而不是只會在那邊濫用科學的不確定性，這也算是他們自業自得！科學理論本身具有的不確定性並不會使非科學理論變得更真實；實際上，這正好突顯出兩者間在認識論上的差距。少了證據，非科學的想法似乎毫無保證可言。

那麼科學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呢？我相信，比任何邏輯原理都重要的是，要想在這片滿是礁石的海域中航行，科學家必須擁有的首要條件是對實證證據的正確態度（這將在下一章中論述）。還記得在前文引用的費曼的那句話嗎？「如果〔你的理論〕與實驗結果不符，那這理論就錯了。」 我堅信，在從事科學和解釋科學的獨特之處時，最關鍵的就是「科學態度」。這是科學家在本能上就知道的，而哲學家應該善加利用，將其作為闡明何以獨尊科學，將其當成是認識世界最合適的方式的原因。這既不是從事科學的方法，也不是秘訣，但是少了它，科學就無法前進。正如我接下來將要論述的，是科學態度構成並塑造了科學家的思維方式，因為這兩者都在建立與批評理論，這正是科學解釋的核心。

編註

i. 又稱決斷實驗（crucial experiment）或判決性實驗，指為了解決兩個新舊或矛盾的理論或假說，科學家應該設計一個嚴謹的實驗去裁決孰是真是假。而經過判決實驗，沒有被否證的那一個，即表示他被認可（corroborated）。

ii. 火神星（Vulcan），又被稱為祝融星。這個名字源於羅馬神話中的火神瓦肯，在中文便以中國上古神話的火神祝融命名。

iii. β 測試（beta testing），或稱貝他測試，一種開發過程中的確認測試。透過在真實的環境中以實際的資料來進行測試，以驗證系統的效能與正確性。

iv. 不可化約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是智慧設計論者的核心主張，認為生物系統太過複雜而不可能是由較為簡單的祖先演化而來。設計論者聲稱像眼睛這麼精妙的器官具有不可簡化的複雜性，缺少任何一項功能都無法使這個生物特徵成立，因此必然有某種智慧設計者參與建立生命。

註釋

1. 要特別指出波普畢生都在為否證論過於簡化的批評進行辯護。更多討論請參見第二章的註釋 10。

2. Popper, “Replies to My Crit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14, ed. Paul Schilpp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74), 984.

3. 這裡有人會想起一段著名的故事，在愛因斯坦得知自己的理論獲得證實後，有人問他要是這個實驗推翻他的預測，他會怎麼做。他回答道：「那我會為親愛的天主感到遺憾。這個理論是正確的。」儘管愛因斯坦對自己充滿信心，會有人真的相信要是他的預測遭到反駁，學界還會接受他的理論嗎？也許有必要進行更多的測試，或者可能是愛丁頓的測量方法有缺陷，但如果都不是，那至少得修改這理論。

4. Samir Okasha,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5.

5. 這項觀察是，在水星繞行太陽的公轉過程中，不會精確地在軌道上運行，而是每次都會有微小的位移。這僅有可能是某種重力來源造成的結果。

6.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7. 參見 Hilary Putnam, “The ‘Corroboration’ of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223.

8. 波普在《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中使用這句話好幾次，包括在下面這個章節：“The Positive Theory of Corroboration: How a Theory May ‘Prove Its Mettle.’”

9. 正如湯姆． 尼 可 斯（Tom Nickles） 在 “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History and Future,”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ed. M. Pigliucci and M. Boud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這篇文章中寫道：「就〔波普〕其觀點來看，就算一個通過許多嚴謹檢驗的一般理論（因此是經過高度認可），其可能性還是零。根據波普⋯⋯『在一無限的宇宙中⋯⋯任何（非套套邏輯）的宇宙定律的可能性都將是零。』（粗體為波普的強調）」(107–108).

10. 「否證完全是在邏輯上作為一種劃界標準，並不是依靠我們（不存在的）實證的或是實務上的能力來確切地否證一陳述。」（粗體為波普所加）卡爾．波普致李．麥金泰爾的私人通訊（March 26, 1984）。

11. 參見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5), 41, note 8.

12. 比方說燃素說、以太與熱質說等概念。

13. Richard Feynman, “The Essence of Science in 60 Secon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v8habYTfHU .

14. 這是在說，即使無法以否證當作是劃界標準，但是這個想法會關注在理論與證據的比對上，這一點是科學之所以特殊的關鍵，因此它還是可能對科學有所幫助。這裡還要記住一點，儘管有些人似乎故意誤解孔恩的論點，但他還是支持證據在科學中的角色。

15. 另一個例子我們將在第三章探討，是關於塞麥爾維斯（Semmelweis）發現產褥熱的病因，它的理論日後又得到了細菌致病學說的支持。

16.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不過波德定律失敗之處是因為缺乏理論，或是說之後無法做出預測。參見 McIntyre, “Accommodation, Prediction, and Confirmation,”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9, no. 3 (2001): 308–323.

17. 參 見 Alberto Guijosa, “What Is String Theory?” http://www.nuclecu.unam .mx/~alberto/physics/string.html .

18. 這主題中可讀性最高的一本書是 Brian Greene 的 The Elegant Universe: Superstrings, Hidden Dimensions, and 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Theory (New York: Norton, 2010).

19. 這 裡 很 有 趣 的 一 點 是「 弦 論 」 最 初 被 稱 為「 弦 假 說 」（string hypothesis）。 參 見 Ethan Siegel, “Why String Theory Is Not a Scientific Theory,” Forbes .com, Dec. 23, 2015, http://www.forbes.com/sites/startswithabang/2015/12/23/why -string-theory-is-not-science/ .

20. Richard Dawid, String Theory and Scientific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這有部分聽起來可能像是孔恩的論調，不過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孔恩的「實證外」（extra-empirical）標準原本是用來補充實證證據的，而不是替代它。

21. 參見這場研討會上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大衛．葛羅斯（David Gross）的評論，他將「弦論分類在『原則上』可檢驗，因此毫無疑問是科學的，因為這些弦是 有可能偵測到的。」 參見 David Castelvecchi, “Is String Theory Science?” Nature, Dec. 23, 2015, h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 . 關於這場研討會更多的見解，請見 Natalie Wolchover, “Physicists and Philosophers Hold Peace Talks, If Only for Three Days,” Atlantic, Dec. 22,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5/12/physics-philosophy-string-theory/421569/ .

22. 參見 Lee Smolin, The Trouble with Physics: The Rise of String Theory, the Fall of a Science, and What Comes Next (New York: Mariner, 2007), and Peter Woit, Not Even Wrong: The Failure of String Theory and the Search for Unity in Physical Law (New York: Basic, 2007).

23. Peter Woit, “Is String Theory Even Wrong?” American Scientist (March–April 2002), http://www.americanscientist.org/issues/pub/is-string-theory-evenwrong/ .

24. Theodosius Dobzhansky,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Light of Evolution,”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35, no. 3 (March 1973): 125–129.

25. 參見 also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6. 解釋眼睛與其他「極為完美器官」的描述，參見 Richard Dawkins, 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 (New York: Norton, 2016). 相對晚近所發現的化石魚，連帶其肩膀、肘部、腿部、脖子和腕部（此魚稱為 Tiktaalik），請參見 Joe Palca, “The Human Edge: Finding Our Inner Fish,” NPR, http://www.npr.org/2010/07/05/127937070/the-human-edge-finding-our-inner-fish .

27. 智慧設計的討論見第八章。

28. 這種觀點也有另一個優點，就是這讓我們質疑科學理論在得到證明前都是薄弱的這個觀點。雖然無法證明一實證陳述是正確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合理地去相信我們所想要相信的一切，僅是因為它「可能」是真的。地平說這個假說「可能」是正確的，但是證據在哪裡呢？即使一個人猜對了（好比說一個壞掉的時鐘每天也會有兩次是在正確的位置上），這也不是科學。說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任何事物」並不意味著我們有理由「什麼也不」相信。科學就是關乎一個以證據來檢驗的理論，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它。

29. 這通常稱為悲觀歸納法（pessimistic induction）。但是請注意，這和反歸納（counterinduction）不同，應仔細區分其中差異。反歸納指的是因為過去發生的某些事，注定將來失敗的想法。試想一個抱持歸納法的骰子玩家，在連續擲出三個七後會說：「我一定會再擲出一次！」這話是無效的，不過他的反歸納朋友則會說：「不會，你已經耗盡所有的運氣；要再投出一次，幾乎是不可能的。」若這組骰子是公平的，那麼不論過去發生了什麼，每次擲骰的機率都是相同的。相較之下，悲觀歸納則只會觀察到，就歸納法的運作方式來看，要以我們有限的經驗來發現一個為真的理論，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可以說所有科學理論早晚有一天會被推翻。

30. 在這個主題上，最耐人尋味的一篇論文是由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撰寫的。在〈科學的態度與可錯論〉（”The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Fallibilism”）一文中，皮爾斯將各種我們可能在一個具有科學態度的人身上找到的「良性特徵」與他們尊重實證知識必定始終是不完整的事實連結起來。抱持「科學態度」的人絕不會認為自己的知識已經很完整，而阻礙探究之路，因為在像科學這樣開放的領域中，總會有更多的東西要學習。見 https://www.textlog.de/4232.html .

31. 參 見 D. H. Mellor, “The Warrant of Induction,” in Matters of Metaphys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https://www.repository.cam.ac.uk/bitstream/handle/1810/3475/InauguralText.html?sequence=5 .

32. 不過還是有人會希望能夠接受科學家繼續使用「真的」這個字眼，而不用一直加入星號，補充表示未來的證據可能會顯示他們的想法是錯的，只要記住在所有實證知識的討論中，這顯然是如此。

33.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London, 1738), Book VII.

34. 儘管萊辛巴哈的著作頗具啟發性，但此想法最平易近人的討論，請見Wesley Salmon, “Hans Reichenbach’s Vindication of Induction,” Erkenntnis35, no. 1 (July 1991): 99–122.

35. 這裡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此處用的是「被證為正當」（vindicated）一詞，而不是說歸納法是「被證實的」（verified）。

36. 在科學界，要改變一人的理論時，基本上一般都堅持採用保守主義原則。正如之前所看到的，波普認為，在其他條件皆相同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對那些存活時間較長，或是更「根深蒂固」的理論極大的尊重。蒯因（Quine）——基於實際層面的考量——也認為，我們可以合理地偏愛那些對我們現有的其他觀念傷害程度最低的觀念。

37. 這裡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方面，即使務實的證明可能讓人有辦法從確定性問題中解套出來，但就證據來看，是否可以說獲得證據所擔保的想法更有可能是對的呢？請記住，歸納觀測會減弱這樣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無法確定到目前為止所收集的樣本數量是否足以代表世界的其餘部分。但是我們不能說，如果不足以代表，那麼就沒有一個想法是有所保證的，如果真是如此，我們現有的想法至少應該和其他任何理由一樣好，不是嗎？更多相關資訊，請參見我的著作：A Pragmatic Vindication of Warranted Belief（撰寫中）。

38. 笛卡兒擔心我們的感官可能不可靠，因為我們一直在夢想，不然就是被邪惡的天才所蒙蔽欺騙。古德曼（Goodman）在他著名的〈歸納之謎〉（”New Riddle of Induction”）一文中，擔心我們甚至無法確定我們所使用的述詞（例如「綠色 green」和「藍色 blue」）是否比虛構但同樣可以得到實證證據充分支持的述詞（例如「盝色 grue」和「菉色 bleen」）來得好 ，參見 Nelson Goodman, 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39. 如果捍衛歸納的保證目的不僅是為了顯示科學家知道 X，還要展現出他們必定知道他們知道 X，難道這不是屈服於對科學的誤解而產生的確定性要求嗎？

40. 參見，比方說我在本書第一頁所提的由美國國家科學院 255 名聯名簽署的連署信。

第三章

科學態度的重要性

許多思想家試圖根據所謂的獨特方法論來找出科學的特殊之處。但這做法一直受到批評，因為實際上許多科學家並未照著科學哲學家用以證明他們的工作如何獨特的步驟來行事。¹ 這並不意味著科學家的作為對他們的工作之所以具有這樣的崇高知識地位無關緊要。這只是在告訴我們，也許應該少著重在讓科學之所以是科學的這些方法上，而多去關照一點科學從業人員在工作時所抱持的態度。

正如在第一章所看到的，從事科學研究並沒有一套固定的方法。同樣地，科學家用來思考經驗世界的推理方式，也可套用在其他地方，這不見得有什麼邏輯方法能加以區分出來。非科學家在考慮它們的證據時當然也會是嚴格而謹慎的，而科學家偶爾也會依照主觀的、社會的和其他類型的標準在理論之間做抉擇。不過，在哲學界很少提及一個在從事科學研究時的重要特徵，即指引科學探究的態度。即使科學家不見得總是依循一套規則，從科學史上來看，顯然他們必須依靠某種東西。這是一種精神，一種探究的精神。這一套信念告訴他們關於實證性問題的答案，不會是在對於權威或意識形態的承諾中，甚至有時也不在推理中，而是取決於他們在探究此主題時所收集的證據。我認為，這樣的信條是理解科學獨特之處的最好方法。我將此稱為科學態度。

科學態度可以概括為對兩項原則的承諾：

（1）關心實證證據

（2）願意根據新證據來改變現有的理論

當然，這並沒有要排除掉偶爾會參與其中的其他因素。正如湯瑪斯．孔恩的著作所展現的，即使我們很在乎證據，有時這一點反而會破壞我們選擇理論的過程，為實證外因素（extra-empirical）打開了大門。不過，一定得加以排除的是一廂情願的心態和蓄意欺騙。物理學家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試圖捕捉科學與眾不同之處，其中最簡潔有力的一個版本是：「科學是避免我們對自己說謊的一種作為。」²也許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能說明在科學態度背後展現的正確心態。

有些人可能認為談論科學態度和價值觀太過模糊和鬆散，恐怕無濟於事，那現在就容我具體說明這種方法所涉及的層面。關心證據意味著什麼？也許要回答這問題的最佳方法是去探討不關心證據意味著什麼。如果一個人不關心證據，那就會拒絕新觀念。就會變得教條主義。無論證據顯示什麼，這樣的人都可能繼續堅持自己的想法。當科學態度說我們必須「關心證據」時，意思是我們必須真誠地尋找並考慮可能與我們的想法有關的證據。有時，這將會讓我們更有理由抱持這樣的想法；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會破壞原先的信念。科學家必須對這兩種可能性抱持開放的心態。

關心證據的意思就是，願意根據可能會反駁這個理論的現實來測試我們的理論。堅持自己的想法並不是因為這使我們感覺良好、理所當然，甚至是與我們相信的其他事物一致，而是因為它與現有的實證數據相符。儘管有大量科學哲學文獻顯示，要據此來選擇理論有時是非常困難的（還需要各種其他考慮因素，如簡單、富有成果和連貫性），但這並不會改變科學的基本信條：證據到哪裡，科學理論就應該到哪裡。³

當然，在某些主題中，我們可能並不在乎證據，因為這時它無關緊要。如果主題是數學或邏輯，那麼證據就沒什麼用處，因為在這兩個領域中，任何爭議都可以透過推理來解決。但是，當探究的是一個經驗主題時，忽視證據，會令嚴謹探究問題的人極度反感。在科學中，我們是從經驗中尋求知識，由此來認識世界。關注證據是最基礎的，因為這是我們形塑知識，使其日益貼近我們想要得知的現實唯一的方法。

有人可能會想像有份特質清單。具有良好科學態度的人要謙虛、認真、心胸開放、在智性上誠實、充滿好奇心和自我批判的精神。不過，這樣做是有風險的，我們不能只是把科學態度當成某種個人心理特質，也不能把它丟給個人來判斷一人是否具有這些特徵。因為光是在面對否認主義者或偽科學家時，這種做法就行不通了，他們可能也會說他們很在乎證據，而且實際上甚至真心相信自己是如此，只是在其他人眼中顯然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時該怎麼辦呢？這樣的人可能是在欺騙我們，但他們也可能是在騙自己。如果科學態度只是在於一個人對證據是否關心的感覺，那就不可能區分出那些真正誠懇地在尋求一種，以經驗證據來檢驗其信念的方法之人，而且將會和那些意識形態人士混為一談，因為他們也執迷不悟地認為自己也是關心證據，但這僅是因為他們刻意挑選出可以證實先前想法的證據。但科學態度必須由我們的行動來衡量，而這些行動最好不是由個人來判斷，而是由抱持同樣科學態度，以此當作研究精神依歸的廣大科學家社群共同判斷。⁴因此，關心證據就是在從事科學研究時遵循一整套經過科學界認可的實踐方式，因為他們有一段悠久的歷史，讓人有充分的理由對其抱持信念。

這並不是在說，科學的進程完美無缺。即使我們完全擁抱科學態度，這可能也無法消除所有的否認主義者和偽科學家——他們宣稱也抱持一樣的態度，即便他們根本沒有。至於他們是在自欺還是欺人，有時也很難弄清楚。5 同樣地，一些科學研究人員有時會太過堅持自己的理論，拒絕相信數據所能提供的訊息。⁶ 這兩大陣營之間的界線在哪裡？即使科學態度不能當作是科學與假冒者間建立起一道牢固的邏輯或方法論上的界線，至少也能夠揭露出價值觀的基本缺陷，彰顯出在面對與自身想法矛盾的證據時，兩者表現出的截然不同的方式。

什麼是證據？要定義出所有可能當作是科學證據的事物恐怕是不大可能。可能是統計數據、質性資料甚至是歷史文物，這些都存在於不同的實證研究中。證據是我們從經驗中所收集的資料，這會影響到我們對一理論的合理相信程度。有時，這些資料是量化的，可以直接測量；有時是發散的，必須加以解釋。無論是哪一種，科學家都應該同意一點，即證據對於選擇或更改一科學理論至關重要。

但是，說科學家以合理方式來使用證據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關於這點有著許多相互競爭的理論。正如美國科學哲學家彼得．阿欽斯坦（Peter Achinstein）所言：

科學家經常對於某些數據集或觀測結果是否能構成一科學假說的證據，或這產生的證據力有多強大，產生很多爭議。也許是在實證問題上產生分歧，例如說這些數據或觀測結果是否正確，或者是否忽略掉其他相關的實證訊息。另外，也會因為科學家採用彼此不相容的證據概念，而產生衝突。⁷

已經有許多專書在探討這些不同證據概念，以及在解釋經驗事實方面的優缺點，有的支持科學理論，有的則否。⁸ 對於那些沒有研讀過機率哲學和統計學的人來說，可能會很驚訝於竟然會有不同說法在競爭要如何適當解釋同一證據得出的推論。這引發的爭辯相當激烈，比方說貝氏（Bayesian）的支持者偏愛以「主觀論」（subjectivist）方法處理機率，這派人馬就對上了由黛博拉．梅奧（Deborah Mayo）等人提出的「頻率學派」（frequentist）。⁹ 一般認為科學態度與許多不同的證據概念是可以兼容。無論你認為怎樣使用證據才算適當，抱持科學態度來面對證據，是指在決定一理論是否值得相信時，你堅信證據是最為關鍵的因素。

當然，要了解科學態度的重要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觀察這是如何體現在實際生活中的，下面會給幾個例子。不過，我要先談談兩個可能的誤解。第一，科學態度並不是用來解決劃界問題的。¹⁰ 整個劃界議題的目標是要找到一套邏輯標準，讓人得以將凡事屬於科學的歸在一類，並且將其餘的歸到另一邊。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而且正如我們所見，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嘗試都失敗了。這也讓那些不完全理解科學本質的人容易對科學有所誤解，並加以批評。之所以要將科學態度當作是科學的基本特徵，不是為了要將科學與其他學科分開，而是要展現出，除非那些提出實證主張的人願意遵循這套定義科學推理的嚴格標準，否則他們將無法進入科學，這個人類大腦迄今想出認識經驗世界最好的方式。

第二種可能的誤解或許與我自己的意圖有關。在本書中，我無意要描述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因為在任何一天的任何一間實驗室裡，每個人對科學態度的承諾可能會不斷變化。科學家有時會違反科學規範，之後，總會有人希望，還是得按規矩重新來過。¹¹ 因此，我將科學態度當作是一種規範性理想（normative ideal），據此來判斷某些科學家，甚或整個研究領域，是否抱持這種科學價值觀在從事研究。如之前所提，科學並不如科學方法所承諾的，是基於某種公式在運作。也不完全是依循邏輯或方法學以一種全有全無的方式來做判斷。科學是由一系列的實踐來定義，當中嵌入了科學從業人員所堅持的價值觀。

這並不是在說單憑其作為就可證明（或駁斥）科學的合理性。實踐的層面固然重要，但這並不是評判科學的唯一因素。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來，反對科學哲學以方法論來探討科學的一派人馬就是作如是觀，他們因為科學並不總是遵循科學邏輯的準則，就認為科學與其他任何的探究形式一樣，不應判定孰優孰劣。我認為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儘管我自己不為科學的方法論加以辯護，但我的方式也是基於據理力爭的觀念。我也許不贊同捍衛科學必須在事實和價值之間做出嚴格區分的傳統觀念，但我也不認為科學是無可救藥的主觀。儘管客觀性很重要，但是價值觀在實踐過程中也扮演指導的角色，讓人不致走入旁門歪道。這就是說，儘管有時科學在實踐上可能不盡人意，但就其追求的目標來看，整體上還是有可能為科學爭個公道。

在認識科學時，去體認實踐在這當中的角色，並不會削弱科學理想的重要性。儘管有些人可能會作弊或敷衍了事，但這並不意味著科學是沒有道理的。就像是個別科學家偶爾也會做出非理性的行為，但這並不會破壞科學的邏輯，指出某些科學從業人員偶爾背離科學態度，也不會破壞科學的價值。確實，這就是為什麼在評審科學報告時，審查小組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科學標準不僅是由個人維護，也是由整個科學家共同體所維護，他們發展出一套保持誠實的工具。這就是為什麼說科學態度是規範性（normative）而不是描述性（descriptive）的原因。人即使抱持這樣的理想，有時也會犯規。在這種情況下，應由其他人來糾正。而這正是科學態度所允許的。科學之所以與眾不同的原因不僅在於其作為，還在於其宗旨。儘管個人會犯下種種錯誤，但科學精神仍能夠維繫科學強大的認知權威。¹²

兩個科學態度的例子

在本書的一開始我就說過，我們不僅可以從科學的成功中學習，也可以從失敗的例子學習。我還承諾不會僅使用物理學和天文學史上的例子。因此，我現在將從醫學中舉一個例子，說明科學態度的優點；然後再從化學（冷核融合）中舉一個「失敗」的例子，說明當科學態度變調時，會發生什麼事。¹³

要使這策略奏效，必須還要同意在物理學和天文學的歷史中，也很容易找到其他能夠證明科學態度優點的例子。我認為這個假設不會不合理。比方說，可以去看牛頓的重力理論，或者更好的是，以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為例。既然我們已經因為波普舉了這個例子而對其有初步的認識，那這可能很適合用來說明，在檢驗一個理論時，抱持正確心態夠產生多大的力量。至於波普會對愛因斯坦的科學態度如何評論，我就留給讀者自己想像。在這裡，我想要分享一個我自己在科學史上最喜歡的例子：塞麥爾維斯（Semmelweis）的產褥熱理論。這個例子在科學哲學界相當有名，因為卡爾．亨普爾（Carl Hempel）在他 1966 年的《自然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一書中，便是以此來說明科學解釋的優點。¹⁴ 就我自己的目的而言，則是著重在塞麥爾維斯理論所展現出的科學態度，而不是在亨普爾的邏輯實證主義框架內來闡述。這也與我在第六章中談論科學態度是如何改變現代醫學的觀點非常契合。

就現代醫學享有的崇高科學地位來看，很難相信從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的這兩百多年中，醫療仍然處於黑暗時代。一直要到 1840 年之後，醫療系統才發現麻醉（1846）、細菌致病學說（1850s）或是無菌手術（1867）。一個問題是，即使有了新的發現，在當時的醫療社群內，也沒有一致的途徑去傳播訊息或是克服懷疑論者的反對意見。¹⁵實驗方法，在直覺和傳統面前，仍然屈居次位。正是因為如此，這個在 1846 年發生在維也納綜合醫院的例子才如此令人矚目，讓人得以見到科學態度發展成熟的偉大事蹟。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當時在這間全世界最大的婦產科醫院擔任低階的助理醫師，這裡有兩個婦產科病房。在第一病房區，產褥熱猖獗，死亡率高達 29％；但是在鄰近的第二病房，卻僅有 3％。¹⁶ 另一個相關資訊是，在家中、甚至是在來醫院途中分娩的婦女中，產褥熱的發生率也比在醫院的這間病房低得多。第一病房到底是哪裡不一樣？這充滿著各種假設。首先是認為那裡太擁擠。然而，當塞麥爾維斯在統計患者時，他注意到實際上第二病房更為擁擠（也許是因為第一病房的壞名聲讓產婦避之唯恐不及）。然後又有人注意到，是因為第一病房的整個格局，使得前來為死於產褥熱的婦女做最後禱告的神父，會經過許多其他病床（一邊走一邊搖鈴），這可能讓其他婦女心生恐懼，進而增加她們患上產褥熱的機會。在第二病房，牧師則是直接到病床那裡，不會經過其他人的。塞麥爾維斯決定嘗試進行一項實驗，他要求到第一病房的神父保持安靜地走另一條路線，直接到病床那裡去，但是這裡的產褥熱死亡率依舊不變。

其他有關婦女分娩時是側臥還是仰臥的試驗也同樣沒有結果。最後他注意到第一和第二病房還有一項主要差別，第一病房的接生過程是由醫學生處理，而第二病房則是由助產士完成的。要對醫學生進行更嚴格的檢視嗎？在交換醫學生和助產士之後，果然死亡率隨著醫學生變化，但仍然沒人知道確切原因。在指導醫學生使用較溫和的技術後，死亡率仍然沒有改善。

最終，是在 1847 年，當塞麥爾維斯的一位同事在為一位罹患產褥熱的婦女驗屍時，不慎刺傷自己，最後幾乎死於相同症狀的疾病。¹⁷ 除了孕婦之外，產褥熱有可能感染到其他人嗎？塞麥爾維斯又注意到一項兩間病房的差異，那就是醫學生在進去產房前所在的地方。他們在進入產科病房之前，都在進行驗屍，之後便直接過來，沒有洗手、也沒有消毒手術用具（請記住這是在滅菌和細菌致病學說之前的時代）。最後這項發現促成另一項假設，即產褥熱可能是透過「屍體物質」來轉移，由此傳到孕婦身上。為了要檢驗這一點，塞麥爾維斯請所有的醫學生在進行接生手術前，都要用氯化水洗手。結果死亡率直線下降。現在，他不僅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第一病房產褥熱的發生率如此之高，還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街頭分娩」的產褥熱發生率這麼低原因。塞麥爾維斯和他的同事在檢查一位患有子宮頸癌的婦女和接下來的另外十二名婦女後（其中十一人死於產褥熱），最終這結果迫使他擴大了原先的假設，表示產褥熱也可以透過腐敗的活組織傳染。¹⁸

科學態度在這個例子中展露無遺。塞麥爾維斯並沒有假定自己知道導致產褥熱的原因；他逐一檢視兩間病房的異同，然後透過觀察和對照實驗來探索。他提出各種假設，然後開始逐一加以檢驗。當一假設站不住腳，他就移往下一個假設進行，一直抱持開放的心態在學習新資訊。最後他找到了答案，而且稍後還加以擴大，他一直根據新的數據來改變原先的想法。

他是否「在乎實證證據」？顯然如此。透過控制環境並根據實際經驗來檢驗他的想法，塞麥爾維斯一直都了解不可能光靠推理就能探究導致產褥熱的原因。他是否「願意根據新證據來改變其理論」？答案同樣是肯定的。每次實驗結果與他的假設相違時，塞麥爾維斯不僅改變他的假設，而且在獲得新資訊時，還會擴大他的假設，不僅是屍體，就連腐爛的生物組織，也可能將疾病從一具身體傳播到另一具。他仍不知道這疾病轉移的確切機制（就跟達爾文在提出天擇說演化論時並不了解遺傳學一樣），但是這其間的相關性是不可否認的。塞麥爾維斯已證明，「不乾淨」是造成產褥熱的原因。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個觀念竟被拒絕和忽視了幾十年。儘管塞麥爾維斯的實證證明了用氯化水洗手可以從根本上減少產褥熱的發生率，但他的假設卻遭到大多數醫師的質疑。無數的婦女原本可以不必喪命，但因為固執的醫療機構認為這個說法等於是在暗示是他們造成病患的產褥熱，對此感到不滿。竟然把紳士看成是不潔的，他們覺得這想法是一種侮辱。由於沒有任何關於屍體是如何傳播疾病的解釋，他們不願放棄可能是「通風不良」的這個假設。最後，塞麥爾維斯遭到解雇，去了歐洲其他醫院進一步證明了他的想法的功效（但仍然沒有得到醫學界的認可），後來他變得痛苦不堪。最終他被送往療養院，在那裡遭到警衛毆打，並在兩週後死於敗血症，這是一種血液感染的疾病，跟產褥熱很類似。

在醫界群起抵制塞麥爾維斯假設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科學態度的另一個面向。確實，科學態度的存在會促進科學發現和解釋的進步，而缺乏科學態度時則會阻礙科學發展。在 1840 年代，醫學界仍然普遍抱持著中世紀認為疾病是由人體的「四種體液」（four humors）失衡所導致的想法。習俗和傳統主導著醫學問題的答案，而不是藉由實證發現。直到 1850 年代，巴斯德（Pasteur）和柯霍（Koch）等人提出細菌致病說，然後在 1867 年由李斯特（Lister）引進無菌外科手術後，醫學才開始找到其科學基礎。在塞麥爾維斯過世後幾年，他的想法終於獲得證實。¹⁹

這一切是多麼顯而易見，要是有人認為那些對塞麥爾維斯的發現視若無睹的人顯然是蠢貨，也是情有可原的。他們怎麼會這麼固執和無知，錯過明擺在眼前的事實呢？答案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醫學界並沒有抱持科學態度。在物理學界，能夠透過精心設計的實驗和觀察來認識一實證主題的想法早已紮根。伽利略在天文學上發動的革命已是兩百多年前的歷史。但是醫學界仍然深陷在舊日觀念裡。事實上，產褥熱這則故事最驚人的部分或許不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醫師拒絕承認這些對照實驗，並且從實證證據中學習，而是塞麥爾維斯竟然能夠遙遙領先群雄，率先擁抱科學態度。²⁰

但是今日的科學家在做研究時，有時也會違反這套標準，這時候又有什麼藉口呢？說來也許有點諷刺，在能夠展現出科學家依賴證據力量的例證中，最強而有力的是來自堪稱是二十世紀最糟糕的一個科學個案。1989 年春天，兩位猶他大學的化學家史坦利．龐斯（Stanley Pons）和馬丁．弗萊希曼（Martin Fleischmann）召開了一場記者會，宣布他們能夠在室溫下達到持續的核融合反應，簡稱冷核融合。若真如他們所言，那這結果的影響甚鉅，因為這意味著人類很快就能實現乾淨、低廉和豐富能源的夢想。不出所料，科學界對這項宣布抱持極大的懷疑，特別因為這項科學發現的結果是透過記者會來發表，而不是依循一般常見經過嚴格同儕審查的發表方式，當然學界還是立即著手試著複製龐斯和弗萊希曼的結果。

但是他們無法複製。在享受了兩個月的媒體蜜月期之後，其他科學家因為龐斯和弗萊希曼拒絕分享他們的實驗細節，因而難以再現他們的實驗，他們的研究終於顯現出種種毫無希望的缺陷。來自科學圈外的指控甚囂塵上，但最終還是要訴諸證據。這整起事件令許多科學家感到非常難堪，尤其是在出現以《糟糕的科學》（Bad Science）、《燙手山芋》（Too Hot to Handle）和《世紀科學慘敗》（The Scientific Fiasco of the Century）為題的書之後。與其為此感到羞恥，科學家倒是該抓住這次機會，來證明科學懷疑論的力量。儘管這個案子牽扯到很多金錢、名聲和媒體的關注，最後還是得由實證證據來決定。一個理論（和幾個人的聲譽）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崩毀，但這是科學態度的勝利。²¹

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與塞麥爾維斯面臨到的情況幾乎相反的局面。在產褥熱的例子中，僅有一個實踐者堅持自己的結果是正確，其他人卻不願意去看證據。而在冷核融合的例子中，最初的實驗者可能因為周邊對他們理論的炒作而變得盲目，沒有謹慎看待他們的研究，在稍微做了一些方法學上的自我審查、一次的重複驗證嘗試以及同儕審查後，就發表了研究結果。所幸，在冷核融合這個例子中，廣大的科學社群都抱持科學態度，去檢驗在科學研究時偶爾可能因為倉促，或是偏愛自己的理論而產生的脫軌行為。對於更廣大的科學社群來說（當中有些人的自身利益肯定會受到波及）決定這整起事件的適當方法，就是去查看可以為這問題提供什麼證據。

不是說在科學中從來沒有人犯錯。科學家是人，也一樣有野心、有自我，並且會有貪婪和固執這些激勵整個人類族群行動的特質。科學了不起之處是成就出一套透明標準，可據此來裁定實證層面的糾紛，嘗試糾正任何錯誤。對塞麥爾維斯而言，要等上二十年，他那正確的理論才在醫學界牢牢扎根。而在冷核融合這個例子中，僅需時兩個月。兩者間的差異就在於科學態度的存在與否。

科學態度的根源

科學家的態度是科學的重要特徵，這並不是個新穎的觀點。包括波普和孔恩在內的許多人也早已預期到這項特徵。22 波普在他關於否證的論述中，強調科學背後存在有一「批判態度」（critical attitude）。的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波普似乎認為，批判態度要先於可否證性。²³

科學方法的特性是在面對我們的理論時會抱持一種批判的態度，而不是一可被證據推翻的可反駁性（refutability）的正式標準：只有在這樣的批判態度下，以及相應的批判性方法中，「可反駁的」理論才能保留其可反駁性。²⁴

在他的思想自傳中，波普反思了他最初是怎麼想到否證這一觀念，並將批判態度與科學態度連結起來：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愛因斯坦自己做出的明確聲明。他認為要是他的理論沒有通過這些檢驗，那他的理論便是站不住腳的。比方說，他曾寫道：「要是不存在由引力引起的紅移，那麼廣義相對論將無法成立。」 這與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還有他們的追隨者所抱持的教條態度完全不同。愛因斯坦一直在尋找判決實驗，這些實驗的結果若是與他的預測相符，並不會強化他的理論，但若是不合，那表示他的理論無以為繼，他是第一位這樣強調的。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科學態度。它與不斷地為其偏好的理論尋求「檢證」的教條主義態度截然不同。因此，到1919 年底，我得出的結論是，科學態度是一批判態度，不是在尋求檢證，而是在進行判決測驗：一種可以推翻其受測理論的檢驗，而不是去強化這理論。²⁵

我對這番話非常激賞。在波普對於否證的見解中，體現了科學態度的一個重要層面。但是，我並不同意波普認為掌握這種批判態度的最佳方法是將其簡化為一種方法論的原則，將其當作劃界標準。正如波普所體認到的，科學家對實證證據力量所抱持的態度有些特別之處。但這是否一定要合乎邏輯呢？

孔恩也意識到科學態度的重要性。只是因為科學社會學的「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對孔恩那一套科學描述非常痴迷，因此常常忽視孔恩對科學態度的看重。強綱領的論點是，所有的科學理論（無論真假）都可以用社會學因素，而不是證據因素來解釋，因此就某種意義來看，是與人類的利益有關。然而，孔恩對於他的著作遭到這種詮釋感到沮喪，並且反對他們主張自然對科學家無關緊要的觀點。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言：

孔恩⋯⋯對於強綱領引發的科學社會學的發展深感困擾。⋯⋯孔恩擔心強綱領的支持者誤解了價值觀在科學中的作用。⋯⋯他曾抱怨道，強綱領的科學研究「忽視了〔自然〕的角色。」⋯⋯但孔恩堅持大自然在塑造科學家的想法上扮演一重要角色。²⁶

雖然孔恩嚴肅看待必須將理論相互比較的想法，但也必須根據實證證據對它們進行檢驗。孔恩寫道：

〔世界〕毫不在乎觀察者的願望和期待；其完全能夠提出決定性的證據來駁斥那些不切實際的假設。²⁷

與波普不同的是，孔恩沒有將此描述為在科學方法論背後的「態度」，不過孔恩仍然體認到實證證據在幫助科學家決定理論時的重要角色，並認為致力於實證證據的價值是科學前進的必要條件。

那麼，剩下的問題是，為什麼波普和孔恩都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將科學的價值——不論是批判態度，還是世界可以否決我們願望和期待的想法——當作是用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基礎。²⁸ 從孔恩來說，也許答案較為明顯：儘管他認為科學是特殊的，並且竭盡全力來納入科學實際運作的方式，但他不希望將自己與任何正式的劃界標準綁在一起。²⁹ 而在波普這邊，他確實希望找到一個劃界標準，所以關於他為什麼沒有做更多的嘗試，以科學的批判態度來解釋科學的獨特性，也許還有待探討。我想有人可能會說，他已經透過否證來做到這一點。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這說法並不符合波普的策略。他的策略是在區分「科學的實際運作方式」以及「哲學家試圖為其辯護的方式」。但事實上，對科學運作的實際考量有時就是會動搖到他劃界法的邏輯之美，這與他對於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歧異的深刻矛盾並列。即使在他最清楚的陳述中，即將否證當作是解決劃界問題的邏輯解決方案時，波普寫道：「有哪些可稱為『科學』，又是誰可以稱為『科學家』，這始終是依照慣例或決定來回答的問題。」³⁰ 顯然，波普明白在這裡保持彈性有多重要，抱持批判態度但偶爾也要遷就實際狀況。儘管如此，他仍渴望在科學和非科學間建立一絕對的邏輯基礎，將其區分開來。我認為，正是這一點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讓他無法認識到科學態度的全部力量，這在他看來似乎還不夠「硬」，無法滿足他對邏輯劃分的要求。

科學態度的深層根源甚至可以一路回溯到哲學家開始思考科學方法論的時代。今天在世人的記憶中，對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主要的印象是他關於科學方法的著作，但在 1620 年他推出的傑作《新工具論》（The New Organon）中，已經提到科學探索具有特殊「美德」的想法。31 在書中，他列舉了誠實和開放心態等德行，這些美德與科學的良好實踐密不可分。培根斷言方法固然重要，但是必須將其嵌入在支持它的適當價值觀中。的確，蘿絲瑪麗 ．薩金特（RoseMarySargent）認為，現代人在為科學辯護時所尋求的「客觀性」——這種試圖將事實與價值分開的做法——是對於培根思想的一種扭曲詮釋。³² 這想來似乎有點諷刺，一個最常讓人聯想到科學方法這觀念的哲學家，竟然也抱持著必須以適當的態度來從事科學的想法，但是只要讀一下《新工具論》的序言，以及前五十句話，就能確認培根的意圖。

在他的下一本著作《新亞特蘭提斯》（The New Atlantis, 1627）中，培根也繼續推動這些科學美德的想法，主張這不僅需透過個別的實踐者，還要整個秉持和維護這些美德的科學家社群展現出來。諾蕾塔．科爾奇（Noretta Koertge）在她的〈科學價值的花束〉（“A Bouquet of Scientific Values”）這篇論文中描述了培根對於科學願景的共同性質。她寫道：「培根對新科學的夢想不僅包括一套新的方法論，還包括一個致力從事這項任務的社群。」³³ 就此看來，早就有一清楚簡潔的說法在解釋何謂科學態度，實際上打從開始談論「科學方法」以來，就一直存在著。

最後，科學態度的根源也許可以透過與另一個哲學領域的類比，一路追溯到亞里斯多德。英國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在他的經典著作《德性之後》（After Virtue）中要我們以一個關於科學的恐怖思想實驗來衡量他以「社群實踐」（community practice）這套方法來探討規範倫理學的優點：

假設自然科學遭受到一災難的影響。公眾將一系列環境災難歸咎到科學家身上。出現大規模的暴動，實驗室遭到燒毀，物理學家全都被私刑處死，書籍和儀器也都被毀掉。最後，由一個一無所知的政治運動掌權，他們成功地取消在學校和大學教授科學課程的規定，對於其餘的科學家，不是加以收押，就是直接處決。但是到了後來，還是有人開始反抗這種破壞性的運動，有一批心智開明的人力圖復興科學，儘管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忘記了科學的本質，僅擁有一些片段的記憶：有對實驗的了解，但卻忘了賦予其重要意義的理論背景知識；有許多片段、彼此不相關的理論，或是與所知實驗無關的部分理論；有不知如何使用的工具儀器；有斷簡殘篇的書和文章，有些地方還被撕裂或燒焦，因此不易閱讀。儘管如此，所有這些片段全都套入一系列的實踐中，並且重新以物理、化學和生物來命名。儘管只掌握了部分的知識，成年人之間會彼此討論著相對論、演化論和燃素說的各自優點。孩子們會背誦元素週期表中尚存的部分，還有某些歐幾里得定理。沒有人，或者說幾乎沒有人，意識到一點，不管就哪種意義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都不算是在從事自然科學。³⁴

在這樣的世界裡，缺少的是什麼？恰恰就是令科學獨一無二之處。即使我們擁有科學的所有內容、知識、理論甚至方法，但要是少了那些科學實踐最初促成這些科學發現的價值、態度和美德，那麼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

在這裡可以清楚看到德性倫理學與科學之間的相似關係。35 自亞里斯多德以來，倫理學的一大爭議就是關於在判定行為之對錯時，並不是依循某種描述我們職責規範的道德理論，而是根據行為後果是否符合理想標準（如功利主義），或是某種理性原則（如義務論）；真正讓一行為合於道德的是行為者本身的德行。有德之人自會行有德之事。道德就是有德者的作為。

在關於科學的爭論中，現在可以採取類似的論調嗎？我不認為有這麼簡單，可以輕易地把科學說成是科學家的作為；就像在道德的爭論中一樣，我們還必須考量價值觀的性質和起源，以及廣大社群是如何評判與實踐這些價值觀的。36 儘管如此，這樣的對比還是有其迷人之處，也許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少放一些重點在這些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理論上，而多去關注科學實踐背後的德性知識態度。³⁷ 德行知識學（virtue epistemology）這個領域已經開始這方面的研究，是以德行倫理的類比來進行：如果我們想知道一想法是否合理，也許我們應當將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從業人員的性格、依循的規範和價值觀上。在科學哲學中，這套方法問題的應用還算很新，但是已經有一些出色的研究，在將德行認識論的見解應用於科學哲學中的不確定性和理論選擇這類的棘手問題上。³⁸

希望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很清楚地表明我並沒有主張是我首先提出科學態度。這個觀念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波普和孔恩，至少可以再回推到法蘭西斯．培根，甚至是亞里斯多德。我想要強調的是，科學哲學嚴重忽視了科學態度。在許多當代論文中都未提及這項基本特徵，闡明其重要性對於理解和捍衛科學可發揮關鍵作用。如果我們完全專注在方法上，有可能會錯過科學最為基礎的部分。

結論

在先前的論述中，有些科學哲學家認為捍衛科學的最佳方法是提出關於科學方法的邏輯依據，而不是去檢視科學實際的樣貌。最後提出來一種劃界標準，據此將所有科學劃分為一類，然後將其他不是科學的分成另一類，這樣的區分最後造成了難以收拾的麻煩。基於這一點，科學態度似乎有一優勢，它可以靈活地捕捉到科學解釋為何如此獨特，又足夠牢靠，得以確保即使沒有決策程序，我們仍然可以判斷一研究是否科學。在面對證據時抱持科學「態度」似乎是一種很軟性的講法，但這捕捉到科學意義的本質。無論這是對於發現脈絡（科學實際運作的方式）的觀察，還是對證成脈絡（根據事實來進行一合理的重構），都不是那麼重要。因為我認為對科學公信力最大的威脅並不是來自科學家的工作方式與我們用來證明其合理性的方法間的某種哲學性的區別，而是在探討科學的過程中不當地引入意識形態。而科學態度正是抵制這種意識形態傳染的堡壘。³⁹

科學態度背後的想法很容易描述，但很難衡量。儘管如此，這在解釋科學運作的方式以及證明科學是一種獨特的認識方式上，都扮演關鍵的角色。科學之所以成功，正是因為對證據抱持著誠實和批判的態度（從而開創出一系列將同儕審議、研究發表以及可再現性等等將科學態度制度化的實踐）。⁴⁰ 當然，科學並不總是成功。一個人可以抱持科學態度，但仍提出錯誤的理論。但是關心實證證據的這股力量讓我們（和其他人）會批評我們的理論，並提出一個更好的。在試圖認識經驗世界時，證據必須高於其他的考量。41 證據有時可能不是很確切，但也不能加以忽略，因為以現實加以檢驗正是發現（或至少努力邁向）真相的最佳方法。

這一點再次突顯出任一科學理論的暫時性。科學態度與我們永遠不能確定自己擁有真相的觀點相應和：所有的理論都是臨時的。但這正是科學的應然，因為科學的獨特之處不在於牛頓力學或愛因斯坦理論的真相，而是在於確保這些理論為真的過程。科學理論之所以令人相信，不僅是因為它們與實證數據相吻合，而且其建立方式是在依循感知證據的過程中，並且認為可以透過與其他看到相同數據的科學家的批評來相互衝撞激發，改進我們粗糙的假設。

這再次提醒我們科學的脆弱性，因為這取決於從業人員擁抱科學態度的意願。無論我們採行的方法有多可靠，少了科學家擇善固執的坦誠與合作精神，科學就無法運作。如果我們想成為科學家，就不能投身於任何理論（甚至是我們自己的），或任何意識形態，而是要致力於抱持科學態度。其他因素可能也很重要，但最後還是應該以證據為依歸。儘管這聽起來微不足道，但這正是科學與眾不同的核心所在。

註釋

1. 關於這方面經典的論點，請見 Norwood R. Hanson, Patterns of Discovery: 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有一篇傑出的概論，見 Thomas Nickles,“Introductory Essay: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Logic, and Rationality, ed. T. Nickles (Dordrecht: Reidel, 1980), 1–59.

2. 這句引言多數人認為是費曼所講的，不過這只是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更多內容請參見他有趣的短文“What Is Science?” Physics Teacher 7, no. 6 (1968): 313–320.

3. 有人認為這裡的問題其實更為嚴重：證據總是模稜兩可，因為原則上會有無限多個可能的理論與樣的數據吻合。見 Helen Longino,“Underdetermination: A Dirty Little Secret?” STS Occasional Papers 4 (London: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6). 較為基礎的探討，見 Paul Horwich, “How to Choose between Empir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Theori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79, no. 2, (1982): 61–77, and Larry Laudan and Jarrett Leplin, “Empirical Equivalence and Under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8, no. 9 (1991): 449–472. 關於這問題的一般討論，見 Lee McIntyre, “Taking Underdetermination Seriously,” SATS: Nordic Journal of Philosophy 4, no. 1 (2003): 59–72.

4. 在第五章我將會討論更多科學家的實踐過程。

5. 不過我們當然可以找到一些他們推理的漏洞。否認主義者和偽科學家可能會說他們在乎證據，但是如何證明這一點非常重要。一廂情願的人可能會希望有證據支持他們的理論，但這還不夠。那些草率地做出概括結論的人，同樣也無視證據的含義。口頭上說支持實證經驗（例如僅是挑選符合其理論的數據）並不真正算是在乎證據。對科學證據的關心不僅是展現在努力尋找符合理論的證據，還得去查看是否有任何證據反駁這一理論。關於這議題的更多資訊，請參見第八章關於否認主義和偽科學的討論。

6. 有時整個科學領域可能會偏離軌道。在當個人科學家是對的而整個科學社群出錯時，又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將在第八章以哈倫．布瑞茲（Harlan Bretz）的個案來討論。

7. Peter Achinstein, ed., Scientific Evidence: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1. 阿欽斯坦討論的關於證據的不同概念有：（1）否證主義者（falsificationist）、 （2）歸納主義者（inductivist）、（3）解釋主義者（explanationist）、（4）貝氏支持者（Bayesian）以及（5）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這些。

8. 參見 Deborah Mayo, Error and the Growth of Experiment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Mayo’s “error-statistical” model offers a stirring challenge to the dominant Bayesian approach. For other perspectives, 參 見 Peter Achinstein, The Book of Evi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Clark Glymour, Theory and Evid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9. 大致說來，擁護「主觀論」方法的人（subjectivist）認為，在起始點上，根據先前機率的背景知識來評估一個假說的可能性，之後再根據經驗漸漸進行修改的做法是合理的。但頻率學派（Frequentists）對此表示質疑，認為在以經驗來檢驗一假設之前，先進行機率估計是愚蠢的。梅奧認為，科學知識僅源於對一理論的「嚴峻檢驗」（severe tests）。

10. 這個主題在第四章我會多加著墨。

11. 最近有發生一個類似的例子，天文學家認為南極的 BICEP2 望遠鏡發現了「直接的證據，顯示在大爆炸一秒鐘後，宇宙經歷到奇特的指數型突然增長。」但事後發現，這只是背景塵埃產生的微波輻射，乃是一個人為誤差。起初，研究人員不願放棄他們的結論，直到後來出現壓倒性的證據。見Adrian Cho, “Curtain Falls on Controversial Big Bang Result,” Science, Jan. 30, 2015, http:// www.sciencemag.org/news/2015/01/curtain-fallscontroversialbig-bang-result .

12. 在第五章會談論更多關於社群判斷在科學理論評估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13. 請注意，這裡所列的幾個簡短例子是用來說明我所謂的科學態度。在第六章（我將討論科學態度是如何改變現代醫學），而在第五章（我將討論在冷核融合的例子中因為拒絕透過群體審查個人研究而破壞科學態度的例子）。

14. Carl Hempel,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66), 3–8.

15. 參 見 Noretta Koertge’s fascinating essay, “Belief Buddies versus Critical Communities,”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ed. M. Pigliucci and M. Boud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65–180, 她在文章中主張科學同儕對一人想法進行批判性評估是很有價值的，能夠改進想法，還能吸引更廣泛的社群關注。

16.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Norton, 1999), 369.

17.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369.

18.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369–370; W. F. Bynum et al., 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180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6; Hempel,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3–8.

19. 另一個遭到同儕反對，在多年後才獲得平反的孤獨科學家的例子是伽利略（Galileo）。關於當個人是正確但科學社群錯誤時，科學態度會出現什麼問題的一個比較現代的例子請參閱我在第八章提出的哈倫．布瑞茲（Harlen Bretz）以及他對華盛頓州東部疤地提出的大洪水理論的討論。

20. Koertge, “Belief Buddies,”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即使是鶴立雞群的天才所提出的觀點，在一具有批判精神的社群中，也是有可能獲得改善。

21. 關於冷核融合的同儕審查深入討論，可參見第五章，或是 Lee McIntyre, Dark Ages: The Case for a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19–20.

22. 亦可參見 Robert Merton 的這篇重要論文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1942) (reprinted as chapter 13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ed. Robert Mert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當中對於科學研究中價值觀的角色和重要性提出相當具有洞見的見解。

23. 這個觀點可能比它聽起來更重要。波普有可能弄錯了自己的劃界標準嗎？也許最重要的並不在於是否可以否證一理論，而是提出這理論的科學家是否會去加以否證。關於這個想法的有趣觀點，請參閱 Janet Stemwedel 的文章〈在科學與偽科學之間劃清界線〉（”Drawing the Line between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她在當中寫道：「波普認為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態度上的差異。偽科學是在尋找支持其主張的證據⋯⋯，但是科學是為了挑戰其主張，並尋找可能證明其錯誤的證據。換句話說，偽科學尋求確認，科學則是尋求否證。」Scientific American, Oct. 4. 2011,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doing-good-science/drawing-the-line-betweenscience-and-pseudo-science/

24. Karl Popper, “Remarks on the Problems of Demarcation and of Rationality,” in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68), 94.

25.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ed. P. A. Schilpp (LaSalle: Open Court, 1974), 29.

26. K. Brad Wray, “Kuhn’s Social Epistem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Kuhn’s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50 Years On, ed. W. Devlin and A. Bokulich (Dordrecht: Springer, 2015), 175–176.

27. Thomas Kuhn,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ed. J. Conant and J. Hauge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01.

28. 雖然有些確實可以說是如此。這裡要再次回顧默頓（Merton）關於科學價值的討論。在他所列舉的四種價值中 ——共有財（Communalism）、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無私（Disinterestedness）和有組織的懷疑論（Organized Skepticism）——史文．漢森（Sven Hansson）在他的《史丹佛哲學百科全書》（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的〈科學與偽科學〉（”Science and Pseudo Science”）一文中說道，它們在劃界辯論中的角色遭到低估。有趣的是，孔恩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默頓讚譽有加。

29. 此處請注意孔恩的聲明（請參閱本書第一章的註釋 20），他在當中說道，我們不能過於努力地尋找一劃界標準。

30. Popper, “Science: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5), 52.

31. 參見 http://www.earlymoderntexts.com/assets/pdfs/bacon1620.pdf.

32. Rose-Mary Sargent, “Virtu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Scientific Values and Civic Virtues, ed. Noretta Koert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8.

33. Noretta Koertge, ed., Scientific Values and Civic Virtu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34.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South Be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1.

35. 在 Daniel Hicks 和 Thomas Stapleford 的那篇重要論文：“The Virtue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MacIntyre, Virtue Ethic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中，他們體認到「儘管歷史和科學哲學不是麥金泰爾美德倫理學的重點，但科學在他的著作中是個傑出的範例。」Isis 107, no. 3 (Sept. 2016): 4.

36. 正如在第八章會討論的另一個例子，科學界也有可能會犯錯。

37. Hicks 和 Stapfordford 在論文的最後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類似於麥金泰爾的道德倫理觀，即科學的美德因其在社群實踐中的作用而得到認可。

38. Abrol Fairweather, ed., Virtue 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Bridges between Virtue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Springer, 2014).

