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总序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 “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2008年10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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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瞿秋白，1921年在苏俄入党，1923年回国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4年后正值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受命担任中共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总书记，一年后即退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因被指责其在三中全会期间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而被迫退出政治局，从此不受重用。至1934年竟被临时中央领导人下令留在陷落的江西中央苏区打游击，以致被捕遇害。

瞿秋白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书生性格难以适应政治场上的云谲波诡。但与此同时，天生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学家气质的瞿秋白，之所以会牺牲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跻身于他并不擅长的政治斗争的舞台，除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势所使然之外，多半也是同他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尤其是瞿秋白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若无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作用，瞿秋白的一生也许应当是另一个样子。

与苏联结缘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世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很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破产，父亲离家出走，自己被迫中途辍学，母亲又不堪债务缠身服毒自杀，瞿秋白对人生颇多伤感。直到1916年来到北京投靠堂兄之前，他只是打算“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来到北京之后，他虽通过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入学考试，准备在他所酷爱的文学方面进行深造，却再度因为无钱付学费而未能如愿。一个偶然的机会，瞿秋白进了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这使得他开始与俄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瞿秋白决心学习俄文，并不是因为知道当时俄国已经革命，也并非因为了解到俄国文学的伟大，当时不过是出于对“寄生生活”的痛苦，考虑到俄文专修馆不收学费，又许诺毕业后能够有固定工作，“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689页。想不到，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陡然打破了他“孤寂的生活”。对旧社会种种不平的疑惑和仇恨，驱使他迅速开始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并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试图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和平博爱的“新社会”。一年以后，他又接受《晨报》所邀，以特邀通讯员名义前往当时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的社会革命色彩的苏俄，希望“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27页。

苏俄之行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他从此开始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此同时，瞿秋白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向往与热爱，也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受到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赴俄初始，他就与俄共在远东的重要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的撰稿人之一。紧接着，远东书记处先后推荐瞿秋白以客人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客人身份，可见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发给中国代表团的证书。其中说明：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为张太雷和俞秀松，客人为陈闻影和瞿秋白。，和担任新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部的翻译。在此前后，瞿秋白在莫斯科遇见了当时正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中学同学张太雷，并很快在张太雷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之后，瞿秋白又作为翻译在1922年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并在1922年1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张太雷当时虽在共产国际工作，但他使用的语言是英语。

瞿秋白在苏俄的经历，特别是共产国际对他的好评，使得他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秘书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他能够到远东书记处去工作，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共同为孙中山拟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草案中，则提名瞿秋白为“联络部部长”和国民党“上海支部部长”的第一人选，以及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这个计划草案的落款日期为1923年1月1日。见李玉贞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02页。

但更为重要的是，瞿秋白在苏俄期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问题了。这使得他在1923年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回国之后，当即被授予负责理论宣传的重任。尤其刚刚回国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在北京一方面要设法挣钱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一个人支撑着党的?论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作，辛苦异常《?秋白致维经斯基信》，1923年3月22日。。以后，瞿秋白来到上海，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固定生活补贴，生活得到保障，他又进一步负责起宣传国共合作的《前锋》杂志，并开始为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撰稿。这位只有24岁，刚刚从苏俄回来，在党内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瞿秋白很快在理论宣传方面显示了他的特长。他不负众望，把两个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充满理论性和战斗性。对于共产国际这时所提出的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面对中共党内众多的反对意见，瞿秋白也能够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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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夫妇和女儿瞿独伊，并且一再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政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因而进一步赢得共产国际方面的好感。马林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6页。因此，当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草案也交给瞿秋白来起草。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便顺利地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由此得以初步奠定。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1923年10月，根据苏联政府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在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的推荐下，鲍罗廷前来中国的广州担任国民党的政治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占据广州的国民党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的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必须依靠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一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起作用。因此，鲍罗廷来华后很快就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推荐，坚持将懂得俄语的瞿秋白调去广州，组织了一个只有几个人(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办公室。关于鲍罗廷不与中共中央认真商量就点名调走瞿秋白的情况，蔡和森曾经在1926年2月1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他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作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6年2月10日，《中央档案馆馆刊》1987年第2—3期。而瞿秋白在俄语方面的特长以及在苏俄的经历，使他迅速成为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

自从瞿秋白来到广州之后，他与鲍罗廷几乎形影不离，成为鲍罗廷的得力助手。鲍罗廷与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鲍罗廷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就国民党改组问题的一次次讨论，以及鲍罗廷与中共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中共党团与鲍罗廷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都少不了瞿秋白的参加。在所有这些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而且也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处理了大量文件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因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鲍罗廷和瞿秋白之间就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多半也正因为如此，鲍罗廷相信应当让瞿秋白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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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1924年1月，鲍罗廷在与中共党团联席会议上明确批评中共在上海对国民党的工作缺乏重视，与国民党缺少联系与合作，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为广州的改组工作提供足够的情报。当时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广州正准备进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确立新的党纲及党章。由于广州距离内地较远，交通不便，又与北京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上海四通八达，又是国民党在内地的宣传中心，国民党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长期在那里发行，在全国影响甚大，因此，上海工作的好坏，对在全国范围内促成国民党的真正改组，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党，实现国共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鲍罗廷特别重视上海国民党的工作，并推举瞿秋白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提议派瞿秋白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前往上海主持上海国民党支部、特别是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所以提议瞿秋白离开他的办公室参加上海国民党支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显而易见是希望通过瞿秋白来贯彻他的改组意图，并加强他以及中共中央与内地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中共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鲍罗廷不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就赋予瞿秋白以如此重任，充分显示出他对瞿秋白是高度信任的。关于鲍罗廷不经过中共中央就指派瞿秋白担任《民国日报》政治编辑的情况，见《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瞿秋白2月7日到达上海，开始积极参与组织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同时还兼任由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校长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师，致力于在理论上培训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特别是改组后的《民国日报》，在瞿秋白的直接参与下，2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政治上开始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为新近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反帝运动、拥护苏联运动积极辩护，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猜疑和反对，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开始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声称《民国日报》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报纸，瞿秋白则是“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4月5日，5月6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0—521、538—540页。4—5月间，由于鲍罗廷前往北京参加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关于中苏协定问题谈判的消息传开，更引起坚决否认北京政府的大批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孙中山这时也接连致电鲍罗廷和加拉罕，要求苏联放弃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随着中苏协定于5月31日在北京签订，国民党内右翼势力一时群起鼓噪，许多国民党人公开主张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等中共党员不得不挺身而出，与右翼国民党人进行斗争，孙中山虽出于取得苏联援助的目的，说服了国民党内主张与苏联关系破裂的党员，但却难以平息党内右翼对中共党员无条件拥苏态度的强烈不满，致使国共两党关系竟因此出现严重危机。

对于国民党内出现的这股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潮流，陈独秀很快提出了使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合法化的主张，要求瞿秋白通知鲍罗廷，设法支持中共“在国民党内形成左翼派别”。《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6月，《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607页。6月25日，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右翼代表张继等人的谈话中，明确地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开始强调党内分派之必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313页。但事实上，在几次与孙中山等人谈话后，鲍罗廷就意识到广州的形势已经对自己和中共十分不利了。鉴于形势十分严重，他不得不一面去电北京苏联大使馆，向加拉罕请示办法，一面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要瞿秋白能够赶回广州协助他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尽管这个时候“中央仅有三人，《向导》实际上已没有编辑”，但鲍罗廷明确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广州有工作人员”。由此不难想见鲍罗廷对瞿秋白是如何的重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和李大钊与大会代表步出会场。

8月初，在得知国民党中监委有人就中共党团问题提出弹劾中共党员案之后，陈独秀同意瞿秋白前往广州，代表中央协助鲍罗廷，负责与孙中山等人就此进行商谈。瞿秋白返回广州后，再度开始配合鲍罗廷在国民党领导人中间进行劝说工作，力争保持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存在。但孙中山为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仍旧坚持开会讨论弹劾中共党员案。在征得加拉罕同意后，鲍罗廷决定采取退让政策以避免造成两党关系破裂的局面，而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明确主张苏联不应继续无条件支持国民?，更反对任何退让。《陈独秀?维经斯基信》，1924年8月13日。几乎就在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的同时，得知鲍罗廷准备提议在国民党内组织一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之下，由国、共和共产国际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将所有共产国际给中共的训令交给委员会审查，同时并负责解决两党关系中的一切纠纷。对此，瞿秋白不得不通知中共中央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为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信》，1924年8月27日。但是，由于瞿秋白的信没有及时送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到达时，国民党二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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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会《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已经正式通过，鲍罗廷和瞿秋白均参加会议，并表示赞同。此事引起中共中央极大不满，瞿秋白很快被召回上海，并被陈独秀等斥责为“擅称代表”。瞿秋白虽再三解释此国际联络委员会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此段引文转见向青等著：《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但查该书原引出处《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1982年版，第80页，未见此引文，估计为原注有误。，但中共中央坚持认为这一组织难免不成为国民党今后束缚中共的工具，最后终于迫使瞿秋白“认错”。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并不十分服气。在他9月23日回到上海之后写给鲍罗廷的一封长信中，他明确表示不能同意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主张，认为陈独秀和蔡和森关于立即向国民党右派发动进攻，坚决反击国民党中派，强调苏联应立即停止对孙中山国民党的一切援助，以便转而加强中国工农运动和共产党自身力量的主张，未必是策略的。毕竟对这个国际联络委员会，国民党可以用来束缚我们，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反对国民党的右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结果。瞿秋白告诉鲍罗廷，他虽反复申诉，仍不得要领，中共中央已拒绝他再回广州去为鲍罗廷工作，明确决定：“瞿秋白应在上海情报局和上海大学工作”。《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9月。

鲍罗廷、瞿秋白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12月份。此前，中共中央专门派高尚德前往广州向广东地方委员会传达自己的意图，并同鲍罗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只是因为10月间广州商团事件的爆发，共产党人不得不暂时接受国民党广州政府以抵抗受到港英当局支持的商团武装，才使这种争论停息了下来。紧接着北京冯玉祥发动兵变，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鲍罗廷坚决主张孙中山予以响应，瞿秋白坚决响应，陈独秀、蔡和森等中央领导人与鲍罗廷、瞿秋白之间又发生矛盾，为此甚至批评瞿秋白不该与中央唱反调，进而将瞿秋白调离中央。这时恰值瞿秋白在上海受到通缉，被迫避往北京，而中共中央很快也改变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态度，此事方才告一段落。当瞿秋白1925年1月15日为出席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到上海之际，他惊奇地发现：中央内部的“左”的倾向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但反对军事行动、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左倾病”已经荡然无存了。他甚至到上海不久，就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不过，瞿秋白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在鲍罗廷身边工作的机会。陈独秀显然反对瞿秋白继续协助鲍罗廷工作，因此，中共中央不顾鲍罗廷的反对，坚持决定瞿秋白作为中央执行委员，必须在上海长期负责党的报刊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将为鲍罗廷另配翻译人员。《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5年1月26日。此后应鲍罗廷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张太雷给鲍罗廷担任翻译。这样一来，瞿秋白与鲍罗廷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关系正式结束了，瞿秋白不再是鲍罗廷办公室的一员，不再继续从鲍罗廷那里领取薪水。

大乱之中左右为难自中共四大以后，瞿秋白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共中央局5名委员之一。但严格说来，除了总书记陈独秀以外，瞿秋白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排在张国焘、彭述之和蔡和森三人之后。甚至在实际工作中，瞿秋白还处于彭述之的领导之下，因为彭述之是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只是具体负责主编中共的机关刊物。

瞿秋白在上海工作的两年左右时间里，除了夜以继日地从事宣传工作，以及短时期出外执行任务以外，一项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协助中央领导人接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的关系。因此，瞿秋白在这段时间始终与共产国际代表有着密切的接触。两年间持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使瞿秋白在理论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这时主要的中央领导人比较起来，他显得更容易与革命经验相对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沟通，这些无疑都使先后来到上海的国际代表普遍对瞿秋白抱以好感。但瞿秋白已渐渐注意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和鲍罗廷之间明显地存在着矛盾，使他颇感为难。像1925年12月，鲍罗廷正在广州全力筹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设法赶走国民党右派，打击那些尖锐批评共产党的国民党中派领袖，努力扩大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势力。而上海这边维经斯基等远东局代表却对国民党中派领袖提出的撤换鲍罗廷的要求不置可否，甚至拉上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三人去与做孙科、邵元冲、叶楚伧这些中派领袖的工作，表示在国民党二大上中共保证不要求超过1／３以上的中央委员名额。1926年8月，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在广州与鲍罗廷、维经斯基举行联席会议，鲍罗廷提出“社会革命政纲”，主张迅速提出土地革命的斗争任务，维经斯基却坚持只能实行“民主革命政纲”，反对立即提出?地革命任务，双方意见分歧。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处境显然困难。参见《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1928年6月20日。

好在瞿秋白并没有过深地介入到国际代表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中去。1927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送达上海中央之际，中央局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三人曾经有过一次讨论。据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称，在这次讨论中三个人的看法有分歧，彭述之“反对这些决议，认为决议中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早就预见到决议中所说明的一切。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说法尤其错误，因为在中国并没有(决议中所说的)工业资产阶级。”“陈独秀不清楚决议是对还是错，他要看看它的效果才能决定。”只有“瞿秋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个决议”。《麦耶尔与罗易的谈话》，1927年2月26日。无论三个人的具体意见究竟如何，在这一时期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决议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对于这一决议确实存在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决议虽然表示：“中央政治局已经过讨论与辩难之后，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但政治局“经过讨论与辩难”的说法表明，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三位常委确实对公开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激进决议，有过某些重要的争论。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这时在上海的数名国际代表一致认为，彭述之的意见实际上正是苏共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的观点，因此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彭述之“不应留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里”。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在这件事上的激烈反映，可以清楚地说明他们在中共中央里面仍旧比较信任瞿秋白。显然，彭述之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决议的态度，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严厉批评，是促使瞿秋白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就《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并很快在武汉出版的重要原因。在中共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公开出版点名批评仍然在位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且是自己顶头上司的小册子，这或许是唯一的一次。联系到3月间本来在中央局排名最后的瞿秋白来到武汉，竟被指定主持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4月上旬讨论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新中央人选时，准备接替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明确提议，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应当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来组成，彭述之必须退出政治局。从罗易提出的这一名单顺序不难看出，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对瞿秋白的看法如何。但是，瞿秋白在五大时虽入选政治局，却未能立即进入常委会。其中原因是否由于盛传的瞿秋白与陈独秀不和，还不得而知。关于二人矛盾以及五大召开前鲍罗廷反对瞿秋白提出的撤换陈独秀的情况的描述，在张国焘、郑超麟等当事人的回忆中有详略不同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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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然，同党内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对于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瞿秋白无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严重准备不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与前此历次共产国际有关决议和指示相比，是一个要求中国革命急剧左转的文件。瞿秋白毫不犹豫地予以响应和鼓吹，难免在当时的党内引起一些非议。据蔡和森说：这时“有人咒骂秋白是国际决议到后称好汉”。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事实上，在紧接着到来的疾风暴雨中，瞿秋白也并没有能够按照他那个小册子所描述的“一次革命”的轨道一往直前。按照瞿秋白在小册子里的说法，当前的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因而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应当“采取政权”，“一次革命”到底。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载《六大以前》，第726页。

瞿秋白在武汉遇到的第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情，就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之后中国革命应当往哪里走。由于负责指导国民党工作的鲍罗廷与受命前来贯彻共产国际七次执委会决议的罗易之间出现尖锐的意见分歧，瞿秋白的处境十分微妙。4月12日，由于当时还不清楚蒋介石在上海叛变的消息，瞿秋白支持罗易提出的应当就地深入开展工农运动，特别是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改组军队来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暂时不忙于进一步北伐。但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事变的消息传来，鲍罗廷向瞿秋白指出：在现有地区，守着那些植根于封建土地关系基础上的军事领袖，是无法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的，只有继续推动武汉政府北伐，尽快向西北方向接近外蒙边界，背靠苏联建立巩固根据地，才能摆脱过于依赖旧式军队的情况，回过头来巩固占领地并进攻蒋介石。因此，瞿秋白在13日晚的联席会议上，又告诉与会者：“今天我得到了很多消息，现在我赞成北伐。”只不过，他主张折中鲍罗廷和罗易两人的意见，确定北伐的方针，但“不立即进军”，先做一段深入革命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最后，会议终于就此达成妥协，由瞿秋白起草决议，支持先北伐后巩固，但北伐暂以占领陇海路，连接冯玉祥为目标。《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纪要》，1927年4月12—15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罗伯特·诺斯等著，王淇等译：《罗易赴华使命》，第176—177页。

与鲍罗廷和罗易之间意见分歧比较起来，瞿秋白这时最感到无所适从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共产国际接二连三的要求加速革命进程的指示和中国革命现实的条件当中作出选择了。比如，鲍罗廷一直在鼓吹开展土地革命，瞿秋白对此也一向深表赞成。按照共产国际七次执委会决议，瞿秋白更是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以致当毛泽东写出赞扬湖南农民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和造反行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他第一个站出来为之叫好，声言：农民造反“‘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湖南农民革命〉序》，武汉长江书局1927年4月版。但面对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态度和层出不穷的军事危机，瞿秋白显然和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一样，逐渐对共产国际的激烈政策表示怀疑。

自6月3日瞿秋白成为中央常委之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回复共产国际的电报，无一不反映出这种复杂心情。像著名的中共中央6月15日电，就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其主力多是失业和无地的农民，“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均分配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由于“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自瞿秋白担任中央常委以来，已知绝大多数中共中央政治局致共产国际的电报都是瞿秋白起草，经陈独秀签署后发出的。并且，瞿秋白做常委前后，还被中央委托负责中央农民部的工作，因此，农民部当时一些反对农民运动过火的文件，也是瞿秋白起草和发出的。关于这一情况，张国焘在六大发言中曾经特别谈到过。转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8年6月，抄件存莫斯科汉学图书馆；《罗易赴华使命》，第324—325页。当然，这样一种态度也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特别是鲍罗廷所赞同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在谈到莫斯科来电关于要求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训令时，明确认为没收土地是一个过程，首先应该实行减租、反对土豪劣绅，最后才是没收土地。对此，瞿秋白明确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一个和?民党交涉的土地政纲草案，主张不要提出没收土地的条文，将土地问题暂时限制在减租减息、保护佃农和乡村自治的水平上。此后，在6月30日，他又进一步起草了一个主张全面退却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认为从维持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角度，有必要向国民党保证：“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和法令”；工会不得干涉店员的解雇、企业的管理，更不得惩罚业主；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业主的经济能力；工农武装及纠察队等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除非政府允许，不得逮捕、审讯和巡逻。这一文件在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通过。蔡和森称此决议为“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决议案”。参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35、137页。

6

过渡的“总书记”

6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向鲍罗廷提交了解聘书，这使鲍罗廷感到极其意外。鲍罗廷此后虽极力挽回，但已无济于事。眼看国共合作大势已去，国民党将迅速走向反苏反共，鲍罗廷不能不准备后事。7月上旬，接到共产国际决定破裂与武汉政府关系的指示，陈独秀告假不出，鲍罗廷要张国焘等组织新的中央局暂时领导工作，说是武汉即将出现反动，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和蔡和森等目标太大，应该尽快到莫斯科去。随后，鲍罗廷拉上瞿秋白顺江而下，经九江上了庐山，密商国共分裂之后的撤退办法，直到7月下旬才又回到汉口。这时，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已到武汉，共产国际指示也接连到达，鲍罗廷将瞿秋白引见给罗明那兹之后，罗明那兹坚持要瞿秋白留下负责中央工作。原来，鲍罗廷与瞿秋白回汉口之前，罗明那兹已经与新中央局有过工作关系，双方合作不甚愉快。因此，瞿秋白来后即被留下，开始和罗明那兹一起领导中央工作，具体部署对国民党的激烈反抗行动，同时准备召开紧急会议，以便照共产国际要求的改组中央，“否认破坏了共产国际底纪律的领袖们”。转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626—628页；《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77页。毫无疑问，陈独秀离任后，瞿秋白突然接班，一方面还是基于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点儿偶然。当然，依照惯例，此举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共产国际是不是不了解瞿秋白在武汉时期的摇摆态度呢?未必。问题在于，当此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除了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比较了解和信任的瞿秋白之外，他们找不出其他人能够担此重任。这时中央常委中地位在瞿秋白之上的张国焘和蔡和森在共产国际眼里都是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们曾不止一次地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发生过尖锐冲突，怀疑甚至反对过共产国际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要求改组的中央要加入工农运动的领袖，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罗明那兹却几次明确表示反对，坚持中央必须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尤其对进入中央之人必须进行严格的能力考察。《“八七”会议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转见《中央档案馆馆刊》1987年第2期。这种情况说明，共产国际这时考虑最多的，多半还不是谁更能胜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而是用谁更容易贯彻和实现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能够保持中共组织及工作上的连贯性。

8月9日，在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罗明那兹提名瞿秋白为政治局三名常委之一，并负总责，自此，瞿秋白成了“总书记”。只是，由于新的政治局的改选没有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瞿秋白的这个“总书记”只有其实而无其名，并且在实际上同政治局一样，也是“临时”的。

在瞿秋白“主政”期间，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干劲。他不仅日以继夜地与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各级领导人讨论工作、听取汇报，而且仍旧大量地亲自写文件，为党刊写社论，乃至还抽时间写长篇理论文章。他不仅领导了包括著名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各地武装暴动，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组织中共领导人探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力图使自己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积极探索和民主讨论的精神，颇为引人瞩目。但同时，这种过于重视理论思维，凡事总是力图在理论上找到答案的思想方法，也使他不能不像以往一样，过多地依靠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罗明那兹强调中国存在着两种发展可能，说如果革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的话，“中国就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对此，瞿秋白虽然相信：“工农革命胜利的前途的可能要更多些”，但不能提出不同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330—332页。罗明那兹断言，中国革命所以不能马上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因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政权形式，到了苏维埃时就不能再联合小商人。瞿秋白虽然对罗明那兹的解释认为不能满意，但也只能相信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一面注意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数量太大，与小国的不同，很难一下子拿住他们，另一面又同意罗明那兹的观点，认为不能顾惜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就要想准备打倒它，主张“很快地将革命的人民政权转变到苏维埃”，争取“小商人一去则马上变为苏维埃的政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336—337页。

在这样一种理论观点的支配下，当斯大林突然来电指示立即提出苏维埃口号以后，瞿秋白很自然地要接受罗明那兹的“无间断革命”论，相信：“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程，必要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必有所顾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453—454、458、530页。

瞿秋白在理论上的误区和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过分依赖，导致他领导的中央表现出严重的“左”倾盲动倾向。瞿秋白当然不是那种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他曾以羡慕的口吻赞扬毛泽东是中国党最有独立思想的人。在经历了刻意模仿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的失败之后，他也大胆地提出了首先控制乡村，进而通过农民游击战争汇合好几县暴动军，再进一步夺得省城，“如此汇合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量力而行，波浪式推进的区别于俄国革命的暴动方针。通过这一思考，瞿秋白还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观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440、459—460页；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0期，1927年12月19日；《秋白给国际的报告》，1928年2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9页。但归根结底，他的思想观念还不能脱开共产国际指示及其代表的观点的框框。这使得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与思辨显得十分艰难。

7

被保护的“理论家”

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进入1928年以后，各地的暴动明显地失去后劲，中国革命迅速转入低潮，这种情况引起瞿秋白的极大不安，即使在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决议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激进观点之后，瞿秋白仍旧极力主张应当“肯定的承认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因为“如不很好的解释是可以给机会主义分子投机的”。很明显，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时的许多激进做法受到了来自党内的尖锐批评，瞿秋白对此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86—87页。甚至当他在5月应召前往莫斯科筹备和召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际，当着斯大林的面，他还在辩称：“革命的客观形势仍是向前去，是向上涨的，走向高潮，简单说高涨这两个字或许引起误会，但真正的意思是不错的。”在六大政治报告中，他仍然坚持说“现在的革命是上升的，而不是低落”，“革命客观上是走向高潮”，虽然高潮还没有到，“但是许多高潮将到的象征已经可见”，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以准备暴动为总方针”，因为“暴动是夺取群众的方法”。《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瞿秋白的这一态度，受到与会者不同程度的反对。甚至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也对瞿秋白的说法表示疑问。当瞿秋白表示“盲动主义的危险现在已经减轻了，请布哈林同志放心”时，蔡和森明确反对说：“我的意见与他相反，我以为大会应与这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严厉地奋斗”，即使在瞿秋白的报告里，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显然没有估计到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始终积极地主持会议、起草文件，向联共(布)中央和国际代表提供各种建议，依旧按照自己的思想方式，毫不顾忌地在大会小会上与不同意见者进行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争论。意想不到的是，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作为前此中共盲动倾向最高负责人的他，几乎动辄得咎。就连他自认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来的一省数省乃至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点，也在会上受到批评。对于他关于可以首先控制农村，通过农民游击战争逐渐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汇合几县农民暴动军造成地方割据，进而夺取一省乃到数省的说法，几乎没有任何代表赞同。张国焘甚至明确讲：“秋白同志现在还不肯放弃他一省或数省直接革命形势的说法”，“以为用农民游击战争，可以包围一大城市而成为割据局面。中国历史告诉我们，洪秀全时代，可以由乡村起来夺取大城市的政权，辛亥革命时代就不同了。……现在我们不能再有用农村革命包围大城市的革命形式的观念了。”张国焘声称：如果真的以农民来打城市，只怕是这些缺乏组织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会把广州城也给烧掉了呢!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当然，瞿秋白依旧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共产国际对瞿秋白也依旧颇有好感。尽管斯大林这时已经注意到太习惯于理论思辨的瞿秋白不适合做中国党的最高决策者，决定要把工人领袖向忠发扶上台，但在经过斯大林、布哈林和米夫等人内定的名单里，瞿秋白照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之一。只不过，考虑到大会上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他们相信让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沟通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代表，也许会更少矛盾。因此，当中共六大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布哈林明确表态支持瞿秋白进政治局。他特别向中央委员们做工作说：不要把过去一切“左”倾的责任都加到秋白同志身上去。大会上许多同志反对秋白，秋白过去也有过“左”倾盲动错误，但这并非他一个人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负有相当的责任，把账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去是不对的。一定要把政治路线正确、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同志—即使他们过去犯过错误—选到政治局里面去，一定要在国际留下有工作能力和有经验的政治局的代表，“像秋白与国焘”，而“秋白是理论家，留在国际有很大用处”。布哈林表面上说：我个人不能说谁谁应当进政治局，这要看同志自己的意见，“选与不选听凭你们决定”，但布哈林的这种态度无疑具有影响力。结果，在总有效票22票的情况下，瞿秋白以16票入选新的政治局。

中共六大之后，瞿秋白和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瞿秋白还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在以后的两年里，瞿秋白虽然不得不应付代表团必须要处理的许多事务性工作，但他显然把更多的时间花到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方面去了，几乎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家”。他参加了这两年间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的大多数决议的讨论和起草工作，为此先后研究了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苏维埃运动和其他各种现实问题，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理论斗争。他在这段时间里，还花很多时间来批判苏联党内和中国党内不断“冒”出来的各种政治“反对派”，批判布哈林，批判托洛茨基，批判陈独秀……但布哈林的迅速倒台，也成为瞿秋白的一种灾难。随着在莫斯科熟读苏联教科书的一批中国留学生成长起来，瞿秋白在理论上的“权威”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当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瞿秋白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负责处理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的时候，一些自认为比瞿秋白更具有理论家资格的年轻学生很快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瞿秋白。不管瞿秋白后来说明他与这些学生之间的矛盾，他显然对中国学生中一批工人学生反对自以为是的学生干部和校长米夫官僚主义的斗争，采取了某种支持的态度曹仲彬、戴茂林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137页；并见《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35、710页。，因而引起了新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严重反感。共产国际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来批评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代表团，要求中共中央刷新代表团员的成分，取消瞿秋白的代表团负责人资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研究室编：《中共党史教学资料》第15册，第15页。当然，共产国际这时对瞿秋白也并非完全失去信任。据周恩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意见说，瞿秋白政治路线上没有问题，在反陈独秀以及反右倾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缺点错误，一个是对富农问题认识不正确，没有随着布哈林的倒台和苏联反富农斗争的展开，跟着共产国际立即推动中国革命中的反富农斗争；一个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不能有正确的斗争精神，介入学生中的派别斗争，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在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之际，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仍旧找他谈话，委以重要使命。

“一失足成千古恨”?

8

李立三瞿秋白和周恩来1930年8月先后回国。二人回国前，正巧遇到共产国际决心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倾向，作为政治局委员，二人理所当然都负有贯彻共产国际此一意图的责任。但是，由于二人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还不了解李立三曾经有过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参见《立三路线的形成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及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再加上这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国米夫共产党内，都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因此，二人回国后对李立三的错误并没有采取过于严厉的态度去上纲上线，反而通过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认为李立三的错误只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肯定此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想不到，瞿秋白回国还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就得到了李立三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报告，共产国际领导层因此激愤异常，迅速通过决议将李立三的问题上升为政治路线问题，并决心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的内部监督。恰好周恩来走前曾要求共产国际派在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米夫来中国指导工作，米夫又正好出国治病，这一使命自然也就落到了米夫的头上。瞿秋白因支持莫斯科工人学生批评米夫和米夫信任的学生(即所谓“二十八个半”)刚刚受到共产国际的公开批评，如今再度在“立三路线”问题上持错误态度，这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授人以柄。

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上纲上线，迅速在中共党内掀起巨大波澜。对三中全会的调和倾向以及三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政治局的强烈反感，促使瞿秋白和周恩来必须出来承担责任。二人因此很快向米夫承认错误，表示愿意退出政治局，但是，这时在共产国际内部颇受好评的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责难。关于周恩来这时在共产国际所受重视的程度，可参见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2卷，第438—439页。12月2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以及米夫早先的学生陈绍禹(王明)与远东局代表举行联席会议。结果，远东局明确提议，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米夫的学生陈绍禹等人加入。得到消息后，八七会议旧址瞿秋白并不感到意外，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李立三问题之严重感到内疚，相信只有由他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当即表示赞同远东局的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式的退出，而是在政治上斗争上的需要，因为自“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我始终负有政治指导上的责任。我的退出，具有政治斗争的意义。在紧接着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更进一步郑重地表示愿意承担错误的责任，说：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实际上，自“八七会议”以后至今，我在许多问题上与立三路线是一致的。立三路线不过是我六大以前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因此，“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参见《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24—125页。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接连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并发表声明书，深刻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错误根源，表示坚决拥护六届四中全会。但是，这种过分的自我批评，只能给已经受到以陈绍禹、秦邦宪为代表的一派留苏学生影响的新的中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这些学生在莫斯科时本来就是所谓“反秋白”的代表，影响到中共中央对瞿秋白的日益另眼相看。中共中央这时虽然相信只分配他去翻译《列宁文集》有些不相适宜，但同时根据瞿秋白自己的上纲上线，又断言他现在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因此，即使米夫和远东局考虑到加强各个苏区工作的需要，提议派瞿秋白到苏区去，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都表示反对。总书记向忠发明确说：苏区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必须派政治上强并且反立三路线的同志去，否则不能很好地贯彻正确的路线。因此，六届四中全会后，正如瞿秋白自己所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711页。

9

但是，瞿秋白既然还是共产党员，他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舞台。1934年初，他还是被遣往江西苏区，去担任不必负太多政治责任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工作去了。这个时候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为代表，留苏学生已经占据了中央和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加不受重视，并且动辄还要被扣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类的帽子。终于，当几个月之后，因为军事上严重失利，中共临刑前的瞿秋白中央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撤退几乎所有重要人员的时候，“三人团”1934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秦邦宪、周恩来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决策根据地撤退的各项重大问题。的负责人秦邦宪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必要带瞿秋白一道走。“三人团”的决定，无疑是导致瞿秋白最后被俘致死的重要因素。但这个提议和决定的背后，仍是莫斯科的那些记忆在起作用。

瞿秋白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过莫斯科。即使在几年后临死前写下那篇非常著名的《多余的话》，他也没有认为自己的悲剧莫斯科方面应负多少责任。相反，他只是残酷地解剖自己。他认为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是缘于一种“历史的误会”，即以自己的性格，本不应去充当什么政治家，搞什么革命。然而，死时才不过36岁的瞿秋白，既然赶上了那个时代，出身于那样一种家庭；既然碰巧学了俄文，去了莫斯科；既然像其他激进的青年学生那样对新事物容易热血沸腾……他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应当了解的是，有过类似误会的，其实远不止一个瞿秋白。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生或死，或不如瞿秋白有名气，或有更大名气却没有瞿秋白那样的性格，死也不会解剖自己罢了。

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军装照1929年，是刚刚统一起来的中国，热热闹闹地进行“革命外交”的一个年头。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在报纸上敲打各国列强，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则通过外交谈判的形式，试图逐一与列强各国谈判，以求得废约或修约。刚刚被日本人炸死了自己的父亲，毅然而然抵制了日本人的诱迫，宣布东北易帜，效忠南京国民政府的张学良，自然也受到关内这一浪潮的触动，跃跃欲试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只不过张学良的办法不是谈判。对张学良来说，和苏联这样的国家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双方围绕着管理权的问题不知进行过多少回谈判，从来也没有谈出过结果。何况苏联也并非西方列强或日本，又不被国民政府所承认，故张学良自信可以不走外交路线，直接用强力夺取中东路权益即可。不料，张学良此举虽一时博得国人鼓噪欢呼，并且得到南京政府的全力支持，最终却损兵折将，一事无成。1930年初，张学良不得不退回到事变前的状态，接受苏方条件，草草收场了事。

事件的由来张作霖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曾两度发生过由政府指派军警武装搜查外国使领馆的严重外交事件。一次发生于1927年4月6日，是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的时期；一次发生于1929年5月27日，是张学良执掌整个东北军政大权的时期。两次行动的相同之处在于，搜查的对象都是有共产党背景的苏联的使领馆，理由自然都是基于反对共产宣传和阴谋的需要，且都是东北军所为。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搜查的是大使馆使用的俄国旧兵营，并非大使馆本身；后者强行进入和搜查的却是享受治外法权保护的领事馆。前者发生于奉系军阀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互争正统的时期，其所作所为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公开反对；后者却因东北归顺南京国民党政府，其行动反而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全面肯定与支持。

有很多研究者相信，张学良的这一鲁莽行动一定是蒋介石指使的。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显示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所作所为有过任何直接的指示或密令。一般史书多认为张学良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是“遵奉蒋介石关于冯玉祥‘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有关的密令”，似无充分根据。见杜连庆、陆军《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载漠笛编：《张学良生涯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其后如刘志青著《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述及此点，亦往往照抄此说。

怀疑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推动这一事件，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这是因为1927年底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卷入到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事后已公开宣布对苏绝交。当时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北京和东北地区，苏联政府没有撤离那里的驻华使领馆。如果蒋介石想要报复苏联当年的选择，确有挑动张学良如此行为的可能。张学良为表示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忠诚，也确有积极贯彻南京意图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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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政府占领北平及东北易帜后，并没有因为它已宣布两国断交，因而要求苏联使领馆撤离。也正因为如此，苏联政府甚至还试图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比如，就在张学良下令搜查苏联驻哈领馆前不久，李维诺夫就曾对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表示说，中苏交恶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前次误会应尽快了结，并许诺称：苏联使领馆人员若宣传共产，中国可严厉取缔。“俄人俄官如有参加，照华人一律办理。”

蒋介石虽然未必相信中苏已经到了可以复交的程度，但初步成就了统一事业的他，考虑到种种原因，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他显然认为双方可以就此继续接洽商谈。就在张学良通报搜查苏联驻哈领馆计划前几天，他还刚刚批示说：“对俄复交未至其时，至少须待国内政局稳定，秩序恢复方可也。但雨岩（即蒋作宾－引者注）与之接洽则可继续进行，不必拒绝，亦不必中止。”《古应芬致蒋主席电》（1929年5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卷（一）第2册，总112号。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不是东北方面有如此主动，蒋介石恐怕未必会想到要通过鼓动东北当局去搜查苏联驻哈领馆的激烈手段，去激怒苏联人。

就东北这时的形势而言，苏联和日本在东北都占有特殊权益。苏联依据1924年中俄条约和奉俄条约，据有北满从满洲里到长春一线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的相关设施，并因此派有上千名铁路和商务人员。但一方面，中苏条约规定了双方对中东铁路有共管的权利，东北相关部门也确有人员参与管理；另一方面，苏联毕竟不像日本那样在东北驻有军队，也不曾像日本那样明目张胆地把东北视为自己的保护地，公开插足和干预东北事务。换言之，与时时威胁着东北地区安全的日本相比，它对东北安全的威胁远没有日本那样大。

对此，张学良其实也一清二楚。将近一年前，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刚刚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张学良所以选择易帜，正是为了避免东北孤悬关外，沦为朝鲜第二，想要使东北和关内联成一气，借助全国之力来抵制日本，并使日本在试图吞并东北时不能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张学良这时还曾特别讲到过他不能贸然挑战日本的理由，即以日本之强，一旦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也无把握”。转见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上），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既如此，张学良又何以会选择在易帜后不久就去挑战苏联呢？

用张学良晚年自己的话来说，他这时所以会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要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口述历史）》，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以他当时年仅29岁，已成一方枭雄，且成就了易帜大业，颇受各方瞩目，其雄心勃勃想要借机再度施展一下，并非不可想象。但说自己当时就是想要和苏联打一仗，而且立志要打胜，开始也打胜了，就离事实有些距离了。同上引注，第352页。张学良所谓开始打胜了，后来苏方指挥官换了加仑，部队也换了，东北边防军才吃了大败仗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有关军事上的情况，除本文所涉及者可注意外，还可参阅王理寰、谢珂：《中东路事件及中苏战斗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中国文史出版社队2000年版，第15－22页。

其实，张学良当时所以挑战苏联，除了因为相信苏联远不及日本和易帜成功后“很想施展一下子”以外，还有些更复杂的原因。

这个时候二期北伐结束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正在试图消减军队数量，结果是群雄并起，原先并肩北伐的几个集团军，因不满蒋介石利用编遣会议排斥异己，或揭旗反蒋，或蠢蠢欲动。面对天下大乱的情势，张学良只看好蒋介石。因为他相信，只有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才有担当中国中央政府的资格和统一中国的实力，东北易帜后也必须仰赖于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府在外交上的权威性，才能避免被日本所欺凌。故此时的张学良，只能选择与南京政府站在一起。但对各反蒋派别，张学良也不想得罪。尤其是与北方两大反蒋势力，即冯玉祥和阎锡山，张学良也一直明里暗里保持着与他们的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又想阻止内战爆发削弱抗日国力，又要想让南京明白自己愿意与之同一立场的态度，乘着举国关注“革命外交”之际，拿列强中最弱的苏联小试牛刀，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早已宣布对苏联绝交，这时又不断有情报显示，有反蒋倾向的冯玉祥正与苏联暗中勾结，而苏联在华势力最为活跃的地区又在北满，这种情况无疑也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猜忌。因此，乘着南京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之际，对苏联发难，也是张学良向南京表明自身态度的一种机会。

让张学良相信刺激苏联不会惹来太大麻烦的，还基于其父1927年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经验。因为当时苏联在国际上极为孤立，因此虽然蒙受了那样的屈辱，苏联当局也并未做出任何激烈的反应。这一经历，显然也极大地强化了张学良敢于对苏动武的决心。

当然，张学良选择苏联作为挑战对象，也并非毫无理由。苏联坚不放手却又纠纷不断的中东铁路问题，对东北当局也确是一个长期的困扰。自1924年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这里的中苏协定即1924年3月14日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而这里的奉俄协定，则是指1924年9月20日签订的《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亚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

11

签订以来，苏方一直没有严格地遵守条约规定，给中方在中东铁路管理上以实权，而是通过各种办法使本应获得平等权力的中方管理者几乎处于无权的地位，这种情况早就引起了东北当局的不满。双方几经交涉，毫无结果。不过，东北当局与苏联方面几年来虽然摩擦频发，却并未因此发生过任何冲突。有关搜查苏联驻哈领馆事件发生前双方围绕着中东路权问题的交涉情况，可见记者：《中东路交涉之最新史料》，《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二、三期，1930年1月6、13日。也就是说，东北当局事后宣称，事情缘于北满俄人（即“白俄”分子）中有人向东北地方当局通风报信，声称苏联驻哈领事馆内召集中东路沿线苏联管理下各路站、工厂、商船局、煤油局、贸易局等机关或职工会负责人，秘密举行共产宣传大会，其实只是张学良为自己的行动所找的一个发难的籍口罢了。

事件的发生关于东北当局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形，可以从5月27日负责搜查行动的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的报告中了解到大致情形。密报称：

正午12时，第三国际在苏驻哈总领事馆地窖内秘密集会，宣传共产主义，所有中东路沿线各共产党行政管理党员干部均出席了会议。此会显然违反奉俄协定。特警处遂命第3警察署派员于当日下午1时许前往该馆搜查。转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66页。当场将到会党员一律监视并获宣传文件多种。彼时该馆知秘密已破，即有焚毁文件之举，经将残编余简一并检获，并拟将起获文件迅速译明，俾知真相并摄成影片，以资铁证。除驻沈阳库滋涅佐夫总领事已予释放，驻哈尔滨总领事梅里尼可夫及领馆在职人员42人交该馆负责候讯外，其余39人概行逮捕侦讯。《沈阳张学良电行政院谭院长外交部王部长电》（1929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外交部档， 062420/505001－01，1063－1066。

哈尔滨领事馆事件发生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司司长29日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夏维崧，口头提出严重抗议。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对此态度强硬。他一面去电东北，要张学良派员将查获一切文件迅速秘密送至南京外交部，以凭会商办理，一面复电夏维崧要求后者拒绝接受苏方抗议。《外交部复夏维崧代办电》（1929年5月31日）；《王正廷致张汉卿兄电》（1929年5月31日），同上引，062420/505001－01，1074，1076。但夏维崧得电后还没有来得及向苏方远东司转达，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已经正式发出了措辞严厉的抗议函，要求中国政府“从速释放在领馆内被逮之人，发还被搜之公文及掠去之物件钱财”。同时通知中方：“因中国政府之行为已证实不愿并不知介意公认之国际公法，则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夏维崧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6月1日），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6页。

蒋介石这时在国内政治上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住正蠢蠢欲动的各个反蒋派别；二是如何牢牢地抓住像张学良这样的封疆大吏，使之为己所用。就前者而言，蒋介石深信苏联唯恐中国不乱，必会支持共产党并利用反蒋派，对己不利，故反苏防苏是蒋的基本政策之一。就后者而言，蒋深喑以攘外促安内统一，用外争压抑内争的策略，故颇愿看到出现某种举国一致的对外冲突局面，从而不仅使张学良等非依靠南京不可，而且可以迫使其他异己势力屈服于举国对外的压力，就范于南京的号令。因此，张学良反苏的举动，蒋不仅高度肯定，而且有意推动其采取更过激进的做法。蒋介石在就哈尔滨领事馆事件一事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特别强调，苏联、蒙古与冯玉祥的关系已查明属实，“东省与俄蒙毗连，关系极重”，自当“注意防范”。转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67－368页。

当然，苏联政府公开发出不再承认中国驻苏各使领馆享有治外法权的威胁，也使南京外交部多少有点担心事态扩大。王正廷6月4日电告张学良这一情况时特别提出：“形势紧张，亟应妥善应付”，并询问张：若绝交，吉、黑沿边，以东省兵力能否足资防御，希即妥筹详细电复。转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68页。而张学良这时对此还不以为意。他当即回电，态度轻松。电称：“服务地方，守土有责，奉安期间，自由集会，中央迭有禁令。兹苏驻哈领事馆，召集共党秘密开会，不但扰乱地方治安，且违背中俄协定，不得已将领事馆搜查。”转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67页。

进入6月初以后，苏联方面开始在其国内寻找借口拘押华侨?商施以报复。同时，在中苏边境，苏联一侧也开始频繁调动军队，而中东铁路苏方员工亦先后开始以罢工等形式向东北当局表示抗议。张学良依旧无动于衷。他一面派兵增防边界地区，一面还准备夺回中国本应享有的控制在苏联路局局长手中的对中东路的那一半管理权，打算在苏方拒不理睬的情况下，不惜强行撤换苏方局长，取而代之。有关中东铁路管理权问题，东北当局与苏方始终存在严重分歧。直至张学良下令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两个多月前，双方还曾为此进行过多番交涉。中方坚持要依照中苏共管的原则行事，苏方局长不能独揽大权，中方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但苏方坚持独霸管理权，并不使中方享有平等获利。涉及这一交涉的相关情形，可参见记者：《中东路交涉之最新史料》，《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二期，1930年1月6日。

张学良所以要紧接着采取这一措施，也是预先就有所策划的。因为，负责中东路权交涉的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和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等早就忍无可忍，5月间即曾向张学良表达了他们对此事迟迟不能解决的愤怒，同时提出了强行夺取管理权的主张。

6月6日，张学良明确批准了这一行动。他电告张、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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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两公临行曾议定对东路施行步骤，进行如何，未敢催促。苏领馆事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良意对内两公须将意见交换，谋定后，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针去做，且需机密，非重要僚属，不使参预。……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致张景惠吕荣寰电》（1929年6月6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蒋介石这时对苏联的态度也很明确，那就是“决以强硬对苏俄”。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6月10日条，台北“国史馆”藏档（以下凡引该档，不再另注）。在中东路问题上，他显然也赞同强硬解决。当有消息传来，说东北当局有意与苏交涉解决中东路问题时，南京政府还以为东北方面准备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与苏联交涉妥协，故马上电令张学良：在中央未决定办法前，对苏交涉勿为局部之缔结。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70页。实际上，这不过是张学良计划中的先礼而后兵的步骤而已。因此，东北方面已特地派吉林省外交交涉员钟毓携查获苏联驻哈领事馆重要文件和东北当局解决中东路问题办法，于26日赶往南京面见到王正廷。由于双方意见一致，故很快达成了默契。钟毓据此电告张学良称：已晤王部长，原拟办法与部意见并不冲突，会商结果，应分执行与交涉两事。哈当局照原呈办法，不必与苏交涉，而按节强制执行。如不服从，撤换局长亦在所不惜。至全案解决签字应等中央命令。中央将综核全局，把东路改组及蒙古、新疆问题等一并制成大纲，向苏交涉。而与东路有关之事，凡属执行范围者，酌量情形妥为办理即可。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71页。

但相比较而言，张学良解决中东路问题的办法，仍拟以遵守1924年中苏及奉苏协定为前提。即使强行解除苏方管理局局长职务，也只是以苏方局长违反协定关于中苏双方权限均等的规定为由，并非准备一举整个夺回中东铁路。而蒋介石和王正廷的态度则并非如此。王正廷的中东铁路想法很简单，中央正在实行“革命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正好可以把中东路问题与蒙古、新疆等问题一并向苏交涉解决。蒋介石这时虽未提出同时解决蒙古、新疆问题的想法，但他明确认为，应当乘机坚决收回中东路全权，大不了与苏彻底绝交。

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东北与南京有所分歧，张学良于7月6日专程赶赴北平与这时来到北平的蒋介石和王正廷会商。抵北平次日晚上会见记者时，他还是公开强调：对俄事，凡条约范围内已允我之权利，当强硬主张。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73页。言外之意，即使在中东路问题上采取行动，他也还是准备依据条约行事，即必欲要求俄中局长平等行使权力，并不想单方面废弃1924年的中苏条约，整个夺取管理权甚或简单地以武力来收回中东路。

但蒋介石和王正廷的看法不同。7月10日，蒋介石、王正廷与张学良在具体商谈中东路问题时，蒋介石明确表明了他的态度，即：“收回中东路权，以防止苏俄赤化东省。”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7月10日条。他强调认为，中苏事实上已经断交，不必怕与苏联绝交。而且，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60页。关于出兵10万，拨几百万军费的说法，源自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部驻京办事处处长秦华的回忆。其说虽未必十分准确，但对照苏军侵扰边界后南京方面曾明言已准备数万军队随时可以出关，并曾援助200万元的情况，可知此说亦并非完全不可信。

由于蒋介石的极力推动，张学良有条件地同意了蒋介石关于整个收回中东路的提议。但他坚持要分步骤进行，先收回中东路的管理权，驱逐所有俄籍管理人员，之后再视情况争取收回整个中东路。据此，张学良当天即下达命令给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和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要他们强行收回中东路管理权。

接到张学良电报的当天，东北政务委员会等接连发出命令，通知中东路苏方职员，以中东路沿线电话线，超越铁路专用规定，用于一般通话并收费，实属侵权为由，实行将该电话线完全收回。哈尔滨特警处亦依据长官公署令，以中东铁路各职工会，以及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局、商船联合会等苏驻哈机关宣传赤化为由，一律解散或予以查封。当日傍晚，特警处正式宣布，将苏驻哈代理领事及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等59名苏方人员驱逐出境。吕荣寰则于次日公开发表宣言，指责苏方违约，声称搜查苏驻哈领馆时，苏方重要路员均在现场，皆系宣传赤化分子，故奉政府令遵照协定，从事执行，以便防止赤化宣传，保持奉俄协定精神。中东路管理局局长暂由中东路华方理事范其光暂代。

接到张景惠、吕荣寰执行结果的电报，张学良当即予以鼓励称：此次处置俄事，事前筹备完密，临时措置迅速，深合机宜，殊深嘉慰。同时，他特别电告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说明：中东路权完全收回，边境防务尤为需要，故要求电饬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于江俄接壤之处，如满洲里一带，增兵5旅，严为防范。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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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正式绝交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方迅速做出了反映。13日，苏联照会国民政府，声明愿意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三项建议：（一）立即召集会议处理与中东路有关的一切问题；（二）中国方面应立即取消对中东路的一切断然命令；（三）立即释放一切被拘捕之苏联人员，停止一切针对苏联人民和苏联机关的行动。照会同时警告中国方面，苏联政府将在三日内等候中国政府作出答复，如不能得到满意之答复，苏方将不得不采用其他方法以保护苏联之合法权利。见《外交部致驻外各公使电》（1929年7月1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3，1086－1087；并见《俄牒全文》，《大公报》1929年7月17日第三版，译文略有不同。

收到苏联政府的照会后，蒋介石除了电示在北戴河避暑的张学良“本原定方针，妥慎处理，持以镇静”《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7月16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8045171。以外，对苏方的威胁并不以为意。其甚至不愿与苏联就此交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称：“外传所谓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者，今观其辞句强辩而含恫吓，余不愿与之直接交涉，以非正式答之，力辟其为不正当行动与不顾事实耳。”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7月16日条。南京政府其他要员，如铁道部部长孙科、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亦相继出面发表谈话，声称苏方照会实为恫吓，不足为虑，强硬表示中央将坚决贯彻对俄策略，绝对不为苏联政府的照会所动。《各要人谈话认俄系恫吓》，《大公报》1929年7月16日，第三版。

当然，在外交部的坚持下，蒋介石最后一刻还是同意外交部复文做答。中方复文宣称，此次东省搜查哈尔滨俄领馆，及对于中东路之处置，“本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勃发为目的”。因“苏联东路局长及该路重要职员，对于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及中东路暂行管理协定，自始即未能切实执行。数年来，该局长等种种违法越权事实不可胜指，至使中国人员欲按照协定执行职务而不可得。尤甚者，苏联人员辄借该路机关作险诈违犯中俄协定之宣传。因此种种原因，该省对于东路不得不有此处置，是违背中俄协定及东路管理协定，其责不在我方，至为明显”。中俄关系各事件及东路问题，中方当派驻苏公使朱绍阳回莫斯科与苏方商榷，以谋合理合法之解决。《外部昨电令驻俄代办转达中国对苏俄希望》，《大公报》1929年7月17日，第三版。

哈尔滨领事馆事件尚未解决，张学良就再度斥诸武力夺取了中东铁路。国民政府又拒绝了苏方照会，早就准备采取相当办法的苏联政府随即宣布对华断交。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崧，宣布：（一）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二）召回苏联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三）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四）命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同时声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苏俄绝交牒文》，《大公报》1929年7月19日，第三版。

接到苏联政府断交照会后，蒋介石当即与胡汉民等密商对策。因苏方的举动在南京当局意料之中，故蒋、胡均不甚在意，且估计苏联不敢用兵。

胡汉民公开对记者声称：“俄二次通牒态度早已料到，仍系恫吓，不致发生战事。”《苏俄昨宣布对华绝交》，《大公报》1929年7月19日，第三版。蒋介石亦自忖道：“详察牒文末句，有苏俄政府声明保留一九二四年中俄所订协定之权利一语，是其意在保守，或不敢用兵，即用兵，余必以全力赴之。而我内政或因此反易解决也。”

基于蒋、胡的态度，随后召集的紧急会议决定对苏来照不予答复，准备发表宣言请各国主持公论，并公布前从哈尔滨苏领事馆所获之文件。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7月18日条。据此，蒋介石特地致电张学良，为其打气称：

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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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事件赤俄迄无觉悟。铣日向我通告，召还驻在我国之使领人员及中东路俄员，断绝中俄铁路交通，并请我国召还在俄使领。赤色帝国主义者充分表现其蛮横之态度，本无足异。且中俄绝交已非一日，苏俄至今宣告等于滑稽。况据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观察，亦未必遽敢向我宣战。中央对于此事早经决定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国际情形复杂，尤须着重应付，免致造成协以谋我之局。尊处准备有素，当不至稍有疏虞。《蒋介石致张司令长官电》（1929年7月18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9页。

19日，苏联驻华各地使领馆人员开始降旗离境。当天，国民政府一面发表宣言重申夺取中东路之理由，一面召开第三十六次国务会议，就苏联宣布正式绝交问题做出相应决定，即：“所有苏俄驻华使领馆人员一律护送出境，我国驻苏俄使领馆人员一律召回本国。旅居苏俄华侨托由驻苏俄德国使馆代为保护，令外交部负责办理。”《苏俄宣布对华绝交后中国政府发正式宣言》，《大公报》1929年7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8，0015－0016；并见程道德等编：《中国华民国外资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40－545页。紧接着，除个别人员留守外，苏联驻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领事及海关职员乃至苏联侨民均经满洲里回国，中东铁路约600名苏联员工也集体请辞返国。中国驻苏联使领馆人员也随后经芬兰转欧洲归国。中苏两国自此彻底断绝了一切外交关系。

蒋介石一意孤行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后，苏军即开始在中苏边界制造紧张空气。蒋介石依旧告诉张学良：“苏俄决不敢对我国开战”，故应严令边境军政人员持以十分镇静态度。“即使其来挑衅，则我军应集中于预定之防御线，暂取守势，不可在边境与之对抗。”《蒋介石致张汉卿电》（1929年7月19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21页。

但注意到苏联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边界形势高度紧张，张学良显然开始有所不安。他明确告诉蒋介石、王正廷称：苏方现调动军队，积极筹备，迫近满洲里、绥芬河等处，确有以武力压迫情势，决非局部之事故，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自沈阳报告苏联政府调动军队迫近满洲里、绥芬等处请中央预定方策电》（1929年7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21页。

然而，南京方面仍旧坚持不会发生严重问题。7月19日晚，苏军开始在绥芬河一带向中方守军开枪开炮，并公然扣留行进在黑龙江上的中国船只。得到消息后，蒋介石也还是断言苏联决不敢对中国开战。他在次日给张学良的复电中详细介绍驻列强各国公使的来电，强调美国国务卿力主中国可将此事付诸公断或仲裁；日本外相相信中国只要愿意交涉苏俄当不会拒绝；德国也是甚愿调停，英国更认为苏俄不会开战，如此等等。故相信：“详察国际形势，俄无开战可能，昨日绥芬飞机与炮声是其仍以恫吓性质，我军前方部队须以极镇静态度处之。即使其向我国境内进攻，则我军非引退于集中地点，准备完毕后，不可与之接触。此时当力避冲突也。”《蒋介石致张汉卿电》（1929年7月20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32－35页。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很明显，那就是，绝不能向苏联示弱，因此也不宜对苏直接交涉。注意到非战公约7月24日将正式生效，其主倡者美国政府又格外热心，蒋介石自然是希望能够向国际上“提出仲裁”。

对于蒋介石的主张，20日夜从青岛赶回南京的王正廷不大赞同。他在次日凌晨见蒋介石时表示说：俄国未加入联盟，故无要求联盟调停必要。对非战公约组织，也只能限于将中国政府的态度通知签约各国而已。毕竟外交全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美国建议调解中俄争端以后》，《大公报》1929年7月22日，第三版。因此，他主张应当对苏联政府的绝交照会做出正式答复，以寻求直接交涉。对此，蒋介石断然反对，严辞道：“彼已决绝如此，余决不复，兄必欲复，请以兄私人名义复之可耳。”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7月21日条。

这时，正是南京政府大力推行“革命外交”，与列强各国紧张谈判改订条约的关键时期。政府武力收回中东路的举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苏联宣布断交并在边界实施武力威胁，自然会激起社会舆论和大批民众的激烈反应。注意到民心可用，蒋介石显然希望利用此一形势，提升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望，并彻底抑制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反抗之举。从他这时?表的声明和宣言中，不难看出他为什么会敢于大胆推动东北当局直接向苏联挑战，以及用心何在。他公开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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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政府对驻英俄代表之一再搜查，法政府对驻法俄使之强制撤换，苏俄皆帖然就范，不敢稍抗，今独敢以最后通牒加于我者，岂非蔑视我国之无人，乃以次殖民地视我国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中正平日所为垂涕而道于邦人君子之前。尤我全党同志、全体将士所当憬然反省也。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嚏；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此次事件为我国力争独立平等之关键，非举国一致，共同御侮，更无以自存于世界。《蒋介石告各省政府各总指挥师旅团长转全体将士同志书》（1927年7月20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28－31页。

蒋介石一面坚持对苏取强硬态度，一面对苏方挑衅要求东北方面退避三舍，力避冲突，其基本策略就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推动在美、英等国主导下的非战公约组织和国际联盟出面，不战而达成胁迫苏联让步和提升南京正统地位的目的。

但是，蒋介石不明白的是，列强各国本来就对中国用“革命外交”的手法压迫各国放弃在华特权而耿耿于怀，中国这回又公然采用武力的方式夺取中东路，各国政府无论与苏联关系如何，都难以给中国政府以支持。

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朝枢明白电告外交部称：此次中国攫夺中东路，美、英等均印象不佳，法国亦然。美国国务卿明确表示，正因为世界舆论不赞成中国的做法，故苏联的态度已转强硬。中国此举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借口防止俄人宣传共产，目的是要占领中东路。该国通信社的报道亦指出，党国要人演说多含有先占东路，再及其他，以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意。“此等举动及言论殊丧友邦同情，各国虽雅不喜苏俄政府，但此事则不以中国为然。”因此，伍朝枢提议：“我似应即速发表宣言，说明此次并非攫取共有之中东路为独有，不过驱逐违约之共产党而已。”《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3，1842。

由于顾虑到美、英等国的态度，南京政府外交部自21日起不得不开始突出强调：此次夺取中东铁路，实一“权宜之措施”，纯“因哈埠事件发觉东路重要职员及其他机关经理委员均经参加”，出于取缔宣传共产的目的不得已而出此。但“此后该路问题及关系各事件均先由中俄商洽解决”《外交部致驻各国公使电》（1929年7月21日）；《外交部致驻英国陈代办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9，0175，1836。。据此，国民政府为统一口径，也开始向各部会及各地军政负责官员发出通告，说明对中东路事件当一律做如下解释，即：

查苏政府借驻华官办营业机关，匿伏共党，不独宣传赤化，且图危吾国国本。迭经见诸事实，本年五月感日吾东省特区行政长官查实驻哈苏联领馆开第三国际共党宣传大会，当经搜得破坏我国统一组织暗杀团及秘密破坏军……助长内乱种种铁证，遂不得不对中东路有相当之处置，并封禁东路职工联合会等谋乱机关。《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南京各院部会、阎委员百川、张委员汉卿、上海蔡委员子民、福州杨委员幼京、北平何参军长雪竹、洛阳唐院长孟萧暨各省政府主席各特别市市长各总指挥各师长电》（1929年7月22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8033725。

7月21日，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电告外交部称：俄大使托人来馆表示，俄方不喜欢列强以拥护非战公约为辞出而干涉，故甚望中俄能直接交涉，自行解决。“特询我方意旨，倘得双方同意，即可设法转圜云云。”《柏林蒋作宾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39页。这一消息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高层更加确信：“俄国绝不轻用兵，绝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南京赵部长电太原阎总司令电》（1929年7月2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58。

受此影响，张学良变得紧张起来的心情，也稍得舒解。他电告蒋介石称：“学良忝膺疆寄，自信不畏胁迫，并具保国权之精神。”当然，他还是担心会出现万一的局面，届时苏联未必真会进占东北寸土，但始终虎视眈眈的日本人难免不会乘机而入。故其明告蒋介石称：“苏俄未必遽敢宣战，惟某方处心积虑在坐收渔利，百般煽惑，证据昭然，不幸引起战争牵涉甚大。值此甫告统一，元气未充，但以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张学良致蒋介石电》（1929年7月22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44页。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担心依旧不以为意。

2

他向张学良转报了来自德国的消息，称：“中东（路）问题不惟中国力避战端，俄亦无此能力。顷得德电，俄官报载，苏联人民不特不主战，且极力反对战事。又云，中东铁路地位本无保持之可能，云其交通总长宣言，除非中国侵入俄境，决不输送一兵等语。据此可知苏俄之态度矣。”《蒋介石对张学良电报的批示》（1929年7月22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44页。

由于相信有可能就此收回中东路，蒋介石坚持以强硬对俄，不屈不挠。故当蒋作宾22日来电再度通报苏联大使的询问，且认为“苏俄正求直接谈判而不可得”后，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且特别告诫王正廷，对此不要理会，称：“时机未到，决以缓复为妥。”再加上当天张学良没有报送苏军在边界继续侵扰的消息，他明显地开始自以为得计，暗自批评道：“国人惟好猜测而慌张，至于镇静与秘密乃外交与军事之要素者，则绝无也。”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7月22日条。

不料，仅仅过了一天，蒋作宾就送来了一个让蒋介石有些意外的消息。其电称，苏联大使表示，该国政府已经否定了他的建议，坚持“非中东路恢复原状不开谈判”。蒋作宾给蒋介石的电报并称：“俄人态度转强，似非出于一战不可，俄国动员令尚未公布，惟运动外蒙古与吾国绝交及借共产党扰乱已证实。望速准备。”

对于此种消息，蒋介石显然不愿相信。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彼之恫吓惯技也，余惟一笑置之。”当然，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同时更是为了笼络住北方地方实力派领袖阎锡山，他这时力劝阎锡山出任西北边防司令长官，加强对苏联的防范。说明除“黑龙江热河两省西界以哈尔滨松花江中东铁路大桥东各地作为东北边防区，其司令长官仍由张汉卿兄担任”外，“诚恐俄人利用外蒙扰我西北或侵入新疆，故特筹定西北戒备计划”。以“察哈尔自新疆一带作为西北边防区，其司令长官已由中央任兄担任”。并提议在多伦、张家口、绥远、兰州、迪化集中有力部队，以为相互之策应。《南京蒋介石致太原阎锡山总司令电》（1929年7月22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40－2141。

由于注意到苏联在东北边境上的军事挑衅行动明显减少，和21日以后对外宣传略见成效，南京政府内部这时对收回中东路仍旧充满乐观的看法，甚至认定各国论调已为之一变，无有以俄为是者。“俄人之不敢用兵，即此可以断定。”《南京赵部长致太原阎总司令电》（1929年7月24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34－2135。

受此情绪影响，南京外交部甚至又开始委婉地否认占领中东路只是出于防共目的的一种“权宜之措施”的说法。伍朝枢24日来电说明，他依据外交部21日电已在华盛顿公开宣布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行动，仅系驱逐共产，并非攫路。但他希望确认：中国占路是否为暂时的，

3

若苏联提出另派职员，中国是否容纳？外交部对此明确复电否认。其电报声称：“报载暂时占领并无此种谈话，至苏联另派职员一节，征诸往事，实决非根本解决之法。”《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4日）；《外交部复伍朝枢电》（1929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中东路事件，062420／505002－03，1886，1889。

宁奉态度分歧张学良的想法明显与南京方面不同。

这个时候大多数东北军政要人均对张学良采取如此行动来解决中东路问题抱怀疑态度，张学良此前的强硬态度在东北高层当中颇为孤立。何成浚到沈阳后即发现：东北高层内部“除汉卿以外之重要人物对外交当局之办法多怀疑，并极不愿有军事行动”。《何成浚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8月2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86－2187。苏联不顾刚刚签订的非战公约的条文约束，以侵扰中国领土领空相要挟，亦清楚地说明苏联绝不会听任中方夺回中东铁路，这更加印证了多数怀疑论者的观点。张学良这时也非常清楚，以东北之力，绝不足以停止苏军的进攻。如要对抗苏军，必须引入中央军。但若照蒋介石拟定的方案，将中央军引入东北协防，则不仅内部反对必更强烈，东北自主地位不保，而且日本关东军势必会做出激烈反应，甚至实施干涉行动。注意到这些严重的情况，张学良开始深信，将中东路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依据条约解决问题，最为适宜。

鉴于国民政府外交部21日肯定夺取中东路为“权宜之措施”，且国民政府的宣言也明确提及1924年中俄条约的规定，故力主妥协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马上积极推动了与苏联驻哈总领事梅里尼可夫的接触。有关接触情形可见蔡运升：《伯力交涉始末》，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惟蔡回忆的交涉时间明显有误。见该书第858页。注意到梅里尼可夫并未拒绝与东北当局进行交涉，张学良也迅速做出了积极反应。他不仅亲自出面，通过与美国芝加哥日报社记者谈话，解释东北当局绝无破坏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单方面收回中东路的想法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80页；并参见王理寰、谢珂前引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第11页。王、谢回忆蔡运升与梅里尼克夫交涉经过确有其事，惟交涉时间、双方条件及其破裂原因等均与事实相距甚远。，而且立即指示蔡运升交涉员与梅领事具体接洽。

在张作相和蔡运升等人的坚持下，张学良很快批准发出致苏联代理外交人员委员加拉罕的专函一封，提出四项具体交涉办法：（1）双方各派代表定期会议，解决东路问题；（2）苏政府另派正副局长；（3）（中）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由俄正局长、华副局长共同签字办事，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4）被拘苏方人员可以释放，苏联拘留之华人亦须一律释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自沈阳报告俄驻哈梅领事与张作相副司令、蔡交涉员谈话情形及拟由东北方面致喀拉罕一文作为局部意见以谋和平解释电》，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39－240页。

在采取了上述做法之后，为了征得南京方面同意，张学良特意以他和张作相两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详加说明。他的理由是：涉及到中东铁路以外的各重要问题，自当仍由中央进行交涉。惟中东铁路问题毕竟为一局部问题，则“不如先由地方径与商洽，即一时未能解决，亦尚有回旋余地”。《张学良、张作相致蒋介石电》（1929年7月26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51页。

张学良此举，让蒋介石倍感恼火，坐卧不宁。其在日记中忿忿然称：“苏俄离间我中央与地方之感情，张作相不察，竟提条件，恢复苏俄之权利，而张学良既恐苏俄开衅，又畏日本乘机议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权衡轻重利害，以致摇动中央方针。呜呼！”

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7月27日条。但是，张学良地位太过特殊，蒋介石为牵制关内冯玉祥、阎锡山，非与张学良携手不可，因而投鼠忌器，敢怒不敢言，其复电自然措辞委婉。他先是假意肯定：“对俄先由地方以为接洽回旋余地，此意甚佩”。之后也只是提醒张学良应注意：“防俄利用中央与地方之分，彼乃从中挑拨取利”，“使我中央与地方对俄方针分歧，步调不一，致外交失败，反为其所操纵。故凡既经由中央接手之外交，无论如何困难，必须认定中央为交涉对手，以保国家威信。”最后，蒋介石建议张学良务必修改给加拉罕的四条件，即保留原条件中之一、四两条，二、三条并为一条，即“（中）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蒋主席致张学良司令长官指示对俄交涉应注意事项对喀拉罕提议改正各条文电》（1929年7月27），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0－241页。言外之意，不能允许苏联继续有权管理中东路，且应为收回中东路留有余地。

因事涉外交，张学良不好独断专行。但张学良深知没有请苏联再派正副局长一节，苏方必不能答应，故其虽依蒋意将四条改为三条，却仍将原有二、三两条作为附件提出，以符苏方之意。其随后电蒋表示：

4

业将钧电所定三条原文用良个人名义函达喀拉罕（按即加拉罕），并请其电复。惟俄另派正副局长一节，准情酌理。为先发制人计，不得不容纳彼方意见。至会同签字办事一层，实系我方提出，如能办到，于将来会议时亦属有益无损。上述两端仍须于函末附带声明，并未列入正式条文之内。至其他外交问题，自当听候中央处置，绝对不敢为局部交涉，致妨国家威信。《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自沈阳报告业将所定三条原文用个人名义函达喀拉罕电》（1929年7月28日），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1页。

张学良越权交涉，且坚持依据中俄协定办事，不仅使蒋介石原定暂时不与苏联直接交涉的计划落空，也打乱了南京外交部试图全国一体推进“革命外交”的既定部署。这边蒋介石仍急电张：“原文三条之外，附件不可加入，务请设法注销为盼。”《蒋主席致张学良司令长官指示致喀拉罕函原文三条之外附件不可加入电》（1929年7月29日），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2页。那边王正廷也开始对张学良大发牢骚。其电报就远不如蒋电客气了。王声称：

按我方此次所取之特别处置，将俄局长免职，非所以乘机谋利，乃为保持我国政府之安全，铲除三省心腹之隐患。因该局长等参与密谋以倾覆我政府，其忧不在个人之谁何，实在借其局长地位利用东路管理之权，不啻为虎附翼，大患实在此一点。目下各国亦均深谅解，国际间我既妥为布置，彼已自见势穷，以九仞功成，待其屈服。若此时未经会议以前先允其另派局长，不惟示人以弱，自认前次处置之不当，……为天下万国所窃笑，亦足生国人全体之杞忧，则此后之东路外交弟再不敢负责矣。且此等弱点，一经暴露，恐东省别国外交更增困难，务恳俯念全局，将该附件撤消，所关甚大，吾兄当能谅察也。《王正廷致张学良电》（1929年7月29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59页。

在蒋介石和王正廷的再三督促下，张学良最终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但由于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的交涉还在进行中，故蒋、王仍旧十分紧张，三天两头地致电张学良，要其严令蔡运升“不可强为迁就”，并再派驻苏公使朱绍阳前往主持。在这种情况下，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的交涉自然搁浅。因为苏方很快发现，蔡运升的态度与几天前已有重要变化。蔡运升过去明确表示赞同苏联政府另派正副局长，这次却再不提及此事了。而苏方坚持，中东路现状是中方武力侵夺所造成的，不能视为合法，必须恢复原状，接受苏联任命的中东路正副局长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83页。有关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此次交涉失败的具体情形，可见蔡运升前引文，第858－859页。故朱绍阳虽于8月7日赶到满洲里，结果梅里尼可夫却拒绝见面，称“彼无任何全权与蔡交涉员或朱绍阳进行谈判。苏俄政府之意见已叙明于喀拉罕（按即加拉罕）致张司令长官之函中”，即除非中方先以书面承认由苏方再派正副局长，恢复中东路原状，否则苏联方面拒绝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朱绍阳致王正廷部长电》（1929年8月9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3页。

南京政府与东北当局这时的分歧，其实就是要不要收回中东路权的问题。张学良坚信暂时无此可能，他的目的是能够依照中俄协定规定，允许苏方另派正副局长，争取实现双方能平等享有管理权即算大功告成了。但王正廷却坚持必欲设法乘机废止该项规定，使苏联不能操纵中东铁路，因为他坚持：“俄方历来利用该项地位隐为图谋，如不予以根本解决，势必贻患将来。”即使从策略上观之，“既经毅然处置于前，则在未开议之先自不能稍有退让，自陷矛盾。且此时纵我勉予允认，得以开议，彼必更将肆意要挟，多方延时宕。与其委曲而不能求全，曷若始终坚持，促彼觉悟。此中利害业经迭电详陈，仍希毅力主持，电饬蔡交涉员勿稍退让，务令就我范围。”至于双方好不容易开始的这一交涉如果不成可能带来的后果，王正廷也力劝张学良不必担心。“万一接洽决裂，窃度彼方虽严整战备，然亦为签字非战公约之国，必不敢以世界为敌，实行宣战。”《王正廷致张学良电》（1929年8月5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2－73页。

蒋、张各执己见8月6日，苏联正式组成特别远东军，以布留赫尔（即加仑）为司令，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随着中苏直接交涉的破裂，苏军对中苏边境中国一侧军事目标的攻击明显地开始升级，大批苏军分成小股，不断袭击甚至进占中国一侧的村镇、县城及车站口岸等。张学良不得不紧急抽调5个旅的兵力，分往各重要口岸驰援。与此同时，蒋介石所指望的由美国出面组织各国进行裁决，以主持公道，迫使苏联让步的希望也告落空。因美国国务卿提议组织五国调停委员会加以干预，遭日、德等国反对，已被迫放弃。《东京汪荣宝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8月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020/505002－03，1903。

5

王正延面对中苏边境军事吃紧的情况，蒋介石显然仍未为所动，甚至开始暗自发狠，有必要使事态闹得更大，以此来暴露“社会主义国家之虚伪”与“共产主义国家之侵略”。用他的话来说：“与其不战而亡，以汙我民族光荣之历史，宁愿背城借一，同归于尽，以保我国民革命之光荣。”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8月14日条。

据此，蒋介石一再去电为张学良打气，说：“以现势判断，俄实外强中干，彼除用利诱威胁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如正式开战，乃正彼所忌。”兄“能多一时之忍耐即增多无穷之国威，且表现吾兄政治之能力，不久在国际地位上将生莫大之影响。”《蒋介石致张司令长官电》（1929年8月14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7、82－84页。同时，他特别暗中电示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令其为政府代表前往沈阳，“辅佐汉卿主持交涉，使暴俄无所使其伎俩。我方对俄终以不主开衅，惟以镇定不屈处之。并与其切商军事准备，以防万一可也。”《蒋介石致北平何成浚军长电》（1929年8月14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6页。

王正廷对形势估计也表现得乐观。他电告张学良称：“彼如允为直接商议，则按照方案进行交涉，此为预定之步骤。万一始终拒绝接洽，而并无显著之作战举动，仅于沿边虚张声势，则惟有持以镇静，待其觉悟，俾得就范。”在他看来，“现在路权在我，即令彼方故事迁延，于我并无不利。”《王正廷致张学良电》（1929年8月），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9页。

正是由于南京方面均如此乐观，故蒋介石与胡汉民、王正廷、戴季陶、古应芬等14日开会决定，仍本预定方针行事，至少对中东路管理权“决谋收回”。《蒋王会议主收回管理权》，《大公报》1929年8月15日，第三版。而出于外交上的考虑，王正廷随后发表公开谈话时则讲得较为委婉，称：中方力求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但解决办法非经谈判不可，包括局长任用，亦须重新谈判另定办法；如俄人坚持来打，中方亦“决严重抵抗，不能任由赤党侵犯”。《王正廷述国府对俄方针经过》，《大公报》1929年8月17日，第三版。

对于蒋介石、王正廷基于整个国家“革命外交”的种种考虑，张学良未必完全不能理解，问题在于东北现实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与危险非南京所能体会。他为此不惜一天数电，反复申说。称：“中央成竹在胸，非管蠡所能窥测，惟三省一经出兵，费用不赀，财政枯竭力实未逮，并受大雨之影响，路电损坏甚多，修复所费极巨，交通因以停滞，万一竟至决裂，实属万分困难。此即日夜仿徨所窃虑者也。”《北平何主席致太原阎总司令电》（1929年8月14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72－2173。且“东北与俄接壤，绵亘千里，现防御所及者，仅在东路两端绥芬河及满洲里之一带，而近来俄人率由陆路交界处节节进窥，顾此失彼，极感困难，此防不胜防者一。中日韩俄之共产，分布东北各省，一旦有机会可乘，势必到处爆发，不易遏止，此防不胜防者二。”。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86页。再加上日本控制着南满铁路，并可以左右负有日债的四洮铁路，一旦对苏开战，张连运兵都将受制于人。注意到如此复杂的情况，张学良明确认为：我“多撑持一日，即多一日之损失。且恐发生意外，收拾愈难”。因此，他强烈要求中央速决办法，从速进行，以期早日解决，而免第三者渔利。《张学良致蒋介石电》（1929年8月14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85页。

当然，张学良虽叫苦不迭，但身为封疆大吏，且事关东北自身安危，他还是竭尽全力应付于万一。15日，张学良下达了作战动员令，组成防俄第一、二两个军，兵力6万，以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兼中东路东段总指挥，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兼中东路西段总指挥，分别以满洲里和绥芬河为各自的司令部所在地，并命两部即刻由辽宁开往前线地区。与此同时，他还是出于宣传目的，公开宣布称：“我为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张学良向美记者宣言》，《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第三版。

张学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意向中苏边界大规模调兵遣将，非但没有起到阻吓作用，苏军却开始在札兰诺尔、满洲里、绥芬河、海拉尔、三江口等数处对中国守军大举进攻，这进一步引起了张学良的高度紧张。但注意到苏军此一轮进攻仍是打了就走，并未以消灭守军和攻占中方领土为目的，蒋介石依旧要张学良保持镇静。其17日即电告张学良称：“暴俄仍为恫吓行动，不敢深入我境也。”他对张学良派兵6万驰援满洲里和绥芬河，及发表声明宣示的?心极为满意，声称：“如对俄问题，兄与中正能取一致行动，则未有不操胜算也。”《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8月17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89页。他因此也公开发表强硬宣言以为响应，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故“苏俄侵略真相之暴露，即吾国外交政策之成功”。但中国亦绝不会听任苏俄之侵略，“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蒋为俄事再发宣言》，《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第三版。

就在蒋介石对俄事宣言公开见报的当天，他从蒋作宾来电中得知，德国外长建议中国政府想一变通办法，表面上满足苏联要求，实际上收回中东路主权。蒋介石认定德外长建议背后实际上是苏联政府想要找到转圜办法，他因此更不相信苏联想要打仗了，暗自曰：“苏俄之虚声恫吓，谁不知之。”他当天即再告张学良称：“观此俄人甚望转圜说话，而彼必无作战决心可知，刻已电令雨岩设法与之接洽。而我方态度愈一致愈强硬，则接洽必愈易也。”《蒋介石致张司令长官电》（1929年8月18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92－93页。

中苏交涉尝试蒋介石坚持强硬对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非如此无法达到最终迫使苏联放弃中东路的目的。接受苏联方面的先决条件，哪怕只是同意其改派局长，都等于继续认可中东路原有的状态。纵使按张学良的意见，加上双方局长会签的规定，使双方在管理上实现权利均等，亦离收回中东路管理权乃至全部收回中东路的初衷相距甚远。德国外长的建议，终于让蒋介石看到了达成目的的一线曙光。因此，一直认为对苏交涉尚不到时机的蒋介石，接电后当即通知王正廷：“准由德人居间调停。”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8月18日条。

6

这时，鉴于苏军大举侵扰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南京政府外交部已经开始准备提案，并通知驻美、德、法三公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际联盟大会，以期在会上正式提起控诉。同时，外交部也准备好了正式的说文，拟提交非战公约组织，请各国主持公道。但因改请德人居间调停计划出台，为避免刺激苏联，此两项方案均暂时搁置。

经数日磋商，蒋作宾与德国外长于22日初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内容四点：（一）苏联政府推举新局长、副局长，理事会委派，苏联政府训令俄借中东路职员，严格遵守中俄协约第六条规定。（二）双方立将5月1日后因此次纠纷被捕之人释放。（三）双方原按照中俄协定解决一切问题，尤须按照该协定第九条第二款，即中国有权赎回该路之规定，根本解决中东路问题，且双方须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四）双方承认自纠纷发生以来之中东路现状应照中俄奉俄协定变更之，但此种变更须先由其两国代表会商决定。《蒋作宾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8月22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97页。

恰在此前一两天，驻日公使汪荣宝接连报告日本币原外相和法国驻日大使对解决中东路问题的提议，二人均明确提出，对1924年中苏协定两国政府均未宣告无效，因此苏方提出由其另派正副局长实属依照协定办理，中方不应拒绝。《汪荣宝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8月20、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中东路事件，062020/505002－03，1926，1932。对此，外交部的看法是：“自中俄协定成立政府始终极愿遵行，惟以俄方一再延宕遂至一切问题迄今毫无解决。该协定早已名存实亡。即如此次事件系在取缔宣传赤化为该协定第六条我方应有之权利，俄方正副局长既不遵守协定，又复参加宣传，因而去职。”“此次坚持不能由彼先派局长并非单独人选问题，要在欲求协定第六条之切实保障。此不仅我国治安问题，实于东亚大局具有莫大关系。俄方毫无欲求根本解决之诚意，乃避重就轻，故相责难，此则中国政府所万难迁就者也。”《外交部致汪荣宝电》（1929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中东路事件，062020/505002－03，1924－1926。

十分明显，强调中苏协定早已名存实亡，坚持中东路问题必须根本解决，这是南京政府对苏交涉的基本策略。因此，蒋作宾与德国外相拟就的解决办法自然也无法通过。外交部23日复电指出：办法第一条苏方推举新局长或可勉为迁就，但此一让步在“中方仅不过顾全俄方体面”而已，中方可以让步的关键在于第三条，即双方应照中苏协定第九条第二款立即谈判由中国赎回中东路的问题。因此项谈判告成，第一条即等于不存在。基于此，办法第四条应当修改，因“我方允派局长，系完全为顾俄方体面，决难于会议未竣前任其到任，而一方（面）又须我方得以实行收回东路，在此范围内规定解决方式”，故承认依照中俄、奉俄协定恢复中东路原状，势不可能。《外交部致蒋作宾电》（1929年8月23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98页。

对南京政府必欲乘机收回中东路的做法，此时在北方担当重任的阎锡山、张学良和何成浚等都颇表怀疑。阎锡山始终强调：“我国当民力疲敝之余，而又有第三者日思乘机渔利，对交涉上似不宜以勇往直前之态度处之。”《阎锡山致何成浚电》（1929年8月2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85。何成浚更是明确认为：“东路收回自管，在势恐不可能。即俄能，相信日本以种种关系决不任我独有。且俄对我确无必战决心，为今计，似宜外示坚强，内则速由外交方面秘密进行，以求得一相当解决为妥。”《何成浚致蒋介石电》（1929年8月21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95页。张学良也怀疑外交部的做法。在接到外交部声称只能在实际收回主权的前提下与苏联交涉的电报之后，张学良当即复电王正廷，尖锐指出：“尊意拟就蒋使报告乘机将东路问题彻底解决，收回主权，如能迅速办到自属甚善。惟是东路应照协定办理为中央与地方始终一致之主张，迭次声明，世人皆悉，今若超过协定范围而作进一步之希冀，不惟后先歧异易起群疑，且必治丝益棼，绝非短时间所能结束。尊电云客拉罕（即加拉罕）主张二条件无论如何不能改变，其态度坚强可见一斑，倘进而讨论主权问题，彼更乌能轻于让步？”转见《何成浚致阎锡山电》（1929年8月24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06－2107。“近得梯云、亮畴、衮公诸兄来电所述各国意见，均以为俄如要求另任局长，按诸协定中国似难予以拒绝。足见东北最初主张，非良个人之私见，亦非因希图了事而云。”与此同时，张学良亦把这种不满电告了阎锡山。电称：“查我国对外宣言中央地方一致以协定为根据，俄派正副局长为其协定上固有之权，所争者只在开议时之先后而已。至中俄宣言所云，亦抱定协定以立言，虽尚有应加考虑者，然相差似并不太甚。乃忽抛去协定，进一步作收回主权之讨论，理想愈远，双方之主张自必相差愈甚。如此办法直将使东路问题永不解决而已。”《张学良致阎锡山电》（1929年8月22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89－2190，2197。

7

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和异议，南京政府内部的意见也开始有所分歧了。强硬派如铁道部部长孙科在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依旧公开扬言：中东路管理，俄方既违反协定，我即不遵守义务，“中央外交方针，最低限度必须收回该路管理权”转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9页。。外交部在解释中国政府对中苏交涉的原则时，则注意不直接提及收回管理权或主权问题，只着重强调不能接受苏方提出的先决条件。称：“若承认另派局长而后开议，是直让步而无所谓坚持。故必如我方所主张一切问题均于会议中解决，始有何者应让步，何者应坚持之可言。且我方仅重在获得切实之保障，彼方避重就轻乃以局长问题故相责难，若我勉为迁就，则得步进步。”《外交部致汪荣宝电》（1929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020/505002－03，1943。

在8月24日蒋作宾来电提出解释原办法后，蒋介石的态度也多少有了松动。蒋作宾的解释是：南京对原提解决办法顾虑的关键其实在第四条中“现状”二字之解释，只要指明此“现状”是指纠纷发生后而言，若双方开议后俄不允赎路，我即可据此解释否认变更现状，结果自然可以继续管理该路。此点确定，则其他各条当不成问题。《上海宋子良译呈蒋主席电》（1929年8月26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03页。

蒋介石显然对来电的解释表示满意，因此除指示王正廷复电蒋作宾照此办理外，当即分电张学良、阎锡山等，声称：“对俄外交渐有转机，前之示强者以示弱无益而彼且置之不理也。今彼既向德政府请求转圜，故不能不略示宽大。昨得彼复电既允开议，且愿商赎回东路办法，则我方亦允其根据协定调换局长以全其体面。”《蒋介石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8月26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00页。“此间已设法与俄转圜，不久当能发表，惟东省态度须格外强硬，增兵吉黑亦须实行，则交涉必易办理也。”《何成浚致阎锡山电》（1929年8月23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95。

眼见中苏接洽成功在望，注意到“各界人士对主座极信仰，绝无异议，惟对儒堂之外交政策则完全不谅解，并暴露极不信仰之意”，《何成浚致阎锡电》（1929年8月26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11。蒋介石这时还刻意造成自己过去对外交不甚知情的样子，以便使各方能够放心。其电称：“从前外交由儒堂一人主持，故多不接头。”“儒堂主张不免高调”，“今决移由政治会议外交组合议，而弟亦负责参加，当不致贻误。”《蒋介石致何成浚电》（1929年8月25日）；《蒋介石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8月26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99、100页。

南京政府一厢情愿阎锡山27日，外交部正式通知张学良、阎锡山等有关各地政要：中俄交涉自地方接洽停顿后，现已经过德人从中斡旋，商定四项办法。即（一）双方愿按照中俄协定解决一切问题，尤须按照该协定第九条第二款解决中东路问题，且双方须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二）双方承认自纠纷发生以来之中东路现状，应照中俄、奉俄协定变更之，但此种变更须先由其两代表会议决定；（三）苏联政府推举新局长副局长由理事会委派，苏联政府训令中东路俄籍职员严格遵守中俄协定第六条规定；（四）双方立将为此次纠纷被捕之人释放。王正廷解释说：惟若开议后俄不允我赎路，我方可反对变更现状，“使理事会不能成立，局长亦不能委派，而现状一日不变更，我方即可继续管理”。《外部对俄宣言全文》，《大公报》1929年10月26日三版；《南京外交部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8月27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18－2220。

然而，苏联并没有像南京政府希望的那样轻易就范。30日晚，王正廷始得到蒋作宾转来苏联方面8月29日的正式答复。对此，蒋介石早已是望眼欲穿。蒋介石31日记：与苏俄交涉之复文仍未到，“待之，心颇切也”。

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8月31日条。

8

蒋、王都没有想到的是，苏联政府不仅坚持任命局长必须与中苏开始谈判的宣言一并发表生效，且要求苏方如须任命新局长，中方亦必须同时撤换中东路理事会的中方理事长，否则须去掉局长前面的“新”字，一切恢复原状。《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29年8月30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04页；《苏俄所改宣言内容》，《大公报》1929年9月1日，第三版。

苏方的态度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9月1日，蒋介石看到苏联的正式答复后，当即批示：“彼接受余所提之条件，而改易数点以争体面，亦有关实权者，余决不迁就。令王外长力争之。”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9月1日条。

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随后亦正式通过决议，支持蒋介石的决定，要求蒋作宾继续接洽，力争苏联接受原案。王正廷因此声明：“国民政府不能发见何种理由撤换现任东路理事长。”《王正廷声明否认妥协》，《大公报》1929年9月2日，第三版。

据此，外交部一面答复德国调人，新字可去，惟任命生效须待谈判之后；一面不得不再度致电正在日内瓦出席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将此事经过曲折及我方愿望设法向在会首要各国代表以口头非正式表示，以为将来正式提出之预备”。《外交部致日内瓦国联中国代表办事处转伍、高两公使电》（1929年9月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020/505002－09，0237。

延至9月6日，有外电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正式发表声明，宣称：中苏交涉办法不照苏方意思修改不能再开谈判，苏方的让步条件是：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允换局长。对此，南京政府外交部也从侧面做出反应称：外电所传恐有错误，实际上前此交涉中，经德国方面转述苏联方面的要求中，并无此项要求。而对苏联政府针对中德商定的办法所提修改意见，亦与德方此前所转述的意见不符。故中方怀疑苏方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转见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80378。

就在中苏之间再度展开口水战的同时，苏军重又开始大举骚扰中国边境地区了。一连数天，苏机每日必结队轰炸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处。不仅如此，苏方还先声夺人地致函驻苏德使，抗议中国军队与白俄军队相勾结，对苏方边境连续进行袭击达19次以上，声称苏军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由于蒋介石和王正廷都未及时向张学良通报在柏林的中苏交涉遭遇挫折的情况，张学良等对苏军再施武力大惑不解，因而反复电询中苏交涉是否中止，原因何在？究竟是因为蒋作宾赴日内瓦参加国联会议导致接洽停顿，还是苏联方面别有图谋。他们担心：“若我方仍以交涉为希望，彼乃不顾一切战而不宣，目前吃亏甚巨，将来补救无从。”因而力主南京务必设法早了，以免弄成不了之局。《张学良致外交部王部长电》（1929年9月10，11日）；《王树翰致外交部电》（1929年9月12日），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99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09页；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8026105。

9月19日，蒋作宾报来苏方答复意见称，苏方强调，苏联政府对中方提议解决办法之修改意见，乃绝对必要之最小限度的修正，且此修改均系依照中国政府所承认的北京、奉天协定。故此修正案之实行为两国开议前之必要条件，亦是俄国政府始终所主张者。中方坚持否认苏方委派局长得立即实行一节，使苏方委派局长形同虚设，苏方断难接受。若因此导致中苏间冲突如扩大，中国政府应负全责。《蒋作宾致王部长电》（1929年9月19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11页。苏方这时的态度很明确：“苏联政府自始即主张恢复原状，而同意最低限度以中国委任中东路新理事长为委任俄籍新正、副局长之交换条件。倘令中国拒绝此最低限度之条件，即中国无和平解决冲突之意。”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编，第1049页。

鉴于苏联方面坚不让步，国联大会一周后又将闭幕，外交部13日起已反复提醒出席国联大会的代表：俄如再无确实表示，“迫不得已，我方当胪列事实，提请国联办理”《外交部致王宠惠、伍朝枢等电》（1929年9月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020/505002－09，0248。。但苏联并非国联成员，蒋作宾深觉此举之无益，因而反对。他致电外交部称：“至提出国联，宾固不敢决定，惟宾觉利害相权，害多而利少。（一）阻直接交涉之路。（二）灰调人暗中调停之心。（三）引列强参入干涉之机，且此时俄人并未积极进攻，而铁路仍为我有，其提出理由不甚充足。其结果可想而知。”《蒋作宾致王部长电》（1929年9月17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13页。实际上，苏联在边境武装示威两个月，列强各国不仅袖手旁观，而?再三要求中方遵守条约，接受苏方条件，再加上这时国内反蒋势力大有蜂拥而起之势，蒋介石急需张学良率部入关支持，故其这时对向国联控诉也不抱热情了。

9月24日，蒋介石电告何成浚：“对俄外交决计让步结束矣。”转见《何成浚致阎锡山电》（1929年9月24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50。言外之意，蒋介石已决心放弃夺回中东路的计划了。注意到柏林交涉因德人居中转达，致使自己的判断发生误解，因此他甚至一改过去坚决反对东北直接交涉的态度，在要求蒋作宾准备作出让步的同时，更试图再通过东北方面去与苏联接洽。为此，蒋介石要求外交部派亚洲司司长周光龙前往沈阳，授权东北直接向苏联寻求和平解决，不必拘泥于中央交涉。问题是，时至于此，张学良也是束手无策。其因此复电蒋介石称：“至俄事由东北直接交涉一节，由于边境战祸发生以来，交通阻绝，不但对方原任谈判之人早已遄返，无由接洽，即使函电传达，亦苦无法可通。所以实无术再事转圜。此事当初既由中央完全担任，已数月之久，彼外交当局对本案应付计划，自必筹之已熟，今虽有小波折，亦应别图良策，以善其后。此种情形，谅邀彻瞩，尚乞俯鉴愚衷，转催设法速决。”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401页。

