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帝国
（EMPIRE）

有些中国人喜欢说中国的历史治乱相乘；

几千年来，中国从光辉璀璨走向衰颓，然后又复兴。

他们相信今天我们处于复兴阶段的开端；

中国将在未来愈来愈成为中心，愈来愈强大。

他们非常引以为傲，现在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蒸蒸日上，走向世界强权大国。

不论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历史，

从十八世纪以来，即本书故事开始以来，已有一个根本改变：

今天没有人预期过去会回来，至少不会以从前同样的形式回来。

二十一世纪开始之际，中国正愈加朝全球事务的中心移动。身为全球人口最多、面积也名列前茅的国家，即使它在历史上也曾有罕见地衰弱、分裂或贫穷的时期，但中国仍一向受到各方瞩目。今天，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相信中国已走出相当无力的时期，集聚了不寻常的国际力量。经常有人预测，二十年之内它将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社会科学院预估，届时中国将是世界科技重镇，它将消除其十五亿多人口的贫穷，并提升他们的寿命期至八十岁。同时，但也有人，尤其是邻近国家，深怕中国将加强军事力量以逼迫他人服从它的意志。

然而，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飞升，从历史上可显示出，中国要通向未来可能不会像若干专家认为的那么平顺。共产党统治时期，以及中国更深层的历史（在帝国与专制统治者之下数百年的杰出发展）都留下了极深的历史裂隙，未来的领导人必须小心谨慎才能达成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在今天狂热追求进步的表面底下，有些暗流和断层可能把中国带离我们目前追求的方向。这些其他道路对中国及世界而言或许是正面，或许是负面，谁也不敢断言。但是鉴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重要地位，我们姑且不谈不利的那一面。

这些因素有些要归结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则与它无关。中国和许多邻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乃至于中国人民的信念和世界观、中国组织其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以及它的经济和资源需求，在在攸关我们了解它的轨迹。但是，中国和世界的边界线并非一直清晰可见。在内与外之间的交会处，存在着一些中国心理地图上最为重要的部分：即国界、侨居外国人口、种族、贸易和思想交流等。谈到大国时，当你凑近一瞧，其边界线往往模糊不清。当内与外的分界线淡化，剩下的中国就是跨国的、甚至全球性质的中国。

如果说边境的分界线是模糊的，那么时间的划分恐怕更加模糊。往日鲜明地镌刻在中国的精神地图上，决定了它今天绝大多数的作法。因此历史对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影响远比我所知的其他文明来得更直接。今天，这些东西很少是机械式的——中国人未必会拿过去的事件和目前的事件做鲜明的对比。例如，在当今世代，很少有中国人在省思目前国际局势时，会去想到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七五年至二二一年）的事件。但是他们有关正义、行为准则、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类观念，却是在好几百年前就已形成。虽然我们不可能依据这个过去预测中国的未来，但我们却必须了解它们，看待将来时至少有些指引。

本书试图对中国过去两百五十年的对外关系，提供简明的综览，但是开头时，先简略谈谈更久远的过去之遗绪，或许有助于我们的了解。我们首先必须处理一个「大哉问」：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中国」，在歴史地理和文化上，究竟指涉的是什么？坦白讲，我愈是研究中国，定义就愈加难以捉摸。过去两千年，它是个帝国，不是个国家，而且是个非常开放、边界非常不固定的帝国。它的居民，直到近年，都是以他们所属的文化做界定，不是以外表长相或祖先做界定。能读、能写中文字（但未必要能说朝廷流行的宫话）是这个文化的关键，不论他们是外国人、奴隶、农民、女性或被征服的部落，能通中文即在「内部」，不通中文即在「外部」，或至多在边陲。

或许由于他们的文化菁英主义，国家一直是中国人最关切的重心。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史华慈（Benjam一n一. Schwartz）正确地提醒我们，别把当代中国的一切都认为源自过去。他说：「中国文化最显著的一项特色，或许就是政治秩序被视为中心，份量极重。」认同国家，并尽可能地为之效劳，是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圭臬。即使不断企图躲避国家机器的人（不论是十世纪的佛教徒，或是二十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必须与政治秩序对抗。走遍全世界，你都看不到这样井然的秩序，包括俄罗斯或中国的亚洲邻国：前者有一套自己的尊崇国家的思维，后者则全都接受一部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

中国发源于黄河流域，起先有许多小邦，集体自称「中国」。汉朝有个大一统的帝国，国祚从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二六年，大约相当于西方的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核心部分一向面朝东方，望向黄海，即使一千至一千两百年前的唐、宋朝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完全纳入版图后，也没有改变其核心。我总是用一幅凹凸起伏的地图向学生解说中国如何从设在东部的首都看待帝国本身。西陲是高山和沙漠。西南最富庶的省份四川，也只能从东边通过狭窄的山隘进入。南方非常遥远，必须跨越大川、穿梭河谷。北方则有数不清的敌人，即使帝国扩张到北方，也仍会威胁到中国内部的强大族裔团体。所以，除了少数例外权力中心留在东方，许多朝代都把首都设在黄河附近。十四世纪以降，政治中心就在东北方的北京和长江之畔的南京之间移动。本质上，中国背倚欧亚大陆的中部，这个方向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有极大的影响。

以上就是一般对中国的概述，不过我个人认为：中国是一种文化、一个国家、一个地理核心，环绕着它，长久以来认同、疆界和宗旨定义常有改变和调整。的确，中国的概念之所以能绵延长久，原因之一或许就是它的不定形和具有争议性。每一代都挣扎着要把他们自己这一代人的意义赋予它、以及它在世界的地位，同时又要从之前的历史中去汲取意义。过去两百五十年，深刻的历史遗绪（国家、儒家文化、地理）皆出现在界定及赋予中国人方向感的重要名词之争。

正义的概念即是一个重要词语。它是影响汉朝初年以来中国政策的关键儒家思想。在大哲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九年）以及和他时代相当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心目中，正义即是家庭之内、国家之内以及国家之间适当、和谐的关系。根据儒家传统，统治者的诚信比任何形式的程序正义更重要。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过去两百年外界对中国不义，这股委屈一直是中国国际事务的主轴。

规则和仪式是中国许多思想系统（不仅只限于儒家思想）中重要的部分。这些规则是由中国菁英为自己所制订，用以规范在他们底下的人。这些概念大部分清楚地界定出阶层，也订出社会各阶层成员相互的责任与义务。十九世纪世界大变化之际，许多中国人觉得，他们被迫要进去的以西方为首的国际新社会，其紊乱大于规律。追寻国际事务的通则因而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干，即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很容易接受对他们有利的规矩，而不愿接受不利于己的规则。

一种自居中央的意识也是中国人思维极重要的成分。中国的邻国自古以来接受中国文化的成分，也确立了中国一向居于中心的宇宙哲学。伴随着中国在东亚居于最重要角色的信念，出现一种责任意识：中国是东亚区域不可或缺的大国。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中国人发现自己很难了解另一种不同的世界观。这里头有些讽剌，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能开放接受外来思想，而不放弃中国思想可以绝对普天下适用的意识。出自一个人自我中心信念的气量褊狭、不知宽容，于是在它历史上最最重要的时刻妨碍着中国的外交事务。

在思考中国外交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千万记住正义、规则和中心意识这一个重要概念。但是，这三个概念只是广义的偏见，不是具体的规定。虽然中国的书面传统可以有助我们了解这些关切，但是，若是以为研读《孙子兵法》（公元前六世纪的一本重要著作）就可以更明白中国在今天的战争或冲突中会怎么做，是非常牵强的见解。今天的中国人，不论他们背景如何，绝对不会靠研读古籍来订定个人优先目标、或者国家和国际事务的优先目标；这和今天的欧、美人士不会先研读柏拉图或亚理斯多德才做决定，是一模一样的。但长久发展出来并经过试验过的社会、文化概念，一定会影响他们的关切，并且有助于人民觉得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作为。

中国现代外交关系史始于清朝（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到了一七五〇年，它已粉碎在其北方边境所有小国家的政治与军事独立，把它们并入日益扩大的中国版图。它根据中国的条件以及中国的优越感，规范它和其他邻国（北起俄罗斯帝国、南迄东南亚以及喜马拉雅山区各王国）的关系。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大清帝国已在东亚建立一个唯我独尊的世界。

大清帝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要上溯到十七世纪初。当时关外一批豪强开始占领属于明朝（自公元一三六八年起开始统治中国）的部分领土。侵略者宣示的目标是征服全国，恢复在失德的明朝皇帝统治下已然沦丧的儒家礼教。征服者大军的领导人来自一个通古斯族部落，过去名称女真，现在自称满洲。他们势力往南扩张，许多蒙古人、朝鲜人和汉人，以及东北的小部落纷纷前来归顺。一六三六年，满洲人建国，国号清。一六四四年，清军攻克中国首都北京，开始绥靖全国。明朝最后一个王族一六六二年兵败，在缅甸被擒、处决。

清朝公布的目标是要依据儒家经书所订的古代智慧治理。他们宣称明朝失败是因为统治者松懈、软弱，一连好几代失去方向感。现在，满洲人虽是外族入主中原，却要重振中国的伟大。但是和高唱传统与价值的许多政治领导人一样，清朝皇帝的话隐瞒了一个事实：他们想依自身形象重新打造中国，使它成为伟大的多文化国家。他们的组织相当现代，不同于原先存在的东西，强调协调运用经济、技术和意识型态资源。他们依靠军队打天下，其军队与鄂图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或甚至奥匈帝国的部队的相似之处，还大过与明朝部队的相似之处。他们依赖快速移动的骑兵、火器和大炮，以及绵密的后勤作业。他们意图建立一个超级大国，让所侍不同族裔和信仰背景的人都找到顺服听命的位置。

尽管意识型态和军事力量强大，若非康熙和乾隆两位圣明天子长期在位，清朝或许也不会那么成功。康熙一六六一年登基，一七二二年才驾崩。他的孙子乾隆则从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足足在位六十年。祖孙两人统治中国超过一百二十年，把大清的统治巩固到活在一六五〇年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地步。他们也把个人特质贯注他们创造的帝国中。康熙机智、活泼，对外在世界充满好奇心，但强力保护他的权力以及满人的权力。乾隆则有教养、勤奋，但是没有他祖父聪明，因此在民政及政治事务的理论上相较有些空疏。但是两人都了解他们统治的人民以及周遭世界，熟谙驾驭一个复杂的区域所需要的外交和军事。

到了乾隆十四年（一七五〇年），大清帝国已经巩固了中国的统治，并把帝国政府扩张到中亚、西藏和蒙古。满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样，对于帝国的对外关系订出规范，使本区域从朝鲜到缅甸诸小国全都明确承认中国和大清的霸主地位。国内方面，帝国承平，经济扩张，农业尤其发达（同时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制造业，其中又以瓷器和丝织品出口最有名）。水利和交通都有良好的开发，市场开始兴起，所交易的商品从工地到工具都有。它是一个愈来愈专业化的社会，个人和家族之间的书面契约和协议扮演重要的角色。

国家的影响在各行各业都可感受到，有点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绝对王权君主，大清希望控制臣民每一方面的生活、以及规范那些他们未能直接控制的人。和欧洲君主一样，大清在许多方面也有败绩，但是他们建立的意识型态模式倒是由国家坚守到二十世纪清室倾覆为止。

国家的无所不在和帝国扩张大梦有密切关系。乾隆相信清朝的统治应该泽被四方，文化先进到足以理解中国原则的人都应该运用它们。这种普世主义超越其他一切，在十八世纪末期驱动帝国在其边疆进行耗费不訾的军事远征。因为用兵边疆的举措，最终在十九世纪初造成国库空虚。

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说大清中国褊狭、内观。但是当时在区域内和康熙、乾隆对抗的人，绝对不会说他们是内观。清朝持续对外扩张，除了康熙在一六八三年征服台湾之外，他们的重心摆在陆上边境。到了一七五〇年，乾隆的外交事务大体上以三个区域为主：中亚方面，重点是扩张；亚洲海岸，重点是贸易和朝贡；俄罗斯，重点是外交。所有这些阵线的政策都经协调到让大清皇帝有时间全力统治中国，同时消灭边界上那些北京认为有能力威胁其统治的敌人。清朝本身以武力夺取中国，它要防止任何新的竞争者依样画葫芦。

清朝势力进入中亚是一个激烈冲突、乃至种族屠杀的戏剧化故事。十八世纪初，准噶尔是由蒙古人领导的一个强大汗国，掌有中亚西部至蒙古心脏地带，并及于西藏边界的广大土地，其面积大约相当于现代的印度。它断断续续与清朝交战七十多年。一七五〇年代，乾隆发动他所谓的「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战争。在战场上击败准噶尔人之后，他下令清军追缉准噶尔菁英，一律杀无赦，造成十八世纪种族屠杀的一桩标准事例。接下来，他把准噶尔东部大部分地区及其南方一些小汗国并入中国，建立乾隆非常自豪的一个新行省，命名为「新疆」。

沿着亚洲海岸线，清朝同样强势，但不那么残暴。中国南方和东方的一些国家对北京的皇帝全维持某种形式的朝贡关系。（唯一例外是日本。清朝认为它是朝贡国，但事实上完全管不了它。）从朝鲜到尼泊尔各国都依据某种形式的仪式表示恭顺，譬如定期向皇帝上贡，与中国保持动态的关系。不过，所有这些关系性质都不一样，并没有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全面的「朝贡制度」。其实它比较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制度，中国文化是这些亚洲周边国家许多菁英团体自我认同的重心。中国一直是他们思想行为的重要参考（很像今天美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朝贡国大多善于运用关系为自己争取好处。小国家经常诉诸皇帝的宗主权，替本身取得贸易特权（有时候把贸易化装为进贡），或取得中国协助本国之权力斗争。

直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十九世纪抵达之前，俄罗斯是中国唯一的帝国邻邦。尽管清朝决定尊重北方俄罗斯的领土，但双方仍是非常不对等的关系。距离和整体力量并非有利于俄罗斯人，因此他们很小心不去招惹清朝。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从今天蒙古边境往东划出一条边界线。中国依据条约辖有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今天俄罗斯的滨海省（包括库页岛）。尼布楚条约有助于维持和平，并允许沿边境进行特许的贸易。清朝放弃他们认为冰天雪地的北方荒原，放手向西扩张。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欧洲列强签订的第一份条约，让清朝见识到欧洲的外交作法。康熙皇帝从两位高级外交顾问那里——法国耶稣会教士张诚（Gerbillon Jean Franois）、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学习良多。

除了俄罗斯和亚洲东部诸国，一七五〇年，世界其他地区与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关系，远不及文化知识方面的关系来得重要。康熙曾在皇廷接见亚洲岛国代表、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命令底下学者要对这些外邦异域的知识扩大了解。有一段时候，康熙与来自欧洲的耶稣会神甫，如张诚、徐日升等时相过从，他们呈给他有关天文学、军事事务、建筑和绘画的种种最新发现。康熙很小心提防不让他们或穆斯林、佛教僧侣有任何可能危害清朝政府霸业的传教活动。教宗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发布一道愚蠢的敕令，禁止中国教徒参加清朝的国家仪式之后，康熙在一七二一年下令禁止基督教传教，可是耶稣会留在中国直到一七七三年清廷取缔耶稣会。但仍有些传教士留在中国。例如，乾隆的翻译官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一七九三年在北京去世，只比乾隆去世的时间早了六年。

一七五〇年的清朝在亚洲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乾隆皇帝喜欢夸耀帝国不畏外敌入侵，农业供应亦已自给自足。它和亚洲大陆国家互动的形式由北京决定，虽然皇廷不能越俎代庖，替其他国家决定政策，但透过外交、教育或文化，它经常对他们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大清首都被公认是东亚区域的中心，吸引各方人士前来，而关于思想、品味和流行的重要判断则由北京散发出去。甚且，它的菁英坚信大清政治制度是治理帝国唯一的合理方式，可做为亚洲、乃至全世国各国的楷模。

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完成于一七五〇年，是清廷国力鼎盛、威震寰宇的伟大象征。乾隆御批兴建这座林园，以展示他的美学知识和帝国威力。圆明园面积是北京市区皇室居住的紫禁城的五倍大，有意揽天下之胜于一园，有如十八世纪的世界博览会。圆明园内亭台楼阁林立，有来自不同朝代的中式建物，以及来自中国内地、朝鲜和东南亚的建筑和园景。但是最让中国游客惊艳的是在园后方的建筑物，它由来自米兰的画家、建筑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设计成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主建物取名「晏海堂」，俯瞰中央喷泉，皇帝搜藏的欧洲艺术品，包括他最喜爱的法国钟，都放置在这里。

直到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侵入北京，大肆掠夺与破坏之前，圆明园象征大清的骄矜自负和其首都的中心地位。一百二十年之后，我以学生身份首次来到这个中国首都时，圆明园旧址除了入口处散布一些反帝国主义招牌（「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及几块穷农民的菜园之外，空空荡荡。对我而言，这是下午散步的好地方，也是避开众多闲人会女朋友的幽静地点。但是有些本地人不肯进去，因为里头有太多宁可忘掉的历史幽魂。

写作本书的念头起于二〇〇六年，有一天我在圆明园旧址散步之时。我在圆明园旧址对面的北京大学开课，讲授中国与世界关系。动笔之后，这本书花了相当长时间才完成（该读的材料浩瀚如海，更惨的是，由于二〇〇〇年代各方对中国的兴趣大增，似乎每六个月材料就倍增。推动我坚持不懈的原因是：我需要提供给学生及其他读者关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知识上的修正），不仅要谈到冲突与民族主义，也要强调文化转变及中西合璧的认同，要同等对待传教士和外交官、生意人和革命家、工人和老板。传统有关中国国际事务的历史，直到近几年，大多集中在各种形式的国与国之关系。虽然讨论政府如何发展外交政策并没有不好，但是这样的叙事不能让我们了解国际与国内之间关系如何演进、或是不同群组的人如何互动的全貌。它们太狭隘地集中在国家的中心功能（行政管理、交通、战争）因此建立的建构与解构的印象，并不契合大多数人如何看待他们本身和国际或外国互动的情况。

中国的史书编纂如此偏重国家，挑战我要写一本不一样的书，从清朝倾覆谈到人民共和国建政时，不会只侧重国家复兴。同时我也要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对许多中国人来讲，国家是如此的重要，有国家的时候比起没有的时候更容易抱怨。但是我不想要读者相信，国家衰弱和力量是中国现代国际事务史上唯一重要的轴线。

我在本书不只讨论外交和战争，我试图带领读者更深入中国的国际历史。本书处理的历史是从上到下、社会不同群组活生生的经验。当它专注于国家时（国家强大时期，本书自然会提到国家）是为了要综览中国菁英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以及外在世界的角色。本书固然没有全盘假设有个单一因素，驱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却强调中国在现代的快速改变，以及中国吸收改变的独特能力。也主张中国有能力融合中外或至少折衷社会认同，以及它偏爱把别的地方建立的世界观内化为中国的东西。这些要点并未推动历史，但它们是有帮助的指向，点出我要往哪个方向走，以解释历史。

本书的中心是中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蜕变的故事。现在已是中国人把生活和实践转化为全球现代化参与者的时候了。拥抱新事物的中国人（若有机会拥抱的话）人数一向远超过不拥抱新事物的人。中国人出国旅行、念书和定居，以便了解向他们敞开大门的新世界，从中汲取益处。从时间和重要性来讲，他们和国际接触的经验非常像欧洲农民（例如我的祖父母们）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新世界。市场很严酷，同时又很兴奋，它含有机会与危险、吸引力与惊恐，愈来愈让地理上、心理上都远离它的人也逃脱不了和它的关系。中国过去两百五十年的国际史，就是它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接触的故事，也是中国人如何打造现代化、同时如何受现代化影响的故事。

破坏和暴力也在这个故事扮演重要角色。圆明园的历史显示，西方军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侵入中国，所到之处造成极大破坏。但是就破坏和暴力而言，真正的灾难起自二十世纪中叶，日本人进攻中国掀起大战，特别就中国农民来讲，恐怖一直持续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

就许多中国人而言，战争和毛泽东主义结合成为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战争证实外在世界仇恨中国，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证实除了资本主义和外国影响，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追求现代化。没有前者，后者不会如此旺盛。但实际状况是，中国在血腥的一九四〇年代把路线定向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毛泽东时代的大屠杀、恐怖和自招羞辱，在这段期间两千万人丧生，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也毁了一生。这些大多是中国人对其他中国人犯下的罪行，其伤天害理的地步使得中国绝多数人依然宁可避而不谈。这些犯罪的中国人受到共产党想抄快捷方式搞现代化的想法所牵引，而这种想法也在二十世纪的其他地方造成重大破坏。

当毛泽东主义在一九七〇年代随着毛泽东一起死亡之后，中国开始蜿蜒曲折走回国际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这是过去一个世代的领导人绕道不走的路。中国有些历史学家说，因为有毛派分子在过去数十年的大破坏，今天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变得容易多了：毛泽东杀死了旧中国，却在无意间留下一块空白，得以写下市场发展的律令。我可不敢如此肯定。

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方向可以走——从柬埔寨式的种族屠杀，到类似台湾的民主发展。市场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在那里，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大破坏所造就，而是早在共产党企图摧毁它们之前，中国早已有很长一段时候实验市场整合。这些根源是本书故事的主干，不只因为它们对现状十分重要，也因为它们影响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进程。

过去影响现在。今天的中国被其现代蜕变、及内外压力造成的转变所影响。因此历史是了解今天中国的外交关系最根本的基础。在我们这个世代，有些人用中国多苦多难的过去当做它专制威权，或偶尔在国际上贩卖力量的借口。其实不应该如此。中国血腥的二十世纪，其实中国人对自身造成的伤害远大过列强造成的伤害、而伤害还会持续一段时候。中国可以接下这段不光彩的过去，往两个不同的方向择一前进。一个选项是，它可以在国力大盛下，行径愈来愈有侵略性，就像中国国势衰弱时遭到列强侵凌，现在终于可以一报还一报。但是如此外显的敌意很有可能是内部持续衰弱的迹象，一个和过去挣扎、却走不出历史困境的中国，因此隐含着不稳定。另一个选项是，中国依据它本身的价值和过去的教训，与别的国家寻求合作。这样的中国很可能是国内稳定，因为它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平的政治改革，因此得到更大的正当性，有个更活泼的政府。唯有时间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将朝哪个方向走，但不论它往哪里走，走过之处，历史将留下痕迹。

有些中国人喜欢说中国的历史治乱相乘：几千年来，中国从光辉灿烂走到衰颓，然后又复兴。他们相信今天我们正处于复兴阶段的开端：中国将在未来愈来愈成为中心、愈来愈强大。他们非常引以为傲，现在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蒸蒸日上，走向世界强权大国。不论我们要从哪个角度看历史，从十八世纪以来，即本书故事开始以来，已有一个根本改变：今天没有人预期过去会回来，至少不会以从前同样的形式回来。现代的环境是望向未来大过回首过去，中国人也一样，即使那些相信历史发展循环论的人也不例外。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系或许形式上似乎恢复过去的样貌，其实它的内容将不容置疑是全新的。

第一章：蜕变
（METAMORPHOSIS）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多数的外交事务及内政都正逢改变的时机。

在欧洲和北美洲，科技大革新有助于创立强大的军事力量——

就武力而言，两方国家因之胜过其它任何国家。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人几乎花了一个世代的时间，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中把欧洲搞得天翻地覆。

当这些战争一停止，中国和日本就被西方列强放在希望打开门户做生意的对象名单上。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展开一系列将彻底改变这个国家的转化。虽然这些改变有些有其国内根源，但大部分仍与它和西方的新接触有关。但是这股演进的关系并非单纯是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议题。就中国而言，这是个复杂的转变期，新作法依照既有的中国模式形成。清廷承受国内、国外纷至沓来的压力之际，家庭和个人从事活动（如贸易、求学、宗教事务）而因此出国或至少在国内接触到外国人或外来思想的机会大增。中国在十九世纪的故事因此不只是有关帝国主义和破坏的故事，也是综合来自国内外情势变迁的新生事务之故事。大清帝国危机交乘而至、左支右绌，某些混合现象却益加兴盛。

中国国家地位的下降对它在十九世纪的蜕变至为重要。清廷和西方国家军事接触频频失利、蒙羞，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它和乾隆皇帝一七九九年去世之后朝廷地位陷入阻难也有重要的历史关联。满洲企图控制国家及其邻国的方式，从前没有任何统治者试过，到了十九世纪初，他们已尝到帝国过度扩张的苦头：国库枯竭、军队厌倦海外用兵、人民在愈来愈乏效率的警察国家下也已疲惫。清廷面对改变中的社会框架，必须要有坚强的皇帝，并大幅修订政策，才能克服新环境构成的挑战。西方对中国的攻击，以一八三九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意味大清帝国改革的时间已经比起世纪初始之时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更加少了。清廷依旧需在国内及国外力保地位不坠；即使国内外大敌连手对付它，它仍不易被击倒。中国政治危机逐步浮现，皇室学到许多如何维系权力及把新思想化为对己有利之道。但是，国家已经无法像十八世纪那样控制知识。它必须面对逐渐在全国散播开来的信息革命及政策执行上的变革。这种思想上、行为上的革命是新形式的中国现代化的初期突破，创造出和外在世界的持续互动。

一八〇〇年（嘉庆四年）接触到外国人的中国人，大多会把这些外国人当做是大清皇朝的另一群臣民。帝国幅员辽阔，包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的人民。虽然其实质边界不是界定得很清晰，但中国的政治力量涵盖了从朝鲜半岛到中亚天山山脉、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到缅甸沿海的大半个亚洲。紧邻着此一帝国控制圈之外的重要环状地带则是朝贡国。这些国家全以某种形式接受大清皇帝的宗主权，但大多管理自己的事。清帝在朝鲜半岛拥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力。遥远的泰国和尼泊尔，虽然仍坚守朝贡关系，但比较只是礼仪性质。但是，大清帝国的权力已渐失去力道。越南是正式向中国朝贡的国家，清廷近年来因在越南长期内战中选错边支持，而失去在越南大部分的影响力。

一八〇〇年在南方边境的情况是中国及其邻国关系起伏跌宕的典型。一方面，清廷普遍被中外人士视为在这么广大疆域中政治及文化的中心。另一方面，在某一朝贡国家内部的权力竞争中，中国皇帝都能够轻易地插手介入。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清朝的某些远征行动已没有以往那么成功：一七六〇年代，乾隆皇帝试图介入缅甸，想把它留在中国势力范围内。远征无效，且代价高昂（中国至少死了七万名士卒）而缅甸人仍保持独立。

一七八〇年代与刚统一不久的越南爆发一场战争，也一样灾情惨重（两百年后另一场中越交战，中方也没讨到便宜）：中国企图影响越南内战的结果，却因规划不当而失利，损失了数千人。虽然越南国王旋即上表请罪，强调越南仍希望能向北京的清廷朝贡。可是，满清的声望已经大受伤害。

某些历史学者认为中国在十八世纪末期处理其区域霸权欲振乏力，是国内衰弱的结果。这一类的论据大部分经不起历史检验，就好像两百年之后美国在越南折兵损将，很难用国内衰退所致去解释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清廷缺乏政治目标，又犯了战略愚蠢，那么中国在这些交战一定会赢。一八〇〇年之前，中国国内的确出现困难，但它们没有对中国的外交事务造成重大影响。外交政策力量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决策软弱，乾隆皇帝年事已高、思想封闭，在决定外交政策的一小撮人当中留下真空。和所有威权政治制度一样，清朝的强盛取决于一小撮的统治菁英。

乾隆皇帝一七九六年逊位时，已在位六十年，但这位太上皇当时毫无放弃权力的意愿。他之逊位只是因为事功伟大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做为后辈的他不敢踰越而已。乾隆虽已衰老，仍掌握住一切大权，直到一七九九年以八十八岁高龄辞世。

乾隆一生笃信以军事方式解决中国许多边境问题。起先，他的战役大多成功。他声称自己这么做只是为了确保中国边境安全，而非要扩张帝国（他可能也是如此相信），到了一七五〇年代，他已经控制大部分中亚，并派出部队驻防通往印度的山隘、强迫尼泊尔接受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在帝国之内，他把西藏和蒙古，以及丰饶的四川省，更紧密纳入北京控制下。但是，军事远征耗费惊人，皇帝本身身体也吃不消。到了一七六〇年代末期，乾隆皇已经失去交易、妥协的天分，在过去这经常使他可以宣称远征胜利。他变得愈来愈僵硬并日益脱离清廷之外的世界，使得自己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英明果断。

乾隆的儿孙嘉庆和道光，在位期间分别是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一一〇年，以及一八一一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他们都是没有能力的领导人，没有大清皇朝开国君主的机智。嘉庆是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为人诚实、方正，在三十九岁时登基。他是父亲的第三位选择（前两位世子全早于父亲去世）。嘉庆当家初期努力处理前朝留下来的两大问题：朝廷官员的贪渎、以及若干臣民的宗教狂热。他肃贪成就不大，但已挣得若干民心，不过个人权力因而降低。他想要抑制宗教狂热，成绩更差，尤其是全力弹压在华中地区贫民圈从者甚众的佛教教派白莲教，更是焦头烂额。它使得国库空虚，拖了八年之久，直到一八〇四年才由先皇的将领以老方法（结合迁走民众、集中住进受保护村庄、并动用民团剿逆）取得成果。

嘉庆最后敉平白莲教。但后人批评他，一开头夸大白莲教的重要性，后来它坐大、已开始威胁到大清统治的大型叛乱时，又处置无方。白莲教之乱被许多人视为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他的父亲能舌灿莲花，把最无意义的干预都说成是重大事功，嘉庆却连胜利都没办法说成胜利，他的个人声望大跌。一八〇三年，有个暴民在街上攻击他；一八一三年有一群阴谋分子企图攻打紫禁城。一八二〇年嘉庆暴薨（据说，在前往夏宫途中被雷殛而亡）有位廷臣形容这是大行皇帝最惊天动地之举。

嘉庆的统治使得皇帝地位下跌，帝位不受重视的情况拖累到他儿子道光皇帝三十年的统治。道光有心作为、却意志软弱，又体弱多病，常因最新读到的奏折内容而突然改变政策。随着年事日长，他愈来愈受朝廷有力派系之挟持。他的叔伯、兄弟、嫔妃、大臣和太监，各组派系，相互争夺权力。皇帝本身不时求助于伟大先祖（如祖父乾隆、玄祖父康熙）的作法，以及既有的礼法制度。可是，大清开国君主能够作出创新（不过却把创新包装为恢复伟大传统），道光想恢复中国光荣历史的努力却徒劳无功，眼睁睁看着帝国陷入混乱。

历史学者对中国在十九世纪经济、社会频现困难，发展出若干解释。现在，这些解释却很少能经得起有根有据的检验。有些解释指向人口过度成长、资源耗竭、天生的技术落后，以及缺少市场机制。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个问题，它们在近年来可找到的证据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例如，新研究显示，十八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力与世界任何主要地区相比，毫不逊色。中国最有生产力的地区（长江下游流域）农村生活水平，在同时期约相当于欧洲最有生产力的地区（英国）。以人口成长而言，中国的生育率和欧洲相比，似乎还有增加，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增加最多。虽然经济成长和人口成长对资源的供应构成压力，但中国的生态情况并没有比欧洲糟糕，某些地方甚至还更好。部分原因是交通运输有效、又廉价。农人及工匠掌握的技术已先进到足以维持高度生产力（以全球比较而论），以及农业及工艺品的高水平产出。

十九世纪初，中国经济稳定，但不是蓬勃发展。它的生产力已进入高原期，唯有技术改造才能再超越。只要国内政治保持相当稳定、避免大型战争，贫穷就不太可能大幅增加。欧洲在一七五〇年和一八五〇年之间也发生石破天惊的巨变：政治纷扰，国与国之间交战，廉价能源唾手可得，加上来自美洲的资源，有利于新科技取代旧科技，展开了整合型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换句话说，欧洲（尤其是英国）才是例外，中国不是例外。

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只有少数是经济或社会的问题，几乎没有一项来自帝国发展所内建（built-in）的弱点。反之，它们是治理不当、外人侵略、战争和叛乱的产品。十九世纪中国国内经济有两个主要趋势需要注意，我们或许才能了解它们对外交事务的影响。第一是国家裂解下，边陲的相对改善。第二是富有的沿海地区之贸易形式从中国内地省份转为国外，主要（但不仅限）是东南亚。当然，这两个趋势都和政治事件有密切关联。但是它们一起创造出一个在十九世纪中叶及末叶的中国，比起一个世纪之前更不平等、更不统合。国家组织的交通运输消失，对于山东到华北、长江中游到华南各河川的经济阵线区域造成不利，从前的中国人在十八世纪会从这些地区把大量的原物料开采来供应经济中心之用。同时，对外贸易的增加打败某些地区；例如，东南亚进口的米取代湖南的米，供给沿海及长江流域口岸之需。

十九世纪中国整体经济模式即是经济学家所谓的不均衡成长。某些部分的经济快速成长，其他部分则停滞或甚至消失。地理位置决定了命运，富裕的沿海地区即使因为战争的影响、暂时受挫，却变得益加富裕，而贫穷地区及边陲至少相对而言，益加贫穷，尤其经不起武装冲突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失序之冲击。

不均衡成长是十九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更加重要的因素仍是西方进入中国，把中国分为两半。一八四〇年代及一八五〇年代，外资在中国国内建立资本主义据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固然要再过一个世纪，外国产品及生产方式才及于大多数中国人，固然中国的经济截至今天几乎仍以农业为主，与外国人及地的接触开启的不只是产品、工作场域和消费的深刻改造，还影响到中国人对其经济的思维。

这种深刻的改变不只发生在中国国内，它也发生在出洋在外的中国人身上。中国有史以来其人民就外出寻觅贸易、冒险或替自己及家人改善生活的机会。和其他民族一样，人性的好奇和追求利得的心理，使有些人甘冒大风险探索及定居到陌生的国家。就中国人而言，第一波大移民潮发生在十五世纪末期，与东南亚的贸易勃兴。中国人最早在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爪哇、马来亚和泰国的居住地都是商业性质，遵循连结中国及其南方邻国的贸易路线。尽管中国政府祭出种种规定，阻止对外贸易和移民（清朝初期未经官方允许出国旅行，可处斩首之刑）但仍有足够的吸引力道让愈来愈多的人想要出国。清廷在十八世纪中叶放宽出国限制之后，第二波移民潮在东南亚各地到处建立大型唐人街。

往后一百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百万人离开华南，企图在帝国快速可到达之外的地方安置下来。相较于欧洲人大量外移的人口，这个数字根本不大，但是对于中国及移入国家已经有极大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新移民前往已有一小群中国人的地方，而且经常试图寻找有同乡、同宗亲人的地方——这一点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并没两样。泰国和爪哇有些地方新移民人数竟多过本地人。几乎立刻出现和本地人通婚的现象，许多中国家庭直到今天仍慎终追远，谨记他们的华人认同。他们形成强大的社会及生意网络，贯串起中国老家与他们移民之地的关系。

人口外移的模式在一八五〇年之后、即清朝国势日衰之下，出现变化。由于与外国人的新接触，加上移民管制消失，中国人开始为了新的目的出国、前往新的国家。除了大批人移民到东南亚之外，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间的新目的地包括夏威夷、美国和加拿大（以上占中国外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古巴（占百分之十一）和秘鲁（占百分之九）。出国者经常是和外国公司签约受雇，前往农场或矿场打工。大多数情况下，比起早期移民，生活困苦多了。但是，国内的日子更苦，使得许多人愿意冒险移居外国——至少暂时如此。

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移人口大多来自华南，尤其是沿海的广东、福建两省。人口从这些地区外移，创造出在中国这些区域之内建立西方据点的效应，透过它们，华南沿海地区的人更快速和扩张中的世界经济连上线。移民以贸易商、工人及消费者的角色在本国对此一经济效劳。他们也照应新的贸易路线，利用他们对当地的了解替自己在外国贸易商和殖民者之间抢到通常并不稳定的一个角色。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整个东亚、乃至美洲若干地区，全靠中国劳工和贸易商提供黏胶把本地及贸易经济连结起来。这些侨外社群将在中国的对外事务、有时亦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他们建立起全球化的中国（西方人和中国人经常都有人对此皱眉头、感到不以为然）而扮演中间人的关键角色，在相互陌生的世界之间传输思想和作法。

出洋的中国人进入一个种族及社会团体相互冲突、文化殊异、治理方式紊乱的复杂世界，但是就认同及代表性而言，中国的情况也一样十分复杂。我们现在晓得，住在中国核心及周围地区的中国人已在过去五千年以许多不同方式界定他们本身的种族。这群人今天愈来愈自视为「汉人」，中国政府认为其国内人口高达百分之九十二为汉人（占全球人口近百分之二十），发源自今天中国中北部地区，大多是黄河流域，从公元前两百年左右起的汉朝，成为一大块地区文化上的主导群体。自从汉朝起，其文化散播到今天中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华南及华西。某些散播是透过征服而发生，某些是同化的结果，更有些（尤其是大汉帝国裂解后）是非自愿的从核心地区人口外移。华南的汉化相当大程度是北方人避难到南方的结果，他们因汉朝覆亡、北方诸邦又分裂而南移。到了一八〇〇年，这种文化和种族的统一过程十分先进（虽然在中国某些地方，今天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就大清帝国而言，种族是个棘手问题。帝室本身源自非汉族（属于满洲族），必要时也喜爱夸耀自己的「另类」。大清帝室这群内圈人士的团结有相当程度要靠它与受它统治的浩瀚如洋之汉人有所区分而维持。但是，大清也是帝国，在其辖境有形形色色的团体，它找出一套复杂的方式治理不同的族群。某些族群是依据语言文化而界定，譬如满、蒙、藏族或华南五花八门的族群〔苗（中南半岛称为Hmong）、摆夷、傣等〕。有些则以宗教不同界定：文化上已汉化的穆斯林——中国人称为回族、喇嘛派佛教徒的哈萨克斯坦人，以及在云南、广西、贵州或台湾的各种宗教教派。满清皇帝大多努力学习，扩大对这些族群的认识（如他们的语文和宗教），但即使认真如乾隆，也必须承认他有时候也分不清哈萨克斯坦人和突厥人，因此未能依据清朝定下的规矩对待他们。

界定殊不容易。即使已被界定为数量上最大人口的族群之菁英（那些具备中国书写文化、儒家社会组织和与中国本土有祖先关系的人士）在十九世纪初也很难界定「汉人」的确切定义。由于中国没有类似欧洲正在慢慢发展的民族的概念，「我们」、「我们的土地」这类字词指的是一个人的村庄、宗教或省份，而不是指国家；但在欧亚大陆愈往西去，即使是农民也会深知其民族和国家这件事。

中国的核心文化并不排斥别人。想要担任帝国官职的根本条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直到十九世纪末期，科举考试依然相当公开。各个族群的菁英可以让最优秀的子弟应试，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中华文化即可，他们的信仰与种族并无碍于科考功名。帝国故作「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状。但在大多数人而言，俗谚说：「天高皇帝远。」他们固然接受帝国的正当性，但主要的认同对众是地方或亲族。

这个时期，对于何谓中国人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大多数人具有多重认同。从书面证词看，在一天之内，一个人很可能自认为有点中国人，可是更多地自认为是四川人或广东人；他也是帝国的仆人（或誓不共戴天的敌人）。认同和效忠很像全中国各地乡下寺庙的种种信仰：神明很多，崇拜方式也有很多，但最接近于你的是祖先和家乡的英雄，象征你的故土和家园。如果说在帝国的核心，认同很复杂，到了边陲，它们又变了。人们可能在今天十分中国人，可是次日又不然，纯视中国给予他什么样的机会和保护而定。

因此，在中国人眼里，谁是外国人？答案当然是看你问了谁而定。对于大多数住在中国核心区域或出身核心区域的人而言，外国人指的是文化上没认同中国的人（即使「文化中国」的定义本身就有高度争议。缺乏现代的民族主义，又活在有时候自豪是异族的朝代下，狭义的「内」「外」定义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并不是件好事。可是，清朝从前朝继承了中国人通常称之为「华夷观」的价值系统）意即在文化上「中华优，异族劣」。数百年来这种世界观影响中国人看待其他民族及其行为。

明朝和清朝时期，中国人看待外国人受到两大因素影响：一是从国外旅行回来的中国人，一是来中国定居的外国人。来自前者，有了一些对外国风土人物的书面记载。这些书籍记载大多是屡经转述的故事，而且和在欧洲刊印、尤其是十八世纪刊印的书册一样，它们评论中国的频率，并不亚于对其它认知浅薄议题的评论频率。大体上，它们呈现的帝国是位于三个同心圆的中央。紧贴在核心之外的就是中国外围的民族和国家——受中国殖民及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第二圈包含的是在中华文化之外，但至少偶尔仍向皇帝进贡的国家。第三圈包括与中国及其文化没有关系的国家，不熟悉的民族，只有极少数关于他们的文献存在。或许一点也不足奇，愈是远离核心者被认为最奇异、最野蛮。有许多故事描绘他们信仰狂暴、性变态、吃人等等。「外夷」有体臭、穿着不得体、相貌怪异。有时候，这些「野人」像禽兽大过像人类。对于这种人，清廷相信过去的说法：「听任他们在外面，别邀他们进来，不要治理或教化他们，也不要承认他们的国家。」

中国对地理世界的认识在十八世纪大幅上升。虽然自十二世纪以来，亚洲的地理已经绘成地图，而且至少从十六世纪末以来已经有一系列完整的欧洲人绘制之世界地图，但是直到乾隆时期，中国学者才开始把更准确的欧洲位置及其相貌纳入他们的著作。更新的地图含有对欧洲国家更多的信息，有些信息还十分准确。然而直到一八〇〇年代中期的皇室地图，仍以中国与之有互动的世界为中心——十大卷的皇清职贡图（一七六一年）是最好的例子。

一七九四年，地理学者庄廷黻印了一幅卷轴，不仅对欧洲地理有正确的描述，还讨论当地国家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庄的作品是精妙的文化折衷作品，把中国置于地球中心，又赞扬西方的地图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工具，使所有的人都能来皇廷致敬。和西方无殊，在帝制中国绘制地图不仅只是地理上的精确诠释，还和效忠、文化和权力有关。

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国人的印象揉和了透过亚洲陆地接壤国已知的既有印象，以及从新近的海上边陲得到的印象。和欧洲人与外在世界人民接触时并无二致，何谓文明、何谓野蛮行为的定义是透过和欧洲的「外夷」来往已建立的判断来看待。我们很明显看到中国人把早先从蒙古人或哈萨克斯坦人身上看到的特征，又出现在荷兰人或瑞典人身上。就和爱尔兰人给人的既定形象经常由英国作家转移给美洲或非洲土著原住民一样，中国人对已知世界的固定印象也移转到新来的外国人身上。中国的世界变大之后，它的人种学者试图以可以理解、但又略嫌陈旧的思维习惯去解释它。对欧洲人稍有进一步了解后，他们被认定是新种「野人」。他们是中国的「另类」——这些远方夷狄是中国「西方学」的目标：很有趣，是因为他们不同于中国人；有威胁，是因为他们乃是化外之民。

洲各国当中，中国第一个有常态外交关系的国家是俄罗斯。的确，我们可以说，中国第一个外交关系（接近西方定义的外交关系）发生于和另一个从北方向东亚推进的扩张中的国家之接触。清朝初年，向俄罗斯沙皇有某种形式效忠的猎人和商人已经出现在中国边境。康熙已在进行掌控全部中亚东部的大规模行动（到他孙子乾隆才大功告成）。他对西方有相当的认识，也担心俄罗斯的力量，决定以和从前不同的方式来绥服这群新蛮族。

一六八九年，康熙不顾许多廷臣的建议，和俄罗斯签署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所签，第一个类似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条约。透过此一条约，他不仅承认一位外国君主（沙皇）对他没有朝贡关系，也同意（至少是原则上同意）两国沿阿穆尔河[1]划定国界。大清皇帝当中最伟大的康熙是个务实的人：在他采取行动粉碎西域的蒙古人、准噶尔人时，俄罗斯保持中立是极为重要的关键。以类似今天上海合作组织（二十一世纪中、苏合作对付中亚穆斯林「恐怖分子」）的方式，康熙及其继承人要让俄罗斯人在贸易及领土上得到满足，它才会在清朝殖民从喀什嘻尔（Kashgar，南疆第一大城，也是中国最西端的城市）到乌兰巴托[2]（ulaanbaatar，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这块地区时，愿意袖手旁观。从中、俄两大帝国的角度看，它是相当成功的一笔大交易——当然在一七五〇年代已被杀得族人尽灭的准噶尔人，是不会认同这个看法的。

从十七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俄罗斯（东亚和北亚两大帝国）设法不只避免战争，至少还有某个限度的合作。一七二七年，他们签署恰克图条约（Treaty of Kiakhta），重新确认原先协议的规定：北京接受每三年两百名俄罗斯商人进京，同时也允许边境通商（到了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已变得愈来愈民间性质）。通商的经济重要性并不是微不足道，对俄罗斯而言尤其如此。到十八世纪末，它的对外贸易有百分之十发生在中、俄边界。直到十九世纪末，贸易优势在中方这一边：俄罗斯人卖毛皮（貂皮、老虎皮和狼皮，在中国价值相当高），中国则出口制成品：丝和陶瓷，后来又扩大到棉花和家具。沙皇的将领亚历山大.索伏洛夫（Alexander Suvorov）率兵和拿破仑作战，亮出来的军旗即是由中国生丝制作。

清廷在国内试图把它和俄罗斯的关系解释成朝贡，但其实它非常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来往。外交上，通常只要故意相信，彼此就可以走很长远的路：中国第一个「外交」关系相当稳定，是因为双方看到各自有利的部分。沙皇的顾问们认为，中国人长久以来将会和俄罗斯人结盟，以防堵欧洲其他大国。清廷权贵晓得，不让俄罗斯人作梗，中国即可进行它在中亚属地之殖民。虽然中方从贸易中得到较大利益，俄罗斯人则得到他们珍贵的产品，但中、俄贸易扩张并未导致日后我们看到的广州与西方贸易所产生的政治问题。同样的，东正教教士在北京是为一小撮俄罗斯侨民服务，不在晓谕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和一个世纪前的耶稣会教士一样，他们是文化的诠释人、不是灵魂的搜集人。因此之故，两个帝国之间的关系保持相当的互不冲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满清（业已因国内战争及中、英战争元气大伤）才又成为新一轮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受害人。

到了一八〇〇年，中国早已是贸易帝国（虽然绝大部分贸易发生在其国境之内或是与其毗邻国家之间，距离十分遥远、通讯相当困难，但陆上及水上交通与西方相比则高明不少。）虽然国家控制及监管所有形式的贸易，并于紧急事故或天然灾害时提供给养给老百姓，但不同形式的民营或半民营贸易已散布帝国各地，且得到税赋优惠或根本不理会缴税规定。朝廷对商贸持嗤之以鼻的态度，因此也不重视课征商业税。当市场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后，民间金融体系和繁复的经纪作业也发达起来。

即使在对外贸易的领域，十九世纪初期的清朝也将控制权逐渐让给民间。中国之所以坚持各国实质朝贡，是因为这么做其统治者才得以透过展示外国奢侈品炫耀他们的富丽堂皇。皇帝们公开宣称中国完全自给自足，可是他们还是喜爱穿上西伯利亚来的毛皮或是握着东南亚来的乐器被绘入图象。

实际上，十八世纪中叶起，清朝逐渐开放广泛的对外贸易，大约可分为三大区块。第一是依据朝贡关系：例如，泰国的商业沿着原本经由广东口岸献礼给皇帝的海路发达起来。一七二〇年代，清朝废止禁止中国人从事海上外贸活动的命令后，大部分的海上运输起自广东和福建，或是东南亚的华侨小区。到了十九世纪初，朝贡的概念已经很务实地与贸易混合在一起。试图垄断对外贸易的泰国国王，受惠于来自中国的丝、茶和铜。中国商人则因转售进口来的泰国干货和米而发财。

另两个贸易区块涉及到与欧洲列强打交道。恰克图制度打开并规范与俄罗斯的沿边贸易，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就十分稳定。第三个区块则相当麻烦：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皇帝试图参考和俄罗斯、以及朝贡国家贸易的办法，以有弹性的制度组织起欧洲商人的海上贸易。号称广州制度的这套办法，以广州做为唯一开放和西方船只贸易的口岸。外国人（其中大部分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只能在每年十月至三月的贸易季节来广州，在经过葡萄牙人据有的澳门时要先取得中国的许可证，然后泊靠于广州市南方的黄埔。他们在黄埔可和有执照的中国商人接触。中方这一头，贸易由广东省海关总监管理，这个职位由皇帝钦派。他负责发执照给地方商人，在每一艘外国船只准许出境前向他们收取税款及费用：换句话说，中国生意人负责他们有来往的每一艘船之行为。

十八世纪末，广州贸易开始大幅成长，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人愈来愈喜欢中国茶。东印度公司替英国殖民管理印度，英国组织的亚洲贸易开始把部分华南地区与新兴的世界市场整合起来：南亚的产品（如棉花）透过广州进口，而英国船只把茶叶、陶瓷和丝带回欧洲。中国商人和中间人愈加富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建立本身的贸易连结，从珠江三角洲沿着海岸扩大，进入到中国的河流内陆区域及他们已有商业关系的东南亚各地。现代世界逐渐形成，有些中国人已在其中找到他们的位置。而清廷对外贸持重商主义的作法，发现透过广州制度赚到的税收太丰富，只要帝国的主权不受威胁，就舍不得取缔它们。

乾隆垂危之际，慨叹自己未能找到年轻登基以来即想寻求的平衡外交关系。他所继承的是一个在礼仪和体制上已经规范、井然有序的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合理地处理十八世纪中国的状况。但是到了他主政晚期，这个老帝国看到世界正在改变，要处理这些变化，乾隆及其继承人被两个不同的方向拉扯：一是躲进清廷处理外夷的既定作法；另一是开放出新形式的互动关系。就务实的贸易而言，中国选择了改变——虽然非常缓慢、谨慎。而就外交而言，它则在意识型态框架内找寻新方式，以及维持历来处理外夷事务的高高在上和傲慢强悍作风之间徘徊游移。

到了十九世纪开端，中国处理对外事务要有大刀阔斧改变的时间已经愈来愈紧迫。

一七九三年，也就是即将吞噬未来二十年欧洲的战争爆发之时，英国政府派出第一个正式代表到中国，要求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爱尔兰裔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在加勒比海和印度服务后被英王封爵，日后出任驻南非总督）。他的代表团因被当做是在乾隆八十大寿之际前来朝贡而获准进入皇帝在热河的夏宫。乾隆及其廷臣对新使相当好奇，允许他们绕过正常的朝廷礼仪，直接觐见皇帝。可是，马戛尔尼勋爵炫耀天文仪却犯了大忌——中方认为此举卤莽无礼。然后英方又惹祸，要求在礼仪上再让步，包括毫无先例的第二次觐见皇帝。这一切都发生在代表团有机会向中方提出方案之前。当马戛尔尼要求清朝官员全面降低贸易限制、并且准许英国人长住北京及沿海某一口岸时，乾隆已经失去耐心、听不进去。

马戛尔尼代表团只是一个先兆。一八一六年，拿破仑战争已经结束，英国又派特使来华。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领的代表团比起马戛尔尼代表团更加失败，但是引起嘉庆皇帝的顾问关切英国对华南有何企图。他们担心外国人的商业没有节制地从沿海散布到内地。他们也担心外国传教士来华人数大增。到了一八二〇年嘉庆驾崩时，他们更已关切英国可能在沿海进攻中国。对于安全产生顾虑，原因之一是一八二一年的英美战争蔓延到中国海域，英国人强登中国外海的美国船只进行检查。皇帝认为，「两个小国家在海外有小争执，天朝可以不必理会」。但是如果他们把战争带到中国，「我们不仅应该摧毁他们的军舰，也应该中止他们的贸易」。

尽管十九世纪初，中国对外贸与列强的关系愈来愈关心，它还是希望保持某种贸易制度。因为外贸利润极大，舍不得放弃。一八一八年，嘉庆皇帝下诏：「对遵守我方规定的外夷，我们宽宏对待；对违反我方规定的外夷，要展现我们的力量……我们不应轻启战争。但也不应示弱，反而鼓励他们犯法。」他儿子道光皇帝的廷臣也遵循同样的策略。当商务在一八二〇年代及一八三〇年代增加时，中国并未发展一个外交机关处理新状况；礼部尚书所辖「会同四邑馆」（Common Residence of Tributary Envoys）和「理藩院」（军机处底下特设机关）等旧机关，无法胜任工作。朝廷最需要取得有关列强的正确情资，可是这项工作却因道光时期派系持续斗争，愈做愈差。同时，对所有涉外事务采取强硬路线，成为向思想偏狭的皇帝争取影响力的一种方法，特别是许多廷臣愈来愈关切外国人进口到中国的某些产品。

道光及其廷臣最关心的是鸦片。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自古以来即有各种不同的麻醉药品，从明朝初期起，主要从东南亚以贸易或朝贡方式进口的鸦片，成为许多菁英分子趋之若鹜的上选镇定剂或止痛剂。十九世纪初，做为药物使用，鸦片流行起来（可能是因为易于买到、流行和富裕的关系）当局也愈来愈关心它的影响。官员声称用药人变得懒惰、颓废，认为鸦片流行会动摇国本。嘉庆皇帝一八一三年即抱怨说，「过去只有城市恶棍私底下吸食鸦片。但是今天，侍从、守卫和官员，他们全吸起鸦片。」

一八一〇年代后半期，北京开始寻找更有效的方法落实皇帝一七九六年即宣示的全面禁止鸦片进口的命令。可是，北京政府关心鸦片的后果之际，也是走私此类禁药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心对华策略之时。经过两个世代的对华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终于碰上一种产品，不仅在中国畅销，而且英属印度还可大量供货。就英国而言，对华贸易突然变得有利可图，且规模重要。印度已是英国殖民地，但伦敦当局许多人怀疑成本效益究竟划不划算，现在它可透过政府垄断鸦片生产产生收入。同时，民间投资者也因在中国销售鸦片而大发利市，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在一八三三年废止之后。一八二〇年代，鸦片进口增为三倍多。北京发现为了支付鸦片，大量银元外流，担心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国家贫穷。

道光皇帝一八二〇年因父亲遭雷殛亡故而登基，他强烈主张禁绝鸦片，这可能是他年轻时曾试吸过鸦片及其他毒品的缘故。进入执政第二个十年，他的缉毒作战已经成为反贪渎政策之重心，而皇帝对此政策显得有点优柔寡断。少数廷臣建议把鸦片合法化（宣布反毒成功，然后对进口商、生产者及消费者课征重税）皇帝及大部分廷臣不同意。他们担心进口鸦片是外国计划弱化中国及宰制中国的阴谋。和基督教信仰一样，毒品会把人民的注意力从效忠皁帝、报效大清转移走。

在鸦片问题上犹豫多年之后，道光决定正本清源，从进口点下手。一八三八年他派钦差大臣到广州，赋与他消灭鸦片走私的含糊命令。但是，朝廷选派的林则徐却是认真将事的人——这位前任两湖总督曾经非常担心鸦片在他辖区的影响。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一到达广州，立刻从中国人这一方下手，逮捕一千七百名走私鸦片的中国人。接下来，他试图说服外国人（大多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固定价格把库存鸦片换成茶叶。外商拒绝，林则徐派兵进入西方人居住区，没收所有的鸦片，在城外销毁。一千两百多吨鸦片被搀上石灰和盐，倒进珠江。林则徐要求在骚乱中打伤、打死中国警察的外国人要交给中国官方处置，且全体外国人要保证今后绝不再走私鸦片。英国当局拒绝，命令所有外国商人撤出广州。他们希望以禁运伤害中国、多过伤害英国帝国自身。

林则徐不向禁运屈服，北京朝廷也不退让。林则徐亦修函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诉之以理。他写：「假如任何国家臣民来到英国做生意，他一定会被要求遵守英国的法令，这不也应该适用在我天朝吗？现在，大清帝国已有既定法律，任何中国人贩卖鸦片，可处以死刑……请你们想一想：如果不是你们外国人带来鸦片，我们中国人怎么会去转售它们？」英方的答复顾左右而言他。对他们来讲，中、英冲突不能放在走私毒品此一不荣誉的题目上。照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Lord palmcrton）的说法，事关国家荣誉、贸易机会以及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帝国的规定应该最为优先。

通称鸦片战争的中、英战争于一八三九年三月爆发，不是因为中国人攻击外商运货，而是因为清廷当局企图保护愿意突破英国禁运的外国船只。当林则徐把遵守禁运政策的商人赶出广州时，他们躲到位于珠江口、葡萄牙人控制的港口澳门。但是澳门当局不敢收容他们太久，大部分商人及其眷属遂移到附近的香港岛。英国商人很气英国政府要求他们撤出广州这项看似造成财务损失的策略，要求对仍与中国贸易的人采取严厉措施。一八三九年十一月，英国军舰企图挡下英国帆船「皇家萨克森号」，它把流放罪犯载到澳洲后，回程第一站把爪哇的米送到广州。中国水师出动保护它，英舰开火！击沉中方四艘船。这场冲突永久改变了中国的对外事务。

中、英双方都不愿爆发全面战争。但是伦敦当局深信它需要保护英国的原则和利益，北京则相信必须遏抑英国。英国政府在下议院里遭到在野党攻击，必须提出支持自由贸易、保护商业的答复，又不被视为直接支持鸦片生意。巴麦尊勋爵把用兵力执行禁运做为其政策重点。他和同僚们相信英国现在已是全球大国，实力足以逼落后民族进化。英国在亚丁、新加坡、印度和斯里兰卡已有海军基地，可以派遣军舰进入东亚，途中补给都不是问题。虽然不敢肯定大英帝国陆军的作战能力，但巴麦尊勋爵一点都不怀疑英国舰队的优势，即使在遥远国度交战、又无岸上支援，也有信心战胜。

一八四〇年初间歇进行的谈判，证明是和聋子对话。谈判失败，英国人在夏天包围广州，并北上占领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若干关键城市。十二个月之内，外国船只控制了长江口以及大运河南端，还有长江三角洲几个小镇（其中包括后来的上海）。在中国本土的激烈战役，让道光皇帝担心起京畿安危，而派清廷精锐的满洲部队投入作战。但是它们阻挡不了英国利用其舰队控制帝国核心的经济命脉，而华南的混乱也逐日上升。一八四二年，道光吁求和平，主要是担心再缠斗下去，国内恐有不测，包括大清存亡都有问题。

大清帝国首次吃了败仗，原因是对手的海军火力、机动力和组织都占优势。中国部队由于人数占优势，在几次陆战都能守住。但是，吃水浅的英国蒸气船如「复仇女神号」（Nemcsis）有准确的大炮，粉碎了海上和岸上的抵抗。大清主力部队英勇奋战，且颇有纪律。可是，地方部队则比较不愿替他们觉得已陷入麻烦的政权作战。英国舰队技术明显十分优越。这是中国人前所未见的战争形式。可是，尽管他们有明显的作战能力，清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英国船只无异海盗船，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形同恐怖分子。清廷认为，他们虽强大，但不可能逗留太久。

至少就短期而言，道光君臣对英国船只在中国水域的未来，看得没有错。英国从来没有打算征服很大一块中国，伦敦的辉格党政府一听到北京愿意就战争开打的原则有所退让，乐得接受和平。英国和中国在一八四二年签署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廷同意开放广州及上海之间五个口岸做为外国人和中国人直接通商地点。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中国同意付两千一百万银元，赔偿被赶出广州的英国商人的损失。次年，双方又签订一项条约，英国在华所有臣民得到全面「治外法权」——亦即完全不受中国法令管辖。

中、英这些条约给予清朝一个机会重新思考、整理它对帝国防务及本身人民的作法。华北及京畿里的许多官员没有目击英国的作战，宁可对事态视若无睹、不闻不问。可是，华南的人，不论支持清政府或其敌人，都不能好整以暇。

一八四二年不仅是中国政府两百年来首次输掉战争，还是一百五十年来华南首次遭到兵灾。在社会及种族混杂的人民当中，反抗满清正统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很快就爆发危机。华南部分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边陲，有种边疆意识——有太多不同族群团体、有太多冲突、对抗和仇怨。皇帝一向远在天边。现在，鸦片战争打了，他不仅遥不可及、而且还被打败。有关外夷力量强大、帝国缺陷多端的故事、形象和谣言满天飞。

华南人民态度丕变，将对帝国命运产生特殊冲击。但是，清廷第一次打败仗的影响却遍及全国。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清廷有力量的信念。了解情势的人一发觉帝国已输掉战争那一刻起（尽管北京有一套非常精致、持久的公关，否认有任何损失）许多汉人就开始与清廷保持距离。打了败仗，满洲人突然被想起来，他们不也是夺走汉人皇位的异族吗？全国各地纷传老百姓是如何英勇抵抗英国人，而满洲人则闻风而逃（外国数据源的说法与此几乎完全相反）。战时一再被打败，满洲人成为他们所建立的帝国式微的代罪恙羊，许多汉人突然发现他们对清廷的许多作法不能苟同。

一八四二年战败之后，中国的城市开始面对洋人日益增多的现象。许多接触到西方人的菁英分子认为，洋人出现就是羞耻的现象。福州学者/官员林昌彝在一八四〇年代末期发现老家的对面，住了英国代表。他在日记中写下：

我书房东北方有座亭子，它面朝乌石山的集翠寺，该寺是一群饿鹰[3]一藏身之处。牠们在寺里筑巢而居。每次一见到它，不由就产生厌恶之感。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抓起强弩，射死牠们。可是，我又能如何？只能浩叹。为了自我安慰，我画了一幅画，题为〈射鹰驱狼图〉。我把书房也取名〈射鹰楼〉。

英国力量出现在中国沿海，不仅激生中国人抗英的意志，也创造出对西方的兴趣。引据双方参与战事人士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在一八四〇年代出现若干较以前深入讨论欧洲事务的出版品。一八四四年，在广州追随过林则徐的魏源，刊印《海国图志》，发表若干林则徐讨论外国人的材料。（一八四二年，林则徐因启动战争之过，被朝廷贬谪到新疆。）魏源也首开风气，倡议帝国采用西方现代军事技术练兵，以防守海域。一八五〇年代，第一批科学文章的翻译开始出现，大多在上海和香港，通常由传教士和合作者出版。

虽然传教士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及认识有很重大的影响，但改信基督教的人却很少。清廷在十九世纪初期即认为外国人会威胁到中国，它试图压制传教活动。但是，朝廷的努力大多无效。一八二〇年代和一八三〇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出现的基督新教觉醒，加上贸易大增，代表许多基督教传教士能在帝国周边活动。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一八二二年在英属印度出版，后来三十年又陆续出现其他版本。即使鸦片战争之后传教活动扩张，改信基督教的人仍然很少，不过已经大到足以令中国官员不安。有位大臣就说：「最无知愚昧的人才需要上教堂。他们因贫穷及需要杼解苦恼而去。」

然而，真正对既有秩序起威胁的，不是来自传教士的宣教，而是中国本身产生的好战的新式宗教。华南有个怀才不遇的年轻人洪秀全，一八一四年出生在广州北方一个村庄，接近今天广州亮眼的新国际机场的附近。但即使在一八〇〇年代初期，洪秀全的家乡也接触到外头的世界：它是个移民的社会，居民分为说广东话及客家话这两个族群，透过它接壤的港口和国际贸易和外部世界取得联结。

洪秀全自幼聪慧，族人相当看重他。他带着家人的希望，在一八三六年到城里参加科举考试。洪秀全一试未过，次年再考，又未成功。回到故乡的洪秀全伤心欲绝、病倒。养病期间，在我们可能称为精神沮丧的情况下，他读起在广州街头从一位美国新教传教士接来的圣经经文，它召唤人们皈依上帝、强调宗教的道德性。接下来五年，洪秀全在客家邻里间将自己重塑为宗教领导，至少他自认如此，尽管乡亲之间大多认为他为家族蒙羞。一八四三年，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广东陷入混乱，洪秀全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他前往广西为他的天父争取信徒。和过去两千年许多神秘教派的创始人一样，洪秀全是不平衡的时代下的一个不平衡的人物；他和他的福音吸引穷人、心怀恐惧又家无恒产的人，把他们组成一支尘世王国很难敉平的大军。

满清当局好几次试图逮捕他不果。到了一八五〇年他揭竿起义，动员两万名男女组建天兵，开始在华南围攻城市。次年，他宣布成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有两个目标：一是驱逐满洲鞑虏，一是以洪秀全及天兄耶稣为一切权威的源头。结果是一场长达十三年的战争，死者至少两千万人，华南、华中和华东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

洪秀全的教义是以修正主义版本的圣经为依据，他本人是主角。满洲人是恶魔，应该被驱逐或杀掉。汉人应该借镜洪秀全的圣经，依据本身传统重新组建社会。太平天国叛军认为，天国结合了海外的外国兄弟组建普世的基督徒国家后，天下即将太平。这一观念在艰困时期为他们赢得许多信徒，其赢得人心并不是因为它的宗教内涵或因为它保证拨乱反正。然而，他们宣扬的社会层面却使自己得不到地方菁英的信任，后者在一八五〇年代末期开始与清廷合作，力抗太平天国。

驻华西方人士心目中，洪秀全是个麻烦制造者和亵渎上帝者。他的太平之乱阻碍了千盼万盼的贸易之扩张，列强及许多公司乐于协助清廷对付他——至少为了丰厚的报酬，乐于效命。清廷在华东得到一支佣兵部队之助，它的领导人先是美国人佛瑞德里克·汤生·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后来是英国人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戈登日后在苏丹遭马蒂（Mahdi）族军队斩首而亡〕。就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而言，大清帝国积弱不振，但透过大家接受的条约和国际贸易绑在一起，胜过一个凶狠、狂热的教派，即使它以基督教圣经做号召。

洪秀全的观点愈来愈极端，太平天国的一些小先知们也开始争权夺利，此时华中地区的地方菁英终于号召足够的支持，于一八六四年摧毁了这个运动。在清廷败给英国之后冒出来的其他叛乱团体，也在一八六〇年代及一八七〇年代初期逐渐被打败。大清帝国付出惨痛代价，华中及华东地区的捻乱、云南和新疆的回乱，以及华南各地大小叛乱，逐渐被敉平或逼迫退入山区或野外，其中部分残余势力存活下来，未来将打出其他旗帜作战。

西方带头把贸易在十九世纪初扩大到中国，导致中国及大英帝国之间的冲突。清廷因此大为衰落。有些中国人因中央权力式微而获利，也有些人因重大服务消失而蒙受苦难。但是在满清困难重重的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及社会蜕变开始出现。蜕变大多由下而起，它源自于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力量和活泼，以及西方在十九世纪的叩关而至。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发生剧烈的战争，这些改变的过程就不会那么痛苦。由于战争及战后的凄惨把中国社会撕裂，使它十分衰弱，经受不了经济被剥削、社会大动荡。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多数的外交事务及内政，都正逢改变的时机。在欧洲和北美洲，科技大革新有助于创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武力而言，西方国家因之胜过其他任何国家。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人几乎花了一个世代的时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中把欧洲搞得天翻地覆。当这些战争一停止，中国和日本就被西方列强放在希望打开门户做生意的对象名单上。中国和日本社会的某些部门其实也已准备好和西方公司在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建立的贸易网连结。在中国（尤其是华南）有一小群人十分了解亚洲其他地方发生的变化，并希望从中获利。

清廷能在十九世纪中叶克服太平天国及其他叛乱，这个事实对于了解中国在往后几十年的国际事务，具有极大意义。显示清廷它还很有活力。就许多汉人而言，帝国代表稳定和确定，即使他们不喜欢满洲人。结合「自强」（大部分意即西化），以及诉诸传统及「汉化」，这是清廷在敉平各项叛乱后提出的对策，它对许多人颇有吸引力，这并不是因为若干新倡议是由非满洲人的军事英雄提出。即使清廷趋向式微，但一般老百姓之怕朝廷，犹胜过怕叛党及外夷的结合；满清人受到威胁时所呈现出来的残暴，在过去两百多年已在中国一再表现出。

一八五六年，清廷最为衰弱之时，太平军正向北进军，西方列强选择持续和中国交战，以便强迫中国在贸易上更加让步。清廷抗拒，英、法联军在华北口岸登陆，向北京推进。联军起先失利，但一八六〇年得到增援。清廷的蒙古骑兵在北京西郊八里桥固守，它被当头对冲的法国炮兵摧毁。清军伤亡约五千人，但西方联军损失亦相当可观。双方战俘统统被杀，另有大批中国百姓挡住联军前进，也被杀无赦。

占领北京之后，英、法联军将领决定烧毁乾隆皇帝在大清盛世所兴建的圆明园。数百座皇室建筑物（亭台楼阁、寺庙、图书馆）全部付之一炬，大火延烧好几天，士兵及军官亦大肆搜刮战利品。有个法国士兵写下：「我为眼前看到的这一切吓得目瞪口呆，突然间，一千零一夜变成我绝对可以相信的事。我在两天之内走过价值超过三千万元的丝绸、珠宝、陶瓷、铜器、雕塑！我不认为从罗马被蛮族洗劫以来，我们见过类似的状况。」

【注释】

[1] 译按：中国人称黑龙江。

[2] 译按：国民政府时代称库伦。

[3] 编者按：谐音“英”。

第二章：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贸易商、传教士和宫员开始在中国定居，中国本土慢慢成为洋人荟萃之地。

清廷摇摆于接纳这些新来者、支持他们，或抗拒这些外国势力之间。

在地方层级上，华、洋人士互动，时而合作、时而冲突，

但总是因彼此习惯和观点有异而陷于困惑。

清廷在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被英国击败之后，长达三个世代，帝国主义及其他国家的侵犯界定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框架。对某些中国人来讲，海外关系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他们新机会从事贸易、旅行和社会进步。我们将会看到，在西方帝国结构内运作的许多网络（商业及其他网络）源自中国人，且由中国人营运。然而，在儒家菁英看来，外夷帝国进到东亚则令人绝望。西方人瞧不起中国传统、攻击中国国家十分可怕、且令人感到羞辱。固然又要经过一百年（直到二十世纪结束时）和西方接触所创造的价值、产品和交流方式，才深入到中国农村，但当时其实思想和政治改造的舞台已经底定，而且这是第六世纪佛教革命、十七世纪清朝入主中原以来中国所未曾有的现象。新戏剧的第一幕就是大清帝国与其帝国对手（现在已进入到中国领土的中心地带）之间的对峙。

中国与外夷帝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对峙的败果绝非必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若非帝国面对内部挑战，它有可能自行备足更长久时间去对付外来挑战。情况是，内部大叛乱把清廷搞得焦头烂额、陷入最低点，而外夷帝国注意到它的衰颓。许多西方人预测中国政府将因内部叛乱或外来压力而即刻垮台。鄂图曼帝国的命运经常被人拿来做比拟，意即一部分领土逐渐脱离出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小块核心。

但是，一八七〇年代和一八八〇年代，清廷却颇有中兴之势。彷佛是帝国内部菁英认真检视他们的文化，决定出来捍卫它。他们的自强运动根据的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的是儒家思想，西学尤其侧重军事和科技。中国可以利用西方的武器和科技强化国防，又不失其灵魂：中国文化仍将是帝国的中流砥柱。我们很难说是否自强运动拯救了中国，不再遭受帝国主义新一波杀戮——很可能是西方满意已达成的目标，乃在大叛乱结束后暂时停止。但是，我们不用置疑，可以说李鸿章及其他改革派发展的政策，把清廷暂时从国内敌人之手中拯救出来，给予它新活力。同治皇帝一八六一年以五岁冲龄登基。某些骄傲的满洲人遂称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为「同治中兴」。他们希望他能像推动日本划时代改革的明治天皇一样受后人尊崇。

但是，同治毕竟不是明治天皇。或者说，如果他是明治天皇，他也没有太多机会表现——他在一八七五年十九岁时就驾崩。此后大清帝国再也没有出现成年人皇帝：同治的继承人光绪登基时只有四岁；光绪的继承人宣统（即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时更只有两岁。躲在背后垂帘听政的是同治的母亲慈禧太后，一个刚愎自用的强硬保守派。和皇室大多数人一样，慈禧厌恶西方的影响，她愈是了解西方（她对西方的确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就愈不喜欢它。她和清廷偏向尽可能降低向外国学习所带来的冲击。慈禧认为采纳西方方法（即使只是自卫之需）表示抛弃掉构成中国精髓的文化，其后果肯定是灾难。

把清廷的困境放在亚洲其他地方十九世纪的发展脉络下观察，可以看得最清楚。西方人固然经常遵循亚洲人建立的路线和作法，但他们已经成为本区域商务和贸易的中心：他们的公司和货币取得最高优势。在马来亚世界（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英国及荷兰努力扩大势力。法国则占领印支半岛。美国也接管菲律宾。西方强迫日本开放边境，接受贸易和西方影响力才过一个世代，日本已经跃升为帝国主义大国。

同时，英国仍是在中国最大的列强。它控制住开发贸易的关键基地和据点（新加坡、香港和相当程度的上海）使得其优势固若金汤。可是，英国控制的是结构，中国人却供应基础架构——东亚贸易的这些据点全是华人的城市，由华人的网络所营运，但受英国当局所管理。

西方固然打进中国，但中国人本身也以旅行者和移民的身份，开始走向世界。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西方之间不仅出现了战争，也出现了外交、科技、贸易上种种重大接触。它也是中国走向全球的年代，移民及旅行大幅上升。中国的旅行家、寄居者、移民走遍全球，逐渐开始直接去观察这个世界。这群侨居在外的中国人提出新问题：所谓中国究竟是什么？「华人」和「外夷」有何区别？因此，本章大部分篇幅探讨各种流动性和混杂性，以及新网络、社群和体制的创立，它们将会修正以各种不同方式、不同目的所界定的中国人及非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一八五〇年代和一八六〇年代的大叛乱，提供西方列强再逼迫中国政府让步的机会。但是，即使大清国运似乎已到了最低点，清室王公仍不愿在主权上有所让步，至少不能正式退让。反之，北京在执行原本就是被迫接受的一八四二年协议时，也推三阻四。因此，英国在一八五七年再次发动对华军事行动。表面上，他们是报复中方部队强登香港船只「亚罗号」（Arrow），实质上是要从衰颓的满洲政府榨取更多的好处。当年年底，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率领的英军，以及让·巴蒂斯特·葛罗（Jean Baptiste Gros）率领的法军，只遭遇轻微抵抗，就攻下广州。中方倒霉的总督叶名琛被俘，并被送到加尔各答，关押两年后绝食而死。他很不公平地被广东人贴上「六不」标签：不谈、不守、不战、不死、不降、不逃。

联军由广州北上，清廷着慌，派出特使，特使同意扩大在华外国人的权利。包括：在北京设立使馆，外国人可在全国各地旅行、不受限制，并且开放长江准许外国人船只航行。中国谈判代表也接受中方应支付巨额赔款。但是当英国使节在一八五九年坚持英军进驻北京时，中方犹豫，战事又恢复。这一次清廷有比较周全的准备，或许是因为它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已经动员起来之故。英军企图攻向北京，遭到击退，四艘炮艇被摧毁。但是一八六〇年夏天，将近两万名英、法联军在华北登陆。面对清军（这次大多是蒙古及满洲部队）坚强抵抗欧洲炮兵取得胜利，联军直扑北京。一进北京，他们劫掠全城（刻意破坏）把夏宫几乎烧为平地。一八六〇年洗劫中国首都是十九世纪最大的劫掠行为，抢走的宝物迄今仍是西方许多博物馆的珍贵搜藏品。

在英国击败满清，巩固它在中国的贸易优势之际，俄罗斯也把势力伸进外蒙古及太平洋沿岸。一八五八年，在太平天国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又和英法联军交战之际，俄罗斯向北京提出要求。它得以强迫中国重订边界，把法国和意大利面积加总起来的一大块土地，移交由俄罗斯控制。对于清廷而言，俄罗斯的新扩张至少和英国同样构成巨大威胁，因为它来自陆地，有潜力沿着中亚到朝鲜的四千英里边界包围中国。因此，当俄罗斯一八六〇年代试图在新疆扶植穆斯林独立时，清廷反扑，召集了可谓它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于一八七八年以击溃独立运动团体达到最高潮，暂时挫败了俄罗斯在当地的势力。

华南方面，清廷又碰上亟思扩张的法兰西帝国，它企图染指中国在印支半岛的朝贡国家。一八七四年，法国宣称在越南全境拥有控制的势力，清廷无力反对，在北越活动的当地华人叛乱组织立即与法国人发生冲突。巴黎于一八八三年正式占有整个越南，清军从北方进入越南。接下来发生混战，法军在台湾及福建沿海登陆，摧毁中国大多数新建的舰队。但是鉴于欧洲政治的紧张，法国必须很小心，不能被看做是挑战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地位——它最冒犯不起的是英国。把清军赶出越南之后，法军司令企图进入广西省，但清军在一八八五年反攻，把法军赶回河内。吃败仗在法国政坛掀起大风暴，迫使总理朱尔·费里（Jules Ferry）政府辞职。即使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威胁导致北京把印支半岛的控制让给法国，但东京（Tonkin）和新疆战役，也告诉中国人及列强：即使国力已弱，然而对任何敌人而言，满清仍是不可轻侮的劲敌。

中国受殖民的经验是在香港形成。即使上海从十九世纪末起在贸易和工业方面日益重要，但中、欧社会混同的模式却是在珠江口这个大港口形成。香港不仅是补给站，也是避难所。它促进英国在整个华南的贸易，同时就人口而言，也成为华人的城市，吸引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人：难民、异议人士、创业家和做发财梦的人，无不纷纷来奔。一八六〇年英国又吞并海湾对面的几个中国村落后，香港人口逾十二万人，其中只有三千人不是华人。

和英国所有的殖民城市一样，香港基本上管理良善、但其城市边缘有点老旧，贪渎、压榨盛行。这个城市建立在极大的矛盾和虚伪之上。外国传教士向中国人宣扬美德，外国商人则拼命要他们沉溺于鸦片烟瘾。英国人言必称法律与秩序，却以赤裸裸的武力抢夺这块土地。中国人为了躲开在他们周遭随时会崩垮的环境，来到香港寻找机会，可是却愤愤不平于在这个种族、阶层歧视的社会被当做二等公民。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其他地方的中国侨民没有两样——可是，香港人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

大型贸易商社是外国人在香港商业活动的中心。这些商社，例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太古洋行（Butterfield Swire）、和记洋行（Hutchison）等，有许多是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由英国在印度的生意衍生出来，在中国许多条约口岸建立生意。然而，他们的影响力在香港最盛，不仅操纵经济，实质上也操纵政治，这也是殖民地得以存在的原因。一开始，这些商社就是国际组织，由英国商人主持（至于恰和洋行而言，则是苏格兰人主持），但工作人员有中国人、印度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到了十九世纪末，他们是华人和洋人之间主要的沟通者，不仅在香港如此，在全中国也都是。他们也愈来愈控制中国的金融体系。

吸引各地中国人前来的不仅是香港的经济机会，还有它的教育机会。一开始，这些大多与经济收获的可能性有关。和中国社会其他地方一样，私立学校由家庭和组织提供经费，但在一八五〇年代和一八六〇年代，非华人的教会和外国人的教育团体也成立学校。从一八七〇年代开始，香港出现政府出资办的初等教育制度，后来逐渐扩大到招收华人学生。刚开始，这些学校全都强调中国古籍、圣经研读和一些英文，从十九世纪末起，它们也开科学课程。

一八八一年，香港成立一所师范学校、一八八七年出现医学院，一九一〇年设立大学。对许多中国家长来说，他们愿意进入香港，且对其经济有所贡献的主因在于，子女在殖民地容易受到教育。