39. 理論內容與提出該理論的人的行為之間是否有任何關係？傳統上，劃界問題集中在前者，但後者可能會扮演某些角色。參見馬丁．庫德（Martin Curd）在 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s (July 22, 2014) 中對皮戈里奇（Pigliucci）和布德里（Boudry）的《偽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的評論，在當中，庫德引用布德里的文章，提出偽科學家的行為是否與劃界問題有關：http://ndpr.nd.edu/news/philosophy-ofpseudoscience-reconsidering-the-demarcation-problem/ 。畢竟，行動是由價值觀驅動的。一人是如何處理證據的，這點很重要。一人的意圖很重要。這似乎與科學態度相吻合。

40. 第五章將會詳細探討這些科學實踐。

41. 顯然，我們也必須關注理論的邏輯連貫性和一致性。如果一種理論是自相矛盾的，那也沒有證據可以拯救它。

第四章

無須以科學態度來解決劃界問題

如果說科學態度真的是描述科學非凡之處的最佳方式，那麼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個問題：這是否能夠成為大家期待已久的解決方案，用來處理劃界問題？若是如此，那是否需要提供一套充分和必要條件來說明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區別？在此我想要強調的是，科學哲學沒有必要陷入這難以解答的困境，因為我們真正需要做的，只是確定出好科學所具備的一個簡單的必要條件：關心證據，並且願意使用這項證據來修改自己的理論。若是某些潛在的研究領域無法做到這一點，那它就不是科學。這論點與本書的主題一致，即我們可以藉由認識什麼不算是科學來學習很多關於科學的事。不需要證明任何表現出科學態度的就是科學；只需要指出任何不具備科學態度的都不是科學即可。從最嚴謹的意義來說，這是否構成劃界的全面標準，似乎並不那麼重要，因為這提供了在認識科學獨特之處時我們所需要的。

避開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這個惱人的難題

先來回想一下勞丹的告誡：要是不為科學定出一套必要和充分的條件，就不能指望解決劃界問題。不過就科學哲學家屢屢失敗這點來看，他認為劃界問題已死。當然，即使勞丹是對的，這也不意味著我們在討論科學的獨特之處時不會有豐富的成果。不過，也有可能是勞丹弄錯了，也許解決劃界問題的必要（或充分的）條件並不一定是要提出一套界定科學的充分必要條件。¹

這裡的關鍵在於理解，當有人說必須提供一套必要和充分條件時，等於是把標準訂得非常高。在說 A 是 B 的必要條件時，我們說的是「如果有 B，那麼就會有 A」。同樣地，在說 A 是 B 的充分條件時，我們說的是「如果有 A，那麼就有 B。」任何修過邏輯的學生都會注意到這裡的等效關係，明白當我們說「A 是 B 的充分條件」時，等於在說「B 是 A 的必要條件」，而說「B 是 A 的充分條件」時，等於是在說「A 是 B 的必要條件。」而這就是神奇的地方，因為當你把這兩句話組合成一句時，就變成「A 對 B 既是必要又是充分條件」——當然，這也意味著「B 是 A 的必要與充分條件」——因此這時獲得了A 和 B 在邏輯上的等價關係，這是在邏輯上最強的關係。²

這無異是為科學劃界設定了一項艱鉅的任務，影響深遠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因為這意味著在尋找科學的必要和充分條件時，我們等於是在尋找某種相當於與科學在邏輯上等價的標準。這是要付出極高的代價，波普的例子就是說明這點的最佳範例。別忘了就連波普自己也對他的可否證性概念（這被當作劃界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到底是為科學提供一必要條件、充分條件或者是充分且必要的條件感到困惑。³ 勞丹將波普的那一套拿來當作他的充分條件，然後指出這不足以維持科學的崇高標準，這樣一來應該拿那些明顯提出錯誤主張（因此當然也可以被否證）的占星術這類領域怎麼辦？難道我們得承認它們也是科學嗎？同樣地，其他人也質疑過波普標準的必要性解釋，認為它過於嚴格：在面對那些似乎沒有辦法做出可否證性主張的科學領域，又該怎麼因應呢？ 4 它們不也是科學嗎？不過，現在我要指出的是，即使波普確實是將否證當作是必要和充分的標準，他仍然處於困境之中。因為到後來，波普曾寫過：「一句話（或理論）若且唯若在可否證時，才算是實證科學。」⁵ 但他這樣講並沒有解決上述這些問題，只是將它們全都合在一起。因為投入在尋找科學與可否證性的邏輯等價的研究上，他同時遭受到兩方面的批評，一邊是來自那些認為他的說法過於嚴格的，一邊是那些覺得太過鬆散的。⁶

要更準確地解釋這一問題，必須先見識到邏輯中雙條件關係的力量。說「A 若且唯若 B」時，等於是在說「B 若且唯若 A」。因此，說「一個理論若且唯若可以否證，才算是科學的」等於是在說「一個理論可以被否證若且唯若它是科學的」。而這意味著「可否證的」和「科學的」在邏輯上是等價的。一旦在句子中加上「若且唯若」（if and only if），「科學」和「可否證性」就具有相同的真值條件。⁷（見表 4.1）。達到必要性的標準太高，而充分性的標準太低。但是，將它們合起來，非但沒有創造一個「恰到好處」的標準，似乎還製造出更多的問題。現在，這套標準不能滿足我們認為演化生物學是科學的，但占星術則否的直覺。⁸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討論以科學態度作為理解科學獨特之處的一種手段時要放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這套方法的原因。因為如果有人試圖將科學態度當作是一套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我認為就會遇到我們在波普的例子所看到的狀況，也會出現同樣類型的問題。特別是，要捍衛科學的獨特性似乎並不需要一充分條件。光是接受必要條件，主張「一研究領域要成為科學，必須具有科學態度」就足夠了，這在邏輯上等於是說「如果一個理論不具有科學態度，那它就不是科學的」（請參閱表 4.2）。

當然，我明白在沒有指定一充分條件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夠辨別什麼不是科學，而不是什麼是科學。但這也許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無法確切地說出弦論甚或是物理學中的其餘這類理論算不算是科學。但這真的會構成什麼問題嗎？儘管我們的出發點是好奇有沒有辦法可以說明科學的獨特之處，但或許這根本是問錯問題。指出科學獨特之處的目的也許是為了展現為什麼有些研究領域不算是科學的。科學可以透過缺席來現身，讓我們由此來加以定義。這讓我們能夠保護科學免受冒牌者的侵害。當我們發現科學的基本屬性時，可以用它們來說明，如果沒有這些，那麼它就不可能是科學。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具有科學態度的事物都是一門科學。這標準是一項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從勞丹以來，試圖提供劃界標準的人一直前仆後繼地陷入必要和充分條件的問題中。不僅無法解決這問題（最好的見證就是在勞丹那則「訃聞」前後試圖處理這問題的哲學史），而且依循勞丹路線的嘗試也付出了重大代價。因此，我建議僅要尋找科學的必要條件就好，而其中的一個條件就是科學態度。一旦說，我們是科學的，那麼我們就必須具備科學態度——這就是我們找到的科學的必要條件；我們也說過，要是沒有科學態度，那麼就沒有科學——而這就成了非科學的充分條件。當我們說「如果一個研究領域不具有科學態度，那麼它就不是科學」時，其邏輯形式是「如果沒有科學態度，那麼就不算是科學」，反過來說便相當於「若是科學，那麼就有科學態度」。（請參閱表 4.3）。

這裡一定要格外謹慎。到這個步驟時，會很想完成剩下的那一半，試圖將科學態度塑造成科學的充分標準，一舉解決傳統的劃界問題。但是我們得避免這種誘惑。儘管表 4.3 中列出的等價關係是正確的，但個案一和個案二完全是兩回事。我認為個案一就是我們在決定科學獨特之處所需要的一切（而且，正如邏輯學家所知，個案一當然並不代表個案二）。要進入個案二，嘗試將科學態度當作是科學的充分標準，得付出很高的代價。這不僅是將我們再度拉回到勞丹的泥沼中，苦尋科學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這意味著要捍衛科學態度在邏輯上等同於科學的主張），而且還會帶來另一個麻煩的難題，會有各種不同方式讓人達不到科學。

請記住，科學的充分標準就是非科學的必要標準。但是，為什麼我們還要去管非科學的必要標準呢？有一大堆原因會讓一個研究領域不科學。藝術和文學就不是科學的，但這主要是因為它們本來就沒有要成為科學的意思。占星術和創造論又是另一回事。由探究主題來看，這兩者看上去確實是實證性的，所以我們應當要特別關注它們何以無法成為科學的原因。所有這類領域可能都缺乏科學態度，但是這真的讓我們可以去說這是非科學的必要條件嗎？我們可以說的只是，如果這些領域不接受科學態度（基於不同原因，它們都沒有抱持科學態度），那麼它們就不是科學。就目前我們想要做的，只需要強調缺乏科學態度，就是不科學的充分條件，而不是說只有這一種條件會讓一領域變得不科學。當我們對社會科學中某些希望被視為科學，但尚未達到這標準的領域感興趣時，這可能是一個開放的問題。不過這時就會看出我們最初對此想法的效用：成為非科學的原因有很多種，但是如果要成為科學，只有一條路：必須要接受科學態度。因此，我在此提出的觀點是，在不碰觸傳統劃界問題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可以討論科學的特別之處。

在判斷什麼是科學或什麼不是時，必須要對這樣一個自命清高的議題保持敏感。與那些致力解決科學獨特之處問題的人相反，我堅持認為科學態度不需要強迫我們說所有非科學的都是比較次級或低等的（最好不要是這樣，因為我把哲學也算在非科學的這個陣營中！）。文學、藝術與音樂都是非科學的。他們沒有科學態度，而這是完全可以預期的。問題來自一些正在試著將自己呈現為科學但實際上卻是非科學的。我們遇到占星術、創造論、信仰治療與敬拜之類的領域，他們正在提出實證性的主張，但拒絕依循優良的科學實踐，諸如要對證據抱持科學態度。簡而言之，他們只是在假科學之名，各行其是。在這裡，看起來真正應當鄙視的，是那些偽裝成科學，或聲稱在科學實踐之外還有特殊方式來獲取實證知識的領域。當人開始追求實證知識時，放棄科學的價值觀就構成一嚴重的問題。

還可以嘗試劃分科學與偽科學嗎？

有些人可能會反對到目前為止我在書中所主張的一切，認為這只是將劃界問題往後退一步。因為對某些人來說，他們所研究的劃界問題不是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劃界線，而是在區分科學與偽科學。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直接解決假科學之名，提出實證主張的領域所造成的問題。那照這樣說來，是否也應該嘗試以科學態度當作是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劃界標準，而不用去管那些沒有提出實證主張的文學、哲學這類非科學的學科？也許有人會希望透過添加「提出實證主張」和「不假冒科學」這類科學態度來達成，⁹ 從而解決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界限問題。但是我認為這條路線有些深層的問題。

如第一章所述，若是回顧一下關於劃界問題的哲學文獻，會發現探討科學相對於非科學或偽科學的問題著實令人費解。邏輯實證主義者似乎想要區分的是科學與形上學（有人可能會認為這種非科學是實證主義者基於某些偏見而想將其排除在外的）。卡爾．波普在他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中，似乎把重點放在非科學上，但是在他寫《猜想與駁斥》（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時，攻擊的對象又成了「偽科學」。就是連勞丹在談論科學的敵人到底是非科學還是偽科學時，也語焉不詳，刻意帶過。¹⁰

但這實際上是有差異的。就之前探討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的邏輯問題來看，有必要去查看所有不算是科學的事物，而不僅僅是那些假冒科學的。沒錯，我們會比較想去譴責那些科學造假者、科學否認者、偽裝者和騙子，這些我將在第七和第八章中專門探討。不過，在以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來考量劃界問題時，背後的邏輯是很明確的：任何一種研究要麼是科學的，要麼就是非科學的。科學的必要條件是非科學的充分條件，但不是偽科學的。確實，自從勞丹將劃界辯論解釋為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爭論以來，出現了很多關於劃界問題的當代著作，但這是有問題的。正如先前所論述的（在第一章），漢森和布德里的論述最終就是因為無法區分非科學和偽科學而失敗。¹¹

我相信正確的區別是：劃界問題關注的是科學與非科學。在非科學的類別中包括沒有想要提出實證主張的不是科學的（unscientific）領域（例如數學、哲學、邏輯、文學和藝術），以及偽科學的領域（例如占星術、智慧設計論），他們確實想要打實證證據牌，即使無意依循良好證據的標準。12 其他領域，例如道德和宗教，則難以歸類。一些學者認為倫理學完全是規範性，因此應將其和哲學一起納入「不是科學」的範疇。其他人則認為，有部分的倫理學為科學建構出其抱負，甚至實現了這份迫切需求，因此它的地位相當於是科學，或偽科學——這就取決於個人觀點。至於宗教，由於它的實證主張是在精神層面上，因此可輕易歸類在偽科學中，但有人認為（好比說是伽利略），宗教在實證領域中沒有任何用處，因此應算在不是科學的這一邊。¹³ 我也對偽科學的缺陷和不誠實不屑一顧，而且我找到一種更直接的方法，既可以用科學態度來說明何以文學和藝術不是科學的（因為它們對實證證據的關注僅在於用來發揮創意，而不是要證明或推翻科學理論），以及為什麼占星術和創造論不是科學（因為它們只是假意關心實證證據，而完全不願意修改其理論）。這可說是一石二鳥。而且這樣就已足夠，不需再橫生枝節。

在本書中我是否應該僅討論那些試圖提出實證主張的領域，進而嘗試在科學與偽科學之間劃界呢？就先前提出的原因，我選擇了邏輯上更為簡潔的一條路。既然可以用科學態度來具體說明科學的獨特之處，為什麼還要額外尋找科學的必要標準（在最好的情況下）或充分標準（在最壞的情況下）呢？因此，我不認為我只是將劃界問題往後退一步。我從未承諾要在非科學領域和偽科學領域之間劃定界限，例如在文學和創造論之間。¹⁴ 我的方法似乎也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它為那些不是偽科學的非科學領域（甚至可能對偽科學這些領域）提供一條仿效科學中所採行之崇高標準的道路。

本書不僅是要捍衛科學，也試圖招兵買馬，廣納其他有潛力的領域。因此，我試圖騰出空間給那些可能真正關心實證證據的領域（例如社會科學），有時他們並不總是忠於科學態度，也許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是要成為嚴謹學科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也相信，擁抱科學態度有助於將偽科學轉變為一門成功的科學，就像在醫學史上所發生的。¹⁵ 要了解科學的獨特之處，不需要去批評或譴責所有的非科學。說那些質性的社會學是非科學，已經帶有貶意，沒有必要將其打壓成巫術之類的。在研讀波普的著作時，可以看到他在批評阿德勒、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著作時，跟他談批評占星術的論調是一樣的。然而，就拿弗洛伊德來說，也許他只是沒有意識到他的探究必須符合實證標準，而且若是他加以仿效，或許可以讓心理分析變得更科學。要是科學哲學家在確定科學的必要條件時更加謹慎，有可能重整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使其擁抱科學態度嗎？ 16 到目前為止我希望盡可能對那些非科學領域保持中立、不評斷的立場。科學態度是在實證戰場上的一項標準，任何想變得更加嚴謹的學科都可以採用。

當然，還是有許多問題要解決。在第五章，我將討論要由誰來判斷一人是否具有科學態度，又是遵循什麼標準。在第八章，我將討論如何面對那些未能達到科學態度的人，有的是故意的，有些則是誤以為他們早已擁抱這樣的態度，即使在科學界看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但是，目前要先來解決劃界主義者心頭剩下的兩個問題。首先，要是我將已是必要條件的科學態度也當成充分條件，會發生什麼慘事嗎？其次，要是我不打算這樣做，難道就不能主張已經透過重新定義劃界問題的方式來解決這問題了？

日常探詢能算是科學嗎？

我們已經處理好拒絕以科學態度作為科學與偽科學劃界標準所產生的種種反應，以及這會在非科學中將文學和哲學這類學科與占星術和創造論全都混淆在一起的後果。之前我們曾面對單憑一必要條件無法判斷一學科是否算是科學，只能說某些學科不是科學的問題。這就是當我們拒絕為科學設定一充分條件當作標準時所要付出的代價；若僅將科學態度作為必要條件的標準，是否會迫使我們排除太多的學科？在此姑且稱此為排他性（exclusivity）問題。那這問題的另一半又要如何處理呢？要是我們突然想要將科學態度當作是充分條件的標準（除了當作是必要條件之外），並嘗試以此來解決劃界問題，會發生什麼事？這將會產生自身內部的問題。還記得波普的例子嗎？他將可否證性同時當作科學的必要和充分標準，這非但沒有解決他的問題，還讓問題變得更多。同樣的狀況會再度重演，若是我們要將抱持科學態度當作是科學的必要條件，就等於是冒險將科學萬神殿的大門打開，讓各種隨意的實證研究進入。劃界主義者會樂於將通水管和修電視當作是科學嗎？在此我們將這稱為「包容性」（inclusivity）問題。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找鑰匙，這闡明了我們或許是在科學地思考，但卻不算是在「做科學」的一個生活場景。¹⁷ 假設我的兄弟把他的鑰匙弄丟了。他記得自己最後一次是在房子裡看到它們，所以他不會去院子或是車子裡找。他記得打開前門時手上還有鑰匙，所以它們一定是在屋子裡的某個地方。首先，他去找了幾個最有可能的位置：他的褲子口袋、大廳的抽屜中以及電視的周邊，然後不斷把搜尋範圍擴大，重新走一遍從進門開始的路徑。他從走廊開始，再去到他之前洗手的浴室，然後是廚房，他之前在那裡做三明治，接著是沙發，他坐在那裡吃飯。然後他在沙發墊之間找到了鑰匙。在這整個搜尋活動中，可以說他採用的是科學態度。他關心實證證據，並試圖從觀察中學習（他在各個位置觀察並逐一排除掉可能性）。他也在不斷地修改自己的假設（「鑰匙可能在 X 位置」）。但這算是科學嗎？

儘管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是科學的，但我相信大多數的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以及幾乎所有的劃界論者）都難以苟同，並且開始尋找其他標準來排除掉這個可能。這就是充分性標準的引力。會將找鑰匙、通水管或是修電視這類事情吸納進來，但它們怎麼可能和物理學一樣，都算是科學呢？ ¹⁸ 這裡的一條出路可能是引入之前「需要提出一理論」的準則，將其納入科學標準中。正如在第二章所提到的天文學史上著名的波德定律崩毀過程。這個定律與證據吻合，但這僅是因為大量的數據操作再加上一點運氣。對於一個「關心證據並願意根據新證據改變其理論的人」來說，難道不會有一個可能會被推翻的理論嗎？不過這是一個帶來更多麻煩的問題。對我那尋找鑰匙的兄弟來說，他腦中確實有個隨時會遭到推翻的理論。這也許沒辦法與天擇說相提並論，但仍然稱得上是一理論。在這一點上，我真的會想要嘗試在真正的科學理論和非真正的科學理論之間劃定界限嗎？（請參閱表 4.4）

這就是為什麼之前我特別指出，需要抵抗將科學態度當作是定義科學的充分條件的誘惑。如果過去有人連不能說物理學是科學都感到難以接受，那麼現在怎麼會願意承認找鑰匙算是科學研究呢？正如前面所看到的，勞丹強調我們必須解決關於劃界問題的兩端，否則不是得面對排他性的問題，不然就是包容性的問題。科學哲學家對此的第一個反應可能是回到邏輯和方法論上，並嘗試以此來解決，擬定出一條更長的劃界標準的清單，從中找出物理研究和找鑰匙之間的差別，就像我們希望能將文學和創造論區分開來一樣。但是我無意這樣做，因為我認為試著列出各種無法成為科學的原因實在很煩人。科學態度之所以不能當作是科學的充分條件，是因為它不能當作是非科學的必要條件。那麼，除了說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科學和什麼不是之外，劃界問題還可以歸結出什麼？ ¹⁹

科學態度在確定科學的基本特性上是個很有用的想法，但可能無法就此將物理、化學、生物及其他學科通通歸類在某種劃界標準中正確的那一邊。有系統地找鑰匙是一種心態，一種態度。要不要將之視為科學也許並不重要，不必為了將其排除在外，而為科學創造出一整套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誠然，將科學態度當作是一充分條件的標準，可能就是導致這類問題難以避免的原因！²⁰ 但是將科學態度的定義保持簡單是有好處的。這是一種傾向，而不是程序。並沒有一份查核表可以讓我們了解科學態度；多數時候我們是在沒有科學態度的情況下去感受。因此，我反對我們嘗試去累積一堆個別的必要條件，以便最終得到一套完整而正確的標準，甚至是一套可怕的五步驟方法；相反地，我們只要體認到科學態度是所有好的科學家在面對數據時都應該抱持的思維方式就夠了。之所以要找出科學態度，不是為了要列出一份合乎科學的條件清單，而是要指出，這些簡單的基本特性通常不存在於那些僅是假科學之名的意識形態，或是諸如社會科學之類的其他研究領域，這類領域可能會希望從意識形態的陰影中走出來，朝向更加嚴謹的科學方向發展。²¹ 光是指出科學態度是科學的必要條件就已經足夠。

遵循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著名格言：「社會學家〔應該〕讓自己抱持與物理學家相同的心態⋯⋯在進入科學領域中尚待探索的領域時⋯⋯必須準備好迎接即將讓他意外或困擾的發現。」²² 好的科學家在做研究時應該抱持好奇心和謙虛的態度。在尚未檢查證據前（甚至是在檢視完之後），都不應該認為自己知道所有答案。科學態度比可否證性更靈活，不僅有助於我們發展其他也有經驗事實的領域成為科學（例如人類行為的研究），還可以用來批判違背這精神，操作數據來支持他們非實證想法的這類罪行和欺騙。而且，正如在後面章節將會討論的，科學態度也有助於我們判斷科學否定主義和偽科學的問題。

也許將來會有科學哲學家希望能找到界定科學的其他必要條件，把這些條件與科學態度整合起來，或可構成一整套必要和同時充分的標準，將醫學、物理學、演化生物學和弦論納入，並將占星術、信仰治療、「找鑰匙」和波德定律排除在外。²³ 但這不是我在本書中的任務。我要做的只是確定出一個對科學進展來說極為關鍵的重要條件，而在我看來，這就是科學態度。這是非科學領域所欠缺的。我希望以此來捍衛科學，點名其最獨特之處，又不用陷入要解決劃界問題的泥沼，省了得找出一套必要且充分條件的麻煩。

難道不能把科學態度當作是修正版的劃界標準嗎？

現在還剩一個重要的問題。若是我拒絕為科學找一套必要和充分條件，那還可以嘗試去改造勞丹的劃界問題嗎？ ²⁴ 許多評論這場爭論的人都指出，科學家和哲學家似乎都很難確定什麼是科學，什麼不是，就算在做法上還存在很多分歧。²⁵ 正如勞丹所指出的，在尋找一套必要和充分條件的這項任務上，幾乎每次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難道這就是為了要將科學與非科學區分開來而得付出的代價？還是有可能不要買勞丹的帳，撇開必要和充分條件不談，另闢蹊徑來劃一條科學與非科學間的界限？ 26

皮戈里奇在他的〈劃界問題：對勞丹（遲來的）回應〉一文便採行上述的策略。他同意勞丹的觀點，認為沒有人能夠解決同時為科學提供必要和充分條件的問題，但接著表示可能以另一種方式來解決劃界問題，只要承認在科學界的工作中存在有一「概念集群」（cluster of concepts）， 在 那 裡 標 示 出 一 些「 模 糊 界 限 」（fuzzy boundaries）。這裡要回顧一下我們在第一章對皮戈里奇想法的討論，他曾說過最好是採用維根斯坦的路線，去尋找「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而不是依循任何嚴謹的邏輯標準。²⁷ 這可能會打開理解科學新途徑的大門。但是我擔心這也可能帶領我們進入險境，一次就拋棄所有關於劃界辯論的內容。

在之後發表的〈科學主義與偽科學：捍衛劃界的計劃〉（“Scientism and Pseudoscience: In Defense of Demarcation Projects”）一文中，皮戈里奇再次解釋他維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解決方案，來處理劃界問題（他現在將這觀點視作科學哲學家的「共識」）。²⁸ 然而在此，他似乎對於「模糊界線」的想法益發惱怒：在缺乏明確快速的邏輯標準下，必須容忍科學範圍的擴大，像是納入在上一節我們才討論過的找鑰匙這類「日常探索」。他寫道：

說通水管是科學真的毫無意義，就是連數學都不算是科學。科學是科學家的工作，而如今的科學家已經清楚地定義出他們的角色、工具和行事手法，根據所有這些，很容易將他們與水管工人和數學家區分開來，更不用說是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評論家和藝術家了。²⁹

這裡，我們似乎直接從漢森的觀點：「即使我們很難說出什麼是科學，我們也知道科學到底是什麼」跳到皮戈里奇的「科學就是科學家的所作所為」。但這似乎根本沒有訂出任何標準。³⁰ 的確，如果真有人相信這一說法，難道不能說「我看到科學時就知道是它了」，而且就是這麼回事了嗎？若真是如此，可以想見，最近採用後現代主義相對觀的創造論者和氣候變遷否認者，勢必會對此喜出望外。³¹

儘管我同意皮戈里奇的觀點，最好是揚棄勞丹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這條路，但我認為還是有可能對科學的基本特性進行具體說明。我意識到，皮戈里奇就和我一樣，希望將科學從那些行騙者手中拯救出來 ³²，但他的「模糊界限」也許又走得太超過。難道不能至少維持一個必要的標準嗎？

我不認為科學僅是「科學家的作為」，即使它確實與個別實踐者和廣泛科學社群共同抱持的批判價值觀所產生的良好實踐密切相關。³³在下一章，我們將討論科學社群在維持科學態度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因為他們創造出實際可行的手段來檢視科學社群的想法、規範、價值觀和行為。好的科學實踐可能無法透過一套完整的規則來界定，但這樣的信念肯定不僅限於科學社群內。³⁴皮戈里奇對此的觀察深具洞察力：

科學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活動，動態地受其方法、主題、社會習俗（包括同儕審查、培育方式等）及其制度角色（在學院、政府和私人機構的內外）的約束。³⁵

但是我認為他就此論斷「科學就是科學家的作為」是錯的。他是否忘記了科學真正的威脅是來自於偽科學家？我認為可以更具體地說，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科學態度，而這一點是可以辯護的（只要放棄掉部分勞丹的論點），明白我們至少能夠說出什麼不是科學的，即使我們無法確切地說科學是什麼。

無論是選擇完全放棄提供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方法以及連帶整個劃界問題，還是選擇類似皮戈里奇的路線，試圖從勞丹的高標準中脫身出來——這兩者在我看來都沒有多大的差別。採用我的「科學的必要標準和非科學的充分標準」的方法，當作是某種修改後的劃界問題的解決方案，肯定是有一些益處，但這也可能要付出一些代價。首先是，要如何利用想法和價值觀這類捉摸不定的東西當作是構成科學態度的劃界標準？這要如何測量呢？這就是為何採用方法論的那套在劃分標準上有效，但在態度論方法上可能不足的原因。不過，這裡可惜的地方似乎不在於科學態度，而是那些只想著將科學納入劃界框架來解釋科學的人。態度和價值觀是真實的——即使很難衡量。因此，我很滿意地說，以科學態度來理解科學的方法雖然不得不放棄傳統的劃界問題，但它保留了這樣的觀念——即人們可以透過確定出科學的本質屬性，來賦予科學在認識論上的優越地位。

這對於整頓各個學科又意味著什麼？儘管這不是一套劃界標準，但有趣的是，若將科學態度當作是一必要性標準，那整個探究的宇宙又會呈現怎麼樣的風貌。請注意，這不是在區別科學與非科學。在標準中僅有一個必要條件時，只能說「若是科學，那麼就有科學態度」，但不能說「若具有科學態度，那就是科學。」 因此，科學態度只能讓我們具體界定什麼不是科學，而非什麼是科學（見表 4.5）。³⁶

相較於傳統的劃界標準，科學態度所提供的可能少了一些，但這正是我們探知科學獨特之處的強大工具。我們無法保證每個具有科學態度的領域都是一門科學，但是透過證明每個不具有科學態度的領域都不是一門科學，我們可能會更加認識科學。但是這便造成一關鍵問題，要由誰來判斷一人是否遵循良好的證據標準，而且具有科學態度？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會看到，這超出任何一位科學家的價值觀，而是必須涉及到整個科學界的判斷。

註釋

1. 請參閱之前對勞丹「後設論點」（meta-argument）的討論，見第一章，註釋 27。

2. 在邏輯上，將「若 A 則 B」加到「若 B 則 A」，那就等於是說「A 若且唯若 B」，這就是在聲明 A 和 B 的邏輯等價關係。若讀者想了解更多關於邏輯學家如何使用「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這類術語以及「若」（if）、「唯若」（only if）和「若且唯若」（if and only if）這之間的關係；以及諸如「雙條件」（biconditional）、「對換」（contraposition）和「邏輯等價」（logical equivalence）這類用詞的精密微妙處，有許多入門的邏輯教科書可參考，其中最好的一本是：E. J. Lemmon, Beginning Logic (Cambridge, MA: Hackett, 1978).

3. 詳見第一章的討論。Feleppa argues it was only intended to be a necessary criterion (“Kuhn, Popper, and the Normativ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Occult, ed. Patrick Grim [Albany: SUNY Press, 1990]), but note Popper’s (later) statement that it was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riterion.

4. 這裡可以回想波普主張演化生物學是不可否證的。

5. Popper, “Falsifizierbarkeit, zwei Bedeutungen von” ([1989], 1994), 82.

6. 勞丹似乎認為之所以要提供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是因為需要兩者可以相互保護，免於受到針對其中一個標準的批評。但也許無法達到這樣的效果，反而是大開任一標準的門戶，遭受兩邊的攻擊。

7. 也就是說，在相同的情況下，它們是真的。如果滿足了科學的標準，那麼就等同是滿足了可否證的標準，反之亦然。

8. 這一點正好與本章註釋 6 中提到的勞丹的觀點相左，在這裡似乎是有所相關的。提供可否證性的充分標準能夠讓波普免於受到他的必要性標準指出「演化生物學不是科學」的批評嗎？同樣地，可否證性的必要標準能夠讓他避免受到他的充分標準之寬鬆，反而允許占星術成為一門科學的批評嗎？

9. 但是，試想一下要找到衡量這一點的標準有多困難！

10. 參 見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5); Larry Laudan, “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i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1. 參 見 Boudry,“Loki’s Wager and Laudan’s Error,”80–82, and Hansson, “Defining Pseudoscience and Science,” 61–77, both in The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ed. M. Pigliucci and M. Boud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皮戈里奇在這上頭也有錯嗎？在他的〈劃界問題〉（”The Demarcation Problem”）一文中，他放棄了以必要和充分條件來解決劃界問題的可能，並且表示這整套試圖提出劃界標準的方法都是「模糊的」（fuzzy），可以說是因為他考量的是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劃界，而不是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

12. 見圖 1.1。這問題的詳盡討論，請見第一章。亦可參見 Tom Nickles,“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History and Future,” 101–120, and James Ladyman, “Toward a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Pseudoscience,” 45–49, both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ed. M. Pigliucci and M. Boud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3. 伽利略有句名言：「聖靈的目的是要教導我們要人如何進入天堂，而不是天堂如何運行。」A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of Tuscany (Florence, 1615).

14. 我想這裡有人會想在非科學的範圍內，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來區分我所謂的「不是科學的」（unscience）和「偽科學」（pseudoscience）。儘管這並不等於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或科學與偽科學之間）劃出更大的標準，但是或許可以說，在非科學的範圍內，有些領域（文學、藝術）毫無關注實驗證據的意圖，以及一些在乎的（占星術、創造論）⋯⋯即使後來有人認為，從實踐的角度來看，他們實際上並不在乎。但是，即使是走出這樣適度的一步也可能會產生麻煩，因為這會誘使人去做下列的事情：（1）嘗試以小博大，在劃界爭議中改變主題，或者（2）直接落入兔子洞，在那裡尋求在這個非科學範圍內的新的劃界爭論中所有的必要和充分條件。但是，如果在劃設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界線時，我們已經對「在乎證據」如何當作充分條件感到困惑不已，那聲稱以此為基礎再去建立另一個論述會有多困難呢？在此同樣地，我認為劃界爭論的適當焦點應該擺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

15. 另 外 還 有 在 演 化 生 物 學 中， 參 見 Michael Ruse, “Evolution: From Pseudoscience to Popular Science, from Popular Science to Professional Science,”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225–244.

16. 關於這主題有篇精闢的探討，見 Frank Cioffi’s essay “Pseudoscience: The Case of Freud’s Sexual Etiology of the Neuroses,”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321–340.

17. 這個例子是瑞克．皮爾斯（Rik Peels）提供給我的。

18. 儘管可以確定我的兄弟具有科學態度，但大多數哲學家仍然會想說他這不是在做科學。席尼．莫根貝瑟（Sidney Morgenbesser）曾經對此作評，他表示，說某事是科學的與它作為一門科學之間可能有所不同。布德里（Boudry）在他的論文中也提到這個相當實際的問題，參見 “Plus Ultra: Why Science Does Not Have Limits,” Science Unlimit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19. 通水管算是科學嗎？布德里（在他的文章〈邁向更遠方〉〔”Plus Ultra”〕中說）可以完全接受這一點——即科學沒有認識論的限制。皮戈里奇（Pigliucci）在他自己的論文〈捍衛劃界計畫〉（”In Defense of Demarcation Projects”）中，並不同意這一觀點，不過他的原因是基於科學家扮演著「相當明確的角色」。在這裡，我全心全意同意布德里。看起來真正重要的是，人們尋求「日常知識」的方法，而不是關於水管工的一些社會事實。

20. 劃界主義者要擺脫「找鑰匙」問題的唯一方法只有在一開始就先拒絕接受一充分標準（但若是如此，他們可能就不算是劃界主義者），不然就是要提出更多的必要標準。但是，一旦走上這條路，似乎就沒有盡頭，這是我寧願不要將科學態度當作充分標準的另一個原因。

21. 當然，也會漏掉諸如數學和邏輯這類不看重實證證據的學科。

22.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Paris, 1895; author’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23. 最近閱讀到的一項最有趣的建議來自湯姆．尼可斯（Tom Nickles），在 他 的〈 劃 界 問 題 〉（“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116–117）一文中，他以「生產力」（fertility）當作是一項可能的分界標準。以此說明，好比說創造論的問題也許不是因為它是錯的，或是假冒科學，或不具有科學態度，而是這並沒有帶給我們什麼有趣的科學謎題，讓人在未來加以解決。

24. 也許波普的直覺是對的，只需要用必要條件來處理劃界標準的需求。

25. Hansson, “Defining Pseudoscience and Science,”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61.

26. 這裡可以再次參考我對勞丹的後設論點的討論（第一章，註釋 27），他在書中聲稱，為了解決劃界問題，必須要找出科學的必要和充分條件。

27. 參見 Pigliucci,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21. 但是他之所以這樣做，會是因為他想要模糊偽科學或非科學之間的界線嗎？

28. 這出自布德利（M.Budry）和皮戈里奇（M.Pigliucci）編輯的《科學無限》（Science Unlimit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一書。在書中，他們表示現在關注的是另一種劃界爭議，這次更像是布德利之前所說的地盤問題（territorial problem）。在他們較早的書中，皮戈里奇和布德利著重在防止偽科學感染科學。現在他們似乎關注起科學主義的問題：是否需要保護其他研究領域免受科學的侵害。

29. Pigliucci, Science Unlimited, 197.

30. Kitcher 認 為 偽 科 學 也 差 不 多 如 此， 見“Pseudoscience is just what [pseudoscientists] do.” Quoted in Boudry, “Loki’s Wager,” 91.

31.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Willful Ignorance in the Internet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07–109.

32. 皮戈里奇（Pigliucci）在他的〈劃界問題〉一文中對此也著墨很多，他似乎同意布德利的觀點，即劃界的適當任務是去描繪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差異，而不是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

33. 這裡請參見第八章中關於理論內容，或是推動科學發展者的行為是否會造成科學中的差異。

34. 正如在伽利略和塞麥爾維斯的例子中所呈現的，科學界社群的不理性有時也很駭人。

35. Pigliucci, Science Unlimited, 197.

36. 在與科學相比時，更多關於不同探究領域的家族關係的分類的有趣問題， 參 見 Tom Nickles, “Problem of Demarcation,” and James Ladyman, “Toward a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Pseudoscience,” 45–59,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第五章

實踐科學態度的具體方式

要使科學運作，不僅僅取決於個別成員的誠實。儘管在學界很少見到公然行騙的造假案，但科學家可以透過多種方式來欺騙、扯謊、造假、犯錯或是落入各種我們每個人都有的認知偏誤中，若是不嚴格把關，就會破壞科學的信譽。

所幸，有著針對這些偏誤的預防措施，因為科學不僅是個人對知識的追求，還是一項團體活動，這當中有廣為科學社群接受的標準，用於評估各種科學主張。科學是在一個公共論壇中進行的，其最鮮明的一項特點就是制定出一套理想的規則來消除錯誤和偏見，這些早就在事先都協議好，廣為社群所接受。因此科學態度，不僅只是科學家個人所具備的，也體現在整個科學社群中。

當然，說今天的科學與兩百年前截然不同已是陳腔濫調，如今的科學家多半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作業，彼此合作並在提出理論的過程中尋求同儕意見。有些人認為，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與偽科學區別開來。¹在早已認同你的人之中尋求確認是一回事；而希望獲得專業同事的批評，並「激發出一個新的想法」又是另一回事，這兩者間可說是天壤之別。² 況且，除此之外，目前在提出任何一種科學理論時，不僅會受到合作者或同儕的評估，在將其流傳開來之前，勢必還會受到科學界的廣泛審查，他們將對此理論進行評估和批判。

科學實踐，包括謹慎的統計方法、發表前的同儕審查以及數據共享和重複實驗，這些都已是眾所皆知的，稍後將在本章進行討論。不過，首先得確定和探討科學態度是用來預防哪種類型的錯誤。至少在個人層面上，問題可能有多種來源，有的是故意犯錯、偷懶或草率的作業程序，也有的是因為無意識的認知偏誤導致的無心之過。

科學錯誤的三個來源

在科學中，可能發生的第一種，也是最嚴重的錯誤是故意而為的。這指的是罕見但令人感到不安的科學造假案例。在第七章，我將會檢視幾個晚近較為知名的科學造假案，如馬克．豪瑟（Marc Hauser）的動物認知研究和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的疫苗研究，不過這裡有必要指出「造假」一詞有時是用來涵蓋許多種過錯。發表不可再現的結果不一定就是造假，儘管這可能是某些過錯的第一個跡象。假造數據或是謊報證據就比較確定是出於誤導他人的意圖。然而，就整個科學標準對透明度的要求來看，有時很難說一個案究竟是刻意造假或僅是草率行事。儘管在故意欺騙和輕率行事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不過好在科學的標準很高，足以擋住捏造的理論（無論造成其錯誤的源由為何），讓它難以發表。³ 在團體層面上，科學態度的例證更是會對刻意造假進行嚴格把關（儘管不甚完美）。

科學中發生的第二種錯誤是疏忽或懶惰造成的，儘管有時這背後可能有意識形態或心理因素在作祟，不論是有意為之還是輕忽所致。人都希望自己的理論為真，而且發表理論的回報巨大。有時，職業生涯的壓力會導致研究人員偏好某個特定結果，或者只是尋找值得發表的內容。同樣地，這可以涵蓋許多過錯：

（1）專挑有利自己的數據，也就是所謂的「採櫻桃謬誤」（Cherry picking）：選擇最可能讓自己預期結果成真的數據。

（2）曲線擬合（Curve fitting）：持續操縱一組變量，直到它們能夠給出符合想要的曲線。

（3）不斷做實驗，直到獲得想要的結果。

（4）排除不適合的數據（這算是採櫻桃的另一種做法）。

（5）使用一個小的數據集。

（6）P值操縱（P-hacking；又譯P值駭客）：以一大堆數據做篩選，直到找到其間的統計顯著相關性，無論這是否有意義。⁴

上列的每一項目都公認是違反正規的統計方法，但就此斷言這些都在造假，可能過於草率。話雖如此，這也不是在說不用嚴厲批評這些舉動，而是要思考促成科學家做出這些舉動的動機。執意無知似乎比粗心大意來得嚴重，不過有意和無意的錯誤之間的差異可能很小。

演化生物學家羅伯特．崔弗斯（Robert Trivers）寫了一本關於自我欺騙的書，當中他收集了科學家為自己和他人所做出的可議行徑的各種藉口。5 在這本書一項有趣的後續研究中，崔弗斯探究何以會有這麼多的心理學家違反 APA（美國心理學會）贊助的學術期刊出版規定，不願分享數據。⁶ 光就這些科學家拒絕共享數據這一點來看，就相當令人震驚。崔弗斯引用的研究表示，在要求分享數據的狀況中，有 67％的心理學家無法做到。7 他的下一步更耐人尋味，他提出的假設是他們之所以無法分享數據，可能與其發表的論文中高比例的統計錯誤有關。在分析結果時，不僅發現那些不願分享數據集的論文作者錯誤率偏高（與同意分享的作者相比），而且有 96％的錯誤是有利於作者的！（這裡必須指出，這不是在指控那些作者造假；確實，要是拿不到原始的數據集，怎麼可能進行檢查？這裡檢查的僅是研究報告裡的統計錯誤，威契茲〔Wicherts〕等人的這篇研究，僅是重新再跑一次發表的數據。）

崔弗斯表示，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心理學研究的其他問題，例如偽相關，以及不斷進行實驗直到獲得有意義的結果為止。⁸在這篇文章中，研究人員把焦點放在收集和分析數據的「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也就是上列的（3）、（4）和（5）的問題。「是否應該收集更多數據？是否應排除某些觀察結果？應該結合哪些條件？又要比較哪些？應該考慮哪些控制變因？是否應將特定措施結合起來，還是加以改造，或者都採行？」 這篇報告的研究人員指出「對於研究人員而言，要在事先做出所有這些決定是非常罕見的，有時甚至是不切實際的」。⁹ 但這可能導致對證據「模棱兩可的態度，選擇有利自身的解釋」。席蒙斯（Simmons）等人在兩個平行研究中刻意調整「自由度」，以此「證明」一個顯而易見的錯誤——光聽一首特定的歌曲就可以改變聽眾的出生日期。¹⁰

我想有人對此的態度可能就像在卡薩布蘭卡發現有人在賭博一樣——大驚小怪。i其他人則可能認為心理學本來就不算是一門科學。但是，正如崔弗斯所指出的，這類發現至少引起一個問題，即這種啟人疑竇的統計方式和做法是否也可以在其他科學中找到。如果連以研究人性為主的心理學家都不能倖免於這種詮釋數據以利自己的誘惑，為什麼其他人就可以？

科學推理中的第三種錯誤來自於人類共有的那種無意識的認知偏誤，科學家同樣也無法倖免。當中最容易理解的也許就是：偏好自己的理論。不過，在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的精彩著作《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以及其他迅速發展的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論文中，已經發現並解釋了數百種其他特徵，包括代表性偏誤（representativeness bias）、錨定偏誤（anchoring bias）、啟發式偏誤（heuristic bias）等等。¹¹ 在第八章，我們將探討這種認知偏誤與科學否認主義陣營之間的關聯。這種偏誤當然也可能存在於那些真心相信科學的人身上，而這一點相當令人困擾。

有人會預期，在經過專業培訓，嫻熟在實證推理中挑出錯誤的技巧後，科學家便能夠消除這種偏誤。況且也沒有幾個科學家願意遇上，被別人抓出自己的錯誤弄得人盡皆知的窘境，此外有人認為，科學家有很大的誘因對自己的研究抱持客觀，並在將理論公諸於世前先行檢測。然而事實是，個人有時候很難在自己的推理中注意到這些缺點。產生偏誤的認知途徑早已內建在我們所有人的大腦中，無論是否有拿到博士學位。

在認知偏誤中，破壞力最強大的一種，也許是所謂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是指我們傾向於尋找能夠證實我們既有想法的證據，而忽視那些不能證實自己原先想法的。或許有人會認為，科學家是不可能犯下這種錯誤的，因為這完全與科學態度背道而馳，他們理當去尋找可以迫使他們改變想法的證據，而不是去確認自身想法的。然而，這裡要再重申一次，無論個別的科學家有多努力地想要避免這類型的錯誤，有時一直要到進行同儕審查，甚至是發表後，他們才會發現自己的錯誤。¹² 由此可見，在整個科學社群都擁抱科學態度時，會發揮多麼強大的力量。科學態度不僅是個別科學家之間的良知或推理能力的問題，而且是構成科學作為一制度的實踐基石。這樣一來，無論錯誤的來源為何，都能有效的抵禦。

批判性社群和群眾智慧

理想上，科學家在個人層面理當就能掌握好科學態度，降低所有可能源自於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肯定也有人嘗試自我修正，而這正是少數人類活動中會鼓勵從業人員尋找和糾正自己錯誤的，透過與實際證據比較來除錯，這便是科學研究的優點。但若誤以為事情會這麼順利，那就太異想天開了。首先，這只會發生在無意造成錯誤時，且當時的環境真的有鼓勵研究人員去尋找（還得要有能力）並找到它們。不過在造假或執意無知的狀況中，認為科學家有能力糾正自己所有的錯誤，那就太天真了。遇到這些狀況時，一個更大的社群就顯得至關重要。

根據最新的行為經濟學研究，團體在發現推理錯誤的任務上，通常比個人執行得更好。這些實驗大多數的主題都放在無意識認知偏誤上，但毫無疑問，團體也比個人更有動機去找出那些有意識偏誤造成的錯誤。在這個研究題目上，一些設計最好的實驗是以邏輯謎題來進行的。當中最重要的一項結果就是華生選擇任務（Wason selection task）。¹³ 在這項實驗中，先給受試者看四張平放在桌上的卡片，並告知每張卡片的一面是一個數字，另一面則是一個字母，而且他們無法碰觸卡片。假設桌上的卡片現在是 4、E、7 和 K。然後給受試者一個規則，例如「如果卡片上字母是母音，那另一面就會是偶數。」 他們的任務是確定需要翻開哪些卡（而且只有這些卡）才能檢驗這規則的真偽。

實驗人員報告，受試者認為這項任務十分困難。的確，只有 10％的人提供正確答案，那就是只要翻開 E 和 7 這兩張牌。E 之所以需要翻轉，是因為它的另一面可能是奇數，那就可證明這項規則是錯誤的。還需要檢查 7 的原因是如果另一面是母音，也可否證這項規則。許多受試者不能理解為何不需要翻轉 4 這張牌。對於那些研究過邏輯的人來說，4 這張牌顯然與規則的真偽無關，因為這張卡的另一面是什麼都無關緊要。原先給的規則是如果卡片的一面是母音，那另一面就是偶數；但這並不表示偶數只會在另一面是母音的情況出現。就算卡片的另一面是子音，也無法否證這個規則。同樣的道理，K 這張卡片也不重要。這裡的邏輯也類似，規則是說，如果卡片的一側有母音，則背面必定會遵循什麼樣的條件；但是並沒有說明如果不是母音的情況。

不過，這實驗真正令人興奮的地方是將受試者分成小組來解決這問題。這時有八成的人都提出正確答案。請注意，這並不是因為小組中的其他人只是聽從「最聰明的人」的說法。實驗人員特別檢查了這一點，發現即使在所有受試者都無法單獨解答的小組中，這個小組通常也可以找到正確答案。這意味著當我們組成一個團體時，推理能力會提高。我們會仔細檢查彼此的假設，並評論彼此的邏輯。在綜合比較眾人意見後，排除了錯誤的答案。在一個小組中，我們可以接受他人的說法，也可以去說服他人。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可能會缺乏批評自己論點的動力。一旦自己得出「看似正確」的答案，為什麼還要費事重新考慮呢？但是，在小組中，會進行更多的審查，因此，更有可能得出正確的答案。這並不是因為有某個人知道答案，而是因為人的推理能力似乎在組成團體時會增強。¹⁴

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他的書《資訊理想國：眾智如何生產知識》（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¹⁵ 中，也是引用類似上述的實證證據，以此為基礎來探討集體推理所具備的種種好處。有時這稱之為「群眾智慧」（wisdom of crowds）效應，但是這種民粹風格的綽號並不符合科學的行事作風，因為在科學中，專家的意見會受到重視，這是更正確地做法。正如接下來會看到的，桑斯坦非常到位地描述了科學實踐，也承認專家在此的力量，以及其他也會產生影響的效應。桑斯坦在他的書中探討了三項主要的發現，每一個都得到實驗證據的支持。總體而言，在人類推理中：

（1）團體比個人做得好，

（2）有互動的團體比相互攻擊的團體做得好，而且

（3）專家比普通人做得好。¹⁶

就像是在「華生選擇任務」這個實驗中所看到的，他們的結果完全顯示出（1）和（2）這兩項發現。團體的表現比個人來得好，不僅是因為有某個人可能知道正確答案（這通常在進入房間後就會發現），而且是因為即使在沒有人知道正確答案的情況下，小組成員也可以在互動中提出關鍵問題，發現一些每個人所不知道的。在這種情況下，團體的成果可能會大於任何單一成員的結果（或僅是收集來的意見總和）。

當然，這個論點有些細微差別，必須要說明限制的條件，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團體的表現反而會變差。比方說，在感受到要服從權威的強大壓力時，或是有嚴格階級制的團體中，小組成員可能會屈服於「團體迷思」（group think）。在這種情況下，團體推理的好處可能會因為第一個發言者所產生的「瀑布效應」（cascade effect）ii 或是個人要服從團體中地位最高的成員的「權威效應」（authority effect）而喪失。的確，在這種情況下，群體的聚集效應甚至可能是一項弊端，因為無論是否相信，每個人都得表達相同的觀點，這時群體推理就會趨向於虛假，而非真相。為了補救這一點，桑斯坦提出了一套原則，好讓小組保持最高的生產力。其中有三點：

（1）群體應將提出不同意見視為義務，

（2）重視批判性思維，而且

（3）應該鼓勵成員扮演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¹⁷——也就是反方意見。

這聽起來跟科學很像。特別是在公共場合，科學家間的競爭特別明顯。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對的。幾乎不大尊重權威。實際上，最高讚譽通常不是給達成共識的人，而是保留給發現他人推理缺陷的。在這種互動超級頻繁的環境中，桑斯坦早先提出的那三項發現可能會合而為一也是理所當然，我們會預期有互動的專家小組是最有可能就事實問題提出正確解答的。這一點，聽起來也很像科學。

然而，我認為這裡不需要因為科學是開放的公共過程，就太過強調這種差異是源自於科學的群體面向。確實，科學家經常會進行團隊合作，參加大型研討會和會議，而且就算是獨自在辦公室裡獨自評論其他科學家的報告，這也算是在參與某種社群活動。同樣也要特別注意的是，儘管對於如今的科學家來說，在使用到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這類大型計畫上的合作變得更為普遍，但這種合作關係幾乎不可能用來當作科學獨特性的主要特徵，若是如此，那要怎麼交代牛頓和愛因斯坦這類單獨作業的科學實踐者過去提出的那些科學理論的價值？團隊合作是將科學思想展露出來，接受公眾審查。但是還有其他的方式。即使科學家是獨自工作，也會知道在自己的科學理論被接受之前，仍得經過更大的科學社群審查。這才是科學與眾不同之處：科學的價值觀廣為一個更大的社群所接受，而不見得一定是由團隊來進行科學研究。

科學的正字標記是，個人的想法，即使是由專家提出的，也要受到其他專家的嚴格審查，這樣才能發現和糾正當中任何的錯誤或偏誤，無論是否故意。如果是程序或推理上出錯，或是與證據有所出入，可以預期其他科學家會有動機把這個錯誤挑出來。這樣一套實踐方式體現了這個社群所採取的科學態度。從桑斯坦和其他心理學的研究中得知，他們的實驗驗證了一種與科學價值和實踐明顯相符的良好探究方法，當然很令人振奮。不過，科學哲學家早在很久以前就已注意到這些想法的重要性。

湯姆．塞特爾（Tom Settle）在他那篇精彩的〈科學的理性對上巫術的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versus the Rationality ofMagic”）論文中，¹⁸ 檢視了何以說相信科學是理性的，但相信巫術則不是。他得出的結論是，其實並不需要貶低那些相信巫術的社群成員的個人理性，正如人們不必試圖透過個人科學家的理性來解釋科學的獨特性。相反，他發現了科學與巫術之間的區別在於科學的「整體批判心態」（corporate critical-mindedness），也就是說，在巫術社群缺乏團體批判個人觀念的傳統。19 正如漢森在他的〈科學與偽科學〉（“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一文中所解釋的：

〔根據塞特爾的講法〕將科學與非科學實踐（如魔法）區分開來的，是建構在制度內的理性和批判態度，而不是個人的智力特徵。在一個文字尚未出現的社會中，魔法師不一定會比現代西方社會中的科學家不理性。其所缺乏的，只是一個具有集體理性和相互批評的知識環境。²⁰

塞特爾對此又進一步解釋：

我想要強調，在科學傳統中，批判評論扮演著一個制度性的角色。在科學社群中，對每一分子都有嚴格要求，要他們成為一流的批評家，尤其是他自己的想法。在科學中，批判可能是最主要的公共事務。²¹

諾蕾塔．科爾奇（Noretta Koertge）也認為科學的「批判性社群」很值得讚賞。在她的〈信仰夥伴對上批判性社群〉（“Belief Buddies versus Critical Communities”）一文中，她寫道：

之前我早已提過，在典型的科學與典型的偽科學之間，存在有一大差異，那就是批判性社群，在科學中有研討會、期刊和同儕審查等制度來促進交流和批判。⋯⋯我們對科學家經常抱有一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認為他們是在形單影隻地孤獨工作多年後，產生了一個足以推翻先前所誤解的系統，完全忘記即使是當今最離群索居的科學家，也包圍在同儕審查的期刊中。要是真的有哪個天才發現了什麼看起來很了不起的東西，光是召開記者會，或是在網絡上進行宣傳是不夠的。它必須要通過重重關卡，接受相關領域的批判，通過社群的審查和種種修正的提議。²²

最後，在海倫．蘭吉諾（Helen Longino）的論文中，我們看到了對這樣一種觀點的尊重，即使將科學視為一種不可化約的社會企業，其中個別從業人員的價值觀仍會不可避免地影響他們的科學研究，但科學實踐作為一個整體的集體性質有助於維持其客觀性。在她極富原創性的《科學作為社會知識》（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這本書中 23，蘭吉諾對此的觀點可能會讓人覺得這與科學推理的知識地位更高的主張相對。她的整體主題似乎與社會建構主義者對孔恩的反應相呼應，即科學探究，就像人類所打造的一切，都含有價值觀，因此嚴格來說不算是完全客觀的。在選擇想法和理論時全盤依循證據根本是一則神話。

的確，蘭吉諾在書中的序言提到，她最初的計劃是要寫「對客觀科學概念的哲學批判」。然而，她繼續解釋道，她的論述逐漸發展為「將科學的客觀性與其社會和文化結構相協調」。可想而知，她不會採用實證主義者的「事實與價值」的標準區分來為科學辯護，但蘭吉諾也不願意以科學方法的邏輯來論述。最後，她提出在思考科學時的兩大重要轉變：（1）我們應該接受將科學視為一種實踐方式的想法；（2）我們應該要體認到科學主要不是由個人而是一社會團體共同實踐的。²⁴ 一旦我們跟著轉變想法，就會看到她非凡的見解，因為她據此得出的結論是「科學探究的客觀性來自於其社會性，而不是個人造成的結果」 。

這是怎麼一回事？主要是體認到，每個科學從業者的興趣各異，這樣的多樣性可能會發展成一套制衡機制，包含在發表前的同儕審查以及對個人想法的審查，由此來調和個人偏誤。因此，科學知識成為一「公有物」（public possession）。

因此，所謂的科學知識是由社群（最終是包含所有科學從業人員）所產生的，這超越這個大社群中任何一個個體，乃至於任何子社群的貢獻。在發展出命題、論點和假說後，將透過各種觀點的衝撞和交織，在集體環境中形成科學知識。⋯⋯

就此看來，客觀性是科學作為一社群實踐的特徵，而不是個人的，而且對科學實踐的認識會更廣泛，而不是如大多數科學方法邏輯的討論所建議的。²⁵

她總結道：「價值觀並非與客觀性不相容，而是在分析時要將客觀性當作社群實踐的一種功能，而不是單一研究者對其題材所展現出來的態度。」²⁶ 科學態度不僅要為單一研究人員所接受，而且是為整個科學界所接受，這是我們能想像出最好的一種描述方式。

現在應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賽特爾、科爾特和蘭吉諾的結論是如何與桑斯坦的著作巧妙地交織起來。科學之所以成為如此獨特的制度，不僅是因為個別科學家的誠實或抱持「良好信念」，而是整個科學社群在實踐時對科學態度的忠誠。無論個別科學家可能具備的偏誤、想法與意圖為何，科學作為一整體，會比其中所有的個別實踐者的總和更為客觀。正如哲學家凱文．德拉普隆特（Kevin deLaplante）指出的「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其獨特之處在於致力減少導致錯誤的偏誤。」²⁷ 但是，科學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現在是時候仔細檢視科學家為了保持彼此的誠信而發展出來的一些制度層面上的技術。