至此，中苏交涉再度陷入困境。尽管王正廷极力否认有所谓苏联政府通知各国驻莫斯科大使，经德国调停之交涉已告中止之说，但事实上，苏联方面确已不再通过柏林与中方进行接洽了。

9

东北危局显现自9月下旬柏林交涉中止，苏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边境的军事示威行动。10月初，哈尔滨特区高等法院开审苏联领事馆案，更使苏方把过去单纯的示威行动，变成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入侵。10月12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同江战役。苏军凌晨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约700余。亦有说当天东北海军被击沉者为三舰，后又损失两舰。另报载东北边防军海军司令沈鸿烈当时报称：此役“我陆军死伤五百余，海军亦相等”。《沈鸿烈等奋战克同江》，《大公报》1929年10月17日，第三版。战至午后3时，苏军夺取了同江县城，中方守军被迫退守富锦。

这边东北军备受苏军打击，损兵折将，那边蒋介石除了推动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外，几乎帮不了张学良的忙，而其自身因受到张发奎、俞作伯、李明瑞、唐生智，乃至冯玉祥等部联合反蒋的巨大压力，还不得不向张学良索要重炮营以为奥援，这种情况连蒋介石自己也觉良心不安了。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三解释说：“暴俄知我国内乱，故对我提议与德国斡旋之计，均置之不理，且声言概不承认与德国有所接洽云。如此情状，我方求速而敌方反益延缓，使我前方将士与东北同志困难倍增，此心歉然，莫可名状。”然“以意度之，西北问题不了，则俄事亦连带延长，不能速了”。此不能不请张学良帮助之原因所在。《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10月1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8页。

但事实上，蒋介石这时虽仍催促外交部抓紧设法，王正廷也已无计可施。他在21日电告张学良：德国出任调停一层已被俄绝，中央亦无法可想，东北应设法自了。随即，外交部致电驻外各公使，通告了中俄交涉破裂的情况，希望各国能够提供帮助和意见。同时，外交部还发表了对俄宣言，陈说整个交涉经过，指责“苏联政府绝无诚意以谋本问题之解决”。《中俄破裂之对外通告》，《大公报》1929年10月25日三版；《外部对俄宣言全文》，《大公报》1929年10月26日，第三版。对此，张学良异常恼火，虽明知阎锡山这时已经有加入反蒋阵营的意向，他还是不能不去电求援。其电称：“昨接外部电告，德国出任调停一层经苏俄谢绝，中央亦为束手，嘱东北设法自了。俄人早经返国，无从接洽，实已无法进行，言之深为痛心。我公有何高计，仍请指教。”《张学良致阎锡山电》（1929年10月23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71。

对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各国政府的态度依然如故，相信中苏两国可以在原有协定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其中日本外相币原的说法最为明白。他强调：据他了解，“俄政府对于此项交涉最初本竭力主张非将东路恢复至事件发生以前之原状断无开始谈判之余地，嗣经再三退让已不复坚持将中国方面自由罢免之局长重行复职，仅要求另派相当俄人为局长。此为俄政府最大让步。至禁止俄人在中国地方宣传赤化一节，俄政府亦允照办，惟要求中国政府严饬地方官对于在中国境内活动之白系俄人亦施以同一取缔。此更为当然办法。中国政府上述两点均不肯承诺，以致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等语”。“日政府意见，取缔白俄一节为题中应有之义，想中国政府断不拒绝，至局长问题若俄国坚持须将埃姆谢诺夫等复职，自于中国体面有碍。今既放弃此说，仅止要求另派俄人为局长，则实际上已非绝对主张回复原状，不可谓非中国方面之胜利。至任命俄员为局长既系协定明文所有，则迟早总须实现。先派后派不过手续问题，于原则上并无关系。从第三国眼光观之，此等争点极属微细，似无坚持之必要。此不独日政府意见，如此美国务卿所见亦完全相同。此外在东京外交团谈及此事者，皆抱同一观察。现闻中俄谈判中止，边境形势恶化，彼此牺牲多数性命之事日有所闻，为两国大局计，实觉为小失大。”《汪荣宝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020/505002－04，1997－1999。

10月25日，张学良电告南京方面，苏方原驻大乌里八十六号小站及阿穆该图之第七号军队业陆续撤退，易之以第五号模范军炮骑兵，共约5万左右，显将大举来攻。《南京外交部致阎锡山电》（1929年10月25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72－2274。次日，因哈尔滨地方当局再度派员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加拉罕致电张学良提出强烈抗议。鉴于外交破裂，军事无力抵御的严酷现实，张学良28日被迫亲电加拉罕委婉解释。由于张学良这时怀疑苏军将以占领哈尔滨为目标，故其此举显然希望双方能够就此实现直接交涉。张学良同时将此意电告了蒋介石，希望外交部暂时不要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提起控诉，以争取直接交涉可能。蒋介石对此亦未表示反对。其电称：“外部对联盟及非战约国声明书已于宥日提出，不及收回，兄致俄外部电如已发出则亦无妨，倘未发出，则暂缓数日更好。盖自中回京后，俄方已间接来电表示让步之意，而观俄外部致兄之电，更料其不敢占领中东路。此次大举内犯，其目的亦不在占领哈埠，以其果占哈埠则于其外交必陷于难境也。若兄既提出，则待其复电再定办法。惟弟必负责不敢有所推诿也。”《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10月28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26页。

10

30日，已后撤的苏军再度进占了同江县城，并派海陆空军侵入富锦江岸，于当晚夺占了富锦县城。对此，南京方面依旧不相信苏军有大举进攻哈尔滨或占领整个中东路的可能，外交部且根据外电消息，断言苏军后方缺粮，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进攻计划。然而，张学良的情报却全然相反。他电告南京称：“伯力附近铁路沿线，堆积粮秣如山，确有第三国由海参崴运输供给，如云俄方缺粮，实不足信。”据东北政务委员会判断，苏军“用兵计划，俟封冻后，一部由萝北进攻阳原，然后直捣哈埠；一部用骑兵直攻黑河，然后直攻江省省城。”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411－412页。

不论张学良等人关于苏军将会进攻哈尔滨和中东路的判断准确与否，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真的开始发动了大举进攻。苏军进攻分东西两路，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并轰炸了牡丹江。据张学良19日报告：17日“晨敌飞机二十七架，唐〔坦〕克车二十余辆，步骑炮兵三万余，进攻满洲里、札伦诺尔我军阵地。我军以少数之众决死拒守，团长营长以下死伤甚多。现正在激战中，满站十八里处铁路被截，票车被炸，乘客伤亡甚众。满站无线电台滨卢县署营房煤矿等均被毁，札伦诺尔阵地被坏尤烈，同时东路有飞机一队由下城子进至牡丹江，炸击我飞机厂。现札伦诺尔恐不能守，满站后路已断，守军亦复告急。祈转陈主座，余俟得续报。”《张学良致国民政府、军政部、参谋部并外交部电》（1929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总统府，062001／502301－01，1136。

两天后，张学良吃惊地得知，满洲里和札兰诺尔均告失陷，黑龙江省第十五、十七两个旅几近覆灭。鉴于蒋介石仍要其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深知东北军无力阻止苏军推进的张学良不能不复电蒋介石，痛陈再不能如此轻率地牺牲东北军人的道理。其电称：“札兰诺尔韩旅死伤过半，遂至不守，满洲里梁旅因后路已断，绕道撤回，能否脱险尚不可知。敌军武器新锐远过我军，徒以血肉之躯奋与相搏，宁复有幸。钧电谕以忍辱负重，敢不勉遵。惟以一隅之力，当强敌倾国之师，值此河封冻之时，既无设险拒守之策，欲守我不犯人之信，更无作战之计划，甫言事事落于被动地位，牺牲袍泽于无益之地，言之实深痛心。所冀者，外交得有进展，广解我东省之倒悬，若长此听其自然，则良等诚不知所措。良等固不足惜，如国家何？”《张学良致蒋主席电》（1929年11月22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8018204。

苏军此次大举进攻，仅几天时间，东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札兰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黑龙江守军韩光弟旅全军覆灭，旅长及团长均告阵亡；梁忠甲旅则因突围不成被迫投降。仅西路两旅守军被俘者，就已上万，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其数。据北宁路局局长高纪毅对记者称，自中东路事件爆发至此役，东北公私损失已超过5000万元。而据俄国学者几年前披露的资料，仅10－11月间，苏军俘虏的中方中高级军官就有1334人，初级军官3097人，士兵14090人。科里沃舍耶夫主编：《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军事行动、军事冲突中损失揭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93年，第65－66页，转见刘志青前引书第190页。此役震动之大，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东北边防和东北人心。东北西线守军由满洲里、漠河一线，被迫退守海拉尔以东及兴安岭、博克图一线。张学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护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粮。对此，南京政府除要求驻外各公使向列强各国通报苏联侵略情形，并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提出控诉，要求各国共同制裁苏联外，也只剩下转托德国政府照会苏联，要求苏方顾念非战公约规定，接受中方建议，各自从边界后退军队30英里之一着可想了。《外部方对俄提议调查，忽传已承认恢复原状》，《大公报》1929年11月29日，第三版。当然，张学良对南京方面的努力已不抱希望。

张学良自主求和还在海拉尔沦陷前，张学良就已经命令蔡运升立即设法与苏方人员进行接触，谋求东北地方与苏联方面直接交涉。20日，蔡立升经过苏联驻哈副领事阔阔林向苏联当局递交了一封正式文件，声称希望立即开始就中苏冲突问题进行谈判。当日，阔阔林前往海参崴，得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复函于25日返回哈尔滨。苏联政府条件依旧：（一）中方承认根据俄中协定恢复东省冲突以前之状态。（二）对于苏联方面根据协定所推荐之正副局长，即行恢复其职权。（三）因纠纷逮捕苏联人民即行悉数释放。苏联方面并声明，中方对8月29日由德国转达之先决条件未履行前，不能开始谈判。据张学良27日电告阎锡山和何成浚称：得此复函后，“良即召集寅僚从长讨论，佥以认外部交涉数月毫无结果，东省人死万余，财产损失约数万万，不能不设法了结。良查蒋主席暨外部从前均有电来指定三策，令由地方自了，遂于宥日致电俄外部，对前项三条件大体同意。”据此，张学良还直接去电蒋介石，要求同意“先由地方接洽，缓提国联”，以免节外生枝。《张学良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1月27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96－2297；《张学良致何主任电》（1929年11月2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8936218。

27日，蒋介石得到张学良的电报，“骇异久之，曰：‘如此大事，中央与地方政出两歧，惹笑中外！’又曰：‘详汉卿电俄措词尚含混，似未完全屈服，然其无经验与胆识，不能坚持到底，至四月辛苦，付诸东流，令人痛惜！’”

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11月27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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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莫斯科公布了张学良同意接受苏方先决条件以开谈判与苏方的来往信件。《莫斯科发表辽俄交涉经过》，《大公报》1929年11月29日，第三版。消息传出，让正在按照外交部的要求推动国际制裁的中国外交官们一个个瞠目结舌，纷纷致电表示惊诧不已。对此，外交部只能矢口否认外电关于东北当局已经承诺恢复中东路原状的说法，但它同时亦承认，莫斯科公布的消息亦并非全无根据。其29日分别电告各公使，解释说：“俄事近由辽宁与俄商洽昨已接有张长官详细报告，惟商洽内容与中央意旨相合。”“俄事如能直接交涉固中国政府所深望。”东北方面“如与喀氏有所商洽，在张长官答复范围内自不妨酌量进行”。且“最近俄向辽宁提议三条仍不外喀氏主张，已由张长官答复，可由彼推荐正副局长，余待会议解决”。《外交部电》（1929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020/505002－09，0299，0301。

事实上，同意由彼推荐正副局长，所谓余待会议解决云云，纯为一种托辞，外交官们心知肚明。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外交官都能理解这种妥协的必要。相反，倒是阎锡山等对此看得清楚。其手下的一名干部这时就说过：

东省当局因满、札各埠相继沦陷，承认三条出于万不得已，无异城下之盟。查俄方所提一二两条，完全以中俄及奉俄两协定为根据，显系表示遵守信约范围，借以博国际同情，而我方完全承诺即无异自任毁约责任。俄方正副局长复职，更以见当日指为越权及宣传赤化为无根。至所提三条只声明释放俄人而我方被拘侨民并未提及，纯系片面有利，且开议日期及地点须俟第二条履行后再行协商，既未确定时限，彼方目的既达，难免故意迁延。对善后事宜俄方请于履行条件后由我方派代表前往伯力与该地驻在交涉员协商，尤当受其左右。此等办法颇类战败国之屈服，开此恶例，易启他国轻视，棘手更多。惟在我实力不允，交涉又屡失事机，稽延时日，一切损失等于白费，出此下策亦属无可如何。《北平李处长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1月30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90－2291。

由于高唱“革命外交”，积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各项权利，已造成国内舆论中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还在莫斯科公布张学良与苏联交涉消息的前一天，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就曾通过决议，就中俄交涉迄未解决，致使东省牺牲极大，要求中央立免外交部长王正廷职，并拿办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可知此时对俄交涉的任何失误，都可能给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带来一场噩梦。因此，尽管在给各公使的电报中，王正廷再三强调张学良的让步中央十分清楚，且已予认可，在对新闻界表态时，他却一再强调自己对东北当局与苏联政府之间的直接交涉，并未接到报告。《王正廷谈中央地方一致》，《大公报》1929年11月30日，第三版。然而，到12月2日，蔡运升受东北当局派遣赴伯力与苏联代表商谈，已是众所周知，且蔡运升本人也公开承认，张学良全部承认了苏方提出的先决条件。面对这种情况，王正廷又不得不出面否认。《王正廷谈东省对各条件尚未容纳》，《大公报》1929年12月3日，第三版。

4日，莫斯科传出蔡运升与西门诺夫斯基就双方开始谈判一事签署的会议纪要，其中主要的妥协就是：蔡运升代表东北当局宣布中东路理事会理事长吕荣圜撤职；西门诺夫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在吕荣圜撤职后，苏联政府将推荐新正副局长以代替原正副局长，惟保留委派原正副局长任中东路其他职务的权利。双方约定在共同遵守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的基础上，谈判解决中苏之间围绕着中东路所发生的一切冲突。《蔡运升回辽覆命》，《大公报》1929年12月5日，第三版。对此，东北当局很快即予证实，并声称南京中央已经复电，表示完全同意。而外交部却仍旧再三对外表示尚未接到报告。实际上，王正廷一直在暗中与张学良密切联络。蔡运升与西门诺夫斯基所以会将苏方原提第二条内容，即苏联原正副局长恢复职务，改为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推荐新正副局长，就是外交部坚持苏联原局长复职一节“关系重大，实难迁就”的结果。《张学良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2月1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314－2315。

6日，张学良正式致电李维诺夫，对蔡运升与西门诺夫斯基商洽的结果表示同意。他同时亦向南京方面做了通报，说明双方代表已达成解决办法三项，即（一）中东路由苏方重新推举正副局长，并保证旧局长任该路他职；（二）责任问题由双方派员调查，无须第三国参加；（三）中苏纠纷由中苏双方会议解决，请国府决定并派大员正式谈判。张学良坚信：“如此解决既不背中央迭电饬办之意旨，而默察内外大势均非迅速自了无以善后”。故他已自行决定，派蔡为代表，与俄代表定期开议，讨论各项实行以及?于正式会议各问题。《张学良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2月1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314－2315。

次日，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闓三院长及王正廷等开紧急会，讨论张学良6日致李维诺夫电，对俄事如此解决虽不能满意，但亦承认在此时只能忍痛，故决定对张电意见完全采纳。参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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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又回原点随着7日吕荣寰被免职，中苏预备会议得以召开。21日，蔡运升与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了预备会议记录。其要点为：

（一）恢复1929年7月10日以前中东铁路状态；（二）双方释放自5月27日以后拘捕的对方国家的人民，苏方释放被俘的中方官兵；（三）恢复7月10日以后一切被革除的苏籍员工及雇员的职务，并补发欠薪，同时革除冲突期间中方雇用的人员；（四）立即恢复东三省境内所有苏联商业机关；（五）立即解散白俄武装并将其组织与煽动者驱逐出东三省；（六）立即在东三省恢复苏领馆，并在苏联远东各处恢复中国领馆，东北当局保证予苏联领馆以按照国际公法和习惯所应享有之权利，中俄全面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问题留待中苏会议讨论；（七）切实保障遵守协议与双方利益之问题留待中苏会谈中解决；（八）中苏会谈将于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开议；（九）双方下令撤兵并恢复边境和平；（十）此项草约签字后，立时生效。按照此约，中东路新任正副局长将赴哈就职。《伯力会议签定草约》，《大公报》1929年12月24日，第三版。

26日，蔡运升携苏联新任中东路管理局正副局长回到哈尔滨。随即于次日赶到沈阳，于28日见了张学良。东北政务委员会30日发表任命莫德惠为中东路督办，次日苏新任局长回到哈尔滨，经理事会正式任命后，开始到局视事。双方当天分别开始公开释放被拘和被俘人员，中东路管理权之争至此告一段落。

1930年1月1日，苏联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到沈阳谒见了张学良，双方声明两国军队同时开始撤兵。中苏之间因中东路问题所发生的军事冲突，至此亦告停止。

然而，随着伯力中苏预备会议草签记录稿送至南京，国民党高层中原本就对张学良的妥协处置有所不满的党政要员立即开始发难。孙科公开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演中主张根本否认伯力会议所签草约的效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更通过决议，决定不承认伯力会议草约。王正廷据此电告张学良，伯力会议草约超越范围，必须修正。

南京否定伯力会议草约的声势沸沸扬扬，苏方很快表现出强烈不满。苏联政府不仅公开声明伯力会议协定任何条款不得变更，而且开始缓撤军队，并又在边境地区多方制造麻烦。

面对种种情况，张学良愤然经何成浚转电蒋介石，称：蔡运升虽“鉴于事机危急，迫不及等，未及请准勉为立即签字”，然已拒绝甚多无理要求。已签草约中除早先已经承认的三项先决条件外，其他各条或不难做到，或至正式会议时尚可回旋，并无不妥。无奈该记录送交南京后，王部长竟来电指责。“往者外部徒唱高调，迁延不决，遂使东北受无量之损失，为今之计，似不得不忍痛须于将来正式会议时再图补救。倘别生枝节，再酝（酿）纠纷，弟个人可勿论，如东省人民何？大局前途，又将至何地步？”《张学良致何成浚电》（1930年1月23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9001045。

由于南京政府内部，乃至于南京、上海众多团体反对伯力会议草约的呼声甚高，1月25日未能如期举行中苏正式会议。对此，因东北方面对草约所规定的各项内容，除原拟在正式会议再行讨论的中苏复交等不归其负责的个别问题外，多已积极落实，故苏联政府也并未做出强烈反应。相反，倒是南京政府颇为尴尬，进退两难。本来是不满张学良全面妥协与让步，然而中东路及东北境内恢复苏领馆等问题又不得不承认由张学良自行办理，结果是所有不满只能集中到草约超越范围一点上，即蔡运升不应承诺在中苏会议中将讨论中苏复交问题。

31日，蒋介石出席国务会议，其基本意见也是一样，即：“对俄外交决取强硬态度，蔡运升逾越职权，有辱使命，伯力协定不得批准。”因“中俄复交问题不在中东路问题范围之内”，必须等苏俄派全权代表来南京，中央与之交涉方得解决，此并非蔡运升有权做出承诺的问题。但是，与孙科等人的意见不同，蒋介石依旧坚持：“中东路问题与张学良以全权办理”。

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三，1930年1月31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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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学良以全权办理中东路问题，反对伯力草约事实上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为了平息党内的强烈愤懑情绪，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党内要人必欲树立南京中央权威的心理，蒋介石一周后在中央临时政治会议上做了某种让步。他在当天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写道：

本日由中央临时政治会议议决办法大致如下：

（一）说明伯力记录超越代表原有之职权，擅自签订在中东路问题范围以外之条件。蔡运升应从严议处。

（二）中央选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议解决中东路问题。

（三）声明复交及全部通商如有开议必要，应由苏俄另派代表来京开议。

第一点用意在和缓国人之反对，并对苏俄及各国宣告伯力纪录之越权，我本可完全否认，此次纯系委曲求全，而又不太予蔡代表以难堪，故外交组原拟撤职惩办，今已减轻，所云严议尚有商酌余地。

第二点用意，我既派代表赴莫，苏俄自无词可以挑衅，代表由中央派出，别国更不能据为恶例。至代表人选自可仍由尊处推荐熟悉中东路情形之人员。再由中央任命。

第三点用意，一方不承认伯力纪录超越权限之签订，以补救代表之错误，一方使苏俄留有复交通商之希望，以消弥进兵之野心。

中深信如此解决实于万难之中求得两全之道，所有东北困难情形均经详细考虑，前此外交组所拟完全否认伯力纪录及拒绝开议复交通商，已分别改正，可信苏俄决不至再借词弄兵。如东北尚有他种困难，仍请迅速电示，中必尽力为之。《蒋介石致沈阳张总司令电》（1930年2月6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31页。

显而易见，所谓三项办法，中心意思还是由中央选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议解决中东路问题这一条。从会议最后仍旧决定以张学良推荐的莫德惠为代表，而蒋介石又十分清楚莫德惠“意在承认伯力协定”的情况蒋介石：《困勉记》卷十三，1930年2月1日条。可知，如此做的关键其实只是想要在形式上维护一下南京政府的权威地位，使别国“不能据为恶例”而已。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会议的决议，外交部于2月8日就伯力会议记录事发表宣言，说明“伯利记录中关于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业已实行。依照该项办法，两国拘留之人民已由双方释放，该路新正副局长亦经任命；该路交通已恢复原状。国民政府兹为谋中东铁路问题之最后解决起见，准备遴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会议，专为讨论中东铁路善后问题”。但记录中“除规定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外，尚载有数种事项，属于两国间之一般关系，显系超越国民政府训令之范围，而为中国代表无权讨论者”。对此，“苏联政府如认为有商议之必要，另派代表来华时国民政府亦愿与之商议”。《外交部发表俄事宣言》，《东方杂志》第27卷第5号，1930年3月10日，第1－2页。

始料未及的是，外交部发表宣言不过两天时间，阎锡山竟揭旗反蒋。随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各反蒋势力一致携手，另立国民政府，并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因而引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双方各自动员了上百万兵力的大规模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半年时间，直到10月底才以南京政府的胜利而告结束。受此影响，中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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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蒋介石与张学良正式会议只好一再推迟，直至10月11日才得以正式举行。《中俄会议开幕》，《中央日报》1930年10月13日，第二版。而基于双方在对伯力会议草约问题上各持己见，会谈刚开即告停顿。而后虽两度复开，仍拖数月而无结果。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于日本之手，南京政府与苏联方面此后就再没有机会就中东路事件的善后问题进行谈判了。

结语综上所述，张学良及蒋介石发动中东路事件，不论曲直如何，其失败几难避免。其中原因，除了东北方面自身准备不足，军队战斗力较弱等因素以外，主要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过低地估计了苏方在外交极端孤立的条件下军事上作出反应和实施报复的可能性，太过轻视了在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外交准则和利益关系。他们，特别是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意识到，武力夺回国家权益的做法，不仅威胁了苏联，而且也使列强各国政府感到自身在华的利益岌岌可危，因而不能不转而站到同情苏联的一边去了。蒋介石乃至于张学良，寄希望于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对苏联施压，迫使苏联让步的希望几乎完全落空。

二是中国这时远未实现统一，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不仅不具备动员全国对外抗战的能力，甚至还不具备这种公共号召力。由于地方实力派依旧各自为政，南京的中央地位还在受到挑战，不仅是蒋介石无力动员全国之力援助东北对抗苏联，就是张学良真有军事抵抗的实力，他也不会为了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而真的冒险去与苏联开战。因此，一方面张学良为了保持对东北的控制权，一旦军事上出现危机，其宁愿与苏联妥协也不会引入南京政府的军队来共同抗苏；另一方面蒋介石最初没有受到太强的内部挑战，因而会鼓励张学良挑战苏联，一旦反蒋派蜂拥而起，他亦只能马上把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不仅不再坚持东北要对苏强硬，而且不惜迅速默许张学良对苏妥协，以求得张学良能在内战问题上全力支持南京政府。

显然，上述两个原因比较起来，内政的原因更为重要。革命外交的做法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以新中国为例，其建国伊始，就采取了远较张学良和南京政府此时的政策更为彻底的废约、绝交和强行收回民族权益的对列强各国的政策，却抵御住了来自国际的种种报复和挑战。其原因就在于其政权对内相当强势，这种强势不仅能有效地统一国家，不必因内政而牵就外交，并且能够有效地组织举国之力使之对外。

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1931年是中共在城市工作遭遇灭顶之灾的年份。1月7日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随即发生严重分裂。两周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20余名反对四中全会的重要领导人集会时被捕，几乎全部遭到杀害。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许多秘密机关被破坏，恽代英等人身份暴露被害。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亦告被捕，中共中央工作顿时陷于瘫痪。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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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严重事件当中，6月15日被捕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在当时及以后都颇为引人注目。其原因是，牛兰被捕不仅引起国内国际众多团体和著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直到最后都弄不清楚其真实国籍和具体身份。

其实，要想弄清楚牛兰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先要弄清共产国际这个时候在中国的秘密组织，特别是负责联络和代为帮助中共中央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恰好处在由公开转入地下，由主要进行宣传工作和民众组织工作，转为主要进行武装斗争的转折时期。为了应付这种转变，莫斯科不仅组织大批中共人员到苏联去学政治、学军事、学各种特殊技能，并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几乎全部活动经费以外，还专门派出一个机构长期驻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就近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简称“远东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时外界只是在牛兰被捕之后，才多少开始有所了解。因为警方从牛兰的住处搜出了大量中共和周边国家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文件，从而得知中共方面的几乎一切重要文件，包括政治局会议记录，都要通过这个机构报送莫斯科。这个重大秘密的发现，使中国的舆论界一时间议论纷纷，这时不仅有关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被逐件披露报章，而且还因为顾顺章的叛变，指认牛兰为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负责人，故国民党当局认定这个牛兰是什么“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误以为由此便破获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这个专门机构。牛兰夫妇1931年6月15日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备处英国巡捕逮捕，8月10日经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参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32期，1931年8月17日。

其实，这只是一个误传。牛兰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影响到这个机构的存在和运行。关于这个远东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成员有些什么人，负责人是谁，有过怎样的变动，它怎样帮助中共，这些都还是幕后的东西。

远东局的历史变迁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开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共产党组织。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机构是俄共西伯利亚远东书记处，作为这个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维经斯基曾经率领过一个俄共小组前来中国，到处物色合适的发展对象。通过中国上海与马林朝鲜、日本等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起固定联系之后，俄共正式决定将其在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局远东书记处改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的共产党活动，向他们提供经费和发布有关指示。这个书记处事实上仍归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因此西伯利亚局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也即是书记处的领导人，书记处的主要成员有维经斯基、达林等，下面还设立了日本、中国、朝鲜支部，中国部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张太雷、张国焘等人先后担任过中国部的工作人员。贾比才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62页；达林著，侯均初译：《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2930页。

1920年6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世界革命重心东移，应当加强对东方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宣传工作。会后，曾经在印度尼西亚从事过革命鼓动工作的荷兰共产党人马林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赴中国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马林在1921年3月成行，6月到上海，很快被指定为远东书记处的成员，并被要求代表书记处留在上海。因此，马林与几乎同时到达的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柯尔斯基一起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与尼柯尔斯基一同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与中共保持联系。但是，这个时候的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还比较松散并缺少章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1页。

1922年1月，随着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代表大会，远东革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同时在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处理朝鲜共产党的问题上表明这个机构设置不甚合理，当时西伯利亚方面和上海方面的俄国人，各自扶植了一个朝鲜共产党，引起了两派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激烈斗争。共产国际决定取消远东书记处，直接成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的远东支部，由维经斯基负责，不再受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紧接着，马林回到莫斯科，他的汇报特别是他同国共两党的联系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从而决定直接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从这时起，共产国际才算是确定了通过个人代表对中共进行指导和帮助的工作方式。

马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的第一位驻中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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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1922年秋天共产国际成立了以书记处副书记库西宁为部长的东方部，设于海参崴的远东支部又改名为远东局，马林旋又于1923年1月被任命为远东局委员，并再由远东局正式任命为驻中国的代表。只是，马林在中国只呆到了这一年的7月就回了莫斯科，从此再没有回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7、110—112页。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在1922年底之后，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的组织管理机构。除了俄共中央政治局这一最高领导机构以外，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共上级的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之下负责领导整个东方国家共产党工作的是东方部，东方部以下中共的顶头上司是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这也就是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远东局指导中共的历史，至少在1923年就已经开始了。

由于马林已经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因此远东局成立后派驻中国的第一任代表实际上也是马林。但在马林离华，苏联大使加拉罕派鲍罗廷代表苏俄政府长驻广州后，鲍罗廷很快就被共产国际赋予任务，承担起了共产国际驻华南代表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中共的工作被分割成两部分：一方面，根据莫斯科的指令，共产国际有关国民党问题的任何指令，都要经过鲍罗廷的同意并在鲍罗廷指导下实行，因此，中共在南方国民党地区的各项工作，事实上都处于鲍罗廷的领导之下。另一方面，鲍罗廷并不曾被赋予指导整个中共工作的任务，中共中央自身的工作仍旧要向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并接受远东局的指导。因此，为了解决两重交叉领导所造成的种种矛盾，1926年底，远东局再度决定派维经斯基驻中国上海的正式代表。不过，由于国民革命军很快北伐到武汉和上海，共产国际为了贯彻其进一步的方针，又直接派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前来中国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负责领导中共，维经斯基作为远东局的代表只工作了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随后，维经斯基加入代表团在罗易领导下工作到6月，后被调回莫斯科，远东局也因为人员几被调散而逐渐失去作用。

中共五大旧址1927年7月，眼看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莫斯科相信问题在于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上的保守妥协，因而撇开远东局，径直选派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贯彻其激烈革命的方针。不料罗明那兹到中国后，又表现出盲目冒进，使中共遭受更大损失，并未能给中国革命带来任何转机。鉴于这种情况，莫斯科不得不在1927年底将其调回，且在一年多时间再未向中国派驻任何正式代表。直至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时，根据中共代表的要求，斯大林才表示愿意重新考虑派代表到中国去的问题。

斯大林一度考虑不再派代表前往中国，是因为1927年12月中共在广州暴动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同时，前此派驻中国的历任代表，也已经被事实证明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不能起到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作用。但不向中国派驻代表，也确实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在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联络方面产生明显的困难。因此，几经磋商之后，斯大林最终还是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驻代表，只是他显然不希望俄国人直接卷入这样一种容易引起严重政治纠纷的国际行动，并且担心以后的共产国际代表难免会像他们的前任一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斯大林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今后的代表并且应当与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即第一，他们不宜再采取以往的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应起帮助工作性质，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依据这一原则，1928年底，共产国际东方部才又抽调欧美国家的共产党人组织远东局，并于1929年2月正式将原来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移到上海，建立起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以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同时负责与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保持联络。关于远东局在上海组成的时间，在192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清楚的说明。报告开篇即指出：“远东局在上海开始其工作，已经九个月了。”在1929年12月上旬说远东局已经在上海工作了9个月，这说明远东局开始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应当是1929年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9年12月10日）。

远东局的内部分工关于1929年开始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是如何展开工作，对中共究竟起了哪些作用，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但从已经公开的有关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看，这个远东局比以前的那个远东局有着更为复杂和神秘的工作系统。可以肯定的是，远东局在?中共的关系中至少担负着以下这些任务：

1代表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具体讨论每一项工作预算并加以审核，转报共产国际批准。在共产国际核发经费后，再向中共中央转交各项经费，并负责审核提供因临时特殊需要而申请的特别经费。

2帮助中共中央建立国际乃至国内秘密交通线，负责转递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和各项工作记录，传达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有关指示，包括协助中共在莫斯科—海参崴—上海之间转送各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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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时听取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以及全国总工会等机关负责人的有关报告，与中共政治局商讨各项重大决策和重要指示，帮助中共中央起草和审定有关文件，对中共中央做出的各项决定进行监督，对其中违反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决定随时予以提醒并促其纠正。

考虑到远东局上述工作任务，不难想象其组织上必然要有明确的分工。有关远东局内部分工的情况，此前能够找到的一份最直接的资料，就是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的笔录口供。

佐尔格，是苏俄最有名的间谍之一，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中国上海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从事过秘密情报工作，这期间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过某种重要的合作关系。以后他受命前往日本，潜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曾最先探知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确切情报，并及时向莫斯科报佐尔格告，却由于斯大林不予采信而功亏一篑。佐尔格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在日本被捕并被处以死刑。但在佐尔格被处死之前，他曾于受审期间作了大量笔录口供，在被保留下来的这些笔供中曾经讲述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远东局内部分工情况。参见FWDekin: 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New York， 1966)，中文版由聂崇厚译，即《佐尔格案件》，群众出版社1983版。此书中引用了大量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所作的笔供内容。

佐尔格供称，远东局实际上分为两个独立的部门，一部分为“政治部”，一部分为“组织科”。前者的任务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各种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转达中共的各种建议和要求，并研究中国的各种政策性问题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而后者的任务则主要是给中共转发经费，并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为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保证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来往，双方间文件和书信的传送，无线电通讯以及组织秘密交通线等。因此，后者“特别保密”。见《佐尔格案件》（中文版），第82－83页。作为具有相当地位的苏联红军原驻上海情报机关负责人，佐尔格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

考虑到佐尔格1932年底就离开了上海，并且他与远东局并没有直接的组织上的关系，因此，他的说明中还不能使人对远东局有一个完整的印象。事实上，远东局的工作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组织方面，它还负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即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虽然，还在1927年中共开始武装暴动之际，莫斯科就曾派有一名德国人前来负责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但这一工作却是从1930年以后才逐渐走上轨道的。在1930年以后，共产国际才派遣专门的军事代表常驻上海，就近对当时在南方偏僻地区创造农村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包括部队正规化和游击战术在内的各种指导。最先派来中国的军事代表是盖利斯，这是一名一只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直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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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他是在斯大林于1930年夏天突出强调中国红军的作用之后，第一个直接利用苏联的军事经验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制定各种军事训令的俄国人。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共产国际起草过这方面的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在他之后来到中国担任军事代表职务的是弗雷德。这位来自德国的中校所起的作用看来较格里斯要更明显。据李德回忆，这位军事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33年春天。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众弗雷德，以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根据法租界警务部档案记载，弗雷德到达的时间应在1933年6月15日，化名为鲁道夫·赫尔曼·柯尼希。见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第35页；上海档案馆藏法租界警务部政务部档案，106—1—7。众所周知，1933秋天派去江西中央苏区，并成为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即奥托·布劳恩)，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整个1933—1934年中国南方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激烈战斗，很大程度上都曾受到这位德国将军的遥控指挥。甚至，红军与一度树起福建人民政府的造反旗帜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之间的合作谈判，也是在他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只不过，弗雷德来华后似乎不仅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负责，而且还接受了共产国际联络部的任务。共产国际档案记载，弗雷德1934年以后也受联络部领导。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9，卷宗号54。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佐尔格在其笔供中曾断定苏联军事情报小组由于无法完成任务，于1931年就离开了上海。1930年以前，照佐尔格的说法，苏军方曾派出过一个小组驻在上海，“它的任务是与中国红军联系，搜集有关情报”。“这个小组由于无法完成任务，于一九三一年离开了上海”。参见《佐尔格案件》中文版，第77页。不过，从已知的情况看，苏联此后仍旧派有军事情报小组在上海工作。1935年在所谓“神秘西人案”中被捕的“神秘西人”，就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这个约瑟夫·华尔顿因被捕后坚持不开口说话，故有“神秘西人”之说。1937年国民党当局将其释放，经新疆返回苏联。

另外，佐尔格对远东局内部分工的说明也还需要进行更具体的解释。这是因为，在对中共的关系上，远东局本身虽然存在着两个工作部门，但它的负责人毕竟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由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出，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任命的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换句话来说，所谓“政治部”的负责人其实也就是远东局的负责人。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政治部”与所谓“组织科”又各受共产国际不同部门的领导，因而两者并非完全是那种垂直领导的关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佐尔格的说法不是十分准确。因为事实上，这两个部门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不是垂直关系，甚至还是一种平行关系。从已经公开的共产国际文件当中可以了解到，由于“组织科”直接掌管经费和与莫斯科联络的各种管道，责任重大，故负责“组织科”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通常并不和远东局，即所谓“政治部”直接发生关系。

在同为共产国际派出的部门，为什么会有两个大致平行的工作部门呢？这多半是由于远东各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以及联络、经费等项工作，在共产国际内部是分别由东方部和联络部两个部门负责的缘故。东方部的部长这时仍是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库西宁，而实际上负责的是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至于联络部这时的负责人则是权力很大的共产国际副总书记，人称“老板”的皮亚尼茨基。根据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规定，联络部负责讨论决定各种组织及财政问题，因此，联络部的工作既复杂，又关键，其秘密性也极高。在联络部内部，负责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络和转发有关经费的，是其下属的国际交通处，主任是阿布拉莫夫，所谓 “组织科”的负责人其实就是在这个阿布拉莫夫手下的一名重要联络官员。只不过具体到其远东局内部的分工，情况还要略微复杂一些。

这时的中共领导内部，对这些共产国际的代表有过两种称谓方法。最初是按身份称呼，后来则较多地按国籍称呼。比如1927年直到1928年，他们把共产国际的代表分别按照不同的分工，称为“党毛子”或“大毛子”（即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小毛子”（即少共国际的代表）、“工毛子”（即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太平洋毛子”（即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等。但1929年远东局成立后，他们虽然也还使用“小毛子”、“太平洋毛子”、“军事毛子”，或者“国际代表”、“赤工国代”（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少共国代”（少共国际的代表）等分门别类的称呼，但更多地却开始按照国籍来称呼了，比如称“俄国毛子”、“德国毛子”、“波兰毛子”、?美国毛子”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除了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少已经不是俄国人，而是欧美各国的共产党人，用国名冠之比较容易区别以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除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之外，共产国际远东局中的一些人员已开始把共产国际众多附属机构的工作任务分别承担起来了，以至有的代表有了多重身份，有时难以简单地以一种身份称之。包括被上海公共租界逮捕的牛兰，就被发现同时还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驻中国办事处的主任。参见《佐尔格案件》（中文版），第79—80页。

牛兰身份之谜牛兰在上海被捕一事发生于1931年6月15日。根据当时上海有关报纸报道，牛兰的身份被公共租界的英法巡捕发现，是由于6月1日新加坡的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在马来西亚从事秘密活动的法国共产党人，发现他的文件中有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根据这一发现，很快将牛兰抓获。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账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账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由于牛兰是在中国被捕的第一位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又如此之多，因此他的被捕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再加上苏联下大力气动员了中国当时的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以及国际著名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曼·罗兰、德莱塞等，以各种方式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释放牛兰，这就让包括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认为，牛兰应当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无疑。

因牛兰夫妇持有几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名，登记了多个信箱和电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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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就有好几处，被捕后又始终坚不吐口，直至1932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江苏最高法院正式判决二人无期徒刑，国民党也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关于牛兰的确切身分，一直未能搞清楚。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苏两国重又开始在抗日问题上进行合作，国民政府很快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了牛兰夫妇。于是，牛兰一案更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早先看到的有助于对牛兰身份进行判断的，只有两件中共领导人的口供。一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负责交通系统的顾顺章1931年4月26日被捕后主动向国民党交代的口供。据说，顾顺章在其供词中有如下一段话，即：“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转引自经盛鸿文。另一件来自中共中央总书记处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内中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参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卷，第160页。但是，这两件供词看起来都不十分确切。

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共交通和特科系统的具体负责人，理应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有较多来往，但事实上，顾顺章在供词中不仅没有能够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其情报中还有明显的错误。比如称远东局九人中“大多数是俄人”云云就不很准确。因为顾被捕时，留在上海的远东局成员只有两人，一名为波兰人，一名为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1年3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版，第210页。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是当时顾顺章更多地负责的是国内交通线，国际交通线是由远东局自己负责，两线交接一般也只是由特定交通人员具体负责，领导人一般不直接参与。同时，远东局交通联络方面的工作秘密性较高，通常采用单线固定人员联系，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头一般也是由专门的联络员或由双方的秘书直接接头安排进行，并不通过顾顺章，因此，事实上顾顺章与远东局领导人并无太多接触。再加上顾顺章名为政治局委员，事实上更多地只是负责技术性工作，在政治问题上很少参与，故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领导人之间的联席会议亦从未参加过。远东局成员又常用各种假名，他要了解远东局的内部情况自然颇为困难。他所以指认牛兰，而不能提供地址，并且弄不清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机关情况，亦可知其知道牛兰掌管经费和交通的重要地位，却没有和牛兰有过接触。其次，也不能排除顾顺章有不愿惹恼俄国人的心理。顾顺章虽然可能对远东局的具体人员分工及多数人员的住址不甚了了，但他理当知道远东局经常和中共领导人开会的执委会代表罗伯特和远东局秘书雷利斯基等人的名字，相反对很少与远东局碰头，更不直接与中共人员接触的牛兰的名字应当陌生得多。然而，其负责多年秘密工作，不可能不知道远东局成员的化名及某些联络地点和用于交通的信箱等，尤其是不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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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知道这时化名维尔海姆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几天前还在上海，因为米夫在上海是所有政治局成员和在上海的重要领导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但顾顺章在供词中却一条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交代，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事实上，说顾顺章一被逮捕马上全盘交代的说法，恐怕并不准确。远东局6月1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报告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许多重要的秘密。报告称：

我们在南京秘密工作同志向莫斯克湿(即周恩来)报告，在4月26日有一共党在汉口被捕，旋经证明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负责特务工作者。他愿意见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秘密工作负责者，并告诉一切，并预备为南京政府工作。这个消息我们朋友在4月28日所得到的。

起初，我们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后又以为顾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盘托出，所以整个星期是在谈话及谣言之中，而不能决此事之确否。此种反叛极为可虑，因顾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国同志之住所，而且还知道克兰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几天以内，我们望着警察们到这些地方来，同时做着必要的防备。直至现在，还未见警察巡捕来到。中国同志尽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将真确的地点告知警察，我们负责同志很可能的将全数被捕。但是，结果未曾发生。《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6月10日）。这里所说的克兰莫和坡托歇夫斯基，其中应有一人是牛兰在党内的用名。

据报告说，在特科红队(红色恐怖队)搜查顾顺章家时，找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信中说：他“已觉悟，承认共产主义之差误，并预备与(为)南京工作，去诱捕国际代表、党总书记，并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他人物”。这封信表明，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顾顺章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于远东局其他人员的名字和住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些顾虑的。因此，除了有回忆指称顾顺章供出了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以外，顾顺章被捕最严重的危害多半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致使恽代英等化名被捕而未被重判的个别共产党人被处死或判重刑。显然，顾顺章曾负责过中共特别行动科的工作，知道特科红队非报复不可。其之变节，不过是想活命而已。只可惜，即便如此，顾顺章只要变节，就免不了要受到中共特科红队的报复。刚一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周恩来就受命负责处理此案。他曾亲自指挥红队深夜潜入顾顺章家中全面搜查。参加搜查的聂荣臻在其回忆录虽然没有提到其全家被处死一事，但从当时报纸就此事的报道和法租界以谋杀罪名通缉周恩来看，中共当时确曾以此惩戒顾顺章。中共以后没有进一步下决心除掉顾顺章，估计也与顾顺章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对中共造成更大的破坏这种情况有关。参见《周恩来年谱》，第210页；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上)，第127页。

过去的中共党史，对于所谓“叛徒”有着太多概念化和丑化的痕迹。比如对在顾顺章、牛兰之后被捕的向忠发，就极尽丑化。实际上，向忠发并非像一般中共党史中写的那样毫无气节。向忠发贵为总书记，从远东局建立到他被捕前不久，曾不断与远东局有关人员开联席会议和讨论工作。仅1931年他被捕前半年里，已知其与远东局人员会面就有近十次之多。何况，留俄学生、曾经成为向忠发秘书的潘问友，更是直接负责向忠发与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络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不了解远东局的情况，更不能说他不知道远东局当时的负责人是谁，但他被捕后在供词中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远东局，也没有供出他多次接触过的远东局几个重要成员的名字。他有意含混其词地把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远东局、把米夫和牛兰搅在一起，说什么“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参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卷，第160页。这句话亦真亦假，似是而非，粗看上去确实容易让不明真相者发生误解，以为共产国际此前在上海的负责人是米夫，他回国后就是牛兰负责，因为被关英租界捕房里的那个自称“比国人”的就是牛兰。但仔细分析一下却不然。第一，向忠发这里说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是米夫，并非说米夫是远东局负责人；第二，向忠发提到有一个波兰人现在在上海负责，他也非常清楚被关在英租界的那个远东局成员叫牛兰，但他却刻意避免在“波兰人”和“牛兰”之间直接划上一个等号，不说牛兰就是那个波兰人，不说牛兰就是远东局现在的负责人。向忠发为什么如此遮遮掩掩，确实应该让人多问一个为什?。

需要了解的是，向忠发自1931年6月22日上午被捕后，到下午才供出自己小老婆的住址，夜里才含混不清地供出中共中央机要处的所在地，以后写了一个“供词”，里面也只提供了两个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已经变更了的中共领导人的具体住址（即青年团书记秦邦宪和中央妇女部部长周秀珠两人过去的住址）。一到关键之处，或者装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点、总工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团中央、济难会、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远东局成员及其组织情况等，均未交代）；或者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与远东局接头地址，均只交待街道，而不交代具体门牌号码；又如提到自己以前的秘书余昌生押在监狱，并了解许多重要机关的秘密，却有意隐瞒其人真实姓名，把余被捕时的化名李金弟写成李金生，把4月5日被捕说成是“前星期内”被捕，从而使余昌生最终得以脱险）。参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卷，第，第164页。向忠发在4月7日与远东局代表的谈话中曾特别说明，余昌生被捕所造成的危险极其严重，因为余知道的秘密机关太多，为此向忠发不得不亲自布置了30多个重要机关和负责人的秘密转移工作。由此可知向忠发很清楚这些秘密机关和负责人的秘密地址。《向忠发等与远东局谈话记录》，1931年4月7日。甚至，他一句也没有提到当时已经在狱中，但尚未被国民党发现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员关向应的名字，就连因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中共中央机要处干事张纪恩等，他也没有进一步交代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这些人均先后得以脱险。参见张纪恩的回忆文章，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期。张纪恩特别提到，当时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员关向应也因事被捕，但未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识破，向忠发此前与周恩来等曾多次讨论过营救关向应的措施，清楚地知道此事。但向忠发被捕后却没有像顾顺章告发当时因同样情况陷于狱中的恽代英那样，将此事交代出来。可见向忠发的交代确与顾顺章的不同。考虑到这些情况，不难看出，根据向忠发的口供简单地认定那个“波兰人”就是牛兰，是未必妥当的。不难判断，向忠发恰恰是因为知道国民政府已经把牛兰看成是“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才有意含混其词地把“负责”的“波兰人”同一周前发生的英租界的那件众所周知的案件联系起在一起的。

向忠发这样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了解中共大批自首人员的心理，就不难理解向忠发如此作供的动机。曾经负责过中共与共产国际通讯联络工作的中共中央重要成员黄平这样解释过他作供时的想法，他说：“我想如果打得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我就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赵云家——即康生家，引者注），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85－86页。一方面怕酷刑拷打，怕被枪毙，不得不自首和交代，一方面又绞尽脑汁想提供一些让人相信却又不致造成太大破坏的情况，甚至保住一些重要机密，以此来为自己的交代找到某种合理的解释，这常常是中共多数被捕后自首人员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法。向忠发的情况恐怕也不出其右。在中共作了整整三年（从1928年6月到1931年6月）的总书记，向忠发所了解的核心机密实在太多，而他所供出来的却实在太少。这也正是他很快就被枪毙的一个重要原因。纯粹以他的那有意含混不清的口供作为判断牛兰身份的依据，当然不可信。

说向忠发的口供含混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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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说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他很清楚，完全提供一些假口供国民党方面也不会相信。因此，他的口供自然只能变得亦真亦假，吞吞吐吐，而在关键地方“打埋伏”。那么，向忠发在谈到远东局的问题上，除了米夫的情况以外，还有没有与事实相符的交代呢？有。那就是关于远东局负责人是个波兰人的说法。

确切地说，远东局这时的负责人叫任斯基（当时又译为日税斯基，或雷利斯基，Rendsky)。自1929年初远东局在上海组成之后，直到1931年8月，即牛兰被捕之后，远东局基本上都是由任斯基负责具体工作的。关于这一点，自1929年以后长期负责与远东局的联络工作的周恩来后来曾明确说明：“日税斯基——波兰毛子，六大后到四中时在中国。”1931年，因“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影响了许多人，到八月波兰毛子要离开上海”，同时“要我们提出临时中央名单”，以便周恩来等原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尽快撤离上海（周恩来这里所说的“六大”，即指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就是指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1011。由此可知，这个波兰人，即任斯基，一直在远东局工作。只不过，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出机关，正式的代表应当是德国人罗伯特（又称埃勒斯），任斯基是远东局秘书。但罗伯特1931年2月离开了上海，米夫虽然直接参与了远东局的工作，但并没有被授予正式代表的身份。具体工作即交由任斯基负责。米夫和盖利斯4月下旬相继离开后，任斯基当然也就成了远东局的实际负责人了。而他直到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被捕之后，始终没有被捕过。他是在1931年9月布置完上海原有的中共中央撤退之后，才离开上海平安地返回莫斯科。因此，如果根据向忠发的口供，相信那个负责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工作的波兰人，在他之前已经被关在英国租界捕房里，显然是不正确的。

关于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没有入狱的情况，佐尔格其实也有过交代。他在笔录中说明，1931年远东局政治部的负责人，在1931年牛兰被捕后，因住地发生危险，乃奉命返回了莫斯科。参见《佐尔格案件》（中文版），第83页。

或许应当了解的是，如果说在中共中央，还有什么人能够具体了解这一时期远东局成员情况的话，这个人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周恩来。1928年秋冬之交，正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具体讨论了选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等问题。1930年，又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等讨论了上海远东局临时负责人罗伯特等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要求派米夫前来中国指导工作的问题。并且，从1929年远东局开始工作，一直到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也只有周恩来始终主持着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工作。像黄平以及向忠发的秘书潘问友等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接头等工作，也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只是在周恩来1930年赴莫斯科工作的近半年时间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曾暂时代理过周恩来的这一工作，后因李立三与远东局冲突，又暂时由邓中夏负责了一个极短的时期。另外在1931年，王明也曾一度因为与米夫的关系参加过与远东局的具体联系工作，但政治局常委中负其责者仍旧是周恩来。直到1931年9月开始组成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之后，周恩来等原中共中央负责人撤往江西苏区和莫斯科之后，这一联络工作才转交给张闻天负责。因此，有周恩来的说明，再加上佐尔格的笔录，应该是很可靠的证据。而他们的说法表明，这个时候，即1931年6月，无论是向忠发被捕前，还是其被捕后，远东局的负责人都没有被捕过。换言之，那个被捕的牛兰，并不是远东局的负责人。

“交通毛子”

牛兰究竟在远东局是个什么角色呢？关于此点，周恩来也有明白的解释，即“牛兰——交通系统”，他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交通处主任阿布拉莫夫，“管秘密电台、交通及秘密党的经费”。由于牛兰负责向国际转送中国党的秘密文件，“结果牛兰破坏，《申报》登过两个月的秘密文件”。查《申报》，未见登过两个月的中共秘密文件，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多半是《大公报》，因为《大公报》当时确曾连载过牛兰案中搜出的秘密文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1011。关于这一点，佐尔格也有比较清楚的说明，他提到，远东局的组织科“由牛兰本人和一两名助手”组成。参见《佐尔格案件》（中文版），第82页。由此可知，这个牛兰其实只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的成员，是负责对共产国际的联络及交通等任务的“组织科”的负责人，这也是负责中共交通系统的顾顺章对他的名字较为熟悉的原因。当然，牛兰同时也兼做太平洋职工联合会秘书处的某些领导工作。因此，我们在牛兰被捕后搜查出来的中共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中，很少能够看到牛兰亲笔写的或修改的文件，仅有的几件也全部是关于如何进行秘密工作和记录上海工潮的。1931年9月10日《大公报》公布警察从牛兰住处查出的重要文件（关于中国之部）共76件，其中有大量笔记和谈话记录，有牛兰亲笔者仅两件，其一是牛兰所记关于上海工潮的笔记，其二是他人撰写，牛兰修改的有关如何避免官厅注意和被捕后如何对付的文稿。另外，从上海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牛兰案件的档案中，也可以看出，牛兰同时也负责与设在柏林的共产国际联络局的秘密机构保持固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目的是通过牛兰向远东局提供活动经费。这些文件显示，1930年8至12月，上海的收款人为一个叫Wuder的人，以后换成了一个叫Schneider的人。他们收到汇来的支票后，再由牛兰将这些支票兑成现金，分成小笔款项，随时提供给远东局。他在被捕前几天写给柏林秘密机关的一封信中曾提议，以后应当通过信使将这些汇款直接入到远东局的银行账号上，而不必再经过他。这种情况同样说明，牛兰确是一个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包括转递秘密文件和秘密经费）工作的重要联络员。见上海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02－1－103。这也很清楚地说明，牛兰绝不是远东局的负责人，他的任务仅限于交通联络与了解工人运动方面。正是由于牛兰对中共中央情况知之不多，所接触者仅限于工会方面领导人，因此，牛兰的被捕，对中共中央的正常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有关的文献记载看，顾顺章被捕，中共中央被迫停止正常工作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8

向忠发被捕，中共中央停止正常工作达5个月之久；而牛兰被捕，中共中央几乎没有停止过一天正常工作，甚至连会议地点都没有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一时期通常每周召开一次会议。顾顺章1931年4月24日在武汉被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断近一个月，至5月25日才又重新开会。向忠发6月22日被捕后，中共中央几乎停止工作，直到组织起新的临时中央，才于1931年12月重新恢复正常会议制度。而牛兰被捕于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6月17日仍旧照常举行（前一次为6月10日）。

不过，作为远东局联络组的重要成员，牛兰有没有可能在共产国际政治代表不在上海时代理其负责位置呢？也就是说，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1931年6月前后任斯基不在上海，牛兰一度代理过其位置，因而被顾顺章和向忠发指认为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最高领导人?看起来这种设想也难以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有资料表明，在1930年2月至8月前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过“波兰毛子”回苏联述职不在上海的情况，但这时在上海负责远东局工作的是 “德国毛子”罗伯特，而非牛兰。关于这一点，向忠发在1930年6月25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向忠发致周恩来的信》（1930年6月25日）。

第二， 1930年12月米夫来华后，共产国际的政治发言人自然变成米夫，并且由于米夫此行意在推翻中共三中全会的各种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将留苏学生扶上领导岗位，因此，指导过三中全会的任斯基一度受到批评，不得不退入幕后。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及此后几个月远东局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的主要代表都是埃斯特。这也就是为什么任斯基一直到1931年9月才离开中国，周恩来却说：“波兰毛子，六大后到四中时在中国”，没有说他从六大后到临时中央成立时都在中国的原因。因为，直至米夫离开上海之后，任斯基才又重新代表远东局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但无论如何，显然没有人想到应当改用牛兰。相反，1931年4月米夫回国后，“波兰毛子”再度出面负责，直到1931年8月得到莫斯科的调令后为止。

最后，即使在任斯基离开中国之后，前来接替任斯基作共产国际政治发言人和远东局负责人的，也没有使用共产国际联络部派在远东局内的官员。当时牛兰虽然被捕，但他的主要助手，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显要人物”之一查尔斯·克伦宾，当时化名为斯图尔特(Stewart)。一度曾担负起了他的工作。但共产国际还是选派了著名的德国共产党人阿瑟·尤尔特，当时中共党内又称之为爱佛尔脱（Ewert）来作他的全权代表。尤尔特于1931年11月用哈里·伯杰的假名，在美国共产党人保罗·沃尔什的陪同下，持美国护照来到上海，一直工作到1934年。后因远东局内部围绕中国革命工作方针的问题发生争论，再加上其住处遭到巡捕房搜查，终被调离中国，并于1934年7月19日乘船经海参崴去了苏联。在此之后他被派到巴西去从事秘密工作。他在组织巴西1935年11月革命时被捕，并被处以15年徒刑。李德描述过1932年秋天他到上海后与尤尔特一同工作的情景。见《中国纪事》，第5—8页；见Forie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 China， pp285-288在尤尔特走后，考虑到对中共的指导已经主要集中到红军作战方面来，因此，共产国际特别委托军事顾问弗雷德在远东局负责了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到1935年春，即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与红军和中共中央的联络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他也奉调回国了。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9，卷宗号45。此后的远东局虽然仍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已没有起过太大的作用了。

由此可知，直到被捕为止，这个牛兰也并没有成为远东局的负责人。

9

他的工作主要只是负责交通系统而已，用中共的称呼，或者应该叫他做“交通毛子”。如果考虑到他同时还负责或兼管太平洋产业联合会的工作，或者还可以管他叫“太平洋毛子”之类，如此而已。

那么，在知道了牛兰的具体身份之后，他的国籍又是哪里呢？根据其后裔的说明，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此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而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并在1917年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非常委员会）。1924年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以后又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先后以3家商业公司作掩护，负责转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和亚洲其他共产党的联络信件、电报、接收和中转邮包，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公寓和举行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等。

在牛兰事件之后，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指导和监督中共中央工作的这种方式，仍继续了几年时间。即使是在中共中央于1933年整个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它仍旧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共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如代替中共中央就近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以及特科系统等，指导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各项工作，和通过电报遥控指导中共各个苏区的工作，包括为每一支红军部队部署他们的军事行动，等等。当然，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负责转达传递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各种信息。随着中共临时中央撤离上海前往江西苏区，远东局对中共的帮助和指导，主要都集中到红军作战方面来了。因此，共产国际调走了尤尔特，特别委托军事顾问弗雷德在远东局负责。但在中共的主要工作已远离城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依赖于莫斯科所提供的财政援助之后，远东局似乎不能够给中共带来重要的利益了。尤其是那些纸上谈兵的遥控电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面前不是废纸一堆，就是遗患无穷。像1933年秋至1934年初红军已经开始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运动，希望与红军合作，正是这个弗雷德对此采取了极其消极的策略，破坏了这种合作的可能，使红军迅速陷入绝境。所以，正是在远东局遥控指导的这段时期，中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陷入到最危险的境地。到1935年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红军和中共中央也撤离江西，双方联络完全中断，作为军事专家的弗雷德变得毫无用处，只能奉调回国了。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9，卷宗号45。此后的远东局虽然仍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再没有起过明显作用了。事实上，随着上海等地的中共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仅从1933年秋至1934年秋不过一年时间，被捕者中的中共党员就达到4505人，并且有4213人包括大批领导人自首。参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卷，第154—155页。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几乎失去了继续活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局的存在也渐渐失去了其意义。1935年夏，共产国际下令收缩上海的一切工作，并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最后一点力量移至天津保存下来。随后，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驻代表的历史很快亦告结束。

苏联大使罗申的秘密使命苏联大使罗申的秘密使命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预感南京不保，极力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搬迁广州。包括美国使馆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决定留在南京，努力寻求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建立外交接触，唯独苏联大使罗申随着国民党撤到了广州。这件事不可避免地成了此后中苏关系史上一段让人不那么愉快的回忆。

无独有偶，许多年以后，随着美国和前苏联的档案相继公开，人们吃惊地发现，从1947年秋冬开始，俄国人就已经在试图调处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了，罗申的多次秘密游说尤其引人注目。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都清楚，1947年秋冬以后正是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势如破竹，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的时候，分明是中共盟友的莫斯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联系到毛泽东关于斯大林1949年曾经想搞“南北朝”的说法，就更让人怀疑苏联人的动机了。于是，一种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也是我们最常见到的解释就是“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胜利持消极观点”。

为什么同为共产党，苏联领导人会对中国革命胜利持消极态度？难道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不是更能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阵营的力量吗？更有助于巩固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吗？对此，人们的解释不尽相同。有学者解释说，斯大林从来不相信毛泽东，他害怕东亚出现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国，宁愿看到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有学者则认为，关键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他不认为解放军具有夺取全中国的能力。而另外一些学者则相信，问题出在雅尔塔，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已经把中国一分为二，长城以外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担心人民解放军的推进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斯大林最怕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

但是，斯大林真的对中国革命持消极观点吗？这一点似乎与事实有些出入。一个明显地难以解释的矛盾是，恰恰就在罗申开始积极执行他的秘密调处国共冲突的使命的几乎同时，即1948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不仅仅是在言论上，而且是在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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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美矛盾显现自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之日起，国共两党就开始了武力较量的过程。但是，一直到1946年底为止，两党之间至少还是打打谈谈，没有完全撕破脸。直到这一年秋冬，蒋介石自恃依靠美国装备的几十个师已经训练停当，在美军的帮助下，华南、华东、华北及东北的各个战略要点也已顺利取得，他便再也不想和共产党敷衍下去了，决心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在蒋介石发布的手令当中，他估计，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扫除革命之最后障碍”，使“三民主义实现于全国”。相对而言，宋子文、陈诚和白崇禧等人的估计更加乐观，白崇禧估计最多半年就可以解决问题，陈诚相信“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宋子文干脆断言不出两个月就可一举消灭共产党。

胡宗南蒋介石必欲对共产党动武，纯粹是经验所至。因为，在蒋介石的经验里，不论十年内战双方交手有过多少胜负，总是国民党越打越大，而共产党越打越小。相反，八年抗战，国共和平共处，共产党一下子就从4万人猛增到近百万之众，从陕北一隅之地一下子发展到整个华北和华中，如今又扩展到东北。如果再这样共处下去，国民党的天下岂不渐渐地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了？因此，走向武力解决这条道路，在蒋介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除了3月29日胡宗南进占延安让《中央日报》热闹了几天以外，南京国民党人在私下得到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沮丧。从一些国民党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坏消息一度是纷至沓来。到5月间，包括像外交部长王世杰这样坚定支持对共产党动武的高级官员，都深为军事上的挫折震惊不已。因为据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人说，由于士气衰颓，将领腐败，近数月来仅东北国军之消耗就在40个营左右，约三四个师，东北的5个军目前只剩下3个军了；而山东的损失更惨，达19个师之多。战争刚刚开始就遭到如此惨败，也难怪内外舆论都不看好国民党。

形势逼人，一个月后，在国民党中政会上，国民党元老张继仗着资格老，开始大放厥词，声称他不是信不过蒋介石，但如今的形势实在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派往东北的军队已经是国军最精华的部队了，结果却连吃败仗，消耗不断，再打下去，不仅北方不保，怕是南方也难保了。到那时，我们真的要做白俄不成？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和立法院长的孙科也牢骚满腹，且直言不讳，称：要“剿”共，或者是美国能大力援助我们，或者是苏联不援助共产党，二者必居其一。现在是美国也不助我内战，苏联也不停止帮助共产党，怎么“剿”共？我一年前就讲这个话，可惜没人听。依我看，事到如今，怕是应当下决心立即从东北撤兵，以退为进，把东北问题国际化，并且还可以巩固华北的防守。看来，蒋介石也看出死守东北不是出路了，因为他这时曾暗中布置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询问撤出东北的可能性。

司徒雷登仗既然眼看着打不下去，和谈的呼声自然又会高涨起来。先是民主同盟的代表在参政会上呼吁两党恢复谈判，接着国民党高层也专门开会讨论。只是进入7月前后，林彪的部队围攻战略要地四平街未果，东北的战事一时又得到缓和，国民党甚至发布文告公开通缉毛泽东，和谈的呼声自然很快被战争的叫嚣湮没了。但是，7－8月间美国政府派前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前来中国实地考察，国民党人原本满心欢喜，以为大笔美援即可到手，不想魏德迈来华后对国民党政府印象极差，言论中几乎把国民党贬得一无是处。这件事又把蒋介石弄得坐卧不安，以至不得不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找来，拐弯抹角地询问美国政府是否打算要换马。性格孤傲的蒋介石当然不想成为美国人的俎上肉。在9月上旬的国民党中执会上，蒋介石公开放出话，声称中国未必一定要依靠美国。中国的对日政策与苏联一致，在保持与美国传统友谊的同时，中国也盼望加强与苏联的联系。随后，国民党官员多次告诫司徒雷登：如果美国再不提供有效的援助，我们将向苏联求援。

明明知道苏联援助共产党，如何去向苏联求援？在司徒雷登看来，这不过是蒋介石等人的激将法。但在一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看来，这却未必不可行。因为，他们早就注意到苏联与美国在欧洲和中亚闹得不可开交，关系恶化，知道苏联一定希望中国不会完全倒向美国。再加上美国试图撇开苏联订立对日和约，苏联正有求于南京政府，因此只要能够给苏联一些甜头，比如默许插手中国东北事务，并重开国共和谈，苏联未必不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人开始做出各种姿态向苏联示意。王世杰在旧金山向苏联代表明确表示愿意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与苏联保持一致的态度，孙科则公开发表谈话，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谈判。

南京国民党投桃送李，迅速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兴趣。这个时?，美苏两国的战时同盟刚刚破裂，冷战正在开始，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和美国大力扶助希腊与土耳其的政策，使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疲于招架。这时美国又企图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挑起事端，苏联确实希望能在远东有一个援手。何况进入9月以后，中共在东北顺利地展开了进攻，很快就把北满和南满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充分显示中共在东北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使苏联手中的筹码更加有利。因此，莫斯科很快就做出了试探性的反应，小心地回应了南京政府的呼吁。

11

张治中说莫斯科反应小心，是因为它撇开正常的外交途径，没有通过驻南京的外交官向国民党传达信息，而是通过其驻伊朗的大使萨奇科夫在10月19日利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委婉地表达苏联方面的看法。在这次看上去似乎很不经意的谈话中，萨奇科夫大使表示：苏美关系的恶化，并不意味着苏中关系必然恶化。在莫斯科看来，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他最后提议苏中可以就新疆、满洲和国共冲突举行会谈。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回应，国民党内主和派迅速行动起来。由于1947年11月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更处于被动，无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解放军到处都展开了攻势，国民党处处紧张。为此，南京国府委员邵力子等一纸电报把在新疆做主席的张治中叫了回来，希望这位深得蒋介石信任，抗战期间又曾与周恩来长期共事，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将军担当起沟通两党关系的重任。

张治中一到南京就立即在国民党上层开展游说，并很快取得了众多高层的共识。12月20日，蒋介石邀他共进晚餐，他白天专门去找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罗申，试图进一步了解苏联方面的态度。据他后来告诉司徒雷登说，尽管与罗申的谈话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收获，但他已明确告诉罗申，中国不会被拉到苏联一边反对美国，但中国持久的困境与灾难也与苏联无益。因此，莫斯科最好能够敦促中共停战，此实为上策。

当晚，张治中在蒋宅当着蒋氏父子的面，力劝蒋介石不要继续这场旷日持久而又徒劳无益的战争。他断言，以目前的形势，战争的结果国民党一定失败。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政治协商。蒋介石反驳说，他不能主动建议重开谈判。而张治中坚持认为，采取一定的办法说明政府的态度，共产党是完全可能对和谈建议做出反应的。蒋介石对此未置可否，但最后还是表示张治中可以促成此事，只是要谨慎从事。鉴于此，张治中又马不停蹄地去了美国大使馆，向司徒雷登介绍他的这番努力，希望美国也能够持积极促成的态度。他颇为感慨地说，蒋介石静听他的劝谏而不加反驳，甚至允许他继续努力，这在他与蒋介石交往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

苏联两手策略在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令之前，罗申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没有对张的建议表明态度。但是，两周后莫斯科给罗申的复电来了，赞成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因此，1948年1月7日，罗申把张治中约到使馆，说明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他表示：中国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即使再打十年、十五年，也不会有结果。不但是我个人希望中国和平，我们苏联政府和领导人，也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因为只有和平，中国才有希望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强盛的国家。如果南京政府有此希望，苏联方面可以考虑出面安排两党和谈。

罗申公开表态愿意出面调处国共冲突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变化。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1947年10月苏联等国共产党公开宣告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两个月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则向国会提出了总数达几十亿美元的大规模复兴欧洲的援助计划。鉴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敌对阵营明显形成，蒋介石毫无疑问不愿意给苏联人一个错误的信号，好像中国有可能站在苏联的一边。再加上蒋介石估计，既然美国决心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以对抗苏联的东欧集团，当然也会帮助他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因此，蒋介石很快重新燃起了争取美援的热情。经过与王世杰等人商议，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要求美国在4年期间援助15亿美元的雄心勃勃的建议。随后，王世杰和驻美大使顾维钧等即为此积极活动，四处游说，以求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罗申的表态不免会遭到冷遇。王世杰就对蒋介石直言相告：此为苏联离间中美的一个阴谋，“决不可与之商谈”。

为了表明自己坚定地追随美国的决心，王世杰还在2月7日特意把司徒雷登请到家里，直接向他通报了罗申试图调解国共冲突的消息。他说：一个月前苏联武官罗申开始与中国官员探讨这个问题，但罗申的建议遭到了委员长本人的坚决反对。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描述了头一天与苏联使馆费多林柯发生争执的情况。说：由于罗申的建议遭到反对，目前共产党正加紧进攻沈阳。显然，苏联政府估计国军难以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势必撤出沈阳，苏使馆的费多林柯昨天专门来过外交部，要求保护在东北的苏联公民，以免在国军撤退过程中发生不测事件。王世杰话中有话地答复称：苏联侨民会与其他友好大国的侨民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苏联不做对中国不友好的事情的话。费多林柯当场抗议说：苏联从未有扰于中国。王世杰很不客气地回答：你们有必要考虑一下1945年8月苏军?入满洲以后都做了些什么。

蒋介石和王世杰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12

就在王世杰向司徒雷登“交心”两天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国会提出了援华案，说明准备于1949年6月底以前以57000万美元援助南京国民党政府。王世杰所不了解的是，马歇尔在向国会提交援华案时，特别强调说明了援华与援欧性质之不同。他明确讲，援助低能、贪污、士气低落、难以自保的国民党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否则将不得不在事实上接管国民党政府，承担无穷尽的义务和种种严重后果。而如果背上国民党政府不断失败的包袱，美国就难以在更为重要、更具有自由民主传统，因而也更容易应付和消灭共产党的西欧发挥作用。而在此后决定这笔贷款命运的参议院的讨论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所持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参议员们的下面这段讨论也许更加传神：

乔治说：“我对中国是同情的。但是我担心57亿美元如果到了蒋介石手里就纯粹是浪费钱财。是这么回事，它是一场浪费。”

康纳利说：“对整个中国来说，给57亿美元就像给街角的乞丐一个小钱。中国弄得我够心烦的了。我怀疑你们是否能帮它的忙。”

洛奇说：“中国实在太大了。在希腊能实现的目标不一定能在中国实现。先生们，如果有朝一日要我们派军队到中国和俄国去，我们就完了。美国可没有足够的人力去保卫中国。”

康纳利又说：“我想对这个法案我还是得投赞成票。不过我知道那是浪费钱。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范登堡（主席）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现在可不是谈理论的时候。众院一门心思要把军援写进法案，他们想把援华和援助希腊、土耳其等同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注意报界的批评，说我们无视中国，让它完蛋。众院现在把自己和中国扯在一起。如果国民党政府真完了，而我们参院又没有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谁肯承担这个责任呢？现在的问题是要用最少的钱来应付这个局面。”

希肯罗泼说：“我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点钱，但不要标明用途。不然就要和打仗扯在一起，那才真叫冒险，可真要天下大乱了。”

还不很清楚斯大林这时是否已经了解到美国官方的这种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这时的舆论对国民党的批评其实是一样的，谈不上有谁主张派军队到中国去帮助抵抗共产党。包括最激烈地主张援蒋的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蒲立德等，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主张要加强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作用和提供军事援助罢了。因此，莫斯科其实早就在大胆称赞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了。还在1947年4月，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接连刊载署名文章，指名道姓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国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军队”。1947年底和1948年初，《真理报》等苏联报刊，更是不断发表文章和消息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欢呼“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潮”已经到来。

可以进一步证明莫斯科同情中国革命态度的，是我们许多年前就知道的斯大林这时的一则谈话。这就是前南斯拉夫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杰拉斯在回忆中记述的那段著名的言论。他记述说，1948年2月10日，当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和保加利亚党的领导人谈话的过程中，因为讨论到要不要支持希腊共产党起义这件事，有人以中国革命并未遭到外国干涉为例，来证明美英未必一定会对希腊共产党的起义进行武装干涉。对此，斯大林答复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中国的情况不同，远东的形势也不同。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建议中国同志想办法同蒋介石协商，达成一项临时性的协定。他们口头上同意了，但回国后还是自己干起来了—集中了力量，狠狠地打击了蒋介石。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错了。但希腊的情况不同，要毫不犹豫地把起义收起来。”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就发生在罗申表示苏联愿意调处国共冲突之后不久，罗申这时又正好在莫斯科。12天以后，他就被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并进一步开始了积极的游说工作。注意到苏联报刊和斯大林的上述态度，不难想象罗申的和平使命未必带有阻止中国革命胜利的意图。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事实上这个时候的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倍感骄傲和庆幸的事情。斯大林的态度也很明确，即肯定中国革命，并且相信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的复杂情况，因此美国多半不会进行干涉。为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自己在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因过分担心美国干涉而“建议”中国同志去同蒋介石妥协，是犯了错误。

实际上，斯大林这个时候对中国革命还有更为惊人和直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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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斯大林在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我曾经讲过，世界将会分裂成两个阵营。不仅如此，“近年召开的无数次会议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同反对我们的阵营达成协议，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一样。当然，目前敌对而又和平的世界局势可能仍会维持较长的时间，但是，我要重申，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为此，“我们应当毫不延迟地增强我们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同时，我们应当有力地支持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在这方面，“我们最重要的王牌是并将永远是亚洲”。而在亚洲，“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更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认为，它已成为今后工作的典范。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败绩。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的民主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至他们能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

罗申秘密使命2月22日，罗申被苏联政府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当即返回中国。

就在任命罗申的同时，希望国共停战和苏联准备调处国共冲突的消息已经在南京被抄得沸沸扬扬。

先是2月21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在南京发布消息称，司徒雷登大使对合众社记者发表了一项谈话，称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可能是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恢复谈判。他希望南京政府和这个国家的所有集团，特别是有政治觉悟的反对党，自己组织起来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而不是继续军事冲突。合众社记者由此得出结论，司徒雷登认为：“最有可能的解决是政府与共产党恢复谈判，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第二天，合众社又有消息说：（一）据中国某权威方面告本社称，蒋主席已同意某高级官员之意见，与共产党重开谈判。（二）据可靠方面消息，苏联已经以间接方式提出和平解决两党冲突的建议：一、中共控制政府；二、国民党不受压制，但在政府占少数党地位；三、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应完全由共军负责。据中国某高级官员说，政府决不以任何方式正式承认获悉此项建议，且可能否认曾获此项建议。彼称，此一建议系由苏联驻华某一不重要外交代表作非正式接触时提出的。不仅如此，据悉苏联方面还提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邀请国共各派代表出席，按照苏方计划成立协议。他又称，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但此项建议想系苏联对美国援华方案的对抗。（三）苏联驻华某官员已非正式地表示了苏联将参加调停中国战事。

但是，紧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及行政院新闻局都发表声明，声称合众社所得到的消息纯系谣言，意图扰乱人心云云。司徒雷登也与中新社记者谈话，否认他曾对合众社说过“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可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恢复谈判”之类的话。

不论司徒雷登和南京政府如何辩解，有关和谈的消息在南京闹到如此轰动的程度，已经充分显示出国民党上层是有相当力量在企盼和平的。当然，由于要到4月才能最终决定美国援华案的命运，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他很清楚，美国人是为了反共才给自己援助的，不要说他并不愿意与共产党言和，就是想，现在也不是时候。所以，当有关蒋介石已同意某高级官员的建议，恢复国共谈判的报道一出来，他就急忙派自己的秘书长沈昌焕去找司徒雷登进行澄清。沈昌焕称，苏联武官罗申离华前确实向张治中和邵力子再度做出过愿意安排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表示，但张治中随后进行的和平活动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同意。因为，委员长相信，苏联采取这一行动是其更大的世界性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正在朝鲜建立傀儡政府，自然也希望在满洲造成同样的局面。这样再包括外蒙古，就在东北亚形成了一个缓冲带。沈昌焕坚持说，不论是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都不希望或不相信这时有可能与共产党和解。

然而，司徒雷登拥有各种消息来源，他并不认真看待沈昌焕的解释。在向国务卿转报沈昌焕的说法之后，他指出：未必能够完全相信沈焕昌的说法。因为有证据表明，张治中至少经委员长默许，向苏联人了解过在停止内战方面需要采取什么步骤。如果请求美国给予的特殊类型的军援没有很快到来，据信政府是可能利用罗申将军这个渠道，接受苏联调停内战的。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并不认为由苏联出面调停是一件坏事。他强调说，苏联的调解也许对我们有利。因为从美国的立场出发，这会减少可能发生的灾难，即避免出现一个完全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至少给我们留下一个友好的华中和华南，我们可以有效地参予这些地区的发展，加强那里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收复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地。如果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无法阻止共产党的洪水席卷整个亚洲大陆。

不难看出，这个时候首先也是真正有心想要沿长江搞“南北朝”的，其实是美国人，而非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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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美国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援华法案》，为期12个月，总数为46300万美元（后又削减了6300万美元），但只同意将其中的12500万交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其使用”，其他只能用于经济方面。次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实施这个法案。但无论如何，钱既然到了手，蒋介石就再度看到了希望，他的腰杆儿也就进一步硬了起来。

9日，因为“选举”总统和“竞选”副总统而一度闹得不可开交的国民大会终于闭幕了。在闭幕式上，蒋介石又信誓旦旦地重谈起消灭共产党的高调来了。他声称：经济和军事，诚然有若干危机，但远不如外界所传之甚。所以会传言纷纭，完全由我们自己造成恐惧，是受共党造谣而动摇。保持东北绝对没有问题，就是活跃在黄河以南的共产党军队，其实只要半年时间就完全可以肃清。有人说过不到6年共产党就会控制中国，我敢断言，不要说6年，就是60年共产党也没有力量控制中国。

进入到1948年4月份以后，不管蒋介石讲得多么天花乱坠，恐怕也很少有人相信了。4月以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各种传言自然也就大行其道。4月下旬，两位自称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的民盟人士甚至悄悄告诉司徒雷登说：共产党有三点声明：（1）如果委员长撤退军队，和谈可以恢复；（2）如果承认目前的“国大”是非法的，且委员长不做政府领导人，仅保留其他任何职务，和平亦有可能；（3）如果委员长坚持不放弃内战做法，周恩来建议，在执行反政府的破坏计划时，采取吸引自由主义者和人民的政策，直到委员长认识到形势为止。司徒雷登由此得出结论称：上述条件表明，如果委员长不领导政府的话，共产党是希望谈判解决的，他们愿意与政府和谈。而在他看来，罗申大使也负有相同的使命。

苏联真实意图共产党真的希望在上述条件下和谈吗？罗申主张和平，是否意味着莫斯科认为只要蒋介石下台就可以停战呢？值得注意的是，5月22日苏军对外作战部主任给远东苏军马纳加罗夫中将的电报，并不这样认为。电报说：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进展，我们正在制定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就我们而言，中国反动分子获得胜利将极大地增强美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地位。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不久前苏联政府决定加强我们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援助的原因。“根据以上所述，你应当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州的边界线，集结大量的军火、服装和汽油以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轻型和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动炮以及飞机装备也将提供，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接受训练。”“波克罗文少将已被任命管理这些物资，他归你领导。一旦你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于他们军队的具体需要的书面清单，你可以立即满足他们的需要。此外在伊尔库茨克，现在正在建立一支顾问团，它由我军一些在卫国战争时期获得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级军官组成。一俟组建完华，顾问团将立即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顾问团的所有苏联军官将归费坚科中将领导，他已被任命为苏联顾问团团长。”

在这之后的电报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上面这封电报中所提到的帮助都已经在具体实施之中了。除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以外，为了帮助东北野战军的迅速推进，莫斯科这时还应中共东北局的要求，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利地保证了解放军在东北地区的作战需要。莫斯科这时要求负责提供后勤帮助的苏军将领马纳加罗夫：“以任何代价帮助（中国人民解放）消灭敌人。”因为“这对于我们确立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州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

不难看出，苏联这时并非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持消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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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由于在欧洲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莫斯科更渴望看到远东的中国掌握在共产党人，而不是掌握在国民党人手里。由此可知，在苏联方面秘密协助人民解放军发动大举进攻的情况下，罗申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莫斯科为了欺骗美国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掩护行动。之所以要这样做，则与斯大林一贯的谨慎有关。他曾明确主张，在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中，不要被成功冲昏头脑，要看到胜利中可能包含的危险因素。从当时国共两党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斯大林所谈到的危险因素显然不会是指国民党，而是指美国。换言之，斯大林这时大概对解放军能否顺利夺取全中国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希望以这种外交行动来表示苏联并没有援助中共和支持中共夺取中国的意图，从而以此来牵制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事实上，在1949年秋冬以前，不仅斯大林还估计不到中国共产党何时能够夺取全中国，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认为夺取全国胜利至少还需要几年时间。美国人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他们不仅认为苏联并没有直接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因而坚持限制对国民党的军援，生怕刺激苏联采取同样的做法。与此同时，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人也都认为，共产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华中，长江以南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罗申回到南京以后向国民党人传达的信息始终是时断时续和令人迷惑的。6月4日，据国民党国防部的官员称，罗申表示希望中苏两国能在有关对日和约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为此，他声称，苏联可以增加对中国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的经济项目。因为，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愿意看到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他同时威胁国民党，如果不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将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安全利益。间歇了两个月以后，罗申才又在8月25日与王世杰的会晤中，重申了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质援助的意向。至于为什么在共产党逐渐占据军事优势的时候，莫斯科不支持共产党，反而愿意帮助国民党，司徒雷登得到的解释是：罗申强调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没有资料证明司徒雷登得到的情报究竟是不是可靠。考虑到苏南关系这时刚刚破裂，相当一部分苏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也将信将疑，司徒雷登的这个消息未必全都是捕风捉影。不过，至少在这一年夏秋莫斯科始终加紧向东北解放军提供各种帮助，而毛泽东这段时间也在与斯大林频繁通电，讨教有关建立新中国的各种问题。说罗申想通过调处国共和谈来阻止毛泽东胜利，似乎也缺少足够的证据。

有关罗申使命的种种猜测，在解放军发起全面进攻之后，已经不大能够看到了。因为，当9月24日解放军占领济南，以及夺取东北的辽沈战役打响之后，罗申再也没有主动做过希望调解国共冲突的表示了。

11月2日，东北最后一个大城市沈阳被共产党占领。国民党不仅损失了几十万精锐部队，而且丢了整个东北。眼看华北就要成为解放军的囊中物，淮海战场又陷入困境，国民党高层领导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已经回到乌鲁木齐的张治中再度成为和谈的主倡人。他直接从新疆上书蒋介石，力劝蒋介石从谏如流，赞同和谈。蒋介石这时也顾不了自己的面子了，一面手忙脚乱地召集会议推测东北解放军下一步将会如何行动，一面打电报把张治中从新疆召回南京，要他去向罗申大使游说和平。想不到这一回罗申反倒端起了架子，王顾左右而言他，推三阻四地不肯表态。于是，监察院副院长刘峙、副总统李宗仁、国府委员邵力子，再加上张治中……国民党人像转风车一般，几乎是轮流去苏联大使馆做工作。只可惜，这个时候罗申的使命已经不复存在，况且形势也已经由不得罗申或莫斯科来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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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孙中山和蒋介石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早期与苏俄合作的大致经过，早已尽人皆知。其北伐革命之发动与最初的成功，曾得到苏俄的相当助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次北伐的实现，首先就在于有了广东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出发点。为了建立和巩固这块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经历了许多周折与艰辛，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在几经磨难后，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等最初求助苏俄的时候，其实主要并不是要在广东，而是要背靠苏俄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从那里向北京政府发动进攻。当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去“访问”近三个月时间，其本意也同样是为了同俄国人一起去研究和具体实施这个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兴致勃勃而去，却又极度反感而归，恰恰也是与苏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定了他们的西北计划一事有关。了解这一切，对于深入了解孙中山、国民党与苏俄合作关系最初的形成过程，以及蒋介石与苏俄以后的恩恩怨怨，无疑都是有益的。

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提出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的背叛而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往上海。之后，孙中山“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地寻找境外的支持者。一方面，孙中山秘密同日本银行界接触，寻求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格外感兴趣，开始了与苏俄领导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只是，这时苏俄恰恰正受到十四国的军事干涉，其本身尚未巩固，孙中山自然不会迅速提出求援问题。但孙中山早就对联合俄国并取得后者援助抱以期望，这是没有疑问的。此可证之于孙中山1918年1月28日在广州一次宴会上的谈话，他当时曾明确讲：“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孙中山在广州警界宴会上与何某的谈话》（1918年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0页。而3月13日，孙中山又一次谈到他的这一想法。当天他曾有电报给重庆靖国军总司令代省长黄复生，说明：“义师讨逆，及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预注意于西北边”。《孙文致黄复生电》（1918年3月13日），同上书，第394页。他这里再三强调的注意中国西北边，寄希望于西北方面大发展云云，其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

欧洲和日本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到1920年逐渐归于失败。1920年4月所谓“远东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苏俄新政府的统治已经开始扩展到俄国的远东地区了。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也迅速开始了在中国寻找支持者的工作。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会见了苏俄海军中将波塔波夫（Potapoff）、陆军上校波波夫（Popoff）、上海俄国劳动社负责人马特维也夫－鲍雷德（Matriev Borid）、维经斯基（ＧrigoriVoltinsky）等人，对苏俄的稳固和强大开始有了深刻的印象。据此，孙中山第一次提出请求苏俄援助的设想。

1920年9月，李章达受孙中山派遣经黑龙江前往苏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务必到达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的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李章达当年10月底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但直到次年春天才到达莫斯科。从莫斯科外交档案馆保存的足以证明李章达身份的文件看，李章达的确曾经试图代表国民党与俄国有关部门就此计划进行商谈。

关于李章达的名字，这里仅为推测。原件为英文，英文名为 Li Jon-Dan ，音译可译为李炯丹，遍查此时国民党内人物，除李章达外，未见有与音较为接近者。另据周谷先生文章，内有“俄国革命一起，……孙中山拟派人前往俄国留学，特嘱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国教师每日到廖仲恺家教他们俄文。只有李章达后来去了俄国学习”等语，可知这时确有李姓名章达者被派前往苏俄。查李章达，字南溟，广东东莞人，1920年30岁整，这时确在孙中山左右工作。据此，推测此人应为李章达。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台北）第五十八卷第三期；彭庆遐等编著：《中国民主党派历史人物》，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至于李章达究竟是否见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和有关当局负责人，目前尚不可知。不过，我们在另一位苏俄来华代表的报告中可以进一步证实李章达当时的使命。

1920年11月进入中国东北的这位苏俄代表的名字叫索科洛夫·斯拉特霍夫（Soclov Sladhoff）。他这时的公开身份是记者，来华后曾前往北平和上海，会见了国民党方面的领导人。他在1921年4月21日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国民党人曾两次向他提出关于请苏俄从西北方向给予援助的问题。报告称：1921年1月12日，《民国日报》的编辑“陶同志”（音译，原文为Dau）提出他应该同刚来上海不久的身为国民党本部及广州政府成员的李思托（音译，原文为Li Sie-tou）进行一次会晤。《索科洛夫·斯拉特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北京中央档案馆（以下简称ＣＣＡ）中共代表团档案，第六批，第四件。此件尚有两点疑惑之处，其一为“李思托”不明何人，遍查此时国民党内重要成员，未见有与此音相近者；其二为李之身份，照原文（ Committee member ）直译应为“委员会委员”，已知国民党这时只有本部，并无中央委员会，故暂译为“本部成员”。但“成员”一词过于宽泛，判断其人更困难。会晤预定在一处私人寓所进行。由于白天寓所受到严密监视，所以他是在编辑部给他派去的一位向导的陪同下，深夜才前往那里去会晤这位国民党要人的。在法租界华龙路四十四号这处私人寓所里，这位国民党要人强调，整个国民党都“力求通过秘密派遣代表沟通情报，特别是缔结必要的协定，来实现与苏维埃俄国的亲密诚挚的关系”。这位国民党人所说的关于缔结必要的协定的内容，“证实了李章达事先讲过的情况”，即国民党人希望苏俄方面能够在中国的西北边疆为中国革命党人提供援助。斯拉特霍夫在报告中具体解释了关于李章达在海兰泡对他所说的计划内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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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十一月，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时候，认识了国民党员李章达，他当时给我写了一封给孙逸仙博士、李思托等人的信，并告诉我说，他准备去莫斯科，代表孙博士向苏维埃政府建议缔结关于在中国共同行动的协定。孙逸仙博士打算缔结的军事协定具体说来是这样的：红军在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开始进攻新疆，直逼中国西南四川省及其首府。据李章达说，该省有四万左右的国民党人，他们已经对这样的事变作好了准备，将会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

当斯拉特霍夫怀疑让苏俄红军深入中国境内来担任这样的进攻任务，是否可行时，在上海与他谈话的这位国民党要人却表示相信，既然“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消灭国内的封建主义”，那么，“为了革命的成功，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

参见《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

在1921年初另外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也曾隐隐约约地提到过这件事。在报告里，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对国民党大加赞扬，说在中国的政党中，“最激进的就是国民党，它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倾向社会改良主义，但是拥护他的人及所有党员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应当把他们看作是革命思想的化身，革命必定由他们来实现”，他们“甚至盼望着与苏维埃俄国（采取）联合行动”。《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1921年）。〔该报告既无署名，也无具体时间，但从报告中提到“极左的国民党（现称中华革命党）”的情况来看，报告的最初形成时间应该更早些〕。CCA，中共代表团档案，第六批，第六件。

在已知的提到过这个西北计划的俄国人当中，似乎没有人对它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不过，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斯拉特霍夫在他的报告中也是不置可否。但他的感想看来同上面那位不知名的俄国人没有太多的区别，他强调说：“最近几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在中国，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显然，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国民党都深受爱戴”。因此，他的结论是：“1尽快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系，是我们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2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在于，在居民和广州政府中寻找有能力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以反对整个远东地区美、日资本压迫的分子。”参见《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

苏俄政府支持孙中山的计划苏俄政府对孙中山国民党这一建议的反应，最初看来还是比较积极的。只不过，几乎还在斯拉特霍夫进入中国之际，孙中山对争取苏俄援助的热情，就已经开始降温了。这是因为，孙中山于1920年11月底又得以在部分西南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下，重新回到广州，并很快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踌躇满志地开始准备发动推翻北京政府统治的北伐战争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孙中山自然不会再考虑请求苏俄援助的问题。以致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1921年一二月间前往桂林与广州，同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接触时，虽然部分国民党领导人仍旧相信有必要通过苏俄，“要么在蒙古，要么在西伯利亚，组织北方的中国革命者”，孙中山却明确表示，他目前不能同苏俄公开结盟。据马林报告说：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他不联俄，他就能够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而联俄则会给中国“造成不利局面”。因此，“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早的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预”。《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７３页甚至直到1922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接见新任“赴俄全权代表”张秋白时，苏俄方面仍旧搞不清楚孙中山究竟是否愿意与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张秋白是1921年11月持孙中山、居正、张继三人所发的委任状前往苏俄远东的伊尔库茨克去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党代表大会的。此会1922年1月移到莫斯科召开，张秋白曾受到列宁的接见，并与契切林进行了长谈，但无论在各种场合，张均未提及要求苏俄援助问题。从契切林2月7日给孙中山的信也可以看出，俄国人这时甚至不明白孙中山与苏俄打算“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建立联系”。参见李玉贞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1922年２月7日，转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２期，第305－306页；并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The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档案（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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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飞再度提出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又是在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之后。1922年6月，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刚刚建立起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刚刚开始发动的北伐作战毁于一旦，孙中山为此痛心不已，曾公开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称：“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者！”《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页。至此，党内同志，特别是军事领导人蒋介石等，都力主联俄，孙亦不得不痛下决心，再度要求苏俄从西北向其提供援助。