香港是英国在华南扩张的一个方便据点。但是，它的经济角色（在它存在的头一个世纪）比起从十九世纪末各次战争后在全国各地从大清帝国抢来的租界差太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口岸条约制度最盛的时期，中国共有四十八个所谓条约口岸，外国人有权利居住、经商、享有治外法权。在重要的条约口岸，有租界或租借地，几乎完全接受外国人管辖，它们本身的行政管理通常只听命于领事。这个错综复杂的压榨制度在中国境内制造出了迷你版的非正式帝国。租界几乎全是透过敲诈勒索取得：西方列强大多在中国水域留驻炮艇，如果提出的条件没得到满足，就绝不犹豫地炮轰中国城市。但是，对中国和中国人而言，某些租界变得和对外国居民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加重要）。租借虽然原本是不平等、且有压迫性质，但它们却把西方法治观念引进中国，企图在大清帝国之内管理多元民族，使得国际法全球化。

关于租界对中国政治经济所扮演的角色，中国人及外国人都有不少充满胡说八道的评论。租借不但没有成为一个井井有条到能使中国心悦诚服的模范，所谓的条约看制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个大而无当、混乱拼凑且经常不成功的松散存在。大部分的条约口岸及租界根本没有促进商业。譬如，天津的意大利租界是基于欧洲列强的国家面子而成立，其实和中国毫无通商关系；有些租界，其居民几乎全是中国人，因为洋商觉得和中国仆人、情人和生意伙伴住在西方司法管辖区之外更加舒适。真正重要的租界是上海、天津、广州和武汉的大块租界，另外，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分别在青岛和哈尔滨也有租借地。这些城市的不同地区，不论是中国人控制、还是外国人控制，从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对创造现代中国有所贡献。由于它们复杂的治理制度和社会互动，它们提供空间让当代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混同性得以诞生。

上海的三大区块——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人区——是租界城市的典型，中国的现代化大多起始于此。从一个已经兴旺的港口开始，新上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发展成为人口一百三十万的城市。外国人总数从未超过四万人，其中少数人治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可是这两块租界实质上还是华人的城市，全上海人口约三分之一住在公共租界、十分之一住在法租界。上海在贸易方面的重要性数百年来都很明显。它位于长江口、中国海岸线中央位置，主要的茶叶和丝织品生产地就在附近。但是从十九世纪末起，上海之有别于其他城市是因为它是中国首要工业重镇。进到中国的外国人投资有一半以上投注在上海，它也是中国经济开始整合外国科技、产品和品味的地方。

头五十年的租界生活就是外国人主导一切，但中国人连结起贸易路线、提供补给、提供了愈来愈多的人力受雇于工厂。当清廷努力想打进国际体制，让人接受它是独立的国家、并且拼命试图挑拨离间想占中国便宜的国家之际，中国沿海及大河的若干城市出现新形式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构想及作法都快速发展，并逐渐散布到中国各地，其内容包罗万象，如街灯、公司股票、水管、宗教信仰、造船厂及学校。商业方面，外国人和中国人打从开头就挂钩。在日常生活方面，双方透过互动及观察，逐渐创造出许多新生事物。

在外国人来到中国城市挖一块租界之际，其他人也到城市中国忙着找一块立身之地。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期，因为清廷对搬迁到城市的限制放宽，以及经济机会大增，许多中国城市面积扩大一倍。中、外经济、产品和学识的遇合是清朝末年城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官方限制放松也扮演相当角色，尤其是商业、组织和学习的成长，使得城市更有吸引力。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不论住在外国人或中国人管辖地区，都为自己创造了新的身份，可以是工人、贸易商、小店主或知识分子，假如清廷主权从未受损，且对那些未列管城市仍充满疑虑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开放给他们的。

一百年前来到上海、武汉或天津的新住民，几乎无法想象所碰上的变化是如此壮观。不仅是宽敞的街道、火车、电车、电报、电影院、舞厅等等令人兴奋（有些人则是惊骇），穿着的方式（裙子、洋装、西服取代了长袍）.，居住的方式（单独住、而非一家人老少同堂），都很新鲜、不可思议。外国人出现在面前当然很有趣，新形式的城市景色、气息光怪陆离，也令人兴奋。街上卖的新产品，从镜子到肥皂、从脚踏车到照相机、从妇人穿的紧身衣到手电筒，也很有意思。有些产品悄悄进到古老的生活去，譬如镜子可贴在门廊上镇邪驱魔。新产品更经常在受到激赏之下，被本地制造商抄袭，稍做更动，以符本地市场和品味。

商人在城市中国的角色从十五世纪末就日益上升，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被纳入世界经济之后，他们的角色有了新意义。「买办」（在和洋人贸易时，担任双边文化中介的中国人）成为经济变革的重要角色，他们成为西方公司的谈判代表、商务助理、或到内地采购的前锋。挺讽刺的是，固然是他们的文化技能（尤其是语文能力）使他们占了优势，但买办却成为城市新经济理性的代表，从而累积资金、拥有资产，这才是其地位的象征。儒家讲究的荣誉、诚信和社会关系，固然和经济收获同等重要，却慢慢低落下去，与之相应的是，学者、甚至朝廷命官的地位也日趋降低。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城市，无论对新居民还是旧居民而言，都是一片混乱之地。清廷这个入关后曾以都市规划能力自豪的政权开始失去了对城市的控制，新形式的权威出现，它们有时候建立在长久以来即已存在的先例上面。城市中国出现「会馆」（同乡会），它代表并协助来自特定地区、省分或区域的工人，在上海、天津和武汉等地方控制了其追随者居住的华人小区，这里只说他们老家的方言、也卖故乡的家常菜。很重要的是，它们也和出洋在外的同乡保持联系。可是，同乡会固然势力庞大，但也一直都和同业公会、劳工组织、以及各种秘密社团（从反清团体到黑道帮派都有）竞争效忠者。新的都会中国，由于复杂的关系跨越时空，很难界定，因此是很难驾驭的地方。

一八三二年，苏格兰裔商船医生威廉·贾汀（William Jardine）因从事鸦片生意赚了点钱，伙同同乡詹姆斯·马迪生（James Matheson）成立了可谓十九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外国公司怡和洋行。怡和洋行的主要基地是香港和上海，分支机构遍及中国境内，以及中、日、东南亚之间，甚至东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路线上。从许多方面来讲，它是设在中国的第一家跨国公司，它的混血结构被其他许多洋行仿效。它的董事会成员全是外国人，但是公司的中国买办做为媒介，链接起中国的主要制造商和零售者，他们实质上提供了公司业务所需的许多资金。怡和洋行的代理人大多是欧洲人，遍及沿海及内河主要口岸，这些代理人有他们自己的中国商人网络，靠这些网络做生意。类似怡和洋行这样的公司当然主要是为外国投资人提供最大利益而存在，从事鸦片贸易即是一个例证。它的结构综合了中国及欧洲色彩，同时，在任何苏格兰人踏足中国之前，若没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早已经建立的市场和贸易路线，它也不可能有如此业务规模。

欧洲人的洋行打入原已存在的中国人网络，即是和东南亚及在东南亚的贸易。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洋行根本就是硬挤进华人侨商已经建立了好几个世代的贸易结构。新来的洋行提供额外的资金，以及和欧洲更坚强的关系。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间欧洲人忙着殖民东南亚时，华人已经透过提供小贸易商和低阶管理人，把各殖民属地结合起来。新加坡虽在英国治理之下，成为区域贸易中心，却是东南亚的一座华人城市。中国生意人在巴达维亚（今之雅加达）和西贡（今之胡志明市），为荷兰及法国殖民当局、为设置在本地的洋行、为向外营业的中国各公司，提供重要服务。虽然东南亚的菁英和欧洲人都担心中国的势力和竞争，但他们已愈来愈依赖中国人协助建立的扩大中的市场。例如，在英属马来亚，一八七〇年代以从事中药生意起家的余仁生（Yu Reng sheng）公司，就已经把马来半岛和华南的银行业务、食品生意及契约劳工连结起来。

西方新式的银行设在上海和香港，也打进旧式的中国融资和投资模式，组成金融的大连结。各种不同机构之间的连结非常紧密，贷款和票券由大银行移到小银行、到新式中国银行、到旧式中国银行。在十九世纪受到银行各式各样活动影响的中国人，人数愈来愈多——即使他们不住在城市里。

银行当然也连结到大小洋行。例如，怡和洋行福州分行买办代表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银行出售股票。汇丰银行一八六五年在香港利用租来的办公室创业，资本额港币五百万元。到了一八八〇年代，它是中国最大的银行，分行及代理人分布全国各地。它是香港政府的银行，也在中国、日本、马来亚和新加坡代理英国政府帐户。它在香港和泰国发行钞券。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中国政府的银行，从一八七四年至一九二〇年代管理中国的公共借贷，并借此替银行股东赚取相当的利润。

二十世纪中国陷入长期战争和革命，类似汇丰银行这样的大型外商银行，是从资本主义扩张中发了财的中国人所喜爱的银行。固然在中国的所有外商银行于一九一一年大清帝国垮台后，更易有风险，但西方金融机构和中国资金之间的罗曼史仍很牢固。汇丰银行上海总行经理艾文·喀麦农（Even Cameron）在一八九〇年夸称：「过去二十五年本行在上海与中国人有极大的生意往来，我应该说至少也有数亿两（中国货币单位）进出吧，我们从来没碰过欠债不还的老中。」

直到二十世纪初，外商介入中国的工业才开始追上外商参与贸易的脚步。原因之一是，直到一八九〇年代，外国人不准在中国领土投资生产制造业。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坚持反对引进西方的商业法。要到一九〇四年，中国人才接受有限公司的概念。中国第一批工业企业源自既有的公司，它们大多是工艺品公司。一八七〇年代，满清政府和各省政府在自强运动中开始借重民间公司，打出「官督商办」的口号。许多企业成立起来——例如，招商局（成立于一八七二年）、江南制造局（一八六五年）、上海棉布厂（一八七八年）以及开平煤矿（一八七七年）——全以西方科技为基础。但是，即使有些新公司努力研究、制造洋机器，它们还是很难和西方的航运和进口竞争。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起，外国人投资急遽扩大，先进入矿业、再及于食品、能源和纺织业，上海成为最大的制造中心。这些企业大多快速成长，获利丰厚。

中国一向农民过剩，有许多人愿意进入城市工作，但是在刚诞生的工业工作的人，不论是受雇于外国人或中国人，他们的工作环境都十分恶劣。工时长，生活环境脏，相对于城市的生活费用而言，他们的工资低。生病或怀孕的工人会被辞退，儿童被雇来从事最脏、最危险的工作。从二十世纪初起，愈来愈多女工进到城市，尤其大多受雇于纺织厂，可是她们经常遭到上司的性剥削，而且也觉得必须把大部分工资存下来寄回老家给双亲。虽然许多中国人不是出于自由意志当劳工，而是因为家人或族人替他们做主，但还是有人因为可脱离家庭控制而进城工作。和工业化初期的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工厂生活艰苦、危险，可是城市的新鲜感打破务农的单调，让渴望打破过去道德教条束缚的人，怀抱可以挣得丰富报酬的憧憬。

许多中国人最先碰到的外国人是传教士。在大清帝国于十九世纪中叶被迫打开门户的情况下，基督教会在条约口岸纷纷冒出来，巡回传教士也开始走入全国各地。尽管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排斥之，但透过基督教会却出现许多文化和教育的交流。教育和科学，而非宗教，成为传教事业最重要的领域。不过，基督信仰仍对中国社会某些部分产生深刻影响。透过这些接触，出现许多宗教的混合和文化的交流。

十九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紊乱固然提供沃土可以引进新的形而上的信仰，可是，基督教因伴随着洋人入侵而来，故抵销了传教士宣扬教义的效力。虽然许多人佩服华、洋基督徒的勇气和牺牲，但有更多人厌恶外国政府为了宣扬基督教而提出的种种要求。当法国宣布要做为所有在中国的天主教徒的保护人，或是当英国及德国为了基督徒遭到攻击而展开报复时，基督教义能展现的善意全毁了。认为基督徒只不过是另一个西方团体，旨在摧毁中国既有的秩序，这股意识也伤害了传教事业。在许多村庄，当基督徒不肯捐钱办民俗节庆或维修村内寺庙时，就会爆发争端，甚至暴力相向。有些地方一传出教堂遭人胡乱涂鸦之后，往往接着就发生寺庙或神圣碑牌被损毁的事件。儒生出身的官员对基督徒的态度仍然十分负面。山西有个基督徒因为不肯摊付一年一度的中国节庆戏班演出费用，发生斗殴，告到县府衙门去。县令问他，你是哪国人士呀？他答说，他是大清臣民。县令当场痛斥：

如果你是大清臣民，为什么跟着洋鬼子信那邪教？你不依村子的摊派支付演戏的钱而被打，竟然还敢告到官府来？你当然应该缴钱。如果你不缴，你就不准住在大清国土，你必须住到外国去。

妇人和少数民族是基督教传教士早早就下功夫的两个族群——这一点和日后的共产党一样。即令她们在某些区域和宗族（尤其是华南）的地位可以更强大，妇女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仍是最大的受压迫群体。她们缺乏男人的权利，要遵守三从四德，听父亲、兄弟、丈夫，甚至儿子的话。对于某些最受欺压的妇女而言，基督教强调自由选择和个人拯救，是一条出路，可是代价往往是与家庭、甚至小区决裂。某些少数民族，如华南的苗人或台湾的原住民，也有相当高比例信仰基督教。太平天国之乱结束后，客家人加入如瑞士-德国巴塞尔教会（Swiss-German Basel Mission）的地方教会俾便自卫，以防非客家人的报复。邓氏家族即是这样做的一支客家人——其中出了一个日后共产中国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

中国从十六世纪起和基督教接触，主要是透过欧洲的天主教会，但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大多是英国或美国的新教徒。他们是受到美国的宗教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和英国的福音复活所启发的青年男女。这些传教士当中有些最有影响力者，志在宣扬西方教育理念，大过拯救灵魂。罗伯·马礼逊（Roberr Morrison）受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onary Sociery）派来中国，于一八三〇年代开始发行中文书。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由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c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又称「美国公理会差会」）派到中国，以英文及中文在广州发行杂志。传教士和大多数洋人军官、外交宫和贸易商不一样，他们经常学懂中文，因此可在中、外之间担任翻译。有些人退休后，还在西力大学里担任研究中国的重要职位。苏格兰人理雅格（James Leggs）先在香港传教，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并且翻译许多著名的儒学古籍。

很少社会像满清中国如此重视教育的价值。相较于世界各国，基础识字率相当高。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男性，以及十分之一的女性能够阅读。大城市有许多学校，但入学竞争激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晓得，通往成功之路就是读书识字、精通古籍、通过科举考试。一个家庭若是有人做官、当学者，就会有优势，但是每个世代总有少许穷家子弟能够通过科考，得到他们先人不敢想象的功名地位。也无怪乎整个宗族会集资办学，教育他们的子弟，冀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

十九世纪末发生变化的不是教育的重要性，而是它的内容和组织。除了至少从宋朝就存在的那种书院之外，中国现在也有传教士团体以及私人所办的学校；后者通常由中国人开办，除了四书五经，也侧重科学。女子学校也开始盛行，尤其是一九〇〇年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八六〇年代发起的自强运动，中心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八七〇年代及一八八〇年代，教授西学的新式学堂纷纷出现，通常就在清廷为了国防需要新盖的造船厂和军火制造局附近。不过，直到二十世纪，大多数中国人仍继续进入以研读四书五经、修心养性为主的学校，这里只是偶尔教些西方科学、地理或语文。少数早早就修习儒学以外课程的学生，日后做为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筑桥者，对中国的未来起了极大的作用。

到了一八七〇年代，愈来愈多中国人出洋留学。根据留学先锋（例如，容闳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第一个正式取得美国大学学位的中国人）所传授的新知识，政府和个别家庭开始送年轻人前往美国和欧洲，后来也到日本。曾国藩是政府推动的「中国留美幼童计划」（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之主要人物从一八七二年起选派一百二十名幼童去美国留学。政府也设立同样的留学团，前往德国、英国与法国。和一百多年之后，即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新一波留学潮一样，有些留学生出洋后就留下来，但有些今人称之为「海归派」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以医生、教师、造船师、军官和铁路及矿场工程师的身份为国家做出贡献。

十九世纪末留学生最著名的例证即是孙中山，在一九一一年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在一八七九年十三岁时离开广州，前往夏威夷，投靠在当地经商有成的哥哥。孙中山在檀香山受教育，他上学的学校隔了一百年出了个校友欧巴马。孙中山后来回香港习医，成为香港新式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之一。

一八七〇年代赴美留学童生还有一个范例，就是唐绍仪。唐绍仪曾就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在满清政府交通部任职，后转任外交官和巡抚。满清覆亡，他担任国务总理、财政总长，也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重要顾问。一九三八年他试图与日本人谈判，遭人暗杀身亡。另一位容尚谦进入哈特福公共学校，他回国后加入清军，官拜上尉，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都负过伤。容氏后来出任铁路局长，一九五四年在上海才去世，享有高龄。唐绍仪、容尚谦和其他中国前辈留学生对中国有极大影响，服务历三个不同政府。

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教育提供一片沃土给本国人及外国人之间互动。从其他语文译成中文的书刊增多，扩大了学习非中国知识的影响力。租界中的学校和大学招收愈来愈多的中国学生，中国城市中由外国人主持之大学，如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广州基督书院（一九一六年改为岭南大学）等也招收愈来愈多的中国学生。清华大学一九一一年在北京成立，原本是留美预备学校，专收即将赴美读书的公费生。新的学生族群特别努力争取这些机会；到了一九〇五年，全国有一万名中国女性进入新教徒的教会学校念书。透过学校和大学，不同文化交流，发挥对日后领导中国的学生之影响，形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九〇五年，满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取士，中国的教育已经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揉合儒家灌输价值和经验研究之混合体。最后一次全国科考（一九〇二年在开封举行的恩科），其题目即象征此一融和：

第一部分：

管子（公元前七二五年至六四五年）的军事政策

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至一五六年）的南越政策

帝国的法律

官员的评估程序

刘光祖（公元一一四二年至一二二二年）稳定南宋朝的方案

第二部分：

西方对出洋留学的压力

日本教育机构采用西方模式

各国金融政策

警察与法律

财富与国力的工业基础

十九世纪期间，中国人对自然及人体的看法，慢慢因西方科学及医学的影响，开始改变。虽然不是单向交流，外国人的观念在一九〇〇年已经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充斥在中国人对宇宙及人在其中之地位的观念中。或许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接触，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重要。中国有它自己数千年历史悠久的科学与医学传统。当中国和西方的互动增加时，中国的医生与科学家开始拥抱从妇科医学到天文学等领域的新知识，使他们对生命及其实质条件的了解大为改观。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加入欧洲人、美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的行列，采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同样着迷地追求科学的真相。

由于对全球知识的许多重大突破，发生在中国与西方扩大接触之同时，中国人几乎一开始就介入科学做为单一领域之研究。有一个好实例即是公共卫生。英军一八六〇年占领天津时，由于担心营区附近壕沟的死水会产生「瘴疠之气」，他们把它填满了。在此过程中，他们意外切断天津的排水系统，造成全市大淹水和疫疾。几位年轻的英国军医开始思考到，中国人保持城市干净的方式，或许不是对付传染病最好的方法。保持卫生习惯的好处，大约在欧洲与中国同时被发现，由于欧洲和中国医生的共同努力，中国日益增长的城市消除掉了若干最迫切的健康危机。

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一样，传教士是把西方医学和科学引介给中国人的关键。一八三八年美国人伯驾（Peter Park）在广州成立「医学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教导中国学生最新的西方医学治疗方法。英国传教士合信（Bajamin Hobson）出版西方重要科学作品的中译本。合信和中国翻译者、数学家李善兰等人合作，推出《天文略论》（一八四九年）、生理学（一八五一年）、外科学（一八五七年）和内科学（一八五八年）等书籍。虽然渴望新知识，但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却也不太愿意抛弃旧东西，并对西方部分外科学及药理学保持合理的怀疑，直到二十世纪。无锡聪明的光学家/化学家徐寿（Xu Shou）在一八五〇年代常就西方化学启发做实验，即经常主张中、西医学应整合。中国人在西方机构（不论是在中国或国外）受训练的人数日益増多，西方研究科学的方法也开始建立主导地位。

只有一小群中国人接触到外国知识的译本或梗概，因此一般百姓认知的改变就更加缓慢。某些外国人及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最后那三十年开始发行普及科学的杂志，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傅氏曾任职于江南制造局，一八七〇年代中期设立了上海格致书院（Shanghai Polytehnic）。他的《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发行到科学圈以外的读者群。从杂志的读者投书可以看到一般人愈来愈察觉有新的解释：一八八〇年有位青州读者指出，「中国古书说，天上的彩虹……是太阳和雨长时间交媾所引起的天地不当之『气』：这是不该交媾者之交媾……请问科学家如何解读它？」但是，即使在教课时，老习惯还是根深柢固。作家郭沫若提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他有位科学老师把一个句子中的「天然景象」读错，读成「天龙乍现」，这一来科学课竟然大谈天龙在空中旋绕。

中国历史上，其人民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也有丰富的旅行经验，但比起以往，过去两百年旅行的人数更多、前往的地方也更多。新一波突破始于十九世纪，由于外国的影响、新形式的运输方式和国家的衰弱这些因素加总起来，创造出特别有利出国探险的气候。从利用这些机会的大多数人（贸易商、劳工和各种外移人口）中，我们找不到太多有关他们经验的书面记载。至少和西方人士写下的中国旅游见闻比较，中国菁英旅行者写下的报导，也大多没受到重视。中国人所看到的欧洲、美洲、西亚和非洲，有太多异国风味、文化偏见、臆测揣度和误解，这一点和外国人看中国，犯同样的毛病。不带疑虑旅行，透过个人经验及透过写作，都可增加知识，但是中、外皆然，知识要在特殊的文化脉络中去传递，它必须透过旅行者之眼去诠释看到的印象。

王韬是中国第一批伟大的旅行作家之一。他在一八二八年出生于苏州附近，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太平天国之乱期间得罪清廷，避走香港。他在香港结识脾气古怪的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布，理雅各布已在从事中国古典经籍译为英文的工作。一八六七年，理雅各布邀王韬到苏格兰一游，王韬欣然前往，途经新加坡、斯里兰卡、槟榔屿、亚丁、开罗，到达马赛。他在巴黎、伦敦畅游数星期后才到苏格兰的道乐市（Dollar）安顿下来，住了两年。这时候正是英国工业化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王韬和理雅各布合作，翻译了《诗经》、《易经》和《礼记》。清廷准许他回国后，王韬到过日本，把旅游见闻一一写下，出版成书。

第一批前往北美洲的中国旅行者，比起前往欧洲的旅行者，对于所见所闻更加困惑。若是欧、美都去过的人，恐怕还更加迷惑。伍廷芳是中国最早派到华府的大使之一。他观察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关系密切，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差异莫过于他们的行为举止。」美国的民主政治让访客困惑：许多人问，经济事务讲究极端的个人主义，行政事务上怎么做到集体决策呢？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语言多样化，工业化的北方城市既脏又乱，因为种族、社会、政治议题对立，使许多中国访客认为它需要和谐与稳定。但是在此同时，科技的先进、尤其是铁路和蒸汽船，令人无尽佩服。满洲访客志刚于一八六八年观察到：「火车轻、稳定，比列子御风而行还快。它造得有如木屋……两边都有成排的窗子，有三层玻璃、布幔和木棂，以防风雨雷电和黑暗。」坐上「风火轮」使得志刚有兴趣进一步研究，送回中国有关铁路是如何兴建的详尽报告。

许多中国旅行者起先认为西方对中国意图不善，中国的价值和规范被西方搞得天翻地覆。少数访者写说，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因为毕竟欧、美是和中国天南地北不同的国家。有些人则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寻求对于西方的解释，想找出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时期的组织与观点，与他们今天在西方之所见吻合，并且也臆测外国人是否从中国源远流长的发展之哪一个时期得到启发。中国人最介意的莫过于洋人的缺乏孝道，以及采取行动时重实质、轻道义。刘锡鸿一八七六年访问伦敦时叹说：「问题不在我们历朝皇帝宰相没有西方人聪明，而是他们没有人开天辟地努力与大自然竞争，以求自富。我们高瞻远瞩的祖先也关心未来，但不像英国人只会全力争夺利益。」

除了对洋人语文、食物、风俗和卫生感到困惑之外，中国旅行者一直不明白西方帝国人民为何只重物质进步、不重道德增进。前往西方考察的中国人报告（困惑大于震惊）西洋的政治制度、妇女的角色、种族的阶层意识。他们担心，在和这些差异如此大、又如此强盛的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中国要如何生存。观察美国及若干欧洲国家持续工业化的情况，中国旅行者经常评论新技术的破坏面。即使西方的产品吸引他们、西方工业的力量和生产力令他们骇然，但他们更震撼的是污染、地貌的变化，以及观念态度、方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人到了外国，选择了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在外国比在中国，他们及家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因为他们担心中国面对西方的命运堪忧；也因为他们反对满清政府。但是，在多数选择回国的人身上，中国和西方已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道德、习惯和品味的裁判官，世界已经成为更大、更平等的地方，必须让人有更多的选择，中国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信仰、政治观点和国家效忠。

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断气。到了一八七〇年代，新帝国主义体制已经十分清楚，即使最反对新生事物的人也晓得时代变了。注意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以及清廷势力的衰退，有时候是透过朝觐代表团到北京的近距离观察（东南亚国家则到广州），朝贡国家逐渐转向西方列强称雄的新世界。即使文化上、地理上和中国最近的国家（越南、琉球和朝鲜）也体会到他们的国际事务已踏进新时代。像缅甸和泰国等再远一点的国家，他们和清廷关系的正式终结，是在朝觐团已经结束之后。大清世界中心的终止就和它的开始一样出于偶然，不过，中国仍试图在礼仪的正式框架里来解释此一新发展。

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朝鲜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体制，其方式最具破坏性。琉球群岛（从九州岛往南迤逦到台湾的一个镰刀形群岛）则又是另一个例子。琉球国王一方面向清朝朝贡，一方面又听命于日本南方的萨摩藩领主，将近三百年之久。到了一八七〇年代，中国在琉球的地位下滑，琉球维持实质独立的机会也消失。日本在一八七〇年虽然持续和中国谈判这个议题，但它在一八七二年宣布对琉球群岛单独拥有主权，于一八七五年派兵进驻，一八七九年兼并整个琉球，废掉琉球国王，把它改为日本冲绳府。中国诉请美、英调停，不果。琉球丧失独立，预示着来日纷争必不可免。

更远的泰国方面，其领导人也发觉中国在东南的至高地位正在快速消失。泰国朝觐团一八五三年抵达广州时，很少数泰国人或中国人会怀疑，这将是泰国王室最后一次正式向大清称臣进贡。泰王负责对华事务的大臣（他本人具有华人血统）于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以一封带着歉意的书函向广州的总督解释曼谷在其后的观点：

暹逻与北京一向友好，每当朝贡到期，暹逻一定记得，不会伤害维持已久的友谊。

然而，「一八五三年」……暹逻「特使」……遭盗匪攻击，抢走皇帝回赠给暹逻王室的礼物。「一八五六年」兔年季节风时……即是向中国朝贡之时，得知乱党比以往更加猖獗，因此得免朝贡……「一八六〇年」……朝贡之期又至。这次获悉广州市正与英国交战，总督本人并不在城里。暹逻若遣使，无人可以接见。「一八六二年」……获悉英、法联军深入到北京，北京陷入大战之中。

到了一八七〇年代，泰国人晓得旧时光已不会回来。他们开始改组现在已被英、法控制的航线上之对华朝贡贸易（原本就是贸易成分大过朝贡）。一八八二年，曼谷片面宣布正式结束向清廷称臣的关系。

鉴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国际法的概念来合理化他们对清廷的欺压，中国人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被以西方大国为基础的制度所完全接纳。但是，中国领导人几乎打从首度遭到西方攻击时，就显示颇有兴趣了解国际法。有些重要文献，如爱默立希·瓦德Emerich Varrel）一七五八年的《国际公法》（Low of Nations），于一八四〇年代，即第一次中英战争后译为中文。在一八五〇年代末洋人入侵之后，更显示中国需要了解西方列强宣称他们外交关系所依据的原则。长老会牧师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一八六四年将美国外交官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一八三六年所发表的论文《国际法要素》（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译为中文。尽管惠顿的观点狭隘（和瓦德的普世主义不同，惠顿认为国际法纯是基督文明的产品），清廷军机处却认为它很有用。他们上书皇帝：

臣等比较这本论西洋法律的书发觉它不完全吻合中国制度。但其中有些章节仍有用处，臣等慎防引用这种书，已论知「马丁」中国有自己的法律和体制，不宜参酌外国书籍。可是，马丁指出，虽然《大清律例》已在外国翻译，但中国从未企图恫吓外国遵循它。所以，不会只因一本书「被译成中文」中国就会被迫遵守其习俗。

到了一八九〇年代，有些中国领导人已看到或许可用国际法来保护帝国的利益。曾经代表清廷多次参加国际谈判的李鸿章（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之后，他还要进行更多的谈判）说：「国际法属于全球所有国家。如果他们遵守它，大家相安无事，如果他们不理它，大家一定有麻烦。」某些学者宣称国际法有如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出来的原则。当时中国诸侯蠡起，孔夫子对它们颇有评论。但是这些比较并未让中国外交官准备好，可为国家利益交涉。早期的这些翻译，文字并未精确表述，它们经常用的是中国人谈论人伦关系使用的概念，因此未能掌握住法律的特性及它对权力的屈从。

尽管清廷有个很差劲的遣派使节出国之制度，以及对邻近国家有丰富的了解，但它并没想要在国外派常驻代表。与十七世纪以来的欧洲不同，大清帝国并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即使在理论上），因而必须与他们长久地交涉。因此，它没有需要派出欧洲式的外交官。经历西方的干预和十九世纪中叶的大叛变之后，清廷必须调整、接受欧州的传统，虽然并不是心甘情愿。道光皇帝的六贝勒恭亲王，是慈禧太后一八六〇年代掌握大权的关键人物。他向朝廷力挺派使节出国的重要性：

我认为近年来，外国已经相当了解中国，可是中国对外在世界所知依然有限。差别在于外国在中国派驻外交使节，中国完全没有驻外使节。这一来造成外国驻华外交官蔑视我们的规矩，行为不当，我们只能规劝他们。我们既不能限制他们的行为，就必须另外设法。这种情形令我一直担心不已。

干练、但经常不够果决的恭亲王也是一八六一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俗称「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背后的主要力量之一。虽然一开始被视为帝国官僚体系中一个临时的、第二层的机关，但总理衙门很快就成为朝廷、各省、军方和外国人之间的主要协调者。它又成立「同文馆」，这是培训未来外交官外语及西学的一所学校，后来也成为翻译及出版从物理学到国际事务等许多外文书籍的中心。

和总理衙门一样，海关总税务司也是中、西合作的一个单位。它由外国人担任税务人员，且经常被列强用来在战争或冲突之后向中国收取赔款的机关。不过它也进行翻译工作、举办社会及统计调查，协助创办中国的邮局系统。之前它被当做是洋人加置于中国的机关，但在清朝末年演化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及训练中国官员的重要机关。中国人对海关观感大改，要归功于爱尔兰出生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他一八六一年出任，久居斯职到一九〇七年。在漫长的任职期间，从北爱尔兰波塔当（Portadown）出身的这位年轻人，成为清廷信赖的外国人。他底下的税务人员来自二十几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因监视租界的港口（也经常巡守重要内河及沿海地区口岸），惹得中方不悦，但赫德成为洋人为大清效劳的典范人物。

到了一九〇〇年，清廷开始派遣驻外使节。它先于一八七七年在伦敦、柏林和东京设立使馆，一八七八年又在莫斯科和华府设馆。使馆人员来自同文馆培训的外交官和其他朝廷官员。某些使馆表现称职，有些则形同尸位素餐。朝廷虽然气愤有些外馆浪费公帑、信息传递不良，但也发现使节中有许多干练之才。譬如，第一任驻伦敦大使郭松焘（也是清末重要政治人物），协助组织清廷对付太平天国之乱。曾纪泽是在大叛乱之后主掌中国政局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接郭松焘的棒子驻节伦敦，后来转任巴黎和莫斯科。曾纪泽也在一八八〇年代初期担任中国首席外交「救援」（troubleshooter），与俄罗斯谈判圣彼得堡条约。像曾纪泽这样的外交官在北京有一定的份量，因为他们不仅据实回报西方列强的实力，还能以儒家之道处理世界事务。曾纪泽在日记中写出他对伦敦的观察：

我们视今天之西方，不免遥想当年之中国；而视今天之中国，又不免思想西方之未来。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回到事物之本质，不看机巧和繁复，只看单纯。因为物质资源有限，不足以应付全球各国之需。

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贸易商、传教士和官员开始在中国定居，中国本土慢慢成为洋人荟萃之地。清廷摇摆于接纳这些新来者、支持他们，或抗拒这些外国势力之间。在地方层级上，华洋人士互动，时而合作、时而冲突，但总是因彼此习惯和观点有异而陷于困惑。到了一九〇〇年，中、西品味及技术的混合在城市中的出现，进一步把中国分解为两大块：一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外国人几乎根本不存在；一是正在发展崭新社会的城市列岛。新中国是国际的，在东南亚和美洲有据点，同时中国国内有人兼具中、西习俗。但它对自己没有信心，一方面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东西，一方面又衷心希望能「师夷之长」，透过外国方法、资金和机械，拯救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新旧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冲突（两者都因外国人出现而加剧）俨然有把中国分裂之虞。

列强势力一方面挫弱清廷，另一方面却在十九世纪末叶协助它对付敌人而保住大清命脉。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完美的压榨关系：西方列强利用满清的衰弱，从中榨取特权，又支持它，不让它全然垮掉，以榨取更多的东西。但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讲清楚、说明白。清廷也逐渐懂得如何在列强之间运作，争取有利，绝非单纯地成为外国利益的工具。朝廷领导人也盼望有一天中国可以强大到足以面对外来者。同时，汉人菁英也善于利用清廷，在公共事务中循私图利，谋取个人好处。在这种政治、经济竞争激烈的气氛中，外国人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好处，但绝未全部。

同时，外国观念和思想席卷中国，支撑住想为国家为自己找到出路的人。和西方的情况一样，革命思想经常集中在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影响人类事务。一八七五年出生的麦孟华反映了欧、美社会达尔文派的观点：

揆诸地球所有文明的发展，没有一件事不是由斗争做出发。中国从来没有存在于斗争时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过斗争思想。因此，难怪中国不能够发达起来。然而，今天，「中国人民」正在与其他人斗争。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发展的机会，也是这个古老文明可以复兴的时刻。

第三章：中国与日本
（JAPAN）

中日两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结为宿敌，

不过，冲突之前双方也有过合作、相互佩服和交流。

尽管两国交恶，发生战争和占领，但某些的这类接触仍然存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许多改革派人士认为，

从日本学到的科学、技术、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知识，

比起直接来自 四方的东西，更适合指导中国。

没有任何一个议题可以比对日关系能更加界定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对外关系。相较于中国，日本是个小国家，土地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事实上，地球与月亮也大约是这个比例。两国在互动时，也曾以地球与月亮比拟双方的关系。日本一直必须处理这个巨大邻国的地心吸力。虽然日本从未属于中国直接控制范围，然而中国的文化、思想、书法和宗教却影响日本超过一千年之久。十七世纪日本的阳明学学者熊泽蕃山（Kumazawa Banzan）称中国是「中华之地」，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子女的父亲，好比大山是诸河之子的父亲」。但是，中国也受到它这颗文化卫星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视日本为启发来源，并或许可以结盟一起面对西方。然而，一八八〇年代中期起，清廷开始认为这个东方岛国是敌人、是威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两国为争雄东亚，打了一场破坏极大的流血战争，造成清代中国首度在军事上失利、败给这另一个区域大国。朝鲜和台湾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最后成为殖民地），而中国在本地区丢人现眼。清朝一亡，许多日本人认为中国既混乱，又不稳定。他们认为这个巨大的邻国将会吸引西方更多势力进入，因此试图基于贸易、安全和意识型态的理由，扩张日本的力量。在日本菁英眼里，日本有让中国文明的职责，就好像欧洲列强认为他们对非洲及南亚责无旁贷一样。

德川幕府时代（一六〇三年至一八六八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限制国民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但是它和中国的贸易却从来未曾完全停止。这个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江户的大将军幕府，还是京都的天皇内廷，皆尊重中国是东亚儒家世界的中心，

这一点和朝鲜或越南人士的看法差别不大。但是从十八世纪末期起，日本人的思想慢慢开始往更本土的方向前进，把本国居民的自然、节俭与勤劳，拿来和中国人的反常、懒惰和狡诈比较。十九世纪中叶满清频频败给西方、又相继出现大叛变之后，这股新的、负面的态度，化成日本批评中国的洪流。从世界中心到沦为许多国家当中之一，中国现在成为日本绝不愿沦落成的可怕典范：一个分裂、贬降的国家、一个「虚有其表的帝国」、一个弃儿。愈来愈多日本人观察到，由于他们和中国人长相相似，他们隔洋邻居的窘困也使他们被人看衰。拯救中国脱离污秽和恶名声，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种族责任。

直到一九二〇年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大有不同。自从日本这个东夷自动切断了与帝国中心的互动，认为日本蠢不可及、且又奸诈背信的观点使然，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迅速变化。现在，来自中国的造访者们大谈特谈在明治时代愿意采纳西方知识与科技的日本菁英。有些中国人认为，日本背弃了正确的、孔夫子的世界观；许多人评论这个社会疯了，工厂和造船所像污点般出现在日本纯洁的国土上。但另外一些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渴望见到中国更加西化的人士，则把日本当做是亚洲社会中改造为更强大、更美好的国家楷模。当全中国都在关切日本透过战争和冲突使国力日增之时，这些中国人佩服这个东瀛邻国的成就，希望有为者亦若是。这种双重性质的关系界定了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关系，也逐渐演化成双方的恩怨情仇。

十九世纪末，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一段号称「维新」的政治变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实则是革命，并永久地改变了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面貌。在德川幕府治下（它和清朝一样，十七世纪就主政），日本是个走向自给自主的孤立社会。但是，从一八六〇年代起，它发动深刻的改造，在一个世代之内，把自己从国际上无足轻重的地位提升到区域大国之境。日本的改变以恢复明治天皇亲政的姿态出现，但是德川幕府一八六八年垮台之后当权的一群强人，希望将国家带往新方向，以响应来自西方日增的威胁和国内社会的动荡。明治维新和中国的同治中兴不一样，两者虽面临许多相同的问题，但明治维新却由一群刻意要舍弃过去、以拯救日本的领导人所推动。明治菁英深怕日本会遭到外国控制以及国内的动荡，所以决心打造一个向外看、工业化、军事化、重视安全的新日本。

我们很难夸大日本在一八六〇年代和一八七〇年代改革的深度，因此也就很难责备中国领导人看不见改革可能的后果。透过政府倡导、民众热切拥护，日本外貌焕然一新：从发型和衣着到书籍、交通、土地所有权、教育和军事事务，无不锐意求新求变。一八八〇年代初期，日本更进一步制订新宪法，实行议会制。外交事务方面，明治时期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废除在维新之前的十年间西方国家所强加在它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明治领导人认为要这么做，日本必须更加全面地参与亚洲大陆事务，显示它可以与其邻国进行新形式的外交。明治寡头一方面建立全新的、中央调度的、西式训练的海陆军，一方面开始搜集信息，了解如何才能重新安排东亚的国际事务，以加强日本争取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机会。

明治维新复兴了日本，中国的同治中兴却只是海市蜃楼。同治朝的政治人物（慈禧太后已是关键人物）深知政权所面临的危险，也借由击败太平天国和其他叛乱，开始重建国家机器，展现他们的生存技能。他们固然在政治上十分分歧、彼此深刻猜忌、改革的脚步太犹豫，未能达成大清力量的全面恢复，但是就寻求中、西混合而言（我们前文已述）大致上已做到。

一八七〇年代，中、外领导人物都有一种感觉，认为中国将会找出一条独特的路向前走。同治朝的主要领导人，如恭亲王和李鸿章，认为新儒家的自强运动可以救中国。所谓自强即是利用西方科技以保护、保存儒家中国。现代化的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的儒家核心依然有效。儒家学者冯桂芬就说：「我们必须向夷人学习的只有船坚炮利。」

从一八七〇年起，直到十九世纪结束，一直都是中国头号政治、外交领袖的李鸿章同意冯桂芬船坚炮利的看法。他说，没有军事现代化，中国将永远受制于列强。一八二三年出生于安徽农村的李鸿章，一八四七年通过殿试，在敉平太平天国及捻乱时立下战功。他出任直隶总督（下辖河北、河南、北京、天津）之后，李鸿章领导起一个宏大计划，引领朝廷输入西方技术，俾便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和二十世纪的蒋介石一样，李鸿章的主要希望是，中国直到强大到足以自卫之前，能够不陷入战争。

日本是李鸿章在朝廷巩固其权力时所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外交问题。尽管本身曾被西方国家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明治菁英很快就企图把同样的不公不义加诸中国身上。清廷与日本提出一个在治外法权上平等互惠的草约。一八七〇年，双方谈判进行中，李鸿章提到：

日本不是中国藩属，它和朝鲜、琉球和安南〔越南〕完全不同。它有先征求任何西方国家支持，就来要求贸易通商，以显示它的独立和善意。如果这次中国拒绝它，它的友好善意将会丢失，甚而可能寻求西方代表自己介入，届时中国很难再次峻拒。由于地理毗邻，心生不满的日本甚至可能比西方国家更麻烦。因此，基于中国的利益，允宜友好、平等对待日本，派遗钦差赴日本，俾可照料当地国人，注意日本政府举动，培养两国和谐关系。

但是，规范两国往来的条约并不能使日本满足。日本领导人觉得西方列强正在夺取东亚其他地方，以孤立日本。一八七三年，日本派一个新的赴华代表团，由年轻的明治菁英副岛种臣（Socjima Tancomi）率领。副岛声称日本有权派兵惩罚在台湾攻打日本船只的人，试图借此扩大日本在中国沿海的地位。总理衙门不智地选择敷衍问题，声称台湾岛民有生番、熟番之分，后者才受中国管辖，攻击日本船只者是生番，「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本的反应却充满了恐惧：

如果列强以生番杀人名义占领番人地区，如果这些番人地区成为类似法属印支、澳门、香港或从阿穆尔河直抵我国北疆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我们将在南疆面对威胁，这些势力将威胁到我们在南疆的岛屿。

一八七四年，日本利用中国这句主权含糊的说词，派兵征台[4]。这是日本新式海军与陆军第一次出境作战。战役本身一团糟（日军死于台湾瘟疫的人数是杀死的台湾人之十倍以上），日军很快就撤退。但是，这件事突出一个重点：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它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用兵，并且不虞中国介入。这个教训成为数年后才到来的一个恶兆。

中日两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结为宿敌。不过，冲突之前双方也有过合作、相互佩服和交流。尽管两国交恶，发生战争和占领，但某些的这类接触仍然存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许多改革派人士认为，从日本学到的科学、技术、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知识，比起直接来自西方的东西，更适合指导中国。某些情况下，这种「日本教训」是误解：中国观察家以为某些知识源自日本，只是因为它从日本进口到中国，而日本的传播者也一口咬定是他们的创见（事实上，日本是拾人牙慧。譬如说，取材自一两年前出版的德国杂志）。有时候中国人之所以希望相信新事物源自日本，是因为这比较容易说服别人，说它们已在另一个儒家社会里采用过。但事实是，传自日本的东西通常是源于西方的法律、体制和科技，只是经过了日本人出于本身目的的试行。

明治及大正时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的日本，各种思想风起云涌，来自全世界的访客被日本的活力所震撼，大谈东京兴起的各式各样的辩论和争议，以及政府又是如何坚定不移、不惜舍弃长久以来的规则而来推动改革。日本给人的印象（不只限于其他亚洲人心目中），是一个改革的大实验室，他们的国家可从日本汲取灵感或对之心生畏惧——端赖你希望往哪个方向走而定。就某些中国人来讲，日本的快速转型也是他们想走的路线，是他们取代清廷的改革迟滞不前的另一个积极选项。中国的贸易商人仗着西方列强的治外法权保护，在日本沿海城市营运、访客、学生，以及愈来愈多的政治难民，向母国回报日本改造的速度和成绩。

从日本传进中国的思想，大多与科学有关，这类传播几乎以生产线的方式源源不绝而来。日本的书籍、论文、小册、杂志及期刊文章，译为中文，与从西方文字译来的文本一同参考，也逐渐和出洋留学、或向在华洋人学习的人用中文写下的文章对照。日文文章对晚清科学家特别有价值，因为和东瀛同僚一样，他们也在寻找实际运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的新知识。不过，其他思想也被引进：譬如，明治时期讨论的主题之一，即公民及个人权利的概念，也透过日文作品在中国引起讨论。卢梭的作品是一八七〇年代在日本被最先被译为中文的，其后有许多作品陆续被翻译，马克思等十九世纪若干德国哲学家的作品也在其列。我们稍后将会看到，透过日本传进来的政治思想将对二十世纪中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有一个领域，日本人的心得对中国影响甚大，那就是透过国际法，中国人了解它本身在世界的地位。研究东亚问题的日本及西方学者有个结论，认为中国缺乏可靠的法律制度，因此不太可能在国际事务上成为伙伴。有些中国菁英也认同这个看法，政府遂进行好几项大计划，大量翻译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文本。中国有关国际私法的主要文本几乎全部来自东京大学法学部主任山田三良（Yamada Saburo）——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山田也曾出任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Keijo University）校长。山田翻译用的字词成为中文术语，迄今仍在使用。尽管两国外交关系龃龉，但在一个领域又一个领域里，日本人采用的概念则进入了中文世界。奇怪的是，两国的冲突，却使日本社会和文化对许多中国人显得更有吸引力。我们稍后将要看到，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战争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了解现代日本。世纪之交中国最主要的改革派人物梁启超，甚至热切接受他在一八九八年的日本流亡生活：

我在日本……已经过了好几个月难困日子，学日文、读日文书。眼前尽是以前从未读过之书，脑中全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彷佛困居暗室之后重见天日，彷佛干燥的喉咙得尝美酒。我是如此快乐，不敢藏私，因此我要向国人呼唤：渴望新知识的人，请跟我一起学日文。

但是，亚洲其他国家又是如何看到权力移转到日本呢？文化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朝鲜是本区域内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之国际制度中的关键国家。就自我认同而言，它比任何其他独立国家都更接近中国。它的儒家学者协助创造共同的知识议题。他们以中文书写，认为自己的国家与中华帝国有密切联结，但仍然和它有所区别。朝鲜菁英长久以来担任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桥梁，思想通过它，自由地流通。汉字于公元四世纪经由朝鲜传到日本，佛教在两个世纪之后同样经由朝鲜东传，纸张、印刷术、丝织和陶瓷制作方法亦随之进入日本。十九世纪中叶，世界丕变，思想的流通反方向而行，但朝鲜人不愿放弃他们把中国置于中央的观点。许多儒家学者吁请政府不要违背成规，把日本和中国等量齐观。一八八一年一份陈情书讲出他们对朝鲜传统地位的看法，以及变更它的危险：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处于朝贡地位。两百年来，我们进贡维持属国的信念。如果我们要接受与日本正式来往，使用「天皇」或「帝国」等敬语，假设中国前来质疑，试问我们要如何解释？

朝鲜自一八六四年起由兴宣大院君李昰应（Yi Hacung）代表犹在冲龄的儿子高宗主政。大院君认为朝鲜日益受到西方列强及日本的威胁，企图集中权力，俾能抵抗外来压力。他力抗一八六六年法国的登陆、一八七一年美国的叩关，但是在一八七三年，儿子高宗成年亲政之后，则罢黜了父亲。高宗希望和洋人谈判，北京也鼓励他这么做，因为北京希望从中操纵，既可被西方人认为自己协助朝鲜开放通商门户，又可保住自己对朝鲜宗主国的正式地位。这一幕和今天中国及北朝鲜的关系没有太大不同。

日本的明治菁英则有不同的想法。打从东京政治变革一开始，领导人就担心西方列强主宰朝鲜，从而扼杀日本的新实验。他们获悉俄罗斯向朝鲜的北方边界推进时，心里特别焦虑。强硬派人士如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他日后不服从明治天皇之令，举兵称乱，受到惩处——于一八七三年建议：日本应进军并占领朝鲜，借此切断外国竞争，报复朝鲜对天皇的不敬，此举并可善用数千名流浪、失业的武士。西乡隆盛的提议未被采用，但日本增加力道，意欲取得朝鲜的资源和市场。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军舰云阳号（Unyo）驶往江华岛（GangHwa），这是一座可通往汉城的小岛，位居韩江入海口。朝鲜人炮轰云阳号，日本人反击，陆战队登岸，大肆破坏，杀死若干朝鲜人。这是日本首次动用新练的皇军海军部队。后来，日本政府坚持仿照日本与中国被迫和西方列强所签的条约之模式，与朝鲜签署西式条约。一八七六年的江华岛条约虽未赋与日本治外法权，它却开放朝鲜对外通商。最重要的是，该条约视朝鲜为独立国家，无视于朝鲜和中国的朝贡关系。

和中国、日本一样，一八八〇年代也是朝鲜政治动荡的十年。一方面传统菁英力图保住政权，至少维持与中国的某些联结，一方面又出现一股改革派势力[5]，他们和中国的改革派也同样受到日本的启发。对于那些反对从基础改变的人士而言，日本现在是敌人。其中一人写说：「很显然，日本人和西方人是一丘之貉。当他们声称他们是日本人、不是西方人时，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但是就改革派而言——例如两度前往东京考察的、有奇魅吸引力的年轻民族主义者金玉均（Kim Ok-gyun）——日本是朝鲜争取强大、独立过程中必要的盟国。中国决定增强本身地位，派兵进驻汉城之后两年，改革派企图发动军事政变。金玉均希望趁中国忙着与法国交战，不遑兼顾朝鲜局势，争取到日本公使承诺协助。但是，暗杀政府要员的计划失败，中国部队及朝鲜政府军力抗叛党。经过三天激战，叛党逃往仁川港，登上一艘日本船前往横滨。[6]当下，中、朝同盟似乎平安了。

鉴于自己和西方列强已经有搞不完的麻烦，清廷认为无必要因朝鲜而和日本交恶。北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挟传统派和中国驻军战胜叛党之势，它增加在汉城的驻军人数，并派出最干练的将领之一袁世凯出任驻朝鲜钦差大臣。出身河南的这位二十六岁「能将」，曾经两次参加乡试，不曾中举，才选择从军。他现在形同中国驻朝鲜总督，搬进皇宫居住，有时就睡在高宗御寝隔壁。袁世凯在朝鲜驻节十二年，仕途顺利，日后成为中国共和后的总统，还差一点做了皇帝。他在朝鲜的任务不仅是照料中国的利益、支持摇摇欲坠的朝鲜王室，他还要确保在政变失败后，朝鲜和日本人妥当和解，俾能避免朝鲜政治日后的国际化。

但袁世凯并未能在朝鲜开创更稳定的局势。汉城和东京在一八八五年成功交涉了一项协定：朝鲜国王为一年前战事中造成日方的财产损失向日本道歉，并允许日本在朝鲜首都派驻一小支部队。为此朝鲜半岛的局势，中国和日本直接谈判并签署的条约破坏了袁世凯的大部分工作。中、日天津专约的条文旨在承诺两国不干预朝鲜的政策，大幅限制两国驻军人数。实质上，天津专约伤害了中国宗主国的地位，又没有提供太多激励，让朝鲜人愿与两大强邻合作。往后十年，朝鲜政治变得愈来愈派系斗争，而且日本模式愈来愈受改革派欣赏，中国驻朝鲜代表的角色就日益艰难了。

到了一八九〇年代初，朝鲜社会四分五裂。在南部，有一个结合各家之说的新宗教「东学党」兴起而挑战当局。东学党号召朝鲜人民在国家多难之秋起来反抗外国势力。东学党的一份文宣小册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根若枯萎，国家就衰弱……我们不能坐视国家灭亡。」东学党（大多是来自全国最穷地区的农民）把朝鲜人界定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明确的民族，并串连汉城内部的一股新趋势。在这股新趋势中，有些官员不仅希望改革国家，也强调朝鲜有别于中、日两国的身份认同。中、日两国，乃至汉城王室的传统派，都把这一新兴的朝鲜民族主义视为威胁。一八九四年，东学党走上京城街头游行，高宗向中国求助，盼能扑灭他眼中的这场叛变。在北京主持中国外交的李鸿章同意，并依天津专约照会日本。日本的回应是，以保侨名义也派兵前往朝鲜。一八九四年六月，中、日爆发战争的危机，随时可以一触即发。

起先，东京和北京都努力避免全面冲突。日本派出的七千名部队登陆后，日方试图说服中国成立共同委员会，监督朝鲜政府的改革。北京不肯。清廷许多官员觉得中国为了朝鲜局势，对日本已经委曲求全够了。他们相信，经过二十年的自强运动，中国已够强大到足可击败「东夷」。这股好战态度受到一八八〇年代末、一八九〇年代初在朝廷崛起的「清流党」势力的支持。清流党认为中国本身的改革已经足够了，中学为体即可弃之不用。他们认为在国内或朝贡事务上和列强妥协，是中国以礼义换来夷狄习俗，等于中国文明沦丧。清流党不断吁请慈禧太后停止李鸿章及其他温和改革派提出的计划。慈禧太后本人则深怕年轻的光绪皇帝会被说服、支持激进改革，并迫她交出大权，遂不时支持保守派的主张——包括一八九四年和战之议。

李鸿章的难处在于，北京清流党主战，日本又利用驻军控制汉城，可是他不能请西方列强直接支持。朝鲜国王高宗于七月底拒绝日本人提出的政府改革方案，日军闯进王宫，劫持王后及其子女，并利用新局势，让年迈的大院君复出掌政。大院君宣布朝鲜独立，并向中国宣战。李鸿章向英国包租汽轮「高升号」（Gaosheng），企图载运援军到朝鲜，不料高升号却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被日本海军击沉，九百五十名中国官兵溺死。战争已无可避免。

一八九四至九五年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新练的西式陆军和海军首度投入战争。它也是中、日双方三百年来第一次交战，从此双方结仇，界定了往后一百年的外交关系。但是，奇怪的是，中日之战本身和战后二十年，彷佛是中日关系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时期：中国和日本或许打了一场激烈战争，可是许多中国人钦佩日本成功打造新国家、新军队的心理，并未因中国战败而消退。反而，中国的牺牲经常被怪到清朝身上，认为它没有能力效法日本楷模。某些中国人认为，日本模式因其战胜得到反证：在儒家世界不应发生、也不会发生的事（弟弟以幼犯上、打了哥哥）竟然发生了。它是中国国势衰弱十分明显的证据。从朝鲜到缅甸各地人民都晓得，这场战争重新界定东亚地区的权力，颠覆了既有的世界秩序。

一开始，日本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中国部队在朝鲜扼守重要据点，中国的海军规模约为日本的两倍。东京的文武领导人都担心成败结果，他们的策略目标是必须给清军决定性的一击，迫使它接受日本的作战目标——从朝鲜铲除中国的势力。他们担心，作战拖久了，会对中国有利，因为日本的资源和人力不足，不利打持久战。在朝鲜南部两军首次陆战，日军占上风，但日本领导人担心北方的发展，因为清军在北方更强大。其实他们最为关切的是海战的胜负。

一八九四年九月，日军在仁川登陆，有如麦克阿瑟将军五十六年之后的作法一样。同样的，也和日后的韩战一样，中国部队全力防御北方，把大部分部队集结在平壤附近（位于首都汉城北方一百二十英里）。中国部队人数占优势，包括若干帝国配备及训练最优秀的西式新军，还有使用大刀、长剑的传统满洲骑兵助阵。战事于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中方的组织、后勤与火力全都输给敌人。中方的防守协调极差，很快就缺乏弹药（部分是因为中方各单位武器不够标准化）。满洲骑兵一波又一波进攻，但被日军炮兵扫射——日军军官在战火下不禁夸赞老派清兵的英勇。全城被围，日军重炮猛轰清军之下，清军投降。这一役，清军有两千人阵亡，日军也折损七百人，明治大军持续往北进军。

次日，中国的北洋舰队在中、朝界河鸭绿江口遭遇日本兵舰。在文件上，中国部队优于日军。大清海军（尤其是北洋舰队）是帝国的骄傲。清廷耗费巨资从国外购买军舰，设立造船厂维修保养它们。北洋舰队最大的军舰是七千五百吨的德制战斗舰「定远号」及「镇远号」。它们是世界上火力最强大的军舰，比美国最大的战斗舰「缅因号」还大。但是中国的海军士兵和日军相比，训练差；它们的军官（包括聘来的西方军官）比不上日军军官娴熟海军战术。两支舰队一碰上，中方因训练不足和战术差，立刻吃了败仗。值得一提的是，战斗激烈进行中，中方海军指挥官丁汝昌（原本参加太平军，但转而投效清廷）被自己属下船只一炮打到他站立的舰桥，身受重伤。四小时交战下来，中方四艘船被击沉，其余全遭严重损害。清军陆军撤退，北洋舰队被摧毁，清廷开始寻找脱离战争的方法。

东京方面，领导人讨论究竟是和谈，还是继续作战。主战派胜出，因为他们很容易主张，天赐日本难得的良机，可以建立一个防卫环境，确保国家对付未来西方列强、尤其是俄罗斯的包围。日军现在从水陆两路进入满洲，并登陆山东半岛和台湾。中国北洋舰队残部于一八九五年二月投降，丁汝昌自杀身亡。次月，双方展开停火谈判；清廷礼聘美国前任国务卿约翰·佛斯特（John W. Foster）担任顾问，他的外孙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日后也出任国务卿，在中国参与的另一场韩战，扮演重要角色。依据马关条约，北京必须承认朝鲜的独立（接受日本的保护），中国必须赔款大约一亿三千三百万美元（是今天币值的一百倍以上），并且割让台湾、澎湖群岛以及满洲的辽东半岛给日本，开放长江更多口岸、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如果不是因为一名剌客企图暗杀年迈的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李鸿章，没有成功，令日本政府十分丢脸，那么和解方案对中国恐怕还要更加不利。即使俄罗斯出面斡旋，找来法国和德国支持，逼迫日本最后归还了辽东半岛，这场战争也已经鲜明印证了大清帝国的衰颓。

和日本作战失利，导致中国菁英形成深刻的危机意识。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衰弱，大家固然已经有共识，如何去补救，却莫衷一是。慈禧太后和大部分廷臣认为，中国已抛弃太多的儒家精义，唯有重新找回精神核心，帝国才能恢复世界地位。对于帝国之内及之外人们的不当行为，正确的响应是诉诸公义和理性，因而协助他们了解事物的自然秩序。如果中国坚守儒家原则，随着时间进展，事情就将得以更正。御史向朝廷上奏说，「我们的问题不在缺乏良好的制度，而在缺乏正直的思想。」

但是，目睹国家受辱的许多中国人却认为，诉诸传统原则毫无意义。全国各地涌现要求政府彻底改革的声音。年轻的知识分子觉得，社会和国家若不彻底改造，中国就要亡了。战败消息传回北京时，正好是各地举人进京准备参加殿试，他们做出有违进京赶考目的的行动，率先联名上书吁请改革。三十七岁的广东人康有为组织吉士子，上书抗议马关条约，呼吁中国政府彻底改革。这场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令清廷不敢忽视，尤其是这项「维新运动」开始在京师内、外设立协会和讨论俱乐部，政府深怕结果不可收拾，不敢取缔。

康有为自认是依循儒家传统的改革派，他也向国外（特别是日本）汲取典范，寻求中国要如何透过创新和调适，可以在国际体系内找到受尊敬的地位。康有为一八九八年上奏给光绪皇帝，他说：「调查世界各国，发现维新改革者昌，因循守旧者亡……」

我们目前的问题出在死抱旧制度不知如何改革。在各国竞争的乱世实行适合太平盛世的方法，不啻酷暑披重袭、驾车过河。这只会使人发高烧或淹死……臣恳请圣上采俄罗斯彼得大帝之宗旨为我人之宗旨、日本明治维新为我人维新之模范。日本维新之时与地并不遥远，它的宗教和习俗与我人亦大致相似。它的成功即是证明。

年轻的光绪皇帝虽然长期受慈禧太后和她的廷臣之挟持，但他听进了维新派的主张，于一八九八年夏天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康有为在皇帝支持下，紧锣密鼓推出新政，不仅改造中央政府，还成立新组织控制军队、发展西式教育、改进政府财政。光绪本人也与甲午战争之时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有一番长谈。中国一度似乎走向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的彻底改革之路。光绪急欲有所建树，他下达一道上谕：

我们的学者现在没有坚实、务实的教育；我们的工匠没有科学的老师；和其他国家一比，我们立刻看到自己有多弱。有人认为我们的军队和洋人部队一样受良好训练、有高明领导吗？或者说，我们可以成功地对抗洋人军队吗？我们必须依据时代需要做变革……我们应该谨记圣贤的教诲，以它们为基础建立更新、更好的结构。我们必须以现代武器和西式组织取代旧体制；我们必须依据西式军事教育的方法甄选军官；我们必须仿效外国，设置小学、中学及大学院校；我们必须废止八股文章，学习古代知识、现代世界史、对今天国事有正确概念、特别注意五大洲各国的政府和国家体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艺术和科学。

康有为提议制订宪法、设立国会，却是保守派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主张。慈禧太后觉得自己义无反顾，必须出来平息混乱，乃在一八九八年九月发动政变，终结「百日维新」。她的镇压十分严峻：光绪皇帝本人被软禁，幽居在紫禁城内一个湖心的小岛上[7]——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软禁的地点不远。慈禧太后不仅推翻新政，还处决包括康有为之弟在内的若干维新派人士[8]。就慈禧太后及守旧派人士而言，一八九八年乃是保护个人权力、保护中国不受内部攻击（可比外来攻击更危险）之年。他们认为，维新对帝国无益，采取维新就失去了儒家精神。

连康有为本人都意料不到，他竟能逃过慈禧太后的缉拿，在英国官员协助下躲到香港。他的主要助手梁启超则搭上日本炮艇，前往东京。康、梁两人在日本会合后，成立组织，鼓吹中国彻底改革。他们开始把已经译成日文的大量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接下来十年，其他流亡人士或前来日本政府设立的教育机构学习的学生，纷纷加入他们。最大的一所学校弘文学院（Kobun Gakuin）于一九〇〇年代以西式课程培养了七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鲁迅日后成为知名作家，陈独秀则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光是一九〇五年一年，中国在日留学生超过八千人，有些人进入第一流的新大学研修。法政大学（Hosci University）有一项特别课程，培训法律及行政人才。还有些人研读科学、技术、农业或者军事与战略，如日后与日本打了八年战争的蒋介石。中国和日本的观念世界及名词概念愈来愈紧密交织在一起，好几千个基本名词从日文进入中文，如「科学」、「法律」、「共和」、「社会主义」等等。（当然，日文本身借用许多汉字。）

新世纪头十年，在日本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最常讨论的两个重要观念是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中国人对西方的民族概念不熟悉、不放心，大部分宁愿相信他们活在一个依据古老原则治理、并以共同文化维系的帝国。即使康有为也不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民族；他要的是宪法和代议制，但是他也希望保持帝国。但是，日本人的例子和这个诠释不符。日本人不是强调他们民族的独特性，有血缘及传统连结，使他们团结一致，因而有助于日本成为有效率、积极进取的现代化国家吗？欧洲人及其新思想家不是强调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普世适用吗？年轻的中国学者如章炳麟公开主张推翻满清，建立一个汉人民族国家：

今天，五百万满洲人统治四亿多汉人，只因为腐败的传统使得汉人既笨、又无知。如果有一天汉人醒过来，满人就完全无法在此安居，有如奥地利人之于匈牙利、土耳其人之于前东罗马帝国。人性就是爱自己族人、求取本身利益。

不像日本的统治朝廷可以被描绘为团结全国，中国的统治朝廷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则是问题之所在。不过，若是推翻了满清，应由谁来取代它？最后一个汉人的朝代明朝，它的子裔已难找寻，而且明朝本身不就是在十七世纪失败，才让满清崛起掌权吗？

中国的共和主义（与有关民主及代议制的新辩论有密切关系）在流亡人士圈中发展，尤其是日本，不过最早提倡它的一位主要人物孙逸仙，第一阶段的流亡生活大多是在其他国家度过。和二十世纪初受到激烈辩论的许多观念一样，中国人对民主的概念大多混合西方模式和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有关人民的权利及朝廷的代表性方面。关于中国共和的最早的具体方案有些得自日本知识分子的启发，他们替中国发声主张采取他们想要、又不敢在日本要求的政治制度。一九〇五年，几个中国革命团体在东京合组「同盟会」。由孙逸仙信徒胡汉民起草的宣言，揭示孙逸仙对共和主义的观念：

绝对君权不适合当今之世，已毋庸再辩。因此在二十世纪提倡新式政府的人，自然就应着眼于消除绝对主义的要素。过去中国接二连三爆发革命，但因为政治制度没有改造，没有产生好结果。因此，元朝虽被明朝推翻，但三百年内，汉民族又衰弱。虽然推翻外夷统治、拥立汉人政权，但专制的政府型态并没改变，令人民大为失望。我们可以推翻满人，建立我们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现在）已很发达。

固然这一小群革命党说得没错，中国是朝前途不明的政治前进，但是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的看法就大谬不然了。同盟会的宣言虽然呼应赫伯特·史宾赛（Herhert Spencer）和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思想〔透过日本教育家中村正直（Nakamura Keiu）和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的介绍〕，但它讲的是中国的未来，不是中国的现状。中国人在日本所撷取的有关民族及治理的概念，在大清帝国的倾覆上，只扮演小小角色，特别是帝国本身虽然孱弱，仍拥有相当强大的意识型态和实质武器可以自卫。

日本一八九五年赢得中日甲午战争，代表中国不再是东亚国际事务的中心。不过，这并不代表日本已取代了中国的地位。明治菁英担心的就是，欧洲列强和美国刻意阻止有一个国家独霸东亚，尤其是不愿见到亚洲国家称雄一方。大多数欧洲国家不了解日本勃兴的影响，同样的，日本人也不了解为什么所有的欧洲国家会连手反对它的崛起。由于欧洲人已经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区，日本必须巩固在本身区域内的最高优势。对留日中国人颇有影响力的日本自由派人士德富苏峰（Tukutomi Soho）在一八九六年写说：

远东国家沦为欧洲列强鱼肉，是我国所不能容忍者。东亚陷入混乱困境，是我国所不能容忍者。我们有责任向境外发出文明的光芒，把文明福祉带给邻国。我们有责任指导落后国家，使它能够自治。我们有责任维护东亚和平。人有他的天职，国家也有它的使命。

二十世纪愈往前走，日本也日益泯除许多亚洲人起先想向日本学习的自由与宪政原则。敬佩日本的中国人也担心日本奴役朝鲜和占领台湾。但是鉴于欧洲列强比以前更凶猛竞相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人比较不担心日本。尽管中、日交战，中国战败，毕竟日本还是撤出它在中国占领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撤出的港口（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以及山东半岛的青岛和威海卫）却被欧洲列强接管（前两者由俄罗斯租借，后两者分由德国和英国租借）。俄罗斯的扩张特别让清廷担心，因为整个满洲似乎都快沦入俄罗斯控制了，铁路线和商业据点从哈尔滨和奉天（沈阳）向沿线伸展。对清廷皇室而言，这当然不仅是一般的领土，这件事攸关祖先龙兴之地的保护。

日本觊觎满洲的势力范围虽然只有十年，但它对俄罗斯的扩张却和清廷一样气愤。清廷无力反抗，东京却有意志和手段可以反制。为了制衡俄罗斯在东亚的力量，日本领导人和俄罗斯在欧洲的对手英国，签订了英日同盟系约，并展开大规模建军活动。由于日本的主要关切是朝鲜的安全，不是满洲本身，日本向俄罗斯提议签订协议，互相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却拒绝日方的提议。俄方轻蔑日本人是「猴子」、部队像「小孩」，沙皇要的是战争。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日本展开进攻，在宣战书送达圣彼得堡之前，日本海军已经重创驻扎于旅顺的俄罗斯远东舰队。日本援军在朝鲜登陆后，往北朝满洲推进。俄罗斯仍在等候从欧洲调来的援军，日本借由取得海军优势，逼迫俄罗斯陆军往内陆后撤，实质上已赢得战争。占领旅顺之后，日本在一九〇五年初又经过一番激战，迫使俄军退出沈阳；五月间，又在对马之役（Battle of Tsushima），摧毁经一万八千英里漫漫长路、刚赶到战场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对马之役，俄罗斯损失八艘军舰，阵亡士兵逾五千人，日本阵亡只有一百一十六人。俄罗斯因此求和。

对中国而言，日俄战争的结果可分两方面讲。俄罗斯进逼中国被阻止，但日本则进了来。朝廷有些官员（也有少许革命党人）认为这是两害相权、相对较轻的一个：赶走日本人，要比赶走俄罗斯人会比较容易。但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不应该忽视另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这场战争有时候被人不无夸张地谑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中国根本没参战，它却在中国的领土上打得不亦乐乎。和会在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号召下，于新罕布什尔州朴资茅斯召开，中国也根本没被邀请参加。朴资茅斯条约把俄罗斯在满洲的财产，以及库页岛南部移交给日本。领土的主权仍属于大清帝国，但战争的结果很清楚：日本已成为中国华北及东北的大国。此外，朴资茅斯条约替好战成性的老罗斯福赢得一九〇六年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个最不相称的和平奖得主要等到一九七三年才又出现，即季辛吉得奖。

朴资茅斯条约在三个国家都招致各方的不满意。日本方面，觉得领土的收获和其军事胜利并不相符，这股感受造成东京及其他城市发生民族主义者暴动，内阁因之总辞。俄罗斯方面，由于战败，促成一九〇五年革命，迫使沙皇放弃无限权力的主张。中国方面，清廷无力保护国家领土，迫使政府接受制订宪法、召开国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一样，各国政府发现民族主义可以是双面刃，认为革命是国家弊病解药的人可以用它来对付执政者。在中国，清廷第一次感到畏惧，担心他们最大的威胁恐怕不是列强，而是自己的人民。

日本占领台湾是中国民族主义者抗议清廷的主因。清廷自从十七世纪末即对台湾具有主权，但是在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前，其人民从来不曾完全融合进中华帝国。从许多方面看，它是典型的大清边区，本地和中央的管辖常有扞格，派往台湾的少许官员很快就发现，如果想维持某种程度的和平与稳定，他们最好和当地的强豪大户合作、采纳本地的法律与秩序观念。十九世纪末，岛上的两百五十万人主要是祖先来自大陆的汉人，他们大多散居在西岸的镇集，而内地及多山的东岸则由原住民居住。日本人首次在一八七四年登岸台湾之后，中国政府试图强化它对本岛的控制，开始兴建道路及一条铁路、设立学校、促进贸易和农业。一八九五年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时，岛上仕绅成立了「台湾共和国」（全世界第一个华人共和国，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预备诉诸人民主权原则，保持本岛为华人所有。但是，在列强政府不闻不问、日本强势兵力进犯之下，台湾共和国没几个月就烟消云散。

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烟消云散之后，台湾成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日本领导人很清楚，西方列强正在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最大的问题是：非欧洲的新兴国家能否建立一个现代化殖民地，并且成功地经营它？美国大约也与此同时得到它第一批海外属地（包括菲律宾）。日本国内对此亦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全面同化，让台湾人从语言、文化上日本化，最后达成政治一体；还有些人则认为种族差异太大，不易弭平，必须和日本分开来治理，另设一套法律、政治制度。殖民化的第一阶段，后面这派主张占上风。殖民官员认为台湾是异国、秩序差的地方，其人口分为三大类：想要回中国大陆的汉人，想效忠日本的汉人，以及原住民。可以设法把这些原住民围堵起来，使之永久居于弱势地位，有如美国之对付印第安原住民。

台湾的大多数汉人很快就在新的殖民体系下工作。对某些人来讲，日本的占领代表新的商业机会或农业条件的改善；对几近全体居民来讲，教育、公共卫生及地方行政的新政代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因此相当多数的台湾人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自由派政治领袖推出的融合及同化的新政策。台湾菁英愈来愈多人到日本大学受教育、开始穿和服、援引日本法令保护他们的事业财产（包括他们利用日本治外法权在中国大陆开办的事业）。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快速扩大的台湾菁英愈来愈多人精通双语，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用中文或日文书写所发展出来的台湾文学得到证明（台湾文学有助于形成他们的认同感）。台湾岛上的商业机会和社会、政治安定终于吸引大陆人来台；一九三六年，即中日八年抗战爆发之前一年，有六万多名中国人来台湾工作或定居。

当中国与日本一九三七年再度爆发战争时，许多台湾人陷入极大的两难困局。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的台湾，已出现一个愈来愈有自信的汉人领导阶层。但是这里面又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派寻求在日本治下的台湾有更大的自主权，一派则希望与大陆再统一。有二十多万台湾人自愿加入日本军队，但他们也有许多同胞痛恨东京在战时推动的强制同化措施，例如把日本的宗教神道移植到台湾，以及要求汉人改姓日本姓氏。台湾做为一个殖民地，就像香港一样，其人民可以创造新的身份认同，但是它也有风险，当历史的力量改变时，这一认同就粉身碎骨。台湾人没有忘掉自己的汉人根本，在日本崛起中，他们既是受惠者，也是受害人。

在大清帝国进入改革维新的最后阶段，以及一九一二年共和肇造之后寻求新政治制度的不安定时期，对日关系皆成为二者非常重要的关键。日本的崛起代表了东京被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中国领袖视为样板模范，以及支持的来源。康有为周遭的立宪派希望政治上仿效明治日本，孙逸仙身边的革命派则钦佩日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寻求日本资助其革命。持这些观点的中国异议团体（以及介于其间的形形色色派别）通常都把总部设在东京，以受惠于当地的许多自由派及日本友人的慷慨捐输。同一时期，清廷在一九〇一年颁布的行政革新政策也仿效日本作法。一九一〇年左右，我们发现忠于清室的人和他们的对手都以一个世代之前日本明治经验的口号相互攻讦。前者高喊：「改造国家，尊崇皇室。」后者回敬：「师夷之技，拯救中国。」

一九一〇年，日本忧心列强在东亚的优势，决定全面兼并朝鲜，纳为日本的一个省。此时朝鲜人民族主义正盛，这项决定对日、朝两个民族的关系造成莫大冲击。即使平素钦佩日本的朝鲜人也拒绝与新当局合作（至少起初是如此）。东京此时的注意力很快从汉城转向北京，北京已经出现当年令列强觊觎朝鲜同样的紊乱和解体现象。日本不能落于人后，赶紧以英国盟友之姿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便抢下德国在中国的一切利权。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德军向日本海军投降，东京在山东半岛取得战略据点。但是日本领导人深怕会重蹈一八九五年和一九〇五年的覆辙，虽然打赢了，却得不到好处，又被西方列强拦阻。因此，日本在一九一五年一月提出一系列要求，要把中国划为它专属的势力范围。

日本的「二十一条件」是典型的外交过度贪婪的例子。日本内阁提出一项又一项的要求，以满足各部会大臣的需求，其结果是中国若全盘接受，实际上即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东京不仅将会全面控制山东，它也将巩固在满洲的实力，并延伸它在福建的优势地位。中国一部分军队和警察将受到日本控制。中国将保证不允许其他任何国家在其沿海得到更多租界，也将准许日本在华南各省兴建铁路。消息曝光后，其他列强国家，包括日本的盟友英国，提出抗议：他们不仅对条约的内容抗议，也为日本试图秘密进行谈判而抗议。最后，日本被迫退让，没有争到太多利权。即便如此，他们也是靠着以战争威胁衰弱的中国才能获得此些利权。

「二十一条件」成为中日关系的分水岭。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它们象征日本狼子野心，已成为中国独立的最大威胁；日本之对待中国，与它在兼并朝鲜之前对待朝鲜并无不同。中国各地学生群起向日本抗议，推动抵制日货。袁世凯政府及其反对者都因为这件事而受伤：袁世凯是因为他提议和日本合作；反对派是因为在这件事上意见分歧、严重分裂。孙逸仙也做了一件不符民心的事，他试图提出比袁世凯北京政府更高的价码，向日本提议：他若回任大总统，东京则可以有权否决中国的任何外交协议。结果是，中国青年普遍对政治菁英感到失望（不论他们的政治属性），因为他们对日本太百依百顺了。

在美国放弃中立立场之后，及西方列强及中国对日本看法的改变，是中国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被允许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之前，中国已派有大量劳工受雇到欧洲前线为盟军效劳。迄今，这是中国劳工最大量、最集中地被送到另一洲去工作的壮举。这些劳工把有关欧洲的信息传播到中国最遥远的偏乡，就此而言，造成极大的影响。许多人回国后，大受欧洲新思想、新知识的启发。可是，中国加入大战战胜国一方，得到的外交报酬却微不足道：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约第一五六条确认日本控制德国原先在中国持有的领域。这项决定引起中国大规模抗议示威，这就是五四运动的背景——爱国青年试图建立新的全国意识，从而影响了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的世界观。

数百年来，中国的满洲统治者一直尝试把东北划为禁地，禁止汉人移入开垦。尽管冬季酷寒，但满洲是个美丽的大地。它的湖泊、森林和丰富的天然资源一向吸引着有冒险心的汉人；它彷佛是国内的边区，汉人以为出了关就可以出头天、过好日子，人们被召唤着前往。十九世纪清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许多汉人出关前往满洲，开垦肥沃的农田。

但是，并不是只有汉人垂涎东北，俄罗斯和日本先后进来，制造这是无主之地的故事，因此他们可来殖民。一八五〇年代，俄罗斯从中国抢走满洲东海岸地区，设置俄罗斯太平洋滨海省，建立海参崴市（Vladivostok，意即「东方征服者」）。一九〇五年后，日本控制南满，俄罗斯则依旧顽强地霸住北满。两国签署一系列秘密协议，划定彼此在满洲和蒙古的势力范围——蒙古是清朝领土，北部地区于一九一二年在俄罗斯羽翼下宣布独立，东南部分则愈来愈受日本影响。中国似乎已失去满洲及其邻近领土。

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革命之后，满洲的命运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以及出身此一地区领导人的号召重点。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中国的利益逐渐被排挤出满洲，这要比列强占领其他地区更糟。许多人认为，欧洲列强在沿海的租界仍可收回，因此只是临时性质。但是，东三省遭到渗透却无法收复，因为在当地经营的外夷是中国的邻国。他们的目标是把满洲从中国手中永远夺走。全国上下民族主义者一致高呼收复「中国的满洲」。有些作家甚至宣称只要问一个人他愿不愿洒热血光复东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就足以测试他是否为中国人。

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九一七年推翻俄罗斯政权、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时，他们片面宣布将把所有俄罗斯部队撤出中国领土，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些承诺（大体上都被遵守）在中国起了极大效用，许多中国青年转向苏维埃共产主义。然而，满洲内部情势却在一九一七年之后由坏转为更坏。日本伙同西方列强攻打新成立的苏联，把它的军事势力扩张到整个区域（包括中国）。一九二〇年代，日本和有心入主中原的东北军阀张作霖结盟，主宰了整个满洲。

日本控制东三省的初期阶段是经济挂帅。利用本区域庞大的农业潜力（部分是强迫中国农人舍弃他们的土地），日本建立一个出口导向的农业部门，生产加工及未加工的农产品。

日本企业也以纺织和家用品为主，发展小型、但愈来愈重要的工业。到了一九二八年，中国全国出口有百分之三十二来自满洲，整个区域的经济也愈来愈和日本的国内、国际市场联结起来。这一年，日本启动一个过程，要让东三省和其他部分中国切断正式关系。驻守满洲的皇军军官认为张作霖从中做梗，便在他的日本制火车车厢底下安装炸药，炸死了这位旧盟友，向世人展现有些日本人愿意尽其一切能事，紧紧抓住满洲。东京当局愈来愈控制不了驻外军人的行动，政府也担心中国境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蒋介石冲劲十足的新政府，它也担心全球不景气对日本及其发展目标的影响。日本的对策即是尽一切可能保持满洲做为它的专属势力范围，即使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

