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之战

——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

[美] 约翰·W.道尔 著

韩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敌人

第一章 种族战争的模式

第二章 “认识你的敌人”

第三章 战争仇恨和战争犯罪

第二部分 西方人眼中的战争

第四章 猿人及其他

第五章 小男人与超人

第六章 原始人、小孩和疯子

第七章 黄种人、红色人种和黑人

第三部分 日本人眼中的战争

第八章 净化自我

第九章 恶魔般的他者

第十章 “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全球政策”

第四部分 结语

第十一章 从战争到和平

参考文献

西方人眼中的战争

这幅漫画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凯里·奥尔（Carey Orr）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三天后发表的。它成为一个极其明确的提示，表明这次突然袭击在美国已成为日本人奸诈性格不可磨灭的象征之一，并激发美国人立即投身于一场残酷的复仇战争之中。日本的军事策划者沉迷于作战，他们被美国人颓废、倨傲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刻板形象所误导，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袭击美国舰队的决定将会对美国人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后果。

1941年7月，当人们还在争论日本下一步将进攻哪个国家的时候，著名的政治漫画家大卫·罗（David Low）对日本“猿人”与白人列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一年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也刊登了一幅漫画，将日本人在菲律宾的暴行与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进行了对比，以图解的方式刻画了美国人眼中两类不同的敌人形象—— 一只代表着全部“日本鬼子”的猿人正在模仿“希特勒”。

这幅漫画发表在1942年1月中旬的《笨拙》漫画杂志（Punch）上，它占了整页篇幅，漫画下面的说明摘自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这幅漫画发表时，日军正沿马来半岛南下进攻新加坡。

1942—1943年，日本人试图控制阿留申群岛（Aleutians），《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因此登载了一幅典型的猿人漫画（图5）。当阿图岛的日本驻军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美国媒体发表了这幅漫画，进一步证明敌人的亚人类本性（而同样一件事，则使日本人赞颂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为“玉碎”（直译为破碎的玉石）。《科利尔》杂志在1943年5月刊的封面上，采用了以动物绘画闻名的英国漫画家劳森·伍德（Lawson Wood）的作品，两名被击落的日本飞行员被刻画为滑稽可笑的猴子和黑猩猩（图6）。将日本人画为猿人还含有一个暗示，暗示日本人是邪恶的丛林动物，必须被彻底消灭，正如1943年4月针对日本人处死杜立特空袭被俘飞行员的事件，《纽约时报》引用了《日本天皇》（The Mikado）中的一句话：“罪刑相当”（Let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e）（图7）。此外，把日本人称为害虫（vermin），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歼灭主义者的情绪。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45年3月出版的《海军陆战队员》刊登了“日本虱子”（Louseous Japanicas），正是从这个月开始，美国采取向日本城市低空投掷燃烧弹的战术。

《海军陆战队员》1945年9月刊的封面主题是庆祝日本投降，这表明战时刻板形象的可塑性，因为漫画中的猿人几乎迅速被转变为一个满脸恼怒但已经被驯服甚至看起来可爱的宠物。

在战争初期日本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后，除了将日本人视为猿人和亚人类的观点外，又出现了一种把他们看作是超人的论点。《纽约时报》在1943年中期的一篇文章中，采用这幅英国漫画作为插图。

日本超人的形象迅速激起了更多关于“黄祸”和危险的亚洲“游牧部落”的传统观念，例如，奥尔（Orr）在1942年1月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漫画（图11）。在原图中，“一大群日本鬼子”的脸和手都被涂成明黄色——这几乎是所有用色彩对日本鬼子进行描绘的作品的一个常见特征。珍珠港事件爆发两周后，《芝加哥论坛报》上的另一幅漫画更明确地唤起了人们对“黄祸”幽灵的印象（图12）。还有一幅画描绘了一名日本兵掳走了一位祼体白人女子的形象，反映了在“黄祸”下的性恐惧和反“有色人种”的情绪（图13）。这幅漫画是1942年主题为“这就是敌人”的漫画大赛的参赛作品，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展出，并发表在《生活》杂志上。

西方人认为日本人是“小男人”或“亚人类”的观点，非常适于将敌人刻画为原始、幼稚、低能和具有情绪障碍的形象。这幅漫画最初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被刊登在《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上，后来又在《纽约时报》周日版上重印，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日本人眼中的战争

1942年5月，发表在官方主办的幽默杂志《漫画》上的这幅作品，以其新颖的方式表达了战时日本人对纯粹和净化的强调。漫画标题为“洗涤一个人的英美头脑”，并进一步告诫“清除附着在你头上的头皮屑！”梳下来的头皮屑被认为代表了奢侈、自私、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英美思想。

1942年1月，《漫画》以池田英柱（Ikeda Eiji）的一幅内容丰富的漫画来回应战争的爆发。具有净化功效的太阳象征着日本的荣耀，赶跑了“美国、英国、中国与荷兰”（ABCD）四大列强；代表美国和英国的是两名暴徒（象征着富豪统治的犹太人皇冠“J”正在从代表美国的暴徒头上滚落下来）；代表中国的是一个有着蒋介石面孔、四肢在空中乱舞的人，长着一条像野兽一样的短粗尾巴，这一野兽印记经常被用于描绘国民党；最后用一只木靴代表荷兰。在池田英柱发表于1942年中期《漫画》上的另一幅漫画中，同盟国领导人被刻画为像拿破仑一样妄自尊大的人，脚下践踏着受压迫的亚洲人（典型的有色人种）。

《马脚狸尾》（上图）发表于1942年1月，著名漫画家近藤日出造（Kondō Hidezō）使用人们熟悉的民间俗语，揭露战争爆发的欺骗假象。日本飞机掀起英美领导人的衣服，暴露出虔诚敬神、实际上却长着与狡猾的狸一样尾部的丘吉尔，身穿带有骷髅图案的衣服；而神父罗斯福的后半身和马一样（暗指“露出马脚”），手中拿着一个十字架作为匕首，身上的衣服实际上画着“万能的美元”。在近藤（Kondō）1942年7月创作的《晚祷》（Vespers）（下图）中，罗斯福和丘吉尔被链子拴在一起，旁边的干草叉上挂着表示投降的白旗。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绝望的后代蒋介石正在乞求，画的背景是堆积着被屠杀尸体的田地。这幅画模仿了米勒著名的绘画作品《晚祷》（The Angelus）。

在小野佐世男的《叹息的自由女神》（Grieving Statue of Liberty）中，罗斯福以典型的魔鬼形象出现，他一只手挥动着“民主主义”的标语，而另一只手则握着一根“独裁”大棒。美国的衰落通过自由女神桂冠上的其他人物展示出来：正在畅饮狂欢的“反战”水手；被束缚起来的“军事行动”（military action）；手中举着“罢工”的牌子大声尖叫的工人；像小丑一样的“犹太人”，正在吹起一个画着美国国旗国案、象征着利润的气球。在作者签名上方的“2601”是按照日本人新实施的皇纪表示的年份（1941年）；这幅漫画发表于1942年。

大多数描述恶魔敌人的绘画都使用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的面部。在上左图原作的日文注释中，头上长角的罗斯福高呼：“魔鬼就是我！魔鬼就是我！”上右图和下图发表于1944年10月，当时日本人正在加强宣传所谓的盟军暴行。后一张图中将罗斯福和丘吉尔描绘为堕落的魔鬼，正在富士山的背景前面痛饮，旁边的文字劝诫人们，杀死“魔鬼一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

《美国的日本文字写法》（The Ideograph for America）（左图）使用了视觉上的双关含义，将“美国”的日文写法变成了一幅罗斯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漫画。《大阪小精灵》（Osaka Puck）的这幅漫画也说明了日本人对刺刀的喜爱，事实上，刺刀在战争时期被描绘为代表着日本人纯粹的正义之刀，敢于面对并消灭敌人。后一幅漫画发表于1942年2月，标题为“印度！现在是崛起的时候了！！”（India! Now is the time to rise!!）旗帜上的标语是“大东亚圣战”，而敌人的魔鬼本性被丘吉尔（或约翰牛，指典型的英国人）头上长出的小犄角暴露出来。

这幅古怪的漫画于1944年7月被发表在《漫画》上。漫画表现了随着战争对日本人明显地不利时，他们越来越强烈的绝望心情。该漫画的标题为“通过增产杀死敌人”（Kill the Enemy by Increasing Production），描绘了样子滑稽的美国苍蝇被钉在象征着正义之剑的稻穗尖上。

上面的漫画通过描绘一个经典的民间传说，将日本战时的使命与神一样诞生的桃太郎（Momotarō）联系在一起。桃太郎在狗、雉鸡和猴子的帮助下，战胜了远方岛屿上的凶恶魔鬼。漫画中的旗帜上写着“建立东亚共荣圈”，而桃太郎身上袍褂的门襟上则印有“世界第一”的字样。翻过来这一页上的幽默连环画是这一传说的一个“现代”版本。在一场拳击比赛中，蒋介石被打得靠在围绳上，老弱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试图过来解救他，但一上场就被日本拳击手打得落花流水。这个桃太郎式的拳击手是日本的象征：年轻，洁净，头上扎着一条有旭日图案的头巾。在最后一帧中，美国黑人为日本的胜利兴奋地高呼，而白种人则表现得震惊和沮丧。

《南方的人》（People of the Southern Region）发表在1942年12月的《大阪小精灵》（Osaka Puck）上，这是一组对在西方人统治下的亚洲和被日本“解放”后的亚洲进行“前后对照”系列作品中的一幅。日本人表明的他们相对于其他亚洲人的优越性的很多方式，都在这幅作品中体现出来。在这幅画上，依然画了熟悉的、具有净化功能的太阳（标注为“共荣圈”），它的光芒笼罩着印度尼西亚，并赶走了荷兰人；当地人的一只手被日本人的手紧握着，如同握着神圣之手——事实上，这只手被称为上帝之手（西方画家有时也会使用这样的联想）。日本人手的颜色要比皮肤黝黑的当地人浅得多，外套袖口上有明显的标志，而“南方的人”显然是体力劳动者，他半裸的上身暗示其仍处于半开化阶段。他们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和文化，显然处于低等的“合适位置”（proper place），不仅如此，他们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劳动分工中也扮演者一个从属的角色。

序言

大约在五年前，我正致力于撰写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军事占领日本的专著，在草拟开篇章节时，曾顺便提到了发生在亚洲与太平洋战区曾如此明显的种族仇恨和残酷战斗。要知道，盟军军事占领日本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之一，是战败的日本人与盟军——主要是与美国人在一起如此友好地、建设性地合作。日本投降后，同盟国对日本进行了战争罪审判；数月以来，新闻记者与法官密切关注关于战争暴行的报告；日本社会的每一处角落几乎都受到了严格审查；然而，战争中的仇恨对象本身似乎在一夜之间自行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如此迅速，确切地说，战争仇恨现在已如此轻易地被忘记了。

在这样一个持续经受了如此多暴力与种族仇恨的世界里，从强烈的仇恨到真正的合作——如此戏剧性的巨大转变虽然令人振奋，但战争记忆的逐渐消失又让人感到矛盾。值得庆幸的是，所有阵营的民众可以将曾经如此可怕的冲突抛于身后，然而，如果忘记战争如何轻易地在日本与西方盟国之间发生，并且忘记战争曾如此异常猛烈战争双方曾如此势不两立，那么将会危及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如果我们不能持久地致力于纠正与再现历史记忆，那么，我们永远别指望理解在亚洲区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一般的国际冲突与种族间冲突的本质。退一步说，盟军军事占领日本，以及日本人和他们昔日的敌人之间战后修好的重要性，也只有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前的强烈的愤怒与肆无忌惮的暴力背景下才能获得理解。正是牢记这场战争深层的重要性，才促使我在那份有关盟军军事占领日本的稿子中提及了这些问题。

然而，在不做任何详尽阐述的情况下随意提起种族仇恨，这似乎十分突然，以至于站不住脚，当我试图阐明这意味着什么时，这本书就由此诞生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可能是许多其他历史学家既非常熟悉又感到苦闷的。最初的简短评论被扩充至一段，接着又发展为一节，然后又成为单独的一章，最后以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形式出现。本书对这个小小的“展开阐述”到目前为止所涉及的某些领域进行了总结，与此同时，对盟军军事占领日本的研究则依然被搁置一旁。

尽管这不是历史研究最有条理的路径，但它却是令人满意的——对自然涌现的问题，更多的是以问题而不是以论题的形式出现，并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展开。为了理解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亚洲地区的战争行为，需要越出历史学家通常凭借的正式文献和战争报告，充分利用诸如歌曲、电影、漫画以及各种各样的当时出版的流行书籍和学术著作。在有的学术圈，这些都不是受人尊敬的一手资料，并且毫无疑问，这些资料处理起来很难，但是，对于再现战争年间支撑男人、女人们的看法和行为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无价资源。然而，最大的挑战并非是回忆起战争的原始情感，而是分辨洪水般的战争用语和图形图像的动态模式，以及通过论证刻板的经常是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思想如何导致蹩脚的军事情报和战争部署、战时暴行以及对歼灭主义政策（exterminationist policies）的采用，将这样的抽象化方面还原回现实之中。此外，这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对如何这么轻易地消除战争年代的蔑视与仇恨做出解释。

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交战双方出现的被扭曲的观点与无节制的暴行，正如读者将发现的那样，太平洋战争也因此提供了一个从历史角度对种族主义与战争进行观察的绝佳机会。对一则简短评论的注释，最终引起了一项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在“白人”与“有色”民族冲突中对自我与他者看法的详尽研究，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日本方面，显然大量的“种族”惯用语在更广阔的等级与专制思想的大背景下将会得到清楚的诠解。总而言之，在这场亚洲战争中，对种族与强权的思考不可分割、如影随形。正如结果所展现的那样，20世纪40年代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中，许多乍看起来显得独特的方面，相反，却都是人们熟知且以模式化方式表达的，关于种族仇恨如何给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不平等但又和谐的关系让路的解释，大体上也可以基于政治语言与形象的可塑性进行理解。

为了在如此众多的方面追寻种族仇恨的意义，我已经欠下了许多人情债。在收集战争期间有关日本人对自我与他者看法的史料方面，Takako Kishima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有关日本章节中的一些观点，其中最显著的是民间故事《桃太郎》（Momotarō）在战时的象征性使用，就是在与Takako Kishima讨论的过程中获得的灵感。这部书稿的编者、我学生时代以来的朋友汤姆·英格哈特（Tom Engelharet），以其对书稿严厉的批评意见与极为慷慨的时间付出，证明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由于对汤姆·英格哈特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做出回应，本书几个主要的部分进行了完全修订，或者从头撰写。赫伯特·毕克斯（Herbert Bix）经常促使我重新思考日本历史，要我注意最近公之于世的二战时日本政府所做的机密研究，这成了第十章的基础。慷慨的Rinjirō Sodei，他让我复制他收藏的战时发行的杂志《漫画》（Manga）与《大阪小精灵》（Osaka Puck），我因此能探究战时日本的漫画世界。在从英文媒体与其他图书馆资源里查找相应资料这项耗费时间的困难工作中，我得到了Julie Bogle与Ken Munz的帮助。Yoko Yasuhara从华盛顿提供给了我需要的档案资料。

多年以来，许多人为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参考、建议、批评意见与帮助，在本书的终稿中也留下了他们的痕迹。对诸如此类的帮助，我要感谢Thomas Archdeacon、Sonja Arntzen、David Bordwell、Paul Boyer、William Brown、Roger Daniels、Daniel Doeppers、Susan Friedman、Mikiso Hane、Milan Hauner、Draper Hill、J. Vernon Jensen、Sandy Kita、Stanley Kutler、Yusheng Lin、Edward Linentha、James Lorence、Genji Ōkubo、Eric Van Young、Chieu Vu与Morio Watanabe。Fred Wiemer细心的审稿救了我，使我避免了几处错误。我再次感谢Julie Bogle和Karen Delwiche、Catherine Ganshert、Sandra Heitzkey、Kathleen Kisselburgh，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全体工作人员。最后的注释已显示出我从学术界获得的巨大帮助，但对那些给予我极富启发作用的有关种族主义或有关亚洲地区的战争著作的作者们，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相应感谢。希望对此项研究的更广泛背景进行了解的读者，可以在Louis Allen、John Costello、Roger Daniels、George De Vos、Richard Drinnon、Stephen Jay Gould、Saburō Ienaga、Akira Iriye、Stuart Creighton Miller、Richard Minear、Ben-Ami Shillony、Ronald Spector、Christopher Thorne、John Toland和Hiroshi Wagatsuma的著作中找到大量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最后，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妻子靖子；因为这本书的性质决定了其写作过程比通常情况下更为辛苦。

约翰·W.道尔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市

1986年1月5日

第一部分

敌人

第一章

种族战争的模式

对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太多的含义。

对五千多万的男人、女人与孩童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死亡；对另外数亿沦陷区与战区的民众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人间炼狱；对普通民众来说，当战争时期令人恐怖的事件发生时，他们感觉到的是苦难与悲伤，除此之外，他们常常并不知晓战争背后的动机或来龙去脉。

对世界各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技术的革新、官僚主义的扩张，以及对人力资源与狂热的意识形态方面非同寻常的动员。各国政府将这场战争描述为圣战——是为了国家荣誉与生存的圣战，为了捍卫、传播他们的国家与文化中最优秀的价值观念的使命。根据某些日本知识分子使用的措辞，轴心国宣称他们正在创建既复兴传统美德又“超越现代”的强劲的世界新秩序。在反对暴政和压迫、捍卫根据《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与以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论四大自由”为范例的理想道德秩序旗帜下，同盟国的领导人团结起了民众。许多人怀抱着他们正在为这样的理想牺牲自己的信念、献出他们的生命。

与此同时，对大多数高官政要来说，战争首先意味着最狂热的强权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它见证了各个帝国的衰落、崛起与再次衰落——欧洲列强与轴心国盟国迅速转换的命运，美、苏超级大国的兴起——决策者们都清楚意识到卷入其中的利害攸关。对领土、市场、自然资源与其他民族的控制，这些总是与战前决心、战争计划存在着关联。这是亚洲战争的真实情形，因为亚洲民族独立主义者对真正的解放与独立的强烈愿望，遭遇到了欧洲人、美国人与日本人同样的抵制。在亚洲，不仅在当时、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全球性的战争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遗留产物以爆发性的表现方式纠缠在了一起。

对上百万的战争参与者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场种族战争。战争暴露了原始的偏见，并被来自各方面的种族骄傲、自大与愤怒所激化。最终，它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种族意识上的革命，这场革命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了许多次战役，这些不同规模的战役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方进行，因此，我们不可能用一句简短的话去描述这场大战；这场全球范围的冲突被视为一场种族战争，这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诸多方面中的其中之一而已。尽管如此，这却是一个极少被系统地详细考察的重要方面。[1]

除了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之外，种族主义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忽视的重大话题之一。然而，通过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对二战时期种族灭绝的重要性略见一斑。这个问题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族在何时、何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呢？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几近过分的简单化，然而，结果却是没有简单的答案——即便是二战中的大屠杀也没有简单的答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这本身既非孤立的事件，也不是纳粹独有的暴行。德国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并不局限于犹太人，也扩展到了其他“不受欢迎的”（undesirable）民族。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隐藏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也就是说，一场被选择遗忘的大屠杀。在这场大屠杀中，法国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与拉脱维亚人，都曾积极地支持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现在也有文献证明美国和英国的反犹太主义者曾经阻止这两个国家尽可能地公开这些种族灭绝政策，或者发动一场紧急的营救战役。[2]

在反轴心国阵营，纳粹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引起了对“优等民族”论点的普遍而持续的批判，大量西方科学家与知识分子运用自己的威望，谴责有关不同种族具有天生的优等或劣等能力的伪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同盟国阵营对纳粹种族主义的批评具有两面性，因为它暴露了西方同盟国的虚伪，反犹太主义不过是种族主义在美、英两国所有层面存在的一种表现。甚至当美国政府谴责纳粹“雅利安人”至上理论的时候，在美国政府管辖下的社会，黑人仍在遭受侮辱人格的《黑人法》（Jim Crow Law）；种族隔离甚至被强加进军队编制；种族歧视的适用范围扩展及国防工业；移民政策对所有非白种人都有着严重的偏见和歧视。紧随珍珠港事件后，这些反对“有色人种的”偏见以另外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即决监禁了110000余名日裔美国人。

这样的种族歧视为轴心国的舆论宣传机器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德国人指出美国的黑人地位，并以此为证据来说明德国人信条的正确性，以及盟军抨击纳粹信仰的虚无性。日本人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对“有色人种”问题极度敏感（虽然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他们的德国盟友的白种至上论），充分利用美国种族冲突的表现吸引其他亚洲人，然而，不论敌方宣传者的宣传内容是什么样的，在同盟国阵营内的种族主义，其自身就是一个易变的问题，尽管只有少数人为受迫害的日裔美国人的利益辩护，但对黑人的压迫与对亚洲移民的排斥都变成了战时美国的政治问题。黑人提出有关“为白人而战”的质疑，并强烈要求黑人在美国国内外的“双重的胜利”。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与印度人，强烈谴责政府与一个认为他们不适合获得其公民身份的国家结为同盟的羞辱；战争期间整整有一年，美国国会一直在讨论关于修改突然间声名狼藉的《排华法案》（Oriental exclusion laws）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对迅速提高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意识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且也极大地促使遭受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提出更彻底的要求与更激进的策略。

在美国国外也同样如此，尤其在亚洲，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的斗争暴露了欧洲和美国殖民体系的种族主义基础。日本侵犯的并不是处于独立地位的南亚国家，而是被西方人统治了几代人的殖民地前站，在这些地方西方人绝对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种族和文化优越于这些地方的亚洲臣服者。日本作为一个姗姗来迟有影响力的亚洲强国，它的崛起在1941—1942年毁灭性的“南进”中达到巅峰；日本不仅挑战了西方的势力范围，也挑战了欧洲与美国数世纪来进行殖民扩张所依赖的整个白种至上论的神秘性。所有的人从很早就已经看清了这一点，包括日本人、陷于危险之中的欧洲和美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居民，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遭受压制的亚洲人。[3]

日本的泛亚洲口号利用了上述这些情绪，许多亚洲人对日本针对美国、英国、荷兰最初胜利的积极回应，加剧了西方人在亚洲进行全面种族战争的预感。在亚洲，日本人已经说服了汪精卫这位以前受尊敬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担任他们的傀儡政权的首脑。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印度与缅甸的爱国者都与日本人合作，组成了独立的民族主义军队，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通过所谓的AAA运动的鼓动人心的三重口号，表达了他们的亲日派情绪：日本是亚洲的领袖；日本是亚洲的保护者；日本是亚洲的光明。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Assembly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在东京高调召开，一连串的亚洲领导人表达了对日本的支持，并把战争置于东方对西方、东方人对西方人，最后到流血对流血的背景之下。例如，缅甸领导人巴莫（Ba Maw）曾激昂且直言不讳地告诉大东亚会议的代表们：“我亚洲人的血统，始终在呼唤其他亚洲人”，巴莫宣称他的梦想——亚洲人团结一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不是用我们的头脑进行思考的时候”，巴莫解释说，“这是用我们的血统进行思考的时候，正是这种使用血统的思考方式将我从缅甸一直带到了日本”。缅甸总理反复强调“亿万亚洲人”团结一致，这一愿景也同样唤起了亚洲其他领导人的共鸣。[4]

缅甸与菲律宾分别是英国、美国殖民统治很久的两个国家，1943年，日本授予缅甸与菲律宾名义上的独立，遭受侵占的印度尼西亚后来也被允许独立，尽管迅速结束的战争使权力移交过程紊乱无序。1943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被蓄意谋划成泛亚理想主义与白人在亚洲进行殖民统治的终结的激励人心的象征。尽管这次会议最终成为一场空谈，但是，它所激起的不仅是亚洲人的种族梦想，还刺激了西方人的种族恐慌，西方官员们对亚洲人团结一致的豪言壮语耿耿于怀。举例来说，在战争的头一年里，罗斯福的总统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西（Admiral William Leahy）在日记中记录了对日本人可能“成功地联合绝大多数亚洲民族反对白种人”的恐惧，与此同时，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Admiral Ernest King）担心日本人的胜利“在非白人世界中”形成的影响。1943年，罗斯福派往印度的私人特使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发回了有关“肤色意识”逐渐升温，从而看起来正在东西方民族之间构筑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极为悲观的报告。1945年3月，罗斯福总统去世前一个月，他以消极的态度，再现了与1943年亚洲领导人在日本东京强调泛亚团结（Pan-Asian solidarity）几乎相同的形象化想象，“1100000000名潜在的敌人”，总统对他的一位密友说，这“是危险的。”[5]

西方媒体频繁地以更灾难性的措辞来表达他们这样的恐惧。《赫斯特报》（the Hearst Newspaper）宣称，亚洲的战争完全与欧洲不同，因为日本人不仅是“种族威胁”，也是文化与宗教威胁，如果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赢得了胜利，那么“东西方理想之间将会出现持久的战争”。通俗作家们将这场与日本的战争描述为“一场圣战、一场比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任何战争都更加具有重大意义的种族战争”。作为中国事业与自由亚洲理想的发言人，譬如赛珍珠（Pearl Buck）与林语堂，他们从西方人本能地对反日战争一概而论的种族措辞中，感到极为震惊与焦虑，他们警告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白种人与非白种人之间将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事实上，泛亚统一体（Pan-Asian unity）只是一个神话，尽管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十分顽固的神话，但到了最后，日本人自己对其他亚洲人的暴虐行为，使日本人招来了更多的仇恨，而不是其他亚洲人的支持。巴莫，这位亚洲血统呼唤亚洲血统的梦想家，最终变成一名对日本充满仇恨、尖锐批评日本人“残忍、傲慢与种族自大”的批评家；与他的梦想一样，巴莫的醒悟具有代表性。作为与西方人相比亚洲人英勇无畏、抗争与迅速移动兵力的象征，日本人值得整个亚洲的钦佩。然而，日本人自我标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首领，这证明日本人与曾在他们面前妄自尊大的西方人一样，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更加严酷：他们控制政治舞台、接管地方经济、强加广泛的“日本化”方案；他们在公众场合侮辱与掌掴非日本裔人、酷刑拷打与处决持异议者；他们极其严酷地剥削、利用当地劳动力，使得当地劳工在1942年至1945年间死亡人数以成百上千万计。不可计数的亚洲平民死于短暂存在的大东亚共荣圈内——由于战争、暴行、伤亡惨重的苦役和经济政策以及战争破坏后随之而来的饥饿与疾病。对一些批评家来说，这种压迫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法西斯本质；对另一些批评家而言，这最好理解为日本到末期出现的、极度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势力孤注一掷的反映。还有其他的批评家认为，日本的行为与纳粹的优等民族理论一样，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致命地暴露出种族优越论。[6]

毋庸置疑，在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中存在着明显的种族主义要素。尽管日本政府频繁地提醒日本官员与市民避免所有种族歧视的表现形式，但是，新共荣圈最重要的语言事实上基于这样的信念——日本人注定要在所有民族与种族的固定等级结构中居统辖地位。例如，从1942夏开始，日本帝国军队的文件将亚洲民族划分为“支配民族”（master races）、“友好民族”（friendly races）与“依附民族”（guest races），为“大和民族”（Yamato race）留出了不可争议的领导地位。1942年至1943年，日本的文职政府机构进行了一项规模庞大的秘密研究，这项被定名为“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全球政策”研究，详细阐述了日本人作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指导民族”的天命。这项研究认为，大东亚共荣圈将在物质方面与心理方面有助于“永久”保持这样的绝对优势。对日本人而言，泛亚主义（Pan-Asianism）因此是涉及多方面的思想意识，它不仅包含对西方殖民列强及其价值观的正面攻击，同时，对除日本人之外的亚洲其他种族、民族与文化也含有歧视。[7]

我们把亚洲的战争考虑进去时，就会明显发现，无论是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还是白种至上论（white supremacism），在其更广泛的表现形式上，二者都不足以阐明种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面影响。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日本人在美英两国比德国人更遭受公众的憎恨，当代观察家对此没有任何争议。在美英两国，德国人与日本人被视为互不相同的种族，甚至是互不相同的物种——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观念。在西方盟国的公众意识中，没有与“好德国佬”对应的日本人；而与此同时，日本人自己也开始过度地强调他们的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性。与日本人的敌手在宣告“为民主而战”时所奉行的歧视一样，日本人也同样陷入了一张自相矛盾的网，那就是他们在鼓吹解放的同时创建了新的殖民等级制度；他们公开表示支持广泛的、包括一切的泛亚主义的同时，歌颂他们的绝无仅有的皇道荣耀。

与亚洲战争随行的种族主义影射攻击性词语（The racist code words）与形象化描述，常常是极端的形象生动与过度的蔑视。例如，西方盟国一贯强调日本人“亚人类”（subhuman）的本性，并惯常地借助猿猴与害虫形象来表达日本人的这种“亚人类”本性；他们采用的更缓和些的鄙视方式是将日本人描绘成生而下等、必须根据原始主义、孩子气的（childishness）、集体精神错乱与情感缺陷方面来理解的男人们与女人们。漫画家、流行歌曲作家、制片人、战地记者与一般的大众媒体，他们普遍都抓住这些形象——社会科学家与亚洲专家也是如此，他们尝试分析战争中日本人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正是在战争初期，所谓下等的日本人像旋风般地席卷了西方盟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俘获了数十万盟军俘虏，于是另一个成见（stereotype）固定下来，深入了人心：那就是日本超人，他们具有难以置信的训练方法与战斗技能。亚人类、非人、低人一等与超人——所有这些用语都缺乏将日本敌人视为与自身相同的人类的观念。此外，为了加强日本人是威胁性极大、绝无仅有的卑劣的敌人，是应该决不留情、几乎需要彻底铲除的敌人的信念，我们可以列举出日本人从暴行到自杀性战术行动等层出不穷的证据。

日本人所依赖的那种把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刻板表达方式和生动的视觉图像，在表面上是相当的与众不同。日本的领导人与思想家们，他们持之以恒地肯定日本人的种族、文化中独特的“净化”（purity），并将战争本身——最终大规模的死亡——视为个人与集体净化的行动。在战时日本人的想象力中，美国人、欧洲人作为形象的妖怪、恶魔与魔鬼而存在，日本人只要指出对日本城市的轰炸（或对美国黑人的私刑），就能证明这种比喻说明恰如其分；而为了说明他们命中注定将成为“指导民族”（leading race），日本人也回过来再谈“合适位置”（proper place）的理论，长期以来，这一理论一直被用来对日本社会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关系进行合法性解释。

盟军与日军双方有关敌人的占主导地位的这些看法，本身就是相当有趣的观点，而当人们意识到即使在抛开亚洲地区冲突的情况下，这样的看法依然独立存在时，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有趣了。当然，不论是成见还是辩解，都被用来为他们与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与日本人，或其他亚洲民族自身的确没有一点关系辩护，然而，它们是与总体上不公平的人类关系相关的典型的形象化描述，并且其根源都溯源至数个世纪前。例如，西方盟国将日本人称为“黄祸”（Yellow Peril）那种发自内心的仇恨情绪，这在20世纪开始之前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毫不掩饰地反对“黄种人”的种族仇恨贯穿了整个战争过程，这种种族仇恨的粗俗性与普遍性同样令人震惊地联想起猿人形象化的普遍流行，然而，“黄祸”观本身却起源于更早的数世纪前。有许多战争和种族词汇主导了日本的白种敌人的宣传，这些形象有猿人、小男人、原始人、孩童、疯子、展现了特殊能力的生物等，它们在西方思想中的谱系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并且在欧洲人与非洲黑人及西半球印第安人的早期接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修辞中，日本人是如此的“独特”，这事实上被强加上了欧洲人、美国人数世纪以来在征服新大陆、进行奴隶贸易、美国的印第安人战争、美国煽动反对中国移民、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扩张，以及20世纪初美国占领菲律宾的过程中施加在非白种人身上的沉重的种族偏见。此外，19世纪的西方科学也进一步加深了这些种族偏见。

事实上，这些表明优等与劣等的具有倾向性的惯用语，归根到底超出了种族的限度，并大体上代表了自我与他者的刻板表达方式，这在日本人一方的情况也是如此。日本人从中国继承来的儒家经典中发现了“合适位置”，他们的“净化”观包含在日本本土神道教的宗教仪式中。不那么明显地，日本人对美国人、欧洲人做出的反应也受到民间信仰中有关陌生人与外来人，以及受到对日本人要么仁慈、要么毁灭的模棱两可的神或恶魔神力的强烈影响。在战争期间，日本人甚至将他们最喜爱的一个民间故事，变成了日本人命运的寓言与种族关系的范式。[8]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区被忽视的这些方面，不仅说明了种族与军事思想的整体模式，它们同时还提醒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区的战斗是多么的残酷无情。正是在西方战地记者常见的观察报告中，太平洋上的战斗与欧洲战场相比，前者要野蛮得多、残酷得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格杀勿论、不留俘虏与战斗到底，这些都是出现在战争前线的常用语，在战争最后的这一年，甚至到了日本战败十分明显、败局已定的1944年中期，这样的态度导致了交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放弃残酷杀戮。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学者们对正式文献的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渐渐地变得模糊，人们非常容易地忘记了震撼心灵的情感，也忘记了在国内与海外的这场战争中对所有的战争实际参与者形成支配，以及在当时对若干军事行动和决策产生影响的纯粹的种族仇恨。种族偏见与歧视常常扭曲了日本人与盟军对敌人的意图和能力的评估，种族仇恨助长了暴行，暴行反过来煽动起种族仇恨的火焰。他者的非人性化对扩大便于杀戮的心理距离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不仅是在战场上，也在远离真实战争场景的军事家所采取的作战方案中。例如，他者的非人性化，毫无疑问地推进了使平民成为遭受常规武器与核武器集中打击目标的决策。以无数种不一样的方式，战争用语与种族语言结合在了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不只是反映了战争的野蛮，也有助于加深在相互完全敌对的敌手之间名副其实的二元对立斗争的想法，而敌对双方对这样一种想象力做出的自然反应，即是彻底地铲除对方的强迫观念——双方进行了一场毫无怜悯的战争。

可是，尽管如上所述，双方的确具有共同之处，其共同之处不仅包括种族仇恨与狂怒的军队，也包括在战场上的勇气与对和平的梦想。“合适位置”的理论依据与同样从身份、不平等，以及从劳动与报酬的层级划分角度观察世界的西方思维方式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通过战争净化自我，作为被精心培育的大和民族神秘性中如此显著的部分，也是在西方与亚洲其他地方常常得到提倡的理想，在这些地方的政治左派与右派思想家发起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活动，激情燃烧的爱国者期盼着一场圣战，军国主义者高度赞扬生死搏斗的净化性质。[9]战争各方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揽将另一方指责为“兽性”的特权，尽管西方人在表达方式上拥有一系列更复杂的比喻。

甚至面对生死时最基本的态度——这个许多参与这场战争的日本人与西方人宣称存在根本差异的态度，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进行推敲，可以证明日本人与西方人在生死面前的态度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异。许多日本士兵战死而不是投降，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战死外别无选择，这不仅由于来自他们自己一方的压力，也因为盟军没有兴趣接受俘虏。在战争来袭的第一波冲击中，盟军遭受了屈辱性的战败与大规模投降，之后盟军士兵也几乎从不主动投降。的确，太平洋地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战争本质，迅速使任何一方的参战者在决策个人生死方面几乎变得毫无选择余地。事实就是如此，日本的指挥官与思想家们试图将战斗至死变为一种崇拜，他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可以从日本帝国陆军在某些战役中疯狂的自杀性进攻，以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日本创建特殊的敢死队，例如神风特攻队上看到这方面的极大成功。而西方人也颂扬士兵战斗至最后关头，有几个这样的实例可以说明。盟军的最高层领导者，其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确实曾命令其麾下的指挥官们决不投降。[10]甚至当美国人蔑视战斗到最后一名士兵的日本人且几乎将他们视为另一种生物物种时，他们对自己大规模的失败——例如阿拉莫之战（the Alamo）与小大角战役（the Little Bighorn）怀有感情，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最受欢迎的好莱坞电影之一是《马革裹尸还》（They Died with Their Boots On）——这部由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主演的纪念卡斯特最后抵抗战役（Custer’s last stand）的影片。

在亚洲最激烈的战争中，这些有着共同基础的观点被忽视了，敌人的行为被视为无与伦比的极端可憎，暴行问题在各方对他者的看法上都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野蛮的日本人在中国、整个东南亚，以及对盟军俘虏的暴虐行径，这些全都作为敌人与生俱来的残暴行为的证据被提供出来。日本人以相同的方式，通过宣传恐怖的战场行为，比如盟军收集日本人的头骨与骨骼，以及对盟军恐怖轰炸日本平民还完全自认为正义的反应，激起日本民众对盟军的仇恨。有关敌人暴行事实依据不足的谣言总是会得到盛传，并激起对敌人的狂热仇恨，这正是在生死搏斗时的传统智慧。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因为事实上暴行紧随战争就像胡狼紧随受伤的野兽一样。政治宣传常常采取的骗术不是去虚假宣扬敌人的暴行，而是道貌岸然地将这种暴行描述成另一方所特有的行为。虽然对二战亚洲战场上存在的被称为残暴事件的细节、不断变化的合理的战争目标的定义以及火力与空中力量的新技术如何改变现代世界中暴行的含义都有讨论的余地，但正如没有人可以回到卡斯特与小大角战役、没有人可以目睹双方的战争是多么残酷一样，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做出这样的承认——交战双方在太平洋战争中都发生了残暴的行为。这样的暴行与对这些暴行所进行的宣传，形成了导致战争仇恨、种族仇恨以及数十万条生命死亡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如果将日本平民和其他亚洲人的死亡也计算在内，那么，死亡总人数将达到数百万人，甚至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后，死亡仍然持续了很久。

从各个角度看，“种族战争的模式”变得像一本反复擦写的抄本，不断揭示出意想不到的、直至今天仍然被层层遮掩的经历。久远的语言片段与图像被拖到了表面。我们发现残酷的话语和最残酷的行为——战争和杀戮密不可分。原先被视为实证观察的内容只不过表明其充斥着虚构、偏见与一厢情愿，表面上看似完全归于“种族”的类别被扩展到了“他者”这个更宽泛的大类下。

随着日本与同盟国从战争年代转变到和平时期，20世纪40年代早期尖锐的种族说辞本身随之表现出令人惊奇的适应性。此前曾表明在敌我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的惯用语，被证明也能作为和解目的之用。对胜利的一方而言，猿人变成了宠物，小孩变成了小学生，疯子变成了病人。对日本人来说，净化现在被视为与和平等同，而不是军事上的追求；现在的净化与清除腐败的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而不是战争时期所排斥的颓废的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盟军的胜利证实了同盟国优越性的假定，而“合适位置”的思想体系使日本人可以调整为输得起的民族。甚至恶魔般的他者——日本人的敌人美国人、英国人最流行的形象，随着日本人迅速处于美军的保护之下，带来了从敌对到友好关系毫无障碍的转换。因为在日本民间传说中恶魔原型总是长着两副面孔：作为毁灭性的妖魔，以及同时也作为潜在的保护神与守护神存在的恶魔。

在十分明显的程度上，曾经如此激进地促成了二战时期凶残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思维模式，在1945年以后已经得到了改变，并获得了升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为了控制亚太地区残酷无情的斗争，战时凶残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思维模式让位于征服者确实表现出来的仁慈的军事占领，以及战胜者与战败者间若干相同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和友好。然而，尽管恶意的种族偏见被改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偏见因此就烟消云散，相反，种族偏见依然潜伏着，在危机与紧张时期可以被双方重新唤醒。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潜伏性在日美关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两个国家间新形成的经济紧张关系，促使露骨的种族形象化描述与恶言谩骂复活了。与此同时，那些二战时塑造了美国人对日本敌人仇恨看法的刻板模式，也被证实没有特定目标且很容易地被转移给了冷战时期的新敌人：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人、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朝鲜敌人、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越南敌人，以及整体敌对的“第三世界”运动。在事实上，种族和强权的影射攻击性词语、惯用语隐喻引起了对优秀的自我与十恶不赦、性质不同的他者的区分。人们甚至经常被提醒，苏联的极权主义也是来源于斯拉夫人，并在根本上是起源于“亚洲人”。

当然，如此持久稳固、可预测的偏见模式仅仅是整幅画面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存在着骇人听闻的暴力的残酷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批评与谴责别人常常可能完完全全的合乎情理。一方面，显而易见的种族仇恨问题挥之不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又一次简单证明了这些种族与民族的附属物可以是如此深沉、盲目与残忍。形势虽然改变了，但悲剧的种族歧视模式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灵魂里。

[1] 此陈述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克里斯托夫·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的广泛分析。克里斯托夫·索恩对这场战争的种族歧视问题与其他关键却又被经常忽视的方面保持着同样的敏感。参见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 （1978：Oxford University Press），尤其是第3—11页、第725—730页；“Racial Aspects of the Far Eastern War of 1941—1945，”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66（1980）：第329—377页；“Britain and the Black G.I.s：Racial Issue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1942，”New Community：Journal of the Community Relations Commission 3.3（1974年夏季）：第262—271页。入江昭（Akira Iriye）在他关于美国-亚洲关系的许多著作中，也一直在关注种族问题；有关入江昭早期的作品，尤其参见Pacific Estrangement：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197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入江昭在他最新的著作“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198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正如目前本书的研究一样对战争采用了比较方法，但是，涉及种族歧视却只是一带而过，而强调美日双方更积极融合的观点；有关对此项重要工作的进一步述评，参见John W. Dower，“Rethinking World War Two in Asia，”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2.2（1984年6月）：第155—169页。Louis Allen呼吁关注英国与其殖民地印度、马来亚臣民的种族问题，并在其著作《新加坡1941–1942》中，用了整整一章专门叙述“种族因素”。参见Louis Allen：Singapore 1941—1942（1977：Davis-Poynter），第247—263页；还参见Allen的论文：《The Indian National Army》in installment 107 of Purnell’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d.），第2984—2986页。在最近一篇关于评价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有关日本情报工作的文章中，David Kahn认为“难以置信，白种人优越性的看法强化了日本人的进攻”。参见Ernest R. May编：Knowing One’s Enemies：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198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有关更全面的研究，参见Hugh Tinker，Race，Conflict，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Empire to United Nations （1977：St. Martin’s Press）；也参见Rubin Francis Weston，Racism in U.S. Imperialism：The Influence of Racial Assumption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第1893—1946页（1972：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 Theodore S. Hamerow，“The Hidden Holocaust，”Commentary，1985年3月，第32—42页，David S. Wyman，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1941—1945（1984：Pantheon）。

[3] 例如，西方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对亚洲已经产生了种族方面的担忧，参看Bradford A. 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1973：Stanfor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es），第94页；Thorne，“Racial Aspects”，第338—339页；另请参见下面第五章。

[4] 大东亚国家会议（the Assembly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被重印于Contemporary Japan 12.11（1943年11月）：第1339—1386页。

[5] 克里斯托夫·索恩对普遍存在的种族恐慌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参见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尤其第8、157—158、175、291、359—360、401、433、539、594—595页。关于海军上将金，参见Ernest J. Kingand，Walter Muir Whitehall，Fleet Admiral King：A Naval Record（1952：Norton），第382页。菲利普斯（Phillips）给美国国务院、总统与国务卿发出的大量急件，收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年，4：尤其在第197、217—222、229、231页；以及1945年，6：第249—251页。

[6] 《暴露的危险》（“Peril Exposed”）收入San Francisco Examiner，1943年1月25日；Walter B. Clausen，Blood for the Emperor：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Human Side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1943：D. Appleton-Century），第331页；Ba Maw，Breakthrough in Burma：Memoirs of a Revolution，1939—1946 （1968：Yale University Press），第180页。整本书尤其是在第七章都在讨论全球种族战争中西方的恐慌。有关日本在东亚共荣圈的军事行动，参见第3、10与第11章。

[7] 关于“支配民族”（shūjin minzoku）、友好民族（yūjin minzoku）与“依附民族”（kigū minzoku），参见1942年8月6日，《大东亚民族领导阶层计划》（“Plan for Leadership of Nationalities in Greater East Asia”），收入Joyce C. Lebra编：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1975：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118—121页。第10章详细讨论了“指导民族”（shidō minzoku）的概念与1942—1943年的秘密文件，这里所采用的被定义的“民族”（minzoku）也可以译为“人民”（people）。

[8] 日本人控制国内不平等关系的思维方式被转移到了国际舞台，第10章探讨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尽管第7章讨论了西方盟国反对有色人种（anticolored）战争用语的历史先例，但是，这种语言与反犹太人、男性至上主义者厌恶女人的思维或对下层阶级套语式诋毁的形象化描述并未产生共鸣。犹太人犹如害虫的典型表示来自臭名昭著的德国宣传影片《永恒的犹太人》（The Eternal Jew）。有关犹太人精神病理学的虚构（myth），参见Sander L. Gilman（吉尔曼），“Jews and Mental Illness：Medical Metaphors，Anti-Semitism，and the Jewish Response”，收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0（1984年4月）：第150—159页。反犹太主义与反日种族歧视二者间存在太多其他的对应之处，包括犹太人与“亚洲人”血统（origins）的直接关联；用臆造的《锡安长老议事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锡安长老议事书》与日本伪造的《田中奏折》（Tanaka Memorial）具有相互对应的部分］作为象征符号指控犹太人阴谋；犹太人与“女性的”特质关联，参见George L. Mosse，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A History of European Racism（1978；1984：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如果想要了解将妇女作为“他者”并将其与反日习语做比较的述评，请参见弗朗西斯·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著名的关于19世纪中期女权主义的文章：《罪犯、白痴、妇女与未成年人：这样的分类合理吗？》（“Criminals，Idiots，Women，and Minors：Is the Classification Sound？”），收入Fraser’s Magazine，1868年12月；Kristin Herzog，Women，Ethnics，and Exotics：Images of Power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1983：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荣格的“阿尼玛类型”（“amina type”），收入Violet Staub de Laszlo编，The Basic Writings of C. G. Jung （1959：Modern Library），尤其第175—182、540—541页。将他者（the Other）描述为“亚人类”（subhuman）其特征是先天的未开化、孩子气、无理性与惯于歇斯底里爆发以及其他类似描述，这种观点迅速被精英们当作共识接受，被认为是几乎随处可见的较低阶层群体的普遍特征。

[9] 在现代社会中纯净化（purity and purification）概念的广泛性——本书第8章中仅对日本方面进行详尽阐述——也是一个相对可以在多个方向上继续进行的话题（除了明显地但有些误导性地与纳粹思想比较之外）。例如，欧洲知识分子对作为“净化礼”（rite of purificatio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热切反应，与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与思想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反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参见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的评论性文章《爱国者》（“Patriot”），收入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81年9月24日；另一个较少被人提到的对比是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时“左倾”与“右倾”政治势力反对“精神污染”（spiritual pollution）的运动（事实上，在欧洲许多地方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例如，参见毕克伟（Paul Pickowicz）即将出版的有关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战前中国电影业兴起的精神污染主题研究。

[10] 第3章讨论了不留俘虏的军事行为。丘吉尔命令马尼拉的指挥官们，必须“誓死保卫”新加坡，并“绝不考虑投降”。在另一次指示中，丘吉尔命令“必须战斗到底，指挥官与军官必须与所率军队共存亡”。阿奇博尔德·韦弗尔将军（General Archibald Wavell）用同样斩钉截铁的措辞传达了这些命令：“指挥官与高级官员必须率领其部队,如果有必要，将与军队共存亡。绝对不允许质疑或投降思想，每支部队都必须战斗到最后，都必须与敌人近距离接触。”1942年，麦克阿瑟曾报告说，他打算在巴丹半岛与其所率部下战斗到死。在被勒令逃离巴丹半岛后，麦克阿瑟用无线电告诉乔纳森·温赖特少将（Major General Jonathan Wainwright）：他“完全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或在任何条件下最终投降的命令”。参见John Toland，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36—1945（1970：Random House），第273、290、292页；John Costello，The PacificWar，1941—1945（1981：Quill Trade Paperbacks），第192、200、212、227页。

第二章

“认识你的敌人”

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召见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委任他拍摄一系列供美国军队观看的教育影片。当卡普拉以他此前从未拍摄过纪录片为由表示反对时，马歇尔反驳说：“卡普拉，我以前从未担任过陆军参谋长；数千名美国青年以前也从未有被子弹打穿大腿的经历；直到一年前还从未见过大海的年轻士兵们，现在正在指挥军舰。”这位导演连忙道歉，并承诺“将拍摄出一系列迄今为止最棒的纪录片”。[1]

随后，卡普拉和他的团队为美国军队拍摄的这些纪录片成了战时宣传影片中的经典——现在看来，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每部剧本都必须经过华盛顿的五十多个军事部门和文职机构的批准。该系列片主要目的之一是消除萦绕在美国人心中的孤立主义情绪，因此，卡普拉执导的这7部核心的纪录片被集体命名为《我们为何而战》。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尤其受系列片中的第一部所触动，于是敦促向普通公众和美军入伍新兵放映这部纪录片，这项要求得到了执行。此外，系列纪录片中的第二部《战争前奏曲》还赢得了1942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的荣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被指定为数百万美国士兵必须观看的影片。《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片还发行到国外，录制了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和中文的电影配音。[2]

这一纪录片拍摄项目还处于规划阶段时，一名助手在备忘录中记录道，卡普拉说拍摄这些影片有两个首要的目标，那就是赢得战争胜利与赢得和平。卡普拉很快构思了一句简单易懂的工作格言：“让敌人向我们的士兵证明他们的滔天罪行与我们的正义事业。”这句工作格言决定了纪录影片的风格与结构。卡普拉还用更通俗的语言对此进行了解释，“让我们的年轻士兵听到纳粹和日本鬼子叫嚣自己是优等民族的妄论，”卡普拉说，“这样我们的勇士们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穿上军装。”[3]

要达到上述目标，这就意味着在纪录片中要广泛使用敌人自己的言语和图像，这类资料已经以缴获的新闻短片、宣传片和商业电影等类似形式存在。卡普拉凭着他在电影剪辑中的大胆创新、喜欢运用对比与音画对位手法而闻名；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需要在别人拍摄的影片基础上进行加工，大部分的影像资料事实上都来源于敌人。卡普拉设法收集到了敌人拍摄的数百万英尺的电影胶片，然后对这些胶片进行裁剪和编辑，直到将这些轴心国的宣传资料变成犀利地反对轴心国的电影图像，卡普拉将敌人的凶残面孔和语言，与美国人民及其盟友的光明希望和胜利放在了一起，以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鼓舞获胜的决心，卡普拉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助手们说，需要在这部纪录片中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正在为国家的生存而战，同时，他们正高举着“自由火炬”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战后世界。在这个美好的战后世界里，将不再有征服、剥削和经济罪恶，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与民主。这看起来是一项非常明确的原则，对那些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理想主义宣传的人而言，这也似曾相识。为了在影片中传达这一信息，卡普拉邀请了由七位好莱坞编剧组成的团队，为影片构思各种艰苦的场景。

尽管这项任务看起来已足够清晰，但当卡普拉见到编辑组的初稿大纲后，仍感到非常受挫，因为他认为在初稿大纲中“夹杂着共产主义宣传”。他解散了7位编剧组成的团队，然后重新起草剧本，《战争前奏曲》是重新开始后的第一部产品。尽管已经解雇了被视为左派的编辑组，但是，《战争前奏曲》的基本主题来自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一篇演讲，而华莱士是美国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进步主义政治人物之一。影片主题是美国宣传的核心，即自由世界和奴隶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决斗。在《战争前奏曲》和后来几部纪录片中都断然地指出，敌人一心想要征服全世界。《战争前奏曲》中有一幕引人注目的假想场景，逼真地描绘“打了胜仗的日本军队”在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行进，影片此时的语言旁白警告观众说“你们将看到他们重现曾经对南京、香港和马尼拉的普通百姓做过的那些事情”“想象一下他们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华盛顿的街道时的得意心情”。[4]

这是一组很有说服力的画面和语言旁白，丝毫没有含混模糊或妥协——不过，时间将会证明，当战争的目标改变了方向时，它也能够非常灵活地转向并针对其他的敌人。在《战争前奏曲》中，这“两个世界”被形象化为一黑一白两个球体的画面。这部纪录片以及所有其他的教育影片都采用旁白的声音，向观众灌输同样的理念。它们不断地重复提到以下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由与奴役”“文明与野蛮”“善与恶”、同盟国的“生活方式”与轴心国的“死亡之路”，同盟国（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在民主、自由方面的历史性进步相对于德国、日本企图征服世界的狼子野心。制片人还为《战争前奏曲》制作了一个用在商业剧场中插播广告的预告片，其中概括了美国军队与好莱坞此次联手出击的精髓。预告片中惊呼：“这部长达55分钟的影片是民主的一枚重磅炸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黑帮片……揭露犯罪团伙如何策划征服世界的内幕故事！它将比你曾经看到的任何恐怖片都更邪恶……更残酷……更可怕！”[5]面对这种绝对的邪恶，唯一可以想象的回应就是彻底地摧毁它。

粗略地看，纪录片中几乎没有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进行区分。在纪录片中，这三个国家都是奴隶制世界，他们的历史无一例外地充斥着征服欲望，他们的领导人也全是疯子，而他们的民众则是一群卑微顺从的臣民、是“人类兽群”。然而，总体而论，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战略重点，即主要关注西方战场。在系列纪录片中，只有一部影片专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战争，这部题为“中国战役”的纪录片完成于1944年，这是一部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史诗性的赞歌。（影片告诉观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日本想要骑在中国这个巨人的背上征服世界。”）卡普拉展现了中国人的尊严和英雄主义，这与日军的烧杀抢掠和肆意妄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卡普拉还通过对影片进行解说来加强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在影片画面中出现了毁坏的中国城市、遇难的中国男人、妇女与孩童堆积如山的尸体，同时，旁白开始吟诵日本人所谓的“共存共荣”。一些批评者认为，纪录片《中国战役》是卡普拉关于纯善与纯恶进行对比的一次最夸张的刻画。这部影片在发行后曾一度被撤回，因为它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中国人自己内部的问题。不过，它很快就恢复了发行，在二战结束前共有近400万观众观看过这部影片。[6]

1945年，在《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纪录片完成之时，欧洲的战争已渐近尾声，因此，卡普拉的团队终于完全将注意力转向了亚洲的敌人。他们制作的一部影片再次遭遇被撤回发行的命运，但这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原因。《认识你的敌人：日本》在1945年8月9日首次发行，这一天也正是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日本宣布投降的两周后，1945年8月28日，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部的命令下，这部影片被停止发行。直到几十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认识你的敌人：日本》才被作为一部“不为人所知的”经典宣传影片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认识你的敌人：日本》当之无愧是一部经典之作。由于这部影片制作完成的时间比较晚，这在当时也许影响到它的宣传效用，但如今看来，这一点反而为它带来了更多的价值。历时三年的制作过程对这部影片的每一细节都进行了精心打磨，创造出一部伟大的作品，电影爱好者们因此有充分理由将它誉为技术上登峰造极的一部杰作。[7]此外，对于任何希望将美、英国家在1945年从不同角度对日本人的评述重新拼接起来的人来说，这部影片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纪录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面世时间虽然较晚，但它并不是事后制作的。事实上，该片剧本初稿在1942年6月就已完成。尽管对影片制作过程从开始到完成为什么要耗费如此漫长的时间，尚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但在很大程度上，延迟发行是因为对日本国内哪一方是盟军真正的敌人这一问题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争议：纪录片应当将重点更多地放在日本人民身上，还是更关注于他们的领导者？卡普拉和负责审批影片脚本的军方机构支持第一种观点，但一些编剧则更倾向于强调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的作用，其中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日本领导人。在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项目参与人看来，军方与卡普拉所支持的观点似乎有时候接近于不折不扣的种族歧视。

荷兰的电影制片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成了上述争议问题的一个早期牺牲品。1942年春，卡普拉特意聘请伊文思来制作这部关于日本的纪录片。不过，伊文思加入卡普拉团队从一开始就显然有些奇怪，因为他曾制作过一些著名的左翼影片，如1937年拍摄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伊文思在有关日本的这部纪录片上的工作仅持续到了当年秋季。根据伊文思自己的说法，他在纪录片的剧本中将天皇描绘成一名战争罪犯，并建议在战后对天皇处以死刑，在这之后，华盛顿方面下令解雇了他。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陆军部多次否定试图将日本人民刻画为受到日本领导人愚弄的普通庶民百姓的剧本方案。直到1945年2月，五角大楼仍在删改剧本内容，其理由是剧本中的某些内容会激起“对日本人民太多的同情”。删改后的产物是，在最终拍摄的台本中，几乎全部删除了提到“自由思想”的日本人的内容，以及具体针对特定领导人的内容；与此同时，删改后的剧本更多强调了日本人忠顺服从、他们的同质化与他们神圣的使命感。不过，强硬派的胜利并不彻底，因为在最终发布的纪录片中仍然留下了某些有关这些幕后斗争的蛛丝马迹，可以隐约觉察到对日本的普通民众而非对他们的领导者所持有的较为同情的态度，尽管这种倾向极其微弱。[8]

《认识你的敌人：日本》遵循了卡普拉的经验法则（让敌人自己说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唤起观众的共鸣，因为纪录片大量利用了日本人制作的影片资料，其中不仅有常规的新闻影片和缴获的宣传影片，还包括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各种日本武士电影和国内戏剧。在这些富有异域情调的原始资料基础上，运用蒙太奇手法进行剪接和重新编辑，不仅将疯狂的日本人与倡导文明的同盟国进行了对比，而且还将镜头拉近到日本国内的场景之中，将传统与现代、战争前线和大后方进行了对比。尽管影片以拼接的手法进行制作，但或许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旁白采用了简洁、生动的语言。在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下，纪录片通过直白的比喻和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传达了一种简单易懂的信息。观众被告知，日本人就像是“从同一张底片洗出来的照片一样”。在视觉上，纪录片通过不断地播放在炼钢厂反复锤打一条钢筋的画面，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印象。[9]

这些都是西方人所熟悉的刻板印象，卡普拉团队还剪辑加入了充分表现日本人集体活动和军事化管理场景的日本影片，以加强日本人缺乏个人身份的群体印象。纪录片旁白将日本人称为“只有单一思想的一群顺民”，尽管卡普拉和美国军方想要突出表现的并不是日本人的被动接受，而是要着重强调激励着日本人的集体意愿。这在影片中则被描述为一种神奇、狂热的力量——充斥着日本历史和先人幽灵的影响，弥漫在一种紧张情绪之中，并被盲目、冷酷的民族主义野心点燃。从狭义上看，日军士兵是这种力量的缩影。他们从一出生就接受了为国家战斗和献身的训练，在战场上，日军士兵是一名严守纪律、充满自豪感的合格战士——但同时也嗜好“疯狗”般的、无节制的野蛮与残暴。从广义上看，没有什么比当前这场战争更能说明日本人的集体精神错乱，因为正如美军之前的宣传影片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人全体一致的唯一野心就是统治全世界。

《认识你的敌人：日本》汇集了英语国家有关日本敌人的大多数主流成见，但不包括那些最赤裸裸的、最粗俗的和最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制片人显然采取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对日本的某些历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西方人认为正是这些历史导致日本成了现代社会的威胁。纪录片以武士的场景开始，反映了训练有素的杀戮历史，这是当时几乎所有制片人都会选择的片头，甚至现在还会有不少人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然后，纪录片转向评论日本人的思维，认为他们受到了由两种独特元素构成的思想意识牢笼的禁锢：神道教（被现代国家引入歧途后）与信仰身兼神圣和世俗双重角色的天皇。从这种神道教-天皇的混合体中产生了日本人对种族的优越感与神圣的使命感，以及将“世间的四面八方”完全置诸日本屋顶之下的目标（即八纮一宇）的崇拜。武士理想中的狂热忠诚和勇敢，以及武士的冷酷无情和奸诈，都可以追溯到大约在12世纪兴起的封建社会。而征服海外的欲望在16世纪晚期就显露了出来，当时狂妄自大的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Hideyoshi）（天皇仅是一个傀儡）下令入侵朝鲜，幻想着建立一个囊括朝鲜、中国和菲律宾在内的大日本帝国。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后，日本放弃了这次侵略行动。朝鲜领土遭受战争破坏，留下了一片废墟；而日本京都则修建了一座令人恐怖的纪念建筑，即被称为“耳冢”的坟墓，其中埋葬着从4万名敌军尸首上割下来的耳朵和鼻子。影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中解说，这成了日本人心中的一段历史记忆，它就像一处尚未燃尽的余火，等待着重新被煽旺为烈焰。三百年后，这团火焰终于被重新点燃了：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走上了一条海外征服的道路，并最终导致了珍珠港（Pearl Harbor）事件。

影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继续解说，从丰臣秀吉到1894年新帝国主义三百年间的大部分时间，日本都处于沉睡之中。在德川幕府时期（Tokugawa shoguns）闭关锁国政策下，日本与外面的世界相互隔绝，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制片人采纳了当代最优秀的英美学者在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德川家族的闭关政策不仅不合乎常理，还为日本带来了灾难，因为它扭曲和阻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目前发生在亚洲的战争。由于关上了日本的大门，德川统治者也就将塑造现代社会的精神、政治和经济变革阻挡在了日本的国门之外。德川统治者还禁止基督教及其宣扬的“革命性的世界和平教义”，将日本禁锢于封建体制内，而当时西方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民主和工业革命。就这样，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在1853年将日本从沉睡中唤醒时（他向日本伸出促进贸易发展的友谊之手），日本当时的装备极其落后，以至于无法在世界舞台上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进行竞争。

从表面看，在半个世纪或更长的一段时期，觉醒的日本人似乎正在进行内部的现代化变革，并以惊人的速度和技能出现在国际竞争市场上。然而，这只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因为在日本议会制政体和进步的外表下面，仍然长期存在着封建制度的高压控制。走向现代化的日本受到了军国主义者（第一梯队）、工业家（第二梯队）和政治精英（软弱的“傀儡”第三梯队）的控制。个人完全服从于国家，而整个教育制度都服务于大批量生产顺民的目的。日本民众就像海绵一样，完全接受国家告诉他们的一切。那些试图反对学校中千篇一律洗脑程序的持不同异见者，则会受到治安警察、宪兵队、控制人们思想的秘密警察与爱国团体中的治安暴徒的修理。事实上，对这些异见者的打击来自神道教和天皇制度意识形态下的无数“幽灵”。

尽管影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遵循了美国军方的要求，将日本人刻画为从同一张底片洗出来的复制品，而且绝大部分的镜头都在描绘日本人的军事化管理、狂热以及野蛮，但从这部纪录片的部分片段中，仍然能够明显地看到卡普拉团队中比较开明编剧的影响。他们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日本民众表达了同情，特别是对穷苦的农民。纪录片尤其对日本农村女性的悲惨生活给予了关注，她们在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时就被卖给了工厂或妓院，与成年人一样被分配任务，被视为“生产大米和士兵的人肉机器”。日本现代社会的精英丝毫不会在意老百姓的疾苦，他们的目光只会投向海外征服的野心，而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日本人的进展都很迅速。19世纪末，甲午一役，中国被日本打败，被迫割让台湾，使中国台湾成为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the Russo-Japanese War）中，日本打败俄国，遂侵占了朝鲜与中国东北地区，进而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由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一方，战后作为战胜的五大国之一出席了巴黎和会，并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控制了之前德国占领的赤道之北的太平洋岛屿，包括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而后来太平洋战场的一些最激烈的战役就发生在这些岛屿上。

影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继续讲述，如果回顾历史，显然，日本对这些领土的侵占只是日本贪婪的饕餮大餐中的一道头盘。尽管这是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全世界已经看到了日本贪得无厌的胃口。据说，当时的日本首相在1927年向天皇呈递了一份奏折，也就是引起极大轰动的《田中奏折》（Tanaka Memorial），影片运用了一个为人熟知的比喻，将《田中奏折》称为“日本的《我的奋斗》”。（大多数学者现在认为，《田中奏折》是反日主义者精心伪造的一份文件）[10]。影片接下来记录日本仓促加入世界大战，纪录片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运用了从新闻影片中剪辑出来的片段，并引用了大多数西方人已经见到很多次的新闻头条：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the Manchurian Incident）起，日本开始侵占华北；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China Incident）和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1941年，珍珠港事件；1942年，巴丹死亡行军（the Bataan Death March）；1945年，日军在马尼拉肆意屠杀菲律宾平民；神风特攻队在菲律宾和冲绳岛战役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杀式攻击……在国内，日本已变成一个疯狂的国家，“将汗水转变成战争武器”，无情地、不断地锻造和捶打出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忠顺、狂热的日军士兵。在日军士兵是日本的超级武器这一点上，纪录片的观点与日本人自己的宣传完全一致。然而，最终的结局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在影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最后几个镜头中，规模庞大的美国舰队正在围攻日本这个充满疯狂的弹丸之国。

尽管如此，根据已往的历史，所有的美国人或英国人都清楚，即使在战争胜利后，在日本赢得和平仍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彻底颠覆日本长达几个世纪的军国主义和专制发展的传统，这些传统在纪录片历时一个小时的过程中以扣人心弦的方式进行了快速回顾。与战争期间其他任何单一来源的资料相比，《认识你的敌人：日本》不仅捕捉到了更多亚太地区残酷战争背后的情感和各种推测，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同盟国试图向战败的日本强加全面改革政策的背景。[11]

现在，用电影制片人的术语来说，让我们切换到另外一个场景。

1941年的元旦，大佐辻政信（Colonel Tsuji Masanobu）和驻扎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日本陆军情报小组受命从事一项艰巨的任务：完成一份包含与日本入侵东南亚有关的所有信息的报告。这支陆军情报小组有六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份报告。于是，情报小组立即开始投身于这项高强度的工作，从各种各样的渠道收集信息，进行个人侦察任务，并在中国台湾、日本九州岛、中国的华南地区和海南岛参与军事演习。1941年7月左右，他们向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General Staff in Tokyo）呈递了研究成果，这份报告为日军随后“南进”的战略奠定了基础，并导致了日本与同盟国之间的战争。

辻政信向陆军参谋本部呈递的资料中包含了一本70页的小册子，名为《南方作战手册》［《必读必胜》（Kore dake Yomeba Ware wa Kateru）］。小册子使用了简单、直白的语言，按照辻政信的说法，编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让那些躺在闷热、拥挤的战舰上的男人们阅读。在日军开始南进后不久，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领到了这本小册子，因此，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成千上万的日军官兵已经人手一份了。《南方作战手册》不仅指导应当如何在热带作战区采取军事行动，而且还解释了日本为什么必须在那里作战。从某种程度上，日本的这本小册子与弗兰克·卡普拉的宣传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有相似之处，尽管二者在语言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卡普拉在选择措辞时遵循了他所说的让“敌人自己说话”的原则。[12]

与日本军方进行这些活动的同时，日本的文职官僚机构也在国内执行着另外一项旨在向民众灌输思想并鼓舞士气的计划。1941年，日本文部省向公众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思想意识宣言，名为“臣民之道”［The Way of the Subject（Shinmin no Michi）］，[13]其目的是告诉日本人他们是谁，或者说应当渴望成为什么样的民众、国家和种族。此外，这份文件还对现代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批判分析。在日本人的眼里，西方非轴心国家的目标是主宰全世界，它们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这一野心，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现代西方的价值体系建立在占有欲和自我满足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其血腥的战争与压迫历史，乃至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如此看来，日本人所读到的西方国家的历史与西方人对日本历史的了解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一部充斥着毁灭价值观、剥削行为和野蛮战争的编年史。战争期间日本军方印发的宣传册中一直将美英敌人描述为这种形象。不过，当日军在珍珠港战役后取得令人振奋的早期胜利，以及在连续数月的防御和失利而盟军能够近距离地轰炸日本本土时，军方对这些宣传册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将更多的关注转向西方的虚伪和残暴。日本国内的民众被告知：西方国家在战争早期的失败和迅速投降反映了西方社会的软弱；而后来美国人对日本城市的轰炸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敌人的野蛮本性。

南进的日军从《南方作战手册》中得知，亚洲南部地区是远东的藏宝库，当地的气候常年如夏。在那里，50万英国人统治着3.5亿印度人，数万名英国人奴役了600万马来人，20万荷兰人管辖着东印度群岛上的6000万土著居民，2万法国人控制了2300万印度支那人，数万名美国人统领着1300万菲律宾人。如果将这些数字加起来，80万白人共控制了4.5亿的亚洲人；即使不把印度计算在内，还是有1亿亚洲人受着30万名白人的压迫。日军士兵被告知：“这些少数的白人从亚洲人的血汗中榨取金钱，以维持他们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或将金钱输送回他们的原籍国家。”白人被描绘为傲慢的殖民者，他们居住在修建于山坡或山顶上的豪华别墅中，从上往下俯瞰着土著人的小茅草屋。他们每个人都分到了大约20名土著人作为私人奴隶，并将这视为其与生俱来的权利。共同的血缘和肤色将日本人与这些受压迫的亚洲人民联系起来。由于这些亚洲人几代人受到的殖民征服已经使他们变得软弱麻木，日本人有责任“帮助他们恢复男人的尊严”，并引领他们走上自由之路。

日本已经保护了中国东北地区免于遭受苏联野心的损害，并将大部分中国从美英帝国的剥削中解救出来。下一个目标将是帮助泰国、印度支那和菲律宾获得独立，同样地，还要为亚洲的其他国家争取自由，包括印度在内。简而言之，就是要“将东亚从白人的侵略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南方作战手册》在最后分析说，这是“一场种族斗争”。同时，日本的南进战略还有明确的物质考虑，因为日本离不开亚洲南部地区的石油、橡胶和锡，而西方列强却试图掐断这条生命供应线。而且，如果日本能够夺取对亚洲南部地区资源的控制权，就可以切断美国获得橡胶、锡和钨的渠道，从而给予美国军事机器沉重的打击。这是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业，每个日本士兵都要对这种可能发生的结果做好准备。士兵们得到的建议是，在出征前写下遗嘱，并在信中给家中亲人留一份信物，如一缕头发或剪下的指甲。阵亡将士的尸体也许永远都找不回来，但他们不会白白死去。士兵和水手能够从日本最古老的一本诗歌集《万叶集》的著名诗句中找到慰藉：

海行水渍尸，山行草生尸。大君身边死，无悔无反顾！

这首诗中体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陆军大佐辻政信在他的报告中曾经两次引用。此外，在日本首相东条英机（Prime Minister Tōjō）通过无线电宣读天皇的宣战诏书时，使用了一首军歌《海行兮》作为结束曲，其歌词也出自这首诗。[14]

《南方作战手册》实战指南的序言包含了上述内容。盟军士兵经常在东南亚战场日军士兵的尸身上找到这本小册子，同时，还经常发现另外一本作为日军标准配置的意识形态读物《战阵训》（Field Service Code，Senjinkun）。这是1941年1月由当时的日本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发布的训令[15]。此外，另一本小册子《臣民之道》则进一步对日本的敌人进行了批判，将殖民列强的贪婪置于西方霸权主义的历史大背景之中，最早可追溯到欧洲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日本人从这本小册子中得知，西方的扩张部分是源于他们对冒险的热衷，但更多的是想要获得当地的资源和市场。小册子还警告说，西方扩张主义者的重拳并非仅仅落在了亚洲人的身上。为此，日本的文部省提出了两项直到二战结束时仍保持着宣传威力的反问：“美国的印第安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非洲黑人的遭遇呢？”

《臣民之道》继续说，这种破坏性贪婪的核心是西方的现代价值体系，它强调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所有这些思想都“信奉弱肉强食，无限地追求享乐主义欲望，鼓励极端奢侈的物质生活，刺激对殖民地的竞争和对贸易的控制，通过复杂的因果关系将世界变成一个充满争斗和流血的真正地狱。”这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当发布《战阵训》时，日本陆军大将东条英机解释说，对最终版本达成一致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它沿用了1882年天皇发布的《军人敕谕》的基本模式。东条英机表示，为了澄清国体的基本含义，还咨询了一些外部专家。[16]

随后，美国、英国和法国假借正义与人道之名，企图对全世界实施垄断控制。一战后，又出现了其他一些对日本和整个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具体事件：颠覆性的共产主义影响和共产国际阴谋、总体战理论（theories of total war）、西方对日本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种族歧视、对日本不利的军事和经济协定等等。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神圣职责”十分明确。日本响应使命的召唤，奋起捍卫自己的国家，遏制欧洲和美国列强主宰全世界的趋势，稳定亚洲和解放亚洲人民，从而率先建立以道德原则为本的国际新秩序。那么，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原则呢？就像《南方作战手册》中两次提及的诗句一样，古代经典中对这些原则进行了阐述，其中最重要的美德是在天皇统治下的忠孝。在为天皇尽忠的时候，利己主义被丢弃在一边，道德进一步得到完善，私人和公共生活融为一体。那么，这是否也适用于整个世界呢？在文部省官员和他们的学术界专家看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对其他国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正如日本天皇本人在1940年9月纪念签署三国轴心协定时发表的诏书上所言，所有国家都将（就像所有日本的公民一样）找到他们的“合适位置”。

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宣传，全都可以被视为混杂了真假参半内容和虚张声势空话的大杂烩。但如果将美国人和日本人各自的宣传资料放在一起对比，就能更清晰地发现每一方忽略提及的细节；显然，双方都更多地展现有关自己一方的内容，而不是他们所描绘的敌人。当然，没有人会在几十年后通过观看《认识你的敌人：日本》此类纪录片来了解二战期间的日本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美国人。同样，《南方作战手册》和《臣民之道》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也不是由于其中关于日本的敌人的叙述，而是因为能够从中窥探到更多的有关日本人战争时期的心态。

但是，我们最好是将这些关于敌人及自我的评论视之经过适度修饰的宣传。无论是通过影片、无线电广播或是书面文字，这类语言经过认真的策划和编辑，并明确地用于公众传播的目的，完全属于有关意识形态的刻意行为。它们比赤裸裸的种族仇恨要文雅一些，但与高层领导对权力和利益的秘密谋划相比，又缺少了一点儿坦诚与细节。不过，它们也并非是简单的谎言，或完全以煽情手段进行的操纵。发言者、观众和听众（只要他们属于同一阵营）通常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言论，因此，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从中了解到很多有关当时的语言、刻板印象和现代神话形成过程的信息。由于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看上去十分抽象的概念导致了特殊的残酷后果。毕竟，对于战争中的人们来说，认识敌人主要是为了使自己更有能力去控制敌人或杀死敌人。

以上介绍的这三种宣传工具都对自我与敌方进行了描述，从中可以观察到一些现象。例如，《认识你的敌人：日本》提醒我们，与当今社会的人们一样，当时的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也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快速闪过、不连贯图像与印象的影响，其中包括：各种新闻头条、照片、新闻剪报和漫画；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和事件，如武士电影、丰臣秀吉的耳冢、《田中奏折》和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和巴丹死亡行军事件等；流行词语（如“天皇”“征服世界”和“神风特攻队”）；以及笼统的种族偏见（“军事化管理”“背信弃义”“狂热”“野蛮”）。同样地，日本人对英美敌人的认识至少也有一部分来自电影（包括黑帮片和西部电影）；或是居住在山顶豪宅傲慢的白人殖民者的刻板形象；对具有象征意义的种族歧视行为的恼火回忆（如1919年筹备国际联盟时日本争取“种族平等条款”失败事件和1924年的美国移民法案）；还有诸如“经济绞杀”和（人人都喜欢使用的）“主宰世界”等流行词；以及诸如“唯物主义”“利己主义”“自私”与“剥削”等影响广泛的种族和文化偏见。

对这些不连贯印象进行简要概括相对比较容易，但要找出它们的基本模式就不那么简单了。然而，如果仔细地分析日本与英美列强在战争期间对敌人的描绘，就能够发现对敌人的刻板印象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特点。首先，它们遵循了可预见的对立模式。各方都将他者描述成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一面：就好像黑暗相对于它自己的万丈光芒。其次，一方自我宣传的正面形象被对方抨击为愚蠢和罪恶。自我标榜的固定形象反而被敌人用作对自己不利的刻板形象，例如，集体主义被斥责为一群没有思想的乌合之众，个人主义则被贬低为利己主义。第三，在战争期间很少有人承认的一点，是在敌我双方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出现了一部分被掩盖起来的共同价值观。每一方都高举着自由、道德与和平的大旗。而且，不管他们的实际行为是什么样的，每一方都在谴责残暴、剥削和种族优越论。[17]第四，双方都将敌人描述为无可救药的邪恶（或卑劣、疯狂），然后将所有的政策与行为都集中在消灭敌人上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近乎种族屠杀。最后一点，是关于敌人的刻板印象的描述具有一定的自由度，适用于通常意义上的敌人和“他者”，而不是特指日本敌人或西方敌人。这有助于在战争结束后迅速地消除仇恨，并将这种仇恨模式快速地转移到新认定的敌人身上。事实证明，二战中许多宣传用语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适应冷战。

在英美一方，这些刻板印象模式的第一个特点，即把敌人视为自己一方的对立面，体现在将日本描述为一个彻底的军国主义、高压统治和非理性的国家。接受这种观点的西方人（事实上很少有不接受的西方人）通常也会毫不迟疑地认为，现代欧美国家文明具有本质上的和平、民主与理性，这与日本截然相反。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仅需要忽略日本的大部分历史，而且也对西方的很多历史视而不见，其中包括整个西方现代史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日本人则认为这些过往正是西方历史的核心。在美国和英国，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原因被认为只有一种解释：日本挑起了这场战争，而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与集体心理因素。全球经济萧条和世界各地兴起的半封闭经济体等外部环境也许鼓励和加速了这些趋势，但亚洲战争的根本原因还是日本人。在1941年之后，西方几乎没有人愿意沉思“日本案例”的理性和可能具有的正当性，或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追随了西方的先例。

不过，这种不利于日本人的刻板印象显然也可以在日本自己关于英美敌人的宣传中找到对应的语言。很多日本人真诚地相信，日本被迫加入战争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与生存，以避免受到贪婪、虚伪的“白人霸权主义者”对日本经济、军事进行的绞杀。正如日本陆军省和文部省的宣传册子所宣称的那样，几乎不需要费任何周折，就可以从欧美历史中找到西方人以前的侵略事实。西方列强的历史提供了不计其数的能够说明其掠夺和征服本性的例子，可以用来论证，正是由于西方人对土地、战利品的贪欲，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和内生动力，才最终导致了当前的战争冲突。只要看一眼当代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地图，就足以说明是谁率先发动了全球扩张和“世界征服”。可以理解的是，日本人并没有提及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后发的霸权主义者和殖民国家积极进行的侵略活动，显然这是令他们加倍尴尬的事情，因为日本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朝鲜与）都是他们自己所假定的“同胞兄弟”。

如果使用通俗的语言，第一种刻板印象可以概述为：你们与自己所标榜的那类人完全相反,与我们也完全相反；你们并不是和平爱好者，而是好战者；你们不是好人，而是坏人……第二种刻板印象的通俗表达是：你们的确是自己所标榜的那类人，但那类人本身就应该遭受谴责。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强调西方传统对个人主义和获得利润的关注，将这些作为确凿证据来说明西方人自私与贪婪的本质，并以牺牲集体和国家整体利益为代价来扩大个人利益。而另一方面，西方人表面上承认日本人对团队或集体至高无上的强调，但同时又将这些作为一种初步证据，认为日本人就像没有自我的兽群或机器人。在敌对双方的眼中，一方所谓的理想美德极其容易成为另一方的种族偏见。

在这一点上，卡普拉遵循“让敌人自掘坟墓”的工作准则，展现出战时盟军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角度：大量日本政府自己的箴言、口号、图片和价值观，都可以被几乎丝毫未动地拿过来用在反日宣传之中。例如，日本人的形象被描述为像从同一张底片洗出来的照片一样缺乏个性，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出于西方民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的一种拙劣观点；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与日本自己的统治集团自我宣扬的爱国口号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战争年间，日本政府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宣传，都反复重申“一亿一心”“亿众一发”等口号，“一亿”被视为由无数个体单位组成的集体。[18]类似地，在《认识你的敌人：日本》中，日本民众被描绘为“只有单一思想的一群顺民”，这显然是对一个复杂的民族和社会的歪曲，同时也使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缺乏人性。这一点也正是参与该影片制作的成员在幕后的主要焦点，一些编剧担心这样的刻板印象可能会被指责为种族歧视，他们想要更多地展现出普通日本公民多样化与比较仁慈的场景，但这样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不过，类似于“只有单一思想的一群顺民”的说法也可以从日本政府自己的宣传中总结出来。例如，20世纪30年代末，文部省建立的精神文化学会曾明确提出“用统一信念完善和团结全国”。日本自己拍摄的新闻影片和宣传电影也显示，为了向天皇表示效忠，数万只手臂整齐划一地举起和放下；此外，在日本官方发布的思想宣言中，同样声称“历史清楚地证明，日本与个人主义不相容”[19]。

虽然这种怀有敌意的刻板印象与正面的自我颂扬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使得亚洲战场上的文化价值观被理想化为两个极端的对立面，然而，这些经过理想化加工的内容并不一定反映真实性。相反，诸如《臣民之道》这样的经典思想意识宣言却格外地令人寻味，因为它明确地揭示了日本人战时宣传的阶级特征。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并非人人都同质、和谐、缺乏个性与彻底服从集体，相反，是日本统治集团不断劝诫他们成为这样的日本人。事实上，政府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制定并宣传这种僵化的正统观念，正是因为统治阶级深信，很多日本人并不珍视对天皇忠孝的美德，而是受到比较民主的价值观和理想所吸引。《臣民之道》中多次直接提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在绝大多数西方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符合了日本统治阶级所希望日本民众成为的形象。

我们举出一个最常见例子，以说明敌方怀有的刻板印象与己方自我颂扬的形象之间的共同点：英美国家和日本的评论者都同样地极端强调日本人的“独特性”。日本的领导者再三重申大和民族的独特品质，而日本人民也最终为这些种族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疯狂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就这一点而言，日本的敌人也很愿意在最笼统的层面上认可日本理论家的观点：他们同意日本民族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其独特性体现为野蛮和残暴。不过，关于日本人和西方人都具有的共同特征、相似的行为和共存的愿望，双方的宣传机构都没有提供太多信息。

[1] Frank Capra，The Name above the Title：An Autobiography（1971：Macmillan Co.），第327页。

[2] 《我们为何而战》在卡普拉自传的第325—343页进行了讨论；Thomas William Bohn，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Why We Fight”Series，Ph.D. dissertation in Speech，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68（reprinted by Arno Press，1977）；David Culbert，“‘Why We Fight’：Social Engineering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at War，”收入K.R. M. Short编著的 Film and Radio Propaganda in World War II（1983：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第173—191页；Richard W. Steele，“‘The Greatest Gangster Movie Ever Filmed’：Prelude to War”《序言》11.4（1979年冬）：第221—235页；William Thomas Murphy，“The Method of Why We Fight，”收入Journal of Popular Film 1（1972）：第185—196页。温斯顿·丘吉尔很欣赏这些影片，但他的信息部不喜欢，并阻止影片在英国大规模上映；参见Culbert，第177—178页。

[3] Capra，第330–332页；Bohn，第100页。

[4] Capra，第335页；Steele，第230页；Bohn，第122、130、140页。

[5] Steele，第233–234页；Bohn，第129–131页，第140–148页。

[6] Culbert，第176、184页。美国政府有关这些纪录片的记录只简单地提到《中国战役》曾被暂停发行；National Audiovisual Center，Documentary Film Classics Produ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d.），第25页。其中提到了日本将中国作为征服世界的跳板，这表明纪录片使用了《田中奏折》的资料，参见p029注释[1]。

[7] 如果与美国海军在早先时间制作和发行的一部类似标题下的宣传影片《日本敌人》相比，《认识你的敌人：日本》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更成熟。还有两部宣传影片也是由于战争结束得比预期早，因而没有获得更多的观众，一部是《拿下了两个，还有一个》（Two Down，One to Go），另一部是《向东京进军》（On to Tokyo）。

[8] William J. Blakefield，“A War Within：The Making of Know Your Enemy-Japan，”收入Sight and Sound：International Film Quarterly 52.2（1983年春）：128—133页，对这些发生在幕后的争议进行了分析。关于同情日本人民的关键问题，Blakefield写道：卡普拉亲自修改了几处，目的是剔除之前几位作者的大部分观点。首先，他淡化了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广泛影响，并删除了提供所谓“八纮一宇君子”（Hakko Ichiu gentlemen）名字的长篇文字。其次，添加了一些类似于“……他们感到自己是怀有神圣使命的士兵”的句子，试图将日本民众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最后，所有直接提到那些具有“自由思想”、可能不愿意遵从日本政府命令的日本人的内容被一律删除。将日本社会描绘为“只有单一思想的一群顺民”的内容则被允许保留。在刻画日军士兵时，卡普拉亲自加上了后来成为影片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他和他的士兵兄弟们如同一张底片洗出来的照片，一模一样”。

从1942年初开始，美国官方政策将宣传导向转为针对敌人的全体民众，而不仅仅是针对他们的领导者。尽管在理论上，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轴心国民众，但在实际执行中，此项政策涉及日本人时被执行得最为严格。据1942年5月20日出版的美国娱乐杂志《综艺》报道，所有的新闻人、广播公司和好莱坞制片人都被要求，不能重点针对希特勒和裕仁天皇等领导者，要“使用更广义的符号而不是某个人来指代纳粹和日本人”。关于这一政策有多种解释。即使引人瞩目的领导者被消灭了，战争仍然会继续，因此，不应对公众进行误导。此外，就日本而言，天皇在日本人的眼中具有“神圣”地位，这也构成了不应对他指名进行谴责的一项特殊原因，否则就会亵渎神明，“不符合宗教自由的民主原则”。更实际的考虑是，这样做会适得其反，因为任何对天皇的攻击都必定会激怒日本人，从而将他们的宗教狂热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归根结底，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敌人的领导者转向全体民众这一决定的基本目标与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相距甚远：“它的理由是，如果美国人不被谬见蒙蔽，不会错误地以为敌人是一群可怜的、被误导的民众，认为他们更应得到怜悯而不是子弹和炸弹，那么，美国人就将成为更妥当的仇恨者，以及更优秀的战士和工人（workers）”。尽管有这样的公开政策，西方的制片人和政论家们还是在他们的宣传中为“好的德国人”留出了一席之地，但相比之下，他们关于日本人的宣传却没有类似的概念。

[9] 这部纪录片的编剧团队中有后来的畅销书作家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在战后成为著名的作家、漫画家的西奥多·盖泽尔（Theodor Geisel），其作品包括讲述古怪的“苏斯博士”的儿童系列读物；后来参与制作《日正当中》《桂河大桥》和《纳瓦隆大炮》等好莱坞影片的卡尔·福尔曼（Carl Foreman）；参见Blakefield，第130页。

“如同一张底片洗出来的照片似的一模一样”是二战时非常典型的用语。例如，当时发表了很多有关日本的新闻评论的佛里雪尔（Wilfrid Fleisher）就很喜欢采用这种说法。1945年3月，他对“空中市民大会”节目的听众说，日本政府通过控制教育，“提供了可以印制出数百万一模一样照片的官方底片”，他还在不久后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再次使用了这种说法。参见Andrew Roth，Dilemma in Japan（1945：Little，Brown），第275页，以及参见Wilfrid Fleisher，What to Do with Japan（1945：Doubleday，Doran & Co.），第132页。类似地，在一本作为日本投降后占领军指南的海军宣传册中，将这种个人主义的缺失追溯到封建社会晚期，认为“如同一架巨大的冲压机生产出成千上万完全相同的钢板一样，日本的幕府统治也制造了数百万完全一样的日本人”；参见Guide to Japan（CINPAC-CINCPOA Bulletin no. 209—45，1945年9月1日），第44页。

[10] 美国在1942年重印了这份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Carl Crow等编，Japan’s Dream of World Empire：The Tanaka Memorial （1942：Harper & Brothers）。约翰·斯蒂芬（John J. Stephan）认为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参见John J. Stephan，“The Tanaka Memorial（1927）：Authentic or Spurious?”，收入Modern Asian Studies 7.4（1973）：第733—745。不过，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1940年写了一篇长篇论文，并在1941年将其发表，他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间谍从日本海军省获得的一份真实的日军文件；“日本的扩张计划”和《田中奏折》收入《列夫·托洛茨基作品集，1939—1940》再版。Leon Trotsky，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9—40（1973：Pathfinder Press），第168—180页。

[11] 纪录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删减了一个被建议使用的比较温和的片尾，其大意是：“作为外科医生，在没有仇恨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根除这种野蛮的毒瘤，铲除带给世界人民深重苦难的好战的军国主义。我们希望日本人民走出惨败的苦涩和耻辱，接受他们原本应属于全世界和平爱好者一员的正确席位。”Blakefield，第131页。

[12] 这本小册子更为贴切的直译是《必读必胜》。我在本书中使用的英译文是根据玛格丽特·莱克（Margaret Lake）对辻政信呈递报告和小册子的精彩翻译。Margaret Lake：Masanobu Tsuji，Singapore：The Japanese Version（1962：Constable &Co.）。这些报告的日文原版出版物标题是Shingaporu：Unmei no Tenki. 关于这本小册子，还可参见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1966：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卷2（Japanese Operations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Area），第1部分，第9-12页。在约翰·托兰（John Toland）对战争的描述中，辻政信是一名最具有种族主义倾向、最凶残的日本军官。参见John Toland，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36—1945（1970：Random House），第295、301、317—318、399页。

[13] 《臣民之道》的官方英译文本，作为附件收录于奥托·杜里斯克斯（Otto Tolischus）的重要的二战著作《东京记录》。参见Otto Tolischus，Tokyo Record（1943：Reynal & Hitchcock），第405—427页。

[14]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卷2，第1部分第43页。这首最著名的战争诗歌的日文版是：“Umi yukaha mizuku kabane / Yama yukaba kusamusu kabane / Ogimino henikoso shiname / Kaerimiwaseji.”

