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曲1

己身的苦乐3

生命的路18

绝望的眼32

死去的文明47

阿Q是谁62

国民性格76

语言之谜90

“被近代化”104

异端的选择119

爱欲与女性135

所谓学术150

新旧文人164

艺术杂谈181

艺林情趣195

为何写作208

诗性与人性221

左翼与真理236

一个都不宽恕249

尾声漫游者的自语266

总序（1）

己身的苦乐

漫游者因内心的苦楚与鲁迅相逢，在漫游者看来，鲁迅的无伪、真实、并非去做人导师的心态，成了他们彼此交流的原因。鲁迅是行进中的朋友而非英明的引领者，因为鲁迅自己也在困苦之中。

生命的路

人很容易成为奴隶，人类尚未长成，鲁迅认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样才能进化，不朽的存在不过是幻想。

绝望的眼

漫游者发现，鲁迅虽然是绝望的，却又不安于绝望，他在无物之阵里，以生命的躯体肉搏着惨夜。“在无所希望中得救”，以挣扎显示自身，于是才回到了自身而非成为别人。

死去的文明

旧文明里缺少“个人”，如果复古者还唱着老调，个人的成长是难的。旧文明里的“瞒”与“骗”在今天还延续着。看不到孔孟文化与专制社会的互动因素，古老的文明就不能生长出现代性的光泽。

阿Q是谁

原来阿Q的队伍如此庞大，专制者的反面是奴才。大家欺人，又自欺，于是陷入无我的大泽中，无智、无趣、无勇，除了奴性与游民性之外，几乎毫无亮色，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有阿Q相?

国民性格

习惯与风俗，影响并制约着一个民族的进化。中国国民性格里的问题，是文化导致的，还是制度的原因，抑或别的什么?

语言之谜

中国的语言十分丰富，但汉语里的惰性似乎使我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出现了问题。语言是要不断增长的存在，这就要从民间和域外得到新的启示，使其的潜力得到开掘，而我们汉语的八股化在今天却十分严重了。

序LuxunDuihua“被近代化”之路

我们的近代与现代，都是洋人逼的结果。在被迫走向近代的时候，既学会人道的、个人的自由理念，又保持旧有文明美好的一面，是大难之事。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从批判自我开始，直面着西洋强势文化，“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那是鲁迅留给我们的精神之光。

异端的选择

人一落生就被设定了，人类迷失自我的时代太久远。闪光的存在往往不在流行色里，而是社会沉默的领域。思想的生长点常常与正宗的理念无关，在那些乡邦文献与野史中，往往有真切的精神。

爱欲与女性

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总序（2）

所谓学术

名人，阔人，商人……常常玩这一种把戏，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闹热闹，以见他们之热心。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就常常上他们的当；碰钉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我就知道不少这种卖血的名人的姓名。

新旧文人

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

艺术杂谈

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艺林情趣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

为何写作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诗性与人性

中国的文人，有一个致使的弱点，就是有时将自我看得很伟大，对现实一无所知。于是见了花而垂泪，见了树枯而伤悲。近来闲适小品盛行，谈风月的渐多，宁静是一种美，但在人的价值尚未被争来的时候，那宁静，便有了几分伪饰的痕迹。

左翼与真理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一个都不宽恕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前，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序曲

漫游者在旷野里。

天色渐暗了，他向着远方望去。灰蒙蒙的四野望不见什物，只有奇异而泛红的暮霭显着生气。他拖着沉重的双腿向前走着，汗水滴在脚下……

他已走了很久、很久，所见的，都是陌生的人们。中国的许多地方，他均已去过了。他做过农民、工人，当过教师、诗人。他曾有一个富裕的故土，但他还是远离而去；他曾年轻过、快乐过、满足过，但最终还是放逐了自己，成了一个漂泊者。

他觉得自己缺少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仿佛是在梦里一般。

忽然有一天，一个过路人指着灰尘满面的他笑道：你不该清洗一下自己么?

他惘然起来，在这个世间，即使是水，在他眼里，也是不洁净的。

而在一个乡间的茶馆，一位白发的老者笑道：要到哪里去呢?为什么步行，而不利用工具?

漫游者淡淡地笑着，他觉得只有双脚踏在土地上，才感到了自我的存在。

他想和许多许多人交流，但没有谁听他的呓语。

他想息影于山林，在悠然的诵经声里超度己身，但那太清苦，似乎有无形的东西，压迫着身躯。

而乡间又太寂寞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难道不该向往热烈与轰鸣?

城市呢?漫游者走进了高楼林立的都市，却猛然感到，那儿也不是自己的家园。在喧闹的马路旁，他的心感到窒息。

漫游者像个幽灵，不知道该走向哪里。他的心冰冷起来，血液渐渐地凝固着。他觉得需要点什么，抓攫住什么，但那究竟是什么呢?

一天，他来到了一座墓前，那一刻，他忽地觉得，不该再走了。

在那墓前，他站立了很久、很久。那是深秋的一个雨天，在静静的雨中，漫游者惬意地承受着沐浴。世界已经消失了，除了墓主，漫游者忘却了一切。那一刻他想赤裸着身子，让雨洗去一生的尘垢，像斋月的穆斯林，走进一个清洁的世界。

此后有无数个夜晚，他独自来到墓旁。想说些什么，倾诉些什么。那一刻，他觉出自己是个弱者，禁不住悄悄流下了泪水。

一个希望“他在”而拯救己身的人，正是一个可怜的奴隶。他叹息着，感到了己身的悲哀。

但他却快意于与墓主的对视，似乎只有与这已逝的灵魂攀谈，生命才会泛出亮色。

他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从远远的天边传来，漫游者在精神的天幕上，感受到了一个远去的英灵给予他的暗示。那是一个多么神奇、庄重的所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未响动过这一声音。

无数个白天过去了，无数个夜晚也过去了，但漫游者与那灵魂的对话，似乎总在开始，没有终点，也没有结论。

在对话中，漫游者感到了超越的可能。他把一切记录下来，留给相识或不曾相识的人们。

在那墓的碑上，有他十分熟悉却似乎又永远读不尽的名字：鲁迅。

己身的苦乐（1）

漫游者：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少年时代。大概是1968年吧，我在学校的一间破陋的图书室中，看到了一本旧版的《呐喊》，同时看到的，是一本薄薄的《鲁迅传略》。那时读不懂先生的文章，也不知道你的具体身世。所以要读先生的书，一是书的来源渠道很窄，在我们那个镇子里，是看不到什么书籍的。另一方面，听父母曾介绍过先生，并说在你的文字里，可以找到人生的答案。当时我的父母正在接受劳动改造，家境寒酸得很。我几乎是在一种绝望的心境下，读到了先生的作品。我知道自己并未从本质上把握了那些文字，可那种幽愤的情思、沉郁的人间情怀，是怎样抚慰了我幼小的心，令我至今难忘。在这些动人的画面里，我似乎看到了以往的生活，知道了世间曾有过那样非人的存在。在先生的深广的咏叹里，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心灵呼应。似乎先生并未远去，仍那样忧郁地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那时候我一下子喜爱上了你，在你的文字里，我懂得了生命价值的另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在课堂上是未曾学到的。

我是4岁那一年，随着被单位开除的父亲，搬到小镇子上的。那个只有一平方公里的古城，有着几百年的建城历史，是辽南的一个重镇。如今在地图上已很难找到它了，它正消失在新的工业城市之中。那时候古城给我带来的，大多是不愉快的故事。很奇怪，先生当年在作品中描写的“鲁镇”，与我生活的地方是那样的相似，除了江南与塞北的差异外，风俗、礼仪、心态，仿佛是在一个模子中套出的。我震惊于这一发现，历史难道是重演的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感到先生的魅力。真正的艺术，是植根于民族的常恒之态中的。我相信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正是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先生的预言的魅力。而且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精神便与先生的著作，纠缠到了一起。

先生生于晚清，时逢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国共内战，这些经历，距我们好像已十分遥远了。可你的文字，像是写给今人看的一般，每每读之，都有种亲近的感觉。记得下乡插队的近鲁迅三年生活，手中常看的，便是你的著作。考入大学中文系上学时，做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关于先生的。青年时，第一次来北京的我，来不及去看长城、十三陵、天坛，首先去寻访的，是鲁迅博物馆。我觉得四处都有你的身影，好像我们的生活，亦在先生注视的目光之下。如果说一生中有谁真正影响了我的道路，那只能说是先生。无论在职业的选择还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我似乎都生活在你的巨大的影子里。

但是有时候，深夜间扪心自问的那一瞬，我常想：读懂了先生么?在为你的作品写下了大量杂感、论文时，是不是也在亵渎着先生?我无法回答自己的责问。这样的时候，我便一次次读你的书，想找到你与我们这一代人的联接点。但我朦胧了，好像置身于茫茫的大海里，不知道竟该漂向何方。先生的影像，也开始缥缈起来，感到在那些熟悉的文字中，却还有那么多难以破译的密码。这迫使我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路，希望能从另一个角度，谛听到你灵魂深处那个真挚的声音。

己身的苦乐（2）

我喜欢你那些谈论自己的文字，我以为它是无伪的、真实的。倘要了解先生的自我意识，不能不去读一读它们。因为在那里，记录着中国人的苦难，记录着一位为真理而求索的伟大灵魂的历史。然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似乎离先生已十分遥远了。如今谈起晚清，谈起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仿佛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而对一个个疏离历史的人们，我不止一次地呼吁，去看一看先生的作品，听一听你的诉说。你的经历，你的思想，对于当下仍麻木存活的人们，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提示。

鲁迅：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己身的苦乐（3）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①

漫游者：在这个时候，你选择了文学。据你的回忆，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要解放中国人的灵魂。你在《文化偏至论》中，谈论过类似的观点。那时看到人们惟物是趋，不从精神上入手改造国民性，你痛心疾首。我以为先生的这一选择，一方面是自尊心受挫的缘故，更主要的，还是一种对生命价值形而上的渴望吧。同样是留学日本，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并没有这样的激情。我在你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回顾里，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冲突。我相信没有经历过苦涩的早期记忆的人、没有在厄运中承受沉重的人，不会有这类的感觉。“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是从炼狱中走过的人都会萌动的念头。1977年底，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恢复的高考之后，当拿着录取通知书，告别了在苦涩中生活了20年的故土时，嘴中吟诵的，便是这句话。许多年后重读到它时，曾勾起了我怎样复杂的回忆。我忽地觉出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那种期冀的可爱。虽只丁丁点点，但那扑向光明的渴念，正是人的尚未沉沦的心智的闪光。

但寻路是艰苦的，我看到你最初留日时给友人写下的信件，从中体味到游子之心的甘苦。我相信你最后选择了文学，并非仅仅出自经济与爱好的考虑。一种无法摆脱的使命感，大概是内心真切的动力。先生与弟弟周作人大量译介外国文艺，试图筹办刊物，其月的，乃是改良社会。那时你写下的《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是很冲动和热情的。我后来还很少看到先生写过这类古奥而激昂的文字。先生早期的哲学观、文化观、艺术观，差不多都在这里呈现出来。而且，这些文字，亦是先生思想的逻辑起点，后来精神的许多闪亮点，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色。

鲁迅：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②

漫游者：但这文章是有气韵的，在气魄上与力度上，均已超过梁启超。比起你的老师章太炎那时的文章，也不让半分。但回到国内之后，有很长一个时期，你放弃了写作，看了你的信件和文章，才知道你有个时候，长久地沉静下去，陷入了悲观与绝望的境地。

鲁迅：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己身的苦乐（4）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③

己身的苦乐（5）

漫游者：自《狂人日记》之后，先生的作品便一发而不可收。你不是主动地卷入到“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中去的，如果不是时代走到了那一步，大概你还会长久地在寂寞中沉静下去。这是你精神个性抑郁的一面、悲观的一面。与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比，先生心灵的深处，涌动的是冷傲的情绪。胡适在谈新文化与新的人格时，情绪是怎样的高傲啊，而先生那里，总像有一股悲凉的东西在涌动着。但尽管这样，你还是以战士的姿态出现在人生的舞台上。“五四”新文化的根本点，是建立一种新的理性秩序，那时人们在借用西方式的话语，来讲述中国的问题。虽然有的还显得急躁，带有皮相之状，但先驱者们还是在根本点上，动摇了传统儒学。我觉得撇开小说写作中的阴郁的情绪不谈，仅先生在杂文中对旧的传统的发难，便是深刻的。《热风》中对复古派的嘲讽，对生命哲学的感悟，对爱情与道德的反省，都是发人深省的。我特别喜爱那些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文字，在对旧文明的清算中，先生的文字所迸放出的热力，是巨大的。这是你前期文字中颇带理性力量的东西，读懂了它，便可明白作为一个启蒙者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分量。

鲁迅：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左联创办刊物《新青年》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④

己身的苦乐（6）

漫游者：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首先要有高深的理论做支撑。即自己应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五四”时期的许多启蒙主义者大抵是这样的。看胡适、陈独秀的文章，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息，思想上的震动人心且不去说，仅那种高远的情怀，就很让人敬重。但这些踌躇满志的先驱那时似乎犯了一个错误，即把理性说得过于圆满，有时亦带有点全知全能的样子。这风气在那时留洋归来的学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五四”的先驱们在清算旧文明时，确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可后来阵营的分化，根源大抵在对人生的不同态度上。启蒙者应是殉道者呢，还是坐而论道的学士?是民众的导师呢，还是民众的一员?这些问题上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后来诸学人不同的道路。

满清的皇帝倒台后，中国民众在精神上似乎少了点什么。那时在茫然中求索的青年，希望在民众中能出现一位真正的导师。而一些西崽气十分浓厚的学人，也真的去做起这样的导师来了，似乎天下的事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一般。可就中国的事态的发展而言，这些所谓的导师，常常不过蝇营狗苟的小人而已。我在小的时候，也有过崇拜感极强的时候。后来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看到那些所谓风云人物的历史，才知道相信外在的先验理性，并不可靠。现实有许多事情，被假象所掩盖，而民众们并不明了。我们一旦进入其深层领域，便会觉得，那些正人君子者流，其实离普通百姓，差得很远。与其相信他们，还不如相信自己。走自己的路，才是真的人生选择。可惜我知道这个道理时，已经很晚了。

鲁迅：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⑤

漫游者：意识到自己也未必可靠，那心境，就更茫然起来了吧?这大概也影响了你的生活。在北京，先生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因为爱情和其他的原因，你放弃了北京的生活，来到厦门和广东。那一段的日子是孤寂的。我很喜欢你那时写下的文字，好像内心有无数的悲凉，精神也变得苍凉起来。远离着自己熟悉的都市，置身于异地，四周是陌生的所在，那种感受，一定是很苍凉吧?那时候你一个人呆在厦门大学，内心经历着痛苦的反思，心境似乎更沉重起来。这时候，北京将要印成你的杂文集《坟》的消息传来，为此，先生专门写了篇后记寄去。没有喜悦，也没有兴奋，倒是多了更沉重的精神意象。

己身的苦乐（7）

鲁迅：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甚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即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⑥

漫游者：读着这段文字，我知道先生并没有欺骗读者，你是真诚的。中国的大文豪们，稍微有场合，便摆出权威的架式来。但先生不是这样。从你的心境里，可让人感受到一种善意的情怀。把真实的自己写出来，这在别人，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愿向别人敞开自己的心扉。先生的爱憎分明的精神和坦诚与率直的人格魅力，是你颇受世人欢迎的一个原因吧?

鲁迅：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是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⑦

己身的苦乐（8）

漫游者：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赶到了厦门大学。在南普陀寺旁，长久地驻足观望着。我想寻找先生的足迹，在暮色中辨析着远处古老的坟茔，心想，在何处是你曾拍照的地方。我记着《写在〈坟〉后面》那篇悲慨的文字，先生对大海，对南普陀寺，发出了一连串忧患深广的感叹。那是怎样绕梁不绝的骇世惊俗的文字啊!先生说，“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这种感觉，在那一瞬也传染了我。是的，在那样僻静的夜，对着远方的苍茫，对着孤苦的心，我们又能做些什么?能听见自己的心的跳动，又深切地关注着远方的人间，这便有了一种佛的境界。我喜欢你在孤独一人面壁时的文字，对人间世，对自己，你是坦诚的。你裸露着自己的灵魂，用双手，抚摩着伤口。其间的痛感与爱意，是怎样的真切!我以为20世纪的世人中，没有谁像你那样，把人的心灵中最真实的状态，那么有力度地释放出来。

先生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读你的文章，在文字的背后，确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我们都在这样的世间生活，作为一个生命，固有的渴念并非什么过错。但在古老文化的网络里，我们又常常做过与生命价值相违的错事。在先生的目光下，这些错事太多了，简直像一片污黑的海，一切纯洁与清白，在这里都不免染上杂质。我觉得你的文字里，便有着这样一种直面苦海的孤寂。你欲拯救他人，同时也自救着。你嘲笑了众生的阿Q相，可在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苦笑里，难道就没有你自己的内省?我曾听一位友人讲过，《阿Q正传》里有中国人的缩影，也有先生自己的余绪，那时，我并不苟同，现在想来，或许是对的。但先生的可爱之处在于，明明知道这是自己的隐痛，但却偏偏把刀刺向了这里。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弱点的民族，是可怜的，我在先生苛刻的目光和焦虑的内省里，依稀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希望。

但先生并不愿意去做导师，去为他人寻找一条确切的路。先生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不向别人期许什么，预约什么，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以为这便是先生非凡的地方。当许许多多人大声呼喊“黄金世界”的时候，先生却认为，那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影。与那些乐观主义者们比，先生给人带来的，更多还是悲凉的东西。不断地向一切伪造的神话挑战，向一切非人道的文化挑战，这便是你的坚毅的品格。细想一下，一百年来，文人们抛出了多少蓝图和美景，但一个个都转瞬即逝了。梁启超当年大声宣布了新中国未来的图景，但如今看来，不过是一道海市蜃楼；“新儒学”不是在构建新的乡土社会么?但试看一下梁漱溟当年的“乡村建设”，几乎并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我依稀地记得“人民公社”的贫穷的年代，在人们高喊共产主义就要在明天出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挨饿。那是一个清苦的年代，又是最具革命激情的年代。精神的乌托邦与生命的贫寒就那样交织在一起。世上本没有完美的存在，这是我经历了30余年的生活，才渐渐悟出的。超越自身，以求不朽，以求全能，不过是缥缈的梦。先生相信每个人，不过是历史链条的一个环节，即“中间物”。人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这类连接过去与明天的切实的工作。然而，一百年来，中国人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虚幻的劳作中了。内战、左倾运动、“十年浩劫”……在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后，我们才知道应怎样地去生活。世上最崇高的事业，便是脚踏实地地去为人生，并且为完善人类自身而做的琐细的工作。它不求不朽，也不奢望永恒，在有限中把握生命的实有，才是人间的大欢喜。先生精神的重要路向，是不是就在这里?

己身的苦乐（9）

但这样的心境，是苍凉的。历史运作中的清醒者，总是少数。意识到人生不过如此，而世俗永远这样运行，那感触，便有了异样的苦痛。既不随从流俗，又不消沉地滑向死亡，这便是先生的选择。是的，一切都在逝去，逝去，人不过是人间的过客。但怎样向着墓地走去，以生命的光热，显示其固有的价值，便有了不同的品位。我在厦门大学的那一日，想起先生在这里发出过的苦叹，似乎感受到了你心灵中的激流。我终于明白了你在孤寂中与绝望抗争的目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是你的自警。因为厌倦不朽，所以先生不朽；因为拒绝永恒，所以先生永恒。这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先生“在”而“不属于”有限。是的，我以为倘若理解了这个命题，与先生的距离，便不会遥远。

但绝望中的走，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看到先生流浪到南方时，经历的诸种苦难，也感受到了这种价值选择的沉重。我曾经说过，这是先生自我流放的时期，也是经历精神变化的开始。那时北伐战争爆发了，不久又遇上了国民党的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公开化了。残酷的杀戮，流血牺牲，那么多的死尸使先生惊得目瞪口呆。在广州，先生经历了人生一次巨大的冲突，在白色恐怖面前，你的旧有的思路猛然轰毁，一个更怪异、矛盾、复杂的社会，开始出现在你的眼前。

鲁迅：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己身的苦乐（10）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哪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

鲁迅杂文集《而已集》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⑧

漫游者：人生多几次思路的轰毁，现在想来，确实幸事。先生过去相信进化论，觉得人的生命是进化的，青年人总要胜于老年人，这是很确切的理性认知。但一种理论总要受制于某种规范，一旦超出一定时空范围，便不免露出破绽。信与信仰不同，认同与认可亦有区别。人们总是希望用一种万能的尺子来度量事物，可惜这样的尺子至今仍未找到。先生在被国民党的清党“吓得目瞪口呆”后，旧的思路动摇了，于是对人生便有了新的体味，精神的空间也变得扩大起来。承认以往认知方式的有限，同时又承认己身的有限，总比那些把自己打扮成全知全能的人，要可贵罢?先生所以不同于王国维、周作人这一类的人，便在于不断地求疑、存疑，不满意于以往，渴望一种新的精神。历史上许多哲人的思想所以呈现出流动之状、丰富之状，便在于这种对以往的否定。

但否认旧我是件极苦的劳作，不仅思维方式要来一次变革，更主要的，是生存方式也要随之而变化。我记得“文革”刚结束时，看到姚文元、张春桥当年的行为，原来是另一个样子，觉得被整整欺骗了10年。当得知毛泽东在“文革”中在极“左”的路线上越滑越远的内情时，头脑也嗡地一下炸开了。在一个虚假的时空中生存，但并不知道是一种虚假，而往往还沉浸在一种幻象中，那真是天下最大的悲哀。我上了大学后，读到了先生关于旧的思路轰毁的文字，在内心，引起了很大的共鸣。我知道在许多年前，先生的心境何以那样的沉重了。20世纪以来，中国人经历的类似事情，何止这些!

己身的苦乐（11）

大概是哲学家贺麟说过：无形中支配人的生活的有两个力量：一是传统的观念，二是现在流行的观念。我觉得恰恰是这两个观念，常常把人引向误区。人们完全是不自觉的，就那么欣然而去，好像在完成一个必然的幽会。但事实上，要保持一种人格，往往正是在传统的与流行的思潮之外，那个既不属于过去，又不属于世俗的边缘地带，才可以见到真实的人生。康德好像是这样，尼采也是这样。我读巴金晚年的作品，觉得也是这样。因为有了刻骨的教训，于是便少了趋时之音。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常常是那些保守主义与赶时髦的人们，被抛弃到旧迹中。而那些用生命之躯去体味真理的人们，才真正超越了这种“有限”。

“存在”是一种神秘，有时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原态，我们常常只知道自我的一面，而有时又无法明察己身的一切。这是人类最无奈的事情。但无奈并不应使人放弃生命选择的自觉。在荆棘里走来走去，寻求别一样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与那些躲在书房中软软地向世界说几句酸话的人比，先生显得要可爱得多，真实得多。你坦露着自己的胸怀，把己身之苦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人们，且又以无畏的精神，在黑暗中挣扎着，这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品格。非名士气，非道学气，而是像个过客，质朴地在坎坷的路上走，有一份光，便发一份热，决不自诩什么英雄。看够了文坛种种骚客的伪态的表演后，再远望着先生真诚的面孔，我感到了少有的亲切。是的，我们属于“有限”，但我们毕竟还可以分享远方的“无限”呢。

注：

①《呐喊&#8226;自序》。

②《〈坟〉题记》。

③《呐喊&#8226;自序》。

④《〈热风〉题记》。

⑤《华盖集&#8226;导师》。

⑥《写在〈坟〉后面》。

⑦《写在〈坟〉后面》。

⑧《而已集&#8226;答有恒先生》。

生命的路（1）

漫游者：读先生的书时，总看到一些关于生命感叹的内容，有些吟咏，至今还那样令人心醉。旧中国的文化，是不讲个体生命的价值的，因此，几千年来，关于生命本体的思考，确实少得可怜。不尊重个体生命，不从个体出发去建立文化的机制，从总体而言，不能算是人道的文化。几千年专制留下的遗产，重要的一条便是治人的道术，它使人异化于专制之网，失去生命原有的东西。这异化像冬日的雪球，越滚越大，以致使人渐渐丧失原态的东西。

只有经历了重重苦难的人才知道，这异化如不挣脱，人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是难矣哉的事情。所以在中国，最根本的，便是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从生命的本体出发，去创造一种人的文化，那才是我们的使命。我记得先生在“五四”时期，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这些问题，倡明新道德、讲“立人”的道理、张扬人性，等等，其目的，在于使人从昏暗的中世纪式的文化中，走到人的生命道路上去。

鲁迅：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昨天，我对我的朋友L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

L很不高兴，说，“这是Nature(自然)的话，不是人们的话。你应该小心些。”

我想，他的话也不错。①

漫游者：生命的路既然是向上的，那么按生命价值为依据来为人立法，那才是人道的根基。站在这个基点上思考问题，才可能把文化的角度，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转换过来。现在大谈国粹的人，有时并不从生命价值的立场出发，而是将人委身于一个先验的法则，那实在是可笑的。

鲁迅：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路（2）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②

鲁迅《坟》漫游者：按生命价值的路走，大概才可以表现出生命的个性与潜能来。我读先生的书，常觉得有一种燃烧的生命在烤灼着自己。讲道理，谈规律，并不是先生的所长，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但你的生命是挣扎着的，那其中的吼叫、呐喊，响彻的便是真而纯的声音。我以为这种顿悟的随想，包容了你丰富的思想。这思想是什么呢?想来想去，大概便是对异己的社会力量的抗争之情吧?或者说是对生命内在价值苦苦的追求。例如，在教育问题的看法上，先生追求的是个性，而不是共性的东西。

生命的路（3）

鲁迅：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③

漫游者：我觉得这种教育一方面可以促成工业文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日趋扼杀生命的个性。现在看到自己的孩子每天忙碌于应试的苦状，我便想，教育是在培养人的什么呢?如果是知识，那么机械地记忆、操作，规律地引导便是了。但现在的知识传授，常常是本末倒置的。我们常常讲意义，讲事功，讲道德，结果培养的孩子恰恰缺少道德。现在某些空泛的公理，常常使孩子们最后不懂得公理。中华民族讲礼仪已几千年了，但试看一下各国对中国人的品评，大概在礼仪这一点上，中国人及格的是少数的。如果看一看商界的虚假、伪劣产品之多，不能不被中国人的劣根性所惊异。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教育出了问题的。这问题的核心，是忽略了人的价值。

鲁迅：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虽则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佗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④

漫游者：有一段时间，一谈人道主义，有人就大失面色，以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人道主义，便是以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而萌生出的精神信条。把人当成人，而不是物，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是人类应遵守的基本信条。

鲁迅：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⑤

漫游者：我翻阅一下近百年世界的历史，感到人类确实还在幼年期。比如中东的战争、巴尔干半岛的冲突。人与人的相互沟通之艰难，足以令人惊叹不已。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也说明了人道主义，并不是简单就可以行得通的。

鲁迅：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⑥

漫游者：人生来就应是平等的，大家都是这个世上的生命，可是文化的长影，却把我们裹在一种等级森然的网络里。我有时想，我们一生的奋斗，有时的确在为挣脱祖先留下的文化羁绊。可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勇气。后来新文化出现了，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最缺少的，便是这种人道的东西。在洋人的理论里，我们懂得了平等、自由等字眼。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令人们对此的感受，更为深刻了。

生命的路（4）

鲁迅：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比野蛮尤其野蛮。

这诚然是痛快淋漓的话，但要问：照我们的意见，怎样才算有人道呢?那答话，想来大约是“收回治外法权，收回租界，退还庚子赔款……”现在都很渺茫，实在不合人道。

但又要问：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想来只能“……”。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决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⑦

漫游者：然而我们的古训并不是这样教导人的。我们的旧文化很少从人道的角度看人，而是从统治者的立场，来规劝人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好像孔子的理论，也有这一特点，所谓为统治者立言、立德，大概就是将人道逐出家园。这个传统很深，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根除的。

鲁迅：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⑧

漫游者：做稳了奴隶，便不再想别的精神寓义，这是我们的悲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我们才知道“立人”的意义。但人道精神的阐明，又止于文化那里。周作人、胡适都大谈这些，有的观点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胡适，周旋于学界与政界之间，可谓用心良苦。他一方面想依靠政府推行人权思想，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但直到死，这个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好。后来的几代知识分子，与政府大多持一种对立的态度，于是情况便十分复杂化了。

鲁迅：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足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God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⑨

生命的路（5）

漫游者：中国文人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一些人和政治靠得很近，要么是奴仆，要么是反对派。当奴仆，就要遵命，写应时的文章，捧捧臭脚，这便是拍马文学。但另一派，却政治意识浓厚，要疏远政府，做反对派。这在晚清以来，已成为传统。反对腐败政府，文人的启蒙作用，比其他行当要大得多，所以这些人当中，良知式的人物要多于政客式的人物。梁启超、陈独秀、瞿秋白等，均属于这类人物。但我看他们的历史，发现这些人，在骨子里，并不能算是政治家，他们的设想，与现实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我还记得胡适讲过“好政府主义”，后来被政界人士批评道：你们并不懂政治，还是别谈它为好吧。所以，人道感浓厚的人，搞起政治，在中国并不容易。知识分子心灵的苦闷，在这个线索里，可以找到某些依据。

鲁迅：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

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

漫游者：据说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文学家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所以我想，越是在专制王国里，文学家负的使命便越大。其实，无论在共和、民主的国家，还是在封建专制社会，艺术家与现实总保持一定距离。他(她)既应是生活的反映者，但最根本的，还应是社会自由意志和善良意志的体现者。艺术家有过多的杂色未必就好。我倒觉得清纯一点，纯粹一点，与世俗社会保持一点距离，恐怕更好。

生命的路（6）

鲁迅：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漫游者：19世纪的文艺传统，给人的启示是巨大的。到了20世纪，中国文人有许多时候，还睡在这个传统里。到了80年代，虚无派出现了，有了“先锋文学”，有了“痞子文学”，但这些新花样的背后，其实还是疏远或揶揄政治。与19世纪的文学不同，20世纪的中国文化，多了个性主义、虚无主义，乃至反传统的现代主义。可是我们细细分析这些流派，在深层领域，亦未能免除被政治影响的边缘文化心态。

中国文人是很关心政治的，可是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还是在政治的边缘。我们说的那一套，与现实本来就不一样。我常想，谁在听我们的话呢?几十年来，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地存活着，以为自己创造了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可是实际上，没有谁听懂了我们的话语。我常说，中国的文人，常常自言自语。这一点，我们有时还不如19世纪的作家，因为19世纪的文化，至少还有种激情和梦想。到了20世纪末期，这一切，似乎已很淡漠了。

生命的路（7）

鲁迅：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鲁迅《集外集》漫游者：人道感的受挫，使许多文人回到了内心世界，读百年来文人的作品，大致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这造成了文人诸多的困惑，理想与现实的，乐观与保守的，单一与多样的……于是感伤主义，是文坛扯不断的长丝，从“五四”到现在，这长长的丝还在缠绕着人们。但感伤主义也是多样的。有深沉的感伤，有肤浅的感伤，还有伪态的感伤。这便加重了文化人与现实的隔膜，文学与现实的距离，也渐渐加大了。

我看先生的文章，好似也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在黑暗中挣扎的时间过长，那声音，便显得格外沉重。这与那些轻浮的文人是不同的。而且，在你的激烈的文字中，我发觉你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与众人不同。那里好像有一种异样的力量，在涌动着。

鲁迅：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生命的路（8）

漫游者：这种态度，多少有点自虐的因素。我在这里读出了大的无奈。在前工业社会，当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受到制约的时候，除了这种感叹，还会有什么?人道感是建立在生命价值的永恒的认可之基点上的。可人生的多厄，以及彼岸的不可预测，便使我们常常陷入矛盾的境地。有时我们会感到，己身的价值并不永久，我们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环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永恒与纯粹，便失去了意义。这样，我们似乎真的像萨特说的那样，陷入了虚空的窘境。

鲁迅：……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

漫游者：80年代，青年博士汪晖曾用《“历史的中间物”和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为题，论述了先生的这一思路，这是极重要的。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生命价值的基点上的，与康德的认知先验形式的有限性，不谋而合。只有在生命的意志中，才可以有这种“中间物”的意识，而宇宙的无限整体，是不会生出这类观念的。看到了人的有限，而这种有限恰恰融汇于无限变化的宇宙中，可以说在认识论上，是一种深刻的内省。我记得先生不止一次在文字中表达过这个意思。你把人的认知视野，规范在一个特定的范畴里，这便避免了常人所犯的“悖论”错误。例如，在讲到木刻创作时，你说过这个观点。

鲁迅：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

漫游者：执著于现在，和虚妄相抗争，是先生哲学意识中最迷人的地方。中国人是不愿意看到现实中的“此在”的，于是办事便马马虎虎。先生强调“此在”的意义，对古文化的虚幻之梦，是很好的校正。但我认为先生的认知模式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对非功利的文化有些忽略，对文化生态环境，缺少宏观的审视。在先生的情绪中，常常有一种独断论的东西。我以为这是很不易把握的，它容易使人陷入一种单值的价值判断中。所以，准确地了解先生的思路，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执著于现在，以存在的第一要著为己任，这是先生思想的出发点。有了现在，才有未来，未来是寓于今天的一切当中的。

鲁迅：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生命的路（9）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

漫游者：我确实感到中国人独在对“现在”这个问题上，是交了白卷的。我们的古人教导我们要按祖宗的遗训办事，那是要复古，或说是保古。而佛教又把未来的施舍给了我们。把一块净土，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旅顺的海边几乎饿死，但广播里整天说共产主义要到了，在不久就要进入大同世界云云。这些，便都是忽略了“现在”，忽略了生命过程的明证。中国的古训，是很少告诉人们怎样把握“现在”的，于是便多了先生所说的“瞒与骗”的文字，国民也日趋陷入堕落的大泽。

眼睛不盯在“现在”，那便只好在幻想中存活。我记得在乡下时，百姓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到所谓“狐仙洞”旁点上一炷香，也顿时变得飘飘然起来。阿Q在苦境中过活，确未发现有过什么痛感。照样还可以在自欺自贱中快乐地应付生命的时光。有人说中国人是珍惜生命的，这要打一点折扣。我觉得我们时常将自身委于一个不存在的形式里，不知道己身的价值与意义。稍有一点独立判断的人，有时也会被庸众的力量所排挤，最终也使自己同化于世俗的王国里。我看到胡风、路翎等人从监狱中被释后，写下的那些文字，深感同化力量的严酷。胡风曾是多么有个性的文人呀，可在几十年的监禁中，个体的思想与古旧的传统，最后还是吻合了。这种力量，非个人所能抗争，所以人们的精神，要彻底更新换代出来，实在不易。国民性的这一特点，倘不改掉，是不行的。

鲁迅：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外国不然。以前欧洲有所谓未来派艺术。未来派的艺术是看不懂的东西。但看不懂也并非一定是看者知识太浅，实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不过人家是不管看懂与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的文学，虽然看不懂，作者却是拼命的，很认真地在那里讲。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例子。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来馆子里是比较干净了，这是受了外国影响之故，以前不是这样。例如某家烧卖好，包子好，好的确是好，非常好吃，但盘子是极污秽的，去吃的人看不得盘子，只要专注在吃的包子烧卖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为难了。

