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满洲国史话/齐福霖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2682-2

Ⅰ.①伪… Ⅱ.①齐… Ⅲ.①伪满洲国（1932）-史料 Ⅳ.①K26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0902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伪满洲国史话

著者/齐福霖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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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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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75

版次/2011年12月第1版 字数/113千字

印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2682-2

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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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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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作者小传

齐福霖

齐福霖，1938年6月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研究员，中华民国史研究专家。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同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合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华民国史》（合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大事记》。主要译著有《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合译）。发表中国近代史论文20余篇。

引言

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使用武力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地区，割裂中国版图，网罗和利用汉奸炮制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伪政权。1945年8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的彻底失败，这个作为其侵略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终于土崩瓦解。几十年来，随着历史风云的流散，中国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悲惨历史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淡去。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当今日本，为侵略战争公然张目、为殖民地统治鼓噪喝彩的阴风，还在不时地兴妖作怪。这一切都在教育着人们：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历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不仅在中国东北的历史上是无法删去的一页，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上，乃至在亚洲和世界的近代史上，也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对此人们只能如实地加以承认，是无法抹掉的。笔者正是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以简明的笔法向人们介绍伪满洲国的产生、发展以及灭亡的整个过程，并告诉人们，伪满洲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悍然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同时制造的傀儡政权，不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所承认，也不为世界上反法西斯国家所承认，是彻头彻尾的伪政权。伪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日本关东军的武装占领，政权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是血腥屠杀和武力镇压，政权的基本职能是奴役榨取中国东北人民的血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敢于正视过去，才能正确对待现在，面向未来。只有彻底批判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以及中国的侵略，才能真正实现“中日不再战”，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一 伪满洲国的建立

1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

东北地处祖国的东北部，面临黄海、渤海，东控日本海，北迄外兴安岭，南与朝鲜为邻，西北接俄罗斯；其西部和西南部，则与祖国的内蒙古和河北紧密相连。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设在哈尔滨的东省特区。它土地辽阔，矿藏丰富，盛产大豆、高粱，地处国防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对这块宝地垂涎已久，疯狂叫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满蒙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必欲占为己有而后快。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自行炸断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然后贼喊捉贼，反诬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公然向中国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驻有10万东北军，本可以对侵略者予以回击（当时关东军仅1.04万人左右），但是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柳条湖爆破声响后，关东军即按原定计划分三路进犯：第一路进犯沈阳，以独立守备队第二、五两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进犯沈阳城。当日军进犯北大营时，爱国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地奋勇抗击，誓与日军决一死战，终以求援无望才忍恨突围，转移至山城镇，后转道开进关内。19日晨，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从沈阳南北两市场及小西边门、大北门侵入城内，占领沈阳的中国军政机关、企业、银行、学校。东北军的262架飞机、3091门大炮、26辆战车、10多万支枪，以及大量粮秣弹药，全被日军据有。

第二路在第一路日军进犯沈阳的同时，攻占安东（今丹东）、凤凰城、营口等地，以保护沈阳以南日军的侵略活动，保证运输从朝鲜越境的增援部队，并阻击来自锦州方面的中国军队。

第三路进犯长春，19日晨以日军第四联队一部进犯长春二道沟，午后第四联队另一部进犯南岭炮兵团，当即遭到二道沟护路军和南岭炮兵团官兵的奋勇抗击。后由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叛变投敌，迎接日军入城，长春陷于敌手，吉林沦陷。

事变发生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军部于19日上午召开首脑会议，确认关东军此次行动是完全适当的，应当支持关东军，并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案。10时，日本若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外相币原喜重郎根据外务省的情报，证明“事件完全是出自军部有计划的行动”。这样，若、币原担心列强以《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将使日本受到国际谴责。内阁会议决定“事件之处理不宜逾越必要之限度”的所谓“不扩大”方针。会后，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分别电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传达政府关于“不扩大”的方针，并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本军队的威望”。关东军接到电报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扩大了战局。

关东军占领辽、吉两省大部分地区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黑龙江省。开始，日军顾忌苏联干涉采取了“以华治华”的策略，企图利用汉奸部队来夺取黑龙江。10月13日，日军指使洮南镇守使张海鹏部北犯，16日拂晓向黑龙江省的门户嫩江大桥发起进攻。黑龙江省的爱国部队英勇反击，伪军张海鹏部受到重创。汉奸部队失利，日军即赤膊上阵。11月4日，关东军以修复嫩江桥为借口，直接向江桥大举进攻。黑龙江省军队在代理省主席马占山的指挥下实行自卫反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爱国军队大规模反击日军的序幕。在江桥抗战期间，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日部队，广大爱国官兵更是英勇奋战。他们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数千名步、骑兵及几十辆坦克的疯狂进攻毫不畏惧，以死相拼。仅4、5两日就击毙日军167人，打伤600余人。张海鹏部亦死伤700余人。激战至19日，黑龙江省军队因弹尽援绝，损失过重，开始后撤。黑龙江省军政两署迁往海伦，齐齐哈尔遂告失陷。

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便调转矛头进攻锦州。锦州是沈阳失陷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当日军渡过辽河向锦州攻击前进时，由于北宁铁路是英国“权利”范围，国际舆论大哗，日本政府便命令关东军退回辽河以东待命。不久，日本更换内阁，新上台的犬养毅内阁完全支持关东军进攻锦州的计划。关东军再度进攻锦州，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

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以180度的大转弯，北上进犯哈尔滨。哈尔滨是东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又是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的总枢纽。关东军故技重演，驱使吉林伪军于琛澂部为其火中取栗。当伪军逼近哈尔滨时，中国守军在双城堡地区奋勇反击，打败了伪军。本庄繁鉴于伪军无能，于1月27日下令出兵，关东军动用了飞机、坦克等近代化装备发动攻击，中国守军在双城堡顽强阻击，节节抵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得不撤出哈尔滨。2月5日，哈尔滨沦陷。至此，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一特别区全部沦入日军铁蹄之下。

2 日本策划满洲“建国”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同时，已经在策划统治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案。9月19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和日本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就如何统治东北辩论了一夜。关东军方面主张吞并东三省，把它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建川则提出，要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政权”。经过激烈争论，关东军考虑到客观局势，放弃了直接吞并满蒙的主张，赞同建川的方案。9月22日，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方案《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出笼。方案规定：①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的领有东北四省包括蒙古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园”。②国防、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并管理主要交通、通信；有关内政及其他由“新政权”自行统治。为维持地方治安，决定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张景惠为吉林、洮南、东边道、哈尔滨等地的镇守使。

根据这一方案，板垣、石原分头活动，策动各地“独立运动”，假造民意，以掩盖其侵略活动。日军占领沈阳后，便推出汉奸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等，于9月24日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不久又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代行省政府的职权，宣告辽宁省脱离国民政府，建立“独立”政权。11月20日，改辽宁省为奉天省。12月16日，关东军解散了袁金铠为首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拉出被日军软禁的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长。伪奉天省政府正式成立。

日军侵占吉林以后，在关东军策划下，原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于9月26日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总揽吉林省军政大权。9月28日，熙洽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宣告吉林省“独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后，委任一批汉奸为各厅官员，并“聘请”一批日本顾问，掌管吉林省军政实权。

黑龙江伪政权成立较晚。由于爱国将领马占山奋起抗日，延缓了日军侵占黑龙江省的时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首先操纵当地劣绅成立了伪地方维持会。接着又策动原哈尔滨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日军在攻占锦州、哈尔滨后，马占山所部腹背受敌，马占山一度动摇，答应与张景惠合作。1月7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宣布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之职。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便全部拼凑起来。

日本为了控制市、县级的地方政权，还于1931年11月10日指使汉奸于冲汉在沈阳成立“自治指导部”。这个机构虽然表面上由于冲汉任部长，但大部分职员由日本人充当，掌握实权的是关东军司令部。自治指导部成立后，立即分派日本人到各县建立自治指导委员会，并充任委员长，监督和指导各县开展“自治运动”。该机构还伪装民意大肆进行“建立新政府”的宣传鼓噪，企图借东北“自治”的名义，蒙蔽世界公众耳目。

自治指导部不只是日本侵略者攫取县、市一级政权的工具，还是制造傀儡“国家”的主要宣传机构。凡关于建立所谓“新国家”运动，无一不由该部发号施令，主使一切。一切荒谬言论、狂妄宣传、促进建立伪国家政权的电文等，都是借该部之名而发布的。一时间，“建立新国家”的喧闹声甚嚣尘上，整个东北被搅得乌烟瘴气。大小汉奸粉墨登场，利用报纸、电台、电影及传单、宣传画等宣传工具大肆鼓噪，甚至胁迫一些民众或出资雇佣流氓、地痞、娼妓之类，盗用民众名义，敲锣打鼓，上街狂呼乱叫，诸如“脱离国民政府”、“建设安居乐业新国家”、“实现中日共存共荣”等等。在这一片鼓噪声中，自治指导部纠集辽宁省及其市县各种组织代表一千多人，于1932年2月27日至29日在沈阳市召开所谓促进建国运动代表大会。会上伪奉天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由人代读发表了一篇蛊惑人心的致辞，接着由所谓各界代表发言，表示拥护建立所谓“新国家”。大会还作出决议，向伪东北政务会议请愿，促进所谓“新国家”早日实现。会后还组织游行示威，被迫参加的中国人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下，犹如被押赴刑场的囚犯，个个无精打采，含有无限亡国之隐痛。

3 挟持溥仪到东北

在拼凑省、市、县地方伪政权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加紧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当溥仪被确定为伪满政权的“盟主”之后，他们开始策动溥仪到东北。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当皇帝时才3岁，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时，才6岁。怎么当的皇帝，又怎么废的皇帝，一个几岁的小孩子以为这一切都是过家家。后来溥仪慢慢长大，对世事渐渐了解。他这才知道，大清江山毁于自己手里，将来不知如何去见列祖列宗。他生活在那班遗老遗少的小圈子里，虽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早就不是皇帝了，可是那班人还用对待皇帝的礼仪对待他。他自己也感到，应该当皇帝。自从废除帝制，军阀混战，天下始终不得太平。在他看来，中国不能没有皇帝，而皇帝就一定是他。

溥仪在紫禁城里生活了十几年，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撵出来，先住到他父亲载沣的北府里，后经罗振玉牵线，又住进了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23日，溥仪又被日本人挟持到天津的日本租界。溥仪做梦也想要复辟清朝，他想方设法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曾经上书向他称臣，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向他磕过头。这些人最终连自己也保不住，哪顾得上他？有些骗子钻他要圆皇帝梦的空子，从他这里骗去不少钱财，到头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实生活使他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他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在日本学习的溥杰正要回国度假，忽然接到鹿儿岛日军某联队大队长吉冈安直（原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的一封信，邀请他到鹿儿岛做客。溥杰应邀而去。临别时，吉冈对溥杰郑重而神秘地说：“你回到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希望的。”

溥仪听说后，加上自己对种种迹象的观察，领悟到日本人已暗示，要辅佐他“恢复祖业”，登上政治舞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心里一团高兴”，感到“喜事”来临了，“恨不得立刻就奔到东北”。清朝遗老郑孝胥对他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的，最好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于是溥仪派刘骧业去找日本在东北的最高人物内田康哉和本庄繁，派佟济煦去东北看看遗老们的情形，同时让商衍瀛去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这些事安排后不久，郑孝胥的预言应验了，日本人派人找溥仪来了。

9月30日，罗振玉和板垣的代表上角利一到天津面见溥仪。罗振玉当面交给溥仪一封信。写信的人，是事变后当了汉奸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信中说：“复辟之机已至，于祖先发祥地满洲，在日本之支持下，先行复国，为继续商洽向中原进展之大计，请早发御驾。”原来，这是让溥仪出发到东北当“皇帝”的“请表”。他阅信后瞧瞧罗振玉，又瞧瞧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他对罗振玉和上角利一说，等他考虑一下再答复。

溥仪会见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后，头一个表示反对的就是溥仪的侍讲陈宝琛。追随他的胡嗣瑗和婉容的师傅陈曾寿也都认为，对于一个关东军大佐的代表，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说，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派出的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

溥仪又把郑孝胥找来，征询他的意见。结果郑的看法也是何时“启驾”，应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溥仪见大家都以为时机未成熟，去东北的人也快回来了，便决定等一等再说。

正当溥仪举棋难定的时候，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回来了。佟济煦说，他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铠等人见了面，他们都认为时机已到不必迟疑。刘骧业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并不是骗人的，并说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吉林全省，熙洽等人也准备随时响应复辟。溥仪综合了东北、天津的情况，仍表示看看再说。

但是，板垣等人还在积极活动，又先后派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金梁来到天津，劝诱溥仪。然后，关东军又于10月27日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去天津，策动溥仪来东北。土肥原被中国人叫做“土匪原”，外国新闻记者称他为“满洲罗劳伦斯”。罗劳伦斯为英国经营非洲的先锋，以此称土肥原即喻之为日本经营满洲的先锋。他以专门搞阴谋诡计而臭名远扬。据说，凡是土肥原足迹所到之处，必然会引起一场灾难。土肥原到天津后，采取了诱骗与威吓两种手段，促使溥仪离津赴东北。11月3日夜，土肥原会见了溥仪。后来，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当时的一段对话：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土肥原走后，溥仪身边那些遗老遗少们各种议论都有。溥仪也还没拿定主意。土肥原为了尽快地把溥仪弄到东北，利用特务以给溥仪送礼的名义送去两枚炸弹，并接连不断地给溥仪打黑电话、写恐吓信，“警告”溥仪如不离开天津，当心自己的脑袋。接着又于11月8日夜策动了天津暴乱，然后驻天津日军便占领了日本租界外围，断绝与华界交通，封锁了静园与外界联系。看来，在天津再待下去凶多吉少，溥仪已成惊弓之鸟。急于复辟大清的心情，加上中了土肥原略施的小计，溥仪同意在日军“保护”下去东北。

11月10日傍晚，随侍祁继忠把溥仪秘密安置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厢里，吉田翻译官坐在后面另一辆车里。所有岗哨见有吉田在督阵，一律免检。两辆车到了一家叫“敷岛料理店”的日本饭馆后，溥仪像一个玩偶似的，被人穿上一件日本军大衣，又戴上日本军帽，然后来到白河码头登上天津日军司令部的“比治山丸”。溥仪上了船，“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除了郑孝胥父子和祁继忠外，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跟随监视。小船在十几个日本兵的押送下，一溜烟地驶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于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特派日本特务甘粕正彦到营口来迎接。溥仪在甘粕等人陪同下，先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实际是被封锁起来，不准与外人接触。仅由板垣和片仓两人负责联系，委托甘粕在溥仪身边负责所谓“照顾”。

当时，国联正在开会，日本处境孤立，日本内阁不能贸然行事。11月16日，陆军大臣南次郎致电关东军，说：“关于拥立溥仪，过早行之，徒然刺激列国，要求和中央联系后处理。”于是，关东军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改变原来的想法，并于18日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把溥仪弄到旅顺的大和旅馆，加以严密封锁，不让溥仪下楼，也不准外边人上楼。溥仪梦想到东北后，马上就能复辟清朝，可是他哪知道已经受骗上当，只不过是被人玩弄的一张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只好等待时机。

转机终于出现！12月13日，新的犬养毅内阁成立，他们对军部和关东军所为，取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于是，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开展拥立溥仪的活动。

4 关东军导演的“建国”丑剧

就在溥仪被挟持到东北后不久，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作出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决定。关东军和日本政府及军方串通一气，准备抢在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之前成立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后，新任日本陆相荒木贞夫电催板垣或石原速去东京。1月4日，本庄繁急忙召集幕僚，讨论建立伪满洲国的具体构想，并把它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由板垣带到东京向政府汇报。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炮制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在东北建立一个由日本全面控制的“国家”。板垣回到沈阳后，一方面频繁同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赵欣伯等密谈，贯彻这个纲要，一方面拍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让他寻找借口制造“上海事变”，以转移西欧各国的视线。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建国幕僚会议”，具体制定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同月27日，关东军拟定《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决定：“迅速以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主要首脑，先组成政务委员会，负责建立新国家的研究准备工作。”此时，李顿调查团已到达日本，关东军便进一步加快了建立伪满洲国的速度。

1932年2月16日，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马占山在沈阳召开臭名昭著的“建国会议”。关东军参谋长三宅、高级参谋板垣以“列席”名义到会监视。会议被迫接受板垣事先拟定的所谓“建国”计划，并限于3月1日成立所谓“新国家”。17日午后2时又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贝勒）、凌升（呼伦贝尔盟）为委员。18日，关东军以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所谓“独立宣言”，宣布同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完全“独立”。

2月22日，板垣到旅顺与溥仪会面。他把一面代表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朝鲜族五个民族的五色旗放在溥仪面前，向溥仪说了未来“新国家”体制的构想：国名：满洲国；元首称号：执政；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民本主义。

溥仪问：“这是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板垣照样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溥仪一听板垣叫他“阁下”，更气得要命，大声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能取消大清皇帝这个称谓，“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溥仪为什么这样激动？后来，他写下他当时的心情说：“‘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的人民，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

板垣接着说：“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但是“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必定能恢复帝制的宪法”。

溥仪听到“议会”这两字，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争了3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结果。板垣把脸沉下来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

第二天早晨，板垣便把郑孝胥、罗振玉叫到大和旅馆，威胁说：“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溥仪一听，傻了！他和他的臣下们想到了张作霖的下场，脊梁骨都冰凉了。最后，溥仪和他的臣下被迫答应：“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这样，他抱着复辟大清的希望，横下一条心，先当起汉奸来再说。

经过关东军一番紧张的策划活动之后，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于1932年3月1日发表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同一天，“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推出的张燕卿、谢介石、葆康等6名“代表”到达旅顺，作第一次的“请驾”。溥仪仿照历代帝王的传统，要忸怩“谦虚”一番，“推辞”不受。3月4日，“代表”人数增到29人，作第二次“请驾”，溥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3月5日，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作第三次“请驾”，溥仪才接受“执政”之职。

走完“过场”，3月6日，溥仪携带婉容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监视下到了汤岗子。板垣和片仓衷等也到了汤岗子，和溥仪、郑孝胥决定了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并让溥仪在关东军起草好的文件上签字。溥仪、郑孝胥以出卖我国东北的“国防”、“治安”、铁路、港湾、矿山等为代价，换取了伪满洲国执政、总理的傀儡头衔。

3月8日，溥仪在一群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簇拥下乘车到达长春。车站上，军乐队吹吹打打。前来“迎驾”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西装的，也有穿和服的。这种“热烈欢迎”的场面，把溥仪弄得晕头转向，自我感觉大清复辟还是有“希望”的。

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在前吉长道尹公署衙门举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三宅光治、板垣征四郎、内田康哉、森岛守人等日本军政当局头面人物先后到场。参加典礼的除清室余孽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陈曾寿、宝熙等人外，还有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等。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等，也前来参加典礼。

那天，溥仪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人向溥仪行了三鞠躬礼，溥仪一躬相答。张景惠、臧式毅分别将伪满“国玺”和伪执政玺捧献给溥仪。郑孝胥代读所谓《执政宣言》，称：“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从此，溥仪正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成为日本忠实的傀儡。

3月10日，溥仪根据关东军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国务院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启，参议府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袁金铠、罗振玉、贵福等。日本人驹井德三为国务院总务长官。同一天，溥仪又以致函本庄繁的形式，签订了一个卖国密约，出卖了整个东北的权利。

9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侵略真相，又自欺欺人地把伪满洲国打扮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模样，演出了一幕承认伪满洲国的丑剧。同一天，又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把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特别是在《议定书》的“附件”中，把东北的领土及其他主权出卖得干干净净。

伪满洲国的出现，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战后，原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受审时供认，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是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炮制，由他批准的。战犯大川周明则进一步供认，伪满洲国是日本政府批准关东军计划的产物，因为事前有了周密的计划，所以伪政权的建立，进展非常迅速。

5 国际上对日本侵华的反响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各国政府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和立场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不同的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英、法、美、苏等国政府。

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虽然与日本在中国有尖锐的利益冲突，但为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困扰，无暇东顾，同时又都幻想日本以东北为跳板，去进攻苏联，使苏日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径，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

英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日本侵略东北与英国在华利益关系不大；同时，英国作为一个正在衰落中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正在兴起的美国，它还幻想利用日本势力，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因此，英国对日侵华行动更多的是采取怂恿、袒护和妥协退让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竟公然宣称：“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国方面无数挑衅的举动，因此，局势是非难分，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

法国和英国持同一态度。法国也希望尽早进攻苏联，一些官员和报纸为日本侵略辩护，甚至称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英法两国对日绥靖主要是通过国际联盟的活动进行的。英法两国都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特别是法国外长白里安，当时作为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问题的会议主席，对国联的决定有重要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法国还同日本签订了大批武器和装备的供货合同，并向日本提供8亿法郎的贷款。

美国与英法的态度不完全相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无疑是对远东华盛顿秩序的挑战，也是对美国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的打击。美国感到不快。但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问题上，又有共同的立场，而且美国正忙于处理经济危机给国内带来的尖锐矛盾，因此美国对日本侵略采取消极观望和默认的态度。1931年9月24日，美国照会中日两国政府，不痛不痒地希望两国依照国际条约和平解决问题。11月下旬，日军开始进攻锦州，美国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态度有所变化。12月19日和22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两次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明：日本“对锦州的进攻，没有辩解的余地，是侵略行为”。1932年1月3日锦州陷落后，7日，美国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宣布“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承认中日政府或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尽管比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消极观望态度稍有变化，在外交场合上对日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由于害怕单独卷入战争的旋涡，美国不敢采取果断措施与日本对抗，包括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因而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

英、法、美企图把日本侵略的祸水引向苏联，但事与愿违，日本在占领东三省大部之后，并没有向北进攻苏联，反而向南进攻锦州，并在占领锦州之后，立刻把侵略矛头伸向华北地区，直接威胁英、法、美在华利益。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苏联《消息报》和《真理报》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暴行，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深表同情与支持。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与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部分东北义勇军于1931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苏联政府的接待。后来苏联政府又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

但是，由于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国内正加紧经济建设。为了苏联自身安全，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同时又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能力，在中日战争中采取中立立场，声称对中日冲突采取“不干涉”政策，竭力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以防止被日本据为发动反苏战争的口实。1931年10月29日，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12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就任日本外相的日驻法大使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其后，苏联又通过外交途径多次提及此事，甚至流露出若日本同意缔结条约，苏联方面可以默认伪满洲国的意向。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使它对中国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

至于被国民政府寄予莫大希望的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国政府操纵下，对日本采取的仍然是绥靖政策。

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根据国联宪章第十一条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宪章的行径，要求行政院“立采步骤，阻止情态之扩大”。这时，日本政府声称，日本对中国东北并无领土野心，扬言要与中国政府谈判，拒绝国联干涉。在世界舆论压力下，国联也曾经貌似公允地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问题作过多次决议。如1931年9月22日双方停止冲突、撤退军队的决议；9月23日和10月22日限期日本撤兵的决议；11月25日同意国民政府提出的建立“锦州中立区”的计划；等等。但是，这些决议不论是非、不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和给予必要的制裁，反而要中国军队从自己的国土上撤兵，甚至认为日本“无图谋领土之意”，并同意其保留所谓“剿匪权”。因此，国际联盟决议的实质，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纵容与袒护。即便如此，这些“庄严”的决议，也都因日本的反对而成为毫无约束力的废纸。

1931年12月10日，国际联盟又通过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的决议。1932年1月21日，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了李顿调查团。2月初由欧洲出发，先到纽约再到东京，和美日交换了意见。3月26日才到南京，直到4月20日才姗姗来到东北。在东北，首先拜会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然后又和傀儡溥仪与汉奸大臣郑孝胥及日本官吏会谈。调查团在东北期间，身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克服种种困难，设法与调查团作私人谈话，并通过各种途径、办法寄送给调查团书信文件达1500余份，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要求国联调查团主持正义，作出公正的裁决。但调查团未作明确表态，于6月5日匆匆离开东北。

10月2日，国联公布了长达272页74.4万字的调查团的《报告书》。《报告书》虽然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作了某些揭露，但其主要内容是诬蔑中国，偏袒日本，主张国际共管中国东北。《报告书》同意日本的人口“过剩”、土地“困难”、“满洲是日本之生命线”的种种荒谬说法，并胡说“中国人之抵制日货为中日冲突之重要原因”。《报告书》提出：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原状和维持伪满洲国都不适当，而最圆满的解决办法是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行“满洲自治”，反映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日本独占而要共同控制东北的企图。

国联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932年9月，日本公然承认伪满洲国，次年3月27日以反对国联谴责日本侵略的决议而退出国联。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道路上越走越远，相继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英、美等国姑息养奸，终于落个损人害己的结果。

二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

1 关东军统揽一切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以伪满洲国的名义进行殖民统治。其主要手法是：在形式上给伪满洲国披上“独立国家”的外衣；在内部则实行严格的操纵和控制，使伪满政权成为它在东北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日本的这种统治政策，主要由关东军具体实施。