[15] 《战阵训》中对士兵的训导是，“皇军的使命”，“在于恩威兼施，以使天皇的威严遍布四方”。它还要求日军要“以仁德感化投降的敌人”，但在实践中日军经常违反这条训令并激怒外界。为皇道而战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和平，为此陆军省要求日军严守纪律、团结、合作和具有攻击精神。（“防御的时候，”文中说，“要善于将进攻的锐气蕴藏起来，务必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宁可战死也不能让敌人把阵地占领。”）而且要有必胜的信念。每位将士都需要培养的美德包括：忠孝、正确的等级观念（体现在敬礼上）、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上级的行为表率、对每一项职责怀有神圣感、为国家自我牺牲的精神、荣誉、简朴、坚忍不拔、秉持严格公正，使自己能够无愧于天地。

[16] 《战阵训》是一本34页、口袋大小的小册子，参见《朝日新闻》在1941年1月8日关于颁布《战阵训》的新闻报道（for coverage of its adoption）。在菲律宾的日军占领部队出版了正式的英译本。Bureau of Publicity，Department of General Affairs，Japanes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Philippines]编，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3：237—242，（1942年5月11日）。

[17] 这是入江昭（Akira Iriye）在《权力和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1981：哈佛大学出版社）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参见Akira Iriye，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198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参见名为“In-Group Out-Group Stereotypes Used by the Japanese”的一张有趣图表，收入L. D. Meo，Japan’s Radio War on Australia，1941—1945（1968：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第134页。

[18] 词语“一亿”（日文为ichioku）是日本的诗歌用词，体现了符合战时思想意识的典型英雄主义光环。当时日本的实际人口数量是7000多万。

[19] 引自Willis Lamott，Nippon：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Japan（1944：John Day Co.），第97、152页。

第三章

战争仇恨和战争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如何看待战争”（How We Felt About the War）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评论道：“在我们所有的历史中，或许日本人比其他任何敌人都更加令人憎恶。”内文思认为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可耻行为，再加上报道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暴行与作战异常凶猛的结果。他继续写道：“那些在最野蛮的印第安人战争结束后已经被我们忘记了的强烈情绪，又被日军军官的凶残重新唤醒。”内文斯所使用的这个类比，也许比他的原意更能向我们揭示一些问题。[1]

内文斯的上述评价在当时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它提醒人们在亚洲发生的战争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仇恨，而这场战争伴随着几乎令人难以忘记的野蛮与死亡场景。英美阵营的评论者们纷纷断言，日本人比德国人更令人厌恶，并通常会以一个合理而简单的原因对此进行解释：日本人的天性中具有罕见的奸诈与野蛮。

回想起来，对这些情绪进行纪实描述要比充分理解它们更容易。原因是对这样一场蔓延到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致使5000多万人丧失生命和具有前所未有破坏性的战争，怎么可能特别地证明对抗中的某一方具有罕见的野蛮本性呢？就这场与日本的战争而言，还有两个更具体的问题。问题之一，为什么会认为日本人比德国人更奸诈、更残暴？二战期间，德国人毫无预兆或毫无预警地发起对邻国的攻击；对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民族”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种族屠杀；德国人杀戮了几百万名战俘，尤其是苏联战俘；德国人役使多个国家的劳工，明确宣称他们的政策就是让这些“令人讨厌的”劳工们疲劳而死；为了给被杀的德国军官报仇，德国人处决了几万名平民和军事“人质”，并毫不迟疑地在报复行动中毁灭整座村庄［其中最著名的是1942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Lidice）惨案和莱夏基（Ležaky）惨案］。问题之二，事实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呢？在日军自己的宣传中，盟军士兵为寻找“纪念品”而毁损日本人的尸体、杀死战场上的俘虏，以及向人口稠密地区投掷燃烧弹，犯下一项新的“反人类罪”，不唯如此，盟军还毫不犹豫地向两座实际上丝毫没有防御能力的城市投掷新型武器原子弹。在上述日军的宣传下，盟军被描述为现代社会中真正的野蛮人。

针对第一个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会比肆虐残暴的德国人招来更多的仇恨？答案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与种族因素有关，但可能要比最初看上去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从很早时候起，德国人的暴行就为人所知并受到谴责，但对德国人却始终遵循着将好人与坏人区分开来的做法。同盟国的评论者通常会将这些暴行描述为“纳粹”的罪行，而不是认为这些行为的根源在于德国人的文化或人格结构。这也许是一种开明态度，但却不是一视同仁的态度，因为亚洲战场上敌人的野蛮行为几乎总是被简单地指向“日本人”。甚至当日本人的行为被认为是效仿德国人时，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毫不动摇。例如，1942年7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幅题为“模仿者”（Mimic）的漫画，将日本人在菲律宾的罪恶行为置放于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暴行的背景下。画家是如何表现这一点的呢？漫画的背景画面勾勒出希特勒在利迪策村、莱夏基村的废墟之上若隐若现，而在漫画最显著的位置上则是一只身上标明“日本鬼子”的猿人正在蹂躏宿务岛（Cebu）。

然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为西方战场和亚太战场，这本身就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因为这种划分模糊了德国人在几个相互独立的战场上作战的事实，其中包括东线战场、西线战场和对犹太人的战争，而德国人规模最大、最有计划的暴行是针对大多数英美人同样轻视或根本无法有强烈认同感的民族。尤其是东欧人和斯拉夫人，他们与亚洲的民族一样，都是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开始严格实行移民限制政策所针对的族群。因此，西半球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强调，德国人在苏联和东欧进行的屠杀比对西方国家发动的袭击要野蛮得多；德国人在东线的暴行是“有计划的和持续的”，而在西线的军事行动则是断断续续的；结果，尽管发生了利迪策村惨案这样的极端恐怖行为，以及发生在正面战场上的常规性战争仇恨，然而，英美对德国人的反应却通常并不像对一些其他国家那样的强烈。[2]另一方面，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们证实，纳粹决定彻底根除犹太人的计划，这在1942年11月前就已被确证无疑了，然而，美英两国领导人却常常淡化这一事实，英语主流媒体的报道也基本上将其忽略或避而不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德国溃败、西方记者踏入死亡集中营后才有所改变。除此之外，定期对日军暴行进行追踪报道的期刊，也很少涉及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而弗兰克·卡普拉为美军拍摄的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3]

讲英语的国家与任何其他地方的国家一样，自己本国同胞的命运要比不露面的其他国家民众遭受苦难的相关报道更能牵动人们的感情，而生动、熟悉与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也要比没有显著特点的暴行报道更令人难忘。在这样的气氛下，日本人自然会比德国人招来更多的仇恨，就毫不奇怪了，不仅如此，日本人还被认为是独具奸诈、凶残和狂热本性的民族。在军事上，日本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羞辱了美英两国，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珍珠港战役和新加坡战役。他们对待英美战俘比德国人更残酷（按照德国人自己的种族理论，德国人对待其他种族和民族，要比对盎格鲁撒克逊同族的战俘更为残忍）。当战争时运开始对日本人不利时，日本人想要在被打垮前疯狂地索取代价。日军致使盟军伤亡惨重，将人们前所未闻的一些地方变成了惨无人道和死亡的代名词：瓜达尔卡纳尔岛、塔拉瓦岛、塞班岛、贝里琉岛、硫磺岛、冲绳、英帕尔和科希马。在盟军与日本作战的最后几年里，一面是日本人不愿投降，另一面是盟军在战场上和做决策时，对抓获战俘或任何不能促成日本“彻底失败”的事情都失去了耐心；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并相互强化，形成了一种真正的恶性循环。因此，只有从更全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暴力、暴行与仇恨，才有可能了解战争中种族因素的全部意义。

珍珠港战役之后，美国人认为最能描述日本人性格的一个词就是“奸诈”。在整个战争期间，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一直都被视为证实敌人奸诈本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4]同时，日本人的这次偷袭在美国人中激起了对复仇的渴望，这是自身也戴有种族有色镜的日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即使是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这位早年出任日本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按理说他对美国人的性格有着切身的体会，然而，在他最早提出偷袭珍珠港计划时，也只是表达了通过对美国太平洋舰队一开始的致命打击使美国海军及美国人民“彻底丧失斗志、一蹶不振”的希望。大佐辻政信成功地部署了对新加坡的进攻，他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我们在当时的坦率想法是，作为商人的美国人不会继续进行这场长久又不会产生利润的战争，而如果我们只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交战（在不同时与苏联作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5]日本情绪高涨的民族主义者不断地煽动这种希望，他们渲染西方文化缺乏活力，普通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过于自私，他们不会支持一场在遥远国度进行的持久战；珍珠港事件刚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发生的事实似乎证实了这些偏见。日本军队在整个东南亚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美国军队被赶出了菲律宾，拥有十万兵力的英国军队在新加坡向只有34000人的日军投降。这就难怪即使是在1942年中期，当日军攻势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遭受挫败时，很多日本人依然深信不疑：英美敌人在心理上确实难以重整旗鼓了。[6]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日本人突如其来的袭击在美国人中激起了近似于种族灭绝的愤怒。在这样的氛围下，在珍珠港事件后，很快被任命为南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的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William Halsey）发誓：对日本的战争结束时，日语将只会在地狱中使用。哈尔西后来还提出了诸如“杀日本鬼子！杀日本鬼子！杀更多的日本鬼子！”这样的口号来鼓舞士气。美国海军根据哈尔西的一句名言，也提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口号：“牢记珍珠港——杀死他们！”[7]

然而，这种歼灭主义者（exterminationist）的论调，其所反映的不只是对不宣而战、遭受偷袭的愤怒，从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迅速做出的反应中，显然还可以发现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本质。《时代》杂志（Time）在相关新闻报道的开篇写道：“关于美国及其历史，有一个尚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在面对他们所处时代最重要的大事件时，美国的132000000民众将说些什么？这个答案是——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会说——‘哼！黄皮肤的杂种！’”[8]而这种对“黄皮肤”敌人所做出的瞬间反应在当时极其常见。即使是风格文雅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也刊载了一篇短篇小说，对日本偷袭夏威夷做出回应。这篇小说讲述了绰号为“黄色猿人”的日本人在一个酒吧里的对话。[9]然而，在这种笼统的种族主义反应中，却存在奇怪的曲解，它反映了对日本人长久以来的假设——日本人非常恭顺和缺乏想象力，因此，日本人不可能独自策划和实施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军事行动。当时的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肯定是德国人在背后唆使日本人采取这次军事行动。[10]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这种间接学到的奸诈应该可以推断出德国人具有双倍的奸诈。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日本人军事偷袭一直被视为暗箭伤人的象征，而日本士兵也很快被认定比德国士兵更野蛮、更凶残。

甚至在日本人投降，并出人意料地顺从接受了盟军提出的“非军事化及民主化”要求后，对日本这个极度残暴的敌人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在1945到1951年间，亚洲各地的特别军事法庭先后裁定了数千名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和其他一些常规的战争罪罪名。[11] 同一时期，在日本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军事法庭从1946初开始审判日本战犯，到1948年中期结束之时，战胜国起诉28名日本军事和文职领导人，认为这些人事实上参与了共谋实施暴行。军事法庭检察官控告说，他们发动了“大规模屠杀人类生命的暴行，不仅在战场上……还发生在家中、医院和孤儿院，在工厂与田间；遭难者也不分青年还是老人、强壮还是虚弱——男人、妇女和小孩都同样遭到他们的残害”。[12]然而，此前至少仍有少数盟军观察员认为，在一个大规模屠杀的时代，“暴行”本身的含义已经变得含混不清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京特别军事法庭上出现了一种尖锐的反对意见，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Radhabinod Pal）不同意对日本领导人参与共谋实施暴行的起诉，他甚至提议也许更应该起诉战胜国自己。帕尔在他的长篇意见书中宣称，亚洲战场上直接命令“大肆滥杀”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很可能就是“盟军列强决定使用原子弹”。[13]

帕尔法官引起争议的言论不仅挑战了孤立地看待日本人或轴心国暴行的固定思维，与此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战场，作为暴行实施者的敌人形象实际上是以对平民的轰炸开始和结束的——日本从1937年开始轰炸中国，而美国则在1944年和1945年对日本进行轰炸，其高潮是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空袭平民在二战结束时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于是很容易忘记，1937年日本开始轰炸中国城市如何震惊了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当时的行动如何使大多数欧洲人、美国人确信——这是一个仍处于文明世界之外的种族和国家。国际联盟和美国政府为此发表了谴责日本的声明，1937年9月28日，在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相关决议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谴责日本的声明，理由是“对驻留有从事和平活动的大批人口的大面积区域进行任何全面轰炸，都是不当的行为，它违反了法律和人道原则”。[14]1937年10月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著名的“隔离演说”中充满感情地提到野蛮的轰炸行为，美国国务院也在第二年的3月21日和6月3日对这种行为正式发表了进一步的谴责声明。6月3日的声明涉及分别发生在中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但指控内容是相同的。“一旦这些战争行动所使用的方法采取了残酷轰炸未设防聚居地的方式，从而造成屠杀平民尤其是屠杀妇女和儿童的结果，美国的公众舆论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野蛮残酷的战争方法。”声明中说，“这种行为违反了作为现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道行为规范的最基本原则。”[15] 1938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谴责“对平民不人道轰炸”的决议，在随后的讨论中明确地将日本视为这种“反人类罪”的主要作恶者，日本人实施的行为“使人想起原始、野蛮的国家对无辜民众犯下的残酷行为”。[16]

尽管对“黄皮肤杂种”袭击珍珠港的强烈抗议反映出在美国长期存在的一种反东方情绪，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一些传教士和畅销书作家，比如赛珍珠等人，已经做出努力来改变这种观点，为长期受苦受难的普通中国人赢得了一些尊重。这虽然在某些领域消减了基于皮肤颜色的一概偏见，但当日本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时，也加剧了美国人的反日情绪。中日两国的矛盾冲突在1937年7月升级为公开的战争后，有关遭受日本人轰炸的中国受害者的照片和新闻影片在西方引起强烈的情感冲击，并在大多数旁观者的脑海中定格成两幅画面：一幅是大肆滥杀妇女和儿童的日本人；另一幅则是对全面战争的一种普遍恐惧，尤其在杀人技术发展如此迅速的时代。（毕加索的壁画《格尔尼卡》完成于1937年6月，描绘了敌人轰炸这座西班牙小镇时造成的破坏。）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罗斯福总统在他之前对轰炸平民行为进行谴责的基础上，随即又发表了一份声明，言辞恳切地请求所有交战方避免这种“不人道的野蛮行径”。总统在声明的开篇说：“在过去几年蔓延到世界多个地方的敌对行动中，对驻留在未设防的人口聚集中心的平民无情地空投炸弹，已造成了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死伤，这种行径令每个来自文明世界的人都感到作呕，并使人类良知受到极度震惊。”[17]

德军1939年轰炸华沙、1940年轰炸鹿特丹、伦敦与考文垂，这些战争行为都被谴责为肆意妄为的恐怖行径。1939年，英国外交部公开声讨“德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的不人道行径”，并宣称“女王陛下政府明确承诺，无论德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何种政策，英国都不会谋求这种对非军事目标进行轰炸的政策。”1940年初，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丘吉尔谴责城市轰炸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新攻击形式”。同一年，罗斯福总统也再次请求交战各方克制对城市的轰炸行动，并表示“骄傲地看到，美国一贯在敦促禁止此项不人道行径方面起到表率作用”。[18]

然而，到了1942年，形势几乎完全被扭转，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都已变成战略轰炸的积极追随者，并不断完善使用燃烧弹的大规模城市杀伤技术，而轴心国则以正人君子自居，转而谴责这种恐怖的战术行动。事实上，珍珠港事件爆发数月前，英国、美国的指挥官们就秘密地达成了计划轰炸敌人城市的共识。1942年夏季，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汉堡进行轰炸，以报复两年前德国对英国的轰炸。在这次摧毁汉堡的军事行动中，英国皇家空军使用了其军械库中最新的武器：能够产生无法控制的风暴性大火的燃烧弹。在战争早期，英国领导人为了打击德国民心，除了支持对常规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轰炸之外，也支持对人口稠密的德国城市投掷炸弹。珍珠港事件后，首相丘吉尔经常发挥他出色的文学天赋，栩栩如生地描绘将日本人碾为粉末、摧毁日本城池，或将日本人的都市地区化为灰烬的画面。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之后，英国信息部长宣布，盟军将“轰炸、烧毁和无情消灭”德国和日本，而随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位新闻发言人的坦率和准确的预言。[19]

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美国军方就开始构想这项将日本城市付之一炬的计划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命令他的副官们制定应急方案，“对人口稠密的日本城市全面发动燃烧弹袭击，烧毁这些城市的木板和纸板结构。”[20]不过，总的来说，尽管美国支持英国皇家空军袭击德国城市，但与其英国盟友相比，美国策划者对这种以打击士气为理由、故意向平民实施恐怖性轰炸行动更多地持保留态度。他们更倾向实施比较克制的战略，在白天对军事与工业目标进行高空“精准”轰炸；事实上，即使当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从1944年底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后，在最初几个月中也遵循了这一基本政策。

1945年3月9日至10日晚，美国彻底放弃了精准轰炸战略，出动了334架飞机向东京低空投掷燃烧弹，将16平方英里的土地夷为平地，导致一百多万人无家可归。在东京大轰炸中丧生的平民人数多达8万到10万。这次大轰炸的策划者美军少将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后来描述说，很多人“被烧焦、煮熟、烘烤致死”。大火产生了炽热的高温，使一些地方的运河都沸腾起来，金属被烤化，建筑物和人体同时燃烧起来。日本政府用了25天的时间才将废墟中的尸体清除完毕。除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在东京与横滨蔓延的那场大火外，这是日本历史上记载的最惨重的一次城市大火灾。东京广播电台将美国的这项新政策称为“大屠杀轰炸”。在随后数月中，向城市地区投掷燃烧弹成为美军打击日本的主要空中战略。到了5月份，美军战机的炸弹装载量中有75%都是燃烧弹，根据最终的统计数字，在向日本投放的爆炸物总吨数中，燃烧弹的重量接近三分之二。到日本投降时，包括广岛和长崎在内的66座日本城市都曾遭受过精准轰炸和地毯式城市轰炸。因投掷燃烧弹和原子弹而死亡的日本平民的确切人数不详，但这个数字有可能接近40万人。[21]

尽管盟军指挥官对轰炸平民的道义问题（以及因地毯式轰炸激起公众不满而不利于战后空军部队发展的可能性）一直保持着敏感，但没有发生过持续的抗议活动。盟军空袭被广泛接受为正义的报复行动与合理的战略政策，只有少数批评者对猛烈轰炸德国城市提出伦理与人道主义的质疑，这些人通常会被斥责为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傻瓜或叛国者。[22]当东京被付之一炬时，美国国内几乎听不到任何抗议的声音。私下里，一些知情人士的确承认美国对日本战略存在着道义上的模糊，至少是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在1945年6月中旬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副官之一美国陆军准将邦纳·费勒斯（Bonner Fellers）坦率地将美国对日本的空袭描述为“历史上针对非武装人员最残酷、最野蛮的杀戮之一”。[23]但是，类似的想法很少在公开场合表露。1946年，盟军检察官们在被炸毁的日本首都东京指控日本领导人发动了这场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屠杀时，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讽刺的意味。日本不过是收获了它播下的恶种而已。

日本在它的敌人、甚至在它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前盟友中播下了死亡和强烈憎恨的种子。对中国城市的轰炸只是对这种仇恨的第一次大规模播种；在随后几个月乃至几年中，日本人似乎常常有意地吸引外界对自己的谴责，他们时常实施扭曲的病态暴行，并以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进行炫耀，这当然毫不意外地会被理解为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和故意表现出的某些乖张“民族性格”。不然的话，对这些极端残暴的行为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理解呢？例如，一些日本报纸在1937年底绘声绘色地报道了两名日本军官之间进行的“友谊比赛”，看谁能够首先用手中的日本军刀砍下150名中国人的头颅；或是在香港街头强奸和杀害尼姑；或在马来半岛将受虐至死的英国人尸体挂在树上，割下他们的生殖器塞进嘴里；或对在朝鲜和日本的老传教士们施加水刑，然后遣返他们回去讲述自己的经历。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成为日军暴行的牺牲品，或有多少日本人积极地参与了这些暴行。而关于很多此类暴行的指挥官责任也必然会一直引起争议，尤其是因为对指挥官责任的理解不是只有直接命令，还包括所在社会的影响、灌输和冷漠态度等概念。正如帕尔法官有时辩称的那样，日本人的很多暴行显然是“孤立”的事件。然而，对于日本人犯下的传统上认为的战争罪范围之广，以及真实发生的某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争议。盟军对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进行了着重的宣传，强调了日本人集体是一个具有凶残本性的民族。即使有一些怀疑者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盟国军队为了激起同盟国内的反德情绪，故意传播了一些未经证实的暴行的新闻报道，但这些怀疑者也不得不承认，大部分关于日军暴行的战时报道都基本属实。[24]

日军的暴行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大规模屠杀平民、虐待和杀害战俘、习以为常的酷刑、强迫劳动与用致命医学实验形式进行有组织的谋杀。最后一类犯罪行为在日本本土发生得不多（主要是1945年在九州帝国大学），但在中国东北的规模却相当大（科研人员组成的著名的“731”恶魔部队）。战争结束一段时间后，这一战争罪行才得到曝光。[25]相比之下，其他种类的暴行早已广为人知。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后的某些关键时刻，对这类暴行事件的报道都经过了美国与英国政府的精心策划。

我们已经注意到包含了中国和太平洋战争的这段时期，如何以空袭屠杀平民的场面开始和结束，同时，日军地面部队对平民的屠杀也从1937年开始，并一直贯穿到1945年这一时期结束。不仅如此，令人恐惧的大屠杀不断增加，因为到战争结束的最后阶段，日本人不仅大肆屠杀他们昔日所谓的共荣圈内的亚洲同胞，还杀戮他们自己的亲人和本国同胞。

中国民众是最先遭受日本大屠杀的受害者。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人就经常以各种理由在中国剿灭“土匪”（日本人对中国爱国抗日组织的污蔑说法）。然而，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起，日本人开始大规模地杀戮中国平民，在猛烈的炮火袭击和飞机轰炸下，1937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在随后六周内，日军在南京城内和郊区疯狂地随意处死、强奸和屠杀中国男人与妇女。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国遇难的总人数存有争议，但根据适中范围的估计，在炮轰和随后发生暴行中丧生的总人数应该在20万左右。[26]落入日军魔掌的其他中国城市，包括汉口、广州等，在屠杀中遇害的平民数量比南京少得多。为了巩固对华北的控制，日本人随后开始发动“农村扫荡”行动，对华北农民肆意实行恐怖政策。到1941、1942年，这一目的在于打击共产党的“扫荡”行动发展为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日语为“sankō seisaku”）。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或遭到大批残杀，或纷纷逃走，人口从最初的4400万减少到了2500万。[27]

除中国以外，日本地面部队还对共荣圈内的每个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屠杀行动。[28] 1942年2月，英军在新加坡投降后，新加坡华侨成为日本人压迫的首要目标，在短短数天内就有五千多名华侨被当场处决，他们有的被斩首，有的被推入海中淹死，还有一些被机关枪射杀或刺刀挑死。[29]在日本军队中，只有军官才配备军刀，而低级别日本士兵使用的是刺刀；按照弗洛伊德（Freudian）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些日本军人将手中的刺刀捅入盟军战俘和亚洲各国手无寸铁的民众身体内时，他们感受到的肆意疯狂一定不只是一时的快感。这当然引起了那些向西方报告亚洲战况的观察员们的注意，不止一部美国宣传影片呈现了日本兵将婴儿抛向空中再用他们的刺刀将婴儿挑起来的画面。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月中，日本人的刺刀又在新的统治区挑死了几十名亚洲人和欧洲人。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曾在1942年3月向下议院报告，日军占领香港时，将大约50名英国军官和士兵绑起来后用刺刀挑死。此外，还有大量的报道说，日军在占领新加坡、中国香港时，还用刺刀残杀了医生、护士和医院里的病人。1942年4月，数百名在巴丹死亡行军中掉队的美军和菲律宾战俘被刺刀杀害；不久后，威廉·斯利姆（William Slim）将军目睹了一些缅甸村民被绑在树上，日军同样用刺刀杀死了他们。这是一种经济的杀人方法，因为它节约了弹药。但对于许多日本人（包括将刺刀比拟为普通日本人的正义之刀的知名画家们）来说，刺刀别有一种独特的魅力。[30]

然而，大屠杀的方式多种多样。日本人还用机关枪扫射受害者，或用军刀砍下受害人的头颅，或淹死受害者，有时还会先将受害者浸入汽油中然后再放火烧死。在荷属殖民地婆罗洲和当地其他一些地方，日军为了报复荷兰人摧毁油田和其他当地重要设施，在1942年初杀害了一百多名荷兰平民，一些人被砍去肢体后推入海中淹死。[31]在1941—1942年日军占领期间遭受肆意暴虐的马尼拉，当1945年的2、3月日本海军陆战队拒绝投降并交出这座城市后，马尼拉城再次遭受可怕的屠杀。全城70万人口中共有近10万人丧生：他们或是死于炮击和轰炸，或是双方在街上交火时被击中，或是遭到日军虐待狂残杀。

其中一些最惨烈的暴行发生在麦克阿瑟宣布解放这座城市之后，最残酷的一次是在日军设置了最后一道防线的旧城区，日军对关押在天主教堂内的近千名菲律宾人质实施酷刑和杀戮。1942年从巴丹逃跑出来的菲律宾著名编辑罗慕洛（Carlos Romulo），1945年与麦克阿瑟率领的部队一同返回马尼拉，他描述了在返回时惊恐地发现马尼拉已经变为“黑暗、抢劫一空和散发着臭气”“死尸和受尽酷刑者的一座城市”。“我看到昔日的邻居和朋友，他们遭受酷刑的尸体被堆在马尼拉街道上的尸堆上”，罗慕洛记录道，“他们的手被绑在背后，身上到处是刺刀划过的印痕。一名曾经和我儿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女孩，一言不发地抬头看着我，她年轻的乳房上布满了刺刀纵横划开的伤痕。我看到了神父、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还有被日本人挑在刺刀上玩弄的婴儿。幸存者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失败后疯狂杀戮的日军所为。”[32]全世界再一次面对日本帝国的刺刀留下的印记。

当日本帝国陆军、海军退居防御状态，并开始在这场战争的所有战区都面临注定的失败时，日军武装部队开始屠杀自己的同胞与战友，并以恐怖、绝望的自杀行动结束自己的生命。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始，盟军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看到日本的“万岁冲锋”（banzai charge），目睹日本士兵负隅顽抗、不愿投降。1944年7月9日，登上塞班岛的盟军经历了一幕恐怖的新场景：住在塞班岛重要前哨的几百名日本平民，他们宁肯在杀死自己的家人后自杀，也不愿投降。因为他们事先已被告知，美军将对他们实施强奸、酷刑折磨和杀戮，相比之下，自杀是一种更痛快也更有荣誉感的选择。在盟军进攻面前，有些日本家庭用日军发给他们的手榴弹集体自杀，或从悬崖上纵身跃入大海或山谷。有一些试图向盟军投降的平民，遭到了日本士兵开枪射杀或用刺刀刺死。事实上，确实有数千名平民违抗了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向盟军投降，然而，在同盟国的公众意识中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屠杀平民的恐怖场景。这类新闻题材不仅得到广泛报道，美国军方拍摄的影片也记录了一些平民死亡的场面，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常规教育资料。[33]数月后在冲绳岛（Okinawa），驻冲绳岛的日本指挥官再次命令平民自杀而不是投降。日军在冲绳岛拖延了数周，始终陷于溃败、被围困与死亡的痛苦之中。冲绳战役结束时，共有9.5万平民在敌人的炮火中丧生，或死于日军士兵、自己的亲人和信赖的朋友之手，或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几十年后，艺术家丸木位里（Maruki Toshi）和她的丈夫丸木俊（Iri）根据冲绳发生的悲剧绘制了一幅巨幅壁画，正如他们在画中描绘的那样，日本军国主义者最终向他们本该保护的日本民众大开杀戒。[34]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二战期间曾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新闻宣传稿，1942年，乔治·奥威尔多次发表评论说，毫无疑问，日本攻击欧美国家在亚洲殖民活动所用措辞“狡猾”“引人注意”，然而，日本自己也占领了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伪满洲国”和中国大陆部分地区，这说明日本所使用的这些有感染力的说辞全都是谎言。“对那些宣扬日本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了整个亚洲种族反对欧洲种族事业的人，最好的回答是：那么为什么日本不断地针对与他们一样同为亚洲人的其他民族发动战争呢？”奥威尔接着说，几百年来，日本人一直信奉“一种比德国人更极端的种族理论”，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是神圣的，而其他民族则生来低等。[35]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在日本新的亚洲南部共荣圈内的亚洲人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他们时常遭受日军士兵的侮辱；被逼迫向日本天皇居住的东方鞠躬；被强迫学习日语；遭受令人憎恶的日本宪兵队的百般折磨；还被押去做体力苦工，数万人因此被劳役致死。即使是日本人的合作者，比如缅甸的巴莫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Sukarno），他们也对许多日本人向其他亚洲人表现出来的蔑视感到震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缅甸的残忍、傲慢和种族优越感，”巴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一直是缅甸人民对战争年代的最深刻记忆；对很多东南亚人来说，这些是他们关于战争的所有记忆。”[36]

日军士兵，尤其是刚入伍的士兵，他们嗜好以上级对待他们的方式侮辱非日本籍的亚洲人，他们在将自己所受压迫转嫁给别人时，又夹带着种族傲慢。尽管这些做法使日本人受到憎恨，但这还只是一种粗暴的行为，还不能算是暴行。然而，酷刑就属于另外的重要问题了。日本宪兵队在共荣圈内横行跋扈，他们将一些常规的酷刑方法（水刑、拷打、饥饿、火刑、电击、牵拉腿部的关节韧带等）与变态的种族怪癖结合起来：在日本海外的许多区域，宪兵队将实施暴力的工作交给他们征募的朝鲜人或中国台湾人。[37]然而，对数以万计的亚洲平民而言，二战期间日本最野蛮的政策并不是惩罚或酷刑，而是被日本人强迫做劳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岁月至少见证了日本对亚洲劳工四次持久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殃及被强掳至日本本土的朝鲜劳工与中国劳工、在印度尼西亚本国及国外的印尼劳工，以及被强征去修建臭名昭著的缅甸-暹罗“死亡铁路”的东南亚劳工。从1939年到1945年，近67万朝鲜人被运送至日本从事固定期限的苦力，他们多数是在煤矿和重工业劳作，其中估计至少有6万人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死亡，还有超过1万的朝鲜劳工可能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丧生。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有比较精确的统计数字：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41862名中国劳工被强征到日本服劳役（根据日本内阁1942年11月27日的决定），其中2800多名劳工在离开中国前就已死亡，近600名劳工在乘船前往日本的途中丧生，还有200多名劳工在抵达日本各地工厂前离世。随后，又有6872名中国劳工在日本的工作地点丧生，最终仅有不到31000名劳工在战争结束后活着被遣返回中国。[38]对东南亚国家被强征劳工人数的估计相差悬殊，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在日本占领下的印尼人民在这方面尤其深受其害。日本非常残酷地强征印尼劳工，在一些印尼村庄，几乎所有身体健全的男人都被强行掳走，由此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混乱，印尼劳工死亡人数也高达数十万。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1月，被强迫参与修建缅甸-暹罗铁路的爪哇、泰米尔、马来、缅甸和中国劳工可能多达30万人；其中估计有6万人在疾病丛生的热带丛林中失去生命。除了这种有组织地对亚洲男性的虐待，在各个战场和日军占领地区，还有不计其数的非日本籍（以及贫苦的日本籍）女童、妇女被迫为天皇的陆海军士兵提供性服务。[3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一部精彩的小说和电影《桂河大桥》，缅甸-暹罗铁路的故事在西方国家变得家喻户晓。《桂河大桥》讲述了一名被俘的英国军官在帮助建造“死亡铁路”时倾注全情、之后又试图阻止英军特遣队炸毁大桥的故事。日本人无视普遍公认的有关战俘管理的战争惯例，在与战争有关的工程中，日本人的确使用了战俘，大约有六七万盟军战俘，他们主要是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印度人与荷兰人——最后被迫与“当地”劳工一同参与修建缅甸-暹罗铁路。早在1945年，西方就曾报道这些战俘中大约有1.5万人已经死亡，这一数字后来证明相当准确。[40]正是因为这类有关日军针对白人军队施暴的报告，使英美国家进一步确信日本人比德国人更残暴。然而，在此之前，英美对日本敌人特别仇恨的观念早已牢固地建立起来。

无论是德军暴行还是日军暴行的新闻报道都在英语媒体中频繁出现，但尽管如此，发生在1943年与1944年前几周备受关注的日军三次虐待战俘的暴行事件，依然被广泛地解读为日军的残暴野蛮无出其右。这三次暴行事件全都涉及日军屠杀白种人战俘，并且三次暴行事件都是英美政府在得知消息的数月后才通过官方渠道披露给英语国家的公众。这是一种最复杂的宣传形式，它将具体的事件转化为图形与符号。在我们讨论日军虐待白人战俘的暴行造成的感情冲击时，可以先回想之前有关德军几次战役的叙述。在东线战场，德军估计共俘获了550万的苏联战俘，到1944年中期，至少有350万苏联战俘已经死亡。然而，大部分美国人、英国人都对本国同胞的命运更为敏感，因此，他们眼中看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在德军和意大利纳粹俘虏的235473名美军和英军战俘中，只有4%（9348人）的英美战俘死于俘虏他们的人手中；而27%落入日军手中的英美战俘（132134名战俘中有35756人）都相继死去。[41]在当时，没有人手上有这样的数据，但是，这种趋势却是明显的。因此，对日军对待战俘比德军更残暴的看法存在合乎逻辑的解释，但尽管如此，这种看法本身具有文化局限性和种族偏见。

第一次真正引起轰动的盟军战俘事件发生在1943年4月，美国白宫宣布，日本政府判处几名一年前参加杜立特空袭日本的美军飞行员死刑。杜立特空袭是由陆军航空队中校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率领机队，从远离日本海岸线的美国航空母舰起飞，轰炸目标是东京与日本的其他几个城市。这次空袭行动对日本造成的实际损失不大，但却从心理上极大地鼓舞了盟军，同时也使日本领导人受到极大震惊，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扩张野心。美军飞行员迫降到日军占领的中国沦陷区后，有八名飞行员被日军俘虏。1942年8月20日，根据日本一周前才通过的一项军事法规，美国飞行员被控犯有战争罪行。该军事法规明确针对“袭击日本领土、‘满洲国’和日军军事行动地区的敌人飞行员”，并将轰炸平民或非军事目标定为死罪。该军事法规在附加条款中说明，该法规可追溯适用于8月13日前发生的犯罪行为，死刑的执行方式是枪决。在可减轻罪行的情况下，有罪的敌人飞行员有可能被减刑为十年至终身监禁。根据这些条款，8名杜立特空袭日本的美军飞行员在中国举行的军事听证会上被判处死刑，但在东京对他们的判决进行复审时，其中五人获得减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另外三名在10月10日被枪决。

1942年10月，日本对新的军事法规以及判处杜立特空袭美军飞行员的“严厉惩罚”向公众进行了广泛宣传。日本政府声称杜立特空袭造成了近50位平民的死亡，其中包括一座极易辨识的医院中的病人，以及在一所校园里用机枪故意射杀的学生。事实上，日本政府对这些“冷酷与非人道行为”的谴责听起来就像四五年前日军轰炸中国城市时西方人撰写的文章。日本新闻媒体使用了“兽性”“邪恶”“疯狂”“非人道”和“丧失所有人性”等措辞，日本政府于1942年10月19日发表的有关杜立特空袭的正式声明中说：“那些无视人性原则的敌军飞行员已依据军法受到了严厉惩罚。”虽然日本对新的军事法规和美军飞行员的判决进行了宣传，但直到1943年4月23日美国白宫发布公告后，西方才开始对这些信息进行报道。[42]

罗斯福总统谴责日本人行径所使用的言语与日本人指控美军飞行员的措辞差不多：“野蛮”“未开化”“非人道”和“卑鄙”。而且，日本政府判处美军飞行员死刑的新闻报道在美国所激起的反应，真正堪比珍珠港事件在美国人中激起的愤怒。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向内政部报告这则消息及其在美国高级官员中引起的情绪反应时说：这则新闻报道“急剧地激发了民族仇恨和耻辱感，这将导致太平洋战场长期成为一个比欧洲战场更为紧迫的重要问题”。在英国人派发急件的同一天，《纽约时报》在星期天头条刊登评论文章《日军在战争中的野蛮行径绝无仅有》，副标题进一步阐述“东京无视《日内瓦公约》，在残酷虐囚的问题上一意孤行”。文章评论说即便是像恶魔一样野蛮对待敌方平民的德国人，也从未被指控杀戮履行自己职责的身着军人制服的战俘。1944年，有关杜立特飞行员遭受酷刑和被审判的故事，被改编成好莱坞一部最引人入胜的战争影片——《紫心勋章》。在影片最后，一位被判处死刑的美军飞行员发表了一段令人难忘的预言：[43]

美国人的确不太了解你们日本人，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但现在我意识到，你们对我们的了解更少。你们可以杀死我们——杀死所有人，或者一部分人。但是，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把对上帝的恐惧强加给美国，使美国人不再派飞行员来轰炸你们，你们就错了——大错特错！美国人将使你们的天空变成黑色，将你们的城市夷为平地，让你们双膝跪地请求怜悯。这是你们的战争——你们想要的战争——你们索取的战争。现在你们将会得到它——直至你们这个肮脏的弹丸之国从地球上抹去，这场战争才会结束！[44]

1944年，《紫心勋章》公映，这是第一部明确描述日本人虐待美军战俘重要的美国电影。在此之前，另外两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也被谨慎而有计划地向公众公布。1943年10月初，美国政府公布了从新几内亚一名日军士兵尸体上找到的一本日记的译文。这本日记是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部的翻译官发现的，日记中记录了一名美国空军战俘在3月被日军砍头处死的经过。这段篇幅不长的日记的确让人看得很揪心，其中包含了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年轻战俘的泰然自若（“我瞥了一眼犯人，他看上去已经准备好了。他凝视着草地，现在又将目光投向高山和大海”）；转瞬即逝的同情心（“当我将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时，普通人的感情就取代了每天轰炸而产生的仇恨”）；武士守则的术语（“我意识到刚才的感情并不是一种个人怜悯，而是作为有侠义风度的武士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狂躁和种族主义（一名日本士兵从被砍掉头颅的尸体中取出内脏并高喊：“这是对之前的报复——接住它。”然后日记又继续评论道“这些愚蠢的白人混蛋的肚子也很笨重”）；对死亡的亵渎（将砍下的头颅扔在地上，“像白色的娃娃一样”，让尸体的躯干流尽“最后一滴血”）；以及漫不经心的冷血（“如果我能够活着回去，这将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记录下来的原因”）。[45]

正好相反，日本士兵所谓的“精彩故事”对西方读者来说就是一场大悲剧。与当时的很多报纸一样，《纽约时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篇日记的全部译文，并发表评论说，这篇日记如同黑暗中的一把手电筒，照亮了“我们的亚洲敌人的真实本性”，它甚至比杀害杜立特飞行员的事件更可怕，因为后者至少还使用司法程序作为一个幌子，而这篇日记暴露的只有“原始的嗜血欲望和残忍的屠杀”——事实上，这是在日本文化中天生固有的赤裸祼的、种族的野蛮本性。《纽约时报》借用日本敌人自己的措辞进行解释：“日本人将他们的野蛮传统‘完整、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远古蛮神时代一直到现代”。《纽约时报》关于武士守则的解释是，在封建时代，武士经常在乞丐身上试刀，而当代的日本武士则“更喜欢用他们的白种敌人试刀，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敌人的脖颈格外的脆弱。”[46]

1944年1月28日，在公布了新几内亚的日本士兵日记三个多月后，美国政府又公布了另一则有关日军虐待战俘的消息。这是一则最令人震惊的新闻报道：根据从1942年4月巴丹死亡行军中成功逃脱的战俘对这次死亡行军的叙述，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有几千名美国士兵、菲律宾士兵病死、累死或是被日军当场杀死。美国政府在获悉这一消息半年多之后才决定向公众披露。美国政府向外发布这一消息时，英国政府也同时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日军对英国和其他联邦国家战俘的暴行。[47]就这样，洪水的闸门被打开了，关于日军累累暴行的报道像潮水一般倾泻下来，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没有消减。似乎没有任何人们可以想象的残暴行为是日本人做不出的：日军开枪射杀跳伞求生的飞行员，将战俘塞入拥挤的、地狱一般的轮船运输，毒打战俘或让战俘挨饿，对战俘进行活体解剖、阉割、砍头或残酷折磨，将战俘活埋或烧死，把战俘钉在树上或把战俘作为练习刺刀的靶子。

这些野蛮暴行并不是孤立的例子。不过，西方人被告知，这也不是在战争中普遍存在的行为，同时，也不应理解为这是由于一群被困在国外、不得不从事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的士兵所产生的狂躁。因为巴丹死亡行军毕竟发生在日本取得早期军事胜利的鼎盛时期。更适当的解释是引用当时对巴丹事件的一种典型评价：这些暴行表明了“敌人的真正本性……与禽兽一般、有时直立行走的敌人”。[48]至少在美国，直到1945年5月纳粹死亡集中营被曝光时，公众对德军的恐惧和愤慨，才达到可以和对日军的仇恨相比拟的程度。不过在那个时候，德国人已经投降了。[49]

在这些暴行事件被相继披露的同时，基于日本人愿意为这场战争付出自身惨重伤亡的态度，盟军阵营的许多观察者确信，这是应当被根除的敌人，而且是不得不斩尽杀绝的敌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之后，认为每一名日本士兵都必须被杀死的想法开始在美军中大行其道。1942年8月，在瓜岛战役初期，盟军仅将这场战役预计为一次小型的冲突战，然而，这场战役一直到第二年2月份才结束，估计共歼灭了2.4万名日军。[50]1943年5月，在白宫公布杜立特飞行员遭遇一个月后，西方人又获悉了日军在阿图岛和阿留申群岛的自杀式“玉碎令”，日军宁愿战死至最后一人也不愿投降；在二战最后几年中，盟军不断地收到这类报告，其中最引起轰动的是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袭击。

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最早在1944年10月被部署到菲律宾，随后即被日本国内赞誉为确保国家胜利纯粹的、无私的殉道者，但出于军事方面原因，西方政府将神风特攻队的出现及其战果向公众隐瞒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直到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去世，美国政府才公开有关神风特攻队的消息，而在一个月前，美国已经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燃烧弹轰炸。[51]尽管这进一步坚定了所有交战方决战到最后的决心，但其实这种决战到最后的意愿早已牢固地扎下了根。1943年，美国陆军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大约有一半的美国大兵都认为必须杀死所有的日本人才能最终获得和平。[52]战场上的盟军士兵被告知，他们所面对的是不同于任何其他类型的敌人，只有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没有其他选择。“与你们作战的是狡猾、冷酷和残忍的敌人，他知道如何杀戮，也知道如何死亡”，在一次典型的盟军战场动员讲话上，托马斯·布莱梅（Thomas Blamey）将军1942年在莫尔斯比港对一支澳大利亚部队说，“在几代人文明的浅薄外表下，他其实是一头亚人类野兽，他将战争重新带回远古蛮荒时代，在尖牙利爪的丛林法则下作战，因此，我们也必须按照尖牙利爪的丛林法则打败他，或杀死他，或被他杀死。”[53]一次美国海军的动员会上，曾使用一句简短的、带有一丝黑色幽默的送别辞：“每个日本鬼子都曾得到训导，他的职责就是为天皇尽忠。而你们的职责就是确保他做到这一点。”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四分之一的美军都宣称，他的首要目标不是帮助日本实现投降，而是尽可能多地杀死日本人。[54]这确实构成了大屠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是得到不能投降命令、战败的陆军和海军，另一方则是不愿活捉俘虏而沉迷于杀戮敌人的战胜的军队。在艰苦的缅甸战役结束时，根据斯利姆（Slim）将军的计算，日军和英国在这场战役中的阵亡人数比率超过了100比1，尽管在其他战场上的敌我伤亡比率要小一些，但仍然非常惊人。[55]

战场上的男人们会沉迷于彻底消灭敌人，这可以理解。然而，在对待日本敌人的问题上，这种痴迷被延伸到了许多远离战场的男人和女人身上，其中不仅包括了敌人的军队，还涵盖了作为一个种族和社会的全体日本人。很难说，这种纯粹的种族灭绝态度有多普遍，因为在所有阵营中都有很多人只是想要尽快结束这场杀戮。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有10%~13%的美国人一贯支持将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彻底消灭”或“灭绝”，与此同时，有差不多比例的美国人赞成在日本战败后对其进行严重报复（“以眼还眼”“惩罚、酷刑”等）。在经常被援引的1944年12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有一个调查问题是：“你认为战后我们应当如何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待？”13%的回复者希望“杀死所有日本人”，33%的人支持日本不再作为一个政体而存在（同一天还针对德国问了同样的问题，但删去了杀死所有德国人的选项，结果是34%的美国答题者希望德国不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56] 正如美国士兵在1945年时承认，他们的目标已变为杀死日本人，而不只是简单地获胜，即使在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已把他们的精力转向和平重建的任务时，仍然有数量惊人的美国人对日本在投掷原子弹后这么迅速就投降而表示遗憾。1945年12月，《财富》杂志进行民意调查发现，22.7%的受访者希望美国在“日本投降之前还能有机会使用更多原子弹”。[57]

那些了解美国人态度形成来龙去脉的观察者（知道他们的观点如何形成、以及政策如何制定）肯定会断定，彻底消灭日本人的政策得到了极其强烈的支持——甚至比民调显示的结论更为强烈。例如，1944年元旦，即美国政府披露巴丹死亡行军消息的几星期前，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呈递外交部的每周报告中已经提到“这里普遍感觉到了一种‘灭绝者’式的情绪”。[58]众多媒体、政治家和军界人物也都证实了这一观察。例如，在媒体方面，联合军事分析师陆军少校乔治·菲尔丁·艾略特（George Fielding Eliot）宣称，盟军的目标必须是“彻底地、无情地摧毁日本工业，直至在任何一家日本工厂，都不会有一块砖头摞在另一块砖头上，在日本也找不到任何的电动机、蒸汽机或汽油发动机，没有任何化学实验室，甚至连一本讲述这些东西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书本都没有”。一部1943年出版的畅销书上说，对日本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不止身体，还有灵魂……都将被彻底消灭，直到田地里……洒满了盐，男人被杀死，妻离子散。”[59]对于那些比较有历史知识的人来说，在公元前146年被古罗马人劫掠并夷为平地的迦太基，可以作为日本的一个恰当模板。罗斯福的总统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William Leahy）1942年9月在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面前将日本称为“我们的迦太基”，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继续作战，彻底摧毁日本”。数月后，《科利尔》杂志（Collier’s）发表了一篇名为“日本必须被毁灭”（Delenda est Japonia）的社论。这个标题借用了古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 the Elder）的一句名言：连续八年，老加图在古罗马议会上发表的每一篇演讲，在最后都会加上一句“Delenda est Carthago”（意思是“迦太基必须被毁灭”）。[60]1943年5月，美国政府成立了首个跨部门委员会，其中海军代表受命开始研究战后应当如何处理日本。这位海军代表透露，自己是海军上将哈尔西（Halsey）的名言“杀日本鬼子，杀日本鬼子，杀更多的日本鬼子”的一名笃实信徒。他呼吁“差不多完全消灭日本人这个种族”，他的理由是“这是关于哪个种族将生存下去的问题，白人文明正处在危急关头”。[61]同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其间他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指出“我们希望看到的、也是必要的过程，就是将日本城市和其他军需品中心化为灰烬，因为他们必须在灰烬中死亡，只有这样和平才能重返世界”。[62]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和亲信艾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1945年对亨利·华莱士说，美国应当继续轰炸日本，“直到我们将日本大约一半的平民人口摧毁殆尽。”[63]总统的儿子当时私下表达了这种个人观点，而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纳特（Paul V. McNutt）则在1945年4月面对一些公众说，他支持“完全消灭日本人”。当被追问他指的是日本军队还是所有的日本人时，他确认自己所指的是后者，“因为我了解日本人”。一星期后，曾经担任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的麦克纳特又召集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澄清他的评论仅反映自己个人的观点，而不代表官方政策。[64]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几天前，媒体引用海军中将阿瑟·雷德福（Arthur Radford）的话，“日本鬼子一直在自讨我们的进攻，他们很快就会得到它。日本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城市的国家——日本人将成为一个流浪民族。”[65]

不过，在这些有关日本的主流观点下，并非完全没有其他声音。在主旋律背后，还有一些人对日本人持有温和与意在调解的评价，其中最著名的评论家包括美国海军情报局海军少将卡里埃斯（Ellis Zacharias）、战时新闻处的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等社会科学家，以及美国国务院以休·博顿（Hugh Borton）和乔治·布雷克斯里（George Blakeslee）为领导的日本研究专家。然而，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下去，而英国和美国公众舆论的压倒性观点是要让日本得到“彻底的失败”，甚至将日本人完全根除。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并通常会从三个基本方面进行详细论证。这三方面的论点概述如下：

1.“自杀心理”的论点。该论点认为，日本人本身的狂热招致了自己的毁灭。政治学家哈罗德·桂克礼（Harold Quigley）是美国研究中国和日本问题的主要专家之一。1945年4月，当他被问到“一旦德国溃败，日本是否将寻求和平”时，他提出了受欢迎的论点。他预言说，正好相反，很有可能“武士传统将紧随其后，导致全国性的切腹自杀”。这种论点将大规模毁灭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日本人。《美国新闻周刊》（United States News）在1945年初评论，更恰当的问题并不是日本人是否应该被彻底消灭，而是“为了赢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盟军是否将不得不杀死日本的几百万人直至最后一个”。[66]

2.“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论点。该论点认为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应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同盟国不彻底的胜利。这种观点坚称，任何非彻底的失败都会让以后的军国主义主义者声称，日本从未被真正打败过，用海军上将哈尔西的话说，“就像德国人之前那样，利用这段时期的和平为另一场战争做准备。”[67]与这种对历史的解读类似或相呼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百年战争”的论点——这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日本人与总体上“能忍耐”的东方民族一样，擅于从长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跨度考虑问题，而不仅仅是几年或几十年；在日本领导人看来，这场当前的冲突也只是日本征服世界百年战争计划中的第一步而已。例如，在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两周前，《科利尔》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的百年战争计划》的社论——与惯常的做法一样，社论也引用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观点来支持社论论点，文章写道：“日本鬼子大约有2500多年的历史，尽管有证可查的记录只能追溯到大约公元230年，”该杂志对读者说，“因此，他们可以从一种长远的视角来考虑战争和停战。”——鉴于此，一场决定性的失败是必不可少的。[68]

3.“心理净化”论点。这种观点认为，应当让日本遭受巨大的破坏和苦难，这不只是作为惩罚或对结束战争至关重要，而更是因为只有将日本城市化为灰烬，才可能从整体上彻底净化日本人狂热的、关于国家与种族命运的军国主义思想。正如参议员托马斯·哈特（Thomas Hart）在1945年春明确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战教训”观点的一个必然推论。退役的海军上将哈特曾在1939年到1942年期间担任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他警告美国人要提防日本人提出的和平条件：“他们并非在寻求真正的和平——只是利用停战给自己几年准备时间，以再次企图主宰整个远东地区，然后再统治世界其他国家。那些野蛮人（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在向日本人灌输，这是大和民族的神圣使命。这种思想已融入日本人的血液，必须得到净化。”自由派和左翼分子也愿意将日本彻底失败看作心理上的需要，因为这在未来几年中将有助于清除军国主义诉求和盲目崇拜天皇的国民心理——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休克疗法。因此，国务院的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强调“日本被彻底击败意味着……从根本上修正她整个的国民心理”。而出版了很多著作的左翼亚洲专家毕生（T. A. Bisson）认为，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那么，“这一代人”就将有必要再次与日本开战。[69]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指向一个同样的结论：有必要而且应当将战火引向日本本土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孩子。这意味着战场上的全面胜利，意味着统治阶层的无条件投降，还意味着日本的每个家庭都将面对恐怖、心碎和难忘的记忆。日本人关于“战斗到最后一刻”和“百年战争”的宣传实际上助推了这些仇恨、激情与令很多人痛苦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呼吁将日本“彻底击败”的口号，反过来也强化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力度，他们此时正在极力动员大批日本人为国捐躯。正如一家主要的日本报纸在硫磺岛（Iwo Jima）战役后发表文章说，“敌人计划把日本和日本种族从地球表面清除掉，这并非只是一种宣传。”[70]

在研究军事史时，一种更能激发好奇心的研究方法是暂时偏离方向，想象一下那些并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研究者来说，最吸引他们关注的有几种假设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日本人只是袭击英国和欧洲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或者他们在偷袭珍珠港的途中被发现，那么情况会怎样？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日本人预计的一样停靠在夏威夷港口，或者日军随即又进行了新的一轮轰炸，袭击目标中包括燃料储存库等，情况又会怎样？假如希特勒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没有对美国宣战（现在仍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日本在中途岛战役之前就已经改变了海军的密电码、堵上了致命的泄密漏洞，或者驻扎在莱特岛的日本海军指挥官更大胆、更有想象力，那么，这些情况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进程呢？如果美国采纳了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Ernest King）等人一直主张的“太平洋第一”的战略，那么日本人能坚持多久呢？另一方面，如果日本人没有过度扩张，他们又可以将战争拖延多长时间呢？此外，如果盟军愿意而且能够在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上做出一些妥协，或日本天皇不那么保守，而愿意更积极地促成和平，情况又会怎样呢？战争是否有可能在最后几年可怕的大屠杀发生之前就早一些结束呢？在这些频繁耳闻的与事实相反的臆想基础上，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一个更为虚构、同样激起人们好奇的假设：如果日本战胜，他们将以何种形式进行战争罪审判呢？

从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敌方的指责中，可以拼凑起一个合理的答案。例如，不难想象的是日本检察官将起诉某种“阴谋”罪名，就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盟军检察官一样。更确切地说，他们所指控的阴谋罪行可能会集中在四个方面：（1）英美国家长期以来在亚洲争夺霸权的野心，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2）到了近期，英美联合起来企图通过军事和经济压力削弱日本，这大概可以追溯到1919—1922年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Versailles and Washington conferences），至少不会晚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战争罪审判中，日本的“阴谋破坏和平罪”是从1928年开始的）；（3）战争时期的两大列强（或者三大列强，包括中国在内）合谋，企图永久地将日本贬为“三等国家”，甚至是“奴隶国家”，这反映在同盟国最高会议和盟军指挥官发表的有关无条件投降、瓜分日本帝国等内容的宣言和声明中；（4）“阴谋犯下暴行”。这项罪名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将集中在对城市地区的恐怖轰炸政策上，其中达到顶点的是决定对日本使用核武器。除了这份假想的起诉书外，还可以预料，日本也会设立军事法庭，审判被控犯下暴行和其他常规战争罪行的盟军军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设立何种形式的战后军事法庭，日本人都会最严厉地行使胜利者的正义。然而，那并不是重点。对这样的战争罪审判进行设想，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路径，它帮助研究者看清日本反对英美敌人的重点是什么，并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暴行、战争罪和战争责任的问题。

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长期规划是出了名的糟糕。日本在军事上的预测是短期的，占领计划是在侵略南方地区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后才仓促起草的。显然，对一个在1942年底已对战争失去控制的官僚机构而言，几乎不会有任何关于“战后”的规划。尽管如此，在1943年夏天，日本人的一个所谓“大东亚战争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内容相当于对美国和英国的一份初步的检方陈述。大东亚战争调查委员会的成员由来自大型商业、政界、学术界和外交使团的知名人士组成，它的“第一份”（显然也是最后一份）报告于7月份用英语发表，报告标题为“美英针对日本的挑战”。[71]日本外交政策顾问有田八郎（Arita Hachirō）首先对报告做简要介绍，其中提到了“需要将敌国违背了所有正义和人性原则的粗暴言行公布于众”，然后开始对目前这场冲突的原因进行详细总结。这份报告宣称大东亚战争是“东方种族对西方侵略的反击”，美国则被描绘成日本的一个主要敌人，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美国一方面虚伪地要求中国敞开国门，而另一方面则实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禁止外人对美洲的干涉。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美国人反对日本的情绪和活动稳步增加：试图使“满洲国”无效，并在日俄战争后为美国在那里争得铁路权；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批评日本对中国的立场；在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向英国施压，迫使英国放弃英日同盟；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强加了不利于日本的海军军备限制规定；遏制日本人移民和商业的政策；与英国一起支持蒋介石打击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其东北地区的合法权益，尤其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ABCD（美国、英国、中国与荷兰）包围网（ABCD encirclement），旨在对日本实施经济扼杀，同时加强英美军队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势力。“傲慢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向根据‘白人的使命的信念’对世界霸权垂涎三尺”，“大东亚战争调查委员会”在评论ABCD包围网时声称，“他们因此胆大妄为地采取了旨在扼杀日本的政策措施。毫无疑问，日本被迫拿起武器反抗。”

这份冗长的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详细讲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几年中“包围网的罪恶性质”，当时日本的贸易被禁运，日本人的资产也被冻结。报告还列举了比较长期的“阴谋”，不过，其中很多反对英美列强的历史论点，实际上是从当时一本普通的英文资料上摘取的，即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Whitney Griswold）在1938年出版的《美国的远东政策》（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大东亚战争调查委员会还认为，当前美国和日本的冲突与美国历史上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密不可分：西进运动和种族斗争。委员会呼吁重视美国先驱向西扩张时对美洲印第安人的驱逐和屠杀，简要地提及了“黄祸”情绪的抬头，并且由此得出结论：“当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时......才第一次认识到美国对日本帝国怀有一种几乎病态的嫉妒，因为日本是有色人种世界中唯一的一流强国。”报告《美英针对日本的挑战》指出，英国对日本的政策从根本上与美国相同，不同之处只在于英国“不像美国那样粗俗地出风头”。如果日本没有奋起冲破这个包围网，“摆在她面前的道路就只有自杀或毁灭。日本选择了奋起自卫。”

大东亚战争调查委员会没有提到珍珠港事件后的发展，但指责同盟国列强正在密谋将日本贬低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并通过对日本各地进行的空袭，有计划地对日本平民实施屠杀暴行。在此之前，同盟国首次在开罗会议上提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将同盟国的政策斥责为想把日本贬低到一个“奴隶国家”的地位；此外，在杜立特空袭之后，轰炸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也被定为死罪。[72]在常规战争罪和暴行的问题上，如果日本针对敌人提出起诉，那么，起诉书中必然会详述，在“杀死敌人或被杀”和“格杀勿论”等盟军口号下进行的这场战争，对于日本这一方意味着什么。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军人就受到训诫，要求他们彰显出真正的勇敢，同时避免对敌人做出会受到谴责的行为。天皇在1882年颁布了重要的《军人敕谕》（Imperial Precepts to Soldiers and Sailors），二战时期所有的日本军人都要背诵这篇训词。《军人敕谕》共包括五条训谕，其中第三条规定，军人的行为应当遵照以下原则才能赢得敌人的尊重。“好勇无谋，动辄肆威”，敕谕预言，“势必至招人之忌，而使人畏之如豺狼也。谨守此道。”同样地，日本军人放在口袋里携带的《战阵训》（Senjinkun）也告诫他们不要用残暴行为玷污皇道的荣誉。

日本民众并非完全不知道日军在国外的残暴行为。新闻媒体上刊登了砍掉150名中国人头颅的“友好竞赛”，以及一名日军士兵在新几内亚将一名美军飞行员斩首并期盼着回家后向人炫耀这段故事的日记内容。不过，有关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血洗马尼拉等大屠杀报道似乎都被成功地屏蔽掉了，甚至连一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士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例如，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之一悉尼·马仕比尔（Sidney Mashbir）描述，一位外务省官员听说日军对马尼拉的洗劫，并看到了相关报告和照片后，明显地受到极大震动。[73]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自己一方的军队犯下的暴行也只是偶然现象，而敌人的残暴行为则是有计划的，而且反映了敌人在本质上的邪恶民族性格。

在日本军人和平民中，盛传一些非常耸人听闻和具有想象力的有关盟军暴行的谣言。据说，中国人将他们的战俘烤熟并挖出战俘的心脏；[74]年轻的美国人要杀死他们的父母后才有资格参加海军陆战队，而且经常会强奸和杀害亚洲妇女（这是促使塞班岛和冲绳岛的日本平民集体自杀行为背后的谣言之一）；[75]盟军在战场上让战俘躺在地上，开动坦克和推土机从他们身上碾过；如果盟军获得胜利，他们将大规模地灭绝日本人口。也许最有想象力的一个传闻是，据说盟军打算把日本改造为一个国际公园，除了留下五千名有吸引力的女人作为导游外，其余的日本人全部会被杀死。[76]不过，还有一些其他的报告却不是虚构的。日本人指控盟军肢解战场上的日军尸体作为纪念品，进攻和击沉医务船只，射杀弃船逃生的水手和跳伞飞行员，杀死战场上的伤兵，对战俘施以酷刑和处决——所有这些都真实地发生了。

人们通常都认为，那些经历过战火并能够幸运地活着返回家园的男人们，会向他们的朋友讲述战争期间的故事。但事实上，很多亲眼看见和亲手实施过这些可怕事情的士兵们，会选择不再回想这些记忆。他们开始投入新的生活，并试图埋葬过去。只有当很多年过去之后，这些回忆才会慢慢地再次浮现，并期冀重逢。显然，这是许多参加过亚洲战争的老兵们的真实情况，从他们对二战最真实的回忆录中，人们所读到的不仅有发生在丛林和岛礁上的太平洋战役中所有交战方的人性丧失，还有他们对盟军暴行的承认。1959年，格伦·格雷（J. Glenn Gray）发表了一部反思二战的著作《勇士们》，在这部著作中，他讲述了一位老兵几年前在一班学生面前的回忆，这位老兵的部队如何在一座已被美军攻占的岛上意外地发现并“狩猎”（flushed）一名受困的日本士兵，他们以日本兵为靶子，射击娱乐，而那名士兵则在空地上拼命乱窜，以躲避子弹：

士兵们发现日本兵的滑稽动作令人捧腹，而这阵欢笑也使这个不幸的人免于早早丧命。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成功地杀掉了他，这件事情令全排的人都兴奋不已，接连好些天一直在谈论这个笑话。在向学生们讲述这个故事时，老兵强调了敌兵与动物的相似之处。在场的美军中显然没有任何人考虑过，那名日本士兵可能也有作为人的恐惧感，并且想让对方饶自己一命。当回忆这件事时，令老兵迷惑不解的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很好笑。而现在，在几年之后，他认为那是一件相当可怕和残忍的事情；但在当时，他却没有任何的内疚感。[77]

这名日本士兵孤独的死亡与盟军飞行员在新几内亚被处决是不一样的，没有人将这件事写入日记。尽管那位日本士兵很无助，但是由于没有投降仪式，从理论上讲他并不是一名战俘。但它们反映的人类悲剧却基本上相同，而类似的事件在很多其他盟军老兵的回忆录中也时常出现。例如，二战结束近40年之后，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一名响应了盟军招降的日本兵的命运。那名士兵从碉堡中走出来，双手放在头上；“现在，尽管我羞于启齿，但我们这边的一个人开枪打死了他。这不仅是一件很残忍的事，而且也很愚蠢。可以打赌说，再也不会有其他人出来投降了。”[78]1980年，美国畅销书作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出版了太平洋战争回忆录《再见，黑暗》，这本书回忆了冲绳岛上一名美军的年轻士兵，他因一位受人尊敬的指挥官的死亡而发疯，这名年轻士兵“抓起一把冲锋枪，不可饶恕地屠杀了一队刚刚投降的手无寸铁的日军士兵”。[79]1982年，军事历史学家丹尼斯·华纳（Denis Warner）出版了一本关于日军自杀部队的著作，书中介绍了他在布干维尔岛的亲身经历。一名美国指挥官命令下属开枪打死试图投降的日军伤兵。

“但是，长官先生，他们已经受伤了，而且想要投降。”在日军发起一次大规模袭击被美军挫败后，一名美军上校站在被清理过的一片区域边上，向一名少将指挥官提出抗议。

“你听到我的命令了，上校，”（少将指挥官）回答，在他的几码以外可以看到日本兵向上伸出的手。“我不要战俘。把他们全杀死。”

他们全部被射杀了。[80]

1981年，要塞出版社（Presidio Press）出版了美国生物学家E.B.斯莱奇（E. B. Sledge）教授撰写的一部令人深思的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中，斯莱奇痛苦地回忆了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经历。斯莱奇曾参加太平洋战场上惨烈的贝里琉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目睹了交战双方都因“野蛮、原始的仇恨”而走火入魔。笃信宗教和爱国主义的斯莱奇亲眼看到他的战友们走向了极端：从日本人尸体上砍下一只手作为战利品，从敌人死尸上“缴获金牙”，向一具尸体朝上翻的嘴巴里小便，射杀一位受到惊吓的冲绳老妇人，并冷漠地说她“只是一个想让我把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东亚老女人而已”。更令人恐怖的是斯莱奇发现自己也快要对这种行为习惯了。“时间在那里没有意义，生命也没有意义，”他在书中写道，“为活下来而进行的激烈战斗……侵蚀着文明的虚饰，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野蛮人。我们所处的环境对于在后方的人而言——无论是后勤部队还是平民——完全不能理解。”[81]另一位海军陆战队员在回忆太平洋战争时，也用类似的语言描述了这种人间地狱：“死亡就像头疼感冒一样常见……我已经不再属于人类……我只想杀人。”[82]这就是战胜方的军人对这场战争的回忆。

对于盟军不愿接受战俘的政策，日本人自己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在战争初期，日军曾经用死亡和受伤的日本人设置陷阱，并佯装投降对不设防的敌人进行伏击。同样地，某些事件再次被提升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地位，并被视为体现敌人的不可言喻、一成不变的民族性格的例证。例如，在听到过“戈奇（Goettge）巡逻”的故事后（2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接受一名日本人的假意投降时遭到日军伏击，导致大部分队员被枪击或刺刀杀死），海军陆战队中仍然不“了解”敌人的队员非常罕见——尽管他们也许在此之前甚至从没有见过日本人。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8月12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刚开始时，在此之后，“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的心理在战场上占了上风。[83]虽然美国和英国的国内民众对这句口号也众所周知，但很少有人理解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人真正想要理解它。“那么，在普通民众的想象中，我们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战争呢？”曾经在太平洋战场进行报道的前美国战地记者埃德加·琼斯（Edgar L. Jones），在1946年2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道，“我们冷血地射杀战俘，将医院夷为平地，炮轰救生艇，杀死或虐待敌方的平民，干掉受伤的敌人，将濒死的人扔入满是死尸的洞里，在太平洋战场上将敌人头骨上的肉煮掉后给情侣们当作餐桌装饰，或是用敌人的骨头雕刻拆信刀。”琼斯还提到美军调节火焰喷射器的火力，这样就不会使敌军目标即刻被杀死。同时，他还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行为归因于现代战争本身的性质，并强调所有交战方都这样做，但这些行为绝非是所有军人、甚至大部分军人赞同的行为。[84]

同盟国方面，战场上人性在某些形式上的退化，在战争正在进行时事实上受到了广泛的宣扬，特别是从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日本士兵身上收集恐怖的战利品（如金牙、耳朵、骨头、头皮和头骨等）的做法。某些军人甚至在参加战斗之前就已经开始迷恋金牙和割下来的耳朵了。1942年底，畅销书《孤岛浴血战》（Guadalcanal Diary）出版，在这本书中，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Richard Tregaskis）重现了几位年轻士兵在第一次遭遇日本兵之前振作勇气的对话。“他们说日本鬼子有很多金牙。我打算给自己做一条项链”，其中一名士兵说。“我想带回日本鬼子的一些耳朵，”另一名士兵声称，“腌制的。”[85] 在战后出版的一名海员的日记中，我们发现在1944年7月记下的一篇不起眼日记中，非常随意地提到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已收集17颗金牙，其中最后一颗金牙是在塞班岛上从一名受伤的、手还在动的日本兵嘴里取下来的。[86]斯莱奇在他关于贝里琉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一幅更令人痛苦的场景：一名受伤的日本兵在地上抽搐着，而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则用一把卡巴刀（kabar）将他的面颊割开，切下了镶着金冠的牙齿。[87]

尽管同盟国的宣传聚焦在三个半世纪前丰臣秀吉的耳冢上，但在目前亚洲的战争中，收集敌人耳朵的却是盟军的士兵。与收集金牙一样，这种做法已不是秘密。1943年中期，《海军陆战队员》（Leatherneck）月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写道：“那天晚上，斯坦利掏空了他的‘纪念品’口袋，里面有11只从日本鬼子尸体上割下来的耳朵。也许从平民角度看，会认为这些耳朵很恶心，但我们中间却没有任何人会这样想，也不会因此触动情感。”[88]然而，尽管身经百战的老兵以为平民会对这种行为感到震惊，但美国的新闻报道却证明，事实正好相反。1943年4月，《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当地的一位母亲请求当局，允许她的儿子寄给她从南太平洋战场上一名日本兵身上割下来的一只耳朵。她想把这只耳朵钉在家里的大门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同一天，《底特律自由报》也刊登了一篇它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一名应征入伍的未成年人为了“贿赂”他的牧师不要透露他的真实年龄，承诺将他收集到的第三对耳朵送给牧师。[89]

头皮、骨头和头骨是比较稀罕的战利品，但后两者在美国和日本都具有特殊的恶名。一位美国军人曾想送罗斯福总统一把用死亡的日本士兵的骨头制成的拆信刀（总统拒绝了这份礼物）；《生活》（life）杂志也整版刊登过一幅照片，上面是一位漂亮的金发美女和她在太平洋战场的未婚夫寄给她的一个日本人头骨的合影。《生活》杂志将此视为一件奇闻逸事，但日本人却对这幅照片进行大肆宣传，作为表明美国人国民性的证据。[90]《生活》杂志上另外一幅广为人知的照片，显示了美军军车使用日本人的头骨作为装饰品的做法。不过，出于实际的理由，用头骨作为个人战利品的做法并不流行，我们可以从当代一些报道的可怕细节中了解到其中的原因：首先，笨重的头骨不便于携带；其次，去除割下来的头颅上的肉的过程（用火煮掉、泡在碱液里，或放室外让蚂蚁吃干净等）气味令人作呕，十分难闻。

大多数盟军战士都没有参与这种收集纪念品的行为，《海军陆战队员》也刊登过一幅漫画，对从死者身上收集战利品的所有清道夫行为表示鄙视和怜悯。[91]但与此同时，大多数士兵都知道这种行为的存在，而且认为在当时环境下这种事情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从战场上阵亡的德国士兵或意大利士兵尸体上收集牙齿、耳朵和头骨，并在英美国家进行宣传，那么，这几乎必然会引起一阵骚动；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再次觉察到在这场战争中的种族因素。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回忆录所揭示的：战场上很多士兵都曾参加或至少亲眼看见对无助、受伤或已被抓获的日本兵所进行的杀戮。同样地，为了揭露日本人独特与天生固有的野蛮性格而向西方读者报道的日本人的行为，交战双方其实都曾有发生。然而，即使是承认这一事实的西方人，他们也通常会把盟军的这些行为解释为一种旧约式的正义报复。例如，抗日宣传画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一名跳伞的白人飞行员被日本飞行员用枪击中摔了下来。“今天你的对道德怎么看？”这是使用上述场景的一份宣传画的标题。[92]然而，当局势发生逆转时，日本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几个日本鬼子在他们的飞机被击中后跳伞，”一名年轻水兵在1943年年底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但几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用2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向日军跳伞飞行员开火，当后者摔在水面上时，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肉酱。”[93]这名年轻水兵接着写道，枪手们只是受到上级的温和批评，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枪法不错的称赞。这名水兵还补充道，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日本人自己先挑起的头。

对日军的一些屠杀行动，包括在布干维尔岛枪杀试图投降的日本伤兵，这都是由盟军军官下令执行，或者至少在事后得到了上级军官的默许与支持。例如，一名美军潜艇指挥官击沉了一艘日本运输船，继后又花了一个多小时用甲板上的机枪射杀了数百名、也许是数千名幸存的日本人，尽管这名美军潜艇指挥官在正式报告中记录下了这次屠杀，但他在事后得到了上司的赞扬和公开表彰。美国海军中有很多人对这一行为感到厌恶，这名军官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得到褒奖的这一事实，被他们理解为潜艇部队的高级指挥官对这种做法的支持。[94]另一起同样残酷的大屠杀发生在1943年3月4日，在持续三天的俾斯麦海海战结束后的第二日，美军和澳大利亚军队的飞机在海面上不间断地搜寻幸存的日本人，并朝他们发现的每只木筏和救生艇都开枪扫射。“这是一项相当血腥的任务，”一名美军第5轰炸司令部的少校在正式的战场报告中写道，“一些士兵感到很难受，但这就是你必须学习的东西。敌人正在竭尽全力地想杀死你，因此，你也要竭尽全力地杀死敌人。你不能在战争中冒险。”[95]

俾斯麦海海战对日本兵的屠杀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这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作战区域距离新几内亚岛很近，在这个岛上曾发生日军砍下盟军飞行员头颅的事件，而这件事激起了公众对日本“野蛮人”的愤怒。（海战和砍头事件几乎同时发生。）原因之二，杀死幸存的日本兵并不是秘密。同盟国新闻媒体严格执行军方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对这类行为的报道显然不属于严格限制的范畴。因此，1943年3月15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将这次搜寻日军幸存者的行动作为一个笃信旧约教义的范例向读者描述：“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将机动驳船后拖着的、挤满日军幸存者的救生艇变成了鲜血淋淋的筛子。日本鬼子经常向别人实施的残暴行为，现在也同样被用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在这次行动中，几乎没有几个穿着绿色军装的日本鬼子活着游到了岸上。”两周后，《时代》杂志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质问编辑这类“冷血屠杀”的道义何在。这封读者来信随后引发了一大批读者来信，这些读者在信中讥笑那种“兄弟之爱”的想法，在当前的战争中并没有立足之地。一位读者在来信的开头罗列出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然后反问原来那封信的作者，是否“会因为杀死一条发动了‘攻击’、无助的响尾蛇感到懊悔？”另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阅读这些‘冷血屠杀’是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我希望另外看到的一个美国古老的优良习俗是将日本鬼子的人皮钉在美国每一座‘房后小屋’的门上。”还有一位读者说，如果美国人对待日本人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在他们眼中“我们就会丢‘面子’”。[96]

“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的心理当然会形成恶性循环，记住这种心理有助于我们理解二战时期最强烈的观念之一：日本军队不会投降。尽管有时候也会有大批日军成为战俘，但在太平洋战场丛林中和岛屿上的战役中，大部分日军的确会负隅顽抗，直到他们被杀或自杀。这些日军之所以这样做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为天皇、为国家牺牲自己，同时，他们也得到了指挥官要求他们不许投降的命令。日本军队被告知，他们正在与恶魔般的敌人进行着一场圣战，很多人至死都相信他们将生命献给了一项伟大事业；对他们的敌人来说，他们是一群“疯狗”，但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却是烈士，在他们的男女同胞眼中他们是英雄。从众心理与群体疯狂可能也对这样献出生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在他们玉碎冲锋时会为他们带来陶醉，然而，责任、荣誉与服从，这些常见的特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日本军人会因为他们的国家或最高统治者呼吁他们做出牺牲而这样做。此外，还有一些日军负隅顽抗、拼死到底，这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投降将使他们的家人遭受排斥。

然而，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无数日本士兵的死亡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别的选择。美国战争情报局（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在1945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一群接受审讯的日本战俘中（其中很多人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俘虏），有84%的日本战俘说他们原本以为如果被盟军俘虏，他们就会被处死或遭受折磨。战争情报局的分析员称这是非常典型的情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多日本军人是对投降后果担心，“而不是武士道精神”，这是他们在战场无助的环境下选择死亡的主要动机，这至少和另外两种考虑的因素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日本军人选择死亡的另外两种动机是：担心会使家人蒙羞，以及“主动地希望为自己的国家、祖先和天皇捐躯”。但是，即使是一些愿意冒险投降的日本士兵，他们也会发现这样做不容易。例如，战争情报局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与日本战俘有关的文件中“描述了很多战俘在试图投降时，为避免遭受枪击而想出各种别出心裁的办法”，因为盟军方面“不愿意接受战俘而使投降变得极端困难”。[97]

正如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分析员自己承认的那样，这些日本兵的担心也并非不合理。在许多战役中，盟军士兵或他们的指挥官都不愿意俘获太多战俘。这不是一项官方政策，而且在某些时候也会有例外，但这种做法在亚洲战场广阔的地域上却是极为常见。在塔拉瓦战役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口号对“不要战俘”毫不犹豫：“杀死日本狗杂种 ！不要俘虏 ！”[98]——美军的某些部队因为在任何战斗中都恪守这条原则而成为传奇。例如，一名美军陆军上尉在战后不久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骄傲地宣称“第41师不要战俘”。这篇文章是关于麦克阿瑟指挥下的美军第41师的，日本东京玫瑰宣传广播（Tokyo Rose’s propaganda broadcasts）给这支部队起绰号为“屠夫”。这篇文章将太平洋战场上的战役描述为典型的“残酷、毫不留情的斗争”，抓获战俘的情况主要发生在这样做符合获取情报的军事需求时。我们得知，1944年营救艾塔普几百名盟军战俘的任务中，第41师的特遣队“甚至抓获了43名战俘，他们大部分来自劳动队（labor troops），参谋们抱怨说他们的战俘已经够多了”。同一年，在荷属新几内亚的瓦克德岛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但代价高昂的战役，“将军想要一名俘虏，所以我们就给他抓来一名俘虏。”[99]澳大利亚军队也有通常不接受俘虏的名声。在许多情况下，那些成为俘虏的日本兵也可能在当场或送往战俘营的途中被杀死。

这类性质的故事频繁地出现在与太平洋战场上老兵的对话中，他们就像格伦·格雷记录的老兵一样，经常用一种对那些日子里盲目的残暴行为感到难以置信的语气去谈论这些事情。不过，最能冷静地捕捉到这场残酷搏斗中的战争仇恨和战争罪行的著作，还要数林白（Charles Lindbergh）的日记。1944年中期，作为一名平民顾问，林白与驻扎在新几内亚岛的美军一同生活和飞行了4个多月的时间。林白到达那里几周后，他开始变得非常困惑，这不是因为士兵们的杀戮意愿，因为林白承认这是战争本身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而是由于盟军战士们对他们的日本敌人所表现出来的极度蔑视。林白被人们称为“孤鹰”，他所持有的孤立主义观点，使他站在了反对罗斯福总统政策的保守派一边。他真正认同的是一种被格雷称为职业军事家所怀有的、更具骑士精神的传统，虽然接受战争的必要性，但与此同时又对敌方保持尊重，承认敌方也具有他们的勇气与职责，而这一点并不取决于他们身穿哪一方的制服。林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中没有看到这种观点，相反，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他们都简单地将敌人视为一种动物和“黄色的狗崽子”，因此，林白的详细日记可能是有关太平洋战争中“他者”最直率的一手资料。

1944年5月18日，林白在一支海军陆战队停留了大约两周后，他记录道，军营中到处都是关于被日军抓获的美军飞行员遭受折磨和被砍头的报道。一个月后，在6月21日，林白在日记中总结了与一位美军将军的对话，将军讲述了一个杀戮日本人的实例：先给一名毫无戒备心的日本战俘一根香烟，然后从后面抓住他，将他的喉咙“从耳朵到耳朵地割开”。将军对林白提出的抗议嗤之以鼻。6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屠杀日本战俘与射杀正在跳伞的日本飞行员。林白还获悉，在某区域捕获的几千名日本战俘中，“最后只有一、两百名战俘被交上去，其余的则发生了一次意外。如果其他日本兵听说他们的同伴被带到机场空地，然后遭到机枪扫射，这件事是不会鼓励他们投降的。”对这件事林白听到的解释是，这是日本兵应该得到的报应，因为他们残害盟军战俘并射杀跳伞的飞行员。6月28日的日记提到了日本兵受到粗暴对待，有时发生在他们被枪决前，有时发生在枪决后。

7月13日，林白写道：“人们坦率地承认，我们的某些士兵虐待日本战俘，有时甚至与日本兵一样的冷酷和野蛮。我们的军人毫不迟疑地射杀试图投降的日本战俘或士兵。他们对日本鬼子的尊重还不如对待一只动物，而这样的行为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宽恕。”7月21日，林白再次提到美军中希望无情地消灭所有日本人的愿望。“如果一名日本士兵砍下美国士兵的头，他就是一个东方的野蛮人，他‘比老鼠还低等’”，林白评论说，然而，“如果一名美国士兵割开日本兵的喉咙，‘他这么做只是因为他知道日本鬼子已经对他的同伴做了同样的事情。’”林白仍然认为，“东方的暴行通常比我们的暴行更为恶劣，”但这条界线越来越难以划清。他在这一天之后的日记中记录，一位美军陆军上校告诉他，“我们的士兵就是不接受俘虏。”7月24日，林白来到一处战场，他看到日本兵尸体上的金牙已被掠走，其他死尸被扔进垃圾坑，还有一个洞中也全都是日本兵的死尸，这些日本兵原本试图投降，但美军冲他们喊“滚回地狱去，和我们一决雌雄”。

8月6日，林白在日记里描述了在飞行员营地的一块黑板，黑板的下半部用粉笔画了一个裸体女孩，上方吊了一个日本人的头骨。几天之后，他写道，当有消息说可以抓获日本战俘并承诺相应的物质奖励后，大量日本战俘被抓过来，但通常都没有什么奖励。林白记下了对一家日本人医院内的所有病人进行的屠杀，还提到澳大利亚军人在押送战俘去战俘营的途中，常常将日本战俘从飞机上推下去，然后报告说这些战俘切腹自杀了。然而，与此同时，有关日军阉割战俘甚至吃人肉的报道使林白相信，“尽管我们的军队有时候很野蛮，但东方人似乎更为恶劣。”林白在另外一篇8月初的日记中提到，一支巡逻队养成了使用日军尸体的大腿骨制作笔架、裁纸刀等物品的嗜好。8月30日，林白来到塔拉瓦岛（Tarawa），那里曾发生的骇人伤亡历历在目。其他人向他讲述，一名海军军官命令几名被俘日本兵站成一排，把能够说英语的人留下来审问，其余的全部杀死。9月初，林白在日记中写到，在一些岛屿上，海军陆战队员竟然将日军的死尸掘出来搜寻金牙。他们还在其他地方收集日军的鼻子、耳朵、牙齿和头骨。林白最后离开太平洋岛屿从夏威夷口岸入境时，海关询问他的行李里是否有任何骨头制品，并被告知这是一个常规性问题。[100]

进入1943年的最初几天，差不多是在林白抵达新几内亚的一年半之前，托马斯·布莱梅将军向其麾下的澳大利亚军队发表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演讲，当时，这支军队正在那座岛屿上与日军进行着同样艰苦的战斗，局势刚刚开始扭转，军队疲惫不堪。“你们已经使全世界明白，你们远远优越于正在和你们对阵的无人性的对手，”布莱梅将军说，“你们的敌人来自一个奇特的种族——人类和猿类的杂种。因此，像猿猴一样，当他走投无路时，他知道如何死亡。但他比你们低等，你们懂得这一点，而这一认识将帮助你们获得胜利。”将军接着将自己的军队比作古代勇猛善战的罗马军团，并告诉他们，尽管前方的道路漫长而艰难，但他们为之奋斗的是人类文明这一崇高事业。“你们知道，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家庭要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消灭这些害虫，”托马斯·布莱梅将军总结说，“如果文明继续存在，我们就不得不坚持到底。我们必须灭绝这些日本兵。”差不多同一时间，《纽约时报》在首页刊登了对前往布纳战场的布莱梅将军进行的一次采访，其中引用了他说过的类似的话。“与日本鬼子作战不同于和正常人类的战斗，”他解释说，“日本人有些像野蛮人……我们面对的不是自己了解的人类。我们要应对的是一些原始的东西。我们的军队对日本鬼子有正确的观念，他们将日本鬼子视为害虫。”将军甚至将敌人简单地称为“这些东西”。[101]

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能将优越的自我和低等的他者泾渭分明地进行区分的表达方式，然而，布莱梅将军并非唯一使用过这类措辞的人。日本领导人也发表过类似的讲话，呼吁他们“纯种的”（pure）同胞将英美恶魔赶出亚洲，甚至将他们完全消灭，并号召日本人发扬自己历史中传奇般的坚韧、勇敢。在对敌人进行谴责时，日本人也使用与布莱梅类似的语言。例如，在一篇抨击美军向日本城市投掷燃烧弹的社论中，称“这显然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试图用一个邪恶大脑所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手段对平民进行恐吓”。通过这些邪恶的行动，美国人彻底证明自己“完全缺乏任何能力来理解人性原则。无论他们的物质文明可能达到什么状态，他们在精神方面却只是一群无法无天的野蛮人，完全受到恶魔般的、放纵的嗜血欲望摆布。面对具有这样的行为准则与人性的敌人，文明世界必须奋起反抗，并以惩罚的力量作为后盾。只有通过对这些野蛮进行的彻底惩罚，才能确保文明世界的安全”。[102]

交战双方在宣传中都使用了很多这种类似的声明，从布莱梅将军的另一段演讲中更能体现出这一特点。“你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战友，”布莱梅将军对手下说，“但你们知道，为我们的国家而牺牲，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最崇高、最令人欣慰的成就。”这样的话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从日本指挥官口中说出（除了他们不会说“令人欣慰”之外）；不过，当日本人也提到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崇高性时，他们的敌人却以此为证据说明日本人特有的狂热与非理性，甚至说明日本人是集体精神错乱与具有自杀冲动。反过来，日本人也在贬低盟军的牺牲。在神圣的战争中，很少会对共同的人性进行思索，不管这些共同性在于勇气与理想主义，还是服从命令与无可奈何，再或者是傲慢自大、压迫和暴行。

盟军和日本人所宣传的有关敌人暴行的大部分，都来源于实际发生的事件，因此，这非常自然地激起所有人的恐惧、愤怒和仇恨。然而，现在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暴行被用于确证敌人天生固有的低劣和邪恶本质——而这正是其民族性的反映，但在事实上，战争双方的历史书页上都留下了不光彩的残酷和肆无忌惮的野蛮行径。盟军和日本人都宣称要捍卫的“文明”也未能阻止这些暴行冲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大规模破坏和个人暴力行为，其中既有新出现的方式，也有历史上的旧方式。盟军在宣传中指责日本人过去的残酷行为时，他们并没有歪曲日本人的历史。然而，盟军不得不以一种浪漫的方式看待或完全忘记他们自己的历史，因为这样才能将这些暴行定义为日本人独有的特征。例如，他们必须忽略西方历史悠久的酷刑与随意砍头的死刑，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在西半球种族灭绝印第安人，[103]西方奴隶贸易的“地狱船”，美洲印第安人被迫于19世纪30年代从美国东部迁移的死亡征途，美国内战时期1万多名北方联邦战俘死于安德森维尔战俘营（Andersonville），拿破仑、李将军、格兰特和谢尔曼采用消灭平民、恐吓平民等“现代”战略，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和亚洲残杀与迫使土著民死亡跋涉（the death marches），这些暴行一直持续到1941年。[104]此外，西方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死亡仪式感到真正震惊时，他们往往不仅遗忘了自己的“史诗般的失败”［诸如罗兰（Roland）、温泉关（Thermopylae）、阿拉莫（Alamo）与卡斯特（Custer）这样永不磨灭的名字］，也忘记了在获胜希望渺茫情况下献出生命的数千名盟军战士。仅举一例说明，二战中阵亡的英军飞行员人数是日本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死亡人数的十倍。日军接受某些死亡形式的确使他们与众不同，但这种差异可能被夸大了。[105]

在综合了历史性遗忘、选择性报道、集中宣传与一场真实野蛮战争的社会背景下，暴行、战争罪行对种族和文化偏见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偏见其实在暴行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并独立存在于任何特定的事件之外。那些看似随意的语言表达——布莱梅将军关于自己人无限的优越感，呼吁消灭无人性的日本人，宣称日本人是猿猴类和害虫；或者日本人关于他们的净化，以及他们所呼吁的严惩残忍的敌人或杀死英美恶魔，这样的语言表达在事实上根本不是随意一说。它们隶属于西方与日本文化中存在了数个世纪的认知网，而暴行只是用来证实这些认知的有效性。接下来章节的主题正是这些更根本性的认知。

[1] Allan Nevins，“How We Felt About the War”，收入Jack Goodman编：While You Were Gone：A Report on Wartime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1946：Simon & Schuster），第13页。

[2] 参看Peter Calvocoressi and Guy Wint，Total War：Causes and Cours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72；1974：Pelican），第259–260页、第565页。

[3] David W. Wyman，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1941—1945（1984-Pantheon），尤其是第x-xi页、第19—21、61、321—230页。怀曼（Wyman）指出，大屠杀几乎被《时代》《生活周刊》《新闻周刊》和其他一些发行量最大的美国杂志以及当时广为流传的新闻影片《时代进行曲》忽视了，一直到德国投降后，这样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4] 在1942年7月的民意调查中，73%的美国人同意日本人是奸诈的。依次排在后面的形容词是“狡猾”（63%）、“残忍”（56%）、“好战”（46%）和“勤劳”（39%）。Hadley Cantril编：Public Opinion，1935—1946（195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501页。

[5] 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这些话，出现在他1941年1月7日的计划中。收入Sanematsu Yuzuru编：Gendai Shiryō 35：Taiheiyō Sensō 2 [Contemporary Documents 35；Pacific War 2]（1969：Misuzu Shobū），第127页。辻政信在总结日本人的设想时继续说：“……当我们在南方取得某些重大胜利后，中华民国就愿意根据东亚共荣圈原则缔结一项无条件和平条约；俄国将与她的西方盟友决裂；当与中国签订和平条约后，我们有可能从中国派一支百万军队去伪满洲国（Manchuria），那将足以威慑任何来自俄国方向的更进一步的冒险行动，或是足以对付那里发生的任何袭击。”Masanobu Tsuji，Singapore：The Japanese Version（1962 Constable & Co.），第21页。关于日本人情报工作中的致命缺陷，尤其是敌方在心理和经济方面的可能性，参见Michael A. Barnhart，“Japanese Intelligenc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Best Case’ Analysis”，收入Ernest R. May编：Knowing One’s Enemies：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198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424—455页。

[6] 参看John J. Stephan，Hawaii under the Rising Sun：Japan’s Plans for Conquest after Pearl Harbor （1984：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其中“胜利病”一章。第122—34页；出处同上，第86、92、119页。

[7] James M. Merrill，A Sailor’s Admiral：A Biography of William F. Halsey（1976：Crowell），第53、92、111、202页；William F. Halsey and Joseph Bryan，Admiral Halsey’s Story（1947：McGraw-Hill），第123页。《海军陆战队员》为这句口号配了一幅不客气的插图：瞄准器的准星正对着一名眯着眼睛的日本士兵。收入Leatherneck 25.3（March 1942）第48页。

[8] 《时代》，1941年12月15日第17页。

[9] 《纽约客》，1941年12月20日第19页。

[10]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当问到日本为什么要袭击美国时，48%回复调查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受到了德国的唆使”。两个月后的1942年2月，更多美国人（68.5%的回复者）同意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是“德国战略的一部分”。Cantril，第1078页。

[11] 在第XI页对判决结果进行了总结：共有920名日本人被判处死刑，另外约3000名日本人被判有期徒刑。Philip R. Piccigallo，The Japanese on Trial：Allied War Crimes Operations in the East，1945—1951（1979：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2] 摘自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的陈述，收入R. John Pritchard and Sonia Magbanua Zaide编：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The Complete Transcript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1981：Garland Publishing），1：390.

[13] Radhabinod Pal，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Dissentient Judgment（1953： Sanyal & Co.，Calcutta），第620—621页。在一次地区审判中，作为辩护方律师的一位英国军官提出了类似的论证，称向广岛投掷原子弹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起诉日本军人对平民犯罪是不合逻辑的；Piccigallo，第115页。

[14] 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1943：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506.

[15] 出处同上，“隔离演说”见379—383页；6月3日声明，见《纽约时报》1938年6月4日。

[16] US Congress，Senate，Congressional Record，75th Cong.，3rd sess.，1938，83，pt.8：8922，9134，9523—26.（美国国会，参议院，《国会纪录》，第75届国会第三期会议，1938年，pt. 8：8922，9134，9523—26.）

[17]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1939 Volume：War — and Neutrality（1941：Macmillan Co.），第454、511–512、587–589页。第一封递送给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大使馆的照会日期为9月1日。12月又将一份内容相似的照会递送给苏联和芬兰大使馆。

[18] Robert Batchelder，The Irreversible Decision，1939—1950（1961：Houghton Mifflin），第172—173页；Catholic World 159（May 1944）：第103页。

[19] 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编：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1948：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 U.S.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1：135—150、591—611；Denis Richards and Hilary St. George Saunders，Royal Air Force，1939—1945（1954：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2尤其第117—140页；Max Hastings，Bomber Command（1979：Dial），第94—99、123—140页；另参见卡沃科雷西和文特著作中的“大规模轰炸”一章，489—508.关于丘吉尔的评论，参见Churchill，The Grand Alliance（1951. Houghton Mifflin），第510—512页；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1941—1942，and Casablanca，1943，（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在华盛顿的会议，1941—1942年，卡萨布兰卡，1943年》）第34—35页；Christopher Thom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197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372页。英国信息部长布伦登·布拉肯（Brendan Bracken）的声明，收入A. Marjorie Taylor，The Language of World War II，rev. ed.（1948：H. W. Wilson Co.），第41页。英国认为轰炸是一种削弱敌人士气的有效方法，这不仅源于英国在1940年受到德国突袭的亲身遭遇，而且还基于英国早期使用空中轰炸来镇压在印度和伊拉克殖民地起义的经验——这一点在讨论早期轰炸的道德性的辩论中常常被忽视掉。参见R. J. Overy，The Air War，1939—1945（1980：Europa），第14页。

[20] 转引自John Costello，The Pacific War 1941—1945（1982：Quill Trade Paperbacks），第105页。这段话的记录时间是1941年11月19日。

[21] Craven and Cate，第5卷，第20章，on “Urban Area Attacks”against Japan。李梅将军的描述参见他的回忆录，Curtis E. LeMay with MacKinlay Kantor，Mission with LeMay：My Story（1965：Doubleday），第387页。在向日本投掷的153000吨爆炸物中，有98000吨是燃烧弹；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Final Report Covering Air-Raid Protection and Allied Subjects in Japan（Report 11），第200页。另参见科斯特洛关于燃烧弹轰炸东京的资料，Costello，第547—553页。根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的估计，包括广岛和长崎在内，约有257769名日本人在突袭中丧生，但这个总数大大低估了广岛（报告中数字是71379人）和长崎（报告中是13294人）的死亡人数。在现有的对日本原子弹爆炸导致伤亡人数的估计中，最准确的是广岛死亡人数在130000到150000之间，长崎在60000至80000人之间。美国的战略轰炸调查团估计在对东京所有轰炸中丧生的日本人约为93056人，但这个数字可能也被低估了。参见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Effects of Air Attacks on Japanese Urban Economy（Summary Report）（Report 55）。关于原子弹爆炸的影响，参见Committe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on Damage Caused by the Atomic Bombsin Hiroshima and Nagasaki，Hiroshima and Nagasaki：The Physical，Medical，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Atomic Bombings（1981：Basic Book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79 by Iwanami Shoten），特别参见第113、115、367—369页。

[22] 关于轰炸和道德问题的总体介绍，参见Batchelder，尤其参见第170—189页；George F. Hopkins，“Bombing and the American Conscience During World War II，”收入The Historian 28.3（May 1966）：第451—473页；Ronald Schaffer，“American Military Ethics in World War II：The Bombing of German Civilians，”收入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7.2（September 1980）：第318—334页。关于这篇文章的讨论出处同上，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8.1（June1981）：第85—92页。另外，关于奇切斯特（Chichester）主教质疑区域轰炸道德性时的困惑参见Calvocoressi and Wint，第490页。对盟军轰炸政策的主要批评出自英国作家Vera Britain编写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28名牧师与和平主义者支持下，由唯爱社的基督徒与和平主义者在盟军开始空袭日本前出版：（“Massacre by Bombing：The Facts Behind the British-American Attack on Germany，” Fellowship 10.3（March 1944）：第50—64页。在同一期刊中，参看R. Alfred Hassler，“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10.2（February 1944）. 第19—21页，也参看Charles Inglehart，“America’s War Casualties，”11.7（July 1945）第119—122页。美国媒体对英国这本小册子的敌对反应在霍普金斯（Hopkins）著作的第467—470页有简要概括。然而，谢弗（Schaffer）证实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美国军界的领导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担忧（第323页）。

[23] Fellers’ memorandum to Lt. Col. Greene，June 17，1945，收入Bonner Frank Fellers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Box 3。

[24] 从盟军与日军的行为着眼，对暴行与战争责任问题做出最新分析的是Ienaga Saburū，参见Ienaga Saburū，Sensō Sekinin（1985：Iwanami Shoten）。多数判决结果收入B. B. A. Roling and C. F. Ruter编，The Tokyo Judgment：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I.M.T.F.E.），29 April 1946-November 1948，vol. 1（1977：APA-University Press Amsterdam BV）；下文简称为《东京审判》，该书第2卷中收录了法庭的反对意见。对日本人暴行最全面的记录资料仍然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再加上皮克加洛（Philip R. Piccigallo）编著的地方特别军事法庭记录。

[25] 关于“731”部队，参见森村诚一，Akuma no Hōshoku（《恶魔的饱食》）（1981：Kobunsha）；John W. Powell，“Japan’s Germ Warfare：The U.S. Cover-Up of a War Crim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2.4（October-December 1980）：2-17；也参见Powell’s “Japan’s Biological Weapons，1930—1945：A Hidden Chapter in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37.8（October 1981）：44—52。九州帝国大学的实验发生在1945年5、6月，涉及对8名美军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家永三郎在《太平洋战争，1931—1945年》对这件事与“731”部队进行了简要讨论。参见Saburo Ienaga，The Pacific War，1931—1945（1978：Pantheon），第188—190页。

[26] 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总结的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便利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参见John Burgess，“Rewriting the ‘Rape of Nanking，’”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ition，February 11，1985，18. 中国官方统计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是30000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估计6周内被日军屠杀的平民和战俘人数约为200000人（参见审判“判决书”的第8章）。洞富雄（Hora Tomio）提出因交战和暴行死亡的人数合计为200000。

[27] 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196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第41、48、55—56、58、194—195、207—208页。

[28] The Tokyo Judgment，第396—401页。

[29] Louis Allen，Singapore 1941—1942（1977：Davis-Poynter），第34—36页；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1951：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369—370页。珀塞尔（Purcell）在其著作中引用了一名日本陆军中佐（lieutenant colonel）战后的证词，这名陆军中佐声称他一进入新加坡就被告知将有5万左右的华人被杀。

[30] 日本兵故意将婴儿挑在刺刀上的画面出现在1943年雷电华影业的《旭日背后》，以及美国陆军部为宣传推广战争债券而拍摄的一部影片《买公债杀日本鬼子》（官方战争影片，Misc. 1099）中。日军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巴丹以刺刀施暴的行为被广泛报道，并在东京特别军事法庭上被多次提到。关于斯利姆将军的报告，参见William Slim（Field Marshal the Viscount Slim），Defeat Into Victory（1961：David McKay Co.），第405页。

[31] The Tokyo Judgment，第396—397页。

[32] 出处同上，第400页；Carlos P. Romulo，I See the Philippines Rise（1946：Doubleday，Doran & Co.），第221—223页；Rafael Steinberg等，Return to the Philippines（1979：Time-Life Books），第136—143页。罗慕洛（Romulo）是麦克阿瑟的亲密朋友，二战中被授予陆军准将称号。他认为日本人对菲律宾人的特殊仇恨是由于菲律宾人信仰基督教：“对他们而言，我们的信仰标志着我们被白种人信任，并在宗教和思想意识上与白种人团结起来。”（第224页）。麦克阿瑟下属的摄影师留下了大量关于马尼拉大屠杀的图片资料，其中包括被施以酷刑和被屠杀的菲律宾人。

[33] 亨利·贝里（Henry Berry）指出在海军教育资料中使用了塞班岛日本平民自杀的影片。Henry Berry，Semper Fi，Mac：Living Memories of the U.S. Marines in World War Two（1982：Arbor House），第216—217页。有关塞班平民自杀的典型报道，参见Robert Sherrod为《时代》（1944年8月7日）撰写的新闻报道，《读者文摘》1944年10月转摘。1944年10月21日《科利尔》杂志刊登了一篇相反的报道，强调说还是有数量众多的日本平民不顾日军施加的压力并确实向盟军投降了。参见Robert Sherrod’s coverage for Time （August 7，1944）；Reader’s Digest，October 1944，第83—84页；“Japs Don’t Want to Die” in Collier’s，October 21，1944。

[34] Ota Masahide编，Sōshi：Okinawa-sen（1982：Iwanami Shoten），第219页；如果包括日军家属，冲绳战役的总死亡人数达到15万，占全岛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与南京和马尼拉一样，不可能对平民伤亡人数进行精确的分类。有关丸木夫妇（Marukis）的巨作与20世纪中期纳粹暴行（包括广岛、长崎、南京、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冲绳）之间的联系，参见John W. Dower and John Junkerman编，The Hiroshima Murals：The Art of Iri Maruki and Toshi Maruki（1985：Kodansha International）。

[35] W J. West编，Orwell：The War Broadcasts（1985：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Duckworth）；参见1942年1月17日、4月4日和7月25日的奥威尔的播音文字版。

[36] Ba Maw，Breakthrough in Burma：Memoirs of a Revolution，1939—1946（1968：Yale University Press），第172—186页（尤其第177、180—181页）、265、276—279页；Sukarno，Sukarno：An Autobiography（as told to Cindy Adams）（1965：Bobbs-Merrill），第169、174、180—182、186—194页；Harry J. Benda，The Crescent and the Rising Sun：Indonesian Islam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1942—1945（1958：W. van Hoeve，The Hague and Bandung），第122—123页。

[37] The Tokyo Judgment，第406—409页；Sukarno，第181—182页；Ba Maw，第277—779、282—283页。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者经常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到，一些加入日本宪兵队的朝鲜人在二战期间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38] 关于朝鲜和中国劳工，Kawahara Hiroshi and Fujii Shōzō编，Ni-Chū Kankei Shi no Kiso Chishiki（1974：Yuhikaku），第367—369页。在原子弹爆炸中丧生的朝鲜人估计数字来自《广岛和长崎》（第51页注[1]），第462—75页，尤其第474页。

[39] 根据1956年的一项研究结果，在300000名印尼劳工中可能只有70000名活了下来。W. F. Wertheim，Indones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A Study of Social Change（1956：W. van Hoeve，The Hague and Bandung），第263—266页。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遭受奴役的印尼劳工总人数超过50万人，其中“只有很少部分人在战后活着返回家园”；B.R. O’G. Anderson，“Japan：The Light of Asia’，”收入Josef Silverstein编，Southeast Asiain World War II：Four Essays（1966：Monograph Series no. 1，Southeast Asia Studies，Yale University），第29页。关于更大的估计数，参见下文第11章第351页注释。《东京审判》认可的数字，是在缅甸-暹罗铁路工程中丧生的亚洲劳工约为6万人。The Tokyo Judgment，第403—406页。关于被迫向日军提供性服务的亚洲慰安妇，参看Ienaga，The Pacific War，第158—159、170、174、184、190—191页。

[40] Costello，第397页；New York Times，February 4，1945，第14页。

[41] 关于被杀害的苏联战俘的估计人数，引自卡沃科雷西和文特的著作。参见Calvocoressi and Wint，第256页；关于德、意、日的英美籍战俘，引自《东京审判》。参见The Tokyo Judgment，第385页。另参见下文第11章第351页注释。

[42] 这些事件发生的年表，包括8月13日的法律文本，都包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参见The Tokyo Judgment，第394—96页；Justice Pal’s dissent，第676—678页。日本政府关于新的军事法规及对美军飞行员判决的正式声明发布在《当代日本》上。Contemporary Japan 11.11（November 1942）：1669。关于日本媒体的通栏大标题报道，参见Japan Times Advertiser，October 20，1942。在杜立特空袭几乎整整一年之后，这条报道才首次刊登在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上。

[43] H. G. Nichols编，Washington Despatches，1941—1945：Weekly Political 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198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80页（report for April 25，1943）。New York Times，April 25，1943，News of the Week section。

[44] John Gassner and Dudley Nichols，eds. Best Film Plays of 1943—1944（1945：Crown），147页。这部20世纪福克斯制作的电影在1943年就被构思好了，但美国政府把它一直拖延到认为适合强调日本人对战俘施加酷刑时才发布。Colin Shindler，Hollywood Goes to War：Films and American Society，1939—1952（1979：Routledge & Kegan Paul），第82页。

[45] 当时大多数主要报纸都刊发了这本日记的节选内容，不过一些报纸删去了“混蛋”的字眼。

[46] New York Times，October 6，1943，第22页。

[47] 大约66000名菲律宾士兵和1万至1.2万的美国兵在巴丹投降，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有伤病。日本人原本预计战俘人数在2.5万到4万之间，并做好了以“友好的方式”有序撤离的计划，但事实上撤离过程以及对待战俘的方式是混乱而且残忍的。在巴丹行军后两个月内死于战俘营的美军人数是行军过程中死亡或被杀人数的两倍；当战争结束时，在巴丹投降的美国兵中只有约4000人还活着。菲律宾士兵的命运不是很清楚。有关幸存的美国兵对巴丹死亡行军的回忆，Stanley L. Falk做过有用的简要介绍，参见Donald Knox，Death March：The Survivors of Bataan（1981：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美国政府在1943年4月见到了有关巴丹死亡行军幸存者命运的第一份报告。

[48] Time，February 7，1944，第12页。

[49] Nichols，Washington Despatches，第553页（英国大使馆1945年5月6日的报告）。

[50] Debs Myers，Jonathan Kilbourn，and Richard Harrity编，Yank — the GI Story of the War，收录了《美国陆军周刊》（the Army Weekly）工作人员撰写的文章（1947：Duell，Sloan & Pearce），第256—257页。

[51] Richard O'Neill，Suicide Squads（1981；1984：Ballantine），第158页。有关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新闻直到1945年4月13日才解禁，可能是为了避免日本人对自杀袭击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参看Denis Warner and Peggy Warner，The Sacred Warriors：Japan’s Suicide Legions（1984：Avon），第114、224页。

[52] 这项民意调查实际上显示，欧洲战场上有更多的美国大兵（58%）认为有必要杀死所有日本人，太平洋战场上持这种观点的大兵占42%，引自William J. Blakefield，“A War Within：The Making of Know Your Enemy — Japan，”载 Sight and Sound：International Film Quarterly 52.2（Spring 1983）：第130页。

[53] 关于引述布莱梅将军的话，参见George H. Johnston，The Toughest Fighting in the World（1943：Duell，Sloan &Pearce），第207页。

[54] Time，March 19，1945，第32页。

[55] Slim，第437页。

[56] 收入Cantri，Public Opinion，1935—1946，参见在1942年6月17日（1112-#8和1118-#1）、1944年2月（1115-#17和1118-#2）以及在1944年12月20日（1114-#14和1118-#3）进行的有关对待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民意调查对比数据。

[57] Fortune，December 1945，第305页。

[58] Nichols，Washington Despatches，第299页（英国大使馆1944年1月1日报告）。

[59] 引自Christian Century，May 5，1943，第535页。畅销书是指乔治·韦勒的《新加坡沉默了》。George Waller，Singapore Is Silent（1943：Harcourt，Brace & Co.）；参见第5页。

[60] Henry A. Wallace，The Price of Vision：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1942—1946，ed. John Morton Blum（1973：Houghton Mifflin），第115页。Collier’s，July 31，1943，第74页。

[61] Captain H. L. Pence，被引用于入江昭的《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Akira Iriye，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198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第123页。到1944年，Pence对他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出处同上，第202页。

[62] Thorne，第372页。

[63] Wallace，第448页（1945年5月16日日记）

[64] New York Times，April 6，1945，第5版、April 14，1945，第10版。

[65] Time，August 4，1945，第28页。

[66] United States News，March 23，1945，第24页、April 13，1945，第38页；4月13日和4月20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刊载了一些专家对日本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评论。关于“自杀心理”，也参见American Mercury，July 1945，14—15，以及参见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7，1945，5；甚至在向广岛投掷原子弹后，《华尔街日报》仍发表社论认为有理由怀疑日本人不会继续抵抗到只剩下最后一名男人、女人和儿童。

[67] Collier’s，April 28，1945，19。

[68] Collier’s，June 23，1945，82.日本人有关百年战争的理论在西方媒体中非常盛行，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中也有一些支持者，虽然有一些军官批评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观点。参见Barnhart，第452页。

[69] 《美国新闻周刊》在1945年4月13日、4月20日分别引述了托马斯·哈特（Thomas Hart）和毕生（T. A. Bisson）的观点。参见United States New son April 13，1945，37，以及April 20，1945，40。关于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的观点，参见Iriye，第167页。“全面胜利”和“彻底击败”等词语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尤其关注于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拒绝向日本人提供任何有关天皇或帝制的任何保证。

[70] Warner and Warner，第176页。

[71] Greater East Asia War Inquiry Commission，ed.，The American-British Challenge Directed Against Nippon（1943：Mainichi Publishing Co.）。25名知名人士被列为委员会成员，另外12名商业和金融界人士被提及为这份出版物“做出了贡献”。还有另外4份报告据称也在准备之中，但似乎没有最终完成。1943年的报告共128页，每页以两栏排版。

[72] Fortune，April 1944，第211—112页。1943年12月8日，东条英机说开罗会议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将使日本地位降低至三等国家；参见Iriye，第163页。在战争期间，日本的确处决了很多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很可能是根据杜立特空袭后制造的法规条款。这些事件既在日本国内发生，也在日本占领地区发生，其中，发生在日本国内的处决美军战俘事件大部分发生在二战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中。The Tokyo Judgment，第295—296页。

[73] Sidney Forrester Mashbir，I Was an American Spy（1953：Vantage Press），第333—334页。日本高官是指冈崎胜男（Okazaki Katsuo）。

[74] Edgar Snow，The Battle for Asia（1942：World Publishing Co.），第193页。

[75] 美国年轻人要杀死他们的父母后才有资格参加海军陆战队的谣言显然是日军在塞班岛上的平民中散布的；James J. Fahey，Pacific War Diary，1942—1945（1963：Houghton Mifflin），第192页。

[76] Mashbir，第284页。

[77] J. Glenn Gray，The Warriors：Reflections on Men in Battle（1959；1970：Harper& Row），第178—179页。

[78] Berry，第72页。

[79] William Manchester，Goodbye，Darkness：A Memoir of the Pacific War（1980：Dell），第439页。曼彻斯特还讲述了一个故事：在冲绳岛的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听到一个山洞里有声音，命令躲在里面的人出来。“当里面的人拒绝出来时，美军就用喷火器将她们全部杀死了。”——直到那时他们才发现，那些受害者是85名女学生，她们被征募到军队做护士，找机会逃出来躲到了山洞里。

[80] Warner and Warner，xi，第36页。

[81] E. B. Sledge，With the Old Breed at Peleliu and Okinawa（1981：Presidio Press），尤其第34、121—124、152—153、199、287—288页。E.B.斯莱奇，《血战太平洋之决战冲绳岛》（1981：要塞出版社），特别是34，121—24，152—53，199，287—88页。斯莱奇（E. B. Sledge）还接受了采访，收入Studs Terkel，“The Good War”：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1984：Pantheon），第59—66页。

[82] S. E. Smith编，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World War II（1969：Random House），第662、680页。

[83] Sledge，第33—34页；Smith，第201—207；Berry，第74—75页。

[84] Edgar L. Jones，“One War is Enough”载Atlantic Monthly，February 1946，第48—53页，尤其第49页。

[85] Richard Tregaskis，Guadalcanal Diary（1942：Random House），第15—16页。

[86] Fahey，第192页。

[87] Sledge，第120页。卡巴刀（kabar或K-bar）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专用格斗刀。

[88] Leatherneck 262（June 1943）：29。

[89] 《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引用了这两篇媒体报道。Christian Century，May 5，1943，535.