生命的路（10）

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漫游者：不懂得创造新的生活，不懂得把生命的权利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懂得生命的意义在于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那是天下最悲哀的事情。我看明代的徐渭、李贽等人的文章，已感到那时觉醒了的文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要抗争，要争得一个人的价值。那一些人的伟大，在于有怀疑精神，疑多于信，便有了思想。但中国的古人，是不允许人们怀疑现实，怀疑儒教的。这也就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盲从的愚民。愚民是专制的土壤，所以那些文化，都是愚民的文化。只是到了先生这一代人中，怀疑主义诞生了，有了疑，才懂得了该怎样珍惜生命。我翻阅先生的文章，常常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对孔学的疑，对国君的疑，对正人君子的疑。疑的结果，是撕下了那些伪君子的外衣，还原了人生的根本。原来人类应该这样!“五四”以前，虽然有许多这类的观点，但只是到了先生这里，一切都豁然开朗了。一切伪君子的仪态，都逃不出你的目光，你仿佛可以把人们的心灵最丑陋的地方，都勾勒了出来。

鲁迅：我们从幼小以来，就受着对于意外的事情，变化非常的事情，绝不惊奇的教育。那教科书是《西游记》，全部充满着妖怪的变化。例如牛魔王呀，孙悟空呀……就是。据作者所指示，是也有邪正之分的，但总而言之，两面都是妖怪，所以在我们人类，大可以不必怎样关心。然而，假使这不是书本上的事，而自己也身历其境，这可颇有点为难了。以为是洗澡的美人罢，却是蜘蛛精；以为是寺庙的大门罢，却是猴子的嘴，这教人怎么过。早就受了《西游记》教育，吓得气绝是大约不至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要怀疑了。

外交家是多疑的，我却觉得中国人大抵都多疑。如果跑到乡下去，向农民问路径，问他的姓名，问收成，他总不大肯说老实话。将对手当蜘蛛精看是未必的，但好像他总在以为会给他什么祸祟。这种情形，很使正人君子愤慨，就给了他们一个徽号，叫作“愚民”。但在事实上，带给他们祸祟的时候却也并非全没有。因了一整年的经验，我也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然而，这也就会习惯的罢。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

漫游者：愚民的庞大，便是惰性的庞大，这是我们民族最无奈的地方。但即使如此，我们的民族并没有全部沉沦下去。既有官场的恶棍，但也有民族的良知；既有造恶的魔鬼，又有清白耿正的战士。虽然那些战士的身上，有时还溅着污痕，但那一代又一代与黑暗搏斗的战士，是令人引以自豪的。我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那里，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良知们，为了民族的自强，为了人的生命的路更为宽阔，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自信力不断增长，又不断丧失的年代，是希望与失望交错的年代。我在这里，既看到了困惑，又看到了期翼，坦率说，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鲁迅：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生命的路（11）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注：

①《热风&#8226;生命的路》。

②《坟&#8226;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③《两地书&#8226;四》。

④《致许寿裳》(1918．8．20)。

⑤《热风&#8226;随感录六十一&#8226;不满》。

⑥《集外集&#8226;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

⑦《热风&#8226;随感录六十&#8226;不满》。

⑧《花边文学&#8226;倒提》。

⑨《集外集&#8226;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集外集&#8226;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集外集&#8226;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集外集&#8226;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两地书&#8226;二四》。

《坟&#8226;写在〈坟〉后面》。

《致唐英伟》(1935．6．29)。

《两地书&#8226;四》。

《集外集拾遗&#8226;今春的两种感想》。

《集外集拾遗&#8226;上海所感》。

《且介亭杂文&#8226;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绝望的眼（1）

漫游者：有人说先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有人将虚无主义的帽子戴到先生的头上。还有的认为先生一直是一名斗士，且将“民族魂”作为你精神世界的象征。而毛泽东对你的评价更是出于世人的意外：将你比喻成空前的民族英雄。每一个人心目中的鲁迅，都是不同的，大概还没有一个文人，会像先生这样，引来如此多的歧义。记得80年代末期，汪晖写下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竟招致了那么多的批判，就证明了对先生的阐释，已不简单的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一个文人的死后，竟如此深刻地与政治纠缠在一起，这大概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吧?!每念及此，我常常有种复杂的感觉。

一个曾经相信进化论的人，一个对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热情的人，一个在晚年倾向于左翼文化的人，其精神的复杂性，用一种尺度来规范，恐怕是不得要领的。我曾经听过人们用不同的声音呼唤过先生的名字，差异竟如此巨大，歧义竟如此杂多，这是过去少有过的。所以，面对先生的遗产，我常常有一种深切的困惑，好像语言已失去了效力。

先生的精神是压抑的，我在你的文字中，一直感受到这一点。旧时的许多文人，写起文章来，每每有种飘逸的感觉。周作人、废名诸人，走的便是这一条路子。这种自娱的方式，大约是在净化己身的感觉，将心灵阴冷的东西升华到艺术中去。尽管安静、冲淡也有苦味在内里，但惬意的笑，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感受到的，先生走的是相反的路，好像在故意地燃烧自己，在沉郁的调子里，伴着几许凄凉。写作并不是逃逸，而是历险，是拷问自己。这样的选择，是残酷的，我常常从你的低语里，感受着一种沉重。

鲁迅：……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①

漫游者：知道自己的思想过于黑暗，但又这般的无奈，这是先生心灵苦楚的一个原因。释迦牟尼看到众生的不幸，曾欲以己身之力挽救之，那是在他修炼之后的事情，但先生是不相信彼岸的超度的，对先验的精神，似乎并不感兴趣。前不见村落，后不见故土，先生被置于一片生命的荒原里。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曾这样描述过荒原中的体验。但那也太玄学，并不与中国文人的性情相合。而你，鲁迅先生，却破天荒地创造了一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精神意象。你实际上是把一种求索中的两难，展示给了我们。

绝望的眼（2）

人生的路，是没有坦途的。郭沫若曾高呼过，人间的天堂就要到来了，可他后来险乎落入地狱；老舍不是也诗意昂然地歌唱过么，但他却悲惨地投身到湖水中去。有时看到陈寅恪的隐居、王国维的自尽，也感到幸福的渺茫。这时候便想到了先生独然前行的背影。在没有路的地方走，才可以看出人的存在的另一种意义，我以为先生在这一点上的体味，是超过古人的。

鲁迅：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②

漫游者：既然人世间没有一个永恒的路向，生命的选择，也便有了多样性。但选择的根本，是依据于生命价值的。我们过去在精神上的许多失误，便在于不懂得爱护生命。但生命的存在，确是一个谜。它的过程，既有必然的因果程序，又有无数的偶然的因素。例如，生命是怎么来的?存在一个彼岸的世界么?康德把这类的反思，运用到了对人的主体的解剖上，离开了人的主体，就无法看清世界的原态，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又使我们无法真正抵达实在，与彼岸世界有着遥遥的距离。这是人类的宿命。据说科学革命的产生，在试图解决此类难题，但至今，仍来见到满意的答案。

绝望的眼（3）

我常想，先生的困惑，有时便在这一点上吧?因为你看到了人的思维之网，有时不能穷尽生活的现象，而世俗话语方式，又在把人引向更深的悖论。所以你在微笑中看到了苦涩，从晨曦中看到了灰暗。悖反的命题，在纠缠着你，你的世界呈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哲思的力量。这一点，使你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哲学。

鲁迅：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ofiSán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绝望的眼（4）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③

漫游者：很小的时候，我便知道“希望”的含义了。那时城里正在轰轰烈烈地革命。许多人被抓了，许多人被杀死，也有许多人终日慌张着，不知所措。

我便是这不知所措中的一员。

先生，你决不会料到，天底下还会有这样大的杀戮，而且持着带血的屠刀的人，口中诵着的，竟是你的语录。

父亲被关在土牢里，母亲被红卫兵揪到了台上。那时，我每天都和妹妹在一起，静静地呆在家里。夜很长，也很冷，我们蜷缩在床角上，在昏暗的煤灯下期待着。

街上是吵闹声，口号声，有时还有凄厉的哭声。

镇子里没有我们的亲人。我忽地想起远在都市的姥姥和四姨，我的心头冒出了一丝希望，也许，会有亲人来拯救我们吧?

那是我惟一的希望，这希望在支撑着我，是我活下去的一种力量。

而且，每天最急切要看到的，是母亲。当揪斗教师的风潮过后，母亲在学校的日子似乎好了一些。然而每天她还是回来得很晚。开不完的会，听不完的报告，她几乎没有多少精力照料我们。然而我害怕她回来的晚，有时天黑了，长久听不到她归来的脚步声，我的心便突突地狂跳起来。有时偶尔从街面传来的女人的哭声，我便以为是母亲的，心里一颤一颤的，好像天马上要塌了一般。

那时，我便乞求着有一个平静的环境，安乐的家，乞求着母亲每天按时归来，吃到她做的香喷喷的饭。

30年后，我的女儿听到我幼年的故事，仿佛是在听一个童话，她笑我当年的可怜，怎么，这就是你的希望?

我知道我的希望是微薄的，从未奢想过坐豪华车，吃上等饭，但在一个没有公理的时代，她又是怎样安抚了我苦涩的心。

少年的一切希望都被粉碎了。这正如裴多菲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寒冷的冬季，是不会开出花朵的，人们的希望越大，绝望越多。于是只剩下一颗苦痛的心。

绝望的眼（5）

在经历了尘世的风风雨雨之后，鲁迅先生，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

四周是无限广大的夜，希望不过一缕微弱的光。在光泽的尽头，依然有死灭，有昏暗，有灰色的梦。在空虚的暗夜里，个体的“我”所发出的期冀是何等的渺小啊。而只有那颗平静的心，那个“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的存在者，却使人感到巨大的震撼。我知道感知到己身的有限，又以这有限去抗击这无限世界，是何等的壮举。鲁迅先生，这是只有你声会有的悲壮情怀。不委身于一个先验的存在体，在一个没有光热的岁月，仅以自己的生命，去“肉搏”惨淡的暗夜，这正是一切在绝境中生活的人，所应有的性格。

不要去相信那些虚妄的存在，不是有许多人在向我们预约一个黄金的世界么?但谁又能切实地描述出它的存在?我们已做了太长的梦，惟独没有奋勇地独行。其实人的意义在于自己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听从远方的先验的声音。

然而我并不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虽然曾一次次失望过、悲哀过，但却仍然又一次次地希望着、憧憬着。好像在远远的地方，有一片土地在召唤着我。有时候，我并不能真正相信自己，在苦海的岸边，心头常常哀怜己身的有限，似乎彼岸的灵光，真能把自己引向一种永恒。阳光悄悄地洒在室内，在布满鲜花的房间我感到了暖意。窗外是叽叽的鸟鸣，世界仿佛走向了安宁。在恍惚之中，我相信一切来自于上苍的赐予，而此时，我对先前的希望有了亲昵的情感。我相信人类与生俱来地带有着这种心境，如果连这一片净土都已经丧失，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但看了先生的《野草》，才知道自己对希望与虚无的体味，是何等的肤浅。忽而希冀着，忽而绝望着，并不能感知到现象的实在。单纯的希望与单纯的绝望，是一种“自欺”。倘若我们不能超越这一点，那我们的认知是永远也难以把握住现象世界的。

萨特曾经亦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叹道，希望使人类曾滑向“自欺”的道路。他说：

“在自欺中，没有犬儒主义的说谎，也没有精心准备骗人的概念，而是自欺的原始活动是为了逃避人们不能逃避的东西，为了逃避人们所是的东西。然而，逃避的谋划本身向自欺揭示了存在内部的内在分裂，自欺希望成为的正是这种分裂。因为真正说来，我们面对我们的存在时所能采取的这两种态度是被这存在的本性本身以及同自在的直接关系所制约的。真诚力求逃避我的存在的内在分裂而走向真诚曾应该是而又全然不是的自在。自欺力求在我的存在的内在分裂中逃避自在。但是它否认这种分裂本身正如它否认它本身是自欺一样。”

许多年后回想起先生你的话语，觉得竟与法国哲学家是那么的相似。或者说，是法国的这个天才，与你一样把感知的触角，伸向了人生的大限。只有在这个异样的拷问与自审里，人才可以意识到，先验认知形式，对人类自我的奚落。我们便常常陷在这个幻象里。康德曾以惊人的悟性告知了我们理性的有限性，而萨特与你，鲁迅先生，却以诗一般的激情，描述了人在现象世界中的窘态。这个揭示可谓是惊世骇俗的。历史上一切情智昂然的演说，故作深沉的雅态，都将在这类预言面前显得黯然无光。

绝望的眼（6）

在这个智慧的照耀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世俗理性在解释世界时的浅薄。昨日的喧嚷似哄人的童谣，我们除了陷入“悖反”不再会有什么。正像尼采高声叫喊着，上帝已经死了，鲁迅先生，你却以更为浑厚的声音，把一个古老的神话送进了坟墓。

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坎坷的路后，我才真正懂得了这一声音的分量。

鲁迅：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④

漫游者：不相信正人君子们设计的世界，不相信世俗的承诺，这是先生决然的人生态度。

有一个时候，看到尼采孑然一身地穿过莽丛，高声地向世界宣布着“超人”即将到来的那一刻，我觉得他太孤傲了。他还那样自信地预示出新世界的图景，似乎“超人”一到，天底下便太平了一般。

先生是曾经要呼唤“超人”的，但有时，却在灰暗的大泽里。我永远会记着你的话：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比之于尼采，先生更孤苦，更绝望，更惨烈。这是在大致地阅读了你们二人的作品后，我所深切地感觉到的。你撕毁了一切虚幻的外罩，也扯下了呐喊者的旗帜。在经历了婚恋不幸、兄弟失和、“三&#8226;一八”惨案等等事件后，你深深地陷入了绝望的天地。

绝望的眼（7）

没有谁会拯救我们，存在与拯救并非是逻辑的联系。在广袤的天地之间，人不过是一个影。

光明会使它消失，黑暗又使它沉没，是的，它只能彷徨于明暗之间。

这是先生的发现，也是你孤独思想的复写。当我一次又一次吟诵着这段诗句时，我仿佛听见你的心脏怦怦地跳动。我甚至感到了你的热血在激越地喷射。在昏暗的月下，在冷然的天地间，一切都消失了，而你，却像一个幽灵，一个带着热力和爱的幽灵，给这冷酷的世界带来朦胧的预示。天堂的诱惑在这里黯然失色，地狱的森冷忽变得遥远。世界被还原了，我在一片混沌之中，看到了人的原本的实在。

然而智慧并不能使我们感知本质，人类几千年的经验却常常使我们远离自己。

在无限的天地之间，思想者的行踪确是一道影子。“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我不相信这是一个绝望的声音，在明暗之间，人的意识常常不是这样么?

埃卫希&#8226;弗洛姆说：“异化的另一个例子便是希望的异化。在这种异化中，未来成了人们所崇拜的一个偶像。”而你，鲁迅先生，并没有被世俗所同化，同样，你在不断地向异化，尤其是“希望异化”，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在潜意识中不会感到自己常常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反而在自欺中不断滑向虚幻的彼岸。这种潜意识往往正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它有时也伴随着深层的个体体验。一个人要超越这种束缚是大难的，正如同人要超越死亡一样。但是你，鲁迅先生，却以惊人的毅力，在改写着人的历史。你看到了虚无与灰暗的意义，看到了人无法在理性王国中自圆其说的窘态。这一发现从根本上颠倒了几个世纪的神活，当发现人原来是非我的所在中可怜的一类时，除了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外，还能做些什么?

鲁迅《野草》这是一个痛苦的发现，犹如猛然从精神洞穴跳将出来，发现了自我原来生活在一个狭长的地窖里，一切存在都是颠倒着的：爱、幻想、信念、理性……面对死一样沉寂的历史，哭泣与呐喊已失去了意义。

于是我们只剩下孤零零的影子，不属于白昼，又不属于黑暗，我们只能淹没在半明半暗的暮色里。

70年代末我曾经历过这种感觉，80年代末亦曾被这种情感俘虏过。我的滴血的心在长久的沉默里，一次次证实了先生的谶语。

也许，20世纪的文人，注定逃脱不了这一苦境，虽然我们的认识有深浅之别。北岛似乎说过这一类活，然而毕竟未在古中国史中浸泡过，那声音，听起来还微弱得很。

有一次，在和一位朋友长谈的时候，突然说起了“希望”，说起了先生的《影的告别》，我们都沉默了，那一刻好像感到先生坐在我们的面前。

绝望的眼（8）

人在这样的时候，总要问一问自己，先前的奋斗是不是出了问题。那些用先验的语言设置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么?海德格尔似乎说过：人的存在是不能由人自己本身来确立的。先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体验?其实，虚无与荒谬的产生，完全来自于人的有限性，但我们常常将自己看成万物的灵长，以为用理性便可以把握实在了。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人，差不多都相信这一点，只是到了先生这儿，一切都崩解了。你终于发现了人的自我设置自我的一种不确切性。读着《野草》中的大部分篇章，我隐隐觉出了你的这一苦涩。价值和无价值，良心和无罪，自虐和超越，……在你这儿被重新定位。无根的漂泊是痛苦的，但只有经历了这一痛苦后，才能够意识到人的价值所在。

我也许永远也读不懂你的精神背影，但我喜爱这一背影，在这个背影里，我懂得了光明与黑暗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写在先验的精神旗帜上，而是写在人的生命的流动里……

鲁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⑤

漫游者：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奇怪的意象，这样一种智慧的表达式，或者说，只有在这里，你才显得这样亲切，又这样令人难懂、茫然而深邃。

在我的生活中第一次失意时，我曾用绝望的目光望着天空，感到有一个莫测的网罩着自己，使我不能前行。后来看到《野草》才知道自己的浅薄。先生对个体生命在现象界中的孤苦的揭示，确已超过了常态的人生。我觉得自己那种“自恋”式的感伤，已失去了意义。在《野草》里，我读出了你心灵中最让人难忘的东西。无穷的暗夜，孤寂的人影，森冷的冰雪，还有那双半是绝望，半是愤怒的眼睛。我感到了深深的惊恐和震撼。原来人类曾生存在这类的原野里，一切确切化的语句，都无法还原这种窘态，只有在无词的言语里，我们才可以体味到其中的苦味。

绝望的眼（9）

先生曾说过，在一些文章中，你的意思并没有说尽。你害怕把自己内心黑暗的东西，传递给他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人。所以，在文章中，便多了隐曲、晦涩的东西，也多了生命的预言。最初读《野草》，对它朦胧的意念，深广的情思是喜爱的。但对先生为什么会有这类的情感方式，为什么选择这类的境界来展示自身的价值意象，却了解甚微。后来到农村插队，遇到1976年的巨变，遇到80年代的文化风潮，遇到生活的种种厄运，才知道，历史的某些荒谬与个体人的某些荒谬，先生早已写得清清楚楚了。如果先生不是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中深味到民族的危难感，以及个体的危难感，也许不会有《野草》的诞生。我以为只有带着历史的沧桑去体味《野草》，那感受，会不同寻常吧?

有许多活不能不说，也有许多话不便于说。有许多话是无用的。也有许多话说了可以自救。渎先生的文字，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有了那么多的隐笔、曲笔，那么多的无奈、绝望。但先生又不是一个颓废的老人，在你的布满血丝的眼光中，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智者的影像。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我以为没有什么语言，会像此话这样，准确地抽象出人在现象界中的荒谬感和悲怆感。张志新被杀之前，会不会有这类心绪?“四五”的受难者，在“四人帮”的铁牢里，不是就有人默诵着先生的警句么?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参加王瑶先生的追悼会，他的一位弟子，曾用这句话，形容对这位长者的追思。在肃穆的八宝山，我从众人的泪水中，似乎感受到了“沉默”的意义。

对灰色的存在，对庸庸碌碌而又永远亵渎人生的存在者，你能说什么?当你自知与生俱来地就带着人类的弱点，且像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你又能怎样?加缪与卡夫卡，在自己的文字里，就这样深重地叹息过。人无法摆脱先人造就的文化之网，于是便只好在这个网里挣扎着，或成为它的奴隶，或绝望而死。其实人类或一个民族的文化，本可以是另一种生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惟一。但历史的惯性，却把我们推向早已设置的圈套，多彩性与丰富性，便在这里消失了。

这是我们的悲哀。但鲁迅先生，你却在这大的悲哀时，唱出了超越悲哀的诗句。

希望过去的生命消失，旧的自我速朽，“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是悲壮的。自喻自己的生命仿佛野草，希望于野草，连同这生存野草的可恶的地面一同消失，这是只有先生才有的人生预言。一颗博爱的心，一颗自虐的心，一颗甘于寂寞的心，就这样鲜活地跳动着。有什么比自觉地感受生命，并体验自我的意义更富魅力么?我以为先生的《野草》，向我们做出了精彩的解答。在绝望中挣扎的人，在苦难中不放弃意义的人，是人间真的猛士。

先生是绝望过的，但却因此也成为了这样的猛士。为什么呢?我以为是敢于否定自己，又敢于否定黑暗的勇气。一味地与黑暗搏斗，并不困难，但是那种带着思想的搏斗，却是人间难得的战士。

这便是绝望中的挣扎，也可说是“反抗绝望”吧。但反抗并不是易事，它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鲁迅：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⑥

绝望的眼（10）

漫游者：和敌手面对面的交锋，受到一些伤害，也许是正常的。但反抗绝望，一定程度，是对看不见的对手的反抗，这便是对“无物之阵”的搏击。可怕的不是赤膊上阵的人，而恰恰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无物之阵”。先生在《这样的战士》中，描写了“老衰于无物之阵”的战士。我觉得，他是悲壮的，虽然光明远离着他，希望远离着他，但他的韧的精神，是可贵的。

鲁迅：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⑦

漫游者：我不是“这样的战士”，看到先生对他的复杂的感情，我的心，也是复杂的。

曾经有个时候，我惧怕孤独，并不习惯于一个人面壁，而是常跑到友人那儿去，听他们的述说。

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便愿意寻求这样的温情。我翻阅先生的日记，看先生的信件，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最孤苦的时候，如果得到一点点慰藉，哪怕是火星般的微弱，也会有莫大的满足。这正如在向险峰攀援的时候，找到了一枝小小的拐杖，它会伴着人走向那辉煌的顶点。

绝望的眼（11）

但是生活有时并没有拐杖，我们常常走在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荒漠。在死灭、枯寂之中，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心在跳外，似乎什么也没有。

这时，我便常常想起你的《过客》。

我以为在这位“过客”那里，可以看到你的影子，也可以看到一切反抗黑暗，决然地寻找新途者的心绪。在这里，我第一次懂得了怎样拒绝孤独、战胜孤独的意义，而且，我也明白了“绝望中的走”，是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我曾不止一次地向友人，向同学谈论过这一点，我以为如若要了解先生，那么必须读一读《过客》。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才会明白，孤独是并不可怕的。

先生曾从友人的交流中获得超越孤独的力量，但更多的，还是自己拯救着自己。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没有天启的神谕，乞求于他人往往并不奏效。记得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到美国的援助上，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真正使中国人站立起来的，还是中国人自己。西方人不会简单地把光明带给我们，这道理已被近代的历史证明了。而一个人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也有这样的道理吧?

仿佛记得先生曾说，在寂寞的时候，你曾沉浸在古代，用抄古碑的方式，来麻醉自己的灵魂，这是一种消解孤独的办法。但先生最终放弃了它，还是走出屋子，向着昏暗的世界发出了呐喊。后来，经历了种种波折，你又陷入了彷徨，先前激越的声音，又低沉了下来。但这次你没有走向古代，没有把灵魂置于历史的旧迹里。你带着疲惫的身躯，捂着伤口，终于又走出了铁屋子。前面是无边广大的荒漠，荒凉破败的丛莽没有一点的活力。但你走着，走着，毫无歇休的松弛。因为你知道，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停下来便意味着生命的中止。走就是希望，走就是意义。一个敢于向绝望，向黑暗举起了投枪的人，是伟大的。先生在绝望中的奔走，那种敢于向空虚的存在宣战的胆识，我除了敬佩，确实不知应再说些什么。

人是很容易满足于外人的布施的。因此，人们创造了上帝、佛、真主。人们企望一种神的施舍，以为这样，便可以走向彼岸。然而一切神的光泽其实正是人类自己的光泽，费尔巴哈这样说过，尼采也这样说过。当发现“上帝死了”的时候，我们才恍然知道，这个神秘的世界，除了会思想的人，没有另外的能“诗意地栖息在地球上”的存在者。这样的时候，才会感到时空原来是广袤而空寂的。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似乎便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无聊和恶心。生命的天空黯淡了，人已成了百无聊赖的可怜虫。时光不停地流逝着，人类一代代地繁衍着。我们仿佛是没有目标的动物，不知为何而来，为何而去，仿佛在履行人生的程序，上学、求职、恋爱、生子、死亡……一个已被预设好的圈套在等着我们，这样的旷古的重复，是有意义的么?

绝望的眼（12）

被动地随从先验，与主动地依附于先验，都不是人类的错，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摆脱此种逆境。但能自己设置自己，自己寻求自我的路，不使己身成为凡俗的一员，且以异样的姿态直面人生，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真实的路，这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能够感知自己，意识到己身的有限，又在不断以生命的血肉来超越有限，是伟大的。我觉得先生便是这伟大者的一员。

每每看到先生对绝望的态度，我便想起我们民族苍凉的历史。读了许许多多的古书，没有一个先人这样告诉过我，应怎样地直面黑暗。一代代的英华在长夜中陨落了，其中虽不免亦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式的英雄，但在精神的层面，没有谁把人引向一个永久的形而上，引向生命的深层意蕴。而你，鲁迅先生，却在抉心自食中，在嬉笑怒骂中，把一个悲壮的生命预言，留给了我们。

在这个预言里，我懂得了人可以成为自身的主人，而不是成为“他在”；人可以在有限中体味超越大限的快慰，而不是苟存；人可以赤身裸体地走向荒凉的大漠，并在其中感知到原我的真义……这个预言没有恐惧、没有乞求、没有悲伤，它的辉煌的启喻使凡夫俗子的喜怒哀乐皆黯然失色。先生，我敢于断然地说：除了你，没有谁向中国人解析了一个永恒的谜。在这个预言时，我感到了一个文化史的错误，一个民族的错误!

注：

①《两地书&#8226;四》。

②《两地书&#8226;二》。

③《野草&#8226;希望》。

④《野草&#8226;影的告别》。

⑤《野草&#8226;题辞》。

⑥《致曹聚仁》(1933．6．18)。

⑦《野草&#8226;这样的战士》。

死去的文明（1）

漫游者：中国的历史学一向是比哲学要发达的。仅《二十四史》，我们看了，就要叹服它的博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高远东先生的话，说中国学界，史学的研究要好于文学、哲学，这原因，是我们有着太漫长的过去。可看多了这些历史，稍有现代观念的人，就要摇起头来。因为，它仿佛和鲜活的人生隔开，仿佛我们在绕着一个大圈子。

鲁迅：……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①

鲁迅漫游者：我曾在一个乡下生活过三年，那地方的风俗、人情，一直很古旧，几十年过后，我重返那里，好像什么也没变。除了人衰老了外，一切，仿佛和昨日一样，这很让我感伤。后来读史书，看文人小品，才知道中国是这样一个社会。这在别的民族，不知是否也是这样。历史长久的循环，对一个民族，决不是好事。曾有一位美国教师来中国教书，有一年入选，克林顿与布什在竞争总统的席位。他说，布什如果还连任，自己就不回美国。那原因是，他希望看到政坛上不总是老面孔。我听了这话，知道另一些民族，确和我们是有距离的。

鲁迅：……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②

漫游者：我们现在读一千年前留下的文章，还有共鸣的地方，便也证明了，一千年来，中国变化得太慢。自1840年以来，只有进入了20世纪未，中国才在经济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我们觉醒得太晚了，贫穷了几千年的民族，争斗了无数个年代，直到今天才知道应该去做些什么。但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一切似乎还刚刚开始。

鲁迅：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③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的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忆，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④

死去的文明（2）

鲁迅评《出了象牙塔》漫游者：近些年西学东渐，工业的进步，都是认真学习洋人的结果。然而当初迈出的这一步，是极其艰难的。70年代，曾引进西方科技进行工业改造，但江青、张春桥等人说这是洋奴哲学。80年代，我在大学读书，看了许多西方的书籍，有的老师就公开说：是精神污染。后来中国有了特区，引进西方经济学说，也历经苦难，最后才立下脚。

鲁迅：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⑤

漫游者：中国的流血，也太多了，战争且不说，内乱与专制造成的黑暗，使民众一直缺少独立的意志。先生当年和国民政府战斗，呼唤人的价值，其目的，便是改变国民精神。说到国民精神，我们不能不谈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现在中国人的素质和德行所以还留有许多的弱点，恐怕与这种文化大有关系。

鲁迅：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⑥

漫游者：我记得先生曾在文章中，把中国的旧文化，概括为“吃人”的文化，那感叹，不知感染了多少读者。细细分析起来，先生的话，是不无道理的。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人治的文化，它缺少个性的拷问，心灵的冒险，没有巨大的形而上的冲动。现在中国人个性中的无特操精神，便是这一文化的必然结果。说到底，欲创造一种人道的新文化，必须从清理孔孟儒学开始。这个传统不解剖一下，对于中国，难说是一件好事情。

鲁迅：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死去的文明（3）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⑦

漫游者：但是在一些新儒学家看来，中国的旧文化，并不像先生所说的那么黑暗，我记得梁漱溟等人，就曾把儒学看成东方文明的象征，并且预言，它对人类具有普遍的价值。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以物质为核心，很可怜，而东方的孔子学说，是至善至美的。用孔子的理论，恰恰可以治疗西方人道德沦丧的弊病。这种观点，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颇有市场。现在一些高举复兴儒学旗帜的学人，把东方文化已描绘得生气盎然，似乎是天下最迷人的景观了。在这种论点的影响下，所谓倡明国粹的调子又重谈起来，复兴儒学啦，弘扬孔学啦，等等，这样的学说，据说在目前有很大的市场呢!

鲁迅：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必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⑧

漫游者：其实，20世纪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前进与倒退，都证明了，国粹主义在中国只有负面的作用，它很难把人们引向新生的彼岸。中国人的奴性、中庸、不思进取，大约都是与旧文化的影响有关。近来“新儒学”大谈国粹的正面价值，而忽略它在人性上违背生命价值这个核心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一种价值上的错位。翻看古书，看到那么多的君君臣臣的字眼，而惟独缺少生命的自由意志和善良意志，就不能不为之悲哀起来。

死去的文明（4）

鲁迅：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咧，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人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了。⑨

漫游者：孔子的思想，整整影响了几千年，现在还深入地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我在读中学时，全国上下正在“批林批孔”，那时正是“文革”的后期，我读了许多《论语》的章句，觉得他有些话，已潜在地规范着我们了。原来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的竟是孔夫子的一些东西。后来反省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才知道中国的落伍，与孔子的精神，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家，是我们文化的早熟的表现。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孔子学说，是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的，但如把它权威化、人格化，似乎就要出毛病。

在一个古农业国，为了国家的秩序化，孔子的功劳是巨大的，至少他那种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我以为十分可取。但孔子学说最大的问题，是压抑人的个性，把人的行为事功化。尤其到了现在，这种观点，已成了羁绊人的个性发展的惰性力量。

鲁迅：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氧气和氢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死去的文明（5）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消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死去的文明（6）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即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了。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死去的文明（7）

漫游者：孔子学说，被定为至尊后，到了宋代以后，竟出现了儒教，把孔子与释迦牟尼式的人列在一起。一神化，就滑稽起来，好像孔子也不食人间烟火了。最残酷的，是对女人的压迫。那种非人道的冷酷，可谓人间罕有的。把人间等级化、伦理化，实际上就是把人们奴隶化、物化。我渎了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天底下的百姓，怎样在这一软刀子的杀屠下悲惨地挣扎。看一看历朝统治者用孔子作偶像，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样子，就会感到，以儒家为正宗的中国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有一次翻看中国历史的纪年表，突然发现，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汉民族，其实很少有和平的年代，战乱、内讧、外族入侵、男人压榨女人、婆婆凌辱儿媳、父母虐待子女，人人受制于人，人人又治于人。这种拴在链条上的社会生态，把人的鲜活的生命价值统统抹杀掉了。所以，谈中国的文化，不看到这些，并不能领略到它的本质。对中国人文景观的过于乐观的回顾，那是欺人的。

鲁迅：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到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死去的文明（8）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抬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漫游者：20岁以前，曾读过先生的这几篇长文，那时并不明了其间的真义，只觉得其中喷吐出的幽愤深广的情思，曾深深地震撼着我。那时我正在辽南的乡下，随着劳改的父亲在农场生活。在枯寂的日子，是先生的文字，暖暖地慰藉着我的孤苦的心。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绝望，一种五色的生活的惨淡。但我那时，却未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奴隶”，一个先生所言的那一类受难者，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走入了大学校园，重读了先生的著作，才恍然悟出，原来过去多年的时光，是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和我的同龄人们，确实从未争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先生所言，就像是对我们的生活的概括，细想起，心中不免也泛起几许冷气。

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字，是从未有过这类的言词的。司马迁长歌当哭，悲壮之余，还是为王权的兴衰而流泪；杜甫的忧郁至极的歌咏，最终不过是替主子孝敬的叹息。似乎只有曹雪芹写尽了人间的冷落，但佛教的余音，不禁将空寂与彼岸的超越联系起来。中国人向来不敢以彻底怀疑一切的目光，来审视祖先文化，即便偶有涉猎，便也一晃而过。鲁迅先生，也许只有你，才那样彻底地刨着民族文化的腐烂之根，我在你的决然的、生命态度里，感受到了哲人的锐气和力量。

汉文明到了晚清，已日薄西山了，倘若不是西学东渐，我们至今，大约还在那宁静的暮色中存活。洋人的到来，使我们一方面领略到“被近代化”的苦痛，但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章太炎那一代人，喊打倒满清的口号可以，但要从根基上动摇汉文明，是难以想象的。甚至王国维这样的硕儒，其学识之丰后人没有不敬佩的，但宁愿殉情于旧的文化，也不愿见到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只有你，鲁迅先生，不仅以坚韧的毅力迎着文化的亵渎，而且也迎着对己身的凌辱。敢于对自己说“不”，是要有勇气的，你的反传统的气魄中，其实正蕴含着巨大的生命热力。我以为读懂了这些话，便可窥见你心灵中最核心的东西。

死去的文明（9）

在你早期的文字中，我最喜爱《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洋做父亲》、《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这些篇什，已不知读过多少遍了。今天是1997年元旦的雪夜，外面是京城少有的寒风。在这凛冽的冬寒里，读着先生的文字，心里也不由得阴郁起来，总觉得一种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在逼迫着自己，那其间的冷意与悲怆，是一下子就可领略到的。这里有先生关于生命的预言，亦有其精神的哲学。先生仿佛在肩负着黑暗的闸门，以半是绝望，半是渴念的语态，向人间发出真挚的叹惋。“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大概便是你精神的写真。那些长期对你误解和隔膜的人，如果读懂了这些文字，与先生的距离，便会有所缩短吧?