8月25日，孙中山刚到上海就意外地收到苏俄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Ａ Joffe）从北京的来信，希望与他建立密切关系。越飞的建议与孙中山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即写信给这时还在福建的蒋介石，要其“早来备筹一切”。函称：“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办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孙文复蒋中正函》（1922年8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35页。

10月上旬，孙中山在其上海的寓所再度会晤了这位既是共产国际代表，又在协助越飞工作，但又负有苏俄外交使命的马林。孙中山第一次亲自向苏俄的代表解释了他关于在西北创立军事基地、组织军队、联合红军进攻北平的设想，主张一方面由苏俄提供援助，在东土耳其斯坦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另一方面请苏俄红军秘密配合这支部队向中国内地发起进攻。对此，马林的反应看来不甚积极，他在写给越飞的信中明确讲，除非孙中山能够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要求苏俄出兵，否则，苏联红军绝不能轻率地进入中国。越飞这时对马林的意见也完全赞同。当马林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之后，越飞相当肯定地支持了马林的看法，称：“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我已经报告莫斯科，并附上我的意见，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7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马林对孙中山计划的态度，使孙中山意识到向苏俄求援“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并非如最初想象中那样简单。孙中山11月曾有信给蒋介石，劝其勿因福建军事一时之困难而“稍萌退志”，其并举对苏交涉之事为证，称：“兄前有志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可知与马林商谈并不顺利。《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页。但这并不能使其放弃要求苏俄援助的初衷。12月20日，孙中山直接写信给越飞，一方面劝告越飞不应当承认北京政府并与之谈判，一方面则直截了当地向越飞提出了他的西北军事计划的大胆设想。函称：

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从我离开广州以来，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是英国势力和海军强国支配的中心。然而，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放弃广州。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

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等等。

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如果能够，将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如果你们的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么，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为了早日采取行动，同我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如果计划在明年即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转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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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西北计划的要点，引人注目的是，孙中山取消了他们前此计划中的要求苏俄出兵的内容，改为自己由四川北上甘肃、内蒙古，接通外蒙，获取军事物资，并开辟一条由西北打到北京的进攻路线。

其实，还在孙中山以文字形式向苏俄政府正式提出他的西北计划之前，苏俄方面已经得到了越飞转去的有关信息，并且明确通知越飞可以考虑援助孙中山的计划。因此，在1922年12月由越飞与马林共同起草的关于苏俄在中国的工作提纲中，“俄国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的原则事实上已经确定。《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1922年12月），前引斯特拉霍夫报告，第101页。问题仅仅在于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和具体从哪一方面来提供这样一种援助。而越飞和马林这时更多注意的只是，这种援助不应该是无条件的。越飞和马林这时曾“私下批评莫斯科”过于慷慨，认为“对中国人，甚至对孙，不该如此”，而应该索取报酬。参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4页。

根据1923年1月上旬苏俄政府的指示，越飞在与北京政府就蒙古以及中东铁路问题的谈判不得要领之后，转而于1月下旬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正式谈判。越飞的态度很明确，即他要求孙中山为了苏俄的援助在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做出让步。谈判的结果，双方达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文件，这就是有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果然得到了孙中山关于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和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外蒙古的承诺，而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１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７卷，第52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上海就孙中山提出的“长远计划”（即西北计划）和“应急计划”（即迅速运送武器到南方帮助国民党夺回广东的计划）达成了某种共识，越飞同意提请苏俄政府考虑在一定限度之内提供这种援助的可能性。为了更进一步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孙中山随后还专门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前往日本热海进行秘密会谈。一系列会谈的结果，终于促使苏俄政府做出决定，支持孙中山的西北计划，为其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并提供武器装备和顾问人员，帮助其在中国北方或中廖仲恺国西部的省份建立军事基地。5月1日，仍在热海疗养的越飞通过电报转来苏俄政府关于同意孙中山西北计划的正式决定。电报称：

今收到我国政府对我们两人当初就您的长远计划（而非应急计划）面议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

第一，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您领导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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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千金卢布。

第三，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四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

第四，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因为遇公开场合和官方场合，即令在今后，对国民党谋求民族解放的意向，我们也只能表示积极同情而已。《越飞给马林转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

严格地说，苏俄政府的决定距离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不小的差距。孙中山在提出具体建议时，曾明确表示希望苏俄方面会提供“帮助十万士兵”的装备，并且希望新的战略基地能够建立在外蒙古等超出北京政府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去。但即便如此，能够得到这种程度的援助，对国民党来说已经是空前规模了。它毕竟使一向只能利用各种军阀武装来革命的国民党人，从此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了。因此，孙中山的反应十分积极。他很快于5月12日致电越飞，称：

贵国五月一日复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孙中山致越飞电》（1923年5月12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3－154页。

蒋介石受命出使莫斯科既然苏俄方面决定支持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孙中山本应迅速开始派人前往莫斯科作具体商谈。但因支持孙中山的军队于1923年1月再度克复广州，孙于2月又回到广州并就任陆海军大元帅，陷于争夺广东的战斗之中，具体实施西北计划的工作因此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孙中山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尽可能保持住刚刚到手的广州这块根据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只能被暂时搁置了。因此，他接连去电越飞告急，要求立即“支付已承诺的援款中的第一次付款”，称“文急需经费以解决广州事，届时方能抽身为最后解决全中国问题制定出西北计划”。《孙中山致全权代表越飞电》（1923年５月23日）；《孙中山致马林转越飞电》，1923年6月3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5、165页。

这时越飞、马林等人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十分不解。越飞三番五次地要求孙中山从目前的战争中抽出身来，首先帮助苏俄解决与张作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执。声称：“我们给中国人民的太多了，这个不可能再给了。孙必须看到，整个中国，还有他自己，都处在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之中，……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是唯一同中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我已为孙做了许多事，将来还要尽可能为他办事，但是目前在铁路问题上孙必须帮助我，否则会出现麻烦”。《越飞给马林的电报》（1923年5月19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63－164、173－174页。

而马林则反复强调：“如果援助只是有利于旧策略的继续，供养那些与革命的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将领们，如果这种危险存在，就不要给予援助。最好是在对方保证不把援款用于南方的军事行动之后，再开始提供援助。”他认为，应当把援款的三分之一用于改组国民党和进行反帝的宣传工作，“余款用来在北方或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组织”。“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因为把俄国的钱用于援助广东的战争，“就意味着慷慨解囊资助热衷于继续争战的将领们”。《马林致越飞、达夫谦、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在孙中山致越飞电后面的附言》（1923年6月30日）；《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8、165、283页。

结果，一方面是孙中山忙于广东的战争，一方面是越飞和马林因不满孙中山的行动而态度消极，因此派遣代表到莫斯科去具体商谈西北计划的事情，一直拖到7月中旬才最后确定下来。孙中山下决心派蒋介石以其代表的身份，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苏方尽快提供第一批援款，并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广东，协助孙中山编练军队，指挥作战。同时，孙中山还与蒋介石具体讨论了此次访问的中心任务，即实施西北军事计划的具体方案问题。随后，蒋介石辞去了大元帅府总参谋长一职，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由上海出发，于9月2日到达了莫斯科。

蒋介石到达莫斯科后，很快于9月5日拜会了契?林，说明了孙中山要求立即付款的想法，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接着，他又于9月9日与苏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IMSklansky）举行了会谈， 说明孙中山希望苏方能够派人前往广东协助他展开军事工作，他被告知鲍罗廷等人已经在去广州的路上。事情开始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蒋介石也相当满意。但当蒋介石正式提出他和孙中山具体商定的西北计划的方案之后，情况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在9月9日的会谈中，蒋介石首先说明，这次代表团的中心使命其实是在军事方面，代表团事实上应该是一个军事代表团的性质，因此他最为重视的也正是与苏俄军事当局的讨论。蒋介石随即说明了代表团三项任务，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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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派去的愈多愈好。

二、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孙中山的代表提供方便，以考察红军。

三、代表团请求共同商讨中国的作战方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斯克良斯基与孙逸仙军事代表团会谈情况的简要报告》(1923年9月9日)，前引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221；其中主要内容已经中译，可参见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 V K Bluehel in China，1924- 1927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页。

蒋介石并具体解释说，目前国民党虽然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但因广州已没有军火工厂（特别是弹药厂），港英当局又严密封锁广州的军火进出，因此武器弹药极其匮乏。特别是“设防的英国要塞香港，始终使孙中山军队的后方广州有芒刺在背之感。南方军一经北上告捷，英国人随即策动为他们所收买的邻省督军骚扰后方。军阀陈炯明去年所为即是如此。再者，外国派驻长江的庞大舰队，也是孙中山军队自长江流域北上的一大障碍。南方军每次进抵该地准备渡江，英美炮舰即加阻扰制肘。可想而知，外国人据广州、上海（还有长江）两大基地，加上握有巨额资金用以收买人心，南方军要彻底击溃有大多数外国帝国主义者作靠山的吴佩孚，那是难上加难的”。因此，蒋介石明确地强调说：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实际上主要在于上述三点的最后一点上。他说：

基于上述考虑，南方军大本营和国民党代表团出使莫斯科之前，决定转移战场，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即在于此。

随后，蒋介石扼要地说明了孙中山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根据斯克良斯基的建议，蒋介石于会后又将此一构想亲自整理成书面材料，并标以《中国革命之新前途》提交给苏俄军事委员会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之新前途》长约9000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重要的历史文件。此文件即毛思诚撰《蒋介石年谱初稿》（1937年印行时更名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提到的那件蒋介石在莫斯科起草，但未曾公开过的“书凡八千二百余言”的报告。《蒋介石年谱初稿》说明：九月十三日，“公在宾馆拟代表团意见书（书凡八千二百余言，说明中俄国共两党互助关系。甲、绪论，乙、军事计划书，丙、宣传，丁、结论。）”。见毛思诚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4页。另王聿均先生称，此稿即为蒋介石起草的代表团访苏报告，在回国路上又再次对此报告进行修改，之后寄送孙中山先生处，显系有误。因此报告起草于代表团刚到苏俄不久，且内容完全与访苏经历及观察结果无关。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中国史研究》1987年秋季号（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Fall 1987， Volxxl No1）。它在绪论中明确提出：“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范围内，即在中国东南地区奠定巩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来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同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接着，它在第二部分，即军事计划部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各派势力的相互关系、兵力分布、武器配备及军火生产规模，比较了在新疆和外蒙建立军事基地的利弊得失，具体提出了国民党希望组成的西北军队的编制和武器配备，说明了向北平发动进攻及统一全中国的准备过程、进攻路线等等。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 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年9月)，ＣＣＡ，235：7；前引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221。

文件建议以库伦和乌鲁木齐为国民党的西北军事根据地，并比较了两者的优劣，希望苏方能够同意以库伦。库伦，原文Urga，又译为库恰，即为今日蒙古之乌兰巴托。为进攻北平的“临时根据地”，而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在库伦组建主力部队，而在乌鲁木齐组建后备部队。如果苏方只同意一个地点，则建议以库伦为最终选择。文件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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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北地区有两个地方适宜于做军事根据地，一个是蒙古的库伦，另一个是新疆的乌鲁木齐，即中国的土尔克斯坦。这两个地方靠近俄国边境，交通非常方便。但我认为它们各有利弊。

Ａ）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和军事目标之间的距离从乌鲁木齐到北平约八千华里，从库伦至北平还不到三千华里。所以，库伦比乌鲁木齐距目标近十分之七的路程。

Ｂ）地理位置上的利弊从乌鲁木齐至甘肃省的兰州府有二千五百华里，隔着一个大沙漠，道路难行，水的供应很缺乏。……从兰州府至陕西省省会西安府还有二千五百华里，这个地区的自然结构是重山峻岭，崎岖难行，特别是军队更难通过。

……如果我们用乌鲁木齐做我们的军事根据地，不仅在地理上是不利的，而且我们在进攻北平之前，还必须攻克甘肃省省会兰州府、吴佩孚司令部洛阳、河南省省会开封府和山西省省会太原等重要城市。

从库伦至北平比从乌鲁木齐要近得多，高原大道，行路较易。我们可以乘汽车，水也可以充分供应。那里只有绥远和张家口等几个小城镇。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库恰比乌鲁木齐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国民党在华北各省和内蒙古还具有潜在的势力。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支训练精良的部队做我们革命军的主力，我们就能获得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同我们一起进行反对敌人的战斗。

Ｃ）从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到最后目的地所花的行军时间一万士兵从乌鲁木齐行军至北平，不经战斗，至少要用六个月。从库伦乘汽车，只要四天就到铁路终点站张家口，再花一天就到北平。所以，从时间上考虑，用库伦做军事根据地也比用乌鲁木齐更为有利。

Ｄ）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与国防的关系乌鲁木齐靠近印度边境，在那里建立军事根据地会引起英帝国主义的特别注意，但我认为英国的干涉不会起作用。在库伦建立军事根据地则会引起日本的猜疑，但我认为日本不会用武力进行干涉。张作霖可能不赞成我们这样做。为了防止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干涉和张作霖的阻挠，我们可以用红军的名义训练我们的士兵。……在我们完成我们的练兵计划以后，我们就可以率领这批士兵在国民党的革命旗帜下南下，那时，我相信张作霖会同我们并肩进行革命的。……Ｅ）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与战略的关系如果我们用库伦做我们的军事根据地，工作会容易开展，而由于它离关内很近，我们不会丧失任何进攻敌人的时机。在两年以后，我们就能开始我们的进攻，并很快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我们在乌鲁木齐建立我们的军事根据地，准备时间将从三年增加到五年，因为我们得教育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处理内部的事务，并使那块地方成为东方革命的永久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完全建立和我们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发动进攻以前，我们将不能继续东进。……根据这些事实，我认为库伦是一个适宜采取快速行动的理想的军事根据地，而乌鲁木齐则是一个适宜进行持久防御的军事根据地。所以，最好是用库伦做进攻北平的临时根据地，争取尽早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同时用乌鲁木齐做永久根据地，同俄国合作，帮助东方其他被压迫民族为争取它们的独立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所以，我主张在这两个地方同时建立军队，在库伦建立主力部队，在乌鲁木齐建立后备部队。如果不能在同一时间做两件事，……我希望用库伦做为组建军队和进攻北平的临时的军事根据地。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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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关于用库伦做根据地和以进攻北平为目标的军事准备的具体设想如下：

Ａ）第一阶段（约一年半）从一九二三年十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这个阶段的计划如下：

（１）建立军校，培养军官。

（２）招募士兵。

（３）成立军队。

（４）调查敌情。

（５）准备军事供给。

Ｂ）第二阶段（约半年）从一九二五年五月至同年十月，我们的计划是调遣部队南下至靠近绥远和察哈尔的蒙古南部地区，准备发动进攻。

Ｃ）第三阶段，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起，指挥部队向最后目标进军。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

文件关于军事进攻行动的步骤计划如下：

Ａ）第一阶段，占领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目标是占领北平。

Ｂ）第二阶段，占领黄河流域，兰州——海州铁路，目标是占领吴佩孚司令部驻地洛阳和河南省省会开封府，以及江苏省的徐州。

Ｃ）第三阶段，占领长江流域，目标是占领湖北省省会武汉，和江苏省省会南京。如果占领了长江流域，全部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

文件关于在库伦组建的军队编制及其武器配备的设想如下：

Ａ）士兵人数最少三个混成旅，每旅六千至一万名士兵，总数为一万八千人至三万人。

Ｂ）武器装备（１）一万五千条至二万四千条步枪。

（２）十二门至十八门大炮。

（３）一千五百匹马至三千匹马或骡子。

（４）六架至十架飞机。

（５）五十辆至三百辆汽车。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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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西北计划胎死腹中苏俄方面早就同意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帮助国民党建立军事基地，因此，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他所提出的上述关于西北军事根据地的设想会为苏方所拒绝。但是，与苏俄官员的接触，使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所提出的西北计划与苏俄方面所了解的完全不同。按照苏方的理解，所谓西北军事计划，应该是由国民党运用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首先建立一个战略根据地，由苏俄方面负责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教练人员，国民党将依据它来训练军队和展开行动。然而，蒋介石在计划书中提出的两个地点，都明显地超出了苏方理解的范围。根据蒋介石所提出的方案，如果要在乌鲁木齐建立根据地，那么，由于国民党在新疆没有任何影响，因此首先“就得在俄国境内成立军队”，然后由俄国境内发起进攻，“攻占乌鲁木齐”。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这显然不符合苏方的要求。蒋介石也估计到所存在的困难，因此特别提出的在库伦建立根据地的提议，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外蒙古无疑就是苏俄所同意过的那个中国北部的省份，苏俄这时即使在《孙文越飞宣言》中，也从未否定过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苏俄这时事实上认为，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在苏俄方面明确认为外蒙古事实上应当脱离中国的情况下，支持孙中山、蒋介石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无异于自己明确宣布外蒙古只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于是，孙中山的计划迅速开始搁浅了。

10月21日，蒋介石拜会了契切林，双方具体讨论了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上，契切林明确表示这很少可能，声称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那里进行军事行动，这会引起严重误解。对此，蒋介石深感难于理解。两天后，蒋介石给契切林的一封信中，又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借用孙中山的话，要求苏方务必“用一切办法”支持其西北军事计划，特别是在蒙古建立基地的问题上。他在信中说：

昨天我接到孙逸仙博士的电报，他告诉我，俄国政府的代表鲍罗庭已到达广州，孙逸仙博士对俄国政府给予的物质帮助表示感谢。他着重指出，俄国和国民党的利益有很大的共同性，它们之间绝对必须进行合作。他坚信，俄国政府不会拒绝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他要我和我们的俄国同志讨论西北的军事计划。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你指出蒙古人害怕中国人。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这完全是事实。蒙古人害怕中国军阀，但不应害怕国民党。国民党按照自己的原则，尊重自治和自由，我们希望同我们的蒙古同志互相了解并同他们进行合作。我相信，俄国政府人士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将会把国民党介绍给我们的蒙古同志，以便相互间取得完全的了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为我们的蒙古同志做什么事情，但是中国本土的革命运动将会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机会，使他们在内部事务上实行自决。我们的西北计划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蒙古同志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并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同我们一道行动，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进入蒙古。《蒋介石致契切林的信》（1923年10月23日），ＣＣＡ，中共代表团档，第24批，第４件。此即毛思诚撰《蒋介石年谱初稿》中所称10月26日“致俄外长齐采令函”，但《初编》所录并非原文，因而内容上与原函略有出入。参见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7－138页。

蒋介石随后又多次与正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以及其他苏俄高级官员进行了讨论，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效力。

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等再度接见蒋介石，对孙中山和蒋介石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的方案作出了正式的答复。其意见如下：

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了来自中国的全部情报，仔细地讨论了（代表团）提出的方案，我们的结论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巴拉诺夫斯基关于斯克良斯基与孙逸仙军事代表团会谈情况的简要报告》（1923年11月11日），前引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221；并见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2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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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良斯基转而以俄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在中国当前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却只字不提蒋介石所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问题。对此，蒋介石反复解释，说明国民党已经开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但目前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开展此种工作阻力巨大，效果有限，必须配合以强大的军事行动，西北军事计划正是目前所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最佳方案。然而斯克良斯基坚持认为：“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当然，苏俄仍旧同意帮助国民党训练军事干部和建立军校，但鉴于广州已经夺回，这些工作应当也有可能在莫斯科和广州进行。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在这里被苏方完全否定了。尽管斯克良斯基再三解释，说这只是因为目前还不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但任何人都清楚，苏俄政府之所以最终否定了他们曾经明确赞同过的这一计划，其原因根本上并不在于国民党欠缺政治工作的准备。事实上，此一计划之被否定，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这时在中国北方确实没有足够的基础，找不到一块靠近苏俄，并可以有效控制的地点；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提出的西北计划涉及到了苏俄最敏感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苏俄政府不仅不能允许国民党借用苏俄的领土训练军队进攻乌鲁木齐，它尤其不能同意孙中山、蒋介石关于利用外蒙古来进行军事活动的想法。苏俄当初赞同在中国北方或西部的省份帮助国民党建立军事基地，就没有把外蒙古考虑在内，它只是同意可以从库伦经过内蒙古来对从四川北上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援助而已。

11月27日，蒋介石最后会见了托洛茨基，在列宁生病的情况下，托洛茨基这时可以说是蒋介石会见的苏俄最高领袖了。然而，结果还是一样，外蒙古的问题成了整个西北计划的一个死结。托洛斯基明确告诉蒋介石：在目前情况下，不仅孙中山所希望的苏联直接出兵不可能援助国民党，而且从蒙古开始军事行动的设想也是不可取的。目前唯一可行的就是在中国本土上发动对北京政府的战争，尤其是应该在中国北方展开革命，但所有这一切的关键，都取决于国民党政治宣传工作进行得如何，一张好的报纸往往比千军万马都管用。鲍罗金：《蒋介石访苏前后》，《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9期，第24－25页。

11月29日，蒋介石在对苏俄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访问之后，极其失望地离开了莫斯科。很明显，蒋介石没有能够完成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特别是苏方对外蒙古视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给蒋介石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蒋介石最初无疑是极力主张联俄的，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他曾多次提出联俄意见，坚信只有争取苏俄援助才有办法。即使广州收复后，蒋介石仍对访问苏俄，争取俄援充满热情，甚至不惜为此舍弃一切工作。他曾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中正致杨庶堪函》（1923年7月13日）。关于蒋介石早期对联俄的积极态度，可参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而如今，蒋介石此行几乎完全失败，不免大失所望。以至访苏归国后，他仅从老家溪口寄给孙中山一份报告了事。此即毛思诚撰《蒋介石年谱初稿》中所说的蒋于12月14日在归船上所写之“游俄报告书稿”。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3页。直到孙中山等接连电催之后，才于一个月之后前去广州。但蒋介石对苏俄之恶感，已由此而生矣。参见《蒋中正复廖仲恺论党政诸病要并述在俄考察意见函》，转见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第２８１页；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6－168页。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感触最深的在于两点：第一，即“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此显然由于苏俄在西北计划问题上出尔反尔所致；第二，即俄人“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进而估计其“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此显然是因为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所致。

大概是想解释点儿什么，或者感到对于孙中山本人应该有所交代，在蒋介石等人刚刚离开莫斯科不几天，契切林又想起来有必要给孙中山本人写一封信，正式说明一下苏俄政府不同意他的西北军事计划的主要原因。这大概也是双方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后一份文件了。契切林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榜样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军事活动是成功的。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组织和领导了我们的群众，用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政党，一个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政党。整个中华民族一定会看到国民党——这个广泛而有组织的政党同中国各个地区军事专政之间的区别。国内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以及中国西部各民族，需要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是支持他们的自决权的。所以，你们不许在这些地区使用武力。这就是我在这些问题上所考虑到的一些想法。《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1923年12月４日）。

同斯克良斯基一样，契切林在这里同样说得十分委婉，甚至没有直接提到他们对孙中山的西北计划究竟如何看法。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其实就是一句话，这就是：不许在外蒙古使用武力。换言之，就是苏俄不同意国民党在外蒙古进行活动，因此，他们只能拒绝了孙中山关于在西北，特别是在蒙古建立根据地的想法。

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在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曾积极与苏联谈判，谋求与苏联结盟；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各界舆论特别是国民政府又曾再三推动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抗日。而中苏之间最终只订立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虽曾一度大力援助中国抗战，但最终以种种原因未出兵助战，致使本来同受日本侵略威胁的中苏两国，只有中国陷入到旷日持久的对日作战之中。

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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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其自身利益考虑，自然不愿卷入中日冲突，与日本为敌。但以战前日本北进南下方针未定之时，深惧日本威胁之苏联又孰知其必定不会与中国结盟？外交运用，存乎于时机与策略的机敏掌握，若能恰当把握时机，灵活运用，焉知不能拉苏联以挫日本？

事过近60年之后，查阅俄国档案可以看出，中苏两国在1935年底至1936年间确乎存在过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机会。陈立夫秘密潜赴柏林“蜇居”待命，准备赴莫“商讨军事同盟”，其实并非国民政府之一厢情愿。根据陈立夫的回忆，蒋介石1935年圣诞节前夕派其“赴苏进行秘密交涉”，待到德国柏林之后，又电告“为时尚早”，可到欧洲一游，等陈立夫在欧洲几个国家游了几个月之后，又电示改变计划，命其“返国与苏俄鲍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从陈立夫回忆其回国后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看，似乎苏联政府这时对中国关于“订立军事同盟”的想法根本就没有兴趣。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95－199页。事实上日本在夺取中国东北之后，步步侵占热河、察哈尔并迅速深入绥远，沿苏蒙边界对苏联形成包围态势，也使当时的苏联政府万分紧张，担心其有进一步包围和进攻苏蒙的企图。陈立夫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奉命赴苏谈判“军事同盟”，事实上正是苏中两国政府在对日问题上相互需要的一种结果。但是，这一机会因中方策略运用不够灵活而失之交臂。

苏联主动提出军事互助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始终在寻求大国干预，避免与强大的日本爆发全面战争。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最初很明显地包含着进一步进攻苏联的意图自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以来，就始终以苏联为第一假想敌，准备实行北进战略，彻底征服苏联，为此不仅拒绝苏联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提议，而且几度制定“对苏作战计划”。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41页。，同时苏联这时也仍在暗中支持中共以武力反抗国民政府，蒋介石当然不打算向苏联求助蒋介石讲，当时对联俄问题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是担心“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之覆辙”，第二则是搞不清日本究竟是准备南进还是根本就打算北进攻苏，担心联俄抗日，反“促使日本南进”。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第71页。，这时的国民政府只是千方百计地推动国联和英美等西方大国来主持公道，试图以此来阻止日本南进。但不论蒋介石对苏联抱有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面对日本的威胁，中苏两国由于相同的利益需要，已经开始努力恢复中断了几年的外交关系了，双方甚至还开始讨论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负责谈判中苏复交的中国外交代表颜惠庆于1932年６月22日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出复交问题，同时建议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6月29日，莫斯科通知李维诺夫，苏联政府不反对复交，复交之后即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７月６日，李维诺夫以书面形式将此一决定通知了颜惠庆。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李维诺夫的电报》（1932年６月29日）；《李维诺夫致颜惠庆的信》（1932年７月６日）。只不过，有关互不侵犯条约的商谈无法取得应有的进展，国民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这时明确讲：“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只有在（苏联）成为抗日可靠保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1933年11月13日）。，相反，国民政府中这时不仅没有人相信指望苏联帮助自己来抵御日本，而且许多人一直在努力促成中日两国的妥协，或多或少地寄希望于日本转而对外蒙发动进攻，促成日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在国民政府的代表与苏联代表的谈话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日本准备进攻外蒙古的问题，断言日本侵入热河，占领察哈尔，多半就是想要进攻外蒙。参见《加拉罕与颜惠庆谈话纪录》，1933年３月27日。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国民政府对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并不热心。以至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表面上一再讲，缔约商谈无法深入是由于中方要求苏联公开承诺支持中国抗日，苏方必欲坚持中立立场，而苏联大使的印象却是：“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决定对第三国政府可能持何种态度的那些条款上，而是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和适用于国内局势的条款上”。《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1933年11月13日。换言之，苏联方面注意到，蒋介石等人不满意苏联必欲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但他们更重视的还是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如果后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乃至苏联方面提议的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在蒋介石等人看来都不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1934年夏秋之后，蒋介石的认识有了一些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事实证明，西方大国既无帮助中国抵制日本之可能，且日本对中国之入侵也丝毫不因其有攻苏企图而减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为担心的共产党已在军事上被打败，一时不会对国民政府构成威胁。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或多或少地开始设想联苏抗日的可能性了。他这时无疑已经感觉到，要想制约和牵制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与同样受到日本侵略威胁的苏联建立密切联系，争取苏联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从而使狂妄的日本人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与苏联中断了外交关系数年之后，蒋介石于1934年秋天第一次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这反映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联苏准备。蒋廷黻：《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传记文学》（台北），第31卷，第5期。当然，从蒋廷黻访苏期间与苏联外交人员的谈话内容看，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打算。他这时首先关心的还是，自他从1927年与苏联公开翻脸之后，俄国人是否仍然记恨自己。《斯托尼亚科夫与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4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合译：《苏联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10－214页。

13

孔祥熙蒋介石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打算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呢？根据莫斯科外交档案记载，南京政府最早是在1935年７月初开始向苏联政府比较明确地提出缔结军事互助条约问题的。根据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Bogmolov）７月４日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于前一天突然来访，声称要向大使介绍察哈尔的局势。孔祥熙称，日本军队已经在察哈尔安营扎寨，准备迅速渗透绥远，其目标是想要发动对外蒙古的进攻。孔祥熙明确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７月４日）。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提议，苏联方面无疑颇感意外。正如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当面向孔祥熙所解释的：苏联对此感到惊异。“中国政府慑于日本压力而拒绝互不侵犯条约，担心有人评说而拖延贸易条约的回答，可是忽然间谈起互助条约来了。”要知道，“互助条约的签订应以良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即在贸易条约、互不侵犯条约都早已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才能谈及”。《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７月４日）。更何况，苏联方面这时不断获悉南京政府始终在或明或暗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妥协谈判，甚至与之讨论缔结反苏军事同盟问题，照苏联大使的说法，只要国民政府继续同日本谈判，国民政府就绝不会认真地看待其与苏联的关系。既然如此，苏联当然要怀疑蒋介石此举的动机。

鉴于苏联方面毫无反应，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面。三个月后，即10月18日晚，根据孔祥熙的要求，蒋介石亲自到孔宅与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鲍格莫洛夫当即向蒋介石解释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苏联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并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蒋介石回答说，他毫无疑问赞成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然而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举动，他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他在进一步回答鲍格莫洛夫关于何为“非表面性”协定的问题时强调指出，他不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来谈论这一协定，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他告诉鲍格莫洛夫，日本政府确实向中国要求缔结关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同盟，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包括反对苏联的目的在内。他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蒋介石所暗示的这个协定无疑是一个“秘密军事协定”。《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

在这里需要注意到蒋介石突然一反常态地提出缔结两国军事互助协定的特定时间和背景。

7月初，即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议缔结军事互助条约的时候，正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放弃对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际控制权的关键时刻。尽管孔祥熙在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仍旧突出强调日本此举意在通过夺取察哈尔，进一步深入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但蒋介石更担心的恐怕并不是蒙古。在日本方面于10月7日进一步提出要中国听任日本摆布的所谓“广田三原则”之后，蒋介石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至少日本现在的进攻目标还不是苏联，而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答应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然要一步步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拒绝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须准备冒与之全面冲突的危险。显然，蒋介石只能选择后者，为此只好下定联苏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方面的处境。日本制造华北事变表面上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但日本夺取察哈尔，并且全力渗入绥远的行动也同样严重地威胁了苏联的安全。自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一直对日本进攻苏蒙的危险保持着高度警觉。而日本一方面要求南京政府与之缔结反苏军事协定，一方面在军事上沿着苏蒙边境迅速延伸其对苏蒙的包围圈，苏联人自然很难相信日本人的这种行动不是针对自己来的。不论中国方面的警告动机如何，苏联确实对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的真实意图深感紧张。正因为如此，在反复研究之后，苏联政府这时对蒋介石的建议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在将近两个月之后，即12月14日，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密电，其中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而在两周后的另一次由信使递交的更详细的外交指示中，它更进一步表示：苏联政?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我们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此，“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也就是说，“苏联政府愿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1935年12月14日）；《斯托莫尼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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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坚持要先决条件苏联政府正式同意与国民政府具体讨论并签署军事互助协议，这对于正面临着日本侵略巨大压力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12月１９日，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的会面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不仅当即表示了对苏联政府的感谢，而且急切地希望进一步得知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的具体意见。他甚至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20世纪20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Galin，即布留赫尔 Bluher）将军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仅两天后，即21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为掩护转道柏林，也准备迅速转往莫斯科。显而易见，此种举措正是对苏联方面赞成两国进行军事互助条约谈判的一种反应，陈立夫则是蒋介石派去莫斯科进行此项谈判的秘密代表。只不过，蒋介石并没有将陈立夫动身之事通知苏联大使，他不想让陈立夫直赴莫斯科，而要他有意绕道欧洲，在柏林停留，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蒋介石所以如此安排，自然另有缘故。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一看蒋介石12月19日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内容或许会对我们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想法有所帮助。

在19日的谈话中，鲍格莫洛夫一上来就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政府关于愿意与南京具体谈判军事互助问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蒋介石在得知这一决定后着重强调的并不是如何具体安排谈判的问题，反倒是大谈《孙文越飞宣言》的重要意义，强调“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孙中山全集》第７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蒋介石表示，他很高兴苏联政府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军事互助协定问题，这反映出苏联政府愿意支持在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因为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中国能够顺利地进行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他希望“苏联政府能促进（中国）统一”。言外之意，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劝说共产党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行，归顺国民政府。为此，他特别解释说，“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只要共产党不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他就可以不采取以往那种“严厉措施”。《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不难看出，苏联方面同意就中苏军事互助协定进行谈判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重新密切两国关系的前景已经展露出来，但越是如此，他也就越是对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充满疑虑，担心中苏之间的接近会便利国内共产党势力的重新壮大。

蒋介石对中共的恐惧由来已久。他1927年底下决心“要对俄绝交”，正是由于他确信，苏联是中共暴力革命政策的秘密支持者。见《蒋介石在上海对于时局之谈话》，1927年12月１３日，载《申报》1927年12月14日。但实际上南京政府随后只是决定将苏联驻中国各地之领事及商业机构一律关闭，相关人员驱逐出境。两国正式断交是在1929年南京进一步挑起中东路事件之后。而他在1934年秋之所以亲自派蒋廷黻去莫斯科重新开启亲近之门，又正是由于南京军队在与江西红军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确信中共在军事上已经不再对国民政府构成直接威胁。尽管蒋介石对自己在军事上的胜利信心十足，但他毕竟清楚，中共的力量仍有壮大的可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要彻底消灭中共就绝非易事，何况日本侵略步步紧逼，非取得苏联的援助则南京现有之统治都将难以维系，目前也不容自己花太多的时间和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中共已经极大削弱，日本吞并华北迫在眉睫之际，首先对付日本已是理所当然。问题是，照蒋介石的想法，共产党始终是“心腹之患”，而日本侵略不过是“疮疥之痛”，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避免中共再度成为可怕的力量，联苏抗日实属养虎为患，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蒋介石虽欲联苏抗日，但他的前提条件却是：首先必须从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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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左一）前往苏联赴任使之彻底放弃武装对抗，服从南京政府。依据这一原则，蒋介石开始明确提出“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他显然相信，中共军事上遭受惨败，而苏联亦准备公开与他携手，可以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达到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目的。

目前还不得而知蒋介石关于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提出的确切时间，蒋介石断言，1934年底，即对江西苏区五次围剿成功之后，国民政府“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为此，当时他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任务。但蒋介石在回忆中明显地将周恩来1936年9月1日给陈立夫兄弟的信，误记成1935年，同时从国民党1935年底开始动员各方面力量寻找中共关系的情况看，可知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时间多半有误。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72页。但可以肯定的是，还在他得到苏联政府关于军事互助问题的正式答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努力了。俄国档案显示，12月中旬之前，蒋介石已经得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开呼吁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共同组织全民族的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消息。正在国内的邓文仪立即从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找来载有这方面消息的苏联报刊，找人译成中文后送给蒋介石。蒋介石读过之后，大感兴趣。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由于一贯相信中共政策背后为苏联作用，蒋介石显然认为中共政策的这一转变反映了苏联政府的态度，说明苏联政府已经注意到南京所取得的稳固的统治地位，故而开始促使中共改变激进的革命政策，转而支持中国统一。鉴于此，蒋介石不失时机地要邓文仪与陈立夫先后拜会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打探苏联政府的真实意图，一方面透露国民政府有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积极态度。特别是在得到鲍格莫洛夫关于苏联政府准备与之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正式通知之后，蒋介石更是估计苏联有放弃中共之可能，而鲍格莫洛夫19日关于“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并“欢迎中国得到统一”的说法《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更使蒋介石充满幻想。因而，他当即要求邓文仪不等过节，马上于21日从上海动身赶往莫斯科，利用邓文仪同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与王明就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进行接触。关于邓文仪启程的时间，见于鲍格莫洛夫12月19日的电报。为了迅速取得突破，他还特地选派负责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化名赶往德国柏林，就近指导邓文仪的谈判，并准备于国共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根据南京的指示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协定问题。

从蒋介石选派既无外交经验、又无军事经历的陈立夫去苏联谈判如此重大的两国军事互助问题，不难看出蒋介石在对苏关系问题上首先看重的究竟是什么。就是担心苏联与中共关系仍然制约着一切，因此，他并不特别看重缔结两国军事互助协定的具体方式以及各种技术问题，他首先看重的仍旧是要一劳永逸地从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然后才是谈判互助协定的问题。陈立夫之受命赴苏，正如鲍格莫洛夫此前所说，与其说是同苏联政府商谈针对日本的条约，倒不如说是去奠定未来中苏关系之政治基础。在蒋介石看来，既然苏联政府愿意同南京签订军事互助协定，那么也必定同意由自己来统一中国，只要苏联愿意出面说服中共服从自己的统治，一切问题自然都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不过，蒋介石还是留了一个心眼，他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不仅如此，蒋介石既没有告诉苏联大使邓文仪赶赴莫斯科的真实目的，也没有预先通知邓文仪陈立夫将前往就近指导。甚至，尽管蒋介石已经授意陈立夫当面向苏联大使表示过国民党中央准备派代表前往苏联的愿望《鲍格莫洛夫致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但对于陈立夫动身经欧洲“赴苏俄进行秘密交涉”的情况，蒋介石对苏联却秘而不宣。显然，蒋介石对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谈判的结果尚无十分把握。鲍格莫洛夫19日的通知和谈话虽然给蒋介石乐观的印象，促使他忙不迭地把邓、陈二人派了出去，但在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关于支持他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确实承诺，或与中共取得正式妥协之前，他并认为马上与苏联讨论缔结军事协定是不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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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突然中断谈判关于邓文仪这次赴苏的经过及使命，在邓文仪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两度谈到过。但同陈立夫在历次回忆中没有谈到其赴苏使命中有着与中共谈判的使命一样，他同样没有谈到此次莫斯科之行蒋介石要他与中共代表谈判一事有关。邓文仪回忆与王明见面有两次，一次在1935年夏，说是王明主动打电话约谈的。但从邓与中共代表1936年１月的谈判记录上可以看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邓文仪在谈判过程中明确讲，这是他留苏回国后第一次见王明，并且是费了极大周折才找到王明的。另一次是1936年3月初，说是２月去德国返回莫斯科之后见到中共代表的。这个时间显然也不对，因为据中共代表团的文件，邓文仪与代表团代表的接触只有一次，就是1936年１月间的四次谈话，之后再未见过面。因此，邓文仪多半是在回忆中将１月的这次谈判误记到３月去了。见邓文仪：《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67－68页。具体记录了这些谈判情况的，是目前保存在俄国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几份当年的谈判纪要。这些谈判纪要证实，邓文仪于1936年1月3日到达莫斯科，而后立即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见面，但未得消息。邓文仪不得不转而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从1月13日开始到1月23日，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和王明总共进行了四次具体的商谈。从这些谈判纪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陈立夫到达柏林后的一些情况。

根据1月13日和17日的谈判纪要，邓文仪清楚地讲述了国民党在国内是如何寻找共产党进行接触的，和他这次来莫斯科的具体使命。邓文仪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的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曾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后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即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

综合邓文仪与王明几次谈判所讲述的情况，可知邓文仪最初确不了解蒋介石决定派陈立夫出面指导这次谈判的情形，相信也不十分清楚蒋介石急于与苏联谈判军事同盟的内情。邓文仪谈话的中心集中在劝说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关于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国共合作条件上，突出强调蒋介石赞同国共合作的诚意，但与此同时，邓文仪也反复说明了南京方面联苏抗日的设想。据邓文仪说，国民政府要抗日的决心已经定了，但抗日以后武器弹药包括粮食储备和各种物资供应都应付不了持久战，蒋先生说过，我们的军事装备对日作战最多只能支撑三个月，因此非想办法找到援助不可。国民政府的外交，对英美有些办法，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并且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日本会很快占领和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使中国无法从英美获得军事装备，中国那时唯一的武器来源就是与中国西北地区接壤的苏联。南京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今年（1936）肯定要进攻外蒙，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要求苏联与我们合作，让他们帮助提供军火和粮饷，这一点非常重要。邓文仪断言，苏联方面也对日本进攻外蒙的消息感到担心，并对南京表示了他们一定援助外蒙的决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中苏两国不能共同作战呢？可是，苏联政府对南京要求其提供援助的答复却是：他们可以提供援助，前提是国联同意采取集体行动。邓文仪明确表示，他的任务就在于，要设法说服共产党承认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促成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谈判，并经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了解苏联的真实意图，推动苏联援华。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

邓文仪关于国共合作和联苏抗日必要性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蒋介石，尚有研究之余地。据邓文仪回忆，当他把他与王明等人的谈话备忘录报告蒋介石之后，蒋介石很快来电斥责他说：“你是否吃了毒药，何以前后判若两人？”邓因此被迫提出辞呈。其中原因为何，邓之回忆未言其详，估计应同其关于国共合作的某些说法有关，而不应与其关于联苏问题的说法有关。参见邓文仪《冒险犯难记》，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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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但不难判断的是，邓文仪关于争取苏联援助的原因的解释，多半也是蒋介石身边那些力主联苏抗日的人的基本看法。当然，指望通过中共代表，或者通过和共表示来影响苏联援华政策，多半还只是一种奢望。

对于邓文仪的表示，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反应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拿回代表团去讨论，然后写报告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trov）请求指示而已。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表示了愿意谈判的意愿。然而他明确提出，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邓文仪在22日的谈判中出人意外地当即表示赞成，他甚至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双方因此迅速商定，中共代表团派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的秘书王志文陪同，于25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海参崴，然后乘俄轮前往上海，再转去南京谈判。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几乎可以肯定，蒋介石在派邓文仪赴苏前确有要中共代表团派代表回国，以便在陈立夫主持下接通国内中共中央的线索，便于开展两党谈判，谋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意图。但随后因注意到苏联有与中国结为互助同盟的可能，临时又改派陈立夫前往德国柏林，准备赴苏就近指导两党谈判和接洽中苏结盟问题。有关这一段谈判，可参考邓文仪当年写给蒋介石的电报。其电称：“一、职文返俄，寒又应陈、潘接洽。彼方坚持须职缮具书面保证，始可令潘与王志文归国。职未允。因复文约再商。故潘、王仍未启行。二、潘昨又约职晤谈，言明中共代表团对保证人员甚重视。加之见我政府告国民书极为反共文字，益形疑虑。彼个人向职表示，谓不写保证似可另筹办法。如找加仑证明或由职私人具函保证，再不然则由职继续负责接洽具体问题，或派另一代表前来亦可。彼方固深望早有结果云。三、职意由职私人备函，仅说明介绍潘归国晋谒立夫先生接洽统一战线问题，予以安全保障，似尚可行。因此人员影响甚巨，久延时日似非得计，而谁负俄人证明亦不相宜。至由职继续接洽或候李先生至再谈似以后者为宜。”（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2090/四/50621）由电文同时提到陈立夫和李先生（当为李融清），认为两人，可知邓文仪此时尚不清楚李即为陈之化名。

蒋介石何以会同意王明的提议回国谈判？相信他在1936年1月22日以前对国共谈判颇抱乐观态度的，相信中共方面不会拒绝他的条件，因而不反对谈判可以到南京去谈。但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即1月23日，邓文仪却突然匆忙求见王明，说明蒋介石紧急来电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同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陈立夫），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且还要直接参加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已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

邓文仪真的去参加陈立夫在柏林主持的对苏联的谈判了吗？非也。据邓文仪回忆称，2月间接到电令前往德国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但未曾见到陈立夫。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后，又接令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陈立夫，“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陈立夫先生也在那里买画”。至于谈判事，无论是重要外交问题，还是国共关系问题，从此再未提起。邓文仪的回忆在时间和事件顺序上都是混乱的。参见邓文仪《冒险犯难记》，第67－76页。陈立夫的回忆与此大同小异。据陈立夫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未成熟，命令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走走。因此，邓文仪按照蒋介石令赶去柏林之后，自然见不到陈立夫。直到数日后陈立夫通知他和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到布达佩斯会晤，他们才有机会在布达佩斯见面。但所谈内容则与中苏谈判或国共谈判没有太多关系了。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98页。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1月22日，即邓文仪在莫斯科接到蒋介石要停止与中共代表谈判，改赴柏林电令的当天，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曾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明确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鲍格莫洛夫并且拐弯抹角地劝说蒋介石立即派遣陈立夫等人前去莫斯科进行谈判。他为此特别询问蒋介石：“前不久陈立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可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告诉他陈立?已经等在柏林的情况，而且不再提及与苏联政府军事谈判的问题，他对鲍格莫洛夫的提议回避搪塞，根本不作正面答复。参见《斯托莫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5年12月28日）；《鲍格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与一个月前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无论是对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国共谈判，还是准备举行的与苏联关于军事互助问题的谈判，他都突然间不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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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内”高于一切的代价邓文仪在与王明的谈话中曾明确提到过，蒋介石在联苏对日问题上已经有具体的时间表，他准备花一年时间，即在1937年6月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三个月之后即开始对日武装抵抗。事实上，蒋之估计确实不错，一年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此，若能依照原定计划，预先同苏联实现结盟，不论在战争发生之后，还是在局限战争范围的问题上，对中国应该都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看，苏联人同意与中国谈判军事互助协定，同意相互承担军事援助义务也仅此一次。因为，只是在这时，苏联政府对日本向中国察哈尔和绥远扩张，逐渐形成对外蒙和苏联的包围态势才真正充满了危机感，搞不清日本是否真的有计划很快进攻外蒙和苏联，因此，它也只是在这时一度想要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事实证明，苏联的这种危机感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蒋介石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机遇，但却未能牢牢地抓住它。随着有情报表明日本尚未准备进攻外蒙，苏联政府很快就放弃了与中国结盟的想法。换句话说，这是当时处于华北事变危机中，几乎是试图避免遭受战争重创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结盟的千载一时的机会。

蒋介石为什么会突然间改变了与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想法呢？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留心蒋介石1月22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内容就不难明白。

这次谈话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在1935年12月19日得知苏联政府愿意进行军事互助协定的谈判之后，蒋介石就急切地希望知道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意见，特别是想要知道苏联政府将怎样处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鲍格莫洛夫当即向莫斯科报告了蒋介石的这一态度，一周之后，即12月28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写信给鲍格莫洛夫，详细说明了苏联政府研究之后所作出的答复。这封通过外交信使专程递送的信件，到达驻南京苏联大使馆时已经是1936年1月21日了。

1月22日，根据鲍格莫洛夫的要求，蒋介石再度与他进行了秘密会晤。这次会晤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鲍格莫洛夫首先传达了莫斯科来信的主要内容。其要点包括如下：第一，苏联政府支持中国进行抗日解放战争，并决心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为此，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第二，既然苏联准备承担如此重要的义务，它就需要了解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抗日计划，它有多少军队，以及它准备对苏联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等。第三，苏联政府相信，国共两党应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方面不能了解，“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红军，那么他怎么安排抗日”。第四，蒋介石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并且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政府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斯托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6年12月28日）。

苏联政府的这一答复让蒋介石深感意外与失望。在整整120分钟的谈话中，双方只花了很少的时间谈到拟议中的中苏军事互助协定问题，大部分时间都被蒋介石用来说服苏联为什么应当劝告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问题。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说明：“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鉴于鲍格莫洛夫反复解释苏联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他干脆带有明显暗示地声称：“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由此所表明的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必定会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言外之意，如果苏联政府不这样做，就不能赢得南京政府的信任。由于蒋介石完全不听鲍格莫洛夫的解释，坚持劝说苏联政府出面影响红军，鲍格莫洛夫不得不改变态度，严肃地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据鲍格莫洛夫事后报告说：“我看到谈话继续朝着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下述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的政府。历时2小时的会谈有80分钟用来谈这个内容。”《鲍格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

蒋介石之所以坚持要求苏联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坚持苏联必须劝说中共放弃武装，服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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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仍旧是对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心存疑惧，担心联合苏联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也就难怪，当鲍格莫洛夫曲折地表示苏联政府不能帮助中国方面解放那些已经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他只希望条约能够规定，当日本入侵蒙古、绥远和山西等西北地区的时候，苏联政府能够承担出兵援助中国抗日的义务。在这次会谈中，当鲍格莫洛夫说明，由于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越来越多，中方不能指望苏联能够承担过多的义务，蒋介石对此回答说：“中国政府并不强求苏联帮助中国保卫那些已被日本占领的地区，……但是他想可以签署一个条约，一旦日本企图侵占蒙古、绥远或山西，苏中两国政府根据条约承担互助的义务。”这似乎说明，即使在战争的条件下，蒋介石对苏联的帮助仍旧抱有某种戒心。《鲍洛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显然，蒋介石对苏联的援助仍有颇多疑惧。正因为如此，苏联政府对他所关心的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意见答复，以及鲍格莫洛夫拒不妥协的态度，更加剧了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惧。蒋介石似乎突然发现他在这之前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完全错了。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蒋介石还充满自信，相信与驻莫斯科中共代表的谈判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同意将进一步的谈判移到南京。现在，他突然发觉苏联不仅不准备为了同南京的结盟而放弃它昔日的盟友，甚至对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共红军的力量仍有较高的估计。这意味着，它仍有可能在背后支持中共。这种前景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无论如何不可想象的。一旦同苏联签订了军事互助协定，当日本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国助战之际，有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多半是考虑到这种情况，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他不仅很快打电报通知邓文仪停止与中共的谈判，而且致电等在柏林的陈立夫，说明对苏谈判时机尚未成熟，要其暂时离开柏林他去。

当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放弃与尽快实现苏联谈判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设想。这也就是蒋介石一时并没有下令召回陈立夫，而要陈立夫周游欧洲、等候机会的原因。但蒋介石的希望多半只是寄托在苏联政府对他22日谈话的答复上，这种希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莫斯科随后给苏联大使的指示中甚至更进一步强调说：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说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蒋介石关于必须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样做“会给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斯托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6年5月19日）。既然如此，陈立夫的使命自然法完成了。

直接导致陈立夫使命夭折的主要有两大因素：

其一是蒋介石在联苏问题上的犹豫与反复，再度引起了苏联政府的疑虑。考虑到这时日本西进意图愈发明显，外蒙古处境可虑，南京政府对日本所提广田三原则又态度含混鲍格莫洛夫这时曾当面询问蒋介石准备如何应付日本所提出的广田三原则，蒋介石回答说：“日本要求谈判，我们应该同意，因为日本强大。”，苏联政府等到2月间，终于按捺不住，决定不管南京政府的意向如何，先直接与外蒙古政府缔结盟约，使日本不敢对外蒙古轻举妄动。因此，苏联政府很快就同外蒙古当局进行了闪电般的谈判，于3月29日正式宣布两国订立了《苏蒙互助同盟条约》。此举毫无疑问使本想与苏联缔约的南京政府在政治上陷入极大的困境。4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不得不发出照会给苏联政府，抗议苏蒙互助条约的签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其二是因为自２月下旬以来，红军在从陕北东征山西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实力。当时红军在陕北原本只有一万余人，但它不仅连连挫败了其周围十几万国民党军的围攻，而且还大举越过黄河，向临近华北日本势力范围的山西省发动了强有力的进攻，占据了大片的土地。再加上两个多月之后，川康黔边数万红军也浩浩荡荡向西北杀来，要与陕北红军汇合，表明中共红军又有进一步壮大的可能，这种形势极大地刺激着蒋介石。与这时的外蒙古问题相比，在对苏政策中，中共问题无疑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尽管因苏蒙条约而引起的中苏紧张关系在一个月之后就已经缓和了，但蒋介石丝毫没有开始与苏联谈判的愿望。

正是基于上面这些情况，蒋介石注意到，继续让陈立夫留在欧洲在短时间内已毫无意义。因此，这一年的４月，他终于下决心把陈立夫召了回来。

大约在1936年３月前后，蒋介石已经接通了同陕北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关系。这时，他干脆撇开苏联，直接与共产党方面秘密接触，决心自行解决共产党问题。因此，鲍格莫洛夫一连几个月都再听不到蒋介石提起缔结军事互助?定问题了，恰恰相反，他注意到：“蒋形成了一个看法，若不同红军预先谈妥，就不可能同我们达成协议。”不仅如此，随着红军重新显示出其生命力，蒋介石甚至不止一次公开地表示：红军是他目前最大的敌人，无论联俄或抗日，都必须首先“完全抹去红军这个问题”。俄要我与中共合作，而我要他投降，如中共不答应，则决不抗日，如俄要我容共，我决不联俄。参见《刘鼎致中央电》，1936年11月12日；《鲍格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1月6日)。由此不难看出，只要中共的势力仍旧能够形成威胁，只要苏联不愿出面劝说中共服从南京，蒋介石就不可能同意与苏联结盟。因此，陈立夫赴苏使命之失败，纯粹是一种必然。

令人惋惜的是，10个月之后，当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紧接着又腾出手来在甘北黄河东岸取得了对红军作战的重要胜利之后，他虽旧话重提，想要再谈中苏军事互助协定问题，但在苏联却已是事过境迁了。不论南京政府此后怎样坚持，反复提议，苏联政府始终婉言相拒。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陷入中国战争泥沼，这样的可能性就更不存在了。最后，虽然国民政府曾经再三表示不愿意签署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互不侵犯条约，但蒋介石最终还是不得不在1937年８月间同意讨论并签署了并无太大意义、也丝毫不为他们所喜欢的条约。1936年11月7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曾明确告诉苏联大使：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不需要，甚至不如没有的好。另外，根据俄国外交档案记载，南京方面至少在1936年11月7日之后，直至1937年8月下旬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曾数度重提订立军事互助条约问题。不论对苏联出兵相助的可能性作何种估计，总之，一个可能迫使日本三思而行，甚至可能促使苏联对中国抗日承担更多义务的重要外交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放弃了。

6

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轰动一时。此役起也快，落也快，从11月中旬打响，到12月中旬骤停，前后仅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但由于过去有关档案披露得较为零散，因此关于此役如何发生及经过情形，何人主导，何方参与，乃至结束的原因，就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有认为傅作义受中共宣传影响而揭竿抗日者，也有认为战役乃由蒋介石指挥，并有中央军绥远抗战官兵直接参战者。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390页；吴相湘编着：《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45－249页。由于绥远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急匆匆赶赴西安，结果遭遇事变，绥远抗战亦停止于同时，于是也就有了关于西安事变是否影响了绥远抗战的猜测。随着台湾蒋中正档案和阎锡山档案的相继开放，已经证实绥远战役为蒋介石幕后主导，台湾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贡献颇大，惟已有的研究对于蒋介石意图的说明尚嫌粗放，解释上亦有不尽周延之处，对史料的把握和理解也颇多分歧。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年印行，第474页；周美华：《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2000年印行，第279－280页。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特再综合徐永昌日记，以及阎锡山和蒋介石的个人档案，做另一种诠释和解读。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更贴近历史的原貌，对解释和澄清绥远抗战发生的原因，特别是对蒋介石发起和中止此次战役的目的的说明，能够更为准确。

绥远抗战之酝酿1935年，日本接连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和丰台兵变、香河事件，逼迫南京政府先后与其签署了《大滩口约》、《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日本继占据中国东北三省与热河省之后，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对中国河北、察哈尔以及平津等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且极力推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为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创造条件。此即所谓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军方试图制造“华北国”，逐渐蚕食和分裂中国北方各省的野心，而日本官方这时公开坚持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共同防共的所谓“广田三原则”，更是使致力于完成国家统一的南京政府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因此，面对日本步步进逼，要求南京迅速承认华北自治的强硬态度，一向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改善中日关系抱有期待的蒋介石，借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机，委婉地表示中国不会总做无限制让步与妥协，但同时暗中开始加紧对苏接洽，准备万一了。有关蒋介石1935年秋冬秘密接洽苏联，密谋与苏联缔结互助军事协定的情况，可参见拙作：《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6年。

进入1936年以后，曾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策动下，一度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平津地区一时归于平静。而属于日本关东军目标范畴之内的察绥地区，却再度陷入危机之中。深受“满蒙计划”影响，以控制经营整个满蒙为目标的日本关东军，在实际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地区之后，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向绥远地区实行渗透，而且接连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到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八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八旗，在张北设立了伪司令部。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公开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间，在日本的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133页；《傅作义致蒙藏委员会电》，1936年2－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4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336页。在这种情况下，?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察绥一带局势自然渐趋紧张。

蒋介石还在华北事变之际，就已经注意到日本有西进之势。但他当时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是造成对苏联合围的态势，以应对苏作战之需。因此，最初蒋介石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蒋介石至2月下旬始开始重视晋绥防务，但军费亦仅增至每月30万，工事费连同山西在内允拨150万，争取添至200万。但事实上这一许诺到7月仍未实现。转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76页；《赵丕廉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7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689－1690页。他相信，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守难攻易，如果真有日军来攻，几乎没有全面坚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确告诉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说：“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一月漾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2)，第235页。蒋介石之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三个月“则事无不成”，就是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而是日军的主要目标其实还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所以，蒋介石深信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绝不会眼见日本的阴谋得逞而无动于衷。在蒋介石看来，“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3月29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互助条约，更印证了他的观察。他因此甚至开始考虑如何设法从日苏冲突中获取实际利益，即就势向日本要回东北主权的问题了。蒋介石的计划是：“俄蒙协议宣布之日，实即倭俄战局完成之时。俄之狡诈疑忌，倭之狭隘横暴，决不能长此隐忍而不破裂也。”一旦日苏关系破裂，“如倭能还我满洲之权，则先与商谈对俄协议，此为最大之希望；其次，则取消塘沽协议，与冀东察北战区，则允其资源之接济，不然概作为悬案”蒋介石：《困勉记》1936年3月31日，5月9日条。。

但是，蒋介石对日伪西侵意图和日苏战争前景之估计，始终未能得到事实的印证。相反，注意到日苏形势“始急终缓”，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国会议”，以后又受到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刺激，发现深受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榘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广反蒋派相应和，蒋介石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危险。其对绥远的方针明显地开始强硬起来。

5月26日，蒋介石公开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意在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蒋介石同时明确要求阎锡山调遣兵力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他为此亲自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对山西安危之利害。电称：“弟意于此省府改组以及四省边区名义发表时，一面应对包绥从速增兵布防，以示決心，则彼必不敢轻窥绥远，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则，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绥急进。万一包绥动搖，则晋失屏蔽，虽有天险，亦无以为计。预请当机立断，迅即增防。”《蒋中正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5月2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371。

7

傅作义蒋介石的此番布置，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内蒙德王独立，为时间问题需要设法解决；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欲谋脱离中央，将成事实，也要努力同时消弭。

蒋介石：《困勉记》，1936年6月29日条。显然，对日苏战争的期待，渐渐不再置于其对绥远守弃策略的中心了。他清楚地意识到，绥远与冀鲁，两者其实是互为作用、同等重要的。德王若盘踞绥察，宣告独立，冀鲁之地位以及整个军心民心，亦必彻底动摇。问题是，山西刚刚在中央军的协助下，才将由陕北渡河东进的红军击退，不仅余悸未了，而且大部分兵力不能不向西防御。受此实际情况的影响，阎锡山深感兵力不足。与众将领反复商量的结果，仍“以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33页。。故虽获蒋电，阎锡山方面却迟迟不能有所决定。

至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许诺之防务拨款迟迟不见踪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军关征麟等部也因两广事变南调离境，晋绥两省顿感兵力捉襟露肘，故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频频向蒋介石告急，担心“伪蒙图绥”，“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阎锡山上南京蒋委员长长密元电》（1936年7月13日）；《绥远傅主席简密删酉电》，1936年7月15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693－1695页。但蒋这时因应付“两广事变”，分兵无术，难以驰援晋绥，不得不密电阎锡山，要其克服困难，火速增援傅作义。他在电报中苦口婆心，反复说明要避战必先迎战的道理。称：“对绥部署，弟以为必须速在第一线多置兵力，一以示我决心，一以使其不敢轻犯，万不可作势防御，错视对方犯绥之战略也。”在他看来，此时对敌，必须了解其心理，即必不敢牺牲是也。“如要有牺牲代价，则彼必不为。故我要避免牺牲，当先示其牺牲之决心。”据此，他相信：“若前方只用稀小兵力示弱于人，则此非避战之道，实为引倭来犯，无异衅由我启也。”况且，“如我有备，万一彼果来犯，只要我前方能沉着应战，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借口于伪军无理冲突而非其倭军之本意。此乃必然之结果。万望吾兄从速决心增加绥防五师之兵力，则战可必免”。蒋介石为此甚至告诉阎锡山说，如山西再不从速大量增兵绥远，“下月中绥远必非我有，而晋亦不保矣”《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七月世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2)，第242－244页。。

当然，身为军人的蒋介石也并非不了解，即使有此部署，亦未必真的就能够消弭战祸。8月初，南京方面得到消息，称日人准备乘“两广事变”、桂系进军广州之际，推动察北伪军攻绥，然后宣告冀察自治。《蒋中正致广州陈参谋长诚电》，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8月3日条。察绥这时的情报也显示，伪蒙军正蠢蠢欲动，有内外响应进占绥东之计划。《蒋委员长致傅宜生电》，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8月4日条。这说明，绥远的形势不仅相当危险，而且其影响将直接威胁整个华北的安危。但随后外交部报告的消息却说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明确表示，绥蒙问题全由日本关东军负责，关东军过去敌视绥远守将傅作义近已改变态度，“有意与之妥洽”，故绥远冲突，“日本军队不会加入”。蒋介石看来无疑更看重后面这个利好消息。注意到英国这时恰好与苏联达成借款协议，蒋介石顿生联想，不仅要阎锡山增兵防敌进攻，而且主张应主动出击，乘机予敌以一大打击。

蒋介石因此马上给阎锡山电报解释此一大好形势，说：“英俄借款签约，此实为国际外交形势划一新时期。近来日更现恐慌之象，诚有岌岌战栗之势。料其对我国之外交当必渐转，彼本外强中干，于此再加一当头棒，则鬼态毕露矣。”

他建议阎锡山：对绥增兵绝不可再犹豫，华北得失与存亡全在此举，务必增足五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危局。他表示，之所以必须抓紧此一时机，是因为有消息表明，川越大使已间接表明态度，即绥远即使发生冲突，按日本中央军部意旨，決不会令日军参加作战或侵入绥远。“以弟所见，其言颇有价值，足供参考也。”

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深信目前很可能是平息绥远敌扰的千载一时之机。过去之所以对察绥叛乱之武装不能彻底兴师剿灭，除重视不够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华北事变的经验，担心引起日军的干涉。如今关东军暂时不会干涉绥远局势，自当马上加强绥远兵力，乘机采取攻势防御，沉重打击德王等伪军。只要一举将其击痛，必能使其短期内不敢进犯，绥远就可以保持一长时间的安宁。

他因此告诉阎锡山称：“弟意欲使匪伪不敢再来扰乱绥远，则我军仅主守御，不能达我目的，必须?其击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与其一大打击后，实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此兄必操胜算与一劳永逸之计。”《张炽章报告与川越大使及外务省洽谈情形》（1936年8月9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国交调整；《蒋委员长致阎锡山八月灰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2），第248页；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728。

在蒋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阎锡山等反复会商后，终于决定向绥远增兵了。

8

阎锡山报告称：此间已在雁北绥远布置三十五军傅作义之六团、七十师王靖国之六团、六十八师李服膺之七团、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之三团、又补充团两团、骑兵六团、炮兵两团，共三十二团。除王靖国之四团暂在雁门关上担任工事，绥境一有事故，三两日内即可加入外，其余均已到绥同一带。“有此兵力，似可作当头之棒。而晋绥军兵力亦只能如此布置也。”《阎锡山致牯岭蒋委员长密阳酉电》（1936年8月7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732页。

实际上，晋军很大部分兵力仍旧集中于晋西与陕北，在做两面防御的准备，故其对绥远用兵并不能做到全力以赴。特别是注意到张国焘、徐向前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由川康北上甘肃之后，阎锡山更加担心红军汇合陕甘后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的战略，因此他坚持要求蒋介石调中央军援绥。其电称：“陕甘匪氛近复日炽，朱（德）徐（向前）既侵入甘境，毛（泽东）彭（德怀）等部又日渐恢复。一旦合股，势更猖獗。将来在陕北晋西之中央军及晋军各部，能否如期转用，尚难预定。前蒙允为晋绥军后盾之关（征麟）胡（宗南）等师又均开往豫湘，晋东及太原附近更不能不稍加布置以有限兵力，深难期周到。拟恳钧座早为统筹之计，或命关胡等部逐渐北开，或另指派他部担任援助。总期适时接应，方有胜算可操。”《阎锡山上广州蒋委员长密有午参电》（1936年8月25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798－1799页。

相对而言，这个时候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倒要比阎锡山积极一些。根据侦察后的情况，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四个师、炮兵一个团；伪军包桂亭有六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部亦有三个师并两个旅驻商都。除此之外，于志谦、马子祯、胡贝勒、李子静、吕存义、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伪保安队，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这些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2000余人。而且，他“判断敌之发动，日方仍不露面，先驱使匪部分路进犯，不攻我坚阵，亦不与我大部拼战，取择隙窜扰，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应付。成则将匪西推，日伪占地；否则所损为匪与彼无伤”。唯一的问题是，绥远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敌伪窜扰，却不利于大军围击。若尊蒋意“取攻势直捣察北，扫其巢穴，比较易作，又恐时机未至，有直接对日之虑”。因此，傅作义这时的计划是，组织有经验之无职军官老兵参加境内各县村围堡之守备，另组乘汽车的机动部队准备在敌伪来袭时“迎头痛剿”。《绥远傅军长简密未保联参电》（1936年8月17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769－1772页。

面对晋绥将领对自己建议的犹豫态度，蒋介石表现出相当的不满。他一面向阎锡山保证“俟桂事解决即可抽兵北上协防”，一面在内心里批评他们“无定识与定力”，进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对日交涉中不得退让，必须坚持他7月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宣布的最大让步限度不动摇，称“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蒋介石：《困勉记》卷三十八，1936年9月16日条。。他相信：“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因为他注意到，倭寇现在纯粹是外强中干。“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放浪。”蒋介石：《困勉记》卷三十八，1936年9月25、30日条。

由于不能得到晋绥将领的赞同，再加上随着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日人被杀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乘机出着的条件已失，蒋介石只好决定“暂缓”他的“察绥进攻计划”，转而指示外交部长张群抓紧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以成都、北海两地日人被殴杀事件为由，说明目前国人对日本情绪之激愤，强调中日两国缓和关系之紧要，试图再次尝试与日本达成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方案。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1日条；参见蒋介石：《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0月5日条。

绥远抗战实行之幕后中日南京谈判从9月15日开始，接连几次交涉之后，双方之分歧就已经显露无遗。19日，日方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中方承认共同防共、协定关税、聘用日本顾问、开通福冈至上海航空线以及引渡不法朝鲜人等。23日，中方则答以五条希望事项：甲、取消上海停战协定；乙、取消塘沽停战协定；丙、取消冀东伪组织；丁、取缔走私；戊、取缔日机之自由飞行。转见《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结果可想而知。鉴于双方条件明显没有接近之可能，蒋介石相信事态可能趋?严重。为此，他一方面分电各方军政长官何应钦、吴铁城、韩复榘、沈鸿烈、阎锡山、刘峙、周至柔等，要求他们务必做好应变准备，说：“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转见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6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下），第134－139页。另一方面，则决定赶回南京，亲自接见日本大使，做最后之努力。他在25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得旋转之途径矣。今川越与张群谈判，形势已等于决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许我提条件，是则不可忍者。余决回京，亲与川越周旋。”

蒋介石：《困勉记》卷三十八，1936年9月25日条。

9

但随后的情况似乎不如想象中严重。10月5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接外交部报告称：日方要求华北特殊地位、共同防俄及根绝反倭行动与思想，但又“谓不能实行者不必强允，可暂作悬案”。日本政府如此表示，是否显示其已从原有强硬态度上退缩？至少“此其意或不敢再以军事威胁乎？”蒋介石：《困勉记》卷三十九，1936年10月5日条。蒋介石因此重又乐观起来，不仅继续坚持“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蒋介石接见川越茂谈话纪要》（1936年10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75页。，而且马上电告阎锡山：“外交形势转变甚快，绥东等事或可和平解決，对于全般外交及与绥远有关者亟待妥商，请派重要同志来京商決一切”。《蒋中正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0月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942。

实际上，这时有关中日关系的各种消息和情报颇为矛盾，并非多为好消息。就在蒋介石回南京前夕，军情部门以及绥远前线就有大量有关日本关东军要在绥远展开更大规模军事进扰行动的报告送来。

戴笠戴笠接连报告说：“化德日特务机关于养日（九月二十二日）召开军事会议，到有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关东军田中隆吉少将、伪蒙总顾问田川及德王、卓世海、李守信、王英等。决议：一、王英部编为五千人，所属骑兵六团，即由王英率领经百灵庙向五原推进。二、李守信部担任沽源经万全尚义一带之防务；德王部担任由尚义至商都一带之防务；又王英部步兵六团担任由商都至百灵庙之防务，并限令相机随骑兵向绥西推进。”“德王顾问西崎，于十月三日由张北经张垣赴绥。德王即召集李守信、王英及旅长以上军官讨论进攻绥远问题。”《南京戴笠致牯岭蒋介石电》（1936年10月1日，3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陆）卵翼傀儡，25036704，25031177，25010532，25010539。

傅作义也报称：日本关东军作战科长田中隆吉贞到化德每日开会，“指导伪军积极动作”，日军不仅向多伦和丰宁集中了三个联队，且送了五辆装甲车和若干野炮到张北给伪军，李守信部也已向尚义集中，绥垣、包头两处日人也分批离开，眷属皆送平津。“总上情况，已甚紧张，有旦夕发动之样。”傅作义为此不仅要求晋军“准备在绥作战之部队请早日集结”，尽速开绥，而且建议，应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并乘势直捣敌穴。他的具体意见是：“敌方发动初期，兵力未必雄厚，且日军参加者必少，而伪军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职意我应趁此机会，本钧座预定之计划，以优厚之兵力予敌以猛烈之打击，并乘机袭击察北，先将初期之敌歼灭，以振我军威，扬我声誉，而唤国人之注意。”《绥远傅主席涵密申参电》（1936年10月3日）；《绥远傅军长作义好密肿戍参电》（1936年10月3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865－1867页。

然而，注意到外交部的报告，蒋介石显然倾向于相信这些只是日本关东军的越轨行动，因而更乐于相信关于日本政府态度的情报，相信还有与日本政府取得妥协的可能。只要谈判取得成功，日本政府自会约束关东军。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蒋介石对纷至沓来的有关绥远形势紧张的情报明显不如7月时的反应积极。他虽然也督令军事委员会研究援绥方案，同时却电告阎锡山：“可先依傅主席之意见饬属准备一切，待此次京中交涉之变化如何再定行动时期。”《南京蒋委员长密鱼申侍参京电》（1936年10月6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869页。

10月8日，蒋介石亲自出面找川越会谈。他没有想到，川越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丝毫没有做出缓和的姿态，明确提出了共同防共、华北特殊化和限时降低关税等各项要求。蒋介石对此显然颇感意外。他除声明“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外，并不与其直接讨论日方的各项条件，坚持其他问题仍由张群外长与川越大使继续商讨。参见臧云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57页。会谈结束之后，蒋介石明显地开始改变方针，决心重提其“察绥进攻计划”，准备在绥远采取行动。

8日，他通知阎锡山说：日方攻绥在即，王英部骑兵三千人十日内将窜扰绥西，察北伪蒙各军俟王部到达绥西后即会合袭击绥东，要阎锡山务必“严密注意，并切实防范”。《南京蒋委员长中密虞高一电》（1936年10月8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1961－1962页。几天后，鉴于张群与川越的交涉仍旧不得要领，蒋介石更进一步加紧策划对绥远的军事行动。12日，蒋介石决定抽调汤恩伯部三个师应援绥远，并电汤恩伯立即与阎、傅联系部队行进问题。由于有消息称关东军调兵两团加入攻绥伪蒙军，因此蒋介石甚至还想扩大援绥兵力。只是他对日本关东军会否加入攻绥仍感怀疑，同时?应钦也“恐日人侦知为虑不主急办”，故未付注行动。《南京蒋委员长中密文高一电》（1936年10月12日）；《李子范篁密删电》（1936年10月16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1975－1976、1985－1986页。

然而，10月18日傅作义的报告似乎显示日本关东军真有介入绥远战事之可能。

10

傅电称：日本关东军田中隆吉少将转托关东军军官西峙及前东北军师长郭殿屏前来绥远见傅作义，称：“日本国策对绥远内蒙必须取得绝对自由，北以防俄，南以切断中苏联络。惟绥省对此种种作梗，日本为贯彻国策计，不惜以正式国军占领绥远，但傅之环境困难，日人素所同情，在未用兵前，傅如毅然与日合作，日可补助大批款项、军械，一扫阴霾疑忌之空气。再者，日人扶植德王，原为其有所成就，惟德王才能不够，年来已弥有感觉。傅如肯合作，则内蒙及西北，均可由傅掌握，且不致酿成战争。惟时机迫不及待，此时傅之决心如何，实关系绥远之存亡，切盼注意。”据此，傅作义断言：“绥远地位特殊，情形复杂，日决不放弃。默察大势，短时或将发动。”而傅作义的估计是必须增加兵力准备对日。他声称：“我之向日以蒙伪为对象之准备，似有速研改变，另作有力布置必要。”最好能够改以日军为对象，“多准备有力部队及飞机、战车”，以应大战之需。《阳曲阎锡山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6年10月1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部分（陆）卵翼傀儡，25027472。

关东军真的会卷入攻绥行动？蒋介石对此不能不深感担忧。他特地于20日要张群转告川越：日方应约束关东军，切不可扰乱中国政府在绥远的行动，否则必将会影响南京外交之进行。

蒋介石：《困勉记》卷三十九，1936年10月20日条。当天，他还急电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要其速调关征麟之第二十五师至咸阳候命，“准备增援绥远”。《蒋中正致西安张代总司令电》（1936年10月2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992。

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接连占领了东北与热河，并部分侵占察哈尔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轻率断言日本不会进一步寻找借口直接侵占绥远了。但蒋介石始终估计，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关东军在绥远的行动，不会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更多的还是关东军少数将领的越轨行动。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国方面就必须迅速表现出强硬态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鉴于此，蒋介石再度决定先发制人。

21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重提在绥远采取攻势，先发制人，以显示中国方面保卫绥远决心的建议。其电称：“本日岳军（即张群－引者注）与川越谈判仍无进步，默察情势，绥远敌志在必得，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我军不如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二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若此时徘徊莫定，坐令匪势庞大，交通完成，则我处被动地位，终陷不利也。但击破匪军之后，追击不必过远，至绥察边境即可停止，或追击到察边后即行退回绥境原防。并望于一星期内出击，则不致失机。再迟恐反被攻矣。”《蒋中正致太原阎副长委员长马电》（1936年10月21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1000。蒋介石断言，此役若能一举击溃其匪伪，使倭军增援不及，则其侵绥企图，受此打击，一入冬季，至少半年內不能再侵西北也。

阎锡山等人看问题的方式明显与蒋介石不同。蒋介石越是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须用强硬的态度使日本人知难而退；阎锡山等人却越是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担心太过强硬反而会惹恼日本人，为其大规模军事介入提供口实。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他们当然会怀疑蒋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世昌的观点反映了山西多数领导人的想法，他说：“盖我工事不够，准备未周，共匪又近在侧背，能再延宕敌人一年，于我最利”。目前唯一可行的战法，就是乘伪军王英部进至百灵庙之际，“一举灭之，并将白灵庙附近之能资军用等地毁烧之，只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绥境，而表面上不使日人过于难堪”。即便是对这种战法，众人也认为应当十分审慎小心。《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83页。结果是阎锡山的增援行动与作战计划迟迟不能出炉，蒋介石不得不接连去电询问阎锡山：“对匪伪军之进攻计划未知能否实行”？并决定亲去太原见阎“面商一切”。《南京蒋委员长中密马午侍参京电》（1936年10月21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1997页；《蒋中正致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0月23），25，26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028。

自10月21日起，中央军汤恩伯部第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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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九师以及所辖第七十二师已开始由陕北清涧、延川一带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动，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各部亦奉命向吴堡、绥德、安定地区转进。蒋介石并调门炳岳师集结咸阳，随时准备开赴绥远。南京政府援绥部署业已展开。负责援绥计划实施的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根据蒋令飞往太原，与阎锡山等会商，劝说晋军将领出击。陈诚到后，提出可由汤恩伯部中央军化装成晋军模样袭取张北，另由傅作义部攻取商都，阎锡山等仍表示怀疑。阎锡山等人甚至认为：目前“绥境内并无伪匪军，我军现已在绥边之兴和、陶林等县驻有重兵，并做国防工事，其沿边之红毛营、玫瑰营、大六号、高家地等处亦并分扎军队”，绥远暂时看不出有太大危险。而主动向察北出击，一来已经集结甘北的中共红军会不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之局，乘机打着增援绥远抗战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晋绥地区，令人忧虑。二来大战一起，晋绥工事、部署准备不周，万一关东军大举介入，红军又近在肘腋，实难料想最后结局。故他们的意见是：“非万不得已不可寻敌。”《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84页。

10月底，阎锡山、傅作义等均齐集西安和洛阳为蒋介石祝寿，蒋介石又乘机反复劝说阎锡山、傅作义等抓紧准备攻势。他具体与傅作义讨论了在绥远实施军事防御的方案问题，说明我不攻敌，敌必攻我，届时我将更加被动的道理。对阎锡山所担心的中共红军背后威胁之事，蒋介石也详细介绍剿共军事形势，保证他有十足把握能将红军围困消灭，断不致给绥远抗战带来麻烦。但是，阎锡山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在回到太原后，对于蒋介石建议“精研”进兵德王在绥之据点百灵庙一事，复电蒋介石称：我发动对伪蒙军进攻，难免会成为德王宣布独立之借口。届时德王以独立为由，要求日军协助抵抗，我“不免有挑动对日真面目战争之虑”。考虑到此举利害关系，他的意见是，既然蒋介石估计伪蒙军必会来攻，不如“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令（进攻），较为有词（可借）。”《阎锡山上洛阳蒋委员长长密江申电》（1936年10月3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51页。

11月上旬，伪蒙军陆续开始由察北向绥远境内之百灵庙、商都、南壕堑大举调动，意在进攻陶林、兴和和集宁，绥远军事时势顿形紧张。5日，德王又发歌（即5日）电致傅作义，声称：“自蒙疆设省置县以来，盟旗之政权日蹙，蒙人之生计日窘。上年迫不获已，始有要求自治之举。当时中央以扶植为怀，特准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综理自治事宜。”“惟贵省始终猜忌，屡加破坏。”为维持蒙人生计，不能不向贵省提出五项要求。五项要求包括：一、请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即日归还察哈尔省，并归本会管辖；二、立刻解除对百灵庙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立即归还今春被诱骗叛变的原百灵庙保安队携去之武器弹药；四、即拨付四十万元以为蒙政会清偿债务；五、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人员及贵省袭击梅力更召之官兵，请一律拿解百灵庙，以便法办。电报强硬要求：“以上五项系为蒙古生存必不得已之要求，贵省以前种种压迫蒙古之错误即应一一承诺，如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不能不作最后之挣扎。设由此而演成事变，其责任均当由贵省负之也。”转见《绥远傅主席代密微戌电》（1936年11月6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79－2088页。14日，王英也打出大汉义军司令的名义，发表所谓《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号召打倒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转见森久男：《德王の研究》，日本爱知大学国研丛书第3期第3册，创土社2000年印行，第144页。

伪蒙军的大举调动和德王歌电，清楚地显示日伪进攻迫在眉睫。傅作义除当即复电一一反驳以外，特告阎锡山：“彼方于最近其内向我进扰已无疑义，拟请钧座当机立断，迅将部队集结于适当地点，准备使用。彼一发动，即迎头予以最大打击，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他的看法与蒋介石相同，即：“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绥远傅军长皋密歌戌参电》（1936年11月6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98页。

眼见德王已掷下战书，阎锡山也不能不同意此乃伪蒙军“开衅之先声”，因而同意迅速集结部队准备应战。《阎锡山复绥远傅军长好密虞已参战电》（1936年11月7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98－2099页。但他依然坚持要后发制人。傅作义11月7日与赵承绶联名电阎锡山，主张：绥东必出一战已无疑义，估计敌伪袭我之日应在9日前后，我与其被动应付，不如先行出击，打破其种种企图，或可阻止敌伪之正式侵犯。《绥远赵司令傅主席皋密鱼未办电》（1936年11月7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106－2107页。

对此，阎锡山不为所动。其复电称：兄所虑甚是。惟要先下手，必须立于有利主动地位。而现下我军尚未集中完了，前方一动即不能自止。目前纵能得一部便宜，恐以后对他方面应付又陷于被动。再者，我军处在内线，故应努力在内外线利害转换上特别活动，目前似不宜远出，致失有利之形势。动后即将我计划暴露，若对一部之敌暴露我整个计划，以属不宜。故“希仍积极准备，俟其正式侵犯时，再依我原定计划相机应付可也”《阎锡山复绥远傅主席赵司令简密虞申参电》（1936年11月7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105－2106页。。

就在蒋、阎、傅还在就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争论不休之际，商都伪蒙军已经在13日开始向兴和傅作义守军发炮袭击，并用飞机向傅部防地投弹。15日，伪蒙军更正式开始对红根尔图傅作义部守军发动了地面进攻。据傅作义15日报告称：“日已向我红根尔图开始进攻，并用飞机大炮轰击。”他建议：“战端既开，我应換得主动或机先制胜之势，对白（百）灵庙似应奇袭解決，以除后患，且必要时对商都亦应相机攻下，打破敌之企图。惟此单就作战有利而言，至对整个外交有否顾虑，须加审慎。如蒙准行，职当相机而行。”转见《南京阎锡山致洛阳蒋电》（1936年11月16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之五，25041034。

鉴于敌伪已先发制人，“正式侵犯”，阎锡山亦再难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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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随即电告傅作义称：“敌已进扰，我应以机先制胜甚是。已转电介公请示。”但他仍主慎重，强调：“我意此事应熟为计虑。希对百灵庙之兵力布置及工事程度详为探查，俟汤军门师全部集中，并得介公复电后，再相机办理可也。”《阎锡山复绥远傅主席涤密铣午参电》（1936年11月16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164页。

在得到傅作义电当天，阎锡山即紧急召集各方领导人讨论应对办法。会上仍有争论。徐永昌坚持不可急于做进攻的决定。他提出：一、我攻百灵庙，德王是否仍不令伪匪由庙方出扰，毕竟德王尚未公开向中央挑战；二、攻百灵庙是否将云王府攻在内，因云王府即在百灵庙左近，而攻云是否即是攻达尔罕旗；三、能否以三几团人一攻即下，百灵庙日来布置虚实如何亦未侦察清楚，况此时绥远左近兵力能用于袭击百灵庙者不及一团，故应先请傅作义切实调查清楚，并告以上项顾虑，得其回电后再为决定。但面对伪蒙军大举进犯，与会多数亦不敢掉以轻心，阎锡山犹豫再三，还是主张转请蒋介石来做裁决。《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93页。

蒋介石得到报告，其态度一如既往。他当即回电，毫不含糊地表示：“应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決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中正致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1月16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169。蒋既有令，阎锡山虽心存犹豫，但亦照转给傅作义，只是提出：“我意袭击百灵庙，须以三倍以上之兵力，出其不意，当日完全占领。否则，必多顾虑。希仍详侦熟计，俟汤、门两部集中完备后再相机进行可也。”《阎锡山致绥远傅主席涤密已参电》（1936年11月17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167－2168页。

17日，为坚定阎锡山等抗战决心，蒋介石决定亲自飞往太原。临去太原之前，他又得到正在与川越大使谈判中的外交部长张群的来电，内中提到，日本有田外相及上海大使馆外交官员都明白表示，对察绥事日军并未介入，亦未援助，中国尽可迎击。此一消息自然更加坚定了蒋介石的信心。他特地要张群叮嘱日方，中国政府将对绥东事件做具体调查，并将给伪匪部队以痛击。电称：“对于绥东发生之案，我方态度似宜先须查明蒙伪军攻绥之真相后，方能再定与川越续会之时期示之。并非正式声明或间接宣传，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则绥远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我军以保护主权与领土之职责所在，決不容蒙伪匪部存在察省之內，自当不顾一切对蒙伪匪部抱定彻底消灭之決心等意示之。”《南京张群电洛阳蒋》，1936年11月1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之五，25041812；《中正致南京外交部张部长电》，1936年11月1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176。

17日傍晚，蒋介石飞抵太原。次日上午即出席阎锡山主持的会议，详谈日方态度和举行绥远作战之必要，最终说服了与会者，并确定了彻底解决百灵庙、商都和张北三地之敌的方针。蒋随即电令南京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使空军做好参战准备，派轰炸机和驱逐机各一大队，以洛阳机场为出发地，在太原或大同加油后参加百灵庙、商都、张北三地之进攻作战。称“张北与商都百灵庙各敌皆无空防，我军若能出其不意，则必可与其一最大打击”《中正致南京航委周主任至柔电》（1936年11月1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1186。。

18日午后，蒋介石返回洛阳，仍继续不断去电阎锡山和傅作义，强调“我军出击日期愈快愈好”。鉴于傅作义要求出动空军支持，蒋介石亦承诺“空军三日内即可在洛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候令飞绥作战”《洛阳蒋委员长中密皓已机洛电》（1936年11月19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04页。。

不意，傅作义于19日电告蒋介石称，进攻红根尔图之匪被我击溃后，商都目前已到大部增援部队，故袭击商都时机已失，目前只能先攻百灵庙，再行酌情夺取商都。《集宁傅军长赵司令夙密效酉三参集电》（1936年11月21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42页。傅作义进而加紧制定夺取百灵庙的作战计划。两天后即通知阎锡山并报蒋介石称：“职已完成袭取百灵庙之计划，预定敬（24）日袭夺。《集宁傅作义电洛阳蒋》（1936年11月19日）；《归绥傅作义电洛阳蒋》，1936年11月21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032，25041031。”蒋介石对此甚感欣慰，他除详询部队行动情况与具体步骤外，仍然提议同时夺取百灵庙和商都为好。他在给阎锡山的复电中说：“对商都与百灵庙二地无论为正攻或佯攻，皆以同时并攻为宜，并须准备充分兵力，而炮兵阵地应预防敌之唐克车在我侧背抄袭，故炮兵掩护阵地与掩?部队又应充实。若能利用夜袭出其不意，则成功之胜算更大，务严令前进部队之行动特别秘密与迅速也。”《中正致曲阳阎副委员长马电》，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1219。

这时，中央军尚未到达绥远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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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晋绥部队已有兵力，攻一百灵庙尚可，但同时进攻商都几乎没有可能。不仅如此，即使进攻百灵庙，当傅作义要求蒋介石为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和攻击帮助时，蒋介石的态度也与前大不相同。因为他发现不仅空军准备尚未就绪，最早也要到26日才能飞抵战场上空，而且在何时及如何使用空军上，也远不如早先预想的那样简单。阎锡山、傅作义坚持空军必须给予支援，而空军毛邦初等则强调若现在就暴露我空军实力，以后对付敌人空军反会不利。结果蒋介石亦只能劝说阎、傅暂时不必坚持空中掩护与支援。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日本关东军不会马上介入，晋绥军对付伪蒙军实已有余。为此，蒋介石再三向二人通报日方不会介入战争的消息。

蒋介石电称：“据许大使来电略称，外务省无决裂意，海军亦然。中央军部如无新刺激，尚无全面决绝痕迹。绥事日方朝野舆论皆称系我国内政。我方宜向绥远以讨伐内政名义，严厉痛剿。一面搜集铁证留为交涉之资料，一面勿为过于挑动刺激之言论”。《洛阳蒋委员长密养酉侍秘洛电》（1936年11月22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363－2364页。

蒋介石同时又通报说，日本外务省已公开表示：“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在其本国领土內之国內事件，不致影响满洲之安全。中国政府处此种情势，有充分自由，即宋哲元参加防击內蒙军，日政府亦觉无反对之理由”云。“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国內件，与日本无关，纵使有日本人民参加蒙军作战，亦应认为个人行动，与日本政府及日本军队渺不相涉。”

蒋介石据此判断称：“无论热河川岸旅团有否西移，敢否加入战线，皆为将来问题。然以中判断，彼必不敢加入，以其一个旅团参加无济于事也。此时我军应即照既定计划迈进，方得化险为夷也。”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1936年11月22日条。

阎锡山对蒋介石的通报却不以为然。刚得到蒋介石的通报，他就电告蒋介石，说：“昨得密报，日以飞机唐克车毒瓦斯等助伪匪军作战，如不得逞即以其正式军队加入作战，必得绥远雁北为旨，此事似只好信其有，不可必其无，为防备万一计，应恳钧座再备五万人驻扎相当地点，以备应战。《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电》，1936年11月23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028。”

不仅如此，在晋绥开战，原非计划中事，各项开拔、粮草、补给和枪弹消耗的费用都需要大量款项。而以晋绥两省之力应付起来，不免会有相当困难。故阎锡山还明确要求中央提供600万经费的补助，以满足此次作战行动之初步需要。

反复劝说之后，仍无法使阎锡山痛快出击，这不能不让蒋介石大为不快。

不过，无论如何，在蒋介石的反复督促之下，傅作义所部骑兵孙长胜师、步兵孙兰峰旅还是在11月24日上午按照预定计划，一举袭取了百灵庙。当天，阎锡山即分报各方，称：“连日匪伪军大部集结百灵庙，谋犯绥北，昨晚开始向我守军进攻，我一面派兵迎头痛击，一面派出奇兵绕袭百灵庙。双方夹击，激战彻夜，卒将敌击溃，于今晨九时我军完全占领百灵庙。”《阎锡山致洛阳蒋委员长、南京林一子、范芷青等电》（1936年11月24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89－2290页。绥远抗战因此乃得以写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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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抗战的意外终止顺利地拿下百灵庙，蒋介石更加相信伪蒙军不堪一击，因此力主傅作义再接再厉拿下商都和张北，给伪军以致命打击，以便能够在较长时间里使其不敢再行骚扰和蚕食绥远，制造内蒙古独立。但是，阎锡山等却并没有因为百灵庙大捷而特别欢欣鼓舞。他当即电告傅作义不要急于进攻察省境内的商都和张北，“对察战事静候我公办理可也”《阎锡山复绥远傅军长国密电》（1936年11月25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94页。。

徐永昌阎锡山的顾虑不是毫无道理的。傅作义这时有报告称，关东军发出通告谓：“闻绥远军曾于十一月十八日侵入察省境内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沟，原来在长城以北之察省区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与土肥原两氏之协定，曾有中国军队不得侵入该区域之一步之决定，绥远军此次之行动显系违反此项协定。故今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时，则关东军不论出任何行动，其责任亦归绥远负之。”此则通告显示，中国军队若对商都，特别是张北发动进攻，将冒相当风险。虽然正在势头上的傅作义根据南京中央和阎锡山的建议，公开否认有此协定，并主张：“际此大军进剿，当然对该通告应置之不理，以利军事”，《洛阳蒋致南京外交部张部长群电》（1936年11月23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71册251241。但阎锡山等忧心忡忡。

徐永昌明确表示：“在我准备不足之今日，最忌贪功与浮燥。”阎锡山更顾虑到蒋介石已经准备动用70架飞机参战，担心再打下去，战事势必扩大，“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之可能，商（当）设法阻止之”。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把傅作义要求对日作战的那封电报转发给蒋介石。因此，他明白提出：“此时能用政治方法谋彼此停止攻击才好。”《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97页。他的意见是，百灵庙之役后，目前已不是再度扩大战果的问题，而是应把防备关东军的报复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应防其大批飞机轰炸及放毒”和防其“从平绥路进攻大同，截断晋绥”。《阎锡山上洛阳蒋委员长长密宥午机电》（1936年11月26日），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309页。

对于关东军的通告，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示弱。他当即致电外交部长张群，令其就察绥事件起草宣言，大意以“冀察为我国领土，任何人不得干涉，凡非法不正当之任何协议与未经中央正式承认者，概不发生效力。冀东察绥行政主权，中央必求其彻底完成，虽任何牺牲亦所不惜”。准备必要时正式宣布。《蒋委员长致张群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廿六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下），第161－162页。