日本关东军是一支很特别的军队，它始于1904年对俄国作战的胜利。依据《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取自中国之旅顺、大连两地租借权与南满铁路管理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政府设立一个行政区域“关东州”，以统治旅大租借地；另成立一支“关东军”，驻屯旅大及南满铁路沿线，以维护日本所谓“条约权利”。1907年关东军守备队正式设立，1919年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关东军司令官直隶于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特权，其军阶为大将，权势极为显赫。历任司令官多为日本军阀中佐贺系的中坚人物，首任代理司令官是立花小一郎大将。其部下将校则多为怀有野心的青年少壮分子。这支军队是日本国防军的主力部队，也是日本侵略亚洲大陆的先遣队。特别是1928年以后，关东军成为侵华阴谋的设计者与执行者，如炸毙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傀儡组织等，几乎完全出于关东军将校之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的基本建制为6个独立守备队，每个步兵独立守备队有兵员900人，共计5400人；常驻1个师团，兵员5000人；总兵力为1.04万人。就这样，关东军司令部作为一个“军”而独立了。关东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野战部队，号称日本陆军的精锐，有“皇军之花”的称誉。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关东军更是想方设法加以操纵和控制，以便主宰一切。

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后的第二天即1932年3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与溥仪签订了一个密约。密约不但有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固定化和攫取资源的条款，而且规定伪满政府的参议和伪中央以及地方各官署的官吏，要任用相当数量的日本人，人选还须经关东军司令官同意。后来，日伪之间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以及其他许多条约、协定，都是以这个密约为基础而进一步具体化。

1932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拟制了一个所谓《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了一整套统治伪满洲国的政策和办法。其方针是：“支持满洲国并使之发展成为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具体做法是：“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桥本还提出，当日本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之后，则改组或废除旧有日本行政官署，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承担对伪满洲国政府的指导。此外，关于外交手续，则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使领事等为其下属，掌管外交事务；关东军司令官仍然保留关于伪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关东军的这一方案后被日本政府采纳，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正式作出关于日本对满政策基调的所谓《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亦称“八八阁议”。

“八八阁议”与桥本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把“适应”日本国策的“独立国家”，修改为“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看来，日本内阁的决议到底比桥本的方案高出一筹。当然，尽人皆知，所谓独立国家是假，与日本不可分，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殖民地是真。阁议对伪满的体制、国防、军事、财政、交通、教育、司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关于伪满的体制与统治机构，则明确提出：对伪满政权的控制要“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实际进行”。

“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被人们称为“二位一体”的殖民统治体制，实行这种体制是进行了一番所谓“在满机构改革”的结果。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初，日本在中国东北主要有四个不同的机构系统，即关东厅、关东军、领事馆和满铁，分别受日本内阁和陆军、外务、拓务等省管辖与监督。这些机构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的过程中互相勾结，共同干了许多坏事，但因机构系统不同，也存在争权夺利、各自为政等情况，被称为“四头政治”。伪满政权建立后，为了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需要集中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力量，于是日本侵略者便积极策划在满机构的统一。在上述四机构中，关东军的势力后来居上，越来越强。关东军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与急先锋，它以武力野蛮侵占东北，一手制造了伪满傀儡政权后，本钱更大，势力与野心急剧膨胀，对日本在东北机构的统一也最为积极。上面提到的1932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拟定的《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统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机构问题，主张以关东军司令部为中心，将关东军、满铁、领事馆等方面统一起来，改变“四头政治”的分立局面，实现以关东军为中心的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制度的一元化。日本政府采纳了关东军的意见，日本内阁于1932年7月26日作出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大使与关东厅长官。同年8月8日，日本政府任命武藤信义大将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驻伪满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1934年9月14日，日本内阁又作出决议，日本设在伪满的殖民统治机构实行“二位一体”制；撤销关东州长官一职，在关东州设敕任级州知事；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关于外交事务，在外务大臣命令、监督下进行，设事务机构参事官室；赋予驻伪满大使以行政监督权，即对满铁、关东州知事、铁路附属地行政权等都有监督权。这样，关东军司令官就控制了东北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大权。

由此可见，根据本庄繁与溥仪的密约、日本政府的“八八阁议”，以及日本政府的命令，伪满洲国的统治大权由关东军一手垄断起来，关东军司令官俨然成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第一，他作为日本殖民主义者在东北的化身，操纵着伪满洲国的一切大权，凡未经关东军司令官裁可的事宜均被视作无效，南次郎意见书中“应绝对排斥不经过关东军对满指导的行动”之语，便是最好的注脚。第二，关东军司令官的意旨通过日系官吏贯彻执行，而日系官员的任命、调整、撤换大权掌握在关东军司令官手中，凡不经关东军司令官批准，日系官员的任免异动不得进行，伪政权对这些高高在上、权力非凡的日系官员自然更不得有丝毫异议。第三，由日系官员充任的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代表关东军司令官统治伪政权。总务厅执掌伪满洲国的一切实权，伪中央一级的部、局及省级政权也设有总务厅（处），一律由日系官员充任，上对伪国务院总务厅负责。这样，总务厅长官秉承关东军司令官的旨意，把所有的日系官员统一在殖民统治的旗帜下，从上到下控制着伪满洲国的一切。由此可见，在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构成了一个政治统治的金字塔，其中，关东军司令官是最高峰，他才是主宰伪满洲国、踞于伪满皇帝头上的太上皇。

2 溥仪是最大的傀儡

根据1932年伪满《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溥仪“统治满洲国”，“代表满洲国”，“依立法院之翼赞行立法权”，“统督国务院行政权”，“依法律使法院行司法权”，“定官制任免官吏并定其薪俸”。伪国务总理承溥仪之命掌理诸般行政事务，统率各部总长，并由伪国务总理主持召开各部总长、总务厅长官、法制局长、兴安局长参加的伪国务院会议，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决策。这在法理上确立了溥仪的“国家元首”地位，伪国务院会议起“国家”行政机关决策核心的作用。

这种规定和权限统辖格局，不论在前期的“执政”制，还是后期的帝制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往往给人以“满系”官吏左右伪政府的表面错觉。由于日本方面主张对中国东北殖民政策要“通过日本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对伪满傀儡政权的控制要“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之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实际进行”，“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体制”，“国家权力”已完全掌握在日系官吏手中。在这种体制下，伪满各级政权中的汉奸官吏都沦为傀儡，而溥仪是最大的傀儡。

溥仪和郑孝胥是名义上的执政和总理，总长是名义上的总长，所谓国务会议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内阁成立之初，郑孝胥召开第一次国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臧式毅、熙洽、马占山、谢介石、冯涵清、丁鉴修、张燕卿、韩云阶和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会议讨论各部的组织机构和司长以上的人事安排。原来各部总长对部内人事安排都有自己的打算，准备在会上提出来。但驹井首先拿出了一份各部次长、总务司以及重要司长的名单，且都是日本人。总长们都感到愕然，彼此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沉默了很长时间，性急口直的熙洽开口说：“这怎么成呢！满洲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名日本人作顾问是可以的，安插这些日本人作主要官员，成何体统！”话音刚落，驹井猛然站起来厉声说：“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是包含着满、汉、蒙、日、朝五个民族组成的，它有五种民族的老百姓，就要有五种民族的人为官吏，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况且，满洲国的成立，完全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日本人诚心诚意地希望满洲国将来能富强康乐，但是若没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怎么能达到目的呢！所以说，日本政府派出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这完全是一片好意，你们应该表示欢迎才是，而不应持有任何歧视和怀疑！”驹井态度十分高傲，压得大家说不出话来。于是，这份名单在默默无言中就算通过了。

第一次国务会议后，大家开始明白，驹井提出的议案和主张是不容许有异议的，连一字一句都不能改动。这样，后来再召开国务会议，不管讨论多么重要的事项，只要驹井定了调，大家都通过了事。实际上国务会议上讨论的议案，都是“次长会议”上已作出决定的东西。次长由日系官吏担当，次长会议又称“火曜会议”，是总务厅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长的会议，这才是真正的“内阁会议”。也就是说，真正统揽伪满国政的不是伪国务总理或后来的伪国务总理大臣，而是伪国务院总务厅的日本总务长官。

总务厅本来是伪国务院的下属办事机关，是伪国务总理的幕僚部门。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使伪满政权建立起彻底的中央集权制和实施关东军对伪满政权的“内部指导”，总务厅就成了以较少的日本官吏控制与操纵伪满洲国的政治与行政的理想机构。所以，1932年伪满建立后，就实行所谓“总务厅中心主义”。1933年“八八阁议”声称：“日本人官吏是满洲国运营的中坚”，“为使此等日本人官吏得有活动的中心，并便于统制，维持总务厅中心的现有体制”。这样，伪国务院下属的总务厅竟反过来实际控制着伪国务院；伪国务总理的下级总务长官，却实际指挥着伪国务总理。这也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史上的一种“奇观”。

总务厅是伪国务院的院中之院，其机构和权力不断膨胀。1932年总务厅刚设立时，设4个处；1936年就扩展到秘书、企划、法制、人事、主计、统计、情报等7个处，成为拥有200多名日本官员，实际控制着伪满政权的机密、政策和人财物等一切大权的庞大机构。“总务厅中心主义”不是务虚的理论主张，而是实实在在实行着的日本官吏控制伪满政权的一种行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伪国务院下属的各部，也和伪国务院一样，都设有实际掌握各该部人、财、物和施政大权的总务司，而日本总务司长才是各该部的真正主宰者。

1937年，在关东军的旨意下，伪满洲国进行了一次行政调整，变“总务厅中心主义”为“次长中心主义”。除中央一级仍保留总务厅以外，各部（局）及省公署的总务司（厅）一律撤销，原总务司（厅）长改任各部（局）或省公署的次长，原县署日系参事官改任副县长。这种调整丝毫没有改变伪政权的傀儡性质，却强化和深化了关东军对伪政权的统制。第一，实行次长制以后，原总务司（厅）长一跃成为各部（局）的次长，名义地位也较原来的司（厅）长高出一格，可以“名正言顺”地作为各部大臣、省长的“辅佐者”，执掌各部、省的大权。第二，伪中央一级的总务厅不仅没有撤销，而且权限和所辖范围较以前更为扩大，其中，它除下辖官房、企划、主计、人事、法制、统计、弘报各处外，又直辖三个委员会，分别是经济、民生、文教委员会，此外还掌管地籍整理局、营缮需品局和培训日伪官员的大同学院等。太平洋战争后，又把警务总局列入总务厅的直辖之下。这样，从政治、行政、财政金融到宣传、警务、文化教育等大权统由总务厅一揽子统制起来，继续作为关东军指导、统制伪满洲国的“窗口”，发挥着任何机构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第三，利用“火曜会议”形式，将各部（局）的实权统揽到各部（局）次长手中。日方规定，每周二由总务厅长官召集总务厅内的各处长、各部（局）次长、警务总局长等掌握各部门实权的日系官员举行会议。这是一个由清一色的日系官员参加的例会，关东军第三课（后改为第四课）官员常到会作指示，具体研究有关伪满洲国的一切重大决策，落实关东军的指示。然后由伪总理大臣召集由各部大臣参加的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其实，凡“火曜会议”决定的事项，内阁会议无不原封不动地通过。可以说，时至今日尚未发现一例“火曜会议”决议被内阁会议推翻或重议的记载。通过这种“火曜会议”形式，日系次长们完全抛开各部伪大臣，独揽部内的一切大权，他们只是上对总务厅长官负责；伪大臣形同虚设，只能跟在日本人后面点头称诺或者在次长裁决后的公文上画个“可”字。

在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内部统辖”下，溥仪无权对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决策，他的职责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种日本人写好的文书上画大大小小的“可”字，至于文书的内容，根本不看也无需过目。溥仪在政治上是一个傀儡。不仅如此，溥仪个人的人身自由也都极其有限。有一天，溥仪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带着婉容和两个妹妹到大同公园。不料他们进公园不久，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处的人便追来了，请溥仪立即回去。原来，日本人一发现溥仪不在府里，就报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出动了大批军警到处搜寻，弄得满城风雨。事后执政府顾问官上角利一向溥仪说，为了你的安全和尊严，希望今后不要再私自外出。从那以后，除了关东军安排以外，溥仪再没有出过一次执政府以及后来“皇宫”大门。伪宫内府成了禁锢溥仪及其一家的政治牢笼。

3 太上皇与儿皇帝

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控制，集中表现在与伪满皇帝溥仪的关系上。两者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是太上皇与儿皇帝之关系。伪满洲国实际掌握统治大权的不是溥仪，而是皇帝之上的太上皇，即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官为了充分控制皇帝溥仪，极力充当盘踞皇帝头上的法皇的角色。虽然在法律条文上没有这个规定，但他确实是这样干的。

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为昭示日系官吏明确日本天皇、关东军司令官同伪皇帝之间的关系，特意炮制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的文章，秘密散发到伪政府、协和会中的日系官吏手中。其中第三项专门阐述“天皇、军司令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说：“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中心的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求伪满皇帝溥仪出卖中国领土主权，而且出卖自己的全部灵魂。文章说溥仪与天皇之间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一样”。如果溥仪不遵从这种关系，“不以天皇之圣意为己意时”，“则将立即丧失其地位”。这就是说，溥仪如不百依百顺，随时将被搞掉。那么，日本天皇的所谓圣意如何体现，又由谁来执行呢？文章明确回答说：伪满的宗主权实质上是以日本为中心的皇道联邦内的一个“独立国家”，而关东军司令官是天皇的代理人，所以理应负责对“皇道联邦”下的伪满洲国进行监督，因此也必须是傀儡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说到底，溥仪只有一切唯关东军司令官之命是从，才算是遵从天皇的“圣意”，才可以稳坐金銮殿，保全皇帝的宝座。

为了进一步控制溥仪，关东军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一方面安排溥仪访问日本，企图通过日本天皇对他“款待”，进一步笼络他，使他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另一方面派职业军人担任“帝室御用挂”，在溥仪身边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溥仪访问日本的时间是1935年4月6日至4月23日，在日本逗留17日，作为“元首”在外国逗留时间如此之长是中外罕见的。所到地点有东京、京都、奈良、神户、大阪、广岛等地，随从100多名。溥仪一行从大连乘日舰出发，在海上航行期间，溥仪不但参加了神武天皇祭，检阅了军舰夜间探照演习，而且行至九州西部时，还受到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鸣礼炮致敬的礼遇。溥仪一行到达横滨港后改乘火车去东京，裕仁天皇、全体内阁大臣等在车站迎接。在东京期间，裕仁天皇设宴招待溥仪，日本许多元老重臣先后前来拜见了他。他还在裕仁的陪同下，检阅了军队，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日本陆军医院里那些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官兵。裕仁天皇的母亲还特别打破常规，在后宫里宴请了溥仪。日本报纸曾大肆宣扬溥仪和皇太后散步的情形。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在溥仪身上可以说收到了一定效果：溥仪不但头脑发了热，而且有些昏昏然了。溥仪回到长春，仅隔一日，4月29日即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天皇诞辰纪念会。4月30日，又急忙把在长春的伪简任以上官吏和日本官吏召集到伪宫，破天荒地在既没有与日本人商量又没有日本人预先写好讲话稿的情况下，口若悬河，进行了长达50分钟的训谕。最后还说：“如果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接着在5月2日又颁发《回銮训民诏书》，宣称：伪满皇帝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各族人民要“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尽管《诏书》不是溥仪亲笔之作，但是他当时确实认为自己与日本天皇平起平坐了。

溥仪又错了。日本帝国主义尽可以利用溥仪访日一事尽情鼓吹“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以愚弄中日两国人民，进行殖民统治与掠夺，但是溥仪的地位却丝毫没有改变，此后关东军对溥仪的控制步步加紧，甚至使他“心惊肉跳”，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

关东军对溥仪采取软的一套手段的同时，施展了强硬的手段，即安插“帝室御用挂”。14年间，这一特别职务曾经几易其人。但是，一个名叫吉冈安直的日本职业军人任职时间最长，从1934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从此人10年间在溥仪身边的所作所为，可以窥见关东军在控制和操纵溥仪上也是煞费苦心的。

吉冈是日本鹿儿岛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31年前曾任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大尉参谋。其时，他曾为溥仪讲过时事，有一面之识。后来回日本任鹿儿岛某联队的大队长。溥杰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恰又逢吉冈在该校任教官。溥仪到了东北后，吉冈千方百计和溥杰拉关系，并利用溥杰穿针引线，来到溥仪身边，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兼“帝室御用挂”。

“帝室御用挂”就字面看应是“皇帝秘书”或“内廷行走”，名义上充当关东军同溥仪之间的联络人，实际上是安插在溥仪身边的关东军“影子”，以操纵溥仪老老实实听命于殖民统治者，同时监视伪满政贵同伪满皇帝之间的关系，把溥仪完全架空起来。“帝室御用挂”吉冈的实际职能在溥仪看来是：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他自己好比一个电动机，而吉冈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溥仪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行祝酒，以至点头微笑，几乎都在吉冈的指挥下。甚至溥仪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也一概要听这位“御用挂”的吩咐。在一些公开场合，溥仪说的话大都要事先由吉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溥仪便命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在伪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伪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不足，要伪满军队接替一部分其在中国战场上的空当，溥仪便在伪军管区司令官宴会上，按纸条表示了“与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断乎粉碎英美势力”的决心。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作出规定，外面寄来的信件，要由吉冈决定是否交送溥仪。这样一来，溥仪几乎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了。吉冈每天进“宫”极为频繁，有时来了不过10分钟就走，走了不到5分钟又来。溥仪怀疑他在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监视自己。而且日本战况越坏，吉冈来得越勤。溥仪为了不使日本人疑心，只好听到吉冈到了，便立即接见，尽量缩短让他等候的时间，甚至正在吃饭，也立刻放下饭碗去接见他。

吉冈阴险狡猾、专横跋扈，因而得到关东军的重用，官运亨通，飞黄腾达，10年之内，他从一名普通中佐，很快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

除派吉冈担任帝室御用挂，对溥仪进行贴身监视外，关东军司令官也定期“访问”溥仪，进行“内部指导”。对其他担任伪满政权机构的汉奸官吏，关东军也是既利用又控制。如能百依百顺地为日本主子效力，讨主子的喜欢，就能官运亨通；否则就会受到冷遇，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如“建国元老”、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由于主张复辟清朝与国际共管，并对日本主子发过不满的牢骚，就被关东军一脚踢开，不久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后来伪总理大臣换上唯日本人之命是从的张景惠。此人虽然出身土匪，不学无术，倒是看准了日本人的“牌”，凡事仰日本人鼻息，绝无个人主见。因此，直到伪满政府垮台，一直充任伪国务总理大臣，任一职而持续时间之长，在伪满高级官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再如，“建国元勋”之一、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由于在一次省长联席会议上发过牢骚，抱怨关东军干预太多，感叹自己有职无权，即遭逮捕，继以“勾结外国图谋叛变”罪名，被处以死刑。

溥仪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登上伪满宝座不能不说是受其复辟欲望所驱使，而且他的言论、行动和他所批阅的文书，无不有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与殖民掠夺；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关东军给带上伪皇的桂冠，却丝毫未能使他重新获得皇帝的最高权力，更谈不上恢复“大清祖业”，只不过成了关东军这个太上皇的儿皇帝。

三 黑暗笼罩东北大地

1 实施“帝制”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如何巩固殖民统治？摆在它面前的还有一个溥仪不满足充当执政，而想当皇帝的问题。

溥仪始终把“大清朝”的“中兴”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皇亲满贵以及清朝遗老们无不盼望着这一天，他们连做梦也想着燕市再游、“后清”复见。溥仪充当“执政”的两年中，皇族熙洽主持的“满洲协进会”、“建国请愿代表联谊会”等，一直不曾间断活动，强烈要求实行帝制。对此，日本当局始终应付着，不作答应或拒绝的明确表示。

“一年为期”届满，“帝制”尚无动静，溥仪乃派警卫官工藤忠前往东京探风摸底。据其回报，已见到南次郎和黑龙会的头面人物，确知军部方面当权者同意实行帝制，溥仪转忧为喜，设法进一步探听虚实。不久，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造访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私邸，转述了一个可靠的内部消息：关于实行“满洲帝国”的夙愿，已经得到日本军方和政府的“谅解”，正式训电早晚可以到达，因此即可筹备实施。两人“密谈”了1个小时，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其后，广田外相在日本第65届议会上谈到外交方针时，公开披露了将允许溥仪登极称帝的信息。广田明确地说，“满洲国”“朝野所翘望之帝制问题，不远亦将实现”。1933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溥仪，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日本人允许溥仪“登极”，给他一点“甜头”，并非为了实践板垣征四郎在旅顺时许下的“一年为期”的诺言，而是完全出于政治需要。

首先是为了打破外交上的僵局。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提出以后，国际联盟通过了不承认“满洲国”的决议，这使日本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泥潭之中。让溥仪登极似可表示日本并没有吞并满洲的野心，满洲既然能够自由地拥戴自己的皇帝，当然不能说是日本的殖民地了。这实际上是对谴责日本的世界各国所作的让步姿态。

其次是为了吸引包括察哈尔、绥远、青海以及东部蒙古在内的蒙古王公，以建立更多的伪政权。当时，内蒙各蒙旗代表云集南京，向中央政府要求自治，问题悬而未决。日本得陇望蜀，既吞满洲，又要进窥内蒙；深知内蒙的封建王公与清朝皇室之间有数百年的渊源，溥仪登极对内蒙自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

再次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傀儡皇帝。既然日本当时还无法以铁腕直接统治东北人民，既然卖身效命之徒尚有使用价值，对于其无关宏旨的要求给予适当满足，使之更乐于接受驱策，显然是划得来的。何况为了大举进攻关内的战备之需，改伪满为帝制有益无害。从长远的观点考虑，把溥仪由执政变为皇帝并不影响日本吞并满洲这块地方。当年日本对待韩国便是如此，当韩国傀儡政权尚有使用价值时，日本不但承认韩国“完全独立”，还怂恿韩王李熙称帝。曾几何时，一道命令便取消了李熙的帝号，吞并了他的土地。中国人对此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就指出“溥仪做皇帝”“是由日本军部替他决定”，“是石敬瑭式的儿皇帝又重现于今日”。

伪满奴才们得到主子的首肯，从1934年起就进入溥仪登极称帝的各项实质和形式的紧张筹备阶段。1月1日，伪满国务院召开各部大臣会议，对实行帝制进行具体准备。8日，伪满召开特别国务会议，审议“改帝制”的建议书。11日，关东军授意伪省、市长向溥仪上《改帝制建议书》。14日，关东军伪造民意，唆使所谓民众团体向溥仪上《就帝位劝进书》。与此同时，伪满总理、总长、参议、省长和日籍各部次长等协商议决，推举郑孝胥“代表全满三千万民众”谒见溥仪，请求溥仪“就国家至高之荣位”。17日，溥仪“同意”称帝，宣布3月1日即位，并将伪满洲国改称伪“满洲帝国”。这时溥仪乐得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把龙袍准备好，便立即派人去北平荣惠太妃处，把龙袍取来。这是一件自道光皇帝传下来的龙袍，也是溥仪想了22年的龙袍。他要穿着它去登极。溥仪的头脑正在发热，关东军方面却又对他说，日本承认的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登极时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不能穿清朝的龙袍。后来由于郑孝胥的努力，关东军终于同意，溥仪可以先穿龙袍去祭天，回来后再换上所谓大元帅正装举行登极典礼。2月22日，举行登极前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议”，溥仪在会上说，他崇拜祖先康熙的德政，希望即位后改元“康德”，这件事总算由他自己决定了。伪满康德皇帝登极大典在1934年3月1日举行，共有两种仪式：郊祭仪式和登极仪式。

3月1日，天色刚露微明，一贯迟眠晏起的溥仪早早地起了床。他略加修饰后，走进寝宫对面的佛堂，首先跪身斋戒，而后口诵佛号，继而朝东默祷。祈祷后，溥仪回到寝宫进朝飨。随后，随侍李国雄小心翼翼地给他穿上由北平取来的黄贡缎绣流云十二章金龙立水袍，外罩天清江绣流云四章正金龙褂，头戴镶嵌着宝珠的顶冠。穿戴完毕，溥仪走到大穿衣镜前，从头到脚端详自己。当他在镜中看到映出的“五爪团金龙”时，不禁流露出异常兴奋的神情。他抚摸着袍褂上的“金龙头”，喜不自胜地自语道：“朕真的又龙袍加身了！这就是朕‘恢复祖业’的先兆呵！”

上午，溥仪身着龙袍，依古礼为表示敬天，在杏花村（今地质宫广场）塔台行告祭礼。礼仪程序十分繁赘。首先由溥仪接受日伪官吏的恭迎，而后进行“盥洗”、“升坛”、“就位”、“燔紫迎神”、“献爵三”、“复位”、“受玺”、“送燎”等。这是溥仪当“康德皇帝”十几年中唯一的一次，因为日本主子不允许他因袭《大清会典》按旧制办，一再强调“满洲帝国”并非“后清”。