日本画家尾堀纯一1936年1月

在内上书店为鲁迅画像中国人精神上深重的苦难，差不多都扯着古老帝国文化的长影。我们几代人心灵的创伤，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于这个长影里。我还记得巴金在控诉旧文化对人的摧残时，对古文明绝望的态度。巴金那一代人承认，他们的思想和艺术，有着你的痕迹。在直面人生的那一瞬间，有多少人在追忆着你的预言啊!不错，中国文化转了几千年，在一个根本问题上，一直未能绕出去：如何正确地对待人的生命?先生说得好，“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但中国古文明恰好走的是一条与此相反的路。扼杀勃勃的生机，以虚幻的伦理道德，来制约人生。于是，便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现在的屠杀者”，屠杀了现在，也屠杀了未来。人们仿佛生在一个无光无爱的宇宙，生命在暗夜中凋敝着、哭泣着。先生的文字所喷射出的，便是对这种厄运的抗争。与晚清以来诸多的文人作品比，没有谁，会像先生有这样浓重的苦难意识。在这些沉重的低语里，我强烈地感受到大的悲苦，和浓浓的绝望与挣扎的精神。“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这是对的。一方面清醒于自己是“吃人”文化下的不幸者，另一方面又绝望于无路的命运，于是谈吐间便喷射出这种无边的苦难。先生是不愿自欺地悚身一摇的人，旧式文人，每遇苦境，便常寄情山水，吟风弄月，空灵也来得，闲适也去得，悠悠然得了仙风道骨。中国旧文化中，所以多有这一类性灵的东西，也可说是对苦难的另一种态度吧。但惟有你，鲁迅先生，睁着满是血丝的眼睛，在广袤无边的黑暗中，以惨白的目光，注视着方生未死的人间。这是何等博大的情怀。不懂得先生的这一境界者，要走进这辉煌的世界，我以为是很难的。

鲁迅：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死去的文明（10）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死去的文明（11）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醮纸火盆，妄希福，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犀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漫游者：因为旧梦的沉重，我们有一个太长久的夜色，人们似乎已完全麻木了。一方面渐渐沉入无我的苦境，另一方面，也习惯于睁着眼睛说着梦话。先生一针见血地说，这是“瞒”与“骗”。是的，古书上且不说了，历代官场上的逢场作戏，与钦定文艺的虚情假义，我们不是已看得很多了么?二十年前，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一些生产队为了向上级表功，不惜以虚假的方式，谎报产值。而为官者似乎已习惯于这种热闹的场面，却很少有为百姓着想的。那时人们是不敢说心里话的，一旦暴露“活思想”，便有落难的危险。我还记得“四五”事件以后，公社派人到生产队追查谣言，没有谁敢说一句真话，反倒以假的、大的、空的语汇，应付了上司的工作。我曾以为此类风气，乃是“文革”的创造，后来读古书，才知道，撒谎与虚伪，是寄生于我们汉文明之树上的，在有奴隶和奴隶主的社会里，奴性文化所滋生的，会有“真”与“诚”么?

死去的文明（12）

读你的文字，便更觉得在中国人中建立“真”与“纯”的文化，是多么的紧迫!其实，中国人看破红尘的并不少，可惜因诸种原因，那些真切的历史感叹，都弥散到时光的空洞里了。由于不把事实真相都露出来，史书上的字句不免吞吞吐吐。不真，便多了几份“瞒”与“骗”，后人要弄清历史，便难而又难。但由此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走中庸的路，做人萎萎缩缩，说话模棱两可。不信请看中国文人的山水画与诗词作品，直面惨淡人生的力作，实在有限。人们好像已习惯于温良恭俭让式的中庸之情，以朦胧的目光，审视着对象世界。

但我疑心，中国人在骨子里本不那么中庸。粗翻一下《二十四史》，试比较一下兵荒马乱的岁月与太平盛世的比例，便可以知道，中国人的走极端，并不亚于洋人。即使是被誉为“天下太平”的岁月，内讧亦不绝如缕。汉民族是好斗的，就现在所知道的历史，那上面都洒满了血与泪。春秋战国的诸侯之争，楚汉战争，魏晋之斗，蒙古族与满族的入关，那历史都是由人的尸骨堆成的。而最可恨的是一些中国文人，却将此诗意化、寓言化，仿佛与活的人生并不相干。笔杆一摇，生出如花妙文，似乎天下是另一个样子。如此下来，后人往往上当，待到醒悟过来，却并不戒之，于是“难得糊涂”，竟成了座右铭。我每每看到人们挂出的郑板桥的这幅匾，心里的感受，是复杂的。国人目前道德意识的淡化，大概都是这糊涂的观点衍生出来的。说起世风日下和国民的弱点，我们祖先留下的那些遗产，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然而，这都是一笔糊涂账，几千年的岁月如流水，一切似乎还是老样子。先生说得对，几千年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我们的学人，却耗费了那么大的精力，阐释以往走过来的故事。其实只要睁开眼睛，剥掉历史的外壳，一切都清清楚楚了。

每每想到此，我便有一种深切的沉重，好像看到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第一次说谎是什么时候，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自己曾怎样在老师面前、兄长面前，言不由衷的样子。甚至，在公开的场合里，为了逢迎他人，也说过几句莫名其妙的遁词。面对先生的遗文，想想自己的窘态，我只能惭愧。我曾是个十分懦弱的人，1969年的一个夏夜，当造反派揪着母亲要施暴的时候，我却央求着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以乞求的口吻呻吟着。我没有一点的反抗，恐惧深深地袭扰着我的心。从那时候起，我渐渐养成了慎重、柔软的个性。心灵的激情内化于沉默之中，为了生存，不得不像一个羊羔一样柔顺地苟活。记得那时我是喜欢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但在日记和所写的大批判文稿中，却堂而皇之地写上热爱工农兵或小靳庄之类的作品。我们那时已习惯于说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在诸种场合，狂热地学习、宣传那些教条主义理论，但内心，并不觉得这是在亵渎真理和人生。在虚假中长大的人，其心态便自然被蒙上无特操的影子。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都是带有这一精神印记的。这其实也正是奴隶的心。

死去的文明（13）

真诚、率直是一个健康民族必有的心理因素，在一个缺少形而上的信仰，且被非人的伦理精神钳制下的国度，要做到“真”的人生，其实是大难的。只觉得人们都被罩在一道虚幻的界线里，彼此地隔膜，已将人的真态遮尽。先生痛恨于正人君子的文字，蔑视伪道学家炮制的文艺，其实正是对人的血肉人生的呼唤。几十年过去了，先生所讲的，似乎并未过时。我们不是常常可以看见那些阳奉阴违、行私利己的人，以道义、真理的美名，在欺骗民众么?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话说得多么好啊!可惜中国一些文人还在闭着眼睛说话，一日一日地编造着欺人的童谣。以鄙俗与谄媚的目光，去换取切实的名利。我们确实应敢于说话，敢于直面人生，要让那些虚伪的、不真实的文化符号，从我们的生活中渐渐隐去。鲁迅先生，你的最诱人的地方，便在于这种直面人生的磊落的情怀。你以深远的目光，审出了历史过客的诸多伪态，也审出了我们民族心灵中最落后、最鄙琐的污渍。在经历了种种的人生的磨难后，我终于觉出了先生超凡的智慧，你像一位沧桑的历史老人，把一个古老的人生的谜底，昭示给了我们。原来人生是这样的!历史是这样的!这里没有一丝的虚假，倒仿佛尼采所说的血写的文字。在这里，我似乎明白了自己应去做些什么。

注：

①《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②《华盖集&#8226;忽然想到(四)》。

③《〈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④《华盖集&#8226;忽然想到(十一)》。

⑤《坟&#8226;娜拉走后怎样》。

⑥《集外集拾遗&#8226;老调子已经唱完》。

⑦《坟，灯下漫笔》。

⑧《热风&#8226;随感录&#8226;三十五》。

⑨《华盖集，北京通信》。

《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坟&#8226;灯下漫笔》。

《坟&#8226;论睁了眼看》。

阿Q是谁（1）

鲁迅《阿Q正传》连载于《晨报副刊》漫游者：又谈起阿Q了。这好像是个说不完的话题。我记得在读《阿Q正传》时，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折磨着。中国人的灵魂，似乎就写在这个世界里。我曾经想，先生的智慧、思想，以及审美态度，也在这个世界真切地表现出来。如果要深究你内在的气质，只要看对阿Q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

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小说，这里有许多难言的东西么?

鲁迅：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①

漫游者：因为阿Q是许多中国人性格的结晶，所以做起来，自然要踌躇了。但你那时没有把他变成知识分子，而是写成农民，想起来很有寓义。但因为主人公性格很复杂，所以，读者刚一接触，觉得奇怪得很，然而内心又不得不佩服先生的笔力。郑振铎曾以“西谛”笔名，谈及过先生的《阿Q正传》，那文章写道：“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郑振铎的感受，大概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

鲁迅：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阿Q是谁（2）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不是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要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阿Q是谁（3）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②

漫游者：这阿Q的画像里，实际是一篇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绝妙的文章。小说丝毫不是超功利的娱悦，也不是什么雅趣的漫步，而是从小说，来看中国人的心理结构。

鲁迅：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③

漫游者：阿Q的仪态、语言，都很像绍兴的农民，但思维结构，是中国人普遍的东西，我在那里，好像也看到了知识者内心本质上的因素。比如圆滑，无特操，自以为是，思维模棱两可等。所以，我一直想，假如把阿Q写成一个知识分子，或许会有另一番味道的。那将比孔乙己、魏连殳更有隐喻性。但先生在乡间的土地来把握这个人，显然有普遍的典型性。

鲁迅：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④

漫游者：阿Q的朴实，确实有几分可爱，但那精神状态，实在是不可救药了。这原因，是我们的生存秩序，出了问题。但可惜，许多人不能看到这一点，而是充满了自高自大。阿Q大约就是这样的一族。然而他并不感到这是一种羞辱。自大，是中国人心灵中很要不得的东西，先生从阿Q身上，把这一痼疾生动地昭示出来了。

鲁迅：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⑤

漫游者：是的，这种自大是奴才式的自大，如果真是个性主义式的自大，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至少已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了。这便是个性主义不得畅达的缘故。

阿Q是谁（4）

鲁迅：“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⑥

漫游者：然而这样的人太少，所以，眼里满是庸众的影子，写阿Q，正是“个人的自大”者对庸众的哀叹之情吧。产生庸众的原因，是文化出了问题，先生过去早就说过。《阿Q正传》对人展示的，实际是对旧文化的控诉。

鲁迅：法国G&#8226;Le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即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⑦

漫游者：这药，在祖先那里，几乎找不到多少，希望自然到域外去拿来。国粹不是一种什么可以新生精神的东西，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恰恰是旧的亡灵，儒道释的东西，坑害了我们。作为个性的自由的人，传统土壤，提供不了多少生成的资源，只有外国的先进文明，才展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

这域外文明可宝贵的是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人性的声音，科学的声音，民主的声音。而这里最根本的，是“立人”的声音。只有把人当成人，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中国才有希望。这是老话题了，但现在还必须郑重地提出来。中国所以产生阿Q，究其原因，正因为没有这些声音。

鲁迅《三闲集》鲁迅：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⑧

阿Q是谁（5）

漫游者：中国人的沉默，是环境与文化遗传的结果。单以阿Q为例，为什么那么麻木?这里可以找到旧文化的秘码。这个秘码在消解人的意志，使人与人隔膜起来，像一盘散沙。我们看中国社会的结构，团体与团体，区域与区域，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时彼此陌生得很，好像各自在一个世界里。阿Q并不会去关心别人的冷暖，王胡与小D也不知道别人的生存，人们各自圈在自己的空间，彼此对立着，隔离着。记得先生曾说，在街上，如果有谁倒下了，并没有谁去扶一下。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的瓦上霜。我想，最初的先民，不是这样的。后来阶级出现了，有了主子和奴才，奴才是不配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的，因为那是主子的事。所以，人的麻木不仁，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它已成了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核心的因素之一，想起来真是可怕。

鲁迅：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

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当这时候，古人曾有两句极切贴的比喻，叫作“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些君子们，不是像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他们对沙皇尚且不敌，怎能敌得过沙皇的胜者呢?

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但这正是沙皇治绩的后盾，是猿鸣鹤唳的尾声，称尊肥己之余，必然到来的末一着。⑨

阿Q是谁（6）

漫游者：统治者在一定意义上，和他的奴才没有什么区别。在同一个文化模式里，会有多样的人格么?

鲁迅：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厚。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漫游者：阿Q便是有这类性格的人。他虽然是农民，可在他身上，难道没有中国阔人的嘴脸?我一直觉得，阿Q的意义，在于写出了中国人的魂。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东西，被先生具像化了。这是很了不起的创造。

中国文化在根本层次上，剥夺了人的创造性和自由意识。它培养的，只是呆板无神的庸人。比较一下中国儿童与外国的儿童，就可以看出差别来。这也是产生阿Q的必然原因。

鲁迅：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

我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漫游者：这才是阿Q的子孙。麻木，无创造性，是阿Q精神的出发点。中国文化的要义是让人驯良，不具有自我意识，奴性的产生，与此是不无关系的。

鲁迅：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阿Q是谁（7）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

漫游者：当我们沦为奴隶时，值得悲哀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奴隶。我们丧失了天空，丧失了大地，也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可我们仍然自我陶醉，在灰暗的路上一步步快意地走着。在《阿Q正传》未问世之前，中国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形象，我们被拴在同一个黑暗的洞里，看不清过去，摸不到未来，而自己是什么呢，也不知道。但先生将一活生生的乡下人阿Q领来了，他那么滑稽地走在舞台上，在领略他那神态、语气、思想的同时，我恍然觉出，那其中亦有几分自己的影子。我甚至觉得，周围的许多人，似乎也是从未庄走来的。多么熟悉、亲切而又令人伤心的人物!我们的先人，从未画过这么逼真的同一族人的肖像，而你，将一颗衰弱的心，血淋淋地勾勒出来了。

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惊……我们原来是这个样子!是的，我们自欺自贱过，“精神胜利法”过，欺软怕硬过，盲目幸福过……想起了十年“文革”，成千上万的人拿着红语录，跳着忠字舞，多么像阿Q!明明自己贫困落后，却把自己看成世界革命的中心，要解放人类三分之二受苦的人；知识已贫乏到极点，却自誉为马克思主义者，人类智慧的宝藏。可笑啊!然而那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好像飘飘然的阿Q，在土谷祠做起甜甜的梦来。一个衰落的民族还能支撑在世上，这是惟一的东西吧?

阿Q是个丧失了自由而又自以为自由的人，一个本无智慧却自以为神通的人，一个既不会尊重别人而又无法珍视自己的人……我们看先秦的典籍，钦定的史书，都可以找到阿Q的血缘。血脉是如此的长远，血型是这样的一致!我震惊于中国人性格的超稳定，在一个没有人的尊严的世上，活下的，只有阿Q。

作为世俗的存在的阿Q是快乐的，在那里，一切价值的尺度、理性的光泽，心智的内省，都不存在。人类几千年精神的递进，在此凝成一块顽石。自尊与他无关，个性与他无关，知识与他无关，所有的，只是两足动物的本能，以及区别于动物的那种仅仅可怜的精神幻象。他被罩在了一个虚假的世界，生命的春天消失了，而却以为一片绿色；死亡的足音渐临了，但却丝毫不曾察觉……你这可怜的中国人!我在远望阿Q的瞬间，心里不禁滴血!

阿Q是谁（8）

中国人的旧路太漫长了，而作为人的坦途，还未开始。读一读历史，才知道过去的时光，有许多是白白地流逝了，我们的先人，尚未得到过人的资格。在人性湮灭的土地上，是没有绿色的。遥远的过去，呈现的却是一片苍凉。奴隶与奴隶主，屠夫与“罪人”，皇帝与民众，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只是这种非人的秩序。在这样的秩序里，活下的，是萎缩的生命，而独立意志和品格的思想者，只有消亡。阿Q的周围世界，是没有思想者的光芒的。在他的空间里，永远没有亮色，他被巨大的暗影长久地吞噬着。我从他清苦的影子里，读出了泪水，我觉得在那里，看到自己的父辈，也看到了自己。无声的中国，可得到的还有什么呢?我们被无奈地前定了，像古渠道里的水，沿着高筑的墙，缓缓流淌着，流淌着，谁能知道，何时是个尽头。

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是阿Q的同胞。我在瞥到他的瞬间，没有丝毫的反感、愤怒，心里满着的，只是怜悯，和长长的叹息。在他的命运里，我丝毫发不出笑声，因为在那麻木的灵魂里，我看到了你，看到了我，看到了每一个可怜的中国人。我们是这个样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在紧缩，头上的天空昏暗下来，脚下失去了土地。我感到了忽然被抛到虚无的空洞里，灵魂与躯体统统破碎了。

时光远远地流去了，在古老的土地上，没有暖日的余辉，没有绿影的遮掩，而能看到的，是土谷祠式的民居，木然行走的乡民，以及无尽的灰土。我懂得先生悲愤深广的因由了，对阿Q的故乡，还能说什么呢?绝望中的走，没有笑意。我知道，这里写着无词的言语。这言语在与时光抗争，与死去的灵魂对白。它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明白阿Q的先人居于何处。理解这无词的言语，必须学会静默与暗想，学会体验与躬行。解放阿Q的子孙，必须是阿Q身边的人们。但这样的人，在哪里呢?

鲁迅：人们有泪，比动物进化，但即此有泪，也就是不进化，正如已经只有盲肠，比鸟类进化，而究竟还有盲肠，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凡这些，不但是无用的赘物，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

现今的人们还以眼泪赠答，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

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但临死之际，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无泪的人无论何时，都不愿意爱人下泪，并且连血也不要：他拒绝一切为他的哭泣和灭亡。

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阿Q是谁（9）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仇，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

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的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儿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血书所能挣来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那时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就要离开了!……

漫游者：先生一生所警惕的，正是使自己不再成为奴隶，不仅不是统治者的奴隶，而且也不是“自己人”的奴隶。每每想起这些，便感到先生的伟大。与奴隶的生成关系搏击，这才显示了生命的价格。阿Q性格中最缺少的，便是这种精神。

然而反抗的路，是漫长的。我们常常陷入一种绝境，周围的一切仿佛是陷阱，我们反抗的结果，发现自己正在那黑暗之中。而这时，我多么需要一个心灵的前导，先生，你就是这样的导师吧?

阿Q是谁（10）

鲁迅：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漫游者：从来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是的，一百年来，自称是民众领袖的人多矣，可后来人们发现，那些路，都错了。我们太相信他人，把希望寄托给别人是痛苦的，因为恰恰忽略了我们自己。说起它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独立的思想。

鲁迅：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

漫游者：但这样的革命，我们后来的确“革”过几次了。一直到“文革”，那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运动，其结果是把民族推向了更大的深渊。我发现，中国的“思想革命”，后来是走向虚无主义的道路了。革命的结果，是越来越贫穷，越来越专制，蒋介石、“四人帮”，便是很好的例证。

所以，中国的革命，常常还是阿Q式的，是“精神胜利法”，没有在根本上解决人的灵魂问题，不铲除产生阿Q的土壤，我们的革命，将成为人类的笑柄。

产生这种悲剧，大概是因为我们民族，缺少实证主义精神。革命应当从具体的形而下的事物入手，改变生态环境，从生态的调整，进入心态的调整，然而，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经历这个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鲁迅：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漫游者：先生身上，有很强的自立精神，但是自古以来，很少有谁，能始终如一地沿着信念的路走下去。章太炎、梁启超等等，都未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持之以恒，就会走向传统，走向保守之路。晚清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阿Q是谁（11）

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人，不能坚守心灵的圣地呢?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在文化的根本层次上，解决“立人”的问题。“立人”首先是先生提出来的，即将人的个性，当成人的第一要义，“尊个性而张精神”。但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文化上的梳理，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化。可是20世纪以来，研究人的个性的文化专著不多，对国民性思考者亦少。这一点，倒不如日本与美国人对我们研究的深厚。

记得先生曾介绍过日本学人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这书的价值，现在依然还是很大的。

鲁迅：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不几天，都一律改了“邮务局”了。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o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阿Q是谁（12）

漫游者：阿Q王国里所滋生的，正是这类精神形态，所以我们进行精神清道时，必须注意这些问题。我觉得先生对民族的失望和深切的忧虑，都留在了《阿Q正传》里了。它的浑厚的声音，让人猛醒，让人奋进，也鞭笞着每个中国人的灵魂。在读《阿Q正传》的时候，我忽然地想，这位可怜的人物，如此的生动，那其间，是有先生自己的影子吧?当你狠狠嘲讽着自己的同类时，是不是也留下了拷问自己的苦涩?有时候，想起先生自虐式的低语，以及对人性深层恶的鞭笞，我便隐隐地觉得，也是对你自己的绝望。你在猛烈挖苦自己的对手时，恰恰也从中反省到自我，言词间有了股阴冷之气。没有什么像刨自己的祖坟更痛苦的了。我在先生的峻急、冷傲的文字间，体味到了“抉心自食”的阵痛。

是的，将自我的心境坦露出来，让阳光暴晒心灵的阴郁，不是所有的人都可做到的。先生曾说，你常常解剖别人，也常常解剖自己。我在阿Q的身上，好像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描写阿Q这样的人，先生的视界很高，像从地狱之端向苦海中□望一般。你那么清楚地审视出对象世界灵魂的原色，像摆动一个玩偶，让其难堪地呈现出各种姿态。那些与阿Q厮混的人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些阿Q的子孙们也难以察清原态。只有从这昏暗的一族里跳将出来的人，才可以知道旧有的原色。鲁迅先生，你就是这样的人，我看见你从阴冷的地狱里爬将出来，身上还滴着血。但你并没有逃逸这个世界，独自去分享世外的光明。你猛然地站住了，就在通往逃逸苦难的门口，你肩负着黑暗的闸门，向着那些同类的受难者发出了惨烈的声音。在寂寞而空旷的洞穴里，回荡着它，像一道道水波，将心灵的声音，扩散到遥远的地方。这声音不属于拯救者的独白，不属于自娱者的吟哦，它是失败的觉醒者的号啕，那真而深的旋律正映现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史。

因为太知道自己曾怎样做过奴隶，所以阿Q形象就多了重重的奴性；因为太懂得麻醉自我的生态环境，所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才那么生动逼真。先生曾蒙受过被羞辱的痛苦，所以阿Q的可怜才那么形象可感。怯懦而又欲复仇，自得而又最终失落，这不仅是中国下层人，也是像先生这一类人，都有过的经历。阿Q身上积叠了太多太多的国民精神，也留下了先生太多太多的内心创伤。当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述说阿Q的时候，其实也有几分在谈及自己。静静的夜晚，独立于窗下，舔着自己身上的伤痕，将痛苦吞入肚中。痛创己身是悲壮的，这阿Q的身上，正是悲壮者的自我意识的闪光。

一个不会反省自我的人，是麻木的存在者；一个反省过己身且又敢和旧我决裂的人，才是希望的战士。《阿Q正传》写着中国人的灵魂，指示着末路上庸众的苦境。在主人公悲惨的命运里，我听到了对祖先遗产的抗拒之音。正是那古老的幽灵，吞掉了我们的生命之魂。一切欲觉醒的中国人，只有从这里——对未庄式的世界的反抗、抵御，——才能走出人生的第一步。鲁迅先生，你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阿Q是谁（13）

注：

①《呐喊&#8226;阿Q正传》。

②《华盖集续编&#8226;〈阿Q正传〉的成因》。

③《华盖集续编&#8226;马上支日记》。

④《且介亭杂文&#8226;寄〈戏〉周刊编者信》。

⑤《热凤&#8226;随感录三十八》。

⑥《热风&#8226;随感录三十八》。

⑦《热风&#8226;随感录三十八》。

⑧《三闲集&#8226;无声的中国》。

⑨《南腔北调集&#8226;沙》。

《南腔北调集&#8226;谚语》。

《南腔北调集&#8226;上海的儿童》。

《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华盖集&#8226;杂感》。

《华盖集&#8226;导师》。

《华盖集&#8226;通讯》。

《华盖集&#8226;忽然想到(十)》。

《华盖集续编&#8226;马上支日记》。

国民性格（1）

漫游者：从1840年中国被洋人打开大门以来，我们中国人为了图强，选择了许多的路。其一便是搞洋务，想以船坚炮利，自立于世界之林。但甲午海战，使人们明白，中国的事情，不在物质，还是精神出了毛病。其二，第一条路不行，我们便搞思想革命，有了“五四”，有了新文化。但问题也未解决，军阀来了，日本鬼子来了，内战，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口号提出来，大家才真正走向治理国家的道路。但随着经济的改革，我们又发现，中国人的灵魂似乎出了毛病。为什么呢?有人说是民族素质问题，有人认为是精神文明未抓好的缘故。我记得“五四”前后，先生好像也注意到了这类问题，并且有过许多感叹。

鲁迅：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①

漫游者：改造国民性，是晚清以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精神主题。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谈过这一问题。但怎样认识国民灵魂深层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是从教育入手呢，还是从经济入手?抑或从政治入手?

内山书店鲁迅：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②

漫游者：国民性说到底，亦是民俗性、精神信仰等因素合力的结果。中国的民俗精神，一定程度制约或决定了国民心理的特征。现在回到乡下过节，看到百姓衣食住行的特点，就会深切地感到要在根本上改变国民精神，是多么不易的事情。中国人的认知结构，一定程度融化在这种风俗人情之中。例如乡人的送灶、祭祖、婚丧，都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这无意识的影子，即使在现代化的都市，仍那么久地笼罩着人们。

国民性格（2）

先生在小说中，写过江南人的生活风俗，尤其是鲁镇的氛围，让人读了久久不忘。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有时就是通过风俗形态而表现出来的。除了《社戏》中有一点诗意的东西外，在其他领域，我们几乎看不到多少美的内容。探讨国民性，自然就要遇到风俗性这一问题。对风俗的看法，多少也证明了对国民精神的某种看法。

中国民俗一般包括原始信仰、图腾遗绪、宗教情感和儒教精神。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政治、文化的余荫，都沉积到了生活中去，乃至于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落后性、原始性、保守性，使它不可能令人成为现代化的存在。我们现在社会出现的腐败、堕落现象，有许多，民俗性是要负责任的。它是社会阴暗的土壤，在这个土壤上，要结出新型的花果，是不可思议的。许多年前，曾听到一个故事，在一个乡下，来了一个外地人，称自己是清王朝皇帝的后裔，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去朝拜他，觉得又要出现真龙天子了。那人真的在乡下当了几天“皇帝”。这故事在我的故乡曾流传过，我听了，觉得我们的人民，在骨子里，是渴望一个主宰的。这主宰不是神，而是体现了某种权力和生存希望的圣者——儒教的化身。这种心理，自然会诞生出奴才的情结，国民身上的痼疾，有许多是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的。

记得先生曾说，中国百姓这种样子，是统治者治的结果。世上的民族有许许多多，大约惟有中华民族，在此方面承载的重负要最多吧。这种重负反过来，以更大的惰性来摧残人的个性，使人成为精神上的奴隶。所以，要改变落后的国民精神，必须移风易俗。但这种移风易俗，不是“文化大革命”式的虚无主义，而是在积极、进取、人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转化其合理的因子，扬弃其陈腐、落后的东西，只有这样，才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文化的诞生。

看看史书，才知道，春秋以前与汉代以后的民风，是有别的。唐代以前与宋代以后的社会习俗，也略有变化。这些，大概是政治与外来文化的结果。看到一些新的风气的形成，而旧的一些习惯的顽固性，真是有种让人悲喜交加的感觉，但一般来说，新的风气形成难，散去很容易。反而是旧的东西，越滚越大。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所有的寺庙都拆掉了，可70年代后期，一夜之间，香火又重新燃烧起来。到处是善男信女，宗教势力在一天天蔓延着。看到这些，我觉得，要征服一个民族的心，是多么不易的事情，而要在根本上改变它的形态，没有艰巨而漫长的奋斗，是不可能的。

鲁迅：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③

漫游者：中国的改革，说起来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出现的。可是做起来太难。在改革中经历的风风雨雨，有的堪称触目惊心。我们的一点点进步，都是用血和生命换来的。当年的戊戌变法，80年代的思想启蒙，都有这一类的血的教训。我记得那时走在前面的，大多是青年，他们在和自己的父辈们斗争着，虽幼稚得很，可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我至今还记在心头。

国民性格（3）

鲁迅：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④

漫游者：我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反对穿西服，反对留长发。后来才慢慢允许。社会上刚有个体户时，反对之声猛起，认为是走资本主义的路了。

鲁迅：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⑤

漫游者：所以要扫荡旧物，就必须与这种社会习俗进行较量。但较量往往是艰苦的，我们同儒学抗争，同军阀和专制者抗争，最后才感到，根本的着眼点，是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鲁迅：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会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⑥

漫游者：改良社会，说到底，没有人的心理结构的变化也不行。所以，想来想去，在改良社会的同时，深入地思考国民性的改造，恐怕意义更大吧。我们现在对自己的弱点，认识得还不够。

鲁迅：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⑦

漫游者：不思进取的民族，在文化上有一种心理定势。所以，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同化外来的东西易，而被异化却大难。

鲁迅：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国民性格（4）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⑧

漫游者：中国人的这种习性，其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先生曾把“面子”，看成中国人精神的纲领。美国的传教士史密斯，好像也谈到过这一点。我常想，我们的落后，大概就因为常常被这种传统的惰性所规范。它使人在基本的思维方式上，丧失了活力。

鲁迅：“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听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

“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⑨

漫游者：爱“面子”的结果，便是虚伪、无特操，仿佛心里有鬼一般。明明虚弱，偏偏装强；明明落后，却大谈己身的荣光。中国人常常不是从逻辑上来理智地认识世界，而往往以极狭窄的思路，阴暗地推测对象，这种思路，大约成了一类人精神上的死症。

鲁迅：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国民性格（5）

漫游者：但是许多中国人并不能从深层领域来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愈发自欺欺人起来。有一位西方人，见到黄种的中国人，就要发怵，据说是被中国人多次欺骗过。中国人的圆滑、世故、不求精细等弊端，如不改掉，那真成了可怜的一族。尼采曾用超人来解决落后人种的问题，后来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那确是非人道的。但承认中国人的落后、保守，从后面赶上去，不再“阿Q相”，那才有一丝的希望。

鲁迅：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取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入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漫游者：这种品性，在知识分子那里，也许更为明显吧?我曾在几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工作过，深味民族劣根性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余痕，要大大超过普通民众。知识分子性格中所呈现的矛盾、内倾、犹豫的弱点，即在普通民众中，却是少见的。

鲁迅：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们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

漫游者：看到知识分子身上的这些余痕，我觉得自己也同属于这一类。有个时期，我和许多人一样养成了发牢骚的习惯，可自己对于现实，并未尽一点力量。这时便也怀疑起自己来，好似也像阿Q般地苟活。现在，有许多知识分子，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家宁可去行，也不愿在那儿空泛地论道。我常觉得自己就属于“自言自语”的那一类，对社会，有着一种无力感。这一毛病，说明自己在骨子里，和孔乙己、魏连殳，是同一类的人物。

鲁迅：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

漫游者：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品格，便容易被豢养。那结果，便是生出一些无思想的怪物。我在精神的深处，深深地感到它的可怕。

鲁迅：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板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国民性格（6）

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漫游者：天下的伪君子，是愿意把各种招牌挂在自己的胸前的。先前以官位大小来炫耀自己，现在则以金钱来显赫己身。还有一种人，以雅士之称名世，要愤世，与人不合作，在文章中也愿卖弄一下如何清高，所谓品德高尚云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己明明已贵族化了，但却高谈文人要耐得清贫，要有节操。自己吃不了苦，却以吃苦为乐的样子呈现于世，总有些伪态的滑稽。

旧时的文人，有时为名而隐；现今的文人，又多了一层为利而隐。这些把戏演了许多年了，现在还在演下去。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雅士，怎样的沽名，怎样的求利。看那些雅气十足的文章，不如与真的痞气的文人相处，那其中至少还有点人性中真实的东西。

鲁迅《华盖集续编》看到史学家后来写下的东西，知道过去的一些文人怎样地欺骗了我们。还有些所谓政治家，明明是男盗女娼，但却嘴不离仁义道德。中国人向来是以欺骗自己和愚弄他人来混世的。只要到一个新地方，看看人们是怎样的欺生、盘剥求利，就会深感这个民族痼疾的深重。50年代的大跃进，人们互相欺骗，瞒产瞒报，结果酿成了整个民族的大悲剧。60年代的“文革”，更进一步了，全民上下的怀疑主义，使人与人之间，丧失了起码的真挚与友谊。一个互相怀疑、互不信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可怜的民族。8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好似更进一步了，商场中的狡诈与利己，已把中国人的自私推向了极致。这是人的大悲剧。历史的演进，已把人身上的一些性灵、温情、善意，渐渐地剥去了。我在这种真假难辨的现实中，读到了一个民族的沉重。

这种虚伪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所滋长，最可怕的它已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明明并不信仰、并不相信，但却恬不知耻地大谈道德理想。大家好似已习惯了这些虚伪，犹如一种无规则的游戏，都趣味盎然地在那里活动。一个不敢说真话，且大讲假话的民族，我疑心迟早要在这个地球上消失掉。认真地想一想，这一切，大概与官本位的文化有一定关系吧?