同时，蒋介石密告南京中央的何应钦等，要其做好日军卷入的准备，即“应预备察绥事态扩大，须准备一切，京沪与沪杭两方面尤应积极工作，并作进兵吴淞之准备，一面与外交部切商绝交之手续，并与冯（玉祥）程（潜）唐（生智）各同志密议筹备”。他并致电河北秦德纯等，提出：“望与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兄切商察绥事态扩大后办法。中意察北应乘机收复，请其积极戒备以防万一”。他进而电示阎锡山和傅作义称：“对日本驻晋绥各特务机关人员，应准备监视与搜索其住宅。对其室内外所用之无线电机，尤应拆除。”《中正致南京朱主任、何部长电》（1936年11月24日）；《中正致太原阎锡山归绥傅主席电》（1936年11月24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第271册，251250，251259。显然，蒋介石此时并不想就此收手，并且横下一条心，有意要摆出不惜与日本一战的架势。

25日，蒋介石电示阎锡山、傅作义，坚持要他们乘胜发动对商都的进攻，并表示将派空军协助，预先实施轰炸。阎锡山自然表示难于接受。其复电称：“攻商都兵力不夠，且非一二日所能调齐，山意轰炸亦可稍迟举行。”蒋对此毫不妥协，当即电示：“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务望从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内占领，否则绥远决不能安定。弟意南壕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电》（1936年11月25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027。对此，阎锡山亦坚持反对，依旧强调各种困难，并且特别指出，以商都所据位置，纵能夺取，占领和固守亦是问题。

眼见阎锡山等前线指挥官与自己意见相左，蒋介石亦无可奈何。他只能一方面再度派陈诚前往劝说并督阵，一方面再电阎锡山、傅作义，强调：“对出击商都计划，能否于明日轰炸商都时同时实行俾易奏效，无论商都占领或放弃，但以中意，商都之匪巢不能不铲除淨尽，如不便驻守，则占领即焚毁，再令撤回绥境亦可，否则绥边仍不能久安。又对于南滦堑匪巢亦应同时扫除也。”

陈诚到后，亦极力说明蒋之意图，但徐永昌等坚持攻商都有弊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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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纵使攻下，所得甚微，万一惹起真面目战争，则有违我忍辱初衷。”

陈诚表示：“取得商、张，亦延岩（宕）战期之一法”。徐终不以为然，并反问陈诚：“宋（哲元）、韩（复渠）之无准备，山西准备尚差，设有战事，中央军能进平津或津保之线作战乎？”

在阎锡山、徐永昌等看来，“日人为准（备）与苏俄战，所以设法避免与中国真面目战。”中国有什么必要自己找着和日本打仗？因此，他们对百灵庙大捷后，来自社会的呼声与压力，尤为反感。称目前“国力不充实、准备太不够，共党仍在横行，日人正无忌惮，我政府年来努力团结、努力准备，且努力忍辱，此正难能可贵，而社会舆论却遇事指择（责），故事攻击，必使旦暮决裂，俾狙日军阀之心以为快”。负有政治责任者，断不应因之而动摇。《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98页。

26日，蒋介石再电阎锡山，坚持：“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务望从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內占领，否则绥远決不能安定，弟意南滦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不得已，阎锡山当天傍晚在绥靖公署召开会议，与会者一片反对之声，直要陈诚去电洛阳，劝蒋介石“从长计议”。陈诚自然表示拒绝，并讥讽山西人不够勇敢。但阎锡山不顾陈诚的反对，自行起草电文，坚持拒绝进一步发动对商都的大规模进攻。

占领百灵庙后，一连几天得不到下一步进攻行动的指令，傅作义深感困惑，接连电催蒋、阎，询问结果。但蒋介石对阎锡山亦无可奈何，只能暗自在日记中痛斥“阎锡山怕牺牲，不愿进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祸于宋哲元，而又借战争之名，来索大宗款项六百万元，其心究何若？”

蒋介石：《困勉记》第39册，1936年11月26日条。但在公开场合，他却不能对这种地方实力派领袖有所指责。

蒋介石在27日给陈诚的电报中也只能表示自己所想所急，一切都是为了阎锡山等人的切身利益着想，还要表示毫无强人所难之意。其电曰：“中所希望者在求晋绥安全而已，如商都匪剿与南壕堑之匪若不扫除，窃恐绥东不能安全，即其飞机扰乱亦无法制止。至于外交问题，自当作整个打算，但中料定我军进占商都决无问题，即进占张北，此时倭寇亦决不敢正式启衅。现其政府与昨日雨宫（日本驻华武官－引者注）等屡此之声明，可以知之。以此种声明即可为外交有力之根据，决非寻常普通之谈话可比也。且为外交全盘计，更当收回张北为有利也。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自无问题，贵严到平，已与之切商，以收回察北必仍交还明轩也。如伯公等以为此时各方准备未完，应须慎重计议，其理由自属正当。请兄与伯公商决后电告为要。”《蒋委员长致陈诚十一月感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第294－295页。

就在蒋介石已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的几乎同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国防部公开发表了谈话，威胁说“内蒙战事如危及满洲国或共党危及中国，将采取适当步骤以自卫”。对此，蒋介石的态度依旧是表示怀疑。他一面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一面还是强调日军不过空话威胁，其必不敢因此对我开战。夺取商都、南壕堑，对整个晋绥，特别是对绥远的安全将有极大利益。

对此，阎锡山和徐永昌的态度也很坦率，即“余意为不惜与日实时开战，或决其必与我开战，则可。不然仍以忍耐为上策。盖共党方张肘腋间，我力量不充，工事太差，统一亦未至表里，相信万一失利，国家殊有不堪设想者”《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500页。。为证明自己的担心不虚，阎锡山还再度向蒋介石通报了他所得到的日本关东军正在增援商都的消息。称“据报某方军队约三千人携有坦克车二十余辆，飞机三十余架经过多伦多，向商都增加，日內即可到达”《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1936年11月29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316。。

鉴于此，蒋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复电称：“对于此时政略若对察北问题我方已有可进可退之余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场言，当以收回察北为有利也。惟以顾虑引起敌方整个之战争，则准备当须待时，弟意以后战略之攻守当决之于兄，而政略之成败则由弟负其责也。但无论如何，惟须速决为盼。”《中正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1月29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1320。

当然，蒋介石内心里还是相信这次是千载一时之机，即使日本关东军有心干涉，亦需相当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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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剿共将陷停顿，蒋介石也就乘势改换了方针，据说是：“一、亲自驻陕督剿残匪。二、对倭缓和进行交涉。”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1936年12月2日条。其对绥远战役的主导权，已经完全放给了阎锡山。而他自己则把重心转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战争上去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此去却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绥远的战事，也受到此一事变的影响，意外地停止下来。西安事变发生第三天，即12月15日，德王、李守信、王英等伪蒙军首脑召开会议，以谴责张学良囚禁蒋介石为由，发表了停战通电。其对绥远傅作义部的进攻遂告停止，绥远战役亦因而中止。森久男：《德玉の研究》，第147页。

综合上述史实，不难了解，绥远抗战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其实并无中央军直接参与。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都是在蒋介石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按照蒋介石的打法，绥远抗战应有更大的战绩。无奈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在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而致使绥远抗战中途停止，未能达到蒋介石预想的结果，既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不稳的影响，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11月27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意见冲突，调和不下，而蒋介石尚无力左右地方实力派的一种结果。

那么，蒋介石是否决心由绥远战役而展开全面抗战呢？似乎也不能轻易得出如此结论。事实上，归纳蒋介石主战的言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根本目的不在战，而在和。其战亦是为了迫使日本认识和的必要，意在逼其让步与妥协。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应准备宣战与造成形势。”因为，只有使其知道一经破裂，我必不惜牺牲，则不能使其知难而退。敢于做此赌博，一个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军人特质和独特性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蒋介石的基本判断是日方并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关东军即使想要干涉，也难以很快抽调兵力援绥。只要打得快，打得狠，取得先机，关东军纵使想要报复，也必因失机而需重新布署，权衡利害。当然，要赌就不能怕输。蒋介石亦时时在做着破裂的准备，这恰恰是蒋介石区别于阎锡山等人的关键所在。阎锡山等人总是担心因小失大，引发大战，而蒋介石却敢作敢当，不惜一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年里每每遇到中日间出现突发事件，蒋介石会要求军事各机关“准备一切”，做好破裂准备的原因。这是因为蒋介石经历了东三省、热河沦陷和华北事变之后，不仅深知自己已让无可让，而且已经明白继续示弱只有灭亡。他因此相信：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现在“惟有十分备战決心，随时牺牲或可避免战爭，（并）慑服倭寇”。他始终认为：“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则应准备宣战，造成宣战之形势，并暗示一经破裂，则我非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不可，使不敢常作小规模之扰乱，则我可转入主动地位矣。”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2日条；蒋介石：《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0月1日条。

蒋介石与中国抗战之开启蒋介石与中国抗战之开启在很多年以前，由于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大陆学界对蒋介石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和之后的抗日态度，往往颇多批评指责，甚至怀疑蒋介石并无抗日意图。改革开放之后，对这一问题大陆学界的看法已经很少歧异，而且除少数学者对蒋领导发动抗日的效果评价或有不同外，几乎所有学者对蒋介石要否抗日的问题，已众口一词，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参见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马振犊：《惨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承认这样的一种事实，只要有足够的史料印证，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要具体了解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前后，特别是在决心实施全面抵抗时的思想动态及其决策过程中的心态变化，还是不容易做到的，这自然也是因为史料上还有相当的局限。即使是根据大陆和台北所存的蒋介石日记，因为其基本上还只是类编性质，并无法完整地体现出蒋介石在不同时间段里的思想变动过程。要想真实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就变得很困难。但随着蒋介石日记原稿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收藏并对外开放，这样的条件明显地成熟起来了。

根据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我们终于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蒋介石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局势面前，特别是面对纷至沓来、矛盾冲突的种种信息与意见，在如何决定国家政府和个人地位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进退维谷，左右摇摆的。他又是如何克服犹豫、恐惧和慌乱的情绪，最终孤注一掷，毅然迈进八年抗战的“鬼门关”的。不论蒋介石经历这一过程走向抗战给他和整个国家带来了怎样的结果，作为一国统帅?在当时条件下绞尽脑汁、担惊受怕，以至焦头烂额的决策经历，也许比他最终选择了什么，还更值得研究历史的人给予同情和关注。

如意算盘：以进为退，局部解决关于蒋介石在1928年“五·卅”惨案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如何痛心疾首，立志雪耻，再三再四督促自己和国民党官兵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情况，已有不少学者写过论文，做过说明。1935年夏秋，日本人进一步发动华北事变，意图造成华北几省事实上的独立。当时事件频发，蒋介石一度心惊肉跳，疲于应付，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同意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虽然最终虚惊一场，但此种经历，显然让蒋介石的神经经受了许多磨炼。这种情况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蒋介石的心态，不能不产生某种影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蒋介石是次日得到的。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介石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而由于刚刚经历了1935年那场使他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蒋介石显然已经对平津地区发生这种大大小小的军事冲突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变得见惯不怪了。故一时间，蒋介石并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甚至推测称：“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

七·七卢沟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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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基于1936年蒋介石自己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蒋介石1936年7月10日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就“最后关头”这一表述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37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无论日本人计划如何，蒋介石都必须要有所准备。问题是，蒋还并不能充分把握此一时机如何，故有“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的疑问。注意到蒋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无与我开战之利也”，可推知蒋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因此，他当日的决策仅仅电令原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部“动员”外，再无提出进一步的军事计划。《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8日条，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以下凡引自该档者不另注）。

日本这时驻屯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6000人。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这正是蒋介石估计日本当不致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因为长期以来对导致中央军势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区的何梅协定感到不满，蒋介石也正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因此，9日晨蒋介石起床之后，想到的不仅不是如何抵抗，而是如何乘此冲突之机，迫使日本“撤退其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9日条。

7月10、11两日，蒋介石接连得到消息称，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亦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计划。对此，蒋介石仍未给予足够重视。他相信，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依照蒋历来的思维和行事习惯，他自信：日军之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可，只要我积极准备，及时北运兵力增援，显示备战决心，且确保卢沟桥不失守，自能迫使日军知难而退。他甚至估计：“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0，11日。

为宣示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蒋介石在事变后不久即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书。然而，和蒋介石估计的不同，外交部乃至军政各部的态度却相当谨慎。他们研究甚久，均觉难以着笔。他们报告给蒋介石的理由是：“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第四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蒋介石此时考虑问题的重点，仍不在和战，而在乘此机会能使中国重新立于更主动的地位。因此，他对宋哲元过于保守、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为不满。但对于实际上处于割据地位，又有日本人参予其间的这种地方实力派人物，蒋介石除反复去电劝阻其不要妥协外，也别无他法。因此，他只能以中央政府的姿态表明立场，同时将北上军队停止在沧州与保定一线，仍将卢沟桥和北平交给宋哲元部坚守。他判断：日军“最大限度为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因国际关系和各国权利所在，日军必不敢轻易占领平津。《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2日条。

12日晚，蒋介石得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华北事变，日本关东军已抵达天津。他的估计自然发生了变化，推测：此次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考虑一晚后，他在13日决定：抽高射炮部队，并立即运送弹药去华北，同时发表对倭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消息。他当天告诉宋哲元：故当有传言说宋哲元意欲妥协时，蒋介石当即电告宋哲元称：“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蒋委员长致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指示卢案要坚持国家立场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电示》，1937年7月13日，《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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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蒋介石对形势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他当日开始在庐山召集专门会议，邀集社会名流，共商抵敌之策。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宣言稿，他依旧估计：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故他断定：我决心抵抗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6日条。换言之，蒋介石的这篇谈话稿，实际上并不是对自己人讲的，倒是主要说给世人，尤其是说给日本人听的。要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希望日本人会知难而退。

据此，蒋介石17日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谈话稿。声称：基于东北四省的经验和塘沽协定后的教训，我们已退无可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蒋介石庐山谈话》，1937年7月17日，《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第247页。

蒋介石此举，仍在避战。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发表）时间”，此“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决不致引起战争也。故“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7日条。

庐山谈话稿拟定后，各方意见纷纭。国民党内以及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军政部与外交部会商结果，则一致表示慎重，强调绝交宣战于中国不利。《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第七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驻日武官则数电表示，日本近卫首相决“谋和平”，并派有密使来华，请求切勿使事件扩大，演成大战。《驻日武官章鸿春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7月22，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502。正在英国争取借款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径直电告蒋介石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美与儒堂兄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孔祥熙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7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四十五册，3245。。军事中枢之众多将领更反复申言战争准备不及，称：“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指宋哲元）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第五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华大使及武官也先后发出警告，要求中方撤回增援部队。为此，就连蒋最为倚重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力主“应谋和平”，并怂恿各部长从旁向蒋进言。《徐永昌日记》第四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第81页。军令部长徐永昌在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当日即面告蒋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德国以强以战而遭列强之压迫，以忍以不战而得今日之复兴，是皆在吾人之努力如何耳。《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82页。

对于方方面面的意见，蒋介石自然不能不予以考虑。但这时平津日军虽然时有动作，却因增援未到，尚未展开大规模进攻。日军始终不敢大举侵略，蒋介石更信日本准备未足，非及时显示强硬态度，以影响日本当局和战心理不可。故蒋介石仍旧力排众议，决定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其抛出谈话稿的头天晚上还信心满满地在日记里写道：“人人以为危，阻不欲发，而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9日条。

由于蒋介石这时只想局部解决卢沟桥事件，不想引发大战，因此，他深知?论行动的拿捏分寸非常关键。而他对发布此一强硬谈话的后果因实无把握，内心里不免惴惴不安。其头天日记中还在给自己打气，称：“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但谈话见报当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颇为紧张地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次日早晨，因无异常消息，蒋介石心情即稍舒缓，又在日记中半猜测半自得地写道：“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演说。

5

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0、21日条。

7月20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公开发表，立即引起国人一片抗日的欢呼雀跃。而日方却照样增兵不已，毫无妥协迹象。几天下来，蒋介石反而沉不住气了。

22日晚，南京方面了解到，宋哲元、秦德纯在11日即已与日方达成过一个停战协定，即规定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中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中方并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四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107页。23日一早，蒋介石就专门召集会议，出示宋哲元昨日发来之停战协定三条，请与会者讨论。会议最后决定通知宋哲元：“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四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蒋介石亦同意，只要日军同时撤兵，中央军亦可撤兵。《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2日条。

就在几天前，蒋介石还反复去电宋哲元，严令宋不得擅自妥协。强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蒋委员长致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嘱勿受日欺骗电示》，1937年7月17日，《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第16页。。两三天前他还不顾军事将领的种种质疑，公开发表强硬声明。这时却突然赞同示弱，这更加显示蒋的强硬实在只是一种吓唬日本人的手段。

显而易见，蒋介石这时正处于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之中。基于前车之鉴，蒋介石相信，妥协必定会带来比几年前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扰。但强硬，中国又尚未作好战争准备。蒋介石所以冒险硬一下，其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与其妥协退让更不得安宁，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样准备不足的日方做出让步。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日本虽无全面开战的计划和准备，却还是很快集中起10个陆军师团大举增兵中国华北，大有强行夺取华北数省之势。

注意到大战危险临近，蒋介石到底还是不能不向后退缩了。他虽然明知宋哲元这个过了十几天的妥协条件没有什么用处，却还是幻想这根稻草能将平津危局缓和下来。蒋介石甚至还为自己的这一后退设想了一番堂而皇之的道理，即：“民国廿四年七月，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人皆忧惶，一若第二伪满即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谁知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之一日，此相隔两年时间耳，若再加我两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5日条。

蒋介石之转向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23日以来平津“倭寇求战更急，形势险恶甚矣”的观察。《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4日条。因据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留本土5个师团和留朝鲜一个师团外，其他本土7个师团和在满洲的3个师团均向华北出动。一旦如此庞大的兵力齐集河北平津，战争势难避免。《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85页。再加上在平津的日军此时行动规模明显扩大，故24日午后蒋介石紧急约见徐永昌，告以“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蒋“并手令若干条”，令徐当即办理。《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85页。此一情况说明，蒋介石这时对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前途已基本绝望。因此，他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故“如英法借款一时不易成，就请兄即飞回国”。见《孔祥熙致蒋委员长电及蒋批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四十五册，3245、3248。

6

佟麟阁果然，26日以后，平津形势急剧恶化。情报显示：得到大量增援的日军自25日晚起一直在向廊房卅八师攻击，26日晨日军并开始进攻广安门。蒋介石已判断战祸再难避免，因而劝告自己“勿再作避战之想矣”。27日，他开始做北平沦陷后的政策应对，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6、27日条。

一连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南苑失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及一二三师师长赵登禹等阵亡，部队溃散，宋哲元撤离北平，日军先后占据北平和天津。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后，蒋介石不禁哀叹：倭寇随手而得平津，“可悲孰甚！”他至此痛下决心，重定战斗序列，准备声明武装自卫，同时亦开始改变对共产党苏联的高度戒备心理，紧急部署联俄外交。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一着真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也就达成目的了。《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9、30日条。

突发奇想：借力消力，以战促和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蒋介石迅速决定了大本营组织人选，并分别约见各地重要将领，如阎锡山、韩复榘、白崇禧等商谈抗战事宜。蒋介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我之弱点固多，如组织不健全，准备未完全等，以此而作战，危险实大。“然而，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4日条。

韩复榘8月7日，蒋介石召集了全国将领国防会议。他在会上公开鼓动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但是，“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同意“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一旦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蒋介石这时所称的许多学者反对战争，指的就是胡适与陶希圣密呈条陈一事。据杨天石先生考证，8月5日，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曾专函蒋之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提出政府绝不应“轻启大战”，而应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为此应下决心“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所谓“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北三省。他们建议：一定条件下，如热河全省归还中国，东三省自治独立，人民得以自由选择国籍等条件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以此为交换，日本应承诺完全撤退其驻屯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冀、察、平、津、济南、青岛、上海、汉口、福建等处的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双方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转见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显然，深知日本野心的蒋介石，对胡适等人的意见很不以为然。对于这种蒋介石心高气傲的个性，熟悉其心理的中方代表于国防联席会议次日，即直率地告诉过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称：蒋公并非无意妥协，但如果日本不能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那么，依“蒋公性格……是不屈的”。要知道，“蒋以向以东洋武人典型自命，成败在所不计也。”《与川越谈话摘要》，1937年8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27卷，454041937。

8月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韩信夫等前引书，第126页。两天后，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批准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规定以该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以蒋介石为主席。不难看出，蒋介石已经着手在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了。

根据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中何应钦部长及刘光副主任所报告的军事部署可知，这时国民政府仍旧把军事重心放在华北方向。经蒋介石核准，全国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80个师，“使用于河北者共约五十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弹药储备亦在黄河以北屯积三分之二，而在江南仅屯积三分之一。《何应钦关于中央军军事准备报告稿》，1937年8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261页。其已划分的四个战区之兵力分别为：“一、冀鲁等地——六十个师。二、晋绥察——十五个师至廿个师。三、上海、杭州、乍浦——十个师。四、福建、广东等地——十五个师。”《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7

蒋介石视察庐山高级军官训练团然而，蒋介石的战争准备却是建立在对日军进攻动向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自8月7日起，蒋介石即注意到日军舰从汉口沿长江撤出的情况，但却判断日方军力上已出现困难，调兵以图补救，并非集中兵力再行进攻。因此，他确信对日作战正当其时，“胜算已操于我矣。”《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7、8、9日。故9日下午，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的个别日本军人和中国机场保安队之间的冲突，这件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事件，却意外地促使双方在上海的全面开打。

由于华北战火已经燃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数度声言抗战，故原本就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上海地区，早已充满了火药味。就在两名日本军人被打死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当晚，负责京沪防务的第九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就呈报蒋介石称，日本海军武官已急电要求东京向上海增兵一个陆军师团及一个舰队。在此之前，张治中已再三提议：一旦敌方决派航空母舰及陆军师团来沪，“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时”，我应“首先发动”，以主力军向上海输送，以立于主动地位，《张治中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7月30日、8月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51、259页。鉴于此时上海只有日本海军陆战队5000人，各舰上可随时登陆的水兵3000人，蒋介石亦深知如果要在上海动手，就必须抢在日本陆军大队增援到来之前先发制人，以夺得先机。因此，得知日本将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很是费了一番斟酌，但最后蒋介石还于11日以电话方式密告张治中：“中央决心围攻上海”，命张治中率所部八十七、八十八师立即进占吴淞及大场、江湾、真茹、闸北一带，构成对沪日军的围攻线，同时令驻蚌埠的五十六师和嘉兴炮二旅开一团分别赶往苏州，并调九十八、三十六师增援，统归张治中指挥。《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2日；《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8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64，263页。

12日黄昏时分，张治中所率各部基本到位。为保持进攻的突然性，蒋介石下令“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蒋介石复张治中密电稿》，1937年8月1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65页。同时密调驻汉口之八十九师和驻嘉兴的五十七师一旅，并驻宜兴之炮兵一营，分别续向上海集中，归张治中指挥。根据新的部署方案，张治中担任上海右翼（沪西）防务，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所部担任上海左翼（沪东）防务。

由相关电报可知，史称所谓“八·一三”事变当日，中日双方多次发生交火事件，但尚未发生激烈冲突。仅下午6时有日海军陆战队一度进攻市中心未逞的消息传来。当晚，蒋介石命令命令空军出动轰炸日军阵地和崇明岛附近之敌舰艇，并命令海军协助封锁江阴。《上海作战日记》，转见郭汝瑰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第533页。这一天午后，张治中亦根据与蒋介石、何应钦商定的作战计划，正式通报说：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3，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86－287页。虽然当日中国空军轰炸时有两弹误落于英法租界内，各国“责难备至，对沪战有干涉之势”，但蒋介石对此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在日记中不无兴奋地写道：“惟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4日条。

淞沪抗战刚一打响，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名义于14日当晚正式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方决心要在上海方向实施作战。声明详尽解释了中方无法依照1932年上海停战协定规定的回避与日军接触之种种不得已，并称：“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教研室：《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250－251页。

上海战事最初因中国军队兵力上的占据优势，一度进展顺利，蒋介石对张治中不能迅速围歼登陆日军，颇感不满，但因16日华北前线传来南口阵地被攻破的消息后，一得知英国政府有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他还是马上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他乐观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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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倭军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也。”故英国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寰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以今日战况或有可能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20日条。

然而，8月21日晚，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这一消息传来，又让蒋介石极为沮丧，“忧心倍增”，他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立即提供军事援助物资来华。蒋介石此前一直在要不要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犹犹豫豫，担心英美不满中苏接近而改变对中国的同情态度。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113页。

很显然，蒋介石仍不希望扩大战争，甚至也不希望让苏联在中日战争中起太过重要的作用。可惜形势发展已容不得他再存有任何幻想了，他已经不能不暗中求诸于上帝了。其在日记中自解道：“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中上帝自有主宰，吾何忧何惧？”《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21日条。几天后，得知英国大使被日机射成重伤，蒋又马上生出些许希望来，暗中欢喜，称：“此事必于我无损，于倭不利或于全部战局有关”。可是，以英国多年来在亚洲地位之下降和日本对英态度之不以为然，蒋到底不敢寄太多希望，因“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耳。”他唯一能够坚信者仅仅是：“上帝必不负真诚之人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23、26日条。

蒋介石是信教之人，祈祷上帝自是情理中事。但祈祷归祈祷，当蒋发现日军增援部队大批抵达，猛攻罗店、张华浜，淞沪防线发生动摇之际，他到底还是要直截了当求助于各国政府了。8月30日，蒋介石虽百般不愿意，还是不得不批准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为顾虑此一条约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负面影响，蒋介石又主动约见了英国记者，解释此一条约不含任何政治意味。同时呼吁各国干涉，称：“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仅对中国不利，而且对国际都有损害。故“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转见余子道：《淞沪抗战的战略企图及方针》。

性格使然：“与其坐待而亡，何如死中逃生”

时间进入到1937年9月初，日本增援部队陆续抵沪，致使吴淞口失陷，上海门户大开，战场形势迅速逆转。检阅战报时，蒋介石一方面坚信“沪战当可持久，敌虽再增三个师团亦无能为力也”，一方面则常常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其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忽而大骂空军主将“愚劣怯懦”，且常常发起脾气来“责骂（下属）不留余地”。《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1、4日条。

随着淞沪抗战渐入危局，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再度高涨起来，但蒋倔强依然，丝毫不为所动。向以军人为自傲的蒋介石，深知此时断非议和之时。故他再三提醒自己“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并强调：“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8，9日条。

妥协既不可能，军事上又无胜算，蒋介石这时已在考虑下一步之外交工作了。他除选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以外，还设想派宋美龄赴苏，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推动各国政府改变态度。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日军已占领山西大同和上海多处防线被日军突破的消息弄得蒋一日数惊。他虽一再为自己打气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16日条。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的提议了。此前，张发奎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介石则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转见余子道：《淞沪抗战的战略企图及方针》。这时，蒋介石也开始在暗自思恃：“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14日条。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的反复进攻下溃退了，蒋介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考虑“乘敌被我击退之时设法后移，加强后方兵力”，故次日即下令上海守军由前线后撤，“以达逐步抵抗之目的”。《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23、24日条。

27日，蒋介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还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亦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27日条。思来想去，蒋介石并未能提出十分?确的军事战略。当然，蒋介石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蒋介石：《困勉记》，1937年9月29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9

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的蒋介石，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战略问题。其检讨确信，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于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于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蒋介石写道：倭寇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为无可挽回之事。如我与日本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故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及也。因此，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死中逃生，保全我国格，以留待后人会继起而复兴！且本月战事虽危急，但并不出于意外。一方面上海仍能勉强支持，另一方面本来国防计划亦仅限陇海路以北之线，冀察得失不关胜负。“惟山西失利实出意外，……收复华北失其依据”矣。《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30日、10月1日条。

经过数十万将士浴血苦战之后，上海抗战到底还是未成取得成功。随着日军施放毒气，前线守军的抵抗更显被动。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不得不全线后撤。但蒋介石依旧保持着不言败的心理，其信心满满地写道：“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

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余何自惧乎？”《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28、30日条。

时至于此，整个上海抗战已告失利。蒋介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了。面对本不欲发生却已无法回避的长期抗战前景，蒋亦不能不忧心忡忡。他显然看到，对日战争一旦持久并全局化，势必会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局面：“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已、各国与倭妥协，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槁，社会纷乱。”《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2日条。如果，上述情形一旦数种并现，都势必会导致整个战争形势更形恶化，且根本动摇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就有心对日妥协屈服。上海撤兵，南京动摇，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蒋委员长致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告知中央政府各机关移驻重庆并昭示全国军民决心抗战到底通电》，1937年11月20日，《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第49页。之后，一时间国民党内求和之声蜂起，蒋介石却态度依旧，毫不动摇。除军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战外，他同时愤然怒斥求和者曰：“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且“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蒋介石：《困勉记》，1937年11月2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随后紧接着发生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一事，最能表现此点。

10

11月5日德国大使陶德曼面见蒋，受日方之托向蒋介石提媾和条件，蒋当即“严词拒绝”。《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5日条。但随着日军登陆金山卫和长江各口，19日苏州、嘉兴失守，24日无锡和吴兴又陷，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不得发布迁都令，在此种情势下，“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蒋介石已无法根本拒绝议和。《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30日条。

12月2日，蒋介石约见了陶德曼，表示愿意接受德国调停。然后，他召集军事长官表示：1德国调停不应拒绝；2但华北政权必须保存。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3－57页；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140－141页；《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日条。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断然拒绝，反而于21日通过陶德曼转达了四项谈判条件，即：“一、中国政府应抛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合作，实行防共政策。二、在必要地区划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东京原书房1955年，第380页。据蒋介石日记称，日本方面还“另附二件：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乙、须由我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

26日蒋介石从孔祥熙那里得到日方此等条件后，反而再无幻想，“为之大慰”了。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条。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国民党内高层却颇多人不以为然。12月27日，当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了日方条件之后，不少与会者力主应继续接触谈判。蒋介石表示不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等乃嘲笑蒋多优柔而少明断。蒋介石当即声言：“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在蒋介石看来，“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7日条。

28日，蒋介石再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要人开会，决定谈判与否。蒋当场说明：“以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条件”。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8日条。

29日，蒋介石再度与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谈话，告之：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而“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且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故“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9日条。

经过反复申说，国民党高层终于决定坚持中方原则立场，不在日方所提条件上讨价还价。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被迫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正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386－387页。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和战问题上的抉择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由上所述不难了解，在“七七”事变后围绕着和战问题，蒋介石基于特定形势、环境与其性格特点，有过摇摆与矛盾的心理和表现。但如果我们把蒋介石置于当时的国民党领导层内来看，我们还是得承认他在政治外交上的强硬态度，仍胜过国民党其他军政领导人。这也是此后汪精卫等中途降日，而蒋介石却能硬撑到底，终于看到了日本投降之日的原因所在吧。

11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肯定者可以历数自1928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其在日记中和讲演中的种种激愤言辞，可以例举蒋介石指挥“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起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领导全国军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种种业绩；而否定者也可以指陈蒋介石当年如何奉行“不抵抗政策”，在他的主导下，先后签下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甚至还可以举证其抗战期间仍不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不断与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寻求妥协的种种事实。

蒋介石抗日，大概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既然抗日，他为何仍会有以妥协换取和平的想法呢？“七·七”事变前，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蚕食为主，对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尽力避免全面战争，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入侵，全国上下一致奋起抵抗，蒋介石却继续秘密寻求和平途径，则多少有些让人不好理解。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从“和”与“战”这势不两立的观点出发，把妥协等同于投降。但蒋介石自抗战开始后何以要与日本秘密交涉，在这些交涉中有没有丧权辱国的投降行为，历次交涉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十分明显，如果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在“捉弄日本对华的谍报核心”，并通过“玩‘和平牌’”以“钓取‘美援’等大鱼”，这是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说蒋介石仅仅是因为“力争保留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可得，或受到国民党内外各种抗日势力的强大压力，才没有走上妥协之路，这又是一种看法。参见藤井志津枝著：《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台北文英堂1993年版，第201－204页；黄友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415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63页。而这两种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不弄清楚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之间这些秘密交涉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蒋介石对交涉的真实态度，要想客观评论抗战中的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问题，目前学界依据的史料大都来自中日双方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其中关键性的文献资料则基本上来自于日本。回忆录本身当然不足以为史实之凭据，而过多地依据日方史料来说明这种基本上属于谍报工作的秘史，无疑也有缺憾。尤其这些史料基本上来自于日本目的各异、背景复杂的各式人等，而这些人当年又是从那些身份亦真亦假的中国人那里得到的内容半真半假的函电或消息，这些情报是否确实来自于蒋介石，能否真实反映蒋介石的态度和看法，不能不让人怀疑。台湾蒋中正档案的开放，为我们在对照检证这些史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蒋介石的抗日态度，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对蒋档中这一方面史料利用较早并有多项重要成果者为邵铭煌。其已先后发表《高宗武对日谋和活动》，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近代中国人物论文集》，1994年；《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载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暨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印的《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萧振瀛工作：抗战初期日本以何应钦为对象的谋和触角》，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直蹈虎穴秘档－解读董道宁战时潜访日本刺探报告》，载《近代中国》第137期，2000年6月。然邵文对蒋介石与抗战前期国民党人的谋和行动的关系虽有涉及，却未做正面之研讨。尽管蒋档保存的相关史料极不完整，但笔者仍然相信，开放的档案会给我们提供历史的讯息，促使我们对问题做更深入一步的研究。

关于陶德曼调停问题抗战前期的中日秘密交涉，头绪繁多，但基本上以日方为主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开始是日本官方为避免战争长期化而采取的两手策略，之后则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战争的长期化开始对战争前景产生悲观情绪而引发分歧所致。日本军人的狂妄，曾导致日本军方最初并不热心于这种“和平”工作，并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彻底打垮蒋政权，迅速征服全中国。日军占领南京后，近卫内阁很快于1938年1月16日公开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日本军方的这种傲慢心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412页。日本官方初期的“和平”工作，诸如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诱使国民政府接受中日和谈，也因此被迫中止。然而，武力征服的结果，日本被迫在中国大陆投入了20多个师团，总数超过78万人的庞大军队?却迟迟不能实现征服的目的。眼看自己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且双方渐成僵局，日本统治集团内自然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估军方以往对华的政策。1939年9月欧洲战争大规模爆发，在亚洲有着众多殖民地的英、法两国遭受德国的沉重打击，为延续战争正苦于找不到足够橡胶和石油的日本军方，自然急于想乘机南进夺取这些战略资源富有的英、法两国殖民地。这种形势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内部本来就存在着的对华政策上的分歧，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把主要军力抽出来，更成为其统治集团内各派势力必须要考虑的迫切问题。可是战争的现实，以及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宣示，极大地堵塞了沟通日蒋关系的渠道。从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上上下下各派势力秘密出动，分头寻找接通重庆政权的各种关系，即与日本在停战问题上的这种复杂背景有关。

日本对“和平”工作的重视程度，从已经披露的日方史料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据日方史料记载，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方面致力于沟通日蒋关系的主要线索就有五六条，军部、情报、外交各系统，乃至经济界和民间组织，几乎都有人从事此项“和平”工作。比如直接得到满铁总裁、后出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支持的西义显；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太原特务机关长的和知鹰二大佐；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局局长松本重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和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驻香港机关负责人铃木卓尔中佐；早年与孙中山及同盟会有过密切关系，这时以民间人士身份活动的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都曾在中日双方间积极谋和。参见藤井志津枝：《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第一、五、六章，第55－56、57、75－79、110页；黄友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4页；参见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问题是，日方的这种动作对蒋介石究竟起多大作用呢？对于这方面过去的研究较多利用经过中间人转述的蒋的谈话，和蒋介石基于外交目的所做的谈话，但对蒋介石内心的想法似乎注意不够。这里不妨从蒋介石从1937年秋冬陶德曼“调停”态度变化开始，略作分析与研讨。

蒋介石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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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抗日军事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上海、太原失利，意味着整个华北、华东均将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国对日的作战将不得不转入持久战的局面。以中国现有之政治经济条件，持久抗战难免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蒋介石希望能够避免这些问题。蒋介石将此严重后果概括为以下八项，即“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已、各国与倭妥协，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槁，社会纷乱”。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王宇等编：《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1月2日条。但蒋介石毕竟更具军人性格，深知此时求和必成城下之盟，对己极端不利。因此他十分反感党内高层的妥协议论，不止一次地在日记中痛斥“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叹息“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1月20－21日条。蒋介石这时最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苏联的援助，甚至是出兵参战的可能上，相信军事的胜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所以委婉同意接受陶德曼的“调停”，是因为他一向对通过国际干预解决问题抱有期待，而这位德国大使转达日本方面的七项条件，与蒋介石自战争以来一直强调的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的要求比较接近，所以他难予断然拒绝。这七项条件是：（一）在内蒙古设立与外蒙古同样拥有国际地位的自治政府；（二）在华北设定从满洲国边境延至平津的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华北全部行政权即归属南京政府；（三）扩大上海的非军事区；（四）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外侨权利。参见《汪伪政权资料选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蒋介石在11月5日接见陶德曼时，也重申了中方的既定方针，即“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愿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转见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第54页。）惟鉴于军事失利的情况，蒋介石内心其实并不看好，相信这种调停形式，“以我国之实力如此，若（九国）会议无坚决制裁之表示，决无效力”。《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17日条，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12月2日，当蒋介石接见陶德曼，正式表示可以接受德国调停，并强调了不承认日本战胜，华北主权及完整不得侵犯等基本条件之后，当即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这种复杂的心理，称“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觉悟，则可与之谈乎？”《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2月2日条。

依据蒋介石的判断，日本绝不可能做如此让步。他早就估计：“甲、如我与倭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乙、即使与倭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之妥协，不惟不用（会）奏效，徒自坏人格，自破国格而已。丙、倭之望我与彼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坏余之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及也。”《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0月1日条。因此，接受陶德曼“调停”，并不能稍释其内心之疑惑。几天后，蒋介石即断定调停绝不可能成功，暗自决心“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1月5、7日条。

从陶德曼第二次传达日方条件前后的情况可以看出，无论蒋介石对日本的判断是否正确，要其做持久战的决定也不那么容易。12月13日，南京陷落，蒋介石紧急召集会议商讨应对之策，结果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蒋介石虽再三强调“此时如和，无异灭亡！”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战决心，主和之声仍甚嚣尘上。汪精卫甚至提出蒋、汪一同下野，由第三者组织政府，以换取日本方面之谅解，令蒋介石备感困扰。他在日记中慨叹道：“各方人士及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2月14、16日条，并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87年版，第2472页。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蒋介石担心日方会以优惠条件诱惑党内高层，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好在12月26日，日方经?德曼转达的所谓四项原则与九项条件极端苛刻，且以承认“满洲国”为前提其四项原则是：一、中国放弃容共政策，协助日“满”推行防共政策；二、在需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设置特殊的机构；三、日“满”华三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四、中国应对日本赔偿。九项条件是：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二、中国放弃排日及反“满”政策；三、在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四、华北在中国主权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而设定适当的机构，并对该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以达成日“满”华经济合作之实；五、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同；六、中国应确立防共政策，协助日“满”二国贯彻该政策；七、在华中占领地区设定非武装地带，又在大上海市区域由日华共同合作维持治安及发展经济；八、日“满”华三国应缔结有关资源开发、关税、交易、航空、通信等所必要之协定；九、中国答应对（日本）帝国赔偿。附记：（1）日军在华北、内蒙古及华中之一定区域，为安全保障之目的，在必要期间内驻防；（2）前各项日华协定成立之后，才开始谈判停战协定。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九》（日中战争），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1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73年版，第380－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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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蒋介石、汪精卫这才让蒋介石如释重负。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其所提者四个原则：一、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倭反满政策，而与倭满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倭满成立经济合作。四、相当赔款。此外另附二件：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乙、须由我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余见此心为之大慰。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条。

即便如此，国民党高层内部仍旧是意见分歧。27日，在蒋介石召集的决定还是“和”与“战”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仍颇多主“和”者。蒋介石发言表示怀疑，党内元老于右任等却讥笑蒋介石太过优柔，不够英明。气得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大骂：“此种糊涂评论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之辈，今皆变为下井投石矣。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他的态度很明确：“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此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而以致于此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7日条。

28日，蒋介石再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会商，强调决不能理睬倭寇所提之条件。蒋介石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示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次日，为劝说党内元老赞同不向日本妥协之态度，蒋介石又专门找于右任、居正谈话，反复说明“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2月28、29日条。

从陶德曼“调停”一事看蒋介石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这时的蒋介石对抗日的基本态度如何。蒋介石所以会接受第三国的调停，其内部的压力之大，明显超出了过去研究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在大陆出版的抗战史著作和文章已较多地肯定是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亡华条件，只是对国民党内及知识界当中的妥协倾向未予重视。见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的枢纽》，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另外也有继续坚持传统说法者，如称“蒋介石畏于共产党和人民的压力，以及国民党内多数不愿妥协投降的要求，不敢贸然接受这些十分苛刻的条件”。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蒋介石从战争一开始就在期盼国际干预的情况。由于深信单靠自身力量无法打败强大的日本，自然就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的力量上。从原来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组织施加压力，到希望英、美介入，再到向苏联求援和指望德国能够有所作用，最后转而准备持久抗战，他也还是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动，相信坚持下去就会有国际干涉。在蒋介石这一段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其谈论我之政略在促进各国之干涉；或外交重点在使敌侵入黄河以南，引英俄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或务必使九国会议怒倭而施以经济制裁，并允俄出兵助我；或应准备三年苦斗以促国际出而干涉等种种外交设想。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德国的调停并不看好。一是基于对日本侵略心理的了解，蒋介石深知绝不能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和日本签城下之盟。二是他所期待的国际干预，绝非是那种只会助长日本气焰，丝毫不能给其教训的战争调停。蒋所以会一度改变态度，接受调停，除了党内的压力以外，关键是因为日本方面最初提出的条件出乎意外的和缓，其不仅没有提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而且愿意在相当程度上回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条件不仅“遗漏了”承认“满洲国”一项，而且也没有得到日本关东军等强硬派势力的认可。参见胡献：《简评陶德曼“调停”期间蒋介石的对日立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并见藤井志津枝：《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第34－35页。所以，当日本方面进一步提出必须承认其侵略现状的种种要求之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是可想而知的。换言之，在陶德曼调停问题上，蒋介石并没有妥协退让。相反，倒是蒋坚持抗日，最终克服了国民党内动摇恐慌的情绪，做出了有利于抗战前途和国家前途的重要决定。

关于高宗武的秘密使命继陶德曼调停问题之后，另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1938年秘密使命的问题。当时，高、董曾负秘密使命先后潜赴香港与日本。一种说法认为高宗武等是受后来当了汉奸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策动，并得到高宗武蒋介石的批准；另一种说法是认为高宗武本来就是受蒋介石本人差遣。有关这两种说法的具体内容及出处，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442页注释3。不少著作依据当时担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的回忆，称董道宁是1938年1月在上海偶然结识得到南满铁路总裁松冈洋右支持秘密从事和平工作的西义显，经西义显介绍前往日本会见了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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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回到上海后遇到得到蒋介石批准前往香港以搜集情报为名密谋和平的高宗武，两人一同去香港与西显义等进行了会谈，然后于3月底返回汉口向蒋介石等人汇报。之后经蒋介石批准于4月中旬再度赴港，转达和平条件。此后高宗武5月底再回汉口汇报，并于6月上旬三度赴港，受蒋介石指使“与日寇进行‘和平’勾结”。据此，高宗武遂于6月22日秘密由港潜赴日本。见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第71－76页。对于高宗武赴日一节，黄书的说法则与今井武夫的说法有所不同。今井称，蒋介石只是命令高在香港搜集日方情报，并不许高再去香港，高却受周佛海的鼓动，违反蒋的意愿到了香港，并贸然潜赴日本怒斥。见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3页。另藤井志津枝亦依据当年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秘书罗君强之回忆，断定“一九三八年七月（应为六月－引者注）高宗武访日，是直接奉蒋介石的命令行事的”。藤井志津枝：《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第73页。随后，高宗武干脆成为了汪精卫、周佛海等降日的牵线人。

现在应该不会有人因怀疑高宗武的使命，而怀疑汪精卫1938年底的叛逃与蒋介石有关了。但高宗武当年的秘密使命及其赴日，与蒋介石的关系仍旧是一个谜。依据蒋档目前所公开的文献资料，似乎还不足以全面揭示高宗武等往来穿梭的原因，但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更真切的了解。

从蒋档中保存下来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南京及太原失陷后的军事形势，并没有使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有所削弱。特别是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政府发表不以蒋政权为对手的声明之后，蒋介石更是坚信“必使倭寇知中国非武力所能制服”者。他明确讲：“第一期抗战失利后，苏联应参战而未参战，英美应干预而未干预，九国公约已失去约束力，原先对来自国际联盟的制裁的期望也落空了。有人认为各国将会继续保持沉默，或者转而对我方不利。这种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更不得抱持这种心理。”在他看来，只要坚持抗战牺牲，就一定能够取得各国的同情并最终促成苏、美、英对日本的战争。为此，他不仅公开呼吁国人不要悲观失望，宣称“我们直接与日本决战的时刻已到”，而且很断然地拒绝了第三国这时的调停活动。意大利大使这时不止一次地提出希望调停。《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2月1日、2月23日条。并见蒋总统言论汇编委员会编：《蒋总统言论汇编》卷十三，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104页。直到3月下旬，虽然汪精卫等再三提醒蒋介石应重视日本转托意大利大使前来调停的情况，蒋的态度仍旧没有明显的松动。他在一次与汪精卫谈话当中仅仅表示说：“如倭言和条件仅以东北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与之言和，然而未到其时也。”《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3月22日条。

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与4月2日高宗武从上海回到武汉有关。高回来时蒋介石恰好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即是日本本月下旬即有进攻苏联的计划，故急于停止中日战争。正处于军事失利沉重压力下的蒋介石初闻此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因为一旦日本攻苏，对中国的侵略自然要全面停止。但问题是，这个消息可靠吗？会不会又是日本人的诡计？而且，如果日本真是因为攻苏而急于与中国妥协，中国若坚持不妥协，日本会不会放弃攻苏而全力对付中国？对此，他在4日的日记中反复猜度，伤透脑筋，也不得其解。他一面有些庆幸地表示：“如倭真欲攻俄，则应守秘密，何必泄露。”一面又疑惑倭“指明期间在本月下旬，何也？”一面不无担心地猜测：“如其要我先与之言和，使我信其将攻俄，故愿与我诚意言和，否则如我不与言和，则彼将避俄而全力攻我矣，是仍为恫吓作用也。”一面又估计日本人是在搞阴谋，称：“其实，彼对我急于言和，而对俄则不敢进攻，徒欲达其恫吓求和之目的耳。”一面相信消息定有根据，因为：“其军事行动则对俄攻势之急渐明，又何也？”《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4月4日条。为此，蒋介石急召高宗武于次日晨前往报告。高宗武的报告显然使蒋介石相信日本急于攻苏确有其事。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听高宗武报告后，“乃知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4月5日条。

把苏联或美、英引入战争，以巩固自身并最终战胜日本，这是蒋介石自战争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既然断定日本会自己主动进攻苏联，蒋当然是求之不得。既然日本要同强大的苏联作战，它在中国自然必须罢兵停战，将其主要兵力集中于苏蒙边境，即满蒙一带，因此蒋介石相信日本退出关外并非没有可能。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蒋介石对和战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几天后，即9日，蒋介石在与汪精卫、张群等谈对日策略时已表示：“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局与准备作战到底。”《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4月9日条。董道宁随后所报密赴日本会见其军政大员的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蒋介石的这一猜测。《董道宁呈报赴日详情》，1938年4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4件。惟据董道宁报称，其赴日之行系奉高司长宗武之命，于2月25日东渡，其唯一目的在刺探敌国大本营最高当局对华的真实态度，以供当局参考。以致蒋介石此后对日俄关系高度重视，反复分析，甚至当莫斯科召其大使回国述职，也让蒋怀疑苏联是否已侦知日本进攻的企图，故有意鼓励日本加紧进攻武汉，以避免苏日战争。总之，为加速日苏战争的到来，蒋介石可谓颇费心思。其和战考虑，均与此密切相联。

在反复探听日方动态，却迟迟不见回应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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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机不可失，蒋介石终于下决心主动向日方透露中方愿意考虑停战的态度。6月中，蒋介石再把高宗武派往香港，要其向日本方面转达中国政府同意考虑和平的意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要改变其立场。他转托高宗武提出的条件与当初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宣示的条件并没什么不同，只是考虑到日本进攻苏联，必不会让出沿苏蒙边界的满蒙地区，故其在强调长城以内，包括整个华北的领土和主权都必须归还中国外，据说还特别表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可以留待它日再议。关于蒋介石托高宗武委婉转达和平条件一事虽为事实，但蒋托高宗武转达和平条件之具体内容尚无史料披露，这里仅据今井武夫及松本重治之回忆。所以引述此回忆材料，仅因其内容与蒋介石这时对日本攻苏动向之判断相合而已。参见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1页；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280－285页；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442页注3。蒋介石还特别要求高宗武告诉日本方面：（一）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二）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以使其放弃以战逼降的幻想。对此，高宗武于6月20日有密函呈报蒋介石称：“西（义显）君于十五日由港返国，已遵照面谕各点作‘我当局’之意见告之，但并未提何人之意见，请其充分运用。松本（重治）于十七日由沪抵此，与职曾晤谈数次。”“职与松本商讨打开僵局之方策而仍无结论，松本对（一）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二）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两点十分注意。每次谈话彼总问有无善策。以职观察，大概日政府在攻武汉之前尚有所期待与考虑也。彼定廿四日返国，职仍当遵照面谕各点与之周旋。”《高宗武呈蒋委员长》，1938年6月2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2件。

由高函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这时确有促成利用情势中日交涉的意图，但其解决中日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无改变，且此种判断是建立在日方主动，因而必有困难的估计之上的。其8日日记中曾记称：“倭寇一面声明，重申其一月十六日申明有效，非蒋下野不可，一面又多方派人来探条件，通消息求和，此种卑劣状态，几无国格可言矣。”因此，蒋介石估计，倭之求和，必系内外交困所致。《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8日条。不意，高宗武未经蒋介石同意即电蒋已从香港秘密潜赴日本《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9日条。。几天之后，日本突然又由其陆相公开发表蒋介石必须下野的强硬声明，当即判断日本此举与高 “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2日条。。在蒋介石看来，高宗武此举使原本是日方主动的求和情势，竟被日方误读为中方开始示弱求和，此为最大之错误。

高宗武擅赴日本，以及日本态度转趋强硬的结果，促使蒋介石再度回到原先的态度上来。他不仅中断了与高的联系，而且再三强调：“中倭战争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倭则非至崩溃或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特权，而中倭和平则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决不能解决。故我不可望倭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开始与之谈判。”《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7月31日条，8月19日条。

由上可知，在高宗武使命问题上，确实是蒋介石指使和派遣的，而且确曾暗托高宗武向日方“输送‘和平’条件”。但蒋介石赞同议和是有前提的，此虽属估计错误，但接洽条件之提出却也未违背抗日初衷。所谓高宗武赴日是直接奉蒋介石命令行事的说法，当属不确。关于高宗武纯粹是擅行赴日一事，还可见《高宗武呈蒋委员长》（1938年7月21日）函。其函说明今井所谓高宗武因胸部旧病复发，决定不回汉口，只写了报告寄给周佛海一说，亦不确实。见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3页。高函如下：“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此函及报告系着专员送汉（本拟亲自送来，惟职初行返港，又复飞汉，深恐引人注意，一俟有具体问题时再行前来请示）合并陈明，肃此谨颂钧安。职高宗武谨呈。”见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3件。

关于孔、日密谈的问题

2

蒋介石记述发现高宗武擅自赴日，是1938年7月9日。三天后，他就在日记中又记述了他对孔祥熙的强烈不满。当天，两人围绕孔祥熙秘密派人与日方谈和事发生了争执。在蒋介石看来，任何主动对日谈和的做法，都是向日本示弱，而孔祥熙显然固持己见，认定自己不过是试探对方的底牌，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蒋介石无法说服孔祥熙，因此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庸之对敌工作，行同求和，彼犹不知为误事，可叹！”《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2日。另据邵铭煌《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一文所引，可知蒋介石这时还特别要孔祥熙“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

在抗战前期，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接触与往来，在国民党人中可谓首屈一指。也是当时和后来最为国人所诟病者。加之孔祥熙这时又是蒋介石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蒋必须以为依靠，孔与蒋又是连襟，蒋夫人宋美龄尤其信服孔祥熙的话。因此世人通常相信孔祥熙的所作所为必为蒋介石所指使。但事实上，蒋、宋、孔的关系相当微妙。蒋介石的侄孙，时为侍从室侍卫官和蒋介石副官的蒋孝镇描述蒋、宋、孔三人这种关系的说法最为传神。据蒋孝镇说：“委座之病，唯夫人可医。夫人之病，唯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99－100页。由此不难看出三人间“一物降一物”的情况和孔在三人中地位之特殊。因此，尽管蒋介石为党国元首，说一不二，他反倒拿孔祥熙颇无办法。了解了这一层关系，我们对以往所说蒋介石通过孔祥熙及其代表，秘密与日本人勾结妥协的说法，就应当有所分析。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关于1938年夏天蒋、孔秘密勾结日本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1938年6月孔祥熙密令其秘书乔辅三去香港，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会谈。关于乔辅三赴港密谈的时间，说法不一。有说6月23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引书，第443页；有说6月15日就开始谈，如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第83页。日本方面提出承认伪满洲国、在华北和内蒙共同防共，以及蒋介石下野及另建新政府等要求，乔辅三7月15日回汉口做了汇报。经孔与蒋密商后，乔辅三代表蒋介石于18日便向日本提出了复案。此复案除蒋介石下野及改组政府一点外，甚至提议“通过中、日、‘满’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承认内蒙自治”和共同开发华北经济，“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条件”。只因日本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致使这次谈判迟至9月1日未能达成妥协半途而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443页。贾存德此时也曾作为孔与日人萱野长知之间的联络人穿梭于汉口与香港之间。见贾存德：《孔祥熙与日寇勾结活动的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7－78页。对此，我们只要注意到上面提到的发生在6－7月间蒋介石对日态度的一系列变化，就不会产生疑问。因为，以上所说乔辅三回汉口汇报和蒋、孔做出接受日方大部条件的时间，正值蒋介石对高宗武的做法大为恼怒，对孔祥熙秘密“求和”行为倍加责难之时，何况日方条件还包括屈辱性的要蒋下野及承认伪满洲国等内容，说蒋介石这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条件”，明显不合情理。

如果说蒋、孔1938年有过所谓“秘密勾结日本”的事实，事情的发生恐怕不是在夏天，而是在秋天。这一情况，恰好可以说明上述说法之不确实。因为，传说中的乔辅三与中村丰一秘密谈判的时间，已经清楚地看到蒋介石不满孔祥熙向日方探和的重要文字。

先是8月9日孔祥熙电蒋介石称：“顷据香港来电称，访晤诸昌年夫人，据谈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之全权代表，曾向少老（即唐绍仪－引者注）提出以下条件：（一）停止反日运动；（二）反共；（三）经济合作。并谓决无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表示，此次因系院座再三劝慰，少老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但日人方面是否再改条件，彼亦难保。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惟该代表定五日再返沪。如有所命，请在十五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诸又称，日人云，此次和议如由少老出面调停，日方条件可以较优，在少老方面则渠个人年事已高，并无何心，全出爱国之忱。”《孔祥熙致蒋委员长电》（1938年8月9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7件。

孔电之意一目了然，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够考虑日方条件，抓住时机。

3

但蒋介石全然不予理睬。蒋得电后第二天即复电，告诫孔说：“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借口。又日人近特放一种空气，甚（盛）传兄屡提条件交日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作用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请兄注意为祷。”《蒋中正致孔院长电》（1938年8月10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8件。从蒋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点：第一，蒋介石尚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因此坚决反对与日本人再做接触。第二，蒋介石不了解孔与日本人接触的详情，但发现自己7月12日已向孔祥熙清楚地表明态度后，孔不仅未加收敛，反而还动员做过北洋总理大臣和广州军政府总裁的唐绍仪出面接洽，且通过情报得知孔祥熙曾屡提条件交日人，十分不满。仅碍于关系，蒋介石的话不好说得很尖锐而已。

对此，孔祥熙11日回电解释说：“承嘱一节，自当注意，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人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设法羁缠，使其为中央用。谈及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借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计，与弟绝无关系。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借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孔祥熙致蒋委员长电》（1938年8月11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601件。此回电亦清楚显示，不论孔祥熙是否曾通过手下向日本人屡提条件，蒋介石对此并不知底，因此孔祥熙才可能加以辩解，说明自己从未提及任何条件，包括鼓动唐绍仪见日本人，亦仅为“观察敌情，供我参考”而已。

当然，孔祥熙所谓“供我参考”，意在影响蒋介石，接受他认为适当的和谈条件。孔祥熙所以不断通过各种线索与日本人保持接触，目的想要探知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以便推动蒋介石迈出关键一步，抓住机会，促成停战。在长年负责财政的孔祥熙看来，蒋介石虽明了中日两国国力之差距，却过于迷信外援或国际干预，对艰危情形与危险前途认识不足，以致对日态度太过坚持而不够灵活。特别是这时武汉作战形势已危若累卵，当时日机不断轰炸，人心惶惶，孔祥熙自然更感危急。

然而，8月上中旬恰值日本向中国战时的盟友苏联发起张鼓峰战役期间，蒋介石相信日军会受到极大牵制，再加上发现日军作战失利，使蒋介石更相信日本困难重重，此时更不会考虑对日媾和的可能。8月下旬，得知日本特务和知鹰二就曾秘密潜来汉口，透过《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向蒋介石说明日方高层正在考虑全面撤兵之利弊得失，蒋当即表示“对和知应拒绝”。27日，蒋介石专门接见路透社记者，指斥所谓德意调停中日战事的谣言实属荒谬。《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6日条。

蒋介石的态度再度发生微妙变化，是在欧洲9月29日慕尼黑协定签订1938年5月德国以保护捷克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为由，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强迫捷克割让这一地区给德国。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的保护国的英、法两国，于9月29－30日同德、意两国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举行会议，达成协议，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于10月1－10日间从苏台德地区撤退完毕，由德军分阶段占领。此即所谓《慕尼黑协定》。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波兰即出兵强占了捷克境内波兰族聚居区，随后匈牙利也侵入捷克境内匈族聚居区，捷克斯洛伐克因此惨遭肢解。前后。由于英、法以出卖弱小盟国为代价与德国进行的妥协谈判打破了众多国人依赖外援的幻想，孔祥熙即托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前往汉口向蒋介石再度陈说应注重时机实现对日议和的必要性。稍后，孔祥熙又亲函恳切陈词，称“现在日虽感觉势成骑虎，但又不肯向我先行示弱，而我亦不能表示言和，故我惟一之希望仍在国际切实之援助。兹据顾（维钧）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现在国际情势已又变化，不知我兄对于今后办法主张如何，各大使亦来电询问，亟应瞻前顾后统筹准备。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孔祥熙致蒋介石函》（1938年10月15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593件。

对英、法在欧洲出卖盟国捷克的绥靖主义态度，蒋介石亦十分失望。基于武汉可能不保以及党内充满“低调”的现实这时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为首，极力倡导“可战可和”，积极“酝酿和平运动”。周佛海等并在汉口、广州、长沙?西安、重庆等地组织所谓艺文研究会，实为反对唱抗日高调的“低调俱乐部”。，他再度开始重视诸如孔祥熙等人的意见。9月23日，他在汉口主持汇报，研讨对日本所提和平建议的具体对策。估计日本派和知冒险潜来汉口，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加上和知透露日方有退出华北之动议，蒋介石自然相信确有议和机会。故他特别指示了议和方针，强调“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谈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至于对过去再三强调的任何交涉都要通过第三国或九国会议实现国际保证的方式，鉴于捷克的教训，蒋介石决定不再采用了。《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9月23日条。由此也不难看出《慕尼黑协定》之消极影响。

为避免丧失有利的议和机会，蒋介石迅速转托孔祥熙派人前往香港追赶此时已离开汉口的和知鹰二，以便继续接洽。蒋介石并且开始具体研究“停战撤兵之要点”，比如如何分区划片逐一交接主权；交接前后如何维持地方治安，防止误会和冲突；如何预防察绥与冀东伪组织之反抗，并顺利解散伪政权；如何对内宣言，如何抚慰死伤军民，日本撤兵后双方应先订立互不侵犯条件，而后再考虑可否订立互助协定问题等等。其对议和成功之期待，不难想见。然而，日本高层内部对如何解决中日战争问题长期意见分歧。和知传达的讯息，只是部分日本高层人士的想法，远未成为其政府的政策。依蒋之性格与阅历，其实也未必有多少信心。因此，他一方面暗自筹划停战议和之方案，另一方面也疑心重重，再三研究“和议之弊害”，深恐日本搞阴谋。他反复在日记中问自己：“一、敌已设支那院与特务总监，岂肯轻易放弃？二、停战后敌在华北部队如迟延不撤，应如何？三、在上海与察绥部队如不撤，则应如何？”《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9月27日，10月1、3日条。

就在蒋介石寄希望于能促使日本停战撤兵不过20多天之后，

4

武汉、广州就先后失陷，日本政府诱降汪精卫的秘密工作也接近成功，近卫首相遂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劝降，要求蒋介石下野。面对日方之狂妄态度，蒋介石深感受辱，当即要孔祥熙停止与和知的联络工作。随着武汉失守，蒋介石一面公开发表声明，坚持抗战，一面在陪都重庆召集党政领导人谈话，为对前途充满悲观的高层干部打气。他特别说明这种时刻言“和”的危害性，声称战争虽然失利，但“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盖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不怕一时失败也。”《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12月9日条。换言之，蒋介石1938年虽确曾委托孔祥熙对日进行过秘密接洽，一是时间与过去所说者不同，二是有《慕尼黑协定》的特殊背景，三是再度对日本人的行动有所误判，实际这次接洽还没开始即告终结。

进入到1939年，有关孔祥熙与日本秘密接触的传闻似乎更多，蒋介石同样也被牵涉其中。在由当年日本人保存的史料中，甚至出现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对于久经政战，一向多疑且行事谨慎的蒋介石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情况。

当时的形势是否到了让蒋介石自乱阵脚的地步呢？这一年对蒋介石威胁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1938年底汪精卫的公然叛逃了。蒋介石密令刺汪，表明蒋对汪降日担忧到极点，从客观上确时存在着以特工方式破坏汪日勾结的需要。但是，说汪精卫刚刚叛逃，在举国震惊和愤慨的情况下，蒋介石、孔祥熙等就敢于秘密通过所谓“亲信”杜石山、柳云龙等杜石山究系何方人士，是否真为蒋之“亲信”，并秘密负责所谓蒋介石在香港事务，至今未见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包括柳云龙，是否真为陈诚之人，亦尚未见有具体之考证。与日本大亨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秘密接洽谈判，并亲电杜、柳，请其向日方转达诚意，这就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据说，蒋介石随后正式授命孔祥熙安排张季鸾、贾存德等人继续与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密谈并报告，再由孔报告联络重庆元老及握有实力者，向蒋介石要求和平，再由蒋开国防会议，正式议决代表来港谈判。孔祥熙还亲自致函萱野，蒋介石亦派郑介民、王子惠先后赴日。设法抢在汪伪政权建立之前与日本取得妥协。只因日本军方坚持扶植汪精卫，此一接触才不得不中止下来，等等。参见杨天石《抗日战争前期日本“民间人士”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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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说法，实在破绽多多。仅就日方披露之所谓蒋电的行文格式与内容看，就有中间人假造之嫌。据杨文披露之蒋电两则，3月4日内容为：“柳云龙科长译转。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豪。”4月13日内容为：“转石山兄鉴：文电及小川翁、萱翁台示敬悉。一是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歉甚。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代为致意也。希与马君联络，并将详情电告。蒋元。”此两电一落款为“蒋中正”，一落款为“蒋”，而抬头受电人却以“兄”相称，显然不合一般之习惯与规矩。遍查蒋之电函，除对方地位较高且须十分郑重者外，很少用“蒋中正”之全名。通常予下属及平辈或熟悉者，向仅署“中正”，或“中”字，不仅不会用“蒋中正”三字，更不会用一“蒋”字。且蒋一向处事谨慎，以亲电形式处理此种绝密之行动，又署真名，又以示敌，更非寻常。

希特勒会见中国特使孔祥熙至于所称蒋介石授命孔祥熙安排张季鸾、贾存德与日人密谈并向孔报告，和蒋介石派郑介民、王子惠秘密赴日等等，亦与实际情形相距甚远。因为，张季鸾在对日问题上一向由蒋介石亲自咨询调用，与孔祥熙之秘密活动无干，蒋对贾存德，特别是对王子惠并不十分了解，一年前虽两三度要孔祥熙严令贾某停止活动已知蒋介石1938年即曾两度要孔祥熙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其9月11日函称：“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误奸通敌论罪。”见邵铭煌《直蹈虎穴秘档》。，但因贾、王都是孔祥熙秘密使用之人，蒋介石要知其活动只能从孔祥熙处得知。关于这一点，即使不去考察1939年间蒋介石对“和”议的评价与看法，而从1940年蒋介石对孔的责难，以及孔为自己的辩解中，即可发现蒋介石对孔之手下及孔之活动，并非完全掌握。

1940年蒋、孔之间的这次冲突，又是因为孔祥熙与日人的秘密接触而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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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蒋介石得情报称，有贾存德、王子惠、蔡森者，受孔祥熙指派，往来于重庆与香港和南京之间与日伪通款谋和，且得日本专机接送。对此，蒋介石除下令戴笠密查外，也直接要求孔祥熙做出解释。孔迅速写一长函，并附上相关材料呈蒋。其函一上来即不得不详细解释贾、王、蔡三人的情况。称贾乃过去中央银行行员，与日人交识颇多，故战争开始后即托其代探日方消息，去年始令停止。称王子惠原为汪伪实业部长，但早年追随孙总理，纯粹以环境及与田俊六友好关系误被牵入。后辗转求友介绍，向我中央表示愿意随时脱离伪组织，为国效力。“某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呈钧座，当蒙电复指示加以勉励，令其脱离伪组织，勉图报国。”“最近敌人拟乘欧战紧张之际，急图南进，颇欲结束在华战事，板垣乃出而托王介绍与贾相晤。板垣曾当面表示谋和之意，声明可以恢复七七以前状态，如得我方同意，并可请求天皇下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嘱贾向弟转陈。”说“弟以我方国策既定，在敌人未完全觉悟自动撤兵以前绝难有所表示，遂置之未理。时当溽暑逼人，我兄辛荣万分，故事隔多日亦未敢以此烦扰清神。不意彼方以贾久无复音，复托有蔡森君来渝重述前情”。“而蔡为靳翼青旧部，过去并不相识。蔡来渝后日方听候消息更急，且来电云已备妥专机，派人赴粤迎接。”孔祥熙做上述解释则再为自己透过秘密管道保持对日联络加以辩解。称：“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纷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磨擦，于我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年8月24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616件。

然而孔祥熙写信给蒋介石详加解释之际，戴笠又接连查得消息报蒋称：孔祥熙的代表蔡森、吴复光由日伪赠以巨款，从事议“和”活动。现潜来重庆，同住南温泉孔公馆。后以工作调动为名，由孔祥熙密派赴港，与前汪伪实业部长王子惠属下接洽然后转宁。蒋介石当即要戴笠向孔函询。孔复函说明吴乃贾之化名，蔡森并非旧识，两人工作仅为探取情报性质。且不满地宣称：“于现在国家大计，惟最高领袖有权决定，其他任何人不能妄参末议，且一普通人员，敌人虽愚亦不至如此相信，更未必肯以巨款赠之。”《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16件。但蒋介石对孔所说仍颇怀疑。果然很快又有情报说王子惠由日人岩崎供给港币30万元作民间发起和平之经费，王贿买贾、蔡二人出入重庆，且敌以专机送至广州，然后入渝，回来亦由敌由港接至广州，再专机送往上海，且带有孔致板垣与头山满等人之亲笔函件。蒋介石闻知更为恼火，当即手书一函，并将报告附上，直接派人送孔公馆，其用意十分明显。孔得其手书后，急忙回书，再加解释。除进一步澄清自己与贾、蔡二人的关系外，还特别说明：“所谓寄致板垣与头山等之亲笔函件，则绝无其事。”只因贾、蔡来时携有中日老友名片，故于二人临行时，亦报以名片，以示礼貌而已。《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年9月22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618件。

蒋介石自觉前书言辞未妥，接孔祥熙回书后，当天即回函。恳切说明，抗战形势艰危，动辄派人游说活动于日人中间，甚至日人专机迎往，无论真意如何，都足以撼动军心民心，切不可为。若以我之名片，供敌以口实，更属不当。《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年9月22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618件。然孔祥熙接蒋函后，反倒是满腹委屈，复函声称，自己安排贾、蔡及王子惠等人活动，均有细密之计划，绝无授人以柄之处。种种消息所以没有及时呈报，实因“我兄辛劳万分，弟亦养疴南泉，既乏密谈机会，复恐冒昧失言”。对日方各种言论，更不愿“聒我兄之清听耶，故未遽以上达”。“不意作情报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其实，身为政府大员，“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开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谅亦无此胆，敢事伪造。”在孔祥熙看来，蒋介石根本不该怀疑。依孔祥熙之见，蒋介石是对间谍运用缺少现代知识，过于大惊小怪。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欧美各国平时即收养此等人物，储为己国之用，并备重金搜购重要情报，平时如此，何况战时？故遇有觅得能深入敌窟?侦探者，均视为奇宝。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至于说此种活动会影响军心民心，孔祥熙也颇不以为然。相反，他认为：“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之军心民心，而我之军心民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信写到最后，他还忘不了痛骂戴笠及其手下，其愤愤然曰：“弟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年9月30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619件。

不论孔之辩解若何，上述蒋、孔之文字足以显示，蒋介石对孔祥熙此时利用贾存德、王子惠等人对日人活动的情况并不知情，且极不满意。对与敌人交换文书、函电，哪怕是名片，均极其敏感，坚决反对。而孔、蒋之间，实际上并不通气。孔祥熙做此类秘密活动，不仅经常不向蒋介石通报，而且自以为是，自行其事，非认为十分必要时，也仅做情报搜集而已，并非事事报告。既然如此，说1939年蒋、孔指使同一拨人长年从事对日谋和工作，并不断得到有关交涉内容之报告，给以指示，甚至直接函电往还，自然不大可信。

关于“宋子良”香港使命问题在中日秘密交涉中，国民政府中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甚至伪造文件以换取日方信任的情况并不少见。那个时候，无论在香港，还是在上海，打着各种接洽中日和平的名目，活跃于日本人圈子中的中国人实在不少。已知仅孔祥熙用来与日本人联络接触者就有八九人之多，如贾存德、乔辅三、马伯援、唐绍仪、居正夫人、孔令侃、胡鄂公、王子惠、蔡森等。其他人如宋子文、张群、戴笠等都有自己系统的人在上海、香港等地秘密活动。再加上部分政客和文人也主动在其中穿针引线，情形更加纷乱。为力争有所表现和作为，大家各显神通以获取日方信任，乃至虚张声势，弄虚作假，实不可免。在这方面，最典型者大概莫过于所谓“宋子良”事件了。

宋子良宋子良乃宋子文胞弟，时任西南运输处主任，负责国际物资经滇越、滇缅公路输入境内工作，经常往来于香港、昆明与重庆之间。据说1939年底为驻港日本军方代表经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介绍引见成功。宋子良亦于1940年2月开始以经过蒋介石及最高国防委员会授权的资格，与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以及张治平等一起正式从事与日本军方的秘密谈判工作。据日方史料，双方此后于3月、5月、6月分别在香港和澳门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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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良等人甚至出示过蒋介石手谕和有蒋签印的授权文书等重要文件。但谈判并未成功，且日本人发现，这个宋子良原来是个冒牌货，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直系的得力干部”曾广冒充的。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2－163页。即便如此，后人对日方史料原文还是照录，并确信这次香港、澳门谈判等于是“蒋、日会谈”，只是基于不同的观点，人们对此事评估不同而已。然而问题是，这次行动真是蒋介石授意和操控的吗？

根据蒋档，蒋介石初知张治平其人，应在1940年3月。当时，戴笠将张治平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那里得到的和平条件（即所谓八项觉书）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怒斥日本“其愚实不可及”。这是因为，此时汪精卫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蒋介石对汪精卫正恨之入骨，刚下令公开卖国的“日汪密约”，而铃木竟希望推进蒋汪合流，自然让蒋介石怒不可遏。故当蒋得知张治平原附汪伪，2月间刚刚弃汪投蒋，在军统局戴笠麾下“以特工技术”与铃木接触时，当即下令：“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04件。”鉴于此，戴笠很就把张治平调回重庆，闲置一月之久，直至4月下旬才许其返港。张治平回港后，铃木又数度与张联络。张因有戴笠的命令，始终对铃木强调非去汪否则不能与谈，尽量保持距离。只是到5月上旬，铃木的秘书受命找到张治平，表示让步，新提出的五项和平意见内写有“日本对汪政权拟于一二月内不予承认，预为中日和平最后时机”等语。张治平上报后，戴笠认为有阻止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之可能，遂重新批准张治平与铃木接触。《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19件。对于这次秘密接触，张治平随时有密电向戴笠通报。直到9月初蒋介石令戴笠将张治平紧急召回重庆时为止，按照戴笠所布置的张治平工作，均未与所谓“宋子良”扯上关系。

张治平奉召回渝，纯系受宋子良事之牵连。尽管有关宋子良如何与日方密商，甚至约定张群前往武汉迎接板垣总参谋长到长沙会晤蒋介石的种种情报纷至沓来，但蒋介石从不置信。这时蒋似乎也尚未掌握任何确实证据，只是有情报称宋子良乃由张治平介绍与日人接洽，并担任联络，故叫戴笠严询张与宋事之关系。故9月6日戴笠奉命与张治平谈话时，也只是一般性地问：“铃木、今井辈既认定你是有中央确实路线，何以据我所得情报，铃木与宋子良又有接洽呢？”张治平则答：“宋子良的关系我可以说绝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相信铃木与宋必无来往，否则委员长方面定必可得到宋关于此项之报告的。至于外间所传，铃木与许崇智、许世英等亦有接洽，前几天孔祥熙亦有两个代表到澳门与和知（鹰二）见面哩。”《戴笠呈报与张治平谈话经过》（1940年9月6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515件。

但9月2日和3日，蒋介石接连得到负有特殊使命前往香港的张季鸾发回的电报，情形当张季鸾即发生改变。张季鸾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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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现正期待九月十五日以前与我委员长会于长沙，而先由张岳军先生到汉口，然后伴板垣赴长沙。”“敌方何以相信此事，则因（1）最初接洽之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2）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3）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信，板垣果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回信，示交日方阅看，日方将此信照像片带回。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张明确认为：一方面，对宋子良“宜嘱其特别谨慎”；另一方面，“有人竟敢伪造委员长之信，此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彻查。”而“问题中心为张治平。敌方谓张为留英学生，而与宋熟识，故宋君若系受利用影射，恐皆张治平之故。”“是否可令张治平来渝，即禁其离开，而从容询查之。”“真正纠查恐须取得物证，最好由敌方将假信照片索来，此事似亦可能。”《炽章致布雷先生电》（1940年9月2日）；1904年9月3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38、35539件。

张季鸾来电显然使蒋介石大为震怒，他一面令陈布雷电张设法取回物证，一面仍不相信宋子良与此有关，认定必为张治平所冒充。故他很快将戴笠找去，出示所得情报各点，断言张治平“招摇撞骗”，“有反间重大嫌疑”，必须严加看管并询查。戴笠当即将张治平软禁，并派第三处（即行动司法处）处长徐业道亲自担任聆讯工作。但张治平坚不承认冒充宋子良，称其与铃木等过从已久，早通姓名，决不能冒充宋子良。张治平还坚不承认有与章友三和陈超霖二人同见铃木之事，称八个月来始终只是与其联络人曾政忠二人与铃木、今井、臼井（茂树）等接谈。至于伪造蒋信一事，当然更是否认。徐业道检查其亲笔供词，亦发现其平常不用中国字，连中文表达都多有脱落和辞不达意之处，故也不相信张能伪造蒋之信件。《徐业道报告》（1940年9月9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09件。

对初查之结果，蒋介石明显不满意。他很快将各方情报进一步分析整理后，交戴笠再审。所提张治平问题之疑点共分四项：一、1939年底张治平持委座任命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为研究对日问题之咨议委任状与敌驻港武官洽谈和平；二、张介绍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三人与今井、臼井、铃木在香港日商大胜洋行举行会谈；三、今井携板垣亲笔函示张等，张等亦以委座亲笔复函示铃木等；四、在委座函内写明同意派张群负责长沙会晤事。对此，张治平的答复是：铃木与他抗战前即相识，铃木1939年11月到港后即请张协助打通重庆路线，开展和平工作，张当时尚在汪营，并无路线，故未应允。后结识军统驻港情报人员曾政忠，又经曾介绍认识军统驻港区曾之联络人卢沛霖，进而得中央允许，以特工技术进行。故张把曾政忠介绍予铃木等，化名章友三，谎称其有中央路线，可以转达，从未介绍过宋子良，更无陈超霖其人。且宋子良过于醒目，日人早有调查，找人冒充亦很少可能。至于委任状和委座亲笔函，前者因求和为铃木主动，铃木受今井所托，今井与张已有十几年之交往，不需要用委任状来取得信任；后者他相信委座墨宝中外皆有，以敌人之技术，不难辨认真伪，他亦不可能冒此风险。这时，戴笠为核实张治平的说法，已特地将张之联络人曾政忠从香港召来单独询问，曾的说法与张的说法也基本吻合，故戴笠亦判断蒋之情报不确。其结论为：“张治平接受铃木、今井之求和，原属探取情报性质，以撤销汪伪组织为一试题，以觇敌人求和之诚意与其求和之缓急也。张治平本系伪东亚民族协进会常务委员，与敌伪当有关系，张谓铃木、今井均其旧交，有相当信赖，此语固未敢尽信，惟张自本年二月经港区运用以来，在工作上尚未见其有不忠实处，但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19件。

依据上述种种文献，似可清楚地看出，所谓宋子良与日本军方在港、澳密商和平，无论有无事实，都与蒋介石本人没有多少关系。甚至所谓宋子良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直系的得力干部”曾广冒充的说法，都颇不可信。因此事如与蒋介石有关，蒋断不致如此动怒，并再三在内部追查；如此事与蒋无关，以戴笠之地位及对蒋之敬服，再加上当时蒋耳目极多，戴笠绝不敢事先擅行妄为，事后又如此轻描淡写。其实，所谓“蓝衣社”究为何样组织，归何部门，由何人负责，几十年来始终未见有所澄清。所谓戴笠为其首领的说法，亦缺少足够根据。但如此一来，此事透露出来的信息，就相当令人吃惊。因日方保留的交涉文件与记录相当完整见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资料”第15－29件，第328－382页。，从开始到后来，张治中在其中都担任重要角色。而张亦明确表示他与今井、铃木等均为旧识，故日方关于张治中如何参与种种记述不会有误。张治中又承认将曾政忠假冒章友三，这显示今井、铃木等人不可能在港、澳同时与两个张治平、章友三会晤，如确有三次中日港澳秘密会谈，张治平、曾政忠必在其中无疑。由此可能有两种结论，其一是张治平、曾政忠所述为实，前后只有张、曾二人与今井、铃木等人进行交涉，今井、铃木等向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提交的报告及各种记录材料等均为造假，所谓“宋子良”者纯属子虚。其二是日方记述为实，张治平、曾政忠确曾一直受人指使，与宋子良，或冒牌的“宋子良”等一同秘密与日方谈判，二人在受戴笠讯问时的说法则纯属搪塞和虚构。

日人造假并非全无可能。仅以所谓长沙会谈一事看，今井等人的心态就有可疑之处。以事后披露的“桐工作”（按：即宋子良工作）各项文件之内容，可知日本方面始终坚持蒋汪必须合作，至少蒋汪双方关系必须协商解决。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46、354、356页。但依据张治平6月密报，铃木等当时却明白告诉张治平，说：“板垣之意，只须中国方面有和平诚意，则前言去汪而后言和，亦未尝不可。惟于日军占领区内进行此事，既与日本信义有碍，且日本亦将起而革命矣。故板垣对此事意见：（一）委员长如能予以谅解，请指定地点，如长沙或重庆，板垣当偕同汪逆前来谒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当面请和。（二）由委员长指派干员，在中立地点，如香港或南洋等地，约汪逆商谈中日大事，板垣当策动汪逆前来晤谈，则汪逆即离日本之占领区域，则一切悉听中国之处置。”转见《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04件。就一般逻辑判断，张治平显然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编造铃木的讲话，因此铃木的说法或者是投蒋所好，引蒋议和；或者是日方文件规定记述是一套，实际操作为另一套。总之，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方史料未必完全真实。

但有关宋子良参与谈判之事，当时无论在日方内部，还是在中方内部已是沸沸扬扬，为众多情报人员所侦知，日人完全虚构的可能也不大。事实上至9月间宋子良准备赴美之际，仍与铃木接洽的消息，当时即被侦知并报蒋介石。《炽章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1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46件。故张、曾二人隐瞒真相的可能依然存在。问题是张、曾背后既非蒋，又非戴，更不可能是与戴笠颇多矛盾的孔祥熙关于孔、戴不和，影响到对日秘密工作问题的情况，除前引孔函外，还可以从唐纵当时的日记中得知。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55页。，其主使者之地位，必定十分特殊，方能使张、曾二人甘心受其指使，又敢冒欺“君”之罪。亦有称王新衡为宋子良与日本军方接洽之搭线者，但王之背后亦必另有其人。以当时情形，能使张、曾二人冒如此风险，且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想到和借用宋子良名义与日本持续谈判，甚至假传蒋电，假造文书与蒋函，不怕万一曝光而为蒋罪者，惟有一人，即宋美龄也。据日方记述，港、澳几度谈判时，宋美龄都借故来港，“对此会谈大力支持”，似并非偶然。联系到前文所述1939年也有所谓蒋电出现于香港谈判中的可疑情况，当时宋美龄在双方密谈过程中也同样频频出现于香港，甚至与日人及中方联络人见面晤谈，更让人怀疑这其中大有文章。参见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42、339、356页；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事实上，除蒋、宋、孔“一物降一物”的微妙关系外，凡研究蒋宋（包括与宋家）关系者，亦感觉其间之复杂与深奥。故宋在宋子良事件中之作用，实在有深入考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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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抗战后期不论宋美龄对宋子良事介入深浅如何，蒋介石对宋子良恐怕也未必毫不怀疑。从蒋介石得知宋子良事件不久，即劝说宋暂时离职赴美，并电促其速行《蒋中正事略稿本》，1940年函，9月4日条。，和随后有情报说宋子良准备赴美前专门与铃木接谈等情况判断，蒋介石对宋子良很可能已有戒备。特别是张季鸾9月21日函所称“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闻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等话，明显只能是出自宋口或由宋所授意者，宋在其中扮演角色似无可疑。见前引《炽章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1日）。然而蒋介石对此类“家丑”，如同战后宋美龄力保投机倒把的孔令侃免遭“打虎”，蒋介石只好勉为其难一样，他不仅无计可施，而且还要尽力粉饰遮掩。最典型莫过于9月26日，日本方面已经正式停止“桐工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上海的情报员仍旧有情报给李，称仅因敌方条件奇苛，蒋介石无法掩护宋子良，整个谈判才渐告中止。蒋介石见此不禁大光其火，当即亲笔批示：“此乃敌方板垣、和知等和平攻势，扰我军心民心之阴谋。此早且为我谍报员侦得，已证明其所指之宋子良全为冒充之另一人，而非宋子文胞弟之子良也。而敌谍必始造此谣言者，即以宋子良为与我有亲属关系之故，可使其政府取信以为真也。凡此种无中生有可笑和平之无稽谣言，不一而足。最好由贺主任直电李长官说明此事大略，并嘱其对于其老河口与上海通电之电台特别注意敌方之反间工作，徒为敌方所利用，实只有害无益，不如与之断绝通电，并切责此间谍之为敌利用而不察其妄也。”《蒋就敌与宋子良间之和运已告停顿情报之批语》（1940年9月26日），特交档案－民国二九年292册，第290129件。另唐纵日记当中也记述了这件事，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63页。此情报原本即为重庆所截收，纵有不确亦难启齿指责；且消息来源是李宗仁自己的谍报人员，蒋介石亦无干涉的可能。但蒋介石却全然不顾，似可见他这时发的其实很可能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名火。

蒋介石亲订的议和条件蒋介石在1940年夏又是批评孔祥熙动摇军心民心，又是软禁张治平调查宋子良事件，这是否意味着他这时根本反对议和呢？非也。同前此一样，在蒋介石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和是战，必须依据国际国内之大势，有全盘之规划和缜密之设计，达到不战而胜之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操之于己。

其实，在这一年夏天之前，蒋介石就不断得到各种情报，知道日本人在香港大肆活动，急于寻找路线，与重庆谋和。但5月底之前，鉴于日本政府公然扶植汪伪政权，蒋介石并未动心。6月中旬，宜昌意外失陷，重庆门户洞开且连遭轰炸，同时英、法在欧洲对德作战惨遭失败，中国获取英、美及华侨援助的西南通道，也因英、法在安南和缅甸的殖民政府迫于日本压力而相继宣布关闭。滇越公路和滇缅公路相继于1940年6－7月间开始实行禁运。至此，蒋介石对日方谋和的动向开始有所重视。7月2日，蒋介石接到张季鸾来函，得知日人和知表示日本已有撤兵停战决心，在日记中对此还颇表疑惑，暗自决心“应暂置不理”。几天后，蒋介石即改变态度，进一步研究了张函，考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即所谓“一、谈政策不谈条件；二、谈情感不与利害，而不谈权利与得失；三、对于中国人心应令特别注意，（并应注意）苏俄放弃在华特权之宣言；四、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应放弃；五、汉口租界应先取消；六、内河航权应取消；七、青岛与海南岛应完全交还；八、热河应先交还；九、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十、天津与上海租界应定期交还；十一、保障问题应稳妥；十二、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困勉记》卷六十一，1940年7月2日、7日条。

进入7月中以后，日本急于乘英、法在欧洲战败之机，向东南亚以及南太平洋各岛推进的意图已经相当明显。一时间，张季鸾、温毓庆、胡鄂公、张治平、何世桢都有情报呈送，说明日方谋和已不择手段。再加上和知鹰二直接转托希腊商人上书蒋介石，态度谦卑至极，同时又得到板垣愿亲至长沙与蒋介石会晤，甚至将汪精卫交中方处置等消息，反令蒋介石满腹狐疑，怀疑敌意在分化利诱，因而开始反复提醒自己“应切戒严防，勿摇惑！”据此，蒋介石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纪念日公开发表告民众书，号召继续坚决抗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省克记初稿》卷十六，1940年8月10日条；《困勉记》卷六十一，1940年8月6日、9日、11日、12日、13日、15日条。但注意到日军急于南进，日方谋和态度前所未有之急迫，蒋介石又抱以幻想，觉得这是一个不战而收复失地的极好机会，故又不得不在?中做争取议和的种种准备工作。他因此特别委托张群、陈布雷和张季鸾等人研究议和之利弊与实现和平之基本条件。蒋介石相信，只要能够达到“（一）打破敌国灭华政策；（二）消灭敌人奴华心理；（三）恢复中国独立自主地位”，就可以谈。而目前情况下，因“（一）我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二）我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议决裂；（三）敌有求于我；（四）敌有惧于我”，也不怕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中正事略稿本》，1940年函，8月25日、26日条。

陈布雷张群、陈布雷、张季鸾等根据蒋意，于8月下旬分别起草了《中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日和平协定》、《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说明》等多个重要文件，经蒋介石修改并共同讨论后，形成文字，交张季鸾带往香港。在这里，可以看出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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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者主要在撤兵及废约两点上。另外，蒋介石也十分强调“日本侨民除在租界与通商口岸外，其他各地者应同时撤退”，和“热河应不属于东三省范围”参见《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1940年8月；《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说明》，1940年8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36件，第45537－1件。。

从张群等起草的文件可以看出，蒋之幕僚对和战的基本认识是相当一致的，即日军必须限期完全撤出长城以外，同时自动废止过去两国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对东北问题，则意见略存分歧。有人相信：“我国既不能收回，又不容放弃，故利在延搁不决。”“实质的收回在将来为可能”，惟以现在日本兴趣转向南太平洋，“中国若坚持收回空名，似非不可能”《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1940年8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31件。。但也有人主张做成甲乙两案，“甲案现在不提，战后另作交涉。乙案现在先取得一种谅解，约期交涉”。就后者，他们提议再分两案：“（一）要求日本承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驻满指导长官一人，常驻长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二）要求日本先改革满洲制度，使溥仪之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废除日籍官吏制度，还政东北人民，此项改革完成之后，我中央得与溥仪之政府直接协商，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前者即先收回空名，后者则照顾现状，有一过渡。《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1940年8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28件。

经过讨论并最终合成之文件，内含两项各四点，并附记一点。全文如下：

一、基本原则：（一）两国相互绝对尊重对方之独立主权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两国相互尊重对方之国体政体，不用任何借口干涉对方之内政与政治的及社会的组织。（三）两国相互保证今后两国间遇有争端，皆用和平方法处理，决不以武力或武力的威胁为企图解决争端之用。为确定以上诸原则共同信守之计，两国宜尽速缔结互不侵犯及和解公断之条约。（四）经济合作以绝对平等互惠并各保自由为原则。

二、恢复和平之绝对必要条件。（一）凡因作战而来之日本军队应限期完全撤回，其在北方长城内外之部队应全部撤出河北察哈尔省境以外。（二）凡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所占领之中国南北地方，包括察绥两省及沿海大小各岛屿，应完全交还中国。（三）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消，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契约，一概不能承认。日方并不得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四）凡占领地内日方所占领之中国公私产业，须一律交还。凡日方所办具有垄断性质之公司，中国不能承认。凡经济事业一概依中国现行法令及条约办理。除租界及通商口岸之外，凡占领地内之日本侨民，应随同军队撤退。希望条件。日本自动声明愿废止不平等条约，放弃领事裁判断权、租界、内河航行权、辛丑和约驻兵权等，定期实行此项声明，望恢复和平之日同时发表。

附记：东北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原件无标题，仅用铅笔注明“8/31张携港之件”。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33件。

从上项文件之附记可知，蒋介石相信通过和谈取得对东北主权甚少可能，不如暂时不提，以后再议。在另外一件题为“坚持之件”，也要求张季鸾遵守的内容相当的文件中，蒋介石更具体地提示张季鸾必须坚持“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和东北问题则“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坚持之件》，1940年8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28件。。

从最后经蒋介石确定的谈判文件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及其幕僚对通过谈判收复长城以内之失地，实现关内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颇有信心与决心。尽管蒋介石对东北问题之根本态度与其幕僚并无两样，甚至更为敏感，但作为议和停战之最低限度条件，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仍主张迁就现实，对目前通过谈判争取东北回归或名义回归，明显不如部分幕僚态度积极，反而是对争取热河在停战后即从满洲划出显得相当坚持。

8月27日，蒋介石再度与张季鸾讨论文件细节，并详细说明和战方针及其政策依据，为张季鸾鼓气，要求张交涉时务必坚持所议之原则，不可稍有迁就。29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张季鸾及陈布雷，再商文件措辞，详细叮嘱各项要点，再次提醒张季鸾对所拟条件不可让步。可见蒋介石对此次交涉极其重视。

1940年8月31日，张季鸾携带蒋介石亲自改定之和平条件飞去香港。这应该是蒋介石第一次正式决定并指导议和，故其在当天的日记中显得颇为感慨。称“敌倭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而可望其彻悟？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轻易议和？今姑妄试之。惟坚持勿稍迁就，保我人格国格！”他并且安慰自己：“对倭情与和战问题研究透彻，手拟最低限度之条件与原则，自信不致有误。”《省克记初稿》卷十六，1940年8月31日条；《蒋中正事略稿本》，1940年函，8月31日条。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张季鸾抵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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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日方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宋子良身上，并积极准备在9月15日前实现板垣与蒋介石的长沙会谈。如果现在向日方提出在重庆商定的诸种条件，但又不能公开说明是蒋介石的意思，就得不到日方的重视。故张季鸾一面紧急要求重庆彻查所谓宋子良事件，一面通过何世桢向和知揭露所谓长沙会谈纯属子虚。但和知很快因事离港返日，致使张季鸾在香港全无施展余地。

但张季鸾并未放弃原定计划。他通过日方联络代表何毅之了解到不少“甚可注意”的情报。如近卫内阁寿命不长，日本经济悲观，主持中国问题的板垣在汪、蒋及和战问题上颇为矛盾，日陆海军围绕北上南下问题矛盾甚大等等。这些都使张“深感乐观”。据此，张季鸾仍留在香港，准备时机适当时与和知面谈。

