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火花率先照亮这些土地，

之后，点燃了欧洲，如星星之火般燎原，

每个誓要禁锢民众思想的暴君，

再也无法践踏于人类之上：

就连强大的路易也禁不住在王座上瑟瑟发抖，

承袭我们事业的慷慨王子，

……

——菲利普·弗瑞诺 　　　

《论法国大革命的前景》(1790年3月)

目录

引言 美国大革命和民主现代性的源起

第一章 最初的响雷

第二章 共和革命

第三章 革命宪政主义和联邦共同体(1776—1790)

第四章 共和国的教育

第五章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人的偶像”？

第六章 黑人解放运动：直面新共和国的奴隶制

第七章 剥夺美洲原住民的权利

第八章 一无所有的白人

第九章 加拿大：意识形态冲突

第十章 约翰·亚当斯的“美国大革命”

第十一章 杰斐逊的法国大革命

第十二章 悲剧性案例：爱尔兰革命(1775—1798)

第十三章 美国的“保守转向”：18世纪90年代新兴的“政党制度”

第十四章 美国和海地革命

第十五章 路易斯安那和1776年的革命原则

第十六章 革命的时代：拿破仑、西班牙和美洲大陆(1808—1815)

第十七章 “复辟”时期的反动、激进主义和美国化(1814—1830)

第十八章 希腊革命(1770—1830)

第十九章 19世纪30年代的自由斗士

第二十章 1848年革命：民主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

第二十一章 美国人的反应(1848—1852)

结语 “例外主义”、民粹主义和激进启蒙运动的失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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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大革命和民主现代性的源起

美国人已经教导了我们该如何获得自由，从他们身上，我们同样习得了守护自由的秘籍。

——孔多塞，《公众丛报》第二辑，1791年，第5期：250—251

美国大革命(1774—1783)是人类历史上被书写次数最多的事件之一。它不仅为美国赢得了独立，而且铸就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可是，历史学家和读者大都将美国大革命视为一部孤立的美国戏剧，是这个国家历史当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一个启蒙性章节。然而，事实不仅如此，美国大革命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都对世界各国影响巨大，它奠定了民主现代性的基石。但自19世纪中叶至今，公众对这些层面的关注少之又少。美国大革命先于1789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出现，在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1775至1848—1849年)的漫长时期，美国大革命开创了大西洋世界所有重大革命事件的先河，并当之无愧地成为最重大的历史剧变之一。与法国大革命相仿，美国大革命也有其鲜明的国家特色，并在多个方面对美国社会构成了深刻的影响，但这些极少被置于广义的语境中加以审视和讨论。

在当时，英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陆地、海洋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体。美国13个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的掌控，意味着在宽广的地域层面，推翻了被长期认可并植根于文化、社会之上的君主政治原则。美国大革命挑战并改变了旧世界和旧社会制度的三大砥柱——贵族统治、宗教权威和君主政治。尽管革命并未推翻“贵族政治”，甚至接连出现了大规模的抵制活动，但宗教权威与教会对政治、法律和制度的参与度都被大大削弱了。同时，政治和制度的革命为建立全新的共和国奠定了基础。这一共和国的社会愿景与现存制度截然相反——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利。这场革命开始摧毁由国王、贵族、农奴和奴隶构成的早期等级体系，以及重商主义的殖民帝国，并且开始向现代性的基本形式转变，尽管这一转变的过程缓慢而复杂。本书的原名《燎原之火》源自弗瑞诺诗歌中的一个短语，意在揭示由这出美国戏剧所激起的巨大反响，以及美国大革命对世界造成的深远影响。从方法论来看，本书以美国大革命为范例，从革命经验和革命理念的独特视角，全景式观照19世纪50年代以前，在西方世界和殖民地世界风起云涌的革命进程。

1774至1775年，美国大革命开始之初，很少有人想用更为民主和代议制的立法机构以及宪制，来取代13个殖民地的高度精英化政治体系，也很少有人想要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大框架做出实质性改变。革命遇到了巨大阻力，人们对当时政治、宗教和社会方面盛行的全新观点也感到不安，但有意无意之间，内部巨变依然无可阻挡地接踵而至。革命从未终止旧式精英分子对权力的掌控，抑或从实质上改变18世纪美国社会等级森严和惯于顺从的特性，但它确实对全世界的民主和解放进程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诚如当时许多著名的改革家、设计师以及政治空想主义者所预见的那样，美国大革命对美国的未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异常深远。

一些人认为美国大革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了全人类，而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更有少数人甚至宣称这场革命对美国国内的影响甚微。托马斯·潘恩(1737—1809)正是这样一位反对者，他是美国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共和主义者，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知名度，他曾在1805年反驳道：“如果政府建基于旧世界的腐朽模式之上，那么，美国的独立本应增强自身的愉悦感，但事实并非这样。不仅如此，它对世界也并未曾产生丝毫裨益。” [1] 潘恩，这位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所说的“腐朽模式”并不仅仅意味着自葡萄牙到俄罗斯，统治和主宰整个欧洲的专制论者和专制君主制，以及当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殖民帝国，它甚至还包括“混合政体”，譬如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尽管比起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制赋予了公民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当它将大部分权力转移到贵族手里时，它对王权和教会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贵族更具支配性和全球影响力。因此，那些对“混合政体”持激进看法的反对者们，将英国纳入其所谓的“腐朽模式”中，即由国王、牧师和贵族掌管整个国家事务的模式。事实上，潘恩的民主共和主义立场仅仅获得了一些建国之父和美国部分人士的认同，大多数革命领导人和他们的追随者都对此予以排斥。

与同时代的潘恩、普赖斯、普里斯特利、巴洛、帕尔默、弗瑞诺、科拉姆、艾伦和其他英裔美国民主人士相比，杰斐逊、富兰克林和他们的仰慕者显然较为平和，他们竭力主张美国大革命不应仅仅促成国家的独立，而应怀有更远大和雄心勃勃的目标——在美国内外促成政治、社会和教育的根本变革。毫无疑问，几乎没有人坚决拥护这一公开宣扬的解放理想。许多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阉割着这一理想主义目标，譬如当论及奴隶制时，他们向旧秩序妥协。其中就包括身为美国最激进的共和党人，同时也是“贵族制”公开的对手——杰斐逊本人。尽管如此，原则上讲，在所有这些民主共和党作家和演说家的心目中，美国大革命应当采纳崭新的、强有力的、普遍平等的人权观，以解放每一个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体，从而实现宗教、表达和新闻媒体的全方位自由，以及从根本上摆脱宗教对社会和教育的操控。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不仅美国欢欣鼓舞，战争期间与这个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结盟的其他国家，譬如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也同样欢呼雀跃。同样为之振奋的还包括英国等国家，至少对其中的进步者来说，是这样的。1784年，随着标志独立的《凡尔赛和平条约》的正式签署，威尔士传教士与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民主党人理查德·普赖斯(1723—1791)，在一场由英国人举办的宴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我异常满意地看到美国发动了一场旨在实现全民自由的革命。这一革命开启了人类事务的新纪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在这场革命中，倘若英国人足够睿智，在不违背部长们的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适度改进对他们的审查标准，并且敏锐地捕捉到美国人自远祖起就承袭下来的自由之火，那么，英国人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2] 美国大革命“通过播撒人权的观点和立法政府的本性，而使全世界受益无穷；它通过激发人们抵抗暴政的精神，不仅解放了其中一个欧洲国家——荷兰，而且很有可能解放其他国家；它在美国成立的政府也是全世界迄今所知最为平等自由的政府形式”。 [3]

在荷兰，美国大革命促成了欧洲首次以公开方式进行的民主运动，即亲美的荷兰启蒙运动(1780—1787)。这场运动的声势异常浩大，在18世纪80年代期间，引发了欧洲所有国家和美国革新者们的关注。根据普赖斯的观察，1780年以后是荷兰革命战果的巩固期，“其最大战果就是从这场毁灭中——如果英国获胜，荷兰必然被卷入其中——将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新政府形式保存了下来”；“作为一块与世隔绝的大陆，荷兰有着诸多优势，它可以为全世界四面八方的受压迫者提供避难的场所，并为自由、科学、美德的帝国大厦搭建基石。据此，有理由期待这些神圣的祝福将传播开来，直至变得广为人知，当合适的时机来临之际，国王和神父将不再拥有压迫他人的特权，而令全世界蒙羞的奴隶制度也终将土崩瓦解”。 [4]

事实上，不论美国大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抑或想象中所有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这场大西洋革命的变体。它们无一不是在“民主制”与“贵族制”之间纠缠撕扯，正如一切所谓的“国家”启蒙运动，其实质不过是“温和”与“激进”两种派别相抗衡的战场。所有革命至关重要的主题无非是民主抑或贵族制共和主义、支持抑或拒斥普世权利、全民选举权抑或有限选举权，以及赞成抑或否认宗教在社会上的权威地位。18世纪末，与亚当斯、汉密尔顿同时代的许多人，都对西德尼、洛克和孟德斯鸠推崇备至，他们力图在美国的共和主义与现存的贵族共和政体，以及“混合政体”之间达成平衡。激进的民主党人，譬如潘恩，则严正抗议并抵制这样的社会制度，他认为这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共和政体。荷兰启蒙运动同样遭到了激烈抵抗，1787年，在普鲁士协助下，荷兰扼杀了民主起义的萌芽。1791年6月，潘恩在写给法国大革命民主党人孔多塞和博纳维尔的信中宣称：“事实的确如此，一些国家，譬如荷兰、伯尔尼、热那亚、威尼斯等，都称自己为共和国，但这些国家实在名不副实。它们的立国方针无一不与共和国的情感背道而驰，它们实际上是处在对贵族制俯首帖耳的境地中。” [5] 与此同时，潘恩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与欧洲的处境非常近似，民主制与贵族制这两种共和主义从根本上不相融合，相互矛盾并且冲突不断。

截至1848年，大西洋两岸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不仅在美国大革命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超越了美国的范例和框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两个派别还以完全相悖的方式，呼吁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产生于美国大革命时期的保守与民主意识形态倾向)，从而使其各自信奉的或温和或激进的立场和信念合法化。一方面，那些投身于美国大革命中的激进革新家，譬如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潘恩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总体而言，无论在普世化、世俗化还是平等主义的层面，这些人都成为大西洋革命的引路者；另一方面，那些建国之父如亚当斯、汉密尔顿、莫里斯、杰伊，以及华盛顿本人都无一例外地捍卫着1776年之前美国的社会状态，他们大力运用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对承袭自英国的“混合政体”的教义大加赞赏，并将之广泛地撒播于全世界。作为“贵族制”共和主义标准的承载者，他们率先发起了“财产至上”的运动，借助于有限的选举权、官员的特别准入制度以及其他寡头政治手段而对民主主义进行顽固抵抗。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在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建国之父与其敌对集团不可避免地在解读立国纲领上产生分歧。1776年的《独立宣言》，其先进性远远超越了美国大革命的其他纲领，它更为坚决地拥护普世权利和平等人权的原则，尽管该原则在各地都存在巨大争议。这一富有争议的原则是美国大革命之所以至关重要的一个佐证，此后它成为美国及随后一系列大西洋革命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20世纪后半叶，在联合国的1948年宣言 [1] 以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这一争论性话题再次浮出水面。 [6]

一个惊人的巧合是，亚当斯和杰斐逊逝世于同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这一天恰巧是1776年《独立宣言》颁布50周年纪念日。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即将到来，正如普赖斯、普里斯特利、潘恩以及他们在英国和欧洲的追随者们所看到的那样，新的共和国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被世界迫切需要的。潘恩称其为“开启新世界的良机”，以及“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政府体系，所有人的权利都在这一体系中得以存留”，这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价值”所在。 [7] 然而，1850年以前，无论美国国内抑或国外，多数社会成员都坚决反对上述观点，这些人往往更乐于将英国视为最富裕、最强大和工业上最为发达的国家，视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向导和灵感源泉，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变革的最佳典范。在英国国内，除了某些人持有异议，各个阶层的人们普遍对“混合政体”推崇有加，他们坚信这是英国享有世界独一无二地位的根本保障。尽管不是所有英国平民都以成为“新教教徒、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极端排外者”为荣， [8] 但是仍有众多英国民众对君主制情有独钟，在政治和宗教上持保守倾向，这些人塑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统治精英和帝国的主要特征。大多数英国人义愤填膺地谴责国内的异见运动，因为这些运动竟敢大张旗鼓地公开反对君主制、贵族制度、英国国教和帝国。

与法国、荷兰、爱尔兰、德国和美国相似，对英国的“贵族制”体系抱有敌意的人群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文学界精英。事实上，令英国一向引以为荣的是，它拥有数量可观的激进启蒙主义者以及前卫的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如潘恩、普赖斯、杰布、普里斯特利、戈德温、雪莱、米勒、伊拉姆斯·达尔文、詹姆斯·密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凯瑟琳·麦考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玛丽·雪莱以及其后的乔治·爱略特。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反对过时的法律体系、受限的选举权、依然残留的对代表制起破坏作用的“有名无实的选区”、无法保障多数人的受教育权、不充分且不自由的表达权，以及缺失的宗教自由，上述这些问题直到19世纪中叶还普遍存在，更别说海军的定额备用金(持续至1853年的“抓壮丁队”)、不平等的婚姻法和废弃的刑法典了。在他们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美国大革命来临前夕，对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潘恩而言，彼时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英国已令人遗憾地走下神坛，不再是引领世界的标杆。正是因为如此，这些人与其他众多美国和欧洲的激进主义者一道，翘首企盼着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行使这一职能。

纵观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这段时期，但凡对英国和欧洲盛行的体制持拒斥态度的激进分子，都面临备受排挤和羞辱的命运。一些人诸如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摒弃了他们早年信奉的激进主义立场，加入了偏执的保守主义阵营。与此同时，1815年以后，那些打算推翻英国“混合政体”和贵族制的激进分子不再拥护“腐朽”政体，转而对之坚决抵制。英国律法改革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即是突出代表，他在18世纪70年代是美国大革命的坚定批判者，早年他对同时代的一些人从大革命当中提炼的民主观持否定的态度，然而在1815年后，他转而成为民主的狂热拥护者，并坚定地认为现今的美国堪为民主思想的代表国家。在18世纪90年代与19世纪的最初几年，这场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历尽曲折磨难之后，终于在英美两国达到顶点，但它对西方世界的破坏力却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在19世纪的前30年，英国的这场社会和文化的战争愈演愈烈，后来甚至成为令大多数维多利亚人都不愿触及的回忆。一个时代的愤怒和讥讽——譬如现代政治保守主义的主要缔造者埃德蒙·伯克(1729—1797)曾经挖苦普赖斯，谓其“黑心肝”和“缺德”——之后或是随风逝去，或是如杰出诗人雪莱这样彻头彻尾的激进主义者一般，一同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中。 [9]

美国大革命是对美国的锤炼，而这场“大西洋革命”总体而言也是对现代代议制民主的严峻考验。“大西洋革命”催生出普遍和平等的人权、表达和舆论上的自由、普遍意义的共和主义自由，以及万众一心终止少数民族受压迫的局面，同时它还建立起一套国际准则以消减战争的负面影响。无论从社会、政治或哲学层面，美国对自由的追寻都昭示着一个全新的开端。虽然早些时候有荷兰反对西班牙(1567—1609)的起义运动，以及英国17世纪的一系列革命，它们都意义重大并值得深入研究，但是它们并未得到大范围的充分表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1850年左右。大革命当中最为人熟知的领导者，如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以及颇具争议的潘恩，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公推为全人类的英雄。尽管首位现代历史学家R.R.帕尔默密切关注此课题，但他直到1959年才在他的《民主革命的年代：欧洲与美国政治史(1760—1800)》一书中得出论断。帕尔默提醒读者，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它们所共享的，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各式各样的人和运动”，尤其是对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和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也位列其中，还包括之后的其他国家。 [10] 他将这些革命之间的宽泛关联视为“大西洋革命”的决定性要素。然而，帕尔默极具开创性的观点并未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吸引更多的美国人、欧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加入到讨论中。

18世纪七八十年代，受美国大革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法国、荷兰和爱尔兰(在爱尔兰，美国范例所引发的是人们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以及英国王室和贵族的敌对者，同样影响颇大的还有南欧和拉丁美洲。革命战争期间最包罗万象的政治理论著作事实上出自意大利南部，是由那不勒斯政治和法律理论家盖太诺·菲兰杰里(1752—1788)撰写完成。与在英语国家的传播相比，该书在西班牙和通用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显然更受欢迎。可是，由于该书公然宣称反对神权和信奉宗教自由，这部多卷本著作《立法学》(1780)在1784年12月被教皇直接列为禁书。该书被视为18世纪末“激进启蒙主义”的里程碑， [11] 富兰克林“以极大的愉悦阅读此书并为之心悦诚服”。 [12] 菲兰杰里深受雷纳尔、狄德罗、赫维提卡和维柯思想的启发，在书中采纳了权利平等的原则，这也正是美国在1776年颁布的原则，并且他还在书中将美国大革命视为反对所有独裁、寡头政治、殖民压迫，以及通常意义上旧社会的等级制度特征的普遍性变革。 [13] 美国大革命的原则贯穿于菲兰杰里的全部思想，这表现为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同时代最为盛行的“温和”政治理论家、伟大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查理·路易·德·色贡达·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的政治思想和地理相对主义的抨击。菲兰杰里之所以抨击孟德斯鸠，是因为孟德斯鸠对“混合政体”范式的拥护，而在菲兰杰里看来，这种范式不过是将权力转交给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 [14]

美国一系列的最新进展让菲兰杰里备受鼓舞，他在1782年致富兰克林的信中信誓旦旦地写道，他想要永久定居在宾夕法尼亚，这座美国的“美德庇护所”以及“英雄和弟兄的国度”。 [15] 菲兰杰里的这番话既动人又谦恭有礼。如果说美国大革命在民主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宾夕法尼亚州早在1776年开始，就已超越除佛蒙特州之外的其他殖民地区，成为现代世界首个贴近民主的州。同时，它也是第一个男性在政府中占据主导的州。这个州的立法机构经由选举产生，它采用一套宪法用以确保成年男性的选举权。同时代的一些观察家也大力讴歌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宪法，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领导人在废除由国家支持的制度化的宗教权威，以及在黑人解放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极力称颂。菲兰杰里在1785年12月24日致富兰克林的最后一封信中，颂扬其在国际上与大西洋两岸所取得的声望，他写道：“百姓们称颂您的盛名，这是对自由的缔造者和不公正的根除者独一无二的奖赏。”在讴歌宾夕法尼亚的独特品质，以及这个州在王权、贵族政治、奴隶主和宗教权威上取得的成就时，菲兰杰里的态度与数十年来驱之不去的激进哲学和改革者们的信奉相呼应。 [16] 当西班牙裔美国大革命党人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1816)在1783年抵达费城之际，这座城市有大约3万名居住者，米兰达大为惊叹，誉其为“世界上最令人愉悦和秩序井然的城市”，是“美国大革命”民主的延伸和中心所在。 [17] 法国民主共和党人约瑟夫·塞鲁迪在1791年曾发出相同的感慨，费城“居民亲如兄弟，在这座城市，根本见不到专制统治者、奴隶、神父，也没有无神论者、无所事事的人或穷困潦倒的人，它当之无愧为世界首府”。 [18]

美国大革命对全世界都起到示范性和启示性的作用，也为人类社会绘制了一幅崭新的蓝图。可是，这相应产生了两大问题：其一，在美国国内，这一革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当初的承诺；其二，在美国国外，它又在多大范围内鼓励和推动了大西洋两岸的革命进程。激进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一方面极力称颂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认为它促进了人类进步，使之迈向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共和主义；另一方面，他们也有意识地让美国肩负起一种既面向国内又面向国外的全球性职责。菲兰杰里在其1780年著的《立法学》第四卷中对美国人劝诫道：“在这个独立的国度，你们是自由的公民，你们品性高洁、思想开明，深知必须主动争取主宰自身的权利。在全世界人民的注目下，你们已然接受了一项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竭尽全力将自己打造成为更睿智、更温和、更快乐的民众!面对人类的法庭，你们必须为自己酿成的一切与自由相悖的错误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19] 抛开其他人不言，普赖斯、潘恩还有孔多塞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和盟友所珍视的美国大革命的民主趋势，不仅应当传播到英国、爱尔兰、欧洲及世界其他国家，而且亟须在美国本土加以巩固、发展和守护。

随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这一针对美国大革命的半乌托邦、半现实主义的认知，引发了欧洲和拉丁美洲对其自身现存秩序的极度不满。意大利革命者弗朗西斯科·萨沃里·萨非(1759—1832)是菲兰杰里的弟子，他曾在1821年评论道，更早些时候的革命使瑞士和中美洲联邦成为自由的共和政体，使17世纪的英国摇身一变为君主立宪政体，但事实上，其他地方的人对这些革命“漠不关心”，这些起义并未产生实质性的长久的全球性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大革命的影响涉及的范围更广泛也更为持久。萨非认为，原因在于到18世纪70年代，启蒙主义思想大体上已根深蒂固，而在1750年以前，这一思想还没有在社会上全面普及。启蒙运动最初只是想发动一场思想的变革，“不久即变为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美国的革命经验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政治奴役”的普遍不满和抨击，由此，“大西洋两岸的知识分子”开始了一场思想革命，他们以推翻宗教的不宽容为荣，并摧毁了高等学府中那些基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的过时的科学和经院哲学 [2] ，最终于1775年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受新思想的鼓舞，以及印刷出版行业蓬勃发展的影响，美国大革命“最终在启蒙运动的熔炉中淬炼而成”。正因如此，才使得美国大革命成为真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 [20] 托马斯·潘恩的盟友，康涅狄格州革命者乔尔·巴洛(1754—1812)在1787年曾自信满满地断言：“当下是哲学的时代，而美国是理性的王国。” [21] 伴随着美国的独立，巴洛的乐观情绪更为高涨，他满怀热忱地期待着美国实现他的激进主义构想，向着更好的目标挺进，并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巴洛后来承认自己对美国和法国的期望不切实际、过于乐观。

截至1776年，接受过教育的宾夕法尼亚人、新英格兰人和弗吉尼亚人在大众文化、人生观念和宗教信仰层面均发生了可喜的转变，恰如欧洲和拉丁美洲社会所历经的转变一般。大多数精英人士已不再像祖辈那样虔诚地信奉宗教，这种现象的萌生，与不断涌现的全新的富于革新性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密切相关。在新英格兰地区，虽然清教所信奉的道德苦行依然挥之不去，但强调理性和道德热忱的启蒙主义思想，已悄然取代了加尔文教的教条主义和严苛说教。人们对神学的痴迷和宗教派义之争已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从根本上转向了世俗化及对宗教的宽容，这种转变的倾向是所有启蒙主义者所共有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35—1826)与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都是启蒙主义思想的公开拥护者，这当然也包括对信仰自由和宗教崇拜的拥护。亚当斯不喜欢宗教上的教条主义、神职人员和所有神学的“神秘”言论。尽管如此，由于受新英格兰宗教热忱的影响，亚当斯注定不会像激进的启蒙主义者那般排斥正统教义。他不是一名无神论者，也不是“自然神论信仰者”，而是一名严格的唯一神论者，他信仰至高实在和神学教义的仁慈旨意，他深信有组织的宗教，哪怕是仅存的剩余教义对于社会的福祉亦不可或缺。 [22]

亚当斯温和的宗教革新主义与其在政治理论上持有的温和立场密不可分。无论是宗教、社会或政治层面，亚当斯的启蒙主义思想都与杰斐逊相背离。亚当斯推崇的人物是西德尼、洛克(杰斐逊并不喜欢洛克)和孟德斯鸠，他赞成旧式的政治理论传统，颂扬“混合政体”和三权分立，尤其是19世纪中叶深受英国、法国、瑞士、荷兰和美国精英人士追捧的英国贵族共和主义。而这一类型的共和主义则恰为杰斐逊、潘恩和孔多塞所鄙夷，他们认为这仅仅是那些拥有土地且崇拜1688年光荣革命的寡头集团的愿望。正是这场革命，率先将英国和爱尔兰坚定地置于贵族阶层的政治和经济的领导之下。实际上，亚当斯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与传统的商业、城市和荷兰-瑞士商业共和主义模式相对立，尽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这样的思想显然滞后，但对于“温和派”而言，其吸引力则是强大而持久的。 [23] 很少有人能像亚当斯这般，将贵族制共和主义与1750年之后制约宗教权威的主流的启蒙主义思想如此典型地结合在一起。

因而，亚当斯并未像后来的潘恩、杰斐逊那样，因为抵制宗教而遭受公众的谴责。 [24] 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则更为保守，作为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31年回忆起上述这些父辈的差别，坚持认为他父亲的启蒙主义思想与杰斐逊在有关政治、宗教和道德准则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约翰·昆西自小就和杰斐逊熟稔，他认为杰斐逊早年和他父亲亚当斯一样是清教徒，后期则更倾向于正统宗教。他用不无轻蔑的口吻评述道，18世纪60年代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玛丽学院就读时曾深受某位老师的熏陶，而后沉溺于启蒙主义哲学思想，最终杰斐逊被引向了“思想自由和漠视宗教的迷途”，他“道德感涣散”，“不相信来世”，可以说，他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作为一位热心的读者、博学多才的学者和公认的自然神论信仰者，杰斐逊的哲学观念事实上源起于很多位英国和法国作家。与亚当斯父子两人不同的是，杰斐逊在1775年以后的观念变得越发激进，这样的激进观一直延续到1800年前后。和潘恩相似，杰斐逊从不掩饰自己对宗教权威的公开憎恶，他还将这样的憎恶带入到更为彻底的共和改良主义进程中，并公然宣称自己与“贵族统治的国家”势不两立。 [25] 正如很多人料想的那样，这些变化多端的观点与现实和哲学层面都密切关联。诚如约翰·昆西所说，杰斐逊所推崇的激进改良的方案，诸如他在弗吉尼亚州废除长子继承权的律法和其他“反对贵族制”的改革举措，事实上都源自其“异教徒哲学”。 [26]

亚当斯和杰斐逊代表了启蒙主义思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二者从相反的角度，折射出两种革命意识形态(即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从而将当时的政治思想转变为二元对立的形态，并使这种对立充斥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的舞台。这是一场发生在“贵族制”和民主共和主义之间的战争，斗争的焦点在于，对宗教权威给予部分还是全部的拒斥，是大范围还是小范围的选举权，以及思想和表达上是充分还是有限的自由。所有这些都对18世纪末期、19世纪和未来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无论从美国国内还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发生于美国大革命期间的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哲学阵营，两种倾向都与国外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其中，洛克的思想尤为美国的“温和派”所津津乐道，他们自视为光荣革命的后继者，尤其热衷于将英国的“混合政体”视为美国和所有社会最恰当的根基所在；而杰斐逊和潘恩的拥护者们则更倾向于哲学上的民主普遍主义，以及孔多塞、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贵族制的思想，他们倾向于视法国和美国的民主革命为一个整体，并认为这才是解放全人类的正途。

直至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还只是在口头上认可这一事实，即美国大革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源自“美国启蒙主义运动”。 [27] 随着亨利·F.梅的《美国的启蒙运动》(1976)一书的出版，学者们才开始深度探究启蒙运动与美国大革命之间的确切关联和相关性。这本书或许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专题为数不多的极好的入门书籍。梅指出，在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个关于大革命的理想、逻辑、政治观点和目标的严重问题，这需要更充分地探求针对启蒙运动特性的诸多辩论和观点。梅完全赞同一位历史学家新近提出的观点，即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美国“试图引发”的启蒙运动，经由科学、哲学诉求、宗教批判、教育重组、法律革新和对政治理论的研究，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社会”。 [28] 知识界和文化领域大范围的改革运动，也使得哲学、神学、历史学、精密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和道德观发生了全面变革，并且他还表明，这样的变革将向着更好的效果而继续挺进，直至惠及拿破仑执政时期(1799—1815)。因此，梅认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亟须挣脱固有思维，继而在一个更宽广的语境中评估美国大革命的观点、修辞和立法术语。不过，他们需要先打破现有的认知局限。这是因为西方启蒙运动从未解决由来已久的内部分裂——即启蒙运动是否意味着应当保留主体结构而改革现有的社会、法律和组织秩序；抑或是否纠正恶习，从而用一套全新的结构来取代旧有的组织、法律和实践。 [29] 启蒙主义者们仅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共同目标——世界范围的道德化和人性化”。

针对应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建立于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霸权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大西洋两岸也存在迥然不同的观点。无论从实用角度还是哲学角度来看，大西洋两岸的诸多变革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这些变革不仅使得温和与激进这两种启蒙主义思想之间的分歧愈发普遍，而且令二者的交锋变得苦涩且旷日持久。作为第一位超越帕尔默的、令人瞩目的思想家，梅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大革命的内核是大西洋两岸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争，他将其命名为“温和的启蒙主义”和“变革的启蒙主义”(或者“激进的启蒙主义”)。这两大互相对立且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根植于不同的哲学原则和思想体系，二者推崇的也是截然迥异的思想家、著作和知识谱系。直到1850年左右，在此前的60年间，美国大革命的温和与激进这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美国大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血脉相连的辩证关系，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且直至今日仍然引发人们广泛关注和热议。

梅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引发了广泛而积极的效应，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是美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发源地。“对欧洲知识界而言，美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它将欧洲的各种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从而较好地使之付诸实践。” [30] 20世纪70年代，美国启蒙运动引发的利益冲突接踵而至，争议之声不绝于耳。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构成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最主要特色的双重性特质却转瞬即逝。受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文化转向”的影响，学者们很快不再关注这些关键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话题，转而认为启蒙运动主要是社会实践和社会性的问题，而非像1850年以前哲学家和革命人士所一致宣称的——它是诸多全新的原则、观念和思想的汇聚。学者们开始重点聚焦于大众的态度、转变的模式和文化上，从而再次回到1970年以前的旧式观点，即有关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归根结底都是无足轻重的。 [31]

由此，“文化转向”再一次使得美国和大西洋彼岸的启蒙运动的主要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这恰是梅所看重的方面。 [32] 这并不是要否定“文化转向”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收获颇丰这一事实。但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它使得结论变得过于简单化。其问题在于，“文化转向”在历史学上具有片面性：它倾向于将平民和大众的态度置于思想家之上；虽然它并未受到社会因素的驱动，但经常漠视那些对美国大革命和同时代所有其他革命起主导作用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虽然这些哲学和意识形态仍颇有争议且意见相悖。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确为社会因素所驱动，但其专门化的指向、形式、修辞与术语则并非是由社会性和社会实践所决定，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对抗的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和宗教议程。人们所公认的事实是，美国民众——主要是农民、手工艺人、商人们所发挥的作用，远比他们的领导者更为卓著，那些领导者大多来自特权阶层抑或希冀打入贵族精英的圈子当中，然而早期的历史学家恰恰对上述事实一带而过。就民众的广泛抵制、愤怒与频发的反抗而言，美国大革命显然并非肇始于1775年，而是要追溯到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以及它所引发的民众的抵触情绪的大范围爆发。

与1787至1799年间法国的国内形势相仿，社会民众的不满、动乱和抗议，不论其激烈程度如何，但他们正是社会压力和民众情绪的生产者。正如现今的世界性大事件，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很快凸显出来，并且以戏剧化的方式被轻易地引领向不同的方向。然而，无论民众的愤怒和情感多么猛烈，都与那些抵抗运动中不断更迭的领导先锋们所鼓吹、煽动的言论没有内在的关联。正如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来的毛泽东主义，所有这些主义导向的无一不是林林总总的革命剧变及各种指导性意识形态，较之社会或经济压力，那些革命领导者的狂热鼓吹和身先士卒常常是促成此剧变和思想形成与延展的更重要因素。

话说回来，革命之所以形成，社交活动或大众的态度实非主要成因，归根结底在于那些极力鼓吹其政治语言和修辞的革命领导者的组织力量，这其中就包括拟定合适的口号来获取、主导和解释由于种种社会经济压力而爆发的民众的不满情绪。从1775至1850年，时值革命现实导向和目标需加以明晰的关键时期，这期间发生的事件包括美国(或比利时、希腊、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重写宪法、重组机构、制定全新的主要律法，以及如何确切地阐述“人权”等事宜。这是一个与现状相左、崭新且极具挑战性的意识形态框架，它并不关涉经济实力或主导性文化。正如一位出席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马萨诸塞代表多年后的回忆，富于革命精神的美国人生来就是国王的拥护者，直至1776年，他们都忠心耿耿地拥戴君主政体，并开启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革命反对的并非是国王，而是其议会”。 [33] 尽管如此，王权还是成功地被彻底铲除，虽然实际上这与人们早期的设想完全脱离。与1792年9月法国君主政体的废除相似，事实上，在美国，摒弃君主政体及建立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与民众先前设想和其后逐渐转变的态度并无多大关联。《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和继之其后的政府机构框架都并非起源于民众的社交活动，这些无一不与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背道而驰。

记住这一点，对扭转19世纪历史学家们研究上的固有成见似乎尤为重要。这些历史学家急于将19世纪与18世纪剥离开来，为此他们经常采用这样的术语，譬如“国家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这令那些阅读19世纪历史的读者们对这些术语熟稔于心。这些术语使得1815年以后的这段历史被独立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失去了关键性的历史连接关系。事实上，在20世纪中叶及后期，欧洲的国家主义倾向确实有所抬头，但在20世纪的头三分之一时期，尽管学者们付出百般努力，国家主义却并未发挥任何作用。与旧有的成见相反，国家主义者们坚信，现代单一民族国家的诞生主要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的交互作用，国家主义起支配作用这一观点，已变得极为夸张，但是，自从“自由主义”这一略显荒谬、模糊而灵活的术语被反民主的温和主义者所采纳，经常性采用这一术语来概括19世纪早期的意识形态倾向，就变成了历史编纂上的普遍灾难。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是“温和的启蒙运动”后继者，那么，1800年以后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就是“激进的启蒙运动”的承袭者。这些互不相容的对立倾向在同时期意识形态导向中占据主导。据此，某些不怀好意的天才似乎蓄意引入这些具有高度误导性的、模糊的标签，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变得混乱不堪。因此，最佳的方式莫过于想方设法地对之加以规避。

近些年，诸如加里·纳什、塞斯·科特勒、肖恩·威伦茨、马修·斯图尔特等历史学家逐渐回归到美国大革命知识与意识形态的本质，他们重又唤醒并致力于梅的基础二分法——将大革命与启蒙运动分解为相互冲突的“温和”与“激进”这两股支流(尽管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后期才采用“激进的启蒙主义”与“温和的启蒙主义”这两个关键术语，以此代表这两个对立的分支)，并认为这是解释美国大革命与外部宽广世界的内在流动性和相互作用模式的最为恰当的方式。目前，这一坚实的理论框架又进一步被其他人发扬光大，这其中也包括我本人。 [34] 这种二分法的模式意味着，美国大革命与欧洲启蒙运动之间并未产生“迥异的社会政治诉求与结果”，相反，两者的双重性走向并无二致。 [35] 同样，美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在其特质上并无明显差别(正如常被公认的那样)，事实上，在基本原则或普遍导向方面，二者并行不悖。当然，在1793年6月山岳派(Montagnard) [3] 掌权之前，这样的表述都是成立的。尽管山岳派造成的转变历时短暂，但它戏剧性地将法国大革命从基本共通的大西洋两岸启蒙运动的范式中剥离出来。 [36]

在有关19世纪大西洋两岸民主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中，重要成果是詹姆斯·科勒蓬博格近期发表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走向民主——欧洲和美国思想中的自治之争》(2016)，该成果成功打破了旧有的地方观念。在科勒蓬博格的阐释和我本人目前的研究之间存在很多较为重要的重合，特别是我们都试图将大西洋两岸的知识争端、碰撞和理论设定为研究主旨，而将“文化转向”撇在一边。不仅如此，我们两个人都将历史故事呈现为成功和失败的复杂性交糅。可是，我们之间还是存在非常突出的差异。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是，科勒蓬博格将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譬如约翰·洛克、约翰·亚当斯划定为“民主党派”，并假定这些人是从宗教信仰当中汲取灵感(科勒蓬博格认为，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宗教传统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则将这些人归为“混合政体”的拥护者，并且，他们还站在贵族共和国一方，与民主倾向的派别展开论战和交锋。 [37] 归根结底，我们观点的不一致源于对“激进启蒙主义”与“温和启蒙主义”界定上的不同：科勒蓬博格将“激进启蒙主义”狭义地理解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而将一些自然神论信仰者与民主的唯一神教者(譬如普赖斯、普里斯特利)排除在外。还有一点令我颇为费解的是，他将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意识形态政治的两种倾向——杰斐逊的民主倾向和汉密尔顿的贵族倾向都视为“温和的”启蒙主义，尽管他们在现行社会和政治体系上的观点是对立的。

科勒蓬博格认为，尽管“自18世纪90年代至1812年战争的这段期间，双方的言辞都不失夸张”，但美国两大主要意识形态派系都应归属为“温和的启蒙主义”，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二者“都认为若要成就彻底的民主，民众的虔敬之心不可或缺”。 [38] 这样的说法再次令我们回忆起汉娜·阿伦特、格特鲁德·梅尔法布及许多其他思想家的构想——即法国启蒙运动与盎格鲁-美国启蒙运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然而，有关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三人都坦承自己是自然神论信仰者)是否真的受基督教的启发，目前还存有质疑。无论如何，相比于他们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一个启蒙主义者是否认可如下观点，则更为重要。即全知全能、仁慈和善的上帝统宰着人类事务并掌管着政治、社会和教育标准，以及向宗教领导人揭示其目标，或至少能使他们可以与上帝的旨意相通。事实上，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对这一观点颇不以为然。如果支持这一观点，那么教会权威和神学规则必然要在立法过程、制定决策、代议制、教育以及公认的法律和道德秩序中保留下来。然而，“激进的启蒙运动”并非是在世俗价值，以及完全消除宗教权威的基础上建立其“追求幸福”原则的。如果一个启蒙主义者的观点涉及在政治、教育两块领域中，系统性地摒弃宗教、神学，以及政府对教会的支持，不仅要求教育从宗教中彻底分离出来，还涉及政治与教育的彻底分离，那么，无论这位启蒙主义者是否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都属于“激进的启蒙主义者”。

反之，像休谟、吉本、亚当斯、汉密尔顿和莫里斯这些人，他们同富兰克林、杰斐逊一样，都并非属于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他们都赞同有限的选举权、贵族制政治体系及继续保留教会的特权和影响力，不管上述这些人有无宗教信仰，他们一律可视为“温和的启蒙主义者”。因而，在区分激进启蒙主义和温和启蒙主义时，我认为，将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统一划归为“温和派”就很成问题了。这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只是有助于确立长期存在且糟糕的历史编纂的合法地位，从而低估了美国在民主共和主义和贵族共和主义之间存在的固有冲突，而这一冲突恰恰是推动1776年重大变化的主导性因素。该冲突在18世纪90年代进一步加剧，并成为随后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核心冲突。

将“激进启蒙运动”视为民主共和主义与对宗教权威的拒斥这二者的结合体无疑是正确的， [39] 这表明在18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围绕着联邦主义者与杰斐逊派的差异而展开的长期辩论远非所谓的“夸张性修辞”。将美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视为迥然不同的历史事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失误，要代替这种错误的分类方法，更合理的方法应该展示出两者基本的相似性：直至1793年6月，美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都有着相同的发展轨迹。不仅如此，两者还都是温和派与激进派这两大对立派别交锋的主战场。除了恐怖活动比较活跃的那段时期，法国大革命无论是从观念还是言论上看，都与独立战争之后长期统宰美国的、以尊崇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温和派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极为相似。同样相似的还有英国的“混合政体”，他们反对民主共和党派及其所倡导的世俗主义(宗教与教育分离)和平等普世的人权，民主共和党派后来与杰斐逊及其追随者成为同一阵营。 [40] 与英国“激进派哲学家”相似，法国共和党派革命党人如孔多塞、博纳维尔、德穆兰、卡拉、塞鲁迪、布里索，以及意大利激进主义者如菲兰杰里、马泽伊、格兰尼，他们的追求也大抵相同——即自由、民主、新闻出版和表达上的自由，以及个体与财产的安全。这与美国的富兰克林、潘恩、弗瑞诺、杰斐逊、巴洛、科拉姆和帕尔默等人极力推崇的思想颇为近似。这一席卷全世界的洪流不仅流经整个革命战争时期，甚至延续至1848年。 [41]

话说回来，美国大革命的双重走向的确部分地引发了大西洋两岸诸多国家的变革，这其中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爱尔兰、海地、波兰、西班牙、希腊与西属美洲的一系列变革。为了呈现更为广阔的革命语境，我努力将大西洋两岸这一维度置于比较显著的地位。与此同时，尽力维持美国与美国之外国家间发展的平衡。此外，我还将政治叙事与对公共争端、意识形态冲突的详细记述，以及对至关重要的建国之父们的传记性叙述相结合。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和潘恩不仅是美国大革命的关键性谈判者和协调者，他们同样还是其他革命的偶像，并且在其他革命起义当中，扮演着启迪者、动员者和劝诱者的重要角色。建国之父和其追随者们在美国国外所做的努力进一步表明在美国大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原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事实表明，与其说美国大革命在全世界的变革中充当着直接介入者的角色，毋宁说它是具有启迪性的原动力和重要典范，并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变革。

梅指出，18世纪90年代，遍及全美各地的知识分子普遍陷入对法国大革命的无休止论争中，大量的数据表明，那些“由革命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代表所撰写”的书籍“在美国的销售数量令人印象深刻”。 [42] 数十年来，在激进主义者当中都普遍流传着如下观念，即认为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本趋同。强调这两大革命在民主倾向上的亲密关系，并将美国大革命与欧洲的民主革命意识相互关联，有助于使美国大革命的真正价值永葆鲜活，尽管这种努力在1793年之后很少成功。只有在山岳派民粹主义暴政统宰的这段时期(1793—1794)，尤其是其统治结束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与之相左的观点不仅切实可行且极具说服力，即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根本不同。然而，从1795至1796年，保守主义者开始逐渐占据上风，而由这些保守主义者主宰的大学讲坛和新闻媒介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成功地向民众输入这样的观点，即明确宣称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有着实质的不同，并凭空臆造出一个强大的全新意识形态主张——反激进共和主义。这一主张在以后的漫长时期都成为美国社会等级制度和制衡原则捍卫者们强有力的利器，并且他们通过将杰斐逊和潘恩的信徒斥为反美的“雅各宾派”，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样的民主倾向。

18世纪90年代，前长老会牧师以利户·帕尔默(1764—1806)是纽约州自然神论协会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认同并极力鼓吹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间有着紧密同源关系的美国作家，他认为二者的根源即为激进的启蒙主义思想。这位民主激进主义的忠实代表在1797年写道：“理性、科学和真正的哲学所带来的良好效应”将最终战无不胜，推翻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和平和普遍“幸福”的时代。哲学将“超越整个地表，为人类这个大家庭带来欢乐”，继而，人们将铭记，“哲学家和慈善家的著作”早已为此铺平了道路。“虽然迷信自它幽暗阴郁的巢穴里射出带毒的箭矢，但潘恩、沃尔尼、巴洛、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大名必将为后来者所推崇，他们也将作为人类最伟大的贡献者而名扬世界。” [43]

尽管激进主义文学在大西洋两岸流传甚广，但为数甚多的美国人都对激进主义者和他们的思想颇为嫌恶，故而那些拒斥“激进启蒙主义”思想的书籍和小册子也随之走俏，从中不难看出，对美国大革命观念的质疑生动地反映在美国人的书籍销售和阅读模式上。一些作家譬如孔多塞、雷纳尔、沃尔尼、潘恩、普赖斯、普里斯特利、戈德温、贝卡里亚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斥于美国各大图书馆和学术文化氛围中，尽管如此，梅也注意到，那些反对民主和非宗教的“反激进的美国人”也以“汗牛充栋的大量书籍”渗透进美国的知识领地。温和主义者更偏爱那些对宗教颇为友善的苏格兰启蒙主义作家撰写的书籍，譬如克姆斯、史密斯、比蒂和布莱尔等，这些作家的共通之处是都将信仰理性化，并与科学、哲学和非民主的革命政治形势相调和。唐纳德·迈耶是梅的坚定拥护者，根据他的观察，这一调和的方式直至1800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都普遍适用，而且它也符合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意愿，即“驯化启蒙主义思想，磨钝其激进和怀疑的边锋，并在启蒙思想和传统的道德、宗教观之间寻求互补”。 [44] 美国的大多数民众都受贵族精英、律师、牧师的导引，这些人意欲抑制启蒙主义思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制衡1776年以来的民主化倾向本身。 [45]

1783年之后美国社会的巨大分裂使得一些人认为革命进行得不仅彻底而且收效显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革命是不彻底的，其结果也颇令人忧虑。激进主义者们强调，这场革命的不足部分在于州宪法中存有的“缺陷”，部分在于宗教权威的复苏，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未能废除奴隶制和解放黑奴。除宾夕法尼亚州(直至1790年为止)和佛蒙特州以外，美国的州宪法主要是在非正式层面上使“贵族制”依旧保持完好无损，但同时也使选举权受到完全限制，即便连成年男性也未能幸免。1784年，普赖斯期待着局面能得到迅速的改观，他的“这一发自内心的满意度”部分源自他相信“奴隶贸易使美利坚合众国蒙羞，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废除由奴隶贸易带来的可憎的奴隶制”。直到那时，美国民众“才配得上他们一直为之奋斗的自由。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说他们有权力将某些人桎梏于奴隶制之下，那么也许会有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力将他们也置于奴隶制的枷锁中”。 [46]

受限制的各州宪法，白人对黑人解放运动的抵制，以及强大而根深蒂固的宗教权威(包括强行征税用以资助教堂和神职人员)，这些都助长了不断壮大的寡头政治的威胁。普赖斯在其1784年的演讲中，一方面极为乐观地颂扬美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他还不无忧虑地声称自己的期望“未免过高，很难望见实现的曙光”。独立只不过是在表面上终止了“他们所有的危险”，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自“共和党人所赖以生存的正直而简单的方式”。伴随独立的到来，对财富赤裸裸地追逐，自鸣得意，以及“没有强权的操控而引发的利益碰撞”，这些冲突益发膨胀，完全有可能颠覆革命的战果并造成“联邦的分裂”。不仅如此，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个体的独立性，使经济和道德的“自我调适”严重失衡，而个体独立与“自我调适”恰是普赖斯思想的核心原则。这一利害关系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都极为重要。假使美国未能建立在其建国原则和承诺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一加之于人类事务之上的最公正实验将以失败而告终；而原本一场旨在复苏美好的人类意愿，并开启一个更好时代的革命，也终将愧对所有为自由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并证实这只是开启了人类堕落和悲惨境遇的新篇章”。 [47]

接下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尽管其他各国最初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后来它们都没能取得如美国大革命一般的斐然成就。事实上，美国独立之后发生的诸多事件不仅让启蒙运动的“温和派”倍感失望，最后更让激进民主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家们的“期望”彻底粉碎。虽然说世界上的政治形式有着多种多样显而易见的变体，以及孟德斯鸠称其为相对主义的理论，但激进主义者们依然确信最终只有两种政治体系：一种是建立在理性、天赋人权、集体利益之上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另一种则是孔多塞称之为“密谋者”所坚守的体系，即君主政体、专政和巩固既定利益的贵族政体，这些人损害了公共利益，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宗教权威，抑或某些特殊言论来诱骗那些无知的、迷茫的和“受迷信思想支配的”民众，从而令这些民众处于君主制、贵族制、金融精英和神职人员的掌控中。 [48] 或许美国大革命已经开启了使世界焕然一新的进程，但直至18世纪90年代末，上述这些“密谋者”似乎依然占据上风。

亚当斯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温和派人士”，他对美国大革命在美国国外没有后继者而深感遗憾。在1814年写给杰斐逊的信中，亚当斯对这位先前的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现如今频繁互通书信者的观点非常认同，即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外除却贪婪地研究美国的国情进程，并无任何实质性事件发生。1814年距美国大革命已间隔40年之久，当回顾与亚当斯的通信场景时，作为前任总统的杰斐逊依然铭记亚当斯所言：“过去40年里，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恐怖。”自1793至1794年，全世界开始大范围抵制政治变革和言论自由，一切试图建立稳固的代议制政府的行动都土崩瓦解，接踵而至的是由失败的革命尝试、痛苦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接连爆发的战争所组成的令人无法释怀的故事。尽管如此，亚当斯依然不愿追随杰斐逊、潘恩、普赖斯和菲兰杰里的思想，即摒弃王权、贵族制、神职人员、教会权威和殖民地寡头政治。他所信奉的始终是在社会、文化、政治改革上效仿美国，矫正弊端，从而产生实质性改善，他相信这终将实现并造福于全人类。

“人们从未深入研究过政府，”亚当斯哀叹道，“可是，人们的注意力已然转向于此，人们不应忘记的是，上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初，针对美国、法国、荷兰、日内瓦、瑞士，甚至西班牙和南美宪法的大范围实验已开始进行，这些远超先前的任何时期。”所有这些剧变“都将得到深入研究，它们对当下和长远的影响以及最终的灾难都将永载史册。眼下的结果是获得了进步”。 [49] 然而，我们并不能预判这样的结果是必然发生的。拿破仑下台后，整个世界见证了绝对论者的君主政体、贵族统治、宗教权威，以及与启蒙主义背道而驰的各种思想的复苏，这种境况甚至在美国都可以被明显察觉得到。1815年以后，审查制度殃及整个欧洲的政治界和知识界，并且比1789年以前更为严苛。对亚当斯而言，非常明确的一点是，“科学和文学的进程遭受了阻滞，许多事业都遭遇挫折，人们为之惊恐不已，各项议案的通过速度也变得迟缓”。 [50] 在法国、西班牙和巴西帝国，奴隶制和农奴制度被重新确认并得以扩展，美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启蒙意识和制度都遭到了全面颠覆——表现在权力、思想的自由和人类的境况等方面的急速倒退和恶化。

亚当斯和杰斐逊一致认同，这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失败，其根源在于“迷信”、无知，以及人们对社会、政治与宗教认知上的缺陷——换言之，是不充分的启蒙主义所致。在与反启蒙态度的交锋过程中，激进与温和的启蒙主义之间存在的基本分歧已然消隐至幕后。尽管长期以来，亚当斯和杰斐逊无论在政治理论还是对待美国、法国大革命的普遍原则上都存在分歧，但在他们暮年，二人在谴责反对派的浪潮中却愈来愈趋向一致。虽然面临种种挫折，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二人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即拥护共和主义自由、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播撒共和制度的种子，以及建立一个公正、有序和有建设性的政府，从而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的典范。这一切都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必将成为可能。 [51] 继之其后，引发世界震荡的这场动乱将“最终消弭在公民和宗教自由，以及改善人类境况的推进过程中”。 [52]

1815年以后，亚当斯和杰斐逊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一直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亚当斯在1815年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自始至终悲悼于潘恩的极端乐观主义，并对此缅怀不已。可是，杰斐逊的回答是，以往亚当斯的行为过于草率，而现在继拿破仑之后，他又变得极度悲观。事实上，1789至1814年间的一连串革命已将一切分崩离析。杰斐逊在1816年1月对此做出回应：“尽管到目前为止，你的预言已被证实，但我还是希望最终结果会更好。来自西方的同一缕光线似乎已照亮了周边，并照亮了一切反对力量。它带给欧洲人力量和权力的微光。代议制政府的思想在他们当中已然扎根，并茁壮生长。就连他们的主人都对此深有感触，随即对自己手中握有的权力做出修正，以达到自救的目的。目前比利时、普鲁士、波兰、伦巴第等国家和地区都采纳了代议制体制：也许这一切初看上去缥缈而虚幻，但最终必将落到实处。观念就是力量，而观念终将到来。甚至法国都将变成代议制政府。” [53] 杰斐逊或许是正确的，亚当斯对此回复道，然而，“所有这一切都需仰赖知识的传播。可是，知识又如何保持增长呢？” [54]