[90] 《生活》杂志刊登了这张照片，图片说明是“亚利桑那州兵工厂女工写信感谢她的海军男友送给她一个日本鬼子的头骨”。Life，May 22，1944，35。关于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参见Ben-Ami Shillony，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1981：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143—146页。罗斯福在1944年8月9日声明，他拒绝接受一把用日本兵骨头制成的拆信刀；这种行为尤其激起了宗教团体的抗议，将其斥为亵渎神圣；New York Times，August 10和October 14，1944。

[91] Leatherneck 28.3（March 1945）：11。

[92] Collier’s，November 13，1943，46。关于同一主题的另外一件严肃的艺术表现作品，参见the lithograph by James Hollins Patrick entitled This Is Our Enemy，收录于EllenG. Landau，Artists for Victory：An Exhibition Catalog（1983：Library of Congress），第91页。

[93] Fahey，第68页。

[94] Clay Blair，Jr.，Silent Victory：The U.S. Submarine War Against Japan （1975：Lippincott），第384—386页。这艘潜水艇的名称为“刺鲅鱼”号，这个事件发生在1943年1月的新几内亚北部海岸。潜艇上的一位军官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提到了指挥官“对敌人强烈的本能仇恨”；George Grider and Lydel Sims，War Fish（1958：Little，Brown），第101页。这名指挥官在这次任务之后不仅获得了美国海军十字勋章，还被麦克阿瑟将军授予陆军服役优异十字勋章。

[95] Martin Caidin，The Ragged，Rugged Warriors（1966：Dutton），第36—37页。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他关于美国海军作战史的著作中也承认“击毙小船、救生艇和漂浮在残骸上的幸存者是一项令人作呕的任务”，但他接着说“虽然这是项残忍的任务，但却具有军事上的绝对必要性”，因为没有投降的日本士兵可能会游到岸上加入那里的日本守军。他还提到了其中一些幸存的日本兵游到了巴布亚岛上，然后那里的当地人对日本鬼子展开了一场追杀（thus providing the natives there with “open season on Nips”）。Samuel Eliot Morison，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1950：Little，Brown），6：62.《二次大战美国海军作战史》（1950：Little，Brown），6：62。

[96] Time，March 15，1943，20；March 29，1943，4；April 19，1943，10。

[97] 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Bureau of Overseas Intelligence，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Japanese Use of American Statements and Acts，Real or Alleged，in Propaganda to Create Fear（Report no. 21，June 15，1945），4-7；Principal Findings Regarding Japanese Morale During the War（Report no. 26，September 20，1945），8-10. U.S. National Archives，R.G. 208（OWI），Box 444。关于此类方法中的一个例子，参见Ernie Pyle，Last Chapter（1946：Henry Holt & Co.），第25页。

[98] Tom Bailey，Tarawa（1962：Monarch Books），第38页。

[99] George S. Andrew，Jr.，“The 41st Didn't Take Prisoners，” Saturday Evening Post，July 27，1946，22ff。

[100] Charles A. Lindbergh，The Wartime Journals of Charles A. Lindbergh（1970：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第797—923页。关于林白在太平洋战争这个特殊环境下的“骑士精神”，参见Charles A. Lindbergh，Autobiography of Values（1978：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海滩上的男人》一章。

[101] Johnston，228，New York Times，January 9，1943，1。

[102] Nippon Times，March 29，1945，4。

[103] 由于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据估计，在150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美洲的印第安人人口从8000万减少到1000万人；Tzvetan Todorov著，Richard Howard译，The Conquest of America：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1982：Harper & Row），第127—145页，尤其第133页。这部很有启发性的著作与本书一样，也将关注点放在了他者（the Other）的问题上。

[104] 关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歼灭战略”与“恐吓战略”，参看Russell F. Weigley，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1973：Indiana University Press），第127、133—35、149—152页。关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杀，出处同上，第153—163页。1941年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的惨案，法国军队将位于印度支那（Indochina）湄公河三角洲的小村庄夷为平地，还逮捕了8000名平民，其中包括老人和儿童。法国人用铁丝将他们的手或脚串在一起，然后在连续几天的烈日下用驳船把他们运走。Chieu Vu，“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Viet-Nam between 1940 and1946，”Ph.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84，chap. 3。

[105] 关于西方“史诗般的失败”的一个虚构例子，参见Bruce A.Rosenberg，Custer and the Epic of Defeat（1974：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这可以解读为是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著《失败的高贵》的对应著作。参见Ivan Morris，The Nobility of Failure：Tragic Hero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1976：Meridian Books）。二战中阵亡的英国空勤人员共有55573人，其中有38000多人都来自英国皇家空军；Max Hastings，Bomber Command（1979：Dial），11。二战中阵亡的日本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共有5000人左右。最新资料中的精确数字是4615人（其中2409人来自日本帝国海军，2206人来自日本帝国陆军）；O'Neill，第278页。此外，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在二战的早期阶段，面临绝望处境的盟军飞行员常常会做出自我牺牲，对敌人进行自杀式进攻，包括开飞机撞向敌军的战舰。参见Manchester，Goodbye，Darkness，第291页。

第二部分

西方人眼中的战争

第四章

猿人及其他

尽管你死我活是太平洋战争的实质，但是，仍有数以百计的日本士兵成了战俘。许多日本士兵是在生病、受伤或者失去意识的情况下被俘，其余的在突然袭击时被俘，他们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还有其他一些日本士兵常常冒着极大的危险主动投降。除了极少数例外，大多数日军战俘的行为都出乎盟军的最初预期，这些残忍、狂热的敌人突然变得极其温顺与合作。大多数日本士兵曾被告知，如果他们落入盟军之手，他们将遭受盟军的虐待与杀害，因此，他们对受到良好的款待表示感激。用美国内部报告的措辞说，通过提供军事情报或试图协助盟军说服其他日军投降等方式，大约每五名日本士兵中有四人实际上表现出了“显著的合作”。[1]

或许，日本兵这样的行为本应该使与他们交战的另一方感到震惊，并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他们对敌人的成见，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华盛顿的情报分析员与麦克阿瑟回到菲律宾后司令部的情报分析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日军展开一场认真的心理战战役，可以推进日军在战场上的投降，并可以加速战争结束，然而，情报分析员们这样的想法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2]战争是如此的残酷，战争仇恨如此的根深蒂固，甚至那些曾与日军俘虏接触的个人也通常认为不可能改变他们的观点。上将托马斯·布莱梅曾说日本人是亚人类，他的这类战争措辞被奉为了绝对真理。

对此，可能没有比战地记者厄尼·派尔（Ernie Pyle）更好的证人了。厄尼·派尔朴实的报道为他在美国战地记者中赢得了民族英雄的地位。用美国人的话说，厄尼·派尔是一名人文主义者：他不仅留下了他所撰写的士兵的名字，也记下了他们在美国居住地所在的街区与房屋的门牌号。厄尼由于报道欧洲战场而闻名遐迩，1945年2月，德国投降前3个月，厄尼·派尔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到这个时候，差不多有700家报纸刊载了厄尼的报道，估计有1400万名读者受到厄尼报道的影响。

亚洲的敌人是不一样的，一到达太平洋战场，厄尼·派尔就马上告诉他庞大的读者群。“在欧洲，我们感到我们的敌人虽与亚洲的敌人一样恐怖、致命，但他们依然是人类，”在第一份有关太平洋战争的报道中，厄尼·派尔这样解释道。“但在这里，我很快得出结论，日本人被视为亚人类，是令人厌恶的某类东西；就像一些人对蟑螂和老鼠的感觉一样。”在派尔看来，这似乎是一种非常适当的反应，因为他接着描述了在抵达太平洋战区后不久，他看到了一些被围栏围起的日本战俘。“他们在摔跤、哈哈大笑，像正常人一样讲话，”厄尼·派尔写道，“可是，他们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看了他们以后，我需要一场精神浴。”[3]

像厄尼·派尔这样的态度是如此的极其常见，一份受欢迎的美国科学杂志在1945年发表了一篇短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美国人憎恨日本人甚于纳粹》，文章暗示了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观点。尽管文章提供的解释可能过分的简单化（日本人之所以更遭憎恨，原因是他们的外在体格存在更大的差异），但这份杂志在描述问题时所使用的措辞，却在无意之中起到了暗示的作用。除了使用常规的轻蔑语“日本鬼子”（Japs）指代日本人以外，文章还遵循了战争年代带有倾向性的语言方式，不是用德国人与日本人，而是称为纳粹与日本鬼子。《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名曾被派往德国与日本的记者，在他广为人知的战时著作中，以“日本鬼子与纳粹”为标题的一章沿用了这样的模式。一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的海报，也同样地提出了“记住希特勒与日本鬼子，他们试图使我们内部相互斗争”的警告，这进一步加深了“纳粹”与“日本鬼子”之间的这种差异。流行歌曲作家捕捉到同样的偏见，在爱国歌曲中唱道：决不再害怕希特勒和黄肤色的日本鬼子。[4]

将一种敌人称为“纳粹”、而将另一种敌人称为“日本鬼子”，这其中含意极为深远，因为这样就为认可“好的德国佬”留下了空间，但“好的日本佬”则相对空间不足。如《纽约时报》这样的杂志，频繁地使用“日本鬼子”的单数形式（the Jap）、而不是复数形式来泛指整个群体，以否认敌人在外表上具有哪怕些微的多元化，从而更进一步地强调整个群体。诚然，与“好的德国佬”相比，使用战时用语“好的日本佬”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在1944年初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只有已经死了6个月的日本佬才是好日本佬，”这位美国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宣称，他并非仅指日本士兵。“当我们到达东京，我们最终一定到达的地方，”哈尔西继续说，“我们将在东京的曾经所在举办一场小型庆祝会。”哈尔西即兴创作了一句流行的战时口号——“只有死了的日本佬才是好日本佬”，哈尔西在军队的同僚常常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支持这样的观点。例如，1943年初，海军陆战队的月刊《海军陆战队员》登出了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上一张日军尸体的照片，标题是大写字母“好日本佬”（GOOD JAPS），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特别强调“好日本佬是死了的日本佬。”[5]

战争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几乎都推崇这些把敌人加以对比的看法。他们似乎能在亚洲找到与好德国佬、坏德国佬最接近的对应者是好民族（中国人、菲律宾人）与坏民族（日本人）。这种亚洲敌人与欧洲敌人之间的区别，与源出于战争事件相比，则更多源出于1942年头几个月美国政府集体关押日裔美国人时却没有针对德国裔或意大利裔美国人采取类似行动所反映出的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尽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在战争爆发前，在美国的德美同盟（据估计有两万成员）以希特勒的名义进行煽动；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日本裔美国人社区内存在有组织的颠覆行为，然而，比起德国或意大利外侨，美国政府对待日本裔美国人更怀疑、更苛刻，事实的确如此。

在事实上，美国官方对日本裔美国人的态度是任何研究战争种族问题的合理开端，因为它不只是清楚地揭示了对日裔美国人的侮辱，也揭露了美国官方对侮辱日裔美国人的支持。[6] 1942年2月19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行政命令9066号（Executive Order 9066），转移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的110000多名具有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将他们拘禁在美国国内的10个集中营里。从美国总统、陆军部长、美国军方、司法部一直到最高法院，还有美国国会——全都积极参与了对这项政策的制定与维护。加拿大、墨西哥与秘鲁也实行了同样的拘禁。如此官方神圣化的反日民族主义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假如在美国西海岸日本血统的男人、女人与小孩，仅仅因为他的或她的种族，于是就被政府最高层毫不犹豫地界定为潜在的威胁，那么，在美国国外真实存在的日本敌人，就只能被视为真正没有个性、铁板一块、不可改造的庞大强敌。

显而易见，“血统决定论”针对的是日本人——而不是针对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一些支持重新安置日本裔的美国白人清楚并强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洛杉矶市长在公开的声明中宣称“血统说明一切”，并以日裔美国人“不可同化”为理由，极力主张政府采取行动反对日裔美国人，其他西海岸的市长也无一例外地全体同意这一观点；最西边三个州所有大城市的市长，只有一名市长（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的市长）反对强行重新安置日本裔美国人。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承担了继续推进行政命令9066号的主要责任，史汀生在1942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估计第二代日本裔美国人甚至比他们的父母辈移民更危险。他们或者作为整体转移的一部分，必须从沿海各州移走，史汀生继续写道，“或者直接驱逐他们，理由是由于日本民族独特的种族特征，我们甚至连日裔美国公民也无法理解或信任。尽管后者是事实，但我担心它的实施将给我国的宪法制度带来可怕的重创。”

这种血统说明一切的种族主义融入了各种各样的刻板形象与表达方式。例如，《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使用了爬虫类的暗喻：“无论毒蛇的蛋在哪里孵化，毒蛇仍然是毒蛇——因此，日本父母生育的日裔美国人，也会成长为一个日本人，而不是美国人。”在罗斯福总统签署转移命令前不久的一次电话交谈中，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这位有影响力的美国陆军部副部长赞同美国西海岸防卫指挥官约翰·L.德·威特中将（John L. De Witt）对这一问题进行的更通俗化概括，大意是说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可以被视为个体的人，而“日本佬就是日本佬”。一年后，国会委员会要求执行转移令的德·威特中将就为什么受监禁的日裔美国人、甚至真正的公民仍然不允许返回家园做证时，德·威特依然认为“日本佬就是日本佬”是一个恰当的措辞。1943年4月，德·威特中将在公开证词中重申“日本佬就是日本佬”，“你不可能通过给他一张纸就改变他（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诚然，在德·威特中将看来，日本人引起的威胁只能通过毁灭日本人种族的方式才能根除。在德·威特中将1943年初的证词中，中将继续不加掩饰地说他不担心德国侨民与意大利侨民，“但是日本佬，我们会一直担心，除非把他们从世界版图上抹去。”这种观点当时在华盛顿非常盛行。罗斯福总统2月19日签署行政命令9066号前一日，众议院中的一位议员就已宣布，日本人应当被消灭，“甚至到第三代和第四代的日本人。”“一旦是日本佬，永远是日本佬，”（Once a Jap，always a Jap）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约翰·兰京在众议院强烈呼吁，“你不能使一名日本佬新生，就像你不能改变自然法则一样。”[7]

在新闻媒体、官方备忘录与日常话语中惯常使用种族俚语，这是反日种族主义最具感情层面的另一种表现。“日本人”（Nip，该词来源于日语中对日本国家名称的读音，Nippon），尤其是“日本佬”在每日新闻报道、重要周刊或月刊——诸如《纽约时报》《生活》《新闻周刊》与《读者文摘》上被常规性地使用。在音乐界，“日本佬”也十分流行，一些歌曲在发行之后相继成为令人难忘的战时歌曲，譬如《牢记珍珠港进行曲》《再见妈妈，我将出发去横滨》与《消灭日本佬!》，以及《宝贝，我们要去灭了小日本》等，这些都是极为合适的战时歌曲的例子。不过，歌名中含有“日本佬”的歌曲甚至更加流行，包括《你是一个笨蛋，日本佬先生》《咱们一起来揍日本鬼子》《他们要去给日本鬼子送葬》《我们得揍那肮脏卑鄙的小日本鬼子》。对德国与意大利侨民而言，并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纳粹”是盟军对德国敌人常用的称呼，但与新闻媒体、官方备忘录与日常话语中惯常使用“日本佬”等种族谩骂用语相比，德国人的粗鲁绰号（德国佬、野蛮人、德国兵、德国鬼子）却用得十分少。[8]

反日种族主义情绪这一层面的典型特征是借用亚人类或非人类的表述方式，将日本人视为禽兽、爬行动物或昆虫类［猿人、狒狒、大猩猩、小鼠、大鼠、毒蛇、响尾蛇、蟑螂与害虫——或者，比较间接的词语像“日本兽群”（the Japanese herd）等等］。诸如此类的比喻五花八门，为数如此众多，这些比喻有时看似随意，又几乎算得上是独创。然而，实际恰好相反，这些比喻被很好地惯例化为日常谈话的习语，并在其最终的作用上引出无限重大的后果。这些对日本人的比喻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并扩大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鸿沟，直至这条鸿沟被视为几乎无法跨越的程度，这是前述比喻所引起的最简单的情况。与派尔实地所观察到的一样，欧洲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日本人不属于人类，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是因为对日本人甚至不使用普通常见的“适用于人类”的词汇。

对很多日裔美国人来说，与在言辞上剥夺他们的人性相伴的是他们所遭受的羞辱性待遇，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比人类更低等的印象。日裔美国人遭到驱赶，他们被迫离开西海岸各州他们的家与社区，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围捕起来，不仅如此，在被迁移至集中营最后的住处之前，他们实际上被迫数周或数月在用于畜生的建筑设施里生活。在华盛顿州，两千名日裔美国人被塞进波特兰牲畜饲养场一座肮脏的建筑物里，他们在塞满稻草的黄麻袋上睡觉；在加利福尼亚州，被转移的日裔美国人被硬塞进诸如圣·安妮塔市、坦佛兰市赛马场的马厩畜栏里。在圣·安妮塔市安置中心，最终住下了8500名日裔美国人，而在第一批日裔美国人到达的四天前，这里才刚刚将马匹转移出去；唯一的洗浴设施是冲洗马匹的设备，并且，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长时间弥漫着牲畜粪便的臭味；还有其他被转移的日裔美国人，他们最初被安置在各个露天集市的马厩或牛栏里。在华盛顿州皮阿拉普安置中心［被称为和谐营（Camp Harmony）］，一些日裔美国人甚至住进由猪圈改建而成的宿舍。在这样的环境里，唯一可取的体面就是受害者自己的尊严。[9]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华盛顿与伦敦的官方层面普遍将日本人视为牲畜，或者视为某类与人类不同的物种。举一例说，战争爆发一年半前，丘吉尔对罗斯福说，他期待总统“让日本狗在太平洋保持安静”。1941年10月，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一如既往地提出经济制裁日本时，他也遵循了基本上同样的政策。1919年，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日本采取强硬手段时，史汀生提醒美国内阁日本人“像受到鞭打的狗一样”败退下去了。战争期间，“疯狗”与“黄狗”是在西方盟国中惯用的有关日本的绰号。有一名美国人，他从1936年至1941年在日本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名美国人撰写了一篇战时文章，讲述他的一位日本朋友从温和的新闻记者到“疯狗”一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官的演变过程。“疯狗”，这名美国人在文中总结说，“只是应该被枪毙的疯狂动物。”[10]

1942年上半年，前驻日美国大使格鲁（Joseph Grew）—— 一些西方人将他视为有关日本事务信得过的指导者——被遣返回国后，同样在讲演中将敌人日本概括为虫豸与动物的王国。尽管他从未试图隐藏他对某些“温和”有教养的日本上层人士的个人敬意及情感，但对大体上的日本民众，格鲁最常引用的说法也是基本上丧失人性的那一类。例如，格鲁将日本人形容为一窝喧嚣嘈杂、全体服侍蜂后（蜂后代表着现实生活中的日本天皇）的蜂群，许多其他的西方作家也经常使用这种闹哄哄、忙碌着的蜂群形象，或是使用类似地上蚂蚁窝的形象来形容日本人。在通用电器赞助的战时无线电广播节目中，一名美国社会学家解释说：日本人是“一个严格自律、墨守成规的民族——是名副其实具有人的形体的蜂群或蚂蚁窝”，他们与“独立有个性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位社会学家继续说，甚至早在“极权主义”一词被创造出来用来描述法西斯主义者与纳粹体系之前，上述特性就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日本的地面部队在东南亚与太平洋战场失去主动性时，对蚁状的形象化描述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出现了。有一名记者，曾将战争中期的战役描述为这样的时刻——“日本佬变成了蚂蚁，你杀死得越多，旋踵而至者也越多。”规模巨大的缅甸战役司令官——英国将军威廉·斯利姆（Slim）曾这样描述自己所率的军队如何最终采取攻势，“我们已经踢毁了蚁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蚂蚁慌乱地四处逃窜，现在正是踏灭他们的时候。”[11]

前驻日美国大使格鲁还把日本人说成绵羊——是容易被驯服、听指挥的绵羊，美国海军的一名宣传人员也因此使用“愤怒的绵羊”来比喻原本忠顺的日本士兵的疯狂状态。美国陆军杂志《美国佬》（Yank）说日本人“像绵羊一样俯首帖耳”（杂志也称日本人是“愚蠢的动物奴隶”），但总的来说，将日本人形容成绵羊的说法并未成为比喻日本人的主流（与斯大林的一样，在丘吉尔的动物园里绵羊指代的是德国人）。日本人更普遍地被描述为“兽群”或具有“兽群的心理”，这样的描述不管怎样都是惯常的。在有关日本人各具特色的措辞中，兽群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Britain’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召集一群著名的研究远东的专家在1944年底提出的有关日本敌人最受欢迎的形象之一。一名澳大利亚战地记者甚至认为，日本士兵不仅行为举止像牲畜，就连他们的长相也像。这名记者说：“我见到的大多数日本士兵都是未开化的、像牛一样蠢笨的笨蛋，他们长着一双呆滞阴暗的眼睛和一英寸高的额头。”这名战地记者在1944年写给美国读者一本书中这样写道，“日本兵在阵地上死去，只是因为他们被告知需要这样做，他们不具备为自己思考的智力。”[12]

除上述以外，更多随意的比喻说法强化了日本敌人的亚人类形象。例如，西方人在书写他们在日本的个人经历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经常将日本人刻画成“发嘶嘶声的”、蛇一般的形象。甚至在珍珠港事变之前日本人在扩展他们的海外统治权时，西方漫画家就将日本勾画成一只用其触须紧紧抓住亚洲的章鱼。在纪录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中，弗兰克·卡普拉团队里来自沃尔特·迪士尼工作室的漫画家们，把章鱼描绘为日本的主要形象，日本章鱼的触须向邻近国家伸去，像匕首般插入邻国的心脏，并悄悄地向美国本土摸索伸去。长着獠牙的日本人成为标准的漫画形象，与乐尼通（Looney Tune）创造的兔八哥形成了鲜明对比；沃尔特·迪士尼工作室在一部名为《兔八哥遭遇日本异形》（Bugs Bunny Nips the Nips）的动画短片中，继续采用了这一标准的漫画形象。

毫无疑问，西方人，作家与漫画家都一样，他们刻画日本人最常使用的漫画形象是猴子或猿人。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这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他在日记中通常把日本人称为矮小的、野兽般的猿人之类的东西（或称为“矮小的黄皮肤奴隶”，例如他在1941年2月日记中所记），甚至早在战争开始前他就这样做了。在日军攻占东南亚的最初几个月，西方新闻记者称日本人为“土黄色的猿人”。至此，猿人形象变成了西方关于日本思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至于在山下奉文将军（Yamashita Tomoyuki）所率日军闪电般地穿越丛林密集的马来半岛、率军队南下攻陷新加坡时，有谣言说这一令人震惊的进军速度，是日本猿人凭借着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才实现的。1942年1月中旬，英国有名的讽刺杂志《笨拙》（Punch）在标题名为“猿群”的一整页漫画上，利用了完全相同的惯例形象，这幅漫画勾画了一群戴着头盔、肩挂来复枪的猿群，它们飞荡着穿过密集的丛林。同样地，在作战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曾开玩笑说，向一棵树投掷一枚手榴弹，炸出“三只猴子，其中两只是长着獠牙的日本兵，还有一只是真正的猴子”，1942年末，《纽约客》以漫画形式向它的上流社会读者群传播了这句诙谐语，很快，《读者文摘》为自己庞大的读者群进行了转摘复制。这幅漫画生动地描绘了在茂密的丛林中，一名白人士兵步枪手趴在射击位置上，丛林中布满了猿人，它们与几名日本狙击手在一起，“注意，”一名白人士兵正对另一名士兵说，“——目标只是那些穿制服的。.一名美国电台主持人在战争初期告诉听众，将日本人视为猿人是很合适的，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动物园的猿人模仿它的训练员；其次，“在其毛皮下，他依然是矮小的残酷野兽。”[13]

在盟军作战领导人中，海军上将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因公开发表令人吃惊的、恶毒的、针对日本敌人的种族主义言论而声名狼藉，他的许多口号与声明都近似于主张种族灭绝。哈尔西因其过激的言论而受到批评，甚至被指控在公共场合酗酒，但他在追随者中却备受欢迎，这自然吸引来了足够多的新闻报道。哈尔西针对日本人的口头禅是“黄皮肤的杂种”，大体而论，他发现肤色暗示极富有诱惑力。不过，在他对日本人的辱骂用语中，猿人的比喻紧跟着排在第二位。甚至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哈尔西也将日本人描述为“愚蠢的动物”，并称他们是猿人。在战争期间，他谈到了“黄皮肤的猿人”，并在一次暴怒中宣称“为了获得再多一些猴子肉”，他“迫切渴望”进行一次新的海军作战行动。1945年初，哈尔西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相信有关日本种族起源的“中国传说”，根据这则传说，“日本人是母猿与被仁君驱逐出去的、罪大恶极的中国罪犯”交配的产物。正如哈尔西所希望的那样，这些评论在日本自然会引起注意，有时会激起一些影响不太大的反应。例如，日本人的宣传广播曾将同盟国中的白人称为“患白化病的猿人”。在日本海军被迫处于防御状态之后，哈尔西又发表了广为人知的评论，“日本佬正在失去他们的控制，甚至包括他们的尾巴，”这激起东京的一位动物园管理员宣称，他将在动物园猴子馆中为海军上将预备一只兽笼。[14]

猿人主题的变体没完没了。美国人从厄尼·派尔的报道中得知，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的海军陆战队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Japes”—— “日本佬”（Japs）与“猿”（apes）的组合词，同类的新词还有“monkeynips”。早在1942年2月，《海军陆战队员》上就刊登了一组不同寻常的连环漫画，画中描绘了一名粗犷的白人士兵手中的一壶酒，被“眯眼睛的傻瓜”与“患黄疸病的狒狒”用枪射掉，这名白人士兵被激怒了，他冲入丛林，等他再次出现时，肩膀上挂着四具长着猿人身体、日本人面孔、尾巴被捆绑在一起的死尸。“尽管他们是有些矮小”，这名白人士兵大声叫嚷着，“但我逮住了他们中的四只!!”在战争最后四个月期间，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the U.S. Navy Pacific Command）为准备军事占领日本编纂了一本小册子，将这些偏见和日本兵的暴行联系起来。小册子中写道，当西方人获悉日军的暴行时，他们就摒弃了脑海中对普通日本人原有的滑稽小矮子印象，取而代之为“浸透鲜血的半人半猿野兽”（应当指出的是，这本海军指南的目的是批判这种极端的偏见。美国陆军的《步兵杂志》（The Army’s Infantry Journal）采取了不同策略，杂志警告可能产生过分自信的危险，认为敌人只是“青面獠牙、眼光短浅的矮个子猿人”。（ 《步兵杂志》建议，最好是将日本敌人视为“像机器一样的动物”。）紧随日本投降之后，麦克阿瑟的主要指挥官之一、陆军上将罗伯特·艾克尔伯格（Robert Eichelberger）曾写信给妻子：“首先，猿人将来到马尼拉，”他所指的是日本代表团将前往麦克阿瑟司令部就投降事宜进行安排。[15]

1943年4月，当杜立特飞行员被日本人处死的新闻发布后，媒体刊登了一幅战争期间最著名的美国漫画，这幅漫画将日本人描画成一只淌着口水的大猩猩，大猩猩身上的标签上写着“杀害美军飞行员的凶手”——漫画上有一把上面写着“文明”的巨大手枪正瞄准大猩猩的头。这幅漫画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海军的一种图解，因为根据美国海军的解释，这样的动物意象与日本人的暴行直接相关。然而，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了。毋庸置疑，有关日军暴行的新闻报道极大地促成了西方对日军兽性的认知，但对猿人的拟人化却与日军暴行无关。或许，这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贬低非白人民族惯常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比喻。这种比喻通常用来刻画有色人种荒谬可笑，而不是突出他们的野蛮残酷。而且，这是一种令西方人彻底着迷的种族主义的范例，正如任何调查报告很快揭示出的战时受欢迎的图像一样。即使人们已经预先知道在描绘日本敌人时喜欢使用猿人形象进行代表，但当回顾战时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漫画时，对这种代表性的扩展与延伸仍然令人吃惊——同样令人吃惊的还有不仅将日本人描绘为与猿人相似，而且直接以猿人来代表日本人。尽管希特勒与纳粹偶尔也以猿人形象出现，但这只是一时的比喻，象征着他们的畸形与返祖现象，因此并不具有日本猿人（the Japanese ape）那种明确的种族含义。[16]

在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中，猿人形象无处不在，不仅出现在保守派、自由主义者的出版物上，同时也在通俗的、知识分子的出版物中出现。《美国退伍军人杂志》（The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对此类体裁画的贡献，是一张猴子的漫画，这幅漫画画的是在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笼子的标签上写道：“我们与日本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是纯粹的巧合。” 《科利尔》杂志登出的几幅全彩专题封面上，英国画家劳森·伍德（Lawson Wood）将日军飞行员描绘为猿人；《时代》杂志有一个封面的画像与荷属东印度公司有关，画的背景是一个日本猿人悬挂在一棵树上晃荡。受人尊敬的反法西斯漫画家大卫·劳（David Low）的作品登载在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上，并获得广泛地转载，他贡献了一些最直观、印象深刻的这类漫画。1941年7月，在珍珠港事变前数月，大卫·劳创作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有三名身体强健的白人士兵，他们祼着上身伫立在棕榈树下，凝视着太平洋；三名士兵的身份标明是美国、英国与苏联，一只戴着眼镜、身上标有“日本佬”、尾巴倒挂在树上的猴子手中紧攥匕首，正预谋从背后捅向白人士兵。同年10月，大卫·劳创作了一幅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漫画，画面上是一只身着海军上将制服的大猩猩，这只猩猩正在指挥日本船舰。战争爆发后不久，大卫·劳把日本陆军、海军与空军勾画成在新加坡外海滩上的三只猴子。1942年3月，为了表现日本在亚洲攫取政权的野心，大卫·劳借用了他在前一年7月漫画中的构思，再次勾画了一只尾巴倒挂在树上的猴子，而这一次猴子的怀里抱着一堆椰子，同时危险地伸出爪子去抓更多的椰子（这里意指印度与澳大利亚）。[17]

《纽约时报》认为最后这幅漫画很有表现力，于是在星期日的书评栏头版刊登了这幅漫画，作为一篇有关日本政策著作的评论文章的插图。《泰晤士报》在其周日版刊登的从其他报纸转载的政治漫画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渠道，人们从中可以得到关于病态地执着于猿人形象的总体印象。例如，1942年中期，阿留申群岛的日本士兵（他们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人）被描绘成跳板上的猿人。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漫画中的日本人以手握血淋淋的匕首的巨型金刚形象出现。1943年，漫画里的日本人在蹲踞树上的猴群之中；还有一幅漫画被绘制成通缉告示的形式，画的标题是：“这一切都取决于邻里。”在这幅画中，希特勒是英国的“头号公敌”，一个长着招风耳和猴子脸的日本人则是希特勒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同盟。1944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攻取得节节胜利，读者看到一只身上标有“日本佬”的猿人，被树上掉下来的椰子砸中了脑袋。1944年底，盟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此时，《泰晤士报》上转载了一幅漫画——一只戴着角质框架眼镜、长着龅牙、缠着绷带、正在放声痛哭的猿人。1945年初期，《泰晤士报》周末版刊登独创性评论随笔的定期专栏中，《泰晤士报》鼓励报社职员针对以下一幅漫画进行评论：[18]

显然，用非人类的外形或符号来描绘团体与个人，其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贬低含义。美国的鹰与英国的狮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就日本人来说，他们以鲤鱼跃龙门的符号（以西方标准衡量，这种选择相当不寻常）来庆祝男孩节（Boys’ Day）——以及与逆境抗争的“男子气概”；中世纪的武士们描画诸如鹰、马、鹿、鸽子、鸟以及蝴蝶与蜻蜓等各种野生动物来作为他们的纹章图案。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一些不同的东西：与敌人联系在一起的愚蠢、野蛮，甚至有害的亚人类漫画形象，这种形象阻碍了将敌人看作是有理性的或者甚至是人类，从而促进了大规模的杀戮。至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杀死动物比杀死自己的同类更容易。的确，对很多猎人来说，如果他们不去考虑动物是知道恐惧、疼痛、有知觉的生物这些事实，那么，猎杀动物就变得更容易。例如，在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献中，一名普通的美国海军士兵完整地记下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记，我们从日记中读到了令人窒息的描述：海军陆战队员告诉新入伍的海军士兵，“与日本佬作战就像猎杀野生动物一样……日本佬会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他们热爱死亡。”军人杂志上一篇介绍日本兵特征的文章也认为：“他（日本兵，译者注）不惧怕死亡，事实上，他似乎喜欢死亡。”这篇文章继续写道，甚至是“当他们（日本兵，译者注）死去时”，据说这些日本敌人会“仰面朝天地躺下，微笑着面对太阳”。[19]如此推理，杀死日本兵几乎成了恩惠。当然，除此之外，作为野兽的日本兵，他们罪有应得，他们该死。

很多时候，从语言学上对这一杀戮过程进行美化，一般是通过两种形象化的比喻：一种是狩猎的比喻，另一种是消灭害虫。狩猎的比喻在有关太平洋战争的美国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有时几乎是以抒情的风格，使人联想起古老的美国西部和物质享受的画面，而这些一直被视为美国乡村风格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广告商人也在这一主题上大做文章。例如，刊登在一份杂志上的酿酒厂广告图，描绘了一名猎人与其同伴拿着一枚精美的鹿奖杯，这个奖杯是一名休假中的海军陆战队士兵非常看重的“小东西”之一（其他小东西还包括啤酒和淡啤酒）；广告中还强调：“他一直在海外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狩猎。”军火公司的一幅广告，标题为“现在，你们的军火将参与一场规模更大的竞赛”，广告中并排画了一名正在瞄准一只山羊的猎人与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弹药储藏仓库的场景。在一副望远镜瞄准具的广告上，一名日本士兵用手撑着跪伏在地上，十字瞄准线定位在他的肩膀后面，“击倒另一个，”标题上写道。汽车窗户上摆放的卡片上也声称：“对日本佬的狩猎季。”[20]

就像电影观众从1944年好莱坞电影《直捣东京》（Destination Tokyo）中看到的一样，“祝你好运、狩猎成功”是常见的为即将出发执行作战任务的士兵的道别语。有时候选择的图像是一般性的：例如，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山脊上冲下来“搜寻猎物”，或只是射杀“动物”或“掠食性动物”，但有时的狩猎非常激烈。将军威廉·约瑟夫·斯利姆将英帕尔-科希马（Imphal-Kohima）的决战划分为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追击——“日本士兵溃散时，他们咆哮、撕咬，在野外被猎杀。”在另一个场合，斯利姆回忆道，“我们将一直穷追直至捕获他们，他们狂暴、孤注一掷和走投无路时，我们就会杀死他们。”狩猎还可能是一个玩笑，一篇有关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肃清军事行动的讽刺文章，将这个地方描绘成“猎人的乐园……盛产猿人”。不过，在通常情况下，狩猎充满了田园乐趣，几乎是懒散的，猎物小也不费力。一期《生活》杂志的封面故事，描述美国士兵带着上了枪膛的来复枪，穿过丛林，寻找日本狙击手，画面上解释说：“像他们的许多战友一样，他们正在狩猎日本佬，这就像他们曾经在树林里做完小游戏后回家一样。”1943年的一本书提供了与日军战斗的第一手资料，这本书解释说：“每次射击日本佬（用步枪扫射），他就像兔子一样猛地一跳。”在1944年6月的菲律宾海战中，与盟军一方损失17架飞机相比，日军损失了三艘航空母舰、超过345架飞机，于是，这场海战成了不朽，被称为是一场“伟大的火鸡狩猎”。“打鸭子”是另外一种流行的比喻说法，并由此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死鸭子”（意为束手就缚的敌人）与“孵卵中的鸭子”（意为容易被击中的目标）。杀戮日本兵还会让一些人联想到打鹌鹑，“用坦克将日本人从草丛里赶出来，”一名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工作者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报道，“日本人被赶出来时，他们像逃跑的鹌鹑一样被击落。”[21]

在美国社会与政治思潮每周机密摘要［绝大多数由历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撰写］中，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曾一度评价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流行看法是“大量默默无名的害虫”。这种观察准确且含意清晰：日军是必须斩尽杀绝的害虫，尤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内，“斩尽杀绝”的形象化比喻确实成为适用于屠杀日本人的常用方式，这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日本本土岛屿的城市里。在潮湿闷热的作战区域，日本人几乎被视为热带丛林中的另一类害虫，“喂，你宁愿去——斩尽杀绝臭虫还是日本佬？！”在《美国军团杂志》（the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的一幅连载漫画中，一名中士这样问道，喷射臭虫的士兵小队的军士回答道，这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掌掴日本佬更令人满意！”《海军陆战队员》上登载了更复杂的系列漫画，漫画描绘海军陆战队员在太平洋战场所遭受的苦难，并以“令人作呕的日本人”—— 一种长着眯眯眼、龅牙的奇形怪状的虫子——作为结束。漫画中解释道，这种严重的瘟疫于1941年12月7日在火奴鲁鲁第一次爆发，海军陆战队被派去执行“扑灭瘟疫的艰巨任务。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塔拉瓦岛与塞班岛上的大量实验表明，这种虱子栖息于南太平洋的珊瑚环礁上，尤其在弹药箱内、棕榈树上、山洞、丛林与沼泽中。火焰喷射器、迫击炮、手榴弹与刺刀被证明是有效的应对措施。但是，在完全有效地消除瘟疫源头之前，东京一带滋生瘟疫的土壤必须被彻底摧毁。”其他漫画家也围绕着同样的主题，将日本人描绘为等待施用灭蚁药的蚂蚁，或是即将被踩死的蜘蛛，或者像美国空军的喷火枪所歼灭的“日本甲虫”。[22]

这种歼灭主义的另外一种形象而熟悉的表达，是将日本人勾画成啮齿类动物，他们通常是陷入困境或走投无路的老鼠。盟军将日本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被描述为“像追击老鼠的猎狗”。记者在提到严重受伤、长着“珠子一样小眼睛的”日本人，以及被盟军火力压制在太平洋环礁山洞和隧道里的日本士兵时，将他们比喻为困在洞中的老鼠。电影《紫心勋章》里的英雄告诉俘虏他的日本人，他们只不过是“走投无路的老鼠”；1945年3月，《国家》杂志（The Nation）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图像，说明在硫磺岛（Iwo Jima）战役阵亡的一名日本士兵与美国战士之间的明确差异，日本士兵的死亡，是“一只在角落里顽抗到底的老鼠的死，” 《国家》解释道，然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死，“却是在开阔场地上前进，为了如此纯粹、高尚、永恒不变的动机——诸如热爱伙伴，热爱陆战队，或者为了在血染的折钵山顶上升起旗帜的雄心，作为一名骄傲的美军战士而牺牲。”在剿灭太平洋岛屿最后防线上负隅顽抗的日军的战斗中，盟军使用了最具威力的歼灭武器之一火焰喷射器，这种武器喷射出一道长长的2000华氏温度的火焰。1945年2月，在硫磺岛战役进行中时，美国一家化学公司在《纽约时报》上登出了一则插图广告，展示美军士兵使用火焰喷射器，喷出了一条“穿过日本佬牢固的防御工事”的通道，这则广告的标题名为“清除老鼠窝”。[23]

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军阵亡人数是6000名，还有25000人受伤，而日军20000人的防御部队几乎全军覆灭），实际上，许多海军陆战队士兵头戴印有“啮齿动物歼灭者”文字的头盔投入了战斗。像许多关于战争的病态幽默一样，这反映了恐惧与愤怒，以及具有保护功能的有关战争的黑色幽默。然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卷入其中，消灭老鼠的比喻说法并非是战场特有的，在大后方从未遭遇日本男性或女性的平民百姓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比喻也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西海岸的许多小饭馆，在橱窗上挂牌子写道：“这家餐馆毒死老鼠与日本佬。”右翼治安维持会（Right-wing vigilante groups）散布如有“拍死日本老鼠”等类似标题的小册子，贴有口号“记住日本佬就是日本佬”的标签，以及在他们的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着日本人脸的一张老鼠图片。遣送日裔美国人到美国内陆其他州的拘留营，或者允许拘留营里的日裔到附近教育机构上学的具体计划被提出时，爱达荷州州长反对任何日裔美国人被转移进他下辖的州，并宣布“将全部日本佬送回日本，然后沉没日本岛屿，这是解决日本佬问题有利的解决方案。日本佬如老鼠般活着，如老鼠般繁殖，如老鼠般活动”。如果本地忠诚的日裔美国人邻居都能被大而化之地当作害虫，那么很容易再次想象，这种歼灭主义情绪如何不仅能被应用于亚洲与太平洋战场的日本作战部队，也可以被应用于日本本土的男人、女人与小孩。为了对此进行完整的表达，我们只需参加1942年6月中旬在纽约市的一次爱国游行，这是纽约到那时为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展示了巨大的军事力量与爱国精神，游行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是一辆名为“东京：我们来了”的彩车。根据新闻媒体的描述，这辆彩车描述了“一只硕大的美国鹰，带领着一群轰炸机，轰炸一群正试图向四面八方逃窜的黄色老鼠”。据有关报道，民众“热爱这辆彩车”。[24]

这个场面值得详细叙述，因为这里捕捉到了在符号象征层面上更多的东西：彩车装扮中势不两立的两个元素——老鹰对老鼠；一群数量众多、无个体差异的老鼠，它们不仅缺乏人性与个性，甚至也缺乏性别与年龄段；一群黄色害兽、体形矮小——不仅提示了“小日本”，还暗示它们是来自亚洲的黄色兽群；在轰炸机投弹手眼里，这些“老鼠”就是攻击的敌方目标（在大后方观众的眼里也如此）。彩车也提示了另外的方面，在这里大规模冲突通过比喻被模糊，但战争的技艺被真实地描绘：那些轰炸机仍保持着轰炸机的形象。回顾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表达方式，这提醒我们，在种族仇恨的表达形式相对而言保持传统的同时，军事技术与战略的变革正在发生，例如盟军的火焰喷射器、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凝固汽油弹、战略轰炸理念、民众信心的归属作为战争中重要与合法的目标、以低空饱和轰炸袭击城市中心区的完美战术，最后，还有核武器。在亚洲战场的战争过程中，种族主义、去人性化、技术变革、歼灭主义政策，所有这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变得相互关联起来。

[1] 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The Attitudes of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An Overall View（Report no. 31，December 29，1945），尤其第15—16页；还有上述部门编撰的 Wartime Analysis of Japanese Morale（未标明出处，但是时间是在1945年末或1946年初），尤其第5页；U.S. National Archives，R.G. 208，Boxes 443 and 445。这个机构的研究报告包括许多有关日本战俘的研究，前外国士气分析部负责人Alexander H. Leighton总结的综合调查结果，收入Hum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49：Dutton）；有关日本战俘，参见第303–304、321–322页，参见下文第6章第151页注释对这些资料更完整的引用。

[2] 参见第6章，尤其是结论部分。

[3] Ernie Pyle，Last Chapter（1945：Henry Holt & Co.），第5页。有关发行量，参见Jack Goodman，ed.，While You Were Gone：A Report on Wartime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1946：Simon & Schuster），第367页。

[4] Science Digest 17.3（March 1945）：5；Otto Tolischus，Tokyo Record（1943：Reynal& Hitchcock），chap. 28；这份海报出自胡佛研究所G.William Gahagan的论文中；关于歌曲，参见安东尼·罗德（Anthony Rhodes）所写的一本有趣的书中的活页乐谱插图（the sheet music illustration）。Anthony Rhodes：Propaganda，The Art of Persuasion：World War II（1976：Chelsea House），第164页。

[5] James M. Merrill，A Sailor’s Admiral：A Biography of William F. Halsey（1976：Crowell），第111页；Leatherneck 26.2（February 1943）：12；参见出处同上27.2（February 1944）：10。

[6] 有关日本裔美国人的经历与战争时期的“重新安置”，参见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的重要研究，Roger Daniels：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1968：Atheneum），Concentration Camps USA：Japanese Americans and World War II（1971：Holt，Rinehart & Winston）和The Decision to Relocate the Japanese Americans（1975：Lippincott）；也参见Carey MeWilliams，Prejudice：Japanese-Americans—Symbol of Racial Intolerance（1944：Little，Brown）；Audrie Girdner and Anne Loftis，The Great Betrayal：The Evacuation of the Japanese-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1969：Macmillan Co.）；Stetson Conn，“The Decision to Evacuate the Japanese from the Pacific Coast（1942），”收入Kent Roberts Greenfield编，Command Decisions（1959：Harcourt，Brace & Co.，for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第88—109页；Stetson Conn，Rose C.Engelman，and Byron Fairchild，Gu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Outposts（1964：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第115—149页；Eugene V.Rostow，“The Japanese American Cases—A Disaster，” Yale Law Journal 54.3（June1945）：第489—533页；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Personal Justice Denied（December 1982）。

[7] 参见Daniels，Concentration Camps，第61—62页；Daniels，The Decision to Relocate，第97页；Girdner and Loftis，第17、24、101页；McWilliams，第116、251页；Henry L. Stimson Diaries（Yale University Library microfilm），reel 7：512（entry for February 10，1942）。

[8] 关于歌曲名称，参见Rhodes，第147、148、164页；A. Marjorie Taylor，The Language of World War II，再版（1948：H. W. Wilson Co.），第232—238页；Colin Shindler，Hollywood Goes to War：Films and American Society，1939—1952（1979：Routledge & Kegan Paul），第35页；Time，December 29，1941，46；Geoffrey Perrett，Days of Sadness，Years of Triumph：The American People，1939—1945（1973：Coward，McCann & Geoghegan），第241页。

[9] 参看Personal Justice Denied，第139—140页；Girdner and Loftis，第151—152页。

[10] 对丘吉尔话语的引用，参见Francis L. Lowenheim等编，Roosevelt and Churchill：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1975：Saturday Review Press），第95页。关于史汀生（Stimson），参见Dorothy Borg和Shumpei Okamoto编：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31—1941（197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第51页；参见281. Leatherneck 27.7（June 1944）：63；参见Daniels，Concentration Camps，32. 美国电影《了解你的敌人——日本》中也使用了“疯狗”这一绰号。更早的对东方人的称呼通常是“受惊吓的野兔”。参见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ume 2，1919—1931（1972：William Collins，Sons & Co.），第250—251页；也参见244页。

[11] Waldo Heinrichs，American Ambassador：Joseph C Grew and the Development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Tradition（1966：Little，Brown），第370页；也参见Grew in United States News，April 6，1945，20. Science Digest 12.5（November 1942）：33—34，and15.3（March 1944）：54—56；Leatherneck 28.3（March 1945）：23；William Slim（Field Marshal the Viscount Slim），Defeat Into Victory（1961：David McKay Co.），第401页。日本投降时，美国海军编纂的一份有趣的有关日本的手册中，将日本这个国家描述为一个“巨型蜂巢”。Guide to Japan（CINCPAC-CINCPOA Bulletinno. 209—45，September 1，1945），65。

[12] Guide to Japan，第51页；Debs Myers等编，Yank — the GI Story of the War（1947：Duell，Sloan & Pearce），第148页；Winston Churchill，Triumph and Tragedy（1953：Houghton Mifflin），第637页；Milovan Djilas，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1969：Pelican），第79页；Chatham House，Japan In Defeat（1944：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第8、71、119页；George H. Johnston，Pacific Partner（1944：Duell，Sloan & Pearce），第205页。

[13] David Dilks编，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1938—1945（1971：Cassell & Co.），第353、358、392、416、445页；John Goette，Japan Fights for Asia（1943：Harcourt，Brace & Young），第36页；William Manchester，American Caesar：Douglas Mac Arthur，1880—1964（1978：Dell），第264页；Punch，January 14，1942；S. E. Smith，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World War II（1969：Random House），第247、252页；New Yorker，September 12，1942，Reader’s Digest转载，December 1942，第248页；Edward Tabor Linenthal，Changing Images of the Warrior Hero in America：A History of Popular Symbolism（1982：Edwin Mellen Press），第131页。

[14] Merrill，第35、65—66、73—74、82—83、85、88—89、106、111、142、202、209—210、232、246页；William F. Halsey and Joseph Bryan III，Admiral Halsey’s Story（1947：McGrawHill），第141—142、206页；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Japanese Use of American Statements and Acts，Real or Alleged，in Propaganda to Create Fear（Report no. 21，June 15，1945），esp. 9；U.S. National Archives，R.G. 208，Box 444。

[15] Taylor，第114页；Lester V. Berrey and Melvin Van Den Bark，The American Thesaurus of Slang，2nd ed.（1953：Crowell），第385页；Leatherneck 25.2（February 1942）；Guide to Japan，第40页；Infantry Journal，March 1945，第23—24页，and August 1945，第41页；Robert Eichelberger，Dear Miss Em：General Eichelberger's War in the Pacific，1942—1945，ed. Jay Luvaas（1972：Greenwood Press），第300、303页。

[16] New York Times，April 25，1943。

[17]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October 1942，第56页；Collier’s covers of April 18，1942，and May 8，1945）；Time cover of January 26，1942）；David Low，Years of Wrath（1946：Simon & Schuster）。

[18] New York Times：Sunday Book Review section，May 17，1942；Sunday News of the Week in Review section，December 21，1941；May 17，June 28，and November 8，1942；April 4 and April 25，1943；February 6 and November 12，1944。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y 2，1942，and February 25，1945。另一优秀的漫画来源是《芝加哥论坛报》，该报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开始在War Cartoons by McCutcheon，Orr，Parrish，Somdal: Chicago Tribune，December 8，1941-September 28，1942中发表其最主要的漫画作品。（1942：Chicago Tribune）。

[19] James J. Fahey，Pacific War Diary，1942—1945（1963：Houghton Mίfflin），第45—46页；Leatherneck 26.1（January 1943）：45。

[20]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November 1944，第31页；Leatherneck 26.7（July 1943）：3；American Rifleman，July，August，and September，1944；参见出处同上，June 1943 and January 1945；McWilliams，第131页；Time，December 22，1941，13。

[21] Time，November 2，1942，30；Newsweek，February 7，1944，25；American Rifleman，January 1945，47；Reader's Digest，January 1945，88；Slim，第254、277页；Leatherneck 26.8（August 1943）：24—25；Life，September 6，1943，cover，18，43；Science Digest 12.6（December 1943），53；American Legion Magazine，November 1942，55，and August 1943，20，48；S. E. Smith，第223、332、598页。获奖的新闻记者是艾拉·沃尔夫特（Ira Wolfert）。

[22] H.G. Nichols编，Washington Despatches，1941—1945：Weekly Political 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1981：University of Chicago），第558页（May 13，1945）；参见第299页（January 1，1944）。参见第299页（January 1，1944）.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October 1944，52；Leatherneck 28.3（March 1945）：37；Chicago Tribune，War Cartoons；New York Times，March 7，1943。

[23] Slim，第392页；Time，February 15，1945，25；Richard Tregaskis，Guadalcanal Diary （1942：Random House），第71页；The Nation，March 3，1945，240。Merrill，第138、210页；New York Times，February 11，1945，36。

[24] Time，March 19，1945，32；Richard Polenberg，War and Society：The United States，1941—1945（1972：Lippincott），第65页；McWilliams，第131、163—164、237、241页. 《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了这次游行（New York Herald Tribune，June 14，1942，1，2），把这次游行描述为“一场坚定、愤怒的战争游行盛会，在第五大道川流不息地持续了11个小时”。此次游行有50万民众参与，估计有250万至500万名观众。在“珍珠港”游行队列中的同名花车“演出了当一名日本将军在希特勒的驱策下准备从背后刀捅山姆大叔时，一名日本外交官微笑着在与山姆大叔谈判”。参见Polenberg第135页。

第五章

小男人与超人

各个领域的西方专家对非人性化日本人表示质疑，他们中很多人曾经作为传教士、新闻记者、外交官与军官，获得了日本的第一手知识而跻身于“日本通”行列。他们以权威、专业人士的身份说话，对范围从轶事趣闻的观察到日本历史文化的详细解释做出评论。从他们的角度对日本进行观察，无论是生物决定论还是兽性特征都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评论常常内容丰富、增长见闻。然而，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他们的评论居高临下、表现出种族优越感，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长期保持有关日本人的各种各样的种族或文化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专家所提出的有关日本人特点的某些最受欢迎的观察言论，与撰写于四百年前、欧洲最早对日本的评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16世纪中期开始，耶稣会会士特别撰写了大量有关日本人的著作，他们偶然地将日本人归类为“白人”——并普遍认同伟大的先行者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的看法——日本人是最有希望、最有成就的异教徒。然而，这些满怀希望的劝导者最后对理解日本丧失了信心——究其本身而言，这是后来发生事情的先兆。耶稣会会士的挫折以及他们的大部分结论，被西方观察家在随后几个世纪长期延续下去，几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1]

耶稣会会士最重要、最持久的结论是：日本人神秘且不可能被理解。“日本人认为，为了阻止任何人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不应展示内在的真我，这是一个关乎荣誉和智慧的问题。”耶稣会传教团的神父弗朗西斯科·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在1570年至1581年间这样写道，“日本人自幼被训练成如此；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成为难以被人理解与虚伪的人。”第二项最重要的结论是，西方人可以从认识日本人的精神开始来仔细观察这种不可理解的特性，但是源自日本人精神的每样东西都是颠倒的。卡布拉尔的继任者亚历山德罗·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16世纪80年代写道：“他们拥有与其他所有国家如此不一样的仪式与典礼，似乎他们在有意试图成为与其他任何民族不一样的民族，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超出了想象，因此，也许真的可以这么说，日本是与欧洲相反的世界，所有的一切是如此的不同、截然相反，他们几乎没有一点与我们一样……”[2]

一直以来，西方人不仅对日本、也对亚洲或者“东方”文化，以及总体上的“东方思想”感到好奇与困惑。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著名的格言：“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非常容易想象，在从埃及到日本一路上的传教士之家、贸易公司与领事馆里，很多人都会悲伤地点头同意他的观点。此外，在那些专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西方人中，除了极少数人例外，其余的都会异常热忱地坚持认为，日本人很“独特”，而且对“非理性”与“不合逻辑”的事情有着不同寻常的偏好。珍珠港事变之前的数年间，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这名西方日本文化的专家、最受尊敬的英国学者、外交官曾被“如此特别、自成一类”的日本所吸引。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撰写了关于日本村庄的经典研究论文，他赞同“日本国家、日本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不一样，更确切地说，与日本民族主义者描述日本一样，‘在世界民族与文化之中，他们是独一无二的。’”[3]贝肯汉（Compton Pakenham）是一名在日本长大的英国军官，他从孩提时候就认识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战争爆发前，贝肯汉曾在一个日军联队待过半年的时间。1945年，他向《新闻周刊》（Newsweek magazine）投了一系列有关日本人心理特点的稿件。贝肯汉在这一系列文章的引言中认为，尽管西方人的确认为日本人与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风俗，但日本是“一个完全独特的国度……完全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他们扭曲的心理状态与阴险的犬儒哲学，贝肯汉写道，使得“外国人要和日本佬交换意见或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成为不可能”。美国海军日本高级情报专家埃利斯·扎卡里埃斯（Ellis Zacharias）称日本人的性格为“那种奇怪、不可理喻与奇特的现象”。[4]

对日本人这样的评价来自各个方面。1943年，古斯塔夫·埃克施泰因（Gustav Eckstein）出版了一本全面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著作，他告诉读者：“日本神道教信徒看起来与众不同，他们更狂热、更危险、更不受他人的影响。”在珍珠港事变之前，一名美国军官曾在中国华北与日本军队一起行动了四年多，这名军官宣称，日本人“不论长相、想法还是行为，都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不一样”。战争开始时，《纽约时报》驻日本通信记者奥托·托里许斯（Otto Tolischus）认同日本人“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不一样”的看法；后来美国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她在1936年向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一篇有关日本的“分析笔记”，甚至在日本与中国公开爆发战争前夕，巴巴拉·塔奇曼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近乎耶稣会会士的措辞，来表达对日本人独特、不可理解的印象：“日本人的思维过程是如此完全地迥异于西方，并且缺乏西方人所说的逻辑，以至于日本人可以发表他们明知道不属实的声明，并且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的声明。西方人不可能理解这类事情是如何完成的，更不要说对这类事情进行解释了。”怪不得《财富》杂志（Fortune）告诉战时读者，日本人“使试图研究他们的所有人感到困惑”。[5]

许多西方人在日本有着长期的个人经历，他们从漫长徒劳的努力中了解到，试图洞察日本人的心理是无用的，这甚至变成了一种专业知识的标志。正如战争爆发时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Robert Craigie）所说：“‘日本通’会告诉你，在日本人中生活的时间越长，就会越难以理解日本。”日本人放下武器前三天，《纽约时报》重新刊登了1941年和一名在日本生活了25年的美国商人的对话。“最初到日本时，我以为我能理解日本人的心理，”这位匿名专家说了心里话，“今天，我意识到没有一位西方人能真正看透日本人的心理深处。英国人与美国人所犯的错误——我们根据我们以为的逻辑与常识，去试图预测日本政策，而结果是我们的猜测几乎总是出错。”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其任期从1932年到珍珠港事变，他在无数次关于日本的战时演讲中特别强调，“日本人的心理与逻辑是他们自己独有的，”因此，试图“用西方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日本人的思维过程或理性意识，这会引起误导与错误”。这个令人恼怒的问题也被格鲁的同事、美国国务院的亚洲事务专家所认可。《新闻周刊》关于日本投降的专题报道中，有一篇有关《日本佬混乱的思维》的特写文章，文中特意使用了“日本佬与美国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论点，这篇文章对耶稣会士范礼安甚至都没有做补充说明。美国人即将军事占领日本，文章开头写道，“将穿过这面镜子进入颠倒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音乐，‘日本天皇’可能上演一出严肃的哲学剧。”[6]

准确地说，歌剧式的形象化描述，这是战争时期萦绕在西方人脑海中少数几个有关日本的良性印象之一——不仅有日本天皇的小丑形象（我们的看法是古怪、离奇——假如你认为不是，你就错了），还有《蝴蝶夫人》浪漫的异邦情调［值得注意的是，巧巧桑（Cio-Cio-San）自杀的结局，这在1945年使西方人对战争中的日本人增加了柔弱的印象，认为他们是一个具有强迫性自杀愿望的民族］。亚洲危机爆发之前，在英语世界中向外国人宣传日本异国情调还只是一个小型产业。日本政府自身通过赞助各种类型的英语出版物、讲演、电影与展览，以及日本在海外的艺术演出，努力促进英美两国人欣赏“文化的日本”，20世纪30年代晚期，在国际文化关系学会［the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Kokusai Bunka Shinkōkai）］纽约支会、日本研究院的支持下，日本官方实际上加快了这样的宣传步伐。

即便从最好的角度看，上述计划的影响都微不足道。日本的浮世绘、茶道、插花，以及日本俳句与和歌，都加深了西方有关这个小国家肤浅的文化遗产的成见。“日本没有伟大的艺术、诗歌与戏剧，因此在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文化方面几乎毫无希望地失败了。”威利斯·拉莫特（Willis Lamott）这位在战争期间成为著名的日本翻译的传教士，曾这样写道：“日本人的失败在于他们常常以拙劣、幼稚的方式，去介绍那些展示日本人的奇异性、差异性与独特性的日本文化形式。日本人在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在西方国家创造了一位视日本人为 ‘有魅力、离奇古怪且很风雅’‘愉快的小矮人’的老主顾，但却没有向西方国家阐明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内涵。”1942年，威廉·亨利·钱柏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在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资助下出版的有关现代日本的一本小册子上采用了同样的评论。钱柏林写道，“日本人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了不起，然而，在大事上却并不起眼，”日本人的贡献在于“一些不足道的文化成就”，诸如版画、漆器、园艺与俳句，钱柏林继续评论道，但这个国家没有产生可与中国、印度相提并论的伟大哲学家或宗教思想家，也没有产生可与希腊-罗马和欧洲传统媲美的最优秀文学作品。与日本投降几乎同时，大约在1945年9月，美国海军发行了冗长的《日本指南》（Guide to Japan），其中也表达了这些熟悉的观点，《日本指南》甚至认为前现代日本也只是“三手文化”，因为日本大部分的早期高度文明都是经由朝鲜从中国获得的。日本对现代世界的回应是在全世界骗取知识，他们“借用这个，抄袭那个，从来没有发明创造，却总是改进西方机器、武器与西方科学技术为他们自己所用”。《日本指南》评论说，甚至在作战战法上，除了自杀式进攻，日本人没有发明一件武器或提出任何新的作战方法。[7]

日本人在这方面的确奇特：他们独特并自成一类，然而，又尤其擅长仿造，只在某些“微不足道的成就”上具有创造力。1931年，日本人在夺取中国东北地区后退出国际联盟、废除《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随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多数西方人甚至在这个时期也很难真正严肃地看待日本人。日本人显然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轰炸、杀戮、抢劫、强奸——但从军事角度说，他们的表现似乎也毫不令人印象深刻。1937年中国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威胁要“消灭”中国，然而，日本军队在占领中国沿海地区后就陷入了困境，无法彻底打败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的（并且当然是亚洲人的）敌手。

军事观察家与其他职业观察员对日本的军事潜力都抱有轻视的观点，但是，这种轻视态度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实际影响。在珍珠港事变之前，西方人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意图与能力。这正如一名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后来总结的那样，他们评价日本这个国家：“最多是一个三流国家。”接着，西方人震惊、愕然于战争爆发后接下来几个月日军取得的军事行动胜利，于是，他们开始夸大敌人的设备与精神力量，又在相反方向犯下了错误。1942年，面对这个看似所向披靡、创下不可想象的军事壮举的恐怖敌人，英、美国家的不少军事专家几乎有了一种病态的困惑。旋即，日本人就被说成是比德国人更强大的敌手。对这种像偏执狂似的说法，新闻界、政界的反应是反过来兴起一场致力于揭穿“日本超人神话”真面目的战役。这种日本人在西方的形象的转变和并置，是如此的突兀与不协调：从亚人类到超人、从小男人到超人。但是，始终存在一个共同点，因为日本人很少被看作与人类大体相似和同样的物种。[8]

在战争确实爆发之前，英美人同样地蔑视日本人的能力。回想起来，这种傲慢的灾难性后果预示了一场残酷的当代寓言剧。对英国人来说，这场剧以新加坡陷落告终。各阶层的演员讲述的台词要点与逐渐衰落帝国的狂妄自大形成共振。然而，他们同时明显地缺乏制造悲剧的优雅。

例如，远东英国军队的总司令、上将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Robert Brooke Popham）报告，他在1940年12月游历香港时，观察中国沦陷区的日本军队：“透过铁丝网，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身穿脏得发灰的制服、各种各样的亚人类家伙，我被告知这些都是日本兵。”波帕姆向伦敦的黑斯廷斯·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将军报告说：“假如这些代表日本军队的平均值，那么俘虏他们以后要解决的食宿问题会很简单。我不相信他们可以组成聪明的战斗部队。”几乎与此同时，英军参谋长向波帕姆发去电文，声称“不应该高估”日本人。1941年2月，布鲁克·波帕姆报告说：他的一名营指挥官在视察自己的部队时曾哀叹，“你不认为他们配得上比日本人更强大的敌人吗？”另外一名渴望战斗的军官告诉布鲁克·波帕姆，“阁下，我确实希望，我们在马来半岛不要过于强大了，因为如果这样，日本人可能就永远不敢登陆了。”

而一些英国情报官员（以及很多澳大利亚人）则警告不要如此的过分自信，然而，他们的观点几乎完全被忽视了。例如，驻东京的英国武官1941年4月访问新加坡，他告诫新加坡的驻地军官，认为日本军队拥有一流的战斗力，他们训练有素、指挥优秀，而且具备高度的团队精神。在这位武官讲话的最后，马来亚司令部的莱昂内尔·邦德陆军中将站起来宣布，这样谈论日本军队的效率是“远离真相”。邦德中将告诉他属下的军官们，他已经获取了日军的机密电报和其他一些情报资料，其内容使他更加坚定对日本人的轻视。“我认为他们不怎么样，”邦德中将宣称，“你们可以相信我，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9]

1941年8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塞西尔·布朗（Cecil Brown）被派往新加坡。布朗的日记中屡次出现“我们对付那些日本佬没有太多麻烦”这样有关英国人信心的记录，这样的记录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的最后时刻。12月8日凌晨，新加坡总督被指挥官A. E.佩西瓦尔（A. E. Percival）中将吵醒，并得知日本人已开始敌对的军事行动、正在进攻位于马来半岛东南海岸靠近暹罗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时，新加坡总督的直接反应是出奇的冷静与平静，“好”，总督回答说，“我想你会让小男人滚蛋！”在这个时候，新加坡城市灯火依然辉煌，第一架日军轰炸机在凌晨4点出现时，市民空袭预防组织（the Civilian Air Raids Precautions Organization）指挥部无人值守。英国人在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发布的当日命令（在5月份就已经完成起草）中的部分内容是：“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有充分的预警，做好了战备与演习……我们有自信。我们的防御强大，武器高效。”一面继续将日本描述为软弱、士气低落，“数月来肆意猛攻中国、竭力掠夺而筋疲力尽”的国家。在缅甸，英国人对日军的威胁也非常轻视，当战争爆发时，英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过丛林战术训练，而且仅有一人能讲一些日语。[10]

新加坡陷落之前，“反击号”（Repulse）与“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两艘战舰出人意料的可怕厄运是种族主义反日神话无视理性的情报搜集的集中体现。1941年秋新加坡陷落时，“反击”号与“威尔士亲王号”两艘战舰被派往新加坡，原因是丘吉尔坚持认为小小的海上力量展示再加上与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的联合行动，就可以阻止日军南进。日本人认为这一举动是毫无意义的虚张声势，在他们对珍珠港与菲律宾发动突然袭击的两天之后，日军在中国南海轻而易举地击沉了两艘庞大的战舰，整个过程仅损失了两架飞机。于是，外加上珍珠港美军舰队被摧毁，太平洋上可能会阻挠日本海军军事行动的主力舰的最后的战斗力量就这样被清除了。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将此描述为这场战争给他的最大震惊，还有塞西尔·布朗引人注意的日记，塞西尔·布朗曾被邀请登上在劫难逃的“反击号”，并敏锐地获取到英军一厢情愿的有关日军无能的想法。太平洋时间12月9日下午1点20分，双方交战前一天，当询问及有关日军的主力舰、三艘重型巡洋舰、大量的驱逐舰在附近的报告时，“反击号”上的甲板指挥官（the flag-deck officer）大笑说：“啊，但他们是日本人，”这位指挥官信心满满地宣布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就在同一日五小时后，塞西尔·布朗在日记里记录了以下内容：

我们在用晚餐，听着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激烈的战斗在马来半岛继续进行着。战斗仍处于混乱之中，但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说增援部队将在白天抵达那里。

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说，日本人报告的进攻新加坡的消息是假的。日本佬已经攻入了泰国……

我们在军官休息室围成一圈坐着。当时肯定有12名或15名军官正在讨论这一新闻。

“那些日本佬是大傻瓜，”一名军官说，“这样非常分散地进攻目标是愚蠢的战略。日本佬应该派出300多架飞机进攻新加坡而不是只有11架。”

“大傻瓜！”另一名军官轻蔑地说。

“那些日本佬不会飞行，”一名军官说，“他们夜间看不见，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

“他们有相当不错的军舰，”一名军官评论说，“但他们不会进行发射。”

当塞西尔·布朗指出英国军官可能低估了敌人时，在他身边的军官们对他的观点仔细思考了一会儿，随即又恢复他们对形势的自信评估，他们基本上的反驳是：“我们没有过于自信”“我们只是认为敌人并非多么优秀，五年时间他们没有打败中国，现在看看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在各处转移奔忙，而不是在一个或两个地方会合。他们不可能有那样做的聪明。”第二天午后不久，“反击号”与“威尔士亲王号”被日军轰炸机连续发起的精准空袭击沉。[11]

这些看似有事实根据的飘飘然过分自信值得注意。偏见伪装成了事实，它建立在无数并不重要的而且也许是经验观察的结果之上。因此，西方人并没有简单地把日本人立即视作军事无能而不予考虑。他们“知道”日本人并不是严重的威胁，因为有再三再四的报道，日本人不会发射、不会航行，也不会飞行。1937年后，当事实证明了日本人无力迅速征服中国时，于是自然的、这些想当然以为确定的事情再一次得到了确认。人们不需要去细究诸如中国广阔的领土范围所带来的棘手的后勤、或中国人民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等实际问题。

采用具体详细的方式提出日本军事无能的论点，这值得我们进行详细的阐述。这些传言之所以获得信任是因为它们是如此精确——如此“符合逻辑”，运用了西方人最喜欢的自我评价、自我标榜措辞之一——确切地指出日本人在哪些方面以及为什么无能的原因。美国军事评论员弗莱彻·普拉特（Fletcher Pratt）1939年提出了这种经典的分析，并在珍珠港事变前及紧接其后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出版物中。普拉特解释说，日本的军事力量被“四项弱点”抵消。首先，钢铁匮乏迫使日本人以令人遗憾的方式补救海军建设，尤其在小型船只上配置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及依赖焊接而不是铆钉。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船的重心过高（媒体有时喜欢将此称为上部结构“像宝塔一样”的船舶）以及船的内在结构有缺陷。作为证据，普拉特引证了装载过多的日本鱼雷舰在1934年海上试航时沉没，还有一艘巡洋舰在开火密集攒射后，焊接接头处突然泄漏。

普拉特继续分析说，日本人第二项弱点是在空中，他们的飞机与飞行员都明显很差，日本人“既不能制造出符合标准的飞机，也不能很好地驾机飞行，”普拉特解释说，“尽管他们尽了最英勇的努力。”虽然日本人大胆勇敢，但“每位观察家”都认同他们无能。有关日本人为什么具有上述弱点虽然还有争议，但他们还是提出了以下四项主要理论：

根据第一条假设，日本人种族的内耳耳蜗有缺陷，就像他们普遍近视一样。这就给了他们有缺陷的平衡感，这是一个飞行员不能具有的身体缺陷。

第二项解释之处，归咎于武士道与个体生命毫无价值的日本准则，因此，当飞机失去控制或出现其他故障时，他们常常双臂交叉放在腹部，为帝国的荣耀甘心情愿赴死。而带有强烈的个人存在意识的西方人，他们会竭尽一切努力使飞机摆脱困境，或者在最后一刻紧要关头跳伞。几名曾在日本的飞行教官提出了这一说明。

心理学理论指出，日本人甚至比德国人更是一个集体民族，“没有什么比一名日本人更蠢，没有什么比两名日本人更聪明。”然而飞行员是需要单独行动的特殊个体，由于日本人在个人主义方面表现不佳，导致他们的飞行员能力也较差。

最后，从教育学的角度解释，与任何其他种族的儿童相比，日本儿童获得的机械玩具与接受的机械训练都更少。

有关日本军事弱点的第三、第四点，分析继续指出是因为心理。日本人无论事件大小，都脾气暴躁，在战场上，一旦军事行动进展不顺利，他们就倾向于不必要地损耗兵力。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本人绝对不敢挑起与美国之间的战争。[12]

类似的甚至更广泛范围的令人振奋的“情报人员”观察结果，有可能使英国军事情报观察员低估日本对南亚的威胁。英国军事情报观察员报告说日本军队装备不良，尤其在自动武器方面，驾驶员与机修工据说都很差劲，军队训练应该不够充分——并且士气低落，虽然这与日本人自己的宣传相反。军官团被分析成处于缺乏思考能力的低级水平，战略与战术陈旧老套、缺乏灵活性。据说日军在游击战与丛林作战上缺乏训练，而且实际上，日本人的文化与性情使得他们并不适合丛林战。例如，一名英军中级军官曾告诉塞西尔·布朗，日本人害怕丛林，因为他们相信丛林里布满了幽灵与恶魔。一名英国将军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尽管日本人如此莽撞地入侵马来半岛，但他们不会走得太远，因为暹罗边境附近的山区满是铁矿，这将会使这些轻率的入侵者的指南针发生故障。[13]

英国人也坚称日军避免夜间在陆地上的军事行动，因为他们完全不能很好地完成行动，日军避免夜间进行空袭以及俯冲轰炸，这是因为普拉特提出的相同理由：日军飞行员没有战斗力，飞机质量低劣。非常令人奇怪的是这一看法持续到了1941年底，因为自1940年8月起，一些在中国的日军飞行员已经开始驾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日本帝国海军开发研制的三菱零式舰载战斗机。零式战斗机第一次实战考验发生在1940年9月，当时13架零式战斗机在10分钟内击落了27架中国飞机。在这次交战与1941年8月31日之间，带来巨大变革的新战斗机开始由中岛航空（Nakajima Aircraft）大批量进行生产，在中国战场上，大约30架零式战斗机确认击落了266架飞机。然而，西方人仍然一直完全忽视日本飞机——尤其使飞机设计师堀越二郎（Horikoshi Jirō）感到惊讶，当他翻看西方航空杂志有关他非凡成绩的记录时，却一无所获。

西方媒体以及最高军事策划者对零式战斗机的忽视，并不是因为缺乏有用的情报。紧随着最初惊人的胜利，零式战斗机在日本获得了大量公开的宣传（大约在1941年1月后这类信息开始转为机密），因此美国人与英国人都掌握了有关零式战斗机性能的精确情报。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这位退役的美国空军军官曾率领引人注目的“飞虎队”飞行编队，在1937后帮助中国重建空军，他向英国、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官方发送了有关零式战斗机的详细报告。此外，1941年中期，英国人还实际上获得了一架被击落的零式战斗机，并准备对这架飞机进行精确可能的价值分析。然而，与陈纳德的报告一样，这次分析也被忽视了。正如堀越二郎后来所观察到的那样，与其说是日本海军如此成功地隐藏了零式战斗机的秘密，并使它在1941年12月“突然”出现、抵抗如此震惊的西方人，不如说这是大多数盟军高级军官的盲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日本可以独立设计、制造这种水准的飞机。[14]

日军飞行员很糟糕，因为整个日本种族患有近视与内耳缺陷，在战争来临之前的岁月里，这样的观点以无数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还伴随着让人难以置信的专家意见。所有漫画迷都会注意到那些描绘日本人透过猫头鹰状的角质眼镜眯着眼看人的讽刺漫画，这些漫画让人觉得日本人都是近视眼，就像在所有漫画里日本人都是同类型的一样；类似的漫画几乎无处不在。各方的军事观察员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举一例来说，就在战争爆发前一周，加拿大军官参加了英国驻香港官员简要介绍情况的会议，这些军官被告知日军飞机大多数老旧过时，日本空军几乎没有进行夜间飞行的训练，他们的飞行员近视，因此不能执行俯冲轰炸的攻击任务。在日军夜间空袭新加坡的那一晚上，新加坡空袭预警指挥部空无一人，其中原因之一是在这致命的日子前不久，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通知空袭监视员，日军飞行员不会夜间飞行。另一种独特新颖的科学解释可以看作是上述近视理论的孪生姐妹：日本人遭受了普遍的内耳损害。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根源来自他们的母亲们。针对弗莱彻·普拉特先天性缺陷“耳蜗管”的解释，一名西方专家提出了另外的观点：母亲用背带将婴儿固定在背上的习惯做法，使婴儿的头来回晃荡，并永久性地损害了他们的平衡感。[15]

1941年12月，日军对西方列强发起了不同寻常的计划缜密的猛烈进攻，此时，这种西方人的自满自然变成了惊讶与难以置信。众所周知，雷达第一次发现日军正在向珍珠港调动兵力的报告并未得到重视。珍珠港事变爆发九小时后，日本飞机猛扑菲律宾，彻底摧毁了麦克阿瑟在地面尚未起飞的空中力量，这使麦克阿瑟将军感到意外，拒绝相信飞行员可能是日本人，他坚持说飞行员一定是白种人的雇佣兵。几乎在同一时刻，香港的英国守军查明自身受到的精确低空射击来自日本飞机，他们表达了同样的怀疑。在英国官方的亚洲战争史记录中，他们“坚持认为”“一定是德国人发起了这次袭击”（在苏联，斯大林也同样认为坐在日军驾驶舱里的是德国人）。即使在日本人基本证明了他们的才能后，在相当长时期内，某些地区的西方人仍然不相信日本人可以真正地掌握现代战争武器。习惯了丛林与环礁岛屿轻武器作战、身经百战的美国士兵在1945年4月转移到冲绳岛（Okinawa）时，突然发现自己被发射精准的重型火炮轰击所压制，谣言随之迅速传播开来：“德国专家正在指导日本佬的炮兵。”在这方面，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就像战争开始时一样：美国低估了日本的技术能力。[16]

类似有关日本人心理的谣言普遍盛行。日本人并不像其他民族一样进行思考，而且肯定不能以西方理解的“推理”与“逻辑”来指导行动，这正是几乎所有的西方评论家都认同的观点。据说日本人经常“感觉”而不是思考，或者用他们的“整个身体”感觉而不是用头脑思考。他们的想法被描绘为“前希腊、前理性与前科学的”——这也通常被当作讲述有关女性自卑心理的标签。有时，这种等同关系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日本人以较为初级的方式进行思维，”奥托·托里许斯（Otto Tolischus）写道，“如同一名妇女思考应该做什么一样——根据本能、直觉、理解、感觉、情绪与联想，而不是根据分析与逻辑推理。”[17]

当然，在得到许多日本人与更多其他的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亚洲人的倡导后，这种态度有了积极的转化，东方人“直觉的”或“精神的”感召力量得到高度的赞扬。中产阶级杂志的英美读者们会隐约觉得对禅宗及其对“常识”的挑战有些熟悉，还有铃木大拙，作为在西方对禅宗思想表述得最准确流畅、最多产的诠释者，其著作常被引用来证实日本人依赖直觉而不是使用概念的观点。虽然西方人在二战后才欣然接受了铃木大拙与他所信奉的禅宗教义，但其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铃木大部分主要著作就已经被译为英文。尽管西方知识分子，例如卡尔·荣格（Carl Jung）在战前已经呼吁注意禅宗的见解，但战争时期几乎很难成为一个“东方智慧”被认真严肃对待的时代。从最好的角度看，东方的唯心论和对直觉的强调大体上会被视为非理性的怪事，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会被视为异质的与不祥的威胁。这不仅来源于这样模糊与使人不安的想法——东方宗教，譬如禅宗给予其信徒特殊“神秘”的力量与特殊的团结意识，也来自更具体的有关禅宗教规与军事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如同加拿大籍日本史学家诺曼·赫伯特（E. H. Norman）在战争期间所撰写的那样，禅宗助长了杀戮。[18]随着战争持续进行，那些日本的好战士兵们的“精神力量”的确加深了许多西方人的印象，但是却常常被当作在文明与进步进程中被摆脱的并且应该被摆脱的非理智的野蛮的证据。

西方人将日本人强调的“直觉”或非推理的表达方式转变成日本人“非理性”证据的方式，是一方沾沾自喜的自我评价可以被其他方转变成负面与贬损的刻板成见的极好的例子。在这种例子里，西方人离认为日本人智力低下仅有一步之遥。西方流传的谣言认为日本人依靠情感与直觉，而不是逻辑与分析，其原因是与西方人相比，日本人大脑的脑灰质更少而脑白质更多，因此更加原始简单。据说，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的白人医生不允许给日本人做尸体解剖。但是，更复杂的理论往往占据上风。英国海军部与参谋学院的海军官员们看来深受1935年在东京的海军武官所撰写报告的影响，这份报告不仅发展了日本人“大脑特别迟钝”的理论，而且继续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如此——其原因实质上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从根本上应归于在进行任何真正的教育之前就开始学习大约6000个汉字给孩子的大脑施加的压力，”由于这种填鸭式的结果，日本人往往只是成为“一个具有专门知识的种族”，而无法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迅速转换他们的思维。如此愚蠢的训练也被运用于日本海军学院，那里的一名英国教官告知这名武官，日本海军学院以过度训练身体和过度填充头脑的方式，“培养了完全过度疲劳的人的成品。”出于这样考虑的结果，这名英国武官的报告继续指出，所有日本的外国武官认为，日本当局不情愿向别人展示他们的军舰与武器，“与其说是由于橱柜里可能藏有的任何秘密，不如说是因为橱柜是空的。”[19]

有关死记硬背、需要学习烦琐的书写体系的沉重负担是否已经有害地影响了日本人分析能力的问题，杰出的日本人如19、20世纪之交的科学家与文学家森鸥外（Mori Ogai）已经进行了某些讨论。战后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初期，这个问题又浮出水面，当时盟军中的改革者与一些日本支持者一起徒劳地呼吁放弃表意文字，采用表音文字书写日语。这个问题既不是轻率的，也不是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然而，却有着充分的证据——尤其是这个国家自1868年推翻封建制度以后，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表明这几乎不是一个心智能力受损、顽固不化的民族。但是，西方人往往倾向于找到他们在开始时希望找到的东西——以美国总统为例，如同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教授所揭示的那样，他相信日本人的大脑与其说特别迟钝，倒不如说尤其的小。罗斯福总统曾专门感谢了史密森学会人类学部主任所提供的专家意见，这位主任在一封冗长的信中解释说，日本人的头盖骨“相对于我们大约滞后发展了2000年”，因此现在的日本人“与过去的日本人一样的坏”，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种伪造的经验论的事实反映了这些不足信的19世纪种族主义理论的根深蒂固。那么日本人如何可以逃脱这不幸的生物学的诅咒呢？罗斯福曾私下建议在日本人战败后应该鼓励他们通过各种可能的办法与其他种族通婚。[20]

正是在这种设想的环境下，日军最初对夏威夷、东南亚发起齐头进攻，这似乎从任何意义上看起来都不可置信：对于日军疯狂大胆的进攻，几乎没有西方人相信日本人有脑力或体能制定如此复杂的军事计划，或者如此出色地完成这些军事计划。但是不管在1941年夏季与初秋英美领导人对迫使日本人放弃在亚洲的野心的可能性有多乐观，到这年的11月底，以最高领导层的角度看，日军的进攻已明显迫在眉睫了。然而，英美领导人却仍然想当然地认为，日军的进攻可能针对的是亚洲的欧洲殖民地，而不是在夏威夷或菲律宾的美国军队；不管怎样，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在指挥层面或普通老百姓层面，几乎没有美国人相信日本人将被证明是强大的敌人。

1941年，美国最高层策划者绝不是没有意识到和日本相比他们的弱点是什么，正相反，当时拒绝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采取强硬态度的主要理由之一，是美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尤其是美国的海军建设计划远没有完成（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是迅速进攻的一个理由）。但是，如此清醒的评价并没有打消对日本军事能力普遍的轻视态度。回顾珍珠港事件前美国一方关于日本的评论记录，与新加坡陷落之前英国对日本的评价相比，只是稍微不那么丢人（最好的比较可能是1937年日本对中国傲慢与妄自尊大的态度）。例如，在局势危急的1941年初，驻东京美国大使馆助理、海军武官趾高气扬地告诉美国俱乐部的一群人：“我们可以在24小时内打败日本佬。”毫无疑问，在这种事情上这位武官在华盛顿的上司本来更有发言资格，但究竟有多少资格呢？在1941年的非正式谈话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保守派成员向新闻记者透露陆军部长史汀生与将军乔治·马歇尔最近发表的秘密证词。日本的意图被描述为“未知”，正如一名记者根据机密背景材料向编辑提交的简报所说的那样：“迹象表明日本被英国与美国的态度吓得半死，我们的海军相信日本人非常差，我断定他们随时可以击败日本人——当然，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执行两洋海军法案。日本没有机会履行对轴心国的承诺，除非英国被无望地打败。就算到那时，在开始面对美国舰队之前，日本也将长久地陷入不安。”两个月后，根据尚未公开发布的另一份背景材料，这次是来源于海军上将欧内斯特·约塞夫·金（Admiral Ernest King）所做的机密的简要情况介绍，同一记者观察到：“顺便说说，海军对日本的情形抱有巨大的兴趣，他们认为我们本应该在很多年前就消灭这些褐色矮子，并依旧赞成将其当作进行大西洋海战之前的一个步骤。”[21]

尽管并没有向公众透露这些语言如此生动的新闻简报，但日本软弱无力的整体印象却得到广泛宣传。1941年11月发行的《读者文摘》转载了《美国信使》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由在日本生活了13年的新闻记者所撰写，文章将日本描述成一个组织混乱的国家，他们的民气低落，物质资源匮乏，还有一支世界上事故率最高、飞机基本上“淘汰或即将淘汰”的空军。据曾经训练日本人的德国军官说，日本飞行员在战斗中缺乏驾驶高速飞机的个人主动性。“从西伯利亚、英国、荷兰与菲律宾基地”出发的联合进攻，文章继续写道，“在几周内可以歼灭日本空军或者至少让他们的飞机停在地面上不敢起飞。”12月4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前三天，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与一群华盛顿的政治掮客共进晚餐。餐后，在一同抽雪茄时，海军部长认为随时可能开始与日本的战争，战争爆发之时，几乎就是海军展示威力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诺克斯平静地宣称，“我们制订了20年的计划……战争不会持续太久，大约需要6个月时间。”在珍珠港事变后的短时间内，大部分美国人甚至还保持着乐观，仍然认为战争很快就会过去。1942年初，罗斯福总统的总统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还估计战争将在一年内结束。美国众议院议长估计美国民众起初以为打败日本大约需要六周，当最后预期已过、战争结束仍遥遥无期时，他发现民众中出现了严重恐慌。[22]

这种长期轻视日本的传统以不可估量的程度加重了美国人对偷袭珍珠港的愤怒。这个滑稽剧中的民族居然妄想与白种巨人（a white giant）较量，这简直太荒谬了；而更使人无法容忍的是，他们选择了以如此侮辱的方式进行挑战。澳大利亚记者休·拜亚士（Hugh Byas）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就以报道日本而闻名，1941年12月9日，他正在纽约。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人们此前一直将日本人看作是漫画人物，因此他们对‘小日本’的傲慢无礼感到义愤填膺。”两个月后，《财富》杂志（Fortune）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在我们漫不经心的印象中，日本人的形象是：一个哈腰鞠躬、满脸堆笑、戴眼镜、罗圈腿的小男人，他在进门处脱鞋，在寺庙里戴帽子，喜爱插画和创作31音节的和歌，自己从没有发明任何重要的东西，仿造他所见到的一切，包括漏油的燃油管线和碎玻璃；他们不会射击或直线飞行，他们炫目的战舰也全都是头重脚轻、装备不足和缺乏弹药……然而，这个看起来名声不错的敌人却证明自己要比我们的印象复杂得多。”在珍珠港事件三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日本事务处负责人发表演讲，他回顾了日本人突袭珍珠港曾在美国公众中引起的震惊。西方人“要么不相信那些只会让人联想到樱花和艺妓、原本以为‘和蔼可亲的小日本人’果真能建造出这样的军事机器”，这位负责人对吉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的听众说，“要么随意假设一名美国人、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的战斗力足以抵挡5名或10名日本人，对愈加严峻的危险不屑一顾。”如果把后面的这种假设反过来，就会和东京的战争策划者的想法基本上相同，因为东京战争密谋者也做出了自己一方能取得胜利的保证，但是，这种设想同样是错误的。这些日本策划者坚信，正是日本战士的“精神力量”使其能够战胜无数软弱的、自我放纵的白人军队。[23]

由于偷袭珍珠港来得如此出人意料——简直如同俗语中所说的晴天霹雳——大多数西方人还认为日本挑起战争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它严重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骄傲、愤怒和丰富的物力。同时，这次突袭也进一步加强了日本人不可预测与完全非理性的既有印象——虽然如果冷静地进行分析，偷袭珍珠港也极为容易被解释为证实了日本人战争策划的残酷逻辑。当西方人谈论日本人的人格缺陷时，日本领导人正专注于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全球秩序的失衡。到了1941年，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日本要存活下去，就必须控制亚洲的经济独立阵营，其中包括对东南亚原材料的控制。这就意味着日本必须控制新加坡和菲律宾；而这进一步导致了一个可怕逻辑：日本有必要发动一场快速的秘密攻击，其目标不仅是欧洲和美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而且还有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

然而即使在日本人对珍珠港发动了技术出色的突然袭击、消灭了麦克阿瑟驻扎在马尼拉的空中力量、击沉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舰后，还是难以引起某些白人对日本人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日本人仍然是小男人。《时代》杂志在1941年末的倒数第二天，刊登了一篇独具风格的文章，文中写道“唯一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他们的狂热……这些小男人”，他们打着赤脚或穿着胶鞋，正以“微型尺度”向马来半岛南部进军。“他们的坦克只能坐下一人，炮车也仅能容纳两个人。英国人甚至说他们的医生从英国士兵身上的微小伤口中取出了日本人的微型子弹。”两个星期后，《生活》杂志引用了一名英国士兵在新加坡对塞西尔·布朗说过的一句话：“一名英国士兵相当于10个日本兵，但不幸的是，有11个日本兵。”[24]

进入新年后的第二个月，新加坡向仅有英军三分之一人数的一支日本军队投降。两个月之后，78000名美菲联军也在巴丹向日军投降。到这个时候，一种崭新的生物开始在英美人丰富的想象世界中咆哮：这就是日本超人。

这些超人来自陆地、海洋和空中，还有西方人自己的噩梦中。日本超人形象还受到华盛顿和伦敦舆论界的推波助澜，一些公众人物试图通过这些平台掩饰自己的严重错误，并使他们的人民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珍珠港、马尼拉和沉入中国南海深处的英国战舰，这一切都证明了日本海军与空军的超凡能力；新加坡、巴丹以及日军像匕首一样插入的缅甸，这些则展示了日本帝国陆军异常强大的威力。根据英国相关史料记录，两艘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与“反击号”）在战争的第二天就遭遇到灾难性的毁灭，这“形成了日本空军力量不可战胜的信念，日本敌人轻松地击败了即将过时的盟军战机，这更强化了日本空军力量不可战胜的信念。日本海陆空三军占据优势的神话产生了，而这样的神话很久才逐渐消失”。[25]

零式舰载战斗机——由技术娴熟的飞行员驾驶的亚洲最先进的战斗机出乎意料地出现——激起了令人震撼的钦佩，原本被认为不可能抵达马来半岛南下进攻的日军也引发了同样的畏惧，“突然之间，日本人不再是奸诈和狡猾的代名词，而是变成了可怕的非人类”，一名编年史学家后来在记录新加坡沦陷时写道。他们“在平民和士兵眼中充满了超人的特质”。在缅甸和其他一些热带地区，原先被认为患有夜盲症和惧怕丛林中神秘生物的日本士兵，在盟军眼中突然变身为陆军月刊《美国佬》上所提到的“天生的丛林和夜间斗士”。用斯利姆将军的话说，他们化身为“丛林中的超级魔鬼”，而英军则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卑情结”，这是大英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历。的确，发生在这些想象世界里的奇迹消耗了人们的信念，这一点可以从一些新闻标题中获得暗示。在反对日裔美国人的情绪日益高涨的那几个月，《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登载了一篇标题为“日本人番茄地里的帽子被摆成指向空军基地的形状”的文章，声称发现了当地农民为日本轰炸机指示目标的阴谋。昔日那些眼睛近视、歪歪斜斜的日本飞行员已经消失不见了，而现在的他们是一群具有望远镜般视力而且聪明绝顶的日本兵。[26]

在美国，一些名人也对这个从前的“小男人”转变为巨人的过程起到了促进作用。珍珠港事件一个月后，陆军部长史汀生发表了一篇演讲，这篇演讲被广泛报道。史汀生在演讲中警告美国人说，日本人非常顽强，他们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美国的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在1942年9月乘坐“格利普霍姆堡号”（Gripsholm）遣返船返回美国后，立即成为关于这个太平洋敌人冷酷无情信息最经常援引的权威来源。约瑟夫·格鲁通过一系列令人筋疲力尽的演讲、广播、电影和出版物［包括他在1942年出版的著作《来自东京的报告》（Report from Tokyo）］，这位前驻日大使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关于日本敌人的恐怖画面：日本人“彪悍”“尚武”“聪明而又危险”，他的征服欲望“极度无情、极度残酷并完全无视构成人类文明的任何价值”。如果日本成功地建立了它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么“将遭受奴役的10亿亚洲人，以及东方所有的物力”将随时准备好在未来5年、10年或15年内向西半球发起进攻。事实上，日本的终极目标是在轰炸美国的主要城市后，到白宫的草坪上露营，而且，她也许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1918年，德国人曾经被打败，现在他们将再次溃败，然而，亚洲的日本敌人却不一样。格鲁在走下“格利普霍姆堡号”后几乎第一时间告诉美国人：“日本人是不会屈服的。”“只有通过彻底地摧毁实体，或完全耗尽他们的精力，他们才可能被打败。”否则，美国人将沦落为日本人的奴隶。[27]

这实际上相当于美国最受尊敬的日本专家为“黄祸”论开出的一剂强效药，媒体评论也遵循了同样的路线。在时政漫画中，日本标志大量出现：浮现在地平线上的亚洲巨人，来自东方的巨大阴影笼罩了地球，以及一个日本帝国的太阳正在吞噬着世界。彩色图像则生动地采用了黄色。1942年4月，在格鲁尚未被遣返回国并以官方身份发表观点的几个月前，《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正在崩溃，但是，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全世界才能了解日本的新秩序在亚洲的进展状况，因为日本人善于自我压抑。”同时，他们还具有狡诈、仇恨、残酷及无法预测的特征，而且，在战争被拖延下去时，日本人渴望为他们的事业献出生命。[28]

随着盟军在战争初期的失败，一部分出版人开始匆忙转向重新挖掘老一辈“黄祸”论作家的著作，其中尤其是荷马·李（Homer Lea）的著作，荷马·李曾在1909年预言日本将征服世界。在他的巨著《有勇无谋》（The Valor of Ignorance）中，荷马·李向读者展示了他对未来灾难的预期。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日本的种族勇气和尚武精神表现出一种尽管勉强但却强烈的尊重，与此同时，对美国人的异质性和缺乏纪律感觉黯淡甚至绝望。实际上荷马·李关于出现一个冉冉上升的日本的洞见在1942年听起来极像是对美国末日的预言，以至于日本人出于自己宣传目的也将他奉为先知。相对于盟国对突然崛起的日本超人的恐慌，日本人在全国范围内则表现出一种过度乐观的“胜利病”。[29]

有关日本超人的观点普遍流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同盟国一方反复斟酌后采取的某些举措。例如，盟军采取了“欧洲第一”的政策，这意味着日本人比德国人更能腾出手来去巩固他们的早期征服，并试图继续向前推进——目标是哪里呢？澳大利亚？印度？马达加斯加？近东？还是夏威夷和美国本土？在战争初期，所有这些地点都被认为是可能的。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对日本人的进攻和侵略感到担忧。为了避免日本人突然发动进攻，美国人在新年当天举行的盛大活动——“玫瑰杯”美式橄榄球比赛，从加州的帕萨迪纳市（Pasadena）这一传统举办地点转移到了北卡罗来纳州。西海岸沿海城市的灯火管制措施一直持续到1942年。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西海岸都安装了带刺的铁丝网，某些沿海地区的女性还接受了培训，学习如何在日本兵入侵时“杀死一个日本佬”，这很像1945年的一些日本妇女，她们被动员起来保卫她们的家园，盟军称这些日本妇女为自杀性狂热分子。直到1943年6月，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仍有约一半人对日本人进攻西海岸表示担心，这也反映在对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的重新安置和监禁上。同时，美国官方也承认，日本人对美国的威胁要比其他轴心国大得多，这使得日本是超人的看法得到了进一步助长。[30]

盟军自己一方的宣传机器也促成了新的日本超人形象的产生。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出于对已占优势的孤立主义情绪挥之不去的担忧，促进了一场确保战斗决心不会消退的运动。1941年12月7日前，盟军领导人虽蔑视日本人，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一场艰巨的战争即将来临。为了唤起同胞们同样的意识，就要求调动国家与社会拥有的全部宣传舆论工具去进行形象塑造；在某些观察者看来，政府的这些举动有些过头了。这些观察者批评说，盟军领导人在努力纠正对日本“小男人”刻板印象的同时，又创造出了一个夸张的漫画形象，这与过去那种对日本人扭曲的轻蔑同样不利于国家利益。例如，西奥多·罗斯福之子、陆军中校阿奇·罗斯福（Archie Roosevelt），这位曾在新几内亚作战的老兵，就写信给陆军部副部长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在信中写道：“我深感在美国人们完全错误地估计和强调了日本佬的力量。”他还说，在陆军部的小册子和培训资料中，无论是通过官方还是非官方的渠道，日本兵“已经被塑造成一种在能力、凶残和训练方面的超人及超级恶魔，这导致了美国训练出来的士兵带着一种自卑情结去参加战斗”。阿奇·罗斯福继续指出，对日本兵勇猛程度的过度夸张大多来自英国人，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对敌人可怕能力进行的夸大，来掩饰自己在马来半岛“耻辱的狼狈境地”。有一篇小短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战后回忆，当自己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日本士兵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些人的身材非常矮小。[31]

以一种非常辩证的方式，新的日本超人神话很快激起了一波揭穿神话真面目的流行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具体军事活动常常根据它如何从某个角度摧毁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来定义。同时，关于“第一次”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新闻报道大量出现。例如，1942年5、6月的珊瑚海海战与中途岛海战是日军海战第一次失利；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战役是日本超人在陆上遭遇的第一次真正考验；8月的泰纳鲁河（Tenaru River）之战是日军丛林作战第一次失败；8月的埃斯佩兰斯角（Cape Esperance）海战使日军第一次尝到了夜间作战失败的滋味。到1942年底，战地记者们报道了“零式无敌”与日军作为“无敌的”丛林斗士神话最终被打破的消息。[32]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神话十分顽固，甚至在日军处于战争防御状态之后，这样的神话仍然存在。早在1942年春，《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就开始讨论这一话题，杂志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日本超人：那也是一个谬论》的文章，然而，日本兵在此之后几个月甚至几年内的拼死反抗，使得日本超人的谬论继续得以保持下来。一年之后，《时代》也就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日军有多顽强？》的文章。战争结束之后，海军上将哈尔西（Halsey）甚至透露说，他之所以会在1943年初彻底爆发开始不加约束地谩骂日本人为“猿人”，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其中部分原因就是想要有意识地推翻“日军不可战胜的新神话”，从而提高、振奋手下将士的信心。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到了1945年中期，日本已经走投无路了，它的商船被击沉，城市被夷为废墟，劳动力也遭受巨大破坏。日本已经不能维持太久了，在当时，包括柯蒂斯·李梅在内的军事领导人也的确对这种看法表示赞同。然而，日本超人的神秘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直到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之前，同盟国的军事策划者仍然预期日本人能够再坚持一年甚至更久。[33]

战争并没有创造超人的形象，而是将这一形象从记忆深处带到了表面——不是从对日本人过去的印象中，而是从西方人有关他者传统形象的庞大图库中唤起这种超人形象。因为就像野兽的印记与小男人的诸多特征一样，当面临恐惧和危机时，“超人”的特质也通常会被归属于被蔑视的外人。在这种情况下，伟大和强壮并没有专属权，而专属于低等的男人、女人的特殊力量却有很多种形式，包括体格、性欲、直觉天赋或“超自然”技能、狂热、特殊的暴力能力、垄断某种形式的知识或控制，甚至包括所谓的“邪恶”能力。令人不安的超人形象还可能在于他们绝对的数量：敌人和他者数量庞大，并因此作为集体是一种严重甚至不公平的威胁。猿人和其他亚人类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威胁，“低等人”也没有威胁。然而，当被贴上这些贬抑标签的群体突然构成了一种意料不到的挑战并做出一些没有人相信他们有能力从事的行为时，这时候人们就会在他们身上寻找特殊的力量——而且总是会找到这种特殊力量。

亚人类和超人都被归于非人类，但还不仅如此。在关于从道德方面日本人该被如何对待的问题上，二者都被认为不能给予人的待遇，并且二者很容易共存。正如人们意料的一样，亚人类和超人并不互相排斥，相反，二者相互补充，它们各自相关的视觉形象，可能会随着战场局势的发展而显现或消退。然而，在整个战争时期，日本人猿人和超人形象一直在他们的英美敌人的想象中存在。同时与其伴生的还有某些其他的典型形象。

一些典型的日本人形象的伴生物是小男人的变种，尤其是以下三种概念：其一，日本人被描述为部落中（或“未开化的”）的原始人或野蛮人；其二，日本人也被认为是幼儿，适用于有关儿童时期创伤和青少年时期行为的理论；最后，日本人还被视为几乎是疯子，是患有严重的集体性心理障碍疾病的一个种族。上述三种漫画形象以“实证”观察的名义出现在所有的战争场景中，他们比亚人类和超人的说法更为正式。这三种同样是非常典型的概念，在欧美人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历史非常久远，并远远超越了只适用于日本人的形象。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这些内容。

在另一方面，如果小男人能够表现出多幅面孔，那么很显然，超人形象也同样有多幅面孔——甚至也许更应该有多幅面孔。正如很多被引用的文字已表明的一样，超人形象涵盖的内容比日本人本身广泛得多，它包含了日本人带领“亿万”其他亚洲人反抗西方势力的幻觉，以及对完全超出欧洲人或美国人掌控的独特秘术或“东方”力量的忧虑。当然，这是若隐若现的昔日“黄祸”幽灵所预示的不祥征兆；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单独进行讨论。

[1] 关于欧洲人与日本人的早期遭遇，参见Charles R. Boxer，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196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Michael Cooper，S.J.，编，They Came to Japan：An Anthology of European Reports on Japan，第1543—1640页（196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George Elison，Deus Destroyed：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197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Elison，第16页；Cooper，第229页。

[3] George Sansom，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1950：Knopf），第3页；Sansom's classic，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1931年出版。John F. Embree，The Japanese（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r Background Studies no. 7，January 23，1943），34.