但张季鸾在香港停留过久，反而引起众多猜测和是非。有情报称，张季鸾因见不到和知，不惜公然表示到港前曾见过委座11次，且多次系单独召见，欲“夸大宣传其身份，以冀引起和知之重视云”。《情报》（1940年9月16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626件。

9月20日，蒋介石下令陈布雷电告张季鸾，不可在港久候，以免自招其侮，且今后断不可再与和知等人来往，因其纯为欺骗也。对此，张季鸾则极力为和知辩解，称和知向与今井、铃木等人明争暗斗，且和知一向反对利用汪精卫，是日方少有的坚持必须与重庆对话的重要干部，不可轻易断此渠道。他并且强调说：“现在抗战全局，除非站在共产党之立场，断不能无条件乐观。是则对敌诱导之工作，个人可以封锁，国家不容封锁，现留此一线，自是有益无损。”《炽章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5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50件。然而，得知各种人等打着各种旗号招摇撞骗，弄出许多假委任状、假信之后，蒋介石深觉有失颜面。而对和知这条线索，他亦不再感兴趣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其幼稚欺诈，更非常情所能想象。在此情形下，与之理会必受无妄之灾。感慨：“季鸾好事，庸之无方，为可叹也”《困勉记》卷六十二，1940年9月22日条。

从此，蒋介石对和谈再不抱有任何幻想。用他这时的话来说：“中倭构（媾）和为下策，盖倭对华之野心与其最近建设占领区及移民之状况观之，决非一纸和约所能解决，且世界战争未了以前，何能使彼交还琼州及沿海岛屿，即使我出任何代价，亦不能也。若我为保持西北与西南根据地，则倭本已无力西进，我又何必与之构（媾）和哉？”《困勉记》卷六十三，1940年10月30日条。此后，日方又经过德国外长调停，并且又有所谓“钱永铭路线”探和，但蒋介石仅出于牵制日本正式承认汪政府的策略考虑略做敷衍了事。据说，这个时候的国民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今后凡是敢谈论中日和平问题的中国人，都将一律以汉奸看待。《困勉记》卷六十三，1940年11月18日、20日、28日；并见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75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系列风波和教训，对日议和之声，日渐风平浪静下来。一年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为美、英战争之盟国，对日议和之事算是寿终正寝了。

简单的结论根据以上种种事实之剖析与说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蒋介石是坚持抗日的。他自抗战开始，即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基本诉求。当然，在此诉求下，蒋介石也并不拒绝停战议和，但就目前所知，几乎所有与蒋介石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使他误以为日方准备接受其关于接受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乃至撤兵至长城一线的要求。因此，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无论蒋介石有否同意对日议和，其态度从未有过动摇。

第二，蒋介石对卢沟桥事变前状态的解释根据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亦有调整的空间与趋势。如战争爆发初期，在整个党政高层心理承受力较差的情况下，蒋介石对要求日本停战撤兵至长城内，还是长城外，是退入东北，还是继续占据内蒙古地区，态度上明显有所犹豫和摇摆。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发展，他则逐渐把自己的要求扩展到包括长城之外部分地区的整个绥远、察哈尔，甚至是热河地区去了。进而更基于民族主义的心态，再三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其他种种限制日人特殊权益的要求。其所谓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实际上已被大大突破。

第三，蒋介石对抗日战争所带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压力，比国民党内多数领导人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故其抗日态度明显较众多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更为坚定。但蒋介石也无意完全堵塞对日秘密沟通渠道，故对自己信任的，特别是有亲属关系的党政要员或?或暗地从事此项沟通，蒋介石觉得有需要时便不坚决反对。惟因平时过分依赖此种人，有时反而往往难以左右，结果难免受其消极情绪的影响，甚至因其擅自与敌人秘密接洽而备受困扰与牵累。许多传闻甚广的蒋日谈判，其实未必有蒋介石直接参与其间。

第四，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即在抗战前期缺乏持久作战的足够思想准备，较多地寄希望于依靠外力的帮助与干预，以便尽速结束战争。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蒋介石太过迁就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抗战前期在国民党高层中所以弥漫和平空气，是因为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受此思想影响，蒋也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历史上国民党人习惯于把国家统一的范围划在长城以内的事实，也妨碍着蒋介石把收复东北三省列为当务之急，但这并不等于说蒋有心放弃东北主权。他从不承认伪满洲国，极端反感日本将“日、满、华”并列的提法，都显示他在东北问题上仍有坚持。故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欠缺以及在东北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并不影响他坚持抗日的基本立场，其到底没有走上妥协与和平的道路。最终把收复东北及一切失地规定为抗日目标，并走向持久抗战，与蒋介石的这种坚持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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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

总书记一职，曾经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在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之前，中共至少有过五任总书记这里仅按习惯称呼。实际上历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名称并不完全相同，如一大时称书记，二大、三大时称委员长，六大时称主席。。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同样是相当有名气的记者兼教授，第四任总书记秦邦宪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张闻天还进过莫斯科的红色教授学院。在这五任总书记当中，有一位典型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他就是向忠发。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工人出身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仅此一位。因此，向忠发的经历，以及他如何能够在以知识分子为向忠发背景的党的领导人中脱颖而出，他又是在何时起过何种作用，等等，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课题。

然而，向忠发却没有因为其工人出身而引起后人的兴趣。这是因为这个唯一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在位三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尽管向忠发被捕三天就被处死，但这种死显然不能洗刷他向国民党供出自己组织的机密而带来的耻辱。他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位最受鄙视的党的领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可以看到的有关向忠发的材料，都是相当刻薄的。向忠发的工人出身，被说成是“流氓无产者”；他的文化程度，被说成是“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在党内的作用，自然只是“挂名”；而他的品质，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因为据说他自任总书记以来，在那种极端危险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竟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甚至还包了一个妓女叫杨秀贞的整天在他的住所鬼混”，以至“党组织”反过来“研究决定”派人监视自己总书记的“种种不轨行为”。见高军：《关于向忠发被捕叛变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相信以上的种种说法。反而在近些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于向忠发的说法多少有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比如，关于向忠发是个“流氓无产者”的说法没有了，承认他是个工人，至少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的。关于向忠发“大字识不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说法，换成了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关于向忠发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类，则被简单地概括为追求生活安乐，与妓女姘居。不过，看来关于向忠发是“挂名的总书记”的说法是难以改变了，只是换了一个更贴切的字眼儿，叫做“名义上的总书记”，并且断言此人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自己也对总书记的职务厌倦了”。见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8页。

过分地贬低共产党的总书记，结果只能是令人们对共产党本身的水平与能力产生疑问。一个人才济济的共产党，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只是对嫖妓感兴趣的庸人来做自己名义上的领袖？如果说，这纯粹是共产国际的主意的话，那么，第一，难道它就不了解向忠发的能力？难道它不知道让一个毫无德行的人来做中共领袖，即使不会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也会严重损害共产党人对自己党的信任？第二，稍微熟悉中共历史的读者都会知道，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绝不是共产国际的驯服工具，发生在向忠发就任总书记之时的“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斗争，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当时的中共中央绝不可能听任共产国际安排一个蠢材来做自己的领袖的。

因此，时至今日，人们关于向忠发的种种说法都还不尽准确。对向忠发的情况，尚待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说明。

向忠发起家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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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他们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但并不等于说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摄取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时，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的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是情理中之事。

当然，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苏兆征在中共五大不仅入选中共中央委员会，而且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然而，有谁能够想到，正是由于这一步之差，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印竟与苏兆征失之交臂，转而落入向忠发的手中。这是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邀请中共入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选派在共产国际专门研究过农民问题的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担任农政部部长，选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去担任劳工部部长。结果，不仅在两党合作期间，他们领导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群众面前消失(了)共产党的面貌”，而且当1927年7月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苏兆征进一步因为与谭平山一道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电令公开抗议武汉政府的政策并声明退出，而是递交了一纸被共产国际称之为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条关于共产国际和“八七”会议之后临时中央对此事的严厉批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２８１－２８２、６２７页。有关此事的情形还可参见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１１页。，使其工人领袖的形象在共产国际那里大大地打了折扣。与此相反，因为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并不特别重视向忠发之流的工人领袖，向忠发在武汉地区虽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并已经当选中央委员，与中共中央近在咫尺，却不能与闻中央之事，致使向忠发内心颇不平衡。故当中共中央为避免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更是常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几乎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辩论。此种情况，自然给在武汉的俄国人以不同凡响的印象。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的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的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６２８页。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确切地说，这时被当做工人补入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还有顾顺章。但顾顺章其实只能算是半个工人，因为其本人早年虽当过工人，但后来已做了职员。并且，顾顺章过去也并非工会组织的领袖，他只是在中共的领导下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负责人。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丛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也同时说明向忠发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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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分问题。当“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4个人中，工人成分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５１４，目录号１，卷宗号８１１。因此，这时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罗亦农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3位工人领袖中，这时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让向忠发心存不快。他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为什么会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领导层中的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向忠发关于中共党内问题致彼得罗夫转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15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当时也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然后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１８０－１８１页。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分?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主张鞭笞党的向忠发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当中央书记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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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在向忠发关于《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的报告》中，曾说明他离开上海前李维汉同意他“以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共产国际进行工作，但在向忠发走后的一份中央常委会议记录上，却写明驻国际代表应“以中央委员身份”进行工作。这里从后者。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在十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参见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４日）；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９１７。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参见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５４，卷宗号３４３。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４６９－４７２页。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分，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依然是知识分子出身。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分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他写道：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的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的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向忠发致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15，20日）。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１）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２）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向忠发关于中共党内问题致彼得罗夫转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15日）；《中央书记同斯大林、布哈林等谈话纪要》（1928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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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像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己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副其实而已。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７７１。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是向忠发所希望的。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３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苏兆征秉性沉稳、不善言辞，共产国际东方部其实早就了解。因为在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十分频繁，但苏兆征从来都很少发言。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但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100~110名工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９３１。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有两方面，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的组织能力，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就必须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职务。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共产国际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重大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谈话会记录》（１９２８年6月15日）。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做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共产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谈话会记录》（１９２８年6月15日）。

现在还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分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这些工人代表大多是从当时的暴动分子中挑选出来的，多半只是看其勇敢与否。故周恩来有如此说法。另外，周恩来在一次回忆中提到的代表人数有所不同，称：六大时代表75人，工人占到41个。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的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10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出任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有关情况可参见《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３９页注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５３页；第４期，第６７－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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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并非傀儡做了总书记的向忠发当然不会再做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很快将代表工作交代给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新的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先行转道欧洲回国工作。

8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颇值一提的事情。一件事是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开除的原因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严重，而省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严重不满情绪。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的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蔡和森于15日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蔡和森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尽管与会者在蔡和森等人的处分问题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对此，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中央常委会记录》（1928年10月15日）。”会议当即根据向忠发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决议。

另一件事就是指示秘书潘问友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这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的长达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所列举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小组织倾向，以个人意气、个人攻击代替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倾向，雇佣革命的倾向，消极怠工的倾向，以及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的倾向，等等。其意显然在宣示自己的施政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695—710页。

还有一件事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逐渐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像总工会并工委、宣传部并农委、军部取消并组织部，政治局下设军事委员会，甚至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等等。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然而以中共中央来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上海毕竟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受到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的反对。但向忠发声称：“我们受了六次大会的重大委托，我们如何来实行？新中央工作至数月但有多少成绩呢？我们深深感到组织上是一个问题，的确感到工作方式之错误。我们每天都要喊中心工作，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上海，……中央兼江苏可给一般同志以很好的影响，同时群众的情绪可以很快的反映到中央来。”因此，他一意坚持，根本不听项英的意见，并当面指责项英对江苏的问题总是带有感情色彩，断言江苏的工作要有起色，“中央兼江苏才是唯一的办法”。由于向忠发的这一提议，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接连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加以解决。而向忠发的意见，也只是在周恩来从外地回来后提出了极为充分的反对理由，并得到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不过，他仍旧相当固执地表示：“放弃我的主张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即周恩来——引者注）说服了我”。《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1月3、13日）。

显然，从处理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向忠发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局成员对向忠发的态度。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人脾气暴躁、思想方法简单，不大能够听得进他人意见，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做事决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就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脾气暴躁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被后人通常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客气。如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中央通告，说明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的指示信中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就是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1929年3月26日。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着边际。

当然，李立三在向忠发作总书记期间确实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是，李立三之所以有如此机会，也是向忠发的作用。原来，李立三在六大时不仅不是政治局常委，而且不是政治局委员，他只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是向忠发开除了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的决定，才为李立三的迅速晋升开辟了道路。并且，当1928年10月4日政治局会议正式追认9月15日常委会关于解除蔡和森的职务的决定后，又是向忠发提议由李立三递补因蔡和森退出政治局常委及委员的缺额。《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8年10月4日）。于是，在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回国后，李立三就正式接替蔡和森成了中国党内举足轻重的4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

李立三早年留学法国，政治活跃，思想敏锐，文字及讲话能力均较强。

3

他从1922年起就长期从事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担任过各种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李立三一向较为偏激，1925年“五卅”运动中作为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他，就曾因激烈地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而受到过指责。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1页。1927年12月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他作为中央代表，在处理暴动善后工作中又因严厉打击知识分子干部，不顾事实地坚持要搞第二次广州起义而受到批评，影响了他在六大中当选中委。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76页。基于这些情况，李立三在初任政治局常委职务时，还比较注意务实。他之所以能够得出诸如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日不同，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一年多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在取得明显进展之类的观点，正是观察问题比较实际的结果。但想不到又被总书记批评为过高地估计统治阶级，因而带有右倾的危险。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看法是事实上的肯定，又促使他重新走向偏激，认为：中共六大所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已经到了不动的程度，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甚至“不能既反左又反右”了。《中央政治局会议》（1929年3月26日）。

共产国际在1929年也提出过“反右倾”的任务，但那是7月份的事了，正式传达到中共更是4个月之后的事了。而向忠发提出必须把“反右倾”当作唯一的任务，则是在1929年3月间，可算是有先见之明。作为党的总书记，极力反对所谓党内的右倾危险，甚至宣布说“左”倾盲动倾向已经不复存在，其结果自然只能使党的领导层日益左转。说李立三是在这种条件下日益“左”倾，当不为过。当然，所谓“立三路线”的形成，向忠发还有更直接的作用。

向忠发率先提出反右倾，这本来可以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却不料，当11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传达到中国之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竟通过了一个决议，指责中共中央还“左”得不够，因此犯了右倾的错误。《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2月）。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向忠发知道后，立即强烈地批评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的错误，吹毛求疵来指责中央，掩饰他们的错误”。在与远东局接连三次面对面的争论不得结果之后，中共中央当即提出了书面抗议，并上报共产国际控告远东局。《中央给国际的报告－关于远东局第十次全会决议对中国问题部分决议的意见》（1929年12月）。但在处理与远东局争论的问题上，向忠发自知不仅自身能力不及李立三，即使周恩来也不如李立三能言善辩。于是，中共政治局作出决定，将一切有关与远东局争论的问题统统委托李立三去处理。紧接着，因政治局确信“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些隔膜”，又派周恩来于1930年2月底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组织部工作亦交给李立三代管，从而使李立三有了充分展现其才能的条件。

当然，“立三路线”要想形成，还需要共产国际的“批准”。向忠发一心想做出点儿石破惊天的大事业来，因此他早就在主张尽快地“动”起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正合向忠发的口味。正在中共中央讨论如何贯彻“反右倾”精神之际，共产国际1929年10月指示信又到了。这封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已经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开始准备实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的说法，确实更使人热血沸腾。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不进则退，不左则右。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示完全拥护。而后，李立三又很快提出了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这一套革命设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通过一省数省的首先暴动再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爆发。因此，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暴动，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也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1930年6月12日）。

不过，如果说李立三提出的这一整套进攻路线的要害是“左”的话，那么这时最“左”的却未必是李立三。因为事情很清楚，至少最早在中央里面主张消灭右倾危险的，并不是李立三，而是向忠发。尽管在构建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象力与李立三相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毕竟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的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关于共产国际文件上提到的“革命高潮”的定义问题，中共中央曾反复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参见《中共中央政治会议第8号》（1930年4月7日）。

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吗？

向忠发向远东局发难1930年6月初，所谓“立三路线”已经在向忠发的鼓励和推动下基本形成，中共中央甚至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区，一概取消正常的工作机构，组织各级所谓的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实行十月革命式的一击而中的全国暴动计划，打算以进攻武汉为中心，分别组织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罢工。不想，这时恰恰传来消息，说是共产国际怀疑中共所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在莫斯科则接受了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并没有到全国胜利的可能，革命的发展仍然严重不平衡。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共产国际批准他们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后，他们立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名义上也提“一省到几省首先胜利”，实际上却着眼于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取全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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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斗争。见《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1930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第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６页。

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远东局强调，共产国际正在就中国革命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文件，而中共中央却决议在全国平行布置夺取政权的工作，反对建立根据地，此种做法十分不妥，目前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对此，负责与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共产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立即给予支持，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中共中央还要向忠发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贯彻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向忠发致周恩来的信》，1930年６月25日。

按照这种观点，即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批评有根据地的发展的观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割据”观念，断言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然引起统治阶级全面围攻，非有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不能巩固，结果只能得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引起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非有苏联的直接援助和世界革命的全面爆发不能真正胜利的观点。7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平李立三和妻子李莎及女儿英男合影行组织南京士兵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而以武汉暴动为中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正式出台，李立三不能不开始设想苏联援助和世界革命的保障问题。但这样一来，不仅立即引起以陈绍禹、博古为代表的留苏回国学生的公开反对，而且再度造成与远东局的激烈争执。

7月底，红军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消息传来，使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布置夺取全国政权工作的中共中央欢欣鼓舞。谁知这时共产国际又来一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对此，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8月1日和8月3日，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出，“如果我们对总的路线动摇了，对（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中国革命则是罪恶”的话来。他明确主张：“（共产）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共产）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共产）国际力争”。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声称：共产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共产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共产）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共产）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当然，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共产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因此，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此前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8月3、5日）。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李立三和向忠发由此给自己惹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还不敢大张挞伐。尽管在按规定送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里，向忠发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国际的不敬丝毫不比李立三好一些，但远东局还是把矛头指向了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远东局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0年8月5日）。对此，向忠发同样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大吵，指责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党的统一。

8月6日，双方开联席会。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煽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但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对此，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像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不禁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嚷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因此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8月7日）。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此事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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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承认“这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特别对远东局不应如此”。但他同时亦表示，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共产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这实在难以忍受。他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同时，政治局会议迅速通过正式决议、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中央政治局致远东局信》（1930年8月7日）；《关于立三同志发言的附件》（1930年8月7日）。向忠发起草并署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共产）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摘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当然，为了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向忠发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同时，也主动“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起政治上的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局8月5日来信的决议》（1930年8月7日）。

仅仅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共产国际主席团已复电反对，但“我觉得（共产）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共产）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的答复。《远东局、中共中央联名给国际电》（1930年8月7日）；《中共中央致斯大林同志的信》（1930年8月8日）。”

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情况吗？事实上，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政策，共产国际恰恰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因此，向忠发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他所期望的结果。

向忠发何以“堕落”？

共产国际的几次来电，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８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部署。以至政治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共产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共产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9月29日）。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从而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第６４４－６５５页。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12月6日）。”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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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责任者，也因为在莫斯科时一度与米夫作对而被删掉了。再一个被删掉的是李维汉，他实际上只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成了国际来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支持“立三路线”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支持者向忠发却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发这个“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发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像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旦”，就连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共产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卷，第３８－３９、１２９页。

虽然向忠发凭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其结果是他明显不再像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逞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幡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大搞“一言堂”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显然为毛泽东除去一个具有重要威胁的政治对手。

还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放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在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中心档案，全宗号５１４，目录号１，卷宗号８２１。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主席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方面因看不起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绍禹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恩来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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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参见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研究》（1944年3月3—4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5页。(本文收入此选集时曾做了较多的删改)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毛泽东是怎样成为中共领袖的?在神话盛行的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似乎在井冈山时期，至少在江西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后来一度受到共产国际代表以及中共党内王明等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排挤打击，直到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掉联络之后，才又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恢复”了领导地位。在陈云的《遵义政治局会议传达提纲》披露之后，“恢复”的说法近来已经很少听到了，在《遵义政治局会议传达提纲》中对此有具体说明，即毛泽东被遵义会议选为常委后，常委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决定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3页。现在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实际确立”说，即认为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虽然在名义上取得了负总责的资格，实际上负责的却是毛，而不是张。直到1938年，由于在受到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帮助”中共中央的王明与毛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季米特洛夫支持了毛泽东，毛泽东才最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取得了领袖的名义。

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共产国际长期以来支持王明反对毛泽东，但到了关键时刻又转而支持毛泽东，抛弃王明?按照传统的说法颇难理解。其实，只要深入考察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共产国际并非从来不信任、不喜欢，乃至处处排挤打击毛泽东。换言之，无论是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成长，还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季米特洛夫1938年支持毛作领袖，不是没有原因的。

共产国际早就开始重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共产国际早就注意到毛泽东。除了1924年以前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零星材料提到毛泽东见之于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个人笔记和1924年青年国际代表达林给维经斯基的信，在这些材料中，反映出1925年以前的毛泽东远不像后来那么激进，以至达林甚至批评毛泽东“右倾”。参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31、236页；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1。以外，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第一次注意到毛泽东这个名字，还是在1927年春。当时，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决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掀起工农运动，推进中国革命正充满幻想，恰好毛泽东写了一篇为农民造反大声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立即大加赞许，迅速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转载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可见之于《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但重新发表时毛泽东本人做了较多的修改，原文发表于1927年3月5日至4月3日的《战士》周报第35—39期。《共产国际》俄文版转载于1927年5月27日，英文版转载于6月12日，中文版转载于当年第九期，出版日期不详。这个时候能够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特别是在其俄文版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毛泽东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甚至，毛泽东还荣幸地被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Bukharin)列入到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布哈林在说明中国的农民运动时，十分赞赏地引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说法，明确认为毛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Auf dem 8 Plenum der Exekutiv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ai 1927， (Hamburg/Berlin， 1928)， p12-13。不难想象，毛在1927年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能够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此不无关系。

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再度成为苏联报刊的新闻人物，按照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说法，又是“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不过，与上一次为农民造反助威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其实是不顾中共中央要他率队攻打长沙的命令，带着一队武装径直?了江西井冈山，当了“山大王”。自然，共产国际最初也并不相信他所创立的这种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的所谓“红军”，在中国的穷乡僻壤里究竟能够有多大作为。但是，由于在俄国人亲自指导下的城市暴动接连失败，而毛泽东的红军游击队却在中国南方的农村迅速发展起来，苏共中央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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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对毛表示赞赏。1928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各地的工作都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问题成堆，唯独毛泽东所在之湘赣边境之数县，形势甚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此报告之中文本注明为1928年11月28日，俄文注明为1929年1月4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转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3页。自此之后，莫斯科明显地开始重视起毛泽东来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初开始至1936年初这段时间，“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的《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当中，就出现了近六十次之多。最早开始报道毛泽东的共产国际英文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对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下的武装多少不那么有信心，一会儿声称他们有一万人，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那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真理报》一发现这一新事物，就立即给予了高度评价，声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并且宣布说“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以至“几个月前何健宣布，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因此，还在1929年7月间，据《真理报》说，“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中国统一的“假象”》(社论)，《真理报》1929年7月2日；A·伊文：《彭德怀》，《真理报》1929年7月24日；A·伊文：《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真理报》1929年12月2日。

当然在1929年间，毛泽东多半还仅仅是被俄国人视为“中国游击运动”的一名极为出色的领袖人物，而“游击运动”更多地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一种辅助手段。再加上毛泽东当年因擅自带队上山，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因此，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并不高。但进入到1930年之后，斯大林渐渐意识到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实际不同于俄国革命，很可能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必须要依靠农村中的红军和根据地夺取政权之后，红军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就迅速被提升起来了。据《真理报》宣布说，到这一年的春天为止，中国的红军已经有13个军、6万余人，并且拥有大量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年团及其他农民武装的支持，活跃在10个省份的773个县中，至少“有一百二十七个县处于红军的掌握之中”，18个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真理报》1930年5月31日。这种情况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声誉。因此，当1930年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再度被提名补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而1931年酝酿在全国最大的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作为创立了这块根据地并身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一来，至少在形式上毛泽东已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1932年以后的几年里，长期坚持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陆续搬来江西中央苏区。区区一个瑞金县城瑞金这时名义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党的高级负责人，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头衔的毛泽东的日子很快就变得不那么好过了。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做惯了机关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中央领导人，当然不会把靠钻山沟、打游击出来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不仅听不进毛泽东的那些经验之谈，尤其是看不惯毛泽东固持己见、轻易不肯妥协的态度。于是，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逐渐成了“光杆司令”，甚至，毛泽东称病告假，博古等人还试图借机将毛泽东一脚踢开，送到苏联去养病。但意想不到的是，俄国人对毛泽东却情有独钟。1932年底，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与毛泽东围绕着是否应当在国民党大举围剿期间采取“进攻路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因此取消了毛泽东的军权，毛泽东当时是红军总政治委员，实际握有军权。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与毛泽东争论后取消了毛的这一职务，由周恩来接任。这一消息报到上海共产国际代表，之后又报到莫斯科，结果不论是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央局的处理表示反对。这时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王明?门就此提请苏共中央给予指示，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详细研究了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明确认为，尽管批评毛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并不等于要将有多年军事指挥经验的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因为，这很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进而直接影响反围剿的指挥与作战。莫斯科的态度十分明确，与其指望那些从未指挥过军队，只充满豪情壮志的中央政治领导人，不如在军事上更加倚重毛泽东。他们固然希望中央局能够帮助毛赞成其“进攻路线”，但却反对把毛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即使在得知毛泽东已经告病离开前线之后，莫斯科仍然先后告诫已经进入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王明给联共(布)中央代表团的信》（1932年11月），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9，卷宗号575；《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莫斯科肯定毛泽东的政治地位，突出地反映在1933年底关于中共中央第六届五中全会改组政治局人事问题的酝酿上。当时，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均在酝酿之中，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最初显然想把毛泽东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人民委员会主席，连同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并取消掉。只是，经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审定之后，中共新的政治局成员名单中，毛泽东的名字依然赫然在目。尽管在共产国际中也有人对毛泽东在政治局的作用有过怀疑，但由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不仅得以继续留在政治局，而且还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结果，在1934年1月出现了一系列十分反常的现象，毛泽东参加了1月下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却没有能够出席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博古一笔勾销，但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等却不得不把毛泽东“选”为政治局仅有的9名正式委员之一；博古等人把毛的政府主席职务取掉的同时，莫斯科那边王明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显然，莫斯科不了解毛泽东被博古等人从政府主席的位置上拉下来的情况。王明在八月初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时仍在询问选举结果，表示：“关于选举名单，我们还没有得到。……此地同志都感觉到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和改组这类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能够通知此地，作意见的交换，事后许久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不能不是工作当中一个大的缺陷。”因此，当后来得知临时中央以张闻天取代毛泽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王明明确讲，莫斯科当时“很不满意”。参见《王明、康生致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1934年8月3日）；并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20—421页；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190、198页；王明：《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真理报》1934年2月4日。特别是红军日益成为中共生存发展和战胜国民党的首要条件之后，莫斯科曾不止一次地告诫中共中央：必须像毛泽东那样，把军事工作放到党的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上来，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学毛泽东和朱德的经验，直接到军队中去工作。参见《王明、康生给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1934年9月16日）。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临时中央极力压制毛泽东的情况下，莫斯科不仅不赞成，而且对毛泽东仍保持着特殊的兴趣与好感，希望能够进一步利用其经验并发挥其作用。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好感表现得更加明显。由于交通不便和通讯困难等等原因，关于中央苏区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资料，莫斯科几个月之后才只收到有关大会开幕典礼的记载，和毛泽东以上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作的报告和结论的两个小册子。但在读过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无论共产国际还是苏共中央领导人，都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其迅速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据王明8月3日的密信极其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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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决议同样的措词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的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修正)，其他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的极漂亮。参见《王明、康生致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1934年8月3日）。

紧接着，9月16日，王明又进一步通知中共中央说：莫斯科不仅印制了毛泽东的报告，而且还为毛出版了著作单行本。他在信中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璜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参见《王明、康生致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1934年9月16日）。

显而易见，即使是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浩浩荡荡地开进苏区把持了一切权力，并且有意把他们自己摆在党政军最高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据当时报纸及中共领导人后来揭发，博古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公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名单时，甚至有意把他自己排在第一位，将王明(陈绍禹)排在第二位，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反而被排在了后面。莫斯科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宣传毛泽东的意图。特别是在1934年10月红军因战争失败，被迫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后，共产国际更加看重毛泽东的作用，以至许多报刊，包括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相关文件里，都开始把毛称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在向来注重统一宣传口径的莫斯科来说无疑是有特定含意的。见《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第七次大会期间中共情况的报告》（1934年5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11页。

果然，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毛泽东的名字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应邀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的是来自中国苏区的代表滕代远，化名周和生。按照中共代表团拟就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公开宣告：“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提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发言中，也同样赞扬毛泽东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51、411页。大会之后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以及苏共中央《真理报》等，更是以专门的篇幅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真理报》的一篇长文对毛泽东颂扬备至，不仅称赞毛“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赞扬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和期望。文章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A哈马丹：《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真理报》1935年12月13日；并见赫：《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

只要注意到上述情况，那么，在中共领导人当中，莫斯科这时究竟希望由谁来充当党的领袖，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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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机宜处理与“国际派”的关系莫斯科为毛泽东垒台阶，路却还是要靠毛泽东自己来走。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共产国际的骄傲，追根溯源，当然是因为他当年能够冒险“落草”井冈山。最初，中共党内大多数人都迷信俄国十月革命的那种方式，相信必须在工业发达的中心城市，依靠工人和士兵的暴动来夺取政权。几乎没有人相信毛泽东的这条路走得通，因此，当中共临时中央发现毛泽东并没有按照预定的湖南暴动计划去打长沙，却自己拉着部队跑到井冈山去占山为王之后，很快就在11月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决议，撤销了毛泽东3个月前刚刚得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毛泽东后来称，他还同时被撤销了湖南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且说地方上甚至一度以为他被开除了党籍。参见《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直到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像张国焘这样的中共领导人还在那里振振有词地说什么：“洪秀全时代，可以由乡村起来夺取大城市的政权，辛亥革命时代就不同了”，如今已经是苏维埃革命的时代了，我们怎么能走回头路?他声称：“割据的观念，尤其是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革命的正确观念。《张国焘在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1928年6月）。但是，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里暴动了多少次，结果是每暴动一次，就损失一批干部和党员，弄得自身反倒越来越萎缩，最后想暴动也组织不起来了，在大城市里想找个居身之所都困难了。结果，连莫斯科都看出来了：还是毛泽东的办法好。毛泽东当年带上井冈山的队伍不过几百人，所占的地盘不过方圆几十里的几座山头而已。几年之后，不仅他领导下的红军达到数万人以上，建立了闽赣边10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而且兴起的各地共产党人武装割据的局面，渐渐有了燎原之势，使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找到了落脚之地。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权的主要缔造者。这也是莫斯科逐渐对他另眼相看的重要资本。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但是，莫斯科对毛泽东高度重视毕竟是从1934年以后才见诸于文字的。在此之前，那些拿着俄国卢布，住着上海洋房，眼睛盯着莫斯科的多数中共高级领导人，很少有人真正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在中央领导人中，很长时间里只有两个人对毛泽东有过比较肯定的评价，一个是只做了一年时间临时总书记的瞿秋白，他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讲：我党有独立思想的，首推毛泽东。另一个是中共六大选出的工人总书记向忠发，他是第一个推荐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人。不过，中共党内对毛泽东肯定的评论实在是太少了。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大批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培养起来的留苏学生被推上中共中央的各级领导岗位，这些满腹俄国墨水的年轻留学生更是看不上始终在山沟里钻来钻去的毛泽东。尽管他们那一套在城市里根本就实行不下去，最后不得不跑到毛泽东打下的地盘上来，他们却照旧自命不凡，颐指气使，一来就夺了毛泽东的权，在许多事情上与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直到把毛泽东创下的偌大一块根据地统统丢掉了事。

毛泽东是那种怀有非常抱负的人，因而也相当自负。他很看重他靠枪杆子打下来的一切，并且只相信自己的计算与经验。对于那些留苏学生出身的年轻领导人，“下车伊始，咿哩哇啦”，拉大旗作虎皮，动辄搬出俄国学来的教条吓人，毛泽东开始时颇不买账，依旧我行我素。背地里把那些从城里来的“钦差大臣”统统称为“洋房子先生”，影响到原来苏区的多数干部和军人对那些目空一切的外来干部颇多不满与抵触。结果，1931年第一批“洋房子先生”即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来到苏区后，就与毛泽东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说他们搞“本本主义”，他们说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1932年第二批“洋房子先生”即周恩来等。等来到苏区后，毛泽东更进一步与他们发生冲突，毛泽东指责他们是“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指责毛是“等待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1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199页。等到1933年上海的“洋房子先生”统统搬到苏区来以后，毛泽东的处境就更是每况愈下了。因为这次来的是整个“洋房子”的负责人博古等人，他们的权力更是远非前两批人可比。因此，他们一到苏区就搞了一个所谓反“罗明路线”罗明，当时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之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类似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力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故被指责?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的斗争，从闽西区斗到粤赣边区，再斗到江西，进而又斗到闽赣边，最后甚至斗到红军高层，整整斗了一年时间，把整个中央苏区连批带斗，连撤带关，轻而易举地把流露不满情绪的原苏区干部统统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来的留苏学生尽行占去，毛泽东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成了间接斗争的对象，党权、军权乃至政权逐一丧失。他除了借养病为名，生闷气、躲清闲外，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跑到农村去搞搞调查，几乎无所事事。好在共产国际三令五申不许对毛下手，必须团结毛泽东共同工作，否则很难设想毛泽东会是什么结局。关于这一点，博古后来回忆说得很明白。他说，当时他虽然认为毛泽东有机会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处处和毛对立，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没有想在群众中去进行反对毛主席的斗争，因为一方面上海临走时(共产国际代表)有尽量吸收毛主席共同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对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群众中的威信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不能不有所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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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左一）与红军战士在中央苏区瑞金的合影毛泽东这个时候当然还不了解莫斯科对他的态度。一向以“个性强、脾气坏”著称的他，居然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度过了随时可能被划入打击对象的1933年，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党内不再引人注目。同为留苏学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负责人的张闻天，1933年2月来到瑞金以后，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竟然对毛泽东毫不了解，视毛如无物的情况，就颇能说明问题。据他说，当时毛泽东“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根本上就“不重视毛泽东同志”。张闻天何许人?他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留学，虽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时期已开始发表并翻译文学作品，小有一些名气了。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苏联留学，在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少数升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一，在苏联整整留学5年。自1931年秋，对于共产国际将小他7岁，留苏仅3年的博古排在他前面来负总责，而把他排在第二位，张闻天就一直不满意，觉得他“不配”。要知道，还在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一度停顿期间，他就曾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指派来负责党的整个工作。以后进入政治局，在内部分工上，又成为政治局里面担负工作最多的一个，既当宣传部长，又兼管农民部和妇女部工作。如果不是因为他当时年轻气盛，总是“剑拔驽张”，与周恩来、王明的关系均不甚好，以致周、王离开上海时提议博古负责全面工作，张闻天照理本来是应当坐在博古的位置上的。据1931年6月《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当时被指派来参加并负责中共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博古等人对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的批评甚多，尤其是张闻天“有剑拔驽张的情形”，明确表示对中央的工作“不能忍耐与不满足”。另见《张闻天同志延安整风笔记摘录》，《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因此，像张闻天这样举足轻重又自视颇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负责理论宣传工作，1934年以后又取代毛泽东做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人，竟丝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泽东，不难想象毛泽东这时的韬晦之深。

其实，说毛泽东这时存心韬晦也不尽然。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毛泽东因防御与进攻、分散与集中的军事路线问题与“洋房子先生”们争论失败，被解除军职宁都会议召开于10月上旬，会后10月12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称毛泽东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以后，自然极其不满。临走时毛泽东特地留话给取代其指挥权的周恩来，说前线如有需要我还可以来，说到底是对周恩来的指挥信不过。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来，虽始终做党的工作，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随军行动，在战争中度过，因此，他对军事斗争颇多兴趣和心得，也一向坚持以党治军，大权独揽，亲自部署和指挥作战。多年来军事斗争的成功，根据地的扩大，都被毛泽东视为自己军事能力的证明。学历只及中专，既没有系统地研读理论，又没有喝过洋墨水，毛泽东不论如何不服气，也只能下狠心寻找有关书籍报纸去学习，断不至于拿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那点儿知识去和那些留苏学生进行较量。可是在军事方面，他却自视颇高。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从未指挥过打仗，特别是不熟悉农民游击战争特点的“洋房子先生”，只会拿着一些教条和口号在纸上谈兵而已。而他“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自信胜过他人许多。何况他也看得出，周恩来虽想得到指挥权，但也确实没有太多信心，因此在10月会上一面同意多数人对毛泽东的批评，一再又表示希望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说是这样“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颇让毛泽东感到意外的是，周恩来接掌军权后，基本上执行了所谓“进攻路线”，仍旧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部队在黄陂和草台冈竟一连击败国民党三个师，创下了一个月内连俘3名师长的记录。连毛泽东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了。《周恩来年谱（188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243—244页；《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这一来，毛泽东自然不好再争论什么了。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过上海方面送来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Otto Braun)的德国共产党人，俨然一副国际代表的架势，派头极大，名义上说是派来做军事顾问的，而他上面还有一个叫弗雷德(Flate)的共产国际高级军事代表在上海遥控指挥。至此，毛泽东在军事上就更加没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和博古在一起毛泽东此番偃旗息鼓，安于事务，反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好处。这是因为以毛泽东争强好胜的性格，要想不引起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顾忌与猜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双方发生争论，关系紧张，难免不会惹来上海共产国际代表的干预，结果必定对毛泽东不利。因此，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顺从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博古等人对他的警觉。五中全会时，博古等人虽然对毛泽东参加与否并不十分在意，但他们毕竟也没有在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委员的事情上设置什么障碍。多半如同张闻天一样，博古等人也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不仅如此，一年多来，看到毛泽东与自己毫无芥蒂的样子，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搞得还不错。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红军被迫退出江西苏区准备长征之初，博古在组织人事撤退方式上，原本只是与组织部长李维汉一个人商量布置，根本不听其他人的意见。对随军行动的党政中高级领导人，从军事行动便利的角度，博古已决定将其统统分散到各军团里去，避免背起一个大包袱。可是，毛泽东听说后，特意找到博古，提议重要的党政领导人应统一行动，不宜放到部队中去。结果，博古改变了主意，将所有党政领导人及其随行人员统统归入了本来就较庞大的中央纵队。不难想象，如果他对毛泽东怀有戒心，是不会同意毛泽东的这种提议。因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正是包含着要在中央内部组织反对他和李德的反对派的动机的。

毛泽东重新萌发反对以博古为首的中央的动机，还是因为军事。李德来后，博古一切军事及指挥均交给了李德。而李德则仿照苏联红军的方式，在完全不具备正规条件的苏区里大搞正规化，甚至连作战也机械地照搬苏联红军的作战条例，坚持搞正规战。结果，当1934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后，李德军事指挥之错误，迅速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当时，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李德竟不顾国民党进攻军队装备、兵力和供给都大大优于红军的情况，不仅分兵把守，到处设防，搞所谓“短促突击”，提出“积小胜为大胜”拼消耗战略，而且不自量力地仅凭其一年当兵、三年军校的经历，就自称“野战司令”，在广昌和高虎脑指挥数万红军摆开架势，说是要与国民党军“决战”，幻想以此来保住红色“首都”不失。此举反使红军受到沉重打击，中共中央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而博古和李德等人搞的战略转移，又是一个在强敌合围之下的八万余人的集体大搬家，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成功。这支拥有近两万非战斗成员和两万多新兵的庞大行军队伍，曲曲折折地刚刚走到湘江，就遭到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广西军队和湖南军队的致命打击，一战损失兵力和人员有半数之多，数以千担从瑞金搬出的设备、辎重和文件更是散失殆尽。从此，“战略转移”迅速变成了寻找落脚点的几乎是漫无目标的“长征”。这种情况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同时也引起中共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对“三人团”的严重不满。

所谓“三人团”，是当时负责领导全局工作的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还在广昌和高虎脑两役之后， 李德就已经紧急致电其上海的上司弗雷德，说明战争失利，主力红军非退出苏区不可了。共产国际出于“保存活的力量”的考虑，于6月25日正式批准了李德的请求。转见《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465页。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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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以军事行动需要高度保密为由，提议书记处会议成立由博古、周恩来和他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一切。博古甚以为是，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事实上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最高权力中心。

李德之所以提出组织“三人团”的建议，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便于保密，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局的领导人之间日益发生意见分歧，行使其权力极为不便。还在1934年初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不久，李德就发现领导人之间存在明显不和。他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不和为什么竟是发生在留苏学生出身的干部们之间?他曾特别告诫博古，并要他转告政治局其他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留苏回来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都身居要职，千万不要闹磨擦。参见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2页。

但这种警告毫无用处。博古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且留苏时间和学历都很短，其总书记的工作是因为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难以在上海立足，被迫撤往各苏区和莫斯科，而临时受命得来。因此，他很难得到张闻天、王稼祥这样一些或者岁数大、资历深，或者留苏时间长、学历高的领导人的真心拥戴。这种情况促使博古想办法用各种方式揽权，像提议张闻天担任事务繁忙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说到底也是想把张从党的决策中心挤出去。张闻天后来对此有一说法，称这时博古等人“‘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见前引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加上博古经验和学识都很有限，在政治方面只能靠发挥莫斯科的指示和学过的教条来保持其领导，因而不得不一味地突出斗争性，一切事情宁左勿右，结果是锋芒毕露，四面树敌，惹得上上下下都不满意；军事方面则把一切权力统统交给李德参见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304页。，而这个德国人既没有实战经验，也缺乏指挥上的天赋，只会照搬苏联军校学来的那一套，而且根本不听不同意见，甚至广昌战役失败后仍拒不承认其指挥有误，还是一味地蛮干，使红军相继遭到沉重打击，气得彭德怀等高级指挥人员当着面大骂他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博古在党内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

广昌战役之后，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早就对博古不满的张闻天公开发难，批评广昌战役指挥错误，如此之大的损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对此自然不能接受，反过来声称张闻天的说法其实是当年反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普列汉诺夫(Poleyhanov)式的机会主义思想的翻版。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但在1905年俄国工人起义的问题上持反对立场，并且事后批评甚力，认为本来是用不着拿起武器的。而列宁对1905年革命的看法与他正好相反。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后，自然就把普列汉诺夫的这种主张视作机会主义思想。双方当场发生激烈的争吵，弄得不欢而散。此后，张闻天很快就被分派去闽赣边巡视。他离开后，又听说博古在背后批评他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这就更加引起张的疑惑。回来后，因“三人团”已经大权独揽，政治局也好，苏维埃政府也好，都只有听差的份，对此，张更是深感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心里很不满意”。可能是同病相怜，本来与毛泽东话甚少说话的张闻天，竟开始向他并不了解的毛泽东靠拢了。按照张闻天自己的说法，“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参见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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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给了毛泽东崛起的机会长征开始后，跟随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一同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共有10人。其中6名正式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这就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刘少奇与邓发。10人中，留过苏的虽近半数，但刘少奇和此时负责领导另一支红军的任弼时同是1921年最早去莫斯科的留苏学生，1923年就已经回国，不仅与博古等人没有关系，而且还一直被博古等人视为有机会主义倾向。陈云和邓发均为工人出身，与处处显示高人一等、刚愎自用的博古等人关系一般。至于这时担任中央红军前线总指挥的朱德和周恩来，就更是对博古、李德有意见了。特别是周恩来，其资历和党内地位实为十人之最。自1927年“八七”会议与毛泽东一同升入政治局担任候补委员之后，周恩来始终一帆风顺。毛泽东在3个月后即被除名，而他一直做到1928年的中共六大，不仅当了政治局委员，还成为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和军事部部长，地位仅次于总书记向忠发。因此，当博古这批留苏学生于1930年初学成回国之际，可想而知他们之间地位相差之大。不过一年多之后，周恩来就被迫撤离上海，他虽亲手将中央权力移交给这几个年轻学生，但在他看来也只是临时性质而已，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当1933年初博古等人进入江西苏区之后，一种本来只是临时性的工作安排竟然演变为事实，不仅博古等人丝毫没有交权的意思，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莫斯科的领导中心对此竟然也予以默认。再加上博古来后，毫不客气地从他手中把苏区党政最高权力一一拿走。最后剩下军事指挥大权。李德来后，博古又听任李德将其夺去。虽然名义上博古说周恩来作为军委书记不应留在前线指挥，应回到中央来负责全面军事工作，免得前方后方双重指挥，实际上他处处听李德的意见，周恩来回来反成了李德的参谋，李德倒成了红军的总司令。因此，周恩来虽然进入了“三人团”，与博古、李德在工作上关系密切，来往甚多，实际上却是同床异梦。尤其是在周恩来交出军权后，眼看李德指挥作战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他与博古分道扬镳，也成了不可免的事情。

从旁观者的角度，毛泽东显然意识到博古和李德的做法有很大问题。他之所以极力将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拉到自己的身边来同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看重他们在政治局里的地位，特别是他们同博古的同学关系。事情很明显，如果这几个留苏学生结为一体，以他们的理论功底和能言善辩，政治局里的其他人奈何不了他们。相反，只要他们两个转过来，博古就只能变成孤家寡人。因此，毛泽东后来明确讲：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代表的所谓第三次“左倾路线”，这里所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中共党史的惯用语，指的是自1931年至1934年间王明和博古领导下的错误的工作路线。另两次“左倾路线”则是指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间瞿秋白当中共领袖时，和1930年前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盲动主义错误路线。固然和当时中央里许多同志的支持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1945年6月10日），转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争取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与理解之后，毛泽东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十分明显，在一个短时期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发生怀疑之后，他已经日渐从红军的接连失败中意识到取代其指挥权的周恩来，包括那个不可一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战略战术上，都不如自己有能力。红军刚刚进入湖南，毛就主张沿湘江北上，在湖南地区开辟根据地。会议上争论来争论去，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李德等人坚持要经潇水及湘江打广西，结果有了湘江之惨败。湘江之战更加证明毛泽东观点，使毛泽东对自己更加自信，而且政治局多数人也都不再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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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

李德的军事能力了。在随后与张闻天、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毫不掩饰地开始尖锐批评博古和李德，并且具体“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由于苏区和红军的失败根本上都是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和军事思想的错误产物，一方面极端不满博古、李德，一方面在军事问题上又完全是门外汉的张闻天和王稼祥，自然对毛泽东从军事角度头头是道的解释和分析心服口服。张闻天后来明确讲：这是他“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

在长征期间，军事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胜负乃至红军存亡均系于此。湘江惨败之后，党内军内一片怨言，矛头直指“三人团”，因此，部队刚刚开到湘桂黔交界的通道县城，毛、张、王就公开批评博、李的军事路线了。而后是老山界会议，接着又是黎平会议，一路开会争论。尤其是在黎平，双方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李德力主部队应当转向贵州东部，而毛泽东却坚持要去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李德继续强调前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统一指挥，毛泽东则激烈反对，声称中央对前方只能指出大方向，不能干预太多，必须给前方以机动执行命令的权力。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也以会议主席的身份表示赞同，就连博古也看出李德的话不能再听，转而附合了多数人的看法，李德虽大发脾气，但亦无可奈何。其权威地位从此尽失。

否定了李德的军事主张，并争取周恩来转向自己，这是毛、张、王联盟向“三人团”挑战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在黎平会议上，王稼祥就力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阅在反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得到通过。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入遵义县城后不久，王稼祥更明确主张：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张闻天也予以响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博古不行，一定要变换领导人。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2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朱仲丽：《“关键”一票的由来》，《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转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毛泽东对此当然举双手赞成。为了找到足够的理论根据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其实都是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如反对打阵地战和强攻堡垒，反对分兵把守和单纯防御，强调机动灵活与保存有生力量，主张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等等，明显地与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不相一致。《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２月８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452－474页。有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又有了莫斯科的指示为依据，否定博古与李德的领导由此成了定局。

否定了博古的领导地位，是不是大家就“理所当然”地会一致推举毛泽东做中共的领袖呢?有关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一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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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毛泽东此前从未作过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这个时候也是刚刚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要一步登上总书记的地位，不仅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未必能够马上转过这个弯来。从张闻天将近十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是推举张闻天来代替博的，而张闻天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他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不但没有推辞，而且还有高兴之意”。参见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这种情况说明，不仅张闻天，而且政治局多数领导人，都注意到政治局的排序问题。毕竟，从莫斯科那里开始，共产党历来就是注重排序的。而这时依国内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张闻天应该是紧接着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何况他还是政治局常委之一，又相当自信，喜欢争论，想必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没有抢着在会议上当“出头鸟”，而是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作会议的“反报告”，都反映出他对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关于在遵义会议上毛、张、王发言的顺序和所起作用，与会者的回忆可谓众说纷纭，但据陈云当年的传达手稿可知，发言顺序应当是张闻天第一，毛其次，王再次。而张的提纲和作用最具分量。另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60年的一次谈话中也都指出：遵义会议博古作正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党史通讯》1983年第19期；张培森：《张闻天与遵义会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另一个情况也显示出当时党的领导人也没有把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的想法。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幕后策划者，甚至也可以视为幕后的指导者。因为会议讨论的只是军事路线问题，而站在攻势一方的毛、张、王三人中，只有毛泽东才有发言权。如果没有毛泽东，靠张、王二人的军事知识，是不能驳倒博、李、周三人的。但是，颇为令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被张、王提名担任政治局常委之后，却发现在中央的工作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位置给毛。由于周恩来在会议上主动与博、李划清界限，转而支持毛、张、王的意见，人们显然没有理由取消周恩来的军委书记的职权。而周恩来既然是军委书记，自然应当重掌军事大权。结果，在会后的常委分工时，毛泽东的地位竟成了一个问题。最后，毛泽东同样是常委，却只落得个做另一个常委“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任命，而周恩来则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种情况不难使人想起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时周恩来的那个大致相同的建议，当时周恩来拿走了毛泽东的军权之后，也是建议留下毛泽东在前方做他的“助理”。“助理”者，“帮助者”之谓也。

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予毛泽东的地位是否完全符合人们后来的说法，但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这件事，同莫斯科这个时候正在重视毛、肯定毛、宣传毛的情况无疑是十分合拍的。我们没有理由把遵义会议的这种结果看成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联络、违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种决定。恰恰相反，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即如果是莫斯科这个时候来改组中共中央，考虑其从1935年以后大力宣传毛泽东，甚至把毛泽东捧到与季米特洛夫并列的高度，那会选择谁来做中共的领袖，是张闻天，还是毛泽东?

但无论如何，遵义会议到底是毛泽东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毛泽东自己对他取得的地位已经相当满意。在以往的历史当中，毛泽东只有一次在名义上进入过中央决策机构。那就是1923年的中共三大，毛泽东当时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进入只有5人的中央局。但当时中共还是个小组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的时间也很有限。不仅如此，当时毛泽东花了更多的精力为国民党工作，并因此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丢掉了中央委员的位置。从已知的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段时间在中共中央没有从事过引人注目的工作，唯一留下重要文字记录只有1924年下半年4个月时间的一些中央通告。在那段时期的通告里断断续续地签着他的名字，其身份是陈独秀的“秘书”。不过，即使是这个“秘书”也是代理的，因为当时陈独秀的秘书是罗章龙，这几个月恰好罗章龙不在，故以毛泽东和其他人分别代之。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6页注1。

除此之外，毛泽东虽然在1927年7月至11月间和1930年9月以后两度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担任候补委员，但他从未在中央工作过一天，一直在做地方工作，直到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被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以后，他也未曾得到过参加领导中共中央工作的机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最大收获，第一是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第二就是终于能够直接参与中共中央的决策工作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很快替换了博古，周恩来取代了李德，形式上出现了一个张、周体制，毛泽东仅次于张、周，排序第三。但事实上，由于张闻天不熟悉军事，遇事喜欢民主讨论，周恩来与朱德在前敌指挥，经常远离中共中央，每每要打电报来请示，结果周既起不到“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作用，张闻天更不能独断独行地“负总责”，擅长军事、又极度自信的毛泽东因在中央辅佐张，并代拟复电，实际上开始变成了红军作战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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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虽然日益显示出其在党内的决策者地位，但最初的威信仍旧受到挑战。这种挑战当然不再是来自留苏学生，更多的是来自他过去在井冈山时期的那些同志和部下了。这是因为当时红军因连遭失败，部队又久无立足之处，困难已极，军事指挥干部对中央领导机关议论纷纷，十分不满。及至毛泽东在中央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之后，第一次转进川北创立根据地，军事行动就在土城受挫，一战损失上千人。其后，毛泽东虽改变方针，折回贵州遵义，取得娄山关战役之胜利，但部队行动忽东忽西，一会儿四川，一会儿贵州，一会儿四川，一会儿云南，来回数渡赤水河，走得极苦，又不知目的何在，不免引起中央内部及部分指挥人员的强烈不满。先是周恩来对整个指挥方针心中无数，而后张闻天于3月4日下决心调毛泽东到前方任前敌政委，直接指挥军队。但毛泽东到前方后，中央内部又在指挥关系上讨论来讨论去，不给机动权，直到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展开争执，多数人不听毛泽东意见主张打，惹得毛大发脾气，以去职为要挟，张闻天以少数服从多数竟免了毛泽东的新职。以后周以军委书记的身份，于最后决定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此事算是告一段落。张闻天反复考虑后也认识到经常开会对军事指挥不利，故同意成立周、毛、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事实上又取得实权。但不久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等又公开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林彪并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再度引起党内军内对毛的批评浪潮。直到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云南会理附近召开会议，张闻天出面严厉批评部分干部要求撤换毛的主张，是对党的离心倾向和右倾动摇情绪的表现，迫使多数议论和公开要求撤换毛泽东的干部做了检讨，毛泽东算是又度过了一劫。不难看出，遵义会议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日子也不好过。故毛泽东后来曾称这段时间为“急风暴雨”的时期。

1937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在延安毛泽东的权威再度受到挑战，是在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于川西北会合之后。由于这时红四方面军人数和枪数超过中央红军3倍以上，几近8万人，5万支枪，双方关系极难相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坚持中央权威地位，不肯屈就于张国焘等人的要挟，而张国焘及其部属坚持要党权、军权，否则拒绝采取一致行动。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免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因为他力主采取“非布尔什维克”的应付策略，允许将张国焘的部属补入政治局，并同意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以红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为整个红军的前敌总指挥，引起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因为让出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名额，特别是让出军队指挥权。事实上有可能最后连自己都得成为张国焘的附庸。委曲求全近三个月，双方矛盾再难调和之后，毛泽东终于劝说张闻天同意，不顾红军分裂之危险，率领中央红军摆脱红四方面军单独北上，到达陕北苏区。此举表现出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上颇具头脑与策略，从而使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迅速升高。

中共中央到陕北前后，因周恩来生病，“三人团”不复存在，毛泽东已稳操兵权。再加上11月中旬从莫斯科辗转回国的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新方针的原则指示，中共重新开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毛泽东又负起领导统一战线策略实施的具体工作。这个时候，张闻天虽然还是第一号领导人，名义上负总责，但一来张闻天本人书生气较重，并非那种爱抓权的人；二来与毛泽东相处一段时间，对毛泽东的能力及经验颇为信服；三来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军事和统战两个方面，这两项工作均又交毛泽东负责，故毛泽东已成为中共党内实际上最重要的负责人了。这个时候虽然党内也曾出现过批评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但已形不成大的气候，更不可能动摇毛泽东的地位了。也就是说，毛泽东这时所缺的只是由莫斯科认可的中共党的领袖的名义而已。

季米特洛夫的作用举足轻重还在1935年春，中共中央就分别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以及潘汉年等人，由西南潜往上海，力图接通因中央苏区沦陷与莫斯科中断的联系。但他们到达上海后，中共上海中央局等秘密机关已屡遭破获，因而被莫斯科明令停止活动，陈云等人也因此被中共代表团派康生经海参崴，于9月前后秘密接往莫斯科。因此，到这一年的10月，陈云、潘汉年等已经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总部将有关红军撤出苏区和遵义会议改组中央人事的经过，向苏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曼努伊斯基(Manuisky)等人作了详尽的汇报。这也就是说，共产国际领导人在1935年底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张闻天替换了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和毛泽东被补入中央领导层的情况了。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8，卷宗号1012。值得注意?是，莫斯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大力宣传毛泽东的计划。在此之后，即在1935年底至1936年初，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人继续在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有关刊物上，突出刊登介绍毛生平的文章，并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即使这一时期备受共产国际重视，甚至被莫斯科的一些人视为中共“领袖”的代表团团长王明，在筹备中共党史十五周年纪念展览时，也明确叮嘱筹办展览的工作人员：整个展览除了牺牲者的画像以外，活着的中共领导人只有两个人的画像可以展出，一个是朱德，另一个就是毛泽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此之前，整个莫斯科从没有人宣传过博古；在此之后，也没有人宣传过新的中共“负总责”者张闻天。

由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直到1936年7月初才正式接通中共中央于长征到陕北后成功地发给莫斯科的第一份电报，是1936年6月16日，但收到莫斯科第一次复电的时间已是7月2日。因此，共产国际在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之后，至少有一年半时间没有与张闻天打过交道，相信他们也很难对张闻天的政治领导能力有多深的了解。但是，在此之后，莫斯科看上去对张闻天主持的工作远不是那么满意。在双方正式通电不过20天之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就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委员会上明确批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问题上，政策转变晚了两三年时间。他们特别批评了在张闻天主持下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声称这个决议有许多错误，尤其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然而，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在莫斯科看来，中共中央似乎“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这种情况使共产国际颇感不安。尽管中共中央在其推动下很快开始了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日合作，季米特洛夫显然对党的领导力量仍旧感到不放心。他在1937年8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认为：中国党对于自己政策上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恐怕很难适应，因此，它“这个时候很需要帮助，需要人力上的帮助，需要加强中国国内干部力量”，特别是“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别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而“国外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可以帮助党”。《季米特洛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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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在这里讲的国外的“干部”，指的自然是当时还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人。这时在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光是政治局委员就有五人，即王明、康生、陈云、邓发和王稼祥，占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半数之多，这自然会影响到中共中央决策的质量。尤其是在莫斯科的那些人看来，中共中央长期处于农民战争之中，远离城市和工人阶级，缺乏对国际政治大势的了解，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其政治领导能力。因此，1937年11月底，除了王稼祥因于半年前刚刚被送去苏联治病，暂时不能回国以外，共产国际将王明、康生、陈云等一股脑儿地派回国内，试图在根本上充实和加强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国，同取代毛泽东的企图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事实上的根据。即使除去上面提到的莫斯科此前对毛泽东高度重视的种种情况不谈，我们也足以找到事实来说明，共产国际这个时候派王明等人回国，不仅没有搞掉毛泽东的用意，而且明显地打算把毛泽东推上未来中共领袖的位置。

关于莫斯科的这种意图，不难从王明回国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项决定中看出来。这是一项关于准备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大会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要“改造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如果依照中共遵义会议安排的负责人选，在这项工作中首推负责者无疑应当是张闻天；如果共产国际真的想要推举王明来做七大以后的中共领袖，那么负其责者显然应当是王明。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根据王明等人的提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大会决定成立的准备委员会，主席既非张闻天，也非王明，却是毛泽东。甚至，在这个文件上，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还破天荒地依次签名以示赞成。《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405—407页。

由于将近9年时间没有召开过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此特别重视，曾专门和王明等人谈到过迅速召集七大的问题。以毛泽东为准备委员会主席的提议，显而易见不是王明别出心裁的谦让结果。王明仍旧取得了与毛泽东大致相当的一种资格，即该准备委员会的“书记”。一个党的准备委员会，有主席、副主席即可，何以要设一个不伦不类的“书记”职务?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要那个“副”字。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推举毛作主席，也未必那么情愿。更为破天荒的是，为了要全体政治局委员承认这个文件的效力，所有与会者竟被要求在这个文件上签名。

王明也是那种自视颇高的人。他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入党，以后成了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红人。回国后乘着反“立三路线”的机会，被米夫推到了中共政治局委员乃至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一度甚至成为实际上的总负责人。1931年秋重返莫斯科之后，一直担任中共政治局驻共产国际代表和代表团团长，并因此得以入选国际执委会，一度主管过共产国际的东亚事务和拉丁美洲的工作。当1934年秋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国内各地组织失去联络之后，他更是曾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遥控指挥部分中共地下组织的各项秘密工作。以他的工作经历和在共产国际的关系，恐怕他自己不会产生某种政治野心。事实上，米夫确实也早就有此念头。他不止一次地向他人介绍王明时，有意无意地把王明说成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很难相信，王明回国后会安于毛泽东之下。也是因为这种情况，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曾当着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专门就这个问题提醒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把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担任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参见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另外，王稼祥在1941年10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着王明的面，也曾具体地谈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这段话。季米特洛夫这段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共产国际并不认为王明适合于做中共的领袖。

既不赞成王明担任中共的总书记，又对张闻天不感兴趣，与此同时力主毛泽东来负责准备召集中共七大，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莫斯科想要谁来做中共领袖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事实上，担任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也确是毛泽东加入中共以来取得的最高的党内职务。与他过去所担任过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或委员长之类的虚职相比，这一职务至少已经有了党的最高领袖的象征意味。

毛泽东大概直到王明等人回国之后才了解到莫斯科对自己颇为赞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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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康生在12月政治局会上介绍代表团在苏联如何组织编写宣传毛泽东的小册子，“世界各国”人民如何尊敬毛，如何打着毛的画像游行示威等情况，以及莫斯科要自己来做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的决定，毛泽东不可能不清楚他正在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这次会议不仅没有让他体会到多少荣誉和兴奋，反让他再度感受到一种受批评的和被夺权的感觉。

在王明等人回国之前，按照中共中央内部的分工，张闻天虽负总责，但具体只管党务等一般事务，毛泽东则总揽军事和统战两项工作之大权。由于军事和统战几乎决定着中共的一切，再加上张闻天在多数问题上对毛言听计从，因此，毛泽东实际上是大权在握，已经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人物。从毛泽东这一时期所填诸词中笑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诩“长缨在手”，必欲“缚住苍龙”的“风流人物”，颇能看出其此时志得意满、雄心勃勃之心态。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沁园春·雪》（1936年2月），刊于《诗刊》1957年1月号。然而，王明回国后，毛泽东迅速从两方面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一方面涉及到毛泽东的政治领导能力。因为在此前后共产国际对张闻天负责之下的中共中央的种种批评，深究起来，其实都是对毛的批评。而王明回国前夕，围绕着毛泽东提出的以防范国民党和发展自己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对日作战军事方针，党内领导人之间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王明回国之后，公开赞同了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从而导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纷纷批评毛泽东前此提出的各项统战策略和军事方针。这使毛泽东对自己刚刚开始形成的政治威信有一种备受打击之感。

另一方面涉及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王明回国前，党内重要决策多半只是张与毛两个人的事，事实上各项决策多以毛泽东为主。王明回国后，提出成立统一战线部，自任主管。政治局分工，亦规定党由张闻天负责，军事毛泽东负责，统战交王明，这意味着过去由毛泽东掌管的两项主要工作的权力，一半已转移到王明了。由于这个时候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毛泽东的统战策略又受到批评，他对自己刚刚取得的党内权威地位被削弱有一种沮丧之感。

毛泽东一向争强好胜。在事实上取得党内权威地位之后，毛泽东对党内不同意见通常我行我素，不予理睬。若有人坚持讨论，毛泽东或者坚持己见，或者大发脾气。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发脾气，或激烈争论，反映出他对王明尚有所顾忌。毛泽东毕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与中共之关系，深知此次被提名七大准备会“主席”来之不易，再加上面对这种以4万红军与国民党200万军队“合作”抗日之新局面，如何采取策略方能使之利国利己，他也并无十分把握。因此，对莫斯科的态度，他自然是相当尊重，无心违拗。投鼠忌器，对于完全摸不清其背景和来头的“钦差大臣”一般的王明，不论其说法能否接受，他同样也只好礼让三分。

不过，不论其礼让与否，面对不甘寂寞、事事都要出头的王明，双方矛盾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在1941年10月的一次谈话当中，王明曾这样解释他在抗战开始初期与毛泽东争权的原因。据他说，这个问题的造成，是因为他“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想不到请示中央。但这个解释，多少有点轻描淡写的味道。参见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从1937年12月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赴武汉(以后又增加凯丰)工作，与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矛盾的情形可以看出，王明确有后来周恩来、博古所说的“目无中央”，或另立“第二中央”之嫌。这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不经过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及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如王明刚到武汉就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个人名义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谈话；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递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之后拒绝提交延安方面拟就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与此同时，王明等人还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张浩(即林育英)在延安关于统战策略的讲演为伪造，拒绝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恢复毛等国民党党籍的决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410—413、第484—485页；《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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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直至否认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如因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明确拒绝在武汉发表毛《论持久战》的文章；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直截了当地对延安方面进行批评；要求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一面公开发表声明否认张闻天是中共总书记，一面以个人名义发表所谓《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以陈、周、博(后加凯丰)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的意见；反对毛泽东关于应当赞助国民党组织三青团，争取各党派共同加入的主张；等。特别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又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公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的问题，认为张、毛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早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对王明必欲在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设一个“书记”的职务感到不安。一方面王明明显地取代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刚刚树立起来的权威，另一方面他一边宣布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提议树立各国主要负责人的威信，一边又提出要在党内建立“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说二者不相冲突。结果不仅分了毛泽东的权力，而且还搞出了“主席”、“书记”二重制，“主席”虽列名于前，但“书记”的设立，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有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此后的种种作为，虽打着为“使(毛)威信更大”的幌子，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人数总共十六人，即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项英、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邓发、凯丰、刘少奇、彭德怀。张国焘走后，经常在延安的一度只有毛、张、陈、刘四人，而武汉有时能达到7人，即王、周、博、项、凯、朱、彭。参见前引《延安整风中的王明》；《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6—593页；《陈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月28日）；《陈周博凯致毛洛张康陈电》（1938年3月27—28日），等。《陈周博董叶致书记处并朱彭任林电》，1938年2月9日。却不可免地让毛泽东感到不满。毛泽东后来明确讲：“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王明回国后挑起的中共党内权力之间的纷争，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中共工作。本来王明几次提议派长江局的叶剑英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并索要援助，但在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否定。任弼时并不是王明要派的人，如果注意到任在中央苏区时曾受过打击，背过处分的情况，很容易想象他到莫斯科后会如何汇报王明与延安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据任弼时后来介绍，当他在莫斯科报告党内情况时，关于王明的问题并非是他首先提起的，倒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主动向他询问的。据他说，他在汇报中共工作时，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第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第二是问王明是否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第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介绍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取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介绍说，季米特洛夫听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不好，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共领袖，他早就告诉过王明，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学习，不要去争当领袖。参见《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1939年4月17日）；拙作：《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等。

共产国际领导人这个时候突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这个时候，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王明在莫斯科的扶植者米夫，1937年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反革命，1938年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怀疑。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的问题，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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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任弼时在1938年春赴莫汇报谈及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莫斯科已经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了。在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

1938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会议上，康生、陈云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对毛泽东的指挥时常有所议论的彭德怀等军事领导人也在会上发言，称赞毛泽东十年来“基本上是正确的”。肯定毛泽东是中国党当然的领袖，并且说：“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拾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1938年10月24日）。在这次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中已迅速形成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就连王明也感觉到这种拥毛潮流压力之大，因而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见王明：《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1938年10月29日）。

就形式而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毛泽东的领袖名义问题。这显然同张闻天的态度有关。由于共产国际指示中没有明确提到应当由毛泽东任总书记，仍在名义上“负总责”的张闻天多少还有些“恋栈”，因此对这个问题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曾经向毛泽东提过这个问题，在毛泽东表示推辞后，自己就不再提了，出现这种犹豫态度的原因，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感觉到有变动的必要”，“还不了解使毛泽东同志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对于党的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有何等伟大的意义，”因此当时“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而把这件事轻轻放过去了”。参见张闻天整风笔记，《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6期。

不过，从莫斯科很快转载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并再度专文发表介绍毛泽东生平的传记等情况来看，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见(俄文版)《共产国际》1939年第4期、第6期。在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据他回忆说，自己到了1939年春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了。进入到1940年，他更明确承认毛泽东应当是党的领袖，故几次提出让位，并且在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项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了。

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惊天动地的一页。当年捉蒋后又放蒋，反复声明拥护蒋、服从蒋，最后为了维护蒋个人威信，不惜丢下东北军“负荆请罪”的张学良，更得到许多人的赞誉。以至在今天的不少人看来，明知送蒋回京会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对蒋介石几乎“忠诚”到了“愚”的地步，他是绝对不会有反蒋的念头的。但是，近年来披露的多种档案资料却表明，张学良并非始终坚持“拥蒋抗日”，他一度曾预备联苏联共，实现西北大联合，自成局面，与蒋介石翻脸，并不惜动武。西安事变的发生与此不无关联。究竟如何理解这些新披露的史料，怎样看待张学良反蒋问题？

新近披露的几则史料近些年来，在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中，陆续披露出一些重要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其中，有几则资料颇为引人注目，它们对张学良生平研究和西安事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这几则资料就是：

（一）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就9日晚至10日凌晨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的内容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周恩来在电文中报告，张学良在谈到对蒋介石态度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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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张学良在“九一八”困难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1对蒋问题。他的问题(是)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蒋)。

2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知道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而另干。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期，第3—4页；并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990页。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共党史资料》公布4月11日电时在日期和文字上都有不确之处。首先，公布的日期是1936年4月10日，实际应为4月11日。引文①原文为“他的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公布时的文字整理为：“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但从原文看，“他”(除最后一个“他”)多半应该是指张学良自己，而非指蒋介石。正是因为他的部下现在确有公化，自己现在还很矛盾，因此才有后面的“他现在反蒋做不到”的说法。公布的文字加上两个“蒋”字后，此段原意不免发生了变化。

(二)1936年4月27日，刘鼎就26日晚张学良谈话内容致李克农函。内中用隐语的方式转述了张学良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言论，和他所谈到的行动计划：

1这位老头儿(指张学良)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 。这两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当然，不久以前的一些补剂(指李克农、周恩来在洛川及延安与张学良的谈话)已经发生大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 促进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指蒋介石)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指东北军上上下下的军官)的嘴也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意的布置。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指东北军)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路(指东北军在河北河南的部队)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指他在东北军里的亲信)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指陕甘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领袖如杨虎城等)，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指兰衣社人员)和严老老等(指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爱×(国)”“抗×(日)”话开始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

2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苏联共，分土地的旗帜。其中分四篇内容，约二千来字。内中有一些笑话：每个士兵打回东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起。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中除讲外蒙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将爆发。……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第996—997页。

(三)1936年4月30日，刘鼎就张学良谈话内容致李克农函。内中进一步转述了张学良计划对蒋采取的行动步骤：

他一方面不愿意远在外方的子孙们抓山渡水的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妙；同时他也不愿缺人缺才有害他的生意。另一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外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我已提醒他，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谨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对明日之遭遇么!我提出姑且以一月为期，一方面保持旧病状态，不使加剧；另一方面把一切后事之筹备赶急地先告一段落。如此，才进可以不畏一切，不进也可再作更深切之筹备。彼大以为然。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第998—9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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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张学良上述谈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得知张学良上述谈话内容的共产党人毫不怀疑这是张学良转向抗日反蒋的表示。最早听到张学良谈话的刘鼎不用说了。几天之后，即5月5日、7日、8日陆续得知这一消息的中共各级领导人所得到的认识也都是一样的。

5月5日，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即电告中共中央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7日，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人朱理治也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张学良反蒋决心已下，但要求给他时间并保守秘密。电称：“他希望我们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十一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第1003页。

在接到刘鼎密信和有关报告之后，在5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肯定：“现张由反日的决心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了。基于这种情况，他立即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个以红军和东北军为基础，创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陕、甘、宁、新、蒙大联合，与苏结盟，“战胜蒋日”的重要战略构想。《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6年5月8日。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由此开始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显而易见，正是根据前述新近披露的从4月中旬到4月下旬的几则资料，中共中央当时相信：张学良已经开始转向抗日反蒋了。

但是，今天的一些学者却不这样认为。

长期以来，人们看到、听到的张学良从来都是拥蒋抗日的，充其量也只是主张“逼蒋抗日”的。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也是张学良有力劝说的结果。从申伯纯最早发表的《西安事变纪实》，到全国政协西安事变领导小组组织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一直到1996年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才出版的张友坤等主编的《张学良年谱》，几乎都肯定：张学良是坚持抗日必须联蒋的意见的，中共中央本来坚持抗日反蒋并举的方针，只是在慎重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之后，才改行了逼蒋抗日的正确方针。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8页；西安事变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0页；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7页。这种观念之根深蒂固，使许多人即使在了解到上述资料之后，仍旧不相信张学良有反蒋可能。如新近出版的《张学良年谱》，几乎全文发表了周恩来4月11日报告、刘鼎4月26日和30日密函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张学良年谱》公布的三件文献还有一些错讹之处。如周恩来报告中的“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一段，《张学良年谱》公布时变成了“对苏联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若确降日，他则离开蒋”。另外，前引周电“在国民党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一句，《张学良年谱》发表时的文字多出来一个“吴佩孚”，成了“在国民党要人中，只有吴佩孚，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有力”。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也公布了朱理治进一步证实刘鼎密函关于张学良转向反蒋的电报，但与此同时，它却还是照抄照录以往的说法，称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坚持说“要抗日，不联合蒋介石不行。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不久，中共中央分析了发展着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接受了张的建议，放弃了‘反蒋抗日’的过时口号”。它甚至把延安会谈后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也当成了中共中央接受张学良劝告的证据，称信中关于“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也”的说法，就是“中共中央已决定有条件的联蒋抗日”的表示。见《周恩来致汉卿先生函》，1936年4月22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此种说法最早来自张魁堂，张的原话见于《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4年第4期；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第987、1000页。

不难看出，对于周恩来、刘鼎转述的张学良的上述谈话，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的理解与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解，可以说截然不同。陈铁健先生在《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以下简称陈文)中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共中央当时对张学良上述谈话作出反蒋判断，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写道：“刘鼎与张学良相识是在3月底，仅有过几天的接触，对张了解尚浅。至4月底，刘鼎衔?回洛川，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以不辱使命，故多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张26日晚与刘谈话，推心置腹，情绪冲动，难免有夸张之词。受张的情绪影响，刘在其报告中不免掺入主观的分析。刘以隐语密报，阅报者对其中某些语句，极易作出符合主观需要的估量，从而形成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对策。”陈铁健先生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专门撰文评论拙作，颇多褒奖，对拙作观点基本肯定，惟关于张学良是否反蒋或有否反蒋真心的问题，持有某些不同看法。见陈铁键：《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一厢情愿”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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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陈文所说造成中共中央“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对策”的理由，似乎有让人生疑之处。

首先，陈文在强调张学良4月26日晚谈话“情绪冲动”，说法“夸张”时，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张学良这时与中共代表已有多次谈话，每次谈话均在数小时以上，最长的延安会谈长达6小时之久，几乎是无话不谈，而26日晚据刘鼎报告却只是“短简的一段谈话”，并且主要是张学良自己谈。为什么数小时的谈话和劝说都不能使张学良“推心置腹，情绪冲动”，只“短简的一段话”，张学良就能够在相识尚浅的刘鼎面前“冲动”起来?陈文说：刘鼎带来的周恩来亲笔信中“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一句“打动了张学良”，这也只是作者的主观判断或主观分析，似不足为凭。何况此前毛泽东、彭德怀与张学良通电中早有类似的劝告，周恩来在延安天主堂委婉解释反蒋之必要，又焉知不会有如此说法?因此，简单地说张学良当晚谈话是“情绪冲动”下夸大其词的产物，似乎不足以服人。

其次，陈文对刘鼎带着“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的主观愿望，“多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误把张学良“情绪冲动”下的过激之词当成张真实想法的批评，逻辑上似难以成立。事情很清楚，这个时候与张学良谈话的共产党人没有不带着“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的愿望的，他们自然也多会“从‘反蒋’的角度审视张的言行”，但除了刘鼎这次以外，他们中的人并没有谁因为有了这种愿望和角度，就只抓住张学良的只言片语，主观地判断张学良已有了反蒋意向和决心。恰恰相反，他们的报告通常都相当谨慎。从1月20日第一次洛川会谈后李克农的报告可知，当时张学良是力劝共产党拥蒋抗日，放弃苏维埃和暴动政策的，其拥蒋态度鲜明，双方围绕对蒋的态度曾小有争执。而3月5日第二次洛川会谈时，李克农虽根据中共中央训令，准备好一套与张辩论的说辞，想不到张学良却不再提起对蒋问题和中共政策问题。尽管这显示张对蒋态度已有变化，但不论是李克农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因此把张学良算作是自己的盟友。在3月下旬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只是把张学良看成是中间力量，相信其可以反日，赞同联苏联共，但仍属于民族改良主义者，不会同意中共的政策方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36年3月27日。至4月上旬末第三次延安会谈时，周恩来再提反蒋必要，张学良已不拒绝与争论，只表示“现在反蒋做不到”，但承认，蒋介石左右亲日派太多，在对日问题上表现得很矛盾，不是没有降日可能，故他要做两手准备。这显示张学良实已有了反蒋的希望与可能。然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报告的结论仍旧相当客观，称：张“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1)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2)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开展；(3)或蒋介石急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第989—990页。显然，报告者有“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的主观愿望，和容易“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的倾向，并不等于一定会产生错误判断。何况，刘鼎亲自参加了刚刚举行不久的延安会谈，他很清楚张学良对蒋的态度和周恩来的判断，张学良26日晚的谈话如果与延安会谈中的谈话相比没有重大变化，他也不会发出惊叹。至少在他看来，张学良的这个变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几乎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地进步着”，远比他临从瓦窑堡出来时周恩来等人估计的要“短促”得多。这时周恩来、刘鼎以及共产党人期待的，意想不到如此“短促”的张学良“一日千里”的“进步”是什么?不正是反蒋吗?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第996页。比较李克农、周恩来与刘鼎的报告，或可看出，我们很难简单地因为刘鼎“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和“多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就断定他一定判断失误。

再者，陈文说：因为刘鼎报告使用隐语，因此中共中央阅报时“对其中某些语句，极易作出符合主观需要的估量，从而形成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对策”，似乎也难以成为理由。第一，就逻辑而言，或者是刘鼎误解了张学良的意图，或者是中共中央误解了刘鼎传递的信息，二者应居其一。说刘鼎误解了张学良的意图，中共中央又误解了刘鼎传递的信息，让人费解。第二，就事实而言，刘鼎密函使用的也并非都是隐语，他对《活路》小册子内容的说明就是一例。对此，陈文其实是了解的陈文不止一次地引用了刘鼎对《活路》小册子的说明文字。，但在说明自己的观点时却忽略了这一情况。可以肯定，如果说阅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理解密函中所谓“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因此他不得不“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要干就彻底干”等隐语时，可能不易准确理解张学良原话的本意，那么，它在理解刘鼎报告《活路》小册子内容的时候，是不可能受隐语误导的。刘鼎关于这本小册子的报告把张学良想要干什么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刘鼎称：《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苏联共、分土地的旗帜”；主张在苏联和蒙古的援助下，“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气，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对这样一个连刘鼎都觉得太过乐观的小册子，张学良却表示：这是“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成”，“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显而易见，把密函中的那些所谓隐语同这里的大白话联系起来，是不难看出那些隐语的意思的。说中共中央因为刘鼎密函中的隐语和自己的“主观需要”，误解了张学良本意，“形成了一厢情愿的判断”，是不是武断了些?

“自成局面”辩究竟刘鼎和中共中央当年是否误解了张学良的本意，是以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张学良本意为标准的。而不少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刘鼎和中共中央误解了张学良的本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刘鼎信中所传递的那些信息是不准确的，而他们的理解才是准确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刘鼎信中的那些隐语的呢?

1931年张学良（左三）出席蒋介石的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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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陈文为例。陈文确信，刘鼎所谓张学良准备“硬干”、“彻底干”、“和大老板打一架”的说法，只不过是张学良“力求摆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束缚，勇敢地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的一种设想，并不含有与蒋分道扬镳乃至反蒋之意。为了证明这一点，陈文甚至把“张学良自1936年1月接见被红军俘而释归的高福源，随即与李克农举行洛川会谈，继之与周恩来进行延安会谈”，都说成是“张学良早有在西北另立局面的准备和行动”，而非延安会谈后才有的“突然”的“惊人”之举。这等于说，还在张学良第一次洛川会谈力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方针时，他就已经密谋在西北“自成局面”了。既然密谋“自成局面”发生在张学良还决心拥蒋之时，它当然不应含有反蒋之义。

但是，在有关张学良密谋“自成局面”、“硬干”、“彻底干”，不惜“和大老板打一架”的种种资料披露之后，要想根本否认张学良有反蒋之意，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们便能够看到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就像前述《张学良年谱》一面公布张学良密谋的有关文件，一面继续照录张学良力劝中共放弃反蒋主张的说辞一样，陈文一面强调“硬干”、“彻底干”、“和大老板打一架”只不过是“力求摆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束缚，勇敢地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绝口不提反蒋二字，一面却有些含糊其辞地承认：张学良那个“辞而另立”的计划，半年之后确是准备在苏联的帮助下，联络西北和华北地方实力派“自成局面”，公开联共联红，揭旗抗日。而那时，“如果蒋介石能够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他就拥蒋抗日，即刘鼎所谓‘捧大老板登峰造极’说刘鼎所谓“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即是“拥蒋抗日”之意，与刘鼎原意大相径庭。原句为“据老头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外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稍加分析即可看出，张学良这里所说的“捧大老板登峰造极”，是故意使劲儿吹捧蒋介石的意思，目的是在暗中准备11月起事的同时，取信于或者不妨说是欺骗蒋介石的一种手段，并非真的要“拥蒋抗日”。对此刘鼎在另一封密函上说得更明白，他说：张学良之所以要拖半年才起事，“一方面(是)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才可以见得到新爱人(指中共)的老亲们(指苏联)的表示”。。如此，则既可联共抗日，又不必冒险反蒋，实为两全之策”。那么，如果蒋介石不改弦更张怎么办?陈文到这里戛然而止，没有了下文。但在逻辑上这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蒋介石能够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他就拥蒋抗日；如果蒋介石不改弦更张，不停止内战，张学良就不得不“冒险反蒋”。不知这样来诠释是否符合陈文的意思?假如符合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刘鼎以及中共中央当年的认识是“主观的分析”和“一厢情愿的判断”呢?

事实上，张学良的那个“辞而另立”的“自成局面”的计划，就是准备“冒险反蒋”的计划。什么“硬干”也好，“彻底干”也好，“辞而另立”也好，“自成局面”也好，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反蒋。就像周恩来在其报告中谈论张学良“揭旗抗日”的条件一样，即使没有用“反蒋”这个字眼儿，那个时候谁能不清楚“揭旗抗日”这四个字的涵义呢?凡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历史的人很少不知道，那个时候某几个地方实力派要“自成局面”，不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打出什么样的旗号，结果会是什么，都必定要走反蒋的路。因为蒋是中央，不反中央不能“自成局面”。1933年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用说了，1934年十九路军的福建人民政府不用说了，就是1936年6月由西南政务委员会发动的两广事变，表面上“请缨抗战”，其实不也是要“反蒋抗日”吗?在那个年代，张学良既要“自成局面”，又要拥蒋，这可能吗?一言以蔽之，所谓“勇敢地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说到底也就是反蒋。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讳言“反蒋”这两个字。

“政见之争”辩在众多相关史料披露之后，要根本否认张学良曾有意反蒋，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与《张学良年谱》自相矛盾的写法相比，应该说陈文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尽管陈文坚持不把张学良那个“自成局面”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与抗日反蒋划等号，但是它毕竟在文章中讨论了“关于中共与张学良‘反蒋’之比较”，承认“1935年后，张对蒋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有一个“张之‘反蒋’”问题存在。不过，陈文这里的表述仍旧是值得讨论的。

陈文怎样谈论“张之‘反蒋’”问题呢?它说：“所谓张之‘反蒋’，纯属客观作用。就主观上说，1935年后，张对蒋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他仍以拥?、劝蒋、谏蒋为第一，即使有疑蒋之念，亦仅属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并无个人恩怨，更无深仇大恨。可以说，张有对蒋批判之意，而无加害之心。”纵使最后捉蒋，亦“终不脱政见之争范围”。

对此，有几点需要讨论。第一，如果“张之‘反蒋’，纯属客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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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主观上”“张对蒋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何解?所谓“矛盾状态”难道不是指张学良在拥蒋与反蒋之间犹豫不决?“纯属客观作用”，是否说“张之‘反蒋’”全然外力所迫，与张无涉?第二，既肯定张有“反蒋”问题，何以一涉及到对蒋问题时又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断定张之对蒋始终是“以拥蒋、劝蒋、谏蒋为第一”，似乎“张之‘反蒋’”充其量也不过是“即使有疑蒋之念”、“有对蒋批判之意”。“即使”者，未必真有之意也。“疑蒋之念”都未必有，又何来“张之‘反蒋’”?第三，所谓张蒋矛盾“仅属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并无个人恩怨，更无深仇大恨”，何解?反蒋一定要有“个人恩怨”、“深仇大恨”?仅因“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就不会反蒋?

显然，说来说去，陈文虽难以否认张学良存在反蒋事实，但感情上仍难以接受，故而多方为张解释开脱，避之唯恐不及。只是如此说明，反会让人如入五里雾中，并无助于理解问题。坦率地说，张学良反蒋既有言论(对刘鼎等人谈话)，又有行动(在西北自成局面之计划)，并没有谁拿枪指着他的脑袋逼着他说，逼着他做，如何说没有他个人的作用在里面?其实，即使只是承认张学良有“疑蒋之念”和“对蒋批判之意”，也就等于承认张学良主观上存在着反蒋的思想因素，“张之‘反蒋’，纯为客观作用”即不成立。至于说张与蒋“并无个人恩怨”，因此不会反蒋，则同样不通。陈文既然明确表示同意说张学良“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51页。，这岂不等于承认张蒋之间当时就存在着某种“个人恩怨”?况且刘鼎密函对此也有所披露，函称：张学良已几次谈到：“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必须“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等等。这些话足以说明张学良当时对蒋介石确有相当不满。把它们同张学良主动提出的关于“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的种种“自成局面”的设想联系起来，应当不难看出，张学良反蒋并非“纯属客观作用”。当然，从张学良以后未因其个人及东北军的遭遇根本放弃劝蒋、谏蒋的情况来看，“个人恩怨”在张学良反蒋问题上未必起关键作用。但不能因此即断言张蒋之矛盾“终不脱政见之范围”，更不能说“仅属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就不会反蒋，非要有“个人恩怨”、“深仇大恨”才会反蒋。历史上从汪精卫、胡汉民，到冯玉祥、阎锡山、吉鸿昌、方振武、陈铭枢、蔡廷锴、陈济棠、李宗仁等等，哪个没有反过蒋，他们最初有几个是因为“个人恩怨”和“深仇大恨”而反蒋的呢?

在这里，不能不谈到陈文观念上的一个误区，即认为反蒋定会存“加害之心”，“必欲诛之杀之”。因为张学良对蒋向“无加害之心”，所以其虽有“硬干”、“彻底干”、乃至“打一架”的种种说法，也不能说是“反蒋”，因为找不到张有“加害之心”的证据。故陈文每遇张学良有疑蒋、恶蒋、反蒋说法之处，必定为之解释开脱。殊不知，反蒋既非一定要有“个人恩怨”或“深仇大恨”，因而也未必一定要存“加害之心”，非“诛之杀之”不成反蒋。陈文引用张学良在蒋逝世后挽蒋联：“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来证明张学良对蒋之“忠诚”，然而此联亦恰恰可以说明，即使仅仅因为“政见之争”，仍然可以成为仇敌，这与加害与否无关。张学良所谓“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就是告诉世人，他是因为什么走上与蒋为敌的反蒋道路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是什么呢?就是“攘外必先安内”，还是“非攘外不足以安内”。蒋介石顽固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而张学良则逐渐认识到，要等到蒋介石的“安内”统一实现才去抗日，他的东北军也在内战中消耗光了。从根本上说，双方的矛盾冲突并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什么时候抗日，也就是先抗日还是先统一的问题。陈文举周恩来报告关于张学良“揭旗抗日”三条件来说明张学良绝无揭旗反蒋可能，其中一条就是“蒋介石‘降日卖国’，事实上并不存在”，“谈何揭旗抗日?”如此论证似不妥当。因为即使到西安事变，张学良也未必是因为认定蒋介石“降日卖国”才铤而走险的。

“政见之争”是否会导致张学良与蒋介石反目为仇，只要看一看这种矛盾冲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命运会有何种影响就清楚了。从张学良的角度来看，他“既不信任国民党南京当局有抗战决心，又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在陕北与红军交战东北军接连两个多师被歼，南京又取消了被歼部队番号之后，他自然会怀疑继续按照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打下去对东北军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事情很明显，等到东北军在内战中损失殆尽，他拿什么去面对那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东北父老乡亲？！拿什么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所以会慨叹“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很明显就是由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到进一步怀疑蒋介石为了统一而对东北军居心不良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当然会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进而为东北军前途另谋出路了。

作为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承担着丢弃东北四省的罪责和带领那些背井离乡的东北人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使命。不论张学良与蒋介石有多大的矛盾，只要蒋介石有助于他保全东北军和收复东北失地，即使他个人遭受任何损失，张学良都不会与蒋介石反目为仇。但问题是，张早已看出，不仅蒋介石不能也不想保全他的东北军，甚至也不会帮助他收复东北。一来，正如张学良对周恩来所说，蒋之左右亲日派太多，下抗日决心太难，最终会否抗日他亦不能打保票。二来，国民党高层中人多半“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抗日不积极，争权夺利却无所不用其极。结果是共产党打不尽，自己还内讧不已，如此等下去，抗日岂非河清无日?三来，蒋介石一向主张量国力而行，近年来已多次强调“东北四省向有特殊情形，不是革命军势力所能达到”，“当留待东亚问题全部之解决”方可解决。分别见蒋中正：《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1933年5月8日）；蒋中正：《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1934年6月16日），《蒋总统集》(一)，第624、722页。既然如此，即使有朝一日蒋被迫决心抗日，以他的实力他又如何会打出关外去?即使敢打，又如何能有获胜的可能?既然等蒋抗日无期，收复东北更难指望，蒋反而通过内战逐渐将东北军消灭于无形，张学良不设法自成局面，另谋出路，又待何时!