短短一个世代之内，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已从创建新国家、新社会值得学习效仿的对象，变成对中国生存的重大威胁。一九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双方仍有人主张减缓对峙、增加合作。孙逸仙一九二四年在他最后的一次演讲中，声称两国还有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

泛亚论企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如何终止亚洲人民的苦难，如何抵抗欧洲列强的侵略。换言之，泛亚论代表亚洲被压迫的人民——我们拥护一种观点，即矫正在以力服人的文明中犯下的错，并追求和平与平等的文明，以及解放所有的种族。今天的日本已经熟悉西方以力服人的文明，但仍保持东方以理服人的文明。现在的问题是，日本是将做西方以力服人文明的老鹰，还是东方力量的高塔。这是日本人民面临的抉择。

但是，当日本帝国采取牺牲中国、确保它的大国地位时，倡导中日合作的声音愈来愈小，合作倡导者也愈来愈被同胞责骂。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发展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深深铸上日本是中国死敌的印象，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仍有这个观点。十九世纪大家所梦想的中、日相互提携的新东亚，已经成为过去，新世纪的东亚变成冲突的梦魇；而且这个梦魇在一九三〇年代似乎毫无止境。

情势走到这一地步，有几个原因。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末挣脱他们的信念和传统体制，很快地发现彼此之间共同的东西愈来愈少。日本的儒家思想虽然源自中国，但在两百五十年后的德川幕府时期独自发展。当旧思想、旧观念受到压力时，儒学不再有维系双方的力道。

一八九〇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令许多日本人怵目惊心，期期以为不可。中国出现许多今人会称之为「失败国家」的迹象，它像个无法治理的区域，法纪荡然、疫病丛生、恐怖主义横行。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种族似乎有紧密关系（至少西方人是这么以为），反而使事态更严重：日本必须和中国截然不同才行，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中国社会和日本几乎是南辕北辙的程度。中国肮脏，日本干净、卫生；中国落后，日本进步；中国衰弱，日本强大；中国摇摆不定，日本目标清晰。

日本和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有部分核心宗旨取材自西方。即令如此，它们的性质还是相当不同。日本发展出一种种族民族主义，有点类似在德国和意大利、或者部分东欧国家看到的新式民族主义。他们把所有的日本人都界定为一个种族，国家建构一个宗教（神道）、一种教育制度和一支军队来教导新讯息：所有的日本人是一体的，以血缘和地理结合在一起（即德国人所谓的Blut and Boden，「血液和土壤」），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中国，则很难去想像这样一种种族民族主义。中国包罗万象，不是一群人因某种继承关系而绑在一起，中国是一种文化，也是一个帝国。中国人花了很长久的时间（直到今天）才开始完全看到自己是一个群体，以他们的居住地、以他们的面貌去界定自己。然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以国家为中心）仍足以威胁别人，特别是日本。日本觊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足以成立的国家。

对日本而言，和中国的关系也跟害怕中国被外国宰制有关。日本国力在二十世纪初大盛，某些日本菁英认为国家的生存系于要有自己的帝国，和西方列强一样，而且不能遭到孤立。就这一派思想（它在一九三〇年代发展成军国主义）而言，中国是其征服和纳入属下的目标。但是也有些日本人诚恳地认为，东亚合作是对抗西方的屏障，他们相信日本可以协助中国保护自己，并与其东邻密切合作建立新国家。然而，这两派人都认为日本不能不介入中国：不论是借征服手段，还是扮演中国的效仿楷模，日本必须阻止中国成为西方针对日本的属地。

中国方面，二十世纪初某些菁英在中、日双边关系上感觉到中国积弱不振。针对日本做为楷模、协助中国走出困境这一点，有些中国人觉得日本是他们的国家碰上麻烦的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日本强。东京不仅榨取中国的环境条件，还希望中国永远停滞不前。基于传统的刻板概念并加以扩大，某些中国人认为，日本唯有透过摧毁中国才能取代之成为东亚霸主。日本人企图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帝国是那么明目张胆、那么违反自然秩序；它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论时空存在些什么其他的可能状况，东亚地区容不下两个大国。直到今天，对待日本的这种态度仍存在于某些中国人身上，即使这个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惨败。

【注释】

[4] 译按：中国称牡丹社事件，日本称征台之役。

[5] 译按：开化党。

[6] 译按：此即「甲申政变」事件。

[7] 译按：瀛台。

[8] 译按：戊戌六君子。

第四章：共和
（REPUBUC）

如果说中国的共和是依据某种全民代表、身份认同、文化和宗教的公民政府之实验，它或许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在一个共同框架内出现政治上的成效。

但是，即使如此，根据旧帝国国境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之概念，

恐怕也难以在边陲地区得到支持，

因为一九一二年政府变动的核心前提是中国的民族主义，

在全民意识里此一民族主义愈来愈把中华意识局限在汉族之内。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骚动，而这些骚动在在影响到它未来所有的涉外事务。一九〇〇年，一大群中国老百姓针对列强势力的出现，纷纷组织暴力抗议，日后西方称之为「拳民之乱」（Boxer Rebellion）（不过，其实该称之为「拳民革命」）。一九一一年，全国各地方的菁英群起反清，一场兵变迫使末代皇帝溥仪（年仅四岁）的母亲下诏逊位。依据皇敕，中国成为共和国，不过只有极少数人了解共和的真义（以中国的新词，进入「民国」了）。新秩序所指的是选举和代议政治吗？还是，由最够格的专家来治理呢？中国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共和了吗？还是宠信亲信、顺从上意会再次当道？共和一词，是代表着人人各自为政？消解中央权力？终止儒教？乃至于瓦解中国吗？或者是新的当局者可以打造一个新国家，保持汉化，并且成为世界之一员呢？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代末期之间，中国陷入政府频频更迭、外力不时干预、各省割据自雄的乱象。大清帝国垮台，换上一连串软弱的中央政府，它慢慢地对华北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权。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境内变得比清朝时期的势力更为强大。各地区的实权人物变成主要的政治人物，经常性地掌控了其区域内的政治和商业。这是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不仅人民日常生活变了，连中国人看待自己及国家的观点也与以往有所不同。

要了解中国在这段巨变时期的对外关系，必须掌握两个事实。首先，在整个时期当中，尽管国内外挑战严峻，中国仍能保存足够的凝聚力，维系一个像是中央政府的体制去处理外交事务。这件事十分重要，若不是有个政府还能声称代表整个国家，其他国家很容易蚕食鲸吞偏远的省份。中国今天的国境仍然几乎与大清帝国晚期一模一样，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足证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即使其所进入的民国时期是它国势最弱的时期。但我们也还要了解一点：没有一个列强想要完全吞并中国。即使步步进逼且想要全面控制满洲的日本，也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南的中国被列强瓜分占领，因为东京（相当理性地）认为，瓜分中国只会使西方列强所占到的便宜，胜过于日本的收获。西方列强（包括俄罗斯/苏联）乐于和地方豪强、派系或政党打交道：他们一向密切注意其他国家是否占了便宜，非常乐意与这些最肯让步的中方当局打交道，因此宁可见到中央政府疲弱，也不愿见它被废弃。两方生意人觉得中国不太统一，会对企业有利，若是全面瓜分中国，则会引爆内、外权力斗争，伤害了对华贸易，毫无用处。

二十世纪初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社会各部门在能力上有所成长。中国在和西方接触而备受欺凌达两个世代之后，终于采取过去早期颇为常见的行动：调和中国方式和外国概念，采用外国技术的同时揉合中式的方法。透过对外来知识的学习，来创造本身的新权威和新概念。到了一九三七年，中国已发展出其经济的西式部门，对全世界开放。工业、矿业、交通、通讯、财务和金融，在技术、管理和所有权方面，变得愈来愈国际化。虽然这部门只占依旧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经济之一小部分（有人估计，只占百分之十），它的重要性却愈发可见。兵工厂、造船厂、工厂和铁路，都表明某些新生的事务正在发展。新产品、态度和方法遍及全国各地，远至于那些和中国现代化诞生之地毫不相干的穷乡僻壤。

二十世纪初，几乎所有中国人都领悟到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已然改变。当然他们对这些改变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有些人（例如，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很清楚明白地认为，改变代表着崩溃：原本以大清帝国和中国传统为中心、秩序井然并且正确的世界，已被推翻。有些人则认为，新世界打开新的机会、新的生活方式，并因此有机会以过去不存在的方式出去旅游和读书。然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他们不识字，又因传统或合约的原因而与土地有深刻的连带关系，被改变的不是他们的个人地位，而是村子里聚合的权力、旅人的原始出身、以及他们被要求效忠的军队。这是个一再改变的世界，而改变使人们分裂——有时出于自愿、有时乃是被迫。

一八九八年十月，一小群农民展开的运动，将在中国和西方的冲撞史上开启一段暴力的新阶段。他们受到老家山东东部早已存在的武术及秘密会党的吸引，自称「义和拳」。西方人一般称之为「拳民」（Boxers）。这群人长久以来卷入地方上一座寺庙权利的冲突，村子里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宣称拥有它。在拳民看来，他们地方上的问题（西方人侵门踏户、基督教宣传福音、水灾、干旱）全都来自一个源头：中国人甘愿不加抵抗，被洋人压服，其中尤其是接受外来宗教。于是他们梦想打造一个这些不正义的外国模式都被清除干净的中国，决心以血和火来解救他们的家乡和国家。

就中国人和洋人看来，拳民是很奇怪的一群人。他们的红色头巾和皮靴，他们对魔术的信念，而且即使在已经有许多秘密会党及教派存在的社会，他们的祈祷和吶喊及歌唱都仍然引人侧目。四川已有疯和尚、广东出现基督的姊妹、福建又冒出明朝王室后裔、山西跑出被一再灌输及吸太多鸦片烟而相信弥勒佛转世回到人间的佛教徒。清廷为缉拿、处决那些带头作乱或挑战权威的人，已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拳民和这些团体不一样。尽管行径古怪、且经常凶暴，他们似乎直指中国的缺失，给予年轻的底层中国人机会展现他们的爱国和勇敢。山东方面，德国人与日俱增，而且这些人在支持传教士时，常对本地人粗暴相待。因此，慈禧太后和朝廷的保守派很犹豫是否要取缔拳民，至少在他们宣示效忠国家时就不愿意动手弹压他们。

拳民攻击洋人、西化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基督教徒，他们打破社会秩序，掀起一场战争，使得国际间对清廷仅剩的一丝尊敬也荡然无存。在中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华北，有关义和拳的新闻助长了两种人之间的冲突：与外在世界有关联之中国人，以及抗拒此种关联的另一种人。结果就开启了暴力的对抗。西方的记述着重在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遭到杀害。但是，闹了三年的拳民之乱期间，总共死了十二万多人，其中仅有四分之一左右是基督徒，两百五十人是洋人。其他的死者都是遭到外国军队或是中国军队所杀害的非基督徒中国人。一般人的观点通常都由他观看的地点所决定。二〇〇〇年梵谛冈为一百一十六名遭拳民杀害的天主教徒举行封圣仪式时，中国外交部指同样这批人是「作奸犯科的罪人，他们强暴、抢劫，并且担当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有人认为在中国遇害的基督徒是圣徒；也有人（当时及今天都有）觉得他们是违反天然秩序的罪人。

第一批拳民在一九〇〇年春天开始进入北京。清廷在处理义和拳议题上已出现分裂的迹象，这一点和两年前因为维新议题的分裂，并没有不同。在某些地区，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取缔拳民，或至少试图维系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和平，同时亦协助外国人撤退。然而，有些地方的指挥官和官员却和拳民合作，原因或者是他们认同反基督徒的主张，或是担心若是他们反抗此一运动热潮，后果将不堪设想。六月初，清兵和北京的拳民已参加攻打教堂、西式学校和医院，以及洋人住所。朝廷方面，慈禧太后愈来愈倾向拳民，不过直到外国军舰攻打中国港口、企图登陆天津以保护当地受到拳民攻击的外侨时，她才公开表态支持义和拳。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以失去权力的光绪帝名义下诏：「祖先来助，神明呼应，从未有如此普遍忠勇爱国的表示。我等含泪在圣殿宣告开战。」

中国既已宣告开战，朝廷下令所有军队加入民兵团练和包括义和团在内的武装团体以保卫帝国。许多军事指挥官和地方督抚却抗命不从。南方各省大多宣告，倘若洋人军队不进犯，他们就保证保护境内的洋人居民。有些长期担任清廷官职者，鄙视拳民，辞官退出公职。不过，华北大部分军队遵从上令。到了六月底，北京的外交圈及其他洋人被围困在城里的使馆区。六月十三日圣母无染原罪堂（The Cathedralof the Immmaculare Conception）被大火烧毁，死了不少人；在天主教北堂（Northern Cathedral），有三千多人坚守，抵抗间歇性的攻击达八个星期。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clemens von Ketteler）是个高傲、鲁莽的普鲁士军官，他前往总理衙门，试图递交正式抗议书，却在街上被狙杀于轿子里。一九〇〇年八月初，北京发生战事。使馆区周遭地区，包括藏书量闻名于世的翰林院，被烧成平地。一万八千名联军一路上和皇家部队及义和团激战，从天津攻向北京。沿路乡镇皆遭火焚，数万平民丧生。对于许多新来的联军而言，任何中国人，包括妇孺在内，都可能是拳民所化妆，有关外国传教士及其家人是如何被残杀的传闻绘形绘影，更助长报复的心理。对于外国领导人而言，中国就是最早的「失败国家」，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即是连手对付中国的「野蛮」、对付不愿坚守有关政府及公共行为之「文明」规范的清廷。

联军充满着报复的心理在八月十四日进入北京。慈禧太后和朝廷逃往西安，北京老百姓也纷纷躲避联军的怒火。俄罗斯及法国部队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北京附近一城镇，有五百名年轻女子及妇人因为被联军士兵强暴或害怕遭强暴而自杀。英国记者乔治·林区（George Lynch）目睹占领经过，写下：「有些事我不能写，英国方面大概也不会刊登，它会显示我们的西方文明只是残忍的虚饰。」中国首都，包括皇宫，遭到彻底洗劫。联军司令官的命令、以及他们部属的行为在各自国家之内都引起丑闻。日本有家大报叹息日本皇军「号称是要透过文明讨论来保护人道和正义。我们国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也特别以此为荣……这次洗劫……造成皇军最大的羞耻，也是日本最大的羞耻。」

尽管联军在中国的行为备受批评，几乎外界所有的人（以及相当数量的中国都市人）把一九〇〇年夏天这场灾难怪罪到义和团和清廷头上。拳匪之乱将中国的地位置于西方领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成为被众人鄙视摒弃的国家，甚至是一九〇〇年以来从苏丹、阿富汗到朝鲜这一线反殖民统治之邪恶轴心的中心所在。慈禧太后只想拼命握紧大权，召回年迈的李鸿章，谈判保住大清国脉和她能回銮京师。一九〇一年签订的辛丑和约（西洋人称为「拳乱议定书」），事实上使中国遭到八国联军的监管：严格禁售武器给中国，支持义和团的为首的政府官员处死或流放。防卫京师的碉堡全数拆毁，从京师至海岸一路皆由联军驻守。中国国库所有税收全用来偿付巨额赔款：分期四十年，总额是一九〇〇年中国全年岁入的四倍。清廷成为西方列强和日本政治、经济利益所挟持的人质。[9]

除了日本，新参加进来榨取中国的两个大国是美国和德国。由于必须在已由英国打造的制度基础之内作业，华府和柏林选择两条不同的活动路线，它们的方向对中国的影响延伸到二十世纪。美国方面，从一八九〇年起就有一股强烈的疑心，深恐其他国家的帝国野心会阻碍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费城新闻报》（Philadelphia Press）宣称：「未来不能陷入险境……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我国贸易和制造业自由进出（中国），攸关我们的未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一八九九年照会全体列强，揭橥「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促请「主张『利益范围』的各个国家，在其『范围』内，（美国的）商务与航行应享有完全平等的待遇」。美国不愿建立自己控制、主宰的区域，但仍寻求美国产品及资金可自由进出中国市场。德国在一八七一年才统一成为强大的帝国，它选择比较传统的作法，要求中国给它租界，但除了贸易之外，它还想以德国模式将租界现代化。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遭杀害后，德国海军一八九七年控制了青岛港口，到了二十世纪初，它的力量已延伸到山东半岛大部分地区，想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由柏林管理的现代化殖民地。

一八九八年美国与西班牙之战后，美国已握有古巴和菲律宾，逐渐建立自己的海外帝国。但是它节制自己，没有试图从中国瓜分一块势力范围。有一部分是出于意识型态的原因：绝大部分美国人仍坚决厌恶殖民主义（以及它一定会导致的，和非白人交缠在一起）；另一部分是对自身处于弱势的认识：美国会输给已在中国建立地位的英国及其他列强。因此，美国最好是宣扬自由贸易的崇高原则，以它做为政策础石。门户开放宣言向列强要求，美国有权在其势力范围内、甚至在列强设于中国的租界内进行贸易。美国政府亦要求列强支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但是，即使列强愿意口头上敷衍美国的立场，他们的对华政策也大多不受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海约翰向麦金莱（William Mekinley）总统说明：「我们的立场有个天生的弱点：我们不想自己占中国便宜，我们的舆论不会允许我们以军队介入去制止别人抢它。何况，我们也没有军队。报上说什么『我们至高的道德地位赋与我们权力号令全世界』，纯属傻话。」

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利益消退，但从未消失。门户开放政策在二十世纪初的战争和革命下能够维系住，是因为美国决心不被其他大国挤出中国。在日本力量上升的情况下，这份决心使得两国之间的冲突程度提高了。这是外交无法克服的冲突。尽管两国签署了一九一七年的「蓝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和一九二一至二二年的华盛顿海军公约（又称九国条约），门户开放依然在意识型态的意义上大于实际状况。例如，美国坚持有权在满洲进行贸易及商务活动、以及它在一九二八年之后愿意支持国民党新政府，意味着日本逐步将美国视为其亚洲大陆立场的主要敌人。

对于关心外在世界的美国人而言，中国也成为美国实现改革及现代化心愿的首要目标。一八九〇年代美国国内出现强大的改革运动。传教士、医疗工作者、经济学家、工程师和生意人，挟着从美国经验学到的教训，前往中国。一九一二年中国建立共和之后，有些美国人相信，美国的共和传统对中国人应该别具意义。但是，对改进的重视态度必须先在中国人思想中生根。美国把它收到的一部分庚子赔款拨做奖学金，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另一部分用来在北京成立一所美国学院[10]，后来成为清华大学。（中国共产党有几位领导人，如胡锦涛即清华毕业生。）其他的教育机构，大多由教会创办，也十分兴盛。北京的燕京大学由日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主持。燕京取得旧夏宫和新夏宫之间一块原本是皇室花苑的地建立一所现代大学，而今纳入北京大学。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家亦协助建立南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以及广州的岭南大学。

许多中国人对美国怀着爱恨交织的心理。爱的是美国的理想和援助，恨的是美国的种族歧视及移民法的重重限制。中国老百姓无法了解，欧洲殖民者都已经控制整个大陆了，美国怎么还不肯让中国移民进入其领土。一九〇五年，中国及国外华人发动抵制美国货，想要逼美国改变政策、并逼清廷强硬起来、反对美国的排华移民法。抵制运动并未能够使得美国改变作法，或让北京愿意接纳其建议，因而许多人更看清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清廷的无能。他们发觉，所谓门户开放是单向开放。中国开门迎接美国资金进来，美国却闭门不纳中国人民入境。这种醒悟导致对美国不再迷恋，在往后好几个世代还频频引起回响。

德国是比较晚进入中国争取势力范围的大国。它企图仿制英国和法国已有的作法。然而，山东的德国企业却和英、法有重大不同。它强调中国的改善和现代化。这一点倒是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很相似。就德国人而言，传教士深入民间和帝国扩张乃是携手并进的事情。柏林政府垂涎青岛做为海军基地已有好几年，德国基督教会传教活动（它们存在于山东，造成义和拳的兴起）是以帝国扩张为主旨在规划。他们所设立的殖民地也有心成为模范殖民地，每一方面都打算做得比其他列强好。德国驻山东总督一九〇五年向柏林报告：「我们在这个现代人文化生活最重要地区的此一殖民地，面对的任务就是教育……必须以德国知识和德国精神，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其精神与性格，能做为感召全省的工具……」

从开头到一九一四年由英国的盟友日本接管，青岛租界及附近的胶州湾都由德国海军管治。它的目标是保护柏林在东亚的利益，透过大型计划，兴建教育机构、医院设施和传教站，来巩固德国在本地区的势力。和大部分的殖民地一样，德国在山东的计划既讨本地人之喜、也惹本地人之怨。中国菁英对德国的效率和组织相当佩服，希望学习这些优点。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统孙逸仙一九一一年到访山东，告诫在德国学校念书的中国学生要好好向德国人学习：

同学们应以德国人为新中国的模范　　中国虽有数千年的文化，却没有达成任何事，堪可和德国人在此十二年的成绩比较。街道、建筑物、港口、卫生，全证明他们的认真和野心。同学们在这里所见的，都应能激励他们效仿德国人，务必以把这个模范推广到全中国、使我国臻于同样完美为目标。

德国在华的租界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中华民国想争取德国做为其可能的盟友之兴趣，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领导德国右翼一九二〇年政变、却没有成功的马克斯·鲍尔（Max Bauer）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来华，协助北伐中的国民党重建财政和军队。一九三〇年代，蒋介石当家下，德国顾问是支持国民党新领导人最有力的外国人。德国前任陆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ceckt）设计中国部队菁英的训练计划。所有的军校和大部分的陆军单位都派了德国军事顾问。德国又提供专家和贷款协助中国兴建铁路，德国与中国双边贸易大幅成长，德国成为中国政府融资最大的供应国。当最后一任德国总军事顾问亚历山大·玛·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一九三八年因德国与日本结盟而离华时，蒋介石依然深信德国可做为中国未来的楷模。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不仅必须决定谁可做为盟友，还必须决定它想要有什么样的政体。想要发展西方式的共和，并不是有把握的事。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大清帝国仍努力抵抗国内外的敌人，许多观察家认为它会像以前一样履险如夷。伦敦《泰晤士报）一九〇九年评论说：「再没有比列强代表对……中国外务部的傲慢所表现出的尊敬、谦逊，令人更惊讶的了。它俨然是往昔天子不肯以平等之礼延见外国代表的事态又复活了。」清廷晓得洋人依赖他们在中国办事，希望把洋人对他们的依赖转为对朝廷有利。但是他们也希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民能看到，政府能要求百姓服从、也可进行必要的改革，并要求列强的尊重。到了一九一〇年，列强和革命党人都开始担心，未来的大清会和过去的大清一样，只是变得更有组织、兵力也更加强大。

慈禧太后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去世。她的侄子光绪皇帝早她一天驾崩（据传是被怕他重新掌握实权的人下毒杀害）。慈禧太后专擅朝政四十七年。她自称，晚年的目标是替朝廷做好准备，迎接又一场来自国内的权力斗争，犹如十九世纪中叶迎战各方叛乱一样。她同意宪法的原则，以及在省这一级实行有限度的代议政府制度（满清菁英希望这些措施可强化皇室在中央的权力）。慈禧太后也废止科举考试，并依据前往美、欧、日本考察回国的大臣所写的报告，展开一系列的行政革新。一九〇一年，即义和团事件之后，慈禧太后展开逐步改革的新路线：

中国之弱缘于传统的力量及僵固的规定。我们有许多平庸官员，却少有干练有为之士。规定被庸才用来做为自我保护的工具，政府小吏借之牟求好处。政府官员公文反复往来，却不碰触事实。想要甄派能臣，却因规定僵硬所限，即令特殊斡才亦成遗珠。贻误国事者，只有一个私字。先例扼杀了一切。

改革最早的一个特点是成立新机构，主掌对外事务。迭经列强施压后，清廷在一九〇一年成立外务部，取代总理衙门。外务部在很多方面成为未来组建的新部会运作的样板。旧总理衙门包山包海，从奶酪管到铁路，凡是涉外事务都管，而外务部只管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它试图扭转加诸于中国的各项条约之效应。但它也注意一切可能有利清廷的事，特别是取得融资、技术和军事设备。就某些方面而言，清廷实行「新政」的各项对外活动，其目标和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代及一九七〇年代自己闹出大灾祸之后所推动的「四个现代化」，没有什么不同。

一九〇六年的行政改革和立宪运动，企图让列强觉得大清帝国像个西化的国家。它也是对希望中国更民主的人士之让步。新政所依据的考察报告，来自两个「宪政考察团」。两组人都前往日本、美国和欧洲。有一团专注德国、另一团着重英国和法国，拜会当地政治人物和专家——来到伦敦的钦差大臣就向伦敦政经学院年轻的历史讲师柏西·艾希礼（Percy Ashley）请教英国政府不同部门的运作情形。最后，日本模式胜出。一九〇八年八月，清廷向人民承诺要以九年时间推动宪政，但着重行政部门的权力（意即清廷本身）。清廷及其支持者相信，一切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否则帝国将失去它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精髓；更不用说，清廷将失去在中国的权力。

慈禧太后过世之后，皇室、清廷和高官们集中力量求存。他们最担心的不是革命党，此时革命党大多流亡在外或已死亡，真正的威胁是如果各省及区域的强人去和列强合作，势必裂解中国。清廷的策略就是尽一切办法削弱各省督抚力量、强化中央政府。清廷出于这项策略，在各省设咨议局[11]。它又利用外国借款控制所有的铁路网，它们有些已由外国公司或省所控制。清廷希望争取到时间推动他们所要的改革，但也准备要摊牌。

摊牌果真发生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月九日，渗透进武汉新军的一群革命党人在俄租界一家屠宰场制作炸药时出意外，炸毁房子。警察抓了两名党人，抄出他们起事的详细计划。次日晚间，为首的党人为了自保，开枪起义。这批青年军人晓得清廷的追缉必定无情，只有铤而走险，先抢占军火库、再攻打巡抚衙门、宣布效忠共和。他们通电各省，号召响应起义、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到了十一月底，情势已明显对清廷十分不利。长江以南各省强人大多押宝支持革命党人，权力似乎已从北京溃散。

国际局势对中国革命的结果有极为关键的重大影响。许多中国人，包括清廷本身，期待列强会和一八六〇年代、一八九〇年代一样，协助他们击败敌人；可是，这次列强分别有其他事分心，无心关注中国。美国正在密切关注近邻墨西哥的革命。法国和德国为北非交恶。俄罗斯首相则被暗杀。英国则因为爱尔兰自治问题陷于「悬宕国会」（Hung Parliament）[12]和宪政危机。只有日本倾向于干预，可是日本菁英拿不定主意要支持谁。他们喜欢君主立宪派的主张（和日本一样），可是也晓得支持地方强人才有助于日本在中国扩大影响力。最后英国基于需要一个可以保护英国企业稳定经营的因素，选定了支持对象。任何人能维系住中国统一，即使只是短期也好，英国就会支持他。英国这个立场起了一言九鼎的作用。

一九一一年底，英国认定中日甲午战争的英雄、后来出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理想人选。袁世凯因为朝廷忌讳他权力太大，在一九〇九年遭到罢黜。现在朝廷征召他复出，担任总理、统帅全军。到了十二月，袁世凯的部队推进到武汉，逼得革命党人同意谈判。袁世凯晓得冲突将陷入僵局。他可以攻克武汉，但无法收复华南。他也力图避免背上骂名，指责他以汉人流血延续他也不再有感的异族朝廷。一九一二年初，袁世凯积极与设在南京的新共和领袖接洽。

袁世凯似乎是可以保护西方利益的人，可是真正研究西方政治思想、要把它们付诸实践的却是革命党人。在华南各城市，从无政府主义到君主立宪制，各式各样政治观念都有人公开倡导。许多最敢言的革命党人在过去十年已发展出一套民族主义的理论。他们把中国之弊怪罪到清廷身上，称之为「满洲鞑虏」。孙逸仙的重要信徒胡汉民一九〇六年写说：「满清政府奸邪，因为它是邪恶种族，僭夺我政府，他们的邪恶不仅止于少数政治措施，而是源自种族本性，无法消除或改造。」年轻的革命英雄邹容一九〇五年死于狱中，他曾经在一九一一年发表各方称颂的《革命军》一文有类似的主张。他引述中国传说的祖先和美国国父的故事说：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由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并不意外，非汉族的清朝官员在革命爆发后经常被百姓锁定为目标。武汉地区，有一万人被杀。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已很少中国人承认支持满清，或是满清贵族后裔。

共和原则现在取代君主制思想。但是，不同的政治团体对它们有相当不同的诠释。孙逸仙和同盟会主张总统制共和国，选出行政首长控制绝大部分的国家活动。但是，华中和华南出身的许多革命党人却支持联邦共和国，各省享有强大的地位。城市商人则主张议会制共和国，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成员都可以有其代表。把大多数团体团结起来的是，大家都觉得革命开启了无限的可能。他们觉得中国可以做到日本已做的，而且规模更为宏大，同时新的政治体系必须让中国富强起来。外国的例子经常被用来和中国现实作为比较。有位学者因此表示：「中国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以前十年的知识生活，在特色上没有一个比得过外国的影响。」革命党人辩论宪法时，清廷文武官员却在盘算没有了帝国，日子要怎么过。

满清统治的最后十多年，主宰着社会的中国人是一群高官和资本家。他们又经常辐辏在同一个人身上，就和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的中国，或是共产主义终结之际的苏联一样，许多官员利用在帝国之内以及和洋人的关系，发家致富。袁世凯也不例外，他在华北参加好几个企业上海的华新纺织厂（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传奇）由巡抚的儿子经营。这些兼做生意的官员，其商业利益愈来愈维系于是否限缩清廷的力量。他们担心朝廷恢复实力，会惩办他们的贪渎和自肥。生产、商务及贸易日益重要之下，中国菁英和皇室绑在一起的关系却愈来愈淡。

中国海外侨民也是攸关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武汉新军发动革命时，孙逸仙正在六千英里路之外的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向当地华侨募款。孙逸仙代表中国革命，风尘仆仆走遍全球各地募款，这是他旅行的最高潮。孙逸仙一九一一年十月没有立刻赶回中国，而是首先前往伦敦和巴黎替共和政府交涉借款，此举可以证明他的国际角色是有多么的重要。孙逸仙没借到钱，但是他带着重要消息回到祖国：伦敦和巴黎都不会代表清廷出面干预。孙逸仙在他的美籍首席军事顾问、身高四英尺十一英寸的驼背「将军」与战略家的荷马李（Homer Lea）之陪同下，于一九一一年圣诞节回到中国。他立刻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统领一个除了海外华侨些许支持之外，没有领土、武器或太多金钱的共和国。

接下来有关创建中华民国的故事就容易说了。袁世凯出卖他的满清主子，于二月间告诉隆裕太后说，挽救皇室性命唯一方法是下诏支持共和政体。朝廷经过冗长辩论，又得到保证人身安全无虞之后，隆裕太后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代表六岁的宣统皇帝下诏禅位，其全文为：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钦此。

既得清廷同意出任总统，又有北洋军队支持，更日益得到列强支持，袁世凯现在在这场权力赛局握了一手王牌。宣统逊位次日，孙逸仙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姿，掌握了北京及南京政府。大清两百六十年统治[13]在隆裕母子啜泣下划下句点，而中国的国际角色比起其历史上任何时点都更加不确定。

中国首次实验西式共和政体并不顺利。经过一段嘈杂的争论和制宪时期，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自立为皇帝。他惨遭失败，于一九一六年抑郁而死。袁世凯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无法清楚明白地向别人（或甚至他本人）界定中国应该是什么。它是可望成为民族国家的帝国吗？它是不同民族的集合体，因为长期历史传统而成为一个国家吗？袁世凯就和后来「军阀时期」（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几个继承人一样，陷入不同的中国及其政治未来的概念中。他有多位外籍顾问（尤其是美国人）支持那些袁世凯带着点自我满足的预言，认为中国还未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日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的佛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是袁世凯首席法律顾问，他认为：

中国除了依据古代习惯的人治，从不知有其他种类之政府。中国人民……目前无法有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政治改革之性质，目前能够做到的，是在强大的行政部门旁设置一个机构，让它多少适度代表明了共同利益的人士之阶级……中国的宪政方向之实质进展，是否能以大大背离传统的作法，能以适合其他国家、却不考虑中国特殊历史及其社会、经济条件的作法去达成，是非常有疑问的事。

一些中国人，尤其是数十年来反对清廷、希望民主革命的人士，不能苟同他的看法。他们虽被地方强人及军事领袖排挤，却坚守民主信念。孙逸仙的主要助手宋教仁在一九一三年遭袁世凯手下人暗杀。他在去世前向他的党魁说：「国家基础尚未强大、许多人仍未进步。我死而有憾。我恳请钧长鼓吹诚实、宣传公义、促进民主，俾使国会能制订一部可长可久的宪法。」挺讽刺的是，宋教仁所协助组建的新党「国民党」将在推动中国团结及实力上扮演关键角色，可是诚实、公义和民主依然不足。

就列强而言，一九一二年之后的要务在于维持中国有个像是中枢权力的存在，并与在地区上掌权的相关人士合作，以确保及增进商业的利益。国际贷款财团提供融资，让北京政府得以运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以英国为首的财团，它贷给中国多笔巨额借款，包括一九一三年借给袁世凯的两千五百万英镑。银行家及其母国要求的条件是，中国海关所有税收都得存入上海的外商银行，优先支付国际贷款的利息及清朝所积欠的历次战争赔款。这一招不仅剥夺了中央政府残余的财政自主，也使外国金融家可以去影响中国的政策。有位中国观察家就说，这不啻是让中国大部分的国家税收进入庞大的外国人控制的金融体系，其中只有一点点会用在中国本身。一九八〇年代蒙受债务危机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定认得这个现象。

直到一九二八年，北京的权力落在互有递嬗、且令人眼花撩乱的一堆北洋政客和军阀手中。他们数度彼此混战、争夺中央权力，但他们的权力愈来愈不被当一回事。中国固然保住一个受其他国家承认的政府，实质权力却愈来愈移向形同独立的各省或数省同盟。湖南、广东和四川等重要省份根本不受北京政府节制。有些省份觉得中央权力已经失败得一塌胡涂，各省独立是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他们认为，中国太大、不易改革。因为它是个帝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唯有政治单元小一点、更整合，更在文化、语言上一致，类似欧洲，才可能让有权者向人民负责。湖南青年毛泽东也追寻各省自治之道。他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写下：

我们湖南必须觉醒。湖南人只有一条路：湖南自主和自治；也就是湖南人在我们湖南土地上建立「湖南共和国」。甚且，我真诚认为，要救湖南、救中国、和全世界其他解放民族合作，除此，别无其他办法。如果湖南人民没有决心和勇气把湖南独立建国，则湖南不会有希望。

民国初年，各方对中国政治前途十分关切，中国人比以往有更大自由去探索世界。每年有二十五万青年男女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工作。他们在城市见识到五光十色的跨国世界，庞大的外国资金、中国企业，以及新奇的服装和习惯。虽然列强政府有繁琐的旅行限制，但学生和工人依然涌向国外。他们很多人带着对中国前途不同的新构想回国。对于关心国事、关心中国与其他国家竞争的中国人而言，清廷覆亡后的时代是个一切均已经解体、极端危险的时代。但是对于喜欢国家不再控制个体、得以享有多元混杂的人而言，这个时代则令人兴奋。

大清帝国的覆亡立刻引发未来中国究竟涵盖哪些地方这个问题。对于遭到清朝征服的地区（蒙古、西藏和大片中亚）而言，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但是对于南方及东北等经过清朝汉化、且进一步整合到帝国之内的地区而言，它也十分重要。某些积极分子受到和中国革命党人相似的民族主义影响，希望立刻独立。有些人则主张在中华联邦之内享有自治及特殊权利。在大部分地区，冒险家或强人企图利用地方民族主义、外国利益和北京想要重振雄风的心理。在前帝国边陲地区，被前清强迫纳入中国的一些团体，争相重新界定自身的政治和认同。

但是，界定中国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清朝覆亡后它更是不容易。清廷在击退外国入侵和内部叛乱之下，也在帝国边界持续保护疆域。就清朝末年许多领导人而言，保卫边境、粉碎土著动乱和坚持全体一致认同，的确是项艰巨的任务：即使他们能够成功地对付其他危险，若不能保住边疆，大清气数也将不保。一九〇八年，清廷派部队入西藏，直接控制其首府拉萨。稍早几年，当局（完全逆转原先的政策）开始鼓励汉人进入蒙古草原垦殖。在西域新疆省，中央当局能够克服大规模动乱，对地方上的穆斯林积极活动保持严格控制。清廷希望展现的是，即使它在西方及日本手下一再挫败，任何有分裂主义念头的人绝不能小觑它的实力。

一九一二年，清朝已经终结，那些认为未来前途不能寄望于大一统中国的人士总算有了机会。列强基于本身的战略因素，希望看到这些边陲省份脱离北京的约束，在背后替这些人撑腰。在某些个案上，列强以这些边陲省份能摆脱北京为承认新共和政府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坚持外蒙古要全面独立，英国要求西藏自治，日本（我们已看到，比较不成功）要求东北部分地区自治。然而，只有俄罗斯的要求完全成功，这倒不是因为俄罗斯实力强劲，而是因为蒙古分离派领袖的决心坚强。他们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宣布独立：

目前我们经常听到南方的满人和汉人正在制造动乱，满清即将崩溃。由于我们蒙古本来就是独立国家，我们现在决定……依据我们的旧传统，不受外力干涉，建立新的独立国家。我们不应再受满、汉官员统治。褫夺他们的权利和权力后，我们已送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出境，结束他们的权力；虽然把他们遣送回国，我们并无意让留在汉人贸易站的一般汉族质易商受苦，你们全体均应和平、和谐共处，不必猜疑。钦此！

新领导人以博克达汗（Bogd Khan）名号在外蒙古登基。他是宗教人物，依据佛教的共同信仰呼吁蒙古统一。他主张外蒙古自一九一二年起独立的论据很直白：中华民国没有、也不能继承大清帝国。位于大清征服地区之内的所有民族，现在都享有平等权利组织自己的政府。袁世凯的政府反对此一原则，但几经交涉后，向俄罗斯压力低头，于一九一三年同意外蒙古自治，不过宣称它依然是「归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而言，它就和日本的要求一样，中俄蒙古协议是曝露共和国衰弱的又一个迹象。对于蒙古民族主义者而言，协议实质上使得他们的国家分裂，南方半个蒙古将受到中国直接控制，可是他们又没得到名义上的独立。莫斯科是大赢家。它在中亚取得广大的势力范围，同时制止了日本往本地区的扩张。

西藏方面，佛教也是一股强大的统一力量，一九一一年的西藏局势和蒙古一样。唯一差别是英国扮演俄罗斯的角色。清廷占领拉萨，使得西藏政、教领袖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亡英属印度。他企图争取伦敦支持西藏独立。清廷瓦解后，拉萨发生起义，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发表了形同独立文告的一篇宣言：

满清帝国崩溃。西藏人受鼓舞从中藏驱逐汉人。我也安全回到我们神圣的国家，现在正在努力从东藏的朵甘思（Do Khan）赶走中国军队残部。现在，中国以「守护者—教士关系」殖民西藏的意图，已如天边彩虹正在消褪。我们再度达到幸福与和平时期之下，我要分派诸君下列任务，不得有误：世上的和平与幸福唯有借由保存佛教信仰才能维系……西藏是个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它不像其他国家科学先进。我们是个信仰虔诚、独立的小国家。要追上世界各国，我们必须保卫我们国家。鉴于过去外国入侵，我们的人民或许必须面对若干困难，他们必须坚忍不拔。为了保护及维持国家的独立，人人应该自动自发努力工作。我们住在边界的子民应该提高警觉，如有任何可疑发展，应即派人向政府报告。我们的子民必须避免因小事在两国之间制造大冲突。

和外蒙古的博克达汗一样，达赖喇嘛也只有部分地达成目标。英国强迫袁世凯政府参加在英属印度夏日首都西姆拉（Simla）的会谈，讨论西藏地位问题，但北京代表拒绝让步。他们援引清朝对前帝国内部关系的观点：「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或大英帝国都不应企图中断此一领土完整的延续。中国存在于此一领土完整性之下的一切权利，应该得到西藏的尊重及大英帝国的承认。」

后来，中方拒绝签署任何给予西藏自治地位的协议。原因一部分是因为西藏和英国对于边界的要求太过分的缘故。要界定西藏，比起要界定蒙古（在过去、乃至在今天）都更加困难。依据历史先例，拉萨政府可以对今天中国的四川、青海很广大一片地区主张具有主权，某些西藏人界定它们是东藏或内藏。达赖喇嘛坚持要把内藏纳入新成立的自治国，坏了整件大事。伦敦遂另外建构一个英国的法律虚构事实，它和达赖喇嘛的代表签署一份备忘录，英国承认西藏自治，西藏承认一大块土地并入英属印度——即今天的阿鲁纳查尔邦（Arunachal Pradesh）。

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后，中国共和政府最担心的是新疆省。满清在十八世纪征服这块广大的西北边区，辛亥革命之前几年才又耗费不赀重新征服它。北京的新领导人晓得，两次战役都打得很辛苦，而且该地区的穆斯林，在俄国人支持下很可能再度叛乱。因此，当这个偏远省份出人意料有新发展时，袁世凯十分高兴。云南出生的杨增新，由清廷派到新疆任职。革命一起，杨增新在清军协助下接管省会乌鲁木奇。他以恐怖手段，建立个人独裁。有一次宴会上，他把两名政敌当场斩首。新疆的回民和汉人都怕他，而他本人亦小心提防俄国人，紧紧抓住权柄，但他至少向中央政府表示表面上的效忠。北京许多人觉得有杨增新坐镇新疆，反倒也不错。

但是杨增新并没替中央政府解决新疆问题。受到来自印度和中东的泛土耳其思想及现代穆斯林思想的鼓舞，愈来愈多年轻的维吾尔人及哈萨克斯坦人开始认为，他们所居住的这块穆斯林土耳其斯坦，一半被俄罗斯占领，另一半则归中国人拥有。俄国大革命之后，革命运动在中、俄两边都活跃起来。苏联粉碎了它那一边的穆斯林叛乱后，相当乐意审慎地支持新疆实质及潜在的叛党。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新疆一直由地方的汉人政府掌控——即使最后一任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愈来愈亲苏联。在这块离北京有两千英里的新疆域，前清帝国的边界竟能完好无缺。

如果说中国的共和是依据某种全民代表、身份认同、文化和宗教的公民政府之实验，它或许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在一个共同框架内出现政治上的成效。但是，即使是如此，根据旧帝国国境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之概念，恐怕也难以在边陲地区得到支持，因为一九一二年政府变动的核心前提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全民意识里此一民族主义愈来愈把中华意识局限在汉族之内。如果是因为清廷压迫居于多数的汉人而有必要发动辛亥革命，那么同理可证，透过替蒙、藏、回民族建立政治实体，汉人就不会压迫这些民族。鄂图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后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在中国，从帝国过渡到共和（即使是像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如此不喜欢的这个共和）却没有出现多数非汉族地区分裂出去的状况。同时，汉人多数民族也忙着界定、再界定自己的认同，没有时间去思考他们的革命有更广泛的影响。

国是什么？凡经历清末、民初大转型的人，他们对此的答案既复杂、激动、又充满威胁意味。中国现在居多数的汉人真的不受满人宰制了吗？它指的是一个人出生的本省吗？或者是共和政府所宣扬的所有人民居于其中的前清帝国的疆域（从满洲到中亚、并延伸至热带的中、缅边境）？或者说中国就是一个概念或一种文化，而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如果它是一种文化，这个文化现在在西方冲击下已经岌岌可危了吗？中国会偕之一起死亡吗？界定中国是什么的这一个问题，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和政治复兴的中心议题。中国史上经常以一九一九年学生示威抗议列强侮辱中国的运动，称这段时期为「五四时期」。透过创造中西文化混同、政治运动和国家改造，它是中国对外关系新阶段的起始。五四以激烈抗议行动为开端，为那些相信已经看到「旧中国」死亡的人，指出了一条出路。

北京政府认为，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会因为加入同盟国而得到报偿。它相信可以取消列强在中国境内所拥有的一些特权。他们和数百万中国人把希望寄托在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身上。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宣言令大家相信，战争是为了民族自决和各国平等而战。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作家陈独秀称威尔逊为「全世界第一号善人」，预示着「强权不可恃，公义和理性再也不能被忽视」的新时代之来临。中国在美留学生联署吁请美国支持：

四亿人在巴黎面临生死判决；世界永久和平的命运系于此一判决。中国所求者无他，唯有公平及确实裁判而已。基于世界和平及四亿人利益，开明列强、尤其是美国，不应容许死刑之宣判。中国人对美国有最深刻的信心、国际联盟（League Nation）的崇高计划即出自美国。

但是，中国人在凡尔赛和会不仅未能收回德国的租借特许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应该取消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要求也没被接受。民族自决的原则很显然不适用于中国人及其他非白人，只有完全西化的日本例外。一九一九年五月消息传来，德国在山东的租借特许权归日本接收，中国各大城市爆发抗议风潮；一九一五年和日本签署协议的一名官员，其宅邸遭火焚烧。北京和上海的大学生带头抗议中国在国际间此般失落无助、遭受羞辱的状况，而政府亦十分软弱地面对民众的怒火。

五四运动发生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重新界定中国及其国际地位的时期。虽然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方向十分不同，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启发了一九一九年学生的抗议行动。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方向必须更正：国家必须向公民负责。鲁迅等人则认为，真正的革命是文化的革命：不抛掉没有用的知识、空洞的格式和词语，顺从传统，中国无法改造为现代、有效率、正直的社会。有人主张抛弃只有菁英才懂的文言文。陈独秀、鲁迅等作家愈来愈多人提倡以白话文写作，为外来的新生事物创造中文新字词。起始点并不乐观。陈独秀认为，「大多数人浑浑噩噩，不知道不仅是我们的道德、政治和科技，甚至连日常用品也全不适合竞争，将在物竞天择过程中消灭。」鲁迅在他的短篇故事〈幸福的家庭〉中嘲讽西化的中国资产阶级百无一用：

总之，这幸福的家庭……自然是两夫妇，就是主人和主妇，自由结婚的。他们订有四十多条条约，非常详细，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优美高尚……。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始终雪白；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麻雀窠，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出来，但衣服却是中国装。

针对一九一九年青年学生抗议行动没有结果所产生的悲观，他们的反应是，中国需要有新文化，要有新的、强大、统一、公义的国家。老革命家梁启超问：「我们的职责是什么？」他自己提出答案：「那就是以西方文明开发我们的文明，以我们的文明补充西方的文明，进而把它们综合、改造成为新文明。」政治方面，已经出现新的激进潮流，强调需在旧帝国境内使中国富强起来。俄国革命和德国民主改革提供的启示，亚洲到处出现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也起到振聋发馈的作用。社会主义似乎是未来趋势，有些中国人希望抓住这股潮流。李大钊和陈独秀一九二一年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主张「环顾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其他国家已经从自由竞争进步到社会主义集体社会，我们才正要起步，也就是循别人足迹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希望调整自己、与其他国家共存，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跳过社会主义经济，俾便确保成功。」由于五四运动，有些人似乎看到中国从失望走向无穷的机会。

一九一九年意识到新机会降临的，还有孙逸仙。他在一九一二年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即回顾检讨革命的经验。他在日本隐居将近四年（此举令他的许多追随者为之惊恐），即使日本对中国施压上升，他仍继续接受东京的资助。孙逸仙本人不介意支持来自何方：他需要经费打造新的革命组织。当他娶了二十二岁的卫斯礼安大学毕业生宋庆龄之后，和美国的关系更上一层。宋庆龄父亲查理宋，一八七九年偷渡上了一艘美国船到达波士顿，后来以刊印廉价翻译书致富，成为上海巨富之一。但是，最后启发孙逸仙再次发动统一中国革命的，既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而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同样受到俄国革命感召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则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未来。孙逸仙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开始欣赏苏俄的效率、专注，以及承诺要使落后国家变为富强之邦。他也喜欢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的社会主张——不过主要只是做为强化国家的手段。一九二〇年，孙逸仙和改组的国民党回到广州，并控制住广州及其邻近地区。

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是比以前的革命组织更集权的组织，也更具军事力量。孙逸仙被支持者推举为党的终身领导人及中国（南方政府）的「非常大总统」。国民党的意识型态建立在孙逸仙所谓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上。他的思想显然受到中国左翼运动和苏俄的影响，这位国民党领袖认识到中国需要外国资金和贸易，才能发展。孙逸仙计划率军北伐，完成中国统一。统一之后，新中国需要庞大的外国贷款才能兴建交通运输、促进工业生产，以及开发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处女地。孙逸仙在他著作的《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一书提到：

故在吾之国际发展计划中，提议以工业发展所生之利益，其一须摊还借用外资之利息，二为增加工人之工资，三为改良与推广机器之生产，除此数种外，其余利益须留存以为节省各种物品及公用事业之价值。如此，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矣。简括言之，此乃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孙逸仙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构想极多（有些类似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之改革方案），却没有坚固的权力基础。他常和支持者争吵，也无助于革命大业。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间，他一度被地方强人陈炯明赶出广州。粤军领袖陈炯明有无政府主义的背景，主张「联省自治」、不赞成以武力北伐。孙逸仙试图与其他军头交涉，但是他们发现，支持国民党会使自身的权力削弱，也会减低和列强个别打交道的力量，因此纷纷婉拒拥护孙逸仙。他和日本、美国的谈判，也没有成果：他们虽然有时候提供孙逸仙有限的经费，却不愿支持他的北伐计划，或承认他为中国的总统。孙逸仙打定主意要尽早发动北伐，因此要求列强至少不要反对他的目标。孙逸仙告诉他们，即将发生的战争「不是中国的南北战争，而是军阀与民主、叛国与爱国之间的斗争。北方人民同情南方的宗旨和目标，已经从他们自动自发组织罢工、罢市，得到证明。」

孙逸仙吁请列强协助削弱本身在华地位，听来似乎天真，但他认定全国各地民众支持国民党这一点倒是一语中的。五四运动使得中国的民心从失望转为吁求积极行动，这一趋势使得孙逸仙的计划在国民党力所不及、孙逸仙自己也不了解的地区纷纷得到重视。由进过城市的青年学生所领导的农民协会，有时会在他们的要求中支持孙逸仙及民族主义。华北的罢工铁路工人赞扬国民党的爱国政策，谴责老板的唯利是图和狡诈行为。城市里，一些新式政治团体和工会，以及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会、同乡会及帮会等组织则呼吁中国要统一、并且要废除列强的特权。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从香港到天津等大城市爆发的大规模罢工，提出明确的民族主义要求。中国的报章杂志、教师和学生团体主张新的、积极的爱国主义，群众组织成为全国良心的监护人。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中国许多地方的气氛已经变得足以使国民党成为中国人及外国人都不可小觑的力量。英国外交部忧心忡忡地报告：

（国民党）长期以来具有全球组织，支部及附属社团遍布世界各地……这个组织的纲领一向十分民主，它在宣言中宣称赞成社会主义。孙逸仙在不同时候会卖弄各式各样的革命主张，因此（国民党内）快速出现一个极端革命派……现在其人数及影响力大增，实质上已掌握住党机器。这个组织和荷属东印度的共产党以及印度的革命派有密切接触，因此在某个程度上已有一种泛亚洲运动的色彩，其主要目标是摧毁英国这个在亚洲施行暴政、也是通往世界民主的大障碍之专横大国。这些活动的危险因为过去几年它和苏维埃建立密切联系而加剧。（国民党）从莫斯科得到庞大捐助，极端派已染上布尔什维克的主张。

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国民党已有掳获普遍民心的主张，也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俄国革命不仅改变欧洲政治版图，也改变亚洲政治风貌。苏联代表民族自决和社会正义。莫斯科不只是一个新国家的中心，它还象征着一套国际路线：反殖民主义、无产阶级力量和激进文化。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搀入五四运动的理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着迷于西方出现一个讲公义的国家，可以做为追求现代化及平等的楷模。布尔什维克的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于一九一九年七月的公告，震撼了中国政坛。他说：「工农政府宣布与日本、中国和前同盟国所签署之一切秘密条约全部无效；这些条约基于资本家、金融家和俄罗斯将领本身之利益，借由恫吓或收买，使俄罗斯政府、沙皇及其盟国得以奴役东方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无怪乎，有些中国人认为俄罗斯为未来订下典范。

在少数青年男女心目中，布尔什维克主义应许一个新的世界。他们希望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所代表的国际运动之一部分。受到中国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的启发，这些年轻人所成立的城市激进团体，逐渐被拉进权力更为集中的组织，它在一九二一年于上海法租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新党的经费和组织技巧由共产国际（列宁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心，任务是指导俄罗斯境外共产主义运动）供应，但中国的共产主义依然植根在中国的各种梦想和希望。他们借自日本的用法，称communism为「共产主义」。但是，如何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它们，则还不确定。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个小型、又经常分裂的团体，它的主要目标是协助孙逸仙的革命。北京大学图书馆年轻的管理员毛泽东写说：「革命大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面临列强及军阀双重压力，更加不容易。唯一的办法是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和教员，以及其他构成国家、且共同受到压迫的人，建立绵密的统一战线。唯有如此，革命才会成功。」

苏联认为他们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孙逸仙的军事及组织的实力，共产党虽小，要进入其中扮演积极角色。理由可分意识型态和实务两方面：列宁及其继承人认为，在社会主义足以排上议程之前，中国需要先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鉴于国民党的政治观点和孙逸仙的全国声望，国民党似乎适合担当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尽管孙逸仙很高兴得到苏联的支持，他在政治上可一直与苏联及共产党保持距离。不过他十分乐意接受苏联援助，在广州设立黄埔军校，派爱将蒋介石担任校长。苏联军事顾问和国民党、共产党人士一起授课，这些人士包括：国民党的汪精卫，后来成为日本在中国的首席季斯林（Quisiling）[14]，还有共产党的周恩来，日后成为总理；叶剑英在五十年之后（一九七六年拘捕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划下句点）打倒共产党左派。国民党军队的改组由苏联红军军官布鲁辙负责。国民党的政治改组准备工作深受米海尔·葛鲁曾博格的强烈影响，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国际特务，在中国以鲍罗廷的名字出现。到了一九二五年，苏联的支持已使国民党脱胎换骨，成为非常不同、比起以前十分强大的政党。

列宁在莫斯科的主要继承人托洛斯基和斯大林，与孙逸仙合作，但也保持和北京政府或可能有益苏联安全利益的个别地方强人之接触。加拉罕曾经承诺无偿把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可是托洛斯基反对，他写说：「我不了解为什么摒弃帝国主义就得先放弃我们的财产权……为什么应该牺牲俄罗斯农民，让中国农民收回铁路……俄罗斯也很穷，绝对没有办法为了同情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就做物质牺牲。」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托洛斯基输给斯大林之后，调整中国革命的目标以符合苏联利益及理论的努力，变得更为明确。斯大林首先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左派合作，以便增加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力。接下来，当国民党的非共派开始抨击中共搞派系活动时，斯大林坚持中国共产党唯有留在国民党内部才有政治前途。斯大林的政策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同盟提供重大的援助，但也使一小撮中共党人蒙受盟友的忌妒和猜疑。

孙逸仙第一次尝试北伐以统一中国，以失败告终。然而，在一九二四年底，孙逸仙及其许多顾问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都认为国民党的时机到了。北洋军阀为了谁应该领导共和政府，吵得愈来愈凶。苏联的支持使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大增。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南方地区的强人也认为国民党现在可能已经够强大，最好是跟它合作、不要反对它。孙逸仙觉得政治情势发生了变化，老毛病又犯了，再次改变心意。他由广州北上，试图兵不血刃，说服北方领袖接受他的领导。他先到日本，在神户发表一场亲日演说，强调他绝不是受苏联摆布的人。孙逸仙到了天津即病倒。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在北京去世，享年五十八岁。鲍罗廷及孙最亲信的汪精卫侍奉在侧。临终前，他呼吁追随者要团结，写下亲苏联的遗书，并重申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有人认为国民党的大业将随着这位领袖的去世而消逝，但他们却遇到一个大意外。

一九二五年春天，华东大部分地区陷入一系列的反帝国主义示威，这恐怕是列强在一九一一年之后设计来管理中国之制度的稳定性，首度遭受到震撼。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内有九名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被英国警察打死。在其他城市，外国警察也必须开火击退示威学生，后者威胁要侵犯列强的重要设施。罢工、罢市蔓延开，大部分是民众自动自发，有些则由国民党或共产党所策动。北京政府分裂极深，几路军阀最近才打了一场内战，无力处理状况。对于参与这场「五卅运动」的人而言，孙逸仙是民族主义大业的烈士，是强大、统一的新中国之先驱。诗人闻一多写了一首现代诗[15]，描绘受列强控制的中国土地的心声，他们强烈渴望重回祖国的怀抱：

你可知「妈阁」（Macau）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Aomen）！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广州方面，国民党年轻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共产党盟友开始了解，孙逸仙的烈士形象、苏联的支持、北方紊乱的政局，以及五卅运动风潮的相互激荡，创造出北伐的上好时机。蒋介石力主提早北伐，他认为国民党的时机已到。他也坚持采取行动，以示服膺孙逸仙之遗志，另一方面，他也气愤于中国人在上海、武汉和其他地方被列强杀害。蒋介石自认是领导军事作战的不二人选，虽然只有三十八岁，他以拯救中国、不再受列强宰制为己志。

蒋介石一八八七年生于上海之南、通商口岸宁波附近。他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也在日本军队服役两年。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回到中国，后来成为孙所倚重的亲信与助手，经常为他的导师奔走往来于上海及日本之间。孙逸仙回到广州之后，蒋介石成为他手下重要军事将领之一，大总统愈来愈把个人安危保护之责交代给蒋。蒋介石对中国的观点单纯、但十分坚定。他希望国家统一、有秩序、且军事强大——他幼时受儒学教育，及长赴日接受严格军事训练，这些价值观早于深铸于心。孙的去世对蒋是个极大的震撼，他有了继承孙之地位，完成孙逸仙建设新中国的梦想的雄心壮志。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誓师北伐，在政治及军事上进展十分顺利。国民党、共产党、没有任何政党色彩的地方民族主义者，协助组织地下工作小组，通过罢工及民族主义的示威，准备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到来。蒋介石、布鲁辙和国民党其他军事领袖订定的战略非常成功：快速北上、兵分三路，逐一击败敌人，许多地方军阀发现投降才是上策，纷纷加入革命军行列。宣传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尽管各派系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但国民党内发出单纯的讯号：爱国和民族复兴。口号很单纯：「中国人治理中国」、「孙中山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当革命军推进到华中大城市时，作战转趋激烈。诗人郭沫若在革命军中服务，他在武汉附近看到「士兵倒在铁路两侧……附近湖泊……有数不尽的浮尸——有些面孔朝天、有些面孔朝下、也有些侧着身。」

国民革命军一九二六年十月攻下武汉，以汪精卫为首成立新的国民政府。欢庆之声传遍天下。郭沫若看见「国旗飘扬；齐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和『革命歌』; 『万岁』声响彻云霄」。但是，蒋介石并不支持新成立的武汉左翼政府。当他的部队扑向上海之际，他变得愈来愈怀疑共产党盟友的目标。还在广州的时候，他和共产党已经交恶。他认为共产党计划干掉他。但是，北伐突然成功，导致国共分裂。中共及苏联认为蒋介石有可能成为军事独裁者、中国的拿破仑。蒋这方面则愈来愈担心，中国摆脱西方势力之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会使国家遭到苏联控制。蒋在日记中对苏联顾问的批评愈来愈强烈：「我以真诚待之，彼却以欺骗回我。」共产党人公开批评蒋，策划在蒋的部队抵达之前，先从上海内部夺下上海。国共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蒋介石先下手为强。武汉左翼政府下令逮捕他，但没有力量执行这道命令。蒋的部队一进城，立刻宣布上海全市戒严。蒋旋即按照既定计划（肯定在数个月前已经着手准备）摧毁中共、并削弱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几天之内，他的特务以及效忠蒋的各个团体（包括若干犯罪集团）逮捕或杀害了上海市整个中共领导干部，以及数万名普通党员和左派同情者。只有少数中共领导人逃过屠杀（如毛泽东，他逃到华南山区），中共组织遭到破坏，要好几年才又恢复元气。莫斯科方面，斯大林一方面高声呼吁中国要继续革命，一方面极力于隐藏是他坚持要维持国共同盟，才导致中共惨遭屠杀。

武汉政府慢慢也向蒋介石屈服。到了一九二八年春天，蒋介石已坐稳了国民党第一把权力交椅。一九二八年底，最后的一批地方强人也宣誓效忠新政权，使得国民党至少名义上控制了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孙中山的北伐，三年前被大家嘲笑是痴人作梦，现在却连倡议者也不敢置信，竟然成功了。

北伐的成功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于外国观察家是个极大的震撼。地方强人原本以推动区域利益以建立自己的地位，现在则接受了中国要统一、不受列强宰制的思想（或者至少太害怕，不敢公然反对之）。潜在损失最大的英国，深怕中国的人力资源和苏联的组织能力结合。外交部常务副大臣威廉·泰瑞尔爵士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写说：「我们实际上是和俄罗斯在交战。」上海若是丢了，是最大的噩梦。外交大臣在内阁会议报告说：「由于我们在当地利益规模极大，丢了它，将对我们在亚洲的地位有持久的祸害，对印度和日本也会有最严重的冲击。」某些西方观察家不免又浮起一幅景象：义和团复活，除了俄罗斯人之外，大杀外国人。英国派出一万五千名部队前往保卫上海租界——对伦敦而言，这是对抗作乱的中国人及其阴险的俄罗斯主子的一场文明保卫战。

伦敦及其他列强并不了解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究竟希望当家做主到什么地步。清党、铲除中共党人代表什么意义？到了一九二八年底，所有的地方强人都被迫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誓效忠，即使国民党对各省微弱的控制程度与前清帝国相仿，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也都同样有限。国民政府此后十年在南京发号施令，建构今人所谓的「全国开发」（虽然仍有贪污和行政管理上的拙劣）它是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最有效率的政府。蒋介石政府政治上仿效苏联和意大利（后来又加上德国）的威权政体，试图不沾其意识型态，并向西方及日本的发展经验学习。尽管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及一九三〇年代国际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国民党政府设法在其城市经济部门提出亮丽的成绩单。有人说，不管国民党的政策是什么，这种成长本来就会发生。但是很明显的是，若无新政府提供的相当程度之政治安定，中国某些部门的经济则不会像所谓的「南京年代」发展得那么快速。

蒋介石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尽快收回中国完整的主权。他认为有两个战略最重要：重新把所有的边陲省份纳入中国，废除一切治外法权。在执行战略方面，蒋介石有些成绩，但大半失败，主因是日本持续地、日益强化其压力。蒋介石起先照会列强，他打算自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起片面废除在华外国人享有的、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但是面对西方不愿意谈判、对日战争又随时可能爆发，他没有力量贯彻主张。西方列强坚决不让步，一心一意专注在他们的权利及特权，使得他们顾不到协助中国增加实力，俾能在东亚制衡日本。这种短视、狭隘政策是因为他们害怕国民党最后会落到被苏联掌控。就英国而言，思路很清楚。泰瑞尔写说：「我要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的政策应以俄罗斯为假想敌，而不是日本。我们最多只怕后者会是商业上的对手。」

就和一九六〇年代中苏同盟第二次分裂一样，西方列强隔了许久才发觉国民党和苏联一九二七年的决裂是真的、永久的。他们看不到蒋介石决心向苏联收回中国的权利，也不明白他坚信必须尽一切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已是苏联布置在中国的第五纵队。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拒绝谈判把满洲的中东铁路控制权交还中国时，蒋介石企图用武力抢回来，造成和苏联短暂的边境战争。红军由曾经在广州担任国民党首席军事顾问的布鲁辙指挥，一九一一九年十一月在北满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苏联控制中东铁路，直到一九三一年才让出给日本。斯大林的政策和西方列强的政策，同样失败，因为它间接强化了日本，使得两国之间未来直接冲突的机会大增。苏联领导人企图动员中国共产党来支持他在满洲的目标。这包括鼓动中共多次在华南城市发动暴动，而这也摧毁了共产党或许还能和国民党恢复合作的机会，也让蒋更加坚信中共狡诈、叛国的印象。

苏联虽然对国民党是威胁，但日本则是致命的危险。日本是蒋介石了解、并尊敬的唯一一个外国国家，他认为日本是理想的盟友——这一点和他的导师孙逸仙见解相同。中、日可以组成泛亚发展伙伴，可以赶走西方的独霸。但是，日本军方没给他机会测试其希望。国民革命军在统一中国的最后阶段持续往北进军时，东京派出增援部队前往山东保护其租借地。一九一八年四月，山东省会济南爆发战事之后，日本皇军进攻蒋的部队，中方伤亡逾一千五百人。满洲方面，日本担心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因为地方强人张学良已宣布易帜，拥护南京政府。日本军官前几年暗杀他父亲张作霖，一定增强少帅归顺中央的决心。日本领导人与朝鲜、满洲驻屯军司令官也觉得苏联愈来愈强大，它和国民党是东北亚动乱的根源。

蒋介石认为满洲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绝对不会放弃。但他需要时间准备，除非中国恢复统一、军事上做好准备，中国没办法和日本放手一搏。一九三〇年代初期，蒋介石在国内仍有许多麻烦。心怀不满的国民党领导人，以及地方强人起兵声讨他，中共虽然实力大弱，仍在华南窝身之处伺机动作。国民革命军训练不足、装备又差，但是大批军火武器和训练计划（一部分由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主持）开始出现效果。满洲局势紧张之际，驻防沈阳的日本军官一九三一年九月在南满铁路附近安置一枚炸弹，栽赃给张学良部队，并攻打沈阳的中国守备部队。满洲日军不理会东京下达的清晰命令，从铁路沿线军营出动，几周之内已占领许多重要城市。苏联不愿意和日军发生冲突，东京政府也勉强接受其军人占领满洲，蒋介石面临绝望的局势。他在一九三一年遭到国人猛烈抨击、不肯发动全面抗日战争。但是在缺乏外援之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别无选择。蒋介石告诉他的亲信，终将会有一日必须与日本一战，但现在，中国的生存系于必须尽可能地拖延。

一九一二年仅有少数中国人或外国人认为新共和有机会存活。它被看作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政府号称依据民主原则组建，可是八成以上人民不识民主为何；它号称实施宪政，可是长久的历史上它只知专制政体。然而，新共和的确存活下来，只不过实际状况与开国先贤的设想相差甚远。它存活下来，并尽可能地把中国带向与世界更亲密的地位。它给予中国国家一个国际之间可获承认的政体（姑且不论其间许多的特殊性）。它持续向更开放的社会前进，个人及团体在这个社会中可以自由选择做生意、旅行、交友。它使中国有可能推动理想的传播、建设教育网络；在日后的黑暗年代，它发挥极大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国能够存活，有两个重要原因，两者都与国际有关。它被一九一〇年代及一九二〇年代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所拯救。中国的民族主义把国家强盛的需求摆在核心，它的主人翁一向愿意支持当权者，只要这些当权者被认为愿意站出来维护国家利益就行了。新共和也很幸运得到当时国际局势的庇佑：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专注欧洲，战争使得它们至少暂时国势疲弱。和过去的拿破仑战争及日后的冷战一样，弱势的中国因为列强在别处忙得不可开交、不遑他顾，而得以存活。国际体系出现紊乱，也替中国开启机会，可和其他的国际「外卡」国家，主要是苏联及德国合作。

在这样的国际框架内，日本成为主要的威胁。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情势已经十分清楚：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扩张主义无法并存，尽管双方多次努力，企图借重共同的文化及人种渊源来化解心结。可是，讽剌的是，日本向全世界挑衅、争出头，也意味着给了中国新共和多次机会。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反应，使得国家更团结（即使对战略有强烈的不同意见）。蒋介石从一九三一年起屡次苦口婆心指出：日本这种「不自然」的野心会自招贻戚，并且创造出击败它自身的大同盟。并指向中国有机会成为战后一个新国际组织的创始成员。换句话说，中国的领导人开始自视为全球体系的一员，即使他们没有选择要加入它，但它却对中国有利。

到了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它的领导人在迈入二十世纪时所无法想象的。中国的法律制度模仿西方，外国产品出现在国家最偏远的边区，教育大多已依据外国的概念施教授课，年轻世代对自己的看法和期许已有极大的改变。他们不再和大家格格不入，他们希望能和别的地方的人得到同样对待，享有相同的机会。但是，一九三〇年代在中国、或在其他地方，都不是成长的好时机。一九三〇年代大家普遍都缺乏共同的目标、决心和意识，不知道中国要如何贡献于世界事务，并且由于独裁者当道、气焰极盛，大家有受尽虐待的感受。中国民族主义在日本侵略的压力下萌生，那些在城市接纳跨国体系的人愈来愈心有疑念。战争一爆发，那些在上海、天津、北京和广州受教育的许多年轻人（那些夜里穿上西式服装出游、听爵士乐的人）就开始认为，解决中国沉疴的答案可以来自中国国内。

【注释】

[9] 译按：八国联军为英、美、法、德、俄、奥地利、意大利和日本，约五万人。

[10] 译按：精确地说，是留美预备学校。

[11] 译按：即议会。

[12] 译注：「悬宕国会」又称「僵局国会」，是指在议会制国家，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内取得过半数席次，必须借由联合政府、少数派政府或解散国会、重新改选来解决僵局。二〇一〇年五月英国大选，执政多年的工党得到二百五十八席落败，保守党在大卫•卡麦隆（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领导下，得到三百零七席，虽是第一大党、并未过半，争取到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五十七席）支持，同意组织联合政府。

[13] 译按：精确讲是两百六十八年。

[14] 译注：季斯林（Vidkun Quisling），挪威政治家，赞同纳粹党思想家罗森堡提出的「北海帝国」的构想，与纳粹合作，在挪威被德军攻占之后出任新政权总理。二战后他以叛国罪罪名遭枪决。「季斯林」在英文字汇里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15] 译按：一九二五年三月写成的「七子之歌」，指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等七块失土。

第五章：外国人
（FOREIGNERS）

诠释一九四九年之前在华外国人角色的方法有许多种，

有些观察家集中在关系的殖民、压榨层面，

以致于破坏了中国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互动。

在这种负面心态下，中共政府把大多数外国人从中国历史抹煞掉（只留他们喜爱的一小撮）

但这并无助于我们明了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开放的程度，

或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大角色。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变得国际化了。一九〇〇年，本地人和外国人都认为中华帝国岌岌可危，可是到了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整合进入了市场扩张、人员及思想流动的资本主义世界。在华洋人于这项大转型中扮演了极重要角色。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代表各式各样的背景和专业，他们协助改造中国（不过，方向未必是多数中国人所想要的）。他们是传教士、生意人、顾问、冒险家、革命党和难民。有些人为短期利益而来，但有更多人留在中国、死在中国。在每一个个案中，他们既影响着华人，同时也受到这些华人影响，而这些个案通常也意味着这将会深刻地牵动了今天的中国及世界。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和在华洋人之间的关系十分不平等。大多数洋人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说，他们在华涉及法律事务只能由他们本国设立的法庭处理。许多人住在租界，这些位于中国城市内部的地方，由洋人主导的议会所经管，也由外国官员负责其行政。以典型的殖民地互动模式而言，中国人经常私底下批评洋人及其习惯，可是公开场合，他们觉得需要表达对洋人的钦佩。这种不健康、有时又充满种族歧视的互动关系，往往阻碍中国人及洋人之间亲密的个人私交，但是却无碍于思想的交流。

根据中国及国际的状况，在华洋人人数年年不同，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平均人数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或许会令人惊讶，二〇〇五年的数字也大约相同）。这些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日本人；长期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是英国人，人数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人。全体外国人中，十万人以上是难民，为躲开欧洲的麻烦，如俄罗斯大革命和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来中国。大多数人住在城市，不过未必是外国租界。哈尔滨和沈阳有许多俄国人，后来换成日本人；而上海迄今仍是洋人最多的城市，一九三二年有七万人。但是，乡村地区也出现洋人行踪，通常是传教士、教员或贸易商。对中国人而言，在华洋人使得大家对外在世界的五光十色有了印象，也启发许多人去探求非本土的思想与知识。

中国的某些部分成为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这是洋人想要完全控制的地方——英国人控制的香港、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以及日本人控制的台湾和满洲（尤其是一九三一年之后）。殖民经验创造出来各式各样的华洋混合，到处可见，以致于华、洋界线开始模糊。香港名流成为英国臣民，到牛津、剑桥或伦敦政经学院受教育。台湾方面，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接受日本语文文化，有些人往来于中国大陆、日本和台湾之间。从艺术到棒球，日本的嗜好及习惯输入台湾。中国外移人口有时候也会回流：整个二十世纪，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外出生的华人，从五大洲纷纷回国，有些人更在先人的祖国扮演领导角色。尽管有战争，政治亦迭有变革，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开放时代，洋人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若干关键的前提。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部分的国际贸易仍由外国人掌握。列强对进口到中国的商品订定关税，只向中国政府照会一声。一九一七年，中国有九十二个城市开放直接外贸，其中约半数有租界或外侨特区，准许外国人居住、经商和置产。住在租界的人由外国人率领的地方管理当局、而非中国政府或省、市当局课税。租界所座落的土地已由中国政府向原地主征收、再永久租给列强，列强再转租给个人或公司。依照规定，中国人不准在租界拥有土地，但有些人透过人头购买。对于各类颠覆常规的人（如资本家、革命党和宗教狂）而言，他们也可以利用租界享有的治外法权。住在租界的中国人唯有在主管该租界的领事同意下，才会被中国当局逮捕。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大会因此选在上海法租界一所旧教会学校举行。

各城市的租界，以上海的租界面积最大，但其他租界一样是复杂的十里洋场。华北的主要港口天津有七个外国行政管理单位、三个英国市政区。长江中游重镇武汉原本有四个租界，有如迷你的欧洲城市：东正教教堂、英国海关、德国酿酒厂、法国餐厅，一应俱全。有位外籍游客在一九二〇年代写说，它是个「忙碌的城市，建筑、设计完全西方风格，可是完全被中国包围住，有些建筑物高耸入云；又有一些电影院，不过只播映美国电影；更有许多汽车贵气十足地在江湾穿梭进出」。租界全都设在河边或海岸边，由日夜巡逻的列强海军舰艇保护。即使外国驻军人数有限，杀伤力仍很大。炮艇外交有时候涉及到炮轰中国城市，直到中国就范，列强所求得遂为止。英国海军为其中国守备部队开发出昆虫级舰艇，小型、机动、配备六吋炮。列强派出一小支特遣部队驻守主要租界及外侨特区。当然，日本在台湾和满洲、英国在香港、法国在印支半岛另有大批部队。列强在中国的产业得到良好的保护。

主要的租界大多能够自给自足。洋人经常自豪不用亲自做事，凡事交给中国中间人去办就行。即使如此，仍有许多住在中国的洋人学了中文，足可沟通表意。许多人甚至喜欢上中国料理（这一点不稀奇，因为通常只有英国菜）、中国艺术品和美学。虽然殖民地环境有所限制，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倒挺热络：华人和洋人交往做朋友、师生，甚至情侣。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悉尼·巴东爵士能讲一口流利华语，对上海市政、商界了如指掌。上海最富有的地产大王希拉斯·哈同本名沙力·哈伦，出生于巴格达的一户犹太人家庭，他娶华人女子罗迦陵为妻，成为上海市佛教寺庙最大的捐献人。这个现代城市的许多有趣事物逐渐吸引华洋人士凑在一起，出现在跑马场、舞厅和电影院等场合。

但在华洋人并非全是有钱人。有些是以垦荒者的身份前来，尤其是到满洲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来华的俄国人。有些人则以难民身份来华，如一九一七年之后的俄国人、一九三三年之后的德国犹太人，以及到帝国当仆役的人——到上海和香港的马来人、印度人，到法租界、广州湾和广东省其他法国租借地的北非人和中南半岛人。辽东半岛划了一块南满铁路区、整个南满又开放给日本人开垦和投资，许多日本人在本地中国地方政府机关当顾问，也就无怪半数的在华洋人是日本帝国的臣民。东京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在一九三二年成立之前，南满铁路会社在中国东北形同准国家，经营工厂和矿场、航线和仓储，并成立学校、医院和公用设施。这些单位的员工有很大一部分是朝鲜人。

对许多来到租界当仆役、清道夫或工厂工人的中国人（或甚至只是凑巧路过的人）而言，洋人世界的新奇诱惑和价值及行为的诡异可怕，同样令人惊讶。贪婪、压榨和金钱可以买到地位，撼动道学人士，也令激进人士咋舌。北京的外侨特区称为「使馆区」，就在皇宫天安门进口旁，因为这里的银行、店铺、医院、教堂和旅馆，只准洋人使用，许多中国人深觉受辱。传说上海某公园贴出告示云，禁止狗与华人进入。纵使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告示仍有疑问，但直到一九二〇年代末期，中国人事实上是不准进出许多俱乐部、公园和运动场的。散文家杨一波认为，上海是「一个沸腾的大锅炉……我希望能捣毁这个旧上海、粉碎这个帝国主义宰制的东方堡垒，把吸血鬼的黄金梦永久埋起来。」在杨及许多中国人看来，租界给人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洋人为了他们及其国家独具的物质利益，不惜无止尽地欺压中国。

中国非常的大，万千的变化以不同的强度来到各个不同的地区。旅人在一九三〇年代访问中国内地，沿着伟大的贸易之路进入中亚，或从陕西的北方平原边上，穿过群山隘口、进入四川，他会说自从西方进入中国之后，这个国家迄无改变。但是，同样这位旅人若是在长江三角洲、山东或满洲走访，或是沿着大江大海走，或拜访全国城市或华南小镇，又会有完全不同的故事。故事会说，改变已然是常态、且本地化了；人们的衣着、住屋、社会互动已有改变；许多东西和科技已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而且许多人欢迎改变。革命党希望利用新世界的工具去击败旧统治者，他们也喜欢穿西式服装、读外文书报杂志，遵守从国外进口的政治理论。

新事物随着新思想走，有时候实物走得比思想快。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欧洲和北美工业革命的产品，也抵达中国的偏乡，从进口商送到中间人、再到乡下展场，透过巡回商人或小镇店铺卖出去。脚踏车、电池、眼镜、电话、灯具、棉花、皮鞋、香水、手表、照片和收音机——而这一切新奇的洋东西，代表着现代、时髦，就和它们数十年前在欧、美刚出现时一样，也在中国造成轰动。中国人几乎立刻就把这些产品纳入日常生活和审美对象，很快地，其中最有效用的，也会在中国产制，供国内消费，同时也外销出口。研究洋货如何在二十世纪初引进中国的人，对于三个世代之后政治钟摆回到重视创业、与世界互动，而中国迅速成为出口大国的这些现象，一定不会觉得意外。虽然对快速变化的调适意愿，不是没有出现抗拒，中国人接纳外国新生事物的能力，使许多观察家跌破眼镜，城市中国似乎已站上现代性的尖端。

人们居住、工作的房子也出现一系列的现代调整。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大多数城镇、甚至一些村庄，开始出现新式的洋房，时髦又实用，有大片玻璃窗和电灯、暖气，根据芝加哥、巴黎或伦敦的建筑师开发的标准进行设计。城市，尤其是上海，当然开风气之先，黄浦江畔的高楼如雨后春笋出现。一九〇八年的汇中饭店由英国建筑师华德·司各特设计，是中国第一座安装电梯的建筑物。对面三十层高的大华饭店，顶楼是巴格达出生的金融大亨维克多·沙逊爵士的私家寓邸。它在一九二九年开业时，是中国最亮丽的大楼。一九三〇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现代建筑的中心，世界顶级建筑师和设计师，竞相在此争取客户。其他城市的风貌也在变。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北京新盖的公共建筑大多是西式设计。德国建筑师柯特·罗士凯格尔设计的共和国临时国会大厦即是一个经典作品。