[4] Newsweek，June 11 and July 2，1945（第48、33页）。贝肯汉与近卫文麿少年时代的关系并不愉快，因为贝肯汉声称近卫文麿偷了他的狗并且最初否认做了此事，但后来承认了这一行为，并评论说：“我的母亲告诉我向外国人做虚假叙述并不是说谎。”在战后日本投降、盟军军事占领日本期间，贝肯汉扮演了一名有趣的幕后角色，在向《新闻周刊》投稿的同时，他还与一个游说放弃占领初期全面彻底改革计划的美国日本委员会有联系。在此之前，由于对他早期发表的一些关于盟军占领政策的报道感到不快，他被麦克阿瑟司令部下令暂时禁止进入日本。关于埃利斯·扎卡里埃斯，参见Ellis M. Zacharias，Secret Missions：The Story of an Intelligence Officer（1946：Putman），第62页。

[5] 古斯塔夫·埃克施泰因的话，收入Helen Mears，Mirror for Americans：Japan（1948：Houghton Mifflin），第79页。这名军官是约翰·哥特，参见John Goette，Japan Fights for Asia（1943：Harcourt，Brace & Young），第182页。奥托·托里许斯在他的著作前言中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参见Otto Tolischus，Through Japanese Eyes（1945：Reynal & Hitchcock）。塔奇曼的论文被以巴巴拉·沃特海姆（BarbaraWertheim）的名字发表，参见BarbaraWertheim，“Japan：A Clinical Note”，Foreign Affairs 14.3（April 1936）：第521—526页，收入Barbara Tuchman，Practicing History：Selected Essays（1981：Knopf），第93—97页。《财富》杂志在1942年2月这一期中的引用，参见Fortune，February 1942，第169页。《财富》杂志刊载了一些战争期间最具深度的有关日本的通俗著作，尤其在1944年4月一期的特刊上，美国政府后来重印了这些通俗著作，用于训练美国的日本专家，The Editors of Fortune编：Japan and the Japanese：A Military Power We Must Defeat，A Pacific Problem We Must Solve（1944：Infantry Journal）。

[6] Robert Craigie，Behind the Japanese Mask（1946：Hutchinson & Co.），第157页；NewYork Times，August 12，1945，E3；Joseph C. Grew，“The People of Japan”，收入U.S. Office of Education，Introducing the Peoples of the Far East（Bulletin 1945，no. 7），1；Newsweek，September 3，1945，第23页. 参看Wilfrid Fleisher，What to Do with Japan（1945：Doubleday，Doran & Co.），第7页；United States News，April 6，1945，第20页（“在日本生活时间最长的人，他们将最迅速地承认他们无法了解日本人将对事情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关于日本投降后出现的接连不断的类似困惑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8：192（for April 10，1946）。

[7] Willis Lamott，Nippon：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Japan（1944：John Day Co.），第191—195页；William Henry Chamberlin，Modern Japan，ed. Maxwell S. Stewart（1942：American Council，Institute of Pacific Affairs and Webster Publishing Co.），第14—15页；Guide to Japan （CINCPAC-CINCPOA Bulletin no. 209—45，September 1，1945），26. 参见Peter De Mendelssohn，Japan’s Political Warfare（1944：George Allen & Unwin），第96—99、139—140页；Douglas Gilbert Haring，Blood on the Rising Sun（1943：Macrae Smith Co.），第159—161页。

[8] 三流国家是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的评价；James M. Merrill，A Sailor’s Admiral：A Biography of William F. Halsey（1976：Crowell），第74页。几乎所有的当代记录与主要的战争军事外交史都重点强调对日本人能力的低估，包括以下著作：S. W. 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1957：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vol. 1；S. W. Kirby，Singapore：The Chain of Disaster（1971：Cassell & Co.）；Louis Allen，Singapore，1941—1942（1977：Davis-Poynter）；Cecil Brown，Suez to Singapore（1942：Halcyon House）；Noel Barber，Sinister Twilight：The Fall and Rise Again of Singapore（1968：William Collins，Sons & Co.）；Christopher Thom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1978：Oxford University Press）；William Slim（Field Marshal the Viscount Slim），Defeat Into Victory（1961：David McKay Co.）；Peter Lowe and David Kahn，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vely，收入Ernest R. May编，Knowing One’s Enemies：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198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John Toland，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36—1945（1970：Random House）；John Costello，The Pacific War，1941—1945（1982：Quill Trade Paperbacks）；H. P. Willmott，Empires in the Balance：Japanese and Allied Pacific Strategies to April 1942（1982：NavalInstitute Press）。

[9] Allen，第50—54页；Kirby，Singapore，第73—75页；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1：第166—167页。

[10] Brown，140—42，168，170，176，240，249，269，307—08；Kirby，Singapore，134；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1：第183—184、525页；Barber，第39—40页；Slim，第21、97、191—192页。

[11] Costello，第108—110、159、619页；Willmott，第126—129页；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1：第193—199、251页；Brown，第304—308页。

[12] Fletcher Pratt，Sea Power and Today’s War（1939：Harrison-Hilton），第175—180页。在珍珠港事变前，弗莱彻·普拉特（Fletcher Pratt）是一名孤立主义者，他是《时代》与《纽约时报》的顾问。战争爆发前，一些西方人基于日本海员缺乏训练的理由，拒绝预订日本轮船的船票；Jesse Steiner，Behind the Japanese Mask（1943：Macmillan Co.），第6页。日本人不能建造适于航行的船舰，这样的看法似乎来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诸如《简氏战舰大全》（Jane’s Fighting Ships）这样规范的军事参考书所描述的灾祸；麦克阿瑟后来的心理战办公室主任博勒·费勒斯（Bonner Fellers）对日本的早期评价，参见Bonner Fellers，The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 Soldier（1934—35：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School，Fort Leavenworth），第37页；收入Bonner Frank Fellers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Box 1。

[13] 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1：第116—117页；Kirby，Singapore，第74、94页；Brown，第168、170—171、176页。

[14] Jirō Horikoshi，Eagles of Mitsubishi：The Story of the Zero Fighter（198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translated from the 1970 Japanese ed. by Kappa Books），尤其第93—109页；Claire Lee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ed. Robert Holz（1949：Putnam），第89、92—94页；Denis Richards and Hilary St.George Saunders，Royal Air Force，1939—1945（1954：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2：第11页；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1：第240页；Kirby，Singapore，第73—74、102、121页。

[15] 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1：第116—117页；Barber，第45页；Tolischus，第144页。有传闻说日本人眼睛斜视，所以他们不能瞄准射击。珍珠港事件后，西方人认为是日本人自己在蓄意地、阴险地助长这一谣传，参见Joseph Rosenfarb，Highway to Tokyo（1943： Little，Brown），第7-8页；Steiner，第6页。

[16] William Manchester，American Caesar：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1978：Dell），第188页；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1：第147页；Anthony Eden，The Eden Memoirs：The Reckoning（1965：Cassell & Co.），第292—293页；Toland，第248页；Debs Myers等主编：Yank — the GI Story of the War（1947：Duell，Sloan & Pearce），第254页。

[17] Otto Tolischus，Tokyo Record（1943：Reynal & Hitchcock），第208页，参见Ernest T. Nash，“Japan’s Schizophrenia，” Asia，September 1942，尤其第528页。

[18] 铃木大拙（Suzuki）生于1870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出版了三卷重要的论文集，以及至少另外七本用英文撰写的关于日本佛教的著作。关于这些主题在战时所受到的严肃对待，可参阅一个从1936年到1941年执教于日本的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参见Karl Löwith，“The Japanese Mind，” Fortune，December 1943。诺曼·赫伯特（Norman）在《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中回顾了奥托·托里许斯在《东京纪录》里做出的评价，Far Eastern Survey，April 19，1943，第81—83页。

[19] Tolischus，Tokyo Record，第208页；Stephen Roskill，Naval Policy Between the Wars（1976： William Collins），2：第188—189页。

[20] Thome，第158—159、167—168页。

[21] Tolischus，Tokyo Record，19（entry for February 14，1941）；Glen C. H. Perry，“Dear Bart”：Washington Views of World War II（1982：Greenwood Press），第10、13、15页。

[22] James R. Young，“Japan Risks Destruction，” Reader’s Digest，November 1941，第29—33页；关于弗兰克·诺克斯的话，参见Bruce Catton，The War lords of Washington（1948：Harcourt，Brace & World），第9页。William D. Leahy，I Was There：The Personal Story of the Chief of Staff to Presidents Roosevelt and Truman Based on His Notes and Diaries Made at the Time（1950：McGraw-Hill），第79页；Henry A. Wallace，The Price of Vision：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1942—1946，ed. John Morton Blum（1973- Houghton Mifflin），61（entry for March 31，1942）。有关战争持续时间的民意调查，参见Hadley Cantril编：Public Opinion 1935—1946（195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1097—1100页。

[23] Hugh Byas，The Japanese Enemy：His Power and His Vulnerability（1942：Knopf），第12页；Fortune，February 1942，第53页；Erie Dickover，in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9.6（January1，1945）：第178页。

[24] Time，December 29，1941，13；Life，January 12，1942，32。

[25] 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1：第199页。

[26] Barber，第58页；Myers，Yank，第256页（《美国佬》试图纠正这种错误看法）；Slim，第95—97、154、160—161、213、310页；Roger Daniels，Concentration Camps USA：Japanese Americans and World War II（1971：Holt，Rinehart & Winston），第33页。

[27] Joseph C. Grew，Report from Tokyo（1942： Simon &Schuster），尤其在序言第8页（viii），第17、29、30页；Time，January 12，1942，第17—18页；Time，September 28，1942，第34页。《纽约时报》转载了格鲁回到美国的第一次演讲，收入New York Times，August 31，1942。

[28] Time，May 18，1942，第26页；有关日本人从“狡猾、近视、长着龅牙、罗圈腿、矮小的日本佬”蜕变的形象例子，参见Time，April 20，1942，第18页，参见出处同上，December 22，1941，第24页；February 15，1943，第24页；May 3，1943，第19页。

[29] 荷马·李在《有勇无谋》的第七章进行了讨论。《有勇无谋》于1942年在美国（Harper & Brothers）与日本（Hokuseido）再版。关于“荷马·李热”的例子，参见American Mercury，April 1942，第473—478页；American Rifleman，September 1942；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ch 7，1942（内容是荷马·李儿时朋友有趣的讲述）；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April 4，1942；Contemporary Japan 11.7（July 1942）：1099—1103.《生活》杂志回顾了Hector Bywater，早期另一位太平洋战争的预言者，刊载于1941年12月22日这一期，参见Life，December 22，1941。

[30] Geoffrey Perrett，Days of Sadness，Years of Triumph：The American People，1939—1945（1973：Coward，McCann & Geoghegan），第205—206页；Life，January 12，1942；Cantril，第1067—1068页有关民意调查。

[31] Denis Warner and Peggy Warner，The Sacred Warriors：Japan’s Suicide Legions（1982：Avon），第63页；Henry Berry，Semper Fi，Mac：Living Memories of the U.S. Marinesin World War II（1982：Arbor House），第46、49、79页。

[32] George H. Johnston，The Toughest Fighting in the World（1943：Duell，Sloan &Pearce），第134—137、233页；S. E. Smith编，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World War II（1969：Random House），第219页。

[33] Nathaniel Pfeffer，“Japanese Superman? That，Too，Is a Fallac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rch 22，1942；Hugh Byas，“How Tough Are the Japanese?”出处同上，May 2，1943. James M. Merrill，A Sailor’s Admiral：A Biography of William F. Halse（1976：Crowell），第72—74页。有关揭穿“日本佬战斗超人神话”真面目的另一个例子，参见Sydney Greenbie，“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Japanese，” American Mercury，May 1944，第533—538页。《步兵杂志》（Infantry Journal）在1945年还在讨论超人的看法；参见Colonel A. G. Foxx，“Your Enemy：The Jap” in the March 1945 issue，第23—24页。柯蒂斯·李梅虽不反对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但却认为持续地常规轰炸会迫使日本迅速投降。参见Wesley Frank Craven和James Lea Cate，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1953：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5：711. 美国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时的军事计划是1945年底先占领九州岛［“奥林匹克行动”计划（Olympic-Coronet plan）］，紧接着在1946年春占领本州的关东地区。

第六章

原始人、小孩和疯子

无论是在同盟国还是在轴心国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见证了空前的资源动员。双方的政府、工商界、科技界与学术界全部联合起来，共同铸造和发动起强大的战争机器。由于很明显的原因，我们主要会从人力和技术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思想也同样被动员起来。在书店出售的图书和流行杂志中、在专业期刊中、在大学与情报服务部门中，以及在美国战争情报局和英国信息部等政府机构里，各行各业的专家们都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分析敌人的行为等问题，目的是协助制定正确的军事规划和战后的长期政策。对于在亚洲的敌人，这些权威专家们使用形容人的措辞探讨他们的这些问题，这与亚人类、超人类的流行词汇形成了鲜明对比，而20世纪40年代初对日本人进行人格剖析时总结的某些特点也被权威专家们继承下来，应用于对这一令人难以捉摸的研究对象的同一时代的研究中。[1]

在学术层面上，借鉴人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方法论与词汇的跨学科“文化与人格”研究风行一时，这对了解敌人的行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战争期间，“应用”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府支持和公众关注，这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理论走出课堂的机会，与看上去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崇高的事业结合起来——这项事业包括完全了解敌人、加速战争结束，以及为一个更宽容、更和平的战后世界奠定基础。人们希望建立起真正的“科学的人文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科学”；与此同时，一些英美知名的人类学家联手姊妹学科的同仁们，他们作为理论家和布道者为这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有：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克莱德·克拉孔（Clyde Kluckhohn）、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和杰弗里·戈尔（Geoffrey Gorer）。玛格丽特·米德曾建议针对国家的研究可以最准确地表述为侧重于“文化人格结构”，而杰弗里·戈尔则可能会更倾向于使用“社会人格”，如果这个词还没有被赋予其他技术含义的话。就这样，这些调查研究发展成为著名的“国民性格”研究，它是战争与西方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互相结合而产生的引人瞩目的成果之一。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特性格进行反复思考，这在文学界有着悠久的传统，有时也是优良的传统。人们可能会立即想到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笔下的美国，或早期欧洲传教士和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描绘的日本，甚至还有古代中国史书中对“佤人”的生动描写。与这些早期有着更多文学手法描述不同的是，对国民性格的研究显然更加“科学化”。同时，它们还要受到所处战争环境的影响，研究者与被研究的民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研究本身也被明确地设计以被用作心理战的用途。在战争期间，美国的国民性格研究涉及日本、德国、缅甸、暹罗与罗马尼亚，不过，现在看来，美国有关日本国民性格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最有趣的一项研究。[2]

“人类心理一致性”是国民性研究方法的一项根本前提——按照玛格丽特·米德后来的解释，这种研究方法假定“所有人类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人性”，它反映了反种族主义者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思想影响。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许多著名学者都是这位极有影响力的大师的弟子。整个19世纪，生物决定论或“科学种族主义”在欧洲、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鲍亚士在批判这一学说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许多参与到国民性研究中的学者都极力强调，基于人类学家关于种族差异的近期可靠研究，无法推演出从生物角度形成的智力或性格优越或低劣的理论。相反，历史与人类学记录显示，所有不同的种族都能够开展和参与先进发达、高度文明的各项活动。

鲁思·本尼迪克特对鲍亚士及其弟子的“科学的反种族主义”进行了充分阐明。1934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版了非常受欢迎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她在书中向广泛的读者群介绍“文化与人格”研究方法的基本前提。十多年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她又出版了《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成为对日本国民性进行解读的著名的西方学者。1940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版了一部批判种族主义的著作，并在二战期间对该书进行修改后又重新出版。在该著作1945年版的前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观察到，战争使很多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在实施重大的种族不平等方面是多么的罪行累累。如果战争结束后给亚洲、非洲和近东地区留下认为进行这场战争只是为了“白人世界”的利益的想法，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希望赢得世界和平。除了这部作品，鲁思·本尼迪克特还是一本战时宣传册的合著者，这本名为《人类的种族》（The Races of Mankind）的小册子印制于1943年10月，随后很快成为争议的焦点，美国陆军和美国联合劳军组织（USO，为美国军人提供娱乐服务的一个组织）对宣传册采取了禁止措施，众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也谴责小册子的内容反映了“共产主义宣传的所有伎俩”。[3]

这本宣传册引起的喧嚣提醒人们，在战争时期的美国，批评种族主义的自由主义派常常会被扣上红帽子（Red baiting）。它还将日本敌人的问题放置在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和种族背景下，因为反对种族主义的学者们一直都很清楚，他们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将触及自己一方的痛处。鲍亚士和他的许多同事以及追随者都是犹太人，因此，他们对各种伪装下的反犹太主义情绪非常敏感。此外，他们的研究工作也在挑战美国的黑人歧视问题，这也是美国国会和军方的某些人之所以攻击《人类的种族》这本书的原因。正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的国内背景下，专家们试图对日本国民性进行一种更均衡、更实证性的分析；他们一直很清楚，对日本人带有偏见的认识，这其实是属于美国人和英语国家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这一更大范围问题的一部分。他们一贯认为种族并不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综合的文化模式、潜意识的情感与假设逻辑，还有“文化适应”的过程，这些才是理解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下所有参与民众的关键。文化从历史中继承而来，但每一代人都需要学习文化。文化还可以通过无数方式进行改变，包括微小的调整和巨大的变革。

将这种研究方法应用于日本敌人后，研究者们获得了意义重大而又引发争议的深刻见解。一方面，研究结果强调了日本文化的完整性，这体现在那些常常看似无法言传、任意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却具有严密的结构。但在另一方面，日本也呈现为一个背负着沉重精神负担的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充满着萎靡不振的焦虑情绪——日本的宣传资料夸耀日本人不可屈服而且具有整体上惊人统一的“和谐”，这也是西方观察者从表面上经常看到的景象，但这些显然与上述研究发现不相符。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行为，如极端礼貌和极端凶残，这就像一枚铸币的两面同时出现在日本文化之中。同样地，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以及日本军队的残暴与狂热行为，都被视为由于受到国内压力的限制与控制而导致的可预见结果（而不是由于精神生物学的遗传因素）。然而，没有理由假定日本与其他社会、其他国家不同，认为它缺乏进行变革、甚至是骤变或剧变的能力。

这些对日本的观察言论促进了一场激烈讨论的展开，讨论的焦点是很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其中包括日本基本价值体系的性质、日本人个人情绪的稳定性，以及整个政体的社会政治的稳定性；通过打击日本人的士气或求助于固有的价值观促使日本投降的可能性；对于一个外部力量来说，在战败后的日本推进根本性的变革的计划是否值得仔细考虑；还有，如果日本战败后的全面改革被认为可行与可取，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来实施这些改革呢？是积极利用现有的文化模式，还是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正面攻击？

尽管人类学家与其他一些社会行为科学家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不统一，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参与日本战时国民性研究的多国学者，他们提出的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却是特别的宽容。概括言之，学者们的建议如下：同盟国应当避免对日本天皇与帝制，即整个日本文化体系的至高无上象征进行攻击，否则，日本人就会进一步坚定顽固反抗的决心，其原因是如果同盟国攻击日本皇权，这将被视为摧毁日本人全部“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学者们还认为，在日本投降之后，保留天皇甚至有可能加快、而不是阻碍战后日本朝着更和平、更稳健的“民主”方向变革。对批评者而言——从歼灭主义者到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以及几乎所有的政治左翼人士——这相当于倡议将当初导致日本走向战争的所有意识形态、法西斯组织、军国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关键人物全都保留下来。这些人类学家从与日本天皇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出发，主张实施文化宽容和微妙的文化操控，而这看起来似乎与当时的主流观点相悖。[4]

然而，尽管存在着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对微妙的文化变革动态的理解，很多关于国民性模式的著作，却不知不觉地仍然倾向于强化那些对日本人同样是司空见惯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全套假设。虽然这些研究可能有助于西方人更多地看到日本民族的复杂性，但这也从学术可靠性方面加强了日本人独有的缺乏吸引力的印象，日本人几乎完全缺乏多样性或个性（正是“国民性”概念进一步加强了毫无差异的大众形象），文化与社交简单原始，无论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极为孩子气或幼稚，在心理和精神方面集体地表现出异常，在所有层面都受到严重的自卑情结折磨（通常认为，他们的自卑并非完全没有理由）。日本人一向古怪并与其他人格格不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发育不良。事实上，从诸多的理论和细节中，有三组简单的词汇脱颖而出，成为定义日本国民性的核心概念。第一组词汇通常与原始人、部落民族有关；第二组词汇涉及幼稚和不成熟的特征，延伸到青少年犯罪和帮派行为；第三组词汇则借鉴诊断精神、情绪疾病时使用的临床医学词汇。

在很大程度上，在那些对国民性研究产生最大影响的学科中，有一些学术用语蕴含着固有的种族偏见。例如，正是由于文化人类学的起源是对“原始”民族的实地调查，因此该学科的追随者们倾向于使用以研究部落行为网、公共崇拜等对象为基础的概念。当这些关注焦点被移植到像日本这样的工业化国家时，就会进一步加深这种印象：日本人是穿上衣服的原始人，或者如战时宣传所言，日本人是穿着现代服装的“野人”，因为他们仍然遵循部落模式，无论他们在读写能力、技术和外在装备上已取得了多少进步。

在这种偏好原始主义概念的情况下，很多参与国民性研究的学者开始走到了台前，因为初出茅庐的日本专家已经说服人们相信，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行为模式受到其幼年教育方式、早期经历的深刻影响。在这种观点下，毫不奇怪会在某些非常有影响的论文中看到，如厕训练成为解释大多数日本人行为的关键因素，包括征服与控制整个世界的强迫性需要（见下文的阐述）。人类学家们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日本人的儿童教育方式中存在着长期的创伤与不安全感；在这样的基础上，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又提出一种更引人注目的理论，认为日本人在婴儿（肛门和生殖器）发展时期形成了集体性的精神障碍。根据这一理论，日本人对外侵略可以被解释为阴茎嫉妒论或阉割情结，这取决于外部敌人被视为强大还是弱小、是男性还是女性。

弗洛伊德式的分析虽过于极端，但同时它也表明，认为日本人幼稚的观点在普通民众和学术界都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将日本人视为幼儿的观点有一项简单的解释：对西方人来说，东方的成年人通常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年龄更年轻。日本兵的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比他们的英美敌人要矮一大截。因此，“小男人”这个词还包含有一种直白的、体格上的含义。此外，日本兵的毛发也要比他们的白种人对手稀疏。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周，由于日本兵矮小的身材和胡须相对稀少的脸颊，竟然引起了一个谣言，谣传说进攻东南亚的日本军队，大多数是由没有经验和缺乏训练的少年组成。

然而，与其他表示不平等关系的词汇所隐含的典型比喻一样，幼稚这个词从根本上与外表毫无联系，而是与特定的地位密切相关。对于弗洛伊德学派而言，它意味着日本人作为一个种族所独有的体格与情绪上的障碍。对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个词则暗示日本人的人格结构、文化和体制在各个层面都尚未发展成熟。幼稚是原始主义的一个同源词，即使它的含义更温和——因为与原始人进化为彻底文明开化的人相比，幼儿成长为一名成年人更有确定性。

在国民性研究中使用的第三组词汇，也非常明显地体现了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的见解与偏见，并认为日本人具有集体的情绪不稳定性。在战时对日本进行分析的学者中，鲁思·本尼迪克特也许是最优雅、最有洞察力的一位，她曾将文化描述为“将个体心理学放大”；但鲁思·本尼迪克特自己也承认，这种概念上的跳跃充满了危险。伴随着这种转换同时也隐含在特有的“国民性”概念之中的，是把通过个人案例研究所形成的分析语言应用到整个国家和文化。问题本身正是这个前提，即这是理解全部社会的有效办法。此外，由于这些词汇主要来自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对病人、非正常人和情绪有障碍的个人进行的诊断，并且在内容上占据了战时对日本敌人研究的绝大部分，因此，分析工具本身几乎就带有贬抑的成分。[5]

战争期间有关“日本人性格结构”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分析，无疑是在1942年3月为美国学术界的读者撰写的一篇论文，1943年底，这篇论文的缩写版发表在一本学术期刊上。该论文的作者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尽管戈尔选择了一个很小众的刊物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还是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重要读者。戈尔和参与“文化与人格”研究的美国学者关系密切，并曾短暂地参与由美国战争情报局外国士气分析处主持进行的对日本人的行为分析。此外，戈尔的理论也迅速得到有影响力的媒体追捧，他最初标题是《日本文化主题》（Themes in Japanese Culture）的学术论文，经《时代》杂志概括后，以《为什么日本人会成为日本鬼子？》（Why Are Japs Japs）的题目发表。[6]

戈尔从分析一开始就提出他观察到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日本似乎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矛盾的文化群落”，为了说明这一点，戈尔罗列出我们熟悉的一系列矛盾的事实，然后，他接着说，尽管日本接受了现代社会的很多外部特征，但它仍然保留着一种“更符合孤立的原始部落而不是主要的工业国家”的世界观。戈尔对此现象的解释不是从遗传特征角度入手，而是选择了社会化角度，尤其是在早期童年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态度。戈尔承认自己的数据基础具有局限性，并指出这一数据主要适用于日本城市地区的中、高收入群体，尽管如此，他的结论被认为适用于全体日本人，并获得广泛接受。

戈尔尤其关注战争期间日本男性的残酷及时常表现出的虐待狂倾向，他将这种行为直接与“日本人特有的伦理”联系起来，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日本人对仪式、整洁的极端重视。在当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病例中，那些过度沉迷于仪式、清洁和秩序的人，都通常被认为具有“强迫性精神病”症状。从统计数据看，这种行为在日本并非罕见，相反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戈尔更愿意将日本人的性格描述为简单的强制性，或者强迫性倾向（暂且不称之为医学上所说的神经质）。无论为日本人的性格贴上哪一种标签，他们的残暴行为（或伦理和国民性）都令人讨厌，而戈尔在概念方面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它的起源和含义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研究假设。

对清洁和仪式纯正性的重视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密切的关联，虽然如此，但戈尔认为在实践中，这种痴迷实际上源自“与控制胃肠道相关的学习”，也就是“严格的如厕训练”。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得出几项吸引人的简单结论。日本整个价值体系被描述为由环境造成，没有包罗万象的行为准则，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罪”的定义。“如果这种清洁训练位于社会价值体系的最底端，”那么，这种观点认为，“它将导致的是世事无绝对，没有‘对’或‘错’之分，相反，却非常强调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这一理论被进一步用于解释日本人在不同场合所做的看似矛盾的行为，他们的身份可能会随着场景变化而有所不同，或者对“正确的事情”没有明确的规定。此外，强迫性仪式行为表露出国民性，正如通过个体强迫症临床病例了解到的一样，“掩饰着隐藏极深、下意识的与极其强大的攻击性欲望。”

对日本人的国际冲突与战争暴行，很难想出比以下更详细的解释：日本人在海外的侵略行为和野蛮行径，衍生于他们的价值体系和国民性，而这些又反过来受到他们在童年早期对括约肌强迫控制的深远影响。异乡不熟悉的环境对日本人来说是恐惧的，因为没有清晰的行为仪式可以遵循。然而，出于相同的原因，在惯常规定的行为仪式崩塌这样的情况下，意味着对攻击性冲动潜意识约束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受到日本国内严密组织的社会干预仪式压抑的沮丧与愤怒，突然爆发为对海外敌人骇人听闻的野蛮行为。

戈尔进一步展开分析，他将日本的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与歧视性的性社会化（从鼓励对父亲和母亲采取不同态度开始）与控制个人身体、情绪和周围环境相关的童年教育联系起来（最终发展为控制整个世界的集体心理需求）。在日本人与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个人的小范围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上，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男性占主导地位和女性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的模式，而成年日本人又将这种模式延伸至不同的国家之间。因此，当代日本人将其他种族和社会视为“男性或女性：要么是被其他国家追随和绝对服从的群体，要么就是被迫屈服于侵略或侵略威胁的群体。”

在戈尔之前，有作家已经提醒人们注意日本领导人从两性角度认知外部世界的方式。例如，1939年，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出版了《亚洲内幕》（Inside Asia），在这本书中，冈瑟记录了他曾与一位著名的日本政客之间的对话。这位日本人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描述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对冈瑟说，如果中国不服从日本，她显然必须受到严厉惩罚（那位日本“政治家”的比喻是，要将她的胳膊和腿砍掉！）。在戈尔看来，日本在近几十年来重新修改了对英美列强的性别归类：19世纪的英美国家被视为无可置疑的强有力的男性，然而，如今它们却被视作软弱、优柔寡断而因此是女性。日本对性别确认的这种转变可能从1905年打败俄国开始，这是日本战胜“白人”国家并引以为豪的胜利。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英美两国在远东争吵不休、摇摆不定的政策，尤其是英美对“九一八”事件及其后果以“女性化”的方式反应（表现为没有强有力行动支持的威胁和抗议）告终，这促成了日本对自己的新认识，认为自己是世界事务中名副其实的男性力量——与此对立的是日本固有的优越，不仅优越于女性的中国，也优越于女性的美英两国。

这一开创性的假设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关于日本国家的图景：这个国家浅薄、傲慢且自负，但实际上充满了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控制全世界的欲望”在个人层面上是压倒一切的，而在日本人集体心理层面则是一场灾难，因为日本人最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试图征服全世界。“由于日本人从小到大的养育方式，还有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除非他们能够理解并尽可能控制整个环境，否则，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人会感觉到安全和安心。”这就解释了以下事实：为什么封建时代的德川家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期里，试图通过闭关锁国政策“控制”未知世界；而一旦日本向外面的世界开放后，他们就会疯狂地试图理解和掌握西方的学问；日本政府对日本社会的镇压和控制；日本在过去80年中“几乎连续不断的侵略战争史”，以及在当前征服世界的企图。“日本人永远都不会感到安全，”戈尔得出结论，“除非，正如某些夸夸其谈的日本军方发言人所主张的那样，除非由日本天皇统治整个地球。”

这种从肠胃训练到征服世界的非同寻常的奥德赛似的历程，无论怎么看，都是将联想泛化的精心杰作。单是在这篇有关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早期论文中，戈尔就阐明了许多基本思想，而这些思想在其他西方知识分子的分析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戈尔提出了群体患有临床强迫症并可能有集体神经质的概念，他们的生活受到仪式和“情境伦理”的控制，被不安全感折磨，心里充满着受压抑的愤恨与攻击这种下意识的邪恶倾向。此外，尽管戈尔假定日本人受到心理驱使，想要将整个世界置于天皇的统治之下，但他也是最早提出同盟国“不应攻击日本天皇和抽象的天皇皇权”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一，他甚至认为，“在提到天皇和皇权时应当非常有礼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几周后，戈尔在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中做出了这项结论。他的理由是，日本人无法想象没有仪式权威下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远甚于假设中世纪天主教会考虑废除教皇产生的影响。攻击天皇的“愚蠢亵渎”行为只会激起日本人的愤怒。而另一方面，承认“日本天皇的神圣尊严”将有可能使民众转向攻击日本的掌权者们，谴责他们背叛了威严的皇权。[7]

后来的作者在发表他们关于日本人的评论时常常会鸣谢戈尔的研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在1943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为《日本人》（The Japanese）的小册子中，也进一步支持了戈尔的观点。这本小册子是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进行战争背景研究的成果之一。[8]恩布里在评价日本人人格与社会时，虽然要比戈尔平衡与温和一些，但他的研究最受人关注的部分，同样是日本人幼儿时期严格的如厕训练的重要性，以及在新生儿出生时突然撤离的母性溺爱。恩布里认为，这些因素使得日本儿童形成了一种早期的不安全感和愤怒，并一直持续到他们的成年生活，表现为婴儿时期的大发脾气和成年后近乎“偏执狂”的行为。在西方人看来，很多复杂的社会礼仪是很奇怪的，例如，使用中间人和依赖于集体而不是个人承担责任，这反映了长期形成的害怕丢面子与遭受嘲笑、排斥的心理，并可以归因于在蹒跚学步时的不快与矛盾经历。恩布里甚至认为，日本政治舞台上惹人注目的暗杀行为，是“成年人由于缺乏关注或臆想受到怠慢而发脾气的表现”，自杀则是由于丢失颜面或害怕失面子而表现出来的沉重耻辱感，此外，种族和文化自豪感的强烈表达，也至少部分可以用童年创伤所导致的不安全感来解释。

在史密森尼学会发表的其他小册子中，恩布里同意，日本士兵在国外表现得极其残忍并缺乏克制，他几乎立即将这一点归因于“日本男性的性格结构”。他认为，在日本人对西方的借鉴中，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质内容。相反，他们发展了一种“防御反应”来宣扬日本方式的优越性。尽管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但恩布里也和戈尔一样断言，日本人坚信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将日本方式带给全世界”。虽说如此，恩布里还是一位迄今为止对纯粹的文化宽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最坚守的倡导者，他曾多次在史密森尼学会和其他一些场合发表观点，认为同盟国一旦获得胜利，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试图对日本强加任何形式的改革。相反，恩布里寄希望于日本潜在的本土民主实践传统，特别是在日本农村。[9]

在当时接受过正规训练的西方人类学家中，恩布里是唯一在日本进行过实地调查的学者。为完成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他曾自1935年至1936年对日本村庄进行研究，并撰写了充满同情心的研究论文《须惠村》（Suye Mura，1939年）。与他的许多同事相比，他的描述风格比较平实。恩布里从未亲自参与“国民性”的研究之中，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几年中，他还发表过一些尖锐的评论，批判那些以所谓的中立价值“认识敌人”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优越偏见。[10]然而在战争期间，他自己的作品却常常会被解释为支持国民性理论中某些具有侮辱性的观点。曾有一篇评论恩布里的小册子《日本人》的文章，标题是“日本鬼子的残酷起源于童年时期”；还有一篇评论宣称，恩布里的小册子对日本的“全国精神错乱”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1943年8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以《日本恶霸》为题目的文章，不过文中没有直接提到恩布里的名字或他的研究。文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这位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为什么日本兵是残暴、报复心重的恶霸。在他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百般宠爱，直到他的小妹妹降生，在那之后，他的母亲就不再将他视为生活中的主要兴趣，而是把他交给冷漠的佣人们照顾。这件事在他成长的关键时刻损伤了他的神经系统，而他也从来没有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日本实施了生育控制，他也许可以成长为一位绅士。但更好的结果是，他也许根本不会出生......然而，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因此我们还是把它像一个烫手山芋一样抛开吧。到此为止。[11]

戈尔没有在日本的亲身经历，他说自己的理论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刺激-反应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他的研究比恩布里更严格，也遵循心理学上的因果关系，但他也没有应用非常活跃的弗洛伊德学派的框架体系。根据1945年初《心理分析评论》（Psychoanalytic Review）上登载的一篇朱迪思博士（Judith Silberpfennig）的论文，这样的框架体系也在婴儿或儿童发展“初期阶段”发现了对日本人国民性进行诊断的关键（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诊断德国人的人格）。[12]

根据朱迪思的分析，在日本人（和德国人）身上经常观察到的“自卑—自负情结”与儿童在阴茎阶段发育的行为有关，也与不能解决或超越性器期冲突方面困难的神经症患者有关。对心理分析学家来说，敌人的“矛盾”明显类似于令人讨厌的“受到惊吓或做噩梦”、表现出“偏执、犯罪与做作”行为的小男孩，他不仅羡慕自己父亲和其他男性有更大的阴茎，而且还在一群软弱、被剥夺的女性中间遭受着“幻想的阉割恐惧”。朱迪思借鉴了戈尔的研究，同样强调日本人在儿童时期受到严格肛门训练的重要意义，以及日本文化中的男女性别区分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她指出四岁的日本男孩受到鼓励，以“肛门虐待的挑衅形式来反对母亲”，并唤起人们注意“超洁净”的日本“优秀男人”对于“不洁”的女性所怀有下意识的潜在恐惧，并将这种恐惧引申到“不洁”的外国人身上。

沿着这一分析思路，朱迪思博士继续指出，阴茎阶段未能解决的紧张，被隐藏在日本人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背后：“早期童年对身体的高估与随后对阴茎的高估，都在对种族高估方面找到了共同的表达方式，大和民族是神圣的，软弱的外国人嫉妒他们的力量，因此怀有劫掠强壮的日本男性的阴险计划。”“幻想恐惧”与“幼稚地无视现实”结合，使轴心国敌人试图不断地通过扩大领土来获得安全感，而日本人在种族恐惧和偏见方面似乎比德国人更加非理性和狂热。这种现象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与希特勒相比，日本天皇以一种更抽象、更加非理性的方式体现了“一位强势父亲的幻想”。除此之外，显然需要认真考虑“是否今天的德国人的心态已经不会再退回到焦虑不安的阴茎阶段了，而日本人却从未从这一阶段走出来过”。（无论人们对弗洛伊德的分析可能会持何种观点，由于日本统治阶层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家庭”“家庭和谐”与慈爱的父子关系等一些理想化的意识形态，而弗洛伊德则强调儿童早期教育和家庭关系是情绪紧张和创伤主要来源，因此，将弗洛伊德分析用于二战期间的日本时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讽刺效果。）

戈尔具有独创性的分析建立在一项大规模的日本研究基础上，这项研究是在关于日本的西方文献资料中开展的，另外还采访了大约20位知情人士；而朱迪思博士的推测结论则建立在比较狭窄的参考书目基础上，其中只有5种资料来源直接与日本研究相关，其中包括戈尔的论文。然而，随着战争持续深入，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学者们试图为日本人的国民性勾勒出一幅更详细的肖像时，他们能够获得范围更加广泛的新资料信息。大量的原始数据来源，包括了公开的、截获或缴获的日文资料（报纸和杂志、无线广播、缴获的文件，以及从日本战俘或死尸身上搜出的日记和信件等）。政府对大量资料进行了翻译；对日本战俘进行审讯使盟军更多地了解到个人和集体的态度。此外，在美国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U.S. War Relocation Authority）主持下，一项被称为“社区分析”的项目在10个关押日裔美国人的集中营内展开。研究人员主要由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构成，其中也有少量的社会学家（共有30多名学者曾参与过项目）。研究项目关注第一和第二代日裔美国人，还有一些是第三代日裔青少年，对这些日裔美国人的研究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当时蓬勃兴起的国民性研究做出了贡献。通过观察这些遭受迫害和驱逐的日裔美国人而获得的观点，被进一步叠加在不断变得丰满的日本敌人的集体肖像上；此外，曾进行集中营项目研究的几位社会科学家，还直接参与了和日本相关的心理战规划。[13]

到1944年，大量社会行为科学家已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日本；他们基本上同意，不管怎样，“不成熟”都是理解日本人行为的关键概念之一。1944年12月，太平洋国际学会主办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专门探讨“日本人的性格结构”，40多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日本专家聚集纽约，他们显然认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成熟”都是理解日本人行为的关键概念之一。[14]这次会议的工作纪要对与会专家的讨论情况总结如下：“会议提出最引人瞩目的新见解，是把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与我们社会中青春期青少年特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从这种比较中借鉴关于个体的青春期青少年心理学和我们社会中青少年团伙行为的知识，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去更好地理解日本人。”

尽管参与这些讨论的学者们就日本人表现出“青春期青少年”特质的方式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但根据会议纪要，“对于这项诊断本身几乎没有分歧。”的确，该分析思路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广泛的适用性。在讨论初期，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指出，日本人寻找安全与稳定的方式是“通过融入文化上定义的群体生活模式”，这“类似于我们国家青少年盲目因袭的模式”。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认同这种“有意识的服从”处于日本人的青少年特质的核心，她还指出：“在美国制度下，这一点仅限于我们的青少年，但在日本，它却贯穿了整个社会。”帕森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标准“强制性的服从”导致了“对成年人制定的标准进行反抗”。

纽约会议的与会者们一致同意，日本人在服从规定的准则时普遍缺乏个人信念；而这种“没有信念的服从”，引用一位政治学家的话，“是典型的青少年临床表现。”一名应邀参加会议的精神病学家指出，日本人行为符合青少年不成熟的“临床样本”，表现为“在不同的态度、情绪反应、幻觉和人格混乱之间来回动摇”。他提醒人们注意西方人和日本人抚养孩子的不同做法，还认为国民性结构的差异反映了人类发展阶段的不同，“日本人的帮派阶段是男孩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人类学家戈登·鲍尔斯（Gordon Bowles）用“日本人政治生活的青春期”指代从封建时代继承而来的社会、政治和语言遗产。历史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Frank Tannenbaum）也提出一个令他兴致勃勃的观点，“日本人具有典型的帮派心理，认为他们在群体中能获得安全感，而离开群体的个人则完全没有安全感。”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坦南鲍姆给会议协调人之一的玛格丽特·米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并附上了一份对日本人的行为与“美国黑帮的性格结构”进行比较的28个类比项目的列表。

专家们后来将注意力转向英美列强（特别是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适当态度以促成日本投降和进行随后的改革，当此之时，他们仍然沿用同样的概念进行讨论。专家们建议，美国应该以“大哥哥”的姿态来对待作为“小弟弟”的日本，确保战败国在未来的“国际大家庭”中有一席之位。

在唤起人们关注日本人文化和人格中的幼稚或不成熟的同时，西方评论家还认为，日本人遭受着无数的情感疾病和焦虑。其中最明显的是强烈的自卑情结，西方人倾向于认为这种心理与当时的环境是相称的：毕竟，日本人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卑。例如，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丈夫格雷戈里·贝特森这两位西方最杰出的人类学家就持有这一观点。在1944年12月的会议上，米德赞同日本文化是“幼稚”和“病态的”。在此之前，她和贝特森在194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巴厘岛的书中，已顺带提到日本人在当前的战争中对其他亚洲人的野蛮行径。他们将这些行为与日本漫长不愉快的文化交往历史联系起来，指出“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缺乏尊重，意识到他们无法避免的自卑感，并在其他国家的自尊面前感觉受到了侮辱”。[15]

米德和贝特森是作为与东南亚地区有深厚感情纽带的学者写下了上述这些话，但其他很多人士也赞同他们的这些情感。毛泽东早期的传记作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斯诺是最清晰地记录下中国发生的战争的西方作家之一，他解释说，日本人“强烈的自卑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个事实：“日本人下意识地认识到他的不良智力和身体条件都不如向日本天皇称臣的韩国人和中国人。他永远都在寻求补偿方式——从对别人的羞辱、暴行和肆意屠杀中寻找这种补偿。”海伦·米尔斯（Helen Mears）是二战期间及战后时期有关日本问题最富有批判精神的新闻评论员。她认为，日本人易于受到种族优越论的教化灌输和盲目崇拜的影响，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符咒和自我催眠，一种鼓舞他们克服自卑感的技巧——这些自卑感既来源于与真正强大的西方列强相比在经济上、军事上的劣势，也有面对西方科学成就而产生的心理上的自卑，还有西方坚持‘有色人种’劣等论而带来的耻辱”。[16]

在西方专家的诊断中，集体的自卑情结表现只是一种弥漫在整个日本社会中更为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症状之一；事实上，这种精神疾病通常会与前面提到的原始主义、不成熟的特征相提并论。这三个概念——原始主义、不成熟、心理与情绪的不稳定，全都被纳入几乎所有关于日本人性格的深入讨论中，形成敌人整体的、而非相互独立的性格特征。例如，在关于日本人行为的纽约会议进行的几乎同一时间，一些英国远东问题专家也在召开会议，他们准备了一份有关亚洲长期计划的重要报告，其中提到“目前日本人发展的不成熟”，并将日本人整体的典型特征归纳为“原始主义，且情感受到压抑”。鲁思·本尼迪克特当时正在为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关于日本人的幼稚行为与情感障碍之间的关系，她提出了一种比较温和的理论。她认为（当她对战时一些研究重新进行整理时）日本人对于“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极度敏感，“在美国，这种现象可见于对青少年团伙的记录和对神经症患者的病历分析中。”[17]

玛格丽特·米德后来指出，本尼迪克特自己对刻板的心理学、精神病医学概念也不习惯，她因此极少使用这些概念。戈尔比较认同弗洛伊德派的分析，然而，他也对在自己的论文中把日本人描述为集体神经质产生过犹豫。不过，西方很多其他的分析家和评论家却没有感到这类约束，“神经症”和“强迫性神经症”大概是他们从精神病学家、临床心理学家那里借用的、最经常应用于日本人集体的诊断语言。在1944年12月的会议上，道格拉斯·哈林（Douglas Haring）对这种分析思路大为推崇。哈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类学家，他曾经作为一名传教士在日本居住多年。他曾讲述自己将卡伦·霍妮（Karen Horney）所著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中的一章，读给一位也同样在日本生活过很长时间的西方友人听，不过，他将霍妮著作中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全部替换为“日本人”。哈林称，他的这位友人说，这是他所听过对“日本人最恰如其分的描述”。[18]

西方专家们能够通过自我批判进行反省，这体现在会议纪要中紧随哈林的评论之后的另一句话：“有人提出，如果使用‘美国人’替代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也能获得差不多的效果。”不过，这种讽刺式的自我反省很少见。更多的时候，作为一个集体被诊断的日本人，不仅被诊断为受到自卑情结、情感压抑或神经质的困扰，还体现出在西方社会无法适应环境的群体所具有的全部心理和情绪障碍。威利斯·拉莫特（Willis Lamott）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日本》中就持有这种态度，他写道：“当代日本毫无疑问是一个心理学的病例。”“整个国家的精神病、神经质、精神分裂症和偏执狂都已经被描述了很多次，没有必要再进行重复。无论你采用哪一个词汇，她的精神状况都是不正常的。”另外一位研究远东地区的专家也认为，“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会被认为是极端主义的行为……在日本几乎是很正常的现象。”[19]

关于日本人集体表现出临床病症的观点，最详细的一份学术性阐述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由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 Barre）在1945年8月发表的一篇著名的分析论文。该论文基于他在犹他州托帕兹（Topaz）的迁移中心作为一名“社区分析家”对日裔美国人的观察。[20] 拉巴尔是一名曾在耶鲁大学接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他将纠正认为“任何地方的人都是完全一样的”简单观念视为自己的任务，因为他觉得各种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正在试图将这一观念强加于美国公众。他说，正相反，需要提醒美国人的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文化心理差异”。他认为，美国人集体的心理状态表现了封建和民主倾向的初步混合，但“总体来说，自由和民主……显然是主题”，还有“顽强的个人自力更生”“幽默、自信和生机勃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这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完全是一种陌生的概念”。美国人既不像印度人那样喜欢争论，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存在着“精神方面的血友病”。然而，与美国人的性格对比最鲜明的还是日本人，按照拉巴尔的说法，日本人“可能是全世界民族博物馆中最具有强迫症的人种”。

拉巴尔撰写自己的论文时，他还不太熟悉戈尔已经进行的开拓性分析，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疏忽，因为戈尔的那篇早期研究在专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和戈尔一样，他也将日本人的强迫症人格与肛门期发展联系起来，“幼儿被迫放弃原始的满足感，开始采取带有文化色彩的括约肌训练。”他接着列出了强迫症人格的19个基本特征，并在长篇论文的余下部分中，重点讨论了每种特征“与日本人典型的性格结构所具有的高度一致性”。这19个特征分别是：“守口如瓶且隐藏情绪与态度；持续重复与固执；小心翼翼；自以为是；倾向于将自己的态度投射于他人；狂热；自大；过于敏感；注重细节和完美主义；整洁和仪礼的纯正；古板；服从规则；施虐与受虐行为；臆想症；猜疑；嫉妒；迂腐；多愁善感；对污秽与肛交的热衷。”

拉巴尔与大多数评论家一样，毫无疑问地接受日本人（即所有日本人）确实想要统治世界的观点。他在强迫症人格的自大特征下对这一点进行了讨论，表现为在强烈的超我要求中几乎没有任何的自我审视。“正如在类似环境下的纳粹，”拉巴尔表示，“日本人对其他人不接受他们的信条和统治表现出一种困惑、不快的震惊，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天照大神的圣谕及其指引下让世界变得更文明的动机是如此纯粹和不言而喻。”对于德国人和日本人来说，这种自以为是成为“种族优越论的民间宗教，以及随之而来的神圣使命的一部分”。然而，与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同行不同的是，拉巴尔得出结论，只有对帝制的神秘性进行直接的、彻底的毁灭，才能将这一使命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从日本人的心理上抹去。在这方面，他持有与其他同行不同的观点，而是更加赞同在政治上比较激进的分析家的看法，他们从历史的和基本上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对日本的困境进行分析。

在战争时期，从事“应用”社会行为科学的机会是很有诱惑力的；战争结束后，对无数学者和专家来说也依然如此。至于专家们是在何种程度上挑战了流行观点并影响了具体事件的政策——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的，就是日本投降前与投降后对日本人的认识与处理方式——答案肯定是有所保留的。某些有关日本人行为的分析，一般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内容复杂并具有煽动性，对日本人面对失败的反应也做出了某些十分接近事实的预测。然而，在日本投降之前，很难找到某个单一领域，由于战时研究而引起该领域的公众舆论或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对于某些观点的强调，例如本章中讨论的一些典型概念，实际上强化了而不是消除了公众有关日本人的偏见；可以说，就像该隐身上被留下的印记一样，这些观点甚至标志着初期的种族主义。

也许在三个主要方面，战时研究日本的学者和情报专家们的确贡献了与传统观念相悖的重大理论学说。第一是在1945年前得出的一个结论，认为日本人的士气正在崩溃，如果认真策划一场针对日本军队、平民和日本领导人的心理战，将极有可能促进战场上的投降并加快日本早日递交降书。早在1944年4月，战争情报局下设的外国士气分析处的社会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日本军队的士气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几乎坚不可摧”。相反，如果在这方面加强工作，他们是可以被劝降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对缴获日记的分析和对数量不多的日军战俘的审讯基础上，但是，华盛顿的这些地位不高的专家们发现，无论是关于日本战俘的价值，还是在抓获更多日军俘虏的可能性上，他们几乎都不可能说服战场上的指挥官。埃德加·琼斯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发表了一篇关于太平洋战场心理战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直到进攻冲绳的最后阶段，“心理战很少被用来对付日本人，因为普遍认为日本人太不人道，不值得宣传感化......尽管华盛顿的远东问题专家们正在忙着策划针对日本人的详细宣传计划，身处前线的指挥官们却对这些纸面上的武器即心理战传单不屑一顾，仍然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武器”。[21]

此外，到1944年底，战争情报局（OWI）的分析员们进一步得出结论，日本大后方的士气也迅速地在崩溃。他们在1945年1月5日发布了第一份这方面的重要内部报告，并在随后的几份报告中援引了越来越多的显露失败主义、漠不关心、恐惧和社会解体的证据。外国士气分析处6月1日发表的题为“最近日本的心理和社会焦虑”的长篇分析报告，总结了外国士气分析处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结论—— 一个半月后，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这份分析报告确定了社会和政治冲突已经非常明显的15个主要方面，认为针对日本本土展开密集的心理战宣传——并承诺日本帝制不会被破坏、无辜民众也不会遭受惩罚——将使日本整个国家转向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领导人，并使日本加快投降。这些结论也同样有悖于广为盛行的印象，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日本民众已经做好决战到底的准备、甚至期待着决战到底；分析家们发现，甚至战争情报局内部的高级官员也对他们的结论持否定态度。对于战争情报局的社会科学家受命对日本人行为进行分析的结论报告，似乎没有任何美国的决策层官员读过，因为陆军部长史汀生提出的使用原子弹的理由之一，就是没有迹象表明日本人继续战斗的决心正在瓦解。当回顾这些活动时，领导战争情报局日本研究项目的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亚历山大·莱顿引用了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管理层对待社会科学的方式，就像一名醉汉用电线杆作为支撑物，而不是用于照明”。[22]

战时社会科学家另外两项重要的观念突破，是他们对日本天皇和帝制的乐观评价，以及他们对情境伦理观的详细阐述。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孔也曾参与外国士气分析处的研究项目，他代表了许多参与者的观点，指出这些专家们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在天皇问题上的立场。克拉孔对那种过于强调苛刻的如厕训练对于日本人性格结构产生创伤影响的通俗化理论嗤之以鼻。他后来向圈内人报怨，那种理论可被称为“用史古脱公司的厕纸解释历史”。在他看来，天皇是日本社会中唯一普遍受到尊重的象征，这是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最重要的见解之一，因此，天皇必须保留下来，作为日本投降的号召力量和战后变革的载体。如果要废除皇位，这件事也只能由日本人民自己去做。理由是如果同盟国试图通过命令达到废除天皇的目的，这将只会激起日本人民的激烈反抗。

皇权是模糊的符号——可以同样适用于战争、投降与和平——大体而言它符合日本人道德标准和价值规范的“情境”本质。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所表现出来的绝对的道德观不同的是，日本人能够适应他们所处的任何情境。因此，对日军战俘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的专家们十分清楚，尽管那些被盟军抓获的日本兵通常会很顺从地合作，甚至愿意主动提供信息和帮助宣传，但他们仍然坚定地效忠天皇和帝制。对学术界来说，它所蕴含的意义十分关键和显而易见：如果同盟国对天皇进行正面的利用，而不是表现为对天皇本人及皇权制度构成威胁，那么日本人民就会愿意接受投降与和平。[23]

尽管美国政府的确没有将天皇作为宣传攻击的直接目标（并避免将皇宫作为一个蓄意的轰炸目标），理由是这只会激起日本人更顽固的抵抗；同时，保留帝制甚至裕仁天皇本人，成为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政策中的一个主要特点。但即便如此，上述观点对于盟军制订战争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战争正在进行时向日本做出保留皇位的保证，这不仅不符合同盟国（自1943年起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也有悖于人们普遍认为天皇和帝制是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核心的观念。只有在日本呈递投降书之后，保留天皇才成为一项可行选择——尤其在麦克阿瑟将军也确认赞同利用皇权来维持稳定的观点之后。然而，当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政论家明显控制着强大的皇权象征，因此，这种温和的观点从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

在激烈的战争中，可以接受的是那些可以被解释为对现有偏见进行进一步确认的专家观点。莱顿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政策制定者往往只听得到他们想听的内容。而在学者方面，则经常会去研究民情希望他们关注的内容。因此，对日本人国民性研究中所强调的原始主义、幼稚和情绪障碍，这些特质已不仅仅只有专家们才感兴趣。这些词汇也与猿人、害虫、低等人和超人一样，都是以某种形式表达对日本人的日常看法。

例如，从战争伊始直到结束，原始主义及其同类的词汇（残暴、野蛮、部落制度等）不仅是盟军评论日本敌人的重点日常词汇，而且，这些词汇似乎还常常表现为经过了真实的历史验证或人类学研究。举例来说，在亚洲战争中显然处于次要地位的英国，这些词汇不仅在暂时的评论中出现，还在某些比较持久的论述里出现。约翰·普拉特爵士（Sir John Pratt）是英国外交部最受尊敬的远东问题专家之一，在一本在战争中期出版的书籍中，他用了人们熟悉的表达方式——“在日本，原始野蛮人的凶残一直离表象不远。”英国的官方观点也采取了差不多的态度，可以从1942年4月英国信息部（类似于美国的战争情报局）出版的、一本有关日本人的小册子中明显地发现这一点。“冒着烟的烟囱，警察和交通灯，出租车匆匆忙忙地将身穿黑色外套、头戴圆顶礼帽的小男人们送往办公室，仿佛在纽约一样，”小册子中写道，“这表明了日本的现代技术，同时也掩盖了她的原始之心。”第二年，在一本书名为《日本人》（The Japanese People）的出版物中，英国信息部宣称，“这些平庸的人”在伪宗教、部落制度、野蛮行为和否定上帝等问题上类似于德国人，但是，日本人又不同于他的轴心国盟友，因为“德国是一个异端，背离了一些普世标准，而日本则从来不知道这些标准”。[24]顺便提一下，每每日本人和德国人被放在一起讨论时，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英美国家的著作中极其常见：德国人不好，但是日本人更坏；德国人有强迫症，而日本人则是全世界强迫症最严重的民族；德国人已经退化到了阴茎阶段，而日本人却从未走出过这一阶段；还有这里所提到的，德国人背离了某些标准，但日本人却从来都不知道这些标准的存在。

1945年4月，随着德国溃败，英国人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亚洲的战争，英国信息部在一本标题为《日本人的心理诊断》（A Diagnosis of Japanese Psychology）的新出版物中详细阐述了一些有关日本人原始主义的观点。该出版物从观察到的现象开始分析：表现出完美的自然之爱的同一群人，“会在转瞬间变成残暴的野蛮人，他们不仅狂热地实施暴行和残酷行为，还对暴行与残酷行为有嗜好。”英国信息部将这种矛盾行为归因于“种族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古代的影响顽固地延续到了现代。这些影响包括史前“马来血统”性格特征中的“凶残、易怒”和祖先崇拜（这个词在小册子中总是首字母大写，表示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这种所有先进民族都超越了的一种宗教活动；还有伴随着远古公共宗教仪式和那种压制个人主义并拒绝所有隐私的道德的遗风，概括来说也就是被古老的公共宗教所神圣化、被数个世纪以来的暴政所强化的原始集体意识的遗产。日本人对集体的依赖与他们作为单一个体时不稳定的情绪，同样被挑选出来作为表明“原始社会与先进社会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25]

英国信息部的“诊断”，在英国审查机构通过后“作为文章、演讲和广播等的主要部分”向公众发布。在美国，也有很多类似的非官方分析，美国的大众媒体也同样非常热衷于原始主义这个概念。珍珠港事件爆发几周后，《生活》杂志刊载了一组著名的专题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如何区别日本鬼子和中国人”，其中，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作为一名“典型”的日本人：矮胖的身材、较长的躯干、骨骼偏大的头部，平塌的鼻子与黄赭色的皮肤，“暴露了其土著祖先的特征。”杂志《亚洲与美洲》（Asia and the Americas）对读者说，日本人是“一种生存在现代世界中的怪胎”。《美国军团杂志》将日本神道教描述为“邪恶、血腥的鬼神学”“从居住在洞穴里的食人族时代以来就没有丝毫的变化”。同一期月刊还认为日本民族怀有“刚刚从黑暗时期走出来的残酷欲望，而这段黑暗时期是所有民族到达文明之光前的必经阶段”。奥托·托里许斯（Otto Tolischus）对美国人说的这句话得到广泛地引用：“日本军队和警察遵循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埃德加·斯诺说当代日本是“充斥着部落神灵、迷信、禁忌和恋物癖的封建世界”；《读者文摘》将日本敌人贬斥为“丛林动物”。在一份内部起草的关于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备忘录中，马歇尔将军建议应当警告日本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其实是日本民族自身的未来——不可逆转地完全取决于他们进步的能力是否能够超过他们的原始野蛮本性。”[26]

日本人仍处于原始状态这种伪历史或伪人类学观念起作用的后果之一，是打消了认为野蛮敌人只来自战场的看法，从而将这种观念置于作为整体的某个民族、种族和文化之上，并因此为自己报复与惩罚的野蛮行为进行辩护或找借口。因此，在战争初期，我们可以看到海军上将莱希在1942年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的当时非常普遍的观点，“当与日本野蛮人作战时，我们必须放弃所有之前已经接受的战争规则。”三年半后，战争即将接近激烈的收尾阶段，杜鲁门总统在波茨坦（Potsdam）得知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立即决定使用这一武器对付日本。这是一次令人遗憾但却很有必要的行动，他在日记中匆匆写道，因为日本人是“野蛮人，他们冷酷、残忍和狂热”。[27]

此外，日本人还很幼稚——或者比较委婉地说，像小孩子一样——这样的看法司空见惯，从很早开始就控制着西方评论，甚至那些被认为是赞赏日本的西方人士也持这样的看法。19世纪20世纪之交，向西方介绍日本文化的浪漫主义作家小泉八云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人生活的魅力大部分在童年时期，”这也是日本人比较天真无邪的一面，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深深地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士。[28]有时候，认为日本人是儿童的看法几乎会无意识地表露出来——例如，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达成了在现阶段最适合日本的政策就是“像对待婴儿一样”的共识；同年12月，有传言说日本侵略东南亚的军队由“没怎么经过训练的16岁男孩”组成。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到日本人的幼稚，都是为了直截了当地明确强调日本人固有的不成熟特征。就像与日本人有关的许多其他观点一样，约瑟夫·格鲁也提供了一个官方版本。他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周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是真正的小孩，因此也应当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对待他们。”格鲁的日记在1944年发表后受到了关注。还有一名长期在中国工作、对亚洲十分了解的英国人，他在《亚洲》（Asia）这一历史悠久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日本“整体国民的心理冲动还是和婴儿期一样”。《新闻周刊》派驻日本的康普顿·帕克南（Compton Pakenham）向美国人介绍了“日本应征入伍士兵的儿童心理”；威勒德·普赖斯（Willard Price）这位著述丰富的日本问题专家，在他的战时著作中也用整章篇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这章的标题为“日本：最后一个长大的国家”。[29]

1944年夏，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指挥部出于宣传目的起草了一份报告，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西方普遍认为的日本人在生理上、情感上不成熟的形象。在其确实让人大吃一惊的评论中，报告认为日本人矮小的身材和幼稚的性格，甚至可能是导致战争的原因。“从小孩子这个词的各种含义来看，日本人都符合小孩子的特征，”报告声称，“有些观察者断言，如果日本人身高再多三英寸，珍珠港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日本群岛本身是间距狭小的陆地。日本人的住房虽富有艺术气息，但却极其脆弱狭窄。日本人身材瘦小，他们的生活就像是在玩游戏一样。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人和他们的国家都具有玩具王国一样的异国情调。几百年的与世隔绝加重了他们人生观中的局限性。作为身材矮小的人种，日本人梦想着力量与荣耀，但他们却缺乏成功进行世界大战所需要的现实物质基础。对美国现在可以投入的大规模作战，他们也完全无法想象。”[30]

作为理解日本人的关键概念，小孩的比喻通常会被用来强调日本人同时具有的不成熟、原始主义、残暴和情绪不稳定等本性。例如，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信使》月刊（American Mercury）上，有位作家称日本是“在不同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带有一半野性的顽童”，巧妙地将原始主义和幼稚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人将幼稚与犯罪行为联系起来，例如，参加1944年“日本人性格结构”纽约会议的专家们，在未公开发布的论文中就持有这一观点。《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载了一篇描述菲律宾日军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曾经是一名美军战俘，他在文中描述看守他的日本兵“实施非常琐碎又毫无意义的压制行为——那种你可能会觉得只有一伙坏男孩才会干的事情”。一名曾在新加坡遭受日本宪兵队虐待的英国战俘说，折磨他的日本兵表现得像是“一群被宠坏的14岁男孩”。1944年秋，《科学文摘》（Science Digest）转摘了一段美国航空杂志上的节选，节选将普通的日本飞行员描述为“文化教养大致相当于曼哈顿下城区贫苦社区长大的小孩子”。在二战结束的当月，《读者文摘》发刊告诉庞大的读者群，日本人在长达四分之三的世纪中一直是“全世界的问题儿童”。[31]

在将日本人视为问题儿童和未成年罪犯的诊断中，从认为他们是情绪失调的青少年到最终视他们为精神错乱的种族，这其中仅相差一小步。戈尔和恩布里提出的以“乱发脾气”来解释日本人暴行，事实证明了这对从事流行的用心理学分析日本人的学者极富有吸引力。例如，英国信息部在1945年印发的小册子中解释说，日本几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控制，“导致日本人作为个体在应对生活中的问题时，就像一个被严格管教并不断受到压抑的小孩子一样。日军在菲律宾战败后，对他们的全部限制显然都被抛于脑后，日军的行为非常具有典型性；他们的表现就像一个失望的孩子：大发脾气、完全失控、打碎自己的玩具，并用脚踢同伴或任何接近他的人。”英国信息部继续解释说，在大发脾气的另一面即是他们的“群体心理”，而这种群体心理使日本人继续服从他们的领导人。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在其准备印发给被派往日本执行占领任务的人员的《日本指南》中也基本借用了同样的解释。《日本指南》告诉美国大兵，日本人对羞辱的反应“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他会一个人留在角落里生气和思考，除非给他一些安抚，并使他平静下来，否则，他可能会决定自杀或杀死让他丢脸的人。”除上述之外，其他一些流行评论更是直言不讳。休·拜厄斯（Hugh Byas）在194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日本兵是“低能儿”。用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的话来说，日本兵只是“彻底发疯和脑子有病，如此而已”。《美国军团杂志》将另一位海军陆战队员对战争叙述的标题定为“这些日本佬是疯子”。尽管这些表达比较粗鲁，但与那些日本专家以及社会行为科学家们使用的各自专业的临床诊断词汇所表达的内容相比，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32]

到了1943年，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大部分日本军队都陷入困境中，失败已成定局，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很多日本士兵死于疾病或饥饿，成千上万的其他日军仍在继续负隅顽抗，他们经常在最后的战斗中表现狂躁，发起绝望的进攻，任自己在敌军的扫射中倒下，或是在军火储备仍然充足时就用手榴弹把自己炸飞，或在火线上跳着怪异的像是某种仪式的舞蹈，高呼着天皇陛下万岁或一些稀奇古怪的英语词发起冲锋。[33]这些日本兵在战场上的疯狂与死亡的痛苦自然使盟军士兵和随军记者感到震惊。日本敌人因施暴而被视为一群野蛮人，而由于日本兵这些万岁冲锋和大量死亡，他们又被认为是疯子。从这些战场上的地狱场景，呈现出整个日本民族在成长的方方面面所受到的阻碍：从个人到集体，从文化变迁到心理与情绪的发展。

在关注亚洲战争的西方人眼中，疯狂本身受文化制约，这从战场上的很多行话中可以略见一斑。在海军陆战队的行话中，那些遭受炮弹休克症、战争神经症和神志不清的美国兵会被称为“去亚洲了”。对西方学者与亚洲专家而言，他们试图从更有利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情：例如，唤起人们关注导致日军暴行与受到严格管制的群体行为的基础文化影响力所构成的网络，证明甚至是战争狂热行为也可以避免，可以通过对日军的理性诉求促使他们投降，并指明日本文化本身包含着变革与和平建设的潜力。在如此强烈的种族仇恨背景下，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成果，尽管从纯粹理论的角度看，这种基本上属于人类学、心理学范畴的方法在很多领域几乎仍是空白：例如，来自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角度的严谨分析；阶级和国家权力的问题；富有成效地对比日本人与欧美人之间行为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异性（如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战场行为等方面的共同点）。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在对日本人的国民性以及用来塑造日本敌人的各种概念中，还有另外一个必须注意的方面。我们已经意识到专家们提供的分析中的重要观念，实际上对普通大众的刻板印象起到了进一步加强的效果，但这一问题更有更深层的意义，下面两段写于战争之中的文字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智慧、技能、美德和人性方面，这些人要比（英国人和美国人）低级，就像儿童与成人或是女人与男人的区别一样；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就如同野蛮与宽容，暴力与克制之间的差别一样，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就像猿人与人类之间的差别那样。

以及：

尽管这些野蛮人还没有完全疯掉，但他们也离疯狂不远了…….他们不能，或者说不再有能力自我控制，就像疯子甚至是野兽和动物一样……（他们的愚蠢）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儿童和疯子。[34]

事实上，上述两段话是16世纪初的西班牙人写的，用于辩称他们对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蹂躏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第一段话括号里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原文中是“西班牙人”。我们也可以对其他一些历史或当代著作中的段落实施类似的魔法——不仅可以用“日本人”替代其他种族和民族的名称，而且还可以用来指代非基督徒、妇女、下层阶级和犯罪分子。这不仅是魔术师的把戏，相反，它所涉及的是以男性为主的西方精英们在数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并与别人打交道时所运用的基本范畴。如同野兽身上的印记一样，原始主义、小孩、有精神与情绪障碍的敌人这些语义范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似乎是为日本人量身打造的，甚至包括那些专门针对日本人的知识创新——它们本质上都是一些刻板的观念，存在于西方人的精神中，也并非仅为日本人准备。

种族主义只是依赖于这种仪式化的语言（宗教、阶级与性别等）的形式。我们在后面的一章中将讨论亚洲战争中更广泛的种族问题，将进一步从两个方向展开分析：首先，通过历史回顾，试图说明针对日本人的战争词汇符合更深入的白人至上主义观点；其次，证明在二战期间英美阵营的反日情绪与对一般亚洲人（“黄祸”）和所有“有色”人种的恐惧心理交织在一起。

[1] 在战争期间，美、英两国的社会科学家有关日本的大部分基础分析，是在美国战争情报局下设的外国情报局外国士气分析处（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Bureau of Overseas Intelligence，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主持下进行的。外国士气分析处关于日本的文件，包括从1944年开始撰写的定期报告，可查阅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的R.G.208，尤其参见档案编号第443、444和445号。曾参与外国士气分析处对战时日本人士气分析的学者们包括：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克莱德·克拉孔（Clyde Kluckhohn）、莫里斯·奥普勒（Morris Opler）、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费德里克·赫尔斯（Frederick Hulse）、多萝西娅·莱顿（Dorothea Leighton）、赫尔曼·斯皮策（Hermann Spitzer）、Iwao Ishino和小马里奥隆·列维（Marion Levy，Jr）。

美国战争情报局（OWI）这些情报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是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参见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Houghton Mifflin）。《菊与刀》是在写于1945年夏并于日本人投降后迅速发布的《日本人的行为模式》（报告编号25，1945年9月15日）这份60页的报告基础上撰写的。参见Japanese Behavior Patterns（Report no. 25，September 15，1945）。其他一些较为有趣的报告包括：《日本人在宣传中使用真实的或编造的美国声明和法案来制造恐惧》（报告编号21，1945年6月15日）；《有关日本人心理的文章与研究成果的参考目录》（报告编号24，1945年8月25日）；《关于战争期间日本人士气的主要研究结论》（报告编号26，1945年9月20日）；《日本天皇》（报告编号27，1945年10月31日）；《从日本兵日记中暴露出的日本人性格与反应》（报告编号30，1945年12月19日）；《日本战俘的态度：概述》（报告编号31，1945年12月29日）；《战争期间日本人的亲美情绪》（报告编号32，1945年12月31日）。本尼迪克特（Benedict）后来在《如此简单的日本人》一文中对其主要论点进行了简述，参见“The Japanese Are So Simple”，刊载于 Asia and the Americas，November 1946，第500—503页。

外国士气分析处的活动及主要研究成果在战后由前处长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进行了总结，参见Alexander Leighton，Hum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49：Dutton）；在亚历山大·莱顿的著作中有一份外国士气分析处的人员名单，并完整收录了他们撰写的最重要的特别报告之一：《目前日本的心理和社会紧张局势》（特别报告编号5，1945年6月1日），参见Current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Tensions in Japan（Special Report no. 5，June 1，1945）。外国士气分析处前副处长克莱德·克拉孔（Clyde Kluckhohn）讨论了关于日本的战时著作，参见Clyde Kluckhohn，Mirror for Man：The Relation of Anthropology to Modern Life（1949：McGraw-Hill）。有关战时对日情报工作的基本材料收入William E. Daugherty and Morris Janowitz编著的，A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1958：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为美国作战研究办公室编写）。另一位参与战时行动的作者也进行了一般性的心理战研究，参见Paul M. A. Linebarger，Psychological Warfare（1948：Infantry Journal Press）。外国士气分析处的社会科学家撰写的其他回忆著作还包括：Alexander Leighton and Morris Opler，“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the Japanese Emperor，”收入Robert Hunt编：Personalities and Cultures：Reading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1967：Natural History Pres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6），第251—260页；Hermann M. Spitzer，"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es to the Japanese Character，"刊载于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1947）：第131—156页。

有关美国战争情报局（OWI）的一般性研究，参见Allan M. Winkler，The Politics of Propaganda：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1942—1945（1978：Yale University Press）；又参见Robert Lee Bishop，“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Ph.D. dissertation in mass communications，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66。英国类似的情报机构主要将精力放在了欧洲战场，参见Ian McLaine，Ministry of Morale：Home Front Morale and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 World War II（1979：George Allen & Unwin），特别是有关亚洲的第158—159、273—274、299页。

有关军事情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录整理的内容丰富的邦纳·弗兰克·费勒斯文集（Bonner Frank Fellers Collection）中，有几篇报告精炼地总结了麦克阿瑟将军在西南太平洋指挥部收到的情报评估。其中包括费勒斯于1934、1935年为利文沃斯堡的陆军指挥与参谋学校（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School）撰写的报告。这些报告的题目分别是：《日本兵的心理》（费勒斯在1944年11月写道“现在我也不会对这份研究做任何改动”）；《对日本的回答》（1944年7月1日）；《对日心理战的基本军事计划、对日心理战会议的附录和会议纪要》，马尼拉，1945年5月7-8日（第1盒、第4盒资料）。参见Bonner Frank Fellers，The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 Soldier；Answer to Japan（July 1，1944）；and Basic Militar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with Appendices and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Manila，May 7-8，1945（Boxes 1 and 4）。关于情报人员在战后的回忆录，参见Ellis M. Zacharias，Secret Missions：The Story of an Intelligence Officer（1946：Putnam）；Ladislas Farago，Burn after Reading：The Espionag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1961：Walker & Co.），第276—302页；Sidney Forrester Mashbir，I Was An American Spy（1953：Vantage Press）。有关战争后期盟军向日本军队和本土投放宣传单汇编的最佳出版物，参见Suzuki Akira and Yamamoto Akira编：Hiroku：Boryaku Senden Bira Taiheiyō Sensō no Kami Bakudan [Propaganda Leaflets—Paper Bullets of the PacificWar]（1977：Kodansha）.胡佛研究所对这些宣传页进行了精选和整理，分别收录于the Bonner Frank Fellers Collection（Boxes 4 and 13）和 "U.S. Army Forces in the Pacific，Psychological Warfare Branch"（1 box plus scrapbook）。

[2] 战后玛格丽特·米德在多篇文章中都对国民性研究的理论与前提进行了解释，参见“The Study of National Character”，收录于Daniel Lerner and Harold D. Lasswell编：The Policy Sciences：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Method（195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第70—85页；Margaret Mead and Rhoda Metraux编：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1953：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尤其参见第3—53、397—400页；“National Character，”收录于A. L.Kroeber编：Anthropology Today：An Encyclopedic Inventory（1953：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第642—667页；“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Policies During and Immediately After World War II，”收入Walter Goldschmidt编：The Uses of Anthropology（1979：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第147—157页.又参见Geoffrey Gorer in Mead and Metraux，第57—82、401—402页；Victor Barnouw，“Childhood Determinism and the Study of National Character，”收入Victor Barnouw，Culture and Personality（1963：Dorsey Press），第120—136页。

[3] Ruth Benedict and Gene Weltfish，The Races of Mankind，收录于Ruth Benedict，Race：Science and Politics，修订版（1945：Viking）；1945年的版本中还包含了对这本小册子相关争议的评论。也参见New York Times，March 6，8，and 16，1944；Judith Schachter Modell，Ruth Benedict：Patterns of a Life（1983：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第247—255页。关于对科学种族主义的一般评论，以及对种族主义人类学的具体评价，参见Stephen Jay Gould，The Mismeasure of Man（1981：Norton）；Marvin Harris，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1968：Crowell），尤其参见第4和5章；Morton H. Fried，The Study of Anthropology（1972：Crowell），尤其参见第3章。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几年前，一些主要的学术协会对早年间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理论发出了正式谴责，因为这些理论显然助长了纳粹的种族主义。例如，美国人类学协会于1938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谴责歪曲和误解数据以达到“为非科学的种族主义而不是为真理服务的目的”。人类学家们称，种族的“心理和文化内涵”，“即使它们的确存在，也尚未得到科学的确认。”同一年，美国人类学协会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长篇声明，强调“在心理学家们对不同人群进行的实验中，没有发现能够从本质上区分所谓不同‘种族’的任何特性和内在的心理差异”。他们强调，也没有任何能够将种族或民族与天生的智力联系在一起的确凿证据。心理学家们还认为，要想理解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精神状态（attitudes），就离不开他们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第二年，在爱丁堡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批判了那种“认为好或坏的基因是唯一因素，决定了特定群体所具有的某种特点”的非科学理论。此外，他们还强调，需要消除产生不平等和加剧不同“民族、国家和‘种族’”之间敌对情绪的政治与社会经济条件。这些决议和宣言都被收录于Ruth Benedict，Race，第195—199页。

[4] 克莱德·克拉孔（Kluckhohn）多萝西娅·莱顿（Leighton）与斯皮策（Spitzer）的著作对此进行了总结，在上文注释1中做了征引，也参见米德（Mead）的文章，收入Lerner and Lasswell，第75页，也收入Mead and Metraux，第399页。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人员早期就各自表达过相同观点，参见“Answer to Japan”的结论部分，Bonner Frank Fellers Collection，Box 1这份文件（1944年7月起草）包含一些值得注意的措辞，其中包括“停战条款不能显示软弱。但是，废黜或绞死天皇将引起全体日本人的强烈反应。对日本人而言，绞死天皇相当于将耶稣钉上十字架对我们的影响。假如那样，所有日本人都将像蚂蚁一样战斗至死。军国主义集团的地位将被无限加强。战争将被过度地拖延；我们也会增加不必要损失”的评论。麦克阿瑟将军后来毫不犹豫地做出战后保留日本天皇和帝制的决定，这项决策的起源可以在这一类文件中找到。也参见本章第182页注释2。

[5] 此处对原始主义、幼稚和群体心理失调的强调是我自己的观点，但其他人也早就对国民性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包括参与外国士气分析处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见下文第10个注释）。对涉及一般方法论的批判，参见Alfred R.Lindesmith and Anselm L. Strauss，“A Critique of Culture-Personality Writings，”刊载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5（October 1950）：第587—600页；Barnouw，同前；Harris，尤其参见第9、10、15与16章。有关日本人对鲁思·本尼迪克特关于战时日本研究总结的反应，参见John W. Bennett and Michio Nagai，“The Japanese Critique of the Methodology of Benedict’s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刊载于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5.3（August 1953）：第404—411页。

彼得·铃木（Peter T. Suzuki）严厉地批评使用集中营中日裔美国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对战争期间日本敌人的性格做出结论的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参见Peter T. Suzuki，“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a Wartime 'National Character’ Study，”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5.1（May 1980）：第33—46页；“Anthropologists in the Wartime Camps for Japanese Americans：A Documentary Study，”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6.1（August 1981）：第23—60页。理查德·迈尼尔（Richard H. Minear）在三篇论文中对本书提到的问题进行了突破性研究，参见Richard H. Minear，“The Wartime Studies of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Japan Interpreter，Summer 1980，第36—59页；“Cross-Cultural Perception and World War II：American Japanists of the 1940s and Their Imagesof Jap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4.4（December 1980）：第555—580页；“Helen Mears，Asia，and American Asianists，”Occasional Papers Series no. 7，Asian Studies Committee，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Program，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1981。

[6] Geoffrey Gorer，“Themes in Japanese Cul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nd ser.，5.1（November 1943）：第106—124页。被出版的是为跨文化关系委员会撰写论文的精简版本，标题是“日本人的性格结构和宣传方式”，参见“Why Are Japs Japs?” Time，August 7，1944，第66页。

[7] Mead and Metreaux，第399、402页。

[8] John F. Embree，The Japanese（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r Background Studiesno. 7，January 23，1943）。

[9] Embree，第12页；参见Embree，“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0.3（November 1944）：第205—207页。

[10] “Applied Anthrop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7.4（October-December 1945）：第635—637页；“Anthropology and the War，”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32.3（Autumn 1946）：第485—495页；“A Note on Ethnocentrism in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2.3（July-September 1950）：第430—432页；“Standardized Error and Japanese Character：A Note on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World Politics 2.3（April 1950）：第439—443页。

[11] Science Digest 13.4（April 1943）：42；Science News Letter，February 13，1943，103；New York Times Magazine，August 1，1943，17（省略号是原文自带的）。在战争期间，恩布里还写过一篇关于集中营日裔美国人的文章，发表时使用的文章标题倾向于确认日本人最负面的刻板形象，参见Embree，“Resistance to Freedom — An Administrative Problem，” Applied Anthropology （July-September 1943）：10—14；参见Suzuki，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6. 1：26。

[12] Judith Silberpfennig，“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Current Japanese and German Paradoxa，” Psychoanalytic Review 32.1（January 1945）：第73—85页。

[13] 与人类学家以印第安人和殖民地民众作为实地考察研究对象相比，使用监禁的日裔美国人作为“社区分析”对象存在着方法和伦理上的问题。参见上文注释5引用的铃木（Suzuki）的文章；也参见George M. Foster，Applied Anthropology（1969：Little，Brown），第九章；Talal Asad，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deavor（1973：Ithaca Press）。

[14] “Provisional Analytic Summary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Conference on Japanese Character Structure，December 16—17，1944，” Box 92，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apers，Butler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 参见第197盒中相关材料。恩布里在战争一结束就发表了对该会议的批评，他评论说：“在一些对日本感兴趣的人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某些社会‘科学家’对我们亚洲敌人的‘青春期’和‘帮派’特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概括——却暂时忽略了美国文化同样历史较短，以及美国的私刑集会和种族暴乱等事实。用个人行为甚至文化模式解释战争原因，就是忽略了导致国际冲突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Embree，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7.4（October-December 1945）：第635—637页；也参见同上，52.3（July-September 1950）：第430—432页。

[15] Gregory Bateson and Margaret Mead，Balinese Character：A Photographic Analysis（1942：Spe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vol. 11），第263页。

[16] Edgar Snow，The Battle for Asia（1942：World Publishing Co），第65—70页；Helen Mears所写的关于奥托·托里许斯（Otto Tolischus）的《东京记录》（Tokyo Record）的一篇回顾性文章，New Republic，March 29，1943。

[17]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Japan in Defeat：A Report by a Chatham House Study Group （1945：Oxford University Press），xii，第129页；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第108页；参见第165页。

[18] Margaret Mead，Ruth Benedict（197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第57—59页；哈林也是一位战争期间有关日本问题的多产作家，他的著作之一是Blood on the Rising Sun（1943：Macrae Smith Co.）；有关他对日本人国民性的文章，参见Haring，Pers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al Milieu：A Collection of Readings，第三次修订版（1956：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 Willis Lamott，Nippon：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Japan（1944：John Day Co.），第11页；裴斐（Nathaniel Peffer）的书评，收入Asia and the Americas，January 1943，第6页。

[20] Weston La Barre，“Some Observations on Character Structure in the Orient，”Psychiatry：Journal of Biology and the Pat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8.3（August 1945）：第319—342页。

