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这本集子大部分是近年来的一些讲座的记录稿、接受媒体或个人的采访，以及少量自2011年《资中筠自选集》出版之后写的文稿。题材庞杂，东拉西扯，没有什么足以振聋发聩的惊人之语。无以名之，名之曰《老生常谈》。虽说是老生常谈，却也引起一些注意。一方面，有热心者广为传播，本人常常接到一些反馈，不乏共鸣和鼓励；另一方面，也听说引起某些人的不快，以其不合时宜。对同一问题，众说纷纭，观点各异，本是正常现象。本人自问所恪守者一是事实，二是逻辑。正因为见到太多无视或故意蒙蔽基本事实的谎言和违背常理、不合逻辑的立论，才忍不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我产生共鸣者，大约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只要本着事实和逻辑，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争鸣，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本来是常识，在某种情况下却成为不可言说的“异端”；本来是平常的交流，却被认为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常想，如果在正常的言论环境下，事实和逻辑都是常识，我的“老生常谈”也就没有听众和读者了。既然这一时候还没有到来，就还有一定的保存价值，集结成册，也算是立此存照。

本集中有几篇是应几位青年学子的提问，谈自己的工作、思想经历和治学之道。大部分是应各种讲座之约，围绕某个当时关注的中心话题谈一些看法。在形式上我称之为“信口开河”，因为一般事先都没有稿子，只有提纲或腹稿，面对听众的过程中，往往自然而然又流出一些新的想法。拜现代技术之功，录音稿很快就整理出来，自己再加以修整。其好处是畅言、少羁绊，更直白；缺点是失之涣漫，语言欠精炼，且难免重复。在编辑本书过程中虽经作者和责任编辑努力修葺，这一缺点仍不能完全避免，这是要请读者见谅的。

不论是动口，还是动笔，我的一贯思路总是将现实问题与历史思考相联系。或是先为某种现实现象所触动，想到中外历史；或是倒过来，读到某段历史，联想到当前现实。不论何者，都是有所感悟，发而为言、为文，与人共享。我大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后从事外事工作，学术研究领域又是国际问题，但我能汲取的文化资源绝大部分是中国的。忝列“学人”，我的“中学”还是超过“西学”。越到晚年，越出现“返祖”现象，深感我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所能提供的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西学”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可以扩展视野，提供广阔的参照系，这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作为今人，比古人幸运的，可能就是有这个参照系，有没有是大不相同的。学问之道深不可测。自知来日无多，只有常叹“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了。

资中筠，2013年11月

目录

自 序

关于“在场主义”散文[1]

毕生的追求：学识、启蒙与独立之精神[1]

身居斗室观天下[1]

美国研究三十年[1]

我的学术研究之路[1]

常识·良知·底线[1]

公民教育的必要性[1]

教育与启蒙[1]

百年中国“人”[1]

个人的独立与社会成长息息相关[1]

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留学生[1]

人性·文化·制度[1]

沉渣泛起之一[1]

沉渣泛起之二[1]

一根萝卜的革命[1]

复古与现代化[1]

要启蒙不要运动[1]

关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几个问题

关于“冷战”研究的几点看法[1]

对外关系的理论：国际主义？民族主义？[1]

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教训

关于“在场主义”散文[1]

你的问题很多，也有不少重复。我只能综合回答：

首先，我自问不是散文家。《不尽之思》所写都是平生接触到的人和事，在回忆往事中感到值得一写的，大部分是我个人独特的经历和视角。有些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大名人，但是我在特定场合所见到的，别人未必见到，或者未必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如果说这些文章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就是其独特性。只能是我写的，别人不可能写出同样的内容。得到这样一个奖，我实在很意外，因为我虽然大学专业是外国文学，但是从未从事文学创作，也没想到自己这些文字能算是散文。承蒙诸位文学界的专家评委赏识，我感到很荣幸。如果说散文，我倒觉得我另一个集子《闲情记美》倒更像散文一些。至于“在场主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还不很理解。现在理解“在场”这个词，大概就是指写现实存在的、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和自己真实的感受，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情愫，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尽管有些作家想象力丰富的幻想型文学作品也自有其价值。

我有所思、有所感，就信笔写来。一部分是理论的思考，一部分是感性的、经验的或者是二者相结合的。我不是快手，一篇文章要改好几遍。不过，字斟句酌主要是求准确地表达，或者删去冗词，而不是为修饰辞藻，大概这就是你所说的平淡。如果还有生动的地方，那是其人和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也许我在某些方面感觉比较敏锐，别人视而不见或认为平淡无奇的，我却有所打动，或者从中看到某些更深的意义。另外我觉得自己有些幽默感，常会看到事物的微妙的讽刺性，就不知不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不敢提出什么好的散文的标准，只能说我喜欢什么样的文章。一般来说，我喜欢朴实一点的“有话好好说”的文章。我认为深入浅出是上乘，如果引经据典，也是水到渠成，信手拈来。那些典故、引语、诗词等，已经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不经意间自然而然跳出来，是因为找不到比这更能表达自己意思的词句，而不是刻意用来装饰自己的文字以增加文采。我觉得这方面的典范之一，是杨绛的白话文，自然而清丽。还有冯友兰，他的白话文和文言文都是上乘，能把高深的道理说得明白晓畅，是真正的深入浅出。而几篇著名的文言文（如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古文写当代事，用典之恰当，对仗之自然，令人叫绝。这才是大散文家（尽管他们二人都不以散文称于世，文章只是表达的工具）。这当然与他们自幼中国文史功底分不开。至于我，自分差得远。如果这本集子还有可看之处，还在于其内容，不是言之无物，也不是小题大做，更没有自作多情，夸大自己与所写人物的关系。总之，没有矫揉造作之处，至少对历史、对读者是真诚的。

你问到周作人，有时文章和人品是一致的，有时并非如此。古来就对某些著名人物有“文人无行”的评论。人无完人，所以还有大节小节、私德公义之分。许多文章漂亮，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在私生活中表现得不那么完美，这不必苛求。但是在大节、公义方面，就不能不顾。这就是中国士大夫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气节。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就是日寇侵略、全民抗战。这是几代人的伤痛，在民族危亡之际，作为读书人，不可能回避。在那个时期，民族大义是底线。正如西方，对待法西斯暴行的态度，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历史评判的底线。若曾依附纳粹，即使学术或艺术上有很大成就，也仍然不能掩盖其污点，我觉得在这点上东西方没有什么区别。例如，诺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最终还是坦白了自己这一经历，哪怕只是轻微不足道的身份。这不是“政见”的问题，而是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杀的情况下，自己的良心归属问题。周作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文章的高水平和早期对新文化的贡献与他后来的附逆成鲜明反差。我认为他在文学史上是应该有一席地位的，既不能以后者全盘否定前者，也不能以前者为后者人品的欠缺辩护，否则的确会对青年的道德取向留下不好的影响。

关于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事实上，我本人一直是努力远离政治的，而且希望学者、作家超脱于政治，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过学者要保持独立性，不必亟亟于做“智囊”做“帝王师”。这个“政治”是指官场沉浮、权力斗争，还有不在其位无能为力的政治决策。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我也不喜欢那种党派斗争。以我的性格，如果在西方国家，大概也不会从政。但是，人都有是非之心，有正义感，对社会不公、民间疾苦以及民族前途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有些看似具体的个别事件，却牵扯大的政策和体制背景，一不小心就会与政治沾边，这是广义的政治，谁也逃脱不了。当然人各有志，每个人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敏感度是不同的，社会责任感也不相同。在我看来难以容忍的，在某些人看来司空见惯。其实当代文学中也有尖锐批判现实，表现作者的眼光和深刻的人道关怀的优秀作品，不过往往受到禁锢。另一方面，一些当红青年作家的作品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充满自恋和无聊，一时之间也能名利双收。还有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读书人、文人，衣食无忧，用俗话说，“活得很滋润”，不必或不愿关注身外之事，宁愿埋头做“注六经”的学问。当然这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但是如果为恶政做帮凶，无视受害者的苦难，凭借自己的话语权，为各种腐败和非正义现象找“理论根据”辩护，甚至如鲁迅所说，把溃烂处说成艳若桃李，那就越过底线了。这条底线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只是体现在不同的问题上而已。

我看问题常常超越国界，从全球看，从大历史看，这可能和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问题有关，但是也与我从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有关。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民国元年（1912）出版的小学国文和修身教科书。那部教科书贯彻的宗旨就是培养“共和国民”，不但讲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且颇具世界眼光，内容涉及面极广，包括世界历史、地理，并且强调人类的博爱。我本人没有赶上学那一套教科书，因为那还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是文言文的，但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所学的内容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再加上我上面说的，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就是民族危亡之秋，所以习惯思考超越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较少关注和追求物质享受。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太实际、太实用，对社会、对世界、对暂时与个人利害无关的身外之事缺少好奇心，当然这与我们的教育制度把人变成考试机器也有关系，也与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风气有关。但是，未来社会毕竟是需要青年去创造、去革新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年轻人尽可能视野开阔一些、目光放远一些，对他人多一些同情心，对世界和自然界多一些好奇心。

关于启蒙，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互相启蒙。我本人近年来读到许多好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无法完全控制，给群众性的启蒙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条件。我不太喜欢“意见领袖”的说法。当然，“闻道有先后”。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问题，有责任与大家分享，消除流传的误区，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大概就是指这个。还有，启蒙不能“定于一尊”，某些人自以为是权威，掌握真理，不容别人质疑，这样又会进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于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应该充分表达，互相交流，甚至争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启蒙时代”，不过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的机会。目前这还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实现的。

现在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制度和法律应该承担的问题让文化来承担。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对奸商深恶痛绝，都从道德层面谴责，人心大坏，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无论文人写多少文章和小说都没有用，何况在与权势结合的情况下，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大多会被禁止发表，把孔夫子和雷锋请出来也没用，所以目前不宜夸大文人的作用。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当前主要是制度问题，不能指望文化起先导作用。在一个诚实守信处处碰壁而坑蒙拐骗风险很小的制度下，道德滑坡是难以避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那些言论之得以充分发表，也有赖于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所提供的言论空间。如果还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能出现这样的运动吗？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有普遍的共同的追求，这就是普适性的价值观。它存在于各民族的宗教、哲学和社会公认的善恶标准之中。如果不带偏见的话，把每一个民族精神的精华抽出来，包括儒学的精华部分，你就会发现其实同多于异。越进入现代，人类共同的追求就越多。你无论走到哪一个陌生的国家，就会发现其实一般的善、恶与好人、坏人的标准都是相同的。另外，要自由是人的本性，也不会因国界民族而异，否则为什么古今中外不约而同都把监狱（剥夺自由）作为惩罚？那么，没有法律根据，无端侵犯或剥夺别人自由就是恶行。所以最高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普适的。第二层的文化，例如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是各民族、各地域都各有特色，在漫长的历史中免不了互相交流、渗透、影响，但不必求同，也不可能完全趋同。当然有些陋习、恶俗是应该淘汰的，各民族都一样。每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有自己的表现特色，都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不可能从上而下强行设计出一套来让大家认同。如果要发扬儒家的精神，那么儒家首先提倡的是，倡导道德价值的在位君子要“以身作则”，然后感化民众（小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只能沦于伪善。其实归根结底，现在强调“有特色”的价值观，实际还是制度问题。我想不出来为什么自由、民主、人权只能属于西方，中国人——确切地说，中国大陆的人——就不配享有？说穿了，抵制所谓“西化”，实际上抵制的还是某种制度，不过拿文化说事儿。

我基本上同意钱理群教授对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忧思。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青年人太多实用主义、太少理想主义的问题。当然，钱老师在大学多年，体会更深。上世纪80年代是一次思想解放、新启蒙的时代，那时的大学生意气风发，求知欲旺盛，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可望继承“五四”传统，北大尤其是重镇。可惜这种精神被扼杀了。90年代经济起飞而人文环境逆向而行，造成物质生活改善而精神萎缩。关于现行教育制度，批评的意见已经很多，我不想多说了。总之，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各个方面把青年学子引向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种精明、实用的取向。我有时也有点同情当代的学生。

还有留学生。过去的留学生学成回国，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的精神，真心诚意要把所学用于改造中国。现在多数留学生到国外寻求自己的发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无可厚非。有人还愿意回来做些贡献，当然很好。但是有些“海归”不满意在国外的地位，回来谋求个人的发展，不但不能推动社会前进，而且有意投权势之所好，与潜规则同流合污。由于其特殊身份，有更大的话语权，比钱理群教授所提到的那种中国大学生可能起到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还要严重。

[1] 2011年《不尽之思》获第三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本文根据获奖后答《文学报》采访整理而成。采访者：傅小平。

毕生的追求：学识、启蒙与独立之精神[1]

问：我们能否从观察你人生经历中的大画面开始？你的人生丰富多彩，做过外交官，是国际关系和美国研究的前沿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著名的翻译家，你曾经领导过中国最顶端的美国研究的机构，以不同的身份广泛参与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工作。如果请你将职业生涯分成几个阶段的话，你会怎样做？

答：先澄清一点，尽管我在外交领域工作过，但就“外交官”一词的严格和正确定义而言，即政府间交往的官方代表，我从未担任过外交官的职务。谈到我的职业人生，大致可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除去“文革”动荡无序的岁月）。这一阶段我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从事“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外交”，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公共外交”。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期我主要在国际政治尤其在美国研究领域里做研究，先是在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1985年后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我从美国研究所退休开始至今，这是我生涯中最多产也最有意义的阶段。我一方面继续在美国研究领域投入精力，另一方面花大量时间进行自由的写作，内容涉及各种题目，尤其是针对眼下的中国。

问：让我们先回到历史，看看你的职业生涯是怎样开始的。我了解到，你的大学教育是1949年之前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的。这两所大学都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当时也算是精英大学。1949年之前，能够进入其中任何一所都可以算是享有一种特权，对于一个年轻女性来说更是如此。你认为是这样吗？你当时是怎样进入这两所大学的？

答：谈到“特权”，的确，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想想当时连小学教育都远未普及，能够进入大学，尤其是能够进入美国人创办的大学，当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权”。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当时的大学在男女学生的录取方面是没有区别的。不管人们是否相信，对于女性而言，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至少对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在中国开始得很早，几乎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就开始了。类似清华和燕京这样的“洋学堂”从建校开始就没有实施过性别歧视的入学政策。事实上，燕京大学还遵循一个原则，即女生相对于男生的比例不得低于一比二。入学考试对男性和女性是平等开放的。我1982年去美国访问，得知像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直到1968年才开始接受女生，我的确感到非常惊讶。

我如何进入这两所大学的？1947年我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第一志愿是进清华。那年我没有通过清华的入学考试，但通过了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燕京是我的第二志愿，所以就去了燕京。当时，不同大学的入学考试在不同的时间举行，所以我可以进入燕京。我在中学时特别喜欢数学，成绩也比较好，所以在燕京大学先是选数学作为专业，但上了六个星期课之后我发现自己并不具备学数学的天才，就听取母亲的意见，转入外文系。文学也是我的爱好，我自以为中文底子不错，外文在当时的“洋”学生中不算好，所以就选了外文。我仍然没有放弃进入清华的想法，所以第二年又继续申请。因为是考转学，接着上二年级，所以只能报考西方文学专业。1948年，我通过了考试，以二年级学生的身份进入清华的西方语言文学系。

问：在清华的学习经历是什么样的？对清华教育的印象如何？大学教育对你后来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答：清华当时对我最主要的吸引力之一是它的图书馆。读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那里。我课余时间参加学校的音乐活动，经常去音乐室练习钢琴，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我进入清华的那一年是清华的好时光（good old days）行将结束的时候。在人文学科内，我们仍然有不少一流的学者，包括冯友兰 （哲学家，同时也担任文学院院长）、潘光旦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清华图书馆馆长）、雷海宗 （历史学家，专攻中国史，也教西方史，我曾选过他的西方史课）、钱锺书 （文学教授，教西方文学史）和他的夫人杨绛 （文学教授，讲18世纪英国小说），这只是其中的几位。我们也还有几位非常著名的外国教授，如罗伯特·温特尔（Robert Winter，教英语写作、英国诗歌和莎士比亚）。我还记得来自牛津的修斯女士（Miss Hughes）。她讲一口牛津英语，她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一课，影响到我对英国小说的欣赏和我的英语口音。钱锺书教授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论文的题目是他建议的，题目是“Chinese Novel in the Light of Western Critique”（从西方文学批评角度看中国小说）。 

我无法具体地讨论我在大学时代学到了什么，尤其是我后来的生涯脱离了文学研究。但我记得，我当时从来没有从教授那里感到任何压力，而只有从他们的讲课中获得极大的愉悦和享受。给我上课的教授讲课时，没有一个人是照本宣科。我们也没有教科书和讲义，一切得靠自己做课堂笔记。教授们讲课的时候会提到一些参考书，吊起我们的胃口，下课后赶紧找来读。这反而给我一种下课后跑图书馆的动力。我从那些年的教育中所获得的，是一种阅读的习惯和一种对一切我不知道的东西都充满好奇和希望学习的感觉。在那样的学习环境下，我有些野心勃勃，认为自己可以学会多种外语，不曾想到最终我只能驾驭两门外语：英语和法语。

然而，在1952年的高等院校调整中，清华丧失了四个学院中的三个——文学院、法学（即社会科学）院、理学院——变成了一个纯工科大学。高等院校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模仿苏联而实施的政策。对于清华来说，这是一次巨大而且不可挽回的损失。从那时起，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清华逐渐丧失了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在过去十年，清华的校园规模倒是扩大了许多，到处是崭新的大楼；它仍然是全中国最优秀的考生梦寐以求的大学选择，但它的传统和它教育中那些最为优秀的品质已经不复存在。在许多人眼中，清华已经变成了趋炎附势、崇尚权力和金钱的地方，喜欢炫耀自己培养了多少高官而不是多少大学者的地方，它不再是我曾经学习过的或者我记忆中的清华。

问：就在你上清华的时候，中国的政权发生了交替。你进入大学时，北平仍然由中华民国所控制，你毕业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作为一名亲眼目睹这场巨大历史转变的大学生，你当时是怎样想的？你最终又是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呢？ 

答：1940年代后期，中共地下组织十分活跃，在大学生中影响很大。我当时远离政治，部分的原因是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但没有人可以生活在真空之中。除此之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忍辱负重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在我们人生的基本价值观中，爱国和立志振兴中华民族占有重要的位置。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建设一个繁荣的新中国，然而政府中泛滥的腐败和统治阶层的无能，无情地粉碎了这种期望。在中共占领北平的前夜，通货膨胀达到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都在人心思变。我也分享这种对国民党政府的普遍失望以及要求变革的愿望。这样，当北平实行和平交接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共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而且在军队纪律方面，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因此非常自然地为一个新中国即将降生的黎明而吸引。所以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宣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意味着民族遭受屈辱的百年历史的终结。尽管程度不一，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自然而然并迅速地接受了新中国政权。谁又能不接受呢？对我们年轻的学生来说，红军长征的故事令我们着迷。我们被告知，大学生要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和我们自己的光明前途做好准备。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激动不已。此时我想到当其他人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时候，我自己却躲在“象牙塔”里，开始为此感到羞愧。

问：当你开始有这种政治意识并决心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时候，应该算是你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吧。我了解到，1950年代你曾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并被派遣到国外工作。这好像又是一种“带有特权”的经历，因为当时正是冷战的高潮阶段，新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很孤立的状态，能出国工作是少有的机会。你是如何进入和平委员会的呢？你在那里的工作是什么？你在和平委员会的经历对你后来决定从事美国研究有什么影响？

答：的确，1950年代正是冷战加剧的时代。苏联与美国都为充当和平的领袖而竞争，相互指责对方在进行战争准备、搞军备竞赛和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在这种背景之下，苏联率先发起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称之为“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Peace），希望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中的左翼政党和人物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际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也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成员之一。除了配合苏联的外交政策之外，中国在该组织中也有自己的目的。由于当时美国对华遏制和孤立政策，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圈子之外只能与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有外交关系，所以作为“人民组织”的和平理事会可以提供一个便利的平台或机制，凭借它来开展国际交往，与那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的民间团体和人士交朋友，打破西方强加的封锁。中国和平委员会选用了一批外语人才，大部分是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几个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在和平委员会，我的工作主要是翻译信件和文件，陪同中国代表团参加与和平相关的国际会议，担任书面和口头翻译，陪同来访的外国客人到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地方访问。1956年到1959年，我被派往维也纳世界理事会总部，为驻在那里的中国代表工作。

问：在“和大”之后，你又转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工作，并负责美国处的工作。你是什么时候转到对外友协的？对外友协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对外友协是否曾经参与过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工作？

答：1960年代初中苏分裂公开化之后，中国逐步从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活动中退出，只是偶尔参加一些会议，就是为了投票反对苏联支持的决议。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我与其他人一样也去了“五七干校”，参加农业生产。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我被召回北京。后来我才听说，周恩来总理发出指示，要求将所有具有十年以上外语工作经验的人才集中到北京，为1972年尼克松访问的接待做准备工作，同时也为了应对可以预见的大量增加的国际交流活动。当我回到原来在北京工作的大院时，发现和平委员会已经解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员被分配到对外友协工作。这样我就成为了对外友协的工作人员，在美洲与大洋洲处（简称“美大处”）工作。 

尼克松访华期间，我被召去参加来报道此次访问的美国媒体团队的接待工作。此后，大批的美国人来中国访问，对外友协是接待他们的主要机构。所以，随后几年，直到1979年，我的工作就是接待来自美国的各种各样的代表团。这样我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接触到美国社会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各色人物，从杰拉尔德·福特（他第一次来华访问时的身份还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到失业工人和激进的黑人民权斗士等。尼克松的访问不仅引发了一连串的美国人来访，也导致世界其他各地的访客络绎不绝地来访。那一段时间对外友协的工作非常繁忙。

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进入美国研究领域的？你如何做出这个改变职业生涯的决定的？你为何决定选择中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答：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工作。我们是“被分配”从事某项工作。当我从“五七干校”被召回来进入对外友协时，我被分配到“美大处”工作。这个处里有三个组，一个负责美国，一个负责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一个负责拉丁美洲。我被分配到美国组。很快我成为美国组的负责人，后来又成为美大处副处长，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与美国相关的事务。

1970年代末，我对行政工作和日复一日地陪同外宾前往国内有限的对外国人开放的几个地方感到十分厌倦。譬如，除了像上海、南京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外，每年我都要去好几次韶山和大寨。在那里我要不断重复听取同样的故事，并根据事先拟定的“口径”和“谈话要点”对外宾做解释。尤其是在经历了“文革”各种不正常的情况之后，我在内心开始对毛的绝对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我也对不得不服从那些内心并不赞成的指令和不得不重复那些我痛恨的陈词滥调而感到十分苦恼。所以，在1979年我跟随王炳南会长率领的对外友协代表团对美国进行初次访问之后，我决定用我的健康条件——我刚刚动了手术——为理由，要求从友协转入一个研究机构。王炳南非常不情愿地批准了我转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内部调动”。国际所与友协一样，也是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机构。

我很高兴能够进入国际所，进入国际所后，我开始了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成为一名专职研究员。因为我在友协是负责美国事务，所以在国际所很自然地被分配去研究美国，研究的重点是美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你瞧，像以前一样，尽管转入研究工作是我自己的要求，这个具体的新工作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但这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所以我欣然接受。

问：这个工作的确像是开辟了你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我们能不能谈谈你的第一本书，这是一部讨论1940年代到19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著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中，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学术上，它都被认为是开山之作，对很多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中国学者有很大的影响。不错，你是清华的毕业生，但你并没有在这个研究领域受过专门的训练，你是如何起步的？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明”了自己和这个领域？

答：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中国学者而言，“解密政府档案”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国际所的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致力于研究当代事务和撰写政策性论文。所里并不要求也不鼓励做历史研究，即便是与外交关系相关的历史研究。因此，即便国际所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和资料，却很少有人使用。当我第一次使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时，我从图书馆的借书卡上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借书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材料在过去几乎就没有被用过。我对《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关注和兴趣主要是通过阅读多萝西·伯格（Dorothy Borg）和沃尔多·亨里克斯（Waldo Heinrichs）编著的《未定之秋：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一书而产生的。这本书是1980年出版的，使用了刚刚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文件。我想我是最早读到该书的中国人之一。所以，我被吸引去读《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原文。我几乎是逐页阅读了1945年至1949年的中国卷和远东卷，不用说，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时图书馆还没有复印机，所以我就以手写方式做了大量的详细笔记。我逐渐积累了一大摞笔记本和整整一箱子的资料卡片。

在对这些文件集和其他材料研究的基础上，我写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我那篇论文立刻获得了预想不到的注意。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还被翻译成几种外语，引起国际关注。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是当时中美之间正在进行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会谈，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遭遇的第一个主要危机，世界各国都对此密切关注，希望评估会谈结果将对世界力量的平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论文被误认为是中国方面有意发表的某种官方立场，意在对美国施加压力。结果，一篇本来是出于纯粹学术兴趣而写作的论文获得了始料未及的关注和意义。事实上，当我开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时候，中美就对台军售问题的会谈还没有开始。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场误会，事实上，这篇文章标志着我开始追求作为学者的独立性，至少在选取自己的研究题目时，我尽量做到不受官方指令的范围限制。

问：我们能不能谈谈你的第一部专著？你如何想到要写这本书的？ 

答：写作这本书的想法来自我阅读的材料，而不是先有想法再去读材料的。这次写作并不是分配给我的任务，而是所里的领导对我很宽容，批准了我希望从日常坐班制中请假一段时间专心致志投入写作的要求，这在所里是极为罕见的做法。当时也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学术会议要参加。所以，我能够全力以赴进行写作。我应该提到，我作为访问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研究中心待了一年（1982—1983）。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不光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而且也使我能够到档案馆和图书馆去查阅大量资料，并与我的研究所涉及的一些人物做访谈。

问：在这部专著首次出版二十年之后，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著作？

答：今天客观地来看，可以说这是一部严肃认真的学术著作，尽可能地使用了当时能找到的材料。它的充满细节的脚注在当时中国出版的国际研究著作中也是十分少见的。我也是有意识地和严格地按照学术规范来写作的。我力图在能找到的文献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地陈述事实和我当时的观点。此外，这本书的方法对于当时研究这个题目的大多数中文作品来说，都是新的和不同的。所有这些要点都在本书的英文版前言中提及。但这不等于说，我对这本书就十分满意了。事实上，我在写作这本书颇有感受的一个缺点是，缺乏相应的可以用来检验、补充和对比美国材料的中文材料。我试过很多次，企图敲开中国档案馆的大门，但始终是碰壁而归。与此同时，要安排与那些在我书中讨论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的中方人士做访谈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是我为什么可以写美国的对华政策，而无法写中美双边关系的原因所在。

问：想问一个也许如果不是愚蠢至少也是幼稚的问题，你写作和研究的过程中难道没有感到任何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吗？

答：尽管我并没有感到意识形态上的限制，而且能按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写作，但我必须说，我自己当时的思想是有局限的，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中国共产党观点和对这个主题的解释的影响。自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知识、眼界和思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我今天就同一题目写一本书，我会采用一种不同的也许更加平衡的角度，我会对所有相关对象的态度做更深的研究，评价会更公平。

问：正如你在早些时候提到的，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三阶段是学术上最多产的阶段。我注意到你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美国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一本研究美国的慈善传统和非营利基金会的著作。你为什么觉得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答：事实上，关于美国慈善事业的书是在我的《冷眼向洋》之后出版的。我自认为《冷眼向洋》是我目前为止的学术代表作。这部书是我最近去世的丈夫陈乐民和我共同发起的一个项目的成果，后来又有其他两位学者参加了我们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希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几个对20世纪的发展有决定影响的主要力量进行探讨，包括美国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富强，苏联为何最终走向了崩溃，欧洲如何进入后冷战时代，以及影响或即将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动力是什么，等等。我对这一项目的贡献除了总体策划外，还撰写了20世纪美国部分和全书绪论。

问：这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题目，写起来是很困难的。你是如何解释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的呢？

答：我采用的方法是观察20世纪美国如何在两种动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两种力量都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人类基本诉求，一种是发展，另一种平等。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对个人成就感的强调，很容易将这个国家推向贫富悬殊的两极社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提供肥沃的土壤。如果这种趋势不受节制地任其发展，整个社会会坠入一种“丛林”之中，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会变得不可忍受，不需要多长时间，暴力革命和群氓暴动就会推翻这个制度，如同在许多国家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美国是如何减少这些社会矛盾的冲击、避免暴力动荡和暴力革命的呢？我认为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在所有因素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对美国的渐进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从公共批评和大众抗议中不断产生出推动改革的压力，这些批评和抗议是在宪法保障的权利允许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其中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二、各届政府不断和持续地作出规范市场的努力，保护弱势阶层的利益与权利；三、慈善事业与志愿精神的实践，我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 

问：这是《冷眼向洋》与你对美国慈善事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吗？

答：是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挖掘越深，我对它和它的意义的认识也就越深入。多年来，我收集的材料远远超出单独一章所能包括的范围，所以我决定就这个题目写一本书。今天在中国，有不少教人们如何挣钱的书，你会发现那些成功的企业家的传记经常高居畅销图书的榜首，但关于教人如何有意义地花钱的书却十分稀少。所以，我想挑战这种趋势。第一版的书名叫《散财之道》，向人们展示生活中除了赚钱还有更有意义的事，就是如何有价值地去散发财富。

这本书的初衷是帮助中国公众从一个更深入的方面了解美国，也就是说，要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发挥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与美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相互影响的。这类题目在中国主流的美国研究中得到的关注甚少。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想到中国官方对于美国基金会所持有的尴尬而自相矛盾的态度。在实践中，美国基金会成为一种便利的、范围广泛的、中国各界人士都希望借助的资助来源，包括一些政府机构在内，但在某些官方人士的眼中，美国基金会仍然是被怀疑的对象，并有时在官方话语中被视为美国政策的工具，带有企图对中国政府实施“和平演变”的目的。

问：就我所知，这本书在帮助中国发展慈善事业方面有很大的影响。是这样吗？

答：我的原始目的是介绍一种新鲜的、了解美国的研究方式和一个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很少关注的领域。我没有想到的是，书于2003年出版之后，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读者群远远超出了学术界。这是因为此书出版的时候，碰巧遇上慈善事业的社会意识刚刚在中国兴起，与慈善相关的各种公益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我不经意地被拽进一个我原先并无任何联系的领域之中，因为中国还没有关于美国慈善事业的中文著作，我的书出版正是时候，及时满足了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扎实的参考书的需求。读者的反应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书的第二版加进了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一章，并将题目改成《财富的归宿》。 因为读者的需求，该书的第三版已经出版，英文版也于2007年在美国出版。

问：说到这里，我想顺着中国的美国学的思路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能否简单地描述一下中国的美国研究目前的状态？在你看来，这个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答：当今中国已经有无数个美国研究中心，遍布各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至少有两代学者已经成长起来，无数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过去被视为是专家学说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成为大众知识。我始终认为，作为社会科学分支之一的美国研究应该超越政策研究的范围，应该将美国作为一种文明或西方文明的一种变异来研究。我任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总是鼓励我的同事们不要把研究所只是当成一个为政策制定出谋划策的智库。如果社会科学工作者真的想成为什么智囊，那就应该成为所有愿意思考的中国人的智囊。尤其是在互联网通讯非常发达的时代，专家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和责任走出去，与公众社会分享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美国研究需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目前针对所谓“热点”问题的重复性研究数不胜数，但对于深刻的历史和人文题目的深入研究却寥寥无几。

问：谈及公众社会，你认为目前的中国公众对美国有足够的和深入的了解吗？反过来说，你认为美国公众是否对中国有足够的和深入的了解？

答：比较而言，我觉得普通中国人所掌握的关于美国的知识要超过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但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要比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加专业化,某些方面更加深入。中国的中学生对美国的兴趣和关注远超过美国中学生对中国的关注。这也许是两国新闻报道的不同所造成的。中国的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几乎每天都对美国国内和外交事务做大量的报道，相反，大部分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只是偶尔为之，并主要是在一些耸人听闻和有刺激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在学术领域，我必须承认，在发展新的、分析性的和原创性的研究方法方面，我们中国学者需要向我们的美国同行学习的地方还很多。但双方也许都有同样的缺陷，那就是说，对那些同当前政治和经济问题没有明显关联的题目缺少进行深入的研究兴趣。另外，就对对方研究程度的熟悉程度而言，中美学者之间也还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差距。大量的、各类的美国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并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在过去十年，不止一家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称为“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著作系列。美国人写的涉及中国的著作很快就被翻译出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美国同行对中国学者写的美国研究作品知之甚少，他们甚至可能不屑于去读这些作品。如果感兴趣的话，美国学者更可能感兴趣的是中文著作所提供的英语文献中找不到的信息和资料，或者他们认为是代表了中国官方政策的写作。

问：去年（2010）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举行的中美历史学家对话会上，一些学者也指出了中美学者知识交流过程中的这种差距，我把这种差距称作“不对等的学术扫盲”（unequal exchange of academic literacy）。你不认为是语言障碍或翻译所导致的问题吗？

答：造成这种学术不平衡的一个原因也许是语言困难。没有多少美国学者，即便是中国通，能像多数中国研究美国的学者那样流利而广泛地阅读英文资料。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学者的心态。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想知道其他人如何观察他们。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举个例子说，我在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与不少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打过交道，他们每次到中国来，都会来找我聊一聊。我从所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出版了更多的关于美国的研究，在中国读者中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我的美国老朋友中有耐心读我的著作的人或有兴趣与我讨论我的著作的人却很少。他们的兴趣更多是在近期的政治上，而不是在思想和学术上。

问：谈到美国研究所，我想知道，你当时为什么要去美国所？怎么去的？你是不是参与了美国所的创建？

答：我没有参与美国所的创建。美国所是在1981年创建的，我直到1985年才到所里工作。我是李慎之先生召去的，他是美国所的创始所长。他开始对我有印象是我的中文写作，因为他对大多数当时学术文章的中文水平都不满意。他的思想开放和讲话坦率——这是处在他这样位置上的政府官员少有的品质——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李慎之邀请我到美国所工作时，我立刻同意，并向外交部的国际所申请调动。但我非常不情愿接受美国所副所长的任命，因为我想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研究工作上。

我最终还是接受了副所长的职位，这是因为我也受到那个时代的精神的激励。在1980年代早期，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充满热情地参与改革。社科院当时是推动各种新思想的先锋。对于我来说，李慎之本身就是那种“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化身，代表了一种新式的领导风格。他反复强调，我们所做的是一种新的“开放”中国的努力，我们将携手建设一个新的研究所和一个被称为“美国研究”的学术新领域。

问：美国研究所建所的目的何在？

答：因为我并没有参与最初的创建，我无法准确地说社科院建立起一系列国际研究所的目的何在。我听说，最初的主意来自宦乡，他是一名资深外交官，当时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比起他的同僚来说，他的思想要相对开放一些，并且也有一些原创性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他提出在社科院创建一批能够覆盖整个世界主要区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所是这个计划下所创建的第八个研究所。总的目的是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祛除愚昧与偏见，我想还包括最终的目标，即配合国家“开放”的新形势改进政策的制定。在那个时候之前，外交政策的制定高度集中，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机构手中。1980年代早期，“智库”这个词刚刚被从美国引入中国，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被当成样板。许多学者想到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都十分兴奋，因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传统之一。

但我属于当时的少数派，我不认为在中国的环境中学者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即便是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事实上，我认为美国智库在影响政治制定时扮演的角色，尽管比中国学者重要些，也是被中国评论家们大大地夸大了。我认为学者在中国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公众知情，从长远看，这样的公众也许反过来会对决策圈子有某种正面的影响。我把这种影响称为“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s）。

问：这也是你在担任美国所所长的时候奉行的指导原则吗？ 

答：1988年，李慎之成为社科院副院长之后，我被提名担任美国所所长。我当时的确有些想法，希望建设一种新型的研究所，在中国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美国研究学科。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在现有的美国政府、美国经济和美国对外关系几个研究室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两个研究室，分别覆盖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我们从重点大学招收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毕业生，后来把他们送到美国去进修，用的是我们与新近建立的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签订的协议中获取的资金。我们所里不少学者都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所有这些在当时看起来都令人感到振奋，我对这批受过良好训练的研究者队伍将产生的结果充满了期待，相信他们会将美国所建成中国美国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领先机构。

我的玫瑰梦很快就破灭了。首先，我们送到美国去做专项研究的年轻人大部分最终留在了美国，尽管他们都曾做过返回国内的承诺。所以，我们研究所变成了这种始料未及的、无法制止的“人才流失”大潮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尽管如此，我们在1980年代还是出了不少成果，创办了《美国研究》季刊，并且努力与美国学术界建立了工作关系。最大的打击是随1989年那场众所周知的事件而来的。在事件发生之后，社科院的气氛不再像先前那样了，我竭尽全力保护我的同事们，并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保护学术元气和维持学术标准。后来我发现，作为所长，我很难遵从新的领导所提出的要求。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必须被迫讲一些我不赞同的话，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丧失我在选择学术领域时所追求的独立性。1991年底我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前往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访问学者。1993年，在我的建议下，中华美国学会得以组建。1996年我正式退休，开始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三个阶段。

问：你早些时候谈到你在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你参与了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准备工作吗？

答：只是参与了一些外围的工作。基辛格的第一次访问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是的，他来之后我被召回北京，不久便被分配到外交部组建的临时工作班子，为迎接尼克松1972年访华做准备工作。我在工作中见到了来自其他“人民团体”的老朋友，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全国青联等，我们曾经一起在国际会议上工作过。他们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并都曾在各自组织的国际部工作过。如同我一样，他们也是从农村被召回来的。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是不久之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所以，对我们中间的相当一些人来说，因为他们会外语，尼克松的来访提供了一个脱离苦难、获得“解放”的机会。

问：你如何描述接待尼克松访问工作组的经历？

答：当时还是在“文革”中，政治形势并不正常。政府部门的所有机关仍然受到派性的干扰，外交部也不例外。那些在“文革”中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被认为是政治上值得信赖的人，留在了北京。他们中少数人参与了中美解冻整个过程，可以接触到与尼克松访问相关的机密文件。那些被送到农村或“五七干校”或从其他政府单位“借调”来的人，包括我在内，被看成是“外来者”，我们被排除在内部圈子的政策讨论之外。大多数的“外来者”不参与正式会谈的工作，而被分配到新闻部门去接待来访的外国新闻记者。随尼克松来访的有两百多名记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负担”。我们给他们做翻译，处理他们提出的需求等。事实上，除了每日的“集体吹风会”（pool briefing）——从记者中轮流选择几个代表接受每日会谈的信息，然后负责向新闻团的其他记者通报信息——外国记者并没有多少单独的活动，更不要说做个人采访的机会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遵循既定日程，跟着自己负责照顾的记者跑来跑去。尽管如此，能够有机会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事件的确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美国人思考和做事的方式。我必须说，这个接触和经历为我从事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背景。

问：自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后，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和美国各自在内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的双边关系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你长期研究中美关系，你是否观察到两国关系的本质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答：在所有这些年里，尽管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影响两国接近或疏远的主要因素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当然，有些变化是随着更大的、全球性的、国际背景的、大国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譬如，苏联的“威胁”是当时促使中美两国共同迈出关系正常化第一步的一个战略考虑，现在不复存在了。我从来不对一个顺畅和亲密的两国关系抱有任何幻想，也不担心这种关系会恶化到迎头相撞的地步。我对双方领导人的理性思考还是有信心的。但现在来看，有一些新的发展使我产生新的忧虑。

问：你指的是什么？

答：我指的是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这已经是今天的现实了。在有的国家看来，这是对现行国际秩序和霸权平衡的一种挑战。我对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我看来，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摩擦是经常发生的。这不是什么不正常的现象。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如WTO等现行国际机制找到有效方案，来解决它们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美之间的问题埋藏在它们各自不同的发展进程之中，双方因为缺乏互信而被想象出来的并非真实的利益冲突所误导的危险是存在的。

问：具体指什么？

答：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在我讨论美国在20世纪崛起的著作中，我提出国内民主与在国外称霸是可以共存的，因此我们在批评美国在海外的霸权政策和行为时，不能否认美国国内政治体制中的民主特征，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它是民主国家，就否认它对外的霸权主义。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内，人们期待美国作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带头裁减军备，将世界带入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但不幸的是，另外一种思想路线占了上风，它主张美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阻止任何潜在的、对自己霸权形成挑战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从而巩固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9·11事件为这种观点的胜出提供了关键的推动。美国不惜以战争手段来“推动民主”和“政权变更”，加上其拥有的在数量和质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巨大的武器装备，着实引起世人的担忧和恐惧。

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人的感情很复杂，既有恐惧，也有嫉妒，尽管头脑清醒的人都清楚两个国家实力之间存在的真正差距。长期以来，对华政策中的台湾问题始终是美国国内政治竞争的一个牺牲品。现在，当美国遭遇了自己的经济困难，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人民币的汇率，也可以再次方便地成为替罪羊。总体来说，美国公众对弱小势力倾向于给予慷慨的帮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期，中国的地位是符合弱势的位置，而且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是朝向美国欢迎的方向。现在，情形发生了变化，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问：中国方面呢？中国方面有什么对人对己的误读吗？

答：在中国方面，因为国家GDP在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这种增长发生在美国和欧洲遭遇经济下滑和金融危机的时刻，导致了某种骄傲自大的心态，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间。那些人往往或无视国内存在的许多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发展落后，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尤其是向美国学习。但现在的心态变了。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般”成长证明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对于当前所有因不公正和治理失败引发的公众不满和社会动荡来说，也有一个很便利的替罪羊，这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挑动和怂恿，美国往往首当其冲，被认为是这些抗议行动的主要支持者，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此外，抛开美国在海外的霸权不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缺陷，如它的国内经济和政治丑闻所暴露的，也引发人们对美国民主体制的优越性和普世性的普遍怀疑。中国的自由派过去将美国作为一种高度文明化的民主国家的模式，此刻却发现他们在反民主制度者面前的发言权削弱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是谨慎的和有节制的，是基于对形势和双方利益的客观评估之上而做出的。但随着互联网和视频的发展，非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可能会更加容易地得以传播，并对政策制定施加某种影响。这是当人们在评估影响未来双边关系的因素时需要加以考虑的新现象。

问：就你的观察而言，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如何评估？ 

答：上面提到的对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的观察。至于具体的问题，它们总是存在的，而且不断地冒出来。需要提及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美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的重新加强，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领域。关于这一海域的岛屿归属的争端早就存在。在过去，美国宣称的政策是不卷入争端，保持低调。然而，美国最近却对这一地区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并大大增加军事布防的力度，它展现的姿态只能被理解为在这场卷入多国的争端中它要给中国施加压力。在本质上，这场争端只是与相关各方有直接关系，而与中美关系没有关系。美国的卷入只能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并会使情况变得危险。此外，它会触动一大部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尤其是军方。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的时刻，美国公众不停煽动“中国威胁”论，这将导致两国关系中更多的摩擦。我看这不仅是一个新的负面因素，而且是一个具有严重危险的因素。

即便如此，我对双方保持一种基本正常的、可控的关系抱有信心，因为双方的政策制定者迄今为止都展现了足够的冷静和智慧，可能制止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脱离轨道，把世界拖进一个更加危险的态势之中。

问：美国和中国应该做点什么，以培养一种可持续的、相互欣赏的关系？或者说，这纯粹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幻想？

答：不用说，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内，中美关系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话。世界和平，甚至可以不夸大地说，人类的福祉都将依赖于这种关系发展的轨迹，无论它是好是坏。没有任何一个理智的人愿意看到双方走向敌对的状态。良好的关系必须基于相互准确的了解之上。在这个方面，对于两国的严肃研究，包括历史与文化在内，是很必要的。中国将再次处在转型的关口，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转型的方向。我认为，美国也已经达到了进行更为根本变革的时刻，我想应该是与20世纪早期的进步运动相当的改革。未来的中美关系也许将取决于双方在内部改革的成就如何，而不是它们各自的外交政策如何。在两个国家进行根本性的内部变革之前，你所称的“一种持续的相互欣赏的关系”是难以企及的。

问：既然你提到了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人心态和自我意识的变化，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这种变化是存在的，我想听听你对最近有关“中国模式”的辩论的看法。这场辩论在中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答：我不清楚所谓“中国模式”的内涵是什么。通常一种“模式”指的是可以复制或可以为他人所遵循的东西。譬如说，1978年之前，中国遵循的是 “苏联模式”。1978年之后，中国已经踏上了远离那种模式的道路，但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中国的转型当然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国家历史和条件的限制，它所选择的道路必然与其他国家的道路不同。所以，我把它称作是“中国道路”。我想，提倡“中国模式”的说法希望凸显现有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党主导的集中领导体制，二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根据他们的说法，与民主政治相比，在现有制度下，可以不经过公众讨论而做出决策，所以决策的效率很高。国家预算不经公众监督，政府可以在宏伟绝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的项目上任意花钱。所以，许多人将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归功于这种制度。

问：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观点吗？

答：不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事实和逻辑来检验历史。首先，中国经济的实际力量被大大地夸大了，GDP本身只是评估和衡量中国发展的一个因素。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将经济发展转移到大部分国家在它们历史性经济转型时期所选择的道路的结果。“改革开放”实际上正是偏离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实践，这是一种对先前受到过度控制的劳动力、智力和能量的解放，是对闭关锁国的抛弃和对国际社会的融入。简而言之，迄今为止中国的成功归功于它采用了适用于所有人类发展的实践和机制。但在另外一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不完全的改革和旧体制和旧行为的继续存留。

另外一个我想强调的观点是，人们通常忘记了一点，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不是从1978年或是1949年才开始的。保守地说，是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了，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1930年代，到日本入侵之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今天向现代化的继续推进打下了基础。所以，说中国在三十年里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三百年里取得的成就，而且把它称为“中国奇迹”是一种误导。如果我们需要计算中国现代化历史有多少年的话，我们应该至少算一百七十年，而不是三十年。 