总而言之，在张学良与蒋介石，和张学良与东北军这一三角关系中，张学良更看重的是东北军，而非蒋介石。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以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的作用为转移的。蒋介石的政策有利于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张学良就拥蒋；蒋介石的政策不利于甚至危害到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张学良就会反蒋。张学良后来几次讲：“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情都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了力量”。但“我有两个最好最精锐的师统统打光了。我很痛心，除了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请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重编两师部队，但中央未拨抚恤，两师番号也予撤消”。“中央不发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我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与自悔自责之深，心情很沉重，令我昼夜难安。”《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1990年8月）；《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谈话》（1991年4月25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1165，1185页。这就是张学良当时所处的利害关系。离开了这一基本的利害关系看问题，简单地把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的经过概括为“不惜脱离东北军这条命根”，并据此论定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高于他对东北军的重视，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事实上，张学良西安事变后送蒋回京，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与原因，用“不惜脱离东北军这条命根”来概括张学良这一举动的动机，也不准确。因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具体说明张学良事变后送蒋回京的背景与原因。但可以略加提示的是，张学良送蒋回京时以及到南京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想到过他会再也回不了东北军。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五章《从革命到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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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反蒋”辩张学良有反蒋的可能与意图，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反蒋的决心呢?这一点也是目前颇值得研究和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不少注意到新披露史料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往往并不否认张学良确实曾经表现出对蒋介石强烈的不满态度，承认张确有反蒋的倾向和意图，但如果具体说张学良有过反蒋决心，却往往难于接受。在这方面，陈文的观点亦有代表性。如陈文即明确讲：4月26日的谈话，只不过是张学良“情绪冲动”时的“夸张之词”，稍一冷静下来，他就变了。陈文称：“张学良决心‘硬干’的愤激之词，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5月2日刘鼎密报中就说张学良‘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他既恋着共产党，又舍不得蒋介石，不要说‘决心反蒋’，即使是‘另立局面’‘揭旗抗日’也还是纸上谈兵。直到这时，刘鼎才算是摸到了张学良的真正心态。”陈文在列举了不同时期张学良“拥护领袖”的豪言壮语之后，断言：“张学良本有拥蒋真意，而无反蒋决心”，因为“张学良对蒋介石改变国策、领导抗日始终抱有真诚的期望”。

在了解了张学良有“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捧大老板登峰造极”的预谋之后，我们当然不会把张学良那些公开的拥蒋言论当作判断其对蒋态度真诚与否的一种根据。实际上，张学良有无“拥蒋真意”，是很难从他的公开言论中寻找证据的。至少张学良4月26日对刘鼎的谈话就足以说明，他并非“对蒋介石改变国策、领导抗日始终抱有真诚的期望”。当然，陈文坚持4月26日谈话是“情绪冲动”的产物，并以5月2日刘鼎的报告为依据，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对陈文所说5月2日刘鼎报告张学良态度又有所变化的问题，做些具体的说明。而要这样做，我们似乎必须对4月9日夜与周恩来谈话时的张学良，和4月26日与刘鼎谈话时的张学良，以及26日刘鼎报告中的张学良，与30日刘鼎报告中的张学良，以及到5月2日前后张学良对蒋态度变化的经过略作考察。

前已述及，张学良对蒋的态度根本上是取决于东北军的利益与前途的，1935年10—11月连遭三次失败后，照张学良自己回忆，他已开始怀疑蒋之内战政策，“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产党之念生焉”。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1955年）；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页。之后便有了第一次洛川会谈。因为是想用“和平”办法解决共产党问题，因此当时张曾力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和苏维埃政策。会谈后张即赴南京、上海，在得知与红军作战损失之两师被取消番号备受“刺激”的同时，又先后与为抗议南京政府对日妥协在中山陵前切腹自杀的续范亭，因发表讽刺日本天皇杂文而入狱的《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以及转道苏联返回上海的前东北军抗日将领李杜等讨论东北军前途而深受启发。至2月14日返回西安后，再意外得知南京当局密遣董健吾等赴陕北联络中共，致使张迅速开始与蒋介石离心离德，决心通过中共努力实现联苏抗日目标。于是，第二次洛川会谈时，张学良既不批评中共政策，也不再提拥蒋问题，只致力于解决高层会晤和派代表联苏问题。

二次洛川会谈的时间为3月5日。至3月下旬，张已得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互助协定，这使张备受鼓舞，更重视联苏问题。因为苏联与形式上仍旧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签订这样的条约，显示苏联完全可能给予邻近苏联外蒙的主张抗日的中国区域政治军事实体以实力援助。当时这样看问题的不仅仅是张学良。中共中央同样也相信这是一个信号。毛泽东在5月8日政治局会上就明确讲：“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新资料显示，这之后的张学良与接近中共的高崇民(即刘鼎4月26日报告中所提到的“某”)等专门讨论过东北军的出路问题，他明确同意高崇民等关于联苏联共，以红军为抗日先锋，联络西北、华北各省地方实力派组织西北抗日大联合、自成局面的设想，并赞同高崇民等秘密印刷《活路》小册子。

延安会谈时，面对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劝其反蒋，尚无足够思想准备的张学良还无法下决心，因其虽已有自成局面的想法，但尚未开始进行，距离取得苏联援助的条件尚远，且张还不能肯定苏联是否真的会援助自己。关于苏联与南京间的接触，张早有耳闻。再加上他始终忘不了因为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联人1933年拒绝与他接触的情景，张对苏联人究竟是否会帮助中国抗日，帮助中国究竟会帮助谁均毫无把握。由于既不明苏联态度，手中现在又没有掌握争取苏联援助的任何资本，张学良自然态度含混。但他再三询问：“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并明确告诉周恩来：打通西北，自成局面，他?把握。这已清楚地反映出他需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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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延安会谈显示，张学良虽表示信心十足，但他对自成局面、揭旗反蒋其实并无充分把握，话更多地怕是说给苏联人听的。然而，延安会谈结束没几天，张学良意外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接连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照会，抗议苏联与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紧接着，南京方面更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自1932年底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发展缓慢。至1935年底1936年初，双方交流与商谈才开始日渐密切和深入。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不可免地使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到意外打击。中苏外交谈判的停顿，只会使南京政府在抗日问题上更加退缩。眼看日本不断加紧对中国华北的蚕食，唯一可能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对日态度正渐趋强硬，南京政府却在这个关节眼上不惜搞坏与苏联的关系，这不能不促使张学良萌发了争取苏联转而援助自己的强烈愿望。26日晚刘鼎回到洛川后，张学良所以会突然迫不及待地“很兴奋，很热心”地把他的惊人想法和盘托出，正是这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当然，张学良虽然已经决心自成局面，但他的计划仍旧很小心、很慎重。他很清楚，目前还不是他公然揭旗抗日反蒋的时候。第一，“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还需要相当努力；第二，要“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为强干的打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第三，仅以东北军和红军之力，要对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又要实行抗日，实难想象，因此，他必须要切实得到苏联援助的保证，并争取得到各地反蒋实力派的响应。而此“最低限度的准备”也非易事。因此，即使是在4月26日的谈话中，张学良也并没有“冲动”到语无伦次的地步。尽管在这天晚上“短简的一段谈话中”，他没有谈到他行动的时间表。

与刘鼎谈话两天后，张学良得知中央军入晋阻挡红军东征得手，有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可能，急忙飞往山西太原了解情况，并试图劝阻。张到太原后，向阎锡山、陈诚等力陈陕北苦况，红军必不会在陕北立足，大军入陕给养困难，但阎锡山等坚持要入陕作战。《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出版，第417—418页。眼见陕北将再燃战火，张30日从太原匆匆飞回洛川，当晚就约刘鼎再谈，对形势表示忧虑。他一方面发愁身边可用之人太少，又不能从外面或红军中调用，因此准备西北发动将费时费事；另一方面也担心夜长梦多，行动被蒋侦知，“先来下他的毒手”，因太原之行他已了解到前次在洛川会见李克农事已经泄露。徐永昌记，杨虎城、阎锡山及在山西的国民党高层这时均已知悉张学良与中共代表举行过“洛川会议”，且有人怀疑张已与红军暗中勾结。参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79、412页。另5月初张学良与上海来陕之中共人员周建屏谈话时也特别提到这一情况，并说上海、南京均已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洛川开会”事。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第1003页。但即便如此，张决心不变，仍坚决表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这段话刘鼎特别加注引号，说明是张学良原话。

为什么要牵延到11月再动手呢？刘鼎对此颇不理解。国民党中央军已开入陕甘，一旦中央军大批介入，东北军届时必将处境困难，那时再与蒋翻脸，谈何容易！况且，刘鼎也不能不担心张学良这种表面文章能够做多久。因此，他一再告诫张学良：“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力主“先以一月为期”，“加速一切动作”，张虽“大以为然”，但对一月之后即行起事，坚不松口，并且生怕再泄露秘密，对刘鼎外出行动也颇多限制。弄得性急的刘鼎多少有些烦言：其实这件事东北军上上下下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但她还要……”“顾虑暴露秘密”，使双方关系象“偷汉子”似的，真是不可理解!因此，刘5月2日报告认为：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但是，这是不是像陈文所说，“张学良决心‘硬干’的愤激之词，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就变卦了呢?当然不是。听张学良多次解释后，刘鼎明确讲：张学良“所谓舍不得旧”，并不是像陈文所说的“舍不得蒋介石”，而是“还想最后从他家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渡岁月”。即是说，为了今后“同新爱人渡岁月”，他除了想要“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以外，还必须预先做好金钱和物资等方面的各种准备。所谓“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就是指中共背后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他相信，最快也要花半年时间来联络和取得莫斯科方面的明确表态。至于“同新爱人渡岁月”需要大量物资钱财，深知陕甘物质条件和红军窘况的张学良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从后来张把大批武器弹药和钱财陆续从平津、武汉、上海转移到西安和平凉地区，到西安事变时他胸有成竹地告诉中共中央：各种物资金钱和武器弹药坚持几个月不成问题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336页。的情况看，可知张此言不虚，也确属必要。从张学良的以上表示和准备看，说张这时已经变卦，“不要说‘决心反蒋’，即使是‘另立局面’‘揭旗抗日’也还是纸上谈兵”，恐怕是缺乏根据的。刘鼎报告表明，张的计划未曾稍变，而且态度十分明确，即他的一切准备，都是为着到11月好“宣布新的同居”。这里所说的“同新爱人渡岁月”，“宣布新的同居”等等，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张学良这个时候确实曾经“决心反蒋”吗?什么叫“同新爱人渡岁月”?什么叫“新的同居”?不就是与蒋介石决裂，公开站到中共和红军一边来的意思吗?如果这话说得还不明白，那么刘鼎回忆张学良当年的说法应该是再明白没有的了，那就是，到时候要“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见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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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真的不急吗?

张学良从有心反蒋，到公开向中共表白其反蒋决心，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到4月底5月初可以说双方已就此达成共识。5月12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与张学良再度会谈于延安。不论今天的研究者对刘鼎4月底5月初报告的内容做何种理解，此次会谈后，经过周恩来与张学良当面交谈，至少中共中央已得出结论：张学良决心反蒋已不成问题。一周之后，中共中央在给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领导人，以及给张学良、王以哲的电报中都已明确讲：已与张学良商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行动计划，“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惟“准备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朱、张、徐、陈、任、贺、肖、关、夏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电》（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149页；《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致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1936年5月25日），《文献和研究》1988年第5期。6月初，基于西南方面广东、广西两省地方实力派联手发动抗日反蒋，中共中央相信东北军与红军加速准备，提前行动，起而配合，“此其时也”，故专门拟定行动计划书，提交张学良以“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实现”。据6月16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报说明：“我们与东北军间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页。不难判断，如果张学良在二次延安会谈时没有表明坚决的反蒋态度，中共中央是不会如此信心十足并且紧锣密鼓地推动这一以东北军控制的兰州为大本营的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

但是，陈文对此仍旧提出了疑问：正当中共中央加紧推动张学良“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时，“张学良到哪里去了?”根据陈文开列的时间表：6月10日，张驾机离开西安往兰州，11日转飞南京，20日回西安，7月7日再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至24日返西安。“此时，作为事变主角的广东一方已被蒋介石完全瓦解。中共中央准备迅速以西北发动来响应两广事变的计划 ，自然搁浅”。在陈文看来，从“两广事变中中共与张学良的急与不急”似乎也可以证明，张其实并不打算反蒋。不过，陈文这里开列的时间表，多少有些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从6月20日到7月7日之间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

张学良6月10日在西安见到了中共中央派赴莫斯科的代表邓发，并接到了中共中央为配合两广事变而提出的行动计划书。据刘鼎报告，张与邓发纵谈良久，彼此称快。而当天张学良迫不及待地亲自驾机送邓发到兰州，又打电报又写信给新疆的盛世才请妥为关照。第二天张又匆匆赶往南京，以考察两广事变真相和南京以及各方之动向。这一系列紧张的活动和积极的反应，均可看出，张学良对中共提出的加紧配合两广发动的行动计划并非毫不动心。

张学良6月中旬在南京、上海四处活动，了解形势一周，明显对因两广事变而兴起的抗日舆论看好，信心增加。20日，张又赶回西安，匆匆准备一天后，前往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他那篇题为《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著名演说，大谈：“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968—980页。在西南方面正高举抗日大旗公开反蒋之际，张学良在西安发表空前激烈的抗日讲演，其目的何在，似不难明了。

从王曲回西安后，张学良很快找刘鼎密谈，明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问题。从刘鼎事后报告可以看出：西南事变起后，北方韩复榘和宋哲元等都暗中商量响应，并试图拉张入伙，张亦愿意与谈。同时为加速准备计，张学良已不再如过去那样害怕暴露秘密，而是主动提出要中共帮助训练干部，甚至要中共为其配备发报人员，以便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系（过去都是利用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部电台)。与此同时，张要求加入中共，并请求中共中央派专人前来帮助他。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10—111页。

刘鼎电告中央张学良有入党要求的时间为6月30日。这时两广与南京之间仍在相持之中，形势尚未变为对两广不利。由此可知当时张学良之心态。当然，张学良之要求入党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争取苏联信任和支持的一种做法，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已下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不顾一切与中共和红军一起来发动西北国防政府。忽略这样重要的事实，断言对响应两广事变中共急而张不急，明显不妥。其实，有关这时张学良准备响应两广事变的情况，在不少当事人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据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等回忆，这时张、杨二人已经暗中商议了一个响应两广事变的行动计划，计划甚至已经考虑到了兴兵讨蒋的具体步骤。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136页。正是因为张学良下了如此大的决心，当7月上旬得知广东陈济棠的空军被蒋拉走，广东军队内部开始动摇，整个形势迅速转为对两广不利时，我们才能够理解刘鼎在回忆录中给我们讲的那个让人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据刘鼎说，7月初，张学良突然把他找去，对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蒋介石“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全国各党派各部队都斗不过蒋介石，只有共产党能与之抗衡”。“不如明着跟你们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参见《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从掌握的资料看，刘鼎与张谈后确实乘张的飞机赶往延安，然后又从延安前往安塞，在7月5日与早几天就等在那里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见了面。听到刘鼎报告后，毛泽东对加紧西北发动问题显然更具信心。他在第二天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称：“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7月6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56页。由上不难看出，说两广事变发生后，“面对中共方面的急切和热烈，张学良却异乎寻常地沉稳和冷静”，中共急他不急，是不确切的。事情很明显，张学良这次多半想破釜沉舟地干一场。要不是两广失败得太快，另一种形式的西安事变恐怕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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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反蒋与不反蒋张学良要“自成局面”，就必定要准备反蒋；而他公开联苏联共、揭旗抗日的结果，也必然走到反蒋。因此，张学良在1936年曾一度决心反蒋当属无疑。但是，正如前述，张学良之反蒋纯因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而起，而这个时候的东北军非抗日则无出路，故张学良之反蒋其实是反蒋之以内战拖延抗日，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非反对蒋介石个人。就此而论，张学良可以说是又反蒋又不反蒋。如果蒋介石能够迅速走向抗日，如果他发现蒋介石正在改取联苏联共的政策，那么，他注定会放弃自成局面的企图。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张学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影响下，由‘拥蒋’走向‘反蒋’”的结果。首先，无论有没有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影响，像当时诸多反蒋派别一样，张学良若发现蒋介石有使东北军在内战中逐渐消耗和瓦解的任何意图，他都会由“拥蒋”走向“反蒋”。这与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历史上的张学良也并非简单地从“拥蒋”就走向了“反蒋”，直至弄出个西安事变。陈文在讨论拙作时，提出了一个论点，即：“贯穿《新探》全书之义，就是张学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影响下，由‘拥蒋’走向‘反蒋’，终至引发西安事变”。但此说似与拙作立意及解说不符。应当看到，张之反蒋，并非没有变化。

7月24日，张学良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回到西安，曾一度与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商谈过西北发动问题。中共中央8月9日有一长信，托潘汉年来西安转交张学良，并进一步细商西北发动的行动部署。按照中共中央的提议，东北军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但8月中旬潘汉年到西安后，张学良却一连几天托病不见。反复催促后，张才在8月21日和24日晚与潘汉年密谈了两次。但谈话结果显示，张虽然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长信所提一切基本问题，对于具体落实却犹豫不决。直接电台未建立；要中共派干部事一推再推；就连红军要求其部队在甘北让道事，也吞吞吐吐，不能痛快答应，说是任凭红军去打，他愿意牺牲少数部队，以免秘密外泄，“落证据给蒋”。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48—150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月29日。

8月29日，张意外得知中央军一部突然不打招呼直开西安三原一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侦探当晚又公然密捕与东北军联系密切的东北籍激进分子，这使得张怀疑蒋已侦知一切，准备对自己下手。因此，张对中共的态度又转趋积极。在派兵一举抄了省党部，夺回被捕之人以后，张次日晚即约潘谈，终于下决心说出了自己这一段的顾虑所在。据张讲：他参加二中全会时，蒋亲自向他表示过想要联苏，张乘机提出又要抗日又要打红军是不行的，蒋很神秘地向他看看说，不用着急，将来他有办法的。会上，蒋廷黻曾两次找他，要他出面向蒋提出联苏容共建议，蒋廷黻自己还不敢提，似乎蒋介石还没有下此决心。故会后张学良虽已有所顾虑，回西安后仍与潘讨论过西北发动问题。想不到，不足一月，南京已决定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这说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都有新的变动，意图联苏联共的迹象已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他张学良自然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了。潘报告说：“他正是因为蒋有可能与我们妥协，所以怕做得太难看，使得蒋说他投机而不满意他，或者误会他要与蒋争一日之长短”。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54页。不管潘汉年如何开导张学良，如果蒋介石真的有意联苏联共实行抗日，他无论于情于理确实都不宜再树异帜。如仍旧继续加紧准备西北发动，弄到尽人皆知的地步，即所谓“做得太难看”，势必给人以“投机”的感觉，甚至对中国抗日的发动会产生反作用也说不定。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的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道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9月间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决定改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并发布致国民党中央公开信之后，张学良立即要刘鼎转告中共中央：他“对那个信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84页。从此，张学良放弃反蒋，转取劝蒋、谏蒋的方式，极力配合中共逼蒋抗日。至于后来蒋迟迟拖延联苏，并且不惜大举进剿陕北红军，再度使张学良和东北军陷于危险境地，迫使张铤而走险，发动西安事变，是为后话，限于篇幅，似可略去不提了。但不难判断的是，西安事变的发生，确与张学良此前的种种反蒋企图与准备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只是，在经过了劝蒋、谏蒋和逼蒋阶段之后，它已经很难简单地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反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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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蒋介石（右）第四次到西安时与张学良（左）、杨虎城（中）合影。

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对于似谜似雾般的西安事变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各种权威的与不权威的，当事的与不当事的，沾边的与不沾边的，都加入到对事变的评头品足当中来了，结果是各种亲历记和回忆录汗牛充栋，越俎代庖，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反而不被研究者所重视，弄得在不少问题上，人们如今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反倒是越来越远了。像当年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其在事变期间的态度变化，以及事变解决的经过与结果等，就多少有些解释得走样了。

1934年，到访南京的张学良，右为何应钦。

张学良曾经动摇悔悟过吗?

张学良究竟为什么冒险扣蒋，又转而决定放蒋，说法甚多，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就是把张学良说成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其1936年，张学良和蒋介石。

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12月14日“日记”中记述的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了。据蒋说，当日晨张学良泪流满面而来，半晌无语，自行退去。正午又来，再流泪称：

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如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79页。

按照蒋介石的这一说法，张学良自事变之次日，即13日就已经读过蒋介石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早在秘密准备抗日，因而开始悔悟，决心全力保护蒋介石并千方百计要将蒋安全送回南京。于是，更衍生出一些极端的说法，说张学良一再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与杨虎城不同；张学良当时主和，杨虎城主战；张学良竭力保蒋安全，杨虎城坚持扣蒋甚至试图对蒋不利，等等。这样一些说法还可以在蒋鼎文的回忆以及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和王禹廷著《细说西安事变》等文章和书中找到。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在延安迎接归来的周恩来。

此种说法虽有张学良20世纪50年代发表之《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但因蒋、张两文均系事后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颇足怀疑。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而且，纵使真有蒋介石准备抗日之日记及相关之文件存在，其对张学良思想触动如何，亦值得考虑。因为，还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宣述参部对日计划”，转见徐永昌1935年10月15日日记，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94年版。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有表示一旦到“最后关头”一定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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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这些张学良早就一清二楚，他如何会读了蒋准备抗日的日记突然间感动得泪流满面?事实上，蒋介石关于实行抗日行动的“最后关头”，和他自信所能达到的抗日目标，都是以现实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为基础的，依靠蒋介石所准备的抗日行动，不能满足东北军和东北人关于收复失地，重返东北的强烈愿望，这一点张更清楚。况且，即使搜查中得到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日记与文件，不可忽略的是，搜查中同样也得到了众所周知的蒋介石写给邵力子的那封压迫张学良部或剿共或南调的亲笔信该信写于12月9日，蒋在信中密嘱邵力子将准备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接替张学良的消息透露给报刊记者。西安华清池五间厅展出之蒋介石亲笔函，并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事变史编写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而蒋对张及东北军的不信任早就“痛伤良之心”，使其“忿怒不已”，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与红军火并更成为激起张学良发动事变的“恶缘”之一，张又如何会只顾蒋之抗日日记，看不到东北军的前途正岌岌可危?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关于蒋介石不信任东北军的情况，还可以证之于徐永昌的日记。徐日记称，10月9日，阎锡山建议徐向蒋介石建议“拉东北军入绥”抗日，徐谓：“东北军作战力薄弱，而军纪太坏，若久戌而敌不至，失尽民心，是用之则所得不偿失”。阎坚持不可，仍要徐请示于蒋。10月17日，徐到杭州见蒋，询以阎先生拟请东北军守绥事，蒋当场否定，称此议不妥。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10月9、17日条。

蒋介石被挟持的地方——西安的华清宫。

其实，说张学良自事变第二天就因为看到蒋介石的日记等转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问题上错怪了蒋，以致与杨在和战及对蒋问题上态度冲突，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第一手文献史料所记述的情况也是完全矛盾的。至于一些研究者坚持说，张学良在12月14日至18日之间“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17日周恩来等来到西安，态度“又突趋强硬”参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98、104－105页。，更是离事实甚远。根据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绝不是那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鲁莽到完全不计后果的人，同样，他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不曾对自己的行为有过悔悟自责、痛不欲生的情况。张学良自始至终都很清楚，其扣蒋行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既包括积极准备为自卫而战，也包括准备不得已时对蒋“取最后手段”，直至“自杀”，或“入山为匪”。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

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战与对蒋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相信要比那些事后整理过的和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加可信和可靠。

12日晨，在张学良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他就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破裂，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3－1054页。

杨虎城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6－1057页。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66－10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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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0页。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而此一事变“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3，1075－1077页。

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与蒋介石“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0－1081页。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放蒋，除非蒋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不仅如此，张学良第一次公开表示赞同“容共之论”，并且开始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提议，当内战爆发，西安被围时，对蒋“行最后手段”。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8页。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提出：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9－1090页。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96－1097页。

20日，张、杨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故一面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为名行欺骗之实，一面号召两军将士准备决一死战。书称，绥远抗战，中央只派出两个师，阎锡山要求调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在绥远的抗战中，中国飞机半架也没有，据中央说是天气太冷，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轰炸，再不管天气冷不冷了。“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而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02－1103页。

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中，显然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仅以张学良14日晚在广播电台的强硬表示与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张学良14日中午痛不欲生的悔悟谈话相比较，就不难让人对蒋介石事后的说法产生严重的疑问。事情很清楚，在14日晚上张学良的公开讲演中，我们不仅完全看不到蒋介石后来所说的那种悔悟表示，而且就是在对张学良始终强调的绝对保证蒋介石个人安全的问题上，其态度也是不那么确定的。张学良在讲演中含蓄地表示，无论是对整个事变之解决，或是最关键的处置蒋的问题，他都主张“一切办法，决诸公论”。至于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张学良这时的态度更是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假若南京方面“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张将不惜视之为“全国之公敌”而与其“誓死周旋”。换言之，张将不再承认其为正统，而必欲将此全国公敌推倒之。试问，说张学良在14日中午对蒋痛哭流涕，悔悟自新，当晚又对全国民众慷慨激昂地公开宣告，决心与敢于褫夺其权力的南京政府“誓死周旋”，甚至准备将蒋之命运“决诸公论”，这是否能让人信服呢？再对照张、杨20日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其为达到事变目的，不惜以战争为抗日“清道”的态度，与其14日之态度事实上不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理由说，张学良曾经因读蒋介石的日记或文件改变过自己的主张？又有什么根据说，张学良曾经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所争的是政治主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虑”，正是因为他坚信此举对国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因此，他既不是鲁莽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主张实现，捐七尺之躯亦在所不惜；若主张不能实现，纵使因此爆发内战，对蒋“行最后手段”，战败“自杀”、“入山为匪”也义无反顾。那种认为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并无固定的政治主张，因而事变后因情势与想象不同而左右摇摆，也是说不通的。

5

张学良的政治诉求是什么?

要想真正搞清楚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他是不是因为事变后的困境改变了他的初衷，他最后究竟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都必须要弄清楚张学良发动事变的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

张学良的基本政治诉求是怎样的呢？其实就是张、杨在事变当日公开通电中提出的那八项政治主张。即：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5页。

在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很少有研究者真正重视过这八项主张。其实，只要注意到这八项主张，就不难看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是近一年来共产党人一直在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它远远地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几乎是在直截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不难想见，即使是张学良本人，大概也不会奢望，只要把枪口对着蒋介石的头，就能够使其就范吧。何况，蒋不久前刚向张学良讲过，即使共产党当面用枪指着他，他也绝不会与共产党妥协。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日记记述说，蒋当时对主张和共的张学良说：“使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参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因此，张学良固然从事变开始就一再表示，他此举“对事而非对人”，拘蒋只为迫其觉悟，放弃过去主张，积极实行抗日，但无可怀疑的是，张学良提出八项主张，既非一时间头脑发热，也不是装门面做样子，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蒋之自由必以主张实现为前提，并反复劝蒋接受条件，即使是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也多次谈到张学良再三要蒋接受八项主张的情况。正显示他除了“兵谏”以外，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和准备。

《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张学良究竟还准备做什么?也就是说，万一蒋介石坚持不在枪口下妥协，万一南京政府坚持诉诸武力，迫使他不得不像他在12月17日当面答应周恩来的那样，对蒋“行最后手段”之后，他准备怎么办?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准备“入山为匪”，或者“和红军一起打游击”。据《刘鼎札记》称，1936年7月初，张学良曾准备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合在一起，放开手干，以免遭蒋介石的暗算。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68—169页。刘鼎在这里回忆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时间上差了两个月。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2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还在1936年4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就已经在谈论是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了。参见《周恩来致洛、毛、彭电》（1936年4月11日），其中周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到1936年6月底，张更进一步提出了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参见拙作：《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其后，共产国际虽然没有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请求，但张学良仍始终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注意到这些重要的背景情况，就很容易理解张学良提出八项政治主张的原因，也就不难想象张除了“兵谏”以外，还在想些什么。

张学良十分清楚，要成功地发动这样一场重大的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的少数当权派。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最初占了几个呢？

中共与红军的支持是确定无疑的。苏联方面的态度，张最初显然不甚了了。南京政府公开反应强烈，各地方实力派也颇不赞成扣蒋行动，这多少也在张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南京除“亲日派”外，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调和，其内部之分化已显而易见。《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如此算来，在上述三条件中，张学良最初至少占了一半，苏联且为未知数，地方实力派之表示也各有区别，事实上并非真的就支持南京“亲日派”之强硬立场，因此，当周恩来到达西安之际，张学良的估计相当乐观，相信“此间诸事顺利”，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得到苏联的消息了。一旦苏联暗中同情并支持，实际上即可算是大功告成了。

6

的确，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将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张学良这时自然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他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早已尽人皆知。《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64—67页。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的内容也已经公诸于众。不能否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既然在相当程度上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同情与援助，因此，苏联舆论公开的反对态度，不可避免地会使张学良感到不满。但简单地根据这一逻辑关系来判断张学良的反应，甚至说什么张学良因此对共产党也开始表示不满，却未免有些武断。根据当时曾经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一些研究者向我们描述说：当时“最使张学良烦恼的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正在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愤懑。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参见张魁堂：《张学良传》，第208页。

应当了解的是，张学良因为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并且与上海有直接的电台联系，因此，还在他17日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的时候，多半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莫斯科的公开反应了。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当然不是依据几十年后某些当事人的不那么可靠的回忆，而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张学良在询问国际反应时所用的“批评”二字。张学良本来在这里有许多字眼可以选用，像“意见”、“指示”、“看法”、“反应”、“态度”……等等，可他偏偏只选用了“批评”二字。这多半是他得知了12月14日苏联广播和报刊的公开批评之后，所做出的一种本能的选择。但一切细心的读者恐怕不应当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张学良由此对苏联“最感烦恼”、“表情愤懑”。仔细读一读张学良的这封电报我们就会看到，张学良并不是那种轻易会被表象所迷惑的人。试想，如果张学良这时已经对苏联表示“愤懑”，他有必要急切地再去证实这种消息吗？而且，我们在电报中也看不到张学良有任何“愤懑”和“烦恼”的表示，相反，他表现得相当乐观，宣称“此间诸事顺利”。试想，如果张学良把苏联的反应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他还会有这种乐观的表示吗？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对苏联报刊的公开反应固然重视，但他更重视的其实还是内部的意见。也就是说，他并非不了解，外交关系与党的关系其实是两回事；他同样很清楚，“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这封电报里并没有问远方政府的意见如何，而且是特别选用了“国际”一词，希望了解“国际……有何批评”。《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2月17日），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5页。

张学良什么时候了解到来自国际的指示呢？确切的时间应当是：12月21日晚8时。毛泽东在前一天曾经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后者似未收到，第二天同一时间再发，周、张始有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国际来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的电报内容，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即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段话在实质上与苏联报刊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根本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区别于苏联报刊宣传的唯一之点，就是仍旧不那么相信张学良，但并不认为张学良的这次发动带有《真理报》社论所说的日本阴谋的背景。苏联政府的真实态度应该说是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一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时就明确表示：“?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48页。不难想象，如果张学良得知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在对事变的评价问题上如出一辙，其感受必然会相当复杂。问题是，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３期，第78页。

7

我们从上面这段文字和建议中能够看到些什么呢？第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但它并没有否定这次事变，相反，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第二，共产国际赞成张学良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保障人民权利，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并且是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样一封国际来电，对这时备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还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呢？张学良感觉自己的政治诉求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肯定呢，还是根本被误解、被否定了呢?结论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发展至此只有一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事变开始时自己那些多少有些情绪化的关于公审或除掉蒋介石的要求，重新准备在承认南京正统的基础上解决事变了。除此之外，一切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双方甚至进一步具体商定了如何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一公开的“三位一体”的政权形式的问题。《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这也就是说，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张、杨“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在西安城内，存有大量现金和钞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

张学良达到目的了吗?

西安事变要想成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战争，一是和谈。截止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张、杨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的20日为止，实际上西安与南京都在准备依靠战争解决问题，它们之间的战火早已经点燃，只要中央军再继续进攻和轰炸，随着红军应邀东来咸阳，一场大规模内战将不可避免。但无论张学良还是中共中央都很清楚，战而胜之的可能性在短时期内非常之小，因此，和应该是最佳的选择。问题是，既然已经破釜沉舟，张学良已经再三宣布过他的决心，非蒋认输不能解决问题，而蒋依其性格与威望，又必不肯轻易妥协，僵持下去，难免弄成鱼死网破的局面。恰在这时，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的到来，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危险的局面。

宋子文在对日问题上是有名的强硬派，并且因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而被迫弃官。参见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０年版，第213－221页。辞职之后，宋子文仍积极推动过南京方面与中共的秘密接触，同情过两广事变，甚至背地里明确表示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国防政府主张，并暗中支持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国会。因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共产党，都对宋颇抱好感，认为：“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毛泽东得知宋到来后，也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立即见宋，商谈和平解决的条件。而宋子文一到西安，也私下表示同情“义举”，认为目前各方响应虽不可能，但只要“推延内战，坚持日久，必有变化”。与此同时，宋子文与蒋密谈后，亦显示蒋的态度出现松动。蒋表示：“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李允生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9月16日；《周恩来致洛、毛、博、朱、张电》（1936年12月21日）。宋子文来西安不过一整天时间，其三面逢源，备受欢迎的情况已十分明显。尽管宋这时的态度和谈话，可能包含策略手段在内，但以宋子文前此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矛盾而论，说宋子文这时会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记述的一样，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照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宋子文始终是对蒋言听计从，从未有过任何个人见解的，劝蒋让步之说更毫无谈起。无论如何不合逻辑。事实表明，宋子文的到来，明显地为蒋提供了一个转换的条件，紧接着宋美龄的到来，则更进一步促使蒋沿着“先设法脱离此境，再言其他”的思路考虑对策。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其中明确记述说，这是宋美龄劝告他的话。这样一来，张学良和蒋介石谈判的大门就渐渐地打开了。

一方面是宋子文以及宋美龄推动蒋放弃强硬立场，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提到中共中央态度的改变。

关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后曾经一度强烈希望公审乃至除掉蒋介石，经张培森等在《党的文献》和《人民日报》详细披露中共中央事变后第二天的会议记录，和最初一段时间的报刊宣传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人民日报》1988年8月15日。其实，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见《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320页；据张培森等文章说，直到12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才明确否定了公审蒋介石的口号。张培森前引文。直到18日，我们才得以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里，看到可以保蒋安全的许诺，但其前提是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8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与中共中央开始时的激烈主张比较起来，这里的条件已相当缓和，但比较张、杨的八项主张，可以看出仍是强硬得多。比如，张、杨所提不过“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救国会议”只起监督作用，而中共中央这里主张的却是：“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前者是以南京政府为正统，只要求“容纳”各党各派，后者则是否定南京的正统地位，要求根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的意愿，另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事实上，考察这时中共中央的具体部署，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景并不看好。毛泽东多次讲，必须切实打几个大的胜仗，打痛蒋系军队，和平解决的机会才有可能到来。《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中共中央切实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是在12月19日政治局会后，特别是在20日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之后。从21日参照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的和谈条件上可以看出，它的态度有了重大的改变。在这一天给周恩来的电报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提议：“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9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由南京飞抵西安与张学良会晤。

由于中共中央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18日致国民党中央电所提的条件，而这一新的提议，即使与张、杨之八项条件比，也有不小的让步。比如，中共中央不仅不再提重组国防政府问题，而且也不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始改组南京政府，强调只增加几位抗日领袖人物即可；不仅取消了“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的提议，而且认为不必坚持召开只起监督作用的“救国会议”；其他如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条件中也均未特别提及。其态度之日趋缓和，可见一斑。

但是，用自己方面的大幅度退让来争取和平前景，这却未必是张学良所希望的。据申伯纯回忆说，当张学良对中共态度的日趋软化颇有牢骚，称“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1页。根据周恩来随后报告与张、杨商量的结果，可以看出张学良仍坚持应以八项条件的基本要求为谈判基础。因此，尽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而西安方面新提出的条件却仍旧相当强硬。它包括：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比较张、杨原提之八项条件，可知新的六条只放弃了“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的要求，原八项条件中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第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第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第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等四条已合并为“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原八项条件中第二条（停止一切内战），则根据现实情况修改为“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原八项条件中第八条关于召开救国会议者没有变化。而原八项条件中之第七条（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则扩充为两条，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特别是这后一条，不仅是对蒋介石既定国策的根本否定，还清楚地表明了张学良、杨虎城决心与中共同进退的坚定态度。换言之，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项条件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那种所谓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直接的谈判对手是本来就指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张学良等所提条件的激进，似乎也没有对谈判的进行构成多少障碍。据周恩来报告说：在23日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对改组政府问题格外热心，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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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

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允许宋子文在谈判问题上走多远，可以断言的只是，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乐观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相信宋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蒋的妥协，使张学良多少有些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拟议中的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可以改组政府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更是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据周报告：“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不过，关于以承认事实上的“三位一体”为释蒋前提的问题，很快也就变得不必要了。23日晚，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反复讨论，中共中央致电通知西安方面称，为便于争取南京以及其他地方势力，他们希望暂时不要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形式。接到这封电报后，张学良、杨虎城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在这里，张学良显然放弃了当日白天谈判中曾提出过的三项前提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看来，“两宋”在谈判过程中充分合作的态度，再加上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促使军人出身的张学良决心不再拘泥于细节。毕竟，和平契机正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蒋介石12月17日曾有手令由蒋鼎文转送南京，要求南京方面停止进攻和轰炸三天，即以17日至19日三天为限停止进攻和轰炸。后因宋子文20日赴西安调处，宋美龄坚持展期三日。至22日，宋美龄再赴西安，进攻自然再度展期，据宋美龄告诉张学良，12月25日圣诞节为停止进攻最后一天。因宋美龄、宋子文、蒋鼎文等这时均在西安，南京内部主和力量大弱，此确实非常关键，因再无人能够阻止南京发动进攻了。参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参见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既然蒋夫人和蒋姻亲都已担保蒋定会接受六项条件，还有什么必要纠缠于一些具体的和平形式呢？

周恩来等赴西安谈判。右起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

24日，蒋就23日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具体“答复张”，保证：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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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与西安方面前提的六条略加对照，即可看出，除西安所提第四条“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蒋改为“释放爱国七领袖”；第五条“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一条，蒋改为“开国民大会”外，其他各条，蒋已一一承诺。

有了蒋的“答复”，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根据蒋的“答复”意见，双方“谈判结果”如下：

（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张学良手迹（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5日），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在这里，关于周恩来所报告的这次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以及周恩来见蒋介石的时间，一般史书上均认为是12月24日的事。如《西安事变简史》、张魁堂《张学良传》、周毅等《东北军史》等均称：周恩来等与宋氏兄妹的谈判日期是在24日上午，见蒋是24日晚上，并说是由宋氏兄妹陪同去的。但这种说法看来很值得怀疑。首先，根据张学良的说法，已知陪同周去见蒋者，实际应为张学良，而非宋氏兄妹。其次，周报告与“两宋”谈判情况的电报是25日晚7时发出的，其中并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所报告的这次谈判是前一天上午发生的。而周自到西安之后，每天一般都有几封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有关情况，从早到晚，有事必报，没有一次重要谈判、谈话和有关的决定不是当天并且是事过不久即报告中共中央的。何以这次24日上午的谈判结果、24日晚上周恩来见蒋这样一些几乎是最重要的情况，周恩来要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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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天蒋介石走后的晚上7点钟才报告中共中央？何况，如果24日白天真的有过与“两宋”的谈判，为什么24日晚7时半周恩来只报告了蒋介石答复张学良对于六项条件的承诺，却不报告当天上午已经完成的内容大致相同的谈判情况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此，依笔者之见，周恩来25日晚7时报告的与“两宋”的这次谈判，实际上是在25日上午进行的。而从周恩来25日晚电报报告的顺序判断，周之见蒋似应在谈判之后，故此判断周见蒋也是在25日，即在谈判结束之后。

比较23日蒋“答复”之六条，可知最后谈判的结果与蒋之承诺基本一致。而且，宋子文还主动地把蒋的“开国民大会”，改成了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并增加了释放政治犯和共产党公开两条，西安方面的收获可以说超过预想的结果。而上午谈判后，蒋介石更会见了周恩来，在肯定“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解决一切的同时，明确表示欢迎周去南京谈判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问题。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蒋介石已经承诺接受张学良的各项基本政治主张，只待回南京逐项落实了。至此，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可算得上是大功告成了。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张学良亦本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踏上了送蒋返宁，“束身归罪”的道路。即使在南京军委最高军事法庭上，他仍旧慷慨陈词，声称除了违犯纪律、损害领袖尊严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0—1111页。其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道：“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转见《周、博致彭、任电》（1936年12月30日）。即使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此不过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因而仍不无自豪地宣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抗日复土的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自信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必会与东北军将士共同奋斗。张学良：《元旦告东北军将士书》（1937年1月1日），参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3—1114页。甚至在最终得知他将再无回陕可能之后，他也还是一度相信：蒋“谅亦必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故“此事仍有转环办法”。《张学良致杨虎城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致东北军各将领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7—1119页。

张学良再没有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事实证明，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事实上难以实现以外，蒋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也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内战停止了，联红容共实行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释放了，召集国民大会的相关法令颁布了，谋求与苏联合作的外交谈判也切实进行了，甚至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同胞期望的对日抗战，也在事变结束半年之后迅速开始了。从这个方面，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张学良虽然身陷囹圄，然而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当然，如果从张的初衷，即想要联合苏联打回东北的目标看，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蒋经国莫斯科历险记蒋经国莫斯科历险记[1]

同情“托派”，险遭整肃蒋经国与蒋介石、宋美龄、蒋纬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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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作为中山大学的第一批学生来到了冰天雪地但却是红旗招展的莫斯科。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掩映在树林之中的一座二层小楼里，他重又开始继续自己的学业。

蒋经国只断断续续上过两年中学，如今他却成了一名大学生。说起来，他取得这个资格几乎是再简单不过了，即使没有他那个在广州身居高位的父亲，只凭一纸报表和他在上海和北京上学时的光荣历史，就足以上这个大学了。只不过，在这所学校里，他要学的不再是中学里的基础知识，而是莫测高深的革命理论和让不少人望而生畏的俄文。

据说，蒋经国还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因为参加反帝游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北京读书，又因为参加反对北京政府的游行而被关过。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蒋经国上这所革命大学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无论哪一个与蒋经国同年级的那些骨干人物都比他大得多。第一任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后来做了国民党理论家的任卓宣；中国第一任青年团书记，中共中央指定做指导员带队来中山大学学习的俞秀松等，都比蒋经国大了十几岁。后来做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则是1900年生的。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显赫过一时的王明也是1903年生的。人们今天最熟悉的邓小平也曾与蒋经国同学，而他也是1904年生的。其他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当过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成为中共经济学家的孙冶方等也都是1906年或1908年生的。他们都比蒋经国大。但是，如果我们从档案记载上来看，在中山大学的两年左右时间里，除了王明这个在俄国人眼里红得发紫的人物以外，蒋经国也算得着是学校里最活跃的分子之一了。

据不完全统计，蒋经国这两年里在学校里担任的各种课内课外的职务，至少有10个之多。仅从1926年11月的一个登记表来看，蒋经国当时一下子就兼了7个职务，包括俱乐部书记兼副主席、俱乐部政治委员会主席、搜集中国情报委员会委员、俱乐部活报组副组长、少共委员、第十一班俄文书记等。

从档案记载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蒋经国的活跃，与中山大学里面那些国民党学生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当时国共两党正在亲密合作之中，中山大学也不例外，从学校名称到学生成分，都是服从于国共合作的实际需要的。因此，学生当中有相当一批国民党人，国共两党在学校中也设有专门的合作机构。但是，既然学校设在莫斯科，直接负责各级组织、教学及其领导工作的，又都是俄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因此，国共两党学生中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相互之间并不十分融洽，各有各的圈子。作为堂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照理说应当与国民党学生的联系最多，关系最好，但恰恰相反，蒋经国早早就加入了青年团，凡事总是在站在共产党学生这一边，因此，他的朋友也多是共产党或青年团里的人。如与他关系密切的俞秀松、卢贻松等。这种情况突出地反映出他这时在思想上受革命影响之深。

像当时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由于思想上极端活跃，对革命运动又充满热情，蒋经国在学校中表现得相当激进。蒋介石1927年公然发动“四·一二”事变与共产党为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蒋经国的愤怒谴责，他甚至公开在报纸上和学校里宣布，坚决断绝同蒋介石的父子关系。不仅如此，当苏联党内围绕着中国革命等问题发生严重政争，出现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公开反对斯大林的激进反对派之后，蒋经国竟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这种争论之中，同情起反对派的观点来了。好在当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反对派还没有成为被整肃的正式对象，学校中同情反对派观点的中国学生也还没有被苏联专政机关列入黑名单，否则，到了1927年冬天，他非成了专政对象不可。因为后来在整肃中国学生中反对派分子时发现，蒋经国曾经多次参与过同情反对派的激进中国学生的集会和活动。值得庆幸的是，俞秀松警觉到蒋经国的这种倾向性，并及时地阻止了他。而且，当校方拟定毕业深造名单时，参加推荐人员的俞秀松又极力举荐了蒋经国。因此，当苏联党内的反对派开始成为被整肃对象之际，蒋经国已经从中山大学转往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深造去了。这样，当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盛大活动时，中山大学游行队伍中没有了这位活跃分子的身影。恰恰在这一天，就在这支游行队伍中，少数同情苏共反对派的激进中国学生走到检阅台前的时候，公然当着斯大林等人的面，不知死活地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引起了一片混乱。事后，中山大学以及在莫斯科所有有中国学生的校园里，马上开始了打击托洛茨基分子的严厉斗争。尽管有些交代和揭发材料后来都讲到蒋经国参与过托派分子活动的情况，他却鬼使神差地躲过了这一劫。而其他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都遭了殃，不是被立即送回国内，就是被关押流放。

乱开玩笑，惹祸上身蒋经国没有被当成托派分子或者托派同情分子被整肃，但却没有能够逃脱可悲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江浙同乡会”事件追根溯源是1927年暑假在炮兵学校野营军训结束时的几句玩笑话引起来的。当时，这一届学生已经毕业，都已知道了自己的去向，蒋经国、卢贻松、屈武、左权等人被分到了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俞秀松、周达明被分到列宁学院，其他像黄仲美、朱茂榛、胡世杰、刘宜山、甘青山、郭景纯、周策、刘仁寿、张师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和飞机学校。由于中国学生一向老乡观念较重，对俄国饭又总是不很适应因此，每逢节假日，这些江浙来的老乡总是喜欢聚在一起，或者下中国馆子，或者烧些家乡菜，热闹热闹。这回军训结束，大家要分开了，难免有些恋恋不舍，因此又聚在一起聊天叙旧。谈话当中，不知谁提到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生活费较高，而步、炮、飞行三校生活费较少，三校的同学于是一个个都抱怨“中国饭吃不上了!”卢贻松心直口快，当场拍胸脯说：“只要我们领得生活费比你们多，你们的中国饭是有希望的。”蒋经国和屈武也很仗义地主动附议说：“假若这两校发薪水很多，则每人每月应拿出几分之几送给他们三校同志去吃中国饭。”这对于三校的同学当然是再开心不过的事了。当即，一位炮校的同学就提议：“好罢，那我们就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出来，我们去吃饭好了。”

蒋经国与蒋介石在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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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储金互助会”的这个玩笑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有名词，以致大家分手后也还不断地提到它。9月初，炮校同学刚入校不久，就由黄仲美等写信给卢贻松等，要后者“交会费”。卢贻松把信拿给蒋经国看过后，在复信中也开玩笑称：“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的通过正要去莫斯科的李翔梧将钱带了过去。这边步校的同学得知后，也毫不客气地马上写信给炮校同学，嚷嚷着要吃中国饭，信上说的也是玩笑话，称：“他们的名誉会员已经交纳会费了，何以我们现在还未说起。在我们自然想作你们的名誉会员，但现在究竟怎样，还未得分文，实在焦灼得很。”这样的信件来来往往，大家都没有把它当回事。谁想到它很快就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储金互助会”的事在中大同学中当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江浙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也没有向谁刻意保密。问题是，部分江浙同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本来就让一些人多少有那么点儿嫉妒，再加上平时在学校中的一些矛盾，他们的这种“互助”方式难免不引起非议。碰上有些人组织观念和阶级斗争的弦儿又绷得特别紧，事情就渐渐有些麻烦了。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不能想象：除了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以外，怎么还能有什么自行组织的小组织。何况这个小组织中有一个人还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蒋介石的儿子!这其中就没有什么鬼名堂吗?

事情的急转直下是在11月底。当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苏联，并负责解决早就盛传的中大学生中存在着的派别问题。在对学生中间的派别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了解之后，向忠发又通过共产国际找到了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译为格伯乌)中负责收集中国人中间的情报的郑家康，想了解些更尖端的情况。想不到，一下子竟弄出了一个大案子。

郑家康的老婆安娥正好也在中大上学，中大里面的事情，自然全都在他的视线之内。他早就得知这个“储金互助会”的消息并一直在怀疑这件事，但也没有什么证据。既然向忠发代表组织来了解情况，郑自然认为应当把他的怀疑让向忠发知道。因此，他很神秘地告诉向忠发说：中国学生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派别倾向，而且还存在着秘密小组织。这个小组织叫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一个秘密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是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者，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国的分子”。

在共产党里搞秘密组织，这还得了!向忠发听说之后深感问题重大。他当即严肃地提醒郑：“不要告诉别人，每个忠实的党员都要去收集他们的证据交党部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急忙赶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东方部着手调查，说是因为“这个东西有大的政治意义”。

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说法并没有给予重视。东方部的实际负责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储金互助会”的传闻他早就有所耳闻，这不过是学生间在经济上的一种互相帮助，因此他并不十分在意，何况这些学生已经毕业，有各自的军事院校负责管理，用不着共产国际东方部来操心。东方部忙还忙不过来呢，没有谁考虑过要为向忠发的要求而改变一下东方部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工作。再加上向忠发随后又率团去了德国和比利时等国，这件事自然拖了下来。

蒋经国他们这时当然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照旧开他们的玩笑，发他们的牢骚，对一些事情照样毫无顾忌地评头品足，其胆子之大，有时也真让人吃惊。像1928年1月，东方大学中国(军事)班的中国学员们因为不满校方的官僚主义的教学与管理方式，结队跑到位于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共产国际大楼前面去示威游行，迫使东方部与联共(布)中央联手调查处理东方大学的问题。这件事情本来与蒋经国他们无关，因为他们或者远在列宁格勒，或者在莫斯科郊外的军校里，并没有人直接参与其中，但就是因为他们早对俄国学校的教学方式不满，再加上无所顾忌，因此事情一发生，他们就额手称庆，并聚在一起饮酒“祝胜”。在步校的朱茂榛甚至还认为事情闹得不够大，他直截了当地写信给蒋经国，对事情很快收场表示不解气，说：“东大风潮扩大，大家都到共产国际去示威，共产国际因恐慌都答复了他们的要求。在此运动中，军事班只有曾肇时一人指导，政治班内指导人以后都软化动摇了!当着中央委员会告诉他们不要再闹，他们真正就不作声。真是笑话!”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举动早就被一些人盯在眼里了。

东大学潮是外国学生在莫斯科集体闹事的头一遭。为平息这次事件，共产国际东方部颇费了一些脑筋，最后还是请刚刚回到莫斯科的向忠发出面，才将事情暂时平息下来了。这件事不能不引起东方部领导人对中国学生的不满和警惕。向忠发一个月前的要求，自然引起了重视。再加上向忠发很快得知蒋经国等人在列宁格勒的举动，找到米夫，强烈要求调查中国学生中间的小组织问题，米夫再没有理由拒绝和敷衍。事情由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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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中央总书记”

既然认为这个“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是个秘密小组织，那么自然要找格伯乌帮助。格伯乌一上来就开始秘密检查蒋经国等人的来往信件。这一检查不要紧，真找出了不少证据。

20天之后，格伯乌第五部负责调查此事的米利斯通知米夫说，这个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甚至还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之分。证据就是蒋经国等人关于出钱吃饭问题的那几封信。尽管信中关于“章程”、“会费”、“名誉会员”之类的说法颇让人费解，但联共(布)党也搞过多年地下斗争和秘密工作，谁还不知道秘密通讯需要用暗语?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米夫有点儿沉不住气了。

2月26日，米夫召开中大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动员中大里的党员干部协助查清此一组织的情况，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这种事是保不了密的，校园里一下子就像开了锅似的，到处都是小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陈绍禹(即王明)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由于学校里与蒋经国等上届江浙同学关系好的同学还不少，许多与此有些关联的学生对陈绍禹的说法立即表示强烈不满，学生间原有的矛盾和积怨迅速白热化起来。眼看中大乱成了一锅粥，向忠发亲自赶到学校来，声色俱厉地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这个反革命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有会费，并且与蒋介石、第三党以及联共(布)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对于这件事今后再不许有什么怀疑，“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事情已经到了要枪毙人的地步，谁还敢出来理论呢?形势一下子对蒋经国等人以及与他们多少有些牵连的中大学生变得极端不利了。

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对蒋经国更加不利的，还是格伯乌就这件事进行调查所得出的结论。

3月24日，格伯乌的米利斯就对“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书面报告。报告称，经查实，“江浙同乡会”至少有成员22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等。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等，并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都有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已经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的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等。报告据此提议，鉴于这个小组织的危害还没有扩大，应当考虑立即将逮捕这22个人。

一周之后，米利斯的调查报告又有新的进展，据他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的会议上宣布，根据他们进一步调查所得出的结果，至少可以认为，有111—130名中国学生参与了“江浙同乡会”的活动，他们已经收到了130份各种揭发检举的材料。当然，他们认为这多数中国学生还是教育问题。关键是8名首要分子必须严惩。他们是：

1蒋经国(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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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务善3朱代杰4卢贻松5刘仁寿6黄仲美7周策8陈启科。

与一周前的结论相比，米利斯关于“江浙同乡会”首要分子的名单里引人注目地少了俞秀松和周达明两人。在这些江浙同学当中，俞秀松和周达明是最年长、党龄最长，也是历史上担任党内职务最高者。照理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秘密组织，怎么也轮不到这时才年仅17岁的蒋经国来做领袖。可是，米利斯反复核对各种材料，始终找不到关于俞秀松等直接参与“江浙同乡会”的直接证据。相反，他们能够找到、并且真正可以作为证据的那些信件，大部分不是蒋经国的，就是写给蒋经国的。

“为何蒋经国做首领呢?”向忠发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对这一颇令人生疑的现象是这样解释的，即“这个小孩子比较聪明，理论比较好些，经济上由其母亲名义上供给了七次之多”。尽管蒋经国已经公开宣布与蒋介石断绝了父子关系，但是，“人心隔肚皮”，向忠发并不相信这一点，况且许多揭发材料都坚持认为，蒋经国实际上仍与蒋介石保持着联系：既然继续从母亲那里取得经济上的资助，不就等于从父亲蒋介石那里取得资助一样吗?向忠发在这里选择了一个“由其母亲名义”的语意含混的措辞，其潜台词是很明显的。

是枪毙，还是开除?

1928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共同开会，听取格伯乌说明调查取证的情况。格伯乌代表明确提出了一个12人的名单，包括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断定这12名军校学生都是“江浙同乡会”的骨干。在紧接着举行的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四方代表共同决议：

(1)开除蒋经国等12人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等4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2)共产国际东方部与中共代表团联名写信给列宁学院党部，请其对俞秀松、周达明等中国学生进行审查。

有关“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很快反映到共产国际高层领导人那里，在一次会议的休息期间，当时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特地向米夫询问了有关蒋经国的问题，他特别就格伯乌所说蒋经国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一事问米夫说：“你相信吗?”

没有人知道布哈林在这里做了哪些工作，可以肯定的只是，四方会议决定的开除12个中国军事学生的决议，在执行时走了样。尽管蒋经国发现他的行动已经受到某种限制，请假外出都被要求要经过特殊的批准，事实上已被软禁，但在他的朋友多半都被迫离开了军校的时候，却没有人向他发出除名通知。并且，米夫很快就停止了对“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工作，一拖就是两个多月。等到6月26日，眼看中大内部围绕着这一事件掀起的巨澜总也平息不下来，米夫干脆亲自宣布说，有关“江浙同乡会”的调查处理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个小组织已经不存在了，本校也没有他们的会员，同学们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了，应当着手改善过于紧张的同志关系。

1928年5—6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紧接着又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实在无力顾及“江浙同乡会”问题。但中共六大刚一结束，刚刚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就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代表团作了一个报告，宣布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这个消息在代表团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几乎所有人都主张要“严重调查确实”，然后将这些小组织分子“一个一个地铲除出去”，有人更明确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

3

1唯一的领袖—枪决；2二等领袖—坐格伯乌；3三等分子—放逐；4四等分子—用教育的方法训练他。

这里所谓“唯一的领袖”，很显然指的就是蒋经国。根据会议记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与会者对于如何处理蒋经国没有布哈林那么多的顾虑。会上有人公开喊：“这样的人(指蒋经国)顾惜什么!”而中共代表团在与中山大学党部领导人进一步核实情况时，党部陈道原、李剑如的反应同样激烈。他们坚持说：“中共代表团不将‘江浙同乡会’根本解决了，则对党的前途非常危险。首领应当枪决，活动分子应开除。”

主张严惩“江浙同乡会”成员，直至枪毙蒋经国的意见，在中共方面几乎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甚至不在意共产国际的看法有了怎么样的转变。即使在向忠发等中共领导人回国之后，继续留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仍旧坚持这样的意见。仅仅是因为联共(布)中央的干预，蒋经国等人的命运才开始出现了一线转机。

6月29日，已经遭到开除的中国军事学生陈启科、左权、胡世杰、尤赤、郭景纯等联名写信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申诉冤情。紧接着在7月间，这些学生又几度前往克里姆林宫，直接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他们没有能够见到斯大林，但得到了联共(布)中央监委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接见。鉴于布哈林对此前格伯乌的调查已经提出了疑问，联共(布)监委迅速组织共产国际、格伯乌、苏联军委和中共代表团四方开会，并调集了所有材料，重新审查这一事件。在经过几周的深入调查取证之后，联共(布)监委推翻了格伯乌此前的调查结论，并否定了中共代表团所坚持的意见。中共代表团几经争辩没有结果之后，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原先的处理意见。

9月初，中共代表团同意不再利用前此一切与此事件有关的材料在中国学生中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并不再考虑对有关人员进行严厉处罚。但是，中共代表团坚持：第一，不能否认“江浙同乡会”存在过的事实；第二，它的性质至少是党内以同乡或亲友为基础的秘密派别组织，“这种组织的发展前途有不只限于互助同乡的性质，而成为政治性质的可能”；第三，对其成员，在教育办法不足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

从此，再没有人去讨论要不要枪毙蒋经国的问题了。这一次的危险如果不是蒋经国一生中经历的最危险的一件事，至少也是他旅苏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危险的一件事，险些就丢了性命。大概蒋经国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因为在他所写的旅苏生活的种种日记和回忆中，对他在“江浙同乡会”事件中所遭遇的生命危险一字未提。可见，他又是在不知不觉中鬼使神差地躲过了这一劫。

4

王明上台记王明，21岁入党，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三年后，即1929年25周岁时回国，从区委宣传干事干起，接着是《红旗》报及《劳动》三日刊的编辑，不到一年时间做到了中央宣传部干事的职位。但没有人能够想到的是，一场突然的变故，竟使得这位刚刚回国一年多的小个子留苏学生，在两三周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中共最重要的一个省－江南省的省委书记、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后，他更进一步取得了政治局常委的资格，成了中共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王明火箭式的崛升，是靠了俄国人的大力提携。不少人并且能够举出王明的大靠山米夫的名字。有些谈论王明的著作，干脆把在1930年底和1931年初短短20天时间里发生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成是米夫和王明预谋已久的事情。不过，从历史本身来看，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事实上，如果不是在1930年6月突然冒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线”来，那位前中山大学校长未必有理由跑到中国上海来，不顾一切地把他过去的学生扶上台。

中共领导人自作主张1927年国共分家，共产党人大举暴动夺权，结果因敌强我弱，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异常惨烈的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趋稳健。经过两年左右的休整积聚，到1930年初，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上海，赤色工会有了相当的影响，组织起上千人的政治性示威游行已经不在话下了。这种形势重新使中共中央对革命的前景乐观起来了。

1930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显。随着蒋、阎军队开始交战，根据战争引起革命的理论，中共中央判断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

2月17日，中共中央依照惯例召开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极具煽动力的形势报告。他明确讲：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当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战争。”“因为军阀战争削弱统治力量，加重群众痛苦，这一混战的确有可能爆发一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的形势估计显然鼓舞了与会者，关向应断言：“在军阀战争的形势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周恩来也主张：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要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作为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会议决定，组织长江局首先在发动湖北暴动，以此作为全国暴动的开始。

博古、王明与周恩来在上海3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分别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挺进，同时并召集军委、农委、总工会及地方党的各种会议，具体部署中心城市的暴动与红军进攻的配合问题。要通过俄国式的暴动方式来夺取政权，工人的力量明显不足，因此，李立三这时突然强调红军的作用和各种力量的配合。他声称，只要红军向中心城市挺进，就会促使工人、农民起来响应；即使工人尚未准备好，如果红军能够打下武汉，并不一定要机械地等待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而根据李立三的测算，过去五卅运动时，也不过靠三四千工会会员就闹起来了，省港大罢工干脆就是靠一些政治口号就发动起来了。只要形势具备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月5日，上海党组织指挥祥昌纱厂罢工工人冲厂，与工头及巡捕发生冲突，一名工人被巡捕开枪打死，数人受伤。此事迅速激起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愤怒。8日，近2000名工人和学生涌上南京路，并引起上万群众的响应和围观，10余辆电车被砸，群众和警察及巡捕再度发生冲突。紧接着，南京和记蛋厂因资本家雇佣流氓打伤工人，又引起南京学生及工人的不满。4月5日，资本家请日本水兵登岸压迫罢工工人，大批学生赶往声援，与警察发生冲突。上海部分工人学生更受刺激，情绪激昂，起而响应，到处都有讲演和集会。一时间，上海和南京地区出现了浓烈的火药味，很有点革命气氛。

4月7日，李立三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设想中国的十月革命了。他提出：“中国革命必然可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他断定，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取代了过去俄国的位置。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他明确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一爆发，帝国主义必然要以全力来镇压，结果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革命的爆发。由于担心莫斯科可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他提议，应该给共产国际一个详细的报告，促使它就此做出明确的决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多半比李立三更加冲动。

一些与会者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仅仅说我们革命形势复苏已经不够了。

李立三表示：我们已经指出革命高潮一天一天逼近了。

5

向忠发对此不以为然，讲：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究竟何时可以宣布已到革命高潮，政治局为此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李立三甚至已经在担心会不会发生“左”倾危险了。

为检验群众发动的程度，中共中央为在上海组织“五一”示威游行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27日，江苏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第二次筹备会时，被国民党侦知，各工厂的指挥人员数十人被捕，组织好的200余人纠察队也被抓了120多人。“五一”那天，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强行示威，动员了基本群众2000余人埋伏在南京路旁的马路和弄堂里，只等红旗一展即冲上南京路集中。不过，由于当局戒备森严，负责指挥的总行委虽两度派骨干打出红旗，骑着车冲上南京路，引来围观者甚众，但示威游行没能组织起来就被军警冲散了。向忠发盼望的几万人上街的局面自然没有出现。

毛泽东和李立三在交谈但即便如此，中共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丝毫没有减低。“红五月”里，仅江苏省就在将近10个县市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工农示威和集会。上海方面以声援印度革命为号召的五卅示威活动也取得了比五一示威要大的声势。再加上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长江流域国民党兵力空虚，红军大显身手，进入到6月份，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进一步升级。

6月9日，李立三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摆到党的面前来了。眼看临近最后的决战，他断定，一旦中国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一定要压迫中国革命。或者中国革命掀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没有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归于失败。“这一点非常严重”。因此，他强调：“必须使每个人了解，中国革命有掀动世界革命的可能。”“世界革命一起，进攻苏联的战争必会马上爆发”，结果全世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也将胜利展开。

无论是李立三，还是中共中央其他人，这时几乎都毫不怀疑，革命一旦爆发，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直到最后胜利。不料，他们突然听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说，莫斯科领导人对夺取武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正在为中国革命起草文件，支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已经在那里的周恩来也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样的提法。这个消息立即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除了立即根据李立三起草的文件于11日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决议，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这时中共党内均称共产国际为“国际”，以下不另注。

6

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电报同时声明：“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13日，李立三在递交中共中央决议和电报时与远东局德国“毛子”罗伯特在约定地点秘密会面，罗伯特读过电报和决议后明确表示怀疑，既然并无共产国际正式文件到来，中共中央这样仓促反应是否明智。况且，新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是否太过乐观？另外，“既要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即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二者究竟有多大区别？据此，罗伯特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决议和代发致共产国际电。

在进一步讨论了罗伯特的意见后，李立三与项英代表中共中央再度与罗伯特秘密会面。李立三当场声明：中共中央并非不想等待国际决议到来，可是目前客观的要求不允许我们等待。“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中央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一个路线，那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罗伯特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正式提交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明远东局对新决议的意见，同时明确表示，周恩来、瞿秋白都不在国内，政治局还有人生病，这个决议只能算作一个草案，绝对不能下发，否则李立三要承担一切责任。

19日，在得知远东局的正式意见后，政治局内的气氛变得激烈起来。项英宣称：这个决议无论如何必须发下去。远东局的指导是无原则的，妨碍中国党工作。向忠发也尖锐地表示：说什么这个决议只能是草案，简直是开玩笑！立三的答复非常正确，我们对国际负责，同时要对革命负责。对远东局的这种态度，“我们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太软弱是不好的。22日，向忠发正式致书远东局，表示“严重抗议”，要求远东局立即停止罗伯特的工作，同时强硬表示：“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无产阶级负责、对国际负责，已经决定即刻发出这一决议，不能接受远东局停止发出的提议”。

25日，向忠发分别写信给周恩来并致电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与罗伯特及远东局的严重分歧。信中强硬地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中央的决议，谁就是把中央置于对革命犯罪的地位。”罗伯特力图把中国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或几个省”，这不仅是主张地区割据的观点，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召回罗伯特。

留苏学生的自信与挫折宣传部长与远东局发生争执，给自认为比李立三更懂得列宁主义真谛的王明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毕竟，如果从两人所受理论教育的背景来看，王明留学苏联的经历远比李立三留学法国的经历更值得炫耀，何况他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呢。但如果说王明这时已经在密谋取李而代之了，却也未必。因为，王明这时才刚刚进入宣传部当一名小秘书，距离李立三的位置未免还太远了点儿。应当说，如果王明这时真的存在什么野心的话，正如后来博古所说的，他第一个想要取代的，多半是宣传部大秘书潘问友的位置。

1941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在延安还在李立三与罗伯特直接发生争论之前，刚到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就已经注意到潘问友的作用了。因为李立三的许多大块理论文章，大多都是潘起草的。王明显然看不上潘的理论水平，尽管潘和他一样也曾留学苏联。来宣传部不久，王明就毫不顾忌地同他的顶头上司李立三就“革命高潮”是否等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发生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王明的矛头明显是冲着潘去的。只是，李立三颇不以为然。王明也无可奈何。当6月11日决议形成，又得知远东局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情况自然就不同了。

7

还在决议形成之前，王明就找到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三人告诉他们说，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许多说法不对，在江苏省工作时他就已经向负责江苏省工作的项英提过。在现在中央里面，向忠发在理论上懂得不多，项英对一些提法是犹豫的，李立三其实也是上了潘问友的当，因为他的东西大多都是潘问友搞的。因此，他的意见，最好大家都去向中央的同志反映问题。三人随后仔细研究了李立三的文章，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看法，随后确也分别向项英以及李立三反映过意见。

6月11日决议形成后，开党小组会时，王明等人再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7月上旬，得知李立三要召集中央工作人员开政治讨论会，讨论贯彻新决议的问题。一得到消息，王明等人就汇集一处，商量办法。最后决定开会时王明首先发言，依次是王稼祥、何述之，博古最后对批评者进行反驳，尤其要把矛头对准潘问友。

7月9日当天，李立三长篇讲话之后，只两三个人发言拥护，王明即按照预定的计划抢先发难。说不能说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因为列宁早已指出，只有在俄国有首先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说不能只说中国革命爆发更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是武装拥护苏联的最彻底最实际的行动，苏维埃中央将成为苏维埃联邦的机体的一部分并成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沿；说如果笼统说世界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必至走到等待主义；说中国革命完全可以保持它的胜利，即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并保持胜利也完全可能；说革命高潮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说不没收富农土地、强调中国封建势力占优势、断言中国不能首先胜利等，都属于右倾表现。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也尖锐批评李立三不认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看不到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十多年这一事实。何子述肯定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是批评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

王明三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反感。当时就有五六个人发言表示反对，同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潘问友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王明的发言是“反中央的”。博古紧接着对潘的发言进行了反驳。结果，25个与会者当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李立三当时即感到，四人似有“小组织的倾向”。

李立三在做结论时批评了王明等人。他声称，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而王明等人的发言是完全无视中央决议，反而站在另一条路线上来反对中央路线。他指出，在临近夺取政权阶段，一切均转入军事化，党的决议即是命令，谁也不能反对，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结成小组织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严重了。

李立三话里有话地说了两个多小时，何子述当时就软了下来，声明他并不反对中央路线。但王明却表示，他服从中央决议，绝不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但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点，他将保留他的意见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再提出。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还进一步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明“在政治讨论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并声明保留个人意见，坚决执行上级决议，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

王明等人在政治讨论会上的态度，引起了政治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向忠发态度明确：召集几个人谈话，承认错误便罢，否则就采取组织措施。随即，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几人谈话。向忠发当场痛骂了王明一顿，并要求四人限期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

谈话之后回到旅馆，王明气鼓鼓地不服输，嘟嘟囔囔地坚持要闹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则看出事态的严重，主要先保留党籍要紧。经过劝说，王明才同意四人共同写声明书，承认错误。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四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因此坚持要给四人处分。于是，几天后，向忠发、邓中夏把四人召去正式宣布了中央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重新分配工作。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原在全总宣传部当干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工人小报，王稼祥、何述之分别去广东与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在受到处罚之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在上海仍经常见面，但惧于被开除的危险，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只好偃旗息鼓，不再敢多活动。尽管随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进一步发生严重冲突，王明也再没有什么表现了。不过，向忠发和李立三大概绝对没有想到，由于继续让王明留在上海，竟会给了他几个月之后秋后算账的机会。

8

中共中央与国际代表的争论193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的勇气开始达到了顶点。

16日，向忠发不顾远东局的反对，坚持要求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以武汉武装暴动为首发，同时实行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苏维埃。为此，“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支持，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工作”。

27日，红军三军团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并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红军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攻取像长沙这样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自然对胜利更加充满自信。

正在这时，远东局突然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中央目前的暴动计划是脱离实际的。31日晚，李立三不顾有病在身，赶往会见远东局代表，详细解说当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断定共产国际还不能很深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要求远东局立即去电说明。

第二天，即8月1日，政治局开会，李立三汇报了与远东局谈话的情况，再度强调“国际还不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绝不能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如果对党的路线发生动摇，我们虽然忠实于国际的电报了，但我们对中国革命却是犯罪”。与会者都一致赞同李立三的看法，向忠发也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应当向国际负责，但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

由于1日的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占用了太多的时间，3日政治局再度开会，具体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的问题。李立三提议，武汉暴动后，不仅应在南方中心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广泛组织暴动，而且要以红军六个军的兵力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与此同时，必须推动满洲的暴动，因为这将是“国际战争的序幕”，因为满洲暴动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向苏联进攻。而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

显然，李立三这时内心里充满了对中国革命的自豪感。他声称：“长沙事件，帝国主义国家不知打了多少的电报给他的中国代表，但国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字给中国的代表，这是国际轻视了这一事变，并且是对中国革命估量的不足。掀动国际的阶级决战，不仅是我们的战略，而且这完全是客观形势的必然，我们必须如此准备。”

既然莫斯科看不出即将到来的胜利决战，李立三开始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来了。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负起责任，求得共产国际了解：“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将西伯利亚几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回国向敌人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出兵进攻北方。“如果国际不同意，党亦必须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听了大家的发言，向忠发也十分激动，说：“今天的讨论有极严重的意义，并且有世界的意义。……在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共产）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此次国际来电，证明国际的错误”，“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不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现在的形势，军阀的崩溃，已是到了可以时日计算，我们决不能放松客观形势，否则是革命的罪人”。

在中国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如此赤裸裸地批评共产国际，如此毫无顾忌地要告诫莫斯科应当这样做或那样做，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毛泽东实际上开始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的20世纪40年代初的那两三年里，即使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如此这般地说三道四，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不难想象中共中央当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怎样。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固然不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但会议记录必须呈交远东局再转莫斯科，以便于莫斯科随时能够监控。8月1日和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刚一交到远东局那里，李立三和政治局领导人对莫斯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不敬的态度，顿时就在外国“毛子”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5日，远东局迅速致函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书记，并越过中共中央向团中央领导人直接递交了信件。远东局在信中严厉声明：“中国党有陷入冒险行为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由于翻译的问题，李立三在记录上的有些说法被演绎成了向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挑战。比如，译文中有“你们要么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要么忠实于中国革命！”“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这种口气不能不让远东局惊异到了极点。更不要说李立三还在向莫斯科?布指示，要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向中国出兵，并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了。这简直是“最可耻的一派胡言”。远东局的声明最后告诫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绝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是李立三的这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表演，“因为这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

6日，远东局罗伯特和其他三名代表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会李立三等举行了会谈。

向忠发一上来就问：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9

罗伯特答复称：在没有得到中国党改选的通知以前，当然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向再问：中央政治局是否在政治领导上已经破产？

罗答称：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但最近确有反共产国际的危险，如不纠正，则有政治上破产的可能。

向马上质问道：既然你们承认中央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那么为什么越过中央挑动其他负责同志来反对中央？

罗答复说：中央对南京、上海的暴动计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立三同志有反共产国际的煽动活动，远东局有权纠正中国党的危险倾向。

随后李立三站起来解释自己的看法，但远东局方面的一位叫杰克的年轻人站起来打断了李立三的话，生硬地指责中国党有很大的危险，李立三是在组织政治局反对共产国际。他话未说完，向忠发就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大声吼道：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罗伯特急忙把杰克按了下去，但会议终究不欢而散。

王明博古再度发难8月8日，为求得共产国际对自己暴动计划的理解，向忠发亲自致函斯大林，请求支持。他在信中明显地对中国革命形势做了夸大其词的描绘。称现在武汉、南京的工人都迫切要求暴动，农民群众正在向着武汉进攻，沙市、大冶、孝感、花园等不少中等城市已被红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主要驻军或大部分或全部都倾向我们，异常迫切地要求暴动。为此，他请求斯大林给予指示并通过联共（布）给予切实的援助。

14日，不等斯大林的答复，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出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党“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政治局明令各地红军反攻长沙、迅战岳州、进迫武汉、攻取沙市与宜昌、拿下南昌与九江，武汉工人则须“举行伟大的暴动”。甚至几天后周恩来回来，中共中央仍旧一度加紧部署切断武长铁路，牵制常德，重夺长沙，攻占岳州，击溃江西敌军，占领南昌、九江，夺取武汉的行动计划。尽管这时已有很清楚的报告得知武汉充其量只有几十个自己的同志，远不足以发动一场暴动，李立三却初衷不改，相信可以马上从上海抽调大批骨干去，迅速加强武汉的力量。为此，当得知有一艘运输枪械的商船将要离开上海，他立即找来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异想天开地要顾派人去夺枪。顾表示公开截船夺枪根本不可能，李立三则说：你们可以派人潜到船底下去凿一个洞嘛！

9月初，远东局亲自派人去武汉调查，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知道根本不存在成功暴动的可能，于是坚决要求停止暴动计划。直到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最终停止了这一系列纯属盲动的行动部署。到9月下旬，大家终于开始冷静下来了。在这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不过，会议仍然肯定党的路线与共产国际并无二致。甚至对于8月初与远东局大吵和要求苏联出兵等问题，向忠发、李立三也只是很简单地表示了一种歉疚的意思，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这种事态的严重性。

当初在把周恩来和瞿秋白派回国的时候，共产国际还全然不知道有8月1日和3日政治局会议前后的那一出戏。尽管莫斯科知道政治局与远东局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但还不认为中共领导人存在着反共产国际的倾向。因此，当远东局转去的8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一摆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办公桌上，马上就在共产国际大楼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时，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等5人刚好要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沙发洛夫专门召集他们谈话，声色俱厉地大谈中国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断言政治局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立三路线”，性质很严重。你们回去务必要同它坚决斗争。

由于王盛荣等回来太快，莫斯科那边尚未形成决议，因此它的态度变化不仅中共中央不了解，就连远东局也不清楚。对于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问题的说法，远东局也是听之任之，事后甚至还帮着中共中央批驳党内何孟雄等人的怀疑观点，说什么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李立三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不正当的倾向”。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向在上海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会议这一精神时，不明就里的王明和博古对会议的决议也都表示了拥护的态度。但11月上旬王盛荣等人到上海后，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很快，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串连起来，开始公开了对中共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轻描淡写表示不满。

13日，王明和博古故伎重演，联名写信给政治局，一面肯定地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一面给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尖锐批评李立三领导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浪基主义的混合物”。

中共中央是在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关于李立三错误性质的来信的。

10

周恩来回忆王明他们还在中共中央之前就得到了来信，但博古则回忆，他们看到来信是得益于同为留苏学生的沈泽民，因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沈泽民马上就将共产国际的来信偷偷拿给王明他们看了。正是因为看到来信将李立三的错误明确定性为“机会主义的”、“反国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王明确信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和博古马上又写了一信给政治局，除了把自己说成如何如何最早与立三路线势不两立，却受到残酷打击外，更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中央“（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博古写第二封信时，党内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两派势力。两派都是以在立三路线当政时期受到批评和压制的干部为首的。一派以何孟雄为首，上海地方党和工会组织中的干部大部分都同情何；另一派则是以王明为首，在上海的回国留苏学生几乎都站在他一边。 这边有王明、博古的上书，那边有何孟雄的意见书，两部分干部观点接近，他们自然迅速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则不能不陷于被动。

还在11月18日第一次讨论共产国际来信的时候，政治局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周恩来明确提议，对他们这种超越组织的行为必须进行斗争，必须指出他们的错误，并给予警告。但事实上，既然政治局是三中全会选出来的，三中全会又没能指出“立三路线”的严重性，共产国际与政治局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政治局在众多不满“立三路线”的干部心目中的地位。因此，王明和何孟雄两派人对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决定和文件都不放在眼里。在随后举行的各种谈话会，甚至在上海的各级党支部的会议上，都出现了针对政治局的严重对立情绪。

面对这种情况，政治局深感困惑，青年团书记温裕成明确表示，拿这些孙悟空没有办法。不得已，政治局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几乎全体出动做解释工作，以平息下面的不满。远东局代表也专门找王明等人谈话，要他们不要闹，服从分配，正常工作，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注意到王明等人对过去受到的处罚耿耿于怀，周恩来最终主张先软后硬，即承认过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大适当，肯定其来信有对有错，要求他们在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下积极工作，帮助中央，若不听再闹，则不能顾惜。12月初，政治局决定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坚决反对破坏党的小组织活动，以挫败“陈韶玉（即王明）向党进攻”。

但仅几天后，由于远东局已经得到莫斯科方面关于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的指示，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何孟雄、李求实、罗章龙、陈郁等一大批省委、工会、军委方面的中层干部以及王明、沈泽民、陈昌浩、王稼祥（这时也在上海）、方英、博古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几乎一致要求改组政治局。有要求召开七大重选中央的，有要求开紧急会议的，有成立决议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撤换政治局领导人的。由于党的许多组织都集中在上海，而“立三路线”也好，三中全会精神也好，统统是靠领导整个地区的江南省委贯彻的，因此，中下层干部要求撤换省委书记李维汉，改造省委的呼声甚高。整个上海地区党的工作一时间几乎完全陷于瘫痪。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不能不感到万分焦虑，用周恩来的话，就是“闹得一塌糊涂，焦头烂额”。周恩来不得不考虑承认过去对王明等处罚失当，但向忠发坚决反对，说“他以前也并没有站在正确立场啊”。

12月8日晚，周恩来与远东局代表再度商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远东局代表明确认为，三中全会所犯调和错误是系统的，如果一味地想要部分肯定其正确成分，只能使中央更加丧失威信。对于王明等人过去与李立三的争论，在有机会的时候要肯定他们当时是对的。根据与他们谈话的情况，可知王明等人最不满的还是中央不信任他们，因此，只要他们肯帮助党，要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

次日，政治局正式决议，公开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的错误，中共中央“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一星期内由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与团中央委员共同举行紧急会议，以便通过这样的决议。至于对王明等人的处罚，大家同意在《党的生活》上公开宣布撤销。但到具体分配工作问题时，人们对这些搞小组织活动的行为仍旧很难谅解，因此，仍决定对何孟雄必须处分，“陈韶玉到中央苏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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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夫鼎力扶植王明政治局的上述决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差不多12月上旬，曾经当过中山大学校长，这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的米夫就突然秘密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这样高地位的领导人亲自冒险到中国的上海来，这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米夫不能不来。因为，像8月初发生的那种公然对抗莫斯科的现象，共产国际成立十多年来可以说绝无仅有。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莫斯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瞿秋白带着莫斯科的旨意回去，竟然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三中全会甚至肯定前中央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基本一致，新的中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造，这自然让共产国际大为恼火，非亲自出马不可了。

中共中央必须改造。问题是怎么改造，改造谁，补入谁？

三中全会与二中全会比，政治局正式成员几乎没有变动，除关向应是新由候补补入的外，政治局正式成员确实与“立三路线”时没有变化，即仍旧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其中张国焘在莫斯科未归，周、瞿刚回来，真正应该对“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只有向、李、项三人，但就连李立三也丝毫没有受到惩处。不用说，在莫斯科看来，李立三必须离开中国，去共产国际接受审查与批判。但当初出面顶撞的总书记向忠发、参与同远东局谈判的项英都是工人出身，能够把他们看成是“立三路线”分子而排除出政治局吗？显然，这在注重工人成分的共产国际来看是不可取的。找来找去，莫斯科最后决定除了要搞掉李立三外，还要拿瞿秋白开刀，因为一定要让中共领导人明白，容忍向共产国际挑战的行为，同样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拿瞿秋白开刀是基于他此前在莫斯科时就因为卷入了中国学生的派别斗争，而受到过处分，被解除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加入政治局呢？在共产国际随后召开的一次讨论“立三路线”问题的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库秋莫夫明确讲：谁能够保证他不会继续犯这样的错误？

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瞿秋白耿耿于怀，显然与他在莫斯科时站在那些受到莫斯科欣赏的少数学生的对立面有重要关系。要知道，在“立三路线”时受到打击和在三中全会以后受到压制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就是这些被共产国际领导人寄予厚望的留苏学生。库秋莫夫不无激动地谈到了王明的遭遇，称：“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些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做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如果说库秋莫夫在这里说得还够清楚，那么，负责共产国际组织系统的重要领导人皮亚尼茨基则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允许的。”

要王明等留苏学生加入领导机关，是不是就是要让他们一步登天，加入政治局呢？从米夫来上海后远东局的举措看，事情似乎也不那么简单。12月16日，根据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通过发出了《关于撤销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米夫通过远东局提议，让这些留苏学生进入中央各部担任某些负责的职务，比如沈泽民代理宣传部长，王明任组织部秘书，王稼祥参加党报，博古进团中央等。沈泽民暂时负责宣传部，王明去组织部做秘书，王稼祥去党报等，看来都很顺利，只有博古进团中央则费了些周折。团中央书记温裕成最初表示拒绝，继而拖着不办，直到12月23日才最终同意让博古做团中央的委员，负责团中央的机关报。

没有人知道米夫是否授意远东局暗示周恩来，王明等人应当补入中委，但以往那些关于米夫要求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书记的说法，应当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从近些年披露的来自俄国的档案资料能够看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米夫并不赞成全面变动党的主要领导机构。江南省委书记改选的问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远东局要求的结果，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认识，江南省委的改造，简直就是一种无政府行为，“是开玩笑”。

12月初，由于江南省委工作几乎陷于瘫痪，周恩来亲自出席省委会议，进行说服工作。与会者言辞激烈，说服工作难以进行，最后周不得不同意对省委进行部分改组，待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即行解决。事后，李维汉?确提出辞去书记职务，周、瞿、向等也表示待中央紧急会议开过后可以考虑。

12月22日，江南省委常委会议，

12

与会者多数再度强烈要求改组，并对中央政治局拖延决定提出质疑，呼吁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改选中央。李维汉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数人一致决议自行改选，陈云等虽表示反对，最后仍以多数同意选举了王克全为代理书记，并增补何孟雄等为省委委员。此举立刻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严重不满。

23日，政治局开会，瞿秋白一上来就表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这样自行变动江南省委，“是否太不尊重国际代表意见？”周恩来也明确认为，江南省委不经过中央如此处置，中央实在无法领导。但是，李维汉则强调，他确实已不能尽领导的责任，请中央顾及实际情形，与远东局商量找人代理。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才不得不开始考虑代理人选。此前人们已议论到召开紧急会议，增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问题，王明的呼声明显较高，关向应、周恩来等都赞同推举王明，关并肯定“他反立三很久，尤其是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问题”有较正确的看法，因此，当有人提议王明为代理书记时，会议当即一致通过，决定：“韶玉代理省委书记”，他在组织部的工作暂由他人代理。以后等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由刘任书记，王明再回去。

第二天，周恩来与远东局就紧急会议以及江南省委书记代理人选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磋商。远东局对由王明代理书记的问题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对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的提议表示还需要研究。

据俄国档案透露，王明等留苏学生此前也是积极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但这个时候米夫秘密召见了他，据他自己介绍，米夫告诉他，紧急会议有太多临时的性质，不像正式的代表会议，因此不能有很好的权威性，它的决议案事实上也不如正式的中央全会的决议案有效力，在改组问题上就更是如此，因此不如召开四中全会的好。

12月29日，远东局全体代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会面，商谈改组中央的会议问题。远东局新来的“德国毛子”正式通知中共中央：第一，紧急会议不足以表明三中全会犯有路线错误；第二，紧急会议没有足够的权力改组中央。因此，应考虑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对于参加人选，远东局主张凡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均应参加，扩大的人数以不超过与会中委的三分之一，即六七人为宜，但根据政治局会议主张应允许公开反对过“立三路线”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参加会议的精神，周坚持非中央的参加人数应增加一倍。

至于表决权，周主张凡与会者都有表决权，远东局则坚持按照规定，只有正式的中央委员才能有表决权。涉及到比较重大和争论较大的问题，可考虑变通办法，如中委表决一次，并由全体参加者表决一次。

当谈到改组问题时，周恩来汇报了党内各部门的种种意见，远东局根据周所提名单研究后提出，中央委员补选不能太多，以七八人为宜，同意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荩仁、徐畏三、沈先定及苏区一人。政治局则可考虑瞿秋白、李维汉退出，同时补入王明、王克全、陈郁等。

在3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远东局的意见自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需要稍加说明但未必应当加以重视的是，第一次参加这样会议的王明，在会上倒是说了几句谦让的话，说“我的工作能力不够，还应到群众中去学习”，故“不同意我自己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沈泽民也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应到政治局”。让人感到惊奇的倒是一向对王明等人颇多反感的向忠发的发言，他明确说不同意王明的说法，说王明参加政治局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对过“立三路线”，而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进步与发展，工作上也显示出有相当的经验，增加这样的同志才有助于加强中央指导的力量。当然，有类似看法的人在会上并不只向忠发一人。

舆论都造到了这种程度，不满27岁，回国后从事实际工作尚不足两年的王明跃入政治局，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了。

13

王明青云得步握大权王明是怎样入选政治局的呢？他是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争议人物吗？关于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误传不少，而第一个披露六届四中全会记录的李维汉的回忆录可以算始作俑者。那就是回忆录把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说成是米夫。后来的研究者凡是谈到六届四中全会的，几乎没有不误入歧途的。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他回忆的引述而对六届四中全会情景大加发挥的纪实作品了，那里面错的就远不止一个米夫了。

参加会议的那个国际代表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新来的“德国毛子”，名叫艾伯特。在俄国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德文写的对会议的总结性的发言。

既然主持会议的不是米夫，我们自然也不必像有的纪实作品那样去想象他为王明的入选费尽了多少唇舌。其实，整个会议集中争论的只有两点，一个是开紧急会议，还是开四中全会；一个是彻底否定现中央，重新改选，还是依据远东局的名单只做部分调整，何孟雄、罗章龙、袁乃祥、韩连会、王凤飞、史文彬等全总、海总及北方工会的干部大部分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尽管王明在会上也有长篇大论，但会上几乎没有人把矛头对准王明。

最足以反映出会议气氛的是选举。自艾伯特提出选举问题开始，双方就激烈交锋，几至白热化。

罗章龙首先表态，“主张彻底改造政治局”，否则不举手。

余飞也要求：三中全会政治上已完全破产，因此三中全会选出的同志完全无效，全部另选。

史文彬、徐兰芝、韩连会、邱泮林等当即响应，韩连会甚至与几个人另外拟出一个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会场上顿时七嘴八舌，吵成一团。

徐锡根是大会主席，他不得不放大声音道：大家冷静些，远东局提议的办法不妨碍大家另提名单。

艾伯特也大声主张：停止这样的讨论，照远东局与政治局提的名单先进行表决，同志们也可以自己提出名单来表决。

袁乃祥坚持：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全部退出，一定要另选！

艾伯特也毫不退让：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中有许多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并且瞿秋白已经承认了他的调和错误，他应当留在中央工作。而李立三的问题则必须要由共产国际来解决。

王凤飞怒气冲冲地指着艾伯特说：你这样做是要负责的！

罗章龙眼看这种情况，也明确表态：我不同意按照远东局的名单进行选举，干脆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好了，我们放弃表决权。

艾伯特不理他，要徐锡根就这一有争论的议题付诸表决。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全部退出去的11票，反对的15票，袁乃祥、罗章龙等人的意见被否决。罗章龙、史文彬、王凤飞等人强烈反对这种做法，罗干脆气鼓鼓地站起身来要退出会场，顾顺章一把把他拉住，连劝带拽地把他又拖回到座位来。但罗仍旧冲着艾伯特喊：你指定好了，不必表决了。

艾伯特也严厉地表示：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赞成的可以举手，不赞成的可以不举手。

但韩连会仍坚持：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好了，不要表决了。何孟雄、史文彬、罗章龙、余飞等也都不满地随声附和。

艾伯特开始使出杀手锏。他不动声色地说道：这位同志的话6个月前我们也听到过，那是李立三说过的，但那是对共产国际的冒犯，是轻率的。现在又有同志这样说话，这是李立三的做法，同样是对共产国际的一种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要求马上将名单付诸表决。

艾伯特的话顿时让会场冷静了下来。周恩来重新宣读了名单，因为何孟雄、罗章龙等拒绝投票，参加投票者只有20余人。远东局提名增补的9名中委全都顺利通过。其中王明得赞成票18票，反对票4票；沈泽民得赞成票17票，没有反对票； 夏曦得赞成票17票，反对票1票。而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引起争论的只有周恩来和卢福坦两人。经表决，以18票对6票否决了要求周恩来退出政治局的动议，同时以差不多同样的票数通过了赞成增选卢福坦加入政治局的动议。留苏学生加入政治局的只有一人，即王明，没有人提出异议。

王明没遇任何阻力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过他成为政治局常委还有一点周折。

四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即1月9日，远东局召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等商谈新政治局的分工问题。向忠发首先提议，为加强政治局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常委能够多注意一些政治问题，考虑以向忠发、任弼时、王明和张国焘为常委，周恩来因为党内争议较多，建议代理江南省委书记从事实际工作。

对此，远东局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提议，分正式常委和候补常委，正式的仍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的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三人。但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王明是否应当马上回中央工作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王明应当回中央做候补常委工作，而多数人认为王明仍应负责江南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最后，会议通过了向忠发的提议，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

对于政治局的决定，远东局表示赞同。但一周后，即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

在崇尚“左”倾教条的时代，把莫斯科的指示和利益看得远比中国革命更重要的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4

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

1981年５月14日晚，因患慢性白血病已经卧床一个多月的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得到通报后，彭真、邓颖超、王光美等于15日一早就赶往宋庆龄住处探望。据说，这时宋庆龄神智尚属清醒，她自知余下的时间不多，因而有气无力地接连三次表示了希望在临终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见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人民日报》1981年６月２日。

眼看宋庆龄可能不久于人世，彭真等急忙于当天上午10点半将宋庆龄的要求报告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胡又迅速转告邓小平等政治局领导人。这一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接受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氏三姐妹决定称：宋“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见《人民日报》1981年５月16日。当天下午6时许，即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列席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就驱车赶往宋庆龄住处，正式通知宋庆龄这一决定。次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也亲自前去探望，并祝贺宋入党。只是，宋庆龄这时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不大能说得出话来了。见《人民日报》1981年５月17日。

在宋庆龄弥留之际宣布吸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受到海外个别并不真正了解历史上宋庆龄与共产党关系的人的非议。他们甚至对宋庆龄是否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表示怀疑。其实，众所周知，宋庆龄自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追随共产党。还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她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协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1949年10月以后，她更是中国共产党十分信任的朋友，相继担任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多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几十年追随共产党，她不希望加入共产党，那才是咄咄怪事呢。值得一问的倒是，宋庆龄何以到临死前才提出入党问题？

在中共中央1981年５月15日的决定中，明确提到宋庆龄“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已经公布的材料看，只有一份回忆提到，1957年４月宋庆龄曾经向前去探望她的刘少奇提出过入党的要求，当时，由于中共中央认为宋“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没有批准宋庆龄的要求。见《人民日报》1981年６月２日。此外，我们再未见到其他更直接的反映宋庆龄曾要求入党的材料。这多半也正是引起海外一些人产生怀疑的主要原因。不过，从新近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在事实上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也就是说，宋庆龄并不是在1981年临去世前才加入共产党的。她早在1930年代初期，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

60年代的宋庆龄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在谈话中，他详细说明了当时在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内部的矛盾和秘密工作屡遭破坏的情况。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２，卷宗号224。

在这里可以看出，还在1934年春天以前，宋庆龄实际上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只不过她入党并没有经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或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而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直接发展的。有过这种经历的在当时远不只宋庆龄一个人。共产国际当时直接负责中国问题的远东局成员对她的工作和忠诚评价很高。只是，当时秘密吸收她加入的是共产国际，即所谓世界共产党。而在中国共产党这方面，很长时间并不清楚宋庆龄的这一特殊身份，也没有她入党的任何记录，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1949年以后仍然要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来，并且直到临去世前才正式取得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

当然，关于宋庆龄被共产国际代表吸收入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更详实的档案材料可以具体予以说明。我们甚至还搞不清楚她入党的确切年代。不过，考虑到上述备忘录中报告人提到，吸收宋庆龄入党的那位共产国际代表在1933年底以前已经奉召回国，大致可以相信，宋庆龄入党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从廖承志回忆1933年５月初宋庆龄代表共产国际与他秘密接头的情况看，宋庆龄的入党时间似乎还应当再早一点。因为，从廖承志这个每一分钟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片断回忆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宋庆龄当时不仅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的秘密接头人，而且明显地受过某些秘密工作的训练，正如上述报告所说：“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据廖承志回忆，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５月间，当时他刚刚从英国巡捕房被保释出来。宋庆龄突然神秘地来到他家与他秘密接头。她巧妙地支走了廖承志的母亲，她自己的挚友何香凝，找到了单独与廖承志谈话的机会，明确告诉他说：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最高方面？……”廖承志一时有些惊异地望着宋庆龄。

“国际！”宋庆龄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廖承志几乎叫出来。

1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廖承志母亲房间走去。

廖承志飞快地在一张纸条上写出名单，只十分钟，宋庆龄就出来了。她接过纸条，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先后同何香凝、廖承志道过别后，就匆匆离开了。

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五十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82年５月29日。

不难判断，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的宋庆龄，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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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民国外交先谈谈我们今天的题目。本来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想要我讲的是“顾维钧与民国外交”，我告诉他们我对顾维钧没有什么研究，但他们还就让我要选一个与民国外交有关的题目来讲，我就选择了蒋介石和民国外交这样一个题目。

为什么要讲一讲蒋介石和民国外交这个问题呢？刚才看见同学们制作的海报上，那上面用了两个比较刺眼的提法，一个是叫“卖国贼”，一个是叫“爱国卫士”。可见，我们今天在谈到蒋介石和中华民国外交史的关系问题时，就连同学们也都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争论。这也正是我选择要讲一讲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想首先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可能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去具体讨论蒋介石是卖国贼呢，还是爱国卫士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要讲蒋介石的功过，更重要的还是要想办法将历史还原。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场景当中，去具体地了解蒋介石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围绕着他所发生的历史怎么一回事。具体到讲蒋介石和民国外交的关系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在蒋介石主导之下的南京政府的外交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蒋介石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以及他在处理各种对外关系问题时为什么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哪个蒋介石才是比较真实的蒋介石?