落實科學態度來減少錯誤的方法

一談起科學錯誤的來源，恐怕就會陷入難以擺脫的深淵。在發現科學工作中有所缺陷時——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自然就會想要咎責並檢視動機。為什麼有些研究不可再現？當然，並非所有都源自欺騙或假造。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無意識認知偏誤也會對科學構成威脅，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將每個出錯的研究都視為一種腐敗是錯的。²⁸不過，還是得解決這個問題，也需要找出錯誤。當前的重點不是錯誤的來源，而是科學有沒有辦法解決這些錯誤。

之前已經提過，在發現科學錯誤這方面，團體的表現會比個人來得好。即使出於某種目的而造假，個人通常也難與專家之間的「群眾智慧」效應相匹敵。所幸，科學在建立時就正好是用這種團體審查來看待科學假設。在這方面，科學已經將許多技巧都制度化了，其中三個是：量化研究法（quantitative methods）、同儕審查（peer review）以及數據共享和重複驗證（data sharing and replication）。

量化研究法（Quantitative Methods）

有許多專書在探討好的科學技藝。這裡要指出的一項重點是，這些書不僅有探討量化研究的，也有關於質性研究的。29 在統計推理中，有一些經過時間考驗的特質，一般都預期所有的科學家熟悉這些特性。其中一些，例如因果關係和相關性是不同的，這早已進入普通統計學的教科書，任何修過統計的人都會讀到；其他一些，比方說在提出一假設時所用數據集應當要和檢驗它的不一樣，這是更為細緻的要點。由於在這類推理中，過程都十分嚴謹，因此科學家幾乎沒有理由在量化的研究上出錯。不過，他們終究還是犯錯了。如之前所提，保留數據集，不願分享出來的態度往往與在發表的報告中的數學錯誤有關。由於每個人都在尋找 95％的信賴區間，這是個具有統計意義的聖杯，因此也出現了一些造假的行為。30 不過，公開任何違背科學倫理的舉動（無論是刻意造假還是無心之過）都是展現科學態度的一種方式。科學家會檢查彼此的數據。他們不會在那裡等著發現錯誤；他們會出去尋找。有些錯誤，要是在同儕審查時沒有發現，也會在發表後的幾個小時內被人找出來。我想有人可能會將任何量化或分析上的錯誤視為科學的污點。但我認為，最好將它視為科學的美德，是一種發現這類錯誤的文化，在這裡不會就這樣相信權威，也不會假設一切都如其所陳述的。然而，還是有些方法學上的錯誤相當普遍，而且很容易遭到忽略，因此一直到晚近才開始注意到。³¹

統計可以為證據關係提供許多不同的檢驗方式。當然，這些都不能累積成一因果關係（causation），不過在統計領域中還有與其相當的相關性（correlation），因為我們在發現相關性時，有時可以推測其中的因果。最普遍的一種計算方式是決定一假設的 P 值（p-value），即如果虛無假說（null hypothesis；又譯零假說）為真（也就是說變量之間沒有現實關聯），觀測到一個特定結果的可能性。虛無假說是衡量統計顯著性的有效假設。這就是所謂的「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的假說，即兩個變量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有因果關係，這意味著，若是發現這兩者間存在有任何的相關性，那純粹是隨機造成的。為了找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必須找到足夠強大的統計證據來拒絕虛無假說——必須證明所發現的相關性遠大於僅是由機率造成的相關性。按照慣例，科學家會選擇 0.05 來當作反曲點（inflection point），以此來表示統計上的顯著意義，或是相關性不是由隨機造成的機率。當我們達到這個臨界值時，就意味著兩者在現實中有很高的機率是相關的。³²因此，P 值就是在虛無假說為真的情況下能獲得特定數據的機率。P 值小表示，兩者的相關性不太可能是隨機造成的，也就是虛無假說可能是錯的。而這就是科學家想要尋找的。P 值大則正好相反過來，顯示出證據不充分，虛無假設可能是對的。因此，大家通常都想要找到低於 0.05 的 P 值，它就這樣成為科學論文是否可發表的公認臨界值。

P 值操縱（P-hacking），也稱為資料篩選（data dredging），是指研究人員收集大量數據，然後在其中加以篩選，找出可能有正相關的數據。³³ 由於兩件事之間可能因為隨機的關係而多少產生一些相關性，這意味著，如果數據集夠大，而且有相當的計算能力，那幾乎可以肯定能夠從中找到一些符合0.05這個臨界值的正相關，無論這是否反映出真實的關聯。前面提到的自由度又讓這個問題更加嚴重，因為研究人員可以決定何時要停止收集數據，要排除哪些數據，是否要繼續保持開放，收集更多數據等等。如果在研究中途先行查看結果，再決定是否要繼續收集數據，那就是 P 值操縱。³⁴ 為了自己的意圖而濫用這種自由度，幾乎可以將所有數據集轉化，使其產生某種正相關。而且在今日又比以前要容易得多。³⁵ 現在只需要跑跑統計軟體，就可以得到顯著的結果。這本身就增加了許多發現結果為虛假的可能性。現在甚至不需要事先假設何以兩件事之間有關聯，我們需要的只是原始數據和一台高速電腦。這還造成另一個問題，有些研究人員會挑選他們的成果，排除所有低於統計顯著意義的實驗。如果把這種納入和排除的選擇當作是最終享有的自由度，就會出現麻煩。正如席蒙斯等人（Simmons et al.）在他們最初的那篇論文中指出的：「現在要發表符合任何假設的『具有統計顯著意義的』證據變得不可思議的容易。」³⁶

我們身邊到處都是這樣的例子。晨間電視新聞充斥著一堆無法再現的研究報導，諸如吃柚子與擁有平坦小腹間的相關性、喝咖啡與癌症之間的相關性，這些都讓人感到懷疑。不過，在席蒙斯的那篇原始論文中，提供了一個極端的例子，顯示研究人員可以透過操縱自由度的高明技巧來證明聽披頭四的〈當我 64 歲〉（“When I’m 64”）這首歌時，會對聽者的年齡產生影響。請注意，研究人員並不是顯示出聽這首歌會使人感覺年輕。他們是展現出這真的讓人返老還童。37 展現一項分析竟會出現在現實中絕對不可能的關係，便是對它的最終譴責。然而，P 值操縱的做法通常不被認為是在造假。

在大多數情況下，研究人員在收集和分析數據時會誠實地做出必要的選擇，他們真心相信他們正在做出正確的選擇，或者至少是合理的選擇。但是他們自身的偏誤將會以這些研究人員可能沒意識到的方式來影響這些選擇。此外，研究人員可能也只是單純地用「可行」的那種技術來分析——也就是那個會提供他們想要結果的。³⁸

再加上職涯發展、科研經費競爭以及在大多數大學或學院為取得終身職或其他職業發展下「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的氛圍下，創造出一種理想的激勵環境，鼓勵大家「做出正確的選擇」。正如這篇論文的另一位共同作者尤里．西蒙索恩（Uri Simonsohn）所言：「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在做 P 值操縱。」³⁹ 另一位評論這篇文章的學者，則提出不祥的警告，如他的論文標題所示：〈為什麼多數發表的研究發現都是錯的〉（“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⁴⁰

但是，這一切真的那麼糟糕嗎？當然，科學家只會想報告正面的結果。誰會想要讀那些失敗的假說，或者查看沒用的數據？然而，這種選擇性地發表（有人將其稱為「掩埋」）與某些偽科學家為了讓他們看起來更科學所做的，可說是不謀而合。在榮恩．吉爾（Ron Giere）那本精彩的《理解科學推理》（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Reasoning）中，概述了一個這樣的例子，珍娜．迪 克森（Jeane Dixon）和其他「未來主義者」常常吹噓自己能夠預測未來，他們會對來年進行數千次預測，但到了年底只發表那些成真的。⁴¹

在許多人看來，這一切似乎罔顧科學態度，因為儘管他們也有在看證據，但卻是以不當方式在使用。在事先沒有提出要檢驗的假設的情況下，僅是為了要挖掘「數據」來收集證據。如果這只是一場「P 值」尋寶，尋找看起來有顯著相關性但實際上可能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的東西，那這樣的想法還有所保證嗎？在這裡，不禁會讓人想到波普和他對尋找正面實例的告誡。若是抱著要找正面實例的心態，很容易就會找到！此外，沒有假設可檢驗的情況，又進一步破壞了科學研究的精神。我們不再建立理論（並且還會依證據來改變理論），而只是發表相關性，即使根本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關係，甚至不去懷疑這只是虛晃一招。

顯然，P 值操縱對科學家所抱持的科學態度構成了挑戰。但是，除非願意將大量不可再現的研究當作是非科學的，不然我們還有什麼其他選擇？這裡請先回想一下，我認為科學之所以與眾不同，不是因為它從不犯錯，而是以嚴格的方式對錯誤做出反應。在這個例子中，科學界對 P 值操縱危機的回應強烈支持我們對科學態度的信心。

首先，重要的是要了解 P 值的範圍以及科學是用它來做什麼。其實從一開始就沒有將它當作是衡量顯著性的唯一指標。

〔當〕羅納德．費雪（Ronald Fisher）在 1920 年代引入 P 值時，他並沒有想要把它當作一種檢驗方式。他只是將其當作一個非正式方法，由此來判斷證據是否具有顯著意義，也就是說，是否值得再次審視。他的想法是進行一個實驗，然後看結果與隨機產生的是否一致。⋯⋯儘管 P 值看似精準，費雪只希望它是流動的、非數值過程的一部分，將數據和背景知識混合起來，得出科學結論。但很快這就引起一陣風潮，使基於證據的決定盡可能嚴格和客觀。⋯⋯「當初根本就沒有打算要像今日這種用法來使用 P值。」⁴²

P 值的另一個問題是經常遭到誤解，即使是經常使用它的人也不見得對它有正確認識：

P 值很容易被誤解。比方說經常會有人認為這相當於一關係的強度，但是很小的效果量（effect size），就可以造成非常低的 P 值，即使是在樣本量足夠大的情況下。同樣地，P 值低也不意味著發現⋯⋯重大意義。⁴³

換句話說，P 值是衡量不出效果的大小，只是在衡量效果偶然發生的機率。其他對 P 值的誤解主要是在如何解釋其所表示的機率。P 值為0.01 的研究是否意味著這項結果只有 1% 的可能性是假的？ 44 實際上，並不是如此。若是沒有事先知道這效果發生的可能性，就無法確定這一點。實際上，根據一項計算，若一試驗的「P 值為 0.01，那其錯誤率應該至少是 11％，這取決於真實效果發生的機率」。⁴⁵

這一切可能會讓有些人開始懷疑 P 值是否真的像其他人所說的那麼重要。應該將它當作是具有統計意義和發表的黃金標準嗎？由於現在P 值操縱的問題引發許多關注，一些期刊已經不再要求提供 P 值。⁴⁶ 其他評論者則提出各種統計測試，檢測是否有 P 值操縱的情事，目前這個方向也略有曙光。梅根．海德（Megan Head）等人已經提出了一種文本探勘（text mining）的方法來量測 P 值操縱的程度。這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如果有人在 P 值操縱，那麼他們研究中的 P 值將聚集在 5% 附近，若是將這些結果來作曲線圖，會出現一奇怪的形狀。⁴⁷

下一步可能是要期刊更改對於發表研究報告的要求，讓作者自行計算他們的 P 值曲線（p-curves），好讓其他科學家能夠一目了然地判斷這結果是否含有 P 值操縱的部分。其他還有人建議強制揭露在撰寫論文結果時所採取的所有自由度，以及效果量大小和任何有關於先驗機率的訊息。⁴⁸ 這當中的一些做法仍有爭議，因為研究人員無法就他們報告內容的有用性（usefulness）達成共識。⁴⁹ 而且，正如海德所指出的：

許多研究人員建議要廢除 NHST（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即虛無假說顯著性檢驗）。但是有其他人注意到，採用其他方法，例如提供效果量、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或是貝葉斯可信區間（Bayesian credible intervals）造成許多發表的文章中再次出現偏誤問題。對於 P 值本身，發表偏誤並不是個問題，這只是反映出學界有發表具顯著意義事實的動機而已。⁵⁰

那麼也許解決方案是完全公開和透明化？也許研究人員還是能夠使用 P 值，但是評估他們研究的科學社群，即同儕審查和期刊編輯應該要加以查看。就此，席蒙斯等人在他們的論文中提出了一些準則：

對作者的要求：

1. 作者必須在開始收集數據前先訂定好終止數據收集的規則，並在文章中列出此規則。

2. 作者在每個單元必須至少收集 20 個觀察值，否則得提供令人信服的數據收集成本作為理由。

3. 作者必須列出研究中收集的所有變量。

4. 作者必須報告所有實驗條件，包括失敗的操作。

5. 如果刪除某些觀察結果，作者還必須提供納入這些觀察結果的統計結果。

6. 如果一分析中含有共變量（covariate），作者必須納入不含該共變量分析的統計報告。

審稿人指南：

1. 審稿人應確保作者遵守相關要求。

2. 審稿人應要更加容忍不完善的結果。

3. 審稿人應要求作者證明其結果不是來自於刻意的分析決定。

4. 如果數據收集或分析的理由不夠充分，審稿人應要求作者再完整重複驗證一次。⁵¹

然後，席蒙斯等人證明了這些規則的效果驚人。他們再回到之前關於聽披頭四的歌曲會「改變」聽眾年齡的那個惡搞假設上，並且按照上述的準則重新做一次分析⋯⋯結果那些效應消失了。有誰能說出有哪個偽科學願意採用這麼嚴謹的方法來發現錯誤？

P 值操縱還有另一件令人感到驚奇的地方，儘管這反映了當前的科學危機，但仍然證明了科學態度的價值。若是選擇一些爭議性較小或比較不令人難堪的例子來證明科學社群不斷堅持採用更好的量化方法就是擁抱科學態度，對我來說會更容易下筆。但是我沒有這麼做。我去找了我所能找到最糟糕的例子。然而，到最後仍發現科學家密切關注這個問題，並試圖加以解決。即使其中一種科學程序存在缺陷，但科學界對此的反應完美無缺：我們找到這問題了。我們可能還沒解決，可能還會犯下更多錯誤，但是我們正在調查這問題並嘗試改正。也許 P 值操縱是因為個別科學家的草率或懶惰（或基於更糟的理由），但這讓整個科學界感到難堪。我們不是這漾的，我們將予以糾正。

席蒙斯在結尾說：

身為科學家，我們的目標不是盡可能發表文章，而是去發現和傳播真理。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包括本文的三位作者在內）常常忽略了這一目標，並且屈服在發表的壓力下，只要在合理的範圍內，盡量彙編統整一堆研究來發表。這不是想要欺騙，而是出於對模棱兩可的自私自利的詮釋，這讓我們能夠說服自己，能夠產生最有發表機會的決定就是最好的。本文提出一套公開要求，這些對作者、讀者和審查者的花費都很小。這些解決方案不會消除研究人員的發表壓力，但會限制作者為他人和自己找理由的能力。我們應該接受這些揭露要求，好似我們這份專業的信譽都靠它們來維繫。因為事實就是如此。⁵²

其他人對這項警告並沒有充耳不聞。 史蒂芬． 諾維拉（Steven Novella）在他自己的文章〈P 值操縱和其他統計罪行〉（“P-Hacking and Other Statistical Sins”）的結尾列出了一系列科學行為的一般原則，然後進行了令人難堪的比較，應該會讓所有科學哲學家都坐下來仔細端詳一番：

順勢療法、針灸和超感官知覺研究都受到⋯⋯缺陷的困擾。他們沒有產生過任何接近在科學上可接受閾值研究結果。他們的研究充滿 P 值操縱，一般都有微小的效果量，並且沒有一致的驗證模式。⋯⋯但是，科學與偽科學之間沒有明確的二分法。沒錯，有些主張顯然比較靠近偽科學這一端。然而，所有這些問題也困擾著主流科學。問題其實都明擺在那裡，必要的補救措施也很清楚。只需要對此的廣泛了解和改變根深蒂固文化的意願而已。⁵³

關於科學態度對於營造這樣一種文化的努力，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見證。⁵⁴

同儕審查（Peer Review）

在上一節已經討論到一些同儕審查的好處。在個人可能想要走捷徑時，會被科學界的代表抓到：這些同意對匿名手稿發表意見和評論的專業讀者，並不會得到酬勞，僅是獲得他們協助審查的這個專業的新知，而且他們的身分也不會暴露。⁵⁵（另一個好處是他們會是第一批看到這篇新文章，並有機會透過個人評論來影響的人）就是如此而已。大多數的科學審查都是無酬的，不然就是以免費訂閱期刊或書籍這類最微薄的回饋當作報酬。

大多數科學期刊都視同儕審查過程為「de rigueur」——既定成俗的必備過程，編輯群會分擔那些尚未經過審查的投稿文章。順帶一提，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意味著每篇投稿於期刊的文章均不是由一位專家審閱，而是兩位，從而提升審查的力道。檢查再檢查。令大多數作者感到擔憂的是，通常要這兩位裁判都點頭，他們投稿的文章才會刊登出來。而且，要是有建議任何更改，通常在改好後會將論文寄給最初的審閱者。這套審查系統確實有時會放過一些低劣的研究，但重點是這展現出科學態度秉持公平競爭和客觀的原則。這不盡完美，但至少是一套讓科學社群發揮作用的機制，在個人與整個科學界分享研究結果前，能夠加以介入，產生影響力。

此外，還有另一個層級的檢查，因為如果真的犯了錯，總是可以將其撤回。如果直到文章發表在期刊上才發現錯誤，則可以標記這項錯誤，甚或是撤回整篇文章，並加以適當的宣傳，避免日後的讀者讀到。在2010年，伊凡．歐蘭斯基（Ivan Oransky）和亞當．馬可斯（Adam Marcus）兩名研究人員建立了一個名為「撤稿監察」（RetractionWatch.com）的網站，從中可以找到不斷更新的遭撤回科學論文清單。他們之所以設立這個網站，是擔心各期刊沒有對遭撤回的論文給予足夠的宣傳，可能導致其他科學家根據當中的錯誤來發展其研究。再一次，我們可能會對每年約有六百篇科學論文遭到撤回而感到哀嘆，但也可以慶賀科學界為了確保問題不會變得更糟而做的努力。將撤稿公開化，或許還可激勵研究人員，不要把自己弄得灰頭土臉，讓名字被貼上這道公開的「恥辱牆」。歐蘭斯基和馬可斯在他們的部落格上表示，「撤稿監察」多少有助於科學發揮其自我糾正的作用。

儘管許多人認為撤稿是一種難堪（而且肯定所有相關人員都有如此感受），但這是展現科學態度的另一個實例。不是說在科學中永遠不會發生錯誤，而是一旦出錯，就會有公認的社群標準來糾正這些錯誤。但是這裡要特別指出，文章遭到撤回並不一定表示有造假的情事，儘管有時在較大的非科學社群中會遭到誤解。只要出現一個足以破壞原始發現的錯誤，就足已成為撤回文章的條件（有時這是在其他科學家嘗試再現該研究時發現的，這將在下一節討論）。就拿 P 值操縱來說，光是這一種做法就肯定讓這些監察者很忙碌。不過，造假是對科學態度的最終背叛（因此本章會先討論這一點）。目前只要知道一篇文章遭到撤回的原因有很多，而這些都要歸功於科學社群的警覺心就足夠了。

因此，同儕審查是科學實踐中最基本的一項要件。個人科學家發現自己錯誤的能力有限。也許他們會漏掉一些。也許他們想要漏掉一些。在發表前讓其他人檢查自己的研究，這是發現錯誤並且預防這個錯誤傳給其他人的最好方法。同儕審查能讓人維持誠信，即使他原先就是誠實的。請記住，群體的表現勝過個人。專家組的表現優於一個專家。早在這些原則未經實驗證明前，就已將它們納入同儕審查的標準中。要是一個想法或理論沒有經過同儕審查，會發生什麼？也許什麼事都沒有。不過這裡要再重申一次本書的主題，對科學的認識也許透過檢視失敗個案會學到最多，我建議在這裡再回想一下在第三章提到的冷核融合的細節，這個例子足以說明在發表前未經社群審查可能落入的種種陷阱。

對於那些僅知道「頭條新聞」版本的人，很容易將整個冷核融合事件視為一起造假案，或是認為研究人員懷有不良意圖。正如同前面提到的那幾本《壞科學》、《冷核融合：世紀科學慘敗》，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會有人想要嚴厲抨擊那兩位最初引發這起事件的研究人員，然後試圖將整件事塵封起來，聲稱同樣的事不會再度發生。不過這其中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展露出來的科學過程。不管在整起事件落幕後的最終結論是什麼，在花費超過五千萬美元來反駁原始結果，並組成一個政府小組調查後，出現了大量無濟於事的評判 ⁵⁶——整個冷核融合的慘敗提供了一則警世寓言，說明在規避科學慣例時可能會發生的一切慘況。

冷核融合這個例子造成的問題非常嚴重，因此成了用來說明科學各個層面出錯的例子，諸如分析方法的缺陷、數據共享和可再現性的重要性、主觀性和認知偏誤的挑戰、實證證據的角色，以及政治和媒體干涉的危險。的確，有一本探討冷核融合事件的書，在最後一章就詳細列出我們可以從冷核融合的失敗學到的關於科學過程的種種教訓。⁵⁷ 在這裡，我只關注其中一點：同儕審查。

如前所述，1989 年 3 月 23 日，兩名化學家史坦利．龐斯（Stanley Pons）和馬丁．弗萊希曼（Martin Fleischmann）在猶他大學召開了一場記者會，宣布一項驚人的科學發現，表示他們有著能夠在室溫下進行核融合的實驗證據，而且這些反應用的是大學化學實驗室中就有的材料。這項宣布震驚了全世界。若果真如此，那麼就有可能將這項發現商業化，產生幾乎無限的能源供應。政界的領導人物和媒體都對此著迷不已，這消息成了《華爾街日報》在內等數家報社上的頭版報導。不過，這次的記者會還有另一個讓大家震驚的原因，在於龐斯和弗萊希曼尚未公開詳細說明其實驗的科學論文，這讓其他科學家無法檢查其研究流程。

在科學界，說此舉不尋常還太過輕描淡寫。同儕審查是科學的基石，因為這是在發表一個新發現前能夠找出任何錯誤並提出種種相關批判問題的最佳方法。在這場爭議中，約翰．休曾加（John Huizenga）承認「科學界的發表狂熱可以回溯到十七世紀」，當時英國的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ondon）開始將第一位發表的人，而不是第一個發現的人列在首位。⁵⁸ 科學領域的競爭壓力很大，對於重要發現的優先權爭執也很普遍。因此「在急於發表的過程中導致不完整，甚至不正確的結果」。⁵⁹ 冷核融合似乎就是這樣的例子。

在龐斯和弗萊希曼召開記者會時，他們正急於超越附近一所大學中另一位研究人員的進度，根據他們的說法，該名研究人員在審查他們研究計畫的經費申請過程中讀到他們的發現，並且加以盜用。那名研究者就是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史蒂芬．瓊斯（Steven Jones），但他本人出面駁斥這一說法，表示他早在此之前就在從事核融合研究，而龐斯和弗萊希曼所申請的計畫只是他重新開始這方面工作的「動力」，並且不再拖延發表自己的結果。之後，雙方任職的大學（楊百翰大學和猶他大學）的行政管理部門開始涉入，爭議的主軸變成是要維護各自機構的專利和名譽，整件事就開始變調，場面也變得越來越難看。正如之前所提過的，科學家也是人，就跟我們任何人一樣，都會感到競爭壓力。但是龐斯和弗萊希曼會為他們的倉促行事而後悔。

事後發現，他們的實驗證據很薄弱。他們聲稱是以鈀、鉑、重水和鋰的混合物和一些電流來進行電化學實驗，產生了大量的熱量。但是，如果這真是核反應而不是化學反應，那輻射在哪裡？在兩個氘核的融合中，不僅會散發出熱量，還會散發中子（以及伽馬射線）。然而，龐斯和弗萊希曼數次以物理系借來的探測器來檢驗，但始終沒有發現任何中子（或是少到顯示一定存在某種誤差）。這還有其他解釋嗎？

要釐清這些問題，其實是個直截了當的過程，但是在記者會後的最初幾天，龐斯和弗萊希曼拒絕與其他實驗者共享數據，他們只能退而求其次，從「《華爾街日報》和其他媒體那裡〔取得他們的〕實驗細節」。⁶⁰ 不用說，這並不是科學的正常作業流程。重複驗證不應是基於對實驗技術的猜測，也不是透過電話來請求更多訊息。儘管如此，在蓋瑞．陶布斯（Gary Taubes）所謂的「集體思維失調」（collective derangement of minds）的狀態下，科學界的一些人也陷入這樣的炒作熱潮，世界各地開始出現一些部分的「證實」消息。⁶¹ 一些研究團隊報告，他們也在鈀金實驗中發現大量的熱量（但仍然沒有輻射）。在喬治亞理工研究院（Georgia Tech Research Institute），有人聲稱可以解釋偵測不到氘原子的原因在於龐斯和弗萊希曼使用的百麗玻璃皿的成分含有硼，以無硼玻璃皿來測試時，他們檢測到一些輻射，在將檢測器屏蔽在硼防護罩後面時，這些輻射就會消失。另一個團隊聲稱在理論上可以解釋為何沒有產生輻射，因為氦和熱是在龐斯和弗萊施曼的電解反應中的唯一產物。⁶²

當然，也有人對此批評。尤其是一些核物理學家對這類核融合過程會在室溫下發生，深表懷疑（一般是在太陽中心的高溫和高壓下發生）。不過，許多人將這類批評看成是對「核融合」的「舊」思維。接下來學界發生的一切顯然成了心理學家最好的田野現場，所有的部落主義、趕流行以及「國王的新衣」等反應都冒了出來。確實，有人認為，很多對於冷核融合的正面反應可以由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的從眾實驗來解釋。在這實驗中，他發現，為了要符合所屬團體的主流意見，有大量的受試者就算事實明擺在眼前，也會加以拒絕。⁶³ 不過這裡必須指出一點，儘管所有這些心理效應都可能發生在科學中，但這些理當會在科學社群進行的嚴格審查中加以排除。那麼，到底是在哪裡出錯了呢？歸咎給冷核融合的相關研究發展遲緩一定是最容易的，不過這裡要注意的一個重點是，儘管其他研究人員因為數據不足和太多懸而未決的問題而難以開展研究，還是有地方在進行對此的關鍵研究。而且，隨著龐斯和弗萊希曼研究的一些細節開始洩漏出來，冷核融合的問題開始增多。

第一個問題是，輻射到底在哪裡？如前所述，有些人認為他們可以解釋為什麼沒有輻射，但大多數人仍對此質疑。然後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有人質疑這些大量的熱是否僅是來自某種未知的化學過程。1989 年 4 月 10 日，龐斯和弗萊希曼匆忙寫出來的那篇非常不完整的論文刊登在《電分析化學雜誌》（Journal of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上。當中充滿了錯誤。為什麼在同儕審查時沒有抓出這些錯誤？因為這篇論文根本沒有經過同儕審查！ 64 由於科學界對此有「極大的興趣」，因此這篇文章僅由該期刊的編輯（史丹利．龐斯的朋友）在稍加評估後，就付梓發表。⁶⁵ 在隨後的許多場科學會議上，當同僚問及他研究過程的細節問題時，龐斯都推三阻四地不願回答，並且拒絕分享他們的原始數據。有人可能會為他辯護，指出到那時為止，已經有許多局部的「證實」，也有其他人在為他的研究辯護，聲稱獲得類似的結果。即使龐斯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研究存有某些缺點，他還是對此深信不疑。

然而，正如在本章前面提到的，不願意共享數據和錯誤的分析之間存在高度關聯。⁶⁶ 龐斯是否故意不讓他人發現已知的缺陷，還是只是陷入因為他的理論而炒作起來的一切，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儘管有些人宣稱這是造假——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如此，但不必大費周章就能找到其過錯。科學家會希望參與（或至少是協同）對他們自己理論的批評，並攻擊那些阻礙批評的人。龐斯至少有一條罪狀，那就是阻礙他人對此進行相關研究，這違反了科學態度的精神，根據這份精神，我們理當要將自己的想法與數據來比較，不論這些數據是來自本人，還是他人所提供的。⁶⁷

這件事並沒有持續很久，亂象很快就解決了。龐斯和弗萊希曼就其實驗仔細撰寫的論文長篇版本已投稿到《自然》（Nature）。在等待論文接受同儕審查的時間，《自然》的編輯約翰．馬多克斯（John Maddox）發表了一篇編輯評論，當中寫道：

這確實是一項罕見的研究，這兩位都在已知智慧前飛舞著，而且他們的發現非常令人信服，讓人一眼就能看出其重要性。作者採用獨特，或可說是怪異的方法來處理問題，可能會覺得沒有真正的同儕可以評估他們的研究，並且覺得傳統的審查者在沒有詳細考量這篇論文前，就已經產生「否定」的心態。不過這裡也必須點出，多數令人難以置信的主張都是如此，審稿人若能可以很快地意識到這一點，還是可以原諒的。⁶⁸

幾週後，在 4 月 20 日時，馬多克斯宣布他不會發表龐斯和弗萊希曼的論文，因為三位進行同儕審查的審稿人都發現了嚴重的問題，並對其研究提出批評。其中最為嚴重的一點是，龐斯和弗萊希曼顯然沒有設計任何對照組！實際上，這項指責是不正確的。除了用重水進行核融合實驗外，龐斯和弗萊希曼在早期確實曾用輕水進行過實驗，並獲得類似的結果。69 但龐斯沒有將這事提出來，只有與獲得相同結果的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的查克．馬丁（Chuck Martin）分享此事。當他們談話時，龐斯告訴馬丁，他現在處於研究中「最令人激動」的部分，但基於國防問題，他無法進一步討論。⁷⁰ 同樣，其他「證實」原始結果的研究人員也有類似的發現，注意到這還可以與碳、鎢和金也會產生一樣的作用。⁷¹ 但是，如果所有對照組都「有結果」，這不就意味著原始結果有疑點嗎？還是意味著龐斯和弗萊希曼的原始發現比他們原先想像的範圍更廣、更令人興奮呢？

要不了多久整個高潮就散去了。5 月 1 日，在巴爾的摩舉行的一場美國物理學學會的大會上，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名電化學家內特．劉易斯（Nate Lewis）發表了一場砲火猛烈的演講，通篇幾乎都是在指責龐斯和弗萊希曼拙劣的實驗是一場造假。當時他得到出席會議的兩千名物理學家的起立鼓掌。1989 年 5 月 18 日（在離最初的那場猶他州記者會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理查．彼得拉索（Richard Petrasso）等人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龐斯和弗萊希曼的原始結果僅是實驗假像（experimental artifacts），而不是來自於任何核融合反應。看來龐斯一開始就錯誤判讀那整張伽馬射線光譜，這張圖他一直不願公開（即使這理當是他們的主要證據）。從那時開始，整個故事的劇情急轉直下，出現更多對原始結果的批評，以及對那些所謂「證實」了他們研究發現的批評，最後美國政府還指派一個小組來進行調查。最終龐斯消聲匿跡，後來就辭職了。

個別的科學家可能因為在他們工作中承受到的各種壓力而想要走捷徑，因而在有意或無意間出錯或是造成過失，而同儕審查便是整個科學社群查核個別科學家研究的一項重要利器。即使偶爾受到阻礙，最終也是無法阻止這種嚴格的審查。科學是一項公共事業，我們必須準備好提出證據或面對後果。無論如何，事實終將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當然，可能有些人會因為竟然出現像冷核融合這樣弄得沸沸揚揚的事件而哀嘆，並認為這是一種對科學過程的譴責。許多科學評論家肯定準備好要加以撻伐，指稱科學也許沒有比偽科學好到哪裡去。但是我認為，重要的是提醒自己科學的獨特並不在於它是完美無缺的，就像在 P值操縱的例子上所看到的。犯錯及發現錯誤才是真正推動科學向前發展的重要因子。在這場爭論中，不只一位評論家指出科學是會自我糾正的。發生錯誤時，通常不會任其腐爛。要是龐斯和弗萊希曼一開始就準備好要分享他們的數據，抱持科學態度，那麼整件事可能在幾天之內就會落幕，甚至可能根本不會鬧出什麼事情來。然而，即使在自我、金錢和其他壓力的威脅利誘下，科學研究的競爭性和批判性還是能夠保證最終會發現一切的錯誤。所以，這裡要再次重申，與其責罵科學讓錯誤發生，也許我們應該要慶賀這一點，慶賀這個二十世紀最大的科學錯誤在宣布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就因為與實證證據不相符而被挑出來，無所遁形。而一切讓整起事情變得更複雜，處理起來更緩慢的那些外在因素，正好說明科學態度的精微之處。正如約翰．休曾加（John Huizenga）所言：

整起冷核融合失敗的始末正好可用來說明科學過程的運作方式。⋯⋯科學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在科學中確實會有偏誤和出錯。這些通常是在早期與同儕討論研究設計，或是在同儕審查過程中發現。若是在發表之前沒有注意到錯誤，還會有其他科學家對發表的論文嚴格審查，尤其是當它與已建立的數據體系相左時。⋯⋯科學過程是一可以自我糾正的歷程。⁷²

數據共享與重複驗證（Data Sharing and Replication）

正如之前所提，不分享數據是很糟糕的。當我們以科學家身分自居時，就等於同意一定的知識誠實度，據此才得以向檢查我們結果正確性的其他人尋求合作。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美國心理學會贊助的那些期刊），在出版協議中會要求每個人都簽署一項保證書，表明願意分享數據給提出要求的其他研究人員。除了同儕審查之外，這項規定等於是引進了一項標準，預期科學發現應該是可以重複驗證的。

但這並不意味著共享數據一定會發生，正如崔弗斯在檢視威契茲（Wicherts）的發現時所指出的。身而為人，我們有時會達不到大家的期望。但是，作為一個社群，這並不會改變原先的期待。⁷³ 科學態度要求我們尊重證據的反駁力；這有部分是指願意與想要仔細檢查我們研究的人合作，有些甚至是想要推翻我們辛苦建構的理論之人。這就是為什麼科學界貫徹這項標準是如此的重要（而且在做不到時會予以公開）。

這裡應該要指出，拒絕分享數據並不能代表一人所做的研究是不可驗證的，這兩者還是有所區別。可以預期有人之所以拒絕共享數據是擔心他人會無法證實其結果。雖然這不一定意味著研究造假，但無疑會讓人陷入尷尬的境地。這暗示著一定有哪裡出問題。正如之前所提，這可能是來自量化錯誤、分析錯誤、方法錯誤、數據收集不佳或是許多其他可能因為草率或懶惰造成的失誤。或是，這可能真的代表在造假。無論如何，這對個別的研究人員來說都不算是好消息，因此有些人不願公布他們的數據。崔弗斯理直氣壯地譴責這種做法，稱這類研究人員是「惡搞學者」（a parody of academics）。而且，正如威契茲的例子所展現出來的，在已發表的研究文獻中，拒絕共享數據與量化誤差的高機率之間存在著令人不安的相關性。⁷⁴ 難免讓人猜想，要是將實際數據公開，可能會發現其他問題。

有時確實如此。數據公開後首先遇到的是，當有第二組研究人員使用相同的數據與相同方法，卻沒有得到相同的結果。這時才會說這項研究是不可重複的。第二步，是在事態明朗（如果有可能的話），確實知道為什麼原始研究是不可重複的時候，才會有這個結論。如果這是因為捏造數據，那麼某人的研究生涯可能就此結束；如果是因為技術不佳，那也會損及名聲。不過，這裡必須要了解一件事，無法重複一項研究，整體來說對於這整個專業未必是件壞事。這是科學學習的方式。75 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就是何以說科學會自我糾正的部分原因。一個科學家犯的錯由另一位科學家發現，這樣就學到一課。如果這個教訓是關於探究的對象，而與原始研究者的道德標準無關，還是可以展開下一步的工作。有時這教訓甚至是個啟示。當我們認為的已知，實際上是未知時，就構成進一步發現的障礙。但是，當我們發現過去認為正確的事其實並非如我們所想時，這意味著我們有可能做出突破，有機會了解更多關於事物運作的方式。因此，失敗在科學中可以是有價值的。⁷⁶

科學最重要的就是去嘗試找出失敗。科學的真正危險不是來自於錯誤，而是欺騙。錯誤是可以糾正的，並從中汲取教訓；而欺騙則常被用來掩蓋錯誤。捏造的數據在被抓到前可能已經為其他研究人員所用，拿去建立他們的假設。當研究人員把個人的職業生涯擺在首位，罔顧生產知識的原則時，不僅是辜負了科學態度的理想，同時也是在欺騙自己的專業同行。謊言、操縱和篡改就是對實證證據抱持錯誤態度的確切定義。

不過這裡也是一樣，必須要盡力區分不可重複的研究與造假之間的差別。回憶一下前面章節提到的那套邏輯對此有所助益。造假的結果幾乎是不可重複驗證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甚或是大多數不可重複的研究都是造假。在造假的例子中，違背科學態度的犯行當然是重得多。但是，在不可重複研究的例子中，也可以從一些不太嚴重的錯誤上學到科學態度的某些層面。即使一項研究不可重複驗證的原因與造假毫無關聯，可能還是難逃科學社群的審查，而被抓出來。唯有透過數據共享和可重複驗證的標準，才算是擁抱科學態度。⁷⁷ 導致研究不可重複的錯誤，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都可靠同一套機制把它們找出來。

因此，可能有人會認為大多數科學研究都經過重複驗證。至少有一半的科學工作必定涉及到再現他人的發現，這樣我們才可以確保它們都是正確無誤，好讓這領域繼續向前發展。但這樣的想像其實是錯誤的。大多數期刊都不會接受僅是重複他人實驗結果的研究報告。如果發表的是無法複製他人實驗的結果，也許還比較有趣，但是這也存在一些風險。在科學探究中，較大的榮耀來自於自己的原始發現，而不是在檢查他人的發現是否可被重複驗證。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科學報告中僅有很小的比例讓人想要去嘗試複製。⁷⁸ 有人可能會認為這很合理，因為同儕審查的標準很高，因此沒有人會認為大多數研究有重複的必要。在經過這樣仔細檢查的過程後，要找到一項不可重複的研究肯定很少。不過，近年來這種假定也受到了挑戰。實際上，最近幾年媒體上充斥著關於科學「再現性危機」（reproducibility crisis）的報導，特別是在心理學這個領域，當有研究人員真的願意去費心查看時，竟然發現有 64％的研究都是不可重複的！ 79

就像 P 值操縱「危機」一樣，有人可能會認為這對科學的獨特地位構成嚴峻挑戰，同時也挑戰到科學家本身，質疑他們是否真的如此傑出，願意堅守對科學的承諾，遵循以實證證據為基礎的一系列價值觀。不過這裡也是一樣的，檢視科學社群如何因應這場再現「危機」，可以從中學到很多。

讓我們從仔細檢視這場危機本身開始。2015 年 8 月，布萊恩．諾塞克（Brian Nosek）及其同事在著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了〈評估心理學的再現性〉（“Estima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一文。這就像一顆重磅炸彈落下。幾年前，諾塞克與他人共同創立了開放科學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簡稱 COS），其宗旨是增加科學實驗的數據共享和對實驗的重複驗證。他們的第一個計畫名為「再現性計畫」（Reproducibility Project）。諾塞克還招募了270 名研究人員來協助他重現一百項的心理學研究。他們的發現令人震驚。在一百項研究中，只有 36％的結果是可以重現的。⁸⁰

這裡要特別指出，在諾塞克等人發表的報告中，他們並沒有聲稱那些無法重複的研究結果都是造假的。在每項研究中，他們都有發現與原始研究人員指出的相同效果，只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效果都減半。證據不如原始研究人員所說的那麼有力，因此在超過一半的案例中，原始文章的結論變得沒有什麼依據。為什麼會這樣呢？有人會立即想到本章前面討論的各種「自由度」，有的是樣本量太小，有的是分析偏誤，複製這些實驗的人還發現許多不同的缺點。

這成為全世界的頭條新聞，預示著科學的再現危機。毫無疑問，這問題不只限於心理學。早期發表過〈何以大多數研究結果都是錯的〉（“Most Research Results Are Wrong”）的約翰．伊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曾說過，這個問題也出現在細胞生物學、經濟學、神經科學或臨床醫學等其他領域，甚至可能更嚴重。⁸¹「在心理學中發現的偏誤無處不在。」他這麼說。⁸² 也有其他人同意此講法。⁸³ 當然，也有人對此質疑。南加州大學的心理學家諾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就表示：「毫無疑問，重複驗證是很重要的，但通常這只是一種攻擊，一種維安示警的演習。」 儘管他本人的研究並沒有在上述不可重複的名單之列，但他繼續批評，說這類重複研究本身的設計或分析幾乎從未進行過偏誤評估。⁸⁴

不過，這正是接下來發生的事。2016 年 3 月，哈佛大學的三位研究人員丹尼爾．吉爾伯特（Daniel Gilbert）、蓋瑞．金恩（Gary King）和史蒂芬．佩蒂格魯（Stephen Pettigrew）以及來自維吉尼亞大學的蒂莫西．威爾森（Timothy Wilson）——諾塞克的一位同事——發表了他們對開放中心提出的重複研究的分析，發現「用於重複這些研究的實驗方法設計不當，應用不當，並且在數據中引入了統計誤差。」⁸⁵ 若使用更好的技術來重複原始研究，進行重新分析時，可重複率接近 100％。正如威爾森所言：「〔諾塞克研究〕受到廣泛關注，並由此得出了許多錯誤的結論。⋯⋯⋯從一份做得不好的研究來概化一切是一個錯誤，而我們認為這份研究做得不好。」⁸⁶

對於那些關心科學的人來說，這是一個讓人屏息的驚人時刻。而且，我個人認為，這是彰顯科學背後批判態度的一項最佳例證。一項研究發現某些研究的方法存在缺陷，而在發表後不到七個月的時間裡，又有人發現在這篇發現他人缺陷的研究中也存在有缺陷。與其說諾塞克他們是「荒唐警察」（keystone cops），倒不如說在科學中，把關者也有把關者，這裡存在著一套檢查再檢查的系統，目的是要糾正錯誤和接近真相。

諾塞克的研究有哪些錯誤呢？相當多。

（1）諾塞克等人採用一種非隨機方法來選擇要重複的研究。正如吉爾伯特所解釋的，「他們所做的是創造獨具一格、任意的採樣規則表，排除了大多數心理學中的子領域，排除掉那些可能是科學中採用最佳方法的整個研究類別。⋯⋯然後繼續違反他們自己的所有規則。⋯⋯因此，我們意識到的第一點是，無論他們發現了什麼（不論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他們都不可能由此估計心理學研究的可再現性，但這卻是他們的標題所聲稱的。」⁸⁷

（2）他們的一些研究設計甚至不完全一致。最驚人的一個例子是，COS 團隊試圖重複史丹佛大學對平權行動態度的那項研究。最初的研究是請史丹佛大學的白人學生觀看一段影片，片中有另外四名史丹佛大學的學生（三名白人和一名黑人）談論種族話題，在此期間，有位白人學生做出一段令人反感的評論。結果發現，當這些觀察者認為黑人學生可以聽到該評論時，他們注意他的時間要長於他們認為該名黑人聽不到這段評論的時間。但是 COS 團隊在嘗試複製這項實驗時，是給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生看這段影片。荷蘭學生觀看說英語的美國學生不會產生同樣的反應，這也許不必大驚小怪吧！不過真正的麻煩是接下來發生的事，當 COS 小組意識到這個語言隔閡的問題，並讓另一所美國大學重新進行實驗並獲得與最初史丹佛大學研究相同的結果時，他們卻選擇將這次成功的重複驗證排除在報告之外，反而在報告中納入那個在阿姆斯特丹失敗的嘗試。⁸⁸

（3）重複驗證之前沒有協定好量化分析方案。諾塞克和他的團隊使用了五種不同的量度（包括效應強度）來查看所有合併的結果。在吉爾伯特等人後來發表的報告中則建議更好的做法是把焦點集中在一種測量方式上。⁸⁹

（4）COS 團隊無法解釋在這些無法重複的實驗中有多少的失敗是純然由機率所導致。在重複驗證時，期望統計方法要達到 100％的成功率是不合理的。金恩對此進一步解釋：「如果要重複一百項研究，其中有些會因為機率的關係而失敗。這是抽樣理論的基本原則。因此，必須要用統計方法來估計因為機率而預期失敗的數量，否則得到的那些實際上無法重複的數據將毫無意義。」⁹⁰

將所有這些偏誤加總起來，並將其從結果中排除，最後得到的結果便是，原始的那一百項研究的可重複率「接近我們對原始發現中每一項結果都是正確的預期」。⁹¹ 即便如此，這裡應該指出，吉爾伯特、金恩、佩蒂格魯夫和威爾森也沒有暗示諾塞克和他的同僚是在造假，或出現任何其他類型的瀆職行為。吉爾伯特說：「讓我們說明白話，參與這項研究的人沒有一個想要欺騙任何人。他們只是出錯了，就跟所有科學家一樣，偶爾會犯錯。」⁹²

儘管如此，諾塞克仍然抱怨對他這項重複研究的批評過於偏頗：「他們選擇性地解釋數據，並忽略與他們觀點相反的數據，由此來做出假設。」⁹³ 簡而言之，他對他們的指責幾乎與他們對他的指責如出一轍，全都是在「採櫻桃」，而這跟他最初指責那些研究人員的原因一樣。

到底誰才有理？也許他們都是對的。尤里． 西蒙索恩（Uri Simonsohn）——先前與席蒙斯合寫那篇討論 P 值操縱研究的共同作者（他和這一來一往針鋒相對的再現危機及其引起的後續效應毫無關聯）——對此則表示，不論是那些原始論文、重複研究以及針對重複研究的評論，他們所用的統計技術都具有「可預見的不完美」（predictably imperfect）。西蒙索恩說，思考這情況的一種方法是假想諾塞克的論文主張玻璃杯有裝 40％的水，而吉爾伯特等人則認為可能是 100％的全滿狀態。⁹⁴ 西蒙索恩繼續解釋：「就用來評估重複研究的最新技術來看，玻璃杯有 40％是有水的，另外 30％是空的，至於剩下的 30％，可能有水，也可能是空的，目前我們無從判斷，除非得到更多數據。」⁹⁵

這整起事件對科學態度能夠說明什麼呢？這體現在西蒙索恩的最後一句話。當我們對於一實證性問題沒有答案時，必須進一步調查。研究人員以科學態度來批評這項批判其他研究的研究。但是即使是這樣，還是得檢查他們的工作。就像在冷核融合的例子，這取決於整個科學社群的判斷，由全體來決定誰的版本最終是正確的。

即使可再現性計畫審查的那一百篇原始研究全都是正確的，也需要對科學中的數據共享和重複實驗問題進行更多審查。目前看來，這惹起的塵埃肯定還沒有落下，這也意味著在我們的研究、報告方法以及嘗試複製彼此的研究時，整個過程需要更透明（實際上，在冷核融合爭議中就看得出可再現性標準的價值）。也許這還是帶來了一些好處。2015 年，《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這份期刊宣布未來將要求研究人員在收集數據前預先登記他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以便與他們日後的實際發現比對。其他期刊也都起而效法。⁹⁶

「再現性危機」促成審查要求的提升對科學來說是一件好事。儘管這確實讓有些當事人感到難堪，但是期望水落石出、什麼都不隱瞞的做法則標誌著科學態度的又一次勝利。確實，我們還能想到有哪個領域會願意付出這樣的努力來根除自己的錯誤？即使面對公眾批評，科學仍然全心投入在維持證據的最高標準。儘管偶爾會出現個人踰越的情事，但科學的這場「再現危機」明確展現出對科學態度的承諾。

結論

在本章，我對科學的一些錯誤大加斥責。但是，我的重點不是要展現科學是有缺陷的（也不是要說它有多完美），即使我一再強調科學家也是人。人都喜歡自己的理論，都希望這些理論為真。即使我們是統計學家，為了支持我們滿心期待的理論會成立，肯定會不時做出錯誤的判斷。我的重點不是要說明科學家不會像我們其他人那樣，遭受某些相同的認知偏誤，例如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和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iii。這些偏誤甚至可以說是導致了 P 值操縱、拒絕分享數據、任意使用自由度、發表成果時選擇召開記者會（而不是接受同儕審查）以及提出無法重複的研究（即使研究主題就是關於不可重複）以上種種的原因。在看到這些例子時，讀者可能會驟下結論，認為這樣嚴重的錯誤必定是故意疏忽所造成的，因此勢必要揭露這種造假行為。但在此我想請大家退後一步，思考這可能僅是由無意識認知偏誤所導致的。⁹⁷

所幸，科學作為一制度，會比當中的實踐者更為客觀。嚴謹的科學監督方法是對個人偏誤的一種檢查。在本章的幾個例子中，可以看到，嚴格的社群審查過程能夠糾正因為個人野心和心理缺陷所造成的問題。當然，大家都希望所有的科學從業人員都擁抱科學態度。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科學態度不僅是個人的思維方式，更是學者社群共同秉持的精神，他們的任務是根據公開的標準來評判彼此的理論。這可能就是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真正區別。這並不是說偽科學家會比科學家出現更多的認知偏誤，甚至也不是在說科學家更為理性（儘管我希望是如此）。這是在說，科學透過群策群力建立起一套證據標準，以此來檢驗實踐者的糟糕直覺，並在這過程中加以更正，所以讓人更有理由相信科學理論，因為這超越了發現它們的個別科學家。在實證事物上，科學是發現和糾正人為錯誤的最佳方法，這不是因為科學家特別的誠實，甚至不是他們對科學態度的個人承諾，而是因為在社群層面抱持的科學態度支持這整套運作機制（嚴格的量化方法、同儕審查以及對證據反駁力量的信賴）。

重要的是科學態度而不是科學方法。就此看來，我們不再需要假裝科學是完全「客觀的」，而「價值觀」卻不重要。實際上，價值觀對於科學的特殊性至關重要。凱文．德拉普蘭特（Kevin deLaplante）表示：「科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價值』的事業。好科學和壞科學一樣，都含有人的價值觀。好科學與壞科學的差異不在於好科學沒有牽扯到價值判斷，而是哪一種價值判斷在發揮作用。」⁹⁸

仍然有些問題需要細想。首先，對於那些自認為有科學態度但實際上卻沒有的人，該拿他們怎麼辦？這一點我們將在第八章討論，連帶討論偽科學和科學否認主義的問題。不過我相信，已經有人可以稍微想像出這答案的輪廓：科學之所以能維持誠信，不僅是個人對科學態度的依賴，而且當然也不是對實現這種態度的錯誤理解，而是整個社群在判斷什麼是科學，什麼不是。不過現在又出現了第二個問題，交由「社群決定」真有那麼容易嗎？要是連科學社群都弄錯了呢？在第八章，我也將考量當個別科學家是對的，但社群是錯的情況（比如說伽利略的例子），以此來探討這個問題。99 我將以哈倫．布瑞茲（Harlen Bretz）的大洪水理論當作例子，這是一個很有趣但鮮為人知的故事，他當時提出這個理論來解釋華盛頓州東部河道疤地（scablands）形成的原因。我還將提供一些論點來駁斥那些主張今天的氣候變遷否認者可能會是明日的伽利略的說法。另外，如之前所承諾的，我將在第七章中檢視科學造假問題。

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先暫停對科學弊端和失敗的考量，在下一章，我將詳細檢視科學態度如何取得重大成功的例子：現代醫學。

編註

i. 原文「One is shocked-shocked- to find gambling in Casablanca.」語出電影《北非碟影》（Casablanca）中的一幕，指一個人明知情況仍假裝震驚的樣子。

ii. 瀑布效應（cascade effect），指的是一種級聯反應（由一個反應引發一連串反應），桑斯坦認為這就像去往同一個方向的小水流最終匯聚成一座瀑布一般，團隊成員會追隨率先者的觀點或行動。

iii. 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是認知科學與社會心理學中指出的一種現象，指的是透過情感、偏見來產生決策，而不是透過嚴謹的證據。動機性推理使人堅信符合其價值觀的言論，反之則對不同意見嗤之以鼻。

註釋

1. James Ladyman, “Toward a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Pseudosc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ed. Massimo Pigliucci and Maarten Boud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56.

2. 參見 Noretta Koertge,“Belief Buddies versus Critical Communities,”in The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ed. Massimo Pigliucci and Maarten Boudry, 165–18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3. 就算真的發表出來，還是有機制可以將其撤回。關於科學中的撤回問題討論請參閱第五章。

4. 更多關於 P 值操縱的資訊，請參見第五章。

5. Robert Trivers, The Folly of Fools: The Logic of Deceit and Self-Deception in Human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6. Robert Trivers, “Fraud, Disclosure, and Degrees of Freedom in Science,” Psychology Today (blog entry: May 10, 2012),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the-folly-fools/201205/fraud-disclosure-and-degrees-freedom-in-science .

7. J. Wicherts et al., “Willingness to Share Research Data Is Related to the Strength of the Evidence and the Quality of Reporting of Statistical Results,” PLOS ONE 6, no. 11 (Nov. 2011): e26828,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26828 .

8. J. Simmons et al., “False-Positive Psychology: Undisclosed Flexibility i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llows Presenting Anything as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2011): 1359–1366,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956797611417632 .

9. Simmons et al., “False-Positive Psychology,” 1359.

10. Simmons et al., “False-Positive Psychology,” 1360.

11.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3). 行為經濟學領域的另一個現代經典是 Richard Thaler,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York: Penguin, 2009).

12.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冷核融合的徹底失敗個案，本章稍後將會對此深入探討。

13. P. Wason, “Reasoning about a Ru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 no. 3 (1968): 273–281.

14. Lee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Willful Ignorance in the Internet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5–16.

15. Cass Sunstein,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 完整討論，請見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117–118.

17. 討論請見 Sunstein, Infotopia, 207;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119.

18. Tom Settle,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versus the Rationality of Magic,”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 (1971): 173–194,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04839317100100201 .

19. Settle,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174.

20. Sven Hansson,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1. Settle,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183.

22. Koertge, “Belief Buddies,” 177–179.

23. 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4.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66–67.

25.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69, 74.

26.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216. 關於這一觀點，有個十分有趣的對 比，請參見 Miriam Solomon 的 Social Empiric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在當中她的觀點是「科學家組成之共同體」的行動勝過「科學家個人的理性」（135），但她不同意蘭吉諾（Longino）認為這樣的社會互動可以「糾正」個人推理中的偏誤問題（139）。儘管所羅門（Solomon）對蘭吉諾的觀點十分讚賞，但批評她無法將「理想」的主張嵌入在實際生活中的科學案例。確實，所羅門堅持，在檢視科學案例時，會很明顯地發現偏誤（甚至是認知偏誤）在科學研究的進展上發揮了正面效應。所羅門非旦不認為科學應該要避免偏誤，反而提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主張，表示「科學家通常藉助於『有偏誤的』推理來實現他們的目標」（139）。

27. 當然，其中一些錯誤是來自於全人類共享的認知偏誤。這裡的意思不是說科學家不帶有這些偏誤，而是科學這個大群體，透過對個別想法的集體審查，致力於減少這些偏誤。更多資訊，請參見 Kevin deLaplante’s Critical Thinker Academy podca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ZkkY2XVzdw&index=5&list=PLCD69C3C29B645CBC .