问：我想，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体制能不能有效、负责任和民主地回应与绝大多数普通人民福祉相关的问题，尤其对那些缺乏通向权力、财富、知识和机会的直接通道的人的要求做出回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必须成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可持续的实践。

答：引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来说，中国需要努力解决“不稳定的、不和谐的、不平衡的和不可持续的发展”的问题。这是在令人目眩的GDP增长外衣下对目前形势的冷静评估。在目前的体制下，市场经济远不是健康的，它缺乏有法治保障的自由、平等的竞争。我不需要在这里详述那些使发展不可持续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如过度的污染、对自然资源的耗竭使用、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肆无忌惮和无孔不入的腐败等。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将这一切视为是与“中国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或由此衍生而来的因素？因此，我与不少体制内外的中国人有同感，即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已经大大地滞后了。目前的发展轨迹只是瞄准GDP的表面数字，我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作“饮鸩止渴”；在中国能够取得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实质性结果之前，在中国能够走上一条更为健康的和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之前，谈论任何对中国拥有正常的世界大国地位都为时过早。

问：在我们谈话的开始，你提到你职业生涯的第三阶段是“最为多产的”？

答：我职业生涯的第三阶段的特征是祛魅（disen-chantment）和自我启蒙（self-enlightenment）、拥有一种思想上的更大的独立性和对更大范围的问题的关切。除了研究美国，我还出版了许多基于我学而思的结果，以及我对与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生活相关问题的反思。当然，我主要关心的问题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命运。这些近期的写作编成文集出版，我认为它们比我的学术著作的影响力更大。此外，我也继续应邀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和论坛去做演讲，并就大众关心的问题接受杂志和网站的访谈等。总之，我尽力推动启蒙的工作，启蒙正是我已故丈夫陈乐民和我共同关切的事业。

[1] 本文根据2011年接受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历史评论》（Chinese History Review）访谈整理而成。采访者：王希。原访谈以英文进行。中文稿由王希翻译，并经笔者审定。

身居斗室观天下[1]

问：您从事多年的民间外交，为何到了1980年近五十岁的时候转入学术领域？当时没有觉得治学起步的时间过晚？

答：我前半生做的都是实际工作，从事的是那时所谓的“民间外交”。远的不说，尼克松访华前后，我从干校被调回到对外友协的美大处工作。起初是美国组的组长，后来是美大处的副处长，而接待对象多数是各国名流或“友好人士”。那时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送往迎来，越来越觉得很没意思。改革开放以后，要求调动工作不算是大逆不道了。当时正好生了一场病，我就以身体不好为由要求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即使在封闭时代，该图书馆也购进许多外文资料，比如《国会纪录》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国务院解密档案）基本上都是全套的。我觉得去了之后又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所以就要求去。据说我是当时唯一主动要求去国际问题研究所的。

我那个时候倒没有考虑年纪大了以后成绩如何的问题，因为当时“职称”观念不强，只想坐下来好好看些东西。另外，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心中不以为然而又必须照上级意思办的情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受家庭和早期教育的影响，更愿回归自我，跳出世俗的虚荣，而对外界的议论能处之泰然。

还有一点也刺激我非调动工作不可。在我动手术、打麻药之际，我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一病不起的话，我有什么遗憾？结果我发现连没有做完的事情都没有，甚至不能说“赍志以没”，这让我觉得太遗憾了，觉得怎么样都应当做一点符合自己特点、有长远意义的事情，留下一些东西。现在我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做不完的事，说明选择对了。

问：回首望去，此前半生的民间外交经历对于您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何裨益？

答：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实际工作也没有白做，对我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我常常感觉一些完全没有接触实际工作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议论有些隔靴搔痒，从理论到理论，说很多云山雾罩的话，实际上把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或者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我从事民间外交时是一个特殊年代，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以民间名义的对外活动地位很重要，我有机会去了很多国家，接触了很多事情，而且有特殊的机会领会相当高层的决策考虑。那个时候，出国开会，代表团常会听周总理交代政策，分析国际形势。亲身经历的事情，当时或许不理解其深意，但后来与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就逐步明白了。等到我研究国际问题的时候，这些实践的经验和政策考虑自然而然很有帮助。有没有这个实践经验，我觉得判断力很不一样。

问：到了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后，您首先着眼的是台湾问题，并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国内外广为关注的文章《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请您谈谈其中的缘由。

答：最初到国际问题研究所时，除了《国际问题研究》可以公开发表文章外，那里主要写内部报告。很多人主要是看外国报纸杂志，追踪事态的发展。而我发现图书馆有很多好书，就整天泡图书馆，心情比较舒畅。当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解密外交档案）来得非常及时，根据三十年解密制度，能看到1945年到1950年的美国外交档案，而这正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时期。如同发现了金矿一样，我每天都在看这些文件。当时美国学者根据这个材料出版了《未定之秋》，而国内没有人看这些档案。几个月后，我就写出了《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那是我的第一篇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当时正值中美“八一七公报”谈判的时候，这篇文章恰恰论证了美国曾有分离台湾的意图，因此引起了轰动。外交部长黄华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就让《人民日报》全文整版转载，然后新华社又将该文译成各种文字发稿。当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各国都非常重视，甚至以为这篇文章是中国政府授意而作。其实我完全是无心插柳，看了些档案，根据自己的心得写出的。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好像就算是我在研究工作上站住脚了。等到我第二次访美的时候，居然在一位国会议员助理的办公桌上发现了这篇文章。当时这篇文章流传甚广，甚至连拉美国家都有此文的西班牙文版本。

问：你于1987年出版的专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利用了美国的外交档案文件，至今看来资料非常扎实，论断准确得当，对于人们了解建国前后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大帮助。据我所知，这本书也在美国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二十年后回首，您个人怎么看待这本书，您觉得成功的地方在哪里？后来者还有没有继续挖掘的空间？

答：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后，那些档案材料越看越有意思，我就想写成一本书。从1945年开始到1951年那几年有关远东和中国部分的美国外交档案文件，我几乎每篇都翻看了，最终花了两年时间写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这本书大多数时间是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写成的。等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已调到社科院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李慎之，谈得非常投机，刚好美国研究所初建，他要我来当副所长，他是我遇到的老干部中思想最开放的，中、西学都有较高修养，而且不打官腔。我就打破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决心，被说服当副所长。那时改革开放气氛较浓，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有一番新的作为。当时正好近代史所的丁名楠老先生主持《中美关系史丛书》，他很欢迎这本书，就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国内专著出版。

现在回头来看，这本书的论述还是站得住脚的。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赶着出书的压力。既不是谁布置给我的任务，也不是事先纳入谁的项目才去做的，完全是我个人的兴趣。写作的时候完全投入进去，也很轻松。即使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人反驳说当时美国的政策不是那个样子的。这本书应当是比较早地理清了那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脉络。有一些观点现在已不足为奇，但那时还比较新鲜，例如详细剖析了美蒋的矛盾、美国国内各种派系的差异、美国对国共双方态度前后的变化及其根源，等等。而到那时为止的传统观点还是把美国国内和“美蒋”都看成铁板一块，没有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中看。我还提出有跟许多国内外学界不太一样的看法，即一般人认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中美建交可以大大提早。我则认为，尽管杜鲁门发表放弃台湾的声明，但此后到朝鲜战争开始之前的半年，美国的对台政策已出现了逆转。由于当时冷战形势更趋紧张，美国国内要求干预台湾的势力又抬头了。另外还有中国方面的原因，已经公开“一边倒”，意识形态因素日益加强等。在我看来，朝鲜战争只是给了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契机。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也未必能避免一段时期的对抗。

这本书出版以后，一些美国学者主张出英译本。当时的社科院领导很支持，批了一笔翻译费。但后来由于签约的美国出版社出了问题，英文版一直拖到2003年才由另一家美国出版社出版。尽管我加了一篇联系当前形势的长序，但时效性差了许多。不过，作为历史著作，还是没有失去意义。谁要了解这段历史，看这本书还是有用的。我有两点遗憾。一是中国方面档案不开放，结果完全是依据美国档案，只不过从中国人的角度分析而已。另外一点是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没有摆脱某些教条主义的束缚，文字也比较死板。如果现在再写的话，可能会更加放开，更客观一点，可读性更强些。

问：时至今日，尚没有其他学者的著述超过《战后美国外交史》一书，能否就这本书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就您个人看来，这本书的最大亮点在哪里？是否还有缺憾？

答：没有其他著作超过不敢说。这本书是“七·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完成第一本书后，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继续研究中美关系。当时我搜集了很多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的材料，可以继续做下去。另一个就是把面放宽一些，研究整个美国外交。就个人的兴趣而言，想放宽一些，而不仅仅限于中美关系。那时我已出任美国所所长，眼界也需要放宽一些。正好世界知识出版社来约稿，又赶上申请社科基金项目的时机，于是决定集中写战后的美国外交。这是一个八人参加的项目。我写得最多，除了自己完成绪论和四章之外，通审也花了不少精力。由于水平参差不齐，有些部分不太令人满意。不过，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眼界和思想，以及写作的能力，比写第一本书时有所进步，可读性较强一点。还有一点，我坚持要做索引。出版社不肯花这个力气，我就找了一位年轻人做助手，亲自做。国际上学术著作索引是惯例，而中国至今不普遍，这是很大缺陷。后来第一本书再版（即《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以及《散财之道》一版、再版，都在我坚持下做了索引。

我为《战后美国外交史》写的绪论单独发表的题目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这篇文章表述了我当时比较完整的想法，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当时，由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畅销，“美国衰落论”在国内外都很盛行，我明确反对，从软实力、人才流动等方面阐述了美国为何不会衰落。这点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当然，文章最后的结论站不住脚，那就是认为“雅尔塔格局”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改变。等这本书出来的时候，苏联就解体了，“雅尔塔格局”完了。这引起我的反思，结果发现自己的思想还是按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方式，就是认为一个世界格局的确立或打破，需要经历一场比较大的战争。实践证明并非完全如此。我开始意识到搞国际关系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只考虑各国的对外关系，而不重视对象国内部的状况。由此，我后来出版的《冷眼向洋》，就是从国内的角度来写的，注重考察20世纪几股大的力量的沉浮。其出发点是认为国家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与他国的关系，而是其国内的发展。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内部出了问题，而并非被他国搞垮。《冷眼向洋》的绪论代表了我对整个20世纪各种力量兴衰的看法。

问：《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出版后，一度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本书的用意是总结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从中借鉴一些东西，然后展望未来。就您看来，美国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何在？

答：《冷眼向洋》一书着重从“软实力”角度考察美国强盛之道。首先打破人们对美国先入为主的误解：一是认为美国历史短暂；二是认为美国是暴发户，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而该书论述了美国拥有悠长而丰富的精神遗产，指出它承继了欧洲启蒙思想运动以来的一套理想和精神，然后在广袤的土地上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起美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我的切入点是从人类的两大基本诉求——发展和平等出发，看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稳发展的途径。美国在不断产生尖锐社会矛盾的同时，又能找到渐进改良缓和矛盾的途径，其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我无法详细尽述，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书。现在《冷眼向洋》要出修订版了。在修订版中美国部分我主要加强了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的内容，并加了一章“9·11以后的美国”。

问：您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自2001年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从何时开始研究美国基金会的？为何对美国的基金会发生兴趣？

答：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写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一文。后来在写《冷眼向洋》的过程中，发现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超出常人想象的作用，是早期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而非一般的慈善事业。尽管《冷眼向洋》中专为此写了一章，但我感觉犹言未尽，同时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于是就决定写一本书，这就是《散财之道》。我利用多次短期访美的机会，跑了很多档案馆，还走访了几十家美国基金会。最初还是作为美国研究的一部分来写的，并没有想到要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没想到这本书推出之际，正值中国开始发展慈善事业的时候，因此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关注，从而使我也进入到另外一个圈子。两年后这本书就再版，我将书名改成了《财富的归宿》，并加了一章关于中国公益组织及其处境问题的论述。这本书也引起了美方的注意，凯特林基金会主动提出由他们主持出版该书的英文版。如果论社会效益，在我的著作中这本书是最大的。

问：除了学术著述之外，您还翻译多部文学作品，诸如《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啊，拓荒者！》、《哲学的慰藉》等。其实更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的则是您以“梅嘉”为笔名而翻译的《廊桥遗梦》。2004年，您被中国译协评为“资深翻译家”。从您来看，如何翻译好一部作品，哪些方面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答：我做翻译工作完全是为了自娱，从来不翻译有关国际问题的著作，但必须是我感兴趣，认为有价值的。唯独《廊桥遗梦》例外，完全是应出版社之邀，不是我选的，作为休闲译着玩的，所以唯一的一次用了笔名。当时没想到这本书会如此热销，我当然更不愿意以此出名了。实际上，我在自己的译著中从不列入此书。

现在的翻译粗制滥造太多了。我写过多篇论述翻译的文章，收在《斗室中的天下》和《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文集中，这里就不详谈了。我觉得现在的翻译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不尊重读者，糊弄不懂外文的人。这里主要责任在出版社，为了赶畅销书赚钱，只求快，不问质量。二是译者的外文理解力以及所译专题的相关知识有限。三是中文功底太差。现在似乎只要懂一点外文，拿本字典，谁都能翻译，甚至是使用电脑软件翻译。或许技术性的资料可以，但学术、文学是绝对不行的。实际上翻译工作是挺难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

问：除了学术研究，您还据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了很多文章，并结成随笔集出版。虽然这些文章并非像学术论文那样长篇大论，但文笔优美，思想性很强。我想问的是，平时主要研究国际问题的您，思想却为何如此开阔，能够跨越中西，上下数千年，纵论天下？

答：客观上来讲，退休后我没有研究任务了，可以随心所欲。另外，我精神状态还不错，脑力没有衰退。我开始返回自我，受到外界的禁锢越来越少。实际上的接触面，不论是阅读的还是交往的面更广了，思想进一步解放，说真话的可能性和欲望都增大了。至于你提到有关“中国学”的修养，我比师长辈们差远了。这一点点东西主要得力于幼学。从小母亲就让我背诵《论语》、读唐诗，那时在我们亲友中这也不是很特殊的。不过，我从小读书就凭兴趣。比如初中时候，《资治通鉴》在课本中只选了一两篇，但我有好奇心。刚好家里有一套线装的，就拿过来从头读。读《左传》也是这样。当然那时是生吞活剥，但对后来重读打下基础。我在大学上钱锺书先生的“西洋文学史”一课的时候，对他开出的参考书都想读。一直往后，我看到某些片断引起兴趣，就想找原书来读，不过并不是总能做到。另外整个中小学时代课外书杂七杂八到手就看，阅读面非常广。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反而完全丢了，兢兢业业做小公务员，在长期“思想改造”中觉得读书无用反而有害。一直到“文革”结束，除了政治学习之外，基本上不读书，政治学习也断章取义，并非系统读经典。唯一可以提得起的是为了提高法文读了一些法文古典名著，还有就是通读了《鲁迅全集》，那是从干校回来后极少数可出的书，我买了一套，真的从头读起，大约花了一年时间。不过总的说来将近二十年大好光阴虚掷。后来搞国际关系研究，才开始恶补，那是从五十岁之后开始的。可以说，我的读书是在早晚两头。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对于社会、对于民族的命运不能忘怀。从小学开始，就有忧患意识，个人的命运跟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经历了许许多多沉浮，还有机会接触到中学、西学。虽然比起上一代的学者还肤浅得很，但至少有所了解。一旦摆脱了各种教条和强加于己的想法，我就可以真实客观地比较我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更加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

问：首先请您谈谈哪些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必备素质？

答：既然要做学术研究，就得甘于寂寞。如果要研究一个问题，你就应当有探索的要求。一般都是先读书（包括档案文件等），有了心得才写出来，在写的过程中不断使思想条理化，再发掘出新的材料，不断向深、广钻研下去。这是做学问的正常路径。现在的课题制是倒过来的，先设定题目，再找人、找材料，还涉及钱的问题。我们上一辈的大学问家是没有人先申请课题再来做文章的。比如钱锺书写《管锥编》、陈寅恪写《柳如是传》，怎么会先有课题呢？可能申请也难通过。过去的教授有较高的工资，能够做到十年磨一剑。就量而言，有些大家著作等身，但有些则很少，不能简单地以量的多少来评判。我自己真正成就比较多的，是在退休之后。一是著述的量比较多，更重要的是思想更解放，眼界更开阔，都是有所得而写，而不是应付评审。

在社科领域，不论哪个专业，文、史的水平都是基础，特别是搞国际关系的必须有历史感。作为学者，若赶时效，自然比不过第一线的记者，而应着眼于长期而深入地探讨真正有意义的题目。所谓有意义，首先就是你有深入探索的兴趣。其次你觉得可以微言大义，由具体问题看到更广更深层面的问题。比如你研究美国枪支问题，看来很具体，但可以说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各方面的特点。研究课题不能随大流，必须有一个独特的角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了解前人对某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否则可能重复别人的劳动，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至于抄袭，那就更不可取。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揭发出来的是极少数。自律固然重要，整体而言，是教学、评审体制、师资都出了问题。

问：研究了这么多年的美国，也多次出访美国，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或者说美国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有哪些？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从自己的感性来讲，美国的确是强大的国家。第一次访美回来，别人问我最羡慕什么，我说一是生存空间（因为那时我们住房极为逼窄），一是图书馆。美国人比较坦率、好交，不同意见第一次见面就可以争论而不伤和气，这点我特别欣赏。另外，他们的志愿精神，帮助他人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是美国人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是我在研究美国公益事业时越来越深地体会到的。

不过，美国知识分子政治性太强，往往简单地评判某个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他们和政府联系紧密，老想影响政府政策。这一点和中国有点像，恰恰是我不喜欢的。当然，我交往的圈子有限，不可一概而论。另外，美国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了解总有一定的隔膜。即使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研究、同情中国的人士，在理解上还是显得生硬而简单化，非此即彼。美国人从来没有像中华民族这样经历过灾难深重的历史，就如同一个富家子弟永远也不能理解经历过苦难的没落世家子弟一样。我不认为美国没有文化，但比起欧洲缺乏深度和底蕴，过于实用主义了。

问：当初您要求我尽可能学贯中西，我认为这是一个应当追求的远大目标，不过也觉得要达到那种境界越来越难。在知识呈爆炸性增长的今天，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也越来越专业化，俗称“隔行如隔山”。就社科院来讲，对于年轻学者的要求也是要力求专而精，而非广而博。对此，您是如何看待广博与精深之间的关系？现在不少青年学者起步时感觉无从下手，往往找不到主攻方向。您能否谈谈自己的经验，并给他们一些建议。

答：我想我没有要求你真的达到“学贯中西”，这不现实，我也做不到。只是一个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广和精，只是辩证的关系。如果某个人只知道本专业的知识，而其他一概不知，这是一个缺陷。反过来，如果真是精通某个领域，学问到一定程度是相通的，特别是社会科学不应像自然科学那样分工窄细。老一代的大家如冯友兰、钱锺书等可以学贯中西。现在这一代人本身“中学”功底就不行，想补起来都困难。不过，还是要尽可能多读一些东西，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至于做学问的经验，我认为应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刚起步的时候，要挑一个窄而细的题目，小题大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慢慢展开的。我觉得要研究美国的话，就应当从基础开始。研究美国外交，也要从历史的或当前的现实着手，不要空谈。另外，做学问需要有一点耐心，别马上想着出成果。当然现在要评职称，每年都要考评，所以出东西的压力不小。此外，现在的诱惑不少。适当参加一点活动有助于开眼界，但过多则浪费时间，影响深入思考问题。写报刊类的文章可以练笔，但也应适可而止。你既然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讲应该如何，至于现实中有许多困难，我也理解，只有看个人的意志和修养了。

问：近年来，学术腐败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您也曾写过一篇文章《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谈及学术腐败的三种现象。在我看来，可能学术腐败还远不止这些，有些来得更为隐蔽。那么您认为出现这些学术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学术界”应是最后一片净土。可是就目前的趋势，我并不乐观。您对此乐观吗？

答：的确，学术腐败远不止这些。现在的学术界肯定不是一片净土，我对于未来的趋势并不乐观。不管是学术腐败，还是其他形式的腐败，都是权势和商业最坏的结合。权势没有退出学术，同时学术又被推向了市场。学术本身是不应推向市场的，比如说用课题费来定制课题完全是市场加工订货的做法。“泛政治化”的影响仍然存在：所谓“政治正确”，不顾学术水平；反过来，言之有据，有独到见解的成果由于挑战了某些权威的教条，就受到压制。大学卖学位，而商人和官员则需要学位来点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的是隐性的、“合法”的实质性腐败，有的则是明目张胆的，但大家已经见怪不怪。我对此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庆幸自己不在其位，可以洁身自好。

问：退休之后，无论是您，还是陈乐民先生，都依旧醉心于学术研究之中。就您而言，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受邀到很多大学讲学。是不是学术与思考已经成为你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为何到了晚年您的成果反而更多，学术思想的境界更高？

答：退休之后，我们依旧忙于学术和思考。我只要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发现也还有不少读者，我经常收到一些素昧平生的读者来信或电话，有些甚至来自很边远的地区。由此交了一些不同年龄段的新朋友，多年断了音讯的旧友也因此而重新联系上。尽管在茫茫人海中这只是小小的涟漪，但足以让我觉得吾道不孤，感到工作还是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不断思考和写作的动力。由于《财富的归宿》这本书的出版，我跟社会公益圈、企业界的联系增多了。看到一些有理想、有新观念的中青年，不计功利地为改进这个社会而努力，使我很感动，也感到有希望。

退休之后，之所以成果更多，一是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二是思想自由，更加解放、开阔了；三是没有功利之心。我从一开始下决心做研究工作就比较摆脱功利心了。退休之后，更加清心寡欲。当然，我并没有钻到故纸堆里去，而是非常关心现实社会。我收到了很多报纸杂志赠送的刊物，因此信息相当灵通。我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甚至比年轻人更加开放。我现在想写的东西很多，稿约不断，讲学的邀请也很多，就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问：首先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您退休后的业余生活。您有什么爱好？

答：爱好之一就是弹琴，主要是自娱。还有就是退休之后，在文化界、出版界的朋友多了，以文会友，有一些聚会。反倒是与原来国际问题的圈子疏远了。我过得很充实，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推掉了很多邀请。我和陈乐民通常早上起来工作，下午读书看报，天气好的话出去散散步。我们之间也只有吃饭和喝下午茶的时候有时间聊聊，互相推荐一些文章等。每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去一次江南，看看朋友。人家知道我们来了，也顺便邀请讲讲学。

问：大约十年前，有人曾对我说，资先生对于社会的了解有限，依旧生活在远离现实的另一个世界中。然而，随着我对您了解的增多，感觉您实际上关注着整个社会的最新动向，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您对于许多新生事物并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往往是有一番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您虽然身居斗室，却眼观天下。这里，我贸然提出这个问题，想听听您自己的看法。

答：我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和《斗室中的天下》两本书的序言中都说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不论是关于国际或国内，当前社会还是历史人文，长篇论说还是短篇杂感，务实还是务虚，我总是有一种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情结。一般人认为涵养与城府应该随年龄与阅历俱增，但我永远修行不到某种城府和人情练达，有所思则不吐不快。至于有人说我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之类的，是由于我反对很多一些现在大家已习以为常的但其实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做法，于是有人认为我过于理想主义。我在美国所当所长时曾希望推行两种原则：学术思想尽量自由、包容；对个人的行为规范、业务水平则要求尽量严格。结果前一条上面不喜欢；后一条容易得罪群众，以至于两头不讨好。后来反思，感到前一条仍然没有错，后一条要求可能急了一些，对不同人的实际困难体谅不够。再加上当时的出国潮，使我的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计划落空。所以作为所长，我不算成功。其实我很关心现实，了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有人认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好像一切不合理的、任何肮脏的事情都应当接受，这是我做不到的。我不是想故意要得罪人，只是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现在既然有了这个条件，我就尽量说真话，不说假话，不愿屈从什么。

问：您目前正在做什么研究？是否考虑写回忆录？

答：我一直希望从今年开始写写过去的经历，因为亲身经历的不少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事务繁忙，至今尚未落笔。除了大学之外，还时常应邀到一些团体或研究机构讲演。对于外面的邀请，我采取“有教无类”的态度，感觉有意义的、时间也允许的就基本上接受邀请。既然有讲坛可以传播我的想法，多一点听众，不管接受我的观点与否，总有好处。目前《冷眼向洋》第二版将由三联出版，而《财富的归宿》英文版也将在近期推出。我过去一年中在审阅修改这两本书稿上花了很多时间。

[1] 此访谈作于2007年，后收入《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方志出版社，2007年）。采访者：袁征。

美国研究三十年[1]

问：我在1996年曾对您进行过采访，那篇访谈发表在当年《国际经济评论》创刊号上。在纪念美国所建所三十周年之际，我很想续写那篇对您的访谈，以探寻您的学术思想历程，以及您对美国及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看法。首先一个问题是，您对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答：我现在在整理以前写的专著以外所有文章和译作，准备出自选集。我把我写的专著以外的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章重读了一遍，自己认为，这些文章现在还有发表的价值，因为我发现其中好多材料现在的人可能并不太清楚。我那个时候还是真下了工夫，钻档案，泡图书馆。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挺可惜的。那一阵子的文章，我觉得都挺浓缩的，而且现在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这些问题。昨天我刚在整理那几篇文章，比如说，发表在你编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集中的《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联合国成立的过程。我认为联合国创始时所设想的原则与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平等原则并不是一回事。联合国从概念的形成到建立的全过程，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过程。还有那篇1996年发表在《美国研究》上的《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一文。我在文章中探讨了中美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中美两国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等问题。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中美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有许多外交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

我发现我所做的这类研究，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台湾问题的由来，对历史过程、当时是怎么回事叙述得非常详细，现在很多人不见得清楚。我这样说，是因为几年前我参加一次座谈会，会上谈到了台湾问题。有位年轻学者大声说道，现在这么多国内学者，怎么就不把台湾问题的由来说说清楚。我当时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而且非常详细，是你自己没看。所以，我觉得以前写的这些文章还是值得再版的。所以我就它们都收录到自选集中了。

再比如，我为《美国战后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一书写的绪论——《20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我后来重读这篇作于1988年、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觉得我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仍站得住脚。文章结尾处写道：“美国的强项，或者说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将继续处于攻势。……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一定限度，所以实际上对不同对象还将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宗教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宗教激进主义也是重要因素。”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冷战刚刚结束，没有引起国人任何注意，而后来亨廷顿提出此观点，就马上引起国内学者热议。当然当时我只是凭直觉，没有进行详细论证，其依据是对刚刚发生的海湾战争的观察。

这一批文章，有些情况和数据过时了，但是其思路和脉络现在还是管用的。

问：正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因为他们不读书，还是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人的心态变化有关？

答：现在美国研究界的一些人不大看同行的著作。比如说，我那本初版于2003年，再版于2005年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原名为《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一书。这本书再版过很多次，现在又再版了。它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以外的很多地方，挺有影响的，还有人买了书请我签名，但是我发现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却很少看。所以有个小青年，就大胆地抄袭，结果她的论文通过了答辩，可见那些答辩委员也没看过这本书。而且，不仅是这本书，我根据这本书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谈美国的公益基金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不看，所以没有这个印象。再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美国研究》上的。那个小青年的论文也不加印证地剽取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她不可能见到的资料，而且还发表在《美国研究》上。当时我就想，我写了这么半天，在美国研究这个领域，大家并不看。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各自写各自的东西，不看同行的作品，只看外国人写的。所以，别人写过什么、国内的人写过什么，并不清楚。即使看了国内学者写的东西，但也不引，觉得好像引外文资料更具权威性似的。在我看来，国际问题研究界这个问题似乎很严重，而历史学界似乎略好一些，他们一般了解其他人写了些什么、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所以还有争论。

再比如，最近一份由美方资助、国内学者写的综合评述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研究报告，基本上没怎么提到我的著作，只有一次提到《冷眼向洋》这本书，并且把它放在文化类中。我觉得做综述的人很可能根本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他们习惯于非常狭隘地就事论事，而我那本书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宽的，放在哪一类也许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觉得可以放在历史类，因为整个是写20世纪的美国，或是放在政治思想类。归类的确是比较难做的，但无论如何《冷眼向洋》不属于文化类。一提到文化类，人们想到的往往是电影或者文学。问题不在于把这本书放在哪一类，而在于作者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美国研究时，只罗列了一个清单，完全没有观点。这几十年来，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研究了哪些问题，看法如何，有哪些新的发展，哪些人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写过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作者并没看内容，只看目录和标题。

我现在感到，我们的美国研究三十年了，这三十年的成果实际上连做这方面研究的专业人士都不怎么看，都不从中吸取营养，这的确令人遗憾。这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整个中国的美国研究界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任东来那些有关美国司法的文章就很好，也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我不知道我们美国研究界有几个人认真读了。这类研究，不是热点问题，也不是美国人所特别关注的，因为美国人觉得这些问题是过去的事情。但是既然我们研究美国，就得研究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美国研究界好像是狗熊掰棒子，大家做了很多的工作都不算，你再重头来。当然，我们整个学术界都有狗熊掰棒子的问题，包括有关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讨论，一百年前人家早就把观点说清楚了，现在又来讨论了。现在不去说这个，我说的是美国研究界。

你去翻一翻《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这本在《美国研究》公开出版前的美国所编的杂志。我发现在那个时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有不少很好的文章。那时美国所刚建所，只出内部资料，没有公开出版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翻译、介绍美国的作品，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写的文章。那时人的心气不一样，特别想了解美国，吸收美国的经验，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当基本，但却与本质的问题有关。如果你让现在美国研究界的人来读这些文章，文章所述内容，他们很可能不见得都清楚，而且也不会看。这些文章是很宝贵的。我记得《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过一些关于美国宗教、社会的流动性等问题的文章，现在说起来好像是ABC了，但不见得现在中国美国研究界的人都具备这些常识和知识。

问：美国所创办初期，美国所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的基础性研究的文章，如李道揆的《试论美国宪法的限权政府原则》、张毅的《论美国民主政体的起源》、茅于轼先生的《美国人口的分布》等，他们做了很多非常基础性的研究。现在国内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现实问题。这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心态的变化有关吗？

答：一方面，美国所建所初期，那时的人觉得对美国确实不了解，拼命想知道；另一方面，则与现在整个学风有关。80年代的人求知欲非常旺盛。我记得1987年，为纪念《美国宪法》通过二百周年，国内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那次会开得很好，好多人真正在研究美国宪法。那时，李道揆觉得原来的译本不令人满意，于是重新翻译了《美国宪法》。那时的学者还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功夫，现在整个学风是浮躁的，非常急功近利，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现在的人总想当政府的“智囊”，还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动不动就说对中美关系将有什么影响。

我个人的研究是从中美关系开始的。我是从国际问题研究过来的，那是因为我原来从事对外活动的工作，只能研究对外政策、研究外交关系。但是当我有机会坐下来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前所未见的档案资料时，就埋头于这些资料，第一篇长文是《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载于《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2期），后来写成了一本书《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我用了半年时间，把解密到那个时期的美国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都看了，有关中国的电报我一页一页地读。那时没有电脑，我是抄的，我抄了好几个笔记本。后来我觉得不能局限于中美两家，到了社科院美国所之后，有了条件，就拓开去，我的第二本书就不是研究美国对华政策，而是美国对全世界的外交政策。这是集体项目，由我主持，并撰写了最多的章节。然后，我觉得不能光研究“关系”，需要研究对象的本身，我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美国自身，把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以后就是《冷眼向洋》这本书。通过这本书的撰写，我自己觉得眼界大为开阔。

我觉得现在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求知欲。每次我写书或文章，就是特别想弄明白一些问题，于是去找资料，去问学，有了心得然后写出书和文章。我觉得现在有些学者，做研究、写文章的动机并不是求知欲，而是课题先行，限期完成任务，然后分头写作，像工厂车间一样出活。过去《美国研究》上发表过一些非常好的讨论美国热点问题的文章，如沈宗美的《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载于《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美国研究界的关注。我们曾围绕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可惜他英年早逝，不久就亡故了。

问：您的研究重点最初是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怎么后来转而对美国的基金会感兴趣了？

答：我对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兴趣是在写《20世纪的美国》一书时开始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思索，一个国家的发展，在于满足社会最基本的诉求，一是平等，二是发展。在调剂这两方面的诉求上，我觉得美国做得特别好。发展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如何缓和两极分化，我注意到除了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之外，还有私人公益基金会的作用。在《20世纪的美国》中有一章写公益基金会。为写这一章，我收集了很多资料。由于我收集的材料特别多，一章容纳不下，于是就写了一本书。实际上，关于基金会的材料，前后我收集材料有十年的跨度。第一次感觉到要写基金会，是1991年在威尔逊中心，还是玛丽·布罗克（Mary Bullock）介绍我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那时我只是为了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关系，所以只看了关于中国部分的档案，我复印了好几箱资料回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做的事情多极了，绝不仅仅在中国。后来我又去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档案馆。在威尔逊中心做访问学者之后，我没有长期访美的机会。我每次利用赴美开会的机会，争取多住几天，查一些资料，赶快复印下来。后来有一次，我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会议结束之后在美国多住了一个月。一是去福特基金会档案馆，二是采访了很多其他基金会，包括西海岸的基金会，最后写成了《散财之道》一书。这本书的材料到现在我还有好几箱，有些已经是历史。《散财之道》初版于2003年，再版于2005年。在这之后，美国公益基金会应该有很多新的发展，而我没有机会和精力再收集新资料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人告诉我，这仍是国内唯一系统讲述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它从理念、历史、法规上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公益基金会，还是比较全面。我本来的原意，是为帮助国人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特殊的文化。但是，国内美国学界的人好像不太注意这本书，好像这不算正宗的美国研究。注意到这本书的，反而更多的是国内基金会、企业界、慈善公益界的人。有很多企业家读这本书，他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民政部、民政局的人也来找我，所以现在又要再版了。

问：您也许注意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学界包括美国人自己对美国兴衰问题的讨论。您怎么看美国的兴衰？

答：关于美国衰落，我觉得是相对的。所谓衰落，有两个标准。一是霸权，就是它在世界的影响力。以前美国在全世界或是在其盟国中能招呼得动，其他国家都听它的。现在有好多国家不听美国的了，美国有点捉襟见肘，一会儿这里出问题，一会儿那里出问题。二是国内发展状况，即美国自身的力量是否下降。现在我们总说美国衰落，指的是同过去相比，美国的影响力也许下降一些，影响范围缩小一些，不能像以前那样了。我们总有一种思维方式，看一个国家的兴衰，总是想着它怎样地开疆拓边。但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于它本国人民过得是否幸福。比如荷兰从前在海上称霸，后来不称霸了，但是荷兰人现在过得很幸福。还有英国，我们认为它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后来衰落了，成为二等国家。但英国人本身并未因为殖民地独立了而生活下降，在文明方面还是处于先进地位。实际上，英国并没有衰落。英国赶上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浪潮，一直处在前沿。所以，也许美国有一天不再是全球称霸的角色，影响力慢慢缩小，但并不等于衰落。

我们在谈论美国兴衰问题时，眼睛总盯着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它的生产总值占全球的百分比。别的国家发展起来后，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自然会减少，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真正说明问题的是，它现在的失业率这么高，以后还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失业率持续攀升，人均收入或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这才叫真正的衰落。还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要看其高科技产品或高科技的水平，是否依旧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现在的高科技前沿还在美国。我在《20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一文中，有一段专门讨论美国衰落的问题。我的标准是，在人才全球流动的今天，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它的自然流向如果还是美国的话，美国就不会衰落。实际上，情况还是这样。现在各国精英、优秀移民的首选还是去美国，至少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吸引全世界优秀人才最多的国家。人才流动是不能强迫的，一个对人才有如此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我认为这个标准现在依然适用。

问：您担任美国所副所长、所长期间，主要抓了哪些工作？换句话说，您的治所理念是什么？

答：实际上我在美国所当副所长、所长，一共才五年。开始时大家的心气很高，对国内充满希望，对研究美国求知欲比较强。在我开始接手工作的时候，我主张除政治、经济、外交外，设立社会和文化研究室。我和当时的副所长吴展商量，设立文化、社会和经济室三个研究室。当时社会和文化室是分开的，文化室有施咸荣、董乐山等，社会室有朱传一、邓方等。政治室研究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人都有，张毅研究国会、任越研究司法、师枫燕研究政党。

那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才流失。很多年轻人出了国都不想回来，例如有一个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年轻人，我还专门帮他联系，到美国实地考察州政府的运作。那时，中美刚刚打开关系，资助他到各州去调研，这项研究非常重要。后来他也没回来。那时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两名美国所的学者赴美进修，我去和基金会谈，延长一年资助，使他们有机会在美国进修两年，结果反而助长了流失。那阵子美国所流失好多人。那是在大的出国潮下，我无能为力。这个损失特别大，如果他们当时全回国了，现在美国所的研究力量很可能不一样，他们的英文、学术水平都挺不错的。

我自己做美国研究，就是这么一个思路。但是，作为美国所所长，我觉得任内建树极少，既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主观上，我提出了一个不太切实际的原则：一方面在学术思想上应当尽量地放开，不应该有禁区；另一方面在行为规范上应该守规矩，自律比较严，学术上高要求。结果第一个原则开罪于上面，特别是1989年之后；第二个原则同事不满意。第一点非我之过。我觉得第二个原则不太切合实际，我总拿自己过去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样一种标准来要求别人，不太现实。我对人、对文章要求太严，对所里年轻人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和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关心不够。这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关，我自己是不太管生活的，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是在我任内，还遇到一个非常时期，我与当时的所领导共同尽我们所能保护了所内同事和学术元气，这点问心无愧。在以后的时期，在那个岗位上我的理念和做人原则陷入很大困境。最后我主动辞职，专心做研究。

问：您觉得现在研究美国，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答：我觉得还是要研究美国本身，就是要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当然还要注意它的最新发展。一是美国现在种族成分的变化，很可能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就是瓦斯普（WASP）主流文化还能存在多少年？假如拉美裔人口所占比例很大的话（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会不会对美国社会发生影响，因为他们的传统非常不一样。过去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什么种族的人去了，都认同其价值观，慢慢就被同化了。但现在美国这个“化”，还能化多久。这是一个应该研究的课题。二是从经济上讲，美国新一轮的经济是什么？2010年我在《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关于美国经济周期历史的文章。我发现美国历史上发生经济危机已经不知多少次了，但它每次从危机中走出来都是因为它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铁路、电报、汽车、飞机，等等，20世纪最后是数字经济。这样一轮一轮地有了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只是股票市场的起伏，而是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复苏达于新的繁荣。那么现在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觉得新能源，或者说是清洁能源，恐怕是一个增长点。但是我没有机会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自我纠正的机制，以后哪些起不了作用，哪些将继续发挥作用。美国以后的兴衰，应该取决于它的自我纠正机制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媒体。我觉得美国的媒体现在有些堕落了，表现为它的那种商业化。我觉得美国的媒体不会被政府操纵，但会被财团利益操纵，这还是很可能的。比如像《纽约时报》这种报纸，可能还坚持它的批判原则，可是快要破产了，不知它还能坚持多久。而且，美国媒体可以监督政府，但是媒体本身受谁监督？单靠原来的行业道德自律够不够？美国社会现在需要很好地去研究，以前美国所的邓方是学社会学的，她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美国，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很不错，一篇是研究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她通过对美国社会流动曲线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比向下流动的曲线大，所以美国就兴旺发达。她做的另外一项研究是美国少年犯罪问题，也是用社会学方法做的研究。以后国内很少有学者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美国了，因为很少有人有这个耐性。基层政府、市和州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运作，与联邦政府大为不同，而美国民主的基础在基层，并不在华盛顿。诸如此类的课题，都还是应该做的。

问：1987年，您在《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那篇代发刊词《中国的美国研究》中，谈到了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和加强美国研究的意义。24年过去了，您对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答：我现在重读原来那篇文章最后一部分，自己的看法没有变，现在完全适用。当然，现在中国人能够接收到的关于美国的资讯之及时和丰富，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语。惟其如此，更需要研究，以便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我提到的前两点：1.为了正确估计国际形势；2.为了处理两国关系，现在依然存在因对美国误判而影响对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的正确处理的问题；3.现代化的参照系，当然现在依然有效。其实不仅是美国，当前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都可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参照。只是美国作为最发达、最富强、综合素质最先进（不是所有方面）的国家，其借鉴意义更大。这个仍然没有因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增加而过时。所谓“参照”不是“照搬”，这点我在文章中已说清楚了，包括负面的经验也值得参照。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取糟粕而拒精华，这个问题现在仍然严重存在。

我提到的最后一点，作为一门学问，需要把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深入研究，鉴往知来，有别于新闻媒体和实际操作部门的取向。在研究界普遍急功近利的今天，我更加坚持和强调这一点。我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做了一些尝试，从历年的论文和著作可以看出思路的轨迹。现在由于年龄和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个人难以沿着这条路继续深入下去。遗憾的是，这种取向尚未能为美国研究的专业研究界理解。我发现我的著作的读者，以及思想观点的影响所及，反倒是“圈外”多于“圈内”。这可能与当前的“课题制”也有关系。

问：我刚到美国所的时候，听同事说您出国回来，把国外资助余下的美元全捐了。是这样吗？

答：那是在1982—1983年我第一次出国回来，把剩下的钱捐了，那时我还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我买了一台复印机，捐给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时复印机还很少。那时的观念就是这样的，好像自己手里不该存有那么多外汇，那时的相关政策也不明确，现在当然自己可以留着了。那时如果公派访问学者或留学生，一个月大概只有四百美元。我去美国做研究，是对方出资，一个月有一千美元。那时大家都省吃俭用，而且我也没有想回国后用出国指标买几大件之类。我记得当时我只买了个双卡录音机。这样我就剩下了一些钱，给国际问题研究所买了台复印机。我总觉得自己是公家派出的，比别人多赚点钱，好像不对劲。

问：您原来谈中美关系和美国比较多，现在对国内问题发表意见比较多。我读了最近您写的《岁末杂感致友人》、《重建精神的家园：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等文章，您的研究兴趣好像更多地转向了国内。这是为什么？

答：我现在对中美关系不太发表意见。一是没有很多的资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大多是报上看来的，最近与美国人来往也不多，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知道得多；二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还都是那样，什么时候出现哪些问题，谁都看得见。至于说很具体的谈判内幕，也不是我所知道的，何必去谈这些。所以，我现在对中美关系基本不发表意见，但并不等于不关注。在《财富的归宿》一书之后，我没有精力和条件再做这种实证性很强的研究了，这是限于精力，我不可能再去钻图书馆、档案馆了。有人说，那你找一个助手吧。我说，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助手。要是真有，他一定自己写东西，不会有时间帮我查资料。再说，我心所系现在也越来越在国内，不在国外。

问：您现在读哪些国内出版的国际问题杂志？

答：我读《美国研究》，不是全看，而是看一些感兴趣的文章。随便举个例：徐彤武的那篇关于美国医疗保健的文章比较有特色，他真的做了一些功课，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我认为美国的医疗保险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值得研究的问题。克林顿一上台也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让他的夫人希拉里去主持这个事。我当时就建议美国所当时的秦斌祥研究这个问题，他赶在出国之前写出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两位总统都正巧重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改革总是这样艰难？涉及哪些群体的利益？是不是只有民主党重视？现在好不容易通过的方案，又有被推翻的危险。这些都是值得持续研究的问题，比每四年讨论一次美国大选有意思多了。国内出版的其他国际问题研究杂志，题目吸引我的，我才看。我没有精力每篇都看，看不过来。好多书我都想看，没有时间，一是历史书，如那一套《醒狮丛书》，很值得重温晚清、民初那一批先贤的见解，实际上他们已经见到的，我们现在还不见得都认识到，更谈不到已经实现。还有一些关于美国的经典作品，我想从头好好看一遍。我以前都是翻阅，有些书我通读过，但我觉得现在还应该从头读起。包括我家里有的杰斐逊、爱默生的著作，我以前没有好好看过，都是翻阅。我现在觉得读书的时间太少了，收到报纸杂志很多，都想翻翻，稿约特别多，应付不过来。我现在写时评的文章比较多，也与稿约有关系。人家逼我写的，还有采访，等等。我想应该重新分配一下自己有限的时间了。

问：您曾经翻译过多部外国文学、文化作品，还出过一本关于您的音乐生活的小书《锦瑟无端》。记得十五年前我采访您时，您对我说，在音乐中可以忘忧、忘俗和忘年。您现在还看文学方面的书籍吗？还每天坚持弹钢琴吗？

答：现在文学方面的书我看得比较少了。我的自选集中有一卷《闲情记美》，那些文章大多是前些年写的，谈对文学作品、音乐、诗的感受。但是最近几年很少了，闲情越来越少了。

我还经常弹钢琴，但不是每天。我每天上午工作三个小时，下午工作三个小时。我大多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弹钢琴，每次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我弹的大多是老曲子，很难弹的老曲子我都能弹，但新曲子弹不了了。

[1] 此访谈作于2011年，后发表于《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发表时题为《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我的学术研究之路[1]

启蒙就是回归常识

问：您怎么去的美国研究所？

答：有一次出国，我在飞机场碰到了李慎之。这是我第一次碰见他，当时也并不太知道他。他好像听说过我。我们就在飞机上谈了一通，谈得很投机，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职位这样高的老干部，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竟然那么开放。那时他刚筹建美国研究所，他就说你上我这儿来吧。不久，我俩合写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通过很多争取和努力，就去到了美国所。

问：您对李慎之的印象如何？

答：他的思想比我那个时候还开放一点儿。我是受过很严格的外事工作训练，特别守纪律，写东西的时候比较小心。他老跟我说，你用不着这么小心，要宽松一点。领导比我还宽松，我当然就舒服了。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你不要怕人家说你不爱国，你绝对是爱国的，你写什么都是爱国的，所以用不着老在那儿想着“站稳立场”。他把我这个束缚打掉了，使我去掉八股气，回归自然的文风。我觉得在无形之中自己的思想解放得益于他。我在领导美国研究所时很强调用对待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研究美国，而不仅是对待一个超级大国。这虽然不是他的意见，但是我到了美国所以后视角改变的结果。