鲁迅：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灵魂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漫游者：自有科举应试的制度以来，中国社会以官为本位的风气，日益兴盛起来。知识分子书读多了，很少是为的进行纯粹理性的思考，而是为了做官。做官不成，便去做“馆”(即教书)。这个制度延续了上千年，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读书做官论，在清朝以前，颇为盛行，以至于几千年的文明史，未留下多少珍贵的精神财富。“五四”运动，想摧毁这个痼疾，无奈传统流毒颇深。后来的北洋军阀、国民党等政府，官气十足，招牌是换了，但世风依旧。政府中以官位大小为核心，在其中几乎看不到多少新鲜的机制。我觉得要了解中国历史，必须懂得官场流变的历史，这是一把钥匙。一切问题，差不多都出现在这里。官气十足的社会，当然不会以民为本，社会当然死水一潭。有时看到百姓的麻木、见死不救，各顾自己，我想，那也是官治的结果。现在一些公民缺乏集体精神，是因为从来的百姓就未把集体看成自己的存在体，而是隶属于“他在”，是官的，皇帝的。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决策，向来是在宫廷内进行的，百姓欲参与能行么?戊戌变法的知识分子们，便是个教训。国家之变，权在皇宫，民众之声，几成空响，长此以往，百姓自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个沉默、自私、无集体精神和神圣责任感的民族，是可悲的。我在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中，感受到了一种深切的无奈。

国民性格（7）

在中国，官的分量很重。许多的问题，便出现在官本位的基点。跑官，要官，结党营私，成为问题核心。甚至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也卷入到这种骚动中，似乎官成了命根子，是生存的动力。

以官为本，自然颠倒了社会的基本关系，颠倒了生存的意义。我们探讨国民性问题，如果忽视了对此问题的关照，大概也不会看到问题的实质。当一个社会不以民为本，以法律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石，而是以长官意志为出发点进行社会建设时，要改革国民劣根性，只是空想。

鲁迅：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可叹的，但我希望……，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漫游者：“思想革命”，实质就是人的观念、思维习俗的革命。这一点，并非是件易事。例如中国人的敷衍，不认真吧，就非一个早晨可以改掉的。我想，仅我们语言的不周密而言，也可说是各种思想弊病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鲁迅：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侯，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

漫游者：中国人的马马虎虎，不精细，似是而非，与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用更确切的语言来表述?后来的孟子、屈原、司马迁也是这样，语言有时朦胧、诗化，意境之高我们尚不去说，但这样一路下来，却都是含糊的，综合性的。在审美的意义上讲，自是高调，这是连洋人也不得不叹服的。但把审美的东西与认识论联在一起，就有了问题。如，客体是怎样演变的?主体的有限性在哪儿?等等。在这类问题上，我们模棱两可，不知根由在哪儿?读司马迁的著作，写到远古历史时，多有神话、传说、寓言之类的东西，后人看了，不禁要怀疑三分，殷周以前的文化，是那样的么?其实这不能怪罪司马迁，是我们祖先创造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所承载的内在——思维有了问题。中国人的思维有时是很怪的，例如，“八”，可以和“发”财的“发”联在一起；乡下结婚的人要在屁股底下坐一把斧头，意思是有“福”了；碟子碎了，于是自娱道“岁岁平安”等等。这种功利化的联想，以及略带诗意的回味，使人的视野不可能延伸到客体的实质上去。于是我们没有牛顿，没有瓦特，在汉语的世界里，是永远也诞生不了爱因斯坦这类的人物的。“五四”时期人们喊打倒孔家店，用白话文写作，旨在在思维方式上来一场革命。例如先生主张译介外来作品时，采用移植化的硬译，虽有悖于“信、达、雅”的信条，但这种选择，是悲壮的。先生之“硬译”，无非是使中国的不精确的语言，慢慢精确化。这十分重要。但后人很少明了此点，攻击先生译风不正，那是无知者或是绅士阶层的无聊咏叹。“蟪蛄不知春秋”，我是相信的。以庸人之见而述天下之事，殊是可笑。

国民性格（8）

所以，我以为中国人要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有所成就，关键要从思维的变革上做起。仅仅谈思想革命、经济变革，还不行，一百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仅仅从思想上，或仅仅从经济上着手变革，都不会触及中国人心灵结构深层的东西。那么，出路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在对我们认知的先验形式的认识上，中国人做得是不够的。

中国人的话语方式，在表述“天人合一”这一点上，做得成就十分显著，也可谓人类丰富的精神遗产。但在另一方面，即科学的思维与个性化的选择上，我们留有太多的空白。不看到这一点，便大谈东方文明优良精神，我以为是悖谬的。在对西洋文明缺少充分认识的时候，谬谈什么“送去主义”，向西洋大谈中国的国粹，并不能令人信服。中国需要的是移植过程中的转化，没有转化，恪守祖宗留下的那些遗产，无疑有点“阿Q”主义。对此，国人在更深的精神层次上，是缺乏认识的。

我们大喊国民性已一百年的时光了，从梁启超开始，几代文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收效甚微。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文人，在此问题上都困惑不已，直至今天还不能交一张及格的答卷。现在经济在飞速地发展，已不像先生生活的年代那样单调。但经济先行，思想却滞后，不知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倘若经济真的起飞了，国民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确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我相信这一问题的突破，应是在经济高速发达，文化有了一定的进步后才有可能。“五四”注重精神，90年代的变革注重于经济，21世纪，至少要来一个大的调节。下一次的文化复兴，估计应是对前两者经验的综合，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模式，这个模式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可能来一个大的挑战。我们看一看旅美华侨心态的变化，看看香港人的精神状况，便可以知道，经济对人的影响，超过了政治。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上的，所以，可探究的事物，确实不少。我相信，未来的文化，将在“五四”传统与人文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儒学传统，乃至新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价值传统上诞生出来。不过目前时间尚且遥远，我们还看不清其轮廓罢了。

思想革命，没有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变革为基础，很难完成。这是有百年的教训为例的。孙中山革命半途而废，毛泽东晚年沉船于内乱，都说明，就思想谈思想，就文化言文化，最终还会绕一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基点上。这种循环的突破，我相信是在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以及科技革命后，才可能出现。现在应当研究国民性的改造与经济变革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清楚，人的素质便难以提高。支撑一个民族前行的，不是经济，不是政治，而是人的素质，即心理结构问题。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恐怕都与此有关。这决不是种族决定论，不是片面的素质论，而是一个文化学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是真正地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鲁迅：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北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国民性格（9）

漫游者：在这一点上，西方人似乎比我们看得更清。第一部分析中国人性格的书，出自美国传教士。在洋人眼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最缺少的是心灵的冒险，缺少个性的张扬。西方艺术家笔下的中国人，许多是麻木的。倘若要画中国人的性格，只是那张缺血色的脸，便大抵可以看出一二来。皇上的专制、孔子学说的禁锢、社会习俗的影响，都使中国人在心灵深处，逐渐丧失个体价值，丧失崇高与伟岸。看一看晚清的大量史料，读一读中国人被西方人奴役的历史，才清楚地感到，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是那样的灾难深重。

鲁迅：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兑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8226;狗&#8226;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

国民性格（10）

漫游者：旧时的欧洲人，把成吉思汗的攻击欧洲，说成是“黄祸”。黄种人会征服白种人，那是白种人的耻辱。但蒙古的扩张，并不是汉人的荣光，那笔账，并不能算在我们的头上。不过中国人在世界史上，扬眉吐气的时候并不多，史密斯作《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已讲明了这一点。现在各地的华人，在异域过得并不舒服，其中被喻为“黄祸”之源，还是有的。我们过去曾羡慕苏联、羡慕英法，大抵是我们的生存环境，逊于他们的缘故。有一次，偶尔在一篇文章上，读到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很是恼火。那文字的大意是，中国也像一个土著民族杂居的地方。这句话，曾深深地刺伤了我。后来细细想一想，这种被欺凌的现状，责任并不全在洋人那里，中国人的不争气、落后，难道不也像一些国家荒岛上的土著么?敢不敢承认这一点，是我们有没有勇气的一个证明。

“土著”，其实质是未开化的意思。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不能说我们未曾开化。但开化之后的退化，也是事实。孔子的学说，实际上后来害了中国，使人们一日一日地趋于复古、守旧、不求上进。当人们除了衣食住行之外，什么也不存在的时候，那状态，与动物并无区别。中国人之缺少心灵的审问、缺少知识的突进、缺少文化的冒险，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树立人生的旗帜。没有形而上的欲求，是可悲的存在，可惜历代的民众，在此都交了白卷。我们现在看一看一些文人还在制造大量的“瞒与骗”的文化，使民众在庸俗的道路上继续滑下去，真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如果不解决灵魂上的问题，我们恐怕有一天会被挤出地球去。

但灵魂的解决，靠“文化大革命”式的虚无主义，显然不行。独断主义与唯心论，都不是可通行的路。我以为在经济的变革中，造成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是中国殊为重要的事情。宽容、多元、个性主义与集体精神，都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文化都上不去。所以，我赞成先生的话，在中国，“立人”是第一要务。不在“立人”上下功夫，我们还只能是可怜的动物。

注：

①《两地书&#8226;八》。

②《二心集&#8226;习惯与改革》。

③《〈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④《两地书&#8226;八》。

⑤《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⑥《坟&#8226;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⑦《且介亭杂文末编&#8226;“立此存照”(三)》。

⑧《热风&#8226;随感录五十六&#8226;来了》。

⑨《且介亭杂文&#8226;说面子》。

《而已集&#8226;小杂感》。

《华盖集续编&#8226;马上支日记》。

《集外集拾遗补编&#8226;关于知识阶级》。

《集外集拾遗补编&#8226;关于知识阶级》。

《二心集&#8226;知难而行》。

《集外集拾遗&#8226;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华盖集续编&#8226;学界的三魂》。

《华盖集&#8226;通讯》。

《二心集&#8226;关于翻译的通信》。

《华盖集&#8226;这个与那个》。

《而已集&#8226;略论中国人的脸》。

语言之谜（1）

漫游者：我曾编过一本书，内中收有先生大量谈书的文章。我是喜欢看你谈书的文字的，那里可以看到你的知识结构，对我个人来说，体会也很深。总结起来，我觉得先生的认知方式很特别。要把握你的世界，必须多看看你的思想来源和背景。这很重要。

读书有活读书与死读书之分，也有用生命来读和用俗眼来读之分。先生读书，和常人不同，至少在视野方面讲，就比一般的文学家要广阔得多。

鲁迅：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①

漫游者：先生自然科学的书就看得多，医药方面的、解剖学的、建筑学的、植物学的，等等。我翻看你这方面的藏书，很是震动。

鲁迅：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②

漫游者：十几年前读康德的书，不知怎么，忽地想起先生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过这样一个观点：鲁迅是中国的康德。为什么这样说呢?东西方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认知的方式也大相径庭，但人类在对待生命世界与客观世界这一点上，却有相近的心理体验。这种相近性，使先生与康德在精神价值的深层领域，走到了一起。

康德思想的最主要特征，是揭示了人的认知方式的有限性。他梳理了人类认知之网，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是在一定形式制约下运作的。人的主体与客体，有时并不能相融，于是产生错位，产生幻象，产生二律背反。他在《纯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中，表述过这种看法，我以为是对人类不朽的贡献。

语言之谜（2）

先生不是一个思辩哲学家，与德国哲学的形而上的玄想，是相距遥远的距离的。但先生杰出的地方在于，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看出国人心理结构的有限。在先生的目光中，中国人的心理方式与社会行为方式，是悖论的，主客观的难以统一，现实与彼岸的分裂，构成了中国文化复杂的景观。自有中华历史以来，从未有人那么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认知世界的窘态。仅此，先生的魅力，便远远地泽被后人了。

产生这种深刻的认识，我以为不是别的，而是先生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思想，这一点十分重要。先生一方面懂得科学历史的变迁，另一方面，深味哲学在人间的意义。我在你的藏书中，看过许多西方科学与哲学的著作，在大量购阅这些书籍时，你产生了一种新奇的思想，旧的思维空间猛然轰毁了，你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感到旧有的认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陈腐而可怕的，它在根本的层面上，颠倒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你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及对文化的看法上与人们的不同，正显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哲学对你的意义。研究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没有科学哲学基础上产生的广阔的哲学视野，自然不会有大的境界。我近来读科学家关于社会科学的文章，眼界大开，那目光与仅就社会学而谈社会学的人们比，是深邃的。杨振宁、李政道都有过关于道德、伦理的文章，与社会学家比，都要站得高。这是思维进化的结果。所以，就我而言，研究先生的思想，不懂得先生的自然科学的背景，很难说把握了实质。中国的国民，向来缺少的，便是这些，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可交叉的地带很多、很广，可惜这些并未被人们很好地注意到。

牛顿鲁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③，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④；不惟波尔⑤，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⑥；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⑦；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嘉来勒(Garlyle)⑧。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子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⑨

漫游者：这个思路，使你早年徘徊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我以为这种跨学科式的游历，对你的影响是巨大的。你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科普著作的出版。我记得先生的第一部译作，是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3年，你写了《说钼》、《中国地质略论》，并与人合编《中国矿产志》。从日本回国后，又翻译了《药用植物》o在现代作家中，像先生这样重视自然科学的，并不多见吧。好像先生说过，青年人读书，要博览，即“随便翻翻”，这是博的途径之一。我在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老师就拿先生的话做例子，说多看、多注意别一类的作品有意义。那时并不觉得，现在看来，是对的。

裴多菲鲁迅：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

语言之谜（3）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的青年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语言之谜（4）

漫游者：我注意到先生的兴趣是很广泛的。岂止是随便翻翻，仅你的译著文字与创作的文字，几乎是一样多的。有人讲，假使先生当年不在翻译上耗去那么多精力，在创作上的成就，会更大吧?先生主张多译一些域外的文化，特别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书，其目的，在于增加新的知识，给文坛带来一种异样的东西。细想一下，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译介是同步的。但是，翻译什么，介绍什么，向来是有争议的。我觉得在翻译问题上，先生的观点是宽容的，至少使人感到有种多元文化的心态。我们的文坛，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并不允许这种心态的存在。那时领导们是不允许接触异端者的思想的，认为是毒草。资本主义的文化，均成了黑色的文化，仿佛连呼出的气，也是黑色的。其实世界并不那么单一，健壮的身体正是在与病菌的搏斗中才存在的，一旦纯粹起来，身在真空里，恐怕连生命也难保住了。我读先生《关于翻译》一文，谈到与穆木天的分歧，认为先生的感触是真实的。

鲁迅：因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先生的《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九日《自由谈》所载)，这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并且觉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但从那作者的案语里，我却又想起一个随便讲讲，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来了。那是这样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页，有‘在这种小说之中，最近由学术院(译者：当系指著者所属的俄国共产主义学院)所选的鲁易倍尔德兰的不朽的诸作，为最优秀’。在我以为此地所谓‘Academie’者，当指法国翰林院。苏联虽称学艺发达之邦，但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罢?我不知为什么楼先生那样地滥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国的Academia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国的翰林院，是万分近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Academia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还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

语言之谜（5）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

漫游者：这使我记起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时，西方的文学、绘画、音乐进来了。于是有人大惊失色，以为强盗来了。其实，长久关在屋子里，精神是窒息的。世上本不是一种颜色，把门打开来，受一点新鲜事物的冲击，并不算坏事。问题不在于客观事物怎样的复杂，而在于我们是否有一种辨别力。中国人做事，善于捂着、盖着，生怕别人知道。其实不管你是捂还是盖，客观的存在，是不能摆脱掉的。所以，与其躲躲闪闪，不如光明磊落，正视现实。愈是躲躲闪闪，便愈是心态异化，像一个失态的病人，于是便也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不敢直面人生的人。不敢直面，于是就丧失辨伪的能力。说到文化上的翻译，我以为也是这样，这其实也是“拿来主义”，要有气魄，有胆识，有目光。这很不易，但惟其难，才更应这样做。

鲁迅：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语言之谜（6）

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漫游者：我注意到，谈翻译，人们往往认可严复所说的“信、达、雅”，但到了先生，却不同了，要坚持“硬译”，主张“信”为第一。据我所知，在现代中国，大约还没有谁像先生这样坚持如此奇特的思路的。连钱钟书都说：文学翻译最高标准是“化”。他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即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化境’”。把别国的文字，化为本国的语言，这里译界的看法基本一致，即，要达到中国化。这样好不好呢?好的一方面是易被中国人接受，坏的一方面呢，则是把作品的原有情境破坏了。林纾的有些翻译作品，便有这一特点。虽文笔古奥，词彩飞扬，但过于儒化，有时便不免远离原文。这里涉及到人的接受心理问题。从文化接受的角度看，本土化、自我化的译介，是不可避免的。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翻译，应是“化我”，而不应是“化他”。这个问题，“五四”以后，似乎只有先生注意到了。

鲁迅：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妪纹，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1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锡，错，矽，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二字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语言之谜（7）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漫游者：但不走这样的路，会有另一种选择么?我看先生有关美学方面的译文，似乎便感到这一点，你似乎在找这样的路。你干脆放弃了某些自我化的话语方式，把洋人的句式，果敢地拿来，连词的搭配，也尽量按原文进行。这样就有了一个问题，句字似乎冗长，也诘屈聱牙起来。梁实秋先生看了先生的译文，曾不满地说道：“我们从知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但是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他还说：“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

鲁迅：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漫游者：这是了解先生翻译思想的一把钥匙，我以为也是了解你关于改造国民性和旧文化更新的思路要点。我近来听到有人议论先生的译文没有多少价值，心里想，他们大概并不懂得先生的苦衷和用意吧?依先生的水平，把外文译成中文，并将之“己化”，很容易，先生早年一些翻译，已证明了这一点。“硬译”，其实隐含着先生丰富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文法，是缺少逻辑性的。说话不周密，于是似是而非，一语多义。作为审美语言，是它的长处。但作为哲学和科学语言，就不行了。所以，这种似是而非，便造成了中国混沌的文化。我们没有爱因斯坦，没有牛顿，与这种语言、这种思维方式是有关的。所以，先生主张以科学的理性来改换顿悟式的理性，以逻辑来界定随感，这都是伟大的构想。世人不明了此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是短视。

语言之谜（8）

鲁迅：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唵”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

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漫游者：先生的这些思路，在今天仍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过去讲思想革命、精神革命，有时虚幻的东西太多。讲启蒙、讲革命，当然要引进外来思想，但引来的思想如果中国化，失去原义，我以为不会在根本点上带来启示。关键是促进思维方式的变化，这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语言的新型组合。然而，组合一种新型的语言，是困难的。我们现在尚未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转换。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由于日常语法使自己形成错误的图像。这便会把人引向歧途。人类要摆脱这种歧途，必须在语言上进行认真的反省。我觉得先生对中国人的语言弱点的反省，是超前的。在经历了半个余世纪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工作是始于先生的，而后人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我阅读先生的翻译作品，特别是那些理论译作，确实有难以下咽的感觉，现在也难说有多少人会对其发生兴趣。但想一想先生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的构想，便觉得那劳作，实在是伟大的。先生试图把外国文化所折射出的内心经验，以异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即创造一种使人避开习惯性语序的另一种精神概念和叙述语态。

语言之谜（9）

我觉得先生的一切努力，往往是同经验主义与本质主义进行决裂的。不仅翻译上如此，在对历史文化传统上，也常常如此。向传统的经验挑战，世人当然不能都理解，所以便常常被称为怪人。我们是生活在经验世界里的，它以无所不在的形式，浸淫于我们的生活中，以至于使我们一直被罩在历史的影子里。经验形式，最终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存留于我们的意识与无意识世界，它既给人以智慧，但同时又存有相当大的负作用，即把人的视线永远拘束于一个方向。70年代末，引进西方科技时，许多人大惊失色，怎么，要当洋奴么?那时要搬一块石头，恨不得有上万人来阻止。说来说去，都是经验在作怪。所以，人的解放，离不开思维形式的更新。传统的经验中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东西，是要尽力抛弃的。有时看到传统世界强大的惰性力量，真有点令人茫然的感觉。

鲁迅：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做嘻笑的资料。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一样重要呢，然而这一点点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生命，那当然是别人的生命，倘是自己，就得不着这经验了。所以一切经验，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决不上别人讥刺我怕死，就去自杀或拼命的当，而必须写出这一点来，就为此。而且这也是小小的经验的结果。

语言之谜（10）

鲁迅《南腔北调集》漫游者：同经验主义抗争，有一个根本的条件，那就是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化。“五四”以后，许多人在找这样的路，白话文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后来人们发现，白话文虽然胜利了，它还是繁难的象形字，大众也还不能很好地掌握它。于是有人便开始提倡起拉丁化的文字，使中国的语言文字符号，从象形字中走出来，以拼音的形式出现在文化舞台。我记得先生当时是主张这一思路的。这种拉丁化的变革，在我看来，是先生关于改变中国人思维方式，进而科学化、逻辑化的一个尝试。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文化符号，那构想，是颇大胆的。但现在看来，确有难处。一是一词多义，一词多音，二是象形的功能。这两点，要在拉丁文字中，是难以转换出来的。倘要抛弃了这一点，中国人的话语方式，便真要来一个大的转换了。我同意先生在这些地方的构思，但一面却也怀疑它的能否成行。中国的语言文字如真的可以新生的话，国民的性格，会不会有一点影响呢?我想，肯定会这样的。

鲁迅：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倡地动说，达尔文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语言之谜（11）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漫游者：我相信这种构想是悲壮的，可目前文化的发展，已证明了此路的难以行通。首先是目前经济的增长，已使中国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汉文明正在深入地影响域外诸国，汉字正在被世人所接受。第二，现代计算机的发展，证明汉字的功能，有拼音文字所不可取代的另一面。它的潜能，还未被挖掘出来。汉字的灵活性，给现代的科技，也带来了某些益处。第三，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华大国，习俗深厚，要了解过去，就不能不懂得古文，了解象形文字的历史，这一切，都使我们不可能轻易放弃汉字。

语言是要进化的，这一点我确信不疑。但世间最保守的，就是语言。将来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是现在，还看不到多少起色罢。

注：

①《而已集&#8226;读书杂谈》。

②《华盖集&#8226;通讯》。

③即牛顿，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

④即莎士比亚，英国戏剧家、诗人。

⑤即波义耳，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⑥即拉斐尔，意大利画家。

⑦即贝多芬，德国音乐家。

⑧即卡莱尔，英国著作家、历史学家。

⑨本文摘自《坟&#8226;科学史教篇》。

《且介亭杂文&#8226;随便翻翻》。

《准风月谈&#8226;关于翻译(上)》。

《准风月谈&#8226;关于翻译(下)》。

《华盖集&#8226;咬文嚼字》。

《二心集&#8226;“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二心集&#8226;关于翻译的通信》。

《南腔北调集&#8226;经验》。

《且介亭杂文&#8226;中国语文的新生》。

“被近代化”（1）

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城外说集》鲁迅：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这一件事。①

漫游者：先生最早的文学活动，便是从那时开始的。记得那时有许多人，都把热情放到文艺救国上面来。晚清以来，当人们看到洋务运动受挫后，便将注意力，用于精神的启蒙上。梁启超那时就呼吁过，用小说来开民智。据周作人后来回忆说，先生是受到了这一思路的影响的。

鲁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②

漫游者：这种改行是很有意味的。先生那时不是首先从事创作，而是从译介域外文明做起，这是很动人的情怀。在那时的中国，输一点新鲜的空气，颇为重要。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新生，是离不开那些外力的作用的。但我发现先生并不去赶时髦，对欧美大国的东西兴趣不大，反而将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品译介过来，这与20世纪末译界只注重美国这类强国的文化，形成很大的对比。在先生独特的人生选择中，我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鲁迅：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③

漫游者：看先生的译文，觉得文笔很古涩，但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总在记忆中盘旋着，你后来的创作，好像便留有这样的印痕，安德列夫的阴冷，迦匀洵忧郁，似乎都传染了你。中国旧式文人，是不注意吸收异域的文明的。看一看晚清文坛的陈腐气，便知道移植一点新的文化，对中国是多么的重要。

鲁迅：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④

“被近代化”（2）

漫游者：谈到吸收，总觉得我们做得不够，而且中了片面的毒。50年代偏重苏联，好像那里的文艺成了唯一。中国人只知秦汉，无论魏晋。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几乎与世界隔绝，已听不到世界的声音。我们好像被关在新制的铁屋子里，成了一批可怜的精神囚徒。封闭是可怕的，民族的衰落，常常是与此有关。

鲁迅：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⑤

漫游者：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外国文艺，抱有一种偏见，以为太个性化，这样便会使中国人变得不好驯服起来。有人说它会导致道德沦丧，精神萎靡。于是许多人主张，要多看中国书，把老祖宗的东西拣起来。好像只有读四书五经，才能救国一般。

鲁迅：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⑥

漫游者：先生当年谈这些话时，曾遭到众人的反对，一个叫袁小虚的人便说过：“熟精古书，最厉害不过变成一个‘食古不化’的人，倒是纯粹中国人；若中国人熟精外国书，不学中国书了，最好是一个中国骨骼外国皮毛的杂种人。”其实人们误解了先生，倘认真读一下先生的书，便可知道，先生古书读得比一般文人多得多。周作人曾说，先生这样做，是故意和人唱反调，走极端。这大约也看错了实质。我以为中国文化要振兴，输进更多的西洋文化，并和固有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将其转化成新的因素，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工作，只是到了20世纪末，人们才有了普遍的自觉。

鲁迅：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被近代化”（3）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⑦

漫游者：我常想，先生有意地译介弱小民族的作品，译介心理学、社会学、乃至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其目的，便在于以“拿来”精神，创造一种新式的文明吧?一种文明的出现，往往是多种文化合力的结果。新近的考古文献便已说明，殷商时的社会，已与四周民族有广泛的接触了。王国维从甲骨金文之中，便已考证出那时多种民族的融合。汉代佛教的传入，唐宋时伊斯兰教的出现，为造就中华新的文明，确有不小的贡献。后来大谈国粹的人，有时并未注意到，汉人本身就并不纯粹。

“被近代化”（4）

孤立地站在一个角度上，常常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交流与融合，方可产生新型的文化。其实“五四”新文学的产生，何尝不是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撞击的结果?如果没有法国文化的流入，不会产生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同样，世界各国人向美洲的移民，才有了今天的美国。然而，保守主义的国家，在现在几乎没有不落后、贫困的。有时看到贫瘠的国度民不聊生的样子，便也想起我们的过去。我曾说，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三个传统影响甚大。一是“五四”的传统，一是延安的传统，一是新儒学的传统。第一个传统与第二个传统，都是外来思潮影响下的结果，唯第三个传统，是从中国旧儒学中分化出来的。有个时期，人们大谈新儒学，似乎中国要有希望，非从固有精神传统出发不可。自然，作为中国人，无论怎样去自觉地接受现代化，在根底上，依然是中国人。但倘不接受域外的文化，在旧的循环中，是不能分化出新生的文明的。后来的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讥刺“五四”传统，是过激主义，是20世纪社会动荡的根源，这在根本点上，是歪曲了以先生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的思想。只有读懂了“拿来主义”，才可以明白先生的本意的。实际上，20世纪末中国改革的初步建立，正是这一思路的结果。可惜，人们觉醒得太晚了。

鲁迅：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不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须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⑧

“被近代化”（5）

漫游者：是啊，汉唐气魄，确为后来历代文化所缺少。现在看一看唐以后文人的弱化，便可知道，中国人一步一步走向奴性的根由了。宋人的语录、明代的小品、清代的尺牍，虽亦有性灵之光，读起来亦悠然自得的雅状，但那也仿佛是吸着鸦片，使人沉浸到无我的自娱里，已很难看到汉唐时代伟岸的气度，阔大的情怀了。虽然其间也有李贽这样的不羁之士，但整个文化中，还是多被灰暗所笼罩。后来出现的京剧、仕女图之类，便已是更加远离恢弘的阳刚之气了。我读先生的书，便时时可看出汉唐的遗韵，而更多的，却是俄罗斯式的悲怆，日耳曼的崇高。在你的世界里，常常可以感受到多元文化的合力。说不清这一合力究竟都是些什么组成，但只觉得它是昂扬的，向上的，可以把人引入辉煌的彼岸。元明清以后的中国文化，最缺少的，便是这类东西。

我注意到先生在很长的时期里，关注的是俄罗斯的文学。其实你并不懂得俄文，可借助日语和德语，还是翻译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这一选择，是有很大的价值驱动力的，因为先生在这里，好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与俄罗斯的一些文人，有着精神上的共鸣的。

鲁迅：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⑨

漫游者：但先生似乎并不喜欢俄国的唯艺术而艺术、或说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记得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深深地吸引着你。你那样热爱他，以至在许多评语中，充满了深切的心灵呼应。先生文字中的冷酷，也印着这样的苦难。我以为中国的现代作家，没有谁会像你这样，在骨子里深深地带着陀氏的阴冷。这大概并不仅仅是气质上的原因。

鲁迅：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被近代化”（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

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为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给他公正的褒辞。自然，这也可以说，是显示着“谦逊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漫游者：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厌其烦地表现着主人公内心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非秩序的、非理性的。主人公内心多层次的欲念，常常被逼真地表露出来。作者毫不回避人内心最隐秘的东西，在潜意识里，实际上最能体现人的某些本质的东西。理性世界里，搀杂了太多的虚假，混合着被世俗化的东西。而内心的深处，才是人的精神内核之一，抓住了它，就抓住了人的世界的重要内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多角度、多声部、多意念的方式，反映了俄国社会灰暗的生活，反映了人被扭曲、被践踏、被侮辱的苦难历程。无论在哲学的层面，还是在文学的层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他仿佛奏起了一支不和谐的、怪诞的小夜曲，把人们从理念社会，引进一个幻觉的、光线黯淡的世界。在那里，他不仅在煎熬着自己的灵魂，而且也把千百人的心灵，放在烈焰中烤灼着。一切伪饰都逃不过作者的双眼，他把人间的丑陋，赤裸裸地置于精神的火炉旁。这个天才的、残酷的小说高手，第一次把人类审视自我的视线，拉得这么近，使一切在瞒与骗中活惯了的人，感到了难堪，感到了羞愧，感到了自我的原本的形态。

鲁迅：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罗梭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被近代化”（7）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练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漫游者：有人曾用“托尼文章、魏晋风骨”来形容先生的创作和精神气质。这里提到了俄国的另一位作家托尔斯泰。可我觉得在精神的深层结构里，先生与托尔斯泰是根本不同的。不过在要为人类的苦难承受压力这一点上，你们又是那么接近。因为有时虽然也很悲观，但并不放弃对未来的求索。

鲁迅：看几页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漫游者：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他的人格与自我意识，没有极端化的东西。但托尔斯泰的视野也是极其开阔的。他对社会与人生的体味，有着常人少有的特点。面对芸芸众生，他一直具有一种使命感，他既看到了人生的实质性的东西，又不断把一种参与精神，移入作品中。写作对他意味着一种说教，一种启迪，一种献身。仔细读《幼年&#8226;少年&#8226;青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琉森》、《战争与和平》、《安娜&#8226;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就会感到，他不仅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洞察力，更主要的是，对人与社会的复杂的关系，体味颇深。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过于坦露阴郁的东西。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理念的参与。面对人类的不幸，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可他同时也像一个上帝的使者一样，真诚而悲悯地向人间发出叹息之声，并把走向自救的路标，高高地举在头上。

鲁迅：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

漫游者：所以，像托尔斯泰，在当时俄国的处境，并不好。许多中国人多看到他的平和的一面、善的一面，但并未看到他艰难的一面。

鲁迅：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在中国，又要得到“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的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狱。

“被近代化”（8）

漫游者：除了俄国文学之外，先生对德国的尼采，是相当熟悉的。读你早期的文章，常可以看到尼采的名字。《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都给予这位诗人很高的评价。有时看到你写下的杂感，似乎便有尼采式的声音。也许正是这位诗化的哲学家，使你感受到了人类内心最动人的情感。我看尼采的文集时，见到他那种超人式的呐喊，便有种十分亲切的感觉。以超人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使我们对人类的新生，看到了一丝光亮。

鲁迅：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

……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札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

漫游者：尼采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他的最大特征是对19世纪文明的批判。但对他的这一特点，后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日本人与先生间不同的接受视角，对后来两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日本的学者伊藤虎丸先生说，你“所接受的尼采思想与日本文学的情况相同，不是‘反近代’思想，而是作为欧洲近代精神的‘个人主义’。虽然鲁迅从日本文学继承了‘反国家主义’、‘反平等主义’等等观念，但是在鲁迅的尼采观里我们完全找不到‘个人主义=本能主义’这一日本尼采观的结论。换句话说，我觉得鲁迅对于西方‘近代’的理解，比日本文学更准确地把握了其本质。，”伊藤虎丸的观点颇有见地，我后来在《读书》杂志上，专门撰文，介绍过他的这一思路。我觉得，了解了尼采与先生早期思想的联系，便可以懂得你精神的一种原色。这种原色，便是个性主义的立人精神，便是反偶像的狂飙突进精神。

鲁迅：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

在这一流偶像破坏者，……；因为他们都有确固不拔的自信，所以决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嘲骂。……

……

但也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恭维。尼采说：

“他们又拿着称赞，围住你嗡嗡的叫：他们的称赞是厚脸皮。他们要接近你的皮肤和你的血。”(《札拉图如是说》第二卷《市场之蝇》)

这样，才是创作者。——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

漫游者：后来，先生对尼采的印象发生了变化，我在读你晚年的文章时，感觉到了这一点。

“被近代化”（9）

鲁迅：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人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

漫游者：不论先生对尼采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张扬个性这一点上，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受到了他很大的教益。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一直保持着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即使到了晚年，那种独战的身影，是那么强烈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土壤里，是难以产生尼采主义的，无论这一思想对人类秩序产生了多么巨大的负作用，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实在需要这种精神。中国古时，除了庄子等少数哲人，有过恢弘的气魄，后来再未出现过这类的巨人。只是到了先生这里，我们才看到了一线希望。许多年来，所以一直热爱你的著作，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俄国精神、法国的尼采浪漫诗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吸引着先生的目光。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先生在日本留学多年，可对这个岛国的文学，评价并不太高。虽然在心里，你认为这个民族过于认真，敢于吸收外来经验，都可谓是长处。但大约因为在那儿受过民族自尊心的伤害，因此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点，你与胞弟周作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周作人从日本回国后，写了许多评价日本文化的专门文章，但先生却很少这样，除了对日本一些作家做过零星的介绍外，系统的看法，还是很少。

尽管这样，先生对国民性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日本国民性的参照。这个参照可以说也影响了先生的一生。例如对中国人柔弱的个性的把握，便是与日本人的对比而完成的。

鲁迅：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学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人物，……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

漫游者：日本文化的这一特征，现在的中国人，确实应感到惭愧。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因为经历了几次战争，受过日本侵略军的压迫，中国人怎么也难以从情感上接受这一点。可看着这个邻国的高速的发展，大概是不能不从文化的角度或国民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无论日本的过去有着怎样不光彩的历史，至少这个民族的积极进取和认真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记得先生曾对厨川白村的理论发生过兴趣，这兴趣的根源，是因为这个作者对日本的国民性，进行过深刻的反省。而这个反省，对先生的启示也是不小的。

“被近代化”（10）

鲁迅：(他)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但大约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象之故罢，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

但是，辣手的文明批评家，总要多得怨敌。我曾经遇见过一个著者的学生，据说他生时并不为一般人士所喜，大概是因为他态度颇高傲，也如他的文辞。这我却无从判别是非，但也许著者并不高傲，而一般人士倒过于谦虚，因为比真价装得更低的谦虚和抬得更高的高傲，虽然同是虚假，而现在谦虚却算美德。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经出版了，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结集的同志和许多阅看的人们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雅量；这和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漫游者：敢于以异样的姿态，来批评本国的人民，这是需要胆量的。把本民族丑陋的一面，不光彩的一面，暴露给外国人，总有“汉奸”之疑。80年代以后，一些艺术家在作品中大写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时，便遭到许多人的攻击。我看到一些国粹主义者，对于一些艺术家近于置其于死地的样子，便想到你当年四面受敌的苦境。先生喜欢厨川白村这类日本文人，其原因，在于从其对本民族的反省中，看到自己民族革除劣根性的问题的重要性。

鲁迅：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漫游者：说到批评，我注意到先生后来把注意力转到对苏联文艺理论的译介、研究上。这是先生一生很重要钓转折。应当说，在你早期翻译的理论著作中，没有一部是纯粹的理论思辨之作。你注意过的尼采、厨川白村等人，其理论也往往与人的生命的自我体验相联，带有某种感悟的特点。即他们的理论往往仅从一个侧面，一种层次升发出来，缺少恢弘的系统性与历史感。比之这些人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确更宏大，更严谨，更有现实性。你在翻译介绍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后，就曾吸收了这些唯物主义的理论因素。看到先生晚年谈艺术的文字，视野所以开阔，与吸收了包括苏联文艺的思想，是有关的。

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引进，转向无产阶级文艺的一边，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困惑，因为在根本点，你和俄国与中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样。比如在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上，都与斯大林主义不同。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近，主要在文艺学方面，所以说，把你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是远离实际的。但你对普列汉诺夫这样的美学家，有很深的感情，可以说，你是普列汉诺夫在中国的一个知音。

“被近代化”（11）

鲁迅：马克思之名，俄国是早经知道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比别国早有译本；许多“民意党”的人们，还和他个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们所竭尽尊敬的马克思的思想，在他们却仅是纯粹的“理论”，以为和俄国的现实不相合，和俄人并无关系的东西，因为在俄国没有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发生于工厂而出于农村的缘故。但蒲力汗诺夫是当回忆在彼得堡的劳动运动之际，就发生了关于农村的疑惑的，由原书而精通马克思主义文献，又增加了这疑惑。他于是搜集当时所有的统计底材料，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底方法，来研究它，终至确信了资本主义实在君临着俄国。一八八四年，他发表叫作《我们的对立》的书，就是指摘民众主义的错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当的名作。他在这书里，即指示着作为大众的农民，现今已不能作社会主义的支柱。在俄国，那时都会工业正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随此而起者，是资本主义之敌，就是绝灭资本主义的无产者。所以在俄国也如在西欧一样，无产者是对于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阶级。从那境遇上说，对于坚执而有组织的革命，已比别的阶级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为将来的俄国革命的射击兵，也是最为适当的阶级。

自此以来，蒲力汗诺夫不但本身成了伟大的思想家，并且也作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和觉醒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指导者了。

漫游者：普列汉诺夫在美学上的贡献，在我看来，比他在政治上的贡献更大。至少对中国人而言，他的唯物主义审美观，是有很大的冲击力的。

鲁迅：生产技术和生活方法，最密接地反映于艺术现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时候。蒲力汗诺夫就想由解明这样的原始民族的艺术，来担当马克思主义艺术论中的难题……详言之，即蒲力汗诺夫之所究明，是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这结论，便是蒲力汗诺夫将唯心史观者所深恶痛绥的社会，种族，阶级的功利主义底见解，引入艺术里去了。

漫游者：先生从译介东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作品开始，到接触马克思主义艺术美学，这其间的选择，确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翻译外国作品，占去了先生一生许多精力。当中国文坛十分寂寞的时候，你不止一次地呼吁人们睁开眼睛去□望世界，先生的视野，不停于一点，而是兼容并蓄的。

“被近代化”（12）

鲁迅：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漫游者：广泛地译介域外文化，实际上确实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8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便是看到了域外的各种文化流派后，才产生的。20世纪末中国文学，是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稍有气魄的文人，都多少借鉴了外国的一些什么。其实看一下一百年来的文坛，王国维、周作人、胡适、钱钟书、巴金、老舍等人，都是喝了半肚子洋墨水后，与中国固有的文明相结合，才产生出不朽的作品。而六七十年代文艺黯淡的时期，正是闭关自守的时期。倘不是后来的改革开放，门户大开，我们可能还在长夜中徘徊。我近来看到一些新儒家的学说，把儒学吹得那么高，便有一种倒退的感觉。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何尝全部成功了?在政治上、经济上，确还有不如意的地方。出路，只能是走出牢笼，像先生那样，以“拿来精神”，去创造新型的文化。认真地想一下，这个工作，似乎才刚刚开始。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历史。“被近代化”，就并非自觉地去接受西方的文明。我说：“恰恰是鲁迅，提供了‘被近代化’过程中的有关这个过程的精神哲学。这是东方人面临新的文化抉择时的一种智慧的反应。在面临西方社会的文化符号和物质信息包围的时代里，鲁迅所做出的反应，带有典型的东方新型人格的标本意义。这个意义不仅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也深深地留在了生命价值观的学说里。当鲁迅以坚毅的目光去直面惨淡的黑夜时，他所做的形而上思考和绝望中的挣扎，是怎样地动人心魄!那种对旧我的自食，对心灵的拷问，那种‘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殉道感，太具有佛与基督的魅力了。”这句话已说了好多年了，我至今仍坚持这个观点。正如日本人伊藤虎丸在评述先生这一点时所说：“一方面深刻地接受西方文化而彻底全面地批判传统思想，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批判来继承传统思想。不过，这里或许有现代亚洲诸民族受到‘西方冲击’，一方面接受它具有的普遍性，一方面又要创造出新的普遍性的共同课题呢!”相比起来，日本人似乎更看清了先生的意义。

“被近代化”（13）

注：

①《〈域外小说集〉序》。

②《〈呐喊〉自序》。

③《南腔北调集&#8226;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④《集外集&#8226;〈奔流〉编校后记(二)》。

⑤《三闲集&#8226;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⑥《华盖集&#8226;青年必读书》。

⑦《且介亭杂文&#8226;拿来主义》。

⑧《坟&#8226;看镜有感》。

⑨《南腔北调集&#8226;祝中俄文字之交》。

《集外集&#8226;〈穷人〉小引》。

《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热风&#8226;无题》。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准风月谈&#8226;后记》。

《热风&#8226;随感录四十一》。

《热风&#8226;随感录四十六》。

《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引自岛崎藤村《鲁迅的话》，花启清译，《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4期。

《译文序跋集&#8226;〈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译文序跋集&#8226;〈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附记》。

《译文序跋集&#8226;〈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南腔北调集&#8226;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二心集&#8226;〈艺术论〉译本序》。

《二心集&#8226;〈艺术论〉译本序》。

《二心集&#8226;关于翻译的通信》。

异端的选择（1）

漫游者：许多次，我暗暗地寻找着你的精神的背影，我一直在想，你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看你的藏书，才知道你与古中国文明，其实有着很复杂的联系。比如庄子学术，佛教精神等等，有人说你是汉文明无情的叛逆者，这是对的。但我觉得，在先生身上，其实是很有些传统的某些文化意识的。比如庄子式的大气、韩非式的苛毒等等。有时候，甚至还能读出佛学的某些意象。看你抄撮史料，编撰《会稽郡故事杂集》，写成《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是深味汉文化的要义的。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吸鸦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鸦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鸦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鸦片才好呢。①

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②

漫游者：先生对旧传统的绝望，也正是深味旧文化的弊端之故吧。其实在你的身上，有着中国人身上最鲜明的精神，这就是仁慈感与道义感。坦率讲，那是传统文化优良因素培育的结果。因为爱之愈切，恨之也愈深，在你深深地痛斥旧文明的时候，内心深处，也在深深地角斗着。记得曾有人说，鲁迅的反传统背后，是传统的某些意识在起作用。我曾怀疑过此话的正确性，但有时细想，似乎也说出了些什么隐秘的东西。比如佛学中的某些东西，常常出现在先生的文字里。《野草》中有许多术语，也是佛学化的。比如“大欢喜”、“伽蓝”、“曼陀罗花’、“牛首阿旁”等词语的运用，与作品的晦涩的意象是交织在一起的。至少是在早期，佛学对先生的影响，可说是很大的吧?