当天中午又在勤民楼二楼正殿举行登极仪式，溥仪身着伪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走进勤民楼正殿，登“兰花御座”，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贺毕，溥仪宣示诏书，接受伪总理郑孝胥呈献贺表。最后，郑孝胥率领群臣三唱万岁，拜受诏书。溥仪虽说有几分不快，但在“三呼万岁”的礼仪中也总算过了“皇帝瘾”。一场傀儡皇帝登极仪式至此结束。溥仪当上了傀儡皇帝，伪满洲国由执政制变成立宪君主制，元首称皇帝，中央各部总长称大臣。

实施帝制后，关东军于1935年5月21日对伪满中央机构进行了一次人事大更动。除少数人留任原职外，其余人都作了更换，将日本人认为不可靠和不驯服的汉奸、复辟狂与旧军阀，换成与日本关系更为密切的更被信任的人。更动后的情况是：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部大臣张燕卿、民政部大臣吕荣寰、财政部大臣孙其昌、军政部大臣于芷山、交通部大臣李绍庚、实业部大臣丁鉴修、文教部大臣阮振铎、司法部大臣冯涵清、蒙政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宫内府大臣熙洽、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尚书府大臣袁金铠。此外，伪中央机构还进行了部分或个别调整，进一步加强了总务厅。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各省的实权，防止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日本统治者采取“广设诸侯，分而治之”的方针，对地方统治机构也进行了改组。1934年10月11日，伪满国务院公布了《省公署官制》，宣布将东北4省改为14省，即设立奉天、吉林、龙江、滨江、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热河、黑河、兴安东、兴安南、兴安西、兴安北省，以及新京、哈尔滨特别市。1941年又改为19个省、1个特别市。原来各伪省长全部调至“中央”挂上闲差，另行委任听命摆布的葆康、吕荣寰、李铭书、孙其昌、金名世、蔡运升、王兹栋、徐绍卿、刘梦庚、钟毓、额勒春、业喜海顺、札葛尔、凌升等人为上述14个省的伪省长。这些人除内蒙地区任职者为地方首领外，其他人多是羽翼未丰，又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跑的中层汉奸，更便于操纵和控制。再加之实行频繁的调动，身边又有日籍总务厅长官（后来的省次长）掣肘，也就难以培植或发展起个人势力。

实施帝制及溥仪当上皇帝，并没有改变或减轻伪满政权的傀儡性质，更不是溥仪及一些清室旧臣所梦想的清朝复辟，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伪满傀儡政权及汉奸们的控制，更好地利用傀儡皇帝的名义，达到了强化殖民统治的目的。

2 残酷的军事镇压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东北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秩序，扑灭群众性的抗日斗争烈火，挥舞着火和剑，始终保持着庞大的军事镇压机器。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时仅有1.04万人，事变后不断从日本增调，截至1932年末，计增调4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2个骑兵旅团，外有轰击机130余架的4个飞行大队，100余辆坦克的坦克队，粗略统计，总兵力约达8万人。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关东军的兵力达25万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关东军拥有6个军司令部、13个野战师团、13个国境守备队、2个驻屯队、18个本部宪兵队、2个飞行师团、1个战车旅团、1个骑兵旅团等，总兵力号称100万人，实际数字也不低于85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续南调，至1944年以后，总兵力仍达75万人左右，约等于九一八事变时兵力的72倍。

日本侵略者除依靠日本军警宪之外，又建立起伪军警宪特等武装组织。初期的伪满军，由投降日军的旧军阀部队组成，有奉天、吉林、黑龙江伪军，以及兴安伪警军，共约14万人，由日本军官控制。以后缩减为8万人。1940年4月实行《国兵法》，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凡年满19岁的青年均应服役3年，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至1945年，伪满军发展到15万人。伪宪兵队于1934年建立；1935年设立宪兵司令部，下设新京、奉天、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承德等6个宪兵队。伪警察设立于1932年3月，受伪民政部警务司管辖。同年5月，伪警务司制定《满洲国警察建设纲要》，于是在东北各地建立了一套伪警察系统，省市设警察厅，各县设警务局，街（镇）设警察署，街、村设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1941年，又在重要城镇、重工业地区及抗日联军活动地带，设置警察警备队；在林区与铁路沿线设森林警察队与铁路警护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推行经济掠夺政策，又设立经济警察。

日本侵略者就是依靠日伪军警宪特进行所谓“治安肃正”，对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血腥镇压与“讨伐”。这些“讨伐”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从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为第一阶段，特点是以关东军为主力，集中日伪兵力，以抗日义勇军为主要目标进行“讨伐”。在伪奉天省主要有：① 1932年5月至12月，以关东军各地独立守备队为主力，汉奸于芷山部伪军相协助，对东边道地区连续3次进行“讨伐”，“围剿”抗日义勇军李春润、唐聚伍、王凤阁等部；② 1932年夏，关东军抚顺守备队对沈阳抚顺一带抗日义勇军进行“讨伐”；③ 1932年10月至1933年3月，关东军与伪军王殿忠部对辽河下游一带抗日义勇军项忠义、张海天等部进行“讨伐”；④ 1932年12月至1933年2月，关东军对辽南一带抗日义勇军邓铁梅、刘景文、李子荣等部进行“讨伐”。在伪吉林省主要有：① 1932年3月至6月，关东军与伪军于琛澂部对哈东一带抗日自卫军李杜、丁超、邢占清等部进行“讨伐”；② 1932年4月至7月，关东军对延边一带王德林救国军及东满抗日游击区进行“讨伐”；③ 1932年4月至9月，日伪军对哈吉之间的冯占海救国军进行“讨伐”；④ 1932年8月至11月，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伪靖安军及辽吉两省伪军多次对辽吉边境一带的王殿臣、宋国荣、三江好等部抗日义勇军、山林队进行“讨伐”；⑤ 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关东军对吉东牡丹江一带的李杜、王德林等部义勇军进行“讨伐”。在伪黑龙江省主要有：① 1932年4月至7月，关东军对在绥化、海伦、克山一带重新抗日的马占山部进行“讨伐”；② 1932年5月至10月，日伪军对三肇及安达等地李海青部救国军进行“讨伐”；③ 1932年9月至12月，关东军与伪军张文铸部对满洲里一带的苏炳文、张殿九等部抗日义勇军进行“讨伐”。为了统辖日伪军警各方面的力量，协力镇压抗日武装，关东军还于1932年11月21日成立伪军政部管辖下的各级清乡委员会。伪中央的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是伪国务总理，委员有总务长官、军政部最高顾问、军政部总长、民政部总长等。省、县级清乡委员会分别以伪省长、县长担任委员长，当地的日伪军警头目充任委员。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日伪军政各方面的力量来“讨伐”抗日武装。

1933年6月至1934年3月为第二阶段。特点是敌伪根据大多数抗日义勇军瓦解、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逐渐活跃的情况，由关东军与伪满军警分散配置兵力，以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为主要目标，对各地区实行统一“讨伐”。此间，关东军撤销了各级伪清乡委员会，于1933年6月建立了各级伪治安维持会，各级治安维持会的头目，全由日本人担任，以期加强统辖各种力量，“围剿”抗日武装。同时，制定“讨伐”计划，妄图用半年左右时间，平定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此外在东北开始推行保甲连坐制度，组织伪自卫团，以弥补伪警察的不足。另外，还加紧收缴民间的枪支弹药，修建警备道路与通信设施，以配合对抗日武装的“围剿”。这一阶段“讨伐”情况是：1933年7月至8月，日伪军对东边道及辽南、辽吉边界地区进行“讨伐”；1934年2月至3月，日伪军在东北各地进行“大讨伐”。

第三阶段是从1934年4月至1936年3月，关东军实行所谓“集团配置”兵力，把维持治安的任务交给伪满军警，将分散的兵力撤回，以伪满军警为主体来担承维持治安工作。实际上到1936年时，关东军仍有8万兵力参加对抗日军民的“讨伐”。“讨伐”的重点对象是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此间，日伪又以各省治安维持会为基础，从1934年4月起，相继成立伪南、北及东南等几个防卫地区治安维持会。这些治安维持会的委员长，仍由日军所在地区之兵团参谋长担任。1935年9月，又成立以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为委员长的伪警务联络委员会，以协调各军政机关的力量，共同镇压抗日武装。这期间日伪军的“讨伐”行动有：1934年9月对东边道和10月对吉林全省的秋季“大讨伐”；1935年1月至2月对以东边道、哈东、东满和绥宁等地区为重点的“大讨伐”；1935年夏对讷河、漠河及嫩江地区的“讨伐”；1935年9月至11月对伪奉天、吉林、间岛、滨江、安东及锦州、洮南等地区的秋季“讨伐”；1936年1月至2月以伪滨江、三江、吉林、间岛、安东、奉天等省为重点的冬季“大讨伐”。

第四阶段是从1936年4月至1937年5月，其特点是日伪实行所谓以各项政治工作与“讨伐”作战相结合的“一体化整顿治安方针”，即由关东军于1936年3月制定了《满洲国治安肃正大纲》，随后伪满也制定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大纲》。按照大纲，日伪确定以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4省和伪安东、奉天两省一部分为“肃正”的重点地区，采取所谓“治标”（即军事“讨伐”）与“治本”（与军事“讨伐”相配合的各项工作，包括集团部落、保甲制度、警备设施、武器收缴、宣抚、检举、经济封锁等）相结合的办法，即以关东军为中心，集日伪军警与行政于一体，实行军官民一体的“治安肃正”工作。此期间，关东军于1936年4月将伪警务联络委员会改为“警务统制委员会”，并制定了实现《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大纲》的各年度的治安肃正纲要或实施要领。这个阶段日伪以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为指导部长官，以汉奸于琛澂为总司令，集中2.7万余兵力，自1936年10月开始，对东边道9县进行“独立大讨伐”。同时，还于1937年1月，在伪满中央成立伪东边道复兴委员会，在伪通化省成立“东边道复兴办事处”及“东边道治安维持会”，以配合这次“讨伐”。到1937年夏又确定以三江地区为重点进行新的“大讨伐”。

日伪军警连续不断的“讨伐”、血腥镇压，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受到很大的损失。据日伪材料记载，自1932年4月至年底，日伪军警在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讨伐”，共杀害中国民众1200余人。1935年秋季，日伪军警在东北各地“讨伐”，共逮捕、杀害抗日人员5713人，其中杀害4646人。又据日方统计，自1932年至1936年5年中，日伪军警共杀害、打伤、逮捕抗日军民8.9万人，其中杀害4.9万人，打伤3.1万人，逮捕0.8万人。日伪统治东北14年间，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万抗日战士牺牲在日军屠刀之下，东北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3 实施保甲制度，建立集团部落

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对东北抗日武装与民众进行血腥“讨伐”的同时，为镇压东北各地的反日力量，在各地网罗汉奸走狗，拼凑民团组织，实施保甲制度，推行集团部落政策。

伪满的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与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混合体，是极端反动残暴的制度。1933年12月，伪满公布《暂行保甲法》，立即在有关伪省、县试点实施，重点是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保甲法是按居民居住区域划分牌、甲、保组织，实行十家连坐。1935年7月，还制定《保甲制度三年再编强化策》，提出“全国一律强化主义”的口号，配合日伪军的武力“讨伐”，迅速在东北范围内开展起来。据日伪统计，1935年在推行保甲制度特别工作的49县中，所建立的伪保、甲组织分别为517个与8387个，伪自卫团5408个，伪自卫团人数为1050190人。

1936年，日伪当局侧重在间岛地区和东边道地区实施保甲制，以对付日渐兴起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这一年，东北区域内实施保甲制度的县已达2/3。1937年，日伪当局继续对伪吉林省的乾安、热河的兴隆等59个县（区）实施保甲，至此，东北全境基本上普遍实行了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的实施把人民禁锢在封建法西斯式的基层组织之中，不得越雷池一步，终日处在互相监视、自我戒备的氛围之中，使抗日救国的思想和民族意识的传播受到严重阻碍，更抑制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但是，保甲制度并不能割断广大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血肉联系。因此，日伪统治者煞费苦心，采取了一些其他更加野蛮的措施，如驱使群众大修警备道路，建立监视哨、望远楼，加强自卫团，回收枪支，等等。此外，还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即大搞归屯并户，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

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日伪用烧房、枪杀等手段，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迁到指定的地点，组成由日伪军警直接控制下的大村落，农民称它为“归大屯”，俗称“人圈”。

集团部落推行最早的地区是伪间岛省，1933年日伪就在延吉、和龙、珲春建立了8个集团部落，1934年又建立了28个。1934年12月3日，伪满民政部发布建设集团部落的命令之后，便在东北抗日武装活动的伪奉天、安东、吉林、滨江、三江等省一些地区普遍推行。1935年，在东北各地共建集团部落1136个，至1936年末共有4433个。1937年七七事变后，除继续在伪奉天、安东、吉林、滨江、三江等省推行集团部落外，还在长城沿线疯狂地推行集团部落政策。1943年初，日军在喜峰口至山海关附近的东部地区实行集团部落，仅凌（源）青（龙）绥（中）、承（德）平（泉）宁（城）两个抗日联合县就有4527个村庄被摧毁，42万多人被赶入831个“人圈”中去。

集团部落实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法西斯集中营。每一个部落四周都筑有高3米左右的围墙，围墙上设有铁丝网，四角设有炮楼，出入仅有4个大门，俨然是一座阴森恐怖的监狱。在集团部落中央，日伪设有军警派出所或村公所。它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胁迫群众参加反动组织“协助会”，并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它还对群众出入部落横加限制，出入要挂号，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撂荒。由于集团部落环境条件恶劣，大批群众病、冻、饿死。据日伪统计，1936年在通化、金川、柳河等县的集团部落中传染病四处蔓延。仅通化县的集团部落里，传染病患者即达1132人，其中死亡者153人；金川县的患者为1505人，其中死亡者137人；柳河县的患者为4385人，其中死亡者315人。1937年，抚顺县冻、饿、病死和被日军杀害者，占全县人口的30%以上。整个东北因集团部落而受害者达500万人，占东北人口总数的14%以上。

在集家并村过程中，日伪实行野蛮的烧杀政策，强迫农民迁入集团部落，拒绝搬迁便遭残杀，进而将原来的村庄、民房一律烧毁，制造了许多“无人区”。据不完全调查，日军从1933年至1939年，在东北吉林延吉、珲春、辑安、清源、宽甸、通化等地制造“无人区”；1936年，在辽宁北票二龙台川制造“无人区”；1939年至1945年，在长城两侧制造“无人区”。而长城一线的千里“无人区”，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

冀热辽的千里“无人区”，按现在区划，范围包括青龙、宽城、承德、兴隆、滦平5个县的全境，丰宁、平泉、建昌、凌源、宁城、隆化、怀柔7个县的大部分地区，绥中、喀喇沁旗、围场的局部地区，平谷、密云、延庆、赤城等县当时被划入伪满辖境的地区，还有遵化马兰峪的所谓伪满特区。据初步统计，“无人区”的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8500平方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1.7万多个，共建“人圈”2506座，被驱赶集家的群众约140万人。根据冀热辽临时救济分会1945年末的调查统计，在抗日战争中，冀热辽区被敌人杀死12.3万人，被致伤残者1.8万人，被掳走充当劳工者3.8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日军制造“无人区”时被杀害或致残或掳走的。被烧毁和拆毁的房屋764万间，仅热南山区的“无住禁作地带”就烧毁房屋205.6万多间。至于被焚毁的森林、农作物，则因面积大、数量多而无法统计。

4 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

日本侵略者在“讨伐”抗日武装、实施恐怖政策的同时，往往对当地的无辜群众施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他们所到之处，房屋被烧成灰烬，财物被抢掠一空，居民被大批屠杀，妇女被肆行奸淫。震惊世界的“平顶山惨案”就是这种残酷屠杀的一个典型事例。

1932年9月15日，一支辽宁义勇军经平顶山村袭击了抚顺煤矿。日军便以“通匪”罪名，向平顶山村无辜的群众举起了屠刀。9月16日，日军驻抚顺守备队队长川上岸，率领200余名士兵突然包围了平顶山村，封锁了各道路口，并由日军挨家挨户把居民赶到平顶山村南面的草地，扬言给村民照相，一些缠足老太太和老弱病残者，因为走得慢，日军就把他们打翻在地拖着走，或者“干脆一枪打死或用刺刀刺死”。午后1时，全村约3000男女老幼被赶到草场上，事先用红布蒙掩的6挺机枪突然掀掉红布开了火，顿时鲜血四溢、血肉横飞，哀嚎声和枪声不绝于耳，民众倒在血泊之中。枪杀之后，日军还不甘心，又用刺刀逐个刺杀。刽子手还纵火烧村。野蛮的屠杀持续了3个多小时，整个平顶山村，房屋被烧光，人被杀光。在这次惨案中，平顶山村有270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其中有2/3是妇女和儿童。连80岁的老人、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为了掩盖屠杀暴行，第二天日军将尸体堆起，用火油焚之，并用炸药把山崖崩塌，掩盖烧剩下的尸骨。人们曾悲愤地编出这样一首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永难消！

平顶山惨案后，日军紧接着又决定血洗千金堡。这里距平顶山村约2.5公里，幸而居民鉴于平顶山村的惨案，及时逃往他乡。日军杀害了未及逃脱的40余人，烧毁了1000多间房屋。

在黑龙江、吉林和热河省，日军也制造了多起惨案，其中土龙山惨案和白家堡子惨案尤其令人发指。

土龙山位于黑龙江省依兰县第三区。1934年3月8日，土龙山农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武装暴动，暴动之后，日本侵略军对土龙山地区进行了极其残酷的烧杀。3月12日，日军乘坐3辆汽车，带着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后面跟着日本骑兵队，在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里，烧毁大小房屋200余间，烧毁粮食20余万斤，家畜170余头。3月19日，日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血洗土龙山九里六屯，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使60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烧毁房屋700多间。日军在土龙山地区先后血洗12个村屯，烧毁1000余间民房，杀害1100余名无辜百姓。

白家堡子位于吉林省柳河县，曾是抗联第一路军活动的主要地区。抗联第一路军在当地民众支持下，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此，日本侵略军决定要对白家堡子居民实行镇压。首先他们将白家堡子周围的德胜岗、窖鹿沟、黑瞎子沟以及大荒沟南门外大杨村方圆40余里划为“通匪区”。经过周密的策划，1934年7月15日天刚亮，日军中山大尉率领守备队3个中队，分散闯进这些“通匪区”，用刺刀驱赶着村民到大荒沟警察署院内，不能走动的则被用刺刀杀死在屋内。接着日本兵又挨门挨户点火烧房，整个村子变成一片火海。日本兵将身强力壮者带进屋拷问，逼问抗联去处，但一无所获，遂将被问者一一刺死。最后，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将约400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东山脚下，用机关枪疯狂地向赤手空拳的人们扫射。这场大屠杀造成400多人横尸于东山脚下。此类法西斯暴行，在伪满时期不下数十起。仅根据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一书记载，1932年至1945年间，日军除制造平顶山惨案、土龙山惨案、白家堡子惨案外，还制造了镇压“一分委员会”、“六一三”事件、杀害赵一曼、破坏磐石中心县委、破坏柳河县委、“四一五”大逮捕、镇压东北暂编仁义军、破坏抚顺特支、“三一五”大逮捕、破坏依兰县委、讷河事件、大连抗日放火团事件、三肇事件、王岗事件、大屯惨案、火斗山惨案、大水峪惨案、“白田工作”事件、“贞星工作”事件、“一二三○”事件、九虎岭惨案、“二一”惨案、光头山惨案、巴木东事件、通河事件、“桃园工作”事件、“晚园工作”事件、镇压桦甸农民暴动事件、杀害孙国栋事件等30起大血案。

这些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逮捕大屠杀惨案，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东北人民无数笔血债的一部分。这些残害东北同胞的血的事实，记下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极其悲惨的历史，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控诉。它极其有力地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所宣扬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的欺骗性，并彻底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残暴的民族压迫的罪恶本质。

5 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与细菌战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用枪炮屠杀东北人民，还惨无人道地用细菌来残杀中国人民。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决定由石井四郎主持，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实验所。1932年至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肇东县满河和五常县背阴河车站附近开始细菌战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军部根据日本天皇裕仁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秘密细菌部队：一个是由石井主持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称“第731部队”；另一个是由若松主持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后改称“第100部队”。

第731部队驻在哈尔滨市南部平房一带，占地30多平方公里，为世界上最大的细菌部队。该部队对外严格保密，基地周围被划为禁区，神秘莫测。它拥有细菌专家、科技人员3000余名，内设研究、实验、防疫给水、细菌生产、总务、教育、器材供应、诊疗八部和一个“特别班”。这个“特别班”负责管理细菌工厂的特别监狱。该部队的任务是为细菌战培养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它还专门培养与繁殖散布细菌的寄生虫和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并拥有规模庞大的生产设备。用这些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微生物，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菌及数千万只专门用来传播细菌的跳蚤。

第100部队驻在长春市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它主要是培养鼻疽、炭疽热和牛瘟等疫病的细菌。他们在实验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使用活人。

细菌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是最惨无人道的。这一计划是由关东军司令官正式批准的。而惨遭细菌战部队实验的活人，都是中国抗日爱国志士、无辜群众与苏联、朝鲜人等。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这些人称为“马路大”，即可任意削、砍的“原木”。这些所谓“马路大”，都由日本宪兵队进行“特殊运输”，每年五六百人。

日军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最常见的有菌液注射实验、染菌饮食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治疗实验、真空环境实验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实验等。为了培养具有最高致命力的鼠疫菌，第731部队用“间苗”方法，将带有鼠疫菌的针剂注入第一个实验的人身上，待鼠疫菌战胜人体内的抗菌体后，毒性比原来大得多，再将这种菌苗注入第二个实验的人身上，如此依次实验，就能培养出最高致命力的鼠疫菌。凡是接受实验的人，要是经过治疗痊愈的，他就不免要再受接二连三的实验，一直到折腾死为止。惨死者的尸体经过解剖，就被投入焚尸炉里烧掉。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731部队驻平房5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

残暴的日军为了搞到健康新鲜的标本，竟把一个12岁的健康男孩活活地解剖了。原第731部队一个队员揭露说：有一天，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送到了解剖室。几个日本军医一齐扑过去，扒光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手术台上，用扣带将四肢紧紧扣住。然后强行消毒，注射麻醉剂。待这个小孩失去知觉后，日本军医就将他的腹部划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接着，又将小孩的脑袋锯开，取出大脑。然后，将这些东西分别投入装有福尔马林溶液的大容器中。最后手术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了。

日本侵略者不仅大规模地对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而且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进行的细菌战和细菌实验，危害极大，遗患无穷。单就东北地区来说，在辽阳、本溪、洮南、东丰、双城、新民、白城子、哈尔滨、泰来、抚顺、农安等地，就发现有撒播过细菌的迹象，造成一些地方传染病流行。

6 “协和会”的罪恶活动

关东军在以武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又妄图以欺骗和麻痹的手段，在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为此就需要有一个宣传“满洲建国”的合法性与笼络民心的统治机构，于是协和会就于1932年7月25日应运而生了。

伪满政府在协和会成立的同时，颁布了协和会创立宣言、纲领、章程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共同点是敌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同时又张扬起反对资本主义独占的旗号，吹捧“王道政治”，主张“重礼教、安天命”，“实践王道”，致力“民族协和”，这就规定了协和会的根本任务将侧重于以殖民统治阶级的思想去毒害、腐蚀和麻痹东北民众，即它的工作重点是从事所谓“王道政治”的鼓噪和法西斯殖民统治思想的宣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协和会乃是关东军操纵下传播法西斯王道政治的吹鼓手、散布殖民统治思想和毒素的大本营、排斥共产主义和一切进步思潮的反动堡垒，在维持和巩固殖民统治秩序过程中起到了军事暴力起不到的作用。

协和会由溥仪任名誉总裁，本庄繁任名誉顾问，郑孝胥任会长，张燕卿任理事长，谢介石任中央事务局长，中野虎逸任中央事务局次长。日本法西斯分子把持各部大权。各伪省、市、县、旗均设协和会本部，其头目由各级伪政府的首脑兼任。为了达到控制、监视广大人民的目的，协和会在城乡分别按行业、单位、地域和民族建立基层组织，编成分会，大量普通群众被强拉入会。1941年，伪奉天市甚至还强行推行“一户一会员主义”。至1942年5月，协和会的分会为4298个，会员竟达289万之多。至1941年，被协和会编入所谓“协和青少年团”的青少年也有200多万。到伪满垮台的前一年即1944年，协和会的分会为5185个，会员有428.5万人。