问：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管做哪方面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关怀现实。

答：可以说百年来每当出现新的变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一种希望和理想。从辛亥革命到北伐，到抗日战争胜利，然后到1949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觉得自己的命运跟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时代的开始，大家都升起一种希望，觉得国家又有希望了，大家又要做一番事业了，然后在现实面前又失望。“四人帮”倒台以后一直到1989年以前，知识分子也出现这种心态。不管他的主张是什么，人们都在想到底国家应该怎么走？那时候大家都心气儿特别高，这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情。但是1989年以后，这个理想主义被打断了。

问：这之后就分化了。

答：对。当然这个过程是有痛苦的。发现原来的信仰是盲目的，原来自己觉得看清楚的问题后来又颠覆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启蒙。我现在为什么提倡启蒙？因为我觉得好多人还在蒙昧之中。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闻道有先后”，我要是先想通一些问题，就觉得有责任跟大家分享。我既然想通了，当然觉得我现在是对的，假如以后觉得不对我再改。我认为我现在看清楚了一些问题，就会觉得很可惜你还那么想，我很希望使得别人也看清楚这些问题。

问：李泽厚评论90年代，认为90年代是一个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年代。

答：我觉得90年代的学术非常浮躁，学问家并没有凸显。如果是指的类似乾嘉时期因避文字狱而埋头训诂那种学风，并没有出现。当然，以中国之大，这些年人文社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思想上有新的深度或创见。真正有深度的学术很难与思想分开。也不能说思想家淡出，因为后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到现在为止思想还相当活跃的人，当然不一定成其为“家”。我觉得是思想分化了。有一些人功成名就，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越来越透彻，包括李慎之，他也是90年代以后才越来越想清楚的。他以前并不太彻底的思想都不能见容于当世，那只好走得越来越远。分化的主客观因素都有。我经常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那么现在我觉得，功成名就的人是淫于富贵，生活比较艰苦的人是移于贫贱，放弃了理想的追求。另外也还有一种无奈，觉得那个势力非常强大，没有什么用处，做一些事情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屈于威武。还有一个原因，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大大提高了。80年代的社科院以穷著称。当时有很多笑话，说你沿着建国门的大街从东往西走，走到你看见里面出来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地方就知道那是社科院了。有好多讽刺的话形容那里头的人学问最大待遇最差，而当时的社科院的确在思想上是走在前沿的。当时我觉得挺光荣，后来就不一样了。

现在，大学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两套房子了。你如果再要想抗争，马上就失去好多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说工人阶级失去的是锁链，而现在知识分子失去的又是财富又是地位。有些人很在乎，哪怕实际上这些东西并不失去，有几次高级座谈会不邀请他就很不舒服了。我问过某人，他明明不同意某些意见，但是他在会上不说。我说你要在会上说了会怎么样？他说下次人家就不请我了。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变得非常软弱，连这点虚荣都不愿失去。

关于“中国模式”

问：现在有一个词叫做“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

答：首先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到现在正好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变成了现在这种情况。所谓“中国模式”就是GDP增长比较快，实际上就这一件事情，是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而造成这个增长的代价太大，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学者也都指出过这点，其中包括低人权、破坏环境、浪费资源。这不是一般的破坏和浪费，而是竭泽而渔。中国的GDP 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经济，不是高科技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样健康的经济发展。房地产倒来倒去地产权都在政府手里，而土地是有限的，它不是一个无限的资源。还有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国家垄断，短期可以完成一个突击任务，长期是饮鸩止渴，是不可持续的。也许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可以用“举国体制”来维持，因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比较强，但是这里孕育的负面因素太多了。最近有一位学者秦晓发表关于对“中国模式”的看法，言简意赅，我很认同他的观点。

问：似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赞赏“中国模式”？

答：其实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媒体只着重宣传这方面的言论，误导公众。的确，现在西方的执政者喜欢强调中国强的方面。就像父母对孩子，有一种父母是溺爱孩子，老是说我们的孩子多好，看见人家孩子强的时候就会说其实他还有什么什么毛病；还有一种父母就老是跟自己的孩子说你快努力吧，你看别人又比你强了。中国人习惯于第一种，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美国人、日本人，是第二种，他们危机感特别重。譬如过去美国跟苏联竞争的时候，他们整天说苏联如何强。苏联卫星比他们先上天了，他们简直如丧考妣，大讲美国“差距”。现在中国正在上升，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对他们即使不叫威胁至少是挑战。这样的论调对我们的国民会起很大的误导。他们说“中国模式”好，他们倒实行看看！另外，他们的工人是一点也不羡慕中国的，他们是资本家羡慕中国。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会后，我就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受不了，而那时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阶级最恨中国。原来人家一罢工，资本家受威胁就得让步，现在资本家就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竞争力”能持续吗？

问：以前实在太差了，所以很多人还会有一种满足感。

答：应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这些年，包括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是改善了，但是改善的幅度要比上层差得多，所以贫富悬殊扩大。相对来说，贫富差距很大，但是绝对来说，底层老百姓也还是受益的，这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据我了解，现在的农民对政府和生活状况的满意度比以前的农民满意度要高。一是免掉了农业税，他们觉得很高兴，特别感激政府。因为免交农业税以后，他们不仅仅可以在经济上受惠，还有一个我还没想到的作用，就是基层官员少了一个向他们敲诈勒索的途径。因为农业税该交多少由干部说了算，他们没事儿老来，说你没交够。现在少了这样的机会，农民就少受点气。不过真正不稳定的因素还是权利的不平等，基本人权经常受到侵犯。许多“维稳”的手段恰好是造成不稳定的原因。

慈善和基金会

问：您2003年出版了《散财之道》，并一直关注慈善问题。您对巴菲特、比尔·盖茨现在来中国劝捐的事情怎么看？

答：我觉得他们过于天真，想把美国的国情套到了中国的头上。不能说现在的中国企业家都没有社会责任感，都是铁公鸡，但是中国跟美国国情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跟美国的比尔·盖茨是绝对不一样的。他们没安全感，今天赚了这么多钱，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政策一变就不是他的了。现在虽然没有公开剥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是真的被某一家国有企业看上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在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如何能够大笔地捐出来呢？其次，他们并没有社会的主人翁感。美国的社会主人就是这些大资本家，从卡耐基一直到比尔·盖茨，一直都觉得自己才是美国真正的主人。他们不但是美国的主人好像还是全世界的主人，他们对全世界都要关心，他们是有这种气魄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小媳妇儿的状态。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并不容许他们以及其他有意的捐赠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捐赠。比尔·盖茨是在美国号召了一大批美国人把一半钱都捐出来，那么假如明天中国的一大批富人说我也捐出一半来，捐给谁？怎么捐法？有什么渠道？没有。他不能说明天我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合起来登记一个基金会，国家政策有种种限制。

问：壹基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答：壹基金是非得挂靠在红十字会不可，不能独立。为什么所有的私人基金会都要去挂靠在官办组织呢？这一挂靠你就没有独立性了，没有独立性你就不能够自己来掌控，你想要做的事情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政府现在也在号召富人捐钱，它是号召富人捐给它，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事情。应该是政府买NGO的服务，但是现在倒过来，它说你捐给我我来做。政府已经收税了，它不应该再要求捐赠，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捐赠的意义在于政府做不到的时候，政府力量有限，而财富又不平均的状况下，个人想办法来缓解这个不平均，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善良的意愿来做想做的事情。社会的需求也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不同的捐赠者或基金会能够照顾到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国家不但是在企业上搞行政垄断，慈善上也搞垄断。有那么一二十家官办基金会垄断了在社会上募款的权利，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假如有那么一两家效益比较高的企业，它就变成唐僧肉了。政府以捐赠为名，说你应该做点慈善，然后就逼着企业捐赠。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情况，被加入了很多行政色彩。最后也变成权钱交易，慈善、公益都变味了。

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问：谈谈您早年所受的教育。

答：我从小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我在天津上的小学和中学。我很幸运遇到很好的校长和老师。当时教学中中国传统和西学的基础比较全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专门有一门课叫“公民课”，学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国民政府从北伐以后大力提倡公民教育，主导者是蔡元培这批知识分子。小学生学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给你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高年级就教选举，少数服从多数这些民主原则。教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特别强调的就是公民的义务。不过我没赶上高年级，天津就沦陷了，日伪教育局把我们的公民课去掉了，换成“修身”课了，里头讲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国文课本里去掉了许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而加重古文的分量。似乎很难理解，日本的“奴化教育”怎么通过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完成？当然也是有选择的，绝不会选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内容。我觉得日本人当时的侵略是反对中国现代化。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在1937年非来侵略不可？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走得还不错。民族工商业，各种现代企业的发展势头相当好。教育、新闻这些现代化的奠基也都在那个时候。那时中国人特别爱国，包括企业家都有怎样能够竞争过国际产品这样的志向，而且真的也有一些成功了。日本一看这个趋势，就急不可待地出兵侵略了。所以我觉得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最大的罪行是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的倾向，比如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就一直很好，对建国前三十年的成就也需要提出反思。

答：我在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个安徽保姆。她亲口告诉我，她们家一共八口人，活活饿死了四口，就剩下四口人。他们是冬天饿死的，连发丧都不敢，也不敢上报，为什么呢？因为活着的人还可以领死了的人的口粮。我老伴陈乐民在1960年下放劳动，就差点饿死。他下放到河北的一个县，那时候还是公共食堂，就让他们下放干部掌勺，说是可以公平。那时候的口粮是每人每天六小两毛粮，六小两就相当于现在的四两，毛粮的意思是没有去糠的粮食。然后煮一大锅，都是稀的，使劲往底下捞也捞不出什么来。每天就吃这个干活。结果有一次他饿昏了，滚到水沟里。幸亏有一个老乡看见了把他给救起来，因为他是“中央下放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就把他送到县里头去打营养针救回来了。真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在城里都得了水肿，饿得营养不良，但是不会饿死。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凭票的，一张粮票可以困死人。一个人饿得要命，如果没带粮票，他怎么着也没办法买到一碗面吃，就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的住房面积是多少？一直到80年代我在美国所的时候，每年到了分房子的时候大家都打破头，就为了一平方米两平方米。好多人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房子。大家都穷得不得了。但上面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跟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根本就看不见。部长以上的人是有特殊供应的，所谓“特供”。他可以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他们是不缺的。那时候公费医疗，也只有在国有企业的职工加上公务员才能享受，广大的农民是绝对没有保障的。那个时候农民的工分一年只有几毛钱，你怎么干都白搭。所以，最苦的还是农民，说那个时代对农民好，绝对是颠倒黑白。面对民粹主义的思潮，需要让大家知道真相，知道了真相才能反思。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现在最可悲的是，年轻的一代都生活在蒙昧里。不用说百年来的近代史是完全按照某一个模式去了解的，有很多错误，就是当代史，根本屏蔽，都不知道。

问：您在《斗室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陈乐民老师也有一枚“云无心以出岫”的印章。

答：“常怀千岁忧”就是关心社会、关心民族的命运。虽然生命有限，不能改变，但是禁不住老是要想更加长远的事。“云无心以出岫”指的我们前三十年，觉得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就是我们自己被蒙蔽、自我迷失的那个时期，从人的一生来讲，那是最年富力强的年华。陈乐民后来说自己的思想得到了自由，又随心所欲地想问题了。所以慨叹“云无心以出岫”，并不是像陶渊明那样完全归隐山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做到这一点。他晚年对中西历史和思想发展进行了很多思考，最关注的是启蒙。启蒙就是回归常识，用自己的眼睛看东西，用自己的思想来考虑问题。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要了解事实，了解中国、外国，了解当代和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样的。

[1] 本文为2010年《南方人物周刊》所作的访谈。采访者：刘子超、吴鸣。

常识·良知·底线[1]

从盲目迷信到回归常识

问：您在文章中反复提到“出世”与“入世”，现在来看自己的话，您觉得您是更“出世”一些，还是更“入世”一些？

答：我现在已经觉得，比我愿意的入世多了。其实，我原来的倾向是容易逃避现实的，所以我在解放以前没有参加过地下党的组织活动，就是躲在图书馆里。我觉得外面太黑暗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也很反感，但不去理他。

我原来希望在退休以后，比较平静地多看一些我喜欢看的书，自娱自乐。但是，现在就像我讲的好像有点欲罢不能了，有些事情触动了以后使得我非常愤慨，就要想说。这样一来，也有一个循环，就是被人家推动，像你们来找我，我就得说。又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邀请我去讲话什么的，就这样被推进了这个圈子。例如，我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我本来是作为研究美国社会的，结果就被卷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圈子里，就像这样有些是被动的。就个人的兴趣而言，我总是很想能够平静一下。当然，处于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我觉得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但确实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的书没有时间看。

问：我们从您的一些经历谈起。您在书中提到，有一段时间因为运动，您烧掉了钢琴音乐会的纪念册。

答：那是老早了，那时候是自觉的，没有人强迫。“文革”的时候，烧书之类都是出于害怕，是强迫的。外面在砸“四旧”，红卫兵要进来抄，我们现在这些（指客厅里的钢琴等）都是“四旧”，没有什么可以不被砸的，那时候放在我父母家里的一架钢琴也被搬走了。所以大家就自觉地把可能惹祸的东西赶快烧掉，那是到“文革”的时候。

我烧钢琴音乐会的资料是在1953年，没有人强迫。那时，我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接受了我这种人需要的脱胎换骨般的教育，下决心抛弃过去所有的一切。因为我自己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一定要加入到无产阶级中来，把过去那些东西都丢掉，甚至我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我的音乐会是在1947年举办的，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实际上天津的外围，离天津比较近的地方，已经是解放军占领区了，所以天津常常晚上宵禁。但是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局势，因为我完全不问政治。我的音乐会本来应该是晚上开的，怕晚上可能戒严，所以要改成白天，当时我还感觉稍微有点遗憾。

后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是没有觉悟。人家正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而我却在干这个，所以觉得特别惭愧，就把那些都给烧了——就是一本纪念册，上面有照片、节目单、请柬等，决心与过去决裂。

问：这跟您小时候受到的传统文化熏陶有没有关系呢？

答：我想也许有关系。比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时候我们是经常要学习的，要按照那个来改造，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有不少正好符合传统教育。比如说，要是处逆境就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吃点苦，将来会怎么样；如果受了冤屈，就想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我个人的冤枉算不了什么，就是不提倡个人主义。大概小时候我们的传统教育里，确实也是不提倡个人主义，这个基本上跟西方的教育不一样。

问：您在书中说这也是出于“慎独”。

答：“慎独”这个道德观念是我从小就有的，就是从我的母亲、师长辈接受的教育而来的。所谓“慎独”就是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也不能做坏事。所以我这个人特别诚实。诚实的结果也容易“犯傻”，比如说那个时候都要坦白思想，有好多人就有点保留不说了，我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古训“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是向组织坦白一切，越坦白越糟糕。比如说“三反”、“五反”的时候，我把给我父母的家信全部交出来。所以比如“胡风案”，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交出来了，造成胡风那么大的伤害，到现在舒芜仍被认为是一个千古罪人。当然，他这个交信的过程和他原来的思想历程，不一定像我那么单纯，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我不了解，我不评价他这个事情。

就我个人来讲，那个时候只要运动一来，你必须把你跟被审查人的关系跟他的来往全部交代出来。就像现在有人被“双规”了，被审查了，你必须站出来，不然你就等于是包庇罪，同时自己也应该借机会交代自己的错误，你也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原罪感。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心态，现在的人是不能理解的。现在有了觉悟以后再回头看的话，有一些事情是非常不对的。不过，那个时候做这些事情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就是很坏，完全是卖友求荣，或者是为了自己向上爬。但是，有的人是真信。你们大概是看过《牛虻》，他真的就是自己去向神父坦白，他完全相信神父，结果客观上出卖了革命，出卖了他的朋友。我后来常常想到牛虻，我还算好，没有朋友被我“交代”，使人家受罪，幸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那种思想状态之下，不见得不可能发生，这是我的想法。回过头来看整个思想过程，在当时是这么一种情况。

现在的人很难了解那几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外国人也很难理解。外国人看问题比较简单化，要么你就是左派，要么你就是右派；要么好像你就是跟体制站在一起，要么你就是反体制。实际上，事情要比这个曲折复杂得多。

问：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外，造成您这一代人蒙昧的原因还有哪些？

答：我好像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那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都说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因为觉得国家是最重要的。那时候觉得祖国前途光辉灿烂，个人前途也光辉灿烂。那时候还接受了“以自苦为极”、越苦越好的观念，没吃过苦自己觉得很惭愧。特别是你要参加土改、下乡什么的，就更自觉有愧，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大城市长大，而且是在租界，没有接触过农村。等到去了以后，发现我原来的生活跟他们差距那么大，真的觉得再怎么吃苦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问：参加“土改”那个时期，您开始拥抱体制，到“五七干校”的时候，您开始反思了。您这种思想的转变，跟当时的政治环境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吧？

答：那时候整个国家都跟政治有关，不像现在很多事情可以跟政治无关。那个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跟政治没关系的，包括你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包括跟父母和家庭的关系。特别是到了“文革”的时候，叫做“在一切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个时候所有的日记人家随时都可以来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都不写日记了。连家信都跟政治宣言差不多，前面都有一段语录，好像随时要被公开的，心里有一些想法是不敢互相说的。

问：您的家庭受到的影响大吗？

答：因为我母亲给我写的信基本上没有一句是对党不满的，所以我没出卖她，假如她有的话我也等于出卖她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交信，也是要表白跟我家里来往没有反动言论。那个时候是1952年，刚刚解放不久，他们也很想拥抱这个新时代，信中一直是鼓励我要好好工作，争取入党。所以我说我最终没有对他们带来任何不利，因为他们自己的那些信里没有写过任何足以获罪的话。

我认为很对不起家里的是，后来我跟他们疏远，就是划清界限了，等到运动来得比较紧的时候，我就基本上不回家；运动松的时候，我再回去看他们。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能够很亲密地互相交流了。

问：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怀疑这一切了呢？

答：不是因为生活苦才怀疑的，而是因为我到某个时刻觉得太荒唐了，那种逻辑太荒唐了。最开始的时候只限于“腹诽”，就是肚子里头可以想他大概是不对的。比如说陈伯达出事的时候，今天还是庙堂之上的，明天就是阶下囚了，陈伯达是在林彪事件之前被打下去的。然后姚文元写了一个报告说他最近读了哪几本书，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做了批示一直传达到干校要我们学习，姚说他看了《史记》、《天演论》，还有《五灯会元》（就是佛经的故事）、《孙中山选集》，反正那么几本书，然后说有些心得，那就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的要害是人性论。毛主席就批示说你近来读书很有成绩、坚持下去必有好处之类的话。我忽然觉得那几本书我都看过，也不至于说全国就有一个人替大家看书，就看了这么几本，还要最高领袖批示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忽然有一种滑稽感。当时有这种滑稽感，就不应该，很不敬的。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不太对头，特别是林彪出事以后，我再也不相信这些了。今天是党章里确定的接班人，明天就变成了“反革命”，把他批得一塌糊涂。接下来“批林批孔”，这更加荒唐了，林彪和571工程跟孔子没任何关系。后来又听说原来是为了影射周恩来，那时候把古代的周公作为反面人物。但是周公其实不姓周，人家姓姬。我当时觉得整个乱了套，特别特别荒唐。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近乎黑色幽默的故事。那个时候说秦始皇是法家，反对秦始皇的都代表被打败的没落贵族思想，所以张良是反动的旧贵族代表，张良不是要刺杀秦始皇吗？后来我一个同事出国工作了八个月，回来以后发现在官方宣传中张良怎么变成正面人物了，那时候又肯定张良了。因为张良是辅佐汉高祖的，而汉高祖、吕后，都被认为是“法家”。那位同事问我，怎么张良又变成好人了？我说你出国那八个月里头，他可能改造好了。事情已经荒唐到这个程度了！

那个时候就搞了工农兵注四书五经，出了一套供批判用的《论语》，然后又出了一套《韩非子》，是被认为应该推崇的。当然大家都看不懂的就要加注，工农兵注的本子是以某某工厂的名义出版的。其实那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地方，就是干这个事的，叫做“废物利用”，去注解这些书。总而言之，这些事都已经荒唐到极点，所以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不能相信他了。

再进一步在我心目中彻底打破迷信，还是因为批邓。因为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他说的话都是常识性的话，他出来以后要整顿。正好大家心里已经认为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做的事情是要恢复生产，工人应该有肉吃。那个时候凡是提物质待遇都是要被批判的，他就说工人的热量不够，应该想办法多配给一点肉，这都是比较常识性的话。我记得传达过邓在军委的报告，有些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你不能光凭精神力量，凭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可以。你要造飞机，一个螺丝钉没拧紧的话，飞机就要掉下来。当时我觉得太对了，那时候我们心里就觉得应该回归常识，回归到正常的思维和生活。大家就特别寄希望于邓，结果一年后他又被打倒了。对于当时的“批邓”，我们很多人就都清醒了，不再跟了。过去，这是大逆不道的，上头布置的任务是必须执行的，但是那时候消极抵制已经比较普遍，都觉得不能够再跟了，跟不上了。后来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发生，我们的同情都在群众运动这一边。

问：您后来“回归”到常识，回归到什么程度呢？

答：这是一个逐渐觉悟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回归得比较彻底。现在有一些和我同时代的熟人，因为处境不一样，比如他们是外交官，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他们就没有我想得这么彻底。

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问：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在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有时候整个社会有一个总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但他们自己内心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您那个时候是如何协调这种关系的呢？

答：1949年以后，包括我父亲那一代人，我们接受了整个的意识形态，并且接受了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这个大前提。1949年我才十八岁，那时候很幼稚，接受各种宣传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像前一辈那种已经事业有成，也有自己思想体系，却也是诚心诚意地拥护新政权。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多少年来能够跟帝国主义那么顽强斗争的，能够救中国的，是共产党。承认了这个事实之后，自己有一些个人委屈，把财产都交出来，这些都是次要的，这是诚心诚意地接受。

另外还接受一点，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未来的潮流。其他的思想都已经过时了，将来的潮流就得是这个，所以你必须得跟上这个潮流，你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有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毛泽东说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他们”已经夕阳西下，气息奄奄，“我们”是代表一个新时代。

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脑子里想的都是时代、理想、潮流这一套，很少想柴米油盐，很少想今天穿什么衣服、明天吃什么东西这一类的问题。比如，那时候结婚也没房子，现在的人觉得自己没房子就不能结婚。那时候要结婚就借一间屋子，结完了之后就各自回自己的集体宿舍，觉得也可以接受。我们当时一方面为时代潮流所裹挟，另一方面也是有相当自觉的成分。

在大的方面是自觉的，在具体的问题上，比如有些事我觉得被冤枉，有的批评心里不能接受，或者一个很熟的人忽然说他有问题，心里不怎么相信，但是也不得不跟他疏远。这种具体的问题常会有的，但是大前提接受了，就服从“大局”了。这一段我已经写得相当清楚了，就是那篇《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最后那一部分。

最近看到张奚若在1935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是讲人必须要走个人主义，为什么人不能搞集体主义，他说得透彻极了。当时他主张个人主义，由个人主义走向自由民主，讲了很多。他说一个国家如果以集体来压迫个人的话，这个国家的结果一定好不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背不下来，总之非常透彻，比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为个人主义正名的文章要透彻得多。但是张奚若到1940年代末期就成了左派，怎么解释这个呢？他是学政治学的，从历史形态到政治理论他想得非常通，而且讲得非常透，文字也很好，非常简练。他1935年的时候这样想，那是抗日战争之前，到1947、1948年的时候就被共产党吸引过去了，1949年以后完全拥护新政权，如何解释呢？我想有两个层面：1949年以前，共产党一直是讲要实行民主的，向国民党要言论自由和民主，这当然可以认同；至于1949年以后，也是一点一点被“改造”，放弃自己原来的学说理念。这个心态和过程大家大同小异，就是我说的那几点，都在那篇文章里，不必重复了。

问：这种家国情怀，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没办法摆脱？

答：现在，摆脱家国情怀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也不知道。1990年代以来的物质主义，是中国从来没有的，就是拜金主义。希望有人来详细研究这段历史。

你们都还不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80年代的大学生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们当时还有理想主义，还是希望通过他们的行动来推动改革，希望领导人和政府能够听他们的。当时他们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当时的腐败比现在的要小多了，刚刚开始露苗头。那个时候的学生对改革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而且对党和政府是很信任的。因为信任他们，才要求承认他们这样做是爱国行为，希望上面注意到进一步改革的问题。

这一次被打下去之后，我觉得领导层是有意识引导大家不要去考虑国家大事。

另外就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对经济的禁忌打开了，而把政治收紧了。这是很明显的，要在政治收紧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在一个时期来讲还相当成功。其中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让外国人来大赚其钱，那些外国人就不再制裁中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而且从他的角度来讲是成功的，有见识的。在当时抗拒西方制裁中国这方面是相当有效的，美国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在国会讨论，每年都通不过。为什么？阻挠的力量就是那些代表大财团的国会议员，像波音公司之类。那阵子（中国）给外国资本家的优惠是非常大的，（他们）在中国赚了很多钱。同时，中国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也大大繁荣起来了，因为借助了美国和欧洲的市场，那个时候他们挺繁荣的。那时候他们要是发生经济危机，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了。

问：知识分子的这种家国情怀淡化了。这种退潮、缺席的状况，给整个社会会造成哪些影响？

答：给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空缺。现在有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没有共识。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争论得一塌糊涂，但是都逐渐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民主、要科学。我觉得民主与科学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不管你怎么理解那个共识。所以那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也是要民主。

为什么共识在慢慢消失

问：在那个相对封闭落后的时代，“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能够成为共识。现在有了互联网，也步入全球化了，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为什么大家在这些基本理念上出现了这么大的分歧呢？而且最近几年还蹦出了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

答：一个是客观原因，一个是主观原因。先说客观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国强大了。我从小感觉到的是中国“积弱积贫”。无论什么时候大家都在想，怎么样使中国强大起来。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要落后得多，所以就觉得他们的制度当然比我们先进。而且对比之下，也确实是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做。大家觉得国民党不民主，专制得不得了，也觉得他们挺腐败的，官场那一套特别看不惯。应该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要求的标准比较高，现在早就看惯了这些事。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腐败跟现在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现在不一样了，相当多的人真的自以为中国挺了不起的。从物质生产方面，现在确实是比194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丰富了。凡是外国人能够享受到的现代化的东西，我们很快都能享受到了，尽管都不是我们发明的。他们发明一个什么，我们马上就能拿来享受，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中国非常得益于全球化，但是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原因。

再加上现在欧美正碰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困难，对比之下中国人觉得自己挺好，觉得他们还不是一般的困难，他们民主制度的缺陷也暴露出来。在我看来，民主本来就是有缺陷的，不能说它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们每个阶段都在不断地改进，不能够因此证明还是专制比民主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真的认为我们比他们成功了。现在仍然有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已经是非常肤浅的，是一种虚骄。我觉得因此不容易达成共识。

另外一个原因是，不能敞开来讨论问题。比如宪政、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多少年来已经成为共识的，应该追求的，现在忽然变成是不可说的东西了。将近百年前《新青年》时期，那时候大家的观点也很不一致，甚至有人根本就反对白话文。还有一派主张发扬儒家传统的，他们就可以敞开来辩论。《新青年》杂志之外的另外一派办了《学衡》杂志。这些杂志都是他们自发办的，随便大家筹点款就办起来了，跟政府半点关系都没有。那些军阀自己争夺地盘，他不来管你文化的事，所以那时的知识界能把道理讲透，并且是非常公开地讲透，也就能够影响青年。如果道理能够讲透的话，谁最符合事实，讲得有道理，就容易得到拥护，并且跟现实结合起来，多数人就会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启蒙，应该比后来要容易。现在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有一方面的意见是不能讲透的，得欲言又止。我自己在文章上就已经有所克制，而等到发表的时候，一定有编辑跟我说要不这句话去掉吧，要不那句话去掉吧，别太刺目了，他想到的是“检查官”会怎么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道理讲不透；主流媒体则不断地讲另一种官话，很多是假大空的话，明明也不见得很有吸引力，重复多少遍，人们自然就接受了。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尽管并不一定是官方政策，但他们可以随便骂人，不会获罪。不是所有人都是认真思考的，真正深思的知识分子是少数的，大多数人听得多了，就习以为常了，就觉得是这样了。（双方）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辩论的。

就拿当代的历史来说，就不让讲真实情况。连事实都不能够知道的话，当然就达不成什么共识。共识还要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有清晰认定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总结。《新青年》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要讲历史的，过去我们封建王朝为什么使得我们积弱积贫，那时候没有不许说清朝的历史，不许批判慈禧太后，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都是可以的。现在连真正的历史事实都不能够让大家普遍地来了解，教科书里面也不讲了，那么你就没法达成共识。这是客观方面的。

主观方面，现在培养起来的、成长起来的，我想70后和80后跟90后都不太一样了，越到后来物质主义就越厉害了。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人才全球化，一个很有理想的、很优秀的、很想做事的人，看看这里不行了，就用脚投票。而且用脚投票的人还是相当多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就会有被掏空的危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象。这并不是说这一代的读书人，这一代知识分子里面没有有理想的、好学深思的，其实从绝对数量来讲一定是多于过去的。因为现在大学教育普及了，当时能够受到高等教育的只有很少人，现在有那么多的人。所以我认为绝对数量来讲，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愿意考虑怎样能够使我们的民族前途更好，或者是考虑问题有深度的，应该是不少的。过去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因为人少，物以稀为贵。论研究西方的理论、历史文化，现在做学问的应该超过前辈，但是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越优秀，在国际上越有机会，所以就走了，走掉的是相当多的。

我们常常说，清华大学过去是留美预备学校，现在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了。可是那个时候的留美生多数是出去之后再回来做贡献的，是把先进的思想带回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现在的留美生是一去不复返，为别国的进一步现代化做贡献。要回来“发展”的话，不是带回先进思想，而是想办法来迎合目前的这种主流和权贵，以便在这里取得一定的地位。他如果不认同这个，他宁可不回来。他回来的话，是觉得在这发展比在那发展更有前途。但是回来以后要飞黄腾达，一般都愿意进入体制内，就必须同流合污。所以我觉得跟那时候就很不一样，那个时候回国的知识分子是改造这个社会，例如现代大学里各个学科的建设都是民初留学生回来以后建设起来的。

问：在中国的网络上，“公知”甚至成为嘲讽知识分子的贬义词了。

答：网上有些人讽刺“公知”，我觉得也并不完全是这样，不然为什么像你们这些媒体还愿意发表这些人写的东西呢？在网上我常常看到很多很好的文章，我现在接到很多杂志，里面也有很多文章对我很有启发，我也受那些人的启发和帮助。

道德危机与再启蒙

问：最近发生了很多有关社会道德滑坡的事件，引起大家对道德重建和伦理重建的关注。比如“地沟油”肆虐、“毒奶粉”横行，最近又发生了广州的“小悦悦事件”，十八个人都在路上看到，但保持了冷漠。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讲伦理重建的问题是真诚的，大家都真的感觉全社会的道德在滑坡。但是官方这样大力搞所谓文化建设，假如不是有害的话，我觉得起码是无效的。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回避制度问题，现在某种道德滑坡是制度造成的。我常常说，在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下，你要做好事，老老实实干事，得不到好报，但是你要搞歪门邪道却非常容易得到好处。那么这是个法治问题和政策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里面，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要想依靠自己的良心做事非常难，同流合污却非常容易，这就说明一个制度出了问题。像大家都说的毒奶粉，这些人真的是丧尽天良，干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除了人本身道德问题之外，能够使这些事情不断出现，今天是毒奶粉，明天是毒大米，后天是什么东西等，造成这样一个环境还是制度问题，这个完全要靠法律监管，各国都是一样的。在市场经济里没有法律监管，人们一样会做坏事。因为别人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破产了。用道德问题来掩盖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这是一个。

第二，现在提倡传统道德，就是我们不要“普世价值”，要回归传统道德，这个我觉得是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道德伦理。我们小孩需要的不是《弟子规》，而是公民教育，就是做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应该有什么权利义务，通过什么样的合法合理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何尊重别人的权利。这一套东西我们都没有。这些教育完全是缺失的，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应该如何生存的教育是缺失的。你叫他回家天天给父母磕头是没用的，到时候他照样会为了财产的问题、为了钱的问题六亲不认。

现在需要警惕借文化、道德之名来掩盖制度的缺失，这是有害的而且是虚伪的。如果你要真的回归儒家，你去看看孔夫子主张做官应该怎么做。我对儒家思想也没有很深的研究，儒家思想里可取的也适合于那个时代，而不适合现代。但是至少儒家思想里面有一点，它主要是管官的，讲“为君之道”，它提倡“以德治国”，是谁“以德治国”？它要求的是统治者用自己良好的道德来治国，不是你自己随便什么都可以干，然后让老百姓提高道德水平。孔子所要求的都是君主应该怎么做，他说的“君子”是两个概念，在他心目中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是贵族，就是站在治人者的地位，第二个是道德高尚的人，这两种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最重要的“以德治国”是要做官的树立榜样。你要是真的贯彻儒家思想，其实要看执政者怎么做，这是最重要的。我说历代皇帝都是假的儒家，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他们只是要求别人这样做。孔子让统治者以身作则的理想之所以实现不了，是因为他没有想到权力的腐化作用，如果权力不受到监督，不能指望掌权者永远道德高尚，这是现代政治的共识，当然不能苛求春秋时期的孔子有此认识。所以，现在社会伦理道德当然应该提倡，但是如果不建立对公权力的监督，这种提倡是无效的，是非常虚伪的，结果弄得伪君子特别多，两面派特别多。

问：当前的中国，社会分化、阶层分化得比较厉害，思想界也分化得比较厉害，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来一次启蒙的话，根基在哪？

答：我觉得启蒙不是万能的，我说的“启蒙”是说，人应该回归到用理智用自己的脑子来考虑问题。人自己心目中的是非善恶其实是普遍的，古今中外，实际上人天生都有一个是非善恶之心的。我曾经说过，根据我接触的那么多国家的人，你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大家的判断基本是一样的，说明这种价值观其实都是普遍的。后来我发现这层意思，胡适、蔡元培他们早就说过。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愧对先贤，我们现在讨论不休的问题，原来他们老早就说过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的文化根本就不适用民主，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因为民主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不能搞少数人寡头政治，跟谁都不用商量，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至于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有的是两党制，有的是多党制，有的是内阁制，有的是总统制。孙中山说“三权分立”不够，要“五权分立”，所以他搞“五权宪法”。不管怎么样，都得分立，不能够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大权独揽。这个其实跟伦理道德关系不大，制订一种规则，大家必须遵守。当然在一种制度里时间长了，也就培养出一种精神，一种自然而然的共识。比如说美国人竞选，在竞选的过程中互相攻击，吵得一塌糊涂，但是一旦投票确定之后，失败的落选者立刻就不捣乱了，马上发贺电说，我一定支持你，好好干，然后他也真不捣乱了。这也应该说是一种民主道德，但是这个是在制度里头培养出来的。

过去我曾经蒙昧过，不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觉得一旦我自己的思想跟他的不一样，一定是他对，一定是我错，然后我就拼命想办法去接受这样一种逻辑思维，这是蒙昧的状态。一旦发现可以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了，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是非标准了。我说的是这样的一种启蒙，但是这个代替不了制度。只是大多数人走出蒙昧，有助于达成共识，有助于促进制度的改革。

现在讲文化都变成泛文化主义了，相声也是文化，吃饭也是文化，各种礼仪也是文化，这个文化其实是属于下一层次的文化。在上一层，整个人类共同的、前进的思想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各种风俗、习惯、艺术，各个民族可以有特色，现在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问：有一种文明史观认为，有一些价值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文明，比如自由、民主、平等，权力受到制衡。您认为这些价值能够与中华文明融合吗？

答：我常常引冯友兰先生的话，所谓“中西之辩”其实是“古今之异”，我们说了半天，中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其实是中国那个时候，是代表古代的，还没到现代化的。要到现代的时候就依然必须是这样了，不是西化的问题，是现代化的问题。还有，什么叫做“西”？对中国说起来，对原来的中原说起来，新疆就是西，是西域。然后再往西走，中东、西亚、非洲、阿拉伯这一块是西，那个时候的西域文化老早就传到中国来了，佛教也传到中国来了。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字母，什么方便就用什么，数字都是阿拉伯的，现在全世界都用阿拉伯数字。

我觉得全世界的文化本来就是应该融合的，融为一体的，觉得哪个好就用哪个，自然而然是文化从先进的一边往落后的一边流的，就跟水一样，就叫“洼地效应”吧。比如说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用武力征服以后，最后还是被汉文化同化，他用的还是你的典章、制度，包括百官的礼节，元朝、清朝都被汉化。因为汉族那个时候农耕文明的程度比较高，少数民族骑马打猎，没有那么复杂，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他们自然而然就得用你这套。所以后来一下子工业文明进来以后，就发现不行了。假如英国把中国也变成全部是英国殖民地的话（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是假设），就不可能汉化。比如说西医不可能中医化，只能够中医学西医。但中医应该保留，这点我倒是不同意方舟子完全取消中医的观点，他是绝对反对。如果极而言之，我们没有了中医，还可以有一些医院。但是现在你要把西医去掉了，从此不要了，还回到纯中医去，你看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是很相信中医的，中医有好的地方，这是另外一回事，整个来讲的话，你这个文明要向前进。

我们现在所有的生活方式，所有享受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外国来的，包括你现在用的录音笔，虽然是我们造的，但是录音这个技术是人家发明的。再往前推，你所有的这些东西，汽车、飞机，都是人家发明的，中国自四大发明之后就没有什么划时代的发明，能够引起产业革命的，引起人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改变的，我想过好久，想不出来哪一样是我们发明的。

美国文化的生成与经济的危机

问：客观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和文化方面走得更远了，尤其美国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非常大，他们的文化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的这种文化优势，是否依附于强大的国力呢？

答：如果文化是完全依附权力的话，就没法发展。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构成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最主流的应该是英国人。我们经常讲五月花号的故事，从1620年（这批英国人）到美洲时，他们先在船上就有一个公约，他们原来就没政府，就得自己管自己。他们刚一来到，就从欧洲（特别是英国）引进了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那一套思想，先有了思想进来之后，他们按照这个思想建立国家。

美国就是先有文化后有国家的。别的国家还比较难说，欧洲很多国家到底是谁统治，把哪个文化带进来，比较复杂。说美国的文化是依附在权力上，我觉得是不对的，是倒过来的。他们是先有思想、文化，然后才有国家的。这是指大文化。至于第二层的各民族文化，它是移民国家，各民族照样可以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

别的国家是打出来的，美国是辩论出来的。你要是不同意你就走，现在也是这样，你觉得不好你可以走，完全可以用脚投票，正好通过用脚投票，全世界的移民上他们那儿去的居多，所以他们的移民法只是怎么样限制人家进来，而不是限制人家出去。但是由于他们的国力特别强大，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自然而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会对别的地方有影响。比如说，现在连中国小孩也都过鬼节了（主要是在大城市）。我觉得是没办法的事情，并不是人家用强权来要你非这样不可。

问：说到美国，现在全球经济处于危机之中，西方很多国家发生了示威活动，甚至出现骚乱，美国也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您怎么看西方的这场危机？

答：我觉得占领华尔街这场运动，我们国家媒体的报道比他们还要多，好像觉得他们简直了不得了。刚好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去看了一下，这个声势没有宣传的那么大，没有1960年代的群众运动声势大，他们也就是在广场搭帐篷。我担心他们扛不住了，现在冬天就要到来，慢慢就该回去了。但是它是代表着一种比较深刻的社会矛盾，就是美国人也有这种挫折感，我再努力也不见得能够改变我的命运。美国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机会之国，人们相信机会会有的，只要你努力。但是现在他们的贫富悬殊太大了，机会正在缩小。从1970年代到现在收入差距已经扩大了很多倍，所以,他们都对准了华尔街，觉得华尔街这些金融老板玩得实在太不像话了。

还有一个方面是，全球化以后普通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全球化对中国也有利益，对美国也有利益，但是利益都到了资本家的口袋里，工薪阶层是没有得利，而且他们（工薪阶层）的谈判地位削弱了。过去工人一罢工不干，一抗议，双方就谈判，讨价还价。现在资本家可以不理，说你活该你爱怎么着，我的资本就流到国外去了。所以欧美国家工人对外包特别痛恨，他们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政客就利用这个大炒特炒，说中国人民币高了，其实不是，是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跟他们的工资差太远了，当然资本就吸引到中国来了。不过那些占领华尔街的人倒没说中国如何如何，他们就是向那些老板提出要求。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精英阶层还没有参加进来，也就是说他们的危机还没到那个地步。1960年代的时候精英阶层都参加了，那时候不是经济问题，还是比较理想主义的，参加的主流是富家子弟的大学生，他们就是要社会公正，有左派思想的影响。但是现在纯粹是草根阶层觉得生活无望，特别是失业。当然，他们有失业救济金，饿不死是肯定的，但是光有失业救济金，没有机会再就业的话，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到过不下去会爆发一个什么样的动乱的地步。

问：您认为他们目前无法产生一种更深刻的变革的主要原因是精英缺席？

答：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目前精英的缺席，推动不了一个很深刻的变革。

80年代末的转变

问：中国也是这样吗？

答：中国不是这个原因。中国跟他们的原因完全不一样。如果他们的精英参加的话，就足以影响政治，因为他们是民主的，你可以什么主张都说出来，大家辩论，所谓精英的意见就要反映到国会去。比如大学教授以及各种思想库等，这些因素都出动的话，就可以推动变革。中国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中国不是因为精英缺席，中国的精英比他们更关心社会改革。但是无法参与，说了半天也白搭，而且还说不出来。实际上中国现在相当多的人是在关心社会变革。至少我碰到的人，大家互相都在谈这些问题。

问：您在社科院美国所期间所做的研究，跟政府的现实政策有没有一些关联？

答：不太多，也不是说绝对没有，比如说1980年代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我们也曾经提过一些。但是我一直不希望作为一门学科，研究某个国家时以做“智库”为目的，虽然实际现在搞国际问题的人，都想对国家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不赞成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你要是真正研究一门学问，如果完全从政策角度来研究的话，注定研究不深，连选题也要跟着政府一时的需要转。我觉得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有条件仔细观察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应该客观地从历史文化社会各方面来研究。另一个原因是想提出政策建议其实是没用的，人家根本不听你的。你学术机构自作多情要献计献策，职能部门的人往往嗤之以鼻，根本看都不看你写的东西。你自以为是思想库，但政府部门另有一套机制，不会予以注意，他们也许只需要你提供一些信息资料。

问：那他们的决策源泉来自哪里？

答：我们的决策不是从下到上，而是从上到下的，有关部门最多就是汇报一些情况。上面最需要的是情报，而且甚至于对情报都不能非常客观，知道上面不喜欢什么的话就不敢完全如实汇报。

问：刚开始进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时候，您有没有像现在这么关注中国社会问题？

答：没有。那时候业务是对外的，就是研究外国的事情，对于中国自己的事情，总的来说比较有信心开始的，那代当时都以为新时代到来了，有一种期待，也很希望努力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不是帮助领导，是帮助所有的中国人了解美国，我们当时就是往这方面想。我觉得特别忧虑这个国家是从1989年开始的，那是一个坎，是一个分界线，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分界线。我是1991年辞去所长职务的。

问：之后第一个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答：我后来没有特殊想要关注哪个方向。辞职以后正巧我有一个机会，到美国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慢慢对美国的研究视野更加宽阔一点，包括对其政治、历史、文化，不再限于外交、中美关系这些，后来就写了这些书。

中国的前景取决于青年，教育是严重问题

问：您对中国社会的前景怎么看？悲观，还是乐观？

答：我应该算是倾向于悲观的。但是也不是绝望，在短期内看不到出路，但还不至于出大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古以来，中国统治力量最强的是共产党，所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还是可以统治下去。

就长期来说，我悲观的是我们的教育太糟糕了。那天（《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我说的一句话传得很广，我说清华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毁之，这是指精神层面，摧毁的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受到的是趋炎附势的熏陶，眼睛望着权贵、富豪。实际上这种摧毁从幼儿园就开始了，现在连小学生都要贿赂老师以便自己选上班长。选上班长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加分，将来有利于升学，这一套东西进入到幼儿园和小学了。这还是最近十年来急剧发展起来的教育腐败。现在也许教科书里面的知识比较深了，数理化学得很深，甚至语文课本文言文也多了，这些都没多大关系，关键是整个道德系统破坏了。现在一方面宣传要讲道德，一方面把小学生都教成会鉴貌辨色、不说真话的人，将来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一方面说中国诚信缺失，但是我觉得现在在社会上工作的，至少还有原来教育的影子，还是有基本底线的，还有讲诚信的观念。等到再下一批，从现在的幼儿园这么教出来的，我不知道等他们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可能完全信奉弱肉强食。

问：这两年社会上对阶层固化的问题谈得比较多，有一些认为中国不存在中产阶级，也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比如孙立平和郭于华等人在他们的课题中就指出，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那股改革新势力，现在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希望社会停留在现在的这种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富人移民，穷人无望。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答：实际上就是这样，现在改革的阻力，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既得利益的问题，这是很明显的。

1970年代末改革还要打破“两个凡是”，还要辩论真理的标准问题等，当时还是有我称之为“再启蒙”的过程，就是人们思想还比较僵化，觉得毛泽东说的话不能够违背，后来打破了这一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得以实行。现在基本上不是这样的问题了，现在的阻力就在于，从改革初期得利的那个阶层，通过权钱交易暴发起来的这样一个集团，他们不希望再进一步改革。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现在不是讲民生吗，他最多愿意再给一点小恩小惠，让老百姓别造反，你只要能够安身就好了，但是连这个他们也做不到。比如说各个地方的拆迁，弄得鸡飞狗跳的。没有起码的公正和法治，连施行小恩小惠都难，社会矛盾无法缓解。