鲁迅：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③

漫游者：佛学自汉代流入中国，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读司马迁以前的文章，很少有对彼岸世界的玄想，即使有，也是与巫文化联在一起的。楚文化神奇怪异，但亦无形而上的静观，在浪漫气质的背后，有着很原始思维的奔放。佛教进入中土后，中国人实用理性的缺陷，被一道玄学的光彩罩住了，我们才有了对己身的意义的真正思考。我读司马迁的《史记》，何其博矣深矣，但因为没有形而上的冲动，似乎被儒家的情思所羁绊在苦路上。中国文人在唐宋以后，凡是对生命现象认识较深者，没有不受到佛学的影响的。

鲁迅：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国外，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④

异端的选择（2）

漫游者：佛教的动人之处，是看到了生命存在悲苦无奈的一面，它让人深味人生的虚幻，而以节欲的方式，苦度生活。我幼时去佛庙，见其威严的样子，心里很恐怖，好像在此感到了阴间的气息。那时便想：倘若佛的力量在于让人自虐般地压抑自己，还是远离他好些吧。后来经历了人间的种种磨难，才忽地感到，释迦牟尼确是看到了人间某些本原的东西，他对人欲与个性自由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只是用了那种压抑的方法束缚自我，以苦行来求得解放，还是太残酷了吧。

鲁迅：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⑤

漫游者：这灭亡的原因，大概是其逆人性而行的方式，限制了现代人的自由理性。在对人的自由与快乐的追求中，佛理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但是它的智慧方式，它弥散出的艺术精神，是迷人的。我看敦煌的艺术，唐以后的山水诗，惊叹于佛学艺术的博大与伟岸。王维的诗，曹雪芹的小说，在精神的深处，也受到了佛学影响。佛家学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一是超越自我的精神，二是对人性的苦涩的自省。历代有杰出思想的人，多少都染有佛门意识。我们看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绘画史，都可体味到此点。

鲁迅：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⑥

漫游者：唐代艺术的开阔视野，自然有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义理是深厚的，而那种阐述义理的方式，也是新颖而快意的，这一切，都促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域外文明富有魅力的地方。它在长时间的流传中，已融合到汉文化的血脉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了。

鲁迅：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文艺，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佛藏中经，从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⑦

漫游者：我读先生的书，觉得佛学中有生命的东西，已融人先生的血液里了。我的一位友人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佛，“肩住黑暗的闸门，”把幼小者放于光明的世界，那品格，是高尚的。很少有一位近代学人像你这样，具有浓厚的殉道感，这是只有释迦牟尼才有过的情怀。翻看先生的日记，那些年购买的佛学书籍，是那样多。其中《华严经》、《金刚般若经》、《四十二章经》、《中论》、《阿含经》、《大唐西域记》、《百喻经》、《出三藏记集》等，都是很有分量的著作。你亲自抄录的《法显传》，眉批就有几百余条，可见用功之深。一个颇有思想的人，竟长久地沉浸在古文化的世界，从玄学的教义里体味三生，那是心灵饥渴的表现吧?我珍视你的这一选择，正是这一选择，使你在更深的层面，看到了中国人生存的苦难。你后来告别佛学，从沉静中走上呐喊之路，大概也是佛学慈爱精神的另一转换。有一年，我去普陀山，在法雨寺里，竟看到和尚在墙壁上写着介绍先生与佛学的故事，感慨良多。道行很深的僧人，把你看成自己的心灵的友人，正说明了先生的博大。

异端的选择（3）

除了佛学以外，传统的民间艺术、野史、文人笔记、小说，对先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记得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说：“鲁迅向来勤苦作事，为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的时候手抄汉译赖耶尔(C.Iyell)的《地学浅说》两大册，图解精密，其他教本称是，但因为我不感兴趣，所以都忘记是什么书了。归国后他就开始抄书，在这几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种，只是记得的就有《穆天子传》、《南方草木状》、《北户录》、《桂海虞衡志》，程瑶田的《释虫小记》，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记》与《记海错》，还有从《说郛》抄出的多种。其次是辑书。清代辑录古逸书的很不少，鲁迅所最受影响的还是张介侯的二酉堂吧，如《凉州记》，段颖钥铿的集，都是乡邦文献的辑集也……他一面翻古书抄唐以前小说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这方面的成绩第一是一部《会稽郡故事杂集》，其中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

鲁迅：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是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不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结果都不满意。⑧

漫游者：其实先生太谦虚了。你读的书确实很专、很深，而有时又很杂很文，似乎漫不经心，但在随意浏览中，是有许多惊人的发现的。

鲁迅：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里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人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⑨

漫游者：这真是读书的妙法，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只会附会古人，或被古人拽着走，不能读出其中的奥秘来，真是可怜得很。我觉得自己，有时也犯类似的毛病，常常受作品的暗示，而恰恰是缺少自我的独立价值判断。比如念老子的《道德经》，常常惊叹他的辩证思维，以及对人生的深切洞悉。而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其有限性，这便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吧。而看先生对老子的观点，则让人耳目一新，原来还可以这样看待问题。

鲁迅：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

异端的选择（4）

漫游者：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讲，“无力”往往起相反的作用。人类欲要进步，必须以“有为”的意识去张扬生命之力。而如果将生存看得太暗，便不免消极，中国人后来事事与世无争，或许是老庄的某些意识，起了作用。记得先生在晚年，曾写过一篇历史小说《出关》，讲的便是老子的故事。

鲁迅：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

漫游者：这看法是深刻的。那篇小说，也写得较好。我觉得老子确是博大精深的。他的思辨精神，对人类文化的演进，贡献很大。但其中亦常产生负面的效应。先生写的阿Q这一形象，其自欺自贱的一面，或许亦是老子意识平民化后的变形产物。但老子的思想，从来不是孤立地存活于世间的。作为与孔子思想的对立面，它其实常常与儒学互补地存在着，达则兼济天下，儒也；穷则独善其身，道也。儒与道，就这样被延续地发展着，很让人反省。

鲁迅：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

漫游者：我常想，先生的这一思想，既是智慧的归纳，学理的梳理所致，但更主要的，还是来自现实的启示。因为将生命深深地置于生活之中，于是便懂了什么是价值，什么是非价值。这一点，很重要，可惜许多的读书人，脑子里常装着古人，但却忘了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只有从现存生活中去感知人生，感知人类的文化遗产，才可以说把握了历史的核心的东西。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做到这一点的。

我觉得先生读解历史的视角，直到今天，仍值得人们借鉴。这原因，是把历史还原到了今人可以感受的精神直观里。在这个直观里，文化的要义、政治的风云，被梳理得十分得体，可以说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中国是一个官本位为主的国度，而文化，便是官的附庸，这一点，先生看得很清。你失望于中国文化的要义，实际上，便是失望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吧。中国有许多复杂的问题，看起来头绪杂多，但在先生看来，实际上被一种力量制约着，抓住了这个东西，许多问题就都解决了。比如说关于“王道”和“霸道”问题，先前的人们，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以为是相反的东西，后来看了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这个判断，是错了。先生竟把二者，看成了“兄弟”，这见解，是石破天惊的。

鲁迅：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异端的选择（5）

汉的高祖，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

漫游者：中国的文化真是太怪了。先生看古代的典籍，常把最隐秘的东西告诉我们。那其中的内容，用圣人的思想，是归纳不出来的。而办法只有一种，从社会政治、风俗入手，看其生成的原因，便可感受到其核心的东西。读古史，并不像一般文人想象得那么趣味盎然，那其中，常常是有血有泪的。明清以来野史、笔记，多少记载于历史上的残酷，我们读了，不禁毛骨悚然，这一切，都是在旧书的背后，隐约可以感到的。

鲁迅：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异端的选择（6）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乐实录》，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够；来青阁有残本在寄售，十本，实价却是一百六十元，也决不是我辈书架上的书。又是一个偶然：……在《安徽丛书》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类稿》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占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州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的，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摘录于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奏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君臣之间的回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弄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吏，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异端的选择（7）

漫游者：先生读史，其实正看重人与人间的压迫，即奴隶关系生成的原因。你永远不会去关注上流社会的“雅风”，醉心于官方文化的什么风流史。倒是从生民的角度，看历代统治者，怎样用权，怎样治人，怎样杀戮人，在这血腥的背后，其实正是中国“文明史”的本质。先生读史，心情常常是沉重的，那是只有经历过奴隶生活的人，才有的心灵感触。其中对思想家、文人心态的把握，可谓入木三分。因为看清了大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原色，对诸类墨客的审视，便一目了然了。我惊异于先生的这一彻悟，你是怎样勾勒出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那些对旧文人的审视文字，至今读了，亦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在诉说今天的世态一般。你在历史的旧迹里，实际是读出了中国入骨子里最切实的东西。那些伪态，那些鄙琐，还有许多见不得人的阴暗的旧影。先生对清代文化的熟悉，大概深切地影响了你的价值判断。我甚至暗暗地想过，当你勇敢地抨击国民党的统治时，除了切身的体验外，是历史的参照起了作用。比如谈清代的愚民政府，那悲愤已极的文字，实际更多还是来自现实的感受吧。没有谁在读历史时，会像先生那样沉郁悲慨，我以为在回溯历史的瞬间，你其实正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当猛然发现自己还是这样历史链条上的一员时，其忧患感，便油然而生了。中国文人对清代以来历史的认识，还没有谁像先生这样沉重，我以为对传统的反抗，正是植根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中的。

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谈及清朝的文字狱，那是中国专制统治最残酷的手段之一。试与秦始皇、成吉思汗等人比较，清朝皇帝的凶残，当更为严重。那苦难的一页，都印在历史的旧路里。在俞正燮这类文人那里，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虽然他亦不可避免地歌颂一下清朝的功德。

鲁迅：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异端的选择（8）

漫游者：正是出于对钦定吏书的绝望，先生把注意力，放到了野史上，放到对中华历代异端者的心灵史上。我尤其注意到了你对中古文化吏的研究。比如对嵇康文集的搜集，对魏晋玄学的梳理，都是颇见功力的。魏晋文人，在对人的生命意义的理解上，是高于前代文人的，他们至少在绝望中，找到了一条解脱自我的路，清谈、佯狂、醉酒、蔑视权贵，在独创的艺术情境中消磨生命时光，以此来体验人生的意义。这虽是很无奈的选择，但在其间，还是可看出人性的光泽的。因为政治上的绝望，看到了知识分子无路可走，于是在另一种境界里找寻价值。这种个性的自觉，其背后常常是很悲怆的，中国文化中的这一叛逆的精神，隐含着如此丰富的无奈感，至今想来，令人感慨不已。虽然这种逆俗的声音在历史上从未成为主旋，但它在民间所散出的光热，恰恰是一笔珍贵的遗产。我注意到，先生是珍视这些遗产的。在魏晋风度里，其实蕴含着你要找的东西。你从异样的文人中，发现了中国“士”阶层无奈而动人的一面。

鲁迅：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漫游者：在那样的一个动乱的时代，旧的一些秩序在崩解，新的东西在萌芽，于是便有了许多特别的思想。但那思想不是在平静的冥想中产生的，而是在苦痛的摸索中滋长的，在今天看来，是畸变的结果。乱世出英雄，曹操在那时便成了推动世风变动的人物。

异端的选择（9）

鲁迅：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漫游者：曹操的诗文，给人大气的感觉。他虽是统治者，但是一个在动荡中确立人生价值，并苦苦寻找人生价值的人。他写战争，血气横飞，那是只有政治家才有的才气。他感叹人生，常悲慨肃杀，有哲人式的咏叹。曹操对人的有限性的感悟，可谓苍凉至极，那种广袤的视野，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气概，确实让人感动。他在事功的背后，是有着很个体化的人生体味，在我看来，这种体味与现代人是一致的。曹操的意义，一是带有很强的孤寂感和沧桑感，这和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吻合，另一方面，是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命意志。读《步出夏门行》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句，真是慷慨磊落。而《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更让人忧思滚滚，叹为绝响。中国历代政治家，少有这样的人物。先生喜爱此人，大概有气质上相近的因素。的确，曹操以后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为这一变化，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鲁迅：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斡，阮，应，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异端的选择（10）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鲁迅校《嵇康集》漫游者：魏晋的文人，至今想来，真是令人感怀的一族。先生曾谈过何晏、正弼、夏侯玄等人的“居丧无礼”的故事，例如空谈，吃“五石散”等。我更关注于先生对阮籍、嵇康的评论，记得先生曾集校过《嵇康集》十卷，我渎过此校本，很喜欢其中的文字，那其中，是有你的某种寄托吧?

鲁迅：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漫游者：阮籍曾作《咏怀诗》八十二首，写己身的忧苦，很凄清，文字常含着哀伤、悲愁的思绪。“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是典型的忧患之作，那种自我为中心的伤感的调子，是绝望中的一缕情思吧?嵇康的文字就不同了，在他那儿时常流动着一股股激流，读了内心升腾的一股超拔的气韵。他的《五言古意》、《幽愤诗》、《述志诗》，以及《琴赋》、《卜疑》、《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是很堂堂正正的，有骨气在里。嵇康写《琴赋》，汪洋恣肆，有些庄子的味道，看不到多少俗气的。他感世咏怀，能看出他自己的节操。在那样的乱世，不苟活，敢坚守心灵的圣地，真是难得。他有一首《五言诗》，内云：“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

异端的选择（11）

何为秽浊间，动摇增垢尘?慷慨之远游，整驾俟良辰。轻举翔区外，濯翼扶桑津。徘徊戏灵岳，弹琴诛泰真。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恒娥进妙乐，毛羽翕光新。一纵发开阳，府视当路人。哀哉人间世，何足久托身。”这是可以看出其心性来的。嵇康有一篇《难自然好学论》，把人性的原色，与礼义规则加以系统的分析，可说是其思想中最动人的地方。他看到了所谓经典文化对人性的负面影响，认为“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今之学者，岂不先计而后学邪?苟计而后动，则非自然之应也”。嵇康的不俗，在于看到了真人与伪士的区别，纯真与混浊的界限。因为知道人性的深层问题，又看到了文化要义的优劣，所以对人生的价值选择，就多了理性的自觉。他敢冒犯权贵，不与世俗为伍，自然是知情达理的缘故。愤世，而又桀傲不驯，这便多了人格中的魅力。历史上，这类人物不多，但也必然遭到厄运。先生校集《嵇康集》，是看到了其中有魅力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笔很好的遗产，先生实际上，已很好地吸取了这些营养。

鲁迅：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异端的选择（12）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漫游者：无奈的时代，造就了一批异样的文人，这些异样的文人，往往从非正宗的文化视角看待人生，于是有了骇人惊俗的咏叹。有人说先生的思想来自于尼采，那固然是一部分，但传统文化中的异端意识，也潜在地起作用。先生特别注重“野气”的价值，对温文尔雅敬而远之。野气好不好呢?在一个无声的社会，一个无个性的年代，多一点“野气”，也正是多了一点人的声音。这声音，就是独立意志的表现。王船山说，南宋不及百六十年，未经革命，而亡于异族，即由无自立精神故也。此说章太炎颇为赞赏，没有与世俗迥别的自由意志，同化于流行色中，无疑是个灾难。只有当个性主义，个人的潜能作为不可错的价值原则，成为文化的起点时，才可以有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观。历代文化异端屡屡受挫，正是中国社会个性文化不发达的缘故。现在看来，像王充、李贽这一类的怪杰，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珍贵的文化存在，我们对这一类的文化传统，在过去注意得不够。

异端的选择（13）

异端，是很苦的选择，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不从众的人，往往被庸众所淹没、扔弃。汉文化的这一惰性，今天依然延续着。我有时看先生校勘野史、佛经的故事，就暗暗地想，那是先生最沉重、最充满光和热的精神跋涉。在荒芜的土地，沉寂的原野，其实正有着真正的人的精神。真理时常是沉默的，在喧嚷高叫的社会中心的话语里，你并不能看到亮色。而恰恰是在边缘的世界，有着人间真切的语言。它没有功利，没有俗态，那是来自人性王国真而深的存在。在所谓钦定的史册，这类存在，是渺小的，好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不足为观。但这寂寞者的存在，却告诉我们以实在，告诉我们以价值。世俗的流行色不会告诉我们什么叫“思”，“思”只有远离了传统理性的氛围才能开始。海德格尔在《什么召唤思》中说：“我们尚未思。我们尚未思是因为，应被思的东西从人那里扭身而去，而绝不是仅仅因为人们没有全力转向应被思的东西。应被思的东西从人那里扭身而去。它避人远去，留滞于自身。”真正获得精神的内省，使灵魂越过已设定的藩篱是困难的。人一落生就被设定了，被操作了。人类迷失自我的时代太久远，而要返回自身，哪怕迈出一点点的步伐，都那么艰难。我翻阅先生关于古小说钩沉的文字，关于汉文学史纲要的思考，都有着内在的意志于斯。先生学过西方一些文化理论，但却不用西学意识整理国故，而是以生命的内在觉态把握实在，这就有了一种鲜活的气息。我怀疑先生是否有一种理论的气魄把握文化史，但却相信，你的生命直觉所呈现的张力，为同代乃至后代的许多人所不及。为什么呢?想起来，还是中国人式的情感在起作用。先生在内心里，具有东方人的敏感，你独特性的一面在于，将历代异端文化的气脉，均集于己身了。在你的背影里，我读出了几许庄子，几许王充，几许李贽，几许章太炎。只有沉浸在中国历史的内省者，才会真正知晓历史的原态，而那叛逆者的身上，亦溅着先人的血迹，他的呼吸、神色，也不免带有先人的某些痕迹。愈是异端的，愈让人亲近，毫无陌生的怪气。这也是许多中国人，亲近先生这一类人的缘故。

注：

①《华盖集续编&#8226;古书与白话》。

②《集外集拾遗&#8226;〈浮士德与城〉后记》。

③转引自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8226;十三》。

④《中国小说史略&#8226;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⑤转引自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8226;十三》。

⑥《且介亭杂文&#8226;论“旧形式的采用”》。

⑦《集外集&#8226;〈痴华〉题记》。

⑧《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⑨《且介亭杂文&#8226;随便翻翻》。

《坟，摩罗诗力说》。

《致徐懋庸》(1936．2．12)。

《且介亭杂文末编&#8226;〈出关〉的“关”》。

《且介亭杂文&#8226;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且介亭杂文&#8226;病后杂谈之余》。

《且介亭杂文&#8226;病后杂谈之余》。

《而已集&#8226;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而已集&#8226;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而已集&#8226;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而已集&#8226;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而已集&#8226;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爱欲与女性（1）

漫游者：说起生命价值，当然便想起爱欲，想起关于女性的话题。“五四”那一代文人，写起此类内容，常常是怀着一种感伤的情怀的。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得那一代人的苦衷，单就人的欲望的无法宣泄、人性受到的屈辱而言，“五四”的先觉者所承受的压力，比现在的青年要沉重得多。其实细说起来，先生便属于这一类的牺牲者。还在日本留学时，你便不得不听从母亲的安排，娶了一个你并不爱的女人。在结婚的几天后，你便离开了家人，重返日本，此后便是长久的分离。为了自己的母亲，为了抚慰老人的心去组建一个家庭，这在现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可那个时代，除了默默地忍受，还会有什么?有时，读到你描写婚恋者的文字，好像在那后面，有一股浓浓的悲凉之气卷来。我明白那其中，是有先生切身的感叹的。你是不是把自己的心绪，也糅到了那里?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但这都怪不了男女双方，说到底，还是文化的原因。在一个不讲个性选择自由，且女人受到压迫的国度里，男女的纯真爱情只能是空想。对于广大的青年来说，绝无快乐可言。

鲁迅：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人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便鸱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①

爱欲与女性（2）

漫游者：人是生命，有温饱的渴求，爱欲的渴求。弗洛伊德在他的学说中，深入地谈论了这个问题。爱欲有生物冲动的一面，但大抵还离不开社会性。文化这个东西很厉害，它纠缠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原态中，还带着历史的长影。我过去在乡下工作，看到地主富农的后代娶不上媳妇，即使最俊美的男人，也是如此。于是便长叹社会观念的厉害。那时天天讲阶级斗争，日日讲无产阶级专政，全国在十几年间因此造成了多少婚恋悲剧。生命受制于文化，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但在这个进化中，亦常有负面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有时想一想弗洛伊德的理论，固然很是深刻，但一旦运用于具体社会的具体阶层的人，就要露出一些破绽来。这原因很是简单，人的欲求，受制于文化。

鲁迅：……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地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②

漫游者：因为有欲望，人便不得不恋爱、结婚。但中国社会的悲剧，常常发生在这两样上。其实作为个体的生命，一些正常的需求本没有什么值得非议，但这些问题的处理，却牵涉了太多太多的功利的东西。旧时是门当户对，现在便多了利益驱使。也有完全从个体的欲求出发，自私地占有对方，但那都不是理想的婚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最麻烦的，大概是生存质量问题，而这些问题中最棘手的，又有婚恋问题。从目前法庭受理的案子中，常可以看到这类悲剧，我觉得至少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爱应怎样地发展?世上并无一个规律。有一位前辈曾说，最没法规范的事情，便是男女间的问题。因为空谈似乎很在理，一到实际，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了。看一看古今以来的艺术家在此事上耗去的精力，我们从中也会悟到一些什么。

鲁迅《彷徨》鲁迅：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③

漫游者：更新、生长、创造，对于常人而言，是殊难做到的事情。由于阶级、阶层、种族、地区、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之血缘、气质、个性的多样性，男女间要达到和谐发展，是很困难的。

第一便是生活，这确是重要的。没有一个坚实的生活基础，我们确实谈不上什么爱情的发展，现在欧美的女性比亚非的女性要自由一些，原因大概也在这里。生活是要有质量的，爱情自然也更应如此。先生把生活的温饱放在爱情的前面，在当时是对的，对发展中的国家恐怕也是个真理。但物质生活的提高，有时却并不能保证爱情的更新、创造。如果看一看现今女权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衰败的历史，就知道在男性与女性的天平上，要找到均衡的力量和发展的合力，并非易事。这里涉及到伦理、道德之外的东西，即个性的潜力，信念的大小，精神的深浅，欲望的强弱。西方女权主义的出现，正表明人类在精神的层面上出现了危机。

爱欲与女性（3）

这个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性别的差异的缘故，还是文化的不平衡的结果?我以为主要还是实际上存在的权利的不平等。以男权社会为主体的社会，在根本点上，决定了女性不会分享到平等的权利。所以问题的解决还是社会经济的解放与文化的解放，或者说是男女均权的真正实现。

鲁迅：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即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爱欲与女性（4）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④

漫游者：可是女性要真正走到这一步，是需要时间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女人在许多男人的观念里，还是一个玩偶，现在的弃女婴事件我们且不去谈它，仅在就业、读书、雇佣等问题上出现的矛盾，就证明了我们还没有进入现代。我曾到南方的沿海城市走过一走，妇女的地位就很让人担忧。卖淫现象的滋长，养妾现象的出现，女工廉价地出卖劳动力，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时代。自然，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或许，历史是踏着恶前进的话，便是对此而言?

在这样的时候，便常可看见男人的兽性，女人便自然沦为永久的奴隶。在两性问题上，男性比女性要占更大的便宜，而女性除了被动地呆在一角外，要想实现自我价值，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分昂贵的。在亚洲的许多国家里，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读日本人写的小说，看到那里的女性忍辱负重而又自我牺牲的一面，好像也看到了中国乡下的女子们。在男权话语为主体的社会中，你很难听到女性的具有聚合力的声音，细想一下，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鲁迅：说禽兽交合是恋爱未免有点亵渎。但是，禽兽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认的。它们在春情发动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难免“卿卿我我”的来一阵。固然，雌的有时候也会装腔做势，逃几步又回头看，还要叫几声，直到实行“同居之爱”为止。禽兽的种类虽然多，它们的“恋爱”方式虽然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雄的不见得有什么特权。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后来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了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经变成了金的银的，镶上了珍珠宝钻，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隶，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爱”她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俘虏会变成奴隶，女俘虏就会被强奸。那时候，大概春情发动期早就“取消”了，随时随地男主人都可以强奸女俘虏，女奴隶。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

但是，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爱欲与女性（5）

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得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足“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⑤

鲁迅《准风月谈》漫游者：一些受伤害的女人对男人的厌恶，以及男性对女性复杂的感情，使两性间的鸿沟加大了。有人甚至觉得，婚姻并不是两性存在的最佳形式，认为独中的合，合中的独，是较合理的方法。但具体操作起来，这一方法也很难。倘若这其间连一点承诺也没有，不能不说是失败的。现在的知识分子中独身主义者的出现，便证明了人们对婚姻的恐惧，或说是对这一形式的疏离。纵欲与禁欲，都是对生命的亵渎，可我们至今还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较好的办法。中世纪对人的压迫，以及20世纪的性解放，都把人类的性意识推向极端，那结果，只能是悲剧。

鲁迅：但据我个人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十九世纪末之文艺家，虽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赞颂固不妨，身历却是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否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⑥

漫游者：但婚姻也是苦的存在。尤其在知识者那里，倘没有一定的牺牲精神，要很好地维系家庭，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离婚率的增多，已说明处理好此事的艰难。巴金过去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寒夜》，讲的是家庭的悲剧，可他闭口不谈人性的脆弱，一口咬定是社会的原因。这固然是对的，可在另一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家庭结构，似乎发生了问题。说到底，这还是文化问题吧?但有时细想一下，好像不都尽然。刘恒有一篇小说《白涡》，写的是婚外恋的故事。我读后，更多的还是感到人性的弱点在起作用。所以，天底下婚恋的悲剧，既可说成是文化的悲剧，亦可看成是人性的悲剧，人和人的难以相通，在此是可以看出一些痕迹的。

男女间的隔阂，也就造就了一大批变态的男人和女人。在男性常叫独身主义，在女性则有称孤僻主义。由禁欲到孤僻，于是便出现了一些可怕的精神现象。我记得先生在《寡妇主义》一文中谈及过此点。

爱欲与女性（6）

鲁迅：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Kowalewsky，现在的思想家E11enKey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w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活：“我收到的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⑦

漫游者：女人的变态，其实是社会压迫的结果，畸形文化下的女人，自然也会出现非人道的精神自戕，这自戕的结果，也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文化，在本质上，有歧视妇女的一面，看一看一些形容词，有许多加了女性的字眼，有些字的创造，也是以蔑视女子为出发点的。我还记得旧式故事中大骂女人短视、狭窄的情节，似乎女人天生就是说谎的小人一般。

鲁迅：……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活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虎活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⑧。

漫游者：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儒学中的等级观念，很少将人看成人。二是男子的卑怯。在现象界受挫时，常常把不满和怨恨，发泄给比自己脆弱的女人或孩子，这也正是奴隶的心态。

爱欲与女性（7）

鲁迅：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⑨

漫游者：女人的命运要真正改变，文化与经济的变革是重要的。“五四”时期，先生和胡适等人力主妇女解放的同时，进行的就是文化的解放工作。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作品被引人中国。尤其是他的《娜拉》对娜拉争取个性解放的描写，在那时的影响是巨大的。先生曾专门就娜拉的出走，做过一次讲演，那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是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

鲁迅：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Frauvom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了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爱欲与女性（8）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溪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人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爱欲与女性（9）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和平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了，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爱欲与女性（10）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漫游者：1995年，北京有一件事情是很值得回味的，那一年召开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成千上万的妇女聚集在一起，对人类中存在的女性问题进行辩论。

那一年我和友人共同策划了一套有关妇女文化的丛书，十本书中的作者，大多是活跃在国内知名的学者。

在为这套丛书写前言的时候，我提到了你。所以推出这样一套有关妇女问题的丛书，完全是受到了你的影响。

我这样写道：

中国文化中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早在几千年前就大致形成模式，且对东方诸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妇女的命运来看东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可做的探讨显然很多。晚清以来，许多文人已逐渐意识到夕刁女解放问题，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呐喊，把女性解放问题提到了很高的文化层次上。如今翻看“五四”先驱者们的遗著，亦可听出那呐喊声音的纯净、真诚。直到今天，它对文化人的影响仍十分深远。

中国曾是一个不把女人当人的社会。自孔子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以来，天下的女子，便一直遭到厄运。旧式家庭的等级、伦常，似乎是专为女人所设，单看纳妾、缠足、烈女等等，便可知道那精神的刑役是何等的强大。我还记得我的姥姥讲她幼时缠足之苦，女人生下不久，很小的时候，便被裹成小脚。那时女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枷锁，是治人的刑役。待到民国和新中国之后，看到新一代女人稳重地放足走在路上，老人才叹道，原来我们曾是奴隶的。我永远记得老人的那一感想，如今想来，不禁仰头长叹，看到今天中国女人们扬眉吐气的样子，便真切地感到现在的一切，确是来之不易的。

新近的一些“新国粹”学人们，又大谈起儒学的妙处来了。但若把旧时代女子的苦状再现给诸君，看看女人怎样地被礼教所吃的惨境，不知他们会做何解释?儒学的劣处，在于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而这等级制下最低贱的，是女人。先王们的儒术不管怎样高明，单从女人的非人生活看，便不能说是伟大的。“五四”以后，反抗旧礼教，最根本的，是对女人解放的呐喊，读一读先生的《祝福》，看一看巴金的《家》，便都会有这类的感触的。先生是为中国女子争夺生存权的一位先觉者，当代的青年或许永远难以理解你当时的心境，但从文字中疏散出的悲愤的情思，是可以看到你那颗慈悲之心的。当年初渎《祝福》时，我的心几乎在滴着血。我未能想到天底下的女子会有这样的惨境。我的一位朋友曾说，《祝福》是一部儒道释吃人的寓言。他说得是多么的深刻。精神上的软刀子杀人，比刑堂里的刑法要更残忍。当祥林嫂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时候，仿佛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其推向苦难的深渊。古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没有女子自由的历史，史书上几乎找不到几位女子的名字，而在一些方志县志中，偶尔看到的也多是烈女的记载，那也是以精神与肉体牺牲换来的虚名，决不是什么女子的荣光。好在这一历史的悲剧已渐渐远去了，中国女人终于在20世纪，有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这里，应该说也有先生的功绩的。

爱欲与女性（11）

先生曾说，妇女要真正解放，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这是不错的。但我以为仅仅在经济上独立，还难以解决灵魂上的问题。妇女问题，恐怕与伦理的、宗教的、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人类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解决男女问题的佳径。婚姻也许并不是男女存在的最佳方式，而乱伦，亦会将社会引向混乱。爱欲与文明是对立统一的，人类不幸被拴在这样的链条上。也许，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一生会不只爱上一个人，但不能找到一个两全齐美的方式，只有牺牲了一点，而顾及到另一点。旧时的礼教，是以牺牲女子的爱欲为基点的，所以便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的礼教的殉葬品。这一条路，当然不行。但到了女权发展的时代，一旦女子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例如婚姻自由、性解放等等，问题就解决了么?看来也是大难。现在欧美社会女权主义运动的衰落，便说明走向极端，并不是一条通路。在走向自由王国的路上时，孤独的男性集团，或单一的女性集团，是应携手共进的。现在想来，“五四”提出的“男女均权”是多么深刻的命题。极端的男性主义与极端的女权意识，都不会把人类引向坦途。而只有团结起来，协作起来，才会有一定的希望吧?