[21] Leighton，第55页；Edgar L. Jones，“Fighting with Words：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the Pacific，” Atlantic Monthly，August 1945，第47—51页。参见《生活》在1945年7月9日刊中对冲绳战役最后才使用心理战的报道，文章标题一针见血：《日本鬼子陆续投降——心理战被证明是有效的》。

[22] Leighton，第58—75、89—95、120—28页；引用的这句话在第128页。1945年6月1日的重要报告收录在第227—289页。在海军上校埃利斯·扎卡里埃斯（Ellis Zacharias）领导下的海军情报分析团队和麦克阿瑟将军情报部门的悉尼·马仕比尔上校（Colonel Sidney Mashbir）也独立地得出了有可能说服日本人投降的结论。这些研究更针对劝说东京的最高领导人投降的可能性，而扎卡里埃斯和马仕比尔也被允许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对面向日本的电台广播进行指导。与莱顿一样，他们同样认为，如果盟军开展一场更深思熟虑的心理战役，也许能成功地促使日本人早日投降。这些活动中错综复杂的官僚、政治、智力和意识形态较量本身就是一项独立的研究课题，相关资料散见于各种英语文献中。参见第六章第一个注释中引用的扎卡里埃斯和马仕比尔的著作。

[23] Kluckhohn，第171—178、200页。

[24] John T. Pratt，War and Politics in China（1943：Jonathan Cape），第242页；约翰·普拉特（John T. Pratt）在此所特指的并非是日本人的暴行，而是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一次青年军官政变。Ministry of Information，Japan：The Place and the Population（April 1942）和The Japanese People（1943）；引自McLaine，第158—159页。前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Former ambassador to Japan Robert Craig）也同样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军人阶层”（warrior caste）“对权力与控制的原始欲望”；参见Robert Craig，Behind the Japanese Mask（1946：Hutchinson & Co.），第162页。

[25] Ministry of Information，A Diagnosis of Japanese Psychology（April 27，1945）。

[26] Life，December 22，1941，第81页；Asia and the Americas，January 1943，第6页；American Legion Magazine，April 1944，19，第34页；同上，November 1942，第6页；奥托·托里许斯（Otto Tolischus）说的这句话，参见Time，March 23，1942，第22页；Snow，Battle for Asia，第66页；Reader’s Digest，January 1945，第88页；Denis Warner and Peggy Warner，The Sacred Warriors ： Japan’s Suicide Legions（1982：Avon），第37页。

[27] William D. Leahy，I Was There（1950：McGraw-Hill），第79页。杜鲁门总统的波茨坦日记，收入Diplomatic History 4.3（Summer 1980）重印版：第317—326页；尤其参见第324页。

[28] Setsuko Ono，A Western Image of Japan：What Did the West See through the Eyes of Loti and Hearn? These no. 235，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Universite de Geneve，1972，第104页。这篇论文对解读日本文化最著名的两位西方人的著作进行了富有启发的内容分析。这两位西方人是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普契尼在他的著作《菊子夫人》基础上创作了《蝴蝶夫人》）和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

[29] 关于丘吉尔和罗斯福，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 1931—1941，2：355；Life，January 12，1942，第26页，有关“16岁的男孩子”；参见John Toland，The Rising Sun ：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36—1945（1970：Random House），第246页。格鲁的评论内容是一位日本熟人向他提出的，他表示赞同；格鲁1941年11月29日的日记，参见Grew，Ten Years in Japan（1944，Simon & Schuster），第484页。英国评论家欧内斯特·纳什（Ernest T. Nash）出生在中国，并在上海市政府工作了25年；参见Ernest T. Nash，“Japan’s Schizophrenia，”Asia，September 1942，第526—528页. Newsweek，July 30，1945，第35页；Willard Price，Japan and the Son of Heaven（1945：Duell，Sloan & Pearce），第19章。

[30] Answer to Japan，Bonner Frank Fellers Collection，Box 1. Emphasis in original。

[31] American Mercury，November 1942，第32页，《读者文摘》转摘，参见Reader’s Digest，January 1943。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rch 4，1945，第10页；Noel Barber，Sinister Twilight. The Fall and Rise Again of Singapore（1968：William Collins，Sons & Co.），第297页；Science Digest 15.6（December 1944）：第57页，原文刊登于《飞行》，参见Flying，October 1944；Willis Church Lamott in Reader’s Digest，August 1945，第26页。

[32] Ministry of Information，A Diagnosis of Japanese Psychology. Guide to Japan（CINPAC-CINPOA Bulletin no. 209—45，September 1，1945），第46、51页。Hugh Byas，“HowTough Are the Japanes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y 2，1943，第6页. Science Digest 14.6（December 1943）：第53页；出处同上，15.6（December 1944）：第57页. Herman Kogan，“These Nips Are Nuts，”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February 1945，第88—89页。

[33]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日本人在战场上的英文非常流利和口语化，显然支持了一种认为很多日本人其实是日裔美国人的观点，他们通过参加对美作战而表明了自己真正的肤色。根据战区的传言，日本人高喊的内容包括：“海军陆战队，去死吧！”“海军陆战队，我们会杀了你们！”“美国海军陆战队明天就全死了！”“日本小伙杀死美国小伙！”“日本人喝血如饮酒！”“为天皇而流血！”“一、二、三，你不会逮到我的！”“和贝比·鲁斯一起下地狱吧！和贝比·鲁斯一起下地狱吧！”拒绝投降的日本人据说喊叫的内容是，“闭嘴，美国杂种！”，甚至还有“过来抓我吧，你这个狗娘养的纪念品收集狂”。美国陆军杂志《美国佬》（Yank）上也居然刊登了日本人叫喊的“万岁，f*** 海军陆战队必死！”（Banzai，the f- - - - - - Marine will die）《美国佬》还报道，胜利的盟军在吉斯卡岛发现了一块手写的指示牌，上面用大写英文字母写着，“我们还会回来杀光所有的美国佬小丑的！”同样在吉斯卡岛，他们还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英文标牌。标牌被树立在一架美国P-40战斗机的遗骸旁边，上面写着：“在这里长眠着一位勇敢的英雄，他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青春和欢乐，6月25日。”Debs Myers et al.，Yank — The GI Story of the War（1947：Duell，Sloan & Pearce），第42—46、69、126页。参见American Legion Magazine，February 1945，第88—90页；S. E. Smith，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World War II（1969：Random House），第262、267、320、397、538、548—549、646—647页；Reader’s Digest，September 1943，74，excerpted from Time，July 5，1943；Toland，第381、427页。

[34]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and Francisco de Vitoria，引自Tzvetan Todorov，The Conquest of America：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将本书从法文译为英文（1984：Harper & Row），第150、153页。另参见Anthony Pagden，The Fall of Natural Man：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198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第116—117页。

第七章

黄种人、红色人种和黑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争爆发前，白人与非白人之间已经有了四个多世纪的密切接触，最早接触的时间可以追溯至欧洲人的扩张时代。与其他非白人相比，日本人在这种相遇中更顺利地渡过了这段时期，他们既没有被征服和奴役，也没有变为一个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相反，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人成功地将西方人阻挡在了国门之外；而当他们终于在19世纪中期开始对外开放后，凭借着好运气、辛勤工作和精明的领导者，日本又一次免遭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吞噬的厄运。不仅如此，他们自己还成了帝国主义者，1895年，日本人抢占了第一块殖民地（中国台湾），1910年又抢占了第二块殖民地（朝鲜），其间，他们还首次创下了一个非白人国家战胜一个白人大国的历史，赢得了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1904—1905年，日本在与沙皇俄国的对阵交锋中，在陆战与海战中均大获全胜，她的胜利不仅令西方震惊，也使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者们兴奋不已。到了1919年，日本似乎已经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平等与显赫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出席巴黎和会，和其他战胜国一起重新瓜分世界。日本人开始向亚洲大陆扩张时，某些最具世界眼光的日本官员提出要效仿英国的殖民模式。而当日本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加速进行扩张遭受谴责时，他们又抛出“亚洲门罗主义”的说辞。当然，他们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因此，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具有独特的美德，直到游戏的最后阶段，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正义、务实的帝国主义者，正如他们的欧洲和美国老师一样。

日本人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自然会引起欧洲人、美国人对他们的特别关注及研究，甚至是私底下的羡慕，但这并不会带给日本人真正的尊重。尽管他们是以西方人的方式取得这些成就，包括使用现代化的技术与军事力量，然而，日本人仍被牢固地放置在非白人的“其他人”阵营里——或许是西方最聪明的一个学生，对他们的认知主要还是从肤色和文化的角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人们才看清，自16世纪以来就一直附加在非白人身上的陈旧形象究竟有多么的持久和普遍，——因为如果我们追溯到白人与非白人的早期接触，就会发现在当时使用的词汇与二战时期用在日本人身上的词汇非常相似。上一章中所引用的16世纪早期的两段话并非特例。它们代表着规则，并已经构成富有象征意义的世界的一部分，在随后几个世纪中，欧洲与美国的白种人凭借着这些规则将其他国家放在各自的位置上。

对本书而言，注意到这些典型的种族词汇很大程度上也是战争词汇，这是非常具有启迪意义的。即使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扩张时代的血腥和残酷程度仍然令人们无法想象；非洲的黑人、“新大陆”的印第安人以及亚洲的很多民族都在极端暴力的场景下进入西方人的意识。这些暴力景象一直存在，但经常以残存的状态出现，就像是一股地下洪流，当地壳发生震动时就会喷出地表。而白人与非白人的冲突，从本质上的确是断断续续的。例如，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反日言论中，也许能够看到历史上两次重要的军事斗争遗留下来的种族战争词汇的痕迹：一次是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征服，另一次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占领菲律宾。然而，这不是一条孤立的河流，而是汇入了另外两类词汇的力量：第一类可以称为奴隶词汇和殖民地词汇，主要来源于美国的黑人和中国的“苦力”，以及其他地方的殖民企业；另一类词汇则可以被称为“理性词汇”，包含了种族主义理性化概念，这一过程从西班牙神学家、哲学家在征服时代进行的大辩论开始，贯穿到19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时期。

欧洲人对非白人的最初印象，是在同时遇到非洲的黑人和美洲的土著居民时形成的。对待这两个种族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黑人遭受奴役，直到18世纪末，黑人才开始被视为能够信仰基督教的种族。印第安人遭到了屠杀，但在教士们的学术争论之后，他们很快被接受为适合于皈依宗教的种族。然而，黑人和印第安人都使欧洲人面临“野蛮”这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当代种族主义思想也是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温思罗普·乔丹（Winthrop Jordan）和理查德·德林农（Richard Drinnon）所论证的那样。[1]

出于偶然，这些重要的早期种族对抗促成了一个令欧洲人着迷的小发现：由于从黑人身上和猿一样的红斑得到灵感，猩猩很快成为指代黑人的一个词语，最后又用来普遍指代非白种人（以及“低等”的白人，例如，英国人眼中的爱尔兰人）。在17世纪欧洲的首都城市，黑人、印第安人与大猩猩和狒狒被放在一起进行展览，野兽的印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充斥于征服者的语言中。赤身裸体的野蛮人在剧作家的剧本中像“猴子、狒狒和狨猴”一样腾跃，而以非洲为主题的作者则将他们遇到的当地人描写为具有“野蛮、狂野和残暴天性”的动物、“接近于野兽”和介于白人与猿人之间的杂种。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后来对这种“杂种”论点表示支持的人之一。研究二战的学者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那些不同的早期用于刻画黑人的词语丝毫没有过时。支持美国奴隶制度的人们对黑人的描述是擅于欺骗、阴险狡诈与“缺乏理性”。1764年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黑人是“比较低级的动物”。1773年在哈佛的一场辩论中，一名奴隶制度的支持者强调，黑人是“儿童”“白痴”和“疯子”。由于黑人奴隶的死亡率高得惊人，一种流传了几个世纪的有关非白人的传言，有时还会被用来解释后来太平洋战场上大量日本兵的死亡：他们对疼痛的感觉不会像比较敏感的白人那样强烈，生命对他们来说很廉价。[2]

从最早对新大陆印第安人的本性进行讨论的西班牙人开始，非白人一直被视为其征服者的极端对立面：野蛮人、儿童、疯子和野兽；当然还有与基督徒和好人相对立的异教徒和恶人。由于这些罪恶（以及他们的财富），很多人被折磨和处死。不过，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征服并没有被等闲视之，而是在欧洲引起了关于印第安人真实本性的激烈、深入的讨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与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在1550年的辩论；从这些讨论中，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初见端倪，那些处于最高层面的学术界观点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被作为种族主义的合理化借口。如果从伟大的存在之链（一种从上帝到最底层生物的自上而下的固定生存等级）这一神学和哲学理论的角度去考虑，就很容易理解野蛮的问题了。更确切地说在有关美洲印第安人的辩论中，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的奴隶”的概念被认为最能说明问题。他在《政治学》第一卷中断言，有的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他所说的自然的奴隶并不是野兽，而是比较低等的人类，或者称“野蛮人”；同样的，妇女和儿童也是自然的奴隶，一些人还认为农民也属于这一类别。[3]

西班牙人对于征服疆域内印第安人的评论，得到了在入侵美洲时遇到当地种族的英国人和其他殖民者的认同，但后者没有太多哲学方面的痛苦思考。在17世纪30年代的一段记录中，“野蛮人是一群危险的人，他们狡诈、难以理解并且有害。”佩科特人是“野蛮人，非常奸诈”，他们应当受到“严厉的正义报复”（佩科特人在1637年遭到屠杀）。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认为，莫霍克人（Mohawks）是“一群疯狗”。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在史诗著作《征服迦南》（The Conquest of Canäan，1785年）中也提到野蛮人“孩童一样的愤怒”。《独立宣言》也包含“残酷无情的印第安人”这样的措辞。美国第一任总统将印第安人称为“食肉猛兽”，他们就像狼群一样，“尽管其外形不同”。而托马斯·杰斐逊则称印第安人为“孩子”或“我的孩子”，并简要地提到了通过鼓励他们与白人异族通婚来改善他们的种族血统的想法。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考虑战后如何处理日本人的问题时，也产生了类似的观点。

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看法的确体现了家长式作风，甚至还有一些英雄色彩，例如，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高贵的野蛮人”这类人物形象，但绝大多数人更认同华盛顿而不是杰斐逊的观点。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是美国19世纪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自己毕生的杰作《英法北美斗争史》（France and England in North America，这部巨作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版，直到1893年才全部完成）中刻画了印第安人的主流形象。他笔下野蛮的印第安人是“人类、狼和魔鬼的多位一体”，是一个注定灭亡并且理当遭受毁灭厄运的种族。美国第26任总统也赞同这一观点。在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前，西奥多·罗斯福就曾公开表明，自己支持对美国印第安人实施事实上的灭绝政策。“我想我应当有些惭愧地承认，我赞同西方人对印第安人的观点，”罗斯福在1886年发表演讲时说，“我还不至于认为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但我相信，10个好的印第安人中有9个都已经死了，而我也不应当过于深究第10个印第安人的情况。即使是最邪恶的牛仔，也比一般的印第安人有更多的道德原则。”[4]

西奥多·罗斯福发表这一席坦率的声明时，人类社会即将跨入20世纪，同时也正处于美国在亚洲的第一次战争的前夕：1898年，美国开始打响征服菲律宾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估计共有2万名菲律宾“叛乱分子”被杀死，还有20万平民死于战争引起的饥饿和疾病（美国军队的阵亡人数略微超过4000人），那么，美国人又是如何描述在这场战役中与他们交锋的敌人的呢？用美国陆军部长的话说，敌人是一群“卑鄙的背叛者，是令人作呕的残酷暴徒”。一名美国将军在报告中记录道，敌人是躲藏在密林中的“大猩猩”；还有一位将军在报告中也称他们是“野蛮人，习惯性地违背文明国家所知晓的所有战争规则”。随着战争拖延下去，另外一位将军开始对难以分辨敌军士兵和当地平民感到恼火，这位将军在1901年写道，“由于这些人有着背叛的天性，且数量庞大，而且不可能将主动作恶的人与被动作恶的人区分出来，因此，这里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这些观点与1942年监禁日裔美国人时使用的辩解理由非常类似。西奥多·罗斯福宣称美国在菲律宾的胜利，是文明“战胜了漆黑混乱的野蛮与残酷”，这代表了当时很普遍的一种情绪。鲁德亚德·吉卜林在1899年的著名诗作《白人的使命》（The White Man’s Burden）中也提到了菲律宾战役，并将西方人对菲律宾人和其他亚洲人的印象——“烦躁不安的人群和野人……愁眉不展的人民，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童”——永远地铭刻了下来。

史都华·克瑞顿·米勒（Stuart Creighton Miller）详细记录了美国军队中使用的很多术语，包括将菲律宾人称为“黑鬼”“奸诈的野蛮人”或“奸诈的菲律宾黑鬼”（gugu或goo-goos，这个称呼在二战期间再次出现并演变为“亚洲佬”），而这场战役也被美国军队称为“印第安人战争”。一名美军士兵对记者说，“除非将黑鬼们全部杀光，就像对待印第安人一样，否则，国家就永远无法恢复和平；”另一位美国兵解释说，“只有死的菲律宾人才是好菲律宾人。不抓战俘；子弹比大米便宜”。事实上，很多地区都制定了不接受战俘的一般政策，通常给出的理由是敌人过于残暴。一名支持者宣称：“我们不再接受任何战俘。敌人从来不抓俘虏，他们虐待我们的人，因此，我们不仅要把受伤的敌人杀死，还要把所有的敌人都杀光。”一名美军列兵对“狩猎菲律宾黑鬼”的军事行动描述如下：“老家伙们会说，对这些无脑的猿人再怎么残酷都不为过，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荣誉感、仁慈心或正义感……有这样的敌人作为对手，毫不奇怪美国兵们不久就会以‘格杀勿论’（no quarter）为格言，在弄清黑鬼是敌还是友之前就先对他们扫射一通。”当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受到美国国会委员会的质疑为什么菲律宾人的死亡人数是受伤人数的15倍时，他的回答是，“低劣种族”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容易因受伤而死亡。[5]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在西部边疆地区与印第安人作战和在亚洲与菲律宾人作战，二者之间并不仅仅是比喻或象征的关系：他们从美国西部地区的疆场转到菲律宾，亲身参与了与印第安人、菲律宾人——这两个敌人的战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是印第安人战争中著名的美国将领之一，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调遣到更西部的战场。而他的儿子则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总司令，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印第安人战争、菲律宾战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时间上相隔不远。战地记者和美国大兵们显然很认同这种类比，因为与日本人的丛林作战经常被描绘为“印第安人战斗”。美国陆军的出版物《步兵杂志》（Infantry Journal）曾经评论，日本敌人在渗透战术方面“达到了印第安人的最高水平”。然而，《纽约时报杂志》周日版上的一篇短评［标题为“日本佬”（The Nips）］却认为这种类比对印第安人是不公平的，短评认为：

在进行战争的方式上，日本人被比作美洲的印第安人。我们的军队说这对印第安人是不公平的。印第安人具有某种荣誉感，而且，即使死的日本佬也不是一个好日本佬。他亲爱的战友们会用他作为诱饵，在他的身边布设地雷。这令我们想起一位有诗人气质的前投稿人K. Nippo。他冰冷、优美的身躯静静地躺在马绍尔群岛上的一棵棕榈树下，在他四周已布置好了引诱敌人上钩的地雷阵。然而，这就是日本人，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他们都一样的奸诈。[6]

当然，在与印第安人进行战争时，没有人会认为印第安人具有什么荣誉感，然而，在战争时期对历史的这种诠释是非常微妙的。更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事实是，当白人在世纪之交讨论“低等种族”时，他们已经可以采用更多的理论为自己的偏见进行辩护，而不仅仅局限于神学中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以及亚里士多德假设的“有些人是自然的奴隶”；因为到了此时，主流的西方科学已经对种族不平等的理论提供了支持。19世纪的学术种族主义从多种学科中找到了支持，如解剖学、颅相学、生物进化论、人种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神学和语言学等，证明了欧洲人在几个世纪前欧洲归纳在非白人身上的特征——原始主义、不成熟，以及在心理、道德和情感上的缺陷——的确是有色人种固有的性格特点。“生存等级”的古老信仰被证实了，而“蒙古人种”被放置在了一个介于卑微的黑人与高贵的白人之间的位置。事实上，主流的西方理性研究和实证调查以暗示的方式重新强调了非白人仍然是“自然的奴隶”的观点，即天生就应该为至高无上的白种人服务与效忠的种族。在一个不断进行帝国扩张的时代，这确实是一个受欢迎的研究结论。即使在全新的理论术语下，科学种族主义仍然保留了熟悉的论调。以下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这一例子可以说明19世纪的学者如何使用幼稚这一概念，以解释亚洲人的性格以及他们在种族等级中的地位，19世纪的学者这样解释道：“既然黑人的类型是胎儿，那么蒙古人种的类型就是婴儿。如果严格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政府、文学和艺术都很幼稚。他们是没有胡须的儿童，生活被视为一项任务，而他们的主要优点在于无条件的服从。”

认为世界上所有种族都遵循着一种与个体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类似的发展等级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19世纪中叶的一些学者提出，例如解剖学家艾蒂安·塞雷（Etienne Serres）。专家们称这种理论为重演论。重演论假设白种人的童年时期对应着进化等级的原始或未开化阶段，而“低等”人种群体的成年人在智力或情感方面，相当于白种人男性儿童或青少年的水平。“低等”群体也绝不仅限于非白人种族。在这一理论下，妇女、罪犯、穷人和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以及受到鄙视的民族都有可能或已经被贬低到从属地位。不过，这一理论被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及其追随者们视为伪科学，他们试图通过着重强调文化、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推翻这类理论。[7]

在美国，由于受到严酷的奴隶制和印第安人战争的影响，以及新的科学种族主义的推动，19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了针对另一个亚洲人群体——中国人的普遍看法。很多美国人第一次接触的中国人，都是为了帮助修建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而到美国的移民。19世纪90年代，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曾在这条铁路线上旅行，他生动地记录了白种人如何将中国人与不幸的印第安人残留部落归为同一类别。史蒂文森写道，与他同行的其他白人乘客对待美洲原住民和中国人的态度几乎完全相同，都将其视为“令人鄙视的种族”。这些白人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中国人，或是听他们说话和考虑他们的感受，“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憎恨他们……他们称中国人为可怕的害虫，每当看到中国人，这些白人就做出似乎要被窒息的样子。”[8]

除了种族主义，对这种现象难道就没有一个理性的解释吗？例如从阶级角度解释呢？这些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而且，他们愿意以比别人更低的价格工作，因而激起了白人工人和工会组织对他们的满腔愤怒。史蒂文森自己也考虑过这个原因，但他最后还是认为应当解释为“根深蒂固、证据充分的和历史性的仇恨”——并坦白自己“对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感到羞耻”。的确，很多可耻的行为已经迅速地被强加于在美国的中国人身上。早在1854年，加利福尼亚州就禁止中国人为涉及白人的案件出庭做证，理由是印第安人已经被禁止出庭，而印第安人和中国人属于同一种族。1879年，新颁布的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禁止“中国人、白痴和精神不正常的人”参加普选。三年后，美国又颁布法令禁止接受新的中国人移民。[9]

上述事件发生之际正值科学种族主义方兴未艾，因此，不难想象当时美国人对中国人持有什么样的态度。1839年，甚至当第一批中国移民还没有踏入美国之前，塞缪尔·乔治·莫顿（Samuel George Morton）就写道：“中国人已经被比作猿类，因为它们的注意力都是不断地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塞缪尔·乔治·莫顿对头盖骨进行测量的开创性研究成为生物决定论的主要支持依据。对这些有损人格的观念，那些可以声称在中国本土获得了对中国人亲身了解的西方人，如外交官、传教士和19世纪的商人们，他们非但没有反驳，而且同样以蔑视态度对待中国人。对这些游历世界的人来说，中国人是“堕落和邪恶的”，并且“与人类最粗俗的部落处于同一水平”。他们是“野蛮的异教徒”“盲目崇拜的野蛮人”和“长着杏眼的异教徒”；一个生活在“低能世界”的“儿童或白痴”国家；一个“可怜的、痛苦的、矮小的低等种族”。由于中国人攻击在华外国人（其中包括那些将大量鸦片运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中国人因此被指责为“邪恶奸诈”，犯下“残忍和恶魔般的暴行”，并被谴责为“无法无天的狼群”。英国人马格里爵士（Sir Halliday Macartney）在1873年的一次中国之旅后，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种低级动物”。[10]

然而，正如吉卜林曾指出的那样，在西方人眼中，亚洲人不仅一半是野蛮人，而且还有一半是儿童。在美国和被殖民地区，亚洲人一半是儿童的特点使他们充当了一个界定明确的角色。他或她成了天生的仆人，即重演论中听话的孩子，也是亚里士多德“自然的奴隶”的一种现代变体。“男孩”成为一个普遍用于指代亚洲男性的词，就像它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是美国黑人的代名词一样。但即使是在对亚洲人邪恶本性最卑鄙的指控中，他们的儿童形象也保持不变，这一点赢得了最具国际观念的人士的认同。例如，与史蒂文森乘火车穿越美洲大陆差不多同一时间，他的朋友、著名的教育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正在亚洲旅行。亚当斯在总体上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难让人认真对待的观点。在夏威夷，亚当斯和旅行同伴得知，在甘蔗种植园干活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一群很好的孩子”。在萨摩亚，亚当斯观察到：“当地的土著，就像所有的东方人一样，是一群孩子，因此，他们既有儿童的可爱之处，同时也有小男孩犯的那种错误”。1886年，亚当斯访问日本，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儿童的国家……核心活动是在幼儿园中进行”。在另外的思考中，亚当斯还涉及其他一些让人感到熟悉的内容。他曾致信约翰·海伊（John Hay），约翰·海伊后来以提出在亚洲实施“门户开放”政策而著称，亚当斯在信中承认，他发现自己在日本遇到的大多数日本人都很“原始”，并且，他“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感觉，认为日本人都是猿人，而日本妇女则是更为低劣的猿人”。[11]

然而，甚至亨利·亚当斯也担心“黑暗种族正在逼近我们”，这种担心和他对非白人的蔑视一样强烈，使他萌发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新倾向：担心白人的至高无上会受到威胁。在19世纪，这样的担心来源于几个方向，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原因是尽管他们蔑视中国和中国人，但同时也对这个国家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怀有敬畏，担心中国会是一个即将醒来的沉睡巨人。在美国，描绘中国人入侵的一系列小说最早在1880年出现，没过多久，全世界都知道了“黄祸”这个词。对这种想象中的威胁进行描绘的第一幅意义重大的绘画作品，实际上创作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那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委托创作的《“黄祸”图》（a Painting of the Gelbe Gefahr）。在这幅作品中，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被拟人化地表现为英雄人物，忧虑地盯着东方滚滚的乌云，一尊佛像驾着乌云，在火焰的光环中浮现出来。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成千上万加入秘密组织的疯狂的中国人，围攻北京和天津的外国使馆，在西方不断演变、发展的“黄祸”幻想中，这件事成为另外一个令人难忘的符号，为残暴的东方异教徒即将吞噬弱小的基督教势力范围展示了一幅具体的画面。[12]

上述的联想也被延续到日本人身上。1882年后，日本人取代中国人成为移民到美国最主要的亚洲族裔，并逐渐承受刻板印象和偏见的重压。此外，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日本已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胜了中国，树立了一个真正的正在崛起的亚洲强国形象。不过，这一变化并不是简单地将“黄祸”恐惧的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而是使恐惧成倍地增加。一方面，出现了一些想象着日本征服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煽情文字，而另一方面，对中国“威胁”的巨大恐惧仍然存在于公众的意识中。因为在有关东方威胁的想象中，种族因素总是大于国家因素。恐惧并非来源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民族，而是来自广泛的、没有面部特征、没有名字的黄色群体所蕴含的一种模糊和不祥的预感：一波带着颜色的大潮正在上涨。

“黄祸”当然是幻想和廉价刺激的产物，适合作为低俗文学、喜剧、低成本电影和轰动新闻的主题。然而，幻想和哗众取宠能够以不可估量的方式影响思想，而且无疑比大多数学者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同时，很多学者对所谓东方威胁发表的评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些人，例如赫斯特报业集团（Hearst Newspapers）的编辑们，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提醒人们警惕以日本为代表的“黄祸”，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一直保持坚定的反东方论编辑方针。[13]还有一些人，如荷马·李这位具有远见的军旅作家，他对日本的命运进行了令人叹服的预测，以至于日本人自己也受到惊动，准备立即将他的著作译为日文。再有一些人，例如，畅销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刻画了一位虚构的东方天才，这个角色具有夸张的阴险性格，甚至连没有读过这些小说或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电影的人也能说出这个恶棍的名字，不仅如此，还知道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极端邪恶的形容词，如一篇文章的标题为《黑暗王子：阴险的傅满洲博士，邪恶的天才》。

就我们本文的讨论而言，荷马·李与萨克斯·罗默似乎构成了相互补充的阴阳两面，他们分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黄祸”幻想的丰富性和难以捉摸进行了描述。1909年，荷马·李在最早发表的《有勇无谋》（The Valor of Ignorance）中，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有阳刚之气的年轻国家，他向读者们介绍日本的武士道，即武士的道德规范，以及他们不愿改变信仰的令人紧张的狂热。由于他用了几乎同样多的篇幅批评自己国家日趋严重的软弱和颓废，因此，他对日本带着怨恨的崇拜更令人印象深刻。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白人至上主义，担心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纯粹性会遭受从内部发生的腐烂和国外敌人的威胁。他警告说，除非美国恢复军事热情和目标，否则，“日本凭借其在太平洋的军事霸权”将在“工业领域成为亚洲的控制力量。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凭着他们对地球上大部分尚未开发财富的控制，亚洲的好战主义和产业主义将成为全世界的主宰，日本天皇将成为所有君王的天皇”。荷马·李还认为，要么必须在实际上彻底消灭日本人，要么他们“将成为全人类的武士，而其他人类则不得不辛苦工作，以此来换取他们的大度”。

珍珠港事件爆发几个月后，荷马·李在美国的人气开始回升，因为他关于日本超人的远见似乎突然显得很有预见性。陆军部长史汀生在日记中提到了他。国会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是拥有《时代》《生活》和《财富》等杂志的出版大亨的妻子，她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发表了一篇由两部分组成的关于荷马·李的文章（她评论说：“布料几乎完全按照作者设计的样式进行裁剪”）；从《时代》到《美国步枪手》（American Rifleman）等，众多杂志也纷纷效仿，相继刊登文章对这位先知进行重新发掘。1942年，《有勇无谋》（The Valor of Ignorance）由一家知名的出版社重印出版，国会女议员的文章被作为该书的一篇序言。[14]

然而，正如克莱尔·布思·卢斯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当追溯历史时，荷马·李才成为一位传达神谕的使者。他的书在1922年售完18000本后就绝版了；对历史学家而言，这部具有启示的作品在1942年的重新兴起与它的初次面世同样的重要，甚至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毕竟，如果荷马·李能够被更多的人牢记在心，那么，对日本的“小男人”就会少一些种族主义的自满情绪。在战争爆发前几十年中，贯穿始终的并不是对来自东方的某个具体威胁的清晰认识，而是对未来危险的一种模糊预感；在这方面，虚构的“邪恶天才”傅满洲与荷马李形成了有趣的鲜明对比。

第一部关于傅满洲的小说发表于1913年，第十部于1941年出版。该著作的英国作者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受到欢迎，在美国也同样如此，在全书正式出版之前，萨克斯·罗默的作品通常会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科利尔》杂志上。其中几部小说还被改编为惊悚电影，从1932年米高梅出品的一部影片［由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主演］的广告中，可以看出这些在当时备受欢迎的电影风格。在《傅满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中，好莱坞宣称，这位邪恶的中国博士“手指的每次抽动都传递着威胁……斜挑的眼睛每眨动一下都意味着恐怖”。虽然罗默描写的恶棍是一个中国人，但每个亚洲国家的人都对他唯命是从。他比任何与他对抗的西方人都要聪明（他的对手奈兰·史密斯是一个顽强但有些笨拙的人），因为他不仅精通西方国家的语言和科学，还掌握了东方的秘诀。萨克斯·罗默在这方面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成功，他通过塑造傅满洲这个人物，以一种夸张而又具体的方式将尚处于初始阶段的恐惧的三条主要线索汇集在一起：亚洲人对西方知识和技术的掌握；获得了某种神秘力量以及“未知而又可怕的东西”；调动大群黄种人（书中有一章描写道“朦朦胧胧的，看起来像一群巨猿”）。这就是“黄祸”的本质所在，无论是将中国还是日本作为导火线。

萨克斯·罗默与荷马·李所具有的共同特点，除了对亚洲的潜力怀有畏怯之外，还都喜欢使用烂熟、乏味的语句。中国末日博士的创造者在书中不断地提到“黄种人博士的威胁”“梦想打造全世界黄色帝国的人”“体型巨大的天才，他的胜利意味着黄种人战胜白人”，以及“东方的气息 ——它已经将一只黄色的手伸向了西方”（真是让人讨厌的口臭！）。此外，随着时间推移，罗默开始挑战种族焦虑、恐惧中最容易被引爆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冲突，而且还有黄种人和黑人联合起来对抗白人，以及肤色差别最终消亡。1941年，第十部傅满洲小说出版，在这部小说中，邪恶的天才在加勒比海地区放置了先进的武器，他与黑人联手，利用海地巫毒教的力量建立起一支僵尸军队，并进行试图改变肤色的实验室试验。萨克斯·罗默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包括邪恶的亚洲人已经进行的黄种白人和“白种努比亚人”试验，实际上象征着种族通婚，触及了白人至上主义者最终级的恐惧：肤色界线的模糊与最终的消失。[15]

在美国的流行文化中，也存在一些与邪恶的傅满洲相反的形象。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笔下充满智慧的美籍华人探长陈查理（Charlie Chan），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出现在杂志、小说和电影里。厄尔·德尔·比格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去世后，他的出版商希望找一名作家创作出一个新的东方侦探形象。他们最终选择了马宽德（John Marquand），并在1936年推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新角色：墨托先生（Mr. Moto），一名能干、爱国但大体上比较温和的日本密探。[16]同时，谦卑的普通中国人也通过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著作被生动地展现出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林语堂开始撰写一系列畅销书，表达了“东方的智慧”。这类作品有助于纠正西方人的偏见和培养西方人对亚洲人的尊重；此外，珍珠港事件后，媒体关于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情报道更促进了亲华情绪的激增。然而，对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反应也暴露出在美国、英国存在的针对黄种人的强烈的敌意情绪，这令赛珍珠、林语堂以及他们的赞同者也加入那些对潜在的种族战争感到十分焦虑的预言者之列。[17]

他们认为，西方人过于强调日本人是“黄种人”或来自东方的威胁，这很有可能会变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这种公然的白人至上主义极易促使中国乃至所有亚洲人民站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对立面，转而建立起日本人所呼吁的一个紧密团结的反白人种族联盟。在战争期间，赛珍珠与林语堂曾多次关于这一危险发出警告，赛珍珠还非常擅长将西方人最喜欢用的一些关于敌人的陈词滥调，用在反对他们自己身上。1943年，赛珍珠出版小说《诺言》（The Promise），她在书中描写了中、英两国的军队在缅甸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军，英国人表现得最残忍，对他人的生命毫不在意，而且显然不认为非白种人“是与他们一样的人类”。同一年，在洛杉矶的演讲中，赛珍珠坦率地指出，日本人称“白人怀有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但他们说出了事实真相。大多数白人在对未来的观点上要比有色人种落后一个世纪，因为后者认为殖民主义早已经过时了。事实上，就一般的美国白人在对待非白人时自以为是的蔑视态度而言，他或她只能被比作即将面对真实世界的“一个被宠坏孩子”。“尽管我们也许不愿意知道，”赛珍珠在早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说，“但我们可能已经开始了一场最痛苦和最漫长的人类战争，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战争，这意味着在白种人及其世界和有色人种及其世界之间展开一场战争。”如果白人竖立起来的种族壁垒没有被迅速摧毁，人类只能为世界末日的大决战做好准备：

……那时我们必须为一个除了战争、其他什么都没有的未来做好准备，这将是一场规模惊人的战争，特别是对白种人而言。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战争准备，以弥补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我们必须准备好超级武器，我们必须在大规模的化学战争面前毫不退缩，我们必须愿意摧毁一切文明，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文明，目的是控制住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我们、在技能上与我们不相上下的有色人种。这是任何人类希望面对的一个未来吗？[18]

相比之下，之前被美国中产阶级视为亚洲高雅文化导师、具有绅士风度的林语堂，则比较悲观和刻薄。1942年，在社会主义工业民主联盟召开的全球种族问题会议上，林语堂预言，在亚洲和非洲人民与包括德国在内白人为主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可能会在25年内爆发；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绝大部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因为他们通常把优等民族的错误理论记在纳粹的账上，却忽视了他们自己的种族傲慢。在1943年发表的畅销书《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中，林语堂辛辣地评论，普通的白人男子似乎认为“如果白人的传教士拯救了几个黄种人的灵魂，使他们能够在死后升上天堂，那么，他在这之后开枪打死几个黄种人，应该算是扯平了。”[19]

让这些批判者感到震惊的是，纷至沓来的英美评论基本上有意或无意地将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放置在针对东方人及其价值的种族战争背景下。例如，曾发掘荷马·李的《星期六晚邮报》针对珍珠港事件，发表了一篇主题为《黄色的毒蛇如何攻击西方阵营》的社论。艺术家和卡通画家也紧随其后，描绘了以《日本佬群像》（Jap Hordes）为标题的恶龙和巨人，并用黄色渲染整个画面。1941年12月22日的 《时代》杂志封面，是全身黄色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不难想象，编辑部随后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信中提到撒旦的化身、“黄色猿人”“疯狗”以及“我所见过的最像猿人的非人类”。《赫斯特报》登载了一篇社论，其标题为《暴露的危险》（Peril Exposed），文章认为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被称为“家庭战争”，即“不同的白种人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不会对西方文明发起挑战；而日本则为了东方的理想而战，是一个“前所未有地凶残的与贪婪的敌人”。另一份《赫斯特报》宣称：“太平洋战场上的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是东方种族为了主宰全世界而与西方种族对抗的战争”。1943年，畅销书《为天皇流血》（Blood for the Emperor）出版，该书将亚洲的战争描写为“一场圣战，一场迄今为止意义最为重大的种族战争”。在国会山也能听到类似的说辞，美国国会中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很快将亚洲的战争认定为一场“种族战争”，并联想到成吉思汗的幽灵，以及白人种族“可能被清除”的前景。[20]

温斯顿·丘吉尔对“泛亚洲病症”和若隐若现的“亚洲团结阴影”感到担心，他本人也非常喜欢发表一些对亚洲人民不友好的种族藐视言论。他的中国盟友在他眼中一直都是“小黄人”，即使这个词在日常讨论中已经成为日本敌人的代名词。受人尊重的军事评论家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在一篇关于日本军队的评论中使用了这个词；还有美国的一家武器制造厂，在为他们生产的冲锋枪打广告时称，“它在小黄人的身上炸出一个硕大的红色弹孔。”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一家美国造船厂在广告中唤起人们的回忆：1941年，“一群奸诈的异教徒敌人涌出他们自己的国家，以武力征服了南太平洋中富饶、和平的岛屿国家；”然而现在，形势被扭转过来了，“嚣张的黄色帝国正在萎缩。”《读者文摘》也刊登过一篇关于日本人心理的专题文章，该文由会讲日语、曾作为武官居住在日本的一名美国陆军中校撰写，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评论说：“让我们窥探一下其中一个黄色脑袋，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此外，“黄腹鱼”“黄色混蛋”和“黄色猿人”等也都是指代日本人的标准用语。在美国的一部新闻影片中，日本人被简称为“LYBs”，也就是“小黄腹鱼”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作曲家们也追随了这样的流行趋势，例如，一些歌曲名称“我们将找一个黄种人，然后把他打成红、白、蓝三色”，或是“噢，你这个东方小儿”。还有一些歌曲采取了其他粗俗的方式，例如：“日本鬼子们像中国佬那样绝无机会”，或“有话直说，那是我们的太平洋”。[21]

对亚洲人来说，这些污蔑、排外的措辞是如此显而易见，但对西方人来说，却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表达。这样的表达还有其他一些形式，例如，用肤色指代整体上的亚洲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眼睛”相关的俚语。美国大兵称呼中国人的语言有“slant-eye”（斜眼角者）、“slant”（斜眼）、“squint eyes”（斜视病患者）、“almond eye”（杏仁眼）、“Slopey”或“slopie”（都是“斜眼”的意思）等；中国妇女则被称为“slopiegal”（斜眼姑娘）。1942年初，墨尔本的一部爱国宣传片中敦促澳大利亚人“做好战斗的准备。准备好向这些斜眼角的强盗证明，澳大利亚人决不会屈服！”美国兵在叙述亚洲人或亚洲的物品时最常用的一个词是“gook”（污物或污秽的），它衍生于20世纪初用来指代菲律宾人的种族歧视词汇“goo-goo”——表示一双眼睛（“咕咕眼”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一首著名流行歌曲）和狂热（一个类似的俚语是“gaga”）。另一方面，有些排外的战争词汇试图从种族优越感的角度，将同盟国的战争定义为基督教或西方价值观的防御战。例如，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多次宣称，盟军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为基督教文明而战，这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将盟军当前的战争与十字军联系起来，不仅侮辱了非基督教的同盟和支持者，而且也促使亚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肆无忌惮保持警惕心理，从而起到了加倍的反作用。“也许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一位中国教授曾在美国杂志上撰文，“在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都是由基督教国家发起的。”[22]

这些现象的背后不仅仅是种族偏见，还有种族恐惧心理的三个主要方面，这在作为“黄祸”最佳象征的傅满洲身上已经得到了体现。关于“黄祸”最紧迫和最让人担心的想象，一直是大批量的亚洲人如同复活的成吉思汗军队，联合、团结一致地对欧洲和西半球发起进攻。日本的泛亚主义及其占领的广阔区域似乎表明，关于“黄祸”的想象已经成为现实。此外，随着东方开始工业化进程，“黄祸”第二个方面的不祥预兆也显现出来，即亚洲人最终能够将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与掌握的西方军事技术结合起来的预期。当日本的航空母舰和战斗机在1941—1942年取得势如破竹的胜利时，这场噩梦似乎也突然成了现实。亚洲军团组织有序、装备精良，但这还不是全部。从很早开始，东方人所拥有的模糊的、直觉的和“超自然”的力量就一直是“黄祸”三个方面的特征；日本兵身上似乎也具有这种力量，这体现在最险恶条件下日本兵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忍耐力和顽强精神，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死亡意愿—— 为了西方人几乎无法理解的原因。同盟国使用上述三方面的预兆，说明日本公然宣称的战争目标所具有的可怕特性，已使亚洲呈现出与希特勒所谓的新秩序完全不一样的战争环境。皇道、大东亚共荣圈、百年战争和新的世界秩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黄祸”情绪背景下，这些标语似乎预示着白人至上主义的末日——的确，这也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美国前大使格鲁等盟军发言人鼓舞人心但又危言耸听的演讲。德国终将全面溃败，但日本呢？从不祥的传言看，战时经常有报道认为，轴心国的联盟只是一场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如果轴心国取得了胜利，那么，德国将成为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23]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美国兴起一场持续一年多的大辩论。出人意料地，这次辩论使人们注意到，反东方情绪不仅在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而且已被纳入国家法律之中。辩论从意识到一个反常的事实开始：尽管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由于“英勇地反抗”日本侵略者而得到美国国会的称赞，并被罗斯福总统提升到“四大同盟国”之一的地位，但中国和中国人仍然遭受歧视对待，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方面。首先，根据帝国主义国家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治外法权，中国法庭仍然无权审判在中国领土上犯罪的美国或英国公民。此外，根据1882年颁布的一系列移民法案的限制，中国人被禁止移民美国。尽管作为支持中国平等地位的象征性姿态，美国和英国于1942年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但移民问题却被拖延了下来，一直到1943年的最后几周才得到解决。在很多观察者看来，后一个问题揭示了在美国存在的针对东方人的种族仇恨的深度和不加区别的适用范围。[24]

美国的移民法是很复杂的，但在涉及对待亚洲人移民的问题上，更准确地说是禁止亚洲人移民的问题上，却不存在任何疑问。尽管在1924年修订基本移民法案时建立了一个配额制度，对移民人数实施控制（每个国家的移民配额被设定为该国1920年时在美国移民人数的2%），但即使这个狭窄的“配额”大门也向亚裔（以及阿拉伯裔）紧闭。这是因为法律同时规定，不具备入籍公民资格的任何人都不能以永久居民的身份进入美国，而根据之前的规定，亚洲人已经被认定为不具备入籍资格。正如1942—1943年国会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入籍法相当于一部纯粹的“肤色”法律，将“生物劣势的耻辱”印刻在了黄种人的身上。[25]

细想起来，对一个在“四大自由”旗帜下，以及在“自由、民主和平等”口号下向亚洲的日本人开战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讨论的时间拖得越长，被揭示出的问题就越令人尴尬，尤其是涉及中国和印度（同盟国中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时。例如，人们发现，在1882年到1913年之间通过的联邦法律中，最少有15部法律或其中部分章节专门把中国人列出来作为不受欢迎的移民——没有任何其他国家遭受过同样的耻辱。关注辩论进程的人们还注意到，美国在1917年通过建立“亚洲人禁区法案”，开始实施纯粹的“白人移民”政策。该法案是国会以绝对多数票推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的否决而通过的，它在地图上划出了亚太地区的一大片区域，对其适用非常严厉的移民限制规定。在亚洲大陆，“禁区”从印度支那扩大到整个南亚，一直到阿拉伯半岛；它还包括了毗邻亚洲大陆、除美国领地菲律宾和关岛之外的所有岛屿，但不包括中国和日本，因为在其他法规中限制了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正如限制菲律宾的移民那样。最高法院在1922年（小泽案）和1923年（廷德案）的判决中维持了禁止亚洲人成为美国公民的特别规定，1924年对移民法进行重要修订时，也只是在法律中正式写入禁止亚洲人移民的现有政策而已。[26]

有关中国人的移民问题，正如一位政治家在1942年重新提出这些问题时所总结的，过去60年中的30届国会均主动或被动地认为排华措施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然而，随着关于此议题的国会听证会和媒体文章开始披露一些具有人情味儿的故事后，其感性的一面越来越呈现出来。在曝光美国华人在这一问题上所遭受的耻辱方面，美国的基督教媒体尤其积极。例如，据披露，由于担心中国人可能试图非法或通过欺诈入境，美国政府提高了警惕性，继而又经常会转变为彻底压制。中国船员在美国港口城市登岸休假时经常会被拘禁；而在墨西哥经商的中国商人，如果希望从加利福尼亚港口乘船返回中国，他必须由墨西哥边警陪同，然后一起从墨西哥边境前往离境港口，而且要自掏腰包支付给这位非自愿聘请的同伴。对于符合暂时进入美国境内资格的中国人，如商人和学生，必须获得特殊的入境证明文件，而且只能从几个指定的港口入境。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出生即为美国公民）申请美国护照时必须填写一份特殊的表格，而且在离境和入境时都要受到移民官的苛刻提问。打算进入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美籍华人在内，如果他们的证明文件被认为与事实不符，一律会受到羁押，而大多数情况下这将使他们陷入严重的困境。拘留和审问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但有时候，尤其是在中国出生的妻子或子女，当她们试图与具有美国居民身份的丈夫或父亲团聚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未成年人也不例外；事实上，他们必须回答一份冗长清单上的问题，同样的问题还会分别向监护他们入境的另外两名中国人提问，如果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不一致，该未成年人的羁押时间就可能被延长，就像其他任何试图入境的中国人一样。可以理解，当1942年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时，上述流程被一名美籍华人称为宗教裁判，它不仅令人感到耻辱和心理崩溃，而且成本昂贵，因为试图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最后往往发现，获得法律帮助来澄清自己的合法性是很有必要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受到移民机关同样苛刻的待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中国人称美国移民官为“盖世太保”，这毫不奇怪；据说1942年有一位中国妇女前来美国想与做商人的丈夫团聚，却在旧金山拘役中心自杀，原因是这位心急如焚的中国妇女在被拘禁和审问了几个月后，仍然看不到任何被释放的希望。[27]

尽管人们普遍承认，作为一个现在受到尊重的盟友，中国遭受这种羞辱待遇是很不幸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状况能够十分容易地得到改变，原因何在呢？因为任何试图纠正中国所受侮辱的行动，都会促使人们进一步注意到在美国移民政策中范围更广泛的反东方内容。即使废除了15部包含有明确反华规定的法律，在1924年的移民法案下，依然有一部分中国人将被禁止移民到美国，并通过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在正式的法律范畴内，他们将仍然属于低劣和不受欢迎的群体。另一方面，如果将中国移民纳入根据1924年法律适用于非亚洲人的配额制度中，按照一位议员的说法，这就相当于把中国人放在了一个比其他所有亚洲人都要高级的地位，其中包括美国自己的特别殖民地上的“马尼拉的矮小棕色人种”。但有人指出，上述观点并不真正成立，原因是除了日本之外，中国是亚洲唯一的“主权”国家，而这又使人想起对近代历史令人尴尬的引用。因为，除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外，阻止亚洲大多数国家独立运动的并不是日本，而是自19世纪以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殖民势力。此外，对亚洲人口第二大国的印度而言，这个问题不仅会再度唤起人们对英帝国主义的注意（许多美国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特别讨厌的一件事），而且还有美国也将印度人降格到劣等地位的事实。

一旦这个问题开始展开，似乎就没有了尽头。很容易想象，日本的宣传机构认为这种辩论为他们吸引其他人亚洲人提供了宝贵的武器，而要求修订排外法案的运动也赢得了很多受到震惊的支持者，他们的首要关切是“阻止”日本的宣传攻势。有时候，还会因此出现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美国对这些法律的批评为日本人提供了宣传武器，而这个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法律的批判。在敌人最脆弱的地方，日本人表现得很出色，他们不仅向自己的亚洲听众讲述了排外政策本身，还描述了中国人在拘役中心受到的侵扰（东京的一家对华广播电台宣称，他们“事实上根本没有被当作人类对待”），社会压力迫使中国人在贫穷社区的“中国城”集中居住，而歧视则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沦落到“从事最卑微的职业，受到鄙视和虐待，还要屈尊俯就地容忍着居高临下的幽默感”。[28]

一位国会议员将这种观点称之为“喋喋不休的猴子”发出的“胡言乱语”，还有一位议员则认为它是“宣传中的幼稚暴怒”，但几乎没有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否认它的潜在效果。一位退役的海军军官在对这个问题展开调查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排华法案相当于送给日本军队“20个舰艇分队”。其他人中有很多都同意将中国纳入美国的正常移民配额制度中，认为这样不仅能够纠正一项历史性的不公正待遇，而且有助于避免一次可能发生的灾难，（如《星期六晚邮报》中的评论“将精明与好的方式结合起来”），因为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抵抗日本人的意愿是坚不可摧的。中国的国民党长期抗战，历经了千辛万苦，他们看到，美国和英国一直向日本供应军事物资，差不多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才停止，而在那之后又采取了“欧洲第一”的政策。他们听到丘吉尔宣称重振大英帝国的意愿，希望听到美国明确否定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将世界恢复到白人霸权之前的状况，但他们的这个希望落空了。以对亚洲的特殊知识而受到同僚们尊敬的国会议员们，如明尼苏达州的周以德（Walter Judd）和蒙大拿州的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认真地分析了其中的影响。尽管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的亲密关系进行了大吹大擂的宣传，但国民党的士气崩溃是不难想象的——并且如果中国脱离同盟国的阵营，其后果不可估量。[29]

在这种背景下，一场本来非常深奥的关于移民法案的争论，很快牵涉到有关“黄祸”的旧日分歧，只不过现在面临着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即中国可能在一场全球冲突中以某种方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这场战争或这场战争的余波发展成为一场种族冲突，那么，有色人种阵营将会比我们这一边多出大约5亿多人的力量”，俄亥俄州议员约翰·沃里斯（John Vorys）在关于这个话题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在这样的一场危机中，地球上数量最为众多的一个有色人种民族与美国建立了独特的友好关系，这一事实本身也许会成为白人种族的救赎。”沃里斯在众议院的同事、内布拉斯加州的卡尔·柯蒂斯（Carl Curtis）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假如中国人的确屈服并加入日本阵营，那么，整个亚洲可能都会追随她的步伐。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陷入一场种族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人数处于令人绝望的劣势地位，而且这场战争将不会只持续1年或5年，而是影响到未来的几代人。”刚被选为国会议员的周以德曾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他也认为未来将取决于中国：“如果我们保持自己（白人）与中国人（人数最多、最强大的有色人种民族）站在同一阵营，也就是自由与民主的阵营，那么，在今后的10年，或100年，或300年内，就不会爆发一场白种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大战。”不过，为了说明这种平衡有多微妙，周以德引用了一位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当时罗马教廷在中国的主教于斌（Paul Yu-pin）——近期发表的一段评论。在1943年7月的天主教期刊《公益》（Commonweal）中，当被问道如果美国未能废除排华法案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时，于斌主教回答如下：

中国肯定会继续参加战斗，直到打败日本。你们当然会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如果你们的优越感继续下去，如果远东国家确信，美国已经丧失了担当领导职责的道德权利，并决意藐视有色人种，那么，我所能预料的只有令我不寒而栗的一种前景。

在那种情况下，下一场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是一场种族之间的战争。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场军队与军队交战、军队与工业的战争，而且在孩子与孩子之间、妇女与妇女之间、祖父与祖父之间也将展开厮杀。这场战争中甚至根本不会提到怜悯和尊重的字眼。它将完全是一场死亡战争，我们也不会听到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是彻底消灭。任何一名基督徒在想象到这些事情时都会感到绝望！[30]

用一名中国的基督徒来帮助证明自己的观点，这表明周以德敏锐地理解到在这场辩论中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美国民众对中国、中国人的尊重与一种观念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即中国人可能掌握了白人基督文明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关键。因此，他赞同将中国纳入正常移民配额的议案。佐治亚州议员罗伯特·兰斯佩克（Robert Ramspeck）在捍卫自己的立场时表示，这是“公正对待一位英勇作战的盟友，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战斗很可能是决定基督教文明最终胜利或是失败的关键力量”。在这一背景下，人们还注意到由克里斯多夫·索恩（Christopher Thorne）教授挖掘出来的一些精彩评论，如一份芝加哥的报纸在1943年将中国称为“我们在东方的‘白色希望’”，还有亲华派的游说机构在一份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中宣称，由于长期的歧视作法而失去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这将“导致爆发另一场战争的风险，而白人至上主义也许会受到东方民族的公开挑战”。[31]

即使是最没有偏见、对中国人最具有善意的朋友也未能对殖民思维完全免疫，因此毫不奇怪，战争期间对排外法案争议的最终处置是充满矛盾的。1943年12月，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以及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等团体的抗议下，修订后的排华法案每年允许不超过105名符合归化入籍条件的中国人移民美国；其中75%的移民必须来自中国本土，其余的可以是已经在美国获得临时居住权的中国人。1924年的基本移民法案中有关其他亚洲人的规定维持不变。在这方面，美国国会赞同罗斯福总统的观点，认为扩大华人的移民特权“将使中国人享有超过某些其他东方人的优惠待遇，因为中国人对正义和自由事业的伟大贡献使得他们有权享有这一特权”。[32]

直到战争结束前，对美国、英国的领导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问题，但通过想象如果中国加入敌人阵营可能将发生什么，显然加强了中国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思维方式也被延续到了战后，发展成为对“失去中国”而使美国受创的喧闹。尽管在统计数字上存在一些混乱，但关于中国具有惊人规模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异议。中国的总人口估计在3.5亿至5亿之间，考虑到这个令人震撼的数字，有关“拥有”或“失去”中国的讨论经常会带有一种夸张的语气，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这些数据还引出一些更具体的考虑，并一直延续至战后时期，导致很多西方观察者的心中希望和恐惧共存：其中，希望所在，是他们重新燃起了关于“中国市场”巨大潜力的梦想；而恐惧则是因为，如果亚洲的其余地区在中国的领导下继续挥舞起民族主义和种族解放的旗帜，那么，日本的失败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到了1943年，很多美国人已开始为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生产的经济转型而担忧。《科利尔》杂志刊登了一篇支持对中国人适用标准移民配额的社论，该社论称一旦战争结束，中国的众多人口和快速工业化的巨大潜力，将为美国的商业提供“令人垂涎的战后机会”。这类有关中国市场的设想，是1942—1943年关于排华政策辩论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当时有人称，废除不光彩的移民限制是一个“好生意”“好的商业决策”和“开明的自利”。很多观察者认为，一旦日本被打败，不再继续是中国的军事开销对象和凶残的经济竞争对手，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将是巨大的。伊利诺伊州的议员诺亚梅森（Noah Mason）是众议院移民和归化委员会的成员，他积极地参与了这些讨论，并毫不犹豫地宣称，中国“为美国的制造业商品提供了真正的战后市场”：

亚洲正从长睡中觉醒，她正处于一场工业革命的边缘。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她将会需要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机械工具以促进工业发展；她将需要建设铁路，以及在铁路上运行的发动机和设备、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修建广阔公路系统所需要的修路机械，以及开发丰富矿业资源的矿山机械。最棒的是，中国将具备各种原材料，以及相应的国际信贷来为这些设备付款。因此，主席先生，在战争结束后，我们可能与中国进行的贸易将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从战争返回家园的小伙子们创造就业机会。[33]

根据预期，中国还将取代日本以前的地位，成为主宰纺织市场的新力量，为美国的棉花等农产品提供一个重要的市场。当然，反而言之，如果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被封锁，那么，战后美国经济复苏的整个过程可能就会受到威胁。从这个角度看，原来的老词汇开始呈现出新的含义。“黄祸”可以反过来被看作是一种“否定的危险”——如果美国在战争结束后无法进入亚洲市场，就会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带来极大的危险，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将使美国面临过量生产和就业不足的严重危机。同样地，在关于“排外”政策的辩论中人们开始初步意识到它的双重影响，因为政治家们似乎突然陆续认识到，过去将中国人排除在美国之外的国内政策，也许会导致被战后的中国市场排除在外的前景。[34]

除此之外，一个更庞大、更具传统意义的“黄祸”幽灵赫然耸现，那就是中国与英美列强决裂，转而投身于一场泛亚洲的反白人运动。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蒋介石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将加入敌人的阵营，而且还会使大约200万的日本兵力空闲下来，可以投入与盟军的战斗。即使假设国民党继续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战后何去何从，仍然存在着疑问——是否会发展为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罗斯福总统1943年派往印度的私人代表）所观察到的那样，“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复杂对抗”正在东方迅速升温。直到战争结束时，很多人仍然坚持的一种观点是，日本依然能够“不胜而胜”。1945年5月，曾被派驻重庆、经验丰富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沃德（Robert S. Ward）警告说，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因为“真正的危险在于日本人提出的以种族反抗为幌子的帝国目标”。他继续说，东方人已经被暴露在“一种病毒之下，它可能会毒害整个亚洲的灵魂，最终使世界走向一场种族战争。这将是一场摧毁白人、杀死大批亚洲人和不可能有任何未来收益的战争”。[35]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这种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感暴露出一种悲观的情绪，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梦想的“一场终止所有战争的战争”形成鲜明对比。另外，在二战过程中，随着苏联与英、美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升温，还出现了对另一个领域爆发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担忧。1945年7月，在德国已经投降、但日本尚未投降之际，麦金尼斯（H. C. McGinnis）在《天主教世界》杂志（Catholic World）上问道：“接下来将是哪一场战争？”而他得出的结论是，两种在公众意识中居主导地位的假想战争，即种族战争和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战争，二者在事实上并不互相排斥。相反，人们十分容易想象这两种战争的合二为一。麦金尼斯指出：“苏联同样是一个亚洲大国，”这一观点得到其他一些人的认同，其中包括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本人。显然，一个合理的预测是，从亚洲萌芽、然后蔓延至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对白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将会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因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达到高潮，“黄祸”加“红祸”的设想开始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观点，至少对某些观察者来说是这样：

加上中国、印度和日本，莫斯科能够召集几百万有色人种军队。根据目前苏联红军的战略，以苏联的专业机械化部队作为入侵欧洲的先头部队，红军将集中超强炮火，奋力在白人的防线上轰炸出缺口，然后几百万名充满仇恨与愤怒的有色人种士兵将一拥而入，为他们国家的人民所遭受的成千上万例不公正待遇进行报复。如此，欧洲可能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也许还有美洲，因为白令海峡并不是很宽。这种因种族歧视而产生的仇恨或愤怒，没有任何其他的仇恨或愤怒可以与之相比，即使在想象中，这样的一场战争也是极其恐怖的。

现在的时机已经比一般白人所认为的晚了很多……[36]

像是投入水中的一块石头，种族问题也不断蔓延、扩展至更广范围。正如把对日本敌人的抨击转移到对所有亚洲人的憎恶上一样，“黄祸”情绪也被延伸到对任何地点“有色”民族崛起都会产生的普遍恐惧。对英国人来说，有色人种的问题使他们想起很多令人不安的画面，将战争与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和非洲要求脱离殖民统治的呼声联系在一起，尽管目前非洲还比较沉默。而对美国白人而言，“有色”这个词直言不讳地提醒他们：亚洲的动荡与美国本土的黑人日益凸显的怨恨、急躁、愤怒与好战性如出一辙。

二战期间，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高涨，这在美国军界和民间所引起的惊慌不可低估。陆军部长史汀生对这些“爆炸式”和似乎无法解决的种族问题感到苦恼，他在1942年初的日记中吐露，他认为日本人和共产党人是黑人争取平等运动背后的煽动者。马歇尔将军在1943年8月秘密地向记者坦言，他“宁愿对付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向我扔过来的一切，也不愿意去面对麻烦的黑人问题”。1943年初，《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刊登了一篇由南方白人温和派发表的文章，文中描绘了由于受到激进黑人和保守白人的煽动，在全美爆发种族骚乱的世界末日景象；同时，黑人们也很快得出结论，即使日本人胜利了，他们也不会有太多损失。“就像马来半岛和缅甸的土著一样，”该文作者认为，“美国的黑人有时会被灌输一种观点，黄种人战胜白种人也许对他们而言也是一场胜利。”文章继续写道，同时，如果在美国爆发种族骚乱，这可能会“对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有色人种产生深远和严重不利的影响”。[37]

在美国南方的部分地区，从20世纪30年代起，白人担心日本人与黑人结成同盟的心理似乎已经非常普遍。战时进行的民意调查也确实表明，至少有一些美国黑人愿意承认，他们对日本人持保留观点。一项由黑人调查者秘密进行的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黑人中有18%的人承认自己有“亲日派倾向”；此外，通过研究黑人媒体刊登的社论以及读者来信，战争期间出版了一本主题为“走入美国黑人”的书，该书的结论是：从整体上看，黑人对日本既不支持也不谴责，而是以一种“中立”的立场看待亚洲的战争。1944年，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发表了关于美国黑人的开创性的重要研究，强调黑人“完全美国式”的观点和对当前战争的忠诚。缪达尔认为，从整体上看，与大部分白人群体一样，黑人支持民主和反对法西斯主义。不过，缪达尔也观察到，一名普通黑人“会从想象日本人（或德国人）入侵美国南部诸州的过程中间接地感到满意”；同时，他警告说，如果黑人的不满在战后仍然得不到解决，那么，“如果今后在不同肤色的种族之间爆发一场新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很难预测黑人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38]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人的确曾试图影响美国黑人的观点。然而，日本人在这方面的行动断断续续，基本上都没有取得收效。20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一位自称是陆军少佐高桥坂田（Major Takahashi Satakata）的中间人，日本人与伊利贾·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领导的激进的黑人穆斯林反白人运动建立了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末高桥被美国驱逐出境之前，他似乎已成功地游说了一个名为“发展我们自己”的黑人穆斯林派别，团结一致地支持日本天皇。194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3个黑人军事邪教组织［伊斯兰教神殿（the Temple of Islam）、埃塞俄比亚和平运动（the Peace Movement of Ethiopia）和美国黑人自由兄弟会（the Brotherhood of Liberty for Black People of America）］进行了突袭，以涉嫌阴谋活动为名（包括发表支持日本人胜利的言论）逮捕了连同伊利贾·穆罕默德在内的12名黑人领袖，并以策划暴乱的罪名监禁了他们中的一些信徒。在战争爆发前，日本人还与罗伯特·乔丹（Robert O. Jordan）建立了往来。罗伯特·乔丹是一位颇有个人魅力的黑人，有时也被称为“哈莱姆区的希特勒”，估计有500到5000名追随者。在珍珠港事件后，罗伯特·乔丹也被美国政府逮捕。此外，根据后来的消息，在一位名叫约瑟夫·希尔顿·史密斯（Joseph Hilton Smyth）的白人帮助下，日本人试图通过控制几家杂志社［其中包括《生活年代》（Living Age）和《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这两份著名的出版物］，渗透到美国的媒体；1940年，日本人还创办了一个没起到什么作用的媒体服务机构“黑人新闻辛迪加”（Negro News Syndicate）。直到战争开始后，史汀生和其他美国高层领导人始终确信，日本人和德国人采取了“系统化的行动”，煽动黑人要求权利平等，而且很多黑人领袖通过日本驻墨西哥的大使获得了资助。[39]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针对美国进行的宣传，的确试图通过强调种族歧视来吸引非白人，然而，真正对黑人观点产生影响的，却并非来自这些秘密活动或者敌人的电台广播，而是因为战争本身的性质。针对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通常都伴随着对优等民族理论的攻击，从而撼动了“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美国歧视性的法律与制度的根基。同时，黑人依然不能从事国防工业中的某些体面的工作，而是会被挑出来送到战场上为自由而战，但他们的血浆甚至仍然被种族隔离起来。[40]他们被白人士兵称为猿人，在军事命令中被描述为“相当于怀有善意但不负责任的儿童”。大多数需要熟练技术的军事岗位都将他们拒之门外，而对此进行变革的希望微乎其微。这种环境促使很多黑人开始参与政治，并加深了他们对自身所在社会的矛盾的理解。[41]

同时，日本人的进攻对黑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尽管日本人在宣传中反复强调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但真正改变许多非白人世界观的是日本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语言。日本人敢于向白人的支配地位发起直接挑战，他们最初的胜利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羞辱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并永远地摧毁了“白人万能”甚至“白人效能”的神话。此外，日本人的胜利还证明了非白种人在发展和应对现代社会先进技术方面的能力。用黑人领袖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的话说，珍珠港灾难的发生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白人轻视所有非白人国家的愚蠢习惯。珍珠港事件爆发一年后，一家杂志对种族问题和当前战争进行了调查，并记录了美国北部一座城市中的一名黑人出租车司机与乘客的一段对话，以生动的日常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情绪：

司机：“老兄，这些日本佬们真能蹦跶，是吧？而且似乎他们每次蹦跶都能顺利着陆。”

乘客：“他们着陆越多，对你我来说就越没有好事……”

司机：“我知道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日本佬有一件事让人不得不承认，他们让白人认识到，一只褐色的手也能够应付飞机和机关枪。”

乘客：“是的，希特勒认为他们适合成为伟大的纳粹的盟友。”

司机：“嗯，我知道他们都是一样的坏蛋，但日本佬还是挺能打的，他们把白人的骄傲自大弄掉不少。这才是最重要的。”[42]

那些相似的关于黑人对战争做出反应的故事和谣传，有时会呈现出几乎和民间传说一样的特征，并不断地被那些主要迎合白人读者的出版物提及。例如，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据说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佃农有一次和他的白人雇主说完话，在要离开时嘟嘟囔囔地说：“顺便说说，老板，我听说日本佬们已经向你们白人宣战了。”这件事被演绎为多个版本，成为美国媒体最喜欢引用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被经常提到，这是关于一位年轻黑人的故事，这名黑人被征募入伍后要求在自己的墓志铭上刻下：“这里躺着一名为保护白种人而与黄种人作战阵亡的黑人。”自由主义派周刊《国家杂志》（The Nation）上曾讲述了这样一名年轻人，他打算将自己也整容成像亚洲人一样的斜眼角，如此一来，若以后再有白人随意摆布他，他就能够进行回击了。还有一些资料提到黑人对美国白人试图以与肤色有关的贬低语言描述亚洲战争感到不满。“所有的电台播音员都在说黄色的这个，黄色的那个，”一位哈莱姆区的居民说：“可从来没有听他们将纳粹称为白色的这个，或粉色的什么。他们到底认为中国人是什么颜色？还有巴丹的菲律宾人？还有大英帝国的军队？他们难道以为这些人都是白肤金发吗？”

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美国的媒体文章开始出现这样的标题：《为白人而战？》，或是《打一场白人的战争》。这只是当时紧张局势的一种标志，仅从标题上无法看出这些文章主要是关于美国黑人的态度，还是对同盟国亚洲支持者的担忧。然而，当黑人开始把盟军的宣传口号“为民主而战”拿过来为己所用，而且从二战中吸取实际教训时，局势中可能被引爆的特点就变得非常明显了。[43]

亚洲的战争为黑人领袖们提供了好几个、有时也是相互矛盾的模式，包括日本人的军国主义、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启示，以及甘地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但反抗残酷的轴心国列强的“好战争”本身，这对很多美国黑人而言就已经是一种鼓舞了，战争期间，在“双重胜利”“国内和国外同时取得胜利”和“通过执行宪法和废除种族隔离，打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天皇”等口号下，美国黑人多次组织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1942年6月，一次获得广泛宣传的民权运动集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集会有18000人参加，集会向很多黑人示范了这些标语的含义。当晚的高潮之一出现在一场短剧表演中，剧中一名刚被征募入伍的黑人说出了下面的台词：“我想让你知道我不害怕。我不介意参战。我要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鬼子这些敌人同时开战，但我要告诉你，我会让那些该死的南方白人也同样受到应有的惩罚。”据报道，这些台词在现场引起了骚动，观众们强烈要求演员再把这几句重复一遍。[44]

阿萨·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等一些左翼黑人领袖毫不犹豫地提到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有色人种”全世界联盟，并呼吁所有被压迫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不过，这样的愿景或警告并非仅限于政治激进分子的小圈子，传统上非好战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也曾发出类似的警告，在日本战败后不久，该组织的负责人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出版了一本关于黑人和战争的小书《风声日紧》（A Rising Wind），他在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本书基本上使用了非常率直的语言，书的结尾有一段总结性的警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使黑人产生了一种与全世界其他有色人种、同时也是受压迫人民的亲近感。尽管黑人还没有彻底想清楚，也尚未从殖民政策和优等民族理论的种族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但已经感觉到，黑人在美国进行的斗争，是印度、中国、缅甸、非洲、菲律宾、马来半岛、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等地反抗帝国主义剥削的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黑人士兵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这种共同利益，甚至包括那些现在拒绝承认他们所遭受的白人国家的剥削与黑人在美国受到的歧视有任何联系的棕色人种和黄色人种。”怀特提到，“世界范围的种族冲突不可避免，除非地球上的白人国家在种族问题上彻底转变原有的观念。”（和其他黑人领袖经常会做的一样，他在这里也心怀敬意地引用了赛珍珠在战争期间关于一场未来种族战争的警告和恳求。）怀特在结论中还警告说，如果英美国家没有彻底、迅速地改变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做法，那么，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他们可能“在两害之中取其轻，转而加入苏联人的阵营”。怀特断言，《风声正紧》［该书标题来自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一篇演讲］也许很容易就发展为一场飓风。[45]

种族飓风的确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并改变了战后世界格局。它们没有像大多数悲观的预言家担心的那样，发展成一次横扫全球的强烈风暴。尽管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削弱了白人至上主义，但并没有摧毁它。它们在亚洲和晚些时候的非洲采取了民族和种族解放运动的形式，在美国采取了民权与黑人权利运动的形式。尽管这些运动无论如何最后都会发生，但战争以不可估量的方式加速了它们的到来。

日本人为这场种族政治化潮流的兴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毕竟是他们拉动了导火线，使美国人卷入了这场战争，并将原本在欧洲与亚洲分别进行的战争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熊熊烈火。他们摧毁了白人至上主义的神话，严重地打击了欧洲人和美洲人的亚洲殖民结构，以至于在经历了长期的战后创痛后，当殖民者试图重新夺取对昔日殖民地的控制时，他们发现已经不可补救。日本人无所畏惧的精神鼓舞了不计其数的亚洲人，尽管日本人自己的妄自尊大也激起了人们的愤恨，因为日本人与他们的英美敌手一样都是种族主义分子，他们的亚洲解放和共存共荣的口号，也与英美列强所高呼的“四大自由”“为民主而战”如出一辙，同样是一种宣传噱头（至少对某些人而言，也同样的真诚）。

在对待种族主义问题上，经常有人认为它仅仅来源于白人至上主义一个方向，就像一条单行道一样。这种观点可以理解，因为白人自己创造了这个词，将他们的霸权强加给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有色人种，并用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大肆宣扬非白种人的低劣。然而，种族意识实际上由多种态度汇集而成，其中包括了对本民族的家园、文化和血统的自豪感，而这些几乎都不是白种人所独有的。种族意识有时还会被看作是一种相对于其他种族的自身地位与权力的表达，类似于阶级意识、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性别傲慢，显然，在这方面可以进行一次认真的比较研究。

不过，在这样的研究中肯定存在先天的不平衡，主要是因为欧洲和美国已主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这一事实。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本身并没有从外界借鉴太多经验，但像日本这样的后起之秀却做到了这一点。日本从西方学到了很多经验，因此，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例如，他们永远都不能将西方人称为“小男人”，实际上也不能称西方人为猿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西方人先是发现、然后又诋毁进化论的那种过程。而且，他们把西方人描述为儿童也没有什么道理，因为西方人一开始就比日本人强大，并教会了日本人很多东西。（而另一方面，如果将比较弱小和不太发达的民族，例如其他亚洲人，称为儿童，那就很有道理。）当然，在憎恨和诋毁西方人方面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使用的词汇必须恰当：强壮但危险，有益但邪恶。最后，他们选定用魔鬼来指代西方人，尽管是长着人类面孔的魔鬼。

日本人在他们自己的民间文化中找到了魔鬼的形象，他们还在那里发现了将其他亚洲人贬低到劣等地位的方法和比喻。同时，他们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提高自我形象。既然他们打算挑战自己昔日的老师，并且开始担当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他们就需要为自己的优越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此，日本人比他们的英美敌人花费了多得多的时间来确认和反复讨论自身的独特与优秀特质，主要目的是用于国内的宣传。最后，他们将关注点放在了自己的“纯洁性”上，其中包括血统和道德两方面。

这些问题将是下面几章中的讨论内容，从中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种族主义与英美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二者所采用的术语不同。他们有不同的关注点。日本人具有不同的心理，而且更为复杂。日本人在毫不含糊地谴责西方的盟军时，他们对欧美人的态度却仍然模棱两可。他们一方面鼓吹泛亚主义，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宣传攻势歌颂东方的“共同文化”，但在事实上，他们却很难掩饰自己对其他亚洲人的轻蔑态度。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同，双方的种族主义思想几乎有着完全一样的最终结果——等级、自大、邪恶、残暴和死亡。

[1] Winthrop D. Jordan，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1550—1812（1968：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Richard Drinnon，Facing West：The Metaphysics of Indian-Hating and Empire-Building（1980：New American Library）。有关种族主义、暴力、压迫和权力的历史与比较研究的文献，在范围和种类上几乎是无限的，我在这里只是参考了其中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关注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在定义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关系时使用语言的研究。有关与非洲和西半球的人最初的接触，参见第六章注释34中对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和安东尼·帕格顿（Anthony Pagden）的引用；又参见Margaret T. Hodgen，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1964：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特别是第9章和第10章。基尔南（V. G.Kiernan）也对种族和帝国主义做了一个概述，参见The Lords of Human Kind：Black Man，Yellow Man and White Man in an Age of Empire（1969：Little，Brown）。《代达罗斯》（Daedalus）在1967年春的特刊中将主题定为“肤色和种族”，博克瑟（C. R. Boxer）也对葡萄牙帝国的肤色问题进行了讨论，参见“The Color Question in the Portuguese Empire，”载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7（1962）：第113—138页。托马斯·戈塞特（Thomas F. Gossett）也对美国的种族思想进行了概述，参见Race：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1963：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关于美国的印第安人，参见Robert F. Berkhofer，Jr.，The White Man’s Indian：Im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1978：Knopf），以及参见Evan S. Connell’s graphic Son of the Morning Star：Custer and the Little Bighorn（1984：North Point Press）。史都华·克瑞顿·米勒（Stuart Creighton Miller）研究了美国人形成对亚洲人态度的两个关键时期，参见Stuart Creighton Miller著，The Unwelcome Immigrant：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1785—1882（196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以及参见Stuart Creighton Miller著，“Benevolent Assimilation”：The American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s，1899—1903（1982：Yale University Press）。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The Mismeasure of Man”一书中对19世纪中期兴起的科学种族主义的主旨进行了清晰的陈述。尽管在本书中没有详尽阐述，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中提到的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刻板印象也同样适用于对“远东”的种族中心观点，这些包括将“东方”描述为一种威胁；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人”几乎不被看作人类；将近东民族描述为非理性、幼稚、一成不变、宿命论与本性暴虐、总体上是外来的怪诞民族。参见Stephen Jay Gould著The Mismeasureof Man（1981：Norton）。参见Edward Said著Orientalism（1978：Pantheon）。

[2] 关于猿类的印记，参见Hodgen，第417—418页；Jordan，第28—32页和第234—239页。参见出处同上，第199—200、233、305、308、309、490页；Gould，第71、125—126页。关于英国人将黑人和猿人的形象（都有“下巴突出的面容”）投射在爱尔兰人身上，参见L. Perry Curtis，Jr.，Apes and Angels：The Irishman in Victorian Caricature（1971：Smithsonian Institution），这本书收录了很多19世纪末的卡通漫画，这些漫画作品由于二战期间描绘日本人的漫画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另参见Richard Ned Lebow，White Britain and Black Ireland：The Influence of Stereotypes on Colonial Policy（1976：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3]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对照”表，参见Tzvetan Todorov著，The Conquest of America：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将这本书从法文翻译为英文（1984：Harper &Row），第153页；关于“自然的奴隶”，参见Anthony Pagden著：The Fall of Natural Man：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198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尤其参见第38、42—45、67、97—99、107、116—18、122—123页。关于大辩论，参见Lewis Hanke著：All Mankind Is One：A Study of the Disputation between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nd Juan Cinés de Sepúlveda in 1550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Capacity of the American Indians（1974：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Bartolomé de Las Casas，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The Defense of the Most Reverend Lord，Don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of the Order of Preachers，Late Bishop of Chiapa，against the Persecutes and Slanderers of the Peoples of the New World Discovered across the Seas，Stafford Poole翻译并编辑（1974：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4] Drinnon，第19、40、42—43、50、53、65—66、81、85、95—99页. Hermann Hagedorn，Roosevelt in the Badlands（1921：Houghton Mifflin），第355页。

[5] Miller，“Benevolent Assimilation，”第176—195、251页；Drinnon，第308—310、313、321页。吉卜林（Kipling）的《白人的使命》（The White Man’s Burden）共有七个诗节，副标题为“美国和菲律宾群岛”，充分地表达了殖民征服中所混杂的传教士情结和种族蔑视观点；该诗被收录于Rudyard Kipling’s Verse：Definitive Edition（1940：Doubleday，Doran & Co.），第321—323页。

[6] Infantry Journal，October 1942；重印收入Science Digest 12.6（December1942）：第52—56页；New York Times Magazine，February 13，1942，第2页。

[7] 关于对这种“重演论”的概述，参见Gould，尤其是第4章。引用参见“Race in Legisl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thropological Review 4（April 1866）：第120页。

[8] “Across the Plains”，收录于The Travels and Essays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1924：Scribner’s），尤其第139—143页。

[9] Gossett，第290页；Frank F. Chuman，The Bamboo People：The Law and Japanese-Americans（1976：Publishers，Inc.），第9页。关于“中国人、白痴和精神不正常的人”的规定出现在1879年5月7日颁布的宪法第二条中。

[10] Gould，第56页；Miller，The Unwelcome Immigrant，第55、74、94、105、136—138、149页；参见Kiernan，第146—172页，特别是第149页（关于卡尔·马克思和中国的“遗传性的愚蠢”），第153页（“他们只是亚洲人……对待他们要像对儿童一样”），第160页（马格里爵士）和163页（关于中国人对疼痛的无动于衷）。

[11] John La Farge，Reminiscences of the South Seas（1916：Doubleday，Page & Co.），第61页（La Farge是Henry Adams的旅伴）；Harold Dean Cater编辑，Henry Adams and His Friends：A Collection of His Unpublished Letters（1947：Houghton Mifflin），第200页；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编：Letters of Henry Adams（1858—1891）（1930：Houghton Mifflin），第269、373、377页。他在从横滨写给约翰·海伊的信中使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儿童的国家”，内容如下：“我们还没有遇到惊人或精彩的事情。在日本获得的唯一教益是，儿童的故事书就是一部很好的历史。这是一个儿童的国家。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从童话书中走下来的。所有活动在幼儿园中进行。没有任何事情是严肃的，也没有任何事情被人们认真对待。一切都是玩具；有时候很低劣和让人讨厌，比如女人；有时候又荒唐可笑，比如房子、花园和孩子……”（Ford，第369页）。亚当斯对日本女人的厌恶是很明显的，与大部分西方男性对日本女性的态度都截然不同；他甚至认为日光地区（Nikko area）的美丽风景“滑稽可笑”（出处同上，第369页）。然而，这些特点并不影响他对日本人的看法遵循了传统的幼稚论观点。的确，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玩具”，与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人员在1944年7月所观察到的这些“小男人”和他们的国家都“具有玩具王国一样的异国情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参见第6章注释30。西方人将亚洲人视为“自然的奴隶”的观点第一次应用于日本人身上，是在一部珍珠港事件后好莱坞拍摄的第一批电影中——华纳兄弟出品、由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主演的《穿越太平洋》（Across the Pacific），描写了日本人企图炸毁巴拿马运河的一次阴谋。鲍嘉对日本人的评价是“他们看起来模样都差不多”，当船上的一名服务员离开船舱时，他说：“日本人是很好的仆人。”

[12] Drinnon，第242页。关于美国文学作品中的“黄祸”，参见William F. Wu著：The Yellow Peril：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1982：Archon Books）。伍家球（William F. Wu）从早期的美国排华通俗文学作品中引用了很多论点和言论，而这些历史在二战时期的反日论战中几乎原封未动地重新出现。19世纪末期描写中国人对美国入侵的小说中详细讲述了：中国人像傀儡一样的集体服从，他们“对疼痛无动于衷和默默忍受”，他们的恶毒阴谋，以及他们对生命的藐视（第2章和第3章）；“他们通常的表情是一种像猿一样的狡猾和毫无勇气的凶残”（第100页），但那些听从白人命令和被随意差遣的中国人却受到了称赞（第80页）。后来美国的低俗文学中一个模仿傅满洲形象的角色甚至被命名为Ssu Hsi Tzu，读者被告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害虫的统治者”（Ruler of Vermin）（第193页）。关于对德国人赫曼·克纳科弗斯（Hermann Knackfuss）创作的《“黄祸”图》的复制作品，参见Werner Conze and Volker Hentschel，eds.，Pletz：Deutsche Geschichte（1980：Verlag Ploetz）；Kiernan，第161页照面插图。

[13] 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时，赫斯特报业集团发布了一则大幅广告，总结了他们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日本的警告；参见Business Week，September 1，1945。

[14] Homer Lea著：The Valor of Ignorance，其序言由Clare Boothe Luce撰写（1942：Harper & Brothers）. 1919年的版本中还加上了一则有趣的说明，内容是关于日本在1912年为这本书的日文翻译版打出的广告。“比小说更有趣，比哲学更神秘，”日文译者总结说，“对于血管中流淌着红色血液的东方人来说，这是一本优秀的阅读材料。”“所有君王的天皇”出现在1919年版本的第189页中。克莱尔·布思·卢斯在序言的一开始就提到了1941年10月在马尼拉与麦克阿瑟将军在当时和后来的主要参谋之一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的对话，后者回忆自己在西点军校时读了荷马·李的作品。关于珍珠港事件后荷马·李的人气回升，参见第5章第29个注释。史汀生在1942年2月10日的同一段日记中，先是评论了日美战争中危险的“种族因素”，然后写道：“我认为，如果日本在太平洋上取得了海军支配权，他们非常有可能对美国发起进攻；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将面临一场硬仗。”最后他又回到了荷马·李的著作上。“美国人民在低估日本人方面犯下了一个大错误，”陆军部长在日记中承认，“他们现在开始从错误中接受教训。最近几个月中，我多次回想起当我还在塔夫脱先生的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时与荷马·李的会面。他是一名身材矮小的驼背男人，写了一本关于日本‘黄祸’的书，书名是《有勇无谋》。这本书在当时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现在看，他的预言似乎非常有可能实现”。Henry L. Stimson Diaries（Yale University Libraries microfilm），reel 7：512。

[15] 有关傅满洲的书籍和电影，参见Janet Price著：The Black Book of Villains（1975：David & Charles），第52—55页。关于罗默作品的参考书目还被收录于Cay Van Ash与Elizabeth Sax Rohmer所著的，Master of Villainy：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1972：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中。本书中的引用来源于Pyramid出版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九部：《邪恶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r. Fu Manchu，1913年），第71、104页；《傅满洲博士的归来》（The Return of Dr. Fu Manchu，1916年），第34、87、162页；《傅满洲的鼓声》（The Drums of Fu Manchu，1939年），第46页。《傅满洲的岛屿》（The Island of Fu Manchu，1941年）是系列小说中的第十部。在第四部小说《傅满洲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Fu Manchu，1931年）中，罗默塑造的人物之一观察到，“一个庞大的、附属于俄国的东方国家联盟必将取代大英帝国曾经的地位。”在第八部小说《傅满洲总统》（President Fu Manchu，1936年）中，这位邪恶的天才阴谋策划通过一个傀儡组织篡夺美国总统的职位。在第九部小说《傅满洲的鼓声》（The Drums of Fu Manchu）中，傅满洲及其追随者策划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阴谋，试图在一次刺杀行动中救出几乎未进行任何伪装的希特勒。关于米高梅的预告片，参见Miller，The Unwelcome Immigrant，第9页。罗默挑战种族禁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第四部小说《傅满洲的女儿》中，他在这本书中描写了东方女性的淫荡，以及傅满洲女儿与一名白人角色的浪漫关系。

[16] 陈查理（Charlie Chan）和墨托先生（Mr. Moto）是《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对《科利尔》杂志连载傅满洲系列小说的一个回应，参见对马宽德（J. P. Marquand）的介绍，Thank You，Mr. Mo to and Mr. Mo to Is So Sorry（1977：Curtis Publishing）。墨托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流行文化中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代表了对整体负面的刻板印象（亚人类、猿人和军国主义者）的一种理性纠正。他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杀戮，或是为国捐躯，但他希望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角色既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盟友，也可能成为一个不愿和解的敌人。在一本早期的墨托先生系列小说中（Thank You，Mr. Moto，1936年第5章），马宽德的身为美国人的故事讲述者（American narrator）实际上对一名在华英国人发表了一段关于现实政治的略微亲日派的演讲：“而且，”我对他说，“帝国主义不是一个新的，或者甚至是引人关注的现象。我的国家这样做过，当然你的国家也这样做了。如果日本希望进行扩张，她也只是效仿了自巴比伦时期以来所有其他国家的做法。另外，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局外人会这么担心。我想最好还是每个人都承认这个事实——日本有能力控制亚洲大陆。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东西可以仅凭外交上的诡辩就能够获得。日本是一个世界强国而且正在日益强大；我们最好还是承认这一点。”即使在将要从文学场景中退场时，墨托先生也表达了对一个更友好和睦的未来的憧憬。在最后一部小说中（与傅满洲战前的最后一次出场相同，墨托先生的最后一部小说也被安排在加勒比海地区，日本间谍企图在这个地区截获战斗机雷达设备样机的情报），墨托先生很有礼貌地对他的美国对手们说：“非常遗憾在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如此美好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这完全是文化上的误解。”（Last Laugh，Mr. Moto，1941年，第13章。）墨托先生的角色帮助彼得·罗（Peter Lorre）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事业。关于马宽德先生在战前对这些刻板形象的想法，参见J. P. Marquand，“These Are People like Ourselves，” Asia，July 1941，第361—364页。

[17] 除了数量众多的小说，赛珍珠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评论者和演讲家，她经常使用《亚洲》杂志（后来更名为《亚洲和美洲》）作为自己的论坛。值得注意的是，与林语堂不同，她对下层社会的中国人具有同情心，但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精英阶层保持距离，甚至不屑一顾。这一点生动地体现在她与一名中国评论者之间的一次争论上，参见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anuary 15，1933。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赛珍珠描述为实际上的文化帝国主义者，参见Christopher Thorne著：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1978：Oxford University Press），参见第715页；事实上，当日本人和中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陷入肆意屠杀之际，在极度绝望之中，这位著名的中国人的朋友撰写了最负面的“黄祸”文章之一——赛珍珠将“东方人的头脑”描述为西方传统的对立面，因为亚洲人没有可以与西方人文主义对应的东西，他们对待人类福祉和个人生命价值都非常冷漠无情；参见Pearl Buck，“Western Weapons in the Hands of the Reckless East，” Asia，October 1937，第672—673页。不过，总体而言，在赋予中国人尊严和个性方面，没有任何其他西方人比赛珍珠做得更多，也没有任何人比她更坦率和更坚持地批评白人至上主义，并唤起人们注意到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双重标准。

与赛珍珠相比，林语堂对中国的高雅文化和精英社会更感兴趣，但他赞同赛珍珠关于西方种族主义的观点、对战争的悲观主义以及对于爆发种族战争的灾难预期。同样地，林语堂在1937年也认同了某些关于亚洲人最负面的刻板印象。他对西方人说，中国士兵“对疼痛的不敏感几乎是惊人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很廉价”；New York Times Magazine，August 29，1937。还有一个很有用的关于战前和战后时期有关亚洲的英文畅销书的综述，参见Daniel B. Ramsdell，“Asia Askew：U.S.Best-Sellers on Asia，1931—1980，”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5.4（October-December 1983）：第2-25页。

[18] Pearl Buck，The Promise（1942—43，Asia 杂志；1945：Sun Dial Press）；参见第31、113、126、146、206—207、237—238、240页。另参见“Tinder for Tomorrow，” Asia，March 1942，第153—156页；“Postwa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ia and the Americas，November 1943，第613—615页；“An Appeal to California，” Asia and the Americas，January 1944，第21—23页；“The Race Barrier That Must Be Destroye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y 31，1942。

[19] New York Times，May 10，1942，第33页；参见Lin in Survey Graphic，November 1942，第533—534、560—561页；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1943：John Day Co.），尤其第22、213页。

[20] Saturday Evening Post，January 3，1942，第24页；Chicago Tribune，War Cartoons by McCutcheon，Orr，Parrish，Somdal（1942： Chicago Tribune）；“Peril Exposed，” San Francisco Examiner，January 25，1943，第6页，Carey Me Williams，Prejudice：Japanese Americans—Symbols of Racial Intolerance（1944：Little，Brown），第234页；Blood for the Emperor，被摘录于Science Digest，14.6（December 1943）：第91页；U.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ngressional Record，78th Cong.，1st sess.，1943，第8631页（October 21，1943）；索恩（Thome）在《同种同盟》（Allies of a Kind）的第291页也进行了引用，参见Thorne，Allies of a Kind，第291页。

[21] 关于丘吉尔，参见Thorne，第7—8、191、277、356—357、726、730页。鲍德温（Baldwin）的评论在S.E.史密斯（S. E. Smith）编著的《二战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参见S. E.Smith，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World War II（1969：Random House），第101页；American Rifleman，February 1943，第3页；Warren J. Clear，“Close-Up of the Jap Fighting Man，” Reader’s Digest，November 1942，第125页。“LYB”这个词汇出现在一部被摘录于纪录片Guilty by Reason of Race里的新闻短片中，该纪录片由NBC于1972年制作。关于歌曲，参见上文第4章第103页注释2。

[22] 关于“gook”的用法，参见Harold Wentworth与Stuart Berg Flexner编，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第二版补编版（1975：Crowell），第223页。澳大利亚的宣传片复制版收录于L. D. Meo，Japan’s Radio War on Australia，1941—1945 （1968：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第136页照面（facing 136）。Bingham Dai，“Some Chinese Fears，” Asia and the Americas，November 1943，第611—619页；这篇文章详细讲述了“美国人的种族偏见和美国人对基督教的浮夸想法”。一名印度学者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参见Haridas T. Muzumdar，“Asians Ask Some Questions，” Asia，July 1942，第416—418页。

[23] 关于日本和德国之间的轴心联盟，参见第8章的第4个注释。

[24] 1942年10月9日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开始生效。关于对这些复杂的移民法律的解释，参见E. P. Hutchinson著，Legisl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1798—1965（1981：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尤其第166—167、180、430—433页，以及第14章；又参见Chuman，The Bamboo People。

[25] U.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ngressional Record，第78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943年，第8588—8589、8632页；这份史料涵盖了1943年10月的辩论，在下文的引用中标注为CR。关于同一届国会的众议院委员会听证会（1943年5月和6月），参见移民和归化委员会，《废除排华法案》（Repeal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委员会提交众议院的文件有《废除排华法案：报告》（Repealing the Chinese Exclusion Laws：Report，报告号732，1943年10月7日）；《废除排华法案：少数派报告》（Repealing the Chinese Exclusion Laws：Minority Report，报告编号732，第2部分，1943年10月7日）；《美国总统支持废除排华法案的声明》（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avoring Repeal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Laws，文件编号333，1943年10月11日）。

[26] 委员会向众议院提交的报告中列明了这15部法案。关于亚洲人禁区法案（Asiatic Barred Zone），参见Hutchinson，第166—167、180、431—432页；美国国会参议院，《国会议事录》，第64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916年，第12926—12928页。参见“Repeal Chinese Exclusion!”，Asia，February 1942，第92—94页。

[27] 参见“Justice to Our Allies，” Commonweal，June 5，1942，第150—153页；“How We Grill Our Allies，” Asia，September 1942，第520—523页；又参见“Repeal Chinese Exclusion Now，” Asia and the Americas，January 1943，第4页。《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在1942年3月和1943年12月之间就这一论题发表了很多篇社论和读者来信，代表了坚持呼吁废除排华法案的声音。发表于1942年12月9日的一封读者来信评论说，希特勒强调“血统”，“而对我们来说‘肤色’才是最重要的。”1943年2月17日刊登的社论认为“在我们高声宣扬的太平洋战争的崇高目标背后，一个死人脑袋正在斜睨着眼睛咧开嘴笑。它代表了我们对待几亿亚洲人的种族不公正”。在1943年6月9日的社论中，《基督教世纪》断言，“如果要秉持公正，我们就必须消除将亚洲人视为较低等人类的耻辱。”

[28] CR，第8629页（“矮小棕色人种”），“Repeal Exclusion Laws Now，” Asia and the Americas，June 1943，第322—323页。

[29] CR，第8596、8580、8576、8579页。Saturday Evening Post，October 23，1943，第112页. 关于周以德（Judd）和麦克·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的阐述，参见CR，第8591—8592、8695页。

[30] CR，第8629、8597、8633页；“A Strong China，A Strong Church — An Interview with Bishop Paul Yu-pin，” Commonweal，July 2，1942，第266—269页。

[31] CR，第8631页，Thome著，Allies of a Kind，第172、731页。

[32] 罗斯福的观点参见本章第25个注释中引用的他在10月11日的声明。

[33] Collier’s，October 9，1943，第82页；US. Congress，Appendix to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1943，第89页，第2部分：A4468—4469；CR，第8592—8593、8581—8582、8583—8584（对梅森的引用）；参见CR，第8627、8630页。

[34] CR，第8592页（棉花市场）。由知识丰富的专业人士撰写的战后中国市场评估报告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广泛传播。罗新吉（Lawrence K. Rosinger）向1945年1月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温泉会议（Hot Springs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作为战后市场”（China as a Post-War Market）的谨慎报告；重印在《外交政策报告》（Foreign Policy Report）20.20（1945年1月1日）：第250—263页。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M. Nelson）在1945年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旨在评估中国工业潜力的官方访问后，预测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纺织品出口的市场，并逐步成为美国纺织机械的一个重要市场。他预计扬子江上的水电站项目将促进化肥和冶金业的发展。纳尔逊总结说：“除非中国成为美国生产资料的一个市场，否则我们将处于严峻状态”；Collier’s，May 12，1945。美国商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在《读者文摘》1945年6月刊上发表文章，为中国和其他一些落后国家在战后作为美国“闲置过剩资本”的投资领域描绘了非常乐观的愿景。约翰斯顿指出，美国在中国已经确定了大约1000多项在矿产、制造业和其他领域的项目，潜在投资总额达到10亿美元。他继续说：“中国政府自己也确定了一批项目，并相信在战后10年中，每年在赢利项目上的总投资额将达到40亿美元……我看到了那些山下的利润……即美国投资人的股息利润和美国工人的工资利润；”Eric Johnston，“America’s World Chance，”Reader’s Digest，June 1945，第5-9页。另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6：第1076、1079—1080、1082页；出处同上，1945，7：第1348—1351页。