一九一〇年代，中国的建筑师开始在中国设计新式洋房，他们和西方同业一样，密切追随建筑风格的国际潮流。固然有些建筑师——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实验把中国古典风格元素纳入他们的新建筑，但大部分客户则很满意于住进比旧式房子更合用的洋房。

和建筑物一样，服饰的时尚也快速起变化。一八八〇年代，大多数中国菁英在特殊场合才穿西式服装，但是三十年之后，一眼望去，城市居民大多穿西式服装，乡村也不时出现西装革履的人士。不过，观者常常讶然发现，中国元素与西式时尚交织、进口时尚做了中式修改，这样一来，阶级、民族、甚至性别衣着差异似乎都搞混了。一九二一年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人穿上洋服，洋人却穿中式服装；男人装扮有若女性，女性穿着又似男人，妓女模仿女学生，女学生像妓女。」一九二〇年代中国棉布生产大盛，缝纫机问世，又有手艺精良的德国人和俄国人裁缝师傅，造成时装大革命。画刊杂志和广告在全国散播时装新讯。中国人因为种种原因改变他们的衣着时尚，而全世界各国人民亦是如此。但是，好看、漂亮经常伴随着新讯息。在中国，这个讯息是「新中国」。

新中国出现两种新式服装。旗袍在一九一〇年之后成为女性的最爱；中山装后来演变成毛装，在中共当政之后成为全国男女通行服饰。旗袍是十九世纪满人高级仕女服的西方版。它受欢迎是因为它兼具中国风与西洋风，因为它可以用各种不同布料裁成昂贵女服或廉价衣物，也因为可以依场合不同设计成曝露或密实。中山装也有同样的效用。它是孙逸仙在日本见到的德国军事学校制服改良而成。孙逸仙本人一九二〇年开始穿这种便装，它代表中国需要有纪律及军事化以达成民族主义革命。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它成为国民党及共产党同志流行服饰——至少代表某种政治宣示。穿中山装者的地位，可以由它的手工或者左胸口袋露出的钢笔之等级显示出来。

中国二十世纪的物质文化愈来愈中西合璧，这一点和大部分国家无殊。中西合璧的程度很快就无法分辨哪一部分是外来、又有哪一部分是本国了。有时候，像旗袍或中山装，相当多中国人开始认为新进口是源自中国，有时候还用这种想法来抨击别人穿着不同。但是大体上，衣着、建筑风格或消费形态的中西合璧都能被社会接受，大家都明白一件事：社会在变。东西交会发生在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脉络中，传统与现代交混已是司空见惯。就这一点来讲，中国物质文化的改变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变化来得十分快，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变化之快是大家始料不及。不过，法国、意大利的农民，或美国西部、乃至中国农村的农民，彼此差异不大。城市的差异更小。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城市生活已和巴黎、柏林、纽约、东京同步。上海乃是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城市。

中国的现代化创始于上海。以技术和组织、品味与时尚而言，长江口的这个大城市打造出中西合璧的模式，赋与现代中国的意义。上海的现代化一向惹人争议。有些中国人憎恶它的崇洋媚外，会影响他们的本土、民族或原生的概念。在慈禧太后到毛泽东这些领导人的想象中，上海是污秽的城市，像个妓女，生张熟魏、来者不拒。上海紊乱、无法驾驭、失去中国味。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共产党认真考虑废市，把所有居民统统下放到乡间（这一点和柬埔寨的波帕一样）。但是对于看着这个城市、住在这个城市、梦到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上海象征他们或其子女所盼望的存在——比起实际还干净、更有秩序，而它的活泼、有趣和富裕，又是中国的其他城市所欠缺的。

一九三六年，上海居民三百五十万人，是全世界最大城市之一。市区中心大部分划入公共租界（由原先的英租界和美租界合成），面积约八平方英里，是它南边的法租界的两倍大。大部分人住在租界外头的华人旧城区，或是东边广大的工业区，或是在城市边缘成长起来的贫民窟。任何人负担得起就有权住进租界。但是只有拥有一定价值地产的外国人（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占全体外国居民的百分之十左右），才有权在治理公共租界的上海工部局之选举上投票。工部局在二十世纪初期从领事官那里取得权力，而它本身在管理上的重要性亦日渐增长。它的人员大部分是英国人或英属印度人，它负责治安、公共设施、道路，并逐渐扩及到学校和医院。直到一九二七年，公共租界的民、刑案件，即使只涉及华人的案件，也都由所谓的会审公廨处理——会审公廨由一名外籍推事和一名华人法官组成，通常由外籍推事主导。上海是个华洋杂处的城市，大约七万名外国居民，经常得到部分华人菁英的支持，愈来愈决心不让中国政府介入他们的事务（我们要加一句：外国领事官对这种态度有相当大的疑虑）。

来到上海的外国人有一套方式彼此互通声气。他们可加入俱乐部，参与跳舞、桥牌等现代、西式活动，它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准华人参加。华人虽然不能同席、或同舞厅参与，但这些洋活动和喜好却传染给华人。毛泽东一向喜爱在西洋音乐声中翩翩起舞，而邓小平在一九九〇年代最后一个挂名职衔是中国桥艺协会的会长。其他组织有更广泛的宗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于一八九〇年代末期成立，一九二〇年代达到巅峰。它主持大规模公共教育项目，包括公共卫生教育、职业训练教育、体育活动和英语进修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从原本纯为外国人的组织变成愈来愈中国化，许多中国二十世纪的激进派领导人承认，他们早年参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受益良多。

由于外国租界提供的保护，中国现代新闻事业也在上海诞生。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一八五〇年代创刊，比较煽情的《大美晚报》于一九一一〇年成立，启发了中文报纸《申报》（一八七一年）、《点石斋画报》（第一份画刊，一八八〇年代）的发刊。一九三五年报业大亨成舍我创办的《立报》，发行量超过二十万份。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上海报业市场欣欣向荣，除了中文报、英文报之外，还有德文、俄文、日文、法文、波兰文和意底绪文[16]报纸。上海的书籍出版社也是全国最重要的翘楚，常常是华、洋合资，但由中国人主理编务。

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上海常被称为「罪恶城市」——即使所谓的罪恶经常指的是文化的混同或异族的通婚或往来。在许多华人眼里，最大的罪恶是不平等和炫耀财富，认定这都是洋人带来的坏风气。在洋人眼里，尤其是英国人，大不以为然的罪恶和性有关，通常指的是有性关系的一造是中国人。许多有关上海的新历史论述企图避开夜生活、游乐、购物和赌博。但是，谈上海，要撇开灯红酒绿、风花雪月并非易事，因为全市事实上到处都是霓虹灯。如果没有受到种族歧视的防堵，身上有几个子儿的人都会参加本市的一些娱乐活动。他们可以到三十七家电影院之一去看电影，赛马、跑狗场试手气，或者到爱德华七世大道的大型游乐中心「大世界」去玩，那里有餐厅、舞厅、剧院、赌场等等。他们也可以到南京路逛街或单纯逛橱窗。永安和先施两大百货公司就在这条亚洲最忙碌的大道隔街相望。衣着不得当的人会被赶出去，直到今天上海的超大型购物中心还保存这股势利眼。但是，它阻挡不了这些人再回来，即使他们已加入反对上海剥削和压迫穷人的革命组织。

上海两大百货公司的东主都从海外出身，学会生意技俩。创办永安百货的郭乐和郭泉两兄弟，曾住过澳大利亚、改信基督教、以蔬果生意起家。他们在一九〇〇年左右回到中国，先在香港安顿，再从香港发展他们的商业王国，很快就在上海开设分店。先施百货的发展路数也差不多。创办人马应彪和马永灿兄弟也住过澳大利亚、再回香港落脚。郭氏兄弟和马氏兄弟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县）邻村人士，而且还娶了同一个家庭的女子为妻。马应彪夫人霍庆棠成为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创办人之一。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生意人，像郭家、马家兄弟这样，借重传统、加上他们可以四处旅行的新自由，以及和外国人合作的能力，一方面起家致富，一方面也协助中国现代化。他们从任职或合作的外商公司学习，在中国建立了不全然洋色彩、也不全然中国作风的企业。

在中国的大型外商公司于二十世纪初也转型改造。怡和洋行透过和中国中间人的密切合作，成长为大财团，除了贸易事业，还经营码头、仓储、棉花厂、开矿和营建等公司，拥有自己的铁路和轮船公司。它在一九〇七年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有相当多华资股东的资本。一九二一年，总部迁至上海。怡和洋行填补一系列功能，而大多与最广义的交通有关。它透过航运及相关服务，把英属印度、马来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跟中国和日本联结起来。与上海一水之隔，怡和洋行的浦东码头（浦东是上海目前新的财金中心之所在）成为全世界最大贸易网之一的中心点。中国只要稍有分量的城市都有一个怡和洋行的代理人，他可以处理交通、保险，甚至财金方面的相关业务。怡和洋行非常重要地发展出一个华商网络，远超过直接与公司来往的买办之业务。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不仅只是香港地区），小型的华人公司透过他们和怡和或类似公司的关系而成长，后者提供了它们扩张时所需的服务。

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初，中国一直是外国投资人喜爱的国家。尽管中国国内政治动荡，外商仍然觉得中国商机极大。他们也喜欢中国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这样才不会限制他们的活动。例如，到了一九三二年，法国在国外的投资约百分之五前往中国（这是二〇〇〇年投资比例的十倍左右。）这些公司在中国赚取的利润绝大部分到不了中国人身上。但是，美孚石油、壳牌石油、胜家缝纫机、英美香烟公司等国际级公司所带来的知识，导致中国企业的大改造，特别是商业模式和经营管理方面。中国菁英不再觉得儒家思想和精明做生意两者有何违逆。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大部分人相信儒家强调家庭、阶层、个人责任和节俭的美德，可以和外国的管理原则结合。美国人最鼓吹的「科学的管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于中国被人们密切地研究（事实上，比在欧洲或日本更受重视）。大部分中国企业领袖了解，若要和外国公司竞争，合理化和重新组织事关重大。有些时候，工人在中国老板底下做事，比在外国老板底下更受虐待，这使得他们痛恨洋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当工人涌入上海或其他大城市在工厂中找工作时，有些人开始梦想有朝一日他们也可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本主义原则，经过许久才在中国被接受，那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中国人喜爱私人所有制，家族控制一切，大部分公司的股东圈子很小，只有家族成员及长期伙伴。从银行取得融资的机会有限，加上私有合伙制的资本结构很笨拙，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一直都不利企业取得周转金。

中国企业家花了很久时间才学会如何不放弃对公司的控制权而扩张事业，或者是他们愿意以放弃控制权来取得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界学会公司股票挂牌上市后要如何照顾股东权益。在法律保护薄弱的国家，好好善用孔夫子的哲学既有必要、也攸关利益。

个中好手是刘鸿生。他的事业始于中、英合资矿业公司，然后自创水泥及火柴公司，都很成功。他的鸿生火柴公司透过一系列并购，成为主要生产商。一九三六年，他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这个实质上的卡特尔在政府默许下掌控售价与生产。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跟今天一样，企业界与政府合作良好，前途无量。

就交通运输而言，到了一九三〇年代，铁路之于企业的重要性直追水路的重要性。某些铁路由外国公司或国家开发，有些则是中、外合资财团开发，在中国这方面指的就是民间和省政当局出资。中国政府，不论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或以后的政府[17]，都很热切地要激励铁路开发，外国财团同样热切地要买公债或授与建设所需之借款。尽管中国政府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二九年都曾经欠债不还，一九三五年又差点再犯，外国银行和投资人还是继续提供融资。资金持续流入是因为利率高，也因为世界经济动荡，没有更好的投资目标。另外也是希望投资基础建设可以刺激中国市场，它是各国经济希望之所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外国资金特别青睐中国，无非是期望中国未来的消费者会购买外国产品。

一九四五年之前在中国最大的外资公司是日本人拥有的「满铁」——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在创业总裁、前任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领导下[18]，满铁决心把中国东北打造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核心元素。满铁是一家私营企业，但有部分政府公股，与日本国家机关有强大关系。它利用美制器械重建东北的铁路，后来向经营煤矿、港口、旅馆及仓储事业发展。从一九一〇年代起，它又兴建学校、图书馆、医院和公用设施，以鼓励日本人及朝鲜人移民垦殖。它的学术研究部门成为在中国最大的现代研究机构，专注农学研究，以备工业化农耕生产。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满铁在满洲几乎已是独立王国。它的附属机构生产钢铁、陶瓷、玻璃、面粉、烹调用油、电力以及化学产品。它不仅成为在中国最大的公司，也是在日本最大的公司。满铁无疑就是日本在华推动殖民统治的一部分，但它也是东京最重要的一张王牌，可用来向西方列强显示，日本及日本企业对大家都企盼的中国之现代化，做出极大贡献。

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外国商人和公司传播有关资本主义、市场和管理的知识给中国人，但是它们所代表的开发模式却一直很有争议。对于称颂旧中国美德的许多人而言，商人、投资人和企业经理人都相当可疑，因为他们重公司获利、轻个人德性。在年轻的激进分子心目中，资本主义特别邪恶，因为它代表的就是外国人想引进中国的压榨。但是，企业的角色之所以被认为有问题，最大的原因是它所买卖的产品很少到达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手上，就算有，也很少人买得起。它象征一种重城市、轻乡村的新市场经济，更加深化农村地区的社会分隔，也使得农村菁英往城市中心移动。对许多中国人来讲，外国商人及他们推销的商品变成他们渴望的现代化的表征、却又遥不可及，因此转成他们愤懑的对象。不过，外国人及其产品的重要性却不可否认。没几个农民晓得孙中山是何许人物，但是透过英美香烟公司生产的香烟，绝大多数人都听过这家公司的名号。

随着新经济，出现新的银行体系。银行的出现在中国至少可以上推到宋朝，但是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强大的西方银行成为中国主要的金融机构。汇丰银行一八六五年成立于香港。它依据英国法律注册登记，意在成为英国在东亚的银行。但是，汇丰银行却绝不单纯只是一家英国银行。在往后数十年，它发展成为中国政府、中国人及在华外国企业，以及从东京到曼谷贸易伙伴之间的主要的银行。它发行钞券、引进新的银行及会计作业、并训练银行员了解中国，方便这些人日后在亚洲及世界各地服务。汇丰银行的创办人本意是透过组织贷款给中国政府，让它能偿还该付给西方列强的战争赔款，因而银行本是压榨中国的工具。但是它的任务扩大，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工具，并且创造出新的金融业。

打从一成立，汇丰银行的英籍董事就想方设法将获利最大化。他们发觉，要从中国的商业发展获利，他们必须也透过传统的中国银行放款。尽管汇丰银行透过遍布中国各地的分行扩大营业，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本土银行一直担任中间人，成为银行业知识双向沟通的传输线。虽然汇丰银行的高阶主管清一色是欧洲人，但担任不同层级的中国职员也日益增加，伴随着在外商公司的工作，他们也享有治外法权（与工作相关时）。即使一九一二年之后，银行主要业务已和上海更加密切，因为需要保持英国管辖，汇丰银行总部仍留在香港。

到了二十世纪头十年，中国已逐渐设立本身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然而，它们大多仍由外国人领导——包括一九一二年起具中央银行地位的「中国银行」。中国的银行一般都采用汇丰银行的制度、规定，它们成长得很快，旋即进入全国各地区。尽管没有有效的银行法规（或者说是没有有效的依法治理），中国的西式银行划定地盘的本事远超过大部分观察家的预期。他们和中国企业界密切合作，经常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政府的掠夺作法所伤害。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国民党政府已明白这些银行在中国的发展上扮演十分重要角色。在外国银行不能放款时，它们提供融资。中国的公共财政在一九三〇年代被接二连三的危机搞得摇摇欲坠时，它们担任关键的中间人。中国政府和菁英阶级或许不喜欢西式的金融机构，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他们的许多最重要活动都必须借重它们。

资本主义财务在中国最大的麻烦可能出在它的民间记账方法一直有瑕疵。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的内部记账方法根据的是单式记账法，非金钱的价值有着极大的空间（如地方官员的友谊或合作）。儒家理想使大家都觉得不宜记载利润，而且害怕政府作怪也使得商家几乎不会向东主以外任何人透露账簿内容。一九一八年首度颁布一般会计原则后，大部分中国民间企业和本土银行仍宁用原先的记账法，而不用西式的复式记账法，于是制造一道缓冲，使它们无法利用资本主义的扩张方法。即使在香港和新加坡，也要到一九六〇年代专业会计才获得接受，同时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及行业，迄今会计账册是否可信都还很模糊。

宗教在中国很少受到官方关注，除非是政府想要规范它或约束其力量。可是，它是穷人生存的支柱，给予他们活在现世并期待来生的希望。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佛教，数百年来扮演着这个角色。基督教也由国外输入，于十九世纪成为中国主要宗教之一。直到过去的这二十年人们对宗教重新产生兴趣，于是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〇年代末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基督教的黄金时期。这段时期有两、三百万中国人改信此一外来宗教，它从传教士的事业变成地方上主导的现象。但传教士依然对中国有相当大影响力，尤其是透过他们成立的学校及大学。这些教育机构或许没有如传教士们原先炽热的希望，产生大量的中国基督徒。但是在这些机构念书影响了许多日后在二十世纪末叶改造中国的人——即使这些造就的方向是他们当初的传教士老师所无法认识的。

中国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记载可上溯到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十六、十七世纪，大多从澳门和日本进来，想要在中国建立其力量。经历十九世纪的两大灾难（基督信仰启发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反基督教的义和团之乱），天主教在中国开始谨慎小心地重建架构。在某些地方，基督徒小区保存了下来，有些甚至可上溯至十七世纪初。有些地方，天主教神父很认真宣教，他们大多是拉匝禄会（Lazarist）和耶稣会教士。许多天主教传教士集中在城市，建立教育机构、医院和孤儿院，如上海的徐汇公学。另外有一些一流的欧洲天主教知识分子在中国居住多年，如德日进这位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中国住了二十年之久。天主教信仰大部分出现在农村，而且是原先已有中国天主教徒、或是已有中、外传教士的小区。到了今天，这些中国天主教徒的中心，大部分仍存在、有些则仍在扩张之中，在全国各地都有，在华南如福建、浙江，以及北部的河北及东北，势力都特别强大。

二十世纪初期扩张最快速的基督教会是新教。孙逸仙是基督徒，十来岁时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为他施洗。蒋介石一九三〇年改信基督，终其一生是卫理公会的虔诚信徒（尽管批评他的人讥讽他不过又是另一个「基督军阀」）。蒋介石基督信仰中的尚武精神并没有太抵触许多新教传教士传播福音的方式。剑桥大学有一群毕业生终身在中国传教，号称「剑桥七贤」，其中之一的施达德声称，基督徒的一生必须奋战不已：「有人希望活在教堂钟声可闻之处，我却希望在地狱咫尺之处主持救援站。」施达德和十九世纪先贤教士一样，结合传播基督福音及提升中国知识水平为终身职志。《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的父亲路思义是长老会传教士。他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毕生奉献给山东省济南的齐鲁大学。路思义得到洛克斐勒基金会的赞助，把齐鲁大学打造为中国一流大学之一。它的医学院成立于一九一一年，提供完整的医学训练给中国男女青年。中国最棒的医学院，是一九〇一年成立于广州的夏葛女子医学院也是由教会创办。它的毕业生对中国医学课程的影响力持续到今日。很少人会去怀疑，某些年轻中国女子把基督教信仰视为打破父权社会桎梏的机会。

教会大学当中，有一家地位最特殊，因为它日后发展成为今天中国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一九一九年北京地区五家基督教学校合并，成立燕京大学，它是一所崇尚自由学风的高等教育机构。燕京大学存在期间，长久由一八七六年生于杭州的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司徒雷登是第二代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他在美国一些基金会及捐款人支持下，买下北京北边前清王室一处夏宫，打造出一所现代大学。今天，它是北京大学的校总区。燕京大学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三〇年代多位毕业生日后成为中国重要政治人物，其中不乏中共要员。司徒雷登后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一九四九年必须和中共谈判时，他的交涉对手黄华即是燕京大学毕业生。黄华此后成为中共外交事务专家，高唱反美口号。

二十世纪初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它也是基督教本土化的高点。所有的教派，中国籍传教士逐渐取代洋人或与洋人传教士肩并肩工作。这个趋势最明显者莫过于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山东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在这个运动里，既有的基督徒社群被劝谕要遵循圣灵，情感上直接与上帝交通。发起这项运动的是准基督圣灵复临派的挪威传教士孟玛丽，但很快地就传到新的华人基督徒社群，有些人遂开始从中国其他宗教，如佛教和道教，汲取超自然的部分理论。在基督教派中——如「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和「召会」出现一群十分杰出的本土传教士，其中有些在国内、国外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召会创办人倪柝声即成为在亚洲和欧洲复兴派领袖。「新」教会里公社派和民族派的紧张，对中国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一种挑战。像倪柝声这些传教士忙着要让基督信仰本土化，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成为基督复临的重要关键。其他人是否喜欢是一回事，却不能不对他们的主张做出回应。

二十世纪中叶，基督教和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民族主义闹得最凶的时候，有些激进派中国人开始相信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是狭隘、不宽容的信仰。他们主张，大部分的基督教义（就和伊斯兰、佛教、道教教义无殊）已因科学而显得过气、不合时宜，现代人不再需要迷信。可是，同一时期也有人认为基督教的本土化是中国重生的一部分：为什么宗教在中国不能起到和它在西方一样的作用？宗教在西方不是有两千年之久，让飘泊不定的人有了目的和意义、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能有稳定吗？不难看到，对于中国的基督徒而言，他们也可以拯救国家——即使他们的对手持反对意见。

二十世纪中国历任政府，除了清朝的义和团事件期间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之外，都聘请洋顾问。有些顾问忠心耿耿，对政府贡献卓著。有些人则至少和中国大部分公务员一样贪渎失职。但是，若非这些洋顾问的努力，中国大部分的基础建设和政府组织在这段时期将会面目全非。中国的国库收入也将大为降低——即使负责收税的洋人是为了确保当时的中国政府会履行支付给外国机构的欠债，但中国所保留的部分仍占其岁入的大宗。负责向生产及进口盐的商人课征盐税的盐务总局，在一九二〇年代上缴的税款占国家岁入近百分之二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洋顾问影响到他们的中国同事，也为中国的文官行政开启新路，其中有些人今天还在高位上。

和十九世纪遭到欧洲列强压力的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中主要的洋顾问集中在外交、法律和军事事务上。后来他们进驻到中国各部会中去，从基础建设、公共卫生、教育、语文改进到宣传等相关机构，都出现洋顾问。清末民初，日本顾问是主流；共产党当家初期，俄国顾问独擅胜场。

日本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在袁世凯政府任职。他一八六〇年出生于大阪，留学德国及奥地利，攻读法律。有贺长雄认为主权是构成国家的重要元素，他深信中国必须集权，才能保护其主权。有贺长雄关心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野心会使其偏离他希望日本能遵守的国际及国内规范，他建议袁世凯用武力把各省置于掌控之下。他也在一九一五年向日本政府就其提出的二十一条件说项，力促日本政府不要恫吓中国。这项建议害得他差点被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怖分子暗杀。

继赫德之后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外籍人士，一向都是中国历任政府最亲信的洋顾问。海关总税务司是西方列强为控制中国海关税收而要清廷设立的机构，但在二十世纪它成为中国中央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一任外籍海关总税务司李度的职业生涯就是此一发展最好的写照。李度一八九二年生于美国罗得岛州，在中国住了四十年，历任海关官员、关长、中国政府外交事务顾问，后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任总税务司，然后在一九四九年以这个职务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他与数百位同僚有同样的职业生涯。义大利人儒吉·狄·路嘉成为中国头号贸易及关税谈判代表。法国人狄欧菲·派瑞开发出中国的邮政系统。挪威人约翰·孟德担任过海关官员、军事顾问和银行家。他们一生全在中国服务，本身事业顺遂，对中国亦贡献卓著。

进入民国之后，另一个和海关总税务司几乎同等重要的洋人领导的机关是盐务总届。盐务总局首任局长李察·丹尼爵士原来在印度殖民地担任税务主管，他在一九一〇年代成立了隶属于中国政府、但又不受其他机关节制，可以独立作业的这个单位。盐务总局雇用华、洋人员，待遇优渥、职责分明、升迁透明，甚至还有退休计划，赢得工作人员效忠。其员工采轮调制，再加上若有裙带庇护或贪渎行为一律革职，这使得上下纪律严谨。同样重要的是，透过积极的价值观，组织的理想化为具体的管理策略。

另一位法国籍洋顾问让·莫涅也汲取盐务总局的经验。莫涅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在中国服务。国民政府设置一个委员会，协助中国公司及有意在华投资的公司取得融资，莫涅担任主席。他协助成立「开发财务公司」，这是由中国主要银行和政府机关组成，以资金投注前景看好的事业之机构。莫涅后来成为欧盟的主要倡导人之一。

洋顾问既是中国的优势，也是中国的弱点。有些中国人敌视洋顾问的存在，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太丢脸，竟然得靠洋人办事。他们也怀疑这些洋顾问一向替自己国家效劳，一旦有事，就有如外国情报员，会执行其母国的意志。但也有中国人夸赞洋顾问清廉自持、工作不懈，以及引进新式行政及经济技能、建设国家体制的贡献。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新政府晓得，它需要有个典范以建设现代国家。它需要全新的国家。它需要保护以对付敌人。

一九二七年开府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觉得，最迫切需要一支现代军队。蒋介石本身是军人，他希望中国能有一支像日本、美国及欧洲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的目的不只是保卫国家和他的政权，它也要体现蒋介石所相信的现代化——国家井然有序、指挥层级分明、部队训练精良、人民生活振作。他希望见到军队是新国家的关键元素，不只是人人依赖军队保卫，也因为它可以做为蒋介石及其当代人士所期望的现代中国之楷模。要达成这样的军队，唯有借由洋顾问、实施最精良的训练。

国民党政府军事事务方面最大的影响来自德国。纳粹政府持续中、德一九二〇年代所建立的合作，一九二四年希特勒派曾任威玛共和德国陆军参谋长的塞克特到中国。塞克特在中国领导一个德国顾问团，提供经济规划及军事事务的援助。法肯豪森在一九三五年接替塞克特，他则专注中国军队的规划及训练。法肯豪森是他那一世代德国最上乘的军事战略家，立刻发现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和日本大规模作战。他建议蒋介石投入一切资源规划未来的抗日作战，发展一套消耗战战略，逼日本人必须使尽全力才能征服中国领土。德国承诺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帮中国训练二十个步兵师、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前打造一支现代中国海军。德国也提供中国从别的地方得不到的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从德国的角度看，协助国民党建军，可凸显纳粹德国是世界级大国，又能取得中国的战略原料。

德国的纳粹独裁政体是吸引蒋介石注意的一种现代性。虽然他本人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的确欣赏要有秩序。他也相信德国和中国是天作之合。两国都吃过败战、现在要重新崛起。蒋介石卫队的德籍总教官华德·史坦尼斯是让蒋介石相信这份交情的要角之一。史坦尼斯本身参加过纳粹党，但由于他相信在德国需要更激进的社会革命，在一九三一年和希特勒决裂。史坦尼斯因此和德国在华正式顾问保持距离，但是他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警察头子戴笠有强大的影响力。史坦尼斯在中国工作到一九四九年，而希特勒因为和日本结盟，一九三八年已命令法肯豪森率顾问团回国。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在德国接受军事训练，则留住柏林，直到一九三九年德军入侵波兰之前才回中国。（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曾留学苏联，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回国。）

蒋介石在空军方面的需求，德国人无法满足，蒋介石遂向美国求助。到了一九三四年，美国已供应相当数量的军用飞机给中国。曾经负责美国空军的前身陆军航空队之训练事宜的约翰·周耶特上校获聘出任中国空军总教官。一九三七年，陈纳德接替周耶特时，中国已有六百四十五架军用飞机、分编为十二个战术中队，还有数座飞机工厂和航空训练学校，以及两百五十多个飞机场。在美国陆军航空队事业并不得意的陈纳德，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论是美国中立阶段或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指挥中国的空军。同时，中国正规警察的训练工作也由伍兹率领的美国顾问负责。伍兹曾在号称「现代执法机关之父」的加州柏克莱警察局长奥古斯特·佛尔默麾下任职。蒋介石认为美国的警察维安方式是未来的主流，即使他对美国社会的道德松弛颇有疑虑。

在日本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下，蒋介石回头向旧敌求助。为了取得军事补给，他在一九三二年和苏联恢复关系。斯大林认为，尽管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冲突，唯有援助国民党政府才能替莫斯科增加抗日的安全机会。一九三七年夏天，中、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展开大规模军援蒋介石国军部队的计划。斯大林选派几位高阶将领到中国，例如：帕维尔·李巴可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要的坦克作战战略家，帕维尔·齐格瑞夫日后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瓦希里·崔可夫一九四五年领军攻下柏林。崔可夫通晓中文，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第一次中苏友好期间曾经参加过支持国民党的顾问团工作。中国指挥官对他印象十分深刻，认为他浑身是胆，代表求胜的意志。崔可夫相信中国人不仅有能力抗战胜利，也有能力打造出大规模现代化部队——他在回忆录写下这一段话时，全世界都还没看到这一点。

在许多方面而言，崔可夫将军代表了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外国共产主义首次介入中国，以及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苏联再次介入中国，这两次介入之间的关联。崔可夫在一九二六年曾以青年军事顾问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北伐。他和其他许多苏联军官协助打造并装备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及他们当时的中共盟友部队。从一九二〇年代至一九四〇年代，中国是全世界左翼革命家的焦点，这些人大部分与共产国际有关联。中国共产党是在外国激进分子建议下创立及组成的，这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社会、组织，也影响了知识界的趋势。他们连结起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也连结起欧洲、北美马克思主义者及思想相近的中国人。就中国未来发展而言，毫无疑问，他们是最重要的异邦人。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建党，大体上是受到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中共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荷兰籍的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在中国，一般人皆称其为「马林」。他对有关理论及战略的问题有强烈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坚持这个新政党应与国民党结盟，成立统一战线。斯内夫利特在印度尼西亚（当时是荷兰殖民地）居住多年，曾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成立大会，并由列宁钦点协助在中国成立共产党。俄国人鲍罗廷继马林之后出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他设计出统一战线要如何运作，以及苏联要如何援助国民党。鲍罗廷是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特务，他到中国之前，已在美国、墨西哥和英国发挥过他的组织本事。他相信国民党和小了许多的中共之间应该长期结盟，中共在此期间要协助国民革命，并趁势吸收党员、扩大势力。

对于共产国际特务及支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激进派人士而言，蒋介石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清共、消灭极大多数中共党员，是一件大灾祸。斯大林给自己找下台阶，说是中国还没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共产国际内部许多支持国际社会主义战略的人士则希望重振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代共产国际派在中国的代表是曼斐瑞德·斯坦因，他后来化名伊米里欧·柯列伯在西班牙内战时担任国际兵团指挥官。斯坦因的任务是促成中共和国民党左翼反蒋势力结盟，并且替中共设计战略，找出方法从零落散布各地的隐身地再回到城市。不过，这个战略失败。责任落到他的继任者德国人奥图·布劳恩身上由这个资深的共产党人协助中共逃出国民党的围剿攻势。很讽刺的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共「长征」撤往北方期间，共产党和他的追兵都有德国顾问襄助——中共方面是布劳恩、国民党方面是法肯豪森。据说毛泽东日后表示，国民党方面的德国顾问显然比较高明。

有些外国激进派人士是自动到中国、不是奉共产国际的派遣。美国新闻记者安娜·路薏丝·史特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她跑到中国，想从内部采访报导中国的革命，结果竟在中国定居，住到一九七〇年在中国去世。史特朗是内布拉斯加州一位传教士的女儿，曾于一九二〇年代到过苏联。她在一九三五年写下：「莫斯科是否也将成为亚洲东南方数亿黄种人（那些说不像、又像是苏联农民兄弟）的中心呢？」史特朗嫁给俄国丈夫，成为苏维埃制度的头号宣传者，她最臭名昭彰的书《新苏维埃宪法：社会民主制的研究》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当时斯大林的整肃正处于高峰时期。她相信，唯有社会主义革命及和苏联结盟，才能拯救中国不会倾塌、并且赋与希望给她在中国游历时所碰到的数百万穷人。

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党在二十世纪初也被吸引到中国。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化名阮爱国）生于一八九〇年的越南中北部。他幼小接受儒家教学，研究中文。胡志明一九一〇年代大部分时间在欧洲、美国度过，成为法国共产党创始党员之一，一九二四年奉共产国际之命到中国。到了中国，他到广州黄埔军校授课。蒋介石当时是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胡志明娶了中国太太，和鲍罗廷住在同一户房子。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之后，胡志明遭驱逐出境，但在一九二九年秘密潜回中国，在上海和香港为中共工作。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他在华南地区活跃于中共各单位之间——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为例外，当时他被国民党关在牢里。终其一生，他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一直有很亲善的关系。

一九四五年之后成为北朝鲜领导人的金日成，与中国的渊源更深。一九一二年出生的金日成，成长于中国东北一个基督徒朝鲜人家庭，于吉林市上学，后来在当地开始其反日本占领朝鲜的活动。他在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十九岁，一度被日本人抓去坐牢，后来参加中共游击队。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末期，他指挥一支人数百来人、大多是朝鲜族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南满和东满活动，偶尔象征性地打进朝鲜。一九四〇年，日本人对他们增大压力之后，金日成所属游击队退入苏联，他被训练为红军军官，一九四五年回到朝鲜，以苏联钦定之姿出任北朝鲜大统领。金日成在中国长大、被培养为领导人，他对朝鲜邻国的了解有助于他在冷战的国际事务中周旋。

整个二十世纪，大量外文书籍被翻译成中文，有些翻译作品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首先，翻译的主题集中在科学、宗教、政府、政治和社会。我们已经看到，科学书对中国有特别的影响：一个世代之内，中国菁英科学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及技术的输入引进铺了路。有关法学及社会理论的书籍的影响也不逊于科学书刊。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来中国授课讲学，他的著作译本变为相当有影响力。透过对杜威作品的翻译，西方许多哲学传统引进中国。到了一九一零年代，中国也有了第一批马克思、恩格斯作品的翻译，它们大多由日文再翻译为中文。

到了一九二〇年代，翻译外文书在中国成为大生意。大出版社制作大套文库丛书，动辄数百册的西方经典名著，而中国所有的资产阶级家庭都想拥有。我们可以想象，有些翻译失真，有些更是惨不忍睹。有时候翻译者干脆更改外国小说的故事内容，（依他本人或出版人的意见）让它符合中国读者的胃口。尽管有这些添油加醋的修删，外国小说在中国愈来愈受欢迎。十九世纪俄国文豪，如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的作品特别流行，稍后的苏联文学及西方作者讨论社会问题的作品，如易卜生或萧伯纳的作品也洛阳纸贵。但是最赚钱的当然还是犯罪及休闲小说：就销售数量论，战前在中国最畅销的西方作家是柯南道尔。他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启发中国作者的模仿，最著名的是作家程小青书写上海大侦探霍桑和他的忠心副手包朗的故事。它固然比原作更关心社会议题，霍桑和包朗侦办一九二零年代黑社会犯罪的技巧也绝不逊于福尔摩斯。

电影是二十世纪最普遍的艺术，在中国同样大放异彩。一八九八年，电影在中国播映，第一家电影院一九〇八年在上海开业。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全国大小城市都出现电影院，连劳工阶级的街坊也有。播映的电影大多是美国片，透过电影，美国被介绍给广大的中国人。他们的电影英雄是美国明星，中国业者从好莱坞抄袭许多技巧和风格。早期的中国电影业经常翻拍美国片，由中国演员以国语演出。日后嫁给毛泽东的江青，就是上海的一个电影演员。

一九二二年甚至还有一部电影，虚拟卓别麟到中国一游。一九三一年，美国大电影公司纷在中国设立配片办事处。在遥远的村落，大部分居民大字不识一个，从来不曾踏出本县，电影就由流动放映师前来播映。有人会跋涉好几天，只为了看一场电影。我在一九七〇年代遇见的许多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当政之前的记忆，竟是在村子广场观赏投射在墙上的美国电影。

和电影一样，其他形式的艺术也受到来华洋事物的影响。中国艺术家知晓外国的技术和风格已有好几百年，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这个知识灌输到所有形式的艺术，开始出现若干兼具中西风味的作品中国的画家和雕塑家成为结合中、西风味的大师。这一点与好几个世代以来的中国陶瓷艺术家为了出口市场之需的作法，如出一辙。同时，维多利亚末期的西方，搜藏中国古代陶瓷——尤其是明朝作品——特别流行。搜藏之后，继之以研究，增进了外国人对中国艺术之了解。西方艺术与文学的现代主义，都受到东亚作品的启发。绘画方面，从莫内到毕加索马蒂斯等画家都借镜中国画家，庞德等诗人仿中国风格写作。音乐方面也出现双向相互影响。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城市演奏，做为现代化的表征，西方的音调系统也影响为中国乐器的音乐写作。欧洲方面，好几位现代作曲家——特别是史特拉文斯基和马勒——在他们的作品采用中国音乐的元素。但是，在一九三〇年代，能把东、西方链接起来的音乐，莫过于爵士乐。上海成为爵士乐中心，外国（大多是美国）和中国乐队彼此混合、相互竞争。

一九二九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博览会，向中、外人士展示现代中国。四个多月时间，西湖边的美丽城市杭州成为各方瞩目中心，展现出中国现在能够制造什么、以及新技术如何协助中国企业进一步扩张。世博会有八大展馆，展示出新政府的计划、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农业产品与技术、纺织品、制药业和其他九十六种工业。策展人希望世博会可提升各方对国内产品的认识、并剌激外销策略。由于它举办之时正逢全球开始大萧条，它吸引相当多外商公司、他们希望能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西湖世博会的规模虽没有巴黎、芝加哥世博会来得大，却有助于让渴望认识外在世界的中国人看到大千世界。

二十世纪中国的改造转型大多是因为教育、高深训练及研究受到国际影响而发生。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会机构在中国转型改造上扮演关键角色，但是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贡献者，如大学、外籍老师和专家、学者和科学家的国际网络（有些是华人、也有些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激进派而言，目标是打造现代国家，必要时可透过外国构想及外国援助。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于一九一九年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概念：

为支持德先生，我们必须反对儒家教条、贞操价值、旧伦理和旧政治。为支持赛先生，我们必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为支持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必须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方发生多少动乱、流多少血之后，这两位先生才逐渐带领西方人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世界？我们坚信只有他们能复兴中国，带领中国走出目前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到了一九三零年代，中国初次有了现代化的统一学校制度。它规定六年小学强制教育，有集中的课程管理，大略模仿美国模式。当然，就实务面而言，能不能真正接受小学教育，因地而异。它经费不足，在省府这一级和学校委员会都贪渎成风。国民党企图控制外国人办的教育机构，也无助于提升中国的教育制度。尽管有这些问题，一九二〇年前后出生的新世代，却成长在前人未曾有过的教育机会下。他们果真善加利用受教育的机会。

大学比起中国教育的其他部门最快受到外国影响而改造。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会大学及传教士在一般世俗大学的角色。政府公立的大学也有快速的扩张。北京大学一九五二年与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合并，是中国最大、最有声誉的大学。它有过两位卓越的领导人：蔡元培和蒋梦麟分别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以及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担任校长。蔡元培是旧时代进士及第的学者，一九〇七年前往德国留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蒋梦麟一九一七年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鼓吹中西并进治学。他曾经写下他的目标：

儒家知识系统以调查事物本质始，走向人伦关系。西方科学知识系统亦同样以调查事物本质始，却走向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我们要撷西方之长，接枝在儒学之上。和西方一样，道德世界在中国将与知识世界并存，一个追求稳定，一个追求进步。

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成就最大的是物理、化学和生物领域。这些成就的前置条件是，有西方书籍之翻译、外国老师、良好的基础训练计划，以及有机会出洋深造。有些科学史学者也认为，中国能够受惠于科学界最新的进步，是因为它没有传统的研究取径妨碍新观念。

一旦西方科学被接纳，它就是全新的性质。物理学相对论被接受即是一个例子：爱因斯坦一九二二年应蔡元培之邀访问中国时，他的原理已经被大多数中国科学家接受。中国下一代拔尖的物理学者吴大猷也是北京大学教授，训练出一大批后来蜚声国际的中国科学家，如李政道和杨振宁，李、杨两人一九五七年因为对初级粒子的发现，同获诺贝尔奖。不到五十年的光景，中国科学研究已经走过十分精彩的改造。

学习的进步绝对不只限于科学的领域。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语文本身受到外国模式启发，也出现彻底的变化。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取代。虽然类似白话口语的写作至少已有两百年之久，十九世纪末期《圣经》的翻译使得白话文更加普及。从许多方面看，文言文落败是针对外国影响正反两方最后的大对决。反对改革的人坚称，中国采取新语文，中国文化就要亡了。支持白话文这一派在一九二〇年代逐渐占上风，他们站在中国新形式民族主义的立场提出论述。它可以用胡适一九一六年在康乃尔大学时提出的一段话做代表：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可读、可朗诵、可歌、可说的语文，是不再需要转译为口语即可朗读的语文；有了它，我们可以做笔记，不再需要转译为文言文；有了它，我们可以上台演讲、上舞台演出，即使乡村老妪、妇孺也能懂。任何语文不符这些要求，就不是活的语文，绝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语文。

关于文言、白话之辩，其实就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无事不可争辩的一个例子。受到不同的外国思想的影响，不同的团体各自要往不同的方向走。有些学者建议干脆完全废掉中文，改以英文为国定语文。同一时期，瞿秋白在莫斯科依据苏联为其亚洲共和国所创的方式，研究一套拼音字母，它后来成为今天罗马拼音版的中文。当然，中国不是唯一需要在现代环境下处理古典传统的国家——希腊和阿拉伯世界也有同样的处境。但是，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它平常在处理现代化时候的典型作法：废掉文言文，改采首都北京语言的白话文，这一来，使得学习既容易、又困难。

和外在世界接触之后，中国妇女和家庭的角色也起了变化。妇女的地位固然随着地区及社会族群的不同而有别，但清朝妇女在偏重父亲、丈夫、长子的家父长制之下，地位普遍还是十分低下的。她们通常不得踏出家门接受教育，只能生儿育女、打理家务，接受婆婆的监督，而且丈夫也不是出于自己意志的选择。即使中国被女性（慈禧太后）统治了四十年，可她从来没有想过女性的整体地位应该有所改善。据说，保守的慈禧太后宁可扮演人人讨厌的恶婆婆角色。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人听说了西方妇女获得解放的故事。大多年轻的杰出女性，作为民族主义者，她们通常在教会学校念书，开始坚持自己在社会及政治上要有新角色。对于许多思想守旧的中国人来讲，妇女解放是外国影响最恶劣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将会破坏家庭，进而摧毁中国。

中国早期有关妇女权利的争论，集中在政治权利。男、女性积极分子都认为，如果赋与妇女机会去依据民族主义的议程来参与建设新国家，必可增进女性之地位。喜穿男装、佩剑的革命女杰秋瑾（她在一九〇七年遭清廷处决），即是这个趋势的代表人物。她认为推翻满清之后，妇女可以在社会上得到合理的地位。日后的女权运动者（有女性、也有男性）可就没有这么乐观。五四时期，社会被视为百病之根，人们反不去责问统治它的国家机关。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和家父长控制等旧体制，在外国思想激荡下，备受抨击。鲁迅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易卜生的作品《玩偶之家》，问起娜拉出走后往哪里去，结论是妇女的经济独立是社会改变的关键。毛泽东本身有过不愉快的奉父命成婚的经验，故对这种旧习俗火力全开、大肆批判。一九一九年他写一篇文章评论赵姓女子反抗父母安排的婚姻、在花轿上自杀的事件：

「西方家庭组织中，父母承认子女的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赵小姐的父母很显然强迫她去爱她不想爱的人……那是一种强暴……中国父母全都间接地强暴了他们的子女。」

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关系也给家庭制度带来压力。十九世纪，在有些城市里中国女子成为外国男子的爱人，但等到男人打道回府返国去后旋即被抛弃。这是典型的殖民地现象，这种关系非常的不平等，但是在许多个案上，仍给予女性她们恐怕无从得到的知识和财富。到了二十世纪，许多这类中西恋化为婚姻。即使西方对异族通婚仍持负面态度。一九二七年，上海的英国警察局长宣称：「异族通婚不符警队利益。」可是，异族结婚照样发生，迫使中国人和洋人都不得不接受它。某些外国人的中国妻子成为文化的交流者。一九二五年出生的陈香梅，嫁给陈纳德将军，影响中、美关系历五十年之久。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流亡俄国期间，讨了苏联公民为妻：蒋方良日后成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就一般的华、洋百姓而言，跨国籍、跨文化的爱情十分辛苦，但愈来愈普遍。在中国服役的外国军人娶中国女子为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九千名华人太太随美国丈夫回美国。很多人结婚时，美国移民法仍禁止她们居住在丈夫的国家。也有些外籍新娘和中国丈夫住在中国，不仅城市有之，郷下也有，特别是广东和福建的农村。岳玛丽娘家姓佛格森，苏格兰出生的新西兰人，一八九〇年带子女回丈夫在台山的老家，子女在这里长大。她的家庭基本上是国际家庭，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全球化的中国。但是它也有本土的部分：外国妻子住到村子，对村子造成的改变其实大过本地人愿意承认的地步。有时候跨文化的紧张大得令人难以承受。伊瑟·竺·殷的父亲是负笈伦敦政经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母亲是英国人。她十分同情双亲的际遇：

我那工人阶级出身的母亲，根本无从了解嫁给一个中国高官的儿子，会有什么后果。她太年轻，对东西文化的差异也太不了解，不知如何稍做调整、以符合中国习俗。我父亲的家人因为他娶了「洋鬼子」，和他断绝关系。这两个年轻人要维系这段婚姻的胜算，实在不大。

尽管有种种跨文化的紧张，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爱情影响了本地区及世界的国际史。同样重要的是，也影响了中国对男女之间、世代之间新形式关系的辩论。有些人认为外国事物即是威胁，也有人觉得这代表自由与机会。在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这些观念依然起伏震荡。毛泽东痛恨奉命成婚的旧俗，帮助中国妇女角色转变，但是他也试图切断中国与世界的许多互动，以致许多中国的跨国家庭因此破裂或失联。但即使是毛泽东政权也无法完全切断中国的国际家庭关联，或降低中国家庭的价值。最后，家庭亲情来的比国家、民族主义或意识型能来得更重要。

诠释一九四九年之前在华外国人角色的方法有许多种，而且它们也经常互相矛盾。

有些观察家集中在关系的殖民、压榨层面，以致于破坏了中国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互动。在这种负面心态下，中国经常认为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要争回自主国格，唯有驱逐洋人。其他人则认为一八五零年至一九五〇年这一百年期间，中国与外国的互动其实正面大于负面，因此这一派说法往往强调和外国之互动有助于推动现代中国。中共政府把大多数外国人从中国历史抹煞掉（只留他们喜爱的一小撮），并无助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我的学生今天经常不明了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开放的程度，或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大角色。另一方面，外国人经常也不明白今天的中国人一回顾历史就油然而生的受辱感：租界、治外法权、巨额赔款、洋人在华趾高气昂的行径，对任何国家而言，这些都是国际互动上的恶例，但它们令靠政府核可的民族主义长大的世代特别气愤。

实际上，外国人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之多，不逊于中国人。有些人因为对中国及其人民满怀热情，来到中国。有些人为传基督之福音而来、也有些人为追逐商业利益而来。有些人成为中国人，当然也有些中国人成为外国人。有些人为爱情而来，有些人为惩治和破坏而来。他们的生命见证这些角色，甚至有时候多重角色交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姑且以哈同为例。一个生在巴格达的犹太人，来上海住了六十年，靠不动产开发和棉花致富，死的时候是上海首富。他是英国臣民（可是他一辈子没去过英国）、娶华人女子为妻（可是他几乎讲不出几句中国话），他死时依照犹太人及佛教仪式办出殡。哈同代表的是帝国主义令人疑惧的一面，也是民族主义者所痛恨的一面。他既不是伊拉克人、也不是英国人、更不是中国人，可是他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任何民族主义者企图把他或其他「外国人」从中国历史抹煞掉，都会降低中国历史的复杂性。　　

二十世纪「华洋之辨」、「夷夏之分」，也攸关我们对历史演变（包括政治及名词）的了解。中国不是只在一九四九年才收回完全主权，而是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政府之下举步维艰地完成的。在这段期间（中共还未接管政权）关税自主权及列强在华租界交还给了中国。它的新政府想依民族主义的原则规划中国的未来，也痛恨洋人及华人规范他们本身生活的「乱局」。抗战及中共胜利只是替中国的「洋人世纪」棺木钉上封棺之钉。

【注释】

[16] 属于日耳曼语族。

[17] 译按：即北伐完成以前或以后。

[18] 译按：此为作者误植。后藤在台只是总督府民政长官，没当过总督。

第六章：出走海外
（ABROAD）

民国时期，各方对中国政治前途十分关切，

中国人比以往有更大自由去探索世界。

虽然列强政府有繁琐的旅行限制，学生和工人涌向海外。他们很多人带着对中国前途不同的新构想回国。

对于关心国事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竞争的中国人而言，

清廷覆亡后的时期是一切解体、极端危险的时期。

但是对于喜欢国家不再控制、才得享有多元混杂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

尽管官方不赞成，中国人在清朝末年出国旅行、短暂逗留和定居的人数日渐上升。十八世纪的涓滴，十九世纪化为洪流，东南亚是首要的汇流之地。一九四九年之前出国的两千万华人，大约半数在十九世纪出洋，而一九二〇年代外移者超过九成前往中国南方的国家。英国人治理的马来半岛各邦有六、七百万华人，荷属东印度群岛有四、五百万人，法属印度支那有两百至四百万人。前往泰国者有三百五十万人，菲律宾一百万人。其余各地（包括美洲）有两百五十万华人。

中国外移人口人数相当可观，但和欧洲外移人口一比，却逊色不少。欧洲人占领、垦殖三大洲，并在此过程中歼灭原住民；中国的移民则只跟着商业利益走，大部分沿欧洲帝国开辟的贸易路线发展。因此，今天有超过三亿五千万人的欧洲人后裔住在欧洲之外，而中国子裔住外人数仅有四千万人。即使把定居中国边陲地区（满洲、新疆、内蒙古、云南和西藏）的人计算进去，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远远不及欧洲人住外人口。因此，华侨的重要性不在其人数多寡（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例外），而在这些华人对其定居的国家有何影响，尤其是他们对中国本身有何影响。

和欧洲的情况一样，中国外移人口也分好几种类型。向外推动的因素包括贫穷、战争和天灾；拉动的因素则有商业机会、教育、土地。外移的中国人大多碰上当地的驱赶，抵达他乡时也几乎豪不例外地一概贫穷。中国人教自己要沿着帝国的边缘行走，则比较容易进得去，经济机会也可能稍微高一点。华人海外拓垦史大体上等于是南中国海沿线及跨太平洋欧洲海上贸易路线的故事。苏伊士运河一八六九年通行，把欧洲和亚洲更密切连结之后，中国外移人口才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不过，沿途的漫长旅程大多由华人安排、而非由外国代理人经手。华人之外移，打从一开始，就是华人的事。

和其他地方一样，从中国外移经常分为两个阶段。人们先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然后再出国。大部分人自愿移民，可说是很清楚明白地决定要离乡背井，当然也有招募劳工的中介人行骗或绑架劳工，填满需工名额的情形。大多数人出洋是到别人的农场或工厂做工：他们种棉花、制糖、挖矿、掘坑道，或者制作弹药和食品，有人缝制衣服、当厨子、做洗衣工。他们的工作五花八门，和欧洲移民没有两样。大部分人一直都很穷，比起欧洲人，有相当高比例的华侨最后选择回家乡终老。少数人发了财，尤其在东南亚，或是二十世纪末，更少许的人在美洲出头天。但是，发财之人在数量上其实远不及故国之人所能相信的那么多。

中国人口外移也有波段，只不过整体趋向是往上升，直到碰上经济凋敝或移民限制才稍稍止息。人口外移在一八七零年代末期倍增，然后在辛亥革命之后和一九二〇年代又走上高峰。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女性移民人数大幅增加，代表有更多华人家庭在海外定居。某些情况下，中国男性移民若是经济条件许可，在国外、国内都透过各种纳妾方式，成立家庭。华人选择融合的程度、或是否被允许居留下来，要因各国而异，这和第一代、第二代欧洲移民的情况没有不同。他们很快就自视是本地人（但同时也保留极大部分的华人认同）。

中国外移人口极大多数出自华南，尤其是沿海的广东、福建两省。虽然从同一个港口出境，这些华南人士却走向非常不同的目的地。前往东南亚的移民有三成以上是福建人，在美洲定居者有五成以上是广东人。移民通常会加入各种兄弟会组织，它可以保护他们，让他们在新社群中有集体发言的机会。最早成立的组织是「公所」，约略等于行会或商业协会。由于商人和贸易商比别人比较有实力，他们通常最先组织起来。接下来是「会馆」或「同乡会」，它帮忙照料来自同一地区、村庄或宗族的华人「帮」和「会」跟着也成立。后者通常是互助团体或政治组合（例如国民党），不过也有的是犯罪集团，后来被称为地下帮派或黑道。中国人有组织能力、懂得团结，使国外生活较为容易，但也可能导致侨社内部的诈欺、压榨。

中国移民最重要的角色是在中国及世界之间担任思想和技术的传递者。曾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带着新思想、新目标回国。他们刺激别人出外旅行，设立新事业、新组织。他们和住在中国的洋人一起引进新产品、新时尚，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新观念。他们策划别人到侨居地参访、成立中文学校、建置商业网络。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跨国的华人家庭经常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发达起来——如香港、加州和新加坡，或是伦敦、台湾和上海。若无这些家庭提供的框架，无从解释中国为何能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后重新崛起为经济大国。不论时机好坏，他们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把中国和外在世界关系联结起来的黏胶。

南洋在十八世纪成为中国人口外移的主要目的地，至今仍地位不坠。中国人所谓的南洋，包括今天我们称之为东南亚的全部地区，范围远及澳大利亚和印度东岸。

中国人在南洋贸易及有限度的定居可以上溯好几百年。文莱有一座十三世纪中国特使的坟墓，南京有一块十五世纪文莱苏丹的墓碑。数百年来，商业动机带动互动。我们前文已述，中国人向北京皇帝朝贡的观念经常和商业是一体两面的事。到了十八世纪末，欧洲殖民控制扩张之时，成群的中国人也开始在东南亚定居，这个涓滴逐渐成为华人穿梭往来于中国和东南洋之间的持续溪流。全世界没有其他地区有这么重要的华侨社群。

东南亚有非常多的华侨来自福建省。今天，他们的后裔占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华人总数的一半左右。这个沿海省份可做为中国人口外移的缩影。今天，福建人口三千六百万人，分为几个方言系统，就社会条件而言，彼此差异也很大。沿海城市有许多富商，内地的穷人则穷脱了底，连糊口都有问题。福建人口约四分之一是十四世纪由中原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十八世纪起，福建人殖民台湾，今天台湾人有七成系出福建。航海技能、加上出售的产品（英文「茶」即来自福建话的发音）输往邻近国家，为劳工外移铺了路。今天福建的每个村落都有具海外亲戚的家庭，而且许多村民都有到海外旅行的经验。

前往东南亚的中国人，大部分以劳工身份去，即使有些人从家乡带着经商本事去，大多数还是贫穷。与他们故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生活一比，能到东南亚的中国人自认已经相当幸运。很长一段时候，他们受惠政治安定和经济机会，珍惜有些自主能力可以寄钱回家。因此之故，往外移的人数日益成长。今天马来西亚约三成人口（即七百五十万人）是华人后裔。印度尼西亚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即六百万人）、泰国百分之十（即六百五十万人）、菲律宾百分之二（即二百万人）。文莱总人口四十万，其中百分之二十五为华人后裔。东南亚其他地区，从印度支那到缅甸，工商业菁英有许多人具有华人血缘。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华侨对东南亚的现代化转型，有相当重大的贡献。

南洋华侨对中国有深刻的影响。即使在日本占领期或毛泽东历次运动期间，也无法完全切断东南亚华人与祖国的关系。金钱、信函、有时候是人员，都找得到路子进去。在最恶劣的状况下，有些最大胆的人从香港或台湾没有护照或旅行文件就偷渡进入大陆。自从中国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其与东南亚的既有关系再度恢复。广东和福建许多村子的墙壁上，现在不再贴着马克思、毛泽东的肖像，而是换上了他们海外的恩公照片。这些省分的投资大增，大多由香港进入。泰国的卜蜂/正大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外资财团之一，它由广东汕头澄海人士谢易初兄弟创办于一九二一年，从曼谷唐人街的菜籽店起家。他们从中国进口种子和蔬菜，也出口猪只和鸡蛋到香港。谢易初的儿子谢国民使用泰国名字Dhanin Chearavanont，是泰国首富，和邓小平以下历任中国领导人都有交情。

二十世纪，中国和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勃兴，华侨在中国的地位益加重要，可是在侨居地的处境却起了变化。南洋华侨早先是国民党的重要后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些华侨却加入当地的共产党。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的辛亥革命以及一九二〇年代国民党北伐，若无东南亚华侨鼎力支持，不会成功——孙逸仙曾经称华侨是「革命之母」。东南亚各地源源不绝的捐助使孙逸仙在野时期仍能奔走，后来更襄助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掌握政权。同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使得部分东南亚华侨有了可以引以为傲的新身份认同。他们不再是来自某省、某村的乱世生民，他们是来自重新醒来的中国人民。大部分南洋华侨寻求某种融合，但也有些人以做为外国人自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崩溃，东南亚到处出现以某种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新国家之时，身为少数族群的华人处境益加困难。有点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犹太人，华人被批评太富有——事实上只有少数人富有。他们被指控是共产党特务——事实上，那更是少之又少。在马来亚，有相当多的普通华人深怕在马来人独立建国后会被边缘化，遂加入马来亚共产党的叛变。叛变遭敉平后，华裔马来西亚人必须接受生活在他们不得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其他地方，情况更加恶劣。印度尼西亚一九六五年爆发政变，数千名华裔印度尼西亚人即使根本不涉政治，仍遭到杀害。但是针对南洋华侨最惨烈的暴行，也发生在共产中国所支持的国家，受到中国支持的当局执政后，反过来对付其国内的华裔族群。柬埔寨的赤色高棉受中国共产党支持，一九七五年上台之后，杀害了国内半数的华裔高棉人。越南统一之后，华裔越南人商家店铺在共产党政权反资产阶级运动下遭到打击，它升高成为针对华裔的种族斗争。半数的越南华人选择出亡，六、七成坐船逃出南越的难民是华裔。北越方面，至少也有二十万名华裔逃往中国。

华人在其他国家的融合，至少在表面上进展得不错。菲律宾的华人在政治上未受排挤。独立运动英雄伊敏里欧·阿奎纳多和现任总统小班尼诺·艾奎诺都有部分华人血统。菲律宾有中文学校、中文报纸，大部分年轻华人透过英文或塔加洛语或两者，融入菲律宾文化。泰国方面，虽然有不满华人影响力的情绪，但主要银行及大部分工业仍由华裔经营。以全国而言，泰国至少有一位总理具有部分华人血统，包括极具争议性的钦纳瓦兄妹，他们的曾祖父来自广东梅州。曼谷还有一个大家忌讳不谈的事实：泰国王室也有华人血统，先人于十八世纪来自广东。在泰国，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一样，华人已交织进入国家的肌里，任何种类的民族主义都无法铲除它。

民族主义也为回到中国的海外华人造成困难。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日本占领当局视他们为英国人或美国人的间谍。国民党试图吸引离开祖国的华人重回怀抱，支持蒋介石的现代化运动，如果他们不从，就谴责他们叛国。但是，华侨回到中国际遇最惨的是共产党从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到一九七〇年中期屡次发起各种运动期间，只要稍有海外关系，搞不好就判个死刑。沿海村民必须力阻红卫兵想要攻击他们海外归国的亲人而发生斗殴。即使如此，和海外亲友的关系也没有完全切断，文革闹得最凶时，曾在国外居住或工作的中国人的确遭到猜疑。讽刺的是，他们遭到民族主义的攻击，可是这些民族主义却是他们的祖先在二十世纪初引进中国的新思想所创造。

今天中国境内对曾在海外生活过的同胞，大体上已不存在排斥心理。旅外人士今天仍必须跨越某些障碍才会在中国受到宽容，只不过大家多少已能够接受「住在国外、不失为中国人」的概念。对于那些自视为部分华人，或主要认同是跨国家族的人来讲，情势并未大定。

跨国主义这个概念并不太能让中国民族主义者接受。只不过华南沿海有一大片地区其经济发展得要靠家族的海外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侨乡」有许多外国出生的华人或曾在国外住过的人，他们以转移技术或成立公司的方式，对中国经济起决定性的贡献。甚且，它们因为在东南亚、加泰隆尼亚[19]或贝尔发斯特[20]有亲戚，而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成长联结起来。即令是最顽固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也否认不了侨乡在经济上的作用。

中国之外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华人是多数族群，且主宰其政治与企业，那就是新加坡。英国一八一九年在马来半岛尖端设置此一殖民地，控制马六甲海峡，做为商业集散地和战略据点。当新加坡设置时，本区域已有相当多华人人口，与巴达维亚[21]、槟榔屿和马六甲密切合作。到了一八四〇年代，新加坡已是华人为主导的城市，它的活动环绕着贸易和运输展开。一八八〇年代，它是华人劳工的输入港，他们来殖民当局在马来半岛及岛上设置的农场和矿场工作。对于刚从中国抵达的劳工之压榨十分凶狠，英国人因而设立他们所谓的「海峡殖民地华人保护区」，以威廉·皮克林为第一任保护官。皮克林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精通国语和福建方言，是说服本地华人相信接受英帝国保护可以得益的主要人物。

的确有些人短暂地得到保护。到了二十世纪初，华人已拥有橡胶园、鸦片田、银行、贸易行、航线和机械工厂。固然大多数华人和其他居民一样贫穷，有些人却晓得利用新加坡的地利之便，进口中国廉价劳力、学习外国技术、取得资本，并追寻大英帝国提供的贸易机会。新加坡的华人资产阶级变的几近于狂热效忠大英王室，也就不足为奇。一八八七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大庆，华人组织呈献一座女王雕塑，镌上「敬表女王华人臣民的忠诚之忱，感谢女王仁政」字样。有些人因效忠英帝国、贡献卓著，被赐予爵位。剑桥毕业的律师宋旺相创办学校和报纸，而马六甲的陈祯禄成立企业和华人的组织。

陈祯禄代表许多东南亚华人在走的方向。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坚定支持大英帝国，大战结束后改为主张马来亚团结独立（包括新加坡在内）。陈嘉庚又代表另一种新思维。陈嘉庚出生于福建，一八九〇年前往新加坡，从事橡胶业发迹致富，绰号「马来亚的亨利·福特」。一九三〇年代末期，他愈来愈涉入中国的战争赈济工作。一九五〇年，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共内战，他迁回北京，一九六一年在北京去世。这两个方向（在马来人为主的新马来西亚之内融合，以及效忠中国民族主义）于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及一九五〇年代差点伤害到新加坡的地位。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可是因为不赞同大马政府的课税政策及偏袒马来人担任公职的政策，争吵了两年，于一九六五年被迫退出马来西亚联邦。从当时起，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一直是这个城市国家的执政党。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于二〇〇四年接棒出任总理。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治理着重在论功行赏制度下的威权政府、社会福利和多元种族发展。虽然理论上新加坡是个民主国家，其实李光耀要的是严格管理的国家，重经济发展、轻政治自由。人民行动党原本是个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开始转向利伯维尔场经济。注意到香港的成就之后，李光耀得到结论：「国家福利和补贴会挫伤个人追求成功的动力」他写说：「我惊讶、又敬佩地看到香港工人在景气好的时候即可调升工资，在景气差时也能调降工资。我决定在福利政策上改弦更张，放弃我们党从英国工党继承来、或抄袭来的政策。」一进入二十一世纪，华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七的新加坡，在利伯维尔场指标上与香港一向名列前茅，即使它的政府继续掌控全国国内生产毛额的六成左右。

一八四八年加州淘金热消息传出后，跨越太平洋往东看，中国人在想象中看到亮晶晶的金山。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争先恐后奔往他们心目中的「金山」追求实现发财梦。十年之内，成千上万人前往美国西海岸及加拿大西部。即使在过去一百年已有少数华人来到北美洲（有些人从菲律宾跟着西班牙人来，也有些人循着贸易路线到达美洲东、西岸），但一八四八年却是最大的分水岭。到了一八八〇年，已有超过十万名华人住在美国，从事各式各样的工作：采矿、盖铁路、车衣、制罐头、耕田或者洗衣、烧饭等。还有更多人到北美洲逗留一阵子，又回中国。华南由于战祸及饥荒，对于富冒险心的人来讲，金山成为向往之地，希望飘洋过海寻觅安身立命之处。

中国人渴望在北美洲能和其他移民受到同等待遇，这个梦从来没有实现过。一八七〇年代经济不景气，有种族歧视意识者跳出来责备中国人抢走白种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开始鼓吹禁上一切华人移民。西岸某些工运领袖特别积极：加州的工人党高唱「中国人滚回去」的口号。他们在一八七九年散发的一份传单，当中宣称排华是一桩攸关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若不赶走中国奴隶，挫杀贵族的傲气，自己很快就会沦为奴隶」。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也提出种种证据附和。翻译歌德作品《浮士德》的诗人、旅行作家贝雅德·泰勒写说：

这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意见，那就是中国在道德上是这个地球表面上最为低下的人类……恶的形式在其他国家中皆有所讨论，而在中国的本地人却全然对恶没有意见。这些恶的形式构成了中国的表层，在这个表层之下却是深深的腐败，令人震惊和恐怖的程度是到了恶的特质都难以隐讳地暗示。而这让人的天性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得我们一旦看穿它们之后便畏缩不已，也激起我对中国人这个种族的强烈厌恶。他们的触摸是一种污然，而且这种意见强烈的程度也如同：对我们这个种族的正义来说，不能允许他们居住在我们这块土壤上。

美国政府一八八二年禁止中国移民入境。这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唯一一次针对特定国家所有公民所制订的禁令。这道禁令持续到一九四三年，中国官员才设法让他们的战时盟友感到羞愧、撤销它。排华法案抑制住华人人口成长，不过它从来没有成功降低华人在美国的总人数。（加拿大从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实施排华法案，也没有成功。）针对华人的这种种族歧视主张，引起华人社群的反省，以及同样强烈的抗拒。有些中国人觉得，他们是因为文化、习惯、语言不同遭到歧视，有人选择离境，有人企图加速同化，也有人起而抗争。在美国、在中国，都有人抗议排华法案不公平、种族歧视。在美国的传统华人组织抗议不见功效下，如纽约的「华人平等权利同盟」、旧金山的「华美公民同盟」等新组织开始出现。新世代的美国出生的华人固然在二十世纪于社会上出人头地，但和排华法案所针对的祖国切断关系后，却为他们造成经济与文化的问题，他们必须更努力去克服这些问题。

今天，华人代表了移入美国、加拿大最成功的族群之一。半数以上超过二十五岁的华人获得大学学位（全美人口此一比例为四分之一），他们的平均家庭所得也比较高。即使仍有种族歧视存在，但华裔美国人仍创业有成或是在科学研究上出类拔萃，如雅虎的创办人杨致远、YouTube的创办人陈士骏，这些例子都有助于华人整体形象，可是美国有些华裔年轻人现在又担心会被贴上书呆子的标签。不过，绝大多数华人仍是从基层一步一脚印向上攀升。三百五十万华人当中，三分之二以上在美国之外出生（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数愈来愈多）。大部分人到了美国之后，挣扎着求生存，经常必须高阶低用、屈就比本身技能更低的工作。一九八〇年代之后抵美的华人，大多还未能实现他们的光明前途。

美国有个地方，整体而言，华人比较不受歧视，而且今天华人在当地比例相当高，那就是夏威夷。美国一八九八年兼并夏威夷之前，华人已在夏威夷立定脚跟。即使排华法案也试图在当地推行，华人因受歧视而离开者并不多，一则或许是因为当地就业机会好，再则当地有教会办的多元种族教育系统，符合华人望子成龙的需求。夏威夷成为华人参政及创业的重要跳板，也是东南亚华人和美国华人之间的重要联结。华人与其他族裔的异族通婚，在夏威夷也比在其他州出现得早。夏威夷位于美国和亚洲的半路上，华人和其他美国人在这里比较容易合作，并且伸向另一个大陆去创造双赢局面。

由于欧洲人持续不断地企图排除华人进入温带地区，华人经常先落脚在热带地区。因此，我们在东南亚、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可以看到年代久远的华人小区。华人在少数几个国家，就提供劳力及建立贸易网络而言，都有重大贡献。它也为中国和天涯海角的远方建立联结，经常令人对这些地方有惊艳的新鲜感。有时候关系更绵延至今天。譬如，巴西某位有华人血统的政治领袖到中国官式访问，它绝不是主宾双方有些微共同背景这么一件小事。就中方而言，这彰显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已有好几百年之久。就访客而言，它提醒他有值得骄傲的传承。他很可能得到其他外国来宾罕有的特殊礼遇。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访问创造出双方都会希望加强的交情。

南美洲的秘鲁和古巴，华人最多。秘鲁的华人大多是一八五〇年以来，以契约工身份入境的华人之后代。这些华人在非常艰困的工作条件下在制糖农场、矿场工作，或兴建安地斯山铁路。大多数觉得受到的待遇只比奴隶略胜一筹：他们领不到工资、遭受霸凌或稍违规定即被苛扣粮食。这些人清一色是男性，由于生活条件极差，且频遭种族歧视，随时都会爆发打群架。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三年的太平洋战争，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交战期间，任何华人都会和智利人站在同一边，因为他们觉得智利人可以解放他们。某些人投入巴崔西欧·林区上将的部队。林区曾在英军服务，参加过鸦片战争，学了几句广东话。将近一千名华人于战争中死亡，大部分是被非洲裔秘鲁人杀害，而这些非洲裔秘鲁人是首当其冲，被智利人打得最惨的族群。

二十世纪期间，华裔秘鲁人逐渐受到尊敬、经济地位也告上升。许多人讨了秘鲁女子为妻，有些人进入亚马逊丛林小镇定居，做起生意人或农人。今天，具有华人血统的秘鲁人（约占全国百分之十五）认为他们的族裔背景有好处。某些人利用这层渊源，投入国际贸易和财金活动，也有些人投身政坛。近年来有两任总理——荷西·安东尼奥·陈和维克多·乔伊·魏具有华裔血统。[22]

另一个华人移民很多的拉丁美洲国家是古巴。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七四年期间，至少有十二万五千名华人来到古巴，大多在甘蔗田农场工作。他们和前往秘鲁工作的同胞，同样遭受虐待，因而反抗西班牙主人，还向大清皇帝陈情：

陛下皇恩浩荡、泽被四方……我等小民，奈何愚蠢、不幸论为小工。青年陷于他乡、大人在异国虚掷性命。我等后悔贫病交困。我等为此地政府迭施暴政，哀苦无告，因而斗胆向陛下申告。

他们的陈情如石沉大海。古巴华人投入叛军阵营。两千人加入一八七〇年代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古巴军队。某些华人士兵或许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叛乱，有过实战经验，他们直到一九〇二年都为古巴人争取自由的奋斗做出重大贡献。哈瓦那有一座华人烈士纪念碑，刻着：「古巴华人没有逃兵、古巴华人没有叛徒。」但是尽管新国家感谢华人的贡献，古巴华人的繁荣却非常缓慢。许多人失望之余，于一九五〇年代投入卡斯特罗的叛军。阿曼多·蔡、古斯塔夫·邱、摩西·黄等在古巴军中崛起，晋升为将领，后来率兵在委内瑞拉、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作战。不过，大多数古巴华人对卡斯特罗政权并没有幻想：现在古巴华人只剩不到七千人——其他人都逃亡到佛罗里达或纽约去了。

英语系统的加勒比海地区，华人移民人数远不及秘鲁或古巴，但是此地商业机会明显大了许多。这些国家有强大的华人组织，以及许多具有中国血统的小区及企业领袖。钟阿瑟是盖亚那独立后第一任总统，任期一九七〇年至一九八〇年——他也是亚洲国家以外首位华裔国家元首[23]。更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一个世代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华裔加勒比海人回流到中国服务。不过，比这个更早，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海归派」范例：一八七八年出生于特立尼达的陈友仁，于一九二〇年代及一九三〇年代数度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的儿子陈丕士，俄文名字Peersei，是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重要的中国籍干部。

太平洋岛屿方面，第一批乘船到来的华人是水手、厨师和木匠。斐济、萨摩亚、纽几内亚和大溪地，都有广东来的工人在农场或营造业工作。今天，太平洋各岛国合计约有二十万名华人后裔，他们在政、商界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斐济现在大部分旅馆由斐济、东南亚或中国的华人拥有。陈仲民两度出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汤安诺是基里巴斯现任总统。加斯通·唐桑是法属波里尼西亚总统。这三个人的老家全在广东东北部某一小块地区内[2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华人出国或移民喜爱的目的地。但是白人当局愈来愈设法排除他们（和美国、加拿大的情况一样）。新西兰从一八八〇年代就限制华人入境，而且从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起，几乎就不可能入境——有一条法律规定，任何申请入境者必须能读一百个随机选出的英文字。到了一九一〇年代，甚至出现协同一致的努力，连已经归化的华裔公民都要逼出境。澳大利亚的情况相同。十九世纪中叶，华人因为有工作机会、能学技术，被吸引前来；隔了半个世代，这个新兴国家依据种族歧视的基础，试图把华人赶走。澳大利亚情况不同的部分在于某些工会组织的反华意识没有那么强烈，有些华裔澳大利亚人能够组织起来，反对政府有系统的歧视行为。澳大利亚出生的新闻记者周成贵一九三〇年代成为中国报业重要编辑人之一。她并不惊讶：「送个华人到美国去，由于见到前人雄心勃勃的例子，他试图成为垄断的生意人；送他到英属新加坡去，他努力成为包商，盼望有朝一日英王能够赐予爵位……送个华人到澳大利亚去，他成为劳工领袖，大力鼓吹『工人的天堂』。」

国人不论走到哪里去，全是欧洲人已经主宰的地方。透过他们的殖民帝国，欧洲人在美洲、澳洲和俄罗斯东部的同族后裔，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执牛耳。华人大多希望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工作或定居（有更多机会、出入容易），但是欧洲大陆本身令他们又羡又恨。来到欧洲的华人，被它的工业与军事力量深刻震撼。他们惊叹有那么多巧夺天工的产品，对于生产和地貌变化之快，目瞪口呆。但是他们对欧洲欠缺普世的道德规矩和个人信实，对于华人持种族歧视，感到十分失望。欧洲是个谜，它既是那么吸引人、偏又拒人于千里之外。

中国人到达欧洲已有几百年之久，有些人甚至已在欧洲定居下来。英国的港口，如利物浦、布里斯托和伦敦，十八世纪即有华人定居。巴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出现华人踪迹。早期移民大多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到了十九世纪末，欧洲主要城市开始出现一小块唐人街，聚集一些新移民。然而，第一波华人移民欧洲大浪潮，并不是工人、而是学生；一八九〇年代每年都有数百名学生进入欧洲。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到德国深造的最多，其次是到法国和英国。他们大多研究理、工学科，有些人毕业后留下来，形成第一代的华人留欧知识分子。香港和新加坡华人很自然选择留学英国。到了一九六〇年，英国华人约有四万人，今天则是十倍。目前英国是中国人想要移民欧洲的首选国家。

一九八〇年之后，中国对外日益开放，前往欧洲旅行的人开始上升。有些人以观光客身份出国，英国和意大利是他们的最爱。有人趁势留下来。意大利托斯卡尼地区的普瑞多市现在华人人口两万五千多人，占全市人口约百分之十五——他们大多在成衣业工作。匈牙利一九八九年共产党政府垮台前，全国只有九个华人注册居留，现在有两万七千华人。欧洲本身人口下降，势必有更多华人将因为欧盟境内工资高、工作环境佳而被吸引前来。不过，文化上的吸引力恐怕已经下降。有个中国游客拿出一辈子的积蓄、二〇〇七年来到法国观光，却大失所望。《明镜周刊》报导说：

刘小姐年轻时就羡慕法国，觉得法国人的温文、儒雅值得效仿。但是，现在她手持录象机、站在爱丽西宫[25]前，却觉得平凡无奇，一堆城市人挤在一起，许多人穿着邋遢。街上到处是纸张和塑料袋。她说：「我的梦碎了」。

九成以上的中国移民从事简单的低贱工作。他们清理森林、挖矿、铺铁轨。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某些国家农场工作，种甘蔗、棉花或鸦片。虽然大部分出于自愿出国打工，但也有些人是被连哄带骗送出国，更有人年幼无知、莫名其妙就做出影响一生命运的决定。相当多数的人（可能高达三分之一的外移人口）是签下类似卖身契出国工作，往往契约期长达七八年。出洋打工的人，大多数回到故乡，不过有些人后来又出洋。绝大多数的人除了比留在家乡的族人、邻人多了国外经验之外，他们并没有发财致富。

和其他族群移民者一样，中国人往往也认为自己只出国打工一段时日，最后还是会落叶归根、回到中国。但有些过客也往往永久定居在异乡。他们工作、成家、学到当地生活方式，产生千丝万缕羁绊关系，终于难以抛下新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的确有许多人坚持他们在海外只是「客居」、终于回国。促成他们回乡的是另一系列「逆向」力量：在国外遭遇种族歧视和压榨剥削；合约期满被迫回国；故国家人、祖先、田园的召唤。对于大多数没念过书的华人移民而言，接触到外国风俗习惯和社会是种震撼。他们发现洋人的态度和行为（更不用提食物）令人吃不消，不免会思乡。有个华人一九〇〇年左右来到纽约，好心人先警告他，他会遇上：

狂野粗暴、不遵儒家圣贤道德的人，他们不拜祖先，但自以为比父祖一辈更聪明。他们喜欢打人、抢人、杀人。在香港可以看到这种人醉卧街头。他们讲话有若野人吼叫，像虎啸、牛鸣。他们男女未婚即如禽兽杂居，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不知羞耻、勾肩搭背而行。

可是，移民持续往外走。就和那些从农村往城市工厂工作的同乡一样，他们经常发现新环境排斥他们，可是它涵盖的机会又是故乡根本付诸阙如。旅费通常由已住在国外的宗亲代垫，或者透过一种借条制度处理——移民者先借债，债权卖给新国家的雇主，劳工透过劳务偿付给雇主。该过程中有一大堆中间人（大多是华人）获利，借由贩运移工建立起海外华侨的网络。偿债期间通常很长，但是在此过程中劳工学到一些技艺，日后在国外或回乡都可派上用场。

华人移民工在新国家遭压榨是很常见的现象。有些人遇上的状况比别人更惨。原因既有种族歧视，也有外国人欺负无知村民对新环境或法律根本不懂。也有许多情况是，早来的人欺骗新来的同胞。某些海外华人小区潜藏着犯罪帮派，甚至成立同乡会或互助会掩护，借门代为安排工作，或寻觅居处而加价压榨新来的人。许多新移民完全依赖这些老鸟代出主怠。即使有出奇之多的华人家庭凭一己努力在第二代拼得出人头地，他们的父母却往往不明白自己遭到同胞欺负。和在中国一样，「儒家价值」、「公益」都是冠冕堂皇的词语，可用来掩饰欺压诈骗。