其实天底下的男人或女子们，不过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无奈地被拴在一条船上。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后面又远离着海岸。我们就这样被卷入茫然的行驶中。男人与女人，只有作为一体，作为互不可分的一环，才有意义。记得先生曾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但“自他两利”，在我们这样的国度，做起来很难。这其中便不得不有忍耐、牺牲和公平的秩序。人是奇怪的存在者，气质、性格、遗传因素、文化修养的不同，便造就了不同的人性和品格。正因为差异如此之大，于是便有了不可同类的模式。仿佛是一条奔流的河水，人不能同时进入同一条河水一般。于是便被裹进变幻莫测的奇观里。一切是如此的多变，又如此的丰富多彩。要找到一条坦途，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许我太悲观了，而事实上，大家都在这样的天地里生存着，苟活着。即便是有两个挑战者杀出苦境，但那遍体鳞伤的代价，也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听说欧美的男女并不这样压抑，在现代的生活节奏里，他们潇洒得多了。但我看到一些文艺作品和有限的几位名人的传记时，似乎也感到一种压抑之气扑面而来。人类不如意的事是很多的，在神父面前忏悔者的感情倾诉，不是说明了这一点么?只不过洋人没有太多旧儒学的道德气息，生性中还带一点野性的力量罢了。看一看《廊桥遗梦》之类的作品，似乎已向中国人说明了些什么。

我读先生的书，所产生共鸣的地方，常常在此。这是人类的宿命，相信我们只能寻找，凝固地停在一点上，无异于慢性自杀。好吧，如果我们还活着，就不要停止思想，停止寻找，远远的前面，确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我们。先生，我愿意与你同行。

爱欲与女性（12）

鲁迅：……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注：

①《热风&#8226;随想录四十》。

②《南腔北调集&#8226;听说梦》。

③《彷徨&#8226;伤逝》。

④《南腔北调集&#8226;关于妇女解放》。

⑤《准风月谈&#8226;男人的进化》。

⑥《致李秉中》(1928．4．9)。

⑦《坟&#8226;寡妇主义》。

⑧《花边文学&#8226;女人未必多说谎》。

⑨《且介亭杂文&#8226;阿金》。

即易卜生。

即挪威。

《坟&#8226;娜拉走后怎样》。

《华盖集&#8226;北京通信》。

所谓学术（1）

鲁迅：……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①

漫游者：我曾在大学与研究室呆过一段时间，深知搞学术之难。现在的中国，比先生的时代，条件好了，做学问的人也多了。仅自然科学，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人文科学，虽然热闹，出现了社会史、艺术史之类的书籍，但像王国维、陈寅恪、胡适，以及先生这样的人，还是太少。如今要找章太炎这类学人，已不可能了。

鲁迅：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②

郑振铎漫游者：新旧两代学人，在许多方面，存有代沟。但现在年轻一些的学人，像“五四”那代人那么具有中西学术背景的，并不多。西学好的，国学不行，国学好的，又往往不通西学。我读胡适的文章，很敬佩他的功底，以及自由主义人生态度。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所不如的。

说起胡适，我觉得他的影响很大，顾颉刚、俞平伯、郑振铎等，好像都受其思路的影响。我见过郑振铎写的那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觉得很新鲜。但内蕴，与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就有距离了。我记得先生也是曾想写一本文学史的，但终未完成，真是憾事。

鲁迅：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胡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③

漫游者：拥有史料，下一些功夫便可得，但倘写成有思想性的“史”来，则非易事。中国的学人，几千年来，很少独立思考和敢于逆古者。用自己的笔，写他人的思想，是一大弊端。清代以&#8226;前的学人，大多犯了泛道学的毛病，文学研究也好，史学研究也好，可称道的寥寥无几。至少在先生那个时代前，能让你满意的学术著作，也不多吧。

鲁迅：中国文学概论还是日本盐谷温作的《中国文学讲话》清楚些，中国有译本。至于史，则我以为可看(一)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共三本)，(四)王国维：《宋元词曲史》，(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些都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④

所谓学术（2）

漫游者：这些学人中，正国维真是个了不得的人。他的不凡处是，不仅国学好，而巳又颇通哲学。王氏曾钟情于叔本华、康德哲学，精神比同时代的人要阔大。他对人性的看法，对知识结构的梳理，在近代是领学术之先的。在对文化史的思考方面，他比章太炎还要大气。章氏不相信出土文物，甲骨文等均被排斥在学术之外。而王国维则不仅从史书人手，而且亦从器物人手，研讨旧的文明。看《观赏集林》，多么大气磅礴，读到那些精明扎实的文字，觉得气象不凡，有除旧布新的气象。

鲁迅：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⑤

王国维：《流沙坠简》漫游者：王国维的超凡，完全是知识论上的，但其价值观，便不免要打一点折扣。比如依附清逊帝，就有点遗老气了。一个知识很渊博的人，理性很清晰的人，却成为没落王朝的遗民，这是个很难理解的事情。也是20世纪的文化之谜中的一种。所以，学术的深刻与否，与信仰，有时并无关系。罗振玉在甲骨金文搜集整理上是有成就的，而为人就一塌糊涂，不足为训。这是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我觉得这里可总结的东西，的确很多。

但用道德的方法，简单地分析学人的劳作，也是颇浅薄的，这里的问题很复杂。问题不在于学者的价值态度如何，研究的对象如何，而是那研究的结果，是否可以丰富现代人的智慧。例如刘半农点校的《何典》，它的出版广告刚打出，就受到了批评，似大学教授真的堕落了。这是很怪的思路。

鲁迅：……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

“《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半农告我已在于—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蹰，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所谓学术（3）

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经做过《论“他妈的!”》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足上讲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⑥

漫游者：中国的学人，有时也昏庸得可以。在专制王国最黑暗的时代，为统治者出谋的，往往是知识者。他们对社会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所以，那些人做的学问，有时自然只能算是灰色的学问，与人世间，难说有什么益处。这样说，并不是以道德评说来衡量其价值，而是那些学术本身，是非道德、非人性的。宋代理学家，是大讲道德的，但其文化，实际上是最缺少人道感的文化。中国学术界缺乏科学的论证、逻辑的方法，乃是此一思路导致的吧。

在现代学人中，胡适是我喜爱的一类。他很少形而上的玄想，而是扎扎实实的考究，严格的梳理。他在《红楼梦》考证、《水浒》研究上，都是很富有张力的，是个很有创造性的人物。为什么有创造性?是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求实的方法。直到现在，这类方法仍未在中国学人那里普及开来，想起来真让人气闷。胡适曾著有《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长文，一点没有霸气和伪道学气，这类文章，在现在能做出的，亦不很多。

鲁迅：(胡适)的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⑦

漫游者：胡适受到了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赫胥黎教会他怀疑，不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他处处顾及到思想的结果。这些和清代的乾嘉学派，有一些相似，但比清儒，在理论上更自觉了。在与李大钊争论“问题与主义”时，他说过：“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无论范围大小，都是具体的，决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种主义的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决不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求实精神。在20世纪中国学界，这一精神一直未能好好地贯彻下去。

所谓学术（4）

看先生的学术文章，有许多与胡适是相近的。你在考证方面的功夫，一般人难以做到。胡适也曾表扬过，佩服过。能够在古文化的海洋里游历，且指明其中的堂奥，是要有真本领的。我读《中国小说史略》等，就切实地感受过此点。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学人应为学术而学术呢，还是要有点使命感?周作人认为，文人谈武，武人谈文，不是什么好现象，所以，许多自由主义文人，往往专心于学业，不问政治，所谓闭户读书正是。一些很受胡适、周作人影响的人，走的是这样一条路。

鲁迅：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⑧

漫游者：在一个黑暗的年代，为学术而学术，很难生存，也是一种梦幻。先生对此的警惕，殊有意义。但是，学问家们如只问派别，不讲学问，也难以成为学问家。所以，我以为，中国坏在问派别的人越来越多，而问学问的人越来越少。没有学术的国度，文化只能越来越黑暗。一个健康的民族，是要有相当一批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为此劳作的。先生有很好的天赋，在学术上的建树很高。但可惜生于乱世，后来把精力放到了战斗中去。这很是可佩的。可是后来，追随你的人，有学问的人很少，只得其貌，而不见其神，文化的路途，竟充满了浅薄之辈的呓语。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历史够长了，但没有培养出几位文化巨匠，说其原因，也还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太少了吧。现在看看一百年的学术史，巨匠都是新中国以前出现的。民国以后，人文科学有建树的新人，还是有限的。

比如文学史的研究吧，近来有了一定的突破。但还是不太开通，像王国维式的学问家，还很少看见。我在大学时，读的几本文学史，现在已不忍卒读，觉得可笑的地方多。

鲁迅：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史”的，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什么是文学”之类，那是文学概论的范围，万不能牵进去，如果连这些也讲，那么，连文法也可以讲进去了。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不过外用的文学者，作品比较的专，小说家多做小说，戏剧家多做戏剧，不像中国的所谓作家，什么都做一点，所以他们做起文学史来，只能看这作者的作品重在那一面，便将他归人那一类，例如小说家也做诗，则以小说为主，而将他的诗不过附带的提及。⑨

漫游者：以时代为“经”，自然是好的，过去的学人，常常忽略了此点。但我以为还不是唯一的路。20世纪50年代后，许多文学史，是以时代为“经”写作的，但都过于观念化，一统化，将时代的特点与作品的特点简单的等同起来。这不好。其实，文学既有时代的因素，又有超时代的因子。否则，像《古诗十九首》，李义山的诗就难以理解。从形式人手，来写文学史，我以为过去做得还不够。现在淡化它，还不是时候。

所谓学术（5）

先生对史学很感兴趣，纯粹的理论思辨很少。我看你的有关学术的文章，纯粹学理的东西不多。这个特点，使你很少流于空泛的说教，而是以史实说话。和那些满足于口号的左翼作家和学人比，你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思想者。

其实，在你的深厚的文字后，我常可以感受到一种博杂的理论修养。在那些犀利的杂文里，是有着很深的理论作背景的。西方的现代人文理论，凡有意义的，均被吸收了进来。

鲁迅：我是不研究理论的，所以应看什么书，不能切要的说。据我的私见，首先是改看历史，日文的《世界史教程》，我看了一点，才知道所谓英国美国，犹如中国之王孝籁而带兵的国度，此年轻时明白了。其次是看唯物论，日本最新的有永田广志的《唯物辩证法讲话》，《史的唯物论》。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G．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

漫游者：好的人文科学著作，差不多都出自洋人之手，近代以来中国有分量的学术文字，亦山自留过洋的人之手。这说明传统的思维方式，不适宜于做逻辑的、客观化的定量定性分析。王国维、胡适的学术文字所以有分量，乃是输入了新思想之故。这也说明对古老的文化的改造，是必须借助于外力作用的。

但是如何消化外来的思想，也是个难题。50年代后，苏联的理论传来，德国古典哲学一时盛行，学界便盛行起所谓“思辨体”的论文和论著。文章要讲气势，重概念演绎，于是感觉不见了，只剩下干巴巴的教条。同样是接受异域思想，“五四”那代人与50年代成长的那代人，形态大异起来。到了80年代，简单地移植外国学说的人多了起来。但好的论文和论著，却鲜见于学界。什么原因?还是“西崽”气起作用吧?所以，治学的人，要在东西方文化中选择一条实实在在的路，还是有长长的距离的。

鲁迅：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译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珠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漫游者：许多年来，学界中在切实劳作的人，少得可怜。以文学史来说，有理论的，感受能力不行；感受能力强的，理论把握又不够。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史，大概总要留下点遗憾。

所谓学术（6）

上述所谈，是学人自己的因素，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外在力量，也是阻碍学术发展的因子吧。统治者总是以自己的意志，把先验的观念加于学界。清朝的统治者、国民党政府，都这样做过，所谓“钦定”文化研究，实际是丧失了文化研究。学术一旦成为官方的俘虏，其实就没有所谓学术了。例如1933年6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影印《四库全书》，这部书是清朝乾隆下令编撰的，删改了许多珍贵的内容。蔡元培、陈垣、刘复等人都反对影印，主张采用旧刻和旧抄本，但还是未能抵抗官方的命令。学术有时受制于权力，知识分子也就真无可奈何了。

鲁迅：现在除兵争，政争等类之外，还有一种倘非闲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但是，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这理由很分明，就因为要赶快。四省不见，九岛出脱，不说也罢，单是黄河的出轨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况且“钦定”二字，至今也还有一点威光，“御医”“贡缎”，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国，拿破仑的藏书在拍卖场上还是比平民的藏书值钱；欧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学者”，讲中国就会引用《钦定图书集成》，这是中国的考据家所不肯玩的玩艺。但是，也可见印了“钦定”过的“珍本”，在外国，生意总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国，恐怕生意也还是“珍本”好。因为这可以做摆饰，而“善本”却不过能合于实用。能买这样的书的，决非穷措大也可想，则买去之后，必将供在客厅上也亦可知。这类的买主，会买一个商周的古鼎，摆起来；不得已时，也许买一个假古鼎，摆起来；但他决不肯买一个沙锅或铁镬，摆在紫檀桌子上。因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并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于实用的。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

然而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因为“将来”的事，和现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漫游者：当学术成为政治的奴仆时，离民族的灾难就不远了。“文革”中，“四人帮”“钦定”的哲学、文艺学，现在看来，都是人间最黑暗的东西。学术是自由的，无自由就无学术，如果天底下一切人的思维，都是一个模式，那是多么可怕的现象。个性的自由与文化的多元，依赖于学术上的自由与多元。发达国家的现状，已说明了这一点。看杜威、罗素等人的文章，那潇洒的风致，在我们这个国度，是少见的。读罗素的文章，感到心性被风吹起来一般，可以自由地来往于天地之间。人类的智慧原来可以这样多姿的生长，这是我们未曾见过的。培根的文章说，伟大的思想者，往往始于怀疑，终于信仰。这虽不能说是至理的名言，但也正是我们的学人的风范。“文革”的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在湮灭人的创造性、自由性和个性。看看那时留下的文章、书籍，好的文章可有么?那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荒原，在这个荒原里长大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心灵的饥渴。我正是在那个荒原里长大的人。所以，现在如果说在学术上想要什么，那回答很简单：自由。

所谓学术（7）

没有自由的学界，视野也不会开阔。晚清以后，门户开放了，但在文化梳理上，与日本人比，就落后得很多。国故的整理且不说，光西学的引进，也不很彻底，工作往往半途而废。在学界，有许多事可做，但现在看来，空白那么多，想起来很让人感伤。一个在专制土壤长久生活过的人，要一下进入自由之地，很难的。

鲁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人这样只是作戏似的。

漫游者：中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学人身上，有时是可以看到一些投影的。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都有旧学人的守旧的一面。他们的学识都很深，但在骨子里，还存有东方人内心温存的东西。即对自我内心，拷问得不够，内省得不够。记得你译过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我读后，觉得真是像样子的学问。中国的学者，很少像厨川白村那样对本民族的文化心理进行无情的解剖。除了先生外，我们的学界，是要惭愧的。

鲁迅：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漫游者：先生一生，一直在学术界以外从事学术活动。除了在厦门、广州有过短时的职业教授生涯外，大部分的时间，远离着学界。但坦率说，那些职业化的学人，除了具体地做了些工作外，在思想上，很少超过先生。为什么?这很值得研讨。我觉得你一直在警惕自己不要异化于所谓学术话语中。你反感于那些名人和教授端着架子的伪态。迷失于职业化的技术操作，是真正的自我丧失。我翻看许多学人的著作，大多不忍卒读。酸气、腐气、愚气，是许多学人的弱点。这弱点一直禁锢着学人的创造性。十几亿的人口大国，那么多的人文学者，可振聋发聩的文字、扎实的文字有多少呢?

鲁迅：名人，阔人，商人……常常玩这一种把戏，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闹热闹，以见他们之热心。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就常常上他们的当；碰钉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我就知道不少这种卖血的名人的姓名。

所谓学术（8）

漫游者：做学问的人，一旦成名，倘能认清己身的优劣尚可，但如果利欲熏心，那样子也是可怕的。还有一类学者，一旦成名，便四平八稳，锐气早没了。按照世俗的标准，先生的确与“学者”有很大的距离。

鲁迅：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

漫游者：不是那样钓“学者”也好，因为对一个自由的文人而言，从禁锢个性的职业下解放出来，比异化于世俗学人的规范，要充实得多。先生曾在做学问与搞创作两者间艰苦地选择着，职业与嗜好不能统一，是大的痛苦。所以，你最终放弃了教授职位。

鲁迅：……。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总不免有架子在。

漫游者：一端架子，学问就正襟危坐起来。假若能像胡适那样科学化、规范化的操作，也不失一条道路，但可惜中国的一些学人，架子出来了，可思想却消失了，岂不可叹也夫?

中国的学界，几十年来倡导的思想已经很多了。但对国民文化有真正促进作用的，还很有限。除了社会原因外，知识分子自身的缺点，大概是主要的。

鲁迅：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漫游者：中国的人文科学，至今还在歧路上徘徊。虽然有许多文化的良知在，但有时不免沉寂着。史学书已很有几部了，但深人人心的不多；哲学著作呢，大多是解释、注释他人的版本、语录，在学理上，还很少有精深的东西在。新儒学的学者很是出名了几位，可是看后，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介绍欧美新学的，要么太玄，给人不懂的印象；要么浅薄，连内容也歪曲了。好的译介者也是有的，比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萨特等的介绍，都有力度，可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想起来，也真可怜。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我们还未摆脱旧文化的影子，视界不够开阔。这正如先天营养不良的人，忽然走进美食厅，在好的饭菜面前，只能兴奋，而脸色还是憔悴的。我们今天的学人，有许多，是这种憔悴的样子。

所谓学术（9）

近来不仅西学红火，据说国学也大盛了。许多陈年老账，也被翻了出来，儒道释的书籍好像都有了市场。白话的古书译本，大有铺天盖地之势，连迷信的书，也出来了?提倡国故的人，又有了园地，连“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样的口号，也提了出来。可是清醒地向世人提示的学人，还不多见，敢于直面旧文化弱点的学人，在这些现象面前，还显得势力单薄。

胡适说过，他整理国故，乃是想真正让世人知道，过去的遗产，不过是那些小玩艺。这想法是深切的，也很感人。可是现在的学界，有时把劣等作品，也当上等艺术介绍给世人了。这个选本，那个选本，有独立眼光的选本，可有么?自然，学人选什么，推行什么，那是自由的选择，我们不必说三道四，但选择旧的遗产，在分析整理时，要下大的气力。这是个很有趣的学术课题，我们于此可以感悟到些什么的。

中国的读者，在看学人编的选本时，切不可上当，跟着别人走，总要迷失的。要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判断，即是要有种“怀疑精神”。对古代的圣人要这样，对今天的名人亦应这样。实际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司马迁到章太炎，都是有许多历史局限的。这个问题看不清，那真是个糊涂虫了。

鲁迅：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担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斐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所谓学术（10）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晶，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漫游者：为了不使自己懵懂的成为别人的俘虏，那方法只有一种：充实自己。现在的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同在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不知现代文学；同是搞哲学的，教马克思主义的，不懂得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学术的分工，是科研的必然过程，但分而有合，合而有分，那才是真实的路。可是，目前的学术分工，有时将人异化了。学者们有时成了自己学科的奴隶。这种现象，正是人类自己进化史上自我迷失的一个缩影。

只有思维开阔的人，方能由己推人，由此及彼，由未知推及可知，学术的跋涉和人生的跋涉一样，有昏者、庸者，亦有智者、高者。其实有些拙劣的文人，除了多喝了些墨水外，在人生态度和心理健康方面，难说比大众要好到哪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知识越多越无能。

所谓学术（11）

鲁迅：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人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仟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鲁迅译《小约翰》漫游者：先生的看法，对反省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殊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能如此清醒的看清自己的局限性的，只有先生这一类人。我在你的思想深处，感受到了博大的情怀。东亚各国，像你这样如此深刻地解剖别人，又如此深刻地解剖自己的人不多，这也是世人尊敬你的原因。若说20世纪的作家和学人，我觉得先生是最有魅力的人物。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并没有你深刻，然而，域外的许多人，并不知晓。

1927年，据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我国考察，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先生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据说梁启超亦在其列。但你却并不关心此事，而且态度坚定。

鲁迅：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所谓学术（12）

漫游者：但你确实是个深切的人，中国因为有你的存在，我们学界与文坛，该感到骄傲。至少是我，从你那儿体悟到了学术与文学写作的另外一层意义。而这意义，过去的人们，很少想到的。

实在地说来，中国文人和教授们，应内省的东西是太多了。思维方式、逻辑方式、话语方式……是不是该重新的定位?传统的哪些东西该继承，哪些该抛弃?怎样形成一个多元的、非功利的文化局面，不被意识形态化和权力话语化?这些都值得深入的思索。中国文化人的工作，确实还很多、很多呢。

注：

①②《致曹聚仁》(1933．6．18)。

③《致台静农》(1932．8)。

④《致曹靖华》(1933．12．20)。

⑤《热风&#8226;不懂的音译》。

⑥《华盖集续编&#8226;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⑦《致胡适》(1922．8．21)。

⑧参见王得后《〈两地书〉研究》42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致王冶秋)(1935．11．5)。

《致徐懋庸》(1933，12．20)。

《三闲集&#8226;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准风月谈&#8226;四库全书珍本》。

《集外集拾遗&#8226;今春的两种感想》。

《译文序跋集&#8226;〈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致萧军、萧红》(1934．12．10)。

《华盖集&#8226;“碰壁”之余》。

《而已集&#8226;读书杂谈》。

《致萧军、萧红》(1935．4．23)。

《集外集&#8226;选本》。

《且介亭杂文&#8226;门外文谈》。

《致台静农》(1927．9．25)。

新旧文人（1）

漫游者：“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是先生倡导的。但批评最终要落到具体的对象上，所以那被批评的对象，可以折射出许多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先生因此，也得罪了许多人，受到了各种势力的围剿。

鲁迅：……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①

漫游者：文坛向来是个大舞台，先生身在其中，自然知道其中的滋味。中国文坛的人物各式各样，旧派、新派、不旧不新、不新不旧，可谓千姿百态。有林纾式的恪守旧文明者，有徐志摩那样的浪漫派；创造社式的呼风唤雨，左联文人的写实主义，以及闻一多、朱自清那样书斋式的文人。但晚清以来，文人很少扭成一股绳，所谓一盘散沙正是。

鲁迅：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好像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

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也都非常猛烈。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在外国也一样，我们现在大抵只知道嚣俄和霍普德曼是卓卓的文人，但当时他们的剧本开演的时候，就在戏场里捉人、打架，较详的文学史上，还载着打架之类的图。

所以，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

新旧文人（2）

只有近来的诬陷，倒像是颇为出色的花样，但其实也并不比古时候更厉害，证据是清初大兴文字之狱的遗闻。况且闹这样玩意的，其实并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挂了招牌，而无货色，只好化为黑店，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经弄过笔墨的人，然而这时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没落，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②

漫游者：旧时的文人，是很吃香的，百姓们对他们，常常另眼看待。但新文化以来，文坛仿佛是商场或政客呆的地方，云集了各路人等。以作家自称的人很多，单看现代作家的名录，有那么多的人在文场上“混过”，不禁感慨不已。但好的作品可多么?

鲁迅：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活，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宣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③

漫游者：其实，真正的文人，是耐得寂寞的，外面的风雨并不能动摇他们。这并不是说不关心现实，而是具有平常之心，和广大的人间情怀。“五四”时期，一些为人生的作家，大抵如此。但“五四”过后，文坛分化得快，有良知的文人虽占了主流，可“文坛恶少”，一直未能绝迹。这原因，是文坛不仅可以啖饭，更主要还可啖名。自然，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是有的，像“新月”派的一些文人，也常写出了些好的作品。但另一方面，沉渣不断泛起，直到现在，这种浊气依然未能消除。

鲁迅：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

已非暴发，又未破落的，自然也颇有出些著作的人，但这并非第三种，不近于甲，即近于乙的，至于掏腰包印书，仗奁资出版者，那是文坛上的捐班……

暴发户作家的作品，表面上和破落户并无不同。因为他意在用墨水洗去铜臭，这才爬上一向为破落户所主宰的文坛来，以自附于“风雅之林”，又并不想另树一帜，因此也决不标新立异。但仔细一看，却是属于别一本户口册上的；他究竟显得浅薄，而且装腔，学样……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所以那些作品，即使摹拟到和破落户的杰作几乎相同，但一定还差一尘：他其实并不“顾影自怜”，倒在“沾沾自喜”。

这“沾沾自喜”的神情，从破落户的眼睛看来，就是所谓“小家子相”，也就是所谓“俗”。风雅的定律，一个人离开“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识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对，就俗；富家儿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诗了，又做不好，就俗了。这在文坛上，向来为破落户所鄙弃。

新旧文人（3）

然而破落户到了破落不堪的时候，这两户却有时可以交融起来……④

漫游者：文坛的旧势力，是不可低估的，它对我们的民众，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前工业社会，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五四”讲启蒙，反对“鸳鸯蝴蝶派”，就是清除这种障碍。旧的障碍除掉了，又出现了新障碍，这便是先生所说的“才子+流氓”式的文人。其实，文人的追求各不相同，是自然的。但可怕的不是互不一致，而是各自要吃掉对方。这是很专制的心态。这个心态，在文坛一直延续至今。

鲁迅：……，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⑤

漫游者：越是这样，文坛流行的“主义”越多，思潮越泛滥。但过了一个时期，忽地冷冷清清，大家这才知道，原来是场闹剧。过去的情形怎样，我感受不到，可以自己亲自经历的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界而言，好像扎扎实实的文人太少，混子太多。30年代，也是这样吧?

鲁迅：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则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又消沈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而别一方面，则乌烟瘴气的团体剩势而起，有的是意大利式，有的是法兰西派，但仍然毫无创作，……⑥

漫游者：那时国民党右派文人，曾搞过一个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内容无非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写一些令统治者满意的文章。但这股势力，很快被“左翼”队伍打垮了。

鲁迅：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

……

……。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⑦

新旧文人（4）

漫游者：除了“民族主义文学”外，“新月派”的团体，在那时也是颇有影响的。“新月派”文人，大都留学欧美，观念很西方化，有些人的文章和为人，也都很好。像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学术和创作方面，都很有建树。坦率说，我对这些人，并无反感，有时觉得，这些人的理性，比“左翼”队伍中的一些人，要更健全。独立的个性，高雅的品味，我们看了，常要佩服。但“新月派”的文人，多不懂下层百姓的生活，对政治更是一窍不通，在中国政治最黑暗的年代，这些人有时发出的议论，并不切实际，反而成了恶势力不自觉的合作者。

鲁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⑧

漫游者：先生对新月社思想的定位，大致是对的，可有的地方，是不是看得过重了一些?中国的文人，有的是纯书斋式的，那闲静的书斋中发出的议论，并无对百姓的恶意。而先生竟说其中的人，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我以为是言过其实了。不过，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无数百姓被杀戮的年代，梁实秋等人的言论，在无意中助长了专制者的气焰，也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看先生的议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担心这种话语模式，对中国文化，是有许多负面作用的。理解先生的精神，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要注意到这一点的。先生对小品文，对“第三种人”，对“托派”的一些文人，有些观点，失之偏颇。我以为，这阻碍了先生在新文化建构中的步伐。

但先生对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内心勾勒，是精彩的，这显示了你超常的目光，和文化胆识，例如，“京派”与“海派”的问题，先生的看法，就与别人不同，是一下子就看到问题的本质的。我一向觉得，“京派”历史感强些，“海派”现代感强些，可看了先生的观点，才知道自己未看到问题的根本上。

鲁迅：……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⑨

漫游者：我记得先生是反对“国粹”的，对京剧艺术，也没有什么好感。你专门写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对梅先生，颇有微辞。京剧确是国粹，而且一直被皇家贵族所崇爱。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是愿听京剧的，但并不迷，这大约是受了先生的影响。当年徽班进京，就是奴才们为主子们献艺的，那其中，过于人工化的艺术氛围，已把人的精神气质完全弱化了。旧京剧的本身，还太带有奴性的东西，与活生生的人生，毕竟远了。所以它的衰落，终不可避免。

鲁迅：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新旧文人（5）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刺，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漫游者：京剧的毛病，在于文饰的地方多，原生态的东西少了。其实，何止是京剧，中国的许多文人，不也是在尽力伪装自己么?比如，一些人自称自己是“隐士”，是“空手道”，要做永远的艺术。自古以来，以“隐士”自居的人，确实不少。

鲁迅：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饭之道，归隐，也是□饭之道。假使无法□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人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佐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新旧文人（6）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

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漫游者：中国人对“隐士”大抵是尊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名人，人一旦有名，尤其是文人，那知识言论，便顿时身价高出几倍。所谓名人出名言，便指此而言。

鲁迅：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悳”从‘心’，‘疽’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

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所以译一本欧洲史，就请英国话说得漂亮的名人校阅，编一本经济学，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题签；学界的名人绍介医生，说他“术擅岐黄”，商界的名人称赞画家，说他“精研六法”。……

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Virchow)，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Haeckel)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Fabre)，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新旧文人（7）

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在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可惜人们却又不肯想得更细一点了。

漫游者：名人一旦当成，是件颇累的事，陶渊明觉得仕途多苦，便隐了起来，这自然是一解脱之法。但中国人是不愿意做隐世的名人的，如果一旦有几天不在电视、报刊上露面，总觉得惶惶然。于是什么场合都要出席，都要表态，专业内的要管；专业外的事也要插言，于是俨然成了无事不通的“通才”。

做名人其实是很有瘾的，因为这样可以悠悠然，恬恬然。除了自身的价码升高外，还可以换来金钱。但金钱多了不好，在精神上似乎还缺些什么，于是便要成为思想者、哲人，要三不朽。于是又要进入“权力话语场”，代表一种权威发言。欲望膨胀到如此程度，除了给世人留下笑柄外，还会有什么?

装模作样，是历来酸“名人”的把戏，我们已看了许多了。但历史似乎在和人开玩笑，我们今天，依然还活跃着一些这类的名人。倘真有学问，老老实实，那也倒好。可笑的是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圣人，以为天下只有“我”才可以救世，那堂而皇之的样子，和先生过去笔下的正人君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章太炎当年讥笑新文化，被先生批驳过，其实太炎先生还真是有水平的人。而现在的学界，可以找出像太炎大师那样的硕儒么?对比一下，方觉得人在这一点上，似乎在退化了。

鲁迅：……。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现在文坛的无政府情形，当然很不好，而且坏于此的恐怕也还有，但我看这情形是不至于长久的。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但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

漫游者：先生厌恶洋场恶少的文艺，喜欢的是新生阶级的作品。如白莽的《孩儿塔》，技巧可能还稚嫩，气韵与一些文豪比，确有不及的地方。但因为作者是战士，是为新中国殉难的英雄，这类作品，在先生的眼里，便有了非同小可的价值。

新旧文人（8）

鲁迅：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鲁迅手札、漫游者：在更年轻的一代文人那里，寻找新式的艺术，这寄托着你的一丝梦想。但那些与先生感情尚好的文学青年，要么后来牺牲掉了，要么是无权无势的人。先生对左联领导人的作品，很少夸奖。所以，我觉得在你那里，有一种拒绝权贵的意识，对那些得志的“革命”作家，抱有一种警觉。而对那些质朴、热情或略带一丝野性的文人，常抱有好感。例如郁达夫，当时许多左联的人讨厌他，认为其灰色的东西多，但他偏偏和先生处得来。萧军有“拼命三郎”之称，可那份野劲，也颇受先生赏识。还有萧红，她和丁玲、冰心等知识分子化的女作家比，是有距离的。但她作品中可贵的东西，还是被先生一下子就发现了，认可了。我记得你对萧红的《生死场》，说过几句中肯的话。

鲁迅：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漫游者：萧红的作品是个谜，这位读书不多的女子，在有限的生命之旅中，留下了这么多迷人的文字，当说是个奇迹。先生为她的作品写序，对其艺术的感知，确是准确到位的。这是那些大学讲台上的教授们，永远也难以写出的文字。先生喜欢萧红，我一直觉得有一种父爱的情结。但在这爱的背后，我以为是对其生命质感的认同，也是对这位东北女子身上鲜活的个性的肯定。在萧红身上，你永远也看不到确切性的东西，她仿佛夜幕中飞逝的流星，让你在其耀目的光泽里体味到一种神异和新奇。她不是淑女，也不是村姑；不是课堂上柔弱的学子，也不是交际场上的娇媚的太太。她像一团雾，时隐时现；像透明的山泉，清澈中散着山野的芳香。她既像一个撒娇的女儿，又仿佛天才的奇女子；既像山野里懵懂的女孩，又如同深谙人生的智者。她太多姿多彩，扑朔迷离，而她的文字，尤其让人深感快慰。读萧红的小说，一切正襟危坐的八股程序通通被打破了。她把一种诗的、电影的、散文化的东西，接到了小说之中，以至于使我们不知道，她是写小品文呢，还是长篇大作。她的文字没有一丝书斋的气息，那些篇章句子不属于屈赋、汉诗的传统，不属于风雅颂的遗风。她似乎从未在唐诗宋词中浸泡过，文章处处发散出奇妙自然的气息。萧红的文字是从生命的深层中自然流淌出的，每一个句子都透出露珠般的晶莹光泽。她以生命的光和热，抒发着对大地、山林、乡村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难以用理性分析的，也无法与任何一个模式相契合。我读她的作品，如同看到生命的河在汩汩流动，多么蓝的天呀，苍茫的旷野，沉寂的黑土地，还有那些像动物一样忙碌的古老中国的儿女们。在这些画面里，一切都是混沌的，茫然的，一个方生方死的天地，被那么生动地展现出来。用生命来写作，比用伪道学的目光写作，要更切实，更本色，更诱人。“五四”以后，像萧红那样创作的人并不多，模仿她也成为大难。这便在另一个角度上，证明了她的存在。从她的野性的、无规则的笔致里，我读到了一种生命的困顿。

新旧文人（9）

也许，艺术本身就是这样?也许用血和泪来写作，比高雅的名士之作要更具活力?但无论如何，萧红使我懂得，在通往艺术殿堂的路上，有着许许多多的路径，而萧红走的是一条略带“野气”的路。

鲁迅：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其实，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你大约还看不出江苏和浙江人的不同来，但江浙人自己能看出，……。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

漫游者：萧军就是典型的男人，是粗放型的。先生很喜欢他和萧红，我以为是看上了那种率直性格的，先生在致两人的信中，讲心里深切感受的地方很多，这很值得人去注意。在给他们的信里，我常可以读出一种爱意来，这在给别人的信中，是很少见到的。

1935年，萧军写下了关于抗战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先生立即写信给予了肯定。那时，真正把东北人民的心声反映出来的作品还很有限，因为内地的作家，毕竟不熟悉那里的生活。而萧军却以自己的真诚将其写成了。

鲁迅：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漫游者：说起萧军，总想起他奔放、热情而又鲁莽的样子。先生肯定他的《八月的乡村》，是自有道理的。因为在他的为人与为文上，都有一种坦荡、明朗、快活的一面，这一面，恰恰是中国文化中缺少的。先生接触的文人可谓多矣，但最喜欢的是两类，一是天真无邪的青年，二是野气十足的叛逆者。中国虽亦有远离先生而去的负义之人，但大体说来，在这两类文人那里，你看到了文坛的一线希望。