[35] 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说的话收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4：第197页。他在1943年4月发给总统的私人电报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人越来越不信任美国人关于受压迫人民获得自由的福音书。”他将印度、缅甸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看，强调“肤色意识也越来越显现，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一问题必将继续发展。因此，东方人的阵营庞大，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点，包括对西方人持续增强的厌恶和不信任”；出处同上，第218—219页；参见第221页。在5月份的另外一份电报中，菲利普斯告诉总统“亚洲人将这场战争讥讽为法西斯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场战争——其他一些外交官和军事观察员也支持我的这个观点”；出处同上，第222页；参见第229—231页。Robert S. Ward，“Can Japan Win by Losing?” Asia and the Americas，May 1945，第234—238页。

[36] H. C McGinnis，“Which War Comes Next?” Catholic World，July 1945，第329—335页。斯大林关于苏联人也是“亚洲人”的评论，是在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时对日本外务大臣松岗洋右（Matsuoka Yōsuke）做出的。从此之后，这句话经常被引用；参见Pearl Buck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January 1944，第2页。

[37] Henry L. Stimson Diaries，（Yale University Libraries microfilm），reel 7：740（entry for May 12，1942）。关于马歇尔，参见Glen C. H. Perry，“Dear Ban”：Washington Views of World War II（1982：Greenwood Press），第184页。Virginius Dabney，“Nearer and Nearer the Precipice，” Atlantic Monthly，January 1943，第94—100页。

[38] Roi Ottley，‘New World A-Coming’：Inside Black America（1943：Houghton Mifflin），第341—342页。Gunnar Myrdal，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1944：Harper & Row），第815、1016页，有关黑人民意调查的出处同上，第1400页。

[39] 关于日本人与黑人武装分子的联系，参见Erdmann Benyon，“The Voodoo Cult among Negro Migrants in Detroi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3 6（May 1938）：尤其是第904页；C. Eric Lincoln，The Black Muslims in America（1961：Beacon Press），第16、26、187—188页；Ottley，第22章（标题“日本制造”）。据《时代》报道，日本人还通过史密斯对《当代史》（Current History）和《周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进行了投资；Time，September 14，1942，第46页。Henry L. Stimson Diaries，卷7：第741页。

[40] 隔离血浆的政策引起了红十字会的极度不安，参见Foster Rhea Dulles，The Red Cross：A History（1950： Harper & Brothers），第419—421页；Charles Hurd，The Compac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d Cross（1959：Hawthorn Books），第236—237页；美国人类体质学家协会的种族关系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Race Relation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对这种做法的抗议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参见Science，July 3，1942；第8页。隔离血浆的政策得到了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红十字会负责人）、陆军和海军的军医局局长以及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批准；参见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7，and 29，1942。所有负责决定对白人和黑人的血浆进行隔离的人都同意，这样做没有科学道理；但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在美国人中间引起骚乱。最终，种族主义者决定了这项政策，他们的论证理由在从密西西比州议员约翰·兰金（John Rankin）的观点中可见一斑。兰金谴责那种认为白人和黑人的血浆可以互换的观点，说那是共产主义者企图“让美国人的血统混杂在一起”的一个阴谋。他还明确表示，这种对于“输血式混血”的警觉必须也扩展到亚洲人的血浆上，因为那些阴谋者真正企图做的是“将黑人或日本人的血液泵入白人受伤小伙子的血管中，而不考虑这可能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的可怕后果”；Atlantic Monthly，January 1943，第95页；Rayford F. Logan编著，What the Negro Wants（1944：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第311页。

[41] 关于猿人和小孩，参见Walter White，A Rising Wind（1945： Doubleday，Doran & Co.），第17、99—100、139页。关于黑人在军队中的经历，参见Jack D.Foner，Blacks and the Military in American History：A New Perspective（1974：Praeger）。

[42] 理查德·波伦堡（Richard Polenberg）引用了威尔金斯（Wilkins）的话语，参见Richard Polenberg，War and Society：The United States，1941—1945（1972：Lippincott），第101页。这段对话参见Survey Graphic，November 1942，第482页。

[43] “Fighting for White Folk?” The Nation，September 26，1942，267—68；Atlantic Monthly，January 1943，第99页，Survey Graphic，November 1942，第482页；Asia and the Americas January 1943，第5页。

[44] Herbert Garfinkel，When Negroes March：The March on Washington Movement in the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for FEPC（1959：Free Press），第31、93、137页。

[45] White，第154—155页。伦道夫是最激进的黑人领袖之一，他认为这场战争是“继续‘白人至上主义’的一场战争”，以及“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民主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战争”。他关于二战中涌现出来的“有色人种”全世界联盟的愿景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正如他所说的“亚洲、非洲和拉美的有色人种将会衡量我们在自己的边界内建立一个自由世界的宣言的真诚性”；伦道夫的论文收入Logan，尤其第133—135、139、152—153、161—162页。

第三部分

日本人眼中的战争

第八章

净化自我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通常称自己是世界上的指导民族。像他们的美国与英联邦敌人一样，他们运用了各种各样的隐喻、图像、影射攻击性词语与概念来确认自己的优越性，以满足从贬低非日本人的身份到详尽阐述及肯定自己独特品质的需求。与发生在日本人的敌人身上的一样，日本人的偏见也对他们的战争指导行为产生了影响：他们评估盟军能力的方式（并且常常评估错），他们对“大东亚共荣圈”内其他亚洲国家的政策与态度，以及他们如何作战与如何死亡。

就这方面而言，尽管日本人与西方人两者的态度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但日本人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的方式却与西方人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些反映了数个世纪以来塑造日本人认知模式的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影响，尽管在此不能详细分析这些影响，但对数年来全球冲突中日本人表现出的一些更戏剧化的方式进行说明却至关重要。独特而富有象征意义的颜色感知模式；牢牢地扎根于民间宗教之中的净化与堕落的概念；在“内部人”与“外部人”或陌生人之间传统的社会区分——这些最初本土的、自我导向的思维与观察方式，在后来日本人将他们自己与外人区分开来的努力中全都发挥了作用。日语在书写与口语上的独特性，也带来了日本人与西方人表明他们的优越性的方式方面的显著差异。例如，表意文字书写体系允许使用视觉上的“双关语”，甚至在潜意识层面使日本人进一步认定他们作为神灵选民的重要身份。与此同时，这种语言有助于以一种往往会增强根深蒂固的、持久的种族与文化独特性观念的古老模式去表达现代口号。

日本本身的现代发展受惠于西方，这使日本人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形成一种与白种至上论等同的理论。1868年，日本推翻了封建政权，加之在随后数十年间里，日本迅速且频繁地发生狂热的“西方化”，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考虑两个更深层面的因素：首先，在日本人开始转向学习西方的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正好是科学种族主义在欧洲、美国主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时期。那就是说，在日本人西化的过程中，他们同时也被告知，日本人的种族低劣得到了经验性的验证，从而将日本的科学家与知识分子置于尴尬的位置上——他们要么忽视这样的争论，要么试图否认他们表面上的老师。其次，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被迫忍受美国人、欧洲人以各种高度公开的形式对日本人表达出的种族轻蔑及赤裸裸的歧视，其中包括的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在美国与其他地方的歧视性移民政策，以及在国联成立时，日本人要求将“种族平等”纳入基本纲领的提案遭到拒绝的羞辱。历经多年讨论，在某种不可估量的水平上，日本人的反西方言论因此铸造了一个很容易起反应的塑件—— 一种对曾经遭受的侮辱与不公正待遇清晰的复仇意识，这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种族主义中同样没有明确的对应。[1]这样的局面通过明确假定与亚洲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民族的优越性而得到进一步加剧——这种傲慢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成功地适应了西方制度。

无论人们对日本人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西方敌人的种族观念、种族主义思想之间的区别有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似乎都很难挑战以下这项总体概括：西方种族主义的显著特点是贬损他人，而日本人更加痴迷于抬高自己。虽然日本人并非不精于（in-adept at）贬低其他民族，并强加给其他民族侮辱性的偏见，但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全力应对作为“日本人”真正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大和民族”在世界民族与文化中如何独一无二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这样的独特性使日本人成为优势者的问题。

这种强烈地自我关注，最终导致精心设计的、强调日本皇族血统神圣起源与日本民族卓越独特的种族、文化同质性的神话历史学的传播。对现代日本来说，历史起到了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作为肯定民族优越性工具的科学及社会科学具有可比性的作用；所谓优越性的实质，归根结底是道德主义的，日本人宣称自己既不是在体格上、也不是在智力上优越于其他民族，而是在天性上比其他民族更加善良。尽管这样的道德优越性常常以固定短语表达对至上美德孝道的赞扬，以及表达被神圣的后裔日本皇族所影响的忠诚，然而，这些品质本身却是为了反映甚至更加崇高的美德：净化。日本人以不计其数的手段显示他们自己比其他民族更“净化”这一既具有古代宗教内涵、又有着复杂的当代影响的概念。

在偷袭珍珠港的当日，日本政府批准了一份文件，文件的标题是《日本和欧美列强间战争情报与宣传政策大纲》[2]（以下简称“大纲”）。这份文件声明，必须使日本民众绝对地清楚，敌人“征服世界的自私欲望”使战争无法避免，而日本的动机则是道义上的。日本的国家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新世界秩序将“使所有的国家与种族出现在这个世界的合适位置上，并使所有的民族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和平相处”。为了追求这个伟大的目标，应该极度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方式暗示这是一场有色人种与白种人之间的种族战争。“大纲”继续将敌我冲突描述为一场以建立永久的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圣战，这可以追溯至神武天皇在2600年前创立日本国家。［“大和”出自这位神话中的祖先建立其宫廷的地名，日本人被命名为“大和民族”由此而来。］这场战争将是漫长的，并将牵涉到根据“全面战争”的需要所全面动员的所有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必须通过告知日本民众日本的战略、经济优势，以及优秀的日本帝国军队的方式，在日本民众中逐渐灌输自信心，但是，必须小心谨慎，避免造成不负责任的乐观情绪。日本国内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动员、组织日本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激励他们拿起“矛与盾”去摧毁邪恶、带来正义，并保卫日本国家2600年的“辉煌历史”。

在这份文件及用于区分自我和他者的一般日语词汇中的一个关键用语是“合适位置”，但是，这份早期宣传政策官方指导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采用简短的形式包含了许多其他有感染力的元素，这些有感染力的元素与“合适位置”的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对日本人自诩为“指导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有感染力的元素包括道德正义、神话的合法化、全球视野与唤起“辉煌的历史”——将获得以多种形式重新展现的光辉形象，并明确表示不适宜以种族原因来解释这场战争。

日本的官方文件反复重申这一警告——避免将战争描述为在白种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冲突，这在整个战争期间是常见的。正如同样的宣传政策声明所持续澄清的那样，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这样的情绪与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的联盟是矛盾的。与此同时，一些决策者与公众人物以更理想主义的理由也批评种族战争的言辞。他们宣称这与日本为之战斗的崇高道德理想完全不一致。例如，与日本战时最冷静的民族主义团体之一京都学派有关系的学者们谨慎地强调了这一点。[3]

然而，这样的警告很容易被忽视。在表面上，日本领导人面临的形势似乎与同盟国所面对的相差无几，同盟国也担心战争努力的成果，会被将这场冲突视为白种人与非白种人之间斗争的愚蠢言辞所威胁。在实际上，日本与欧洲轴心国的联盟并不像英美强国和中国之间那样有一种微妙的平衡。对于后者，有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存在，即是国民党政权可能崩溃瓦解，然后被纳入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之中，如果这样，将给盟军在亚洲地区的战争努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西方反“黄种人”情绪的爆发，会引起被已经不安全的盟友疏远的真正危险。

而在轴心国阵营却不存在类似的危险，从一开始轴心国联盟就只是权宜之计。尽管有德国人，例如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与埃里希·鲁登道夫（General Erich Von Ludendorff）赞美日本的种族同质性、日本纯粹的民族宗教及其军国主义精神，但是，希特勒与其麾下的大部分雅利安人至上主义者对他们与劣等种族结盟感到尴尬。日本人在新加坡羞辱英国人，这在实际上似乎已给元首（希特勒）带去了相当大的痛苦。而反过来，日本人必须清洗《我的奋斗》（Mein Kampf）译文中最恶毒的种族污蔑，并使用大量的浮华辞藻，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掩饰他们与德国之间的空虚关系。在私底下，日本人——除了死硬的法西斯分子外——常常对他们的德国盟友表示蔑视（他们大体上似乎已忽视意大利人了）。例如，印度民族主义者莫汉·辛格（Mohan Singh）报道说日本官员蔑视德国人，他们只是将德国人视为暂时的盟友。更有趣的是，在1943年，一份来自巴达维亚［Batavia（Djakarta），即雅加达］的报道声称，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讽刺希特勒的作品《大独裁者》是在日本军官中最受欢迎的被缴获影片，无论在正面还是负面，德国与德国人都没有对日本的大众意识产生影响，然而，中国与中国人在美国却存在这样的影响。不论怎样，德国人几乎对日本人考虑的种族问题漠不关心，因此，肯定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危险——日本人敌视白人的情绪可能会将纳粹推入盟军的怀抱。[4]

因此，日本官方禁令实际上并没有遏制敌视白人的言辞，这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自20世纪早期，日本的爱国主义者已经将西方人关于“黄祸”的胡言乱语转过来谴责在亚洲的“白祸”（White Peril）。《南方作战手册》（Read this and the war is won）这本准备发给南部地区士兵的小册子，清楚地将敌人确定为白皮肤的美国人与欧洲人。日本在中国上空投下宣传传单，传单上以汉语宣称：“从白种人的禁锢之下解放亚洲，这是每一位亚洲人的自然义务！在白人束缚下呻吟的所有亚洲人，团结起来！”一份有代表性的宣传传单在马来亚、新加坡同样声称，日本人从“白人统治多年的暴政下”解放当地民族。尽管日本国内审查制度严厉，但杂志还是常常出现针对不同肤色的恶言谩骂。[5]

有色人种问题经常以长时间详细讲述敌人的白人至上主义并对其进行愤怒抨击的形式被提出来。例如，日本人被详细告知在美国的种族隔离与对黑人的私刑，美国官员更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言论总是得到广为宣传，在日本广为人知、臭名昭著的后一类引用语出自一名美国国会议员，这名国会议员宣称，假如上帝真正想要日本人统治亚洲，那么，他就会把他们变成白人。一份受欢迎的月刊告诉读者，英美人“把有色人种视为像饲养的家畜一样为他们服务的种族”。[6] 以差不多一样的倾向，战时幽默杂志《大阪小精灵》（Osaka Puck）向它的读者们提供了由一名美国人撰写的虚构的笔记摘录，其中包括诸如以下拙劣的祈祷文片段：“世界为我们英美人的幸福而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当全部黑种人与黄种人都为我们服务时，出现的不就是和平吗？噢，上帝！上帝已经睡着了吗？阿门。”[7]

然而，尽管有上面这些例子，但提到“白种人”的言论并没有在战时日本占主导地位，肤色也没有在日本人对亚洲冲突的看法中发挥在西方那样的作用。如此完全主导西方种族主义思想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盛大模式，并没有很有效地成为调动日本与亚洲同仇敌忾的手段。尽管日本人的确偶尔称他们自己为“黄色人种”或“有色人种”，但并不存在引人注目的与西方白种人至上主义有可比性的“黄种人至上主义”或“有色种人至上主义”。毋庸置疑，没有出现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日本人蔑视其他所有的“有色”民族。与此同时，有趣的是，日本人自己自古以来就崇尚“白色”——不论是在个人肤色上，还是作为更加抽象的纯洁的象征方面。

由颜色的含义、皮肤的天然颜色（skin pigmentation）与种族态度交织一起形成的特殊情形，可能是历史更残酷的玩笑之一。因为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白鲸》（Moby Dick）《白鲸的白色》（The Whiteness of the Whale）一章中做了明确地详细描述，白色在西方传统中具有很多的含义。白色绝非毫不含糊的好，但总体而言，在通常的用法中，白色和净化、清洁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那些联系更加模糊、甚至不祥的地方，白色也往往带有神秘与力量的光环。与此同时，黄色在西方和令人厌恶的境况相联系（而黑色，自古以来，甚至带有更消极的含义）。黄色是疾病的颜色，尤其是黄疸病，并由此出现了黄色与虚弱的联系，从身体虚弱延伸至怯懦。在传统的基督教绘画中，黄色是背叛的颜色；在宗教裁判时代的某些地方，异教徒必须身穿黄色的衣服。[8]

在日本也同样如此，自古以来就崇拜白色。起初，白色是纯洁的颜色，因此，神道教的神主在举行净化仪式时身穿白色的长袍。肤色白皙或明亮的浅色也与个人美丽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这在日本古代文学与绘画中都进行了充分详细地说明，至少从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85）起，肤色白皙的贵族在日本已经被理想化了；11世纪《源氏物语》的任何读者都注意到肤色深的个人可能遭受蔑视。在古代社会，尽管大量涂抹化妆品达到了皮肤白的效果，但白皙肤色的阶级与等级含义却是显而易见的：皮肤黑的人群是劳动阶层，因为他们在阳光下工作。[9]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找到日本人的自然肤色得到积极强调的例子。通常情况下，这会以一种客观的方式表现出来，但上下文往往是为了说明日本人具有比白种人更能适应热带气候的身体属性。[10]然而，更常见的还是日本人倾向于试图使他们自己确确实实地疏远“肤色更黑”的亚洲民族。这样的最引人注目的早期例子之一，可以在描绘19世纪末甲午中日战争的浮世绘中发现，在这些来自新闻报道的木版印刷时代最后10年的色彩鲜明的绘画（正好在新闻摄影出现之前）中，日本的战斗人员——军官与士兵——都同样被描绘成实质上的白人形象：高个子，肤色白皙，脸修长，棱角分明，并且总是穿着西方制服。相比之下，出现在图画中的中国人，通常是矮个子，圆脸，黄皮肤形象——事实上，这与西方人喜欢描绘的对东方人带有偏见的讽刺画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11]

各种形式的史料表明，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甚至在所有的关于泛亚主义的言论之中继续沉溺于相对于其他亚洲人的“白人化”证据。例如，据说被派遣到南方战区的日本军事人员都不愿承认他们的肤色与被占领区当地人的肤色一样，因此，他们养成了反复强调他们如何晒伤的习惯。）[12]像灰暗陈旧的中日战争图片的复制品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漫画常常将南亚与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描绘成深肤色，而在他们中的日本人的肤色却是白皙的。（日本人也很喜欢描画黑皮肤、厚嘴唇的黑人的漫画——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岛民们——他们基本上与在美国大众媒体中发现的类似食人族的偏见形象相同。[13]日语词汇中有几个带贬义的表达方式将丑陋等同于东南亚人，含蓄但明白无误地再次使人联想到黑皮肤。例如，关于一位丑陋的日本女人，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她在南洋可能会是一名美女。”[14]

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没有直接地使用白色，而是使肤色内在化，把肤色与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并把肤色转化成更加抽象的明亮或光芒四射的奋斗目标——在净化意义上的明亮，更确切地说，是转化成更加抽象的日本民族极端独特性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将自己与另一种具有高度精神隐含意义的颜色——红色联系在一起。如此赤裸裸但却生动形象的肤色意识的例子，出现在政府资助的幽默杂志《漫画》1943年3月的一篇社论中。杂志注意到前面提到的一名美国国会议员评论带来的影响，这名议员评论说，假如上帝打算日本人成为亚洲的领导者，那么，上帝就会使日本人成为白人，杂志社论继续评论说，被如此愚蠢的个体在面前“画十字”的上帝，确实是个倒霉的神。认为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吹嘘他的白皮肤的这种人，毫无疑问他的灵魂十分邪恶。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上的佛像曾是黑色的，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人的肤色，而是人的精神颜色，而日本人的精神颜色是无可置疑的。“看哪，”社论充满热情地写道，“黄皮肤日本人的鲜红的心！”[15]

在这个例子里，作者可能已经被他的比喻说法陶醉了（社论继续谈论，当敌人注意到日本人鲜红的心时，他们就变得“脸色发青”）。但是，肤色意识是常见的，被翻译为“鲜红的心”的日文原文（赤心）是由字典上定义为“真心、忠诚”的两个表意文字构成的普通日语单词。这在日本道德价值观词汇中的伴随词是“真诚”（日语：赤誠），该词也含有表意文字红（赤），以及字面意为“赤诚”（red truth）。鲜血和献出生命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真诚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很明确的，于是红色与真诚的关联似乎很自然了。这并非日本人特有的：在美国方面，我们只需回忆斯蒂芬·克莱恩的经典战争小说《红色英勇勋章》（Stephen Crane，The Red Badge of Courage）。然而，这种象征意义在日本一方肯定更加根深蒂固，并通过书面日语的视觉丰富性来加深这种印象。在日语中，“赤誠”这个词含有一个表示“鲜红”并暗指流血的单字；而这个表示红色的单字和颜色本身，反过来又会唤起对纯洁与真诚的模糊暗示，这种情况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字母语言中根本不会发生。

《文艺春秋》（Bungei Shunjū）是一份在日本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月刊之一，《文艺春秋》在1942年1月发行的一期中，描述日本与盟军的战争也使用了差不多同样抽象、充斥着色彩文字的种族主义词语。[16] 《文艺春秋》上一篇名为“树立日本人的种族观”的文章声明，战争的爆发已澄清了日本人的特征，日本人特征的基本点是明亮、力量与正直向上，这些品质使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亚洲所有的其他国家与民族，根据他们的特殊能力，都应该被并入大东亚共荣圈。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合适使用“形式平等”的措辞进行考虑，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可以与日本民族“光明与力量”的道德优越性并驾齐驱。因此，欧美列强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世界观不得不被起源于日本的种族主义世界观所取代。反过来说，这种种族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必须是建立在只有日本人能够达到的“精神与身体净化”的层次之上。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合适位置”，它像一股暗流一样，贯穿在日本人关于他们作为“指导民族”角色的所有讨论中，但是，《文艺春秋》上的文章却以出乎异常的热情，定义了这个将日本人世界观中的种族、身份、道德与纯洁联系起来的比喻说法。因此，文章继续宣称国家权力只能来源于“照亮每一个角落的光明中”，并谈到表明与英美开战时的那种完全纯粹的兴奋状态。文章继续写道，“光明”本身是一种“积极力量”；它代表着净化，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生命的清洁”，这也可以用颜色术语表达出来。在这一点上，文章《树立日本人的种族观》以最引人深思的方式谈到了白色与红色的融合：

迄今为止，与日本神道教相联系的净化观被认为是纯白色的某物，似乎它是被彻底清洗干净的东西，像神道教神主的白色长袍。然而，战争爆发那天的经历表明了这是种错误的想法；对那些曾参加过净化仪式的人来说，这种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净化的颜色是淡红色的，带有淡淡的血的粉红色；它是生命本身的颜色。正是这种生命般的温暖，使得樱花成为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诸如这样的段落，尽管初看上去可能深奥难懂，但却可以像磁铁一样聚集起与战争状态下的日本联系在一起的零散印象。例如，人们立刻就想起日本军旗旭日旗，以及帝国陆军与海军的军旗，他们全都是红白色旗帜。无论是星条旗还是米字旗，可以说这两种旗都没有像日本的国旗一样真正挖掘了潜意识中深层的象征意义。太阳，以其本身的洁白、明亮或红色，成为在日本战争形象中占主导地位的存在。所有日本小学生都认识到，在世界地图上，他们的祖国几乎一成不变地被着上了红色。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扎着上有旭日旗的白色束发带、准备进行自杀袭击任务的年轻飞行员们栩栩如生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像无数其他的平民身份的与军人身份的爱国者一样，神风敢死队飞行员与樱花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旭日旗与优雅凋落的樱花是日本十分明确的民族主义象征，但是对许多观察家们而且肯定是西方观察家们来说——象征的色彩含义——白色象征的纯洁及红色象征的流血与忠诚——可能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

在战争爆发前与战争期间，日本人以无数其他方式表达了这样的净化暗示。现代口号借鉴了广博的古代文献，暗示了无污点的传统与本土的智慧遗产。帝国海军军舰从经久不衰的神话真理、自然现象与牢记着的过去中获得了它们的名字：神话中的物体或生物（航空母舰）、古老的藩名（战列舰）、山脉（重巡洋舰与小型战列舰）、河流（轻巡洋舰）、以及充满诗意的天气现象（驱逐舰）、花、果实与树（小型驱逐舰，从1944年开始）。一旦有新的地方沦陷于日本人之手，这些地方就将被重新命名，于是这些地名又一次频繁地传达出净化的想法。例如，新加坡被重新命名为昭南（Shōnan），意思是“光芒四射的南方”。此外，如同《文艺春秋》上的文章提醒我们的一样，对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与文人来说，战争爆发被认为是“净化”的经历—— 一举驱散不确定性的、多年来盘旋在国家上空的瘴气的一次行动。全面战争提出了现在与将来的明确任务，它通过驱散私心与对物质利益的专注将个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提升至更高的层面。[17]

净化与光辉的奋斗目标浸入战时日本大众意识的程度，也以极大的一致性反映在流行歌曲中。尽管日本的战争词汇包括了相当多诋毁敌人的恶言谩骂，但这样的谩骂却绝少闯入流行歌曲作者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歌曲创作中包含了引人瞩目的种族主义歌词，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出现在日本。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末期、40年代早期的日本歌曲绝少提到敌人的名字（正如日本的电影绝少出现他们的敌人一样）。对敌人的影射的确发生过，但通常却是抽象的：简单地提到“敌人”（teki），或者，甚至更加间接地，对日本的光明正在驱散黑暗的暗示。这些年间的流行歌词绝非完全相同，他们中有的忧伤、有的浪漫、有的滑稽甚至讽刺。但是，大多数都显示出近乎痛苦地对自我超越的愿望，并笼罩着洁白、光明与红色的光环。

例如，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年——1938年流行的《爱国之花》（Flowers of Patriotism）中，四节诗写了四种花：“富士山上洁白”的樱花、冬天的红梅花、深红色的山茶花以及“耀眼的”菊花。[18] 1942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首名为《空中神兵》（Divine Soldiers of the Sky）的爱国歌曲，赞美突然袭击敌人的空降部队，像从天而降的“洁白的白玫瑰”。[19]在同一年，一首没有明显的军事内涵、苦中带甜且极受欢迎的歌曲被定名为《洁白的雪》（pure snow）。另一首将“山谷中洁白的百合花”视为梦想之花、爱情之花与歌之花而热烈地赞美，并以百合花钟形的外形提醒人们生命的极限。[20] 1940年，一首官方发起、作为神武天皇建国周年纪念的歌曲《纪元二千六百年》（2,600 Years Since the Nation’s Founding），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华美又恰如其分的古典歌词“金乌辉耀之日本”“感恩之情如火燃”“呜呼灿烂我国威”以及“呜呼皇威如日升”这样超然存在的视觉形象。[21]《在黎明祈祷》（praying in the Dawn），这是一首关于中国战争艰苦环境的歌曲，这支歌曲在1940年开始流行，述说了洒满“忠诚的鲜血”的山川河流。[22]《明天你将离开吗？》，这是一首1942年作曲、为即将奔赴前线的男人在告别聚会上吟唱的、表达友谊的歌曲。在这首歌曲中，离别的悲伤被为了崇高使命而即将出征的“大和民族的勇士”“沐浴在阳光下”的幻象所缓解。[23] 1943年流行的《雏鹰之歌》，讴歌年轻的海军飞行员的“心像明亮的宝石”。[24] 1944年，一首歌词取自于一份女学生杂志上的歌曲《同期之樱》（Companion Cherry Blossoms），完美地体现了这种终极超越的感情。以下是这首歌开头的四节歌词：

我和你，与樱花为伴，

绽放在同一所军事学院的花园里

犹如花朵静静地飘散

我们将为我们的国家战死

这种抽象、伤感的情绪弥漫在音乐世界里，乃至于公众舆论机构曾一度认为，有必要通过鼓励更加激进的反英美歌曲以加强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1943年4月，宣布为“充满活力的、坚定的”进行曲举行一场在全国范围的大赛，大赛规定的歌曲名称是“打倒英国与美国”。[25]

战争揭示日本人是老练的口号制造者，几乎每周都会新出现几条来自个人与公众机构的劝诫与格言：统一思想，行动划一；建立崭新的日本；创立崭新的亚洲；牢记储蓄存款意味着坦克与枪炮；厉行节俭；建立大家庭；支持社区组织；小心间谍等等，很多很多。尽管大量这样的口号都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战时的典型宣传，但在这里也必须注意的是，日本人对牺牲的劝勉往往与下面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首先，绝对的团结感，这集中体现在频频出现的用语“一亿”上，“一亿”本身就是一个“超越”用语，因为当时的日本人口仅略高于七千万；第二，总意志的净化感，再一次最明显地反映在反复对“光明”的引用上；像战争歌曲一样，更正式的日本口号极少提到敌人的名字。例如，在战争前八个月中，有一份月刊，在它的每页页边空白处都印刷了爱国口号，但其中只有一项明确地提到了敌人——那就是提到了蒋介石。[26]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战时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被正式介绍给日本民众，该口号表达了普遍流行的情绪：“一亿人像一个火球一样前行。”[27]

这种对集体以及个人的净化的强调，对日本的种族分离与种族优越性意识是如此的重要，并在几个明显的层面上表现出来。一开始，日本人将自己描述为历史上比其他民族的基因与道德都更加纯洁的民族——声明他们支持大和民族神性起源理论。

然而，如此神圣的历史遗产，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无懈可击的。相反，这种遗产被描绘为神圣但脆弱并遭受腐败影响，需要不断完善与振兴。20世纪的日本人被告知，他们的目标是必须达到一个更高状态的完善与净化；或者，正如它有时所描述的，当前的任务是恢复主要在最近丢失的过去种族与精神上的净化。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早期，这样的理想与战争行为着重联系起来：日本人被灌输将亚洲与太平洋的战争冲突视为可以净化自我、国家与亚洲，以及最终整个世界的行为。不仅是战场上的战士，所有的日本人都将参加这个过程；但是，最纯粹的成就当然需要最大的牺牲，也就是对生命本身的至高无上的终极牺牲。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人，战场上的“牺牲”被描绘成真正神圣的、成为最高心灵净化形式的血浴。

与发生在其他国家、其他时间的战争鼓吹者一样，日本人常以极端概括、抽象的方式赞扬军事战斗。1934年，帝国军队发行的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将战争描绘成创造之父与文化之母，并且，战时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们的基本信条之一就是把传统二分法用于战争与和平是错误的。正如京都帝国大学的4位著名教授解释的那样，战争是“不朽的”，应该被认为是“创造性与建设性的”；战争对前进中的“净化罪恶”的历史进程极为重要；正确地说，它被视为是一种对自身的“哲学斗争”；[28]甚至在美国轰炸机开始摧毁日本城市之后，这样的观点在日本仍然有狂热的追随者。例如，1945年3月，日本内阁全面战争调查局着手进行的一项庞大的持久战研究，试图用大量的历史数据证明战争是建设性的，并且战争旷日持久不可避免——还有，持久战确实需要对一个国家“独特的种族力量”进行彻底的锻炼。[29]

然而，尽管如此地讴歌战争的普适性，但日本人总是认为他们自己唯一适用于战争赞歌。事实上，他们使这种战争净化、国有化与种族化，仿佛只有日本与日本人才能真正理解、重视并达到这种终极的理想。由此一来，全面战争调查局的报告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从理性评论现代战争性质转移到日本“帝国战争”空前的精神潜力近乎神秘的迸发。无论是全面战争调查局的报告，还是这些年其他同等重要的思想宣传手册，都没有表明战争可以同时使日本的敌人得到提升与净化，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原因是日本的敌人确实没有正义或道德目标。那么，日本人如何评价他们的敌人呢？日本人将他们的敌人视为邪恶的、坏心肠的人，如同野兽一样，并且从根本上来说——用所有日本习语中最常用的那个来形容的话——如恶魔一样。归根到底，日本人在非人化英美敌人，正如他们被敌人非人化一样。为此目的所采用的观念上的路径、玩弄符号的戏法与所使用的词汇，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

在那些表明净化对日本人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各种各样的肯定中，最简单化的肯定建立在日本人是一个同质化民族的论点之上，这一同质化民族或至少是其皇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众神。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民族可以宣称这样的神圣血统，也没有一个民族会自我吹嘘这样的血统与道德的结合。这种二战前日本政府已经采用的正统历史叙述——特别强调太阳女神的直系后裔、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创立日本国家——强烈支持了这样的思路。在日本政治议员竞选演说坛上可以听到同一思想的露骨表达，“世界上存在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中岛知久平（Nakajima Chikuhei）这位重要的实业家与政党领袖在1940年声称，“并且指导民族的神圣职责是引导与启发劣等民族”，中岛知久平继续说道，日本人是“世界上唯一优秀民族”的原因是双重的：日本人血统纯正，他们是众神的后裔，大东亚战争因此不是普通的冲突，而是神圣的使命。[30]许多其他这样的陈述可以引用，不用说，这些言论被西方人用在了反日宣传中。在西方的反日宣传中，这样的陈述被当做证明日本人将他们自己视为优等民族的证据提出，就像纳粹那样。[31]

但是，很难了解到普通日本民众如何认真对待关于日本民族与日本帝国起源历史的神话性解释，以及把容易夸大的神圣起源的论点当作事实接受的程度。尽管日本政府狂热地灌输有关神武天皇与国家的创建知识，然而，在日本生物进化论却从未成为禁忌，即使是在战争年代，学者们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表论著，而且公立学校也在讲授生物进化论。此外，甚至在向日本“2600年历史”表示敬意的同时，隶属于政府的严肃研究人员接受了日本人最初的起源是混合血统的论点，这样的学术考量作为一项与日本神圣起源神秘性的稳定对照物而存在。

在极端民族主义时期，日本人如何对待科学进化论学说与种族之间体质差异问题具有启发性的说明，可以在著名的解剖学家、教授足立文太郎（Adachi Buntarō）于1944年春向普通公众出版的论文集中找到。这本题名为《日本民族的体格研究》（Studies in the Phys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Japanese People）的论文集是1928年首次出版、其中包括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论文的修订本。新版本收录了一篇简短的爱国序言，序言的作者谴责欧洲人、美国人有关他们自己种族优越感的自负与傲慢，并宣称作者自己几十年前在德国发表的研究成果，已经迫使国际学术界重新考虑一些歧视性理论。足立文太郎宣称，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再版论文集有助于增强日本人在战争危机中的自豪感，以及作为构建辉煌的大东亚文化（Greater East Asian culture）的一块基础材料。

然而，足立文太郎的主要论点，并不是日本民族或亚洲民族在大体上都是优秀的，而是所有民族或多或少都具有相对成熟的体格特征，而绝对断言种族优越性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此外，为了详尽阐述这样的论点，他提供了（并没有在1944年版中修订）大量的、绝对不会赞美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的观察材料。人类，正如足立文太郎向普通民众描述的那样，是像猿猴一样的哺乳动物，并可以与猩猩、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gibbon）有效地进行比较。在最早发表于1912年的一篇论文中，足立文太郎评论说，血液测验不仅显示出人类与猿之间的关系，也揭示了某些种族与其他种族相比，与猿猴有更亲近的关系。确切地说，足立文太郎发现在他有限的测试样本中，马来人的血液与猿猴的血液最接近，荷兰人的血液与猿猴最不相同，中国人的血液介于二者之间的某处，事实上更接近荷兰人，而不是马来人。他没有提供日本人自己的血液测试结果。在1914年比较日本人与西方人的肌肉组织、血管的一篇论文中，足立文太郎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人的血液是劣等的。根据足立文太郎的研究，在所有西方人中，英国人拥有最优秀的肌肉结构，俄国人最差，在这方面，俄国人比与其他欧洲人事实上更接近日本人。尽管足立文太郎并没有发现在这方面不幸的原因，但他很懊恼必须报道“极其不光彩”的黑人（“黑人奴隶”，他选择的表意文字这样写道）在肌肉组织方面优于日本人的事实。足立文太郎试图解释这种现象，认为这是由于大多数黑人实际上都是混血儿，因此他们肌肉发达的优势十有八九是欧洲人混血的结果。

足立文太郎提出的比较日本人与西方人身体素质最清晰的对照表，出现在一篇最初作为一次演讲、早在1907年发表的论文中。足立文太郎声明日本人与西方人在脑重量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日本人在体格上平均比西方人更矮小，因此，日本人的大脑重量与身体其余部分的比值就相对较高。假如把猩猩当作是衡量不同种族进化的标准——通过更偏离似猿的标准以表明相对的“优势”——然后在总体上描述日本人，可能说明日本人稍逊色于西方人，但在某些方面，日本人展示出了卓越的发展。把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人相比，日本人更接近猿的外表特征，包括较短的鼻子、龅牙、更容易在眼角长出的一块小软骨、独特的上臂肌、上胸肌与血管和总体趋向于不充分发育的女性阴唇。另一方面，日本人“优秀”的结构上的特征是前额至鼻子相对平扁的轮廓外形，足立文太郎声称他发现了西方人不规则的轮廓外形与猿的外形更接近；日本人的臂长更短（西方人更长的臂又更似猿）；日本人的上臂缺乏一种西方人与动物都具有的特殊骨刺；日本人相对缺少体毛，他们有相对轻微的体臭（足立文太郎认为白种人的体味与甚至更强烈的黑人的体味都与动物般的性欲有关系）。

足立文太郎的调查结果在今天可能看起来古怪，但他从中推断出的结论却具有启发作用。“当种族A在某些特征上可能优于种族B时，”他强调说，“那么，在其他某些方面，种族A可能就劣于种族B；绝对不能认为种族A在所有方面都优于或劣于种族B。”[32] 1944年，东京出版了另一本由清野谦次（Kiyono kenji）著的关于种族问题的畅销书：《日本民族生成论》，在这本书中，清野谦次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论点。《日本民族生成论》的读者们再次被清野谦次提醒，西方人普遍提出的、作为日本种族劣势的证据——日本人各种不同的外表特征：身材相对矮小、短而扁平的鼻子、单眼皮、龅牙，以及所谓的“蒙古斑”（在猴子身上出现的永久斑块，暂时出现在大约12岁之前的东方人身上，但绝少出现在白种人身上）。对于那些反过来说明西方人比日本人更接近猿猴与其他动物的外表特征，清野谦次提出了一份足立文太郎式的清单：“高”鼻子、多毛、手臂相对长、脑重与体重的比值稍低、粗手指，以及与某些动物的生殖功能有某种联系的重体味。清野也提醒他的读者们西方人对肤色的偏见，他们使用接近白色作为评价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下，黄色人种比黑人获得更高的评价，只是因为黄色人种的肤色相对更白皙。假如将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带到逻辑极端的话，清野讽刺地暗示，那将引起争论，白兔子比黑兔子更优秀，苍鹭，仅仅根据颜色，比乌鸦优秀。正相反，必须认识到所有种族都有强项与不足之处。最大的挑战是以全世界所有种族相互补充、完善的方式将世界上所有种族联合在一起。

从这样的理想情感出发，清野开始用浪漫主义方式将大东亚共荣圈描绘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每个民族按照其特质，都将获得他的“合适位置”与“相称的使命”。他也强调给予“优秀种族”特殊的支持，其中包括鼓励增加他们的人口。在这方面，他与官方政策完全一致。日本的政策明确表示，日本人归根到底是最优秀的种族，而日本民族的“合适位置”是担当绝对的指导职责。[33]

在战争中，进化论甚至被批准进入针对年轻读者出版的科普书籍中。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一年之后，题名为《生命的进化》的著作出版了，该书告诉日本年轻人，几乎所有享有盛名的生物学家都接受进化论。根据这样的学说，所有人类的祖先都不是人，并且很有可能是生活在水中的某种生物。人类的胎儿，在他自己的液体中漂浮着，这似乎是再现人类古老的起源。同样在许多其他方面，生命的进化似乎在人类的经验中被扼要地重述。因此，人类的胎儿像猴子，孩子的第一声啼哭似猫，婴儿在走路之前像动物一样爬行，婴儿出生时有时出现类似尾巴的隆起物，人类摆动其耳朵的能力使人想起动物肌肉的韧性。许多人认为从低等生物进化的说法使人反感。年轻的读者被告知，有关这一课题，当然还有许多研究有待进行。尽管如此，在达尔文之后，将这样的进化视为光荣并值得骄傲的事情似乎是完全自然的，因为他显示了人类在朝着进步与积极的方向前进。[34]

尽管接触了这些理论，但即使是像中岛知久平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宣称，日本作为全世界“指导民族”的地位，无论是从天意还是基因上看，都是预先注定的。尽管政府在这方面的教条理论通常被隐藏在晦涩和极其模棱两可的语言中，而且固然会特别强调文化因素，但这些正统观念明白无误地宣扬了日本人与生俱来的种族优越性。例如，文部省思想局在1937年发布的《国体之本义》，就是政府对于作为一名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官方见解。这本小册子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明确地宣称，日本人“从本质上与所谓的西方国家公民完全不同”，并解释了日本人为什么比其他亚洲人更优越。使日本人优于其他所有人的原因是他们的“初始条件”，其中包括了忠孝精神，而这一点与他们尊崇的、作为神的后裔的日本天皇密不可分。同时，在描述这种初始条件时，几乎不可能不提到日本人的“净化”这种主要品质——例如，“作为臣民与生俱来的纯洁和清澈的思想”，或是“无私、纯洁和诚实的国民性格”。《国体之本义》中解释道：“我国自建立以来，即在纯洁、无私和恭顺的基础上发展，而我们的语言、风俗和习惯全都来自这一源泉。”如果像西方文化那样过度关注个人和自我，就会导致“真实精神的腐化和知识受到玷污”。这会产生“污秽和不纯洁”的心灵。此外，如果像中国和印度一样在具体层面实施孝道，尽管这与西方的不道德相比是值得赞赏的，但仍然远远不及日本人通过认同“神的化身”的统治而获得的忠孝精神的卓越表达。日本人当前的任务是从内在产生“清净、明亮的心灵”，从而形成“我们国民精神的基础”。尽管这种高标准的日本道德能够、也应该被扩大到其他种族和国家，但他们只能在日本人美德的庇护下找到其“合适的位置”和承担“指定的职责”。[35]

《国体之本义》借鉴了日本的古代经典，描述了日本皇族的神圣血统，并赞颂了大和民族古代的卓越智者。由于这些文字特点，现代学者可以使用这本小册子作为研究近代时期的种族和民族主义分子思想的原始资料。这本小册子提醒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天皇臣民，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Records of the Legitimate Succession of the Divine Sovereigns（Jinnō Shōtōki）］在开篇就自豪并响亮地宣称：

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开基，日神垂统，我国之有此事，异朝绝无其类，此故云神国也。[36]

在《国体之本义》的主要章节“国民性”的开头，引用了17世纪日本学者山鹿素行（Yamaga Sokō）的一句话：“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纮”。还有19世纪初民族主义学者藤田东湖（Fujita Toko）的一首诗的前两句：“天地正大气，粹然钟神州。”[37]

尽管《国体之本义》 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神国，由神的化身天皇统治，”但它并没有声称，所有的日本人最初都是神的后裔。根据它的说法，在古时候的日本，天皇领导着“同一血族、同一精神”的多个氏族，而附属的分支部落之间则没有血缘关系。但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的部落都汇集在天皇的领导下。[38]不过，在更通俗的叙述中，往往会把大和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描述为神的后代。例如，日本政府下属的旅游机构在1939年将一篇题为《日本历史》（History of Japan）的文章翻译为英文，其中提到了日本民族的“血缘统一”，还有数个世纪以来“一个具有令人敬佩的发展趋势的民族”的兴起，这个民族的人们是如此地完全相似以至于“可以说所有日本人的血管中都流淌着皇室的血液，因此，彼此都是来源于一个共同祖先的亲戚”。那么，这个祖先是谁呢？

这个共同的祖先，或祖先们，就是天照大神。皇室与当代民众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一棵大树的树干与树枝的关系一样，因为如果我们追溯每一个日本人的家谱，就会发现他的祖先要么直接是皇室家族的后裔，要么间接来自皇族的一个分支……换句话说，天照大神是皇室和民众共同的祖先，我们的君主和他的臣民完全地团结在一起，就像一个人一样，构成了日本的民族和国家。[39]

在1940年2月11日出版的纪念日本建国2600周年的特刊上，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和邮报》（Japan Times and Mail）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该报将这个纪念日描述为日本人种族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当回顾往昔的传统时，他们期待“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希望来源于日本人对种族身份的强烈意识，它驱动了民族精神的发展……”该报解释，当神武天皇在2600年前建立国家时，至少有5个不同民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神武天皇呼吁，这些民族应当团结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听从了这个命令，从而成为“一个家庭中的兄弟”。[40]尽管文章中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根据日本在8世纪最早出现的编年史中的记载，正是通过这次呼吁，神武天帝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了古代日本的不同民族，并激发日本人在二战时提出，日本的神圣使命是将全世界所有种族和国家团结在“一个屋檐”下。

尽管关于这些问题的官方和半官方解释通常都隐藏在抽象的词汇中，即使是一些相对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有时也会难以理解，但关于种族团结、净化和天命的主题有许多诠释者，他们能够以比较简单的语言来表述这些概念。其中一个非官方的例子，即是著名作家德富苏峰（Tokutomi Iichirō）在1944年出版的《必胜国民读本》（A Citizen’s Reader for Certain Victory）。[41] 德富苏峰在这本书中首先驳斥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也许是正确的，但却和目前人们关心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接着说，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现象，是人类总是在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但令人惊讶的是，只有日本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停留在一个地方，没有迁移，并一直处于天皇的领导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第一个日本人来自何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也许只能从表面上来理解古代编年史《日本书纪》中第一卷《神代》（Age of the Gods）中的叙述。重要的是，日本在它漫长的历史中从未被征服过，相反，“神道”还把其他民族吸引到日本，并完全容纳了这些外来的民族。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屹立的一块巨石，充分证明了它“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而是为了全世界的20亿人口”。日本和日本人民都肩负了作为“全世界的典范、样板和标准”的重任。日本的天命就是“引领全世界在道德之路上前进”。[42]

德富苏峰接着向读者阐述了为什么美国不适合担当这一指导角色。他解释说，美国人主要来源于两类移民。一类是清教徒，他们为争取自身的自由而努力奋斗，但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压迫其他人。另一类可能在数量上占了绝大部分，而且正如德富苏峰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以心理特征进行的区分，主要是在南方定居的盎格鲁-萨克森海盗和探险家。北方的清教徒在对待他人时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而南方的海盗-探险家则态度倨傲且轻慢，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助长了当代“美国人第一”的思想意识。德富苏峰继续描述，美国人很早就一直是内部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从土著印第安人和更早到达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巧取豪夺土地。他还说，在美国人的眼里，日本人是卑劣的“黄种人”，美国人可以任意妄为地对待日本人。他举例说，甚至罗斯福总统也将日本人称为“日本鬼子”，这证明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轻蔑态度。为了说明美国人的仇恨和非人道，他还提醒读者注意《生活》杂志上刊登的一幅来自太平洋战场上的臭名昭著的照片，日本读者肯定也会从日本其他信息来源听说这件事。在这幅照片上，一个戴着头盔的日本人头骨，被摆在坦克的炮塔上。[43]

德富苏峰称，当美国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而战时，日本人却是在为自己的生存、为亚洲解放乃至建设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而战。这三个目标就像是三个同心圆：日本必须首先将自己从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然后才能拯救亚洲和整个世界。接着，他开始把矛头转向犹太人，这使他的理论更像是一个收缩的而不是扩大的圆。他认为，尽管美国人声称自己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但事实上，他们的政府由富人“据有、治理并享用”，而在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犹太人“邪恶、丑恶的富豪统治”。和大多数日本的辩论者一样，德富苏峰也同样借用了神道教洗礼仪式中的宗教语言来描绘目前的冲突。他说，“对日本人而言，大东亚战争是一场净化驱魔的战争和一次洗礼。”[44]

这种精神上的洗礼对日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尽管按照《国体之本义》的措辞，“日本人民的内在品质”也许是“纯洁和清澈的心灵”，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日本民众已经偏离的理想而已。因此，《国体之本义》并不完全是一本自诩日本人最优秀品质的小册子；它还描述了适当行为的基本原理，劝勉日本人“恢复我们原有的状态”。尽管这场战争也许被认为是在全世界传播皇道的神圣使命，但在日本的统治集团看来，它同时也是一场生死决斗，只有赢得这场战争，日本人才有希望重新找回已经消失的美德。

在这方面最极端的一份声明也许是大政翼赞会在1942年2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大政翼赞会成立于1940年，是一个半官方的政治团体，它吸纳了日本所有的合法政党，势力不断扩大。这本小册子由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大政翼赞会研究局负责人藤泽亲雄（Fujisawa Chikao）撰写，日本人自己提供了英文翻译，标题是引人瞩目的《伟大的神道教净灵仪式和日本的神圣使命》（The Great Shinto Purification Ritual and the Divine Mission of Japan）。[45]藤泽亲雄首先解释了日本天皇（他多次使用尊称“天皇”或“御上”）所体现的宇宙生命力，然后泰然自若地称，日本（被称为“日本帝国”或“威严之地”）是古代文明真正的摇篮。他认为，近期的语言学和考古学证据已经表明，存在着一个史前的“全世界家庭体系”，日本在这个体系中被尊称为“父母之地”，而其他国家（包括巴比伦、埃及和中国）则被视为“子女之地”或“分支之地”。通过其他一些偷换概念的手法，藤泽亲雄还提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文明的名称和文化也是来源于御上，也就是日本天皇。

除了这些令人惊讶的离奇结论外，读者们还得知，接受大政翼赞会训练后被派往国内外工作的人员，必须经常实施以水洗涤的仪式（禊）。如果读者有足够的耐心，他们将进一步得知，日本（以及宇宙）精神的关键是天皇一年两次举行的盛大的净灵仪式，而目前的这场战争相当于一次旨在驱除世界上道德污秽的战斗，这些污秽包括自由主义及其两个衍生物，也就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也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仍然处于这些错误思想的魔掌之中。

藤泽亲雄和他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者所设想的世界秩序是一种“从根本上垂直的秩序”，符合“完全一致与完美和谐”的家庭模式。日本和日本天皇自然会被敬奉为这个全球社区的一家之长，而其他国家则接受其“应有的地位”。同时，鉴于日本在古代作为父母之地和世界文明源泉的角色，一个合理的预期是其他民族和文化最终能够感激日本向全世界源源不断输送的“正义”。日本正在进行的圣战，也许可以唤醒其他文化对日本的感激之情。基于这些不同寻常的假设，藤泽亲雄得到了一个看似符合逻辑的结论，他认为，“很有可能中国人、印度人和犹太人也遵循着类似的仪式，这些仪式都来源于日本帝国的净灵仪式，因为日本是人类所有种族的神圣发祥地。”基督徒也能从他们自己的圣训中看到净灵仪式的暗示，尤其是《圣经·新约》中使徒约翰的福音书。

对于像藤泽亲雄这样隶属于大政翼赞会或文部省等战略机构的理论家，通常会把战争描述为一种恢复古代美德和联系的过程，而他在京都帝国大学的京都学派同事则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他们认为日本正在进行一场“超越现代”的战争，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个星期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943年，包括高坂正顕（Kōsaka Masaaki）、高山岩男（Kōyama Iwao）、铃木重孝（Suzuki Shigetaka）和西谷启治（Nishitani Keiji）在内的京都学派学者，通过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和圆桌讨论，向公众传达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论证比藤泽亲雄的理论更抽象，也更为复杂，除了下面提到的唯一例外之处，其他时候根本没有提到过神道教仪式和古代日本经典中的词汇。相反，他们涉及的是一些空泛而模糊的概念，如“持久战”和“全面战争”，“生存空间”和“历史地位”，“建立国家的永久任务”，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并成为过去与将来之间的一种调和媒介的创造性主观概念“种族民族-国家”，以及超越了土地、血缘、语言和宗教等常见纽带、融合了道德力量和主观自我意识的“民族-国家种族”。[46]

然而，在京都学派的抽象理论之中，尽管他们承认借鉴了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非日本学者的观点，他们也明确表示，当前的冲突表明日本正在上升为居于指导地位的“世界历史种族”。和所有日本爱国者一样，亚太地区的战争对他们而言是一场“圣战”，是为了获得超越一切的大和目标而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这种近乎神秘的大和思想是京都学派理论的核心，而铃木大拙（Suzuki Daisetsu）的著作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巩固。铃木大拙是将禅宗思想翻译介绍到西方的一位著名学者，与京都学派的学者一样，他也不是简单地驳斥所有的西方影响。相反，他认为东方思想的特征是和谐与“一”的概念，因此他的关注点在于发现这些概念的直觉。在1942年写给普通读者的著作《东方的“一”》（Toyōteki “Ichi”）中，他提醒人们提防民族沙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但继续支持日本试图在亚洲人民中担当指导职责，重新恢复“一”的意识。此外，和谐的概念在《国体之本义》和基本的军事指南中都得到了强调，包括1941年1月起向所有日本士兵分发的《战阵训》。

在战争期间，这种超然的“一”或“大和”理想与藤泽亲雄所说的“净灵”形成呼应，以一种微妙的、近乎潜意识的方式强化了这些处于种族理想核心的理念。由于日语书面语和口语中的特点，“大和”这两个汉字既可以表示“伟大的和谐”，也可以表示“大和”这个地方，后者是神话传说中神武天皇创建皇族的地点，也是日本人作为一个种族得到最多共鸣的一个称呼。事实上，在神武天皇的名字上也有类似的双关含义，两个汉字分别是“神”（表示神灵）和“武”（表示武术或武艺），合在一起就表示“神圣的武力”。尽管完全有可能很多日本人，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从未想到过这些联系，但在潜意识中，下面这些信息是一直存在着的：日本民族符合最高理想，同时肩负着神圣的使命。[47]

尽管内容非常深奥，但《国体之本义》《伟大的神道教净灵仪式》以及京都学派的一些著作和讨论，在战争期间拥有大量的日本读者。《国体之本义》印刷了200多万册，在学校中被作为强制阅读的教科书，同时，京都学派的主要论坛之一是大量发行的《中央公论》（Chuo Koron）月刊。不过，如果在那些年询问一个普通的日本公民，“净灵”的含义是什么，他或她的回答毫无疑问会比较具体。从日常生活的角度上看，“净灵”被认为具有以下的含义：（1）剔除外国影响，（2）节俭生活，（3）战斗，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为天皇而战死。

第一种含义是最简单的，因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份被认为属于“西方”影响的物品目录，其中包括了市场上的各种商品、爵士乐和好莱坞电影等流行文化时尚，以及一些“危险的思想”。最腐化的西方思想被认为是过于关注自我或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利益。从这种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中滋生了当代的大多数弊病：功利主义、物质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关于在日本消除来自西方堕落、腐化影响的基本道理，很多公开发表或私人的声明都进行了解释，[48]但战争时期的漫画最能直观地体现这一运动的大众化程度，而学术界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例如，1941年12月出版的《大阪小精灵》上有一幅漫画，描画了市场中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广告人物岿然不动，而各种西方商品则被迅速吹走，其中包括电影、留声机唱片、汽车、立顿茶、好彩香烟和考迪香水等。[49]有一幅漫画非常直白而又诙谐地表达了净化的主题，上面画着一名女子正在通过燃烧西方电影明星的图片来加热洗澡水。另一幅画了一位家庭主妇正在猛力挥动扫帚，清扫一群包括大力水手、米老鼠和查理·卓别林在内的好莱坞角色。[50] 1942年初，另外一期《大阪小精灵》上画了一位英雄模样的士兵，一边挥动着扫帚，一边从日本跨入大亚洲，将美国的山姆大叔、英国的约翰牛赶出了地球。[51]同一主题的还有另一版本的漫画作品，这幅漫画描画了日本和亚洲把自由主义、民主从世界上清除出去，而一个站在背景中的纳粹人物则对此表示赞许；这幅画的标题强调，这种清洗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52]还有一幅描绘对亚洲进行清洗的漫画，将日本刻画为一张巨大的辊式吸墨纸，正在将代表着西方影响的脏点从地图上抹去。[53]

很多漫画还对清除西方思想的主题进行了描绘。通常，那些书脊上写有自由主义、民主、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类似标题的动漫书籍都被清除了。[54]在一幅特别尖锐的漫画中，身穿和服、但却有着罗斯福、丘吉尔面孔的人物像虫子一样被钉在墓碑上，上面写着“英美思想”。[55]一幅发表在《漫画》杂志1942年5月刊上的原创漫画，对不洁净的西方影响进行了近乎全面的总结。这幅画把日本描画为一名正在梳头发的女性，被梳下来的头皮屑代表英美的影响：奢侈、自私、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英美思想等。[56]还有一幅作品，画上一名学生口中讲出的英语都进入了一只垃圾箱，说明英语本身也是不干净和污秽的。这名学生的母亲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罐盐对现场进行清洁，因为盐在神道教中是传统的清洁剂。[57]日本投降后，有人叙述了类似的情景，只是这人的描述比较可笑。他当时使用一本英日口袋辞典给自己卷烟抽，每张纸卷一根烟。他认为，这种薄薄的纸不仅很好抽，而且每吸一口，都会让他感觉到这是一口爱国烟。

最后的这段轶事告诉我们，很多日本人能够对战时教育持保留态度（事实上也是如此）。它也透露了战时生活的另外一个方面——普通日本人必须承受的物质匮乏，而日本知识分子和思想家试图将这种状况转变为一种“净化”体验。毫无疑问，很多日本国民，也许是大多数只是将物质匮乏视为不可避免，并试图在这一艰难的局势中尽力而为。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本政府最喜欢用一句口号来鼓舞民众：“奢侈是敌人”。更通俗的一句口号则直接说，每天都是工作日，每个公民现在都要像士兵和水手一样，随时听候召唤。在珍珠港战役后，日本把帝国海军的一句口号应用到了全体民众中，愈发象征着平民生活的军事化。这句口号原本是1940年创作的一首关于海军生活的流行歌曲的歌名和副歌，意思是今后不再有周末或休息日了，每星期的七天将从此包含“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五”。[58]

如果用西方的成语来进行描述，这也许可以被称为“斯巴达式的生活”或是“勒紧裤带生活”。然而在日本，人们齐心协力地将这种自我牺牲与自我控制提升至纯洁的道德品质的高度，这使日本人与其他所有民族都截然不同。例如，英文月刊《当代日本》（Contemporary Japan）是日本政府下属的一家比较内敛的宣传机构，它经常会发表一些文章，以各种方式宣传这种净化所蕴含的意义是什么。1943年，著名批评家长谷川如是闲（Hasegawa Nyozekan）在《当代日本》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日本人性格的精髓是一种天生具有的“耐瘦”的能力，他使用了“痩我慢”（yase-gama）这个词来表达这种能力。长谷川称“耐瘦”是武士精神的核心；它既是一种道德理想，也是一种务实的力量；它是日本人所特有的一种标志，可以在神道教的“禊”礼中看到这一能力。“禊”礼是神道教中一种用水清洗的仪式，代表着获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净化。“耐瘦”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与印度、中国和希腊宗教与哲学中“消极的精神承受”正好相反。用战时日本英文宣传工具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日本的“男性国家心理”的一个基本要素，这有时也被称为“种族的男性气概”。长谷川在写给日本读者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另一篇著作中还指出，日本的与众不同还在于，它的男性气概渗入了社会的所有阶层。此外，诗人高标光太郎（Takamura Kotaro）也以一种更具体和更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向朋友透露，他是在逐渐意识到这些困境能够净化自己的心灵之后，才开始接受战争局势。而一旦他意识到这一事实，甚至连东京大轰炸这样的灾难也开始成为一次积极的、鼓舞人心的经历。[59]

如果物质上的牺牲能够同时净化个人和整个日本民族，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通过最后的牺牲，即奉献出个人的生命来达到近乎完美的净化。根据古老的民间传统，死亡是最高级别的污秽，在日本第一部文字记载的神话史的开始部分中，伊邪那岐（Izanagi）神在看到死去配偶的腐烂尸体后仔细地清洗了自己的身体。然而，当战争和死得其所被确立为一种光荣的做法后，死亡就被赋予了净化和超越的意义，而浴血而战本身则成了清洗净化的过程。飘落的樱花是这个清洗净化过程的传统象征。当军事局势在1943年开始不利于日本时，日本政府引入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新词汇，生动形象地把大规模死亡比喻为一种集体净化的军事行为。

这个新词汇是在1943年5月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战役结束后创造出来的。在那场战役中，2500名日本士兵面对数量是他们五倍的美国军队，几乎奋战至最后一个人。根据西方媒体报道，日本守军向美国军队发起冲锋，同时令人难以置信地用英文高呼“日本人像喝酒一样地喝血！”；美国人从一具日本兵尸体上发现了一句诗，翻译过来是：“我将成为一个神，在浓雾中微笑。我等待着死亡降临之日。”西方人被阿图岛战役中日本人表现出来的狂热震惊了，很多人都以此为证据来说明敌人的非理性和亚人类本质。《时代》杂志在报道这场战役时使用的大标题是“也许他们是人类”，但文章最后得出结论，阿图岛上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这种设想不是事实。《读者文摘》也使用同样的标题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60]

尽管西方人将阿图岛的日军描写为一群陷入困境、垂死和狂暴的动物，但日本领导人却从中国典籍中找到了一个词，能够表达这种牺牲所代表的超然道德品质。他们创造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词，阿图玉碎——玉碎。这个词由两个汉字组成，从字面上理解是“珠宝被打碎”的意思。这个词来源于6世纪中国的《北齐书》，原文意思是在原则性问题上，一个品德卓越的人宁肯作为高尚的玉器被毁灭，也不愿意为了保全性命而去作一片苟且偷生的瓦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战争结束后，一名前日本帝国陆军的军官回忆说，当政府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阵亡将士时，他和其他军人都非常感动。他说，没有人会想到那些人是死于战败，相反，看起来似乎只是“他们的灵魂得到了进一步地净化”。[61]

“玉碎”在最开始时并不是一个人们熟知的词，但它很快就成了日本战时的日常词汇之一，用来鼓励在战斗中选择英勇牺牲而不是投降，或者更简单地说，选择死亡而不是屈辱。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日本军队越来越转向绝望的战略，其他一些象征着自我牺牲和净化的符号也被加了进来。1944年将近年底时，日本成立了被统称为“特攻队”的自杀部队，他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净化的意思。飘落的樱花成为这些年轻飞行员最著名的象征，出现在他们的诗词、歌曲和离别信笺中，以及成群结队地赶来为他们在1945年春天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送行的纯洁女学生的手中。第一支日本特攻队组建于菲律宾，取名为“神风”（西方更常用的名称是kamikaze，意思是“神风特攻队”），特攻队分为4个小分队，其中每个分队的名称都来自这首17世纪的和歌“人问敷岛大和心，朝日映艳山樱花”。除了太阳旗图案的束发带和白色围巾外，这些飞行员通常会带着白色的“千人针”，这是一条长布带，上面由一千个女人每人缝制一针，象征着她们也加入了这些自我牺牲的男人。特攻队员会在执行最后一次飞行任务时穿上干净的衣服，有的分队还要举行喝一杯水的仪式，以表示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Vice Admiral Onishi Takijiro）是特攻队的创始者，每当有人想要他的书法作品时，他总会写下这样的句子：“神风将带来青年的净化。”[62]

著名诗人火野苇平（Hino Ashihei）在《朝日新闻》首页发表了一首诗，他没有把这些自我牺牲的神风特攻飞行员比作为樱花，而是称之为“火箭神”，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洗涤一个受到污染的世界。到了1944年12月，日本政府和媒体开始鼓动普通民众组成集体的自杀部队。新的口号是“一亿特攻”。[63] 1945年春天，在美国开始向日本的主要城市中心低空投掷燃烧弹后，“玉碎”这个词也开始被扩展到大和民族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大约从4月开始，又一个新口号出现：一亿玉碎。[64]按照这个可怕的逻辑，至高无上的牺牲与终极状态的净化最后都意味着坦然接受灭亡的命运。

[1] 关于某些日本人对西方科学种族主义的反应，参见Inoue Tetsujirō 与Miyake Setsurei的言论（observations），转引自Kenneth B. Pyle，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Problems in Cultural Identity，1885—1895（196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第110、152页，关于著名作家、科学家森鸥外（Mori Ogai）1903年对白人至上主义和“黄祸”的论述，参见Mori Ogai Zensh ū（1952：Iwanami Shoten），第19、377—466页；以及本章第32个注释足立文太郎（Adachi Buntarō）的引用。

美军中将乔纳森·温赖特（Jonathan M. Wainwright）在日本投降后谈到了关于日本军队为了报复美国人与英国人过去歧视非白种人而强迫他们遭受侮辱的感受。作为一名战俘，温赖特本人曾多次遭受日本士兵暴打，“我们因特殊原因被攻击——仅仅为了证明日本人如何比任何美国公民或英国臣民优越，无论他的军衔多么高，”温赖特在1945年9月告诉新闻记者，“这是我仔细斟酌的意见，”他继续说，“对此我反复思考了很多（and I have thought about it a great deal），如你可以猜到的一样，日本军事当局对我们施加压力，因为他们认为在战前我们是傲慢的，他们试图证明他们比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他们的行为是有计划的，他们命令普通士兵殴打将军。这是他们展示他们不傲慢、只是优秀的方式。”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8，1945，3。

[2] Uchikawa Yoshimi编著，Gendai Shiryō 41：Masu Media Tōsei（2）. [Contemporary Documents 41：Control of Mass Media，2]（1975：Misuzu Shobō），第367—371页。

[3] Kōsaka Masaaki et al.，“Tōa Kyōeiken no Ronrisei to Rekishisei” [The Logical and Historical Nature of the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Chūō Kōron 57.4（April 1942）：第120—161页，尤其第141页。也参见本章第264页注释。

[4] Ben-Ami Shillony，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1981：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151—156页；Milan Hauner，India in Axis Strategy（1981：Klett-Cotta），第30—31、435—436页；Erich von Ludendorff，The Nation at War，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1937：Hutchinson & Co.），第35、42—43页；Otto D. Tolischus，Tokyo Record（1943：Reynal & Hitchcock），关于豪斯霍弗（Haushofer），第218—220页；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alph Manheim（1962：Houghton Mifflin），第290—291页；Adolf Hitler，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1941—1944（1953：Farrar，Straus & Young），第123、130—131、147、155、396页；Mohan Singh，Soldiers’ Contribution to Indian Independence：The Epic of the Indian National Army（1974：Army Educational Stores，New Delhi），关于日本军队不信任德国，参见第127—129页；Anton Pettenkofer，“Hitler Means to Destroy Japan，” Asia，November 1941，第653—660页；Robert Bellaire，“Why the Japs Hate the Nazis，” Collier’s，January 23，1943；Time，March 1，1943，18，关于《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

[5] Peter Duus，“Nagai Ryūtarō and the ‘White Peril’”，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November 1971）：第41—48页；参见Kodama Kota和Kuno Takeshi编，Nihonshi Zuroku 4：Meiji-Gendai [Pictorial Record of Japanese History 4：Meiji to Contemporary]（1964：Kobunkan），第142页。

[6] “Kichiku Bei-Ei” in Manga Nippon，October 1944，10—11；editorial in Manga，March 1943，7。

[7] Osaka Puck，November 1942，第25页。

[8] 参见《代达罗斯》（Daedalus）专注研究“肤色与种族”的特刊（Spring 1967），尤其参见Roger Bastide，“Color，Racism，and Christianity，”第312—327页，关于西方传统的色彩象征性。

[9] Hiroshi Wagatsuma，“The Social Perception of Skin Color in Japan，”收入Daedalus，Spring 1967，第407—443页；Wagatsuma Hiroshi and Yoneyama Toshinao，Henken no Kōzō：Nihonjin no Jinshukan [The Structure of Prejudice：Japanese Perceptions of Race]（1967：NHK Books #55），尤其第一章。

[10] Kōseishō，Jinkō Minzokubu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Population and Race Section]，"Yamato Minzoku o Chūkaku to suru Sekai Seisaku no Kentō" [An Investigation of Global Policy with the Yamato Race as Nucleus]，vol. 6 of Minzoku Jinko Seisaku Kenkyū Shiryō：Senjika in okeru Kō seishō Kenkyūbu Jinkō Minzokubu Shiryō [Research Documents on Race and Population Policy：Wartime Documents of the Population and Race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1982：Busei Shoin），第2436—2454页. 参见下文第十章第309页注释有关这一资料的描述。

[11] Konishi Shirō，Nishikie：Bakumatsu Meiji no Rekishi [“Brocade Pictures”：A History of Bakumatsu and Meiji Japan]（1977：Kodansha），卷11；Donald Keene，“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Landscapes and Portraits：Appreciations of Japanese Culture（1971：Seeker & Warburg），第259—299页，Shumpei Okamoto编，Impressions of the Front：Woodcut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83：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12] Wagatsuma and Yoneyama，第109页。

[13] 参见Osaka Puck，June 1942，第5页，以及July 1942，第24—26页。

[14] Michio Kitahara，“Popular Culture in Japan：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7.1（Summer 1983），第103—110页。

[15] Manga，March 1943，第7页。

[16] Ogushi Toyoo，"Nippon Minzoku Sekaikan no Kakuritsu" [Establishing a Japanese Racial World View]，Bungei Shunjū 20.1（January 1942）：第24—33页。

[17] 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总结了许多日本学者在听到与美国的战争爆发时感到的或净化、或如释重负、或目的突然清晰的体验。参见Donald Keene，“Japanese Writers and the Greater East Asian War，”收入Donald Keene著，Landscapes and Portraits 第300—305页；在日本人方面，参见小田切进（Odagiri Susumu）的两部分（two-part）“12月8日记录”（“Record of December Eighth”）收入Bungaku 29（December 1961）与30（April 1962）。与基恩在其他地方揭示的一样，20世纪30年代，曾公开宣布放弃主张并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前日本左翼分子也使用净化（purification）词汇。因此，我们发现著名作家房雄林（Hayashi Fusao）将西方左翼学术传统等同于“黄泉”，那个古代神话中污秽的地下世界，而为日本天皇效忠的独特精神则代表了心灵纯洁的世界。日本仁慈的众神，林房雄在1941年出版的一本书上宣称，“已下令迷失于黄泉——罪与污秽之地的国民，迷途知返，并在我们民族传统的清水中获得净化；”转引自Donald Keene，“Japanes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2（Summer 1976）：第243页。Paul S. Dull总结了帝国海军船舰的命名规则。Paul S. Dull，Battl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1941—1945）（1978：Naval Institute Press），第351页。

[18] Mainichi Shimbunsha编，Showa Ryūkōka Shi：Bessatsu — Ichiokunin no Showa Shi [History of Popular Songs of the Shōwa Period—Special Volume of “History of th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of the Showa Period”]（1979：Mainichi Shimbunsha），第112页。令人感兴趣的是，一方面日本流行歌曲倾向于以抽象性和多愁善感为表述特征，与许多美国战时歌曲的粗野歌词形成鲜明对比；但另一方面，他们发表的诗歌又以嗜血的诗句来谴责敌人，真正与其对应的文字反而在英美诗人和严肃知识分子的战时著作中很难找到。参见Donald Keene，“The Barren Years：Japanese War Literature，” Monumenta Nipponica 33.1（Spring 1978）：第90—93页。也参见下文第九章第296页注释。

[19] Mainichi Shimbunsha，Shōwa Ryūkōka Shi，第137页。也参见Osaka Puck，April 1942，6。

[20] Komota Nobuo等，Nihon Ryūkōka Shi [History of Japanese Popular Songs]（1970：Shakai Shisōsha），第333页。

[21] Komota，第320页。

[22] Komota，第321页。

[23] Komota，第334页。

[24] Komota，第335页。

[25] Komota，第338页。

[26] Osaka Puck，December 1941 through July 1942。我一直没有找到1942年8月的期刊。从9月开始，取消了页边空白处印刷的口号。提到蒋介石的口号出现在1942年6月的期刊上。

[27] A sahi Shimbun（evening），December 9，1941. The Japanese is susume ichioku hino tama da。

[28] 有关1934年的小册子，参见Kenneth W. Colegrove，Militarism in Japan（1936：World Peace Foundation），第52—53页；小册子的标题是《国防原则与增强国防的建议》（Kokubō no Hongi to Sono Kyōka no Teishō），也参见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对the Kyoto Gakuha的评论，Takeuchi Yoshimi Zenshū [Collected Works of Takeuchi Yoshimi]（1980：Chikuma Shobō），8：第40—46页，关于这个主题的重要文章是一篇标题为“Sōryokusen no Tetsugaku” [The Philosophy of Total War]的圆桌会议记录，参见Chūō Kōron 58. 1（January1943）：54—112。也参见本章第264页注释，以及下文第9章第294页注释。

[29] Naikaku Sōryokusen Kenkyūjo [Cabine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 War]，Chōkisen Kenkyū [A Study of Protracted War]，March 1945，41。

[30] Tsurumi Shunsuke编，Nihon no Hyakunen 3：Hateshinaki Sensen [Japan’s Hundred Years 3：The Endless War Front]（1967：Chikuma Shobō），第180页。

[31] 除了在第二章讨论的美国军队的宣传片《了解你的敌人——日本》之外，参见战时出版物诸如Otto D. Tolischus，ed.，Through Japanese Eyes（1945：Reynal & Hitchcock；Robert O. Ballou，Shinto，the Unconquered Enemy：Japan’s Doctrine of Racial Superiority and World Conquest（1945：Viking）；以及Saul K. Padover，“Japanese Race Propagand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1（Summer1943）：第191—204页。历史学家（E. Herbert Norman）1943年的作品，也呼吁人们注意那些“反复鼓吹病态的与纳粹种族主义一样强有力且有毒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日本宣传教育机构”。；Pacific Affairs 16.4（December 1943）：第475页。

[32] Adachi BuntarO，Zōho Nipponjin Taishitsu no Kenkyū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Japanese People，（rev. ed.）]（1944：Ogiwara Seibunkan）. 尤其参见第1-3、35—46、69—75页；引文在第73页。

[33] Kiyono Kenji，Nippon Jinshuron no Hensen Shi [A History of Changing Theories about the Japanese Race]（1944：Koyama Shoten）；尤其参见66—72页。

[34] Ishida Shuzō，Seibutsu no Shinka [Evolution of Life] （1942：Hata Shoten）；尤其参见第1—3、189—201页。

[35] 参见John O. Gauntlett英译、Robert K. Hall编辑（Se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O. Gauntlett，edited by Robert K. Hall）：Kokutai no Hongi：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Entity of Japan（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尤其参见第54、66、79、82、91、100、101、130、132、133页。

[36] Gauntlett and Hall，第105页。

[37] Guantlett and Hall，第129—133页。

[38] Gauntlett and Hall，第126—127、138页。它提到了古老的氏族（clans）和分支部落（subordinate groups）。

[39] Koya Nakamura，History of Japan（1939：Board of Tourist Industries，Japanese Government Railways）；reprinted in Ballou，第188—189页。

[40] Japan Times and Mail，February 11，1940。

[41] Tokutomi Iichirō，Hisshō Kokumin Tokuhon [A Citizen’s Reader for CertainVictory]（1944：Mainichi Shimbunsha）。

[42] Tokutomi，第9—18页。

[43] Tokutomi，第41—47、61—62页。

[44] Tokutomi，第69—71、139—140页。

[45] 藤泽亲雄的这本小册子的官方英语译文被Tolischus的《东京记录》一书所转引，参见，第429—449页；也参见第398—400页。

[46] 京都学派在Chūō Kōron月刊上发表了三篇重要的文章：“Sekaishiteki Tachiba to Nippon” [Japan and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January 1942）；“Tōa Kyōeiken no Ronrisei to Rekishisei” [The Logical and Historical Nature of the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April 1942）；和“Sōryokusen no Tetsugaku” [The Philosophy of Total War]（January 1943）。他们对“超越现代”（kindai no chdkoku）的讨论发表在September and October 1942 issues of Bungakukai. 也参见Kōsaka Masaaki，“Dai Tōa Kyōeiken e no Michi” [The Road to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Kaizō 24.1（January 1942）：16—37。一篇很好的简短综述可参见Takeuchi Yoshimi Zenshū，参见上文本章第251页注释1。

[47] 关于京都学派对“世界历史种族”（sekaishiteki minzoku）的使用，参见Kaizō，January 1942，第30页；该学派使用“大和”概念的一个例子参见Chūō Kōron，January 1943，第67页，对这个概念的普遍探讨见Takeuchi Yoshimi Zenshū，8：46。关于《国体之本义》中的“大和”，参见Gauntlett and Hall，第94—95页。在《战阵训》中，这个概念在第二部分出现。在英文中，Taiwa可以被翻译为Great Harmony（伟大的和谐）、Great Peace（伟大的和平）或是Universal Peace（世界和平）。最早使用“大和”两个汉字指代大和民族可能是在8世纪，当时似乎是出于音韵而不是意义上的考虑；参见Nihon Rekishi Daijiten [Encyclopedia of Japanese History]（1969：Kawada Shobō Shinsha），9：第388页，也参见the Kojien dictionary（1955：Iwanami Shoten），第2149页。

在铃木大拙的《东方的“一”》（1942：Daitō Shuppansha）中，尤其需要注意其第1—27页。他试图在日本的使命、亚洲的“整体性”和东、西方共存之间寻找平衡，这与世纪之交的冈仓天心（Okakura Tenshin，他用英文写了著名的《茶之书》）提出的“亚洲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意识相似，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在二战期间将这一观点发扬光大；参见Keene，“The Barren Years”，第91—92页，以及参见“Japanese Writers and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第310页。

[48] 参见Gauntlett and Hall，第82页；Fujisawa in Tolischus，第440页；Shillony，第141—151页。

[49] Osaka Puck，December 1941，第16—17页。

[50] Osaka Puck，April 1942，第8页，以及Osaka Puck，September-October 1942，第29页。

[51] Osaka Puck，February 1942，第4页；参见出处同上，第5页。

[52] Osaka Puck，December 1942，第19页。

[53] Osaka Puck，July 1942，第11页。

[54] Osaka Puck，February 1942，第8页；November 1942，封面。

[55] Osaka Puck，November 1942，第3页。

[56] Manga，May 1942，17。

[57] Mainichi Shimbunsha编，Shōwa Manga Shi—Bessatsu，Ichiokunin no Shūwa Shi [History of Cartoons of the Shōwa Period—Special Volume of “History of th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of the Shōwa Period”]（1977：Mainichi Shimbunsha），第110页。

[58] 提出“奢侈是敌人”（Zeίtaku wa tekί da）的标语出现在1938年；Wakamori Tarō，ed.，Gunkoku kara Minshūka e [From Military State to Democratization]，vol. 10 in Wakamori，ed.，Nihon Seikatsu Bunka Shi [History of Daily Life and Culture in Japan]（1975：Kawade Shobo），vii. 关于“星期一，星期一，…”的标准，参见出处同上的第88页，也参见Komota，第325页。

[59] Nyozekan Hasegawa，“Our‘Έmaciated Endurance’”，Contemporary Japan 12.5（May 1943）：第570—576页. 在同一期刊上，参见11.2（February 1942）：第281页；11.7（July 1942）：第1103—1106页；11.9（September 1942）：第1365—1368页；12.8（August 1943）：第1054—1059页。Yoshimoto Takaaki，Takemura Kotarō（1966：Shunjusha），第138—140页。

[60] Samuel Eliot Morison，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II（1951：Little，Brown）7：第49—51页；Time，July 5，1943，第28—29页；Reader’s Digest，September 1943，第74页。

[61] Iizuka Koji，Nihon no Guntai [The Japanese Military]（1968：Hyōronsha；是1950年版本的再版；Tokyo Daigaku Kyōdō Kumiai Shuppansha编），第68—69页；这名前军官是Kobayashi Junichi.对玉碎（gyokusai）的常见解释是，像被打碎的玉器一样光荣地死去，要好过像一块平庸屋瓦一样毫无意义地生活；参见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Great Mandarin Dictionary]（1958：大修馆书店），7：第793页。用比较平实的语言，标准日英词典将这句话翻译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宁愿清白地死，也不愿带着耻辱活下去”，并将“玉碎”翻译为“宁死不屈”；Kenkyūsha’s New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1954：Kenkyūsha），第355页。现代日本最受尊重的悲剧式英雄之一西郷隆盛（SaigōTakamori），在1877年战死的前几年中曾写下一首诗，诗中就使用了玉碎的形象。Okawa Nobuyoshi编，Dai Saigō Zenshū [Collected Works of the Great Saigō]（1927 Heibonsha），3：第1126—1128页。短语“阿图玉碎”1943年5月31日首次出现。

[62] Rikihei Inoguchi and Tadashi Nakajima，with Roger Pineau，The Divine Wind：Japan’s Kamikaze Force in World War II（1958；1968：Ballantine），第19、161页。也参见在这本书收录的典型信件中，尤其第177—179、185页。日本人对青年、纯洁和直觉的关注同样反映在西方人对敌人的看法上。日本人对青年的强调加强了西方人的轻视，认为他们很“幼稚”。对纯洁的关注在西方人看来是偏执于清洁，反映了国民的神经质症状。而年轻人的直觉和赴死意愿，则进一步证明了敌人从根本上是“非理性的”（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这也体现出他们的“超人”特质）。

[63] 火野苇平的诗发表在《朝日新闻》上，参见Asahi Shimbun，June 5，1945。关于“一亿特攻”（ichioku Tokko）的口号，参见Asahi Shimbun，December 28，1944。这句口号向陆军和海军进行了大量宣传，在《朝日新闻》社论首页获得了强烈的支持。参见Asahi Shimbun，January 30，1945，日本内阁批准了一项“新闻政策”，其中包括建议将“一亿特攻”（ichioku Tokko）这句口号列为一项重要政策；Uchikawa，第528页。

[64] Konishi Shirō与Hayashi Shigeru编，Nihon no Rekishi，Bessatsu 4：Zuroku，Isshin kara Gendai [History of Japan，Special Volume 4：Illustrated Record，From the Restoration to Modern Times]（1967：Chūō Koronsha）。

第九章

恶魔般的他者

自古以来，日本社会中关于净化和玷污的意识以及其他一些观念，影响了日本人作为群体针对外来者或陌生人的行为。山口昌男（Yamaguchi Masao）教授甚至提出，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农村居民实际上仍然相信“世界上仅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内部人，另一种是外来者”。但同时，外来者本身也是模棱两可的形象，因为他们通常被认为兼具仁慈与邪恶的力量。陌生人或外来者也许具有一些对日本社会有益或有价值的技能，总体上会带来好运；但另一方面，他或她同样也可能带来灾难，预示着罪恶即将来临。[1]尽管这些态度有助于在日本内部形成亲密的群体意识，从而促进了日本向高度碎片化与封闭的社会发展，但它们也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产生影响：日本人将本民族所有人都整体地视为一个内部群体，而非日本人则扮演了传统上与陌生人相关的模糊角色。

不管被视为好运气的传递者还是坏运气的信使，外来者都通常被认为具有神秘和超自然的力量，而研究日本民间宗教的专家经常将这一点与日本人对神灵的传统认识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神灵具有“和魂”（nigitama）与“荒魂”（aratama）的二重性。在这种参考框架下，外来者也许会被日本人与善良的“访问神”（古时候称之为客人，marebito）联系在一起。但同样地，或许更常见的是，他们也可能被等同于动物的灵魂或恶魔力量——例如，以人形出现的狐狸或獾、御魂（goryō）、小妖精、怪物等。邪恶力量或恶魔被明确地与堕落和危险联系在一起，并会以各种各样的仪式进行驱赶。此外，日本的民间宗教还认为外部威胁（如瘟疫或其他灾难）与日本社会内部的陌生力量有关，例如，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危机就被归因于外部敌人和外国影响导致的内部腐化。[2]

不过，内部人与外来者之间的复杂差异并不是民间宗教和农村社会所特有的。在日本的城镇与都市，从很早以前就存在着基于血缘关系（宗族，theuji clans）或职业（会社）而形成的排他性群体。日本7世纪的律令将全体人民划分为“良民”（ryomin）和不自由的“贱民”（senmin），而在一千年之后的17世纪，封建统治阶级试图将社会严格划分为4个阶层，自上而下分别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所谓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shi-nō-ko-sh）。日本平安时代的宫廷贵族将自己认定为“好人”（yoibito），以区别于普通的、缺乏教养的贱民，生动地体现了古代统治精英的阶级傲慢。另一方面，在精英阶层的内部，又会基于亲属关系、拟亲属关系、派系或封建关系、籍贯或势力的地理范围，以及共同身份产生的其他纽带，进一步地划分出内部成员与外来者。[3]

此外，正式的种姓制度也加强了传统日本社会的内部成员与外来者身份之间存在的复杂模式。7世纪律令中的“贱民”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发展成为在法律上蒙受耻辱的形形色色的贱民阶层，其中，很多人从大约9世纪开始被集体认定为“非人”（hinin）群体，这部分中世纪的贱民包括云游僧侣、巫师、占卜者、吟游诗人、演艺者和某些艺术家与工匠——这些人都具有出众的技能，并以某种方式担当了处于社会边缘的“陌生人”角色，而且被认为同时具有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另外一类贱民则包括了与不纯洁和污秽有着更直接联系的群体，如屠夫、制革工人、皮匠、驯鹰人、刽子手、殡葬工与墓地看守人，甚至还有鞋匠和制作草垫的工人（二者都与土有关）。[4]某些人类学家认为，从古时起，日本的皇室也整体上代表了一种社会“外部”的力量，他们模棱两可的象征含义符合了陌生人甚至贱民的经典模式。在这类分析中，通过有关皇族起源的神话全集和几个世纪中对皇室符号的实际操纵，展现出来的既有破坏元素，也有稳定和秩序的特征。或者，用山口教授（Professor Yamaguchi）的话就是“既有恶魔的力量，又有君主的权威”。[5]

这种观察呈现了一个传统的社会，甚至是一个传统神话，但它们与战争宣传者所提供的浪漫画面相比，远没有那么和谐与单一。而且，尽管现代化的沟通方式有助于在1868年推翻封建统治之后的时期加强民族认同感，但加速的工业化与多样化发展进程也同时催生了无数新的社会派系及分歧。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关于陌生人、外来者和“其他人”的传统态度使日本人内部发生分歧，最终要么得以保留，要么则发生了变革。

长期以来用于描述日本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架构，或者说核心团体与局外人的关系，被证明极容易转移运用至欧美外国人身上。和民间宗教中的外来者一样，在19世纪中叶突然入侵日本的西方帝国主义者也是既带来礼物又蕴含危险的模棱两可的陌生人。他们可以被视为（事实上也确实被认为）既是人类，也是神灵或至少是具有超能力的生物，同时还代表着恶魔与邪恶的力量。在二战期间使用的隐喻语言和插图中，魔鬼和恶魔可能是日本人对英美敌人的一种最流行描述。不过，重要的是要记住外来者也具有相反的、更为积极的一面，否则，就会很难理解在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对英美敌人的仇恨突然消失。[6]

同时，在二战期间对敌人的典型化描述方面，日本人使用了尽管数量有限但却十分生动的词汇，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排外态度。日本8世纪的史料不仅详细叙述了神武天皇的神话，还记录了早期的帝国统治者对“来自边远地区的野蛮人”的压迫——即惠比寿、虾夷、阿伊努、熊袭等部落。（顺便指出，“惠比寿”是一个最能充分体现神灵-魔鬼二重性的例子，因为它既是财神的名字，同时也据称是一个非常野蛮的部落名称。）[7]正是在8世纪晚期对这些部落进行征讨期间，“征夷大将军”的称号第一次出现，后来在12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这一称呼又被用于指代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在日本汉字中，“征夷大将军”中的“夷”与部落名称“虾夷”是同一个字，在19世纪时，这个字又被用于指代那些敲开日本紧闭国门的西方人，这可以从著名的战斗口号“攘夷”（jōi）中体现出来。

日本人遇到的第一批来自西方的陌生人并非19世纪的帝国主义者，而是16世纪中期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航海家和神职人员。日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这些人来自天竺。天竺是古代印度的称谓，字面意思是一个距离遥远、像天堂一样的美丽的陆地（“天竺”和“天堂”的日本汉字写法中都有一个相同的“天”字）。然而，他们在早期最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南蛮”，这和他们来自南方的经历有关，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天堂的遐想。这一名称还被用于一大类描绘欧洲主题的绘画作品，尤其是屏风（被称为“南蛮屏风”）。它直接借鉴了中国的经典，因为据说中国这个古老的中央王国当时在东、南、西、北四个地理方位都被蛮夷包围。这些早期的西方入侵者，的确被许多日本人视为带来物质与精神礼物的外来人而受到欢迎。但正如民间传统中模棱两可的陌生人一样，他们同时也被谣传实施巫术和黑魔法。据说，他们能够控制天气，而且只需触碰一下就能使草木枯萎。作为外来者，他们还吸引了大量的贱民——乞丐、麻风病人和其他的“卑鄙之人”；但由于他们掌握了秘术，因此，他们能够让这些人恢复洁净和健康。传言还说，他们能施展一些极度神奇的魔术：把毛巾变为马匹，灰尘变为花朵，或将泥土化为珠宝。[8]

随着第一批欧洲入侵者给日本人带来的恐惧日益加剧，欧洲人的恶魔形象也被急速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有些人认为基督教传教士看不惯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子女，以及老年人与青年之间各安其位的关系，因此要将这个世界变为“野兽之国”。一名佛教禅师声称，传教士们实施了“恶魔的诡计”。德川大将军著名的儒学老师林罗山（Hayashi Razan）指责他们是“长着利舌的怪物”，而一份17世纪末的宣传册称南蛮人来自一个“野兽之地，这些野兽只是长得与人类相像而已”。关于日本和西方的第一次悲剧性相遇，最生动与最夸张的反基督教宣传是1639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故事》（Tale of the Christians，Kirishitan Monogatari）这本带有插图的畅销故事书。我们现在回顾这本书时更加觉得有趣，因为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初，它的内容实际上也没有完全过时。该书在开始时描述：南蛮人的第一艘贸易船到达日本时，一个奇特的动物从船上走下来，它看上去有点像人类，但更多地像是一种长鼻子妖精（天狗）与深山苦行者崇拜的某种巨型妖怪（见越入道）进行杂交的产物。它的鼻子像一个海螺壳，眼睛大如望远镜，但原本应该是眼白的位置却是黄色。它的手和脚上都有利爪，牙齿比马的牙齿还长，身高超过7英尺，全身漆黑——除了红色的鼻子以外，它的声音听起来像猫头鹰的尖叫。所有见过它的日本人都同意，这是可以想象到的最恐怖的一个恶魔。人们最后发现，它是一种被称为基督教神父的生物。[9]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还可以说它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动物，在让人恐惧的同时也引来嘲笑。这种描述风格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滑稽戏，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描绘敌人的漫画中同样非常引人瞩目。

爪子是野兽的一个细微标志。这种标志在二战期间日本人的漫画中很常见，最早出现在日本人对第一批入侵的欧洲人的叙述中。例如，在与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有关的基督教著作中，描述了他骑在配有马鞍的马背上，对森林中的小鸟进行催眠，并用自己的爪子打出的火苗点燃雪茄。然而，更发人深省的是其中描写的这些欧洲人的残酷。书中说，皈依基督教的信徒很快会被引导着实施自虐，鼓励他们伤害自己，直到全身浸透鲜血。更可怕的是，传教士吃孩子，还要取出死人的内脏，从他们的身体中提取毒药。[10]当然，在这些叙述中混杂了事实与幻想，因为某些基督徒的确实施自我惩罚，而且日本以外的教堂也的确会对异教徒进行折磨甚至处以死刑。因此，在日本和西方的最早接触时，双方就都已经出现了暴行的问题。

除了荷兰在出岛（位于长崎海湾的一个人工岛）的一小块殖民地之外，其余欧洲人都在17世纪30年代被驱逐出了日本。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中，日本封建统治者严格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在这段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时期，关于这些陌生白种人其他特征的说法也慢慢地流传开来。例如，西方人被称为“红毛人”，由于他们浓密的胡须，因此他们从很早就开始被称为“毛重的外国人”，而这也是另外一个暗示了动物标记的词汇。此外，因为经历了长时间的航海旅行，这些外国人的身上有一股恶臭，这一点非但无益于消除他们与动物之间的联系，也许还加强了这种关系；而他们的高脂肪饮食更加让日本人相信，单是从气味上来说，他们就和动物差不多。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荷兰人个头高大，长着超大的鼻子和一双奇怪的眼睛，他们的脚和狗一样后跟不能着地（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穿带有木跟的鞋子）；他们的阳具像狗一样僵硬，人也和狗一样地淫荡，而且在小便时还会像狗一样地抬起腿。平田笃胤（Hirata Atsutane）是19世纪初的一位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学者，他曾呼吁人们关注荷兰人卓越的科学技能，但甚至连他也相信这些对外国人的非人化描述。[11]

外国人的“野蛮人”形象被包含在了“南蛮”这个称呼中，并一直沿用到了德川家族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尽管有时也会使用表示“蛮”或野蛮人的其他日本汉字。在基督教与日本进行失败接触的第一个世纪中，基督教一直被称为“蛮术”。[12]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1600—1868年），西方研究有时也被称为“蛮学”，而中央政府负责翻译西方书籍的机构则是“蛮学调查局”。在1853年后的动荡年代中，当美国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迫使德川政权向西方打开日本国门时，一些持异见的武士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聚集。由于幕府大将军辜负了他的“征夷大将军”称号，未能成功地平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新野蛮人的入侵，罢黜他就成为一个很公平的游戏；日本在1868年废除了幕府，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引起太大的骚乱。在围绕着推翻日本旧的政治体系的所有言论中，各种各样的诋毁也被加在了西方帝国主义者身上。例如，19世纪中期最知名的思想家之一会沢正志斎（Aizawa Seishisai）称，宇宙论证明了日本位于宇宙中心，而西方国家则处于宇宙外围，并且摇摇欲坠。他大声疾呼：“今天，这些来自西方的外国野蛮人，虽然在世界上处于腿和脚这类较低等器官的地位，但他们正在海上横冲直撞，将其他国家践踏在脚下，这些斜眼和跛足的西方人竟然敢侵犯高贵的国家。这是一种多么傲慢的姿态！”[13]

这种傲慢的姿态后来变得非常明确；为了应对20世纪的外国挑战，日本人又重新回到上述识别陌生人和外来者的某些基本模式上。在日本人的传统中，没有任何类似于西方从15世纪末哥伦布航海时代开始出现的“野蛮”概念。“野蛮人”是一个从中国借鉴而来的词语，而日本人对原始主义或野人并没有一个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感知。此外，日本人的语言库还具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不同特点。日语中没有类似于猿类特征这种令人不快、占支配地位的比喻，也没有狩猎这种比喻，而后一类词汇可以很自然地适用于所有男性人口，并进一步地转化为对人类的杀戮。事实上，日本人在二战时期的漫画上使用动物或爬行类生物的模式几乎完全是随机的。日本的飞行员的确在歌曲和口号中被称为鹰；日本人最先进的战斗机——三菱生产的零式战斗机——被称为“三菱鹰”应该也不是一个意外。在描述日本飞行员攻击敌人时，经常说他们就像老鹰一样猛冲下来捕捉下面的一群麻雀，这甚至已成了陈词滥调。[14]然而，没有人会将老鹰视为日本军人的基本符号（当然，鹰是美国的象征，正如狮子象征着英国、熊象征俄国一样）。同样地，日本漫画家有时会把印度或缅甸描绘为踩踏着英国殖民地或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四强的大象。大象是南亚的一种自然象征，但同时还具有一个更重要的模式化的含义，尽管只是以一种间接的、下意识的方式——大象被视为一种温顺的动物，因此应当服从于日本的命令。[15]