在众多专注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戏剧性变革的作家中，最出众的是小说家菲尼莫尔·库珀(1789—1851)，他在1830年春季曾在威尼斯短暂停留，并根据这段经历创作了历史小说《亡命徒》(费城，1831)。随后不久，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库珀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是打算从文学的视角揭露贵族共和国的不公与堕落——英国被视为最糟糕的国家。库珀在欧洲居住长达7年，直到1833年底，他才回到美国。在欧洲居住的这段日子，他进一步坚信了一点，即1814年以后，令亚当斯和杰斐逊大为惊慌的保守复辟主义不啻为意识形态的祸根，它不仅摧毁了旧世界，对新世界的破坏也显而易见。他认为，自己的同胞被蒙蔽了双眼，完全没有意识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美国大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也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如何深刻影响了它们各自的共和政体。同样被无视的，还有美国和欧洲的反革命倾向，以及革命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走向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诚如菲尼莫尔·库珀在小说的“序言”中所说，尚无人“纯粹基于人类利益，而创作出版一部以书写政治自由的进步为主旨的历史”，但这样的作品是当下急需的。拿破仑在1797年废除了古老的威尼斯共和国，彼时威尼斯毫无抵抗之力。拿破仑将威尼斯视为朽败不堪的贵族共和国的原型。威尼斯共和国“尽管野心勃勃，执拗于其共和国的名号，但事实上，它却是狭隘、徒有其表以及极度冷漠无情的寡头政治”。 [55] 威尼斯的贵族“无一例外地反对单一性质的寡头政治的统治，抑或总体上的统治(即君主政治和人民主权论)。谈及前者时，共和主义者们容易变得狂热而烦躁；论及后者时，他们则倾向于把多数人的统治称为许多暴君的统治的诡辩主义”。人们都在乐此不疲地鼓吹“所有教条都应与其社会地位相匹配”，尤为人所乐道的是，社会等级和多数人服从少数人意志的观念，在这些人看来，上述种种无一不是上帝钦定的事实。 [56] 文学批评家们已经注意到这部小说不仅与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相呼应，还与同时期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关联紧密。实际上，库珀对古威尼斯寡头政治的抨击，意在以含蓄的笔触颠覆英国统治阶级和同时期美国东海岸“贵族统治”的形象。而最能代表美国东海岸这些贵族的，莫过于这个国家的建国之父，他不仅攫取了大片的土地，还在纽约州的奥齐戈县过起了贵族的生活。 [57] 虽然按库珀的说法，英国的贵族委实狡诈无比，但彼时东海岸的社会精英们依然奉其为政治上睿智、刚直、具有良好判断力的典范。库珀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激进的启蒙运动上，他在文学方面同样功绩卓著，其作品《亡命徒》及时地向美国同胞们发出了劝诫。

美国大革命唤醒了学界和普通大众的意识，其影响之广可谓波及全世界，这股热潮直至几十年之后才逐渐消退，并为世人所淡忘。尽管随后的19世纪(即后启蒙时期)历经风云跌宕，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美国孤立主义统宰了整个思想界，但是，对除美国以外的现代历史而言，美国大革命依然无足轻重。然而在当时，人们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即美国大革命从根本上不同于法国，也迥异于所有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其影响也谈不上显著。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20世纪最杰出的一位政治哲学家，尽管她在其他方面常常语出惊人且观察敏锐，但对20世纪这一带有明显褊狭意味的误解，她却令人讶异地表示完全赞同。在其《论革命》(1963)一书中，阿伦特这样表述道：“毋庸置疑的是，无论(美国)大革命的精神抑或开国元勋们深邃的政治理论，都未曾对欧洲大陆产生深远的影响。” [58] 在这点上，阿伦特无疑犯了异常严重的错误。直到今天，许多学者和读者依然受其误导，遵循着这一错误的立场，认为所有这些革命并不具有关联性，“18世纪的观念之战终于画上了句号”。

19世纪末及20世纪的欧洲和拉丁美洲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致力于打造带有独立性质的民族故事，他们更倾向于美国同仁们在19世纪后半叶提出的主张，即不认可美国大革命在塑造全球现代性上所发挥的作用，并且不屑于将美国大革命视为开启更大范围启蒙运动的关键之举，同时否定了美国大革命对1780至1848年间大西洋两岸的一连串具有针对性质的革命的影响。如果说美国现代历史学“仍带有明显褊狭的意味”， [59] 那么，欧洲历史学更毋庸遑论。二者都无一例外地摒弃更为宽广的研究图景，而宁愿拘囿于窄小的路径上，且不约而同地认可美国“例外主义”的神话。这一神话的本质在于，美国大革命及结束之后所取得的一系列骄人的战果，是其他人无法分享，亦无法充分理解或加以效仿的。因此，对读者而言，他们所熟悉的美国大革命仅限于其宣告了美国自身的独立、国家地位和宪法章程。 [60]

自18世纪始，殖民地针对帝国政府的叛乱就时常发生。尽管在与帝国权力的一次次交锋中，民族运动常常能争取到独立，但几乎从未建立或形成一套更好的、稳定而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大革命与惯常的革命范式有着极大的不同。自1775年，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类型，美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够完善，可它却以铺路者的姿态，为现代世界的众多其他国家踉踉跄跄地奔向共和主义、人权、平等和民主开创了先河。除却独立，它还引入了备受关注的奉行平等的共和原则，即便在实践中，平等性并未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法律执行层面，在公民利益的诉求上，也未能实现面面俱到的平等，但它最终还是在大体上打造出了一个民主的共和政体。也就是说，美国大革命对世界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政体，这迥异于1775至1850年间主宰欧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君主贵族制社会政治体系，以及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笼罩着全球的、巨大的、剥削性的殖民帝国。美国成为民主现代性的熔炉。

[1]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编者注

[2] 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哲学思想的总称，因产生于教会学院(经院)而得名。由于采用烦琐的抽象推理的方法，所以也被称为烦琐哲学。——编者注

[3] 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大会中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因坐在会场中的较高位置而得名。山岳派在1793到1794年的革命高潮时期控制了政府。——编者注

第一章 最初的响雷

亚当斯在1815年8月致杰斐逊的信中问道：“革命意味着什么？是战争吗？那不是革命的组成部分。战争不过是革命的结果和影响。革命存在于人民的头脑里，在列克星敦战役洒下第一滴血之前的15年间(1760至1775年)，早已初现端倪。”亚当斯主张(与其激进派对手潘恩的主张非常近似)真正的、有意义的革命产生于殖民立法机构在1775年之前在小册子和报纸上进行的激烈和分裂的讨论中，当时采取了“使公众意识到并知晓议会的权威性远超殖民地”的措施。对亚当斯而言，“在某些方面，我不希望在众多方面，1774年至关重要的革命国会与基督教会史上的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非常相似”，那是一次主教和神学家们的集会，是公元325年罗马帝国的教徒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召开的大公会议，大家“交换意见，参与讨论和争辩”，时而凭借一票或两票之差，解决了无以计数的深刻分歧，随后将所谓的“一致的意见”公之于世。 [61]

1760至1774年这些年是美国大革命的准备阶段。1756至1763年，在争夺帝国领土的大范围竞赛(在美国被称作法印之战)中，英国势不可挡地战胜了法国和西班牙。然而，这场战争把不可调和的争端，以及很快被证明是高度分裂的政治难题传承至13个殖民地。截至1763年，英国已在陆地和海洋两个军事领域大获全胜，并无可争议地成为亚洲、非洲、南太平洋和新世界的霸主。随着法国被加拿大和印度驱逐，佛罗里达地区(包括现在佛罗里达州以西的疆域)也从西班牙剥离出来，英国凭借其无敌舰队，史无前例地彻底主宰了世界。然而，英国也为前所未有的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海上力量和商业破坏巨大，经济支出更是数目庞大，英国王室和纳税者为此背负了惊人的国家债务，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都与伦敦的境况近似，持续负担着高昂的税负。英国迫切需要从美洲殖民地(除印度和东印度公司外)定期勒索更多的钱财和资源。

英帝国被认为需要一个更为凝聚、稳健的宗主国行政机构。这样的机构不仅要覆盖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区域，而且要遍及加勒比地区(彼时加勒比地区几个有价值的岛屿已被法国夺走)。此外，该行政机构还应延伸至阿勒格尼以西人烟稀少的印第安人领地，并对俄亥俄河谷进行军事与行政上的掌控，该机构的管理还应覆盖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和新英格兰地区(战争更加速了早些时候对这些地区的扩张)的边陲居民。 [62] 这是殖民者首次不需要再考虑如何保护西进运动的拓居地，以及如何处理与西部印第安人的关系这两大问题。1763年10月，殖民者颁布了一道诏令，划定了新的边境线，并暂时禁止设立新的拓居地，同时规定土地分配不得越过阿勒格尼山脉的主峰。部分现役部队驻扎在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地区，还有一部分军队作为和平时期的驻军驻扎在13个殖民地的西部沿线，用以抵制英帝国的全球性扩张。除此以外，英国部长们力图调整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运输税、进口税、出口税和海关关税，尤其通过增加进口关税，以及通过较之过去更为收紧、更有条理，且以帝国为中心的方式，将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进口商品排除在外(自1651年始，该政策就在航海条例的指导下贯彻执行)。部长们旨在对进口到北美市场的商品严加控制，从而更加严格地阻止其竞争对手的商品——欧洲的纺织品与其他商品侵入其领地，并有组织地让英国制造商从中获利。为此，王室竭力镇压私下偷偷摸摸进行的贩运(在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地区，此举很大程度上经由荷兰人之手进行)，并尽可能地“杜绝美国与外国的交往”。 [63] 这项限制性政策受到了英国商人和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觉得此举并非强制性规则，而且尚不够严苛。但显而易见的是，该政策不仅对欧洲贸易者，而且对所有殖民地的商人们都极为不利，这当中也包括佛罗里达地区的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宁愿继续同古巴，以及邻近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海上贸易往来。 [64] 无论13个殖民地是否需要继续接受保护，但佛罗里达、加拿大、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及英国加勒比地区显然需求强烈。据此，议会理所当然地假定，这些殖民地必须要偿付更多，以此作为受帝国保护伞荫庇的代价。

图1　当着费城的面，美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正在为“英国商业之牛”挤奶并切去牛角，此时英国雄狮正在沉睡(1775)。图片鸣谢：大英百科全书/联合保险集团/布里奇曼图片

1765年颁布的印花税法案激起了美国民众前所未有的愤怒情绪，因为这是一个实质性的税收，它面向所有合法交易、财产购置、王室执业执照，以及新闻出版行业。这项法案意在将英国纳税者担负的部分王室税负，转嫁到美国人头上。该法案既增强了英国王室对殖民地的控制，又增加了税收，但它也遭致新英格兰地区农民们的强烈反对，以及波士顿当地民众的大范围抗议。作为一座有着15 500名居民的北美第三大城市，也是一个自18世纪50年代就略显萎靡的港口，波士顿史无前例地承受着经济上的不幸和贫困。1765年8月，这座城市爆发了一场殖民地历史上空前的骚乱。示威游行持续了数周，其间不时有愤怒的民众点燃塑像，向官员扔掷石子，以及间或暴力拆除官员的房屋。这场有组织的民众抗议活动在短短5天之内就达到高潮，致使全城陷入瘫痪。这场动乱改变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城市特性。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哈钦森谈到了“一种新型政府”，它通过阻碍当地委员会，召开拥挤、喧闹的城镇会议，控制着波士顿，它还阻断了与口岸管理、关税、贸易协定、法庭运行以及城镇日常事务有关的一切。 [65] 埃比尼泽·麦金托什(1727—1816)是1765年波士顿印花税法案抗议活动的街道领头人，他是个桀骜不驯的苏格兰制鞋匠，也是个粗野的民粹主义者，哈钦森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作人民的“马萨尼洛”(1674年那不勒斯人民起义的领导者)。麦金托什的社会角色表现出这场动乱已深达波士顿社会底层，并激怒了商业界精英，从而使情形变得益发复杂。

那些社会级别较高的人故意助长了不断蔓延的骚乱，这种骚乱一直向北延伸至缅因州的一些城镇。一个成立于1765年，由精英公民组成的秘密委员会——“忠诚的九人团体”，在幕后煽动手工艺人和民众来对抗印花税法案。这个忠诚的九人团体是波士顿当地一个更大规模的颠覆性阴谋集团的前身，其组织者与麦金托什相仿。很快，许多其他地方也称呼自己为“自由之子”。以啤酒制造商山姆·亚当斯(1772—1803)为核心，镇上的商界精英和高层统治者们一方面同手工艺人的抗议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66] 然而，另一方面，叛乱者们的无法无天也令他们深感不安。马萨诸塞州的主要反对党人——山姆·亚当斯、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尤为心绪不宁，他们对1765年8月底发生的几起掠夺和拆毁建筑物事件深恶痛绝，其中就包括对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办公大楼的破坏。办公大楼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砸碎，家具被毁坏，法律和行政文件被掳掠，几间地下室也被洗劫一空。 [67]

抗议官方和掠夺官员财物的暴力活动在多个城镇接连爆发。8月26日，麦金托什率领夜间突袭队损毁了州长的宅邸，由此他被誉为“自由之树总司令”，暗指波士顿市中心的一棵大榆树，这棵榆树素来享有“自由之树”的称号。抗议者们在这棵树附近竖起了高悬旗帜的自由旗杆(这在不久后成为反对“专制”的通俗象征)，旗杆上面张贴了各式口号，其中之一就是“天听自民听”。自由之树仪式蔓延到伍斯特市和马萨诸塞州其他怀有叛乱之意的城镇，标志着一种围绕着自由之树而进行的革命仪式的兴起。由此，自由之树成为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革命暴动的最负盛名的象征，它历久弥新地暗示着美国大革命和其他革命是如何密切地相互关联。 [68] 令殖民地民众欣喜万分的是，这部广受非议的印花税法案在1776年被匆匆废除，然而，在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立法部门暗中推动以及广大民众的推波助澜之下，针对英国王室苛捐杂税的抵制并未松懈。后来，这场危机和对印花税法案的强烈不信任情绪有所缓和，但是，随后又出现了其他数目可观的(如果不是蓄谋的话)增税措施。

18世纪60年代末，受英国实施的财政和反走私举措的影响，殖民地民众的不安和反对情绪开始白热化，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彻底恶化。然而，这样的不满情绪也揭示出隐藏在美国社会内部的深层次裂痕。反对印花税法案的主要抗议方式，包括抵制进口英国产品和商品的地区性禁止进口的活动，这在波士顿最为显著。1768至1770年，地区性的抵制活动进一步被激起，这次的抵制活动再次起源于波士顿，起因是殖民地民众意欲施加压力，废除在“汤森税收法”(1767年6月)之后新近又强加的进口关税。家庭主妇们停止购买进口自英国的茶叶、葡萄酒、纸张、纺织品以及其他商品，众多手工艺人纷纷支持这一抵制活动，商人们和零售店主则表现出相反的态度。然而，当后者发现自己受到集会和新闻报纸的大肆指责时，他们也不得不转变态度，对此表示依从。指责之声先是来自波士顿，之后是纽约，最终蔓延至沉寂许久、始终拒斥抵制的费城。尽管抵制活动受到一些人的抗议，但为数众多的人纷纷对此表示赞同，其中还包括虔诚的加尔文教徒，他们对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过度消费素来颇为反感。革命和商业贸易领域频繁爆发冲突，这已然变得习以为常。截至1770年初，抵制运动已渗透到大多数殖民地。然而，1770年10月，在短暂的激增过后，抵制活动突然失去了势头，继而土崩瓦解。尽管如此，在美国大革命历史上，禁止进口的抵制运动仍至关重要，1768至1770年间一系列的抵制活动可以被看作是殖民地人民第一次大范围、有组织地反对英国王室的一致性行动，它迫使顽抗的民众顺从，同时，它也首度揭开了美国社会真实而深刻的裂痕。 [69]

短暂的平息过后，新一轮民众抗议的风波再度骤起，这次的抗议活动针对的是英国王室机构的控制，以及贸易规则。抗议活动席卷了城镇和乡村，甚至波及相对遥远的地区。截至18世纪70年代初，日益增加的摩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使它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大西洋两岸的读者们开始讨论美国与英国王室间日渐加剧的紧张关系。早在1771年3月，哲学家戴维·休谟(1711—1776)就对局势深感悲观，他认为“我们与美国的联合”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不可能长期存在”。 [70] 休谟绝非持此悲观论调的个例。一位严谨的法国观察家弗朗索瓦让·沙斯泰吕侯爵(1734—1788)同样确信，美国很快将经历一场“内战”，内战将爆发于叛军和保皇党之间。沙斯泰吕侯爵是哲学家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的同事，他从1780年7月就在驻弗吉尼亚的法国远征军担任罗尚博麾下的中将一职。 [71] 作为马萨诸塞州集会上的领导人物，啤酒制造商山姆·亚当斯后来向大名鼎鼎的费城内科医生本杰明·拉什(1746—1813)保证，独立是他最迫切的愿望，这个愿望早在“战争开始7年前”就已深植于他的心中。 [72]

这样的动乱在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达至高潮。暴乱源起于英国试图规范茶叶进口的程序，以应对在英国因滞销而导致茶叶积压的问题，而这些茶叶的积压正是由于美国的抵制活动和美国从荷兰非法进口茶叶所导致的。英国此举也是为了阻止美国对外国茶叶的进口，强化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以及提高茶叶进口关税——只有极少数殖民地能够对王室财富产生如此大量的顺差。 [73] 这项举措目的在于提高税收、拓展王室控制权、以损害美国商人利益为代价增强垄断，以及遏制走私。因此，该举措的出台激起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市的愤怒抵制。尤其是波士顿民众，他们极力谴责这项新举措，抗议其中的卸货、检查、征税以及通过进入船只分发运送的茶叶等规则。当蒙面的抗议者登上一艘刚刚到岸的船只，将船上标有东印度字样的货物掷向水中时，这一幕就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根据约翰·亚当斯的记载：“这是最宏大的运动，在爱国主义者最后的一搏中，蕴含了我极度敬仰的高贵、威严与崇高。假使不去做一些令人难忘、高贵、醒目的事情，民众断然不会奋起反抗。销毁茶叶的举动如此大胆、勇敢、坚定、无畏且不屈不挠，它所引发的后果如此重要且长远，以至于我认为这项举动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74] 身处伦敦的那些王室部长们极不明智地失去了耐心，或许他们受到伦敦的新闻报纸和议会怒不可遏的回应的过度影响，他们轻率地对此采取了过激的反应。他们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法令，也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不可容忍法案》 [1] ，目的在于巩固王室权威、惩戒波士顿。在这些法令当中，《波士顿港口法案》勒令关闭港口，直到损毁货物获得全部清偿为止。更令人反感的是《马萨诸塞州政府法案》，它宣布未被授权的集会和城镇会议不合法，并引进王室任命的人来取代由例行委员会(该例行委员会成员原本经由立法机构下议院推选而出)任命的殖民地官员和法官。 [75] 以波士顿为起点，这座城市里的街道、酒馆和公众抗议集会等场所的民众群情激昂，对强制性法令的抵制活动很快蔓延到13个殖民地。

敌对情绪主要受到自由之子委员会的鼓动，接着又得到来自殖民社会众多层面的支持，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认同。主要的新教礼拜堂也表示支持，尤其是那些对英国国教(圣公会)素怀敌意的教堂，在它们看来，英国国教与英国及王室的联系一向颇为密切。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有着加尔文教背景的教堂、公理会教徒以及长老教教徒，毫无疑问，他们更倾向于支持那些对抗时任新泽西学院(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威瑟斯庞(1723—1794)的日益高涨的抗议活动。尽管如此，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即便身处这些教堂，许多传教士宁愿保持缄默。 [76] 1774年5月17日，位于纽约和新泽西的荷兰归正教会，举行了“禁食和祈祷日”活动来抗议《强制法案》。 [77] 在奥尔巴尼(该地有众多荷兰归正教会的教徒们参加了此次抗议活动)，教会议会的世俗教徒和自由之子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交叠。 [78] 在这些抗议组织中，最重要的是波士顿通信委员会，这是一个创始于1772年的组织，由一群能诗善文、思想激进的专业人士所创立，他们发誓反对英国王室统治，并斥其为专制和压迫的独裁统治。这些人打造了一个交际网络，用以连接波士顿、伍斯特市、马萨诸塞州其余偏僻地区的城镇以及周边的殖民地，他们意欲将抵制和反对的措施与公众宣传工作整合到一起。借助这一方式，他们使那些遥远的地区延展至现今为人所熟知的上纽约州、缅因州与佛蒙特州，这也是骚乱活动所涉及的区域范围。波士顿的成功也刺激了整个殖民地类似性质的“通信委员会”的蔓延。 [79]

波士顿委员会中最杰出的成员是山姆·亚当斯、波士顿顶级律师和极具影响力的演说家詹姆斯·奥蒂斯，以及学识渊博、有着哲学背景的纽约内科医师托马斯·杨(1731—1777)。杨是具有爱尔兰背景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他对传统宗教予以猛烈批判，对他认为在精神与政治层面上实行专制的事物，也表现出敌对的情绪。较之奥蒂斯，杨的反抗更为坚定，他号召普通民众投入到自由之战当中，以反对宫廷制度与他厌恶的议会，他躁动不安地从奥尔巴尼搬迁到波士顿、纽波特，最终抵达费城。他不仅抨击皇室权威当局，而且谋求放松对地方性寡头政治和神职人员的控制。杨是美国大革命期间第一位立场异常鲜明的发言人，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旧有秩序，并公然与所有旧制度下的君主政治、贵族统治、殖民政府以及教会势力相决裂。 [80]

1774年6月，波士顿委员会采取了关键措施，将迄今为止本土化、零星分散的小运动重新整合，使之更为系统，使它们的监控和执行也更加便利。不久，委员会开始大范围支持对英国船只和货物的全面禁入，妇女们则尤其抵制茶叶的输入和进口自英国的纺织物。 [81] 再度开始的抵制运动以焚烧茶叶和烧毁令人感到不快的法律文书为主要特色，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反击形式，它还提醒公众，英国的新世界殖民地根本不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普通权利以及商业上相同的特权”。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73年表达的那样，“较之母国”，新世界殖民地“受到更为严苛的法律的统辖”。 [82] 杨的委员会打造了一个由签名者结成的“神圣同盟”，他们发誓，支持与英国之间不断扩大的“终止贸易”运动，支持自由进口茶叶，以及支持所有亚洲、欧洲、非洲的货物都经由唯一可替代的中转港——荷兰供应给美国。在跨大西洋贸易中，商业上的“荷兰模式”(一个涵盖所有商品的开放市场，包括茶叶和军火)是对英国严密封锁的重商制度的长期抵制，继而，它限制了旧世界殖民产品供给英国的一切货源，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这暗含了对帝国监管的摒弃，以及对一个不可制约的全球市场的隶属。

与此同时，1774年6月22日，《魁北克法案》接受了英国王室的评估，这是一项涵盖内容最为广泛也是最持久的法案，它旨在加强议会对北美洲的控制。该法令禁止加拿大成立自己的立法机构与陪审制度，并重申州长的权力，同时在私人与本地事务上保留法国民法的传统。法案认可了在加拿大境内，天主教与圣公会教堂一道成为正式的公共教堂。这促使天主教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进而超过了不信奉国教的新教教会的地位。这也使得天主教会在不违背自身信仰的同时宣誓效忠王室，从而能够参与到官方活动中。这样的法案招致了美国民众的极大反感。尽管法案并未表明英国意欲进一步在北美洲地区扩大对天主教义的容忍(事实上，在1763年，英国正在履行对法国王室的承诺)，但其关于宗教的条款已严重亵渎了13个殖民地新教徒的宗教情感。 [83] 同样令这些殖民地震惊和愤怒的，还有该法案以牺牲旧有的英国殖民地为代价，大规模扩大了加拿大的地域面积。该法案通过恢复旧时分隔法国与英国北美洲的分界线，将新斯科舍、拉布拉多以及拉布拉多-纽芬兰渔场，再次并入到新近征服的北美洲法属殖民地。此举扩大了加拿大的疆域，在这片疆域上，天主教成为国教。颇富戏剧性的是，加拿大向南延展至北美五大湖区以及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流域，从而使得这片幅员辽阔并以印第安人为主要原住民的地带，重新归属于魁北克州长的管辖权限内。现今这片地域覆盖了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大部分地区。 [84]

《魁北克法案》强化了英国在魁北克的行政权力，保证了加拿大天主教会与英国国教(受王室资助的唯一新教教会)平等地享有特权的法律地位。事实上，这已将天主教会的地位提升到其他新教教会之上，因而，该法案直接扩大了英国控制的范围，使得长老会教徒和其他加尔文教徒极为震怒。这项举措不仅受到来自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民众的强烈抗议，抗议之声还传遍了所有13个殖民地。伯克斥责该举措将南方的宪法实体与北部的专制政府分裂开来，进而制造了不同的管辖和立法体系，“一部分国民生活在律法之下，另一部分则享有特权”。 [85] 南卡罗来纳州宪法修订稿为接下来美国在1776年3月的独立提供了证据，修订稿的序言强调，他们将终止效忠于英国，终止在加拿大“恢复法国的律法”，废止与加拿大“广阔的地域一并延展的”天主教——加拿大的“广阔的地域”与“自由的英国清教徒的定居地” [2] 接壤，以及反对“将那些在宗教原则上与邻近殖民地相迥异的民众划归一致，以及诉诸强权，使之成为恐吓民众与镇压殖民地的有力工具”。

伴随着这场动乱的扩散，动乱的中心却越来越集中在伍斯特市(一座距波士顿西部40英里的城镇)。驻扎在伍斯特市的王室官员们，与领头的“托利党”和效忠于议会的当地地方官们一道，发现自己被有组织的“爱国者”团体驱逐下台，而这些爱国者们大都来自社会底层。从1774年开始，革命加剧了美国社会内部的深度分裂，这也是美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可供比较的一个主要层面。革命主张在内陆大获成功，这也造成了大面积的地区分裂，加深了广大地区民众的痛苦。民众的敌对情绪持续酝酿并开始爆发。在伍斯特市，马萨诸塞州的新任州长托马斯·盖奇在1774年8月向伦敦报告：“他们使用武力公然胁迫抵制……还威胁要攻击任何胆敢反对他们的部队。” [86] 1774年9月，一位托利党领导人描述道：“几千名武装民众从邻近城镇蜂拥而至，聚集在伍斯特市”，他们草拟了“谋反的盟约”，意欲终止皇家司法院的工作。 [87]

为了调和民众不断高涨的对英国政治的抵制之声，殖民地纷纷派遣代表，参加1774年秋在费城召开的名闻遐迩的第一届大陆会议。只有宾夕法尼亚和罗德岛的代表是经由它们的立法机构选出的，其余代表们都是指派的。这是一次精英云集的盛会，出席会议的有乔治·华盛顿(1732—1799)、两位亚当斯以及其他殖民地立法机构中声名显赫的成员，这当中包括坚忍的保守党派人士，如来自纽约的约翰·杰伊(1745—1829)和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1732—1808)。这些人都在美国大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一开始，他们的出席就确保了在政治理论与宪法惯例等层面，必将发生谨慎的磋商和充分的交锋。历史学家们经常过分低估了第一届大陆会议的意义，但它的确在公然反抗强制法案上促成了一致性意见的产生，诸如对英国货物、物资、船只实施大范围抵制，发布声明拒绝支付无代表权的王室强加税负，以及部署军事战备。 [88]

1774年7月，31岁的杰斐逊顶着酷暑，在自家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蒙蒂塞洛庄园里，撰写小册子《英属北美洲权利概览》。这本小册子后来以匿名的方式在威廉斯堡出版，彼时的他相对而言尚默默无闻、缺乏经验，他抨击“为数众多的不正当侵占和巧取豪夺的行径，而帝国的一部分立法机构正试图使其成为事实，并给予那些巧取豪夺者诸多权力，这些权力原本是应由上帝和法律平等赋予的，且它们是应独立于一切事物之上的”， [89] 他提出，乔治三世“只不过是由法律任命的人民的首席长官”。 [90] 杰斐逊通过援引“迫使我们成为奴隶的系统性计划”这一说法，证明诉之于武装抵抗是正当诉求。早在1688至1689年光荣革命期间，英国人就已践行了“惩罚暴君的神圣而至高无上的权利应保留在人民手中”这一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反对派武装理应获得准许，也正基于此，美国人和英国人以同样的方式奠定了他们走向现代自由的基础。 [91] 与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相关的另一部出版物是约翰·亚当斯的《诺万格拉斯》，它由12封书信组成，最初出现在《波士顿公报》上，之后又多次再版发行。作为一位深挚的“古典共和党人”，以及无论社会还是政治观都颇为保守的年轻律师，亚当斯在马萨诸塞代表团成员中颇引人注目，他注意到代表大会的审议过于畏首畏尾。

对亚当斯而言，至关重要的“大革命”在1774年之前即已过大半，这要归功于17世纪英国共和党思想家，譬如西德尼和哈林顿。尽管(或许由于)阿尔杰农·西德尼(1622—1683)的共和党政治思想支离破碎、不够清晰，尚不能满足“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需，——事实上，就连大革命的敌对势力保皇派也这样认为——可是，在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这样的政治思想在凝聚先前松散含糊的共和党情感上，依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92] 在《诺万格拉斯》一书中，这个“新英格兰人”，以伶俐的口齿勾勒出大革命时期温和派共和党的政治主张。由于“此举如同侵犯了美国宪法的本质，并以日复一日的方式逐步渗入”，故而，强有力的措施势在必行。 [93] 亚当斯对“混合政体”以及1688至1689年间的光荣大革命的传统素来热衷，他的这一立场使自己与后来的荷兰革命、法国大革命中的“温和派”倾向联结在一起。亚当斯认为(很久以前有一部成文的美国宪法)：“美国人对宪法的热情”是非常执着的。他清醒地意识到美国享有的无非是王室统治下的“英国宪法”。“倘若我们享有的英国宪法比英国人在本国的宪法更纯正且更趋完美，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是谁之过？不是我们的过错。” [94] 如果依照亚当斯本人对不断扩张的反抗的理解，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众都是“造反者”和“叛徒”，正如议会和当地托利党人宣称的那样，那么，“上议院和下议院，以及(英国和美国)整个国度，在(1688年的)革命当中都不啻为叛徒”。 [95] 亚当斯极度尊崇现存的“英国宪法”，并且他是西德尼的坚定拥护者，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反民主党人。

无论如何，议会并不代表所有英国民众。“大不列颠民众不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这一想法对1775年的年轻亚当斯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假使国王、内阁、议会、军队和海军欺压美国的话，“成千上万封来自智慧超群的人们的信件，大量出现在公共文件、传单、杂志等出版物上的连珠炮似的雄辩，以及写给子孙后裔的一些大部头著作都会使我们确信，普通民众是美国的朋友，他们希望我们成功抗击来自议会和管理部门的种种要求”。 [96] 这里，亚当斯的话虽不免有些夸张，却不无道理。即便在议会，也有反对政府强硬路线的意见分歧者。在战争期间，知名的议会反对党领导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以及颇具影响力的公法学家、爱尔兰国会议员埃德蒙·伯克(1729—1797)都是美国人的盟友至交，二人率先发声，敦促实施更具安抚性的举措。尽管伯克的观点一度被错误地理解为同情激进思想，但后来，他成为英国首屈一指的保守派理论家和哲学民主革命的反对者，他极力主张妥协和调解。英国的利益诉求增强了美国与帝国之间的纽带联系，并由此控制了北美洲与世界各地的商业往来。 [97] 同亚当·斯密和亚当斯·弗格森相仿，伯克也不支持美国的独立，他坚定地赞成“贵族制”并拒绝民主。事实上，他所憎恶的是渗入美国政治思想中的极端倾向，他担心美国人人平等的思想会给英国以及英国贵族文化带来潜在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伯克强烈反对发动战争，反对那些明显支持美国的观点，他希望避免旷日持久的冲突，因为这样的冲突无疑代价惨重，并且在他看来，这同时将对英国本身的自由构成危害。 [98] 然而事实上，伯克和福克斯都被无视了。

1774至1775年冬天，英国趋向于同美国社会大部分民众展开虚拟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人数众多的美国精英阶层发起的，其结果令人深感愤怒和痛苦。起先，英国王室企图镇压民众的反抗，盖奇总督意识到任务的艰巨，主张使用大规模武力镇压；但实际上，王室只增派了四千多人的部队，军队的抵达非但没有达到将反对力量消灭至萌芽状态的预期，反而进一步点燃了美国人的反抗情绪。1775年2月，议会重申对美国各殖民地的无上统治，同时还引入两项更强烈的高压举措：一是强制性限制新英格兰地区的贸易与海运；二是将这些限制性措施扩展到除纽约州、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外的所有殖民地，因为较之其他地区，上述地区当时的反对浪潮尚称不上猛烈。

[1] 《不可容忍法案》也被称作《强制法案》，是英国政府在1774年通过的五项法案，目的在于确保英国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殖民统治。其中有四项法案是对1773年12月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回应。——编者注

[2] 即美国。1620年，英国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迁移到了美洲。——编者注

第二章 共和革命

早期阶段(1774—1776)

英国并未打算诉诸武力来压制美国的自由，或建立专制政府。在早期，英国王室政府也并不想将某种专制王权粗暴地施予爱尔兰和印度。王室部长们想要的，无非是榨取更多的税收，并以一种更趋一致、更有组织性的方式实施王室的权威，尤其是通过切断美国经由荷兰和法国，与欧洲及外部世界进行的贸易往来，以及控制其与印第安人的联系。要说服那些牢骚满腹的美国人接受伦敦的意图，这个过程比实际所见更为漫长和凶险。

此外，尽管反对的呼声异常高涨，很多人也已谈到“叛变”，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任何美国人意欲或应该为他们的独立而战，以及公开放弃君主制的观念尚不明确，甚至，这种观念仅仅貌似合理。鲜有例外的是，1774到1775年间，殖民地的一些居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英国和王室的忠诚，为数不少的精英人士，即“托利党徒们”依然对王室忠心耿耿。可是，在欧洲盛行并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危机日益加重，且已然渗透到大英帝国在北美洲的每个角落。甚至在坚若磐石的缅因(当时还隶属于马萨诸塞地区)，这个英国国教徒与其他新教徒们分隔异常鲜明的地区，无论是拥有土地的农民还是没有土地的穷人们(这些穷人事实上占了一半人口)都对英国忠诚无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74年。后来，强制法案激起民众的普遍愤怒，促使他们暴力反抗那些反对抵制英国货物的行为。 [99]

1775年3月，伦敦的部长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宣布马萨诸塞为“反叛之州”。这一说法是对马萨诸塞情势的精确描摹，彼时当地的爱国者自卫队公然开展武装演练，托利党拥护者们受到来自越来越多地区民众的袭击和驱逐。就这一点来说，这时候的马萨诸塞州已经走在其他殖民地的前面，到当时为止，其他殖民地的反抗形式还大都局限于抵制、非暴力反抗与新闻舆论战。与此同时，纽约当地政治领导层——杰伊、古弗尼尔·莫里斯、罗伯特·R.利文斯顿、菲利普·斯凯勒以及他们的盟友——显然还犹豫不决。 [100] 土地拥有者和重商主义的贵族们关心的主要是在当地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保留他们的权力，这促使他们采取特别的方式——容忍那些非公开抗议，同时小心翼翼、灵活警惕地对抗下层民众们的无法无天、粗鲁傲慢。 [101] 领头的美国人并未严肃考虑公然举行军事叛变这样的想法，他们意识到，假使公开叛变，那将必然依赖于外国，尤其是法国和荷兰的军事援助——武器、弹药、资金和物资供应。因为法国和荷兰是仅有的可能向美国提供大范围军事、海上物资以及其他援助的两个国家。据波士顿当地报纸报道，从法国大西洋海港折返的船只受到热烈的欢迎，尽管目前，凡尔赛王室对此仍保持绝对正确和中立的立场。新英格兰地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深知，英国拥有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作为美国唯一潜在的同盟者，法国和荷兰绝对不会在后勤、金融、外交上干涉和提供援助，除非这些殖民地率先打破效忠英国的格局并公开宣告叛变。美国方面，犹疑不定的心态暂时依旧占据主导，美国并没有想否定英国统治的明显倾向，也没有寻求外部帮助的打算，更不要说与外国势力谈判以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了。 [102]

1775年4月19日，盖奇总督派遣一支部队从波士顿出发，将当地自卫队囤积在康科德地区的弹药没收充公。事发前两日，新兴的马萨诸塞州革命政府的军事印刷机被从波士顿偷运到伍斯特市，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是蒂莫西·毕格罗(1739—1790)。毕格罗本人是个铁匠，他领导了伍斯特市的动乱，同时他也是当地通信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盖奇认为，康科德是个小城镇，位置也更为靠近波士顿，比在目前公然造反的伍斯特市更易于脱身。然而，警报早已事先从波士顿送达，当地附属团体和民众也已聚集了大片区域，他们情绪异常激动，一时间恐怕难以制服。 [103] 事实上，盖奇的冒险让王室脸面尽失，这次行动最终以惨败告终。武装冲突首先爆发于列克星敦草原，之后延伸至康科德。在康科德，英国军队被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几千名强大的自卫军狙击驱逐。73人战死，两千余名士兵受伤或失踪，英国军队吓得慌不择路、节节败退，叛军在后面持续乘胜追击，最终迫使英军退回到波士顿地区。

在新英格兰地区，各殖民地集结了来自康涅狄格州、罗德岛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数目庞大的军队，其中包含民兵特遣队，这些军队围攻了驻扎在波士顿市内，由盖奇统率的六千驻军，此举再次验证了盖奇糟糕的领导力。盖奇率军突围，但损失惨重，最为著名的袭击就是他率军全力攻打战略要地，即位于城市北部的邦克山(6月17日)。在这场战役中，他的部队再次遭受重创，逾200名士兵战死在疆场，剩下的士兵被困于层层叠叠的包围圈内。与此同时，康科德 [1] 标志着战火已经越过了马萨诸塞州。5月10日，佛蒙特州的部队和来自纽约殖民地北部的叛乱分子夺取了西部的一个重要英军基地——泰康德罗加要塞。该要塞早先是法军大本营(卡里永堡)，它始建于1755至1758年，它控制着尚普兰湖的西南侧，守卫着位于纽约殖民地和加拿大圣劳伦斯河谷之间，那些群山环绕的通道。接下去的几个月，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并进一步扩展到13个殖民地，南部地区也首度出现了零星的、艰苦的战斗。

爱国者们拯救了摇摇欲坠的城镇，将保皇党驱逐出当地的权力机构。尽管如此，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新英格兰居民以及其他地区那些拿起武器作战的民众都在抵制议会的法令，但参与叛乱的各殖民地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战争策略，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近些年来，致力于大革命研究的历史学家们益发意识到那些“普通的”下层领导者们的关键作用，譬如麦金托什和毕格罗，他们从缅因到佐治亚，四处鼓动当地民众发动叛乱，来反抗英国王室的官员和部队。大革命的积极发起者们大都出身卑微，有补鞋匠、铁匠，还有小客栈老板，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从未听说过共和主义或是像西德尼、哈林顿、洛克这些作家的大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启蒙运动兴味索然。然而，正如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这些肩负领导重任的半文盲的手工艺人，无论是在1765至1766年间，还是之后的1774至1776年这段期间，都未准备好如何统筹安排更大范围的战略部署，或起草一份有关政治和宪法方面的计划。尽管他们精力旺盛，却桀骜不驯、缺乏行动方向，这导致革命运动有时事与愿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目光狭隘，因此在1774至1775年间，尽管军事叛乱的数量不断攀升，但他们缺乏一个明晰的指导性纲领，即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反叛究竟意欲何为。

1775年5月，战争爆发后不久，第二届大陆会议很快召开，此次会议意在指明领导人和战略方向。除了共谋反抗，以及商讨如何平复殖民地的不满情绪外，会议再度被授权去谋求与王室谈判并达成和解。出席会议的65位代表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和领导者，除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之外，人员构成与第一次大陆会议大体相同。第二次会议并未实现其基本目标，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同年6月，国会经过投票，决定在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地区征募士兵，招募来的士兵将在波士顿地区服役。此举是因为在1775年和1776年的最初几个月，波士顿地区都是军事冲突的高发地带。虽然在大革命期间英镑便士始终是全流通货币，但国会还是批准使用以西班牙币命名的纸币。弗吉尼亚州的乔治·华盛顿当选为指挥官，由他领导新英格兰地区的“大陆军队”，他也是诸多殖民地当中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军官。同时，以国会的名义，大陆军的请求被分别送到加拿大、牙买加和爱尔兰，并向这些国家解释美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 [104] 尽管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场军事叛乱只是临时性的，它并不代表与英国的最终决裂，正如1775年7月8日所谓的“橄榄枝请愿书”所表明的那样。在保守党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迪金森的坚持下，这份请愿书最终得以被采纳。迪金森坚信美国的稳定与繁荣必须仰仗大英帝国，只有隶属于英国，美国的稳定与繁荣才会长存，同时，美国的寡头政治也需要王室的支持方能避开民粹派的施压。 [105] 为了给自己多留条后路，这项决议还确定各个殖民地都要效忠英国王室，并且所有不满的解决与和解都应建立在效忠王室的基础之上。

由于国会议员倾向于顾全自己的社会地位、家庭或财产，所以他们大多持试探性、谨慎而“温和”的立场。没有人明确表示想要与王室断交，他们大都认为武装抵抗不应逾越适当的限度，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一限度尚不明朗。然而，英国一方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对美国社会的犹豫不决和存在的深刻分歧置之不理，他们未能抓住时机重建信任，对那些在1774至1775年间愤怒却意欲和解的美国人的意见，也一概置之不理。最终，法尔茅斯(今天缅因州的波特兰市)发生的一起事件终酿成大祸。法尔茅斯的居民们与内陆城镇存在分歧，他们倾向于效忠英国并和英国保持贸易联系。同包括新斯科舍省在内的所有其他殖民地一样，缅因州内部的分歧也极其严重，法尔茅斯公民遍及新英格兰地区，如果可能，他们都宁愿选择回归本土。他们更希望妥协而非独立，他们被不自觉地裹挟着，推向与英国敌对的边缘。对抗最早是由周边乡村里的好斗分子引起的，这些好斗的激进分子在城镇寻衅滋事，抢夺英国的军事物资，之后又受到城镇当局机构的胁迫。当局则拒绝将军火弹药和叛乱分子交予镇压叛乱的英国海军舰队。1775年10月8日，为了惩戒这起“不可饶恕的叛乱”，四艘英国战舰轰炸了法尔茅斯，这场轰炸长达8个小时，最终这座城镇被炸成了废墟。 [106]

冲突在军事上和情感上逐步升级，并且蔓延至更大的地域范围。1775年11月，一支由爱国者组成的军事武装，从泰康得罗加要塞出发，越过边界进入加拿大，沿途吸引了众多加拿大民众加入到队伍当中。他们占领了蒙特利尔，大有将魁北克地区悉数收入囊中的架势。此时，加拿大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1724—1808)发现自己被围困在魁北克城内，卡尔顿爵士是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诞下的混血儿，他曾在1759年魁北克攻陷战役中负伤。当时，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被反抗者们界定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同样处境的是加拿大，直到1774年加拿大还隶属于英国。可以说，最初革命的爆发不过是因为美国遭受到英帝国的不公正对待，故而美国人呼吁其他同盟者加入到他们的反抗行列中，以抵制英国内阁的傲慢和王室的专制。对于加拿大的法裔神职人员和土地所有者们来说，由于议会从律法上保障他们显赫的社会地位、特权和什一税(基督徒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所以他们选择坚定地站在英国一方。虽然那些普通的法裔加拿大人强硬而自立，但他们大都信仰虔诚又基本未接受过教育，所以几乎很难让他们相信并支持一个尚处于萌蘖状态的革命议题，更何况，这样的革命前途未卜，或许还充斥着危险，甚至，这一切由于加拿大早期的各种境况而益发变得模糊不清。尽管如此，像大多数美洲殖民地那样，加拿大是一个分裂社会，小部分人确实对早期公布的叛乱消息深表赞同，尤其是那些能够阅读报纸和书籍的新斯科舍苏格兰人和无特权阶层。 [107]

1775至1776年冬季，华盛顿从提康德罗加运来大炮围攻波士顿。乔治三世的那些部长们对当前时局做出两种预判，一是严厉打击“叛军”，迫使他们屈服并投降；二是眼睁睁看着“叛军”脱离英国。他们过高估计了美国保皇派势力，之所以如此推断，部分是由于英国本土的保皇派势力异常强大。部长们以为，对当下英国来讲，二者之中只能选择其一，没有其他选择。但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极其错误的。他们忽略了一点，即最重要的是这一切最终取决于美国。英国一方唯我独尊的自负和错误的判断，使得灾祸和错误接连发生，这也推进了美洲独立的脚步。英国内阁对自身军事力量估计过高，这进一步加剧了最初的错误。1776年3月17日，英军指挥官们落入美军精心设计的圈套，被困于波士顿城内。尽管无论是在形象上还是声誉上，撤退都显得异常丢脸，但他们依然决定从新英格兰地区的主要城市撤离。指挥官威廉·豪(1729—1814)是7年战争中的一名老兵，他在攻克路易斯堡、魁北克、哈瓦那战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带着1100名保皇派流亡者撤离，他们乘船抵达了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市。 [108]

几个月过去了，这场战争无论是在范围、强度，还是社会复杂性上都无可逆转地变得愈发严峻。在弗吉尼亚，英军总督约翰·默里和多莫尔勋爵(1730—1809)在1774年5月解散了殖民地议会，原因是该议会投票决定设立斋戒祷告日来对抗《不可容忍法案》。议会对英军的解散命令全然无视，并自行召集开会，商讨更大范围的抵制行动。 [109] 1775年4月20日，也就是列克星敦和康科德遭遇战之后的日子，多莫尔勋爵将贮存的火药从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转移走了，这开启了英军与当地自卫军僵持不下的局面，并且这样的局面在非暴力反抗和军事叛变二者之间始终悬而未决。弗吉尼亚自卫军声称自己为“国王陛下忠诚尽职的国民”，却堂而皇之地反对王室并多次袭击英国的官员，这促使多莫尔扬言，倘若他的官员和公开的保皇派人士继续受到伤害的话，他就要“宣布奴隶将获得自由”。他希望自己的威胁足以阻止公开的武装抵抗，他还向伦敦当局保证，弗吉尼亚的白种人一想到当地奴隶起义就会“浑身发抖”。然而，他也深知一旦发生大范围的奴隶起义，后果必将是灾难性的。当他充分意识到西印度群岛上奴隶劳作的庄园对英国商业和政治的重要性时，他就放弃了毁损这片殖民地的念头。然而，不断攀升的反对意见在威廉斯堡的一次爱国者游行示威中达到高潮，这迫使他在6月份首度撤退到近海军舰上，最终，他还是使自己的威胁诉诸现实。1775年11月14日，他宣布弗吉尼亚的黑奴获得自由，条件是他们必须拿起武器帮助他的部队，以实现“快速恢复这块殖民地居民的适当责任感”。 [110]

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黑奴的反应既不热烈又不由衷，尤其在最初，他们对此异常平静，而对英国军事和殖民地当局来说，他们只是延续性地将多莫尔的战略零散地施加到其他殖民地上。无论如何，由于多莫尔在1775年12月9日于弗吉尼亚海岸的诺福克附近的大桥战役中撤退，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严重削弱。除此以外，像海地黑人一样，大多数弗吉尼亚黑人和欧洲农民起义者都无法理解那些有文化、口才好的革命者满腔的革命共和主义热情。反之，他们相信与之相距迢遥的君王无比荣耀，并且从天性上就是他们仁慈的守护者。 [111] 到1776年初，大约八百名逃跑的奴隶在英国国旗下宣誓加入多莫尔的保皇派阵营，在白人军官的领导下应征成为多莫尔“皇家黑人军团”的士兵。 [112] 其他逃跑的奴隶们还未来得及加入英国军团就被拦截了，他们或是被处以绞刑或是遭受了野蛮的鞭打。然而在多莫尔看来，由于殖民地民众对整个南方的(和加勒比地区)奴隶起义感到恐惧，由此所带来的好处，几乎不值得付出代价——尽管它确实降低了牙买加和其他英属西印度群岛上叛乱的支持率。多莫尔的举措确实带来了一定的效果，牙买加民众对美国抗议英国寡头政治的行为一直深表赞同，但从1776年开始，这种支持的呼声开始减弱。 [113] 然而，如果说大多弗吉尼亚爱国者们忧心忡忡，唯恐多莫尔的奴隶解放会引发奴隶主们(为保卫他们的财产)变节，那么实际的结果则恰好相反：对多莫尔行为的恐惧和厌恶已经耗尽了大多数保守党人士的信心，多莫尔离间了越来越多弗吉尼亚白人与王室的关系，也使得战争比预想的更近在眼前和势在必行。 [114]

一连串的失败迫使多莫尔必须放弃威廉斯堡。1776年1月1日，多莫尔指挥的战舰开始炮轰诺福克港，在此之前，大多数保守派追随者们已经撤离，爱国者军队已占领该城市。尽管在英国军队发动的接二连三的轰炸下，这座城市被炸成了废墟，但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毁损是爱国者们的伺机报复所致，他们劫掠和烧毁了保守派成员的房屋和财物。即便如此，在爱国者的宣传阵营，如《弗吉尼亚公报》和其他新闻媒体上，舆论始终倾向于谴责多莫尔对诺福克市的破坏，以及他为了“彻底击垮奴隶主”而解放奴隶的行为。这起事件的高潮是一套图解战争、谴责英军“残暴行径”的影像集，该影像集由拉斐特和富兰克林收集完成，并于1779年在巴黎出版发行，内中主要展示了在缅因州发生的“法尔茅斯轰炸”、多莫尔对诺福克的“烧毁”，以及多莫尔“雇用黑人来谋杀他们的主人及家属”。 [115]

自1776年初开始，多莫尔包围这座城市长达几个月光景，这期间，他不仅发动炮轰和派遣突击队上岸突袭，还与南方叛军首领查尔斯·李将军(1732—1782)对垒。冲突很快自弗吉尼亚向南扩散。其中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发生在1776年2月17日北卡罗来纳的摩尔河桥上，在这场战役中，反对革命的保皇派军事力量被击败，从而结束了北卡罗来纳殖民地早期被保守党局部统治的局面。可是，虽然早些时候，有报道称英国正鼓励奴隶们“抛弃”他们的主子，但保皇势力在个别地区依旧异常顽固，例如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116] 可以理解的是，双方的怨恨正在加剧。此外，南方的白种人在两个层面上变得益发分裂：垂直层面上，他们效忠王室，与保皇派联手对抗爱国者叛乱；水平层面上，他们对社会经济的周期产生了更为长久的影响。那些富有的拥有奴隶和土地的乡绅阶层让自己免服兵役的同时，还通过州立法机构，强行向小佃农和穷困的白人征收地租，并迫使他们服兵役。 [117] 在南卡罗来纳，这个贵族化最严重、社会阶层极不平等的州，种植园主精英们大体分为保皇派和爱国者两个派别，剩下五分之四的白人大都是穷乡僻壤的小佃农，他们在州立法机构中任职的人数很少，因此他们并不高兴也不情愿同英国开战。为保护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优势，那些拥有奴隶的爱国者种植园主精英们在1776年3月修订州宪法的时候，决意将白人小佃户在立法机构下议院的席位从6%增加到38%。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将大部分穷困的白人排除在上议院和政府任职的门槛之外——与此同时，他们还大声疾呼，拒绝英国议会为他们专门设计并迫使其服从的“悲惨的奴隶制”。 [118]

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紧张局势和困难，但对美国人民而言，战争的发动与其说是激动人心，毋宁说是耸人听闻。到1776年初，在主要援军抵达之前，英军的位置实际上已从加拿大转向了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甚至，假如德国雇佣兵团没有很快出现的话，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战役发生。1776年6月，亚当·斯密站在英国的立场上，不无悲怨地写道：“美国之战开始得异常糟糕。我希望，不能说我期待，这场战争将体面地画上句号。” [119] 然而，叛军还要做出一些棘手的决定。如大多数叛军首领一样，此时的约翰·亚当斯尚未明确表态要致力于独立，杰斐逊还承认国王而非议会乃“斡旋于英帝国各大州之间唯一享有仲裁权的中间力量”。 [120] 为了解决冲突，英国需要减轻自身需求，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主要兵力集中于重点区域。由于受到光荣革命以后反军事传统的制约，以及受英国绅士素来反感国内庞大的常备军的影响，英国面临缺乏经验丰富的军队以供调遣的窘境，再加上国王本人并不情愿招募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这使情况变得更为危急。议会为解决这一战略左右为难的情形，不得已在黑森、威滕伯格和其他德国的州(不包括普鲁士)雇用了18 000名(据推测)有着丰富经验且装备齐全的军队。通过这种方式，外国雇佣军成为英军作战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驰骋于美国的战场，同时它也成为大革命与外界广阔世界之间复杂联动的重要环节。

在1776年1月15日签署的一份补贴协定里，黑森-卡塞尔单方面同意在美国保留12 000人的军队，直到战争结束，条件是英国每年通过荷兰的银行向黑森执政王子兰德格拉弗·威廉支付374 000英镑。事实上，虽然黑森-卡塞尔的高级军官们收到了一些现金，但协定几乎并未履行。为增加身强力壮的士兵数量，征兵部门挥舞着王室授权的旗帜，一窝蜂地涌向黑森乡村，寻求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劳动者的帮助。1776至1783年间，光是黑森分遣队就已达到了商定的限额人数，18 970名无地者横跨大洋，就这么开始了实际上无限期的军事服役。 [121] 围绕着这些征召入伍的士兵必须要服役多长时间的问题，各方一直争执不休。有关延期、替换以及制定标准区别对待所谓的两类农民(即不可或缺的农民和“敢死的”农民)的讨论，引发了大范围的反感情绪，更不消说庄园在收入和税收方面所减少的农业生产力。为逃避应征入伍，年轻人纷纷逃离各自的村庄，从而爆发了一连串大范围的恶劣问题：学徒生涯不得不中断、土地被废弃、婚姻延迟或破裂，还有数不清的妻子和儿童被遗弃。