移民碰到恶劣的工作环境，一般常见的反应是反抗和作乱。中国苦力在海外驯良的印象，其实经不起检验。华人不仅像前文所述，在南美洲和东南亚加入反抗压迫者的反对势力，有时候也自己组织反抗运动。有些地方，他们无法加入已有的工会组织（因为这些既有的工会组织往往就是倡导反对华人移民的团体）华人只好自行组织，反抗的对象不仅有洋人、也有华人雇主。

华人移民社群内部的冲突（地方当局经常记载是家庭失和或帮派冲突）其实大多和阶级有关。许多回国后在中国革命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最先是在欧洲学到组织华人劳工的经验。朱德在中国已是军人，于一九二二年抵达柏林，还未加入共产党，已在当地组织华工。

一九二八年，朱德回国后，协助创建中共的人民解放军。[26]与朱德一起在欧洲组织华工的一些伙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入反佛朗哥的阵营，大约有一百名中国人由欧洲各地前往西班牙参战。

华人在二十世纪吞没全球的世界大战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不限于只在中国开打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人在欧洲参与战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和华裔子弟在所有的战场都没有缺席。战争有破坏，但同时也开创机会。许多华裔美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们首度觉得被平等对待，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能为作战所迫切需要。汤米·黄是个美国出生的华人，在太平洋战场服役当海军机械士。他说：「战争使得每个人的世界都变了，不只是我们，但我们华人感受特别深。它的确很有帮助。」战争（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并肩作战）是曾感受到压力的少数民族现在觉得平衡的重大因素。不像日裔美国人，大体上在二战期间华裔美国人的地位上升。

但是，让中国人见识到外国战争及外国杀人方法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约十五万名中国人受雇到欧洲西线战场做劳力工，至少另有五万人在俄罗斯的东线战场工作。中国政府认为协约国将会赢得大战，刻意讨好协约国，才规划送人上战场做劳力工。第一批中国工人于一九一六年八月抵达法国，由于中国当时仍是中立国，他们的正式身份是某私人公司的员工（中国等到一九一七年八月才对德国宣战）。盟国伤亡上升，对中国劳力工的需求大幅上升。到大战结束时，中国人不仅在法国军中服务，也在俄国、英国和美国军中服务。他们挖壕沟、盖机场，在弹药厂、钢铁厂和矿场工作，也帮忙抬尸体、埋葬死者。至少有三千人在西线阵亡。但我们不晓得东线方面确实的伤亡数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在欧洲的生活十分艰苦。有许多工人并非出身劳工阶级，而是想到欧洲增广见闻的学生和教员。工作十分吃重，必须严守军纪、罚多赏少。中国工人依规定，工作结束后要回到有士兵警卫的营房，不过营房制度很快就形同虚文。许多人感受到欧洲种族歧视之严峻，走在路上被人讪笑、在工作岗位上遭长官拳打脚踢。伦敦《泰唔士报》报导说：「清客（Chink）虽然能干……却像黑鬼，不工作时必须关在营房里。如果管理得当，他们不会惹事生非。他们赌得很凶，但不酗酒、没有暴力犯罪，而且驯服听话。但是必须限制他们和欧洲人接触，他们有自己一套诡计……他们被教导要遵守英国人的卫生、整洁和纪律规定。」难怪许多中国人觉得他们在欧洲是吃苦受难，为了国家不得不忍受。营房里常唱一首歌，反映他们的悲情：

浓雾遮日

雨滴轻拍

长日漫漫

不过在一片愁云惨雾下，往往也有重大例外。一九一七年初，有人开始设立夜间学校，至少在西线战场出现中文报纸，捎来国内的新闻。中国工人学会组织，很早就发动罢工，抗议工作环境恶劣、工资低、遭受种族歧视。他们和法国、比利时老百姓的接触增加。有些中国人交了当地女朋友，后来结成连理。有位江苏工人张昌松（译音）于一九二〇年娶法国女友为妻，这段异国婚姻持续六十年，生了十三个子女。有些人在战后留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部分是因为有关单位没有能力遣送他们回中国，他们也就利用时间学习重要技能。有三千多人永久在法国住下来，和来法留学生携手，成立欧洲第一个华人劳工组织。

中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有一些罕为人知的故事。其中之一是，中国劳工取道加拿大，前往欧洲的西线战场。加拿大当局极力遏制中国劳工潜逃的可能，并且阻止加拿大老百姓和他们的进一步交谊；对于这些过客而言，这趟旅程是认识加拿大的好机会——加拿大日后成为中国外移人口喜爱的国家。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是东线华人劳工的故事。这些华人劳工大多来自俄罗斯帝国的东部地区，或是俄国人控制的满洲，早在一九一五年就被送到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去。许多人在当地从军，尤其是俄罗斯革命之后，大部分人替布尔什维克在波罗的海地区、或罗马尼亚前线作战。即使这些人帮助布尔什维克有功，但幸存者却在斯大林的大清算时期，由于具有国外关系而遭到迫害，至少十一万人被捕，八千人在国内流放、押送回苏联东部。

除了工人之外，另一个从中国往外移的最大族群是学生。从清廷政府十九世纪末期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出洋，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菁英在世界顶尖校园大放异彩，中国和世界某些最重要的联结，即是透过和海外教育机构来往而进行。学生这个族群比起任何族群都更具机动性——大部分必须进中国新兴城市念书，有些人甚至出国深造。思想跟着他们走，包括事情该怎么做、事情怎样才对等等新观念。固然中国外移人口以工人为主力，学生却赋与他们力量。他们远比任何团体，更能向世界推介中国，也让世界走进中国。

中国出洋留学人数暴增，始于二十世纪初期。一九一一年之前，中国至少已有一万名海外留学生，大部分在日本和美国念书。虽然经济大萧条时期和抗日战争期间，留学生人数下降，到了一九四九年，至少有十五万名中国人在海外念书。其中约半数回到中国。到了二〇一〇年，曾经出洋深造的人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的头二十五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留学生回国。和劳工一样，许多留学生过的是兼具中、外性质的生活，成立的家庭同时有中式及跨国的习惯。除了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〇年这段时期之外，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自费出国深造、由家庭而非政府资助。大部分人成绩优秀，能够克服不同的语言文化障碍，而且名列前茅。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本来就是（或是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其中一位在一九一五年写信给在美国的同学，强调他们这个世代身为中国人所处的困境：

我辈大多出生于甲午年前后。你知道甲午年对中国具有什么意义吗？这一年中、日为朝鲜问题开战……我们才呱呱坠地哭泣，国家已蒙受偌大羞辱。你可知道你就出生在国家将亡的关头？既知我辈是国家将亡之民，我们生来就要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救国。

生在一八九四年前后那个世代、出国留学后回国参加救国运动的学生，人数非常众多。中共高阶领导人当中，蔡和森（生于一八九五年）、周恩来（一八九八年）、刘少奇（一八九八年）、李立三（一八九九年）、王明（一九〇四年）和邓小平（一九〇四年），都出国留学。中共第一代高阶领导人当中，其实只有毛泽东不曾喝过洋水。他没有钱，也发觉外语太难学。

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和邓小平，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以「勤工俭学」赴法国留学的一千六百名学生之一。勤工俭学由中国激进派教育家规划，安排学生在法国工厂打工（法国在大战结束后，劳工短缺），以便筹足学费日后进入大学念书。周恩来于一九二〇年抵达马赛，希望能进爱丁堡大学念书，结果却在巴黎住了三年，于雷诺汽车厂工作，并自一九二一年起参加共产党组织工作。邓小平于一九二〇年抵达法国时只有十六岁。往后五年，他在巴黎附近工厂打工，喜欢可颂面包、打桥牌和阅读。一九二六年，他前往莫斯科，投身世界革命。

共产党在中国建政掌权之后，莫斯科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目的地。一九五〇年代前往苏联的学生是由政府选派，受到严格的政治控制。他们大多修习理工项目，有些人甚至已被派好毕业回国后服务的机关或工厂。大部分人觉得在苏联的日子很幸福。他们领苏联政府发的补助款，赚的工资是国内的好几倍（甚至超过苏联同学的薪资〕。他们用功念书，但也找时间玩、甚至谈恋爱——尽管中共的管理人员企图管束他们的生活。等到他们即将回国，回到一个限制极严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时，问题来了。中共告诉他们说：「爱情方面，你们应该节制，正确处理好。你们在求学期间，不准结婚。」数千名中国留学生被迫抛下他们的女朋友而回国，绝大多数就此断了姻缘。除了教育之外，苏联对这些留学生有极大的影响力，远超过中苏同盟时期。直到二〇〇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仍有三分之一成员曾在苏联及东方集团国家留学，他们的生活观念及政治作风仍有明显的苏式风格。

一九八〇年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起飞。一九八〇年代，大多数选择前往美国，许多入学成之后却决定留下来，因此丰富了美国学界及知识产业。后来，其他国家也受到欢迎，但英语系国家依然是留学生的最爱。二〇一〇年预备出国进修的学生，百分之四十三想到美国、百分之十九要到英国、百分之十二前往澳大利亚。语言显然是他们选择时的重要因素，但也有强烈迹象显示，中国学生喜欢美、英一流学府提供的师生密切互动的环境。二〇一〇年希望前往英国留学的学生，几乎一面倒想念商学院：将近百分之七十选修商管课程，至少以硕士学位为目标。即使中国自一九九〇年代以来在经济上维持荣景，大部分留学生希望毕业后至少在国外多住几年。和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留学生一样，中国留学生虽具有民族主义，但并不反对在国外寻求机会。

国外华人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命运有极大的影响。尽管一再有老生常谈，说什么中国所有的改革全由内部发动，我却想不到还有哪个大国，它的侨民和流亡人士会扮演如此重大角色，重新建构国家的未来。反清势力在国外厚植根基，一九一〇年代和一九二〇年代的国民党也在海外获得支持。中共不仅思想上受外国启发，还接受外国资金和训练。市场革命派从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都与海外侨民有关联。反对当前政权的势力在中国境外动员，和当年的反清势力如出一辙。就华人革命家而言，海外一向就是他们的梦想和希望的起跑点。

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在海外奔走革命二十多年，足迹踏遍夏威夷、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和东南亚。他在国外念书、在国外工作、在国外为革命募款，特别是向夏威夷和新加坡富有的华人努力争取支持。他的兄长孙眉是夏威夷茂宜岛库拉镇的富商。孙逸仙娶了著名的华裔美国人家庭的千金宋庆龄为妻。宋庆龄自乔治亚州梅岗市卫斯礼安学院毕业，妹妹宋美龄后来嫁给蒋介石。一八九六年，孙逸仙在伦敦遭清廷使馆绑架，（经由英国报纸爆料报导）脱险之后，写下轰动一时的《伦敦蒙难记》，成为中国知识界家喻户晓的人物。孙逸仙的革命几乎全在国外制造。我们前面提到，由于正在科罗拉多州募款，他差点错过一九一一年真正的革命。他提醒美国听众，美国独立革命也有外国资助，他试图兜售建国债券，保证在中国革命成功后以十倍赎回：

为了确保成功、促进运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并防止列强的误会和干预，我们必须呼吁美国人民，特别需要你们道义上或实质上的同情与支持，因为你们在日本是西方文明的先锋.，因为你们是基督教国家.，因为我们的新政府将以贵国政府为榜样，尤其是你们鼓吹自由和民主。我们希望从你们当中找到更多拉法叶。

孙逸仙之后的世代，苏联成为中国革命人士出国的中心。许多人赴俄国学习，并落户定居下来。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日后在台湾推动民主化，早年即赴俄留学。他在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住了十二年，曾在乌拉山区担任过工程师。留法学生李立三日后出任中共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前往莫斯科，住了十五年，后来他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活活逼死。王明一向得到共产国际宠信，反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他很聪明，一九五六年赴莫斯科治病之后，就留下来。他一生最后二十年，一直努力批判毛泽东的独裁。

我们稍后会提到，海外侨民在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的大改造上，扮演关键角色。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精明的反共领袖李光耀（他和邓小平的祖先都是江西客家人），不确定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李光耀回忆他们第一次晚宴上碰头，邓小平先开口恭喜他「把新加坡搞得不错」：

我问说：「怎么说呢？」他说：「一九二〇年我要到马赛时经过新加坡，烂透了。你已把它改造为不一样的地方。」我说：「谢谢，我们能做得到的，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是华南家无恒产的农民之后裔。你们有大官、有作家、有思想家、以及所有的聪明才智之士。你们可以干得更好……」隔了几星期，《人民日报》改变标题，新加坡不再是美国的走狗，新加坡成为漂亮的花园城市，有良好的公共住宅，是个非常干净的地方。他们改变路线。邓小平也改行「门户开放」政策。做了一辈子的共产党，七十四岁的他说服长征世代的同志，回到市场经济。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遭到镇压之后，中国出现第五代海外革命派。著名的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发表文章，主张中国民主化之后，成为学生运动的指标人物。他现在流亡美国。[27]山西铁路工人韩东方领导独立自主的工运，现在居住在香港。他曾经告诉我：他仍在「中国领土，但又不受中国控制」。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首脑人物王丹当时只有十八岁，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他在中国坐牢七年之后得以出境，二〇〇八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这些人都盼望有一天能回到中国，把它变为更美好的国家。他们的主张经常看来毫无希望，但是年轻的孙逸仙、年轻的邓小平，当年何尝不是如此。

许多海外华人，即使从来没去过中国，也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他们先人的国家走走。许多华人到了国外后又回中国，试图定居下来。即使过去两个世代，回国的相对人数已下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上升将吸引更多人回国。问题当然在于，回到你认为自己认识的国家，可惨痛的是，现实却跟你所想象的大不相同。虽然许多人回到中国后一帆风顺，但有些人满怀乐观和爱国精神回去，却赫然发现国家扼杀他们的发展，甚至使他们及家人如坠地狱。

二十世纪初回国的那个世代，初期在中国大多发展得不错，可是进入暮年，他们却发现一生成就大多被战争和革命摧毁。从澳大利亚侨居地回国，创办永安百货和先施百货的高家兄弟和马家兄弟，活到一九四〇年代，于日本占领下死于香港。他们在大陆的事业遭到共产党政府没收。荣毅仁继承了一家历史可上溯至晚清时朝的纺织厂，其规模在中国数一数二。他继承的产业一九五〇年代被充公，本人沦为文革批斗的对象——他迭遭殴打，被强迫做八年的清洁工。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救他，要求他发挥他的知识发展工业，协助中国富起来。荣毅仁成立中信集团这家国有企业。他的儿子荣智健现在名列中国首富之一。

但是有些归国华人并不能从迫害下恢复地位。郑念一九三〇年代和丈夫在伦敦政经学院念书时，结为夫妇。他们回国后，在壳牌石油公司任职；一九四九年革命之后选择留在中国大陆。一九六〇年代，他们家财产全部遭到没收，女儿被红卫兵逼死，郑念本人被安上英国间谍罪名坐牢、受刑求六年。她被指控在国外念书，为了辩护，她提到伦敦政经学院和费边社会主义的渊源，一名审讯人员当面讪笑她：「列宁谴责费边社会主义是改良派。他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不鼓励暴力革命。别想要讨好我们……替外国公司工作的高干都是间谍。」

西方训练的建筑师回国协助建设社会主义新北京，在文革期间也遭殃。法国出生的华揽洪是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师，一九三〇年代追随过大师勒·柯比意。他来到从来没见过的中国，于一九四九年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局副局长。华揽洪于一九五〇年代监督拆毁明朝留下来的旧城区。后来他被控推动西化，遭到整肃，往后的二十年，他若未被公开示众，羞辱他是「反常建筑」的代表的话，就是派去替农村的人民公社盖厕所。华揽洪后来在一九七七年获准回法国。挺讽刺的是，他的女儿、法籍建筑师华新民现在跳出来和她父亲一九五〇年代协助推行的拆建计划唱反调，力主保护还剩下的旧北京。

某些海归派即使在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仍受到共产党的保护。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曾在美国任职，留德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任苏联集团设在杜布纳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两人都免遭公开羞辱。可是，钱学森的副手、留学德国的杰出工程师赵九章却在一九六八年被红卫兵整得自杀身亡。文革某些积极分子本身也有外国背景。纽约布鲁克林出生的唐闻生是第三代美国人，于一九五〇年代随双亲回到中国，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英语译员。她在外交部成为文革派主要人物。唐闻生和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28]，是一九七〇年初期参与中国外交政策定调的主角之一。

今天的海归派没有前人那样曝露在偌大政治风险之下，当然今天他们也大多懂得观风向。许多人持有美国绿卡或其他国家的永久居留权证件。即使从来不曾在外国居住过的人，也希望有个备胎计划。中国饮料业巨子娃哈哈集团创办人宗庆后，据说是中国首富，他就持有绿卡。有些人从海外归国，被同胞猜忌，其实出于嫉妒心理大过政治因素。过去三十年回国服务的将近五十万海归派，通常日子都过得不错，有些人发了财、功成名就。但是，有一个领域很少有海归派崭露头角，那就是政治圈。中国共产党仍然不信任有海外关系的人。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斯大林汽车厂接受工程训练，前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莫斯科电力学校修习水力发电工程，但是今天的哈佛或牛津企管硕士在中国几乎沾不到权力核心。

【注释】

[19] 译按：西班牙自治区，巴塞罗那是其重要城市。

[20] 译按：英国北爱尔兰首府。

[21] 今名雅加达。

[22] 译注：荷西·陈，留美工程师，一九五八年生，曾任圣马丁大学校长，二〇一〇年由阿兰·贾加亚总统任命为总理。一九四五年出生的维克多·希伊·魏由日裔总统藤森谦也一九九九年指派为总总统。

[23] 译注：钟亚瑟，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南美洲英属盖亚那。一九四〇年代留学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在法院系统任职，晋升为高等法院法官。盖亚那于一九七〇年独立，钟阿瑟出任依据宪法并无实权的总统，长达十年，他在二〇〇八年去世，得享长寿。

[24] 译按：祖籍广东台山。

[25] 译按：法国总统府。

[26] 译按：精确地说，中共部队要到一九四〇年代国共内战时才称人民解放军。

[27] 译按：方励之已在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去世。

[28] 译按：其实是表侄孙女。

第七章：对内与对外的战争
（WAR）

愈来愈多的中国城市青年，

还有他们在中国农村及国外的响应者，

普遍认为中国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国家。

它的天然、合法疆界即是大清帝国的疆界。

它的敌人就是不肯承认中国平等地位的外国，

尤其是这个处心积虑想从中国割走大片领土的日本。

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抗日。

自从一六三〇年代和一六四〇年代满清入关作战以来，

这场第一次在中国本土与异族交战的大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地貌。

八年对日抗战是现代中国国际史上的创始事件。中国在过去数百年并不是真正的全境和平，但是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许多中国人觉得他们正在和力图将中国从地球上消灭的大敌进行殊死斗。从一八三〇年代至一九三〇年代，和洋人的战争都是地方性的零星开打，可是抗日战争却是烽火遍地的全面战争。陕西、福建乡下的农民受到战争的影响，与上海或北京的城市居民受到的影响，并无不同。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他们生平第一遭和外国人接触，就是日本军官以他们根本听不懂的话，叫嚣下令。这也就毋怪中国初入世界政治的经验是不愉快的，而这种经验创造出来的迷思和教条持续到今天历久不退。

抗日战争爆发于中国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缓慢发展的民族主义走到巅峰的时刻。虽然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府，基于战略因素，宁可延搁抗日作战，中国的舆论却逼得它无从选择，必须在大规模敌对行为一发生之当下做出反击。中国的民族主义自从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就剧烈上升，但是要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在满洲发动攻击[29]、以及后来扶植成立满洲国，才使中国人血脉贲张，主张联合抗日。从这一层可以说，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的许多政策（甚至在战争爆发后的政策）是以误解为基础：东京政府害怕中国民族主义，但他们不明白是因为自身所采取的敌对行动，远超过其他因素助长了中国对日本的新感受。打从一开始，中国民族主义做为国家政策，就是以抗日为目标。

一九三七年开始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出现两个非常不同的中国形象彼此相互较劲。第一个中国形象，是绝大多数日本人的认知，它始于十九世纪，认为中国不是国家、只是地理区域，有许多地方权力者：如对立的政府、地方强人和外国代表，正当先进国家（包含日本）在中国境内促进发展之时，这些地方权力者会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保持住秩序的表相。由于民族主义中央政府以国民党的形式的出现，揭橥抗日政策，而这危害到日本所认知中国沉静、务实处理国际事务的形象。中国的抗日出现在许多日本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受到西方列强（包括苏联）强大压力的时候，而且西方世界还释出全球经济危机，害得日本雪上加霜。

另一个中国形象，则是愈来愈多的中国城市青年、他们在中国农村及国外的响应者所具备：他们认为中国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国家。它的天然、合法疆界即是大清帝国的疆界。它的敌人就是不肯承认中国平等地位的外国，尤其是这个处心积虑想从中国割走大片领土的日本。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抗日。

战争一爆发，对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大量的士兵和平民死亡，绝大部分的基础建设遭到摧毁。中国在作战中至少死了两百万人，还有战争的直接结果即是一千二百万平民全数丧生。另有许多人死于饥馑、堤防水库决堤、疫疾及中国军中的虐待。日本在中国战场有四十万士兵阵亡（另有一百五十万人死在因中日战争而引发的其他战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一百二十万平民丧生，其中包括三十万人在战后死于战俘营（这些战俘营大多在满洲及苏联）。此外，有四十万中国人在中国、或在亚洲其他地方与日军并肩作战而阵亡。这是令人咋舌的数字。中国和日本历来两个世代的人都还感受到沉痛、罪恶。

自从一六三〇年代和一六四〇年代满清入关作战以来，第一次在中国本土与异族交战的这场大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地貌。这场战争压垮了过去三十年代表中国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一部分是受战争影响，但一部分也是国民党政府无力处理战争所引起的民间质疑。中共因国民党必须进行抗战而得到了喘息空间，先有机会生存、之后再乘势扩大。抗战也代表国内政治上、社会上大规模的迁徙流离，传统菁英的力量被打破，国家的力量被受质疑，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战争，成为现代性的触媒，但其现代性的形式却未必是大多数人所乐见者。

一九三〇年代初的日本是个先天不安定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被称为「暗杀政府」。首相滨口雄幸于一九三一年遭到暗杀，继任者犬养毅次年也遭暗杀。两人都是被主张国内政府更专制、国外政策更扩张的青年右翼人士杀害。到了一九三六年，右翼恐怖已成功造成日本民主全面瘫痪。日本会如此激烈右转，一部分原因是经济大萧条严重伤害到日本的经济，造成日本现代经济首度发生的深刻危机。有些政客及知识分子，加上许多官员，认为大萧条是西方刻意的行为，旨在伤害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在一九二〇年代已经接受西方对限制军备、关税和国际组织等议题的许多要求。现在，它的对手又企图利用日本的自我限制来破坏其经济。右翼认为，日本必须抛弃它仿自西方的政治制度，重新调整为重视亚洲价值，在自己的大陆上扩大控制区域。

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就是满洲。一九三一年九月，满洲的日本皇军军官利用中国国内政治乱局，于沈阳进攻中国部队，然后迅速占领其余地区。日本政府及陆军最高本部都没有动作制止此一形同兵变的征服行动。东京当局逐渐放任驻华部队「关东军」激进派军官的恣意作为。在日军发动攻击之后的战事中，中国的东北军很快落入守势，五个月之内日本已控制了所谓「东三省」的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这一次又和过去不同。东京没有向国际压力退让而撤退。国际联盟把这项行动界定为侵略行为，日本于一九三三年三月退出国际联盟。在和西方决裂之前，日本已经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原本的中国势力大多被迫离开，完全顺从日本的一个以逊清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新政府宣告成立。溥仪登基为帝，年号康德。这位满洲国皇帝在日本订定的东亚体系之地位很清楚：溥仪举行一项繁复的日本式仪式，自命为日本裕仁天皇的义弟。

满洲国的成立造成一九三〇年代的几件重大国际发展。它促成日本微弱的文人政府接受由军方主导的新式国家组织，以海外扩张为目标。它强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使年轻世代的中国人相信必须有统一、集权的国家。它破坏在东亚的一切合作努力，使得本地区的新强权（如美国与苏联）以各自的方法要专心对付日本的扩张主义。尽管苏联不愿出头制止东京，而美国若无欧洲大国支持，亦无力制止东京，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任谁都知道东亚正走向战争之路。国际间没有出现同盟遏制日本，是因为所有的大国都专心于注视欧洲局势，尤其是纳粹德国的崛起。日本也密切注意德国在其大陆的作为：创立霸业，并抵制列强压抑它的企图。

满洲国因而成为新式的日本帝国主义之象征，经济开发和公共服务是殖民帝国的要务，日本对此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日本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对外投资已投进中国，而它的中国投资，百分之八十是在满洲。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日本投资在满洲的数字，以相对值而言，已超过任何西方列强在其殖民地的投资。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在满洲的投资已超过它在朝鲜、台湾及中国其他地区投资之总和。工业及农业的生产增为三倍，机械、工具和消费性商品是成长最快的部门。满洲国政府及其日本顾问也大幅投资在交通、教育和公共卫生，对于遭受数十年战祸和经济乱局的老百姓提供焕然一新的发展。有些人，尤其是传统菁英，选择和新国家及其背后撑腰者密切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汉人约占满洲人口之九成，其余一成则是满人、朝鲜人、蒙古人和俄罗斯人。满洲国时期，这个形势没有太大变化，只有朝鲜人因为可以从日本控制的朝鲜自由入境，人数大幅增加。满洲的绝大多数汉人居民则继续相信他们所住之地是中国领土，虽然只有一小撮人愿意执干戈以卫社稷、抵抗新国家，但愤懑和消极抵抗实则已非常普遍。日本军方的回应是大力高压、动用暴力，包括强迫没收土地以供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即使日本人喜欢把满洲国界定为多元民族发展的国家，各个民族都可以有机会、有贡献，汉人却觉得在新秩序下，他们是最得不到照顾的族群。

满洲国的创立代表日本扩张的新阶段，甚至是新日本的肇始。东京的行动变成像美国或苏联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大过像英、法在其帝国内部进行安排的色彩。日本即将推出的泛亚发展主义[30]，使许多日本青年有了奋斗的目标，而一直推动到一九四五年，历时十二年之久。透过它的反西方之立场，以及推行现代化的成功，它也吸引了一些中国人。但是和希特勒的欧洲一样，日本的亚洲也只能有一个国家站在发展的阶梯之顶端。对于活在「太阳帝国」阴影下的人而言，要成为完全现代，就得变成完全的日本人。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背离其他亚洲人愈来愈认同的民族主义。

自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就把日本视为中国团结统一的最大威胁。蒋介石固然佩服日本人的作战技能和组织能力，他也晓得如果东京有心要做，这些能耐可以用来对付中国。从一九三一年起，蒋介石晓得中日难免一战，他希望尽量拖延，争取时间完成中国的统一，并争取外国盟友的支持。虽然从当时到现在，大多蒋介石的策略都遭到诋毁，但这些策略其实相当有道理：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薄弱的中国哪能跟日本比，若想要保住他的民族主义计划，唯有尽量争取时间。整个一九三〇年代初期，蒋介石面对中国内部多少敌、友的反对，他仍然坚守他的策略。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他绝不和日本发生全面战争，一旦两国开战，这将是长期抗战，而且中国的生死存亡系于这一场战争。中国若是不团结，加上武器的缺乏，又得不到外国援助，这场战根本打不下去。

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国民党政府领导的中国适逢二十年来最团结的时刻，不过国家仍有极大部分地区仍由各方枭雄割据自主。除了日本在满洲已是太上皇之外，外蒙古有个共产党政府，蒋介石看得一点都不错，它乃是苏联力量的延伸。新疆方面，蒋介石必须面对维吾尔人叛变以及和苏联结盟的势力。他克服这两者，可是一九三七年还是让盛世才夺走了对新疆的控制。盛世才虽然是国民党官员，在蒋介石政府面临和日本最后摊牌时，他选择押宝在苏联身上。西藏方面，代表幼年达赖喇嘛的政府向印度的英国求助，以保持它从中国的自治。华南方面，云南在地方强人龙云之下、广西在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之下，全是半自治王国。蒋介石离全面统一中国的目标，还很遥远。而且他还有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中共挺过一九二八年的搜捕杀戮，在江西、福建交界处不时发动游击战，徐图再起。

对蒋介石而言，中国共产党和所有其他跟他争抢政柄的敌人迥然不同。蒋委员长非常有自信，他认为种族分裂主义者或地方强人到最后都会向他正在打造的这个中央政府低头。但是中共不会低头，他们的意识型态不允许他们向中央输诚。他也正确地判断，中共受其政治信念和对苏关系的制约，如果不用军事力量予以摧毁，他们一定会群起反抗。因此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以中共根据地为其剿匪作战的首要对象，迫使共党残部撤出华南，往西北逃，经历「长征」的幸存者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底在陕西偏远边区建立新基地，中共勉强还剩一口气。

「长征」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共重振旗鼓的创始神话。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也在这次大撤退途中窜出，从一九三六年起坐稳大位达四十年之久，直到他咽下最后的一口气。毛泽东率领众部队退到陕西，在延安设立总部，它们愈来愈受到毛泽东及其政治思想的主宰。即使毛泽东是个战士，希望在华北重组新部队，进而向蒋介石报复，但他却受到共产国际纪律、以及斯大林下达的命令之约束，尤其是中共总部现在已设在华北，又更接近苏联控制的领土，因此更难不理会这些约束。斯大林要求中共和蒋介石合组新的抗日统一战线，因为日本也是苏联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满是不悦，但别无选择、只得听命，尤其他本人也看到以抗日统一战线号召，在宣传上极有价值。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情势又有了新发展。蒋介石前往西安的西北军事总部视察，力促驻军恢复对中共的军事围剿。蒋介石一如往常，认定他只差一步即可消灭共产党。可是，以张学良为首的驻军竟然抓了蒋介石。被日本人赶出东北的张学良及其部队想迫使蒋介石同意跟中共及其他自主的中国部队一起抗日。蒋介石大怒，但仍镇定地面对兵变。他向扣留他的军官表示，宁可被枪毙，也绝不会向他们低头。张学良很快就发现，自己捅了一个大娄子。全国各界纷纷通电，要求他释放蒋委员长。绝大多数的人不认为，舍蒋委员长，还会有更好的人选能号召全民抗日。甚至斯大林和苏联也跳进来，因为他们也认为除了蒋介石之外的其他人选都不太可能成功地对日抗战。毛泽东在中共领导阶层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奉派前往西安，安排蒋介石的获释。毛泽东一定气坏了，他的大敌竟然脱险，可是他晓得，斯大林紧盯着他每一步动作，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私心说不定也同意大多数国人同胞的看法：有了蒋介石，或许还有些许希望击败日本；没有蒋介石的话，肯定没有打赢的希望。

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风雪中，由少帅张学良陪同，回到首都南京（张学良若是晓得终其一生数十年都要被委员长囚禁，说不定会选择留在西安。）蒋介石已承诺对中共停火，并且也尽可能地以含糊说词同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告诉他最亲信的顾问说，他气坏了，他认为这一群军阀和叛徒破坏了他争取时间准备抗日的计划。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他已在日记写下，虽然他希望还有两年时间做准备，但「生命」可能不会赐给他那么多时间。如果要在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或对日抗战，两者之一做选择，蒋介石显然宁选后者。

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似乎各方势力已有某种共识，针对抗日进行有限度的合作，中央政府和大多数的地方军阀开始合作。自从一九三五年起，中共即推动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现在连蒋介石最亲近的同僚也使用这个词语。言论上表态反日有助于蒋介石在全国声望的上升，但是，可想而知，这在东京和满洲国会引起非常负面的效果；即使温和派的日、满政客和军官都相信，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到达临界点，战争已经不远了。日本也感受到它在国际上陷入孤立。不仅美国和英国表示他们支持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路线，日本的大敌苏联也是。德国，从技术上而言，已是日本的盟国，却也没有撤走驻华军事顾问。

日本政府倾向于降低对蒋介石政府的压力，以求避免战争，但是华北的紧张情势仍往上升。河北的局势特别诡谲，关东军从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已在当地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隔开满洲国和中国其他地区。[31]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间，日军事先未宣布即在北京西南方（即今天五环公路附近）举行演习，中国部队向日军开枪。日军发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附近一座城堡找人。中方指挥官犹豫，关东军即炮轰城堡，控制出城的重要桥梁卢沟桥。中国部队反击，于上午夺回卢沟桥·，日军指挥官要求道歉，中方不肯。间歇性的作战持续到七月二十六日，皇军宣布停火。即使大部分作战已经停止，国军军官仍拒绝日本的要求——此时已扩大到要求中方部队全面退出该地区。

河北战事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决定已经忍无可忍：他所戒惧、但也做了准备的战争，已经到来，因为他无法命令他的部队接受日本的要求。七月三十日他宣布：「现在唯一的路即是领导全国民众，齐心齐力，奋斗到底。」眼见日本把部队投入华北，蒋介石决定在他的精锐部队所在之地（上海及其周遭地区）求战。在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他和中共、苏联都有联系）的怂恿下，国民党空军在八月十四日攻击日军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旗舰「出云号」。虽然中方炸弹没有投中军舰，但这项动作已告诉东京，全面战争已经开战。日本舰队把炮火朝向市内国军阵地开火。蒋介石透过广播向国人宣告，日本侵略野心不止，中国别无选择，从今起唯有全面抗战。淞沪之战你来我往地打了两个月，双方都努力避开洋人租界。到了十一月，日军已占领上海，并朝首都南京推进。

虽然日本人企图把国民党政府的行动描绘成如同清廷在义和团事件中的行径，战事爆发后，日本在国际间益加孤立。日本搬出它和纳粹德国的盟约，终于让德国召回在蒋介石底下服务的顾问。但是日本的老盟国英国，现在却认为日本是侵略者。美国虽然还不肯参加集体行动以抵制日本，但已更接近要谴责东京的阶段。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的一篇演讲，明显冲着日本，他谴责日本是「违反条约、不顾人性，创造国际无政府和不稳定」的国家。同时，苏联为预防和德国、日本发生双线作战，开始采取步骤对付这个东邻日益上升的力量。斯大林不仅同意派遣武装国军部队，他还派出苏联飞机及驾驶员和日本空军作战。战争爆发后头一年，苏联提供给中国政府三百四十八架轰炸机、五百四十二架战斗机、八十二辆T型坦克、两千一百一十八辆汽车、一千一百四十门大炮、九千七百二十挺机关枪，以及五万支步枪。一九三九年夏天，苏联和日本为了控制蒙古而在满洲国和蒙古边境的诺门汗附近发生战争。日军遭到朱可夫将军率领的红军部队狠狠痛击。苏军阵亡九千人，日本则至少是两倍于此。

日本一九三七年和中国开战，恰恰得到它的许多领导人所极力希望避免的结果：国际孤立、分心去和苏联作战，以及为了不明确的目的而必须投入大量人力及物力。皇军虽节节推进，代价却十分高昂。中国方面，蒋介石不仅动员起全国来拥护他领导抗日，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日本政府才逐渐醒悟，蒋介石已决心抗战到底，苦苦硬撑来等候国际伸出援手。东京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冬天得到结论：这场战争不像它过去和中国的交战，从前中方初步一交战失利，立刻乞求和谈。这次将是一场长久苦战。有位日本士兵一九三七年在中国登陆后，于日记中记下：

我满怀幸运和感激的心情，安全登上陆战队及前锋部队以血泪攻下的这片土地。我转身面向东方遥远的天皇、向战死的英灵祷告，我可以感到我是何其感谢我大日本国，我可以感到战争这件事有多么可怕。6

中日战争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秋天，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地带。国民党派出精锐部队守卫首都南京，但是逐步被歼灭而向后退。日军在十二月七日包围了南京；蒋介石誓言死守到底。在城墙边几度攻防之后，日军在十二月十三日破城而入，中国守军溃逃。接下来六个星期，上演了二战期间所有的城市沦陷后最惨绝人寰的一场针对平民的暴行。南京地区二十万名以上居民及战俘遭到日军士兵屠杀而且他们经常是受到上级鼓励或甚至下令为之，强暴及用刑十分普遍。具有纳粹党员身份的德国商人拉贝组织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目击这幕人间炼狱：

两个日本士兵爬过花园围墙，即将闯入我家房子。我一现身，他们声称因为看到两名中国士兵翻墙而入，才尾随进来。我出示党证，他们才退走。我家院墙后方窄街有一户人家，有个女子遭到强奸，又被刺刀割伤脖子。我设法找到救护车，送她到医院去……昨天晚上据说有一千名妇人和女孩遭到强奸，光是金陵女子学院就有约一百名女生遭殃。如果丈夫或兄弟拦阻，当场就被枪杀。你到处可以看到日本士兵的残暴兽行。

我们很难解释是什么原因引爆这些暴行。日本士兵很气愤，中国部队经过这么多年的顺服之后竟然反击。他们自命比中国人优秀，见到同志被中国人杀了，不由产生报复、惩罚敌人的心理。最后的责任落在指挥皇军攻进南京的军官身上，尤其是派遣军的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裕仁天皇的姑父。

南京大屠杀令中国人更加坚定了抵抗侵略者的决心。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频频告捷，但中方坚守阵线，逼得敌军一路必须经历硬仗才有战果。一九三八年十月，华中的最大城市武汉、华南的最大城市广州，相继沦陷。到了一九三九年底，皇军几乎已经控制了中国整个海岸，并且据有绝大部分的华北地区，并向华南及华西的内地进逼。东京预期蒋介石会投降，或至少紧急求和。可是这次，蒋介石已经退无可退。在这个存亡绝续的关头，蒋介石站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尖端，他已经把自己和抗战结为一体。蒋介石就好像法国的戴高乐，他相信他就是中国，而国家、民族命脉全系于他一身。他逼得东京别无选择，只得放弃和他谈判，试图摧毁他的政府，设法把中国裂解为几块地区，在日本扶植下各立一个政府。

日本这个政策却极难付诸实现。它的确在几个不同地区，物色到亲日人士组织傀儡政府，可是从来没办法给予蒋介石致命的一击。即使中方很少在战场上宣告大捷，可是它坚持不退、持续抵抗日军进击，造成了皇军伤亡累累、士气大挫。防守的一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随时化整为零转为游击战，前线保持灵活转换，往往使得日军防线拉得太开，补给线和军事据点曝露在中方火力下。东京的领导人一再相信他们可以以战逼和，可是预期的胜利却一再向未来推迟，中方的坚忍抗战已毁了日本突然全面胜利的希望。

然而，头两年的战争，中国付出惨痛代价。除了战场人命伤亡，平民百姓也遭受战事及其后果的打击。一九三八年六月，在河南、江苏和安徽三省共三万六千平方哩的范围内，战争造成了至少五十万人死亡、三百万人无家可归。华北和华中几省也因战乱造成严重饥荒。农民为避免战事、报仇或强征夫役，纷纷逃离家乡。日本人无法兑现他们承诺的秩序，反而因与各路中国军队争夺控制，在某些地方造成无政府乱象。虽然人民牺牲惨重，国民党政府仍然存活。

一九三九年，有两个原因还能让蒋介石和他愈来愈疲惫的人民保持些许希望（或至少没有完全绝望）：国民党把部分人员播迁到四川的重庆，远离战场，建立战时首都，于是它维系住了华西、华南未遭日军占领地区里面绝大多数地方强人的效忠之心。第二，日本则依旧对苏联戒心十足，在北方留驻精锐部队、以防苏联出兵，没有投入对付蒋介石的作战序列。

一九三九年夏末，中国抗战的外部环境产生了剧烈变化，而且不是变得更好。八月底，苏联和德国签订所谓莫洛托夫—李宾特洛甫条约，承诺双方就欧洲事务进行合作。几天之后，希特勒挥师攻打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于焉开始。日本起先感到相当震撼，这两个意识型态上的敌人竟然签约缔盟、而且他们的德国盟友事先也未和日本咨商；不过德苏条约倒是除去他们的北翼压力，使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和中国作战。国民党政府也失去苏联的军事援助。往后二十八个月，中国必须咬紧牙关，独力应战日本强敌。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民党政府，这是极为艰巨的考验。

日本在中国既能放手作战，遂于一九三九年底从几个战场发动攻势。华中方面，日军兵分数路，打进湖南，虽然未能达成目标，攻克省会长沙，但已经大大改善其战略地位。当年年底，日军又进攻广西省，于一九四〇年一月攻陷省会南宁。对蒋介石而言，更糟的是，华北与国民党渊源极深的一些地方强人，如山西的阎锡山，竟与日军洽商停火。国际方面，战事亦对国民党不利。英国分析德苏条约会使柏林和东京关系变坏，希望能和日本有某种有限度的合作，于一九四〇年七月暂时关闭滇缅公路——这是重庆政府从外界取得重要物资的管道。同时，越南的法国当局已效忠当时听命于德国的法国维基政府，也切断从南方进入中国的补给线。一九四〇年九月底传来另一个恶耗：日本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组成轴心国家。根据盟约条文，其宗旨是「在大东亚圈和欧洲范围彼此并肩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及维持新秩序、并促进相关民族之共同繁荣及福祉」。

日本针对中国进行类似德国对付英国的大规模轰炸，来庆祝它在国际上的新突破。中国空军被摧毁后，日本完全掌握空中优势，中国城市及老百姓都尝到苦头。日本在南京扶立傀儡政府后，它认为蒋介石终究会被迫同意停火。不料，蒋介石选择缠斗到底，不去管华中方面已有大规模部队叛逃，以及有愈来愈多战场指挥官抗命不从的现象（抗命的有些来自中共部队的指挥官），搞得政府军在和日军苦战之际，还得和他们打了几场战。可是，救了蒋介石的仍是日军作战线拉得太长。日本的全面大进攻让自己的部队曝于险境，而且由于后勤有问题，抢下的领地有时候又必须放弃。一九四一年春天发生在华南的上高会战是个好例子。皇军达成所有的战略目标，却因为无法透过长距离增援其前线，而在伤亡惨重下被迫后撤。

在苏联实质上已退出亚洲战事之下，蒋介石必须积极寻觅新盟友。他从德国在欧洲如秋风扫落叶、频频告捷时就晓得，唯一务实的希望是美国，因而他竭尽全力游说华府提供援助给中国。到了一九四〇年秋天，美国人终于开始听他说话。到了十一月，蒋介石得到第一笔美国的借款。一九四一年春天，国民党在华南、华中陷入最激烈作战时，罗斯福政府把决定「租借法案」亦适用于中国——英国在最黯淡的时候，透过「租借法案」得到重大的援助。美国志愿人员开始驾驶美方交运给中国的新军机。虽然蒋介石晓得美国还不预备派出部队参加在中国的战争，可是美国对东京愈来愈严格的禁运措施，使他相信罗斯福已经认为日本日益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当日本领导人和苏联于一九四一年四月签订中立条约时，蒋介石判断日军将会南进，企图攻占东南亚。他预测日本将会和英、美发生战争，而且日本是「自取灭亡」。中国只需要再忍一段时候，「太平洋局势将会变化」。一九三七年之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救亡图存、民族主义的理念动员全民抗战。以国民党当时超高难度的胜算机会来说，它表现得可圈可点。最重要的是，它避免军事崩溃——以战争爆发后头几个月的情势看，它的确危如迭卵。这一次和中国自一八四〇年以来所打过的国际战争都不同，政府军没有在一开战就士气崩溃。反而在许多地方，面对技术、训练高明多倍的敌军，中国部队不畏牺牲、坚挺奋战。

德国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进攻苏联，害中国领导人担心了好几个星期。他们试图分析：欧洲战事扩大，是否也代表亚洲战事会扩大？日本人很快就认定德国不会照其盘算的时间之内攻克他的新敌人，所以并不想和苏联交战。中国方面，希特勒攻打苏联最主要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与共产党重新结盟，现在中共奉莫斯科指示要加入反抗侵略者及其盟国的全面战。即使蒋介石从来没有能够让中共照他的指示作战，现在至少中共在非沦陷区已不是头号捣乱者。但是他也必须醒悟，苏联已为自己的生存陷入苦战，不可能在军事上援助中国。

东京方面，日本领导人对中国抗战的能力愈来愈有挫折感。到了初秋时，力主进攻美国和英国的军人在罕见的政策辩论中占了上风，日本领导人亦认为西方企图扼杀日本。有一派人士主张，征服东南亚，既可迫使中国投降，又可取得需要的资源打更大规模的战争。陆军一九四一年底未能在中国获得重大战果，使得主张扩大战争才能胜利并进一步维护荣誉的论述更加强烈。私底下，许多日本军官开始议论「中国泥淖」。动用海军在亚洲击败西方列强，才能消除掉陆军在中国战场迄乏战果的骂名，让大家看到日本是带给亚洲其他民族现代化的大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蒋介石被副官叫醒时，他一点儿也不惊讶耳中所听到的新闻。中国领导圈里，蒋委员长比任何人都更相信日本人迟早会南进。听到珍珠港遭日军全面攻击的报告后，蒋介石发信给罗斯福说：「针对我们共同的战争，我们将全力以赴与贵国并肩作战，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不再受暴力及背信忘义之苦。」即使日军快速席卷东南亚，也没让委员长动摇，只不过新加坡在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投降，令他相当震惊。蒋介石本来以为英国人会更坚决作战。三分之二的日本陆军仍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蒋介石有理由自豪他能坚守战场，不让日本在东亚建立新秩序。

蒋介石最大的忧虑是，日本南进攻势会切断中国透过缅甸取得补给供应的生命线。他无法信任英国人的作战能力。一九四二年初蒋介石表示愿意调遣国军几个师的兵力到缅北，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魏维尔元帅迟疑不决时，委员长对他发火：「你们英国人根本不晓得怎么跟日本人作战。打日本人，不是像扑灭殖民地叛变、不是像殖民战争。日本是严重的大敌……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打了这么多年，我们晓得怎么打。这种事，你们英国人不行、干不来。你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如何抗日。」蒋委员长和这位独眼龙英军元帅会面时，他一定想到从他青年起迄今的国势变化：中国已不再是被鄙视、被摒弃在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英国也不再是高高在上、居于世界顶端的大国。即使英国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退入印度，使刚到缅北的国军陷入进退维谷困境、弃守滇缅公路，蒋介石并没有颓丧。他晓得国军入缅作战，就足以表征中国已是大国，让他在唯一一个能够支持中国的军事大国（美国）的面前说话有份量。

日军进袭珍珠港之后，中、美同盟快速发展。即使滇缅路封闭，盟军飞机还是载着美国物资补给、军事装备及顾问人员「飞越驼峰」，跨越危险的喜玛拉雅山，从印度北部进入中国。没有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能否撑过最后三年的抗日战争是有极大的疑问。可是，蒋介石仍有理由哀叹盟国的对华战略。美国提供给盟国的援助当中，国民党得到的部分直到一九四五年，平均只占百分之一左右。原因不在于运输困难。盟国也决定了欧洲第一的战略。他们的主要资源将先用于对付德国的战争，唯有在欧洲战场战胜后才会用来对付日本。我们可以理解，蒋介石哀怨、不满意这个战略。他对美国首席军事顾问史迪威将军提供的建议也颇有同感。瞧不起中国人作战表现、脾气又来得大的这个北方佬老美，和国民党几个主要将领格格不入。他们指控他扣住供应物资、不让美军出动，而且净搞些没有用的攻势。他则指控他们贪污腐败、浪费挥霍，而且无能。到了一九四四年，史迪威已和蒋委员长直接冲突，称呼蒋是「花生米」。有一回大吵之后，史迪威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苦候报仇，

终于等到机会。

我瞪着花生的眼睛，

狠狠踹他裤裆一脚。

但是，蒋、史失和瑕不掩瑜，不应遮掩掉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发展出来的密切合作。美国人训练和装备蒋的精锐部队、情报机关和政府行政部门。尽管他不太喜欢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蒋介石很清楚世界大势的走向。他看到中国在其中的大机会。

中国从和美国结盟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国际地位大幅升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同盟国在开罗举行高峰会议，蒋虽无从参加有关欧洲和苏联问题的讨论，却已和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平起平坐。他也得到美国保证在战后将继续援助中国，中国可与世界最大国永久结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纪录：「罗斯福总统提议，战后，中国和美国应制订某种协议，一旦遭遇外国侵略，彼此应相互援助，美国应在太平洋各地基地维持适度兵力，以便可以有效承担防止侵略的责任。」因为需要中国协助赢得太平洋战争，罗斯福给予蒋介石中国跃居四强的地位，对于占领日本，以及朝鲜和东南亚的未来，有着特别的影响力。远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国民党骄傲地宣称他们已恢复中国的地位：「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五十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半的抗战牺牲，终于化百年的不平等条约屈辱史，成为终结不平等条约的光荣纪录。」

任何社会承受大规模战争的压力，一定会付出沉痛代价，而且不仅当时吃苦，往后多年也会隐隐作痛，中国也不例外。日军所到之处，中国老百姓无不遭殃——被战争暴行伤害、陷于饥馑或因外敌控制而受到欺凌。但是，防守的这一方（国民党部队）所到之处，百姓也遭殃。国民党士兵在战时死于疫疾和饥馑的人数，似乎还多过在战场阵亡的人数。国民党部队一旦补给断缺，他们就没收农民已经很稀少的物品和蔬果。战争愈是拖下去，中国愈来愈多农村才没心去管是谁当家控制，只关心他们如何才能避开杀戮和饥饿。在许多地方，日本人只被当做是许多外来势力之一，人民对中国士兵的行为怨恨之心有时候比怨恨日本人更加深重。

从经济面讲，抗战给中国带来灾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建设有相当大多数遭到毁灭：通讯、工业、水利等等。一般人常说，仰赖基本农业生产的地区在战时的损失，还小于有复杂先进经济的地区，但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则不然。抗日战争发生在一个世纪来农村凋敝的最高点时刻，农民生存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在中国农业经济中一向扮演关键角色的贸易受到阻滞，在某些地区甚至停止。肥料和水，很难取得。河南省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经历一场大饥荒，干旱肆虐和军方征购合起来造成两、三百万人饿死，另有三百万人流离失所。农民已经忍饥挨饿，中国军队还征收谷粮、征集役力。美国记者白修德形容它：

路有饿死殍。一个年纪不到十七岁的女孩，痩小、漂亮，躺在潮湿的地上，嘴唇死白；她双眼睁得大大的，雨水落在她身上。人们嚼树根果腹；小贩兜售树叶，一束一块钱。一只狗在泥堆里挖出一具人尸。像行尸走肉的男子从死寂的水塘捞水上的绿色漂浮物当食物。

战争使得六千万至九千万中国人成为难民。在沦陷区及国民党区，都有人奔向城市求生存，制造出新的城市环境。犯罪和压榨盛行，难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都陷入混乱。即使想和当局合作的人也被他们所见到的国家之不合理要求、未来之不确定性，浇熄了热情。今天所做的抉择，明天可能变得十分荒谬，上午在社会还被称赞的行为，下午可能招致死罪。在肿胀、吓坏了的城市里，战时面对的是在存亡之间挣扎、或至少是在拥有资本财产或闹穷挨饿之间依违，不是要和日本合作或对抗。痛恨日本人、又觉得遭国民党政府遗弃，大部分城市里的中国人，不分贫富，对战争不再有所寄望、忧郁沮丧。

尽管各方面都不孚民心，国民党在增加生产、以及组织有时候并不太情愿抗日的人民的这些方面，倒是相当成功。政府的问题当然在于全国三分之二的生产，以及几近它全部的岁入都用在作战。和别国政府一样，它企图以更加集权、提升效率（往往指的是粗暴）来弥补此一长久危机。它也受惠于起用若干出于爱国心理回国服务的专家，他们大多建议增加国家的控制。共产党日后用来治理中国的一些方法，其实已由国民党在抗战期间试验过。生产配额、物价管制和老百姓军训，是战时国民党喜爱的目标（虽然大多数预备在战后放松这此制措施）。可是尽管政府一再呼吁全民团结和牺牲，它最大的问题还是财政问题。它在战前的税基几乎全座落在华东沿海有生产力、且相当繁荣的地区，现在大多被日本人控制，因此它早已失去大部分的税收来源。国民党因此在抗战期间根本无从奢谈财政稳定。新税目，尤其是一九四二年起实物征收的新土地税，企图把重担移到政府控制地区的农民身上，该税制被认为不公。

中国可谓「成也抗战、败也抗战」。一方面，它促进了集权中央、讲求效率和在二十世纪末期（抗战早已结束、而且换上中共当权主政）实现现代国家的理想。另一方面，它给中国许多地方造成几近无限的破坏，以遗弃和残暴的方式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对于经历过抗战的人士而言，战争毫无疑问指的是物质破坏和人命牺牲，而非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它把中国的苦难带到新的境界，在中国人眼里，也使它成为世界各国责难、遗弃的国家。

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最大的受惠者之一。日本的威胁帮助共产党躲过国民党的追剿。抗战使得中共得以在其西北新根据地和敌后地区持续发展。抗战开始时，中共规模很小，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它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具有一百二十万党员、九十万男女士兵。比起数字扩大更重要的是，中共透过一套集中决策制度而有能力与社会各界互动。抗战使得毛泽东和拥立他领导的一派人同时达成两个非常不同的目标：让所有的党员遵从秘密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内圈组织，但对外又呈现出温和、合作的形象。这个大转变有助于中共从抗战得利，并于战后取得政治上的胜利。

中共已经一再主张抗日统一战线，但是抗战真的爆发了，它究竟要怎么做却又不清楚。共产国际希望中共能在军事上对日本人施加压力，但是不论斯大林或蒋介石怎么说，毛泽东就是来个相应不理，不肯对敌人发动大规模作战。他反过来强调游击战术——也就是在敌后秘密行动，借机坐大、发展党组织的力量。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的作战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或是在中共有政治运作的敌后地区，针对日军对百姓的暴行进行报复。中共杀死的中国人（不论是国民党、通敌汉奸或只是挡路的地方势力）远比口本人杀的

还多。但是毛泽东需要和莫斯科维持良好关系，因此在一九四〇年底发动一场「百团大战」。这不仅是响应斯大林一再要求要有行动，也是响应中共党内频频求战的声音。百团大战是针对华北日军的一系列攻势，但是就中共而言可谓惨败。中共伤亡的士兵是日军的四倍。战役之后，日军又对当地人民展开疯狂报复。

到了一九四一年，毛泽东的部队和国民党已经等于在打内战。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安徽省。蒋介石决心在此要制止中共的扩张，迫使中共接受他的领导[32]。但是，政府军的胜利不够坚固到足以吓阻中共，于是又把部队调离对日作战的战场。抗战期间从头到尾，毛泽东口头坚守共产国际政策，呼吁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联合政府，可是私底下却集中力量扩大中共势力。共产国际头子季米特洛夫[33]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告诉毛泽东说：他认为中共「降低对中国的外来占领者之斗争的政策，以及明显悖离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犯了「政治错误」。但是毛泽东坚持他的内部重于外部的政策，给他带来极大收获。

毛泽东一方面不理会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方面却在中共控制的区域内祭出统一战线。中共没有像以前那样枪毙地主和商人、分田和没收财产，现在宣布他们所谓的温和政策，实行减低田租、集体耕作、物价冻涨和贷款等办法。中共亮出全民抗战的旗帜，提出面面俱到的政策：农民（保证不让他们饿肚子）、地主（可以收到地租、又有稳定物价）、店东（得到可预料的税负和财产保障）、工人（得到最低工资）。中共现在搁下马克思和列宁，开始谈「合理税负」。山东西部边区产盐的地方人士利用战时国家机关的力量衰退，避缴讨厌的税，因此相当赚钱。中共在当地保证保卫地方福祉和降低税负，大获人心。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吸收党员和士兵，保证维持中共已在当地建立的稳定，也要严惩通敌的汉奸。换句话说，抗战给了中共近乎完美的机会扩大势力。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外扩张党的势力同时，对内亦发动党内斗争，斗倒旧敌，争取到一九三七年以后入党者全心全力的效忠。所谓的「整风」运动批判、逮捕，甚至枪毙那些不肯接受党的新战术、不依毛泽东所了解的中共历史任务观念进行文艺工作的人。毛泽东这一派人马不再高举党所据以诞生之国际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引进此一曾被强调为党在中国历经百年羞辱之后，做为中国人民救赎者之论述。中共搁下共产主义的唯物论，开始宣传靠意志力可以达成解放。毛泽东告诉他的党内听众，中国既不弱、也不穷。中国是强大的，因为中共带来革命精神，使得中国脱离桎梏。

中共这厢团结，国民党那厢却似乎分裂。许多领导人质疑蒋介石的权威。汪精卫即是其中之一。汪精卫曾经是孙逸仙最亲信的副手之一，也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倡导人。一九一〇年汪精卫被清廷逮捕，辛亥革命后获释，成为英雄，曾经数度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是国民党内的左派（这方面符合孙逸仙的精神），他主张国共合作，强烈反帝国主义，即使在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清除共产党之后。因此，汪精卫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大敌，两人的关系日益恶化。一九三七年，汪精卫原本和政府一起撤退到四川，但是他不改其常，坚持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威胁大于日本，因为日本毕竟还是亚洲国家。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出走，前往河内，蒋介石的特务企图刺杀他不成，汪精卫全面投向日本。一九四〇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维新政府。十一月，汪精卫和日本签署和约，承认满洲国，并赋与日本人在它声称控制的地区享有特殊权利。事实上，汪精卫维新政府存在的五年时间，完全依靠东京的支持。

但是尽管背负汉奸骂名，汪精卫并非只是日本人单纯的傀儡。他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政治之旅，使他从含糊的社会主义走向强调亚洲同文同种的价值、以及合作抗拒西方列强宰制的立场。汪精卫认为中国抗战是白费力气，中国应该加入东京预备要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效法日本建设国家。一九四三年一月，汪精卫政府向同盟国宣战，直到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前，一直是日本帝国一个具争议性的盟友。但是尽管维新政府设法召募部队与日本人并肩作战，大家根本不怀疑谁才是真正当家做主的主子。汪精卫的合法性（即使在他本身政权之内）完全建立在他是否有能力让日本人在中国少制造伤害之上。汪精卫的「维新」国民政府被一般视为汉奸，但有些人做为汉奸却有他的目的。

许多中国人在抗战期间，所求唯有生存，非常单纯。他们需要的是自己和家人能安全，避免被碰上的军队所伤害。在大多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中国，它通常代表找到权宜之计与占领国和平相处。大多数人试图避开汪精卫政府，不仅是因为它被认为是汉奸政权，也因为它被认为没有用。许多人认为，如果必须和新政权打交道，还不如直接找日本人。当然，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和在德国占领的欧洲并没两样，全面和占领当局合作十分困难。占领当局的意识型态当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自认为他们的民族或种族的优越性，即使你全心全意接受日本的思想，你也变不成日本人。在中国某些地方，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政治、社会动荡下受尽苦难的人，和新来的力量合作的意愿很大。这种心理在菁英人士中特别强，他们认为日本人可以保护他们不受不守规矩的农民、工人侵扰。但是即使想从意识型态上找到可跟日本合作的人，也常被日本人的残暴和趾高气昂搞得气馁不已。和德国占领的东欧（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一样，与占领当局的合作并不容易、也未必安全。

在城市地区，占领当局在战事告终后立刻设法恢复工业生产。起先，日本人任意没收中国企业，透过军方单位或日本的财阀经营。东京企图着利用中国的工业产能使在中国境内的日军能自给自足，还能协助供应其他地区日军，但是，产量仍较战前降低达百分之五十，此一梦想完全破灭。整体产量降低有可能是补给困难的结果，也可能是中国工人意兴闸珊的结果。日本厂商在中国的生产也从战前的水平下降。战前，上海一半纺织厂由日本人拥有，可是有许多已毁于战火。财阀不太愿意在中国投资，许多人觉得在中国投资赚小了钱。占领当局只好拿出胡萝卜加棍子的对策。它规定中国东主若承诺配合军方需求，可以取回工厂。但是具战略性质的生产（战争越拖下去，这个名词适用范围也愈拉愈大）日本军方则直接控制，这两项作法都不成功。由于皇军已经没收了大部分的船只和火车做为军用，因此市场运作不灵，再加上定价被一律规范，故也无法激励生产。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人一直陷在典型的占领者两难之中：占领当局希望增加生产，傀儡政府希望经理人在政治上感恩图报，然而工人既痛恨没有技能、只知顺从日本人的经理，也不满意占领当局。这怎么会成功呢！

农村方面的选择就没有城市来得多。地方仕绅经常选择和日方合作，可是他们得到的回报却十分有限。他们厌恶汪精卫政府，也不曾从它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渴望安定，可是日本人若非提供不了安定，就是不愿提供安定。河南省北部的内黄县就是个例子。内黄县在一九三〇年代之前就历经多次内战的灾厄，但是在日本进攻之前几年，国民党已慢慢稳住局面，控制住土匪、共产党和秘密帮会。一九三七年日军进扑，国民党地方官员赶紧跑了。于是囚犯越狱，抢夺公有仓库，土匪团体公然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某天，皇军预备接管全县的那一天，两批土匪就在日本前锋队附近冲突起来。日军以为他们受到邻近某村庄农民的攻击，逮捕了许多人，把他们衣服扒光，赶进一栋房子，点火燃烧。任何人想逃，都被开枪打死。最后有八十个村民死了。抗战期间，内黄县老百姓就在歹徒、占领军交相欺凌下苟延性命。国民党无从保护他们。因此当中共一九四四年开始在内黄县活动时，地方村民纷纷接受它的保护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军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没有太大进展。许多观察家预期中国战场大概不会有太多波澜。但是日本大本营不打算维持现状，它晓得日本若要赢得大战，唯一的机会是先击败中国，逼它退出战场。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在亚洲大陆上最大规模的攻势，打算粉碎中国的抵抗，建立从华北到东南亚直接的陆上通路，日本规划人员差点就能如愿。一九四五年初的国民党政府陷入困境，尽管盟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频频告捷，若非日本突然投降，它搞不好就撑不过去。

对于这场「第一号大作战」的最重要目标是什么，日本大本营又犯了老毛病：达不成共识。有人强调是补给线，有人说是消灭国民党。随着攻势发展，他们达成第二个目标的机会更大于第一个。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一九四四年陷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使得军事抗战失去果决。政府开征新税的企图大多已经失败，造成民心浮动。各种物品的供应都告吃紧，一部分国民党控制区开始出现饥荒。在这种情况下，抗拒被征兵的事件频频爆开。半数的逃兵及抗拒被征兵事件，发生在抗战的最后一年。大多数老百姓对国民党最自豪的成就（与美国结盟）并无感觉。许多人在问：为什么美国人不再多帮忙中国？如果华府可以派遣大量美军部队保卫巴西，以防轴心国家入侵，为什么它就不能派一个正规军士兵到中国作战？国民党应付财政困难的对策就是多印纸钞，这一来通货膨胀有如燎原之火，几乎人人都穷了，包括最支持国民党的人也无法幸免。这一切问题统统加起来，造成政府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支持度却跌到最低点。

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发动第一号大作战。不到一个月，它就把国民党部队赶出河南省。它也攻陷国军从一九三九年就顽强固守的湖南省会长沙。日军趁势南下，打进广西，十一月间攻克桂林，开始从东、从南两路进击国民党据守的四川。第一号大作战的成功，一部分要感谢蒋介石的美国顾问规划不当，但它也曝露出国民党自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弱点正逐步侵蚀着它的抵抗能力。即使日军在一九四五年春天气势开始不济，当他们必须调遣部队前往附近的太平洋战场时，国民党的反攻也大都有气没力。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把蒋介石看为英雄，但是国民党治理的能力在战争末期已经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共却可以利用抗战趁势坐大。当第一号大作战把国民党赶出华中战略要地时，中共乘机赶紧在过度延伸的日军防线后方建立自己的政治体系。他们也可以伺机攻击已被打散的政府军，在山东、江苏交会处就是这么干。华府不满意蒋介石小心翼翼的策略，企图动员其他的势力（包括中共）一起抗日。中共自己都大感意外，他们竟然和美国展开第一次接触。苏联曾经告诉毛泽东，斯大林预期苏美同盟在大战结束之后仍会保持下去，因此毛泽东把美国此一举动解读为此一国际新架构的一环。中共和美国接触会有助于促使蒋介石及其他反共人士在战后中国要多妥协。罗斯福总统驻华代表、十分天真的俄克拉何马州律师赫尔利访问中共基地时，在毛泽东本人亲拟的吁组联合政府提案上签上名字，此举令中共士气大振。赫尔利也保证美国会支持中共，毛泽东认为这是美国在为派军登陆做准备。

但是伤害国民党地位最大的，并不是赫尔利访问他所谓的「印第安区」这个举动，也不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无法有效施政、治理，而是中国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普遍有种感觉，认为国民党千方百计想要加入的国际体系对中国本身没有什么用处。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和资本主义的互动来往，并不是愉快的经验，许多人盼望战后能有一个有益中国人民的新经济战略。一九四五年的中国人，就和其他国家对战争已经感到疲惫的人一样，只想要和平、只求国内的问题能够解决。如果蒋介石办得到，人民愿意追随他。如果他办不到，他们可要开始另寻高明。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开会，商讨战后世界大局。和一九四三年的开罗会议不同，蒋介石这一次没被邀请与会，使他很生气。他很气中国又再次被列强用来当做交易筹码。不过，他还是发现雅尔塔的结果有用。委员长自知国军的弱，但也深怕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会对中国的统一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要求美国规范苏联在东亚的角色，美国就苏联行为做保证就是雅尔塔密约给他的承诺。蒋介石也希望战争快点结束，他也和罗斯福一样，相信苏联参战是唯一的办法。蒋介石对雅尔塔（戴高乐也因为没有受邀参加而谴责雅尔塔）的抨击当中其实责备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他希望和苏联达成协议，而且愈快愈好，但他需要美国去搞定框架。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雅尔塔密约有关日本的文字，是在斯大林对欧洲提出的要求大都如愿之后才敲定，它就是很好的证明：

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强领导人已达成协议，在德国投降及欧战结束后二、三个月，苏联应站在同盟国一方加入对日战争，条件为：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大连商港应该国际化，苏联在此一港口之最高利益应予保护，旅顺港出租给苏联做海军基地应予恢复，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提供通往大连的出口）应成立一家苏中联营公司共管，各方已有了解：苏联的最高利益应受保护、中国亦应保持它在满洲的主权……各方亦了解，上述有关外蒙古、港口及铁路之协议需要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将在斯大林元帅建议下，采取措施以便维持此一同意。三强领导人亦取得协议，苏联这些主张应在击败日本后毫无疑问地实现。基于此，苏联表示预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署一项苏联和中国的友好同盟条约，以便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从日本的桎梏解放中国。

德国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投降后，各方开始比赛谁会赢得东亚的和平。国民党派出代表到莫斯科与苏联谈判，但谈判似乎不会有结果。美国也愈来愈关心它和苏联在欧洲的紧张，蒋介石试图利用这股焦虑争取美国支持，只要给予斯大林低度的让步。同时，这位苏联独裁者的谈判代表亦极力争取在战后的满洲尽可能有最大的控制。蒋介石被告知，除非苏方如愿达到要求，苏联可以选择和中共合作，或是延搁他们的对日攻势。

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八万人丧生。三天之后，美国又在长崎投掷一颗原子弹，杀死六万人。同一天，苏联出兵攻打满洲的日军。斯大林若想瓜分日本帝国一块肉，可不能再等了。蒋介石的谈判代表和苏联签署条约，给予斯大林他在雅尔塔所得到的承诺，但是中方也得到莫斯科承诺，它只和国民政府合作。日本在次日无条件投降。不过，斯大林仍维持了两个星期的作战行动，尽可能扩大红军的占领区。

一九四五年中，一个月之内，东亚国际局势起了天翻地覆大变化。日本不再是独立的大国，虽然它在投降后，在中国境内（包括满洲国和台湾）仍有两百三十万部队、以及将近一百五十万平民。苏联占领满洲以及朝鲜半岛北部，进驻了七十多万红军部队。傀儡政权统统垮台。中国各地，国军部队在美国协助下，预备接收。中共似乎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国民党虽然筋疲力竭、国军也打得阵容凌乱，蒋介石得胜了。他现在预备打造已经企想了二十年的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是他必须先遣送日本人回国、并处理他认为是汉奸的中国人。

虽然有极强大的压力要他严加报复，蒋委员长希望对愿意接纳国民党新政府的旧敌尽量宽大。大约两万五千人以附从日本罪名遭到审判，只占全国人口的十万分之五。如果和法国、挪威一比，这个比例低得太多（法国有近百分之一的人因通敌受惩处、挪威有逾百分之三受惩处）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战事都没有中国激烈。虽然针对在占领区和日本人合作的工商企业家实施没收财产、罚款的惩处而有种种纷扰（有人认为国民党接收官员除了执行公务外，亦不无借机中饱私囊的情事），但对于为首的通敌汉奸惩处仍属温和，即使汪精卫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周佛海，也免了死刑（汪精卫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去世）。少数民族的通敌汉奸大多没被处死刑，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植的分裂政权之首脑德穆楚克栋鲁普[34]一直在呼和浩特一家文史博物馆当馆员到去世为止。满洲国皇帝溥仪由苏联释放后在北京当园艺工人终其一生。除非日后被中共推出来公审做秀，中国亲日汉奸首脑保住性命的机会，大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通敌分子。

当中国的抗战结束时，国际局势已经大变。不仅日本，就连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东亚都不再强势。苏联仍是远东大国，而且比以前更强盛。美国成为另一个大国，控制了日本、在东南亚亦有战略利益——以资源及航线而言。中国所有的政治团体在思考、决定其政策走向时，都必须考虑这个国际新局势。中国的领导人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一样，不晓得美国和苏联在战后会保持某种形式的合作、还是会出现冲突。他们晓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决定他们在外交事务上能占到多大优势。

在中国国内，蒋介石的声望仍处于最高峰。虽然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进行抗战的方式（不必要的伤亡、经济管理一塌糊涂、不够民主等等）这些批评没有延烧到蒋介石个人身上。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个民族英雄，知道何时该战，也有勇气坚持百忍、奋斗到底。当然，蒋介石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增强了他在国内的声望。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受中国是个大国，承认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正式承认蒋介石的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公开呼吁各方（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它合作。一九四五年，中国似乎已站上区域大国的地位，蒋介石似乎即将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中国，实现他本人及许多中国人自从孩提以来的梦想。蒋介石告诉国人：民族主义、坚忍不拔和国际合作已使中国强大，中国前途光明。

蒋介石发表胜利文告，宣称：「我衷心相信，全世界所有民族，无分东、西，不论肤色，有朝一日都将亲如家人。世界大战不能分割，世界和平也不能分割。它鼓励国际了解与互信，可以做为预防未来战争的强大屏障。」

【注释】

[29] 译按：指九一八事变。

[30] 译按：即大东亚共荣圈。

[31] 译按：日本人请出殷汝耕组织冀东自治政府。

[32] 译按：即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或「新四军事件」。

[33] 译按：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34] 译按：一般称之为德王。

第八章：共产主义
（COMMUNISM）

满清虽是个失败的国家，却逐步允许其人民与世界互动；

而中共则企图把人民关在家里，不准他们旅行或和外国接触，

除非是共产国家，但即使接触的是共产国家，也要受到严格管制。

二十世纪以来所小心谨慎、逐渐和外在世界建立的关系人多被切断，

代表这此一关系的人不是被杀、打入劳改营，就是用其他方法逼得噤门不语。

中国共产主义诞生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心中怀有的那股恐惧。如果中国要得救，他们需要有个能让中国富强，且足以做各国榜样、而非贱民的典范。那些经历五四运动、成为共产党的人在苏联身上找到了典范。身为少数派的他们认为，列宁和苏联已经从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中打造出一个新国家，一个结合先进现代性和社会正义的苏维埃新国家。在毛泽东这类年轻世代的中国人看来，苏联共产主义是鱼与熊掌兼而有之的好东西：国家原本是帝国，照样存在，可是又新生成为人人平等、公义的新国家。儒家讲正道，结合苏联所提供的技术和组织力，成就了远比过去欺凌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先进的现代性。对于相信它的人而言，就手段及目的而言，它都是完美的工具。

启发第一代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是列宁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这点我们已无须再更加强调。启迪他们思想的是苏联革命有组织的理想，而不是马克思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预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向是少数的左翼人士全神贯注的东西，而不是浸染整个党的一种信念。让创党世代及其立即的继承人（包括直到一九八〇年代的邓小平）心心念念不忘的是，要如何运用列宁和斯大林用以创造现代、强大苏联之工具（即党的力量、阶层分明、军事化、严格管理党员及人民生活等）来建构新组织和新国家。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社会的科学，确保共产主义者（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最后，世界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所想要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细致理解，却不是中国共产主义的重心。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一直要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那一年，才被完整译为中文。

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周边效用，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党是在战争中锻造出来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停止战斗、研读文本。一九二八年之后，也就是蒋介石差点完全肃清中共之后，党的残部退入山区，必须和蒋介石发动的多次围剿奋战。即使党的领导阶层和莫斯科及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第一要务永远是生存和改组，中共已被一再驱赶到中国的边区。毛泽东的崛起，其实莫斯科是勉强予以同意，承认他有组织天分、使党没被歼灭，而非认同他是理论专家。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毛泽东除了年轻时读一些译成中文的基本读物之外，他还曾经认真研究过马克思。毛泽东和他在一九三〇年代打造出来的领导阶层都是战士，他们是求生的艺术大师，晓得如何从最危险的军事危机脱险。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党员人数的太少。一九二八年初次达到顶峰时，中共党员约四万名，仅是中国总人口中的沧海一粟。到了一九三七年，经过长征、来到华北之后，党员数目大约相同，不过它另有四万名并肩作战的非党员士兵和平民。党员人数和根据地面积若无法突破，中共根本无以奢望向国民党挑战政权。突破的机会出现在一九三七年日本进攻中国之时。国民党的力量在全国相当多地区遭到击溃，毛泽东决定（当然征得共产国际的首肯）把党的公开立场朝中央移动，强调抗战救国，使得党员人数激增。一九三八年，中共有二十万名党员，到了一九四五年，更暴增为一百二十万人。它已经有力量跟国内外敌人作战。

我们已经看到，中共立场趋于温和、要求抗日救国，只是它战时发展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对于日后被称为毛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此一特定思想路线的体系化和国际化。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下，不分新进党员或资深党员都得参加毛主席本人设计的政治课程，都得通过密集的意识型态训练。关键的课程是研读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作品，以及研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透过严厉的整风运动，新领导人试图摧毁各式各样的独立思考。毛泽东的主张和主席本人愈来愈站上舞台中央。它成为历史学家从西方神学借来的词语，也就是所谓的「造神运动」：具有强烈宗派和领袖魅力的性质。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代在中共党内，强调自给自足、勇气、牺牲和人的意志力量，以取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元素。毛泽东信赖的副手刘少奇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党大会（十七年来第一次召开）上总结道：「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挺讽剌的是，党的公共形象变得温和、受欢迎时，它的内部路线却变得愈来愈神秘和空幻，对中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产生极大的后果。

对日抗战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因为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以及苏联参战的这两个主因而突然终止。八月初，日本皇军还向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推进，而中共虽在敌后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却也发现仍然很难实现他们要进入东北和华中的战略目标。到了八月底，情势却有了彻底大翻转。日本已投降。蒋介石的国军部队在美国援助下，快速接收全国各地原本由日本控制的大小城市、铁路线和交通要冲重要。美军指挥官指示所有日军部队守住阵地，等待蒋的受降代表到达。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与苏联达成协议，苏联将把东北交给蒋介石，以交换中方给予苏联经济和军事基地的让步。中共完全无从参加和平协商，并且被莫斯科及华府催逼要和国民党交涉和解。

一九四五年八月可能是毛泽东政治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刻。他在中共七大上所拟定的前景全都付诸流水。毛泽东原本预期中共的力量会继续扩大，中共在战后时期可达成其控制地区的自治，并有能力在其他地方和国民党竞争。可是，他现在必须迫使党接受以弱势地位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向蒋介石让步才好避免遭受国军部队的攻击。原本夸口战后共产党力量大增，现在却迅速萎缩回到党在一九三七年的影响力，而且更少了许多扩张的管道。毛泽东相信是国际情势害他受挫，也遗憾党没有重视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他认为害他失败的是美国，但他也对斯大林的角色有所怀疑。

蒋介石在国际同盟方面相当成功，可是他一向不喜欢盟国企图影响中国内政。他根本不想接受杜鲁门总统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派前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率领来华的调处代表团。尽管马歇尔十分认真，只要国共谈判一有阻滞，蒋介石就继续对中共施加军事压力。针对和平，国民党提出的条件是中共部队全部编入政府军，政府官员可进入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区。当苏联试图拖延对东北的占领，以便从国民党多榨取经济让步时，蒋介石利用他和美国的同盟对莫斯科施加外交压力。尽管马歇尔真心调处，蒋介石很清楚美、苏在世界各地紧张上升，华府视他的政府为重要盟国。

一九四六年夏天，全世界走向美、苏冷战格局，中国也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在美、英连手施压下，已在春末下令红军全面撤离东北，但是撤出之同时亦供应武器给中共部队。红军走了，斯大林也不再坚持要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下令共军抵抗政府军进入东北，要「寸土必争」。中共希望苏联可以协助补给和训练其军队，他们才能顶挡住人数上、技术上都占优势的国军部队。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共军能熬过这波由美国训练、装备及援助的国军之猛攻。

国共内战从一九四六年中打到一九五〇年初，界定了此后十多年中国的对外关系。它巩固了中共和苏联的同盟，在中苏同盟当中，莫斯科变得愈来愈不仅是中共的主要国际支持者，也是提供了中共该如何打造共产主义国家的具体模范。这场战争也让美国人看清楚它在中国的地位薄弱，尽管它已经给了中国及其政府种种形式的援助。国共内战的结果也在美国国内引爆反共情绪的反弹，持续了半个世代之久。但最重要的是国共内战显示出中国实体政治的虚弱，以及极大多数中国人努力追求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安定，而他们相信唯有强大、统一、现代的国家才能带给他们安定和秩序。

国共内战的军事发展及它的国际牵扯，可以很简洁地交代。起初的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采取攻势，把中共赶出它在长城以南几乎所有的根据地，连中共的战时首都延安也在一九四七年三月遭到国军攻克。中共受伤惨重，但熬了过来，而且展开令人料想不到的大逆转。一九四七年底，已改称「人民解放军」的共军部队在东北反攻，并于华北开始重整。到了一九四八年秋天，国民党不仅丢了东北、也折损了最精锐的部队。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军跨过长江。北平于一月沦陷，首都南京于四月失守，上海也在五月被共军占领。到了十月，广州及华南俱被中共征服。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在四川战败，在大陆的作战只剩下偏远华西及南方有限的地区。一九五〇年四月，共军在苏联协助下平定新疆。一九五一年十月，解放军进入西藏首府拉萨。前清所有的领土，除了外蒙古和台湾，全落到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有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权，蒋介石则退守台湾。

共产党为什么赢了内战？中国的国际事务对于中共的胜利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共得胜是因为它在军事上犯的错误比国军少，也因为蒋介石在追求强大、集中权力的战后政府过程中，得罪太多利益团体。做为一个政党，国民党因为在抗战期间遭到四面八方来的抨击而变弱了。同时，共产党嘴巴甜、懂得针对不同团体迎合他们爱听的话，也给自己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他们声称，只有他们能肩负国家、民族的命运。蒋介石被嘲骂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国际上，美国可以给更多援助来延迟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但他们无法阻止。苏联逐渐增援，使中共能够发动攻势，但它无法决定内战的结果。马歇尔一九四七年和美国驻华大使谈话时有一段话说得好，他说，蒋介石「面临一个非常独特的后勤问题。他已经丢了约四成的补给给敌人。如果百分比到了五成，他可得考虑继续补给自己的部队是否明智了。」美国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提供超过十九亿美元的援助（以今天的币值换算，超过四十亿美元）给国民党政府，它却不能控制国民党的政策、也不能决定中国的政治轨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以他浓厚的湖南腔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天天气秋高气爽、但仍相当冷冽。毛主席因为生病、感觉有点晕眩，讲话声音细微、有点颤抖，也或许是这个场合令他失常。在建国类型演说中，毛泽东的发表内容并没有令人感到值得回忆，他只是列举各亲信同志的名字和他们在新政府将担任的职位。然而，一个星期前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本人想废除半因为苏联的坚持而保留下来，其中包含有非党员的一个实体机构）中，他发表演讲，举出中共统治的大纲。毛主席得意洋洋地宣布：