那么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说没房子的人“蜗居”的人，一看你住这么大的房子，而我没尺寸之地，当然觉得不平。不像我们那时候“蜗居”不“蜗居”无所谓，大家都没房子。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活力，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不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够上去，就能够过比较好的生活。现在多数人相信只是凭关系，或者是凭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而不是凭自己的努力。

在这之前，以我家保姆为例，她四十几岁了，出来打工十几年，她还是觉得凭自己的正当劳动，全家生活有所改善，现在儿子长大了考上大学了，特别满意，这样她就相信靠诚实的劳动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到她这一代劳动者还有这个想法，但是等下一代就越来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会觉得我本事再大没有用，没有后台哪也去不了。假如社会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前进不了，在实践中诚实的劳动不起作用，凭歪门邪道，凭势力反而起作用，这样，全体的伦理道德观念自然也会下降。

问：现在一方面是社会阶层的固化，阶层流动不畅，社会上对体制的批判声音非常多。但另一方面，每年公务员考试的时候，还是有大批的年轻人争相进体制，据报道今年又有近千万人报考。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答：我觉得这个现象很好解释，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说凭着什么理想抱负去考公务员，而是因为现在最有特权的是公务员，哪怕你是一个很小的公务员，你的名义工资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只要一进入这个政府体系，你的保障确实比较多。举个例子来讲，我就知道有些单位，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利害，他们的食堂都特别便宜，都有补贴的。你不管是一个打字员也好，司机也好，你只要到了这个里面，你就至少能吃到便宜的午饭，甚至免费的。有一些单位已经是免费午餐了。还有只要不犯大错误，基本是铁饭碗。但是同时，进入这个体制，逐渐也就驯化成那个模式了，从公务员队伍中产生改革的力量比较难。

问：您对青年人的这种选择持什么态度？支持，还是……

答：不是支持，我觉得这是国家不正常的现象，这怎么能支持呢？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觉得这个位子是最好的，他自然会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国家除了政府官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的话，绝对是不正常的。1980年代的时候正好相反，不少人都从政府里辞职下海去了，或是从事其他的创业，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使得社会更有活力。另外，在1980年代，你一进到这个体制内，并不一定就只能服从现状，不能图变。当时还有可能在体制内改变体制，不少年轻人有这个抱负，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可能性。

问：现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一种被剥夺感，中国现在有两股力量在行动，底层农民因为征地、拆迁无法获得合理补偿，很多人选择了暴力解决；近两年，好像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利益也在被剥夺，也开始行动了？

答：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还没形成就已经开始萎缩了。真正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还没有机会发展壮大，就开始两极分化。暴富阶层开始形成，暴富的人还真不少，中国旅游团到外国去买奢侈品都吓人。现在外国许多城市，大百货商店都聘用了中文导购，真的就是这样。

问：前段时间有一位左派学者说，现在左右派要达成共识实际上是很难的，他的理由是，两派代表的利益处于这个社会的两端，而中产阶级严重缺失。您觉得有无共识？

答：现在左右也弄得混淆了。如果是真诚的左派，至少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和民主派一致的。第一，大家都认为太腐败了；第二，贫富悬殊太大了，对弱势群体太不公了。如果真诚关心民间疾苦，对于这点应该有共识，但是对于应该怎么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他们想象中的毛泽东时代很平等，没有腐败，这其实不符合事实，但他们有一种向往，他们甚至认为从邓小平开始就是走资派，搞坏了。现在最极端的左派，真的这样想的，实际上是批邓的，也批判现在的领导，这是一派。所谓的右派，还是觉得要民主，要宪政，要改革。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些人也觉得最终是应该走向民主和宪政，小步前进一点一点改，我本人不寄希望于这个。

问：您对中国传统的靠“暴力革命”改朝换代怎么看？

答：这样也不行。因为现在连辛亥革命那个时候那样的领导力量都不存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其实也挺乱的，并不是一个非常统一的革命领导力量。孙中山的力量被夸大了，但是他们这些人还不是黑社会头头那样的人，是有文化有理想，有理论有一些想法。而且辛亥革命实际上流血和暴力并不多，比后来的国共内战少多了。如果现在发生暴力革命的话，原来任何能够成为一种理性的政治力量的，都已经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只会是乌合之众的暴乱，暴乱一起来，矛头不一定针对该针对的对象，只要邻居比他阔一点，他就可能去抢他的。真正的权贵富豪可能早已跑到国外去了，他们现在就有这个准备。

问：现在来看我们国家也独立了，也繁荣富强了，您觉得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是什么？

答：我觉得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每一个人能够在有尊严、有基本自由、有人权保障、有起码的公平这样一种社会里生活，不会莫名其妙地因为说了一些牢骚话就被抓起来了。我觉得现在很可怕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不少人，在底层的老百姓，甚至不太底层的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随时都会遇到莫名其妙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哪怕是得罪了一个村干部，你也会被痛打一顿，你还不知道谁在打你。现在好多这一类的情况，没有法治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一个法治的社会，这是最起码的。

还有一个就是腐败太厉害。腐败太厉害了就无公平可言，还会腐蚀人的心灵，就使得人觉得诚实的劳动是无望的，这也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要是年轻人都觉得凭诚实的劳动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那他只有去走歪门邪道。现在连已经很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没安全感。

问：您提到，现在的民族主义是比较肤浅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民族主义情绪还是非常容易煽动的。

答：对，这是最容易煽动群众的一种东西，就好像足球赛各国都是特别的疯狂，我觉得跟那个差不多。另外我们有些媒体，还有一些电视上的军事节目，简直说得跟快要打仗似的，很容易煽动这种情绪。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我完全可以理解，特别是男孩子对军事感兴趣。但是这种情绪不等于真的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这是两码事。

问：那么民族主义跟校园教育有没有关系呢？

答：是这样，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不大，但是问题在于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还有拿这个问题来对抗“普世价值”，这就不好了。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是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除了这个之外，你动员不起来大家为国家凝聚。可是我觉得这是虚假的，真的一旦国有危难，要他去牺牲，这种人大概不会去。这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抗日战争的时候，大学生投笔从戎说走就走了，真的是到前线去，牺牲了很多人。现在，我不相信大呼小叫、砸家乐福、抵制日货、动不动骂别人“汉奸”这些人，在真的有事的时候，能牺牲自己为国家。

问：您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提到“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您指的这些文化骨干有什么特质？跟以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何不同？

答：我为什么觉得现在还是有不少这样的骨干，就是因为我接触到一些很有想法的中青年，还有看到这些杂志和网上的文章。虽然没见面，但是知道名字的，写了不少很好的东西。这次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我发现史学界还是相当活跃，并且这些东西也给我增加了很多知识，有很多启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不能够说我们现在知识界无人，不管是从知识水平和思想的深度，我觉得其实也都相当不错了。

要说跟那时候比怎么样，这很难比，但是我相信现在的人比那时候眼界应该更加宽阔，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我相信他们吸收到的全球的思想，比鲁迅他们要吸收得多要了解得多。所以我觉得现代的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问：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思想无法充分展现出来。

答：有了网络以后，其实也零散地表达得不少了，就是不能够凝聚起来。现在不能结社，我们大家不能联合起来办一个杂志，专门表达某一种思想，这是不允许的，因此不能发生一个带有凝聚力的影响。真这样做的话，就要招祸，无法存续。

问：整个社会面临着阶层的固化，官民矛盾，而目前又缺少公民教育，一旦发生冲突很可能会转变成群体事件。您觉得这种社会结构最大的危险在哪里？

答：比如说现在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我看到一个报道说纽约市长比较苦恼的是，抗议者现在没有纲领，没有领袖，没有代表，不知道应该跟谁去谈判。美国市长希望有一个民众领导可以谈判。我们国家正好相反，假如是一个突发事件，大家无序地闹一通之后，当政者还可以容忍，甚至还可以说请你们回去给你发点钱，但假如比较有组织地选一个代表，比大家水平高一点，去谈判，这个人十之八九就会被抓起来，不允许有这个领导。官方宁愿与乌合之众打交道，却不愿面对有秩序的民间组织。暂时看起来他镇压有力，但是在长期来看是非常危险的。大乱起来的时候，你连头都找不到。我看到这则有关占领华尔街的消息，就特别感觉到我们国家正好相反，这就是有没有民主传统的不同。

问：最近两年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理性的公民抗争，其中一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今年大连抗议PX项目的事件，前几年厦门也搞过一次，还有广州番禺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

答：假如要是这样一点一点做下来，还是有点希望的，只要不被下狠手镇压。

寄语青年人

问：您在书中也说道：“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那么，您希望青年人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应该怎么做？

答：首先，我希望大家凭良心做事，守住一个底线，尽量不要同流合污。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处境是比较优越的，至少受到的压力会少一点，我也不需要去为了改善生活而奋斗。所以我不能够站着说话不腰疼，对现在正在为生活而挣扎的中青年要求太多，但是我就觉得起码你们应该做到守住这个底线。

假如为了守住底线而需要牺牲掉一些现在的利益的话，也应该有所准备。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经常发表一些并不很激烈只是倡导公民社会、主张宪政民主的文章，学问做得很好，写了一些很优秀的论文。然后他就因此在本单位评不上高级职称了，后来基本上待不住了，虽然不是开除，等于是劝退了。当然他情绪很不好。有朋友就跟他说，你要是做这个事情，就要有这个准备，你既然不追随主流，就不要想得到欣赏，或者是要给你公正的待遇。你已经决心要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那你就应该做这个准备。我想就是这样。

另外现在比较好的是，一般说来还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个地方不要你，你总还是有别的地方可去，有同情他的人，说你到我这来吧。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你要是被一个单位不用了的话，你的档案终身随着你，你永远没有地方去了，有的人真的从此就没饭吃了。我知道有一些运动里被搞下来的人，连打工的地方都没有，很惨。现在这个情况要好多了。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跟过去比，这个社会有相对宽松的余地。

所以你要守住底线的话，也不是绝对没有活路的。但是要有一点这种精神准备，就是要牺牲某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攀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之所以意志薄弱，跟攀比特别有关系。家里有钱的大学生一过生日花好多钱请大家吃饭，经济情况差的就觉得要过生日不请客的话很丢脸。什么算是有面子，什么算没面子，这个是很腐蚀青年的一个东西。其实完全是不必要的。假如能够抵制这类虚荣，就比较容易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再对社会有所关怀。现在其实有不少年轻人在做志愿者，虽然做志愿者在中国也是要碰到很多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挫折，对一个中国有志青年来讲，比别的国家的青年要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坚韧、更加坚强一些才行。在别的国家年轻人做点好事，要容易得多。这一点要有心理准备。

[1] 此文为2011年《资中筠自选集》出版后，笔者接受“共识网”等几家媒体联合采访的访谈内容，经“共识网”重新编辑整理发布。

公民教育的必要性[1]

现在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什么叫转型？就是转变为真正的现代社会，转向我们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繁荣昌盛。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当然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但制度也是由人来实行的。所以一代一代教育出来的人是什么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公民教育必须提上日程。

那么什么叫公民？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人不叫公民，而且1949年以来所实行的也不是公民教育？公民的对立面是臣民，就是臣子。在英文里，公民是“citizen”。臣民是“subject”，就是服从于某个皇朝的，是皇帝的子民。这是一个概念，而且是没有个性的。公民是独立的，每个公民都是有独立人格，有基本权利，并且意识到自己对社会有基本义务，这样的就是一个公民。

1949年以后，尽管不是皇朝，学校所实行的，也不是公民教育，要求听一个领袖的话。一个乖孩子一个好学生，不一定是个好公民。这一点我们要区别开来，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人格。每一个公民是独立的，不是混在笼统的“人民”里头。“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是集体的概念，我们过去经历过好多以“人民”利益的名义侵犯个人权益的事情。比如，说这篇文章不许发表，你没有发表这个意见的自由，据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个人民是抽象的，也不知道在哪，但个人具体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公民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还必须强调一点，公民是有义务的，不是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每一个公民应该意识到自己对社会有起码的义务，做一件事要有起码的道德规范，遵守起码的法律，行为要有一个底线，以不危害社会的公益为底线。这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抗日战争之前，曾一度有公民教育。那时候小学的课程中专门有公民课。小学一年级的公民课包括不随地吐痰、对人要有礼貌、不随地扔垃圾、过马路要看红绿灯，等等，就是从小要有遵守社会公德的观念。那时候我们学这个。现在的小学生学什么？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来长大了报效祖国，这么大的口号。几年前，有一位老人写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倒过来的，小学生教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到开始工作了，才教他会说谢谢、对不起这些起码的礼貌。其实公民教育没那么神，没那么抽象，而是非常具体。从小应该怎样待人接物，成年以后对社会应有什么义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合法手段，要维护自己的自由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权利为界线。这一套东西，是公民教育。完整的公民就是造就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能够担当起社会的义务，同时也知道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我所讲的公民。还有一点，就是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不是旁观者，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假如碰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我怎么样解决自己的困难，而不是想着国家领导人来关怀、恩赐，然后感激涕零，这不是公民，这是臣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你们应该理解，为什么我认为从中国传统教育，除了短暂的民国时期，一直到最近应该说不是培养公民的，没有那样的氛围。

最近一两年，特别是今年，大家对公民意识、公民社会开始关注，媒体上谈得不少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热起来呢，是从汶川地震后。这次的汶川地震有一个特点，就是全民自发的救灾行动特别发达，达到相当的高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公益捐赠，这次各个方面向灾区捐物捐款，热情高涨，表现出全民的公益意识；二是NGO特别发达，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涌现出来，很活跃，好多人到灾区去，或组织起来为灾区人民做一些事；三是志愿者精神，过去也谈到志愿者，但这次志愿者的行动特别普及。好多人都是80后，过去认为80后都是只顾自己，都是父母的宠儿，没有很多义务感。但这次80后作为志愿者，有很多人自发地去当志愿者，也经历了很多考验和艰难困苦，受到很大的锻炼。我看到报上很多文章写，应该对80后刮目相看，不要以为他们是独生子女，是完全不会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中国进入公民社会了，这些人都变成了有自觉的公民意识的现代化公民了，还有人说“公民社会曙光初现”，这些说法都还为时太早。为什么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在一次大的灾难面前，人性中悲悯的同情心的一面会大大地发扬，这是人的普遍性。我对人性一向是持二元论的。在某种环境或条件下，人性最恶的一面会发作出来，简直不可想象，人怎么会那么坏。比如在“文革”时，平时天真可爱的学生，突然起来对老师施以酷刑，打死老师，打死校长，那种疯狂，简直无法想象。这就是说在某种氛围、口号和信仰下，就会把人性的坏的一面调动出来。但同样的一个人，在某种情况或氛围下，也可以把他人性好的一面、善良的一面大大地发扬出来。所以在这次汶川地震表现出来的，是人性善的一面的发扬。往往在一场大的灾难中，会发现人的互助精神、同情心、助人为乐这方面会发扬出来。但这样的一种热情和善良的表现，如果没有一种制度的保障，没有稳固的社会条件，是很难持久的。也就是五分钟热度，然后大家再回到原来的氛围里。这种氛围要求你的，是不同的为人处世方式，你越做好人越吃亏，你越说真话越倒霉，那么你就又慢慢地或很快地回到原地，甚至向另外一方面发展。如果能把这种热情和表现，变成一种持久的而且是正常的，而不是非常的现象，就需要有许多条件，需要一定的社会形态，需要持久的公民教育，培养成思想意识的一部分。对社会某种非正义的东西，必然会看不惯，有一种天生的要想反抗的诉求。对于应该做的事自然见义勇为，并不需要喊很高的口号，也不必每年在特定的日子给别人免费理发之类，成为一种形式，甚至仪式性的。这应该是一种自发自愿的，所以必须要你自己感觉到是社会的主人，是一个独立的公民，意识到我享受某种基本权利，而且我有途径来维护我的基本权利，然后才会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社会尽我的义务，或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会去帮助他。因此我认为，单凭汶川地震中出现的情况，讲已经进入公民社会，这言之过早，就是这个道理。

我刚刚讲了汶川地震中表现出来的三个方面，现分别阐述：

一、慈善捐赠。这方面今后还会继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公众又表现出一种对慈善捐赠的不成熟的看法。什么看法呢？就是所谓的“铁公鸡排行榜”。在网上把跨国公司的捐赠做一个排行榜，哪个捐得少，就说它是铁公鸡，一毛不拔。首先这个信息的掌握就不见得全面，旁观者不见得真正知道它做了哪些事情，包括平时做了哪些公益事情，单凭这一个信息就很简单地把人家排成铁公鸡，不客观。又比如“王石事件”，他捐的少了，而且还让员工不必多捐，于是大家群起而攻之。那是对企业家以一次灾难中捐钱的数目来论优劣，所谓企业责任，就只表现在他在聚光灯底下捐了多少钱。但是“三鹿”捐了很多钱，却照样弄出毒奶粉来。那么它究竟是一家优秀的企业还是一家糟糕的企业，甚至于是一个犯罪的企业呢？所以说对于企业的责任，我们一般是以均贫富的眼光，以胡润排行榜上富人的财产数和他捐赠的比例来衡量，引起社会非常情绪化的对某些人的口诛笔伐，第一不公平，第二不理智，第三是曲解了企业责任和公民义务的内涵。我能够想象，凡是有点资产能够赚钱的，特别是已经比较出名的企业家或富豪，遇到这样的事必然会捐款，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我也遇到过一些相当有自觉性的企业家。现在受国际的影响，也是一种潮流，他不会一毛不拔的，多少会捐一些。还有被迫的，是一种社会压力或地方政府的压力。地方政府拉赞助就首先看那些效益好的企业。所以公益捐赠这一块，将来还可望发展。尽管我国公益事业还受到政府法规和环境的各种限制，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发展。每当社会上有困难的时候，这种善款也就是公益捐赠会越来越多。

困难较多的是另外两个方面，志愿者和NGO。

二、志愿者。比如你们现在许多年轻人中，不乏有志者愿意跑到贫困地区去做一些事情，做扶贫或助教的工作，甚至于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忍受艰苦的环境去发展农村的基本教育。但你跑到当地去，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地方政府欢迎不欢迎你？这次救灾的志愿者就遇到这种情况。当地政府欢迎你把物资和钱送过去，但不欢迎你的人。它愿意把权抓在它的手上，由它来分配，而你这个人带着钱直接去，与灾民直接接触，它是不愿意的。这里边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还有一个，中国社会各地有潜规则。他们那种做事的方式，和外来的人很天真地按照想当然的方式来做事是不一样的。各级政府还有政绩目标，希望把钱用到什么地方来提高其政绩，这和志愿者的目标就可能不一样，志愿者是想对最弱势的群体有所帮助，或对社会改良有所帮助。所以真的要是说，我们是缺少志愿者，还是缺少给志愿者发挥作用的途径，我觉得是后者。

三、NGO（非政府组织）。这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有组织的志愿者。就是说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做公益的事。有组织当然比分散的个人效率高。但是在中国，有组织的群众活动，从古代到现在，都是为当政者所忌讳的。因为在古代，提起民间组织，就会想到许多行会、同乡会、共济会、同业公会，甚至于帮会。原来青帮红帮也是自发的组织，起初他们也并不做坏事，而是为了维护某一个群体的利益，大家互相帮助。这种互相帮助是脱离官府的，跟官府没有关系，因为官府帮不了，只能自己帮自己。在缺少法治的政府下，没有维护权利的渠道，所以这个组织就团结互助，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展起来，变成排他性，或者和官府勾结，排斥其他群体，或者和官府对抗。所以中国传统的民间组织发展起来，有的就会与官府对抗，或成为反社会的组织。姑且先不谈这种对抗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有的时候会变成揭竿而起的造反组织，包括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农会都是这样的组织。所以中国的当政者，包括原来的造反派一旦当政之后，就特别忌讳民间有这种自发的组织。就算现在大家不想造反，只想做好事，只想拾遗补缺，他也忌讳。你一旦有了自己独立的不受政府管辖约束的组织，他就害怕。本来应该用法律来约束，实际上西方有结社自由，而各种民间组织都受法律的约束，随时都有税务机关来查账，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我们的法律不健全，用行政来管是比较顺手的，所以在脱离了行政当局管理的民间组织，尽管它做的完全是好事，也常常会受到疑虑。

所以假如说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表现在以上三个方面的话，那么应该说还是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还不能够顺理成章地发展起来，要经历很多曲折。

那么公民社会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产生大量的合格公民，这种健全的现代化社会的条件是什么？

第一是健全的市场经济。现在大家看到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出了问题，其实是由于许多不健全的因素，如人为炒出来好多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这些问题，是一定要纠正的。就是说现在市场生病了，不能说明市场就要死掉，或应该死掉。为什么说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呢？如果是在计划经济下，那么一切还都是在管制之下，不是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产生的。计划经济下，连人也是按一定标准批量生产的，不是独立人格的自由人。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是平等、自由竞争。

第二是有健全的法制。首先有一部健全的宪法，规定政府有哪些权限，个人有哪些基本权利。然后相应的具体法律法规是体现宪法精神的，而且有健全的司法制度，保证法律一定会得到执行。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其中包括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判案）。另外一个最基本的，也是老生常谈的，就是有基本人权的保证。所谓基本人权就是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对于NGO的发展而言，结社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不触犯现行法律，几个人组织起来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或者至少是无害的事情，或讨论会、读书会等，这些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你自称是非营利组织，依法享受免税，那么会有税务局来管理你。若发现你营利了，比如你组织一场报告会，这是非营利的，但你卖票，票价很高，超过操办成本，组织者以此牟利，那么就等于逃税了，税务局会来追究你的责任。在一般的发达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等地也是这样操作的。作为民间组织，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都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但有一点，制定了必须执行。法律没有规定不允许，就不能随便禁止。我们国家的法律有其不健全的地方，但最不健全的是司法，就是有法不依，这是最重要的一面。比如看“焦点访谈”，每次曝光某个地方政府做了侵犯百姓权利的坏事，有的简直令人发指，曝光以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早已有很多法律规定，他们都是明知故犯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司法不健全，法官不能独立判案。地方长官也管法院，那么法院怎么可能来制裁掌权者呢。如果这些不改革，我们就不具备一个公民社会的条件。这些是很简单的，一个法治，一个市场经济，一个基本人权保障，然后有便捷而高效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我同一个农村来的保姆谈话。她过去常常讲在农村他们的干部是如何随便打人，谁家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话，干部就去扒房子。最近几年比较好了，她说现在干部不敢扒房子了。我问如果他们再扒你们的房子你们怎么办，她说我们也扒他的房子，就是大家群起而攻之。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出现这类的事情，就因为没有合法的途径。她的觉悟只停留在我现在可以反抗了，不像以前。在改革开放以前，只要是以党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大家都乖乖地听着。在“大跃进”的时候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人反抗？当时就是被那种意识形态管理起来的，层层都可以管住，把你家里的粮食都搜光了，你也不反抗。现在知道反抗了，就是亲戚朋友团结起来，你要扒我房子，我就扒你的房子。这算不算进步呢？也算一种进步。但如果不及时引导到法治的途径上，将来就会大乱。这种反抗可能是正义的，因为他受到了迫害；但也可能是非正义的，会演变成反社会的力量。这完全不是公民社会。

我也遇到过政法大学的学生或老师，他们说，下乡进行普法教育，方式很简单，就是把老百姓聚集起来听课，告诉他们我们有哪些法律，可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如果他真的听了你的，去打官司，那么他会倒霉，可能被抓起来，反而是害了他。在没有司法公正之前，提前告诉他可以去告官，可以打官司，结果他会受到进一步的迫害。法律系的师生不掌握权力，没办法给他保障。所以光是普及某种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的保证。

教育和制度这两方面必须同时进行。如果光改制度，不进行教育的话，就是有法官愿意公平地审案子，但是他找不出一个肯出庭的证人。因为老百姓都认为我要是做证人的话，我会倒霉。即使你真的能保证他安全，他也不信。这些都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改变。所以我认为教育、文化、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你不改变制度，根本进行不了教育。不改变人的思想和慢慢建立公民意识的话，即使改变了制度，也没有人照办，所有的法律条文都形同虚设。各级政府官员，也是从学校里出来的，有的从事别的职业，有的进了政府。现在这么多人考公务员，趋之若鹜，因为觉得公务员是非常吃香的行业，因为他有权力，而且有福利保证。现在我们社会的福利真正有保障的还是国家公务员这一块。尽管名义上工资并不很多，但在基本福利方面保障还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动力。还有一个是他有各种特权，可以用权力寻租。在没有法治保障公民权利的情况下，光是空口进行理论上的普法教育是没有用的。

那么怎么办呢？我曾有一篇文章说制度和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你说是先有文化还是先有制度，还是哪个起决定性作用呢？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相辅相成的。一种长期的制度会产生某种文化。现在看到的我们的文化，是已经经过改造的，只是改造得不彻底。要是没有起码的现代意识的话，也不会有汶川地震时所表现出来的“准”公民意识。但同时在汶川地震中我们也看到一种特别典型的代表某种我们文化的现象，是什么文化我也说不上来。我想大家都听说过，有一位作家写过一首很出名的词，说那些地震中被轧死的孩子，因为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纵做鬼，也幸福”。“主席呼，总理唤”，多幸福啊，做鬼也幸福。还有几句话大意说唯一的希望就是阴间也有一个大屏幕，能够看到奥运会（因为那正是奥运前夕）。在我的熟人里，这都传开了。大家义愤填膺，非常气愤。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连起码的人性、对受害者的同情心都没有，但是他自己真的不觉得什么。这种文化我把它叫做“颂圣文化”，就是歌颂圣上英明。我们多少代都是这样，就是皇帝或者高官有点表示，就简直荣幸得不得了。所以无辜的小孩子被压死也幸福，因为有主席和总理去关怀。这种意识，你说是不是非常个别呢？恐怕不是，要不然这样的人怎么会被选做一个地方的作协副主席呢？他写过什么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也忘记了。要是没有这首词的话，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可见他也不是一个写过什么作品的作家，但是他能当作协副主席，写出这样的狗屁不通的词却能够发表。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这种颂圣文化是一路下来的。到“文革”的时候是高潮，是一句顶一万句。这个高潮，现在冷静下来想，当时怎么就会那么一呼百诺。出来一个“最高指示”，全民都会半夜里去街上敲锣打鼓，一天到晚这样。我当时也是参与者。当时每个人都像喝多了酒或者吃错了药似的。所以在某一种氛围下，就会有这样的现象。需要常年的公民教育、几代的传承，才能够形成独立人格的文化。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你我这一代人以及我上一代人，做梦都希望我们的民族兴旺，不受外国欺负，能够以平等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中国在一百多年以来总是像低人一等。但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在本国是不是低人一等？梁启超在《新民说》里指出，如果一国的国民，在本国老是受欺压老是被奴役，谁想侮辱他的人格就侮辱他，那么当他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你要求他站起来，忽然变成有骨气的人，抵抗外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要想强国，必须强民；要想强民，要做有骨气的人，而不是无耻的人。必须要一国的国民，在本国可以享受平等的权利，并且有独立的人格，才能够使得他对外也能站起来并有独立的人格。他所享受的权利，应该跟外国人在自己国度里能够享受的权利是一样的，这样才会有平等感，才会觉得维护这个国家是值得的。他没有用“公民教育”这个词，但他已触及问题的本质。我们现在一讲爱国主义，就煽动民族情绪。但要知道，一个国民在本国有没有尊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在北京可能感受不强，但越到基层，越到偏远的地方，这种问题越明显。一个普通村镇的老百姓，敢不敢对村官说你和我是平等的，你有什么权利我也有什么权利？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有这种意识，但还很少。这就是为什么进行公民教育是当务之急，包括对官员也要进行公民教育，甚至他们更需要。

我们现在的教育，教育不出好公民。因为以应试为目标的教育，是很难培养出合格公民的。所有的题目和问题都有标准答案，不能发挥。你要是不写标准答案，就扣分，就考不上。如果初中毕业考不上重点高中，就会影响你的人生。现在弄到幼儿园都变成定终生的地方了。据说有所谓好的幼儿园，学费比大学还贵。家长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就是幼儿园，从三四岁就定终生。幼儿园小学化，什么都教。从小这么培养出来的小孩子，一是心胸狭隘，别人考不上，你考得上，考第几名非常重要。就算大家都得100分，也得排出名次，就是要把别人压下去，没有互助和团结精神。二是知识面很窄，只是为了应试，连家长都不给孩子买对升学没有用的书。在这种模式下，是教育不出真正的有独立见解的公民的，更不用说创新了。现在我们国家天天讲，怎么培养创新人才，怎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连日本人都得，而且温总理还专门找了一些教育界人士去谈如何培养创新人才。我认为，到大学再去讲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已经晚了，人家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独立意识。遇到问题，老师会说大家想想如何解决。大家各抒己见。在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下，不要说创新，连合格的、守法的公民都培养不出来，因为从教师就开始作弊。大学的评比，老师就动员学生造假档案，就为了评一个211、859工程之类。因为评比的名次决定这个学校可以得到多少经费，校长的级别是什么，于是就不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学生会有诚实守法的意识吗？如果有的话，也是特例，而不是学校培养的。所以整个的教育制度和内容不改革的话，我们是不会培养出合格的公民的。

我并不反对应试，取消考试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还得考试。如果现在改成推荐的话，腐败更会变本加厉，贫民子弟更没有机会了。现在起码还可以有一点公平，考试作弊管得比较严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取消考试是完全不现实的，主要是要改变考试的内容和出题的方式，平时教课的内容需要改革。另外不要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要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各种技工学校等，因为我们现在缺少各种高级技工和熟练工人。但现在大家都是奔着一本、二本、三本，应该提倡行行出状元。此外应该大力提倡民办教育，放松对民办教育的管制。我不是教育家，但我知道很多优秀的教育家已经在做这件事了。而且我也知道有一批教育家，编了很好的公民教育课本，希望可以进入学校，作为辅导的课本。现在还不能做到在学校正式设立公民课，起码作为课外的、辅助的，哪怕部分学校愿意采用这种教材的话，也应该好一些。但是后来呢，听说这套公民教材，刚一出来就被禁了。

有人会问，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回头看十年，也还是有进步的。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就会一点点地推开，就是以民促官。有一些事情做出来以后，慢慢被承认。原来好像有点非法，后来就合法了。好多东西都是这么来的，包括我们的民营经济也是这么来的。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对于民营经济还是很难接受的，个体户可以，还在争论马克思说的雇三个人算剥削还是四个人算剥削的问题。但是后来就慢慢推开了。现代企业的观念慢慢被接受了。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民营经济占GDP的分量越来越重。后来宪法开始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自发的努力都是白搭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会做出一些牺牲。总体来说我是主张要和平演变的，不要暴力革命。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暴力革命不会推动进步，而是以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更坏的情况是出现类似法西斯的领导。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的，有教训的。所以还是应该渐变，慢慢推动，上下互动来做。现在好在我们对外开放，又有国际影响、国际压力，总比关起门来为所欲为好。

你们都已经进入高等学府，在这方面，除了专业之外，对社会也应该有一些思考。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你可能变坏也可能变好，但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好。你们都有高智商，这智商用在何处，非常重要。在奶粉里掺入三聚氰胺，也一定是有化学知识的人，而且智商不低，不然想不出这种主意来。有很多做坏事的人都是高智商的，所以高智商用在什么上非常重要。同样的高等化学的知识可以制造冰毒，也可以制造治病救人的特效药。我想说的是公民教育一方面要被动教育，另一方面要有自觉性。这并不是很神秘的问题，你明白了这些，你就会在进入某一个工作岗位后，自觉地按照原则和底线来行事。在你有一定条件掌握某种权力的时候，自觉地向这方面推动一下，这是一个途径。我想也只能这样，不能一夜之间什么都变好了，一帆风顺这是不可能的。我认识一些比较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他们也是推动公民社会的力量。为什么企业家能做这些事呢？因为他有钱，有了钱才能推动一些事情。我知道一家很现代化的企业，老板的意识很现代化，原来是学科学的。留学回来后，他在本企业推行自己的想法，把从贫困地区招来的农民训练成非常有教养、有责任感、有敬业精神而又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然后他再用他的余财，建立了两个学校：一个是普通的学校，专门供贫民子弟上，实现他的教育理念；一个是技工学校，培养木工，叫“现代鲁班”。出来的木工都非常优秀，在国际上都很抢手。当然一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起来做这样的事就可以积少成多。当然他也有偶然性，因为他正好遇到当地的领导也很开明，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开明的领导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不是所有地方官都是很霸道的或腐败的。这类事慢慢地一点点渗透，一点点起作用。假以时日，有几代人的努力，还是有希望的。

在中国要完全变为民办教育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也不认为国立大学就一定不好。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发展一些民办教育，百花齐放，也可以使得一些有志改革教育的仁人志士有机会发挥他们对教育的影响。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企业家自己创办的两所学校，就完全不是按教育部的制度搞的，是按照他自己的制度搞，他说他一定要培养出好的人才，而且还得让他们考上现在的大学，他都能做得到。我的意思是应该放松政策，允许一些人去做各种实验。而且在国立大学，也应该允许学校的校长有一定的自由权。但现在每一个学校都是一个利益集团，中学的老师能不能评上高级职称，要看你教的班级的升学率有多高。那么当然他只能向升学率方面培养，不能向真正的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方面培养。这个制度应该改，不是国立不国立的问题，而是教育局、教育部应该少管一些学校的事情，少干涉少评比，不要一天到晚就靠几个教育官员当钦差大臣，跑去评你这个学校能进入几级。现在拿国家钱的学校很少，都得自筹资金，况且国家也没给多少钱。像从前的清华、北大，才是真正的国立大学，但当时它的教育自主权是很大的，它的课程，老师怎么教，政府管不着。

[1] 本文发表于2008年11月25日。

教育与启蒙[1]

各位好！刚才同学介绍说我有一个特点是爱讲真话，如果讲真话变成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常规的话，那就有点问题了。按道理，爱讲假话才是一个特点，讲真话不应该算特点，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社会是有点问题。

今天我挺高兴到这来，我在路上也跟沈老师谈了不少，“为中国而教”这个组织以前我也是知道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很好的一个做法，这几年来做得挺成功的。最近以来因为比较疲劳，我拒绝了很多讲座讲话之类的事。但是“为中国而教”我还是挺愿意来的，跟大家见见面，交流一下思想。

你们在座有不少人是有实践经验的，到农村去教学，我自己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我没有当过老师，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都没有当过，我不是当老师的，最多带过一两个写论文的，在实践经验上，还要向你们学习。现在讲所谓教育与启蒙的关系，这是你们出的题目，也是我愿意讲的。

启蒙

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启蒙。有些人不同意启蒙，觉得启蒙，意思就是先把别人说成是愚昧的，自己是聪明的，然后就是去给人家启蒙，有这么一种观念在里头，因此就对“启蒙”反感。但启蒙的意思不一定非得是谁比谁特别高明，然后我来启你的蒙，而是说人们常常处于一种比较愚昧的状态，需要想明白，有时靠外力，有时自己也可以给自己启蒙，人与人之间也可以互相启蒙。就是说原来没懂的道理，忽然一下豁然开朗，懂了。为什么会懂了呢？也许是看到一篇文章，或者是读到一本书，或是听到有一个人讲话，发现事情原来是可以这么看的，原来我这么看这个角度是不对的，这就是启蒙。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启蒙）还一直存在呢？因为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被愚昧的，我们是处于愚民教育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民族，所以启蒙的任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还是很重要。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忽然觉得自己有所悟，对一些问题明白起来，意识到自己原来非常迷信、非常愚昧，有这样一个过程，也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对很多问题都慢慢地明白起来。那么你自己了解到了，你自己见到了光明，你就特别希望和别人分享，当你发现别人还在那糊涂着呢，你就特希望他也弄明白这个事，这就叫做启蒙。

教育

那么教育呢？为什么有老师有学生呢？应该老师比学生明白点，就是“闻道有先后”，老师是先闻道的人，所以他就有责任对学生进行启蒙。从前，私塾叫做“发蒙”，一个字不识的小孩到学校里去开始认字，叫做“发蒙”，从懵懵懂懂的状况到开始知道很多知识，人就会变得慢慢地聪明起来。教育的目的，就是把真相、把真理告诉别人，让原来不懂事的人或者是原来不懂的事，慢慢懂起来了。这个就是启蒙，其实是很朴素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太高深的道理。

现在我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对教育的看法。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当然就是育人，怎么样改善人，培养这个社会的人。因为一个社会归根到底是由人组成的，假如大多数人比较文明的话，这个社会当然就是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假如要改善一个社会，当然要从改善人开始，由人来做。想要破坏社会也是由人来破坏的，想要推翻一个社会也是由人来推翻的。所以人的因素就是非常关键的。教育就是把一个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把原始的人变成文明的人。所以简单地来讲，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文明的人。一百年以前，梁启超说过：“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梁启超写《新民说》，也就是说，那个时代中国人都是痛感自己是贫弱的，被人欺负，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在于船坚炮利比不上别国，最重要的在于国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他还说：“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这个我们现在太有体会了，一个国家，受到不受到别的国家的尊重，不在于你的疆土有多大（中国本来是个大国），也不在于你有多少钱（现在中国GDP很高），也不在于人口有多少（中国人口世界第一），而是要视国民之品格。那么我们来看，中国人的品格在世界上是不是受到尊重？显然不是。首先有一点，中国人的诚信度，在世界排名是很低很低的。所以我刚才说，说真话变成一种特点，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受到世界尊敬的。所以教育的目的，第一是品德，第二是知识。

当然，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一个老老实实的人，非常愚昧，什么事都不知道，那当然也不行。所以知识也是很重要的，但第一是品德。另外，受教育在现代国家，是基本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教育不是消费，有的人把学校变成一种消费产业，那是不对的。在现代国家，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只有受教育的机会平等，才能保证竞争的起点平等。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竞争，我们是要讲竞争的，不是绝对平均主义，那是不公平的，因为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人的努力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要把所有人都变成绝对平均，干好干坏都一样，就像过去那种大锅饭，看起来公平，其实不公平。那么，公平在于什么呢？公平在于在平等的条件下，在平等的起点，大家各自发挥自己所长，比较聪明、比较能干、比较努力的人，他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成就。那么假如教育的机会本身是不平等的，比如让文盲和大学生去公平竞争，当然是不可能的，文盲是很难取胜的。他为什么会变成文盲呢，因为他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应该算作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一点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早就已经承认了。

教育也是公益事业最普遍关注的内容。各种公益组织从事的项目各种各样，有的是专门搞环保的，有的是专门扶贫的，等等。但是全世界大多数的公益组织里，有两类共同的基本项目，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教育，如果机会不平等，他就很难加入公平的竞争。还有一个是健康，如果保证健康的条件不平等，那么你就没办法加入竞争。健康医疗这方面今天不是我讲的题目。我要讲的是，在一个经常产生不平等的、贫富悬殊扩大的市场经济里，怎么能够缓解机会不平等，怎样造成更加公平的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受教育应该属于公民权利的一部分。

不同社会教育的目的不同

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对教育目的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受教育方的动机

从受教育的人这方面来讲，比如说一个家长为什么要把小孩送到学校去受教育？最原始的动机是什么？在贫困的农村，他是希望将来不受骗，算账的时候不上人家的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过去很多文盲，跟人家一打交道就被算计进去了，经常受骗上当。一直到现在我还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家保姆就告诉我说，她家前几年遇到一场大雪灾，她们那里属于重灾区，她家的房子也塌了。政府有一笔相当多的拨款，专门用于救济、补助那些受灾比较重的农户。她的父亲是文盲，他被叫到村委会，村干部对他说：“政府拨款下来了，给你六十块钱救济。”他还挺感谢人家，在上面按了手印。后来他的儿媳妇回来了，那儿媳妇是念过书的，就说：“不对，怎么可能只给这么一点儿？我们这里是重灾区。”她知道政府拨款应该有多少钱，于是她就跑到村委会跟村干部闹，说：“我要告你！”村干部很害怕，结果下回就补助了他们家不知道多少钱，实际上是六百块钱都不止。所以一个文盲，什么都不知道，就可能这样上当受骗。他发现他们家儿媳妇念过书，就可以不上当。以后信息灵通了，更多的人知道政府给了多少钱，我们应该有多少钱，还可以看到账上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现在村干部就不敢欺负他们了。这就是一个很原始的要受教育的动力。

我也认识过一位很值得尊重的志愿者，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在贵州一个特别特别贫困的村子里进行扶贫，办教育。那里的人均寿命只有45岁（现在我们全国的人均寿命已经快80岁了），他们那个村子一是营养不良，还有就是大家都是文盲。所以他开始在那里办小学，教那些小孩儿，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来上学。他们说：“赶集的时候可以不受骗。”他们一个月到镇上去赶一次集，拿家里的东西出去卖，然后换一点钱，或者买一点必需品回来，但是常常要上当吃亏。所以他们认了字，会算术了以后，就可以不上当了。这是最原始的受教育的动力，应该说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这样的一种教育动机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还存在。

当然，进一步就是，学一门技术可以谋生。现在无论如何，一个文盲到处求职是不可能的了，就是你必须认字、会算，还要有一门技能。再进一步是改变社会地位。现在很多农村，父母出来打工，自己再怎么样吃苦受累，也要把小孩送进学校，要送进大学，为的什么？为的是改变社会地位。我知道有的高中毕业生，他考的分数线够上大专的，但是够不上“大本”（这种区别也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然后他就无论如何要复读一年，家长也甘愿为此吃苦受累，为的是上“大本”，因为“大本”毕业和大专毕业在他们看起来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地位的问题。再更进一步的人就想当官，可以光宗耀祖，做人上人。现在学历很重要，硕士怎么样，博士怎么样。他们重视的不是知识而是学历。你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社会地位，做人上人，这一点很需要。

真正的最高境界，是为了某种理想，是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开启智慧，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比较少数的一种追求。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教育，整个教育的目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应该是最后这一种。当然，获得谋生的技能，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专业知识，这是很需要的。但是总的来说，教育是为了改善这个社会，教育出来一个良好的公民，能够不管你干哪一行，简单的职业也好，复杂的职业也好，首先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一个心智比较健全有基本品格的人。总的来说，这样的人多了，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可以使得社会不断向文明方向发展。这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所以，作为一个以教育为专业的工作者，不管你教什么，你也许教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但是心目中应当有这样的理想。大的方向应该是教出一个比较有用的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施教者的目的

刚才讲家长为什么要送小孩儿上学，这是受教育者的动机，那么施教者方面，办教育的、制定教育政策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不同的社会当然是不同的。首先，在过去皇权专制、封建等级时代，有贵族和奴隶的区别。受教育的基本上是在高层的贵族阶级，而奴隶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中国科举制度下，平民也可以受教育，但目的是挤入官僚阶层，所以教育是教育统治者，教育驭民术，你怎么样去统治百姓。而其他大量的是愚民，不需要知道什么道理，只要知道忠于这个君主就可以了。这是最早的教育，它所培养的是顺民、是臣民。

到了资本主义发达的时候，它需要技术工人，所以教育普及这样一个观念实际上是从工业化开始的，一堆文盲不可能操作比较复杂的机器。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的知识、需要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教育普及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再加上经济发达也提供普及教育的可能，一直到后来，有了改良主义的福利国家概念之后，教育成为政府的职责。在最开始、最原始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只保障四大自由，在此基础上自己去竞争，政府是没有责任扶贫的，虽然也有救济，比如像教会，政府也有一定的法规，例如在17、18世纪时英国法国的“济贫法”等。直到19世纪后半才开始在政府层面上有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策，比如说，失业救济、福利、养老、扶贫，所有这些观念开始进入政府的责任，从那个时候开始义务教育的观念才有。义务教育在国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强迫教育”，也就是说政府有义务免费给公民提供教育，而公民有义务必须上学，所以你要是把小孩放在家里不去上学，这是非法的。你必须要去上学，但是如果上学没钱，政府可以提供免费教育。这样，义务教育才慢慢发展起来。从这个开始，教育变成了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父母没有权利把孩子放在家里，不让他去上学。这是在发达国家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观念。所以，义务教育覆盖多少年，也是看社会发达的实际情况而逐步发展的。最开头的时候是小学六年，其后是九年到初中，现在是十二年到高中，大体上是普及到高中。然后上大学就不是义务的了。可是，现在对于上不起大学的，也慢慢地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补助或贷款，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这是一步一步来的。这跟社会的发展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义务教育是教到十二岁，或者教到十四岁呢？比如说一个小商人，我们叫夫妻店，他家里孩子常常也在柜台上站一站，父母去干一些别的事情，他来服务一下，也应付一下柜台的事，从十二岁开始他就可以这样做了。早期美国在讨论限制童工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争论了好半天。如果你硬要说十四岁以下的孩子就不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有很多贫困的家庭很难做到。他们的小孩儿在放学以后去站站柜台，你说算不算童工？所以义务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是相适应的，也不是一天到位的。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教育不是一个空想的事，教育的普及不是一有理想就可以办到的，必须要跟社会的发展、跟经济的水平、跟生产方式各方面都要配套。到了今天，包括像中国GDP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的国家，那么至少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可以普及的。假如你要认真去做的话，应该可以做到。而且现在从法律上从国家的政策上来讲，我们已经是这样规定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地方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这个我以后再讲。