尽管如此，雇佣军依然将茫茫的社会混乱置于身后，乘船抵达美国，开始与叛军作战。他们大都是带着不满或三心二意的情绪应征入伍的新兵，在他们的合约到期之前，许多雇佣兵战死，或因病痛无法得到及时医治而身染残疾，抑或是被遗弃他乡(这些人大多在美国定居)。因此，英国急需通过再次征兵补充力量。英国最高统治者原本期望这些雇佣兵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老兵，岂料就这样被骗了。尽管如此，那些雇来的德国兵无论在可靠度还是数量上，都足以支撑起英国在美国的军事部署。到1781年9月，在与叛军作战的所有英国常规军人中(不算保皇派的志愿兵和美洲印第安人)，37%为德国雇佣兵。 [122] 于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军的参与，这激起了黑森和威滕伯格议会的愤怒，这两个地方的当地贵族和高官们，强烈抗议英国支付给雇佣军团的钱款落入王室的口袋，他们认为这是义务服役，属于国家事务，收入所得理应归属于国家。王室和议会就此吵得不可开交，尽管双方都确信义务服役(Obligatory Service)是朝臣和贵族的义务，而义务服兵役(Obligatory Military Service)则是穷人和无地一族们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一些公开大唱反调的人不赞同这样的说法。有关英国支付的这笔钱应如何分配的争论延续了数年之久，随着征兵次数的增加，继而引发佣人、马夫以及可供官员奴役的男仆的数量严重短缺，贵族当中的不满情绪逐渐加重。如此赤裸裸的不公正点燃了当地民众的怒火，这也有助于在教授、学生、书商和记者们中间培养起政治颠覆的新鲜力量，这些人士都与“先觉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18世纪70年代中叶，作为一个秘密的地下组织，“先觉者”的足迹可谓遍布于德国的各个角落。 [123]

就如法国与荷兰一样，在德国西南部以及汉诺威选区，英国的征兵同样使得士兵有机会卫戍在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等大型驻地，从而避免更多英国部队迁往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成为知识界和学究们的擂台，它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它还充当着社会和心理的操纵杆，撬动了人们反抗贵族、王室和无处不在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神经。那些打着王室权威幌子的德国批评家们开始论及“主权骗子”，这些骗子故意混淆王室“权力”和国家权力，并从民众那里剥削、转移资源。在受过教育的人士当中，这股愤怒与悲伤的情绪日益加剧，并在由声誉日隆的富兰克林和华盛顿领导下，最终凝结成为更具有普遍意义和理论化的反王室、反贵族和反军事的立场。为回击赞同殖民地叛乱的颠覆性言论，就连相对开明的德国贵族，譬如不伦瑞克公爵，都严禁民众在公共和集会场合谈论美国大革命，不管是在会议还是公共媒体上，这一禁令直至战争宣告结束才得以终止。知识界的分裂在公共领域内被遮上了面具，就像王公贵族甚至腓特烈大帝(他并未卷入战争)都不会允许报纸杂志评论王室“权力”、宫廷或王子。 [124] 随着官方审查制度的收紧，媒体上几乎见不到谈论革命的文字，可是，在小酒馆、读书社团、学生团体和共济会小屋，这样的言论被广泛传播。伟大的戏剧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1729—1781)在其《共济会员对话录》(1778)中，刻画了一位共济会会员的形象，他“是个捍卫美国事业的欧洲人”，他坚信美国国会就如共济会小屋一般，专注于运用武力拓展“其帝国”。 [125]

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好战思想以及系统地排挤自由言论的做法，都支持了英国王室、大英帝国与英国人的“自由”，这也构成了横跨大西洋两岸庞大行动的一部分，这场行动的主旨就是镇压和反对美国的兴起。身处德国的激进启蒙人士，譬如自然神论者克里斯汀·威廉·多姆(1751—1820)、胡格诺派教授雅各布·马威龙(1743—1794)，以及正在丹麦服役的军事指挥家沃德玛·赫曼·冯·施密特(1719—1785)都从叛乱当中汲取到灵感，并使其成为明显的经验教训，或公开或偶尔地运用到德国的语境中。多姆是领头的政治评论家，也是犹太解放运动的拥护者，同时他还是英国和荷兰皇家制度(在亚洲和美洲)的共和党派批评家。他注意到，在德国，革命在1777年的杂志《德意志博物馆》上激荡起深层次回响，并吸引了“许多重要的作家和诗人朋友们”站在美国一方。同年他在发表于《德国水星报》上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成功更大层面上拓展了启蒙运动，并赋予民众全新的思想边界，也为自由精神注入了新鲜活力。” [126] 作为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冯·施密特也秉持相似的观点，他反对现存的制度、律法和态度(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军国主义和战争思想)。与此同时，支持美国大革命的情感在幕后风起云涌，成为暗中进行的激进政治和知识界地下活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些致力于推翻王室专制和宗教权威的启蒙者们开始在他们的谈话、授课和写作中散播支持革命的言论。 [127]

由于法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发生在美国的叛乱怀有同情，反对征兵的声音如汹涌的浪潮席卷了大西洋两岸。志愿者们纷纷承诺为革命而战斗，这当中最杰出的人士是波兰贵族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他后来成为波兰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1776年6月，柯斯丘什科在富兰克林的引荐下抵达美国，很快他就加入了华盛顿的指挥部。 [128] 柯斯丘什科曾在巴黎和华沙接受过军事工程学的训练，他反对波兰的农奴制，是一名热情洋溢的废奴主义者。由于他曾阅读过法国激进“哲学”，尤其是《印度历史哲学》(1770)，所以他也是唯心主义的拥护者，他赞同普世人权的思想。另一位支持者是歌德的朋友林道伯爵(1754—1776)，一个沉浸于启蒙运动教育的年轻人。继之其后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斯图本(1730—1794)，他后来成为“大陆军”的监察长。他在巴黎与富兰克林短暂的会晤之后，于1777年秋来到美国，翌年3月在福吉谷做志愿者，尽管对他而言，此举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行为，毋宁说是长期负债的结果。斯图本曾在普鲁士受过训练，虽然事实上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但在他博学的法国军事秘书—— 一位唯心主义者的欧洲新兵——彼得·史蒂文·杜·蓬索(1760—1844)的帮助下，他发明设计出“大陆军”专用的钻孔和刺刀，后来他还成为美洲印第安语言的著名专家。

欧洲志愿者当中最知名的当数吉尔伯特·杜·蒙特尔·拉斐特侯爵(1757—1834)。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年轻贵族，在由富兰克林引荐给华盛顿之后，1777年6月，这个年轻人乘船抵达了南卡罗来纳州。拉斐特英勇能干，很快从华盛顿的侍从武官中脱颖而出，后来他被提拔为高级军官。他对平等和接触到的素朴礼仪满怀天真的憧憬，他认为“文雅的平等”应统宰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角落。拉斐特成为大西洋两岸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一股中坚力量。他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美国，既没有穷人也没有我们称作农民的人”，每个人都正直诚实，每个人“都同最有权势的土地所有者一样享有相同的权利”。 [129] 因为受到《历史哲学》(早在1777年以前拉斐特对此就已熟知)这部典籍的激励，拉斐特热衷于黑奴解放运动以及其他进步事业，他成为1789年前法国哲学界亲美主义的标志性人物。 [130]

费城激进主义

然而，不断扩散的暴动只是缓慢地展露出较为清晰和明确的轮廓。1775年11月，在针对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各项协定的咨询答疑中，国会采纳了宪法革新的提议，并且强调这一革新是建立在“充分而自由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一些殖民地议会率先采取措施重新起草各自的宪法。随后，这一行为逐渐蔓延至13个殖民地。1776年初，一股激进的暗流进一步激发了这一转变，其中费城表现得尤为鲜明。此时的费城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拥有大约两万五千名居民。这股暗流在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致美洲居民》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潘恩的这本小册子创作于1775年底，在大革命时期，这本小册子无论是阅读人数、重印数还是讨论的次数都堪称最多。 [131]

图2　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费城，1776)扉页。图片鸣谢：纽约州JT出版社/艺术资源

这本小册子是由潘恩与本杰明·拉什联手合作完成。作为一名医生，以及美国主要启蒙主义者之一，拉什在1777年春被任命为军事医院的主任医师。拉什经常鼓励潘恩，并不时向潘恩提出建议，尤其在书名的核定上，拉什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最初潘恩想将小册子命名为《质朴的真理》)。而后，本杰明·富兰克林经过仔细阅读，也支持并“表达了相同的意见”。拉什帮助潘恩找到了一家足够胆大、愿意接受挑战并站在共和派一方的出版商来负责印刷。身为书商的罗伯特·贝尔(1730—1784)也参与其中。贝尔是出生于格拉斯哥的苏格兰人，自从几年前他的都柏林书店倒闭之后，他就在费城居住。他是贝卡里亚和伏尔泰作品的美国版本的发行商，也是一位启蒙运动的热衷者，同时他还是首位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大范围传播到美国的传播者。 [132]

图3　托马斯·潘恩(1737—1809)，雕刻取材自乔治·罗姆尼(约1792)的绘画。图片鸣谢：阿特拉斯档案馆/影像作品

1776年1月，在富兰克林、拉什、贝尔的支持下，潘恩的大作以匿名的方式在费城出版。 [133] 一些人将其归功于富兰克林，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是山姆·亚当斯的功劳， [134] 因而，潘恩的声望并未旋即建立起来。正如当代历史学家戴维·拉姆齐观察的那样：“这部作品的风格、文体、语言叠加在一起，引发了读者的热情，也激发了蕴含在人类本性中所有积极的能量。” [135] 自1776年起，《常识》的后续版本相继出现在费城、纽波特、塞勒姆、哈特福特、兰卡斯特、纽约、奥尔巴尼和普罗维登斯。据潘恩后来估算(或许不无夸张)，该书卖了“不少于15万册”，在美国销售一空。 [136] 不久以后，《常识》也现身于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众多城市，该书不仅在伦敦印刷出版，还占据了爱丁堡、纽卡斯尔和都柏林的出版市场。尽管这本小册子在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声名狼藉，但它还是出现在法国和荷兰的鹿特丹港，并且自1776年起多次在欧洲大陆重印，后来该书还流传到了德国。 [137] 在法国、荷兰和德国，《常识》不仅是革命的证明书(正如1780年版的《历史哲学》宣称的那样)，它在言辞和理性上的干预也极具戏剧性。它决定性地扭转了彼时美国社会犹疑和妥协的局面。这本册子在意图和内容上都是革命性的，它号召美国人为争取独立、更多的平等以及新的宪法原则而战。 [138] 可以说，这本小册子圆满实现了《历史哲学》的要求，这也是彼时欧洲第一部饱含激进思想、方向指引的“哲学”文本。

对潘恩而言，1776年真正的革命是发生在《独立宣言》之前的知识转变。这是一场观点革命，它把支持独立的美国人的观点分成两派。 [139] 在1775年10月18日发表于《宾夕法尼亚杂志：每周广告人》的《论严肃的思想》一文中，潘恩就已呼吁“独立”(在此以前，几乎没有美国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主张美国应彻底脱离英国。在这篇文章中，潘恩比较了英国施行的两类统治，一类是她在美国的所谓“专制”，即“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施虐的残暴行径”；另一类是她强占“非洲那些倒霉的海岸，对非洲大陆无力自卫的居民大肆掠夺，从而将自己的统治强行根植于西部”。 [140] 现在，这篇文章与《常识》一道构成了美国传奇大业的肌髓，可是，两部大作的灵感显然既非出自美国又非出自英国。相反，这两部作品到目前为止，提出了与美国论战完全不相干的一套逻辑，这套逻辑呼应着谴责殖民主义的激进“哲学”观，其代表人物是狄德罗、雷纳尔和他们围绕《印度历史哲学》形成的圈子。《印度历史哲学》在世界各国的影响远比西德尼或哈林顿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持久，它发行了无以计数的法语和英语版本(以及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版本)，对拉斐特、柯斯丘什科、富兰克林、李、米兰达、孔多塞、马泽伊以及其他众多享有国际声望的革命领导者而言，这部颠覆性著作不仅举足轻重、耳熟能详，而且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潘恩为美国脚本注入了全新的情节，从而丰富了美国场景的设置：激进的、普世的革命话语，在法国已耳熟能详，但在美国和英国却回音寥寥，然而现在，这样的话语也已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观点。

《常识》现已无可争议地被公认为“激进的杰作”。让·尼古拉斯·杜默尼耶(1751—1814)是美国大革命的评论家，也是未来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他断言：“(这部著作)将名闻遐迩、永存于世，因为它是世界编年史上人所共知的最伟大变革的华彩篇章。” [141] 杜默尼耶认为，在潘恩的小册子出版以前，大多数美国人只是试探性地反抗英国军事，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控制在宪法和法律授权或容许的界限以内。雷纳尔在1781年出版的《美国大革命》一书中也持有类似的见解，雷纳尔的这本书也被视为《历史哲学》的分支。1780年修订版《历史哲学》强调指出，只有在阅读了潘恩的小册子后，从前由两个亚当斯、汉考克和富兰克林带头私下关注并讨论的完全独立，才行之有效地落实到人民身上，由此才能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共和政体。 [142] 潘恩的小册子为手工艺者、乡野农夫、零售商贩，还有社会精英以及类似的民众开辟了道路，并决定性地推动了美国走向同英国彻底脱离、实现自身的完全独立，以及建立共和制的前景与征程上。

时值美国民众的观点分歧严重、犹豫不决盛行、保皇主义占据主导，这本在风格、文采和语言上强劲有力的小册子的问世可谓恰逢其时，它为当时的局势拓展了全新的视角。美国民众大都欢欣鼓舞、反响热烈。富兰克林坚称这本小册子影响“巨大”； [143] 李誉其为“一部精湛的、不可抗拒的杰作”； [144] 就连波士顿持有异议的部长，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之崛起、进步与建立史》(1788)一书的作者威廉·戈登(1728—1807)都认为，潘恩的小册子标志着大革命的首部通史诞生。“它的影响令人感到异常吃惊，人们用雷鸣般的掌声表达对它的喜爱，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读过这本册子，它被视为一部真理之书而备受推崇。” [145] 然而，较之这本小册子无与伦比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其明显的激进特质，这在美国爱国者社会精英当中引发了强烈反感和愤怒，由此，保守主义思潮开始盛行。 [146] 《常识》在宣扬民主情绪方面的创举令人感到恐慌，假若这本小册子提前一年面世，甚至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处罚。之所以它在殖民地的发行成为可能，只是由于王室权威的崩溃，还有爱国者与保皇主义者之间日益加深的罅隙，以及当地自卫兵团的组织动员等。潘恩在书中严厉谴责了那些敦促谈判和期冀与英国达成“和解”的观点，并将这种情愿宽恕“压迫”与专制的想法比拟为妄想“妓女重获清白”。 [147]

在弗吉尼亚、卡罗来纳、纽约，以及其他对宪法革新和完全独立持谨慎态度的土地所有者们的居住地，潘恩奉行的抵制主义对那些非社会顶层精英的人群极具吸引力。抵制主义的内涵与传统殖民地领导者的“革命原则”大相径庭，以至于它在爱国者圈子里造成了非常多的争议和分歧，其程度堪比它所号召的独立在英国和保守派当中引发的震惊和憎恶。 [148] 在那些意志坚定的爱国者中，尤其令人惊骇的是迪金森、约翰·亚当斯和约翰·威瑟斯庞，这些人都是后来《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潘恩主义”受到来自保皇派和支持革命的寡头政治的愤怒声讨，不论支持还是反对革命的保守派们都对《常识》横加指责，原因是它反对君主政体，违背了英国宪法传统和原则，强调人民主权论和广泛的民主倾向，并且对“混合政体”、孟德斯鸠以及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怀有不加掩饰的敌意。 [149]

爱尔兰保守派成员，也是纽约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助理牧师，查理·英格利斯(1734—1816)后来被迫移民并最终定居到加拿大的新斯科舍，他曾匿名出版了一部言辞激烈的辩驳之作——《美国公正言说之旨趣——关于小册子〈常识〉的批评》(1776)。他将潘恩的这本册子冠以“对美国人常识的粗暴侮辱”的标签，说它妄图毒害美国人的心灵并诱使他们远离真正的志趣。他将潘恩定义为一个“公然的、充满暴力的共和党分子，对英国宪法满怀憎恶和敌意”，“甚至霍布斯都会为拥有这样一个门徒而感到羞愧难当”。 [150] 潘恩的另外一位敌手化名为“坎迪杜斯”攻击他，坎迪杜斯发表了一篇名为《质朴的真理：致美国定居者和对新近发行的小册子〈常识〉之评论》的文章。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英国混合政体是“我们宪法的美丽体系”，是君主政体、贵族制和民主的混合体，这一等级体系和帝国体制统宰着大西洋两岸，身在美国的英国人和英国本土民众无一例外地珍视此政体，甚至全世界的商业也尽数被其收入囊中。那些令人痛恨的、危险的政治煽动家(这其中包含《常识》的作者)，还有“学识渊博、举止文雅的休谟”，他们企图“诱使民众投身到他们设置的罪恶陷阱里”，他们还鼓动民众发起叛乱。 [151] 潘恩在1777年1月对此驳斥道，只有反抗理性的那些人才是“叛变者”，而他本人则捍卫理性、反抗专制，他应被授予“信仰捍卫者的头衔，其尊贵程度远胜于乔治三世”。 [152]

不管是在思想交流还是个人交往上，一些革命领导人与潘恩及其圈子的关系很快变得恶化。 [153] 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开始支持叛乱；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宁可与英国谈判或是积极地帮助英军进攻美国。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民众的情绪是复杂而矛盾的，当地的社会差距和社会压力使他们的情绪变得飘忽不定或支离破碎。就拿横贯纽约州的哈德孙河谷为例，该地区的土地大多为贵族地主家族们所拥有，包括利文斯顿家族、菲利普家族、柯特兰家族、比克曼家族、伦斯勒家族以及其他那些在17世纪就获得大片土地的家族，他们将庄园大都以口头而非书面契约的方式，出租给穷人或满腹牢骚的佃户。 [154] 贵族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拥有20万英亩土地、两处大宅子和30个奴隶。另一位贵族古弗尼尔·莫里斯，他的私人持有土地的核心区域，绵延在1900英亩的土地上。尽管与菲利普的土地持有量以及菲利普的土地占据河谷这一优越地理位置相比，这样的区块未免寒酸，但莫里斯的土地面朝长岛海峡，因而与英国相隔更近，而且，它还有一处以莫里萨尼亚为中心的规模宏大的庄园，该住宅的黑奴数量一度多达46个。 [155] 在这些社会等级森严且隐含忧患的地区，比起反对遥远帝国的统治者们，穷苦的白人和黑人们更有可能反对和坚决抵制当地的“贵族”。

革命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合力批判潘恩主义。约翰·亚当斯在《常识》面世后不久，斥责潘恩的观点给美洲沿岸带来了极具毁灭性的影响。1776年5月，约翰·亚当斯写道，这本小册子制造的冲动“使一切变得混乱不堪，它毁灭了一切差别，将所有社会阶层强行纳入一个普遍层面”。约翰·亚当斯的反感，部分来源于潘恩拒绝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但主要归因于潘恩试图推动一个计划，该计划“如此民主，没有丝毫限制或哪怕一丝达至平衡的企图，结果必然是造成混乱，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 [156] 对潘恩富含技巧地采纳《旧约》中的表述来支持自己观点的做法，亚当斯认为其有失“诚恳”。1776年4月，亚当斯发表《关于政府的思考》一文，试图消减潘恩小册子带来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亚当斯严正驳斥了潘恩呼吁建立单一民主国会的主张，他要求成立由两个议院组成的立法机构，其中上议院充当“调停者”的角色，负责在“代表人民的国会与被赋予行政权力的国会之间”的协调工作。 [157] 亚当斯是“西德尼、哈林顿、洛克、弥尔顿、尼德汉姆、内维尔、博内特和霍德利”传承下来的旧式共和主义思想的热情拥护者，同时他对在美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论战中深受推崇的孟德斯鸠原则也深表赞同。 [158] 基于此，他提议“贵族政治”和立法机构应接受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行政与“司法权力”的监督。 [159]

潘恩断言，“英国人一向引以为荣的宪法”和对以宪法为中心架构的“权力制衡”体系的顶礼膜拜，或许“在确立之初，对黑暗的奴隶制是行之有效的”。彼时“世界专制盛行”，然而，从那时起，英国的宪法就已“不完美且极其不稳定，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即“自由和安全”——政府成立的真正目的所在。潘恩完全不赞同亚当斯的说法，即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提供了美国现时急需的养料。潘恩认为“政治科学的构成是确立快乐和自由的旨趣所在”，以及创造“一种政府模式，用最少的国家成本容纳最多数量的个体快乐”， [160] 潘恩的这一主张显然与赫维提卡、狄德罗、雷纳尔、霍尔巴赫、普里斯特利以及德拉戈内蒂相互应和。截至1776年初，美国的领导层当中几乎没有人像潘恩那样坚持消除传统的、因袭的宪法形式，以及出于对美国宪法未来的考虑，来消除君主制、贵族统治和帝国，抑或大范围引进政治思想，以促进国内政治进程的变革。除了单一的立法机构负责执掌各州事务以外，“代表制”应当变得更为平等，潘恩进而敦促道：所有殖民地应采取同样方式，定期为未来的国民议会选举出各自代表，并将领土按照选举“区域”进行划分。他给出的建议是：“每个选区派送合适数量的代表到国会，因此每个殖民地至少派30名代表。议会会议应每年举办一次。”潘恩的这一建议为后来制宪者制定宪法做了铺垫，“只有一位总统，国会的总人数至少为390人”。 [161]

正如颇有影响力的爱尔兰自由思想家，同时也是内科医生的托马斯·杨所阐明的：在《常识》问世以前，革命缺少某种激进的“哲学”维度，这样的假定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民主共和制实质上有其美国根源，同时，它也传承自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大陆各国。祖籍英国的查尔斯·李在革命初期曾担任华盛顿的副指挥官，在这个方面，他远胜于潘恩。李算不上一个非常典型的革命者，他曾接受过欧洲大陆的教育，有着强烈的四海一家的情怀，他可以流利地说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与同时代大多数高级军官相比，李的阅读量堪为惊人。早于潘恩小册子问世两年，李就曾在《宾夕法尼亚期刊》上撰文，宣称美国大革命战争的意义并非是地方性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1774年11月，李在《纽约地方志》上发表文章《写给所有理性美国人的友好致辞》，在该文中，他号召所有人拿起武器反抗王权专制，声称革命使美国人成为“全人类的领跑者和守护者”。美国的成功意义重大，但假使革命失败了，李预测，“自由的片片羽痕将会从这个星球上被悉数抹去。” [162] 尽管作为一名信普救说者，李对“哲学”激进主义的描述并不完整，但其影响力却堪比潘恩的小册子——到1776年，大概有250本围绕美国危机展开论战的小册子面世，这些小册子的观点大都尖锐且极具争议性。

潘恩从未表示过自己曾阅读过洛克的作品(洛克对美国大革命的影响经常被过度渲染)， [163] 在论调或立场上，他也不同于洛克。这样的分歧使得潘恩与士绅精英、支持革命的神职人员格格不入。《历史哲学》中毫不妥协的激进论调和观念给潘恩以深刻影响，而这样的观念又主要源起于狄德罗和他的学术圈子，除此以外，潘恩也从普里斯特利的《论政府的首要原则》(1768) [164] 和吉亚辛托·德拉戈内蒂(1738—1818)的《论美德与嘉奖》(1765)中汲取了养料，后者在1769年才得以在英国出版。 [165] 按照潘恩的说法，德拉戈内蒂是个“聪明的政府观察家”，如同贝卡里亚(在美国大革命政治文学中，继孟德斯鸠之后，贝卡里亚成为被引用次数第二多的大陆启蒙运动的学者)， [166] 德拉戈内蒂也是克劳德-阿德里安·赫维提卡(1715—1771)的弟子，同时他还是功利主义的奠基人，以及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公开批评者。诚如赫维提卡、贝卡里亚以及《历史哲学》的另一位意大利籍伟大拥护者菲兰杰里，德拉戈内蒂宣称，政府的真正目标是以最少量的成本，为所有人谋求“最多的个体快乐”。德拉戈内蒂的作品尤其直指专制和贵族统治，其主导精神是激烈的反精英观，他斥责当时盛行的不公正的嘉奖和财富的分配制度。亚当斯终其一生都异常反感这样的论断。 [167] 普里斯特利同样从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包括柯林斯的物质决定论和唯物论)那里衍生出自己的观念。因而，倘若论及知识来源，潘恩的高度分裂的立场——从此以后成为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非受惠于英国的古典共和主义思想，而是来源于激进的启蒙运动。 [168]

潘恩的小册子谴责英国宪法、大英帝国、议会和王权，同时洋溢着对共和制和民主的狂热。在坚决摒弃一切形式的君主制和贵族统治方面，潘恩可谓德拉戈内蒂的忠实信徒。 [169] 与亚当斯不同，潘恩认为革命是“普遍存在的，通过一场革命，一切爱人类的原则都受到影响”。 [170] 然而，潘恩的话语与“温和启蒙运动”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对普遍存在的权力和价值具有吸引力，并拒绝遵从或唤起英国传统、先例及历史。其逻辑与李和《历史哲学》相仿，是坚定不移的世界主义的表达，他坚称“美国的目标大体说来即是人类的目标”。这一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与狄德罗可谓不谋而合，在1780年版的《历史哲学》中，狄德罗提出反叛者的目标是“全人类的目标”。 [171] 正如狄德罗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写，与美国相似，在长期的、有组织的压迫之下，旧世界的方方面面都失去了活力。 [172] 坦白地讲，“作为一个国家，英国”已然变得越发贪婪和傲慢无礼，“她享有她所希望得到的一切贸易和商业，她用无限的统治权控制东方和西方世界，使之得以开化，她既不会采取自吹自擂的方式，也不会为了达到一己之目的，而与对方撕扯争抢”。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英国“已使战争成为她的运动方式”，继而将巨大的痛苦施加给整个世界：“印度的血债尚未偿付，非洲的苦难亦未清偿。” [173] 潘恩明白无误地指出，大英帝国的版图在美洲的新近扩张是其全球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系统包括由此引发的严重“腐败”以及英国在印度和非洲的残暴统治。 [174]

和富兰克林相似(自1774年始)，潘恩拒斥“将英国视为母国”的说法，他认为“这根本就是错误、自私、狭隘和虚假刻薄的称呼”。 [175] 他提醒读者，“新世界已成为避难所”，不仅仅是为第一批定居者(为了逃离斯图尔特专制，选择来到新英格兰地区)提供庇护，而是荫及“来自欧洲各个角落，热爱公民和宗教自由的受迫害人士”。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都是“英国血统”，他们逃往美国，并非由于“母亲的温柔拥抱所致，而是源自魔鬼的残暴镇压”，换言之，这是君主制、贵族统治、帝国、英国法律和国家偏见导致的结果。潘恩嘲笑美国政治精英对英国宪法根深蒂固的谄媚，他建议进一步“调查政府的英国形式中的宪法错误”，并且他指出“因为影响我们的就是不公正的政府行为”，故而，调查不可能取得完全公正和令人满意的结论。他深知，“目前还很难克服本土或长期存在的偏见，假使我们不遗余力，仔细察看英国宪法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会发现其基座是两个古老的极权政府，再掺杂一些崭新的共和主义材料”。他认为这两个消极因素分别是君主制和“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残余势力”。 [176]

尽管美国正在为自由而战，但潘恩认为“当固执的偏见依旧束缚着我们的手脚时”，赢得一份稳当的自由将变得遥遥无期。因为正如“一个迷恋妓女的男人，是不适合选择或甄别一位妻子的，因而，任何支持腐朽政府宪法的先入观念都无法使我们择善而从”。他抱怨道(这非常近似于《历史哲学》)：“英国人无论国王、贵族抑或平民，都支持他们政府如是的长期偏见，这完全或更多源自他们的民族骄傲而非理性思考。” [177] 潘恩认为，不管大英帝国，还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体系，都不利于英国自身的发展，对殖民地的发展同样没有裨益。更行之有效的做法是向每一个国家开放商业贸易，这样的观点不由令人回想起《历史哲学》。此外，还有赫维提卡、德拉戈内蒂、格兰尼、马泽伊和菲兰杰里也持相同的见解。潘恩指出，这样的计划“将拯救我们，也将使整个欧洲走向和平和友善。因为它代表了整个欧洲的利益，也能使美国成为自由之港”。 [178] 潘恩痛恨一切自我约束的市场观，他敦促开放商业贸易，并且在一个细致谋划、包罗万象且有利于公众和消费者的贸易规则框架下，可以自由进出全世界的所有市场。

为数众多的美国贵族精英对完全独立和宪法革新踌躇不前，不仅有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主要殖民地坚决抵制独立，就连保皇派聚居地，譬如新泽西、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等州，对此也是非常勉强、犹疑不定，华盛顿在1775年4月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179] 1776年5月初，谋划已久的英军再次发动进攻，美国人奋起反击。此前不久，国会在费城又一次召集会议，这成为一个颇具戏剧性和决定性的焦点事件。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几乎所有殖民地都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面对由亚当斯等人推动的完全独立运动以及激进分子打算组建临时战略联盟的提议，宾夕法尼亚保守派千方百计地横加阻挠。在决定州立法机构是否应当公告“国会有权操控各个权力机构这项举措的必要性”，以及一切政府权力都应置于人民权力之下的表决中，第一轮国会投票的结果是，支持独立的一方仅以两票之差的微弱票数落败。当挫败的消息传来，费城百姓意识到宾夕法尼亚的“贵族统治”与殖民地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背道而驰，民众的愤怒不可遏制地爆发了。

费城的激进分子们反应强烈，他们通过煽动各种嘈杂的公众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很快升级为骚乱暴动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愤怒。1776年5月和6月是革命的转折节点，这两个月对最后结果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截至6月初，只有4个殖民地明确授意他们的代表们支持独立。然而，现在来自民众的压力打破了这一平衡局面。怒不可遏的民众堵塞了费城大大小小的街道，国会被迫在迟疑不决中迈出关键性的一步。5月20日，北美洲发动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大约四千名群众在倾盆大雨中涌向州议会庭院——伴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讲演，群众高呼着“独立”，并要求废黜那些对独立持反对意见的官员，成立宾夕法尼亚新政府。 [180] 大部分请愿书都由激进派领导人杨、拉什、马特莱克、潘恩和他们的朋友们起草。以迪金森为首的宾夕法尼亚国会领导层则竭尽全力地负隅顽抗。在费城自卫军拒绝提供支持的情况下，激进的反对派与马萨诸塞州代表们合谋，最终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宾夕法尼亚“贵族阶层”。 [181] 6月14日，宾夕法尼亚议会因为民众的恐吓而不得不休会，此举事实上已构成议会的解散，也为民选大会起草全新宪法而开辟了道路。尽管如此，迪金森依旧领导着过渡时期的“行动委员会”。

1776年6月，富兰克林从加拿大返回费城，负责主持修订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的大会，这违背了殖民地贵族统治精英们的意愿。直至1776年5月底，在贵格会信徒们的支持下，殖民地拥有土地的乡绅和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始终岿然不动。 [182] 与其他殖民地议会近似，旧的宾夕法尼亚立法机构期冀的是仿效英国“混合政体”的宪法模式，以此作为“贵族”精英们掌控权力与权威的利器。依照1668年以后的英国宪法，大多数选区的选举权被限制在少数人手里，这些人都拥有一定数额的财富和土地。如此一来，大多数成年男性都被排除在享有代表权、参与权和选举权之外。这是“混合政体”的观念和传统的核心要旨，也是富兰克林与其激进的英国朋友们，包括潘恩、杰布、普赖斯、普里斯特利与其弟子们坚决反对的原因所在。

“是欧洲，而非英国，乃是母国!”

潘恩甚至挑战了“那些极其热烈拥护和解的人士的主张，这些人指出的和解的唯一有利之处是，美洲大陆通过与大英帝国相互交往方可获利”，潘恩的抵制派观点“是欧洲，而非英国，乃是美国的母国!” [183] 不仅警示和反抗了那些乡绅精英的主张，而且赋予了宾夕法尼亚非同寻常的文化与语言层面上的特殊含义。与其他殖民地相比，宾夕法尼亚长期以来无论是人种还是宗教都更为混杂多样，其中遍布着为数众多的贵格会教徒和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的教派；与此同时，它还是德国、阿尔萨斯和瑞士路德教会、改革宗、门诺会社团的总部所在地。宾夕法尼亚旧秩序的土崩瓦解可追溯到1774年12月，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贵格会因不愿支持日益扩张的暴力以及诉诸武力的活动，遂退出政治舞台。贵格会原则上拒斥叛乱，反对革命，尤其反对以“监察和强制”为名的当地爱国者委员会以及由他们阐释的民主意向。之后，在1776年6月底，由于费城局势混乱，加之自卫队的起义，带有浓厚英国国教倾向的那些首席贵族精英们也随之彻底垮台。

为了防备马萨诸塞州战争的爆发而动员和扩充当地自卫队的举动，不仅确保了民众持续不断地反对旧式贵族统治和贵格会教徒，也使宾夕法尼亚的激进程度进一步加剧成为可能。 [184] 到6月底，中部和大多数南部殖民地依旧极不情愿寻求独立，迪金森依然是宾夕法尼亚国会代表团团长，美国独立论战的前景看上去仍是晦暗不明：宾夕法尼亚的寡头政治已命在旦夕，这促成了顶层机构关键性的转变。 [185] 国会论战在7月1日达到高潮，论战冗长不堪，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迪金森和亚当斯不断对决较量。宾夕法尼亚的一些寡头政治执政者们随后责备迪金森在处理事务上的失当，正是由于他的不让步和误判，才使宾夕法尼亚的事务落入到“完全不能胜任的人们手中”。 [186] 最终，在7月2日，紧随宾夕法尼亚的脚步，南卡罗来纳和特拉华州也一改往日反对的态度，转而接受独立，除了纽约弃权外，国会以“全体一致的”投票结果支持独立，并开始准备他们的公共宣言。更早些时候，即6月11日，国会已让五人委员会(包括亚当斯、利文斯顿和富兰克林)着手起草《宣言》，以备不时之需。

此时，杰斐逊的立场已经转向激进，他被要求撰写宣言的初稿。他的初稿避而不谈一切与上帝和神圣制裁相关的话题，而是集中谴责英国王室统治下的美洲奴隶制，阐明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和独立”，并且“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委员会随后修改了这份初稿，缓和了其中的潘恩式腔调，插入了有关上帝的引文；国会又进一步对之加以修订(这令杰斐逊异常气恼)。 [187] 7月4日，《宣言》的最终版本正式通过。这份素以公正著称的文本宣称，“下述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兹确保如此权利，立政府于人民之间，经受统治者之同意取得应有之权力——无论何种政体于何时坏此标的，则人民有权改组或弃绝之，并另立新政府。本此原则，以成此形式之政权，因其影响人民之安全幸福至巨。”

至此，以该宣言为基础，美国永久摒弃了乔治三世致力于成立的“凌驾于各州之上的绝对专制”，继而宣告独立。《宣言》随后迅速刊载在费城的各大报纸上。7月8日，《宣言》正式在费城和特伦顿的民众集会上被宣读，7月9日，华盛顿率领部队驻扎在纽约。在费城，“到处是篝火、响亮的钟声和欢庆的游行活动，以庆祝宣言的顺利通过”。 [188] 在纽约，巨大的乔治三世骑马雕塑被军队推翻，重新回炉熔化，铸成火枪子弹。随处可见的是，英国皇家武器装备被从法庭和教堂里拆卸下来，就连英国王室那些装饰精良的石徽也被摔成碎片或磨成粉末。

伴随迪金森响彻云霄的胜利号角，宾夕法尼亚紧随其后，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运动。宾夕法尼亚自卫队的所有成员都被准许参与即将到来的州选举的投票，此举扩大了该州的选举权范围，使革命战果罕见地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776年7月23日，身在费城的拉什不无得意地向李建议：“领主乡绅们已经退下来，回归到他们的乡间宅邸。过去饱受虐待的老实人则占据了我们州政府的席位。” [189] 到现在为止，迪金森和保守派以及宾夕法尼亚“贵族”都被彻底废黜了。然而，面对强硬的反对派和阻挡民主进程的困难，激进分子依然不敢掉以轻心，或抱有丝毫幻想。拉什在1776年7月底写道：“虽然共和主义的土壤已支离破碎，但我们还有为数众多的君主制和贵族野草亟待拔除。”在这个紧要关头，他坚信“时间会使我们变得更好”，然而他还是略感不安地意识到，尽管王室的“实质”已经被抽离，“但我们仍时不时地对其影子顶礼膜拜”。 [190]

费城的激进主义很快导致宾夕法尼亚演变成联邦的一个州，随后变身为单议院制和几近民主的形态，从而实现了布里索在1786年提出的“人们设想范围内近乎完美的民主计划”。 [191] 只有宾夕法尼亚(随后佛蒙特州)在1776年采纳了民主道路，较之已被旧式宾夕法尼亚统治精英和其他殖民地精英们接受的宪法，宾夕法尼亚择取了更为明显的共和制宪法形式。1776年夏季，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宾夕法尼亚通过以上的方式，使逐渐增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裂痕得以明确、拓展以及形式化。除约翰·亚当斯以外，许多建国者变得越发警惕，唯恐大多数州将追随和采纳宾夕法尼亚的“平衡与革新的精神”，从而改写它们各自的州宪法。然而，威胁最终发生了偏移，在接下来的14年里，只有宾夕法尼亚和佛蒙特这两个州固守着激进派立场，并以开放的姿态挑战着(成年白人男性的)民主。 [192]

于是，在1776年7月至9月这段期间，参加宾夕法尼亚州大会的代表们促成了大革命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战果。他们与被废黜的旧式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无论在社交、理性还是意识形态层面上都大相径庭。除了一些乡村农夫和富兰克林之外——富兰克林当时被推选为草案的制订者，“(他一个人)出席就足以顶替像我这样的1000个人”，拉什在7月23日如是说道——新的统治派别还代表了费城人口中较少数量的富人，其中从事手工贸易的苏格兰-爱尔兰的长老会教徒占据主流。 [193] 据拉什估算，倘若把费城外围乡村的爱尔兰人也计算在内，其数量将占到宾夕法尼亚“大约三十五万”人口的十分之一。拉什在1784年不无轻蔑地回忆道：“德国人对一切毫不知情，却听命于激进分子的篡权，从而构成了他们的中坚力量。” [194] 从中不难看出，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对美国大革命的激进化进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然而，一些宾夕法尼亚的德国路德教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却根本谈不上“不知情”，他们当中最为声名显赫并且在1776年后的宾夕法尼亚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一位，当数彼得·瑞米伦贝格上将(1746—1808)，他是华盛顿高层指挥部的指挥官之一，曾在德国哈雷研习过神学，拉什后来将其描写为“宾夕法尼亚长期以来，并且始终会是最受欢迎和最有能量的一位德国人”，之后，在1800年那场总统选举的恶战中，瑞米伦贝格以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势击败了亚当斯与共和派，屈居杰斐逊之后。 [195]

在一个高度异质且由多个少数民族社会团体构成的多股力量的支持下，激进派领导人“富兰克林博士”、潘恩和拉什素来称之为“好人”的那些人联合起来，形成费城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观点与共和主义思想一致，尽管其中某些人就整体而言并不能代表13个殖民地。他们当中，比较重要的如杨、蒂莫西·马特莱克(1734—1829)，以及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发明家，德国籍人士戴维·里顿豪斯(1732—1796)，他是个精力充沛的激进分子。 [196]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都出身卑微。在这个卓越人士济济一堂的圈子里，还有一个人是詹姆斯·加农(1740—1782)，一位自从1765年就定居在费城的苏格兰籍数学家，最初他只是费城学院的一名助教，后来在1773年被晋升为教授。费城的这个最具热情的启蒙运动团体，不仅科学视野开阔，而且哲学倾向浓郁，并且在农民、德国人和对宗教持有异议者的共同支持下，该团体于1776年5月，正式而坚定地成立了激进革命的领导层。

没有什么比州政府任命的宾夕法尼亚宪法起草委员会，更能清晰地表明政治局势的变化。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一职由富兰克林担任，除此之外，这个委员会还包括杨、加农、马特莱克、乔治·布莱恩与罗伯特·怀特希尔。 [197] 里顿豪斯虽然不是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但也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如果说乔治·布莱恩(1731—1791)尚可被视为一位商人，一个积极地去教堂做礼拜的人，甚或是一名爱尔兰长老会教徒，那么，1776年宾夕法尼亚宪法的其他起草者们的作风就与传统的美国主流看法、商业生活以及宗教相距甚远。这些新贵们仇视迪金森的保守派作风，对操控其他州立法机构的寡头政治也极端嫌恶，他们认为其他那些州恐惧激进思想的传播，而宁愿将激进思想固守在宾夕法尼亚和佛蒙特州范围以内。 [198] 这些显赫的政治新贵们正是富兰克林所尊崇和希冀与之为伍的人。作为1775至1776年间宾夕法尼亚新宪法的主要建构者，加农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他以多数派名义极其激烈地反对“贵族秘密集团”。显而易见的是，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拉什在与激进派决裂后，将加农斥为“一个狂热的教导者，他才华横溢，足以借富兰克林博士之名将民主宪法神圣化”。 [199]

马特莱克是个酿酒师，长期致力于废奴运动。他抗拒自己身为贵格教徒的家庭背景，不仅如此，作为一名自卫军陆军上校，马特莱克一直对贵格会的主要教义持谴责态度，贵格会在政治上的被动、早期对贵族统治的支持，以及在推进黑人解放中表现出的拖拉和迟缓，都令他甚为反感。据拉什后来回忆道，潘恩“经常到富兰克林博士、里顿豪斯先生和乔治·克莱默先生的家中拜访，并受到这些人的热情款待，从中他也发现了许多哲学和政治学上的议题”。乔治·克莱默(1739—1813)是位受人尊敬的商人，同时也是一名热忱的社会活动家，自1765年始，他就是费城爱国者鼓动组织的领导人，他还是荷兰货物(自圣尤斯坦帝斯进口)的主要进口商以及《独立宣言》的签署人。然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克莱默反对1776年单议院制宾夕法尼亚宪法，这与拉什倒颇为相仿。 [200]

杨不仅是内科医生，还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他自学了法语、德语、荷兰语和拉丁语，他也是17世纪末英国“自然神论者”查尔斯·布朗特的弟子，他被现代学者授予“斯宾诺莎的第一个英国弟子”的称号。 [201] 杨在18世纪70年代初期的波士顿革命动乱中表现卓越，1772年他成为波士顿通信委员会的奠基人之一，由于马萨诸塞总督试图抓捕他，1774年杨逃到了费城。杨深受布朗特、西德尼、戈登、特伦查德、沙夫茨伯里和博林布鲁克的启蒙思想的浸润，是一名狂热的启蒙主义者。不得不提的是，在1763至1764年间，杨在与佛蒙特州革命领导人伊桑·艾伦(1738—1789)的激烈讨论中，用激进的自由思想成功改变了艾伦，并帮助艾伦完成其书稿《人类唯一神谕的推论》。这是一本论述超自然主义的、非理性的以及相信奇迹降临的书，后来在1784年，该书在独立的佛蒙特州出版。不仅如此，杨在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方面也令艾伦受益匪浅(彼时艾伦在佛蒙特州的影响力已非常巨大)。此外，他还鼓励艾伦成为佛蒙特州格林山兄弟会的领袖，并且不遗余力地引导艾伦成立佛蒙特州自由共和政体。 [202] 在1777年7月，在全新的宾夕法尼亚宪法颁布一周年之际，杨因在城市医院感染黄热病不幸逝世，这对艾伦、潘恩、加农、马特莱克，以及其余费城和佛蒙特州的激进分子所奉行的“民主计划”，无疑是严酷的一击。 [203]

1776年9月制定的全新宾夕法尼亚宪法，于10月3日在费城的各大报纸上发表，事实上它也是代议制民主、共和主义与现代性的一座里程碑。这部宪法废除了所有选举和政府任职中对个人财产与动产上的资格限定，并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自由人，若截至选举之日已定居在本州整一年，且在这一年里已缴纳各项公共税收，那么他们都将享有选举的权利”。 [204] 尽管如此，这样的规定还是将那些没钱纳税的赤贫阶层排除在外，但具有革新性的一点是，它囊括了那些具备资格的自由黑人。 [205] 每年10月选举出参加州议会的代表。该宪法还明确抵制构成英国宪法的核心要旨，即孟德斯鸠极力鼓吹的混合政体的观念，这肃清了贵族统治和专制的残余思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设立唯一的议院，该议院由纳税人选举产生，而非受限于富人或拥有大量动产的所有者。由12个成员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州政府，这个行政机构是委员会，而非个人，它不享有否定权，并且它要听命于立法机构。它的推选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由公民选举和立法机构共同推选完成。 [206] 同等重要的是，每个公民的选举权重相同，众议员席位的分派遍及乡村城镇，因此，每名众议员代表的都是相同数量的纳税人。 [207] 这一做法随后在1789年被一次关键性的法国革新所效仿，然而遗憾的是，该做法并没有被采纳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那些被推选出的众议员据说都是“才华卓越且富于睿智的人士”。此外，新宾夕法尼亚宪法还设置了审查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必要的时候可否决任何潜在及有悖常理的立法或行政机构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是一个审查机构，也是宪法法院，每隔7年重新选举，负责评估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办事流程，防止立法和行政机构做出有违公正和人民福祉的事情。依据1776年宾夕法尼亚宪法，该审查委员会还被赋予了在合适时机召集会议和修订宪法的权力。 [208] 1793年2月，在由孔多塞起草的法国民主宪法中，再次出现了与之类似的宪法上诉法院。

尽管有富兰克林、加农、杨、潘恩和里顿豪斯的支持，但1776年的宾夕法尼亚宪法仍遭到了亚当斯的斥责，原因是他认为像宾夕法尼亚和佛蒙特州这样的单议院制立法机构已然是专制政治的中转和过渡。自1777年始，拉什也对此表示公开反对，他抵制单一的立法机构和“新近搞出的名为审查委员会的这帮人”，以及“很多其他新奇的试验品，它们实质上是非常荒谬的，对我们国家的自由构成危害”。依据拉什的说法，在宾夕法尼亚的大多数“英国人”和贵格会教徒都强烈反对新宪法。他认为新宪法最坚定的支持者不过是那些身无分文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德国的加尔文教徒。 [209] 在国外，这部新宪法却受到狄德罗和雷纳尔的盛赞，在《历史哲学》的后来版本中，他们将这部宪法设定为欧洲和美国论战的焦点，这使得宾夕法尼亚摇身一变，甚而比想象的乌托邦还要美好。极度的盛赞也使得大西洋两岸有关民主的论辩愈演愈烈。著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马布利在1783年出版的有关美国初期的专著中，从旁观者的视角剖析了该问题。他认为，对一个社会而言，新的宾夕法尼亚宪法太过于民主，缺乏严肃的道德准则，不应当准许这样的宪法体系行使其效力，然而，倘若站在一个纯粹理论化的角度上看，这部新宪法确实将人的平等和尊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生来即享有普遍权利，与任何其他已知的宪法相比，这部宪法无疑更为公正和更有力度。 [210]

尽管马布利的专著从多个视角阐释了这部宪法，但费城激进分子和其他激进民主派人士依旧在某些方面判定该宪法是不充分的，甚至是有缺陷的。尤为突出的一点是，该宪法没有废除黑人奴隶制，或是从选举权上消除种族歧视。在捍卫美洲原住民的权利和保障新闻自由等层面，这部宪法也毫无作为。还有，尽管它删掉了旧的反天主教条例，但公职人员仍需接受宗教上的多项检测。参与州立法机构或州办公机构选举的候选人必须发誓信仰一神论、造物主和宇宙之长，必须承认《旧约》和《新约》的神圣权利。这样的检测明白无误地将犹太教徒、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普救说信仰者，以及像普里斯特利和普赖斯那样，从本质上谴责“宗教检测”的唯一神派教徒排除在外。 [211] 公职人员的“就职宣誓”的原始初稿要求信仰唯一，即“相信上帝的存在，并成为未来国家奖惩之参照”，该宣誓刊发于报纸上，但从未经由公众表决。即便如此，这部宪法还是表达了对神职人员(包括英国国教、加尔文教、德国路德教会牧师)的抗议，保障了足够多的农民参与投票，并最终推翻了“宗教检测”。修改后的就职誓言被应用于所有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公职人员，这一誓言使不容异议变得合法化，这植根于农民对宗教信仰和牧师们存有的敬意。 [212]

由费城激进主义者召开的会议暂时击败了保守派势力，由此开启了更为民主的宾夕法尼亚州宪法和美国独立的大门，假使没有地方运动的辅助，这扇大门的开启或许要旷日弥久了。 [213] 然而，从一开始，宾夕法尼亚商业精英、土地所有者和神职人员就发誓要推翻1776年的民主宪法。无论是宾夕法尼亚的州内还是州外，都弥漫着对这部宪法的无穷敌意。一如曾经，激进的启蒙运动人士只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取得突破，英国国教和贵格会教徒因为反对独立，临时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席位，从而使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教徒、讲德语的路德教会信徒，以及加尔文教徒们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取得了短暂的统治权。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都与激进分子的愿望同声相应，他们将传统精英人士排除在权力之外，但他们对待牧师和宗教却并无恶意，激进主义者对宾夕法尼亚的掌控使得局势越发动荡不安。1779年3月，一个被称为共和派社团的保守团体成立，其宗旨是将财富和特权制度化，并以社会等级、权力分配和宗教的名义推翻1776年宪法。在众多神职人员的支持下，该社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击败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运输帝国(1776—1783)

如果说一场历时弥久且腥风血雨的战争在当时来看已势不可挡，那么，在捍卫独立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则正好相反。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英帝国的力量异常强大，以至于至少到1778年底，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许多美国“温和派”和不折不扣的保皇派(除加拿大人、美洲原住民、被释放的弗吉尼亚奴隶以及牙买加种植园主)，都满怀希冀地期待美国大革命被镇压，或者至少在实质上遭到阻滞。伦敦的新闻舆论受到保皇派言论的影响，洋溢着分外强劲的必胜信念。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欧洲大陆也有很多人希望革命以失败告终，他们横加斥责那些开始谈及“美利坚合众国”的欧洲人。 [214] 在德国，由于美国大革命信奉的原则直接挑战了王室政府源起于上帝的行为准则，而民众是不可以挑战这些准则的，因此，保守的启蒙主义者和“温和派”坚持认为革命是非法的，它构不成社会和政治改善的基础。

1776年夏季，独立战争刚开始不久，就有消息从美国传来，战争局势不容乐观。这样的消息甚嚣尘上，以至于革命看上去似乎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无法达成突破，甚至有全面瓦解的可能。随着大量战舰和黑塞士兵的抵达，英军暂时取得了海上和军事上的胜利，皇家部队夺去了曼哈顿海域上美军的一个个沿海炮台和炮位，并占领了纽约和长岛，统治了周围的大部分区域。华盛顿率领的军队在遭受了一连串重创后几近绝望，他们退回到了曼哈顿北部沿线的高地。保皇派和伦敦的新闻报纸兴高采烈地宣称，美军的斗志已从高潮跌至低谷。1776年8月27日，在与叛军的作战(在长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军统帅豪上将和他的兄弟杰纳勒尔·豪对外公布，拟举行一场和平会谈。消息一出，以迪金森为首的许多国会领导人，包括威瑟斯庞都欢欣鼓舞。华盛顿“大陆军”中的相当一部分士兵，纷纷开始逃跑或变节。拉什不无悲伤地写道：“我们国家的军事灵魂似乎渐渐消逝在那片大陆上”，与此同时，“懒散似乎已普遍弥漫在美国公民心头”。 [215] 然而，似乎令大西洋两岸众多人士颇为不解的是，豪兄弟并未将攻击进行到底，倘若乘胜追击，将极有可能成功摧毁“大陆军队”。华盛顿永远不会忘记纽约——这片大革命险些失手之地。 [216]

国会同意听取英国和平会谈，于是，9月11日，由富兰克林、亚当斯和爱德华·拉特里奇(来自南卡罗来纳的代表，在反对独立的层面，他也是迪金森和杰伊的盟友)三人组成的代表团与豪兄弟接洽谈判，此次会谈并未产生实质性成果，会谈以美国一方拒绝签署“英国议题”而告终。 [217] 战争于11月重又开火，英军攻占了华盛顿要塞，控制了曼哈顿北端，林道(Lindau)就是死于此次交火当中。纽约成为战争后半段英军作战的主要堡垒。截至1781年，纽约和其周边依旧被两万余名“英国”常规部队占领，其中一半以上的(合计约10 250名)士兵实际上都是德国雇佣兵。 [218] 在纽约城和纽约州，保皇派强有力的援助可谓近在咫尺，但假使错过1776年夏末这个时机，大革命将无法取得最终胜利，纽约也将变为保皇激进主义的主要中心。富兰克林的非婚生儿子，被废黜的新泽西总督威廉·富兰克林，后来成为纽约武装力量的“联合保皇派”的领袖，该组织在1780年底之前还定期出动，袭击位于新泽西和纽约州北部的爱国军队并掠夺他们的财物。 [219]