英美敌人的形象在从鸟类到兽类、从爬行类动物到虫子等各种形式间转换。战争早期的一幅漫画将南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别描绘为一条鳄鱼和一条蛇。另一幅则将他们刻画为虫蛆，面孔居然是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模样，东条英机首相正在将它们从象征着亚洲繁荣的花丛中拽出来，而日本的轴心国盟友则赞许地在一旁观看。在其他作品中，美国被刻画为一个河童，也称水鬼，背上写着“民主”，正在徒劳地试图向太阳发起挑衅；或是一只怪异的、漂浮在海上的青蛙，同样是在一个炽热的象征着日本的太阳下面；或一只长有像枪一样的触角、对太阳虎视眈眈的章鱼；或一头在海滩搁浅的鱿鱼（长着和罗斯福一样的面孔），死于试图吞掉整个世界。1942年中期的一幅漫画上，画了一名家庭妇女正在烧烤两条鱼，鱼的模样分别是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漫画标题“一亿人的火球”来源于对那句著名的口号进行了口语化而又出人意料的改动。一名在战前居住在叶山町（Hayama，那里的小孩子向他扔小石子，并冲着他大叫“外国鬼”）的美国人回忆说，他躺在海滩上休息时，偷听到一同在海边休闲的日本上流社会人士的对话，发现他们正在讨论他苍白的皮肤，并把他比喻为一只乌贼。[16]

在日本批评家清沢洌（Kiyosawa Kiyoshi）1943年2月的日记中，他指出某些媒体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描述美国和英国敌人，其中美国人现在由三个日本汉字代表，“米利坚”，字面意思是“被误导的狗”；英国人的称呼同样根据辞典上的词条，以“盎格鲁”表示，意思是“黝黑，愚蠢，笨蛋”。更早些时候，日本在新加坡取得胜利后，英国海军被讥笑为“一朝被咬的丧家之犬”，狂吠着掉头逃跑。在与猿人相像这一点上，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能够聪明地扭转局面。据说有几位西方人战前在他们的日本朋友面前质疑日本种族出身高贵的神话，但得到了以下的答复：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也能理解你们自己有一套关于自身演化的理论。不过，这只代表了上等社会的机智，对大众阶层而言，猿人特征并不占据重要地位。[17]

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日本的漫画家的确也会用猿人来指代蒋介石这个敌人，而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蒋介石在漫画中经常被描绘成一只被丘吉尔用皮带牵着的大猩猩。[18]这个可怜的人（通常被刻画成一个憔悴、受虐待、身上缠着绷带的人物）在另一幅政治漫画中以一只受困的老鼠形象出现，还有一次成为被帝国主义者骑在下面的一头驴。二战在亚洲战场爆发的一个月后，在一幅巨型漫画中，日本被描绘为驱散美、英、中、荷四强的一个炽热的太阳。在这幅漫画中，美国是一个正在逃跑的恶棍，一个镶有珠宝的皇冠（上面标有“J”的符号，也许表示犹太人）从它的头上滚落下来；英国被画成一个笨拙地在地上爬、叼着香烟和手中紧握一把匕首的人物；代表荷兰的仅有一只从空中掉下来的木靴。然而，这幅画把中国单独挑出加上了动物的印记，将中国描绘为一个长着蒋介石模样的人物，背后有一根又粗又硬的短尾巴。[19]

日本漫画家在作品中对具体动物形象的使用不仅稀少、随机和平淡乏味，而且即使是使用的情况下，也通常极富个性化。也就是说，被选择用来代表敌人的动物多半会被画上罗斯福、丘吉尔或蒋介石的面孔——这一点与美国和英国媒体中大量出现的完全非个性化或非人性化的日本人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同时，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图像上，日本人也的确使用了三种高度概括化的形象来指代英美敌人：一般意义上的野兽；妖怪、魔鬼或恶魔；精神错乱或堕落的人类。当使用这些笼统的形象时，通常也会具体地影射英美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或战争暴行。

在听说了珍珠港事件的新闻后，小说家太宰治（DazaiOsamu）兴高采烈地宣布，他“渴望将兽性、麻木不仁的美国人打得一败涂地”。这句话此后一直被广泛地引用。他的这种情感之所以让人们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它出自一位著名作家之口，同时也因为很多日本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意图。正像战争期间一家有代表性的海外广播电台所说的，在日本经常能听到并且大概也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美国人“只不过是披着人类面具的野兽而已”。1942年年底，日本的一些印刷媒体以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方式支持了敌人是野兽的观点，而这种方式同样是日本的汉字系统所特有的：他们在通常用来表示美国和英国的汉字“米”和“英”两个字的基础上添加了部首“犭”来强调兽性。如此一来，美国和美国人在日本汉字中就变成了“”，而英国和英国人则以“”来表示。[20]

使用动物对英美敌人进行谩骂最常见的是“禽兽”和“野兽”，数不胜数的战时演讲和文章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敌人的行为使得这些描述恰如其分。发表在1944年末的一份流行杂志上的长篇抨击文章就是此类宣传的一个例子，同时也说明了日本公众关于白人至上主义获得了丰富的信息。毫无疑问，这篇文章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宣传。文章标题为“兽性的美国人”，标题下面是副标题“打死美国人！”标题上面则是一句警告“这就是敌人！”紧挨着这些印刷体标题的是满头大汗的罗斯福画像，他在画里神秘地戴着一副耳机——也许作者是想说明，他正在听日本人民的正义呐喊。文章解释，关于敌人兽性的证据多得不计其数，可以从美国人对性的痴迷、对物质享受的关注，以及他们强烈的征服本能中看出这一点。反过来看，缺乏基本人性体现在美国人无法理解诸如善意、感激和忠诚这些美德。美国人的未开化天性公然地表现在他们的种族仇恨中。读者们还从这篇文章中获悉了反日种族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历史，包括把日本人描述为猿人。此外，他们还得知，美国的儿童现在也受到了“杀死日本佬”观念的洗脑。然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编辑都不认为，在这方面与他们自己所宣扬的“打死美国人”存在着任何对等之处。不过，他们自己也提到了杀或者被杀的观点。

读者从“兽性的美国人”这篇文章中得知，美国的个人主义的真正含义是权力决定一切。事实上，美国人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而想要摧毁“神圣的日本国家”。他们的残忍和兽性以无数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将畸形的婴儿溺死，一些美国的母亲甚至拿婴儿的脑袋撞墙，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美国大兵杀害日本战俘，而且在目前的战争中普遍遵循丛林法则。他们开动坦克碾过受伤日本兵的身体，将患有疟疾的战俘用带刺的铁丝缠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推到河里淹死，并且视玩弄日本阵亡将士的神圣遗骨为乐趣。只有野兽和野蛮人才可能做出这些事，人类肯定不会这样做。

该文章解释，种族主义是美国人针对日本人实施暴行的根源，因为白种的美国人根本无法承认有色人种同样是人类的事实。他们只会像对待动物和商品一样看待有色人种；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美国人被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的必要袭击中所包含的种族因素激怒，因此决心将大和民族从地球上铲除。文章随后又引用了一份据称从一名被抓获的美国军官身上得到的“最高机密”文件，其中就如何对待日本战俘进行了详细说明。首先，应当猛踢日本战俘的膝关节，当他们疼得弯下身时，再踢他们的脸部，接着，用肘部重击他们的下巴，并用战靴踹其眼部。接下来，他们应当被踩死或用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毒打。这篇长文在结论中又提到了纳粹主义，毫无根据地将罗斯福与“犹太人的富豪统治”联系在一起。[21]

从这类添油加醋的宣传上，可以看出比较偏激的群体是如何向日本的大后方民众描述敌人的。在1944年11月的另一份流行杂志《日出》（Hinode）上，一组系列漫画也以图像的形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漫画以“美国人的残酷”为标题，使用了跨越两页的篇幅，将美国人描绘为盗贼、不修边幅的资本主义者和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者。为了说明美国人的嗜血本性，日本人在漫画中描绘了一场拳击比赛，拳击台的周围挤满了欢呼雀跃的女性观众。作者们还绘制了多幅漫画作为美国人种族主义的例子：一名黑人小孩儿在落水后被石头砸死；黑人在游乐园中被当作掷球游戏的靶子；还有一名黑人被头朝下倒挂着施以私刑处死。漫画系列中有一集的内容是关于美国轰炸一艘医务船的，这在战时的日本得到了大量的公众关注。此外，漫画中的信息还表明，美国人对谋杀和私刑的嗜好得到了好莱坞的推波助澜，最后，作者直言不讳地评论：“这样一个民族竟然能够在地球上表现得如此傲慢，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来说，他们还可以阅读到有关黑人在美国悲惨历史的日文版书籍。[22]

在流行的插图中，动物标记包括爪子、尖牙、动物后肢，有时还有尾巴和小犄角，然而，所有这些标记同时也意味着敌人正在从完全的野兽向半宗教化的魔鬼或恶魔转变。后一种刻板印象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在关于反对敌人的宣传中的一种主要比喻——这也是日本阵营的宣传中最接近于英美人强调的猿人特征和黄色害虫的措辞。与完全的兽性一样，这方面使用的词汇也通常很有限，而且是一些基本的词汇：英美人被描述为鬼、鬼畜、小怪物、恶魔和怪物。偶尔也会使用比较详细的描述，如“妖怪”和“多毛的、鼻子扭曲的野蛮人”，但基本形象保持不变——在面对这些邪恶力量时的本能反应也保持不变。实际上，战争爆发前，松冈洋右（Matsuoka Yōsuke）等一些人甚至宣称：“大和民族的使命是阻止人类变为魔鬼，将人类从被毁灭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并把它引向光明世界。”[23]魔鬼必须被驱除——在全面战争期间，经常有人主张将它们彻底摧毁。歼灭主义的逻辑并非只是由英国人或美国人独霸。

许多战时流行的著作与漫画都采用了这类魔鬼化他人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明显地与传统观念中模棱两可的外来者（一半是超人，一半是亚人类）有密切关系。例如，1941年春天，当美国和日本正在努力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双方争议时，美国被描述为一个善恶势力相互斗争、难分难解的国家——有一幅滑稽的漫画以拟人化的方式呈现了这种观点：在一场拳击赛中，一方是大腹便便但像天使一样可爱的罗斯福，长着一对翅膀，头上有光环，他的对手则是另外一个魔鬼一般的罗斯福，头顶长着泄露真实身份的犄角，漫画中的魔鬼罗斯福正在向天使罗斯福挥出重重的一拳。[24]

珍珠港事件爆发两个月后，日军正在像台风一样席卷东南亚地区时，日本精力最充沛的民族主义漫画家近藤日出造（Kondō Hidezō）在一幅作品中，将罗斯福和丘吉尔描画为两名神父，他们身上的衣服被头顶上飞过的日本小飞机掀起来。罗斯福暴露出和马一样的后半身，而丘吉尔则长着狐狸的尾部，这幅漫画也因此被命名为“马脚狸尾”。马脚和狸尾都是“暴露出一个人真实本性”的委婉说法。丘吉尔的衣服内衬上画着骷髅图案，而罗斯福的衣服上则装饰着美元符号，手里还拿着一个被当作匕首的十字架。同样，随后一篇关于亚洲战争历史背景的新闻报道也配上了类似的一幅漫画，美国山姆大叔被刻画为一位有着锋利指甲、尖利牙齿和一条狐狸尾巴的神父，手里正拿着一本包含了欺骗性“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theology）的“圣经”进行布道。在另一幅漫画中，罗斯福仍然被描绘为一名神父。他的衣服下面露出了一条毛茸茸的尾巴，下颚处还伸出了细小的尖牙。他站在一个在血祭坛前面堆起的武器、钱袋和锁链当中，面前摆了一堆怪诞的物品，其中有一根用蒋介石的脑袋制成的蜡烛，还有一个代表了丘吉尔的猪头。[25]

在日本向同盟国开战后不久，日本的漫画家就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将敌人描绘成魔鬼、野兽，或是必须被根除的卑鄙之人。例如，艺术家加藤悦郎（Katō Etsurō）在战争爆发后创作了一些观点非常尖锐的漫画作品，描绘了具有净化功能的日本刺刀正在清洗一个由卑劣的他人构成的世界。在他创作的一张著名的海报上，一把刀柄上刻有旭日标志的刺刀被插入暴露出野兽下半身的罗斯福的胸口。罗斯福的身后还隐约可见一个身形较小、魔鬼般的丘吉尔。海报的文字说明是：“这些卑鄙之人的死亡将意味着世界和平的诞生！”此外，《大阪小精灵》杂志1942年2月刊的全彩封面也同样出自加藤之手，描绘了一把巨大的竖立起来的刺刀将罗斯福和丘吉尔挑起来，罗斯福的手中还紧紧抓着一个已经破碎的枷锁。旁边写的口号是：“给世界和平的扰乱者以最后的致命一击！”从战争一开始，敌人的魔鬼形象就不断地通过对盟军暴行的具体申述而得到加强。例如，在1942年的最初几周，在一篇标题为“恶魔般残忍的美国守军屠杀我们被扣押的同胞”的报道中，称被困在棉兰老岛的美军用机枪扫射了大约70名受到关押的日本人。该报道还使用了大字号的副标题对“人性的敌人”进行公开指责。前文中提到的发生在1942年4月的杜立特袭击也激起了类似的对“穷凶极恶”和“魔鬼般”敌人的谴责。同时，日本还多次指控美国人故意打沉了他们的医务船。从更为直白的角度上，针对美国宣传的“每张战争债券杀死一个日本鬼子”，日本人也有类似的口号，他们宣称储蓄账户有助于杀死同盟国的魔鬼。[26]

美国人在1944年中期攻占了塞班岛后，对敌人进行魔鬼化的描述也发展到了它的最终形式。因为在那之后，日本领导人再也不可能否认，战争形势已经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生了灾难性的逆转。占领塞班岛之后，美国人不仅可以通过短波向日本本土的民众进行广播宣传，而且在不久之后即开始向日本城市发动投掷燃烧弹的空袭，并开始制定具体计划准备进攻日本本土。在这种令人绝望的背景下，日本军方正式确定了自杀式反抗的策略，并提出“一亿人组成一支特攻队”之类的口号来鼓动普通民众。日本民族神秘的“净化的自我”观念是劝诫他们坦然面对死亡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它的最根本对应物是敌人的恶魔本性。

政府正式的宣传政策也明确了这一点。1944年10月，日本内阁通过的一份指导公众舆论的政策文件称，鉴于急剧恶化的战争形势，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来煽动民众针对敌人更强烈的敌对情绪。民众必须被告知，一场殊死决战不可避免，但如果全体人民都坚守大和精神（大和魂），日本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然而，同时也有必要不断地提醒民众警惕敌人的残酷本性，尤其是敌人在当前战争中所犯的暴行。日本内阁在次年1月再次对该政策进行确认，并通过另一项新的政策告诉日本人民，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胜利，或者死亡。[27]

从1944年10月发表的一篇杂志文章中，能够生动形象地看到日本媒体在美国占领塞班岛后使用的一些措辞，标志着英美敌人已彻底发展为“恶魔般的他人”。文章的标题是“为西方的野蛮人命名”，插图中有一个佩戴骷髅项链的怪物正在从头上摘下面具，面具上画的是微笑着的罗斯福模样。这篇文章中采用了流行的遣词造句方式：

美国敌人在征服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正打算对我们发起进攻，这一点逐渐变得明朗。当野兽的呼吸和气味逼近时，在这里描述一下这个魔鬼的特征也许会有一些用处。

我们的祖先从很早以前就将他们称为惠比寿或野人，并将最早到达我们国家的西方人命名为南蛮。在先前日本人充满敌意的眼中，他们是“红毛番”和“多毛的人”，并被看作像外国的玉米穗一样不值钱。我们在当今时代也应当表现出同等的精神。既然美国人的野蛮部落是一些来自西方的披着人皮的魔鬼，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塞班鬼，或西蛮鬼。（塞班鬼是双关语，同时也暗示这些魔鬼来自塞班岛。）

该杂志还在“魔鬼般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专题下，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大型漫画：罗斯福和丘吉尔被描绘为喝醉的怪物，在白雪皑皑的富士山背景下痛饮。日本人该怎样来应对这种恶魔的威胁呢？答案是杀光所有敌人。“打败和杀死这些已经失去人性的动物！”，漫画中大声疾呼，“这是上天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赋予大和民族的伟大使命！”这篇图文并茂的专题占了两页篇幅，接下来是对敌人的真实面目进行的反复说明：美国白种人对黑人实施的恐怖私刑，白人将有色人种普遍视为“应当像驯养的家畜一样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种族”，以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还有基本上相当于“适者生存”的哲学，认为大鱼吃小鱼是合理的。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敌人在物质上获得了发展，但他们却没有道德或真正的信仰，而这一切都不能再容忍了。“我们也许暂时地让他们在太平洋地区胡闹”，这篇檄文的结论是，“但这个神圣国家三千年的高贵血统决不允许这些野兽无限度地猖狂下去。”[28]

在这篇文章出现的时候，“魔鬼般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和“美国魔鬼”已经牢固地成了日本人的日常战争词语；同时，一个净化和神圣的家园也与受到野兽和魔鬼般外来人破坏后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净化、污染、玷污、兽性和鬼神等词汇被完全地融合为一体。教室中也张贴了海报，鼓动学生们“杀死美国恶魔”。1927年，作为一种善意的姿态，美国的慈善机构曾赠送给日本学校大约12000个蓝眼睛的玩偶；1943年，日本关于如何处置这些玩偶展开了一场讨论，这为学生们参与到摧毁敌人的仪式中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最后，几乎所有的玩偶都被销毁了。[29]在这种背景下，塞班岛战役之后的宣传攻势导致了狂热情绪高涨。而关于净化的自我和魔鬼般的他者的措辞则成了难以避免的屠杀景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还有无数像这样的阐述。例如，在一篇关于1944年最后几个月在菲律宾进行战斗的有代表性的杂志文章中，将美国人描述为既是野兽又是魔鬼，宣称“他们中越多的人被送到地狱，世界就会变得越干净”。美国在1945年1月对日本本土的空袭被称为野兽的攻击，“污染”了供奉太阳女神的伊势神宫所在的大地。日本首相小矶国昭（Koiso Kuniaki）也同样谴责了“粗鄙的野蛮人”在1945年3月的空袭“污染”了皇宫（Imperial Palace）。向日本城市投掷燃烧弹的策略最早在3月份对东京的空袭时开始实施，这自然被看作是敌人“非人性”的确凿证据。同月，政府赞助的新闻影片将硫磺岛（超过20000名日本人和6000名美国人最后战死在这里）描述为“一个适合于屠杀美国恶魔的地方”。消灭邪恶就需要其他人大规模的死亡，正如净化自我就需要接受大规模自杀一样。[30]

在充满绝望情绪的战争最后一年，日本宣传中的敌意和狡辩在《日出》杂志上有代表性地充分体现出来。《日出》是一份目标读者为受过不是那么良好教育的日本人的月刊（每个日本汉字旁都标注了假名，告诉读者如何发音）。1944年11月号的《日出》杂志在首页虔诚地刊登了有关“神圣土地”的内容，接着用一整页刊登了著名艺术家伊东深水（Itō Shinsui）创作的绘画作品，画中描述了面容安详的妇女和儿童在“马里亚纳群岛”的一处悬崖边（从图中显然看出是塞班岛）进行祈祷，随后投海自杀，而不是等敌人到了后束手就擒。接下来的两页篇幅上画了站在浮出水面的潜水艇中的美国士兵，正在狂笑着拿枪扫射一艘失事船只上的日本人。这幅画的配诗借用了一首著名的中国诗句，大意是，敌对的两方不可能在同一个天空下共存（不共戴天是此仇）。另外还有一大幅漫画，描画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筋疲力尽但意志坚定的日本兵，并在配诗中提到了尽管他们以草根、树叶甚至泥土果腹，但仍然保持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像神灵一样坚持不懈。

《日出》杂志上的漫画将美国人描绘为贪求海外土地并在国内实施种族主义暴行的匪徒。在其中的一幅惊人的漫画中，一名美国暴徒正在试图用套索套住富士山，但他被一把代表着“神圣的日本国家”的正义刺刀刺中了臀部。在杂志的专题报道中，有一篇是关于在5名日本人之间进行的一场圆桌讨论，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讨论了美国人在人道主义和正当程序的面具下实施的各种形式的野蛮行为。在他们提到的诸多行为中，包括美国兵有时会砍下日本俘虏的鼻子，弄瞎他们的眼睛，或是对他们进行阉割；讨论者还将这些行为与美国人以前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联系起来。这部分内容的配图之一是《生活》杂志上刊登的一张照片，图上的年轻女子收到了她的未婚夫从战场上寄回的日本士兵头骨。另一幅插图则是一张英文卡片的复制品，看上去就像是鼓动人们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广告。卡片采用了“狩猎日本人的许可证”的形式，宣布对敌人的“打猎季节”来到了，并承诺将有“免费的弹药和装备——而且支付薪酬！”日本读者被告知，在美国的每个城市都能见到这些宣传品，这足以说明，日本人在美国人的眼中只是动物而已。同一期杂志中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内容是对两名妇女的采访——其中一名是塞班岛的居民，另一位则是随军到海外充当“慰安妇”的舞女。她们两位都曾有过所乘轮船被美军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的经历。第一名妇女讲述了当船被击沉后，美国的潜水艇围成一圈，将幸存者困在中间，然后狞笑着的船员向幸存者们开枪射击。正是从她的故事中受到启迪，该杂志才以对公海上暴行的描绘作为开场白。这名妇女是这件事中的唯一幸存者，她回忆了当潜水艇逼近时，她的妹妹哭喊着找妈妈，别人对她说：“那只船上有可怕的魔鬼，所以假装死人就好了。”不久之后，当他们仍在海上的时候，小妹妹在姐姐的怀中不幸地去世了。[31]

由于净化的自我和魔鬼般的他者是非常对立的两个极端，使得很多辩论者与艺术家的工作变得非常简单。例如，在漫画中，经常以高度理想化的非人类符号代表日本，如能够洗涤罪恶的太阳或代表正义的刀剑（或是更经常使用的刺刀）。[32]作为对比，英美敌人通常采用鬼的形式，从很早的时候日本民间传说中就有广为人知的一种巨大的、头上长角的动物，它的名称有多种英文翻译，如“魔鬼”“怪物”“恶魔”或“魔王”。“鬼”是对魔鬼化他人的一种最直白的图像表现，“魔鬼般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与“美国魔鬼”中的语言攻击也是绝对明确的：这两个流行的词语的日语写法中都有“鬼”这个字（尽管在日语中的读音不尽相同）。

然而，即使就“鬼”这个词本身而言，它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动物，因为按照传统的民间说法，它据称同时具有“仁慈的、守护的一面，以及恶魔般的另一面”。事实上，它最经常与暴力和破坏联系在一起，作为和恶魔一样的施虐者出现在佛教的地狱中。但同时，“鬼”也能够被制服，并被转变为自己的一方。12世纪的《今昔物语集》（Konjaku Monogatari）是日本最早的一部优秀民间故事集，在故事集中对此类事件进行了叙述；而魔鬼身上的这些潜在的积极方面也反映在日本的某些当地节日上，会有人装扮成“鬼”的样子行进在节日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为的是驱赶邪恶的影响。在这方面，“鬼”类似于日本民间信仰中模棱两可的陌生人，它拥有的力量既可以作恶，也可能用于造福。

事实上，上文提到的1944年年底出版的《日出》杂志，就包含了这种顽固观念的一个惊人实例。当盟军进攻的阴影逼近日本时，甚至日本的流行媒体也坦率地报道，他们的英勇战士正在以草根和泥土为食。这时，有必要使用一些更引人注目的形象，描述日本军队顽强不屈的抵抗。《日出》在一个生动的古老概念上发现了这种形象，即“护国之鬼”；11月号杂志上也因此发表了一篇关于被称为“鬼神”的日本军人的专题报道。这一形象与这里所说的魔鬼般的敌人并无冲突，因为有时一种可怕的力量被视为成就伟大事业的必需条件，显然，没有比现在更危急的时刻了。然而，当回顾这种自我认定的鬼神形象时，它显示出这些年某些重要形象是多么丰富、微妙并且有极强的适应能力。顺便提一下，当日本人投降后，正是美国人又变成了日本这个国家的保护者。[33]

作为战争时期代表美国人和英国敌人的一个流行符号，“鬼”的暴力与邪恶本性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然而，“鬼”被平定或驯服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战时的图像资料本身也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鬼的变形，表明了这些魔鬼般的敌人是能够被制服的，甚至可以被转变为和蔼可亲的怪物，而不是被斩尽杀绝。这些变形的其中一种可以被称为“桃太郎模式”，这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著名一个人物。其他变形则为明显的魔鬼形象安上了人类的面孔。

桃太郎的故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日本民间传说。它讲述了一对老夫妇发现了一个漂浮在河上的大桃，从里面蹦出了一个神奇的小男孩。当桃太郎长大后，他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不久之后，他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将日本从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的威胁中解救出来的重任；这个威胁就是住在一座远方岛屿上、经常对人类进行侵扰的魔鬼。桃太郎在行使自己的神圣使命时身穿武士服装，额头系了一根白色的头带。他年迈的父母为他制作了“全日本最好吃的糯米团子”——还有一些版本说是天下第一的糯米团子，能够帮助他增强自己的体力。

在桃太郎前往魔鬼岛的途中，他依次遇到了狗、猴子和雉鸡——每只动物都问他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在桃太郎给它们一只糯米团子后，它们都自愿作为仆人追随桃太郎。他们越过海洋，来到了魔鬼的城堡，三名随从都用自己擅长的技能帮助了桃太郎。雉鸡飞到城堡的上空，向大家报告魔鬼的情况；猴子爬过城墙，从里面打开城门。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狗和猴子在敌人中间跑来跑去、又抓又咬地分散他们的精力，而雉鸡则猛冲下来啄他们的脸。最后，桃太郎制服了魔鬼，这些胜利者们带着满满一车的珠宝返回日本。狗和雉鸡在前面拉车，猴子从后面推车。作为一个征服敌人的英雄，桃太郎当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所有的日本青少年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事实上，桃太郎的故事被日本文部省编入了从1941年2月到1945年9月的小学语文基本教材中，并配有彩色插图。和其他所有口述的传说一样，关于桃太郎的故事也出现了几个不同的版本。日本著名的民俗学者柳田国男（Yanagita Kunio）在战争期间出版了一本关于桃太郎的500多页的著作，从其中一点可以看出围绕着这个主题有着引人入胜的丰富内容。在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中，最令人好奇的细节之一是它的结尾：那些魔鬼最后怎么样了？在有的版本中，桃太郎用日本刀把它们全杀光了；另一些版本中，他把首领以外的鬼都杀死了；还有一些版本说，桃太郎没有杀掉任何一个魔鬼，而是迫使它们投降，并保证从此改邪归正。学校课本中的官方版本是这些方案中最温和的一种。在桃太郎打败了魔鬼的首领之后，众鬼承诺“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危害百姓或者偷抢东西了”，然后桃太郎就放了他们（尽管夺走了他们的珠宝）。[34]

这本来只是理解日本人在二战期间态度的一个次要关注点，但桃太郎的形象已经以某种方式反复不断地融入了战争时期的活动。在最简单的层面上，日本教育者希望勇敢的桃太郎成为日本年轻人的一个典范——年轻、精力充沛、积极向上，同时又具有征服邪恶势力、实现正义的坚定决心。（教育者们甚至对这样的一位纯洁的灵魂典范是否应该带着战利品回来存有争议。）一方面，桃太郎的出身神圣，这使他成为日本及日本人的一个完美象征；正如民俗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被认为是日本传统神道教中所说的“观人神”：以人类形象显现的一个神。另一方面，他的养父母都是典型的人类，他对他们体现出温馨的亲情和孝道。然而，这些教诲远远超出了学校教材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日本小学生受众群的理解水平，因为桃太郎打败魔鬼的故事已经成了一个极为吸引人的寓言，预示着日本将战胜恶魔一样的英美敌人。

桃太郎的形象出现在很多战时漫画和杂志上，并被制作为适合于所有年龄组的动画片。他的故事被收录于分发给军人的书籍中，还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一个典型例子是发表在1942年成人杂志《漫画》上的一幅单张的桃太郎漫画，描绘了桃太郎与他的3名仆人击退魔鬼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故事。画中的小狗高高举起一面鼓吹建立东亚共荣圈的旗帜，而桃太郎身上的袍褂则印有“世界第一”（Sekai Ichi）的字样。这是对古老的民间传说最简单象征意义的一种完美表达：神圣的日本及其他较低等级的亚洲追随者将白种人的帝国主义者驱逐出去，然后确立了他们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印度尼西亚，桃太郎的故事在改编后被搬上当地的青年剧场，颂扬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日本英雄再次率领着其他亚洲人赶跑了魔鬼般的欧洲人和美国人。[35]

桃太郎作为一名现代战争英雄的首次登场，是在发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名为《桃太郎空中冒险记》（Momotaro of the Sky）的动画短片中，他在影片中与他的3名仆人保卫了很多地方，其中包括保护南极岛上的企鹅居民免受一只邪恶的老鹰攻击。1942年和1945年，桃太郎再次回归银屏，在日本电影行业的两部先驱影片中向美国人和英国人发起挑战。1942年接近年底时，艺术映画社电影公司发行了《桃太郎之海鹰》（Momotaro and the Eagles），这部动画片时长半小时，是日本的第一部全本故事动画。在这部影片中，桃太郎与他的3名仆人驾驶飞机、操控机关枪，而影片中的“魔鬼之岛”则是指夏威夷。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日本又放映了一部由著名的松竹动画（Shōchiku）与日本海军省联合制作的更加野心勃勃的影片。这部自1944年下半年开始制作的电影名称为《桃太郎——海之神兵》（Momotaro—Divine Troops of the Ocean），1945年4月正式发行。[36]

在这部首创的、长达74分钟的动画片中，桃太郎和他的随从被刻画为预言中“来自东方领土的神兵”，命中注定要将亚洲南部人民从敌人和压迫者的魔爪中解放出来。无论从通俗易懂的层面，还是从微妙的象征意义上看，影片都很吸引人：桃太郎是一名伟大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日本的精华所在，他年轻，脸庞圆润，坚定而富有爱心，而且绝对地无可置疑。他的几位被人们熟知的仆人代表了日本的军人：一些可爱、衣着考究、纪律严明的动物（除了原故事中的狗、猴子、雉鸡，还有熊），每个动物都执行明确的军事任务。亚洲南部的人民在这部影片中被刻画为简单、善良，但又难以管教并通常衣不蔽体的野兽（狒狒和长鼻猴、鹿、虎、豹、大象、犀牛、袋鼠等）。这些丛林中和原野上的动物从事体力劳动和学习日语，而桃太郎及其完全值得信赖的飞行员则执行侦察敌人的任务，做好准备进行战斗。

根据日本战时影片的惯例（以及日本社会普遍对自我的关注），这部动画片的关注点也放在了自身性格中积极的一面，直到影片最后，才涉及与敌人之间的战斗，之前甚至都没有提到他们。当敌人最终出现时，这些身材瘦长、面色苍白、貌似人类的物种很快暴露出魔鬼的犄角。他们讲着，或是结结巴巴地嘀咕着英式英语，而影片的字幕上则打出晦涩难懂的日文。降落在敌人堡垒中的一位神兵用刺刀把一名敌人士兵挑起来，还有几个敌人被子弹打倒。桃太郎对敌人说，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无条件投降，要么被杀死。于是，剩下的敌人都绝望地投降了，他们的首领也彻底屈服。在最后的几个画面中，这些神兵留在日本的孩子或弟弟妹妹为了庆祝他们的伟大胜利，自己也玩起跳伞的游戏 ——他们从树上跳下来，降落到一个在泥土上画出的美国的轮廓上。

《桃太郎——海之神兵》原本计划成为整个战争期间的一项重要宣传工作。这部影片的制作与发行都是在战争的后期，这使它更加不同寻常；因为尽管日本人的确在1942年时要求英国人在新加坡、美国人在菲律宾无条件投降，但1945年4月时的局势看起来似乎已不再适合强调宣布入侵美国的这个主题了。该影片本身是非常浪漫的；而它对影片制作时的现实战争局势的健忘，则反映出当时的日本人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神话和幻想的世界中。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桃太郎的形象才更加地深入人心。与美国陆军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制作的影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一样，松竹动画与帝国海军在这部动画片中也汇集了关于他们自己和敌人的许多假想，这些假想随着战争的进展而逐渐成为关注重点。除了善与恶交锋的明显主题，影片还宣传了大和民族的神圣起源以及正义使命；所有善良日本人的“合适位置”与天神授予他们的任务；亚洲其他文明程度较低民族的低等地位和奴性职能；以及白种敌人的恶魔与怯懦本性。

然而，将这些民俗中的元素适应于战争形势的努力并未就此打住，因为桃太郎和恶魔般的他者都不是严格不变的符号。我们已经看到，将敌人描绘为魔鬼、恶魔或怪物在日本激起了歼灭主义观点，这与西方的“狩猎”或“消灭害虫”的比喻类似。但正如官方教材中的桃太郎故事那样，1945年的影片也同样描绘了一幅不太血腥的画面：桃太郎最后同恶魔敌人达成了协议。事实上，这部动画片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桃太郎与他的白种人对手都被描绘为人类形象。尽管后者具有卑躬屈膝的形态和魔鬼的犄角，并且由于使用了魔鬼的英文名称来命名他们占领的地区，从而玷污了这些地区的地图（怪物岛，魔鬼湖，魔鬼海峡等），但在这样的描绘下，他们显然不是彻头彻尾的魔鬼。因此，在这部影片中，桃太郎和白种人作为相互对立的两方，同样都是既具超自然能力，又具有人类的特质；就这一点而言，二者实际上要比乍看上去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典型的桃太郎和魔鬼形象所共有的人类特质在日本艺术家创作的大量漫画作品中得到了强调，这代表着对自我与他者极端对立观点的一种重要替代方案。这也相当于对桃太郎人物形象的人性化和自然化处理：一方面，日本国家和日本人被刻画为一个年轻、富有活力、但未必是天生优越的形象；另一方面，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被描绘为具有人类面孔的魔鬼。接下来，这个具有人类面孔的魔鬼也通常被描述为一个邪恶而普通的人类，它的行为也许有些残暴和“非人性”，但它的本性不一定天生如此。这种对桃太郎与魔鬼最初的两极对立关系的象征性割裂，虽然在当时并未得到明确认可或承认，但却帮助奠定了一个基础：一旦日本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就可以摒弃纯洁的自我和彻底邪恶的他人这种两极相对的刻板印象；因为双方的冲突事实上已经回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这种对于本质平等的暗示，尽管非常隐蔽，但在西方人关于对日战争的描述中几乎完全看不到。

这种适应新形势的桃太郎形象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年轻活力的召唤。的确，日本的许多宣传和教导都试图从古代和旧文本中发掘英雄人物和名言警句，以唤起人们意识到日本独特且永恒的美德。西方人将日本描述为一个在本质上是原始的国家，这是他们抓住的日本战时行为特征之一，然后又将其变为己用。然而，西方人经常忽略的是，日本宣传家和辩论家投入了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精力去打造一个有活力的“新”日本形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变革和跨入新时代的观念显然是最吸引人的理想之一，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都能感受到。日本公众不仅频频听到有关国内新政治架构和新经济结构的宏伟愿景，而且还有关于亚洲乃至全世界新秩序的构想；他们沉浸于一种文化氛围中，无数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熟悉的事物都被冠以“新”（日语是shin或shinkō）这个前缀，例如新诗、新摄影、新剧场、新财团、新官僚，甚至是新男人和新女性。[37]这些影响来自许多方面，包括思想意识中的左派，他们尤其经常在文化领域对国家正统的观念产生异议。不过，总体而言，“崭新的开始”作为理想被人们广泛接受。在这种背景下，桃太郎类型的人物在亚洲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成为日本和日本人的一个流行符号，也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他是一个人们熟悉而且感觉亲切的人物，从古代就一直被视为日本所独有的形象。同时，他也明确地与年轻、活力和新时代的希望联系在一起。

这种适应新形势的桃太郎形象也很容易辨认：一个面带稚气的少年或年轻人，身材挺拔，目光坚定，通常系着一条上面有旭日标志的束发带。他的美好形象经常出现在儿童和成人杂志的封面或战时的海报上，并通过摄影师的视角，转化为令人感动和带有悲情主义的神风特攻队的年轻飞行员，这些小伙子们系上束发带，准备出发完成自己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伟大任务。在漫画中，桃太郎的形象以几种不同的角色和装扮出场。他有时是面目清爽的亚洲解放者；有时也会在像拳击比赛这类纯粹人与人的对决中挑战英美敌人——证明了一个干净整洁、年轻的人物对一个年老体弱的对手所具有的优势。[38]此外，桃太郎的形象有时还代表存在于每个日本人内心中的良好自我，但这个良好的自我正在与魔鬼的诱惑进行斗争。

当然，在最后一种描绘中，不仅对桃太郎的形象进行了内在化的处理，而且对恶魔般的他者也做出了最负面的刻画。就像西方人自从中世纪起就开始苦苦思索的“内在的野人”一样，日本人有时也认识到，来自外部的恶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和冲动的投影。在战争年间，这基本上被解释为由于西方的影响，或是被缺乏约束的、放纵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所吸引。例如，1943年中期，政府资助的一份主流幽默杂志刊登了一组漫画，漫画以一种轻松而友善的方式描绘了这种内在的斗争。漫画用一个斜睨着眼睛的罗斯福形象，代表一位受到诱惑、想要逃班去钓鱼的工人，在他的心脏部位画了代表魔鬼的小犄角；工作后畅饮一番的诱惑则以丘吉尔的模样呈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同样居住在这名工人内心世界的桃太郎则代表了心理冲动中好的一面——一个年轻、肌肉强健的人物，头上不仅系着人们熟悉的、带有旭日标志的束发带，而且还长了一对天使的翅膀。[39]

事实上，这幅连环漫画中长着犄角的罗斯福形象是相当典型的。它以讥讽的方式描绘了一个有人类面孔的魔鬼，事实上，这张面孔还很容易辨识。这与日本的西方敌人所创作的战争艺术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西方人通常将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进行攻击，而不是仅仅谴责他们的领导人；而且，日本人也通常被描述为彻头彻尾的野兽，或是荒谬的、失去人性的人类。相比之下，日本人在描绘恶魔般的他人时，则往往会融入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身体特征，从而保留了一些人类的特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赋予了敌人某些个性和人性的意识，无论这种意识有多么微弱。在某种程度上，这类魔鬼研究的通俗图像，也同样有助于日本人将敌人的魔鬼本性与他们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

以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方式，这些长着人类面孔的魔鬼与日本人对敌人的另一大类描绘融为一体，即将敌人直接描述为卑鄙、堕落或具有恶魔冲动的人类。从这个角度看，敌人至少可以被视为人类，尽管毫无疑问地不属于“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战争时期日本人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播放过英语广播宣传节目，通过仔细对这些节目进行认真的研究发现，日本人有一套用于描述美国人的词汇，其中最喜欢使用的辱骂词语包括“邪恶的”和“恶魔的”，然而，还远远不止这些。其他用来形容美国人可憎性格的词语还有：唯利是图、邪恶、无耻、虚荣、傲慢、爱好奢侈、软弱、令人恶心、肤浅、颓废、褊狭、未开化和野蛮。[40]

漫画家们再一次对这些性格特点感到兴致勃勃；从整体上看，日本漫画家在战争期间对敌人的描绘要比他们的西方同行们更加多样化，少了一些种族优越感和文化局限性，而且通常更诙谐、更具艺术复杂性。例如，他们有很多作品的主题与西方人的精神错乱和狂妄自大有关，而这些论点经常使用西方历史中的人物进行支持：如将罗斯福和丘吉尔比喻为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或是拿破仑的加大版和缩小版。酗酒和堕落也是受欢迎的主题，代表了西方颓废的享乐主义和软弱性格。此外，还通过生动形象的图像，把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亚洲人的殖民压迫与在共荣圈里即将获得的解放进行对比。日本艺术家们还喜欢以西方人历史上的军事远征为主题，如按时间顺序排列绘制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列车”。[41]

这些面向大众的图像还包含了比一般人通常认为的更为邪恶的反犹太人、反基督教情绪。特别是战争刚开始的几年中，似乎出现了一波反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而这只能被解释为对纳粹教条的愚忠。甚至连才华横溢的插图画家小野佐世男也加入了这些反对犹太人的集体声音。[42] 反基督教的情绪以多种形式出现。例如，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僧侣形象被剥去法衣，暴露出魔鬼和魔术师的原形。圣母哀子像被改编为讥讽政治徒劳的寓言（尽管比较复杂），其中用罗斯福代表圣母玛利亚，丘吉尔是被杀死的耶稣，而蒋介石则成了一名悲伤的追随者。十字架在画中也做了变形，成为一把鲜血淋淋的匕首，或是作为坟墓上的标志，被视为死亡的符号。在与美国的战争进行了几个月后，政府主办的漫画杂志上发表了一幅异常辛辣的漫画，将钉有罗斯福的十字架与日文汉字中的“美国”这个词的写法（米国）结合起来，作为对美国的一种新诠释。[43]

在对敌人的描述方面，图像要比言语更有说服力的最后一种体现就是，将英国人和美国人刻画为年老体衰的形象。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仅再次回到了作为年轻的日本英雄代表的桃太郎身上，而且这类模棱两可的象征意义也变得更加明朗。无论敌人是以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是以山姆大叔和约翰牛的形象（他们之间的界线经常比较模糊）拟人化地呈现出来，在崭新的日本和新兴全球秩序面前，他们显然都代表着老旧的、正在走下坡路的力量。他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等待着日益强大的轴心国列强给予他们致命的一击。

当然，这个最后一击永远也没有到来。在1945年之后保持不变的是，英美列强继续代表着老牌帝国，而日本则代表了比较年轻的现代化国家形象，然而，这个年轻的国家正在受到严惩，并被重新打回原先的地位。一旦日本人接受了失败的事实，他们将仍然回归到国际关系的熟悉模式：年轻国家服从于老牌帝国，并以更谦逊和传统的方式重新定义它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合适位置”。

尽管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方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所有层级的日本人仍然听任自己受到误导，相信那些对自身实力以及敌人所谓弱点的扭曲看法。他们夸大了自己的社会凝聚力和假想中独特的精神与道德品质，同时也完全低估了对手的物质实力和道德意志。

这一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几年中尤为显著。偷袭停泊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并不是一个草率做出的决定，而一旦决定采取行动后日本人如果不控制南方地区就将无法存活下去的观点也并非不合理。然而，正如迈克尔·巴恩哈特（Michael Barnhart）等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在战争开始阶段制定了绝妙的军事作战计划，但由于日本人令人惊讶地缺乏心理和经济方面的详细情报分析，使这个计划的效果大打折扣。在1940年之前，日本的帝国陆军事实上在情报收集时完全忽视了美国和英国，而是更关注中国和苏联；日本的陆军学校甚至没有开设英文课程。在发动战争之前，帝国海军和其他一些关键政府机构都没有对美国的生产能力进行全面调查。而且，由于偷袭珍珠港是一次绝密行动，海军情报机关甚至没有参与计划过程（该计划由作战部门制定），因此，对突袭可能造成的心理影响也没有进行认真评估。正如前文指出，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原本希望这次袭击能够挫败美国人的士气，并彻底摧毁他们进行反击的意志。[44]

这种轻率的假设所反映出来的傲慢和愚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1941年12月前针对日本人的态度完全一样；同样地，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也是基于倨傲的种族和文化成见。简而言之，西方人被假定为自私自利和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他们不可能被动员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参加长期作战。毕竟，日本的政论家和军国主义者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抨击所有的“西方”价值观，理由是这些价值观会削弱国家的实力和集体意志。更具体地说，他们假定英国将会被德国打败，而美国的战争努力将受到下列任何一种当代美国社会所特有的削弱力量破坏：孤立主义情绪、劳资争议、种族矛盾、政治派系、资本家或“财团”谋取暴利等等。对目标敌人“国民性”的这种简单化印象在最实际的层面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在这里只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海军战略家假定，美国人过于软弱，无法忍受长期潜水艇职责带来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压力，因此，日本从未发展有效的反潜艇战备能力——考虑到后来在对日消耗战中潜水艇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失误。[45]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半年或更长一段时期里，敌人的软弱形象似乎得到了验证。数量庞大的英军在新加坡没有进行太多抵抗就向日军投降了，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而在巴丹投降的美菲联军人数也比日本人预计的多一倍。（他们预计有4万名战俘，或许更少，但实际上共有约7.8万人投降。）日军的伤亡人数很少，他们的兴奋感也因此得到了无限的膨胀。对于西方盟国来说，这几个月意味着耻辱的失败，同时也导致了关于日本超人的神话；对日本人而言，这几个月则代表了辉煌的胜利，并永久性地证实了他们具有先天优势。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日本出现了一种在战后被称为“胜利病”的现象，即一种致命的、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失败的骄傲感。即使最谨慎的军事领导人也未能免除这种幻想。例如，在中途岛决战的前夜，海军上将南云忠一（Nagumo Chūichi）的情报人员得出结论，美国人的确“缺乏战斗意志”。[46]

在战争形势开始转向不利于日本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情绪仍然继续存在。一方面，这是由于日本政府对战争局势进行了很多虚假宣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神话难以磨灭。日本人在本该更改密电码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西方人不可能破译他们的电文。在战场上，日军常常会留下一些重要文件，显然是因为他们假定西方人永远不可能看懂其中的内容。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一直都认为，他们越是表现出自己愿意赴死的意志，就越有可能说服盟军同意一个妥协的和平方案——就好像盟军的领导人可以无视公众的愤怒和偿还血债的欲望一样。

日本人在战争早期的胜利以及他们的自负，可能都来源于他们与生俱来的相信日本人是“指导种族”的观念。当然，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削弱这种信念，因为几乎所有遇到过日本的帝国军队和武装侨民的非日本人都能意识到过一点。数以万计的盟军战俘看到，当这个“指导种族”反复鼓吹宽宏大量的同时，它实际上正在实施野蛮行径。数以亿计的亚洲人也得到一个类似的教训：当日本人宣扬建立一个“新秩序”，并让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时，它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人民的合适位置应当处于日本人的之下。这种做法不仅符合日本政论家的观点和大众文化典范，而且也遵循了官方政策的一贯原则。一旦欧洲和美国的魔鬼被驱逐出亚洲，日本人就会取而代之，成为命中注定的新霸主。

[1] Masao Yamaguchi，“Kingship，Theatricality，and Marginal Reality in Japan，”收录于Ravindra K. Jain编著，Text and Context：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radition（1977：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第151—179页；这句话的引用在第152页。另参见Yamaguchi Masao，Bunka to Ryōgisei [The Double Meaning of Culture]（1975：Iwanami Shoten），尤其第80—83页；Teigo Yoshida，“The Stranger As God：The Place of the Outsider in Japanese Folk Religion，” Ethnology 20.2（April 1981）：第87—99页。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在《现代日本的病症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Illness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Japan：An Anthropological View，1984：剑桥大学出版社）中也对这种“内部-外部”之间的联系以及纯洁与玷污的概念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在第二章。参见Emiko Ohnuki-Tierney，Illness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Japan：An Anthropological View（198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尤其在第二章。

[2] 关于日本人对灵魂的看法，参见Robert Smith，Ancestor Worship in Contemporary Japan（1974：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尤其是第二章。除了“访问神”（marebito）和“御魂”（goryō），古时候强大而模棱两可的神灵还被称为araburukamiy和chihayaburukami等；参见Wakamori Tarō，Shōmin no Seishin Shi [History of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People]（1965：Kawade Shobo），第171—173页。

[3] 所有关于日本的正式通史和社会文化研究中都对这些阶层划分和内部-外部关系进行了探讨。

[4] 关于贱民——在日本历史上也被称为非人（hinin）、秽多（eta）和部落民（burakumin）——参见Shigeaki Ninomiya，“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Development，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ta in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Social Classes in Japa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2nd ser.，10（December 1933）：第47—154页；Keiji Nagahara，“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Eta-Hinin，”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5.2（1979）：第385—403页；George De Vos and Hiroshi Wagatsuma，Japan’s Invisible Race：Caste in Culture and Personality（196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 Yamaguchi in Jain，第164页；Ohnuki-Tierney，第43—50页。

[6] 吾妻洋（Wagatsuma Hiroshi）用日文和英文就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撰写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著作。日文著作有：Wagatsuma Hiroshi and Yoneyama Toshinao，Henkan no Kōzō：Nihonjin no finshukan [The Structure of Prejudice：Japanese Perceptions of Race]（1967：NHK Books #55）.吾妻洋教授的英文著作包括：“The Social Perception of Skin Color in Japan，”Daedalus，Spring 1967，第407—443页，以及一篇很有用的概述“Foreigners，attitude toward” in the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1983：Kodansha），2：第311—113页。在后面的讨论中，读者应意识到，日本人认为外来者不仅具有低级和危险的特质，而且还可能有超自然的能力，这种观点类似于西方人对包括东方人在内的其他人的看法，认为他们的低级品质中混杂了吸引人和不吉利的“精神上的”、性欲的、智力的或体力上的力量。

[7] John O. Gauntlett译，Robert K. Hall编著，Kokutai no Hongi：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Entity of Japan（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第74页。关于惠比寿（Ebisu），参见Yoshida，“The Stranger as God，”90—94；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2：143［其中的惠比寿（Ebisu）被视为一个访问神（marebito）］。

[8] 除了吉田祯吾（Yoshida）之外，另参见George Elison，Deus Destroyed：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m Japan（197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尤其是第144、214—216、450—451页。

[9] Elison，第125、232—233、321、457页。这部有趣的专著中还包含了对1639年的这本书的翻译。天狗（tengu）是日本民间传说中另外一种兼具有害和有益力量的经典物种。

[10] Elison，第215、450页；Yoshida，第89页。

[11] Donald Keene，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1720—1830，再版（196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第七章，尤其是第170页；Wagatsuma，“The Social Perception of Skin Color in Japan，”第438页。Ryusaku Tsunoda等著，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1958：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参见Hirata Atsutane（第540—551页）的节选，又参见Sato Nobuhiro（第575—578页）和Aizawa Seishisai（第595—603页）关于日本人优越性的讨论。

[12] Elison，第450页（注释5）；第496页。

[13] Tsunoda，第595—596页。

[14] Mainichi Shimbunsha编，Showa Ryūkōka Shi：Bessatsu—Ichiokunin no Sh ōwa Shi [History of Popular Songs of the Shōwa Period—Special Volume of “History of th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of the Shōwa Period”]（1979：Mainichi Shimbunsha），第137页；Mainichi Shimbusha编，Nihon News Eiga Shi：Bessatsu—Ichiokunin no Shōwa Shi [History of Japanese Newsreels—Special Volume of “History of th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of the Shōwa Period”]（1977：Mainichi Shimbunsha），第487页。Komota Nobuo等编，Nihon Ryūkoka Shi [History of Japanese Popular Songs]（1970：Shakai Shisūsha），第336页。

[15] 参见Manga，January 1942，第16、40页；April 1942，第18—19页；May 1942，第16、23页；October 1942，第3页；February 1943，第4页；也参见Osaka Puck，January 1942，第15页；September-October 1942，封面。

[16] Osaka Puck，February 1942，第8、15页；出处同上，July 1942，第12页；Manga，July 1942，第8页；Osaka Puck，February 1942，第20页；Manga，September 1944，第21页；Osaka Puck，July 1942，第13页，Willard Price著，Japan and the Son of Heaven（1945：Duell，Sloan，& Pearce），第11、86页。

[17] Kiyosawa Kiyoshi，Ankoku Nikki [Diary of Darkness]（1954：Tōyū Keizai Shimpōsha），第13页。另外一个关于“米利坚”（Mei-ri-ken）的视觉双关语是“米利狗”（rice-profit dog）；参见Ben-Ami Shillony著，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1981：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204页。Shillony的研究将有关日本战时场景的很多有用信息汇聚在一起；尤其是第6章关于“东方与西方的对比”。Otto D. Tolischus编著，Through Japanese Eyes（1945：Reynal & Hitchcock），第152页；参见Manga，June 1944，第5页。

[18] Osaka Puck，June 1942，第8页。另参见Shimizu Isao编，Taiheiyō Sensoki Manga [Cartoons of the Pacific War Period]（1971：Bijutsu Dōjinsha），第10页，其中也有一幅把蒋介石刻画为猿人，旁边是以人类形象描绘的罗斯福、丘吉尔和荷兰。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会罕见并随机地以猿人形象出现，参见Osaka Puck，December 1942，封面；Manga，March 1944，第18页；Manga，April 1942，第24页；以及Shimizu，第35页。

[19] Manga，May 1982，第28页；Manga，March 1943，第32页；出处同上，January 1942，第22—23页。

[20] Asahi Shimbun编，The Pacific Rivals：A Japanese View of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72： Weatherhill/Asahi；最初以“Nihon to Amerika”的标题于1971年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第106页。L.D. Meo，Japan’s Radio War on Australia，1941—1945（1968：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第111页。关于日本汉字（ideographs）的变化，参见Japan Times and Advertiser，October 1，1942；Shillony，第145页。不过，之后使用更“野兽化”的日本汉字来描述英美敌人的做法不是很常见。此外，出于偶然，用来指代德国的标准日本文字（独国）中已经包含了同样的“野兽”部首。

[21] Ryūdō Shuppansha编，Fukurokuban Shōwa Daizasshi：Senchūhen [Reproductions from Major Shōwa Magazines：Wartime]（1978：Ryūdō Shuppansha），第282—292页；这篇文章发表在1944年12月，但没有提供来源。

[22] Ryūdō Shuppansha，Fukurokuban，第232—233页；参见Manga，October 1944，在第3—5页中关于轰炸“布宜诺斯艾利斯号”医务船的描述，以及Manga，October 1943，第6页对同一事件的叙述。战时日本进行的美国种族问题研究包括，Kawamura Tadao，Beikoku Kokujin no Kenkyū [A Study of the American Negro]（1943：Fuji Shoten）；Inahara Katsuji，Amerika Minzoku Dan [On the American People]（1943：Ryūhinsha）；参见Contemporary Japan 13.1（January 1944）：第112—115页；Contemporary Japan 12.9（September 1943）：第1191—1194页。

[23] 详细阐述参见Donald Keene，“The Barren Years：Japanese War Literature，” Monumenta Nipponica 33.1（Spring 1978）：第90—91页。第一个引用出自佐藤春夫（Satō Haruo）庆祝新加坡陷落时创作的一首诗歌。他吹嘘：“在锋利的日本刀下，妖怪的头滚落下来。”火野苇平（Hino Ashihei）在1944年的诗“可笑的敌人”（Laughable Enemies）中，描绘了在太平洋战场上阵亡的盟军士兵，“一群群多毛的、鼻子扭曲的野蛮人/像白痴一样沉没和腐烂/在赤道的水域中。”关于松冈（Matsuoka），参见Shūwa Ishin（Shōwa Restoration，1938），引用于托里许斯（Tolischus）的《通过日本人的眼睛》（Through Japanese Eyes），第66页；参见出处同上，第84页。

[24] Manga，April 1941，第9页。

[25] Manga，February 1942，第18—19页；出处同上，July 1944，第16页。Shimizu，第39页；其第40页中将罗斯福和丘吉尔描画为狐狸和獾。

[26] 关于加藤悦郎（Katō Etsurō’s）的漫画，参见Osaka Puck，February 1942，封面与第19页；以及参见出处同上，December 1942，第3页；加藤的后人拒绝同意将这些漫画作品再版发行。其他资料，参见Asahi Shimbun，December 28，1941，and January 25，April 19，and October 20，1942；Kodama Kota and Kuno Takeshi，编著，Nihonshi Zuroku 4：Meiji-Gendai [Illustrated History of Japan 4：From Meiji to the Present]（1964：Yoshikawa Kobunkan），第141页；Manga，June 1943，第6、11页。

[27] Uchikawa Yoshimi编著，Gendai Shiryō 41：Masu Media Tōsei（2） [Contemporary Documents 41：Control of the Mass Media，2]（1975：Misuzu Shobo），第523—525、528—529页。

[28] Manga Nippon，October 1944，第10—11、15页。

[29] Shillony，第145—146页。

[30] Manga，July 1944，第8页，Manga，October 1944，第3-5、18页。·Asahi Shimbun，January 14，March 11，and April 24，1945（关于空袭的“非人性”本质的评论是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做出的）。关于硫磺岛（Iwo Jima），参见Mainichi Shimbunsha，Nihon News Eiga Shi，第477页。

[31] Hinode，November 1944，尤其是第2-10、20—37、50—54页。关于美国人对“狩猎日本人的许可证”的叙述，参见Time，December 22，1941，第13页。

[32] 例如，关于洗涤罪恶的太阳主题，参见Osaka Puck，July 1942，第12页，and August 1942，第35页；Manga，January 1942，第22—23页、July 1942，第8页。关于代表正义的刀（或刺刀），参见Osaka Puck，February 1942，封面，第3、19页；也参见Hinode，November 1944，第10、63页。其他关于日本的抽象描述包括单独的“上帝之手”和富士山的形象；参见Osaka Puck，December 1942，第18页；Manga，October 1944，第6页；Hinode，November 1944，第10页。

[33] 参见卡门·布莱克（Carmen Blacker）在《讲谈社日本百科全书》（Kodansha xml:lang="en-US" xmlns:xml="http://www.w3.org/XML/1998/namespace">Encyclopedia of Japan）中关于“鬼”的条目解释，6：106；the encyclopedia Daihyakka Jiten（1937：Heibonsha），4，1：169—171，特别是第170页；以及之前提到的Hinode，November 1944，第20—25页。

[34] Kaigo Tokiomi编著，Nihon Kyōkasho Taikei，Kindai-hen，Dai-8-kan：Kokugo 5 [Outline of Japanese Textbooks，Modern Period，vol. 8：Japanese Language 5]（1964：Kodansha），第348—353页. Yanagita Kunio，Momotarō no Tanjō [The Birth of Momotarō]（1944：Sanseido）。Shogo Koide，“Our Juvenile Stories，” Contemporary Japan 10.7（July 1941）：第922—930页；出处同上，第13、7-9页（July-September 1944），第817—821页。

[35] M anga，February 1942，第32页。Ariga Hiroshi，Nikki [Diary]，entry for July 30，1943，收录于日本防卫厅（Japanese Defense Agency）档案中。Anthony Reid，“Indonesia：From Brief case to Samurai Sword，”收录于Alfred W McCoy编，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Rule（1980 Yale University，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no. 22），第24页；在印度尼西亚的版本中，桃大郎的3位忠实仆人的国籍分别为印度尼西亚、中国和菲律宾。

[36] 《桃太郎空中冒险记》［（Momotarō of the Sky（Sora no Momotarō）］与《桃太郎之海鹰》［Momotarō and the Eagles of the Ocean（Momotarō no Umiwashi）］都被收录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日本电影资源中。后一部动画片的广告发表在《漫画》上。参见Mαngα，December 1942，第11页。《桃太郎——海之神兵》［Momotarō—Divine Troops of the Ocean（Momotarō—Umi no Shimpei）］制作成本达270000日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由松竹动画［Shōchiku Animated Film Research Institute（Shōchiku Dōga Kenkyūjo）］的大约70名员工参与制作。尽管影片在1944年12月就已经完成了制作，但直到1945年4月才发行，而那时战争局势已非常危急，没有多少日本人能够去看电影。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军下令销毁该影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人们认为这部动画片已经被彻底销毁了。然而，大约在1984年，有人在松竹动画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影片底板，当年8月，这部动画片在日本重新上映，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在本书中关于该影片的信息就是来源于当时制作的宣传页。随后的相关讨论也是基于发行的录像资料。

[37] 类似还有：新政治架构［shin seiji taisei（new political structure）］，新经济结构［shin keizai taisei（new economic structure）］，新世界秩序［sekai shinchitsujo（new world order）］，新财团［shin zaibatsu（new zaibatsu）］，新官僚［shin kanryō（new bureaucrats）］，新诗［shin haiku（new poetry）］，新女性［shinkō fujin（new woman）］等。关于文化领域的一个具体例子，“新摄影”，参见John W. Dower，“Ways of Seeing，Ways of Remembering，”收入Dower and Japan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编著，A Century of Japanese Photography（1980：Pantheon），特别是第16—20页。

[38] 关于适应新形势的桃太郎形象，参见Manga，March 1943，第32页；Osaka Puck，February 1942，第15页，March 1942，第27页，April 1942，第6页，June 1942，第5页，September-October 1942，第42页。关于“人与人”的对决，参见Osaka Puck，April 1942，第4—5页、August 1942，第89页；Manga，April 1942，第33页。

[39] Manga，June 1943，第6页。关于西方对内在魔鬼的复杂看法，参见Edward J. Dudley与Maximillian E. Novak编著，The Wild Man Within：An Imag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1973：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40] Meo，第111页；参见Joel V. Berreman，“Assumptions about America in Japanese War Propaganda to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4.2（September 1948）：第108—117页。

[41] 关于唐吉诃德，参见Manga，February 1942，第24页；Shūkan Asahi，June 27，1943，第18—19页；Shimizu，第18页（蒋介石被比喻为堂吉诃德）。关于精神错乱的其他一些例子参见：Manga，April 1941，第34页；January 1943，第23页；January 1944，第18页。另参见Osaka Puck，April 1942，第37页，July 1942，第4-5页；Shimizu，第10页。关于拿破仑的比喻：Manga，May 1942，第18—19页，January 1944，第18页.关于匪帮，参见Mainichi Shimbunsha，Showa Manga Shi，第92、93页；Osaka Puck，September-October 1942，第17页关于海盗：Osaka Puck，December 1942，第19页.关于酗酒和堕落：Osaka Puck，February1942，第21、24—25页；Manga，January 1942，第35、41页，February 1943，第3页；Shimizu，第38页；Manga Nippon，October 1944，第10—11页。关于欧洲人和美国人殖民压迫的一些漫画资料参见：Osaka Puck，December 1941，第3页，February 1942，第3、24、25页，September-October 1942，第30—33页，December 1942，第16—18页；Manga，January 1942，第40页，May 1942，第18—19页。另参见“Train of Aggression”，收入Osaka Puck，July 1942，第8—9页；以及参见“History of Asia”，收入Manga，June 1944，第12—13页。

[42] 反犹太的漫画参见：Manga，February 1941，22，January 1942，第17、21（Onō Saseo）、22—23页；February 1942，第34页，另参见Shimizu，第5页。另参见第10章的第5个注释中关于反犹太的内容。

[43] “圣母哀子像”（Pietà）出现在《漫画》1941年4月第26页上。参见Manga，April 1941，第26页。后来又再次出现在《清水》第39页上。参见Shimizu，第39页。关于耶稣受难，参见Manga，April 1942，第29页；在《清水》（Shimizu）第31页中有一幅更怪异的作品（参见Shimizu，第31页）。其他反基督教的漫画也出现在《漫画》1944年10月第4页上（参见Manga，October 1944，第4页）；Osaka Puck，July 1942，第27页；Mainichi Shimbunsha，Shōwa Manga Shi，第91页。

[44] Michael Barnhart，“Japanese Intelligenc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Best Case’ Analysis，”收入Ernest R. May，编著，Knowing One’s Enemies：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 （198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424—455页，特别是第429、441、446、454页。

[45] Ronald H. Spector，Eagle Against the Sun：The American War with Japan（1984：Free Press），第48、486页。关于潜艇战的权威研究参见Clay Blair，Jr.，Silent Victory：The US Submarine War Against Japan（1975：J. B. Lippincott）。

[46] Spector，第166页。

第十章

“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全球政策”

关于从日本在1945年8月中旬投降到美国占领军在两星期后到达日本的这段时期，人们最经常讲述的故事之一就是东京上空一直被黑烟笼罩着，因为空袭造成的地狱般火海现在被日本官员焚毁文件的大火取代了。尽管关于烟雾弥漫整个天空的报道也许有些想象的成分，但这些故事的其余部分基本属实。伴随着日本的投降，政府官员开始匆匆地销毁巨量文件，大部分在燃烧弹空袭中幸免于难的文件记录都没有躲过这些停战之后的大火。因此，日本方面在战争期间幸存下来的那些支离破碎的文件不得不担负起启发研究学者的重任，就像考古学家必须在挖掘出来的残破文物基础上再现一个已消失的世界一样。

在收集整理没有在日本人投降前或投降后被毁的官方和半官方文件方面，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配合着1946年至1948年东京战犯审讯过程进行的。在那之后，各种其他文件也陆续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包括1981年在东京的一家二手书店发现的一份大型报告，其中关于日本人种族主义态度的阐述要比这段时期存留下来的任何其他文件都更为详尽。这份报告的篇幅接近4000页，共分为8卷，由日本卫生与福利省研究局人口和种族处的约40名研究员在太平洋战争的前半程撰写。前两卷报告完成的日期是1942年12月1日，标题为《战争对人口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War upon Population），报告回顾了自19世纪末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后的历史冲突背景，并分析了亚洲战争可能对人口统计造成的影响。剩余的6卷共3127页，内容也更令人感兴趣。这6卷报告的完成时间是1943年7月1日，统一标题为《关于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全球政策的调查》（An Investigation of Global Policy with the Yamato Race as Nucleus）。[1]

这份报告不是面向公众的辩论性研究，而是为政策制定者和政府管理者提供的一份实用指南。报告被印制了100份，作为机密文件被分发到相关政府部门。没有理由认为这份报告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卫生与福利省在政府机构中并不是一个掌握实权的部门，而且，正陷入一场全面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也不可能停下来去阅读一份长达4000页的报告。然而，正是由于该报告相对而言比较脱离占领区实际管理的日常事务，才使得它作为一份历史资料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它通过大量细节阐明了很多在其他资料中相当隐晦的共同假设，其中包括针对其他种族和国家实施的许多政策背后的解释。同时，研究者们也利用了这个罕见的机会，为日本设想的全球“新秩序”提出了一个长远的愿景——大多数正在为战争局势困扰的官员都没有时间明确阐述的一个盛大愿景。

此类详细、长期的计划对人们了解大东亚共荣圈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关键性的补充，因为共荣圈的概念从1940年首次被提出到1945年夏季的破灭，只持续了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这段时期，日本疯狂地致力于施加军事控制，将南方地区的资源投入迫在眉睫的战争行动，并忙于应对近在眼前的盟军胜利带来的危机。后来有些人为日本人进行辩护，认为战争导致的异常巨大的需要扭曲了日本的真正目标，使得日本人无法将他们“共存、共荣”的仁厚理想付诸实施；而持这一观点的人们的确能够从这份1942—1943年的机密报告中找到似乎能够支持其论点的理想主义言论。然而，从整体上看，这项研究却支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他亚洲人在共荣圈中的从属地位并不是由于战争紧急状态导致的不幸后果，而是日本官方政策的本质所在。日本人的意图就是要针对亚洲所有其他种族和人民建立永久的统治地位——根据日本人自己的需求，并且符合他们作为优越种族的宿命。

报告中还以乍看起来似乎很均衡的语气，正面回应了种族主义的问题。它称，所有的人都倾向于用他们所在群体的特有方式，通过种族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在现代世界中，民族主义和种族意识经常是相提并论的。不过，将其他部落或种族的成员视为野兽、魔鬼或敌人的倾向，不论是在亚洲人还是非亚洲人的早期历史阶段中都可以找到。例如，对亚洲人而言，西方人作为个体被认为是人性化和文明的人，但如果作为竞争对手的集体，则被描述为野蛮人。反过来说，白人种族传统上认为，与有色人种相比，白种人在身体和文化上都具有优越性；尽管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得到了现代文明成就的支持，但它实际上是起源于古代。为了支持这个论点，研究者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孔德、奥本海默、赫尔德和费希特等西方哲学家的种族主义言论进行了简要总结。报告继续提出，当今的任务是超越这样的种族主义，同时，也许从以下三个领域能够发现超凡的价值：日本人的独特思想，亚洲种族的共同理想，以及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理想。[2]

这种理想主义的论调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贯穿了整篇报告。然而，从整体上看，这些观点被报告中浓郁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遮盖住了，因为报告中最重要的主题是，全世界的人民或种族基于各自内在的品质和能力，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等级体系。报告认为，言过其实的平等宣言掩盖了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现实，而真正的道德和正义则应当根据人们不同的特点和能力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报告中使用了华丽的语句来说明这一点：“将那些在本质上不平等的人视为平等，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不平等地对待那些本质上不平等的人，这才是实现平等的途径。”[3]

从这个角度看，每个种族或国民在地区或全球格局中都有其“合适位置”。报告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叙述了这个关键的概念，不过它对日本人的合适位置却毫不含糊。日本人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指导种族”，而且，他们命中注定会“永远”如此——如果他们实施了明智的海外扩张政策。报告中强调，由于心理以及经济和战略的原因，采取一项经过仔细协调的政策在亚洲所有土地上撒播日本鲜血是非常关键的，同时，还要避免异族通婚，以保护大和民族的纯洁性。这份报告使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总结有关大东亚共荣圈的现有政策，同时规划了将亚洲的劣等民族纳入一个自给自足集团的蓝图，而日本在这个集团中的正确位置就是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

这份报告体现了由一个项目委员会在几个月时间内拼凑出来的成果的所有标志。它的内容繁杂，篇幅冗长，而且随后的分析既没有表现出它的细微之处，也不符合它漫无边际的风格。也许它唯一成功做到的是，这个庞大的官方项目从几个方面启发了那些有兴趣对种族主义和战争进行比较研究的人。首先，受到良好教育的日本专业人士在报告中提供了非常详尽的种族主义实证例子。其次，报告对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它假设的种族与文化优越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关于其他民族与国家永久性的等级地位和不平等关系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是日本人在“泛亚洲主义”和“共荣”口号掩饰下真正意图的核心）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坦率陈述。最后，这份报告还表明，日本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是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特殊的、日本独有的现象。相反，日本人对其优越性的坚信反映出西方知识界的影响和来自西方的压力。也许最有趣的是，尽管日本人自称“指导种族”时所使用的语言看起来似乎与西方的种族主义模式有显著不同，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两种优越主义的模式是极其类似的。

日本人种族主义中体现了从国外借鉴的思想与土生土长态度之间的重合，这可以用这份报告中的两个通俗短语来说明：“鲜血与土地”和“合适位置”。很显然，前者是一个外来的表达方式，而第二个短语从表面上看，几乎是典型的“东方”语言。“鲜血与土地”的措辞来源于纳粹口号（事实上，这个短语几乎总是会被放在引号内）；此外，这份报告的其他一些内容也强化了它从总体上与纳粹思想有密切关系的印象，如要求“生存空间”，确定了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法制的、以“家庭”为中心的道德观，以及对“有组织的”关系的强调，尤其是具有种族关系的有组织社区或民族。然而，尽管政府的研究者显然很熟悉纳粹教义并赞同其中某些观点，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决定性影响。例如，他们并没有像纳粹盟友那样，将他们的种族偏见转化为官方的大屠杀政策。此外，在家庭制度或有组织社区等概念上，他们与纳粹的观点也并不一致。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概念上的联系，而不是产生了实质上的影响。

“合适位置”这个短语则起源于一个相反的方向，它在亚洲历史上源远流长，有人认为可追溯到中国早期的儒家思想。尽管这个概念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直被视为一个纯粹的儒家传统产物而发扬光大，但它后来也慢慢融入了日本家庭制度的一些特点，而认为它是亚洲独有的观念更是一种误导。实际上，“合适位置”在功能上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二者都是极有说服力的概念，在世俗世界中对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国家的地位与权力关系起到了理顺和加强的作用。正如西方的“伟大的存在之链”土壤能够萌芽生出优越种族的理论一样，日本人将自己看作是领导种族的观念也完全顺应了传统哲学中的“合适位置”概念。不仅如此，在理论性不太强的某些领域（如父母与子女之间使用的隐喻，以及将其他人描述为比较幼稚或不成熟的做法），日本人同样被认为使用了这种经过自我改造的熟悉或类似的推理形式。因此，最有意义的对比不是在“纳粹主义”和“日本主义”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对决定了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各自世界观的等级模式思维进行比较。

撰写这篇报告的日本研究者多次提到，在当代世界中，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他们从抽象意义上描绘的大东亚共荣圈将打破这一模式，在互惠、和谐与相互依赖的原则下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不过，当涉及为这个新的自给自足集团制定具体政策时，“合适位置”的真实含意就变得明白无误了。它意味着劳动分工——基于东京决定的不同民族的“特质”和“能力”等级，将各种任务、杂务和责任在国际范围内的各个种族之间进行分工，并在分工基础上确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确保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的关系永久性地持续下去。

在对“种族”的理论解释中，日本研究者从以下两个概念上进行了区分：一种是狭义的、更多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德语是Rasse，日语是jinshu，都表示“人种”的意思），而另一种则是广义上的、更多受到文化影响的认知，将种族理解为民族或国民（德语是Volk，日语为minzoku）。民族是一个核心的词语。卫生与福利省的报告中对日本人最常用的称呼是“大和民族”（Yamato minzoku），而不是简单地称为“日本人”（Nipponjin）。同样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民族。例如，中国人被称为“汉民族”（Han minzoku，这种称呼可以追溯到汉朝时使用的历史名称）。尽管血缘的重要性也不可否认，但报告作者似乎并没有太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因素。同样地，令白种人非常痴迷的根据皮肤颜色将人种划分为白人、黄种人和黑人几个大类的做法，在报告中也几乎没有被提到。事实上，报告中明确地指出这是日本人应当避免的一种英美人的成见，并再次指出，此等肤色偏见与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建立的同盟关系格格不入。[4]

在区分“人种”和“民族”的概念时，日本人援引了大量西方人的著作，从他们对德语“volk”（表示民族或国民）这个词的关注就可以看出，德国理论家在这些权威著作中是非常惹人注目的。尽管日本政府的研究者们在总结这些著作时几乎没有批评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态度，但他们不出所料地忽略了德国人和纳粹种族主义观点中的反东方内容。正如《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的日语翻译版中删除了希特勒对日本人的贬低评论一样，卫生与福利省这份报告的作者们对有关雅利安人优越性的理论也只是一掠而过。他们最关心的是制定出一个针对不同民族和种族的措施，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借鉴那些对日本人控制整个亚洲有用的实用信息。[5]

在日本人的定义中，“民族”是“具有共同命运的必然或精神上的群体”。他们构成了一个超越个体成员的有机集体，形成独特的国民性格，并代表着包含了血缘、文化、历史和政治因素的一个完全流动的综合体。尽管可能会出现无数的可变因素，但汇集在一起影响一个国家民族性格的基本因素通常包括：一个共同的基因和历史背景、特殊的地理位置、共同的语言和社会文化传统，以及某些政治集权形态的影响。[6]

报告继续分析，在现代社会，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逐渐在这种结构中扮演显著的角色，当然，许多国家控制着多个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尤其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尽管有可能建立一个超越血缘联系的精神群体，但这样一个群体的凝聚力是脆弱的；因为种族内部的同质性比不同种族之间的异质性更有利于加强民族的实力。此外，尽管自我保存的本能是所有人共有的特点，但这一点能够导致相反甚至有时相互冲突的两个方向：一方面是保留传统的方式，另一方面则会努力适应挑战和外部刺激。没有任何种族、民族或国家——无论是日语中的minzoku，还是德语中的Volk——能够在保持不变的状态下生存下去。[7]

尽管在人种和民族之间（德语中的Rasse和Volk，日语中的jinshu和minzoku）进行了精细的划分，但卫生与福利省的研究者仍然强调了血缘的重要性。生物特征不是天命，而是一种共同的基因遗产，非常有助于打造精神意识和文化身份之间的联结，而这对于集体生存非常关键。事实上，他们表达的观点是“血缘决定论”——但这并不是指严格意义上通过遗传获得的能力，而是指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特征。血缘因素在精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8]

关于这一点，报告提供了更具体和更有趣的内容，因为它紧跟着用了几千页的篇幅杂乱无章地讨论了日本人的优越性和他们作为一个依赖于海外扩张的民族生存下来的原因；日本在亚洲建立一个更大的“集体种族主义”或“种族社区”的理想；以及日本注定要“永远”指导这个集体的天命。[9]

与战争期间日本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这些政府研究者也有义务在他们的叙述中加入一些广为人知的宣传言论，作为官方批准的“知识”——例如，日本“2600年的历史”，以及古代神武天皇对日本的最早统一。[10]然而，在日本人的种族构成方面，他们的立场是非常理智的。在他们初步的理论讨论中，他们赞同某些西方学者的论点，认为没有任何现代种族是完全纯正的。他们还明确地承认，大和民族也是如此。关于日本人的种族起源，他们援引了19世纪晚期在日本居住的一位著名德国医生埃尔温·贝尔兹（Erwin Baelz）的推测，认为现代日本人可能是以下三个种族血统混合的产物：阿伊努人、马来人和蒙古人。[11]

尽管有这些多样化的起源，但从实际的意义上看，仍然可能说日本人（以及其他的种族）是“纯正的”。在对待这个具有煽动性的概念上，报告起草者似乎要比他们在卫生与福利省的前任们采取了更多的克制态度，因为该省的某些研究者据说在两年前就确认了日本人是全世界最纯正的种族。据1941年8月日本媒体的报道，对日本的几个县进行的一次关于遗传精神疾病的重要调查中发现，尽管在近十年中已知病例的数量显著增加，但日本人中仅有6%患有精神障碍疾病，而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则平均患病率为20%。受人尊重的《朝日新闻》在“‘日本人的纯血’最终得到了证明”（ ‘Japanese Purity’ Finally Proven）的标题下报道了这一调查结果。《朝日新闻》指出，鉴于目前对于一场“种族战争”的担心，这些科学研究结果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它们“证明了大和民族的‘纯血’在全世界是无人可比的”。这篇文章继续说，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日本人在历史上一直很少与其他种族进行杂交繁育。但同时，近年来遗传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呈现了令人震惊的攀升，这促使卫生与福利省颁布了一部《国家优生学法》（National Eugenics Law）。[12]

在1943年的报告中，研究者赞同地引用了希特勒对识别本国人民“德国性”的担心，但他们欣慰地认为，即使在古代日本也存在着一条“主脉”或“主要种族”，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发展成了日本种族。这条主脉可以被称为最早的日本人，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自然选择和同化，逐渐将其他种族血统吸收到一个单一的“持久性结构”中。同时，日本列岛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绝也为同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同化过程最终在12世纪平安时代结束后相对比较闭塞的几个世纪中完成。不过，承认日本民族具有多样化的古老起源，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杂交”种族。相反，正如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统一种族的国家。[13]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各种各样的影响发生作用，塑造了日本人的国民性。报告对此并未深入，只是以一种不成体系的方式进行了介绍。它指出，地理隔绝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产生了作为“共患难群体”的社会凝聚力。此外，陆地上四季分明的气候可能也帮助解释了，适应性为什么会成为整体国民性格中非常显著的一部分。日本是一个岛国的事实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日本群岛周边的海洋既将它与其他岛屿隔离开来，又为日本提供了到达其他岛屿的通道，而这对国民性格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日本人比较传统和保守，就像英国人一样；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进步性和世界性的特点。

日本人逐渐地形成了将地理位置视为天命的思想，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岛屿要比大陆更适合孕育创新精神和影响力。正如英国文明逐渐影响了整个欧洲一样，日本也命中注定要将其价值观和理想传播到全亚洲。这些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而言，是综合了东方和西方最好内容的价值观。“日本主义”已逐渐包含了“净化的东方主义加上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日本自身的道德品质使这个综合体变得更加卓越。现在到了“偿还旧债”的时候，日本人应当用自己的优良文化去同化其他的种族。[14]

然而，对日本人目前的优越性进行肯定，并不意味着日本民族是完美的，也不表示日本人在海外的扩张首先是出于慈善目的。相反，这份报告再三强调，对日本人口进行“质量和数量的改善”非常关键，同时非常清晰地表明，永久性的海外扩张和对外殖民活动不仅对大和民族的安全与物质财富，而且对他们的精神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15]

报告呼吁加强优生学项目，以促进日本人口从质量上的改善。在这一点，报告中顺带着批评了纳粹对病人和体弱者的医疗服务过于关注的态度。与集中医疗资源用于病人和体弱者的做法相反，该报告称，“我们应当通过加强智力和体力训练，以及通过选择性婚姻，从优生学方面改善我们的体能。”[16]

在数量方面，报告认为，由于计划生育的自由化思想影响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的家庭规模缩小，日本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当卫生与福利省进行这项研究时，日本的总人口大约有7300万人。根据某些西方理论关于一国人口相对于邻国人口的压力系数测算，报告呼吁大幅度地刺激人口增长，并主张“尽快”将日本人口提高到1亿以上。[17]

日本在有关从质量和数量上改善人口状况的观点上没有任何秘密。改善人民体能的项目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日本政府迟到地承认，贫困阶层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毁。数千名年轻男女由于患有肺结核等疾病或身体虚弱，不适合工作或参军。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卫生与福利省（1938年1月设立）等政府机构开始带头推动旨在改善工作条件、修建新的医疗设施和提供全国健康保险的社会福利立法。1941年1月，政府颁布了一项人口政策，详细阐述了从质量和数量上改善人口状况的双重目标，并坦言这一政策对于保持日本在整个东亚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日本设定了到1960年达到1亿人口的目标，距离当时还有20年的时间；政策中还称，为实现这一目标，各政府机构将通力合作，争取在今后10年内将日本的平均结婚年龄降低三岁，以达到加快人口出生率的目的。

1941年设定的目标是每个家庭平均生五个孩子，政府将推出相应的税收、贷款、物资供应特权和其他的物质奖励来支持这一目标——同时，还会通过教育宣传项目，促使人们为利己主义的想法羞愧，并将主要精力放在家庭和种族上面。计划生育和堕胎将被严令禁止；同时，政府希望在乡下建更多的工厂和学校，并将大约总人口中的40%保留在农业部门，从而使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家庭分化效应得到逆转。从质量上改善日本民族的措施还包括婚姻咨询，以及在涉及婚姻安排的各个组织之间加强协调。日本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发起了多项国内的推动活动，其中之一是“繁殖和生育运动”；此外，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常见的一种欢乐的特色活动就是举办健康宝宝的竞赛。[18]

尽管这些种族目标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但《关于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全球政策调查》中包含了更深一步的提议，明确地将改善大和民族的质量和数量与海外扩张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报告称，作为一般原则，岛国必须进行扩张，才能确保其安全和生存。此外，某些西方人也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他们认为另一个普遍原则是，海外扩张和殖民地开拓通常需要调动本国人口中最精力充沛和具有活力的成员，而这将直接有助于对被殖民的人口进行“改造”，即所谓的“社会进化”和“种族发展”。的确，可以预见到的是，任何没有被这种外部挑战激发出生命力的种族或民族都将最终走向衰亡。[19]

显然，当前发生在亚洲的军事危机需要增加人力，以确保新的共荣圈受到防护。然而，位于东京的官僚机构却更关心日本统治权的长期需求，并为此进行了各种具有启发性的思考。他们观察到近期围绕着一个成功的殖民地政策是否需要宗主国向国外移民大量人口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专家意见认为，这种海外定居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们不仅引用了德国人的意见，还有南非的史末资将军（Smuts）以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论点。[20]

当日本官员提出新的统治权时，他们脑海中设想的到底是什么？卫生与福利省的官员们承认，这一点从来没有被清晰地定义出来。不过，大概是作为一种老生常谈的设想，他们提供了一份有关大东亚共荣圈扩张阶段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以及一张预测了在理想状态下到1950年前移居海外的日本人数量的图表。在战争期间幸存下来的文件资料中，这两份“蓝图”所提供的精确信息是非常不同寻常的，这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中，东京各处都燃起了焚烧文件的大火。

日本人决定修订西方人绘制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将日本和亚洲放在地图的中心位置。1942年10月，政府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宣布从此以后将不再使用“远东”这种说法，因为它显然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词语。事实上，日本的官方措辞“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已经表明了这种新的地图学。不过，还有更多的重新绘制地图的行动。例如，在新加坡沦陷后不久，日本的主要地理学家之一、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小牧实繁播出了一系列在西方臭名昭著的广播节目，尽管这些节目主要是针对日本国内的听众。他在这些广播节目和多篇受欢迎的著作中声称，欧洲和非洲都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同时还把美洲重新命名为“东亚大陆”，澳洲重新命名为“南亚大陆”。他还观察到地球上所有的大洋都是相通的，因此建议从此以后将所有大洋统一称为“大日本海”。[21]

在小牧实繁重新绘制世界地图的一年之后，卫生与福利省中那些较为沉稳的官僚们开始撰写他们的报告。相比之下，他们似乎没有那么激进，尽管他们也的确认为非洲是亚洲的附属物，并将美洲称为亚洲的“东翼”，因为这两块大陆曾经是连在一起的。[22]他们所理解的“东亚”覆盖范围之广泛令人感到惊讶，正如报告中在标题为“扩大东亚合作圈的各个阶段”（Stages i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phere of the East Asia Cooperative Body）的章节下所声称的：

第一阶段。日本，“伪满洲国”，中国蒙古，中国华北地区，中国沿海主要岛屿，汪精卫伪政权下的华中和华南。

第二阶段。中国的其余地方，法属印度支那，泰国，英属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英属婆罗洲，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澳大利亚，新西兰，除了菲律宾以外的南海岛屿。

第三阶段。贝加尔湖以东的苏联领土，中国周边地区，菲律宾，印度及其沿海岛屿。

第四阶段。亚述（Assyria），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西亚，西南亚洲。

报告接着指出，这些阶段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修订。[23]

在紧跟着这些计划的后一章节，报告叙述了东亚合作圈的最根本政治、经济、外交和人才政策，并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泛的愿景。报告称：“合作圈的终极理想是将整个世界置于一个屋顶下，以实现道德、和平和理性的繁荣，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24]这是对流行口号“八纮一宇”的一种即兴演绎，西方人通常将其解释为代表了日本征服世界的计划。尽管1942—43年的这份报告并没有从字面意义上证实对日本军事征服野心的解释，但从这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至少某些日本人的确设想着，日本利用所谓的“东亚集团”作为通向世界领导权的踏脚石。例如，有关交通和运输的政策被描述为，无论是对亚洲战争取得胜利，还是对“日本帝国今后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过程中的领导地位”，该政策都是非常关键的。[25] 同样地，在报告关于东亚的矿业、工业和电力行业的章节中称，除了加强亚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和为本地区自主的军事防御建立生产基地外，这些经济政策还应当被理解为旨在“打造东亚在新的全球经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26]在1943年研究部分的开篇中包含了直言不讳的断言：这场战争将持续下去，“直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民主被完全摧毁，然后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取而代之。”[27]

无论日本今后的世界领导地位将采取何种形式，当前最紧迫的挑战是，在亚洲地区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导、自给自足的集团。为确保日本对该集团的有效控制，将“大和民族的鲜血”种植在组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各个国家“土地”上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借用了一句臭名昭著的纳粹口号，尽管进行了比较奇怪的改动，其中的“土地”并非指本国的土地，而是新霸权范围内的所有土地。那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需要向国外移植多少大和民族的鲜血呢？关于这一点，报告中给出了精确的数字。“人口和种族”的章节中估计，到1950年，日本人口将增加到约8680万人（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对战争伤亡人数进行计算的）。这个数字下的14%（大约12090000人）应当是作为永久居民移民到海外国家，其中大部分从事农业，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这些计划中的移民将分布在整个共荣圈，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具体计划如下：[28]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计划；通过对这个移民计划的详细描述，日本人暴露出在声称大和民族命中注定永远是领导亚洲的上等民族时，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当然，被送到国外作为当地永久居民的那些日本人经过了政府的精心筛选。他们在移民目的地将担当领导角色，并作为榜样来确保当地人与日本的顺利合作。为便利这些殖民者之间的密切协调，以及他们与日本本土之间的沟通，他们应当集中在遍布亚洲各地的密集居住区；报告建议在每个地区兴建“日本町”。与当地人的通婚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不仅由于混血孩子的品质通常较为低劣，而且也因为通婚将破坏大和民族的精神团结。[29]

1943年夏季，几乎是在这份秘密报告完成的同时，卫生与福利省在一份流行期刊上发表了一些类似的观点。古屋芳雄医生是卫生与福利省下面一个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他在1943年7月刊的《日本评论》（Nippon Hyō ron）上发表文章，承认战争阻碍了按照1941年1月人口政策中所设定的方向实施的进展。因此，现在日本更加急需增加人口，并“加强其种族完整性和创造性思维”，尤其是巩固日本在南方各国的地位。古屋芳雄继续说，尽管应当尊重共荣圈内其他民族的风俗和愿望，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没有任何其他东方国家在种族气概和组织能力上能够与日本相提并论。日本的种族活力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因素，决定了日本在国家政体中赢得了现在的卓越地位。”古屋芳雄警告说，被送往南方地区定居的日本人应当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并避免种族之间通婚，因为异族通婚可能会导致各种令人烦恼的“生物学和社会”问题。不过，他同时也希望亚洲的其他国家在日本的鼓舞下，促进各自的种族活力和加强组织能力。通过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个种族楷模，日本人将向世人表明自己作为共荣圈领导者的“真诚目的和纯粹意图”。[30]

这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混杂在一起的种族自豪感和理想主义是非常典型的——同时也起到了典型的误导作用。卫生与福利省的秘密报告中也同样到处充斥着看起来非常真诚的词汇，如“道德”“自由”和“尊重当地风俗”等，而这与日本的德国盟友在公开与私人场合中均表露出的冷酷种族仇恨形成了引起争议的对比。然而，当提到“鲜血”和“土地”，以及严厉谴责异族通婚时，日本研究者同样暴露出他们的纳粹倾向。通常情况下，理想主义和种族主义态度完全混杂在一起，以至于它们实际上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例如，在围绕着“混血问题”展开的长期讨论中，最初的讨论从日本人在当前战争中为了解放亚洲而实际的流血行为开始，然后就迅速转变为日本人以殖民地定居者的身份将鲜血播种到国外，以确保日本人对“被解放”亚洲的永久领导权的问题：

我们，大和民族，现在正在抛洒我们的“鲜血”，目的是实现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的使命，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为了解放亚洲的10亿人民，同时永远保持我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将大和民族的“鲜血”播种到这个“土地”上。

这段文字接着警告，当那些定居到海外的日本人以这种方式把本民族的鲜血播撒到国外时，应当小心不要让它和其他种族的血混在一起。[31]

“血液的纯正”成为战时许多日本军官对被占领地区的土著居民以及日本人自身的一种担心。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日本人发现混血人种是一个尤其难以对付的群体，他们甚至根据欧亚混血儿身上的欧洲血缘成分，将他们划分为8个不同类别。很多这样的人在战争期间受到了监禁（同时被监禁的还有几乎所有在印度尼西亚的白种人），其中估计有10%的人死在监狱里。对于海外的日本人，禁止异族通婚的警告是政策文件中的标准内容，而1943年的报告中也详细解释了这样做的道理：通婚将破坏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尽管第一代侨民经过了仔细的挑选，以确保他们对日本帝国的完全忠诚，但长时间远离家乡可能会冲淡他们作为日本人的意识。这一问题在海外日本人的后代身上将变得更加严重，在这方面，报告中不仅建议日本侨民居住在紧密联系的日本社区中，而且还建议将他们的子女送回日本接受教育。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日本侨民而言，可以预见到他们将会产生真正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因此应当采取严厉的政策，确保“他们继续意识到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并为身为这个领导种族的一员而感到骄傲”。[32]

这些不能被同化的日本人社区将战略性地分布在整个亚洲，为促进它们的发展，政府的研究人员抛出了纳粹的另外一个概念：生存空间。“扩张生存空间”“确保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以及“大和民族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些短语经常出现在有关大东亚共荣圈的一般讨论中。日本的生存空间曾经被明确地视为三大基本目标之首——其余两个目标依次是亚洲解放和巩固新秩序。在这三个目标中，报告认为第一个目标是最重要的，并花了很多页的篇幅分析德国的“占领”政策。[33]

日本需要在亚洲扩张生存空间的最简单原因就是人口过多。报告指出，日本的7300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约5%，然而，即使考虑到殖民地朝鲜和中国台湾的领土，日本人也只能挤在约占全世界国土总面积0.5%的狭小范围内。日本已经是全世界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国家了——而且，如果提高出生率的现行政策得以实施，日本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经历急剧的人口增长。根据政府的人口统计专家估算，为确保日本针对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安全边际，人口总量必须至少达到1亿（超出当时实际人口三分之一）。如果日本现在的人口已经挤满了本国岛屿，那么，预期的人口增加更是无法承受。不仅如此，现有的国内资源也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而现有的房地产行业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居住房屋。[34]

由于这个看起来如此冷酷而又必须予以解决的人口问题，再加上更宽泛的军事和经济因素，在日本人的眼里，共荣圈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个一举多得的方案——它同时提供了一个安全防御区域，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集团，以及能够满足日本过剩人口需求的新生存空间。自给自足的梦想与大和民族新的生存空间的梦想可以很容易地结合为一体；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似乎都是一个完美的集合体：它能够解决日本的人口过剩问题，在海外永久定居的日本侨民将在控制和发展共荣圈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而这个伟大事业所要求的使命感也将激发日本人的凝聚力和自尊感。在进行地理扩张的过程中，大和民族的心理距离也被拉得更近。从种族意识的领域来看，扩张即意味缩紧。

用来定义共荣圈内不同种族间关系的核心词汇也建立在差不多的逻辑上，这些用于描述亚洲人民不同种族间亲密联系的固定短语与表示永久隔离和歧视的委婉说法齐头并进。表示亲密纽带的词汇是非常标准化的，但它们却提供了另外一个实例，表明日本人和德国人观点中的相似之处。在理想状态下，自给自足集团内部的关系最经常被描述为“有组织的”；[35] 表示共荣圈内不同种族间和谐关系的常用固定短语有几种不同的日文写法，翻译过来分别是：“各民族的集体”，“种族社区”，或“种族合作机构”。[36]该报告还提到了“种族和谐”（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着重强调这个概念），“种族血亲”，以及建立一种“集体种族主义”的可能性。甚至偶尔还会提到“心”与“爱”的纽带。[37]

报告在提到这些联结亚洲人民的精神纽带时使用了家庭的比喻，而家庭在象征不平等的所有比喻中是看上去最亲切的一种形式。此外，这一比喻也明确显示，日本人作为共荣圈领导民族的神秘性，与为加强日本内部等级制度而使用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有密切联系。二战期间，这种家庭关系的模式通常被日本的发言人（以及西方专家）提出来，作为日本传统中恒久不变的传承之一。事实上，更好的理解是，它是为了现代社会而精心构建、甚至可以说绝妙地培育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封建社会，家长制“家庭体系”下的价值大多数都与处于统治地位的武士精英阶层密切相关，但它们在农村社会或城市民众中间却没有深厚的群众根基。直到19世纪末，日本的寡头集团和新兴阶层的大企业家开始同时积极倡导家庭制度，以支持天皇统治下的家长制国家，对社会不平等进行合法化，并淡化阶级（和性别）剥削的残酷现实。换言之，当后封建社会日本的统治集团终于开始在他们的法律、课本和血汗工厂中引入“传统家庭道德”时，他们非常精明地重新强调了一个古老的精英概念，目的是加强对当代民众的控制。在家庭中，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正确位置，处于最高地位的是唯一的、拥有不可置疑权威的族长或家长。这样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有组织的”实体，它内部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但从理论上看又是互补与和谐的。[38]

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独特的”家庭模式才被正式采纳——首先，是作为统治阶层的正统观念，对所有日本人在他们高于一切的家庭-国家体系中的合适位置进行了描述；其次，没过多久，又作为统治国家和领导种族的一种意识形态而适用于全世界。对这些关键发展，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细节。文部省在1937年印发的《国体之本义》（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Polity，Kokutai no Hongi）是一本将家庭制度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宣言。文部省后来又颁布了另外两本小册子对其补充，分别是《臣民之道》（The Way of the Subject，Shinmin no Michi，1941年）和《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The Way of the Family，Ie no Michi，或是一个更正式的名称Senji Katei Kyōi ku Shidō Yōkō，1942年）。这些教义的实质是家庭典范，而家庭典范的实质则是“合适位置”的概念，这些观点在《国体之本义》的下列段落中可以明显看到：

在我国，在一个独特的家庭制度下，父母、子女、丈夫和妻子居住在一起，相互支持和帮助……集体生活中也必须实现这种和谐……在每个社区中，都有一些人处在较高的位置，还有另外一些人在他们的下面工作。通过每个人完成自己的本业，整个社区才能获得和谐。完成自己的本业意味着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本着最大忠诚的原则完成分派给自己的任务；通过这种方式，上级得到了下级的帮助，而下级也被上级关爱；在和谐的共同工作中，既展示了赏心悦目的一致性，又完成了创造性的工作。这一原则可同时适用于社区和国家。[39]

1940年，当日本宣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时，同时也将这种适用于不同年龄、性别和阶层之间关系的国内模式延伸到了全球；之后不久，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轴心国条约》（Axis Pact）。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ōsuke）第一次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并发表了简短讲话。日本外务省提供了讲话稿的官方英语译文。松冈洋右在声明中说：

我一直都说，日本的使命是在全世界颂扬和彰显皇道（kōdō，Imperial way）。我认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这相当于帮助所有的国家和种族在世界舞台上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40]