要讲蒋介石和民国外交的问题，首先不能不对照一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状况。我们今天所以会在蒋介石主导下的民国外交问题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内心里都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状况远比中华民国的外交状况，更容易让国人获得一种满足感。谁能够让中国在世界各国列强面前真正地站起来，谁就能够赢得国人的尊重。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到了，而蒋介石明显地没有做到。

那么蒋介石没有做到，是不是就意味着他领导下的中华民国的外交工作是失败的，甚或一无是处呢？这却不尽然。我们研究中华民国史的一位专家——杨天石先生，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老研究员——他对蒋介石在那个时期的功劳，做过两条总结。他说：蒋介石一生有两大功劳，一是胜利地领导了北伐战争。通过北伐战争，消灭了三个军阀集团，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民国初年以来中国所出现的军阀割据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这是蒋介石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上所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成就。二就是坚定地领导了八年抗战，也就是抗日战争。无论多么困难，也无论有多少曲折，蒋介石毕竟坚持把对日抗战进行到底了，最终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陆了。这是蒋介石应该得到全民族高度肯定的一个重要贡献。这是杨先生给出的一个比较中肯的意见。

当然，即使肯定杨先生的上述意见，具体说到我们要讲的民国外交时，我们还是会碰到很多有争议的话题。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多少年来海内外史学界一直在争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不抵抗主义”究竟是张学良发明的呢，还是蒋介石发明的呢？最近杨先生去了美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当中赫然发现，其实早在1928年“五·三惨案”，也就是“济南惨案”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中亲笔写下了“不抵抗主义”几个字。杨先生显然相信，“不抵抗主义”这几个字确是蒋介石的发明。但问题是，主张“不抵抗”，是不是就是卖国呢？再进一步，如果说“五·三惨案”时不抵抗，是因为当时有特殊情况——不能让日本人破坏北伐，阻止北伐军北上的阴谋得逞，那么“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主张不抵抗又是为了什么呢？再进一步，如果“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对日本军阀下一步行动，即对形势发展的误判，导致了不抵抗，那么此后当发现日本意图吞并东北之后，蒋介石是不是还是不抵抗呢？坦率地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并非主张不抵抗，而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但是，因为他没有迅速发动全面抗战，而且步步退让，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一直拖到1937年没有办法了，日本人打到了家门里面来了，已经不得不抵抗的情况下，才开始抵抗，结果蒋介石的这种片面抵抗也被说成是不抵抗了。对这些问题到底应当怎么看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简单从感情出发，或者从应该不应该出发，不是研究历史学者的态度。想要了解蒋介石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们还是应当设法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那么，那个时候的历史场景是怎样的呢？

这里面我要先跟大家讨论的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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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能比中华民国建立，特别是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的时候，有更大的气魄，有更大的决心，实行“另起炉灶”？

所谓“另起炉灶”，言外之意就是过去的那套做饭的家伙都不要了，要重新搞一套我们自己的。过去一切的外交，包括外交关系、条约、协定，一切各种各样的外交承诺、声明宣言等等，统统作废。所有过去与中华民国发生外交关系的外国外交人员，大使也好，公使也好，领事也好，统统不承认他们的地位。如果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外交关系，就要重新谈判，重新建交，一切条约重新签订。这和南京中央政府宣告成立的时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这两种做法就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背负南京政府成立时所背负的那些外交包袱，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蒋介石当年却做不到呢？简单来说，这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关。共产党主张的是彻底革命，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们本质上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是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为己任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理念上的、理想上的、主张上的说法，包括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内战期间批驳国民党外交的种种宣言当中，发现这是他们革命期间一贯的主张。但是，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历史条件是另一回事；你有决心和想要这样做是一回事，你到时候能不能做到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是不是共产党人只要上台就能够这样做呢？未必。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我们这里同样有一个很典型的参照系，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因为当年苏联就没有能这样做。

苏联的前身苏维埃俄国是通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从一开始就要解决持续了3年多的惨酷战争问题，和随之到来的十四国武装干涉的威胁问题。列宁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和干涉，摆脱苏维埃政权可能很快被战争瞬间拖垮和被列强推翻的这样一种前景，在革命胜利之初，就被迫和当时几乎兵临城下的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这个和约可以说是典型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因为它割让了此前曾经属于沙皇俄国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大片领土。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引起众多爱国者的强烈抗议。但是，列宁力排众议，坚持妥协，布尔什维克于是才有效地停止了德国的进攻，也使得新政权得以集中力量来对付十四国武装干涉以及国内各种反抗的武装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布尔什维克才得以从最初掌握的莫斯科、彼得堡等几个中心城市，逐渐把它的统治推展到了俄国其他地方。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又把当年丢掉的领土重新夺了回来，甚至还把它进一步扩大了。

简单回顾苏联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并不是所有共产党建国都能做到“另起炉灶”的。那么中共可以做到，是不是因为毛泽东或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爱国、特别强悍，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在性格上或者是革命的观念上有不同呢？显然不是。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就应该看到，毛泽东所领导的新中国建立之际的国际环境以及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大不同于列宁创立苏维埃俄国的时候了。俄国当年为什么做不到？第一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靠的最主要的一个法宝，就是反对俄国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开宣示自己能够为国家带来和平。夺权后如果继续战争状态，新政权就不可能取得民众的拥护。第二也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苏俄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1918年春天，新政权刚刚建立起来，其统治范围只限于莫斯科、彼得堡几个中心城市，在全国范围内还存在着许多反抗势力，还有大片的农村不在自己手里，它也不可能有力量组织起新的对外战争。更何况，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借助，必须要孤立无援地面对众多必欲消灭它的外国列强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各种反对势力的武装反抗。相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时就幸运多了。不仅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已经基本上统一起来了，而且它还有了苏联这样的世界强国作为自己的坚强后盾。再加上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时代已经结束，列强各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自顾不暇，唯一强大的美国又受到苏联的牵制，不能不把它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也无意来干涉中国革命。试想，如果中国像苏俄当年那样处在帝国主义的团团包围之中，处在十四国武装干涉那样一种环境下，国内到处是反抗的武装力量和统治不到的大片地区，得不到来自苏联的秘密帮助，不要说革命成功不了，就算成功了，以中国当时那样的状况——落后、贫穷，它可能对列强采取那么强硬的态度吗？事实上，即使有了这样许多有利的条件，毛泽东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且亲自到莫斯科，去和他并不喜欢的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所谓“互助同盟”，说到底就是指如果美国胆敢对新中国发动进攻，缔约的苏联一方必须要全力以赴予以援助。因此，毛泽东在莫斯科虽然弄了一肚子不痛快，回来后却还是兴奋地到处讲：“我们这次请到了一个好帮手，这样一来帝国主义拿我们就无可奈何了。”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讲？显而易见，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很大程度上还需要苏联的援助。

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来比照中华民国的情况，就是想要大家了解，对外政策的强硬与否，不是简单地可以根据阶级、政党、领袖等等的主观因素来决定的。不是说只要是共产党当政，就一定不会对外妥协，一定不会委曲求全、割地赔款。革命如毛泽东者，也一样需要从实力的原则出发，尊重客观的现实力量对比，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这些年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在中苏谈判缔结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过程中，中方是不是也有过妥协让步的情况，双方是不是有过秘密条款等问题，基本上已经弄得很清楚了。其实，毛泽东自己在1950年代中期，即斯大林去世之后，也多次公开报怨过他那次访苏受了斯大林的很多气，甚至说在1950年缔约谈判中斯大林强行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搞了4个“合作社”。为什么堂堂如毛泽东者，敢于“另起炉灶”，却要忍受这种屈辱？还不是因为当时中国自身力量太弱，非依靠苏联不可，因而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在外交上做些妥协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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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宋美龄让我们现在重新回到“蒋介石与民国外交”这个话题上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妥协与否，是要受到很多客观因素制约的，并不完全取决于领袖个人的意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受领袖个人意志左右的。而我们后人看问题，也不能仅仅看表面现象，必须要深入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全面地考察当时左右着政治人物行为的种种客观因素。一切是非对错、得失成败的判断，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考察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从结果来倒退动机。比如，因为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因而就认为毛泽东最爱国；因为列宁当政时对外颇多委曲求全甚至丧权辱国之举，因而就判定列宁心存卖国。

因为，我们要看一个政治人物到底爱国不爱国，不能从结果出发，而要从这个人物的思想言行出发。那么，蒋介石爱不爱国呢，或者说他是不是民族主义者呢？

我们这里谈的所谓民族主义，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它的中心内容其实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追求民族独立，一个是追求民族平等。所谓民族独立，就是不受任何国家的压迫，能够自主统一，自主地行使自己的主权，确保自己国家的领土基本完整。所谓民族平等，就是能够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不受歧视，不受欺凌。其实，自从中国开始步入近代化的进程，打开了国门，废除了科举，有了新式学堂，真正打开眼睛看世界之后，中国年轻的新学生就几乎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了。因为在那个时候，看到世界上弱肉强食的局面，他们都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会落后挨打，中国将来应当怎样，中国如何才能使自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而不再成为列强瓜分并吞的对象？我想同学们都熟悉邹容 、陈天华这些人。1903年、1904年他们写下《革命军》、《警世钟》这些发聋振聩的民族主义宏论的时候，可能比许多在座的同学还要年轻。同样的情况，毛泽东、蒋介石他们这些稍微晚一点出生的年轻人，当年又何尝不是有过同样激昂的呼喊？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看一看蒋介石年轻时有着怎样的民族主义抱负。“五四”运动的时候，蒋介石虽然已是一名军人，但是他对“五四”运动是高度推崇的。他是这么讲的：“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国民民气未馁，民气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这个话一听就明白，中国当年的众多志士仁人，包括蒋介石和那时候投身过革命的许多人，当时都觉得国人不行，不争气，没有民族意识。而“五四”运动使他们看到了希望，认识到原来中国人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心，因而更加相信中华民国还是有希望的。

当年很多中国人最为痛恨的，就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种种占有和掠夺，蒋介石也是一样。他的日记中有过很多这样不满的发泄。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上海，他多次经由上海去日本，也在上海经商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对上海的现代化程度充满了羡慕。恰恰相反，他对上海最现代的租界、洋行，包括洋买办下的处处显得高人一等的工作人员，反而是深恶痛绝。他在日记里忿忿地写道：“凡在租界、洋行、公署、洋宅之寄生虫皆可杀也。”其激进程度很可以与我们今天某些网民的狂热心理一比。一个是在香港。他在1920年去了一趟香港，看到香港建设的情况，英国殖民者在那里大兴土木，香港的建设成就与国内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他看到后不仅毫无羡慕之心，反而在日记里感慨地写道：“中国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让外人治之，不亦生可叹乎？”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香港建得再好，到底是被英国人割占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越是注意到香港的美，内心里就越是感到难以接受。

同样的情况。1925年国民革命开始了，蒋介石当时已经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并且开始组建国民党的第一支党军。恰在这一年，5月30号在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日本厂主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的浪潮。就在蒋介石所在的广州，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竟然遭到隔岸租界内英国、法国巡警的开枪射击，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沙基惨案”发生在6月23日，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蠢尔英奴，视华人性命如草芥，肆行芟剃，闻之心肠破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有生以来，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即是说，他因此所受到的震动是有生以来没有过的。从这一天起，蒋介石就在他的日记上面题要的空白部分处，每天记上一段仇英的口号，且连续记了100多天，有100多条。比如：“英虏皆可杀”；“英夷可不灭乎？”“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总之，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列强恨得咬牙切齿，每天来提醒自己不忘国耻。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我们再来看1928年“济南惨案”时的蒋介石，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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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伐军正在进行第二期北伐，到达山东济南的时候，和借口北伐威胁到日本侨民的安全而再次登陆的日军发生了纠葛。中方当时并没有对日方主动挑衅的意图，因为北伐军的任务就是要尽快通过山东，直接向河北、北京、天津推进。问题是日军不希望北伐军那么快地打到北京去，刻意在山东制造事件进行阻拦。这次事件导致国民革命军1000多人被缴械，国民政府对外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残忍地割鼻削耳残杀致死。蒋介石自然深知日本人的阴谋所在，为避免被日军所阻，他不仅在日记中写下“不抵抗主义”几个字，而且公开要求部队不要和日军发生冲突，绕道北上以完成使命。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不知痛恨日军的暴行。在事发当天给国民党中央的信里，他就明确表示：“弟本革命精神，对此侵略，决不屈服，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同情，再图对付。”两天之后，他更进一步在日记中写道：“日军如此残暴威逼，彼岂能慑动我哉？吾惟报民族之浩然之气，与总理大无畏精神，与之周旋耳。”这里的“总理”指的是孙中山。5月10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余自订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做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至国耻洗雪净尽后为止。”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沙基惨案”是一样的。他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在日记上方再写标语，但是决定每天早上要起来默念国耻。他也确实坚持这样去做了。直至北伐成功一年以后，他依旧在作纪念“五·三惨案”的演讲。他公开地告诫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官兵说：“去年５月３日日本在济南横阻我北伐，残杀我同胞，霸占我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我们中国人，凡是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这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族便没有一天能独立。本校长就是在济南亲身受了这个耻辱的。你们是我的学生，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你们洗雪这种国耻，务使国家在帝国主义的残杀与侵略之中解救出来，以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平等。”这就是他当时对日本的态度，颇有点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的架势。

其实，最受争议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的心情也是如此，他首先想到的也正是越王勾践当年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组织进行第三次“剿共”战争。得到消息后，他在20日的日记就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宗之子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果，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应卧薪尝胆，深记教训，勾践因之罢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但是，“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危险显然不是济南惨案可以与之相比的。由于受到日军扩大侵略的刺激和国内舆论的批评，蒋介石一度甚至下决心想要组织抗日军事，率兵北上。为此，他曾专门留下遗嘱称：“持此复仞之志，奋吾吞虏之气。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我们在这里把蒋介石的一些日记呈现给大家，就是想要大家了解，蒋介石其实也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情绪的，而且他在当时的中国人当中，特别是在众多中国军人当中，民族主义的情绪还是相当强烈的。由此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蒋介石内心里的民族情绪那么强烈，可他碰到事情的时候却多半不能像他心里想的那样，直率地表现出来，甚或不顾一切地真刀真枪地去拼命呢？

不错，对于一个并非民主的独裁专制的国家而言，领袖个人的意志和作用有时是非常重要的，领导人的性格有时甚至还可能左右到整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但是，一个领导人能不能完全撇开他所生长的环境，以及他所承担下来的种种历史要素，完全靠自己的即兴发挥或者自身的情绪反应，就来决定整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呢？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说这是不大可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人物，无论他有多么独裁，还是有许多包袱是放不下的，是必须要背起来的。这里我们就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蒋介石接受的民国外交历史遗产的问题，和这些历史遗产对蒋介石的外交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蒋介石不是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表面上看好像是靠自己打天下上来的，但不要忘了，蒋介石说到底还是靠着跻身在国民党里爬上来的。蒋介石到孙中山的身边相当晚，因此，即使到国民革命开始之后，他在国民党里也还是个小字辈。即使他通过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登上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又在1927年通过“四·一二”事变巩固了自己在党政军内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依旧必须要靠高举孙中山这面大旗，要靠继承“三民主义”，和延续国民党过去的外交传统，才能在他的所谓国民革命中?立起自己巩固的威信，应对党内党外方方面面的压力。南京政府的建立，使蒋介石必须要面对近代中国最大的一个历史遗产，就是不平等条约。自诩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蒋介石必须高举孙中山对外政策的大旗。我们知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但是我们也知道，孙中山对自身“民族主义”主张的解释，是有过一个变化的。我们说，这种变化是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影响的结果，但是，正因为这种变化的存在，也就出现了对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解释上的歧异。无论如何，在国民党人看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与共产党人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是有很大区别的。孙中山临死的时候留下过这样的遗嘱，即“要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这句话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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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蒋介石在广东你可以解释成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苏俄，因为他还有一个留给苏俄的遗嘱，要求苏俄帮助年轻的国民党实现中国革命，因此共产党人后来基本都这么解释。但这句话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那就是只要能够平等待我之民族我都应联合，而不在乎你过去是不是帝国主义。至于如何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问题，孙中山也曾讲过，他的民族主义的最大目标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成就民族独立。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方针看起来和共产党人的目标非常相似，但是孙中山在他的《建国大纲》里面所讲的办法却与共产党人的办法非常不同。那就是：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废除”，并不是不加商量谈判，一纸宣言取消了事，而是要通过谈判修改条约，把过去不平等的条约修改变成平等条约。这和我们讲到的新中国建国后的“另起炉灶”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打破旧的一切，而是要按照国际惯例，在承认旧约的基础上通过谈判修订旧约来实现独立与平等。可想而知，孙中山在政治上的这种态度，作为一种历史遗产，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包括蒋介石后来的对外政策。

孙中山在那个时代外交政策的特点，也是我们要强调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其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个是“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就是坚持实力原则，目标不放弃，但是要量力而为。不是一天之内达到目标，而是循序渐进。这个“量力而为，循序渐进”的范围很大，包含的内容很多。如果考察孙中山在外交上的许多做法，就会发现，他的“量力而为”本身和“循序渐进”的目标也是变动的。这变动指什么？比如领土。孙中山从来没有固定划定说哪个地方固定是中国的。当然长城以内十八行省是孙中山始终坚守的，不能放弃，这是中国本土。但是本土之外呢？对本土之外的情况，孙中山没有做过明确的宣示。相反，我们在孙中山和日本的外交交涉过程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当年就曾经用“外蒙”和“满洲”的权益和日本人进行过交易，曾经提出愿意出让满蒙地区或用租借给日本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援助。同样的情况，在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当中，孙中山还公开承认苏联红军对外蒙古的占领以及苏联在中国东北保留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权等，都可以依据现状继续维持。说起来，当时的北京政府和苏联政府就中苏建交问题谈判已经历时多年，北京政府以维护中国主权的名义在这两个问题上始终不做让步，结果，相比而言，孙中山在这一点上明显地灵活许多。这清楚地反映出，身处革命党地位的孙中山，在面对外交问题时，甚至比北京政府还要务实。

第二个就是所谓“借助外力，以夷制夷”。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孙中山非常清楚，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实力来和北京政权抗衡，是很难成功的。因此，孙中山从革命开始之日，就高度重视“以夷制夷”和“借助外力”的策略手法。他之所以常常暗中去找日本人帮助，去找美国、英国、德国人等等，提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吸引外国进行援助或干预，就是希望能够在外力的帮助下尽快地推翻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孙中山为什么会找到苏联，并实行联苏容共政策？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列强各国始终拒绝援助他，只有苏联与中国革命党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因而可能也愿意支持他通过革命的方法取得胜利。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国民党正是因为实行了这一政策，不仅成功地壮大了国民党的组织，建立起黄埔军校，组成了自己的军队——国民革命军，而且最终还成功地进行了北伐。因此，利用外力这一政策，毫无疑问是孙中山留给国民党，也是蒋介石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一种外交遗产。

第三点是“运用公法，遵守惯例”。所谓“运用公法”就是运用现成的国际公法，承认国际公法的效力以及它的公正性。那么遵守各国的已经有的通行的外交惯例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新政府建立之后要继承和延续旧政府签订的各种各样的条约和决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维持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任何问题在新政府建立后经由正常的外交运作，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根据国际公法来谈判解决。因为务实，孙中山一生中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公理公法，这既是身居弱势地位对外争取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孙中山深受西方政治观念影响下的一种理念坚守。因此，即使1923年与北京的公使团因为“关余”问题孙中山曾经有过反抗列强的行动，但他依旧还是坚持着法理上的正当性。换言之，孙中山并没有以革命的名义单方面废除对外条约，即使是不平等条约的激进想法。

除了孙中山遗留下来的外交遗产以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蒋介石接手民国外交的时候，国民党内人才匮乏，以至不得不从北京政府的外交队伍中大?地引进人才所带来的影响。

国民党整个组织早年都是从华侨中发展起来的，在国内没有多少基础。后来虽然在国内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它的许多人才也主要是来源于华侨之中和广东地区。南京政府1927年刚成立的时候，用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就是过去广州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伍朝枢。伍是广州人，在孙中山时期就做过外交部长，是个老国民党员。但是，后来发现伍朝枢过去的外交经验、阅历知识都相对欠缺，广州时期并没有多少外交工作可做尚可应付，现在要出来做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负责人，要和那么多国家打交道，既无人脉，也无经验，条件不够。所以伍从1927年5月上台，1928年2月就被免职了。但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特别重视外交工作，因为他这时最看重的还是要完成北伐，统一中国。而要完成北伐，就要跟北京政府的后台——张作霖背后的日本人打交道，因此他这时更看重的还是谁能做日本人的工作。因为蒋介石当时并无外交人才可资利用，于是除了自己在1927年下野的时候专门去过一次日本以外，为了北伐的需要只好把他过去在日本的同学黄郛找出来管外交。黄郛没有学过外交，也没有学过国际法，他只是过去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作为士官生在日本待的时间比较长而已。结果，黄郛1928年2月接手，5月就发生“济南惨案”，日本成为全民仇视的对象，黄郛也并无能力在对日外交上有所斩获，其反而因为有亲日之嫌而成了众矢之的，非下台不可。这件事终于使南京政府意识到外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转而不得不开始大批吸收、接纳或延聘北京政府的大使、公使、领事以及外交部各种外事官员，包括国际法专家来为自己服务。

如此大量地接受北京政府的外交人才会造成何种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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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注意到南京政府1929年一度轰轰烈烈地推行“革命外交”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蒋介石在外交上起初也很想要自己搞一套的。1928年黄郛下台后，蒋介石选择了早年在国民党广州政府做过，后来转去北京政府，但国民党各派还比较容易接受的王正廷出来做他的第三任外交部长。正是这个王正廷，在1928年秋天以后，鉴于第二次北伐成功，全国初告统一的背景，迎合蒋介石完成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愿的理想，推行了一套“革命外交”的做法，大规模地推动修订与列强各国的外交条约，试图另订新约，以取消旧的不平等条约。这个运动一直进行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正廷被青年学生用花盆砸破脑袋，愤而辞职，才告中止。这场“革命外交”虽然并未真正采取何种“革命”的做法，但却在关税自主、租借地收回、领事裁判权以及收回会审公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很显然，这些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王正廷是毕业于美国的留学生，长期做外交工作，曾经在北京政府担任过外交总长这样重要的职务，拥有相当的外交阅历、经验和外交人脉资源。使用王正廷的经验无疑使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外交人才的重要性。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外交人才，如顾维钧、施肇基等都是从北京政府外交部中延揽过来的，这并非偶然。再以后，虽然北京政府旧外交人员基本用罄，但国民党还是始终重视培养留美留英的学生，除了个别时期以外，其外交骨干用的都是留美留英的学生，这也和蒋介石对民国外交重心所在的估计和使用北京政府外交人才的心得密切相关。但是，大量利用和依靠留美留英的学生和在北京政府长期从事过外交负责性工作的骨干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促使国民党在外交问题上的革命色彩越来越少，对国际组织和大国政治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第三方面我们要特别谈到的，则是蒋介石在掌控民国外交时的内部环境。王正廷在1929年大力推行“革命外交”的时候讲过一段话。他说：“办外交不是靠几个外交人员的力量，是靠国家实力为后盾，方能搏得胜利；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团结，没有全民的拥护，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种背景下改变同外国的关系。”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蒋介石从年轻时代起就有民族主义的强烈抱负，因此，国民党理论上一度应该还是一个革命党。尤其是北伐成功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管它怎么行事，至少它的口号喊得震天响。“革命外交”所以能在1928年底到1929年闹得轰轰烈烈，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国民党当时革命的意识形态还在起作用。不断的集会，不断宣言，包括国民党中央也不断地通过决议，都是打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号。但即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蒋介石也还是不敢轻举妄动。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蒋介石不想“革命”一下，而是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是被“利益均沾”的各种外交条约捆在一起的列强各国，不要说一个国民党，就是当时整个国家能够被动员起来，也不是这个国际社会的对手。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面的原因说简单也很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我刚才让一位同学在黑板上抄了一个简单的大事记，记录的是1927年以后到1937年以前这10年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主要的战争。即使除去第一、二次北伐战争不算，从1929年开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几乎年年都在打仗，有时甚至一年里在几处打。1929年上半年是蒋桂战争；蒋桂战争还没有完，1929年下半年又爆发了中东路战争；中东路战争还没结束，又出来一个蒋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战争；蒋冯战争还没完，那边广西军阀又“反水”，紧接着就是1930年2月爆发的中原大战，双方各动用兵力100多万，打了差不多10个月，反蒋派还公开成立了北京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与此同时，共产党又趁机在南方各个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发展红军，蒋又不得不接连组织“剿共”战争。“剿共”战争尚无成效，广东地区国民党人又揭竿而起，另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引发了宁粤战争。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在江西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时间中国境内竟然有三个中央政府鼎足而立。1932年初又发生“淞沪抗战”，之后又是“剿共”战争。1933年初山海关和热河省先后沦陷，然后又接连爆发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和福建事变，还有第四、五次“剿共”战争和对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等等。

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面很多战争在时间上是交叉的，再加上还有很多没有列出来的局部的或短时期的军事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主导国民政府之后，从1927－1949年他其实始终都在打仗，不是和中国人自己打，就是和日本入侵者打。就是在对日战争的同时，他也还要分出兵力和资源来与内部的反叛者打。可以想象，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要想让蒋介石改变一种思维——“先攘外而后安内”，有没有可能呢？

内部冲突对外交的影响会有多大，只要注意到前面我们提到的“革命外交”的例子就足够了。如前所述，在1929——1931年间的“革命外交”一度确有进展，然而就在一系列涉及不平等条约的地方都在逐步取得进展的时候，战争爆发了。本来国民政府宣布1930年1月1日起废除领事裁判权，结果刚刚宣布，还没有来得及推进，中原大战就爆发了，什么也实行不了，本来好不容易说动的英国、美国两国也不跟你谈了。中原大战解决了，谈判恢复了，国民政府又宣布1932年１月１日要实施管理在中国的外国人的自主条例，以便取消最受国人非议的领事裁判权。美国、英国与国民政府就此进行的谈判也谈出了一个逐步实行的协议，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又爆发了，结果一切又停顿下来了，花了几年时间谈出的进展又泡汤了。不难了解，很多外交上的事务不是外交本身能够解决的，它确是受到方方面面各种内部条件的困扰，受到很多因素的牵制和影响的。

除了战争的因素以外，我们还要注意到的是，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建立起来之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它的实际控制力究竟有多大。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注意一下南京政府不同时期能够控制的实际有效范围的话，就会发现，它的实际控制范围在很多年里充其量就是围绕着南京的几个省，即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有几年时间，就连河南都不在它的控制范围内，湖南、湖北也是一度摆来摆去，时而受控，时而脱序。其他各省，广西和广东多少年来都是与南京分庭抗礼的；西南各省中央军在1935年跟着红军长征进入之前从来就没有进去过；西北地区的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诸省，中央军也从来不曾染指；华北的河北、山东、热河、绥远、察哈尔，更是一直在地方军阀的半割据状态之下。即使到了1936年，中央军因为跟着红军进入到西南地区，把西南各省纳入到南京政府的实际控制版图之内，它真正能控制的，也只是贵州一个省而已，四川的军阀蒋介石一直到抗战期间都没能完全控制住，云南实际上一直都还是军阀龙云的天下。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了，蒋介石才想了一个办法，把龙云强行押到重庆软禁起来，才把云南收入囊中。

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一下，南京政府如此有限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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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不能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及早地发动一场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呢？别的地方不必说了，东北为什么会丢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主张不抵抗政策固然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即使蒋介石想要抵抗一下，他能够指挥得动张学良吗？1932年蒋介石就下决心要守住锦州，不让日军继续南下和夺取全东北。国民政府为此三令五申，张学良买账了吗？1933年蒋再度要张学良力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并派兵增援其守备，蒋介石并且力主派中央军增援张。他为此发了很多电报，讲了不少利害关系，可是张学良照样顾虑到东北军的利益及其与汤玉麟的关系，因而推三阻四，并不能真正下决心执行，以至于锦州、热河都轻易落入日本人之手。为什么会如此？还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表面上统一，实际上仍旧是地方势力各自为政的半独立局面。张学良不同意，中央军就进不了东北；阎锡山不同意，中央军就进不了山西；就连河北、山东，宋哲元、韩复榘不答应，中央军在那里也难以立足。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在中国怎么能不长驱直入？蒋介石又如何敢轻易对日开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蒋介石那个时候远谈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蒋介石统治下的统一，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没有办法把各地的地方军阀消灭掉，而用自己的军队去填充。这也正是为什么蒋介石一生所依靠的征服对手的办法，主要就是武力威胁加高官和金钱收买。总之一面是武力威胁，一面给你许愿，只要你答应服从南京政府了，加入国民党了，就给你一个高官做。你不同意，我就收买你的下属，到处用这一套分化瓦解的策略。等到统一之后，再慢慢地设法把你的军队消化掉。但是，恰恰是这种做法导致了蒋介石的根基始终不稳，因为被收买者并没有真正臣服于蒋，他们反而因为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可能被蒋吞并而对蒋耿耿于怀。在后来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对抗中为什么其军队总是四分五裂，常常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背景，这样一种情况，进一步注意到中国周围的列强在政治、制度、组织、民族意识，包括在经济力、文化力、军事力，乃至于在装备、兵源、训练等各个方面与中国的差距，就可以看得出来，蒋介石虽然是一个看上去个性极强，有时相当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却从不敢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走得太远。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蒋介石每往前走一步都不得不关心他自身权力巩固的问题。有哪个政治家会把理想当饭吃，而不顾自己的权力地位呢？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讨论一下蒋介石与民国外交的得失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民国哪些外交工作是成功的。蒋介石时代缺乏根本改变中国屈辱地位的内部条件，但是，他领导下的民国外交也并不都是失败的。那么，就外交工作而言，蒋介石时代的民国外交有哪些成功之处呢？

1942年4月，蒋介石夫妇和史迪威在缅甸留影。

第一，我认为国民党的修约外交，即“革命外交”（1929—1931年），在当时那样一种国力羸弱的情况下，有它成功的和值得肯定的地方。通过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外交进展。通过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个别租借地，收回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等等，不仅仅是为中国争回了一些主权，其实更重要的是为国民政府在对英美外交上打开了通路，为此后对英美，特别是对美国外交的开展打下了一个相当有利的基础。而通过外交谈判，运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来牵制日本，最终虽未达到目的，但其有效性也胜过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外交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是通过相互妥协，而不是通过抗争、对立和冲突来求得和平共处。要能达到相互妥协，就必须要习惯于在国际关系中利用国际公法和惯例，见缝插针，在利益和法理之间找到平衡之点，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下的共存共荣。当时国民政府刚刚成立，有效统治范围非常小，到处是反对中央政府的战争，但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南京政府仍旧能通过非常艰难地推进“革命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不平等条约，应该说是成功的。

第二，我觉得蒋介石时代的对苏外交也还算比较成功。国民政府在对苏外交上有成功也有失败。比较成功的例子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通过联苏争取到苏援，进而使得国民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最大的革命目标，夺取了中央政权。一个是抗日战争前期，从1937年到1941年初，当时英美都不支持中国，中国独力挑起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重担，却到处都贷不到款。蒋介石不顾历史恩怨，积极推动了对苏外交，得到了苏联提供的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最有力的军事援助，帮助中国支撑了将近4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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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蒋介石主导下的对美外交可以说是最成功的。蒋介石长期在对美外交问题上用尽了心机。甚至某些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都是为了将来好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这种说法也许有点不着边际，但不管怎样，蒋介石确实在对美外交上作了各种铺垫的工作。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不久，就开始努力向美国示好。尽管美国在抗日战争初期并没有给中国以援助，但蒋介石还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派人员到美国游说宣传和大量的做结交朋友的工作。正是这样的工作，使国民党在抗战后期，甚至在战后内战期间，一直到丢掉中国大陆以后，都始终能够跟美国保持一种紧密关系。这种对美外交的工作，最见成效的就是围绕着美国国会山竟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院外集团”，直接间接地左右着美国的对华政策，给了国民党政权相当大的支持。而这些工作，包括大量人际关系的培养，许多都是在抗战期间打下的基础。而这些工作后来一直到国民党失败退去台湾，都给中共的对美外交工作造成了长期的麻烦。

最后谈一谈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到今天，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蒋介石那个时代的对日外交是最为失败的，甚至可以说是丧权辱国的。从“五·三惨案”到“七·七事变”之前，包括到抗战期间，一些学者都坚持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不仅态度摇摆不定，而且一直有妥协投降的企图。但是，今天在各种史料当中以及从历史发展到最后我们所能看到的事实都可以证明，说蒋介石有意卖国降日，这一点是不成立的。除了汪精卫等少数后来成了汉奸的领导人外，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领导人在抗日的态度上基本是坚定的。那么，我们应当怎么评价从“五·三惨案”到“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到“七·七事变”这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得失呢？

根据我们上面所谈到的种种情况，我们其实应该能够注意到，国民党当年的妥协退让未必完全不可理解。这就好比我们谈到的1918年俄国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情况那样，是坚持对德战争，坚决不向德国割地妥协，还是与德国签订城下之盟，以确保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求未失的领土能够成为日后复兴的基地？既然我们能够理解列宁当年的妥协，我们何以不能理解蒋介石当年的种种顾虑呢。要知道，1937年蒋介石之敢于发动全国抗战和日本人一拼，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一旦军事失利，蒋介石和中央政府还可以节节抵抗，退入西南。试想，如果1931年发动对日战争，不要说那个时候蒋介石还没有办法指挥东北和华北的部队，更无法调动全国其他地方的军队，就是想把中央军派到东北、平津的抗日前线上去，都不大可能。大家应该都熟悉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吧？台儿庄战役最让后人感动的就是，这一战役作战的主力基本上都是各地的杂牌军，既有桂系军队，也有川军，还有其他地方的部队。为什么这些地方的军队能够听蒋介石的调遣从他们赖以为生的地盘上跑到山东去打仗？这与1930年上半年南京政府在各方面的改革与努力，以及南京实际控制范围的扩大与加强是密切相关的。

美国纽约大学退休教授唐德刚先生讲过，西安事变之后到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大家都公认蒋介石是全国领袖，不管你服不服，不管你暗地里是不是还在和蒋介石在斗，是不是在极力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让中央染指，你在公开场合都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全国最高的领袖。所以，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蒋介石作为全国最高统帅，一声号令调遣你的部队去抗日，你不敢说个“不”字？你再心疼你的部队，你也只能把它调去参战。由此可知，1931年的情况和1937年的情况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到1937年的时候，全国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是一盘棋了。即使打败了，南京政府也用不着怕被消灭，更用不着想着如何投降，因为它还有地方可去，可以退到西南，退到峨眉山上去。如果在1931年，蒋介石要打的话，连一条退路都没有。1932年蒋介石在淞沪抗战期间，也一度做过日本人会打进来的准备，那个时候南京政府准备迁到哪里去呢？洛阳。后来的战争清楚地显示，洛阳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南京政府的后退之地，用不了几个月就会被日军占领。

其实说起来，当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可能还没有蒋介石的抗日决心坚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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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大家有所了解，从1931年到1937年间，虽然国内也有部分知识分子相当激进，动辄喊打，但没有哪个知识分子不知道当时的条件下打的结果必然是失败。问题是他们相信，即使亡国，也应拼出个民族气概来。对此，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知识分子则坚持反对。他们主张以退为进，学列宁的样，力保未失的国土为复兴的基础，徐图雪耻。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宣言抗战，胡适等还是主张不要打，甚至不惜主张以承认伪满洲国来换取日本停止扩大侵略。如果我们从结果来看问题，胡适等恐怕比蒋介石更是卖国贼呢！但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这样看。胡适他们的观点很简单：“在近代世界败仗是千万打不得的。”打败仗的结果不仅是割地赔款，而且是要做亡国奴的。如果通过妥协可以保住没有丧失的国土，就应该尽可能地拖长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用这个时间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加强国防的建设。如果我们相信胡适他们当年的动机还是爱国的，那么蒋介石在1931—1937年间所批准的《塘沽协定》也好，《何梅协定》也好，固然丧权辱国，但这种“丧权辱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努力，却未必不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手段。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蒋介石的“丧权辱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延迟了战争的爆发，为中国的统一和国力的凝聚，争取了宝贵的6年时间呢？在这6年里，蒋介石基本上取得了对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控制权，实现了对绝大部分军队的统一调配指挥，在西南地区大面积地修筑了公路，使得“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大批民族工业能够得以从沿海陆续搬迁到内地去，为坚持八年抗战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这或许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蒋介石时代的失败外交，当然也很多。在这里我们要提出来讨论是两个例子。一个是在革命心态引导下的外交冒进政策，这主要指的是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东路是沙皇俄国在中国晚清末年为取得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出资在东北修筑的一条从绥芬河北面一直到沙皇军队当年租借港——旅顺港的铁路线。因为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军战败，日本占据了旅顺港，日俄以长春为界将东北切割为南北满，日本把长春以南的铁路接收了，改称南满铁路。而长春以北到满洲里、绥芬河一段仍叫中东铁路，由沙俄管理。苏俄建国以后，继续坚持对这条铁路拥有管理权，中国政府因为苏俄外交孤立、实力有限，一直想乘机收回，北京政府时期通过外交谈判没能实现。1924年，中苏签订《解决悬案大纲》，中方最终同意了铁路由双方共管，然而事后苏联方面的管理者并不愿意与中方分权，以至双方摩擦不断。在1929年全国轰轰烈烈地推行“革命外交”的背景下，张学良心血来潮，也想在东北做出一些成绩来，决定使用武力来夺取铁路的管理权。蒋介石因为当时反苏，自然也乐得看到这种结果，所以大力推动张学良这样做。没想到的是，无论美国、英国还是日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都不赞成国民政府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更让蒋介石、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远东苏军远不是像他们以为的那样不堪一击。相反，苏军火力强大，训练有素，稍一进攻，就把东北军打得落花流水。到头来，路权没有收回来，东北军还受了很大的损失和屈辱，它并且直接影响到了东北军此后的士气。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片面地从意识形态出发，抱定一种革命的心态，在外交上采取暴力的做法，往往会得不偿失。

另外一个例子是蒋介石在对苏问题上所犯过的一个判断上的极大错误。同样的情况，蒋介石太过重视意识形态的区隔了，而没有注意到外交的本质是相互利益的交换。他简单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坚信苏联和中共是一丘之貉。与苏联走得太近，一定会便利苏联支持中共来推翻南京政府。所以，蒋介石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上始终抱着一种戒备的心理。尽管苏联在抗战前期给了国民政府相当大的帮助，双方关系一度处理得较好，但是因为蒋在内心里始终对苏联耿耿于怀，结果一旦发现美国人要进来援助了，他马上就切断了和苏联的关系，甚至有意无意地与苏联作对。战后，美苏围绕远东问题发生争执，尤其是冷战格局形成之后，蒋介石更不顾中苏毗邻的地缘政治关系，一屁股坐到了美国一边，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这就使得苏联原来千方百计想要拉拢蒋介石，接近南京政府，到后来被迫下决心去援助中国共产党了。苏联援助共产党，美国扶助蒋介石，就形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上你死我活的全面战争。事情的结果反倒是加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彻底失败的进程。由此不难了解，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来衡量或厘定交往国的亲疏关系，也往往会弄巧成拙。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到此应告一段落了，基本上我的结论是：评价一个政府外交工作的成功与失败，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看它们能否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害。我们就是用这一观点来评价一个政府外交的成败的。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限制词是“最大限度”，而这个“最大限度”，是强调衡量成功的标准必须要顾及到特定条件下的力量对比的状况。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暂时的损害未必是不可接受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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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上个礼拜，我应北大博士生联谊会的邀请做了一次讲座，讲的是新中国的革命外交。那天有同学问我，从我讲述的内容中，如何能够总结出一些有利于个人成长的东西来？今天听说听众大都是本科生，因此我想是不是换个题目，讲讲跟个人成长有关的东西？因此我就想到了人物研究的这个题目，希望能满足同学们的愿望，对个人的成长有所借鉴和启迪。当然，我讲人物研究，并不是要在这里得出什么结论性的意见来。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讲历史，目的不过是希望大家通过历史演进的过程，看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从而得出一些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或教训。

我看今天在座的未必都是本科生，也有不少研究生、博士生吧？今天讲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想来是大家都熟悉的两个人物，同学们都对他们一定都有所了解。选这个题目讲，也有我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说法，有太多褒贬的色彩，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去认识他们。从学者的角度，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需要不带感情色彩地去研究他们。我今天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即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不带褒贬的比较研究，来全面地了解这两个人。当然，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全面地介绍和评价这两个人物，只能是从这两人的出身、教育、成长过程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某种逻辑性或规律性的东西来。

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我的这一意图，我们现在要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知道两岸的人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曾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去世，同学们是否知道，台湾民众当年对蒋去世和大陆人民1976年对毛去世的悲痛感觉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那里也是长街两旁挤满了送行和吊唁的民众。由于台湾保留了更多传统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很多人是跪在地上痛哭失声，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倒塌了。在当年很多台湾国民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最权威的领袖，是他们的恩人。如果我们当年看到这些场景，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蒋匪”在台湾竟会得到民众这样的拥护呢？（笑声）其实换一个角度，站在当年台湾国民党人的角度，他们怕是也很难理解大陆人民当年对毛泽东的那种感情。因为他们多数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大陆这边是共匪的天下。（笑声）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的影响力。1995年我随一个学术会议的团队到台北，从机场到“中研院学术研究中心”，刚一下车，就听到在楼门口迎接的研究生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声喊：“共匪来了！共匪来了！”（笑声）当时内地已经实行对外开放很多年了，我们这里早已没有人叫他们“蒋匪”了，他们却还在习惯性地叫我们是“共匪”。包括在学术讨论会上，台湾不少学者的发言也带有很明显的感情色彩。我们当时感觉很不习惯的就是，我们这边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领袖人物早就不叫他们的官衔了，而他们提到蒋介石的时候，却几乎从不直呼其名，而是每每要尊称为“蒋先生”或“蒋总统”，甚至要用“先总统蒋公”这种称呼。很明显，大陆和台湾之所以在对待这两人的态度上有如此大的不同，根本上还是因为有着太深的历史恩怨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共两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对对方的领袖，有根本对立的政治和道德的评判。

讲到这里，很多同学可能会问：是不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建设上起过好的作用呢？这一点自然没有问题。但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共两党在1949年前后的命运如此不同呢？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几乎可以说是朝气蓬勃，所向披靡，最后几年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着国民党。为什么建国以后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却走了很多弯路呢？与此相反，当年在大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却渐渐走上了成功发展的道路，实现了土改和政治稳定，经济也早早就迈入了次发达的行列。对此，有很多人分析过原因。有人说是因为蒋介石去台湾时带去了很多黄金（笑声），也有人说是因为台湾地方小好搞。对这些说法，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问题是：是不是地方小一点，得到的钱多一点，就能够搞得好一点呢？如果是这样，越南、朝鲜也很小，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也不少，为什么就没有台湾发展得好呢？

实际上，无论是站在大陆还是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评价，都必须承认，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如果我们历史地看问题，具体地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话，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们神化或者妖魔化。因为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觉，他们其实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论成功与失败，与他们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分不开。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他们固然是政治上的对手，却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领导人，与他们具有这些相似之处不无关联。因此，他们之所以成为国共两党的一代领袖，既是时代使然，多半也是他们的共性适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的结果。大家想一想，20世纪有那么多名人，知识程度、脾气秉性比他们两人强的绝不在少数，时势却造就了他们两个人，这是不是纯属偶然呢？中国的20世纪上半期可算得是内乱不已，外侮不断，群雄争霸，民不聊生的乱世了，“乱世出强人”，“时势造英雄”。那个时代有多少人想过要成为改造中国的第一人啊，但有谁能做得成呢？胡适也曾想当总统，但他学问再大也成不了总统，即使当上了，也起不了作用，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的是强势人物，而不是胡适这样的文人所能够驾驭的。为什么毛泽东、蒋介石这样的人能成为国共两大党的唯一领袖呢？这就涉及我们要讲的他们个人的一些特有的气质和特点了。

下面我们先讨论一下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出身。看过他们传记的人都应该知道，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再来看看毛泽东的出身背景，他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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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精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范学校，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

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笑声）。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笑声），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笑声），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我们平时看纪录片时其实也能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蒋介石在片子里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嬉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毛泽东讲过他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对每每要接见外宾很讨嫌，因为他最不喜欢穿那种要系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他不愿意被几点几点必须要干什么这种规矩所干扰，因为他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笑声）。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他很屈辱的事情，讲的就是毛泽东1958年如何在游泳池边教训他的故事。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儿话（笑声），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笑声），他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有人说毛是故意要羞辱赫鲁晓夫，我看也未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证明。《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讲他的经历，一边旁若无人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笑声）。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笑声）我们再来谈一谈他们二人生长的社会环境。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在20世纪初期，成长过程和环境有相似之处。蒋介石生于1887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们都是那种既读过几天私塾，也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时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他们其实都属于比较激进的革命青年。我们讲“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反动头子”，但是他当年却并不反共。我们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讲话，很多讲法都是与共产党人的说法相似的。在那个年代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期间，流传得最广的已经是俄国式社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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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时各种倾向的人都想向俄国学习，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俄国的社会主义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面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竟然日益壮大和巩固。这让本来就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现象心怀恐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看好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俄式社会主义是基于列宁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的核心内容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在中国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自然是强调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孙中山也看好苏俄，但其思想与共产党就有一定距离。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分化出像马克思他们所讲的那种极端对抗的阶级，他主张三民主义，即强调要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不必用阶级斗争方法，即强行将阶级拉平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1914年以后就跟随孙中山革命了，但我们却发现，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苏联之后，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却与孙中山有些不同，大谈所谓阶级斗争，主张要通过打倒地主、资本家来解决中国贫苦民众受穷的问题。既主张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军阀，又赞同打倒地主、资本家，其言论显然与共产党人非常接近。尽管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共产党人相同，但从蒋的日记看，他在1918年之后，即五四运动开始前夕，他就已经在关心社会主义问题了，不仅读马列的书，也看《新青年》，更崇拜苏联。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也大致相似。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成长过程中都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没错。

既然毛、蒋二人都受到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要注意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后来这个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是个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的政治团体。而它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而且因为这两个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的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显然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它在许多年里，其实始终是依靠海外那些爱国华侨的赞助和参预生存发展下来的。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一直到1919年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势力虽然在国内逐渐扩大，吸收的却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属于有“衡产”，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那一个阶层。因此，他们的许多理念都与孙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希望用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滋生。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成立，就将自己的基础公开地放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当中，公开地反对有钱人，主张用暴力的手段，通过剥夺富裕者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达到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目的。

由于两党依靠的阶层不同，他们的利益和政策目标也就不同。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国目标，到处找外援，最后不得不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党内很多老党员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两个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策目标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加入到这两个党当中去，其成长时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蒋介石再激进，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赖的那个党所给予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也还是会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策需要。何况，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些深具抱负的人，组织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宏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和利益使然。

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种政党组织。他因此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俄国传进来，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同于国民党，并且优越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国民党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先驱和当然的领导者，共产党也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先锋队和当然的领导者，以后的国共合作，两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那么多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在起作用。我们从1923年至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工作的重视，和深得国民党领导人赏识的种种情况。这甚至使他在共产党内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样是抱负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党的组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人的重视和给他较高的职位，就转到国民党一边去。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由于他们加入的组织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响不同，也就使他们最终所选择的道路大不相同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是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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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二人成长中那些颇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况下，强烈的自卑感往往会与很强的自尊心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会形成很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与自卑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气质。

蒋介石因过度自尊而导致的过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记中就常有反映。有很多事情，本来未必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仅仅因为他的自尊心太强，内心里又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认为是别人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想整治他，结果他就往往会做出相当激烈的反应。比如蒋介石与中共决裂的“中山舰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件事情过去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还有人在研究。大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件事是蒋介石蓄谋的，而国民党的史学家则认为是共产党和俄国人要绑架蒋，蒋没办法才决心利用这事件惩治共产党和俄国人的。随着80年代以后人们对政治历史的研究心态日渐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们才发现，造成“中山舰事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还在于蒋介石因自尊而导致的多疑。用当年在蒋身边工作的俄国顾问的话来说，就是蒋的自尊心强到了吓人的程度。“中山舰事件”，简单说起来，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调走了一个与蒋介石关系非常好的顾问，接替他的顾问对蒋明显地不够尊重，对蒋的主张动辄设置障碍，并且有意削弱蒋手下的军队。这使得蒋非常紧张和愤怒，认为这是有意要搞他。于是，他想与当时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联手挤走这个顾问，但他后来发现汪精卫和这个顾问竟也一个鼻孔出气，甚至有愿意让蒋出国的意向。种种可疑的事情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在一起要整他。正好1926年3月19日国民革命军最好的一艘军舰中山舰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被海军局派往黄埔军校所在地虎门附近水面去执行缉私任务。当天下午海军局得知苏联顾问要用该舰，又得知蒋恰在广州，于是便请示蒋可否将中山舰调回来。这就导致蒋疑心大发，最终怀疑是汪精卫和俄国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舰把他绑架到莫斯科去。于是，蒋怒不可遏，反复思量，最后下定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调动军队发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变。

蒋介石的这种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孙中山时就表现得很突出了。孙中山对蒋很器重，把蒋介石看成是军事上的干才，任命他到前线当参谋长。蒋介石却因为与前方将领闹矛盾，前前后后跑了十几次之多。总是孙中山一个电报，蒋介石去了；去了不久，他说也不说就跑回上海去了；孙中山急了，再写信劝他回去，他碍不过孙中山的劝说，只好又到前线去；去了又出问题，又是转身就跑（笑声）。如此反复，有十几次之多。蒋介石为什么要跑，一个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受命于孙中山，职位很高，前方将领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手里没兵。这无论如何让蒋面子上受不了。其实“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也是打算要跑的，只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这么一跑了之，不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谈话就正好让人说我自己心虚了吗？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吗要心虚？！何况这个时候蒋介石已不同于当年跟孙中山的时候，他利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第一军已经是国民党的绝对主力了。蒋介石很难丢掉他的这支看家本钱不顾，让别人夺了去。因此，蒋介石想明白了之后，马上就掉转车头，回到黄埔军校去连夜布置反击。结果是那个苏联顾问被赶走，汪精卫也被挤去欧洲养病，自己夺了党政军大权。

我们再来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同样是自卑感和自尊心都相当重的人。1936年他在陕北和斯诺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提到过一件事情。那是1919年，他经李大钊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名字。他当时讲了一句相当尖刻的话来形容他那时候的感受。他说：那时那些来看书的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人看。梁漱溟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又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他问梁：你还记得我吗？梁漱溟摇了摇头，想不起来。毛泽东告诉他，他当年在北京时曾住在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去过杨家，是他给梁开的门。而梁当时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会记得这位给自己开门的青年人（笑声）。毛泽东反复提到这些事情，清楚地显示他内心里对此颇多感慨。联想到毛泽东在解放后只对一个大知识分子很好，即章士钊，而对其他大知识分子统统不喜欢，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了。解放后，毛泽东发动过那么多针对知识分子和溜谓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章士钊和他的后代却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对章士钊很有感恩之情。原因是章士钊早年在毛泽东非常困难的时候曾经慷慨资助过他2000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钱。只可惜，当年帮助过毛，或者看重毛的这种大知识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泽东只记住了一个章士钊，而对其他的教授、专家、社会名流印象很不好。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强，与二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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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受尽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压和凌辱，经常都会受到亡国亡种危险的刺激。因此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和悲情意识。毛泽东是如此，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当政时，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够强硬，妥协退让，甚至有丧权辱国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不爱国，不是民族主义者。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抗日战争等，我们注意一下蒋的日记，就能够知道，蒋介石内心里对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处理和共产国际，特别是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把自己政治上的挫折都算到共产国际的头上，因此很强势地坚持中国人一定要独立自主。比较一下蒋介石，他在处理与美国顾问的关系时，又何尝没有相同的表现？大家多半都知道史迪威事件吧？美国总统派四星上将史迪威到中国战区来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有点看不上蒋介石，对蒋不太尊重，再加上两人在如何使用中国军队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常闹矛盾。最后史迪威把状告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极力想要压服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见。而蒋介石冒着破裂与美国关系的危险硬是将这个四星上将赶走了。你能简单地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走狗吗？

上次听同学说，有一位北大的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则传闻。说的是新中国在保卫南沙群岛的斗争中，曾经不得不从黄海和东海调舰队前往南海。从黄海和东海穿过台湾海峡速度会快得多，否则绕公海就要耽搁很多时间。当时，中共中央在讨论要不要冒险走台湾海峡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没关系，我相信蒋先生是爱国的。其实，不管我们在过去怎样讲蒋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内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未必十分真实，但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蒋家父子是爱国的，并且试图团结蒋介石，搞联蒋抗美。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对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执政党与革命党由于所处位置不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当面对重大危机之际，它们所选择的做法很可能不会一样。革命党可以把口号喊得很高很响，因为它不需要承担执政党的失败责任。然而执政党却有它的难处。我们今天批评蒋介石20世纪30年代不该搞“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要镇压异己势力，岂不是不讲民族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蒋介石和执政党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完成国家的统一，听任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甚至你在前面抗战，他在后面乘虚而入掏你的老窝，你又如何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侮？这种问题，对于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是一样很难把握的。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这种政策最后是否达到了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1918年布尔什维克刚刚执政，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尚未停止。为了首先巩固内部，列宁不顾众多同事的反对，坚持批准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大片领土。等到政权巩固了，国家强大了，苏联最后又把这些割让的土地收回来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好像没有谁说列宁当年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吧。

同样的情况，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强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面出击战略。然而，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清楚地发现，如果不联合美国，中国很可能会成为苏联核打击的目标。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而对于那些一直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国革命党来说，显然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本来中国的战略是鼓动世界上所有革命党来反帝的，现在中国自己却与帝国主义搞到了一起去了，怎么理解？当时阿尔巴尼亚就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妥协，正在与美国作战的越南人对此也深为不满。但是，毛泽东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仍旧坚持要与美国妥协。要知道，我们与美国妥协，不光是牺牲了过去的革命原则，牺牲了许多左派朋友，我们还得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我们过去一向坚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那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当时我们与美国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明显地作了某些让步，以至于至今美国仍旧可以与台湾保持某种特殊关系，甚至仍旧在向台湾大量出售武器。执政党处理外交问题时需要着重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很难简单地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或革命口号，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两个人的成长和成功。比如，在性格方面，毛泽东是很外向的，而蒋介石则比较拘谨。这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想象力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自己生活规律，作风严谨，对部下要求也反映出他特别注意细节。比如一些台湾朋友讲述他们早年在台湾当兵时的经历，都会提到蒋介石如何关心厕所的问题。这是因为蒋介石一来视察，长官就会要求士兵赶紧把厕所打扫干净，而且蒋走之前大家都不能上厕所，因为蒋介石的视察，总是要去厕所检查卫生（笑声）。蒋介石太注重小节，使得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管，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决断力和军事指挥能力，其魄力和想象力受到明显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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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左）、阎锡山合影。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成败，军事指挥上的优劣具有很大意义。照理说毛泽东没有学过一天军事，而蒋介石到底还算是学军事出身。但是，蒋介石考虑军事问题时，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他的小商人家庭出身和早年的士兵训练经验恐怕对他的性格有些影响，因为他往往喜欢关注一些细节。蒋介石一辈子有过无数次讲演，但50岁之前讲得最多的就要算是对士兵和军官的讲演了。而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当然也打过胜仗，但在有魄力、有丰富想象力的毛泽东面前，他必败无疑。因为蒋介石打的胜仗，更多的靠的还是政治谋略，而多半并不是军事指挥在战略上的优长。为什么他能打败冯玉祥这样一些军阀势力，却很难打败日本人和共产党呢？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与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打仗时，常常会采用这样的办法：即用金钱买通对方手下的军官，给他们封官许愿，搞分化瓦解。这样，蒋介石的军队还没有打过来，地方实力派阵线内部首先就乱了套。而对日本人或共产党人，这些招数就不灵了。再加上蒋介石一辈子都喜欢越级指挥，从当年对红军的围剿，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蒋几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种事无巨细一插到底的坏毛病。许多国民党的将军在回忆录里都批评过蒋介石的这种做法。只不过，蒋在围剿红军时可以越级指挥到团一级，而后来军队多了、大了，蒋的越级指挥就指挥到师一级了。看看蒋介石指挥军事的电报，我们甚至会发觉，他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这多半和蒋介石所受的军事教育层级太低有关。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

毛泽东的农民出身也影响了毛。这在军事上就构成了毛泽东的重要特点。那就是，他相当注重保存实力，特别是在早年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弱小时，他注重保存实力的一面表现得相当突出。结果在俄国人和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泽东明显地是右倾保守的代表，因为他在军事上绝对不赞同共产国际所强调的“进攻路线”。如何保存实力？毛泽东的策略就是要能跑。当年红军的十六字诀，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字：“跑”。（笑声）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强敌日本，毛泽东也还是坚持这样一种策略。他不仅顶住了来自党内的和莫斯科的非议，而且也顶住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始终坚持他的游击战方针，使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国民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在毛泽东晚年，即我们上面讲过的珍宝岛事件之后，他的这一思想也再度表现了出来。当时为什么下决心要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不惜与美国妥协？就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阿尔巴尼亚党批评中国右倾时，毛泽东哪管那一套，他务实的心态是他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反而理直气壮：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笑声）不过，毛泽东还是个诗人，且喜欢哲学，这影响到他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气质，不喜欢去管什么具体的细枝末节，更喜欢海阔天空。他会见尼克松、基辛格时，一上来就明白讲，我不谈具体的问题，只谈哲学（笑声）。具体的问题让周恩来和基辛格去讨论。这其实很反映他的性格。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了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引人注目。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不会写诗词，但还是要下面的人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结果，国民党人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想象力的诗词。这件小事很能反映毛与蒋之间的差距。

诗人的气质，使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具有浪漫主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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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注重大的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象力和魄力，不墨守成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我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下围棋，大概不会，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确有信手拈来的架势。1944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问题了。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布局，毛泽东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点却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最后没有实施，但却很反映他的思想。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些战法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墨守成规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毛蒋对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蒋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也有它的好处。蒋去台湾后始终坚持稳定高于一切，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就有相当的帮助。然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很快巩固之后，不再有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显露出来。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运动，结果使得人们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几乎没有可能集中精力来搞经济建设。大陆在经济上之所以越来越落后于台湾，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还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因过去的经历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在台湾却把经济搞上去了，与蒋介石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态度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沿海的盐商出身，他对经商自然从小就不存恶感。沿海生长的经历，更使他相信与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过国，去过日本，知道日本军事了得；去过苏联，知道苏联军队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国的专家。为蒋介石工作过的外国军事专家从苏联，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应有尽有。退到台湾后，他自然更是主动邀请外国专家到台湾来帮国民党设计经济发展的方案。蒋介石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以后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不能不倚重各种专门的人才来帮助他筹集经费，因此他很知道专门家的作用。国民党人执政后，大量接纳经济、文化、法律各种知识分子和专家入阁当部长并非偶然。当然，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大知识分子、专门家通常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也愿意为国民党这种执政党服务，国民党从巩固政权和加速建设的角度出发，也乐于倾听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国民党相信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才是国民党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为它依靠的阶层是有恒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有相当部分生活在城市，却在农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人的利益。国民党虽然几度想要搞减租，但真正推行起来还是阻力很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层这一点不无关系。共产党则没有这样的负担，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欢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得不到农民的拥护，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这种情况到台湾以后却改变了。因为国民党到台湾，与当地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并无多少关系，牺牲他们的利益很容易。何况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用的还是孙中山的赎买的办法，台湾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地主，多数也乐得拿政府买土地的钱或股票去投资工商业。结果是农民土地问题解决了，工商业也发展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一个社会阶层也没有因为土改而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的其实还是威权统治，只是这种威权统治只是着重于政治和军事，并不去干预经济。国民党退往台湾时，曾经设想过要搞国家社会主义。后来被美国人反对掉了，实行的是美国式的自由经济体制。并且在经济上大搞“专家治国”，任用了相当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用经济的方法来改造和建设台湾。蒋介石对经济建设的放任态度，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美国的教授在介绍台湾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就特别强调了国民党政府对专家的尊重问题。她指出：在台湾，经济专家的地位非常高，政府对专家们的意见也很重视，而且政府要人通常会支持专家的意见。

内地过去的做法却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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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对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好有关。毛泽东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当然，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种情况也与当年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后，我们经常会谈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之所以会谈论，就是因为不好摆。我们过去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从阶级论的角度，知识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阶级。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这堆“毛”，究竟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呢，还是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呢？多数知识分子当然想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问题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列宁早就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你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变得好一点了。那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1956年前后。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既然完成了，私有制既然基本上消灭了，那么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毛泽东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考虑如何面对阶级逐渐消亡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现象。他之所以会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说到底就是想要提出一个可以适应新的时代的指导性思想来。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这个现象其实颇为困惑。他没有明确讲阶级是不是就没有了，而是说：“阶级斗争急风暴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

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谈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中才需要暴力，因为要通过这样一个时期来剥夺剥夺者，即消灭私有制。但一旦私有制取消了，生产资料公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国家的职能就将逐渐消失，而只剩下保护“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了，它只能是个“半国家”。1936年，苏联宣布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工作，因此，苏联已经没有阶级了。既然没有阶级了，知识分子自然也不存在属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了。然而，这个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再度把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问题提了出来。后来，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是，私有制消灭了，而阶级斗争却越来越厉害了。毛泽东本来就相信学校的教育有太多资产阶级的传统，本来就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然就更不可能好了。

中国内地开始尊重知识分子，大概一直要到改革开放以后。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仍旧在讨论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才大致上得到了一个了断，但也还是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弄在一起，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在今天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存在什么样的阶级，究竟存不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或者是像在今天西方社会通常所能看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蓝领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白领的工人阶级？总之，在时代已经大大变化了的今天，关于阶级的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尚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如何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最后要说的是，毛泽东也有过他自己的理论思考，只可惜他没有能够脱离阶级斗争的那套理论，结果就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一成不变的既定看法，将以前知识分子留给他的不好的印象与意识形态上的观念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或专家的处境自然也就成了问题。毛泽东痛批知识分子的言论有很多，言辞有时相当激烈。数一数建国以来毛泽东发动的历次大批判和政治运动，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知识分子是怎样地难以接受。中国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搞不上去，与毛泽东不重视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5

李、白反蒋和共的密谋[1]

李济深策动桂系倒戈白崇禧密谋和共反蒋李宗仁与白崇禧1948年12月16日以后，徐蚌会战前线遮天蔽日的滚滚硝烟渐渐消散了，轰隆隆震响了一个多月的枪炮声，一时间也突然沉寂下来。在豫皖鲁苏四省交界的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随处都可以看到整团整师的国民党官兵被缴械俘虏。只是河南永城东北陈官庄一带，还可以看到大批失魂落魄的国民党士兵，互相依偎着，蜷缩在临时挖成的战壕和掩体里，四面尽是人民解放军发着余热的黑洞洞的枪口和炮口。

和共产党打了三年之后，如今谁都看得出国民党气数将尽。但国民党一向由不同的派系组成，内部矛盾甚深，过去一些较有势力的派别不过屈从于蒋介石的强力之下，而今蒋系元气大伤，个别实力尚存之派系反而暗中庆幸。桂系即是其中之一。

桂系这时最有实力的人物有两人，即李宗仁与白崇禧。李宗仁向为桂系头号人物，此时身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地位仅在总统蒋介石之下。白崇禧为桂系二号人物，前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此时领衔华中剿总司令，统率30万大军镇守华中一带长江天险。本来，桂系兵力不多，不敢稍有“造次”。如今东北剿总所部55万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华北剿总60余万人被围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和溏沽之线，覆灭之期可待，而徐州剿总所部70万大军中之大部也被解放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尽行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10余万人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陷入重围，也已插翅难逃。徐州防线一失，郑州—蚌埠—海州之线即全部陷落，解放军将迅速进占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城已经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负责长江中游江防的白崇禧，其地位和作用自然变得举足轻重。

李宗仁、白崇禧这个时候的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起来。几个月前的副总统竞选，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暗中支持下坚持竞选，搞得蒋系与桂系关系异常紧张。李宗仁当选后，蒋介石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更使得两派领导人之间感情十分对立。再加上蒋介石在军事上一味瞎指挥，经济上发行金圆券搞得一塌糊涂，外交上美国人开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李、白都巴不得能找个机会逼蒋下台。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了。

徐蚌前线噩耗传来，李宗仁很快就从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那里得知，蒋介石有让李宗仁来代理总统的意思。白崇禧听到消息后颇为震动，显得特别亢奋。他对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的程思远说：“跟德公说，蒋下野必须辞职，由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对于这一点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不过，向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并不相信蒋介石会如此轻易就范。想当年国民党宁粤两方闹得不可开交，再加上日军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也是一度主动隐退，但依旧暗中运作，过了不过一个月时间就又重掌大权。因此，白崇禧深知，如果只靠自己在华中所掌握的那些部队要把蒋介石完全搞倒，根本就没有可能。虽然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以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兵团司令张轸等，都已明确表示愿意联手逼蒋下台的态度，但这两人权位虽高，实力却极其有限。

6

白崇禧22日，白崇禧接到同为桂系要人之一的黄启汉从广州转来的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的密电，电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李济深要求白崇禧，务必与各反蒋派共同携手，积极配合共产党，“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李济深同时还有电报给李宗仁、黄绍竑和程潜等人。李济深为粤系将领，在国民党地方势力中颇有号召力，再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反蒋在先，并公开主张与中共联手，白崇禧不能不有所心动。因为，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要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白崇禧考虑再三，终于开始加紧活动，努力联络周围各实力派，决心和共倒蒋了。

12月24日晚，白崇禧致电蒋介石，主张国共两党停战议和。几天后，由于始终不见蒋的动静，白崇禧又推动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各省军政各界要人一同于３０日前后再电蒋介石，要求停战议和。这些电报的目的，自然都是要求蒋介石下台。因为要让共产党接受和谈要求，被共产党视为内战罪魁的蒋介石非首先下台不可，否则根本就没有停战的可能。

除夕之夜，蒋介石终于被迫发表元旦文告，言不由衷地表示赞同议和，声称他个人的进退，全凭国民之公意是从，表面上似乎愿意下野求和。但实际上，文告并无妥协之意，它公开扬言，国民党的法统地位绝对不允许因和谈而有丝毫的动摇，否则必与共党周旋到底。难怪还在宣读文告的晚会上，蒋介石就含沙射影地宣布说：他既不愿和谈，也不愿下野，“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元旦刚过，白崇禧已听说蒋介石发表文告内幕，知道要蒋真正下台比登天还难。正好蒋介石从南京撤往广州的足以装备十余师的大批军火路经武汉，白崇禧犹豫再三，终于找借口将其全部扣留自用。白、蒋之间顿时形同水火关系。他不得不找来与中共有过关系的刘仲容，请他经南京前往上海设法联络中共共同反蒋，并向李宗仁转陈他和共的计划。而后，为保险起见，他又致电南京召来与李济深有较深交情的桂系头面人物之一黄绍竑，要他尽快前去香港，向李济深说明桂系愿意联共反蒋的意向，希望李能够代为引见中共代表，切实争取中共的谅解与支持。

黄绍竑香港晤汉年刘仲容上海会克坚最先接通与中共关系的是刘仲容。刘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３日晚即到上海，见到在上海的秘密联络人员吴克坚，向吴说明了白崇禧的想法，请吴帮忙接通与中共的关系，并告诉他中共方面的态度。

黄绍竑但开始时，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方面的任何和谈意图，统统视为缓兵之计而嗤之以鼻。毛泽东改变对和谈问题的态度，是在斯大林１月１０日转来国民党政府的求和电报之后。考虑到应当挫败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同时也是注意到利用桂系反蒋有可能大大缩短解放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时间表，毛泽东才在１４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只不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八项前提条件正好与蒋介石的条件相反，他不仅要惩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战争罪犯，而且要根本推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所谓法统。

就在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的当天晚上，黄绍竑也到了香港。他马不停蹄地赶到李济深在香港的宅邸。不想，李济深这时已经乘船转去大连，参加中共所召集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去了。黄只好打电话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黄琪翔联系。幸好黄琪翔还留在香港没有走。

7

黄绍竑第二天一早就来到黄琪翔的住处。简单寒暄之后，黄绍竑就急不可待地向黄琪翔说明了来意，并交给后者一封信，声言一切详情尽在信中。黄琪翔打开信一看，只见信是写给李济深的，里面写道：健兄（即白崇禧）早有反蒋决心，只因时机未熟不敢发动。上月２５日致电蒋介石，实际就是为了倒蒋。蒋发表元旦文告，不过想接过和平运动的旗帜，以此卸去好战之责任而继续作战罢了。健兄认为，蒋决不会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则须以武力解决。只是，表示这种宣言，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事前尤其应当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因此，他特派黄绍竑为全权代表，负责向任公（即李济深）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联络。请任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健兄并郑重表示：（一）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

黄琪翔读过后，告诉黄绍竑说：任公等健兄的这封信已经多时了，可惜到得晚了些，任公已经等不及了。但此事任公早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通过气，相信他们会愿意与你接洽的。

黄绍竑走后，黄琪翔就连忙打电话给潘汉年，要求潘出面见黄绍竑一次。潘表示现在见面不会有具体结果，黄琪翔还是再三要求潘务必见黄绍竑一次，哪怕不作任何答复也是好的。潘汉年在与方方商量之后，同意见黄绍竑。

三天后，黄琪翔领着黄绍竑前往一家饭店去见中共在香港的重要联络人潘汉年。黄绍竑又对潘汉年讲了白崇禧准备反蒋的经过情形，并说明白目前与蒋系已成敌对，而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反蒋仍无成功可能。他并介绍说，他离开南京前，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曾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国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

潘汉年这时虽已得知毛泽东的声明，但对于和谈的具体策略问题尚未得到指示，因此对黄绍竑的要求无法作出任何答复。他只是告诉黄绍竑：他会将其来意报告中央，有无答复，何时答复，却不能预告。黄绍竑听说后颇感焦急，但仍表示无论如何都想等到答复，同时希望潘能介绍找到华中正面刘伯承部的关系，以便联络。潘汉年则表示：此地无法介绍，但完全可以直接从前线去联络。

白崇禧与此同时，刘仲容在上海也秘密转告吴克坚，说李宗仁已派人到武汉去，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程潜一同发动反蒋。如果程潜不肯，白崇禧可以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桂系军队就可以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宗仁还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刘仲容声称，李宗仁希望知道中共方面的意见如何。吴克坚答复称：中共中央对李宗仁先生的意见很重视，但不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先生对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八项条件态度如何。请刘务必问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谈其他。另外，白崇禧先生也可以直接派人与我方前线部队进行接洽。

20日和21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起草电报指示给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称：“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但中共对时局的态度以毛泽东１月１４声明为准，“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如白确有诚意，可派人带电台密码波长呼号到郑州，通过市政府介绍至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接洽。中共中央同时通知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武汉白崇禧派来的代表。

8

１月21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事前，白崇禧正在指使黄启汉等草拟电报，准备宣布蒋之罪状，不想李宗仁来电要白稍候勿躁。紧接着李宗仁竟成了代总统。白崇禧一时也有些莫名其妙。按照白的想法，李宗仁无论如何不应当顶这个“代”字，不仅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且蒋不过“因故不能视事”，随时都有重新行使职权的可能。只可惜如今生米煮成熟饭，白崇禧已无可奈何，原来的计划也因此失去意义。他当即要黄启汉到南京去，告诉李宗仁，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那就一不作二不休，先来个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争取人心；然后下令将蒋介石的嫡系干将陈诚和薛岳撤职，削其左膀右臂；同时与行政院长孙科商谈合作办法，不行就改组内阁。总之，冒险一搏，假如搞不过蒋，那就与蒋撕破脸。为此，白要黄启汉去南京后立即转去北平，找共产党联系。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第二天，北平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改编，整个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和国民党的将近200万军队已经基本落入中共之手，形势对南京更加不利。李宗仁这时的思想也颇为矛盾。黄启汉来，李宗仁对白崇禧的建议不无同感，相信背起烂包袱也不是办法，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但是，他同时也担心在南京军事上全无依靠，真的闹僵了走都走不脱，谁知道蒋介石急了会耍什么流氓手段。

当然，李宗仁之所以不顾白崇禧的劝告硬要当上这个代总统，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小九九”。想到蒋介石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就是蒋系内部也成土崩之势；想到选举副总统时蒋虽极力反对自己当选，结果还是取得了多数票，李因此心存幻想，希望一旦他能够与中共和下来，能够进一步取得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再借助美国人在幕后的支持，最后取蒋而代之。想到这些，李宗仁刚一上台，就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愿即开始商谈”和平，同时宣布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随时准备与中共谈判。同时，李宗仁一面秘密派专人送电文给李济深，请其力劝中共军队缓和攻势，开始和谈，以符人心，一面秘密派过去曾为中共工作过的刘仲华与黄启汉同去北平，带信给毛泽东等，希望后者也能“迅速推动和谈”。１月27日，李宗仁更进一步向毛泽东发出一封带有明显不满意味的电报，说什么：“以往恩怨是非倘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苦之罪人矣。”

李书城前线晤刘邓刘仲华北平作中人24日，潘汉年在香港主动约黄绍竑密谈。两人一见面，黄就迫不及待地询问中共中央的答复。潘汉年明确告诉他，中共中央已同意和白崇禧联合对蒋，要白立即派代表经河南信阳转道郑州与中共前线负责人联络。黄绍竑听后当即表示：一定马上打电报给白崇禧，要他派人前去接洽。

黄绍竑同时告诉潘汉年，他一得知李宗仁代总统的消息之后，就立即给李宗仁发了一封电报，要李宗仁务必停止所谓的“戡乱”，取消紧急法令，释放政治犯，恢复言论自由，否则的话无法与中共商谈和平。在黄看来，李宗仁当这个代总统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位置把战争停下来。他明确表示，他绝不想充当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但愿以私人身份奔走和平。他问道：你们能否设法派人和我一同到北平去，同你们的中央负责人商谈出一个和平基本协议的草案，然后我拿给德公和健兄去考虑？

潘汉年对此表示了拒绝，说明：李宗仁最好是能够效法傅作义，先明确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作为先决条件，然后再具体商谈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像李宗仁现在这样，在南京空谈什么议和停战，恐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当然，他主张尽快劝告白崇禧与刘伯承、邓小平洽商军事反蒋。因为如果局部商洽能够成功，就容易发展成全面的和平。

第二天，黄绍竑按照与潘汉年的约定离开了香港，经广州飞回武汉向白崇禧报告接洽结果。25日当天，白崇禧派鄂省和平促进会主席李书城和促进会干事李瀛刚二人经信阳到漯河解放军刘、邓第二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经军委批准，第四纵队政治委员雷荣天等接见了李书城和李瀛刚。李书城多少有些遗憾地表示：临动身时，白崇禧一再表示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基本同意，只是感到中共方面宣布的战犯太多，尤其不应包括他本人在内。但白崇禧称，他不会因此而放弃与中共合作。若得中共同意，他甚至愿意充任江南进攻蒋系军队的先驱。

雷荣天答复称：

9

白崇禧愿意反蒋我军欢迎，但白近几年来助纣为虐与中共为敌的事实也不容抹煞。因此，白崇禧应认清形势，尽快放弃一切幻想，如能协助我军解放江南自然最好，如若不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接受和平改编，也可以将功折罪。他希望知道白崇禧有何具体计划。

李书城和李瀛刚对此显然毫无所知，只是强调白崇禧希望能够保全军队，最好是只改变部队名称与指挥系统。根据他们的想法，在以后的联合政府中还应给白崇禧以相当的位置。

注意到在座的解放军领导人对这一建议明显不满，李瀛刚表示：若对白崇禧施加一定的压力，相信也会接受改编军队的条件。只是最好能够讲求方式，并允其立功赎罪。

“二李”关于白崇禧希望保全军队的一席谈话，比较清楚地反映出白崇禧这时的心态。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之后，白崇禧也像李宗仁一样对于和平问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幻想。他在给黄启汉的指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争取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平谈判，务必劝说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将来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他甚至在１月２２日写给李济深的信中声称：现在李宗仁既已就位，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就应全力求和，并努力扫除独裁祸根，至于将来国是，则应“由国人公意决择”。这种话，共产党人爱听与否，可想而知。

黄启汉与刘仲华于２６日由南京飞来北平。２８日上午与中共中央任命的北平市长叶剑英谈话约一个小时。黄首先介绍了白密谋反蒋的经过，但同样也没有提到白崇禧有什么具体方案和设想。唯一引起叶剑英注意的只是，黄明确讲：照理，解放军没有李、白两先生，也一样可以胜利，但如欲更有可为，还是以争取真和平为好，否则全成为历史罪人。

刘仲华看来知道中共方面想要了解的是什么。他详细介绍了李、白两人手下可以掌握的军队情况，说李宗仁交代，他所设想的和平解决办法无非两种：第一是局部和下来，并与中共并肩作战；第二是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而李的计划是想等蒋离开后，真正拿到政权再与中共言和。为此，李宗仁要求他们作为李、白二人的私人代表留在北平，以便成为他们与中共联系的固定中间人。

1944年12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约翰·戴维斯（中）合影。

叶剑英听了两人的说明后，回答说：“我只讲四句话。第一，欢迎你们来。第二，所谈各节，我即转报我党中央，如有答复，当会转告你们。第三，既然你们打算在北平与我们建立固定联络，刘先生还想在北平家中暂住，我们会加以适当关照。第四，你们既然没有带来具体方案，请原谅我也只能如此答复。至于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在毛主席的声明里可以说是讲得很明白了。”

在北平市委随后举行的碰头会上，与会者对叶剑英介绍的谈话内容都表示不满意，认为没有重要价值。可是，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读到简报后，却有不同的看法。在周恩来起草的电报稿上，明确指出：黄、刘二人的谈话是有具体内容，有文章可做的。基于“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的方针，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使李、白反美反蒋，与蒋系火并，以利我各个击破。因此，周具体指示了叶剑英下一步谈话的策略办法。毛泽东阅后，也大笔一挥，表示同意。

10

２月２日，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再度接见刘仲华，要其立即返回南京，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确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就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如此方能站住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社和ＣＣ系，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社和ＣＣ系的特务分子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果李白确有反蒋反美的实际行动，你还可来北平，并且可以带来密码等准备建立直接联络。如果李白并无诚意，只是搞骗人的把戏，那么，我们也没有时间与他们周旋。”

刘仲华听后，面露难色，停了半晌才若有所思地答复说：“这件事德公做起来怕有些困难。德公这个人通常比较稳重。昨天上午我曾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蒋这次公然释放冈村宁次等战犯，他作为代总统却无所作为，实在说不过去。如果他确实想要争取民心，就应当立即把冈村宁次扣起来，听候人民处理。但德公却以在电话里听不清为由不置可否。据我观察，德公是打算首先分化南京的政治力量，争取一部分军队为其所有，然后再有所作为。如此计不成，他那时或者会回武汉举旗反蒋，与中共并肩作战。”

叶剑英说：“我看你还是抓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告诉李先生，请他当机立断。如果照他的想法慢慢搞下去，不要说他搞得成搞不成，我军恐怕也奉陪不起。”

刘仲华说：“不过，我估计，德公在南京既无力量，也无胆量逮捕叶先生所提到的那些人，就是冈村也怕没有可能。既然如此，我去南京，如德公太稳重而不敢有所作为，我就由南京飞武汉，与健兄谈判，策动健兄单独行动。那时再来北平具体商谈行动步骤。”

但是，随后离开北平回南京赴命的只是黄启汉，李宗仁在电话中坚持要刘留北平，协助安排南京所派和谈代表来北平事宜。因此，刘仲华一时没走成。

李明扬过江面陈毅叶剑英受命迎客人这时，人民解放军正在逼近和夺取长江北岸所有重要渡口，李宗仁在南京城里大谈和平似乎毫无效果，这搞得他颇为被动。为了能够确实造出和平气氛，他不得不三天两头地打电话给刘仲华，一会儿要刘向中共开放煤运，以解宁沪煤荒；一会儿要刘与中共协商南京和谈代表名单。而为了阻止宁沪正面陈毅领导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继续推进，他更亲自找到过去曾经和陈毅在苏北有过交往的李明扬，请他秘密前往江北陈毅部所在地，向陈毅解释他的难处，要求缓以时日。

李明扬于２月４日在南开大学教授姜颖初的陪同下离开南京，秘密渡江北行。行前李宗仁曾亲自接见与中共有关系的姜颖初，声泪俱下地表示对过去的忏悔，说是“从北伐至今，蒋一贯企图消灭桂系，而我却仍受蒋的驱使，当了蒋二十多的走狗，实在痛心之至”。而今我确实想与蒋决裂，同中共一起实现全国和平。“人家说我这是要投降，但我为了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向人民投降，并不算是耻辱。这些还希望中共谅解才是。”

11

1940年，陈毅会见外国友人５日，李、姜二人到达淮阴中共军队驻地。随后被送至野战军前线指挥部，陈毅和饶漱石一起接见了他们。

据李讲，蒋已将嫡系部队及实权机关随同主战分子，一同撤至粤、闽、台，表面上说是政府南迁广州，实际上主要机关和重要物资全部移往台湾，准备解放军渡江后在台湾组织政府，与美、日建立东亚反共同盟，订立军事协定，继续顽抗。蒋介石甚至还有计划，想要建立日本志愿军，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此。对释放冈村一事，李宗仁表示十分遗憾。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后曾命顾祝同将其抓回，但顾假装派人去搜捕，然后只用“不知去向”来打发他。现在，蒋介石把江防大部都交给了桂系军队来防守，而让汤恩伯留守京沪。蒋的如意算盘是这次决不能谈成和平，中共非过江不可，那时首先倒霉的必是桂系，而他的嫡系将能够顺利后撤并监视李宗仁的行动。现在李宗仁在南京其实只是光杆司令一个，因此李宗仁对于逮捕在南京的战犯一事，颇感为难，称：“不要说逮捕他们，今天我不被他们捉去已算很好了。”

但据姜讲，李宗仁临行前曾对他说，在蒋介石现在军队中，他已经能够掌握百分之二十，如李延年、刘汝明等部，他有把握可以争取。黄旭初在广西的部队也可以参加反蒋，进兵广东。整个桂系有30万军队，加上正在广西招募的２０万新兵，可以和蒋一拼。只是现在必须设法把桂系军队一部调至江西，一部调来南京附近，同时逼迫汤恩伯所部１０余万军队退出京沪杭防区，另外改组国防部和联勤总部，撤换蒋之嫡系徐永昌及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等人。那时候，如果汤恩伯还不听话，他就可以想办法把汤恩伯给解决掉。

陈毅听来听去，没听出什么名堂，不禁问道：“两位先生来此，大概不会只是要来替李宗仁先生诉苦的吧？李先生是老朋友了，我们用不着打圈圈，有什么只管说来听听。”

“陈毅先生依然是快人快语”。李明扬被问得一时语塞，不免有些尴尬。

“哈哈……，不忙，不忙。两位先住下，慢慢谈。”陈毅站起身，双手背后，大声笑着。

还在陈毅等人与李明扬进行谈话之前，李宗仁就在南京那边一个劲儿地给北平的刘仲华打电话，要求中共方面尽快安排南京和上海的代表来平，说是要来北平谈和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些老先生甚至闹到总统府来，那些中外记者更是吵着嚷着要来北平。那个南京人民代表团早在３日就飞到青岛，等着进去了。

刘仲华在电话中问：“听广播说，甘介候先生将作为你的正式代表前来北平，这是怎么回事？”

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宗仁只听见李宗仁在电话的另一头吞吞吐吐地说：“甘先生是自愿来平的，这件事我当然不能反对。”

刘说：“不论内情如何，甘介候昨天所发表的声明让这边非常反感。说什么他‘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这分明是自讨没有趣！中共现在怕是不会让任何政府代表来北平的。”

中共中央这时确实对接待南京政府的代表没有兴趣。还在２月２日，毛泽东就在西柏坡听到南京方面的电台说，有一个南京地方人民代表团要来北平，上海方面也有一个代表团要来北平为沪宁局部和平游说。毛泽东３日凌晨起草专电给北平的叶剑英和彭真等，要他们“不要拒绝”，而且要“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可见，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前来求和者，只要是以私人资格前来的，几乎是来者不拒。因此，４日清晨，所谓南京人民代表团的代表吴裕后拨通了北平电讯局的电话，叶剑英通过电讯局转话同意代表团飞来北平，但规定（一）６日下午２时由青岛起飞；（二）各代表名单、籍贯、经历、现任职务，必须先送中共方面，取得同意；（三）新闻记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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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同来。吴一一承诺，并当场将代表情况详加介绍，叶记录后表示认可。对此，毛泽东明确电示：“此种处置是妥当的”。对上海代表团亦可照此处理。只是，对于任何像甘介候那种敢于发表狂妄声明，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则决不许其前来北平。

毛泽东７日挥就一篇声明，称：“甘介候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候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南京代表遇险惊魂魄和平使者北平谈和平２月６日下午３时，青岛上空阳光明媚。南京人民代表团代表８人，连同工作人员邱致中、吴裕后、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等，乘坐美式运输机飞向北平。作为第一批飞往共产党控制区的民间和平代表，机舱里的人显得十分激动。飞机早已飞离了青岛地区，人们还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大声议论着，为青岛机场方面拖延了代表团一个小时时间感到不满。

一个小时之后，飞机飞临北平上空，在西斜的阳光下，已经可以看到故都皇城琉璃瓦闪耀的金光了。代表团首席代表邱致中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几步来到驾驶舱门口，冲着驾驶员大声喊道：“降下去，降下去！在北平上空转一圈。”

飞机降了下去，机舱里的人们都拥到窗口兴奋地喊着：“那是故宫！”“这是中南海！”“我看见西四牌楼了！”……突然，机身像猛地被谁推了一把，机舱外紧接着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破声。

“高射炮！”当过军人的吴裕后大叫一声，然后冲着驾驶舱扯着嗓子大喊：“拉起来！拉起来！”。只听见飞机两翼的发动机发出一阵亢进的轰鸣声，人们眼看着那一团团绽开的白色烟团渐渐被抛到飞机后面去了。

经过一阵既惊又险的紧张场面之后，飞机终于平安地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降落了。代表们下飞机时，一个个还有点惊魂未定的样子，好几位脸色煞白，半天缓不过来。代表团最后一位成员刚刚落地，前来迎接的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乘坐的美国吉普也刚刚到达。徐冰跳下汽车，老远就向留着花白胡须的邱致中伸出双手，充满歉意地笑着说：“受惊了，受惊了。今天前半天来了两批国民党的飞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我军炮兵又是刚进北平，电话还没有接好，让你们受惊了。”

“还好，还好。”走在前面的邱致中握住徐冰的双手，连忙解释迟到的原因。

为代表团准备的大轿车把代表团送到了北平最好的六国饭店，工作人员为代表团成员早已安排好了一切。整个代表团都为自己能受到如此礼遇而有些受宠若惊。

第二天，根据徐冰的电话通知，代表团成员留在饭店里写各自的意见。晚上，叶剑英亲自来到饭店，与代表团成员见面座谈，并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六国饭店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叶剑英红光满面地向坐在同桌的邱致中、吴裕后等人具体解释了毛泽东声明中所提出的八项条件。“我们从来主张和平的，请诸位来的目的，就是要听听各位对实现和平有什么高见。”叶剑英说。“但是，战争不是我们挑起的，谁发动了这场战争，谁坚持要把人民的力量赶尽杀绝，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要想实现真正的和平，首先就要承认毛主席提出的这些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那些战争贩子把和谈当成继续战争的手段。”

窗外开始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宴会厅里的气氛却异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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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的成员在亲身对比了南京的混乱和北平的宁静之后，显然对共产党的能力和和平意愿有了全新的印象。一些代表感慨万千，几杯酒下肚后，已经有些情不自禁，他们面红耳赤地发誓说：不论这次来平有无具体结果，回去以后一定不顾一切迫害，把人民解放军良好军纪军风的实际情况告诉南京人民。“共产党是要和平、爱和平的，战争贩子在南方。”

８日，根据日程安排，双方整日进行分别谈话。叶剑英上午专门接见了邱致中和吴裕后。吴一上来就提出：“政府实际已经表示承认八条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映消极？中共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和指定谈判地点，不免使人民产生误解。”邱致中也表示：“再不能打了，国家元气损伤太大，而且不出一年，国军必然全面崩溃，解放军为民众武力，损耗过大不免可惜。南京有主战主和两派，如能谈判，则主战派军心民心立时瓦解，和平不难取得。况且战犯早已席卷资财，远扬海外，就是打到广州，也无损其生命财产，所苦者只是人民和国家仅有之建设基础。”

叶剑英听了不置可否，只是问道：“你们认为，在蒋介石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真有和平的希望吗？你们说李宗仁、白崇禧是主和派，但是，李宗仁上台以来，南京政府又做了哪一件根本区别于蒋介石，利国利民的事呢？残害中国人民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还不是放掉了，特务还不是照样在南京、上海肆意捉人，人民团体还不是一样没有自由，南京、武汉还不是一样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吴裕后和邱致中两人面面相觑，又都苦笑着摇了摇头。邱答复说：“叶将军的话当然有道理。蒋介石没有和平诚意，李宗仁、白崇禧也并非好人，所作所为让人激愤。但蒋桂之间确有矛盾，应该利用。李求和心切，若能将蒋、李分化，自可兵不血刃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并先行解决桂系军队和其他非蒋系军队。那时组成联合政府，明令讨蒋，要夺取蒋系军队控制的三五个省份，必然容易十倍不止。”吴也补充说：“国际国内所公认，和平谈判达成统一，不仅为人民所拥护，而且便于人民政府接收旧政权，由此而产生的联合政府，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承认。”

叶剑英微笑着说：“二位致力和平的善意，我们会转报我党中央。如有回音，一定设法转达。只是，一切都要本着取得真正和平、持久和平的精神来解决。”