「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他说：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通用性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通用性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中共建政之后九个星期，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这是毛主席生平第一次出国。他的代表团受到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热切接待。但是毛泽东赫然惊觉斯大林并没打算就中苏双边关系重新完整订定新的协议，他只想依据一九四五年和国民政府所签署条约之框架进行协商。在中方极大压力，以及斯大林本身若干顾问的进谏下，这位苏联领导人才回心转意。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已在莫斯科滞留两个月，北京的领导人也日益急切之下，两国才签署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这份协议，苏联保证保卫中国不受「日本及其盟国」（意即美国）的攻击，并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他们亦协议好，苏联免费将一九四五年得到的东北之权益退还给中国。中国则同意成立若干家合资公司，中、苏各拥一半股权，来经营从食品罐装到航空的种种业务；中国又同意接受外蒙古的独立，并防止任何国家（除了苏联）在东北及新疆活动。毛泽东得到他所想要的条约，并得到了苏联给予的安全及援助。可是他的民族主义尊严在过程中受到重伤，因为他深盼能被苏联平等对待的希望，完全落空。

对中共而言，他们几近奇迹式地赢得内战，确认了他们代表中国命运的观点。他们已征服全国，现在将着手清理国内的弊端。他们有个深具群众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他们在国内外多数华人团体中所享有的高度声誉和好感，是满清灭亡之后历任中国政府所不曾有过的。国际上，他们和西方帝国主义决裂，与苏联结盟。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也不确定要如何经营现代国家，他们相信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的领导人告诉大家，只要能避免受到帝国主义攻击，加上苏联继续的援助，一切都将顺利推进。

中共领导人忙着建设新国家，根本预料不到帝国边陲即将爆发一场大麻烦。朝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时，划分为美、苏两个占领区，这两块地区很快就出现相互竞争的政府。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共产党人（他们在苏联指导下控制北部的权力）有着亲善、但并不亲密的关系。即使最后决定参战，韩战并不是中共新政权选择要打的战争。斯大林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同意朝鲜共产党首脑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如同毛泽东在中国一样的作为。苏联一直向北京汇报计划的进展，毛泽东于五月间也祝福大事顺利成功。规划时并没打算让中共直接参战，不过，毛泽东一直很怀疑事情会像金日成向斯大林说的那般容易。苏联明白中共希望与民休息，保持一段和平·，斯大林则可能故意挑选韩战这个时机测验中共是否效忠他、是否遵奉苏联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虽然双方已签署莫斯科协定，斯大林还是继续把中共看成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党，而缺乏劳动阶级的成分，就成就不了真正的共产党。

跨越南北韩分界线的攻击，发生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共产党部队迅速往南进军。由于苏联抵制且不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杜鲁门总统立即取得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准许动用武力支持南韩。但是，战争初起，金日成部队所向披靡。到了八月初，南韩残军和美国顾问退到朝鲜半岛东南方城市釜山四周一块地区，其他地方均已沦陷，落入共产党手中。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汉城的港口城市仁川两栖登陆，打破北朝鲜共产党的攻势，并且把北朝鲜的南进前锋部队切断成两半，再于南韩境内击溃他们，然后才攻进原本的苏联占领区。金日成的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于十月十九日被美军及联合国部队攻陷。毛泽东政府突然间手上抱了一个大麻烦。

在苏联和朝鲜共产党沉重的压力下，中共领导人就如何响应讨论了一个多星期。韩战爆发后，中共部队已往中、朝边境移动，已经做好参战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有个政治问题。经历将近十五年的战争之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能够和平过日子。即使毛泽东在最高机关中央政治局中的同僚，大多数起先也反对介入。毛泽东属意让内战英雄林彪领军进入朝鲜。林彪却反对又要打仗（尤其这一次要和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交战）竟拒接这个任务，离开北京。但是毛泽东在美军发动北进攻击之前，其实已拿定主意。美军往中、朝边境推进，毛主席更是看清局势。他向同僚宣称：「我们一定得参战。参战，会有种种好处.，不参战，我们会受重伤害。」毛泽东希望显示支持朝鲜共产党，因此也可巩固中国在世界共产党阵营的地位。他也认为参战对其新政权的国内及区域政策都很重要，中国要让人觉得他愿和敌人作战。毛泽东说服他的同僚，他并不是害怕美国将进攻中国：他的主张在政治局胜出是以国际团结、民族尊严为名目，加上以他是领导人的地位去影响大家。

从军事上来说，韩战起先对中共相当顺利。它的一些部队已经渡过鸭绿江，建立阵地。相较于美军，他们居于战略优势。联合国部队完全顶挡不了中共部队一波接一波的人海战术，很快就退回原来两韩分界线的南方。但是中国国内对战争的反应却对战事相当不利。解放军有些部队当年靠两条腿步行，从东北一路打到华南，他们疲倦极了，而今又被运送回北方，到国外打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同时，美国海军在战争爆发时立刻屏障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无限期地延搁了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迫在眉睫的统一。中国的经济重新导向战争，人民期待内战终止后会出现的好处，只有少许的部分得以实现。对中共而言，韩战代表了中国要从比原先预期更穷苦的环境去打造社会主义，但是韩战的结果（基本上只是确认既有的僵持对峙状况）也给中共带来鲜明的好处。他们能够向世界展示，新中国无畏无惧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它打成平手，这件事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形同最大的证书。虽然偶尔会抱怨莫斯科提供给中共和北朝鲜的援助不足，但他们仍强化了与苏联的同盟。对抗联合国部队的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是，它帮助中共领导人做到他们长期想做的一件事：摧毁许多中国人盼望成为广大世界一员的希望。

中共掌权建政时，它代表的是中国前此从未见过的一种政府。共产党有纪律、能检讨，又有个充满领袖魅力的领导人。它不允许在党之外对它有任何批评，而且既怕、又恨其政策被施加了外来（不论是来自国内或国外）的影响。中共建构一份假马克思主义版本的中国历史，宣称过去的种种都走向中共必然的当家掌权：自从满清一八三〇年代首次和外国人冲突以来，发生在中国境内、中国身上的种种，都是为共产党统治做准备，依照毛主席的说法，新政权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解放的观念无论从过去到现在都还是这个版本的中国历史之中心：共产党把中国从列强及其国内支持者解放出来。当然中国曾被民族主义、偶尔也仇外的蒋介石政府统治了二十多年，许多中国人希望和外国老师、伙伴或情人有关系。但是，新政府着手以广泛的、慎重的方式铲除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联，政府相信除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之外，只要还有任何重大外国影响力存在于中国，中共就绝不可能长治久安。

中共的第一步是赶走还留在中国的洋人。起初，党认为这件事很容易。内战期间已经有许多人离开中国。那些和经商、贸易有关的洋人很快就会自动走人，因为新政府不给他们有机会在新中国营运赚钱。就离境人数而言，中共的估计正确：绝大多数的洋人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期间，自愿离去或被遣送出境。问题大多发生在中国住了大半辈子、主持医院或学校的洋人。为了赶走这些人，中共必须对他们的华人助手、同事或朋友祭出政治压力，逼这些人公开抨击这些洋朋友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吸中国人民的血」。即使发动这些运动，少数在中国长久居留的洋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还是选择留下来。

第二步是修理与洋人有直接关系的企业或组织。中共政府对外资持股公司课征沉重的罚锾，直到外资退出为止。有时候外资公司被直接充公，或被控抗战期间与日本勾结而予以接收。有些洋人在日本人的牢里关押好多年，战后仍选择留在中国，他们对于这类指控非常痛恨。至于受到外国人影响的援助组织，中共则很难加以修理。譬如，基督教青年会在主持的洋人及基督徒被送走后，中共还得把它当成国家机关维持一段时间。其他机构的外籍医生、老师和传教士则被指控财务不清、性关系偏差或是当间谍，用以煽动各种运动来对付他们，以便把他们驱逐出境。中共要求它的干部设法离间洋人和与他们华人同事的关系，以便使这些已有重要专长的华人在洋人被赶走后能转来替政府效劳。

中共反外运动的第三步涉及到取缔外文的书刊、电影和产品。这个活动却比赶走洋人还更加困难，即使韩战期间民族主义的要求统统派上用场，还是不管用，搞得有些城市的党工干部抓狂。从图书馆和书店清走「不良」洋书刊倒不是特别困难，只不过必须在夜间悄悄进行，以免引来好奇的旁观者。问题是在中共当局想取缔的作品，往往又出现在书摊或二于书店。没有美国电影看，使有些人难过极了。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想方设法地取得非法拷贝，在私底下播映。虽然有些女孩以穿上毛装做为加入建党建国的荣誉表征，那些曾经穿用过进口玻璃丝袜、香水或口红的人，他们对这些产品的思恋之心大到愿意从黑市去购买它们。但是，在政府查禁进口书，把出版社、唱片公司和电影制片公司收归公营，口红走私客枪毙示众之后，中共渐渐掌控住情势。

反外运动的第四步是动用恐怖手段和抓人坐牢。有些拒绝离境的洋人被捕，甚至有人在劳动改造营度过许多年。中国人若是思想或行为拒绝被改造、或认为中国自己搞孤立是种愚行、或只是有海外关系或喝过洋墨水，就会被抓去公开「斗争」，被同胞指控、殴打、送去坐牢或劳改。党要透过这些人建立样板，强迫他们自我批判、撤回洋作风。有时候，即使是累犯，党也故示宽大，准予改造，使他们成为新中国的好榜样、为人民服务。最严重的违犯（例如，有个年轻男子以英文公开朗读美国独立宣言，或一名年轻女子公然质疑中共何时才会允许多党选举）则会被处决。

这些反外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不仅只是它结合了恐怖手段、民族主义和历史包袱作为号召。最重要的是，新政府用了前所未见的方式组织起中国公民的生活。透过街坊委员会和网民，国家设法渗透到生活的每一部分，即使是在家庭内部和亲密朋友之内。一百年来都没见识过什么叫中央政府的区域，现在也和其他地方一样被严密编入集体生活。没有错，中共借着极大多数中国人渴望重新组建国家、追求社会改造的热情来推动新政。中共费劲改善妇女地位，废除父母指定婚姻和少女卖身的恶习。工厂工人享有固定工时，薪水获得调升。农民可以摆脱地主数代以来的桎梏。取缔鸦片和妓女之举，受到国内外同声赞扬。中共仿效苏联经验推展读书识字，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例子。大多数人觉得爵士唱片或爵士音乐家不见了，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多半也不会觉得政府为了便于协调各项运动，把全国统一划入同一个时区（一切悉以北京时间为准，搞得最偏远的西部农民在凌晨两点起床干活）有什么不妥。一切都是为了以苏联为师、建设新中国，用毛泽东的说法是「打扫干净，开门迎客」。

一九五〇年代在中国服务过的苏联顾问，经常形容中共看待莫斯科的方式有如得了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前后不一致、且充满幻觉。固然这是对运作平顺十多年的同盟关系相当夸大的批评，不过其中也不无几分道理。中国共产党想要苏联援助，也想要抄袭苏联模式。可是他们又害怕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任何影响力，因此要防止苏联与中国境内的中国人有未经核准的私人接触。中共一方面想抄袭苏联、一方面又要筛检苏联的影响，更因为党内对究竞应该允许苏联有多直接或实时的影响有意见上的分歧，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打从中共建政开始，刘少奇（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以及曾与苏联人在东北共事过、或是在莫斯科受过训的计划人员和专家，认为苏联就是明天的中国。另一方面，毛主席以及他在军中、党内的一些老同志，想要苏联援助、想要以苏联为师，但又认为必须经过一套检验过程才能吻合中共的特定需求。虽然毛泽东经常恳切谈到要采外国之长、为中国之用，其实他内心一直害怕苏联控制中共的政治过程。

尽管中共领导人对于和苏联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有意见上的分歧，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想要、也需要苏联援助。中共对苏联军事成就、政治组织和科技进步的钦佩之心，也是毫无疑问的。关键就是苏联的现代性。访问或研读过苏联的干部，都见到苏联是个强大的、现代的国家，却又不具帝国主义，因此不会有害于中国。批评西方现代性以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人士，常以上海为例，可是他们仍然觉得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产品和文化有着诱惑力，现在他们可以在苏联经验里找到值得骄傲的现代性。斯大林推行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可怕的人命牺牲（集体屠杀、劳动改造营等等）被中共党员眨抑为帝国主义造的谣言，或甚至更惨，竟说它是人类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到了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对绝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讲，真实的苏联其实没有理想形象的苏联来得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未来中国的理想：繁荣、强盛和公平。

到了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中共党员可分两种。党内许多领导人是一九二〇年代历经粹炼的共产党人，为党打过仗、见过同志为它而死的人。他们已经把奉毛泽东为首的忠诚内化，他们有深刻的孤立及危机意识，并有意愿肃清任何异议分子。他们也经历过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意欲铲除党内反毛泽东领导的整风运动。他们在国共内战期间成立劳改营，整治地主、资产阶级及政治上的对手。他们晓得、也赞同斯大林用以巩固苏联权力的方法。

另一群人，也就是第二种人，则是最近才吸收入党的新人，其中有许多年轻人，他们大多来自城市。有些人更是抛弃他们资产阶级的家庭，加入共产革命。他们全都愿意为党舍身效命，但是他们没有经验。党的领导人需要他们以及他们的专长，但从来没有完全信赖他们，也担心他们会污染党好不容易得来的纯洁。中共领导人相信，向苏联务实学习的过程可以打造出方法，整合这些新人，并善加利用他们的长才。

中共的苏联化始于一九四五年干部们在东北与苏共党员直接合作时，此一合作延续了十五年，从中学习如何建设国家及执政党。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无意接收、并使用国民党所建构的国家机器。他们要的是以苏联模式打造新国家，完全脱离中国以前的历史，以及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国家机器。即使专注从中共本身的历史进行学习的领导人，也晓得这里头没有可资参考去建设现代国家的材料。到了一九四九年，所有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计划，都依据苏联模式、并经由苏联专家协助而拟订。从都市计划到农业改革、从文化机构到劳改营、从民族政策到外交政策，中共想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新国家，一切都依苏联经验制订办法。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决定以北京为共和国首都。他们决定要把北京以苏联风格重新打造。中共最早的规划竟是照抄莫斯科一九三五年的「大斯大林计划」，要把它硬套在明朝的旧框架之上。中共事事抄袭苏联，用意是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外国知识移植到中国，以使新政府和中国苦难的过去迅速、有效率的切割。

有些外国观察家在一九四九年认为，共和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抉择。有些美国人甚至相信中国或许会成为独立自主的大国，而不是事事依附苏联。他们一定大吃一惊，发现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中共内部全面倒向苏联的地步。就外交政策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同意或不同意苏联的立场，而是如何了解苏联的思维，以确保中共快速、完全遵循。譬如，南斯拉夫这个案例：一九四八年春天，斯大林很快地由赞同转为谴责，指控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狄托抵抗苏联的命令。中共外交官员拼命要跟上莫斯科的当下思维，尤其是狄托的南共是中共有独立关系的唯一一个东欧共产党。中共一旦完全明白斯大林批判狄托，毛泽东立刻由西柏坡的临时住所发表声明，使用斯大林谴责狄托时相同的词语。当南斯拉夫一九四九年承认共和国时，中共外交部奉令把承认函退回。中国共产党在任何议题上，不论是国内议题或是外交议题，绝对不想违逆斯大林的观点。

中苏同盟比起中国现代史上任何其他同盟关系，都对中国有更加深刻的影响。从一九七〇年代以来，它已接受其他的外国影响有三十多年之久，试图摆脱苏联留下的痕迹，但是成就相当有限。即使经历数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政府和党组织全都依然是苏联风格。

为什么苏联经验绑得这么深呢？原因之一是，苏联模式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它就是党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另一个原因是，和苏联经验的接触既深又广。不仅苏联对华援助（相对而言）是历史上一国对他国最大的外援计划，也是发生在中国全国空前大扩张的时期：数千万对外国模式在经验上十分有限的中国人，透过苏联计划、苏联专家或苏联教育，和外国模式初次接触。

斯大林基于意识型态不信任中共，使得对华的非军事援助计划未能完全发挥功能，但是他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却完全没有这些忌讳。赫鲁晓夫反而把与中国深化的同盟关系，做为他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崛起掌权的基石。赫鲁晓夫认为，中国是个明显的盟友：它是个广土众民的邻国，由共产党领导，又想仿效苏联经验。这个新领导人认为，斯大林对中共犹豫迟疑，反而足证老长官愈来愈疯狂。赫鲁晓夫喜欢向他的同僚强调，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赫鲁晓夫第一次出国访问，就在一九五四年选定前往中国。对毛泽东以及一般的中国人而言，这个举动意义非同小可，苏联新领导人来北京，而不是中国人到莫斯科去致敬。它显示克里姆林宫新领导人认为中国十分重要，他们尊重中共领导阶层。更加重要的是，赫鲁晓夫承诺苏联更加扩大对中国在军事上及非军事上的援助，其规模远大于斯大林时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三分之一的项目，将由苏联或东欧集团援助兴建或支付。到了一九五五年，中苏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六成。

我们很难再高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〇年期间，整个苏联集团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重大意义。没有这些援助，中共所设想的中国现代化，第一步都跨不出去。

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〇年，整体经济援助（包含贷款）依一九六〇年币值计算，约为三十四亿美元，换算成今天的币值则是两百五十亿美元左右。平均而言，苏联年复一年拿出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一弱援助中国。实际上，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交付的援助，就价值和百分比而言，都高出平均值甚多。这笔数字还不包括技术转移、苏联驻华专家的薪水，或是中国留学生在苏联领取的补助。即使我们减掉其中大约百分之十八来自苏联的盟国，以及中国历年累计偿还约百分之十五，我们讲的仍然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源移转计划，它对中、苏两国都产生极为重大的效应。

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中国所有的部会、省级政府和重要的工业机构，全都有来自苏联的顾问进驻。苏联顾问对新中国生活的每一方面（从和青年、妇女、少数民族、士兵、教员和工程师要如何互动往来，到教育、科学、采矿、军事训练到一般穿着的各个领域）都提出意见。对于中国人而言，尽管中共企图阻止过份热情的交往，苏联仍然是他们一心向往的榜样：有学问、专注、有效率。对于俄国人而言，中国人要以苏联模式建设新中国，使得他们及他们的经验十分光荣。双方在食物、性、卫生或地位等方面，迭有文化冲突。但是，尽管两党都有本位主义浓厚的政工干部夸大此间的困难，然而苏联顾问的贡献通常都能将问题摆平。在大多数时间里，中苏同盟运作平顺，完成两国既定的目标：打造一个鄂图曼帝国崛起以来，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强大的反西方同盟。

中共渴望成就的现代国家，需要有一支现代的国防兵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北的红军和日本帝国皆已然瓦解，中共展开其党史上第一次建设现代部队的工作。固然党在过去十五年的军事经验是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五年之时最明显的成长背景，但现在启发它的组织和战略的，却是十分的苏联经验。共和国建政以前，中共就有约一千五百名青年军官在苏联军事院校接受过训练。其他人则由苏联教官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在东北进行培训。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可能还有九千人到苏联受训，至于在中国境内受训的人数，肯定数倍于此。这样的结果就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愈来愈像苏联红军，在国内担负同样的职能目的，而连对外的作战方式也多多少少相同。

人民解放军的新组织明显直接抄袭自苏联红军。单位、军阶、武器、战术，甚至制服，都抄自苏联教本，或由红军教官提供建议。新部队是党领导人引以为傲的武装力量。他们视之为结合从抗日、内战学来的战斗技能，以及苏联教授经验的结晶。即使某些中国军官觉得很难放弃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内战最后阶段那些十分即兴、弹性发挥的战法，但他们也很快接受了现代武器和鲜亮的新制服使得他们地位大幅提高。到了一九五五年，解放军的苏联化已大致完成，即使军阶分十四等，令向来讲究平等的中国士兵有点难以消化。

解放军不仅成为防卫部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它成为推广社会主义的学校，也是全国最有效的群众教育和社会改造的工具。新军队实行征兵制，但全国只有非常小比例的年轻人应征入伍来服二至三年的兵役，对于从读书到耕作的许多事情，他们都得以豁免。但每年入伍的八十万新兵在军中受教育，他们旅行各地、了解他们的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信条。中国每年花费极大百分比的预算在军事上面——一九五〇年代平均约百分之三十，但是花在训练官兵的部分肯定十分值得，因为许多人日后在中国的一般发展和进步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军、民事务这种共生关系，对于中国的技术发展而言非常重要。一九五〇年代军事领域从苏联得到的专利、训练，攸关未来二十年中国的发展。苏联大部分的科技刻意讲究军、民两用，既可用在军事方面，也可用在民间用途。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仿照苏联模式发展，中国军事院校所教的技术，也成为攸关中国其他领域（例如核子计划、飞机工业以及重型机械等发展）的关键。中国第一架国造飞机Y-5（运输5或运5）即仿自苏联一九四〇年代设计的安托诺夫安-2 轻型运输机。这一型飞机的飞行速度非常慢，但因为多用途、且飞行成本低，相当适合中国的需求。

中国的军队直至今天仍采取苏联模式组建，它变成相当笨重的组织，只偶有战略上的优异表现。它虽然照顾到新兵的基本需求，同时却也十分严厉地对待他们。虽然直到文革大动乱之前都是在文人控管之下，然而解放军已然成为共和国权力平衡重要的一部分。

苏联模式应用在中国的教育方面，在一九四五年之后积极展开。即使在中国共产党之外，一般对苏联的教学训练方法的认知也都颇为赞赏，甚至可上溯到五四时期。二战期间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大规模地引入了苏联的教学方法。延安时期此类教程的深化，来自于国共内战期间（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和苏联的教育和技术顾问日益增多的直接接触。一九五〇年六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是首次讨论教育改革的会议，它赞成中国高教制度依照苏联模式，全面重新改造。全国所有大专院校全部划归教育部直接管辖，年轻的教员要到苏联、或是中国境内由苏联人负责的训练学校学习教学方法。大规模的翻译俄文教科书的工作也在同时展开。另外，会议通过废除个别老师负责授课的制度。今后应由整个部门集体教课、集体负责要授课的政治内容。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整肃，把一九五〇年订定的高教计划拖延到一九五二至五三学年度才得以全面实施。在当时，所有的机构理应完成了全面的改组。以首都方面为例，北京大学纳入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若干科系，成为一所新北大。最重要的是在北京成立人民大学，这所机构教授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并为赴苏联深造的学生做准备。这个情形就和邻近的清华大学在两个世代以前是留美学生预备学校一样。

苏联模式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全面引进，造成相当大的热情、以及不小的紊乱。有时候，新译好的俄文教科书取代了对同一题目更有深入了解的英文本，一整个世代的中国技术人员为此付出代价。还有些时候，学生受训去学中国还未存在的技术。党坚持工作技能和研究技能同样重要，造成大量不够格的学生进入大学。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大专院校造成很大压力，要求他们培训出大批人力供产业界雇用，这一来造成大学水平滑落。社会上也出现虚报成就的造假风气。

再也没有其他的合作领域，像教育这样吸引如此众多的苏联顾问。一般而言，他们对中国人零碎地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国的教育令人绝望的落后。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依然是太过信服老师、太少重视政治教育。某些派属中央机关的苏联顾问主张针对农村文盲问题发动大规模改善运动，他们认为花在城市以及高等教育的资源占了太高的比例。他们觉得应该以一九三〇年代在俄属中亚和外蒙古所开发出来的方法为模范。这个领域的进步，他们觉得可以、也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设想来得更快。

一九五五年成为中国教育交出成绩单的一年。一方面愈来愈多人批评大学水平低落、也未能提供具有技能的人才实现「一五」计划的需要。成人教育计划（仿效苏联的让工人念书上课）被批为不切实际、太花钱，于是在当年底就废止了。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可能包括毛泽东本人）基于不同的理由，对教育部门愈来愈没有耐心。他们觉得教育改革步伐太慢，不足以赶上国家的需要。他们把这种惰性归咎为政治动机的欠缺。同时，各方也愈来愈觉得（苏联人也有同感）农村被忽视。所谓的「小跃进」由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春天发动，意在矫正这些趋势。

一九五六年开始出现中、苏对教育改革主张不同调的现象。这不能单纯以中共觉得需要中国化或激进化他们的政策来作解释。苏联顾问批评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中方规划人员的说法，有很多部分即是来自于毛主席自身的关切，尤其是有关渐进推动和农村开发不足的部分。然而，小跃进的作法其实兼有苏方和中方的想法。谈到更基本的强制改革的方法时，毛泽东和他的副手属意的不只是他们自身的延安经验，也看到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斯大林主义的雷厉风行。一九五七年四月《教师报》有篇文章即把小跃进的源起，追溯到斯大林在一九二九/三〇年间的方法。苏联顾问所提供的教训，换句话说，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意识型态的因素跨越了国界。

除了土地改革和教育之外，或许新政权最重要的改造政策是在都市计划这方面。中共虽然号称源自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个政党对城市生活怀着十分深刻的戒心。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春天取得北京之后，毛泽东有一个很著名的举动：起先，他不肯进入北京，宁可和部队屯驻在郊外。由于必须从城市外头征服它们，中国共产党并不预期会从城市得到太多支持，即使马克思重视的无产阶级，他们也不敢寄以重望。以农村为重的中共一般而言把中国的大城市视为罪恶渊薮和反革命大本营。高岗是中共在东北地区的首脑，一九五〇年，政治局为了他的一项提案还产生激烈辩论。高岗建议拆平上海，把它革命之前的所有住民统统下放到农村去改造。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中国，新政权和许多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城市应当改造。政府想管制城市中心以便于控制全局。知识分子则相信都市计划可以改善生活环境。双方都不信赖他们称之为旧中国的一切元素，包括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都市环境。他们的问题是，这些城市是否能够快速从社会的寄生虫改造成有生产力的一部分？如果可以，要如何着手？中共从国民党政府继承了都市危机。难民、失业、通货膨胀和商品稀少，造成了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中共建政后头两年，城市的生产贡献持续下跌。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借重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国的都市计划人员也参考苏联的都市计划理论。这门学问在一九三〇年代发展，于一九三五年灿然大备，提出「莫斯科通盘计划」。

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斯大林希望改造莫斯科，让它做为社会主义的象征、能够更有生产力、也能让共产党菁英住得更安全。莫斯科需要更集中管理和更具机能性。一九二〇年代出现的胡乱拆毁旧莫斯科已经不够，现在，就连破坏和建设都需要有集中的计划，不能再像共产党当家初期那样搞实验，以建筑师个人或集体创作去任意发挥。「计划」的风格移植到中国时，此一西方发展的版本就深具庆祝和历史的意义。

挺矛盾的是，把苏联都市计划概念介绍给中共干部的是中国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替干部做好准备，来接待大批来自莫斯科的顾问。干部们愈是了解这些原则，就愈加喜欢它们。对于不信赖都市人口的领导阶层而言，不论他们嘴里是如何夸赞无产阶级的优点，这些知识分子引介的苏联都市计划概念仍非常务实，而且也理论正确。宽阔的大马路、巨大的城市广场，方便工人往返于住家和工厂之间，一旦解放军需要进城镇压反革命叛乱，也可发挥功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人似乎最中意它的堂皇壮丽。如果依照苏联模式改造中国城市，中国将首次拥有最现代的城市中心——经过规划、机能强、又有生产力，不像旧中国的城市那样零乱、不符合机能而只会消耗。

一九五〇年代的北京（我最熟悉的中国城市）象征现代发展。北京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加上一九四九年被选定为首都，它也成了共产中国都市计划的展示橱窗。改造北京的工作一开始（比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宣告成立还早）就立刻为采纳一九三五年的莫斯科计划作为模范。苏联第一支计划小组于一九四九年九月抵达北京，不过负责规划北京通盘计划的联合小组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中、苏计划人员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题目是：党和新政府的总部要盖在哪里？梁思成是著名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儿子，留美回国的建筑师。他和一些中国建筑师、计划人员建议，到旧城之外，即北京之西建立全新的行政中心。梁思成这群人为了拯救明、清地区不遭破坏，

因此主张在远离紫禁城及旧皇居的地方建立新中心。他在当时的笔记也透露，他盼望在脱离旧城嘈杂、拥挤的环境，兴建现代的北京。他的儿子记得梁思成「相信替北京规划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计划，时机应该成熟了，因为在社会主义之下所有的都市土地都属国有，所有的建筑活动都受到统一管理」。不论梁思成的动机是什么，和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计划人员也有另一个动机坚持新地点：他们坚称，党的领导人住在依然「未经改建」、「旧分子」自由游动的城市中心，根本不安全。

另一方面，苏联顾问却坚称另建行政中心代表示弱。红色政府应该据有首都，展现出它是主人的气势。要重建北京是红色的城市，足证中国是红色的国家，所以共产党必须进住市中心，不能躲到郊外去。苏联顾问的意见获得提供规划及建筑建议给新政府的多数人士之支持，其中有留日的赵冬日（日后设计了人民大会堂）以及留法建筑师华揽洪。

毛泽东同意苏联人的看法：党和政府应该留在城内。三十年的革命生涯四处流浪之下，他现在受够了，不想再躲在乡下。据说，毛主席驳斥梁思成的计划时怒声说：「喔，显然皇帝可以住北京城，我就不行喔！」等到真要改造中国的城市时，毛泽东和政治局发觉，不管自己有什么偏好，他们必须从内部领导。如果苏联已能建造社会主义城市，中国也办得到。北京将是最重要的样板。北京通盘计划的初稿于一九五三年春天公布，全市要依据严格的使用分区原则重建。这项计划的重点是，北京不应该只是首都、还应该是服务全国的工业中心。市民应该重新分配住到与工作地点邻近的新国民住宅。不同族群的市民应该享有完全平等的服务。这些服务大多应该透过他们的工作单位提供，而由市政府负责全盘规划。

责怪第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苏联顾问破坏了旧北京相当容易，然而事实的真相却十分复杂。旧城根本经受不起在它身上安上的现代城市需求。过度引用苏联模式，不问它是否适合中国的城市，也是部分可堪责怪的原因。但是，于旧城就地建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受西方训练的现代化知识分子，钦佩苏联式的都市计划，却没考虑到快速发展的需要和新政府想要的长程目标之间的平衡。革命之前的莫斯科被视为第三罗马（君士坦丁堡是第二罗马），北京预备要成为第二莫斯科，但是要比它更大、更现代。

如果说打造一个象征性、机能性的首都是中国新政府的要务，那么调和有许多民族的大国家也是重要工作。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又极为宝贵。少数民族政策（或称民族政策）或许是中国最紧密效仿苏联政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这里头有许多原因。不仅是中国，全世界许多国家一般都公认苏联的民族政策相当成功。而且，中国人明白民族政策是斯大林本身特别有兴趣的领域。斯大林是乔治亚人，一九二〇年代初期担任过民族事务部部长、对这个题目有许多著作研究。而且，旧中国就和旧俄罗斯一样是个帝国，有许多不同的族裔，因此苏联的解决方法可以做为新中国实际的蓝图。

中共掌握政权后首次和苏联人对话，民族问题就是一个重点。中共之所以会关切这个议题，或许是跟它在国共内战期间接触到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有关。中共基层党员观察到许多少数民族生活在可怕的社会条件下，备受压榨，因而同情他们的困境。他们也注意到非常难以和这些族群发展实质盟友关系，因为数百年来他们一直对汉人心存疑惧。因此解放少数民族成为急迫任务，唯有说服他们新中国和过去的政府不一样，是真正代表所有住在其辖境之内的人，才可能达成目标。中国需要有新型态的中央政府。

一方面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共领导人也坚持新中国是个单一的国家、不是联邦。中共的整个政治根源就是致力于此一目标：中共是针对反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而起。党领导人坚定相信若有正确的政策，住在中国领土内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党试图渗透进入实质上已经自治逾两百年的地区（西藏、青海、新疆以及部分西南地区），但其所遭遇到的抗拒和不信任，使得中共领导人更迫切地相信需要苏联的建议。中共必须找到正确的理论，它发现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有些见解（在某个程度上是对的），可资中国参酌。争取少数民族支持社会主义，抑制汉人沙文主义，并且让多数民族敏感地认知到国家需要他们这一群「低度开发民族」的支持——这些任务是中共领导人所宣示的建设新中国的关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来到中国的苏联顾问，并不预期中国人会对处理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原则」会有多少了解。由于最重要的少数民族（蒙古人、朝鲜人和西北民族）多半都住在中、苏边境地带，有些苏联专家在来到共和国之前，已经第一手观察到中国人和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他们的经验已使他们心理上有准备会碰上更恶劣的状况。苏联专家经常把中国人的求知若渴，错误解读为无知。同时，中国人怀疑即使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苏联还想维持他们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力。不过，整体而言，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握有中国此一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坚持中共干部应该向苏联顾问学习，并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题目上的文献。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固然有使命感要启迪文明和改造社会，但也往往喜欢搞分类、贴标签，以及计算数量和登记。每一个少数民族必须被「重新发现」。过去看待种族的方式并不适合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〇年代为哪个群体应该受国家承认为少数民族进行的辩论，异常激烈，且深刻具有意识型态色彩。辩论的重点是什么条件才构成社会主义所谓的「民族」。由于各方都直接诉诸斯大林一九一三年在其报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所表达的观点，辩论就更加激烈。中共本身过去对中国不同的少数民族之观点，也在它所推荐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共在一九三〇年代、一九四〇年代和藏族、回族的关系并不平顺。许多共产党人也视传统的小区领袖是他们政治主张的大敌。他们偏好的政策，得到中国民族志学者的支持，就是通过找出受他们欺压的农民、没有土地的工人及奴隶，给予这些群众能力，然后在这些群体内部搞革命。苏联顾问大体上同意这个政策，但是力促要小心，强调执行时需有长期规划。但是，起初的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中苏双方却发生冲突，中国领导人（包括若干至少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经验的干部）声称苏联人本身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三〇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搞革命时也不甚谨慎。苏联人这一方则怀疑有些中国共产党人患了汉人沙文主义的毛病，想把所有的少数民族纳入一个大汉族之内。

苏联人和中苏边境上某些群体既有的关系，使得中苏民族政策一接触，反而更加复杂化。中国的中央领导人打从执政的一开头就天天交战，一方面觉得需要向苏联的政治和学术理论学习如何处理这些棘手问题，一方面又希望推动中国人而非苏联人在中国边境之内的优势地位。我在阅读高层就民族问题的对话时，感觉中方在和苏联讨论政策时，经常刻意把中苏边境少数民族的例子，换成内地（或其他边区，如西藏）少数民族的例子。但是有时候让双方都很尴尬、甚至不合时宜的是，在华的苏联人明明知道中共对边境问题相当敏感，却强调愿意协助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哈萨克斯坦人和蒙古人在中国的新民族社群中找到定位。

有时候这些政策会出现无心而铸成的结果。中共坚持对于自二十世纪初期即长期亨有相当自主的少数族群重新分类，却在一九五〇年代产生意外的结果。地方机关在清点人数时，有时候把斯大林理论的纷乱搞混，让过去几乎不会有机会的族群脱颖而出。即令订定全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这个结果似乎决定得很零乱，有时候似乎是由北京决定、而非由地方呈报上去，它仍然代表有些过去从未被承认的族群，突然间变成中国的民族之一，从基层一路往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国会）都有代表。共产党的政治打压可以打到中国境内任何人身上，但是受承认为一个个别的民族却可享有某种程度的保护，至少直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都可以躲过共和国诸多政治运动里头最痛苦的一面。

中共对外在世界的观点受到斯大林时期苏联观点的影响。党员对于中国受到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欺压，有着很深刻的羞辱感。在这种负面情感上又加上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战争的经验（因为要去协助周遭其他的共产党去解放其国家而必须站在最前线），让中国人有很强烈的感觉，觉得生活在危险的邻里关系之中。根据中共的看法，针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鉴于中共的大敌国民党退往台湾之前和之后，美国都予以援助，中共与美国又在韩战浴血交锋，这股敌意其来有自、不足为奇。但是我们若是考虑美国在抗战之前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以及它在抗战时给予中国的重大支持，把美国视为不共戴天大敌就显得很不简单。这股敌意有两大因素：一是苏联一口咬定美国是它的头号大敌，一是中共在铲除许多中国城市居民对美国事物的钦羡和好奇时碰上困难。

中国共产党自认为在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共产党同盟当中，它站在全球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战斗的最前线。即使中共领导人深怕在他们党内出现外来影响力，他们却急切要做为苏联在全球最亲密的战友、要做为亚洲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及其副手欢迎斯大林的继承人在国际关系上主动和西方化冰，因为他们视此举为多年战争之后令人欢迎的休息。中国和苏联都支持越南的瓜分，也携手防止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再掀起一场新战争。在中国看来，这是和美国及西方持续冲突中临时的必要。和苏联的密切协调也有助于促进中国成为苏联最可敬的盟友，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及毛泽东的自大都很有作用。

中共支持胡志明以共产党领导越盟，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持续反抗法国重新占领中南半岛的运动。整个战后时期，毛泽东一再向斯大林强调越南（而非朝鲜）是中共外交战略的最优先事项。一九四九年之后，支持越南变得比准备占领台湾更为优先。理由很明显。在越南，共产党有机会赢，届时与中共亲善程度大过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一群人将起而掌权。中国对越盟的支持于韩战期间升高，直到一九五四年奠边府之役，中国军事顾问在越南部队担任关键要职。越盟在奠边府之役击败法军，战役期间毛泽东对武元甲将军提供战略上的意见，有如他对派在朝鲜战场的解放军将领提供意见一样。日内瓦和会对中南半岛和平达成协议时，中国是出席和会的主角之一。中方和苏联看法一致，认为需要有某种形式的临时分界线，以取得该地区的和平。他们合力促使心有不甘的越南人接受和解。周恩来告诉胡志明，现在和法国停战、稳固战果，稍后再设法扩大共产党的地盘，这样才是明智之举。提到左翼的法国总理孟德斯时，周恩来对胡志明说：「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孟德斯政府，才能防止法国好战分子推翻它。」

中国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表达同样的温和态度。苏联对反西方同盟提出新的方针，强调以和平共处为手段，去赢取后殖民的体制。中国也呼应印度尼西亚总理尼赫鲁的「和平共处五原则」——基本上就是承诺各国平等，不干预国际事务。中国出席一九五五年万隆亚非国家会议，称颂不结盟原则（当然指的是不与西方结盟，而非不与苏联结盟）。中苏的秘密外交政策规划强调应该支持民族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的尼赫鲁、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和缅甸的宇努，同时要协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准备去接掌政权。就毛泽东的理解，温和只是在替世界革命做准备时的战术工具。

中国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对西方采取温和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美国会放弃保护台湾，不论是出于美国厌倦蒋介石、或是因为与苏联大和解都好。然而，中国在一九五四年炮打国军驻守的外岛金门和马祖，提醒美国人它并没有放弃收复尚未归其控制的中国岛屿。

不提中共领导人针对其同胞似乎没完没了所发动的各项运动，就无从了解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后来，最大的一场运动，也就是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差点就吞噬了中国共产党。直到此时，受害人是共党政权真实或想象的敌人，或是遭怀疑有不同想法的党员。这些运动仿自斯大林一九三〇年代的作法，创造出持续危机和战斗的意识，有助于激进化中共党内的政治。这些政策也有助于打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凡和外国扯上关系都很危险。譬如，一九五八年有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女被送进劳改营，原因是她告诉朋友：「美国制的擦鞋油真不错。」她的罪名是「崇拜帝国主义的东西，对它们盲目相信」。

中共一掌握政权，立即着手消灭对其统治的实际或潜在的反对。它手段之凶残是清朝初叶及中叶对付敌人以来所仅见。对清廷而言，被视为该铲除的敌人大多为非汉人。然而，就中共而言，它的受害人是汉人，而且绝大多数根本连举起筷子反党都不会。中共所界定的敌人是：「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政府外交政策、反肃清反革命运动」。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胜利在望时，中共立即发动运动，韩战开始之后更是加速推动。一九五一年五月刘少奇向党员说明：

当抗美援朝锣鼓喧天时，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的锣鼓声就勉强可闻，后者变得容易推行。没有了抗美援朝的锣鼓声，土改（及镇压反革命运动）将出现无可忍耐的巨响。这里有个地主被杀、那里有个地主被打，到处混乱……事情就难了。

中国早期这些运动所发生的大规模杀戮，其效应在我们看待中国的国际政策时经常受到低估。它绝不像有些人所相信的，比起苏联对待其国内敌人宽大许多，中共反而更像回到斯大林恐怖的高峰，在各省订下配额，要求应该揪出多少反革命分子予以枪毙。毛泽东规定的目标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可是有些省的地方干部杀红了眼，远超过这个数字。死刑犯最高的罪名是「勾结帝国主义」，非法跨越边境也可判处死刑。广东省光是一九五一年四月就处决了一万多人。到了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南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已处决二十万人。我们无法估计在共产党统治的头五年，有多少人被处死或送进劳改营，但是中国历史学者杨奎松发现，数字远超过毛泽东一九五七年所承认的：杀了七十万人、关了二百五十万人。合理的估计是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间，死了四、五百万人，其中过半数被枪毙。

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党的政策开始更向左转。老百姓被吓得一定服从，其程度到了党有指示、立即听命，即使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反抗高压或帝国主义控制的人也噤口不语了。出于恐惧而出现的行动（谴责朋友、出席公开处决）经常用民族主义荣耀或意识型态效忠来合理化，连苏联观察家都觉得走得太极端了。在此程度下，大多数中国人（远超过共产党）「想要」相信新政权，以及它要快速把国家改造为现代、有效率的计划。即使人们的思想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很错综复杂（恐惧、荣耀或民族主义，究竟哪种比较有份量，在毛泽东的中国、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一样都很难说得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一向强烈的为了大我愿意牺牲小我的心理，都影响到受害人及施暴人的行为。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国，存在一种信念，认为要建设新中国，必须诉诸恐怖手段和极端纪律。某些苏联顾问骇然发觉，莫斯科正在走出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中国却似乎一头要栽进去。苏联熬过劳改的人士正要从西伯利亚回家，中国在东北北边，以及西部甘肃、青海和新疆的劳改营却正在容留大批人士——这些劳改营今天还存在。有些中国人犯设法越境，逃到苏联。但是，他们立刻就被遣返。

于毛泽东所掌有的中国想做的、以及它愿意使用的方法，可想而知，外国的反应相当分歧。美国方面，中国的恐怖手段、中苏的亲密结盟，以及美国对它十多年来的支持而今却落空所产生的失落感，三者加总起来构成了一个观点，认为它是败坏的共产国家圈子中最邪恶的一员。美国这种对中国期望落空的感受尤其强大，助长了麦加锡主义的歇斯底里，怪罪左翼美国人使得中国「转投共产党怀抱」。这些指控经常指向美国主要的亚洲事务专家，其实颇带有种族主义之色彩。中国人不可能自己决定要接受共产主义；他们必然是被美国赤色分子和苏联坏蛋引诱才接受共产主义。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人像小孩子，接受了共产主义信条后，会在国内及国际间走上极端。

经过一段对外开放时期之后，以对外关系而言，中国又回到一九〇〇年前后的状况。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声称：「红色中国有敌意、具侵略性，正在扩大它的军事力量……以任何国家或国际行为的标准来看，在其现有的体制中……它是个非法国家。」满清虽是个失败的国家，却逐步允许其人民与世界互动，而中共则企图把人民关在家里，不准他们旅行或和外国接触，除非是共产国家，但即使接触的是共产国家，也要受到严格控制。不了解中国，更增添西方的恐慌。由于它是个亚洲国家，西方人先入为主就以为它是集体主义，认定它在苏联曾经失败的区域，也仍然可以成功推行共产主义。它对世界具侵略性，韩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预备在西方国家有重大利益的东南亚搞侵略行动，那是日本尝试过、也失败的地区。长期而言，当中国势力扩张后，要如何防止（甚至是日本人也会去参加的）这个在亚洲占据上风的同盟呢？

这种梦魇景象阻碍美国在一九五〇年代对中国产出有一套有效的政策。杜鲁门以降三位总统，在对华政策上都采用愈来愈陈旧的方法（经济禁运、外交孤立、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有部分原因是害怕国内出现政治反弹。美国的政策其实帮了毛泽东的忙。中共领导人「想要」孤立中国（外在实情亦是如此），怕外国在中国境内有任何影响力。一九五〇年英国工党政府想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来个相应不理，直到伦敦关掉它在台湾所有的代表机构。保守党籍英国首相艾登一九五五年二月想要亲访中国破冰，毛泽东向苏联大使夸口说：「中国故意给个答复，让艾登不肯来。」当艾森豪威尔政府一九五九年对中国展现不是那么有敌意时，毛主席立刻解读这是企圆从中国内部颠覆中国。毛泽东告诉他的副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想要改变我们这样的国家。他想要颠覆、改变我们，让我们跟随他的想法……因此，美国依然企图侵略、扩张，而且有更狡诈的战术……换句话说，它想要维持它的体制、改变我们的制度。它想要透过和平演进腐化我们。」

种族因素对于外在世界如何看待新中国、以及中国如何看待世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领导人担心（欧洲人也一样，只是程度较轻），中国是个非白人国家，比起欧洲各国共产党，它有较大机会引诱并且策反那些刚走出殖民主义的亚洲及非洲国家。苏联，从斯大林以降，也认为中国可以、也应该在第三世界的脉络中运作，因为苏联本身在里头比较难以活动。一九五〇年代许多第三世界领袖认为中国是潜在的盟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出席万隆会议，在这些领袖来看十分核心）或甚至代表了非欧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他们所想要去效法的。毛泽东看来，这些方法都有问题。他同意莫斯科的看法：中国代表世界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有特别的角色可以扮演，但不是要当特定的模范。它代表马列主义，非常单纯。中国希望具有国际影响力，但是按照毛主席的说法，美国人若是相信中国会深刻介入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活动，那就是捕风捉影了。中共欢迎第三世界激进分子到北京来，很乐意和他们发展关系，可是要有清楚的了解，那就是马列主义才是解救开发中世界种种问题唯一可能的药方。没有第三条路。就意识型态而言，中国非常肯定，不想要发展第三条路。

中国对宗教的看法也让别人难以接受中国。一九五〇年，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教会的医疗与教育机构统统由国家接收。有些外国传教士被扣押起来，譬如美国籍的天主教主教詹姆斯·华许就坐了十二年的牢，广州的总主教邓以明被关了二十二年而枢机主教袭品梅则在劳改营过了三十年。基督教各教派遭解散，编组成为「爱国教会」。西藏或蒙古佛教徒，或是新疆、甘肃或中国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领袖也没有更好受。对中国政府来讲，这些迫害乃是控制国家的方法。但是，在这些遭受迫害者的外国教友心目中，中共的行动使得他们痛恨和不信任这个中国政权。

整体而言，中共当政初期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固然有可能是了解不够所致，但未必就错看中共。中国发动的实验牺牲了许多人命，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外国人批评中国，却使一些中国人相信必须再坚持方向。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统一国家，给予大多数的中国人一种使命感。国家积弱一百多年，现在终于能够建立一个人民有好的生活水平、在国际间也受到尊敬的国家。对于一九五〇年代的许多中国人而言，这就够了。

以它们自己的标准来看，中共在一九五〇年代有理由为自身的成就感到骄傲。它在韩战和美国人打成平手。它执行了彻底的运动来对付国内的敌人、把农业集体化、把所有的重要工业国有化，而且在苏联大规模的援助下，完成了第一期的五年计划，当中的生产结果也相当令人满意。在一五计划所强调的多个领域里（钢铁、煤矿、水泥生产、发电和机械制造）成长均十分可观，年增率约百分之九。即使如此，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依然对未来忧心忡忡。尽管生产量增加，农业却跟不上工业的扩张，或甚至是人口的增长。迹象也显示，在一五计划阶段末期，即使工业的成长也已趋向缓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一些顾问不满意中国的整体成长，因为他们觉得国家仍有许多方面有待努力，才能赶上先进国家。到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和一部分年轻领导人，与传统的马克思派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这两大派之间对政策出现了不同的见解。前者强调创新和经济加速转型，后者强调需要依赖计划，并从苏联经验的成败学习。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震撼了全世界向苏联「取经」的人。他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发表演说，详尽披露斯大林的恐怖暴政。赫鲁晓夫披露的内幕不仅撼动中共领导人，也惊动了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然而，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眨抑斯大林将增加他本人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共产主义理论最终裁定人的机会。他日后告诉苏联大使，对他来讲，斯大林之死彷佛脱下一件紧身衣。中共领导人喜欢赫鲁晓夫一句话：斯大林在对待其他的共产党，从南斯拉夫到中国，都在搞「俄罗斯沙文主义」。今后中共将可以有更大自由订定自己的政策，并更快速地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当年稍后波兰和匈牙利的工人引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话，做为共产主义行不通的证据，企图推翻他们国内的共产党政府时，毛泽东开始担心起来。毛泽东和中国许多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苏联批判斯大林的绝对可靠性及个人崇拜，会延烧到中共及其崇拜毛主席的作法。赫鲁晓夫曾说：「你们瞧，斯大林疯狂追求伟大导向什么。他完全脱离了现实。」在中国，毛泽东要确保这种裁判不会加诸他身上。

一九五六年秋天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是中共首次针对重大外交政策的议题向苏联提出建议。毛泽东向克里姆林宫提出警告说，在波兰进行武装干预，会被看做「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在任何情势下都不应该容许此事的发生」。但是，共产党人在布达佩斯街头遭到处刑后，中共出面声援莫斯科，力促苏联要出兵。到了当年年底，苏共和中共都企图重振他们已经严重受伤的权威。根据一份颇受苏联赞誉的中共声明之说法：

社会主义民主唯一的目标就是强化无产阶级及所有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大业，给予他们空间建设社会主义，向所有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战……　　批评应该只是为了巩固民主集中制及强化党的领导。它绝不应该在无产阶级队伍带来秩序紊乱，遂了敌人心愿。

布达佩斯的幽灵让中共领导人害怕，有几个原因。一九五六年秋天和冬天，中国出现一九四九年以来首次对中共政策及其缺乏民主的公开反对。秘密警察在许多省份注意到、并提出报告，民众公开集会要求改善工人条件、加强民主，以及言论自由。上呈提报到中央政治局的一份报告指出，有些集会甚至有党员参加，还跟着呼叫：「『奋斗到底』、『先批评低阶官员，再往上扩大』。甚至还有少数工人宣称：『我们认为，除了向匈牙利学习，没有其他办法！』」党陷入守势，于是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发起鼓吹开放的「百花齐放运动」。后来证明，它的目的是确认谁是敌人，予以摧毁。到了一九五七年底，数十万「资产阶级右派」被捕、送进劳改营。

外交政策方面，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也是个不稳定的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国内透过把革命带向更激进的阶段以重新争取主导地位之同时，他也在国际事务上订下更积极的新政策目标。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在第三世界全面发动攻势对付美国及其盟友的时机已经来到。华府已经摒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温和。匈牙利事件及台湾持续被「占领」的状况显示出，当美国对共产主义的软弱有所认定时，它会有所作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奉劝主人要起而抗拒帝国主义。毛主席说：「我个人认为，国际局势现在已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全世界现在有两股风，东风和西风。中国有句俗话：『东风若不压倒西风，西风就要压倒东风。』我认为今天的情势特征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压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毛泽东说，没有理由害怕和帝国主义开战：

最坏的情况就是人类死了一半，另外一半还活着。帝国主义应该要消灭，整个世界应该要社会主义。许多年以后就会再出现二十七亿人，而且肯定还会更多。我们中国人还未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坚持打仗，我们没有选择，只有下定决心打到底，再来搞建设。

出席这场国际会议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透过翻译听了毛主席这番话，吓得全场鸦雀无声。当天晚上在场的一个俄罗斯青年代表多年以后告诉我，他感觉到彷佛斯大林复活了。他一点都不以为然，无法接受全世界死一半人的想法。

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要如何大跃进，同时强化重工业和农业生产。毛泽东在莫斯科时曾夸口，十五年之内中国经济将超过英国。他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和同僚讨论新的生产目标时，他极力要求各方面都要增加配额。其他领导人不敢违逆毛泽东的声望、乐观和革命精神，故也热切地告诉他，中国的钢铁生产量七年内就可以超过英国。有人更加码说五年、或甚至三年就可以达成。毛泽东迷信钢铁是建设现代化的根本，告诉他们中国必须向未来大跃进，向国内的怀疑者、苏联和帝国主义显示所谓社会主义人的能耐。毛泽东坚持，这是一个斗争的世界，中共必须快速赶上、否则就会被消灭。

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中国及其对外关系已经从十年前的情况有所转变。中共已仿效苏联模式，引进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上一世纪以来所小心谨慎、逐渐和外在世界建立的关系大多被切断，代表这些关系的人不是被杀、打入劳改营，就是用其他方法逼得噤口不语。毛泽东开始推行一些会导致和社会主义国家决裂的政策下，情况更为严重，中国益发陷入孤立。但是中国孤立的基础是早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刚建设社会主义时就奠下的。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选择要背离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国际走向。它本身的对外经验有限，花了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农村和国民党作战。根据它对历史的解读，党把过去中国和外国的交往看成纯然负面。它仿效苏联在刚建立时与西方全面断交的经验。它不了解，从列宁的角度看，苏联和西方断交是西方对苏联极其敌视下不得不然，并不是苏联主动追求。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孤立来自中国政治的门户之见。党非常有纪律、思想狭隘、内观，而毛泽东愈来愈像是先知型的领导人，没有任何东西制住他。加上美国、日本和西欧在意识型态上显示对中国愈来愈有敌意，中共遂打造出孤立主义政策和态度，确保新国家在任何国际框架之外成长——中苏同盟所建立的框架例外。

许多中国人希望未来和外在世界有更多的互动——和中国境外（如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或其他地方）的华侨恢复联系。但是他们对国家的成就十分自豪，打造出对中共仇视外国事物和思想此一政策的广泛支持。当中国人愈来愈知道中共动用大量枪决及劳改营时，许多人竟然向外界隐瞒党的这种过份行为。他们认为这些方法虽然恐怖，但为了建设现代新中国也是正当的，于是新中国终究有一天会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有些人甚至相信中国已经在竞逐现代性的进程中正在超越其他国家。他们没料到下一个年代等候着他们的会是巨大的震撼。

第九章：中国孑然独立
（CHINA ALONE）

毛泽东从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展开的运动，

使中国孤立，陷入易受攻击的危险处境。

国内方面，狂乱地企图肃清所有的外来影响，

又把党的政策调整为以毛泽东个人为中心，羁绊住中国的发展，

创造出一个犬儒时代，他们原本的理想主义淹死在鲜血之中。

一九六〇年代，中国走过一段孤立的时期，愈来愈疏远于国际事务。它和苏联决裂，使得中国愈发远离所剩不多的国际接触。毛泽东国内外政策的激进和古怪，使得中国看来就像今天所谓的失败国家，一个混乱、自以为是、走极端的政体，与外在的世界没有太多接触。虽然工业化国家（甚至新西兰或挪威）出现所谓毛泽东主义者的小团体，它们其实社会抗议的色彩重于毛泽东的理论，从来没有贴近过真正的政治影响力。在第三世界，被中国所支持的运动变得愈来愈少，运动本身也愈加与外隔绝。中国领导人期待第三世界不问中国在这些动荡年代里政治怎么胡整乱搞，而要紧密追随中国的国内政策。对于即使真心希望当中国盟友的人而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激进化中国政治、摧毁潜在的敌人，而在一九六六年发动的运动）期间的自我中心感，也是无边无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人被导向相信唯有中国具有走向革命的正确道路，因此中国是全体人类发展所钦羡的中心，它握有走向未来的锁钥。这个锁钥就是毛泽东这个人以及他为中国设计的政治道路。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又心心念念要创造新世代的中国人不受传统的束缚，能摒弃伦理、家庭、友谊的羁绊，即使在他身后也能专心致志献身革命。他们应该无情、坚强和勇敢，不受外国或资产阶级影响所污染，在中国走向全面共产主义发展的道路上能够牺牲小我。毛泽东的新梦想是个完全清洗掉过去的中国，其人民洁白无疵可以灌输崭新的现代精神。他看到通往光明未来的路，由犯了错或只是挡了路的人之尸体堆栈的一条路。毛泽东通往天堂的最后之梯（他的文化大革命）在万人冢上升起，这一点和斯大林、希特勒过去的作为无殊，也得到波帕日后的效仿。

中国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孤立大多是自己找的，但是它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中国在和苏联决裂后，仍在第三世界得到相当好感，主要是因为种族的因素。它被视为是进步的、反殖民的亚洲大国，和（欧洲的）苏联决裂起初让第三世界激进派更乐于和它交好。一九六二年和印度的战争（其实根本不必打这一场中印战争）使许多比较温和的亚、非国家纷纷走避于和中国的密切合作。不过直到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中国在第三世界舞台上仍然熠熠发光，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或北京同意协助兴建坦桑尼亚到桑给巴尔的铁路，都得到了喝采。然而，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中国失却了这些成绩，它在亚洲及第三世界的潜力消失殆尽。从加纳到印度尼西亚等原本激进的国家向右转，赶走中国代表。甚至北朝鲜虽然继续接受中国援助，但也坚定地和苏联站在一起——恐怕还有点幸灾乐祸，准备看好戏。到了一九七〇年，中国只剩一个盟友（北越）的感情完全不变；可是也很快要崩解，一九七五年西贡沦陷后，两国还兵戎相见。中国陷入危险孤立（不过我们还是要说一句，这可是它自己要的）中国愈来愈狂热的政府认为，和苏联的战争已经近在眼前。

革命的中国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这场大灾祸主因是毛泽东的骄矜自大、中国有瑕疵的发展计划，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孤立。一九五八年夏天，北京中共中央下令所有领域都要大规模增加生产。毛泽东认为，透过大跃进，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他的热情令大家风行草从，即使更了解状况的经济专家也默不作声。农村地区，废除一切私有财产，农民编入人民公社以便增进生产。公社之内，所有的服务统统集体化，包括育婴托幼、老人照护。很多省份的孩童一周六天住进托育机构，只在星期天回到父母身边，以便成年男女人人全力投入生产。农民奉命执行巨大的填海造地运动，而自己的作物送到城里、甚至国外。肥料不够，就拆谷仓、厕所、茅坑（甚至是农民自己的住家），把建材磨成粉，洒在田里。

大量民众想要相信毛泽东的新革命，全力以赴拼死拼活希望它成功。生产奇迹的谣言到处都是：陕西种出像一栋房子大的西瓜、河南马铃薯产量增加六倍。最糟的是，政府根据完全夸大的生产数字订出从各省出口农产品的配额。中共地方干部谎报生产量来讨上级欢心。有些地区村民被引导相信在后院设高炉可协助提升钢铁生产量，他们把家用物品、甚至工具，送进高炉，向上级呈献成果。到了一九五八年秋天，情势已清楚显示，某些地区将出现饥荒。一九五八至五九年的冬天，农民开始死亡。到了一九六一年大跃进停止时，估计有四千五百万人，大多为农民，因饥饿、生病或过劳而死。它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全因为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即使在运动结果已经很明显时，仍不肯撤回。

苏联人在大跃进开始时就十分关心。即使某些苏联专家同情中共享来强力推进中国现代性的方法，还是有理智比较清楚的一些人于一九五八年春天报回莫斯科的报告，就预测毛泽东这样蛮干，恐怕会害死许多性命。苏联顾问私底下开始警告中国同僚，大跃进的后果堪忧。苏联的态度惹火了毛泽东。他决定利用苏联为因应北约组织在欧洲的部署，要求加强两国军事协调的机会，宣泄他的愤怒，表明他的政策攸关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大使帕维尔·尤汀是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表示希望有人可以随时讨论理论问题，才奉派出使北京。早已痛苦不堪的尤汀在半夜被召到中共中央为高级领导人设置的住宿区里毛主席的新寓所，听取毛泽东发泄。毛主席怒气冲冲地说：

你们只相信俄国人，从来不相信中国人。（对你们来讲）俄国人是第一流，中国人是低劣民族，又蠢又笨……你们以为有了几颗核子弹就可以控制我们……你们对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信心。斯大林最糟糕。中国（共产党）被视为第二个狄托，我们被当做落后民族。你们经常说，欧洲人过去看不起俄国人。我认为有些俄国人现在看不起中国人。

一九五八年夏天，毛泽东试图利用外交事务来推动国内对大跃进的支持。当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赶到北京澄清军事合作方面的「误会」时，毛泽东粗暴对待他，摆明了不屑。毛主席列举苏联自一九二〇年以来种种不是，却只字不提苏联援助，又批评某些苏联顾问的行为。一肚子火的赫鲁晓夫叹气说：「你可以抱怨我们专家的荒唐，我们又没有你们的专家。因此，变成只有我们犯错。」毛泽东说：「这要怪历史。」「我们必须为它负责吗？」「你们先搞革命呀！」「我们应该为它被责怪吗？」毛泽东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必须派专家呀！」第二次会面时，毛泽东穿着泳裤在游泳池畔接见赫鲁晓夫，他明明知道赫鲁晓夫不会游泳。赫鲁晓夫舍命陪君子、在泳池里拼命设法不沉下去，毛泽东则悠哉游哉游了好几圈、向他高谈阔论讲共产党应有的战略。当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时，许多苏联领导人首度开始怀疑他们珍惜的苏中同盟是否还会持续下去。

赫鲁晓夫前脚才刚离开，毛泽东决定再次攻打国民党据守的外岛。这一次目标倒比较不是对美国和蒋介石施加压力，而是要制造国际危机以便强化国内的支持。苏联事先没有被告知要攻打金门，但是依然全力给予中方外交支持。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过了，但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依然得出结论：他的国内目标无法再与维持中苏同盟并存。一九五九年十月赫鲁晓夫再度到北京，企图化解中共升高对苏批评时，毛泽东根本不假辞色。他攻击赫鲁晓夫对美国的立场是投降主义，不应该支持印度和其他非共产国家，又不肯和中国完全分享核子武器技术。赫鲁晓夫回骂中方是极端主义，穷兵黩武，不肯合作。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当着赫鲁晓夫的面说他趋炎附势。赫鲁晓夫回答他：「陈毅同志，如果你认为我们趋炎附势，你就别跟我握手。我不会接受……你不应该从元帅头衔的高处吐痰。你没有那么多痰啦。我们不吃你这一套。现在可好了，你们一方面说（国际共产运动）接受『苏联领导』，另一方面又不让我说话。」赫鲁晓夫中断他的官式访问，气冲冲打道回府。中苏关系已经撕破。

但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只是中苏分裂的开端、不是结尾。一九五九至六〇年冬天，毛泽东开始准备针对苏联对于国际事务及共产主义理论的观点，展开公开论战。邓小平负责召集一个小组，准备一系列抨击赫鲁晓夫观点的文章。一九六〇年四月，列宁九秩冥诞，中共发出第一炮。把他们置于决定现今列宁主义该是什么的地位，中共劝告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彻底揭露帝国主义者及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些问题的荒谬，消灭他们在群众之中的影响力，唤醒暂时被蒙骗的人，并更进一步激起群众的革命意志。一九六〇年六月，中共、苏共两党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全代会上公开争执，让全世界看到共产阵营出现问题了。会后，赫鲁晓夫气坏了——毛泽东可能就是如此盼望。七月十八日，赫鲁晓夫下令一千四百名驻华顾问的大多数立刻回国，他们大多在三个星期之内就走了。

两年之内，毛泽东和中共在国内制造出一场经济的大灾难，在国外差不多和所有的盟国都闹翻了。毛泽东宣称，对中国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照毛主席自己的说法，他的政策确保国家独立和政治纯净，因此替中国未来的改造奠定基础。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秋天，冷静派开始占上风。眼看到大跃进造成那么多人丧失性命，刘少奇和邓小平偶尔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如果周的勇气出现的话），开始推翻一些中共过份恶劣的政策。毛泽东本人乐得由别人出面清理他搞出来的烂摊子，不过他仍然紧盯着，以免出现政治偏差。他甚至允许降低和莫斯科的紧张，准许苏联派新的顾问来完成犹在进行的项目，以及送食品来协助缓解有些省份的饥馑。毛泽东并不介意继续接受莫斯科的援助。直到一九六二年春天，大家都还搞不定他是否要和克里姆林宫完全决裂。他想要增强他在世界共产运动的地位，以及争取自由可带领中国走向他认为最佳的方向。他告诉部属说，如果苏联愿意接受它，他在未来可能不会与赫鲁晓夫完全决裂。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仍保持着有限度的合作。一九六一年四月，两国签署一份新的全面贸易协议，在国际谈判寮国前途时，中苏至少直到一九六二年春天，仍有相当密切的合作。在某些领域，如情报分享、购买军事技术方面，双边关系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四年中期。然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和苏联完全决裂。对他、以及他最亲信的支持者而言，毛泽东主义项目面临的危险很清楚。和苏联合作的新形式，加上中国经济的整理，暗示着对大跃进的批判。前几年经毛泽东擢升为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于一九六二年夏天公开批评大跃进。刘少奇在党的内圈宣示：「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和推动大跃进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我认为该是回头检讨、汲取教训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干下去。」关于国际事务，中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王稼祥（留学俄国，曾任共和国第一任驻莫斯科大使、中共主要知识分子之一），建议恢复和平共处原则，继续中苏同盟。

毛泽东大怒。一九六二年夏末，他在两项会议中针对他认为的党内敌人展开反击。他对惊骇的同志说：「我认为中国的右翼机会主义应该改名，它应该改名为中国修正主义。」毛主席坚持苏联这个个案显示，在社会主义之下仍有阶级斗争，中国在国内外都在进行「反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它等于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关于修正主义是否会在我国出现这个问题，答案是：是、也是：否。现在有些干部可以用一斤猪肉或几包香烟收买。」把怀疑大跃进视同阶级斗争，等于是拿出原先对付党的阶级敌人的方法，用到党员身上。这表示今后没有人可以安枕无忧。周恩来一向积极讨好毛主席，他没有了解毛泽东观点的长期后果，立刻就呼应毛泽东。周恩来现在说：「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已进入新阶段。」「阶级斗争已成为我们和兄弟党关系的根本问题。」周恩来又说：「马列主义的真理和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我们应该勇敢、不从我们的责任退缩。」毛泽东写了一首诗，抒发他的感想：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中苏冲突升高下，在第三世界争取盟国的动作也增强。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苏联对非共产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展开笑脸攻势。中国也以与亚洲邻国（包括印度）发展良好关系为最高优先，做为响应。一九五五年万隆亚非会议上，印度尼西亚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相互拥抱，承诺两国永久友好。可是，一九五〇年代告终时，中印关系已经撕裂。中国国内优先向左靠，中共愈来愈不能容忍印度领导人的性格，认为他们是继承英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中国对其边境地区的安全也愈来愈关心，甚至对于它在一九五〇年给予西藏非常有限的实质自治都有点后悔。中国在拉萨比较激进的政策造成一九五九年西藏动乱，藏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出走，毛泽东认为印度在背后搞鬼，尼赫鲁想从中获取利益。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已濒临破裂边缘。

中共部队一九五〇年开进拉萨之后，苏联和中共本身的民族事务专家都建议共和国新政府对西藏要实行宽松政策。虽然来自当地中共干部的报告从一开始就谴责他们在西藏社会所看到的封建主义和对农民的压迫，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起先希望在这个战略上极重要的地区要逐渐、审慎地进行改革。一九五六年藏人边区因为反对土地改革爆发小型叛乱，中共逐步增加它在拉萨的驻军。一九五九年春天，谣传中共计划绑架达赖喇嘛，造成数十万藏人走上拉萨街头。解放军祭出铁腕，粉碎发生在西藏首府、他们视之为叛乱的活动。情势大乱下，达赖喇嘛偕部分西藏宗教领袖设法越过边境，逃到印度。达赖喇嘛出走之前，中共当局已经向苏联抱怨超过一年，指责印度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西藏斗士（这一点可能正确）。藏人难民在边境之南受到欢迎，中共领导人断定新德里当局乃是敌人，意图在中国边界惹事端。中、印冲突又因苏联不愿明白地谴责德里、以及中国国内政策愈趋向强硬的路线而日渐恶化。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天，当毛泽东批判那些在大跃进失败之后试图收拾烂摊子的同志时，对印度政策则被放入孤立与包围的框架中。印度选在这个时刻派兵开始进入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巡逻，当然使北京当局的压力大增。即使毛泽东也不想和印度交战，他反而是想局限住边境问题，以便集中力量处理西藏问题。可是当德里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之请时，毛泽东认为这是直接挑衅，准备有所回应：

我们和老蒋（介石）打过仗。我们和日本、美国也都打过仗。我们谁都不怕，而且每次都打胜仗。现在印度人想跟我们打仗。我们当然不怕。我们不能示弱；我们若是示弱，就等于让他们抢了大约相当于福建省的一大块土地……既然尼赫鲁出头坚持要和我们打仗，我们不打岂不是不礼貌？来而不往，非礼也。

中国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在相距六百英里的两个前线发动攻击，一是不丹东边，一是昆仑山之南的西端、接近巴基斯坦的边境。印度军队在两个战场都被打败，一个月之后，中方宣布停火时，所有有争议的地区都落入中方控制下。对印度来讲，战争的结果令它十分震惊：不仅是印度军队被打败，而且它依恃的国际同情和援助，也帮不上忙。苏联实际上保持中立，但口头上支持中国立场。毛泽东不领情，认为赫鲁晓夫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古巴飞弹危机事件亟需争取中国支持罢了。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亚洲两个最大国家之间铸造敌意和对立意识，这个情势持续到今天。

到了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几乎凭一己之力就毁了中苏关系。这是他的目的，至少在六〇年代开始以来即是如此，但若不是苏联政治领导人巨大的傲慢，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政治盲目，恐怕毛泽东也很难做到。毛泽东要摧毁和莫斯科的关系，是因为他需要争取到意识型态上的自由，要带领中国更往左走，也就是为日后他推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路。毛泽东一向狡诈，他要让他所怀疑不支持他的激进政策之中国领导人首当其冲地和苏联（从意识型态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干架。邓小平即是这样一个高阶领导人。他在一九六三年夏天率领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奉命要抨击苏联。邓小平实在左右为难：他本人固然和苏联没有什么私人交情，不必顾忌太多，可是他又明晓得中国的技术及全盘经济发展亟需依赖莫斯科的合作。不过，邓小平还是使命必达，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他告诉苏方东道主，他们「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制造分裂，甚且是以愈来愈尖锐、愈来愈极端的形式，以愈来愈有组织的方法，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下推动，试图毁灭（中国共产党）。」他带着嘲讽的微笑补了一句：「我要指出，这种手法是你们习以为常的事。」会议再也开不下去，当然也就不足为奇。

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的冲突日渐升高，几乎到了要动用兵戈的地步。从一九六二年起，中国发言人声称苏联在双方边境上增加军事压力。中国最西边的省份新疆有大量人民逃到苏联，让中方更相信苏联现在是其大敌——其实恐怕是大跃进引起的饥荒、以及苏联劝诱，两者交互作用才造成民众离心离德。一九六四年，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净顾着东边、不顾北边；净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我们必须准备两边都会发生战争。」同时，他也发表对苏联最为凶险的一段谈话。他对来访的一群日本宾客说：「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成为俄国领土，此后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都成为苏联领土。我们还没拿出账单呢。」

毛泽东现在又跨出一大步和两大超强决裂。一九六二年古巴飞弹危机之后，苏联和美国开始从悬崖边缘退让一步。一九六三年八月，美、苏、英三国签署核子禁试条约，降低冷战的温度。毛泽东才不理会它。一九六四年十月，他把中国拉出和世界各国互动的圈子——中国第一次成功试爆了核子弹。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核子能力，毛泽东认为中国安全多了。这一年年底，毛主席又开始阴沉地谈起革命的敌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派」。一九六五年，一场大整肃即将出场的迹象已很明显。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计划委员会搞独立王国，不听他指挥。他一有机会就敲响战鼓——在越南要抵抗美国人、在北方要抵抗苏联人，更要抵抗所有想要摧毁中国的人。一九六五年十月，他对一群吃了一惊的党干部说：「我们必须备战……别怕兵变或叛乱。」他又说：「如果修正主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你要怎么办？这时候，你必须造反……现在你必须记住，不管谁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或省委说，如果不正确，你可以拒绝执行。」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前往各省的秘密地点，直到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席卷全中国，他才回到北京。

毛泽东制造中国的孤立，因此可以为大整肃做准备。但是他也企图利用他对人民战争的理论，向第三世界国家及激进团体提出争取他们和中国同盟的要求，在国际事务上创造一个新的中心。林彪元帅又崛起成为毛泽东在军中的头号亲信、最会向毛主席逢迎拍马屁，日后终于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他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署名发表一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林彪在文章中歌颂毛泽东是天才，「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务，综合归纳中国人民从持久的革命斗争得到的经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提醒全世界人民，毛泽东「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胜利的道路。」这套理论的「优越性，攸关目前所有被压迫国家及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亚、非、拉（丁美洲）被压迫国家及人民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换句话说，中国将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团体，只要他们先承认毛泽东是战略天才即可。

于隔壁邻居的革命党而言，中国转向极左的新立场，来的时机实在太不巧。北越和北朝鲜已学会如何在中苏分裂下出现的汹涌水域小心行进，而且能成功地左右逢源，从双方都得到支持。现在毛泽东坚持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而此刻却是他们都最迫切需要外国援助的时候。美国地面部队已在一九六五年登陆越南，越南共产党必须设计一套战略可以击败美军，以达成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国家的目标。北朝鲜的金日成则希望美国卷入越战，可以使他对南韩增大压力，可是他却发现中国政府坚持必须对其理想全面效忠。

北越，以及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利用中苏之间意识型态裂痕的扩大，推动一个更积极的国家统一战略。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共在许多方面都支持越南人政策，而苏联却极力主张要有耐心、要谈判，以便避免美国益加介入战局。即使北京也忠告北越别操之过急，因为他们深怕中国又会被卷入类似十五年前朝鲜半岛的情况，又和美国人直接交战。毛泽东当然晓得，没有苏联援助，中国根本没机会对抗美国。中国只提供顾问及有限的资材支援北越，同时与其领导人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到了一九六四年，尽管依然接受苏联援助，北越已接近要加入中国，正面抨击苏联的意识型态。越南人，尤其是胡志明和他的继承人黎笋，深受中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所启发。他们相信中国人的大跃进和极端集体主义，比起苏联温和的方式，更适合越南的现代化。和意识型态偏好相关的，还有越南与中国文化相近，两党之间也有悠久的亲密关系。最后，他们晓得和美国将是一场长久的斗争，中国是邻国，唯一可以期待会长期提供需要的援助之国家。虽然仍有些越南共产党人基于历史因素，害怕中国长期的影响，但双方在一九六〇年代前半期的关系仍是十分正面的。

一九六五年春天，美国派出地面部队介入越战，此时中国的政治也正走向文化大革命，它们改变了河内和北京的战略图象。北越领导人现在必须直接对抗美军部队，打一场快速升高的战争，因此迫切需要武器和经济的援助。美国在一九六四年秋天开始轰炸北越，苏联已经愤怒地响应。现在苏联展开大规模的援助河内之计划，提供他们最需要的飞机、坦克和防空设施。毛泽东希望中国采取不同的作法。中国的军事顾问以及已经进驻北越的支持部队，应该再加派人手，但不得参与作战。中国应该提升物资援助给北越，但主要只是基本补给品，因此不会耗用到中国本身防务的需求。中国应该悄悄地警告美国，若是出兵打进北越，就是表示要和中国交战（这样才能避免重蹈韩战覆辙，当时是美军已进逼中国边界，中国部队出手干预）。最重要的是，中国代表应该提防苏联耍诈。毛泽东怀疑莫斯科或许会假装要运送先进武器到越南而突袭中国，或者是挑衅制造中美大战。

毛泽东的指示造成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越南一败涂地。中国固然没有卷入战争，但是毛泽东的政策毁了过去两个世代中国辛辛苦苦与越南领导人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一向支持中国观点的黎笋不能了解，越南人迫切需要的苏联援助物资取道中国南下，为什么北京似乎是尽全力干扰。他和其他越南领导人也痛恨中国看轻他们的战术和战略。在文革进展下，中方愈来愈自大，企图逼河内在苏联和中国之间择一求助。在苏联增加对越南共产党部队的军事援助于一九六五年源源而至时，周恩来告诉越南人说，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说，这些援助为美国利益服务，越南最好不要接受它们。一九六六年，黎笋提到关切中国在越南境内的宣传时，邓小平（他不久即在文革中遭到罢黜）对他咆哮说：

你还在怕什么？你为什么怕惹苏联生气？那我们中国人呢？我要坦白告诉你，我现在的感想：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别的看法，但你还没告诉我们……这不只是关于我们对苏联援助的判断。你是怀疑中国协助越南别有用心吗？如果你要我们协助，我们希望你可以直接说出来。问题可以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刻撤走我们的军事人员。我们在中国有很多事要做。驻在边境的军事人员将奉令调回大陆。

到了一九六九年，越南共产党领导人相信中国不是为越南最佳的利益打算。他们现在相信中国打算主宰未来统一的越南，而且中国人希望越战尽可能持续打下去，只要能让中国摆脱战略压力就行。有些人甚至猜疑，拖延战争是因为中国希望迫使美国和它成立某种临时协议。换句话说，中国愿意打越战打到越南最后一兵一卒。

如果说在越南的情况已经有够糟，在有同志之情的北朝鲜，情势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金日成和他的北越同志一样，起先在中国和苏联争执时站在中方这一边。金日成认为毛泽东比起苏联新领导人布里兹涅夫更接近金日成想在朝鲜建立的社会主义：威权、热情、快速进步。但是在一九六六年，金日成开始出现疑虑。中国顾问和留学生在他家首都平壤呼喊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修正主义的口号，在他看来，已经逾越红线。金日成向中国大使馆「劝告」，却仍然无法让他们知所节制，他遂谴责北京犯了「大国沙文主义」，斥责毛泽东看重的红卫兵「小孩子，懂什么政治」。金日成原本希望重振中、朝同盟，俾能再针对南韩发动攻势。可是，现在突然发现在他的北方边境出现安全顾虑。中共沿着中朝边界全线架设扩声器，开始痛批「朝鲜修正主义者」。金日成靠向苏联，痛骂文革的愚行。北京方面，红卫兵警告「金日成及他那一伙和美国、或修正主义勾结的人，持续反中政策，一定不会有好下场。朝鲜人民迟早会起来，和他们算账。」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中国只剩下一个外交政策战略。它是根据毛泽东所坚持的，中国领导一个没有界定、没有组织的反美帝、反苏修的第三世界阵线。毛泽东主张，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加纳和古巴等国家都是这个阵线的一分子，最后都将和中国携手推翻西方的宰制。毛主席说，战争即将到来，第三世界在中国领导下将会战胜。毛泽东告诉一位印度访客说：「苏联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帝国主义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毁灭。」但是中国政策的问题出在不仅它和想像中的第三世界盟友的关系有许多难处，还有这些国家的激进派领袖也似乎都失去了影响力。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中国在第三世界所有的盟友全丢光，因为他们的领袖不是被推翻、就是加入苏联那一边，或者是厌倦了中国无所不知的态度和自我中心的强硬心态。

自从一九五〇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一直就是中国最优先的对象之一。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由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苏卡诺领导。苏卡诺也是个折衷派社会主义者，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我们在第六章已知道，印度尼西亚有相当大的华裔族群，其中有些人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和工业颇有影响力。中国为了华裔印度尼西亚人的小资产阶级性格感到尴尬，它又很希望被视为海外所有华人的保护者。不过，毛泽东的主要目标仍是和苏卡诺政府结为盟友，促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为政府一员。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六月和苏卡诺会面时，赞扬苏卡诺是不结盟世界的领袖，暗示不可信任的尼赫鲁曾经想窃取这个荣冠。一九六三年一月，刘少奇宣称印度尼西亚已取代印度，成为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最佳支柱。