这场战争的军事转折点，发生在1777年初的小新泽西战役和翌年夏秋两季不断升级的战役中。华盛顿部队从新泽西穿越特拉华河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地区，战争爆发在1776年12月的一个夜间，这让驻扎在特伦顿的黑塞守军始料未及。紧接着，1777年1月3日，在普林斯顿再次爆发了激烈战争，在这场关键性战役中，美军完胜驻普林斯顿的英军部队。战争虽然将普林斯顿大学夷为废墟，但却极大地鼓舞了美军的士气，从而扭转了自1776年下半年开始美军在战事上的颓势。然而，这场战争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时期是1777年夏季和秋季。一支由八千名正规英军、黑塞士兵，以及由约两千名印度、法国、加拿大和保守党人组成的英国部队，在经验丰富的老兵约翰·柏戈因上将的率领下，从圣约翰堡出发，沿纽约州北部沿线向南挺进。这支部队在1777年7月1日乘小船抵达了尚普兰湖的最南端，并再次攻占了泰孔德罗加要塞，英军开始了他们在奥尔巴尼市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军。然而，最初英军并未严格执行他们的战略计划，原因是豪将军坚信费城至关重要，他将大部分军队驻扎在纽约，而没有命令部队穿过哈德孙河，加入到柏戈因的阵营中，因此没能实现最初的设想——通过派遣一万五千名精兵强将从纽约通过海上直达宾夕法尼亚海岸，进而阻断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的联系。豪将军的这一决定使得英军的整个战略情势急转直下。 [220]

图4　“1777年1月3日普林斯顿战役默瑟上将之死”(约翰·特朗布尔创作)。默瑟上将在这场战役中伤势严重，几天之后去世。图片鸣谢：耶鲁大学美术馆

由约翰·柏戈因上将率领的这支部队在费城行军作战，在1777年9月11日的布兰迪万河战役中打败了(尽管并未击垮)华盛顿的军队，拉斐特在这场战役中负伤，两个星期之后，这支部队攻克了费城。爱国党人的士气再次回落。英军似乎已处于胜利的边缘。然而，在纽约州北部，柏戈因上将的军队落入了敌军的圈套，这个圈套出自大革命时期杰出的工程师柯斯丘什科之手，他在萨拉托加精心设计了一套纵横交错、隐蔽性极强且极其复杂的障碍物和防御网络。柏戈因几次试图冲破这一网络，但都以失败告终，损失异常惨重。最终，在1777年10月17日，柏戈因上将在绝望之中放弃了继续战斗的努力，率领所有残余部队投降，其中包括5790名伤员、病号和现役士兵。 [221] 萨拉托加的惨败对英军不啻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羞辱，其原因肇始于援军竟然无法从纽约出发，开展长途行军来解救柏戈因。美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使美国欣喜若狂，令英国瞠目结舌，让法国为之振奋，这一消息也撼动了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无论是大西洋两岸还是全世界，美利坚合众国都已在军事上成为现实。

萨拉托加战役之后，形势愈发严峻，随着1778年2月法国的参战，英军统帅极其悲伤地认定，在占领了叛军共和国首府费城短短9个月之后，他们现在必须全面撤离该地区。这对于英国的声誉无疑是灭顶之灾。伴随英军的撤离，费城立法机构旋即公布了一份长长的“叛徒”名单，这令当地的保皇派社团变得更加烦躁不安。一些保皇派人士在6月18日跟随亨利·克林顿的部队离开，其他人纷纷乘船逃离。从各方面考虑，这次费城和新泽西的撤军无论在声誉、人员还是装备上，都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克林顿在1778年6月将宾夕法尼亚全盘交予了“那些叛变者”，他带领着他的人马穿越新泽西，回到纽约，以强化那里的军事防守，因为他认为目前纽约城最有可能受到美法联军的进攻。新泽西再一次成为战争的重要枢纽，英军在撤退时，其后方部队遭遇了华盛顿军队的多次袭击。1778年6月28日，在蒙茅斯政府所在地，两军再次相遇并爆发激战。双方在军事上都没获得优势，战争陷入了僵局，这场遭遇战对英国部队来讲不啻为进一步的羞辱。“大陆军”首度在野外作战，在与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一次次交火中，他们顽强抵抗，坚守住了阵地，最终打成平手。

随着法国的加入，这场战争演变成了全球性的战事。凡尔赛参战的用意是想寻求一种方式来削弱英国，以报1763年的羞辱之仇。路易十六在与国会谈判的过程中，承诺不再收回加拿大，可是，法国的部长们并不希望看到美国人从英国那里夺走加拿大。按照他们的推测，一个充满敌意的邻人的监管将确保美国持续依靠法国。 [222] 路易的外交部长弗金斯，据此教导法国司令官和新近抵达费城的法国公使，绝不要帮助美国人得到加拿大。同时，法国的那些司令官也煽动加拿大的法籍和印第安居民不断侵扰英军，而在美国军队服役的法籍加拿大人和法国军官们(尤其是拉斐特)，满怀热忱地指望着法国恢复对先前“新法兰西”的统治。迫于战争的压力，英国对加拿大的控制将面临瓦解，在此情形之下，法国必须出面强行干涉，以防止美国将加拿大这块殖民地收入囊中。1778年10月28日，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侯爵以王室名义，在波士顿发表了一篇措辞谨慎的宣言，在宣言里，他避免提及所有法国收复加拿大的问题，而是向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承诺，他们对英国的抗击将受到法国王室的“保护”。 [223] 如此一来，在战争期间，由法国派遣的海陆方面的军事力量最远只能到达罗德岛地区，根本无法驻扎或靠近加拿大，而在纽约州北部和佛蒙特州的易洛魁联盟 [2] 则选择站在英国一方。

伴随萨拉托加的惨败和法美两国的结盟，英国重新征服13个殖民地的设想似乎变得益发遥不可及。形势的演变对于西方世界各个国家的影响都非比寻常。自由的建立发生在一个疆域如此辽阔的国家，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此先例。当代专攻美国大革命的法国历史学家，也是美国州宪法专家让-尼古拉斯·杜默尼耶，曾如是评论道：“自由从未建立在如此美好的原则之上。”然而，在和平谈判开始之前，仍然耽搁了相当多的时日。尽管伯克和其他人反复向国王和内阁大臣们灌输，除了名义以外，美国事实上已然“独立”，战争已经毫无意义且英国已为此付出了极度高昂的代价这样的思想，但在英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依旧非常坚定，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心理上，民众根本没有做好战败的准备。 [224]

虽然独立已成事实，但英国军队还是以旺盛的斗志投入到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的战争中。因为13州邦联条例只是将联邦松松垮垮地维系在一起，故而冲突的延续并没有对共和政体的主要城市(除纽约以外)构成实质性威胁。这场延续的冲突可以说是一场考验，用以检测从1775至1778年这段战争绝望期里展现出的团结和使命感，在更为宽松的环境中能否得以存续。1781年10月，英军在弗吉尼亚约克镇打了败仗，这是最后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败仗，自此，英国的努力开始逐渐消退。在约克镇，尽管康沃利斯伯爵早先曾赢得卡姆登战役(1780年8月16日)的胜利，并在南卡罗来纳州有效强化了英国的军事控制，但他在与由16 000名士兵组成的美法联军的对抗中溃不成军，他的9000余名精锐士兵企图从弗吉尼亚沿海的海面上逃跑，却遭到法国军队的拦截，最后不得不向盟军投降。据拉姆齐记载：“投降的军队都充当战争犯，总数超过7000人，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病号和伤员，只有3800人能拿得动武器。” [225]

随着战争逐渐降下帷幕，问题也随之浮现：在单薄的13州邦联条例下，美利坚合众国能否作为共和政体有效地发挥其职能？自1781年始，各个州之间的合作益发减少，而在活动和目标上的分歧却逐渐加剧。 [226] 国会在直接征税和规范商业方面权力缺失，毋庸置疑，国会更像是一艘弱不禁风的小舟，这种状况在1783年战争正式宣告结束之后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国会在战后旋即召开的大多数会议，能够召集到的代表人数尚不足25人。1784年，由于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实在寥寥无几，故而那些有意义的措施根本无法获得通过，间或因为参会人员只能代表少数几个州，所以事实上这导致了所有事务的终止。战争期间，佐治亚和特拉华这两个州在与其他州的合作上可谓无可挑剔，但在约克镇战役后它们也只是零星地参加了几次会议，而在1784年全年的会议里，都未见两个州派出代表出席。除了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以外，没有一个州在费城的代表席位超过两人。 [227]

美国沐浴在战争胜利的狂喜中，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他们似乎都想当然地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归因为神谕教义而非启蒙主义的观念。 [228] 与此同时，在欧洲，美国大革命这个话题引发的争议持续不断。针对美国大革命，来自德国王室的秘密批判愈演愈烈，且极具破坏性。有关美国的话题成为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之间宣传战的一部分，事实上，宣传战自1775年就已打响，并且持续数十年从未间断过。王室宣传机构的宣传策略，受到身处德国和海牙总督府的英国外交官们的启发，并由于德国王室憎恶美国的叛变和民主而得到加强。这样的宣传让美利坚合众国沦为众人嘲笑的话柄，美国被视为无政府的渊薮，将注定走向灭亡。杰出的南美洲革命领导人、激进主义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1816)曾在大革命战争濒临结束之际，背叛了驻扎在古巴的西班牙军队，转而投靠美国。1785年，他以政治流放者的身份访问了柏林，朝臣和传教士们向他反复强调这样的断言，即“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笼罩着整个美国，独立已使美国“互相残杀、荒无人烟，这一切都令人深感悲痛”。对于那些“担心美国局势且胸怀宽广的”人们，米兰达努力使其醒悟并意识到“(美国人)开创的实乃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自由”，德国同情人士对此“看上去颇为重视”。 [229] 尽管这样的说法只适用于像米兰达这样的激进主义者，但在人类进步史上，美国的确向前迈出了弥足珍贵、强劲有力的一大步。

[1] 位于马里兰州。——编者注

[2] 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部最强大的印第安原住民势力。——编者注

第三章 革命宪政主义和联邦共同体(1776—1790)

饱受批评的州宪法

大多数立法委员对改革抱以莫衷一是的态度。然而，在很多人眼里，大革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变革的需求，而且也迫切呼吁着变革的到来，包括改革美国宪法，以及与法律、教育和政教关系相关的公共机构。激进的批评家认为，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新共和政体的法律和宪法条款并不是基于“理性”、哲学和最优秀的作家，也没有将那些深具领导力的权威机构提出的建议加以比对。大多数美国人宁愿保留或默认1776年之前的律法框架，竭尽所能地坚守先前殖民地时期的法律和宪法体系。自1776年开始修订宪法以来，大多数州保留了过往殖民地时期的体系——康涅狄格州和罗德岛除了对效忠王室的行为大加谴责之外，根本没有做任何改变，在独立以后，康涅狄格州还试图坚持采用它的“查尔斯国王宪章”。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宪法论战中，潘恩、普赖斯、普里斯特利、马泽伊、菲兰杰里、杜尔哥、孔多塞都不约而同地抱怨道，总的来说，传统和先例已使“理性”黯然失色。杜尔哥在1778年向普赖斯保证(这令约翰·亚当斯非常恼火)，这样顽固不化地“模仿”(殖民地时期的宪法体系)所导致的后果将是非常糟糕的。美国人没有将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置于议会当中，从而打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权力等级制度，相反，他们追随孟德斯鸠，选择了三权分立，将权力分解到州长、上议院和下议院，并效仿英国，由最高统治者操控权力和权威机构，由贵族和主教掌管上议院，而上流社会的绅士们则控制着下议院。 [230]

从1776年开始，美国大革命内部的两股对立势力(“贵族势力”和“民主势力”)在原则上泾渭分明、截然迥异，无论在知识分子论战还是汹涌的政治斗争中，两者的差异都清晰可辨。如果说众多精英人士都对1776年宾夕法尼亚和佛蒙特州的无限制选举，以及宽泛的代表制深为反感，那么，其他人则认定大多数的州宪法简直可称为寡头政治。伊桑·艾伦是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边疆开拓者、农民和土地投资商，同时也是一位朴素的哲学家、自然神论者，依据他在1778年的说法，“比起除康涅狄格州之外的其他东部各州，佛蒙特州对政府的不满程度要更为严重”。 [231] 尽管独立的果实得以幸存，但是，正如1786年9月7日《南卡罗来纳公报》的一篇社论所言：“美国大革命才刚刚开始，这是因为必须打造一个完整的、遵从民主原则的政府。” [232] 对美国大革命和其实质的理解，目前存在着两个本质不同、高下难分的派系。其中一个以杰斐逊为主要代表，更为激进且共和色彩也较浓郁；另一个则更倾向于“贵族化”，提倡与教会结盟，他们属于典型的民族分子，个人主义色彩淡薄，该派系的主要代表是汉密尔顿，而杰斐逊是他们的公敌——现代历史学家经常如是评注。 [233] 尽管亚当斯、汉密尔顿、杰伊、利文斯顿和莫里斯的“温和”“贵族化”革命运动，使1776年之前美国乡绅精英们的统治权完整保存了下来，但是，在与民主的平等主义者之间不断升级、无法和解的对抗和冲突中，该统治权根本无法施展拳脚。截至1783年，美国大革命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既成事实，但其他方面的原则性冲突尚未解决。这些冲突酿成了社会、教育和政治上的种种分歧，并且很快，这样的分歧导致大西洋两岸的局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美国战争之后，像伯克这样，无论如何都对美国大革命持开脱或容忍态度的欧洲“温和”启蒙主义者们发觉，要想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们亟须压缩或摒弃冠冕堂皇的夸夸其谈，要尽可能少地发表言说或评论。他们强调必须要检视激进的民主和平等主义可能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后果。1783年以后的几十年间，保守的评论者们纷纷为美国立法机构辩护，支持他们不去兑现在1776年许下的承诺，转而宣告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人权”观——将人们生来享有的地位和尊严，提升至政府和有价值的立法体系所应遵循的首要准则。 [234]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出现了坚定不移的反抗呼声，尽管他们并不赞同美国的允诺——要为全人类的政治和社会利益服务，以及要在全世界终止压迫型的政府——但是，他们支持建基于平等、民主模式上的美国大革命原则。对于那些支持美国奉行最初倡导的民主、现世和平等主义倾向的人，以及那些视“人类权利至高无上”和“对世界各地受压迫者扼腕叹息”的人们而言，正如荷兰的一位时事评论家所说，不断增长的、遭受排挤的诽谤者们——在大西洋两岸这样的人占据多数——开始捍卫其社会地位，并与宗教、传统结成联盟。 [235]

由于“混合政体”分裂了主权，且确保了特权阶层的利益和社会地位，因此它受到激进分子的猛烈诋毁。在欧洲，虽然贵族阶层担负政府的管理工作，但在形式上，在贵族头衔、荣誉、军事命令、殖民地总督职位、重大国务官位等方面，政府却必须听从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并且政府以此为庇护，以回应民众的质疑。在美国，孟德斯鸠的“混合政体”的秘诀在于支持寡头政治精英，以巩固这些精英们的政治偏好，比起共和主义实践，这更令人联想到君主政体下那些力量强大的州“总督们”，在诸如马里兰和新泽西这样的州当中，这一倾向尤为突出。如果说国王和部长们习惯性地滋养了腐败并操纵议会成员，那么同样，州总督们则擅长贿赂并将立法机构和司法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中。因而，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混合政体”的构想最终体现的，无非是代理君主和“贵族阶层”的混合意志，它受神职人员的裁定，并以所有其他人为代价来支持遴选出的少数人。 [236] 在这样的原则和雄心的支配下，“混合政体”所激起的现实反响将不可能不迅速铺展开来。诚如一位学者所表达的那样：“伯克寡头政治和潘恩民主视角之间的鸿沟变得越发难以逾越，而由法国大革命所升腾起的希望，则让这一对比更为戏剧化，也更具有现实的关联。” [237] 这同样适用于整个西方世界。

1776年宾夕法尼亚和佛蒙特州的激进主义者们的成功最终引发了宪法之战，这场战争很快蔓延到13个殖民地，它所造成的影响和意义横跨大西洋两岸，可谓极其深远并且持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抑制了接踵而至的战争。南卡罗来纳州坚决执行贵族制，该州是全美最富裕的州之一，但这个州在狭隘的奴隶占有制的统治之下，受到土地寡头们的控制。该州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定非常严格，以至于只有小部分成年白人男性才享有两院的选举权。在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严密操控着地方事务以及州政府部门的任命权，因此大多数白人被边缘化，其诉求只是零星地得以满足，无法获得充分的表达。 [238] 相比之下，马里兰以最为凶狠的宪法争斗而著称。1776年秋，马里兰那些拥有土地的“贵族们”惊恐万分，担心他们“穷困的老乡受到蒙骗”，以及受到杨和艾伦思想所指引的那些“可憎的狡猾无赖”的误导，最终会仿效宾夕法尼亚州，踏上通往民主的“毁灭性”道路。有鉴于此，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击退那些意志坚定的激进分子们的挑战，从而最终确立有严格资格限定的选举权，以及一个由团结一致的寡头参议院所负责的两院制立法机关。结果是，马里兰的参议院由一小撮最富有且个人财产估值超过500英镑的人选举产生。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该州立法机构的贵族化统治，马里兰的总督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大范围权力，其中包括任命州军事指挥官的专有特权。 [239]

在马萨诸塞州，贵族势力被更为强大的代议制所均衡。与具有投票资格选举参议院、州上议院和总督职位的人数相比，具备资格选举下议院的选民人数要更多，但前者的财产认定要高于后者5倍之多。 [240] 寡头政治的另一个特色鲜明的地方是，两次选举之间的会议间隔较长。在英国，依据1694年的《三年法案》，每3年举行一次大选，但这一规定随着1716年的《七年法案》的颁布而被废除。《七年法案》规定选举每隔7年举行一次，政府要接受被限定的选举结果。1716年之后，下议院很少重新选举。将选举间隔设定为7年之久，他们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为了使立法机构在两次选举之间，免于选民的审查，从而将选民的影响限制在会议日程内。一些激进的批评家就此抱怨道，那些反叛的殖民地也常采用同样“有害无益的”偶尔选举模式，如此一来，这更易于诸位代表背叛他们的选民和“出卖其自由”。 [241] 针对美国大革命的立宪制度，无论是州还是联邦层面上的失败，潘恩都将其归结为，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国“腐败”宪法的阴魂不散。他在1796年写道：“美国联邦宪法是个复本，虽然在形式上比不上英国政府原作的拙劣，但两者的邪恶程度不分伯仲。故而，模仿是形式与实务间的联结纽带，可以见微知著。” [242]

在美国大革命之后，孟德斯鸠的“混合政体”和三权分立深为从政的革命者们所信服，也使得阅读政治宣传小册子和报纸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正逐渐趋向完美。随着1787年末联邦宪法的顺利通过，许多人相信这一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故而，新闻和立法机构中反对民主的言论直至1880年后依然在美国持续盛行。1775至1820年间，对此深怀不满的人们开始与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展开斗争，即美国的政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堪称完美，只有一小撮极端分子随时准备公开宣称其尚未达成完美。以利户·帕尔默在1797年向他的纽约观众保证：“在政治科学领域，乡巴佬是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的。”他所乐于承认的是，美国州宪法和联邦宪法“毫无疑问要比目前现存的宪法更趋完美”，并且其实用“效果”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可是，有没有人敢说它已完美到无可挑剔，无须改善和提高呢？”纽约人应该记得“很多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英国政府的崇拜是何其盲目”，即便事实上，英国政府是君主政体，代表贵族阶层的利益，它布满瑕疵，根本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然而要不是到了最后关头，几乎没有人会对其提出异议。“当美国此时宣称我们政治体系的主要框架近乎完美，不存在改善的可能性时，是否也展现出与之近似的愚钝与偏见？” [243]

原则和体系的根本冲突不仅是看法和认知观念的抗争，还是雄心和经济利益的不协调所致。“混合政体”学说的某种挥之不去的效力在于它可以将土地所有者与商人之间的权益很好地衔接在一起，这样的力量令人生畏。虽然18世纪观察家们习惯性地称英国为“自由之家”，但英国绝不是其他国家的样板，彼时一位主张权利平等的激进理论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德·霍尔巴赫男爵(1723—1789)在其著作《社会的体系》(1773)中已经指出，英国必须从自鸣得意、骄傲自满的状态中苏醒，否则就无法根除贵族的控制，更无法使受到限定的选举权扩大化。 [244] 除此之外，英国还需要做的是，不应再以损害人民利益为代价，一门心思打造其商业霸主的形象，以及终止其愚蠢至极的重商主义战争。正是基于先前的这些传统理念，英国18世纪那些统治精英们为了满足贵族和商人的利益，持续不断地对其他人强行施加其海上力量和帝国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的力度变得愈发强劲。 [245]

米拉波和杜默尼耶警告道，大革命之后，延续下来的法律文化依然未做丝毫改变，某些事项明显与真正的共和政体所信奉的理念相抵牾，这也进一步促成了普通民众对殖民地时期的先例和英国起源产生“近乎迷信”般的崇拜。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政治派别吉伦特派(Girondist) [1] 的继任领导人让·皮埃尔·布里索(1754—1793)对此也颇有微词，在其1791年出版的《美国北部的新旅程》(这是一本叙述其1788年美国之旅的书籍)一书的第三卷中，他如是描写波士顿——“以高昂的代价沿袭了英国立法程序的形式，并形成常理，毫无疑问，对秩序井然的热爱将就此一去不复返”。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无法避免的是，这催生出了数目庞大的律师。激进主义者们遵循《历史哲学》的导引，哀叹着美国的“盲从”，并认为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危害源起于《历史哲学》(但并非休谟)，他们斥责习惯法体系原则的缺失，以及整个社会的畸形，这样的缺失和畸形被认为是“混沌的，不可理解的”。 [246] 美国律师们不仅固守住了1776年之前费用过高的传统，而且使法律变得更为错综复杂。通过这些手段，律师们可以对州立法机构施以不恰当的影响，从而使他们自己能够“缓慢地以自己的方式，赢得立法机构和管理部门的席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布里索对此评注道，“他们以令人烦恼的酷爱争辩的方式缓缓地渗入”。 [247]

布里索对律师们享有的极高的社会地位深感讶异，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美国人都对他们非常推崇。 [248] 对于那些过时的、未经改革的法律用语，美国并未让自己远离那些古代社会制度的陈腔滥调，相反，他们似乎对此已经运用自如。许多人都乐此不疲地钟情于古旧的形式，尤其是挖空心思地“增加成本并使整个法律程序变得难以捉摸”。到目前为止，这都是土地所有者和金融精英们凌驾于穷苦大众之上而谋取利益的手段。 [249] 英国和美国巨大而复杂的法律之网看上去令人生疑，它通过鼓励贪婪的律师阶层巧施诡计，剥削穷人，进而使个人财富得到大幅度增长。如此一来，法律就变得极不透明。此外，为了维护自身的完好无损，它始终固守基于案例法之上的陈旧法律传统，同样根深蒂固的，还有那些缺乏明确准则的法律体系。事实证明，这样的法律不过是规避平等和广泛人权的完美手段。美国南部那些州的官员大都由立法机构任命，一般来说，这些官员都是土地所有者；而北部的官员通常都是由本地人选举产生，其中律师占据多数。 [250]

尽管存在种种非难，但布里索依然以高度乐观的精神描述着美国在走向共和制的平等与解放的过程中，所要经历的过渡时期。呈现在他笔端的这个国家是天真、简单、自由和秉承个人主义的堡垒。他所忧虑的是如何保证平等，在他看来，平等犹如一株柔弱的植物，同时也是其他许多人的担忧。狄德罗在1776年后不久撰写的《历史哲学》中有一段话，这也是1780年版第九卷的结语。在这段话中，他自信满满地认为美国人将赢得反对殖民地压迫者的战争，然而，他也敦促他们铭记，在建设新社会的征途中，决不可允许财产不平等的现象过度滋生。 [251] “财产分配上的极度不平等将导致富裕公民和贫困公民在数量上的严重失衡，由此富人将变得傲慢无礼，穷人则越发低声下气。”这将“破坏平等，而平等恰是构成民主共和制的基本原则”。 [252] 普赖斯是一位在美国和英国都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同样对美国初期盛行的事实平等赞叹不已。他获悉康涅狄格州的大多数居民都是由“吃苦耐劳的”中等阶层构成，这既包括“富人又包括穷人，既有傲慢的贵族，又有卑躬屈膝的谄媚者”，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默默无闻者”。“这就是自然赋予的平等，它亟待发掘，平等和唯一的平等是通向人类幸福的必然阶梯。” [253] 与此同时，他号召美国人绝不可忘记“在财产分配上的过度不平等”可能招致的风险。 [254]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平等的问题也令欧洲和美国的激进启蒙主义者们大为困扰——这些人虽然仅占少数且隐身于幕后，极少发声——美国的新宪法和法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承诺，将平等和民主作为社会政治的准则。罗德岛、康涅狄格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新宪法中，都显而易见地没有接受任何明确而有意义的广泛代表性原则。 [255] 美国战争的一个退伍老兵弗朗索瓦让·沙斯泰吕在1784年曾写给麦迪逊一封信，沙斯泰吕对哲学一向颇为反感，他是个非常热心的美国人，在信中，他指出，以上各州传达出的不是“对民主的真切热爱”。1776年，当《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时，在沙斯泰吕看来，美国人事实上或多或少已经平等了。可是，这样一个临时的、粗略的平等状态尚不能为民主共和制提供长久的基石。新宪法运行之初，或许并不存在什么危险，然而，随着环境的转变以及商业、手工艺行业和人口的增长，迟早会出现类似于法国和英国的庞大、赤贫的劳动阶级。对此，沙斯泰吕告诫道，最终产生的不平等必将威胁到共和国的根基。共和制社会必须采取积极而正式的措施遏制财富上的过度不平等，并且对由不平等造成的危及整个社会的等级关系加以限制。 [256]

“美国贵族”复苏的幽灵令一些哲学家，如狄德罗、孔多塞、沙斯泰吕、布里索、米拉波、马泽伊、米兰达、普里斯特利和普赖斯甚为惊恐。“美国所捍卫的平等面临着三个敌人”，普赖斯警告道。 [257] 其一，授予世袭荣誉和贵族封号；其二，长子继承权，这是一种“将财富集中到家族的某个分支，并以此提高身价”的合法方式，普赖斯斥其为“一种虚荣，极其不公正和残忍，对自由权益有害无益”；其三，重商主义者们失衡且带有剥削性质的对外贸易，该项贸易旨在让一小撮商人、金融和贵族精英们获益，较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当然，对普赖斯而言，由合法的“贵族制”带来的威胁似乎更为直接。非常不幸的是，送达欧洲的报告显示，由于“授予世袭荣誉和贵族封号”，美国国内正遭受着贵族封号带来的压力。普赖斯将其视为一场渐渐逼近的灾难。人与人之间饱受贵族封号的区别性对待，“尽管他们的家属获益极少，但他们仍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出身高贵的个体，因为这有利于追逐权力和在政府中任职”。出身和地位必定使这些人乐于“同普遍的自由作对”；只有当这些因素不复存在之际，人们方能认可“人权，它超越于各种外在诱惑，是理智和美德铸就的奇迹”。 [258] 对美利坚合众国来讲，更需永远恪守“他们此刻与未来的荣光——繁荣和幸福的州联邦制，没有贵族、没有主教，更没有国王”。 [259]

宝莱·盖布瑞尔·米拉波伯爵(1749—1791)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早期至关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1784年，他作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他担心美国大革命，这一“所有革命当中最令人吃惊”并且独一无二的“哲学”会成为“贵族制”的代言，并就此沦为牺牲品。美国大革命战争退伍老兵总署最初成立于1783年夏季，发起者是华盛顿的一个最为得力的助手——亨利·诺克斯将军(1750—1806)。诺克斯将军一直致力于为那些与华盛顿一起“并肩战斗、浴血奋战”的官员们，建立永久性规则。《辛辛那图斯规约》包含官衔、奖章以及区分阶层的标志，而这些都可以世代承袭，后代将自动继承先辈们的社会地位。米拉波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他认为这是对革命最具破坏力的做法，革命将就此沦落为以谋取利润为主的商业化行为，这与西德尼、洛克、卢梭倡导的共和主义思想中所谓的人类真正命运相背离。 [260] 正当全世界所有人的目光都无比艳羡地投向西半球，惊讶于美国取得的成就时，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里，官员小集团却妄图建立一个新式的贵族阶级!更糟糕的是，米拉波抱怨道，那些无比天真的普通美国人似乎对此颇不以为意(尽管事实上，美国人不绝于耳的强烈抗议持续了数月之久)。如果说潘恩、拉斐特以及身在荷兰的约翰·亚当斯似乎对此沾沾自喜的话，那么，一直对世袭贵族制和长子继承权甚为不满的富兰克林则不免心惊胆寒。 [261] 富兰克林当时正在巴黎，值此关头，他极力鼓动米拉波(米拉波本人就是变节的贵族)和尚福尔干预美国“贵族制”的实施，并与大西洋两岸反对贵族的其他人士结成联盟，携手展开对抗。杜默尼耶谴责辛辛那图斯集团妄图引入“世袭贵族制，这必将酿成可悲的后果”。 [262] 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是南美洲最伟大的解放者，阿德诺斯·伯克(1743—1802)曾围绕辛辛那图斯计划撰写了一本宣传小册子，在小册子里，他极为猛烈地抨击和谴责该计划。1783年，米兰达和伯克两个人曾在查尔斯顿，专门就辛辛那图斯问题展开详细的商讨。作为有着爱尔兰背景，并在法国接受教育的南卡罗来纳州法官，米兰达认为，新近公布的“规约”可能更适合于“德国的那些小王子”，而非美国。他还认为，“规约”是对共和制自由的致命一击，极容易由此制造出新的“凯撒们”和“克伦威尔们”。 [263]

这场论争持续了数年，全社会俨然变成了美国和跨大西洋地区意识形态的战场。 [264] 对《辛辛那图斯规约》的强烈抵制最终惊动了华盛顿，华盛顿原本打算接受邀请成为该规约的首任“主席”，但为了捍卫自己的形象和名声，现在他决定不再担任该职位。 [265] 伯克的反对贵族制的宣传小册子由富兰克林转寄到巴黎，与小册子一同寄达的，还有他就这一论题写的一封信。这两个文本，后来被米拉波吸纳进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对〈辛辛那图斯规约〉的深思》(1784)中，经过阿德诺斯·伯克和富兰克林的改写，该书在欧洲引发了极大的轰动。这本书在1786年被翻译成英语，并在费城再版，不过署名只有米拉波一个人——这让阿德诺斯·伯克大为震怒。 [266] 伯克、富兰克林、米拉波一致宣称，平等是美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则，也是宪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所有主张贵族制，以及不管以何种理由怂恿无知的老百姓对贵族言听计从的做法，美国公众必须将其视为“荒谬之举”而公然与之决裂，因其对美国的安定与宪法构成了直接威胁。 [267] 没有什么比认可军事武装的实力，并将其作为特权精英们的基石，更能严重地危害社会了。理性和美德才是存在于地球上唯一、真正的“高贵”。 [268]

形式化的高贵对一部分人造成了威胁，但是，在所有激进主义者们的眼中，真正威胁到美国大革命的是非形式化的“贵族制”高贵。依据潘恩、富兰克林、杨、马泽伊、巴洛、米拉波、布里索和杰斐逊的说法，革命受到的威胁来自实践、律法、政治传统，尤其是长子继承权和受到限定的选举权，这些都承袭自过去，也是保守革命党领导人无论在何地都倍加珍视的传统。这一说法同雷纳、狄德罗、德·霍尔巴赫的早期思想一致。美利坚合众国能感知到的威胁是，巨富商贾们对立法机构的不间断操控，这一过程中起支撑作用的则是被限定的选举权，它遏制了其他阶层的人们进入办公部门、立法机构和担任总督的可能。因而，同欧洲一样，在美国，“贵族制”也是社会批评中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这从大革命之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 [269] 1784年，山姆·亚当斯参加波士顿举行的一场讨论会时，曾被忧心忡忡的米兰达问及美国的现状：一个尚处于萌蘖期的民主国家，其立国之基是共和主义“美德”，但为何办公部门的人员选择，以及尊贵与否的标准，都并非按美德和取得的成就来衡量，取而代之的，却是由社会地位和财富来决定一切？毫无疑问，这样的内在冲突是彻头彻尾愚昧无知的体现，它也损毁了大革命的美好形象。亚当斯对此的反应是不置一词。 [270]

在大多数州，寡头霸权起初都面临挑战。然而，当狂热分子们将新美国的现实状况，呈现到外部世界的时候，他们必然不想将之公布于众。当杰布、普赖斯、马泽伊、米拉波、拉斐特和布里索在欧洲宣扬大革命的民主精神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存在夸大其词的倾向。布里索不仅与英国和美国的激进主义者有着密切的交往，还与流放到瑞士的反对贵族寡头政治的“民主党人”保持着紧密联系。正是在瑞士，他亲眼目睹了影响深远、令人难忘却短命的1782年日内瓦民主革命。18世纪的瑞士虽然是由一些小的州组成的联邦制共和国，但没有一个州是民主的，于是，在一些州，反对贵族寡头政治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些反对者与神职人员结成密切联盟，他们控制了政治和公共机构。到1780年，瑞士的民主呼声已高过欧洲其他国家，即使与美国相比，其高涨的呼声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布里索意识到的那样，比起从美国的现实状况中获益，瑞士各个州显然更适合拥抱“美国的”民主原则并从中受益。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整个欧洲。 [271] 布里索热切期望可以帮助他的瑞士、英国和法国的朋友们，来推进各自国家的民主进程，从而进一步提升美国的自由和近乎民主的形象。

联邦政府

参与制定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希望继续拓展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控制权保留在现存的政治精英手中。 [272] 截至1787年，美国的当务之急是着手建立一个更强大、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中央政府，尤其是在贸易规则、海关和银行系统等层面，创建联邦的基础结构，从而能在对外谈判上发挥更为强大而有效的作用。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自各州立法机构的众多代表一致同意——制定一部全新的联邦宪法是势在必行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国际争端的终止。在纽芬兰的水产业、关税、海洋权属，以及五大湖的航运和密西西比河的交通等问题上，美国与英国、西班牙和法国一直存在着差异。约翰·杰伊注意到：“一方面，西班牙认为关闭密西西比河对我们有利；另一方面，英国将我们排除在圣劳伦斯之外。这两个国家都不允许其他水域的贸易横亘在他们和我们中间，从而阻拦双方的相互交流和航道通行。” [273] 为了在上述层面以及其他领域捍卫合众国的共同权益，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机制就变得势在必行。

杰伊在《联邦主义者》上发表了他认为现行宪法条款存在不足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公众辩论中，这套小册子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场辩论旨在支持联邦制，尽管彼时联邦制尚未公开，但已然经过讨论并形成了大致的框架。1787年11月，身为华盛顿的参谋长和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也参与到这次公众讨论当中，他甚至主张可以适度接受共和主义者们的愿景，即“与我们相似，商业共和国绝不应将自己的精力耗费在彼此间具有毁灭性的争辩中”，以及“培养一种友善和谐的精神”。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依赖这样的愿景是鲁莽的。“对政治、功用、正义的一般性或长远的考虑”常常让步于“反感、偏好、对抗和对非正义的谋求，这对国家也对国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古雅典和迦太基都是商业共和国，但这两个国家都崇尚武力。“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几乎与王室战争一般盛行。” [274] 美利坚合众国需要的不过是所有各州都拥有一支常备海军和陆军军队。

在为《联邦主义者》撰写的另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引用了佛蒙特争端，作为进一步证明美国亟须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证据。尽管居民构成主要是北美易洛魁人和印第安人，但佛蒙特直到1763年都还是法国的疆域。1763年以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定居在这片土地上，并将其命名为“新罕布什尔天赐土地”。然而，新罕布什尔、纽约和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颁布的法令存在重叠和矛盾的地方，三个州都宣称对这片土地拥有所有权。由当地民兵组成的“格林山兄弟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在首领伊桑·艾伦的领导下，不仅夺取了泰孔德罗加要塞，还占领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275] 艾伦在1771年因为反抗王室命令而被放逐，在1775年从加拿大撤退期间，艾伦被抓获，之后在监狱里度过了3年。他声称“我们与纽约州之间的仇恨，正如美国独立各州和大不列颠间的仇恨一般不相上下”。 [276] 尽管身陷囹圄，他仍然热衷于同保皇派和英国进行谈判，并一直期待着他和支持者们的愿望能够达成，即实现佛蒙特州的自治。实际上，佛蒙特州百姓宣布与王室及合众国断绝了关系，并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1777年7月8日，佛蒙特州最终完成了带有浓重激进色彩的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以宾夕法尼亚民主宪法为蓝本，但在关键环节又超越了宾夕法尼亚，它是美国北部第一部废除了奴隶制的宪法。 [277]

革命时期，佛蒙特州将自由从特权、财产、奴隶制和洛克思想中抽离出来，从这一层面来讲，佛蒙特州甚至超越了宾夕法尼亚州， [278] 成为一个悬浮于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临时性独立实体。更令人称奇的是，这种状况持续了14年之久。佛蒙特州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州，其他3个州分别是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州。最终，这4个州都放弃了已被认可的独立主权，而选择加入美利坚合众国。1791年3月4日，佛蒙特州正式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的第十四个州。按照汉密尔顿的说法，1787年，佛蒙特州的事务已经圆满诠释了内部分裂的危险。佛蒙特州原计划依旧保持独立，只是将领土融入联邦，但这一想法遭到纽约州的阻拦，而纽约州试图将其吸纳进来的做法又遭到了来自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和罗德岛的一致反对。这些州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出于对纽约的恐惧和嫉妒。在汉密尔顿看来，它们“更热衷于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而非实现其各自的抱负”，马里兰州也发表声明，“强烈支持佛蒙特州独立”。 [279] 这样的纷争正如庞大的公共债务一样，对联邦构成了严重威胁。从战争当中产生的公共债务应当如何分配和偿付，由此引发的意见必然大相径庭，结果势必“产生不悦和敌意”。汉密尔顿宣称：“一个牢固的联邦对于各州的和平和自由都至关重要，它可以保护这些州免于国内派系之间的纷争和叛乱之苦。” [280]

在《联邦主义者》的基本原则上，三个奠基人之间始终涌动着紧张感，然而，为了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发表针对联邦宪法的建议，三个人都暂且保持默契，并竭力掩饰这种紧张关系。汉密尔顿承认“人们对君主政体普遍反感”， [281] 然而，他并不像真正的洛克派哲学家麦迪逊和杰斐逊那样，坚信政府源起于人民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之间达成的某种即时契约。洛克派认为，最理想的情形是，不仅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行政长官，就连参议院议员都应当以终身制的方式选举产生。如此一来，将极大地缩小民主化倾向。 [282] 不可避免的是，初步拟定的美国联邦宪法在起初的质疑及得到认可的漫长过程中，其形式和特点都有待仔细检视并接受公众的讨论。针对这部新拟定的宪法，“反联邦党人”的反对呼声势如破竹，这种反对的呼声来自四面八方，包括一些州立法机构以及新闻部门。较之有权有势的新任总统，反对之声更多地聚焦在拟定的州参议院的“贵族”特性上：直到19世纪末，参议院的成员都不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其成员主要是由州立法机构选举产生的，因而，更具体地讲，财富和财产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283] 在联邦宪法的其他策略方面，汉密尔顿注意到，反对者们以极大的敬业精神广泛地播撒着他们的声音，“需要一块受契约限定的疆域来建立共和制政府，借以传播孟德斯鸠的思想”。然而，汉密尔顿指出，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都比孟德斯鸠设想中的理想共和国的疆域宽广得多，马萨诸塞州、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的情况也属于这种情况。迄今为止，“那位伟大的人物”一直“与州联盟相对立，他明白无误地将共和邦联视为权宜之策，其目的在于拓展政府的受欢迎程度，进而调停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争端，使二者做到优势互补”。 [284]

争辩的每一方都有各自钟爱的政治理论家。“混合政体”结合了君主专制和贵族制的要素，亚当斯、汉密尔顿更青睐于民主政治，其余的“温和派”则认为民主政治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易受大众热情和动乱的影响。假使局势的不安动摇了“联邦制国家当中某个州”的稳定，汉密尔顿通过援引孟德斯鸠的话宣称，“其余的州能够使之平息”。 [285] 并且，这样的州能有效抵挡暴君专制和内部的倾轧。继孟德斯鸠和卢梭之后，同时代最著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马布利甚至虑及幅员辽阔的个别州(譬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情形，更遑论整个联邦国家，从共和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国家确实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孟德斯鸠不同，马布利非常激进，他更倾向于白人男性都应享有无条件的、普遍的选举权，但同时他又忧心忡忡，唯恐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和1777年佛蒙特州宪法中体现的民主代表制，将被证明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制度。他认为，上述那些州以其辽阔的足以令人生畏的地域范围，严重威胁了共和主义特性，这使得它们更易于遭受“新近鹊起的美第奇家族”的掌控。 [286] 故而，对于亟待修订的美国其他州的宪法而言，暂且规避宾夕法尼亚州的全民选举原则不失为更好的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应当保留将不富裕的民众排除在选举、代表制和权力之外的财产资格这一限定条件。 [287]

年轻的共和国的一个最热心的政治理论家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是弗吉尼亚州的主要代表，他曾在《联邦主义者》中提出下列论点：“尽管独立战争期间各个州的宪法都进行了修订”，但来自那些品行高尚的公民们的抱怨依然如潮水般涌来，这些人连篇累牍地谴责“我们的政府摇摇欲坠，公众的美德在敌对党派的冲突中消失殆尽；各项举措也并非依照公正的准则及维护少数党派的利益而实施，而是多数派力量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占据主导”。 [288] 拉帮结派的风气在公众的冲动和热情的激发下，“玷污了我们的公共管理部门”。只有借由一个坚固的联盟，我们才能“为共和制政府的各种痼疾觅得良方。不仅如此，我们身为共和党人，也会感到身心愉悦且满怀骄傲，我们应当倍加珍视共和主义的精神，以及支持联邦主义者的特性”。 [289] 联邦主义就此越来越深入人心。

彼时，由于联合省(荷兰共和国)和赫尔维蒂联邦共和国(瑞士)是现存唯一且历时长久的共和党联盟的范例，因此，这就难怪，在1787年末和1788年初，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们在起草和最终润饰宪法的时候，将他们的宪法不仅与古希腊罗马的宪法，还与其他国家的宪法进行了非常周密的比照和检视。自从荷兰的联合省加入了美国战争，荷兰的示例就显得尤为相关。而此时，荷兰宪法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自1780年始，全世界首度公开的民主革命就诞生并发展于荷兰，继而引发了美国的效仿。但在1787年9月，受到普鲁士和英国的干预，这场革命顷刻间毁于一旦，而此时，围绕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宪法的讨论，正值如火如荼之际。对此，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写道：“荷兰人民非常沮丧，民心涣散，人们都在担忧国家将要四分五裂，外敌将要入侵。荷兰的命运处于生死关头。所有国家都将目光聚焦于这片岌岌可危的土地。” [290] 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主张，荷兰在经历了这么多阵痛之后，最终却酝酿出“一个极其愚钝的政府，无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对外影响上都纷争不断；荷兰的和平岌岌可危，时刻面临战争的灾难”，这番言论最后指的，显然是荷兰的灾难更多来自美国战争(这是由于英国为了弥补在美国的巨大损失，而对其他殖民地横加掠夺)，这场灾难的危害程度不仅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甚至也远超美国的大部分州。 [291]

1787至1788年的荷兰危机只是建国之父们的诸多考虑事项之一，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也是最迫切和最具相关性的事宜。荷兰共和国宪法存在着两大缺陷：其一，荷兰议会不能直接在联邦范围内征税(除了在一些附属疆域和海外贸易上)，这非常接近于1787年以前美国联盟的法令；其二，正如1787年的美国国会，荷兰议会在战争、和平、军队和外交事务上没有完全的掌控权。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曾对此评注道：“人们心底的首要意愿是，惨痛的磨难或许将导致政府的变革，就像建立他们的联盟一样，最终政府将演变成为自由、幸福、祥和的透明组织。”倘若荷兰不能挣脱当下险象环生的境遇，那么，“我们相信，在这样的避难所里，原本所有美好的祈愿都会以加速度的方式实现，但现在也许迎接他们的将是源于自身的重大灾难”。与荷兰联合省相似，在颁布的美国13州联邦宪法的条款中，“联邦的执行力依赖于组成联盟的各个州一致而自发的决定”。虽然在和平年代这样的条款看似波澜不惊，然而一旦爆发战争，它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毁灭性的。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下，联邦政府被赋予了一项特权，即无须征得个别州的同意即可做出决定，如此一来，美国宪法就从根本上偏离了美国独立战争和荷兰联盟的宪法。与此同时，这一新的宪法还规定，无论何时，上议院、参议院和众议院进行多数投票时，依据联邦法令，都无须征得个别州的一致同意，这也与先前大西洋两岸，不论荷兰、瑞士抑或美国的联邦文化与实践背道而驰。 [292]

另外一个显著的变革是，美国新宪法将各州公民代表的权利制度与各州之间主权的平等，很好地结合起来。下议院反映了各州间的人口差异；上议院(参议院)则通过分派给每个州相同数量的参议员从而使各州的级别达成平等。麦迪逊对此的解释是：“众议院的权力来自美国民众，民众代表席位的分布，应与他们在特定州立法机构的席位分布情形，在原则上保持一致。迄今为止，政府是国民的政府，而非联邦的政府。”与之相反，参议院的权力来自各州，各州都是平等的主权主体，在上议院享有平等地位。“政府是联邦的政府，而非国民的政府。”由此，行政权力意图精妙地融合以上两大原则：总统由代表各州的选举人选举产生，这些选举人的数量是按照各州假定的具有平等权力的群体的人口数量进行配比的。“拟定的宪法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既不是国民宪法也不是联邦宪法，而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 [293]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显而易见的一点是，美国宪法是对早期荷兰宪法和瑞士宪法卓有成效的推进，上述两部宪法因其效率低下，现已被废除。美国宪法改变了以往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僵死状态，变得更有效率且切实可行。至少从象征层面上看，它更好地使各州主权和普遍民主这两者达成和解。由是，美国新宪法的确可称作一座现代化的里程碑。然而，联邦主义者宣称，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13个州并非完全以变革作为主要宗旨。倘若加以细察的话，不难发现，正如麦迪逊指出的那样：“联邦的旧有权力几乎并未得到激发，而被赋予的所谓的新权力的力量更是少之又少。” [294] 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新宪法的革新特性。麦迪逊在这段时期丝毫没有激进的表现，他和汉密尔顿、杰伊结成同盟，异常坚定地反对杰斐逊的观点——认为联邦人权法令是宪法不必要的构成部分。 [295] 然而，姑且不论宪法是否具有革新性，在解决民主倾向和传统的寡头统治这一革命的根本分歧上，新宪法的确称得上无所作为。至于在奴隶制、受限定的选举权、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定以及联邦参议院独一无二的属性上，1787年的美国新宪法只是简单地将大革命最深层的内部冲突搁置在一旁。

教会和国家分离？

1787年，各州代表被召集到一起，共同起草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宪法，在关于成立单独的州教会还是公共教会上，代表们无法达成一致。这是因为在过去，13个殖民地的教会传统大相径庭。在美国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地区，先前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国教在大革命期间已日渐式微，失去了往昔的辉煌，尽管如此，1783年以后，英国国教又以美国新教圣公会的面目重现江湖，在一些地区陆续占据主导。相比之下，在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州，3个主要的加尔文教会，即长老教会、公理教会和荷兰改革宗，以压倒性优势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在许多地方，新教尤其是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教徒数量，远超过两个主要的老式教派(英国国教和加尔文教)。大革命时期的所有教会中，浸礼会的扩张尤甚，1760年浸礼会共有94个地方教会，到1790年，地方教会的数量已达到858个，由此，浸礼会成为共和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最大教会。 [296] 即使当时根本无法成立一个受联邦保护的唯一公共教会，但至少，13个殖民地还可以达成一项总的信条，即确立一片公共区域。在这片区域内，宣告所有民事权利和国家主权都源自上帝，教义的主要内容都包含其中(尤其是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仰)，并且这片区域接受国家的扶持和管理。此外，民众还以请愿书和备忘录的形式，给国会施加连续性的巨大压力，督促国会尽快采纳这一计划。 [297]

对于自由思想家、唯一神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而言，革命的主要收获之一就是，成功抵制了这股由多方力量集结而成且来势汹汹的宗教压力，尽管自由或激进的思想并不是促成该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不顺从国教的新教徒尤其是浸礼会认为，国家势力正在大举入侵宗教神坛，这很大程度上当属臆想猜测。新教徒们忧虑的是国家对宗教的保护，将鼓励社会精英对宗教事务与教义的过度监管，从而危及教会的利益。凡此种种，最终促使那些本身就是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的建国之父们，铸就了18世纪末最振聋发聩的丰碑：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最终以破天荒的方式写就，在其条例中，并未宣称公民权利来自上帝，抑或受益于宗教的保护或推动。 [298] 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剥夺国家支持的宗教组织的权力、废除国家教会、无需历经宗教考验或宣誓而在美国政府任职，毫无疑问，上述种种条例塑造了美国大革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层面。 [299] 孔多塞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哲学的视角来看，国家与教会之间形式连接的缺失，都是美国联邦宪法最具决定性，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

1776年以前，英国国教在总共7个州正式设立了公共教会，截至1783年，这些州都废除了这些教会(南卡罗来纳州是1778年废除公共教会的)，其结果是，在官方层面将宗教势力从公共伦理和公共管理领域剔除出去。 [300] 倘若追溯这7个州的立法机构何以成功达成这一结果，与其说来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引，毋宁说归功于大革命和大革命之后美国社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式新教教会，各种利益一度在这些教会凝聚汇合。福音派信徒和激进力量都在试图废除、极力容忍乃至终止国家对教会事务的监管，双方都迫切希望终止教会对国家税收的依赖。但福音派信徒和激进力量的合作也仅限于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新教传教士们会极力抵制1790年之后“第二次新教复兴”的影响，新教教徒们停止与激进势力结盟，转而抨击激进势力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工程。1790年以后，浸礼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派教徒开始反抗激进势力，他们普遍站在政治和社会保守主义的阵营一侧。

美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建国之父大都是无宗教的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些建国之父私底下都否认宗教的权威。也正是由于美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大都为一神论者、自然神论者或不信奉宗教的人士，因此他们都主张个体应尽可能不受神职人员的监管，并尽可能宽容，他们还主张废除教会，实现国家与教会的分离，这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诚然，一神论者和无神论的自由思想家们并不赞同上帝之问。在此基础上，普里斯特利指责富兰克林，并公开痛骂沃尔尼。他说：“令人异常悲痛的是，像富兰克林先生这样一个有着良好品行和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原本不应信奉基督教，而他所做的一切却使得其他人成为异教徒。” [301] 尽管一神论者普里斯特利的决定论源自安东尼·柯林斯，但他也是哲学上的宿命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普里斯特利的一神论与潘恩的无神论和自然神论近似，都反对政治化的宗教权威、神学的等级制度和党同伐异，并且二者都致力于完全剥离超自然的科学文化。激进的一神论者也相信，从教会当中解放出来对实现自由表达、平等和民主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个激进的启蒙主义者都信奉普赖斯提出的“民众事项上的行为自由”和“假想事项上的讨论自由”。 [302]

针对宗教势力和教会政府，杰斐逊的目标非常明晰，就是要从宗教当中获取尽可能多的自由， [303] 这不仅关系到社会整体，还与个体息息相关。美国的激进主义者反对教育的宗教性指向，反对试图将神学引入到政治中，并将宗教的一致性强加给社会的行为。无论是法国的孔多塞、米拉波、沃尔尼或布里索，抑或英国的普里斯特利、普赖斯、库珀或边沁，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坚定拥护美国激进主义者的这一立场。帕尔默认为：“美国大革命不仅革新了社会，还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的道德状况。”受到美国大革命的感召，他期待“人们思想的觉醒”，“人们会发现这与他们的爱好和兴趣相一致，并借此检视其本性中的所有道德关系”，从而发展个体知识才能，并“摒弃自满情绪以及那些迷信的超自然因素，因为这些将限制自然赋予人们的有益的活动领域”。启蒙运动与美国大革命一道，以决定性的方式改写了人类的命运。尤其在教育进步方面，它“推翻了那些错误的体系和长久以来玷污人类心灵和道德品行的外部力量”——清除这些污垢的“唯一必要之举就是人们应当认识到自身的荒谬”。 [304]

尽管大革命对1775年之前的殖民地教会事务规则，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修改，麦迪逊誉其为“最大范围的良心权利”，然而即便在宾夕法尼亚州，宗教“审判”和神学标准依旧存在，正如普赖斯异常惊讶地发现，在大多数州，上述关于宗教的种种情形长期以来依然是论争的焦点。美国大革命根本不像宣称的那样，本质上是一场纯粹世俗意义上的变革，或是成立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国家。 [305] 米兰达在18世纪80年代初，曾造访过刚成立不久的美利坚合众国，他对马萨诸塞州新宪法并不赞同，他对此的评论是，这部宪法要求“所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成员”发表声明，宣告自己“坚决服从基督教”。这样的就职宣言一直延续到1820年，它将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犹太教徒和其他非基督教人士都排除在外。米兰达在1784年曾针对美国“贵族制”的盛行而质问山姆·亚当斯，他的第二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是：大革命曾承诺不偏袒任何教派和教义，现如今又为何与州立法机构公职人员的就职誓言达成妥协，不准许那些拒绝效忠基督教的人进入行政部门、立法机构、众议院以及司法机关和职能部门？ [306]