当天其他代表的谈话与邱、吴两人大同小异。由于不明来人底细，叶剑英在谈话中都特别询问每个人在南京时是否与美国人有过来往。但只有邱致中一个人称见过司徒雷登。

综合８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彭真与叶剑英两人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意见在于，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利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那时蒋只剩下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中共中央复电称：“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据此，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

９日，代表团一行使命完成，准备返回南京。不料，接连两天大雪，飞机无法起飞。于是，叶剑英等安排代表们参观北平故宫等，并再次设宴招待。

当天，邱致中等起草代表团公开声明一份，交给叶剑英转报中共中央，得到批准。内中特别说明：“本团此次来平，承叶剑英将军及中共在平当局热烈招待，同仁至深感谢。连日以来，先后与叶将军等会谈二次。第二次谈话达四小时之久，业将人民对和平的愿望，及必需和平之理由，详细陈述。叶将军态度异常诚恳，表示愿将吾人意见转达中共中央，并告以中共对于和平向具诚意。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吾人当准备与他们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本团认为和平前途，颇可乐观。”

10日，北平雪停。11日上午，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登上离平返宁的飞机。走上飞机舷梯时，代表们一个个看上去满面春风，好像他们已经成就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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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人颤巍巍述衷肠毛泽东笑骂中做文章就在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开北平的当天，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开始准备接待上海和平代表团。他与刘仲华约定，该代表团应在13日上午飞抵北平。

13日上午，徐冰、艾秀峰与刘仲华三人乘车前往南苑机场迎接该代表团。但没能接到。返回城里，才从电话中得知，因代表团成员多为老人，身体欠佳，飞机起飞后遇到不稳定气流，异常颠簸，只好先飞青岛稍加休息，待次日再飞北平。

显然，对于这个代表团中共中央更加重视。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不过是已经被封闭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相对来说并不高。而这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却是由国内享有盛名的四位年事已高的社会名流组成的。他们分别是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其中，颜惠庆已73岁，是著名的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早年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后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作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主席。章士钊68岁，是著名的律师兼教育家，早年也担任过大学教授、校长，办过报纸，做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江庸，72岁，早年做过北洋法政学堂教习、学部参事，也当过司法总长、大学校长、京师高等审判厅长，抗战期间任历届国民参政员、是修订法律馆总裁、法权研究会总长。邵力子，68岁，是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驻苏大使、中宣部长等职。这些人显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代表团14日到达北平不过两小时，中共中央就电示叶剑英等：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参加接见和宴请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应尽量满足，一般不予限制。

14日下午５时左右，上海和平代表团乘坐的飞机飞抵北平。徐冰、刘仲华等再次在机场迎接，并陪同来到六国饭店，为客人们安排住宿。同机到达者除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四人外，还有他们各自的秘书龚安庆、张丰胄、傅树苍和潘伯膺。颜惠庆因身体欠佳，另带有私人医生焦湘宗。同行者还有李宗仁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及夫人李素平，为恢复南北通航充任联络工作的电影演员金山和中航公司副主任雷仲仁，以及江庸、刘仲华的家眷等，合计达25人之多。

在六国饭店等候住宿的过程中，徐冰顺便问诸位代表：南苑过来，一路上对北平印象如何。众人一致说好。颜惠庆和邵力子当时就提出应当迅速恢复通航通邮，因为他们这次来不得不帮很多人带了钱和信来。徐问：各位打算在北平留多少时间？江庸、章士钊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个把礼拜”。颜惠庆也表示，北平有很多亲友，想去看看，希望提供方便。徐冰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徐同时问：这次谈话打算如何进行，是集体谈，还是个别谈？黄启汉在一旁道：大家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还是个别谈的好。最后，邵力子、刘仲华、黄启汉围着徐冰漫谈时，徐问邵力子：“蒋介石现在情况如何？”邵力子称：“蒋先生仍在活动。不过李宗仁先生确是要和平的。”他接着诚恳地说：“我不是捧你们，只要你们力量强，不腐化，站得住，就是愿意战争的人，要打也是打不下去的。”

15日上午，叶剑英只身前往六国饭店拜访颜惠庆等。一阵寒暄之后，五人分别坐下来进行第一次座谈。颜惠庆首先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３００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当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这样对内对外均好。此意请转达毛先生。”颜说着转过头去指着邵力子又说：“此次能得邵先生同来，更有意思。我与邵先生先生同事。此行班子不错。”说完，眼睛眯成一条缝，嗓子里发出沙哑的笑声。

“颜先生也做过三年驻苏大使，还在香港办中苏文化协会。”邵力子也笑着补充说。“三位老先生远道而来，负的使命很重大。当然，和平并非几句话可以说完的。三位很客气，都说只是代表个人，其实都是代表人民的，来此也是李（宗仁）先生请求的，因为李先生要和平，煞费苦心，处境困难。原来还请了冷老先生，因冷先生的工厂闹工潮，几至不能解决，走不开。后来李先生又请了世界制碱权威、永利化工厂总经理侯德榜先生、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先生和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先生，只因通知北平方面太晚，刘仲华先生在电话里没有提到，所以没有来。所以最后李先生又要我来，虽然我也６８岁了，但看到来的三位先生都比我年龄大，我也不能不答应。其实，张治中先生对和平很热心，只是现在回兰州处理中苏贸易纠纷去了，如果和谈开始，我想他还是可以来的。李先生已有电报同意以毛先生的八条做商谈基础，只是如果八条一点都不折不扣，李先生实在为难。”

叶剑英听罢四位老先生的谈话，当即表示感谢各位代表的和平诚意，并说明一定转达他们的意见给中共中央。他同时解释说：“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我想主要是八条中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问题。其实这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必然会提出来的。１９２７年以来，由于蒋的反动，使中国历史走了２０年的弯路，人民和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这一责任应由谁来负，是中共，还是国民党？是全体国民党员，还是四大家族中的少数反动集团？必须明是非，追责任。但是，像傅作义，以前也列为战犯，因为他过去一样是一贯反人民反革命的积极负责者，北平和平解决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傅的问题。李先生嘴上主张和平，可是一上台就放走了冈村宁次……”

“放冈村的决定，并非李作的。李先生还亲自去上海研究补救办法，但冈村已经被秘密送回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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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补充说。

“最主要的是怎么样使人民跟上来。”颜惠庆不紧不慢地插话说：“人民不能跑的，走到半山，要休息。领袖走得太快，人民在道德上、知识上都可能跟不上你们，要等等他们，你们在北平、济南做出样子来，人民就理解你们、欢迎你们了。就好像武戏唱了，唱一唱文戏，于国计民生更有利。”

江庸接过去说：“其实哪一党执政都可以。当年我们曾希望过国民党，现在失败了。这个班子唱不好，就换一个班子唱一唱。我不是说空话，现在中国需要改革，什么人能够实现这个改革呢？只有中共了。最希望中共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彻底刷新政治。”

叶剑英问道：“蒋介石并未放弃政权，还在幕后导演，究竟蒋李之间关系如何？有人说只是双簧而已，对不对？”

邵力子答称：“蒋李不是双簧。去年选举时，感情已经闹坏了。并且历史上蒋对李也是不放心的，怕李不听话。蒋下台，是形势所迫，蒋不想放弃政权，但亦无办法。因此，蒋介石最希望战争。假使不能和平，李非走不可。这不是演双簧。”章士钊插话道：“凡读过中共文告的，只有蒋介石高兴。因为蒋一读，便知道和平是不能实现的。”颜惠庆望了章士钊一眼，急忙解释说：“和平问题还是一步一步谈，大家商量，最好是见见面。我们不是代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亲信的人，可以另派代表来谈这些问题。”但章士钊好像并不在意，仍自顾自地接着说：“依我看，楚汉之争，韩信举足轻重。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现在桂系就似韩信，应该与之接近。这恰恰是蒋所害怕的。如果李不能成功，到时候蒋就会重新发号司令。”

李宗仁这时究竟什么态度，当天下午徐冰报告上午与黄启汉的谈话称：上午与黄启汉谈，黄转达李宗仁的意见是：（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决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对不成问题，只是第一项战犯问题，希望由新政府去做，因目前要做极为困难；（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为和谈对象，并愿早日指定代表开始谈判，如和谈失败，定当引退；（五）对蒋问题，吴忠信已表示，最好让蒋出国，如中共认为蒋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提出出国问题；（六）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李特别希望能在中共指定的地点，和毛先生密谈一次。

黄说：白崇禧仍比李宗仁积极，还是主张马上更换内阁，撤销陈诚、薛岳等人职务。他认为全面和平，局部破裂不要紧，如局部和平，全面破裂则不妥。而李也认为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应与中共取得默契后再开始着手进行，因李在南京牵制太多，搞不好被逐出南京，必然全面破裂。因此，李白此时均处于夹缝中。李对中共还可以派黄与刘仲华来表达真意，对蒋介石和孙科，连派个人与之谈真心话都不可能。黄认为，中共与李、白接近，只会对革命有利。他同时还告诉徐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也找过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但鉴崐于上次美国调处的失败，这次绝不会出面进行调处。

当晚，叶、徐二人设宴招待代表团，同时还邀请了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中共方面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也都专门出席作陪。颜惠庆、邵力子等人见到傅作义十分惊喜，连连作揖道：“幸会，幸会。美国方面的报道说，傅将军被扣起来了，看来是一派胡说。”

16日，叶剑英专门约邵力子谈话。因中共中央历史上与邵力子和张治中接触较多，对两人印象不坏，因此早有电报要叶剑英“对邵力子应表示尊重与倾听他的意见，并和他单独谈一次，并探询他和张治中是否愿意参加联合政府”。

但是，与邵力子的谈话并没有使中共中央感到满意。邵力子关于应当缓和对美关系的说法明显地刺激了中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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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邵力子关于中共应当看到美国也有很多人同情中共，将来中共建设亦须美国帮忙的说法时，毛泽东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替美国作说客！”看到邵谈苏联大使赞同双方直接谈判的说法时，他更气愤地敲着桌子，冲着正在对面读电报的周恩来大声说：“你知道吗，苏联也是要和的！”看到邵力子谈中国地大人多，中共应当尽量采取温和手段进行政治变革，双方和谈不要一上来就提出战犯名单迫使战败方承认时，他更是大声痛斥道“这就是说，革命必须带上温和色彩”，“谈判还要承认对方与我平等”！看到邵力子对参加联合政府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一面回答说现在谈这个问题恐怕别人会以为我是为了想参加联合政府才来参加和谈的，因此最好和谈实现时再提，一面又忙不迭地解释说：也许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应该从工作上着想，暗示不反对参加联合政府，毛泽东禁不住大声笑起来，说道：“这怕是想以此求得保护他那个阶级的利益吧！”

第二天，叶剑英单独与章士钊谈话。章士钊的谈话也同样不受听。章又重提桂系举足轻重的话，说蒋迟走两天，白崇禧就宣布两湖独立了，现在白仍有力量，白一动作，四川也会跟着走的。因此，他再次讲中共文告“同情中共者则担心，反对中共者则高兴”。认为如果中共寸步不让，美国会援蒋到底，甚至组织日本志愿军，从而增加解决的难度。不如现在就和下来，仿照当年承认国民党领导组织政府的例子，要各党派承认中共为领导，用策略的办法来收拾残局，争取人心，平稳过渡。对此，毛泽东得出结论：章士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和，美必援蒋到底，结果使帝国主义者及大资本家害怕，中共亦不能成功。

共产党连蒋介石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庞大兵团都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垮了，它这时当然不会把桂系的３０万军队放在眼里。毛泽东对任何过高评价美国和桂系作用的说法，都不以为然。因此，毛泽东对邵章两人的谈话大为不满，断言：“邵章很狡猾，是受美国人教示出来的”。他明确要求叶剑英等，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一月二十七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以‘千古罪人’威胁毛主席，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是凶神恶煞，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当然，应当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

不过，毛泽东也并非完全不重视代表们的谈话。颜惠庆一辈子搞外交，说话十分策略，虽讲得与邵、章并无根本不同，但却让毛泽东听得很入耳。他很重视颜所说的“学唱文戏”的问题，明确表示赞同颜所提“先用武力，到一定程度改用政治。政治无效，再用武力。表明中共态度，不是好用武”，以此来取得民心的意见。毛当即与周恩来商定，接受颜惠庆的建议，与南京来一个非正式会谈，作为初步交换意见的方法。为此，毛泽东很快起草了几点意见，准备专门接见几位代表一次，然后交他们带回南京。

2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叶剑英，同意颜、邵、章、江要求会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批准四位代表及颜的私人医生，另外加上傅作义、邓宝珊和北平市委一人，总共８人于22日经石家庄前往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村见毛泽东等。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次交谈，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劝说中共同意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这是代表团此行的基本目的。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根据毛泽东所谈诸点，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八项协议，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妥协。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中共和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在北平，以毛泽东所提八条为基础，进行秘密谈判，一经达成协议，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终于说服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了。这个结果实在让四位代表兴奋不已。24日下午，四位代表返回北平后，仍长时间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之中。

27日上午11时，上海代表团再次来到了南苑机场。叶剑英亲到机场送行。临上飞机前，颜惠庆松弛的脸上每条皱纹几乎都充满了微笑。他右手颤巍巍地握着叶剑英的手，左手轻轻拍着叶的肩膀说：“你们应该成功，应该成功，希望很快能在上海见到你。”叶剑英也注视着老人的眼睛，和声细语地说：“颜先生多多保重。我们很快会见面的。”在和小个子的邵力子握手时，邵神秘地把叶拉到一边，问道：“你们是不是把《世界日报》给封了？”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深感遗憾地摇着头说：“依我看，《世界日报》似乎完全不必封，况且你们进城时没有立即封闭，进城后20天才将其封闭，这容易给人造成共产党的政策是先宽后紧的印象，影响不好。”

在一一握手道别之后，几位代表依依不舍地登上了返回的飞机。随着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巨大的气浪卷起一片遮天蔽日的黄沙。当人们重新看清蓝天时，飞机已经高高地飞上了天空，向着南方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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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意图自成局面刘仲容得令火速北上孙科３月５日，受桂系影响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像是在舆论界平空甩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一片喧哗。卫戍司令张耀明当即派军警把该报主笔龚德柏逮了起来。龚在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时，曾冒险刊出一篇揭露孙科养“小妾”蓝妮的消息，为李宗仁助阵，立有汗马功劳。况且，这次逼蒋出国，也是李宗仁策动，并亲自透露给甘介候，甘介候又转露给龚德柏。因此，李宗仁得知龚被捕，也顾不得许多，两次打电话要张耀明放人。但有ＣＣ系、黄埔系齐声鼓噪，张硬是顶着不办。气得李宗仁在总统府的办公室里直转圈子。还在２月中旬，蒋介石一个电话撤了主和的浙江省省主席陈仪时，李宗仁就有点儿后脊生风的感觉，不得不下决心把他原来的警卫团调进南京来保驾。这时，李真有点六神无主了，不住地问白崇禧该怎么办。白这时恰在南京，他其实也毫无办法，只是七窍冒火地在国防部里大叫大嚷，威胁着要调四十六军来南京。程潜也跑到李宗仁的家里，大骂蒋介石无耻已极，咬牙切齿地主张无论如何也要逼蒋出国，明确表示无论和战都支持桂系。这一通折腾，搞得个南京沸沸扬扬的，像开了锅似的。蒋桂两派，更成冰炭之势。

劝蒋出国，最初其实还是蒋身边的吴忠信提议的，李宗仁自然赞成，但没有人敢去当这个冤大头。张治中２月下旬从兰州回京后，自告奋勇地愿意去做说客。《救国日报》社论发表之前，张治中和吴忠信刚刚离开南京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几天时间张没有电话打来，急得李宗仁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一个劲儿地担心张治中被蒋介石扣起来了。而７日午后张治中打电话来，说何应钦过两天即由奉化返京，蒋已同意由何应钦组阁。这一来，李宗仁又让人莫名其妙地兴奋得了不得。直到程思远问他，才知道，据说是张临走前曾约好，如果劝蒋出国有戏，就打电话出来。而搞倒孙科，改换何应钦，也正是李宗仁的提议。因为何与白曾长期共事，关系还不错，历史上何也曾与李、白联过手，长期指挥军事的何这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也更倾向于和，再加上除了蒋之外，也只有何才能镇得住那成千上万的黄埔生。如果何应钦与李、白联手，蒋介石又听劝出洋，李宗仁的整盘棋就活了。这也难怪他转眼间又有些飘飘然了。８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日，李宗仁公开宣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重组内阁。

中共中央这时对李宗仁的组阁行动十分注意，尽管邵力子在北平时曾再三替何应钦开脱战争责任，说何其实是主和派，但中共中央仍旧把何看成是蒋系的顶梁柱。因此，当得知李宗仁准备让何出面组阁的消息后，叶剑英当即打电话给仍住在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要他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要李务必选最能够顺利进行和谈者担当行政院长之职，以免引起各方误会。但李宗仁显然有自己的主意。

３月13日，即李宗仁正式宣布任命何应钦组阁的第二天，他把刘仲华和刘仲容都找了来，要刘仲容转告毛泽东先生，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据他说，蒋现在已经完了，无论军队、政治、经济、党都崩溃了，大势已去，就是特务也不足虑了。这次拉上何应钦就是明证，何是主和派，用何可以控制军队，并便利今后的军队改编与裁减。他希望中共给他一段时间，用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在和谈时或和谈前渡过江来，那样他只好一走了之。他甚至半威胁半诉苦地说什么：“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了。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不管“二刘”怎样向李宗仁解释，对中共无论如何不能以不渡江来作为条件，解放军渡江只会对宁沪杭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而不会威胁和平，李宗仁始终不改变态度。即使在中共中央得知此一情况后，专门去电上海转告李宗仁：“不要惧怕我军渡江”，李也还是不做答复，并且要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称：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中共部队连日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为免生枝节，中共中央这时还真的一度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

中共中央这时已决定要联合李、白，故而不惜迁就李宗仁的上述要求，但对李宗仁、白崇禧的表现也早有疑惑，特别是因为李宗仁身处南京，未必能有多大作为，而白崇禧控制着大批军队，中共中央对争取白更加重视，急欲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因此特别要求调长期在白身边工作的刘仲容到北平来。还在３月５日，当白崇禧找刘仲容商量，要刘取道武汉进入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就明确指示刘化名王志廉从武汉经驻马店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接洽进去。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要求刘行前应向李、白问清楚他们对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带回去的协议的具体答复，并带来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以便联络。中共中央之后接连数电中原局，要求他们立即向驻马店前线部队说明情况，迅速派人接引刘仲容进来，并派人送至郑州，乘火车赶往济南，再转送石家庄。毛泽东并亲自批示“勿误至要”。

３月1日，刘仲容从南京飞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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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白崇禧用装甲车送至信阳，再由张轸派兵于20日送到驻马店。之后，中共中原局社会部高洵东、卢声涛二人接引刘至郑州，再坐火车于日送至济南。因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由西柏坡搬入北平，周恩来28日专门致电社会部负责人康生“派要人在济南接待，并乘汽车附警卫人员护送至德州转乘火车经天津赶来北平”。29日，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凌云受命带警卫人员专程送刘仲容转赴北平。30日下午，刘仲容终于被送到北平，并立即被齐燕铭接送至中南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处住下。

刘刚刚被安排住下还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派人用车把他接到西山双清别墅自己的住处去谈话。可见毛泽东希望了解白崇禧情况的心情是如何急迫。两人一直谈到晚上，毛泽东对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还比较满意。尽管毛泽东早就知道李、白已了解了刘仲容和刘仲华的秘密身份，他们对二刘所谈的一些情况未必完全出于真心，但在得知李宗仁等基本赞同颜惠庆等人带回去的八条协议之后，毛泽东还是得出结论：李、白有联合反蒋的诚意。因此，他当晚就打电报给华中前线高级指挥官，称：与白崇禧之间的电讯联系即将建立，“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望前线各部准备与白崇禧在军事上进行配合。

白崇禧毛泽东通密电代表团争面子枉摇舌为了与中共进行和谈，整个３月间南京方面都在积极准备方案。得到蒋介石批准的作为最后退让尺度的谈判腹案，第一条就明确要求“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第四条则要求“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第八条更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中国共双方名额相等。

４月１日，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飘着一丝丝细小的雨滴，连续几天江南都是这种阴雨天气，但是今天的南京机场上却是人声鼎沸，官盖如云，热闹非凡。原来，今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京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就连飞机发动时的轰鸣声也被人群中发出的一阵又一阵兴奋的叫喊声给淹没了。直到飞机飞离南京上空很远之后，代表团的成员们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南京和谈代表团可谓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４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１０人、译电员２人及随员５人。仅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一个秘书（谢超），２个速记（余湛邦、袁永竹），两个缮写（周光宇、任宝华）和一个随员（张立钧），另加２个译电员，总共８个人。张治中解释说，他带这些人是因为他还要在北平同时指挥西北的军队。

飞机临北平时，已是下午３时许。当机翼下的北平城区透过一道道阳光渐渐清晰可见时，坐在靠近驾驶舱门口的黄绍竑大声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党的方面周恩来一定会来，政府方面估计会派叶剑英来接。”他高声预测着。“希望不要有南京那么多的记者，我真是烦死这些家伙了。”刘斐边说着边把领子上的风纪扣扣好。

飞机下午３时４５分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当轰隆隆的马达声渐渐消停下来之后，人们从机舱的窗户上惊奇地发现尘土飞扬的机场上似乎一个人也没有。直到打开机舱门，代表们扶着梯子鱼贯而出，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平地卷起的阵阵黄沙中只站着两位身着军便服的中年人，再远处就是几辆吉普和大轿车旁边正在聊天的十几名士兵了。“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刘斐第一个瞪圆了双眼，气呼呼地压低了嗓门儿吼着。黄绍竑也半晌儿转不过弯儿来。走在前面的邵力子则显得很老到。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向迎上来的徐冰走去，一边握手，一边转身向身后的张治中介绍道：“这位是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先生。”然后转过脸来又把张治中介绍给徐冰和徐冰身后的另一位先生。

北平机场和南京机场的强烈反差给了代表团成员强烈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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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六国饭店的路上，代表们一反在机舱里那股兴奋劲儿，一个个像霜打了似的直犯蔫儿。直到住进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时，有些人才又活了起来。不过，这回不是兴奋，而是愤怒。刘斐手里挥动着他刚刚看到的一张报纸，冲到张治中的客厅里，炸雷般地吼着：“这简直是侮辱！”李蒸这时也拍着手里的报纸，大声问道：“这里满篇都骂我们是匪，那找我们来谈什么？这也未免欺人太甚了！”

黄绍竑也拿着一份《进步日报》来到张治中的房间，递到坐在沙发上闷不作声地喝茶的张治中面前，说：“你看看，点名骂你是蒋系的走狗。这件事应有所表示，我们既然来了，可以不客气地提出来。”李蒸也说：“此事应提出抗议。”但在一旁背着手踱步的邵力子却慢条斯理地说着风凉话：“共产党骂政府是老早就骂了，正因为骂，所以我们才来。如果受不了，就不必来了。既来了，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况且《进步日报》是大公报的前身，我们如果提出来，他们会说是新闻自由。我看没必要小题大作。”张治中一边读着那篇署名的评论文章，一边做出一幅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这个杨刚是不是共产党？”邵力子答复说：“这个人怕不是共产党，只是他过去在上海没少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与国民党恐怕有血海深仇吧！”黄绍竑问张治中：“我们好心好意来，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不有些过分了吗？”“见到周恩来时，有机会可以顺便提一提。”张治中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卢郁文这时蹑手蹑脚地跑进来，神秘兮兮地小声说：“中共要人来了。”张治中听罢迅速站起来，走到房外。果然，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七八位中共领导人已经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走廊里。“久违了。”周恩来一面热情地握住张治中的手，一面用眼神向张治中身后的国民党代表们致意。

分别介绍寒暄之后，周恩来带头领着张治中等一齐走进了饭店的宴会厅。一走进富丽堂皇的宴会大厅，等候在宴会厅里的中共方面的人员就纷纷鼓起掌来。代表团的情绪又重新高涨起来。丰富的晚宴和热情的招待，使代表们又开始恢复了来时的那种心情。代表们开始相信，共产党一切都是重新建设，工作很忙，因此这样招待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因此代表团决定：招待和商谈等等，均随中共的便，不做特殊要求。新闻宣传的事，也暂时避开不提。但是，晚宴后周恩来找张治中谈话，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约章士钊谈话，坚持在战犯问题上决不让步，也说明中共立场难以松动。因此，代表们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顿时又倍感压抑。张治中忿忿不平地说：“他们也未免太势利了，过去我三次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来接，后来我们驱逐他们，我还不是一样亲自送董必武到机场？如今我们打了败仗，就接也不接了。晚上周恩来甚至提也不提一句，我真气不过。照这个样子，恐怕就是我们再努力，也难成功。”章士钊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抓老子，你们怎么签字？”

从２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了。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

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因此他们对代表团谈判求得根本和平解决不抱太多幻想。中共方面这时的策略是尽量分化争取代表团中的动摇者，而对坚持与共产党为敌者置之不理，使其无所作为。同时，在北平的报纸上接连刊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什么人应负战争的责任？》等文章，激烈地批评南京政府及其张治中等人，不断施加政治压力。同时，眼看长江快到涨水期，毛泽东更多的在暗中拉拢白崇禧，力图促使白崇禧能够在解放军渡江问题上保持中立甚至给予配合。

４－５日两日，白崇禧接连给刘仲容来电，要求解放军在安徽停止进攻安庆，在河南停止向花园推进。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可以由双方代表谈判解决，黄冈、黄陂、花园、孝感、汉川、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解放军将暂不进攻，只需将该线以东地区及安庆以西地区部队撤退即可。毛泽东并具体说明了白崇禧前线部队与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取得联系的方法。

对于毛泽东的提议，白崇禧９日复电表示基本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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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已通知前线将领，但又解释说：要他从安庆撤退军队，还些有困难。因该地属京沪区指挥，他不便擅令守军撤退。对此，毛泽东表示充分理解，一面复电白崇禧，告诉他同意在安庆保持现状，一面指示前线部队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

同样，对于这时李宗仁通过电话提出的请解放军不要占领镇江、芜湖，以免南京因可能受到炮击而政局动荡的要求，也迅速给予满足。

这种情况，充分表明了中共方面急于与李白合作的迫切心情。

北平谈判柳暗花明南京政府翻云覆雨李宗仁这时“和共”的急迫心情，也足以与中共相比。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如果他和不下来，南京政府必将南撤，蒋介石搞不好还得上台。到那时，怕是再没有他李宗仁的位置。因此，代表团临行前，李宗仁曾专门把黄绍竑找去谈了两三个小时，求和之心表露得情真意切。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尺度相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可见，李宗仁这时应该十分明白他自己的处境。

但是，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却无论如何不敢擅自主张接受中共的条件。代表们苦撑数天，天天与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商谈，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约不要像个投降文件，得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

在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和通过报纸发动政治攻势之后，中共中央注意到代表团内部的态度越来越混乱了。代表团内部经常意见相左，这边吵得不可开交，那边却仰头大睡，鼾声如雷；这个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忿然大叫：“如果明天有飞机，王八蛋不回去。”争来争去，其实只是两个问题，即能不能同意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渡江。４月５日，在中共中央的提议下，各民主党派派出朱蕴山、李民欣为代表，在刘仲容陪同下前往南京，邀请李宗仁亲自来北平进行和谈。面对这种情况，代表团深感困惑，斗志顿挫，态度迅速软化了。他们于次日作出决定：第一，战犯应受惩处，只要不正式提名，并且凡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作有益贡献者，均可酌情减免处罚。第二，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应给南京政府必要的准备时间，不过也不必拖至联合政府之后。７日，代表团果然又收到何应钦来电，要各位代表本悲天悯人的态度，荣辱在所不计，务必达成和平。看上去，南京政府方面也已放下架子，准备签城下之盟了。这一下，那些曾经强硬的代表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而那些极力主张接受中共意见的成员，则如释重负，脸上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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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决定性步骤。８日上午，张治中被接往香山双清别墅。刚下汽车，周恩来就亲自接出门外，微笑着伸出手来与张治中的手握在一起，同时说：“今天毛主席想和你谈谈。请。”“毛先生？”张治中惊讶地张大了嘴，然后不禁高兴地笑了起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院子，只见毛泽东已经走到院子里来迎接张治中。张治中与毛泽东相互问候着，然后一同走进屋里谈话。这次谈话总共进行了４个小时。当天晚上，张治中召集代表团开会，刚说明他要报告的题目，底下的代表们就立即打断他话，问：你先讲：好，还是不好？张微笑着答复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烈。张详细讲述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他声称，毛、周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

（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

（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

（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

（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

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他最后兴奋地讲：“你们知道吗？整个谈话过程中，毛先生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可以肯定，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到时要办谁就办谁”。

正在这时，何应钦突然从广州打来电报，声称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要求代表团要求中共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停止一切施行暴力的政策；坚持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双方同时实行。

何应钦的电报在代表团内部引起一片哗然。谁都知道这是蒋介石在背后指使。张治中愤然道：“事情已进展到现在的阶段，这话如何说法，真是莫名其妙！什么自由、恐怖，这些话，我们还有脸去同人家说吗？上海现在成了恐怖世界，他妈的皮，真不知耻！”刘斐也忿忿然，称：“我最痛恨蒋介石的军队。我几次去故宫，遇到中共军队，四五次从队中穿过，战士们总是很和气，并无不悦之色。如果碰到我们中央军，早已张牙舞爪，甚至拳打脚踢了。即使不打，骂也将你骂死。”

气愤之下，张治中直截了当地致信蒋介石，痛斥国民党“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劝蒋“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予李、何两同志”。而黄绍竑也密电李宗仁，要求他务必使蒋介石离开溪口出洋。

４月9－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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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代表谈话后均甚表满意，刘斐、黄绍竑等对毛泽东更是赞不绝口，交口称赞毛“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他教训了人，但不使人感觉有教训人的味道。他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一时间，代表团内气氛大变，几乎人人称赞共产党有办法，并且感到和谈大有成功的希望。代表团相信，他们与中共已经在下述几点上达成了妥协，即（一）战犯名单可以不提；（二）军队整编数额可由南京政府自定；（三）解放军可暂不过江；（四）南京政府仍可过渡，等待政协召开，联合政府成立；（五）联合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七人军事委员会，中共四人，国民党三人。12日，代表团电告李宗仁：目前只等中共方案提出，一旦中共提出方案，代表团讨论后，即派黄绍竑、屈武飞回南京，如南京同意，即与李宗仁等一同飞返北平签字。如不同意，亦请派于右任等来北平，以便讨价还价。

12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除表示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外，明确要求对解放军“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即使签约，双方军队也应各驻原防。

代表团很清楚，解放军渡江不可避免，故对南京试图划江而治的企图深感绝望。李蒸悲观地说：“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破裂。”邵力子当场劝告说：“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章士钊也表示：“过去李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但李俊龙却以为：“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

尽管意见不一，张治中最后还是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订后能够暂缓渡江。

和谈代表弃暗投明李、白食言自吞苦果12日，刘仲容回到北平，说明李宗仁求和的态度不变，但拒绝中共渡江的态度日趋明显，何应钦的电报实际上也正是李宗仁同意的。李的目的，颇有点儿想划江而治。按照李宗仁对他所说的来看，所谓执行中共的八项和平条款，都得由他们自己动手解决。同样，白崇禧到南京后，虽仍反蒋，但也不主张与中共局部和平，更反对投降式的解决办法。

得知李、白态度如此暧昧，长江涨水期已到，毛泽东决定不再与代表团继续周旋。周恩来立即拿出已经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于12日晚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于这一草案措辞严厉，并历数国民党发动全面战争的罪行，因此代表团中多数人一时颇难接受。

在反复商量和交换意见之后，代表团仍旧决定接受这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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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晚，张治中向中共正式提交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取消原草案中的各种刺激性字眼儿。

在第二天的代表团会议上，刘斐眼睛瞅着天花板，风言风语地发着感慨：“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倒是代表中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章士钊看得开些，他笑着说：“过去中共新华社发出八条的电报，内有十六个伪字，南京都答应了，今天一个伪字也没有，如果南京反不答应，那就是有精神病”。

张治中经过几天长嘘短叹之后，至此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心情沉重地表示：“连日来之所以争论不休，实在因为两种东西在束缚我们自己：第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于政府，我们个人的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第二，我们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今日的政府又是国民党的政府，因此我们的意见又受国民党的束缚。在此双重的束缚下，自然甚为矛盾与苦闷。”邵力子颇有些不以为然，说：“今日已是所谓宪政时期，我们是代表政府，代表人民，不是代表国民党。况且清党以来，国民党越弄越不像样，连‘民族’主义都不许讲，而要讲‘宗族’主义了，将总理遗训抛得一干二净。今日之下，要我代表国民党，这点我不能承认”。

南京政府的代表显然已经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准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俯首称臣了。

15日晚，周恩来将最后修订的协定文本交给张治中，并声明，如果到４月20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我们就只能渡江了。张治中这时也全然想开了。他坦率地宣称：“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于是，16日晨，黄绍竑、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

当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当面报告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意见。虽然李宗仁当初曾保证不管中共条件如何，代表团同意他就敢负责，这时却全然缩了回去。白崇禧看到黄绍竑带回来的协定内容后，也气呼呼地表示反对。结果，李宗仁不顾周恩来的劝告，把牌摊给了何应钦，以使自己可以脱身。他随后告诉黄绍竑：以后不要再提接受中共协定的问题了，这是不可能的。

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中央社的广播公开宣布，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8日已经发表声明，明白告诫任何人主和都不得超越元月一日蒋介石发布的文告及国民党中常委４月初的有关决定。至此，黄绍竑自知安全难保，决定远避香港。20日，他专门打电话告诉代表团，他已被迫辞去代表职务，南京方面绝不会批准和平协定，和平谈判事实上已完全破裂。

４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和谈代表团，明确拒绝了中共的协定，称“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而为了说明他之不得已，李宗仁随后又单独致电章士钊等，解释说：昨日立法院开秘密会议，何应钦宣读协定全文后，即使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他自己即使同意也无济于事。

国共和谈至此宣告正式破裂。但李宗仁既没有像他当初所反复声明的那样，自动下野；白崇禧也没有像他屡次向中共表示的那样，联合中共实行反蒋。说来说去，李、白的“和共”反蒋，归根到底还是想向蒋夺权罢了。

21日，解放军这边大举渡江，连张治中等人也看出国民党将寿终正寝，决定留在北平不走了。可是李、白那边却一面指挥桂系军队节节抵抗，一面先后联络张发奎、阎锡山、居正进一步向蒋夺权，仍旧企图破灭蒋再起之幻想。

然而，李、白实在自视过高。他们既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到头来，一个被迫亡命海外，有志难伸；一个兵败去台，做寓公了却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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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事件始末[1]

（一）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

1948年11月1日，东方才蒙蒙亮，沈阳城里就响起了枪声。接着，整个城市像开了锅似的，乱成了一团，到处都可以看见成群的国民党兵在逃命。但在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门前的交叉路口，却看不到混乱的人群，只是有几家大门口不知什么时候用杆子挑起了白旗。

位于五纬路与三经路拐角处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大门一早起就紧闭着。院子里看不见一个人影。窗户上也只是偶尔有人头小心翼翼地向外探望，然后又赶紧缩了回去。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一个人心情紧张地坐在办公室里，隔壁副领事哈巴特的办公室里虽然聚集着副领事兼新闻处主任司徒克、助理参赞罗卡格几个人，但屋子里同样显得十分沉闷。

“中共！”身高马大的麦克林斯特上尉在二楼楼梯转弯处的窗口前猛然间向楼上跑来，闯进了哈巴特的房间。几乎所有楼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涌到最近的窗口前，小心地向外张望。瓦尔德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把身体隐在一侧窗帘后面，探着头向外看。

果然，至少有一个排身着浅黄色军装的中共士兵正陆续出现在街口，他们显然是在一位军官的指挥下，沿着街道两侧的墙根，警惕地端着枪，小跑着穿过了街道。整个过程中只听见纷乱的脚步声，既没有枪声，也没有人破门而入。

瓦尔德似乎松了一口气。

在最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沈阳城里几乎从早到晚都处于一种惊恐不安的状态中。长春被围，锦州失陷，注定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命运，国民党在东北占据的最后一个中心城市沈阳已经成为中共军队的囊中之物。于是乎，沈阳城里当官儿的携家带口开始外逃。直到昨天晚上为止，出城的汽车喇叭声和国民党溃兵乘乱哄抢的枪声还四处响个不停。

美国政府自从抗战结束以来，花了差不多20亿美元来支持蒋介石对付中共。中共对美国政府的痛恨不亚于对蒋介石。“美蒋反动派”的提法在中共的公开宣传中比比皆是，没有人不知道中共对美国的敌视态度达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即使如此，还在１９４８年初，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在考虑，一旦东北落入中共手里时，有没有必要撤出沈阳的总领事馆？而最后的决定非常明确，沈阳总领事馆继续保留下去。因为在中国东北保持这样一个外交机构，对美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何况这样还可以尝试着与中共保持某种接触的渠道呢。

没有人知道中共将怎样对待继续留在其解放区的西方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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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对付中共。中共对美国政府的痛恨不亚于对蒋介石。“美蒋反动派”的提法在中共的公开宣传中比比皆是，没有人不知道中共对美国的敌视态度达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即使如此，还在１９４８年初，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在考虑，一旦东北落入中共手里时，有没有必要撤出沈阳的总领事馆？而最后的决定非常明确，沈阳总领事馆继续保留下去。因为在中国东北保持这样一个外交机构，对美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何况这样还可以尝试着与中共保持某种接触的渠道呢。

没有人知道中共将怎样对待继续留在其解放区的西方外交官，特别是没有人能够知道深受反美教育的中共士兵会怎样对待站在国民党方面的美国政府官员。因此，瓦尔德多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但瓦尔德觉得冒点风险是值得的。国民党毕竟太腐败，太不得人心了。很难说这个国家最后会不会整个落入中共手中。不管未来如何，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持美国人能够继续留在最接近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东北，美国政府说什么都需要与这个必定要控制北中国的强大势力打交道。尽管他清楚地记得两天前华盛顿关于保留领事馆不等于承认中共政权的重要指示，但一想到自己能够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成为第一个与中共政权直接打交道的美国外交官，瓦尔德就从心眼儿里感到兴奋。谁知道不久的将来美国政府会不会承认中共政权呢？

夜幕降临了。领事馆前面的街道上人来人往。从昏暗的路灯灯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成群的中共士兵漫步街头，东张西望，好像连电灯泡也要看个究竟。虽然入夜以后城里还有零星的枪声，但整个沈阳城的夜晚差不多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这样安静了。

第二天，领事馆门前的大街上有更多的军队在通过，但秩序井然，领事馆的官员们如今可以放心地与外面那些显然从未来过大城市的好奇的士兵对望了。而更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傍晚时收到美国代理国务卿的来电，正式批准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利益，设法以非正式和私人交往的形式，与中共地方当局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关系。

几乎所有领事馆的人员都感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兆头。

（二）陈云在延安的留影在军事行动期间，多数中共领导人都担心部队在入城时出乱子。特别是对于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问题，中共中央这时相当重视。１９２６年北伐军南下攻入南京，乱军冲击并抢劫了一些国家的使馆和外国人住宅，造成了美英等国炮舰的直接干预，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很少有人不了解这件事。因此，从中共中央到东北局领导人，在部队入城前都再三进行宣传和教育，要求部队不得侵犯和冲击外国使领馆及外国人住宅。受命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这时尤其紧张。还在离开哈尔滨之前，他就几次召集赴沈阳干部动员会，说明外交问题之重要，告诫各级干部在外交方面不得出乱子。在军管会的几次预备会议上，更是几度讨论过处理沈阳外国领事馆、外人银行及其相关问题的办法。同样，中共中央这时也高度重视对外国人的保护问题。它除了同意陈云等人提出的，在沈阳解放后允许外国人继续从事他们的金融及商务活动外，并明确告诉东北局：我人民政府有派兵保护其领事馆安全，防止国党特务捣乱的责任，一俟秩序恢复，军管会撤销，此项武装保护亦即撤销，但仍应派出人民警察在领事馆门外站岗，这是各国通例。根据中共中央前此发布的保护在华外国人的有关指示，对于西方国家领事馆，中共中央显然也准备一体加以保护。因此，沈阳军管会刚一成立，就迅速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具体执行保护外国人及外国领事馆的任务。

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从11月２日起开始在大和旅馆办公。除了军管会主任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成员陈云外，还有副主任伍修权和陶铸。伍修权并兼沈阳卫戍区司令，陶铸兼卫戍区政委。同时，朱其文受命担任中共第一任沈阳市市长。由于陈云到得稍晚，伍修权和陶铸首先以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发布通告，开始整顿和恢复市区秩序。陈云到后，沈阳特别市军管会又接连发布通告，宣布保护中外一切公私财产及其人身安全。

从11月３日早上开始，沈阳街上经常都可以看到穿着军装的政治宣传人员在张贴告示。两天来，大街上川流不息的军人渐渐地开始减少了，虽然大多数商店仍旧大门紧闭，但市民们已经开始陆续出现在街上了。瓦尔德试着步行穿过一条街，由领事馆办公处回到二经路30号私宅妻子身旁，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于是，领事馆人员重又开始恢复作息时间，每天往返于领事馆和他们在三纬路30号和七纬路24号的住宅之间了。

同一天，留在沈阳的美、英、法等三国领事，与苏联商务代办还得到了朱其文就任沈阳市长的就职通知。这使得瓦尔德对于与中共当局建立的工作关系，更加抱有信心。他很快就起草了一封公函，专门派罗卡格送往市政府的办公地点。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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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鉴：自贵处得到口头通知，先生荣任沈阳市长，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先生就任新职并工作顺利。希望不久能有机会与先生晤面。甚望在先生最近方便时，往访先生。我期望并确信能与先生建立亲密关系。此致市长先生公鉴。驻沈阳美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瓦尔德启。1948年11月3日。

1948年11月，沈阳市市长朱其文第二天，瓦尔德就得到了朱其文市长的复函，邀请他及英、法两国总领事与苏联商务代办第二天下午２点30分前往市长办公室晤面。这使瓦尔德颇感振奋。尽管，根据军管会关于收缴一切武器的公开通告，这一天一队中共士兵第一次进入到领事馆内，进行了搜查，但一切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就连瓦尔德一度十分担心的数百名围观的市民，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威胁性的举动。

不过，５日的接见很大程度上却只是寒暄性质的。根据头一天陈云在军管会例行会议上关于与外国人的晤面必须十分慎重，说话一问三不知的要求，这位刚刚从哈尔滨市市长位置上转过来的朱市长只是面带笑容，介绍了新政府保护外国人的一些必要措施，这包括发放证件、机动车通行证和标志旗，以及派兵守卫各领事馆和重要的外国人住宅等。瓦尔德看上去对派兵把守领事馆和他的住宅一事颇有些异议，但他无法说服朱市长改变其决定。对于瓦尔德最关心的邮政通信与外交信使的来往等问题，朱市长也没有能够立即给予满意的答复。当然，三国总领事都当面对中共军队的纪律表示了由衷的称赞，他们并且再三表示希望中共负责保护三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允许他们通电、通信、递送公文。朱对此没有马上做出承诺。临走时，瓦尔德注意到，朱市长在会晤临结束前，意外地邀请苏联商务代办留下来单独晤谈。这使得瓦尔德多少有些忿忿不平。他在随后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不无妒忌地声称：他不明白，几个月来始终只是步行的这位商务代办怎么会有了一辆崭新的吉普车。他猜想这种着意对苏联表示友好的行动是中共最高当局指示的结果，因此，今后西方国家的领事可能不会像这位商务代办那样享受到单独向市长申诉的机会，而后者则可以轻易地要求并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

让瓦尔德感到意外的是，三天之后，朱市长竟亲自进行了回访。而且，还表现出极为友好的态度。

８日一早，朱市长在林莉、周砚两个翻译的陪同下先后前往法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和美国领事馆进行回访。在美国领事馆内，朱市长特别参观了由美国新闻处创办的图书室，瓦尔德有意详细地向朱市长展示那些工业及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试图引起朱市长对利用美国的技术来重建东北的兴趣。朱市长看来确实对与美国建立贸易联系表示关心。当瓦尔德提出，美国对中国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只是希望能够在商业和技术方面重新回到东北来，朱市长当场表示：美国人是受欢迎的，他很愿意看到美国商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恢复在东北的贸易活动。对于瓦尔德提出的可否与美国通信等问题，朱市长也很痛快地答复说：只要美国的船只能够到达大连港，就可以将信寄到解放区。总领事也可以试着走走苏联远东这条线，因为可以通过满洲里的铁路线送进解放区。

瓦尔德刚刚把朱市长一行人送出领事馆大门，就喜滋滋地转过身来拍着司徒克的肩膀说：“我敢肯定，你的那些书是最起作用的。”

瓦尔德当然不会想到，朱市长的这次回访成了他政治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天晚上，陈云就从翻译那里得知了朱其文对美国总领事的谈话内容。他当即在军管会的例会上，把这位已不年轻的市长严厉地批评了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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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他严肃地说：“擅自回访，极不妥当！”“法领想要乘火车去哈尔滨看法侨，这种事不能答复。英领探问能否让老婆来，市长也不能应允。因为这要取决于苏联能不能允许她通行，不取决于我。美领要求通信，这是美国在套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因为现在沈阳要与美国通信，只能经过苏联。要知道，美国对中国虽无领土野心，但它与苏联针锋相对，而在东北，根本上是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朱其文的错误，就是乱讲话，说什么与苏联信件往来可以。美领如果传出去，苏联肯定不舒服，一定误解朱。外事问题，有些不必讲，有些不应讲。言多必失，干什么那么天真？不要怕人笑我们不答复。要知道，对方是帝国主义！”

朱其文解释说：“我本来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外交礼仪，实在没想那么多……”

“太天真！”坐在一旁的陶铸也批评说。“美、英、法外交人员都是些职业帝国主义分子，对他们决不能像对待一般人民的态度一样，一个负责干部，连这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

次日，陈云、伍修权和陶铸三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就此事向中央进行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

（三）陶铸在40年代194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陈云等人的电报，周恩来明确提出说：“对沈阳美英领馆的问题如何处置，要早下决心。”

毛泽东读过电报后，亦告诉周：“刚才高麻子也从哈尔滨打电报来，谈到这件事，苏联总领事的看法也是一样的，认为美、英、法领事馆坚持不撤是有政治企图的。他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当然，这件事很麻烦，我刚才一直在想，赶他们走也不是办法……”

“美国人呆在东北，苏联同志肯定会很敏感。是不是可以想些办法让他们自己觉得呆不下去？”周恩来提出：“现在是战争时期，通过军事管制的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我估计时间一长他们自己也呆不下去了。”

毛泽东表示同意：“我也在这么考虑。不承认他们的领事地位，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来起草一个电报吧！呵，等一等。最主要的是要重申一下，一切外交上的问题，都必须向中央请示，并且在处理上要留有余地，不要搞被动了。”

当晚，在给毛泽东看过之后，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从西柏坡发了出去。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明确提出：美、英、法等国政府未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对他们现在的领事亦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为普通侨民的方针。并且，我们要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达到封锁和孤立他们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撤走。即使他们坚持不撤，我们也一样对待，使他们无所作为。电报特别提醒东北局和沈阳军管会，凡外事上的问题，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方针行事，如果没有中央既定方针可循的，一概不要忙于答复，应向中央请示，并留有回旋余地。

（四）11月11日下午３时，在沈阳大和旅馆二楼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陈云正在通过电话与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林彪商量东北军区迁到沈阳之后的各项事宜。陈云汇报了昨晚收到中央指示电后军管会开会讨论的结果，即1对外国人少见、不见，允许才见。2对外领人员的法律地位暂不承认。3有关外领提出的问题，可以回答，但不多讲。4外领提出的问题不在沈阳市长工作范围内的，不予回应。5已经发放的外领汽车通行证，全部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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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战场上的林彪林彪告诉陈云，毛泽东４日就有电报来，打算调东北部队入关参加攻打平津战役。不管东北部队何时入关，沈阳的后勤及安全保障工作必须做好。谈到美、英、法等领事馆继续留在沈阳，其中美国领事馆人员相当活跃的情况时，林彪首先关心的就是这些领事馆有没有电台。如果有，一定要缴下来。谈到朱其文的问题时，林彪生气地说：“这个时候搞什么花样？乱弹琴！严格照中央的指示办，下令不要见什么外国人，有问题一律写信来，搞不清的一律讲不能回答。”

４时许，陈云再度召集沈阳军管会负责人开会，会议正式决定就外交问题作出严格规定。这包括：一、未经允许，各部门一律不得接见外国人。二、对方有问题，应用书面提出。三、答复外国人有关问题，照决定范围参词，不准多讲。四、超出范围的问题，以不能回答对之。陈云同时在会上提到了收缴电台的问题，说：“我们入城之后已经发了一个通告，武器、电台都在收缴之列。武器现在搞得比较彻底，当然还会有一些暗藏的，或秘密仓库，我们不知道，还要下工夫。电台也收了一些，但多半都是国民党溃军的，国民党政府的，但国特的，包括外国人的电台，我们还没有一个眉目。这个电台比那些暗藏的枪炮都要厉害，不能麻痹。要准备再发一个通告，下决心把电台搞干净。”

1948年11月15日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10时，一位自称是军管会参谋的军官乘车来到美国总领事馆，向瓦尔德递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号公函和第四号通令。第四号通令明确提出，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３６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而第二号公函则明确要求美国领事馆在规定时间内将电台全部送交军管会。

自11月８日以来，瓦尔德的脸上始终春意盎然。尽管他再也没有见过朱市长，但领事馆大门口人来人往，也看不出有任何异常的情况。甚至两天前，由于有些人在领事馆墙上画政治宣传画，瓦尔德还向市长递送过一份公函，要求市政当局尊重美国政府的财产，劝告人们不要在美国领事馆的墙上刷写标语或作画宣传，而后也果然再没有人这样做，因此，瓦尔德对军管当局下令收缴电台一事也没有放在心上。他虽然很快致电国务卿说明了这一情况，但他暗自相信，只要向市政当局说明这部电台是属于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且是领事馆目前保持正常工作的基本手段，也就够了。

他当天致函沈阳军管会陈云主任称：

今晨10时奉到公字第二号公函及第四号布告，略称：“一切无线电台及其设备须向本会报告”。查敝总领事馆自1946年3月重行办公以来，即设有无线电台，以便向华盛顿国民党及驻南京大使馆拍发美国政府公报。此项电台现设置于三经路及五纬路拐角处之美国总领事馆内。该项电台之存在及使用，系由中国国民政府之承认与批准者。再自本年11月１日因邮政及公用电报发生阻碍，上项电台已成敝总领事馆与国务院及南京大使馆之唯一通讯方法。既无任何相反的指示，敝人推想本地当局方面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而敝总领事馆之存在则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故希望贵会即予批准此项电台及使用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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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德看来相信，共产党需要美国总领事馆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它不会采取过分的行动，只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与友好的态度”。直到11月16日白天，他打给美国国务卿和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的调子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乐观地等待着朱市长和军管会的召见，准备像前几次那样与他们友好地讨论关于保留美国领事馆继续使用电台的权利问题。他甚至声称：中共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他们将不能不考虑解决各种生产和交通的问题，他们需要外国的商业合同，为此必须与外国人建立正常的交往，并建立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因此，这里没有任何逮捕或骚扰留在沈阳的外国人的例子。（他们的）态度仍旧是正确的。相信共产党人将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的和友好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再试图压迫外国人，或者利用中国的行政权力和政策来制造中国人自己的特权。同时，外国人的建议将被接受或给予考虑，虽然最后的结论和行动要由共产党政府自己来决定。

瓦尔德甚至估计，中共对美国尤其充满兴趣。所以，对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

不管瓦尔德是不是过于乐观，反正像瓦尔德估计的那样，从15日上午10时至16日晚上10时整整36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尽管，在军管会规定的时限即将来临的前一个小时，即９时许，军管会的那位参谋再度出现在领事馆门前，但只有一名士兵陪同的他显然不是来行使管制权力的。他只是通知瓦尔德说，军管会负责人将于17日上午10时在大和旅馆军管会办公地就收缴电台问题向他作出说明。但次日上午９时许，瓦尔德再度得到通知说，会见时间改至18日下午３时。时间一推再推，瓦尔德更加断定这件事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18日上午，瓦尔德得到国务院的电报，要求他务必坚持领事馆惯常的权利和特权。这就更加确定了瓦尔德所必须采取的态度。

下午３时，瓦尔德在副领事哈巴特的陪同下，准时来到大和旅馆一楼军管会的会客室。一位中等身材，有着知识分子气质的军人出面接待了他们。据他自我介绍，他是军管会副主任兼卫戍区司令伍修权。

双方简单寒暄之后，伍修权当即切入正题。称：“瓦尔德先生相信已经了解了军管会关于收缴电台的通告内容，我们也接到了先生的信件。但是，关于这件事，因为是在军事管制期间，恐怕没有转圜的余地。不论先生的电台有何重要作用，也不论电台由谁人所属，在军事管制期间，一律不得使用。当然，先生所有收发报机及其零件，本会将妥为保管，并不使用。此点还望先生能够遵行。”

瓦尔德声称：“我们确实认为这样做会有损于本领事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电台，我们将无法与国务院和大使馆取得联系，这将使我们难以行使保护美国侨民利益的正常使命。”

伍修权回答说：“继续使用你们的电台将是违抗军管会命令的行为，我相信先生能够了解它的严重性。至于先生与美国方面的联系，我想重要电报可用明码电报，转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交新华社代发。”

看到伍修权毫无商量余地，瓦尔德开始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了。在和哈巴特低声耳语了几句之后，他转过脸来做出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把手一摊，说：“请您了解，电台是美国政府财产，未经国务院准许，我们是无权交出的。既然电台被禁止使用，那么，是否可以由军管会派人就地查封，等我们向国务院通报之后，获得批准后再做处理？”

“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电台必须交出。”伍修权斩钉截铁地说。“希望瓦尔德先生能够将全部收发报机及其相关零件等，如数送交军管会保管。”

双方为此争论甚久。最后，伍修权站起身来，说：“既然先生等不肯自动点交，那么我们只好派人到领事馆去取了。”

瓦尔德也一脸不高兴地站了起来，态度傲慢地说：“那是你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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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我们一定要取。”伍修权毫不示弱地回答他。“现在请您立即回领事馆，将有关物品点验清楚，十七点时我们会派人去取。”

（五）瓦尔德的沮丧是不言而喻的。就在一天之前他对他的对手还是那么充满信心，而现在，他竟充满了失落感。失去电台，又没有可靠的通讯途径，领事馆将难以发挥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中共军管会官员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给今后领事馆在沈阳的命运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唯一能够用来安慰自己的，就是英、法两国领事馆本来就没有电台，这下也算是扯平了。既然英、法两国领事馆没有电台能够生存下去，美国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可例外的。

“但愿中共说话算话。”瓦尔德也只好暗自向上帝祈祷了。

一回到领事馆，瓦尔德就忙不迭地接连起草了两封给沈阳军管会的信，和一份发给美国国务院的明码电报稿，派人送给军管会。给军管会的第一封信内容如下：

敬启者：查敝领事馆之电台既已不能使用，今日午后已蒙贵会伍副主任同意，请即将内附之电报，密码５９０７，时限午后４时，代为拍发至华盛顿国务院。蒙代拍之电报费用，敝总领事馆随时可以奉还。知荷鼎助，先伸谢悃。此致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特别委员会陈主任委员阁下。

驻沈阳美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瓦尔德。

所附电报声称：

我于本日下午３时被召至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该会副主任通知称：目前沈阳军事管制期间禁止使用我政府之电台，并应将全部收发报机及其真空管和相关零件，交予军事管制委员会。该会于军事管制期间将妥为保管，并不使用。……当我声明国务院期望与沈阳总领事馆继续保持经常联络时，该副主任称：必要时明码电报经军管会审查后，可交由新华社代发。这一电报即按此规定发出。

请用同样方法，或其他可使用的方法通知我：是否接到此电。

同时，瓦尔德在给军管会的另外一封信中，对军管会的收取电台的行动提出抗议。声称：“敝人不得不声明，此项机件系美国政府之财产，敝人并未受权交与任何人，因此敝人不能自动交出”。“贵方认为应当将此项机件取去，敝人无力反对，但敝人必须抗议此项机件之取走，因该机件系美国政府财产，所有保管及使用权系敝一人负责也”。

在匆忙写完了上面几件函电之后，距离军管会来收取电台的时间只剩下不到３０分钟了。瓦尔德急忙来到收发报室，向报务员张仲英匆匆口述发给司徒雷登大使的电报。其内容如下：

大使。沈阳电台现在关闭，将不再开通，它正在被没收的过程之中。尽快通知国务院。瓦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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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发出之后，瓦尔德与哈巴特叫来的无线电技师希克尼、报务员蒋正侠，和张仲英一起，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将２台台式发报机，９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大批真空管及其他无线电零件分别集中在领事馆的发报室和译电室里，等着军管会的卡车和士兵按照规定的时间。

但是，５点、６点、７点……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门外并没有出现军管会的卡车和士兵。

为什么沈阳军管会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收取电台呢？

这时，在大和旅馆门口早已准备好了卡车和一个排的士兵，负责执行收取任务的参谋人员已楼上楼下跑了个够，早等得不耐烦了。在陈云的办公室里，伍修权、陶铸等四五位领导人也一直在就要不要立即派队去领事馆收取电台不停地争论着。终于，长时间没有吭声的陈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说：“我看还是叫林总直接给中央发电催一催，今天不去取了”。说完，他拿起电话机，一边拨号，一边向伍修权挥挥手说：“叫他们撤回去吧！”

原来，军管会在发出第四号通令，决定限期36小时收取电台之前没有特别考虑到外交问题。待美国总领事来函说明该馆拥有电台，但不同意交出，方才意识到此事涉及外交，掌握政策界限较为复杂，于是致电东北局并中共中央说明情况。致使36小时期限未能执行。17日，原定约瓦尔德来谈，发出最后通牒，因未见中央回电，陈云又下令改期。陈等再发电报致中共，请示办法。因估计18日定能得到回电，故而由伍修权约瓦尔德下午３时见面，发出最后通牒，再次限期下午５时。不料等到傍晚，仍不见东北局或中共中央的回电。不得已，陈云这时只好拨通了林彪的电话，向他说明了这一情况，请他立即用军区的电台直接报告中央，请示办法。这样一来，下午５时的期限自然又难以执行了。

晚７点半，林彪根据电话商量的结果，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告了此事。电称：

今日下午修权接见美领，请其将电台交出，美领顽拒不交，谓：此系美政府财产，未经国务院准许，彼无权交出。又谓：交出后无法对外联络。我答：重要电报经我审查批准可由新华社代发。后在交接手续上争执甚久，彼坚持不肯自动点交给我。最后我……通知对方今十七时去取并准备好了通知信和人员等，但一则现已黑天，二则此事在形式上是属于入领事馆强制收取，请中央指示是否可行，故决定今夜暂不取。

周恩来与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六）1948年11月18日，晚９时许。西柏坡。

周恩来将他起草的给沈阳方面的电报稿递给毛泽东，并告诉毛说：“我和少奇同志商量过，他也认为我们有权进领事馆检查和收取电台。”

毛泽东接过电报，飞快地读了起来。猛然间，他又抬起头，问站在一边的胡乔木：“高岗的电报给少奇同志看过了吧？”

“看过了”。胡乔木点点头。但他马上又问道：

“对了，少奇同志还特别问了那个马里宁是不是就是那个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我说是。但是，16日电报里说，莫洛托夫对于我们采取挤走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方针将会很高兴，这是不是等于说马里宁要求我们没收美、英、法沈阳领事馆的电台这件事，其实也是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

“当然是。”周恩来答复胡乔木说。“因此主席告诉他们：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嘛！”

毛泽东读完电报，说：“不知道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顾虑？”

“外交上没有经验，怕出乱子。”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是在说沈阳的同志，于是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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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不要先斩后奏嘛！”毛泽东说，“自己下了命令，自己又不去执行，难道中央不同意就取消命令不成？人民政府的尊严不要了？我看这样好，既然敢于蔑视我人民政府的命令，我正好有理由把他们软禁起来，没有我们的准许，不让他们随便出入，逼他们走。但是，也要批评沈阳的同志几句。”

说着，毛泽东拿起毛笔，在电报稿的空白处做了一些补充。然后交给周恩来。电文如下：

此事你们没有事前请示，自己做了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电台的决定，并已发出了通知，限期已满又不去取，等候中央回电是否同意，难道中央不同意你们就准备取消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吗？中央早有指示要你们令各旧领事馆交出电台。

你们既已发出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的命令，现限期已过，美国旧领事仍未将电台交出，即应由军管会给以最后命令，说明如在令到后若干小时内再不交出，本军管会即认为该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本会有权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几驻在该旧领事馆的人员，因其蔑视中国人民政府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将禁止其与外界自由往来。如有需要，须经市政府特许，方准外出。你们如此办理，可达到我们内定之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而形式上则以双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并实行战时的军事管制，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

周恩来一边读，一边顺手拿起毛泽东放在桌上的毛笔将毛泽东修改过的地方勾划清楚。然后站起身来，说：“我马上让电台把它发出去。”

但周恩来走了不过两个多小时，又急匆匆地返了回来。一进门就说：“那封电报刚刚发走，林彪他们又来了一封电报。他们又给美国人规定了一个期限，因为没有接到我们的回电，又作废了。”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手里的电报，看过之后不满地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领事馆强取罢了，怕它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它什么权利关我们屁事。声明态度严厉些，让他们知道，那里是解放区，不是国统区，他们不遵守我解放区政府和军管会的命令，我有权禁止他们的出入自由，直到将他们驱逐出境！”

“好，我马上就照主席的意见起草一个电报给他们。”周恩来当即表示说。

将近12点的时候，周恩来又来到了毛泽东的房间里，将他起草的电报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只改动了其中几个字，在报头“毛、刘、朱、任阅”几个字中的“毛”字上圈了个圈，说：“我看可以。”

电报随后又被先后送给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政治局成员看过，到第二天凌晨５时左右发了出去。

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美领拒不点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领馆检查及强取美政府财产的两种籍口。我之对策，应立于主动，首先向其声明，我解放区政府与美国政府并无外交关系，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并非正式外交来往。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实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馆停止电台连络，交出电台由我保管封存，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旧领馆人员既拒绝接受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进入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5

中共中央在接连两封电报里已经表明了他们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强烈不满，这种态度一方面来自他们既定的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一方面也与瓦尔德以美国政府为要挟拒交电台的傲慢态度有关。不管他们这么快就明确决定禁止瓦尔德等人行动自由，是不是被瓦尔德激怒的结果，反正瓦尔德这回是注定要倒霉了。

（七）19日下午４时左右，在大批警卫人员和参谋人员的陪同下，东北局常委高岗、张闻天等人分别从两辆美式吉普车和一辆苏制卡车上跳了下来，笑容脸面地与早就等在沈阳大和旅馆门前的陈云、伍修权、陶铸等军管会负责人握手寒暄。随后，在陈云等人的陪同下，高岗、张闻天来到临时用两间客房改造成的大会议室，坐下来听取军管会和市委工作人员的汇报。

1949年6月，刘少奇和高岗、王稼祥在莫斯科合影当陈云谈到他们刚刚接到林彪那里转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必须迅速进入美国领事馆，收缴电台，并禁止美国领事馆人员与外界来往的电报指示时，高岗当场打断他的话，问道：“中央的电报我刚才一到军区就看到了。问题是这件事你们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什么时候动手？怎么禁止美国人出入，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陈云答道：“这件事具体实行起来还要准备一下，首先要准备一个书面的通知，说明我们强行入馆取台的充分理由，还要教会执行参谋及有关部队一些技术上的方法，比如进入领事馆要注意什么事情，如果他们坚决不配合怎么办，如果拿到电台怎样办理接收手续等等。同时，既然要禁止其自由出入，也要有一些明确的规定，还要考虑三处的美国人是统统赶在一起好呢，还是分别看管？我看，今天我们商量好这一切，明天采取行动，如何？”

伍修权这时插话道：“还有一个情况也要考虑。上午苏联商务代办专门来过，是我接待的。他好像是专门为这件事来的。他不仅要求我们尽快没收美、英、法领事馆的电台，而且强调对这些西方外交特务不要客气，应设法赶他们走，因此他建议我们不仅要禁止他们自由出入，还可以切断他们的电灯、电话，一方面防备他们留一手，继续隐藏电台，秘密通讯，一方面也使他们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络的可能，失去呆下去的条件。他说，过去他在沈阳，国民党就是这么干的，长期不给他供电，说是坏了，弄得你没办法。”

高岗看来对伍修权所提供的这个消息很感兴趣。他说：“我在哈尔滨时苏联朋友再三向我说，他们对我们同意美、英、法继续呆在沈阳很不以为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没收电台的问题，电台必须没收，否则他们很可能搞特务活动，这对我们军事上很不利。因此，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挤他们走，让他们滚蛋。这是最主要的。苏联商务代表这个办法我看很好。那我们就这么办，今天具体商量一下行动步骤，明天上午把一切都准备好，明天中午开始行动。”

（八）19日晚，沈阳军管会再度就外交问题举行会议，讨论20日对各领馆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办法。

会议决定：基本方针遵照中央决定，以挤走为目的。为此，会议组成了临时委员会来具体领导此一外交行动。决定：明日去美领馆取电台，并且要断绝他们相互间及其与外界的一切来往，电灯、电话都要切断。不仅对领事馆如此，对美、英、法侨也要同时动作，使之闭塞。明日行动在下午1时开始。

陈云讲：要准备挑大粪。没办法，革命革大了，这些事情非学着干不可。共产党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这种事过去没碰过，因此没有经验，现在赶到我们头上，我们就要去碰。要准备碰钉子，即准备美领抵抗不交，但力争和平解决。

会议提出：要防止“左”倾情绪。为此，第一，严禁人身侮辱性行为发生；第二，去执行者要注意不要说话，更不可拿任何其他东西，否则纪律处分；第三，封锁是封锁，但仍要保证其生命安全，同时保证其衣食住，即确保其能正常生活。

据此，会议提出：

1没收对象只是电台和发电机等；2没收前要发一通知，说明没收目的和断绝出入的范围及其规定；3要准备好没收收条；4点清没收物品后要请对方签字，证明别无损失，但也要准备对方拒绝签字；5去参加没收行动的人，都不能携带武器，以免发生意外事件。

陈云同时提出：

1对封锁软禁的地点要划定范围，人员是集中，还是分开，彼此之间能否来往，都要有所界定。在禁止出入，不准来往，取消其汽车通行证的同时，要准备好吃的，因此，对服务于领事馆和外侨的华人出入，要放宽。

2电话还是要允许他们打，但要设法让他们的电话只能接通市府，信件也只准送市府，然后由我方人员代送，当然，我要保证不擅开其信件。

3没收结束后要注意切断电源。

会议就此一一做出了具体规定。

6

（九）20日下午1时，两辆急驶而来的军用卡车在三经路和五纬路拐角处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大门口，急速停了下来，刹车时发出了一长串刺耳的响声。接着，大批士兵从车篷里先后跳了下来，沿着领事馆两边的街道迅速排开。

两名军官模样的中等身材的军人带着５名持枪士兵敲响了领事馆的大铁门。

瓦尔德迅速走下楼梯，来到前厅，示意已经跑到门廊里的一名职员打开大门。

门开了，两名军官踏上台阶，站在楼门口，其中一个用英语冲着里面的人问道：“哪位是瓦尔德先生？”

瓦尔德快步走到两位军官的面前，伸出手去，说：“我就是。”

正面的那位军官只是看了瓦尔德一眼，对瓦尔德伸出去的手毫无反应，而是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印着字的纸在他的面前展开，开始大声宣读。这位军官的讲话带有某种地方口音，瓦尔德的汉语本来就不好，这回更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站在这位军官身边的一位显然是翻译，他很快地将军官宣读的文件翻了一遍，似乎是说：“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但瓦尔德仍旧不明白，他既然已经允许军管会取走电台，这些人凭什么还要将他们软禁起来。不过，当他大声质问军官有什么理由禁止他和他的馆员的人身自由的时候，只见这位军官连眼皮都不抬地吐出了几个字。这回不用翻译他也听清楚了，军官说的是：“这是你们故意违抗军管会命令的必然结果。”

瓦尔德觉得头皮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两只眼睛直冒火。军官后来又说了什么，他几乎一点儿也没有听见。直到军官和几名士兵在他的日裔随员巽四郎的带领下走进前厅，他这才意识到他该干什么。

瓦尔德尽量做出顺从的样子，带着两位军官来到收发报室和译电室，清点已经整理好的电台和其他相关零件。清点工作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只是在巡查到底层的电机房时，那位负责的军官坚持要连为领事馆准备停电时发电和抽水用的发电机也要收走，瓦尔德不得不争了几句，但仅此而已。最后，军官拿出几张写着字的纸，一张一张地填写，然后由翻译一一交给他签字。

瓦尔德看清楚了，这第一张是一份收据，上面写着萧桂盾代表解放军总部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彼收到的３台发电机、手摇马达３个、２台发报机、９座无线电收发报机，及真空管与其他无线电器材等，均为美国政府之财产。

第二张是一份军管会收到的物品清单，说明除上述电器以外解放军总部未从美国总领事馆带走其他物品。

第三张是一张保证书，要瓦尔德保证除解放军总部已收取的电台以外，领事馆及其美国政府在沈阳所有的院落及住房内，没有也不再使用任何无线电台。

瓦尔德无可奈何地一一在这些文件上签了字，然后眼看着士兵们进来把电台等全部搬到门外，装到卡车上。他再次提出，希望能够和朱市长或军管会的负责人见面，讨论有关软禁的问题。姓萧的军官头也不回地回答说：软禁期间会有一位宋参谋来管你们的事，你随时可以找宋参谋来提出你们的请求，或要求转送有关的函件。瓦尔德目光阴沉地看着这位军官和那个翻译走出门去。这才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到楼上，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发呆。

整个收取电台的工作进行到大约午后１点钟。瓦尔德注意到，当卡车运走了那些士兵和他们收取的电台等物品之后，领事馆的大门被从外面关上了，代替过去市政府派来站岗的警察的，是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一名配带手枪的军人。瓦尔德猛然间想起应该给在安息日会院的妻子打一个电话。他拨通了电话，他听到妻子紧张的声音，知道安息院的大门口已经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守住了，就连孩子们也不允许随便出入了。他小心地安慰了妻子几句，放下电话，急忙又拨通了美孚院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哈巴特，他的消息与他所想到的一样，没有人能够自由出入了。

当他意外地得知分别在各处的美领人员及其家属，都被禁止来往之后，瓦尔德头都大了。他当即提出了抗议，但毫无用处。他开始明白共产党当局想干什么了。这位曾经在东北干过３年，以后在苏联干过12年，又在伊朗干过８年，从未栽过跟头的老资格外交官，如今心里不能不开始打鼓：自己的外交生涯是不是到此就要结束了？

7

（十）美国政府这时不仅不承认共产党，而且一直在帮着国民党打共产党，可在共产党占领沈阳之后，它却坚持要在沈阳留下来。即使到这时，明知沈阳的电台被没收，沈阳领事馆的人员被软禁，不论是司徒雷登大使，还是美国国务院的负责官员，却都没有想过要将瓦尔德等人迅速撤出来。他们千方百计地试图重新与沈阳领事馆恢复联络，先是试着经过大连的美国领事馆就近送信去沈阳，接着又试着通过北京的领事馆派人走北宁线去送信，最后没办法，又电令驻香港的美国总领事设法与中共在香港的代表取得联系，探询有关瓦尔德等人的消息与中共的意图。总之，美国政府还是希望瓦尔德能够在沈阳坚持下去。

把领事馆留在共产党的占领区，真的是像瓦尔德当初对朱市长所讲的那样，纯粹是为了以沈阳的美国侨民的商业利益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如果不是苏联人坚持把中国的东北看成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美国政府早就想在东北插上一脚了。1946年，当美国外交官随着国民党军队来到沈阳，建立起他们在东北的第一个总领事馆之后，他们就极力在东北扩展自己的影响。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进一步向北延伸，那仅仅是因为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在哈尔滨等城市设立领事馆，而长春等大城市又长期处于战争的边缘。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国东北在它对苏关系中的战略价值，特别是1947年美、苏在欧洲进入冷战状态之后，它就对东北的地位更加看重，必欲在东北保持自己的影响。利用其在沈阳的领事馆，打着照顾美国侨民的名义，在共产党控制区内保持自己对苏联的观察站，这显然是一些美国官员的如意算盘。甚至，冷战刚刚开始不久，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在派人以沈阳领事馆雇员的身份，在中国东北建立专门针对苏联的秘密特务组织了。眼看中共军队即将占领沈阳，他们还专门向有关的情报人员发放了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小型发电机以及密码本等特务工具。多半是由于中共占领沈阳过于神速，美国情报人员的这一工作未能进一步展开，以致会被解放军军管会在收缴沈阳领事馆电台时，收缴到９台无线电收发报机。显而易见，在一个领事馆内，在拥有两台台式发报机的情况下，仅仅为正常的外交业务而保存９台便携式无线电收报机，是毫无道理的。

苏联人早就在怀疑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职能，他们极力主张中共将美国人赶出东北，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这种情绪也同样影响到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人。当如此多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被送到大和旅馆的大厅里时，在场的伍修权、陶铸等人也禁不住大吃一惊。高岗在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这个领事馆很可能就是一个特务窝子！”常委们也几乎一致认为，美国领事馆确有从事特务情报活动的嫌疑。因此，他们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认为：美领不会如此老实，领馆内或美孚院、安息院等很可能还藏有秘密电台。因此，继续允许他们留这里有弊无利。至少，“美领馆内有这许多电台，似乎已有逐其出境之理由”。另外，既然美领馆内有这样多电台，相信英、法领事馆也不像他们所说的没有电台，估计也藏有电台，是否应对其进行搜查。至少，他们相信，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断其水电和电话，加强监视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其无法与外界联络，也难以进行情报传送工作。

东北局领导人的怀疑几乎当天就得到了证明。

（十一）21日下午３时，根据有关情报，东北局社会部抓获了潜伏特务伯彦苍，在伯的住处起出与美国领事馆同样型号的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两台。当晚，据内线，又抓获另一特务分子吴人俊，起获同样的电台两部。经过连夜审讯，又捕获佐佐木等人，再起获两部同样的电台。这三人口供如下：

伯彦苍供称：1947年经美籍日人中村介绍，充任其总部在上海的美军联络团驻长春分团负责人私人蒙语教师，后被发展为情报人员，月薪50美元。1948年８月到奉命来沈阳，归美军联络团驻沈阳分团美籍日人西田领导，负责调查外蒙及苏联的有关情报，月薪增加为每月100美元。1948年10月27日去美军联络团取款时，接到负责保管两部电台与密码，以待上海受训之情报员来后使用。

吴人俊供称：1947年12月经美军联络团的巴兰德森介绍参加美国情报工作，受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内自称亨特的大个子领导，担任沈阳至天津间的交通工作。每月薪金为４０美元，外加旅费10美元。一般每两月跑一次至两次。信件由沈阳美籍日人北迁卓二送交其住处，再由他送至天津一美国人住处，薪金均由该美国人付给。亨特于１０月２８日召其去领事馆，说明中共即将占领沈阳，送信工作不再进行，今后改用无线电联络。当天亨特交给其１４两金子，作为半年之薪金，并将两部电台和６本密码本藏于箱子内送至其住处，叮嘱他目前任务即为保护电?，潜伏下来，待他派人来时，即可启用电台。

佐佐木供称：1947年10月经美籍日人北迁卓二介绍认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雇员美籍日人西田，初被聘为翻译。后西田转任美军联络团副队长，介绍其加入情报工作，集中搜集苏联和解放区的情报，接连发展情报员３人。10月27日被召至西田住处，西田交其两部电台，说有一上海来的情报人员将会去取。

刚刚从美国领事馆收缴大批电台，又接连破获特务案件，不仅起获的６部电台与美国领事馆收缴的电台完全相同，而且所有供述人均一致供称被美国人雇佣从事情报工作，而雇佣者又都曾利用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为掩护。这件事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有着从事特务活动的嫌疑。

23日下午４时，东北局领导人集体听取了社会部负责人的汇报。而后，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美国领事馆仍很可疑，但一时又想不出适当的办法抓到证据。

张闻天问：“是否能够找到所有领事馆人员的照片，让那几个人对一下？”

社会部负责人答复说：“我们已经找到贴有照片的美国侨民的名册，让他们看过，但没有结果。”

“这两个美国特务会不会化名藏匿在领事馆里？”高岗问道。

“不会”，列席会议的陶铸接过去回答说：“领事馆里最初关了２２人，２１日晚，根据瓦尔德的请求，我们已将其中１８人送回他们在美孚院和安息院的住所，现在里面只有瓦尔德和那个巽四郎，其他两个，一个是在我们禁止出入前进去阅览图书的德国侨民，另一个是他们雇用的一个中国职员。”

“那么，美孚院和安息院查过了吗？”林彪问。

“没有。我们现在确实应该搜查这两个地方，也许里面还藏匿着电台和特务分子。”陈云回答道。

最后，会议决定电告中央，请示是否可以根据供述人提供的亨特和西田的特征，前去美孚院和安息院进行搜查，也许可以找到化名的或藏匿的特务指使人和秘密电台。

8

（十二）1948年11月23日，周恩来针对沈阳来的报告起草了中共中央的回电。毛泽东随即对周的电报稿做了几点改动。在毛泽东看来，沈阳的做法再度显示出中共各级干部对外交问题的处理过于生硬而不策略。他告诉周恩来等说：“东北那个地方比较特殊嘛！入了关，是不是也都像东北一样要把这些国家的领事馆统统赶走？英、法都在设法和我们华北的解放区做生意，统统都不做了？对英、法领事馆不能同对美国领事馆一个样子，不要限制他们的出入，断了的电也要恢复。当然也不必马上修复，那样也不适当，一件一件来。”

毛泽东这时的看法已经变得比较清晰了。他虽没有明明白白地讲出来，但熟悉毛泽东思路的周恩来，已经开始暗暗地在头脑里整理出一些基本的轮廓来了。

周恩来很快把毛泽东的设想概括成以下几点。

第一，尽管美国等国仍在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定要与它们为敌，只要它们能够与南京断交，停止支持国民党，转而承认共产党，中共未必不打算同它们发生外交关系。

第二，即便美国等国政府这时不能放弃国民党，只要它留在解放区，愿意遵守中共当局所规定的各项法令，我们也未必要采取处处与之尖锐对立的态度。因此，在东北采取挤走的方针是特例，那是因为东北同苏联、外蒙及北朝鲜接壤，中共中央需要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和利益。

第三，即使在东北，即使估计到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国民党和承认共产党，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出发，也不宜对美、英、法三国同等看待和对待。因为顽固地、并且是有效地支持国民党的，其实也只有美国，英、法两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态度颇为暧昧。区别对待的政策，将会有效地孤立美国，最终加速美国抛弃国民党的过程。

在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时估计，一旦新中国建立，能够承认我们的恐怕只有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但现在的情况似乎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东北全境解放了，美国等国领事馆却坚持留下不走，这显示美、英等国未必就要关闭与我外交接触的大门。不管美国政策变或不变，至少不从我们方面把门关死总是有益的。一方面赞同没收电台，封锁美驻沈领事馆，软禁其人员，一方面又强调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同这些西方国家政府建交，因而主张即使在沈阳贯彻挤走这些国家领事外交人员的方针，也应留有以后转环的余地，这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一种有机的结合。因此，毛泽东提出，可以告诉东北局，即使对美国领事馆的封锁也不宜像监禁一样，分别软禁在三处的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来往。

（十三）不过一天之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灵活外交政策的设想和做法，就受到了意外冲击。这是因为，在这一天，东北局发来了关于抓获美国间谍的报告。报告清楚地显示，美国领事馆在沈阳，绝不仅仅是从事保护其侨民的工作，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刺探苏联情报的功能。

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冲击之大，是出人意料的。苏联人关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的说法这下子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因此，对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的性质估计迅速开始发生变化。周恩来在随后起草的电报中再度不加区别地提出“逐步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阳外交人员的主张，毛泽东还特别告诉周恩来：“不光是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是这些国家的记者也要小心。应该加上一条：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但其目的是要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这对正在呕心沥血地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毛泽东来说，不啻是要谋他的命根子。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不禁勃然大怒，拍案道：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这种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卑鄙勾当来了。他愤然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

12月23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具体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的美国武官（连同与中共有过良好关系的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

如此强烈的反应，说明了中共对美国政府以及它在沈阳的领事馆开始充满强烈的反感。

9

（十四）被软禁在领事馆里的瓦尔德可谓百无聊赖，每天除了可以从窗口上看到街道上的来往行人以外，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一周里，尽管他的那个中国厨子可以有两到三次机会在一名士兵的武装监视下，前往市场里去购买食品，但瓦尔德并不屑于从他嘴里知道外面的情况。其实也探听不到什么消息。

瓦尔德在24日按照前次谈话中伍副主任同意的方法，又交了一封明码电报给门外的军官，请其转交军管会审查后托新华社代发香港美国总领事。几天过去了，还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瓦尔德其实心里清楚，军管会不会代发任何电报，更不要说这封电报了。

在这封电报里，瓦尔德将共产党软禁沈阳领事馆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做了说明，着笔时虽尽量不带感情色彩，避免触怒军管会，但其内容仍旧犯忌。除了其中所说中共“虽然无礼，但我领馆人员未受极大凌辱或虐待，我的身体与健康甚好”一句以外，其他所说美国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三处被软禁的情况；没收电台甚至停电时发电和抽水的发电机；从20日中午起开始断电断水，连蜡烛和煤油灯也不准使用，致使领事馆内开始被软禁的22人，从20日下午到21日下午只有一桶水饮用，21日下午以后才得到足够的水煮饭和做有限的个人卫生之用，等等情况，都绝对不会令沈阳的中共当局感到满意。

事实上，瓦尔德处于几乎无人理睬的境地。２３日，军管会派人送来卫戍区和公安局关于收缴小型武器弹药的公告，他立即起草一信交给来人，说明在他的私宅内可能存有少许旧式三八口径或点三八零口径的手枪子弹。他很愿意送交地方政府机关。只是需要与军管会代表见面，以便向后者说明子弹存放的具体地点。但此信去后也石沉大海。

25日，瓦尔德写信给军管会，要求以美元兑换解放区所发之东北票，并要求军管会派人前往被软禁在安息院的副领事司徒克处取来领事馆保险柜钥匙，以便开保险柜取钱。但未得答复。

26日，瓦尔德再度要求转信给其妻子，请其妻提供火柴、剪发剪子、自来水笔、蒙文字典、英俄字典、皮大衣等物，结果也毫无消息。

瓦尔德当然不会知道，中共破获沈阳美特，已使他的领事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引起军管会的严重怀疑，担心他就是美国特务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或指使人，会利用各种机会传递情报或销毁证据。因此，尽管中共中央曾明确来电，说明在我监视之下，不必禁止瓦尔德与其妻来往，一切有关美国领事馆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必须首先设法从已捕人犯口中获得，掌握确实证据后才能采取必要行动，但为谨慎起见，东北局仍旧坚持暂时不给瓦尔德等人互相来往的机会。

进入12月以来，鉴于淮海战役顺利进行，改编成第四野战军的东北解放军已经完成对平津塘沽地区敌军主力的切割包围，沈阳敌特活动已经不足以威胁自己的军事进程，在毛泽东的正式批准下，周恩来明确指示东北局恢复了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之间的往来，并于圣诞节当天恢复了对领事馆等三处地点的供电。但对领事馆人员的侦察监视仍在继续，卫戍区专门派出人员和电台在三处设点，进行长时间电波跟踪，并几次通过电台跟踪，发现美孚院内副领事赛本斯的房间里偶尔有无线电波发出。为谨慎起见，东北局要求侦听人员必须掌握确实证据，故而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28日零点40分，侦听单位终于追踪到赛本斯房间内发出的电波，此次电波断断续续达30分钟之久。由此似可证明美孚院仍藏有秘密电台向外发报。据此，张闻天兴奋地以东北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继续侦听，在有把握时，当其正在发报时进行突然搜查，争取当场照像，收缴电台，逮捕报务员，并乘机进行全面搜查。30日，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送交毛泽东等批阅后，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此项行动。但很可惜，自此之后，侦听单位再未截获由美孚院发出的无线电波，致使搜查行动一直未能进行。

不管能否当场抓住沈阳美国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证据，至少在此之后，要想让中国共产党人相信沈阳的美国外交人员没有卷入针对苏联和中共的特务活动，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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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949年１月间，在被白茫茫的积雪覆盖着的小小的西柏坡村，几天来经常可以看到来自各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等人一起，高一脚浅一脚地来往于通向村南一间大屋子的又硬又滑的道路上。原来，中共领导人正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坐在小板凳上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外交问题被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由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还带有联合政权的性质，政权内部还包含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存在程度不同的幻想，这使得准备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的阴谋极其反感和担心。

毛泽东坐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异常严肃地说：“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

他说到这里，用手在空中比划着说：这就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免得我们的这些客人老是想在我们的屋子里扬些个灰尘，给我们制造些麻烦。

在进行了长达将近30年之久的浴血战斗之后，没有人不愿意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承认自己的胜利。即使是那些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转而承认新中国，不仅会加快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进程，而且还会极大地提高共产党的地位与威信。但问题是，一贯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在沈阳的特务行径，和它执意要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坚持在中共的政权中扶持反对力量的企图，使得对于未来政权的巩固极度担心的中共领导人感受到严重的威胁。

１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

不过，两周之后，情况又出现了某些变化。

１月中旬，鉴于国民党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密谋和共反蒋，和斯大林提议抓住和平旗帜，一度坚持反对和谈的毛泽东开始准备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就在这时，蒋介石于１月21日在国民党内部压力下，被迫宣布下野，解放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毛泽东立即注意到在外交上采取一种积极态度的必要性，试图动摇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１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很快下达了一个关于１９日外交工作指示的“补充指示”，提出对原指示中的两项内容须暂时变通办理。其一是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所有的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其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同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并可考虑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后，令所有外国记者重新登记，对其中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沈阳方面对美国领事馆的软禁也相应地放松了。瓦尔德甚至可以在晚上和休息日回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身边去了。到了６月７日，瓦尔德甚至第一次收到来自美国国务院关于准备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电报副本，沈阳军管会也明确同意瓦尔德等人迅速开始撤离沈阳的准备工作。瓦尔德半年多来第一次脸上开始露出了笑模样。在他看来，一切噩梦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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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瓦尔德又一次估计错误。

一方面，在３月上半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仍旧再度重申了他在１月会议上提出的那些观点，警告说：尽管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他再度强调了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问题，并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为了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而“孙行者即美帝是也”。

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之后，在５－６月间，中共代表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可以考虑在“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的情况下，与之进行建交问题的接触的指示，与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火力侦察式的交谈。然而，交谈的结果却证明，美国政府不仅不同意迅速改变与国民党的关系，而且千方百计地试图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还明显地企图干预和分化新中国政府，坚持要美国如果承认新中国，未来中国政府里就必须吸收一切被美国政府认可的民主人士。执政在即，毛泽东本来就最担心美国人贼心不死，在新中国内部实行分化政策了。司徒雷登的这些说法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不啻是要他们在新政府中“吸收一切美帝走狗”。这自然使毛泽东不再对美国抱有任何幻想了。

６月上旬，已经进驻北平西山的毛泽东接连收到华东局及南京市委接连报来的司徒雷登谈话内容的报告，并得到美国政府已经在5月31日公开宣布了其驻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的消息。毛泽东为此很快告诉周恩来：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也让他们见见阳光。通知新华社拟一个消息，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在我们这里想干什么。

６月1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宣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其幕后指使人为美军联络团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

６月24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看到了关于英、美等国外交人员在东欧民主国家进行间谍的新闻，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针对新中国的一切活动都带有敌对性质。

总结前此一系列经验和尝试，毛泽东有感而发，一夜挥就《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下决心根本破灭美国政府离间中苏关系的罪恶企图。

毛泽东后来明确讲，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联合苏联，要以苏联为首。这样就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６月30日，毛泽东在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的同时，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

不久，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为其在中国的失败寻找借口。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这几篇文章洋洋洒洒，辛辣幽默且气势磅礴，最典型地表现出了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那股子傲视一切的神气。他并且在文中公开警告国内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彻底丢掉“崇美”、“恐美”的自卑心理，切不可靠向美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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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1949年10月１日，新中国诞生了。共产党的这一历史性胜利使亿万普通的中国人挺起了腰杆儿。于是，包括在沈阳美国领事馆内被颐指气使惯了的中国雇员，也开始敢于顶撞从来都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了。终于，由于撤离工作被勒令停止，又被指责涉嫌间谍活动，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的瓦尔德，同中国雇员姬玉衡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将其解雇。而当姬玉衡再度理直气壮地前来要求付给他当月的薪水时，双方又发生言语冲突，瓦尔德盛怒之下，竟挥拳打人，并将姬玉衡踢下楼梯致伤。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当即指示东北局将瓦尔德等涉嫌殴打中国雇员的５个美国领事馆人员一律拘捕，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在周恩来起草的电报上，毛泽东明确批示：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对于瓦尔德来说，最倒霉的时刻来到了。

这是10月24日下午３时。大约５辆军用吉普车停在沈阳美国领事馆的门前，3位军官率领多名士兵进入领事馆，当众宣布了对瓦尔德等人的逮捕令。在大门外数以千计的围观群众“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面色苍白的瓦尔德被押上了“囚车”，送进了监狱。在中国的历史上，堂堂总领事瓦尔德大概算得上是第一位，可能也是最后一位被关进中国监狱的高级美国外交官了吧！

６天后，沈阳市公安局正式以间谍案和伤害他人案对瓦尔德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1月１日，在这个一年前曾经是充满了梦想的日子里，瓦尔德却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听着公诉人和一个个证人的指控，瓦尔德禁不住懊悔万分。当然，他并非是因为自己无辜代人受过而悔恨，他不能否认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中确实有过某些从事特殊任务的职员，这也许不是自己的责任，但他当初决定留下来，现在看来完全是灾难性的。这一决定，不仅毁了他的前途，而且也使美国人丢尽了面子。他深知，这一事件对于“二战”以来在世界上已居于头号强国的美国政府来说，可谓羞辱极深。以致就在前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不惜提议派飞机和武装突击队突袭沈阳，劫回被捕的总领事，以挽回政府的面子。好在军方领导人还比较清醒，知道要在沈阳这样一座大城市里进行这种突袭，不仅救不了瓦尔德等人，反而会卷进针对新中国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

好在噩梦很快就结束了。当月下旬，瓦尔德等人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并被宣布驱逐出境。

12月11日，瓦尔德忐忑不安地在武装人员的押送下，登上了南行的火车。他这回再也笑不起来了，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这场噩梦对于瓦尔德个人来说，确实太长了。但他还不知道的是，这场噩梦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要继续20年之久呢！

后记后记这个集子是硬编起来的。所以说是硬编，理由有二：一是因为它确实不是笔者自己主动想编而编的，实在是向先生再三推动的结果，多少有点不得不的架势；二是因为笔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中共历史方面，要想集中编一本民国人物的集子，还真比较困难。好在民国人物并不等于都是国民党的人物，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几篇比较关键的文章，早已成为其他书的章节内容，除个别篇外，总不能又重复收入到这个集子里来，因此只好另想办法。

另想办法的结果，就是编成了这本“过眼录”。这里的所谓“过眼”，倒不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的意思，其实是不拘一格随便谈的意思。因为这里所集的文章，既有学术论文，也有读史札记，既有讲演的现场录音稿，甚至也有带些“演绎”味道的历史纪实。总之是五花八门，没有体例上的一致性。包括专门的学术论文，笔者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即把它们尽量变得通俗、更好读一些。

让文字好读易懂，是笔者一向所追求的风格。不过，通俗到把史学论文变成纪实，并不是我的想法。因此，这里把早些年写过的两篇历史纪实收进来，还是会让笔者有些忐忑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从来对社会上各种纪实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创作”的资格。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把以前改写的两篇历史纪实编进来，是因为这两篇“东东”挂在网上多年，不少人转贴来转贴去，甚至有人把它扒下来成为自己的作品去投稿。既如此，它们想来不会有太大问题。同时，之能够写出来，也是因为当年写论文时发现所能利用的资料和能够涵盖的历史背景与细节局限性太大，自己搜集到的相关史料实在太多、太具体，很多史料不用太可惜。虽然这两篇纪实并没有能够把大量已有的史料全部用上，但也还是把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交代了出来。因此，通过这两篇其实还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的历史纪实来了解相关的细节，对一些读者也许还是有所帮助的。

杨奎?2008年10月10日于上海虹桥怡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