28. 如前所述，在第七章將會詳細探討論科學中的不當行為，當中有構成造假的情事，例如偽造和竄改數據。

29. G. King, R. Keohane, and S.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在可能的情況下，在科學中使用統計證據會有所幫助。但是在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時，這絕不是一門研究在方法上不夠嚴謹的藉口。

30. 一如預期，在已發表的研究中顯著效應趨向集中在 5％。

31. 最為全面、嚴格地探討統計學中的一些基本問題及其與科學哲學的關係的 經典著作，請參閱：Deborah Mayo, Error and the Growth of Experimental Knowledge。在書中，梅奧不僅對從證據學習的含義進行了嚴格的哲學檢驗，而且還詳細介紹了她自己的「錯誤統計」（error-statistical）法，以此替代較為流行的貝氏方法（Bayesian method）。科學推理的基本問題不僅是要從實證證據中學習，而且是要如何從中學習。Mayo 在書中大力支持實驗、嚴格檢驗和尋找錯誤在這當中的角色，對於那些希望了解更多如何以用統計推理來捍衛科學主張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書籍。

32. 不過這裡要記住，即使是最相關的事件也是有可能毫無因果關係。

33. P 值操縱（p-hacking）一詞是席蒙斯（Simmons）等人在他們的報告中創造的，見 “False Positive Psychology.”

34. M. Head, “The Extent and Consequences of P-Hacking in Science,” PLOS Biology 13, no. 3 (2015): e1002106, http://journals.plos.org/plosbiology/article?id=10.1371/journal.pbio.1002106 .

35. 過去的 t 檢驗和 f 檢驗必須要手動計算，然後在表中查找對應的 p 值。

36. Simmons et al., “False Positive Psychology,” 1359.

37. Simmons et al., “False Positive Psychology,” 1359.

38. Steven Novella, “Publishing False Positives,” Neurologica (blog), Jan. 5, 2012, http://theness.com/neurologicablog/index.php/publishing-false-positives/ .

39. Christie Aschwanden, “Science Isn’t Broken: It’s Just a Hell of a Lot Harder Than We Give it Credit For,” FiveThirtyEight, Aug. 19, 2015,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science-isnt-broken/ .

40. J. Ioannidis, “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PLOS Medicine 2, no. 8 (2005): e124, http://robotics.cs.tamu.edu/RSS2015NegativeResults /pmed.0020124.pdf.

41. 參見 Ronald Giere,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Reasoning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4), 153.

42. R. Nuzzo, “Scientific Method: Statistical Errors,” Nature 506 (2014): 150–152.

43. Head, “Extent and Consequences of P-Hacking.”

44. Nuzzo, “Scientific Method.”

45. Nuzzo, “Scientific Method.”

46. 「科學家對 P 值的過度依賴，導致至少包括我們在內的期刊認為這已經太氾濫了。二月〔2015 年〕時，《基礎與應用心理學期刊》（Basic and Applied Psychology）宣布將不再發布 P 值。編輯群在公告中寫道：『我們認為 P 值〔小於〕0.05 太容易達成，有時成為低品質研究的藉口。』這份期刊改要求提供『強大的描述性統計資訊，包括效果量在內』，而不是 P 值。」Aschwanden, “Science Isn’t Broken.”

47. Head,“Extent and Consequences.”不過，應該注意的是，一些人聲稱，海德的發現與第二個小數點後的四捨五入有關，因此有些人對此提出異議。這並不是說不會發生 P 值操縱，只是海德聲稱在其 P 值曲線中發現的趨向 0.05 的擺動並不是展現它非常普遍的良好證據，見 C. Hartgerink,“Reanalyzing Head et al. (2015): No Widespread P-Hacking After All?” Authorea, Sept. 12, 2016, https://www.authorea. com/users/2013/articles/31568/_show_article.

48. S. Novella, “P-Hacking and Other Statistical Sins,” Neurologica (blog), Feb. 13, 2014, http://theness.com/neurologicablog/index.php/p-hacking-and-other statistical-sins/

.

49. 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是測量方法的問題。例如，如果有人用的是貝氏法，並且認為納入假設的先驗機率的評估很重要，那是要如何測量這種主觀特徵呢？

50. Head, “Extent and Consequences.”

51. Simmons et al., “False Positive Psychology,” 1362–1363.

52. Simmons et al., “False Positive Psychology,” 1365.

53. Novella, “P-Hacking.”

54. 而且，即使不是如此，「機器人」（bots）也即將到來。M. Nuijten 等人在〈心理學中統計報告錯誤的盛行率（1985-2013）〉（"The Prevalence of Statistical Reporting Errors in Psychology (1985–2013)"）這篇近來發表的文章中宣稱有開發出一個名為 statcheck 的新軟體，可用於檢查任何 APA論文型式中的錯誤。到目前為止，已經對 50,000 篇心理學論文進行了審核，顯示出當中有一半存在某種數學錯誤（通常是傾向於作者偏愛的假設）。這些結果已發佈在 PubPeer 網站——有些人稱此為「方法學的恐怖主義」（methodological terrorism），不過，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這軟體的目標是阻止未來的錯誤，因此，現在有一個 Web 版的應用程式讓人在提交論文前檢查自己的研究中是否存在錯誤。因為有更好的新科技，這也將促成科學界的文化變革，這要歸功於技術。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48, no. 4 (2016): 1205–1226, https://mbnuijten.files.wordpress .com/2013/01/nuijtenetal_2015_reportingerrorspsychology1.pdf. 亦參見 Brian Resnick,“A Bot Crawled Thousands of Studies Looking for Simple Math Errors: The Results Are Concerning,” Vox, Sep. 30, 2016, https://www.vox.com/science-and-health/2016 .

55. 確實，在某些情況下，同儕審查有時會受到是雙盲，甚至達到三盲的狀況，不僅作者不知道誰是審稿人，審稿人也不知道作者是誰，就連編輯可能都不知道。

56. John Huizenga, Cold Fusion: The Scientific Fiasco of the Century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2), 235.

57. Huizenga, Cold Fusion, 215–236.

58. Huizenga, Cold Fusion, 218.

59. Huizenga, Cold Fusion, 218.

60. Huizenga, Cold Fusion, 57.

61. Gary Taubes, Bad Science: The Short Life and Weird Times of Cold Fus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62. 這些「證實」的詳細資訊可以在陶布斯（Taubes）所著的《糟糕的科學》（Bad Science）中找到，他在書中探討了每個問題：那篇關於「硼」的論文後來遭到撤回（由於發現他們的中子探測器對熱敏感）；質疑一篇關於氦的「理論」文章，因為它是專門為了吻合冷核融合的發現所寫的；而在重水中得到「過多熱量」的結果也有缺陷，因為在輕水中也發現有一樣的反應，而這可以用化學反應來解釋。

63. Solomon Asch,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n 193, no. 5 (Nov. 1955): 31–35, https://www.panarchy.org/asch/social.pressure.1955.html .

64. Taubes, Bad Science, 162.

65. Taubes, Bad Science, 162.

66. Wicherts et al., “Willingness to Share Research Data.”

67. 弗萊希曼（Fleischmann）在這點上也有錯，不過主要是龐斯（Pons）多次拒絕共享數據。

68. John Maddox, quoted in Taubes, Bad Science, 240.

69. Taubes, Bad Science, 191.

70. Taubes, Bad Science, 191.

71. Taubes, Bad Science, 197.

72. Huizenga, Cold Fusion, 234.

73. 有些人犯下謀殺罪，但這並沒有推翻我們生活在一個立法反對謀殺並試圖執行這項法律的社會中的事實。

74. 然而，即使是在這種狀態，也不一定能證明具有不良動機。也許他們是在方法上一絲不苟，對於共享數據方面比較謹慎，想要確保數據的處理步驟維持最完美的狀態人。

75. Stuart Firestein, Failure: Why Science Is So Successfu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76. Firestein, Failure.

77. 毫無疑問，正如同不可再現和欺騙之間有明顯的區別，一篇論文遭到撤回和有造假情事之間也應該是很不一樣的。不能僅因為一項研究遭到撤回就認為它有造假。撤回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之後將會討論。

78. 不過，這點可能正在改變（至少在社會科學中的某些部分），一些新的研究者似乎渴望挑戰前輩同儕的研究，來為自己打響名號。參見 Susan Dominus, “When the Revolution Came for Amy Cuddy,” New York Times, Oct. 18,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18/magazine/when-the-revolutioncame-for-amy-cuddy.html .

79. Ian Sample, “Study Delivers Bleak Verdict on Validity of Psychology Experiment Results,” Guardian, Aug. 27,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5 /aug/27/study-delivers-bleak-verdict-on-validity-of-psychology experiment-resul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5 /aug/27/study-delivers-bleak-verdict-on-validity-of-psychology experiment-results.

80. B. Nosek et al., “Estima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Science 349, no. 6251 (Aug. 2015), http://psych.hanover.edu/classes/Cognition/Papers/Sci ence-2015--.pdf. 請注意，在所評估的 100 項研究中，基於統計原因將3項排除在外，最後發現62項是不可重現的，而只有35項是可重現的。

81. B. Carey, “Many Psychology Findings Not as Strong as Claimed, Study Says,” New York Times, Aug. 27, 2015.

82. B. Carey, “Psychologists Welcome Analysis Casting Doubt on Their Work,” New York Times, Aug. 28, 2015.

83. Joel Achenbach, “No, Science’s Reproducibility Problem Is Not Limited to Psychology,” Washington Post, Aug. 28, 2015.

84. Carey, “Many Psychology Findings.”

85. A. Nutt, “Errors Riddled 2015 Study Showing Replication Crisis in Psychology Research, Scientists Say,” Washington Post, March 3, 2016.

86. B. Carey, “New Critique Sees Flaws in Landmark Analysis of Psychology Studies,” New York Times, March 3, 2016.

87. Nutt, “Errors Riddled 2015 Study.”

88. P. Reuell, “Study That Undercut Psych Research Got It Wrong: Widely Reported Analysis That Said Much Research Couldn’t Be Reproduced Is Riddled with Its Own Replication Errors, Researchers Say,” Harvard Gazette, March 3, 2016.

89. Carey, “New Critique Sees Flaws.”

90. Reuell, “Study That Undercut Psych Research.”

91. Nutt, “Errors Riddled 2015 Study.”

92. Reuell, “Study That Undercut Psych Research.”

93. Carey, “New Critique Sees Flaws.”

94. Carey, “New Critique Sees Flaws.”

95. Simonsohn, quoted in Carey, “New Critique Sees Flaws.”

96. 參見 http://www.psychologicalscience.org/publications/psychological_science/preregistration .

97. 例如，以 P 值操縱來說，我們難道不能將科學家對於是否要繼續研究以尋找更多數據的決定當作是一種確認偏誤的證據嗎？他們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為自己的理論紮根。收集更多數據以確定假設是否成真的想法，一定是錯的嗎？這時以「漢隆剃刀」（Hanlon’s razor）為依歸似乎是明智的，這個哲學法則告訴我們，不應該一切都歸因於惡意，這完全可以用能力不足來解釋。

98. Kevin deLaplante, The Critical Thinker ( p o d c a s t) , “ C o g ni ti v e Biases and the Authority of Sci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ZkkY2XVzdw&index=5&list=PLCD69C3C29B645CBC .

99. 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因為有兩個可能的錯誤：一個是等了太久才接受真相（例如學界對塞麥爾維斯的反應）；一個是太早就做了超出證據範圍的結論（冷核融合的例子）。

第六章

科學態度如何轉變現代醫學

要理解科學態度能夠造成的差異很簡單，因為現代醫學就是一個好例子，可以從中看出科學態度如何將一個過去毫無章法的領域轉變為嚴謹的科學。在二十世紀之前，醫學的實踐主要基於行醫者個人的直覺、民俗療法和試誤學習。那時尚未有大規模的實驗，也很難收集數據。確實，就是連需要根據實證證據來檢驗自己假設的觀念也很罕見。在 1860 年代細菌致病說問世，以及在二十世紀初將其轉化到臨床實踐後，這一切在一段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發生了變化。¹

之前已經在第一章中提過伊格納茲． 塞 麥 爾 維 斯（Ignaz Semmelweis）在 1846 年發現產褥熱的原因，這是一個說明科學態度的典型例子。我們也看到他遙遙領先於他的時代，他的想法遭到不合理的反對。不過，塞麥爾維斯所擁護的科學態度最終在整個醫學界取得成果。大約就是在塞麥爾維斯檢驗他假設的同時，醫學界首次出現公開的麻醉示範。外科醫師第一次可以好整以暇地動手術，不再需要費力來與那些從痛苦中驚醒的患者搏鬥。麻醉本身並沒有降低死亡率，因為手術時間延長也讓整個過程變得更複雜，患者會因為傷口暴露在空氣中的時間更多而受到感染。² 直到巴斯德發現細菌以及柯霍引入詳細的殺菌技術後，細菌致病論才開始生根。當李斯特於 1867 年引入殺菌技術和無菌手術（一開始就避免細菌進入）後，才終於有可能讓治療時治絲益棼的情況減少。³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很容易將這些進步視為理所當然，而忽略了如何藉由它們發展出更好的量化技術、實驗室分析、對照實驗以及診斷和治療應當基於證據而不是憑直覺來進行的觀念。但是，也不要忘記，西方醫學一直熱衷於科學，只是這個詞彙的含義改變了。⁴ 占星醫學和放血曾被視為是最前衛的手法，是基於理性和經驗的最高原則。在十八世紀很難找到一位醫師不認為自身的知識不是「科學的」，我想甚至連希臘早期的醫師也是這樣想。⁵ 那麼，怎麼還可以說這些早期的醫師和從業人員愚昧無知呢？正如之前所提，這些事情是由組成此一專業中的成員來判斷的，並且與年代的標準有關，而根據十九世紀早期的標準來看，放血似乎還是個不錯的選項。

本章的目的不是要貶低任何一個特定年代的想法，即使這些未經檢驗的想法會發展成駭人的假設，有時還會造成患者死亡，更接近今日我們所認定的瀆職和失能等罪過。相反地，我想要闡明的是醫學如何擺脫這些黑暗時代，邁向基於縝密觀察、計算、實驗以及保持靈活的心態，能夠接受只有經過實證證明的想法，基於這些來行醫。請記住，科學態度不僅要求我們關注證據（因為證據可能會隨年代而變化），而是願意根據新證據來改變我們的理論。對某些試圖從偽科學躍升為科學的研究領域來說，要單從見解進展到有根據的想法，至關重要的便是後面這部分。因為只有在這種思維方式最終被接受時，也就是當醫師不再認為他們已經從傳統權威那裡獲得所有的答案，並開始意識到可以從實驗和他人的經驗中學習，這時醫學才能夠向前邁出一步，成為一門科學。

野蠻的過去

威廉．拜南（William Bynum）在他精彩的著作《醫學史簡介》（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提醒我們，儘管有放血、毒藥、顱骨鑽孔和許多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治療」方式，但西方醫學自始自終都認為自己很現代。⁶

古代的一大醫學體系來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除了讓他留名於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外，他的主要見解是他提出的「四種體液」在醫學應用上的理論。正如羅伊．波特（Roy Porter）在他那本傑作《人類醫學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中所提到的：

從公元前五世紀的希波克拉底到公元二世紀的蓋倫，「體液醫學」強調體外的四個自然要素（風、火、水、土）與四種體液（血液、痰液、黃膽汁、黑膽汁）之間的對應關係，由其平衡狀態來判定一人的健康。⁷

這理論相當令人震撼，而且它的解釋潛力也令人著迷。由於體液說認為疾病是由體液失調引起的，如感冒是由痰引起的，嘔吐是膽汁，以此類推，因此可以透過保持體液的平衡來保持健康，比方說，透過放血。⁸

儘管放血是希波克拉底發明的，但蓋倫則將其提升到更高的醫療技藝，在此之後的一千多年裡（直到十九世紀），都一直將其視為一種治療方法。在寫了四本探討脈搏的書後，蓋倫認為放血可以讓治療者師法自然，學習到排除多餘水分（例如月經）可以預防疾病。⁹ 正如波特所形容的「無論是哪種疾病，甚至包括失血在內，蓋倫都會判斷放血是適當的療法」。¹⁰ 因此他經常令患者昏迷不醒（有時甚至導致他們死亡）。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放血並不是我們唯一認定野蠻的古老醫術。另外還有在頭骨上鑽孔、水蛭吸血、吞汞、使用動物糞便等。不過，令人真正感到震驚的是，幾個世紀以來這種無知行徑一直沒有受到挑戰，這所造成結果是，在醫學史上，直到最近，患者在面對醫師時，產生的恐懼感就與面對他們的病痛一樣大。

不僅當時通行的理論是錯的（因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許多科學理論日後也都被證明是錯的），而且是大多數的觀念在最初就不是根據任何的證據或實驗。醫學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具備科學態度。

科學醫學的曙光

從這個非實證醫學階段過渡到現代醫學的過程非常緩慢。經院哲學的傳統在被天文學和物理學揚棄很久後，仍在醫學界中徘徊良久，甚至一直延續到十七世紀初，這時距離科學革命已經有兩百年了，但醫學問題通常還是透過理論和爭論來解決（甚至到了一切都是如此解決的地步），而不會採用設有對照組的實驗。¹¹在十九世紀以前，醫學在實證和臨床實踐上都還很落後。即使早在文藝復興時期醫學便以一門新興學科之姿開始起步，但這在知識層面上的效應還是遠大於在健康本身。¹² 儘管在進入早期現代後，解剖學和生理學皆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十七世紀時哈維〔Harvey〕發現血液循環），但是「〔醫學〕的進步主要是紙上談兵，而沒有進入臨床」。¹³ 事實上，就連天花疫苗這項十八世紀醫療方面的重大進步，也有人認為這不算是出於科學研究，而比較接近接納大眾草根智慧的結果。¹⁴ 在醫學中，這種「非科學」的觀點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這也被稱為「庸醫時代」 （age of quackery）——現代醫學一直到進入十九世紀中葉，才算是真正開始。¹⁵

路易斯．湯瑪斯（Lewis Thomas）在他那本饒有趣味的回憶錄《最年輕的科學》（The Youngest Science）中將當今科學化的醫療與過去比較：

在十九世紀初期所教授和實踐的那種醫學，是那種只要醫師在腦海中浮現什麼想法，就會嘗試用在疾病的治療上。那些年的醫學文獻今日讀來還是讓人心生恐懼：一篇又一篇的論文重述著放血、拔罐、殘暴地清除傷口、塗擦引發水皰的藥膏、強調冰浴或高溫熱浴等益處、無止盡的藥草萃取物的配方，全然是根據個人奇想將其混合調配起來。⋯⋯那些常用的治療方法對身體造成的危害可能比益處還多。¹⁶

在過去，放血似乎特別受歡迎，有部分原因是知名醫師班傑明．拉希（Benjamin Rush）對放血的支持。放血是從中世紀以前就留存下來的一種療法，過去認為這對健康甚有益處，是病患康復所需的一種「極端干預」。艾拉．魯特科夫（Ira Rutkow）醫師在他的重要著作《尋求治療》（Seeking the Cure）中寫道：

拉希的自負和缺乏科學方法，導致民眾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在一個沒有人知道測量血壓和體溫有何意義的時代，內科醫師率先決定了心臟和呼吸頻率的重要性，沒有任何規範可以防止美國醫師傷害他們的患者。¹⁷

而他們也確實傷害了患者。

醫師每天可以抽血 16 盎司，最多連續 14 天。⋯⋯相較之下，目前的捐血者每次僅允許一品脫（也就是 16 盎司），但每次捐血至少要間隔兩個月。十九世紀的醫師吹噓他們放血成功的總數，好像這是定義他們職業的一種統計數據。⋯⋯對放血的關注是如此根深蒂固，即使經常出現併發症，還有完全失敗的治療，也不會衝擊到拉希的工作。¹⁸

1813 年拉希因罹患斑疹傷寒並在接受放血療法後去世，也算是死得其所。¹⁹ 不過，放血並不是當時唯一恐怖的醫療手段。

那時的醫學真的名符其實處於黑暗時代。電力設備還是很新奇稀有的，並不普遍。醫師的每一項行為，從侵入式檢查、精細的手術到難產手術，全都得在陽光下進行，或是借助油燈。現代醫學的基礎知識也仍處於激烈的爭論中，好比說疾病是如何傳染的。醫師甚至連常見疾病的病因都搞不清楚。班傑明．拉希認為黃熱病是源自於劣質咖啡；而破傷風在過去則普遍認為是一種反射性刺激。闌尾炎過去稱為腹膜炎，毫無治療方法，只能任患者等死。醫師及其沒洗乾淨的手和工具在疾病傳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還不清楚。「敗血症的幽靈」無處不在。傷口最終會因膿液而潰爛，這點是絕對可以預料到的，甚至還因此發展出一套膿液分類。⋯⋯藥物沒有標準化，因此意外中毒很普遍。即使是「專業地」製造的藥物也常因為體積過大而引發嘔吐。為病人放血仍然是一種普遍的做法，即使是最保守的人也會開立份量大到駭人的瀉藥。但用冷水浴來治療發燒會被「視為謀殺」。沒有全身、也沒有局部的麻醉。遇到得忍受疼痛的療程時，通常是使用酒精⋯⋯有時也有純鴉片可使用。如果是因為複合性骨折去看醫師，那麼你存活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五十。僅有針對意外事故的病患才會嘗試進行腦部和肺部手術。手術中常常會大量出血，但正如一位醫師安撫人心地描述，「這通常並不致命」。²⁰

重點在於比較當時美國（在醫學上很晚才加入這場科學派對）與已經取得進展的歐洲之間的情況。在十九世紀初期，巴黎是醫學知識和實踐方面特別進步的中心，也許是由於革命的眼光，讓醫院脫離教堂的掌控，成為國有化的機構。²¹ 在巴黎，實證精神較為盛行。會以驗屍來佐證臨床診斷。醫師大力讚賞觸診、敲擊和聽診的好處，何內．雷奈克（René Laennec）還發明了聽診器。這裡，大體上會採用比較偏向自然學派的觀點，因此會帶著醫學生前往醫院，在病床旁學習。隨著這些發展，德國科學實驗室的興起以及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等人對顯微鏡的讚賞，導致更多基礎科學的進步。22 所有這些進展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醫學生，尤其是美國的醫學生，他們紛紛前往法國和德國接受更為科學的醫學教育。儘管如此，這種直接醫療實踐的好處在大西洋的兩岸還是發展得很緩慢。正如前文所提，塞麥爾維斯大概就是在波士頓展現麻醉奇蹟的同時，在歐洲試圖將科學態度用在患者的醫療護理上，他是最早這麼做的一批的醫師。然而，就是連這些進展也都遭遇到阻力。²³

真正的突破是在 1860 年代發現了細菌致病論。巴斯德的早期研究是關於發酵和「自然發生論」（spontaneous generation）這個棘手的問題。在他的實驗中，巴斯德試圖證明生命不可能僅是從物質中自然產生。但是，這又要怎麼解釋一罐暴露在空氣中，開著瓶蓋的肉湯會「壞掉」，還會從中出現生物呢？ 24

巴斯德設計了一系列優雅的實驗。他將空氣打入一個塞有硝化棉的玻璃管，玻璃管的另一端開口則接到實驗室外，與大氣相通。然後將硝化棉溶解後，出現了與在發酵液沉積物中存在的相同微生物。顯然是空氣中含有相關的生物。²⁵

巴斯德在後來的實驗中證明，可以用熱殺死這些生物。巴斯德花了幾年的時間完成更多的實驗，包括在不同位置擺放不同形狀的燒瓶，不過到 1878 年 2 月時，他已經準備好要在法蘭西醫學院（French Academy of Medicine）提出細菌感染理論的最終案例，隨後並發表論文，證明微生物是致病的原因。26 細菌科學就此誕生。

李斯特的消毒研究就是要防止這些微生物感染在手術中造成的傷口，這想法直接源自巴斯德的成功。27 李斯特是早期採用巴斯德思想的人，但整個 1870 年代仍然有人持續抵抗和誤解巴斯德的想法。²⁸ 實際上，1871 年美國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James Garfield）遭到刺客槍擊，並於幾個月後過世，很多人都懷疑他的死因不是因為仍留在他體內的子彈，而是當時一些最傑出的醫師曾用他們受污染的手指和工具去檢查傷口。在法院受審時，加菲爾德的刺客甚至試圖以此來狡辯，說總統不是死於槍殺，而是醫療過失。²⁹

在 1880 年代，羅伯特．柯霍（Robert Koch）在德國實驗室的研究又帶動了下一步。懷疑論者總是會問關於細菌的問題：「那些小野獸在哪裡？」——無法接受他們看不見的東西之真實性。³⁰ 柯霍最終得以透過顯微鏡的研究來回答這一問題，他不僅能夠建立起細菌致病論的物理基礎，甚至可以確定出引起特定疾病的微生物。³¹ 這促成接下來的細菌學「黃金年代」（1879 ∼ 1900 年），當時「每年以驚人的速度發現導致重大疾病的微生物」。³²

但是，這項成功所造就的一切迫使我們提出一個疑問。如果這真的是細菌學發現的黃金年代，以驚人之姿證明了在醫學中進行嚴謹的實證工作和實驗所產生的力量，那為什麼當時沒有對患者的護理帶來更為立即的效應？當然，這確實帶來了一些即時的好處（例如，巴斯德在狂犬病和炭疽菌這方面的研究），但這時期仍然讓人感到有一個不成比例的鴻溝存在於好科學的進展及其在治療的效果上。就算在醫學研究中開始看到尊重實證證據的跡象，那又要如何解釋在臨床科學上竟然拖延了這麼久才實現其成果？

到十九世紀末，只有幾種有效的藥物而已，諸如治療梅毒和癬的汞，用於增強心臟的洋地黃，心絞痛時用於擴張動脈的硝酸戊酯，治療瘧疾的奎寧以及用於痛風的秋水仙素等，除此之外，就幾乎沒有其他的藥物了。⋯⋯放血、排汗、吹洗、催吐和其他排除不良體液的方法依舊占據大部分人對治療的想像，並反映出醫學界對此類療法的信心。放血逐漸失寵，但也沒有什麼更好的取代方式。³³

也許部分原因是在此期間的醫學實驗和醫療實踐往往是由不同的兩群人來完成。醫學界內的社群分類傾向於一條不成文規則，即研究人員不執業，而醫療執業者不做研究。正如拜南在《西方醫學傳統》（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中所指出的：

在廣泛的醫學界，「科學」對不同流派具有不同的含義。⋯⋯「臨床科學」和「實驗醫學」有時彼此之間幾乎是無話可說。⋯⋯這兩個領域日益由各自獨立的專業團體來追尋。⋯⋯生產知識的人不見得是使用知識的人。³⁴

因此，兩百年前發生在其他領域（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的科學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爭論，不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在理論與實踐之間適當關係的討論，都沒有對醫學產生多大的影響。³⁵ 甚至是在「細菌革命」後，當醫學的知識基礎開始提升，更突顯出在臨床實踐上的延遲。

自然哲學〔科學〕方法論的爭論只是間接地觸及到醫學。醫學繼續依靠自己的經典文本，根據自有的程序和地點來追求知識：病床邊和解剖劇院。大多數醫師仍然依循隨手可得的內隱知識。³⁶

儘管有所進展，但這時醫學還不是一門科學。即使現在可以將這些得之不易的新知通通提供給那些渴望追求它的人，但仍然存在一個系統性的問題：要如何搭起知識和醫療實踐者之間的橋梁，又要如何確保這些新知可以交到未來從事這行業的學生手上呢？ ³⁷

在這一點上，醫學面臨到的是一個組織架構的問題，不僅是建立機構本身，還包括要如何傳遞新知。當時的醫學體系非但無法有效將科學突破的成果傳給最可以充分利用它們的人手上，反而是一塊「被競爭對手占領的領域」。³⁸ 儘管醫學界的一些先驅已經擁抱科學態度，但整個領域仍在等待其革命。

進入臨床實踐的漫長過渡期

基於種種原因，如意識形態的抵抗、無知、教育程度低落、缺乏專業標準、實驗者與實踐者之間的鴻溝，臨床實踐過渡到醫學科學的時間相當漫長。的確，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仍有一些駭人聽聞的恐怖故事，講述有人使用十九世紀那些未經測試的治療方式和偏方。在美國，醫師教育水準仍然低落，也沒有一套專業標準，因此無法對從業人員偶爾採用的卑劣作為究責。

在二十世紀初，即使對於疾病的診斷能力有所提高，醫師仍然難以治療大多數的疾病。隨著細菌致病論逐漸普及開來，醫師和外科醫師比較不會像過去幾個世紀那樣，因為錯誤的干預而害死患者，但是在 1860 和 1870 年代的種種科學突破卻沒有直接嘉惠到病患的護理上。路易斯．湯瑪斯這樣寫道：

那時解釋才是醫學真正的工作。病患及家屬最想要知道疾病的名稱，然後，如果可能的話，還想知道是什麼原因引起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病情可能會如何發展。⋯⋯儘管有個學識淵博的門面，〔醫學〕實際上是個極為無知的職業。⋯⋯我只能想起三四名患者，會因為診斷而可能採取某些措施來改變病程。⋯⋯在 1937 年波士頓市立醫院的病房中，對於大多數的傳染病，除了臥床休息和良好護理外，就沒有什麼可做的。³⁹

詹姆斯．格里克（James Gleick）對那個時代的醫學實踐也有類似的嚴峻描繪：

二十世紀的醫學努力追尋的科學地位是物理學早在十七世紀就達到的。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醫療從業人員行使著治療者的權力；他們說著一口專業術語，披掛著專業學校和學會的風衣。但是他們的知識程度只有到模仿民俗智慧和準科學風尚的程度。沒有幾個醫學研究人員懂得最起碼設有對照組的統計實驗。他們的工作方式是結合個人經驗、抽象推理和審美判斷，最後訴諸權威來決定支持或反對一理論，基本上與神學家大同小異。⁴⁰

但是變革即將來到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社會性的。隨著麻醉和殺菌技術的進步，以及巴斯德和柯霍在細菌學上的發現，到二十世紀初，臨床醫學已經成熟，逐漸擺脫掉其愚昧無知的歷史。隨著這些發現的傳播，臨床醫學中眾多的治療方法和實踐突然間變成令人尷尬的存在。當然，就跟任何的典範轉移一樣，孔恩告訴我們這當中最強大的一股力量是，在守舊派連同他們的舊思想一併死去時，年輕的從業人員開始擁抱新觀念。確實發生了這當中的某些情況（比方說反對塞麥爾維斯產褥熱和消毒理論最強硬的查爾斯．梅格斯〔Charles Meigs〕於 1869 年去世），不過社會力量的影響可能更大。現代醫學不僅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社會制度。這裡重要的是明白，甚至早在醫學真正科學化之前，社會力量就決定了世人對醫學的觀感及其實踐的方式，而且有助於將其轉變為今天的科學。已經有許多專書在探討醫學的社會歷史。在這裡，我只會提其中的一部分。

保羅．斯塔爾（Paul Starr）在他的《美國醫學的社會轉型》（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中指出，美國早期的民主原則與這樣一個觀點相衝突，那就是醫學知識在某種程度上享有特權以及應由精英人士來從事醫學實踐。⁴¹ 在最早期「有各式各樣的人在殖民地習醫，並獲得醫師的頭銜」。42 隨著醫學院的開辦，那些接受過正規醫學培訓的人試圖以組建醫學會和執照考試的方式來設法與「庸醫」區隔開來，可能有人認為這會受到渴望獲得更好醫療服務的民眾所歡迎。但事實並非如此。民俗療法和外行醫療仍很普遍，因為有許多人將美國醫學的專業化運動視為一種權力和權威的爭奪戰。正如斯塔爾所寫的：

一般人對專業醫學的抵制有時會被描繪成對科學和現代性的敵視。但是，就我們現在客觀對十九世紀早期治療方法的無效性來看，很難說當時普遍對醫學抱持懷疑是不理性的。此外，美國到十九世紀時，一般的想法反映出一種極端的理性主義形式，要求科學要民主化。⁴³

實際上，早期的美國已經開始建立起醫療執照標準，然而到 1830 年代安德魯．傑克森（Andrew Jackson）擔任美國總統時，竟出現了有組織的活動，要求解散這些「許可的壟斷」。44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導致美國在接下來的五十年放棄了醫療執照標準。⁴⁵

這看在任何一個關心醫學科學的人眼中，都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結果——更不用說這對患者的照護會產生多大的影響。這裡必須要指出一點，就當時拙劣的醫療實踐來看，當然，會有人對「專業」醫師產生很深的質疑，懷疑他們是否真的有比非專業醫師接受過更好的訓練，或是熟悉更多的醫療知識。⁴⁶ 當歐洲以科學為基礎的醫學發現還等著要紮根到臨床實踐中時，實在很難將要求科學知識的「民主化」視為提升照護患者的有益發展。這造成的結果是，到十九世紀末，正當歐洲發生基礎醫學知識革命時，美國的醫學教育和實踐狀態卻讓人感到羞恥。

地方醫師為了牟利而開設「醫療學店」的情況猖獗，在那裡並沒有提供基礎科學的實際指導或對患者護理的操作培訓。⁴⁷ 在 1870 和1880 年代，開始檢討只要取得文憑便能執業的做法，並重啟醫療執照制度，讓醫師多少得擔負一些專業責任。最終，成為醫師的條件變得日益嚴格起來。

1877 年伊利諾伊州通過一項立法，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授權給州政府的醫學檢查委員會，得以拒絕那些臭名昭彰學店的文憑。根據這項法律，所有的醫師都必須註冊。那些擁有被認可學校學位的人會得到執照，而其他人則必須接受考核。1877 年，在伊利諾伊州有 3,600 名非大學畢業生在行醫，據報導當中有1,400 名在一年內離開該州；在十年內，據說有 3,000 名醫療從業者破產。⁴⁸

在歐洲，醫學教育的標準更高。特別是德國的醫學院，他們會在附設的大學中實習（在美國當時很少有實習）。最終，這促成美國仿效並推出更嚴格的醫學教育模式，並於 1889 年成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四年後成立附屬醫學院，其中包括各級的指導，含括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的制度。⁴⁹ 在哈佛、霍普金斯、賓州、密西根、芝加哥以及其他幾所大學附設的醫學院日益受到尊重。⁵⁰ 但是，這在美國十九世紀末醫學教育中僅占有一小部分。

1908 年，在卡內基基金會和美國醫學聯合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 AMA）的醫學教育委員會支持下，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這位非醫學本業的人，發起一項查訪當時全美 148 間美國醫學院的行動。他的發現相當令人震驚：

根本找不到那些各校吹噓的實驗室，不然就是實驗室裡僅放了幾支無用的試管，散落在雪茄盒中。解剖室裡的大體因未使用消毒劑而發出惡臭。圖書館裡沒有書；據稱任教授課的教師則忙著私人執業。任何願意付學費的人都可獲得入學許可。⁵¹

有個特別離奇的例子，弗萊克斯納前去愛荷華州的德梅因（Des Moines）參訪一所醫學院時，在那裡院長催促他盡快結束參觀。弗萊克斯納有看到門上寫著「解剖」和「生理」的房間，但都被鎖住了，院長甚至還說他沒有鑰匙。弗萊克斯納謊稱他結束了訪問，在後來又自行折返，並花錢買通管理員來開門，結果發現每間房間的內部都一樣，只有桌椅和一塊小黑板。⁵²

當弗萊克斯納那篇著名的報告於 1910 年發表時，基本上可說是一份對美國大多數醫學教育機構的控訴書。報告表示約翰．霍普金斯依舊維持黃金標準，甚至鼓勵其他聲譽卓著的學校遵循其模式，不過幾乎其他商業型醫學院都相形見絀。弗萊克斯納認為，除了要進行其他改革外，醫學院的教育應該要以自然科學為根基，而那些著名的醫學院應當要與大學建立關聯，也需要擁有足夠的科學設施。他進一步建議學生在開始接受醫學訓練前至少要有兩年以上的大學教育，醫學系應該是全職的，並且應該減少醫學院的數量。⁵³

這份報告產生了立即而深遠的效應。

到 1915 年，〔醫學院的〕數量從 131 間減少到 95 間，畢業生的數量從 5,440 人減少到 3,536 人。⋯⋯在五年內，要求至少有在大學修業一年的學校從 35 間增加到 83 間⋯⋯要求大學修業的執照許可委員會從八個增加到十八個。1912 年，幾個委員會組成志工性質的協會，即美國州醫學委員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State Medical Boards；簡稱 FSMB），接受 AMA 對醫學院的評比，將其視為權威。隨著越來越多的州採用他們對不可接受的醫學機構的認定，AMA 委員會基本上成為全美醫學院校的認證機構。⋯⋯〔到 1922 年〕醫學院校的數量已減少到 81 間，畢業生數量減少到 2,529 名。即使美國州醫學委員會聯合會或 AMA 醫學教育委員會都不是由立法機構所設置，他們的決定也具有法律效力。對這個組織起來的專業而言，這可說是非凡的成就。⁵⁴

當他們接管執照的核發後，美國州醫學委員會開始擁有更大的權力，127 不僅是在監管醫學教育方面，還包括監督該領域的從業人員。自美國州醫學委員會聯合會（FSMB）創建以來，開始出現一種機制，不僅可以將更多以證據為基礎的醫學帶入新醫師的培訓中，還可以讓當前執業的醫師對他們不當的行為負責。美國外科醫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在 1921 年發布了最低醫療標準，並推動各家醫院取得認證。⁵⁵ 這並不意味著每個州都突然擁有法律手段來驅逐可疑的從業人員（比如伊利諾州早在1877年所採行的）。但這至少意味著，會開始嚴格審查醫療實踐（及其實踐者）。即使那時候大多數醫師仍無法真正治療他們的病人，至少他們的行為會受到約束，不能採用傷害他們的療法。在某些州，甚至會在州醫學公告中公布不良醫師的名字。

在弗萊克斯納報告發表後的短短幾年內，1860 年代起在歐洲醫學中的科學革命終於來到美國。儘管這種變化大部分是在社會和專業層面，而不是在方法論或實證上，但總體而言，能夠產生排除那些未經適當培訓的醫師，並瓦解那些不再被接受的療法，一系列出於個人利益和保護專業地位考量的社會變化可能進一步推動了對個人執業的集體審查，這正是科學態度的標誌。

當然，正如路易斯．湯瑪斯先前所引用的對醫學的描繪，事實可能是在 1920 年代的波士頓，即使是在最好的醫院中，除了順勢療法的藥物（即安慰劑）或手術外，大多數醫師其實不能夠為他們的患者做些什麼，只是在等待疾病自然走完病程。即使他們不再放血、吹洗、起泡、拔罐（進而害死）患者，或是用骯髒的手指和器械來檢查，也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醫療干預可以來治療。然而，這仍然代表了超越早期的重大進步。醫學終於迎來了對個人執業者的專業監督，這是醫學作為一門科學所必需的。醫學知識開始以實證證據為基礎，而引入醫療標準至少能夠保證臨床科學將為實現這目標而付出真誠的努力（或至少不會去破壞它）。醫學不再僅僅基於預感和軼事。可以仔細檢查並揚棄不好的醫療方式和無效醫療。透過提高專業水準，醫學終於實現了千百年前的科學承諾。

這是科學態度在醫學中的開端。雖然可以說醫學對實證證據的依賴及其對理論的影響可以回溯到塞麥爾維斯，甚至是蓋倫。56 不過巴斯德可能會是更好的例子。就像在任何領域一樣，在整個醫學的早期歷史中也出現思想上的巨人，而他們通常都是願意從實證證據來學習。不過，社群精神仍然很重要，因為要使整個領域成為一門科學，光是靠少數幾位孤立的個體是不夠的，無論他們有多麼偉大。早期醫學中可以找出展現科學態度的個別例子，但是一直要到這些價值觀廣為醫學界接受（至少有部分是由於醫學專業本身的社會變化），才能說醫學真正成為一種科學。

科學的果實

在二十世紀初的專業改革後，醫學算是真正誕生。隨著 1928 年盤尼西林的發現，醫師終於能夠根據科學研究的成果，來促成臨床醫療上的真正進展。⁵⁷

然後〔在 1937 年〕出現了磺胺藥物的爆炸性新聞，以及醫學革命的真正開端。⋯⋯我們知道，磺胺的其他分子變異正在工業化生產中，我們聽說了盤尼西林和其他抗生素的可能性。一夜之間，我們就確信沒有什麼是未來無法企及的。⁵⁸

蘇格蘭的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在一戰結束後便在倫敦工作。戰爭期間，他一直在研究傷口及其對感染的抵抗力，他在休假前的一個晚上不小心將一個裝有葡萄球菌的培養皿留在桌上。等他回來時，他發現培養皿中長出的黴菌似乎殺死了它周圍的所有葡萄球菌。⁵⁹ 在經過幾次實驗後，他並沒有找到能夠進入臨床應用的藥物，但他仍然就此發表了一篇論文。十年後，霍華．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錢恩（Ernst Chain）也發現了這現象，他們隨後找到了弗萊明（Fleming）的原始論文，並在小鼠身上進行了關鍵實驗，分離出盤尼西林，並於 1941 年首次應用在臨床上。⁶⁰

詹姆斯．勒法努（James Le Fanu）在他的《現代醫學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一書中繼續列舉了隨之而來的醫學發現和創新：可體松（cortisone, 1949）、鏈黴素（streptomycin, 1950）、開胸手術（1955）、小兒麻痹疫苗（1955）、腎臟移植（1963）等等。⁶¹之後，又發展出化療（1971）、體外受精（1978）和血管成形術（1979），這時距離路易斯．湯瑪斯所描述的那個時代已經很遠了（當時醫師的主要工作是診斷並簡單地照顧病人，然後除了等著病程發展之外，就沒什麼可做的）。臨床醫學終於可以享受所有基礎科學的好處。

不過，現在是提出另一個疑問的時候了：所有這些臨床發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科學（更不用說是科學態度了）？勒法努語帶挑釁地提出這個問題，指出二十世紀醫學史上的許多「決定性」時刻，彼此間幾乎沒有共同點。正如他指出的「盤尼西林的發現不是科學推理的產物，而是偶然的意外」。⁶² 不過，即使盤尼西林的故事確實如此，還需要提出證據，表明其他的發現也並非直接來自於科學探究，才能讓人信服。

勒法努寫道：「通往科學發現的道路如此多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運氣和偶然，因此任何對此的通泛概述必定有疑點存在。」⁶³ 儘管不是他個人獨創的見解，勒法努在這裡要探討的觀念是一些二十世紀的醫學突破可能不算是科學研究的直接成果，而是「自然的贈禮」。因發現鏈黴素（並且提出抗生素一詞）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塞爾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64 在獲獎後，他表示抗生素的發現是「純屬偶然的現象」。而且他這樣講不只是謙虛而已。不過，正如勒法努所指出的，這一觀點的論調因為太過偏激，讓許多人認為這一定是錯的。⁶⁵

會有人說現代醫學的突破不是基於「好科學」而是「好運」嗎？這種觀點讓人難以置信，而且無論如何，這都是來自對科學的錯誤觀點。如果有人將科學視為一種方法學的事業，會按照某種方式遵循一定的步驟，然後在生產線的另一端出現科學發現，那麼就此看來，說科學促成臨床醫學發現確實是可議的。至少，弗萊明就沒有遵循什麼特別的方法。然而，就我在本書捍衛科學時的解釋來看，我認為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不論是在十九世紀末的一系列突破，還是在二十世紀初過渡到臨床科學所帶來的成果，這一切都可歸功於科學態度。

首先，說盤尼西林的發現純屬偶然就太過簡單了。確實發生了許多偶然事件（在倫敦夏季有連續九天的低溫，弗萊明的實驗室剛好位於另一間正在研究真菌的研究人員實驗室的正上方，弗萊明把培養皿放在一旁後就跑去度假），但這些並不意味著任何看到弗萊明的培養皿的人都會有如此的發現。也許我們不需要把這發現歸因於弗萊明的長才，但是我們也不必將其歸因於偶然。就像另一位醫學界的巨人路易．巴斯德觀察到的「機會偏愛準備好的人」。在實驗室確實會發生意外和隨機事件，但是必須要有適當的心理狀態才能抓住機會，然後再深入探究，否則這些好運的出現也是枉然。具有科學好奇心，能夠從實證證據中學習（即使是意外的結果），然後根據所學來改變自己的想法，這就是擁有科學態度的意思。大自然可以提供「成果」，但是我們所抱持的態度讓我們能夠認識和理解它們。

當弗萊明看到培養皿上某些地方的葡萄球菌，因為（看似）受到外界孢子的污染，而沒有生長時，他並沒有將其扔到垃圾桶，然後重新開始。他試圖弄清一切。即使如前文所提到的，他並沒有據此提出臨床應用的想法（因為擔心會殺死葡萄球菌的也會殺死病患），不過他還是動筆寫了一篇關於這項發現的論文，後來弗洛里和錢恩也有了發現，他們著手研究出其背後的生化機制。⁶⁶ 對個人想法的團體審查是導致這項發現的原因。

最後，在一項經典實驗中，弗洛里和錢恩證明了盤尼西林可以治癒小鼠的感染。他將十隻感染有鏈球菌的小鼠分成兩組，其中五隻接受盤尼西林治療，另外五隻給予安慰劑。結果「安慰劑」組的小鼠全都死去，而「盤尼西林」組的都存活下來。⁶⁷

雖然說意外發現盤尼西林的故事很容易吸引學生，但可以確定的是，後來將這項發現開發成一種能夠挽救數百萬生命的強大藥物，絕非偶然。這取決於數百名研究人員的毅力和開放態度，他們提出種種關鍵問題，然後進行可以檢驗其想法的實驗。確實，有人會認為現代對藥物的期望是，應該要透過雙盲隨機的臨床試驗，檢驗每一種藥物的有效性，這是那些首先採取科學態度的醫學研究人員最有成效的實踐成果之一。科學發現不僅起源於對意外的觀察，而是即使在發生意外的地方，也要加以檢驗，查看其是否會繼續成立。

從巴斯德到發現盤尼西林的這八十年間（1860 ∼ 1940），醫學界出現什麼變化？正如波特所指出的，在這段時間「古代的醫學夢想成真了。世人終於獲得了為什麼會引發大多數疾病的可靠知識，並以此為基礎，制定出預防和治療措施」。68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改變，不僅是因為醫學研究經歷了科學革命。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巴斯德、柯霍、李斯特和其他人做出的突破不是遭到抵制、誤解、不當處置就是長期受到忽視，讓人懷疑即便知識到位，從業人員也不見得就會發現它們。況且，還需要社會力量來將這種知識轉化為臨床實踐，我之前曾表示過，這是一種根植於態度的轉變，是對如何組織醫學教育和醫學實踐想法的改觀。一旦醫師開始將自己視為一種專業，而不是一群各自獨立的個別從業人員，事情就開始轉變。他們會研讀彼此的文章；仔細檢查對方醫療的方式。儘管突破和發現仍然可能遭到抵制，但是在醫學史上這是首次得面臨同行的專業批評，甚至是他們所服務的公眾之意見。隨著越來越多的從業人員擁護科學態度，對個人觀點的審查變得日益普遍起來⋯⋯科學醫學就此誕生。

結論

在醫學中，可以看到如何對證據抱持實證態度的例子，再加上有一群人接受這標準，並且以此來評判同行的工作，這正是令這個以迷信和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領域轉型成現代科學的主因。這為社會科學和其他希望成為科學的領域提供了一個範例。科學態度不僅僅適用於過去的物理學和天文學（以及醫學）。它仍然繼續在運作。只要抱持科學態度，我們也可以在不科學的領域中發動一場現代科學革命。

然而，我們仍然得面對那些完全拒絕科學態度的人所造成的問題。那些人似乎不了解智慧設計這類基於意識形態的想法並不是科學。還有那些因為對科學運作原理有所誤解，而對諸如全球暖化這類合理的理論一直抱持否定態度的人。我們將在第八章處理這些問題。不過，首先，我們必須面對比這些還低劣的下限。在本章中，我們看到了科學態度的最佳狀態；但在第七章，我們將探討它在最壞的情況中又是如何。

註釋

1. 不過，正如稍後將在本章中看到的，現代醫學在誕生過程中飽受挫折，在尚未建立起紮實的科學態度之前，不僅遇到許多抵制，而且難以將新知轉化為實踐。

2. W. Bynum,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8. 亦參見 W. Bynum et al., 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180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2.

3. 不過這裡要注意的是，儘管李斯特（Lister）並不是「發明」殺菌技術的人，不過是他找到一套有效的技術，並使其成為例行程序。參見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Norton, 1999), 370. 在當時就連這項技術也曾遭到一些人反對，見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156.

4. Bynum, History of Medicine, 91.

5. 不過「科學家」（scientist）一詞是在 1833 年才由威廉．惠威爾（William Whewell）提出，當然，導致十六世紀使用科學（scientific）字眼的是一個早期的拉丁文 scientia，粗略的翻譯是「生產知識」。

6. Bynum, History of Medicine, 91. 亦參見 Bynum et al.,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 112.

7.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9.

8.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 57.

9.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77.

10.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76.

11. 儘管有人希望抓住啟蒙運動所產生的科學進步精神，但「醫學難與實驗物理學或化學的成就相提並論」。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248.

12.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d, 11.

13.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245.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波特推測「歷史學家有時對啟蒙醫學科學這一明顯的矛盾——期望遠大但卻帶來令人失望的結果——的解釋是因為理論化的野心太大所致（248）」。

14.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 11, 274.。但是，有人會認為這樣講不公平。雖然這疫苗背後的理論確實不是基於基礎科學，但仍是基於對擠奶女工的認識以及她們對天花的免疫力等日常經驗，正是因為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抱持科學態度，認為「與其坐在那裡想，倒不如來實驗看看？」（276）是到那時候，在實驗中對過去的觀察進行測試，才做出臨床突破，讓醫學得以向前發展。

15.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284, 305.

16. Lewis Thomas, The Youngest Science : Notes of a Medicine Watcher (New York: Viking, 1983), 19–20.

17. Ira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America (New York: Scribner, 2010), 37. Notes 233

18.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 37–38.

19.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 44.

20. Cristin O’Keefe Aptowicz, Dr. Mutter’s Marvels: A True Tale of Intrigue and Innovation at the Dawn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Avery, 2014), 31.

21.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 306.

22. 「醫學在執業和以病例為導向的引導下，變化緩慢。顯微鏡早在兩百年前就問世了，但直到那時候才成為日常醫療實踐的一部分，進而轉變人們的認識。」參見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 525.

23. 關於麻醉，有些堅持不用的人認為給正在分娩的女性麻醉會牴觸到《聖經》，因為《聖經》上說，孩子應該在痛苦中出生，這是對原罪的懲罰。他們認為阻止人「通過上帝要他們忍受的」是個錯誤。參見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 59–60.

24.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431–432.

25.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432.

26.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433.

27.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 66.

28. 就連思想家魯道夫．維爾奇（Rudolf Virchow）也反對細菌致病論，他說：「如果我可以再活一次，我將致力於證明細菌只是在尋找它們的自然棲息地，也就是那些患病的組織，而不是導致這些組織患病的原因。」

29.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79.

30. 這句引言是來自愛丁堡的外科醫生兼教授約翰．休斯．本內特（John Hughes Bennett），他還說道：「給我們看，我們就會相信真有它們的存在。有人看過嗎？」參見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372.

31.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436.

32.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442.

33.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674.

34. Bynum,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 112.

35.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525.

36.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525.

37.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527.

38.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527.

39. Thomas, Youngest Science , 28, 35.

40. James Gleick, 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 (New York: Pantheon, 1992), 132.

41. Paul Star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42. Star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 39.

43. Star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 56.

44. Star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 57.

45.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 105.

46. 「徹底摧毀執照制度的是對醫學的懷疑，認為這展現的只是一種偏頗，而不是能力。」參見 Star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 58. 最終，這種態度因為科學的發展而消除殆盡（59）。

47. 在 1802 ∼ 1876 年間（涵蓋傑克森主義對抗醫學會的時期），在美國一共開設了 62 所商業型的醫學院。參見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 530.

48. Star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 104.

49.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124.

50.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530.

51.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119.

52.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147–148.

53.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530–531.

54. Star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 120–121.

55. Rutkow, Seeking the Cure , 164.

56. Bynum,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 112.

57.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456.

58. Thomas, Youngest Science , 35.

59.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455–456.

60. 這個故事的精彩描述可參見 James Le Fanu,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1999), 5–15, 以 及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 455–456.

61. Le Fanu,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 , vii.

62. Le Fanu,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 , 5.

63. Le Fanu,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 , 160.

64.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455.