宗教势力以其他方式继续入侵并提出种种限制。被杜默尼耶视为最糟糕的新泽西宪法就要求州公职人员必须是“新教徒”，与新罕普什尔和南卡罗来纳州相似，新泽西的州宪法还承认《旧约》和《新约》的神圣感召力；该州1776年7月通过的宪法修订稿的第十九项条款，明确限制了“新教徒”的完全公民权利。 [307] 更糟的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强制每位公民向一所又一所的教堂捐款，并勒令所有公民缴纳教会税，州立法机构还赋权给基督教的每一个派系，允许他们向教堂会众分头征税。由于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民众都是基督教公理教会的信徒，故而加尔文教实质上变得“名正言顺”并受到所在州的大力支持，直到1833年，加尔文教都在该州所有教会团体当中占据优势地位。 [308] 马里兰在1776年11月的宪法最终稿中，将“贵族制”完美地合法化。就其本身而论，这部宪法并未清晰地确立宗教信仰自由，它给出的只是模糊的、被删减的宗教自由，并且这一自由只针对那些“宣称信奉基督教的民众”；另一方面，这部宪法再次授权州立法机构“征收一般性的、数目相同的税赋，用以支持基督教会”，这项税收是建立在非宗教的基础上的。依据第三十五项条款，若要成为公职人员，本人须声明“信仰基督教”，与此同时，令普赖斯颇为震惊并反感的是，“入职任何商业或信托部门也须满足此项要求”。 [309]

新罕普什尔州宪法事实上是用公款来修缮公理会教堂的。尽管它曾尝试对此做出改变，但直到1877年，宪法才明文规定禁止非新教教徒成为公职人员。 [310] 特拉华州在1776年6月延缓“王权统治下的政府”，并特别为公职人员设立了准入检测；9月通过的特拉华州宪法修订稿，勒令所有公职人员须发表声明，“信仰上帝圣父和他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以及圣灵，并称颂唯一的上帝直至永远，承认是神的灵感写就《旧约》和《新约》这两部《圣经》”。公开宣称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要求，限制了公民思想的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宪法明白无误地“宣称信奉基督教”的结果就是，把州立法机构和管理部门中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人士排除在外。 [311] 唯一神教教徒、犹太教徒和激进的自由思想者们对此异常愤慨。普赖斯抗议道：“孟德斯鸠并非基督徒。牛顿和洛克也不信奉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按照普遍接受的基督教观点，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普赖斯、库珀或普里斯特利充其量还算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假使他们活着，美国会不信赖并仰仗这些人吗？” [312]

既然所有公民都应当享有平等权利，并平等地秉承政治自由，那么，在立法机构、州法律、联邦法律和国会的选举中就不应虑及宗教信仰以及地位、权势的因素。潘恩、巴洛、弗瑞诺、帕尔默和其余激进主义者，悉数批判了宗教检测这一准入原则，他们坚持认为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宪法中，信仰尺度和教会权威都不应扮演重要角色。与宗教检测和为了支持教会而征收的赋税相比，更为实际也更具危险性的是，某些州将反对天主教的宗教歧视合法化。1777年，身为贵族和地主的领导人，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首席法官(1789—1795)的约翰·杰伊，强烈反对这个国家的激进和民主思想。在纽约州宪法的修订过程中，杰伊通过拒绝专门发誓以放弃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的方式，试图正式削减天主教教徒的政治权利，杰伊的企图差一点就成功了。 [313]

另外一种以宗教义务为借口侵犯个体自由的方式是，强制民众执行安息日的庆祝活动。米兰达在其美国之行的记载中，曾多次抱怨这种带有侵略意味的美国褊狭，认为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对他而言，若要在这一全新的共和国中实现宗教自由是极为勉强的，似乎也是行不通的，这远远超出不涉身其中的外国人的想象。在激进主义者看来，这种强制性的规定使美国的小城镇在礼拜日陷入了令人压抑的死寂，这也使米兰达、沙斯泰吕和潘恩大为愤慨。潘恩在其《理性年代》(1794)中专门嘲笑了康涅狄格州的“蓝色法规”，因其严令禁止民众在礼拜日进行世俗活动。 [314] 对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民众和世俗的诽谤者，安息日仪式似乎只是让无可忍受和固执愈演愈烈的另一种方式，它不顾及民众的意愿而强行加诸每个人的身上，此外，它还禁止在安息日当天举行一切非宗教集会以及跳舞、宴请和饮酒的活动——米兰达因为演奏长笛就曾经被禁止。沙斯泰吕抱怨道，这分明就仿佛一场严重的瘟疫或灾难，迫使每个人只能待在家中。 [315]

宗教审查和宗教强制经由州的“亵渎法”得到进一步拓展。到19世纪初叶为止，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都继续审理违反“亵渎法”的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包括否认上帝的旨意以及嘲笑《圣经》中的章节。杨、普赖斯、潘恩、巴洛、杰斐逊、布里索、米兰达、弗瑞诺、帕尔默和其他激进主义者，都急切地反击亵渎法对个体行为和思想自由的侵犯。对他们而言，这种与褊狭而传统的宗教狂热相抗衡的行为，似乎是美国社会民主化和消除分裂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总体来看，法律和道德渐渐挣脱了信仰和神学的桎梏，牧师对舆论的掌控也得到了遏制，但对激进主义者而言，迄今为止，这样的目标似乎只实现了一部分且不易达成。按照此种现状，他们警告道，所谓的美国人的思想自由，实际上，只是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基本的宗教一致性，它完全无视个体意愿，也不允许自由的想法和多数人持不同意见。 [316]

[1] 也被称为“布里索派”(Brissotins)或“长棍面包派”(Baguettes)，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派别。——编者注

第四章 共和国的教育

诸多国内学校

伴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一些革命党人不禁为民众在态度上的转变而欢欣鼓舞。正如潘恩在其《致阿贝·雷纳尔的书信》(1782)中宣称的那样，除了政治革命，“我们的思考方式也已经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革”。“与我们先前使用的媒介不同，我们现在是用他人的眼睛去审视，用他人的耳朵去倾听，还运用他人的思想去思考。我们可以回顾自己所犯的偏见，就好像这些偏见是其他人犯下的那样。” [317] 截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1788—1789)，大西洋两岸的潘恩信徒们自信满满地以为，更大的进步将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疾驶而来，他们坚信启蒙运动的种子已经在许多未受过多少教育的新读者当中扎下根来。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很快表明，他们对“头脑变革”带来的进步显然是过高估计了，同样被夸大的，还有他们的思想经由宣传小册子、报纸和语录所播撒的范围。 [318]

美国大革命明白无误地创造了一种基于“自由”原则之上的新型共和制。然而，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所展现出的外部气象依然是以非民主占据主导，大体来说，新型共和制并没有调整到提升社会总体福利的高度。大革命在其内部蕴含两种迥异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立足点分别是温和的和激进的启蒙运动，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在态度、价值取向以及体系上的种种冲突，并且这些冲突很难得到化解。这一方面要归因于洛克思想的强劲传承。但是，洛克已经证明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合理的，这是一场在贵族统率下，建立在每个人追求“生活、自由和财产”权利基础上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财产在拥有和组织权力与权威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对洛克而言，人们步入共和国并让自己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主要理由是“可以保全财产”。然而在《独立宣言》中，基于各州的目的和其责任范围，《独立宣言》将“对财产的追求”替换成“对幸福的追求”，这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洛克看来，财产是社会分层的基石，而杰斐逊的构想恰恰摒弃了社会阶层这一原则。洛克认为，没有土地的个体人不应再被视为边缘或附属的人。洛克进一步强化了消极的自由观，他认为自由应以对财产的保护为核心；相较而言，杰斐逊的自由观是积极和发展的，各州及其管理机构都对杰斐逊的观点予以支持和推进。 [319] 在洛克看来，教育实际上是与财产相关的私人事务，它不涉及公共角色的参与，而在激进的启蒙主义者看来，教育则是公共事务，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其中。 [320] 洛克认为人民主权的最大可能不过是在民众和行政权之间达成“契约”，然而在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和普赖斯的政治哲学中，民众通过选举、代表制和享有自由表达权这些方式，持续分享着政府的运作和管理。例如，在洛克1669年代表卡罗莱纳土地所有者起草的卡罗来纳殖民地宪法中(1682年洛克又帮助修订了该宪法)，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形成“多样民主”的说法，奴隶制被保留下来，印第安人几乎不享有任何权利，大多数殖民地依然隶属于那些大的土地所有者(洛克将这些人定义为“领主爵”)。 [321] 最终，洛克将宗教教育分离论排除在外，还将无神论者排除在州的容忍范围以外。不仅如此，在有关最高统治者带有神学意味的权责方面，洛克主张将天主教和犹太教置于从属的地位。

换言之，洛克的哲学完全阻碍了民主社会的形成。1787年的宪法规定各州归入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享有如下权利——维护战争与和平，掌管陆军、海军以及系统地管理商业。但是由于每件事宜并非事无巨细地明文规定归入联邦管辖，以至于包括教育、当地政府、维持治安、州选举，以及与生活品质、个体安全、公民享有的自由程度等相关的其他权利，依旧由州立法机构组织施行。公共领域的品质和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州政府，后来，1791年颁布的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对此进行了补充。然而，这一双重协定就其本身而言，足以保障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制属性，尽管它并没有推进民主的进程或确保每个个体的政治自由。正如后来菲尼莫尔·库珀观察的那样：“政府的共和形式并非一定是指自由的政府。较之其他制度，贵族制的共和意味更强，也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众所周知的最具压迫性的政府。” [322] 18世纪的瑞士、荷兰、威尼斯、日内瓦和波兰都证明了此观点。

启蒙主义者们希望美国大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并最终超越1783年已取得的成就，他们认为大革命推动的只是思想的变革，但在政治、社会和教育方面的转变，依旧收效甚微。拉什在1787年曾断言：“美国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这不代表美国大革命的落幕。相反，它只是表明这部伟大戏剧的开场刚刚落下帷幕。” [323] 诺埃尔·韦伯斯特在1789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美国人犯下的根本错误是他们以为这场革命已经结束了，事实上它不过是刚刚开始。” [324] 即便彼时拉什和韦伯斯特二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和早期无所不包的激进主义一刀两断，但他们也不过是以一种更为碎片化的方式，充当着民主和激进的教育、法律和医疗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拉什在1786年起草的一份计划中曾设定了这样一项主要目标，即建立“一个普遍和一致的教育体系”，公开支持在宾夕法尼亚州那些“以宗教为基础”的学校，这些学校有着相同的办学方针，教师们也都接受由州组织的统一训练。该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品行正直，以及用共和主义意志武装起来的公民。正如拉什所期望的那样，这样的教育体制意义深远，它通过有效提升人们的品行，削减了打击犯罪、建造监狱和惩戒罪犯的成本，从而避免了州税负的进一步增加，最终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使得普通公民都“能够门不夜关而寐”。 [325]

拉什和韦伯斯特主张，一个人无须一定要坚持其无所不包的激进主义立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共和立场，他也无须拒斥宗教权威，他可以有选择地投身于各种各样意义深远的领域中。某项限制意味更强且规划详细的改革日程，可以收到显著的成效。例如，拉什意在改变宾夕法尼亚刑法典的计划，最终就得以成功实施。自18世纪70年代，布里索就极力反对死刑， [326] 他从1793年就开始反对对路易十六执行死刑。长期以来，布里索一直期盼着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余各州能够“从对英国律法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有勇气为欧洲树立一个公正、人道且饱含政治睿智的光辉范例”。 [327] 经过一连串毫不妥协的反抗，拉什和州首席检察官，联手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的论述中汲取到灵感，最终在1794年，拉什富于开拓性的死刑革新法获得通过。这项法律按照动机和恶意程度，将谋杀案分为两大迥异的类别，它首次引进了一种方案来限制和削减死刑刑罚的运用，这也标志着美国法律程度体系的开端。除预谋性凶杀案件之外，宾夕法尼亚州全面废止了死刑刑罚。 [328]

然而，与宗教教育分离论和民主共和主义相一致的是更大范围的改革主义(拉什和韦伯斯特对此进行了批判)，其视野更为开阔也更完整，它需要解释社会问题与社会的种种不公是如何彼此关联的，并且这些社会问题和不公是如何在寡头统治和宗教权威的种种弊端中浮现出来的。以利户·帕尔默敦促道：“那些强大而仁慈的头脑所引入的某些基本真理，应当是未来人类的尊严、快乐和进步的基石所在。” [329] 也正基于此种原因，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被赋予了一项独一无二的使命，即提供一个包罗万象和具有说服力的基本原理。他们坚信，只有他们本身的文本和范畴才是足够充分而深刻的批判利器。由于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改革主义才是针对所有不满的系统性解答——这些不满来自那些自由黑人和黑奴、宗教少数派、女性、犹太人、同性恋者和非婚生子，故而他们希望可以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来反对现实境况，他们致力于通过公民权的拓展、平等化和与宗教分离的方式，提供解决问题的普遍路径，从而使各方受益。尽管其表现形式各异，但激进主义者们认为，“国王和牧师的独裁”依旧可在美国觅得踪迹。为了造就自由和富于责任感的公民，社会必须尽可能从态度，及从当地的和州的政治与行政管理等层面，废除君主统治和贵族制的相关准则。为此，他们制订了几个主要计划，其中之一是他们雄心勃勃地企图重新组织教育体系，并将教育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普赖斯主张，为使这个新国家的根基更为坚实，并确保“施加更大的影响以使世界更为美好，当务之急就是勾勒出一幅睿智且自由的教育图景”。 [330]

然而，只有一群不入流的极端主义者赞同诸如富兰克林、潘恩、巴洛、弗瑞诺、科拉姆、帕尔默、库珀和杰斐逊等革新者(以及对应的法国革新者如孔多塞、布里索和沃尔尼)的观点——认为教育需要被世俗化，受教育的机会应当人人平等，并且，正如杰斐逊主张的那样，即便教育的精英主义倾向依然非常强烈，教育仍应得到广泛普及。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在提升公民权和共同财富所不可或缺的社会或个体的道德品行、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观点等层面，18世纪末期美国社会的转变都构不成深远的影响。所有针对公共教育的计划都被搁浅了。

公共教育没能带来更广泛的解放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温和的启蒙主义“混合政体”和贵族共和主义在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些方面二者合力支撑着一个共同的体系，并与商业阶层及下层社会相抗衡。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1776)中警告道：资本家和商人们过于看重自身的利益，因而他们无法选出合适的社会领导者；社会不应当让资本家们进入政治和立法领域。在他看来，无论在英格兰，在他的家乡苏格兰，还是在美国，社会的领导者理所当然地应是“那些贵族阶层”。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美国的“贵族制”是否足够强壮，并能以一种可靠且稳定的方式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斯密提议道，那种认为能够使美国焕发勃勃生机的民主性思考和实践是危险的，它也许带来的是整座大厦的倾颓。 [331] 亚当斯·弗格森(1723—1816)是苏格兰温和启蒙运动的另一员大将，他同样拒斥普赖斯有关平等和民主的主张。他认为，公民自由根本不等同于“大众权利”，事实上，对自由而言，大众政府是危险的存在：“自由不在于民主权利的流行”，并且“相比于残暴的专制统治，多数人统治或优势群体统治之下的个体，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安全保障”。无论何处，假使未受教育或未开化的人迅速成为国家的主人和暴虐的领导者，那么人们的热情和新异的构想将受到限制，自由面临的也将只能是枯萎。 [332]

相比于欧洲，像约翰·亚当斯这样的“温和派”在美国所面对的选民要更为多元，毫无疑问，他们比弗格森、亚当·斯密或伏尔泰更经得起考验。他们认为，与君主制相比，共和制对选民的要求更高，选民应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和受教育水平，选民应能够对争论做出更行之有效的评估并表达各自的观点，并且可以对参选者做出最睿智的判断。这就使大家乐于承认教育改革当属必要之举。亚当斯明确了对初等阶段和中等阶段的公共学校的支持是州的职责所在，这一职责已被写入马萨诸塞州的宪法。 [333] 许多美国人站在相似的立场上处理这一问题，他们批评新英格兰和纽约州以外的地区，因为他们的教育缺少州政府的支持。但是，由于亚当斯和其他温和主义者拒绝民主和全民选举，所以，他们的计划与激进主义者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他们的眼界也狭隘得多。亚当斯意欲对来自富裕家庭的男孩施行更具排他性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更重视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学习；而激进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拓宽教育机会，号召人们更多地参与到政治中并在政府部门里任职。新英格兰地区和美国中部诸州的温和主义者更为期待拓展公共教育的范围，他们主张在下层社会和“贵族”之间留存一些差异，为社会下层百姓提供基础教育的同时，不要为中等和高等教育指定发展方向或是提供公共支持。 [334] 杰斐逊则希望为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设置分层次的教育体系，并为那些才能卓著和功绩突出的人士提供得到公共资助的路径，无论其社会背景如何，都要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各个行业领域或是成为政治领域的精英。

在大众意识、大众教育和诸多州宪法(包括马萨诸塞州、纽约州、马里兰州、南北卡罗来纳州、罗德岛州和特拉华州的宪法)中，都缺乏明确的共和主义原则，这使得潘恩和杰斐逊的追随者以及外国的亲美人士，像布里索、米兰达等人，忧心忡忡。他们指出这样的疏忽是异常危险的，他们强烈呼吁要对此高度关注并及时查漏补缺。 [335] 米兰达尖刻地将美国“民主”视为由“无知”所操纵的立法权力下的共和主义。 [336] 全新的共和国令他感觉怪诞而诡异，“美国众多杰出人士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完成了这项伟大而复杂的独立使命”，但是，“华盛顿却没有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也没有人对华盛顿流露出赞许之情”；实际上，他补充道，“除华盛顿以外”，“没有人”能被冠以这场革命中深得人心的英雄的称号。对他而言，在共和制社会里，将“所有荣光”过度聚焦在华盛顿一个人身上似乎并不明智，“这样的僭越不仅任性而且不公正”。 [337] 后来在某个场合中，米兰达以轻视的态度称华盛顿为“偶像”。 [338] 将美国的共和制设计成“由人民掌控的政府”，而非建设成这样一个社会——即承认“人们生来平等”并通过教育和公共服务强化这一平等民主的观念，这样的做法无疑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历史上，这场革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商人、金融家、零售商、制造商，以及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们都有机会坐在立法机构的宝座上。可是，通过亲眼目睹了马萨诸塞州议会“在各式场合中”的争论不休，米兰达的印象是，“这些缺陷和麻烦”非常之多，究其根源，乃是“州宪法赋予有产者特权所致”。州宪法并没有确保参议员和州议员是“最睿智的群体”，相反，他们确保的是最富有的人士，这一群体在美国普遍被认为是“缺乏原则和教育的一群人”。 [339] 为了克服这一缺陷，美利坚合众国需要确保知识“借由公共学校被广泛传播”，并且这样的传播必须是自由的、义务的，并且要规避“种种宗教信仰模式”。 [340] 终止教会对教育的督查势在必行，尤其是需要将“普遍的宽容原则”广泛地注入到这个启蒙社会。由此，所有人都将平等地、无差别地享有自由，而无须考虑宗教信仰、种族划分或血统上的差异。 [341]

与“温和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民主批评家认为，如果不能强有力地推进民主化教育进程，革命取得的所有成果都将不可避免地功亏一篑。巴洛在1801年曾宣称：“在任何一个深得人心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年轻人的教育进行广泛关注，以及在公共教育的基本条款中明确共和主义的指向，都是使自由得以长期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方式。代议制系统必然会退化，它将成为专制而非自由的一种手段，也就是在普通公民和那些希望成为公民首领的人们之间，将存在难以想象的信息不对称。” [342] 持激进主义观点的人们认为，作为专制统治必不可少的工具，无知无处不在，“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我们目前的政府形式”甚至不可能再继续存在，“更不要说这些政府建立的基础是平等、自由、公正了，当务之急是在民众当中广泛地播撒那些足以教导他们担负起责任和享有权利的知识”。 [343] 巴洛认为，“不平等的政府必然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偏离这一准则，政府无异于自杀。政府制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使人们的无知状态完好无损地得以永存，这不仅是贫穷和罪恶的渊薮，也是这个国家强有力的支撑所在。” [344]

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不同，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们认为，若要改变社会特性，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必须包含调整经济结构，消除贫困，清除“封建主义”的残渣余滓，以及推动经济上的更大平等，但是他们拒绝将自己的分析聚焦在经济议题上。在经济领域，他们绝不会逾越预先设定的、有限范围内的目标，也不会对私有财产权本身提出质疑。早在19世纪20年代，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就依据潘恩、杰斐逊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构想，判定私有财产权体现出的是理论上的缺失。 [345] 纽约州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斯基德莫尔(1790—1832)在其《人的财产权!》(1829)一书中，猛烈抨击了经济不平等这一现象，同时他也讴歌和批判了潘恩的激进主义，他对杰斐逊的有关普遍而平等的权利的描述不屑一顾，他将其斥为“有缺陷和含糊的描述”，并拒绝承认财产是私人的、个体的权利。 [346] 杰斐逊的支持者主张要与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平等斗争到底；在民主共和国，“人们应当借助每一种公平的方式，从法律上避免某些人过度富有”，正如纽约州激进派诗人、胡格诺派记者，同时也是杰斐逊的支持者，身份显赫的菲利普·弗瑞诺(1752—1832)在1797年所言，个中原因是“在富人圈子里，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贵族情结，这样的情结致使富人们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永远难以与民众的利益相融合”。 [347] 然而，激进主义者们宁愿通过财政手段和遗产法来遏制经济上的极度不平等，也绝不愿通过限制个体的经济自由或是获得财产这一行为本身，来达到这一目的。也正由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的做法与自由背道而驰。他们坚持认为，富人们剥削来的奢侈品和财产，可以借助更为公平的税收体系和遗产法得到削弱和遏制。 [348] 他们这一考量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经济秩序，但较之他们对共和制的自由、宗教与教育分离论、政治平等和教育机会的平等所投入的更为广泛的关注，这一考量显然位列其次。

正如沙斯泰吕在1772年的阐述，知识界盛行的信仰即“仅凭借知识和哲学的进步就可以使人们的思想开化，诱发他们对真正利益的思考”，以及知识和哲学的进步足以改变人类的政治和社会世界。 [349] 倘追根溯源，这应追溯到美国大革命之前的百科全书派学术圈子，而后这一观念又被赫维提卡进一步传播。然而，大革命为这一思想增添了新的动能。反观美国大革命，在所有启蒙主义者当中，只有布里索始终坚持不懈地主张大众教育的必要性：君主制、贵族制和神职人员导致了人类的“堕落”，教育的使命正是将人类从这一“堕落”中拯救出来，政府的责任是教育其公民，而哲学的任务是使教育平等化、世俗化和理性化。 [350] 教育在每个个体的个人发展以及民主共和政体本身的生存和蓬勃发展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布里索关注到，教育显而易见的益处，是让自由黑人很好地融入到社会当中。“温和派”曾发出带有预言性质的如下警告，倘若民主共和政体未能成功地教育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品行，则必定意味着社会的腐朽和衰败，民众过度的热情将毁损大部分自由，失败的教育必将使温和派的上述警告变为现实。不充分的教育改革只会促使温和派更加坚信，只有贵族共和政体才能更好地维护自由、稳定和社会的安宁。

对此，弗瑞诺补充道，击溃“无知”在维护新闻自由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8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一场颇具讽刺意味的争论，明白无误地昭示出，新闻报纸是何等轻易地就被盛行的无知所操控和捕获，从而导致媒体联合起来反对而非赞同民主和世俗的观点。“这表明新闻媒体如果是自由的，并且是由清正廉洁的人所掌控，那么媒体自然而然地就会支持升腾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和制火焰，使其愈燃愈旺，然而民众自身也有责任激励自由这架发动机高速运转。此外，还要避免其成为奴隶制的工具。” [351] 民众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前提是要使他们接受教育，成为共和主义者。革命必须承担其责任，促使学校、学院的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和业余教育都能实现蜕变，进而使公众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然而，这并非公众或是立法者普遍支持的观点。在新英格兰地区，州教育政策普遍认可当地城镇会议只为教会学校加收税负的做法。截至1800年，后革命时期的美国16个州中，只有6个州的宪法规定公众需要支持教育。除纽约州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已成立的评议委员会在全州范围内与其他州合作，共同监管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 [352] 然而，甚至在纽约州，迟至1805年，当时这个城市的人口数已超过6万人，该州开设的学校也不过是教会学校和旨在营利的私立学校。 [353]

对激进主义者而言，征服“无知”意味着宣扬思想的绝对独立，以及能够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衡量已有证据和标准，从而形成牢不可破的理性判断。普赖斯在与一位牧师的令人瞩目的争辩中，曾说道：“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释放并呈现自身的想法，以及以公平的方式帮助他们挖掘自己的天赋和力量。”教育应是对真诚的启蒙，它教导人们如何运用理智“而非任何信仰体系”。教育“应当促使人们形成冷静沉着的思考方式，而非轻信任何他人的意见”。普赖斯敦促美国人建立“一套睿智而自由的教育方案”，尤其是要教会年轻人进行独立和批判性的思考，避免受到宗教的鼓动；教育应取代传统学校那种灌输教条、灌注热情，以及对权威势力俯首帖耳的教导方式。普赖斯驳斥传统的和目前广泛流行的教育方式，认为二者“自相矛盾，导致人们的智力天赋没有得到拓展，并且二者都为受教育者灌输了错误的教育原则，非但没有起到教化和提高人们智慧的作用，反而使人们愈发误入歧途”。 [354]

在美利坚合众国，由于对学校和学院承担唯一责任的是立法机构而非联邦政府，因此州与州之间的教育现状也有着极大的不同。然而，直到1852年马萨诸塞州实施义务教育之前，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州试图效仿法国大革命从1792至1793年的做法，即施行义务的、普遍的初等教育。作为独立战争期间弗吉尼亚州的第二任总督，杰斐逊在1779至1781年期间，尝试在各个层面引进一种由中央指导的共和制公共教育体系，该体系涵盖了更高层面的教育。杰斐逊向州立法机构保证，杜绝未来可能出现的专制的方式是，要“以尽可能实用的方式，照亮所有人的头脑”。在其备受质疑并最终被拒绝通过的1778年教育法案中，为了在弗吉尼亚州“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杰斐逊建议为所有自由的男孩和女孩提供3年免费教育，在这3年中，他/她们将学习阅读、写作、算术和盎格鲁-美洲历史，而不必学习《圣经》。 [355] 随后，杰斐逊的提案经过了修改，最终敲定为将弗吉尼亚州拆分为若干个行政区或小镇，每隔5~6平方英里划分一个区或小镇，在每个区或小镇中，“建立一个免费学校以供学生学习阅读、写作和普通算术，每年从这些免费学校当中选拔出一些优秀的学生，用公费的方式资助这些学生到地区学校接受更高级别的教育”。为了有效监管整个过程，立法机构会任命了由3人组成的董事会，并且该董事会每年都要进行重选。对于中学教育，他计划了大约二十所与宗教分离的州文法学校，家境好些的男孩们可以自行支付学费和食宿费；另外会有60到70名学生“领取公共助学金”，这些学生经由严格的免学费测试的方式筛选出来，这样的测试每年举行一次，豁免学费的待遇将覆盖这些学生六年的中学时光。之后，再从这些最初的“领取公共助学金的学生”中撷取大约一半升入威廉玛丽学院，继续宗教分离、公费资助的大学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从每个层级中觅得无价的天才，然后让他们在教育的全副武装下，战胜那些由财富和出身带来的先天不足，由此才能不辜负公众的信任。” [356] 杰斐逊的提议是一种启蒙运动的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将神职人员排除在教育和政治影响之外，这些影响至今仍使大多数自由公民无法参与更高层次的政治生活。此提议确保了所有人都能够参与选举，并捍卫了共和主义的价值观，而且它还确保了无论人们的社会出身如何，只要是最优秀和最开通的人，都有机会得到遴选并担任要职。 [357]

杰斐逊的其他更为成功的改革还包括“降低神职人员的贵族地位，恢复公民们的思想自由，并在贵族子弟的心中培植平等的种子”，他希望“在教育上的这一举措将提升民众的道德感，这对个体的安全是必需的，对建立一个有序的政府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它还有助于实现这样的宏大目标，即民众将不辜负政府的信任，更好地担负起选举出名副其实的贵族阶层的责任，并将那些伪贵族分子排除在外”。 [358] 在州的层面上，对教育平等的支持，使社会能够按照成就而非出身和财富遴选出公职人员。同时，杰斐逊也希望此举能抵消家族裙带关系和特权的影响，从而像他原本计划的那样，为代议制系统注入一剂直接民主的良药。除了教育方面，杰斐逊所提议的这些划定的区域也对公路建设、维持治安和贫民救济担负责任，还要“由区域长负责召集广泛的地区集会，并且在会议当天的任何时间段上报给所属州”。杰斐逊的提议，使一种能够决定“人们的真正需求”的机制成为可能，这也使得弗吉尼亚州“能够依照人们的意愿采取行动”，就像1765至1775年间，“新英格兰地区的诸多区域，借助它们的城镇会议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行动”。但实际情况是，面对这些改革举措，当时民众的干扰与弗吉尼亚州的沉默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359] 杰斐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首创之举不仅被弗吉尼亚民众所拒斥，也未获得州立法机构的通过。

杰斐逊力图将州对教育的支持系统化，并使个体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化，他还力求剥夺神学的特权，用科学和共和主义原则作为指导性价值体系，来取代宗教神学。他帮助废除了威廉玛丽学院的神学院，这也是美国的第二大最古老的学院，这所学院的历史可上溯至1693年，杰斐逊希望这所学院能成为致力于科学和哲学的州立大学，并对整个州的教育体系行使监管的职能。 [360] 按照杰斐逊的观点，这所“大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训练学生的政治构想能力并最终服务于政府，正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对学生个体而言，这样的大学将成为他们获准进入更高层面的政治生活的基石。杰斐逊的全部教育议程——反对宗教教育、自由意志论、共和主义、反贵族制和哲学化——通过启蒙人性的方式达到了改善人性的目的，以及依据“共同利益”的思想改革初等和高等教育，其中高等教育被置于总体教育之首的地位。杰斐逊的教育理念迥异于启蒙运动时期洛克、卢梭的风格，他主张当务之急是教育民众，使男人和女人能够独立地做出明智的判断，同时要训练精英人士，使其可以占据州行政机构的全部职位。这样的教育理念贯穿杰斐逊的一生，直至其离世。 [361] 与杰斐逊持相似见解同时也是其亲密盟友的，还有孔多塞、沃尔尼、巴洛和其挚友菲利普·马泽伊(1730—1816)。马泽伊是托斯卡纳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个最为热切地鼓吹美国共和主义的欧洲人，潘恩和后来的巴洛都赞同他的主张。 [362] 在杰斐逊的教育设想被弗吉尼亚州寡头政治的统治精英们三番五次地拒绝之后，最终在1796年，当州立法机构通过初等教育体系的提案时，杰斐逊宣告其教育改革已成功了一半。然而，因为担忧庞大的开支问题，立法委员们将这一问题留给各郡的行政机构自行解决，对杰斐逊而言，此举相当于准许各郡随意处置甚至阉割立法机构的规定。 [363]

另外一位潘恩的拥护者罗伯特·科拉姆(1761—1796)，非常关注特拉华州的教育问题。科拉姆热衷于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凯瑟琳·麦考利，以及贝卡里亚和戈德温，他也是特拉华州主要图书馆(威明顿市图书馆)的常客，他用其“哲学的慧眼”批判性地检视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热切地拥护民主、一院制立法机构，主张消减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为穷人谋求更公正的待遇，他强烈谴责神职人员的统治和政治权利必须建立在财产资格之上的做法。虽然与出身英国的潘恩近似，但科拉姆在其《政治问题》(1791)中还是严厉斥责了美国在宪法问题和希望“效仿英国建立贵族制”的做法上对英国的盲目崇拜。他对美国仍旧保留黑人奴隶制的做法愤愤不平，同样令他异常愤怒的是美国人“对印第安人存有极大的偏见”。尤为突出的是，他试图表明所有这些问题，无论在社会还是政治层面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些问题紧密交织、相互作用，需要从哲学层面加以理解。在他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借助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 [364]

科拉姆在大革命时期曾效力于当时成立不久的海军，并出海作战，他倡导共和国的学校教育应是免费的、公共的、与宗教相分离的，以及保持均衡的，这与孟德斯鸠的原则相一致，即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应“符合政府的准则”。 [365] 对于在社会特权和教育上，“我们复制君主政体的做法并采纳它们的宪制”，科拉姆称其“极度荒谬”。自大革命以来，一些州引进了“成立学院和专科学校(这些地方成为有钱人教育孩子的场所)的法律条款，却没有为穷人接受教育制定相应的条款，哪怕是在阅读和写作这两个层面。然而，也正是在这些州，每个公民每年都要缴纳赋税，每个公民都被赋予了选举立法者的权利。对我而言，这或许是政府的行为中最自相矛盾的地方。宪法是共和主义的宪法，有关教育的法律却是君主制的法律”。 [366] 为了使他的计划更广为人知，科拉姆试图成为1791年特拉华州宪法会议的一名代表，但他和他的盟友却被特拉华州有钱的贵族精英驱逐，原因是这些贵族精英更期待两院制，希望选出有影响力的州长，他们尤其希望限制选举权，以便实现上议院近乎严苛的财产准入制度。身为记者、图书管理员和教师，科拉姆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展开了回击。 [367] 对他来讲，“专制”和社会压迫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这使得美国如同欧洲、非洲和其他地区一般灾祸频发。他感慨道：“雷纳尔(事实上，是狄德罗)已经阐述了非常多的论证，无论你何时何地与他邂逅，他总会谈及压迫。这位令人尊敬的哲学家说，我们多久一次会听到穷人们向上帝抱怨，责问他到底做了什么，竟会处于如此贫穷窘迫和亟须救济的境况中。” [368]

科拉姆同意，人们寻求的不应是教条主义的“数学意义上的平等”，真正的民主应满足形式上的平等，即“人们应当在相同的境况下接受普遍的教育，并享有同等权利”。对于雷纳尔和其《历史哲学》，科拉姆的立场是，“尊重他们的慈善事业，但不想就他们的作品发表评论”。他严正斥责了使每个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平等化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就教育而言，这样的平等观显然存在缺陷。 [369] 对于追求“人的幸福”而言，一个更为完整的平等观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平等观须包括受教育机会的平等。 [370] 所有的启蒙主义者都与科拉姆拥有相似的热情，他们都拥护科拉姆的普世权利，对由民众的无知而导致的不幸深感哀伤，然而，几乎没有人因为与宗教分离的公共学校的缺失而大声疾呼，只有科拉姆意识到，这一现象是对旧有专制政权和压迫的蓄意保留，这些残余渣滓将对美国的自由进步构成严重危害。他认为，无论任何政府，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仰仗人民”，“在法国，人性受到乱民暴行的伤害，而无知是暴行的亲生父母，鉴于法国民众的无知，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更好的结果呢？” [371] “我们美国的共和主义，是由人民掌控政府，故而应当借助于公共学校的教育力量大范围地传播知识。” [372] 对此，杰斐逊、巴洛、弗瑞诺和帕尔默都持相似的意见，他们认为大范围地普及非宗教教育势在必行，他们与科拉姆一道，使美国的哲学激进主义成为典范，其影响甚至远超欧洲。

依据上述这些革命主义批判者的说法，若要纠正托马斯·库珀(1759—1839)提出的“社会和知识在目前尚不完美的状态”，首先需要拓展和改变公立学校的教育角色。库珀不仅是一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还是1790年曼彻斯特宪法协会的奠基人，当身处英国的激进主义者被有预谋地捕杀时，他从英国移民到了美国。恰当地讲，宗教“对于托马斯·库珀而言可能毫无意义”——“他尊崇的上帝是真理，他的信条是自由。” [373] 1794年，他曾和好友普里斯特利一道，居住在诺森伯兰郡及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在美国，他将激进启蒙主义的教育理念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途径，甚至也是治愈经济贫困和苦役的良方。他曾断言：“我期待能够目睹这样的一刻，在这个国家，不仅孩子们，还有贫困潦倒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可以在国家教育体系下提升自身的认知能力。”对许多人而言，在现存环境下，“苦心劳力和不懈劳作”的生活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库珀坚信“只有彻底并广泛地消除无知，才会切实提升人们的物质水平和幸福感”。 [374] 值得欣慰的是，这方面已逐渐取得了一些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会学校，正是因为这些学校，美国的受教育人群比例才会超出英国或欧洲任何国家。依照斯基德莫尔的统计，截至1829年，法国还有1700万名文盲。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纽约州，以及美国大多数州，二十分之一的美国人都能阅读，并能很好地理解他们读过的东西”。 [375]

对多所学院的改革

18世纪90年代，众多领头的改革人士，尤其是拉什、科拉姆和韦伯斯特，他们提出了针对国家教育体系的一系列提案，可是，所有这些提案都被国会和各个州搁置在一旁。 [376] 批评家们对大多数州的学校教育管理制度都非常鄙夷，更是对大学教育的迂腐和僵化痛心不已。自1775至1800年，美国大学的数量大幅攀升，从9所上升到25所，然而，按照某人的定义，大学在数量上出现了小幅增长，但大学质量的不均衡矛盾却日益突出，大学涵盖的范围依旧狭窄，并未呈现大的改观。 [377] 不仅如此，更严峻的是，这些大学依然是私立院校，它们大都不受各州政府的监管，并且大学的课程设置依旧固守传统且非常有限，这些课程主要倾向于培养神职人员，除此之外，就是塑造古典意义上的“绅士”。

富兰克林在1751年建立了费城学院(自1755年始，费城学院成为特许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他还筹建了费城图书馆并配备了“具有哲学意味的仪器设备(即物理演示的设备)”。富兰克林的用意非常明显，他旨在打造阅历丰富的杰出人士和商业领袖，而非培养贵族阶层，他希望提升人们在科学性、实用性和商业上的技能，以取代传统的科目设置。他更热衷于在数学、“自然历史”和公共讲演等科目上大做文章。 [378] 众所周知，富兰克林试图改革美国的高等教育，并大力强调将“实用”知识制度化的必要性，他主张教授有益于个体自我提升的知识，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到富兰克林并非想通过职业训练，也就是他所定义的“技术”方式达成这一目的。事实上，在富兰克林看来，“世界史”这门科目对社会乃至最终对个体而言都极为“有益”，因为通过教授这门课程，“政治的首要原则(或许)会植根在年轻人的头脑中”。 [379]

虽然费城学院确实教授农业，并且这所学院的数学系“仪器设备异常精良”，但富兰克林的大多数设想和他提议的课程设置不久之后都被弃置了。1754年，威廉·斯密因其“杰出的才能和不知疲倦的奉献”而被推选为这所学院的首任院长，富兰克林在殷切表达希望“这所高贵的院校将持续蓬勃发展”之际， [380] 不经意地流露出其英国国教的神学倾向，起初富兰克林的神学表达尚小心翼翼，随后却愈发坦诚和直接，其旧式保守党和保皇派的作风袒露无遗。斯密上台之后，继续着手肃清贵格会和长老会的影响，不久之后，他开始想尽办法将富兰克林的统治角色弱化。截至18世纪60年代初叶，富兰克林和斯密已经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381] 斯密的学院将洛克、哈钦森、牛顿和雷的物理神学理论置于阅读书单之首。 [382] 如同殖民地时期的众多人士，斯密对神学也秉持宽容的态度，同时他本人也是亲英派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在其言谈中，他不时鼓吹“英式自由”和“混合政体”，他还支持学校将英语语言、法律和各种制度的“精华”教授给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些德国人(对这些德国人，富兰克林和斯密都很鄙视)。由于他的保守党倾向，斯密在1779年被剥夺了校长一职，但随后又官复原职。到1791年这所学院重建之际，旧式寡头政治重新掌控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权力，可以说富兰克林的设想从未得到充分的采纳。

杰斐逊的母校是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玛丽学院，对于这所学院，杰斐逊一向不以为然，并斥其为英国国教传统的堡垒。同时，该校因与启蒙主义的“自然神论”相抵触， [383] 故长期以来一直背负着极差的名声，该校被认为是“悲惨的宪法所注定的悲惨存在”。为了替换掉旧式的威廉玛丽学院，杰斐逊想要“建立一所基于如下设想的大学，即涉猎广泛、自由且现代的大学，以不辜负公共的支持与资助”，此外，这所大学还将偏重理科科目的选择，并设立终身教授制以便吸引“其他州的年轻人前来，大家亲如兄弟，共同啜饮知识的甘露”。 [384] 与孔多塞相仿，杰斐逊专门推荐了有助于建立启蒙社会的研究科目——植物学、化学、动物学、医学、农学、数学、地质学和地理学，这些科目与社会和政治人文学科(包括政治学、历史、伦理学、法学和艺术)并驾齐驱、不分伯仲。然而，为对抗来自诽谤者的冷嘲热讽，1783年后，神学领袖和苏格兰温和启蒙运动牵头制定了美国高等教育政策，该政策试图以有限的方式修订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更为根本的变革的抵抗。

很久以后，杰斐逊终于得偿所愿，在夏洛茨维尔成立了新的弗吉尼亚大学(1819)，校园设计很好地沿袭了高等院校的早期形式，带有浓郁古典风格的圆形大厅令人联想到罗马的万神殿。这是一所由州财政支持的大学，该校严格遵循无宗派的建校方针，并且提供了涵盖范围极其广泛的科学和其他科目的课程。杰斐逊和麦迪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共同建设这所大学，二人都以此为荣。 [385] 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所大学的教授们在政治上应当普遍秉承共和主义的鲜明立场，学生们也应当从林林总总的课本中习得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麦迪逊认为，在反对君主制的层面，西德尼和洛克做得都还不够，故而学校要做的是坚守真正意义上的共和主义价值观，谨防其发生偏移。 [386] 托马斯·库珀是杰斐逊所推崇的一位学者，杰斐逊力荐其担任科学委员会主席，然而，这一任命却被州立法机构(该立法机构由弗吉尼亚长老会发起)推翻，原因是他们认为库珀具有明显的反基督教三位一体和反神学的倾向。 [387] 尽管如此，在杰斐逊的干涉和影响下，库珀在1820年被成功任命为南卡罗来纳学院(今天的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南卡罗来纳学院是一所成立于1801年的学院，校址位于哥伦比亚，其成立的最初宗旨是将南卡罗来纳州以东，由种植园主统治的地区与贫穷落后的西部整合在一起。1805年，这个学院的首届学生只有9人。作为一位卓越的学者和优秀的教师，库珀于1821年走马上任，成为这所学院的第二任校长。该学院的前任校长是浸礼会教徒，他于“第二次新教复兴运动”即位，此后一直领导学院工作，直至去世。库珀任职期间，他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争议性的大学校长，尽管他后来成为美国南部生活方式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并放弃了自己早期反对奴隶制的立场。

图5　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弗吉尼亚大学”，图片作于1826年。图片鸣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艺术资源

如果说一位大学校长偶然地选择了启蒙主义的一个错误变体——或至少部分如此，背叛了他自己在1820年以前的理想信念，最终成为南方奴隶制的拥护者——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令人担忧的后果。自1822年始，政治家和神职人员就开始对库珀的白人民主倾向和以往“无可非议的革命”学说详加盘查，妄图挑起一场公共丑闻。面对立法机构发起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调查，库珀使出浑身解数以规避各方压力。他秉持的否认一切超自然学说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他本人对“苏格兰玄学派”的反对和对牧师及其“褊狭”做法的嘲讽，最终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且名闻遐迩的战争。 [388] 他将宗教保守敌对势力的上台主要归因为“无知”：“人民没有意识到传教士、《圣经》和神学院都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他们到处招摇撞骗”，正因如此，“如果一个家庭的宗教信仰发生转向，或是以某种方式与那个教派产生关联，那么，一家之主必须听命于这些教区牧师——这一权利是借由家庭中的女性地位高于男性而获得，并且这些女性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力，也是得到授权和许可的”。他推测：“这是盲目的宗教信仰带来的又一个长夜，并且这里很快将爆发一场宗教审判。因为每个反对者都在喧嚣躁动，这将最终导致宗教迫害不可避免地到来，而对这些骗子以及他们的欺骗伎俩深恶痛绝的人们，事实上只能被迫向他们屈服。” [389] 在经历了与当地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之间长达11年的不懈抗争之后，库珀依然不改初衷，拒绝收回他对神职人员的蔑视。最终在1833年11月，库珀被罢免了大学校长一职。 [390]

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市、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无论如何，两者都不符合高等教育政策的主流发展方向。耶鲁大学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也是卡尔文教最为盛行的大学。艾慈拉·斯泰尔斯(1727—1795)是公理会牧师，也是温和的卡尔文教启蒙运动的支持者，他还是耶鲁大学的第七任校长(1778—1795)，继之其后的校长是蒂莫西·德怀特(1752—1817)，德怀特从1795到1817年共任职22年。两位校长的共通之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鄙夷自然神论者、浸礼会教友、贵格会教友、信普救说者、阿米尼乌斯派教徒，以及圣公会教徒，然而，面对新英格兰地区日渐狂热的宗教信仰复兴运动，两位校长都努力从中寻找平衡点，以更好地与启蒙运动接轨。斯泰尔斯被公认为“为新教与启蒙运动的和解做出了最好的示范，尽管这一和解最终被打破”(在18世纪90年代)。作为富兰克林的挚友，斯泰尔斯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也是平等的拥护者，他鼓励年轻的巴洛积极发挥其吟诗作赋的才能，虽然他对伊桑·艾伦不以为然，并称其为“一个鄙俗的、不虔诚的自然神论者”，但他的内心一直在自然神论和基督教之间纠结挣扎。 [391] 相比之下，德怀特更为生硬粗暴，尽管他对苏格兰道德哲学情有独钟，但终其一生他都在与这一“异教哲学”相抗争。德怀特的视野所及涵盖自然神论、无神论、唯物主义、信普救说以及休谟的怀疑主义，此外，他对民主思想心存不满并大加指责，这一点与斯泰尔斯大相径庭。 [392] 作为一个深受大众欢迎的、有着强大影响力的演说家和卓越的教育学家，德怀特强化了耶鲁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及康涅狄格州的学术文化，尽管其内心还交织着由“异教”引发的抗争，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大刀阔斧地肃清旧式的三位一体学说和其他神学争端。以少得可怜的教义为基础，德怀特努力在加尔文各个教会之间寻求广泛的合作，他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正教，并公然宣布反对唯一神教、浸礼会和天主教。然而，在其他方面，他试图弱化神学的权威性，他还发起成立了许多新教教会，并使教会军事化，其目的与其说是反对错误的宗教，莫不如说是反对哲学上的无宗教信仰和自然神论。

德怀特削弱了神学的地位，他“在政治上是公理会教友”，他的教育哲学作为保守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力量，在1800年前后的几年间被证明力量异常强大。“异教哲学”令欧洲世风日下、满布疮痍，而且现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这块自由、和平且品德高尚的乐土”——美利坚合众国。尽管巴洛对德怀特不屑一顾，并斥其为“偏执的保守党”，但德怀特依旧我行我素，坚定地支持联邦主义者的反民主立场，对杰斐逊的共和主义和民主热情也大加贬斥，他将共和主义和民主视为潘恩式的颠覆社会和“不信奉正统宗教”的卑劣的双重工具。 [393] 他在其系列演讲《异教哲学的本性和危害》中向耶鲁大学的学生保证，这样的哲学在理智层面上是站不住脚的，在道德和政治层面上则是狡猾阴险的。在1797年9月，他将霍布斯、布朗特、沙夫茨伯里、托兰、廷德尔、博林布鲁克、潘恩和他认为学生们阅读时可能涉及的学说斥为“邪恶的虚伪”，并宣称“异教哲学根本立不住脚，也无法佐证神圣的《圣经》起源”。 [394] 德怀特认为，“理性的自由”是对社会有用的一种自由，它支撑起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而“没有基督教的辅助，这样的自由将无法存留”。 [395] 他还认为，“异教哲学”不仅荒谬，而且极其危险，它使“所有的激情和诱惑畅通无阻”， [396] 最终将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并诱发性的堕落。

在其著名的讽刺诗《无信仰的狂欢》(1788)中，德怀特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一方面他警告读者要防范社会上骇人的“威胁”，另一方面他对撒旦仅凭微薄之力就可以“战胜”基督教的想法冷嘲热讽。他欢欣鼓舞地说道：“大多数美国人，事实上，尤其是所有妇女”都是基督教徒，幸运的是，“无神论者所剩无几，大多数女性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397] 可是，德怀特也深知在耶鲁大学和其他大学里，激进主义暗流涌动，实际上，他也感知到革命引发了信仰危机和性滥交。尽管“异教徒”大都沉默寡言，但其数量众多。在19世纪纽约戏剧界的奠基人当中，威廉·邓拉普(1766—1839)是大家公认的“异教徒”启蒙主义者，也是一位戏剧家兼纽约剧院经理。作为一位颇有名望的人士，邓拉普相信剧院通过对观众进行共和观的再教育，有助于强化美国大革命的影响，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设想，那些“唯利是图的”剧院经理人宁可在舞台上安排演出“粗俗下流抑或愚钝，甚至糟糕透顶的剧目，只为能够吸引那些缺乏教养、游手好闲的人和浪荡公子哥”。 [398] 尽管德怀特认为剧院就是滋生不道德的场所，但他与邓拉普的私交甚笃，可是他并不知道邓拉普私底下是个坚定的自然神论者，同时还是戈德温的追随者，他也不知道邓拉普对“宗教狂”非常仇视。德怀特曾在一个晚上将自己的一篇讽刺文章读给邓拉普听，这是一篇关于谴责“所有法国人、革新者和异教徒”的讽刺文章，德怀特原本认为邓拉普会深表赞同，出乎意料的是，邓拉普却不置一词。然而，一回到家，邓拉普就在他的个人日记上写道，德怀特是个无可救药的偏执狂，其反对雅各宾派的长篇攻击性演说不过是“将谬误和毁谤积聚在一起的大杂烩而已”。 [399]

更为偏执的当数苏格兰学者约翰·威瑟斯庞(1723—1794)，在他担任大学校长的漫长时期(1768—1794)，威瑟斯庞强烈反对休谟的怀疑论思想，他还曾代表新泽西签署了《独立宣言》和宪法条款。如果说威廉玛丽学院是英国国教的堡垒，那么，威瑟斯庞的普林斯顿大学则是长老会制的发起地。普林斯顿大学是年轻的麦迪逊在1769到1772年期间就读的地方，这所大学素来坚决反对“无宗教信仰”。在威瑟斯庞的努力下，苏格兰“温和”启蒙运动在该校处于稳固地位，“一些精心设计的想法”，尤其是里德的严格的道德观，更被视为普林斯顿精神上的主导信条，以及社会保守主义的脊梁所在。 [400] 从18世纪80年代始，尽管威瑟斯庞在名义上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是塞缪尔·斯坦霍普·斯密(1751—1819)已然成为这所大学的主要驱动力量，后来斯密成为该所大学的第七任校长(1795—1812)。与威瑟斯庞相近的是，斯密同样致力于打造开明而进步的加尔文主义，这是对“第二次新教复兴运动”教条化的反启蒙主义倾向的反击，尽管在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上，斯密的加尔文主义依旧固守保守主义的立场。最终，斯坦霍普·斯密奉行的双面策略使他与加尔文教的神学强硬派们爆发了尖锐冲突，他本人被迫在1812年离任。亨利·梅对此的总结是，彼时，对“任何一个长老会教徒而言”，秉持“温和启蒙主义的立场”都是异常艰难的，更遑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19世纪初叶的普林斯顿大学，反对英国国教和反对浸礼会的保守主义最终大获全胜，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反对启蒙主义思想。 [401] 1812年，伴随着著名的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成立，加尔文神学和苏格兰“温和”启蒙运动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哈佛大学校长约瑟夫·威拉德(其任职期为1781至1804年)是公理会牧师，他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米兰达认为他是一个“不擅长社交的、冷峻的家伙，有着令人无法忍受的细心和审慎”。尽管米兰达对哈佛大学的“哲学装备”赞不绝口，这里的“哲学装备”是指物理和化学设备，但他认为这所大学“更适合培养神职人员，而非有才干和有教养的公民”。“极不寻常的是，这所大学没有教授来讲授那些鲜活生动的语言，教授们传授的都是有关神学的知识。” [402] 米兰达的其他言论直指哈佛大学学者们邋邋遢遢的外表，这与课程设置一样都令他异常震惊。对此，布里索深表赞同，他认为，哈佛大学几乎没有像样的学者，这样的现象并不意外，这是因为“波士顿居民缺乏对求知的兴趣。盘踞于他们头脑的是贸易，这占据了他们全部的想法。因此，很难有作家和重量级的作品问世”。 [403] 与其他重点大学的境况近似，哈佛大学拒绝在1780年马萨诸塞州宪法框架内，将自身改造成为肩负公共责任的州立大学，哈佛大学最终保持了其私立院校的属性。按布里索的说法，哈佛大学的研究机构与牛津大学相似，都被湮没于神学和过往传统中。与孔多塞的观点相仿，布里索相信“教育或许是将人们从堕落的羞耻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否则，人们必将沉沦”。 [404] 布里索认为，在美利坚合众国，如果“美国大革命不能引发一场大的变革”将是不可思议的。“自由的人们”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加入其中，“迅速摒弃他们的偏见”，并且意识到那些死去的语言和“冗长乏味的哲学思想(即墨守成规的经院哲学)”以及神学在他们的生活中都不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波士顿居民需要“研习更适用于人类大家庭的知识”。 [405] 布里索对美国人沉迷于赌博投机大为惊骇，他认为，尽管这是人们闲暇生活中自然滋生的副产品，所有人通过赌博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尊严，但赌博高发地的特点往往是“人们鲜少读书”以及鲜少向女性求爱，事实上这些地方的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和掌握各种科学技术。“在一个共和主义国度里，对牌局的嗜好是非常不幸的，这一习惯使人们的头脑变得愚钝而僵化。” [406]