萧军的作品，在文章的构思与谋篇上，都不能说好到哪里。他的作品太直，太露，且缺少修饰。但先生却并不责备他。当张春桥以“狄克”的笔名写文章指责萧军《八月的乡村》时，先生却挺身而出，为这部并不成熟的作品辩护。除了站在爱国的角度上来看这部作品外，我想，更主要的，还是喜欢萧军作品中散发出的野性吧?先生在东北人的身上，似乎找到了中原人最缺少的东西。那里没有伪态，没矫饰，虽粗鲁、毛糙，但那熠熠闪光的文字里，蕴藏的是人性的力量。汉文明是最能弱化人的个性的文明，它的中庸、圆滑，已把人的鲜活的质感钝化成了无我的存在。而在东北人的身上，先生似乎看到了迥别中原的原生态的东西，这一切，对你是多么的亲切呀。你喜欢萧军、萧红，我想，是有这种原因的。因为，野性的力量，正是中国人弥足珍贵的东西。

新旧文人（10）

我记得先生在致萧军的信中，曾谈及过“野性”的问题。先生并不主张改正它，认为保留它很好。那时正是“左联”时期，是大讲“共性”的年代，但先生却鼓励青年，有一点个性的东西，这是意味深长的。

生长在南方的先生，偏偏不喜欢江南秀色，对小桥流水，殊多倦意。而你却喜欢高山大川，酷爱冰峰野草，喜欢在荒郊野外独立地矗立。你身边的许多青年人如胡风、冯雪峰，都有这样的特征。明白了这一点，便知道先生何以不喜欢京剧，不喜欢徐志摩、梁实秋之类的艺术。那些过于人工化的东西，在深层领域，是有悖于人性原本的。追求恢弘，蔑视琐屑，这在先生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在你和萧军的交往中，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先生对文人的看法，其实是很辩证的。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尽量要全面地看。我觉得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这样的。章太炎是你的老师，太炎去世时，你写下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便是公正、客观。一向认为先生偏激的人，看了这文章，也要肃然起敬的。

鲁迅：……，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

……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新旧文人（11）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所作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人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铓。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漫游者：这态度是永远值得后人效法的。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只要他做了一点好事，就不应全部的抹杀。但中国文化人，在精神深层上是脆弱的。20世纪的文人，还很少有像先生这样决然地与传统决裂，且持之以恒永远进击的人。先生的一生，不断地求索，不像一些文人，一到老年，便走向保守。

说到这里，便涉及到知识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一个落后且专制的国度，知识分子要真正确立好自身，是大难的事情。先生对此的感触，恐怕要比我们深刻得多。怀疑自我也好，否定自我也好，关键是把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地联系起来，但是几十年来，中国文人在这个问题上并未真正处理好其中的关系，许多知识者最后的失败、落伍，原因是未争得独立的价值。守旧主义与趋时者，都不能说在这一点上是合格者，倒是常常怀疑自我的先生，对知识分子弱点更为清楚。

新旧文人（12）

鲁迅：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理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

英国罗素(Russel)法国罗曼罗兰(R.Rolland)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Tolstoi)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

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

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

……

还有一层，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中国现在也是如此，这现象，革新的人称之为“反动”。我在文艺史上，却找到一个好名辞，就是Renaissance，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制腐败了，在古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还有，中国人现在胆子格外小了，……?这实在是没有力量的表示，比如我们吃东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是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不衰弱的知识阶级，尚且对于将来的存在不能确定；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从前或许有，将来一定不能存在的。

新旧文人（13）

现在比较安全一点的，还有一条路，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住在“象牙之塔”里，目下自然要比别处平安。就我自己来说罢，——有人说我只会讲自己，这是真的，我先前独自住在厦门大学的一所静寂的大洋房里；到了晚上，我总是孤思默想，想到一切，想到世界怎样，人类怎样，我静静地思想时，自己以为很了不得的样子；但是给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类的大问题全然忘了，离不开的还是我本身。

就我自己说起来，是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其实就是我不做杂感，世界史上，还是没有名字的，这得声明一句，是：这些劝我做创作，不要写杂感的人们之中，有几个是别有用意，是被我骂过的。所以要我不再做杂感。但是我不听他，因此在北京终于站不住了，不得不躲到厦门的图书馆上去了。

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终于没有成功而死了。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漫游者：先生在创作中遇到的难题，我以为便是20世纪文人共有的难题，不过只是不同的人感受有深浅之别罢了。先生从启蒙的呐喊，到精神的惶惑，再到深切的精神盘诘，最终感受到了知识者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认识知识者，实际上就认识了中国的文化；反省文化，实际上正是反省知识者自己。这一点先生比同代人看得要深刻得多。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在你那里，写得最动人的，便是对知识者的解剖。知识者如果不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不肯在一定的层面上抉心自食，不愿意对自我来一番批判，大约并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

在一个专制主义的时代，知识阶层从来就未有过独立的价值，要么委身于王权，要么成为正统文化的依附者。自然，山林精舍中偶然也可看到一些隐士，但那也大多是饱经风尘之苦后的无奈。先生之苦，不是为己身的恩怨而来，而是承担着很重的文化重负，在为民族与社会、为人类而焦虑。因为看透了社会的黑暗，看透了知识阶层旧有形态的丑陋，故不愿与旧人为伍，所以走出了别人难行的险路。许多在困惑中摸索的青年，正是在你的身影里，看到了一线希望。

新旧文人（14）

鲁迅：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漫游者：站在十字路口并不可怕，人一生最可怕的，是没有经过这样的路口，倘若一直在一个既定的路上茫然地走着，那可是悲哀的事情。中国的知识阶层，很多时候是一群无我的存在，只要看看近些年来文坛的创作，读一读那些不痛不痒的文章，便可感到，与其看一批自我感觉良好者的文章，不如读一读在困惑中独语者的文字。近来一些文人的作品，是那样的霸气十足，好像惟他们才能一言九鼎，只有自己才是真理的代表。可是细看一看这些人怎么跑官买官，惟利是趋，便有种厌恶的感觉涌上心头。文人的高尚在于老实，在于说自己想说的话。伪饰总给人空虚的感觉。但先生是毫不掩饰自己的，你从未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模样，倒仿佛一个大慈大悲的老人，在苍凉的语句里，让人读出亲切来。

鲁迅：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去筑台呢还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业也就完毕了。

漫游者：把自己的苦乐，都融进“坟”的意象里，人世间的一切，便显得淡泊了。但那埋着活的躯壳的人生，是那样的感人、真实。从启蒙主义、“听将令”，到自我的否定，走向悲壮的生命抉择，这里正展示着人的生命最可贵的东西。先前的文人们，是不愿意看见自己的终点的，但先生不仅愿意，而且渴望速朽，渴望消失。这种渴望中所迸出的光热，比一切伟大的圣谕都要神圣，比所有的口号都要威严。我在你的自述中，感受到了人生最值得珍贵的东西。

新旧文人（15）

注：

①《伪自由书&#8226;前记》。

②《准风月谈&#8226;“中国文坛的悲观”》。

③《伪自由书&#8226;文人无文》。

④《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文坛三户》。

⑤《致杨霁云》(1934．6．3)。

⑥《致曹靖华》(1930．9．20)。

⑦《二心集&#8226;“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⑧《三闲集&#8226;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⑨《花边文学&#8226;“京派”与“海派”》。

《花边文学&#8226;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隐士》。

《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名人和名言》。

《致萧红、萧军》(1934．12．10)。

《且介亭杂文末编&#8226;白莽作〈孩儿塔〉序》。

《萧红作〈生死场〉序》。

《致萧军、萧红》(1935．3．13)。

《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萧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且介亭杂文末编&#8226;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集外集拾遗补编&#8226;关于知识阶级》。

《华盖集&#8226;北京通信》。

《写在(坟)后面》。

艺术杂谈（1）

漫游者：我在翻看先生的藏书时，发现文艺美学著作占了相当的数量。先生对艺术理论的关注，并不亚于对小说、散文创作自身的关注。但先生无意去做理论家，在写作中，也从未摆出学者的架子。但我认为先生是懂文艺美学的，看先生的书，就知道你在这一方面思考得很深，很有心得。

这心得，较之一般文人，有了一种哲学的进步。但先生的艺术哲学，不属于纯粹的形而上的静观，而是与人生哲学、人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艺术是怎样起源的?人在艺术中要寻找或表达的是什么?我看这些问题，人们自古以来就未说清。它正像人是从哪里来的一样，对美的解释，也会有众多的说法。

鲁迅：……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①

漫游者：这个解释，颇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现在已被更多的人接受了。按着这个思路，我们知道，先是因为功利，而后才有超功利的形态出现。艺术的本质，大约是对生存的一种苦难的克服，是自由的追索。开始的功利，到后来超功利，这其间，有很大变化。所以，艺术的形态，也变化了。但我有时感到，艺术最开始的形成，大约是人出现了等级，有了有闲的贵族阶层，才开始注意到它，并有意为之的。我在乡下劳动，和村民在一起时，并无暇去想到游戏，或超功利的精神漫游。倒是那些不到田间做工的闲散人员，有暇画画吟诗。那时我想，轻闲的人，才会更多地想到生死，想到灵魂的有无，而劳作的人，连休息都很少，哪有时间想别的呢?

但有闲阶层的出现，确也是劳动进步的产物。因为有了剩余，所以出现了等级，艺术才得以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说艺术起源于劳动，也并不错。

鲁迅：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②

艺术杂谈（2）

漫游者：最先的艺术，或许是这样的。但后来，却向多样化发展了。有的离生活近一点，有的就远一些；有的还恪守功利，有的则唯艺术而艺术；有的要写出社会与人生的本质，而有的偏不这样，要把瞬间的感受写出，并不在意它的价值。这样，艺术就分化了。有的要讲神圣，有的偏偏要消解神圣；有的是高调子，有的则细声细语。我们有一个时期，把艺术的调子，定在一个声部上，结果便没有了艺术。所以，在艺术美学上，多样化一点，不是坏事。

鲁迅：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③

漫游者：艺术的生成恐怕不是一种原因造成的。游戏说与摹仿说，在今天看那不能是错。而唯物主义的所谓劳动说，大约也不能是唯一的根据。在此基础上，所分化的载道派与言志派，今天已五花八门，离最初的艺术形态已十分遥远而不同了。后世的文人进行艺术创作，其实已远离了早期艺术的目的，有以自娱而为之，有因怨愤而为之，亦有因功利心而走上文坛。创作已不是目的，在今天一些人那里，成了手段。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对艺术进行解释，观念自然要发生冲突，这是现代社会的多样性使然。但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多样性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花独放，也就不可能有真理。例如对小品文的看法，先生与林语堂就不同。现在的青年很难明白其中的原由。为艺术而艺术，为幽默而幽默，不是也很好么?可在言沦不自由的20世纪30年代，大讲幽默，冲淡战斗性的文字，不能算好，这是先生深刻的一面。中国向来缺少的是幽默，那原因，是我们没有自由的土壤，但讲一讲性灵小品，谈一谈人的情趣，我以为也无可厚非，因为它毕竟是人的精神的一个层面。现在看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当年的文章，多有可取的一面，那境界，不是深味东方传统的人，是难以做到的。在自由主义旗帜下生存的文人，恐怕多喜好这一类的东西，它的冲淡、冼练，也可说是人类审美精神中弥足珍贵的东西。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成千上万人的温饱还是个问题的时候，艺术家要雅起来，也是大难。倘稍留意一下生活，便知道在人生的路上，需要更多的血与火的艺术，需要为人生的作品。20世纪中国所以产生众多动人的左翼艺术，便是一个证明。所以，认识人民大众的文化，认识知识分子雅的文化，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环境。现在一些虚无主义的人，高喊什么大众文艺浅俗，小品文多绅士之态，都是粗浅的己见。而对20世纪30年代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也流于浅层次的认识，可说是不得要领。人的心要相通，现在看来，也是很难。

有一次我去清华大学讲演，内容涉及到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一些学生提问时说，周作人、林语堂的文字并不坏，为什么先生那么不客气地批评他们。我心里不禁一动。我忽地觉得时光过得真快了，那一段陈年老账，倘不用很大的精力去梳理，恐怕不能一下子明了。现在一些人疏远先生，恐怕是环境使然。在人们口益注重个体的情感体验，而忽视大众文化时，是不会感受到先生的分量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去感知世界，必然有不同的结论。这是现代社会的趋向。但像我们这些进入中年的人们，依稀还记得旧有的岁月留下的遗响，而在红尘滚滚、世风口下的时候，想一想先生当年的叮咛，备感亲切，好像先生所说，还是针对今天一般。先生的语气有时过于武断，这是我有时也难以接受的。但是那些浯言，都是亲切的。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是从心中流淌出来的。先生对艺术的生成与演进的解释。虽不能说至理，但发人深省，是必然的。

艺术杂谈（3）

坦率讲，在骨子里我可能不属于先生那类血气的文人。与左翼的一些作品比，有时我更喜欢阅读闲适派的文字。但在经历了种种生活之后，才发现，中国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闲适艺术。我从陶渊明以来的“隐士”之作中，常常还是读出一种愤世之音。像梁实秋、周作人、徐志摩等人，其实在情感深处，亦有对世态失望的一面。只不过他们不愿把生命的触觉，伸到现实的深处，绕着黑暗而行，去到风花雪月中自我取悦，那典雅之态，亦是苦态的另一表白。阅世不深的人，有时是读不出这些怨怼之音罢了。

看过了种种闲适派文人的作品，固然也惊叹其飘逸的境界，但想来想去，没有谁像先生那样在黑暗中吼叫、搏斗的神姿，更令人景仰了。躲在书斋中是安然的，但敢于自我流放，到荒芜的旷野里去直面苍天，那是怎样的悲壮啊!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地感到，我的心，和你贴得很近，虽不能到达，而心向往之。这便是我，也许也是许多青年，在读先生的书时的心态。

鲁迅：……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④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

……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⑤

漫游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艺术的现实功能和启蒙意义的。在一个尚不合理的世界，艺术自身也在被异化着。被异化的艺术，当然就在歪曲生活，误读生活，所以，艺术的状态，与国民的心态，不能说没有关系。

鲁迅：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既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⑥

漫游者：大艺术，大境界，自然需要人的胸襟和气魄。但国民的性格倘若还浸在奴性的精神里，就不可能有崇高的艺术形态。先生礼赞过汉唐时代的艺术，那大概也是与当时社会心态有关吧。后来文艺的弱化，也是世风日下的结果。章太炎抨击唐以后文化的堕落，好像也说明过这一点。我记得你指出过，中国人犯有“八景病”。

鲁迅：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⑦

漫游者：这种心态下的艺术，就多呈现出程式化的东西。像先生指出的“大团圆”心理就是。

艺术杂谈（4）

鲁迅：……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⑧

漫游者：到了“五四”，这种倾向，才被一些文人自觉地制止了。虽然成效甚微，但人们已意识到，那些都是艺术创作的大敌。先生是反对柔性的艺术的，而是主张“力之美”和崇高的美。

鲁迅：……自然也可以逼真，也可以精细，然而是这些之外有美，有力；……

但这“力之美”大约一时未必能和我们的眼睛相宜。流行的装饰画上，现在已经多是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构成派绘画了。

有精力弥满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放笔直干”的图画，恐怕难以生存于颓唐，小巧的社会里的。⑨

漫游者：《红楼梦》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在那样黑暗的年代，会有这样不同以往的艺术，在我看来，是一个谜。它可说是“力的艺术”，有雄奇高放之美。

鲁迅：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漫游者：《红楼梦》差不多是人人说好的，但一般文人，实在可望而不可及，依我自己为例，在理性的层面上，喜欢《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但在情感的深处，我发现还是有着“小玩艺”、“小摆设”的癖好。我曾说这是我的“小品心态”。幼时在家里画蛋画，大家比着谁能在方寸之间，勾出奇妙之景来，好像那才是真本事。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骨子里，不能不存留柔弱之气。

鲁迅：……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么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漫游者：但艺术是个性化的东西，倘文坛都是“大漠惊沙”式的巍峨之美，而少了纤细、温情，是不是也过于单调?例如一个美术家，他的作品，就是他个人经历的反映，如果他一生一直呆在书斋里，也无激动人心的生活经历，那么，要他成为“大家”，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

鲁迅：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艺术杂谈（5）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

漫游者：艺术家严格要求自己，是对的。但现在的艺术发展，似乎越来越多元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些，都开始远离着“意义”、“良知”、“价值”等精神范畴。写作越来越个体化、私人化。对于这些艺术，我虽并不都喜欢，但对其内在的隐喻与精神个性，是深表理解的。例如某些先锋艺术，不过是表达一下对生活的理解。这种理解也许并不准确，但只要是表达了一种心灵的真实，我看是可以的，并不是什么异端。

对社会并不想起什么影响力，亦不求永垂不朽，我认为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当然，对人类更有用些，对别人的生命多一些理解与引导，会更好些。现在的时代与先生当年所处的时代，如果说有什么区别，我以为就在于艺术的选择已多样化了。

鲁迅：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

漫游者：这倒是对的。艺术家是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和使命的。尤其在目前的中国，具有责任感的作家，比超功利的文人，更受百姓的欢迎。只要看看现在一些较流行的优秀作品，似乎已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在社会上一直是受人注意的，有一个时期，作家的头衔，成了荣誉的象征，这正是他们影响了社会的缘故。但自从商品经济大量出现后，作家的地位似乎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许多文人也大惊失色，以为被社会抛弃了。其实，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艺术家并不像在专制社会那样引人注目。中国虽然尚不够发达，但目前的现状已表明，文人的贵族化，已被大众所厌弃了。

鲁迅：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

漫游者：艺术家有一点贵族气，或许是难免的，但最根本的，是不能忘了民间。“五四”时期讲平民的文学，旨在改变这一积习。但平民的文学，后来并未得到较好的发展，知识分子远离大众的问题，又更严重了。那时候，有人就注意到文艺的大众化了。大众化，就是把情感方式与表达方式，与大众的喜怒哀乐结合起来。这是对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这是俄国19世纪末就有过的，后来被引到中国。但这个问题真正得到一些重视，我以为是延安时期。那一时期的大众文艺，对后来中国新文化的普及，是起到推动作用的。但是，由于那时民众水平低，文化程度与知识分子有很大距离，所以作品的力度，今天看来是不够的。后来有人把这个模式向全国推广，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一面又抹杀了私人写作。看来，文艺上的雅与俗，知识分子气与大众化，是一件并不太好处理的事情。

艺术杂谈（6）

鲁迅：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什么谓之“有益”，非在本问题范围之内，这里且不论。

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因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

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漫游者：中国人是善于走极端的。有一个时期，是“雅”得不得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下去。一些批评家，也对此推波助澜；而另一个时期，又俗不可耐，一味取悦大众，什么都上来了。十分有趣的是，那些一味取悦大众、媚俗的文人，过去曾怎样把自己打扮成“雅人”呀!

鲁迅：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

漫游者：所以，无论艺术家怎样打扮自己，倘精神境界没有改变，艺术的层次也上不来。现在有许多文人标榜自己是××派，××主义的作家，但看一下他的作品，其实还是俗气的老调子。自己还没有弄懂，却教训起别人来，殊是可笑。

鲁迅：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漫游者：过去把这个道理归结为世界观的改造，现在又叫精神修养，这些都有道理。中国现在的作家可谓多矣，但杰作甚少，我看原因，是想从喷泉里喷出血来。但许多文人，却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点作品发表，便飘飘然；出了一本书，就是“大作家”。有时听不得别人批评，对利益特别看重，热衷于权利、名誉，甚至帮派。在这样的圈子里，出现杰作，是很难想象的。

艺术杂谈（7）

鲁迅：……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译，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漫游者：我看文人的弊端，在于把艺术当成啖饭和出名的武器。其实，真正的艺术家，与名与利，都是很远的。这是寂寞的劳作。只有在生活中历大苦难，受大波折的人，大约才懂得艺术该是怎样的东西。但想靠艺术更好生存的急功近利的文人，是不思考人类深层的问题的。所以他们拼命地抓攫，今天黑格尔，明天马克思、尼采。我记得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被提倡的时候，许多激进文人，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

鲁迅：……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漫游者：提倡“革命文学”的人，实际上是将艺术过分的功利化了。他们以艺术为载体，要做的，实际上是另一些事情。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艺术自身的功能消失了，一切均为载道。这余痕，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那时的文艺作品，不讲“革命”是不行的，技巧怎样，并不在乎。江青在天津，还搞了一个“小靳庄”典型，人人写诗，好像只要革命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似的。

鲁迅：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艺术杂谈（8）

漫游者：说到技巧，我又想起先生的小说创作来了。按后来“革命文学”家的判断，先生的作品，是不合格的。那些灰暗的画面，绝望的人生，还有令人战栗的话语方式，都与他们有很大的距离。可我觉得，后来的左倾文人，没有谁创作了一部像先生《呐喊》、《彷徨》、《野草》这样的杰作。这原因，是复杂的。我以为先生在小说的结构方式与心情的表达方面，都是别具一格的。提倡“革命文学”的人都认为，要抓重大题材，要把内容搞好。把内容提高到很高的程度，其实，往往也丧失了内容。先生就很少写重大题材的作品。

鲁迅手稿鲁迅：……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

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

漫游者：先生是无意去做“史诗”的，但你的作品实际上已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史诗”。那些看似轻小、单纯的作品，其实都折射出了时代的影像。例如小说吧，你只写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魏连殳等单一的形象，并未像托尔斯泰那样去写大的场景，也不似茅盾那样热衷于写长卷。但这些细小的画面的组合，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你在选材上、开掘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深度。

鲁迅：……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故事，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

……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漫游者：很长一个时期，批评家们并不这样说，而是一味号召人们去抓题材。批评界的思潮，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创造社也好，“左联”也好，延安“鲁艺”也好，都是先有理论，后有创作。到了“文革”期间，理论先行，主题先行，已成了风气。其实文艺创作固然离不开理论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生活的反映，对人生、社会的感知。如何感知对象世界，是一个个体化的问题。但批评界却一直向着相反的路走。作家们如果有更独立的意识，大约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批评家对这些年的理论上的幼稚病，是要反省的。

鲁迅：中国的批评界怎样的趋势，我却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口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要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儿句短短的冷话。还有，是自己摆着文艺批评家的架子，而憎恶别人的鼓吹了创作。

艺术杂谈（9）

漫游者：批评家最可恶的行为，是制造一些迷雾。今日“新批评”，明日“结构主义”，后日“新马克思主义”。如果真是研究了一番，且言之有理，我以为是无可指责的。但目前的一些操批评武器的人，往往热衷于概念，热衷于口号，热衷于西方思潮与中国创作实际的生硬结合。先生所处的时代这样，我所生长的时代也是如此。中国知识者对此有一种遗传的沿袭，想起来不禁让人晦气。

鲁迅：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漫游者：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理论，但偏偏热衷于别人的理论。如果全面的吸收也好，可偏偏像脑中跑马，过了一遍，并无痕迹。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瞿秋白生前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也写了大量文章。可临终前他却表示，自己并不懂马克思主义。周扬搞了一辈子批评，自己晚年忏悔到，没有几篇像样的文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操持批评武器的人可谓不少，今天一个主义，明天一个思潮，可实际呢，并未触及艺术的本身。批评家的片面性，影响了自身的认知能力。这一点，也是应很好地总结的。

鲁迅：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艺术杂谈（10）

漫游者：做一个批评家，大约要比作家更难。20世纪快过去了，数一数文坛的几代弄批评的文人，比起作家的实绩，实在也尴尬得很。先生说，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是没有批评的。但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好多了么?恐怕也难如人意的。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确实涌现了一批青年批评家，也出现了一些漂亮的文章。但不到十年，似乎便溃散了大半，改行的、隐退的、堕落的，想起来真可以写一部批评家流变的历史。有时看到少数恪守清静的文人，还在孤独地前行着，便对他们产生一丝敬意。然而这声音还太微弱了，几乎消失在滚滚的红尘里。我常想，没有真诚的批评的文坛，是悲哀的。有时偶尔翻看先生的遗著，看到当年对所谓批评家的讽刺，真是痛快淋漓。仿佛那些话，正是对今天的人们讲的一般。这样的时候，我便更深切地感到先生的伟大。当下的一些变态的批评家们，不知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世纪初的文坛，曾有些以软刀子扼杀文艺的干将，以盛气凌人的口气，向新生的文艺泼去冷水。汪静之、郁达夫等人遭到的亵渎，如今想来，像是就在眼前。而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对先生的恶意攻击，哪还能看到一丝批评的公理?先生后来对批评界的疏离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七八十年过去了，这情形，似乎还留在人间。无论时光怎样的流逝，文人的痞性，却依然留存于天地之间。看到当下一些文人怎样的趋时，怎样的讨巧，怎样的轻浮，你便会有更深的失望吧?在过去的十余年，我知道有时自己也不免带上这类的旧习，文章中偶尔也有言不由衷的地方。有时为一个任务，一个友人的请求，也会昧着良心，去逢场作戏。不会拒绝的人，不会决然地与世俗抗争的人，是不会成为真正的批评家的。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抚摸着自己的心，自问自己，也深深地感到内疚。先生，我在自己性格的弱点里，似乎也看到了你当年痛斥的劣根性。我们的文坛所以常常被污水溅过，多半是我这类心态使然吧?

在许多年里，我竭力保持自己不去亲近文坛，在作家的队伍里，我没有几位熟人。我觉得就那么远离着文坛，说一些想说的话，未尝不是一种自由。然而我做不到这样的潇洒，一方面是魄力不够，另一方面，学识与功底，也限制了我。我常常把视野投入批评界以外的王国，在这种逃逸中，我感到了一种快活，一种平和。但同时也越发温吞，柔弱，生命在躲避中钝化成一种混沌。这里，也有先生所说的不敢睁着眼看事物的缺陷吧?

批评的魅力来自于思想的魅力。但可惜许多人并无这类的思想。看到结构主义好，于是便贩卖结构主义，似乎天下都可以以此通行。新批评走俏了，批评家们就多了“OK”和“NO”。仿佛除此，一切评述均该滚蛋。党八股走了，洋八股又来了；洋八股走了，土八股又来了。文坛仿佛成了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乱糟糟原是一场场闹剧。

这样说话，或许太刺激友人，但事实，不就是如此么?自然，好的批评家是有的，近年时常也可以听到一些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但可惜还未形成一种力量。先生倘活在今天，不知该如何做想?

艺术杂谈（11）

其实，在中国，系统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我以为文人所缺少的，大概正如先生曾说的，是真与诚，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一百年来的风风雨雨，正说明了中国人在此两点上并未及格。“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还在重演这类的戏。有时看到一些莫明其妙的文章，便常想起先生这一句话。批评家这类的积习不改，终难有什么出息。

我所以有时还在批评界中混上一混，是因为心卫确有话说。但在大多的场合里，还是老老实实，并不说自己不懂的话。我近来越来越厌恶洋人式的话语(自然是翻译成中文的)，以为在大多时候，这些话，并不切中时弊。洋人的东西是特指的，文学这种形式，是很民族化的东西。倘若连民族的东西还未弄懂，便急着去以洋人学说解释中华的艺术，总不能说是合时宜的。所以，我宁可用感悟式的语言去述说感觉，也不愿用外来语堆砌文章。这原因自然简单，是自己并不懂原文。但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是不该如此的。我希望有既懂中国，又懂域外文化的大手笔的出现，这样，总比一味的西崽气要好吧?批评家要合格，大概非于此下功夫不可。

注：

①《且介亭杂文&#8226;门外文谈》。

②《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③《而已集&#8226;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④《坟&#8226;杂忆》。

⑤《坟&#8226;论睁了眼看》。

⑥《〈苦闷的象征〉引言》。

⑦《坟&#8226;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⑧《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⑨《集外集拾遗&#8226;〈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南腔北调集&#8226;小品文的危机》。

《热风&#8226;随感录四十三》。

《集外集拾遗补编&#8226;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二心集&#8226;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集外集拾遗&#8226;文艺的大众化》。

《且介亭杂文&#8226;论俗人应避雅人》。

《而已集&#8226;革命文学》。

《三闲集&#8226;鲁迅译著书目》。

《二心集&#8226;上海文艺之一瞥》。

《三闲集&#8226;文艺与革命》。

《致陈烟桥》(1934．4．19)。

《致赖少麒》(1935．6.29)。

《二心集&#8226;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三闲集&#8226;文艺与革命》。

《三闲集&#8226;扁》。

《热风&#8226;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艺林情趣（1）

漫游者：我发现你对绘画的敏感，并不亚于小说、散文。你的文字所以有韵味，我疑心是绘画的修养起了作用。一个好的文学家，往往情趣并不拘于一点，有的钟情于音乐，有的陶醉于美术。我以为你在美术上的修养，是超凡的。在与你同代的作家中，没有谁在美术上的建树，有你那么深刻。例如，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就是在你的倡导下兴起的。木刻，最早在古中国出现，它的历史已很长了，先生提倡它，在于对这一旧有形式的利用。因为你说过，它“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在我看来，倘若了解先生的美学观，你的关于美术的言论，意义殊大，这是应好好注意到的。将美术问题，引入国民思想建设之途，是很有意义的选择。我觉得你一生中对美术的关注，其实正融合着心灵的企盼。这和周作人那种以古希腊文明来补救中国文化的努力，庶几近之。

鲁迅：言美术之目的者，为说至繁，而要以与人享乐为臬极，惟于利用有无，有所牴牾。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然主用者则以为美术必有利于世，傥其不尔，即不足存。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惟以颇合于今日国人之公意，故从而略述之如次：

一美术可以表见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住。

一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趣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安。

一美术可以救援经济方物见斥，外品流行，中国经济，遂以困匮。然品物材质，诸国所同，其差异者，独在造作。美《二十四孝图说》术弘布，作品自胜，陈诸市肆，足越殊方，尔后金资，不虞外溢。故徒言祟尚国货者末，而发挥美术，实其本根。①

漫游者：在本世纪初，你就看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应当说还有点唯美主义色彩。美术是古有的艺术形式，问题在于怎样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艺术，这是个大问题。旧形式向新形式的过渡，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如京剧的革新，国画的现代化，有许多现象，确值得研究。

鲁迅：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②

漫游者：在文人圈子里，往往是排斥民间的艺术的，觉得它们太鄙俗。旧的文人，好作古诗、雅乐，而乡间小曲，则难登大雅之堂。绘画界崇尚油画、国画，而连环画就被讥为小道。搞文学的，以小说、散文、诗为典雅，而谁去写快板、大鼓书之类，便成了俗事。想起来，人们的受教育，最早是从俗文化开始的。我对历史的接触，对美术的认识，就是从连环画、评书等俗文化人手的。记得幼时看《三国演义》、《水浒》的连环画，那么入迷，正是这些民间传统的艺术，使我开始接触了更为深厚的文化传统。

艺林情趣（2）

鲁迅：“连环图画”的拥护者，看现在的议论，是“启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

但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二十四孝图》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

“连环图画”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

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上放出一道毫光来，也无所不可。观者懂得了内容之后，他就会自己删去帮助理解的记号。这也不能谓之失真，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

艾思奇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这话也并不错。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够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③

漫游者：对连环画的歧视，至今仍有人在。我同时也想过漫画在中国的遭遇。“文革”中，许多搞漫画的人，被戴上反动分子的帽子。那原因，是过于丑化人民。而丰子恺那样禅味很浓的作品，也被当成“封、资、修”看待了。其实像漫画这类艺术，是对人类自己的反讽，有夸张，有嘲笑，亦有抨击。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里，如果有一点漫画式的内省、自嘲，那是很健全的心态。我觉得你的智慧里，有一些漫画的精神。但这精神不是丰子恺式的，而带有很强的哲学品位。

鲁迅：漫画是Karilatur的译名，那“漫”，并不是中国旧日的文人学士之所谓“漫题”“漫书”的“漫”。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为发芽于诚实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这一种画，在中国的过去的绘画里很少见，《百丑图》或《三十六声粉铎图》庶几近之，可惜的是不过戏文里的丑脚的摹写；罗两峰的《鬼趣图》，当不得已时，或者也就算进去罢，但它又太离开了人间。

艺林情趣（3）

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没有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然而如果真有些驴气息，那就糟了，从此之后，越看越像，比渎一本做得很厚的传记还明白。关于事件的漫画，也一样的。所以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

“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那么，说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果来，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长的，他本身就有漫画相了，再给他秃头，近视眼，画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长些，总可以使读者发笑。但一位白净苗条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设法，有些漫画家画作一个髑髅或狐狸之类，却不过是在报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画家却不用这呆法子，他用廓大镜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肤的褶皱，看见了这些褶皱中间的粉和泥的黑白画。这么一来，漫画稿子就成功了，然而这是真实，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镜去照照去。于是她也只好承认这真实，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但这种漫画，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我记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学家说过，他最讨厌论人用显微镜。

欧洲先前，也并不两样。漫画虽然是暴露，讥刺，甚而至于是攻击的，但因为读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画家的笔锋的所向，往往只在那些无拳无勇的无告者，用他们的可笑，衬出雅人们的完全和高尚来，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像西班牙的戈雅(Francisco　do　Goya)和法国的陀密埃(Honoré　Daumier)那样的漫画家，到底还是不可多得的。④

漫游者：与漫画不同，木刻艺术，就与之迥异了。那是个很特别的世界。有几分韵律，几分诗情。在黑白分明的线条里，闪动的是深邃的境界。在中国历史中，生长了许多独特的艺术形式。唐诗、宋词、元曲，都可以说是中国人智慧的杰出表达方式。但就情感的达成方式而言，中国人可表现的精神载体远非上述几种形式可以穷尽。先生大概从木刻艺术中，看到了某种潜力。倘若于此开掘开来，那是有很大前景的。

鲁迅：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⑤

漫游者：在中国旧有的传统基础上，和外来影响下，是可以有新的精神出现吧!