现在我们回到施教者的目的这个问题，培养有技术的劳动者，这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 我记得清华大学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的时候，从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改成一个纯工科大学。在蒋南翔当校长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培养学生的标准：“听话，出活。”第一是听话，是听党的话，就是说做一个政治上合格的、正确的学生；还有就是出活，就是说，它还是要重视业务教育的，但清华变成了工业大学，是为了迎接国家的工业化大潮。那个时候清华有一个口号，就是“工程师的摇篮”，要培养优秀的工程师。那个工程师是听话的，同时是有比较高的效率、比较高的技能的人，而原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没有了。从院系调整开始，就取消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虽然这两句话不一定都是所有大学的校训，但是原来中国国内大学的精神都包含这个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教育本来就应该培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我们经常说创新人才，说我们中国缺乏创新人才。所谓创新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发明创造，但是这个创新人才不是一朝一夕培养出来的。忽然到了大学，说你创新吧，你就能创新，这是不可能的。这也都是要从小培养的。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因为从小就不好奇。其实小孩儿本来都是很好奇的，但是我们不培养他的好奇心，不要他多问只要听话就行了。其实这个“听话、出活”不是蒋南翔发明的，中国人从小对小孩儿总是说：“哎，你要听话啊。”外国小孩，不用这个话来教育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说要听话，听谁的话呢？听大人的话。就是说，大人肯定是对的，你肯定是错的。在这样的培养下，孩子的创新精神是很难发挥出来的。所以，假如教育想达到比较高的境界，应该是培养独立的人格，至少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这就是启蒙。

什么叫启蒙？就是不糊里糊涂地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如果能够在课堂里发现老师讲得不对——这个在中国是大逆不道的，但事实上应该是可以的——老师就应该加以鼓励。这样对老师也有帮助，如果那个学生本来就错了，那么你也可以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的教育里还是很少见的。

教育机会不平等

现在更重要的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由来，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是经济能力，穷人家的孩子就很难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教育。义务教育的出现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应该不管家庭的贫富，至少在义务教育的六年或九年里大家是有平等的机会的。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过去在民国时期，还没有通过六年制或九年制的义务教育的法律，但是事实上还常常有公立学校弥补这样的不平等，很多县、市都至少有一家公立中学是不收学费的，提供非常优质的教育，比如市立一中、县立一中，当然还有省立中学。过去都是这样，一中就是市里、县里最好的重点中学，是不收学费的，有的还有二中、三中。过去国立大学，像清华、北大，最好的大学是不收学费的，所以贫寒子弟还能够通过竞争，凭成绩来上这样的学校。包括过去军阀割据的地方都有比较好的学校，并以此为荣，作为他的一个政绩。大家都知道，像刘湘这种军阀，他绝对不允许县政府的办公楼超过学校的建筑，这都是当时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

现在我们反而不一样了，我们有了义务教育制度，说是免费的，理论上是应该不收钱的。但是呢，反而受不到好的教育，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有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教育不发达是耻辱，他们认为盖高楼或者是建公路，或者是把市容弄得非常漂亮，那是一个光荣。可是一个学校的豆腐渣工程，或者是教育质量很差，招不来比较优秀的老师，或者老师的待遇老是比较低，这些他们都不在乎，整个的执政理念出了问题。上级考察他们政绩的时候，也不考察这个，只是考察他们这块儿闹没闹事儿，稳不稳定，不出事，或者GDP是多少，上缴多少利税，而不考察这里学校的教学质量怎么样，有多少学生。但是教育部门又考察升学率，所以大家都奔着考上大学的升学率去了。为了升学率就可以不择手段。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能考上就行。所以所有不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就都不算数。于是教育资源就高度集中，这也是现在我们教育不平等的一大因素。本来人不一定非得要上重点学校。过去有少数几个被认为是重点学校，大多数是普通学校，都还过得去，然后有几个特别烂的、特别不好的学校，呈橄榄形。而现在的学校也变成金字塔形的，只有在几个重点的学校里，你才能受到像样的教育，而大量的本来还不错的普通学校，都不行了，干脆就自暴自弃，因为反正是没有升学率的。甚至于重点学校的非重点班，也自暴自弃了。比如说一家著名高校附中，高中一个年级有六个班，三个班是用来考大学的，那另外三个班他们就“放羊”了，还不如普通的学校呢。老师的职称待遇都靠升学率，对教其他学生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干脆就不理那些学生了。这样的一种完全以升学率为考核标准的教育就变成了这样，你不上重点学校根本就没希望。我并不反对应试教育，要是现在不考试的话那就更没有公平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要是凭推荐的话就更不得了了。但是完全以升学率为唯一标准的这样一种教育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扭曲，造成教育资源高度向上集中，与真正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

再者，过去像县立一中、市立一中，都是不要钱的，你就凭你的成绩考上去，但是现在反而贵得不得了，也许有一部分是凭分数考进去的，但是在这些学校自行规定的分数线之下的学生，每差一分就不知道要补多少钱。有的学校呢，就尽量减少按分数录取的比例，而加大可以灵活收生的比例。现在很多家长即使允许生两个孩子也生不起，只要有一个小孩，就使他的负担重得不得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明明现在的法律是义务教育，应该说至少六年或九年之内家长是轻轻松松的，没有什么负担的，但现在从幼儿园开始就贵得不得了。所以，这是非常扭曲的教育制度，是造成现在教育机会不平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结果使得正常的教育劣质化，就像一个社会没有中产阶级，只有两头，两极化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大量改进、发展的不是重点学校，而是普通学校，能够给予正常教育这样的学校。

全社会腐败最可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腐败。我曾经说过，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腐败。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社会腐败得还不够，就是说只有官场腐败，譬如像文化界、教育界、知识界都不腐败，大家还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看见政府腐败觉得简直是难以忍受，所以大家要起来反对它、推翻它。但现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腐败的，大家都觉得这种潜规则是可以接受的，也不觉得官员腐败有什么了不起，除非是他贪得实在太多了，觉得他很可恨，连教师本身都是受贿行贿的对象，全社会都腐败了，想要对腐败的力量做斗争的健康力量日益萎缩了。所以现在反而比国民党时期容易统治，因为有一大堆人接受这样不正常的非道德规则。所以教育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危机。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现在的教育制度可能会使我们的民族品种退化，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老一点的老师还有老的想法，常常有年轻人说你们这一代的想法跟我们可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他们说我们就比较实际，所谓“实际”，就是说可以接受一些现在的潜规则，接受一些现在的腐败现象。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告诉我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甚至于有一些年轻的夫妇不敢生孩子，因为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应该教育他诚实呢，还是应该教育他搞歪门邪道？如果要教育他诚实，也许以后到社会就没办法立足了。还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对待老师？不送礼行不行？等等。这些事情都使得比较有良知诚实的父母非常纠结。那么，这样的教育制度教出来的小孩会是什么样？用比较极端的话来说，一方面是培养奴隶，一方面是培养市侩。最好的也不过是培养出好的出活的高级工匠，很难培养能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好公民。这个教育危机现在是存在的。

想给你们推荐一个民国时期的课本，去年我发现有一套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元年的国文课本叫“共和国教科书”。民国元年就是1912年，那个时候还没提倡白话文呢，所以那个国文课本是文言文的，不过是比较好懂的文言文。那时候已经废科举了，实行新式的小学教育，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这个六年的课本，主要是国文和修身。

这个课本第一课就写一个大写的“人”，就是说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讲抽象的人是什么，具体的人是什么。接着开宗明义，说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读书明理”。做一个明理的人，就是说你这个人要懂道理。这是当时的教育目的。这个课本的序言讲教育的宗旨，特别强调是“共和国民”的教育，要培养的是共和国民，而不是大清王朝的臣民，因为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叫“中华民国”。这套书的内容什么都有，非常丰富，但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培养共和国民，还有参政议政的知识和能力，其中还包括做“大国民”之道，其精神大体上和我开始引的梁启超的话差不多。（编者按：以下略，参阅《百年中国“人”》一文）

这是民国元年的课本，说明我们过去并不是没有过这样的现代化教育，如果一直延续这样的教育，一百年后我们的国民素质会大不一样，就不会有人说我们现在国民素质太低了，不适合实行民主、不应该让他们选举，等等。

教育的核心是教师

最后我讲，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是教师。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教师本身就应该是好公民。因为现在教师认为的好学生可能将来不一定是好公民，所以教师应该对好公民有正确的认识。另外，自己在精神上应该有独立性，就是你在教学生的时候应该满腔热情，特别想把知道的东西跟学生分享。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有一个语文教师对他影响特别大，就是因为那个语文老师每次讲一首诗或是一篇课文的时候自己欣赏得不得了，然后就拿自己的热情来感染学生，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感受到这种美。这样的教师是成功的教师。还有，师道尊严在于以身作则，你拿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感染学生。要是一个老师老让学生送礼，他就肯定没有师道尊严了，学生一定不会在心目中尊重这个老师。而且一些有钱的家长就很有可能把他当作自己家的一个仆人了，很可能就以这么一种态度对他。还有很重要的是，不要说假话，考不及格也没关系，但这很难做到。

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让我感到非常沮丧。哪一个县或者市我忘了，就是高考请了外地的监考老师，由于他们比较认真，把学生作弊的那些东西都给没收了（现在是高科技作弊），引起家长造反，把那些老师给揍了一顿。而家长居然理直气壮地说作弊是他们的权利，说如果他们不作弊的话，他们就没有公平，所以为了要达到公平竞争他们必须作弊。这是什么逻辑！但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过去作弊是很不光彩的。我记得我们从前在学校的时候，如果哪一个学生被老师抓到作弊的话，他简直就抬不起头来，他整个学期都很难见人了。结果呢，现在作弊变成了有理，家长责问老师居然为什么不网开一面。如果让大家作弊，那么这样的考试还有什么价值？但是他们认为如果不作弊的话，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普通老百姓，那些当官的不需要作弊，就已经通过其他的途径让子女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整个社会根本不相信人可以通过诚实的劳动、真实的成绩来取得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如果人人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社会。

诸位都是能够志愿到农村去教学两年的，有这样的心、这样的理想的青年，应该都是愿意为推动这个社会的改良做出自己的贡献的。虽然现在整个社会环境问题很多，但还是事在人为，假如有更多的人愿意坚守一些其实很普通的原则，并不需要你特别大公无私，特别理想主义，只要坚守某种底线，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把这个诚信传到下一代，这个社会还有一些希望的。这个也算启蒙，就是说诚信本身也是一个启蒙。

提问互动

问：康德提出的人启蒙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精神性的，一个是制度性的。刚才您提到很多制度性的因素如何影响了启蒙的实现。制度性的缺陷如何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您最后又提到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既然启蒙既依赖制度又依赖精神，在制度缺陷如此严重的现实中，让老师去承担启蒙的重任，那么你还觉得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吗？是不是应该制度承担更多的责任？您刚又提到教师本身应该是一个好的公民，对人的启蒙与对公民的启蒙是矛盾的。作为政治老师，对于人的启蒙和对于公民的启蒙，面临职业伦理的困境，您能给予我们什么建议？

答：首先，你提到了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自己也无力改变。但是在这个制度底下 ，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充分利用空间做自己良心认为是对的事情，我想我们只能这样做。现今的教育本身就与公民教育相违背，如果你在做这种教育的时候，并不是在履行公民的职责，你只是在履行上级给你的命令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不然你的职业就保不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必须做一定的妥协。但是如果你心里经过启蒙的话，你就应该明白什么东西是你不得不敷衍的事情，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大力热情去推动的事情，这是在于每一个人自己的判断和独立的思考。我说的公民教育和对人的启蒙完全不矛盾，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对这个社会应该是有好处的。刚才你提到的问题已经触及一个问题的根本，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问：有人谈到一个观点：在胡适的那个年代，有关教育事业会发生争执，包括问题和主义之争。但是现在中国教育界有较为统一的节奏——就是建立在中国梦为框架下的教育。教育的问题到底是出在老师上，还是出在家庭上，还是出现在社会思潮上？您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思潮对于教育的进一步跟进与推动？

答：我写过一篇文章《制度和文化：鸡与蛋的关系？》。这之间是互为因果的。长期在某一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人的思维方式，或者一种思潮、一种文化，然后这种文化再反过来又维护这个制度。所以中国人的不幸就在于长期在这种制度和文化之中的恶性循环里头，造成退化。但是要是你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说的这个启蒙的重要性，你就会用你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抗争。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是很多人的力量加起来就不微薄了，你就可以冲破一点点。

比如，我说教师特别重要，你说那我没办法，我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只能按照教学大纲去教，那当然是这样，但并不见得所有的课程都是政治教育。比如，你教历史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学生一些历史的真相，你自己先去了解一些历史的真相，然后再来告诉学生历史的真相，这个你是可以做到的，这里头的余地非常之大。

比如，你教语文，除了课本之外，语文老师都是有主动权，可以选一些其他的好文章，你认为的好文章，让学生去读。我们从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经常另外选一些文章，他欣赏什么文章就让你读什么文章，这个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你平常自己的言行，经潜移默化的熏陶，也可以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思潮、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老师跟胡适那个时代确实是不一样了，而且现在也不可能对教育进行公开的争论。但是在网络发达的情况下，网络的平台可以充分地利用，这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认为现在还不是一点发言空间都没有，或者说一点思考的可能性都没有，再加上现在已经是全球化，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外面，已经不可能封闭起来，所以每个人自己就可以定位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我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变成非常了不起的圣人，或者是当烈士，但是在你自己能够把握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完全怨环境、怨制度、怨思潮、怨别人是没有用处的，自己还是可以把握自己。

问：我学社会学，我们社会学院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命题，就是说神死社会何以为？在上帝存在的时候，大家靠着对上帝的信仰生活在一起；在上帝完了之后，有道德将大家联系在一起。但是刚才说到，这个社会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通过诚信通过努力能够达到成功或者是怎么样的。我现在的问题，很简单但也有点抽象，就是当下这个社会到底是靠什么连接起来的？

答：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首先呢，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觉得非要信仰一个神不可。过去中国人很多都不信神，或者信各种不同的神，但是还照样能够有一个道德框架。多少年来，有这个传统下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不能做的，在这个过程里头也有新道德和旧道德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旧道德都破坏了。有人说“五四运动”把传统道德破坏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五四”那一代的传统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的，新旧融合，也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

另外，全世界不管是什么信仰的民族，对于是非标准的看法都有共同的地方。举例说，我们认为某人是好人，这里有一定标准。你随便到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国家，问从来都不认识的人，你说他们那个国家认为的好人和坏人的标准，难道跟我们完全相反？根本不是的，大家都还觉得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可信的，这个人是比较有爱心的，这个人是慷慨的，这些都是共同的。要不然这些词怎么能互相翻译？人们对是非善恶是会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标准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也还是有同样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善恶标准。你到了社会上为了个人的目的，为了生存，为了谋生，或者为了自己荣华富贵，常常需要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这个在别的国家也是有的，问题在于哪个占上风。在你心目中哪个占上风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人的思想的钳制，一种是属于公权力，就是指政府，比如说，书报检查，不许你说哪些话。还有一种是属于不可抗拒的社会思潮，比如说大家都改用第几代手机了，你这个手机没换代就觉得挺丢份儿的，特别是现在追逐名牌，有这个不可抗拒的非理性的力量，其实你要是想通了的话，完全可以不用这样的。但是这个追逐时髦的思潮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我说启蒙的意思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理智和清醒的头脑来考虑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每个人都有利己的冲动，是吧，利己不是罪恶，因为每个人都要先为自己考虑，但是你自己真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你也要考虑清楚。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能损人利己，这是一个界限，你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你不要损人，这个损人的界限划在什么地方也是很重要的。

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支教的对象应该是小学生，所以我想问一下，面对这个阶段的学生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答：小学生一定要快乐，首先要让他觉得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每天都有点新鲜的事，另外就是让他们有自尊。现在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培养小孩的自尊和自信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能让他们觉得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不要过早地培养他们的功利心。

问：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个教育中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教育的不公平，现在在很多基层由于条件的限制，和大城市或其他地方根本达不到平衡。我将来也会成为一名教师，现在是一名TFC的志愿者，我们这个项目也是想通过去农村支教来为教育事业做一些努力。我想知道，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或者说从我们当前国情的角度来出发，我们这一代人还能为教育做什么事，可以朝什么方向努力？

答：你要是有志于教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做一个好的老师，现在太少了。我为什么愿意到这来，是因为你们“为中国而教”这个项目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

在贫困、偏远的农村特别缺少好的教师，要是动员大量的优秀毕业生长期到农村去支教，这是不太现实的。但是现在轮流去，我就觉得很好，这样的机制就很好。你要长期待在那个地方，你就要成为那里的一分子，就不能超脱了，比如说那个地方观念很落后，你就要和那个落后的地方的规则同流合污，倒反而起不了改良的作用。你要是经常回来，还能接受外界的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然后再传过去，可能更有效。这样的做法到底是两年还是三年，有人说第二年刚刚适应了就要回来了，也许三年会好一点，等等，这个没有关系，但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轮流的制度很好。

另外，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去一下农村，了解到中国还有这样的生活环境，多体会一些民间疾苦，回来不管进入那个领域工作，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不是你光去牺牲，光去付出，实际上你得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轮流制度，可以做得越来越大。而且你回来以后，倒不在于你选择哪一种职业，无论你在哪个领域，都可以用更广阔的视角或者是更加广阔的胸怀来做一些事情。在教育领域，现在特别需要这种做法。

[1] 本文根据2013年7月2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国而教”2013级项目成员进行岗前培训时的讲话整理而成。

百年中国“人”[1]

2011年，在学术界的大事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这一纪念远远超出了应景活动，而是掀起了重新审视的热潮。有关文章、著作、记录影像、挖掘出的新史料、发表的对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评价、新见解，内容十分丰富，在有限的言论空间内居然呈现出一片小小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使我对史学界和出版、传媒刮目相看。我本人尽管对这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无专业研究，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只能私心有所倾向，这是一点自知之明，也是对历史的一分敬畏。

在诸多出版物中我有幸拿到一套引人注目的书：《共和国教科书》。《南方周末》做了“中国梦”的专题活动，包括对这套书的摘评，曾邀我参加，我因时间不巧未能出席，允诺写一篇读后感。如今写此文，确实有感而发，并非仅为践约。

这套书初版于1912年，距今正好一百年。我是民国过来人，当时尚未出生。而见报道称，我的师长杨绛先生正好用过这套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学的也应该是这套课本。如今披读后，不禁感慨万千。抚今思昔，较之百年前的先辈，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当然是指精神、人格层面。

这是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那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所以还是文言文。而其内容，从今天的目光看，还远未过时，其观念甚至可以被认为“超前”，有些仍属犯忌的“敏感”话题。翻开首页的“编辑大意”，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高小课本的“编辑大意”，第一条开宗明义：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寥寥数语包含了现代公民教育的要义。请注意：最终目标为“共和国民之人格”，这是鲜明地区别于大清王朝的臣民。

接下来几条简明扼要，完整地表现了“共和国”教育的特点。不忍割爱，全引如下：

二、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爱国心。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八、注意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九、关于历史地理科之材料以有兴趣者为主，与各科无重复之弊。

十、选录古今名人著作以养成文字之初基。

十一、各种文体略备，使学生知其梗概。惟诏令奏议二类，非共和国所用，故不采。

初小课本的宗旨大体相同，与高小不同者是更强调“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注意循序渐进，结合生活现实，还特别提出关于花草景物的课文应预算就学的日期，按照时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课文内容由浅入深极为丰富，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科学知识、日常生活、器物常识、实用技能（如“簿记”、各种书信体等）、国家政体以及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等等。贯穿其中的是“共和国国民”的精神。课文之外，还有为教师准备的《教授法》，难以一一尽述。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提出特别打动我的几点：

一、第一册，第一课，赫然一个“人”字。配图七个人，显示一家三代男女老少，包括怀中婴儿。一个“人”字如何讲满一堂课？《教授法》从各个方面加以说明，除书写、读音外，列举具体的人的不同特点和抽象的人的共同概念，有个性、有共性，还有人与动物的异同。画龙点睛之笔是：人之区别于鸟兽者，为“读书明理”。试设想，一个小学生第一天背着书包上学校，进入脑海的最初知识，就是对“人”的认识，接受了读书的必要性和读书的目的：“明理”。而且初步接受了抽象思维的方法，由此奠定走向做文明人的出发点。

二、初级课本中充满了日常生活常识，由家庭而社会，而且兼顾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劳作方式，接近自然，不唱高调，不矫情，不煽情，符合儿童心理。兼顾识字释义，由易入难，穿插其中多有花鸟鱼虫、美景、游戏，活泼而有情趣。不知不觉间培养一种健康、卫生、勤劳的生活方式，尊重劳动的观念，文明礼貌待人接物的作风，还有美育、趣味、情操的熏陶。

三、从初小第七册（小学四年级）起，即有以“共和国”、“平等”、“自由”为题目的课文。“共和国”讲国家制度结构；“平等”课讲专制与共和之区别，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分两课，上一课讲身体、财产、言论、居处、信仰自由，“即国家亦不得侵犯”；下一课讲自由的界限，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以后几册，此主题重复出现，不断加深。在高小的课文中详述各种国体——共和、专制、君主、宪政，切实贯彻“普及参政能力”的宗旨。

四、历史地理知识极为丰富，深入浅出，对全球地理以及各大洲主要国家都有介绍。有一课，题为“共和国模范”，主要介绍美利坚、法兰西和瑞士，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心目中的向往。

高小一年级的课本中有两课连续讲“华盛顿”，总共不到五百字，把华盛顿其人与美国独立起因和过程都说清楚了，简明扼要，十分到位。难得的是关于美国独立，课文指出是从抗税开始，而且称“英侨”，而不是模糊地称“美国人”，因为那时还没有美国。这说明当时的编者对外国历史的把握已达到相当水平，能够准确地在几十个字中表达清楚：“（英国）乃征美洲重税，关禁甚严。英人居美者，不便之。宣言：英国旧律，更定税则必由民举议员定之，因请立美洲议院，如英制。英廷不允，侨民大愤，不奉令，虽妇人孺子亦主持自立，起与英抗。”

本文特别引出这一小段文字，是因为上世纪下半叶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大陆普遍的观念是把美国独立纳入“资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一部分，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抗税”的观念对当时的国人是陌生的。直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国崛起》的电视片，关于美国卷曾采访过我，我着重讲述了当时抗英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内容却未通过不知哪一级的审查，在制片中被删掉了。百年前，共和第一年的小学生就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到21世纪的“人民共和国”却成了主流媒体不可言说的“敏感”内容，确是莫大的讽刺。

五、爱国与爱人类都是本教科书的重要主题。不少课文都有激发爱国情怀、提倡团结自强的内容。关于中外关系，初小四年级的课本中有三课连续讲“清季外交之失败”，把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列强对中国的侵犯以及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做了扼要、客观的阐述。

中国人一向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国”，一切自大与自卑的复杂情结由此而来。且看此教科书关于“大国民”的定义：“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奢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接下来，讲述为“大国民”之方，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培养。

另一方面，爱人类的课文也多次出现，反复论述平等对待一切国家民族之人，不分肤色、种族。《修身》课本中更有好几课讲“博爱”、“国际道德”、“对外人”之道，例如：“应对不可以不谨，交易不可以不信。”“我以礼往，彼以礼来，既不容侮慢，亦何必畏怖乎？”“对于外人，或加以侮辱，或施以傲慢，于外人丝毫无损，特以野蛮示人耳。”

在战争中对于“敌军之失战斗力者”，也应以常人待之，这就是优待俘虏的原则。课文中专有对国际红十字会的介绍。我们不应忘记，那是列强环伺、国人深感积贫积弱之痛的时代，理所当然要强调爱国、自强，乃至专有“军国民”，培养尚武精神之课文。但与此同时，仍倡导人类博爱精神，以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待外人，培养宽广的胸怀，而不是片面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第六册最后以一句格言作结：“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对照今世，何其难能，又何其可贵！

六、信仰自由也是重点之一，对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兰）诸教都有介绍，强调宗教平等，不应互相歧视。对于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学说都有简述，并强调儒学不是宗教，老子的学说与道教也不是一回事。这些都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不少课文介绍中外历史人物，领域甚广，既有秦皇、汉武、俾斯麦、拿破仑，又有花木兰、秦良玉、哥伦布、南丁格兰（今译南丁格尔）。从人物的选择来看，体现了多元化的取向，并不一定代表编者的好恶。

七、特别突出完整的公民教育，除了贯穿在课文中的公民精神外，高小《修身》最后一册后半部分，也就毕业班最后学的课文是“共和国公民须知”专题，共五章十五节，大约占半个学期的课时：

1.“总论”给出定义：“公民者，享有公权利之国民也”，并详述公民之资格；2.“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从政；3.“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4.“地方自治”——户籍与警察、公益机关、公安机关；5.“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

当然，小学的科目不仅是国文和修身，应该还有算术、常识（或称“自然”、“博物”，即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等。不过我一向认为，国文是奠定青少年文化底蕴和思维能力的决定性科目。这一套国文课本不负所望，深与广都达到一定程度。到“五四运动”之后，教科书大多改成白话文，但基本宗旨取向，特别是公民教育还是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所谓传统与西化，自然地融合，似乎不成问题。从《修身》课本的章节看，私德与公义并重，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都囊括其中，既讲谦谨、仁爱又讲坚毅、勇武，既讲孝悌忠信又讲尊重人权、人格独立，而且调动了古今中外美德表率的各种实例。

可以想见，读完这套书，一个高小毕业生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础上，若继续深造，研习一种专业，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若无力升学，进入社会，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和自学能力。我见到过不少前辈，或是老革命，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小学；或是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如大出版家范用、沈昌文等，正规教育也不过小学或初中。但是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即使历经思想禁锢、扭曲的年代，在环境许可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分和后来勤奋自学有关，但也是拜那时的小学教育所赐。

这套书是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主持编纂的。民国建立伊始，立足未稳，即以教育为重。1912年1月教育部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朝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同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又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接着，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宗旨中删去，所以小学废尊孔读经。孙中山也力主此议。由此可见，蔡元培固然主张兼容并包，连辜鸿铭也被延聘到北大教课，但是他主张自由、民主、共和政体的倾向是很鲜明的，唯其是真正的主张自由，也能包容异见。

与此同时，在康有为推动及其弟子陈焕章主持下，掀起了强大的“孔教”运动，声势浩大，形成一次重要的思想较量。后来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有一次较量。在那以后，新学开始占上风，“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平心而论，就纯学术思想而言，这种复旧的主张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在政权新旧交替中，整个局面是很混乱的。旧的秩序“礼崩乐坏”，而新的道德伦理不可能立即树立和普及。还有不少政客以共和为名，行争权之实，真伪莫辨。所以客观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道德滑坡，世道混沌，人伦失范。一部分士人怀念旧秩序，企图从复古中找出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体现在当时的政局上，这种尊孔运动必然符合顽固反对共和的政治势力的诉求。所以，伴随着这一文化上的较量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及其随后的覆败。百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尊孔读经之论，又有人提倡定孔教为国教。不知这是与什么样的政治诉求相伴，是耐人寻味的。

诚然，同样的教科书，不一定培养出同样的人，社会环境千变万化，进入社会的人自然也良莠不齐。但是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教育方针的指向至关重要。百年树人，如果十年为一轮，按照这套教科书的基本宗旨奠定一轮轮少年的“读书明理”的基础，今日为生，明日为师，再加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普及，扩大覆盖面，到百年后的今天，人心世道会是怎样景象？还能以中国人“素质不高，因而不适于行民主”为借口吗？公民社会还会那么遥远，甚至不可言说吗？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极端，强制全民皈依一个19世纪德国人的学说，这一“全盘西化”未能实现。方今忽然又强调“文化自主”，回归传统，抵制“西化”。现实中，一方面疯狂拆除历史遗迹，任意涂抹屏蔽历史；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复古，动辄两千年，甚至五千年。为什么不看看一百年前呢？是不是只有回到完全不知海外有何物的时代才算是中国文化？我常说“愧对先贤”，就是我们没有爬到巨人肩膀上继续向前，而是像俗话说的“狗熊掰棒子”，拿一个掉一个，永远积累不起来，甚至舍珠玑而拣瓦砾。而曰，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其得可乎？

最后要感谢这套书的出版人张立宪先生，他的确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从《中国新闻周刊》上才知道其艰难的经过的。《周刊》把他定为年度致敬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1] 本文原文部分发表于2012年3月8日《南方周末》，后全文发表于“共识网”。

个人的独立与社会成长息息相关[1]

问：您曾经回忆过，民国时期北京的小学开设有公民课，现在也有不少人重新提倡公民教育。您是否觉得现代中国人缺乏公民意识？什么又是公民意识？

答：任何一种社会，人们从小都要受教化，中国古代最重视教育，所谓“养不教父之过”，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伦理来教育一个人。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的“私德”来看，那么全世界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比如儒家崇尚忠信，哪个国家也不会崇尚背叛和欺骗。但是到了一个现代工业的社会，情况和古代农业社会是不一样的，人跟人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因此，除了个人的“私德”，一个人对社会也负有一种责任。公民的概念是现代社会的概念。在王权时代是不讲公民的，那时候是讲臣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西方也是这样。直到中世纪以后才开始有公民或者市民的意识。公民的意思，首先是说每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里，这是一个契约社会，因此公民是一个社会人。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你有哪些权利；第二，你对社会负有哪些基本的义务。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专门开设公民课，内容是什么呢？包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闯红灯，上街要靠左边走（那时是靠左边走，二战后才改成右边），等等。那时已经是三十年代了，我记得在高年级的公民课就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内容了，不过很快日本开始侵略，我没赶上读那些课本。最近，我看到了更早的这类教育，就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批的国文课本里面。当时的课文还是由文言文写成的。三年级的课程就讲，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一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当时高小的课本内容已经涉及民主国家的概念了，我读到这个是很吃惊的。这说明自晚清以来的仁人志士，已经引进了公民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些课本是谁编写的，但早期的教育家们，已经把这些原则引进中国，算到今天，也有一百年了。

问：和西方的科学文化一样，公民的概念也是舶来品。但为何今天的中国能接受西方的科技、经济乃至生活方式，却对于思想上的东西接收缓慢？

答：这就是晚清以来所谓的“体、用”之说，只要器物，不要精神、制度。民国以后对公民社会基本上达成共识，尽管实际上并未完全贯彻，一方面实行公民教育，一方面又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是矛盾的。1949年以后曾经把所有这些观念都冠以“资产阶级”，予以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不少进步，但是其实自由贸易、私有财产的概念也不是很痛快地就接受的。并不是一搞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就马上发展起来。比如，物权法的通过，就十分艰难，而且这也还只是不到十年的事。到现在，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也没有享受平等的权利。可以说，我们对外开放比对内开放要进行得快得多，到现在，我们对内还没有完全开放。

而说到公民的概念，所谓的公民，第一条就是自由，我们说的四大自由，出版、言论、自由、结社，如果这四条不具有的话，那么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的公民。现在，对于公民教育有很多民间人士在不断推动，我知道深圳有一个学校，还是教育部承认的，就在做这样的尝试。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这对于一个小孩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尝试值得鼓励。

问：市民社会在18世纪兴起，那也是个人主义在历史上兴起的时间。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有什么关系？

答：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人的个性没有获得解放和独立，总是依附于外界的某一个人或思想的话，他就不是公民。公民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每一个公民都属于他自己，不依附于外界。比如说农奴在土地上依附于某个家族，我们在过去依附于单位，是一个单位人，而不是个人。我在1979年看过阿登纳回忆录，当时还非常不理解，他说德国人能够接受法西斯主义，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还不够发达。当时我们不是认为个人主义都是坏东西吗？所以我对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在二战前，德国人对个人的权利意识还不够强，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很强，所以希特勒有群众基础。但比如说英国这种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就不容易接受法西斯主义。个人的独立性和成熟与整个社会是相关的。

但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约翰·穆勒写的《论自由》，严复最早翻译时的书名叫《群己权界论》。这个书名非常得自由的精髓，也就是说群体的和个体的自由边界在什么地方。譬如说，我为什么不能随地吐痰，按我的自由是我爱吐哪儿就吐哪儿，但我这么做妨碍了别人的健康，也妨碍了别人要求卫生的权利。因此权利和义务一定是相辅相成，如果只讲义务和奉献，而完全不讲权利，实际上演变成只对一个领袖尽义务，那么这就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法西斯社会。

问：历史上关于“启蒙”的概念又被人重提。但是这种“启蒙”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知识分子、大众或是其他？

答：所谓启蒙的意思，是指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回归常识、事实和逻辑。与启蒙相反的就是颠倒黑白和不顾逻辑。我在1949年以后也曾一度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我当时不得不努力扭曲自己的想法去符合另一种想法和逻辑。后来忽然发现，大人物的想法也可能是错的，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原来是对的，这就是自我的启蒙。还有一种情况是互相启蒙，我现在常常看到一篇文章感到豁然开朗，获得了新知，这也是一种启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人先知先觉，有人后知后觉。一个人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去教训别人，固然不可取，但是，就像先富起来的人有义务把他的财富回馈社会，知识也是一样，应该回馈给社会。既然有幸多读了一些书，先想到一些问题，就应与大家分享。当然这和财富有一点不同，就是别人可能认为我说的是错的，那么正好大家可以交流、碰撞，但它的前提是要在一个平等的允许讨论的氛围里。

另外我认为，真正的思想是不能作为一种商品来卖给市场的。当然知识分子也不能喝西北风，他得有谋生之道。就像龚定庵说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当一个人没别的本事，只会写书时，他当然只能以此为生。但知识和别的商品不同的是，知识分子不能昧着良心，为了卖出商品而迎俗媚上，歪曲事实，违反真理。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里，市场和自由思想二者应该是不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写好书就能养活自己，而不一定非得靠说假话才能养活自己。知识分子在二者之间应该作出选择。我经常跟人家讲，不能太强调客观：我要是坚持说实话的话就要倒霉，等等。我说，你要是想坚持真理的话，就应该有准备，那就是你要倒点霉，但这个倒霉不至于要到饿死的地步。

问：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已变得非常便利。那么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还成立吗？或者知识分子的含义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答：对于互联网，我主要还是给予积极的评价的。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外面的事情，可能我好多都还不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对现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评论，就是因为一些朋友通过网络让我了解到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但是互联网发展到“微博”，不能代替深层的思考，互联网上信息传播很快，来不及核实，也可以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微博上广为传播的都是一些短小的警句，让人读后觉得说得特别过瘾，但这不能代替一个人的深思熟虑和真正的读书。我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一些简单的结论，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结论的论证从何而来。孔子有两句话说得特别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网络不能代替人的反复思考，所以纸质图书还是不可替代的。还有网络和微博在中国起到特殊作用，是与中国特有的新闻环境分不开的。

问：如今的不少人怀念民国时期的清华、北大。您作为老清华学子，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和以前相比，缺失了什么？

答：从大的方向来讲，通识教育在萎缩，知识越来越碎片化。不单是中国，现在全世界也面临这个问题。比如，一个人研究历史，那么他可能只研究历史中的某一小段，而其他的部分他并不了解。这是因为现在竞争太激烈，每个人都必须标新立异，在自己的专业里面钻研，范围日益狭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特有的课题制。课题制是非常害人的，规定一个教师每年要发表多少篇文章和著作。在过去，有许多有学问的老师讲课是没有书的，甚至连讲义都没有。他就这么直接讲课，我们在下面拼命记笔记，将来考试的成绩，有的时候取决于记笔记的能力。老师的学问就在这些笔记里。一个老师如果有一些心得，他可能等上十年才写了一本书。但这种知识是有价值的，可能写出传世之作，因为没有课题制在逼着他。现在每一个老师都得搞个课题。老师的基本工资是很低的，但实际收入却很高，主要就是靠课题。那么这样的话，自主的真学问就会越来越少，老师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作坊头。

学术是需要权威的。“文革”把学术权威打下去以后，形成断裂，后来人们发现学术界没权威了，大家谁也不服谁。那么学术质量谁来评呢？就只有靠行政系统制定规则，他们的办法就只能是量化的方法。一旦学术评论采用量化标准，老师的收入就变成和工厂的工人一样是计件工资了。学术界同行之间的认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没有积累也就没有同行的共识，但是在学术方面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是断代的。

问：您如何看“国情论”？有不少人总是将中国的各种现象归结于国情，似乎一切现状都因为“中国特色”而趋于合理。但其他国家好像都没有此类论调？

答：现在我们老说国情，也就是为了维护既存的缺点。比如说，我们要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市场，我们的民主和市场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为什么优越？因为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而社会主义是平等的，更重视老百姓的福利，所以我们不能实行资本主义那一套。但现在明明我们的国家现状是贫富差距比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一些基本的安全和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那么，我们的优越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于是，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理论出来，那就是我们是初级阶段，人家是发达阶段，他们的“原始积累阶段”也是很残酷的，所以国情不一样。但这前面省略了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不应该有原始积累。所以这个说法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逻辑，但符合国情。

还有一个国情论是我们的老百姓不适合实行民主，不应该有自由，素质太低，连影星成龙都说过类似的话。在我看来，这种国情论属于胡说八道，这完全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它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不配享有别国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变成这样的一种国情了。这个问题百年前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已经说清楚了。我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已经引用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问：但依然有很多人在挑民主的毛病，比如台湾等地的选举乱象，并以之为理由认为东亚文化不适合民主。

答：正好相反，和我们都是同文同种的台湾，民主制度现在相当成熟。所谓“议会”里头打架又有什么关系？其实“议会”里也不是天天打，只是当有这种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媒体特别喜欢报道。他们能够审判陈水扁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我第一次感觉到台湾的民主比较成熟，是他们的百万民众倒陈水扁的静坐。那次活动既没有发生军警镇压也没有发生暴力，人群有秩序地慢慢就退去了。其实台湾本地人情绪是非常激烈的，但他们现在已经能够不诉诸暴力，这本身就说明那里的民主已经相当成熟。这更加说明，和我们同样的文化，同文同种的人是可以实行民主的。至于其他有些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常有动乱，一方面说明还不够成熟，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军人干政，“文斗”不解决问题，就由枪杆子出动，这不是民主制度之过，而是相反。

当然，民主也是有毛病的。比如美国，按我的话说，它的民主正在异化中，是应该进一步进行改革了。其实美国民主制度历史上进行过好几次改革。但不管怎么样，这也无法证明专制比民主好，这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就像鲁迅说过的，我们拼命地反对外国人的奴役，不能反过来是说，还是做自己人的奴隶更好。但现在的逻辑就变成鲁迅说的这样。制度有毛病不要紧，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人经常研究其他国家的得失，但不能回过头来说我们还是回到过去更好。

[1] 《周末画报》记者孙骁骥采访，《纽约时报》2012年新年特刊。

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留学生[1]

我讲的不是中外交流史。只就自己注意所及，对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中国留学生——包括回归的和旅居国外的——同国内的关系和所起的作用发表一点自己的感想。因为我自己没有留过学，最长的时间是两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每次不到一年，所以只能从中国这一头的体验来看。

另外，我讲的只限于留学生，其他的移民不在这个范围。

近代中国一般从1840年鸦片战争说起，以后开始西学东渐，这不必赘言。留学生大体分几个阶段：

从19世纪后半叶到1949年以前

一、1872年在容闳的建议下，首批幼童赴美，但留美幼童没有学完就被召回（1881）。此时清朝的上层士大夫还抵制留学，认为是苦差事，出去的贫寒子弟较多，有的官宦人家子弟上了派送名单还找替身。我的一个亲戚的父亲就是当替身出去留学的。他原是一家高官的门房的儿子，这家被指派送一名子弟留学，就让门房的孩子顶替去了，回来在外交部任职。这些人回国职位大多不高，不过还是有詹天佑这样的杰出人才。这个时期还有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培养造船业的工程人员和海军军官，严复就是留英学海军的。

二、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留学高潮，晚清派遣留学日本较多，有官费有自费。不过当时清朝已经是末路了，官费送出去的留日学生大多数搞反清革命运动，极小部分学科学技术，回国从事技术工作或行医。（日本医学比较发达，在中国有欧美学派和日本学派的西医。）欧美留学生大多倾向科学、教育救国，日本则起了西方文化二传手的作用。

三、庚款留学生影响最大（这部分有关数字大多引自《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梁碧莹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

《辛丑条约》赔款共45 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 223万两，美国分得32 939 055两，合24 440 778.81美元，占7.3%。 

美国退款共11 961 121.76美元，从1909年1月开始实行，到1940年止，逐月退还。

1911年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此之前，从1909年起已经派过三期，共180人。到1928年，国民政府提出教育中国化，凡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学校都由中国人管理，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成为正式的国立大学。抗日战争中，美国于1943年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庚子赔款，由庚款建立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全由中国人管，继续资助留学生。庚款资助的留美学生大约三四千人。在各种动荡中，包括抗日战争，办学经费源源不断。

庚款留学规模大，时间长。在美国带头之下，同时经过中国政府的交涉，英国、日本、法国都相继退款办学。所以庚款留学不止是留美，当然留美人数最多。这批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最大，影响深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派遣留学生不是盲目的，确实是在全国招生，经过考试，选拔优秀生。例如第一期报名603人，只取了63人。有了清华学堂之后，更加先有正规的基础学习，然后出国，一般都可直接插班到大学二三年级，接着读研究生。成材的效率比较高。

（二）培养的目的比较明确：“吸取外人菁华，以灌输文明于祖国”，“截他国之长，以补己国之短”。学习科目以理、工、农、医、商为主，文、史、哲、政法次之，大约2:1。

（三）绝大多数学成回国，在各个领域起骨干作用。无论哪个领域的开拓者都有留学生的身影：自然科学、工程、实业、金融、新闻、文化、教育以及政府官员，特别是外交方面的官员，等等。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教育。无论是学什么科的，分布在教育界的比例最高，对办学制度、学科建设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教育的特点是可以培养一代一代的学生，所以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

一般认为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黄金十年。对此，这批留学生功不可没，可以说是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我们现在可以举出来的大师级人物绝大多数都是这批留学生：胡适、梅贻琦、马寅初、叶企孙、蒋梦麟、潘光旦……按比例，成材率最高。

（四）动机和效果问题。美国方面的动机：培养对美友好的知识精英，影响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这是受到1905年中国反美浪潮的刺激）。所以美国坚持退款一定用于办学，不得他用。

中国方面也需要培养建国人才。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有所觉悟，痛感自己落后，所以才有“截他国之长，以补己国之短”的想法。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外交官，他自己就是幼童留美的学生，所以对留学的好处有切身体会。他向美国交涉，力争退款，并且赞成办学。所以这是两厢情愿。从客观效果看，对中国更加有利。

教育界绝大多数是留美的，留英次之。留日的在这个阶段较少，因为日本总想附加条件，加以控制。留法的在文学、艺术领域比较多。留日的回国后多数从医、办实业，从政的也不少。

抗战胜利以后的留学生实际上是前一阶段的继续。用庚款成立的中华教育基金还没有用完，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来源，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留学也增加起来。大部分1945年以后出去的学生都是准备回来的，但是由于内战以及国内形势的突变，就产生了因政治取向而选择去留的问题。

五、总结1949年以前“海归”的作用（除了庚款之外，还包括其他方面资助的，例如教会、基金会）。

（一）外交：知道如何与外国打交道，出了一批早期的杰出外交官，如伍廷芳、王宠惠、顾维钧等。

（二）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特别重要，遍布理、工、农、医、实业、金融、新闻、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各个领域。

（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效率高，很快出成果、出人才。

（四）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为新文化奠基，引进各种思潮，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引进的精华结晶为科学和民主。

（五）这批人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最艰苦条件下的精神力量。

六、主客观条件。

（一）主观条件：这些人在出国前都有很深的中国文化修养，同时对近代中国之各种弊病刻骨铭心。无论学习哪一行都是抱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目的。由于自身的文化修养较高，对外来文化比较懂得取其精华。

无论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还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都保留了一定的人格独立，就主体而言没有被权势所收买。即使进入政府的，贪官也比较少，仍然保留了独立的见解，如胡适、傅斯年。

庚款的条件是学成必须回国，实际上也很少人想留在国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化不了”，难以融入西方社会。同时，他们本来就有报国之志，回国后也主要在国内机构服务，极少数在外国公司工作，从社会地位来讲，“洋行职员”在那个时期是被看不起的。到40年代末，有些人滞留不归是政治原因，但这些人心理比较矛盾，过得并不舒畅。

（二）客观条件：直到二战后，欧美国家存在一定的歧视；华人得到高级职务的机会少。这批留学生大多出身中上层家庭，有很强的民族自尊，而回国则物以稀为贵，物质待遇上不亚于国外可以得到的，社会地位则更加优越。

无论是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都需要用人，一般风气对文化人比较尊重，“海归”大都受到重用。私人领域办学、办实业也比较自由，自主创业机会较多，所以发挥的余地比较大。他们回国大都能一展所长。

另外,没有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当然还有许多旧礼教、旧习惯思想的阻碍，而这批留学生恰好是新思想的载体。他们做的正是“吸取外人菁华，以灌输文明于祖国”，所以被称为“偷天火的人”。他们引进各种思潮，当时有百家争鸣的空间。不利条件是政局动荡，政府财政拮据，办不了大事。

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

过去留学生主要是学成回国的，很少作移民想，这点与底层劳动者不一样。大批滞留海外是1949年以后。

一、滞留海外大多是不得已的，心情矛盾。他们对国民党失望，而且在台湾狭小的空间也难以立足；对共产党不能认同，实际上也难以见容。在国外谋职糊口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总感到流落他乡。即使经济上有一定的保障，也有一定学术地位，例如在大学任教等，但总有一种孤臣孽子的心理，因为他们还是有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有一位已经进入名牌大学相当受尊重的老教授写的诗中有“忍教小儿学胡语”句，很能代表这种心情。

二、50年代初，受到国内新气象的感召，有留学生开始回国，想一展建设新中国的抱负，随即为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吓退，已经回来的除少数外都未能逃避厄运。

三、当局并不一定欢迎大批留学生回国。原来在国内的留学生或仅在国内受过“洋教育”的，都不受信任，需要经过彻底改造，对国外回来可能造成的思想影响更有戒心。大体上对两种人有选择地争取回国，一是有国际名望的，可起宣传作用；一是急需的科技工程人才，特别是军工方面的。所以军工方面反而对出身放宽，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排斥的。当然，无论何种人到“文革”都逃不过一劫。