但是在中国本身政策日益左倾下，北京领导人也变得愈来愈关切他们所认为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之资产阶级性格。从一九六二年起，印度尼西亚就在婆罗洲和马来西亚进行未经宣布的丛林战争。中国支持印度尼西亚，但是当苏卡诺一九六四年坐上谈判桌时，中国领导人大吃一惊。

中国觉得苏卡诺被美国人影响了。美国司法部长罗伯·肯尼迪是刚遇剌身亡的总统之弟，他刚和苏卡诺会面，讨论和平。中国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决定是「受到罗伯·肯尼迪的教唆」，反映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阴暗面和投机取巧」。中国因而愈来愈优先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民兵，从一九六五年初开始供应他们武器及训练。中国的支持鼓舞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同情者，他们企图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发动政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印度尼西亚陆军反过来镇压左派，结果出现反共的新政府，成千上万的华裔印度尼西亚人也在政变领导人掀起的大屠杀中遇害。

非洲方面，中国介入的轨线也一样。加纳的激进派总统恩克鲁玛很高兴得到中国的援助。可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加纳却成为中国替许多左翼组织训练游击队的中心。中国建议成立民兵，却造成军方政变、推翻恩克鲁玛。阿尔及利亚一九六二年独立之后，班贝拉的新革命政府和中国的关系一直都很亲密。但是，一九六五年双方关系变坏，部分原因是阿尔及利亚和苏联愈来愈合作。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班贝拉的反帝国主义是「光说不练」。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质疑他是否有勇气用「革命手段」克服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困难：「阿尔及利亚统治集体非常傲慢和自负，但是它的老虎屁股还是可以被摸的。」班贝拉一九六五年六月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中国松了一口气，立刻承认新政府。中国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在第三世界不晓得承认了多少个军事政府，只因为北京认定他们反苏（对阿尔及利亚，北京就看走眼了）。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从政治面和知识面看几乎都接近破产。

北京被刮得最痛的一个巴掌是古巴转向苏联。虽然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毫无疑问更贴近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阐述，可是苏联的经济模式比较好管理、苏联的援助没有太多附加条件。中国要求古巴准许它在岛上散布中国的宣传。它也要求古巴对中苏双方要有更均衡的作法。一九六六年中国威胁要降低中、古贸易，卡斯特罗火气上来，公开指控中国犯了「对我国经济侵略的罪行」，并且参加美国带头的对古巴禁运。卡斯特罗说：

中国的行为只能解释为，展现对我们国家的绝对蔑视、对我们人民性格及尊严感受的完全无知。它不仅是几吨米、几平方米布的问题，虽然也关系到它们，但是也关系到人这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是否明日世界的大国就有权利敲诈、勒索、施压、攻击和扼杀弱小民族；是否在革命党努力要建立的明日世界，就要持续强盗、压迫和巧取豪夺等最恶劣的方法……我们的革命国家以信赖、友谊及兄弟之情接待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我们不允许以有悖上述原则的作法影响军政干部。

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已荡然无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大、最紧密的由政府所发动的运动。它造成的死者人数没有大跃进多，它对经济的影响较小，但是就人类的日常生活、以及毁掉的生命而论，它的后果更加严重。全国各地，人民（绝对大数根本没犯任何罪行）被揪到临时设立的私刑法庭公开羞辱或施刑，还要他们的家人、亲友旁观。许多受害人把一辈子性命奉献给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且最著名的受害人全都是共产党领导人。国家主席刘少奇遭刑求后，丢在牢里任其死去。率领抗美援朝军队的彭德怀元帅，在公开集会被打断背脊骨。执行杀戮及私刑的年轻人得到毛主席本人的授权，他们把毛主席奉为神明。当毛泽东要他们「炮打司令部」、谴责他最亲近的同僚是修正主义者、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时，红卫兵采取了毛主席预期的行动，全力打砸。毛泽东和他的新欢助手要确保没人敢反抗、挡路，必要时亦鼓励动粗施暴。这是毛泽东把中国孤立、保持革命不朽的最后一试。

文革期间，中国对外关系几乎全面停止。中国的外交官和留学生全部奉命回国，进行自我批判、接受毛泽东思想的训练。在中国的外国学生全部遣送回国，有些外国大使馆也遭到攻击。英国大使馆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遭到攻打、火烧。在华洋人把这个情况比拟为六十年前的义和团动乱再现。我们已经提到，北朝鲜和北越这两个中国在东亚仅有的盟邦，抱怨他们的人员所受到的对待，以及驻在他们国内的中国顾问拼命狂热宣传文化大革命，到处散发俗称「红小书」的毛语录。古巴人赶紧撤出，有一组人回国后向一位苏联外交官提到「很难想像『红卫兵』以及他们带领的人要达到那种程度的愚蠢。希特勒的信徒可以向他们学习。」同时，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被红卫兵团团围住，苏联和东德外交官走在街上挨揍。当他们向中国外交部抱怨时，苏联人得到的回答是：「本部坚决支持人民的革命活动。」莫斯科方面，苏联外交部长紧急召见，中国外交官以高喊毛语录回复。

文革进展下，反苏、反西方的言论日益上升。美国人和英国人遭指控计划对中国发动战争，而苏联会帮他们。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声称：「苏联性质已经变了。资产阶级专政已经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透过代理人在搞反革命复辟。」中共安全情报头子康生支持文化大革命，杯弓蛇影地认为外国特务在中国各地活跃。他告诉红卫兵说：

「苏联修正主义者已训练许多秘密间谍在我国活动。蒙古修正主义者在我国人民中推动叛国活动，朝鲜修正主义者也是……你们必须提高警觉。」

文革闹到最高潮时，愈来愈仇外。只要和外国沾上边，都很可疑。我的朋友告诉我，红卫兵抄他们的家，找到外文书，把他们痛打一顿；戴眼镜走在街上也会挨打（被认为是外国穿着打扮）。同时，有些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想积极加入新运动。波兰出生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个老共产党员，度过好几次整肃，从一九六四年起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爱泼斯坦和他的上司李敦白成立一个红卫兵「造反小组」，批评没有迅速抓住政治风向的其他外国人。但是爱泼斯坦本人在一九六八年被打成反动派，坐了五年牢。李敦白坐了十年牢。李敦白被捕后，其他外国人贴出的大字报宣称：「他爬得高、跌得重」，以及「李敦白展现出我们在犹太人身上早已看到的个性」

在领导人遭公开刑求、家属被迫旁观的世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她本身十六岁就入党）被清华大学红卫兵从她的官舍架走。她被痛打一顿，被迫穿上陪刘少奇正式访问雅加达时所穿的薄纱洋装，游行示众。根据官方审问王光美的纪录，学生痛斥她：

你今天被斗争。我们可以随意用任何方式斗争，你没有自由……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臭名昭彰的反革命丑八怪。别想要混淆阶级界限……穿这种衣服在印度尼西亚挑逗苏卡诺，你真让中国人丢脸……（红卫兵齐声念《毛语录》：「反革命的东西都一样：不打、不会掉。」）

中共党内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官员陷入一团混乱。周恩来试图揣摩毛主席要走的方向，然后遵循它，以便自保及保护他周边的人。外交部长陈毅质疑红卫兵插手外交事务，毛泽东大发雷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百分之九十七正确。任何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他！如果你要否定文革，你一定不会成功。」外交部的外交官也急急忙忙成立红卫兵组织（美洲暨大洋洲司的红卫兵组织自称是「打落水狗大队」），高举「炮打陈毅、完全掀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的标语。陈毅在斗争大会受到公开羞辱，然后送到河北省一家工厂改造。但是，怪异的是，直到一九七二年一月去世，陈毅一直保有外交部长的官衔。

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勉强还与它并存着，但其精力都摆在批判苏联之上。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莫斯科成为中国头号敌人。苏联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入侵捷克（虽然和中苏关系不相干）吓坏了中国领导人。他们晓得经过文革这番折腾，他们的国家有多么弱，而且现在文革已退化到天下大乱，各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还搬出重武器在街头交战。苏联应外蒙古当局邀请，派遣武装部队到外蒙古（由于外蒙古对这个邻居中国的纷扰十分担心），此举也使北京的惊慌上升。即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依然紧盯着美军在越南作战的进展，苏联愈被看做是公开、直接的威胁，美国至少还不是。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愈来愈称呼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字词暗示苏联有朝一日将重演俄罗斯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进攻中国。毛泽东界定的社会帝国主义是大国扩张主义的一种特殊变形，因此它把莫斯科和华府、伦敦都划为「西方」帝国主义。苏联总理柯锡金一九六五年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对客人滔滔不绝说教起来：「美国和苏联现在决定世界的命运。很好，尽管做决定吧！但是接下来十到十五年之内，你们将再也不能决定世界的命运。它将交到世界各国的手中，不再由帝国主义、剥削者或修正主义者掌控。」三年之后，就中国人看来，苏联已经成为最危险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但是，虽然毛泽东的语言变得愈来愈有种族主义色彩，中国唯一还剩下的盟友却是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它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周围邻国也全都闹翻了。毛泽东迅速高举阿尔巴尼亚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但是在北京有许多人认为，高抬阿尔巴尼亚只会让人想到中国在国际上有多么孤立。

北京的高阶领导人准备迎接战争的来临。同时由于愈来愈担心会和外在世界爆发冲突，使得中国出现一个怪异的计划：把中国重要的工业设施向西部所谓的安全地带迁移。这些地方大致上就是国民党一九三七年之后为躲避日本攻击而撤退的相同地区。现在，中共把整个工厂拆解，迁移到毛泽东称为「第三线」的内地（北起甘肃、南迄云南的一大块内地。第三线始于一九六五年）美国积极介入越战那一年——随着与苏联冲突加剧，第三线的重要性大增。这个过程的浪费和纷扰很大，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严重伤害。然而，在某些个案上，文革大动乱时期被遗弃在艰困的地区，反倒让工业经理人学了一身本事，在日后的资本主义革命中反而派上用场。创造「安全的大后方基地」的政策，持续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可能消耗了中国这段时期总投资金额的三分之一。

文革期间，中国忙着在内地建设备战基地，它却忽略了周边地区。香港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重要的枢纽，台湾则具体提醒着中国领土依然分裂，因此是国耻的表征。可是，北京对这两个地区都没有积极的政策。海外海人被吓坏了。听了一小撮人访问中国所传出来的有限的故事，几乎没有人希望回中国去。他们当然晓得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一些人，是当年回国服务的留学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的文革，灾情尤其严重。西藏方面，寺庙以及一些宗教象征和画像被拆毁，僧尼被驱赶到斗争大会的会场，由专程从北京、上海飞来的红卫兵主持批斗。内蒙古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卫兵追查一个企圆搞独立的党，至少杀了一万六千人，后来发现这个党根本子虚乌有。广西是中共划设的壮族自治区，文革雷厉风行，搞得民众自相残杀。

文革的主要成份（仇外、迁徙到内地，以及恐怖镇压少数民族）颇能适合毛泽东的目的。北京方面，数百万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他欢呼，满足了他无边无际的自大意识。派遣青年人从城市下乡，所谓向农民学习，满足了他以政治推动发展的意识。对于文革领导人而言，中国在国际上孤立正好创造一个新中国、拯救了革命。即使他在一九六八年底必须派军队终止街头最紊乱的局面，毛泽东认为文革过程仍在持续进行。他在一九六九年初对党的新领导阶层宣称：

我们在谈胜利。这表示我们必须保证，我们应团结全国广大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追求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持续下去。革命仍有未竟任务有待完成，譬如进行斗争、进行批判、进行改造。隔个几年，我们或许将需要再推动另一个革命。

毛泽东在周恩来及军方协助下，在一九六八年把中国从文革的几乎全面大乱下拉回来，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愈来愈担心会和苏联爆发战争。固然没有证据显示苏联在准备攻打中国，但是从文革的狂热和毛主席自己的言谈，就可以感受到这股忧惧。中国及其革命已经堂堂摆在世界历史的中心，受到全体人类的钦羡，敌人会企图动用武力摧毁它们，乃是合乎逻辑的。北京当局也思考除了苏联攻击之外的其他剧本。美、苏可能爆发战争，把中国卷进去。如果越南战事对美国不利，美国也不无可能从南方发动攻击。毛泽东向访客表示：

日本一九四五年投降以来，已经过了二十三年。再过五年，就是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都没有一场战争？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出现各式各样的战争。根据列宁的说法，资本主义就是战争，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今天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他们不仅只有传统武器，也有核子武器。这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事。

为了刺探苏联的意图、并确定解放军是否效忠他，毛泽东同意针对苏联军队发动有限度的军事行动。一九六九年三月，在双方俱声称具有主权的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中苏发生军事冲突。初步交战，约三十名苏联军士丧生。作战持续中，苏联总理柯锡金急着想和毛泽东通电话。中方接线生却拒绝接通，高喊反苏修口号。一连几天，和战不明。苏联考虑攻击中国核子设施做为预防措施。毛泽东固然迅速退却，批准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边界的紧张情势并未和缓下来。八月，西边的新疆又发生新冲突。双方伤亡都很惨重。这一次中方领导人相信苏联正计划大规模进攻中国——尽管柯锡金访问北京，试图和中方谈判。林彪奉毛泽东指示，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下达「第一号命令」，全军紧急戒备，并把高阶领导人（以及最重要的文革受害人）撤出首都。

虽然战争一直没有发生，中国的局势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都很紧张。一九六九年的战争恐慌使得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孤立太危险、无益。现在他希望国内多一些秩序、少一些革命。他的动员令试图停止绝大部分的文革过当行为：

所有的派系武门应该无条件、立刻终止。所有专业的武斗小组应该解散。所有的武斗据点应该拆除。所有的武器都应该缴回。如果任何武斗小组继续占领据点、顽固地拒绝投降，解放军可以用武力包围据点，对它发动政治攻势，并以武力没收（小组的）武器。

但是，动乱的精灵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放回瓶中。毕竟毛泽东还不肯放弃他的文革理想，而且党内政治仍然狂乱。一九七一年九月，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林彪在主席预备清算他之下，企图逃往苏联，飞机却在蒙古坠毁。

从一九六九年夏天起，毛泽东就向老军头征询意见，请教如何处理他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国际危机——这些军头有许多人在过去三年因毛主席的许可，遭受刑求及坐牢。老帅们提出的报告强调，苏联今天及未来都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他们说，苏联的力量正在成长，美国的力量则逐渐消褪。他们坚称：「苏修以中国为主要敌人，对我国安全构成的威胁更严重于美帝……但是因为中国及美国皆以苏联为敌人，因此苏修不敢打两面战争。」陈毅（依然保持外交部长头衔，其实遭到软禁）向毛主席提出一封私函，谈到他有些「胡思乱想」。陈毅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写说：「我们有必要利用美、苏的战略矛盾，追求中、美关系的突破。」他建议和华府举行无条件的高阶层会谈。接下来两年，毛泽东接受了陈毅的许多「胡思乱想」，但同时仍坚持他的文革立场，谴责陈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反党的野心家」。

毛泽东从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展开的运动，使中国孤立，陷入易受攻击的危险处境。国内方面，狂乱地企图肃清所有的外来影响，又把党的政策调整为以毛泽东个人为中心，羁绊住中国的发展，创造出一个犬儒世代，他们原本的理想主义淹死在鲜血之中。

某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苏同盟崩溃是件好事，因为它使得中国更加独立、更倾向民族主义。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希望脱离苏联影响之后可以享有自由，却发动了灾祸连连的运动，使中国的进步倒退数十年。对于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共而言，文革和孤立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两者的目标都在于使国家强大。

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从来没有比起一九六〇年代更加孤立。中共的革命承诺要使中国富强，却似乎害它变得更穷更弱。没错，中国在共产主义之下保持领土统一，在科技及公共卫生等领域有巨大的进步。它也推动社会革命，消除私人对农业及工业的控制，使得所有的中国人更加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在一九七〇年代成了均贫，在国际脉络中也明显的无依无靠。毋怪乎有些中国人开始问起和一九二〇年代十分相似的问题：中国要如何走出贫穷和停滞？中国要如何才能现代化及成功？在出国可致富发达、留在国内反而受苦又失败的世界，身为中国人的意义何在？

第十章：中国与美国
（CHINA’S AMERICA）

就算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与美国的政治轨迹截然不同，

但它们一样都能接受它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快速地改变。

这种朝向现代性的驱力使得中国与美国的知识分子都一同向前，

虽然他们发动的理由各有不同：对中国人而言，是要活化过去；

对美国人而言，则是创造未来。

无论如何，中国人与美国人都有工具论式的目的要去达成现代性，

而它们都相信只有自己的国家才能真正而彻底地拥有它。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对美国一直怀着错综复杂、又近似迷恋的情愫。它是许多中国人想去走走瞧瞧、作客或定居的地方。但它也是危险、令人困惑的地方，它的政治、价值、友谊，乃至于地貌也都不时地在变化。美国挑战着中国人对传统、家庭和关心集体等大多数的价值观。美国也让中国人怀疑，因为有些人感觉到美国人看轻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因此美国才对中国人关上国门。大多数中国人无法理解，美国本身是个移民国家，除了偏见，还能有什么理由排华。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就记忆而言，中国和美国负面的历史关系经常压过正面的关系。

但是，对于美国事物、美国财富和美国思想，也有无尽的钦羡。美国和中国在二十世纪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虽然今天有这种看法的中国人已不多。中国人时常称颂中国的传统，但是过去一百年来却一直在抛弃传统，似乎无休无止地转变为全然不同的样貌。这种转变极大部分受到美国的启发：源自美国的技术、企业、文化和政治概念散布在中国各个角落——即使中共政府已极尽努力要铲除美国所有的影响。中国与美国不仅只是交换，而是发生连结，这个与中国改变的速度之快有关，也与它如何不满现状的强烈程度有关，最后，这也关连到中国对于改变的接受程度。就算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与美国的政治轨迹截然不同，但它们同样都能接受它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快速地改变。这种朝向现代性的驱力使得中国与美国的知识分子都一同向前，虽然他们发动的理由各有不同：对中国人而言，是要活化过去，对美国人而言，则是创造未来。无论如何，中国人与美国人都有工具论式的目的要去达成现代性，而它们都相信只有自己的国家才能真正而彻底地拥有它。

一九七〇年，毛泽东决定「缓和」（他当时用这个词）和美国的全面冲突。中国脱离了文革破坏最为惨烈的阶段，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无关乎毛泽东重新评估他的政治理想。

终其一生，他依然坚持中国全面的革命改造。他会转向的原因是中国与苏联冲突上升，担心苏联会进攻中国。大部分的恐惧源自一九六〇年代和莫斯科在意识型态上的冲突，冲突在中国领导人思想中上升到一定会出现巨大的角力、甚至颇有以核子战一决胜负的态势。但是，对美国的开放也产生无心的结果——毛泽东预见不到这些结果，若是见到这些结果，他自己也会吓一跳。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段时期，出现「美国年代」：美国这个国家代表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所认识的「外国」，这种情况过去没有、将来恐怕也不会再有。美国的影响举目所及，无所不在：经济、政治、艺术和消费型态。有一段时候，似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是中美关系。

二十一世纪初始之际，即使双方外交关系偶有龃龉，中国人对美国依然有着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或许会大谈与美国来往上碰到的困难，并且打算要和其他大国合作来制衡华府在国际体系的独大。但是，从贸易框架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运作等所有的事务，中共已然多多少少接受了英国、美国相继建立的这个体系。崛起中的中国或许有志在国际事务上能被视为是美国之外另一选项，可是，崛起归崛起，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制度却依循着美国模式在改造，而改造的程度已到了连欧洲人和拉丁美洲人都会看错的地步。中国的美国梦或许不一致，但依然十分强烈。

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中苏危机的最高点之时下达命令，开始缓和对美关系时，他的高阶同僚并没有太多人感到意外。中共领导人出于本身的狂热，搞得和莫斯科关系鸡飞狗跳。由于文革期间意识型态挂帅，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共产党的不和，不论它是中国之内或之外的共产党失和。毛泽东那些熬过斗争的同僚认为主席只是战术动作，和他在对日抗战时期与美方接触的用意相同：更大的灾难即将临头时，都该抓住任何能分散危机的机会。中共领导人没有人认为中国愿与美国人合作对抗苏联力量的上升，会影响到国内革命的方向。只有消息最灵通的党内领导人才晓得，在毛泽东政治运动的蹂躏下，中国军队已经脆弱不堪，因此走出孤立又是如何的重要。

毛泽东决定和美国接触，时机上相当幸运。一九六九年出任总统的尼克松是唯一的一位美国冷战领袖，相信美国需要在欧洲及日本之外争取更多盟国，才能在和苏联争锋时抢占上风。越战及国内的动乱使得尼克松以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相信，除了与巴西、南非、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等反苏的第三世界大国合作，向中国开放是美国外交的另一选项。中苏冲突剧烈化加速了尼克松希望和北京对话的意愿。一九六九年十月他拜托巴基斯坦协助安排接触，也请他们转告毛泽东，「美国欢迎和中国调解」。北京迟迟没有响应，使得华府新领导人颇为焦急。但是，尽管毛泽东愿意缓和关系，文革造成的混乱几乎瘫痪了中国的外交，任何新倡议都得慢慢来才能实现。双方好不容易于一九七〇年二月协议在北京碰面，却因美国在一九七〇年中密集攻打柬埔寨，让临时交涉又拖了好几个月。当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决定发出讯号时，找不到可靠的管道。毛泽东选在十月一日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老朋友、美国左翼作家艾德加·史诺，告诉他说，欢迎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访问，并不是接触共和党籍总统的最好方法。

后来尼克松本人决定撩下去，做出他一生最大的政治赌博。他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传递秘函给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到北京一谈，前提是先安排季辛吉秘访，找出合适的访问方式。中方把这项提议解读为美国示弱的迹象。中共政治局怀疑尼克松这么做是因为迫于「反对越战和种族歧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但是中国领导人结论是：「既然无法确认美国会爆发武装革命」，应该接受尼克松的提议。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访问巴基斯坦，佯装生病，潜往北京。尼克松旋即在一九七二年二月正式访问中国。毛泽东本身年迈多病，他的第二号人物林彪逃往苏联途中坠机而死，使得他政治声望下坠。尼克松的到访，有如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元首亲自到北京来，和毛主席坐下来，听取毛主席的政治智慧，承认中国的重要地位。美方对于他们新认识的北京领导人也赞不绝口。季辛吉说，毛泽东的首席外交官周恩来，是「我生平所见最令人敬佩的外国领袖。我们交谈二十个小时，他完全不用看笔记……这二十个小时是我生平最难以忘怀的谈话。」毛泽东就没有这么阿谀谄媚。他告诉北越访客：「季辛吉只是个大学教授，根本不懂外交。」一如大家所预期，人人都一致认为尼克松访问中国那几天是改变世界的一星期。但是没有人说的准，究竟真的改变了什么。

中美双方几乎花了整整将近十年的时间，去搞定季辛吉所谓的中、美「修睦」的内容。中国要的是贸易和军事技术，前者很快就启动，后者则慢慢来。两国开始有限度的合作抗苏，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中国协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人数不多的毛派团体或反苏团体接触。最重要的是，北京协助美国从越战脱身。北越领导人一听到尼克松要访问北京，立刻明白最好赶紧和解。越南人，以及全世界极大多数左翼组织，把毛泽东愿意和华府合作，视为背叛，它在第三世界最重要的效应或许就是使得激进政权和组织投向和苏联合作。中国不再是希望世界革命的激进运动所能仰望的对象。

尽管双方都盼望尼克松访问之后，中美关系可以快快正常化，但是要到七年之后才真正实现全面相互承认。拖延，使得苏联有时间在第三世界动员盟友，反制中、美勾结。拖延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和华府在一九七〇年代都深陷政治动荡。中国方面，文革的政治疯狂一直闹到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去世，然后又陷入不确定的阶段。美国方面，由于水门事件丑闻，尼克松在一九七四年被迫狼狈辞职，后继的福特、卡特两位总统，既没有他的政治勇敢，又不像他能对政敌痛下狠手。和台湾的关系成了棘手问题。大部分美国人不愿抛弃国民党这个旧盟友（蒋介石已经年逾八旬，仍然担任总统），和北京共产党政权全面关系正常化。尽管贸易和技术转移增加，中国国营的经济制度完全缺乏活力，强大关系的发展受到阻碍。中国内部，经过多年的反美宣传，毛泽东的政策大逆转，虽然官方勉强解释说是美国人醒悟了、体会到中国人民的力量，其实它仍造成普遍政治上的怀疑。就到访中国的美国人而言，譬如美国驻北京代表乔治·布什而言，毛泽东的独裁专政体现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和僵硬意志的表达。同时，中国领导人好用格言谚语谈国际战略，被看做是古老文明务实智慧的表征、而不是他们其实根本昧于世界大势。中国在和美国恢复来往的头几年，主要的好处或许是现在它有机会和美国的其他盟友（譬如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及西欧国家）关系正常化，增加了它在和苏联对阵时的安全。

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尽管在他统治的末期造成天下大乱，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把毛泽东当做统一中国、使它强大起来的伟大领袖。就和斯大林过世后的苏联一样，许多人觉得如丧考妣、前途茫茫，要隔好一段时候，毛泽东判断错误及滔天罪行才为人所知。事实上，中共政府从来不曾完全承认毛泽东的过错，迄今毛泽东的肖像依然荒谬地高挂在天安门广场。以外交政策及国内政策而言，毛泽东一死，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中国可以继续往左倾靠，成为和波帕的高棉并无二致的种族屠杀地狱（毛泽东去世时，波帕是中国最亲近的外国盟友），它也可以走向更开放、多元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才被派为国务院总理不久的华国锋。华国锋之所以受到毛主席青睐，除了愚忠之外，似乎因为他也出身主席老家湖南，因此听得懂主席说的话。华国锋本身没有太多见解，经过数星期的不确定之后，他和军方连手、发动政变，逮捕毛主席在政治局里的激进派盟友。军方深怕又回到文革闹得最凶时的混乱局势，坚持把毛泽东生前遭到清算的老干部，如党的前任总书记邓小平及计划经济专家陈云，又请出山。全国各地，遭到下放、整肃、逮捕的人，纷纷回家。对于共产党的老干部、以及许许多多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彷佛一场噩梦终于过去。

第三度掌权的邓小平剑及履及，不浪费时间。邓小平比起任何其他中国领导人更了解国家的孤立，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已严重伤害到发展。他想要以实验推动进展。首先他要回到以物质激励增进农业生产，这是他和刘少奇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所提议的路线。他也研究匈牙利、南斯拉夫比较自由的社会主义经济，看看中国是否可以借镜。后来他在领导圈内地位稳固，又开始考虑比较激进的改革。邓小平一九七六年下放南方的时候，注意到工厂及集体透过香港进口技术，或利用剩余品换取他们需要的物资或器材设备。一九七八年，他开始问是否全中国现在需要这样的改革与开放。邓小平告诉中国共产党：那些想要快速发展、以实践检验真理的人，不但不是走私客、叛国贼，还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四个现代化」的英雄。到了一九八一年，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已失去实权，军方也坚定支持成长的政策，邓小平预备再往前走一步。他宣布，中国在农业、工业、技术和军事这四大方面还是落后国家，党必须丢掉毛泽东的错误，集中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将因勤奋工作，先富起来。」只要中国经济能成长，这并不妨。

回到中国政治这个战线，邓小平清楚表明美国可做为中国技术需求的楷模。邓小平第二度遭到下放时，曾经花了相当多时间思考一九七〇年代科技方面变化的重要性。一九七七年他和中、比（利时）混血作家韩素音谈话时，提到他相当关切中国的落后。

一九六〇年代，中国和世界的科技水平差距并不大。可是，一九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世界水平大幅提升。科学界所有的领域都快速发展。一年的进步等于好几年的进步。一九七五年，我曾经说过，中国在科学方面落后日本五十年。当时，我想要多注意科学研究，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自己遭到软禁。我们若不以最新的科学成就做为起点……我怕中国不会有希望。

对邓小平而言，和美国的紧张和缓可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九七九年访问过美国几个城市之后，这位中国领导人被他见到的科技、生产力和消费选择所慑服。回国后，他告诉他的同僚，他一连好几天睡不着觉，思索中国要如何才能达成这样的富裕。有一件事邓小平很清楚：和美国在外交事务上合作，给中国带来极大的机会，让美国的技术、军用及民用都转移过来。美国是世界大国，反对它并没有意义，即使台湾问题还未解决。邓小平常常说，有一天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上举棋轻重，但时机还未到，中国现在仍衰弱，必须先快速成长。

到了一九七九年，即邓小平访问美国那一年，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像是同盟。全面外交关系在这一年恢复，华府切断和台湾的正式关系（蒋介石一九七五年去世，已由其子蒋经国接班）。但是比外交更重要的是双方针对苏联及其盟友的军事、经济合作上升。邓小平访美时告诉卡特总统：「只要苏联想染指，我们就必须把它们砍掉。」邓小平说，他断定一定会和苏联爆发战争，只是希望尽可能把它往后拖延。邓小平相信，越南一九七八年攻打柬埔寨、苏联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都预示即将有大事要发生。为了回应越南推翻柬埔寨的波帕政权，邓小平发动惩越作战，却遭遇惨败。中国必须依赖美国提供中国军事现代化之所需。张爱萍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将，文革期间遭到整肃，现在奉邓小平之命主持军事现代化。张爱萍向到中国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洛德·布朗说：「我们很高兴你们要帮我们发展军事力量。有了你们协助，我们可以发展得快一点……我们要发展武器，不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甚或美国的利益。」邓小平向卡特的内阁讲得更白：「我希望在座每一位都把你们领域最好的东西交出来。当然你们没有一九五〇年代的老骨董。我们还有很多那个时期的设施。我希望你们提供七〇年代的东西、不是六〇年代的东西。我更希望是七〇年代后期的东西、不是七〇年代前期的东西。你们明白吧？」

中国的策略就是说尽他们认为美国人爱听的话，尽可能从美国搬走最多的东西：譬如说，苏联威胁世界和平，唯有强大的中国才能在亚洲阻挡苏联的推进等等。里根的强硬路线政府一九八一年当家之后，最初虽表态说不会背弃在台湾的老朋友，但中国这套说词比起卡特时期仍更为中听。整个一九八〇年代，美国对得中国有如实质的盟国，和它分享敏感的情报信息、让它取得有时候别的国家都得不到的、非常需要的技术。里根的目的是打造一个能实质威胁苏联的中国，让莫斯科领导人倍感压力，降低他们在别的地方捣乱的能力。里根的朋友电影制片人道格拉斯·莫洛一九八一年访问中国后，向里根说，北京领导人「非常关切台湾问题」，只要稍为一重视台湾的地位，美国实质上就不可能和邓小平及中国领导人合作。可是，这种合作又十分重要，因此莫洛告诉里根总统：

我当然不晓得他们会怎么办。我也不以为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毕竟就在那儿呀……现阶段最好别太去偏执他们是个共产国家。迹象显示他们可能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变种……我认为他们会弯曲、扭转、调整以符他们的进展。或许最后会出现他们及世界都没见识过的突变制度。

里根政府已主政近一年，向中方表示美国愿意和它「战略结合」。它实质上就是同盟关系。里根也宣布他本人愿意直接出售精密武器给北京。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冷战益加严峻，中美安全合作则日渐扩大。美国在阿富汗、安哥拉和柬埔寨的反共作战，和中方密切协调，双方增进情报分享。中国从来没有成为大量输入美国武器的国家，中国不需要以此壮大其军事力量。北京所要的是取得美国的武器技术，而中国一九八〇年代在这方面颇有收获，得到航空及飞弹技术。中国接下来自己生产武器。邓小平的计划是让中国在二十年之内成为世界顶尖的军事大国之一。他估计，这样子只要有点运气、再加美国援助，就可阻止、甚至击败苏联的进攻。

台湾问题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仍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芒刺，但是中方在一九八二年八月获得突破。受到和苏联在全球冲突升高的推动，华府同意和中国针对美国武器售台发表一项联合公报。美国在这项声明中承诺将逐渐退出供应武器给国民党政府的政策：

美国政府表示它不寻求执行武器售予台湾的长期政策，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将逐步减降低对台湾的武器出；经过一段时间后走向最后的解决。透过这项声明，美国认知到中国对此一议题彻底解决的一贯立场。

同时，邓小平企图以比以前更优厚的条件争取台北坐上谈判桌，以加速两岸统一。邓小平没有成功，部分原因是美国对台仍有相当承诺。美国在售台武器上的妥协，其核心部分后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不理会，它迄今仍在中美关系上投下阴影。但是一九八〇年代期间，冷战先加剧、后来却走向结束，这项联合公报构成的框架倒是确保了华府和北京双边关系某种形式的稳定。

中国领导人起先都没有人思索，假如中美同盟真的成功降低或消灭苏联之后，究竟会是什么状况。这种欠缺战略思考源自于不做批判就接受毛泽东的教条，以及邓小平本身对国际局势的了解不够全面性。然而，到了一九八三年，北京开始醒悟，冷战若有某种形式的平衡，或许才真正符合中国的利益。可是，这时候要谈和苏联达成任何突破都已经太迟了，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接掌大权）已经因中美同盟在战略上落居下风的苏联，开始寻求和它最强大的对手美国和解。中国和美国人结盟，促成较弱的超级强国（苏联）受到致命之伤，同时又帮助较强的超级强国（美国）臻至全球霸权。长期而言，这个改变不利中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从一九八〇年代的角度看，几乎和美国所有的接触都是中方占便宜：

一九八〇年我第一次到深圳。当时这个地方是几个典型错落在珠江三角洲的又穷又小的渔村之一，紧邻着香港。这一年，邓小平决定把这个地方开辟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橱窗。深圳做为经济特区，可以吸引外人投资，建立由外国人拥有和经营的新工厂。

任何的剩余皆可以自由运到海外，这些公司享有免税特权、优惠税率、免费土地，还可自定义工资。交换条件是外资同意技术转移及培训人才，还要承诺长期投资。几乎所有的产品都用来外销。深圳是任何中国人几年前根本无从想象的，与全国大不相同的特区，结果出奇的成功。今天的深圳居民一千四百万人以上，以经济产值论，排名全国第四大城市，而且每天有数万人通勤往来香港和深圳工作。

一九八〇年代，中国签署了两万多项国际合伙协议，总价值超过两百六十亿美元。它们帮助中国经济重新起步，首先是在经济待区之中及四周，尤其是接近二十世纪上半叶外国租界的地区，后来又遍及到华南及华东沿海地区。财产权逐渐恢复后，中国人的私营企业开始出现，通常也都以经济待区为基地。甚至有些国有企业也迁到华南的经济特区。它以及集体化农业的结束，乃是十分了不起的改造。一九八三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已达到两位数的百分比；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几乎增加为四倍。邓小平对批评他的人说：「管它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理论和一九七〇年代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象征经济学及政治方向的反革命，也是世界前所未见的大改造。

和美国的关系在共产中国初期的市场革命是左、右、中兼具。即使大部分资金透过香港进来，然而专家、方法和技术则经常来自美国。美国远超过其他国家，积极要拉中国加入国际的机制之中。美国也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中国最早的繁荣要靠它。固然一九八〇年代有许多美国人担心日本和欧洲的竞争，却很少人担心中国。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需要经过好几个世代，经济才会起飞；他们也和美国政府一样，认为强化中国是吻合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有如西欧、日本和台湾在冷战初期获得好处，中国在冷战即将结束之前，也因美国的安全需要而受惠。

一九八〇年代在经济特区（慢慢也演进到中国城市）的生活，是很诡异的事情。外国专家和企业家（经常是美国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其实彼此相互并不了解。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已经习惯的恶劣生活环境，而大多数中国人则羞于启齿、或不敢说出来。资本主义的作法必须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在这些字谜游戏中，中国人已经精于运用「正确」字词掩饰极不相同的作法。毛泽东末期中国留下来的这种虚伪造假风气，倒是帮助某些加入新经济的人上下其手。和共产党找得到门道的人，快速致富。然而，就广大的民众而言，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并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只顾忙着在毛泽东接二连三运动造成的废墟上打开活路，而他们也感谢在邓小平统治下，多了一些方法而可以不用再忍饥挨饿。

私人财富在城市逐渐上升之下，外国风味的消费性产品也日益受到欢迎。许多美国公司前进中国投资——可口可乐、汉兹和通用食品都来了。其他公司则协助中国对美外销出口的大幅增长，到了一九九〇年，中国对美出口已占中国出口总值约百分之二十。中国境内第一家西式快餐店肯德基炸鸡于一九八七年在北京市中心一条热闹的大街上开幕。数万人从店门口慢慢走过去，只想瞧瞧店里是何光景。几乎没有人出得起钱进店里消费，头几个星期北京当局还得张罗「外汇券」（外商只准接受这种特定钞券）给高级干部，才勉强让它有点生意。肯德基炸鸡成为西方在中国的表征，有人讨厌它的美式急惊风，但更多人则喜欢它的生意手法灵活。肯德基炸鸡大多由台湾出生、美国培训的干部领军，在中国展店十分成功，今天它在全中国已有两千五百家分店。

今天有些历史学者夸大了中国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发生的变化。从经济面来讲，绝大多数劳工仍受雇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依计划经济的原则运作。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被派到工作单位上班，而且是终身任职。他们的薪资微薄，但是所有的服务，从住宿到医疗照护、托婴到养老，全部由任职的工作单位提供。中国根本没有劳工市场。一般老百姓根本休想向银行借钱。在北京的夜里，如果你走过肯德基炸鸡，往紫禁城走，你会看到王府井这条购物大街霓虹灯闪耀。但是，你之所以把视线投向这个方向，是因为其他地方一片漆黑。在旧日帝国首都中心拨出一小块地，似乎出现了新世界，但迄今它的功效除了撩拨起人们对新式生活的憧憬之外，并不太大。

中国经济开始改革之际，老百姓和党内一些领导人也开始呼吁推动政治改革。一九八〇年代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辩论，发生的背景是：社会依然还未走出前几个年代大屠杀的创伤，国家依然按照紧抓一切的马列主义原则统治。最关心政治改革的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稍为知道其他国家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一部分官员。但是，中共党内老干部并不赞同政治改革。他们害怕又会回到文革期间的政治动乱。他们也认为经济改革的庞大工程需要他们来领导（虽然我们很难说，一辈子都在最极端的马列主义政党打滚的他们，有什么准备可承担这个任务）。还有不少人担心会失去特权——包括可以帮助他们家人暴富的特权。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政治改革的踪影依然看不到。一九八七年，经由邓小平指派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表态支持且可以更公开地辩论，邓小平立刻将他罢黜。

有关政治改革的许多观念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中国向西方开放的时刻，正好也是以里根及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及私人权利为重的思想在西方崛起的同时，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也受到这些趋势的影响。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宣称，美国的力量奠基在它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公民权利如何被遵行。如果中国要富强，也必须先自由起来。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苏联及东欧的危机，似乎也证实这个观点：马克思主义，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已经过时，因此中共的统治也不符时宜。被罢黜下台的前任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九年春天去世，许多学生觉得他是为政治改革理想而死的烈士。全国城市爆发示威活动。学生们要求党要正确地纪念胡耀邦，并且进而开放政治制度。邓小平担心示威活动会爆发为动乱，指示李鹏总理在北京及学生发动大规模集会的城市实施戒严。但是派军队进入城市的作法，反而使民众更支持学生，产生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后来在二〇一〇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异议作家刘晓波，及其联署伙伴在一篇文章中宣示，他们提倡民主可以上溯到一九一〇年代及一九二〇年代前人的主张：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活在新皇帝取代旧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历史已经证明，不孚民心的领导人下台、换上非常孚民心的领导人掌权，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个完美的救主，而是完美的民主制度……整个社会应该运用一切办法建立合法、全民的自治组织，逐渐形成全民政治力量以反制政府的决定……因为民主的本质就是制衡。我们宁可有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不要有一个具有绝对大权的天使。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在北京镇压学生运动，造成天安门广场附近数百名示威群众丧生，使得共产党分裂，也让它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政府在首都市中心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绝对不是在国际间讨人喜欢的形象。北京屠杀又发生在世界各地共产党似乎走向政治改革、否则即被历史遗忘的时刻。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立起一座几乎完全像是自由女神的三十三英尺高纸塑的「民主女神」。他们把它放在面对毛泽东画像的地方。后来，坦克把它推倒、辗压过去。在军方眼中，民主女神代表的就是外国的影响。几天之后，我到城里去，见到北京肯德基炸鸡店门口那尊桑德斯上校人像，脑袋中了一枪，惨遭「枪毙」。天安门的镇压充分表明中国对洋人、洋主意、洋产品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政府如此残暴镇压抗议的学生，一举就摧毁了中国站在全球变革前沿的印象。几乎全世界民主国家政府都谴责北京动用武力，包括美国和西欧在内许多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但是，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北京代表的布什，已于一九八九年一月接替里根出任总统。新政府想方设法维系跟邓小平的交情。天安门屠杀之后不到一个月，布什总统就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夫秘密访问北京。史考克罗夫告诉中国人：

布什总统认知到中美关系对两国重大利益的价值。甚且，他个人深刻盼望中国及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能够维持及加强。这份承诺来自于他在中国的经验，以及他和许许多多中国领导人的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如何处理涉及中国最近事件的公民，当然是内政事务。美国政府及其人民如何看待这些活动，同样的，也是内政事务。两者都将依彼此特定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处理。

这可和里根时代的风格绝对不同。不过，布什有他的理由。他觉得，没有中国至少默认的支持，美国不可能持续对苏联施加压力。这里透露了中国在美国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布什总统才会甘冒不讳，向中国领导人发出如此有悖多数美国人感受的讯号。

天安门事件使得党内政治改革派和反对中国政治结构改变的人马，相互对立。后者（宁愿维持现有的列宁主义思想及威权专制作法的人）当中有些人连邓小平这一派所推行的经济、社会改革都反对，而且称之为反革命。把支持政治改革的党总书记赵紫阳罢黜之后，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向左翼的批评者开火。他在一九九二年到华南视察时，重提转向市场经济、要和世界增加互动。

我们在向外推动改革开放时应该更大胆、要有勇气实验。我们不能像裹小脚的妇人。我们一确定该做什么之后，就应该敢于实验，打开一条新路。这是从深圳学习的重要一课……条件允许的话，有些地区或许比别人发展得更快；发展快的人可以协助促进落后者进步直到大家者富裕起来。

邓小平也提醒同志注意外国影响力在中国上升。他引用苏联一九九一年的崩溃做为例子：「帝国主义正在推动中国朝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把他们的希望放在我们以后的世代。敌对势力晓得，只要我们老一代还在、还有份量，就不可能改变。但是我们都死了、走了，谁能保证不会发生和平演变？」邓小平的解答是透过新世代来加强专政，同时确保国家富强起来。

天安门屠杀的确吓得各种异议人士噤声二十多年。但是若无一九九〇年代的经济大规模开放（以及它让中国各部门菁英都富起来）专政就不可能早早恢复。邓小平和老百姓最后的一笔交易（他在一九九七年去世）就是以过好日子换共产党掌握政治。在区域层面，许多中共领导人投入政府启动的拆除社会主义旧制度的工作，这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他们参加一九八九年之后镇压异议分子政治运动的悔改心理。一九九〇年代没有成为有些人所期望的高层政治改革的年代，但它的确成为空前大规模经济及社会改革的年代。到了二〇〇〇年，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已经超越一九二〇年代以来之仅见，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已被私营企业网（而且往往是国际资本）所淹没。

天安门事件震撼过后，外资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重返中国，其速度和规模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中国的劳动力勤勉又价廉，加上外资希望挤进中国的国内发展，造成中国的外人直接投资以「跳蛙」之势超越其他所有国家十年之内，中国吸引外人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相较于一九八〇年之前，共产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外人投资存在，这实在是了不得的大改变。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制度的改变有相当大程度是因为外资创造出来的需求所驱动。例如，中国必须建立所有权的法律架构，才能服务希望到中国投资的人士。同一架构也可以服务中国本身正在孵育的资本家。证券交易、保险安排和质量管理，也全都一样。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很大部分要感谢美国的善意，于二〇〇一年终于成功）意在服务中国的出口潜力，但也使中国承诺对国家补助、工业标准、版权保障、甚至中国市场开放给外国竞争，要遵守严格规范。就经济改革而言，是国际形势驱使了中国国内去推动改革。

到了二〇〇〇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输给了由中共专政所鼓励的市场经济，只是它还挂着共产主义的招牌罢了。中国老百姓心知肚明他们活在一个市场力量挂帅的新社会。国有企业出售、裁员或允许破产（自从二〇〇〇年以来，每年至少有五千家国有企业倒闭）。那些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办理股票上市，和中国所有其他的公司接受相同的管理规范。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这种改变代表旧日雇主未必支付太多薪水、但从国家派他们到单位报到后，就会照顾他们及其子女到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再也没有免费的医疗照护、幼儿园、学校、宿舍、休假或老人院。现在，大家都必须进入私有住宅市场、寻找好工作、存钱供子女上大学。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离乡背井找工作。中国的资本主义终于在一九九〇年代出现，它和欧洲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很不相同，反而十分类似美国的资本主义，前者重视安全网和福利，后者重视社会流动、机会和个人责任。

但是，必须在一九九〇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代学习新生活方式的，不只是中国人民，国家也必须学习。放弃对经济的直接拥有之后，它必须创造新的、间接控制经济的工具，其中大部分整个从西方搬过来，是以立法、法规以及财政货币政策为基础。从很多方面看，这是回到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那段时期的重点，差别只在于参与工业经济的人更多而已。某些批评者称它是反革命，因为国家愈来愈以服务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为主要职责。到了二〇〇〇年代，中国共产政权开始关切起通货膨胀、利率、融资流动和财产权等极其类似一九八〇年代的里根/美国或撒切尔/英国所关切的议题。即使中共领导人不肯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坐上驾驶座，国家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不要选举的民主）乃是北京的目标。就许多人为自己所订的志向目标，或是中国政府如何以异于从前的方式运作而言，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资本主义革命，已把中国带到更接近外在世界——尤其是美国，或至少是十三世纪元朝以来的时代。

党为什么要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奠基于反资本主义的信念，中国有许多人（不只限于共产党员）觉得资本主义除了带来苦难、剥削和羞辱以外，什么也不是。现在要脱离毛主义、走向市场，不仅在意识型态上、就连心态上也得有重大的调整。对中国国内外批评中共的人而言，答案很简单：中共一向自诩的「弹性」其实就是它长久以来操纵真相、欺骗信赖它的人的结果。党领导人拥抱资本主义，是为了自己及家人自肥，也因为他原本所推动的未来计划已经完全失败。这些说法固然有些道理，但它们仍远离全盘真相。

中共之所以选择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从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立场，它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苏联已经崩溃——大大出乎中国人意料之外，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一幸免。美国带领大家走向愈来愈统合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那些不想参加的人注定要落后。落于人后的危险正是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历任中国领导人最最在兹念兹的悬念。如果穿上耐吉跑鞋，现代化的赛跑成绩会更好，中国共产党并不介意穿上它（尤其是如果鞋子是在中国制造的话）。

新世代的「海归派」回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到了二〇〇〇年代仍有相当多的中国留学生希望留在国外，那些回国服务者有专才和地位先在私营企业、后在国家，甚至是党内，去开始引入新作法。到了二〇〇〇年代末期，一般印象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已从外资企业移植许多管理方法。高级干部普遍重视可量化的结果。我在二〇〇九年和一位高阶中共党员交谈，他提到他在党校接受的教育，简直就和哈佛大学或伦敦政经学院的公共行政硕士班或企业管理班的课程一模一样。同时，从国外深造回来的学者也着手改造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绩攸关升等，而且论文要合乎国际水平。学生所关切的事项愈来愈被教授们重视（毕竟他们是付钱的消费者）。当党的控制和学术野心冲突时，往往是后者胜过前者。

虽然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之前，消费者选择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现在则普遍受到重视，甚至连住在偏乡的人也都具有此一意识。大家心系、向往的东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化十分相似。现代性（最好是国际级）如何能透过产品表达出来？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已可列入全球最注重时装和品牌的一群。外国制产品通常都占上风，不过某些中国品牌已开始追上来。音乐通常流行美国音乐。衣饰、发型都是西式，经由香港和台湾介绍入境。对于其他产品，环保、永续的概念逐渐出现。不过，中国消费者趋之若鹜的重要产品，如购买汽车，这些因素又统统丢到九霄云外。二〇一〇年，中国跃居全世界最大新车市场——只要老子有钱、尽量买最大引擎汽车的美国式习惯，依然当道（后果可想而见：今天全世界最污染的三十个城市，中国占了二十个）

大众消费只是中国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人民在此一新经济的投资方式。今天中国许多人的主要目标是买房置产。城市青年夫妇若想买房，非得拼死努力不可，因为房地产价格已经飙高到欧洲水平、而薪水却相当低。即使中国人的储蓄率仍然十分高，却有愈来愈多的储蓄被用来偿付债务。同时，许多中国人正直接在市场投资，有时候发现投资可赚的钱并不亚于薪水。愈来愈多中国人投资在股票和房地产。即使他们并没有比同胞更民主或更不爱国，他们已接受了十分近似西方国家、日本和南韩的中国发展模式。

有一个领域，中国突兀地与东亚其他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出现极大落差（而且，因为共产党有一大堆矫饰之词，益加讽刺）那就是贫富不均十分严重。虽然早期的共产党人梦想中国是现代的、强大且富于社会公义（毛泽东历次运动都不断强调平等），中国今天却是全世界社会层级最鲜明的社会之一。一方面中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没有加入工业经济的人民）每天靠略高于二美元的所得过日子，另一方面却有一百二十八个富豪资产破十亿美元、以及五十万个身价逾百万美元的富人。中国的吉尼系数（衡量所得不均的标准）高于亚洲地区任何其他国家，与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国家（如巴西）相比，也只是略低。面对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中共领导人搬出邓小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话做辩护。中国某些地区的社会动乱在上升，地方组织者声称党成了外国剥削中国的工具。对于西藏、新疆以及南方的少数民族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利用鲜血淹没他们的认同，现在则以消费者产品和市场调整要淹死他们，同时又设法让更多汉人移入少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在中国虽然告捷，但绝不是没受到抗拒。

整个二十世纪后期，台湾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大芒刺，也是中国在国际事务受挫的主要原因。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邓小平尝试与台湾的新总统蒋经国（蒋介石的儿子，曾留学俄国）达成某种协议，但是没有结果，主要是因为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晓得，即使卡特总统一九七九年与台北政府断绝正式关系之后，他们仍可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邓小平必须很小心处理台湾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远比与台湾统一来得更加重要。邓小平本身的态度是，如果中国在国内及国际的改造成功，统一只是迟早的问题。他也明白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尤其是里根一九八一年出任总统之后，他不希望为台湾爆发冲突，伤害到和美方的全盘关系。令邓小平气恼的是，台湾要脱离大陆明明是中国内政问题，可是美国却随时随地干预。他也很清楚，新世代的中国领导人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努力重建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虽具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意识，却不像他本人在政策上十分苛求。

台湾方面，蒋经国一九七五年接班之后，政治上也有动荡。小蒋是个深思熟虑的人，本身经历过斯大林和他父亲两个威权政府的统治，他对两者都不甚以为然。因此，他决定把台湾政治自由化。尽管政治上有强大的家庭庇荫，蒋经国的改革步伐慢、而且间歇进行。他一方面面临国民党内的反对，一方面又担心台湾岛内反对大陆人统治的动乱。可是，一九八六年已经染有重病的蒋经国，加快民主化进程。他解除戒严，并实质上准许反对党活动。他选择本省人李登辉为副总统及继承人。李登辉在一九九〇年以总统身份响应学生大规模示威，定下全面民主化的时间表。一九九六年，李登辉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第一位经由全民直选产生的总统，台湾也因此成为现代华人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其宪法保障人民有集会、言论和政治参与的权利，它有一个自由选出、并且监督行政部门是否依法治理的国会。

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台湾局势已由坏升高为更坏。美国国会一九七九年制订的《台湾关系法》似乎已经固化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它明白揭示：本法系为「有助于维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及台湾人民间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关系，以促动美国外交政策的推行」而制订。蒋经国和李登辉的民主改革使得中共某些领导人（包括一九八九年出任总书记、一九九三年又进而接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相信台湾已朝全面脱离中国而独立迈进。由于李登辉是台湾人、又相信民主，江泽民对他特别不放心。北京把台湾的民主、打破国民党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虚构，甚至李登辉宣布其政府不用武力「光复」大陆，都看成是走向全面独立的举动。中共宁可和国民党争谁真正代表一个中国，来对付本省人争取台湾独立的问题。

当美国国会一九九五年迫使柯林顿总统准许李登辉入境美国、回到母校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讲时，北京的愠怒爆发为行动。一九五八年以来，解放军第一次朝靠近台湾的海域发射飞弹，又在附近进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它甚至下令与台湾隔海峡对望的福建之部队动员。台湾方面，人民开始担心解放军会攻打台湾。但是从中国的角度看，如此剑拔弩张的恫吓，在政治上、战略上都是失败的。大陆的压力使李登辉在一九九六年的民主选举声望大增，使他得到比预期更多的票数当选。中共的武吓也引起美国强烈反应。柯林顿政府派出「尼米兹号」和「独立号」分别率领一支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这是越战以来美军在东亚最大阵仗的部署。中共领导人抗议美国「干预」，但是他们无能为力阻止一个很清晰的讯息：美国依然是西太平洋的首席大国，它仍有意在包括台湾议题在内的所有的议题上保持这个地位。北京方面，军方在外交决策上的影响力因而大降。江泽民遭党内元老批评，指他在外交政策上太大意，这些大老仍坚持与美国冲突不符合中国利益。

一九九六年选出一位同情独立议题的国民党籍总统，台湾选民在二〇〇〇年觉得他们或许可以再进一步。因此他们选出一个公开支持台湾独立的非国民党籍总统。陈水扁任职到二〇〇八年，是中华民国第一个非国民党籍总统，他所隶属的民主进步党的一部分政纲即是台独。虽然陈水扁一上台不提这些观点，北京领导人却愈来愈焦虑。中共在一九九〇年代早已把反对任何台独意向定为党所支持的民族主义之主干，一九九六年针对较温和的李登辉所祭出的作法早已失败，而今面对陈水扁的挑衅，他们亟需设计一套更棒的战略。这一次，中共得到三大发展的帮助：一是大陆的经济成长突飞猛晋（台商尤其因台湾本身的成长数字正在落后，亟需能在大陆市场分到一杯羹）；二是陈水扁政府爆出贪渎丑闻；三是小布什总统展开反恐战争之后，美国需要和中国维持稳定的关系。借由强调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富裕起来、又坚持台湾唯有与大陆合作才能有安全的经济前途，中共得以帮助为二〇〇八年民进党在台湾总统大选败阵铺好路。今天台海两岸政府之间的关系，空前未有的良好。中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台商是在大陆最大的投资者。台北和大陆之间的飞行航班全都需要在香港一停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乘客在三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从台湾直飞、抵达北京。二〇〇九年台湾人民一面倒舍弃所有其他选项，支持维持现状，或许也就不足为奇：百分之六十四支持维持现状，百分之十九支持台独，支持两岸统一的只有百分之五。

一九九〇年代订下延续到今天的中美关系的方向。两国都由新一代的领导人出线主政。中国方面，留俄、工程师背景的江泽民以六十三岁之龄在一九八九年被拔擢为党的总书记，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十三年。美国方面，以国内政策为重的南方州长柯林顿，从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一年担任总统。两国都订下新的优先目标，比以前不斤斤计较意识型态，专注在快速的市场导向经济成长。最重要的是冷战于一九九一年结束，苏联崩溃。今后再也没有美、中联合对抗他们所谓的一个崛起、扩张的强权这一回事。苏联垮了，东亚的战略图像也完全改变。突然间，中国和美国成为本区域最有影响力的两极。美国透过它的盟国及军事力量，是主宰的大国；但中国因为它空前的经济成长也在崛起。就两国而言，问题是这些趋势会使他们愈行愈远，还是趋于亲密。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希望透过经济上日益互为依存，两国趋于亲密。务实派则认为大国力量较劲，预期会愈行愈远。

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天安门镇压事件的负面冲击是那么大。美国方面的反应尤其强烈。天安门事件之前，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到了一九九〇年还有正面看法的人已降到不足三分之一。美国自由派和新保守派观点改变十分强烈，即使今天都还影响决策。国会两院以无从否决的多数票决定经济制裁中国，有些规定迄今依然有效，使得两国关系平添复杂因素。但是，美国针对中国动用士兵弹压北京市民的反应，并不独特。全世界还有五十七个政府（包括西欧及日本）也都在国内舆论压力下，对中国祭出制裁措施。问题的重点不只是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了什么，而是它发生的时机。仅仅几年之内，冷战结束了，全世界从东欧和俄罗斯到南非和南美洲，似乎都从威权主义走向参与式民主。唯独中国政府开枪打国内民主人士、还保持住政权。它所制造的负面形象，北京尽管有重大经济成就，却甩都甩不掉骂名。

中国国内，在一九九〇年代生长的新世代菁英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关系，具有近似精神分裂的观点。虽然他们大部分痛恨政府在一九八九年的行径，他们却非常以中国经济进展为荣，而且很诡异地接受政府的宣传，一口咬定是美国为了压制中国崛起才搞经济制裁。中国民族主义上升之际，一九九〇年代的许多年轻人开始觉得，尽管他们本身不喜欢政府的许多作法，外国人批评它乃是基于错误的原因。从政治层面讲，或许许多中国人觉得江泽民政府显得太温吞，但是它确保稳定、成长，也给人民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自由。固然一九八九年事件无法遗忘，江泽民及中共却在内政上受惠于空前的经济繁荣，以及信息及讨论上有远比任何共产国家更多的自由。

江泽民和柯林顿的关系一开头就不顺。中方正确地担心，柯林顿新官上任强调人权，或许会把它连结到中国贸易进入美国市场这个议题。果然，柯林顿头一个任期足足花了近三年时间，才把这两个议题脱钩。美国政府也不无道理地怀疑中国供应其化学及核子武器的若干成分给其他国家。就中国来看，出售武器不仅关系到赚钱，还事涉主权，尤其是美国其自己在全世界做军火生意（包括卖武器给台湾），还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再加上一九九五至九六年的台海危机，这种紧张阻碍了双边关系的进展，更助长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意识。一九九六年中国的畅销书是一本陈腐的反美言论文集，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

包括江泽民在内，许多中国人怀疑，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以及愈来愈关切美国先进技术移转给中国，恐怕不只是人权因素，还更涉及到冷战结束。苏联已经垮了，有些美国人把中国当做未来的主要对手。北京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看法、予以分析，尤其是获悉美国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之后部署其极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有位中国观察家写：「中国（现在）必须密切注意那些有违美国利益的国家。中国应该尽全力警告及协助这些国家，防止他们像苏联东欧集团那样被美国摧毁。」中国新世代领导人为单极世界忧心冲冲之际，柯林顿世代的许多美国人却相信，尽管发生天安门事件，中国会接受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制度，同时在其国内逐渐变得更开放、更民主。柯林顿一再强调，这样做才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柯林顿果然又得胜。柯林顿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江泽民似乎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也得做出解释。江泽民当着柯林顿及国际媒体的面宣布：「今天中国政府严肃承诺要促进及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至于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动乱，中国政府若不采取果决措施，我们就不可能享有今天的稳定。」

二〇〇〇年代开始时，中国对美关系陷入矛盾。一方面两国发展得愈来愈相似，彼此之间的接触也愈来愈广泛。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上升，美国政策成为它抨击的特定目标。同时，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也愈来愈关心。苏联既已崩溃，中国领导人觉得，尽管他们已尽力顺应西方带头的国际经济，西方对各种形式共产主义政府的疑虑，却全都自动转移到北京身上。美国方面则认为，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以及它的西藏政策，已遮蔽中国经济划时代的转型。中国国内对美国科技、流行、音乐和教育非比寻常的钦羡，持续胜过对来自其他地方同类项目的向往，可是在国际舞台上，双方愈来愈把对方当成敌人看待。

在世纪交替阶段，有三件事象征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一九九九年五月，美国在攻打塞尔维亚的战事中，轰炸机朝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投掷一枚两千英磅的精准导向炸弹，炸死三个中国人、另外伤了二十一人。二〇〇一年四月，美国海军一架间谍机在中国海岸外七十英里之处，与一架拦截它的中国喷射战斗机擦撞。中国飞行员丧生，美国机组人员被扣押在海南岛一座空军基地，近两个星期后才获释。但是，这些冲突发生之同时，中国也正在悄悄地与美国及世界各国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事宜。在美国大力支持下，出现前所未有的协议，中国得以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入世」成功。互不信赖似乎使得两国政府的间隙扩大，可是经济利益似乎又把双方距离拉近。

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导致中美两国发生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冲突。虽然没有证据，许多中国人却相信美国是故意攻击，内情并不是美国空军所宣称的沟通不良、误用旧地图才造成误炸那么单纯。中国已经谴责美国和北约组织攻打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塞维奇政府，构成「穷凶极恶违反联合国宪章」。中国某些民族主义者相信，轰炸使馆目的在于警告中国不要拦阻美国的国际霸业。轰炸使馆导致中国境内主要城市爆发愤怒、甚至诉诸暴力的示威活动——有些更是由当局策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的住所遭人纵火烧毁。江泽民又火上加油地说，示威活动出自「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凝聚力，以及他们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的强烈意志。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屈服于暴力。」中共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说：北约组织已「成为西方文化邪恶传统的传人」。《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明显影射义和团事件，标题赫然就是「这不是一八九九年的中国」。「针对北京大学生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七成以上受访者认为美国炸大使馆是故意的，学生示威活动的标语也批评江泽民在外交事务上太软弱。北京《光明日报》上出现一首诗，表达出民族主义的情绪：

当我们以穿皮尔卡丹、耐克为荣，

当我们坐着卡迪拉克，林肯，到肯德基、麦当劳大嚼一通时，我们问心无愧吗？

不！！！……

我们还能心安理得地以使用洋货为荣吗？

不！！！……

替在华外商公司做民意调查的人，发现在轰炸事件刚发生之后，西方产品的销售量大幅下降。不过，这个趋势只有一个星期。

两年之后发生的美国间谍机和中国喷射战斗机擦撞事件，遭到一些中国人以针对贝尔格勒使馆事件同样的角度解读。小布什总统的政府表示，美国飞机是在中国领海之外的上空执行例行任务，引来《人民日报》痛骂。它「严正警告美方不应该用霸权逻辑替它的作威作福行径开脱责任」。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太不公平了。中国并没有在美国海岸周围钻进钻出、进行侦察飞行呀！小布什否认此举有何不当，正好证明国际关系的瑕疵——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别的国家却必须遵照美国订的规则动作。不过，私底下中国情报机关乐坏了。南斯拉夫人已经提供他们，它和北约组织交战时打下一架美国匿踪战斗机的零件。他们又有好几个月时间拆解、研究迫降在海南岛的那架美国侦察机。

虽然误炸大使馆和间谍机事件显示中、美之间冲突增加，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美国支持中国「入世」却指向另一个方向。中国政府为了达成它喧壤了许久的全面加入世界贸易机制的目标，所做的让步远超过任何民族主义宣传所能想象的地步。中国必须开放它的国内市场准许外国进口，也必须准许外国资金进入所有的生产及服务领域。因此，中国的金融、电信、配销及法律服务业，外资统统可以进入。它必须停止对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它必须取消绝大部分农产品的配额，也必须取消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它必须建立合乎国际标准的透明化的财金规范及法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所加诸于中国的改革要求，远比其他国家来得大，这有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坚持它要被当做开发中国家所创造出来的复杂性。有位南亚国家的世贸组织谈判代表告诉我，从谈判会场窗子望出去，浦东（上海新金融区）闪亮的摩天大楼天际线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相信中国是个开发中国家。整部协议包括了数千项关税及其他特定协议，那是中国与世贸组织一百四十二个会员逐一谈判汇整出来的结晶。和海地谈判啤酒、和斐济谈判糖，中国外交官学到了国际事务除了大国协商之外，还有许多门道。即使中国高阶领导人对结果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大家一致认为「入世」使他们可以做本来就想做的事：废除向赔钱的农业及工业转移，以及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领导人可以把做出如此不讨民意喜欢的决定，推诿给外国压力。

新世纪开始时，中、美双方都对对方小心提防。许多中国人（包括曾在国外居住过的人）很惊讶压力团体对人权或西藏议题的主张，竟然对美国政治制度及美国民众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大部分美国人看待中国若在当今政府继续领导下，未来一定会威胁到美国，因为它不民主、又高压。美国人开始担心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美国的两倍以上，而且美国的成长率在一九九〇年代这几年的荣景下已算不赖。他们不晓得中国决定接受加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在中国所产生的根本大变革的重大意义。二〇〇一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胡锦涛即将接江泽民的棒（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和平转移权力），此时出现一种中美关系已来到分水岭的意识，一边是乱流汹涌，另一边是缓慢、稳定地往下游走。但是在决定路线方向时，二〇〇一年初却出现了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非常不同的变革风向。

一些历史学家说，九一一恐怖分子攻击纽约和华府，改变了所有的国际事务。这个说法或许不对。但它们的确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美关系。小布什抨击他的竞选对手副总统高尔，指责他是柯林顿政府宠溺中国共产党的共谋者。但是，北京当局已经习惯美国选战期间在野党候选人这一类的言论，大体上并不理会小布什说些什么。他们选择记住小布什和中国的长久渊源。这可以追溯到他父亲（后来也出任美国总统）一九七四至七五年间担任美国驻北京代表时，他曾经到北京住过。间谍机危机很快就引起北京领导人的关切。但是最让江泽民和胡锦涛不痛快的是，新总统坚持称呼中国是「战略竞争者J，也是美国安全的主要挑战。接下来就爆发九一一事件。小布什政府转而在中东及国内展开「反恐战争」，它不仅把注意力从中国身上移走，还使中共成为美国全球反恐运动的伙伴。中国领导人喜出望外，能够脱离关系紧张、美国不再紧盯着中共侵犯人权。江泽民九月十二日打电话给小布什，表示「中国预备加强与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对话及合作，共同与各种的恐怖暴力作战」。

九一一事件之后，中国支持美国攻打阿富汗境内恐怖分子基地。它接受推翻神学士政府，因为喀布尔支持欧萨玛·宾拉登。事实上，北京乐见神学士垮台，是因为神学士疑似和穆斯林人口众多的新疆省内伊斯兰主义组织来往密切。美国发动对付伊拉克战争之前的交涉，使中美关系紧张，但即使美国的入侵没有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支持，中国领导人明白，不要太强烈反对，才符合中方利益。果然，中国只是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口头反对入侵及占领伊拉克，让俄罗斯及美国自己的欧洲盟国（德国及法国）企图阻止军事行动，触怒华府。中国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是个严谨的官僚，不愿在这场他认为不论中国怎么说、怎么做都挡不住的战争，去冒任何风险。难怪小布什的国务卿柯林·鲍尔会在二〇〇三年九月把美中关系评论为「自从尼克松总统首度访问以来最好的一刻」。

北京领导人利用美国新政府侵略性强烈、民族主义精神旺盛而不去注意中国的空档，努力强化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之同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几乎增加为三倍。二〇一〇年，它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但超越其他所有国家，包括日本和德国都不如它。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家、第二大的进口国家，很快就将成为美国和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从日本和澳洲到印度和巴西，它早已是许多大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可以预料得到，中国的贸易顺差非常的大，中国的投资开始向外流动。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中国企业到海外大肆搜购汽车公司，如瑞典的富豪和英国的路华、金融公司、科技大厂。中国的机构是美国政府公债最大的买主，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但是中国经济并不是情势一片大好。我们将在本书最末一章看到，中国的经济前景并不确定，与世界经济广泛联结，带来机会、也带来风险。在其他国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抱怨中国操纵货币、政府干预国内经济，希望看到中国降低贸易顺差。中国国内许多人关心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某些产业劳动条件十分恶劣，还需要替每年进入产业就业市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人均国内生产毛额而言，中国在全球各国依然排名第一百零一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毛额七千四百美元，仍低于阿尔巴尼亚、厄瓜多和阿尔及利亚。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毛额是四万七千五百美元。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从非常低的水平开始。一九八〇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始时，中国实行征兵制，有高达四百五十万的兵员，但战斗力很差，从惩越战争已可见一斑。解放军的技术水平与其他国家军队一比，惨不忍睹，它的机械化师团一团乱；它的防空能力几乎毫无作用；它的空军和海军几乎没有现代作战的能力。中国花了一个世代的时间急起直追，但是它今天的军事力量仍然远逊于美国，或甚至日本。不过，它倒是从十五世纪以来首次有了远洋海军，它有五十艘潜水艇（其中十艘为核子动力），以及七十艘主力军舰。二〇一一年，中国测试一款类似美国F-117的新式匿踪战斗机。解放军对本身的成就十分自豪，但是恐怕要浇一盆冷水的是，它是在美国空军开始让F-117除役之后两年才测试它的匿踪战斗机。美方的F-117是在一九八一年首度试飞。中国若想要花另一个世代时间追上美国的军事力量水平，只要它持续目前的军事投资模式的话，其机会就微乎其微。美国国防支出在二〇一〇年至少有一兆美元。中国只有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而且要从非常低的训练及军事硬体水平做起。因此中国今天的军事力量只能和日本或英国比，离美国的水平还很遥远。中国努力进行军事现代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主要将受到东亚局势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但是，没有疑问的一点是，中国过去和美国的错综复杂关系，会影响到中国对其未来国家安全的思维。

整个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热切地注视着美国。之所以如此，只因为美国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从医药到音乐到军事力量都最出类拔萃。许多初次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很惊讶地发现，不论是对好或坏的一面，中国年轻人竟是如此地重视美国，以及此般重视之下所创造出来的扭曲世界观。美国的霸主地位当然在全世界都可以明显看到，但是柏林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民绝没有像北京市民这样看重美国。或许这是因为有些中国人觉得美国占了应该属于中国的世界地位？也或许是因为有许多中国年轻人想成为他们所认为的美国人——现代、独立、为目标奋斗、有钱、又不失粗犷（电视剧得来的印象）？不管中国目前是为了什么如此迷恋美国，它都受到两国共有的历史经验的影响，这里指的不只是外交或军事关系，还有人民思想及行动的交流及互动。或许未来有一天中国会变得十分像今天的美国。但是，政治关系及两国人民彼此的观感，将很可能会绷得更紧。

第十一章：中国与亚洲
（CHINA’S ASIA）

如果中国想在亚洲当区域领袖，

即使不想沿袭美国和苏联的干预作法，

它必须有所作为、不能听任事态发展。

北朝鲜或缅甸出乱子的可能性很高，北京非常没把握要如何处理状况。

现在中国安于自命，

愿意就行政、管理、金融、生产、技术和教育等方方面面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国家。

但是它十分忐忑，不知如何应付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方的混乱。

中国过去三十年国际发展最精彩的一面，就在它和亚洲其他的重建往来关系。直到三十年前，中国一直把自己闭锁在亚洲大陆之外。它唯一的密切关系是北朝鲜，但即使在北朝鲜这个贫穷的首都平壤，北京还得和苏联较劲。彷佛外交孤立还不够，中国和它所有的邻国，北朝鲜也在内，都有领土争议。北方边界，中、苏军队沿着三千公里长互不往来的国界相互对峙。南方，中国才和越南打了一仗，折兵损将至少两万人，可想而知，东南亚其他国家对中国相当疑惧。中国西南方的邻国印度，政治上和苏联亲善；自从一九六二年战争之后，印度视中国为死硬敌人。亚洲世界似乎处处容不得中国。中国不再位居中央，但明显的居于亚洲大陆的边陲。

中国边陲化的主要原因是它本身政治的反复，但另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面。亚洲其他经济体都往前强大成长时，中国却停滞下来。日本当然是亚洲地区发展的前锋，即使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大幅成长。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〇年，日本经济成长率每年平均值百分之十，台湾也是,新加坡、南韩和香港每年成长率平均值为百分之八。中国一九七三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毛额为八百美元左右，日本是一万一千五百美元，香港为七千美元，新加坡有六千美元，台湾则是四千美元。中国远远落后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之后，即使大多数亚洲人乐见中国开放，准许其产品输入大陆，其实他们并不认为这会迅速出现。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情况。自从一九八〇年以来，中国本身的经济成长就很壮观，每年平均成长率将近百分之十，而且它又已加入东亚整合的贸易、财金和投资体系。甚且，这一成长发生在人口十三亿的大国，把整个东亚、东南亚各国人口统统加总起来，也不及中国的一半。中国过去一个世代所走的路，和它与邻国的关系（先是紧邻、再来是南方及西方的邻国）有密切的关联。的确，中国若没有重新复活这些关系，它是不可能崛起的。中国现在是个经济大国，整个亚洲都唯他马首是瞻，它对一切事务的政策在整个区域都举足轻重。

为了理解中国今天与其邻国的互动关系，我们需要检视它最近的历史。过去三十年本地区所出现的变化，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世代的发展，而且目前变化还在进展中。一九九一年，苏联突然崩解。北方的新俄罗斯，以及西方与中国接壤的其他后苏联国家，除了恐怖分子活动之外，不再是安全的威胁。南方的越南，现在不再是苏联的盟国，已经是愈来愈整合的东南亚国际社群——东南亚国家协会[35]——的一员。东方的日本，虽然仍是美国亲密盟国，它的外交政策已愈来愈独立。至于朝鲜半岛，中国现在是南韩最重要的出口市场，韩国人在中国的投资多过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的投资。整个区域与中国的关系已出现深刻的变化，而其他国家彼此的关系也都出现变化。东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东亚本身（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也不断在演进。

中国外交关系最显著的变化出现在南方。中国最近一次的边界战争是与越南干戈相见，而毛泽东时代中国曾支持它对抗法国与美国，争取统一。一九七九年中越之战给中国留下深刻的伤疤。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它反映的是越南人忘恩负义、俄国人背信弃义、中国人军事衰弱。我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到中越边境访问，感受不到太大震撼。当地人很清楚，中国打了败仗，或至少是没打赢。邓小平在北京一定想到两百年前的越南战争，以及乾隆皇帝赢不了是如何伤害到他的历史地位。他可能也想到美国人和越南交战，打得焦头烂额。我们已经看到，邓小平的响应是赶紧结束战争，不让军队介入政治，同时加速整备、改进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希望来日不再发生同样的灾祸。

中国的外交愚蠢造成一九七九年这场短暂、但丢人现眼的中越战争。整个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及一九七〇年代，毛派人物支持高棉激进的「红色高棉派」，尤其是它在一九七五年掌握金边政权、建立毛派型态的国家之后。红色高棉领袖波帕一再攻击越南领土时，由于北京关切河内与苏联关系愈来愈亲密，只好力挺波帕。整个一九八〇年代，中、越双方在柬埔寨透过代理人交战。越南军队扶植一个金边新政府。中国支持的红色高棉，它最恶名昭彰的罪行就是针对自己的人民实施种族屠杀。红色高棉一九七九年被越军赶出首都后，窜入柬埔寨西部丛林奋战，中国虽然不是直接或间接支持红色高棉的唯一国家，它却是与波帕势力维持密切政治关系的唯一国家。康克由或称达克因为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主管毒树岭集中营，杀害一万四千人而于二〇〇九年遭起诉。他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曾在中国居住了一年。波帕本人亦以治病名义在中国住了两年。中国在一九七九年之前和之后都曾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和金钱给红色高棉。越南在一九八九年退出柬埔寨，此时冷战已将结束，可是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持续到该党于一九九七年内哄而自我毁灭才停，此时波帕杀了他手下第二号人物，稍后他本人自杀或被谋杀。柬埔寨慢慢才走出它的梦魔。

冷战结束对中越关系有很深的影响。苏联已经崩溃，越南人也赢了柬埔寨战争（虽然代价极高），河内和北京都盼望找到台阶下，可以达成协议。眼见中国经济扩张，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越南亟需改革本身的经济。到了二〇〇〇年代初期，以中国为样板，河内已把它呆滞的计划经济改造成市场导向的扩张，以亚洲的相对状况来讲，成绩已经仅次于中国。但是越南领导人心理上对中国企图控制越南的长期担心，从来不曾减退。他们对华人投资抱持疑心，就连越战期间逃亡出国、而今回来投资的华裔越南人，他们也不信任。即使如此，中国已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各种形式的经济交流都迅速增加。

尽管经济关系良好，整体双边关系也相当平顺，某些历史传下来的中越紧张关系依然持续到今天。河内特别关心中国对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我们稍后会说明，这是一项会威胁到中国与南方邻国关系的棘手问题。但是就越南而言，才和中国打了一仗，这些主张事涉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如果越南接受中国立场，即使只是部分立场，几乎整个越南海岸都要毗邻着由中国海军所控制的海域。河内许多人认为，越南也将无法参与海床底下丰富的天然资源之探勘，以及海上丰富的捕鱼事业。越南一九九五年加入东盟，并且戏剧性地改善它和美国、澳洲、日本的关系之后，正试图把这个议题多边化，以便平衡中国上升的力量。中国方面则担心越南谢绝它提出的双方友好、合作的提议，或许会成为美国领导的对中国围堵政策的一块基石。

中国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来正常化长期而言可能是它在本地区最重要的邻国关系。但历史留下来的问题却阻碍双方发展完全的伙伴关系。两国目前都还由共产党当家主政，三不五时就为历史问题吵架。双方领导人都认为对方应该约束因特网或部落格上的民族主义激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北京或河内都没有完全忘掉或丢掉的一个观点：中国是本地区的龙头老大，因此期待或要求其他国家听话。中越确认陆上边界协议于一九九九年签订，却花了十年工夫才得以执行，其间双方曾互控对方趁半夜偷移有数百年之久的界碑，想占便宜。中、越两国要达成均衡的关系，绝非易事。

中国在本区域最复杂的关系当属它和北朝鲜的关系。朝鲜远比越南更和以清朝为中心的国家系统有密切关联。中国文化和政治思想对朝鲜长期以来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冷战的结果，以及朝鲜人意识型态的差异，朝鲜半岛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即分裂为两个势不两立的国家。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共产中国打了一场牺牲最为惨重的大战，拯救共产党统治的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免被其南方敌人和美国盟友打垮。许多中国人仍然引以为傲，中国和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交战，打成平手。可是，中国得到的却是一个靠不住的北朝鲜盟友。它由金日成及其后代独裁统治，而且有好长一段时候中国必须与苏联竞争对它的影响力。苏联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崩溃时，北朝鲜的经济有如自由落体向下猛坠，创造出人为的饥荒，至少有一百万人因而死亡。靠着中国援助，它才免于沦入更凄惨的境地。今天北京领导人私底下称北朝鲜是中国脖子上的信天翁[36]而不是战略资产。它很难摆脱，处理稍有不慎，恐怕就会在本地区产生冲突、甚至爆发战争。

同时，大韩民国（南韩）已转型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也是本地区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中国很慢才认识到南韩的重要性上升——部分出于意识型态，一部分是因为中共认为它受到美国控制。即使中国已展开改革开放，北京还是隔了十五年才承认南韩政府，开始和它直接来往。一九九二年，双方互相承认之后，起先关系仍进展得很慢，因为中国的盟友北朝鲜强烈阻碍，而且北京担心汉城和华府有亲密的同盟关系存在。但是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双方经济交流增大和政治接触频繁，尤其是南韩总统金大中和卢武炫在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七年期间试图执行对北朝鲜和解的政策。中国不仅是南韩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今天已有五十万以上南韩人住在中国，人数之多居世界各国之冠。南韩人这么多，是因为南韩在中国工业化进程有极大投资的结果。韩国人觉得文化上、历史上，和中国十分亲善的缘故。二〇〇五年南韩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中国和美国（南韩和美国有长期盟友关系）并列第一，是南韩人最有好感的国家。在不满四十岁的南韩人民当中，中国领先其他国家，被视为友好国家。