协和会是伪满时期的殖民统治机构之一，所以它的推移演化是受伪满政权的动向制约的。随着伪满各级政权中日系官吏势力的不断膨胀和中央集权统治的日趋强化，协和会作为直接的殖民统治机构的性质愈加突出。1934年3月伪满实行帝制，9月协和会随之改组，其重点是使协和会的中央机构同伪满行政组织机构“一体化”，以利于忠实执行关东军的统治方针。伪国务院总务厅阪谷希一次长兼任协和会事务局次长；协和会的其他头目，也几乎都由伪满政府的日籍官吏兼任，基本上达到了同政府协调一致的目的。1934年12月，南次郎接任关东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接任关东军参谋副长之后，关东军进一步加强了对协和会的控制。1935年9月，原由汉奸担任的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长，也改由日本人平岛敏夫担任。1936年，拥有四五万名成员的日本法西斯右翼团体“大满洲正义团”也和协和会合流。“正义团”成员复杂，团员不良行为频发，酿成各种事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恶不作的黑社会法西斯流氓集团。协和会与“正义团”合流，也反映了它的反动本质。

1936年7月25日，在协和会建立4周年之际，协和会再次进行改组，改名为“满洲帝国协和会”，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任会长，井上忠也任中央本部长，平岛敏夫任总务部长。此次改组的实质，是把协和会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为“国家机构的团体”。关于这一点，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于同年9月18日发表的所谓“满洲帝国协和会根本精神”的声明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说：协和会是“作为国家机构而确定之团体”，但“并非政府之从属机关”，而是“政府之精神母体”。这样，协和会在伪满洲国中的特殊地位便进一步确立起来了，协和会和伪满政府成为推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所谓“建国精神”、“王道乐土”政治运动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机构。曾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的阪谷希一作过形象比喻：“将满洲国比做一件衣服，政府是面，协和会是里，相结合而成一件夹衣。”因此，协和会与伪满政府是“表里一体”的组织。

协和会的罪恶活动极其广泛，首先它是一支日本侵略军进行武装占领和日伪军警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特工队或别动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东北人民抗日力量的过程中，协和会为配合日军的“讨伐”行动，专门成立宣抚训练班，培养奸逆人才。1932年4月至5月，关东军在松花江下游“围剿”抗日武装力量，协和会的前身协和党即组成随军宣抚班，伙同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和民众。“围剿”后，这些宣抚班成员留在各地，在关东军指使下，拼凑伪农会、伪商会等组织，搜集情报，征发物资，充当日军的走卒，欺压民众。

其次，大肆进行反共政治活动。协和会为维护日伪政权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运用各种手段积极从事反共活动，如设立青年行动队，利用青年充当反共先锋，搜集共产党和抗联的活动情报，为日伪军警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袭击抗联提供线索。协和会还在各地创办了48个青年训练所，对青年进行军事和特工训练，为日本统治东北培养骨干力量。1936年12月，协和会中央本部设立“排共特别委员会”，把反共运动作为国民运动来进行。这样，便使其反共政治活动进一步扩大了范围。

再次，进行反动的欺骗宣传，从精神上奴役与统治中国民众。它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动宣传，如通过组织观看电影、戏剧、讲演，以及开办讲习所和学院等方式，妄图使东北民众理解所谓“东方道德的真义和日满不可分关系的真髓”。卢沟桥事变时，协和会在长春召开所谓“华北事变国民大会”，鼓动武装侵略关内，继而又派遣什么“日本军慰问使节团”为日军打气。此外，还搞什么飞机献纳运动，等等。协和会还控制伪满的道德总会及各伪宗教团体等，开展所谓“民力涵养运动”，大搞思想渗透。协和会的所谓“宣德达情”的职能，实质上就是作为关东军和伪满政权的别动队，协助实施各项统治与掠夺政策。

从协和会的罪恶活动中可以看到，协和会在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思想麻醉、毒害和控制东北人民方面，在帮助日伪政权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方面，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协和会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一个官办法西斯组织。

四 疯狂的经济掠夺

1 夺取东北经济命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使东北成为它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成为它销售商品，输出资本，掠夺战略物资、工业原料及农产品的重要场所，千方百计地夺取东北的经济命脉。

首先，垄断东北交通，攫取通信权。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已发展到6000多公里。但其中日本侵占和投资的铁路即占2300多公里。满铁不但直营这些铁路，而且通过贷款等形式，还窃取了吉长、吉敦、四洮、洮昂等铁路程度不同的经营实权。事变爆发后，满铁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开始全面霸占铁路以及其他交通通信设施。

1931年10月10日，关东军指示满铁，利用“此次事变的绝好机会”，尽快获取借款铁路以及其他铁路的“经营”权。同年10月23日，组成了伪东北交通委员会，以汉奸丁鉴修、金璧东分任正、副委员长，而实权完全掌握在满铁理事十河信二、村上义一手中。该委员会控制了东北各省的交通行政大权。

在此之前，1931年9月21日，抚顺日本守备队首先占领了沈海路抚顺车站。24日，关东军宣布沈海路沈阳总站军管。不久，又成立了由丁鉴修任会长、土肥原任监事长的沈海铁路保安维持委员会。奉山铁路因有英国借款和英人参与经营，日本未敢遽然夺取，但却强行利用该路进行军运。锦州沦陷后，1932年1月5日，由伪奉天省公署和伪交通委员会出面强行接管了奉山路，只是口头通知英驻奉总领事，表示负责偿还英债。这是辽宁省接管铁路的情况。

在吉林省，因有汉奸熙洽和“极力标榜亲日”的原吉敦铁路局长金璧东，所以日本侵略者一举夺取了吉林省全部路权。1931年11月1日，熙洽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签订了一系列契约，日本攫取了吉长、吉敦、吉海等线的经营权及吉敦延长线、长大线、吉五线、拉法线等的修筑权。12月1日，内田又与伪四洮路局长阚铎签订四洮路贷款与经营契约，取得了该路的经营权。

在黑龙江省，1931年12月28日，关东军参谋板垣与汉奸张景惠签订协定，攫取了洮昂、齐克铁路的经营权，以及这些铁路延长线的修筑权。1932年1月8日，满铁还与张景惠签订关于呼海路的合同，又夺取了呼海路的路权。

九一八事变后只两三个月的时间，日本侵略者就实现了事变前二三十年梦想的吞并东北铁路的企图。唯一的“遗憾”是中东铁路还没攫取到手。中东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沙俄修筑的铁路，由于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部分割与日本，事变时苏联仍保持和经营着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和哈尔滨至长春两条线，长度有1788公里，是北满的大动脉。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通过制造事端、扰乱铁路沿线秩序、禁止国际直通货运、割断中东路与苏联铁路的联系、迫害与逮捕苏籍铁路职工等手段，迫使苏联自1933年6月与日伪举行谈判，经过马拉松式的长期谈判，1935年3月23日双方签订契约，日伪以1.7亿日元收买了中东铁路。满铁从而实现了东北铁路交通的垄断经营。

日本侵略者在霸占东北交通设施的同时，还夺取了东北的通信大权。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各城市，也占领了东北各城市的通信设施。在沈阳，日本还拼凑了一个伪东北电政管理处，作为夺取通信设施的工具。1932年4月，关东军要求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三部拟制《满洲电信及广播事业统制方案》。7月2日，关东军正式提出《对满洲国通讯政策》，明确要求由关东军司令官指导伪满的通信政策，由日本军官参与拟议设立的“满洲电信电话会社”的创设与经营，用投资使会社的实权把握在日本手中。1933年3月26日，日本政府与伪满政权签订《关于设立日满合办通信会社的协定》。9月1日，日伪合办的“满洲电信电话会社”成立，经营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及伪满行政管辖区的有线、无线通信事业，还接管了东北各县营、民营及县民合办的四乡电话事业。1935年3月日伪接管中东路时，该会社也接管了中东路沿线的通信设施。至此，该会社垄断了东北的通信事业。

其次，建立伪中央银行，夺取金融大权。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金融侵略由来已久。早在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就在营口设立支行，日本的朝鲜银行也在1909年开始在安东设立支行。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银行包括总行与支行、办事处共有58处，名义资本3.1亿多日元，实缴资本1.3亿多日元。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两家日本特殊银行，都在东北发行货币，即钞票和金票，数量都很大。日本普通银行商业金融活动，规模亦颇可观。1931年日本普通银行仅金票存款余额即达1.5亿日元以上。总之，日本银行在东北的各外国银行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9月19日，关东军就派兵荷枪实弹地占领了沈阳的东三省官银号，同时也抢占了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三省官银号（上述四银行简称四行号）与辽宁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以及中国、交通两行的辽宁分行等行号及其所属机构。东三省官银号库存的金条、边业银行张学良寄存的黄金四万七八千两和古董书画等尽被劫夺。其他金融机构的现款、基金也尽被查封。

为了加强对东北金融的控制，日本侵略者于1931年10月上旬成立伪金融研究会，由奉天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任委员长，而真正幕后策划者则是关东军与满铁的一帮人。这个伪组织成立后，首先审议了对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的《管理办法草案》，接着又以这个伪组织名义向关东军提出开业申请，10月15日东三省官银号等银行便重新开业。各银行开业后，日本侵略者又从满铁、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派来日系监理官，直接控制各银行。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又积极筹划设立伪满中央银行。1932年3月15日，伪中央银行筹备会议召开，关东军统治部长兼伪满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代表伪国务总理宣布，合并各官银号和边业银行，成立伪中央银行。1932年6月11日，公布《满洲中央银行法》及该行组织办法等法令。6月15日，又任命了伪中央银行主要头目：总裁为荣厚（原吉林省财政厅长），副总裁为山成乔六（台湾银行理事）。伪中央银行与伪满政权一样，掌握实权的是日系官吏。上面由副总裁与日系官吏控制，下面是日系的课长、部长把持实权，这些人几乎都是满铁及正金、朝鲜两银行的人员。有些大中城市和边境地区分、支行机构的经理，也几乎全由日本人担任。

1932年7月1日，伪中央银行成立，总、分、支行共计120个单位同时正式开业，原四行号撤销。从此以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伪中央银行强行收兑原有的各种货币，发行伪币，统一币制，以垄断东北的金融市场。伪中央银行在强制接收各种货币时，极力压低旧币和伪国币的兑价。奉大洋等五六十元，才能兑换1元伪币。尤其官帖比价定得更低，吉林官帖500吊兑换伪币1元。当时吉林官帖的流通额是103.1亿吊，仅此一项东北人民就损失800多万元伪币。伪中央银行用了3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旧币的收缴，到1935年8月实现了所谓的币制统一。

伪中央银行在收缴旧币的同时，滥发不兑换纸币，货币发行额远远超过其准备金规定的限额，尤其到伪满的后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1932年，纸币发行额为1.5亿元，1936年达到2.7亿元，1941年升到13亿多元，1943年更升到30亿元，1945年7月竟达到80.9亿元，是最初发行额的54倍。滥发货币导致了物价腾贵，纸币贬值，通货膨胀，而且达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使东北广大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日伪统治者除设立伪中央银行，垄断金融市场外，还通过实行金融统制，兼并、改组东北原有的行庄。从1933年11月9日公布《银行法》起，到1934年12月止，对东北银行进行整顿，提出申请的有189家，但发给营业执照批准营业的只有88家。接着，伪满政府强令其改组为股份公司，并规定资本不足10万元的不准营业，这样又砍掉了私营行庄27家，只剩下61家。以后，伪满政府对这些私营行庄进行资金、人员渗透，强令其参加银行协会，由伪中央银行进行操纵和控制。到1945年8月伪满垮台时，东北境内私营银行只剩下16家，其中13家有日本人入股，完全由民族资本经营的银行只剩3家了。这样，日伪基本垄断了东北的金融市场。

再次，夺取海关，控制对外经济贸易。日本帝国主义在疯狂夺取交通、通信、金融大权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夺取作为国家经济门户的海关。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关受上海总税务司管辖。上海总税务司管辖下的东北海关有大连、安东、营口、奉天、滨江、延吉、瑷珲7个关及下属7个分关、10个分卡。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又在安东、营口、滨江、延吉、瑷珲5个海关设立监督公署。税务司与监督公署是相互对立的机关，而海关业务掌握在税务司手中，海关监督并无实权。日本便利用这种情况，首先从各关海关监督下手。1932年2月，由伪奉天省政府任命海关监督并派往各关，又通过海关监督命令各关停止向上海总税务司送交税款。但是，设立在关东州管辖内的大连海关，并没有海关监督制度，原来的东三省地方官宪无权干预，伪满政权也无法干预。因此，日伪统治者便策划强行接收大连海关在内的各个海关。当时大连海关长和税务司都是日本人，于是策动日本人税务司脱离中国海关。1932年6月9日，伪满政府向大连海关福本顺三郎关长发出决定接收海关的通令。6月26日，福本海关长及其他日本职员发表联名辞职通电，断绝与中国海关的关系。6月27日，伪满政府任命福本为伪满财政部关税征收处的负责人，并把大连海关搬到满铁码头事务所办公。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于6月26日至30日，连续将滨江、营口、安东、珲春、延吉等5个海关夺取到手。10月将海关改为税关。至1933年1月，夺取了东北的全部海关。此外，1932年3月，日本侵略者还通过伪满政府接收了营口的盐运使公署、沈阳盐务稽核所和长春吉黑榷运局3个盐税机关，控制了东北的盐税。

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劫夺海关，利用海关，通过关税政策，控制东北的对外贸易，以保证日本商品的倾销和对东北资源的掠夺。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对外贸易，出超达2亿多元，而从1933年开始，输出大量减少，输入则不断增加，从出超变为入超。事变后的5年，平均每年入超达4000多万元。东北向外输出的品种中，大豆、豆油、豆饼占重要地位。东北在事变前5年，平均每年出口大豆、豆油、豆饼420万吨，而事变后1932年大豆出口409万吨，1936年为286万吨，显现下降的趋势。其他农产品、煤、生铁也占输出的重要部分。至于输入，则以纺织品、面粉、烟草等产品为主，以后钢铁、机械、车辆等生产所需的资料显著增加。

在东北的输出入贸易中，日本在事变前已居首位，但自伪满政权成立后，日伪夺取了海关，给日本向东北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在东北的对外贸易中，日本占据了最多数。东北对日输出，1932年为23500万元，占输出总额的38%，到1936年则为28500万元，占输出总额的47%，即在东北向外输出总额中，有将近一半是输往日本。在输入贸易中，1932年为19700万元，占输入总额的58%，1936年则为53400万元，占输入总额的77%。东北对日本贸易总额1932年为43200万元，比率为45%，1936年为81900万元，比率增为63%。这表明伪满对外贸易直接反映日本的需要和日伪统治的需要，加深了伪满经济对日本经济的依附程度。

又次，夺取工矿企业，控制重要产业。日俄战争后，日本凭借武力占领抚顺煤矿，清政府被迫承认日本对抚顺煤矿的开采权。从1905年开始到1918年，十多年时间内，日本资本攫取了中国东北许多矿产资源，从而奠定了日本资本在东北矿业中投资的基础。九一八事变前，抚顺、本溪湖、烟台、新邱等较大煤矿大部分为日本人掌握，鞍山铁矿和庙儿沟铁矿等亦为日本人掌握，日本侵略者掠夺了东北全部铁矿的开采权。

据雷麦《外人在华投资》一书估计，1930年日本在东北工矿业投资29511.5万日元，其中矿业投资为16521.3万日元，占日本对华矿业投资总数的94.4%。日本在东北的矿业投资主要是满铁，到1931年止，满铁在东北矿业投资额达11787.2万日元。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加紧了对东北工矿企业的操纵与掠夺。在煤矿方面，先后占领了复州煤矿、八道壕煤矿、孙家湾煤矿等。伪满洲国成立后，又连续接收、收买和占据北票煤矿、西安煤矿（辽源煤矿）、蛟河煤矿、鹤岗煤矿等28处大小不等的矿区。1932年9月9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伪满总理郑孝胥签订《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其中第二条规定“满洲国政府将另表所列各矿山的矿业权许给日满两国政府协商指定的日满合办的法人”，从而将矿山开采权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8月1日，伪满政府公布《矿业法》，规定未经开采之矿物为国有，凡欲经营矿业应呈请产业部大臣批准，从而实行了矿业垄断，为日本垄断资本在东北开发矿产提供了条件。从1931年至1936年，在东北新成立的完全由日本控制的主要矿业会社有8家，即满洲滑石会社、满洲炭矿会社、满洲采金会社、满洲矿业开发会社、满洲金矿会社、满洲铅矿会社、延和金矿会社、岫岩矿业会社。这8家会社中，满洲炭矿会社是日本在东北主要国策会社之一，与满铁和本溪湖矿构成东北矿业的三大系统。据《满洲矿工年鉴》记载，矿工业资本额从1931年的9400万日元，增到1936年的58100万日元。

伪满洲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电力工业，1934年11月在长春设立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统一经营满铁之外的火力发电事业。1936年，该会资本为9000万日元，1937年增资为16000万日元，它的发电量约占东北总发电量的40%。

东北的钢铁冶炼业，九一八事变前已操在日本资本手中，满铁属下的鞍山制铁所和大仓财阀控制的本溪湖煤铁公司属下的本溪湖制铁所，生产的生铁几乎占当时全国生铁产量的97.3%。事变后，1933年鞍山制铁所改组为昭和制钢所，开始炼钢。除上述两家大型企业外，还有鞍山钢材会社、日满钢材工业会社、满洲住友金属工业会社、满洲大谷重工业会社、满洲久保田铸铁管会社、满洲电线会社、满洲进和钉会社等。这些会社基本上由日本人投资，从而日本资本垄断了东北的钢铁冶炼业。

其他金属工业，日本都逐步进行垄断。金、铜、铅、铝、锌、镁、锰、锑等都是日本掠夺的对象，尤其是铝和镁，是日本飞机和汽车工业十分需要而日本又缺乏的两种轻金属原料。1936年，满铁和伪满政府共同出资，设立满洲轻金属制造株式会社，后成为满铁的子公司。

日本侵略者除向重工业、矿业扩张外，还向其他工业部门扩张势力。如水泥工业，九一八事变后除小野田水泥制造株式会社仍不断扩大并新建“子公司”外，1933年设大同水泥会社，1934年设哈尔滨水泥会社、满洲水泥会社、抚顺水泥会社，1935年设本溪湖水泥会社等。又如大豆加工工业，1934年设满洲大豆工业株式会社，资本额150万日元，经营大豆制品的生产、贩卖，各种油脂原料生产及其制品贩卖等。再如纺织工业，将辽宁纺织厂改为奉天纺纱厂，一多半股份归伪满政府所有，并从满铁聘来两个日本顾问监督生产，等等。

总之，伪满政府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势力向工矿业扩张，控制了东北重要产业。

2 统制东北经济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在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将东北经济纳入日本积极向外侵略的战时经济体制之内，对东北的国民经济实行殖民掠夺，进行严格的经济统制。所谓经济统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制维持其既得的经济权益，把伪满经济完全置于关东军的武力控制之下，实行所谓国家垄断，使伪满经济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1932年7月，关东军特务部拟定《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案》，首次提出在伪满洲国实行统制经济，初步确定关东军和满铁作为统制经济的领导机构。1933年3月1日，伪满政府公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这个纲要是由关东军特务部和满铁经济调查会制定的。在纲要中提出了伪满洲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这就是“以东亚经济融合与合理化为目标”，置重点于“日满两国”经济之协调；“开发国内所有资源，谋经济各部门综合发展，特于重要部门施以国家的统制”。实行经济统制的范围是：“凡属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之重要事业，以公营或特殊会社经营为原则。”纲要对伪满洲国的工矿业、交通通信、农业、金融、商业等各个部门实行统制的具体方针、统制的范围和种类，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个纲要是伪满经济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统制经济的体制已经确立，半殖民地经济开始向殖民地经济转变。

伪满统制经济主要是通过所谓“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来实施的。这些会社是在侵吞东北原有工业的基础上，由日本和伪满政府投资的垄断组织，并以法令赋予其经营“统制事业”的特权。这类“特殊会社”主要分属两大会社体系，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和“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

满铁是日俄战争后于1906年设立的，1907年4月1日开始营业。从此满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特别是侵略满蒙的主要经济工具，成为日本侵华的大本营。满铁成立后，以经营南满铁路和抚顺煤矿为重点，同时插手一切有利可图的事业以及有助于日本扩大其侵略势力的各种事业，实行所谓综合经营。它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担负着经营满洲，变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使命，实质上是日本设在东北的一个殖民会社。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除了直接经营的铁路、煤矿、港湾和鞍山制铁所之外，还拥有庞大的附属企业，仅资本额1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就有20多家。到1929年，满铁资本总额由2亿日元增为4.4亿日元，总资产达到10亿日元，付给日本政府红利1.45亿日元，股东红利2亿多日元。日本设在东北的各种机构，基本上是围绕着满铁而转动的，满铁是日本设在东北的侵略中枢机关。事变后虽然满铁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经营满蒙中枢地位下降到关东军助手的地位，但它的活动并不仅限于铁路、港湾、水运等交通运输事业，在煤炭、钢铁、轻金属、化学制品以及掠夺土地、森林等方面都起了垄断作用，并且对商品流通也进行了垄断，满铁的活动几乎涉及当时东北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至1937年以前仍然是日本控制东北经济的核心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进伪满战时经济体制的实现，加快军需工业的建设速度，试图对过去的统制方式进行必要的修改。为适应这种形势，日本军部对以资本的群众性、产业经营形态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为特点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表示赏识，由关东军出面邀请日产进入满洲。在日伪当局支持下，同年12月27日日产改组为“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总部设在长春，成了伪满“特殊会社”。满业资本额达4.5亿日元，总裁为鲇川义介，它对伪满重工业和军需工业进行综合经营。伪满政府将钢铁、煤炭、轻金属、汽车、飞机、采金等几乎全部重工业部门都委托给满业，使之取代满铁，成为垄断伪满重工业的国策会社，作为国家代行机关，承担起所谓第二次创业的使命。满业成立后，满铁将昭和制钢所、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满洲轻金属株式会社、满洲采金会社、同和汽车株式会社等所有旁系会社资本，转交给满业经营。除了铁路和抚顺煤矿之外，满铁失去了所有重工业部门，满业垄断了东北重工业。但由于满铁垄断经营东北铁路交通，拥有巨大的资本和人力，又是煤铁工业原料产品的最大供需者，所以，满铁也未完全失去它的地位，对工矿业仍有很大的发言权。可以说，1937年以后是满业与满铁共同控制东北的工矿业，直到日本投降。

除特殊会社外，还有准特殊会社。所谓准特殊会社，也是按特殊会社的企业形式建立起来的，但它不像特殊会社有一个特别立法，而是受《重要产业法》的制约，以一业一会社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业务上也受伪满政府的监督指导，和特殊会社在经营上并没有什么原则差别。

1933年《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公布后，特殊会社作为统制一部门（行业）的机构，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6年末已有特殊会社19个，准特殊会社9个。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掌握的资本已在东北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垄断者。如1936年，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只占全满会社数的2.3%，但其资本总额却占72%。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各种特殊会社统制东北的工矿业，使东北变成其吞并全中国及同苏、英、美对抗的物资供应基地。所以，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东北的工矿业，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工矿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从1933年至1937年，煤由年产1089万吨增为1439万吨，电力由21200万度增为160000万度，生铁年产量由43万吨增为81万吨，钢由2万吨增为52万吨，水泥由54万吨增为86万吨，粗油从1931年的6.3万吨增加到1936年的30万吨，超过当时日本国内油产量25万吨，这还只是抚顺页油厂一厂的产量。投资额从1930年的5.5亿美元，激增至1936年的14.5亿美元，其中工矿企业投资达13.2亿美元。工矿业总产值由1931年的22000万元，增加到1937年的142000万元。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工矿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相当快，而这一切又都是服从于日本吞并全中国的需要而生产的。

日本以经济统制政策，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工矿资源和各种物资，运往日本发展本国的工业，扩大侵略战争。据统计，1931年至1944年，东北的煤有30%（2.28亿吨），生铁有40%（1200万吨）运往日本；其他如铝可供其需要量的44%；石棉、铅、铔、铜、工业用盐，可供其全部需要；仅在1934年一年，即掠夺去40余万吨石油和600万吨粮食。

同时，日本的资本输出又掠夺了最大限度的利润。1932年至1944年间，日本向东北输出的资本约为90亿日元，同一时期从东北汇回的利润有32亿日元，占资本输出额的35%以上。

在严厉的统制之下，东北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原料供应、生产数量、销售分配、产品价格等各个环节都要受到日伪当局的严格控制，陷于百业凋敝、奄奄一息的困境。大连、营口、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由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纷纷宣告歇业。素称东北三大工业的“火磨”、“烧锅”、“油坊”，在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下也陆续倒闭。这些破产和歇业的企业均被日伪当局廉价收购。个别幸存的民族资本企业是因为有日本人做顾问或出“好汉股”（只出人不出资），才得以苟延残存。由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商业、金融业，也都因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排挤和吞并而几乎绝迹。