65. Le Fanu,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 , 201.

66. Le Fanu,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 , 9.

67. Le Fanu,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 , 10.

68. Porter,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e , 460.

第七章

誤入歧途的科學：科學造假和其他失敗

對任何關心科學態度的人來說，有人可能會認為造假是個沒什麼意思的話題。造假的人只是在欺騙和說謊，顯然不接受科學的價值觀，不是嗎？為什麼還要多花時間加以檢視呢？

但我建議在此採取一種較為慎重的方法來面對這問題，因為檢視造假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具有良好科學態度的含義，還能幫我們衡量所有可能算是造假的情事。若是對造假行為的看法過於簡單，反而可能會看不清一個事實，即大多數造假的人都不認為自己是故意要去偽造科學記錄，只是覺得自己可以走捷徑，因為他們認為最終數據會證明他們的清白。這樣的觀點，就許多層面來看都是有問題的，但這究竟算是方法論上的失敗還是態度上的，仍有待爭議。欺騙自己在流程上走捷徑無傷大雅，這是否為日後的造假行為鋪路，還是這本身已算是造假行為？行動很重要，但意圖也是。如果一開始並不打算偽造任何東西，只是為了要塑造數據而去做一項實驗，那走到哪一步時算是偏離正軌呢？在之前幾個章節檢視過的那種草率行事的研究（例如 P值操縱和「採櫻桃」這類專挑有利自己論證的做法）和之後構成造假的篡改數據或偽造數據，這兩者間可能存在有什麼關聯嗎？科學態度作為一種規範，可以幫助我們釐清這些問題。

不過，我們必須從最嚴重的問題開始。造假是故意捏造還是操縱科學記錄。¹ 若只是純粹的錯誤，那並不會破壞對科學的忠誠，因為人都可能會犯下無心之過。但是，在造假，也就是故意造成錯誤的情況下，無疑破壞了一人對科學態度的承諾。在像科學這樣公開且依賴他人工作的活動中，這是完全不被容忍的。當一人立志成為科學家時，就等於是自願承諾要公開和誠實地從經驗中學習。一人造假時，等於是將自己和自己的前途放在優先位置。但是意識形態、金錢、自我和自身利益應當都該擺在證據的後方。有時會聽到有人說在科學中沒有異端，因為科學想法可以來自任何地方。不過，造假就是一種真正的科學異端；這不是在說一人抱持的理論不同，而是這些理論是基於捏造的數據。因此，一般認為造假比錯誤要嚴重得多，因為從定義上講，造假是故意的，這無非是背離了科學態度。

對於科學而言，犯錯並不可怕。只要一人抱持正確的態度，從實證證據中學習，科學本身就能完善地處理錯誤。而且犯錯是一件好事，因為科學史上充滿著這類例子。在這裡我不是要討論那些悲觀歸納論者的講法，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大多數的科學想法都將被證明是錯誤的。² 我說的是那些一次又一次將科學推離軌道的重大錯誤和死胡同，像是燃素說（Phlogiston）、熱質說（Caloric）和以太（Ether）。但是這裡必須指出，這些錯誤都不是造假，實際上，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是日後得以提出更好科學理論的關鍵。沒有燃素說，可能就不會發現氧氣；沒有熱質說，可能就無法理解熱力學。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科學本來就是期待從錯誤中學習。如果擁抱科學態度，依循證據，那麼終將會根除錯誤。我想有人會嘗試以相同的邏輯來解釋那些由造假引起的錯誤，畢竟要是科學能夠自我糾正，最終也會發現這些錯誤，加以修復。但是，找出故意製造的結果會浪費掉很多的時間和資源，因此大多數科學家會在這裡劃下一條清楚的界限。造假之所以為人詬病不僅是因為其釀成的後果，也是因為這破壞了科學的價值觀。大自然中已經有夠多難解的微妙之處，科學家可不想再去應付欺騙帶來的挑戰。

不過這裡得記住，在科學研究中還存有另一種錯誤來源。在造假和誠實的錯誤間，存有一模糊地帶，在那裡很難看清一人的動機是否純粹。正如之前在第五章中所提到的，科學錯誤可能來自造假，但也可能來自於草率、認知偏誤、執意無知或懶惰。我希望已經將科學態度作為一種減少錯誤的可靠工具，無論錯誤的來源為何。不過，在聲稱造假是背離科學態度最嚴重的行為之際，我們應該要先重新審視如何根據故意和無意的動機來區分這些錯誤來源。

這裡的關鍵在於要明確定義何謂造假。若是將造假定義為故意捏造或竄改科學數據，那就有兩種可能的解讀方式：

（1）若說一人造假，則表示該人故意捏造或竄改數據。

（2）若一人故意捏造或竄改數據，那就表示此人造假。

就邏輯來看，這兩句話並不互相蘊含，因此有可能其中一句為真時，另一句則否。不過就現在的討論中，我認為這兩句都為真。如果有人造假，那必定是故意為之。正如我們在「不當研究行為」（research misconduct）這個較為廣泛的定義中所看到的（見本章的註釋1），如果一個錯誤是由於「誠實的偏誤」或「意見分歧」所造成的，則不視為造假。造假必須要有欺騙的意圖。但是這時我們必須問，一人故意捏造或竄改數據的行為是否就是造假的充分條件。捏造和竄改數據不是隨便一種錯誤，就其定義來講，這是不會意外發生的。因此，一旦涉入這類行為，從那一刻起似乎就自動構成了造假。因此，我們可能會試圖將（1）和（2）合併起來，組合成以下的雙條件定義：「只有當一人故意捏造或竄改科學數據時，才算是造假」。³ 但這仍然留下最關鍵的問題，即如何定義故意。是否可能有更好的方式來說明造假呢？

現在讓我們回到科學態度上，看看這對我們理解科學造假的概念可以有什麼幫助。在這整本書中，我一直在強調科學態度是定義科學的基礎。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科學的獨特之處，以及何以科學信念背後有一獨特的保證。既然剛剛才說造假在科學中可能是最嚴重的罪行，那麼造假必然對科學態度構成完全的否定。不過，現在先考慮一下以下兩種解釋這一主張的方式：

（3）如果有人造假，那就表示此人沒有科學態度。

（4）如果一人不具有科學態度，就表示此人造假。

這裡顯然有一個問題，我認為論點（3）是正確的，但論點（4）則否。在論點（3）中，如果某人造假，那顯然此人就沒有科學態度。捏造或竄改數據直接衝撞到對實證證據的重視，以及據此堅持或修改自己想法的觀點。那麼為什麼論點（4）是錯的呢？這是個微妙的問題，因為在某些情況下，論點（4）可能是正確的，不過這裡的重點在於，這未必適用於所有情況。4 要說「如果沒有科學態度，那麼一人就是造假」是一個很大的推定。首先，必須在實證領域進行調查；文學沒有科學態度，但那又如何呢？其次，這是在假設若一人在實證研究中所抱持的態度是錯誤的時候，那肯定會展現在作為上。但是我們從人類行為中得知，並非總是如此。第三點則是要如何定義故意這個問題？就上面的命題（2）來看，似乎在說要是我們是故意犯錯的，那麼我們就是存心造假。但是這裡的問題是，人的意向存有許多不同的層次，而且一人沒有科學態度的原因也有許多種。

正如在第五章提到的，有些研究人員可能是受到無意識認知偏誤的拖累。或者，也許他們只是懶惰或草率，這樣也算造假嗎？可能有許多未知的心理因素造成一人沒有科學態度，這並不是他自身的過錯。當有人背離科學態度時，不見得是故意的。而這是一關鍵問題。要是有人故意在做研究時走些旁門左道，那該怎麼辦？要如何處理那些達不到最低標準的研究，好比是在第五章討論的 P 值操縱或「採櫻桃」這類選擇性處理數據的手法？為什麼那些人在刻意這麼做的那一刻時還不算是造假呢？因為要確定是否造假，要問的不僅是這些行為是否刻意，還關乎這是否有牽涉到捏造或竄改數據。請記住我們對造假的有效定義是故意捏造或竄改科學數據（也請記住這是一個雙條件的關係）。一般不會將 P 值操縱視為造假，其原因不是這樣做的人並非故意，而是因為（儘管這聽起來很驚人）P 值操縱並沒有達到捏造或竄改數據的程度。這也許只是在誤導自己在科學中的同業，但沒有捏造證據。有人可能會為了獲取更多數據直到足以發表研究，而這並不完全是在竄改證據。⁵

可將造假與說謊相比。說謊是指明知道某件事是假的還是這樣說。那麼，要是我們沒有說謊但是沒有說出全部真相的情況呢？這顯然是不誠實的，但不太算是說謊。這正是我們在尋找的類比，以此來區分可議的研究與造假間的差別。就標準定義來說，P 值操縱、選擇性數據報告之類的不算是造假，因為這並沒有涉及數據的捏造或竄改。然而，這也不是完全誠實的。⁶ 他們是在沒有造假的情況下故意隱瞞。這可能有違科學態度，但稱不上是重罪。如果是刻意而為，應該期待這些做法能夠遭到揭露和勸阻，甚至期待科學態度（這有助於我們了解造假行為是錯的）可以提供工具來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把這些與造假混為一談。

可以將科學態度看成是一道頻譜，一端是完全正直合於標準，另一端則是蓄意造假。造假的標準是故意捏造或竄改數據。一個人可能會因為無意間的錯誤，或是誤導了他人，但還不到捏造或竄改程度，所以可能也無法歸類到後者。在後者這一大類中，我會將許多「輕罪」與身為科研人員的「自由度」相對比。7 科學態度是程度的問題，並不是全有全無。當某人違反科學態度，而且做出捏造或竄改數據的行為，這時就可以將其視為造假。然而，研究人員的科學態度有可能會鬆動，但不至於做出太過離譜的事（因此，就造假來說，違背科學態度似乎是一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雖然劃清界限，判斷一人是在哪裡越過造假的紅線，似乎是有用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什麼都行」（anything goes） i就沒有那道界線。以科學態度來標記科學的獨特之處應該能夠幫助我們完成這兩項任務。在本章，我要主張的是，可以利用科學態度來清楚認識造假行為的嚴重性，並以此區分在造假與其他的科學失態間的界限。我希望能夠藉此闡明認識科學態度是會帶來許多好處的，這有助於我們辨別和減少那些離造假不遠的低劣研究。正如在第五章所看到的，科學態度可以幫助我們識別和應對各種錯誤。不過，適當的方法是了解每種錯誤的本質。有些人認為在科學實踐中，只要達不到完全誠實就是很糟糕的。我讚賞這種對科學態度的承諾。然而，即使某些實踐者偶爾出於某種原因行為不當，科學也必須生存下去。

為什麼有人要造假？

對科學造假的刻板印象就只是在捏造數據，但這不見得精確。當然，這種事確實會發生，而且是一種特別嚴重的造假，但這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常見的。同樣有罪的還有那些自以為已經知道一些實證型問題的答案，又因為各種壓力而不想花時間以正確的方式來取得數據。

大衛．古德斯坦（David Goodstein）多年來一直在調查科學造假的案例，並在他那本精彩的《事實與造假》（On Fact and Fraud）中，詳盡分析了這些案例。8 古德斯坦一如以往宣稱科學會自我糾正，以及科學進程最終還是會發現任何添加的虛假訊息（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後，⁹ 他提出了一個極為挑釁的主張。¹⁰ 他說，以他的經驗來看，大多數造假的人並非是那些故意在科學資料庫中插入虛假資訊的，而是那些想要「幫助解決問題」的人，他們決定走捷徑來找出他們「知道」早晚會獲得證實的真相。¹¹ 他的這種評估讓我們至少應該停下來重新考慮一下對科學造假的刻板印象。¹² 儘管肯定有些造假的案例是故意將不實資訊插入到科學資料庫中，但我們應該怎麼評斷那些「幫助者」呢？也許在這裡，說謊的比喻（故意撒謊）比較不適合，或可改成沒耐心的自大狂，他們因為太過自負而想要抄捷徑，不去走其他人都必須遵循的過程。然而，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樣的科學造假不單純是出於不良動機，而是因為一人的自大傲慢，認為自己可以簡化科學研究的整個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科學出現之前，就已經有人關注傲慢在尋求知識時的問題。柏拉圖就指出（透過蘇格拉底）在尋求真理的路上，假信念所構成的威脅遠大於單純的錯誤。¹³ 蘇格拉底再三揭露梅諾（Meno）或歐西弗羅（Euthyphro）這類自以為是者的無知，展現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為什麼這一點很重要？這不是因為蘇格拉底覺得他自己知道答案；習慣上，蘇格拉底都會說自己無知。這是因為要糾正一錯誤會比扭轉假信念來得容易。如果我們犯的是一個誠實的錯誤，可以被他人所糾正；如果我們接受自己的無知，也許我們會繼續學習。但是，當我們認為自己已經知道真相（這樣的心態會誘使我們在實證研究中偷懶行事），反而可能會錯過真相。儘管科學態度仍然是有力的武器，但傲慢自大更是不容小覻的敵人。對自己的無知抱持深切的謙卑，將其銘記於心，便是科學態度的核心。當我們背離這心態，可能就已經走上造假的路。¹⁴

如果有人堅信著他們只是在朝向真理的路上忙中有失，而做出造假的情事，這樣的態度是否能為他們開脫造假的罪名呢？不會。就像我們不會赦免那些以正義之名而殺人的守衛一樣，選擇走上捷徑的那些「真理促進者」不僅是因為行為失當，而且意圖不良，因此不能擺脫這樣的罪行。即使存在所謂的善意造假，欺騙仍然是故意的行為。不僅在行動上，而且在心態上都是不誠實的。造假是故意捏造或竄改證據，以說服他人相信我們希望他們所相信的。但是，若沒有採行最嚴謹的方法來收集證據，就沒有任何的憑據。在沒有證成的情況下，光是對的，並不是知識。正如蘇格拉底在《梅諾》（Meno）中所言「對的見解與知識是兩回事」。¹⁵ 知識是被證成的真信念。因此，即使猜對，造假也會造成科學家在構思想法的過程中短路。無論出於何種動機，造假的人都充分了解這不是按照科學應該進行的方式。無論他是要「加入不實資訊」還是抱持「協助尋找真理」的心態，在這裡並不重要。光是「自以為是」的傲慢就不只能夠否定其結果，也包含其過程。而在科學這個本來就充滿偶然和驚訝的過程中，假信念的危害無處不在。

寬鬆的違規紅線

在評判造假時的用字遣辭過於委婉，也會造成問題。在大學裡，即使是在情況非常明確的個案中，校方知道這會衝擊到個人的學術生涯，有時不願意使用「造假」或「剽竊」這樣的字眼。¹⁶ 如果發現某人造假（甚至有時只是懷疑），他們將會被科學社群所「驅逐」，聲名掃地。之前所做的一切研究（無論是否造假）都會遭到質疑。他們的同事和共同作者也會對他們敬而遠之。有時，要是沒有好好管理來自聯邦的經費，或是他們剛好身處在一個法律嚴格的國家，甚至還會因此鋃鐺入獄。¹⁷ 然而，來自專業同儕的審判通常比任何的刑責都來得要糟糕（或至少更為明確）。一旦沾上造假的污點，恐怕一輩子都擺脫不了。¹⁸ 按照慣例，要是造假之情事屬實，只能離開科學這一行。

哈佛大學前心理學教授馬克．豪瑟（Marc Hauser）一案便是近來一個面對造假是如何含糊其詞的例子，他曾同時受到哈佛大學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誠信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簡稱ORI）的調查。哈佛的內部調查結果從未公開。但是在後來發表的聯邦調查結果中，ORI 發現豪瑟研究的一張圖表中，有一半的數據是捏造的。在另一篇論文中，他「竄改了一些數據的編碼」；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錯誤地描述了用於實驗結果的編碼方法」。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如果這都不算是造假，那是什麼？然而，在聯邦調查結果出爐前，哈佛大學允許豪瑟說他的錯誤只是因為「工作繁重」所致，不過他還是願意承擔責任，「無論是否直接涉入其中」。起初，豪瑟只是請假，但在他系上的教職員工投票禁止他回學校授課後，他便悄然辭職。豪瑟後來在一個負責處理高風險青少年的計畫中工作。¹⁹

儘管許多人可能會想要用「不當研究行為 」（research misconduct）這樣籠統的語彙帶過，泛指包含造假（或指稱造假的委婉用語）在內的一切不當行為，但這模糊了有意和無意欺騙之間的界線。不當研究行為也包括草率或粗心從事研究嗎？捏造和竄改數據算是數據儲存不當嗎？這是真實發生的問題。如果一所大學要制定造假的相關規範，那編撰方式可能要與針對不當研究行為有所不同。正如古德斯坦在他的書中所展現的，我們可能會想在後者中加入關於不合標準的研究作為，以期能夠遏阻，甚或加以懲罰，但又不至於升級到造假的程度。古德斯坦寫道：「在科學界，有許多實踐方式是普遍上不被接受的，但是它們並不構成，或不應該算是科學造假。」²⁰ 這到底有何不同？有人可能會說這根本不重要。甚至「數據儲存或保留不當」、「未能報告數據差異」或「對數據過度解釋」這類的不當研究實踐也只是有違科學態度而已。如前所述，科學態度不是一種全有全無的狀態。但是「背離公認的實踐方式」²¹，難道不要加以勸阻嗎？也許不用，這裡我要指出的是，若不將這些與造假區分開來，恐怕會付出很高的代價。

少了一條清晰的界線，有時就是連研究人員自己也很難判斷是否處於造假的邊緣。比方說之前提到的冷核融合一例，這是自欺還是欺人——況且他們能分得一清二楚嗎？ ²² 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他的《巫毒科學》（Voodoo Science）一書中指出，自欺欺人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會演變成造假。²³ 大多數人不會同意這樣的說法，因為造假是刻意而為。正如古德斯坦所言，自欺欺人和其他因為人類心智脆弱的狀況不應視為造假。

對自然運作的錯誤解釋永遠不會構成科學不當行為。這些勢必會透露出一些科學家是如何陷入自欺欺人、誤解、懷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以及從事有缺陷的實驗等不勝枚舉的種種陷阱中。但是，這些例子都是在說明人性的弱點，不算是造假。²⁴

也許我們需要另一個類別。古德斯坦主張，就是連冷核融合一案也並非造假，它比較接近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所謂的「病態科學」（pathological science），即「人總是認為自己在做對的事，但只是因為自我欺騙而陷入愚蠢的境地」。²⁵ 就此看來，帕克和古德斯坦也許都是對的：即使自欺欺人不是造假，但這也可能是讓人走上通往造假之路的那一步。我認為我們需要認真考量從自欺欺人開始演變成之後（如傲慢自大）的問題，然後導致我們陷入造假的境地。這裡的問題是，容忍或沉迷於自我欺騙，長時間下來是否會削弱我們對從事好科學應該抱持的態度。²⁶

此外，即使我們僅關注刻意欺騙（就像我們現在這樣），去檢視可能導致一人進入這境地的任何途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重要的是要明白，自我欺騙、認知偏誤、草率行事和病態科學都是危險的（即使我們不認為它們構成造假），因為如果任其發展，它們可能會腐蝕對科學態度的尊重，最後導致一人走上造假之路。但這樣講也不意味著不應將實際的造假行為區分開來。在大學的規定中，對於何謂造假以及僅是希望遏阻的行為要加以明確區別，不應該為語意不清找任何藉口。即使得在從事可疑或不標準的研究與造假之間劃清界限，我們還是應該鼓勵研究人員在學習上抱持無可挑剔的心態，實事求是，看證據講話。

在處理這類事件時打馬虎眼——或是在情況明確的個案中仍不願使用「造假」一詞——會是一大問題，因為沒有指明錯誤會讓造假的人有閃躲的機會，只是尷尬地承認犯錯，但卻沒有真正承擔責任。這不僅損害到大多數誠實科學家的權益，也對那些沒有（或還不算）造假的人有害，因為當有人僅是犯下一個錯誤（例如，保存的數據出錯）但還沒有發展到完全的造假，這會使一整個科學社群變得疑心重重。²⁷如果僅是將造假定義為一種科學不當行為，或是將後者當作是前者的委婉說法，到底會對誰有好處？

如果科學態度是我們的標準，那麼在發現造假時，就應該舉報並揭露。這將對他人產生威懾作用，也代表整個科學的誠信。

在尋找與揭露這種違法犯紀的行為時必須要保持警覺，同時要謹慎行事，不要無限上綱地究責，在無意間扼殺了探索和自由這兩大促使科學進展的特徵。²⁸

當對造假的指控公諸於世時，社群對此的懲罰可以（且應該）迅速而確定。但是首要的是不能加以掩蓋。我們承認這壓力是很大，但不這麼做會損害到科學的聲譽。因為當責備的對象不夠準確時，有人會懷疑造假的情事常常會得到原諒，或是息事寧人地過去，而這還會產生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可能會對那些僅是遭到指控的人不公平。若對造假只是選擇性的懲罰，那些僅是遭到指控的人可能就會被直接推定有罪。前面提到的關於可再現性和文章撤回的醜聞就能說明這一點。發生科學錯誤在所難免。有些研究不可再現和／或遭到撤回的原因與造假毫無關聯。但是，如果沒有為造假定義出明確的界線，僅是退縮到「研究行為不當」這樣苟且的用語中，這就像詛咒「你們兩家都有病！」ii 一樣，只看外部事件（例如撤回論文），就假定這意味著不良意圖，這也太便宜行事。最終的總體結果是，有些造假者得以逃過一劫，另一些明明沒造假的人卻遭到不實指控。這些都對科學無益。

如果將這工作交給科學家而不是行政主管，在實際造假的案例中，通常就不會出現命名和懲罰曖昧不清的問題。的確，我將這一點視為使用科學態度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一項好處，而這也可以解釋何以科學家其實很難造假的原因。若是我們平時多談論一點將科學態度當作是科學的基本特徵，這會讓科學家更容易確定好壞科學之間的界線。²⁹ 有些人會想知道何以如此？畢竟，若是科學中的集體審查真能這麼出色地檢視個人想法，那它將能抓到所有類型的錯誤，無論這些錯誤是故意還是無意犯下的。不過這樣講並不得要領，也就是科學恰恰是一種，在大多數時候都有賴自我監督的事業。如果科學是個所有人都在舞弊的事業，而必須靠同儕審查來抓出所有的科學錯誤，這樣一來科學就會崩解。因此，應該要將造假與其他科學錯誤區分開來，因為它破壞了將科學家連繫在一起的價值觀。

拆穿「疫苗導致自閉症」的造假研究

我們現在可以來思考科學造假造成的衝擊，這不僅影響到科學家，也擴及依靠科學做出日常生活判斷的整個人類社群。1998 年，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博士連同十二位共同作者在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聲稱發現了接種經典的三合一疫苗（MMR，即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的混合疫苗）與自閉症之間的關聯。如果屬實，那這將會是自閉症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公眾和媒體都渴望更多資訊，因此韋克菲爾德與他的幾位共同作者合開了一場記者會。這時早已有人對這項研究的有效性提出質疑。果不其然，這篇論文的樣本群非常小，只有十二個孩子，而且沒有對照組；研究中的所有兒童均已接種疫苗並患有自閉症。雖然這在外行人聽來像是這當中因果關係的良好證據，但對於有受過統計學訓練的人來說，很自然地會產生疑問。首先，這項研究中的患者是如何挑選的？這一點很重要，這項臨床研究在設計上遠遠不是隨機雙盲試驗（double-blind study；即研究人員僅在樣本群中的一半隨機檢驗其假設，而且受試者和研究者都不知道誰在哪一半），甚至也稱不上是「病例對照研究」（case control study；研究人員調查一群已自然接觸相關現象的病例），³⁰韋克菲爾德的論文只是一個簡單的「病例系列」（case series）研究，這有點像是偶然發現幾個人的生日同一天，然後深入調查他們以找出彼此間的進一步關聯。顯然，在這樣的例子中，可能有落入選擇偏誤的危險。最後一點是，在這項研究中用於展現接種疫苗和自閉症之間相關性的證據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這些病童家長的回憶，他們表示接種後在短時間內出現了症狀。

上述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項都足以引起其他研究人員的懷疑，而情況也確實如此演變。在接下來的幾年內，世界各地的醫學研究人員進行了多項研究，看他們是否可以重複韋克非爾德的研究結果，找出接種疫苗與自閉症之間的關聯。大量的推測集中在三合一疫苗注射液中所含有的硫柳汞（thimerosal），懷疑這可能導致汞中毒。同時，為了安全起見，一些國家在進行這些研究的期間，停用了硫柳汞。但是，最後沒有一項研究發現這之間有任何的關聯。

芬蘭的流行病學家仔細研究了超過 200 萬名兒童的病歷⋯⋯沒有發現〔三合一〕疫苗引起自閉症的證據。此外，在美國之前，有好幾個國家已經禁止在疫苗中使用硫柳汞。幾乎所有在這些國家（丹麥、加拿大、瑞典和英國）的研究都發現，去除硫柳汞後，在整個 1990 年代診斷出罹患自閉症的兒童人數繼續增加。總體來說，一共進行了十項獨立的研究，但全都找不到接種三合一疫苗與自閉症之間的關聯。另外六組團隊也沒有找到硫柳汞與自閉症的關聯。³¹

與此同時，開始出現一些關於韋克菲爾德原始研究的驚人消息。2004年，有人在一位律師的付款記錄上發現韋克菲爾德的名字，這位律師正計劃要對三合一疫苗的生產商提起大規模訴訟。更糟的是，又有人發現，在韋克菲爾德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孩童，幾乎有一半是這位律師轉介給他的。最終發現，就在韋克菲爾德發表研究報告之前，他已經申請了一項與經典的三合一疫苗相競爭的疫苗專利。³² 這可不僅是純粹的選擇偏誤，這是一個未公開的重大利益衝突，而且引發許多關於韋克菲爾德動機的質疑。消息傳出後的幾天內，韋克菲爾德的十位共同作者決定退出，刪除他們在研究報告中的名字。

但是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為時已晚。公眾早已聽到謠言，疫苗接種率開始下降。在奧勒岡州的阿什蘭，有 30％的兒童沒有接種疫苗；在加州的馬林郡，拒絕接種疫苗的比例是該州其他地區的三倍以上。³³ 有這麼高的拒絕疫苗比例，醫師開始擔心達不到「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即當疫苗接種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後，那些在群體中尚未接種疫苗的人就不再能享有當大多數人都接種疫苗時的「搭便車」好處。最後的結果是毀滅性的。在遭受這樣嚴重的攻擊，疫苗變得乏人問津，麻疹、百日咳、白喉和其他疾病開始捲土重來：

〔麻疹病毒〕是已知在人類族群中最具傳染性的微生物，其殺害的兒童數量遠超過歷史上任何其他疾病。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除多明尼加共和國和海地以外，已在美洲各地根除這病毒的十年後，因為疫苗接種率的下降，導致疫情在全世界爆發。自 2000 年起，在英國的麻疹病例增加了千倍以上。在美國，許多人口密集的州，如伊利諾伊州、紐約州和威斯康辛州，全都爆發了麻疹疫情。³⁴

許多媒體都大力報導這則故事，試圖告訴大眾疫苗有「正反兩面」的「爭議」，但於事無補。35 同時，許多自閉症兒童的父母並不關心韋克菲爾德研究中任何所謂的違規行為。他繼續在世界各地的自閉症會議上發表演講，被當成英雄一樣看待。當《柳葉刀》最終撤回他的論文（2010），以及英國撤銷他的醫師執照時，陰謀論早已不脛而走。為什麼他的研究會遭到打壓？憤怒的父母（包括許多好萊塢名人）紛紛組織起來，並對他們認為遭到遮掩的真相感到憤怒。他們質疑如果硫柳汞沒有危險，那為什麼要將其移除？

最後，在 2011 年終於有了明確的說法：韋克菲爾德的研究是造假無疑。除了上面提到的嚴重利益衝突之外，布萊恩．迪爾（Brian Deer；一位早在 2004 年就已經揭露很多跡象的調查記者）終於有機會採訪到韋克菲爾德其患者的父母，並查看這些病童的病歷。他的發現令人震驚。「沒有一個病例是沒有錯誤或沒有遭到竄改的」。³⁶ 韋克菲爾德更改了他研究報告中每一個孩子的病歷。

報告提到的九名患有退化性自閉症的兒童，在當中有三名其實根本沒有被診斷出自閉症。而且只有一個孩子明確患有退化性自閉症。

儘管他的論文聲稱十二名兒童「之前都是正常的」，但其中有五名兒童的病歷上早已記錄了先前存在的發育問題。

在報告中提到，有些兒童在接種三合一疫苗的幾天內首次展現出行為層面的症狀，但病歷記載這些現象是在接種疫苗幾個月後才開始的⋯⋯。

報告中指出有八個孩子的父母將這怪罪到三合一疫苗上，但有十一個家庭是在醫院提出這一指控。排除掉三項指控（所有這些指控都花了數月時間解決）有助於建立 14 天的時間性關聯。

這些病童是透過反疫苗運動者招募而來，且這研究是被一個有計劃的訴訟案委託並提供資金。³⁷

《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可說是繼《柳葉刀》之後在英國排名第二的醫學雜誌）採取了前所未有的一步，他們將迪爾的文章當作是造假的確切證據，在經過同儕審查後，將他的文章與他們的評論一起發表，並對此作結：「竄改數據的罪證確鑿，現在應該可以結束這場破壞性的疫苗恐慌。」並將韋克菲爾德的研究稱為一場「精心設計的造假案」。³⁸ 他們最後的結論是：

是誰在造假？毫無疑問是韋克菲爾德。有可能是他出錯，而不是因為不誠實嗎？是他能力太差無法適當地描述這項計畫，以至於在十二個兒童的病例中，連一個都無法正確報告嗎？不是。要寫出這份文章必須要絞盡腦汁，竭盡心力才能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這些與事實的出入全都指向一個方向：嚴重偽造。³⁹

幾個月後，另一位評論家稱韋克菲爾德的造假是「這百年來最具破壞性的醫學騙局」。⁴⁰ 四年後，即 2015 年初，麻疹疫情爆發，在美國的十四個州中有一百多人確診。⁴¹

在這例子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科學造假的醜陋以及引發的嚴重後果。⁴² 然而，這整個故事中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早在證明韋克菲爾德造假之前，科學界就對他的研究嗤之以鼻（不幸的是，這與媒體故意造成的公眾困惑和無知並存）。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如果造假必定是故意而為，那麼科學界在看到韋克菲爾德竄改數據的證據前，是如何產生這樣的共識的？答案是，儘管造假可能是故意不當行為中最嚴重的一種，但這並不是唯一的蓄意欺騙。早在發現韋克菲爾德有未公開的重大利益衝突時，就有人懷疑起他的意圖。儘管還沒有人證明他是為了金錢利益而玷污了他的科學工作，因為那裡還是煙霧彌漫，但在科學界很少有人看不出來這背後有一場大火。既然韋克菲爾德背離了科學實踐的一項核心原則，即必須提前披露所有可能的利益衝突，因此許多人認為，他不配享有無罪推定的考量。而他們是對的。然而，令人悲哀的是，科學界的自我糾正並沒有滲透到一般大眾的世界裡，扭轉他們的想法。⁴³

柳暗花明

最後，我想以一個明亮的展望來作結。在本章，我們所討論的可能是科學中最醜陋的一面。但是，如果科學家的理論不對時，該怎麼辦？在時間和升等的重大壓力下，數據又出錯時，該怎麼辦？

在安德魯．韋克菲爾德發表他那篇論文的幾年前，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英國天文學家安德魯．林恩（Andrew Lyne）應邀前往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舉行的美國天文學會演講，準備在大會的數百名同僚前，發表論文、講述他的驚人發現，主要是關於一顆行星竟在脈衝星軌道上運行。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 脈衝星是超新星爆炸後產生的結果，理論上它會摧毀一切甚至接近其軌道的東西。然而，在重新檢查了他的結果之後，這個星球仍然存在，所以林恩在著名的《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他的論文。但後來出了狀況。在前往亞特蘭大的幾週前，林恩在他的一項計算中發現了一個關鍵錯誤：他忘了把地球的軌道是橢圓形而不是圓形的事情納入考量。這是大一物理學程度的錯誤。在校正後，「那顆行星消失了」。但是，那天當他站在同僚之前時，他沒有為自己找藉口。他告訴觀眾他原先發現的，以及他為什麼會弄錯，演講結束後，他們為他起立鼓掌。在場的一位天文學家說，這是「我見過的最光榮的事情。一位優秀的科學家對自己的錯誤不留情面地如實吐露，這就是你剛剛所見證的」。⁴⁴

這就是科學態度的真正精神。

編註

i 「什麼都行」（anything goes）是費耶阿本在其《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中為人稱道的觀點，他批判在科學史中難以單就一個普遍的方法論或科學理性來解釋科學的進步。簡而言之，就是什麼方法都可以試試看。

ii 原文「a pox on all your houses」語出莎翁筆下《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台詞（A plague o' both your houses.），原意是在責備羅密歐與茱麗葉兩個家族的鬥爭波及第三者。本書作者在這裡引用這段話則帶有「兩邊各打五十大板」（假公道的判決）之意，以此批評「不當研究行為」籠統地將造假與科學失誤混為一談。

註釋

1. 儘管目前對此有不同的定義方式，美國聯邦對不當研究行為的標準是指「在提案、執行、審查研究或報告研究結果時」，故意「捏造、操縱或抄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定義有進一步補述「不當研究行為並不包括誠實的錯誤或意見分歧」。請參閱 https://www.aps.org/policy/statements/upload/federalpolicy.pdf。這符合多數大學的政策。有一則關於一所大學嘗試根據聯邦準則提出他們定義的故事，當中充滿周詳的思考，請參見David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Cautionary Tal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Scie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67. 古德斯坦在當中特別提出一個微妙的問題，為什麼大學對違禁行為的定義太過寬鬆，或是將造假與其他形式的不當研究行為混淆在一起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加州理工學院的完整政策可以參見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136.

2. 見第二章，註釋 29。

3. 請注意，由於這在邏輯上是非常精確的定義，因此我們不僅定義了造假，同時還定義出什麼不算是造假。如果一個人沒有故意捏造或竄改數據，那麼就不算是造假；如果一個人沒有造假，那麼就不算是故意地捏造或竄改數據。

4. 當然，這並非來自命題（3）。

5.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一人可能會因為 P 值操縱而構成了造假行為：例如，他早已知道這之間不存在有潛在的相關性。

6. 當然，我們可以更改定義，這可參見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當中有討論是否要納入「可議的研究實踐」到造假的定義中的問題。

7. 這裡也是一樣，當中有些可能是造假，這取決於個人實際的狀況，請參閱Trivers, “Fraud, Disclosure, and Degrees of Freedom in Science,” Psychology Today, May 10, 2012，還有一個令人著迷的問題，即是否這樣的事情可能演變成造假。

8. 古德斯坦（Goodstein）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副教務長，有將近 20 年的時間負責監管所有的科學不當行為。

9.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2.

10. 有趣的是，在他書的後面，古德斯坦在談「自我校正」的真正意涵時，與我對科學態度的描述不謀而合。他認為，自我校正完全不是說我們可以期待研究人員質疑自己研究的有效性。相反地，我們的意思比較接近是由「整個科學社群」來落實這套實證經驗審查的方法。參見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79.

11. 「向科學體系灌輸不實資訊的情況很罕見，即使有的話，也絕不是造假行為的目的。他們幾乎都相信自己正在注入真相到科學記錄中⋯⋯只是沒有經歷正統科學方法所需要的所有麻煩事。」參見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2.

12. 儘管有些科學哲學家最近開始研究造假問題，但大多數人都還沒有拋開刻板印象，仍然抱持舊有的觀念，認為所有的造假的都是「明知故犯地將不實資訊納入科學資訊流中」。參見 Liam Bright, “On Fraud,” Philosophical Studies 174, no. 2 (2017): 291–310.

13. 尤其可參考 Plato, Theaetetus, 200d–201c; Meno, 86b–c.

14. 在羅伯特．崔佛斯（Robert Trivers）他的《愚昧者：為什麼我們會自我欺騙？》（The Folly of Fool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中對自欺有一番熱烈的討論，他在書中提出，也許我們學習愚弄自己，因為這使我們更有能力欺騙他人。

15. Meno, 98b.

16. 也許他們是在擔心可能會引起訴訟，或者擔心這會損害造假者所任職學校的聲譽。古德斯坦提出，由此造成的一個困境是，要是發現某人是清白的，會有很多媒體報導，但是在實證造假的案例中，卻有一股保密和保護犯罪者的巨大壓力（On Fact and Fraud, xii）（若真是如此，不免讓人懷疑這是否有違科學精神，而且更難去區分犯錯和不當行為之間的界線）。不過，古德斯坦指出，最近在史丹福大學發生的一起案子中，學校官員甚至在調查完成前就擔保會將結果公諸於世（99）。

17. 一個明顯的個案是愛荷華州立大學的科學家韓東波（Dong-Pyou Han），他因為假造愛滋病研究結果而被判處四年以上徒刑。參見 Tony Leys,“Ex-Scientist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Academic Fraud,” USA Today, July 1, 2015,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5/07/01/ex-scientist-sentenced-prison-academic-fraud/29596271/.。另一起案件是韓國科學家黃禹錫（Hwang Woo-suk）因在幹細胞研究中造假而被判刑。參見 Choe Sang-Hun, “Disgraced Cloning Expert Convicted in South Korea,” New York Times,Oct. 26, 2009, https://www.nytimes.com/2009/10/27/world/asia/27clone.html.

18. 不過這還是有可能發生。比方說泰瑞莎．伊馬尼西－卡里（Thereza Imanishi-Kari）一案，當時聯邦政府對她展開調查，指控她偽造實驗室數據；後來案子不成立，她被無罪釋放。參見 “The Fraud Case That Evaporated,” New York Times (Opinion), June 25, 1996, http://www.nytimes.com/1996/06/25/opinion/the-fraud-case-that-evaporated.html.(網站已失效)

19. 參見 Carolyn Y. Johnson,“Ex-Harvard Scientist Fabricated, Manipulated Data, Report Says, Boston Globe, Sept. 5, 2012, https://www.bostonglobe.com/news/science/2012/09/05/harvard-professor-who-resigned-fabricatedmanipulated-data-says/6gDVkzPNxv1ZDkh4wVnKhO/story.html.

20.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65.

21.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60–61.

22. 這裡也是，可參考崔佛斯關於欺騙和自欺之間的可能關聯性的著作。

23. Robert Park, Voodoo Science: The Road from Foolishness to Frau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24.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129.

25.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70.

26. 造假與偽科學之間是否有一對應關係？難道我們不譴責偽科學家自欺欺人嗎？請參閱第五章註釋 53，在那裡我主張科學家和偽科學家使用的技術差異只是一種程度問題。

27. 當然，這可能要問為何沒有正確儲存數據的原因。刪除原始數據集是非常糟糕的做法，而如果這樣做是為了掩蓋遭受調查的研究中的違規行為，則可能構成造假。

28. Goodstein, On Fact and Fraud,, xiii–xiv.

29.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這種對「意圖」問題的關注可能會產生反效果，讓人更難以理解好科學與壞科學之間的區別。不過，我們不是早就在造假的情況下這樣做過嗎？有時必須從行動中推斷出意圖，但這並不能當成只專注於撤回文章這類代表造假情事的藉口。

30. Seth Mnookin, The Panic Virus: The True Story Behind the Vaccine–Autism Controvers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109.

31. Michael Specter, Denialism (New York: Penguin, 2009), 71.

32. Mnookin, Panic Virus, 236.

33. Mnookin, Panic Virus, 305.

34. Mnookin, Panic Virus 19.

35. 有些話是出自 Jennifer Steinhauser, “Rising Public Health Risk Seen as More Parents Reject Vaccin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2008.

36. Brian Deer, “How the Case against the MMR Vaccine Was Fixed,”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42 (2011): c5347.

37. Deer, “How the Case against the MMR Vaccine Was Fixed,” c5347.

38. F. Godlee et al., “Wakefield Article Linking MMR Vaccine and Autism Was Fraudulent,”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42 (2011): c7452.

39. Godlee et al., “Wakefield Article,” 2.

40. D. K. Flaherty, “The Vaccine–Autism Connection: A Public Health Crisis Caused by Unethical Medical Practices and Fraudulent Science,” Annals of Pharmacotherapy 45, no. 10 (2011): 1302–1304.

41. Mark Berman, “More Than 100 Confirmed Cases of Measles in the U.S., CDC Says,” Washington Post, Feb. 2, 2015.

42. 韋克菲爾德所有的共同作者都聲稱不了解他所涉及的嚴重利益衝突，或是竄改資料的情事，不過後來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調查了其中兩人，其中一人被判定有不當行為。

43. 韋克菲爾德的不實假說又因為獲得公眾人物的宣傳而讓情勢更加惡化，如環保人士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拍攝的《硫柳汞：讓科學說 話》（Thimerosal: Let the Science Speak: The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Immediate Removal of Mercury—a Known Neurotoxin— from Vaccines,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2015），以及演員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在 2016 年決定要在翠貝卡電影節（Tribeca Film Festival）上放映（然後又撤掉）的紀錄片《疫苗：從掩蓋到災難》（Vaxxed: From Cover-Up to Conspiracy）。狄尼洛後來表示他後悔撤掉這部電影。

44. Michael D. Lemonick, “When Scientists Screw Up,” Science, Oct. 15, 2002.

第八章

科學閃邊去：

否認主義者、偽科學家和其他行騙者

現在，我們要從造假（係指在接受科學標準後還故意違反它們）進入到否認主義者和偽科學家的世界，他們可能誤解了科學證據的標準，或是根本不在乎，不然就是接受的程度還不足以讓他們改變或放棄由意識形態主導的想法。

近年來，令許多科學家難以置信的是，他們在經驗主題上所做的結論竟然受到質疑，而且挑戰他們的人全然是憑直覺和意識形態就自認可以不同意這些觀點。這非但不合理，而且相當危險。近年來，那些因為某些科學發現而損及自己在經濟、宗教或政治利益的人掀起了對演化、氣候變遷和疫苗的否定浪潮。這些團體不僅希望某些科學結果不是真的，還透過公關活動，大力破壞公眾對科學的理解和尊重。他們的一項策略是去資助和促進具有爭議性的研究計畫，以此來「挑戰科學」，這些研究計畫幾乎從來沒有經過同儕審查，目的只是要在新聞媒體上塑造科學具有爭議的形象——但實際上並沒有。最後，他們成功瓦解了科學的信譽，釀成了危險的局面。

正如在上一章中所提，有時甚至連科學家也會違背科學態度。然而，更大的威脅是來自於科學領域之外，有些是故意或無意地誤解了科學過程；有些是拒絕那些與自己意識形態不吻合的科學結果；還有些只是在假裝從事科學工作，以便發展他們偏愛的理論；有些是卑鄙地利用他人的無知來獲利；有些則是因為過分輕信他人而遭到愚弄。不過，這裡的重點是要意識到，這些錯誤有可能來自那些欺瞞者（從事虛假科學或錯誤地拒絕科學的），也有可能是來自那些遭到矇騙的人（懶得學習如何提出帶有良好保證的想法）。無論是否意識到自己背棄了良好的科學原則，目前，氣候變遷否認人士經常使用臉書和推特來傳播他們夢想中的意識形態，而智慧設計論者會以專門的網站來分享那些他們揀選出來的偏頗資訊，質疑演化的真實性，在這樣一個明明十分仰賴科學成果的時代，卻同時出現對科學想法形成方式的嚴重誤解，因此我們都有責任來處理其間的鴻溝。

在科學界外部，有種種規避科學原則的方式，當中最有害的兩種形式是否認主義和偽科學。本章後面將會詳細討論這兩者，現在我先來定義所謂的否認主義（denialism），這是指即使鐵證如山，仍舊拒絕相信有充分根據的科學理論。1 最常見的原因是科學理論與其意識形態想法不合（例如主張氣候變遷只是自由主義者惡搞的騙局），因此他們拒絕查看任何令他們反感的證據。相較之下，偽科學則是為了推廣關於實證問題的彆腳理論（例如智慧設計）而想要披上科學的外衣，但在面對那些沒有立即相信他們理論的人所提出的反證時，或是遭到方法論的批評時，卻拒絕改變自己的想法。接下來我們將看到，很難在這兩者間劃出一條清楚的界限，因為他們的策略經常重疊，而且都拒絕擁抱科學態度。

為科學辯護攸關到每個人的利益。如果我們的想法遭到那些企圖欺騙我們的人所操縱（尤其是考量到我們所有人幾乎天生就帶有認知偏誤，令我們受騙和自欺欺人），這會對科學的信譽造成巨大衝擊。在實證事物上，我們可能覺得有理由相信我們想要相信的——錯誤地認定，既然科學家還在對此調查，必定對此缺乏共識、尚無定論；但是如果我們真的這樣想，那麼在五十年後，要是我們的這顆行星變得幾乎無法居住，那除了自己之外，我們還能怪誰？當然，這樣講是過於簡化這一複雜的心理情況，因為這當中還牽扯很多意識、偏誤、故意和動機，而這些全都取決於信仰的本質。正如羅伯特．崔佛斯（Robert Trivers）在先前引用他的那本《愚昧者：為什麼我們會自我欺騙？》（The Folly of Fools）一書中，他巧妙地說明自欺與欺人之間的界限可能很細微。就像科學研究者有時會因為自己的錯覺而陷入病態科學一樣，那些抱持否認主義或從事偽科學的人，可能也打心底相信他們的科學態度實際上達到最高標準。

但他們並沒有。² 而且這些對教條照單全收不加批判的人也從來不願意翻過這道執意無知之牆，去稍微看一下好科學的成果。在本章，我將探討這些欺瞞者以及那些過度輕信者的種種錯誤。正如之前所提，在當今這個科學成果觸手可及的時代，我們多少都要對實證想法背後的保證承擔一些責任。而且，對科學而言，這無論如何都構成了一個問題。無論是有人點燃了否定氣候變遷的燎原大火，還是只在自己的同溫層取暖，這仍然是對科學核心價值的否定 ³。

在上一章，我們探討了當科研人員背離科學態度時所發生的狀況。在本章，則是要考慮那些非科學從業者（無論其動機為何），將其想法傳播給廣大社群，並且質疑那些已經有良好證據支撐的科學想法可信度之後果。

意識形態與執意的無知

按理來說，科學家都會承諾要抱持科學態度，這將會影響到他們如何根據實證證據來提出制定想法以及加以修改的方式。但是其他人呢？幸運的是，多數人都對科學抱持尊重。可以公允地說，即使他們本身不從事科學研究，大多數人仍抱持這樣的觀念，認為科學想法的審查方式讓它變得特別可信和有用。⁴ 還有一些人，他們主要是服膺於某種意識形態。他們對實證主題的信念似乎不是基於證據，而是基於他們的政治、宗教或其他意識形態想法。當這之間產生衝突，而且當科學結論動搖到他們自認已經知道答案的神聖主題時（例如，禱告是否能加快康復的速度，以及超感官知覺是否可能等問題），可能會導致他們拒絕抱持科學態度。

人類天生就傾向於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在人類歷史上，迷信和執意的無知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近年來才出現的一個新變化是，在網路上開始有志同道合的人集結成群，試圖找到足夠的「證據」來支持陰謀論、偽科學、否定論或其他完全不理性的想法。社會心理學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清楚知道團體支持會強化一人（錯誤的）想法。5 在如今這種一天二十四小時，一週七天不斷有新聞報導的資訊爆炸時代，再加上臉書的群組、聊天室以及個人動態，想要生活在「資訊孤島」（information silo）上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在這些孤島上，很少會聽聞那些不願面對的事實，不會接收到與他們偏好的想法相衝突的資訊。在這個「假新聞」年代，不僅可以避免與自己的觀點相衝突的意見，而且幾乎可以生活在另類現實中，在這裡，他們積極強化自己偏愛的觀點，削弱與其相左的意見。因此，政治和宗教意識形態（甚至是在碰觸到實證事物時），都日益變得「不講求事實」，反映出他們對塑造現實的強烈渴望。

說這樣的態勢危及到科學，還只是輕描淡寫而已。實際上，我個人認為這真的非常危險，還特地寫了一本書《尊重真理：網路時代中執意的無知》（Respecting Truth: Willful Ignorance in the Internet Age），專門討論近年來這些力量是如何匯聚起來讓人逐漸失去對真理概念的尊重。⁶ 在本書我不會再重複這些論點，只是想探討它們在這場科學獨特性爭議中所產生的影響。

本章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團體共識的角色。之前已經提過，在科學中，只有經過嚴格的審查，並且在與證據比較後，才會達成共識。社群審查在根除個人錯誤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科學中，我們不希望團體會加強我們先前的想法，而是期待有所批判。但這對帶有意識形態的人來說，這種做法往往讓他們感到索然無味，因此會轉向與其氣味相投的同溫層。⁷然而，這樣的舉動直接產生「確認偏誤」的問題（之前提過這是認知偏誤中最嚴重的一種，即我們只去尋找可以證實我們想法的證據，而不去看與其相矛盾的）。在現在這個時代，要支持空穴來風的虛假事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容易。這與科學家透過團體力量來檢查錯誤的方式完全相反，行騙者是利用團體來強化偏誤。

薩根的矩陣

卡爾．薩根（Carl Sagan）在他深具影響力的書《魔鬼盤據的世界》（The Demon-Haunted World: 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中指出，⁸ 可以用兩個簡單的原則將科學與偽科學以及其他強詞奪理的騙術區分開來：開放和懷疑。正如薩根所言：

科學的核心是在兩個看似矛盾的態度上求得基本的平衡關係，一方面要對新想法抱持開放的胸襟，無論這聽來有多離奇，或違反直覺；另一方面就是要懷疑所有的想法，不論新舊，都加以嚴格的審查。⁹

薩根所謂的「新觀念」是指科學家一定要接受挑戰其舊思維的力量。若是要求科學家將其想法建構在證據上，那麼在面對新證據會改變他們想法的可能性時，他們必然會抱持開放態度。但是，他也觀察到，亦不能對新觀念抱持過度開放的態度，而不加以篩選過濾。科學家不能隨意輕信，必須認識到「絕大多數的想法都是錯的」。¹⁰ 因此，即使這兩項原則相互拉扯，也必須同時接受。一位優秀的科學家是既心胸開放，但又心存懷疑的，最後以「實驗來定奪」。透過這一關鍵過程，可以去蕪存菁。正如薩根所總結的「有些想法確實比其他想法來得好」。¹¹

有人可能會抱怨這樣的描述太過簡單（毫無疑問確實如此），但是我認為這捕捉到科學成功背後的一個基本想法。不過，要評判薩根的見解有多麼精深，最好的方法也許是去檢視那些心胸既不開放，也沒有抱持任何懷疑態度的探究領域，看看缺少這兩項原則時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現在讓我們更深入地探討否認主義和偽科學。儘管薩根並沒有特別針對否認主義這一主題，但他詳細討論了偽科學，這讓我們可以進行個有趣的比較。否認主義和偽科學之間到底差在哪裡呢？

薩根說偽科學家都很會騙人，我想大多數科學家都不會反對。¹²若一人去從事水晶治療、占星術、漂浮、超能感應、敬拜、心電感應、手相、宗教治療等活動 ¹³，很難得到大多數科學家的支持。但是，所有這些信仰體系實際上都是透過尋求見證來偽裝成具有科學一般的可信度。這裡的問題在哪裡？並不是說他們不「對新觀念開放」，而是就某方面來說，他們「過於開放」。¹⁴ 若是沒有採用一致的證據標準，就不應相信某些東西。專門挑選有利自己論點而刻意忽略其他事實的採櫻桃做法，稱不上是好的科學實踐。在這裡，薩根提到了超自然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the Paranormal；簡稱 CSICOP）——也就是現在的懷疑調查委員會（Committee for Skeptical Inquiry）——這是個專門研究「離奇」主張的懷疑論學會。如果科學真的抱持開放的心態，那麼這類主張也值得探究。¹⁵ 但問題是，幾乎在每一個由這批貨真價實的懷疑論者調查的案例中，都找不到足夠的證據來支持這類非比尋常的主張。16 認定它們是偽科學的原因，不是因為它們是全新的，或不可思議的，而是因為它們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就被採信。

這種看待偽科學的方式讓人可以將其與否認主義形成一鮮明的對比。之前提過，儘管薩根本人並沒有這樣比較，但難免有人會想知道他的看法，是否會同意否認主義的問題不在於他們的懷疑程度不夠，而是對新想法的開放程度不夠。17 當一人不願意認識新想法——尤其是可能挑戰你意識形態的任何證據時——就不算是科學的。正如薩根所言：「如果只是抱持懷疑態度，那麼就不會接觸到新想法。永遠也不會學到任何東西。」¹⁸ 雖然有人會希望一個比薩根的講法更為完善的科學懷疑主義（稍後我很快就會提供），但他的觀點至少暗示了否認主義可能出錯的地方。科學態度要求把證據放在首位，因為這可能會改變我們的想法。但是對否認主義者來說，似乎沒有證據足以改變他們的主意。擁抱科學態度讓科學具有從錯誤中重新站起來的機制；但是在否認主義中則沒有。

那麼，偽科學與否認主義是相似，還是大不相同呢？我認為兩者間有一些相似之處（而且這兩群人肯定有所重疊），不過探討它們的差異更具啟發性。在本章的後面，我會深入探討這兩者，不過現在，作為一個起點，讓我們從一個 2×2 的矩陣開始，看看哪些可以用薩岡式的原則來區分。¹⁹

請注意，在這方框中，我自行增添了陰謀論的可能性。在這裡陰謀論看似既封閉又容易輕信。怎麼可能會這樣？就以有人質疑美國太空總署登月造假這個例子來說。這是一個封閉的理論嗎？似乎是如此。月球上帶回的岩石、錄影帶或是任何其他來源的證據都不足以讓質疑者信服。這裡應該要指出，這並不是真正的懷疑論，而只是一種選擇意願，只考量符合自己假設的證據。儘管他們也強調證據的重要性，但僅有與其抱持的想法相吻合時，才會納入考量。那些否定登月計劃的否定論者有可能只是被騙了嗎？在這裡，「懷疑的」標準不能套用在一切問題上。任何認為美國政府有能力掩蓋真相並假造登陸月球這類大事的人，如果不是真的很好騙，就是非常相信政府有能力遮掩最近發生的一切。陰謀論的問題是，這些想法沒有受到足夠的審查。如果一個想法符合先入為主的觀念，就不會再加以檢查。

在陰謀論中我們發現既封閉又輕信這樣一組怪異混合，能夠完全接受與一人意識形態相符的任何想法，但同時卻完全拒絕與其意識形態相左的想法。通常，陰謀論無法提供足夠的證據來抵擋任何一位優秀科學家的批評，但似乎沒有任何一項反駁的證據足以說服陰謀論者放棄其心愛的理論。這是最高層級的騙術，就某些方面來看，這與科學南轅北轍。

嘗試以這樣的矩陣來呈現這類較為刻板的區別總是很有趣。不過，我還是要指出，這種方式是有問題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在實際生活中，否認主義者並不會總是質疑一切，而偽科學家也沒那麼心胸開放。兩者似乎都受到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所引導，阻礙他們達到真正的開放或懷疑，看上去反而與陰謀論有更多共同點。儘管薩根的見解深具啟發性，可以用來打量他們，但否認主義和偽科學的真正問題在於他們缺乏科學態度。

否認主義者不是真正的懷疑論者

否認主義者也許是最難對付的騙子，因為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沉迷於幻想之中，堅信他們擁抱了最嚴謹的科學標準（即使他們實際上拒絕了科學的證據）。在諸如人為活動導致的氣候變遷、愛滋病毒是否導致愛滋病或疫苗是否導致自閉症等話題上，20 大多數否認主義者確實沒有什麼其他科學理論可提供；他們只是不喜歡我們現在擁有的科學。²¹ 他們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並且等待證據趕上他們的腳步。就像那批不接受巴拉克．歐巴馬出生證明的「出生證明質疑者」（Birthers）或是認為小布希是 911 恐攻事件同謀的「真理者」（Truthers）一樣，他們會找來各種藉口硬拗，堅持他們那套沒什麼保證的想法實際上更貼近現實，比那些更為明顯（也更有可能性）的理性共識來得好。儘管他們事實上並不在乎尋常意義上的實證證據（因為沒有證據可以說服他們放棄自己的想法），但他們似乎仍渴望使用任何現有證據（無論有多麼薄弱）來支持他們偏好的想法。22 但這一切根本上都是出於對保證在科學信念中所扮演角色的誤解或濫用。正如我們所知，科學信念不需要百分百確證或尋求確定性，而是要能抵抗將其否證的證據和來自同儕審查的嚴格挑戰。而這正是問題所在。否認主義的假設似乎是基於直覺，而不是事實。如果他們的想法不是基於實證證據，要如何說服他們根據實證證據來加以修改呢？否認主義者似乎是基於他們的信仰來提出主張的。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大多數否認主義者都不認為他們自己是否認主義者，而且對這個名號感到憤怒。他們更喜歡自稱是「懷疑論者」，並且自視是堅持最高科學標準，他們認為科學已受到那些在尚未獲得所有證據前就妄下定論之人所害。他們會告訴你，氣候變遷並非「毫無爭議的科學」。他們還會說，世界各地的氣候科學家之所以大肆宣傳他們的數據，還拒絕考慮其他假說，只是想要為自己創造更多的工作，或是爭取更多的資助經費。否認主義者通常會聲稱，現有的最佳證據都是假造出來的，或是受到那些試圖掩蓋某些真相的人所扭曲。這就是為何與否認主義者打交道會讓人感到無奈。他們不認為自己受到意識形態所箝制，而是不會被差勁的科學推理所唬弄的懷疑論者，但事實上，他們卻屈服在極不可能成立的陰謀論之下，堅信現有的證據不足；倒是他們自己的想法，儘管缺乏實證支持卻還是覺得有所根據。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認為拒絕改變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畢竟，這不就是一個好的懷疑論者該做的嗎？其實不然。

懷疑論在科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聽到「懷疑論」一詞時，有人會立即想到哲學家的主張，即人一無所知，但知識需要確定性，而在缺乏確定性的情況下，應放棄所有想法。這可稱之為哲學懷疑論（philosophical skepticism）。在關注非實證性的想法時——例如笛卡爾在《沉思錄》（Meditations）中同時考量感官和理性的想法——就可錯論（fallibilism）是否是認識論中適合用於回應這個更為廣泛的確定性問題，我們可以展開很好的討論。但是，就科學而言，無需扯到那麼遠，因為在這裡，我們關注的是在獲得實證想法保證時的懷疑價值。

科學家是否算是懷疑論者？我相信大多數都是，但並不是認為知識是不可能獲得的那種，而是科學家必須依靠懷疑來檢驗自己的想法，甚至早在將它們與數據比較前。這稱之為科學懷疑論（scientific skepticism）。²³ 有批判自己工作的能力，可以在向他人公開前先行修正，這是科學的一項重要工具。正如之前所看到的，當科學家向世界提出理論時，可以肯定的是，學界一定不留情面。科學家通常不會只收集支持其理論的數據，因為沒人會這樣做。正如波普所言，了解一理論是否行得通，最好的方法就是採取最為嚴格的方式加以審查，看看它是否有所疏漏。

在科學研究中有一種深層的懷疑感。然而，科學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完全受限於推理；他們能夠用實證證據來檢驗其理論，這也是他們跟哲學家不同的地方。²⁴ 科學家接受懷疑論，因此在進行檢驗前不會輕易相信一種理論，同時又試圖預想在其方法論中可能出錯之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單憑懷疑是不足以進行實證研究；還必須要對新想法持開放態度。不過，懷疑是一個開始。透過提出疑問，便能確保任何新想法會先通過我們的批判性思考。