过去二十年，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上最大的头痛是它和北朝鲜的关系。财务上穷得脱底、资不抵债，对内高压统治，对邻国则张牙舞爪，北朝鲜代表的是中国在扩张区域势力时，避之唯恐不及的种种缺点。直到二〇一一年，北朝鲜一直由独裁者金正日统治，而金正日是在一九九四年从父亲金日成手中接下大位。神秘兮兮的北朝鲜不顾中国的反对，发展核子武器，而且它的领导人若觉得受到压力，就威胁说要动用核子武器。你或许要问，中国为何不干脆和金氏王朝（现在由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接班）切断关系，与繁荣的南韩增进良好关系呢？原因很复杂，但若要了解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两难，倒值得细加研究。

第一是历史因素。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和它朝鲜半岛的邻人已有一千年以上的密切关系。中共在二十世纪中叶派出士兵到朝鲜半岛不惜性命牺牲作战，力挺北朝鲜，阻止（他们认为的）美国的侵略。平壤政府依然宣称坚持共产主义，强调中国是它的老大哥。即使它不理会中国的劝告，它仍向老大哥维持相当的礼数，保持住儒家意义的兄弟交情。即使中国领导人晓得这么做有重蹈苏联在东德覆辙之虞（力挺它，直到要脱身已来不及），直到胡锦涛这一世代的北京领导人也觉得很难批评北朝鲜、或被认为反对它，尤其是不能和南韩、日本或美国同声指责平壤。

第二是风险考虑。中国领导人相信，若是中国和北朝鲜维系住密切关系，比较可以控制住北朝鲜及其核子武器。

第三涉及到中国在本地区和美国有战略敌对关系。中国领导人深怕一旦北朝鲜倒了，他们将面对一个统一的韩国，美国则在它背后下指导棋。

第四又涉及到朝鲜半岛的谈判以及中国未来的影响力。我们将在结论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要了解中国在朝鲜问题的立场，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过去与未来都对现状有着极大的影响，而此一影响阻止了中国去解决它这个外交政策上的棘手问题。

同时，自从二〇〇七年以来，中国与南韩的关系开始恶化。今天愈来愈多南韩年轻人觉得，北京支持北朝鲜侵略成性的独裁政权，使他们愈来愈难对中国友善。南韩选民于二〇〇八年向右转，选出一位强硬路线的新总统，它和中国某些关系（双方过去近二十年辛苦建立）似乎急速下坠。连有关古代史的争议也闹上台面。南韩学术界指控中国竟把两千年前的高句丽王国描写为中国的一部分，可是绝大多数韩国人认为它是大韩民族创始的国家。许多政治人物（包括某些过去和中国相当亲近者）开始担心有关高句丽的争议是个讯号，反映中国不顾首尔的主张和行动，有意维持北朝鲜做为中国的附属国。不论北朝鲜下一步发展是什么，中国领导人面临一个艰巨的问题：它要如何说服南韩民众，中国在他们盼望南北统一之中，是否和他们站在同一边呢？

我们在本书的各篇章中一再地看到中国和日本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恩怨情仇，复杂又无从解决，有时亲善、有时暴力冲突。两国之间的共同事务似乎总是不脱一种仪式性质，中国人一直怀疑日本的真正目标过去是、目前也仍然是：取代中国，成为本区域中心大国。许多中国人觉得这一点有悖反于自然之理。尽管他们佩服日本人的能力和技巧，但再怎么说，日本还是边陲岛国，根本不该觊觎中国的地位，这里头的规范面很重要。逐渐地，中、日关系演变成谁对谁错的问题，而不是要怎么样合作、双方才能互利。这里头有儒家的长幼有序的意识，结果在外交上就陷入无解的困境了。从中唯一可以得到战略利益的大国是美国，它可以利用中、日双方互相害怕来渔翁得利。然而，尽管仍有争议，中、日两国之间过去一个世代的交往，却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最稳定，双方目前都因经济、科技重大交流而受惠。

中、日之间的新关系始于一九七一年，即日本新闻界所谓的「尼克松震撼」之后。首先，美国决定与北京展开对话。其后华府又急急推出只顾自己的经济政策，处理其收支平衡问题。华府做这两项决定之前，都没有告诉日本政府，而它们的效应严重影响日本——前者影响外交政策，后者冲击对外出口。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出身自由民主党右翼，民族主义色彩鲜明，长久以来即希望日本不要太依赖美国。田中抓住这个时机，自行开始与北京谈判，促成两国一九七二年发表联合公报。中方从公报中几乎得到它所要的一切：双方互相外交承认、日本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反霸条款」——双方承诺合作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洲建立「霸权」的努力：它明显针对苏联而言，但也不无暗示警告美国的意味。日本方面得到中国开放市场，开头进展缓慢，但是中国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展开改革开放之后就突飞猛进。

一九八〇年代是中、日合作的黄金年代。它在很多方面类似二十世纪头十年的状况，双方人民有极大的合作机会。在一九八〇年代，贸易大幅成长，日本科技可以轻松、自由输入到中国。旅行及各式各样的交流增加，从知识层面讲，前面三个世代的趋势继续走下去。不久，中国留学生人数已在日本跃居各国之首。今天日本全国外籍留学生，中国人占了三分之二。一九八〇年代，七成的日本人对中国有好感，远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感受。两国对关系正常化都出现强烈的正面感情，而且或许在日本还更强烈。日本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希望两国能放下过去，重新交朋友、当伙伴。但是双方政府都非常紧密管理民众对新关系的看法。中国不允许中国境内有任何反日抗议，日本当局也设法让报纸只刊登中国的正面故事。

但是，这样造作的关系迟早会走向下坡。一九九〇年代，经济互动持续上升，但是并没有伴随着出现社群意识上升。反倒是到了九〇年代结束时，双方人民比起十年前对对方增多了负面观感。第一，日本对中国一九八九年事件反应强烈。（然而，很难说得清楚，在华日本人是对中共政府的镇压反感大，还是对整体「失序」反应强烈。）认为中国将是潜在威胁的日本人人数激增。中国方面则因为对公开信息接触增多，对于日本的负面观点浮现，而且大多集中在历史问题。有些人写说，日本人从来没有就占领中国一事公开道歉，或支付适当赔款，并且日本士兵在大战中犯下的兽行也没被适当揭露。有意思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以年轻人居多，他们并没有经历抗战。两国政府没有去妥当处理关系，反而利用其负面部分争取自身占据上风。中共一旦需要把注意焦点从本身缺点移开时，就允许民众批评日本。当日本政府在国内或国外推出不受欢迎的倡议时，就诉诸日本人的独特感和乐于牺牲的精神，有时候更借着首相参拜有十四名战犯入祀的靖国神社做为象征。中、日关系为此陷入「历史问题」的波涛汹涌。此后十年，为这些问题争执不下，颇有推翻前一个世代努力打造的关系之虞。

过去十年对中、日关系伤害最大的议题，莫过于学校如何教授历史课。日本学校所用的历史教科书在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起因、甚至日本占领中国时对平民的暴行时，闪烁其词或不说实话。而中国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一碰到现代史，也统统一塌胡涂，讲一些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谎言，以迎合政府政策。中国历史学者、哲学家袁伟时在二〇〇六年指出，中国历史书里「如果中国和别国发生冲突，中国一定对；爱国主义指的就是反对其他列强。选择与呈现历史材料时，我们只采用有利中国的，不问它们真假。」中国教科书还在谈奸狡的传教士、爱国的义和团，以及日本在怯懦的国民党领导人协助下一直在扩张势力。

关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那就更不忍卒睹。毛泽东历次运动死了多少人，绝对只字不提。大跃进造成什么样的浩劫，当然也付之阙如。根据这些教科书，中国纯粹是出自爱国原因而与苏联决裂，至于文革则是一连串误会、再加上毛泽东妻子江青疯狂的野心所铸下的后果。

中国教科书中的朝鲜战争黑白分明。中国高中历史课本有一章标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它说：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国家面临外敌侵略的威胁。一九五〇年夏天，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急忙动用武力介入朝鲜内政事务，组成一支美国为首的「盟军」入侵朝鲜。他们越过三十八度线，把战火带到中国边界。同时，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干预了中国的内政。朝鲜局势危殆，伤害中国的安全屏护……面对此一严峻局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要求中国政府派兵援助。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彭德怀率领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击退美国侵略者，把他们推到三十八度线以南，中朝和美国侵略者自此进入僵持状况。由于中朝的猛烈抵抗，美国别无选择，只好在一九五三年夏天签署停战协议。美军落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国志愿军凯旋复员。

同样的，日本教科书也对年轻人扯谎，对于日本在二十世纪攻打及占领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不说实话。它们企图淡化或遮掩一九三七年南京人民遭受的苦难，尤其令人生气。二〇〇五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就说：「这时候，许多中国军民已被日军杀死或杀伤（南京事件）。文献证据对于所宣称的事件实际受害人数提出怀疑。这项辩论迄今仍继续不停。」这本教科书也把攻打珍珠港描写为大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它记载日军在东南亚被视为解放者，但是对日军的暴行只字不提。

这种民族主义的教科书，以及环绕它们所衍生的争论，一再挑动年轻人的反外运动，尤其是中国，许多年轻人只见日本之过、不见本身之失。

除了教科书争议之外，双方还因领土及如何补正战时的虐待而有所争执。关于东海分界线的争议，因为二〇〇〇年代初期中国公司开始在系争地区开采天然气，闹得更凶。双方都宣称对钓鱼台/尖阁群岛拥有主权，不过从历史而言，中国的主张比较强而有力。就赔偿问题而言，自从一九九五年以来中国人就在日本法院向东京政府及公司提出告诉，要求就战时罪行赔偿。这些案子在两国都是大新闻。中国新闻界声称诉讼过程进行得很慢。日本传媒则批评赔偿要求是天文数字，甚至有些案子日本法院已同意原告的主张，也认为索赔金额太大。目前法院已裁决原告们可得到八亿日圆以上的赔偿。当然，挺讽刺的是，中国人民依然不能到法院去告自己的政府（更不用说也告不了中国共产党），当局也从来没有人出面为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中共倒行逆施害死数以百万计的人道歉认错。两国的民族主义者反而利用涉及到对方人民的案子，来证明对方依然不怀好心眼。

中、日处理双方关系欠缺想象力，对彼此都不利，问题是未来恐怕也将继续无解。今天最令人惊讶的是，双方都完全没有战略观点。北京和东京领导人都晓得继续把对方妖魔化，自己也没有好处。事实上，双方现在都更依赖对方才能有所成就：中国的大国野心和日本需要克服经济停滞，都有赖对方合作。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方能够或者愿意搁置过去，以双方关系为重。

中国开始走出多年的孤立之际，它的领导人邓小平集中心力与东南亚打造更紧密的关系。本地区不仅有许多事业有成的华人移民，也有许多企业及个人可以透过贸易与投资，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所贡献。邓小平觉得它们涉入中国，比起美国人、日本人及韩国人，在政治上的问题比较小。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认为中国是威胁。他们担心本身境内居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华人，政治影响力太大。他们痛恨中国，原因是过去一个世代中国支持他们国内的共产党反政府。在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等国家，中国供应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金钱、武器和训练，以进行内战。要和现有政府开启理想的关系，寸步难行。

打开关系的方式不只有一种，中国非常幸运的是它还可以接触到东南亚各国的许多旧菁英，它受益于与华侨仍有的联系，文革期间并未完全打断这方面的一些联系。中国也从本地区富商心理上普遍的假设下手，这些富商认为中国可做为东南亚商品巨大的市场，如果他们能比其他更强大的外国人抢先进入，将可以提前卡位。

从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起，东南亚公司在非常的程度上受到华侨的带动，纷纷进入中国。有些业者，如泰国的卜蜂/正大集团，现在已跻身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之列。越南人一九七九年推翻柬埔寨的波帕政权，在这方面也帮了中国的忙。中国可以扮演保守的东南亚政府实际的盟友，对抗他们所担心的越南及苏联想控制整个区域的企图。反共的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对来访的西方客人说：「若不是中国出手惩罚越南，整个东南亚都将受到苏联的影响。现在它争取到十至十五年的时间。譬如，泰国总理在中国惩越战争之后就轻松多了。」中国「教训河内」之举从中国军方角度去看，可能是一场灾难，但是北京因之得到南方各国的赞扬，使邓小平有时间悄悄收起中国对国外共产党叛军的支持。

做为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又是东南亚最活泼的经济体，新加坡扮演了对中国特别重要的角色。邓小平一九七八年访问新加坡，这是他复出掌权后首度出访外国。主张强力成长的邓小平，对于他所见所闻印象深刻。邓小平曾在一九二〇年到过新加坡，当时它还只是不起眼的殖民地，华人在此以替英国当局服务混口饭吃。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的新加坡已经判若两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邓小平希望中国能够成就的榜样。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强调需要向新加坡学习它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经济的多才多艺，以及政府在促进和指导成长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三个世代的中国共产党员而言，照理讲新加坡代表的都是中国应该痛恨的东西：资本主义、阶级压迫和与美国亲善。可是，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新加坡成为模仿的对象，特别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和政治动乱差点使邓小平的计划脱轨之后。新加坡也成为中国的经济伙伴。新加坡现在是中国境内第五大投资国，是进口科技的主要中介人，尤其是中国在别的地方难以取得的技术。

李光耀教导中国新领导人认识东南亚。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他强调区域组织东盟的重要性。东盟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原本是各国反共政府之间的合作架构，但很快就在区域整合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37]冷战之后，它展开一系列计划，深化会员国家彼此合作。另外，它又增添新会员：越南一九九五年加入，缅甸和寮国一九九七年加入，柬埔寨一九九九年加入。今天的东盟会员国，合计人口近六亿，正朝向无异于欧盟的经济共同体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东盟的崛起代表威胁、也代表机会。李光耀和其他东南亚领袖被告知，中国偏向与个别国家打交道，不想和区域组织交涉。但是，一则是东盟不肯接受分而治之的作法，二则是东盟愈来愈成为区域稳定的整合力量，中国政府见风转舵。自从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日增，实质的进展更突显出所谓的亚洲价值和共同传统。

就经济议题而言，透过一系列新的正式与非正式机制，这个北方大邻国逐渐被当做是伙伴、而非威胁。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支持区域货币的立场，使得过去批评中国政策的人，也转而相信北京现在无意制造南方邻国的经济纷扰。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于二〇一〇年生效，但是在贸易关系上仍有些困难有待解决。

我们以越南为例，它现在已成为东盟重要成员，体制上的合作并不是一定就化为安全上高枕无忧。如果你和东南亚区域的领导人谈话，你会发现住在巨人邻居的大问题永远存在。

以广义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和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无殊。但是，中国的南方邻居相对而言，远比美国的南方邻居强得多，倒不是因为比较有组织。不过，谁有地位来开发东南亚区域周边资源，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造成相互猜忌以及潜在冲突。例如，东盟会员国担心中国和缅甸的关系，缅甸虽也是东盟会员，资源丰富的它却由特别无能的一个军人独裁政府统治。东盟一直促请缅甸要改革，可是中国却似乎乐于维持现状。但是，东盟主要会员国最大的关切是北京宣称对南海绝大多数小岛具有主权。这片广大的海域有极大的丰富资源（石油、天然气和矿砂），东盟国家和中国都想要开发它。这片海域也是全世界最忙碌的商业航线通过的地区。中国和越南已为了几座岛屿的所有权发生冲突。中国占领南沙群岛九个岛屿，而越南声称对它们拥有主权。现在其他东盟国家愈来愈关心中国的动机和行动。中国的地图显示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苏比克湾约一百二十英里——是中国的领土，又主张与婆罗洲海岸仅有三十英里的一些岛礁，基于「历史权利」为中国所有。从二〇一〇年起，有些东盟会员国强烈倾向把这些议题国际化，争取美国和其他大国（如印度）的支持。过去所有类似的尝试都遭到北京严峻反弹，现在它开始称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虽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显然仍随时可能出岔错。

东盟会员国家当中，印度尼西亚不但是最大的经济体、也具有最强大的军力。印度尼西亚人增长迅速，现在已将近两亿五千万人，它成为本区域关键大国。我们也看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并不是一向都很和谐。中共曾经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一九六五年遭军方粉碎。军人政变之后发生大屠杀，华裔印度尼西亚人小区被锁定为目标，数以千计的无辜者遭到杀害。印度尼西亚宪法包含反华的限制条款，直到一九九八年重建民主政体。华裔在政治、军事方面依然声音很小，但在企业方面却具备极大的势力：传说印度尼西亚的民间经济高达三分之二由华裔印度尼西亚人控制。虽然北京和雅加达在东盟架构内合作，双方关系还存在太多的不确定。

中、印关系的矛盾在一九九八年、即印度尼西亚人庆祝国家民主的那一年浮上台面。强烈反共的苏哈托独裁政府终结，全国各地华裔印度尼西亚人纷纷遭到暴民攻击，他们被套上的罪名是在独裁者治下聚敛不法财富。老一辈的华人，三十年前见过亲人被独裁者部队以共产党之嫌杀害，现在一九九八年华人又遭屠杀和强奸，足证华裔在印度尼西亚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行业，永远会有危险。有一则报导叙述雅加达郊区一个经营杂货店的华裔印度尼西亚人家庭的际遇：「抢劫者当中有些人和店家认识，其中有个本地肉贩子就扛走一架电视机。还有人搬走店里头的影印机，然后要抬高价钱再卖回给店家。一年之后，这家人恢复营业，继续卖东西给街坊邻居。」

和一九六五年不同的是，这次中国政府的反应很小心节制。它强调华裔印度尼西亚人毕竟是印度尼西亚公民，应该由他们自己的政府保护。北京学生的示威抗议被当局劝止，它希望与后苏哈托的印尼政府维持良好关系。

中国今天担心的是，由于北京经济力量上升、又有日益强大的国际地位，印度尼西亚会增强和美国的合作。我曾经交谈过的军事与外交规划人员认为这种发展可能性相当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八年苏哈托独裁统治期间，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保持亲密的战略关系。大多数印度尼西亚领导人也在文化上、教育上与美国亲善。他们也明白欧巴马总统童年曾在印度尼西亚住了四年，对印度尼西亚有正面的影响。北京试图以它的经济新力量让雅加达觉得至少和美国地位相当。欧巴马二〇一〇年以总统身份首次访问雅加达之前不久，中国提议投资六十六亿美元到印度尼西亚迫切需要的基础建设改善项目。但是这样的经济合作也只能十分缓慢地扭转现有情势，尤其是美国结束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后，将要把注意力又转回到东亚来。

南海问题在印度尼西亚心目中，没有某些其他东盟国家认为的那么重要，不过雅加达已表态整个东盟对此立场一致。对两国都很不幸，尤其是长期而言，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在一个地方与印度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发生重迭，而它又位于全世界最大天然气田纳土纳群岛附近。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它认为的中国企图恐吓其邻国，已经有十分负面的反应。当某些东盟国家在二〇一〇年的东盟区域论坛会议提起海洋法的问题时，中国外交部长很尖锐地提醒各国外长，中国和它的南方邻国面积相差不知多少倍。印度尼西亚吞不下这口气，有位前任外交决策官员后来告诉我说：「印度尼西亚也是堂堂大国，那里会被吓倒。」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二〇〇九年与美国进行代号「金翅大鹏盾牌」的联合作战演习，也就不足为奇。他们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军方，强调他们认为需要美国在本地区驻军，以便制衡中国上升中的力量。印度尼西亚人也试图友好印度——更往西边去的中国之大敌。

中国的反应有点迟疑。中国大部分领导人认为，逐步、审慎对待东南亚，加上中国经济力量上升，将阻止大国在本地区敌对。他们倾向于强调中国和本地区的历史关系，以及他们的长期和平发展。可是北京绝不会以它认为的中国人之权利，去换稳定的关系。二〇一〇年中国也在南海举行了最大的海军演习，从三大舰队都调舰艇参加演习。从十五世纪以来第一次，中国在南洋海域亮出优势的海军兵力。

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转运，最戏剧化的莫过于它和俄罗斯的关系。本书开始的十八世纪，清朝在北方边境是独霸局面。接下来将近两百年，俄罗斯日益扩张，中国节节后退。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又回到主导地位，决定它和北方邻国的互动方式。这一切变化全都发生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增强它的经济及国家机制时，苏联却垮了，使得俄罗斯陷入政治紊乱、经济也一蹶不振。但是中国的新实力固然强劲，它和继承苏联的各个国家之关系也并不是毫无问题。它们的政治紊乱意味着和中国各方面的关系，如原物料的取得及反恐怖主义，都不稳定。我们很难预期中国的北方政策会平顺发展。

苏联时代的晚期，中国和莫斯科的关系陷入有将近二十年的停滞。中国出于过度夸大的意识型态因素，害怕红军的力量强大。邓小平试图限制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冲突，主因是担心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会独步全球。即使是之后戈尔巴乔夫在一九八五年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但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仍然没有甚么进展。中国领导人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和美国、西欧达成协议，使得苏联可以放手增强在东亚的兵力部署。一九八八年，情势显示苏联不仅计划退出阿富汗，也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兵，邓小平增强和莫斯科的外交接触。这些接触以戈尔巴乔夫一九八九年春天访问中国，臻至顶点。戈尔巴乔夫到访，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要立刻到莫斯科去。现在戈尔巴乔夫要到北京来拜会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来访一定让邓小平踌躇满志。它依据中国提出的条件，完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但是北京峰会的时间点实在太尴尬。一九八九年五月，中、苏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谈时，外头的天安门广场已遭数万名学生占领。许多人高举标语支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民主改革。但是邓小平不会被闹得分心。八十五岁的他向这位苏联领导人说教，大谈需要放下过去。邓小平说「回顾过去，双方所讲的许多话都是废话……问题不在于意识型态差异。我们都错了。」邓小平坚持问题不在对共产主义有不同观点，但是莫斯科接受中国立场。「读我（一九六三年在莫斯科会议）的演讲稿……它的主旨就是苏联看错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邓小平列举过去俄罗斯多次夺占中国土地的史实，结语是：「中国的外蒙古今天叫做蒙古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愿意让过去成为过去，但是要依据北京订下的历史记忆为条件。

苏联一九九一年快速崩溃，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构成无比的震撼。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开一枪一弹就接受解散共产党、解散苏联。中国在一九八九年必须动用庞大武力粉碎无武装的抗议，而今戈尔巴乔夫却接受由底下发动的变革，先解除莫斯科对东欧的控制，再允许各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平独立出去。中国共产党对此出现三种解释，它们对未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戈尔巴乔夫太笨，被美国巧言甘词所骗，又因自大，竟让苏联人民无法抵御外国人的剥削。

第二，苏联版的社会主义没有建设性、赶不上时代，因此自掘坟墓。

第三，苏联过度扩张，他们在海外急欲有所建树，等到终于回头要进行国内改革，已经太迟。

这三种解释彼此并不相互排斥，但领导人强调哪一个说法却显示他们将来要如何处理中国的发展。即使今天，苏联崩溃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仍是一个受到热切讨论的题目。他们希望从苏联出事学习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苏联崩溃，在一九九二年换上十五个共和国之后，中国领导人目不暇给，拼命要追上北方边境的快速变化。中共急欲以乱世当中稳定的砥柱自许，它在一九九〇年代末期指出有两个例子千万不能发生。前南斯拉夫的战争证明后冷战的欧洲并不安定。前苏联的混乱显示大国崩溃的话，乱象可怕。不过，中国很快就试图与俄罗斯建立共同有利的关系。江泽民和他的接班人胡锦涛为了和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尔辛打交道而伤透脑筋。叶尔辛不喜欢中共的专横，中共则责怪叶尔辛是个酒鬼。但是中国领导人发觉与叶尔辛的接班人、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务出身的普丁合作就容易多了。普丁一点儿也不掩饰他欣赏中国的集权政府、社会秩序和经济成就。二〇〇一年七月，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一项亲善友好合作新协议，取代一九七九年在争议声中届期失效的条约。新条约强调在能源及军事技术等领域，要相互咨商及经济合作。条约文本隐约有反美意识，保证要合作反对「以各种借口为掩饰，干预主权国家内政」的国家。它也禁止对对方国内「恐怖分子、分裂分子及极端分子」的支持。最后，俄罗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重申它不会对俄罗斯提出领土的主张。这份条约象征双方关系进入新时代，但没有逼迫双方做出不想做的事、或阻止他做已有权力去做的事。

一九九一年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兴趣主要在经济方面。中国本身人口众多、成长率高、资源有限，领导人把俄罗斯——人口较少（而且缩水）、成长率低、原料丰富——看做中国现代化所需资源的供应者。中国领导人倾向于认为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对俄罗斯总在关切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强盛影响力，颇感困扰。中国生意人赫然惊觉在俄罗斯做生意或和俄罗斯人做生意，竟然那么复杂：官僚、贪腐、甚至连个最简单的交易都要拖上相当长的时间。从西方的角度看，还真有意思：中国人（经常被责备做生意不按常规来）竟然向俄罗斯人及中亚人说教，大谈适当的财务作法、责任和国际标准。中国愈来愈明了，中国未来任何发展计划势必倚重俄罗斯，但是双方经济互动的发展迟缓。然而，中国迫切需要能源，或许可以终止这种昏沉沉状态。两国已在谈判巨型的新建石油及天然气输送管计划，只不过价钱和数量还谈不拢，因此拖延了兴建及出口。

到一九九一年之前，中国看待中亚，只关切苏联的一举一动，因为这个不友善的大国乃是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当时，位于中国西边的穆斯林区域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位于东边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又在苏联严密的控制下。中国本身控制西藏及内蒙古。从朝鲜边境到里海这一大片地区（距离几乎为地球圆周的一半）似乎冻结在时间里。然后，苏联瓦解了，所有的事物都解冻了。这个变化让中共领导人猝不及防。比起发展和新俄罗斯的关系还犹豫，北京在制订中亚政策时又举棋不定。一直要到二〇〇〇年代初期，中国才开始在它北边的亚洲邻国扩张势力。

苏联崩垮，中国第一个反应是关心军事及安全议题。北京有两个目标。第一,它要确保精密武器系统（包括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核子武器）的控制权突然分散，不会危及中国或其区域利益。第二，它要避免中亚新兴独立国家支持中国境内有心闹独立的同族裔弟兄，或是以穆斯林或佛教为号召的跨国政治计划。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末期，这些威胁似乎都已避开。中国与美国配合，支持美国领导的和平去除中亚承接自苏联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计划。它也和俄罗斯合作，遏制分裂主义。一九九六年，中、苏两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签订一项深化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协议。五年之后，从这个条约衍生出「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

上合组织会员国在宪章中宣示：寻求「多极化」（意即避免美国独霸世界）、要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战、要支持「会员国家领土完整及会员国家边境不可侵犯」。

中国、俄罗斯以及在这些新兴国家掌握权柄的威权领导人提出新倡议的时机十分幸运。美国遭受九一一攻击之后，小布什政府愿意不计较这个组织的反美性质，集中精神和它合作以打击实质或想定的伊斯兰主义威胁。中国特别因为这个组织秘书处设在它的经济首都而受惠。

上合组织协助中国安定其边境及打败国内反对势力。在这个架构下，中国开放接受与小国家解决领土、领海争议。上合组织也凸显中国在中亚的中心地位。经过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在本地区又回到主导地位。

中国与蒙古的关系，比起它和后苏联几个新兴共和国的关系，更加复杂。蒙古面积辽阔，约为半个印度大，但人口还不到三百万。七十年来，它虽号称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苏联的一部分。苏联在当地驻军，获得蒙古人相当大的支持。外蒙古族裔同构型极大，他们强烈反中，主因是清朝治理蒙古直到帝国终止都不孚民心，又因为非常多的蒙古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放弃对其领土的权利主张。即使如此，经由民主程序产生的乌兰巴托政府也抵挡不了中国经济的吸引力，今天中国已是蒙古最大的投资人。然而，蒙古人试图抵销他们对中国愈来愈大的经济依赖。他们邀请美国、俄罗斯，乃至欧洲、亚洲各国公司进来蒙古，协助开发丰富的天然资源。这个策略或许会成功，因为基于内部因素，中国必须谨慎对待蒙古人——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就有北方这个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两倍。

经济计划和需求愈来愈成为影响中国和所有中亚国家关系的主导因素。它们使得这个地区更深刻关系到中国的发展。二〇〇八年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国许多规划人员，不分公家或民间，一致认为需要取得中亚丰富的天然资源。中国公司大量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投资在石油及天然气业，并且巨额贷款给那些陷入危机的政府以换取订立合约。全世界最长的一条天然气管现在从土库曼向中国输气。其他的大国（包括印度在内）都忧心地注视着中国在中亚愈来愈大的经济优势。但是只要中国可以、也愿意在中亚地区比其他国家大量投资，他们也无可奈何。

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当今的印度也是从一九四〇年代的流血和紊乱之中诞生。中国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达到某种形式的稳定，但是印度打从开头就发展民主及持久的政治制度，使得国家大体上都很平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看不起印度，认为印度的政治和整体发展太仿效旧殖民主子订下的模式。毛泽东本人觉得印度缺乏革命精神，而且广土众民，未来颇有可能威胁到中国。短期之内，他利用他所认为的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天真，以及印度人的不团结，把印度导引到不和中国冲突的状态。毛主席告诉他的副手，他很怀疑印度这个国家要怎么存活下去：他认为印度比较像「抽象概念」、不像国家。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其实对中国是个震撼；中国领导人没料到印度人对边境问题会有那么强烈的态度。尽管中方战胜，北京明白印度（尤其是做为苏联的实质盟友）将是个棘手问题。

一九七一年爆发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证实了中国原本对印度目标的一切猜疑。中国没有把印度军队进入东巴基斯坦支持当地民众叛乱视为解放动作，中国坚称这是赤裸裸的夺权动作。邓小平告诉美国人：「这是尼赫鲁的梦想，要把整个南亚次大陆纳入囊中，而他的女儿继承了这个梦想。」印度一九七四年首次核子试爆，也令中国大为惊讶。北京不认为印度有这种能力，怀疑是苏联提供技术。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一九七五年接受紧急权力也被中方视为苏联搞鬼，尤其是它紧接在苏联支持印度兼并锡金之后——关键在于中国也主张对锡金有主权。双方边境为此暂时紧张上升。一九八六年，印度在东北地区设置一个新省「阿鲁纳查尔省」，包含中国认为是属于他们的领土。[38]紧张再度升高，但总算避免公开冲突。两国之间的关系又和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以来一样冰冻。

冷战结束，中、印关系才告解冻，走向依然不确定的新路。一九八八年，印度总理拉杰夫·甘地[39]访问北京，但是要到他的继任拉奥五年后访问中国，才真正使双方关系走上新的方向。双方开始从边境撤军，加速贸易往来。但是，即使外交关系有所改善，战略敌对态势犹在。一九九八年印度进行新一轮核子试爆，使得关系又跌入低点，尤其是印度官员也不避讳，坦承印度提升军事力量是针对中国可能的威胁做准备。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写给美国总统柯林顿一封信，归纳他的基本看法：

我一直非常关切印度在过去几年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恶化、尤其是核子环境的态势。我们的边境有个公开的核子武器国家，它在一九六二年曾经武装侵略印度。虽然我们和这个国家的关系在过去十多年已有改善，由于边境问题犹未解决，互不信任的气氛仍然存在。除了互不信任，这个国家还实质上协助我们另一个邻国成为秘密的核子武器国家。我们过去五十年，已经遭受这个宿敌邻国三次侵略。

/

同时，中国开始把害怕遭到包围的对象从苏联转到美国身上。它担心印度和美国关系改善，尤其是瓦杰帕伊这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德里当家掌权。不过，中国还是强烈感觉别让这些关切及印度的言词害得关系又重回冷战时期。一九九九年，巴基斯坦部队渗透进入克什米尔的印度控制区，印军与他们交战之际，北京设法劝阻其巴基斯坦盟友，避开全面开战。相互有利的贸易在二〇〇〇年代持续上升，中国在二〇一〇年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贸易扩张，印度对中国贸易赤字上升，现在约占全部贸易值的一半。中国现在力推进一步开放贸易，但许多印度人犹有疑虑，深怕它会不利本国的生产商。

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恐怕是今天双边关系最大的麻烦。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印度人对中国的成长持正面看法。尽管印度本身的经济成长亦突飞猛进，他们担心中国扩张在先，恐怕不会在全球经济留下太多空间让印度发展。印度人，包括他们的安全防务官员，也仍然关切中国的日益强大会对印度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不仅是巴基斯坦和中、印边境有问题，就连缅甸和尼泊尔（两者都和印度毗邻），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也在上升。北京现在倒比较不担心中、印双边关系，也愈来愈了解需要考虑到印度的安全顾虑。虽然如此，中国领导人关切德里和华府关系日益亲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比以前交往密切。印度公开支持西藏人也使中方不痛快，他们不能理解印度社会的多元化。中国现在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唯一一个还未支持扩大常任理事国席次、纳入印度的国家，而这可能算是一个恶兆。

苏联崩溃起始的穆斯林世界危机，今天已蔓延到中东和北非，它深刻影响中国在新世纪的外交关系。即使大部分中国人同情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困境，美国带头干预阿富汗和伊拉克，使得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先天具有侵略性。问题在于过去（以及现在的）中国没有另一套的国际策略可以推荐，用以处理危机，除了只会强调和平谈判，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它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谈判却使「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二〇〇一年从阿富汗冒出来，也没办法解释为何不能劝阻萨达姆·海珊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国及美国在二〇〇三年都相信海珊正在研发它们。在这些冲突发生过后，中国不像是个取而代之的超级大国，反倒像个受到惊吓的国家，只想到安全和主权。既没有大战略去改变世界，中国似乎只能表示坚定相信自由贸易和领土不可侵犯。这种深刻保守的理论在小布什总统十分不孚民意的战争之后，或许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多次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重大投票上弃权，使人觉得它在国际社会逃避责任、而不是勇于承担责任。

中国领导人其实很关心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军进入阿富汗会产生的效应，但是它明了，反对美军入侵对它在国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北京克制自己，只建议成立一个基础较广的联合政府，在联合国监督下执政，以取代神学士政权。中国乐于见到这个反动的宗教狂热政权垮台，因为神学士也表示支持新疆的伊斯兰主义团体。但是中国领导人担心西方涉入阿富汗，会使整个区域更不安定。中国主要关切的是它长久的盟友巴基斯坦，其政府因来自华府及本身民众反美情绪的压力，十分紧绷。固然中国领导人对阿富汗问题的分析没有太大错误（其实比起华府的分析，正确多了）中国并不想在当地承担积极角色。它宁愿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同时参与有限度的援助计划和跨国商务活动。

二十一世纪初期国际事务上最大的分界线是，小布什总统决定针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胡锦涛和他的顾问群早已经嗅觉到战争即将发生。二〇〇二年十月之前，北京已经确信即使没得到联合国的支持，美国及其同盟仍将会攻打伊拉克。中国必须很小心站稳立场。一方面，没有疑问，中国将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准许攻打海珊的决议。另一方面，中国不希望被认为是反对美国片面行动的主力，乐于把这件事交给俄罗斯及美国自己的欧洲盟友法国和德国出头反对。美军攻进伊拉克之后，中国秘密地与美国在联合国合作，促成一项决议，追认外国占领伊拉克「合法」，因此它的石油可以继续出口。此时，中国是伊拉克主要的债权国家。让新的占领政府有收入，让伊拉克石油持续外销（包括输出到中国），符合中国的利益。虽然反对战争的其他大国佩服中国的现实政治手腕，他们却很不爽北京不愿意更大声反对美国的政策。然而，就中国而言，为了伊拉克和美国正面冲撞，并没有道理。我们已经看到，它利用华府在伊拉克战争后外交上必须更依赖北京，争取到美方在东亚议题（如北朝鲜和台湾议题）方面有更多让步。

胡锦涛的外交政策团队也得出结论：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把美国打得国势衰疲、而不是愈打愈雄健。即使美国的军事力量令北京的解放军观察家感到佩服，但他们已经没有当年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那样令人震撼。虽然在执行面未必精准，中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知识已大幅追上。但是北京得到的结论却是，美国卷入穆斯林世界的战争就无暇围堵中国势力之崛起。二〇〇八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应证北京这个观点。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被形容是帝国扩张造成的恶果、美国贸易赤字则是公部门和私部门都只会乱花钱的结果。

到了二〇一〇年，中国对美国从事的战争之批判，愈来愈像是在替温和政策和自由贸易做辩护，像亚当·斯密的成分大过像马克思的立论，像「随它去吧，世界自有其运作」的成分大过「历史需要推动」。但是穆斯林国家的危机也提醒中国领导人，他们在自己区域或许也会面临问题。如果中国想在亚洲当区域领袖，即使不想沿袭美国和苏联的干预作法，它必须有所作为、不能听任事态发展。北朝鲜或缅甸出乱子的可能性很高，北京非常没把握要如何处理状况。现在中国安于自命是，愿意就行政、管理、金融、生产、技术和教育等方方面面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国家。但是它十分忐忑，不知如何应付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方的混乱。中国有许多声音主张要远离「失败国家」，其理由有三：他们杀害、伤害中国人。他们是西方国家的责任，西方国家先在哪里制造混乱。中国何必管闲事去缓和外国乱七八糟地方的混乱。不论你怎么看待这些反干预的论调，中国过去的回声是不会错的。

【注释】

[35] 译按：大陆称东盟。

[36] 编按：指带着不祥之气的沉重负担。

[37] 译按：东盟原始会员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五国，后加入文莱。

[38] 译按：中方称之为藏南。

[39] 译按：尼赫鲁的外孙。

结论：现代性
（MODERNITIES）

中国正在发展它独具一格的现代性，

既与北美、欧洲和日本的经验结合，却又另有风味，

只因为它源自非常独特的中国渊源。

中国人喜欢提醒我们，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

有时候反而坏事，成为知觉上的障碍，害得无法有效处理当今的事物。

即使我们应该尊重中国对过去的执着，也不应被它所吓倒。

中国今天最重要的方面是，它要如何接受全球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使它成为今天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在过去两百五十年来的转变，已然成为它国际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长一段时候，列强抢占中国的便宜，这段过程无疑使许多中国人萌生怨恨。但是同时，有些住在国内的人利用从国外学得的东西改变中国、改变自己。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从内在发展了数百年又加上晚近海外影响的混杂体。我们在本书已经看到，相当多中国人颇能处理这种混杂的形式。他们足智多谋，既掌握传统、又学到（有时候付出惨重代价）在面对重大挑战时要知所权变。中国正在发展它独具一格的现代性，既与北美、欧洲和日本的经验结合，却又另有风味，只因为它源自非常独特的中国渊源。

历史学者在讨论中国的现代性和未来所遇上的问题在于：过去发生的经验往往淹没现在。中国人喜欢提醒我们，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时候反而坏事，成为知觉上的障碍，害得无法有效处理当今的事物。本书有一个主要论述是：即使我们应该尊重中国对过去的执着，也不应被它吓倒。中国的确历史非常悠久，有些也被视为绵延不断，的确不是欧洲、更肯定不是美国所能企及。但是中国今天最重要的方面是，它要如何接受全球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它成为今天中国的一部分。它已经拥抱改变，但是以易变、可变的程度而言，也不逊于美国。以我这样一个稍嫌老派的欧洲人而言，今天中国变化之快速、一切都不是那么笃定、乐于抄袭、什么事都不会永久存在，这些特征很突出，但也有些尴尬。

即使中国想把它的政治制度改造成类似美国、或甚至日本的制度，就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而言，它还是一如本书一开始所说，是个混成社会。一部分向外看，寻找机会。另一部分则向内看，注意危险。假如认为前者好、后者坏，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恐怕都搞错了。

历史不会如此泾渭分明。有些向外看的人，如毛泽东或甚至抗战期间和日本人合作的汪精卫，都见到机会，可是这些机会对中国人或外国人都一样，竟然是一场梦魇。有些向内观看的人，企图重建中国及世界与中国之关系都迫切需要的一致性和均衡性。

我们在本书最后这一章，将依据今天我们所知的信息，检视中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可能会如何发展。它和所有的预测一样，纯以推测为本。我们在本书开头就提到，当前有许多估计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中期某个时点，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及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即使是如此，它也不会有助于我们预测中国到达这些崇高地位时的行为。对过去历史有点了解是会有帮助，至少可猜测方向及可能的选择。可是，中国现代经验中所内建的矛盾，即使地位升高，也不会消失；有些甚至会变得更尖锐。

中国转型的程度将大得不得了。某些部分（譬如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关系或阶级调整的问题）颇有可能变成暴力、争议极大。其他部分，我则相信比较没有大家想象那么有冲突。和台湾的关系、或和统一后的朝鲜之关系、和更独立的日本之关系、和更有自信的越南之关系，只要中国内部的发展有可能的话，都会减少冲突、多点妥协。中国未来外交事务的中心问题是：它是一个耐久的帝国，行为却愈来愈像现代民族国家。长期下来，它说不定变得像美国，融合了少数民族、也控制了邻国；或者像英国、法国或俄罗斯，放弃帝国的虚伪。不论它如何转变，中国在追寻它本身的现代性时，是无法区分内或外的。

有意了解中国的选择的人，必须先观察新加坡、台湾、香港和澳门这四个没有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统治的华人社会。香港和澳门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仍保有自己的司法制度和政府机关：它们已表现出相当抗拒中国想改变它们的企图。新加坡当然是个独立的、多元族裔的国家，地理位置远离中国，可是华裔占其人口绝大多数。台湾是个民主的华人共和国，与中国大陆一水之隔，（由于历史的偶然）已独立于人民共和国之外达六十多年。他们都是华人国家，中国人思索人民共和国前途时，他们永远居于核心地位。中国非常需要良好治理的构想，它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可从其他华人社会得到这些理念，一如过去北京的统治者的作法。

向国外华人世界「取经」人士所提出的建言，走的方向很不一样。主张需要菁英控制的人士，通常都指向新加坡及它在李光耀主政下的经验。今天的新加坡是个非常有规律的社会，带有威权主义色彩，许多中国去的访客，尤其如果是第一次到访的话，大都惊讶地赞叹在安定和组织方面，实在比中国高明太多了。李光耀及其团队表现不俗——不只消除贫穷、促进经济成长，也能为未来规划绸缪：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操作成绩，举世佩服。但是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它的管治模式不能套用在具有地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因此新加坡只是中共党内某些人钦羡的楷模，不是可以轻易仿效的现实。即使今天的狮城（它禁售、禁咬口香糖，实行「管理式」民主）事事管制让西方人震惊，它依然和中国差异极大。新加坡会遭到巨额罚款的犯行，在中国有可能被处决。今天在中国会遭到凶猛镇压的辩论，在新加坡可能根本没人皱眉头。

香港和澳门则是奇特的例子，它们是殖民帝国在中国的残余，不过已分别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九年于万方瞩目下主权回归中国。可是主权回归并不代表它们的政治和司法受到压制。北京非常清楚，香港尤其是会下金鸡蛋的母鸡。它把贸易与工业（尤其是华南省份）和国际市场串联起来，英国殖民政府留下来的司法和秩序有助于它的金融中心角色，对中国的成长颇有贡献。港英政府在和中国谈判主权回归时，于一九九〇年代似乎才想到在香港推动民主，北京对这一点可就敬谢不敏。但是中国固然急切避免香港的政治多元化，共产党还是尊重这个前殖民地，保留它在共产党国家境内以英国普通法治理的独特地位。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二〇〇一年，「香港仍然是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人权受到尊重、法院独立，尊重法治已经成为常态」。虽然上海急起直追，将成为中国的商业首都，香港却因为它的法治、良好行政和相对言论自由，可能保留住重要地位。本章写作之时，两者的市值大约相等：它们的证券交易所分别位居全世界第五大及第六大。

然而，最堪可与中国比较的，却不是任何一个上述旧殖民地，反而是台湾。中华民国退据这个与大陆海岸相距一百英里的海岛，人民几乎全是汉人，国民所得水平高、社会安定，又有民主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台海两岸的军事和政治紧张近年来已渐趋缓和，许多人（大陆、台湾都有）希望双方能够缓慢达成某种形式的和平统合。但是，台湾人民高度不可能愿意放弃他们本身良好的体制（经过两个世代的奋斗才发展出来）换取与大陆的统一。反倒是中国愈来愈多人向台湾找灵感，思考如何改革大陆的贪腐、不恤民情和体制浮肿的问题。愈来愈多中国人有机会访问台湾，他们将感受到台湾和大陆公共行政之间有巨大的质性上的差异，更不用说台湾还有完全的言论自由。有些人还会坚称台湾是美国的殖民地，或者坚称中国太大了，没办法套用或许适合小岛的模式。甚至有些人更大胆（或者是勇敢）宣称，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有了不同的传统，替今天不同的发展奠下基础，这些不是中国所容易拷贝的。但是这些声音将逐渐沦为少数派，愈来愈多人会问：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资源（人力与经济）却做不到台湾政府给予其人民的服务。

中国人今天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华人如何过日子，就会发现别人有高度的个人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但是（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看到安定、有组织的社会，那不就是过去四个世代天下大乱之下，中国人心心念念所追求的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试图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追随中国共产党，只会有混乱。但是当他们抬头看看其他的华人社会，中国公民很自然会得出结论：他们的社会才是混乱的，有的是掠夺式的市场制度、法律不能执行、政府一念之间就可以改变行为规定。听北京有些青年谈论台湾前任总统因贪腐和侵吞公款被捕、坐牢，我只听见少许人认为陈水扁被捕是台湾情势不好的迹象。许多人都惊讶于竟然有这样的社会可以针对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祭出这样的措施。

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是下一个世代中国国际事务的重心，不论其国内政治和外交是如何转折变化。原因不仅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因为它所担负的角色有可能。中国今天是世界的工厂，制造各种东西的地方，产品上了美、欧、亚各洲消费者的采购单上，几乎人人都想拥有它们。这是中国目前的角色，它能达到这个角色是因为它愿意依据英国在十九世纪订立、美国后继又在二十世纪主导的规则，玩起全球市场游戏。尽管政府名义上仍奉共产主义为正朔，实际上即使在国内未必全是、但在国际上中国则是个道道地地拥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力的国家。它努力接受游戏规则，愈来愈关心其他国家，不论是非洲或欧洲国家，不是永远照规矩来。从西方的角度看，我们很难不认定中国现在「玩我们的游戏」。

但是当中国崛起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重要主角时，很明显可以看到游戏规则也在中国境内改造。尽管对中国有疑虑的人提出观察，这些中国化的规则到目前为止很少走向「社团主义」[40]或国家控制的方向，最好只是走向集体决策和妥协、最差就是贪腐和裙带关系。目前非常不清楚，中国资本主义将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作法，尤其是与中国有重大文化歧异的国家。由于过去十年有极大数量的外人投资涌入中国，咸信中国的财金作法长期下来将会影响到在大陆经商的外国公司。但是目前中方忙着推行外国规则，譬如劳资关系的规则，它们正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政府今天希望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强大的监管角色。由于中国政治上是独裁国家，所有的机构，包括私营公司在内，无不密切注意政府的指示。但实际上尽管拥有高压手段可资运用，国家能影响民间决策的能力仍然有限。南韩或台湾，政府可以订定方向，因为他们控制了融资和资本流动，也因为他们（唯有他们）可以便捷进入外国市场。外人直接投资注入其工业化过程的数字不大，他们的融资公司受到国家控制，他们的大公司在国内投资为的是要扩大出口。在中国，这些工业化的重大部分却恰恰颠倒。外资推动相当大的工业化进程，外国银行在中国营运，中国的银行有许多手段可以抗拒政府压力，而且中国最大的公司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海外有庞大投资。一九九〇年以来中国国内成长过程就不由国家优先项目或五年计划（规划）所主导，而是由紊乱的市场力量互动所决定。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投资在会获利的产业，拥有或部分拥有中国许多最大的公司的情况下。但是，有位经济规划官员最近告诉我，在市场上，国有企业的行为愈来愈像私有企业：它们从同样的人才库延聘经理人，它们也同样要为盈亏负责。它们或许会听政府的话，但前提是公司得有稳健的获利才行。

目前有些全球投资家及企业高阶主管同意本书指出的大体方向：中国将会创新全球资本主义、而非毁了它。在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都开始向西方国家说教，谈起需要市场和货币稳定、避免企业贪婪、呆账、过度赤字和奢华消费。有些话听来令人发嚎，因为中国本身企业就有一大堆问题。但是它显示许多中国菁英人士开始自认在国际经济体系内休戚与共，彼此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国有许多人（外国也不少）梦想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比起启发它的西方国家，将会更有组织、更平衡、更少破坏性。目前很少迹象告诉我们有这种可能。但是，过去的世界经济不乏先例，身为启动全球成长的肇始者不仅会仿效、也会创新。未来的中国领导人，不论是公部门或私部门，可能受到他们经历的危机之刺激，选择大过我们已知的旧版世界资本主义更多的规范和政府设计。

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显示，中国已崛起为世界经济的主角。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二〇一〇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把危机归咎在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失调」……

以及他们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其特色就是长期的低储蓄、高消费；金融机构盲目追求利润、过度扩张；金融机构和信评机构缺乏自律，以致扭曲风险讯息和资产评价；金融监理跟不上金融创新，允许衍生性金融风险出现及散布。

很精彩：学徒回过头教训老师傅。但是，中共本身开出的药方并未指出资本主义有这方面的不当。它反而推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刺激计划，试图为中国企业、为中国人民挡掉危机最恶劣的后果。危机过后中国的成长极可能不再会有和以前同样的规模，因为有国际竞争，以及必然的国民年龄老化。但即使平均年度成长率「只有」百分之六，中国仍然可能将在二〇三〇年代中期某时候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取决于国内及国外局势的影响。中国国内最大的问题是成长不均衡，使得广大地区落后于先进的省市，再加上缺乏适当的福利制度和保障工人不受剥削的办法，导致贫富极其悬殊。温家宝等人抨击西方国家的缺失，可是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至少是美国及英国的两倍高，也比德国和法国高。虽然缓慢、也不是很肯定地试图对付这个恶劣情势（例如，重新实行某种形式的教育和医疗照护补贴）。中国也搬出邓小平说，要发展社会「某些人必须先富起来」，替自己辩护。这套「水涨船就高」的说法却出现一个问题，中国贫富差距并没有降低的迹象，反而是在贫穷地区益加严重，很多地方工人因薪资低、工作环境差，频频发生动乱。

虽然因为中国整体经济成长得到好评，却少有迹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处理成长所产生的某些社会紧张。党一再拒绝增加政治的多元主义，失去可做为发泄不满的安全阀作用，使得中国的政治分歧长期下来不得解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无法像毛泽东时代对自己的城市居民展开暴力镇压，多少也害怕动粗会动摇全国经济。有位党领导人告诉我，他认为即使重演一九八九年事件于今都是无法想象的事。他说：「你想想看，它对中国的信用评等会有什么冲击！」党的领导人孤注一掷搞全面经济发展，好让人民不会起而反抗党。我们已知道，历史上这样赌博罕有胜利。

中国在海外会如此招致疑虑，主要原因是它由共产党统治。但是，今天的中国政府根本与过去的共产党人天差地远。事实上，这个政府已经变得很像民主化之前的台湾或南韩——威权专制，有时候也相当粗暴，但是即使要自卫，已无法搞过去那种暴行。固然我们无法预测中国政治将会如何演变，但是中国若是遵循类似本地区其他国家民主化的模式，只是时间需要拉长一点，我也不会太惊讶。不论情势如何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会永久存在，那些今天仍把党和国家拉上等号的外国观察家可谓犯了大错。历史显示中国能够做到政治改革，就跟他们近来能完成经济和社会改革一样，它并没有根深柢固的价值和态度，非得和邻国或西方势不两立不可。和历史上的往例一样，中国的方向终究将是它领导人的政治抉择。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值得注意的议题，就是民事法在中国的发展。法治一向是中国现代转型工程中落后的一环，共产党也知道，因此它可以任意绑架或监禁其敌人。但是就和二十年前它外围的国家一样，民事法的不足愈来愈受到迅速发展的商事法之压力。外国和中国投资人都盼望他们的财产能受到保障。他们播下去的种子，已经有相当大收获。中国今天的商业法令在某些重大议题上非常类似西方国家，如契约法、公司法、银行法和商业争端解决等。

甚且，商业法令不仅在中国境内得到接受、还被遵行，它的法院裁定通常并不歧视外国公司或外国投资人，或者是偏袒国有企业。固然中产阶级崛起会比其他团体更有民主倾向这个论述在历史上未必成立，保护财产的需求，有如马克思十九世纪从欧洲的观察心得，是资产阶级建立法治的原因之一。至少在绝大案例上，长期下来，愈来愈难辩论说，财产的权利要比人的权利来得大。

本书一再说明，中国是多面向的，唯有尊重它的多元性的人才可能长久执掌政权。清朝国祚长久，是因为他们明白中国是个多元社会，必须依据它的差异性统治。国民党不懂这一点，因此很快就仆倒。中共也不了解，而且还深信现代环境就是一致、同质，因此预期历史会证明它没有错。它的领导人也认为中国同质化是吻合大多数人民实际希望，因此也是吻合中国的传统。他们在这两方面恐怕都错了。中国人希望安定和可以预料的政府，但是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偏好和作法会得到尊重，不希望国家不必要地干预他们的生活，或不正当地庇护太子党、官二代致富。中共和他们之前的国民党无异，在剧变的时代，最需要争取盟友的时候却大量树敌。

北京当前领导人非常担心政治上的歧异和种族或宗教的异论。或许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管治经济的力量有限，他们坚持要控制政治层面。目前中国并没有政治选择存在，虽然工人运动和专业组织从许多不同方向对政府施加压力，政治异议人士人数极少。

即使如此，中共只要感到受到反对者挑衅，仍然反应过度，以致对其政权的国际声望造成灾难的后果。说话轻柔的异议分子刘晓波已因和平抗议被判入狱服刑十一年，可是却获得二〇一〇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共当局连忙把他妖魔化，指刘晓波是个罪犯，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给他，使这项大奖蒙羞。法轮功一九九九年遭到取缔，中共谴责它「封建迷信和堕落思想」。数千名成员被抓去坐牢。中共似乎天生不懂得处理批评，因此害怕在经济范围之外出现未经过它核准的任何人或任何事。

中共对待西藏人及维吾尔人的政策，以及对待宗教复兴派的政策，将是涉及到它对待少数族群（不论是政治、宗教、族裔或文化的少数族群）的两个最重要的议题。党如此害怕宗教自主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害怕这种自由会被中国境内宗教极端分子所利用。在国际上，中共严厉对待西藏及维吾尔反对派是它最大的问题——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它们是美国、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看待中国时，远超过其他问题的更重要问题。许多中国人，而且还不只是支持政府的中国人，认为外界的批评不公平：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造当然更重要，华西的西藏人及穆斯林至少和大多数汉人同样受惠于经济成长。这些替现状辩护的人所没有看到的是，因为中共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置之不理，才使这些问题出现在国内外。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不是唯一不了解少数民族的统治集团。但是透过现代媒体散播领导人退步的观点，却使事态更加快速恶化。

已经有很清楚的迹象显示，中国若要开始允许其主要的少数民族多点自主、少加干涉，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大多数西藏人及新疆穆斯林若能获准管自己的宗教事务才会满足（主要是因为完全独立已经如同痴人作梦）。但是，中共诋毁藏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披僧袍的狼」、流亡国外的维吾尔人领袖热比娅是「利用不法财富搞分裂活动的家庭主妇」，看来想寻求和解，恐怕一时半刻还不可能。年轻世代的西藏人及维吾尔人将要求在中国境内提升他们的身份认同，不会满意于更有限的作法。派遣政治教育组进驻喇嘛寺、以所谓维修为名义关闭新疆的清真寺，只会使华西省份的少数民族相非藏人/非回民之间关系更紧张。中共政府届时将被迫代表从中国其他地区移入的人民出面干预，这种对立对中国国际形象势必有负面结果。

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声誉，也受到中国本土出现的宗教复兴之挑战。法轮功现象可能只是佛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复兴的开端。我们已经知道，中国过去两百五十年都苦于这些「迷信教派」——这是从中国角度的看法。但是今天的挑战似乎比以往更大，因为国家本身给予人民太少可以信从的东西——除了物质进步以外，而它又罕能打动人心。

我个人偶尔会参加北京海淀区一个基督徒聚会活动。它没有向当局注册登记，因为它的成员不希望有外来的控制，可是成员人数却逾一千人。这是一个基督新教聚会所，成员大多是年轻、白领华人、受过良好教育、没有政治野心，只关心赚钱。和其他的宗教聚会所一样，当局要如何对待这群基督徒，颇费思量。如果当局聪明，不去理他们，没有理由会出现事端。但是当局若是横加取缔，毫无疑问，这些人选择遵循他们认为的上帝的意旨，恐怕会大过遵循共产党的意旨。

其他社会团体也受到同样的模式阻滞。有些中国年轻人或许相信中共的宣传，认为西藏人傲慢、穆斯林不忠，是外国势力在背后搞鬼。但是同一批人如果必须和国外的亲朋好友谈论中共对因特网的检查，就十分尴尬。我在中国教历史那些年，亲眼目睹中国学生最尴尬的一刻，并不是讨论毛泽东搞清算斗争或是一九八九年镇压事件。最难为情的一刻是他们必须向新来的外国同学解释「脸书」在中国为什么遭到封锁。中国年轻人很气愤不能像别的国家的同侪接触相同的网络链接。尽管政府竭尽全力建立中国防火墙长城，年轻人练就「翻墙」本事。他们晓得自己错失了什么、也痛恨当局封锁。有些观察家会说，在一个依然把信仰不见容于当局的人抓去坐牢的国家，不能随意取得电玩游戏或进出网络聊天室，根本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长久惹恼其年轻人的政府，无不付出代价。因此，防火墙长城其实象征政府的无能，并不能保障国家不受外国颠覆影响。

由于经济快速扩张，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有相当大程度取决于它取得的知识是否跟得上其他国家的水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乏善可陈。中国年轻一代的阅读和代数很强，根据最近的统计调查，上海高中生这两项的水平是全世界第一名。但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却经常让他们失望，他们必须出国念书。很快地，中国一流的年轻人在外国大学出类拔萃，留在国外相当长一段时候。这种情况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最为明显，理工科学方面也很常见。

中国顶尖的大学与美国、欧洲一流大学一比，就吃了亏。它们有许多才智之士，但是它们的运作方式非常像从前的苏联大学。平庸听话反而比才华洋溢容易出头。党和它的观点笼罩一切，雇用与升迁看门派、不讲才学。问题不只出在检查本身。顶尖学府的辩论和讨论，自由的程度几年前还无法想象。问题在于高等教育机构制造出来因循之风，以及创新知识出现空隙。中国今天根本无法在各种知识领域生产出足够的一流人才来维持其未来成长。

中国要和世界交流来往，这就成了严重问题。要克服它，中国政府需要改造其高等教育体系，或者（比较不太可能）允许这些机构从内部展开深刻改革。鉴于教育在政府本身的发展计划中居于中心地位，迄今还未有重大改进作为才真的很奇怪。事实上，中国同时也大量流失人才。报纸和大学、研究中心经常发表报导说，出生在中国、或有华人血统的世界著名学者回到中国教书。其实，这种人不多，而且通常也都是走到生涯末端的人。海外深造的青年学人也有人回国服务，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人数其实不多。可是他们又只停留少许几年，因为他们若是顶尖人才，又有国外机构来挖角。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问题和复杂性，令他们吃不消。他们觉得在耶鲁、剑桥或加州理工学院都如鱼得水，可是在中国的大学却觉得遭到边缘化。

在国外培训的学者回国、留在中国耕耘，是有可能最后改变了制度。中国的研究的确在某些领域有极优异的表现，有时候也出现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我的领域有个例子，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内可以不受限制的讨论（不过出了北京市西北的校园就不能随意开口了），它吸引了第一流的人才来教导党未来的领导人。在中国设立外国大学，也有可能获致十九世纪末同样的效果，改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地貌。目前最大的外国大学就是英国诺丁汉大学设在宁波的校园，可以收八千个学生，在类似国外的大学环境中教学。

长期下来，或许中国在追求知识的过程最大的问题是，它未能从国外吸引第一流的人才。战后时期三分之一以上美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出生在美国境外。在中国，遍寻全国顶尖大学任何领域，大概也找不出十来位外国出生的正教授。原因之一是中国还不是足以吸引世界顶级科学家安家居住的地方。但是，这里头也涉及到今天中国的态度。全世界有许多人可以设想自己归化为美国人会是怎么样，但即使今天经济成长已使中国受到举世瞩目，很少有人会想归化为中国人。和本书开始时的十八世纪情况不同，今天中国当局和体制似乎全力窄化什么才是中国人。如果这种态度持续不改，中国将发现它很难在创新和知识上与外国竞争、也不会重现它在生产制造方面的强劲竞争力。

我们已经看到，趋近于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十分晚近的现象。它大体上是动荡不安之二十世纪的产品。然而，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政治界出现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是十九世纪欧洲人很容易辨识的种类。不过它们并非全都是负面的东西。以身为中国人及中国有悠久历史为荣的意识，可以制衡政府的予取予求、发号施令，或是平衡妨害中国与外界关系的不安全感。问题始于民族主义受到政府为政治目的而操纵，或者是它针对长相不同、行为不同的外国人制造仇恨之时。最危险的民族主义是宣称「世界仇视我们，但是我们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它有可能激生以不人道的方式去对付被界定为非我族类的人。

与民族主义的问题相关（但并不相等）的问题是，中国人愈来愈讲究种族或族裔特性。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是近年来若干中国人的偏执，而它是受到中国共产党需要找个论据支持党持续掌政所刺激。这一套理论说，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不同，中国人重视大我、一贯政策和可敬佩的目标。他们不喜欢紊乱和不确定，他们喜爱析理和准确预测。其他民族很容易陷入怠惰或易变，中国人则认真、勤奋。由于历史悠久，他们也比其他民族较为可靠、正直。所有这些无稽之谈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合理的外交政策，也妨碍其人民正视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内部的民主赤字。

中国共产党有时候会向人数极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借用词汇。但是党对他们也十分忌惮，深知本身进口的意识型态和遵行开放的国际市场，也有可能遭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的确，在一九八九年及近年都有人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抨击党及其统治。中共希望利用民族主义做为它继续掌控中国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它又没把握要怎么运用才没有风险。不过我们必须要说，党对中国人特性的一些宣传倒是引起需要有某种信仰的青年人的共鸣。有个学生二〇一〇年和我谈话时，有过简洁的说明。她说，即使她这个世代的许多年轻人明白一党统治产生缺陷，他们却愈来愈不愿讨论它，尤其是有外国人在场的话。中国愈来愈国际化，因此某些年轻人觉得，一定有些很特殊的中国特色，不是净仿效外国模式，可以协助说明中国目前的大进步。西方已经有了繁荣和民主。或许没有民主的繁荣是中国人可以自豪的特色，因为它已创造空前未有的经济进步。但是我这位学生赶紧又补充说，他们这伙人只有在拿中国和其他国家做比较时才会这样想。只要话题转到中国本身，党在治理上的许多缺失立刻招致广泛谴责。

中国对外关系存在这种双元看法，得到近来民意调查的支持。我们对于独裁政体下搜集的数据必须很小心，但某些一般趋势很明显。年轻人比起上年岁的人更觉得受到外在世界的威胁。近来有一项民调，将近三分之二的十八岁至二十四岁受访者一致认为，美国构成威胁，但是五十五岁以上的受访者只有三分之一有同戚。男性以及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较认为美国人（和日本人、印度人）构成威胁。然而，所有的受访者都一致认为气候变迁、水或粮食匮乏等全球现象，比起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都更具威胁。被问到为什么认为美国对中国构成威胁这个问题时，整个样本都答说，美国可能寻求限制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上升；在两岸争端中，美国可能会和台湾站在同一边；以及美国的军力比中国强大。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未来地位悲观的人，着重在它的民族主义高涨。

但是抱持比较乐观看法的人则指出另一股相反的潮流。他们认为，中国的利益和方向与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国际事务的和谐和平衡，有密切关联。想要追寻一个组织良好的国际社会，能够接纳中国向国际扩张经济，比起今天的民族主义已在中国历史有更深的根源。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外交政策分析家和外交官员在形容他们所追求的国际事务行为时，竟然频频使用「国际社会」这个字词。很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缉思主张：「中国若能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共同善意、并与其他国家分享更多的价值，将更吻合其利益。」但是，王缉思一定也会率先同意，唯有丢掉中国通向现代性有一条「特殊道路」的观念，以及外国人天生就敌视中国崛起的想法，这才会有可能。

有些熟谙历史的评论家认为，亚洲、或至少是东亚，正在回到本书开始所存在的国际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国家都顺眼接受中国的权力象征。即使两百五十年前的情势与今天的情势有相似的地方，我也不认为会是如此。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本区域的中心大国和经济强权，将界定至少未来两个世代的亚洲之成长。但是，除非在极端危机下，它不可能轻易就让别人接受它的意志。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和一般的普遍看法大相径庭）即使在乾隆皇帝时期，也没有一套固定的朝觐制度，中国可透过它控制周边国家。

今天中国若试图主宰及控制其邻国，将面临难以克服的障碍。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挂帅，不是普世主义当家。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和本区域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相互较劲，但就各国国内的意识型态而言，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皆一样强大，只要想想朝鲜或越南的状况，就可见其一斑。而美国也不会消失而从此不再是个亚洲强权。而且，从文化层面讲，中国很明显地欠缺软实力：东京、首尔或甚至台北、新加坡神智清醒的年轻人，没有人会向中国大陆找寻音乐下载、观赏电影或尝试仿效。

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因此将愈来愈以经济面表现出来，不再只是生产重镇、也将是消费重心。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大故事将是亚洲内部贸易大增，区域内的经济体持续快速成长。亚洲国家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贸易往来，这个观念其实是所有历史时期的迷思。

即使中国国势最弱的时期（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〇年代）亚洲内部、也就是经济史学者所谓的非正式华人商业圈之内的贸易成长比起东西贸易都来得更快。除非政治灾难冒出来阻止它，我们或许可以想象未来亚洲相当大部分的成长有如接力赛，不同国家的科技、生产和市场一棒接一棒、一年又一年递延下去。如果以历史为证据，没有任何一种亚洲的民族主义，不论它有多凶猛，曾经阻挡得住这个进程。

短期而言，中国最重要的区域关系将是和日本的关系。尽管近年来彼此对对方的观感急遽恶化，仍有理由相信双边关系将更加亲密，尤其是经济方面。两国彼此需要对方。日本人口老化之后，产品亟需扩大外销，需要中国市场，甚且愈来愈倚重中国做为生产基地。中国需要日本的技术，以及中国军力成长下、日本不予作梗的政策。长期下来，中、日双方力量呈现日消中长之势，殆无疑问。但是除了透过维系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之外，日本不太可能试图以其他方法制衡中国此一崛起过程。另外颇有可能的是，双方相互依赖上升之际，中、日关系还是会有口角。在亚洲历史上，边骂边做生意，并非不寻常的事。

南北两韩一旦统一，可能将维系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当然，中国透过某种戏剧性的外交斡旋，或许可以管控好北朝鲜的瓦解，提供南韩一个它可以有极大影响力的统一方案。不过，后面这个剧本非常不可能，主要即是我们在本书前文已探讨过的历史因素。比较可能的状况是，平壤错失改革时机，北朝鲜从内部瓦解，而不论南韩是否想要，它将面临快速、而又大部分控管不了的统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作为，将对它未来在本区域的地位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中国领导人体会到，统一的韩国其领导人自由选择外交政策走向，可能要比恫吓外交所取得的功效，对中国更有好处。那么，北京在国际事务上就真的成熟了。

北京的牌如果打得对，东南亚或许会是中国国际政策上顺利推展的地区。东南亚国家协会是我们这一代区域合作的伟大实验。虽然它可能不会是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它为后殖民国家建立的合作架构，就形式和深度而言都相当独特。对于中国而言，主要的考验在于它是否愿意接受刻意把北京排除在区域架构外的这个东南亚深化整合的过程。私底下，北京决策人经常承认，他们十分偏好与个别国家打交道、不想和区域组织打交道。当然他们明白，尽管有种种议题规划，让中国成为东南亚发展和安全的伙伴，东盟之所以成功至少部分原因是，出于害怕中国崛起对区域会有不利结果的心理。而且，东盟也颇有可能和美国、印度增进合作。但是如果牌打得对（强调经济互利、而非领土争端），中国是有机会与本区域建立可长可久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经得起中国政治变化、以及东南亚整合起伏的考验。

中国未来在国际上最大的挑战将是印度，而且将是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已经看到中、印关系如何因边境问题及彼此的负面观感而苦恼。过去十年，中国和印度在竞争国际组织影响力上已愈来愈成为敌手。目前来讲，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遥遥领先，但印度有它的优势。中国由于一胎化政策的后遗症，人口正在老化。（有些人口学家说：「中国将在富起来之前，就先老了。」）印度则有年轻及愈来愈健康、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到了二〇五〇年，印度人口将超过其北方邻国百分之五十。印度也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异议人士也有发抒意见的管道。英文是它的官方行政语文之一。印度已经有可以完全转换的货币，而且虽然市值比较小，印度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和可预测度却比中国大得多。印度的劳动力移动也比中国强。

今天有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基于上述因素，五十年之内印度的国内生产毛额将超越中国，中国则可能可以追得上。中国如果能够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部门的改革，并且除去后遗症已出现的一胎化政策，就有可能跟得上。今天的中国在基础建设、公共卫生和教育方面做了明智的投资，因此大幅改善其人民的生活质量。印度婴童夭折率是中国的两倍高，中国儿童平均就学时间几乎是印度儿童的两倍（中国儿童念了七点五年的书，印度儿童只上了四点四年的学）。中国的制造业基础也远胜过印度。如果中国持续吸引投资，其工业产出的水平与质量，平均而言，将维持相当高出印度的表现。但是中、印关系最重要的将是，彼此是否能够接受对方近乎同步的崛起。印度必须小心处理它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尤其是西藏的关系。但是中国的挑战恐怕比较大。印度不无道理认定它在外交政策上绝大部分问题，源自它和巴基斯坦积不相容。而中国是巴基斯坦的亲密盟友，很可能轻易就被牵扯进印、巴之间的任何冲突。二〇一一年巴基斯坦总统形容中、巴关系之亲善，「不是任何其他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可匹比」。如果情况依然如此，北京将来就很难避免和亚洲另一个崛起的大国为敌。

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不仅要看中国本身的作为，也要看别的国家如何对待中国。最有能力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国，非美国莫属。当中国在二〇三〇年代某一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美国仍将是世界最强的军事大国，而且势必还至少保留这个地位一、二十年以上。甚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果真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它仍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口依据国际标准属于贫穷之列。它的人均所得将不及美国的一半（并且不及新加坡的三分之一，依据估算，届时新加坡将取代挪威，成为全世界人均所得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将因为其财富及兵力，能够拥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力量影响中国的崛起。问题在于美国是否将愿意接受中国地位上升，或是企图把它搞下去。

尽管中国人猜疑，美国因为大多数人民不喜欢中国人而希望围堵中国（这一点有历史根据），可是现今并没有证据说美国人有此偏见。反而是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人及华裔美国人在各种选项上评价都很高，但不容否认，也还存在一些种族成见。不过，谈到对当前中国政府的态度时，情况就不同了。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将来很难相处。一般相信，会起冲突的主要关键是人权、西藏和贸易的问题。多数人相信，如果北京变得更民主的话，中国可以做为美国的伙伴，但是他们担心美国政府做得不够，不足以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对抗中国的竞争。就像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其他国家的观点一样，后面这项关切其实责备华府的程度大过责怪北京。可是，即使美国政府想要和中共政府合作，关切中国不民主及它对待本国人民的方式，乃是更难解决的根本问题。

我们已经提到，中国人对美国的钦羡近乎无边无际。它搀杂畏惧与吸引、敬佩与厌恶。大部分中国人分得清楚对政府的批评，不同于对人民、民族或甚至国家的批评，可是中国新的民族主义经常妨碍冷静评估美国政策。台湾问题也一样，中国极大多数人民相信台湾不能统一要怪美国，从过去到现在都是美国在作梗。很有可能未来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会更加负面，不管美国政府怎么说、怎么做。

中国人民的反美态度，对中国共产党乃是一把两面刃。尽管它希望人民反美态度可用来巩固国内对现有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但是民众在这个议题情绪一上升，北京就很头痛。中共不希望与美国持续对抗，因为它相信这会妨碍中国的经济扩张。我们已经看到，目前的中国政府相当满意中国的经济在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内运作。美国的举措毕竟还推动中国的成长。中国最不需要的一件事，就是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有长期的战略对抗，中国不能重蹈苏联在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和美国对抗、最后招致崩溃的覆辙。

因此，中国不会走向和美国冷战的路。尽管北京和华府领导人有时候会嚷嚷，双方之间对世局发展看法的距离还没大到出现冷战的地步。不错，双方会发生意外事故、也会较劲，而且朝鲜或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两个常年无解的死结）也有可能破坏建立战略互信。但是，长期、有系统地以仅次于全面战争的手段破坏对方，有如华府和莫斯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用的手法，却绝对不致于出现。北京能否创造独具一格的合作方式，当然又是另一回事。

想要衷心合作，北京就不能在国际事务上抵制美国政策，这一点在现今政府下能否出现，还不确定。中国人在谈论外交政策时，令许多美国人惊讶的是，它的核心话题相当老派：主权，当然会谈到，北京还会提荣誉、信实和国际尊重。口中宣讲这些观念，固然替中国在海外赢得朋友，但把它们派上用场，保护津巴布韦的罗伯·穆加比、苏丹的奥马、阿巴什尔或缅甸的军人执政团等小独裁者，却在国际上招致恶评，伤害到与华府的关系。华府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觉得中国唯一目标是协助美国的敌人，不问他们是谁，凡反美就予以支持。中国必须明白，挑战世界超级大国或许带来短期满足，但绝对不合国际政治的大战略。

中国在新世纪的外交事务正在快速地跨越原有的领域。中国未来任何领导人有一项主要挑战，即是如何发展「全球」外交政策及响应区域的关切，而这些区域在过去为中国所不了解、可是却以前所未见的程度将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会受到中国经济成长的影响。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都需要北京端出超越贸易和资源开采的政策。但是，要中国共产党或其他任何中国领导人创造这种有效的政策，绝非易事。中国人对外交事务相对不感兴趣，而且愈是远方异域的事就愈发没有兴趣。况且，中国目前除了经济角色重大之外，也没有太多可以贡献的。有位非洲官员告诉我，中国没办法启发别人学习善良治理或反贪腐措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似乎对和平计划、区域合作或种族和解等不感兴趣。它反而在经济愈加发展之下，限制自身的政治角色。这种作法对中国不会有好处。

世界或许厌倦美国动辄干预，但是肯定也不会欢迎一个只管门前雪的超级大国。危机来临时，大部分人期待大国出来「领导」。中东在未来数十年必定还是个麻烦不断的区域，中国需要一个正式问题起因的政策，需要运用其经济影响力把这个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必须响应一些未来数十年将会讲话的非洲领导人，他们一定会问：北京怎么只会跟着帝国主义走呢？它现在只拿些好处去换取非洲的天然资源，没有和非洲结为伙伴，致力于降低贫穷。若要改进，中国需要汲取华侨的专才，强化国内的知识中心，使它们对民众更自由、更开放。它需要不只图中国本身利益的政策和决策工具。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听了这些论述之后频频摇头。他们问说，中国怎么可能发展这种政策？它自己本身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难题呢！中国没办法教别人多元论和宽容，因为它本身的政府独裁专制、毫不宽容。它没办法解决国外的族裔和宗教冲突，因为它对中国境内这类争议也束手无策。中国人民或许希望国家富强、跻身全球大国，可是它本身在外交事务上不成熟，经常贬抑别的国家。其实要反驳上述言论很简单，除了并没有说有解决本身问题之后才能发展全球政策这个道理之外，中国并没有选择。天底下没有一个国家在它的经济已经几乎影响到全球每一个人的时候，还能见到问题出现，即使出现在自家境外，视若无睹。敏感的中国外交政策领导人说，中国不希望以美式作风面对世界问题，自以为天底下的问题都可以、也都应该由美国来解决。他们或许没有错，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像驼鸟把头埋进沙里，甚至对别人的犯错幸灾乐祸。这种作法或许会达成小目标，但够不上是外交政策，更不是战略。

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个很大的讽刺，就是北京已开始体会到巴格达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布鲁塞尔和柏林。虽然欧盟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伙伴，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却几乎完全集中在贸易、技术转移这些狭隘的议题上。中国外交官其实有点心虚地辩解说，中国传统上喜欢和个别国家打交道，不爱和区域组织交手。但是我们从东盟的例子就看到，过去这个政策并不成功，而且对于在国际事务上愈来愈团结的巨人，也更不像有成功的机会。即使中国对欧洲个别国家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刺激经济交流，它也不时充满着反对达赖喇嘛或其他北京不欢迎的人物到访的抗议。

如此忽视全世界第三大权力群体，会给中国带来麻烦，除非它大幅改变作法。中国外交决策圈的聪明人已经强力主张这个观点。中国有可能在未来一、二十年调整其欧洲政策，双方关系将会亲近。中国在接受改变上愈来愈像美国之际，它却愈来愈像欧洲厌恶风险。这种双重性，乍看矛盾，其实不然。改变被认为限于内部，因此以为它们可受到控制。风险，至少含有外来因素，因此被认为难以控制。中国和欧洲有可能在如何才能与外在世界有最好的互动上的看法完全分歧，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作法有相同的地方，长期下来它们会使双方更加亲近。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还有许多地方有待急起直追。除非中国有了比较能代表民意的政府，某些调整将很难达成。目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张，中国有它的独特性，支持这些自我派任的菁英继续统治。想要永续维持这样的安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中国人没有比别的民族傻，不懂管理自己，必须由一小群人替他们做决定。由于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唯有扩大政治讨论及参与政府，才能克服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不足。但是即使有了这样的改变，有一件事对外国人很重要，必须要记住，中国的外交事务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由在目前政治制度之内培训出来的人主持。这种几乎必定的持续性，意味今天让中国外交政策的菁英多参与、多辩论，未来政策就愈有机会反映世界的利益、而非仅只于中国的利益。

中国即使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也不可能领导全球政治。比较可能的剧本是，美国国力缓慢衰退，在这段过程中，我们走向一个更多极的世界。全球经济以中国为中心、而美国仍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将是一段危险时期，两国必须很小心避免冲突。明智的领导人将以人民福祉为重、相互依赖，也将借重别的国家的经验来努力。欧洲和印度绝对不在话下，将提醒北京和华府领导人，他们的双边关系影响所及非常的大。多极世界出现或许会推动中国和美国走向合作，或至少相互容忍，尽管双方政治制度大不相同。

中国不可能在本书读者平均寿命期内出现西方式的政府。但是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在未来数十年继续以今天的方式当家主政。最可能的结果是，中央有个相当威权的政府，它会不情不愿地勉强允许各省多点自决、少数民族多点少文化上的自主。这样的混合（即使不足中国的多数外国朋友所乐见）可以维持中国有一段长时间的政治秩序，以非抗争的方式打造它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但这只是一个历史学者的看法，视野未必比其他熟悉中国及其人民的人士来得更为高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预期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仍会维持今天现状的人士，将被证明看错了。中国动荡的历史指向一个会有变化的未来，本国人和外国人都会惊讶中国人民竟然能不断地通权达变、随时调适。

（全书完）

【注释】

[40] 社团主义是一种政治体制，在这个体制里，方法权力交给工业、农业和职业团体产生的代表。和多元论相较，在多元制度下的团体经由民主竞争过程才取得权力。但是社团主义制度下，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过程。政治学者也用社团主义一词描述独裁国家，指国家藉由管理执照许可，由官方法人控制社会、信仰、经济或群众组织。由于国家是这些组织唯一合法性来源，国家可以派任这些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用法常见于东亚及拉丁美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