80年代出国潮和移民潮

经过长期闭关锁国，一旦开放，出现了阻挡不住的出国潮。

一、80年代出去的青年留学生滞留不归的比例空前高。他们看到外部世界和宣传的反差太大，有上当受骗之感。他们普遍对外面的感觉，用一名学生的话概括是richer、freer（更富、更自由）。不少人是长期受迫害，或者父母受迫害，感到寒心而逃离。另外，国外教育资源丰富，容易拿到奖学金，学习环境不可同日语。   

二、此时与战前相比，客观上欧美国家排外和种族歧视已大大减少，而且鼓励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留学生给予种种优惠待遇。从主观上，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这一代人那种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和优越自尊已经十分淡薄，能够较快适应和融入西方社会。

三、一部分人还是选择回国，想乘当时改革开放的东风，对改革做出贡献，这点与早期的留学生有相通之处。实际上曾经起过作用的主要是经济专业的，引进现代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观念。一部分进入政府，企图影响政策，励精图治；另一部分发展民营企业，相当成功。在教育学术界也有一些影响，不过不断遇到意识形态的冲突，困难较多。

四、1989年是一转折点。本来准备回国的又留下一大批。

五、当代的大背景是全球化，人才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民族国家界线不那么鲜明，个人的出路是决定性的，世界公民的观念开始普及，这无可厚非。如果中国本身不能吸引人才，而且浪费人才，这只能归咎于体制、政策环境。除非大敌当前，战争时期，没有理由要求国民做出牺牲。但是大批精英流向国外，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确是损失。

90年代以后的变化

一、80年代的留学生大多在国内读过本科，比较优秀，在国外也刻苦学习，并且生活比较艰苦，还要勤工俭学。而90年代以后的新现象是留学生年龄越来越小，自费生比例增加，主要是一批新贵和新富，把子弟送出去镀金。有的就是在国内高考落榜而出去。学习目的也不明确，学校要求也不严格。有的国家有些学校以中国留学生为赚钱的来源。过去留学生中也不是没有纨绔子弟，但是极少数。这样大批的低素质、高消费的中国留学生是前所未有的。

二、另一部分不是纨绔子弟，而是由于国内的教育体制日益扭曲，学校风气日益不利青少年成长，父母希望子女在比较健康、正常的环境中成长，也尽量争取条件把子女送出去。

三、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而不少国家经济下滑，就业机会减少，“海归”似乎又多起来。不过一部分海归实际上是在跨国公司工作，因为有语言和对国情了解的优势，被派驻中国。一部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受到客座教授的特殊待遇。但是他们多数已经入了外籍，或有长期居留证，随时都可以离去。

当前整个体制和社会环境与20世纪前半叶大不相同，所以尽管“与国际接轨”成为主流的口号，但是国人已经没有那种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渴求，当政者甚至有种种疑虑和排斥，海归极少有可能像庚款留学生那样真的“吸取外人菁华，以灌输文明于祖国”，即使有心也无能为力。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做哪国人，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发展前途，可以用脚投票。就是有人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而移民，也可以理解，无可厚非。到了国外，不论是取得绿卡还是入了外国籍，对故国还有感情，念念不忘，想做出一点贡献，也是人之常情。完全成为住在国国民，不再关心中国事，只顾自己安稳度日，也没关系，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如此。只有两种情况不可取：一种是在中外两边以吹牛蒙骗抬高自己身价，谋私利；另一种更恶劣的是有意与国内的权贵、贪腐势力同流合污，为阻碍中国汇入人类进步文明制造舆论。自己享受着西方的民主自由，可以恣意批评住在国，却力劝中国不要走民主道路，为专制唱赞歌。自己享受着新鲜空气，竟然著书吹捧中国制度最适宜治理污染。中国现在处于非变不可的转型关键期，问题很多，阻力很大。一些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仁人志士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做着艰苦的努力，希望挽救民族的沉沦和堕落。在海外享受了优质教育资源，有了谋生或创业的能力和机会，可以不参与，可以保持中立；如果觉得在海外不如意，想回国来发展，当然也是自己的自由，但是希望能以所学对推动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而不是帮倒忙。

现在中国有两种有害的思潮：盲目排外的极端国家主义（例如钓鱼岛事件的打砸抢）、民粹主义（以反社会不公为名，反对市场经济，鼓吹倒退到高度集权）。在外面的华人当然希望祖国强大，但不要因此不顾事实，不分是非，鼓吹倒退。

[1] 本文为笔者在加拿大一次华人集会上的讲话。

人性·文化·制度[1]

当前中国的现实是：弥漫性的腐败从官场已经渗入各个领域，包括本该是净土的教育、文化领域；行业失范，食品、药品都可以下毒；各种伤天害理之事，乃至荒诞剧层出不穷。人人哀叹：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中国人钱袋鼓起来而精神趋于空虚。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提出了各种诊断，开出各种药方。争论了一百年的东西文化优劣之论又兴起，出现了“国学热”。另一种极端是怀念过去闭关锁国，在物资极端贫乏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幻觉中想象似乎中国曾经有过人心朴实的一片净土。

关于这个问题，本人自本世纪以来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如《方孝孺与布鲁诺》、《重建精神的家园》、《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以及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论述。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论述。过去已经写过的，尽量不重复，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读，但是有些重复是难免的。

人性

一、人性双重论：义利之辨

性善、性恶是中外哲学、宗教的出发点，也是分歧很大的问题。本人是人性双重论者，这是出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不是来自哪一个学派或教派。“人之初”，就带着两种因素。《三字经》的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非常精辟。在不同的环境和教养中，人可以发展善的一面，也可以发展恶的一面。在儒家的学说中就是“义”“利”之辨。荀子被认为是主张“性恶”的，但似乎并非如此。他有些话明显是人性双重论，例如：“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这里说得很明白，就是人性善恶两面互相克服的问题。

二、“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

什么是人的最基本的先天的本性？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延续后代。所谓“食、色，性也”。不过这是动物的共性，是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不是充足条件。人之异于禽兽者，主要是有思想，而且不断进化，从此演化为万物之灵，所谓“灵”就代表精神。由此派生出羞耻之心、善恶是非观念、美丑标准、发明创造的能力，等等，离动物越来越远，成为万物的支配者，脱离野蛮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社会。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各种器官中大脑最发达。

这里举我个人的经历。1949年以后“思想改造”，从学社会发展史开始，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猴子为什么变人？因为前肢发展为手，可以劳动，制造工具。从这里引申开去，只承认体力劳动，而把脑力劳动归入剥削，狠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文革”时达到极致。在上世纪1959、1960年“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时期，我们在北京，幸免于饿死，但是也有挨饿水肿的经历。肚里没有油水，总想吃肉而不可得。在此期间我正好读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提到，肉食大大促进了人的脑髓的发展，他说“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还有发明火，吃熟肉，缩短了消化过程，更利于大脑吸收蛋白，促使人类进化。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东半球的人比西半球的人进化得早，是因为更早有畜牧业，以乳肉为主，而西半球的人还是以植物为主要食料，所以脑子比东半球的人小。我对这点印象极深，因为这是与我们自1949年以来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相违背的。同时也心中比较舒坦，因为我那时常常想吃肉（荤菜），自己觉得很惭愧，这段话似乎使我这种欲望取得了合法性。那个荒唐岁月，连吃肉也要从革命导师那里找到依据！总之，不管恩格斯怎么说，人大脑发达，从而有思想，是有别于动物的特点，这大概是不会错的。实际上，手的劳动也要受大脑的支配。

人与生俱来本性有：首先是要自由。从观察婴儿对捆绑的挣扎到古今中外以监狱（剥夺人身自由）为惩罚，说明爱自由是天性。但这也是动物的共性，把鸟兽关在笼子里，也不乐意。所以人之有别于禽兽的自由首先就是思想自由，是精神层面的自由。正是思想的自由驰骋，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明。其次是利己和占有欲。从观察婴儿就可以看到，智力正常的婴儿对自己喜爱的东西，都是抓住不放的。所谓“孔融让梨”当然是后天教出来的。儒家把欲利当作“恶”，其实不一定。这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但是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就有区别。界限就在是否为利己而损人。因此，才需要订出许多规则来，划定不损人的界限。社会越复杂，规则也越复杂。否则，人类社会就永远停留于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般野蛮状态。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义”“利”之辨，也就是荀子所说“欲利”与“好义”谁克服谁。再次就是好奇心。对不知道的宇宙万物有探索的兴趣，从而发展成为科学、哲学，这属于智力的开发。这种探索的动力也包括改善自身处境，寻求对苦难的解决之道。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天性在不同的环境下有的受压抑，有的得到发展，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到很远，逐渐形成不同群体的个性。

[1] 本文为2012年7月18日在香港书展上所作的演讲。

文化

文化有上百种定义。这里只从一般常识来讲，不作学理上的探讨。

总的说来，文化是后天形成的。

一、共性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古代走到现代的共同方向。这是大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除了物质层面外，自由、公平、人道、和平、去恶向善，都是共同追求的目标，各种宗教都包含这一目标。各民族、各地区有先后之分，各自经过的道路可能不同，但是大的潮流是一致的。

周有光老先生说，他不信哪一种宗教，但是信仰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也是一种信仰。

由此形成的伦理道德观（现在叫“价值观”），抽象来说，基本上是普适的。如果有差别，也是大同小异。勇敢对怯懦、诚实对狡诈、守信对背信、仁厚对残忍、见义勇为对见死不救……从抽象意义来讲，各种宗教、民族的善恶标准都无不同，但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与侧重点上，随地域与时代而异。对于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大多数来自克服动物的本能，使之服从于一定的规范，归根结底是避免自己的欲望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是第一层，可以称之为“大文化”。

二、特性

我们现在提到的“文化差异”，大多数是指第二层次的：语言、文学、艺术、审美、生活习惯、风俗、礼仪……不同地域的各群体、民族从历史上长期形成各自的传统和特色，驳杂斑斓，可能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可能也不必求得一致。正因为其不同，才使人类文化如此丰富多彩，世界如此有趣。实际上我们现在讲传统、讲特色，最多的内容是这个层面的。

当然有些是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的陋习，随着社会进步而自觉或被迫改革。（例如中国的妇女缠足、古罗马斗兽，近来废除西班牙斗牛也提上日程。）还有，取笑或贬低某种弱势群体（如残疾人、某个种族或职业）的艺术，等等，这些随着社会向着人道主义文明的发展，逐渐受到淘汰。     

制度与政治文化

归根结底，现在中国人纠缠不清的中西文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文化。当前，官方把发展文化提上优先日程，高调唱响“主旋律”，要以政权的力量建设“核心价值观”，国家财政投巨资支持主流文化产业，并且努力“走出去”以加强“软实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与西方抗衡。

实际上，这是以文化问题掩盖了制度问题。一个民族或群体在某一种制度长期统治下、熏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或称之为“民族特色”；反过来，这种文化惯性又可以影响制度，或阻碍制度的革新。许多民间谚语，也是长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祸从口出”，是中国人长期在言论受到钳制的制度下通过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谚语；例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会在公民社会流行。

中国的农耕文明和与之配套的皇权专制，时间最长，在两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维习惯，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处。例如等级观念，重人治、轻法治，重官权、轻民权，重家世、轻个人奋斗；熟人社会形成的亲疏远近的观念导致对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维权，等等。

关于对自由的追求，有人说这只是少数精英的追求，中国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乐业。这只是天性受到长期压抑的结果。其实安居乐业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没有创业、居住、迁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为中国人的香港和台湾的居民为什么表现出比内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的内地居民肯定比闭关锁国时期对自由的要求更高，实际上相对来说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许多看起来是“文化特色”，实际上是阶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时段内的制度造成的。对社会发展来说，在某一个时期文化是第一位的，在另一个时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与文化：鸡与蛋的关系？》一文中已详细论证。

关于制度文化，这里提出两点大的概念：

一、政府和国家观念

（一）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君权神授”和我国的“真命天子”“奉天承运”“打江山、坐江山”观念：政权基本上是武力打下来，假托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仅是给一个人，而是给一个家族，所以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拨人用武力推翻之前，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在于家族继承，大家也都承认。在这种制度下，国君有生杀予夺之权。

（二）现代的统治权民授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不必详述。到17世纪约翰·洛克集大成，写出《政府论》，是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自然人本无政府，自然资源可以随便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劳动，就成为私有财产。由于需要保护财产，才推举出一个或一些人管理，个人让渡出司法权。所以管理者（即后来的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父子是自然关系，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因而子女可以继承财产。但是统治权力（power）不能继承，一个君主死了，就应由民众重选。被推举出来实行管理的人没有时间从事生产，所以人们公摊一些钱物给他们以为补偿，这就形成纳税制度。

以上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对“谁养活谁”的看法是相反的。

过去的观念是“食君之禄”，现代的观念是由纳税人供养。纳税人是主人，所以必须监督钱是怎么花的。“无代表，不纳税。”不过中国过去也有过“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之说，这是个别官员的一种朦胧的觉悟。如果明确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足以颠覆整个“忠君”的伦理道德观。

（三）第三种国家观念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而为苏联和一批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所实践：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一个阶级有千百万人，如何实行统治？通过政党，这个政党实际上也不是那个阶级选出来的，是自己组织起来自称代表那个阶级的。但是实际上政党人数也太多，只能通过少数领袖实行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中国“文革”时发展到全面专政，以林彪的名义提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从第一种政权的观念发展而来，权力集中达到登峰造极。为了把自己的观念合理化，这种理论硬把第二种政体也说成是“专政”，说一切国家都是阶级专政，其结果就是彻底否定了法律的权威性。由于这种国家只考虑到第一代统治者，以后的继承合法性途径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二、法治还是人治

（一）人治。中外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观念：百姓的幸福取决于“明君”、“昏君”还是“暴君”，或者掌权的宰相。不过人治的观念在中国最长久、最发达，形成一种传统文化。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最系统，其依据就是“以德治国”。孔子的理想是：掌握统治权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为一的。他们应该以身作则，树立一种风气，然后“小人”风从。但是几千年从来没有做到过，权力与道德从来没有统一过，因为孔夫子没有想到权力缺乏监督是一定会腐败的。事实上，历代帝王基本上是以法家为里、儒家为表。毛泽东一语道破：百代都行秦政制。

人治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效率比较高。例如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以一人之力厉行改革，奠定了俄罗斯的工业化，确实很了不起。但是他采取的是专制的手段，谁反对改革就流放，或处死，没有改变制度，连农奴都没有解放。结果人亡政息，他儿子继任后，很多改革措施都被废除。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个统治者，起初很英明，时间长了，永远听不到不同意见，长期享受特权，必然走向腐化。

在农业社会、等级制度下，百姓可以“认命”，宣传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可能还有一定效果。现在一个靠权势攫取大量社会财富的人，一面炫耀自己满身名牌，一面提议给每个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求大家学雷锋，只能成为莫大的讽刺。

（二）法治：其理论的依据是，对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和监督，绝对的专制，绝对导致腐败，到现在还没有例外。欧洲从13世纪《大宪章》形成的宪政观念：最高权威是宪法，而不是哪一个人。然后根据宪法原则，立各种具体的法律，对任何具体的事件都以有关的法律为准。如何实施？于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形式可以有各种不同，其精髓是限制政府的权力（power），保障民众的权利（rights）。

在高度工业化、复杂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只能靠刚性的法治，不可能靠感化、靠道德教育。不让毒胶囊制造者倾家荡产，道德高尚的药商就只好破产。所以当前在中国以大力宣扬文化、回归传统道德来应对恶性的社会问题，有的人是出于无知或天真，有的人则是有意掩盖法治的缺失，逃避制度的责任。

三、当前中国是制度问题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看在什么特定的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有了新的制度，需要大力突破旧的文化势力、思维习惯；而当前中国表现出来的道德滑坡，实际是制度问题，是法治缺乏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需要突破制度，建立健全的法治，使一个社会多数好人得好报，而不是相反。在保证好人有好报的环境中，人们自然会形成行善的习惯。诚然，比起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国人在文化上、观念上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有些旧文化、旧观念是十分顽强的，有了某种好的制度，还需要长期的教育和锲而不舍的推动，有时还要用强制手段，才能逐步实现。（例如美国反对种族歧视从立法到真正得到落实经过了一百年，期间还经过了联邦政府派兵到州里强制推行法院废除种族隔离的判决。）所以百年前孙中山提出“训政”，不过，一是要真的向这个方向“训练”，二是要在游泳中学游泳。若是整个环境背道而驰，再过一百年也“训”不出来。

澄清几个当前流行的说法：

——“用东方文化挽救所谓‘西化’的种种弊病。”这个问题我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已经阐明：所谓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纵欲、东方禁欲，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等等，只要正视历史事实，根本站不住脚。古圣先贤著作里提倡的，不等于实践中已经做到，相反，正因为现实情况相反，才需要大声疾呼予以纠正。（周恩来曾对外国记者说：你们看我们的报纸大力宣传什么，正是我们缺什么。）人们往往向往古代淳朴的民风，认为现在物欲横流都是市场经济之过。这就像怀念童年时期多么天真纯洁，长大后变得世故、复杂，生出许多烦恼。不论那个古代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反正是回不去了。连孔夫子向往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三代”，也回不去，何况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向着自由、平权、法治、人道的现代文明努力。

——“中国是所有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而延续至今的国家，所以说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特别优越而坚韧，因此无需改变。”

此说似是而非。首先“中国”指什么？如果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原，那么从“五胡乱华”到元朝、清朝，已经被“殖民”多次了。至少元朝时“中国”应该算是亡于蒙古族，清朝时算是亡于满族。否则为什么以岳飞、秦桧辨忠奸，为什么吴三桂、钱谦益算卖国投降？如果不算“亡国”，为什么要抵抗，打得那么惨烈？为什么一定被欧洲白人占领才算殖民？诚然，征服中原的蒙古族和满族在文化上都汉化了，典章制度也基本上采用中原皇朝的（其实清朝已经改了许多）。那是因为，中原当时的农耕文明确实比游牧民族的先进、精致，汉族的语言、文化（也就是上述第二点的文化内涵）实在发达，皇朝统治的制度设计的确非常周到，便于统治，所以它们就采纳。文化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流的。但是当19世纪中期，古老的农耕文明遇到工业文明入侵时，就不堪一击了。鸦片战争失败没有被英国全部占领，绝不是中国文化的胜利，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不可能，也无意一家独吞整个中国。假设——当然只是假设——中国在19世纪中叶像被蒙古族或满族征服一样，被某个欧洲国家征服，汉族的文化显然不可能把人家给同化了。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被同化，例如印度文化至今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典章制度上肯定是先进的同化或改造落后的。

有一点常为国人所遗忘，或故意忽视，就是实际上中国在文化上开放的时期比封闭的时期长，所以汉文化并不是单向的“以夏化夷”，而是不断融入和吸收了许多异族的文化，才有其生命力。最后一个阶段就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学东渐，才造就了今天的现代中国。没有这种开放和融合——有时是以民族屈辱为代价——中华文化早已萎缩。

当前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潮流下，封建糟粕沉渣泛起。我已有文章指出，在宣扬“妇德”、“孝道”的名义下，竟然“三从四德”、“二十四孝”以及奢靡的殡葬和豪华坟墓都在借尸还魂，而且和当下的官商腐败结合起来，把百年前早已摈弃的恶俗陋习以及文化糟粕又捡回来，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灾难。

妨碍文化繁荣的因素

一、权力的强制和利用

“思想不能用钱买”，也不能用强权压出来。大一统的政权和经济发达的所谓“盛世”不一定产生优秀的文化，历史上多次证实，我国思想活跃、文化繁荣时期大多是乱世：春秋战国、魏晋六朝、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期，等等。当然不一定非得乱世文化才发达。只不过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往往是专制统治特别强，同时对文化思想控制比较严，别的国家并不一定如此。

某一种学说一旦变成官学，就是它的不幸，或被歪曲利用，或片面发展其某一缺陷。统治者要假借一种学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排斥其他学说，用权力来强制定某学说于一尊，而且任意歪曲解释其所利用的学说。

二、高度实用主义、功利化

《方孝孺与布鲁诺》一文中提到中国人缺乏与现实无关的好奇心。中国人是多神教，对各种神仙也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给诸神也分了工，例如财神管发财、观音管送子、龙王管下雨抗旱，等等。进了庙宇不是净化灵魂而是贿赂菩萨。但是过去的文人还有田园的追求，在艺术上有浪漫的想象和创造的空间。现在的实用主义变本加厉。过去至少学生时代还有理想、幻想、浪漫情调，现在从幼儿园起就进入为一个世俗目标激烈竞争的绞肉机，创造力、想象力全被扼杀。

这个问题不限于中国。市场化到极致，会使文化低俗化。我翻译的《廊桥遗梦》曾经畅销，但人们只注意爱情与家庭责任的矛盾，没有注意作者通过主人公对市场摧残艺术以及人的退化进行的批判。我在《热潮退去话廊桥》一文中说到此点。

欧美国家过去中学必修拉丁文，后来取消了（有些学校还作为选修课），至今还有不少老知识分子认为是一大失策，看似无用，但是与文化底蕴、思维逻辑有关。就像中国学生如果完全不读古文、文言文，从实用观点看，似乎也没关系，但从文化传承来看是大损失。一切以当前是否“有用”出发，近来又有理工科人士主张完全取消文科之论。这与“文革”中的“最高指示”一脉相承，甚至“文科有害论”也不是新的。大约因为学了文科就思想不安分起来，只要理工，人人变成某一专业的工具就天下太平了。实际上，理科也是要抽象思维的，所以只要工科即可。

今日更有网络，还发展为微博，进一步快餐化。在中国现有的媒体受控制的情况下，本人对于网络和微博的积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如果只有这方面一枝独秀，就妨碍思想的深刻化。一切表达都语录化，而没有耐心静下来思考、反复论证、系统地考虑问题。本人一篇文章《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的遭遇使我体会到快餐文化的威力。这篇文章是我对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何以至此多年思考的结果，从两千年的传统讲起，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背景，比较系统地解释今天的现状。但忽然发现被不知哪位好事者只截取最后一段，并擅自加了个“六十年怪现状”的标题，在网上广为流传，前面的系统论述已经没有人注意了。只看这一部分大概比较痛快，人们没有耐心去探索历史根源，做更深入的思考。

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人性、制度的异化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内地相对而言，更紧迫的是制度问题，人权、自由、法治都在争取中。但是在很多国家，包括香港地区，自由、法治的问题解决以后怎么办？

一、自由不受权力的压制以后怎么办？

约翰·穆勒在 《论自由》中谈到自由的敌人除了强权之外，还有社会风气的力量，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同的本能。这种社会风气的力量甚至比强权还厉害。胡适在为《王小航先生文存序》一文中引王小航的话：要说真话，在“富贵不能淫……”三个条件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时髦不能动”，多少聪明人，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权威，只不能打破这一个关头，只怕人们笑他们“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叫他们努力学时髦而不肯说真话。

这段话先得我心。例如去年忽然大唱红歌，全国风靡，从当政者到各单位领导到市井百姓，都是“自发的”，然而大多是有组织的。除了重庆之外，没有地方是强迫的。我问过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是否上面有指示，都说没有。许多人也不是心甘情愿，但不知一种什么力量使他们觉得必须追这股风。其中个人也没有被强迫参加，既没有“威武”，也与“富贵、贫贱”无关，但很少人敢不参加。

以上这个例子还可以说是与权力的惯性作用有关，有一种潜在的威力。但是另外一种时髦的力量，例如追求名牌可以达到疯狂的地步。没有了缠足、束腰，出现了整容，在身体各部位动刀子，有的比缠足还残酷。这也是趋同。人人都没有自信，要模仿一种模式。五官、身材尺寸都追求标准化，失去理性也失去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女孩子为一个名牌手提包卖身，男青年为一部时髦的“iphone”而卖肾（是真事）。没有人强迫，都是自愿的。这多么可怕！

二、市场与民主的异化

这种追随时髦背后的推手是市场，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科学与市场结合，原来是产生平等、自由的社会，造福人类。但是现在二者结合产生人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引得人们疯狂追求，造成物质和精神的浪费。原来马克思设想有一天，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只要用很少的时间生产满足消费的需要，其余时间都去发挥自己的兴趣，从事文化艺术创作。现在生产力早已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人的生活越来越紧张。如同“红舞鞋”，不断地转，停不下来，不知伊于胡底。

当前乔布斯成为成功创业的英雄，我在上海《文汇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乔布斯给了我们毒苹果》（江晓原、刘兵科学文化对话）颇受启发。文章大意说乔布斯提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强迫大家接受（ipad），而把我们需要的东西抓到他自己手中（纸媒、书籍），最后的结果是扼杀文化的多元化。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市场从最自由，变成无形的专制，也是一种异化。

随着手段的日新月异，人性的贪婪更难得到遏制，已经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也面临异化的可能。人们一直相信，因为人性恶所以民主有必要，因为人性善所以民主有可能。民主是用性善的一面制定规则遏制性恶的一面，也就是荀子说的“以义克利”。到今天，现存的制度是否还有效？例如媒体原来的社会批判和社会良知的功能因抢夺市场、吸引眼球、讨好广告而趋炎附势、阿世媚俗；议会斗争以狭隘的党派利益裹挟大众的利益，等等。美欧所面临的问题深层次的也是制度文明面临革新的问题。

三、科学进步是造福还是祸害人类

20世纪初已经有人提出：人类掌控自然的能力超过控制自己的能力，担心科学的发展对人类带来灾难。到原子弹发明时，又有有良知的科学家大声疾呼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日益严重。

当前科学发展的两大祸害：（1）破坏环境；（2）军备竞赛和战争。这很明显，无须多讲。当然科学本身是中性的，主要还是取决于掌握它的人。于是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人的趋利本能能否受“不损人”的界限的约束？什么样的制度能“以义克利”？本文开头所说人类共同的善恶是非标准，还产生出一种异类：以群体名义颠覆个人之间的伦理道德。

人类自从有了组织乃至国家之后，用于个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在群体之间就不适用了。以民族、国家、宗教、种族、阶级、团体、党派以及革命的名义，可以杀人、放火、抢劫、欺诈而不以为恶。两千年前庄子概括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特别精辟。为私人的利益而做的恶行、犯罪，以国家或者革命的名义就变成大善、正义、崇高。例如说谎是恶行，但是外交官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而且应该说谎。当前流行的谍战小说和谍战剧更是在一个“敌、我”的前提下对人之常情和伦理道德的颠覆。在某个时期，一个种族把另一种族视为非人类，心安理得地任意屠杀，如早期欧洲人之于印第安土著、美国的种族歧视，希特勒以种族优劣的名义屠杀犹太人达到顶峰。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例外。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作为黄种人总是受白种人的压迫，就自以为仅仅是受害者，其实在历史上汉族对少数民族一向以“化外”之人对待，“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到民国时期，有些少数民族的名字还有犬字旁。

这种标准也有时代性、阶段性。种族歧视在二战后在人类的共同道德规范中列入了“恶”的范围，达成了共识。又如19世纪中叶，英国可以堂而皇之向中国或其他国家出口鸦片，现在任何一个国家以任何名义都不能公开贩毒。虐待俘虏问题，古代“坑降卒”几十万，或者把俘虏作为奴隶，现代有了保护俘虏的明文规定；战争中杀害平民，直到二战中还是被认为不可避免的，双方都有“地毯式轰炸”，现在虽然仍然有不少无辜平民在战争中被杀害，但是在国际准则上已经是非法的，不被允许的，只能说是“误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公德”是在进步。但是制造杀人武器，准备与其他国家作战，还被认为是国家的“正当行为”，而且方兴未艾，规模日新月异，不知拐点在何处。

一部世界史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现在我们还没有跨越这个阶段。以“爱国”、“革命”、“信仰”以及其他种种群体的利益的名义残害对手还有一定的道义的号召力。什么时候群体之间的道德标准和个人之间的道德标准一致起来，人类可望达到持久和平？但是留给人类的时间也不多了。

沉渣泛起之一[1]

宣扬何种妇女观？

近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下沉渣泛起，表现之一是妇女观。

随着商品大潮、拜金主义之泛滥，在社会观念中妇女回归附属地位，女性的角色实际沦为以色悦人的性对象。这种表现见于铺天盖地的商品广告、各种时代错位的电视剧中，已经由来已久，本人多年前曾为文述之；近来变本加厉，转而登堂入室，进入主流媒体、官方宣传。最近偶然见到几则新闻，令人不知身在何世。

其一，偶见某电视频道，号称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一位大嫂语出惊人：“女孩子婚前处女之身就是献给婆家的最好礼物！”主持人的介绍我现在记不清了，似乎这位大嫂是被奉为民间伦理道德的宣教员。也许这个节目的本意是针对时下的风气，教育青年在性行为上自律、自爱，不要太放纵。这当然无可指摘，但是目的是什么？应是为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不是女子的什么“贞操”。况且，在这个问题上对少男少女理应施以同样的教育，是否也可以说“婚前保持童男身是献给岳丈家最好的礼物”呢？那位大嫂显然没有这种想法。自古以来在两性关系上对双方的要求从来是不平等的，现在这种观念阴魂不散，不仅存在于小市民的落后观念中，竟然在主流媒体上加以宣扬。至于把婚姻说成女方“嫁到婆家”，这种陈腐观念至少在一百年前就已开始在知识青年中破除，民国初年就有无数青年男女追求婚姻恋爱自由，走出大家庭，建立小家庭。妇女开始走向社会，有了平等的就业和经济地位，取得人格的独立。先母是20世纪同龄人，如果活到现在应该有111岁。她于1929年与我父亲结婚前已经有社会职业，结婚提出的条件之一不是“房子”，而是“不嫁到婆家”，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当然这在当时还是少数，不过也不是“极个别”。我国女子教育、妇女就业，开始不算晚。这一过程充满与旧的顽固势力的曲折斗争，不是一蹴而就。好容易走到今天，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又忽然“一觉退到民国前”，能不令人感慨！

我绝不是无视当前青少年中生活不检点的风气和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方面是出于无知，一方面是大的社会影响，只能从加强科学和美育教育、丰富健康的课外文体生活等各方面加以积极的引导。那种向女孩子宣传“嫁到婆家”如何如何的说法，大约只能引来窃笑，对教育对象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却只能助长更加不健康的落后的社会观念。

其二，河南某地举行“妇德”研讨会。

如今全社会道德滑坡，各种伤天害理的事层出不穷，特别是官场的腐败令人发指。这是有目共睹，但凡有良知者都为之痛心疾首而思有以救之。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社会还是男权为主的社会。试看各行各业的高层，特别是各级权力中心，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普通劳动行业中也尚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在这个时候单独把所谓“妇德”提出来，而且是“传统妇德”是何所指？意欲何为？社会上诸多丑恶现象是否要妇女回到“三从四德”，都做烈女节妇就可解决？色情业的主导方是嫖客还是妓女？如今官场风靡一时的所谓“二奶”、“三奶”以致“n奶”主要的道德败坏在哪一方？手中掌握权与钱的男子把道德责任片面推到女人身上也是惯技。自古以来“红颜祸水”之说，顺手拿来，十分方便。有幸取得一定社会地位，有一定话语权的女同胞们且不可上当，反过来助长这股逆流。

那场“妇德”会议的详情，我不得而知，但并非出自“山寨”，而是有当地头面人物和官方的支持。从见到的有限发言资料来看，似乎议题之一是讲在社会上事业有成的妇女如何兼顾家庭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把家庭看作是妇女单方面的责任也是误区。既然只有男女双方才能组成家庭，男子之需要家庭的温暖并不亚于女方，那么男方对家庭就有同样的责任。至于妇女因生理特点必须担负怀孕、生育和哺乳，正好说明应得到特殊的关注。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兼顾家庭和事业，应从完善社会制度、设施和立法来予以保障。实际上，在这方面倒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例如带薪产假、女工多的工厂有哺乳室、托婴室，哺乳期的女工在工间有半小时不等的哺乳时间等，在劳保条例中已有规定，并付诸实施，也不允许因生育而解雇女职工。各单位收费低廉的托儿所、幼儿园也相当普遍。当然这一保障的覆盖面还只限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职工。男女分担家务在一个时期内至少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已经不成问题。如今在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有新的办法，在职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对女职工更需要额外的关注，从立法、制度上切实予以解决，而不是像希特勒那样宣扬妇女回到家庭去。事实上这股逆流在青年一代中正在悄悄兴起，值得全社会予以关注，特别是社会学界和教育界。

中国的传统道德不乏可以继承的优秀部分，我已在其他文章中详细阐述。但是传统的“妇德”正是妇女作为附属品的产物，恰恰是几千年来奴役、残害妇女的枷锁，只能扬弃，无法继承。十多年前，本人偶因好奇仔细阅读了《后汉书·列女传》，那是表彰两汉杰出妇女代表的名单，四百年来入选此“光荣榜”的只有十七人。其中除了蔡文姬和曹大家是有名的“才女”外，其他人的事迹都是以“节烈”为特点，而且大半是自杀的，其情节之悖理、荒唐，实在匪夷所思。即使那位以继父兄完成修《汉书》而出名的曹大家，在《列女传》中的事迹主要不是言其修史的贡献，而是详细介绍她作的《女诫》，其内容实际上就是“三从四德”的来源。经过近一百年仁人志士（其中包括有先进思想的男子）的奋斗，终于争得如今妇女在法律上平等权利，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现在忽然又提出“传统妇德”来，其倒退、滑坡岂止以道里计！

我并不是否认方今妇女在道德滑坡中也有一份，对社会风气应负一份责任。但“传统妇德”不但不足以正风气，反足以助长男子凭特权而作恶。事实上，我国妇联一直提倡的口号“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在方今的形势下还是适用的，应该予以贯彻，只是还需要增加新的内容。对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而言，最急需的是公民教育，培养合格的男公民、女公民。不论男、女，都应懂得自己的权利与对社会的义务，而平等正是其核心价值之一。

其三，“两会”期间一位人大代表，建议二十岁的女子嫁给四十岁的男人以解决住房问题。这一提议被民间传为“两会”“雷人语”之一，在网上已经引起一片哗然。这一提议有两重含义。一是掩盖了当前住房难的真正根源，开脱了体制、政策以及官商勾结等种种弊端的责任，把一个严肃的问题轻浮化。事实上到四十岁还买不起房子的男子不在少数，根据这位人大代表的逻辑，只能排除在成家考虑之外。二是把女子嫁人看作是谋生之道。

关于第一点，当前的住房政策和现实对造成青年一代“蜗居”的困境，是另一个大问题，不在本文主题之内。本文着重讨论的是第二点。

这位人大代表提议的出发点实际上与当前的社会观念有一致之处，就是回到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只是现在吃穿问题不大，代之以住房。而且公然提倡变相的买卖婚姻，青年女子为房子而卖身，牺牲终生幸福。按理说，养家糊口是夫妻双方之事，至少在笔者这一代城市居民中已经基本实现，当然前提条件是实现男女就业机会平等。如今住房责任片面加于男方，既对男方不公平，也与女子经济地位下降、就业机会不平等有关，同时也是社会观念问题。特别不合理的是，住房成为男方父母的责任，以至于有些父母不堪重负，开始出现“不重生男重生女”之说。风气所及，我发现，甚至在本应思想比较现代的高校中，有成年儿子的教授家庭也以为儿子结婚准备房子为己任，又见当前出现家长为儿女相亲之风。据说女方家长一见面先问对方收入和房子，此条件如不能满足，一切免谈。名义上是为女儿幸福着想，实际上等于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房奴”，形同商品。如果房子是要“挣”来的，那么女子本着自立自强的原则，也应该努力去“挣”，而不应该完全依赖男方；“先立业，后成家”如果是一个原则，对男女双方都应该是一样。这不仅是从男女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同时也是从工薪阶层经济生活的现实考虑。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色人等有各种思想观念本不奇怪。只是既然以代表“先进文化”为号召，那么在主流“导向”中，在庙堂之上堂而皇之的“建言献策”中，这种糟粕沉渣就显得格外扎眼、刺耳。由于现在基本上还是男权社会，对于女子的附属地位，男子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即使认同平等自由、锐意改革的明达之士，对方今在妇女问题上的严重倒退往往熟视无睹。经济上比较宽裕的，心安理得地享受家中“全职主妇”的照顾不在少数。实际上，方今妇女观的问题与整个社会道德伦理滑坡的问题，乃至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是一致的。傅立叶的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尺。”揆诸今日之中国，更是一言中的。

[1] 本文写于2011年4月，发表于《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7期。

沉渣泛起之二[1]

奢靡殡葬

在房价问题进入“国策”层面，困扰朝野之时，忽见墓地价格超出房价，令人惊愕，也是“盛世”新事之一。

何以至此？从经济层面讲，很好理解，既然有富豪一掷千金建豪宅、购豪宅，那么他们也可以一掷千金为死去家人建豪华墓地。而墓地的供应少于房地，自然就价格飞扬，这是供需关系决定的。但是对墓地的需求却是社会风气倒退的结果，而且也与当下“弘扬传统文化”有关。

我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特别是汉民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密度极大。汉民族重土葬，如不加节制，势必死人挤压活人的生存空间，而且棺木使用木材也是一大浪费。为此，近代以来提倡火葬，移风易俗。1949年以后，由政府大力提倡，官员领导带头，已经逐步为广大百姓所接受。这是一大德政。殡葬场设存放骨灰盒之地，大大节约了空间。

不知从何时起，土葬之风又悄悄恢复。明明已经烧成灰，却还要占一块地埋葬骨灰盒，并建墓树碑。渐渐地，墓地日益扩张，不亚于棺木占地面积，失去了火葬的意义。我国土地都是国有的，随着“卖地财政”的政策，卖墓地也成为一项政府部门增收之道，同时也加入毁山林、毁良田的工程行列。更重要的是原来建立新风尚的成就前功尽弃，一些恶俗陋习迅速蔓延，而且“与时俱进”。老百姓在坟前象征性地烧些纸钱的旧俗，如今发展到从房子到一切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而模型越做越精致。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篇小说《大喜丧》，以调侃的笔调描述一家农民出殡的情况，在焚烧的祭品中有当时时兴的自行车、电视机等模型。这是对残存的陈规陋习的一种讽刺，读后令人捧腹。不意二十年后变本加厉，不但烧的祭品日益奢侈、“现代化”，而且也与世风日下、生活腐化联系起来，据说还有烧“小姐”模特的，以便死者（当然是男性）到阴间享受！

这种殡葬早已超越老百姓的旧习俗，而为新贵、暴发户的另一种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与其他领域一样，官员可以动用“公家”的资源。所以地方官以长长的公车车队为父母办理隆重的送葬仪式，或村官家里办丧事要学校放假全体师生送殡，乃至收受各种“自愿”奉上的“奠仪”的丑闻屡见不鲜。上行下效，流风所及，殡葬仪式越来越奢华，坟墓占地越来越大，以至于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当初提倡火葬的初衷了。这怪不得平头百姓积习难改，而是官方带头所致。最近引起热议的事件，是华国锋故乡花费几千万公款、划出大片土地为其造墓。当地官员理直气壮地称“规模小了对不起他老人家”云。这可能是这些官员的真心话，也就是在他们的观念中，坟墓越大越表现对死者的尊重。迄今见到的有关华国锋生前的口碑，都以克己、简朴为特点。果真如此，他会同意为他造墓而靡费如此巨大的民脂民膏、占据如此珍贵的土地吗？

按照我国官本位的制度，八宝山的骨灰室已经分了等级，过去高官的骨灰盒已经按级别各就其位。记得上世纪70年代，“9·13”事件后，曾有短暂的批“极左”的空隙，一部分老干部落实政策，其中受迫害而已去世的，重新开追悼会。此时发生了家属为死者争“级别待遇”而争骨灰室的规格之事。我在某一场合亲耳听到邓（颖超）大姐提到这种现象，说（周）总理批评：活着争位子，死后骨灰还要争格子，还算共产党人吗？（不过现在想来，继古埃及保存木乃伊之后，以现代高科技保存领袖尸体以供万民瞻仰，恐怕也是国际共运的创举。我想周本人决心不留骨灰，撒向大海，也有深意在焉。）不论怎样，在我国当前制度下，高官们的骨灰在八宝山还是有与其地位相当的存放地的。

为华国锋造墓一事有理由令人担忧。如果今后高官们要求“魂归故里”成风，而一旦成为贵人，故里可能就不止一处，自己的以及祖宗三代的出生地都可以成为故里。可以想见，将出现各地方官争骨灰、争相攀比造墓的规模的现象，倘若家属再参与其中，将会是怎样一种景象？那就怪不得无官而有钱的人家争相营造豪华坟墓，殡葬仪式也成为一种比阔气的虚荣。于是平民百姓生者居无屋，而权贵巨贾死后广厦千里。殆矣哉！

如今清明节被正式列入国家规定的假日，其用意是弘扬传统孝道，取慎终追远之意。具体落实到行动，就是鼓励清明节扫墓。这前提是家家有墓可扫。那么今后老人去世，子女似乎非买墓地土葬不可，否则以后无处扫墓，会被认为不孝，自己也于心难安。是否无形中又提倡恢复土葬呢？如果“墓小了对不起他老人家”成为共识，“房奴”之外又要增加“坟奴”，那些连“房奴”都做不成的蜗居客将多背一层沉重的精神负担。毕竟，现实绝不像电视剧那样，每死一个人，下一个镜头立刻就能变出一座墓碑镌刻完整的新坟。于是，生前的贫富悬殊带到死后，实际还是留给生者。“经济适用房”落实维艰，政府又要套上“经济适用墓”的枷锁。提倡清明扫墓者不知是否考虑到这些涉及千百万子孙后代的“细节”问题？

一方面，千年文物古迹、百年名人故居在“建设”的名义下惨遭无情拆毁；另一方面，以“弘扬孝道”为名大面积占地造墓，殡葬奢靡成风。若云“传统文化”，“厚养薄葬”的古训不也是“传统”？“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不也是圣人之教？事实上，关于殡葬问题，公益性、过渡性公墓等政策，我国政府早有条例规定，不少村里也有公益性的骨灰堂，而且原则上早已有政策鼓励多种葬法。但是与其他方面的法律法规一样，在实际行动中又是另一回事，而带头破坏者往往是执政者自己。例如用墓地营利就是政府行为，带头厚葬也主要是有权有势的人物。本来，移风易俗是一件长期、艰难的事，即使上面大力积极提倡，尚非一日之功，何况反过来，以负面榜样“以身作则”！

与殡葬相对应的是婚礼，日见奢华靡费，令人咋舌。达官贵人中西合璧，花样翻新，尽情挥霍；平头百姓为了“面子”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此风日长，将伊于胡底？

[1] 本文写于2011年5月，发表于《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9期。

一根萝卜的革命[1]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项事业的历史，篇幅不长而内容极为丰富，令人感动也发人深省。《一根萝卜的革命》的主题——有机农业，正是当前我们的热门话题。他们的故事不但传授了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传达了多方面的真知，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

理想主义与实干精神的高度结合，知与行的高度统一 没有高度的理想和激情，这种精神是不会支撑很久的。但是另一方面，一种好的思想要付诸实施，我们就必须脚踏实地，照顾到多方的利益，解答现实中的质疑和各种实际问题。“好事必须是可持续的，不能要求多数人长期为理想而牺牲。”这是建设性的事业与激情的革命不同之处。有机农业的利益攸关者，主要是两头，一头是生产者，一头是消费者，要使双方受惠，因地制宜，不拘一格，摸索出一套成功的经验。

不断开拓新的道路 从近期目标走向长远目标有迹可循：治理污染→优质食品→农民福利→国家利益→全人类发展方向。

面向大众，普惠全社会：“大地”的宗旨中有“四不”，前三“不”涉及农药、化肥和除草剂，最后一“不”特别有意思，是“不对他人恶语相向”，想必这一点是从面对误解、攻击和竞争对手的各种手段而提出的对应态度。因为“大地”的目标是普惠全社会，“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只有精英的乌托邦”，而是摈弃“自我主义”。这一理念决定了“大地”的一系列规划和具体行为方式。他们不怕竞争，在其他同类企业兴起、形成竞争态势时，采取欢迎的态度，不吝惜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交流中提高自己，始终与人为善。这是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

下面这段话是本书对不断创新的总结：我们面前没有现成的康庄大道。路要靠自己去开拓，也许会充满风险和坎坷。但是开拓道路一直就是“守护大地协会”的风格。……我们走的不是顺风顺水的康庄大道，而是在荒无人迹的地方凭着自己的力量开辟一条道路，并体会到作为开路人的乐趣。

“乐在其中”的企业文化 尽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遇到多少误解和置疑，绝不把工作变成“悲情”事业。相反，把这作为一项快乐的事业，看到自己付出的努力惠及越来越多的人，乐在其中。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这当然不可取，而有人以自己忍受痛苦来为他人谋快乐，这种精神可敬佩，但是难以持续，特别只能少数人做到，难以号召多数人参加。只有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为别人谋求快乐上，是最高境界，并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进来。当然，这还取决于个人的快乐观，这种快乐既是建筑在理想的基础上，又要有宽容、开放的胸怀。根本没有理想的人，或者心胸狭隘的人，很难从这样的事业中获得快乐。

工业化是否一定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实际上，这本书和作者所身体力行的宗旨，提出了一个对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工业化是否一定要以牺牲农业、破坏环境为代价，“是建立以工业为中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型的国家，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中心，不破坏生命循环的社会？”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终究是根本。“人类制造了太多威胁生命的东西……农业并不只是为国民生产粮食的产业，食物也是孕育生命之根本，与人类健康以及水、大地等环境问题息息相关。”我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一直有一种观念，认为工业国先进，农业国落后，牺牲农业和农民，为城市化工业化服务是理所当然。现在到了转变这种观念的拐点。这是基于多数国家工业化过程的惨痛经验教训，只有少数国家能工农业兼顾（如美国），但也经历了环境严重污染的过程。本书一开始所描绘的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触目惊心的景象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何其相似！书中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正如书中所指出的：“有机农产品是一种精神食粮。有机农产品不单纯是商品，而是文化的集合。”在倡导有机农业中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就是重视效率和生产性的价值观与珍视生命与环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所以，有机农业不仅是一场产业革命，而且也是回归人性和自然的革命。