戴维·塔潘(1752—1803)是哈佛大学霍利斯神学教授，作为苏格兰道德哲学的狂热拥护者和坚定的加尔文教徒，他反对唯一神教，他与德怀特及其他学者们通力合作，在学生们当中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近来在美国流行的“异教哲学”是一场源自欧洲的阴谋，它旨在反对所有政府和由德国光明会煽动的宗教形式。按照这一强迫性阴谋理论，大西洋两岸的“异教哲学”并非只是一场“预谋，它宣告铲除基督教的时日正以惊人的速度逐渐逼近”，它是与节制和庄重相伴而至的“道德义务”不仅如此，它还有助于“根除全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和国内政府”以及大型财产所有制。现实正以赤裸裸的面貌呈现出来，“假借放大的慈善以及赋予人类以自由和平等的托辞”，无宗教信仰的危险分子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起他们的真实企图，即通过彻彻底底地听命于这些哲学家的方式以达到削减全人类的目的”。 [407] 在“旧式加尔文教徒”塔潘离世之际，在哈佛大学，唯一神教和加尔文教之间的冲突已演变得愈发尖锐。伴随霍利斯教授一职的继任者亨利·韦尔(1764—1845)的走马上任，1804至1805年旋即爆发了一场战争。起初，韦尔本人是唯一神教的秘密倡导者，很快，他就成了公开的唯一神教牧师。 [408] 正当韦尔得意扬扬地欢庆胜利之际，老派的神学家们纷纷离开了哈佛大学以及成立不久的著名的神学院。这所神学院是遵循新英格兰地区温和的索齐尼派教义而建，旨在打造更为自由的哈佛大学神学精神，然而，这所大学的特权和宗教体系依然如故，未有丝毫撼动。至此，哈佛大学不仅成为温和启蒙主义运动的堡垒，而且也成为杰斐逊主义、教育与宗教分离论以及民主精神的宿敌。

表面上看，大学校长们在温和启蒙主义和反对启蒙主义的加尔文教之间保持中立并不是一桩棘手的事情，保持中立可以有效地引导大学对抗“异教哲学”和民主思想的双重威胁。在众多宣誓效忠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当中，有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天主教徒和路德会教徒，但这样的混合体很难见诸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抑或是上述两方的首席公法专家。与法国大革命当中信奉天主教的革命民主党人相似，信奉宗教的共和党人发现自己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文化上都处于被孤立的地位。几乎所有大学校长都是坚定不移的政治保守党，这些校长们反复灌输的教育理念给反对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教育理念揭示出校长们属于同一个神学-教会体系，并且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旧世界在精神上的专制。1819年之前，包括政治、历史和道德哲学在内的所有主要大学课程，唯一注重的就是保守主义原则，因为其认可的是“混合政体”和英国范本，民主和无宗教信仰被完全排斥在外。校长们倾向于将无宗教信仰和民主共和主义视为他们的主要敌人。由此，大学公然演变成为思想、政治和宗教的战场。扮演主角的民主党发言人和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为人所熟知的无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家、唯物主义者，以及像富兰克林、潘恩、杰斐逊、弗瑞诺、科拉姆和帕尔默这些无神论者，抑或像库珀、普里斯特利这样极端激进的唯一神教自由主义者，一概被斥为与社会、宗教和伦理道德势不两立的敌人。18世纪90年代和19最初20年里，针对美国图书馆的股份持有情况、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图书版本情况的分析可谓不可胜数。这些分析结果表明，学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不断升级，深受学生们青睐的作家有潘恩、雷纳尔、卢梭、沃尔尼、贝卡里亚、孔多塞、戈德温和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些人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传阅。 [409]

针对大革命的道德、社会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辩论渗透到了高等教育和公共层面，并引发了信仰和思想之战，这在布道当中展现得尤为突出。这使得大学成为温和启蒙主义运动的焦点，从而挑起了公众的保守主义情绪，而在幕后，又因其是偷偷摸摸的激进批判行为的中心，大学因此变得声名狼藉。例如，巴洛和其友人诺亚·韦伯斯特(1758—1843)在耶鲁大学就读时发生了信仰转变，二人转向的都是激进思想。 [410] 韦伯斯特年轻的时候非常喜爱阅读普赖斯、普里斯特利和卢梭的著作，后来其观点发生了转变。1776年，当韦伯斯特还是一名在校生时，他阅读了潘恩的《常识》，随后开始大力倡导平等，如同巴洛，他也成为了潘恩思想的拥护者。作为一名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他极为憎恶德怀特的《无信仰的狂欢》。《无信仰的狂欢》是一首匿名发表的总计778行的讽刺长诗，该诗主要谴责耶鲁大学的自然神论。韦伯斯特并不知晓该诗作者即是他未来大学的校长和盟友，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喜爱并对其赞赏不已。18世纪90年代初叶，韦伯斯特与潘恩、巴洛分道扬镳，转而加入了德怀特的阵营，从此韦伯斯特成为“异教”哲学的另一位声名显赫的公共敌人。 [411]

美国无宗教信仰的那些人，其教育背景可谓五花八门。比如富兰克林、潘恩、杨、艾伦和里顿豪斯是属于自学成功的人士；其他人如杰斐逊、梅森、麦迪逊、巴洛和门罗则接受过很高的教育，属于特权精英阶层。正如他们在大学里的反对者所强调的那样，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他们对法国激进哲学表示深切的赞同并和雅各宾派的激进政治家们团结一致，这些人也被诟病成反美人士。在美国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庸节制”和保守主义做派，根本无法阻挡国际上对革命激进层面的揣测和关注，及其引发的外界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解读——这样的解读至少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然而，尽管激进倾向是美国大革命不可或缺的内在构成，革命的成功与激进主义可谓密不可分，但美国的激进主义必须承认欧洲作家们在思想上对他们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也使得美国敌对分子将“无宗教信仰”归结为外来势力对美国“真正”现实的大举入侵。美国激进分子对欧洲作家的引经据典远超美国本土作家，譬如富兰克林、潘恩、巴洛和杰斐逊的思想都是在欧洲哲学观的基础上略加改变或加以补充而形成的。麦迪逊在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和挣脱威瑟斯庞的魔咒后，更加痴迷于法国思想，就像杰斐逊一样，他整日沉浸在孔多塞、雷纳尔、沙斯泰吕、梅西埃、沃尔尼、米拉波、布里索和马布利的思想中不能自拔。 [412] 巴洛则是土生土长的潘恩的崇拜者，他对潘恩的“哲学”和“理性帝国”迷恋不已，当他还在耶鲁大学就读时，就已经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者了。在布朗热和德·霍尔巴赫的影响下，巴洛还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君主政体、神职人员和贵族统治。巴洛于1788年定居法国，从事商业生意，并狂热地投入到法国的革命洪流中。 [413]

美国大革命在特性上根本不同于法国大革命，这一阴险的、捏造的说法产生于18世纪90年代中叶，在90年代末这一说法更是得到大肆宣扬，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联邦党新闻界的努力，他们使得激进思想黯然失色，使激进思想成为无宗教信仰和“反美”的代名词。拥护联邦党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报》将杰斐逊的领头支持者烙上了“法国帮派”的标签，这个帮派“现在的力量或许逐渐减弱”，“激进共和主义之星必定很快终止播撒其有害的影响，因为阴影、云翳和黑暗正栖居其上”。 [414] 从18世纪90年代始，即便“第二次新教复兴运动”带来了声势浩大的影响，并引发了民众的狂热情绪，某种程度上，各个阶层的公民亦都感受到其思想的冲击，但人们依然为之惶惑不安，激进主义者在公共领域的地位更是朝不保夕。在有限的范围内，“第二次新教复兴运动”引发了感伤主义、民粹主义和反理智主义抬头，也使得德怀特心神不宁，这些进一步加剧了民众投身于激进主义洪流中的冲动，也促使人们埋首于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这些无宗教信仰的书籍中，在1800至1810年这10年期间，这方面销路最好的书籍首推潘恩、戈德温和沃尔尼的著作。 [415]

大革命精神的另一个主战场是对公共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支持。包括华盛顿、亚当斯在内的“温和派”以及激进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共和主义国家，独尊其位的当首推启蒙主义精神，在公共层面应对之给予积极的支持和赞助，尤其应促进民众在艺术和科学两个层面的提升。杰斐逊曾对建筑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由他设计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是美国历史上首座新古典主义建筑，该建筑最终成为美国众多建筑的模板。杰斐逊的观点是，为了让共和国焕发新颜，必须打造一个全新的公共建筑、艺术和博物馆文化，并将共和主义价值观渗入其中。 [416] 然而，美国大革命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冷漠异常的立法机构和无动于衷的大多数民众对公共艺术和科学的大范围拒斥，他们以共和主义标准作掩护，对艺术、博物馆与中小学、大学联姻从而进入公共领域的做法甚为不满。 [417] 事实上，1789至1793年间的法国大革命同样如此。

1782年，国会拒绝了任命唯一可以胜任的皮埃尔-尤金·迪·西默蒂埃(1737—1784)担任“史料编纂者”的提案，考虑到西默蒂埃贫困潦倒的境况，这样的举措意味着拒绝帮助这个国家最勤奋的研究者踏入革命性的时代，从而助其完成研究并对美国大革命战争史与共和国宪制做更深入的调研。迪·西默蒂埃是当今时代首屈一指的博物学者，他曾在1768年被推选进入美国哲学协会，他是日内瓦公民，曾居住在西印度群岛和纽约州，从1774年开始，他选择终身定居费城。迪·西默蒂埃拥有关于北美洲早期历史和西印度群岛的大量珍贵手稿、罕见资料和物品，他还异常狂热地收集了有关大革命的每一份传单、单面印刷的歌谣和剪报。作为殖民地时期意志最为坚定的共和党人，以及有着浓郁爱国情怀的美国研究学者，西默蒂埃在1782年5月，面向公众公开展示了其藏品，其中包括不可胜数的自然奇珍，西默蒂埃将之命名为“美国博物馆”。这是费城首座公共博物馆，也是继查尔斯顿博物馆之后的美国第二座公共博物馆。可是，与门票收入相比，这座博物馆的日常维护显然花费更多。令迪·西默蒂埃难以置信的是，国会对他的伟大工程和过去的巨大投入以及当前的贫困窘境甚为冷漠，据传闻，西默蒂埃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 [418] 两年以后，西默蒂埃英年早逝，博物馆随后不得不关门，并拍卖其中的展品以偿还其债务。由此，西默蒂埃的许多珍贵手稿流入了富兰克林创建的图书馆公司。 [419]

1783年11月，当米兰达在费城开始他的美国之旅时，他认为私人展品是体现革命斗争精神的唯一真正的纪念物，譬如皮尔的展品。透过皮尔的展品，人们能够看到“艺术家绘制的对美国大革命有着杰出贡献的100幅领导人和外国人的肖像，尽管画艺称不上精湛”。 [420] 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像约翰·特朗布尔(1756—1843)这样的投身于纪念美国大革命及其原则的艺术家们发现，现今愈发难以让美国公众对描绘大革命主题和事件的“历史”图片产生兴趣。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对特朗布尔的此番言论甚为赞同，亚当斯认为彼时在美利坚，“没有迹象表明人们热衷于庆祝或纪念……大革命的人物、行动或事件”。 [421] 就连身为总统的杰斐逊，在新世纪的最初10年，在系统推进巴洛的计划，即在艺术、学习和科学方面呼吁州政府给予支持时，也颇感无力。一方面，杰斐逊对这一计划表现出浓厚的热情；另一方面，州政府却以美国公众根本不会接受这样的设想而拒绝提供支持。 [422] 杰斐逊在1805至1806年间，确实支持巴洛建立“国家大学”的计划，该计划意在指引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终止神学的统治地位，但是，当时的杰斐逊正如早年的麦迪逊，其提案遭到了美国国会的全面否决。 [423] 潘恩在1782年自信满满地宣称，大革命将美国人“从俗不可耐和习以为常的常规想法”中解放出来，“二者不仅关乎我们自己，对英国抑或法国都如是。人们头脑中的每个角落都涤荡一清，拂去了旧尘、蛛丝和有毒的事物，从而更有利于愉悦充盈其间”，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焕然一新，彻底摆脱了无知和偏见”。他相信，“受过教化的头脑，黑暗将永不复返”。在1800年前后，这样的设想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尤其是对那些全面研究美国图景，并努力为美国人民拓展、重建教育机制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 [424]

第五章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人的偶像”？

美国大革命的缔造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国际上的影响无人可及，他主导了美国的民主走向，同时也彰显着美国大革命的至高价值。1790年，他逝世后不久，一位法国评论家论及随后在法国展开的革命时，将富兰克林描述为共和主义哲人，在革命时代的众多“自由英雄”中，是富兰克林率先与孟德斯鸠阐发的那些古典旧式宪制决裂，并率先推动了建基于平等之上的“天赋人权”与“追求幸福”的政治观。 [425] 从多个层面上讲，富兰克林都是启蒙运动与美国大革命的标志，虽然这场革命具有示范性，但是在一些关键层面上，它比历史学家们的公认观点要更具有分歧性。

相比于杰斐逊对美国大革命产生的根本性的创造与变革的影响，富兰克林非比寻常的政治生涯或许更具有一贯性，也更能反映温和与激进这两种倾向在深度与广度上的相互融合，以及二者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悖论与困境。从传记这个维度进行考察固然是不可或缺的，这有助于全景式地观照整个事件所影响的范畴。然而，鉴于富兰克林在美国国内外所发挥的作用，从富兰克林的视角入手，来分析美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长期走向的关联，以及它对加拿大、法国、荷兰的迂回影响，这一角度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

与大多数建国之父相比，富兰克林当属白手起家。1706年1月，他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他的父亲来自英国北安普敦郡，是个制作蜡烛肥皂的谦卑的手艺人。尽管较之其他美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富兰克林并未接受多少正规教育，但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做学问方面，他最终都远超很多人。富兰克林起初是一名制作蜡烛的学徒，因为热爱读书，后来转行改学印刷。12岁起，他成为波士顿一名印刷工的助手，他把大量的剩余精力投注在阅读和写作上。“这些阅读和写作的练习都在我下班后的夜间或者清晨开工前进行；或是在周日，我会独自一人待在印刷厂里来做这些练习。我在父亲的作坊里当学徒时，我会尽可能逃避父亲压给我的大部分工作，尽管我认为这些工作是我的责任，但对我来说做这样的工作就是在浪费时间。” [426]

在他年轻的时候，富兰克林就对政治批判和政治对立有一定的认知。1721年8月，他的哥哥詹姆斯创办了波士顿第四大报纸《新英格兰潮流报》，当时富兰克林正为他打工。两年后，詹姆斯被马萨诸塞州议会和众议院批捕入狱，罪名是批评议会和违反法庭命令，未经审查擅自从事出版，富兰克林也被牵涉其中。他哥哥入狱期间，富兰克林负责编辑报纸，“我多次故意触及统治者的痛处，我哥哥对此十分赞同，而其他人则对我颇多微词，他们视我为一个喜欢诽谤和讽刺的年轻天才”。因为嘲讽当局，富兰克林受到了传唤和严厉的斥责。经历了这样的遭遇加之他对加尔文教义的厌恶，以及他哥哥被“苛刻和专制地对待”，富兰克林渐渐开始“讨厌专制权力，这样的情绪非常强烈，甚至贯穿我的一生”。 [427] 辞去波士顿的工作后不久，富兰克林在1723年10月迁往费城。

富兰克林早年就坚定地反对传统宗教，长大成人后，他更是在私底下拒斥基督教义，尤其是神职人员的权威性，这样的思想贯穿他的一生。15岁时，他怀疑《启示录》的真实性，后来，在阅读了沙夫茨伯里、柯林斯以及波义耳的有关无神论的讲演后(在富兰克林看来，这些讲演并不十分成功)，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者”。1724年12月，在他大约18岁那年，富兰克林首次到达英国，在伦敦一家印刷所工作，帮助印刷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描绘》第三版，正是在这本书的激发之下，他创作并出版了那本言辞尖锐的宣传小册子——《关于自由与强制、愉悦与痛苦的论文》(后来他销毁了这本册子的大多数印本)。他崇尚理性与科学，在阐释哲学必然论、消灭自由意志以及消减神的万能性上，富兰克林都是柯林斯的追随者，这本小册子实质上更倾向于“无神论”而非“自然神论”。 [428]

墨守成规者认为富兰克林的观点“令人憎恶”。 [429] 18世纪20年代中期，因为时常出入伦敦咖啡馆和酒馆的缘故，富兰克林结识了伯纳德·曼德维尔。在他眼里，曼德维尔是位“相当诙谐和令人愉快的伙伴”，富兰克林研读了曼德维尔关于人性的思想论著后，进一步坚定了对宗教的不敬、反对和厌恶。也许除了沙夫茨伯里以外，曼德维尔对富兰克林逐渐成形的激进观影响最深。 [430] 富兰克林早期对宗教观完全拒斥，后来他的态度有了些许扭转，转向并未完全摒除神意的、矛盾的自然神论。 [431] 无论如何，接下去的几十年里，富兰克林从未公开宣扬其宗教异端思想，也不希望有意冒犯他人或与教会发生抵触。在其思想成熟期，富兰克林的道德感愈加强烈，并愈发坚定地意识到将个体的幸福与社会的富庶紧密连接的必要性。

作为一位启蒙时期长于社交的典型人物，富兰克林通过集会、讨论、小组阅读的方式寻求着社会改革，之后他又转向费城的出版行业。1726年底，富兰克林创建了自己的“俱乐部”，“旨在相互促进，我们称其为秘密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每周五聚会。除了每隔3个月要撰写一篇随笔，集团成员们还必须提交有关“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的批判性评论，以供小组成员们讨论。这样的讨论是平和且有思想的，成员们致力于探究真理，避免所有“对辩论的热衷”“表达的热情”以及“对辩论胜利的企盼”。另外，小集团还制定了明确的规则，假使有人违反的话，将执行“小额金钱处罚”。这个秘密小集团还成立了一家中等规模的图书馆，洛克的作品是图书馆的主要特色。最初图书馆的读者群是喜爱读书的手工艺人，后来图书馆也吸引了中产阶级和贵族绅士阶层的人士。俱乐部开办了许多年，被誉为宾夕法尼亚州“当代最出色的哲学、道德、政治学校”。 [432]

到18世纪40年代末，富兰克林已经有了不菲的收入，可以舒舒服服地退休，享受“绅士”的生活方式，并从事相应的政治活动。他将印刷生意的经营权转给年轻的合伙人戴维·霍尔，自己则投身于“哲学研究”和公共事务中。尽管他并不擅长公众演讲，在公共场合他看上去很拘谨甚至有些笨拙，但自1748年担任费城议会议员，以及1751年的市政议员之后，富兰克林不久又成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 [433] 18世纪50年代，富兰克林的工作范围已不仅仅限于地方事务，他对殖民地的集体利益展露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奔走于各个殖民地之间，不止一次地强调成立永久联邦的必要性。他在1751年3月言及：“虽然由那6个部落的无知野蛮人组成的联盟(即易洛魁联盟)一度有可能成立一个联邦，并且能够以联邦的方式继续发展，但是，这一联盟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完全牢不可破了，所以成立联邦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然而，对于10个或12个英国殖民地而言，成立一个联邦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联邦更为必要也更具有优势，因为各个殖民地并不希望其利益被均分。” [434]

在哲学和科学领域，自1746年起，富兰克林的研究重心转向了电流，他是“带着极大的惬意”从事着这项研究工作的。1748年他在皇家学会的杂志《哲学学报》上首度发表了其“电能实验”的研究成果。1752年，在知名博物学家布冯的倡导下，富兰克林发表了关于电能研究成果的法语译文，正是这一译文使他一跃跻身为世界名人。这项成果挑战了当时电流学界的权威人物阿贝·让-安东尼奥·诺莱(1700—1770)，诺莱从1734年起就是索邦大学实验物理学的首席教授。就此，富兰克林成为国际科学论争中首位声名显赫的美国人。他在自然哲学的电气领域尤其是在对闪电的描述上取得的成就，使他迅速蜚声于大西洋两岸，这带动着他在英国和美洲大陆的声名鹊起。1753年7月，哈佛大学授予其荣誉学位，随后耶鲁大学也授予其荣誉学位。 [435] 1767年和1769年，富兰克林两次前往法国，还被介绍给法国的宫廷贵族。1772年，他被推选为法国皇家科学院名誉会员，这一荣誉称号一向极少授予外国人。

异乎寻常的是，富兰克林既亲法又亲英。到1775年底，他坚定的亲法立场丝毫未能影响其成为一名热情洋溢的大英帝国爱国人士以及英国人的朋友。尽管他对世袭贵族制深恶痛绝，但几十年来，他始终效忠英王室。同时他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调停者，致力于缓和大英帝国与其一众殖民地间日益加剧的紧张态势。1763年10月，他作为宾夕法尼亚州的政府代表重返伦敦，当时大英帝国刚刚结束七年战争，正如世界所看到的那样，它已显现出其最强大的实力。事实上，富兰克林并不像所有其他美国发言人或出版商那样，他丝毫不顾及国内的强烈反对，情愿表现出一副容忍印花税法案的模样。他也为自己的这种立场付出了代价，美国民众一时间纷纷开始反对他，据来自费城的豪尔报道：“除我们的报纸以外，美洲大陆的所有报纸都充斥着对印花税法案的激烈声讨”，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刊印那样的报纸”，豪尔(和富兰克林)便“备受谴责，收获了数不清的敌意”，也“由此”丧失掉许多客户。他们在纽约的合伙人杰姆斯·帕克被斥责为“自由的敌人”，而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同事彼得·蒂莫西，也从“最受欢迎的人”变成“最令人厌恶的人”。 [436]

印花税法案的废除令富兰克林和其伦敦友人们喜出望外。富兰克林信心满满，坚信与英国的关系将得以修复。然而，尽管法案被废除，但1766到1767年间，双方再一次发生摩擦。富兰克林力劝大臣们准许美国代表加入议会，他坚持认为美国会像苏格兰一样，作为一个持久而繁荣的联邦，只会巩固和强化帝国的统治。然而，他开始渐渐产生怀疑，随着大英帝国创造了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奇迹，英国的那些大臣们变得越发专横和傲慢，根本不允许美国“平等参与大英帝国的政府要务”。 [437] 尽管如此，富兰克林直到1774年仍坚定不移地拥护和解，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采取每一项举措防止两个国家间产生裂痕”，他的唯一神教也是科学家朋友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回忆道。普里斯特利当时与富兰克林非常熟稔，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神学和政治。“他反复强调自制的重要，”普里斯特利写道，“他一度不受美国人欢迎，而更像是大英帝国的朋友。” [438]

除了普里斯特利，富兰克林和其他几位伦敦激进反对者也走得非常近，其中包括经常光顾“诚实辉格党人俱乐部”的约翰·杰布和理查德·普赖斯，这个俱乐部也是反对英国当局的阵地，它还坚定支持美国抵制英国对殖民地施以强权。 [439] 除英国外，富兰克林还拓展了与法国的联系。1769年2月，年轻的本杰明·拉什刚修完爱丁堡医学专业的学业，富兰克林为这位年轻的朋友写了数封寄往巴黎的推荐信，由此促成了拉什和狄德罗间的会谈，狄德罗当时正殚精竭虑地写作那部无论在政治还是宗教上都极具煽动性的《两个印度的历史》(1770)。拉什和狄德罗讨论了怎样反对英国的“专制”，狄德罗认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这个曾经为自由而战的国度，现在却沦为世界头号压迫者，而“我们写着抗议伦敦独裁”的同时，却有数不清的印刷册子“赞成独裁专制”。 [440] 拉什离开的时候，狄德罗写给休谟一封信，力荐“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年轻人”。1772到1773年间，时值富兰克林担任马萨诸塞州驻英国特使，富兰克林仍与美国日益升级的反感情绪公然对抗，他辩称时下日益恶化的情形不是英国君王或殖民议会的过错，而是王室属下的误判和不称职所致，譬如他先前的朋友，马萨诸塞州饱受指责的州长哈钦森。通过采用这样的方式，富兰克林依旧在努力修复着双方的裂痕。

1773年，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富兰克林意识到美洲的愤怒和反抗已经“消退了许多”。但到了9月，当他写作那篇令人捧腹的随笔《论大国变小之规则》，以借此嘲弄伦敦政府部门的傲慢粗鲁时，他已行进在与大英帝国分道扬镳的路上。假使殖民地定居者“碰巧是狂热的辉格党人”，他奉劝道，假使这些人是“自由的朋友，在革命的准则下浸润和成长，出于偏见的缘故而铭记所有这些准则，并设法施以惩戒：因为革命结束之后，这样的准则已全然无用，它们甚至是可憎和糟糕透顶的”，此番嘲弄的话语直指那些崇拜1688年光荣革命的美国人。 [441] 深植于美国人思想中的，正是这些与1688年内在相连且长期受到尊崇的旧式“革命准则”观。

1774年1月，富兰克林完成了其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彼时英国政府部门在新闻媒体上，污蔑他将哈钦森总督力主使用武力的密信的复印件，从伦敦传回了波士顿。英国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自此以后将他描绘为并非仅仅是“一个爱捣乱的家伙”，正如休谟致亚当·斯密的信中所言，他是个狡猾阴险的密谋者，他欺骗了英国和国王，并试图将矛盾升级到“极端程度”。 [442] 与此同时，富兰克林还遭受到来自英国议会的指责。他辞去了官方职务，但仍选择在伦敦待了一年多时间，他可怜巴巴地寄希望于无论如何也要避免战争的爆发。1774年12月到1775年1月，在与英国大臣们的最后一轮谈判宣告无果之后，英国贵族们拒绝了所有妥协性建议，富兰克林对议会的妄自尊大益发愤慨。据伯克讲，富兰克林启程之际曾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富兰克林语调强硬、“暴躁易怒”，彻底放弃了所有避免战争的指望，尽管在伯克看来，他还是更愿意折回到1763年前的状态而非与英国完全决裂。 [443]

1775年3月，富兰克林充分意识到日渐逼近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正义之举，于是他启程搭船回到美洲。在列克星敦战役和康科德冲突后不久，他返回到费城，他发现当下迫切要做的是修复他在美洲的声誉。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很多人都怀疑他私下依旧追随着大英帝国。 [444] 他需要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他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1730—1814)时任新泽西皇家总督(1763—1776)一职。作为最后一任皇家总督，威廉的任职期限直到1776年6月才终止，随后他被扣押软禁。父子二人公然爆发了争吵，自此，父子关系始终处于冰封的状态，至死未曾和解。威廉在战后不久被释放，他在被英国占领的纽约城建立了基地，并积极地纠集保皇派军事反对力量与革命进行对抗。 [445]

富兰克林在他的爱国主义道路上继续大步前行，他向所有人保证只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方能将美国“从最绝望的奴隶制和毁灭中”解放出来。当他于1774年第一次在伦敦遇见潘恩时，他鼓励潘恩从事颠覆性的写作。富兰克林深为潘恩激进的共和主义立场和反宗教观所吸引，此外，潘恩与富兰克林非常近似，都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富兰克林催促潘恩定居费城，以方便他们在政治上通力合作。有富兰克林的介绍信在身，还有富兰克林的女婿，商人理查德·贝奇的支持，潘恩自1774年11月到达费城的那刻起，就作为反对派记者冲锋陷阵，几个月后富兰克林也抵达费城。1775年3月，潘恩同富兰克林回忆他在费城最初3个月的时光，潘恩说道：“您对我的支持使我收获了众多挚友和声望，我为此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潘恩的支持者们帮助他谋得了《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职位，事实上，这促使潘恩将富兰克林的革命声音诉诸文字并进行传播。 [446] 后来，富兰克林在1787年分别给孔多塞、沙斯泰吕、罗什福科维、杰斐逊等人写了推荐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潘恩介绍给巴黎那些最为激进的圈子。 [447]

坚定的共和党人行进在革命的前列，引导着殖民地的舆论导向，然而也有数不清的虔诚的保皇党，以及诸如此类的温和派(富兰克林本人在1774年前就归属于温和派)成员力主和解。富兰克林需要向共和党及革命党的狂热分子们表明，他不仅已经转变了对英国和独立的看法，而且在有关国王、贵族以及很多其他方面的观点都与以往大不相同。他联合拉什、潘恩、杨等其他费城激进主义者，开始严肃思考共和主义、民主、平等和世俗主义等政治议题。在宾夕法尼亚州，反对富兰克林和潘恩的，当数杰出的苏格兰教育改革家威廉·斯密(1727—1803)，他是“温和党人”，最雄辩且最直言不讳，他也是富兰克林的前盟友。在富兰克林的举荐下，斯密从1755年起一直领导着新成立的费城学院(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作为一名圣公会自由主义者，斯密盛赞英国是开明的理性宗教的集中地，他鄙视宗派主义、党同伐异和宗教辩论，谴责贵格会及其和平主义。七年战争期间，斯密像富兰克林一样极力主张推进大英帝国的大举扩张，并始终固守这一主张。

在费城的知识界和政治界，斯密的力量都不容小觑。1769年1月，他在联合美国哲学社团和早期以费城为基地的美国社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美国哲学社团成立于1767年，是由一群杰出的赞助者、殖民地总督以及议会成员支持成立的，社团的合并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宣扬有用的知识。社团的图书馆也被哲学史界盛赞为北美地区最棒的图书馆。 [448] 时任宾夕法尼亚州驻英国特使的富兰克林，担任合并后新社团的主席。早在大革命之前，这个合并的社团就已经成为美国最杰出的学术团体。与富兰克林截然不同的是，斯密强烈声讨印花税法案，对议会有限度的抵制也采取宽容的态度，但他行事很有分寸，从不越界。1776年斯密化名“卡托”，写了一篇强有力的檄文，以回击潘恩的《常识》。此后斯密成为当地民主党人的头号思想敌手，同时他也是“和解”派的主要发言人。自1775年起，宾夕法尼亚州的“温和派”与反共和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把和大英帝国的“联系”美其名曰“我们的首要愉悦”，他们时常谴责富兰克林和潘恩倡导独立的做法，并“自信满满地认为宾夕法尼亚州十分之九的人们”不赞同二人“拆毁专制政府”的提议，他们敦促各位公民万不可“默许这样的可怕学说”。 [449]

斯密认为，潘恩的《常识》充斥着“有害的教条和显而易见的谬论”。他在《致宾夕法尼亚州人民》一文(该文发表于《宾夕法尼亚杂志》1776年3—4月刊)中说道：“美洲的真正利益是，在宪法的基础之上，与大英帝国达成和解。”在“超越了我遇见的所有作家”而“对混合政府葆有强烈反感”的人中，斯密嘲笑道：“总的来看，《常识》的作者怒斥英国宪法的做法举世无双”，这与孟德斯鸠、洛克和“不朽的西德尼”显然背道而驰。 [450] 潘恩在其《书信》中回复“卡托”，君主政体的实质就是野心勃勃、暴力且好战，只有像荷兰联合省那样的共和政体才能致力于稳定与和平。 [451] 随着1777年英国军队在豪将军的率领下进入宾夕法尼亚州，斯密和其他同情保守党的人士一同被捕，并在战争期间被罢免了大学校长一职。

费城的思想意识的冲突，只是更大范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战争的部分展现，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是美国大革命的核心所在。1776年夏季，约翰·亚当斯与拉什的关系开始变得友好，他说服拉什有必要将共和党内部的摩擦最小化，以便于行使“混合政体”的效能。到1777年初，拉什责备“加农、马特莱克、杨”正在消减“这个国家的力量，他们宁愿赞成击退共同敌人的各项举措，也不愿敦促他们赖皮政府的运行”。另外，他还警告记者们，在宾夕法尼亚州，“我们的人民(沉醉于必须或首先要追逐自由)已经建构了一个有着非常荒谬准则的政府，并且该政府的运行本着使自由发挥出最惊人的影响力这一原则”。 [452] 拉什使李确信，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是建立在潘恩、马特莱克，以及美洲头号艺术家，也是艺术界革命者的代言人查尔斯·威尔逊·皮尔的喜好之上的，这样的民主已经变成“暴民统治”。 [453] 尽管富兰克林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但那时他已经远离政治事件，只留下马特莱克、潘恩、杨、加农、皮尔和里顿豪斯来领导为民主价值观而战的战争。1778年12月，在另一篇《致宾夕法尼亚州人民》的演说中，潘恩为立宪方式辩护，“宪法的制定应更多地考虑其情境”，以及“该州由最英明和最能干的人，富兰克林博士担任他们的州长，富兰克林一个人的判断力就足以形成一部宪法，其发自内心的仁慈绝不会让事情变糟”。 [454] 事实上，富兰克林的确赞同并为宪法中强烈的民主倾向，以及为了赋予每个个体充分的宗教自由，而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455]

1776年9月，富兰克林被调任到巴黎，和赛拉斯·迪恩、亚瑟·李组成三人委员会，以寻求法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援助，富兰克林欣然接受这一任命。拉什对此评论道：“现在，整个费城都要祝贺‘它最仁慈的陛下’(即法国国王)和‘法国国王与美洲之间的加速联盟’。” [456]

革命抵达巴黎

1776年12月富兰克林一到巴黎，正如孔多塞所说，他发现自己是“唯一在欧洲享有盛誉的美洲人”。 [457] 最直接的轰动体现在着装上，此前人们一向认为美洲人的着装质朴而不尚修饰——富兰克林的出现却间或颠覆了那些传言，原来边远地区的美洲人装束并非如此。富兰克林在法国的声誉无人可及，他被法国人视为美洲共和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典范，这远早于他在美洲建立起遥不可及的声望的时间。1776至1783年，平等主义与自然朴素的形象席卷了巴黎的时尚圈，这与欧洲的宫廷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令卢梭的那些崇拜者异常满意的是，富兰克林成为对旧制度的矫揉造作和社会等级制度进行激烈批判的突出代表。改革者，尤其是爱尔维修夫人(激进哲学圈子中的元老)圈子中的狄德罗、霍尔巴赫和她的那些追随者们，都强烈趋向于美国化。富兰克林居住在巴黎十六区的帕西附近，他经常光顾爱尔维修夫人举办的位于奥特伊的沙龙，富兰克林与米拉波伯爵、卡巴尼斯、尚福尔以及坐在化学家拉瓦锡和孔多塞旁边的杜尔哥频频会面，其中孔多塞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中首屈一指的激进哲学家，富兰克林在理学院的会议上也经常遇见这些人。 [458]

自1774至1775年起，富兰克林的到来鼓舞了法国激进知识分子对美国大革命的热情，尤其是研究哲学史的人，以及与杜尔哥、孔多塞相关的人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一般说来，法国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低估1789年之前法国秘密共和党派的实力。 [459] 激进的法国启蒙哲学家们不喜欢与美国大革命相关的一切，无论是这场革命未能废除奴隶制，还是保存下来的州立法机构的相互制衡，以及宗教上的检测，都令他们异常反感。像狄德罗、霍尔巴赫、卢梭以及其他人一样，他们宁愿看到政治权威的唯一合法来源，正如狄德罗率先给出的名称“共同意志”，即由拥有无上立法权威的独一无二的议院来掌管执行机构和司法机构——例如最近改动的宾夕法尼亚州宪法，激进的法国启蒙哲学家们与普赖斯一样都对此极力拥护。 [460]

激进启蒙者的代表孔多塞侯爵，将启蒙运动视为自农业发展以来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他认为启蒙运动在解放人类思想、使现代科学回归本源以及获取自由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利坚合众国之所以领先于欧洲，成为“人权受到尊重的地方”，也正是建基于启蒙运动的这些全新准则。尽管在气候、行为方式与宪制上存有重大的差别，孔多塞断言，美国对宽广的全世界将产生异常深远的影响。 [461] 18世纪80年代期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孔多塞和其他激进的政论作家就撰写了几篇文章，预言美国大革命将对欧洲构成巨大影响， [462] 他们预言这场革命很快将跨越大西洋抵达欧洲，它率先进入的国家最可能是法国。 [463] 这与激进思想的另一重要宣传者，也是未来的革命者米拉波伯爵在1784年的说法不谋而合，即美国将决定“人类是否生来注定渴求自由抑或奴隶制”。 [464]

孔多塞等人将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宪法视为理想和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宪法，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又为孔多塞后来的盟友布里索所效仿。就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大多数演讲家和民主左派的记者们一样，这些名流人物，譬如孔多塞、德穆兰、博纳维尔、卡拉、戈尔萨斯、佩提昂、罗伯特、拉斐特和布里索，他们在1789年前就已是热忱的共和党人、反君主制主义者、研究美国的学者和反贵族人士。作为1782年日内瓦民主革命的热情拥护者，布里索起草了“指导计划”，这是先于1789年凡尔赛议会集会的一项最具影响力的提案。布里索批评了权力分裂、两院制和一人执行机构，并坚定地否决了孟德斯鸠与“英国模式”，布里索认为二者与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 [465]

图6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出自宫廷肖像画家约瑟夫·斯福莱特·杜普莱西斯(1725—1802)，约1778年绘于巴黎。图片鸣谢：纽约史密森尼学会/美术资源国家肖像美术馆

与奥特伊的圈子的交往，帮助富兰克林以美国大革命的名义在法国做了公开演讲，并使他在欧洲一个最具活力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得以立足，这个圈子包括哲学家、记者、经济学家和改革家，这些人全都热情洋溢地拥护美国大革命，且都认为美国大革命指向的是法国和全人类。1778年3月，杜尔哥向普赖斯保证，美国人民“是世界的希望”。 [466] 富兰克林在法国散发出的与众不同的气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个人风格，富兰克林为人安静谦和且意志坚定，他小心翼翼地规避着宫廷和贵族式装扮。1777至1778年间，富兰克林曾以不戴假发、衣着素朴的形象同几个艺术家们待在一起，这当中包括让-巴普蒂斯特·格勒兹。尽管如此，他刻意规避贵族服饰的行为和他的行事作风，以及潘恩广为人知的对他的“依恋”之情，几乎并未提升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以及纽约州那些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心目中的形象。 [467] 首先，法国未曾公开表示支持美国大革命，富兰克林在招待会和晚宴上为此表现得沉默寡言，这让一些人开始担忧。在一次晚宴上，一位来宾在与他的聊天中，冒昧地评论美国大革命给予世界的是“异常恢宏的奇观”。富兰克林的回答是：“是的，先生，可观众们对此并不买账。” [468]

随着与法国知识界、社交圈与政界的熟稔，富兰克林逐渐结识了很多哲学界精英，他曾数次与当时年事已高的伏尔泰相遇，因为伏尔泰在1778年，也就是生命的最后时期，从费尔奈回到了巴黎。他们在理学院一个公共场合相遇。约翰·亚当斯当时也在巴黎，他对富兰克林和法国“现代哲学”都抱有敌意，他注意到“在哲学这个大剧院里，这两位年长的演员和他们的无聊举止”。“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并亲吻对方的面颊”，直至他们周遭的骚动平息下来，观众们为此心满意足。 [469] 如果说富兰克林对巴黎的影响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同样，法国也深深地吸引了他。在这里，他找回了自己，并且对法国的政治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他进一步汲取了激进思想与文字，益发抛弃了1775年前滋养其世界观的那些温和主张。1778年10月，深受爱尔维修的唯一神教派影响的边沁从伦敦转送了一篇报告，该报道的作者是加恩·伊根霍兹，一位荷兰的内科医生和化学家，他与富兰克林在巴黎交情甚笃，报告声称“富兰克林在餐桌旁经常谈到爱尔维修”。 [470]

与富兰克林出场时所带有的象征意义相比，他的外交角色就其本身而言，对大革命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太大。即便如此，1776至1778年间，在居住于巴黎的最初岁月里，他还是获得了外交上的重大突破。他通过巧妙地运用宫廷外交的方式，得到了法国的援助并决定了与法国联盟的发展方向。路易十六经过了数月的犹疑，在是否帮助“叛军”对抗英国王室权威的问题上踌躇不决。后来，像英国的每个敌对势力所做的那样，他试图以此为契机攻击英国。最终，在1778年2月18日，他签署了与美国的军事协定。富兰克林欢欣鼓舞地写信给理查·贝奇：“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支持我们，英国因此而惊慌失措。” [471] 更重要的是，富兰克林利用他在欧洲的成功，有力地反驳了美国的那些保皇派，这其中就包括威廉·斯密，斯密在追求与法国联盟的同时，还敦促与大英帝国达成和解，如斯密所言：“回归从属国。”1778年3月，富兰克林向山姆·亚当斯保证：“美国目前在欧洲正处于受重视和尊敬的制高点，回归大英帝国将使它永远陷入备受轻视的境地。” [472] 富兰克林在1779年7月5日(4日是周日)庆祝美国第三个独立日时，曾在他位于法国帕西的住所举办了一场舞会，舞会总共邀请了40位身份显赫的宾客，舞会上，富兰克林向宾客们展示了他对美酒佳肴的热爱。宾客们分坐在餐桌旁，餐桌上方悬挂着拉斐特从美国带来的华盛顿全身画像，画像上华盛顿一只手拿着《独立宣言》，另一只手握着法美同盟条约，而与英国的和解书则被他踩在脚下。 [473]

与法国的条约刚签署好，富兰克林就利用持续增长的美国声望和欧洲人对美国未来的美好预期，赶往荷兰寻求援助。在荷兰，富兰克林雇用了德国裔的胡格诺派教徒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小仲马(1721—1796)做翻译，并充当他的“美方代理”。小仲马熟悉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有那些途经荷兰加勒比地区的商人们，这些商人贩卖军火给美国叛军。 [474] 小仲马的任务之一是以富兰克林的名义，在莱顿市的《莱顿公报》上陆续发表亲美的系列报道。后来，这些报道又被发表在西欧那些赫赫有名的报纸上。 [475] 自1777年始，美国人，尤其是富兰克林，将相当多的精力投注在荷兰， [476] 希望荷兰可以成为继法国之后第二个支持美国大革命的国家，无论这份支持来自金融、军火抑或《圣经》(1776年，一向源自英国的《圣经》供给突然中断，直到1782年美国都没有一部《圣经》印刷出版，美国国会明文规定从荷兰进口数以万计的《圣经》。与《圣经》一同进口到美国的，还有茶叶、胡椒、火药和香料。在这之前，英国是这些实用品的唯一出口国)。

这场文化、后勤、外交的攻势促成了一系列倡议，其中一份是“荷兰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于1777年由时任美国驻欧洲特派员的亚瑟·李(1740—1792)草拟而成，它由富兰克林和李共同签署，并于1778年4月由小仲马在荷兰发表。 [477] 作为曾经在爱丁堡就读的一名弗吉尼亚州绅士，李并不喜欢英国的做派，他是英国海事与帝国扩张的头号敌手。尽管他刚愎任性，与富兰克林的相处也并不融洽，但李却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鼓动家，他将全副身心都投入到美国的事业上，同时他还是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早在17世纪50年代克伦威尔制订英国《航海法案》时，他就曾提醒荷兰人：“美国商业自由，停泊在美国港口的荷兰船只的数量远超过英国。”1652年，《航海法案》引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直至1654年战争才宣告结束。这场“权力的篡夺”极大地摧毁了荷兰，但最终，也削弱了英国的优势地位：“英国陶醉于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这让她确信自己的控制将无所不能。”在英国的扩张和商业主义的进攻下，荷兰节节败退，也正由此，“美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荷兰寻求支持”。 [478]

富兰克林外交上的成功，与18世纪一场最具影响力的反对专制、贵族、君权的宣传活动密不可分，这是一篇几乎可以与潘恩的《常识》相媲美的文章，它奠定了18世纪末期革命意识的根基。1777年，在法国友人的资助下，富兰克林出版了法语版《穷理查年鉴——财富之路》，增补了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宪法全文，以及伦敦议会因为他抗议《印花税法案》而对他进行盘问的记录。早在1733年，富兰克林就已经开始每年出版一部其“穷理查”系列丛书，这些书充溢着质朴的谚语，并为“公众的利益散布道德与宗教的启示”， [479] 之后，在1758年，富兰克林出版了《财富之路》，以进一步教导“穷理查”。作为虚构的人物，“穷理查”一贫如洗却爱刨根问底、诚实坦率且勤勤恳恳，初期他被教导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发迹，现在又被灌输如何获得政治上的自由。这部书在法国变得广为人知。编辑对此的评注是，“穷理查”意味着共和主义和颠覆性，但在1789年之前，这部书在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版本面世。然而，1777到1778年间，法国当局完全被他们行将结盟的美国盟友所吸引，他们审慎地承诺允许亲美出版物的发行， [480] 并且对书籍内容中所阐述的美国人不满于英国王室的文字装聋作哑。 [481]

作为一位人民领袖，“穷理查”投身于反抗专制的斗争中并公开为武装叛乱辩护，他反对那些根深蒂固的专制政府(包括印度在内)。之后，在1789年，这个集中体现了受着良好教育并有着健全人格的普通人的虚构角色，又出现在各种法国大革命的传单上。 [482] 作为一个泛化的革命辩护者，“穷理查”宣称政府只有在代表人民而非精英或特权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才能享有合法性。“穷理查”还敦促公民推选他们的公务人员，并直接参与各项律法的制定，从而捍卫他们的自由以及提升公共利益。 [483]

随着伏尔泰的《哲学书简》(1734)的问世，“穷理查”的影响变得益发深远。在《哲学书简》中，伏尔泰将宾夕法尼亚州描绘成贵格会的充满正直、朴素与包容精神的避难所。1774年，狄德罗在《哲学史》第十八卷中将宾夕法尼亚州称颂为启蒙政府的突出代表，因为与其他美洲殖民地相比，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及思想与表达的自由之上的，它更民主、更包容，(假设看来)对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更为公正，狄德罗的描述无疑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偶像地位提供了又一佐证。因其图书馆和读书社团的建设，费城如神话般地成为启蒙城市的典型，它将“哲学”与个人进取、集体责任和社会改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狄德罗和雷纳尔为18世纪末大西洋民主革命的初步方案所做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他们对这块特定的殖民地所做的渲染和讴歌。 [484]

富兰克林充分利用了这一“哲学”以构建其形象。自1777年起，受“穷理查”及其铸就的政治神话的影响，富兰克林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个人形象，都与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宪法紧密相连。 [485] 富兰克林的这一国际影响又被美国首任卓越的海军司令官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进一步推进，作为美国大革命战争期间唯一一场重要的海上战役的英雄，琼斯曾于1779年9月23日率军奋战在远离约克郡海岸线的北海上。当时，富兰克林已经在巴黎与拉斐特商议了围绕英国海岸线协同作战的各种计划，拉斐特当时非常急切地建议法美联军应在利物浦、科克以及别的地方登陆。 [486] 在富兰克林的监督下，琼斯的舰队在南斯和布雷斯特两座城市的海面上航行。这支舰队由两艘旗舰和四艘战船组成，其中一艘旗舰携带40杆机枪，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名称是“穷理查”，另一艘旗舰携带36杆机枪，名称为“同盟者”。两艘旗舰上的作战士兵都是美国人，四艘战船上则配备法国士兵。尽管琼斯的舰队大多为法国所造，并且也是由法国人捐资的，在总数上法国的船员也多于美国，但整个舰队还是在美国星条旗的挥动中，沿着爱尔兰和苏格兰航道驶入了北海。 [487] 虽然在法恩堡岬海战这场著名的耗时长久的战役中，许多士兵英勇献身，琼斯也失去了他的一艘旗舰，但美国打了一个大胜仗。伴随着幸存下来的士兵和美国首次奇迹般的获胜，“穷理查”旗舰在英国舰队舷炮的夹击下，最终四分五裂并缓缓下沉。

琼斯回到巴黎后，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国王接见了他，而且无论他到剧院或其他任何地方，人们都欣喜若狂地向他鼓掌致意，这种情况“甚至在歌剧院”也会发生。 [488] 另一个对法国知识界有着持续影响的主要宣传行动是，富兰克林与路易-亚历山大·德·拉·拉罗什富科·丹维尔(1743—1792)的合作。丹维尔是位思想自由的贵族，也是杜尔哥和孔多塞的朋友，他对宪法条款颇感兴趣。1777年2月，拉·拉罗什富科(那位闻名遐迩的警句家的玄孙)与富兰克林合作进行翻译，将1776年的宾夕法尼亚州宪法译成了法文，并发表在《美英事务》上。 [489] 之后，他又将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以及其他几个新近修订的美国州宪法译成法文。1783年，与《独立宣言》一道，美国13个州的宪法相继出现在巴黎(尽管扉页上只标注“费城”)，尽管法国的部长们有些不情愿，但他们还是准许了这部题为《美国十三州宪法》一书的出版。此次编译囊括了13个州邦联宪法和1782年的《美荷条约》，并附有富兰克林为之撰写的注释，富兰克林强调要将这本书广泛地分发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手里。 [490] 在法国大革命的筹备期，在法国和欧洲知识界，这本至关重要的出版物成为美国宪政主义者和带有革命性质的法国国民议会的力量源泉。

史学家们认为，美国大革命者并非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形式”。 [491] 将美国大革命视为极端的民主化无疑是极其错误的说法，更合理的描述应为温和的启蒙运动。在富兰克林、潘恩、扬、加农、艾伦、皮尔、马特莱克、杰斐逊和麦迪逊的率领和支持下，这场革命理所应当地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的“新形式”，也正因如此，欧洲的知识分子们选择大力推广美国大革命。孔多塞对此的解释是：“哲学典籍隐秘地倾向于称这些人热爱自由，这些人在翘首期盼实现他们自己的自由的同时，更热衷于异国他乡人们的自由，他们欣欣然抓住每个机会公开袒露他们的情绪。此前，出于审慎，他们被迫对此三缄其口。” [492] 孔多塞的这番解释毋庸置疑地令人联想到他的朋友们和他本人。富兰克林去世后，孔多塞在其公开悼词中，曾强调富兰克林的政治观和思想“目的高尚、意旨深邃”，富兰克林认为个体的努力和美德必须与基于“理性”之上的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相结合，且这样的“理性”意在使人们的福祉最大化。后来，“穷理查”系列图书被公认为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早期联合宣言，同时，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宪法被提升为所有民主的、反君主专制、反贵族统治，以及反对宗教权威压迫个体与公共生活的宪法的典范。 [493]

富兰克林的另外一个收效显著的宣传行动是，他精心设计了一枚银质纪念勋章。该勋章发行于1781到1782年间，是用来庆祝“美国解放”的纪念物。这枚由富兰克林构思，由奥古斯丁·杜普雷在巴黎卢浮宫造币厂雕刻的勋章，正面镌有“自由女神”的图案，勋章上的自由女神朝气蓬勃、纯洁无瑕，头发自由地飘荡在风中，手执一柄长矛，长矛尖上悬挂着一顶弗吉尼亚的自由帽； [494] 勋章的反面是站立着的未成年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他的双手紧紧地扼住一条毒蛇，象征着英国军队在萨拉托加和约克城的大举溃败，智慧女神密涅瓦则手执一面印有法兰西王室纹章的盾牌辅佐在侧，用以挡住作为压迫者象征的一头愤怒的英国狮子的进攻。这枚勋章意味着，即便是最强大的未成年的大力神，也需要一名孔武有力的支持者。

图7　出自奥古斯丁·杜普雷的富兰克林宣传勋章“自由女神”(1781)正反两面。图片鸣谢：耶鲁大学美术馆

亚当斯素来对法国哲学不屑一顾，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他认为富兰克林不过是个聪明的骗子，既有矫揉造作的谦和，又沉溺于“总督的冠冕堂皇”，他的酒窖里存储着“1000瓶上好的葡萄酒”。富兰克林“热衷于名誉声望，超乎你的想象。他将时间和想法更多地倾注在如何获取名声上，他操纵着文人辩士，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为他摇旗呐喊，画家、雕像家、雕刻家、陶艺家和所有工匠艺人们都为其卖力地工作”。尽管富兰克林将巴黎的寓所租给亚当斯，并慷慨地未收取一分租金，但亚当斯还是将他形容为一个生活富裕的“吹牛者”，并称他只是貌似一名哲学家，而且他在政治上极端倾向于法国。富兰克林的外交风格以及他的言行举止不仅激怒了亚当斯，还惹火了参与美利坚建国的其他执政者们，这些人一向鄙视法国文化和英国的做派。 [495]