科學家的懷疑心態若是引領他們拒絕一個受到廣泛支持的理論——也許是因為他們認為（或希望）可以用另一種假說來加以替代——但卻沒有實證證據來支持當前的理論為假，或他們自己的為真，這時又怎麼辦呢？嚴格來說，這時他們已不算是科學家。我們不能僅因為一種科學理論「看似」正確，或是符合我們意識形態中先入為主的看法或直覺，就評估這種理論的真實性或可能性。在科學中，是無法接受單單只希望某些事情為真的心願。我們的理論必須要經過檢驗。²⁵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否認主義者無權自稱是懷疑論者的原因，因為這有違這個詞的真正意涵。哲學懷疑論是因為我們不能肯定其真實性，因此懷疑一切——無論這是來自想法、理性、感官、證據還是直覺。科學懷疑論則是指在面對實證事物時，由於證據還不足以滿足科學界的合理標準，因此對此有所保留，不置可否。相較之下，否認主義是拒絕相信某件事（即使在大多人都認為是有信服力的證據時），僅因為不希望它是真的。否認主義者會選擇性的提出疑問，而且非常了解他們希望成真的事，甚至可能會特別去找理由來相信它。當一個人汲汲於否認時，可能會覺得這就像是懷疑論。甚至可能會有些否定論者覺得其他人怎麼這麼容易上當，為什麼沒有在得到所有數據前，就相信氣候變遷這樣的主張是「真的」。不過應當將此視為一種警訊，這意味著有人自以為是地認為，某種特定信念甚至能超越講求證據為永恆標準的這個科學標誌。

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快思慢想》中鏗鏘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他指出在人的思維中有各式各樣的認知偏誤，促使我們合理化自己偏好的想法。²⁶ 這些無意識偏誤，在面對現實中壓倒性的證據時，是否也可能成為否認主義的基礎，讓他們無視一切？已經有不少實證研究支持這個想法。²⁷ 此外，也不能小看之前提到的「資訊孤島」現象，這或許更加惡化了這個問題，讓否認主義者感覺獲得一種社群支持，繼續相信他們邊緣的信仰。這同時也開起啟了一扇輕信的大門，是真正的懷疑思維所厭惡的。

實際上，與懷疑論者相比，否認主義者似乎與陰謀論者有更多的共同點。有多少次會聽到陰謀論者聲稱我們還沒達到足夠的證據標準，不願相信有據可查的事實（例如接種疫苗不會引起自閉症），但是在話鋒一轉後，卻又能夠輕易接受最不可能發生的關連（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付錢給醫學研究所來掩蓋關於硫柳汞的數據）？這完全符合否認主義的作風，對於自身不願相信的事，在證據的要求上，會抱持不可思議的高標準；而對符合其意識形態的，則以極低的標準來接受。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與懷疑論者不同的是，在否認主義者的心中，最重要的不是證據；他們並沒有科學態度。對證據抱持雙重標準是可以容忍的，因為這符合否認主義者的目的。他們最關心的是保護自己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在討論實證問題時，也會看到這些罔顧科學證據標準的狀況。

因此，我從薩根的書中歸結出的矩陣，在討論否認主義時，看來在三個重要的面向是錯誤的。28 首先，將否認主義歸為懷疑論者似乎是錯的。因為他們可能會選擇性地使用證據，連別人理論中最微小的漏洞都不放過；但這不是因為他們嚴格謹慎，而是因為他們在使用這套標準時是基於意識形態而非證據。以偏頗地方式去選擇和抱持懷疑態度是兩回事。實際上，就否認主義者比較喜歡那些不科學的，而不是科學的觀點來看，必須說他們真的很容易被騙。²⁹ 其次，說否認主義者總是對新想法抱持封閉的心態似乎也是錯的。正如接下來要討論的氣候變遷這個例子，當否認主義者發現了支持他們先入為主觀點的新想法，甚至是實證證據時，會抱持相當開放態度。最後一點是，薩根在比較懷疑與開放這兩種心態時，可能有個錯誤。薩根認為，在科學推理時這兩者必須保持平衡，這暗示著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相衝突的。但是，真是如此嗎？在馬西莫．皮戈里奇（Massimo Pigliucci）的《高調的胡言亂語》（Nonsense on Stilts）中，他觀察到：

表示懷疑，意味著對某些主張抱持合理的保留態度。⋯⋯這表示在下定論前需要更多的證據。最重要的是，這意味著要保持開放心態，根據現有的證據來調整自己的想法。³⁰

我認為這是對科學懷疑論本質的準確解釋。心胸開放的人怎麼可能願意擱置自己的想法，卻又不願意接受新思想呢？懷疑論是不會關上大門的，而是強迫自己保持開放，接受看似真實的事實也許並非如此的可能性。科學批判之所以殘酷，是因為無論證據再好，還是有可能在下次有什麼新發現時出現一個更好的理論。

行動中的否認主義：否定氣候變遷

近年來，要說明科學否認主義最好的例子也許就是氣候變遷。由於人類消耗化石燃料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逐漸讓我們的星球變暖，這個理論已得到大量科學證據支持。³¹ 然而，由於受到各個財團、政治和媒體利益的混淆，將氣候變遷變成黨派問題來操作，讓大眾對此懷有巨大的困惑和抵抗。許多傳聞指出化石燃料利益團體利用人類推理的漏洞，在毫無疑點之處「製造懷疑」（以公共關係來取代嚴謹的科學），這成了一則凸顯當代科學脆弱性最讓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在這方面，最棒的一本書是娜歐密．歐蕾斯柯斯（Naomi Oreskes）和艾瑞克．康威（Erik Conway）的《販賣懷疑的人》（Merchants of Doubt）。³² 我自己在《尊重真理》（Respecting Truth）一書中，則是廣泛討論公眾困惑導致的認識論後果，這不僅是關於全球暖化的真假，還涉及到絕大多數科學家是否相信真有此事（他們確實相信）。³³

一些在知識上最不負責任的言論來自政治人物，他們謊稱氣候變遷是個騙局，以此來詆毀氣候科學家的聲譽。³⁴ 有時不免讓人懷疑他們是否真的相信他們的言論，或者只是在一個相信這檔事的群眾已經達到令人恐懼比例的環境中，為了當選才支付的「瘋狂稅」；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可恥的自我吹捧循環。政治人物的謊言越多，在公眾輿論中就越能展現出這些謊言。

美國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就是最糟糕的一個例子。在 2015 年 8 月一場由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贊助的競選活動中，克魯茲說：

如果你查看過去十八年的衛星數據，會發現沒有暖化的記錄。現在輪到全球暖化的警告者出包了，這意味他們的理論是有問題的。就衛星資料來看，他們的電腦模型顯示的劇烈變暖現象根本不會發生。我們發現 NOAA（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這個聯邦政府機構正在編造故事。³⁵

這段話有哪裡出錯？首先，這不是事實。「全球暖化中斷說」已經流傳多年，但最近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的國家環境訊息中心主任湯瑪斯．卡爾（Thomas Karl）對此加以駁斥，他於 2015 年 6 月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文章。36 若真要為克魯茲緩頰的話，可以說他在發表演講時也許還沒讀過卡爾的文章。然而，在卡爾的文章受到廣泛宣傳後，克魯茲並沒有道歉並撤回他的聲明。在 2015 年 12 月，克魯茲接受了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的一次採訪，內容相當精彩，徹底反映出否認主義者的思維方式，相當具有啟發性，值得長篇引用：

主持人史帝文．英斯基普（Steve Inskeep）：你如何看待這個廣泛的科學共識，也就是氣候變遷是人為造成的？

泰德．克魯茲：這個嘛，我相信公共政策應該遵循科學並遵循數據。我的父母都是數學家，一位是電腦程式設計師，一位是科學家。在關於全球暖化的辯論中，華盛頓的政客經常——還有許多因此獲得政府高額經費資助的科學家——無視科學和數據，反而在推動政治意識形態。你我的年紀都可以回想三四十年前的時代，那時自由派政治家和一些科學家告訴我們，問題出在全球寒化（global cooling）。

英斯基普：有段時間是有人這樣說。

克魯茲：我們正面臨即將到來的冰河時代威脅。而他們解決這問題的方法是，我們需要政府對經濟、能源以及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大規模控制。但是，正如你所指出的，數據並不支持這論點。因此，同一批自由派政治家和科學家中有許多人將他們的理論轉到全球暖化。

英斯基普：那麼在你看來，這是陰謀論。

克魯茲：不，這是那些自由派政治家搞的，他們想要政府權力凌駕於經濟、能源以及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

英斯基普：然後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克魯茲：那讓我問你一個問題，史蒂夫。真的有全球暖化嗎？

英斯基普：根據科學家的說法，毫無疑問確實是有。

克魯茲：我是在問你。

英斯基普：當然有。

克魯茲：好的，你實際上是錯的。科學證據並不支持全球暖化。我們有過去十八年來的衛星數據，這是監測大氣層的衛星收集到的。實際測量溫度的衛星並沒有顯示出明顯的變暖現象。

英斯基普：這裡我只是要提醒一下，NASA 對同一組數據有不同的分析結果。但是我們可以繼續談下去。

克魯茲：沒有，不是這樣的，它們不是。你可以自己去查看這數據。順便說一下，這次的聽證會我們有許多科學家來為數據作證。不過真正的癥結點是接下來的。對於想要獲得更多權力的那些主張大政府的政客而言，氣候變遷是一種完美的偽科學理論。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一個永遠不能被否證的理論。

英斯基普：你對科學其他廣為接受的議題也這樣質疑嗎？比如說演化？

克魯茲：任何一位優秀的科學家都會質疑所有的科學。如果你告訴我有哪一位科學家不再質疑科學，那麼我會證明給你看他不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我會告訴你，史蒂夫。我會告訴你為什麼這情況轉變了。看看這全球暖化的世界。他們在使用什麼語言？他們稱任何質疑科學的人，甚至是那些提出衛星數據的人，他們會稱你是「否定者」（denier）。否定者不是科學語言。否定者是宗教的語言。這是異端。是褻瀆。這被當成是神學。但這其實與權力和金錢有關。歸根究底，並不複雜。這是想要政府擴權的自由派政客搞出來的。

英斯基普：你知道那些評論你的批評者也會說你這套說法是因為你那邊的權力和金錢嗎？我們暫時先不要管這些。我想要問另一個問題。我想問事實。

克魯茲：先等一下。誰的權力？——算了，我們先不談這個，如果你要對⋯⋯

英斯基普：能源業、石油業、德州⋯⋯

克魯茲：⋯⋯如果你要對人不對事的話。³⁷

這裡有太多可以挑毛病的地方，幾乎可以當作是教科書式推理不當的範例：證據的雙重標準、陷入陰謀理論時就微妙地轉變主題、對科學「開放性」的故意誤解，以及校園屁孩間的那種「我不是你才是」的狡辯。不過，在這裡讓我們將焦點集中在他主張的一項實證上，他重複說到全球暖化有十八年的停頓。當政府的氣候變遷統計數據投其所好時，克魯茲就會坦然接受。這個例子其實是 2013 年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評估報告中的錯誤（事後已更正）。³⁸ 在科學領域偶爾也會發生；犯錯，然後需要將其更正，但這不是因為背後有什麼陰謀。³⁹ 因此，克魯茲在這裡用的是過時、不正確且不足採信的圖表。不過，還有另一個問題。十八年是一個奇怪的數字。請注意，克魯茲不是說「過去二十年」，也不是「過去十七年」或「過去十九年」。為什麼他會給一個這麼具體的數字？在這裡，必須回想一下在2015 年之前的十八年發生的事：聖嬰現象（El Nino）。

在這裡，我們遇到的是否認主義者摘櫻桃的具體事證。儘管在過去十五年中，有十四年屢屢創下本世紀最熱的溫度，但即使在這些年分中，1998 年的溫度也是個異常（高的）值。光是在那一年，全球氣溫就出現了驚人的攀升。如果用這些數據來做圖表，可想而知，以這樣一個高溫的年度來當基準點，自然會讓 2015 年的溫度看起來相對偏低。若是沒有考量前後脈絡，全球氣溫在1998∼2015年的這十八年間，看上去似乎一直是持平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正如我們現在從卡爾的研究中所得知的，其中一些溫度結果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正如任何一位科學家可以告訴你的，你還必須去查看整張圖表（包括其間的那些年分），那會顯示出 1998 年的氣溫是異常的高，而在過去幾十年間，全球暖化一直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⁴⁰ 即使用的是未更正的舊圖，克魯茲的推理也有缺陷。

採櫻桃這種取巧的採摘數據手法是違反科學態度的主要手段，而這是否認主義者的常用策略。很少有科學家會犯這個錯誤。在科學中，必須根據先前接受的標準來對一人的想法進行嚴謹的檢驗，看看是否符合現實；不能隨便選擇一個。但是對於像泰德．克魯茲這樣堅守意識形態的人來說（以及後來發現許多沒有受過訓練來避免這類推理錯誤的人），這樣做也許是很自然的。認知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在他們的研究中解釋了確認偏誤和動機推理。正如之前所提，確認偏誤是指我們會去找理由來說服自己是對的。動機推理則是指我們允許情感來左右對這些原因的解釋，傾向於支持我們所預想的。這兩種過程都是完全自然的，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內在認知偏誤，即使是訓練有素的專家也難免犯錯。科學家受過統計學訓練，而且科學是一個公共事業，由一群學者來尋找個人的推理缺陷，經由透明的方式來審查證明程序，因此比較沒有那麼容易發生這類偏誤。也可以期待那些曾受過邏輯訓練的人，例如哲學家和認真看待懷疑論的其他人，能夠識別這些偏誤，並防止其對良好推理的隱形侵蝕。但是對大多數的否認主義者來說，他們為什麼要在乎？

當然，幾乎沒有否認主義者會同意上面這種說法，主要是因為他們會否認自己是否認主義者。堅持他們是「懷疑論者」，這聽起來更加嚴謹和公正，這可能是最近這個詞遭到綁架的原因。⁴¹ 實際上，一些否認主義者（如擔任證人的克魯茲）甚至宣稱在氣候變遷這場辯論中他們才是真正科學的一方。這種說法聽來很熟悉。科學在這方面「尚未有定論」。我們需要知道「更多」。氣候變遷不過「就是個理論」，不是嗎？但是問題在於，這完全跟真正的懷疑論扯不上任何關係。相反地，這是基於對科學實際運作的嚴重誤解，再加上十分具有動機地臣服於認知偏誤之下。誠然，氣候變遷科學還沒有完全有定論。但是，正如之前所看到的，這是因為沒有一項科學能夠完全有定論。就科學的運作方式來看（我們在第二章探討的），勢必會一直如此下去，還會有更多可以做的實驗或測試。然而，認為必須要先得到完整的確認或證據才能確保一想法的真實性，則是對科學的迷思。（確實，如果否認主義者拒絕這一點，那為什麼獨厚自己的想法，這不就是採取雙重標準嗎？）

至於說氣候變遷只是「一種理論」，因此，任何其他理論「都有可能是正確的」，這也沒什麼信服力。如前所述，重力也只是一種理論。細菌致病論也是如此。如之前所提過的，某些科學理論異常的強大。但是，能夠擔保科學想法的保證標準並不意味著在被否證之前，就允許一切的可能性。儘管我們可以說任一理論在沒有被證據推翻前，技術上來說都是正確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理論是合理的。也不值得科學家花費時間來檢驗當中每個看似不牢靠的假設。不懷好意的人不應期望就這樣沒頭沒腦地闖進來，堅持因為科學本來就應該是開放的，所以必須檢驗他們的理論。科學是經過正確選擇的，而選擇的準則必須是基於證據的保證。

科學解釋不是由正確的猜測或幾個數據所組成而已。就拿世界是平的這個假說來講好了，若真是如此，那證據在哪裡？既然毫無證據，因此在科學可以合理地不予採信。地平論者 42 通常都不願說證據出了什麼問題，以免支持日心說（heliocentrism），只會說直到「證明」日心說之前，他們的理論還是有可能是對的。但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推理。即使猜對了，也不是科學。科學就是要有一理論來支持自己的猜測，並且要以證據來檢驗，看看是否相符。

否認主義者對科學的另一個誤解是關於科學家達成共識的方式，同樣地，一個領域在進展之前，並不需要獲得百分百的同意。那些要求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達成完全一致的協定，再來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人，只是在消耗所剩無幾的時間。根據最新統計數據，全球超過96.2％的氣候科學家都認為氣候變遷正在發生，並且認為這是人類造成的。⁴³ 另外，類似的調查也發現只有 97％的科學家相信演化是在天擇之下推動，而這可是生物學的基石。⁴⁴ 在達爾文之後的一百五十多年，即使在演化上，科學界仍然沒有達到百分百的共識！但是我們並不需要完全的共識，因為這不是科學共識運作的方式。科學主張本來就會受到團體審議和評判，儘管不可避免地會有異議存在，但這個領域還是會做出選擇。⁴⁵ 有些人可能會對此批評，認為這仍然留下疑問的餘地，這樣看來「懷疑論者」有可能是正確的（他們有時確實是正確的），但我不會對氣候變遷的否認主義者抱持太大的希望。一方面，合理的異議者必須能夠提出一些實證證據，作為異議的理由。少了這一點，甚至可以質疑他們是否算是科學家。否認主義者可能會對此抱怨，說他們確實握有證據，而且他們也是社群的一分子，但這實在惹人生厭。正如之前所提，尋求達成共識的社群與尋求嚴格審查完全是兩回事。不管找到多少人同意你的觀點，事實證據還是勝於多數人的意見。⁴⁶

難道科學家不會出錯嗎？當然會。科學史顯示出任何一個科學理論（甚至是牛頓的萬有引力）都可能有錯。但這並不意味著僅僅是不相信有確鑿結論的科學，就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懷疑論者。拒絕接受一系列顯示全球溫度正在變暖，並且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人類造成的科學證據，並不算是好的推理，即使在未來五十年內出現一些證據顯示某些大膽的假設可能錯了。懷疑主義的精神與科學態度所承諾的完全相符，是根據證據來形成自己的想法，然後在有更好的證據出現時，改變想法，但這絕不保證我們最後能得到真理。科學是根據證據來提供科學知識的證成。不過，這是很強大的。抱持否認主義的人會事先依照意識形態來決定意欲為真的目標，然後根據一訊息是否支持其假設來挑選過濾。但這樣做並不能構成保證。科學有時可能沒有正中目標，但其成功的記錄意味著在發現實證世界的事實上，沒有其他更卓越的競爭對手。

的確，這就是為什麼像伽利略這樣的人不是否認主義者。那是誰說他是呢？泰德．克魯茲在 2015 年 3 月接受《德州論壇報》（Texas Tribune）的採訪時表示：

今日，全球暖化的警示者就相當於是地平論者。地球是平的，這一論點曾經是⋯⋯公認的科學，名叫伽利略的異端則被打壓成否定者。⁴⁷

我們可以很快駁斥這樣的說法。伽利略之所以相信日心模型，並不是基於他的意識形態，而是因為證據。他用望遠鏡觀測到金星的相位、月球隕石坑和木星衛星等，這給他很多理由相信托勒密的地心宇宙模型是錯的，並且應該說服任何懷疑他的人。具有意識形態信仰的天主教會，由於天體模型對他們的意義，無法接受伽利略的證據真實性。伽利略肯定不是個否定者。當你有證據證明一種虛假理論的錯誤時，這不是否認主義。這是科學。

要是當孤單的異議者真的握有證據時會發生什麼呢？當那個人質疑科學的既定共識並顯示這是錯誤時，會怎麼樣呢？這挑戰了科學是由集體對個人研究進行審查這種特權處理的觀念。如果有人挑戰科學社群這個理當是科學界的證成擔保的最終仲裁人，科學態度能否毫髮無傷地保留下來，並且獲得最終的勝利？

當「異類」是對的時會發生什麼事？

哈倫．布瑞茲（J Harlen Bretz）是二十世紀初一位特立獨行的地質學家，在芝加哥大學度過漫長的學術生涯，不過他的野外調查是在華盛頓州一處荒涼的地區，他稱此處為「河道疤地」（channeled scablands）。這地區以其荒涼的「火星地景」著稱，地表上滿是由高聳的斷崖（會在海拔數千英尺的地方發現礫石和「鬆動的岩石」）所包圍的沖刷河道，還有 U 型峽谷、乾涸的瀑布和巨大的水潭，但目前只有小瀑布流入其中。簡言之，這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地理環境。

在布瑞茲之前，沒有人對這區域進行過詳實的研究，但是當時的地質學家確實對此地的地貌提出他們的假設。多數人認為這是受到水力雕刻而成的，但是，根據當時的「均變論」（uniformitarian），他們認為這一定是長期以來由相對少量的水所造成的，一如在大峽谷發生的狀況。均變論，至少自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出版他那本深具影響力的教科書（激發出達爾文的天擇演化論）以來，就一直是主導地質學的典範，主張可以用幾百萬年來已知的自然力來解釋地質記錄 ⁴⁸。萊爾提出這個理論是來挑戰前人的災變論（catastrophism），災變論主張地球上的地質、化石和生物記錄是由短期的災難性事件（也許是由上帝引起的）所造成。這是自然力量對上奇蹟，侵蝕作用對上災難。不難想見，多數的科學家會站在哪一邊。

儘管布瑞茲本人是均變論者（也是個無神論者），但他在 1921 年首次站在這片傷痕累累的貧瘠地貌前時，他開始意識到先前的理論必定是錯的。就像解謎的偵探一樣，布瑞茲發現了太多線索，讓他推論這可能不是由長期穩定侵蝕作用造成的。那還有什麼可能的選擇？一場大洪水。這洪水規模之大，在某些地方甚至有將近十三英里寬，而且水量大到可能迫使斯內克河（Snake River）倒流，形成 U 型河谷，而不是像南方哥倫比亞河峽谷一樣的 V 型河谷，並且將碎石夾帶到「不屬於它們所在」的近兩千五百英尺高的斷崖上，還創造出巨型的瀑布潭，這與現在流入其中的細小瀑布來看，根本不成比例。這麼大量的水是從哪裡來？布瑞茲當時毫無想法，也沒有提出任何假設。這是一個難解的謎題，他誓言要追隨證據到最後。第二年夏天他回去繼續野外調查時，他已經確信：

布瑞茲現在認為，這些地質特徵只能由難以想像的大洪水所造成，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洪水。但這可不是隨意猜測。是根據一項又一項的事實，布瑞茲證明了他的理論為河道疤地的形成提供了唯一合理的答案。⁴⁹

在科學史和科學哲學中，布瑞茲的研究故事是個令人著迷的主題，但目前還欠缺對他的探討，之後勢必會引起更多學術關注。約翰．索尼希森（John Soennichsen）的《布瑞茲的洪水》（Bretz’s Flood）是為數不多的參考資料，所幸這本書不僅將布瑞茲的掙扎講得栩栩如生，還提供了在當時知識背景下，地質實證主義、均變論與災變論之間的爭論，以及地質學如何在這段期間掙扎，變得更為科學的故事，還有社會因素是如何影響到科學解釋。在這裡，我將聚焦在一個議題上，探討布瑞茲的故事對科學態度會產生什麼影響，即當團體共識反對握有正確證據的個人時，會出現怎樣的狀況。這是否挑戰了科學態度應當在集體實踐的層面上體現的觀念，還有科學之所以有用，主要是因為科學社群會糾正個人錯誤的觀念？我希望在下文中展現出，布瑞茲事件不僅能承受這一挑戰，而且實際上還是科學態度力量的驚人證明。

顯然，在個人層面，布瑞茲的研究工作是對科學態度的背書。他收集大量證據來支持他的假設，並一路評判和修改他的理論。因為他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來看，像是倒退一大步，所以他早就想到這將會遭到殘酷的攻擊。⁵⁰ 布瑞茲沒有提出任何超自然力量來解釋這段地質記錄，但他也無法用均變論要求的那些現存的長期作用來解釋。最後，他提出的是一個在短期內發生的巨大災難性事件，一場來源不明的洪水。這聽起來像是聖經裡的片段；對此的反彈將會非常巨大。

地質學與其他科學一樣，也發展出一種兄弟情誼，許多人共同努力，還會共享數據、思想和設施。在這個領域中，一人的研究可以啟發另一人，並且在全體的合作下，可以擴展初步理論，發展出整個學門共享的成熟科學觀點。但是，就跟其他兄弟團體一樣，這裡可能會發生爭吵，不遵守基本規則的家族成員會受到口頭訓誡，甚至完全遭到大家的排擠。⁵¹

布瑞茲的提議聽起來像是異端。而值得頌揚的是，他似乎並不在乎這一點。布瑞茲有證據，知道自己是對的。其他人只需要同意他的觀點。就此看來，布瑞茲活像是現代版的伽利略。⁵² 那些與他爭執的人並沒有去做野外調查，或是親自去看那片地形。⁵³ 布瑞茲固執地相信他親眼所見的景物所暗示的，如果這與當前的理論不吻合，那肯定是這些理論出錯了。這是布瑞茲堅持科學態度的良好證明，但還是有個大麻煩在等著他。

其中一個問題是布瑞茲仍然不曉得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大洪水。這當中所牽涉到的水量一定十分龐大。他得講一個憑白無故的因果事件，而他知道這一點將成為巨大障礙，讓人難以接受這理論。但是要有這種地質現象，就是得要有那麼多的水量。這時的布瑞茲又讓人想起達爾文，他早在了解天擇演化論的背後機制前，就收集了證據；還會想到牛頓，他在制定描述重力行為的方程式時，「沒有提出關於重力的假設」。

在這裡，重要的是考量這對科學態度有何影響，因為這顯示出在科學解釋中並不需要了解原因。在一個完整的科學理論中，因果解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奇蹟來解釋並不在可接受的替代範圍內。不過，最重要的是，要有證據能夠擔保假設是正確的；原因可以在之後再來推斷。這並不是在簡化因果關係的解釋。只是找原因通常是在科學解釋中比較後面的步驟，是在收集到所有其他證據，並將其整合在一起後，才會出現的。

在布瑞茲的例子中，要是他知道原因會好得多，但是在最初他根本想不到，因此他緊抱著地質記錄中找到的證據。請注意，布瑞茲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力，而且在發展他理論的過程中，進行了許多更正和修改。54 然而，與他之後受到同行科學家的批評相比，這些都算不了什麼。

1927 年，布瑞茲站在華盛頓特區的宇宙俱樂部（Cosmos Club）的講台上，展示他的證據，這是全美傑出地質學家的聚會。聽眾中最有份量的要屬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的六位人士，他們有點像是監管這個專業的委員會。布瑞茲根據他在那個地區的六年實地考察，做了一段冗長而明確的演講。然後，在輪到聽眾發言時，「一切都天翻地覆了」。

坐在講桌前的每個人，一個接著一個地站起來反對他，提出批評和他們自己首次對疤地形成的解釋。情勢很快就明朗起來，顯然這是一場有計劃的攻擊。一場策略性的活動，讓布瑞茲發表自己的看法，然後受到當時幾乎每位傑出地質學家的集體怒斥。⋯⋯顯然，這個有影響力的組織所抱持的官方立場是，絕不容忍任何背離均變論的理論。⁵⁵

當然，這不是科學應該運作的方式。現在回顧這段往事，有人推測那些學識淵博的科學家之所以反對布瑞茲的理論，是因為出於對均變論近乎意識形態的擁護，因而做出了動機性推理。攻擊缺乏證據的理論是一回事；但是僅因為無法容忍一個新理論會侵害這個領域（在抵抗宗教觀點後）得來不易的進步，並且可能會讓這領域看起來不科學，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本書中，我提出的觀點是，科學態度不僅展現在個別科學家的價值觀中，也體現在學者組成的社群裡。那麼，在這個「異端」的行為比其評論者更為科學的情況中，又該怎麼說呢？在社群共識錯誤時，還有可能捍衛科學態度的重要性嗎？這是一個微妙的問題，因為儘管有時個別的科學家會超越群體——實際上，這通常就是突破性思想傳播開來，並導致認知產生變化的原因——至於有人公開挑戰幾十年的科學共識，而且日後來還被證明是正確的，這樣的情況就比較罕見。歷史上重大的例子包括伽利略、塞麥爾維斯、阿爾弗雷德．韋格納和其他科學烈士。但是，在發生這類事件時，又是看到什麼指標讓科學又重新步入正軌呢？勢必是證據。布瑞茲並不是突然提出一些瘋狂的主張，他是有證據來支持的。因此，儘管可以理解多數人有時會因為認為這偏離科學思維中的正統觀念，而出現群起抵制的現象，但長時間下來，這種衝突勢必會以科學中唯一可能的方式來解決：透過實證證據。

實際上，這正是布瑞茲河道疤地理論的遭遇。在經過那場災難性的宇宙俱樂部演講後，布瑞茲之前的一位競爭對手幫助他意識到，要能夠產生規模這樣大的洪水，唯一的可能是冰川湖自發性的洩洪。事實證明這是對的。現在認為這是米蘇拉湖（Lake Missoul）上一座巨型的冰壩崩毀，釋放出超過五百立方英里的洪水，這些水流到奧勒岡州波特蘭市以南約一百英里處。⁵⁶ 但反對的聲浪仍然強大。

地質社群繼續做他們原有的研究，試圖忽略這位異軍突起的地質學家沒頭沒腦地講出大洪水在一眨眼的地質時間裡改變大片西部地形地貌的胡言亂語。⁵⁷

布瑞茲陷入深深的沮喪。隨著時間過去，一些批評他的人已經辭世，來了新的一批世代，而這新一代的地質學家也有所成長，對布瑞茲的理論展現更多的同理心。⁵⁸ 幾十年後，布瑞茲終於得到平反。正如一位評論他的人在多年後親自造訪疤地時所說的：「怎麼會有人錯得這麼離譜？」⁵⁹1965 年，一群地質學家前去疤地，進行一次正式的實地考察，並發給布瑞茲一份電報：「我們現在都是災變論者。」接到電報的布瑞茲勢必覺得心頭有一陣暖意。⁶⁰

布瑞茲這則故事的結尾非常詭異，他的事蹟現在成了上千位創造論者拿來宣傳的材料，他們將他視為一位民族英雄，幾乎是一人單槍匹馬地證明了他們聖經中的大洪水故事。當然，布瑞茲根本沒有這樣做，但已經有創造論的網站將他奉為聖人一般來紀念，頌揚他跟大衛一樣，與組織完善的科學巨獸對抗，並且贏得勝利的事蹟。⁶¹ 對此要怎麼說呢？還有，布瑞茲的例子是否可以用來支持像泰德．克魯茲這樣的人，說他也可能是下一個伽利略呢？乍聽之下這似乎很荒謬；特別是在布瑞茲的故事中，他的傳奇是堅持證據和避開意識形態。如果科學否認者聲稱氣候變遷是一個騙局，那麼證據又在哪裡呢？沒有拿出證據，那這樣的主張就只是猜測，或更為不堪。這並不是在說抱持懷疑論，甚至是執迷不悟就是背離科學的標誌。接受新理論的標準應該很高。但是，當科學家因為意識形態而罔顧證據時，就不再是科學。

要是一個據稱不切實際的理論真的提出證據時，又會如何呢？這時必須加以檢驗，若是這理論得以成立，那就必須改變科學共識。理想上，正如科學態度會指導一人的行為一樣，也必定會指導團體的行為。科學理應在個人和團體層面上進行自我修正。試想，一個提出異想天開理論的科學家，沒有證據，並遭到其他專業人士的拒絕。若是這位科學家繼續堅持這一理論，就某種意義上說，他將會遠離這個專業。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整個學科上嗎？儘管較為常見的情況是群體糾正個人（像是在冷核融合的例子中），但有時確實會發生個人更正團體的局面。

正如同拒絕接受阿爾弗雷德．韋格納（Alfred Wegener）的大陸漂移說而暫時停滯不前的地質學界一樣，後來在拒絕布瑞茲的河道疤地理論時，又歷經一次相同的命運。想到地質學曾經有一段時間不是「科學的」，這點確實令人難受，但是當科學家面對令人信服的證據卻拒絕改變現有理論時，勢必就會落入這樣的境地。就像天主教會拒絕承認伽利略的新天體理論（而寧願選擇其熟悉但錯誤的意識形態一樣），地質學家也曾不顧實證而緊抱著均變論不放。⁶² 但是，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即使發生了這種情況，還是有辦法可以回到正軌。⁶³確實，地質學作為一門科學，最終體認到布瑞茲數據的力量，並重拾科學態度（然而，天主教會卻沒有，一直到他們輸給日心說的辯論 350年後，才倍感羞辱地向伽利略道歉）。

在這裡，必須正視這個例子所展現出的，關於科學態度是否作為科學決定性特徵的這個問題的含義。科學態度背後的想法並不是群體永遠是對的。伽利略、塞麥爾維斯、韋格納和布瑞茲提供了反例。有時，個人會遠遠領先同時代的人。正如我們之前在桑斯坦的實驗研究中看到的，與個人相比，團體通常比較容易找到真相。但這並不意味著情況總是如此。有時個人會提出更好的理論。這在科學領域是完全沒問題的。保持科學態度的要點是，任何爭議都應由證據解決。有時不僅需要修正個別理論，而是整個學科的共識。

再回到布瑞茲的例子，為什麼均變論在地質學中占有如此優勢的地位，這點也很值得思考。在這個例子中，我認為我們看到一個罕見的情況，即整個科學領域都籠罩在某種意識形態之下。地質學家之所以如此偏好均變論，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過去曾將其視為反對創造論者的堡壘。這是一種可以透過自然過程的緩慢作用來解釋自然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訴諸於神的干預，比方說上天降下的某種災難。儘管如此，自然事件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突然發生，這也是全然可以想見的，而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上帝的存在。⁶⁴ 同樣重要的是，布瑞茲那時並沒有輕率地跳到以災變論作結。指導他自己思想的也是均變論，直到證據將他推動到其他地方。在他討論這主題的論文和演講中，很明顯布瑞茲並沒有輕乎他這套理論的含義。他早已料到會遭到批評，並試圖處理這些評論，但他仍然相信自己的理論，因為沒有其他理論可以來解釋他所看到的。這樣的態度，與那些甚至還沒有看到證據就執意封殺他的地質學家，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這一點上，那些人是服膺於意識形態。身為科學家，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堅持均變論，而不是遵循證據呢？這也需要一個解釋。

我的假設是，意識形態可能同時腐化那些奉行意識形態的人和與之抗爭的人。身為科學家，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的成員不應在乎布瑞茲的證據是否與某一支配萬物的理論相符，但他們確實在乎。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被困在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戰鬥中，不希望布瑞茲的理論為敵人提供任何幫助和安慰。這是意識形態影響科學過程的一個例子，無論我們是否站在「正確」的科學這一邊。也就是說，即使我們只是改變科學方法來對抗那些不科學的人，也有可能破壞科學。布瑞茲的理論是一人提出，還是由一群人提出，它提倡漸變還是突然干預，都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它與數據相符。但是，當我們嘗試插手時，就會出現問題——當我們試圖根據實證以外的承諾來確認或否定一理論時。多數時候這是因為宗教或政治意識形態箝制住人從證據中學習的過程，這是來自他們的個人想法，有可能是神聖干預、人類自由、平等、自然，養育或某些其他可能的承諾。但是，當個人或團體在與這種意識形態對抗時，也會發生這種情況。將事物推向我們認為（或希望）真理所在的地方之誘惑可能很大。而這可能導致意外的逆轉（甚至造假），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應，並損害公眾對科學的信任。

這裡可以考慮一下幾年前「氣候門」（climate-gate）電子郵件的爭議，當時，有幾個科學家談到為了因應《訊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要求，恐怕要擋下一些數據，他們認為這些數據會被否認主義陣營挑出來編造有利他們的論點，弱化全球暖化的事實。儘管他們只是在開玩笑，而且肯定覺得自己是站在科學的「正確的那一邊」，但是這對氣候科學卻造成可怕的後果。即使經過多次官方調查，顯示這些科學家實際上並沒有做錯任何事，也沒有損及他們的研究工作，但陰謀論者仍然拿來大作文章，說全球暖化只是自由派科學家所設下的騙局。一旦我們違反標準，即使我們覺得自己的作為是在「天使這一邊」，也會損害到科學。⁶⁵

想來就讓人難過，科學竟然會受到意識形態人士的攻擊，他們完全不在乎科學價值，只是在尋找數據來支持他們偏好的假設。但要維護科學自由，代價就是要永遠心胸開放。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容忍所有異想天開的理論。如果沒有證據，證據的背後也沒有任何保證，那就沒有理由浪費稀少的科學資源加以檢驗。但是，當證據確實顯示出異樣時該怎麼辦？薩根在這一點上似乎是對的。我們必須要去聽這個聲音。本章節尾將會探討普林斯頓工程異常研究中心（Princeton Engineering Anomalies Research；簡稱 PEAR）在超感官知覺或簡稱超能力（Extra-sensory perception, ESP）方面進行的近三十年研究。不過，我們得先處理偽科學的主題。

偽科學家並沒有真正接受新思想

偽科學家的問題不僅在於他們沒有從事科學，還在於他們聲稱自己是科學的。有些人可能知道他們只是在假裝，也有些人或許認為他們的工作受到不公平的蔑視。不過這裡最基本的問題是，在對實證問題做出解釋性主張時，首先要考慮的是證據是否相符。⁶⁶ 那麼，為什麼要讓大多數偽科學家承認他們的理論錯誤，或他們其實並不科學是這麼困難的一件事？答案是他們跟否認主義者很像，似乎也是一廂情願地沉浸在自己的理論中。

顯然，一廂情願的心態與科學態度勢不兩立。人不應就其意識形態來預先決定什麼是對的，然後再去尋找證據來支持其論點。在科學中，應該以證據為依歸，以此來修改一人的想法。正如我們所知，科學假設可以來自任何地方。過去有些受到看重的科學理論，最初就是來自於直覺、一廂情願的想法、希望、固執和瘋狂的猜測。但關鍵在於這些理論必須獲得證據的支持，並且受到社群中其他科學家的評判。

這裡我們再回頭想一下薩根矩陣。偽科學的假設是否對新想法開放？不見得。可以公允地說，許多占星術士、尋水的水巫（dowsers）、水晶治療師以及智慧設計論者等，他們都顯得很輕信（正如薩根所言），而在面對反駁他們理論的證據時，他們一般也變得非常封閉。他們不接受否證。很少會進行對照實驗。採櫻桃式地的揀選有利數據是他們常見的手法。就像否認主義一樣，大多數偽科學家似乎都想要迴避與其理論不合的證據，但是卻會抱怨其他科學家都不願考量他們的觀點。

可想而知，有些人會從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中獲利，並且他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有些人誤導他人，另外有些人則被誤導。占星術在全球建立起價值十億美元的產業。⁶⁷ 據 NBC 新聞的報導，美國人每年在順勢療法上花費三十億美元。⁶⁸ 其他偽科學的倡導者肯定是直率的意識形態人士，他們不是為了錢，而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對的。當然，總是會有執意無知的情況存在，還有些受騙上當的人。凡此種種，都是對良好科學的威脅。無論是真心還是假意，只要相信虛假的事實，就是在與科學敵對，拒絕以證據標準為基礎來形成實證想法。在偽科學和否認主義中，他們都迴避（或至少假意抱持）科學態度。他們的直覺勝於事實。以「懷疑論」當作便宜行事的說詞。四處都是輕信行騙之事。以雙重標準來看待證據。以黑暗的陰謀論來對付反對者。在偽科學和否認主義的陣營中，當然也包括那些因公眾困惑而受益的人，另外還有一些天真地跟著搖旗吶喊的人。⁶⁹

給偽科學家的關鍵問題是：如果你的理論是正確的，那證據在哪裡？你可以聲稱自己受到主流科學的迫害或忽視，但如果你手中真的有好答案，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呢？正如我們在布瑞茲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如果有證據，那麼這個領域的其餘成員最終還是會爭先恐後地去敲你家的大門。但是，你仍然要擔起責任。若是連像布瑞茲這樣傑出的科學家，在提出理論時都得面臨激烈的、有時甚至是無理的反對，那麼偽科學家為什麼會期望輪到他們時事情會變得更容易呢？即使握有證據，布瑞茲還是得艱苦奮鬥，這在科學實踐中也許不算是一個好的見證，但這是特立獨行者的困境。科學家在考量保證時是錙銖必較的。那些提不出證據，或只能提供模稜兩可事證的偽科學家又怎能期待得到嚴肅地對待呢？因為他們「可能」是對的嗎？但是，正如之前所提，當正當性問題迫在眉睫時，這一點根本無關緊要。

占星術的否證性在哪裡？信仰治療者進行的雙盲對照實驗又在哪裡？那些聲稱可能進行時空旅行的人為什麼永遠不會回到現在並在股市裡大賺一筆？ 70 如果那些抱持「另類」想法的人希望有人認真看待他們的觀點，那麼他們必須明白這些將會受到嚴格的審查與批評。正如之前所看到的，偶爾發生這種情況時，結果總是令人失望。⁷¹ 偽科學家寧願發表自己選擇的證據。但這只是對科學的偽裝。

行動中的偽科學：創造論與智慧設計論

反演化論的這段骯髒而漫長的歷史已家喻戶曉，廣為人知。⁷²自 1925 年田納西州的那場「史科普斯猴子審判」（Scopes Monkey Trial）開始，那些反對達爾文天擇說的人，最初採取的策略是將演化論排除在公立學校的生物課之外。這個策略相當成功，直到 1967 年因為被判違憲才敗下陣來。⁷³ 不過，正如第二章所提，後來他們又提出一個更為現代化的創造論計畫，從把演化論拒於門外的策略轉變成讓創造論與之並存的遊說活動。這從 1981 年的阿肯色州第 590 號法案開始，這項法案要求教師在生物課時要教授創世科學，讓它得到和演化科學一樣的「平衡待遇」。這在麥克林對阿肯色州（McLean v. Arkansas）一案中以憲法為由成功提出訴訟案後，威廉．歐伯頓（William Overton）法官的裁定是，主張達爾文生物學本身是「世俗宗教」的說法荒謬不堪，而「創世科學」並不算是科學，因為「一種科學理論必須是嘗試性的，而且假若事實與該理論相左，甚至是將其否證，則得加以修訂或揚棄。」74 因此，創世科學只能算是偽科學。

多年後，創造論者打著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簡稱 ID）的名號重整旗鼓，準備在科學上與演化論一較長短。這個策略是由名為「發現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智庫」構思出來的，這間研究所於 1990 年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成立，其宗旨是提倡智慧設計論以及攻擊演化論。這個組織多年來資助和提倡批評演化論的種種意識形態運動，並以公關閃電戰的方式在媒體上釋放錯誤訊息，引起世人對演化論的懷疑，最後在 2004 年於賓州再次對簿公堂，這次稱為奇茲米勒對多佛學區案（Kitzmiller v. Dover Area School District）。這段歷史也同樣四處傳誦、人言藉藉，⁷⁵ 不過這次他們的策略不再是要求在科學課程中納入創造論或創世科學，而是以全新包裝的智慧設計這一「科學理論」來進行攻防。古生物學家倫納德．克里希塔卡（Leonard Krishtalka）等人將其稱為「穿著廉價燕尾服的創造論」（creationism in a cheap tuxedo）。⁷⁶ 這次的闖關再度宣告失敗。約翰．瓊斯（John E. Jones）法官的裁決類似於之前阿肯色州的那場判決，認為智慧設計論不是科學，而它對演化論的攻擊已經遭到科學界的駁斥。此外，智慧設計論也沒有提出經過同儕審查的研究或是證據來支持其主張。瓊斯還嚴厲斥責學校官員這種「驚人的愚蠢」行為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最後，他裁決賠償原告 100 萬美元。

此後，創造論者再度改變他們的策略。既然上法院這條路風險太大，這批反演化論人士索性嘗試直接去影響法律。2008 年，發現研究所起草了一份示範法案（model legislation） i，旨在保護那些在教學生「生物和化學演化等全面科學觀點」時感受到恐嚇或威脅的教師們的「學術自由」。⁷⁷ 當中還提到多佛學區案的判決所造成的「困惑」，並指出這項法案沒有任何內容應被解釋成「宣傳任何宗教教義」。但這不過是欲蓋彌彰的說詞，只是在遮掩再次嘗試將創造論帶入美國科學教室的企圖。

在經歷 2008 年於佛羅里達州的最初失敗後，民主黨人抓住眾議院語焉不詳之處，爭辯說也應保護教師在生育計畫、墮胎和性教育方面的學術自由——這類學術自由法案於同年首度在路易斯安那州中通過。儘管沒有完全按照發現研究所的範本用語，仍被視為一場反科學力量的勝利。在這裡，立法者小心翼翼地從最初的法案中剔除所有關於演化論（和全球暖化）的「爭議」理論部分，並將其重命名為《路易斯安那州科學教育法》（Louisiana Science Education Act）。這法案是由州長鮑比．金達爾（Bobby Jindahl）簽署通過，目前仍為全美僅有的兩個州學術自由法案。

然後，類似的鼓吹立法活動紛紛出現在密蘇里州、阿拉巴馬州、密西根州、南卡羅來納州、新墨西哥州、奧克拉荷馬州、愛荷華州、德州和肯塔基州，不過全都沒有成功，直到 2012 年在田納西州才又通過另一項學術自由法案。這項法案旨在保護「探索演化和氣候變遷的『科學長處』和『科學弱點』的教師」。⁷⁸ 不久之後，在 2013 年初，又有其他四個州起而效尤：科羅拉多州、密蘇里州、蒙大拿州和奧克拉荷馬州。實際上，奧克拉荷馬州已經成為這類立法的典型代表，因為過去五年來，這個州在參議院的每屆會期都會重提這項法案。這些法案中的措辭大同小異。⁷⁹ 在奧克拉荷馬州參議院最新的 2016 年法案中，他們是這樣陳述的：

在公立學區營造出鼓勵學生探索科學問題與了解科學證據的環境，培養適當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並且在遇到爭議時能夠尊重不同觀點。⁸⁰

這樣的主張只有一個問題：科學中的爭議應該是以證據來解決，而不是觀點。2016 年奧克拉荷馬州眾議院版的法案內容如下：

立法機關進一步發現，在某些科學概念的教學上，包括但不限於以生物學、化學、氣象學、生物倫理學和物理學等領域中的諸多前提，可能會引起爭議，而且有些教師可能對下列但不限於這些主題：生物演化、生命的化學起源、全球暖化和複製人的教學預期目標感到不確定，不知應該要如何呈現相關訊息。⁸¹

在此我很高興能傳達一個好消息，這些法案，連同在密西西比州和南達科他州提出的類似法案，全都在 2016 年闖關失敗。近年來，在亞利桑納州、印第安納州、德州和維吉尼亞州的類似法案也都失敗了。有興趣追蹤當前和未來反科學立法命運的人，可在國家科學教育中心網站（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上查看到完整的大事年表。⁸²

公眾對科學的理解竟然走到這一步，真的很令人遺憾。「達爾文的鬥牛犬」湯瑪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說過「生命太短暫，不能忙著殺一個人兩次。」 不過在與不斷捲土重來的偽科學的鬥爭上，這樣的態度恰恰錯誤。正如我們所見，他們轉換戰術，採用新策略，這場戰鬥勢必會繼續下去。

我自己親身經歷過與發現研究所交手的感受。2015 年我曾在《高等教育紀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發表一篇名為〈真相大戰〉（“The Attack on Truth”）的文章，在這篇文中，我寫道，發現研究所是一間「位於西雅圖的組織，主張在公立學校教授『智慧設計論』，以平衡演化論造成的『漏洞』。」⁸³ 這顯然讓發現研究所的人感到惱怒不已，連續在部落格上發了兩篇文章抨擊我，說我沒有意識到他們總是「一貫反對在公立學校強制教導智慧設計論」。⁸⁴ 這真的很荒謬，但也許這是他們的新招數，以擺脫在奇茲米勒判決中的臭名。85 在朋友的建議下，我沒有對此回應，若當時我有回應的話，肯定會特別指出「強制」和「提倡」之間是有區別的，如果他們確實沒有在公立學校提倡教導智慧設計，那麼在奇茲米勒一案中，他們何必代表所有被告人擔任法庭顧問呢？

這裡的場面讓人感到很熟悉：偽科學家並沒有真正了解或尊重科學的含義。而且，在創造論／智慧設計論這個例子中，也不禁讓人懷疑，這裡的偽科學已經淪為否認主義，他們的支持者甚至在考慮證據前，就已經打定主意，這是因為他們的觀點從一開始就不是以證據為基礎。這樣看來，智慧設計論怎麼能期待自己成為一門科學呢？這個策略的一部分是嘗試利用科學的弱點。還記得薩根的科學標準嗎？必須要對新觀念抱持開放的態度，但是在這裡，智慧設計論者只是在抱怨演化論者對他們不公平，將其觀點排除在外，不願好好聽他們陳述（但他們也拒絕承認任何與自己的觀點相矛盾的證據）。他們的座右銘是「去教這個爭議」。我們需要公正地檢視科學中的所有主題，因為想法可能來自任何地方。但是，他們會抱怨，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要將智慧設計論的「科學」主張排除在生物學課程外？因為根本沒有什麼科學主張。在這裡我可以花很多的篇幅來逐一拆解智慧設計論的「科學」證據，不過這工作已經有其他人代勞，而且相當出色和詳盡。⁸⁶如果有讀者覺得有必要來說服自己，我會建議他們去讀這些參考資料。現在，我只打算引用瓊斯法官在奇茲米勒案中的精妙結論，即智慧設計論「不是科學。」⁸⁷

當然，智慧設計論者會反擊，希望參與關於眼睛的起源和失落環節的冗長辯論（可惜演化論者在這兩個問題上早已提出解釋）。⁸⁸ 不過這引起一個重要的問題，真的值得展開這種辯論嗎？因為智慧設計論者甚至可能不會接受科學的證據標準。身為偽科學家，智慧設計論者試圖將自己的觀點隔離起來，使其不致遭到駁斥。他們誤解科學推理背後的基本原理，即一個人應該以實證證據為基礎，以此來形成自己的想法，並承諾在新證據出現時改變自己的想法。

他們對科學也有其他誤解。首先，智慧設計論者為了要讓這理論在自然科學的課堂上講授，經常會說，天擇演化論必須要找到證據來完全證明。正如之前所提，這並不是科學的運作方式。在第二章曾討論過的，無論證據有多強大，科學永遠無法做出確切的定論。噢，智慧設計論者現在可能會提出反對，難道這不就是要考慮替代理論的原因嗎？不過這裡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任何其他理論也都會受到基於充分證據的證據原則所約束，而智慧設計論在這方面完全沒有提供。另外還要注意的一點是，演化論中的任何「漏洞」都不見得意味著任何特定替代理論的有效性，除非這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這些漏洞。

所以結論是什麼呢？智慧設計論只是將創造論意識形態偽裝成科學。以演化論不是「毫無爭議的科學」為由，主張至少必須考慮智慧設計論，這根本是無稽之談。要在科學課程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須要努力爭取。當然，理論上來說，演化論也有可能是錯的，就像任何真正的科學理論一樣。但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目前從微生物學到遺傳學，都有大量的證據支持著演化論。在科學中，僅僅說「你的科學理論可能是錯的」或「我的理論可能是對的」並不足夠。必須要提供一些證據，以及有所保證。因此，即使從理論上講，演化可能是錯誤的，但這並不會讓智慧設計論變得更正確，它沒有比像「飛麵神教」（Pastafarianism）這種刻意模仿宗教，並推出「飛天義大利麵怪物」的「科學」理論好到哪裡去——這是在奇茲米勒一案審判期間，一位物理系的學生創造出來的精彩諷刺故事，用以說明智慧設計論在科學上已一敗塗地。⁸⁹ 確實，如果因為科學的不確定性就得接受所有其他理論，那麼天文學家是否還要教導地平說？我們應該再回頭去談熱質說和燃素說嗎？在科學中，確定性可能無法達到，但證據是一定要的。⁹⁰

可想而知，智慧設計論者的另一個說詞是，天擇說不過就是「一種理論」。之前在第二章就曾談論過這類的科學迷思吧。不過，說演化是一種理論並不會貶低它。擁有一個獲得許多有力證據支持的理論——既支持其預測，也與它的解釋吻合，還能與我們在科學中相信的其他事物統整起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難道智慧設計論可以追趕得上嗎？

不過，讓我們現在提出一個深具挑釁意味的問題：要是智慧設計論真的可行的話，那該怎麼辦？要是真的有一些證據支持智慧設計論的預測，那該怎麼辦？那時我們算是虧欠它一個檢驗嗎？我想是的。如前所述，有時即使是連薄弱的主張也必須認真檢視（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立即將其插入科學課程中）。這是因為科學對新想法抱持開放的態度。這樣看來，那些研究被貶低為偽科學的邊緣理論家，在為此惱怒不已的同時，可能也會強詞奪理地表示：在有提供證據的狀況下，科學就管不著一個基於證據以外其他任何一切的替代理論。但這意味著，若是要認真對待「偽科學」理論，他們必須要拿出公開可用的證據，供科學界中尚未同意這理論的其他人進行檢驗。因此，當偽科學真的達到這個標準時，科學家為什麼不會著手進行研究調查呢？

有時候科學家確實會這麼做。

普林斯頓大學工程異常研究實驗室

1979 年，普林斯頓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院院長羅伯特．詹恩（Robert Jahn）創立了一間實驗室，「旨在針對與當代工程實踐相通的人類意識與敏感的物理設備、系統和過程的相互作用進行嚴謹的科學研究」。⁹¹ 簡而言之，他想研究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這間簡稱 PEAR 的 普 林 斯 頓 工 程 異 常 研 究（Princeton Engineering Anomalies Research）實驗室，在接下來的 28 年中研究了各種效應，其中最著名的是念力（psychokinesis），據稱這是以人的意念來影響物理事件的能力。

懷疑論者可能會立即認定這是一種偽科學，但請記住，這項計畫是以科學方式來研究這項假設。PEAR 團隊使用隨機數生成器（random number generator；簡稱 RNG），並要求操作員嘗試用他們的意念來影響這些機器。他們發現，在統計學上是有 0.00025 這樣些微的顯著性差異。正如同哲學家馬西莫 ‧ 皮戈里奇（Massimo Pigliucci）所言，儘管這很小，「但若真有其事，仍然會革新我們對物質和能量基本行為的認識。」⁹²

對此，我們要怎麼考量？首先，必須先回顧一下我們的統計學：

效果量（Effect size）是指隨機造成的大小差異。假設有一個正常的硬幣，將其翻轉了10,000次，結果正面有5,000次。然後，把硬幣塗成紅色，結果正面有 5500 次。這 500 次的差異就是效果量。

樣本量（Sample size）是指一共擲了硬幣多少次。如果僅將一枚塗色的硬幣翻轉 20 次，結果出現 11 次正面，這結果沒什麼特別之處。有可能是機率造成的。但是，如果將硬幣拋擲10,000 次，而出現正面有 5500 次，那就令人覺得有些不尋常了。

P 值（P-value）是指最後看到的效應是純粹由隨機引起的機率（probability）。之前在第五章曾經討論過，P 值與效果量不同。P 值會受到效果量的影響，但也受到樣本量的影響。要是丟硬幣的次數不夠多，仍然會得到奇怪的結果，這時 P值會偏低，因為這不太可能是機率造成的。不過效果量也會影響 P 值。丟 10,000 次硬幣中得到 5500 次的正面，這算是很大一個效果量。這樣大的效果量不太可能僅是由隨機造成的，因此 P 值不會下降。

在繼續介紹 PEAR 的結果之前，讓我們先從丟硬幣這個例子中歸納幾個結論。請記住，P 值不會告訴你造成這效應的原因，只是告訴你如果虛無假說（null hypothesis）為真，能夠看到這結果的機會。因此，有可能是在硬幣上用的紅色顏料具有什麼魔力，不然就是顏料的重量在硬幣上分布不均，導致出現正面的次數較多。我們無法由此下定論。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當試驗的數量很大時，意味著即使效果量很小也可以放大出來。假設你有一枚看上去完全正常而且未上漆的硬幣，但是因為鑄造的方式，使其產生微小的偏差。若是丟這枚硬幣一百萬次，這個微小的偏差將會放大出來，並且展現在 P 值中。效果量仍然會很小，但是由於你丟硬幣的次數增加，P 值會降低。結論：這不是一枚公平的硬幣。同樣地，較大的效果量會對 P 值產生顯著影響，即使丟硬幣的數量較少。假設你拿了一枚公平的硬幣，將其塗成紅色，結果連續十次都出現正面。那就不太可能是由於隨機造成的。也許是顏料中含有鉛。

所以，PEAR 實驗室到底做了什麼研究？他們所做的，相當於是連續擲硬幣 28 年。效果量很小，但是由於試驗次數大，因此 P 值很小。這意味著效果不可能只是隨機產生的，是吧？其實不然。

儘管他們的心態可能是正確的（而且我無意指責 PEAR 實驗室的人有任何造假甚或是不良意圖），但他們的結果可能是由於某種大規模的無意識 P 值操縱所導致的。皮戈里奇在他的《高調的胡言亂語》（Nonsense on Stilts）中討論 PEAR 研究，他指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整個研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那些隨機數字生成器是否真的隨機。⁹³

我們有什麼證據能夠顯示它們不是隨機的？但，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的問題。請記住，我們不能夠從結果來回推可能的原因，只是在擁抱人類意念會影響物理事件這個非比尋常的假說前，必須要排除所有其他可能的混淆因素。⁹⁴ 請記住，一旦在硬幣上塗漆，就沒有辦法知道這效果是來自塗料的「魔法」性質，還是因為硬幣兩側的重量差所引起的。按照簡約法則奧坎剃刀（Occam’s razor）來推理，可以猜想具有懷疑精神的科學家將會偏向哪一邊？同樣的道理，PEAR 實驗室所發現的效果可能是出於人的念力，或者是隨機數字生成器的錯誤。除非我們能夠排除後者，否則普林斯頓實驗室這些年來的研究可能根本沒有辦法顯示念力的可能性，頂多只是顯示出實際上不可能生成隨機數字！正如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巫毒科學》（Voodoo Science）中所說的，「一般認為，根本沒有真正的隨機機器。因此，有可能是要經過許多試驗後，才會開始展現出機器缺乏隨機性。」⁹⁵

我們要如何區分這些假設？為什麼沒有一台真正的隨機生成器？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直指是否值得進一步研究念力的假說（甚或是應該如何進行檢驗）。但是與此同時，檢視 PEAR 研究中的其他方法學因素也很重要。首先，值得讚許的是，他們確實要求其他實驗室嘗試複製他們的結果。這些都失敗了，但至少展現出他們具有良好的科學態度。⁹⁶ 同儕審查又是如何呢？這是較為棘手的地方。正如PEAR 實驗室經理所言：「我們將我們的數據投稿到非常好的期刊，但沒有人會對其進行審查。我們對數據非常開放。但是當你沒有同儕時，要如何獲得同儕審議呢？」⁹⁷ 那對照組呢？有跡象顯示他們有設置對照組，但這些不足以滿足 PEAR 的評論家所要求的參數。

也許 PEAR 最令人不解的地方在於，他們通常都忽略掉應該採納的評論者建議。例如，物理學家鮑勃．帕克（Bob Park）就曾表示，他向賈恩建議了兩種類型的實驗，可以讓 PEAR 通過主要的批評。帕克問為什麼不進行雙盲實驗？讓第二台隨機機器來決定操作員的任務，並且不要告知記錄結果的操作員。這樣或許就可已排除掉實驗者偏誤。⁹⁸

儘管從未傳出 PEAR 研究造假的指控，但至少可以懷疑，其效果量中有一半是由一個操作員在這 28 年間所完成，這名操作員可能是 PEAR實驗室雇用的員工。也許這個人的念力高於其他操作者。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因為 PEAR 實驗室於 2007 年正式關閉。正如賈恩所言：

現在是時候進入一個新時代，讓其他人弄清楚我們的研究結果對人類文化、未來的研究以及——如果這些發現是對的——它們對我們的基本科學態度的影響。⁹⁹

即使有人仍然會對 PEAR 的結果質疑，但我還是覺得這項研究率先踏出這一步，而且認真嚴謹到足以進行批評的程度，光是這些就很振奮人心。儘管有人說這間實驗室讓普林斯頓顏面掃地，但我很難同意這樣的講法。科學態度既要求研究人員嚴謹，又要求開放心態來考慮廣泛科學界所提供的科學數據。那這些結果算是科學？還是偽科學？我無法稱這些是偽科學。我不認為 PEAR 的研究人員只是在假冒科學家，他們的作為並沒有比從事冷核融合或弦論研究的差。也許他們只是在方法上犯了錯。確實，若日後發現確實沒有真正的隨機數字生成器，那麼也許應該將這一發現歸功給 PEAR 團隊！但這裡又是同樣的問題，要是當初有設一個基本的對照組就好了，讓一台隨機數字生成器獨自運作 28 年（也許放在另一個房間裡），完全不試圖去影響機器，並且以此來對照其實驗結果。如果對照組的機器顯示 50％，而實驗組的是50.00025％，那我就會認真地看待結果（兩者都是為了證明念力是有可能的，而隨機數字生成器也可能真的是隨機的）。

結論

是否有可能判定一人具有科學態度，但實際上卻沒有呢？態度是個很有趣的東西。也許只有自己知道使用實證證據的感覺；只有自己知道到底是真的在進行檢驗，還是暗地裡在鞏固自己的理論。但即使如此，我也必須尊重這樣一個事實，即自我意識是有很多層次的，而且還會因為自我欺騙的心理現象而變得複雜。不過，科學態度也可以由一人的行動來衡量。如果我自稱具有科學態度，但是卻拒絕考慮其他可能的證據，或是沒有做出可否證的預測，那麼無論我覺得我的意圖是否純粹，都會受到相當的批評。將科學與否認主義和偽科學區分開來的，不僅是個人乃至於構成整個科學界成群的科學家的心態，也還涉及個人以及其專業領域成員所採取的行動，是由他們來具體實現科學真的在乎實證證據的想法。就跟在生活中的其他地方一樣，我們不僅透過思想來衡量一人的態度，還包括其行為。

編註

i. 示範法案（model legislation）指的是利益團體事先編寫的法案草稿，向立法者遊說，期待政府達成利益團體的政治目的。.