差不多两个月之后，当正式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Alliance）时，日本外务省又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这里引用的同样是日本官方提供的英语译文）：

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政府认为世界一切国家各据有应有的空间是任何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决定在致力于大东亚以及欧洲各区域方面互相援助和合作，其首要目的为在各该区域建立并维持事物的新秩序，旨在促进有关人民的共同繁荣与福利……[41]

1940年9月27日，在简要地宣布签署这一重大同盟条约的昭书中，天皇也几乎使用了同样的措辞，称今后的重大任务是“让所有国家和种族在世界上各据有应有的空间，所有人民在各自的空间处于和平”。[42]从这以后，在所有的官方计划、声明和出版物中，都将这种全球等级制度下的每个国家和种族均处于其各自合适位置的概念奉为神旨。1941年3月，文部省在为小学生新修订的历史课本中引用了天皇本人的话来描述《轴心国条约》的重要意义，并强调，日本的使命是不仅为亚洲，而且还为整个世界带来和平。[43]

现代家庭制度的思想意识除了被通过哲学化和道德化来巩固外，还被从两个层面进行了神化。从国内看，它使得日常活动中实际的血族关系、工作场所乃至整体国家的各种关系变得更加浪漫化。换句话说，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家庭式比喻有助于永远延续社会和谐的神话，尽管社会矛盾实际上非常严重，阶级冲突也时有发生。经过重新包装，同样的家庭比喻又被输出到海外，目的是加强种族间的互补性和互惠性的神话，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严重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权力架构。

同时，家庭的神秘性还可以从日本最早的神话书籍中寻得一些踪迹。更确切地说，它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将古老的传说视为历史对待，并认为家庭关系的道德理想起源于日本皇室的祖先。没有人能够否认，很多有关社会等级制度和家庭关系的日本词汇来源于中国的儒学。然而，通过转向他们自己的神话历史，日本人就可以辩称，这些关系的起源实际上要早于孔子的时代，从远古时期起就开始出现了，并体现在大和民族所独有的一个人物形象上——也就是作为所有人中血统最纯的家长天皇。日本人的适应能力也许有助于它在几百年来广泛汲取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中最好的内容，然而，促使日本人将这些外部影响转变为一个代表更高文化水平的综合体的，却是由于他们这种独特的、以天皇为中心的家庭理想观念。事实上，通过在战争期间向自己的臣民提倡家庭理想主义，当代的裕仁天皇正在将他在神话中的祖先重新塑造为一种理想化的人物形象。

尽管是头脑冷静的学者，但起草1943年报告的官僚们在解释日本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合适位置时，同样借助了神学史。在日本的家庭体系思想意识下，每个日本人都根据家长统治的规则被分配了他或她的合适位置。然而，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同样的这些日本人就转变成了集体的家长；作为一个种族，他们自称是共荣圈所有民族的家长。在报告中讨论“作为主要影响者的日本种族的特征”的大段篇幅下，政府的研究人员使用熟悉的术语分析了日本国体的“家庭-国家”性质；在这种国体下，天皇对待他的子民如同一位父亲，而适用的指导精神就是家庭精神。接着，他们向神话中的神武天皇表示敬意，并从古代经典中引用了一句据称是他所作的诗，证明一旦这种道德理想在日本国内建立起来，它就注定会被传播到国外去。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以来的日本现代史代表着神武天皇在2500多年前的伟大愿景的实现。[44] 神话、道德和使命以这种方式交融在一起，体现出了只能引起纳粹无限嫉妒的具体性和活力。

报告还认为，正如在日本人的道德秩序中，家庭精神和家庭-国家的排名要优于个人一样，在当代世界，一个“道德新秩序”也正在取代个别国家在国际法管辖下的旧秩序。这个以大东亚共荣圈作为范例的新兴秩序在世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既非依赖于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所仰仗的武力和压迫，也不依赖于过时的、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理性的”且平等的法律前提，而是建立在“让所有的国家和种族都找到他们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道德原则上。从这可以看出，报告作者们采用的措辞与天皇和日本官方从1940年开始使用的正式语言，以及日本小学生在课本上读到的内容，都是完全一致的，尽管报告中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合适位置”这一概念。[45]报告中还明确指出，如果共荣圈是一个“准家庭”，那么就应当永远牢记日本是无可争辩的“家长”。[46]为了保持这种家长式管理的最高水准，家庭中的权威人物应当以“仁爱”进行调和。这里用的指导词语是一句在这段时期经常被引用的古老格言：“仁义”。[47]

归根结底，道德优先于科学和法律；这种道德是“有组织的”，它的实质可以从理想化的家庭缩影中看到；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能够比日本及日本民族更完美地体现这种理想了。正像当时其他一些日本作家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西方过时的“法治”正在被一种更道德和更现实的“人治”替代。[48]

这种家庭模式有多种变体。在最夸张的声明中，日本人把他们的目标描述为将全世界团结在天皇领导的一个欢乐大家庭中。“在皇权的荣耀之下”，学生们从战争时期的伦理教科书中得到谆谆告诫，“我们的执着目标是，全世界的人民应当组成一个大家庭。”通常，家庭的比喻会被用于共荣圈内部的各国关系上。日本政府在194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大东亚战争与我们自己》［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 and Ourselves（Dai Tba Sensō to Warera）］的小册子，其中解释说，东亚各国将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如“父子与兄弟”一般的互惠关系。[49]傀儡国家“伪满洲国”经常被引用作为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它在卫生与福利省的研究报告中被描述为一个“家庭分支”，在其他一些文件上还被称为“儿童国家”。

在某些计划中，日本充当了父母的角色，兄长的身份则指派给了共荣圈内的其他核心国家（中国“伪满洲国”、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而南方国家和民族的地位被贬低为小弟弟。针对西方的宣传有时试图削弱西方人对诸如“八纮一宇”之类口号的批评，因而把这一口号与西方人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混为一谈，但在日语中，兄弟这个词本身就是具有等级意义的。由此，卫生与福利省在报告中将兄弟之间的关系作为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尽管“八纮一宇”的精神也许会导致在遥远的将来发生同化，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重要的是不要将共存和共荣的含义误解为精神和文化上低级的民族应当得到平等对待。报告认为，如果像对待大学生一样地对待幼儿园小朋友，这对小朋友是毫无帮助的。[50]

在报告中关于日本与其他种族和民族未来关系的几千页内容中，研究者非常明确地表示，共荣圈内部任何形式的“同化”都只能是其他国家逐步地被提升到日本的标准。这一过程绝对不能以相反的方向进行，从而将日本拉到一个低劣的水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不会阻碍共荣圈宏伟目标的前提下，当地风俗习惯应当被尊重，而且尽管“共同的东方文化理想”也自然应当被强调，但还是应该根据日本的特点建立新秩序。日语应当成为集团内的通用语言，日本也将“吸收同化其他种族到日本民族中”。教化（被称为“思想指导”）将通过对信息渠道的全面控制而实现。有利于加强东亚团结的艺术、体育运动和旅游将会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关于日本的文化及其国家实力的宣传将广泛传播。学校里使用的新的世界历史教材将关注于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把重点放在西方或中国。新兴的本国精英也将得到日本人的培养。[51]这个庞大的文化议程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日本人可以从其他亚洲人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他们将在任何时候放弃自己作为“指导种族”的角色——甚至在任何时候实现平等地分享权力。在家庭制度的典范中，只能存在唯一的家长。

在共荣圈存在的短暂期间，一些日本人成了东南亚人民的真正朋友。尤其是日本帝国陆军的两名中级军官，真正体现出了日本宣传口号中颂扬的亚洲兄弟之情和解放精神：藤原岩市少佐（Major Fujiwara Iwaichi）通过他的F机关帮助建立了在莫汉·辛格（Mohan Singh）领导下的印度国民军；铃木敬司少将（Suzuki Keiji）的南机关在支持缅甸的30志士成立缅甸独立军方面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一些其他的日本军官由于对东南亚人民渴望真正平等的心情感同身受，因而得到当地人的铭记或同样被深受喜爱；此外，还有一些聚集在占领区的日本平民，以最好的方式真正地将“大哥哥”或“大姐姐”的身份放在心上，并用他们的无私和温暖感动了与他们打交道的非日本人。例如，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战争期间还是女学生的一名印尼妇女，依然饱含深情地想起她的善良、敬业、热情和充溢着泛亚理想主义的日本女教师。[52]

然而，相对于对日本人的每一条正面评价，就会有无数条针对他们在东南亚实施的压迫和彻底残暴的控诉；鉴于日本之前与其他亚洲人接触的历史，这一点应该不会令人惊讶。作为殖民者和新殖民主义者，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地区、朝鲜、“伪满洲国”和中国其他占领区的行径是不一样的，取决于地点和环境的不同，但日本人的至高无上永远都是一个基本假设。当然，朝鲜人的遭遇可能已经让共荣圈的新加入者明白了等待他们的是什么。1919年，朝鲜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受尽折磨之后被日本人害死，朝鲜的政府、商业、工业和农业几乎都完全由日本人接管。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警察和狂暴的日本平民在可怕的种族仇恨情绪下，对6000多名居住在日本的朝鲜男人和妇女进行了折磨和屠杀。在日本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朝鲜移民（1945年时接近200万人）不能享受到完全的公民权利，同时还要承受所有能够想象到的歧视——他们受到的待遇与美国的黑人非常相似，尽管很多朝鲜人能够从外形上冒充日本人。[53]

从19世纪末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中国人也一直受到歧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蔑视的情绪已经完全弥漫于日本帝国陆军情报机关的中国部门——他们还创造了自己的口头语，类似于英语中侮辱性的流行语“中国佬”（chinks）——从这一点上可以解释日本人为什么会在1937年之后严重低估了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意志和能力。[54]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帮助解释了当日本军队遇到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时，他们为什么会针对中国平民实施残酷的暴行。在东南亚，海外中国人在经历了白种人的殖民后，又成了日本人虐待的目标。此外，无论是在殖民地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还是在“独立的‘伪满洲国’”，或是在被占领的中国部分地区，日本人都明确表示，他们在与其他亚洲国家打交道时最愿意使用的方法就是傀儡主人操纵傀儡的做法。

这些早期的殖民地和征服不仅为日本人在东南亚的行为提供了范例，也为同样骄横傲慢的管理者提供了榜样。例如，缅甸总理巴莫（Ba Maw）指出，在入侵东南亚的日本军队中，最为罪大恶极的部队就是朝鲜联队，其成员主要来自那些“在朝鲜、‘伪满洲国’和中国接受教育的朝鲜人，他们相信日本人是亚洲的优等民族，并在这个基础上对待亚洲的其他民族”。他认为，对这些人来说，“做一件事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日本人的方式；只有一个目标和利益，那就是日本人的利益；东亚国家也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成为许许多多像‘伪满洲国’和朝鲜一样永远与日本绑定在一起的国家。单是这些种族不公正就足以决定，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本地区人民之间根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相互理解。”[55]

巴莫关于日本短暂地作为亚洲霸主的评价，在其他与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亚洲人中也非常普遍。他所提到的“种族不公正”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一种是自发的：所有级别的日本兵对非日本人都有一种发自肺腑的种族主义，哪怕受到最轻微的刺激，也会以打耳光或其他语言或身体上的虐待的形式爆发出来。第二种“种族不公平”则是日本人试图强加到整个共荣圈的、比较正式的“日本化”政策。当地居民被要求向所有的日本人鞠躬，无论他们是什么级别（就像战俘必须向所有的日本兵行礼一样）。当地人还被强迫在公共集会时朝向东京方向的天皇行最敬礼。当地日历也被改成日本的皇历；如此一来，1942年就成了2602年（依据是公元前600年建立了日本帝国）。日本人的节日也成了共荣圈内所有人的节日，如皇族的“建国纪念日”（纪元节，2月11日）、现任天皇的生日（4月29日）和明治天皇的生日（11月3日）。西方语言和书籍在某些地方是被禁止的，而日语则作为新帝国的“通用语”被到处进行推广。尽管颁发给被占领地区日本司令官的多份诏书都要求，只要不与日本的利益发生冲突，就应当尊重当地的风俗和传统，但基本文化政策的实质却是在其他国家推行基层的“日本化”。[56]

关于日本的“种族不公正”是长期的而非暂时性质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针对共荣圈制定的基本金融和经济政策中找到。早在1942年为南方地区军政府制定的政策指南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规定，日本人将承担起之前由欧洲和美国殖民列强充当的金融和经济支配角色，并重新塑造这一地位，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永久优势。这些政策在珍珠港事件后迅速出台的一份基本文件“东南亚地区经济政策大纲”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对日本长期目标的描述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主要目标是在国家整体规划的基础上协助日本人在南方地区的经济扩张，并在共荣圈内推动经济变革”。日本海军省在次年3月颁发的军事管理基本指南中以更详细、更直率的方式，清晰地解释了这些政策的真正含义。其中称：“随着我们的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应当逐步承担起之前一直由敌人的机构掌控的金融霸权地位。”关于工业发展，海军省认为，“为了遵循利用南方地区作为我们国家一个原材料供应商和产品市场的政策，不应当鼓励占领区发展他们自己的制造业。”为了应对日本战争机器的迫切需求，日本商人也被要求参与进来，同时日本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将来能够对当地经济的所有重要部门实现永久性的控制。对当地劳动力的非法虐待，例如数以万计的印度尼西亚劳工在为帝国陆军提供体力劳动期间死亡，也许可以归咎于战争环境，但日本的一般政策就是“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另外一项一般政策是，尽可能地维持之前殖民者建立的管理架构，并尽可能依赖于当地的劳动力管理者和当地精英。[57]

建立一个能够确保所有其他亚洲民族和国家向日本永久臣服的经济结构的政策，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澄清了日本人世界观中的关键要素：当日本人将“合适位置”或家庭关系的概念适用于他们与其他亚洲人的关系上时，他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处于他们完全控制下的自给自足集团内部的一种实用的劳动分工。在关于对现有资源进行最佳调动的问题上，他们自然地会使用常规的经济学术语分析这个集团，但种族和民族的问题也是这些考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本章重点关注的1942—1943年报告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它阐明了处于共荣圈长期愿景核心位置的种族考虑。报告编写者考虑的不仅是每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战略布局，还有当地居民的性格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与同一时期很多西方人痴迷的“民族性格”研究基本上差不多。

在这份评估中，对其他亚洲人的评价都不是很高。中国的汉民族基本上被认为是冷漠的，而海外的华人尽管具有无可否认的商业头脑，但他们基本上是一群势利小人，愿意卖身给出价最高的人。报告建议，日本人可以暂时“利用”他们，“但是要逐步地将他们驱赶出去。”缅甸人、安南人和马来人——事实上，大多数“南方人”——都被视为懒惰者。除了极少数（如老挝人）之外，其余的人都缺乏商业意识。菲律宾人也许要比其他亚洲人好一些，但他们也还是不能被认为是真正开化的民族。不管是好是坏，他们毕竟受到了美国人的深刻影响，但他们的品质非常混杂，整体看来无法让人恭维。根据日本人对他们的描绘，菲律宾人的特点是实利主义、奢侈、奸诈、喜欢模仿、好争论、不擅于数字和分析能力差，而且他们的统治阶层不可救药地腐败并依赖于美国。[58]这些负面评价中的某些特点（奸诈、喜欢模仿和分析能力差）与西方人认为日本人具有的性格特征是完全一样的。

报告对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的评论尤其刻薄。他们被描述为特别适合于在一场持久战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鉴于他们的高出生率、对日本化进程的抵制和战略性地理位置，应当对他们格外留意，避免其成为帝国内部的“寄生虫”。一旦战争结束，居住在日本本土的朝鲜人应当被遣返回国；靠近苏联边境居住的朝鲜人应当由日本居民取而代之；总之，应该鼓励朝鲜人移民到条件艰苦、人迹罕至的地方，如新几内亚。与大东亚共荣圈所宣称的让朝鲜和中国台湾摆脱殖民枷锁的宗旨相反，报告建议，应当在这两个地区增加日本人的数量，直到达到总人口的10%。[59]

一方面，日本的公众演讲者呼吁泛亚主义、种族和谐以及从白人的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新日本帝国的管理者暗地里得到告诫，要留意他们统治下的不同种族与国家间的关系。他们被告知，“要利用各民族之间的敌意和嫉妒心情，”并尽可能地实施一种狡黠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还受到提醒，在和东南亚人与白人的混血后代以及海外华人打交道时，应当特别小心。[60]

如果从后世的社会科学家们那里借用一个术语，日本人的共荣圈计划可以被视为一个几乎完美的“中心-外围”关系的模型，所有安排都是为了确保日本人作为领导种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个计划中，日本是高高在上的大都会，是自给自足集团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一个中心。所有的货币和金融都理所当然地与日元绑定在一起。所有主要的交通运输网络，无论是海上、陆地或是空中，将在东京的控制下以日本为中心。所有与战争相关的工业生产、能源资源和战略物资，也将以日本为中心和受日本控制。大体上，日本将负责生产高质量的重工业品和制成品。尽管日本可以向共荣圈内的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发展轻工业（通常用于当地消费），但大多数国家仍将继续维持他们所熟悉的角色——原材料和半成品的生产者。集团内的贸易尽可能采取易货的形式。对集团内农业人口的基本政策就是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报告指出，关于农业部门的“改革管理”目前没有近期的规划——这可以被理解为，没有土地改革的计划，或是对西方人之前的殖民地种植园模式进行改变。[61]

当然，在集团内部存在着过渡的地区——也就是关键的“半外围”地区。根据报告作者们的设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共荣圈的“核心区域”将一直保持为日本列岛加上“伪满洲国”，以及华北和蒙古，而华中、华南、东南亚和印度只能逐步地获得真正的“自给自足”。报告中还充满遐想地提到了日本海和中国东海可以作为大东亚的一个浩瀚“内海”。对南方地区，报告中承认了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特殊经济重要性——事实上，这一点被视为无限期地推迟中国香港地区与马来亚实现独立的一个充分理由。[62]

当然，报告希望，这种劳动分工将惠及集团内所有成员，但主要的受益者永远都是日本人。关于这一点，报告并没有试图掩饰，而是承认，日本政策的长期目标是“在作为东亚合作集团领导者的大和民族与其他成员民族之间建立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我们的国家将掌握着东亚所有种族生存的关键”。[63]更早之前在新加坡发布的一份政策指南中也使用了更为积极的措辞表达出同样的观点：“应当向日本国民提供在每一个地方发展的机会，当他们在那里立足之后，应当把筹划大和民族的长期扩张当作基本信念，进一步地提升自己作为领导种族的气质。”[64]

[1] 1981年在一家二手旧书店里发现了八卷报告中的一卷。但这次发现导致了现在的卫生与福利省对档案库中的报告全文进行了披露，并在1982年允许出版商文生书院（Bunsei Shoin）对这份报告进行影印和重印。重印版报告的总题目是“关于种族和人口政策的研究文档：卫生与福利省研究局人口和种族处的战时文档”［Minzoku Jinkō Seisasku Kenkyū Shiryō：Senjika in okeru Koseishō Kenkyūbu Jinko Minzokubu Shiryō （Research Documents on Race and Population Policy：Wartime Documents of the Population and Race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这项研究的前两卷是关于战争对人口产生的影响，共807页。后六卷标题为“关于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全球政策的调查”［Yamato Minzoku o Chūkaku to suru Sekai Seisaku no Kentō（An Investigation of Global Policy with the Yamato Race as Nucleus）］，重新从第1页开始标记，一直连续到这六卷内容的结束。在后面的引用中，这六卷报告将被简称为“大和民族”（YM），引用页码也从第1页开始计算。我很感谢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在这份报告被发现后提醒我注意这份极有价值的文件，并感谢Takako Kishima在对该报告内容进行研究时提供的协助。

[2] 尤其参见YM，第2148—2177页。

[3] YM，第2319—2320、2369页。参见第8章第16个注释。

[4] 《大和民族》在第27—58页中非常简明扼要地提到了理论上的定义，参见YM，第27—58页。关于避免种族战争概念的必要性，参见YM，第2422页。

[5] 在对“种族”的概念进行技术讨论时，卫生与福利省的研究者顺便提到了十几位西方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YM，第27—58页。他们还在报告中用几百页篇幅总结了纳粹的种族政策和“犹太人问题”；YM，第1608—1870页。关于日本人针对犹太人态度的一般性讨论，参见Ben-Ami Shillony，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1981：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156—171页；David Kranzler，“Japanese Policy Toward the Jews，1938—1941，” Japan Interpreter 11.4（1977）：第493—527页；Kranzler’s Japanese，Nazis，and Jews：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1938—1945（1976：Yeshiva University Press）；Tetsu Kohno，“Debates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Japan，” Hōsei Daigaku Kyōyōbu Kiy ō 46（January 1983）：第1-33页；Marvin Tokayer and Mary Swartz，The Fugu Plan：The Untold Story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1979：Paddington Press）。

[6] 臭名昭著的《锡安长老议事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自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密谋征服世界秘密集会的会议纪要（类似的反日本人事件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伪造的“田中奏折”中），1924年和1938年被翻译为日文（后来在1959年再次被翻译为日文）；Kohno，第7、12页。战争期间出版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日文翻译的两种标准版本删除了将日本人诋毁为一个“文化搬运民族”而非“文化创作民族”的内容，尽管这些段落在一份1931年的研究报告中出现过；Kohno，第134页，Shillony，第153页。反犹太人的言论在有关共荣圈的许多内部政策文件中都能看到；参见Harry J. Benda，James K. Irikura和Koichi Kishi编，Japanes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Indonesia Selected Documents（1965：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Translation Seriesno 6），第107、112—14、115页。另参见L D. Meo，Japans Radio War on Australia 1941—1945（1968：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第111—114页；Otto Tolischus编，Through Japanese Eyes（1945：Reynal & Hitchcock），第88—92、140页；Tokutomi Iichirō，Hisshō Kokumin Tokuhon [A Citizen’s Reader for Certain Victory]（1944：Mainichi Shimbunsha），第71页。尽管现在的很多评论家认为反犹太主义是战争期间日本人意识形态中次要的、脱离正轨的分支，但在当时，至少有一名美国人从非常实用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日本人对犹太人的攻击与日本人在中东的野心，以及他们企图在全世界赢得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支持密不可分；参见Saul K. Padover，“Japanese Race Propaganda，”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2（Summer 1943）：第203—204页。

[7] YM，第29—36页。

[8] YM，第36—47页。

[9] 参见YM，第47—58、308、363页。

[10] YM，第2162、304—305页。

[11] YM，第312、2296页。

[12] YM，第50—52、2202页。

[13] Asahi Shimbun，August 3，1941，第5页。

[14] YM，第311—12页。

[15] YM，第2044—2050、2294—2295、2350—2351页。研究者在报告中还指出，日本主义的实质可以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中找到；YM，第3078页。应当注意的是，日本人在关于战争强词夺理的狡辩中完全否认了这一做法，尤其是在京都帝国大学的一些京都学派（Kyoto Gokuha）知识分子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这些学者没有强调日本作为东、西方集成者的角色，相反，他们称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事实上进行了“对现代的超克”（transcending the modern，kindai no chōkoku），从而建立一种全新的文明和道德。参见Takeuchi Yoshimi，“Kindaino Chūkoku” [Transcending the Modern] ，收录于Takeuchi Yoshimi Zenshū（1980：Chikuma Shobō），8：第3-67页。京都学派关于“对现代的超克”（transcending the modern）的讨论发表在《文学界》（Bungakukai）1942年的9月和10月期刊上。参见Bungakukai，the September and October 1942。

[16] 参见YM，第2347—2348、2424、2430、3081页。

[17] YM，第57—58、2349页。

[18] YM，第386—393、2307、2348—2349页。

[19] 有关社会福利的立法是战争时期留给战后的一项重要、然而却经常被忽略的遗产，参见Thomas R. H. Havens，Valley of Darkness：The Japanese People and World War Two（1978：Norton），第46—49页。1941年初颁布的人口政策被详细地发表在《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1941年1月23日出版的报纸上。参见Asahi Shimbun，January 23，1941。关于动员婚姻咨询机构通过安排婚姻改善优生，另参见百科全书Nihon Hγakka Daijiten（1963），5：353。关于“繁殖和生育运动”（propagate and multiply movement，umeyo fuyaseyo undo）和健康宝宝的竞赛，参见Ogi Shinzō，Showa Shomin Bunka Shi [History of the Cultur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the Shōwa Period]（1971：Nihon Hōsū Shuppan Kyōkai）2：340；另参见Morosawa Yōko，“Jōsei no Kyōgu” [The Circumstances of Women]，收录于Wakamori Tarō编著《日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史》［Nihon Seikatsu Bunka Shi （History of Daily Life and Culture in Japan）］的第10卷《从军事化国家到民主化》［Gunkoku kara Minshuka e，（From Military State to Democratization）］，（1975年：河出书房），第140页。关于人口政策和趋势的更多信息，参见Havens，第134—138、142—147页；以及参见Irene B. Tauber，The Population of Japan（195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特别是第16章，“战争期间的人口统计”（“The Demography of War.”）。

[20] YM，第63、2061页。

[21] YM，第101—102页。尤其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1937年出版的标题为《殖民地问题》（The Colonial Problem）的著作。参见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Colonial Problem。

[22] 关于废除对“远东”一词的使用，参见Asahi Shimbun，October 25，1942，evening ed.。官方对名称进行修订时还试图改变日语中对亚洲人的通常叫法。亚洲人以前一般被称为“当地人”或者“土人”（domin or dojin，另一种也很常用并稍微带有轻蔑意味的词是原住民）。日本政府在1942年宣布，这些词语中都包含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元素，从此以后，其他亚洲民族应当被称为“居民”（junin，inhabitants）；出处同上。但从前线士兵的书信中看到，原来的贬低用语还是一直被人们使用；参见农村文化研讨协会（Iwate-ken Noson Bunka Kondankai）编著的《战争中阵亡的农村入伍士兵的书信》［Senbotsu Nomin Heishi no Tegami （Letters of Peasant Conscripts Killed in Battle）］（1961年：岩波书店#424）。约翰·斯蒂芬（John J. Stephan）引用了小牧实繁的日语著作，参见John J. Stephan，Hawaii Under the Rising Sun：Japan’s Plans for Conquest after Pearl Harbor（1984：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第127—128、154—155、212页。关于西方人小牧实繁狂热的地图绘制行为的反应，参见Sidney C. Menefee，“Japan’s Global Conceit，” Asia and the Americas，July 1943，第330—332页；Padover，“Japanese Race Propaganda，”第194—196页。

[23] YM，第2025—2029页。

[24] YM，第2334—2335页。报告的这一部分似乎是在1942年初就已经起草了，因为到了1943年中期（此时整个报告大概已经完成），日本已经占领了菲律宾，当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不在日本控制下。令人感到惊悚的第四阶段也没有再被提到过。报告中没有提起占领夏威夷，尽管根据约翰·斯蒂芬（John J. Stephan）的最新研究（上文的第21个注释），在日本珍珠港战役胜利和1942年中期的中途岛失利之间，夏威夷曾短暂地出现在日本人的绘图板上。另一方面，文部省在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为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印制的地理教材中，在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内不仅纳入了日本已经占领的地区，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西亚和中亚、西伯利亚和太平洋群岛，包括阿留申群岛和夏威夷。学生们被告知，这些地区要么已经被日本的实力和领导力唤醒，要么即将被唤醒。日本的使命是促使这些不同国家的人民恢复活力，并团结他们组成“一个大东亚种族，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处于他们的合适位置”（Dai Tōa minzoku to shite yomigaerase，ono ono sono tokoro o esaseru koto）。一旦在天皇的领导下建立起这个大东亚，日本将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民带来和平。文部省［Mombusho（Ministry of Education）］，《初等地理》［Shotoka Chin（Elementary Geography）］，第2卷，重新登载于Kaigo Tokiomi编著的《现代时期的日本教材大纲，第17卷：地理3》［Nihon Kyokasho Taikei，Kindai-hen，Dai-17-kan：Chin 3 （Outline of Japanese Textbooks，Modern Period，vol. 17：Geography 3）］（1966年：讲谈社），第54—99页（特别是第57、99页），第624—625页。

[25] YM，第2335页。

[26] YM，第3078、3087页。

[27] YM，第3091页。

[28] YM，第6页。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sekai shinchitsujo）是日本政府公然宣称的基本目标之一，这一点在宣传政策及1942年发布的《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The Way of the Family （le no Michi）］中都得到了强调；参见Uchikawa Yoshimi编，Gendai Shiryō，41：Masu Media Tōsei 2 [Contemporary Documents 41：Control of Mass Media 2]（1975：Misuzu Shobō），第368页，根据1941年12月8日颁布的宣传政策，强调在为每个国家分配其“合适位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另参见Isono Fujiko编，Ie：Gendai no Esprit [Family：The Spirit of Modern Times]（1965：Shibundū），第132页。在1945年3月由政府的全面战争研究学会起草的三卷《持久战研究》（Study of Protracted War）中，日本的战略规划者甚至在这时候还继续谈论“发挥种族的独特威力”，并“在全世界实现八纮一宇”。当前的战争属于“争夺世界支配权的战争”（sekai seihasen）范畴，这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种战争涉及到互不相容的世界观，几乎总是以一种世界观的胜利、战败国家的毁灭和失败种族的衰落而告终。参见全面战争内阁研究学会［Naikaku Soryokusen Kenkyūjo（Cabine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 War）］，《持久战研究》（Chokisen Kenkyū （A Study of Protracted War）］，1945年3月，第36、41、74—75、83—90页。YM，第2433—34页。这些数字加起来共有12080000名到海外定居者，而不是12090000人，但后一个数字出现在正文中。

[29] YM，第76、303—331、363、2181—2183、2362—2364、2430—2432页。在关于种族通婚的详细讨论中（第303—331页），和通常做法一样，报告研究者又引用了大量的西方权威观点。

[30] 古屋芳雄（Furuya Yoshio），Nippon Hyōron，July 1943；政府支持的英文月刊《当代日本》（Contemporary Japan）12.8（1943年8月）在其第1054—1057页中以“种族完整与人口因素”（Racial Integrity and Population Factor）为标题进行了总结。

[31] YM，第303—304页。报告在开始部分就提到了“鲜血和土地”是一个纳粹的概念；YM，第27页。

[32] YM，第2486—2487页。关于印尼的混血人种，参见M. Z. Aziz，Japan’s Colonialism and Indonesia（1955：Martinus Nijhoff，The Hague），第172页。

[33] YM，第2368—2371页；参见13页及之后的几页，第2307、2322页。德国的占领政策在第2371—2421页进行了描述。关于对日本注定要创建一个新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深奥解释，参见高坂正显（Kosaka Masaaki）的“生命空间”［life space（seimei kukan）］和“历史空间”［historical space（rekishiteki kukan）］理论，“通向大东亚共荣圈的道路”［Dai Toa Kyoeiken e no Michi（The Road to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改造》（Kaizo）24.1（1942年1月）：第16—37页；另参见Sakaeda Yoshitaka关于“构成空间”［composed space（kosei kukan）］——包括“运命空间”［fated space（unmei kukan） ］和诸如殖民地之类的“控制空间”［controlled space（shihai kukan） ］——及“附属空间”［subsidiary space（josei kukan）］的讨论，“理解共荣圈的结构”［Kyoei Kukan no Koseitaironteki Haaku”（Comprehending the Structure of Co-Prosperity Space）］，《中央公论》（Chuo Koron）57.5（1942年5月）：第22—33页。

[34] YM，第2181、2307—2308页。

[35] YM，第2197、2300、2321、2329、2332—2333、2369页。

[36] YM，第2183、2197—2198、2300、2310、2323、2329、2332—2333页。

[37] YM，第2198页（种族血亲），第2162页（集体种族主义），第2322页（“心”与“爱”）。日本人在“满洲国”支持的多民族组织被称为“协和会”（Kyowakai，Concordia Association）。

[38] 关于现代日本社会的家庭体系，参见Kawashima Takeyoshi，Ideorogi to Shite no Kazoku Seidō [The Family System As Ideology] （1975：Iwanami Shoten）。参见Sumiya Mikio，“The Emergence of Modern Japan，”收录于Kazuo Okochi，Bernard Karsh，and Solomon Levine编著，Workers and Employers in Japan：The Japanese Employment Relations System（197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15—48页。

[39] John O. Gauntlett译、Robert K. Hall编著，Kokutai no Hongi：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Entity of Japan（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第97—98页。奥托·托里许斯（OttoTolischus）收录了日本政府提供的《臣民之道》（The Way of the Subject）的英文翻译版，参见Otto Tolischus，Tokyo Record（1943：Reynal & Hitchcock），第405—427。

[40] 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941（1943：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111。

[41] U.S. Department of State，Peace and War：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31—1941（1943：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第573页。

[42] Kawashima，第64页；天皇诏书的全文被刊登在1940年9月28日的《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上。参见Asahi Shimbun，September 28，1940。

[43] Kaigo Tokiomi编著，Nihon Kyōkasho Taikei，Kindai-hen，Dai 20-kan：Rekishi 3 [Outline of Japanese Textbooks，Modern Period，vol. 20：History 3]（1962：Kodansha），第234页。

[44] YM，第2294—2297页。

[45] YM，第2312—2316页；参见第3077、3078页（ono ono sono tokoro）。“合适位置”还被表述为fusawashii chii（第2315页）。另外一种说法是“适当的负担”（sōtō no futan），第2423页。

[46] YM，第2315—2316页。

[47] YM，第2366、2422页。义（Oni，stern justice）是在向日本军人发布的《战阵训》（Senjinkun，Field Service Code）中强调的道德价值之一。

[48] Saitō Tadashi，Ono SeiichirO（or Kiyoichirō），and Matsushita Masahisa（or Masatoshi），“Dai Tōa Sengen no Shingi”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Kaizō 26.3（March 1944）：第4—25页。Matsushita认为东方的道德秩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而Ono则称，在被个人主义替代前，家庭主义（familyism）一直是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基础。参加这次圆桌讨论的学者们提出，以家庭为导向的道德是普遍的，而法治则是后来在西方发展的独特观念。另参见Ogushi Toyoo，“Nippon Minzoku Sekaikan no Kakuritsu”[Establishing a Japanese Racial Worldview]，Bungei Shunjū 20.1（January 1942）：第27—28页。

[49] Kaigo，第3、432页；Harold J. Wray，“A Study in Contrasts：Japanese School Textbooks of 1903 and 1941-5，” Monumenta Nipponica 28.1（1973）：第85页；Mombushū编，DaiTōa Sensō to Warera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 and Ourselves]（1942），第11页。

[50] 关于“伪满洲国”作为一个“家庭分支”，参见YM，第776页；关于兄弟关系的典范，参见第2422页。关于“伪满洲国”作为一个“儿童国家”（child country），参见Tsurumi Shunsuke编著，Nihon no Hyakunen 3：Hateshinaki Sensen [Japan’s Hundred Years 3：The Endless War Front]（1967：Chikuma Shobō），第183页。战时的地理课本将日本与“伪满洲国”的关系描述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oya-ko）；Kaigo，17：66。关于“伪满洲国”作为日本与共荣圈内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参见Willard H. Elsbree，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第26—29页；关于“四海之内皆兄弟”（universal brotherhood）作为“八纮一字”的恰当英文翻译，参见Arita Hachirō，Contemporary Japan 10.1（January 1941），被编入乔伊斯·莱布拉（Joyce C. Lebra）的著作中。参见Joyce C. Lebra编著，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1975：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74页；关于幼儿园的比喻，参见YM，第2368—2370页。

[51] YM，第2368—2370页。

[52] Lebra，第122—131页；Louis M. Allen，“Fujiwara and Suzuki. Patterns of Asian Liberation，”收录于William H. Newell编著，Japan in Asia（1981：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第83—103页；Mohan Singh，Soldiers’ Contribution to Indian Independence. The Epic of the Indian National Army（1974：Army Educational Stores，New Delhi）。关于对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女教师的深情回忆，参见Yohanna Johns，“The Japaneseas Educators in Indonesia：A Personal View，” in Newell，第25—31页。

[53] Changsoo Lee and George De Vos，Koreans in Japan：Ethnic Conflict and Accomodation（198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特别是第21—28、31—57页。关于近期对日本殖民主义的一篇评估（主要关注于建立共荣圈前的发展），参见Ramon H. Meyers and Mark R Peattie编著，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198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这为卫生与福利省1942—1943年的研究报告中的很多观点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包括在帝国神话史的支持下对日本民族优越性的假设；对劣等民族永久性的经济和文化支配政策（尤其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早期的“文化渗透”和“日本化”政策；将日本国内的阶层概念应用到国外，如“官尊民卑”（kanson mimpi，respect superiors，despise inferiors）和“正确的社会地位”（mibun soo，appropriate social status）。马克·皮迪（Mark Peattie）还在这部著作中（第110—113页）介绍了1925年由殖民统治者东乡实发表的《殖民政策和种族意识》［Colonial Policy and Racial Consciousness（Shokumin Seisaku to Minzoku Shinri）］，这是历史上试图将日本的殖民政策建立在种族特点基础上的一次努力。该研究在1925年到1937年之间被4次印刷发行。关于日本“国家政策”的一个简述，参见1942年8月6日的“大东亚国家的领导计划”（Plan for Leadership of Nationalities in Greater East Asia），收入莱布拉（Lebra），第118—121页。

[54] Mark R. Peattie，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1966：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287页；Michael A. Barnhart，“Japanese Intelligenc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Best Case’ Analysis，”收入Ernest R May编著，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198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432、435页。

[55] Ba Maw，Breakthrough in Burma：Memoirs of a Revolution，1939—1946（1968：Yale University Press），第155—156、180—181、185页。

[56] 参见Aziz，第174—182页；Benda等编，第33页。

[57] Benda等编，第17—25、26—46页。

[58] 参见YM，第680页，关于中国汉民族；第1107—1108页，关于海外华人；第1033、1098、1113页，关于南方民族；第1123—1132页，关于菲律宾人。

[59] YM，第2360—2362页。

[60] YM，第2351、2365—2366页。

[61] YM，第2340—2342、2350、3083、3093、3105页。

[62] YM，第2340、3088、1106—1108页。

[63] YM，第2350—2351页。关于经济政策的一般声明，参见出处同上，第2339—2342、2349—2357、3077—3094、3105—3107页。

[64] Benda等编，第187页；参见1944年外务省的声明，出处同上，第243页。

第四部分

结语

第十一章

从战争到和平

很久以来，人们就认识到战争开始容易结束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地区的战争不仅证实了这一众所周知的道理，也赋予了它新的现代意义。日本人对投入战争尽管怀有极大的忧虑，但他们并未认真考虑如何才能终止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人不久前还曾希望，同盟国因厌倦战争而同意做出妥协，并使大东亚共荣圈保持基本完整。而就英、美两国领导人而言，他们已经认识到战争将会艰巨与漫长，并且在对德战争必须先于对日战争方面很快达成了一致。英、美领导人不仅确信战争终将取得胜利，还从一开始就设想必须将日本人碾成粉末、将日本城市化为灰烬，一如丘吉尔如此生动描述的那样。然而，在做这些预设时，他们并没有考虑日本人的心理特点，而是简单地承认这是他们所认为的战争本性。

于是，战争就这样发生了。在关于战争中哪场战斗或战役是决定性的转折点的问题上人们可能会存在分歧：是1942年中期的珊瑚海海战与中途岛海战吗？是确保1942年底盟军胜利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吗？是1944年中期标志着日本在陆上、海上重要失败的英帕尔战役、菲律宾战役、塞班岛战役、天宁岛战役吗？是1944年10月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严重威胁的日本帝国海军的莱特湾海战吗？不管怎样，到1944年秋，交战双方的领导人都绝对清楚日本注定失败。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又拖延了一年。

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极度痛苦戏剧性地展示了被改变的现代战争的性质。导致战争难以结束的传统心理因素——交战各方的骄傲、由失败者一方表现出来的绝望与精神麻痹、胜利者一方追求的复仇与明确胜利——迅速地纠合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力量。战争仇恨对20世纪中叶来说并不陌生，种族仇恨或杀戮非战斗人员也不是新事物。圣战（Holy wars）肯定不是新鲜事。然而，调动和维持这些情绪到狂热状态的技术，却在20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包括了对无线电、电影以及其他的大众传媒的熟练使用，还包含了对整个国家机器的宣传资源的动员和整合。上述这些发展与战争的摧毁技术齐头并进，尤其是空军力量和武器攻击力，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对合法战争进攻目标的“传统”约束。

正如这些新技术可以在越来越远的距离杀人一样，敌我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在日趋增加。于是，敌人变得越来越遥远，变得更加单调僵化，而且变成与自己完全不一样的物种，最终变成在估计中日趋增加的敌方庞大的死亡数字。快速与大规模杀戮的新能力，几乎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信念——即在现代“全面战争”中，这样做是必需的，甚至同时也不再需要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一样，通过否认敌人人性的方法，将敌人视为野兽、害虫、恶魔与魔鬼，这样就有可能掩饰战争的真相。这些大数目时常促成几乎一样的精神麻痹，甚至可能起到另一方面的作用：它使自己一方的伤亡情况变得抽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容易被接受。

然而，即使在敌我之间存在着距离，这些庞大的死亡数目仍然使人感到震惊；我们不仅清醒地注意到在亚洲地区有多少男人、妇女、儿童死亡，也观察到在这些死亡人数中，有多少死亡是发生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战斗中，而在当时已经非常确定日本即将战败。且不说在中国战区，在战争结果已经十分清晰后，其死亡人数与战争局势尚不明朗时一样多，甚至还更多。我们不可能获得准确的死亡率数据，尤其是战争中在亚洲的死难者数目（除日本人自己之外）；如果还包括平民的死亡人数，并扩大至“外围的”遇难者，例如劳累致死的被征募的劳工、因遭受战争破坏饥饿而死、以及死于流行性疾病的普通民众，那么，获得战争中准确的死亡数目这项任务几乎变得不可能完成，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估计下大概的人员伤亡数。

尽管很难探明在这些骇人的伤亡人数背后的精确数目，但通常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接近5500万。而在事实上，西方人所估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累计死亡人数中，往往忽视了除中国人与日本人外的在亚洲的死亡人数，同时也忽视了随着名不符其实的东亚共荣圈的兴衰成为经济混乱牺牲品的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如果充分考虑亚洲战区死亡人数的情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总死亡人数的统计甚至可能比以前估计得更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几个国家与民族遭受了尤其沉重的损失。苏联蒙受了迄今为止最惨重的伤亡，军事人员与平民的死亡人数现在估计有2000万或者更多。接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德国军人与平民的死亡人数大约为560万；如果不算波兰的犹太人，那么大约有300万波兰人死亡。在南斯拉夫，大概有160万的平民与军事人员死亡。其余七个西方国家，包括奥地利、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与美国，占了另外200万平民与军事人员的死亡人数，其中每个国家人口损失在25万到34万之间。余下的西方交战国的损失共计100万。如此一来，仅在苏联与西方国家，再加上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野蛮的年代里，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战争就至少夺走了3900万条生命。[1]

在亚洲，中国的死亡人数范围估计在数百万至1500万之间，从1937年到1945年8年多的时间里，在抵抗日军的军事行动中阵亡的中国士兵官方统计数字是130万，尽管从其他地方得来的战争死亡人数更高。更大的困难在于计算平民的死亡人数。1947年，一份联合国的报告估计在战争中被杀害的中国人有900万，还有“大量民众”在1945年到1946年间死于饥饿与疾病。日本人自1944年底开始对湖南、广东、广西与贵州等省的粮食产区进行扫荡，在中国进行最后的毁灭性进攻，使这些地区遭受漫长的饥荒。战后远东委员会对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的有关政策具有名义上的监督职能，派驻该机构的中方代表估算，中国全部的战争伤亡人数，包括被杀害、受伤与致残的人数是1100万。1948年，另一名中国发言人宣称，战争使中国损失了1500万人的生命，经济损失500亿美元，还导致了6000万人无家可归。战争对中国的破坏如此巨大，使中国蒙受的苦难如此深重，乃至于“几百万”死亡人数无法确定。然而，毫无疑问，可以合理地认为大约有1000万中国人死亡，只有苏联超过了这个总数。[2]

印度尼西亚在战争中的人员损失也是严重的，对印度尼西亚的战争损失进行任何精准地统计同样也极其困难。根据一份官方报告，大约有130000名欧洲人在印度尼西亚被日本人拘禁，并有30000人死于战俘集中营中。另一份报告指出，这些死亡人数包括4500名欧洲妇女与2300名儿童。日本人强制劳动的印度尼西亚人（包括许多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居民）在300000名与1000000名之间，他们中许多人被送出国外去修建缅甸至泰国的“死亡铁路”。估计劳工总的死亡人数，范围从几万到500000之间。战争结束后，联合国确认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印度尼西亚被强征的劳工的死亡人数为300000名，但接着指出，这只是战争带给印度尼西亚人全部灾难中的一小部分。许多劳工营养失调，在日本战败后丧失了工作能力。根据联合国亚洲与远东工作组的数据，“那些或遭受日本人杀害，或死于饥饿、疾病，或死于缺乏医疗救助的人数，仅在爪哇岛估计就有3000000名，外岛估计有1000000名。”[3]

除上述以外，亚洲其他地区的平民也饱受战争之害。战争结束后，马来亚官员宣称可能有多达100000居民遭日军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华人，但这个数目可能有所夸张。有73000名马来人被运往泰缅铁路做劳工，据说其中有25000人死亡。菲律宾的人员伤亡中包括大约30000名菲律宾军人和90000多名平民，他们中大部分在1945年的马尼拉劫掠中遭受杀害。在日本人入侵印度支那（Indochina）期间，有5.5%的有欧洲血统的居民与2.5%的本地居民死亡，法国据此要求日本战后赔偿。直到1945年，日本人通过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控制了印度支那之后，该地区才免于直接遭受战争破坏。但与在中国的情形一样，战争最后阶段见证了一场灾难性的饥荒。日军垄断粮食的政策（为日本军队供给粮食）与自1944年末美军的空中袭击、海上封锁（阻断了国内交通）加在一起，很大程度加重了1945年的饥荒，导致东京（译注：越南一地区的旧称，包括了其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安南（译注：越南东部地区的旧称）地区高达一百多万越南人死于这场灾难。印度后来估计它的战争总伤亡人数达180000人（阵亡军人可能约有40000人），并声称日本的战争政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为发生在孟加拉国的严重饥荒承担责任，150万人在这次饥荒中丧生。因为战争中断了缅甸的水稻生产（缅甸一半的水稻种植面积中止了耕种），而印度通常从缅甸进口大米，因此，无法应对这次孟加拉国危机。朝鲜半岛虽然不是交战区，但大概有70000名朝鲜人在战争中死亡——包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在日本的朝鲜劳工以及在日本帝国陆军中被强征入伍的朝鲜士兵。大约30000名澳大利亚人在作战中丧生，而新西兰军队蒙受的战争损失超过10000人。[4]

与大部分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估计的战争人员伤亡总数尤其准确，但仍然存在不确定的方面，日本估计的伤亡总数也比通常被确认的高。根据日本政府自己的计算，在1937年至1945年间阵亡的军人被分成以下几部分：

侵华战争（China War）1937—1941（185647）

日本帝国陆军1941—1945（1140429）

与美国军队作战（485717）

与英国军队与荷兰军队作战（208026）

中国（202958）

澳大利亚战区（199511）

法属印度支那（2803）

中国东北地区与苏联（7483）

其他海外战场（23388）

日本本土（10543）

日本帝国海军，1941—1945（414879）

军队总死亡人数（1740955）

战后，日本对自1944年底起由于日本城市遭受空袭而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尤其是在广岛和长崎的平民死亡人数进行了保守地估算。根据官方统计的由于常规轰炸而死亡的数字，以及最近修正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人数，日本本土的平民死亡人数大约如下：

东京（97031）

广岛（140000）

长崎（70000）

日本其余的63个城市（86336）

几乎所有的这些死亡都发生在1945年3月初也就是美国空军采用了燃烧弹密集轰烂的战略之后。[5]

日本军队与平民的死亡总数超过了2100000人，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但这并没有反映出日本方面所遭受损失的全貌。据估计，仅有三分之一的军人死于实际的军事作战行动中，大部分都是因饥饿、疾病而死。超过300000名男性严重受伤，以至于他们在战争期间与在战后都有资格获得政府的抚恤金。仅1945年这一年，就大约有4470000名日军（占整个日军作战力量的绝大多数）在日本投降后立即被遣送回日本，这些人基本上都遭受了疾病或伤痛的困扰。日本军队的状况在战争结束时十分恶劣，战争停火后，在还没有等到可以俘获他们的盟军（除了苏联外）遣返回国之前，就有81000多名日本士兵死在海外——尽管这个数目本身令人震惊，但它在当时却几乎被人忽视了，只是作为一条历史性脚注被留存下来。[6]

日本最具权威性的战争受害者名册也普遍忽视了发生在实际战斗期间及其后的其他死亡人数，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多达10000名日本平民可能死在了塞班岛。而根据最近有关1945年春冲绳岛战役的一份研究，在这场战争最后的一次重要战役中，平民死亡人数（包括战时征募的平民劳工）高达150000人，占冲绳岛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此外，对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而言，战争并未在1945年结束。在日本战败之后，数以万计的日本士兵被编入中国军队，参加全面爆发的中国内战；几千名日本士兵作为盟军战俘被拘留在东南亚地区，一直到1947年10月；还有大量的日本士兵落入苏联手中。日本政府估计，1945年8月，有130多万的日本士兵与平民在中国东北与北亚向苏联投降，但在接下来的4年中，仅有100万被遣送回日本——剩下的300000人下落不明，估计在1945年8月后死亡了。无数日本平民，其中包括众多的妇女与孩子，都没有能在亚洲大陆战争结束后接下来的混乱中活下来。在中国东北，仅在1945年和1946年的冬天，估计就有远远超过100000名的日本士兵与平民死于饥饿、寒冷与流行病。[7]

当这些被忽视的数目被添加到权威的死亡统计数目中时，日本人在战争中的人员损失似乎接近270万人——这比中国的人员伤亡数字少很多，还不到德国人在战争中损失的军队与平民人数的一半，但它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区阵亡人数的25倍，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的8倍或9倍。此外，对战争双方来说，战争最后一年是最具毁灭性的一年。虽然对每次战役中日本和盟军死亡人数的估计有所不同，但在最后一年残酷的战争中大概的死亡人数是可以计算的，且其数字足以发人深省：在塞班岛上为天皇献身的帝国军队有30000人（接近美军死亡人数的十倍）；在关岛上的10000多名日本士兵接到命令，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战斗到底（盟军方面阵亡人数1400名）；几乎在同时，大约有8000名到10000名日本士兵在天宁岛上丧生（美军方面阵亡人数不到400名）；10500名日本水兵与飞行员在1944年10月的恩加尼奥角海战中死亡（美军死亡人数2800名）；在1944年9月至11月残酷的贝里琉岛（Peleliu）战役中，有10000名或更多的日本兵死亡（美军的死亡人数在1000人到2000人之间）；20000名到23000名日本兵在1945年2月至3月的硫磺岛战役中阵亡（美军以阵亡近6000人、受伤20000人为代价）；至少有30多万日本士兵在1944年10月到战争结束期间的菲律宾群岛防御战中徒劳地耗尽了生命；在冲绳岛，从1945年4月开始至6月底，战火在陆上、空中、海上狂暴地燃烧，110000多名日军战斗人员战死——这大约是美军方面死亡人数的10倍。[8]

无论从哪方面看，从1944年夏末到1945年夏末都是屠戮的一年。对日军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被绝望的日军将领们抛进了一个又一个无望的对抗中。在美军方面，在太平洋地区所遭受的全部伤亡人员中（包括在关押中死亡的美军战俘），超过一半的伤亡发生在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之间，如以下数字所示：[9]

美军在太平洋战区的伤亡人数

正是在这种疯狂的战争暴力中，1944年10月，日军的神风特攻队诞生了，这是可以阻挡恶魔猛攻的日本人纯粹精神的最高象征；在这样的氛围下，美军放弃了定点轰炸日本军事目标，主要的轰炸目标变成了日本本土的“疯子”与“蝗虫”。在这样的背景下，1945年7月，在阿拉莫戈多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原子弹是一种更有效的杀人武器，它的使用标志着结束漫长的、不必要的痛苦死亡过程的开始。1945年8月6日，原子弹摧毁了广岛，8月9日，几乎没有等日本人回过神来，长崎也被原子弹摧毁了。1945年8月15日，双方最终实现了停火。

8月10日，原子弹轰炸长崎的第二天（苏联对日宣战后两天），尽管措辞尚未最终敲定，日本政府还是明确表示了投降之意。从这一天开始到战争实际结束，发生了两件现已被遗忘的事情，象征着驱使双方如此背道而驰、如此多灾多难的战争仇恨与民族仇恨。1945年3月后，美国空军开始向日本城市投掷燃烧弹，日本在本土岛屿的军队立刻开始处决落入他们手中的少数美军飞行员。8月12日，八名美军飞行员在福冈被处决；8月15日，正式停火协议被抛在了一边，日军军事指挥部下令在同一座城市将另外八名美军飞行员也处死——这标志着日本在战争最后时刻实施的最后暴行。同一时间，美军战略轰炸最主要的策划者之一亨利·哈里·阿诺德（Henry H. Arnold）试图铤而走险地安排一次“尽可能大规模杀伤的最后轰炸”以结束战争。阿诺德的设想是调动1000架飞机空中打击东京——他成功地集结了这样一支空中力量，并在8月14日晚派去攻击已被摧毁的日本首都。一共1014架飞机——828架B-29轰炸机和186架护航战斗机——在无一战机损失的前提下轰炸了东京。在所有战机全部返回基地之前，杜鲁门总统就已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0]

日本变成了废墟；然而，即使在破碎的景象中，仍然有着强烈的种族骄傲与决心——至少对那些正在让战争词汇适用于和平时代的人而言。天皇向他的国民宣布的投降诏书以恳求结束：“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不灭。念任重道远。”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The Asahi），以重申“我们种族的优越性”来结束关于投降诏书的社论。《朝日新闻》著名的竞争对手之一——《每日新闻》（The Mainίchi）在同一天评论说历史为优秀种族提供了在挫折之后重生的范例。

在如此残酷无情的战争之后，人们该如何解释盟军军事占领日本的和平性质？尤其是怎么解释在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迅速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友好？为何种族仇恨能如此迅速地消除呢？

答案有很多，其中最简单的答案是，战时在双方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偏见是错误的。美国人不是恶魔，因为日本人发现，他们没有像战时曾预言的那样被强奸、折磨以及被谋杀；与日本人的敌人被引导去相信的情况相比，日本人更加多样化，并且十分厌战。在战争激烈的时期，战争信息部国外士气分析处的分析家们被掌权者忽视了，但在战后，分析家们所预测的有关日本人的疲惫与适应性被证明是准确无误的。在战争期间，西方自由主义者与左派学者徒劳地尝试着呼吁关注日本战前的民主与进步传统，其结果也被证明比宣传家与大多数战争策划者更具有洞察力。日本人民——与他们的军国主义领导人不一样——日本人民欢迎和平。

这是最简单又或许是最重要的答案，但是，这本身并非充分的解释。从冷酷无情的种族战争到战后友好关系的突然转变，也得益于曾助长狂热的爱国主义、赤裸裸的种族仇恨的相同成见，同样可以适应合作。为什么某些影射攻击性词语与日常生活中的宠物形象经历了极端的世事变化后还能继续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原因：他们通常具有显著的灵活性与可塑性，为了使许多常常相互矛盾的目标合法化，他们可以被改变、甚至被彻底改变。这可以用二战期间几乎全部地主导了双方种族观念的核心隐喻或形象来证明。

例如，以对日本最露骨的西方形象化描绘为例：猿人。像大部分的西方媒体一样，海军杂志《海军陆战队员》在战争期间使用猿人嘲笑日本人。紧随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发行的《海军陆战队员》封面，推出了一幅微妙且意味深长的蜕变图：以全彩的插图，勾画了一名微笑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的肩上有一只引人注目但明显被激怒的猴子，这只猴子穿着超大号的日本军队制服。大卫·罗画的正准备从背后刺杀一名白人、或正试图攫取一只共荣圈的椰子的猴子；《笨拙画报》（Punch）上正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的猿人入侵者；《纽约客》上在丛林中的猿人狙击手；当日本超人流行时随之出现的金刚大怪物；象征着美国对处决杜立特空袭的飞行员的反应的浸透鲜血的大猩猩；《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代表类人猿的半人半猿的形象；所有这些猿人形象，正如《海军陆战队员》所敏锐地意识到那样，现在都突然变成了聪明的、善模仿的家养宠物的模样。猿人形象在战争时期的一面是兽性与丛林法则，而在和平环境下的一面则迅速演变成魅力与模仿技巧。因此，在《海军陆战队员》发表上述暗示性封面的同时，《新闻周刊》也刊登了一篇有关日本投降的专题文章，将被打败的敌人描述成“好奇的猿猴。”[11]

当然，这仍是蔑视，但它却是种族主义更加温和的面孔。尽管一个同样的转变过程的温和版本也发生在长期存在的日本小男人的形象上，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是可以教育的小男人（及女人）：他们善于模仿、擅长学习——简而言之，他们是好学生。在许多参与军事占领日本的美国人头脑中，“好学生”是绝对的主要形象，并自然而然地唤起或被转化为关于日本人像孩子的战时比喻说法。在战争期间，西方社会科学家就已经以严谨的学术方法将日本人的症状诊断为幼稚病：他们在肛门期与生殖器期集体受阻；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行为相当于西方人在青少年时期的行为；使用处理美国少年犯或青少年团伙基本上同样的方法，可以对日本人进行分析；在被军事占领的日本，关于日本人像孩子的比喻的更宽容、更温情的一面被拽到了前面，日本人现在被视为被向成熟期引导的小孩——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在西方式的民主学校里满心情愿、精于学习、有吸引力的小学生。在战争期间，西方人被告知“日本士兵孩子气的心理”。战争结束后，同样的报纸、相同的杂志提到“七千万问题儿童”；漫画家们有一阵子将日本人勾画成摇篮里的婴儿，或更频繁地将日本人描绘成前往麦克阿瑟将军的民主学校上学的孩子。[12]

这种家长式的管理，毫无疑问是麦克阿瑟对日本人和一般东方人的态度的本质。在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从亚洲召回后，他在1951年那场广为人知的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陈述说，在美国军事占领日本时期，他的指导思想一直是将日本人视为12岁的孩子。这不是轻率的评论，因为前任最高统帅相当详尽地阐述他的立场，并解释了他为什么相信日本人可能比“成熟”的德国人更容易接受美国式的民主思想的过程，“德国的问题与日本截然不同，”麦克阿瑟告知听证会上的参议员们，“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同45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也同样完全成熟。然而，尽管日本的历史悠久，但日本人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日本人还像是12岁的孩子。正如任何处于受指导期的儿童那样，他们易于学习新的规范和观念。你能够在他们那里灌输基本的观念，他们还来得及从头开始，他们足够灵活并能够接受新的观念……”

麦克阿瑟把这个评论当作一种赞扬，尽管是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在评论中他试图表达的是自己相信民主在战后日本比在战后德国更可能扎下牢固的根的原因。然而，麦克阿瑟率直的比喻使将军在日本的崇拜者感到难堪，使得一些人放弃了在东京湾竖立一座与自由女神像同样尺寸的麦克阿瑟塑像的计划，这是历史的一个小损失。麦克阿瑟对日本人的评论不仅是对最高司令官观点的直接反映，也大体上有助于说明友善却又常常傲慢的美国军事占领政策的前提。这样的父母与子女，或者老师与学生的家长式统治使人想起日本人自己的、现在声名狼藉的共荣圈的豪言，并显然能在体现于诸如“白人的使命”“棕皮小兄弟”等词汇中的西方殖民传统里找到根源。虽然麦克阿瑟令人印象深刻的父亲般的存在使这种态度在日本的情况尤其突出，但它肯定不是单独留给日本人的态度。例如，在战争进行期间，当讨论在将来如何处理殖民地的问题时，美国国务院与英国外交部曾花了大量时间考虑西方列强作为“宗主国”或用一名外交官的话来说作为“成人国家”的支配地位。[13]

为了激发起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反应，改变已被广泛接受的负面形象，这一过程也被延伸至除小孩比喻之外的其他战时流行的类比上。由此，日本人的“原始”与“野蛮残酷”成了即将开化；狂热分子与精神病患者成了将平静下来并获得治愈的人。在前一种情况里，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大部分改革议程因此以消除更原始的、部落的——特别是“封建的”——日本遗产的措辞来进行表达。对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工作人员而言，日本贻害颇深的“封建”遗产是确定改革议程的目标的关键，“小孩”指导着麦克阿瑟将军去理解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封建”引导着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人制度的批评态度。

类似地，日本人作为集体神经病患者、或在某种程度上精神与情绪不稳定的看法，也引起了与战争时期相比明显不同的和平时期的反应。曾经患病的他者现在变成了处境艰难的病人，而非不祥的威胁，胜利者毫不犹疑地承担了精神分析医师与治疗者的角色。在无条件投降的军管环境下，日本切除了政治体的患病部分（如清洗军国主义者与极端民族主义者、裁减军队与否认现行宪法），艰难地去唤起、去面对及去超越过去的负面影响（如在战犯审判时批判性地重新评价日本历史，以及随着每次改革对现存制度的综合批判），并达到了一个稳定与安宁的新水平（确切地说，通过创建一个更少受压制的社会）。简而言之，日本人作为原始人、小孩与疯子这些极端负面的战时形象，在和平时代激发起胜利者更加仁慈的一面：作为文明的导师、家长、医生、治疗专家——毫无疑问，作为优秀能力的拥有者。

上述胜利者所表现出来的战后态度与战败的日本人的心态相吻合，因为这些被日本人用于理解世界的基本比喻，也被证明极其容易适应战后的形势。例如，日本人“合适位置”的哲学促进了从指导民族到战败国表面上的剧烈转变。根据战后的理论，日本人越轨向老牌帝国主义列强发起挑战是一种鲁莽行为。现在，面对战后的一片废墟与确确实实的失败，除了重新定义它的合适位置之外，日本别无选择。那么，日本的合适位置是什么呢？80多岁的铃木贯太郎（counseled Suzuki Kantarō），这位战争时期日本最后一位首相及偶尔的道教智者，他主张日本做一名“输得起的失败者”。正如铃木细心的学生吉田茂（Yoshida Shigeru）所理解的一样，这并没有完全地令人沮丧。吉田茂曾在美军占领日本的大部分时间里（1945—1952）担任日本首相，在卸任两年之后，他将可以与“输得起的失败者”相媲美的另一句古老谚语作为他的座右铭，这句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历史提供了许多输了战争但却赢得了和平的例子。[14]

接受这种全新的、居于次要地位的，以及臣服于美国的“合适位置”对日本人而言比较简单容易，因为其他战时种族主义形象化描述的主要内容也是可塑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外人、陌生人或魔鬼积极有利的一面是如此深深地嵌入日本的民俗文化之中。外人、陌生人总是拥有双重的力量：一面是具有摧毁的能力，另一面是拥有讨人喜欢、令人愉快和能促成日本自强的天赋。魔鬼——在战争期间英美敌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形象——也是有着一张人脸的恶魔与潜在的守护神。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以及在此后若干年里，这是恶魔的主要特征：庞大、强有力、有人性、给人以保护、难控制、隐隐约约地令人生畏，以及在总体上值得信赖但也不是完全如此。

对战后时期的日本人来说，净化及纯净也具有了新的意义，虽然内容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净化与纯净仍然保持固定。日本人厌恶死亡，通过自我毁灭达到纯净现在似乎很荒谬。战时清理与净化颓废的、贪图物质享受的西方影响的目标也遭到了质疑。1945年8月后，这一目标变成了净化具有腐败传统、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元素的日本。虽然“净化”依然是检验标准，但其政治内涵却被彻底改变了。目前的净化必须从公共生活中清除极端保守的个人，摆脱传统制度，以及清除有助于军国主义和压迫的陈规旧俗和观念。

这并非是一个乍看上去那样的突然转变。相反，它与战时日本已经活跃起来的革新派态度在精神上甚至在内容上兼容。过去以精力充沛的桃太郎形象为代表的“年轻日本”的理想典型，被证明可以毫无困难地转换为美国主导下的盟军军事占领日本时期的“新日本”。假如人们严肃对待这个被模糊界定但又坚定地坚持理想的力量，那么这就不是轻率的或表面的转变。日本在国外寻求建立“新秩序”、在国内追求“新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日本最著名的思想运动，其目的是在亚洲创建一个由日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独立集团，与此同时，在国内构建一个由天皇统治的准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国家。然而，它也反映出日本进行实验和进行剧烈改变的承诺，而这种改变正是19世纪中期起日本面对西方挑战所做的反应。一旦证明战争实验是十足的灾难，那么，日本就将不断追求新的、更民主的与和平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枪炮声平静下来之后，卷起袖子、戴着具有旭日标志的束发带、朝气蓬勃的桃太郎形象的年轻日本，极其容易适应新制定的计划方向。为了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人人立即着手为重建工作，并通过和平发展增强实力与地位。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操纵手段，使战时的核心观念向剧烈变化了的世界过渡变得容易。例如，日本投降之后不久，新近曾呼吁为国家“一亿玉碎”集体死亡的统治集团，现在开始敦促一亿人反省他们的集体犯罪，所谓的“一亿总忏悔”——明显自私自利地免除了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级制度的责任，但与此同时也强调了社会团结与运用旧规则向新方向发展的途径。众所周知，为了将天皇描述为热爱和平、在最终接受同盟国的投降条件时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精英们立刻投身于一场齐心协力且非常成功的运动——这样在一夜之间，正如许多西方社会科学家所预料的一样，将天皇从神化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变成了追求和平的世俗象征。与在战争中一样，天皇在和平时期依然是日本人纯粹心灵的典型象征。

日本投降后被世俗化的天皇，与他此前作为万世一系的神圣血统后裔的化身相比，成为一个拥有更少权势的象征。裕仁天皇从他那匹有名的白马上下来，永远脱下了他习惯穿着的那件缺少装饰的军服，在一系列精明筹划的巡游里，作为忧国忧民的最高统治者真实地走在普通民众之中。但是，日本帝国的统治依然完整，保留了作为个体的天皇与作为制度的王权，这与占领日本初期不加区别地大规模清洗个人和批判日本的基本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战后，差不多有20万人由于曾经担任军职或与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有关联而从公共职位上被清洗时，正是这个以他的名义采取军事行动的人却仍然完好无损；当战后帝国陆军与海军被解散时，帝国的民族-国家继续保留下来。

这的确需要对象征符号进行非常巧妙地操控，因为天皇不仅体现民族团结，如果追溯历史会发现，他也体现了不团结：他仍然是大和民族纯粹精神的象征，然而，以他的名义在昨天刚刚采取军事行动的那些人，在今天突然变成了国内的替罪羊与恶魔势力。军国主义者、狂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现在被日本的文职精英与他们的美国征服者一道勾画成扭曲了皇道纯粹本质的有权势的腐败者。他们是曾以某种方式强行挤出一条路靠近王位的外人，并且像民间传统典型的局外人一样，他们表面上行善的力量，最后自我暴露出是根本性的破坏力。战争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是日本近代历史上参与阴谋操纵帝国机构使侵略合法化的越轨者；如果要揭示真相，人们只需要看到1945年8月后从幕帘后走出来的那个痛苦而真诚的人就能明白了。当美国占领当局对这魔术般转换的政治责任表示支持时，就相当于为这样一种论点做好了铺垫：既不是灾难性的战争，也不是占领军当局本身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独具特色的、优秀的“国家政体”。王位与据称是永恒的国体既仍然是过去的非军事精英阶层可以避难的攻不破的堡垒，也还是一个现在和将来身为大和民族一员而感到的骄傲之情的不明确的集结地。

在更加俗世的层面，这样的操纵更加冷酷。例如，在1945年8月，预感到盟军占领军即将到来，内务省打算通过剥削穷人——更准确地说，贫穷的女性——再次以“净化”的名义，努力保护日本“上流社会的”妇女。有统治权威的内务省，这个战时警察国家的堡垒，命令组织起明确为外国人服务的“特殊慰安协会”。我们已看到日本精英们如何利用传统的关于美德的用语以及“合适位置”，使他们在亚洲大陆的新帝国殖民统治合法化。在日本帝国崩溃时，等级制度的理想同样收缩战线，再一次变得更聚焦于重申日本社会的不平等。一个简单但伴随着阶级、性别压迫，以及伪善的豪言壮语的生动例子，是下层社会的女性——许多是以前被征募到战争工厂里做工的战争孤儿或战争寡妇——现在被要求通过为美国占领军士兵服务来报效国家。在东京，甚至在皇宫前举行了“特殊慰安”协会正式从业仪式，在这个从业仪式上，大约30名年轻女性宣读文辞华丽的誓言，“为数百年的未来而护持和促进民族血统的纯洁”献身自己，由此为社会安宁、为护持确保国体做出贡献。这些妇女没有从事妓女行当的经验——然而，无疑那些不久前为了保持大和民族血统纯洁而被挑选担任神风特攻队的青年男性们也没有具备为国家利益耗尽生命的经验。与战争时期一样，统治集团在和平时期再一次证明他们能够熟练地将要求自我牺牲与呼吁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以及最终解决种族问题结合在一起。[15]

战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偏见的可塑性与双面性，以及这些形象的统一特征，促成了各方形象从敌对到友善的顺利转换。在本质上，他者保留了同质的特征。一方面，恶魔般的西方人可以突然展现其守护神的面貌，铲除日本邪恶的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影响，并带领日本民众沿着民主之路行进。另一方面，日本人在西方人眼中仍具有那种为数众多但又毫无区别的类似畜群的特点。以前日本人“全是坏人”，而现在他们全部（或者几乎是全部）变成了什么呢？日本人变成了勤劳、热爱和平、亲美——以及反共产主义的人。

随着战后日本的“反共”魅力，人们继续对关于他者的影射攻击性词语的真正应变力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这样的思想不仅能引起建设性与破坏性的反应，同时也不受限制，并极易从一个目标转移至另一个目标，具体目标取决于当时的危机和恐惧。说得更准确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仇恨、种族仇恨被证明非常适应冷战。美国人、英国人曾经认为日本人具有的特质，在经过务实的冷静思考后，突然被认为事实上更适用于共产主义者（诡计多端与狡猾、野蛮与残暴的行为、同质性以及大一统式的控制、脱离任何合法目标或现实认知的狂热、狂妄自大、决心征服世界）。实际上，正如像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那样有影响力的美国发言人在冷战最盛时期偶尔指出的一样，俄国人实际上是亚洲或是东方的民族。像丘吉尔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喜欢说的那样，俄国人是来自东方的真正威胁。[16]

原来的敌人突然发生了变化；但是“敌人”的概念却令人惊讶地没有受到发生剧变的任务影响，并以其特有的方式，为从世界大战到冷战的转换提供了心理上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如果这一点在塑造反苏情绪上是真实的话，那么当中国加入共产主义阵营以后，这样的转移甚至更加生动，在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眼中，中国与日本交换了位置。在战争中，美国人曾称赞中国人的个人主义与热爱民主，但中国人突然继承了日本人正在摆脱的大部分陈旧的、僵化的、固有的极权主义的衣钵；中国人变成了无思考能力的游牧部族；中国人是狂热分子；是在亚洲大陆上的5亿（或6亿或7亿）只蓝蚂蚁，是最新的“黄祸”化身——现在已经变成了与红色威胁密不可分的双倍的不祥预兆。1950年4月，美国最重要的中国专家之一外交官O·埃德蒙·克拉布（O. Edmund Clubb）解释道，中国人，像俄国人一样，“不像其他民族一样思考。”正相反，他们的行为出于“疯狂的仇外心理”。对于在投降后上台的日本非军国主义保守派而言，这毫无疑问是有利的发展。他们的漫画家进一步画了头上长角的共产主义者，以适应新的恶魔。日本领导层开始接替中国作为美国人眼里的“自由世界”的盟友的任务。[17]

对于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在1948年，也就是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巩固他们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人与日本人就已经交换了位置。到1950年，朝鲜战争（the Korean War）爆发之前，重整日本军备与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就已经在考虑中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仇恨与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不存在了。相反，他们被净化了，并以不露骨的伪装形式显现出来。在早期更开明的家长式统治占领时期，日本人被视为在胜利者的指导与支持下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更加自由的社会，这无疑是否定战时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但是，战后改革议程没有得到大多数日本人强有力的支持，狂热的反共产主义的日本领导阶层也没有完全说服美国政界日本人可以真正地被信任。因此，即使制定了重整日本军备与重建日本经济的计划、给予了慷慨和无限制的和平协议，以及即使签订了双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U.S.-Japan security treaty），但从1948年到1952年整个时期，有关日本人真实的本性与意图一直存在着使西方人困扰的怀疑。例如，西方人担忧日本人的东方身份在最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并在日本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导致某种妥协。“我支持所有的种族论点，”参议员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在关于1952年旧金山和约（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的听证会上怒吼，“当我说他们是亚洲人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将来也会是亚洲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精心策划和平协议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有着同样的担忧。“东方思想，尤其是日本人的思想，总是比西方思想更阴险狡猾，”杜勒斯在1951年私底下宣称——他在与“国民党中国”的“大使”顾维钧的一次交谈中发表了这番很令人惊讶的言论。日本人的特性并未被盟军军事占领所改变，杜勒斯继续说，并且他本人就担心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上，日本人可能“对美国玩两面派政策”。[18]

美国人非常本着实用主义原则处理了上述有关太平洋地区新兴盟友性格的疑虑。1951年初，当日本的可信度问题在与英国的交谈中被提出来时，杜勒斯建议说，美、英两国应该竭尽全力利用日本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优越感，以确保日本人的忠诚。正如杜勒斯描述的一样，西方联盟本质上是“盎格鲁-萨克森精英俱乐部”，可以寄希望于日本人更多地受到与盎格鲁-萨克森精英俱乐部及其成就相关的“社会声望”吸引，而不是被缺乏发展的亚洲国家吸引。“与亚洲大陆的民众相比，我认为日本人民已感到了一定的优势，”杜勒斯解释说，“我们所能做的鼓励这种感觉的任何事情将会建立一种吸引力，意在使日本人与我们保持友好的联合……”（更具体地说，美国通过构建日美安全同盟以确保日本在军事上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的方式，解决了既需要重新武装日本作为同盟但又仍然不信任日本的两难困境。）事实上，在军事占领日本结束时日美达成的双边安全保障条约（the bilateral security pact）是美国战后所签署的最不公平的正式协议，这个旧式的“不平等条约”直到1960年才被修订。[19]

从亚洲战争及其后果中所汲取的有关对敌人及他者看法的教训，既有令人鼓舞的方面，也有让人担忧的因素。战争一旦停止，表面上看起来势不两立的战争仇恨给密切友好的关系让了路，这样的速度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是最基本的蔑视与纯粹的种族仇恨用语，也被证明包含了容许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关系的微妙之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鼓舞的。然而，相同的发展也在两方面体现出不祥的征兆。首先，战争仇恨与种族仇恨并没有消失，而是去了别的地方。为了继续彻底地探究这方面，不仅需要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措辞与冷战用语，还需要与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那些占优势的西方大国对抗中东地区、拉丁美洲、非洲等当代冲突中的用语进行比较。所有这些冲突中都包含了种族矛盾，常常通过语言、影像和所谓的实证分析表达出来，这一点与本书讨论的内容完全相同或极为相似。

与此同时，这些用语中也留下了种族主义的残余。因为日本与西方大国从战争到和平的演变，说明冷酷无情的用语具有温和的另一面；但由于同样的原因，更温和的用语常常隐藏着冷酷无情、潜在地具有毁灭性的欲望。种族间的潜流，不管怎样沉默无声，已经确实出现在从前交战国间战后关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预见的是，使人回想起战争年代更冷酷无情的种族主义态度将再次在竞争或分歧加剧时出现。

没有什么比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了。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日本人首次被发现穿着军装出现在太平洋上空与东南亚丛林中的40年后，日本人重新崛起为身着西装的“超人”化身，这无疑存在幽默的一面。肯定没有人紧接着战后就预料到日本—— 一个战败了的帝国，仍然作为具有优势的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甚至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有先见之明的预言者，尽管他很早就将日本视为平衡亚洲势力的关键，但也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个国家的潜力。例如，1950年6月，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数日，杜勒斯在东京建议日本人转变他们的想法，开发美国市场以部分地替代中国。他们可以向美国输出什么呢?杜勒斯建议，可以向美国出口衬衫与睡衣，也可以考虑鸡尾酒餐巾纸。[20]

这是以破旧的五元、十元折扣店的视角将日本人视为在高水平的商业、工业世界进行模仿的“小男人”。当这种看法被20世纪60年代日本有活力的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认可替代时，西方人仍然重提使人心安的否定的惯用语；现在，日本人变成了“经济动物”—— 一个咄咄逼人、甚至令人印象深刻但依然独特的物种。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人面对日本人在全球贸易战争中一个接一个胜利这种意想不到的壮观景象时，日本人的形象才再次被彻底改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亚洲所发生的情况几乎一样，一个崭新的日本超人被发现隐约出现在地平线上。

与他穿着卡其色军服的前任一样，现代版本的超人激发了一个专门从事日本评论的行业。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令人着迷的是，许多所谓的专家评论都提到了“秘诀”与“奇迹”，这些最终要追溯到某些日本独有的不可名状的直觉领域和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际纽带。甚至在资本主义市场与高新技术前沿，日本人表现得也与其他所有同样致力于注重实际的谋利事业的民族、国家不一样。不仅是外国评论员详述这些不寻常的奇异神话，许多日本人也把他们引人注目的成就从根本上归因于独特的、不可言喻的大和民族精神——仿佛没有其他民族在现代工业时代的商业战争中品尝过胜利的滋味一样。

对上述一些内容人们可能会带着疲惫的微笑做出反应，但是另外一些让人回忆起战争年代并在西方和日本社会广泛流传的想法和观念就不怎么有趣了。在美国，当贸易平衡开始失控时，“打压日本”变成了国民娱乐；在所有阶层的朋友圈里，谈论的话题经常只有“打压日本鬼子”。甚至当这个新商业超人在西方政治界、经济界引起震动以后，进一步地，旧的、带有轻蔑意义的偏见复活了——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敌人日本超人的幽灵和非人类、亚人类以及卑鄙的对手的形象形影不离地徘徊在西方人的想象之中。例如，1983年到日本的国会商务代表团负责人在一次民主党聚会上谈到“那个黄色的小男人，你知道的，本田”——这在日本成为众所周知的评论。白宫幕僚长、财政部前部长把日本人比作他的牧羊犬，必须要“敲击脑袋”以引起它的注意——这让人联想起亨利·史汀生在1941年秋的比喻说法，史汀生说日本人是在鞭子下屈服的小狗。在新的竞争层次上经营糟糕的工业部门的代表们争辩说，日本人完全是不公平的竞争，于是日本人背信弃义的战时形象在今天复活了。许多西方人的确对日本人的辛勤劳动、有着先见之明的计划与高标准的生产给予了信任，然而，由于经济失衡加剧，日本的竞争对手也倾向于将日本人的成功归因于阴险狡诈。例如，1984年10月，在对澳大利亚高管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认为日本人不可靠、不道德的百分比达到了不寻常的89%。

战争中的语言被应用到了商业战场是很自然的。毕竟，不存在无限变化的鲜活词语可以使用。然而，现在经济冲突中使用的修辞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的修辞。因此，在19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之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阐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我们依然在与日本人作战；第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一名美国参议员将日本向美国输出更多汽车的决定描述为“经济上的珍珠港事件”。大约在同时，同样在回应贸易问题上，一名白宫的工作人员由于使用了更唐突、使人联想起战争的语言而引起关注，他说：“下次B-52轰炸机飞越东京时，我们最好确保轰炸机搭载了炸弹。”

40年前被卷入对日战争中的个人作为评论员再度在当前的冲突中出现，而且，20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之间的联系频繁地被画进大胆的、情绪化的个人画作之中。例如，一位曾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采访过日本正式投降仪式的美国著名作家，应邀撰写了一篇关于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的重头文章。在《危险来自日本》的文章标题下，这名作家认为日本不公平地利用了美国慷慨的战后政策，现在一心想要控制世界经济。一名曾经是日本的澳大利亚战俘、现在是成功的英国作家与演说家的人士，甚至更加戏剧性地以1983年的一本名为《日本对抗世界，1941—2041：100年的霸权战争》的著作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这位耸人听闻地宣称100年计划等同于“日本的《我的奋斗》”的出版人，将战争期间日本人杀害盟军战俘的事例编进书中，并将日本人描述为决心使其国家成为世界最强国的“新的优等民族”。在书的封面上，西半球［像在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战时宣传影片《战争前奏曲》上黑白分明的世界那样］完全被冉冉升起的血红太阳遮盖。

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竞争对手们并没有完全垄断这些陈旧的战争术语与形象的重新启用，日本的公众人物与评论员频繁地重提类似的、煽动性的种族与军事习语。随着冷嘲热讽的话语跨越太平洋来回移动，各方都在引用另一方的措辞，于是这场冲突开始形成了自身的内部动态。作为经济战争中显而易见的胜利者，日本人（像英国人在半个世纪或者更早之前那样）在表达他们的种族骄傲时，偶尔显示出些许智慧与讽刺。这明显表现在于1984年的东京被广为流传、随后被美国媒体援引的一则轶事中。有一名也许是杜撰的日本商人，向他的海外朋友描述了一幅日本人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图景。在这幅未来图景中，这位商人解释说，澳大利亚将成为日本人的矿山，美国将成为日本的粮仓，而欧洲将变成日本人的商品销售商店，这是“合适位置”的21世纪！

然而，日本人通常表达种族骄傲的方式缺乏这种幽默感。例如，1982年底，《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在头版引用了一名日本高官的话，“日本人是能制造质量稳定且上乘的产品的民族，因为日本人是一个血统纯正的种族，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是一个血统混杂的种族。”可以预见，这引起了一些读者措辞严厉地写信给编辑。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西方媒体经常引述他有关日本人的优越性和“使欧洲种族黯然失色”的言论。1983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周年纪念仪式上，中曾根康弘宣称他的国家“完全不存在外来种族，因此2000年来日本人一直保持完美”。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的1978年，中曾根康弘撰写过一本小册子，在其上描绘出一幅屹立于世界的和平的“新文明”的蓝图，在中曾根康弘的规划下，在整个亚太地区，日本将负责总体的经济管理，而欠发达国家则专门负责生产。

尽管这种如此直率的表达比较罕见，但中曾根康弘首相充满激情的“一个国家/种族”的观念却具有代表性。1983年，当日本防卫省年度白皮书试图通过引用“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种语言”来唤起爱国主义情绪时，即采取了上述同样的调子。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规划者一直对混血儿童的国籍问题存有偏见，这在当代日本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对非日本籍外国居民的登记（与采指纹）也留下了争议，其中涉及几十万第二代与第三代朝鲜裔居民。在日本的大众文化中，与同时代的西方“黄色小男人”的种族话语相对应的是“奇怪的外国佬”（字面上的意义是“奇怪的外来人”）这样一个特指自以为理解了日本语言、文化的白种人的专用语。[21]

这些可以被无限延伸的引用语与细节所反映的是一种既新又旧的现象，新的是在物质与技术上西方不再卓越的认识。从这一点看，它使欧美列强放弃了此前面对非白人和欠发达民族所摆出的那种家长式的姿态。更确切地说，日本的战后成绩已经打破了战后所确定的父母—孩子、老师—学生这种美—日间关系的模式，而且双方都尚未确定自己的新角色，尽管对日本与西方而言，这样的发展已经存在一定的历史先例，但这归根到底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这是日本第三次挑战了西方及白人优越论的神话——第一次是1904—1905年，日本与俄国对阵；第二次是1941—1942年——究其本质而言，这是一次持久的挑战。现在，日本人在管理与技术最前沿进行竞争，他们强大的挑战已经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性质，并敲响了大西洋共同体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丧钟。

然而，尽管这种变化具有革命性，但它提出的问题与引起的紧张使各方民众仿佛又回到了过去。这一点似曾相识。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只要是那些新近出现国家和种族紧张关系的领域，总是既有描述当前经济摩擦的昔日战争词汇的复活，又有对二战亚洲战场的历史兴趣的恢复。虽然这是对追溯到过去的任何重大事件的自然反应，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关联与分离都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为了当前的政治目的而误读与滥用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显而易见的公众层面，双方已经忙于在仪式上重演彰显爱国精神的愤怒。例如，美国人通常通过珍珠港事件周年纪念活动来回顾日本人的背叛行为。尽管广岛仍然是20世纪现代战争可怕后果的重要标志，然而，对某些日本人而言，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的纪念仪式，日益成为提醒人们牢记大和民族长期以来被要求忍受的苦难的民族主义的备忘物。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大众传媒，二者利用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小例子处处可见：诸如对己方高尚理想和英勇牺牲的赞美，以及对敌方的暴力和双重标准的回忆和再次创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年代经典的宣传影片，诸如《认识你的敌人：日本》《桃太郎——海之神兵》得到重新发掘，并在他们的原籍国获得重新放映——无疑，这不仅是理解过去的绝佳资源，对某些人来说，还成为回忆“正义战争”的机会。

因此，回顾四十年前那场可怕的冲突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并且充满危险，它不仅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反过来也能煽动当代愤怒与唯我正义在握的烈火。无论如何，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不仅成为我们理解过去，而且成为我们认识现在的核心。

[1]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的总体估计，参见Robert Goralski，World War II Almanac-1931—1945（1981：Putnam），第425—429页；Hans Dollinger，The Decline and Fall of Nazi Germany and Imperial Japan（1968：Crown；是Die Letzen Hundert Tage一书的英文译本，1965），第422页；R. Ernest Dupuy，World War II： A Compact History（1969：Hawthorn Books），第318页。

[2] United Nations，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Suppl. 10，1947，第6-7页；George Blakeslee，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1945 to 1952（1953：U.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s，no. 5138），第145页；Chang Hsin-hai，‘The Treaty with Japan：A Chinese View，”Foreign Affairs 26.3（April 1948）；第506页。中国军队在1937年至1945年间的伤亡人数一般被认为是320万，其中130万人死亡，但是，可获得更高的估计数字。参看New York Times，November 5，1947，据里面的一篇文章估计，中国军队从1941年到1945年死亡人数有2850000。

[3]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第13—14、18页.关于被囚禁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欧洲人，也参见M. Z. Aziz，Japan’s Colonialism and Indonesia（1955：Martinus Nijhoff，The Hague），第170页。也参见上文第三章第61页注释上面的内容。

[4]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第9—10、13—15页，关于马来亚、缅甸与印度。关于菲律宾的损失，参见New York Times，July 29，1946。关于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参见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第146页；关于饥荒，参见Chieu N. Vu，“1940年至1946年的越南（Viet-Nam）政治与社会的变化，”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历史博士论文，1984年。关于朝鲜族人（Korean）的死亡人数，参见上文第三章第60页注释3。

[5] 基本数字来自日本经济安定本部（Keizai Antei Honbu，Japanese 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1949年编辑物，在Okurashō Zaisei Shi Shitsu再版重印，Shōwa Zaisei Shi：Shūsen kara Heiwa made，[昭和财政史：从战争结束到和平协议]（1978：Tōyō Keizai Shimbun），19（Tokei）：第22—23页；对华战争的伤亡人数也来自经济安定本部，转引自Tōyami Shigeki，Imai Seiichi，and Fujiwara Akira，昭和史，[Shōwa History] 修订再版（1959：Iwanami Shoten），第241页。关于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根据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损害的材料收集委员会，Hiroshima and Nagasaki：The Physical，Medical，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Atomic Bombings（1981：Basic Books，translated from the 1979 Iwanami publication），尤其参见第113—115页。注释：关于在空袭中丧生的日本人人数，已经悄悄进入若干英语资料之中的一项常见错误，是采用了668000（或665000）的数字。误差来自于1947年日本编撰的有关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报告，报告中的伤亡人数包括受伤、失踪人员以及遭轰炸丧生者，其中包括原子弹投下时在长崎、广岛的10000至15000朝鲜裔人。

[6] 有关疾病与饥饿的死亡数，参见Bernd Martin，“Japan und der Krieg in Ostasien：Kommentierender Bericht über das Schrifttum，” Historische Zeitschrift，Sonderhaft（Special Issue）8，1980，第79—219页。被遣返日军的疾病情况由日本政府于1945年公布，参见：Tsuji Kiyoaki编，Shiryō Sengo Nijūnen Shi [Documents：Twenty Years of Postwar History]（1966：Nihon Hyōronsha），1：15；Contemporary Japan 14.4-12（April-December 1945）：第176页。已知的在盟军手中（不包括苏联）等待遣返的日本军队死亡人数，美国当局列出的名单为81090人，但关于日本投降者的大部分人数被美国调整至与实际遣返人数一致，这样一来，就掩盖了有争议的日本投降后死亡人数问题。参见Reportes of General MacArthur，vol. 1，Supplement，Mac Arthur in Japan：The Occupation：Military Phase（1966：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第130、149页。

[7] 关于塞班岛（Saipan），参见Kindai Nihon Sōgo Nempyō [Comprehensive Chronology of Modern Japan]（1968：Iwanami Shoten），第338页。有关冲绳，参见大田昌秀，Sōshi：Okinawa-sen [冲绳岛战役全史，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Okinawa]（1982：Iwanami Shoten），第219页。Donald G. Gillin与Charles Etter的著作论及了1945年后在中国的日本士兵，参见“Staying On：Japa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China，1945—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3（May 1983）第497—518页。

《麦克阿瑟将军的报告》给出了日本士兵被遣返人数，参见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1，Supplement，第5章至第6章。苏联的日本战俘成为冷战早期最容易情绪化、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截至1948年10月，苏联已经遣返了877015名日本人，下一年的五月，苏联政府宣布仅留下95000名日本战俘（加上一些被指控的日本战争罪犯），直到1949年11月这些日本战俘被遣返。日本政府声称374041名日本人依然下落不明（包括约60000名日本平民）；出处同上；第159—161页、第179—186页。也参见Robert A. Fearey，The Occupation of Japan：Second Phase，1948—50（1950：Macmillan Co.），第14—16页。日本政府统计111250名日本国民死于1945—1946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冬天，还有一些统计估算这个数字超过了135000人：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8：306；Gillin and Etter，第503页。

[8] 这些估计数由不同来源汇集而成，其中包括Dupuy；Goralski，John Costello，The Pacific War，1941—1945（1981：Quill Trade Paperbacks）；陆军与海军伤亡人员表转引自下一个注释。一些计算结果表明日本在菲律宾的死亡人数可能接近400000人；参见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1：第358页；1，补充：第168页；2，2：第560页。

[9] 陆军与陆军航空队的伤亡统计数字，出自美国陆军部副官长办公室统计会计分部（Statistical and Accounting Branch，Office of the Adjutant General，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Army Battle Casualties and Nonbattle Deaths in Wold war II：Final Report，7 December 1941—31 December 1946，摘自第42—43页。海军与海军陆战队伤亡人数来自美国海军部军医局医药统计处（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Bureau of Medicine and Surgery，Division of Medical Statistics）The History of the medical P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World War II，Vol，3，The Statistics of Diseases and Injuries（1950年：海军部军医局P-1318），摘自第171—174页。

陆军伤亡与死亡人数包括1942年5月被俘虏的25697名美国人，其中10957名美国人死亡。这占了1944年7月之前陆军伤亡人数与死亡人数相当高的比例。应该注意的是美国官方统计数据本身存在不一致性，例如基本相同的陆军副官长（Adjutant General）报告在其他地方给出了美国陆军和陆军航空队在太平洋战区更高的死亡估计总人数，达到了引人注目的53221人（第94—95页）和57286人（第76—77页）。在同一份医疗报告中（medical report），海军部也提供了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略低的伤亡人员数字，分别是29263人和19163人（第78、8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总死亡人数权威明细表使用了更高的估计数字，记录如下：

[10] B. B. A. Roling and C. F. Ruter编：The Tokyo Judgment：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IM.TF.E），29 April 1946-November 1948，vol. 1（1977：APA-University Press Amsterdam BV），第395页；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编：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1953：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卷5：第732—733页。

[11] Newsweek，September 3，1945，第23页。

[12] 参看Frank D. Morris，“Seventy Million Problem Children，” Collier’s，December 1，1945。有关日本投降后作为小孩与小学生的西方漫画，参见Sodei Rinjirū and Fukushima Jurō，Makkāsd：Sengo Nihon no Genten [MacArthur：The Origins of Postwar Japan]（1982：Nihon HūsO Shuppan Kyōkai），第233页。也参见New York Times，April 13 and June 1，1947，March 16，1952。

[13]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第八十二届国会第一次会议（82nd Cong.，1st sess.），Hearings to Conduct an Inquiry into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and the Facts Surounding the Relief of 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 from His Assignments in that Area，1951年，第一部分第312—313页。我很感谢Sodei Rinjiro对在东京湾修建麦克阿瑟雕像计划的记述，威廉·罗杰·路易斯（William Roger Louis）讨论了“宗主国”概念（The “Parent States” concept），参见William Roger Louis著，Imperialism at Bay，1941—1945：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211—224、229、244—245、251页。

[14] J. W. Dower，Empire and Aftermath：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1878—1954（1979：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第312—313页。

[15] Kinbara Samon and Takemae Eiji，昭和史 [Shōwa History]（1982：Yukihaku），第243—244页。

[16] 杜勒斯（Dulles）喜欢谈到1941年4月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ōsuke）之间的一次会谈，在那次会谈上，据说苏联领导人告诉日本使者（emissary），“你是亚洲人，我也是。”早在1938年，凯南就把俄罗斯作为“东方的拜占庭”来描述，并且在他1946年著名的长篇报道中，他把苏联（the U.S.S.R.）说成传统的俄国不安全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东方的秘密与阴谋”的爆发性混合物，参见C. Ben Wright：《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学者-外交官：1926—1946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博士论文，1972年，第124—126页；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1966（1967：Wiley），第53页。关于丘吉尔与“东方的威胁”，参见Montgomery Cunningham Meigs，《控制不确定性：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与原子弹的发展，1940—1945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博士论文，1982年，第160—163页。

[17] 中国共产党因其蓝色的衣服，而被西方人称为蓝蚂蚁，Clubb的评价转引自迈克尔·谢勒（Michael Schaller）的著作：《美国占领日本：亚洲冷战的起源》。参见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1985：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253页。

[18] Howard Schonberger，“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China Question in the Making of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收入Thomas W. Burkman编：The Occupation of Japan：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1984：MacArthur Foundation），第242、248页。

[19] 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6.1： 825—26。关于在占领结束后对日关系问题上，美国如何既把日本当作合作伙伴，同时又谋求制度性地实现对这个不久前的敌人的长期控制，可参见Dower著，Empire and Aftermath。

[20] Watanabe Takeshi，Senryōka no Nihon Zaisei Oboegaki [Recollections of Japanese Finance under the Occupation]（1966：Nihon Keizai Shimbunsha），第292—293页。

[21]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July 21，1985，Wisconsin State Journal，October 20，1985［引用了众议院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白宫幕僚长（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与参议员唐纳德·里格尔（Donald Riegle）的言论］；小霍华德H.贝克（Howard H. Baker，Jr.），参见New York Times，August 21，1985；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ition，July 30，1984，and July 29，1985；U.S. News and World Report，April 1，1985；Theodore White，“The Danger from Japan”，New York Times Magazine，August 11，1985；Russell Braddon，Japan Against the World，1941—2041：The 100-Year War for Supremacy（1983：Stein & Day）；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19 and December 7，1982；New York Times，August 17，1983；Japan Christian Activity News 603（November 18，1983）and 616（December 20，1984）；William R.Burkhardt，“Institutional Barriers，Marginality，and Adaptation Among the American-Japanese Mixed Bloods in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3（May 1983）：第519—544页。

参考文献

杂志和报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 /（美）约翰·W.道尔著；韩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war without mercy:race &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ISBN 978-7-5086-8586-1

I. ① 无… II. ① 约… ② 韩… Ⅲ. ①种族主义－关系－战争－研究 Ⅳ. ①D066②E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0468号

War Without Mercy: Race &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Copyright © 1986 by John W. Dow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

著者：[美]约翰·W.道尔

译者：韩华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69千字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037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586–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敌人

第一章 种族战争的模式

第二章 “认识你的敌人”

第三章 战争仇恨和战争犯罪

第二部分 西方人眼中的战争

第四章 猿人及其他

第五章 小男人与超人

第六章 原始人、小孩和疯子

第七章 黄种人、红色人种和黑人

第三部分 日本人眼中的战争

第八章 净化自我

第九章 恶魔般的他者

第十章 “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全球政策”

第四部分 结语

第十一章 从战争到和平

参考文献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