“大地”在走向世界中把中国也包括在内，愿意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理念和实践经验，是及时雨，是大好事。在“生命之根本”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国界的。

富平与“大地”达成合作是经过了多年的沟通、交流，在深入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和藤田先生和他的同伴一样，以茅于轼为首的富平团队也有理想与实际行动相结合的特点，也是不满足于现状，而不断开拓、创新。大家都认为“有机农业”是一项值得做的事，“大地”的经验也给我们很多启示。不过中国的条件与日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当前全社会面临信任危机。“以小人之心度人”，这项事业刚刚开始，已经有了真假难辨的问题。所以与消费者建立信任，保证生产方恪守规则，都是比较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事情主要靠这样的人，一点一滴地做。

[1] 本文为藤田和芳《一根萝卜的革命》（三联书店，2013年）中文版序言。

复古与现代化[1]

我们失去了判断力吗？

问：现在不少人在担心，中国人将在精神上失去自我，因而提倡发扬儒家精神、读经，等等，中国是正在兴起一场复古运动吗？

答：我总感觉，这样的一种思潮或许不是“运动”，其实是媒体炒出来的。真正在做这些事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现在有几个学生真的在读经？这种东西，先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它起不了多少作用。有一些人主张以儒教为国教，行得通吗？根本行不通。所以这场“运动”实际的影响力和声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中国人一开始觉得自己落后，要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东西，后来又觉得这下子把自我给丧失了，于是又有复古，这个来来回回的循环，已经好几个来回了。

但是我认为，今天的危机，还不在于传统文化怎么样，而是在于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以后，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在不断降低。当“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各式各样的外来东西都汹涌而入的时候，中国已经是在一片沙漠之上来接受这些东西了——本来在各行各业都应该有高水平文化的知识分子，结果都没有了，于是面对外来的东西无所适从。我们很难去选择，没有了选择的能力和判断力。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吸收的，往往不是别人的精华，而是最浮浅最庸俗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要去吸收别人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你脚底下的土壤是什么？——这是靠读经解决不了的。

问：你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外来的东西，往往会是一种误判？

答：对。当前流行的许多对东西文化特征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例如说，“西方主纵欲，东方主禁欲”、“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西方对自然是征服，因而破坏环境，东方有‘天人合一’思想，因而顺应和保护自然”，等等，这些都值得质疑。比如关于纵欲还是禁欲，应该说，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进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并非哪个民族的特色。强制过分，则扭曲人性；纵欲无度，则社会失序。在这方面，看不出中国比西方社会处理得更加成功。追求享受和纵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绝不亚于任何国家，只是一则比较隐蔽，没有西方人那么坦率；二则不平等，一方有无限权利，另一方需尽无限义务。例如，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绝无平等可言。在中国古诗词中，名篇名句相当多是描写和美化嫖娼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那也是千古传诵的诗句。

中国古代当然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春秋战国时代曾经有过真正的百家争鸣。如果谈传统文化，就不能像董仲舒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当然，中国传统中关于个人修养方面确实有许多好的东西。我们常说某人有点旧道德修养，是一种褒义，指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孔子有一种理想，是统治者都应该是道德高尚的君子，然后以身作则，影响百姓。这是典型的“人治”。

我们仍需要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

问：那么说到我们脚底下的土壤，您认为如果没有外力的侵入，从我们的儒家传统中，可以生长出现代化来吗？

答：这就要说到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没有这两样东西，能不能前进，实现现代化？不能。它们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充足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而这些，从我们的儒家传统中（或是法家或其他家文化传统中）能不能自然生长出来？不能。至少三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没能生长出来。如果没有近代史上的外力，非常残酷的外力，屈辱的外力，把这个传统冲开了，我们都看不到，原来人家有这个。现在有人硬要说，我们从《论语》、《孟子》里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我实在看不出来。

所以我认为，“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偶然的。“五四”精神，其实不是从1919年才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有识之士就开始想，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第一就想到武器不行。要船坚炮利，就开始造武器。然后想光造武器不行，就开始搞工业，这才有了洋务运动。学校开始学声、光、化、电等科学。然后，就是大臣出去考察，有郭松焘这批人，他写回来的报告，发现人家制度比我们优越。后来，康梁变法失败，又有孙中山的革命，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样子——也就是说，从武器，到工业，到科学，到制度。但是，制度是变了，也有了议会，实质上仍是假共和之名，新瓶装旧酒。所以，人们觉得，要进一步，思想必须革命。这才有了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当然，有人说，光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还不够，这里没有讲个人自由。但是，起码德和赛这两样东西，今天也还没有在中国正式扎下根呢。

问：记得你有一篇文章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西方在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进入现代化的。

答：如果西方还是处在中世纪，在天主教那样一统的压迫底下，它也是进入不了现代化的。西方人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14世纪到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他们是每解放一点思想，生产力就往前推一步，然后再解放一点思想，所以到18世纪时思想家辈出。没有解放思想，没有对一个古老文明的改造，你不可能进入现代化。德先生、赛先生，其实已经是全人类的共有精神财富。

问：也就是说，民主，科学，自由，这些是普世的价值观？

答：如果人的天性不爱自由，为什么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把监狱作为一种惩罚呢？但光是人身自由是不够的，还需要思想自由。人跟禽兽不同，就在于有思想。欧洲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宗教革命，也是一点一点来的，开始并不是反对信教，而只是要改革信教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看《圣经》。这是第一步，思想解放。所以马丁·路德先把《圣经》翻成德文。过去只有拉丁文的《圣经》，老百姓不能看，只有专家才能看。现在大家都可以解释《圣经》了，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教派，也就是对教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还是在基督教范围内，没有说可以信别的教，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宗教自由了。你可以自己与上帝通话，你也可以不用去教堂做礼拜，在家就行。这个过程，就有流血斗争，产生了区别于天主教的新教，如公理会、圣公会等教派。这也是一个过程，有一二百年，这样，慢慢地达到信仰完全自由。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回归。我绝对不反对中国人多受一点传统文化熏陶，但是有一些人的想法，是以这个（传统）来抵制西化，就是说，不要这个价值体系，从老祖宗那里重新开始。首先，是不可能的；其次，中国人也不可能完全西化。这么大一个国家，十三亿人怎么西化？根本不可能。

从布鲁诺与方孝孺这两位烈士说起

问：您提到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德先生或许不是中国自来就有的东西，那么赛先生，科学的东西，中国古时不是有四大发明吗？你写过一篇关于方孝孺和布鲁诺的文章谈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能详细谈谈吗？

答：中国是有四大发明。但是，中国的古代科学，没有理论的总结，都是器物方面的发明。没有物理学，没有化学，都是智慧、聪明的工匠的经验累积。而且，这些经验也无法普及，没有群体，没有一个机制，让这些经验再上一个台阶。这和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科技发展，大都是为皇家的需要，不是为市场、大众的需要。在当时的体制里受重视的不是工程师、科学家，而是搞政治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非常成熟。但是在科学理论方面，制度是不鼓励发展的。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讲过布鲁诺与方孝孺的故事。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的老师。他后来坚拒为造反夺位的燕王朱棣（永乐帝）起草登基诏书而慷慨赴死，不但被“磔于市”，而且“灭十族”——连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也受株连，其“扩大化”可谓空前。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由衷敬佩。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过了近二百年，意大利人布鲁诺以传播异端于1600年被罗马教廷处以欧洲当时的极刑——烙刑。他在狱中七年，援引教义为自己辩护，只是坚决不肯接受他可以获得赦免的唯一条件——否定“日心说”。其捍卫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永为后世所称道。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临刑前他的舌头被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不过好像古代欧洲没有株连之律，他只一人遇难。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过，就抽象的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布鲁诺为之奋斗的，可以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动一步，而方孝孺为之牺牲的，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弟弟应该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都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们应该学会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外国人打交道

问：为什么中国人时不时会忽然一下子觉得，坏了，我们要西化了？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就冒出来了？

答：这常常是我们与西方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有关。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是提高了，但是面对比较强大的国家，还是有种不平等的感觉，因此就把国家关系跟文化的交流和互相吸收、互相影响混为一谈。比如人们常常谈，为什么我们翻译外国的书，远远超过外国翻译中国的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你要知道，这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互相交流的过程。这与爱国不爱国关系不大。你爱国主义高涨，花好多钱，拼命把中国的东西宣传出去，但人家也没接受，那怎么办？没有市场，也是白搭的。把文化的交流、思想的撞击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或是帝国主义侵略、霸权主义混为一谈，往往会在文化上产生一种保守的回归。

我们应该学会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外国人打交道，而不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或是排外的心态。举个例子，当年中国参加WTO的时候，我记得龙永图就说，他最怕的就是每次谈判，成功一点或失败一点，都会被上升到民族荣誉或民族屈辱的高度。现在国际上的竞争，经济上人家要卡你，你要卡人家，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在国内不同企业间，也有这样的竞争。这些斗争，不要一天到晚把它看成是民族屈辱或是民族辉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实事求是。

如果别人是有精华的，我们就老老实实学习。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学了一点之后，又回过头来说，我何必学他呢？这种犹豫，来来回回是非常多的，日本就不这样。我最近还在一个会上碰到一个日本人，他就说日本没有中国这种包袱。它在维新的过程中，看见什么好就学什么。原来日本的文化传统是汉学，后来它抛弃了汉学，学“兰学”——指荷兰，因为它最初接触的西方是荷兰。这个时候，它放弃学中国并不是因为要仇恨中国了，它就是觉得这个对我有好处，汉学对我的现代化已经没好处了。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心态。不是学着学着就想，我凭什么学你，我老祖宗比你还阔呢。我们要抛开两个东西：一是我当年多辉煌，二是我现在倒霉的事都是外国人造成的，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了。

问：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认为中国人学中文重要还是学英文重要？

答：我特别认为现在中国人应该多学中文。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的父母，从幼儿园就让小孩念英文，用他们的话来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认为小孩将来的前途在他英文好不好，中文根本就被忽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这和复古读经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国家的人，他的文化水平拿什么来衡量？除了专业之外，他的基本文化水平，就是他本国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加上他对本国历史的了解。这两样东西，现在都没了。包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如果是学世界史的，他对中国史的知识就极为贫乏，这倒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要是这些都不知道，会非常容易盲从，对于西方的文化到底该要什么，也不知道。

我发现现在有一批中青年，崇尚复古的，其实是没念过多少中国书的。看到了一些，就觉得了不起，“原来还有这么辉煌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传统里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中国人不读中国书，这确实是一种危险。当然，这样对西方文化也不可能真的了解，也会一知半解。英文也不可能都学好，靠学托福来学英文，绝对好不了。

所以我说，真正的危险是在这个地方：整个没有文化了，整个文化水平降低，而不是要西化了，或是没有传统了。正是因为整个文化水平的降低，所以无论是对外来文化还是传统文化，都缺乏辨别能力。

我还要再三强调，现在总体中文水平降低，对中国历史文化无知，是很值得忧虑的。与其唱高调，提倡尊孔读经，不如先下点工夫消灭电视屏幕的错别字，并净化广告语言和形象，这对青少年乃至广大公众的影响要大得多。讲到了解历史，我们重点要了解近代史。自从中国大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以后，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探索社会进步的真理和改造中国文化的道路，已经做出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为此牺牲生命，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许多我们今天争论的问题，他们早已论证过，并且非常深刻。我们需要了解、尊重和继承他们的努力，然后在这基础上继续前进，完成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1] 本文原发表于2006年10月《中国新闻周刊》第300期。采访者：黄艾和。

复古与现代化

要启蒙不要运动[1]

独立与启蒙

问：您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曾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颂圣文化”，“颂圣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最主要的还是皇权专制，大家觉得国家兴亡取决于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一切的功劳最终归于皇帝，臣子居功的话就叫“贪天之功”，这个“天”就是皇帝；但要是有错的话，底下的人负责，所以叫“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种传统在新形式的政权里延续下来。

问：您为什么说“中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

答：“颂圣文化”为什么需要启蒙？因为人们不再用常识来判断问题，变成自己没有自己的脑子了。说到底，就是我们应该追随圣人之教，还是自己来考虑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尊孔”？

答：2005年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叫《孔子之用，大矣哉》，讲孔子被利用到了什么程度。我忽然有两种感觉，一是历史上最尊孔的都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另外一个就是，康熙那个时候需要借着孔子的威严来笼络知识分子，当时解释孔孟之道的权利还在大儒手中，知识分子还是有一点独立性。

后来我慢慢想清楚了知识分子的道统问题，为什么当初面临杀头的时候，还有知识分子敢死谏？因为真理还掌握在他手里。为什么后来不敢了，变成了“我永远是错的”？我在那篇《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里第一次提出，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

问：您曾说，历史上凡是思想比较解放的朝代，大多都“非孔”。是不是当下开启民智、兴起启蒙，也需要打破儒家思想的束缚？

答：我说“非孔”并非要把儒家整个的思想体系都废掉。但是孔子这个符号，千百年来已经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了，每次要革新的时候，就被拿出来抵制普世价值。所以你要想启蒙，要想冲破这个思想，一定要“非孔”不可，但“非”的是它被当作一种专制的工具。

问：但有些人会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特有文化。

答：有一位老先生跟我说，我们有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与外国不同的。我说，文化基因的概念拿出来是比较危险的。在中国，汉族是绝对多数，但你要因此就无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就不得了了。你这么说，国家就要分裂了。比如，美国那么多民族，每个族裔的文化基因也都是不同的，这个国家怎么团结？

你说所谓“常识”，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但是他就是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说得玄而又玄，说到最后就是“我们不要改”。

问：80年代，李泽厚曾评价“五四”是“救亡压倒启蒙”，您怎么看？

答：启蒙也是为了救亡。我认为是革命压倒启蒙。当时反帝很重要，人们老是觉得中国是受外国欺压的，现在有个领袖不怕外国欺压，领着中国人站起来，大家就都觉得我们之前真的没有站起来。我父亲也是这样，只要看到政府对外国人很强硬，他就很高兴。

问：在这个“去神圣化”的时代，“颂圣文化”还有体现么？

答：现在“颂圣”比以前少些，但依然存在。现在还有两个替代的东西：一个就是实际利益，现在的青年“形而下”的想得比较多，“形而上”的想得很少。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少想到我以后要有一套房子，都是在一起讨论务虚的问题，要不就是讨论哪本书怎么样，要不就是讨论救国之道。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用民族主义情绪煽动年轻人还是很容易。

问：中国是否需要一场启蒙运动？

答：启蒙不要作为一种运动。只要每个人凭良心，无论你相信什么信念，只要是真诚的，不是为了媚上，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大家在无形之中照亮自己的心灵，传达进步的更加接近人性的思想和观念，并相互启发。

问：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缺少启蒙，但是为什么我们启蒙了这么多次现在还在呼唤启蒙？

答：刘苏里在那天的自选集发布会上说，“五四是救亡压倒启蒙，现在是挣钱压倒启蒙”。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权力压倒启蒙。

启蒙并不是万能的，有的是因为你没想到，无知的缘故；有的是利害关系。我觉得中国的成语真的是非常智慧，有个成语叫“利令智昏”，利益所在的时候，你就未必用脑子去想。

问：在您的自选集发布会上，梁文道把当下的社会问题比作“皇帝的新衣”，大意就是现在启蒙也白搭，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就想这么混下去。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的看法是，不见得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也不见得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

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个比喻，皇帝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但他其实已经在生病，只是由于这件华丽的衣服，他就觉得这些病已经被掩盖起来了。可是，稍微有点儿医学常识的人一眼就会看出来：他其实是有病的。

问：您曾说“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答：我只是觉得，现在说话比较尖锐的、讲得比较透的，老人里比较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正是这个年龄的人负担少一些，既不会再失去什么，也不能再得到什么。另外，这个年龄的人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把事情看得比较透，自以为看清了很多问题。至于年轻人，其实也有很多很优秀的，我就很看好韩寒。

问：您希望在年轻人中多一点像韩寒这样的人？

答：对，其实“五四”时候的那一批人，都跟韩寒的年龄差不多。胡适那个时候也才二十八岁。但现在年轻人确实有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谋生的问题。

问：如果用梁文道的比喻，正因为现在八十岁以上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反而成了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个“小孩”？

答：所以我说，童言无忌，老言也无忌。

[1] 本书据2011年《京华周刊》记者刘洋硕采访稿整理而成。

关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几个问题

承蒙盛情邀请，本人因日程冲突，不能与会，以此作为书面发言，聊以塞责。

今年三联书店出了拙著《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第三版，比前一版有修订和补充，主要增加部分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状况及本人的看法。以下的观点大部分在书中有详述，这里只能简单地概括。

美国的经验和做法对我国是否适用，哪些可以借鉴，哪些无法移植？针对近来所发生的一些引起热议的话题，在这里作一些探讨。

最大障碍还是体制和法规问题

一般人都关注中国的富人或企业捐赠情况，似乎只要有人捐钱，多多益善，并且常拿中国富人财产的捐赠比例与美国富人作对比，似乎美国富人要慷慨得多。这是两国国情不同。

一、中国的企业家缺乏安全感

目前，中国捐赠的主体还是企业与企业家。美国的企业家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的主人，不论财富多少，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指外来的力量，至于个人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又当别论）。他们热爱那个使他们获得成功的社会及其制度，自信有能力也有责任维护或改良之。

反观中国现阶段的民营企业家，平时需要看官府的脸色，时刻担心风吹草动政策变化，命运沉浮不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中。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即使身价百亿，也缺乏长远的信心，于是狡兔三窟，一部分资金移到国外，以应付不虞之变。这是处境的根本不同，自然影响捐赠的心态与能力。何况，中国在富豪排行榜名列前茅的实际上是国有企业。

二、政府管理的观念以防范为主

美国的捐赠渠道通畅，人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公益，随时可注册基金会，手续简便，门槛很低，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业务范围，不营利就行。非营利就不交税，唯一需要防止的是非营利组织暗中营利，所以唯一的监管部门就是国税局，没有其他“婆婆”。这是事后依法惩处之事，而不是事先预设各种高门槛。

中国的管理观念是以防范为主，政府对民间社团天生有一种警惕心理。种种条例和政策多是遵循“宁枉毋纵”的原则，因噎废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为了防止少数人做坏事，不惜阻碍多数人做好事。至于各种滥用权力、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之事属于犯罪范畴，这里不去讨论。只需要指出：正是这种不健全的政策法规不但阻碍了“好”的民间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为这个行业的腐败开了方便之门。

三、捐赠渠道不通畅

由于以上原因，即便在目前情况下，实际上捐赠的意愿与资源仍多于捐赠的渠道。试假设，明天忽然有一大批富人决定捐出财富的一半做公益，立刻发生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渠道？捐给谁？如何操作？在中国，个人和民间组织做慈善公益事业，要取得合法地位的程序之复杂、操作之艰难、通向应受益者的道路之曲折，是外人很难想象和理解的。业内人士深有体会，而一般公众却不大了解。其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管理体制和理念的问题。

四、公益慈善的本质（民间性、自愿性、自主性）未得到贯彻，官办基金会的弊病日益凸显

公益活动从根本上讲，是公民的自愿行为，公益组织当然是民间社团。但是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少数规模宏大的官办公募基金会成为公益慈善的主体，国际上称之为“GONGO”（政府主管的非政府组织）。这一独特现象不但美国没有，全世界都少有。这是计划经济和行政垄断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在特定的过渡时期是必要的，这些组织也曾做过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但是这毕竟是过渡时期一种不正常的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病日益显著，而且实际上已经起到阻碍民间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作用。

“GONGO”的问题与国有垄断企业有类似之处：一是享受特权，在向社会集资和税收优惠上都得到政策的倾斜，民间慈善组织处于完全不平等地位；二是管理官僚化，内部制度不健全，其资金来源大量集自民间，却与地方政府有割不断的关系；三是业务范围广、负担重。仅以汶川地震为例，如此大量的捐赠财物都通过红十字会渠道，需要多少人力才能应付？由于财务不透明，至今捐赠的流向仍受到公众的质疑。红十字会因酒席账单事件、郭美美事件，被推到风口浪尖。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红十字会并非第一个也非最后一个遇到这种尴尬局面的“GONGO”，这种畸形的组织形式彻底改制已经刻不容缓了。

五、与政府的关系没有理顺

政府以财政拨款用于社会保障，包括扶贫、救灾、教育、医疗等，那是福利政策，是政府职责所在，不能称作“慈善”。政府人力有限，也可以出资委托某些民间组织办理一些公益事业，这是国际通例。而在我国却是反其道而行，民间捐赠往往为政府所用。仍以汶川地震为例，红十字会之所以无法向捐赠者交代善款的流向，据解释是因为这些钱与政府的拨款混在一起使用，换言之民间捐赠纳入了政府财政（！），变成了政府税收之外的额外征敛。何况政府的财政支出迄今也是不公开的，公众无从监督。最后，灾后重建的成绩都变成了政府的政绩，是一笔糊涂账。这种机制大大打击了社会捐赠的积极性。

还有一种情况是“逼捐”。各地效益较高的企业往往成为政府以各种名目“拉赞助”的对象，名义之一就是公益慈善，而捐赠者并不能决定所捐款项的用途，也就是被剥夺了“自主权”。当然，通常在“逼捐”的同时也允诺一定的“好处”。于是在威逼利诱之下，实际上形成一种权钱交易，慈善公益云云，已经完全变味。即使当地百姓享受到一些余泽，也抵不过其对社会造成的长远的损害。

六、社会保障的双输局面

社会保障问题始终是现代国家面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方今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高工资、高累进税、高福利，其覆盖面几乎达到全民，如某些欧洲国家；一种是美国模式，财富先高度集中在私人手中，又通过无所不在的民间机制反馈到需要者身上，补政府福利之不足（即便如此，至少从二战以后，美国的社会保障大头还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预算最大的开支是医疗保险）。我国当前两者都缺失：税收重而欠合理，政府财政的福利拨款（包括教育经费）却远远不足；另一方面对民间慈善却诸多限制和控制，阻碍其发挥应有的补充作用。这是一种双输的局面。

全社会的“捐赠文化”有待形成

一、暴发户心态妨碍形成“捐赠文化”

美国第一代大富豪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等暴发为巨富之后，没有选择奢华的生活，而是“一掷千金”创立现代公益基金会，以他们的取向引领了“捐赠文化”。以后，任何人凡有余财不知如何处理，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捐给一项公益事业，或自己注册成立一个公益基金会，请专人打理。既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各方都以平常心对待之，既不是迫于压力，也不必用各种赞扬推动之。捐赠者不限于富人，每一个解决了温饱的公民都可以做，各自量力而行。绝大部分人都做过义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风气。我称之为“捐赠文化”。大捐赠者不一定是道德楷模的“大善人”。但是，如果某人的经济行为严重违法，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例如当前金融危机中揭露出来的一些华尔街的丑闻，那么无论他做过多少慈善捐赠也不能获得公众谅解，或抵消法律制裁。

方今中国社会还是奢靡和炫富成风，互相攀比，一浪高似一浪。不少富人一夜赌掉一百万，也不愿为公益组织捐十万。“先富起来”的人群的生活取向不可避免地起到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尽管近年来慈善捐赠也开始受到尊敬，但远未能盖过奢靡攀比之风，更谈不到移风易俗。

二、家族文化仍很顽强

中国的传统是创业为儿孙“造福”，“富二代”的自主创业意识与美国大相径庭。这种观念没有随时代而革新，近年来反而有回潮之势，例如父母为儿子结婚提供房子似乎成为一种默认的义务，甚至不少贪官之敛财也是“为了这个家”。这种意识对公益捐赠起阻碍作用。

我亲身遇到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相当成功的企业家，很有善心，有意出巨资成立公益基金会，曾问我一个问题：能否在成立章程中立一附加条款，即他去世后如果儿子有需要，还可以从该基金会收回部分或全部资金。他坦率地说，做慈善不能完全无私，他唯一的挂念就是儿子。我的回答是：你是否捐，捐多少，都是自愿，如果你选择把所有家产都留给儿子，也是你的权利。但是一旦捐出，就是公共财产，你自己或任何人都不能收回。你可以按你认为需要的数目留足给儿子的遗产，剩下部分再捐出。例如比尔·盖茨曾宣布给两个孩子各留几百万遗产，其余几百亿都在生前捐掉。但是几年后听说他的孩子已经自立，表示不需要他的遗产，让他全部捐掉。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那位企业家对自己儿子自立的能力没有信心，似乎身后也要为他终生负责。而美国人正好相反，他们担心的是巨额遗产会妨碍后代的创业机会和意志。老洛克菲勒之所以下决心捐出财产的动机之一，就是因为怕巨额财产留给子孙会毁了他们。这就是文化传统的不同。当然，这里只是就对公益捐赠的影响而言，其实更大的影响是对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此外，那位企业家的问题还反映出对公益捐赠的不理解，实际上，注入公益机构的款项才是真正的公有财产，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个人。捐赠人可以对使用的方向提出条件，但是对已经捐赠注册的财产是无权任意处理的。

三、通过慈善捐赠为企业品牌做宣传

不少企业家仍有以捐款扩大其企业知名度的做法，甚至在捐赠时就把这作为一项条件，结果成为变相广告。募捐方往往要钱心切，也答应不该答应的条件。严格说来，这样做是违法的，既节约广告费，又变相逃税，间接侵犯纳税人的权益。这里企业或品牌冠名应该同个人冠名区别开来，二者性质是不同的。企业冠名，就是商业行为而不是公益行为（例如电视剧由某些企业冠名播出）。前一阵清华大学“真维斯”冠名捐大楼事引起争议。实质上，与学术“清高”无关，应从公益捐赠的本质和法律界线来理解。例如遍布各大学的“逸夫楼”就是个人冠名，性质不同。我国在这方面的观念是模糊的。

与这一心态有关，中国人多喜做看得见的、效果立竿见影的捐赠，而较少资助细水长流的、效果暂时不显著而有长远意义的事。因此救灾或个别为媒体所关注的困难对象容易得到帮助，而常年默默从事某种公益事业的NGO难以募得善款；“锦上添花”的比“雪中送炭”的多。

现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帮助人自立）的观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像陈光标先生那样到处散发红包的做法追随者不多。随着政策法规的健全、合理化，正在兴起的具备现代观念的公益人物和事业可望扭转这种心态。

四、公益组织的内部管理急需完善

超越单纯扶贫济困的现代公益事业需要依托相应的组织，其管理的复杂性和专业性的要求比现代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需要专业人才。和现代企业一样，出资者不一定自己善于经营。美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基金会早已脱离原捐赠家族的影响。盖茨基金会最初由其父亲管理，主要不是家族的关系，而是老盖茨本人就是公益家，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而且对其子决心投身公益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巴菲特认为盖茨基金会管理比他自己好，就将大笔捐款交由盖茨基金会管理。由于他们二人都是大名人，所以此事得到报道，实际上这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事。基金会管理人才的专业化与企业同理。在中国，人们对此还认识不足。

管理的重点之一，是财务透明，这是公益组织安身立命的基础。由于人性的弱点和金钱的诱惑力，凡是有大笔钱财的地方，就有产生弊病的土壤，因此需要严格的法规监管。在这点上，公益组织与营利的企业不同之处是没有“商业秘密”可言，必须完全透明。一是向捐赠者交代，钱用在何处，这是最起码的义务；二是作为真正的公共财产，公众理应有知情权、监督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公信力。在这方面，中国的公益界离规范要求尚远，公众舆论已经走在前面，正在形成积极的压力。现在开始出现一些管理趋于专业化的民间公益基金会，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提上日程，但是建立整个行业管理秩序还有很长的路。

公众的心态和认识上的误区

中国公众对待慈善捐赠的认识正在向现代意识转变中，目前还存在某些习惯性的误区。

一、均贫富的观念

由于当前贫富差距严重，公众往往把富人的公益捐赠视为均贫富的手段，因此而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例如简单地以某些“排行榜”公布的富人“身价”与其公开的捐赠数额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据此做出道德判断，施加压力。这是对公益事业功能的误解。

二、多注意捐赠的来源，而少关注善款的去处和效果

这与以上的观念相关联，也与上述许多捐赠者多青睐短期立竿见影的项目的心态互为因果。媒体的偏好更是如此，由此而来的弊病是重表面、不重实质，一些长远的而意义更重大的项目难以得到支持。

三、从纯道德的观点来看待公益事业，把它看作一种类似宗教的“行善”

许多人认为既然是“行善”，那么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志愿者，应该不领报酬或领取最低生活费。殊不知，既然现代公益事业是一种专业，从业人员也是一种专业人才，或至少是一种职业。否则公益组织只能成为业余人员的义务劳动场所，这是难以为继的。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包括公益基金会在内的各种NGO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应与社会其他机构一样，按能力论报酬。每一个组织都应有一定的行政管理经费，否则，公益组织不可能提升管理水平。这点，许多捐赠者和公众都缺乏理解。另一方面，某些公益组织以募得的善款给自己的员工发放不合理的高薪，或与政府官员一样享受高额福利，当然是不足取的。 

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慈善理念和慈善事业源远流长，并不一定是基督教传统所专有。民间社团也曾经相当发达。就现代意义的公益事业而言，民国时期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并出现了不少知名的企业家兼慈善家，他们所作所为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扶贫济困而属于“授人以渔”性质（例如办职业教育等），有些还起到推动社会改良的作用。这一传统因社会大变动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中断，重新发展起来距今只有二十年，已经成绩可观，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朝野共识，说明社会的客观需要是最大的动力。

最近体制上的阻力也在逐步改进。例如以李连杰的“壹基金”脱离红十字会在深圳直接在民政局注册为突破，现在政府已经出台对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一些民间社团取消双重管理规定。这是一大进步，尽管具体落实还需要克服不少困难。广东省，特别是深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希望在推动中国现代公益事业方面也能大胆突破，起带头作用。

关于“冷战”研究的几点看法[1]

“冷战”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重叠、交叉，错综复杂，十分值得研究。

目前研究这段历史的时机很有利：一则已经过去，有一定的距离可以客观冷静地审视；二则又过去不太远，不少当事人或者间接经历过的人还在，可以提供感性知识，可以补文献之不足，不至于隔靴搔痒。我没有像刚才两位发言人那样有准备，能够做有系统的报告，只就自己做这方面工作的经验谈几点想法。

一、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历史必须言之有据，不能先入为主，或先有结论再找证据。我国史学的传统是重视档案资料，包括民间轶闻。但是，当代中国的档案是最难得到的，所以沈志华老师的抢档案和为出翻译资料所进行的努力难能可贵。参加这个项目的研究者也受益，诸位能在这里利用这些资料是很幸运的。

二、钻进档案资料有时很枯燥，有时其乐无穷，结果并不一定可以预料，需要摆脱功利之心。一般应该是先发现资料，才形成观点，然后有了中心思想，成为大大小小的课题。但是现在的课题制是倒过来，先报一个容易通过的题目再组织人、找材料。这个制度我一向认为有碍真正的学术研究。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意识到这一点，知道做学问的规律还是可以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

三、历史细节很重要，往往发现一则细节足以颠覆原来流传很广的结论，但是细节的意义不能脱离大的历史背景。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如何取舍、判断，要靠对大的历史形势的把握，这是史识。

四、关于“冷战”时期的历史，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已经有过许多研究成果。后起的研究者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现新的材料，或提出新的见解，如果只是重复前人早已说过的话就没有意思了。记得我的美国朋友孔润华（Warren Cohen）教授有一次跟我说，有一个关于马歇尔调停的研讨会，他不想去参加，他说他们这些年轻人假装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不断重复我们早已说过的话。他这话我也有同感。所以要真正做有意义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必须在什么刊物上发表文章以评职称，就要有新的史料、新的见解。另外，运用前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出处，给予尊重。包括别人辛辛苦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你现成拿来，也必须注明转引自哪里，而不要假装是自己弄来的第一手材料。我就遇到过不止一次这种情况，我可以肯定他是转引自我的著作，因为他不可能弄到那个文件。所以注明“转引”也很重要，是对别人劳动的尊重。这是史德。

五、我算是国际研究界的。国际研究归根结底着眼点在于国家利益，因此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容易冷酷，眼睛只看着各国政府的态度，政治人物的讲话、声明、博弈，而缺少人文关怀，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不大进入视野。我感到，我们需要有另一个维度，就是意识到，执政者、掌权者所认为的国家利益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属于广大民众的国家利益。要开阔视野，不能眼睛只看着权贵、政要。

六、研究国际关系史，找出规律，最终目的还是为世界和平。如果“冷战”是一个过渡阶段，可以发展到热战，也可以发展到持久和平。战争的根源是贪婪、权欲、错误的判断、利益集团自私的需要（军工集团裹挟政策），而制止战争的因素则是理智和责任心。所以冷战没有发展到热战，我们应该感谢当时有资格发动战争的双方决策者的理智和责任感。大约到上个世纪60年代时，美苏双方领导人以及世界上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所以在最紧张时如古巴导弹危机，及边缘而返。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但持久和平遥遥无期，人类的武器库比冷战期间又大大发展，军备竞赛更加激烈，参与者越来越多，而看不到足以令人放心的各国政治家的责任心。对此，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每一个研究者的终极关怀是必须有的，不能单纯是为写论文、评职称、出名。甚至为此而趋炎附势，歪曲史实以迎合需要。这也是史德。不仅仅是研究冷战史或历史，任何一门学问，都应该有终极关怀，否则没有意义。愿与大家共勉。

[1] 本文为2013年10月25日在华东师大冷战博士后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对外关系的理论：国际主义？民族主义？[1]

现在我国主流媒体的宣传以及整个社会思潮，似乎民族主义倾向非常强烈。但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讲，民族主义是反动的。国际关系以阶级分，而不是以民族国家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无祖国”，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

结合我自己的经历，谈谈中共对外关系的说法依据上有过的几次变化。

一、敌我友是以阶级分，而不是以民族国家分

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大部分时间持这种观点，其屡见于毛泽东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文章：《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主要是为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瓜分波兰辩护。其论据是德国与英法之间的战争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关于苏德瓜分波兰，其说法是：波兰当时的政府是大资产阶级政府，苏联占领其东部是“解放”那里的人民。

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大半中国领土。该文甚至为《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诺门坎停战协议》）辩护，该条约划定“蒙”“满”边界，等于苏联实质上承认了“满洲国”，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的外交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持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是非法的，要外国不要承认“满洲国”。至于外蒙古，至少名义上还属于中国，外蒙古独立是1946年的事。也就是苏联和日本就两片中国的领土划界进行谈判，达成了协议，而中国人还要表示拥护，其理论根据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要符合苏联利益，就符合全人类利益，包括中国利益。

刘少奇的《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这篇文章，是1948年针对九国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一事而写。当然是拥护斯大林的决定，称南斯拉夫为帝国主义走狗。今天看来，事实多有错讹，逻辑也说不通。不过其中提出一个论点：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所以这一论断不是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的，而是那时就已经提出。也就是爱不爱国要看政权在谁手中，如果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就可以不爱这个国家（关于铁托与斯大林的分歧下面再说）。

1. 外蒙古与西藏的区别

这种理论在1949年之后，我还学习过一次。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引起国际议论纷纷。印度尼赫鲁发表声明对此表示遗憾，印度原来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而不是“主权”（sovereignty）。中国政府予以驳回。我当时在清华大学，在政治学习讨论中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外蒙古独立我们给予承认，甚至还积极支持，而西藏就不一样？这里我稍微说明一下外蒙古独立的过程。1945国民党主政时派代表团到苏联谈判，为换取苏联出兵东北，而且只承认国民政府（不支持中共），被迫同意。宋子文作为外交部长不愿担此历史责任，辞去外交部长职务，最后的协议是由继任王世杰签署的。蒋介石认为这是耻辱，为了面子，要求蒙古通过一个全民公决的程序。当然这只是虚应故事，谁都知道，投票完全是在苏联及其代理人控制之下，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尽管此事是国民政府的决定，但是外蒙古独立后，国民党方面的调子非常低沉，直到蒋政权到台湾许多年，还不承认外蒙古，而且反对它加入联合国。而共产党方面为此欢呼，《新华日报》高调拥护。所以到1950年，许多人对此不理解，就提出这个问题。那个时期气氛还比较宽松，还可以自由提问，后来再公开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难想象的。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由小组长汇总上报，然后“上面”统一给予解答，再由各系传达。对于这个问题，我听到的解答如下：

我们衡量是非的标准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准则，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外蒙古独立时中国政权还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外蒙古人民比我们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现在则是新中国人民掌权，西藏如果独立，则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所以解放军进驻是必须的。

这一解答给我印象至深，至今记忆犹新，因为我上高中时地理老师就在地图上指出，我们的国土原来是桑叶形，外蒙古被割去，领土少了一大块，变成公鸡形，抗战胜利以后还失去大片土地是耻辱。这已经深深印入我们心中。现在发现原来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领土问题还可以这样考虑，使我大开眼界。

作为中国共产党，持这一理论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苏共帮助下按照苏共模式建立的。各国共产党都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听命于苏共。在苏联方面，从列宁到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对待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以及未执政的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就是苏联的利益就是人类的利益，并无多大改变。

2.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震动

关于中共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反应，这里就不多讲了。我只想提一点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当时中共的批评论点之一是：斯大林和苏共不仅仅是属于苏联人民的，而是全世界共产党的，所以赫鲁晓夫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擅自做这样的报告是违反国际主义原则的，苏共一家无权否定斯大林。1957年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时，苏联已经不想当头了，毛到莫斯科，坚持要苏联当头。

以上略举几个关于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例子。但是在实践中，即使尚未执政的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苏共，奉苏联利益为最高利益也发生问题。中共在革命过程中与“国际”发生过的种种矛盾自不待言。又如1939年8月苏德条约签订之后，德国占领波兰，英国向德国宣战，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德国法西斯侵占的计划之中，直到十个月之后巴黎正式陷落，苏联对德国的“胜利”还予以祝贺。在此期间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共产党是服从苏联利益还是本国的抗战利益？处境十分尴尬。直到希特勒转过来向苏联发动战争，这个问题才最终解决，大家心安理得同仇敌忾地反法西斯。

3. 中苏分歧的依据既有国际主义又有民族主义

至于执政以后的中共，就立刻面临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矛盾。在最初的几年，斯大林去世之前，矛盾还不突出，或者没有公开。中国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在国际上更是惟“老大哥”马首是瞻，绝不能显示出不同的态度。分歧开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详细过程不是这次的主题，只从理论上说，那个阶段与苏联的分歧：既是国际主义，又是民族主义。一方面，从国际主义理论出发，谴责苏联放弃支持世界革命，提倡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谴责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后来发展到称之为“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因为它侵犯中国的主权，不支持中国发展核武器，还要搞“联合舰队”，等等，这是又诉诸民族主义。

4. 三个世界理论

在中苏分歧已经公开，甚至势不两立时，对阶级路线如何自圆其说？毛泽东于6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作为划分世界的阶级理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东、西欧国家为“第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以此划分敌友，第一世界为打击对象，第二世界为可争取对象，第三世界为团结对象。这个划分已经不论社会制度，基本上以发达程度分，但又不尽然，还有对我的态度问题。例如有些亚非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是亲美的，就不算团结对象，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对我友好，又算第三世界。这一划分从理论逻辑上始终理不顺，在实践中也难以贯彻，后来无疾而终。

5. 关于反美统一战线

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中共提出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二十五条纲领，把领导世界人民反帝的旗帜抓到自己手中。直到“乒乓外交”之前，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把反美放在第一位，对苏联的批评首先是与美国搞缓和。在支援亚非人民的反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也强调反美。非洲国家大多数是英、法的殖民地，它们的矛头当然是对英法等欧洲国家，但是中国却总要设法把矛头转向美国。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要它们不要“前面驱狼，后门进虎”。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少非洲独立运动和新独立国家还接受美国援助，所以效果不大。

这一方针在日本有一定的效果。当时日本人民中反美情绪比较强，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左派影响比较大。日本也有不少服膺毛泽东思想的社团。中日民间组织的口号是“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人民的共同敌人”。有一位国会议员浅沼稻次郎还因为坚持这一观点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牺牲了性命。每年8月，日本举行反对原子弹大会，中国代表也主要强调是美国造成日本人民的苦难。还有一件事是支持日本人民从美国手中收回冲绳的要求。美国在冲绳的空军基地一直对当地居民生活干扰很大，所以反对美国占领冲绳是日本群众运动的主题之一。以苏联、中国为主导的世界和平会议和亚非团结运动的会议通过的形形色色的决议中常有一项：“支持日本人民收回冲绳的要求。”后来美国果真退出，把冲绳的管辖权还给日本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却没有明确，由于该岛离台湾近，当时就引起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而中国大陆此时“文革”内斗方酣，无暇顾及，后患遗留至今。

二、输出革命

中共取得政权后，与苏联分工支援世界革命，苏联把亚洲交给中国。在冷战格局中，实际上欧洲的势力范围已经划定，除了柏林问题是争端之外，西欧并不存在“革命”形势。所以主要是东南亚国家，政府是亲西方的，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苏联实际上总的战略是避免与英美发生冲突，把这个包袱交给中共了。中共与那些国家的共产党本有历史渊源，他们很多是华人，毛泽东自然欣然接受。例如50年代初越南抗法独立战争是中国支持，甚至参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奠边府一役是中国直接领导的，这已是尽人皆知之事。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兴起，成为冷战中双方争夺的场地，但是那时中苏已经交恶，就不是分工，而是争夺了，形成美、苏、中外加原来欧洲几家老宗主国争夺的复杂局势。在这种争夺中有和平的一手，也有武装斗争。大体上朝鲜战争以后一段时期以和平一手为主，60年代批判“三和一少”，以支持武装斗争为主。以下只凭我自己经历过的情况和点滴记忆举一些例子。由于是记忆，没有条件查阅档案资料，可能细节、日期有不准确之处，不过大体差不多。

1.和平的一手：从“亚洲人民团结”到“亚非人民团结”到“亚非拉人民团结”运动

1955年 4月 6—10日在新德里举行“亚洲国家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是为“亚洲团结运动”之始。

到那时为止，中苏尚处于“牢不可破”时期，中印关系也是最好的时候。印度的对外政策是在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中立和独立。这一政策得到中、苏的支持，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其逻辑是：印度本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它保持中立就是从帝国主义阵营中立出来，而且印度领导人有较强的民族独立意识，这些都可以作为反帝的同盟军，或者至少是“与国”。具体背景是，前一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就西藏问题达成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印共同提出的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以后发展为中国处理与不同制度国家关系的准则，到1972年还写入了中美《上海公报》中。“五项原则”的印地文读音为“潘查希拉”，变成一个专门名词，在亚洲团结运动中常用这个词，也有尊重印度的共同发明权之意。所以，亚洲团结组织的成立会议就在印度举行。另外，这次会议又在历史性的、官方的万隆亚非会议（4月18—23日）前夕举行，两者不可能没有联系。

在这一背景下，有关各方都十分重视。中国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四十人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副团长楚图南，实际政治领导有廖承志，还有各界广泛的知名人士，包括巴金、谢冰心、黄佐临、张瑞芳、汤晓丹、华罗庚等。

此类会议总是应各国代表的需要通过了许多决议，是个大杂烩，最重要的一项决议是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此次会议印方出场的首席人物，是尼赫鲁总理的嫂子，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她自己本人是社会活动家，在印度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会议推举她任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是不二人选。其他若干国家代表为副主席。当时大家都心知尼赫鲁是有雄心抱负的政治家，印度作为中立国，有其有利的条件。他有意借这个机制在亚洲扩大影响，成为一方的领袖，所以十分支持亚洲团结运动。中国是“冷战”的一方，在大多数亚洲国家追随美国的情况下，绝无任主席的条件，不便打头阵，也乐意支持印度，所以那次会议各方都很和谐、愉快。印度作为东道主，接待是高规格的。

1956年9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管辖权，爆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英、法、以三国策划时未知会美国，战争爆发后原指望美国站在自己这一边，对埃及施加压力，殊不知，美国有自己的打算，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力量真空主义”（vacuum doctrine）,或称“艾森豪威尔主义”，即欧洲老殖民者退出的地方留下“真空”应由美国去填补，同时抵制苏联力量的进入。从此，中东的地位陡然重要起来。在正在兴起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埃及处于前沿，纳赛尔不但是埃及的民族英雄，而且成为非洲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埃及当然还是美苏冷战双方必争之地。在这一背景下，民族独立运动的重心由南亚移到了中东，于是，“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于1957年底至1958年初在开罗召开。

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当然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并且有意抬纳赛尔。由于主题是民族独立，而且是“亚非团结”，中国的地位就重要起来。加之，那已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中苏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对“老大哥”不那么亦步亦趋了。相反，苏联有时还要借重中国争取名正言顺地被承认为亚洲国家（因为有些人士认为苏联主要是欧洲国家，不应参加亚非团结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国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其中还有好几位穆斯林人士，如包尔汉、达浦生、马伊努尔、韩幽桐、马坚等。

如果说，两年半以前的新德里亚洲团结会议是印度唱主角，占尽风光的话，那么这一次明显是埃及唱主角，而且中苏早已内定即将成立的“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主席应是埃及人。对此，印度人很不愉快，私下与中方谈话中流露不满，认为是过河拆桥，不过也无可奈何。那时中印尚未交恶，中国对印度代表还是竭力安抚。但是反帝的前沿已经转移到非洲，这是大势所趋。

会议包括预备会议及会后小会共开了七天，与会者号称来自五十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亚非十七亿人民，其中包括尚未独立的非洲殖民地、附属国。各个亚非国家代表通过许多决议，主要围绕团结反帝、反对种族歧视等内容。各个国家诉求各不相同，未独立的要求独立或自决，已独立的要求统一和完全独立，还有果阿归还印度、西伊里安归还印尼，等等，每一家都得到点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每会必有的。反对核武器和军备竞赛，这是苏联关心的。总之，所有与会代表的要求，都在文件中有所反映，面面俱到，这是此类会议一贯的做法。前面提到的冲绳归还日本也在决议之列。