註釋

1. 對於抱持特定信念者（例如，反疫苗者），某些人可能比較喜歡使用「反對者」（denier）而不是「否認主義者」（denialist），但是這種現象一般都稱為「否認主義」（denialism）。鑑於此，我認為將從事這種活動的人全都稱為「否認主義者」會比較清楚，這種用法至少從麥克．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發表他的書後，就廣為接受：Denialism: How Irrational Thinking Hinders Scientific Progress, Harms the Planet, and Threatens Our Lives (New York: Penguin, 2009).

2. 在本章後面，我將繼續舉例說明。

3. 而且這可能造成極大的傷害和痛苦。就拿否認愛滋病為例，儘管比起氣候變遷這方面的討論要少得多，但是這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傷亡。在 2000 ∼2004 年間，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總統治下的南非政府，在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位特立獨行的科學家彼得．杜斯伯格（Peter Duesberg）的資訊後，制定出拒絕西方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政策，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估計，這一政策在南非造成 30 萬例原可避免的死亡。參見 Sarah Boseley,“Mbeki AIDS Denial ‘Caused 300,000 Deaths,’”Guardian, Nov. 26,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nov/26/aids-southafrica .

4. 參見“Public Praises Science; Scientists Fault Public, Media,” Pew Research Center, U.S. Politics & Policy, July 9, 2009, http://www.people-press.org/2009/07/09/public-praises-science-scientists-fault-public-media/ ; Cary Funk and Brian Kennedy, “Public Confidence in Scientists Has Remained Stable for Decades,”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6, 2017,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4/06/public-confidencein-scientists-has-remained-stable-for-decades/ ;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14/index.cfm/chapter-7/c7h.htm .

5. 參見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從 1950 年代開始進行的社會服從實驗（“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n 193, no. 5 [Nov. 1955]: 31–35），當中不僅展現出共識會強化一人的想法，而且當與他人不一致時，也會導致受試者轉變想法，寧願接受明顯虛假的事實。

6. Lee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Willful Ignorance in the Internet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7. Noretta Koertge, “Belief Buddies versus Critical Communities,” in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ed. M. Pigliucci and M. Boud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69.

8. Carl Sagan, The Demon-Haunted World: 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6).

9. Sagan, Demon-Haunted World, 304. 亦參見 his discussion on 31 and 305–306.

10. Sagan, Demon-Haunted World, 305.

11. Sagan, Demon-Haunted World, 305.

12. Sagan, Demon-Haunted World, 13, 100.

13. 薩根在他的書中列出超過七十多種偽科學的例子，參見 Demon Haunted World, 221–222.

14. Sagan, Demon-Haunted World, 187.「保持開放心態是個美德⋯⋯但也不能開得太離譜，免得讓你的大腦掉出來。」

15. 值得讚許的是，薩根列出了三項他認為值得進行的 ESP 研究，見 Sagan, Demon-Haunted World, 302。其中之一是僅憑思想就能影響隨機數生成器的主張——本章稍後將會討論這個例子。但是，不應由此歸結出薩根是在自打嘴巴，因為他也同意拉普拉斯的見解：「非凡的主張需要非凡的證據。」

16. 請參閱 http://www.csicop.org/about/csicop 。

17. 在本章後面，我將更深入地探討何以說科學家具有懷疑態度，而否認主義者則沒有。或許這麼說更好，否認主義者是抱持「選擇性的」（selective）懷疑態度，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否認主義的選擇性標準（為了偏好的意識形態而選擇與其相吻合的數據，這種「挑櫻桃」的做法）在科學上是不容許的。

18. Sagan, Demon-Haunted World, 304.

19. 在這裡，我顯然是超出薩根實際的說法，因為他並沒有談到否認主義。不過，我發現，在思考否認主義與偽科學之間的異同時，這個矩陣是個有用的工具。

20. 這裡請注意，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假造資料聲稱疫苗會導致自閉症一事，與那些即使在其造假行為遭揭露後仍然繼續相信他主張的否認主義者是不一樣的。

21. 當然，他們也有想法，只是那不是科學的想法，而是意識形態的。因此，否認主義者用來評估其他想法的標準在此是重要的。

22. 這一點似乎很奇怪。如果他們的想法是基於意識形態的，為什麼他們會認為他們需要有證據？因為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想法是基於意識形態的。但是這讓他們陷入了雙重標準，因為一旦開始以證據來評斷，他們怎麼能堅持自己的觀點比科學的更有保證？這似乎是痴心妄想。一旦否認主義者堅持你必須要提出反駁他的證據，但同時又不自主地駁斥你的證據時，最好的方法似乎是離他們遠一點。

23. 這裡可以做個很有用的比較，將科學懷疑論（scientific skepticism）與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的「組織懷疑論」（organized skepticism）相比，參見 Robert Merton,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1942), reprinted as chapter 13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ed. Robert Mert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4. 不過現在哲學界有一個剛起步的運動，叫作「實驗哲學」（experimental philosophy）。

25. 儘管對於弦理論家來說，這樣的表述似乎頗令人不快，但他們肯定會歡迎檢驗其理論的任何機會，即使目前尚無這類機會。

26.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深入探討過這一點，見 “The Price of Denialism,” New York Times, Nov. 11, 2015, "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5/11/07/therules-of-denialism/(網址已失效) .

27. 在一項具有挑釁意味的研究中，布倫丹．尼漢（Brendan Nyhan）和傑森．萊弗勒（Jason Reifler）顯示，給有偏見的人看證實他們信仰是錯的證據時，實際上可能會產生「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的反效果。 參見 Nyhan and Reifler,“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22, no. 2 (2010): 303–330, https://www.dartmouth.edu/~nyhan/nyhan-reifler.pdf . 為這項研究奠定基礎的一份 早 期 研 究， 見 C. Lord, L. Ross, and M. Lepper,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no. 11 (Nov. 1979): 2098–2109, http://dx.doi.org/10.1037/0022-3514.37.11.2098 .

28. 必須公平地指出，薩根本人並不是這樣陳述的，但這似乎是他觀點的自然延伸。我認為以薩根的矩陣，將偽科學家歸類是對新思想抱持開放心態的這一點也是錯的。請參閱本章下文。

29. 例如，姆貝基總統的衛生部長聲稱，可以用大蒜和檸檬汁來治療愛滋病。見 Celia W. Dugger, “Study Cites Toll of AIDS Policy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 Times, Nov. 25,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11/26/world/africa/26aids.html .

30. Massimo Pigliucci, Nonsense on Stilts: How to Tell Science from Bun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137.

31. 在 2004 年《科學》雜誌上的一篇回顧性文章中，科學史學家娜歐米．奧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發現，在 1993 ∼ 2003 年間發表的 928 篇經過同儕審查的全球氣候變遷科學論文中，完全沒有人反對是人為因素引發全球暖化的觀點。但是在 2012 年的追蹤報告中，卻發現，在 1991 ∼ 2012 年間，在有 13,950 篇經過同儕審查的氣候變遷的論文中，出現約有 0.17％的文章拒絕有發生全球暖化。相關科學證據的討論，請參見 http://climate.nasa.gov/evidence/ 以及 http://www.ucsusa.org/our-work/global-warming/scienceand-impacts/global-warming-science#.V-beXvkrK1s .

32. Naomi Oreskes and Erik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New York: Bloomsbury, 2010).

33.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72–80.

34. 比方說吉姆 ˙ 殷荷菲（James Inhofe）參議員、瑞克． 桑托榮（Rick Santorum）參議員以及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

35. Rebecca Kaplan and Ellen Uchimiya, “Where the 2016 Republican Candidates Stand on Climate Change,” CBSNews.com, Sept. 1, 2015, http://www.cbsnews.com/news/where-the-2016-republican-candidates-stand-onclimate-change/ .

36. Thomas R. Karl et al., “Poissible Artifacts of Data Biases in the Recent Global Surface Warming Hiatus,” Science, June 26, 2015,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 /content/348/6242/1469.full.

37. “Scientific Evidence Doesn’t Support Global Warming, Sen. Ted Cruz Says,” NPR, Dec. 9, 2015, http://www.npr.org/2015/12/09/459026242/scientificevidence-doesn-t-support-global-warming-sen-ted-cruz-says .

38. Justin Gillis, “Global Warming ‘Hiatus’ Challenged by NOAA Research,”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6/05/science/noaa-research-presents-evidence-against-a-global-warming-hiatus.html .(網址已失效)

39. Michele Berger, “Climate Change Not on Hiatus, New Research Shows,” Weather.com, June 4, 2015, https://weather.com/science/environment/news/no-climate-change-hiatus-noaa-says https://weather.com/science/environment/news/no-climate-change-hiatus-noaa-says .

40. 尚未更正的圖表，請見 http://scienceblogs.com/significantfigures/files/2013/04/updated-global-temperature.png For the corrected graph, 參見 http://cdn.arstechnica.net/wp-content/uploads/2015/06/noaa_karl_etal640x486.jpg. (網址已失效)

41. 美聯社最近做出一項讓大家都不滿意的政策，他們決定要停止稱呼氣候變遷否認者為「否認者」（deniers）或「懷疑論者」（skeptics），而改用「懷疑者」（doubter）。這一方面是因為有人跟他們抱怨「否認者」一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大屠殺否認者」（Holocaust denier），另一方面是因為有人說「懷疑論者」一詞在過去會讓人聯想到科學懷疑論，而且現在也理當如此。當然，他們這樣的妥協給人的印象是，目前對氣候變遷的真相仍然存在有「懷疑的餘地」，這樣看來並沒有比使用「懷疑論者」一詞來得好。參見 Puneet Kollipara,“At Associated Press, No More Climate Skeptics or Deniers,” Sciencemag.org, Sep. 23, 2015,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5/09/associated-press-no-more-climate-skeptics-or-deniers .

42. 而且至今都還有這樣的人，他們現在還有一個漂亮的網站。不過，難免有人會想知道，他們是否相信自己的網路流量多少都有涉及到衛星，是否有想過那些衛星在軌道上是繞著什麼運行的？ http://www.theflatearthsociety.org/home/index.php. (網址已失效)

43.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73. 不過，在一個有趣的後續研究中，發現幾乎所有反對氣候變遷的論文在方法論上都有缺陷。R. E. Benestad, D. Nuccitelli, S. Lewandowsky, et al., “Learning from Mistakes in Climate Research,”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126, nos. 3–4 (2016): 699, https://doi.org/10.1007/s00704-015-1597-5 .

44. 取 自 2009 年 的 皮 尤 研 究 調 查（Pew Research poll） https://ncse.com/blog/2013/08/how-many-creationists-science-0014996 .

45. 孔恩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中對此有很好的解釋。

46. 參見 Koertge, “Belief Buddies versus Critical Communities.”

47. Philip Bump, “Ted Cruz Compares Climate Change Activists to ‘FlatEarthers’: Where to Begin?”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5/03/25/ted-cruz-compares-climate-change-activists-to-flat-earthers-where-to-begin/ . 儘管從技術上講，伽利略要駁斥的是地心說（geocentrism），但並非所有的地心論學者都相信地球是平的。

48. John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a Rebel Geologist and the World’s Greatest Flood (Seattle: Sasquatch Books, 2008), 126.

49.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131.

50.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133.

51.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143–144.

52. 毫無疑問，許多人還會將布瑞茲與他當代的地質學家阿爾弗雷德．韋格納（Alfred Wegener）相提並論。韋格納的板塊構造理論受到極大的嘲笑和排斥，一直要到他過世多年後才獲得平反。參見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165–168.

53. 大多數批評布瑞茲的人從未親自去過疤地，這讓人聯想到那些拒絕伽利略理論的人，他們也不願透過他的望遠鏡觀察。

54.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160.

55.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191, 207.

56. http://magazine.uchicago.edu/0912/features/legacy.shtml .

57.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144.

58.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226. 科學有時就是這樣運作的。參見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59.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228.

60. Soennichsen, Bretz’s Flood,. 231.

61. 例子參見 http://www.godsaidmansaid.com/printtopic.asp?ItemId=1354 。

62. 這並不是說布瑞茲基本上推翻了均變論。實際上，大多數地質特徵都可以用長時間的逐漸變化來解釋。但是，他的研究顯示出這是有例外的，不能解釋所有的地質現象，特別是在疤地那塊區域。

63. 這就是我之前指出皮戈里奇（Pigliucci）主張科學就是「科學家的作為」似乎有誤的地方，如果他們的行為類似反對布瑞茲的那批科學家時，該怎麼處理？

64. 例如，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的間斷平衡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儘管在科學上引起爭議，但這展現出能夠為自然事件的突然變化提供一非神學假設的可能性，參見： http://www.pbs.org/wgbh/evolution/library/03/5/l_035_01.html。

65. 另一個例子或可從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在科學種族主義的研究中所犯的一些錯誤看到。請參閱羅伯特．崔佛斯（Robert Trivers）對古爾德的強烈批評，他認為古爾德因為他的政治理念而超越界限，做出造假情事，參見“Fraud in the Imputation of Fraud: The MisMeasure of Stephen Jay Gould,”Psychology Today, Oct. 4, 2012,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the-folly-fools/201210/fraud-in-the-imputationfraud(網站已失效) .

66. 實際上在科學中，其他的考量，如內部一致性、解釋力、範圍、成果等因素有時可能與理論的選擇有關，但在理想的情況下，這些考量是在證據與一個以上的理論吻合，仍然得做出選擇的情況下。這就是說，與證據相吻合是偽科學無法滿足的必要條件。在科學中的理論選擇，有時「社會因素」會扮演關鍵的角色，關於這個觀點的深入討論，請參見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然而，就是連孔恩也認為，如果一理論與證據不符，那麼就沒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挽救它。

67. 很難得出關於此的確切數字，這個估計值是來自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懷疑論者保羅．庫爾茲（Paul Kurtz），他在 1985 年的一篇對占星術這個行業的研究。參見 Brian Lehrer, “Born Under a Dollar Sign Astrology is Big Business, Even If It Is All Taurus,” Orlando Sentinel, Nov. 10, 1985, http://articles.orlandosentinel.com/1985-11-10/news/0340290056_1_astrologycolumns-un-sign-astrology-scientific-fact .

68. 參見“34 Billion Spent Yearly on Alternative Medicine,”NBCNews.com, July 30, 2009, http://www.nbcnews.com/id/32219873/ns/health-alternative_medicine/t/billion-spent-yearly-alternative-medicine/#.V-bqYPkrK1t.

69. 至於是要說偽科學是在「偽裝」（fake），還是「造假」（fraud），也許已經無關緊要，不過我個人偏好將那些在接受科學態度後又作弊的人歸類在造假，而那些僅是假裝擁護科學態度卻聲稱自己在做科學的人，則是在偽裝。

70. 在這裡，我最喜歡的例子來自卡爾．薩根（Carl Sagan），他講到一個宣稱能與費馬（Fermat）的魂魄有聯繫的靈媒，點出為什麼這靈媒從不要求他提供在那著名的費馬證明中所缺少的細節。

71. 對於這方面有興趣的人，不妨看一下由 CSICOP 發表的《懷疑者》（The Skeptical Inquirer）（ http://www.csicop.org/si ）。薩根在這裡有相當精闢的作品。特別是他在《魔鬼盤據的世界》（Demon-Haunted World）中〈偵測胡說八道的技藝〉（“The Fine Art of Baloney Detection”, 203–218.）這一章。

72. Michael Ruse, But Is It Science? The Philosophical Question in the Creation/Evolution Controversy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6); Pigliucci, Nonsense on Stilts, 160– 186; McIntyre, Dark Ages: The Case for a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85–92;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64–71.

73. 這事件改編成電影《風的傳人》（Inherit the Wind）後，營造出普遍的迷思，讓人誤以為演化論這一方在審判中贏得「道德勝利」，實際上田納西州的反演化法案一直沿用到 1967 年，才加以廢除。

74. Ruse, But Is It Science? 320.

75.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67–68.

76. https://www.nytimes.com/2001/04/08/us/darwin-vs-design-evolutionists-new-battle.html . 若是智慧設計的支持者沒有逐字修訂一份早期的重要創造論文本，可能多少會有些幫助，他們唯一的更動是刪除了「創造論者」一詞，將其替換成「設計論支持者」（design proponent），只有一處疏漏，改成了「創設計論支持者」（cdesign proponentsists）。

77. 參見 https://ncse.com/library-resource/discovery-institutes-model-academicfreedom-statute .

78.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69.

79. 的確，在尼古拉斯．馬茨克（Nicholas Matzke）一篇絕對堪稱是傑作的論文中，針對所有這些法案間的譜系關係進行了一項親緣分析，使用一項重要的演化分析工具來研究反演化的立法。參見 “The Evolution of Antievolution Policies after Kitzmiller v. Dover,” Science 351, no. 6268 ( Jan. 1, 2016): 28–30.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15/12/16/science.aad4057 .

80. Laura Moser, “Another Year, Another Anti-Evolution Bill in Oklahoma,” Slate, January 25, 2016. http://www.slate.com/blogs/schooled/2016/01/25/oklahoma_evolution_controversy_two_new_bills_present_alternatives_to_evolution.html.

81. John Timmer, “This Year’s First Batch of Anti-Science Education Bills Surface in Oklahoma,”Ars Technica, Jan. 24, 2016, http://arstechnica.com/science/2016/01/this-years-first-batch-of-anti-science-education-bills-surfacein-oklahoma/ .

82. https://ncse.com/creationism/general/chronology-academic-freedom-bills .

83. Lee McIntyre, “The Attack on Truth,”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ne 8, 2015, http://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Attack-on-Truth/230631 .

84. http://www.evolutionnews.org/2015/06/willful_ignoran096781.html ; http://www.evolutionnews.org/2015/06/say_what_you_wa096811.html .

85. 在奇茲米勒（Kitzmiller）一案判決後，就連發現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這個智慧設計論誕生的地方，都宣稱從未（不正確地）鼓勵過在公立學校教授智慧設計論，並大力推廣旨在鼓勵教師宣揚反演化論的《學術自由法案》，參見“Evolution of Antievolution Policies,”1.

86. 經典的文獻有：Michael Ruse, But Is It Science? 亦可參見 Massimo Pigliucci, Denying Evolution: Creationism, Scientism,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Sunderland, MA: Sinauer Associates, 2002); Donald Prothero, Evolution: What the Fossils Say and Why It Mat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Sahotra Sarkar, Doubting Darwin? Creationist Designs on Evolution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2007).

87. 奇茲米勒判決中的內容讀來大快人心，可以在下列網址找到： https://ncse.com/files/pub/legal/kitzmiller/highlights/2005-12-20_Kitzmiller_decision.pdf . 瓊斯法官的判決，與 1981 年歐伯頓（Overton）法官在《麥克林對阿肯色州》（McLean v. Arkansas）一案的裁決遙相呼應，認定若是一理論無法被任何可能的證據證明是錯的，那這就不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麥克林一案的判決全文收錄於：Ruse, But Is It Science?

88. 參 見 Ruse, But Is It Science? 亦參見 Pigliucci, Denying Evolution; Prothero, Evolution; Sarkar, Doubting Darwin?

89. Bobby Henderson, The Gospel of the Flying Spaghetti Monster (New York: Villard Books, 2006).

90. 智慧設計論者可能會抱怨將其理論與燃素說比擬很不公平，因為這理論早已被推翻了，但問題在於他們自己的理論是不可否證的，因此沒有遭到推翻的可能性。

91. 參見 http://skepdic.com/pear.html .

92. Pigliucci, Nonsense on Stilts, 78.

93. Pigliucci, Nonsense on Stilts, 77–80. On p. 78, 皮戈里奇認為 PEAR 所做的研究不算是偽科學，只是出錯了。

94. 確實，有些人可能會質疑那些隨機數字生成器（RNG）並非真正的隨機，最好的證據就是其在這項計畫中產生的效果。這問題當然不是這研究能夠回答的，我們必須嘗試做得更好。

95. Robert Park, Voodoo Science: The Road from Foolishness to Frau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9.

96. http://www.csicop.org/si/show/pear_lab_closes_ending_decades_of_psychic_research .

97. Benedict Carey, “A Princeton Lab on ESP Plans to Close Its Doors,” New York Times, Feb. 10, 2007.

98. http://skepdic.com/pear.html .

99. Carey, “A Princeton Lab.”

第九章

社會科學的案例

在前面這兩章，我們見證了一些模仿科學態度失敗的例子。無論是造假、否認主義還是偽科學，許多聲稱關心證據的人都無法通過實證研究的最高標準。在本章，則要考慮另一個關鍵議題：動機。前面的例子中，有些之所以失敗，是由於相關人員並沒有真正想要從事科學（也許是因為他們將意識形態、自我或金錢等因素置於科學誠信之上），而只是想抄捷徑來取得科學榮耀。

但是，確實希望變得更科學並且願意為此努力的那些進行田野調查的人呢？他們只是不完全理解科學態度的作用而已。在第六章，我們見識到科學態度的力量，能夠將以往不科學的醫學領域轉變為科學。現在社會科學也可走上同樣的道路嗎？多年來，許多人主張，要是社會科學（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和政治學）可以仿效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那也可以變得更科學。但這樣一個簡單的建議其實問題重重。

人類行為科學所面臨的挑戰

要進行社會探究的方式有很多。社會心理學家發現對照組實驗很方便（行為經濟學則剛開始起步追趕），但是在其他的社會探究領域，就不可能重複實驗兩次。¹ 在社會學中，有個案研究；在人類學中，有田野調查。而且直到最近，新古典經濟學家都不認為使用簡化的假設會減弱他們將理論模型套用在人類行為上的適用性。當然，以這種方式來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不是完全不同。再以牛頓物理為模型時，也很容易忽略掉研究自然的方法學也具有多樣性；地質學家無法進行對照組實驗，而生物學家通常無法做出精確的預測。然而，自從邏輯實證主義者（和波普）主張科學的獨特處在於科學方法後，許多人認為，如果社會科學嘗試仿效自然科學中的探究類型，將會變得更進步。

多年來，這一想法同時引起社會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哲學家的反彈，他們認為不能期待社會科學按照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來進行。光是研究主題就截然不同。我們想要了解的人類行為常常難以和將其行動簡化到因果力量的願望並存。因此，如果確實只有一種方法可以來進行科學，而且是由自然科學的獨特方法論（就算不用「科學方法」）來定義，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有人對於將社會科學變得更科學化不抱持希望。

在早期的著作中，我費心研讀很多論點，從中找出那些主張人類行為研究中存在難以跨越到科學的基本障礙，這一方面是因其主題的複雜性或開放性，而無法執行對照組的社會實驗；另一方面是在社會探究中，主觀性和自由意志所造成的特殊問題。² 但我相信我之前的論點仍然成立，主要是因為在自然科學的探究中，也有複雜性和開放性的部分，而其他所謂的障礙，實際上對社會科學探究的效應有限，並沒有評論者想像的大。我也認為這些問題被誇大了；若這確實構成障礙，那麼這很可能意味著大半的自然科學也應該會出問題。不過目前，我希望專注在一條道路上，這更有希望捍衛人類行為研究成為科學的可能性，因為我現在明白，這些年來社會科學缺少的並不是正確的方法，而是正確的態度，看待實證證據的態度。³

就跟波普一樣，我從不相信有所謂的科學方法，但我認為，科學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方法論。⁴ 當然，眾所皆知波普認為社會科學是不可否證的，因此它們不是科學的。⁵ 我反對這一點，並且主張在自然和社會探究之間，存在各種有意義的方式，能使其在方法論上不分軒輊。可能真是如此，不過這還忽略了一個關鍵點。科學獨特之處（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不僅在於科學家進行研究的方式，還有引導其從事研究的態度。

有太多的社會研究鬆散到令人難堪的程度。不僅是方法不良，更糟的是這背後隱藏著非實證主義的態度。許多在移民、槍支、死刑和其他重要社會議題上號稱是科學的研究，都受到研究者本身的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所污染，因此幾乎可以預期，一些研究人員會發現與自由主義政治信仰完全相符的結果，而其他的則會產生與他們完全相反的保守派結果。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美國，移民是「自食其力」還是會對全國經濟造成「淨負擔」。若這真的是一個實證問題（我認為確實是如此），那麼為什麼我可以找到五項研究顯示移民會產生淨收入，而又有五項研究顯示移民不是如此，而且還可以預測哪項研究是來自哪個研究中心？又是由誰編寫？ 6 我不是在這裡指責任何人造假，或從事偽科學。這些都是由受人尊敬的學者進行的嚴謹社會科學研究，只是他們在事實問題上的發現相互矛盾而已。在物理學界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那麼為什麼在社會學中可以呢？難怪華盛頓特區的政治人物會質疑以社會科學研究當作其政策基礎，反而寧願挑選出支持他們意識形態的研究。

事實是這類問題是可以進行實證研究的，社會科學是有可能以科學方式來進行相關研究。關於人類行為的問題，目前找到的答案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在面對一實證性（而非規範性）問題時，如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是布希總統是否提議全面禁止使用幹細胞研究，當人看到與其意見相左的證據時，是否會經歷「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 i，造成適得其反的後果？是否存在有隱性偏誤，如果有的話，要如何衡量？這類問題是可以透過科學方式來探究的，而且早就行之有年。⁷ 儘管社會科學家可能還是會繼續抱持不同意見（而對於正在進行的研究來說這確實是一項健康警訊），但他們的不同意見應著眼在探討這些問題的最佳方法上，而不是關注這些答案的政治接受度。在人類行為的研究中，抱持科學態度來看待證據，就跟在自然研究中一樣必要。

然而，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確實存在許多問題：

（1）理論過多：許多社會科學研究會在沒有經過證據檢驗前就提出答案。新古典經濟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中有許多簡化的假設——完美的理性與資訊——這產生美麗的量化模型，但這些模型幾乎與人類的實際行為沒有關係。

（2）缺乏實驗／數據：除了社會心理學和新興的行為經濟學領域外，許多社會科學，即使有可能進行實驗，仍然不是以此為基礎。例如，有時會以降低累犯率為由將性犯罪者名單放到公共數據庫中。這必須要與性犯罪者註冊局（Sex Offender Registry Board；簡稱 SORB）的資料對照，理當與付之闕如的再犯率來比對，這措施的成效難以衡量，因而造成了不同的答案。8 這也惡化了第（1）點的問題，會讓人接受偏好的理論解釋，即使沒有經過任何實驗證據的檢驗。

（3）模糊概念：在某些社會科學研究中，會使用「代理」（proxy）的概念來量度真正要衡量的，這樣的結果當然會有疑義。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以「親切感」來作為測量「可信度」的代理（詳細內容請參閱下一節），由此獲得的結論可能具有誤導性。

（4）意識形態的感染：這個問題普遍存在於整個社會科學界，特別是受到政治關注的主題。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對死刑的嚇阻效應，或槍支管制對減輕犯罪的效果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如果事先已想好要尋找的東西，那麼很有可能會得到預想的結果。⁹

（5）採櫻桃：如之前所討論的，統計學的使用提供給科學研究人員多重「自由度」，而這是最有可能遭到濫用的。以移民研究為例，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差異，主要是因為有好幾種方法可以計算移民產生的「成本」。這一點顯然與上面第（4）點有關。如果我們已經預設結論，就會去尋找支持這項結論的數據。

（6）缺乏數據分享：正如崔弗斯所報告的，儘管 APA 贊助的期刊都要求要分享數據，但在心理學研究中仍有許多發表論文的研究人員未能共享數據。¹⁰ 而在後來分析其數據時，才發現偏誤，最常見的是偏向研究者假設的方向。

（7）缺乏重複驗證：如前所述，心理學正在經歷一場再現性危機。有人可能振振有詞地指出，初步發現有近三分之二的心理學研究是不可複製的（參見 Gilbert et al. 2016），但令人震驚的是，大多數研究甚至在設計上根本沒有預期日後要被驗證。這可能會導致他們落入暗藏有所偏誤的困境。

（8）有疑義的因果關係：在統計研究中，不斷反覆提點的一項原則是「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但是一些社會科學研究繼續強調那些充滿疑點又具挑釁意味的結果。例如，最近的一項社會學研究發現，進入好大學就讀與家長參觀美術館之間有所關聯，卻沒有指出這很可能是父母收入所造成的誤差。¹¹

所有這些問題也可能出現在自然科學研究中。而在前幾章已提到其他一些問題（如 P 值操縱、同儕審查問題）也可能出現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這裡主要談論的是，這些困難並非僅限於社會探究，而是當中有些特別普遍。即使在自然科學中，也遭遇到這樣的問題，只是目前社會科學的問題相對要大上許多。

社會科學的問題不在於它無法依循某種規定的方法，甚或是採用某些科學程序，而是在其實踐中有許多尚未達到團體實踐的程度，因此無法展現出整個學科對科學態度的承諾。若是可以藉助同僚的力量，來抓出模糊概念或是有疑點的因果推理所造成的錯誤，那這些可能就不會是很大的問題，但是在許多情況下——在沒有共享數據，而且再現他人研究還不是常規的環境中——會漏掉太多偏誤。社會科學，就跟自然科學一樣，需要抱持科學態度來面對證據，並且體認到解決實證層面爭議的唯一方法就是實證證據。社會科學應該要對於他們的研究中竟然有這麼多的觀點、直覺、理論和意識形態感到難堪。就像我們現在回顧過去的醫師竟然徒手動手術一樣感到難為情，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問「為什麼在社會科學中沒有人檢驗這個假設？」沒有什麼比公開審查更可以讓人誠實的了。我們需要在社會科學中分享更多的數據，以及重複實驗。需要有更好的同儕審查，並且設計真正的科學對照組。而且，我們需要體認一個事實，直到最近，大多數的社會科學甚至沒有意願嘗試進行實驗，這是可恥的。相比陳舊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新的行為模型注入了一股活水。而這全然是因為他們擁抱了科學態度。

如果社會科學家，在個人和團體層面上，都實事求是地尋找證據，並且建立更好的程序來利用這一點，那麼社會科學將會大鳴大放。這時，他們便可以遵循醫學先前所走的相同路徑。無論是進行臨床試驗，還是田野調查，在社會研究中要採取的適當態度理當就是過去艾彌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指出的：「當〔我們〕滲透進社會世界時，〔我們〕必須做好準備，面對將會令人驚訝和困擾〔我們〕的發現。」¹² 我們不能因為生而為人，就自認為瞭解人類行為運作的基本方式，必須要揚棄這樣的想法。要是有可能的話，我們需要進行挑戰自身先入為主偏見的實驗，這樣才能發現人類行為實際的運作方式，而不是從我們的數學模型和高級理論來告訴我們應該是如何。

所有這些都同樣適用在質性和量化研究上。雖然在社會科學中，確實有些證據可能具有一些質性特質，難以化約——參見克利福德．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1973〕）中對「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說明——但仍然必須要注意到測量方式的問題。的確，在質性研究中，我們必須要特別對自身的傲慢和偏誤保持警覺。我們對人性的直覺可能不會比十八世紀醫師對感染的直覺好到哪裡去。¹³ 數據可能而且也應該會讓人感到驚訝。不能僅因為一個結果的「感覺正確」，就認為它是正確的。認知偏誤以及所有其他在自然研究中會威脅到良好科學運作的，也同樣會對人類行為的研究構成威脅。社會科學的革命可能是態度上的，而不是在方法論，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應該擴及我們進行研究的每個角落。

多年來，許多人認為可以透過提高「客觀性」（objective）來改善社會科學。尤其是邏輯實證主義者，他們堅持事實－價值之間的區分，即科學家應該僅把關注焦點放在研究結果上，而不是如何利用它們。但是他們錯了。的確，我們不應讓希望、願望、想法和「價值觀」影響到我們對人類行為研究的「事實」層面，但這並不意味著價值觀並不重要。實際上，事實證明，我們對秉持科學態度的承諾是進行科學探究的基本價值。讓社會科學更為嚴謹的關鍵不在於科學方法，而是科學態度。

前進的道路：模仿醫學

若是回想塞麥爾維斯時代的醫學，確實可以看出醫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類比關係。醫療知識和處理程序來自於民俗、直覺和習慣，很少有實驗。當某人提出理論時，即使沒有實證證據支持，只要是「有道理」也足以納入考慮。確實，收集證據來檢驗理論的想法，在遇到一般相信醫學界早已得知大多數疾病根源的想法時，很快就會煙消雲散。儘管大半的醫學史上充斥著無知和落後程度令人震驚的醫療方式，但卻有著非常豐富的理論與思想，只是這些很少受到質疑或檢驗。確實，這就是為何塞麥爾維斯的作為相當具有革命性的原因。他想透過醫療實踐來判斷他的想法是否正確。他了解到，刪除與證據不符的錯誤假設，就會積累知識。但是，當時幾乎所有的同僚都堅決抵制他的做法。

當時的醫學尚未抱持科學態度。那現在的社會科學有嗎？有些確實如此，但是問題是，即使是在研究做得很好的例子中，多數人仍然會輕忽它。就拿目前的執法機構來說，他們繼續依靠目擊者證詞，而且還採行混雜一排人的罪犯指認方法，儘管已經有研究顯示這種誤報率高得驚人，這難免會讓人懷疑，這樣一個社會又是另一個實踐落後於理論的例子。¹⁴ 犯罪、死刑、移民和槍支管制的政策很少是基於實際的實證研究。然而，這問題至少有部分似乎是源自於一直以來拖累社會科學研究的不一致標準。這讓社會科學的聲譽大打折扣，也讓人難以正視當中的好研究。正如我們所見，在發現有這麼多的研究無法再現，或是從同一組事實中得出不同的結論時，這個學科就無法建立公信力。無論是由於草率的方法論，受到意識形態感染，還是其他問題，最後造成的後果都一樣，即使人類行為的許多問題真的存在有正確和錯誤的答案，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家仍無法找到它們。這並不是說社會科學研究沒有一個是嚴謹的，而是當決策者（有時甚至是其他研究人員）不確定究竟哪個結果比較可靠時，就會降低整個領域的地位。

醫學的名聲也曾一度這樣低落，但由於個人的突破已成為團體實踐的標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將其視為證據，因此擺脫了前科學的「黑暗時代」。迄今為止，社會科學尚未完成這場以證據為基礎的革命。今天，可以在一些社會探究中找到具有科學態度的成功例子，但是還沒有擴及到整個學科，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在研究人類行為時需要基於理論和解釋的觀念，而這些都是不斷地在實驗和觀察中進行測試。與前科學時代的醫學一樣，當今的社會科學還是太過依賴意識形態、預感和直覺。

在下一節，我將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完全接受科學態度的社會科學會有怎樣的樣貌。不過，在那之前，要先處理最後剩下的一個問題，許多人認為這是在研究人類行為時難以跨越的障礙，因而無法成為科學。有人說社會科學是不一樣的，因為當人類在研究其他人類時會遇到一個內在問題，即我們的價值觀會不可避免地干擾到實證研究的「客觀」。這其實是主觀性偏誤的問題。不過別忘了我們已經有一個範例，醫學這一領域就解決了這問題，並且向前發展，成為科學。

就其主題而言，醫學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社會科學。我們具有難以擺脫的價值觀——我們都重視生命勝於死亡，重視健康勝於疾病——這不可避免地會引導我們的探究。我們甚至開始難以接受那些擺出「冷漠」姿態的科學家，他們只想要找到正確的解答，卻不在乎自己所探究的意涵。醫學科學家拚命希望某些理論能奏效，因為患者的生命垂危。但是他們會如何處理這狀況呢？並不是舉手投降，接受失敗，而是靠著良好的科學實踐，如隨機雙盲的臨床試驗、同儕審查和揭露利益衝突。安慰劑的效應是同時存在於患者及他們的醫師身上的。若是我們想讓一種藥物起作用，或可透過巧妙的安排來讓患者以為這真的有效。但是這到底是在服務誰？在處理事實問題時，醫學研究人員意識到，因為自己的期望而影響結果幾乎與偽造事實一樣糟糕。因此，在方法上他們特別採取一些保障措施，避免那種自認為已經知道答案的自大心態作祟。他們意識到偏誤的危險，從而保護自己所關心的。

帶有價值觀，或是關注研究內容並不會減弱科學的可能性。即使全心全意地希望一種藥物能起作用，或一種理論為真，我們仍然可以從經驗中學習，只要我們不讓這種心態妨礙良好的科學實踐。即使懷有其他價值觀，我們仍然可以保持科學態度。確實，正是因為醫學研究人員和醫師體認到他們可能有偏誤的問題，所以才建立起一套與科學態度相符的實踐方式。他們不想停止關心人類的生命，他們只想要做更好的科學研究，才能促進健康，戰勝疾病。實際上，如果我們真正關心人類的結果，那麼最好的方式就是從經驗中學習，醫學史就清楚地展現出這一點。只有當我們採取措施來保持客觀性時——而不是假裝沒有這個必要，或是不可能達成——我們才能做得更好。

就像醫學一樣，社會科學也是主觀的。而且也是規範性的。我們不僅要了解事物，而且要利用這些知識來確保事物按照我們認為應當的方式進行。我們研究投票行為是為了維護民主價值；我們研究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關係，是為了舒緩下一次的衰退。然而與醫學不同的是，迄今為止，社會科學家尚未證明他們已經找到一套有效方法，能夠將主觀探究與規範性的期望區隔開來，而這導致了一個問題，即我們非但無法獲得客觀知識，還只會耽溺在確認性偏誤和一廂情願的想法中。這才是阻擋社會科學變得更好的真正障礙。不僅是所用的工具效果不彰，或是偏執於某個主題；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並未充分重視自己的無知會防礙到我們的誠實，因此就不會不斷地拿數據來與自己的想法比較。社會科學的挑戰是去找到一種方法來保存我們的價值觀，但同時又不讓其干擾到實證研究。在改變世界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世界。在醫學上，要做到這一點的解答是設置有對照組的對照實驗。那麼，在社會科學中，可能會是什麼？

社會科學中壞與好的榜樣

即使當社會科學家在進行「研究」時，也常常沒有做實驗。這意味著，有很多社會科學的「證據」都是從其他調查和數據推論而來，但這些調查可能是其他研究人員出於其他目所進行的。這可能導致各種方法學上的問題，如混淆因果關係，使用模糊概念以及在本章前面談到的其他一些弱點。說「壞的」社會科學只有理論沒有證據，充滿意識形態又沒有進行足夠的實驗、不能再現等等，這是一回事，但是真的看到這些作用在一起時又是另外一回事。

一項社會科學研究執行不善的例子是 2013 年蘇珊．菲斯克（Susan Fiske）和辛妮．杜普雷（Cydney Dupree）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的未來展望章節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在與對科學主題感興趣的聽眾交流時獲得信任以及尊重〉（“Gaining Trust as Well as Respect in Communicating to Motivated Audiences about Science Topics”）的文章。15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探討了一個對捍衛科學具有重要意義的議題：那些所謂沒有公信力的科學家是否可能削弱氣候變遷這類事實問題的說服力。科學家竟然被認為是不可信任的，這也讓人太驚訝了吧？菲斯克和杜普雷聲稱有找到證明這一點的實證證據。

在他們的研究中，研究人員首先就美國成年人進行了一份網路民調，要求他們列出典型的美國工作。然後，研究人員從中選擇了最常提及的四十二種工作，其中包括科學家、研究人員、教授和教師。¹⁶接下來，他們又重新找了一批受訪者，詢問這些專業人員的「親切感」與「能力」。在這次的調查中，他們發現科學家在專業知識（能力）的評價很高，但是在親切感（可信度）的評價卻相對較低。親切感與可信度之間有什麼關係？他們的假設是，可信度與親切和友好之間存在有正相關。簡而言之，若是認為某人是「站在我這一邊」的，那麼就比較有可能會相信此人。不過，儘管有實證研究顯示，若是認為某人「像我們一樣」，我們信任此人的可能性就會提升，¹⁷ 但是將「親切感」和「可信度」當成是具有可互換的代理關係，這可是跳了很大一步。

首先，對這樣的跳躍應該要注意的是，從說（1）「如果 X 站在我這一邊，那麼X就更值得信賴」，到說（2）「如果X不站在我這一邊，那麼 X 就不那麼可信」。就基本邏輯來看，我們知道陳述（1）並沒有暗示陳述（2），反之亦然。實際上，從（1）到（2）的跳躍是一個否定前件的邏輯經典錯誤。這意味著，即使有實證證據支持陳述（1），陳述（2）的真實度仍有疑問。在菲斯克和杜普雷的文章中，完全沒有援引任何證據來支持陳述（2），然而「站在我這一邊」和「值得信賴」之間的充分必要條件是他們能否得出結論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在方法論上，這是決定是否可以無虞地使用「親切感」來作為衡量「可信度」的代理指標。¹⁸ 難道沒有科學家會被認為是沒什麼親切感但仍值得信賴嗎？確實，若是研究人員請他們的受訪者對各種專業的可信度進行評分，不是更直接了當嗎？不禁讓人好奇若是真的這樣做，會得到什麼結果。但是不知為何，研究人員沒有選擇這種方式，在整篇文章中只是不斷在親切感的測量和對信任感的結論間來回擺盪。

〔科學家〕可贏得尊重，但不會贏得信任。被視為有能力但冷漠的人似乎並不會造成什麼問題，直到有人想起溝通者的信譽不僅需要地位和專業知識（能力），還需要可信度（親切）。⋯⋯即使科學家因為有能力而贏得敬重，可能不會像是親切的人那樣被信任。¹⁹

這是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使用模糊概念的典型例子，這時研究人員會將不相同的概念當作是可互換的，大概是因為其中一項比另一項容易測量的緣故。但是在這個例子中，我無法接受這一點，因為「信任」根本不算是什麼深奧的概念，不會讓研究中的受訪者難以表示，但是在這篇文章，作者在沒有直接測量信任概念本身的情況下，就驟下結論，表示科學家有「信任」問題，而不是「親切感」的問題。²⁰

這樣很不幸，因為這些研究人員的研究似乎讓人有理由懷疑他們結論的真實性。在後續的研究中，菲斯克和杜普雷表示，在最後一階段，他們挑選了氣候科學家來進一步檢視，並重新進行一次抽樣調查，找來新的受訪者，而且採用稍微不同的方法。這次，他們不是測量他們號稱的「信任」，而是改用七個項目的量表來衡量「不信任」，其中包括諸如「以統計數據來撒謊的動機、化簡為繁、展現高人一等的優勢、獲取研究經費、服膺自由主義政治計畫、煽動公眾以及傷害大型企業」。²¹ 研究人員很驚訝地發現，調查顯示氣候學家比一般科學家更值得信賴（與先前的調查相比）。這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他們推測有可能是這次使用的量表不同（而這帶來另一個疑問，為何他們這次決定使用不同的量表），但也提出另一種觀點，即氣候科學家也許「對公眾採用更具建設性的態度，在專業知識（能力）與信任感（親切）之間取得平衡，有助於媒介者的可信度。²² 我認為這是一個有疑義的結論，因為在研究的最後部分，完全沒有測量氣候科學家的「親切感」，但研究人員再次很自在地將信任感與親切感劃上等號。²³

相較之下，我現在要來探討一個良好的社會科學實例，這項研究牢固地扎根在科學態度上，以實證證據來挑戰一項直覺性的理論假設，並且採用實驗方式，直接以人類行為來測量人類動機。在希娜．艾恩加（Sheena Iyengar）關於選擇悖論的這項研究中，我們面臨到經典的社會科學困境。要如何以實證證據來衡量像人類動機這樣虛無縹緲的東西呢？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可以直接透過市場行為來衡量消費者的欲望。人會購買他們想要的東西，而價格則反映出這東西在人心中的價值。但是，要計算出數學細節，需要一些「簡化的假設」。首先，假設我們的偏好是理性的。如果我喜歡櫻桃派更勝於蘋果，而喜歡蘋果更勝於藍莓，那麼我理應喜歡櫻桃派更勝於藍莓。24 其次是假設消費者能夠完全掌握到關於價格的訊息。儘管眾所周知這假設在個人身上並非總是成立，但這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假設，因為有必要將整個市場解釋成透過價格來購買偏好物品的神奇任務。²⁵ 儘管承認實際消費者可能在市場上「犯錯誤」（例如，他們不知道附近的市場中櫻桃派在特價），這模型還是聲稱可以運作，因為如果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就會改變自己的行為。最後，新古典主義模型假設「越多越好」。這並不是說沒有邊際效應遞減這類事情（櫻桃派的最後一口可能還不如第一口好吃），而是說，對於消費者而言，在市場上最好擁有更多選擇。因為這樣才能最大化一人的偏好。

在希娜．艾恩加的研究中，她試圖以實驗來直接檢驗這個最後的假設。這項研究的賭注很高，因為如果她能證明這種簡化的假設是錯誤的，再加上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早期的研究對「完全資訊」（perfect information）的攻擊，那麼新古典主義模型可能就陷入岌岌可危的處境。艾恩加和她的同事馬克．勒珀（Mark Lepper）在一家雜貨店設置了一個有對照組的消費者選擇實驗，讓顧客有機會品嚐到各種果醬。在對照組中，他們給顧客 24 種不同的口味來選擇。在實驗組中，選項則減少到 6 種。為了確保這兩組是由不同的消費者前去，他們每兩個小時會轉換一展示架，並安排其他的科學控制條件。艾恩加和勒珀試圖從中測量兩件事：（1）顧客會選擇試吃多少種果醬口味；（2）他們結帳時實際購買了多少瓶果醬。測量後者的方法是發給每個停下來品嚐的人一張有編碼的優惠券，這樣實驗者就可以追踪展示架上的果醬數量是否會影響到之後的購買行為，以及是否有購買。儘管最初擺放 24 種果醬口味的展示架吸引到較多顧客，但與僅光顧 6 種果醬展示架的顧客相比，他們後來的購買行為還是偏低。儘管每個展示架都吸引到相同數量的果醬品嚐者（這樣就排除了試吃可能造成差異的因素），但光顧 24 種果醬展示區的顧客每次僅有 3％有使用優惠券，而在只有 6 種果醬口味展示區的顧客，每次卻有 30％有使用。

造成這情況的可能原因是什麼？在分析中，艾恩加和勒珀推測，在第一種情況中，顧客可能因為眼花撩亂而不知所措。26 即使他們嚐了一些果醬，也只占總展示量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他們可能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嚐到最好的，因此他們的選擇是不買任何產品。然而，在第二種情況下，顧客可能因為嚐過大多數的口味，能夠根據比例較大的樣本來做出合理的選擇。事實證明，人想要少一點的選項。儘管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們的行為展現出關於人類動機的驚人事實。²⁷

儘管聽起來這只是個無關痛癢的實驗，但意義卻相當深遠。艾恩加和勒珀的發現可以當作重要參考依據，直接應用在解決 401k 退休福利計劃中儲蓄不足的問題；新進員工在考慮這項計劃時，通常會因投資選項過多而不斷推遲決定，實際上最後的選擇變成根本不投資任何一分錢。在《尊重真相》中，我探討過他們這項研究的其他應用，從自動加入退休計劃到引入「目標日期」的退休基金等。²⁸ 這不僅是一項優秀的社會科學研究，而且對人類生活產生可觀的正面效應。

就本書目前討論的重點來說，這就是關鍵。即使是在研究我們可能最關注主題——人的喜好和欲望——我們也可能會出錯，看不清真正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若是問大家想要多一點選擇，還是少一點，多數人都會想要更多，但是他們的實際行為卻與此不符。研究人類行為所得的實驗證據可能會讓我們嚇一跳。就是連欲望、動機和個人選擇這樣看似質性的概念，也是可以透過實驗來測量，而不是單憑直覺、理論或個人的口頭報告。

這裡又讓人再次聯想到塞麥爾維斯。在進行實驗之前，我們要怎麼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我們在直覺上可能很有把握，但實驗證實直覺可能會騙人。這一點在社會科學中如此，在醫學中亦然。認識人類行為的好處，對於公共政策的制訂可能與診斷和治療人類疾病一樣有用。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應該要強烈建議抱持科學態度，就跟所有實證性的學科一樣。艾恩加和勒珀的成功實驗不就是我們眼前最好的例子，說明當我們關心證據，並且願意改變對基於證據所建立的理論的看法時會發生的事。正如巴斯德優雅的實驗模型讓他推翻了過時的自然發生論的想法，經濟學有可能在體認到認知偏誤和非理性因素對人類選擇的影響後，邁出新的一步，往前發展嗎？

也許這類方法可以用在整個社會科學中。比方說，近來在認知偏誤方面的新研究或可幫助我們開發出一套更有效的科學教育方法，糾正公眾對氣候變遷的誤解。如果菲斯克和杜普雷在他們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研究者是對的（這與所謂的親切感與信任感之間毫無關聯），那麼態度就足以成為我們在做決定時的一個重要因素，就跟證據一樣。

首先，科學家可能會誤解外行人的想法。人又不是白痴。公眾對科學的問題不見得是因為在這方面無知的緣故。現在的公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認識氣候變遷的起因。⋯⋯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潛在分歧並沒有那麼簡單，不單只是知識層面上的問題。

再者，經常遭到忽視的因素是態度的另一面。態度是一種評估，包括認知（想法）和感情（感受、情緒）。依態度行事，牽涉到認知能力和動機。態度展現出要保持認知和情感間一致性的內在壓力，因此大多數時候，態度與這兩者都有關聯。當態度確實偏向於認知或情感的某一側時，若是搭配上這類型的態度，會更有說服力。以氣候變遷這個領域為例，情感和價值觀同時在推動對氣候的認知。若是公眾的態度也有想法和情感這兩個面向，這在科學傳播中會發揮什麼作用？ ²⁹

若真是如此，要是我們得到關於人類思維真正運作方式的更好的實驗證據，那會做出怎樣的突破呢？真實生活中的人是不會掌握完全訊息的；他們也不是完全理性的。我們知道我們的理性會受到內在的認知偏誤所困擾，允許大量的情感、誤解和渴望進來攪和，讓我們的推理蒙上陰影。當我們想要說服大家接受氣候變遷這類科學共識時，想要提升這方面的溝通時，這無異是為社會科學家提供整頓門戶的動力。一旦他們找到讓自己的學科更加科學的方法，也許他們就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幫助我們捍衛整個科學事業。

註釋

1. 這問題至少有一部分是來自反身預測（reflexive prediction），這是指人類受試者會將對他們的行為預測納入考量，因此預測本身會反過頭來影響其行為。不過要注意的是，這一點不見得會造成人類行為無法預測，不管是在個人還是群體層面上；但這確實讓人無法進行反事實（counterfactual）實驗，讓人判斷若是在一開始就沒有分享給受試者任何資訊時，會出現怎樣的結果。

2. Lee McIntyre,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efending a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Lee McIntyre, Dark Ages: The Case for a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3. 當然，態度會影響方法——如我在《黑暗時代》（Dark Ages, 20）中所指出的——但現在我希望更加強調這種動態變化的重要性。

4. McIntyre, Dark Ages, 93.

5. Popper, “Prediction and Prophe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5), 336–346.

6. McIntyre, Dark Ages, 123, note 4.

7.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Willful Ignorance in the Internet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37.