富兰克林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同事和友人，时任美国公使馆秘书的自然主义者爱德华·班克罗夫特(1744—1821)已叛变。班克罗夫特成为向英国传送情报的间谍(班克罗夫特原本是1774年被招募为美国驻英国的间谍)，尤为严重的是，班克罗夫特还将琼斯舰队的秘密信息，传送给乔治三世的那些大臣们。尽管如此，富兰克林依然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外交使命。1778年9月，美国国会召回了其他特派员，并任命富兰克林为驻法国宫廷的唯一全权负责的大使，他可以不受干预地掌控美国最为关键的外交关系，以及所有美国驻欧洲的外交事务。在接下来的关键的4年里，富兰克林主持了《法美条约》的签署，直至联盟最终取得了轰动一时、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与海事的突破——1781年10月，英国军队在约克城陷于困境，康沃利斯的所有军队被迫向华盛顿投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场战争的结束。

无论在约克城战役之前还是之后，富兰克林在巴黎的使命都是高难度的，这是因为革命在很多方面都是对旧制度的重创。特别令人恼怒的是，但凡涉及美国——这个刚刚诞生的反对专制的全新共和国——驻扎在巴黎的那些外国使节就会流露出厌恶的神情。以往，巴黎宫廷在庆祝仪式上总会给一些贵族共和国，譬如威尼斯、热那亚、伯尔尼以及联邦省份预先指定各自的席位，甚至一些小的专制国和公国也明白无误地拥有一席之地。但由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尚不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故而美国并不具备已成立的贵族共和国的特性，其地位也低于从属国。王公和贵族共和国的使节们不失时机地暗讽美国的“地位低下”。富兰克林对此抱怨道：“我听说华盛顿被人用俄语取笑，我自己也同样处于德国各种土语的夹击中”，同时还要忍受“那些卑鄙的不值一提的公国使节的轻视”。这当中就包括荷兰的使节，他曾宣称1752年其同胞反抗西班牙是本着“为宗教，而非税收”的信条；还有威尼斯外交家，他承认“威尼斯人憎恶的绝不是有名无实的共和国”，他认为在他们的帝国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另外还有罗马教皇的使节，他满怀愉悦地称呼美国大使富兰克林为“贵格会教徒”。 [496]

约克城战役后，富兰克林又在巴黎多待了几年，他召集美国代表团，依照《巴黎和约》进行终止革命战争的和平谈判，直至1783年秋季谈判结束。除美英间的摩擦外，这些谈判还制造了美法之间，以及三位美国委员杰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之间的紧张关系。比起亚当斯，杰伊更容易因小事而动怒，他更不信任法国。一连数月，亚当斯和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与杰斐逊、拉斐特一道，都现身于富兰克林的驻守在巴黎的随从里，之后他们“身披殊荣”重返美国。正如华盛顿写给富兰克林的信中所言，拉斐特在罗德岛州和新泽西、布兰迪万河战役的勇敢行为“已经使他受到美国的钟爱”；他的“英勇和端庄的品行”已经“获得了整个美洲的尊敬与爱戴”。 [497] 在巴黎，富兰克林也欣慰地发现，这位年轻的英雄和他的“随从慷慨地谈及美国人和目前的外交形势”。 [498] 与拉斐特相似，其密友孔多塞和马泽伊也是坚定的亲美分子，二人继续在欧洲为美国大革命竭力宣传。

杰斐逊很钦佩富兰克林，他与富兰克林的关系非常融洽，同时，他与拉斐特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他还曾是约翰·昆西的密友。约翰·亚当斯不喜欢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亲法行为，对拉斐特也极为厌恶(他的焦虑和杰伊相仿，都不希望加拿大投靠法国)，亚当斯力图将上述三人对谈判以及对他儿子的影响降低到最小。虽然英国早在1782年10月就已从原则上承认了美国的独立，但她直到1783年9月3日才最终签署条约。假使当初英国没有对被剥夺土地的保皇党或在英国占领区寻求避难的叛逃黑奴，以及其美洲印第安盟友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在杰伊和亚当斯的坚持下，美利坚合众国就不会通过向法国让步的方式来寻求法国的那些盟友的帮助，甚至美国会拒绝同他们进行严肃的商议。 [499] 和约的签署地点在德约科旅馆，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伊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一方，英国这方只有一位国会议员代表乔治三世出席。 [500]

图8　美国响尾蛇赠其盟友先生一筐青蛙(指的是1782年11月美国在未与法国协商的情况下，和英国就和平一事进行的初步谈判)。图片鸣谢布朗大学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

直到1785年5月，富兰克林才收到国会的指令——令其结束使命归国。在美国国外，富兰克林已经成为无可比拟的革命偶像，是唯一与华盛顿齐名的人物，两人总是并列出现在与美国大革命相关的报道、庆祝仪式与公开场合中。正如若干年后，爱尔兰激进主义者威廉·杜安所言：“富兰克林是美国自由之父，是尊敬与爱的化身。” [501] 作为法国人膜拜的偶像，富兰克林的画像出现在鼻烟盒、奖章、微型画、破损的瓷器和指环上，他的形象还被人们用石膏、大理石和青铜制成各式塑像。 [502]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并未意识到他卓越的国际声望，对此有所了解的美国人也未必想深究这场革命给大西洋彼岸留下了什么印象。富兰克林被具有共和精神的法国哲学家们所称颂，对其赞誉不断的还有英国、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的激进民主党人，然而在他的祖国，那些特权政治精英们对其显然不屑一顾。他所提出的启蒙哲学和非宗教民主倾向不合美国地主阶级和顶层商人们的口味，他的主张只在宾夕法尼亚州得到确立。在宾夕法尼亚州，旧式寡头政治目前已无处安身。在佛蒙特州，其宪制与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的“贵族”宪制对比鲜明，其民主结构，譬如选举权和官员选举，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宪制非常近似。 [503]

被搁置的偶像

1785年，富兰克林回到费城后，被推选为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又成为该委员会“主席”。他将自己的时间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处理政治事务，另一部分则用来复兴一直由他担任主席的美国哲学社团。自1776年始，该社团就陷入“失去活力的状态”， [504] 富兰克林亲自主持哲学辩论，还捐赠了一大笔钱用以建造哲学礼堂，该礼堂后来成为社团的总部。尽管如此，富兰克林的象征意味何在，这点依旧含糊不清。1787年3月，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推选他作为州代表参加在费城举办的全国大会，会议旨在修订共和党联邦条款和联邦宪法的决议。众多统治精英想要平衡13个立法机构(尚不包括佛蒙特州)，使之更大限度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中央的权威性。彼时，政治理论是指导修订工作的主要规则。因此，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几位建国者，专门申请研习政治思想以便为联邦条款和联邦宪法的修订做准备。富兰克林召集成立了“政治咨询社团”，并在他的大图书馆里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社团成员包括当时费城知识界领袖拉什，他曾公开反对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社团中还有对宪法向来憎恶的古弗尼尔·莫里斯。 [505]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州层面上的宪法争论，都汇聚到了费城，然而富兰克林却无暇顾及这些有关新联邦宪法的争论，他更多关注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宪法。随着战争结束，先前将保皇派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压力逐渐减弱，很多战争期间闪耀一时的激进分子也退出了政治舞台。到18世纪80年代末，争斗也发生了转向，之前的争斗双方是1776年民主宪法的反对者与拥护者(贵格会与反对者结盟)，如今转变为“反立宪主义者”与“立宪主义者”，后者就是为人熟知的激进分子。 [506] 将联合视为总体目标的联邦派希望设立更为强大的中央政府，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以外煽动策划了反对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的活动。亚当斯、杰伊、汉密尔顿、莫里斯与拉什一道，将宾夕法尼亚州列举为不统一和冲突的典型，他们认为其根源在于放弃了参议院的“贵族”构成，以及州管理者们无一例外地现身在其他各州，亚当斯、莫里斯二人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就其本人而言，富兰克林从原则上始终拒绝两院制，他视两院制为过去英国贵族的有害残余。他感到，保守党更钟情于建立在社会特权与财产限定基础上的参议院或上议院，他们的主要用意是确保其寡头政治，以及避免美国社会政治为民主倾向所掌控。宾夕法尼亚州设立上议院的驱动力，富兰克林称之为“一种倾向，也就是在一些人当中开创贵族统治，在政府内部给予富人统治权，以及相对于立法机构一半人数的选择权”。 [507] 像杜尔哥、孔多塞和他的哲学朋友们一样，富兰克林蔑视州长的机构设置，在富兰克林看来，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这种设置就是单一个体的管理机构，这是摇摇欲坠的专制系统的残余，是不合时宜的做法。 [508] “谁来监察和控制”这一人制的管理机构？他质问道：“他用何种方式接受监管？即便有这样的监管组织，这些方式难道不会引发‘预算超支、办事拖延以及令行不施等种种试图反对现行管理机构的弊端’吗？” [509]

尽管无力阻止保守主义的大潮，但富兰克林在他最后几年里依然坚定地固守其激进的反寡头政治的立场。1789至179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精英、英国国教徒和贵格会信徒再次企图推翻1776年宪法，并最终重新获得了国会的统治权。现在的立法机构里“反立宪主义者”占据多数，富兰克林和其盟友几乎无能为力。最终，一个修订后的立法框架取代了1776年宪法，这个立法框架引进了两院制、非正式贵族与州长。 [510] 1790年12月，即1776年政变后第十四年，宾夕法尼亚州最终放弃了一院制的民主框架，改为与其他党派结盟——尽管与其他州相比，在选举权、财产、宗教资格以及加入州参议院的权利等方面，宾夕法尼亚州依旧秉持其独一无二的自由。

富兰克林于1790年4月17日辞世。令人讶异的是，在美国，除费城外，其他城市都对此保持沉默。杰斐逊以吹捧的口吻，称颂了富兰克林的“睿智”和他“对我们的自由的建立”所做出的贡献。杰斐逊称，我们将“铭记这位伟大而敬爱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形象必将益发高大”。在致威廉·斯密的信中，杰斐逊也曾言及“对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杰出人士的逝去，哲学界深感悲痛”。然而，相比之下，其他美国领导人对此事的看法显然要苛刻得多。 [511] 虽然众议院在4月22日采纳了由麦迪逊提议的致敬议案，但联邦参议院直截了当地拒绝照办。时任参议院主席的亚当斯认为以国家礼遇向富兰克林致敬并不适宜，亚当斯的看法得到众多参议员们的支持，这些人本就对富兰克林的民主党人姿态，以及他自1789年7月起就显露出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倾向甚为反感。富兰克林的名字已经无法摆脱地与法美两国的激进思想、民主、反贵族统治和黑人解放联系在一起。由于他率先发起了一院制和从属的、带有咨询性质的执行机构而非独断式的管理机构， [512] 亚当斯、杰伊、汉密尔顿和其他对民主革命观持有敌意的联邦党人，都将富兰克林的政治传承与他们所痛恨的法国共和主义倾向相关联。由于孔多塞、布里索和其他法国评论家们继续批评美国宪法，他们称其为对人民主权和世俗主义的折中之举，堵塞了民主的进程，因此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将富兰克林与哲学界日益增长的对孟德斯鸠、贵族共和主义、特权、施加于官员的宗教考验和英国范式的攻击联系在一起，就非常合乎逻辑了。

为悼念富兰克林逝世，法国国会宣布举国哀悼三日。主持国会的仅有的两尊半身塑像就是华盛顿和富兰克林——富兰克林逝世后不久，又添加了卢梭的半身塑像，该雕像由雕刻家让-安东尼·乌敦(1746—1828)雕刻而成。在法国和整个欧洲，这两尊塑像已经在视觉上成为美国大革命的双重化身。尽管如此，自1789年起，无论是以“温和”还是激进为幌子，法国实际上都是大范围地分享美国共和宪法准则的唯一国家。1790年1月11日，比利时的所谓的主权“多国”的“国会”发布了他们脱离奥地利王室的独立宣言，他们效仿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了官方所谓的“比利时合众国”。尽管这个合众国的执行机构显然不够得力，其职能仅限于捍卫国家和发行货币这两个方面，可是，这个新的“合众国”(根据文献记载，也被称为比利时联合王国或荷兰联合王国)由8个所谓的主权“州”构成(无君主)：布拉班特、弗朗德、卢森堡、那慕尔、海诺特、梅赫伦、格德司和林堡。如今，这些州依据美国模式聚合在一起，形成广义上的联邦，事实上，“比利时合众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明确建立在美国模式之上的联邦共和国。 [513]

虽然美国大革命收效显著，但1789至1790年间的比利时革命折射出的，却仅是美国大革命的“温和”维度。自1789年起，比利时的传单和报纸在成功引发当地的反奥地利情绪的同时，将反对约瑟夫二世的革命领导人亨德里克·凡·德·努特刻画为“比利时的乔治·华盛顿”和“荷兰的富兰克林”。尤其是后者的修饰语似乎对凡·德·努特进行了错误的刻画。一方面他被塑造成布拉班特委任的一名布鲁塞尔律师，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反对约瑟夫的启蒙革新的法律文书，并召集一场本质“温和”的贵族革命；另一方面，他又被误认成是永不妥协的天主教徒，且显而易见地对民主与共和倾向持反对态度。时值1789年末，凡·德·努特的追随者们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而坚定的保守派革命宣传者居心不良，他们将第二个“富兰克林”这个标签贴在某些人身上，德国启蒙者格奥尔格·福斯特(1754—1794)也在其中，福斯特当时正在布鲁塞尔。有关比利时“富兰克林”的公共庆祝活动，无疑在1789至1790年间的比利时动乱中发挥了作用，然而在激进分子眼中，这一标签不过是修饰语，换言之，凡·德·努特根本配不上这样的称号。 [514]

相比之下，正如其他地方的描述，在格里姆的《通讯文学》里，富兰克林被誉为推进人权的关键人物。 [515] 在1790年6月和7月两个月间，巴黎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以追悼富兰克林，这进一步强化了富兰克林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中的核心地位，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项纪念活动是在普各伯咖啡馆举办的宴会。各色咖啡馆和俱乐部采用了丰富多样的方式悼念富兰克林，其中富有特色的是将写有革命话语的墓志铭放置在富兰克林的半身塑像上。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颂扬富兰克林的公共演说使人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他对法国、比利时、美国和世界的影响。米拉波在6月11日的国会发言中称富兰克林为“天才”，他“不仅解放了美国，而且将启蒙的洪流倾注到欧洲”，他推动并激励了全世界人类的进步。对米拉波而言，富兰克林是以“哲学”的方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程并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而非依靠宗教、皇室抑或贵族。几个世纪以来，在华美的葬礼悼词中，欧洲政府公开缅怀的始终是那些根本算不上伟大的没落贵族和朝臣。与朝廷做出的“伪善悼念”不同，国家和民众公开悼念的却是那些忠诚的“恩人”“人类的英雄”，以及像富兰克林这样的人物。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或许不会如其所愿地缅怀他，但至少法国开明而自由地向世界展现其悲伤，并向全世界表明将铭记这位伟大的人物：“他曾如是效力于哲学和自由。” [516]

孔多塞在巴黎科学院公开会议上的演说，宣称1776年的宾夕法尼亚州宪法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宪法，它更为平等，它将立法权交付给单一的众议院”，并且州宪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个人的工作”：“富兰克林一个人的意见就可以决定最后的条款。” [517] 克劳德·法伽神父(1744—1793)是大革命当中口才卓越的演说家，他曾在巴黎市政厅前，在那些杰出的国会代表面前发表演说，讴歌富兰克林，彼时米拉波、西耶斯、“吉约丹医生”也在其中。 [518] 他向富兰克林致敬，颂其为“两个世界公认的”人类救世主，以及最近几十年里，促使人类寻得光明的启蒙主义者。身为一位热情洋溢的民主党人，法伽也嘲笑了专制王朝“那些匪夷所思的繁文缛节”，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繁文缛节认为，只有王室成员和出身高贵的贵族要人之死才值得举行公众悼念仪式。 [519] 自此，赞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救世主的盛大公共纪念活动，成为崭新的革命时代的特征。未来，启蒙社会将只为那些“人类英雄”以及“像富兰克林那样”的真正的人类救世主而致以公共的敬意。 [520]

在巴黎，那个被大肆鼓吹的、公众心目中的革命者“富兰克林”，与保守的布鲁塞尔人民对富兰克林的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表明民主共和主义的发展是“哲学”理论与启蒙实践二者结合的产物，如此才能形成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强大推动力，而这一发展趋向注定要等到1793年6月才渗入法国大革命。作为自由思想家的富兰克林比伏尔泰更为小心翼翼：一方面，他同法伽神父一样，对民主共和党人与平等主义革命的宗教拥护者们秉持接纳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同时与孔多塞和一些反宗教分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用这种方式，他有效化解了忠诚之士转成敌对力量的隐忧。 [521] 富兰克林被收录在著名的无神论词典中，该词典由唯物主义哲学家西尔万·马雷沙尔和对有神论持怀疑态度的天文学家杰罗姆·拉朗德共同出版，两位编辑高度颂扬富兰克林，誉其为“新世界的毕达哥拉斯”和继华盛顿之后第二位美国自由的奠基人。 [522]

这些演说将富兰克林颂扬为一位“哲人”，而非政治家或“天才”，其思想和远见卓识不仅为美国，而且也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基础。拉·罗什福科维是现任国会议长，直到1792年8月他都是大革命的拥护者，他曾在“1789俱乐部”致辞中强调富兰克林反对孟德斯鸠，反对权力分散和“混合政体”，在他看来，不幸的是，除宾夕法尼亚州以外，美国其他各州都仿效了这样的政府建制。正是由于富兰克林秉持的一院制立法机构，抑制了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权力，并消除了政府间的相互制衡，因此一个崭新的、更为一致的宪法框架才得以确立。后来，法国国会接受了这样的框架，“现已成为法国宪法(1791)的根基所在”。罗什福科维认为富兰克林是“敢于将此套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第一人，宾夕法尼亚州人民对他的尊敬也促使他们接受了富兰克林的理论”。尽管事实上同时代的所有政治作家们——除法国的杜尔哥、孔多塞、拉·罗什福科维以及英国的普赖斯之外——都完全不同意富兰克林的做法，但就这一点而言，富兰克林彰显出了极大的勇气。 [523] “1789俱乐部”在他们的会议大厅里安置了一尊著名的富兰克林半身塑像，以此悼念其逝世。

1790年末至1791年初，美国国会多次收到来自法国国民议会的申诉书和恭敬地写有“伟大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章，他们将富兰克林描述为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之间的重要纽带。可以理解的是，美国国会对此甚为困惑，并决定不予回应。对富兰克林的狂热崇拜，正如大范围地弥散在“1789俱乐部”“真理之友会”以及科尔德利俱乐部领导阶层的哲学预言一样，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那些反对民主、平等主义和解放原则的人(即大多数美国政治精英们)的不快。 [524] 身为民主派人士，支持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威廉·麦克雷(1737—1804)为此感到恼怒，他曾保留一份珍贵的参议院会议记录的手记，内中注明美国参议院的反应是毫不掩饰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以及“令人无比吃惊的冷漠”。麦克雷想知道法国对此反应如何，“我忍不住在内心描摹着法国爱国者们的失望之情，因为他们一定在心中揣测着当我们收到盛赞同胞的信件时陷入的狂喜，并期待着我们客套恭维的回复，而我们却冰冷如泥土一般，对他们(法国国民议会)、富兰克林或是自由丝毫不感兴趣。嗯，我们应得到——我们应得什么？差评——差评!” [525] 最终的结果是，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大革命之间的冲突并未随之引发，取而代之的，倒是挑起了大西洋两岸激进与温和这两大对立的启蒙意识形态派别间的不睦。

与美国参议院不同的是，美国哲学社团几乎无一例外地举行公开纪念活动来追悼他们的奠基者。尽管如此，与美国国会相似，社团成员们发现他们被分为赞成民主与反对民主(即赞成富兰克林和反对富兰克林)的两大派别，两派间在原则上的冲突接连不断，这使得社团中那些颂扬富兰克林的人们陷入两难境地。这场冲突最终演化成要在里顿豪斯与英国国教寡头政治的代言人威廉·斯密二者之间做抉择，前者是富兰克林深以为傲并亲自指定的主席接班人，而后者的地位现在又重归显赫。斯密试图使富兰克林的民主影响力降到最小，并且他将民众对富兰克林的回忆篡改为保守派的态度和看法。这种混乱状态实际上持续了一年，直至民主党派被推翻。在这期间，费城的“比利时人”一直保护着斯密，使之持续发声。在接下来更富争议的演说词中，斯密小心翼翼地避免称赞或提及富兰克林的政治倾向以及其反宗教的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参议员麦克雷的报道：“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我却不以为然。这根本微不足道。”斯密甚至设法将富兰克林称为“《启示录》的朋友”，而据斯密的女儿讲，他对《老本的避雷针》这篇颂词不以为然，哪怕只是其中十分之一的内容。麦克雷在他的参议员手记中草草记下，斯密“毫无疑问是个无耻之徒”。 [526]

富兰克林的成就在美国(和比利时)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这完全不同于法国大革命者们对“富兰克林的崇拜”，由此折射出，美国的寡头政治力量对美国大革命初期(1774—1776)高涨的民主情绪的深恶痛绝。作为启蒙运动的灯塔和将宗教迫切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激进宣传者，富兰克林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与他在今日美国文化中的古怪形象构成了强烈对比。一位历史学家如是说，“只要美国被视为机会的乐土”，那么，“我们最应该铭记富兰克林的”，就是他的形象在未来“会继续统管美国文化”，以及“他象征着早期共和政体下自以为是的资本主义，并且他将美国梦人格化”。不仅如此，他还“鼓舞了无以计数的渴求在商业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的年轻人”。 [527]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尊称富兰克林为商业“成功”人士，并想象其为同胞的独特价值观发声的后继者们，最终确实成为了文化的主导力量。 [528]

实际上，最为关键的是，尽管富兰克林出人意料地被归属为激进分子， [529] 但直到1775年，他才成为“激进化启蒙”的重要人物。他本人有两大愿望：一是黑人解放，这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都为人所熟知；二是法国大革命，这一愿望可追溯到他晚年于1789年12月4日致戴维·哈特利的书信，富兰克林在这封信中确实表达了其思想中的激进主义立场。在信中，他假定：“发生在法国的一连串动乱都伴随着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但假使通过战斗，她在未来能够获得自由和一部完美的宪法，并使国家得以幸免，那么，几年的享乐和祝福或许将充分修补她们此前遭受的毁损。上帝赐予的不仅是对自由的热爱，还有对人权的透彻理解，这或许将惠及地球上的所有国度，故而，一位哲人的足迹会行走在任何一片地域上并宣称‘这是我的国家’。” [530]

不偏不倚地讲，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是这场革命的“两位最佳作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关涉风格，又与内容息息相关。 [531] 富兰克林的那些真正的崇拜者不仅令美国大革命的观念得以存活下来，而且在1783年后依然保持着生机。这些崇拜者中就有爱默生，他“热爱并赞美着美国，在这个意义上，他目睹着这个国家，在实现日益开放的人类自由和理性价值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过程中”，“执行着”其特殊的使命。爱默生在《美国学者》(这最早是1837年8月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所做的一篇演讲)中说道：“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他最想降生的年代，那么，它不应是革命年代。在革命年代里，新旧事物共存，不可避免地会被拿来相互比较；所有人的能量都被恐惧或是被希望所驱使；旧事物的历史荣耀是否可以被新时代蕴含的丰富可能性所弥补？如同所有时代，假使我们明确认识到所为究竟为何，那么，这个时代就将是绝佳的时代。” [532]

与其1848年后的观点相比，爱默生那时非常乐观，他坚信美国将扮演他所想象的在世界中的角色：“我非常愉悦地感受到未来的一些好兆头，它们正在诗歌与艺术、哲学与科学、宗教与国家中熠熠发光。”他回望富兰克林和其盟友，他将这些人比拟为大革命的缔造者，他们的地位如此崇高以至于“除希腊和罗马的成就以外，无出其右”。对于那些视美国大革命为一次意义重大的世界事件的人们，富兰克林勇立潮头并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呐喊，从而提升了这场革命的核心意义。 [533]

第六章 黑人解放运动：直面新共和国的奴隶制

大革命和黑人

一个亲英的荷兰籍宣传册作者曾这样嘲笑美国，如果说美国人是为“自由”而战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解放自己国家的黑奴？他们为什么参与到可恶的贩卖人口的交易中？还是说，那些被贩卖的不幸的非洲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来到美洲海岸，就不能享有和白种人相同的人权吗？美国人不想让其获得解放，这难道不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印证了“美国人卑鄙的伪善和最狡诈的口是心非”？ [534] 黑奴问题普遍被认为是美国大革命的主要矛盾，也是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的瑕疵所在。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度，黑奴的数量要远超出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人最多时的数量是15万人，而在1775年，美国13个州的黑奴数量已近50万，他们实际上占据了共和国人口总数的20%，到18世纪90年代，黑奴数量已上升到将近70万。 [535] 一方面，宪法公然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此乃不证自明的公理；另一方面，宪法又厚颜无耻地保留了奴隶制。无论美国的友人还是敌人，无不对这一做法印象深刻，这一为人所公认的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事实，其真相是，美国南部大约有43万黑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为奴隶)占南部总人口的将近40%；北部则有大约5万名黑奴和自由人。 [536] 美国中部的殖民地，包括黑人、自由人和奴隶，占其人口总数的6%。

然而，如果说这一“卑鄙的伪善”在欧洲为大革命的敌对力量所不齿，那么，据此认为欧洲人普遍信奉黑人平等或赞成黑人解放运动的想法显然也大错特错。我们决然想不到“温和的启蒙主义者”对此的普遍做法是怎样的。约翰·米勒(1735—1801)抗议道，这是多么怪异而立不住脚的事实，那些人口口声声地叫嚣着“自由”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人类财富，却毫不犹豫地驱使“大量”的同类人成为奴隶，并且事实上还剥夺了这些奴隶们的所有权利。 [537] 米勒虽然是苏格兰人，却对休谟、斯密和弗格森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甚为反感，休谟在1775年12月曾警告他的侄儿，自己的立场与激进派截然相反。事实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人大都属于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无一不具有鲜明的破坏性。 [538] 作为一位普遍人权和平等人权的热情拥护者，米勒异常坚定地站在美国大革命的民主一侧——尽管这是基于自己先前的激进主义姿态。他批评美国建国之父们未能废除奴隶制，也是出于对当时政治和社会大背景的普遍批评，而废除奴隶制只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米勒还对英国的君主政体和宪法的“腐败”特性大加谴责，此外，他支持爱尔兰这个国家反对贵族“统治”的反叛活动，他还拥护妇女的权利解放运动。正是基于同样的普遍人权的激进标准，而非任何传统的观念，米勒一方面坚决拥护美国大革命，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谴责美国保留奴隶制度的做法。

最能彰显美国大革命隐含的内在冲突的，莫过于美国国会在1776年7月的会议记录，其中杰斐逊的《独立宣言》草案明确无误地谴责英国王室将黑人奴隶制引入美国，杰斐逊斥其为“与人类本性相左的残酷战争”，但《独立宣言》的最终稿却将之删除。 [539] 黑人奴隶制在原则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瑕疵，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备感痛苦地意识到这将动摇共和国的建国基石。很长一段时间内，杰斐逊都深受其困扰，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而麦迪逊在给《联邦主义者》的投稿中，试探性地表明，尽管保留奴隶制让人深感不悦，但这实乃不可避免的必要之举，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折中与让步。作为该宪法的主要制定者之一，麦迪逊选择向美国南部的黑奴制度妥协。 [540]

无论从内容还是范围上来说，美国大革命的核心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可避免地朝着鼓励、推进和拓展黑人解放运动的方向前行，从而达到弱化和废除美洲各国以及其他欧洲殖民世界奴隶制的目的。就其整体效果而言，尽管推进过程比较缓慢且收效甚微，但在思想和社会两个层面，美国价值观都很快地传播开来。在黑人解放运动的初期，要实现转变是非常艰苦且难以预测的，可以说每一步都举步维艰：首先，要让发动叛乱的黑人们本身具有自我解放的内在革命诉求；然后，还要将黑奴叛乱内化为革命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541] 在1775年之前，13个州的自由黑人仅占黑人总人口的大约5%；之后的革命动乱为渴望赢得自由的黑人们提供了多种路径，从而使自由黑人最初所占的较低比例略微上升，达到占黑人总数的8%。 [542]

即便在大革命开始前，殖民地当中打着自由和人权旗号的那些人主要反抗的也只是英帝国的发号施令，而在对待奴隶这个问题上，他们不约而同地保持缄默。战争开始之际，时间可追溯至1775年11月12日，美国国会签署了一项法令，内容是所有黑人(无论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没有资格在革命军队服役——此举将黑人明确排除在为自由而战的士兵之外。可是，随着战事的升级，英军一方征募了大量黑人，但爱国军队里却没有黑人的身影，这让国会大为不悦。尽管在1776年初，国会和华盛顿都再次宣称不会征募黑人士兵，但到了1776年末，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多莫尔的“恶魔计划”赋予那些加入英国部队的弗吉尼亚州黑人以自由，这让华盛顿和国会领导人甚为惊恐，他们决定取消最初的全面禁令，转而重新考虑黑人入伍的事项，尤其是在位于北部和中部的殖民地地区。 [543] 黑人开始被吸收进革命力量当中，尽管他们主要被派遣到新英格兰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军营里。 [544]

1778年，长期以来一直苦于士兵短缺的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州的立法机构，开始公开和系统化地批准黑人入伍。他们不仅立时赋予那些新征入伍的奴隶们以自由，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管并支付给奴隶主们相应的补偿款。在抗击英军和黑森军的作战中，黑人军队与美洲原住民一道，发挥了显著的作用，1778年8月29日，他们冲破了纽波特港的包围圈，并最终结束了罗德岛的战事。1783年，在战争结束之际，罗德岛的黑人军队被悉数解散，那些黑人士兵连同许多白人士兵，都未曾获得事先承诺的大部分酬劳，更没有得到应许的土地。但至少，所有参战的黑人都获得了自由。只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罗德岛才做了些许尝试，将土地和养老金偿付给那些幸存下来的黑人退伍士兵。相比而言，康涅狄格州更加糟糕，他们甚至都未解放所有应征入伍的黑人士兵。 [545]

从1779年开始，革命战争的主战场转向了南方，长期以来，南部地区的穷困白人的数量一直呈缓慢下降的态势，征募白人入伍本就不易；而随着黑人暴乱的风险日益加剧，白人开始惊恐万分，他们纷纷选择逃离家园，这导致征兵工作变得益发严峻。此时，华盛顿和其他弗吉尼亚州的领导人还踌躇不定，国会在经过多次论争之后，才颁布指令征募南方黑人入伍，此举不仅可以帮助白人共同抗击英军，而且“减轻了黑人叛乱和逃亡的风险，将黑人当中最英武有力和有胆识的力量从中剥离开来”。国会还决定，那些被应征入伍的身强力壮的黑奴，他们的主人将以美元的形式获得一定数量的补偿金。对国会而言，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极为廉价的方式，既可为军队征募到士兵，又无须定期给那些黑人新兵们支付酬劳。战争结束时，黑人士兵获得的只是人身自由和区区50美元的酬劳金。在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弗吉尼亚州，能够获得人身自由的黑人被严格限定于一小群人之内，给予黑人自由主要是为了预先阻止更大范围的黑人反抗和解放运动，而在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干脆拒绝遵从相关规定。 [546]

截至1790年，南方的黑人数量已占据三分之一，几乎是13个殖民地总人口数量的20%， [547] 这引起了南方贵族们的极度恐慌，他们唯恐黑人发生大规模的暴动。于是，贵族们开始采取一切有效的方式，促使国会优先考虑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中部殖民地，而非在南部部署军事力量，由此尽可能多地将冲突转向这些地区，从而确保他们自己的地盘在种族问题上相对安全。不出所料，尽管多莫尔赋予了弗吉尼亚州的黑人以自由——紧随其后的是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但这样的自由也仅限于赋予众所周知的爱国军队里的黑奴。于是，相当数量的黑人，包括南方黑人，最终都背离美国而站在英国一方。虽然英国竭力避免冷落白人保皇派， [548] 但是，许多黑人根本不顾及他们主人的情感，只是简单地利用大暴动趁机挣脱束缚于他们身上的镣铐。此时，纽约城还在英国控制之下，从1776年开始，无数逃跑的奴隶选择在这座城市避难，这使得纽约城首度成为自由黑人的主要定居中心。1780年5月，当查尔斯顿市在历经了六周的围困并最终落入英军之手时，数以千计的黑人蜂拥而至。在1775到1776年间，多莫尔的政策惠及的只有几百名黑奴逃亡者，到了1781年春季，当康沃利斯入侵弗吉尼亚州时，逾4500名黑人叛乱者归顺了英国军队和黑塞军，这当中包括23名杰斐逊领地的黑奴和相当数量的华盛顿领地的奴隶。 [549] 在对约克城漫长而艰辛的包围战役中，也就是在1781年夏季和秋季，无数的黑人和老弱病残食不果腹，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悲惨地死去。 [550]

尽管如此，上述种种事件并未阻止英国王室采取进一步行动，在和美利坚合众国达成最终和解的前夕，双方进行了初步协商，并于1782年11月在法国小镇枫丹白露签署了暂时和解协议。协议同意将那些在冲突期间加入他们阵营的黑人，包括妇女，归还给他们的“主子”，并承诺撤退时不“带走一名黑人或美国居民的财物”。1783年，从美国南方撤军时，英国指挥官接到指示，他们可以带走的只有那些明确允诺获得自由的黑人，而近万名来自爱国者庄园的黑人，以及被英军羁押的流亡民众，悉数被抛于身后。这一背叛行径激起了黑人们的极大愤慨，最终，撤退的军队发现他们被迫要带相当多的难民和被羁押的奴隶。1783年7月，英军在撤退到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大草原时，被300名黑人团团围住，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些黑人大多数是保皇派的奴隶，其中也有逃亡者和叛军。1783年12月，英军在撤退到查尔斯顿市时，先前在这里的近5000名黑奴都相继离开了，许多人转道定居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地区。 [551]

大约自1780年起，在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强有力的社会推动力量和有组织的政治解放力量，反对奴隶的运动首度变得势头强劲。与此同时，以宾夕法尼亚州为起点，一场酝酿已久的反对奴隶制的战略开始引起州立法机构的关注。宾夕法尼亚州在1780年3月1日率先通过了废奴法案，可是由于反对之声四起，这项法案的执行远比其主要作者马特莱克、布莱恩、潘恩、贝尼泽特所预想的要更为缓慢。 [552] 安东尼·贝尼泽特(1713—1784)是富兰克林的贵格会好友，也是费城的法国人社团中举足轻重的废奴主义者，他不仅将宾夕法尼亚州的废奴主义变为有组织的运动，而且发起和成立了专门学校，旨在让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孩子们接受教育。贝尼泽特致力于黑人解放与黑人融入社会的运动，在1772年，他很快领悟到《独立宣言》第二段(以及弗吉尼亚州《人权宣言》第一条款)的精髓，并以印刷品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了自己对基本权利和大量冲突的透彻理解，这些冲突主要集中在基本人权和是否保留奴隶制的问题上，彼时在美国，能关注到这一层面的人寥寥无几。 [553] 富兰克林在此之前不久才开始质疑黑奴本身的合法性，贝尼泽特的观点得到了富兰克林的大力支持，很快美国的首个反对奴隶制的社团成立了，潘恩也是该社团的发起人之一。富兰克林敦促贝尼泽特加入该社团，并将废奴运动与大革命联系到一起。 [554] 但是，身为贵格会教徒的贝尼泽特，并未看出在解放黑人和谴责君主贵族政体之间有何内在关联，因此他宁愿保持中立。

1780年3月，西部立法机构颁布了历史上首道废奴法令，在铺天盖地的传单和北部新闻部门的舆论造势下，这一法令被推波助澜，继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奴隶制和种族奴役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普遍人权的观点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和宣扬。可是，我们绝不应夸大这场运动的意义。与其说大多数爱国主义者试图解决大革命遗留下的这一重大冲突，毋宁说他们更愿意让这一冲突迟迟得不到解决。就连潘恩也是如此，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都显而易见地对废奴事件持保留态度，这与他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出的普遍立场大相径庭。如果说，在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美国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中，“潘恩还算不上先驱”的话，那么，究其原因，这并不像外界所理解的那般，是因为教会的废奴主义者憎恶潘恩的无宗教立场，而是由于在有关奴隶的话题上，潘恩的确无话可讲。 [555] 事实是，正如拉什在三十多年前的精辟论说，对美国白人而言，废奴主义在大革命期间根本就不得人心。 [556] 废奴主义被局限在一个数量微小、动力十足的圈子内，成为一些激进主义者(如马特莱克)和宗教分裂分子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如果说黑人叛乱分子的个人和总体目标是为了解放和自由而奋斗，那么，除了为数极少的小部分人，大多数人对奴隶制这一问题的普遍理解都仅限于黑人缺乏教育和阅读能力，以及大多数黑人近乎执拗地效忠于君主政体。

在18世纪八九十年代，自我解放和大革命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使小部分黑人获得了自由。然而，尽管面临重重阻碍，废奴运动最终仍旧成果斐然。成果之一是，一些白人的内在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北方的一些“贵族”加入了激进主义者的行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古弗尼尔·莫里斯， [557] 更多的宗教分裂分子也加入其中。18世纪80年代，由浸礼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新教徒组成的一个重要群体开始积极投身于废奴事业，但较之从前，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谓一事无成。 [558] 虽然大多数美国白人依旧对此无动于衷，但出于人道立场的解放黑奴的“伟大工程”现在至少是处于进行当中，正如德国记者，也是狄德罗的信徒，威廉·路德维格·韦赫林(1739—1792)于1784年在纽伦堡宣称的那样，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美国大革命。 [559] 与之相反，那些支持英国的记者们则继续不厌其烦地强调着美国的“虚伪”。卫理公会教徒、贵格会教徒和其他美国宗教领导人开始步步紧逼，试图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开展废奴运动。

然而，将“基督教”与激进的启蒙废奴主义运动相提并论显然是不恰当的，二者的主旨就不尽相同。如果说，哲学唤醒了黑人解放意识，并引发了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废奴运动，那么，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一哲学在某些层面已发生了严重偏移或转向，不变的只剩非宗教和缺少神学根基两个方面。在美国大革命早期，即1777年以前， [560] 孔多塞针对黑人解放的观点开始逐渐成形，他于1781年撰写了那部影响极为深远的抨击奴隶制和黑人遭受压迫的著作(再版于1788年)，孔多塞的分析主要围绕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和社会实践展开，他还严厉谴责了殖民地的种植园主社团。比起基督教的废奴主义者的呼声，孔多塞的批评视角显然广阔得多。对孔多塞而言，奴隶制是尽数腐败的社会和道德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还有种种压迫黑人的恶行、律法与宪制，以及通过蓄意煽动非洲的冲突和挑起当地战争的方式，最终达到提升欧洲商业利益的目的。“受政治管理的社会除了维护社会组成人员的权利之外，无任何其他目标。因此，与公民或该社会之外的人权利相左的每条律法都是不公正的，是名副其实的罪恶，这些律法必将遭遇强烈的抵制。” [561] 依据狄德罗、霍尔巴赫、赫维提卡以及《历史哲学》共同铸就的这一哲学信条，普遍人权实则推翻了所有商业宗旨与其他价值体系。

与对黑人解放持反对意见的运动不同， [562] 激进派力主如下观点，即“自然品德”和普遍的自然权利的适用范围无所不包，“人权”普遍存在且神圣而不可侵犯，它植根于所有人内在精神的平等，故而即便是出于自发性质的奴隶制也是不公正的。 [563] 据此，在18世纪80年代中叶，黑人在道德、社会、思想和政治层面“与我们平等”，这成为“激进启蒙运动”作者们奉行的准则，譬如孔多塞、雷纳尔、狄德罗、赫维提卡、皮切梅哈和布里索都对此深信不疑。 [564] 布里索于1786年写道：“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黑人作家，甚至就连开化的黑人都没有吗？是什么促使你成为现在的样子？”教育或是环境，其中任何一个你们(美国人)曾经考虑过黑人吗？黑人们，曾生活在非洲专制统治下的凄惨环境中，等到他们辗转来到美洲，又继续遭受奴役。“在欧洲，他们遭受公共舆论的指责，无论身处何方，他们都像犹太人一般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总而言之，他们的境遇异常悲凉。” [565] 布里索认为，一个睿智的政府及其施行的教育可以为黑人、犹太人、土耳其人或印第安人的成长提供很好的给养，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们改造成为“开化的共和党人”。相比而言，那些无知、幼稚、偏颇的白人则更不易接受改造。 [566] 这样的立场可谓异常激进。从这个视角来看，在《历史哲学》的影响和推动下，若想在大西洋两岸消除黑人奴隶制，就必须而且只能由社会本身和州立法机构，以广泛的、变革的方式来解决。

按照激进分子们的说法，奴隶制必须以强制手段彻底加以根除，无须支付给奴隶主任何补偿，并且要尽一切可能，运用公共资源和资金对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提供帮助、教育和扶持。 [567] 1789年6月，恰逢巴士底狱毁灭前不久，在巴黎的德·拉·罗什福科维公爵家中，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与会的孔多塞、米拉波、拉斐特和阿贝·格雷戈勒不约而同地提出，废奴事宜需精心谋划，并以公开的方式推进。黑人解放不仅具有政治和教育意义，而且也是法律上的重大变革。自由的黑人和法国加勒比海的黑白混血儿及法国的所有黑人“都应在政治和公民权利两个层面，与白人相同”。3年后，布里索派最终施行了这一计划。 [568]

陆续爆发的其他废奴运动也促使激进主义者的评论发生转向，最初这样的转向只是试探性的，1780年以后，评论越发趋于一致，即宣称黑人在智力、才能和道德标准上具有潜在的与白人平等的可能性。18世纪70年代，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一些人仍旧踌躇犹疑，不愿接受黑人智力和才能与白人平等这一现实。1774年3月，富兰克林在致孔多塞的答复中曾解释道：“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们生活在白人们当中，他们普遍不知节俭，穷困交加。我觉得他们在理解力方面不存在先天缺陷，他们的致命弱点在于未接受过教育。他们生来就是音乐家。” [569] 但杰斐逊和其他一些激进主义者仍对此存有质疑，在私底下情况尤甚，他们质疑的焦点主要是黑人的才能是否真的等同于白人。可是，在公开场合，这些启蒙运动的哲学共和党人只是将黑人的无知、懒惰和专制以及一切为人痛恨的“缺陷”归咎于文化、社会和制度，能与之比拟的一个突出例子，莫过于多姆在1781年所写的一篇有关犹太人解放的文章，多姆在文章中公然断言，犹太人之所以成为欧洲的“低等人”和“邪恶的人群”，是由于“基督教”的压迫。正如他们的压迫者——那些白人种植园主自身所固有的道德和社会上的瑕疵，黑人们的“邪恶”也是由社会、君主政体和宗教三者合力作用下所产生的结构性缺陷所致。 [570] 布里索、孔多塞和其他激进主义者认为，在天资、教育、艺术或是商业领域，黑人事实上与白人并无二致。以此为基础，布里索再次坚定了自己当初的信念，不仅要努力促成奴隶制的废除，而且要通过教育更全面地解放黑人，并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 [571]

“我们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体察到了废奴的益处”，拉什在1785年10月自信满满地向普赖斯保证，“一般来说，我们当中那些已经被解放的奴隶，比起最下等的白人阶层更勤奋也更遵守纪律。在这座城市，贵格会的一所学校已经准许黑奴的孩子们入学，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孩子们接受了学校的教育，他们在宗教、道德层面以及英国文学修养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572] 继1770年贝尼泽特在费城创办第一所专门培养黑人孩子们的学校以来，更多的学校开始在费城当地和纽约城出现。布里索在费城学校和商店的所见所闻使他坚信，“黑人的智力不亚于任何其他种族，他们缺少的是教育和自由”。 [573] “如果说当时身在费城的黑人们只能从事小型零售行业，那只能归咎于白人们的歧视，而非黑人们的能力不足，是白人在黑人的前进途中设置了各种障碍。”布里索认为：“这样的歧视可谓异常明显、随处可见。比如，黑人的孩子获准进入公共学校就读，但仍无法迈入大学的门槛。” [574]

北方废奴运动(1780—1848)

在富兰克林的漫长而硕果累累的一生行将结束之际，他的最后一次政治之举进一步扩大了其政治声望，也提升了美国大革命的国际影响力，并巩固了其作为大西洋两岸首屈一指的发言人的地位。他不失时机地宣扬解放、平等、宗教与教育分离论、自由思想、民主以及拒绝“混合政体”，与此同时，他还始终秉持这样的观点，即大革命改良了社会，提升了民众的道德修养。 [575] 到18世纪70年代，富兰克林对奴隶制问题还保持相对缄默的态度。之后，受其贵格会好友安东尼·贝尼泽特的影响，通过和孔多塞的不断切磋交流，以及受巴黎激进的哲学派的影响，他开始深入思考这一问题。1787年，富兰克林成为“释放非法拘役的黑人和推进废奴协会”主席，该协会总部设在宾夕法尼亚州，协会公然抨击黑人奴隶制是“对人性的残暴摧残”，并提出当下亟须齐心协力。这些行动在政治上促成了《独立宣言》中被清楚阐明的权利平等。 [576] 1789年11月，协会在费城发布《致公众书》(上有富兰克林的签名)，由此开启了推动废奴运动以及帮助获得自由的黑人加速融入社会的进程。随后，布里索和黑人之友协会相继在巴黎的支持革命的报纸上发表了该文章。富兰克林、潘恩、拉什、里顿豪斯和协会的其他激进启蒙主义者一致同意，在奴隶获得自由后，人们依然需要持续关注他们，从而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独立战争后，美国黑人依旧在北方社会处于附属地位，个中原因不仅在于废奴运动的两极分化，也包含多种其他因素。就其本身而言，律法上的解放无法解决奴隶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如1789年的《致公众书》所言：“桎梏他们身体的镣铐，同样桎梏了奴隶们的精神，损害了其内心对社会的依恋之情”，故而，若要成功地实现黑人与社会的交融，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通过教育，才能使“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享有和行使公民的自由权利；同时提升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使他们能够找到适合自身年龄、性别、才能和其他条件的工作岗位；并且他们的孩子也可获得教育的权利，从而更好地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由是，“我们认为，此举将从根本上促进公益事业的开展，这必将造福于那些被我们忽视已久的黑人群体”。 [577] 在富兰克林去世前两个月，即1790年2月，他曾签署了最后一套公文，该公文是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提交给国会的请愿书修改稿，该请愿书意在彻底废除美国的奴隶制度。 [578] 这是富兰克林辉煌人生中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尽管这一举措收效甚微，其最终结果是亚当斯以“大加嘲讽”的姿态在参议院当众宣读了请愿书。除了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譬如宾夕法尼亚州苏格兰民主党人麦克雷，对此深表赞同以外，大多数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都义愤填膺，几名参议员甚至对富兰克林发动了人身攻击，宣称自己与富兰克林及其废除奴隶制的主张存在着深刻分歧。 [579]

因此，假如贵格会教徒和其他异教徒成为美国和英国废奴主义的先驱，那么，正如孔多塞在1781年宣称的那样，这场解放黑人的战役将在激进哲学派的率领下，在世界范围内(包含美国、英国和法国)打响，从而使其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 [580] 确切地说，是“哲学”而非宗教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从而切实推动了这场运动。 [581] 这也是狄德罗的德国信徒韦赫林持有的观点，韦赫林在1788年曾欢欣鼓舞地指出，“贵格会教徒们的双目”终于睁开，他们彻悟到奴隶制根本不可能“与之信奉的平等、高贵、仁慈这些准则”达成和解。韦赫林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孔多塞和布里索的附和，一方面，二人赞美贵格会信徒开启了哲学激进主义者所希冀的进程，并将此拓延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二人也提醒读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解放黑人战争中，除贵格会和一些其他异教教会外，所有教会迄今都在有关奴隶制、奴隶贸易和世界范围内黑人遭受压迫的事宜上固守默许的政策，这本身就是应予以谴责和令人反感的事实。“基督教教义”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该教义几千年来都未对奴隶制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这些教义多半还在发挥其作用。无论是基督教会、新教抑或天主教，都不倡导进一步地解放黑人，并且它们还对之大加抵制，它们鼓吹的是接受和顺从，并且强调信徒们的灵魂而非肉体是平等的。 [582] 与牙买加近似，美国的国教教徒受到的阻碍最大。然而，即便是卫理公会，较之国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其《圣经》教义在解放黑奴问题上的口吻要温和得多，其公开力主废奴的呼声可上溯至大革命后期。卫理公会是在贵格会之后提出废奴的，最终，卫理公会成为继贵格会之后第二个对废奴表达不同意见的教会。弗朗西斯·艾斯拜瑞(1745—1816)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也是卫理公会在美国的主要奠基人及“第二次新教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受其影响，卫理公会首度在1780年举行的巴尔的摩会议上，明确宣告奴隶制“有违上帝的意旨”。 [583]

黑人解放的进程在美国进展得异常缓慢，这不禁令人深感哀伤，也使得欧洲激进主义者陷入异常尴尬的境地中。布里索、孔多塞、沙斯泰吕、拉·罗什福科维、拉斐特、普赖斯、潘恩、韦赫林和柯斯丘什科都试图从真正意义上推进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从而提高那些为数众多、已获自由的奴隶们的生活。但是，他们也需要维护美国大革命的声望和信用，因为在当时，英国和欧洲质疑美国大革命并未实现当初的许诺，面对这样的刁难，布里索等人必须挺身而出。伴随独立战争的胜利，大洋两岸拥护美国大革命的狂热的激进主义者都期待着奴隶制这一污点不再玷污“美国律法的纯洁”，以及美国大革命在大洋两岸的伟岸形象。 [584] 一方面，普赖斯敦促各方力量尽快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该问题的解决尚需时日。 [585] 虽然沙斯泰吕对此深以为然，他认为解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他同时指出必须采取具体恰当的步骤以尽快实现黑奴的解放。 [586] 上述二人的渐变论遭到布里索的尖锐批评，与其盟友孔多塞相似，布里索也强调解放必须是快速和成体系的，与之相伴必须实现的，还有权利的充分平等原则，以及获得自由的黑人和其他非白种人尽快融入社会，这显然与富兰克林、潘恩和民主党人的立场一致。 [587] 孔多塞和布里索在1788年成立“黑人之友”之初，曾自信满满地向他们的支持者保证，美国的大多数州现已中止了奴隶贸易，“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目前是仅剩的准许黑奴进口的两个州”。 [588]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美国南方依然存在大量的压迫黑人的现象，相比而言，北方对待黑人的态度截然不同。18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的激进分子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提高音量为美国北方各州的反对奴隶制运动加油鼓劲。与此同时，他们还极力谴责南方拥有奴隶的“贵族阶层”的不人道和固执，他们认为这是偏离美国惯例的、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杜默尼耶在1776年用最尖刻的话语描绘南卡罗来纳州虐待奴隶的行径，进而宣称殖民地不足以真正支持美国的自由之战。 [589]

身在费城的布里索向远在巴黎的一位盟友保证：“我的朋友，奴隶制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污损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切。” [590] 一个经常被认可的事实是，北方黑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常比南方黑人受到更为人道的对待，他们的处境要更好。 [591] 然而，实际上，这场针对奴隶制和黑人命运的战争，不要说在北方其余各地，就连在宾夕法尼亚州，都与结束相距甚远。1780年版的《历史哲学》公然宣布，宾夕法尼亚州在社会和“哲学”两个层面上，都位居13个殖民地的前列，毫无疑问，这也正是布里索在1789年初思考定居美国之际(彼时法国大革命尚未爆发)，毅然决然地选择该州作为他未来栖息之所的原因。 [592] 尽管如此，虽然备受欢迎的贵格会开启了解放奴隶的进程，但大多数黑人(即便他们身处宾夕法尼亚州)依然被迫保持奴隶的身份。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构通过了首道具有开创意义的解放黑奴法令，该法令规定奴隶主需登记所拥有的奴隶数目，承认年轻奴隶们享有离开残暴主人的权利，并且还“宣布奴隶的孩子(并非奴隶本人)长到26岁需获得自由”。 [593] 宾夕法尼亚州的黑奴数量从1790年的3737人下降到1800年的1706人，截至1810年，黑奴数量降至795人。或许这样的下降速度并不算快，可比起纽约州，这样的速度已非常迅猛。纽约州的奴隶数量在1790年是21 324人，1800年为20 343人，直至1810年还有15 017人，到1820年奴隶数量仍有10 088人。 [594]