1937年5月1日，伪满政府又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扩大了统制范围，凡属国防上或国民经济上的重要产业都在统制之列。1942年10月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又以《产业统制法》代替《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到伪满末期，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统制之列。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以经济统制的政策，掠夺东北的资源，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3 “五年计划”与“振兴计划”

伪满洲国建立初期，日本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夺取经济命脉，制定经济政策与广泛地调查经济资源。到1937年，日本开始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经济掠夺。当年1月，日本陆军省和关东军经过反复的协商酝酿，制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要纲》。3月，日本对满事务局虽然通过了该计划，但日本大藏省、商工省仍持保留态度，因而日本内阁未能作出相应的决议，只能达成谅解。

“开发五年计划”是一个以1941年为目标，建立对苏作战准备所需物资供应的基础的计划，是日本全面掠夺东北资源的第一个综合性计划。它包括工矿、农牧、交通以及移民等部门，其中工矿部门是重点。工矿部门中以建立兵器、飞机、汽车、车辆等直接关系军备的制造工业为首要任务，其次是开发钢铁、煤炭、液体燃料、电力等基础工业。具体目标是：铁，当时生产能力85万吨，开发目标为253万吨；钢，当时生产能力58万吨，计划指标为185万吨；煤，当时生产能力1170万吨，开发目标为2550万吨；电力要达到约140万千瓦；铝达到2万吨；汽车达到4000辆；飞机达到340架；等等。

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是从1937年4月初开始实施的。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工矿产业基础的薄弱，该计划在执行之初便困难重重。为此，伪满洲国于当年5月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强化了统制经济体制，加强了工矿产业的法律地位。12月1日设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实行重工业的一元化经营，从体制、经营方式上大大加强了重工业在整个伪满经济中的地位。这就为基础工业和军需工业为主体的重要产业开发创造了条件。同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政府为了适应这种局面，在国内确立了战时体制，把整个经济完全纳入了战争轨道。1938年初，日本近卫内阁拟定了生产力扩充四年计划，以满足日本侵略战争对各种物资的需求，同时要求伪满政府也制定相应计划，真正实现“日满”经济的一体化。为此，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对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作了修改，大大提高了生铁、钢锭、煤炭、液化燃料、汽车、飞机等战略物资的生产指标。生铁由原计划的253万吨增加到450万吨，钢锭由185万吨增加到316万吨，汽车从4000辆增加到50000辆，飞机从340架增加到5000架。反映在投资上，原计划投资为29亿元，修改后计划投资为49.6亿元。

修改后的产业五年计划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计划，由于伪满政府强制推行，使伪满的经济形势从1940年开始不断恶化。为此，伪满政府采取了设立经济部与兴农部，制定物资动员计划，实施低物价、低工资政策等强化统制措施，才勉强使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走上轨道。

伪满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于1941年底结束。从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看，生铁，设备能力达到145万吨，实际生产120万吨；钢实际生产110万吨；煤炭生产实际达到2150万吨；电力达到70万千瓦；页岩油实际生产18万吨；铝实际生产7000吨；铅实际生产5000吨；水泥实际完成80万吨。工矿业平均完成了约70%。农产物主要粮谷完成计划的50%；特种作物完成约70%。交通部门，道路完成约85%。从资金使用来看，工矿部门，计划49.9亿元，实际用了41.26亿元；交通通信部门，计划6.4亿元，实际用了17.2亿元；农畜产部门，计划1.6亿元，实际用了6.92亿元；开拓部门，计划2.7亿元，实际用了3.77亿元。实际耗费资金总额69.15亿元。从全体来看，不用说改订计划完全落空，就是原订的计划也远未达到。

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虽然受到严重挫折，但是，日本侵略者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其贪得无厌的“胃口”。1941年，他们又制定了以掠夺煤炭等战略物资为重点的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对第二次五年计划，日本和伪满都没有作为正式“国策”而加以确定，只是根据战争的发展和日本的需要而随时变更。正当计划即将付诸实施之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伪当局又根据战争的需要进行了部分修改，即确保战争急需的工矿业产品及农副产品，依次为钢铁、煤炭、轻金属、非铁金属、有机合成物、电气、化工、纸浆、水泥、机械以及农副产品中的大豆、粮谷、纤维作物、油脂原料等。该计划的另一个特点是鼓吹“日满支适地适应分担精神，不断地保持紧密的联系”。即在所谓“大东亚经济圈”名义之下，实际由日本主宰中国东北及内地沦陷区和朝鲜等地的经济，分别从上述地区掠夺各种资源，进行以满足战争需要为前提的“协调”或“协作”。这样，东北连同中国内地沦陷区、朝鲜以及亚洲各日本占领区一起被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以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战争资源日益膨胀的需求。

伪满政府在执行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中，实行彻底重点主义，集中全部人力、物力和财力生产战时急需物资。这样，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支撑侵略战争的经济体制不断地得到强化。虽然，由于日军在战争中不断失利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很多计划未能实现，但其掠夺欲望却越来越强烈。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垮台，第二次产业开发计划实行了三年半时间就终结了。虽然两次五年计划几乎没有一项指标得以实现，但它对东北经济造成了重大破坏。

所谓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根本不是出于东北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而是日本军部出于支撑侵华战争和准备对苏开战的扩军备战的需要，强加给东北人民的。它首先是一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计划，以建立军需工业和掠夺战略资源为主要目标而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背道而驰，使一部分重工业畸形发展，同时使民用工业和农业萎缩。它还是一个使东北在经济上彻底依附于日本的经济殖民地化计划，不仅要求“供给日本不足的资源”，而且要求实现“日满一体”、“日满分工”，使东北经济完全从属于日本经济，不许东北发展机械工业，以便使东北在技术上永远依赖日本，永远是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又是一个为日本垄断资本进一步控制东北经济奴役东北人民的计划，它以吸收日本资本作为资金的主要来源，为日本私人资本大开绿灯，给予优惠和特权，使日本资本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涌入东北，更深入地控制东北经济，在伪满政权的保证和支持下更残酷地剥削东北人民。因此，对于东北人民来说，五年计划就是一个最大限度地掠夺、剥削和压榨的计划，日伪以开发产业为借口，想方设法搜刮民财，动员民力，将一切负担最终转嫁给中国人民。结果是工矿业愈发展，人民生活愈贫困，劳动条件愈恶劣。

在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中，1938年7月在中苏国境上发生了张鼓峰事件。日苏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以关东军的惨败而告终。翌年5月又发生诺门坎事件，这次战斗中关东军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以张鼓峰事件为契机，日本军部为了加强对苏“国境”地带的军备和战略体制，提出“国境地带准战时化”的要求。伪满政府于1939年5月制定《国境建设施策基本纲要》，即所谓“北边振兴计划”。它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二十年移民500万计划”并列为伪满三大国策。其预算资金总额为10亿元，于同年6月1日开始实行。

“北边振兴计划”的根本方针就是，从“日满”共同防卫的立场出发，以对苏作战的各种准备为目标，加强“国境”方面的“国防”建设和产业开发并使之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相适应，发挥“国境”地区的综合能力。该计划实施的原则是，突出重点，实行一元化领导。“国境”建设的重点是，增强日军的战斗力，为对苏战争作好准备。其重点地区是：首先，牡丹江省，特别是牡丹江市及虎林、密山、东宁、穆棱各县；黑河省，特别是黑河市及瑷珲、孙吴、奇克等县。其次，间岛省，特别是珲春县；兴安北省的海拉尔地区。再次，三江省，特别是佳木斯市及富锦、宝清、饶河各县。此外，还涉及东安省、北安省和龙江省。

“北边振兴计划”由两大部分内容构成，一是以军事基地建设为中心的“国防”设施建设，一是把边境地区的殖民统治转向军事体制的行政建设。其具体内容涉及铁路、公路、通信、航空、电力、开拓、城建等17个部门。在铁路方面，按为“国防”服务的方针推进建设。当时，满铁经营下的铁路已突破1万公里。在整个计划实施期间，根据军事运输的需要，一是增设新线路，其中有霍龙门至鄂伦、南岔至伊春、佳木斯至富锦、牙克石至吉拉林等；一是为京（新京，即长春）滨线、滨绥线、虎林线、滨洲线和图佳线等主要铁路增设复线。除新建铁路外，特别注重已成铁路在养护、线路容量、装卸能力、防空、水害对策等方面的改善。在公路方面，要求增加和铁路联结以及平行的汽车路，新修林口到虎头等总长为7000公里的公路，重点放在汽车公路的养护，车辆、人员的增加，以及建设修理工厂、给油设施、车库等附属设施。在通信方面，要求合并调整原有的各机关通信设施，建设电气通信网，在干线实行电缆化，有线电话总长扩展到4万公里，以及新建广播电台，增设邮局等。在农业方面，要求开垦37万公顷土地，大量移民，增产粮食和副食，发展牲畜、渔业等。此外，还有充分利用协和会掌握民心，动员民众，实行反共宣传，扩大警察队伍，征集劳动力，加强防空设施，等等。

日伪推行的“北边振兴计划”，尽管没有完全实现最初提出的目标和要求，但是，到1942年，北部各省基本形成了综合性的军事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建成了对苏进攻准备的体制，达到了进一步强化对“边境”地区的法西斯统治，使之成为掠夺物资资源、扩大侵略战争、对苏作战的综合军事基地的目的。它的实施是建立在对东北人民严酷统治、掠夺、奴役和屠杀的基础上的，给民众带来了新的灾难。

4 奴役劳动与“劳工政策”

掠夺中国的人力资源，一直是日本经济侵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和其他财阀开办的工厂、矿山，大量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受日本人雇佣的劳动者，大部分都是从华北来东北谋生的，他们不但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恶劣，而且工资极低，每天只有三四角钱，仅相当于同类企业工人工资的1/3。日本帝国主义就是通过高强度、低工资，实现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和人力资源的疯狂掠夺。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害怕华北的劳动力混入“反满抗日分子”，害怕影响日本及朝鲜人的移民，以及为了防止资金外流，从1932年起对进入东北的华北劳工采取了限制措施，开始实行劳务统制。1932年4月，伪满政府发表《一般劳动者入境取缔规则》，对于无“护照”及保证书，没有生活能力和保证不确实者，禁止其进入伪满。1933年2月，伪满政府又发表《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对进入东北的劳工实行严格的限制。为了推行其限制华北劳工进入东北的政策，日本于1934年1月在天津租界设立大东公司，专门承担征集华北劳工的业务。在该公司的经办下，许多被认为身份不明或“不良分子”以及无保人的华北劳工，均被拒绝进入东北，从而使华北劳工流入东北的人数减少一半以上，但每年仍有三四十万人流入东北。

1937年，随着伪满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于是对劳工实行全面统制方针，改变限制华北劳工进入东北的政策，用各种方法吸收大批劳工到东北。1938年初，伪满民政部设立劳务司，作为管理劳工的行政机构；8月伪满政府成立“满洲劳工协会”，按照伪政府命令具体管理劳工事务。接着，伪满劳动统制委员会改组为劳务统制委员会；同时大东公司与“满洲劳工协会”合并，大东公司的全部业务都交给劳工协会办理。12月伪满公布《劳动统制法》之后，伪满劳动统制得到了加强，进入伪满的华北劳工不断增加，1938年是50万人，1939年猛增到90万人，1940年为140多万人，1942年为100万人，1943年为120万人，1944年为130万人，1945年为160万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伪满劳动力紧张状态有增无减，加之关内劳动力流动性较大，以及工人各种形式的反抗和破坏，使劳动生产率日益低下。日伪当局苦于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重新制定劳动力统制法规。1941年9月，伪满政府颁布《劳务新体制要纲》，以所谓“勤劳尊重、国民皆劳、劳务兴国”为三大指针，并撤销“满洲劳工协会”，代之以“劳务兴国会”。1942年2月，伪民生部又颁布《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伪民生部有权令人民从事公共事业与国策事业的劳动，实质上就是摊派劳工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伪满政府每年征集大量劳动力，1944年最多，计划数为331万人。特别是以“紧急供出劳动力”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马路或街头闹市，以捉“浮浪”为名，随意捉捕衣着褴褛的市民；夜间闯入民宅，也以捉“浮浪”为名，把失业的职员、工人和破产的农民捉去强迫劳动。还把“犯人”和在中日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士兵，送到矿山或军事设施等重要场所，从事艰苦的劳役。如抚顺煤矿1942年就有8270余名被俘人员从事劳动；虎林县的“虎头阵地”，主要是由华北战场被俘的中国士兵修建的。

此外，在伪满时期，在工厂或煤矿里，又大量使用童工或女工，从事繁重的劳动。1941年抚顺煤矿的童工占9.3%，东边道煤矿占12.7%；工厂里的女工据1940年统计，15岁以下的占36%，16～20岁的占44%。

日本侵略者通过各种手段，征集大量的劳动力，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在日伪的劳动统制下，东北以及华北的广大工人群众，遭受着残酷的奴役和压榨，过着十分悲惨的奴隶生活。无数的劳工就在非打即骂的条件下，在衣不蔽体、居不避寒、吃着糠菜和橡子面的恶劣条件下，每天从事长达9～11小时，甚至13～14小时的劳动。据1942年4月1日《满洲新闻报》载，丰满发电场在修筑堤堰时，劳工在寒冷刺骨的水里，从早上6时一直干到晚上6时，夜间继续，两班轮换，昼夜不停，每班工作达12个小时。抚顺煤矿工人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些，每天规定工作12个小时，实际上超过了14个小时。极其繁重的劳役、长期饥饿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劳工身体极度衰弱，各种疾病、瘟疫到处流行，劳工染病死亡者到处可见。据《满洲新闻报》载，1943年4月，通化县曾对1000名所谓“勤劳奉公队”队员的健康情况进行调查，其中患病者占75%，剩余的25%身体状况也不符合健康标准。劳工大批患病，大都是工程承包人野蛮的管理造成，他们不把劳工当做人，只是当做会说话的工具。据通化宪兵队1942年8月3日报告，“大栗子沟采矿所今年新来的劳工2438人，1至6月患病者达到1000多人，其中死亡268人”。伪满时期的煤矿是劳工的地狱，患病者最多，而且经常发生危害极大的传染病。1944年，鸡西煤矿发生斑疹伤寒，由于煤矿当局只顾煤炭增产，不采取治疗办法，结果使500人丧失生命。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对东北的物资掠夺，实行野蛮作业，根本不顾劳工的死活，到伪满后期，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各种事故频繁发生，很多劳工在这些事故中丧生。1940年，鸡西滴道矿中央老五坑发生瓦斯爆炸，矿主下令将坑口堵死，使几十名矿工葬身地下。1942年4月26日，本溪湖煤铁公司一个矿井的输电线因年久失修被风刮坏而引起瓦斯爆炸，整个矿井变成一片火海。日本把头见事不好，命令将所有坑口都堵上，不让大火喷出来。矿井的火势持续了1个多小时，在里面作业的劳工全部被烧死。大火熄灭后往外运尸体，一共运了十几天。据该公司统计，这次大事故共死亡中国工人（劳工）1527人。1944年，鹤岗煤矿南岗三坑起火，日本人怕火势蔓延使煤矿受损失，急忙将坑口堵死，结果有400多劳工被烧死。在日伪统治期间，煤矿的事故经常发生，据统计仅抚顺井工三矿，1935年至1945年，共发生瓦斯爆炸54次，死伤矿工851人。

在工伤事故频发及残酷迫害下，东北矿工的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东北许多矿山附近都出现了埋葬工人的“万人坑”。在辽源煤矿一个“万人坑”中，不足300平方米的沟里，就埋葬了179具尸骨。大石桥镁矿有3个“万人坑”，仅其中一个就埋葬了17000具尸体。据伪满交通大臣揭露，在东北地区被日本侵略者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不下200万人。这些累累白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劳工罪行的历史见证。

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关东军惧怕其军事工程暴露，竟惨无人道地将劳工集体杀害。1940年1月，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苏联战备，在珲春北部靠近苏联边境地区修建洞穴式飞机场。为此从华北招募300多劳工从事该项工程。为了保守秘密，关东军派了一小队日军日夜警戒。劳工们在严密的监视下昼夜施工，经过两年的时间，大约在1942年6月飞机场建成。在一天傍晚，工程管理人员把劳工召集到一起，说工程结束了，每人发给两年的工钱500元，晚上大家洗个澡，明天送大家回家。第二天一早，全体劳工由关东军经理人员带领，从飞机场出发，大约走出了5公里，来到一个大山谷时，突然从两边山上响起了机关枪的猛烈射击声。这是日军的一个分队事先埋伏好，专门在此等候中国劳工。密集的子弹将劳工一个个地射倒，然后日本士兵从山上冲下来，用刺刀把还活着的劳工挑死。300多中国劳工就这样全部被杀害了。

伪满时期最大的一起劳工惨案发生在兴安岭的隧道工程。1942年初，关东军在兴安岭王爷庙地区修筑隧道军事工程。该工程用工浩大，从东北各地征用了2万名劳工。施工中的设备极其简陋，生活条件恶劣。1944年秋，当工程接近尾声时，关东军将其中6000名劳工秘密处死，对外则说，这些劳工是因为劳累过度、气候寒冷而死。为此，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曾对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说：“满洲死了这么多劳工，很感觉遗憾。我们已处罚了责任者，今后一定要注意，请你原谅。”6000名中国劳工的生命，以两个侵略者互致歉意而了结。这种惨绝人寰的罪恶，为天理所难容。

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从肉体上残酷迫害中国劳工外，还从精神上毒害劳工，使劳工丧失斗志和理智任其奴役。伪满当局在劳工较多的地区开设赌场、妓院，向劳工出售鸦片、彩票，鼓励劳工吸毒。海拉尔和黑河是华北劳工聚集的地方，为了掠夺劳工的工资，不使资金外流，同时也牵制华北劳工，使其滞留在东北，伪满政府以娱乐为名，在两地各设6个赌场，大力提倡劳工赌博。赌场由日本大把头控制，并有警察维持秩序，当地政府收缴赌税。很多劳工因输了钱而自杀，尤其是华北劳工，有些把一年的积蓄在几天之内，甚至一夜之间全部输光，无法回家或汇款，被迫留下工作。这些劳工的家庭因得不到汇款，不知有多少妻儿老小饿死。伪满政府为加紧掠夺劳工的工钱，从1941年起将两地赌场集中起来，统一由伪政府管理。黑河、海拉尔的赌场，一直持续到伪满的垮台。

5 搜刮农产品与农民的苦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业的掠夺，始于满铁的设立。满铁成立庞大的经济调查机构，对东北的农业状况、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同时满铁伙同日本财阀，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大豆运往大连，再从大连转运到欧洲市场，通过转口贸易牟取暴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农产品的掠夺。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就把农业资源的“开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1933年初发表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中，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就是：减少农产品进口，尽力扩大农产品的输出。实际上以满足日本需要，作为伪满农业生产政策的基点。日伪重点增加大豆、棉花和小麦的生产。这个时期，对大豆、小麦等农产品的掠夺，主要是通过统制市场和价格来实现的。1935年6月，设立“满洲特产中央会”，对特产物如大豆、豆饼等进行收购、输出及产品的检查和对外贸易，控制农产品的国外流通。同年7月，又由三井财团投资设立三泰栈，取缔东北原有的官营粮栈，控制农产品的国内流通。

从1937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产品的掠夺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即有计划大规模地掠夺。这个时期日伪实行准战时体制，国民经济纳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农产品掠夺的重点是与国际有关的原料农产品和特殊农产品，普通农产品处于从属地位。伪满政府首先对小麦及面粉实行统制，1938年8月公布《小麦及面粉价格统制要项》。紧接着实行稻米统制，10月公布《米谷管理法》。11月，公布《满洲粮谷株式会社法》，设立“满洲粮谷株式会社”，由该会社对米谷实施统制，其目的是满足日本国内对大米的需求。1939年11月，公布《主要粮谷统制法》，统制的对象包括高粱、小米和苞米等普通农产品，其目的就是防止主要粮谷外流，保证日本和战争的需要。1940年，全面实行农产品统制，设立所谓“农产品交易所”，搞“粮谷出荷”，强征粮谷。“粮谷出荷”是通过兴农合作社搞的，虽打着“出价收买”的招牌，而实际所出不过是极其低廉的、绝对不够弥补生活费用的价格。出荷100公斤大豆仅得17元，而市价可卖200元。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不只粮价低，粮谷等级也被刻意压低。

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粮谷的第三个时期是1941年底到1945年8月，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疯狂的时期。1942年11月，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指示各地以武力强迫出荷，保证粮谷出荷计划的完成。同月，制定了《农产品强制出卖法》。1943年1月，公布《战时紧急农产物增产方策要纲》。1944年，又制定《战时农产物出荷对策》，叫嚣实行“决战出荷对策”。日伪当局使尽了浑身解数进行“出荷”，确实使征购的数量逐年增加。如1943年计划征购量是732万吨，实际完成767.18万吨；1944年计划征购量是803万吨，实际完成879.1万吨。据伪满官方透露，在日伪统治东北的最后6年被运到日本的粮食共计1100多万吨。

为了刮尽农民手中的粮食，日伪反动势力倾巢出动，全力以赴，各级伪政权、协和会、兴农合作社和军警宪一起出动进行搜刮。伪满中央和各省都成立“出荷督励班”，各县、旗也成立“出荷督励本部”。就以当时产粮最多的榆树县为例，该县就设置规模庞大的“出荷督励本部”，由县长、副县长分任正、副本部长，日军驻县部队长任顾问，县内各有关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头目都参与其内。本部之下设有搜荷工作班、取缔班、情报班、配给班、宣传宣抚班等。每到收获季节，日伪各级官吏就率领协和会、兴农合作社及伪警察下乡抢粮。他们用竹竿绑上粮探子，见草垛、粮囤就戳，甚至连炕洞、顶棚、畜棚也不放过，发现粮食立即没收装上大车。对农民则动用刺刀、马棒，非打即骂，甚至纵火烧房。对不肯顺从交出粮食的农民，打罚或收监惩治。如伪龙江省林甸县“粮谷出荷督励本部”在日本人副县长率领下，于1942年4月烧毁了霍地、张地等村的部分农具和房屋，打伤了8个农民。伪奉天省于1942年1～4月就逮捕1136人，1943年同期逮捕3035人。在伪满临近垮台的几年里，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农村的搜刮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除粮食作物外，连谷草、高粱秸等也在“搜荷”之列。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的日伪政府曾规定每顷地需纳高粱秸1000斤，谷草则全部上缴。此外，每户农家还要上缴鸡蛋100个，肥猪1口，无草、蛋、猪上缴的农户折时价交钱。据日伪公布的数字，自1941年以后，每年出荷量占总产量的40%～50%，即750万～850万吨。

为了把更多的粮食弄到手，日伪当局还曾施用各种拙劣伎俩。如从1941年起实行所谓“先钱制度”，即政府在粮食收获以前，通过预付一少部分粮食价格（100公斤1元）的方式，同农民签订出荷契约。在订契约时，由于农民多半不识字，所以伪官吏随便写上征购数量，加之受气候等因素影响，秋收时出荷数量很难达到预购数量。以伪官吏、警察为核心的出荷督励班，根本不考虑上述这些因素，完全按契约征购粮谷，凡是达不到契约数量者，就要遭到毒打。伪滨江省延寿县1941年度遭受了水、雹、霜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减产有八成，先钱契约量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但是，伪县政府实行强制出荷，要求农民严格按照契约交纳粮谷，不足部分必须到处买来出荷。出荷督励班进村后便搜查住宅，发现粮谷全部拿走，连一粒种子也不留，搜不出来粮食就毒打农民，强迫其交粮。所以，全县各村粮谷出荷后便无食粮，广大农民只得吃野菜度日。伪龙江省绥化县蔡家村只5户农民，粮谷出荷量29000公斤，出荷4000公斤后连口粮都交出了。农民说要再出荷家里人都得饿死，督励班却说，死了也得出荷，并对农民进行威胁殴打，强迫其出荷粮谷。伪龙江省林甸县，1942年度预购契约量完成后，又追加20%，但因出荷量过多无法完成。伪林甸县长卢贤德、副县长中岛荣夫和实业股长水野义行，率领出荷督励班到农村征粮。对于交粮不好的农民，他们用棍棒毒打几致死亡，然后还放火烧毁了农民的房屋，给农民造成恐怖感以强迫其交粮。伪四平省昌图县佐藤副县长，对于粮谷出荷稍慢的农民，强迫其摘了帽，脱去衣服和鞋，光着脚站在雪地里，一直到答应马上交粮后才罢休。该县很多农民都受过其如此惩罚，这些农民手脚和身体都被冻烂。上述迫害农民的暴行，在伪满各地不胜枚举。