鲁迅：……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⑥

漫游者：在旧的遗产里，可以参照的东西的确很多。先生曾收集过汉代画像，对那时的艺术是看重的，现在中国艺术家，仍难有那么宏阔的境界，那是消失了的艺术，在人类进化的途中，艺术精神，往往不能同步。王羲之的字，现代人就难以企及了，这是很怪的事情。

艺林情趣（4）

鲁迅：……倘参酌汉唐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玩赏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⑦

漫游者：你的小说里，好像无意间增多了这一类背景，所以阔大。加之题材处理得别致，就比一般人高明了。其实小说与绘画，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现在谈艺术的人，对这些问题，已渐渐注意起来了。艺术的深刻与否，和内容并不成正比例关系，关键是内在的韵致。

鲁迅：……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但是，如果内容的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这就到了先生所说的关于题材的问题。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⑧

漫游者：我对浮世绘真是一窍不通，好像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据说很民间味，是描写风俗的一种艺术。

鲁迅：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写乐曾备受德国人的赞赏，我读了二三本书，想了解他，但始终莫名其妙。然而依我看，恐怕还是北斋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我早想多加些插图予以介绍，但首先按读书界目前的状况，就办不到。⑨

漫游者：许多去日本留学的人，都喜欢过浮世绘。艺术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的杂糅才形成的。徐悲鸿、齐白石、赵无极、林风眠等，都不是在单一的艺术背景下进行创作的。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一批精湛的艺术。但细看一下每一类艺术，便会感到，部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产生的。扬州八怪的出现，张大千、刘海粟的出现，都是各种文化撞击的结果。

鲁迅：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人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

艺林情趣（5）

漫游者：但中国现在的一些青年艺术家，对域外艺术的学习，有效颦的一面，往往流于形式。有些画家看似很先锋了，但在话语方式上，毫无域外艺术家的哲学意蕴。比如梵高，多么辉煌阔大的艺术，那混浊与零乱间，疏散的却是人类深切的精神情怀。但可惜那丰沛的思想，并不被人察觉，以为摹仿几下线条、色彩，就得其神了。这是一种错觉。文学研究与创作方面，也有这类问题。在我看来，吸收外来艺术有一个自觉化与非自觉化、刻板与自然的过程。过于自觉便有些刻板，而当那些域外新奇的思想已成为自己非自觉化的内在因子时，其艺术便自然起来，也就有了前人没有的新意。

鲁迅：……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即讨厌科学，便作文学家，不能作文，便作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较好者则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所以其实是能作大幅油画，却不能作“末技”之插画的，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头而不能跨正步。

漫游者：毕加索的作品很怪诞，虽画面奇形怪状，但那是建立在很深的素描基础上的。非理性的深，来自理性的深，只有在规范化技艺操作后，才会超越它，能游刃有余地非规范化。没有牛顿的古典力学，就不会产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样，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是先有了写实主义后，才出现的。所以，艺术不是一蹴而就的劳作，它的路是艰苦的。正如先生，如果不是早期学医，了解自然科学史，以及社会学、哲学，就不会有艺术上的成就。

鲁迅：……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幅面目。但此时倒比现在险，它们一定非常激烈了，不过那时一定有人出而战斗，因为它们的故事，大家是明白的。何以明白，就因为得之现在的经验，所以现在的情形，对于将来并非只是损。至于费去了许多牺牲，那是无可免的，但自然愈少愈好，我的一向主张“壕堑战”，就为此。

……

我常常坐在内山书店里，看看中国人的买书，觉得可叹的现象也不少。例如罢，倘有大批的关于日本的书(日本人自己做的)买去了，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类出版；近来常有青年在寻关于法西主义的书。制造家来买书的，想寻些记载着秘诀的小册子，其实那有这样的东西。画家呢，凡是资料，必须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的好书，大抵弃而不顾，他们最喜欢可以生吞活剥的绘画，或图案，或广告画，以及只有一本的什么“大观”。一本书，怎么会“大观”呢，他们是不想的。其甚者，则翻书一通之后，书并不买，而将其中的几张彩色画撕去了。

艺林情趣（6）

漫游者：所以，能在艺术上潜心创作的，在中国总是少数人。文学修养是条漫长的路，也是多种因素构成的。文学家要多懂些哲学、历史、音乐，美术家劝；应多看些文学、考古等等。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余暇时喜欢拉小提琴；杨振宁、李正道也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古典诗词的修养也很深。所以，我以为，艺术家要有所成就，必须打通古今，旁及中外，多了解一些，涉猎面尽可广些，这样，便会将精神空间拓展得宽阔一些。我发现你在此方面，给人的启示不小。

文人是要有些癖的，九生对书的装帧，毛边书、题款、插图等，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癖”亦很深。这是真性情的一种表现；你所倡导的木刻运动，关注的《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其品位之高，为艺林一绝。尤其是你所编的《引玉集》，收集了苏联著名的木刻，看了很让人感慨。在这些木刻里，不仅展示了苏俄苦难的历史，而且也展示了人的尊严，人的奋斗。法复尔斯基典雅的作品，像一首首诗，在幽□深邃的意象里，展示着人性的美。他画工人、军人，描绘俄国文学中的人物的形象，有着透明的、诱人的引力。密德罗辛的版画精细巧妙，克拉甫兼珂的刀法典雅大气，毕斯凯来夫之神韵凄婉沉郁……看《引玉集》，如同游历一个民族的精神史，那异样的韵致，庄重的精神，很让人兴奋。先生喜欢搜这些木刻，且印制流布于世间，是很有艺术情怀的。

鲁迅：我对于木刻的绍介，先有梅斐尔德(CarlMeffert)的《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笺谱》；这是第三本，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转，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漫游者：先生对木刻的提倡，尤其对域外木刻的提倡、引进，主要是审美精神的因素起了作用。但变革意识，也是蕴含其中的。这和你当年从事小说创作一样，没有丝毫的世俗式的功利主义。你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中国文人还是看不起小说的，何况是“史”?而写小说，在那时也是文人们不屑一顾的。当小说大红大紫时，先生竟隐退了；写杂文，也是学者们轻蔑的劳作，先生却于此用力甚多；现在又提倡木刻，开拓新的领域，那气魄，是世俗文人所难以领略的。所以，我觉得，你一直是陌生事业的开拓者，心境是寂寞的。但历来有作为的文人，都是在这种心境下著书立说的，所谓“寂寞心境好著书”，正是这个意思。提倡木刻运动时，有许多错误的意识在干扰着艺术家，先生常常是警觉此点的，有时也尽力劝说青年摆脱旧意识的干扰。

鲁迅：……。但要消除此气分，必须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为虚伪了。

艺林情趣（7）

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五六年前，在文学上曾有此类争论，现在却移到木刻上去了。

由上说推开来，我以为木刻是要手印本的。木刻的美，半在纸质和印法，这是一种，是母胎；由此制成锌板，或者简直直接镀铜，用于多数印刷，这又是一种，是苗裔。但后者的艺术价值，总和前者不同。所以无论那里，油画的名作，虽有缩印的铜板，原画却仍是美术馆卫的宝贝。自然，中国也许有再也没有手印的余裕的时候，不过这还不是目前，待那时再说。

不过就是锌板，也与印刷术有关，我看中国的制版术和印刷术，时常把原画变相到可悲的状态，时常使我连看也不敢看了。

漫游者：这和你在译介外国文学时的心境是一样的。在新的艺术样式中，寄寓着你的梦想，你的情怀。我们这一代人中，有时缺少这类东西。我注意到你特别看重凯绥&#8226;珂勒惠支的版画，并把她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在珂勒惠支的木刻里，有着很忧患的情思，我看了，心里很震撼，那种苦难感、挣扎感，以及冲荡的生命意志，和先生的情怀，亦有相近的一面。这不仅是艺术精神的吻合，也是心灵的呼应。

鲁迅选编《凯绥&#8226;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8226;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诚如亚斐那留斯(FerdinandAvenarius)之所说：“新世纪的前几年，她第一次展览作品的时候，就为报章所喧传的了。从此以来，一个说，‘她是伟大的版画家’；人就过作无聊的不成话道：‘凯绥&#8226;珂勒惠支是属于只有一个男子的新派版画家里的’。别一个说：‘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家’，第三个却道：‘她是悲观的困苦的画手’。而第四个又以为‘是一个宗教的艺术家”。要之：无论人们怎样地各以自己的感觉和思想来解释这艺术，怎样地从中只看见一种的意义——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没有忘记她。谁一听到凯绥&#8226;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

漫游者：《凯绥&#8226;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在版画史上，地位很高。它很有现代意识，精神上的紧张、沉郁，令人过目难忘。

鲁迅：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

漫游者：你的这种性情，和自己一贯的审美情趣是相近的，喜欢悲壮的艺术。但我发现，在有些方面，你和传统文人亦有相近的一面，比如对收藏、古玩、画谱、书法等，亦有一定的癖好。旧时文人的藏书之乐，先生也是有的，虽然在根本点上，你和旧文人差异很大。

艺林情趣（8）

有人曾说你是个文化虚无主义者，这大概没有看到你精神的另一面，其实对古籍的版本目录，对国学的认识，先生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看到先生对《北平笺谱》的认真编辑、设计情形，很是感动。那种高水准的鉴赏，连职业的画家，也要感叹不已的。

鲁迅：我旧习甚多，也爱中国笺纸，当作花纸看这回辑印了一部笺谱，算是旧法木刻的结帐。

漫游者：先生也是个“毛边党”，对书籍的装帧，是很讲究的。

鲁迅：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漫游者：我发现许多文人都有这一习惯，你的这一习惯，也传染给了后来的书话家和一些藏书家。这种兴趣，让人看出先生内心很可爱的一面。由于这些积习，先生写关于图书赏析的文字，一直很好。我曾与别人说，你是个很好的“书话家”，先生对版本、目录、书的品位，是有很高的评判标准的，这些，让读者看了，很是佩服。

旧式的文人，只知藏书、玩书，或也有潜心研究者，写出沉甸甸的专著来。但是那里多少带一些孤芳自赏，或自得其乐的一面。而能从书海中跳将出来，指出其间的不足，用一种现代人的审美观去反省旧籍者，还是有限的。先生一方面爱古书，有时可从中看出些味来，但另一方面，又洞察到旧文人精神的弱点，直陈其弊，看过后很令人反省。我读古书时，见到古人这样，而不是那样，便感到思维的简单。上下几千年，好的思想者，想来想去，为数有限。有时渎一本厚厚的书，可借鉴的地方，只有一点点，有的甚至全无。

艺林情趣（9）

除了可提供过去岁月的人间情调外，对现在人的生活，可参考的，还是有限的。你读古书，不像旧式文人，只是沉于其中，而是从很高的角度审视着，将优劣从容地说出。这个特性，也多少影响了我。但我读得毕竟太少，许多想法，是从先生那儿借来的，可见我们这些人，在独立的判断上，还是有问题的。

先生在线装书的收藏上，是很有些功力的。我见过关于你的藏书目录，真是数量可观。藏书是一种乐趣，但倘只懂藏，，而没辨别力，总让人感到少了些什么。我很爱读你关于版本目录的话，很有味道。虽然写得少，可质量可观。现在一些搞书话的人，看了你的文字，不知会有何感想。

懂得书的乐趣，还必须了解书的出版、书的写作，这里，是个系统工程。我们许多读书人，对此了解有限。比如，从古至今，书业是怎样发展的，这里可以看到文化变迁的足迹吧。

鲁迅：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于灭亡。但这第二种好处，是也靠着部头大，价钱贵，人们就因此格外珍重的缺点的。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然而时代改变，新花样也要跟着出来了。

推测起新花样来：其一，是豫先设定一种丛书的大名，罗列目录，大如宇宙，微至苍蝇身上的细菌，无所不包，这才分头觅人，托他译作，限定时日，必须完工，虽然译作者未必定是专家，但总之有许多手同时在稿纸上写字，于是不必穷年累月，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其二，是原有一批零碎的旧译作，一向不甚流行，或者虽曾流行，而现在却已经过了时候，于是聚在一起，略加类别，开成一串五花八门的目录，而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

出版者是明白读者们的心想的，有些读者们，苦于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书，所以往往以为被选进丛书里的，总该是必要的书籍；而且丛书里的一本，价钱也比单行本便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上算；加以大小一律，也很合人们爱好整齐的心情。本数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满几书架，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有这几部，馆员就省下时常留心选购新书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的，他深知道现在他们手头已没有这许多钱，所以这些书一定是廉价，使他们拚命的办出来，或者是分期豫约，使他们逐渐的缴进去。

艺林情趣（10）

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智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着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化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

凡留心于文化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

漫游者：从对木刻艺术的倡导，到对现代出版业的关注，这里有着你精神世界很迷人的东西。过去人们只说你有战斗的一面，搏击的一面，但很少看到你儒雅的一面。艺术在许多领域，是相通的，所谓殊途同归者正是。我从这个侧面，看到了你纤细、温和、典雅的侧影。坦率说，若讲文人风度，你是很够格的。林语堂、梁实秋都以儒雅著称，但就其对书的鉴赏、对古文物的研究诸方面，是不及先生的。要说小品文艺术，那些倡导者，未必有你理解得那么深，但你却不屑汇人那个队伍间，而却像战士一样，将自己置于文化的荒原里。明明可以躲进书斋里悠然地存活，但却走进风雨里，承受黑暗的压力，那是怎样的博大的气魄!

艺术与人的性情，是很复杂的关系。天底下没有一种方式，可规范出两者的联系。弗洛伊德说，艺术是白日梦，许多人，现已接受了这一学说。但其实对中国人而言，艺术有时也有载道与言志的一面，在那里，未必都是幻想的东西吧。我们看《诗经》，其实也有很写实的句子，赋、比、兴中，有许多，是实态的描写，那是表现一种认识。但有时，从浪漫的角度看，确也有像梦一般的东西飘忽其间，如屈原的文字，很洒脱、飘逸，像是要远离人间，到别一世界去。每个人选择艺术，心绪是不同的，贵妇人不会关心卖唱者，受难者也不会与刽子手唱同一首歌。因此，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都是自然的事情。“游戏说”也好，“载道说”也好，其实均是将艺术看成人的精神的一种载体，表达人的生命意志，这应是不错的。我们硬是把艺术规范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就很有些狭窄了。

我的欣赏先生，乃是在新的艺术选择中的那种真。读你的文字，是没有伪态的，不像装饰出来的。虽然有时还显得过激，有多疑的一面，对一些文人挖苦得很厉害，但都未见丝毫伪态和利己主义。所以，即使在你最激烈的让人难为情的文字里，我仍可感受到你大气的一面，深邃的一面。你的艺术是燃烧的，那境界把世俗的一切通通驱走了。好像走进一片肃杀但仍透着暖意的田野，空气那样的清新，视界那样的舒展。鲁迅先生，你创造的世界，是神异的，我在其中感受到了自我升华的快慰。

艺林情趣（11）

在你的世界里，人生与艺术不是二元的，对立的，你从未将文学、绘画、音乐、电影当成逃逸人间的避难所。你把一个苦涩的人间图景引入了艺术王国，让人在那些深邃的图景中，回味人生的要义。我常常想，如果我们的艺术，能多一点这点精神上的内省，该是多么可贵。艺术不仅仅是自娱，是唯美的自语，那其中亦有人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艺术可以是为人生的，假若它不是纯功利的，先验性的，只要是表达了人的自由意志，都是可贵的存在。可怕的不是没有艺术感觉，而是能否有一颗自由的灵魂。萎顿的、残忍的、灰色的心不会有真的艺术，而那深切的人间情怀，博大的人间爱意，才可以唤起人类的神圣感和自由精神。中国艺术缺少的，常常是这一精神。我愿意在你的足迹下，寻找这一精神。

没有什么会再像艺术那样迷人了。在短暂的人生之旅中，唯有它，或者唯有借助它，我的灵魂才会获得慰藉。伧父俗子式的歌调已衰落了，宫廷的咏叹也消失了，而在人间永生的，却是那自由的、人民的艺术。创造这一艺术，或是能够分享这一艺术的人，该是多么快意呀!

注：

①《集外集拾遗补编&#8226;儗播布美术意见书》。

②《且介亭杂文&#8226;论“旧形式的采用”》。

③《且介亭杂文&#8226;连环图画琐谈》。

④《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漫谈“漫画”》。

⑤《月介亭杂文&#8226;〈木刻纪程〉小引》。

⑥《月介亭杂文&#8226;〈木刻纪程〉小引》。

⑦《致李桦》(1935．2．4)。

⑧《致李桦》(1935．2．4)。

⑨《致山本初枝》(1934．1．27)。

《致魏猛克》(1934．4．9)。

《致姚克》(1934．4．12)。

《致杨霁云》(1934．6．3)。

《集外集拾遗&#8226;〈引玉集〉》后记。

《致李桦》(1935．6．16)。

《且介亭杂文末编&#8226;〈凯绥&#8226;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且介亭杂文末编&#8226;〈凯绥&#8226;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致姚克》(1934．2．11)。

《华盖集&#8226;忽然想到(二)》。

《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书的还魂和赶造》。

为何写作（1）

鲁迅晚年精品诞生之处漫游者：世人知道先生，是因为你的小说和杂文。文学史家们向来看重小说的写作，对杂文，却誉词甚少。先生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把中国的小说和杂文，引向新生的道路。先生的小说几乎篇篇属经典之作，这引来了无数研究者，对其奥秘进行思索。“五四”以后，真正在创作上显示成就的，是先生。这里不仅有艺术上的成熟，关键还是思想上的深度，读来让人震撼不已。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过这类的作品。

鲁迅：……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①

为何写作（2）

漫游者：先生写小说，我以为最精彩的，是画出了我们民族的魂。晚清以来，虽然已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的作品，但在灵魂的深与艺术的深上，几乎没有谁像你这样具有分量。后来的文学史家，把你看成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不是没有道理的。直到20世纪末，也很难说有谁，在力度上超过了先生。我以为这确是一个奇迹。虽只几千个字，几笔勾勒，便将人的灵魂写活了。我注意到，此后有许多人故意摹仿先生，但总觉得离得远远的，并未得到真传。我曾和友人说，鲁迅的小说，可欣赏之，感叹之，而独不能仿作之，其原因，是我们的心理时空与先生的心理时空，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便无所谓天才之说了。目前的研究者，每每在此问题上驻足长叹，觉得终不解其谜，便更是证明了先生的非凡。

先生的小说可说是变幻不已的迷宫，有《阿Q正传》这样的写意，亦有《祝福》这类的具象，《社戏》仿佛是奇异的童话，《伤逝》则如低吟的夜曲。《故乡》的感伤而略带期冀的调子，多么像一曲山乡绝唱。我读《药》的时候，曾记得被其中压抑的气氛久久缠绕，仿佛自己也走进了那个世界。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又那样的陌生，我在苦难的中国儿女那里，感到了什么是绝望的含义。

最令我久久不忘的，是先生的《孤独者》与《在酒楼上》。这是我到了中年之后，才真正明了其间的真味的。一个儿童，一个阅历不深的人，当然不会明白先生的用意。可在经历了尘世的风风雨雨之后，我感到了它的分量。先生的心太沉重了。在字里行间，好像有火在暗暗地燃烧一般，我便常常从其中感受到它的烤灼。在两篇小说里，知识分子心头的痼疾和先天的无力感，被那么深刻地展示出来。你从无数苦难者的呻吟里，似乎看到了旧式知识者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悲剧。我们能做什么?做什么又能怎样?许多年后，几代知识者，都曾被这样的疑问笼罩着。

我觉得，在小说的世界里，留—下了先生太多的感触，太多的无奈。现象界的诸多悲慨，都在这卫释放着。这个世界很是灰暗，一般的文人，是不愿意将自己长久地置于黑暗之中的，哪怕在自制的幻象里暂呆片刻，也不愿逼着自己走向绝境。可先生却毅然决然地走进泥潭里，把苦、辣、酸、甜通通置于口中。这是何等惨烈与残酷的独白啊。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才可以真正感受到，中国的昨日，已黑暗到了极点!

中国现代文学，因为有了先生的作品，才显得沉甸甸的了。现在回顾那一段历史，令人感慨的东西，确实很多。

鲁迅：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为何写作（3）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②

漫游者：在这里，先生固然受到了外国文艺的影响，但在民族化上做的贡献，当不容低估。突出的例子，是《阿Q正传》。这是一部令世人惊异的作品，这里已丝毫看不见摹仿洋人的痕迹。我常说，先生在此找到了中国人情感的智慧表达方式。在《阿Q正传》里，叙述的方法完全是传统的白描方式，但内蕴，已远远地超过了中国以往的作品。过去人们曾用典型形象来规范阿Q的意义，这固然看到了他的潜在魅力，但仅仅以中国人内心的原型来估量他，似乎也并不能看到其真正的价值。《阿Q正传》的时空是开放的，流动的，在它的怪异、平实而深刻的文体背后，辐射着巨大的精神冲击波。它不仅嘲讽了过去和现在，也预示了未来。人的可怜可叹可哀可憎的精神畸变，在这里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先生既写了周围的可怜的人生，也写出了自我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人类社会普遍性的东西。

鲁迅：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③

为何写作（4）

漫游者：阿Q这一形象揭示了人与现象界不可调和的窘态。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小人物的命运，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影子。自古以来，还没有人把中国人原型的东西如此精彩地描摹出来，而先生做到了。先生那么无情地鞭笞着自己，鞭笞着人类内心丑陋的东西。在这里，存在的荒谬性、虚幻性，和人心底的滑稽，都被揭示了出来。我觉得阿Q的身上，积叠着先生对人生认识的所有的智慧。痛苦的、感伤的调子在这里消失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机智的反讽，洒脱的戏谑。在那些怪异的画面背后，流动的却是无声的悲叹。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心绪的折射，在这里人们所获得的启示，&#8226;比那些干瘪的教条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

中学时代读《阿Q正传》，并未理解真义，只觉得那一个个可笑的场景，仿佛是幽默小品，不过逗人一乐而已。后来经历了种种生活，看过了一代代过客在人生舞台的出现与消失，便觉得《阿Q正传》的续集还在上演着，我从他人、社会与己身之中，好像都看到了这一点，如同自己也被摄入先生的镜头一般。有时在生活中做的那些游戏，现在想来，不就是阿Q式的么?我们常常自欺欺人，又堂而皇之以另一种面孔出现在人群中。我们精神虚弱，但又不得不常装出强壮的样子。我们本来不相信这个东西，但却常常说它如何伟大。我们被凌辱了，被戏弄了，但却在心里说：“孙子打爷爷了。”20世纪60年代，我的故乡正闹饥荒，可人们却说明天就可以进人共产主义了。世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到了“文革”，竟然想把贫穷的革命，也输入到亚非拉。全社会在疯狂，在骚动，没有谁有过真正的痛感。许多年后，回头看看那一幕，确是令人心惊胆颤的。我们不幸也成了先生当年笔下的阿Q。每每想起这些，便愈感到先生的犀利。

阿Q的意义，在文学史上，不论怎样估量，都不会过分。我曾说过，如果要认识中国人自身，不妨看看《阿Q正传》。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上，我们还未有过这类的自画像。它不仅仅是写实的，也是写意的；不仅仅是具象的，也是哲学的；不仅仅是忧患的，更是讥讽的……

这是一个怎样辽阔深远的精神天地，人类的一切虚无、荒谬、悖论，差不多都集结在这个世界里。先生仿佛一个上帝的使者，以超脱、悲怜的目光看着我们。读过了《阿Q正传》，很难想象先生竟是人类中的一员，没有超人的视野，不会出现这类的作品。我在这个变了形的艺术图景中，看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层的无奈。

然而，这样一个深刻的主题，却以中短篇的形式被完成了。在当代作家那里，倘没有二三十万字，是不会勾勒出如此复杂，如此斑斓多姿的图景的。先生一生中写得最长的作品，是《阿Q正传》，它是中短篇小说的杰作，也可以说，先生把这种艺术形式与自己的精神哲学，在这里推向了极致。

中短篇小说，在近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鲁迅：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郎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

为何写作（5）

但至今，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这些原因还在外。④

漫游者：20世纪中国的文学，成就最大的，是散文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让人满意者甚少。这个原因，或许正是中国人智慧不足所造成。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小说进入了新的时期，长篇小说尽管数量可观，但仍不敌中短篇作品的实力。像王蒙这样的作家，写长篇小说，往往露出破绽，但中短篇作品，却颇有味道。汪曾棋是不写长篇的，他的气质更主要是在小型的艺术形式里，恢弘的艺术空间，并不属于他。贾平凹是潜心构成几部长篇了，虽也有了《废都》这类成名之作，但直到目前，我更喜欢的，是他的小文章。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其中之谜，还是让批评家去深究吧。

曾看到一篇文章，说长篇小说正在衰退。这个预示很让人担忧。但事实上，似乎也正是如此。外国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仅看近年中国的文坛，似乎不幸而被言中。艺术的衰退自然与人的社会生活有关，不看到这一点，或许并不能得其内在规律吧。

鲁迅：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这在五十年前为止，是大概真实的，整日价辛苦做活的人，就没有工夫看小说。所以凡看小说的，他就得有余暇，既有余暇，可见是不必怎样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经断之曰：“有闲，即是有钱!”者以此。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之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但是，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不过比起整天做活的人们来，他们也还是较有闲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馆，那有闲钱做茶钱呢?

小说之在欧美，先前又何尝不这样。后来生活艰难起来了，为了维持，就缺少余暇，不再能那么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还想借书来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唠叨不已，破费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说交了桃花运。这一种洋文坛上的趋势，也跟着古人之所谓“欧风美雨”，冲进中国来，所以“文学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小说，几乎以短篇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构成巨制，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书中的主角也变换了。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现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飘摇，不再要听一个特别的人的运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还有谁会转过脸去呢?他们要知道，感觉得更广大，更深邃了。⑤

为何写作（6）

漫游者：高远东先生在论述你的小说写作时，曾这样写道：“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鲁迅仍一天天沉人历史，其思想和作品成为经典就是证明：不仅证明了其成就的辉煌，而且强调着与当今生活的距离。换句话说，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尤其作为今天与过去的联系而发生作用。”我以为这句话说得很好。就先生的小说形式而言，它的联接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特征，或许在20世纪中国小说界是独一无二的。这其中内在的魅力，实际上已影响了几代文人。而作为小说内在的情蕴而言，它的复杂性、多义性，今天读了，仍让人扑朔迷离。许多人把你的作品当成心史来读，这一点，从历来学人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到。然而，对我而言，更喜欢的是先生在作品中形成的情感表达方式。在以往的任何一位中国作家那里，都没有过这类的奇异的方式，仿佛是高而远的天空，在神秘的寂寞里洒下几许幽冷的光泽。它激动着我，使我从中感受到莫大的惊异，我好像从中听到了无数远逝的灵魂的声音。在这里，历史的提示与人性的提示，都被感性化和诗化了。

我在一本书中，多次谈过这种感受。我说先生的“小说的情绪底色大多可以说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内觉’的幻化。这既充塞着他早期记忆中的阴影，又呈现着他在现象界中茫然的心态。在阅读了《呐喊》、《彷徨》之后，我不禁惊奇地感到，鲁迅在表达对社会人生的认识的同时，把主体的内在情绪统统涂抹到小说的空间中去，这种情绪构成了鲁迅小说的幽深广的精神特征。“情绪在鲁迅那儿是一种主体的状态，又是被理解的对象世界的状态。因而小说中的每个人的焦虑、不安乃至绝望的心绪，既体现了作者观念化的感觉，也体现了被意识到的客体的内容”。这个特点，我们在许多作家那里，是看不到的。后世一些作家所以在某些地方显得浅薄，或许便是缺少这种灵魂的深吧?

先生的成就，与精神的深广关系很大，并不在乎技巧之类的东西。在你这里，“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是看不见的。这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确是一个启示。教科书上的本本主义，与大学教授的高头讲章，在先生的作品面前，都将失去意义。

鲁迅：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人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为何写作（7）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⑥

漫游者：除了小说之外，先生最主要的，还是杂感的写作。我觉得在先生那里，写作仿佛不是自娱，而是用生命之躯去抗拒四周的黑暗。尼采曾把用血写成的书，看成人类有价值的东西，你的文章，不正是这样么?

鲁迅：尼采爱看血写的书。但我想，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⑦

漫游者：我始终认为，你的文字是寂寞的产物，有时好像是自言自语，有时则是与苍天交流。“五四”以后，你说过，文学是为人生的。可后来，你转过了一个弯，把文学又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这种矛盾的心绪，后来便决定了你孤苦无援的精神。我读先生的文章，常常感受到绝望中挣扎的心境。四面是无物之物，几乎没有多少亮色。在荒漠的原野上，你独立在那里，像个风尘碌碌的斗士，在倦意的目光中，闪着对苦难决然的光芒。你在写作中决不小心翼翼，吞吞吐吐。你的文字是从心头中流淌出的，即使观点有时显得怎样偏激，但那是真实的情绪的流露，绝无伪饰的娇态和浅薄的媚眼。读过了许许多多文人的文章，所以最终选择了先生作为标本，乃在于从中可以看出人性的深和境界的深。写作对于先生，有生命的冲动，好像感到先生在寻找什么，思索什么。这里很少个人的恩恩怨怨，更多的，还是对同类深切的关注。我觉得天底下的诸多苦楚、爱欲、情怀，都可以在这些文字中找到，相对而言，你的同代文人，在精神哲学的根本点上，缺少的，往往就是这些。

用生命的光和热来写作，自然与那些游戏人生的文字有着根本的不同。我思考着先生后来为何放弃小说写作，而热衷于杂文创作时，忽然觉得，艺术的种类和艺术形式，对先生是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用语言这种形式，去表达自我的意识。而这里，杂感文似乎成了你最得心应手的文体。我曾经和友人说过，杂文，是先生的生命的存在形式。这个形式不仅体现了人的社会生活状态，也体现了先生自我的生命状态。或者说，只在杂文的世界里，才可以更真切地体现出你的个性，你的目光，你的胆略。西方人曾认为你过多地进行杂文写作，是一种智力浪费，这其实是误解了先生。一个不懂得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人，我相信并不会读懂你的价值。历史与人生的谶语，有时便留在你的杂文里，这是在中国文化史中浸泡过的人，都多少可以感受到的。

鲁迅：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为何写作（8）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⑧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⑨

漫游者：从对杂文的选择中，更可以看出先生对“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鄙夷。先生并未去想不朽与永恒之类的东西，对远离人生的高雅与闲适，颇多微词。杂文这种文体，是理性与感性的契合，更适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情感达成方式。我们这个民族，缺乏形而上的思辨，汉语表达的朦胧与多义，大概限制了思辨哲学的产生。倒是在顿悟方面，在夹叙夹议方面，中国人似乎具有天然的才资。我翻看旧时代文人的杂感手记，读清代作家的策论小品，有一个感觉，中国人的智慧，差不多都体现在这个文体里。诗、词、赋、散记杂感，是中国人思维惯用的载体，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似乎更容易表达自我的意识；20世纪中国学术史已经证明，用西方式的词语来描述中国文化，只是一个角度，一种派别，它在阐释文化的内在规律时，有时未必比随笔、书话的方式更能切中要害。同样，一篇长篇论文有时的功能，不如一篇杂感来得淋漓尽致和贴近人生。我从目前文化的流变中，体味到了先生选择这一种文体的心境。在需要近距离战斗的时候，以轻骑兵的方式投入一线，要比坦克和大炮更直接，更质感。

先生的杂文已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景观。这里有史、诗、情；有呼号、慨叹、怨恨，也有神悟、内省、超越；有芸芸众生的诸多画象，亦有世态炎凉的种种扫描。先生写“西崽相”、“奴才相”、“阿Q相”，简直像个漫画师，寥寥几笔，可笑之姿跃然于纸上；写己身的孤苦，叹世态的冷暖，哀民生之苦难，则感叹深广，语力千钧，在忧愤之中，进出博大的爱意。我相信，杂文确是你生命的存在形式，因为在这里，你对生活的理解，对己身的反观，对价值、意义、有限、永恒等问题的解释，远远地超出了其他艺术。有人抱怨先生未写过长篇小说，不足以成为世界性的伟人。但我以为，恰恰是因为有了先生的杂文，我们的文化才未走向荒漠和悲凉。至少，我从先生的随笔中，获得了比任何一部长篇作品还要深刻的知识。这是那些坐在艺术之宫大谈风月的“大师”们，所不可相提并论的。

为何写作（9）

鲁迅：在所谓文坛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翻译较多的时候，就有人来削翻译，说它害了创作；……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这一流论客，在礼仪上，别人当然不该说他是“昏蛋”的。批评家吗?他谦虚得很，自己不承认。攻击杂文的文字虽然也只能说是杂文，但他又决不是杂文作家，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堕落。如果恭维他为诗歌小说戏剧之类的伟大的创作者，那么，恭维者之为“昏蛋”也无疑了。归根结底，不是东西而已。不是东西之谈也要算是“人言”，这就使弱者觉得倒是安眠药片较为可爱的缘故。不过这并非战死。问是有人要问的：给谁害死的呢?种种议论的结果，凶手有三位：曰，万恶的社会；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药片。完了。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如果他只想着成什么所谓气候，他就先进大学，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变居士或隐逸去，了。历史上很尊隐逸，《居士传》不是还有专书吗，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一段话，我是和不是东西之流开开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热刺刺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进的杂文作者，倒决不计算着这些。

……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

为何写作（10）

漫游者：有一段时间，我把先生的文章与周作人、林语堂的文章做了一个对比，发现周作人与林语堂更适于在中国生活。虽然二者亦多有对社会不满之音，但那种飘逸，那种绅士气的文雅，终与社会隔着一道厚墙。而先生的杂文写作是不易的，因为要说真话，自然要伤害到许多人。有一个时期，我也要试着写一点这类的随感，但写着写着，便顾忌了起来，好像头顶不时要掉下什么东西来，又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自己。这时候，便不免多了踌躇，文字也温吞起来。渐渐地，这类的文章开始远我而去，反而喜欢起掉书袋来了。躲在书斋里，软软地说几句酸话，并不费力气，好像也可以给后世的批评家留下道德高尚的资料，但那也是骗骗世人。其实这样，并不起作用。记得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时候，出来直陈正义，且置死于不顾的，是先生。先生参加杨铨追悼会的壮举，并非一般人可以做到。所以，摹仿一下绅士的生活作派，并不伤己身与情感，但像先生那样地生活、写作，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不信请在社会试上一试，便会觉得，不留情面的杂感，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曾经有个时候，我长久地浸泡在明代小品中，在那样性灵的文字里，确感到深深的快慰。这个世界可以把人与尘世远远地隔开，灵魂在悠然之中得到超脱，得到净化。作为己身的修养，这并没有什么，在一种个性发达的社会里，或许会有更多这类的东西。但眼看着窗外的风风雨雨，饥饿、贫寒、黑暗、不幸，是奔跑过去呼号着、劳作着、解放着这些人们呢，还是隐在书房中惬意地吟诗弄文呢?前者当然要流血，出汗，后者不免有些仙风道骨，亦会赢来不朽的雅号。但这后一种选择与前者比，总觉得缺少血色的悲壮，缺少灵魂的恢弘。先生是不相信无限与不朽的。你的灵魂最迷人的地方，便是对这种“有限”的投入。但也恰恰是这种“有限”，让我感受到了战士的文章的伟岸。与那些名士化、教授化的雅文相比，先生的杂感更切实、更锐利、更深远。在一个贫穷的国度里，也正是这类的文章，才可以给人以进取的昭示吧?

鲁迅：……。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了。

……

时光，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过去，不久就在我们的记忆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论，没有感到和没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一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

为何写作（11）

漫游者：写作生涯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跋涉。卖文为生，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来说，都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一般的文学青年起初并不明了此点，以为写作是件名利双丰的事情。我在年轻时候，也曾有过类似的观点。后来在生活中走来走去，方知道，这其中的甘苦，非三言两语可为外人所道。写己身的恩怨，大至周围的小事，都可以做到。但要把握住人类共有的精神，或者说是民族间共有的精神实质，这就不易做到了。我觉得先生的不俗的地方，是选择了一条常人难以忍受其苦难的道路，你在黑暗与绝望的边缘，寻到了人类的灵魂重要的一隅。你放弃了安逸、平静，放弃了和谐与自娱。读你的作品，感到是在苦海中的漂泊，绝无一刻停止的轻松。《过客》里主人公不畏苦难地走，大概是你的形象的写真。无论是小说、诗、散文，还是杂感，先生是在燃烧着自己，不仅无情地否定了邪恶的对象世界，而且也无情地否定了你自己。有人说你的作品，有时是自言自语，是为卖钱而作的。这其实并未读懂你的心。固然，有时为了生存，不得不应酬报刊的索稿，但先生的写作，实在不是逃脱人生，而是承受着什么，歌哭着什么。没有哪一种生活会像先生这种抉心自食更惨烈的了。

当代文坛中，像先生这样“承受沉重”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是多元文化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滑向无特操的人生游戏之中。有人把先生的模式，看成专制主义的；也有人把先生的写作，看成霸权主义的。所以，大谈玩文学者，与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都不会亲近先生。不亲近，也没有什么，人各有自己的路，世上本来就不是同一种颜色。但因热爱己身的选择，而虚无地排斥他人，并且无知地否定另一种存在，是可怕的。其实，否定先生作品的人，大抵是未看到中国人内心最需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已说得很多了。我以为，为何而写作，或者写什么，怎么写，都是自由的选择，但先生的这一种选择，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感召力的。惟其具有感召力，我才觉得更可爱，更弥足珍贵。倘中国文化史中没有过这类人的存在，那可是我们的大悲哀。不知天底下的文人们，对此会有何种感想。

注：

①《南腔北调集&#8226;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②《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③《集外集&#8226;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④《三闲集&#8226;〈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⑤《南腔北调集&#8226;〈总退却〉序》。

⑥《二心集&#8226;致丁玲——答北斗杂志社问》。

⑦《三闲集&#8226;怎么写(夜记之一)》。

⑧《华盖集&#8226;题记》。

⑨《且介亭杂文&#8226;序言》。

《且介亭杂文二集&#8226;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准风月谈&#8226;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