我当时隐隐约约有几点感觉：一是中国已经不满足于总是追随苏联敲边鼓，而是在反帝反殖的潮流中当仁不让，要有自己的声音和地位；二是中国强调反美，特别是那个时期苏联在同美国讲“缓和”，中国更要高举反美旗帜；三是纳赛尔确有当阿拉伯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的野心。有好几个非洲代表就是埃及出资请来的，他们所代表的独立运动就是埃及资助的，中国人私下称他们为“纳赛尔口袋里的人”。但是想称霸的不止埃及一家，例如约旦也是一家，由于巴勒斯坦难民都在它那里，这是一大资本，还有摩洛哥、叙利亚、黎巴嫩，等等，各有各的打算，而且分分合合变化莫测。至于亲美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当然与亚非团结运动不沾边。总之，中东形势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

以后，亚非团结会议曾在科纳克里（几内亚）、万隆（印尼）、摩西（坦噶尼喀，后来与桑给巴尔合并，称坦桑尼亚），甚至还有一次冒险在以、阿斗争的前沿加沙举行。

自从古巴革命之后，支援古巴列入了议题，加以拉美国家的反美运动高涨， “亚非团结”又扩大为“亚非拉团结”。1965年在哈瓦那（古巴）举行了“亚非拉团结大会”。但此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每会必吵架，到互相对骂的地步。许多小国和独立组织“两大之间难为小”，感到为难。古巴也在两者之间动摇，但是更依赖苏联的物质支援，所以基本倾向于苏联。这样，“亚非拉”团结就难以为继。哈瓦那会议是中国参加的最后一届此类会议。

2.输出武装斗争

中共与苏共分歧之一，就是认为苏联已放弃世界革命的使命，中共以支援世界革命为己任。当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形势尚未到来”，所以主要是支援亚、非、拉的反帝斗争，后来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适用于世界革命的理论。60年代又是世界激进思潮行时，毛泽东在前殖民地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有一些新成立的非洲小组织干脆就照抄中共党章，只换地名、国名，作为他们的组织纲领，然后拿着这文本来华寻求资助。记得“文革”期间，《人民日报》曾登载过一幅非洲地图，到处都是火炬，一时间在我国舆论中造成非洲大陆革命形势高涨，毛泽东思想遍地开花的印象。直到“文革”结束之前，中国人真的相信世界革命中心已转移至中国，毛泽东是理所当然的世界革命领袖。无论从革命领袖论资排辈（马恩列斯毛），还是从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而言，都当之无愧。所以在“文革”中，毛泽东从“全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发展到“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在支援反帝斗争中，一种是未独立的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一种是已独立的国家而当权者是亲西方的，被认为是“反动”政权，该国反政府的组织也被纳入反帝阵营的一部分，得到中共的支持。当时的东南亚国家除印尼的苏加诺政府是与印尼共合作，与中国友好外，如马、泰、菲的当权者都亲美，其国内的革命武装力量得到中共的支持已是公开秘密。一个时期内，这些组织在中国都有代表处，享受外交使团的待遇。有一些革命组织派人到中国来学习斗争经验，中国的“亚非团结委员会”就担负起这项工作。我本人直接还参加过一次此类训练的全过程，也算一段独特的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政策。

大约是1961年的严冬，有一批原法属非洲某新独立国家的革命组织“骨干”成员来华接受训练。那个国家政府就属于上述被归入“反动”之列。当时中联部有一个局专门负责对外教育宣传工作，也就是培养外国的革命干部，宣传中国式的革命理论，局长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名声大噪的王力。我参与工作的那一批学员大约有七八个非洲人，都很年轻，讲法语，但是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法语也勉强，但这是唯一可以交流的语言。他们自称革命政党（具体名字记不清了），有党章、党纲，内容基本上照抄中共党章，并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思想，只把国家和组织的名字换掉。当然都是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训练大约两三个月，包括文武全套课程。先是上理论课，内容就是毛著的选段，既有革命理论，也有军事战术，包括游击战。然后讲政治斗争、地下斗争（那些组织是非法的，与当年中共处境一样）的战术、方法，讲得非常具体，连电影中常见的，有危险就以窗台的花盆为号之类的做法都介绍了。然后拉到京郊某军校接受武装斗争训练。我和一位男同事全程担任法文翻译。一般这类工作不大派女工作人员参加，我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不过那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月，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方便。在军校由一位校级军官总负责。一部分是上课，一部分是与士兵一样的军训。时值隆冬，黎明即起，跑步、出操。军训项目包括匍匐前进、在壕沟中隐蔽以及射击，这些项目我都一起参加。在课堂上除教军事战术外，还教制造土地雷，就像电影《地雷战》里那种。我没想到那么简单，很容易学会，当然现在早已忘记。总之，我随那个非洲革命小团体受了一次武装斗争训练。那是严冬天气，清晨五点半起床，六点出操，是一大考验。又处于“困难”时期，腹中空空。在那里体力付出大于平时好几倍，饭量也陡增。幸好我们两人被恩准在校官食堂就餐（外国人另有外宾食堂，有特殊供应），伙食比在原机关好不少，多一点油水。

事后回想，那几个“小非洲人”（他们的确很年轻，我们背后这样称呼他们并无不敬之意）究竟听懂了多少，很值得怀疑。他们从不提问题，只是埋头做笔记，密密麻麻记了好几本。他们从撒哈拉沙漠以南来，对这样的寒冬很不习惯，虽然发了厚棉衣、厚大衣、厚棉被，室内有暖气，他们还是抱怨夜里睡觉冷。又给他们加毛毯，似乎还不解决问题。后来部队有人晚上去他们宿舍查访，才发现这几位兄弟把被子毛毯都垫在身子底下或当枕头睡，原来他们从来没有“盖”被子的概念！

这是我经历的一次训练革命者的全过程。其余零星的非洲独立运动来访者还有一些，不过我只参与各级领导的谈话，介绍中共的斗争经验。他们大都来自法属非洲，所以我做法文翻译较多，接触到的讲英语的只有来自南非的。那时中国方面对传授革命经验是十分真诚的，为对方设想非常周到，连细节都不放过。可惜从大的形势而言，完全主观臆断。例如被认为“反动”的新独立国家，接受原来的宗主国或美国的援助，发展得相当不错，也很稳定，并没有“革命形势”。这些“革命者”回去后大多杳无音讯，不知所终，没听说因此而完成“革命”大业的。后来听说，有一批我们训练过的“兄弟”（不知是否我直接参与训练的那批），一回国在边界上就被捕，缴获了全部笔记，“图谋武装颠覆政府”证据确凿，统统给枪毙了。想来真是作孽！

此类训练的范围还包括拉美国家，如哥伦比亚等国，我们单位西班牙文的同事就参加过此类工作。不过那时都自觉保密，没有互相交流情况的习惯。

倒是另外那些不搞武装斗争，经常出席国际会议的类似政治活动家的人，真有通过选举掌权的。记得有一位已经独立的英属东非的某在野党领袖，在一次亚非团结会议期间向中国代表提出要求援助一百辆自行车以便竞选用。与他接谈的是刘宁一，刘笑笑说，一百辆不够吧，中国有的是自行车，给你二百辆吧。对方喜出望外，后来听说他真的当选了。他们的竞选方式之一就是派一批人骑着自行车满处跑，手里拿着扩音器喊话，同时撒传单。一般说来，群众都是先入为主，先接触到谁的竞选队伍就投谁的票。高级一点的开面包车竞选，所以也有要求我们援助面包车的。

以上只是我直接经历的一些事，间接听说的还有许多。实际上中国支援世界革命遍及亚非拉美，出钱、出枪、出思想，既与美国争，也与苏联争。到1965年“文革”前夕达到顶峰。柬埔寨流亡政府以及马、泰、菲、巴勒斯坦的革命组织在中国都有代表处，享受等同外交使团的待遇。后来由于中苏分裂，亚非团结运动也分裂，中国又与一些国家的亲毛派组织合作，成立“亚非作协”、“亚非记协”，总部都在中国，办公室就设在“对外友协”内。

1966年“文革”初期，我所在单位传达过最高领袖的一个讲话，与他否定十七年各个领域的成绩一样，完全否定过去的国际会议，包括“和运”和“亚非团结运动”，说是“完全没用”，“通过好的决议和坏的决议都没有用”。那时毛对国际问题的主要思想是支持世界革命，强调武装斗争，已经对什么和平谈判、会议等不耐烦了，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少支持民族独立斗争）。毛对列宁所提出的“和平共处”的解释是：这是过渡时期的策略，最终目标还是消灭帝国主义，还提出要成立“革命的联合国”之设想,就是完全把现有的“由帝、修、反把持”的联合国撇在一边，由革命力量组成自己的联合国与之对抗。所谓“革命力量”，包括响应中国“反修”而从各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左派组织、新成立的认同毛泽东思想的小党派、亚非拉各国亲中共的民族独立和反美反帝组织，以及少数已经独立的亲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那前后，我还听过一次康生在中联部讲话的传达，说当时与中联部有联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即所谓“毛派”）已经有五十几个云。不言而喻，这个“革命联合国”的设想当然是以中共为核心。不过此说我只听到过一次，以后未见再提起。事实上，那些小组织很少有成气候的。这一设想也是昙花一现。

3.放弃支援革命

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国整个外交态势发生巨大变化。中美《上海公报》中就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包括互不干涉内政。中方强调这一点是指台湾问题，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干涉内政。在美国对华政策松动以后，东南亚国家开始与中国谈判建交，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国与反政府组织的关系，特别是支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问题。在70年代初直到毛泽东去世那几年，毛一反过去不常见外宾的做法，频频亲自会见来访外宾，其中包括马、泰、菲的国家领导人。他们自然提出这个问题，要求中国停止干涉他们的内政。毛泽东1975年7月对泰国总理克立的谈话有一定的代表性：“（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

直到1978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朱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

这是到那时为止自圆其说的口径。但是事实上，根据我的理解，邓小平本人的思想是务实的，到那个时期，无论是客观形势和主观意图，这种输出革命已经难以为继，实际上正在悄悄地逐步撤出，一些组织在中国的广播电台还继续了一段时间。根据《李光耀回忆录》，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讲到泰、马、菲、印尼担心中国的“颠覆活动”。邓问，你要我怎样做？李要他停止号召革命，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邓说，他需要时间考虑。两年后，中国同马、泰两地的共产党分别作了其他安排，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就在那个时期，发生了我驻加拿大使馆一名官员被驱逐的事件，原因是他以现金资助一名东南亚国家武装组织人员。那人早已为加警方注意，一出中国使馆门即被加当局逮捕。中国使馆的那位官员实际是中联部派去的。此事件以后，邓小平下令，今后中联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都不得以外交官名义派驻中国驻外使馆。这也是停止支援革命的一个步骤。

过去，这些国家的革命组织如有人主张放弃武装，与政府谈判，中方率多称之为投降派，鼓励他们坚持武装斗争。及至中国与该国政府建交，不得不放弃实质性的支援，转而鼓励他们放下武器，选择谈判；或者干脆不再过问。这当然给他们造成很大困难，在这过程中造成组织分裂，受到当局镇压等，牺牲难免。最近见到杨奎松先生关于中共与缅共关系的文章，用了“始乱终弃”一词，我极有同感，不仅于缅共为然。

有讽刺意义的是，风水轮流转，对第三世界国家，过去中国支持反对派，美国支持当权的政府。现在倒过来，遇到某些国家内乱，美国大多支持反对派，而中国总是维护当权的政府，特别强调不干涉内政。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三、冷战初期的几个问题

很多情况都为大家所熟悉，不必多讲。我只讲点滴感受。

总的说来，中美双方都存在误读。

1. 以马歇尔调停为例，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打内战。美苏双方都绝对不想打仗，各自支持中国的一方打仗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对美国说来，最理想的情况是政权还在国民党手中，但是要进行民主改革，容忍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党派参政，组织联合政府（后来在美国反共高潮中杜鲁门不承认曾支持联合政府，其实联合政府确实是美国最初的选择）。同时，要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从根本上说，这是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失败是必然的。理由：

（1）美国的政权是谈出来的，不同政见可以充分讨论，政治运作中充满妥协。而中国从来都是打出来的，你死我活，无法妥协。

（2）美国寄希望于中间派可以起平衡作用，其心目中的中间派包括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当时美国把CC派称为“反动派”而认为孙科、王世杰等政学系是比较开明的）、两党之外的民主人士，甚至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事实上中国的中间派夹在两大武装之间，秀才遇着兵，天生软弱，不归杨即归墨，根本起不了平衡作用。

（3）共产主义本身的终极目标是夺取政权，没有分享之说，在这过程中的谈判只是权宜之计。蒋政权也不可能与共产党分享政权。

2. 美国、苏联是否有过让国共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设想？根据我所见到的文献资料，这一设想都没有进入两国的决策。在美方只是诸多备案之一，只是司徒雷登的一厢情愿。苏联只关心他从与国民政府协议中得到的利益继续保留，苏联大使随国民党到广州而司徒留在南京，长期给人以误解，似乎苏到那时还不看好中共。其实不然，它只是做出姿态，生怕国民党还在执政时取消苏联的特权。司徒雷登则对中国感情太深，他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美国与中国断了关系，所以有时对支持国民党比美国走得更远，有时又主观想与中共建立关系。他的确曾传话希望蒋退位，让给李宗仁。但此时美国已经决定“脱身”，并不看好李宗仁。李宗仁一上任就派代表到美国求援，杜鲁门根本没有见他。中国现在许多人还对美国那个关键时期的政策有误解，是由于把司徒雷登的表现都看作是国务院的授权。其实他后来许多言行已不完全代表美国政府，华盛顿也对他不大信任。我个人很同情司徒雷登的处境。

3.另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如果不宣布一边倒，有无可能成为铁托，在美苏之间有相对中立的姿态，从而得到美国的承认？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首先铁托得罪斯大林不是因为与西方妥协搞中立，而是相反，他的对外政策比苏更左，不肯放弃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斯大林与英美划分势力范围时已经放弃土耳其和希腊，所以特别怕铁托的行为引起英美的误解，破坏与英美达成的妥协。另外，铁托有点小小的野心，想当巴尔干的头，把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联合起来，对此斯大林当然不能容忍。南斯拉夫与苏联闹翻，被九国情报局开除以后，西方国家才对它进行拉拢，南也有需要，所以后来走向中立是结果，不是原因。

再看1949年的中共的处境不存在这样的条件。美国以艾奇逊为代表的一些人的确一直希望在中苏之间插入楔子，争取毛成为第二个铁托。就在毛宣布一边倒之后，还没有放弃这一想法，甚至精心制造谣言。1950年正当毛访问莫斯科时，艾奇逊以绝密电指示驻法大使布鲁斯，要他散布谣言称中国在与苏谈判中出卖主权，除将要发表的公报外，还有秘密条款，目的是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使中共领导在舆论压力下用行动证明自己是独立于苏联的。这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又是一厢情愿，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第一，中国人根本看不到那些信息，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信息完全在控制、封锁之下；第二，即使听说了，以当时毛的威望和“国际主义”教育也会“相信党”一定有道理，不存在“舆论压力”。更重要的是，此时艾奇逊一派在美国已经失势，美国强硬派上升，杜鲁门要努力表现自己反共得力，很难对中共主动做出妥协姿态。至今中国还有人相信司徒雷登当时曾向中方说过，如果中国不一边倒，不反美，美国可以给中国多少亿的援助，这是完全不了解美国的国情。须知要通过这样一项政策以及一笔预算，国会不知要讨论多长时间，而且很难通过。中国能等得及吗？苏联能允许中共有这样的独立姿态吗？所以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前，毛对苏联基本上是顺从的，一再表示与铁托划清界限，要苏联放心。“一边倒”虽然在1949年7月发表，实际上1948年11月，刘少奇发表“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中已经提出。退一万步讲，中共即使有“中立”表现，美国也不可能立即相信。这中间的时间差是新政权负担不起的。

再者，毛泽东本人并不想很快与美国建立关系。他提出“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打扫对象是谁？就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艾奇逊在《白皮书》前的致总统函中只说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会再抬头，指的是思潮和人性，不是指某些人，但是译成中文后变成“民主个人主义者”，“者”字是硬加的，后面再加上“再显身手”，意思就全变了。毛以此为借口打击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连续几篇批《白皮书》的文章一出，吓得民主人士纷纷表态，强烈批判美国。这又与艾奇逊等人的初衷完全相反。回头来看，“反右”的伏笔此时已经留下了。所以，从内政考虑，毛也不准备很快与西方建交。

4.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台湾是否可能及早攻下，从而少去一个障碍，利于早日与美国建交？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不过我个人始终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固然，1950年1月间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讲话都不准备干预中共打台湾，但是至少从4月以后，美国政治已向右转，决策层发生变化，继续支蒋的意见占上风。中共打金门失利以后，对美国一部分人有所鼓舞。事实上，以中共当时海军的力量和没有空军的情况，如无苏联支援是很难打过台湾海峡的。而苏联如果介入，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事实是苏联绝不愿与美国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也不见得可以那么顺利地打下台湾。不过如果没有在朝鲜兵戎相见，也许与美国改善关系少一点阻力，时间也许可以缩短一些。不过在这过程中，双方国内以及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实在很难说。

[1] 本文为2013年10月25日在华东师大冷战研究中心的演讲。

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教训

德国法西斯已成历史，“法西斯”一词总是引起人恐怖和罪恶的联想。不过实际上它不见得离我们那么远，纳粹（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有相当完整的理论，而且曾经很有吸引力。还有一个以讹传讹流传很广的迷思，就是希特勒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当上国家领导的，这是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是对基本历史事实的歪曲。所以澄清一些误区，客观地、理性地了解这个“主义”，其倡导者如何发迹、掌权，其深远的危害性和现实意义，对我们还是很有必要的。加深认识，是为了提高警惕。

希特勒其人

我们一般对希特勒的印象是脸谱化的，来自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里那样一个丑角，或者苏联电影里的那样一个恶魔和狂人。如果真是这样一个心智不健全的疯子，他不可能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成就那样的“业绩”，有这么大的影响。希特勒出身卑微，而野心非常大。他受过正常的教育，也读过不少书，并不是完全不学无术，而且从欧洲的历史里吸取了不少东西，吸取了他想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他不愿继承父亲这样平凡乏味的生活，有一番雄心壮志，起初并不想从政，而是想当艺术家，的确学了美术和建筑设计。在他独闯天下的时候曾经历过穷极潦倒的生活，与最底层百姓包括乞丐为伍，深刻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心态，这是他以后赖以得势的重要基础。但是他绝对不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而是自命为他们的救世主。在他看来，当时德国人在奥匈帝国是二等公民，很早就以复兴德意志民族为己任。另外，他非常工于心计，善于利用时机和各种势力，特别有“魄力”，敢于冒险，当机立断。一方面能够唱高调提出崇高的理想，号召大家为之献身，而且发誓自己也会为之牺牲一切；另一方面在夺取权力的时候，完全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公然背信弃义，以此战胜按常规办事的政敌。另外，他有高超的演讲能力，在群众集会时的讲话非常有煽动性，但是承诺并不准备兑现。应该承认，他有真诚的信仰，就是大日耳曼民族高于一切，理应统治世界，这点他深信不疑。

希特勒纳粹主义思想的要点

从《我的奋斗》中，可以提炼出几点他的主要思想。

极端种族主义  绝对不相信人生而平等，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种族不平等。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就相当于猴子和老虎一样是不同的物种，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劣等的物种（人种）本身就应该被消灭，然后剩下几个比较优秀的物种（人种），这样文明才能进步。日耳曼民族和犹太人就属于两个物种，犹太这个物种就应该被消灭。其他种族分优劣等级，优等的是统治者，劣等的为奴隶，做苦役。

完全轻视或抹杀个体  个体的生命是不重要的，他所谓的“民众”“公众”，都是以集体为单位的。所以一切都是服从国家的需要。法西斯主义本来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创立的，其象征就是一捆棒子绑在一起，当中插一把斧子。就是说，个人是没有力量的，绑在一起——团结像一个人——才有力量。用什么团结在一起呢？一个信仰，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领袖，就是那把斧子。不过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实践中远没有德国的影响那么大。

厌弃议会民主  《我的奋斗》里面有很多篇幅批评议会的弊病。他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现在我们看各个民主国家议会的毛病，的确可以挑出一大把来。不过他不是要改善民主制度而是要代之以比一切专制制度更加专制、高度集权而残暴的统治制度，结果是文明的倒退。

蔑视法治 对希特勒说来，法律也是很讨厌的，而且那些法律是他所反对的各政党举手通过的，那么也就用不着去遵守。在没上台前，对那些法律可以利用就利用，可以跳过去就跳过去，到后来他掌权，可以随时制定法律，最后他本人就是法律。从观念上，从根本上，不要法治，要一人独裁。

特别强调宣传的力量 他认为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中被打败，非战之过，是宣传之过。一方面是英、法等敌人的宣传；更重要的是国内的（他称之为“叛徒”）瓦解士气的宣传——指战争后期德国国内主张停战、和谈的舆论。他明确说，德国人民是很好欺骗的，不能对他们讲逻辑、讲道理，那是说给知识分子听的。民众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口号和结论，不断地重复，就可以打动人心，就可以煽动群众。

动员民众不能用爱，而要用仇恨 仇恨是最好的凝聚力。各种人群都有不同的利益，平时总是想着各自“自私的”的利益，是分散的，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才能团结起来，把这个敌人视为自己一切不幸的根源，就可以凝聚起仇恨的力量，指向同一个目标。当然，他所树立的德意志民族的共同敌人就是犹太人。他就用这个把德国人团结起来，还很有效。

不相信国际和平 从来不相信通过贸易、和平竞争，能够使德国繁荣起来，而是相信暴力和战争。他提出著名的“生存空间”的口号，赤裸裸地主张德国就应该走出去，占领别人的土地。所谓“生存空间”，就是殖民地已经被英、法这些国家瓜分完了，德国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不过他不要向非洲扩张，因为非洲太落后了，他就要欧洲的地盘，最需要占领的首先是斯拉夫民族的地方。在他看来，斯拉夫也是劣等民族，即使不全部种族灭绝，也要占领他们的地方，奴役这些人。所以他主要目标是东扩，占领东欧、俄国，认为俄国人拥有这么大片土地是不公平的，德国人应该在那里多生孩子，把优秀的种族传播到那里去。其实他要打俄罗斯蓄谋已久，斯大林以为可以祸水西引是幻想。

概括说起来，纳粹的法西斯主义的框架就是：顶层一个领袖，这个领袖是被神化的，为万民所景仰，支撑这种信念的是两个柱子，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国家主义，都推向极致。民粹主义就是把底层百姓煽动起来，用仇恨对准一个敌人；国家主义为对内剥夺基本人权、对外发动战争的一切暴行提供“崇高”的借口。

历史背景

历史的辉煌和当前的民族屈辱  德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到一战之前，有过一段辉煌的繁荣富强的时期。俾斯麦首相振兴德国是大家都知道的。19世纪初德国的耻辱是被拿破仑打败，引起德国的民族主义反弹，像黑格尔、费希特等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民族主义，这是思想渊源。然后，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被打败。这对法国说来是“国耻”，而对德国说来，却是翻了身，进入一个繁荣发展时期，从威廉一世到二世，是上升的时期，而且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是，德国跟奥匈帝国连在一起，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协约国打败，一落千丈，法国雪耻报仇。在英法力主下，《凡尔赛和约》对德非常苛刻，高额赔偿，限制军备，法国又占领了鲁尔煤矿区，使德国经济衰退，民生凋敝，而且德国的民族屈辱感十分强烈，与以前的辉煌成鲜明对比。在那种情况下，提出优秀的日耳曼民族要复兴，建立统一的大德意志的口号，绝对能够赢得广大人心。

经济危机，民生艰难  如众所周知，一战后，德国的经济状况十分恶劣，马克大幅度贬值，百业凋敝，到了这样民不聊生的地步，当然是人心思变了。不过通常流传的说法是，德国全靠希特勒上台，克服了通货膨胀，扭转了经济形势，这不准确，有个时间上的差错。经济最坏的情况是在1918年到1922年，从1922年以后就开始好转，原因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经济复苏和繁荣的阶段。特别是美国，那时正好是进步主义时期，1910年代和1920年代是美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欧洲经济也摆脱困境而进入繁荣期。德国作为欧洲的一部分，肯定受益。这时西方国家也放松了赔偿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美国开始给德国贷款和投资，所以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德国也有一个经济恢复期，开始有了一点资本，工人的就业率也提高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后到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德国也不能幸免。1922—1929年这段时期，是希特勒的蛰伏期，经济好转与他无关。但是1929年的经济恐慌却在政治上帮助了他，利用这一形势获得大批工人和下层百姓的选票，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共产党也增加了选票。

反犹在欧洲有基础  犹太人在欧洲是有受歧视的历史的。一是宗教原因，犹太教跟基督教原来是同根的，后来分家，自成一派，犹太人很团结，常常被基督教看成是异类。二是犹太人散居于各个国家，有点像吉普赛人，但是高级吉普赛人。希特勒说这个民族自己没有国界，到处进入别的国家，然后就融入到该国国民中。在当地人看起来是外来的，来分一杯羹。而且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总是在底层，就是算算命，搞马戏、杂技，再带点小偷小摸，然后离开。可犹太人非常聪明非常优秀，在各界都成为精英，占据高层，而且定居下来不走了。特别在金融方面，他们有做生意的天赋，从14、15世纪起，他们就首创了有利息的放贷等这种金融的雏形，每当一个国家经济发生问题的时候，犹太人就成为替罪羊，许多文学作品都是把犹太人作为反面人物的，例如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中的反面人物夏洛克就是犹太人。上层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下层把他们看作剥削者。所以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的敌人指定为犹太人，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群众基础的，否则很难在短期内这样畅行无阻。

上台的经过

那些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希特勒不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上去的吗，民主有什么好？这种说法以讹传讹流传很广，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纳粹党之得势，的确是在特殊的形势下，以特殊的手段，一时间获得了很多选票。但是希特勒的执政，成为正式的国家领导人不是靠正常的民主选举，而是在不断破坏民主的过程里，用阴谋诡计一点点夺取权力，然后全盘摧毁民主法治。因此有必要捋清他夺权的全过程。

一战前，德国是君主立宪制，已经有了宪法、议会、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原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是一个党，后来才分开），有相当程度的法治和公民社会基础。《凡尔赛和约》规定把德国君主立宪制改成了共和制度，这是威尔逊总统坚持的——美国就是要别的国家都变成共和民主制度，它才放心。于是霍亨佐伦王朝结束，有了魏玛共和国，制定了一部宪法。《魏玛宪法》是非常完备的民主宪法，不亚于法兰西共和国或美国的宪法。所以威尔逊总统很高兴，觉得德国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做好准备，留恋君主制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打完仗回来的那些老一代的政治家和将军都还愿意回到原来那个君主立宪的国家。魏玛共和国议会第一大党是社会民主党，算中左（后来共产党分出去，是左派），还有一些中右、中间以及右派政党。在极右派纳粹党加入议会之前，右派政党就是主张复辟君主制的。原则上，民主政府的总统是不能由军人担任的，但是在德国选不出一个德高望重的平民总统，所以还是选了兴登堡元帅做总统，他的资历、威望都能服众，就是年龄偏大，精力有限，这是后来希特勒能钻空子的地方。

以上是一战后德国的政治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希特勒上下其手，一步步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1. 建党

1922年纳粹党成立，全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主义（NAZISMUS）这个词一听就令人毛骨悚然，其实它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而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中性词了，而且不仅仅在德国被实践过。不过希特勒理论中的极端种族主义是他所特有的，他的最高目标是复兴大统一的、纯日耳曼民族的德国。这个党有二十五点纲领，主要就是贯彻上述希特勒的思想要点。党纲的条款措词后来有所改变，但是基本精神没变。

党的名称中“工人”字样后来也取消了，只剩下国家社会主义。关于这个名称的内涵，党内曾经有过分化。当初参加这个党的人，有不少是真心主张社会主义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发现希特勒并不相信社会主义，他相信的是国家主义。要“国家”还是要“社会”，就发生了分歧，有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就退出了，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所以纳粹党的实质是国家主义，然后国家又变成一个党的国家，一个人的国家，其他的都不算了。这个过程，很值得我们深思。号称把“国家”放在社会主义前面，实际上社会主义是虚，集权的国家主义是实。

2. 锋芒初试，一次失败的造反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了一次啤酒馆的造反，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有一点，平常人不太注意的，他造反的口号是什么？原来德国是不统一的，各州自治的程度很高，柏林中央政府对各州的控制力非常弱。当时有两股势力：一个是希特勒所主张的让日耳曼人统一德国；一个是主张分裂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就很想把南部德国分裂出去，跟奥地利合在一起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而相当一部分德国政客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利益，特别是希特勒发迹的巴伐利亚州是在南部。所以希特勒提出德意志统一，反对这些领导分裂德国，这个口号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啤酒馆的那次行动就是企图把到那里讲话的、掌握巴伐利亚州实权的几位将军劫持为人质，强迫他们与纳粹党合作，进军柏林统一德国。这次行动最终失败，计划流产。他本人以叛乱罪被抓，坐了一年多牢。他痛定思痛，总结了德国为什么在一战时会一败涂地，现在德国的苦难根源是什么。《我的奋斗》就是在监牢里找人口授写出来的。

另外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掌握正规军，他的“冲锋队”，失业工人、流氓、小偷、无业游民，以及对前途渺茫的青年组成的乌合之众，要想推翻强大的政府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就下决心，放弃武装暴动，而是利用现有的民主制度里的各种漏洞和弱点来一点点夺取政权。啤酒馆造反虽然失败，这一天却成为纳粹党的神圣纪念日，好像“××起义”纪念一样。

3.逐步夺取政权，实现全面专政

（1）壮大纳粹党。1925年，希特勒出狱后就开始政治活动，提出口号就是要使德国恢复强大，拒绝赔款，撕毁《凡尔赛条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金融巨头里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让每个工人都有工作和面包。这样的口号当然获得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刚刚有选举权的青年以及一些快要破产的小业主的拥护，他坐牢的经历反而使他成为英雄，为纳粹党赢得很多党员和拥护者。他公开宣称站在工人这边，同情工人，反对财团；但私下同很多非犹太人的财团老板会谈，给他们很多许诺，其中有一点就是如果他上台就会管住工会，不许他们随便罢工。因为德国工人早已取得了集体谈判权，工会力量非常强大，经常能够合法地与老板谈条件。所以希特勒私下以能控制工会来拉拢老板，很有效。他的活动经费，就是那些大财团给的。而且他压制犹太人，也就是打击他们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些老板很拥护他。他两边都能讨好。在公开的煽动里，讨好工人。在私下的交易里，讨好大老板。

（2）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总理职位。社会民主党是魏玛共和国议会第一大党，是执政党，总理艾伯特就是社民党人。1925年以后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逐渐得势，1928年开始进入国会，到1932年就跃居为第一大党，但是席位还不是绝对多数，不能单独组阁。德国宪法里有一条是可以钻空子的：在国家出现危机状况时，总理可以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于是他在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在外面煽动打砸抢，制造各种暴力事件，造成危机状态，然后说服当时的总理，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在一年中选举了四次，每大选一次，他都壮大一些力量。1932年他以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选票，公开竞选总统，结果还是败给了兴登堡。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德国政局动荡，波诡云谲，好几届总理和内阁都是短命的，希特勒几乎考虑用武装政变夺取政权，最后还是利用各种矛盾，通过威胁利诱，得到了关键的陆军代表的支持，并且拉拢了兴登堡的儿子（青年军官之一），终于得到机会使本来很厌恶纳粹的兴登堡总统任命他为总理，而且放弃了需要议会投票通过的条件。他第一次当总理就是这样上来的，不是靠选举的，是利用了其他力量的分散和软弱。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这个日子被史家称为“魏玛共和国的终结”，也就是“第三帝国”的开始。

（3）进一步实现一党专政。他当了总理还不能掌握全权，纳粹党员在内阁中只掌握少数岗位。于是他策划要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把宪法所规定的国会各项重要权力移交内阁——也就是希特勒本人——为期四年。但是这需要修改宪法，需要国会三分之二通过。这很难办到。他又通过了各种阴谋诡计，最大的动作就是著名的“国会纵火案”，栽赃共产党，借机诱使总统签署一项特殊法令，他可以借口“紧急状态”不但抓捕共产党，而且还有其他反对他的国会议员。这样，等到国会再开会时，共产党一百个议席80%是空的，社民党也有许多议员不能出席，对其他党派连压带打，就这样凑够三分之二多数，强制通过了“授权法”，正式名称很有讽刺意义，叫做《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授予总理无限的权力，等于从此埋葬了宪法和议会民主。此后再没有真正的选举，议员都是希特勒挑选出来的，什么都是“一致通过”。其他党派有的知趣自行解散，有的被纳粹冲锋队强行解散，最后只剩下一个党。7月14日，正式通过法律，规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4）争取军队的支持。由于希特勒自己的“冲锋队”不断壮大，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既失人心，也引起正规军队的反感和疑虑。希特勒权衡利害，决定牺牲那些素质不高的“亲军”，而争取正规军。于是进行了一次血腥清洗，这次的对象是自己原来的亲信，有点类似黑社会清理门户，把不服管的随从和继续胡作非为的队员给镇压了。同时向军队示好，那些老派的军官对他的作风总是看不惯，他重点拉拢少壮派青年军官，包括兴登堡的儿子。在和平时期青年军官要升职是比较缓慢的，希特勒的复兴日耳曼民族的豪言壮语和好战言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他还取消了以前束缚军队干政的一些规定，更博得他们的好感。所以在关键时刻，在他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直至埋葬共和国时，军队没有成为他的阻力。

（5）最后完成法西斯独裁。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前一天，希特勒已经自己颁布法令，把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成为“元首”。兴登堡原有一个遗嘱，后人发现，并未建议任何总统接班人，而是仍然希望恢复君主制。不过希特勒隐瞒了这一遗嘱，组织了盛大的仪式，自己接替他上台当上了元首，同时接管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位就取消了。然后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宪法，而是对他个人：“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最后还有一道程序：全民公投。早已被他拉过来的兴登堡的儿子站出来发表广播演说，称希特勒是他父亲属意的继承人，动员群众支持他，结果得票率90%，希特勒大权独揽完成了。

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失败

纳粹的最主要劲敌是社民党和共产党。他们是如何败在希特勒手下的呢？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5年，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后来党内因思想观点不同而几次分化，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左派分出去，于1918年正式成立德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已经有地下组织）。希特勒最初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党就是社民党，他把他们和犹太人合二为一，作为他最痛恨的敌人。在《我的奋斗》里有很多地方社民党和共产党交替使用，对他说来是一回事，他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党不是把工会作为维护雇员的权利和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手段，而是作为“党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编者按：这点没有错，因为德国共产党一向批判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就是只顾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想夺取政权。）他认为自己看穿了社民党的虚伪和蛊惑群众的伎俩，由此，他对群众心理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概括起来就是：广大群众的心理和女人一样，不会为抽象的说理所打动，而只能为强有力的、不容置疑的力量所折服。犹如女人在感情上渴求强有力的男人一样，人民群众宁愿被统治，而不要被恳求；接受不容置疑的说教使他们在精神上有安全感，给他们自由选择权反而使他们不知所措，而会感到被抛弃。他们不会以思想上受恐吓为耻，也不会意识到自由权利和人身受到侵犯。他们不会怀疑整个学说的谬误，而只为宣扬这一学说的那种专横的气势所慑服。

这就是希特勒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争取群众成功的经验。他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用一种更加真实的理论来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为此进行一场最残酷的斗争在所不惜，只要用同样无情的手段强制推行，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在夺权的几年中他就是这样同拥有最多群众的社民党、共产党争夺广大群众，特别是劳工。当时共产党势力还是不小，即使在纳粹党1932年跃居为国会第一大党时，共产党还是第三大党，与第二大党社民党加起来的席位还是超过纳粹党。他们都反对纳粹，不喜欢希特勒，如果在关键时刻能够联手，是可以击败纳粹的，但是他们联合不起来。

社民党内最初的分歧是对参加一战的态度。其中最坚决的是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的女婿——作为社民党的国会议员，一个人对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参加一战投反对票，以光荣孤立载入国际共运史。因为从理论上讲，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祖国是资产阶级的祖国，根本不值得保卫。这是当时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这与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完全是两个极端，所以希特勒指责共产党是德意志民族的叛徒。到1918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最初的领导人卢森堡还是主张通过民主途径争取群众。但是苏联已经成立，列宁又脱离了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也就是彻底与社民党分道扬镳。在苏共影响下，德共换了几次领导，最后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实际上直到30年代初，共产党和社民党还掌握相当大的工会，在工会里选票还是相当多的。但是这两个党已经互相对立，社民党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提出中间派是最主要的敌人。根据这一论断，德国共产党的策略是先击败社民党，纳粹如果上台，就是资本主义末日，再发动群众打倒它，然后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设想没有实现，自己却被希特勒用各种阴谋、“阳谋”打垮了。

纳粹德国的施政措施

希特勒上台以后做了哪些事？

先通过一个法律，叫《纽伦堡法案》，就是公开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为以后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奠定基础。至于屠杀、集中营、毒气室等是后来的事。所以开始犹太人总抱有一定幻想，相当多的犹太人没有及时逃亡，留下来任其宰割。其他非犹太人就更加抱有幻想，等到整到自己头上时就来不及了。

法西斯专政的措施：控制思想、焚书、禁书、禁言、破坏法治、迫害知识分子、改造和控制教育、把包括工会在内的一切群众团体纳入纳粹管制之下，等等，我们都很熟悉，不必多讲。特别是控制宗教，以纳粹信仰取代宗教信仰，公然提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党来代表，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上帝的意志，元首是新启示的先驱。《我的奋斗》取代了《圣经》的地位，摆放在教堂的祭台上，并且家家必备。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几点：

1. 希特勒特别重视青年，除了破坏和改造原有的学校，进行党化教育之外，另外还建立各种特殊学校，培养纳粹精英，就是纳粹的团校、党校。在强化思想训练的同时强化军事体育训练，进行斯巴达式的军事化教育。从十一岁到二十三岁，各年龄段的青少年，都组织到不同的组织里。他明白，那些已经受过过去教育的成人，不可能由衷地绝对服从，所以他重点放在青年身上，训练他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新社会”。下一代的青年只听元首的，不听父母的。所以纳粹很多青年，六亲不认，对父母都可以告密。

2. 在破坏法治方面，除了改造法院，干预审判外，更重要的是在法外专门成立了“秘密警察办公室”，德文的简写就是Gestapo——盖世太保。这样就可以绕过任何法律，随便抓人，关进集中营，强迫劳动或刑讯逼供。集中营与监狱不同之处，是不必经过审讯、判刑，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人失踪了不需要通知任何人，也没有限期。秘密警察和集中营，这是纳粹的两大专政工具。

3.在剥夺工人权利方面充分表现出纳粹的背信弃义。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在纳粹党的布置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希特勒在广场对十万工人讲话，表示要“世世代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工人表示敬意。第二天，5月2日，纳粹党就突袭占领了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室，没收其经费，许多工会领袖被捕，关进集中营，包括原来效忠纳粹的。以后，就颁布一项法律，停止“集体谈判”，实际上就是取缔了工人的罢工权，实现了他对资本家的承诺。不过资本家也高兴得太早，后来，许多人和企业的财产也被任意剥夺。

在文艺一片狼藉中，唯一幸免的是古典音乐，一枝独秀。希特勒认为德意志民族最大的贡献是在音乐上，犹太作曲家很少，只有一个门德尔松是犹太人，他的作品给禁了。其他著名古典音乐家如贝多芬、莫扎特等都不是犹太人，所以是德意志民族的骄傲。再者，音乐是没有语言的，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不像诗歌、小说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不可能随意解释。比如他认为瓦格纳就代表了最伟大的德意志英雄主义，对瓦格纳简直是推崇备至。所以德国音乐家里有与纳粹合作的历史污点的比较多，比如像卡拉扬都曾经被他捧得非常红。幸好顶尖科学家中犹太人比较多，及早跑掉了，没有为他所用，不然原子弹要先由德国制造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剥夺和瓦解地方自治权，安插纳粹党人做地方长官，最后实现了大一统的德国。

经过这些步骤完成一个党、一个元首的统治之后，1936年举办了一次奥运会，把德国人荣誉感整个调动起来，办得有声有色。为了欺骗国际，他造出要和平的形象，确实在国际上有一定的欺骗性。在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他就开始对外发动战争。

法西斯统治的特点

尽管专制统治有共性，但法西斯专制跟过去的皇权专制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政教合一 过去不管是中国皇帝还是外国皇帝，他不是思想领袖。即使在中国废除百家定于一尊的时候，对孔孟之道的解释权还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他不是思想的最高权威。中国人宗教意识不强，但是老百姓想拜哪个佛哪个神，官府是不干涉的。古代皇帝受命于天，西方叫“君权神授”，而在法西斯制度下，元首自己就是“天”，垄断一切信仰，与神合二为一，全民的灵魂与肉体全部交给一个人。

与此同时，还提出一个崇高的理想，类似宗教的“天国”，却又是世俗的绝对真理，作为奋斗的目标，为此现实中一切苦难、残酷和荒谬都合理化。

以铁板一块的集体代替鲜活的个体生命 “团结得像一个人”，以抽象的“人民”的名义牺牲具体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全社会都变成大军营。《阿登纳回忆录》里讲到德国之所以能让法西斯占了上风，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人的个人主义太弱。我最早读到时还不理解，因为我们一贯的教育，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实际上这里的个人主义是独立的个人，与法西斯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希特勒开始是要振兴民族精神，要德意志民族挺起脊梁来，但是他用这个办法鼓起气来后，又剥夺了所有人的思想权利，要全民匍匐于他的脚下，等于把全民的脊梁都打断了。所以他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

领袖直接面对广大群众 不要中间的官僚阶层，民众直接效忠元首。既然内阁各部不能取消，那么他就成立各种“办公室”，只要一些办事人员，直接听命于元首，不但法律程序打乱，行政程序也打乱。他怕大权旁落，对高级官员都不信任，只信任身边亲信，而这个亲信的圈子越缩越小。中国皇帝中朱元璋有点类似，他连宰相的职位都取消了，谁也不相信。最后只能依靠身边的太监办事，所以明朝宦官专权盛行。

反智，反精英，民粹主义，群氓主义 能够在全民中达到那样的领袖神化，需要完全丧失理性判断的群众，达到疯狂的程度。古代帝王都实行愚民政策，但是“山呼万岁”、“万民景仰”还是形式上的，没有达到触及灵魂的地步。无论中外，一般老百姓还是尊重读书和读书人的。只有在法西斯统治的非常时期，煽动民众反精英，“指向哪里打到哪里”，完成恐怖统治。

抛弃和蔑视一切传统道德、行为规范 只要忠于元首，政治正确，其他一切伦理道德、亲情、友情、忠诚、信誉等都可背弃。“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当然更不要仁爱、人道，而代之以仇恨。凡是被指为敌人，就可以施以任何非人的、残酷的手段。但敌人不一定是种族，可以是阶级，也可以是扣上某种标签的一群人。这种敌人是先验的，与他的行动无关，一切人之常情、道德良心在此都失效。人性中最卑鄙自私的动机，可以在一个“崇高”的外衣下尽情发泄。

与启蒙的关系

从希特勒夺取政权和最终完成法西斯专政的过程可以看出，道路很曲折，可谓费尽心机。如果从1922年建党算起，到1934年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用了十二年时间。他几次想用暴力夺权而没有这样做，这足以说明德国原来的民主制度可以成为一道阻止他的屏障。如果在一个本来没有民主法制的国家，不论是用暴动，还是用政变，都要简单得多，时间短得多。而他最后终于得逞，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总的来说还是反对他的力量太软弱、分散，德国的民主制度不够成熟，中产阶层不够强大，最根本的是广大群众的蒙昧和盲从。前面讲的一个国家主义、一个民粹主义足以蛊惑人心，是法西斯赖以生存的土壤。

幸亏德国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条线外，还有一条线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主流：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传统，还有康德永久和平的思想，能使它战败以后，告别过去，获得新生。加以二战以后，英美法战胜国对它采取了与一战后完全不同的政策，帮助它恢复经济，接纳它重归欧洲（先西德，后是统一后的德国）。德国人反思比较彻底，全民都承担责任，所以能产生像布兰特这样的政治家。法、德有远见的政治家能够采取一系列的政策结束历史宿怨。从50年代起，法国发起与德国建立“煤钢联营”，消除了法德争夺鲁尔煤矿的历史纠结，也是欧洲联合的开始，一步步成为现在的欧盟，其中的骨干还是德国和法国。从政治上讲，德国最需要欧盟，它从此汇入欧洲主流。所以宁愿在经济上吃亏，补贴那些要破产的国家。

以史为鉴，没有经过启蒙的民众，不用理性思考，没有法治观念，很容易被煽动，成为法西斯的基础。有的时候，那些饱学之士也不见得不犯糊涂，对全民来说，诉诸国家主义，打出爱国旗帜，是非常有效的，谁也不敢反对；对下层来说，民粹主义，劫富济贫，特别有号召力。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值得警惕的两大危险。

Table of Contents

自 序

关于“在场主义”散文[1]

毕生的追求：学识、启蒙与独立之精神[1]

身居斗室观天下[1]

美国研究三十年[1]

我的学术研究之路[1]

常识·良知·底线[1]

公民教育的必要性[1]

教育与启蒙[1]

百年中国“人”[1]

个人的独立与社会成长息息相关[1]

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留学生[1]

人性·文化·制度[1]

沉渣泛起之一[1]

沉渣泛起之二[1]

一根萝卜的革命[1]

复古与现代化[1]

要启蒙不要运动[1]

关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几个问题

关于“冷战”研究的几点看法[1]

对外关系的理论：国际主义？民族主义？[1]

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