由于粮食被掠夺一空，加之遭受到各种暴行迫害，广大农民经常靠野菜、树根、树皮等充饥，饿死人或因无粮自杀的事件时常发生。1942年佳木斯宪兵队文件记载：伪三江省鹤立县300人因无食粮而自杀。佳木斯市郊一户农民，全家四口人因无食粮在夜里自杀。依兰县由于缺少食粮，在很短时间内就有9人自杀。1942年，伪北安警察厅长致治安部警务司长的报告中写道，1942年5月10日至20日，在望奎县山头村五户人家中，有30多人因无粮而自杀。因无法忍受出荷督励班的暴行和饥饿的威胁，很多农民携妻带子，背井离乡逃往别处觅生。据1943年3月8日关东军宪兵队警务报告记载，1943年初，伪三江省勃利县三合村有14户农民100人，因生活窘迫逃往他乡。同年5月，伪奉天省新民县后营子村的妇女老幼，因粮食断绝全部沦为乞丐。同年10月间，营口市有268户共1989人，因粮食不足而迁移他乡。同年11月，清原县约有520户农民2500人，逃亡到北部地区谋生。同年12月，辽阳县约有400户农民1700多人，因迫于饥饿而逃亡到北安等地。由于伪满实行强制的农产品出荷，并对农民施以种种暴行，终于导致伪满末期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整个农村万户萧条，一片凄凉。

6 推行“百万户移民计划”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金州的“爱川村”和满铁附属地内的铁道守备队退伍兵，以及大连农事会社组织的小规模移民。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掀起了向东北移民侵略的高潮。1932年1月，关东军统治部在奉天召开“满蒙政策咨询会议”，日本向东北移民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2月间形成了《关东军统治部移民政策案》，同时还制定了《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此后，日本侵略者即积极进行移民的准备工作。

1932年8月，日本第63届临时国会通过“满洲移民”的决议和第一次移民500人的预算，日本开始了向东北的武装移民。同年10月13日，第一次武装移民492人到达佳木斯，直至1933年2月移民先遣队才前往永丰镇。1933年7月20日，第二次武装移民到达依兰县七虎力，后迁到湖南营。1934年5月，日本进行了第三次武装移民。

为了推进移民侵略事业，关东军于1934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在长春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决定进行大量移民工作。1936年4月，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第二次移民会议，讨论关东军制定的大规模移民计划。第二次移民会议后，关东军对会议决定的方案重新加以整理，于1937年7月上旬制成《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的“满洲现地案”。随后，日本拓务省以关东军方案为基础制成日本政府方案，并于7月23日经海外拓殖委员会通过，至此，《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正式确定为日本政府方案。8月25日，广田内阁决定《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伪满政府也将日本移民政策作为它的“三大国策”之一。

“百万户移民计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侵略计划，它的目标是在20年内向东北移居日本农业开拓民100万户500万人。从1937年到1956年，以五年为一期，分四次执行。日本移民大致分为两种：政府给予充足补助并由其直接办理的移民，叫作集团移民，或称甲种移民；政府给予很少补助，主要由民间办理的移民，叫集合开拓民，也称乙种移民。移民由日本各地的农、渔、牧民和城市的失业者组成，其用地由伪满政府提供。移民基本上分布于三线地带：第一线地带是东北东、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地区；第二线地带包括伪满通化、吉林、滨江、北安、龙江、兴安东、兴安南省等地；第三线地带是伪满扎兰屯、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吉林、长春、四平、沈阳、抚顺、鞍山、锦州等市的郊区。这一计划打着“五族协和”、“日满一体”的招牌，其长远目标是通过大量移民改变东北人口的民族构成和土地占有关系，使20年后东北总人口5000万人（预计）中日本移民及其子女占到一成以上，并占有东北耕地的1/3，从而达到其最终吞并东北的目的。

“百万户移民计划”的第一期五年计划，是从1937年初实施的，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同时开始。日本政府为了加快在东北的大规模移民的进程，1937年8月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改组扩大为“满洲拓殖公社”，作为移民活动的政府代行机关。同时，成立“满洲拓殖委员会”，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事务局长为日本拓务事务官。此后具体移民事务，均在满洲拓殖委员会领导下，由满洲拓殖公社组织进行。这时在日本国内也建立“满洲移住协会”等组织，从事日本移民的募集、宣传、训练等活动。

第一期五年计划目标是移民10万户，实际移入户数远未达到这一目标。由于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量农村劳力应征入伍和被军需工业吸收，移民的招募愈益困难，于是从1938年起，所谓“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就成为仅次于集团移民的主要移民形式。1938年1月，日本拓务省制定《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并开始大办青少年义勇队训练所，招收16岁至19岁日本青少年，进行为期3年的训练，然后组成义勇队开拓团进行移民。至1945年，义勇队训练生达86500人，组成243个开拓团。这种义勇队开拓民不单是一般开拓民的辅助力量，更重要的是作为军事上的后备力量，既是日本侵略军的现地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别动队。

第一期开拓五年计划于1941年底结束。五年期间移入东北的日本移民44000户约11万人，此外还有青少年义勇队约3万人。移民占用的开拓地180万公顷，耗用经费约5亿多元。

1941年10月，在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主持下，伪兴农部开拓总局拟定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该《要纲》经伪总务厅审议，并且征得关东军同意后呈报日本政府。11月，日本政府召集有关部门对《要纲》进行审定，12月，《要纲》最后批准实行。日本移民的第二期五年计划的实施，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为适应这种新形势，《要纲》中规定日本移民的分布，要立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充分发挥大和民族的指导作用，以便完成“大东亚圣战”。为实现上述方针，第二期五年计划的重点是：第一，确立和实现以日本开拓民为中心的“民族协和”；第二，强化东亚防卫，建设巩固的北方据点；第三，促进伪满农业的发展和增产。在这三大重点中，尤其强调农业增产，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满足战争的需要。

第二期五年计划的目标是：一般开拓民22万户，青年义勇队13万人；采取逐年增加的办法，缩短送出时间，完成移民的既定目标。一般开拓民实行分村分乡移民，就是以日本的乡村为单位，分出一部分农户组成开拓团，集体移住到东北。开拓团不再是以单独移民组成，而是全家一起移民，团长由乡、村有势力的人担任，移民团保持原来乡村的管理体制和各种关系。为加强母村与分村的联系，对部分移民实行定期轮换制，分村移民的生产指导、婚姻关系等，都由母村协助解决。通过经济关系和血缘关系，不断巩固开拓民与母村的联系，加速实现“日满一体化”。

青年义勇队有计划地组成乡土部队，按照军事编制移入伪满，充实强化其训练内容，训练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年两个月。训练所的中队长及所长都由日本预备役陆军少佐、中佐乃至少将担任，其他骨干分子为日本在乡军人。移民的分布选择适合大规模移入的地区，并在移民到来前一年完成移民地区的道路、通信、警备设施和房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日本移民第二期五年计划，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影响，面临资金、运输、人力等重重困难，而无法实现预定目标。截至1945年8月，移入日本开拓民4.1万户，青年义勇队1.8万人。移民占用土地140万公顷，支出各种费用6亿多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本政府实施的百万户移民等一系列侵略计划，也随之彻底破产了。从1932年日本政府实行第一次武装移民开始，到1945年8月的13年间，日本向东北的农业移民共计约8.8万户21万多人，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约有850个8万多人，以上两项移民约10万户30万人。此外，勤劳奉仕队约5.5万人，从事开拓的中等学校学生5000多人。日本开拓民占用的土地约330万公顷，移民共支出经费12.4亿多元。移民遍布东北各地，重点移居在中北部的粮仓地带。

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给东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成千上万的东北农民被剥夺土地。“百万户移民计划”规定，日本移民将占地1000万町步，伪满洲国为此应准备土地2650万公顷，其中农耕地为1300万公顷，占当时既耕地面积1500万～1600万公顷的80%以上。若加上可耕荒地1300万～1400万公顷，计为2600万～2700万公顷。如果日本的移民计划得逞，那么东北的大部分耕地将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掠夺。如在巴彦县的日本开拓团移民占地28409垧，为全县可耕地的14%，而农户仅为全县农户的1.5%，每个移民占地为当地中国人拥有土地平均数的10余倍，严重影响了东北农民的生计。

日本掠夺土地的手段首先是所谓“地籍整理”。1932年5月23日，伪满政府在民政部下设立土地局，进行所谓土地旧贯调查和土地政策的拟订工作；1935年8月设立临时土地制度调查会，1936年3月26日又在伪国务院设立地籍整理局，开始实施地籍整理计划。日伪通过所谓“地籍整理”，建立所谓新的土地制度，侵占了原有的公有地、官有地、皇产、蒙地以及荒地，并没收张学良等东北将领与抗日将领李杜等人所谓“逆产”，为日本侵略者霸占土地、移民侵略制造条件。

掠夺土地的另一种手段则是“收买”。日伪名为收买，实际上等于强占。以依兰县为例，当时的地价，熟地上、中、下三等每垧分别为121.4元、82.8元、58.4元，荒地上、中等每垧价格分别为60.7元、41.4元。而日伪政权每垧仅付1元至10元不等，远远低于当时的土地价格。若农民不愿出卖，不交出地契，关东军便采取高压手段，甚至用枪托捣毁民家的墙壁，找出藏在里面的地契。关东军的这种举动，连日本的开拓民都认为过于残忍。在日本出版的后滕藏人撰写的《满蒙开拓团难民的记录》一书中写道：“在这梦一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无法忘怀的是”，“我们的土地是名为满洲拓殖会社这个大机关给予的，而这个机关在靠日本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所谓满洲国的秩序中，从如今我们仍在使役着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手中，与其说白给一样的购买，莫如说强夺了土地，这当然不是我们直接干的，是入殖后才弄明白的，但我们无论如何是难以成寐的”。

掠夺土地的再一种毒辣手段，是干脆以“维持治安”为名，把划入移民区的地带列作“危险地”，强行把农民赶走，没收土地。这种被迁移的农民，称为“内国开拓民”。如第一次武装移民的入侵地永丰镇，原有居民99户，500口居民，大部分被迁走，只剩下40户。又如1941年日伪统治者以维持珠河县（今尚志县）的治安为名，强令该县的600户居民迁至伪三江省鹤岗煤矿做苦工。这种现象在东北各地均存在，仅虎林、密山、穆棱、绥阳、东宁五县，被强迫迁出的中国原住民就有4000多户。由于迁徙时间多在冬季，许多贫苦农民被冻死、饿死，患病而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数。这种野蛮的侵略和非人的待遇，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1944年《满洲开拓年鉴》统计，1939年强移11341户，1940年8365户，1941年5003户，1942年6554户，1943年9608户，1944年预计强移10615户。如按每户5口人计算，1939年至1943年被强移共计20多万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政策下，东北人民不但失去了土地，而且饱尝了日本开拓民的欺压、剥削和枪杀之苦。首先，在日本移民到来之前，伪满政府强迫当地居民为移民修建住宅及各种道路，并为此提供各种建筑材料。如伪铁岭县副县长古田传一，为了给开拓民修建房屋，仅一年时间就向该县农民无偿索取砖50多万块，树木4100棵，价值数十万元。甚至移民的马匹、猪、羊、鸡等一些生产生活用品，都要由东北农民准备。农民更沉重的负担就是为移民修整耕地。有些移民用地是沼泽地、盐碱地等，在移民移居之前，由当地农民改造成适宜耕种的良田。尤其水田的改造，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其次，东北农民遭受日本开拓民的剥削。由于日本开拓民占有大量的耕地和其他用地，同时还享有低息贷款等经济上的特权，使得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日本的贫民变成了东北新兴的地主。他们把土地或牧场租给当地农民，自己坐享其成；失去土地的原住民，没有别的生活出路，只好变成日本移民的佃户，遭受他们的剥削。据1942年3月的调查材料，日本移民出租土地，最低者占其所有地的1/4左右，一般占1/3至1/2，多者竟占60%～90%，有的高达95%左右。其所谓“自营者”，主要是雇佣中国年工、月工、日工为其生产。还有些移民用地，因日本开拓民迟迟不能移入而荒废，伪满政府再将其租给东北农民耕种，农民定期向日本开拓团交纳地租。

再次，由于日本政府和一些殖民主义者、军国主义分子的宣传鼓动，日本开拓民具有深厚的大和民族主义观念，认为日本人是优等民族，而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因此对当地居民肆意欺压、殴打，甚至枪杀。在日本移民与中国农民混居的地方，此类事件经常发生：日本开拓民所缺之物品，可以任意到当地居民家强抢，稍遇反抗便施以暴力；有的故意杀死原住民的家畜而食之，不付任何补偿；有的与原住民发生纠纷，轻则强迫中国农民为其干活，重则勒死耕牛、毁坏其他财物，等等。最终导致了枪杀当地居民的罪行。五常县朝阳川开拓团在修建房屋时正值农忙时节，中国农民不愿为其当雇工。负责开拓团劳力招募工作的铃木久，认为当地居民反对修建工程，决定以枪杀进行威吓。1939年7月10日，当几名中国人在一起高声谈话时，铃木久便拿起步枪，向他们开枪射击，致使一名中国居民当场死亡。1941年5月，虎林县一个开拓团，因土地使用问题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5月10日，日本开拓团员向当地居民开枪射击，打死了3人，重伤5人，轻伤多人。在这一严重的流血事件中，伪县公署极力袒护日本开拓团，强迫当地村民与日本移民“和解”。最后以每名死者仅付100元赔偿费，伤者给以治疗而了结此案。

7 推行鸦片毒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为榨取东北的财富，不惜用鸦片毒化和剥削中国人民。日本素知鸦片之祸，自19世纪幕末以来即在国内严禁鸦片，并取得成功。但随着日本对外扩张，鸦片却成了侵略中国的重型武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种植、制造、贩卖鸦片，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毒化政策，也是搜刮中国资财的一条重要渠道。

早在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后，即在台湾推行鸦片毒化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这一罪恶政策又在东北全面实行，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实行鸦片公卖，整个东北成了黑色世界，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大丑闻。

1932年9月16日，伪满公布《暂行鸦片收买法》，设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及《鸦片法施行令》，正式宣告鸦片专卖制度的确立。1933年4月，伪满政府设立鸦片专卖特别会议，编制特别会计预算；同时还颁布《鸦片专卖官制》，根据官制规定，设立鸦片专卖公署，管理鸦片的生产制造及贩卖，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地方设立专卖支署，具体办理鸦片专卖业务。

关东军和伪满政府为了确保鸦片专卖制度的实施，首先对罂粟的种植实行许可制，严禁私种、偷种。1933年，伪热河省罂粟栽种面积指定为30万亩，年产鸦片约450万两。1934年，罂粟栽培地区扩大到伪吉林、奉天、兴安西等省，仅伪热河省种植面积就增加到46万亩。由于日伪当局的提倡、引诱，罂粟栽培面积急剧增加。据承德宪兵队长1936年10月8日的报告，伪热河省1936年度罂粟耕种面积达到65万亩，比上一年增加了约20万亩，总收获量可达到1000余万两。到1937年，伪满洲国栽种罂粟的地区扩展至7省31个县，被指定的总面积达68.5万多亩，实际栽种面积约100万亩，鸦片的总收获量约1500万两。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鸦片专卖，实际是为了毒害东北人民，掠夺更多的资金，所以对鸦片的销售和吸食并没有什么限制，即使有一些限制也不认真执行。这样，鸦片烟犹如瘟疫一样，迅速在东北蔓延，大烟馆比比皆是，瘾君子成群结队。奉天毒品制造厂所在的沈阳市北市区，1936年鸦片烟馆达400多处，当时曾流行着这样的民谣：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指制毒技师）；十户之内，准有白面。在其他一些市县也设立了鸦片制造分厂或烟膏制造厂，大量生产生、熟鸦片。据统计，1937年，全伪满共有私营鸦片零售所约2000个。

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制度实行了五年，东北地区到处都可以看见开放的罂粟花。根据伪满政府公布的统计，鸦片的收买量逐年增加，从开始时的250万两增加到800多万两；鸦片专卖利润1939年是700万元，1937年达到5000多万元；鸦片瘾者登记数，1934年11.5万人，1935年21.7万人，1936年49.2万人，1937年达到81.1万人。然而，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个统计。据当时任伪专卖总署长的卢元善供称，1937年鸦片的销售量是1200多万两，获纯利约9232万元，全伪满的鸦片瘾者达到100万人。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迫于内外的压力，不得不宣布在伪满洲国实行禁烟运动。但实际上，在禁烟的招牌掩护下，鸦片毒害政策仍在继续强化。1942年之后，日本由于战争的需要，在东京召开鸦片会议，要求伪满洲国和伪蒙疆政府增加鸦片生产，从此伪满洲国罂粟种植面积又有扩大。1942年，伪热河省把以前递减的面积完全恢复，栽种面积达到68万亩，并且在伪奉天、吉林两省各栽种罂粟500公顷，伪四平省是300公顷；1943年，伪奉天、吉林两省各栽种700公顷，伪四平省500公顷；1944年，伪奉天、吉林两省各栽种1000公顷，伪四平省700公顷；1945年，伪奉天、吉林两省各栽种1500公顷，伪四平省也达到了1000公顷。随着罂粟栽种面积的扩大，收购量也不断增加，1943年伪满政府鸦片收购量为1200万两，1944年达到了1500万两。

日伪当局为了利用鸦片换取各种紧急需要的物资，把鸦片输送到国外和一些地区，从中获得暴利，扩大了毒化范围。1941年底，根据伪满与德国之间的贸易协定，伪满为了偿付购买德国机械设备的欠款，卖给德国7吨鸦片（每两价格30元）。德国政府为了运回这些鸦片，曾两次派潜艇到葫芦岛港装运毒品。1943年春，关东军急需制造武器的特殊钢原料钨，伪经济部提出用鸦片从华南购买的议案。后经关东军司令官与香港总督府多次洽商，同意向香港输出2吨鸦片换取钨，并由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亲自把鸦片送到香港。1944年10月，关东军和伪满政府为了从华东获得更多的纺织品和化工产品，同南京伪国民政府达成了出售鸦片30万两的协议。10月下旬，这批鸦片由汪伪驻伪满“大使”陈济诚亲自押运南京。1945年4月，伪满政府卖给华中日军占领区2.5吨鸦片，主要用于关东军在华中的各种活动经费，并且从华中购买了汽车和棉织品。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的，“日本从事麻药交易的真正目的，不仅要腐化中国人民，并且有比这更阴险的性质”，即“把满洲所栽培的以及朝鲜与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在满洲精制后，再运往世界各地”。

根据伪满政府和地方当局的禁烟特别会议预算，1944年鸦片的收入是2亿多元，1945年达到了3亿元，而每年的此项支出为4000多万元，收支相抵，以1945年为例，鸦片纯收入为2亿多元。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施了14年的贩毒吸毒政策，获得了巨大财源，同时毒害了大批中国人民。鸦片的触角深入到各个角落，使整个社会机体开始腐化。受鸦片毒害最深、危害最大者是中国的百姓。

鸦片毒害政策对种烟农民的损害是巨大的。首先，强制栽种罂粟。1933年3月，伪专卖总局指定热河省栽种罂粟，并且规定了收购指标。伪省公署为了确保生产任务的完成，由烟政科把栽种面积分配到各县，县分配给各村，再由村分给各户农民。各种烟农户按照分配的数额填报种烟许可申请书，由县发给种烟许可证，并将调查后的面积、灾害状况、估计产量等，都记入许可证，作为收购鸦片的基础。播种以后，县烟政部门下乡勘测，按实际面积确定税收和产量，每亩收特税5元，多种者要铲除，少种者要罚款。尤其大多数无地农民，也要承担栽种罂粟任务，只好租种地主土地，忍受双重剥削。伪政府每年发放的罂粟种植奖励金，全部落入地主土豪之手。其次，压价强迫收购。每年割烟之时，由伪经济部发布临时指定价格。所谓指定价格，就是伪满政府以最低价格，把烟农辛辛苦苦生产的鸦片全部掠夺到手。每年7月至9月是鸦片收购季节，伪县公署组成收烟督励班，协同种烟组合收购鸦片。伪政府和省烟政部门还组织专门查禁鸦片的特殊机构缉私队。缉私队是一个阴险残暴的组织，平时穿着便衣在种烟地区活动。对于不按量按时缴纳鸦片的烟农，缉私队以私留烟土为名，对烟农拷问索要，任意搜翻，扒炕洞子，刨烟筒搜查烟土。1940年春，伪热河省宁城县7名缉私队员去平泉镇附近的道虎沟一带催讨鸦片。这些人抢劫民财，殴打百姓，调戏妇女，无恶不作，引起了当地农民的愤恨。一天夜里，这7名缉私队员和1名牌长都被杀死了。事发之后，平泉警察署长斋藤在道虎沟一带大肆逮捕，共抓了200多人，进行残酷刑讯，很多人被当场打死，最后只剩下六七人。围场县是种植罂粟的主要地区，每年缴纳鸦片100多万两，因此也是缉私队活动的重点地区。1941年9月，以鸦片组合主任铃木为班长的鸦片收购班，在老府村收鸦片时，因烟农缴纳鸦片不足，便在村外将1名农民活活打死。

鸦片毒害政策的最大危害，莫过于使中国人民中毒，陷入弱种亡身之路而不能自拔。1933年开始实行鸦片政策时，伪专卖公署印刷了大量鸦片吸食证，不论有瘾无瘾、老人少年人，均可以领取吸食证。持证即可吸烟，因鸦片零卖所到处都有，吸烟很方便，致使数万人沦为新的鸦片瘾者。据1936年民政年报载，截至1936年初，根据各种统计材料计算，鸦片瘾者的总数为90万人，麻药中毒者21万人，共计111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3.4%。每年新瘾者约占15%，达到16万人。根据主管鸦片事务的伪民生部大臣金名世推算，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全伪满吸毒中毒者至少有254万人。仅热河省鸦片瘾者就达到30万人，很多青少年也染上吸毒的嗜好。大量吸烟者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很多人最后无处可去，流落在街头，葬身在沙丘。据哈尔滨道外第一官烟所长亲眼所见，从1943年到1945年，道外钱塘街一带，几乎每天都发现四五具鸦片瘾者的尸体，尤其在冬春两季死亡最多，经常看到汽车往外拉运尸体。

伪满政府对鸦片瘾者非但不予治疗，反而将其送进康生院，强迫从事繁重的劳役，榨尽他们的血汗，泯灭其灵魂，使之成为一堆行尸走肉，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志。据1942年《烟政资料》公布，1941年末，伪满共设置康生院189个，收容2万多人。一位当年进入康生院的瘾者自述：进入康生院后先登记会什么手艺，比如木匠、皮匠、鞋匠等，给日本人制造军需品。无论什么活，只要你能担负一件，每天就按所需烟量配给你鸦片。所以，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就不缺烟吸。由此可见，日伪当局以矫治瘾者为名，实则榨取劳动力，使其继续吸毒，所以，康生院对于真正衰弱的瘾者是不收的，甚至专门找些身体强壮而无瘾者入院，这些人天长日久都成了烟鬼。

五 殖民地文化统治与教育

1 法西斯文化统治与欺骗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挥舞着“火和剑”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奴役和统治。伪满文化具有高度集中、垄断的特征，一切文化组织机构都操纵在日本人的手里。14年间，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对我国东北文化实行了广泛的、全面的专制与垄断。日本殖民主义者把这种专制和垄断称为“官制文化”，很显然，所谓“官制文化”，就是殖民地文化专制、法西斯文化专制。其主宰机关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的弘报处。它以参事官室为核心指挥着全伪满的宣传情报活动，把伪满的言论文化机构、人员和活动都引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上去。

首先是控制言论机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便建立“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国通社”实质上就是日本通讯社在东北所设的分支机构。至1934年末，“国通社”的总社与支社共有17处，建立了囊括全伪满的新闻通讯网，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排斥和取消中国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以“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垄断政策，建立了为其严格管辖新闻、通讯机构的“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

对于报纸，日伪先是通过颁布伪《出版法》，由宪警对报刊进行检查和取缔。伪满初期，日本势力已在报界占上风，但没有控制全局，特别就发行量而言，中文报纸占绝对优势。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东北新闻及报界，日伪于1941年公布伪《通讯社法》、伪《新闻社法》、伪《记者法》，全面垄断了新闻及报纸。在报纸的发行上，建立起三大新闻社，即：“康德新闻社”，用中文出版，合并了18家报社；“满洲日日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3家报纸；“满洲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6家报纸。1944年随着战局的变化，“满洲新闻社”和“满洲日日新闻社”又合并为“满洲日报社”，进一步加强对报纸的控制。

东北广播事业九一八事变前刚着手建立，伪满洲国建立后，由日本殖民主义者垄断，建立起满洲电信电话有限股份公司。截至1941年，伪满共有18个广播台。

日伪很重视出版事业的垄断，伪满洲国建立后在打击中国民族出版事业的同时，加紧建立殖民垄断的出版机构。1937年建立“图书有限股份公司”，出版日伪急需的殖民奴化的学校课本，以及推行“国策”图书。1939年，建立“书籍发行股份公司”，进一步把东北图书发行、图书进出口垄断起来，并协助伪政府从事图书出版审查工作。1943年，建立“出版协会”，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需要把整个东北的出版事业都控制起来。在这种集中垄断之下，就连和日本侵略战争无关的“娱乐出版物”，也都被禁绝了。