8. 參見 Steven Yoder,“Life on the List,”American Prospect, April 4, 2011, http://pros pect.org/article/life-list. 在這種情況下，也許要納入一些規範性考量：我們可能會認為，性犯罪者除了接受判處的刑罰外，也是活該受到這樣的處罰，或是他們的鄰居有權知道他們住在附近。但是，如果是這種狀況，那跟累犯率就毫無關係。

9. McIntyre, Dark Ages, 63–68.

10. Robert Trivers, “Fraud, Disclosure, and Degrees of Freedom in Science,” Psychology Today (blog entry: May 10, 2012),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 /the-folly-fools/201205/fraud-disclosure-and-degrees-freedom-in-science.

11. Jay Gabler and Jason Kaufman, “Chess, Cheerleading, Chopin: What Gets You Into College?”Contexts 5, no. 2 (Spring 2006): 45–49. 如果有人繼續挖掘下去，會發現這是根據一項較早的研究發展而來，當時的研究人員確實有將社會經濟地位納入控制因素，但即便如此，還是有人懷疑父母參觀博物館與子女獲得大學入學許可間是否真的存在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例如，有人推測在面試時提到最近曾參觀過惠特尼博物館的最新展覽，可能會讓申請人看起來更像是「讀大學的料」。不過，前述這一假設從未有人加以檢驗。參見 Jason Kaufman and Jay Gabler,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Girls and Boys in the College Attainment Process,” Poetics 32 (2004): 145–168.

12.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uthor’s preface (Paris, 1895).

13. 想一下在塞麥爾維斯之前的醫學：在科學探究中，依直覺來爭論卻沒有數據可供查核，這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允許，我們都需要不斷地尋找經驗證據來保持我們的誠實。

14. 一項長期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好、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來取代排隊指認的做法，但卻遭到包括聯邦調查局在內的許多執法機構的全面拒絕。參見 R. C. Lindsay and G. L. Wells, “Improving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from Lineups: Simultaneous versus Sequential Lineup Present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0 (1985): 556–564.

15. Susan Fiske and Cydney Dupree, “Gaining Trust as Well as Respect in Communicating to Motivated Audiences about Science Topic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11, suppl. 4 (Sept. 16, 2014): 13593–13597, http://www.pnas .org/content/111/Supplement_4/13593.full.

16. Fiske and Dupree, “Gaining Trust.”

17. M. Brewer and R. Brown,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ed. D. Gilbert, S. Fiske, and G. Lindz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54–595.

18. 他們的確提出一個論點，將某人是否「站在我這一邊」與判斷一人是否有「親切感」聯繫起來。不過，他們需要的是一些證據，顯示親切感與可信度之間存在有一雙向關係。

19. Fiske and Dupree, “Gaining Trust.”

20.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這種情況發生的頻率比想像的要高。要是從證據中得出錯誤的結論，即使是設計最為巧妙實驗也可能失敗。許多社會科學實驗顯示出來的某些東西，也許並不如研究人員所聲稱的。

21. Fiske and Dupree, “Gaining Trust.”

22. Fiske and Dupree, “Gaining Trust.”

23. 當然，這裡還可以引用更多例子。不過，我現在的做法是否算是在挑櫻桃，是否特別挑選了一個最吻合的例子？我不這麼認為，因為這項研究是由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普林斯頓）的研究人員進行的，並發表於享有盛譽的期刊上。至於選擇偏誤方面，我是在尋找何以科學家在氣候變遷等議題上會變得比較擅於溝通的相關資訊時看到這份研究的。

24. 關於經濟學家和其他人對人類理性所做的經典假設，以及這些在實驗證據前如何瓦解的更多資訊，請參見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25. 然而，對此論點的一個非常早期挑戰可以在赫伯特．西蒙關於有限的理性和滿足感的著作中找到。請參見 Herbert A. Simon,. “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in 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 ed. C. B. McGuire and Roy Radne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2)。

26. 請注意，即使在最好的科學研究中，有時也有必要進行推測，但這裡探討的是一嚴謹的研究問題，而且是在有加以控制下的情況下，這裡的推測會讓後續的追蹤研究得以進行下去。

27. Sheena Iyengar and Mark Lepper, “Rethinking the Value of Choice: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no. 3 (1999): 349–366.

28. McIntyre, Respecting Truth, 29–36.

29. Fiske and Dupree, “Gaining Trust.”

第十章

重視科學

若是我在本書中概述的科學概念是正確的，現在的我們就可以做三件事：（1）理解和（2）捍衛迄今為止的成功的科學，以及（3）在其他地方培育科學。如果社會科學這類領域希望變得更加嚴謹，那就得遵循醫學等其他領域所走過的路，也就是擁抱科學態度。

科學態度幫助我們體會到一件事，那就是科學最特別之處，不在於依循所謂的「科學方法」，而是尊重實證證據的力量，任由這股力量來加以塑造，改變原有的理論，並且依靠同行的嚴格審查，挑出自身未發現的錯誤。證據在科學中是很重要的，這樣的認知是標誌著是否真正在從事科學的分野。即使單憑證據並不能確定哪個理論是「真的」，但是對實證證據的尊重賦予了科學獨特的解釋力。即使我們的想法未臻完善，即使人性弱點偶爾會讓人偏離正軌，證據都可以讓我們重新步入正軌。

我們現在也了解為什麼不應將智慧設計論和氣候變遷否定論這類意識形態主導的理論視為科學理論的原因，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藉助與科學態度完全對立的操作方式所建構起來的。他們大力倡導意識形態而不是證據。他們在面對科學探究的本質——科學不會將我們往確定性推去，而比較像是讓我們拋棄那些心頭迫切想要相信的錯誤觀念——也沒有表達任何謙卑之意。科學解釋不僅只是把技術「弄對」或試圖證明一理論而已。

但是，若我們最終接受科學解釋的本質，就會知道它有多特別。我們不必假裝每個科學理論在原則上都可以歸結為物理，或者科學理論的成功意味著它們更可能為真。科學是一個理性的過程，我們透過它來學習如何不斷地重新評估和揚棄我們對世界的偏見、期待和預感，並且以人類經驗的數據相吻合的結論來加以取代。這是科學證據的根基。儘管科學永遠無法帶領我們走向「真理」，但它仍然是一種獨特而卓越的認識方式。最後一點是，要認識到科學是關於一個人抱持的態度，而不是一個人採用的方法——是在尋求證成，而不是驟然做出結論——這在我們用以解釋萬物的工具庫中，是一獨特而強大的工具。儘管受到種種局限，我相信科學是人類為收集實證知識而創造出來的最偉大的發明。因此，值得理解、仿效並且起身捍衛。

不過，行筆至此仍然有一個重要問題尚未處理，既然現在我已經為科學提出如此強有力的辯護，有些人可能會猜想，我是否應該再進一步將科學態度發展為一種新的劃界標準。我相信在前面的章節我已經說得很清楚為什麼我不認為這是一明智之舉（甚或是有必要的）。現在，本書快到結尾，請容我對此再說幾句話。在這整本書中，我都對科學態度的定義一直含糊其辭，拒絕列出太多明確的界定標準，那是因為我認為過去那些將科學和非科學明確劃分開來的嘗試，反而有損科學的地位。這裡可能會有人忍不住想要試圖將科學態度簡化為某種方法論的公式，但是我不希望用科學態度來建立一堵牆，而是藉由呈現出其他希望變得更科學的學科所必須採取的行動，來指出一條路。

說科學態度是必要條件與說科學態度是充分條件之間是不同的。¹如前所述，就我們現在是要探索和捍衛科學獨特的目的來說，我相信我們應該放棄使用充分條件。有許多因素會讓一門研究無法成為科學。這就是為什麼我特別提出科學態度只是必要條件的原因。不過，在面對早期科學哲學家提出的那套「若且唯若」的遊戲，以此來劃分科學與非科學，我的猶豫其實有助於我們避免落入更可怕的陷阱——因為如果我們將希望寄託在尋找一組同時滿足科學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上，會將標準定得太高，會永遠找不到滿意的答案來回答科學的獨特性問題，這也會讓科學變得難以捍衛。² 有人會指出，我這樣的做法也有一個缺陷，這或許會納入太多到科學內。如果只需要科學態度，那為什麼不把每個採用排除法，或以觀察證據為主的活動全都納入科學中呢？還記得之前提到的找鑰匙的作為是否應算是科學的問題嗎？還記得「波德定律」（Bode’s law）造成的那場鬧劇嗎？

也許還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來縮減必要條件的範圍。擁有完善的理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科學態度是要求使用證據來檢驗一理論，那麼我們最好要先確定有一個等待檢驗的理論！正如波德定律這個故事所展現的，科學不只是一系列幸運的猜測而已。如果我們的「理論」僅是偶然與證據相符，是無法提供任何保證的。牛頓理論或許可以讓我們去到月球並返回（即使它是錯誤的），且波德定律成功地預測了兩顆新行星的存在（即使它根本沒有任何理論依據），但是前者有保證，後者什麼都沒有。為什麼？因為工具性的成功並不是科學獨特性的總和。我們也關注證成。當我們抱持科學態度時，是以證據來檢驗理論。儘管日後可能證明理論是錯誤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是科學的。然而，在波德定律的例子中並沒有理論可檢驗。波德定律的成功顯示出，即使在實證研究中，也會有幸運兒。³ 但這不是科學。光是預測成功並不能證明這就是科學。就像理論遭到否證也不會使它變得不科學一樣，光是與證據相符也不會使一個假說成為科學。必須要拿出一個可供檢驗的理論。這意味著當我們說科學態度要求我們重視證據，並以此為修改理論的依據時，最好認真以待，即科學不僅依賴證據，而且還要一個能夠以此為保證基礎的理論。這是科學解釋的骨架。

如果永遠無法證明科學理論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確定世界確切運作的方式。但這並不意味著還有比這更好的認識途徑。即使科學的目標不會是帶我們走向確定性（因為這超過了我們從理論和實證證據之間的相應關係所推論出的最大保證），這也不至於威脅到科學在認識上的權威性。儘管有所局限，但在認識經驗世界的方法中，科學仍然比任何其他的選項來得好，因為這是根基在科學的開創性假設上，即我們認識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它提供的證據。我們不能依靠我們的直覺或猜測。也不能假裝我們的理論成功通過實證檢驗後會讓我們更接近真理。然而，在理解實證世界的方法中，再也沒有什麼比根據實證數據來檢驗假設更好的方法了。

數十年來，在科學哲學界一直存在著兩派人馬的爭執，其中一派認為科學是獨特的（他們通常會試圖將這歸因於所謂的獨特方法論），另一方則認為科學推理的過程並沒有比其他的認識方式更好或更壞（因為受到滲透至所有人類行為中的社會因素、態度和利益所影響）。就此看來，若是科學的獨特之處真的在於科學家對他們的研究所抱持的態度和價值觀，那真的相當諷刺！

科學的獨特之處根本不在於科學方法。在嘗試解釋何謂科學（以及談論其他希望變得更科學而意欲仿效的領域）時，我們必須聚焦在科學價值上。過去關於科學的討論主要是集中在方法論上，有的是嘗試將科學與非科學劃界，有的是在探討社會科學這類領域是否可以進行一場方法論上的改革，變得更加科學。但是，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焦點。

在這整本書中，我一直主張，科學哲學過去將大部分精力花在研究天文學和物理學這類已經成為科學的成功領域的方法，這樣所得到的成果有限。儘管可以從中學到很多，但這並不能讓我們深入地了解科學的獨特之處。相較之下，我是去檢視那些失敗的科學（有的是因為具有無可救藥的意識形態、錯誤的價值觀，再不然就是由一批根本不在乎基於證據來建立自己想法的人所從事的研究），以及那些仍然希望成為科學並且正在努力改善的（例如社會科學）。檢視這些領域中的失敗之處，便可以彰顯出進行科學研究的必要條件。

科學態度難以捉摸，不過一直都是存在的。在培根的「德行」中，也在波普的否證討論中；在孔恩的典範轉移中，甚至是在那些批評科學方法根本毫無特別之處的論述中。事實證明，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可能沒有一套能夠將其一分為二的確切標準。然而，科學仍然是真實且獨特的，我們應該給予科學適當的尊重，將其當作是一種特別的認識方式。若是我們在乎實證證據，並且以它來塑造我們的理論，那麼我們就是在走向科學之路。若非如此，我們將繼續陷入意識形態、迷信和困惑的深淵中。

要去命中一個沒有鎖定的目標是很難的。關於科學，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它的目標是理解，儘管這可能無法帶領我們走向真理，但至少在實證探究上能夠將想像的理型塑造為高貴、值得仿效的東西。科學是少數幾種能夠充分捕捉到人性的活動；儘管帶有自私的動機或種種圖謀，我們還是可以透過關注正確事情，批評彼此的研究來消除這一切人為因素，而且絕不會忘記所有人的共同目標：從自然（或人類經驗）中認識一些我們過去所不知道的。

而且，就像科學是真實的一樣，科學態度也是真實的。即使很難定義和衡量，它也構成了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核心區別。對於某些人來說，這似乎令人驚訝且難以接受。有一個「更明確的」標準會很好。也許是某種合乎邏輯的規則；也許是可以用來巧妙地劃分探究領域。這一直是科學哲學長久以來的夢想。但是我認為這個夢想無法實現。然而，這並不意味就不能捍衛或效法科學，尤其是在我們已經認識科學的本質後。科學仍然很特殊，即使它與我們所想的很不一樣。

註釋

1. 而這一點與說這是必要並充分的是不一樣的。參見第四章。

2. 回想一下勞丹的例子：在 1983 年他發表那篇論文後，有長達三十年的時間，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算是放棄了這個計畫。

3. 而當他們真的這樣幸運時，更是需要深入探究。只要想一下，假使冷核融合理論家的預測有一丁點成功，情況會演變成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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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

Academic freedom bills 學術自由法案 24, 176–178, ch8 n85

Achinstein, Peter 彼得．阿欽斯坦 50, ch1 n6, ch3 n7

Act 590 (1981) 第 590 號法案 16–17, 23, 175–176. 亦可參見 Intelligent design theory (ID) 智慧設計理論

Adams, John Couch 約翰．庫奇．亞當斯31

AIDS 愛滋病 ch7 n17, ch8 n3, ch8 n29

Anesthesia 麻醉 52–53, 115, 119–120, 123–124, 233n23

Asch, Solomon 所羅門．阿希 102, ch8 n5

Astrology 占星術 12, 17, 22, 66–67, 69–70, 153, 174, 175, ch1 n15, 222n8

Astronomy 天文學 31–32, 147–148, ch3 n11

B

Bacon, Francis 法蘭西斯．培根 59–61

Behavioral economics 行為經濟學 84, 85, 188

Bias 偏誤

backfire effect and 逆火效應 ch8 n27

cognitive bias 認知偏誤 81–82, 84–85, 91, 112–113, 142, 150–152, 158, 163, 198–199, ch5 nn26–27

confirmation bias 確認偏誤 84–85, 102, 103, 104, 112–113, 152, 163, ch3 n23, ch5 n62, ch5 n97

selection bias 選擇偏誤 144, 145, ch9 n23

social conformity and 社會服從 ch8 n5

Biconditional relationship 雙條件關係66–67, 135, 195, ch4 n2

Black swan example 黑天鵝的例子 14–15, 30

Bloodletting 放血 116–119

Bode, Johann 約 翰． 波 德 37–38, 39, 40, 74, 203, ch2 n16

Bode’s law 波德定律 37–38, 39, 40, 74, 203, ch2 n16

Boudry, Maarten 馬丁．布德里

limits of science 科學的限制 ch4 nn18–19

nonscience, pseudoscience, unscience and 非科學、偽科學與不是科學 26–27, 71, ch1 n45, ch4 n28, ch4 n32

normative issues 規範式議題 26–27

on problem of demarcation 論劃界問題 24, 26–28, Int. n7, ch1 n45, ch4 n28, ch4 n32

scientism and 科學主義 ch4 n28

territorial problem, the 地盤式問題26–27, ch1 n45, ch4 n28

Bretz, J Harlan 哈倫． 布瑞茲 166–173, 175, ch8 nn52–53, ch8 n62

Bright, Liam, ch7 n12

Bynum, William 威廉．拜南 116–117, 122

C

Catastrophism 災變論 166–168, 172

Certainty 確定性

fallibilism doctrine and 可錯論 42–43, 157, ch2 n30, ch2 n32

inductive reasoning and 歸納推理 12

truth and 真理 29–34

Chain, Ernst 恩斯特．錢恩 128–129, 130

Cherry picking 採櫻桃 49, 82, 111, 153–154, 162–163, 173, 188, ch3 n5, ch8 n17

Childbed fever theory 床褥熱理論 52–57, 120, 155, 169, 171, 191, 198, ch4 n34, ch9 n13

Choice, paradox of 選擇悖論 196, 197–198

Cioffi, Frank 法蘭克．西奧菲 22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遷 1–2, 5–6, 24, 156, 159–165, 177, 198–199, ch8 n31, ch8 n41, ch8 n43

Cognitive bias 認知偏誤 81–82, 84–85, 91, 112–113, 142, 150–152, 158, 163, 198–199, ch5 nn26–27

Cold fusion debacle 冷核融合的失敗56–57, 100–105, 111, 141, ch5 n62

Collectivity 集體性 89–91

Confirmation 確認；確證

confirmation bias 確認偏誤 84–85, 102, 103, 104, 112–113, 152, 163, ch3 n23, ch5 n62, ch5 n97

verification vs 檢證 33–34, 42, 163

Conspiracy theories 陰謀論 亦可參見

Denialism climate change and 氣候變遷否認論 159–165

denialism and 否認主義 151, 154–155, 158

Conway, Erik 艾瑞克．康威 159, ch8 n31

Corroboration 認可 33, 42, ch2 nn8–9

Creationism 創造論 16–17, 23–24, 73, 175–180, ch4 n14, ch4 n23, ch8 n69, ch8 n76 亦可參見 Intelligent design theory (ID) 智慧設計理論

Cruz, Ted 泰德．克魯茲 1, 160–162, 165, 170

CSICOP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f C l a i m s o f t h e Paranormal; now Committee for Skeptical Inquiry) 超自然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 153–154

D

Data manipulation 數據操縱

cherry picking 採櫻桃 49, 82, 111, 153–154, 162–163, 173, 188, ch3 n5, ch8 n17

data fabrication/falsification 數據造假82–85, 133–138

data sharing and replication 數據分享與重複驗證 105–112, 189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133–138

Deception 欺騙

intentional deception 刻意欺騙 82–83, ch7 n29

self-deception 自欺 83–84, 141–142, 150, ch7 n22

Decision procedure 決策程序 62, ch1 n26

Deductive logic 演繹邏輯 14–16, 30

Deer, Brian 布萊恩．迪爾 145–146

Defending science 捍衛科學 2, 51, 202–205

Degrees of freedom 自由度 83–84, 93, 96, 108, 112, 137, 188

DeLaplante, Kevin 凱文．德拉普隆特 91, 113

Demarcation criterion behavior and 劃界問題行為 ch3 n39

Boudry on 布德里的討論 24, 26–28, Int. n7, ch1 n45, ch4 n28, ch4 n32

demarcation debate 劃界爭議 26–27, 71–73, 77–79, ch1 n11, ch1 n27, ch3 n28, ch4n14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ch1 n18

family resemblance concept 家族相似性概念 24–26, 77–79

fertility and 生產力 ch4 n23

Kuhn on 孔恩的討論 18–19, ch1 n20

Laudan on 勞丹的討論 11, 20–21, 21–23, 75, 76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nd 充分與必要條件 21–23, 25–28, 65–70, ch4 n6, ch4 n23, ch4 n26

nonmethodological criteria and 非方法學標準 ch1 n18

nonscience and 非科學 70–73

pseudoscience and 偽科學 70–73

science and 科學 70–73, ch4 nn18–19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50, 65–70, 76–79

scientific method and 科學方法 10–11, ch1 n18

territorial problem, the 地盤式問題26–27, ch1 n45, ch4 n28

values of science and 科學價值 48, 58–59, 90, ch3 n28  

Denialism 否認主義 亦可參見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遷

AIDS denial 愛滋病否認論 ch8 n3, ch8 n29

conspiracy theories 陰謀論 151, 154–155, 158

doubt and 疑慮 ch8 n41

gullibility and 容易上當 155–159, 174–175

moon landing and 登陸月球 154–155

openness and 開放性 158–159

pseudoscience and 偽科學 150, 155–159

Sagan’s matrix and 薩根的矩陣 152–155

scientific theory and 科學理論 149–150

skepticism and 懷疑論 155–159, ch8 n17, ch8 n41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149–150, ch8 n1

Descarte, René 笛卡兒 45, 156–157, ch2 n38

Discovery Institute 發現研究所 178

Dobzhansky, Theodosius 費奧多西．杜布贊斯基 40

Duhem–Quine thesis 杜恆－蒯因論點 19, 31, ch2 n36

Dupree, Cydney 辛妮．杜普雷 194–196, 198–199

Durkheim, Emile 涂爾幹 75–76, 190

E

Eddington, Arthur 亞瑟．愛丁頓 15, ch2 n3

Einstein, Albert 愛因斯坦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15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57–58, ch2 n3

on scientific philosophy 論科學哲學 Int. n5

theory of general relativit y 演化論15–16, 19, 31–32, 38, 213n3

Error 錯誤

cold fusion debacle 冷核融合的失敗56–57, 100–105, 111, 141, ch5 n62

critical community and 批判性社群85–91

data sharing 數據分享 105–112, 189

degrees of freedom and 自由度 83–84, 93, 96, 108, 112, 137, 188

fraud 造假 107–108, 134–136

intentionality and 蓄意 82, ch7 nn11–12, ch7 n29

irreproducibility 不可複製 108–111

peer review and 同儕審查 56, 62, 85–91, 98–105, 112–113, ch5 n55 p-hacking P 值操縱 83, 93–98, 99, 108–112, 137, 182, ch5 n33, ch5 n47, ch5 n97, ch7 n5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量化方法91–98

replicability and 可複製性 105–112

retraction 撤文 98–99, 143, ch5 n77

scientific theory and 科學理論 134

self-deception and 自我欺騙 83–84, 141–142, 150, ch7 n22

statcheck 論文偵錯軟體 ch5 n54

unintentional error 無意錯誤 82–83

Evidence 證據

ambiguity of ∼的模糊 ch3 n3

backfire effect 逆火效應 187–190, ch8 n27

Bayesian 貝 氏 50, 96, ch3 nn7–8, ch5 n31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陰謀論 155

explanation and 解釋 201–203, ch3 n7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ch3 n7

frequentist approach 頻率學派的方法50, ch3 nn8–9, ch5 n31

ideology and 意識形態 20, 170–171

induction 歸納 ch3 n7

justification and 證 成 48, 150–151, 157–158, 165, ch2 n28

Kuhn on 孔恩的討論 48, 58–59, Int. n9, ch2 n14, ch2 n20, ch8 n66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15–16, 35

Proof 證據 34, 46, 156, 158, 163

pseudoscience and 偽科學 175

reasoning and 推理 ch3 n5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46, 48–50, 56–57

scientific medicine and 醫學科學化 117

scientific theory and 科學理論 34–35, 54, 188, Int. n6

social science and 社會科學 187–190, 194–199

statistical approaches 統計方法 ch3 n8, ch5 n29, ch5 n31, ch5 n54

subjectivist evidence 主觀論者的證據3–4, 18, 33, 50, 186, 193–194, ch1 n9, ch3 n9, ch5 n49

theory choice and 理論選擇 18–19, 48, Int. n9, ch8 n66

trustworthiness/warmth study 信賴度／親切感研究 194–196, 198–199 truth and 真理 21–22, 29

warranted belief and 有保證的想法 46, ch2 n37

Evolutionary theory 演化論 亦可參見

Intelligent design theory (ID) 智慧設計理論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演化生物學22, Int. n8, ch1 n31, ch4 n4, ch4 n8

natural selection and 天擇 16, 37, 40–41, 54, 164, 166, 168, 175, 179–180, Int. n8, ch1 n14

Experimentation 實 驗 55, 116, 123, 188, 194–199

F

Fact and Fraud (Goodstein) 大衛．古德斯坦的《事實與造假》 ch7 n1, ch7 n6, ch7nn10–11, ch7 n16

Fallibilism doctrine and 可錯論 42–43, 157, ch2 n30, ch2 n32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亦可參見 Evidence 證據

creation science and 創造科學 16–17

demarcation criterion and 劃界標準ch1 n18

evidence and 證據 ch3 n7

fraud 造假 135–138, 138–140

inductive reasoning and 歸納推理 12

intentionality and 蓄意 135–138

Kuhn on 孔恩的討論 32–33  as logical 邏輯的 ch2 n10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3, 12–13, 15–16, 17, 22–23, 31–35, 57–58, ch2 n1, ch2 n10, ch3 n23

scientific method and 科學方法 21–22

scientific misconduct and 不當研究行為 82–85, 133–138

scientific theory and 科學理論 29–34

social science as 社會科學 186–187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ch2 n10

Feleppa, Robert, ch4 n3

Feyerabend, Paul 保羅．費耶阿本 4, 20, 23, ch1 n22

Feynman, Richard 理查．費曼 35, 46, 48, Int. n5, ch3 n2

Fiske, Susan 蘇珊．菲斯克 194–196, 198–199

Flat Earth example 地平說的例子 164–165, 180, ch2 n28, ch8 n47

Fleming, Alexander 亞 歷 山 大． 弗 萊 明128–130

Flexner, Abraham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124–125

Florey, Howard 霍 華． 弗 洛 里 128–129, 130

Folly of Fools (Trivers) 羅伯特．崔佛斯的《愚昧者》 150, ch7 n14

Fraud 造假

accountability for 究責 140–143

consequences of ∼的後果 145–147

error and 錯誤 107–108, 134–136

fabrication and 造假 135–138

fabrication of data and 數據造假 82–85, 135–138

fakes vs. frauds 偽造與造假 ch8 n69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135–138, 138–140

fraud vs. error 偽造與錯誤 134–135

intentionality and 蓄 意 134–135, 138–140, ch7 nn11–12

irreproducibility and 不可複製 91, 93, 106–112, 114, 189, ch5 n77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不當研究行為 140–143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133–138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科學社群140–147

scientific error vs. 科學錯誤 134–135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133–134, ch7 n6, ch8 n69

vaccine-autism debacle and 疫苗引發自閉症論點的破滅 5, 82, 143–147, ch7 nn42–43, ch8 n20

willful ignorance and 執意的無知 134–138

G

“Gaining Trust as Well as Respect” (Fiske and Dupree) 菲斯克和杜普雷的「獲得信任以及尊重」 194–196, 198–199Galen 蓋倫 117, 128

Galileo 伽利略 36, 55, 71, 113, 165, 171, ch3 n19, ch4 n13, ch8 n47

Geertz, Clifford 克利福德．吉爾茨 190

Germ theory of disease 細菌致病論 53, 55, 120–123, ch6 n38

Giere, Ron 榮恩．吉爾 94

Gleick, James 詹姆斯．格里克 123

Goodman, Nelson 納 爾 遜． 古 德 曼 45, ch2 n38

Goodstein, David 大 衛． 古 德 斯 坦 138, 141, ch7 n1, ch7 n8, ch7 nn10–11, ch7n16

Gould, Stephen Jay 史蒂芬．傑伊．古爾德 ch8 n65

Gravity 重力 36–38, 41, 168

H

Hansson, Sven Ove 史文．漢森 26, 71, 77, 89, ch1 n20, ch3 n28

Hauser, Marc 馬克．豪瑟 140

Head, Megan 梅根．海德 95–96, ch5 n47

Hempel, Carl 卡爾．亨普爾 52

Hicks, Daniel, ch3 n35, ch5 n37

History of Medicine (Bynum) 威廉． 拜南的《醫學史簡介》 116–117 Huizenga, John 約翰．休曾加 101, 105

Hume, David 大衛．休姆 12

Huxley, Thomas Henry 湯瑪斯．亨利．赫胥黎 178

Hwang Woo-suk 黃禹錫 ch7 n17

I

Ideology 意識形態 亦可參見 Denialism 否認主義

belief systems and 信仰系統 115–116, 131–132, 149–151, 151–155, 179–180, ch8 n22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陰謀論 151, 154–155, 158

critical communities and 批判性社群172–173

error and 錯誤 172–173

evidence and 證據 20, 170–171

ideological infection 意識形態感染 188

social science and 社會科學 179–180, 187–191, 191–194

willful ignorance and 執意的無知 151–155

Imanishi-Kari, Thereza 泰 瑞 莎． 伊 馬 尼西－卡里 ch7 n18

Immigration costs 移民的耗費 188

Inductive reasoning 歸納推理

affirming the consequent 確認結果 14

certainty and 確定性 12

counterinduction 反歸納 ch2 n29

evidence and 證據 ch3 n7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12

inductive inference 歸納推論 11–12, 14

Kuhn on 孔恩的討論 30

modus ponens 肯定前件 12–13

modus tollens 否定後件 14–16, 30

pessimistic induction 悲觀歸納法 134, ch2 n29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14, 16, 29–31

pragmatic vindication 實用上被證為正當 43–44, 44–45, ch2 n37

probability and 機率 33, 42–43, ch1 n8, ch2 n37

problem of induction 歸納問題 12, 16, 20, 30, 33, 42–44, ch1 n6, ch1 n8

scientific method and 科學方法 11–12, 14–15, 33–34

scientific theory and 科學理論 30–31

warrant of induction 歸納的保證 45, ch2 n38, ch2 n40

Intelligent design theory (ID) 智慧設計理論 5–6, 24, 132, 150, 175–180, ch8 n76 亦可參見 Creationism 創造論 ; Evolutionary theory 演化論

Intentionality error and 刻意錯誤 82–83, ch7 nn11–12, ch7 n29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135–138

fraud 造 假 134–135, 138–140, ch7 nn11–12

intentional deception 刻意欺騙 82–83, ch7 n29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ch3 n39

willful ignorance and 執意的無知82–83, ch7 n29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Geertz) 克利福德．吉爾茨的《文化詮釋》 190

Ioannidis, John 約翰．伊安尼迪斯 108

Iyengar, Sheena 希娜．艾恩加 196, 197–198

J

Jahn, Robert 羅伯特．詹恩 180, 183

Jenner, Edward 愛德華．詹納 ch6 n14

Justification 證成

evidence and 證 據 48, 150–151, 157–158, 165, 215n28

logical justification and 邏輯證成 9–10, 62–63

rational justification 理性證成 51, 62–63 of science 科學的∼ 150–151, 202, 203, ch2 n28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202, 203

scientific method and 科學方法 9–10, 18–19, 202

scientific theory and 科學理論 62–63, ch2 n28

K

Kahneman, Daniel 丹 尼 爾． 康 納 曼 84, 158

Karl, Thomas 湯瑪斯．卡爾 160, 162

Kepler’s theory 克卜勒的理論 31, 36–37

Kitcher, Phillip, ch4 n30

Kitzmiller v. Dover Area School District 奇茲米勒控訴多佛學區案 24, 176–180, ch8 n79, ch8 n85, ch8 n87

Koch, Robert 羅伯特．科赫 55, 115, 121, 123, 131

Koertge, Noretta 諾蕾塔．科爾奇 60, 89, ch3 n15, ch3 n20

Kuhn, Thomas 湯瑪斯．孔恩

criterion of demarcation and 劃界標準18–19, ch1 n20

empirical evidence and 實證證據 48, 58–59, Int. n9, ch2 n14, ch2 n20, ch8 n66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32–33

induction and 歸納 30

on Merton 論默頓 ch3 n28

negative outcomes and 負面結果 22

normal science and 常態科學 3–4, 19–20, 32–33, ch1 nn20–21

paradigm shifts 典範轉移 3–4, 19–20, 32–33, 124, 204, Int. n9

on Popper 論波普 18–20, ch1 n20

science and nonscience 科學與非科學18–19, ch1 n20

on science as special 論科學的特殊性18–19, 59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57, 58–59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科學解釋 4, 41

scientific method and 科學方法 18, ch1 n19

social science and 社會科學 4, 58–59

theory choice and 理論選擇 3–4, 18–19, 33, 48, Int. n9, ch8 n66

values of science 科學價值 48, 58–59, 90, ch3 n28

Kurtz, Paul 保羅．庫爾茲 18–19, 48, Int. n9, ch8 n66

L

Langmuir, Irving 歐文．朗繆爾 141

Laudan, Larry 賴瑞．勞丹

on creationism 論創造論 23–24

meta-argument 後設論點 25–26, ch1 n27, ch4 n26

on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論充分與必要條件 11, 20–21, 65–66, 77, 79, ch1 n27, ch4 n6, ch4 n26

Pigliucci on 皮戈里奇的討論 25–26

on Popper 論波普 23–24, 66

on problem of demarcation 論劃界問題11, 20–21, 21–23, 75, 76

pseudoscience and 偽科學 27, 70–71

Le Fanu, James 詹姆斯．勒法努 129

Lepper, Mark 馬克．勒珀 197–198

Le Verrier, Urbain 奧本．勒維耶 31, 32

Lister, Joseph 李斯特 55, 115, 121, ch6 n3

Logic 邏輯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nd 充分與必要條件 65–70, 71–73, ch4 nn2–3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3, 14–15, 19, 31–32, 59, ch2 n10

Logical Empiricism 邏輯經驗主義 20, 52

Logical Positivism 邏輯實證主義 11, 12, 20, 70–71, 186, 190–191, ch1 n5, ch1 n18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Popper) 波普的《科學發現的邏輯》 3, 27, 70–71, ch2 n8

Longino, Helen 海倫．蘭吉諾 89–90, ch5 n26

Lyne, Andres 安德魯．林恩 147–148

M

Maddox, John 約翰．馬多克斯 103–104

March for Science (2017) 2017 科學大遊行2

Marcus, Adam 亞當．馬可斯 99

Matzke, Nicholas 尼 古 拉 斯． 馬茨克245n79

Mayo, Deborah 迪波拉． 梅約 50, ch3 nn8–9, ch5 n31

Medicine as a science 醫學作為科學

childbed fever exemplar, 床褥熱範例52–57, 120, 155, 169, 171, 191, 198, ch4 n34, ch7 n13

clinical practice and 臨床實踐 121–122, 122–131

evidence and 證據 117

Experimentation and 實驗 55, 115–116, 123

Germ theory of disease 細菌致病論 53, 55, 120–123, ch6 n38

medical education 醫學教育 120, 123–128, 131

nonscientific outlook of, 非科學的概況116–117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and 人類行為的科學 192–194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52–57, 115–116, 128–131

social science and 社會科學 191–194

willingness to change theory and 改變理論的意願 116

Megaflood theory 大洪水理論 166–173, 175, ch8nn52–53, ch8 n62

Meigs, Charles 查爾斯．梅格斯 123

Merton, Robert 羅 伯 特． 默 頓 ch3 n22, ch3 n28, ch8 n23

Misconduct 不當行為 亦可參見 Deception 欺騙 ; Fraud 造假

confidentiality and 信賴區間 ch7 n16

critical communities and 批判性社群85–91

data fabrication 數據造假 82–85, 133–138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量化方法91–98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ch7 n1

Modus ponens 肯定前件 12–13

Modus tollens 否定後件 14–16, 30

Morgenbesser, Sidney 席 尼． 莫 根 貝 瑟ch4 n18

Motivated reasoning 動機推理 112, 163, 169

N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充分與必要條件

Laudan on 勞丹的討論 11, 20–21, 65–66, 77, 79, ch1 n27, ch4 n6, ch4 n26

logic and 邏輯 65–70, 71–73, ch4 nn2–3

meta-arguments of 後設論點 25, ch1 n27, ch4 n26

nonscience and 非科學 ch4 n14

Pigliucci on 皮戈里奇的討論 ch4 n11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66, ch4 n3, ch4 n24

problem of demarcation and 劃界問題 21–23, 25–28, 65–70, ch4 n6, ch4 n11, ch4 n23, ch4 n26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65–70, 73–76, ch4 n20

New Atlantis (Bacon) 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 60

New Organon (Bacon) 培根的《新工具論》59–60

Newtonian theory 牛頓的理論 3, 31–32, 186, 203

Nickles, Thomas 湯姆．尼可斯 ch1 n20, ch2 n9, ch4 n23

Nonscience 非科學

Boudry on 布德里的討論 26–27, 71, ch1 n45, ch4 n28, ch4 n32

demarcation and 劃界 70–73

everyday inquiry and 日常探詢 73–75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演化生物學22, Int. n8, ch1 n31, ch4 n4, ch4 n8

Kuhn on 孔恩的討論 18–19, ch1 n20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nd 充分與必要條件 ch4 n14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12, 27, 70–71, Int. n8, ch1 n11, ch1 n30, ch1 n45

the territorial problem and 地盤式問題26–27, ch1 n45, ch4 n28

Nonsense on Stilts (Pigliucci) 皮戈里奇的《高調的胡言亂語》 169, 182

Nosek, Brian 布萊恩．諾塞克 108–111

Novella, Steven 史蒂芬．諾維拉 97–98

Nuitjen, Michèle B., ch5 n54

Null hypothesis 虛無假設 92–93, 96, 181–182

Nyhan, Brendan 布倫丹．尼漢 ch8 n27

O

Objectivity 客觀性 51, 59, 89–90, 193, ch1 n24

Okasha, Samor 薩米爾．奧卡沙 31

Oransky, Ivan 伊凡．歐蘭斯基 99

Oreskes, Naomi 娜歐密．歐蕾斯柯斯 159, ch8 n31

P

Paradigm shifts 典範轉移 3–4, 19–20, 32–33, 124, 204, Int. n9

Park, Robert 羅伯特．帕克 141

Pastafarianism 飛麵神教 180

Pasteur, Louis 巴斯德 55, 115, 120–121, 123–124, 128, 130, 131, 198

Pathological science 病態科學 141–142, 151

Peer review 同儕審查 56, 62, 85–91, 98–105, 112–113, ch5 n55

Peirce, Charles S 查爾斯．皮爾斯 ch2 n30

Penicillin discovery 盤尼西林的發現 128–131

P-hacking P 值操縱 83, 93–98, 99, 108–112, 137, 182, 227n33, 228n47, 231n97, 235n5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Pigliucci and Boudry) 皮戈里奇和布德里的《偽科學哲學》 24–27, 208n7, 221n39, 222n11

Pigliucci, Massimo 馬西莫．皮戈里奇

family resemblance concept 家族相似性概念 24–26, 77–79

 on Laudan 論勞丹 25–26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nd 充分與必要條件 222n11

PEAR lab research and 普林斯頓工程異常研究中心的研究 181–182, 246n93

on problem of demarcation 論劃界問題 24–26, 77–79, 222n11, 223n19, 224n28, 224n32

scientism and 科學主義 224n28

on skepticism 論懷疑論 159

Pons, B. Stanley 史 坦 利． 龐 斯 56, 100–105, ch5 n67

Popper, Karl 卡爾．波普

corroboration and 認 可 33, 42, ch2 nn8–9

on Einstein 論愛因斯坦 15, 31–32

empirical evidence 實證證據 15–16, 35

on evolutionary biology 論演化生物學22, Int. n8, ch1 n31, ch4 n4, ch4 n8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3, 12–13, 15–16, 17, 22–23, 31–35, 57–58, ch2 n1, ch2 n10, ch3 n23

induction and 歸納法 14, 16, 29–31

Kuhn on 孔恩的討論 18–20, ch1 n20

Laudan on 勞丹的討論 23–24, 66

logic of science and 科學的邏輯 3, 14–15, 19, 31–32, 59, ch2 n10

methodology of science and 科學方法論 3, 12, 186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nd 充分與必要條件 66, ch4 n3, ch4 n24

Nickles on 尼克萊斯的討論 ch2 n9

positive instances and 正面實例 42, 94

science, non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科學、非科學與偽科學 12, 27, 70–71, Int. n8, ch1 n11, ch1 n30, ch1 n45

on science as special 論科學的特殊性58–59

on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論人類行為的科學 Int. n11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57–58, ch3 n23

on the scientific method 論科學方法 3, 17–18

skepticism and 懷疑論 157

on social science 論社會科學 5, 186–187

values of science 科學價值 58–59

verification and 檢證 11–12, 16, 33

Porter, Roy 羅伊．波特 117, 131, ch6 n13, ch6 n22, ch6 n30

Positive instances 正面實例 42, 43–44, 46, 94

Pragmatic vindication of warranted belief 有保證信念的實用上可被證為正當44–45, ch2 n37

Princeton Engineering Anomolies Research

(PEAR) lab 普林斯頓工程異常研究中心 180–184

Probability 機率

frequentist interpretation 頻率學派的解釋 50, ch3 n9

problem of induction and 歸納問題 12, 16, 20, 30, 33, 42–44, ch1 n6, ch1 n8

p-values and P 值 92–95, 181

subjectivist interpretation 主觀論者的詮釋 50, ch3 n9

Proof 證明 34, 46, 150–151, 156, 158, 163, 202, 203, ch2 n28 亦可參見 Certainty 確定性 ; Truth 真理

Pseudoscience 偽科學 . 亦可參見 Denialism 否認主義

creationism as 如創造論 175–180

demarcation and 劃界 70–73

denialism and 否認主義 150, 155–159

evidence and 證據 175

gullibility and 容易上當 153–155, 174–175

Laudan on 勞丹的討論 27, 70–71

openness and 開放性 152–155, 173–175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12, 27, 70–71, Int. n8, ch1 n11, ch1 n30, ch1 n45

Sagan’s matrix and 薩根的矩陣 152–155

skepticism and 懷疑論 152–155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150, ch8 n69

Psychokinesis hypothesis 念力假說 181–184

Puzzle solving 解謎 19, 32–33, ch1 n20, ch4 n23

Q

Quantum mechanics 量子力學 38

Questionable causation 有爭議的因果關係189

Quine, W. V. O 蒯因 ch2 n36

R

Reflexive prediction 反身預測 ch9 n1

Reichenbach, Hans 漢斯． 賴欣巴哈43–44, 44–45

Reifler, Jason 傑森．萊弗勒 ch8 n27

Replication 重複驗證 56, 81, 96, 102, 105–112, 189–190, ch5 n54

Reproducibility Project 「再現性計畫」108–112

Respecting Truth (McIntyre) 麥金泰爾的《尊重真理》 152, 159–160, 198

Retraction 撤文 98–99, 143, ch5 n77

Romney, Mitt 米特．羅姆尼 1

Ruse, Michael 麥克．魯斯 23

Rush, Benjamin 班傑明．拉希 118–119

Rutkow, Ira 艾拉．魯特科夫 119

S

Sagan, Carl 卡爾．薩根 152–155, 158–159, 173, 174, 178, ch8 n15, ch8 n28, ch8 n70

Sagan’s matrix 薩根的矩陣 152–155

Sargent, Rose-Mary 羅 斯 瑪 麗． 沙 傑 特59–61

Schwarz, Norbert 諾伯特．施瓦茨 108–109

Science 科 學 亦可參見 Demarcation

criterion 劃界標準

defending science 捍衛科學 2, 51, 202–205

justification of ∼的證成 150–151, 202, 203, ch2 n28

myths of science 科學的迷思 19, 29, 89–90, 180

normal science 常態科學 3–4, 19–20, 32–33, ch1 nn20–21

pseudoscience and 偽科學 ch4 n32

science as special 論科學的特殊性 16, 18–20, 58–59, 113, 135–138, 185–186, 202–205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人類行為的科學 亦可參見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challenges of ∼的挑戰 185–191, 192

medicine and 與醫學 192–194

Scientific attitude 科學態度

bias and 偏誤 ch5 nn26–27

childbed fever exemplar 床褥熱範例52–57, 120, 155, 169, 171, 191, 198, ch4 n34, ch9 n13

cold fusion exemplar 冷核融合的例子56–57

data manipulation and 數據操縱 133–138

Einstein on 愛因斯坦的討論 57–58, ch2 n3

everyday inquiry and 日常探詢 73–75

evidence and 證據 46, 48–50, 56–57

fraud 造假 133–138, 135–138

honesty and 誠實 147–148

justification and 證成 202, 203

Kuhn on 孔恩的討論 57, 58–59

methodology of science and 科學方法論 59–60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nd 充分與必要條件 65–70, 73–76, ch4 n20

peer review and 同儕審查 56, 62, 85–91, 98–105, 112–113, ch5 n55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57–58, ch3 n23

problem of demarcation and 劃界問題50, 65–70, 76–79

rejection of 拒絕 132, 151–152

science as special 論科學的特殊性 16, 18–20, 58–59, 113, 135–138, 185–186, 202–205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科學社群 49, 62–63, 81–82, ch3n15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科學解釋 46

scientific medicine and 科學化的醫學52–57, 115–116, 128–131

scientific skepticism and 科學懷疑論157–158

scientific virtue 科學價值 60–61

self-correction and 自我更正 ch7 n10

underdetermination and 不充分決定論61, ch3 n3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47–52, ch2 n30

Scientific community 科學社群

accountability for fraud 造假咎責140–145

consequences of fraud 造假後果 145–147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科學態度 49, 62–63, 81–82, ch3 n15

social factors and 社會因素 3–4, 18–19, 33, 48, Int. n9, ch8 n66

social science and 社會科學 189–190

wisdom of crowds 群眾智慧 85–91

Scientific method 科學方法

corroboration and 認可 33

deductive arguments 演繹論點 12–14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21–22

five-step method 五步驟法 9–10

inductive reasoning 歸納推理 11–12, 14–15, 33–34

justification and 證成 9–10, 18–19, 202

Kuhn on 孔恩的討論 18, ch1 n19

Logical Positivism and 邏輯實證主義11, 12, 20, 70–71, 186, 190–191, ch1 n5, ch1 n18

methodological difference 方法差異 12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3, 17–18

problem of demarcation and 劃界問題10–11, 18, ch1 n18

scientific reasoning 科學推理 33

scientific statements 科學陳述；科學述句 11–12

Scientific misconduct 科學不當行為

cherry picking data 採櫻桃 49, 82, 111, 153–154, 162–163, 173, 188, ch3 n5, ch8 n17

data fabrication/falsification 數據造假82–85, 133–138

data manipulation and 數據操縱 133–138

data sharing and replication 數據分享與重複驗證 105–112, 189

retraction 撤文 98–99, 143, ch5 n77

Scientific theory 科學理論

Bode’s law and 波德定律 37–38, 39, 40, 74, 203, ch2 n16

critical community and 批判性社群85–91

deductive certainty and 確定性 41

denialism and 否認主義 149–150

evidence and 證據 34–35, 54, 188, Int. n6

falsifiability and 可否證性 29–34

flexibility and 彈性 30, 54

hypotheses and 假設 34–35, 36, 54

ideological beliefs and 意識形態信念150

inductive reasoning 歸納推理 30–31

justification and 證成 62–63, ch2 n28

pattern identification 模式確定 36

prediction and 預測 35, 36, 37–40

scientific claims and 科學主張 34–41

scientific skepticism and 科學懷疑論157–158

truth and 真理 17, Int. n6

warrant and 保證 41–46

Scientist,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ch6 n5

Selection bias, 選擇偏誤 144, 145, ch9 n23

Semmelweis, Ignaz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 52–57, 120, 155, 169, 171, 191, 198, ch4 n34, ch9 n13

Settle, Thomas 湯姆．塞特爾 88–89, 90

Sex Offender Registry Board (SORB) 性犯罪者註冊局 Sex Offender Registry Board；簡稱 SORB 188

Simmons, Joseph 席蒙斯 84, 93, 96–97

Simon, Herman 赫 伯 特． 西 蒙 197, ch9 n25

Simonsohn, Uri 尤里．西蒙索恩 94, 111

Skepticism 懷疑論CSICOP, 153–154

denialism and 否認主義 155–159, ch8 n17, ch8 n41

openness/closedness and 開放與封閉151–155

philosophical skepticism 哲學懷疑論156–157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157

scientific skepticism 科學懷疑論 157–158, ch8 n23

Social constructivism 社會建構論 4, 20, 23, 89–90, 196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behavioral economics 行為經濟學 84, 85, 188

causation and 因果關係 189, ch9 n11

critical community and 批判性社群189–190

evidence and 證據 187–190, 194–199

Experimentation and 實 驗 141, 188, 194–199, 196–199

as falsifiable 可否證的 186–187

ideology and 意識形態 179–180, 187–191, 191–194

Kuhn on 孔恩的討論 4, 58–59

Logical Positivism and 邏輯實證主義190–191

objectivity and 客觀性 190–191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5, 186–187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work and 質性／量化研究 190–191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and 人類行為的科學 185–191, 192, Int. n11

scientific medicine model and 科學醫學模型 191–194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concerns 社會科學研究的考量 185–191, ch9 n11, ch9 n20

trustworthiness/warmth study 信賴度／親切感研究 194– 196, 198–199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Starr) 保羅．斯塔爾的《美國醫學的社會轉型》 124

Solomon, Miriam 所羅門 ch5 n26

Speculation 推測 27, 170–171, ch1 n11, ch9 n26

Stapleford, Thomas, ch3 n35, ch3 n37

Starr, Paul 保羅．斯塔爾 124, ch6 n46

Statistics 統計學 亦可參見 Probability 機率

null hypothesis 虛無假設 92–93, 96, 181–182

statcheck 論文偵錯軟體 ch5 n54

statistical approaches 統計方法

to evidence 證據 ch3 n8, ch5 n29, ch5 n31

Stemwedel, Janet 珍妮特．斯特姆韋德爾 ch3 n23

String theory 弦論 38–40, ch2 n19, ch2 n21

Strontium-90 case 鍶 -90 的例子 14–15, 30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Kuhn) 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 3–4, ch1 n21, ch1 n66

Subjectivity 主觀性 18–19, 48, Int. n9, ch8 n66

Sunstein, Cass 凱斯．桑斯坦 86–87

T

Taubes, Gary 蓋瑞．陶布斯 102

Theory modification 理論修正

Duhem–Quine thesis 杜恆－蒯因論點19, 31, ch2 n36

fallibilism doctrine and 可錯論 42–43, 157, ch2 n30, ch2 n32

theory choice 理論選擇 18–19, 20, 48, 61, Int. n9, ch8 n66

Thomas, Lewis 路易斯．湯瑪斯 118, 123, 127, 129

Trivers, Robert 羅 伯 特． 崔 佛 斯 83–84, 106, 150, 189, ch7 n14, ch7 n22, ch8 n65

Trustworthiness/warmth study 信賴度／親切感研究 194–196, 198–199

Truth 真理

certainty and 確定性 21–22, 29–34

empirical evidence 實證證據 21–22, 29

science and 科學 4–5, 12–14, 19–20

scientific theory and 科學理論 17, Int. n6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42

U

Underdetermination 不充分決定論 48, 61, ch3 n3

Uniformitarianism 均變論 166–168, 169, 171–172, ch8 n62

Unscience 不是科學的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26–27, ch1 n45, ch4 n14 亦可參見 Pseudoscience 偽科學

V

Vaccine-autism debacle 「疫苗導致自閉症」論點的破滅 5, 82, 143–147, ch7 nn42–43, ch8 n20

Value of science 科學價值 48, 58–59, 90, ch3 n28

Valuing science 評價科學 201–205

Verification 檢證

confirmation vs. 確認 33–34, 42, 163

Popper on 波普的討論 11–12, 16, 33

Virchow, Rudolf 魯道夫．維爾奇 120, ch6 n28

Virtue ethics 道德倫理 59–61, ch3 n35, ch3 n37

Voodoo Science (Park) 羅伯特．帕克的《巫毒科學》 141

W

Wakefield, Andrew 安德魯．韋克菲爾德5, 82, 143–147, ch7 nn42–43, ch8 n20

Waksman, Selman 塞爾曼．瓦克斯曼 129

Warrant 保證

role of warrant 保證的作用 41–46

use of term 這個詞彙的使用 41–42

warranted belief 有保證的信念 44–45, 46, 116, 150, 156, ch2 n37

warrant of induction 歸納的保證 45, ch2 n38, ch2 n40

Wason selection task 華生選擇任務 85–88

Wegener, Alfred 阿爾弗雷德．韋格納 ch8 n52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Bynum) 威廉．拜南的《西方醫學傳統》 122

Wichert, Jelte 威契茲 83, 106

Willful ignorance 執意的無知

critical communities and 批判性社群 85–91

fraud 造假 134–138

group consensus and 團體共識 152

ideology and 意識形態 151–155

intentional deception and 蓄意欺騙82–83, ch7 n29

Sagan’s matrix and 薩根的矩陣 152–155

Wilson, Timothy 蒂莫西．威爾森 109, 110

Wisdom of crowds 群眾智慧 85–91

Wittgenstein, Ludwig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 25, 77

Y

Youngest Science (Thomas) 路易斯． 湯瑪斯的《最年輕的科學》 118, 123, 127, 129

目次

好科學應該怎麼做？恰當地理解「科學態度」 陳瑞麟

科學態度，來得正是時候 黃俊儒

譯者言 王惟芬

前言

導論

1.科學方法與劃界問題

關於劃界問題

2.對科學運作方式的誤解

真理與確定性問題

「只是一個理論」

保證（Warrant）的作用

3.科學態度的重要性

兩個科學態度的例子

科學態度的根源

結論

4.無須以科學態度來解決劃界問題

避開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這個惱人的難題

還可以嘗試劃分科學與偽科學嗎？

日常探詢能算是科學嗎？

難道不能把科學態度當作是修正版的劃界標準嗎？

5.實踐科學態度的具體方式

科學錯誤的三個來源

批判性社群和群眾智慧

落實科學態度來減少錯誤的方法

　量化研究法（Quantitative Methods）

　同儕審查（Peer Review）

　數據共享與重複驗證（Data Sharing and Replication）

結論

6.科學態度如何轉變現代醫學

野蠻的過去

科學醫學的曙光

進入臨床實踐的漫長過渡期

科學的果實

結論

7.誤入歧途的科學：科學造假和其他失敗

為什麼有人要造假？

寬鬆的違規紅線

拆穿「疫苗導致自閉症」的造假研究

柳暗花明

8.科學閃邊去：否認主義者、偽科學家和其他行騙者

意識形態與執意的無知

薩根的矩陣

否認主義者不是真正的懷疑論者

行動中的否認主義：否定氣候變遷

當「異類」是對的時會發生什麼事？

偽科學家並沒有真正接受新思想

行動中的偽科學：創造論與智慧設計論

普林斯頓大學工程異常研究實驗室

結論

9.社會科學的案例

人類行為科學所面臨的挑戰

前進的道路：模仿醫學

社會科學中壞與好的榜樣

10.重視科學

參考書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