日伪利用新闻、报刊、广播、电影、文艺等各种手段，进行欺骗宣传，鼓吹“东北与中原本土分离论”，掩盖伪满洲国的傀儡实质。日本殖民者为彻底吞并东北，变东北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肆意篡改历史，炮制谎言，把自古以来与中原本土不可分割的东北说成是“满、蒙、朝三朝的天下”、“明代以前，汉民族从未进入满洲”、“汉族是持强侵入（满洲）的外来民族”、“满洲自古以来是由同汉民族风俗习惯完全相异的满洲土著民族支配”，等等。日本一批右翼学者，诸如白鸟库吉、稻叶君山、矢野仁一等，秉承关东军的旨意，随心所欲编造历史，先后炮制出版《满洲发达史》、《满洲国历史》、《满洲国史通论》、《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等著述，信口雌黄地割裂东北同中原的联系，诬蔑东北先民，把一部东北地域史说成是“满蒙民族驱逐汉族人”的历史。这种从分化民族关系的角度去歪曲东北的历史事实的行径，其目的就是妄图抹杀傀儡政权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罪责。

日本侵略者在鼓吹伪满洲国独立的同时，还在种族优劣上大做文章，鼓吹日本殖民主义者对“满洲国”来说是有功之臣，甚至宣称日本帝国主义是“满洲国”的主人。日本侵略者又为日本民族冠以多道五彩的光环，自诩为“天孙人种”、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理应为“满洲国构成的中核分子”、“五族（日本、朝鲜、蒙古、汉、满）的光达者”、“国民中最有为的种族”。这就把日本民族捧到超越东北其他任何民族之上的阶梯之顶，宣称必须由日本民族宣化诱导程度低的其他民族。这种公然以“主人”和“领导者”自居的日本侵略者的言论，充分暴露了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在炫耀日本民族优越的同时，日本侵略者竭力污蔑中国人民。在满铁调查部的《满洲矿山劳动概况调查报告》中，污蔑中国人“不法、无知、愚昧，是满洲苦力”。在谈到文化时，用日本侵略者自己的话来说，日本是“东方惟一的高文化”，而中国人当然是“低文化”。伪满喉舌之一的《旬报》说得干脆：“所谓日满文化交流”，“就是移入日本文化”。1940年，伪满还成立“满洲国语研究会”，企图用日语同化汉语，声称“满洲国语”不是汉语，力主将大量日语掺到汉语中，妄图取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东北的地位，建立日本思想和文化的统治。

2 “王道主义”与“惟神之道”

日本侵略者为使伪满文化更具有欺骗与麻醉人民的作用，向东北人民灌输所谓“王道主义”与“惟神之道”，以养成所谓“国民精神”。

所谓“王道”与“神道”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并东北的理论基础。日伪所鼓吹的“王道”，自然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秩序。在伪满初期，这种“王道”成为伪满洲国统治的指导思想，大肆张扬，广为传播，同时“王道主义”也被奉为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充斥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中。各种舆论工具也都把宣扬、美化“王道政治”作为重要任务。“王道”的反动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诱导东北人民对伪政权循规蹈矩，做殖民统治的顺民。伪国务总理郑孝胥所主张的“遵法修礼”及“恭、义、顺、睦”等，无异于套向人民头上的封建礼教的枷锁，平民百姓只许因循守规，不得怀疑和逾越，更不得违反“王道社会”的任何规范、法律、制度等，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二是消磨人民的斗争意志，做逆来顺受的奴隶。郑孝胥在《王道救世要义》中，通篇要求人们“正心”、“修身”，特别是青年人要“戒狂傲”、“戒轻浮”，其意就是不得有半点反对当局之举，即使遇有愤愤不平之事也要“压制”，否则，社会就要“总破产”。很显然，郑孝胥宣扬的这种“王道”，完全是泯灭人民斗争意志、取消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砒霜和鸦片。三是鼓吹“对日亲善”，献媚日本殖民统治集团。郑孝胥歪曲爱国主义的内涵，主张“亲仁善邻”，不分种族，不分国别，“洗除爱自己国家的思想”，去爱“大众的国家”。实际上，这个“大众的国家”不过是日本的代名词，完全是一派汉奸卖国的论调。这里不难看出，伪满主张的“王道”，不过是把儒家思想中的糟粕和卖国主义的货色杂糅在一起，成为封建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混合物。

“王道主义”虽然为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炮制出许多“理论”和“思想”，但殖民主义者的欲望仍然没有得到满足，还要在宗教崇拜和精神信仰这一更深层次上统治和奴役东北人民，使其彻底“皇民化”，于是，决计搬出“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的崇拜偶像和“保护神”。1940年，日本安排溥仪第二次访日。溥仪只是按照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预先安排，向裕仁天皇表示要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伪满洲国祭祀，裕仁便表示同意，并立即把早已准备好的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交给溥仪捧回。溥仪回到长春后，把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供奉在特于宫内府旁修造的木造“建国神庙”之内。

同年7月15日，溥仪率领一干人等在祭祀官指引下前往“建国神庙”拜殿，举行日本式的“镇座祭”。在一片漆黑神秘和幽玄的气氛中，“天照大神”便正式“降临”到伪满洲国，变成了“建国元神”，随后响起稀奇古怪的音乐，溥仪身着伪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服，手执专事祭祀用的“五彩币”，对着三件“神器”礼拜再三，毕恭毕敬。接着由祭祀官宣读祭文，先用汉语，后用日文，想是“天照大神”初来异土不习汉民语言，实在有必要把祭文“翻译”过来吧！就连日方军政要员也颇感滑稽，自我解嘲说：“用日满两种告文同时奉上实乃古往今来的第一次。”同一天，以溥仪名义发表了一个《国本奠定诏书》，宣称伪满洲国从“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都是依靠“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因此必须以“天照大神”的“惟神之道”作为“国本”。

为了使东北人民信奉“天照大神”，日伪强迫机关、学校等单位都要修建小型“建国神庙”。据1945年统计，日伪在东北城乡建了大小日本神社295座。在神社供奉“天照大神”的牌位，要求人们按时参拜，每次经过必须行九十度的最敬礼，如稍有不顺，便会以“大不敬”的罪名进行处罚，甚至逮捕。举行各种典礼时，必须遥拜日本的“皇大神宫”和伪满的“建国神庙”，背诵《国本奠定诏书》，背诵《国民训》，唱伪国歌。各宗教团体、道观、寺院在进行宗教活动前，不管其教规、教义如何，也要无例外地实行这些“仪礼”，以示尊崇“惟神之道”。男女青年结婚时，都要逐渐采取神前结婚方式，并供奉“神官”发给的“神符”；如不能到神前举行结婚仪式，也要将旧式拜天地改为遥拜“建国神庙”。

日本殖民统治者力图通过这种强制性、连续性的神道崇拜活动，占领东北人民头脑中的精神世界，麻痹他们的斗志，使其同统治集团“精神如一体”，彻底“皇民化”，服服帖帖做殖民统治的顺民。然而，日本殖民主义者何以知道，暴力武器虽然可能暂时征服某个民族，但是以暴力武器为后盾的思想武器却永远不可能征服被奴役的民族。待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遍及东北的神社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意味着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东北的思想统治彻底破产。

3 殖民地奴化教育

伪满时期的学校教育，是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宣传“建国精神”，并把教育纳入军国主义轨道，企图以此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消灭东北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心，使之永远成为日本忠顺的奴隶，为侵略战争效力。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对原有教育设施进行摧残和控制，关闭了原有大学和专门学校，扼杀了高等教育。对于普通教育也在保持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加以限制，重点是抓了教材的删改。首先取消了三民主义课程，代之以四书、孝经，接着是篡改了中国历史、地理、语文教材，删去了一切有关反对日本侵略、宣传爱国主义的内容，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推广满铁公学堂所用教科书。从1934年9月起，开始推行所谓“国定教科书”，这种教材以贯彻“建国精神”，宣扬“日满不可分”和“忠君爱国”等为主要原则，传播、弘扬儒教中“仁爱专制”思想，引导学生对伪政权忠诚，更要对日本“宗主国”忠诚，培养亲日、崇日的思想感情。同时，日伪还把贴有法西斯皇道标签的“王道主义”兜售进来，用日本的神话、神道和效忠日本天皇的“志士仁人”的故事腐蚀青少年学生的心灵，使儒家思想中的糟粕同法西斯皇道结成一体，妄图炮制成殖民地的“国民文化”，为殖民统治政策服务。

随着日伪殖民统治的日益强化，日本侵略者为了使教育为其在东北更进一步实行独裁统治、扩大经济掠夺与侵略战争服务，提出了“皇道教育”方针，于1937年5月公布《学制纲要》即“新学制”，从1938年正式实行。

“新学制”的宗旨，是培养日本侵略者所需要的俯首帖耳且具有一定技术、体格健康的奴才。它把学校体系划分为“三阶段二部门”。“三阶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二部门”即师道教育、职业教育。它的特点是，强调精神教育、劳作教育、实业教育，排斥预备教育，置重点于少年儿童的国民教育，而对中等程度以上的教育则以防止“学问游民”为名，实行严格限制。“新学制”首先缩短了修业年限，降低文化水平，除初等教育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外，中等教育阶段由6年制缩短为4年制，高等教育阶段由4年制改为3年制，全部学程13年，比当时日本的学制整整短了5年。对属于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的学校都冠以“国民”的字样，将初级小学校改称“国民学校”，同高级小学校明确分离作为完成教育，而将后者称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取消初中、高中之分，改名为“国民高等学校”，使之与大学直接相联。高等学校是限制发展的对象，只是由于战时经济掠夺对技术人才的需要，才于1939年前后增设若干高等学校，从而使高等学校从1937年的10所增加到1942年的20所。高等学校也实行“实务”教育，授课全用日语，在所谓“全寮主义”口号下，学生全部住校，以便于进行奴化训练。原来的师范学校改称师道学校，以培养“体得建国精神”与具有所谓“新意识”的教师，并对原有教师进行“再训练”。职业学校主要是对“国民学校”或“国民优级学校”的部分毕业生进行2至3年的职业教育。

“新学制”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学制，具有殖民奴役性，学程短，程度低，最终目的是降低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使东北的青少年儿童陷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忠良国民”。它的制定与实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主义教育，进行教育侵略的一个重大步骤，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的殖民主义教育体系的正式形成，并更加法西斯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伪满教育被纳入战争轨道，实施了战时体制。为了把伪满全部变成支撑侵略战争的战时劳动营，日伪强调所谓“国民之练成”，也就是从精神上、肉体上把东北人民折磨成为驯服的帝国主义战争奴隶。1943年4月1日，在设立伪军事部的同时，在伪民生部教育司的基础上，重新设立伪文教部。而新任伪文教部大臣是曾在关东州殖民学堂执过教的、素谙奴化教育的汉奸卢元善；实际上掌握伪文教部全权的次长，则是日本文部省专门派遣的天皇制教育家田中义男，曾任关东局教育部长，是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老手。同年10月，伪满政府专门设立一个文教审议会，会长由伪国务总理兼任，副会长由日籍总务厅长官和伪文教部大臣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会发表讲话，确立了战时体制下的教育方针是：明确建国本意，振兴坚定不移的国民精神，以贡献于战时下国家所需要的文教之振兴，将文教力量集结于大东亚战争的全胜上。这表明战时教育方针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推行“惟神之道”，把伪满洲国的一切都解释成“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日本天皇之保佑”，以伪满洲国的“亲邦”地位，教唆青少年学生时刻同“宗主国”的步调保持一致，自觉地登上军国主义的战车，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大东亚圣战”；二是教育必须为战争服务，“集结于大东亚战争的全胜上”。根据这一方针，日伪当局推行所谓的“战时即应教育”，即根据战争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安排授业内容。尤其是伪满临近垮台的几年，由于侵略战争日益困窘，财力、物力、人力空前紧张，日伪政府便把学生驱赶出来参加各种“奉仕”劳役，还美其名曰“实习”，乃至终日停课，“支援圣战”。从1943年起，中小学生每年都有一两个月或更多的时间，离开家庭被送到工厂或其他现场服劳役，高年级学生服劳役时间尤其多。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学生几乎天天都在服劳役。而且日本人监工和教师对学生非打即骂，使学生身心遭受摧残。至此，东北的青少年学生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劳动军。同时，为了向前线提供炮灰，伪满政府还对各级学校实行兵营式管理和训练，各中等学校以上均配备现役军官充当军事教练，军事课和军训课列入必修课之中，成绩不及格者不予毕业。此外，还经常举行野营军训活动，或者拉进日伪兵营实行“入营制”，进行法西斯式的队列、射击、防空、隐蔽等军事训练，旨在“玉碎”关头，把青少年学生驱至前线卖命。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奴化教育的同时，还对各级学校的教师进行了“整肃”，逮捕和屠杀爱国教师，赶走籍属关内各省的教师。为了严防各级学校的学生和教师进行抗日活动，又派出大批日本人到各校掌握校政，监视师生的活动。因此，伪满时期的各级学校，经常处于恐怖的气氛中，无论教师和学生，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伪满14年期间，已无从统计有多少爱国师生死在刽子手的屠刀和虐杀下，又有多少爱国师生遭受过迫害、毒刑和蹲监。日伪制造了多起逮捕案、惨案，其中安东教育界大逮捕案、吉林教育界大逮捕案、通化教育界大逮捕案、对建国大学爱国学生的镇压、沈阳教育界大逮捕案、对北满教育界爱国师生的迫害等，影响较大，涉及面较广。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教育界镇压和迫害的罪证。

六 伪满洲国的覆灭

1 东北人民反对日伪统治的斗争

从日军进攻沈阳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抵抗暴力的情绪，之后，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民间秘密结社、绿林武装等各阶层群众参加组成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蜂拥而起，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给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回击。日军在占领辽宁、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后，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在这紧急时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命令，代理黑龙江省主席职务，奋起领导嫩江桥抗战。

1931年11月4日，江桥抗战爆发。拂晓，由关东军第二师团主力一部组成的“嫩江支队”，掩护张海鹏伪军向嫩江铁桥守军进攻。午后，在日军飞机配合下，伪军渡江袭击大兴车站，马占山军奋力抵抗。次日晨，日军再次以飞机、山炮猛轰马占山军阵地。马占山军苦战连日，给日伪军以重创。据日方披露，日军被击毙167人，伤600余人；张海鹏伪军被歼700余人。尽管守桥马占山军的伤亡也很大，但嫩江桥仍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下。敌我形成暂时对峙局面。6日，马占山通电全国，表示对日军进攻，将“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6、7两日，日军调集援军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动数次更大规模的进攻。马占山闻讯后从齐齐哈尔赶到前线，亲临江桥阵地北岸指挥，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又经连续3天的激战，江省守军伤亡较大，被迫撤至三间房一线，继续抵抗。10日，马占山等发表通电，向全国人民报告江桥抗战的起因和黑龙江省抗日军民的决心，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爱国同胞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江桥抗战的声援和赞助。张学良打电报称赞马占山“亲临阵地，威声远播，中外交推”，并提升他为代理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所驻江省部队一律归其指挥。15日，日军向马占山发出撤到齐齐哈尔以北，并限在16日中午前答复的通牒，遭马占山拒绝。18日拂晓，关东军第二师团主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三间房马占山军主阵地进攻。激战过午，马占山军伤亡严重。马占山率部撤往海伦。19日晚，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历时15天的江桥抗战结束。

嫩江桥的抗战，揭开了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在日本侵略魔爪尚未伸到的北满、吉东地区掀起了自动抵抗的浪潮。一部分东北军也纷纷起来抗日，如苏炳文在海拉尔的东北屯垦部队，称为黑龙江省抗日军；中东路护路军丁超二十八旅，镇守依兰的李杜二十二旅，邢占清的二十四旅，宁安张振邦的二十一旅也都打起抗日的旗帜；守备吉林市的冯占海、李海青等警卫队打出了吉林抗日自卫军的旗帜；辽宁东部驻军唐聚五、李春润部队也宣布抗日，组成了辽宁民众自卫军。还有一部分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组织抗日队伍。驻在吉林延边的原吉林陆军第十三混成旅第七团的老三营，以王德林等人为首组织了暴动，在延吉一带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人，组成抗日救国军，到处打击日本侵略者。辽南三角地带有邓铁梅、王凤阁、苗克秀等东北救国义勇军。在辽西和热辽边境有耿继周等反日义勇军。此外，各地保安队、警察队也纷纷起来抗日。有些地区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利用宗教行会活动，组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救世军”等组织，积极进行抗日斗争。就连那些在当时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等畸形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胡匪”，如长江好、三江好、天下好、平南洋、占中华、老双胜、东双胜等，也都打起“反日山林队”的旗号，到处阻挠敌人的行动。据中共满洲省委1932年4月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32年初，北满、吉东、东满地区抗日武装达30万人，辽东南与辽西近10万人，总计40万人。这40万人的抗日义勇军到处打击敌人，曾创造出不少辉煌的战绩。

东北抗日义勇军从1931年10月兴起，经过1932年的全盛时期，到1933年初大部分失败瓦解。拥有30万人以上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同日伪军作战中牺牲约5万人，负伤8万多人，溃散7万余人。在东北作战失利后进入苏联境内的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等部近3万人，退入热河的冯占海、唐聚五等部3万余人，此外还有4万余人仍然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武装抗日斗争。东北义勇军的受挫、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原因是敌我军事力量悬殊，国民党当局坚持推行不抵抗政策，使抗日义勇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其主观原因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未能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挫折和失败，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以自己的英勇斗争谱写了抗战史上震撼中外的重要一章。

在东北军爱国官兵和东北义勇军抗战相继失败之后，黑龙江省依兰土龙山农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者武装移民、强占土地以及强收民间枪支，于1934年3月8日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反日大暴动。

1934年初，关东军为了适应进一步大规模移民的需要，决定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林、密山6县强行征用可耕地165万垧，约占6县可耕地的57%。在征购价格上，不分熟地荒地，一律按每垧1元钱计价，这同当时依兰县的土地价格相比较，几乎等于无偿剥夺。当这种强征土地收缴地照的消息传到土龙山后，各阶层农民群众纷纷起来抵抗。同时，日伪当局以打枪号为名，继续强制收缴民间枪支。在日伪统治下的农民已经被逼上了绝路。

当年3月初，土龙山地区的民众拥立五保甲长景振卿等进行联络，首先以当地壮丁团为骨干，组织起农民的武装队伍。当时，曾担任过李杜自卫军土龙山骑兵旅第二团团长的五保保董兼自卫团长谢文东，虽然开始时犹疑不决，但因此事触及本身利害，也随同参加了暴动。3月8日，在土龙山五保地方，由谢文东、景振卿领导的农民暴动正式开始，消息迅速传到各区，参加暴动的农民不下2000人，许多地主和地主子弟也都前来参加。依兰县日伪当局得知此消息后，派一连伪军进驻太平镇。9日，各路农民武装会师于太平镇东门外，攻入伪警察署，解除20多名伪警察的武装；袭击伪县长带领的伪军，把伪县长和伪军包围在同成兴商号的大院内。同时决定在太平镇以西的白家沟设下伏兵，堵击从县城方面开来的敌军。

10日，关东军第十师团第六十三联队长饭塚朝吾大佐在伪军警头目陪同下，带领一小队日军和部分伪军警共45人，分乘汽车出依兰直驱太平镇，妄图用威吓和“劝说”平息暴动。他们途经白家沟时遭到农民武装的迎头痛击。饭塚大佐等17名日军及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当场被击毙，伪军警26名被俘，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10余支。12日，在日军分路增援并重占太平镇后，土龙山农民起义武装经五道岗撤至半截河子，经过整编建立“民众救国军”，举谢文东为总司令，景振卿为前敌总指挥，暂编为6个大队，共2000余人。在民众救国军影响下，依兰县各区和临近几个县，也纷纷拉起队伍，有的前来支援民众救国军，一时云集在依兰县境的抗日军人数达万余人。

3月19日，民众救国军一部在九里六屯阻击日军，毙伤日军北川、北条、义泉大尉等70余人，民众救国军方面也伤亡20余人。随后，民众救国军于4月10日进行了围攻孟家岗日本武装移民团战斗。23日，民众救国军会攻马安腰子金矿，迫使伪矿警队逃往佳木斯。5月1日围攻湖南营日本武装移民团时，前敌总指挥景振卿不幸牺牲。这次战斗后，在敌伪分化瓦解与重兵围攻的情况下，谢文东率部分队伍东去虎林，但越境时被阻。7月下旬，谢文东率部返回土龙山时，民众救国军只剩下300余人。10月初，民众救国军向西行进，在桦木岗突遭日军袭击，损失惨重，谢文东只带10余名部下冲出重围，逃入依兰县吉兴河的深山密林之中。

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民起义，历时7个月，终因民众救国军主要领导人谢文东等政治上缺乏明确的抗日纲领，军事上采取消极退守策略，在敌人分化瓦解与重兵打击之下而最后失败了。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伪满政权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游击运动的开展。

日伪统治区除农民外，各阶层人民也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日反满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共产党领导的或自发的工人反日斗争，文化战线上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革命的反日的文艺活动，以及教育战线上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反日活动。

1932年11月，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哈尔滨电车工人首先进行了反日罢工斗争。这次罢工是由一个宪兵乘电车不买票，并且殴打售票工人引起的。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向伪警备司令部提出了惩办打人凶手、赔偿医药费等4项要求。从第二天开始罢工，全哈尔滨市的电车都停驶了，市内交通瘫痪，大街小巷到处贴满反日的传单、标语。各行各业的爱国市民争先恐后地抢着看，日伪宪兵、警察赶也赶不散。事先毫无准备的敌人震惊了。伪防卫司令部威吓工人要他们马上复工，但没有结果，又害怕发生更大的行动，只好让步接受工人提出的各项要求。坚持两天半的电车工人罢工以胜利而告终，使日伪的骄横气焰受到了打击。

1933年，满洲总工会筹备处在哈尔滨成立后，先后派人到中东路、呼海路和沈阳、长春、绥宁、汤原等地开展工作，发展工会会员，工人斗争也有发展。据统计，1933年东北三省工人为反对日伪残暴统治和残酷剥削，共举行18次较大规模的罢工或怠工，参加斗争的人数达25250人。其中，5月3日，哈尔滨市工会领导300余名电车工人，为反对伪警察殴打工人而举行第二次大罢工。6月12日，鹤立岗500余名煤矿工人在工会领导下举行罢工，要求补发欠薪和增加工资，取得了胜利。同月，长春11个油坊的工人3000余人，为要求发欠薪而举行同盟罢工，也取得了胜利。还有沈阳3000多纺织工人和哈尔滨中东路1000多铁路工人，分别进行了怠工斗争。

除工人开展抗日活动与斗争外，城镇其他阶层人民也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斗争。从1934年起，大连市一些爱国志士组成爱国反日组织“放火团”，对日本在大连的码头、油场、油漆工厂、石油公司等进行多次放火活动，烧毁了日本侵略军的大量军事物资。其中，1938年4月和6月，工人们在大连码头仓库和甘井子石油工厂放火，浓烟滚滚，大火漫天，连消防队也无可奈何。1940年周水子日军仓库被点燃，几万套军服和上千箱饼干被烧成灰烬，使日军损失达800万日元以上。1936年4月，沈阳市500余名城市贫苦民众在伪辽宁省公署门前请愿示威，要求救济，等等。

文化界爱国知识分子以及大中学校的爱国师生，也通过为报刊撰文、组织文化团体、教学等方式，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统制和奴化教育的斗争。以共产党员金剑啸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的反日文艺活动家，在哈尔滨和东北文坛上曾经非常活跃。1933年5月，金剑啸就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绘画插图，宣传抗日。同年7月，舒群、萧军、萧红、白朗、金剑啸等9人组织了一个半公开的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演出进步剧目，但不久在日伪警特制造的白色恐怖中被迫解散。后来，他们通过敌伪报刊的文艺副刊和画报等，用曲折隐晦的笔法写过许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文章，画过许多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图画。但是，敌人对进步的反日文艺活动，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与残酷的迫害，金剑啸终于在抗日文艺战线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立后，不少中学学生投笔从戎，并逐渐成为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有些中小学教师也罢教从军，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献身。原伪汤原县教育局长刘铁石于1934年春参加汤原游击队，在全县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而东北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还是坚守在教育工作岗位上，虽然处于敌人的反动统治与严密监视之下，但仍利用职业之便，设法启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引导他们走上抗日斗争的道路。

2 抗日游击战争的蜂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1933年1月26日关于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不仅积极支持和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而且通过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和改造整顿义勇军武装，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33年夏初，当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不但没有在敌人的“讨伐”中溃败，反而越战越强，逐步壮大起来。

南满地区建立最早的抗日游击队是磐石游击队，亦称南满游击队。1932年春，省委先后派张玉珩、杨佐青、杨林到磐石地区，帮助磐石中心县委筹建游击队。5月间，磐石中心县委在原有的小规模武装“打狗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11月初，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将工农义勇军改为“南满游击队”。这支队伍于1933年1月至4月，连续粉碎了日军4次进攻，创立了以玻璃河套和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此后，与海龙游击队会合，队伍更加壮大，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东满地区在中共东满特委的直接领导下，1932年一年内先后建立了延吉、汪清、安图、珲春、和龙等数支游击队。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将这些游击队合编为东满游击队，共200多人，80多支枪，王德泰任大队长。面对日伪军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初，这支队伍已发展到9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吉东地区是吉林自卫军李杜和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义勇军活动的重要地区。满洲省委和吉东地区党组织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斗争，派出大批党团员加入救国军、自卫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掌握和改造救国军等，先后创建了密山、宁安、饶河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溃散时，绥宁中心县委决定将李延禄带领下的救国军补充团脱离救国军，于1月初改编为“抗日游击队”，李延禄任总队长。1月下旬，按照党的指示，又联合救国军余部王毓峰营和冯宁臣骑兵营，组成“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任司令，孟泾清任政委，全军共800余人。3月，李延禄率队到汪清保卫根据地。3月末在一次打退敌人进攻，击毙日伪百余人的战斗中，清理战场时，在一片小树林里发现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一具士兵的尸体和一封信。信上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恶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的国际主义精神，激励和感动着每一名抗日战士。此后，救国游击军于宁安、汪清等地进行了10余次战斗，均获胜利，队伍也得到了发展。同年秋，与密山游击队会合，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1933年5月，宁安党组织把李荆璞率领的“平南洋总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李荆璞为大队长。1934年2月，救国军、自卫军大部溃散后，周保中率救国军残部，与宁安工农义务队一起，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经过整顿改造，5月将其改为宁安游击队，白殿贞任队长，主要活动于宁安县内。

1932年6月，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在饶河民众反日斗争的基础上，由崔石泉、金文亨建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为一支行动快速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是一支抗日中坚力量。

自1932年以来，中共北满特委在北满地区的巴彦、珠河、汤原等地先后创建反日游击队。1932年春，原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张甲洲发动在北平就学的部分东北籍学生回乡抗日，在巴彦地区组成反日游击队，张甲洲任队长，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赵尚志到该队任参谋长。游击队成立不久即扩充到700多人。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年底，因在东兴之战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

1932年秋，赵尚志被满洲省委派到哈东地区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在孙部溃散后，赵等7人携带机枪1挺、长短枪11支来到珠河。中共珠河县委以他们和珠河县地方自卫队武装为基础，建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共13人。游击队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使敌闻风丧胆。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400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治委员，活动范围扩展到松花江下游，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也在为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而积极努力。先是在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帮助下，培养与吸收一批先进工农分子入党，为游击队培养了骨干力量。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以70多名党团员为骨干，建立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鸿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以汤原为基地，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联合汤原义勇军冯志刚部和张传福部，大破汤原城，声势越来越大，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主要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等地区。

1933年至1935年，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随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斗争逐步由低潮转向高潮，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也在不断地扩大，发生了新的变化。至1935年末，东北已经形成了大小8个抗日游击区，其中游击根据地约有15处。8个游击区是：南满抗日游击区，东满抗日游击区，绥宁抗日游击区，密山、勃利抗日游击区，饶河、虎林抗日游击区，汤原抗日游击区，方正、依兰抗日游击区，珠河、五常抗日游击区。其地域包括哈尔滨至大连铁路以东、松花江两岸的吉林省、辽宁省东部、黑龙江省一部大约50余县的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军民所开辟的这些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战场和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心。东北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3 东北抗日联军的浴血奋斗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侵略扩张，使中日民族矛盾更加尖锐而成为主要矛盾。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根据《八一宣言》，提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继而，又于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为此，中共东北党组织于1936年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七军。

各抗日联军纵横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把抗日烈火烧遍东北大地。在东南满地区，有抗联第一军和第二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下辖两个师，约3000人，活动于以金川老游击区为中心的南满地区。1936年3月至5月，这两个师在游击区内配合作战，消灭了部分日伪军，打破了敌人的“讨伐”，扩大了游击区，全军发展到6000余人。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下辖3个师，共3000余人（朝鲜族占大多数）。1936年3月至5月，除与第一、五军打通联系外，又扩大了游击区，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

同年6月，魏拯民率领一支小部队抵达南满金川河里地区与杨靖宇会晤，共商促进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大发展问题。随后召开抗联第一、二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将第一、二军组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由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总、副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成立后，杨靖宇率部分兵力在本溪附近消灭伪东边道“剿匪”司令邵本良主力1000人左右，给敌人以重大打击。第一路军除据有抚松、濛江、通化老游击区外，还在长白县境内和宁安南湖头新建和重建了游击根据地，使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形成高潮。

在北满地区，有抗联第三、四、六军。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先有7个师，后又组建了3个师，共6000人左右。他们分别在松花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使北满游击区扩大到40余县。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后由李延平代理，先有3个师，后来发展为4个师。他们活动于松花江南岸并向东发展到乌苏里江西岸。第六军由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代政委，下辖7个团，活动在以汤原为中心的松花江下游各县。1937年初夏云杰牺牲，由戴鸿宾任军长，将7个团改编为4个师。5月，攻克汤原县城，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联第三、四、六军在松花江两岸的顽强斗争和游击区的不断扩大，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对北满的统治，被日本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从1936年秋开始，日伪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为中心，发动大“讨伐”。为粉碎敌人的聚歼阴谋，第三、六军除留下一部兵力在原游击区坚持斗争外，第三、四、六军主力部队西征铁力、海伦等地。留在原游击区的部队分头出击，取得很大胜利，并一度攻占黑龙江边的军事重地佛山县城。西征部队于1937年春实行战略转移，进军黑龙江、嫩江平原开辟新区。

活跃在吉东地区的是抗联第五军主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下辖两个师。1936年5月以后，日军对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的“讨伐”更加残酷。第五军除留少数部队在宁安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向穆棱、密山、依兰方向发展。1937年3月，攻克依兰县城，并在依兰周围开辟新的游击区。坚持在宁安地区的部队也进行多次战斗，扩大了队伍。第五军发展到约5000人。

1936年11月，以抗联第四军第二师为基础建立了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下辖3个师，共700余人。1937年1月，陈荣久在战斗中牺牲。之后第七军分两路在乌苏里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联合该地区的山林队、红枪会，使第七军发展到800多人。

除上述抗联7个军外，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还建立了第八、九、十、十一军。第八军军长谢文东，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共300多人，后来发展到近千人，主要活动于依兰、方正、汤原县境内。第九军军长李华堂，政治委员李熙山，共800余人。最初活动于汤旺河里一带，后来转移于勃利、依兰、方正等地。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副军长齐云禄，共700余人，主要活动于舒兰、五常一带，后来发展到1000余人。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主要活动于勃利、富锦一带，后来发展到2500人。

从1936年初至1937年，东北抗联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了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持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斗争。

抗日高潮的出现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为了解除这一“心腹之患”，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把东北的关东军增加到50万人，1941年又增至70万人，对抗日联军进行了疯狂的“讨伐”。同时，日伪当局又采取保甲连坐、集团部落、经济封锁、三光政策等法西斯手段，隔绝人民同抗日联军的血肉联系。抗日联军斗争进入极其艰苦的时期。

由于抗日根据地遭到破坏和日伪军的反复“讨伐”，抗日联军经年累月地生活在深山密林中。冬天，朔风呼啸，大雪飞扬，抗联战士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冰天雪地里行军、作战，许多人被冻破脸皮，冻掉手脚指头，甚至因全身被冻僵而牺牲。夏天，原始森林里潮湿闷热，蚊虫食人，有时战士们要十天半月顶着滂沱大雨，穿着湿淋淋的衣衫睡在积水的地面。饥饿更是严重的威胁，抗联战士们经常几十天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吃些马肉和野兽肉，或者吃野菜、野果、草根、树皮充饥。不少战士因饥饿而丧失了生命。

但是，英勇的抗日联军没有屈服于险恶的环境，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继续坚持着顽强的战斗。1938年夏，抗联第二路军突破数万日伪军的重重包围，由三江地区向哈东地区远征。在远征过程中，第二路军曾攻占苇河娄山镇，破坏了珠河元宝镇附近的集团部落，共歼敌1000余人，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围歼抗联主力的阴谋。这支远征队伍于同年11月初在富锦集结，之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渡过松花江到达萝北县境，于12月29日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第六军第三师会合，胜利完成了远征任务。

在组织北满抗联主力部队远征过程中，以及在征途上，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和他的战友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露营之歌》：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啊！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醒千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熄烽烟。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露营之歌》生动地反映了抗联战士在不同季节经历的艰苦生活情景，是抗联斗争的真实写照，充分表达了抗联指战员坚定、乐观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它曾响彻黑龙江畔，震荡在兴安岭上，鼓舞着广大抗联战士不畏艰难，努力奋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勇前进。

1939年8月，抗联第一路军一部在魏拯民、陈翰章指挥下，使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攻克安图大沙河镇，毙伤俘敌军500多名。9月，又一鼓作气在敦化寒葱岭伏击敌军，击毙日军少将司令官松岛等300余人，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1940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的第三、九支队在冯仲云等率领下攻入克山县城，捣毁伪县公署、伪警察署、伪军团部等，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并放出监狱中的“犯人”。10月至12月，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在李熙山等率领下，在三肇地区连克丰乐、肇源等城镇，给予日伪以沉重打击。

在这一系列的激战中，抗联战士以生命和鲜血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1938年10月，抗联第五军妇女团冷云等8名战士在掩护大队突围后，弹尽路绝，敌人围攻上来，她们至死不降，拿起枪支，手挽着手，冒着弹雨，毅然走进了波涛汹涌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1940年2月23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冲破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之后，来到濛江县保安村西排子，不幸被敌人发现，他英勇反击，在消灭大量敌军后壮烈殉国。残暴的日寇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腔，发现胃肠中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在场的医生流下了眼泪，就连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杨靖宇是“大大的中国英雄”。同年12月，陈翰章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日伪军包围，在战斗中负了重伤。敌人扑上来夺下他的手枪，并用短刀在他脸上乱刺乱砍，甚至残忍地挖掉了他的双眼。但陈翰章宁死不屈，大骂不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42年2月，赵尚志因遭特务暗算，身负重伤，但他立即打死特务，坚持战斗，后因流血过多，在昏迷中被敌俘获。在敌人审讯时，赵尚志面无惧色，坚定地说：“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最后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

在为民族解放的威武悲壮的抗日斗争中，杨靖宇、魏拯民、赵一曼、赵尚志、王德泰、夏云杰、李熙山、冯治刚、刘曙华、王光宇、李延平、张镇华、陈翰章、汪雅臣等无数抗日英雄英勇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身上显示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为民族解放在东北大地上洒热血、抛头颅的抗日英雄和抗日先烈的。

频繁残酷的战斗和极度恶劣的生活使各路抗日联军损失日益严重，到1940年末和1941年初，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经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整个抗联仅剩下1000多人，他们在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率领下，大部先后过界入苏联境内整训。然而，抗日联军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斗争。他们在进行紧张的军政训练的同时，还派出十几支小部队常年战斗在中苏边境地区，直到最后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4 苏联出兵东北，抗联与苏军协同作战

1945年春，当欧洲战场上的法西斯德国濒于溃灭之际，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和开始局部反攻，也由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发起反攻，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已成定局。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孤立。苏联根据2月《雅尔塔协定》，即将实行对日作战。7月17日，美、英、苏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26日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但是，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拒绝了《波茨坦公告》。8月6日及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8月8日深夜，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同时，加入《波茨坦公告》。

9日凌晨，150万苏联红军从中国东北的西部、北部和东部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自西北经过蒙古、大兴安岭，向东北中部大平原推进，直指长春和沈阳等城市；其左翼兵团指向齐齐哈尔，右翼兵团指向锦州；另有苏骑兵机械化部队指向承德及张家口。由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的远东第二方面军主力协同黑龙江舰队，自北而南，由伯力、海兰泡等地分别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推进。由麦利茨科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一方面军主力自东而西，从苏联滨海地区向哈尔滨、吉林一带推进，其右翼兵团直指哈尔滨，左翼兵团则南下协同太平洋舰队作战，指向朝鲜东海沿岸之元山，以解放朝鲜北部地区。

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日本关东军。这一方面是由于苏日军力悬殊，红军呈压倒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东北抗日武装多年来对日本关东军的打击；同时，也是由于八路军同时由南面向北进击东北，抗联部队英勇作战予以配合。三方面的力量合在一起，使日本关东军陷入了绝境。

8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向敌军伪军发出通牒，限令其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如遇反抗“则应予以坚决消灭”。其中的第2号命令是发给八路军中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的，命令他们分别由驻地向察哈尔、热河和辽宁进发，命令在冀、热、辽边境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协同苏军肃清日伪军残部。

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抗联，在苏军及八路军向关东军及伪满政权发动大规模进攻时，从多方向积极出击，在解放东北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抗联从7月下旬开始，便组织由数百名指战员组成的小部队，通过空降，分散到牡丹江、鹤岗、磐石、海拉尔、满洲里、赤峰、长春等地，搜集、侦察日伪军情报，配合苏军的进击。原来在各地坚持进行游击战争的抗联小部队，也根据指示，积极、主动地扩大活动范围，配合苏军歼灭敌人。苏军进兵东北时，抗联分兵三路配合：第一路由冯仲云领导，第二路由李兆麟领导，第三路由周保中领导，分别向沈阳、哈尔滨、长春进攻。

东北抗联部队和中共东北党委回到东北后，利用与苏军协同作战的有利条件，迅速占领了10个地区57个战略据点，并且抓紧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军队、革命政权。1945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至10月，东北人民自卫军已达7万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它在东北地区长达10余年的抗日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5 伪满洲国的垮台

1945年8月9日，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线突破中苏边境，关东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其时，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不在长春，总参谋长秦彦三郎立即召集参谋幕僚等商议对策。秦彦三郎与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协商，共同找伪总理大臣张景惠，一块拜望伪皇帝溥仪履行例行公事。因苏联飞机轰炸投弹，当他们来到宫内府时，只见溥仪正躲在防空壕中发抖。经溥仪形式上点头批准执行所谓《满洲国防卫法》作为应付的对策。拂晓3时，关东军总司令部才发布命令，一面抗击苏军进攻，一面准备全面开战。这时，前线官兵在苏军强大攻势下，像雪崩似的溃退下来。

9日中午，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从大连回到长春后，立即偕秦彦三郎和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到伪宫面见溥仪。溥仪在同德殿接见，正谈话时又响起了空袭警报，他们一齐钻进防空壕，警报解除后，才又回到同德殿继续谈话。山田要求溥仪立即向通化大栗子沟转移，而溥仪以家属、佣人和行李太多为由表示无法立即行动，最后决定缓期3日。自此，溥仪等人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面紧张地收拾行装，一面担心将来的命运。溥仪更怕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杀人灭口，以保守14年来殖民统治的阴谋与秘密。

10日，关东军接到日本大本营命令：“根据帝国全面战况，以朝鲜为最后一线，必须绝对予以保卫。以满洲全土为前进阵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是一个让关东军感到泄气的命令，它表明大本营从满洲东边道保卫计划又后退一步，改为朝鲜保卫计划。这一改变，更使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傀儡要员们感到惊慌不安，眼见长春不可保，越发抓紧了逃跑疏散工作。在混乱中，这帮家伙还不忘借机捞上一把，发笔大财。当时存在伪满中央银行的5亿元伪币被汉奸卖国贼们所窃取，长春仅存的4吨鸦片和大量的白金、钻石等宝物也被劫掠一空。从10日开始，关东军用一、二等卧车编成避难列车，让他们的全部家属带着所有的细软家什，抢先逃到朝鲜避难，接着满铁社员家属也紧跟着逃了。

11日接近午夜时分，吉冈安直带领4辆汽车开进伪宫，停在缉熙楼前。坐在第一辆汽车中的，除吉冈外，还有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和日本宪兵曹长浪花。此刻桥本的出现，是履行伪祭祀府总裁的职责，来捧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来了。随侍李国雄向溥仪报告说：“汽车已经准备好了！在外等候‘万岁’起驾！”瘫坐在沙发上的溥仪站起身来，怅惘地看了眼书案前的兰花“御座”，默默地摇了摇头，便随李国雄出了房间，坐进最后一辆车。溥仪的车队驶向车站时，空袭警报的笛声又响了。其实这是为溥仪戒严而特别采取的措施。溥仪和汉奸大臣张景惠等人，一反过去出巡时威风凛凛的声势，像丧家之犬，偷偷摸摸溜进昏暗狭小的东长春车站集合。溥仪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坐在站长室里等待发车。凌晨2时许，好不容易才作好了发车准备，山田乙三、秦彦三郎抢先登车，溥仪、张景惠等人急忙尾随其后也登上列车。车虽然还是那辆“展望车”，但车内的陈设今非昔比了，一大堆桌椅放在里面。至于其他各节车厢，更是一派逃难景象，不堪入目。

列车像只爬行的蜗牛，走走停停，速度极慢。12日正午，溥仪向列车上全体人员“传谕”：在车上照例要为皇军默祷。列车共走了两天，这期间，车上只供应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可见日本兵车，车上的人说军人不像军人，说难民不像难民。车到梅河口停下来加水时，山田来到溥仪车厢“觐见”，并报告说日军打了胜仗，取得了赫赫战果。但在吉林东站，溥仪却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阻拦他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嚎着；在站台尽头处，日本兵和宪兵厮打成一团。

13日，火车才到达大栗子沟车站。大栗子沟是临江县的一座煤矿，地处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溥仪被安排住在一家日本兴办的铁矿公司的经理的住宅里。这是栋有七八间住屋的日本式平房，地下有坚固的钢骨水泥结构的防空地下室。溥仪来时从伪帝宫禁卫队抽了一个连带在身边。到大栗子沟后，就由这个连负责他的警卫工作。

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以古海忠之为代表的次长们留下收拾残局，汉奸于静涛（伪满勤劳部大臣）、金名世（伪满民生部大臣）、谷次亨（伪满交通部大臣）协助工作。现从四平调来担任新京地区防卫司令官的饭田祥二郎中将在拜会总务厅长官时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切全不清楚……”一语泄露天机，原来这位伪首都新京的防卫官，竟然心中没底，不知要防卫什么和怎样进行防卫。这些过去倚仗武力、耀武扬威的殖民主义者，此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开始感到“在精神上似乎被抛到了没有重力的宇宙之中”。曾经闪耀在日伪统治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下的菊花皇室纹章被拿掉了；而公园（现在长春胜利公园）入口处，骑在马上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儿玉大将铜像的头部被砍掉了；仓促撤走的关东军总司令部更是一片败亡逃窜的景象，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关于“坚决把保护神洲的圣战进行到底”的训示被抛在总司令部极密的电报板上，无人理睬；剩下的日本侨民和一般职员，又被紧急征集为士兵，他们在长春的主要街道上，挖防坦克壕，修筑街垒，摆出准备巷战的架势，企图稳定人心。长春车站一下子挤满了日本侨民和下级职员家属，他们被塞在敞篷货车里，也撤往通化。车站一片混乱，这些被关东军抛弃的日本人，背着大行李，提着东西，如潮水般涌向长春车站。恰好从8月13日开始下雨，人们冒着倾盆大雨，挤在车站候车，站台内外，聚集着大批等待疏散、焦躁不安的人，堆积着各式大小行李，把通路都堵塞了。没有进到站台里的人们，就在大雨里淋着，他们一动不动地蹲在水坑里，唯恐一离开地方，就赶不上车。孩子们的哭叫声，母亲的申斥声，以及由于过分失望而发出的呻吟声，混杂在一起，充塞站台内外，到处是一片混乱……

14年饱尝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东北人民，开始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随地摆战场，到处搞袭击，为日暮途穷的日本军国主义布下了天罗地网。在关东军准备最后坚守的通化，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事：插着太阳旗、满载鸦片的关东军军用大卡车，刚刚驶进通化城，就遭到袭击，驾驶员当场被击毙，押车的伪满总务厅参事官本来挎着日本战刀，神气活现地坐在那里，这时吓得面无人色，丢下车赶紧逃命。过去只要插上太阳旗，就可以到处横冲直撞，畅行无阻，如今却成为中国人民攻击的目标。

溥仪在惊惶不安中度过了两天，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就宣布投降了。当吉冈告诉了溥仪这一消息，并说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予保证后，溥仪立即双膝跪地，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口中念诵道：“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着跪下，磕了一阵头。磕完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关东军已和日本政府联系好，决定送皇帝到日本去，不过不能绝对保证安全，因为一切都要听盟军的了。过了一天，吉冈又来向溥仪报告，现在长春的伪禁卫步兵团已经倒戈。在这种情况下大栗子沟的伪禁卫步兵连会不会哗变呢？溥仪一下紧张了起来。他和吉冈一起看地图、查路线，计划一旦“变生肘腋”，便另求逃生之路。后来，那一连卫士被解除武装遣返长春。从此，改由日本兵担任溥仪的护卫。

16日夜，关东军总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以山田乙三、秦彦三郎为首的大部将领、幕僚、参谋都来了。他们聚集在作战室开会。会议一片骚乱，有的眼见大势已去，放声大哭；有的主张要做最后的较量，寻找有利时机再停战，借以暂时维护关东军的声誉；有的要重整旗鼓，发扬大和魂精神，抵抗到底。最后，一直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的山田乙三，作出了所谓“拥戴圣旨”的决定，要求各部队尽快做好结束战争的各项事宜。这样，代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长达几十年的关东军，终于决定要结束它的生命。

关东军投降，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必然随之垮台，日本侵略者在这败亡的时刻，也没忘记演完傀儡戏的最后一幕——为伪满皇帝举行“退位仪式”。17日上午，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奉关东军之命，乘飞机从长春到了大栗子沟。当晚，在大栗子矿山公司食堂里召开了伪满洲国紧急参议府会议。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汉奸，坐在从四处找来的破凳子上，个个面无人色，连张嘴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室内笼罩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绝望的沉闷气氛。沉默了半天，总算通过了《退位诏书》，并作出一项决议，决定连夜举行退位仪式。18日凌晨，举行伪满皇帝退位仪式，溥仪站在一群犹如丧家之犬的大臣、参议面前，仅用两分钟就读完了日本人给他拟的伪满洲国的“送葬词”——《退位诏书》。这群一直追随溥仪左右的伪满洲国重臣们，表面上一时还装出十分悲戚的样子，等皇帝一转身，他们立即作鸟兽散，携带自己的全部细软家当，竞相逃命。一时之间，狭窄的大栗子沟火车站被挤得水泄不通。

这场戏演完之后，被抛下的溥仪由于自身难保，只好就地烧掉了从长春捧持来的清朝祖先牌位。昔日这些被视为至尊无上的“圣物”，现在却变成一堆木炭灰。这位末代皇帝开始自食其果，他落得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过着草木皆兵、疑惧交并的生活。关东军安插在他身边的那位帝室御用挂吉冈还不甘心放弃职责，想继续把溥仪挟持到日本，做战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殉葬品。直到这时溥仪仍无勇气和能力摆脱日本人对他的控制，只好同意亡命日本。18日晚，溥仪在吉冈等陪伴下，乘火车到通化。

19日，溥仪抛下了“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和几个妹妹，以及跟随多年的老乳母，在日本宪兵的监护下，由吉冈、桥本陪伴，还有弟弟溥杰、三个侄子、两个妹夫、一个医生、一个佣人等随行，分乘3架小飞机飞往沈阳。上午11时，溥仪乘坐的飞机先到了沈阳机场，为了等后边的飞机，溥仪等人到机场休息室休息。等了一会儿，空中响起震耳的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着陆了。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溥仪等人都做了俘虏。后来知道，这是日本关东军与苏联当局洽降约定，溥仪由日方负责，在沈阳交出，所说去日本，都是一片鬼话，恐怕连吉冈也不知详情。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几经折腾，最后到底还是变成了阶下囚。

日本关东军的彻底溃灭和伪满洲国的垮台，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以及它对全东北的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永远一去不复返了，被侵略、被奴役的中国东北，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遭受长期磨难和进行长期斗争的中国东北各族人民，也盼来了祖国光复这一天。如今，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在诅咒这14年阴晦的日子，祈望它从此在这个世界上绝迹。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导作用，和平与进步成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这说明历史教育了人民，反过来，人民又推动了历史。

参考书目

1.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等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2.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3.陈本善主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4.《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

5.解学诗著《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

7.王秉忠、孙继英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8.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

9.孙喆甡著《爱新觉罗·溥仪传》，华文出版社，1990。

10.滕利贵著《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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