宾夕法尼州的解放黑奴法令意义重大，它迈出了黑奴解放的第一步，虽然该法令看起来非常温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妥协的结果，目的是让此法令能获准通过。然而，这样的结果无疑令那些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和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人极为失望。潘恩、拉什和其他人至少从21岁起就盼望着解放，盼望着早日实现最终的、大范围的废除奴隶制(而非退让的结果)。“为什么这样受人尊敬的会议不可以再推进一步？譬如，为什么不可以让那些在法令颁布之际还是奴隶的黑人们获得自由？哪怕只是抱有自由的希望也好。”布里索抱怨道。极为不公和令人气愤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黑奴们”的孩子“可以期待有朝一日享受自由，他的主人也无法阻止他，但前提是他必须为主人工作到年满26岁，可是，令人悲伤的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却永远被剥夺了自由”。雪上加霜的是，1780年的法律规定“奴隶不能做对自由人不利的伪证”。既然只是将平等、道德公平或某某哲学准则作为幌子，那么，以上这些名不副实的做法又有何正义可言？ [595]

然而，抛开以上缺陷，实事求是地讲，宾夕法尼亚法令的确是美国首道公开宣布永久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即便是出于宣传的目的，激进主义者也必须称颂而非抹黑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一创举。正如布里索发表的声明：“值得高度颂扬的是，正是公正和自由的原则促使宾夕法尼亚州能够在形形色色的纷扰中依然坚守人道主义立场，对这些原则的讨论比1780年律法的施行还要早。”相比之下，新泽西州和纽约州则毫无动静。事实上，直到18世纪90年代，这两个州的奴隶数量都还呈攀升的态势：新泽西州的奴隶数在1760到1790年期间呈现翻倍的趋势，从6567人上升到11 423人，到1800年这个州的奴隶数已升至12 422人， [596] 其中大多数奴隶生活在新泽西州的东北部；特拉华州的奴隶数量曾经下降到6153人，而纽约州的奴隶数则小幅上扬。 [597] 最终在1804年，新泽西州通过了一项渐进废除奴隶制的法令，该法令赋予1804年7月4日以后降生的奴隶孩子以自由——并无公共节日与这个日子相关联——前提是如果这个孩子是女孩，她要侍奉其主人直至21岁，也就是要等到1825年获得自由；假如是男孩，要年满25岁，最早也要到1829年才获得自由! [598] 比起宾夕法尼亚州的奴隶们的孩子要到26岁才能获得自由，多亏了杰伊和利文斯顿，纽约州的奴隶才没有被划定如此清晰的获得自由的时限。与宾夕法尼亚州相比，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态度更趋暧昧。布里索将此归咎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荷兰人占这两个州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并不情愿让别人分去他们的财产”。在新泽西州，最初的荷兰人主要定居在这个州的东北沿线，包括卑尔根、帕塞克和哈德孙郡，故而当西部地区“倾向于解放运动时，东部地区的人们则对此强烈反对”。 [599]

虽然激进主义者们痛恨奴隶制，但他们不得不去应付南方立法机构那令人棘手的抵制行为，以及大部分北方精英和公众中普遍存在的对奴隶制的惯性依赖。“贵族阶层”修订了纽约州宪法，并最终于1777年4月，在距奥尔巴尼以南30英里的金斯顿将其定稿。这部宪法是由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们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杰伊、莫里斯和利文斯顿(利文斯顿和莫里斯的家里都有奴隶)都参与其中，这些人集结在一起，目的就是要反对民主，以确保纽约州不会发生类似宾夕法尼亚州推翻贵族阶层的事件，并赋予纽约州州长以充分的权力，包括否决立法机构自身颁布的法令。杰伊一直试图将反对天主教的歧视性政策加入他们的这一保守主义提案，古弗尼尔·莫里斯则千方百计地阻挠该计划的实施。随着纽约州的新宪法获准施行，对杰伊计划表示支持的人寥寥无几，在反对奴隶制的战役中，杰伊本人更像是孤军奋战。逾2万名黑人正在纽约州遭受着奴役，此时此刻，莫里斯却在鼓吹“每个呼吸着纽约州空气的个体，都应享有自由人的权利”。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只是象征性地对此给予语言上的支持，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这样的拖延导致的结果是，由州立法机构对奴隶制问题做出进一步裁定。 [600]

1781年，纽约州立法机构试探性地解放了首批黑奴，那些在大革命期间曾在军队服役的黑人获得了自由。1783年，继佛蒙特州之后，马萨诸塞州成为第二个全面彻底地废除奴隶制的州。时隔不久，纽约州不顾媒体支持废奴运动的日益高涨的情绪， [601] 通过了一项阶段性废奴的综合性措施，该措施将一直延续到1799年。康涅狄格州和罗德岛州紧随其后，于1784年推出了废奴计划，尽管这两个州的废奴步骤是缓慢推进的，可是，这一推进过程是如此之缓慢，以至于到1848年最终的废奴法案才得以在康涅狄格州颁布施行，最后一批奴隶才获得自由。 [602] 与此同时，虽然新英格兰地区慢慢地废除了奴隶制，但实际上他们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们融入社会：他们没有给黑人们提供土地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消除那些有组织的种族歧视，给黑人们以平等和充分的政治权利；他们也并未扫除长期以来被普遍认可并强加在黑人身上的种种限定，例如限制异族通婚。

总体来说，正如柯斯丘什科在1797年夏天从波兰返回美国途中所观察的那样，美国中部、北部和南部的各州依然反对废除奴隶制度，反对促使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融入社会的举措。当柯斯丘什科再次参观新泽西州时，他惊愕地发现，奴隶数量仍有“大约九千人”(事实上超过12 000人)，州立法机构已竭尽全力废除奴隶制，但保守派在威瑟斯庞的授意下，却对此横加阻挠。1804年，新泽西州从原则上废除了奴隶制，但即便在那时，出生于新泽西州的黑奴孩子们仍不得不侍奉主人，直至年满25岁(对于男性)和21岁(对于女性)。 [603] 更为苛刻的是，1799年7月4日前出生于纽约州的奴隶被再次划定为“契约佣工”，换言之，他们实际上将终身为奴。7月4日后出生的孩子，其奴隶身份将存留至28岁，他们在年满28岁之后才可获得自由。直至1810年，纽约州的奴隶数仍超过15 000人，纽约城多达40%的家庭都拥有奴隶。1827年7月，纽约州终于全面废除了奴隶制，并公开欢庆这一盛事。而此时，距离大革命的萌蘖已超过半个世纪之久。 [604]

“每个奴隶主生来就是小暴君”

如果说北方的情形不够光彩的话，那么，南方和新近拓荒的西部部分地区则更为糟糕且令人沮丧。布里索对此评论道：“当你在旅行中，途经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再继续南行，你会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当你和当地人交谈时，这种感觉会愈发强烈。在那里，与北方迥异的是，人们不会谈论解放黑奴，更不会对伦敦、巴黎和美国的反对奴隶制运动交口称赞。”这样顽固不化的心态非常难以改变。 [605] 布里索继续评论道：“废奴运动最大的障碍深藏于弗吉尼亚州民众的性格、爱好和习惯中。他们喜欢无所事事，依赖奴隶的汗水生活、狩猎和炫耀自身的财富。” [606] 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比起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的白人(占该州人口大多数)对待黑人解放的态度要更为苛刻。

虽然弗吉尼亚州为美国大革命输送了很多杰出的领导人，但在黑人解放的进程中似乎并未发挥其足够积极的作用。拉斐特是个狂热的废奴主义者，富兰克林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曾为此热切地颂扬他。在早期，拉斐特曾试图敦促富兰克林加快推进弗吉尼亚州的黑人解放进程。正如几年后的布里索(布里索曾怀揣着拉斐特的介绍信参观过芒特弗农)， [607] 拉斐特也曾动员华盛顿以废奴运动的名义召集统一的行动。1783年，拉斐特提出了一项解放议案，尽管之后只有他一人施行了此法案——他购买了位于卡宴的一处庄园，在那里，他计划“解放黑奴，以进行他极为关注的实验”。 [608] 拉斐特与卡宴的地方行政长官达成一致，将保留这处庄园长达数年，他在此处建成了学校和其他设施，目的是让黑人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并让恢复自由之身的黑人们的后续生活得到保障。华盛顿称赞此举为“彰显了人性的慷慨和高贵。唯愿这高贵的灵魂可以不吝播撒于这个国家民众的头脑中。可是，我所目睹的却令人失望至极——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在最后一刻才被送达(弗吉尼亚州)国会，连阅读浏览的机会都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华盛顿依然对此举深表赞同，他补充道：“如果使黑人立刻获得自由，我倒真的相信这将会酿成诸多麻烦和悲剧。可是，假如采取渐进的方式，结果或许而且肯定不至于如此，这也是立法机构应虑及的事宜。” [609]

华盛顿的说法显然合乎情理。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华盛顿曾采取过措施支持拉斐特的计划，抑或是以何种方式代表黑人赞助过这一运动。1792年，拉斐特逃离法国，他的计划最终泡汤，其个人财产被悉数充公，一部分被法国的革命共和党没收，还有一部分划给了法属圭亚那。1785年11月，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决定，仔细考虑由卫理公会领导人托马斯·库克和弗朗西斯·艾斯拜瑞递交的请愿书——即在弗吉尼亚州逐步解放奴隶，但这一请愿仍很快遭到了拒绝。华盛顿，这位美国未来的首任总统，丝毫不想做任何努力去支持卫理公会的提案——就连他曾答允艾斯拜瑞的回信也不知所终。 [610] 更糟的是，针对卫理公会的这一提案，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反对之声异常高涨，以至于在下一届会议上，卫理公会教徒不得不勉强同意暂时终止废奴的所有事宜。

鉴于华盛顿对解放黑人问题的漠视态度，最迟到18世纪90年代，某些激进的观察家开始得出结论——乔治·华盛顿是“公共生活中的伪君子”，暂且不说这一结论公正与否，至少潘恩也曾发表过相同的结论。1796年7月，潘恩在致总统的公开信中不无嘲讽地宣称：“全世界都大为困惑，不知道你到底是变节者还是骗子，不知道你是将那些高尚的准则弃之不顾，还是你从未心怀于此。”3个月后，潘恩将这封信发表在费城的《曙光》刊物上，巧合的是，这份刊物的创办者是富兰克林的孙子，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这份刊物先前就曾发表过针对华盛顿最恶毒和最不敬的抨击文章。潘恩谴责华盛顿为“冷漠”和“奸诈”的人，在国人眼中，华盛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夯实总统地位和寻求谄媚上，并且他“让那些无比粗俗的谄媚之词肆意泛滥”，还“周游美国，将自己沉迷于这些奉承的话语中”。潘恩还有意补充了颇具侮辱性的语句：“在你的胸前写满了各式称号，譬如詹姆斯二世。” [611]

尽管有上述种种阻碍，但在大革命期间，在弗吉尼亚州(该州1790年登记在册的奴隶数为293 427人，到1800年人数上升到345 796人， [612] 其奴隶数量占人口总数的40%)，州立法机构中的激进人士，如杰斐逊、麦迪逊、梅森，都率先采取政治行动来处理奴隶制的问题，这些人隐身于幕后，为争取奴隶们的解放默默奉献。杰斐逊在1784年被任命为国会委员会主席，负责修订战争结束之后人口西迁的宣传规划，在该规划中，杰斐逊提出，自1800年起，在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所有土地上废除奴隶制。 [613] 这一完整规划遭到了富兰克林的几乎所有同事的反对，该规划最终以几票之差未获通过。由此，国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奴隶制以合法的姿态拓展至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尽管如此，国会仍在1787年颁布了一项限制性规定，即所谓的西北法令，该法令有效遏制了奴隶制向西拓展至俄亥俄州北部的势头。这一举措试图搭建起一个构架，在此构架内，新的地域可以通过发展进化，成为那些羽翼丰满的州的一部分。同时，该举措也能防止像“佛蒙特州”那样潜在的独立区域的出现，这一举措的另一震惊之处是它要在整个“西北部”立即全面废除奴隶制，该区域覆盖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所有区域，并且最远延伸至密西西比的俄亥俄流域， [614] 这显然大大超出了杰斐逊的最初设想(杰斐逊的设想是1800年后不再有奴隶制存在)。法令也向那些白人定居者们保证，“西北部”最终将由3至5个州构成，各个州都享有与这个国家现存的其余各州同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然而，这一意义重大的法令却在保护美洲印第安人权利的问题上装聋作哑，对那些自由的黑人移民和获得自由的奴隶也根本未提供任何保护。 [615] 同宪法一样，西北法令的整体特征是，有义务将那些回归的逃亡奴隶遣返至他原来的属地。更为糟糕的是，西北部的“无奴隶制”规则仅仅是州与州之间所达成的错综复杂的妥协议案中的一部分，其隐含的要义在于奴隶制在美国的西南部将得以制度化。 [616] 此外，在西北部的南方地区，“印第安纳”(现在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在1804年要求设立自己的立法机构，其所辖区域拥护奴隶制的势力非常强劲，这股势力通过引入一种契约的形式，让那些黑人继续充当他们的劳工，这种契约形式与纽约州变相维护奴隶制的方式相近。通过这种方式，奴隶主有效规避了不可拥有奴隶的禁令，这一做法使得630名黑人依旧处于准奴隶的状态，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810年。 [617]

1787年8月，在美国制宪会议期间，来自13个州的55位代表一致同意——奴隶制根本是“前后矛盾的”，正如马里兰代表卢瑟·马丁所言，“它有悖于大革命的原则” [618] ，这是大革命之后，这个年轻国家的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古弗尼尔·莫里斯对奴隶制大加谴责。乔治·梅森(1725—1792)悲痛地称奴隶贸易为“地域的贸易”，他严厉谴责奴隶制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可是，正如早些时候经常发生的那样，梅森的言论与杰斐逊相似，听起来更像是担忧奴隶制对白种人在态度和工作习惯上造成负面影响，而非对黑人不公的谴责：“奴隶制阻止了艺术和制造业的发展”，贫困的白人“受奴隶的影响蔑视劳动”，“每个奴隶主生来就是小暴君”。 [619] 许多代表都对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表示强烈抗议，因为这两个州还想继续保留奴隶贸易。可是，由于缺少现实而有效的途径，所以，即便奴隶制被废除或被严格削减，南方各州也仍旧无法紧密融入到合众国当中。对两个州持反对态度的代表中，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的态度异常鲜明，他认为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离开奴隶根本就没办法生存”，这两个州绝对不会同意镇压奴隶贸易，更别说废除奴隶制本身了。 [620] 麦迪逊对此评论道：“没有什么比合众国的解体更为糟心的事了。” [621]

与此相应，在起草美国宪法的制宪会议上，没有人提交赞成废奴的议案。最终，南方代表和北方代表达成一致，在宪法终稿中，不再触及奴隶制的问题，甚至不再提及“奴隶制”，从而避免冒犯那些不愿将“奴隶制”这一字眼纳入国家基本律法的人的情感。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宪法运用婉转曲折的说法，无限期地宽恕了奴隶制，这也使得国会在未来的20年里无法禁止奴隶贸易(而欧洲大陆议会在1774年就废止了奴隶贸易)。此外，宪法还要求所有各州须遵循严格的规则，将那些逃亡的奴隶交还给他们的主人，以恢复他们的受奴役身份。 [622] 尽管这是以损害黑人的利益为代价，但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对这样的妥协并未深究。这样的结果显然抚慰了南方白人，也安抚了加勒比地区、巴西和西属美洲地区的种植园主们烦躁不安的心。美国大革命的教训是，原本可以有多种途径获得政治独立和拒绝君主专制，然而他们却不敢触动那些土地拥有者(即所谓社会精英们)的特权——也就是不敢冒解放奴隶的风险。 [623]

在激进主义者眼中，同样令人悲痛的是，在与南方各州于1787年7月达成的关键性妥协中，依据宪法规定，未来的众议院将增补拥有奴隶的各州的代表名额。宪法同时规定，在决定每个州代表名额的时候，黑奴代表与公民代表的人数比例应当为3：5。正如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中的评论，这样的原则与所有各州的宪法都尖锐对立，在州宪法中，这样的原则是不被认可的：各州的立法规定，奴隶们“在所属的任何州里，都不占用代表的预算名额”。尽管如此，除宾夕法尼亚州和佛蒙特州外，这一全新的原则确实贴合了各州的不民主的选举权限制条件，以及随处可见的反民主倾向，这同样影响了那些地位低下的穷苦白人。麦迪逊承认：“在任何两个州，也许都不存在完全相同的获得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624] 作为对普遍存在的冲突的严苛补充，美国宪法的这一条款意味着，在国家立法中，现存奴隶中的将近20%的黑人，他们今后只能被其他南方白人代表所取代，而这些白人代表显然一心想要奴隶制永存于世。 [625]

第七章 剥夺美洲原住民的权利

忠诚的保皇党、无动于衷的奴隶和没有土地的白人，他们并非仅有的不情愿参加革命或强烈抵制革命的力量。在面对支持美国大革命还是支持英国，抑或保持中立的艰难抉择中，易洛魁人 [1] 、彻罗基族人、萧尼族印第安人、特拉华人(德拉瓦人)、克里克人和其他美洲原住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依据1774年《魁北克法案》，某些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美洲原住民居住地，现在理论上归属于加拿大或与加拿大接壤，因而，与先前相比，现在这些地区更为直接地受到英国的控制或影响。

1775年以后，在美国大革命期间，在那些激进的批判浪潮中，原住民的问题看上去无论如何都未像奴隶制和黑人解放那般重大，哪怕同没有土地的白人这一问题相比，原住民的问题似乎都微不足道。激进的启蒙运动同情原住民这一悠久传统，可追溯至路易十四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荷兰前耶稣会反对者，弗朗西斯科·范·登·恩登(1602—1674)。恩登可谓是第一位激进的启蒙主义者(早于斯宾诺莎)，他明确提出既要拒绝宗教权威，又要以雷霆之势改革社会和政治体系。范·登·恩登对新尼德兰地区的社会体系赞不绝口，他认为他们的体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为此，他还在17世纪60年代初提出若干提议，他主张在当时的荷兰殖民地建立起新型的殖民帝国。 [626] 他的此番提议后来经路易-阿曼德·德·拉翁坦男爵(1666—1715)修改，最终发表于1703年。拉翁坦男爵曾在1683至1694年间在加拿大生活了11年，易洛魁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他将这些原住民描述为，拥有着自然主义者的品行和强大的平等主义观念，并且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社会等级的差别，拉翁坦的描述重塑了美洲原住民在人们心中的声誉和形象。 [627] 然而，如果说年轻的杰斐逊已经对彻罗基族人“非常熟稔”，正如他在晚年向亚当斯一再确认的那样，“对彻罗基族人的这份感情和怜悯之心从未消减”， [628] 那么，在普遍存在的激进意识中，对于美洲原住民问题的批评和争论，却要比其他主要问题少得多。 [629] 潘恩、科拉姆、弗瑞诺和其他人，尤其是蓬索、沃尔尼，都忠实地追随着范·登·恩登和拉翁坦所建立的传统。但是，即便是身处美国的沃尔尼也仅对原住民持有非常有限的同情，比起他之前研究了许多年的阿拉伯世界的贝多因人，沃尔尼视其调查研究的美洲原住民为不值得称赞的族群。受沙漠等恶劣因素的影响，贝多因人被迫成为游牧民族，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美洲原住民则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土壤肥沃的地区。事实上，这些原住民更喜欢作为猎人和采集者的“原始”状态，因而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适应了定居式的农业与社会。 [630]

在大革命时期，潘恩和他激进的同伴们极少直接诉诸美洲原住民的问题，尽管潘恩确实曾担任由爱国者领导人和易洛魁酋长双方共同参加的一次主要会议的秘书，此次会议于1777年1月在费城以北50英里处德拉瓦河的伊斯顿教堂召开，当时距大革命战争爆发已有两年。此次会议中，由4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和2名国会会员组成的委员会，说服了酋长们签署构建易洛魁联盟(其成员有莫霍克族、奥内达加族、奥奈达族、塔斯卡洛拉族、卡尤加族和塞内卡族)的条约，该联盟可追溯至15世纪中叶，构建联盟的目的是与美利坚合众国联手反抗英国。然而，后来，国会获悉易洛魁各部落内部严重失和，并且许多部落根本无视该条约的各项条款，于是，国会单方面废止了这一协定。与布里索相似，潘恩也对原住民的平等主义倾向、热爱自由的特质，以及他们的风度举止印象深刻，于是，他坚定地捍卫这些原住民的独立权利。尽管如此，他也只是偶尔言及印第安人为保卫土地，抵制入侵，以及反对土地的强买强卖而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631] 虽然《历史哲学》的精神实质即是坚定的反殖民主义和捍卫非白种人的受殖民者，并且对美洲原住民风俗习惯、道德思想和社会群落的讴歌也已持续逾一个世纪之久，但是，激进主义者持有的“美洲原住民正遭受苦难”的观点几乎并未受到重视，这一窘境直到1775至1783年间风云突变的大变革时期才有所改善。正如布里索所言，虽然激进主义者们宣称原住民是他们值得信赖的盟友和“至交”，称赞他们的平等主义和社会和谐，并同情他们的困境和悲惨的命运，但除此之外，这些激进主义者对原住民的问题几乎并未发挥更大范围的影响。殖民地对待原住民的普遍态度是，基本并不抱以任何同情，他们甚至经常对原住民抱有明显的敌意。

1775年，居住在13个殖民地边界内的美洲原住民，很快陷入了异常糟糕的境地，甚至就连拥有最为悠久的传统并且以培养众多杰出联邦人士而著称的易洛魁人也未能幸免。针对白种人的入侵，原住民的第一反应是时隔已久的熟悉感——早在大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就曾遭遇过很多棘手的问题，比如如何生存下来并且增强内部团结，以及克服本土争端、化解敌意等——但革命战争期间的遭遇，无论从规模还是时间的紧迫性上，都不抵现今面临的困境。对美洲原住民而言，大革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内政治危机，无论是国内战争还是他们同白人定居者、政治代表们的交战都可谓一触即发。参加美国大革命战争的那些享有盛誉的印第安酋长们，成为新的美洲原住民首领，他们的关注点具有深远的政治、文化和战略意义。 [632]

原住民部落所在地大都被白人定居地环绕或层层包围，因而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与比他们强大的一方结成联盟，抑或是尽可能保持中立。易洛魁部落居住在纽约州北部沿线地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遭受白人定居者的入侵，并丢失了大片土地，这让他们深为痛恨和苦恼，于是，他们开始仔细考虑自己的处境。尤其是1775年5月伊桑·艾伦攻占了位于西北地区的战略要地泰孔德罗加要塞，这足以促使易洛魁联盟思忖如何改变自身的处境。1775年7月，由1600名原住民参加的易洛魁大会在蒙特利尔举行，会议讨论了盖伊·卡尔顿总督提出的结盟请求，总督向他们承诺，只要打败美国叛军并迫使美国臣服于英国王室，那么英国就将美国白人占领的土地悉数归还给原住民。然而，卡尔顿本人对寻求原住民的帮助以抗击美军的做法还甚为犹疑，他的本意是想要征募原住民以防御美军的入侵，而非让这些原住民攻打美国人的定居地。不管怎样，大多数莫霍克族人和其余易洛魁部落的原住民依旧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几个月之后的11月，在美军占领蒙特利尔的战役中，这些原住民几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阻止美军的攻击。他们更喜欢以警觉灵活的方式保持中立。 [633] 卡尔顿的继任者为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上将(1718—1791)，哈尔迪曼是瑞典人，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同时他也是七年战争的老兵，在担任加拿大总督期间，他坚定且狂热地寻求在英国和易洛魁之间达成协议，以阻止美国大革命的进程以及将佛蒙特州归还给英国王室。 [634]

1775至1777年间，美国国会竭力使六部落联盟保持静止不变的中立状态，与此同时，英国王室的使臣则敦促六部落为他们的土地而与“叛军”作战。与其他大多数易洛魁联盟的酋长迥异，莫霍克族的领导人约瑟夫·布兰特(1743—1807)确实与英国王室正式结盟了，为庆祝这一结盟，莫霍克族还大摆筵席，包括富有仪式性的宰牛环节。他们将这头牛视为“波士顿人”的象征，他们不仅将牛血一饮而尽，还用火炙烤全牛，然后狼吞虎咽地将其吃掉。1775年11月，布兰特在盖伊·约翰逊(1740—1788)的陪伴下赶赴驻伦敦的大使馆，以期达成易洛魁部落与英国的联盟。盖伊·约翰逊是英国的“北部印第安部落总监”，也是威廉·约翰逊爵士(1715—1774)的侄子兼继承人。威廉·约翰逊向来对美国定居者入侵原住民领地的做法甚为不满，他认为这些美国定居者不仅“残忍地对待、偷掠以及经常性地杀戮原住民”，而且这些人普遍残虐成性并“热衷独立”，所有这些都植根于他们的“无知、偏见、民主准则和地理位置偏远”。 [635] 威廉·约翰逊的那位颇具名望且广为人知的同居女友莫莉·布兰特是约瑟夫的姐姐。为保障部落民众的利益，布兰特要求英方出示一份正式文书，以确保当“叛军”落败之时，他们可以收回先前被攫取的土地。布兰特在伦敦逗留了几个月，先后同乔治三世的部长们进行谈判，在此期间，他被视为一位名人，还戴着酋长的头饰坐着让人画像。詹姆斯·博斯韦尔还采访了布兰特，并将专访的文章发表在《伦敦杂志》1776年第7期上。布兰特对他收到的土地归还保证深信不疑，返回加拿大后，他非常急切，即刻召集了6个部落以便与英国结成同盟。 [636]

自1776年夏，莫霍克族和奥奈达族的为数众多的武士，受到美军在加拿大惨败的消息及哈迪曼的持续鼓动的影响，最终选择追随布兰特加入易洛魁联盟，并与白人保皇党和英国边疆居民并肩作战一同抗击“美国叛军”。与此同时，驻扎在佛罗里达东部地区的英国使臣开始煽动居住在南部边疆的克里克人、彻罗基人和塞米诺尔人攻打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定居点。1776年7月，来自南部的攻击陆续爆发。 [637] 布兰特在部落民众当中极力游说，敦促他们拿起武器，借助英军的力量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此举使得本就异常涣散的六部落联盟间的裂痕变得愈发明显。为呼应哈迪曼总督的军事行动，布兰特开始攻打纽约州北部的农场，然而，其他易洛魁联盟的酋长们或是拒绝响应，或是踌躇不前不愿参与其中——尽管事实上，他们所有人都期待英军取得最终胜利，因为他们深知英国王室和官员们过去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阻止了殖民地居民侵占原住民土地的行为，而美国州立法机构则对此袖手旁观。大多数易洛魁联盟的部落依旧固执地保持中立的立场。 [638] 布兰特对边远农场的不断骚扰，在短时间内确实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可是，这也给内部地区的美国人敲响了警钟。于是，美国人开始进一步加深易洛魁联盟酋长们之间的积怨和裂痕，尤其是当他们察觉到来自原住民的即将接踵而至的反击苗头。很快，无论是战争的参与者还是旁观者，即将降临的危险对每一个易洛魁联盟的部落而言，都不啻为一场灭顶之灾。 [639]

由于柏戈因上将指挥不当，在争夺位于纽约州西北部安大略湖以东的斯坦威克斯要塞的战役，以及不远处的奥利司卡尼战役(1777年8月6日)中，英军遭受重创，损失惨重，布兰特手下成百上千名勇士，包括塞内卡人、卡尤加人和莫霍克人，都战死于疆场。沉重的损失瓦解了易洛魁联盟的军心，与此同时，联盟内部也开始互相残杀，其中尤以莫霍克人和奥奈达人的纷争最为突出。 [640] 出于报复的目的，由保皇党和塞内卡人组成的一支分遣队，在1778年7月3日屠杀了大批美国士兵。担任这支分遣队指挥官之一的，是大名鼎鼎的塞内卡酋长康帕雷特(1740—1836)，他们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怀俄明峡谷的一个名为“四十要塞”的地方杀戮了逾300名爱国者士兵，然后占领并烧毁了这座要塞。尽管如此，对易洛魁联盟而言，这样的胜利可谓屈指可数。在爱国者编辑发行的各种新闻中，充斥着对易洛魁联盟在宾夕法尼亚州残忍暴行的过度渲染，以及类似于1778年11月发生在纽约州东部被称为“樱桃谷大屠杀”的报道。这些报道从根本上使得易洛魁联盟好斗和残暴的特性变得愈发深入人心，从而塑造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易洛魁联盟的普遍印象，即便时隔数十年，易洛魁的这一形象也并未得到丝毫改观。如果说上述危言对美国人的心理构成了极大压力，暂时有助于英国及其君主统治，那么，易洛魁联盟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在独立战争后期的几年里，6个部落的残余力量普遍深感绝望，他们又分为两派：一派是莫霍克人和塞内卡人，他们依旧与英军结盟；另一派则是奥奈达人和塔斯卡洛拉人，他们选择投靠“叛军”。1779年，由约翰·沙利文上将率领的一支美国军队浩浩荡荡地去执行报复任务，之所以这样做，是源于华盛顿的私人指令，华盛顿授意“全面摧毁原住民居住地”，并且“毁损原住民种植在地里的农作物，不让他们继续耕种”。沙利文一一照办，不仅彻底毁坏了易洛魁位于纽约州西部和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大片土地，还放火焚烧了近40座村庄，屠杀了大量的原住民，使得众多原住民流离失所。此外，他还烧毁了这些原住民的粮食储备。 [641]

沿东北边界，从英属新斯科舍分离出了现在的缅因州所在地(当时受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的统治)，这块土地的局势也异常动荡，同样遭受着危难。大量保守党人如潮水般从南部涌入该地区，居住在边界地带的原住民对此一直犹豫不决或宁可保持中立， [642] 而一些新斯科舍的居民譬如苏格兰陆军上校约翰·艾伦(1746—1805)则向南迁移并加入了“叛军”。艾伦出生于爱丁堡，早年是位于哈利法克斯市的新斯科舍议院中的关键人物，大革命战争期间，艾伦在与东北地区美洲原住民的交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76年，他同处于中立地位的易洛魁联盟的印第安人谈判，这是一个由5个部落(阿布纳基族、皮纳布斯高族、马里斯特族、帕萨马科迪族和密克马克族)结成的联盟，5个部落的印第安人都信奉基督教，讲的语言均为阿尔冈琴语，他们居住在缅因州、新不伦瑞克省、新斯科舍的大部分地区，还有些分布在加拿大东部沿海的各个岛屿。从战略意义上讲，这样的分布显然有害无益，英国过去一直期待这些印第安人能够归顺。艾伦在美国定居并把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安顿在哈利法克斯市之后，即刻走马上任，成为马夏尔斯市的一名指挥官。马夏尔斯这座城市是那些叛离英国的新斯科舍人定居和避难的地方，该市位于边界地带，绵延大约二百英里，它的西北部即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美国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1777年，艾伦被国会任命为“掌管东部印第安地区的大陆督察”，并被授予上校军衔。

在易洛魁诸部落联盟中，皮纳布斯高族印第安人居住在位于波特兰和麦奇阿斯之间的皮纳布斯高河谷处，时至今日，靠近班格尔和缅因州中南部的那块区域还隶属于皮纳布斯高族印第安人所有，尽管从版图上看，这块区域深深地嵌合在美国领土中。皮纳布斯高部落的中立立场甚为坚定，美国国会对此深以为然并大加鼓励，并禁止白人侵入他们的广袤领土。尽管如此，联盟中的其余4个部落在18世纪早期和中叶都很难保持中立，他们或是在英法之战中支持法国，或是与美国殖民者联手。无论如何，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站在与英国对立的一方。帕萨马科迪部落居住在这块区域的北部，他们的邻居马里斯特部落则生活在更北端，正是由于这两个部落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故而他们成为英国和美国叛军在外交上为争取印第安人顺服而明争暗斗的焦点和核心。

易洛魁联盟中的所有部落都努力使他们的选择尽可能明朗开放，一方面他们要固守独立，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维护几个世纪以来对法国天主教会的忠诚信仰。就连位于最北端的新斯科舍群岛的密克马克部落——尽管脱离英国对他们而言实质上并无多大裨益——也密切关注战事的进展起伏，他们积极地与新斯科舍的叛军进行谈判，还派遣使者与艾伦协商，宣称他们想要双方交好的愿望。 [643] 英国在1777年在位于边界处的圣约翰岛建了一处新要塞，名为霍伊要塞，目的是要加强他们对这个地区的掌控，以及挑起当地易洛魁联盟和马里斯特部落之间的争端，从而引发部落间的分裂。这些部落分为两大派系，其中一个派系原地不动与英国结盟，继续保留他们对领土的控制权；而另一个派系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因为一直是法国的盟友而与英国作对，所以他们在安布罗斯·圣奥班的带领下，沿着一条曲折的航线，乘27艘独木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最终抵达叛军的领土，并在麦奇阿斯加入了艾伦的军队。

1777年8月，由帕萨马科迪部落、马里斯特部落和皮纳布斯高部落组成的多支小分队，联合白人叛军的军队，在麦奇阿斯的入河口处，击退了4艘英国军舰的进攻。然而，一方面，皮纳布斯高族向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的忠诚并承诺死守北部领土的各大入口；另一方面，他们对结盟表露出不冷不热的态度，他们拒绝国会提出的征兵要求，即让部落民众加入到大陆军队。1778年，时值英国在霍伊要塞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不仅有马里斯特部落和帕萨马科迪部落的代表，还有一些皮纳布斯高族印第安人，他们来此听取英国能为他们提供什么筹码。假如英方出价合理的话，那么这些部落的忠诚将随时待售。为了证明他们不依赖于美国国会，这些原住民的代表甚至向英方指挥官递交了他们从乔治·华盛顿那里收受的书信、奖章和其他礼物。艾伦深知，一旦法国和美国国会之间的结盟公布于众，那么，这一结盟必将对易洛魁诸部落构成强大的吸引力，从而增强他自己的资本。因此，他立即派遣信使将这一消息送至5个部落。于是，在1778年底，易洛魁联盟诸部落派出小队赶赴波士顿和罗德岛，他们亲眼目睹了法国军队及军事物资抵达这两座城市。罗德岛的法国特工还帮助他们找到一位法国牧师，后来，这位牧师从1780至1784年一直和皮纳布斯高族印第安人居住并生活在一起。 [644]

1778年3月，两位出身高贵的成员加入了美洲原住民抵制美国大革命的阵营：一位是亚历山大·麦基，他曾担任英国负责原住民事务的部门官员，后来他娶了一位萧尼族印第安女孩为妻；另一位是素有“白种野蛮人”之称和颇具传奇色彩的西蒙·格蒂(1741—1818)。这两人先后逃离英国，加入了居住在俄亥俄州的特拉华印第安部落。童年的格蒂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后被塞内卡族掠为俘虏，成年后，他做了塞内卡族的一名翻译，负责塞内卡族与易洛魁诸部落的交涉事宜。塞内卡族原本打算迁徙，不料在迁徙前的几个星期，一场灾难突然降临——美国大革命军指挥官向保持中立立场的特拉华印第安村落发动了突袭。这次袭击使格蒂意识到，美国人一旦获得独立，必将背弃他们曾许下的所有诺言，也绝不会承认俄亥俄河谷这条分界线，而北部和西部的所有原住民部落也必将被美国人驱逐出自己的家园，后来的事实正如格蒂所预料的那样。对白种人而言，会讲11种印第安语言的格蒂是“美国边疆最臭名昭著的叛徒和变节者”。可对于原住民来说，格蒂是捍卫他们家园和狩猎场的大英雄。 [645]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直至革命战争结束，格蒂和他的弟弟都与原住民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也经常拜会驻扎在底特律要塞的英军官员和西部的英军总部。他还煽动特拉华州的印第安部落和萧尼族部落造反，并鼓励布兰特去煽动易洛魁诸部落同“叛军”在西北边界作战。如此一来，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暴乱频发的状态。

原住民的突袭对正处在战争关键节点上的美国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正如杰斐逊在1780年所写：“我们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这来自于北部印第安人对我们俄亥俄定居地的猛烈攻击”，与此同时，“南部印第安人对我们的边界也虎视眈眈，而且驻扎在卡罗来纳州的英军也随时准备入侵我国的东部乡村”。 [646] 然而，随着战争即将画上句号，战争所引发的唯一结果是——无论从民众的数量、土地还是战争的影响来看，美洲原住民联盟在大革命期间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 [647] 据推测，所谓的“斯坦威克斯堡第二条约”(1784)原本是想保留6个部落联盟剩余的土地，但是由于1783年以后，国会的势力日渐疲软，国会根本没有能力或意愿捍卫原住民的权利和利益。自1788年始，新的联邦政府也对此无能为力。塞内卡族酋长雷德·杰克特(1750—1830)能言善辩，素有“恒久清醒者”的美誉，他曾在1792年亲自前往费城，值华盛顿本人在场之际，发表了一大段慷慨激昂的控诉讲演。在这段讲演中，杰克特回忆起1779年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革命军执行了华盛顿的军令，血洗和疯狂掠夺了易洛魁诸部落的村庄和土地。杰克特敦促华盛顿要更为积极地保护原住民和他们所剩无几的领土，从而无愧于“美国国家之父”这个称号。 [648] 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布兰特、默莉·布兰特及莫霍克族在1786年收到了来自英国政府的赔偿，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们在布兰特镇建起了供流放者和被驱逐者居住和生活的、全新的中心区域。布兰特镇是莫霍克族的村落，同时它也欢迎那些来自安大略湖西南部和格兰德河流域的其他部落的原住民。 [649] 布兰特建立的这一村落，配备齐全，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布兰特镇成为美洲原住民和英国遗民的集中居住地。

令人震惊的是，1787年美国宪法中，关于美洲原住民的专门条款的讨论，事实上是非常草率的。 [650] 在1775年，无论是13个州，抑或是13个州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周边地区，与白种人共居一地的原住民，他们地位极低，权利也非常有限，即便是在革命时期和革命结束之后，这种状况都未得到改善。对此，麦迪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原住民应以何种程度、何种方式保留其自治权和独立律法，这是这个新生共和国律法中最为混乱和矛盾之处，这也是各州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他在1788年的《联邦主义者》中写道：“如何描述原住民，才能使其被合理地视为一个州的成员，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不仅如此，对联邦委员会而言，这一直令他们深感困惑，原住民问题成为各方争执不下的焦点。尽管目前印第安人尚不属于任何一个州的成员，但如何在立法管辖权范围内与印第安人开展贸易，这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外在的权威机关(美国政府)加以规约的。然而迄今为止，这些都没有纳入立法机构的内部权力当中，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651] 后来，这一情形也未得到丝毫改善。1785年，位于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南部的克里克联邦签署了一项协定，从协定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克里克联邦将自己置于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司法权之下。1790年，他们又与联邦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定，在这项协定中，他们“将自己置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单一保护之下，并承诺自己不再和任何其余个体、州或权力机关签署任何协定”。 [652] 为此，华盛顿总统在1795年任命了国会委员会，专门对这一复杂的立法异常现象展开研究。

由萧尼族印第安人、迈阿密人和德拉瓦人领导的，所谓的原住民的西部印第安联盟，逃过了1779年降临在易洛魁诸部落的灾难。然而不久之后，他们遭遇到了更大范围的灾难，尽管他们也曾试图奋力反抗。这场不幸的导火索是，英国并未依照条约保护其(大多数)印第安盟友的土地。该条约是双方于1783年签署的，正是这一条约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的终结。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利坚合众国拒绝承认土地归属于印第安原住民，而早在1783年以前，英国已将这些土地明确划拨给了原住民。由此，西北印第安战争(1785—1795)，也即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小海龟战役正式爆发。 [653] 土地归属的模糊不清使得还处于英军控制之下的剩余地区深受其害，这些英军主要驻扎在底特律要塞一带，对此，美国忧心如焚，急于宣称其对这些地区享有主权。1790年秋，曾在大革命期间投身于反对美法联军的战役，并很快成为所有印第安人心目中的英雄的小海龟酋长(1747—1812)布下圈套，成功引诱美军上钩，从而一举击败入侵其部落领土的美国军队。美军此次入侵是为了控制河流的交接处，这也是印第安领土的主要枢纽所在，他们还烧毁了迈阿密的主要村庄Kekionga(今天的韦恩堡)。1791年10月，为了一雪前耻，一支由1486名正规军和自卫队成员组成的美国士兵，在西北军总督、上将亚瑟·圣克莱尔的带领下，从华盛顿要塞(辛辛那提)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北前行，穿越俄亥俄河流。这支军队接受华盛顿总统的直接指挥，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逼迫印第安人投降。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11月4日，圣克莱尔的部队在瓦巴希河遭到小海龟带领(格蒂也是其中的一名指挥官)的由萧尼族人、迈阿密人和德拉瓦人组成的混合军的突袭，美军损失惨重，大多数美军战死或负伤(628人战死，258人负伤)，这恐怕也是美军在与美洲原住民的历次交战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

原住民的胜利让身居费城的华盛顿总统及其幕僚震惊不已，这场战斗不论从经济抑或人员上，都对美利坚合众国构成极大的冲击。1792年，美国与西部诸部落举行的谈判，很快以失败告终，充当此次谈判翻译的是身着土著服饰的格蒂。原住民提出的要求是，将俄亥俄沿线作为他们领土的东部边界，政府则对此明确拒绝。 [654] 1790到1791年，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令华盛顿总统深以为耻，与其贪婪的、以肥胖著称的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上将相似，华盛顿宁愿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威性，也不愿对原住民做出丝毫让步。华盛顿和诺克斯立场相同，他们都不赞同将俄亥俄沿线作为原住民领土的边界，也绝不允许军事上的失败。因此，他们大幅增加了军事开支，目的就是要遏制原住民的武装抵抗。诺克斯在华盛顿要塞向指挥官保证道：“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如果可能，只有彻底消灭”那些同美国政府坚决作对的“印第安人”。 [655] 从1792年中开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逐步酝酿起来，各大要塞都布满了美军的现役部队，最终，美军在1794年8月20日的鹿寨(位于今天的俄亥俄州托莱多港)战役中一举击败原住民，获得了决定性胜利。

此次美军的大获全胜，暂时压制住了原住民的军事抵抗，原住民拥有的领土(北起北美五大湖区，南至俄亥俄州。这也是原住民最初在1768年与英国签署的斯坦威克斯要塞首次协定中所划定的领土范围)很大程度上已支离破碎。 [656] 美国以鹿寨战役中率领美军取得胜利的指挥官安东尼·韦恩(1745—1796)为名，建成了韦恩要塞。随后，在1794至1796年间，一连串供美军常规部队驻扎的要塞先后落成，建设这些要塞的目的是为了永久震慑五大湖区的原住民部落。1795年8月3日，双方在位于俄亥俄州的格林维尔要塞最终签署了和平条约，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战争后，萧尼族人、德拉瓦族人、迈阿密族人和其他五大湖区部落族人将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大部分领土割让给了美国。 [657] 彼时确立的格林维尔条约线原本是要将印第安纳州的其余领土留给印第安人，但是双方都没有遵守这一新条约线，最终导致在1796年，伴随英国放弃底特律要塞，五大湖区的部落族人全面撤离该地区。在被驱赶出这片广袤的地区之后，许多萧尼族人、德拉瓦族人、迈阿密族人和塞内卡族人，包括格蒂和他的家人，都向北迁移至安大略湖一带。因此，自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以来，安大略湖的美洲原住民人数呈大幅增长的趋势。 [658]

然而，这远非故事的结局。面对原住民的节节败退、与美国签署的有条件的投降协定、令人沮丧的领土流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迁徙，萧尼族“预言家”坦斯克瓦特瓦正告其部落和邻近部落的族人：当务之急是要向西迁徙以重新创立他们的社会，从而远远避开白种人的“风俗习惯”，各部落还要精诚合作，珍视和振兴他们自身的传统。自1805年始，在坦斯克瓦特瓦兄弟、武士蒂卡姆西(1768—1813)的组织下，依照坦斯克瓦特瓦预先设定的“美好图景”，一场强有力的乌托邦式军事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除了军事，该运动还涉及悔改和戒酒。从1808年始，他们还在位于印第安纳州领土西部及靠近拉斐特城镇的地方，建立了总部——普罗菲茨敦镇(预言之镇)， 1825年该城镇正式成立。坦斯克瓦特瓦和蒂卡姆西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重新成立了西北联盟(以萧尼族人为主)，并与美军展开交战。由此，他们为生活在五大湖区南部广阔地区的美洲原住民注入了新的希望。 [659] 为了传播他们的理念，蒂卡姆西私下拜访其他部落，并派遣信使奔波在广阔无垠的湖区的诸部落之间，蒂卡姆西意在尽可能多地将北部和南部的部落和派系势力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投身于他的心灵组织和抵抗运动当中。

坦斯克瓦特瓦兄弟和蒂卡姆西一度鼓舞了原住民的士气，他们重新向原住民灌输了反对白人定居地和白人统治的意志，并且通过重申美洲原住民传统文化和传统信仰，号召大家抵御不断侵蚀各部落的酒精、消极心理和堕落所带来的危害。 [660] 原住民对普罗菲茨敦预言的美好憧憬，很快就被蒂珀卡努战役(1811年11月7日)击得粉碎，这场战役的发动者是时任印第安纳州州长、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威廉·亨利·哈里森(1773—1841)，他在探听到蒂卡姆西广泛的外交活动内容，并获悉这些内容直接违背了麦迪逊总统的指令之后，大为震惊，随即率领1000余名士兵入侵了原住民领土。接下来，哈里森(同蒂卡姆西一样也参加过鹿寨战役)放火烧毁了普罗菲茨敦镇。然而，哈里森此举更进一步加重了原住民的反抗情绪，在1812至1815年，英美战争的早期阶段，蒂卡姆西的武士们作为英军盟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政府起初谴责原住民武装扰乱了他们的军事部署)。 [661] 1812年8月，蒂卡姆西打了非常漂亮的一仗，他们逼迫驻扎在底特律要塞的2000名美国守卫军向原住民-英国盟军投降。蒂卡姆西功不可没。1813年10月，蒂卡姆西战死于发生在安大略湖的一场战役中，他们与英国盟军在1813年10月5日的泰晤士战役中被哈里森击败，这也是美军在加拿大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几场胜利之一，然而，蒂卡姆西传奇般的经历却永存于世。作为一个出生在独立战争前夕的弗吉尼亚州贵族，以及后来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哈里森后来成为美国第九任总统——然而他的任期仅持续了1个月，1841年4月他就因肺部感染去世。

与之类似，在这个新兴共和国的其余大部分地区，美洲原住民的地位在大革命战争期间与日俱下，这种情况在1783年以后甚至变得愈发严重。起初，缅因州诸部落很明智地保持中立，并在左摇右摆的状态中，从对立的双方中谋得礼物、朗姆酒和粮食物品等各种好处，1783年当双方的对立关系消除后，他们也随之丧失了获得利益的手段。和平使他们不再享有先前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国会根本不想做出任何努力，以使缅因州诸部落免受领土侵占以及奸诈商贩们以高昂价格向其兜售假货、劣质威士忌和朗姆酒之苦。以上情形在西北部落联盟同样泛滥成灾，原住民对此毫无办法，可谓苦不堪言。艾伦与格蒂的境况相似，二人都曾一再表明自己对原住民部落的崇高敬意，但在1784年，艾伦被解除了督管一职，并被告知，他已完成了作为美国和印第安人之间连接纽带的使命。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将原住民的土地，分阶段地逐步向白人定居者开放，事实上这已经解除了白人不得侵入皮纳布斯高族领土的禁令。皮纳布斯高族人对此异常愤怒，他们抗议国会违背了他们先前承认的协议，即皮纳布斯高族享有河流两岸沿线6英里范围之内的领土。马萨诸塞州立法委员会对此给出的回复是，所谓的承认只是立法条款上的认可，并未经过明确的衡量。就这样，摩擦和恶语相向始终盘旋在对立双方的头顶上，直至1796年，随着一项具有强迫意味且极度不平等的条约的签署，所有谈判才戛然而止。根据这项条约，作为可以运送衣物、军火、食品和白酒的交换条件，皮纳布斯高族印第安人一方必须交出19万英亩的领土。 [662]

与皮纳布斯高族印第安人面临相同困境的还有居住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交界处的彻罗基族人。而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彻罗基族人发现自己与北部的原住民处境相似，之前的大革命战争造成了他们内部的深度分裂。在1776年夏季期间，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构接到报告，称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彻罗基族人和克里克人接受了英军的提议，开始屡次袭击美国边疆地区。而后，查尔斯·李将军率领的一支部队先发制人，发动快速攻击，很快将彻罗基部落打得落花流水，这支部队烧毁了彻罗基人的村庄，毁坏了他们的庄稼，屠杀了他们饲养的家禽，并迫使他们在1777年5月签下了屈辱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彻罗基人必须放弃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大部分的土地。 [663] 正是从那时起，彻罗基人祖祖辈辈展开的捍卫领土免受白人侵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664] 迫于无奈，他们只得勉强同意在1777年“和平条约”上签字，事实上，该条约意味着彻罗基部落彻底的失败、屈服和被边缘化。

截至1783年，彻罗基族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在大革命之前拥有的四分之三的领土，更糟糕的是，由于其他顽抗的彻罗基人和克里克人出于报复的目的，仍零星地继续攻击白人的定居地，因此彻罗基人的村庄仍然经常遭受毁坏。 [665] 杰斐逊试图敦促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提供保护，以使白种人免受那些边疆居民的侵袭，并且提供食品、物资和礼物给那些热爱和平的彻罗基人、克里克人和萧尼族人，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666] 那时，杰斐逊对印第安人的能力和权力还抱有些许的崇敬之情。大多数彻罗基人屈服于1777年加诸他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选择继续与白种人和平共处。尽管如此，由领土引发的不间断摩擦和老一辈人的屈辱顺从，最终导致了年轻武士们的实质性“脱离”，这些年轻人重新拾起武器，决心不计代价独立生存。在狄拉更·克努酋长(1732—1792)的带领下，这支顽强的新生力量一路向西，艰难跋涉，最终他们在田纳西州(即现在的查特怒加市北部)成立了一个新的联邦。 [667] 在奇克莫加——彻罗基武士们在奇克莫加河的聚居地，联邦获得了英国提供的弹药装备。1780年，这群武士沿南部边界发动了一场挑衅战役，从这以后，甚至在1783年革命战争结束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坚决抗战，绝不投降。 [668] 18世纪90年代初叶，仍旧是在狄拉更·克努酋长的率领下，一些克里克人和来自俄亥俄州的萧尼族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其中萧尼族人的领袖是闻名遐迩的蒂卡姆西酋长的兄弟。 [669] 与此同时，西北部的印第安族也与他们并肩作战，然而，他们还是在1793到1794年被势不可挡的美军击败。

在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克里克联邦的日子一度还比较好过。先前这个联邦曾在佛罗里达州与英国结盟，现在他们又与西班牙结成盟友，在18世纪80年代，他们在佐治亚州海岸线成功击退了白种人的入侵。在华盛顿担任总统期间签署的《克尔霍恩条约》(1796年6月29日)，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克里克联邦所辖的领土范围。 [670] 克里克联邦成为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本杰明·霍金斯(1754—1816)尤为关注的事务，作为彻罗基族、乔克托族和克里克族的研究专家，霍金斯自1785年始，就深深地痴迷于原住民事务。他曾在1796到1814年间担任国会的总督管，负责监管俄亥俄河流南部地区的所有原住民部落。霍金斯不仅娶了一位原住民姑娘为妻，他还对要求宣扬基督教的传教呼声装聋作哑，通过教授克里克人农耕方法，以使他们适应定居生活，他竭力唤起了克里克社会的凝聚力。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正如杰斐逊指出的那样，一些克里克人和其余的南部印第安人确实“在文明程度上已相当开化”，他们圈起农田，饲养大群的牛和猪，织布缝衣，并建造“做工精良的小木屋”。 [671] 一些印第安人开始变得非常富有，但更多的人则陷入贫困潦倒、生活无以为继的境地。

对于克里克人(和霍金斯)而言，后来发生的更为不幸的事，就如杰斐逊早在美英战争(1812至1815年)的开战之初就曾预言的那样，“对于那些已经开化并取得进步的原住民来讲，英国的诱惑力起不到丝毫作用”，可是，“对蒙昧落后的原住民，他们将经不住这样的诱惑，由此将加剧他们的落后程度”，并且“因战争和贫穷而死亡的人数将进一步攀升”，杰斐逊的此番预言非常精准。 [672] 英国派来的使臣说服了许多克里克部落的高级首领，于是，这个部落的人们再一次与英国结盟并拿起武器反对美国，这使得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西部边境再度陷入冲突迭起的境地——克里克人把守着该区域的两端。亲英派的克里克首领雷德·斯迪克斯是个因循守旧的人，他极力反对定居式生活方式和定居式农业的入侵，他认为这损害了他们古老的文化和战斗力。受著名的萧尼族领导人蒂卡姆西的鼓舞，雷德·斯迪克斯成为蒂卡姆西和萧尼族先知的盟友，此时一些逃跑的黑奴也加入其中，这些人并肩战斗，共同捍卫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如猎手保卫自己的公共土地一般。很快，他们被安德鲁·杰克逊领导下的一支由白人和亲美的克里克人组成的混合部队所镇压。尽管如此，霍金斯仍希冀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霍金斯认为，虽然在战争期间，许多克里克人和部分彻罗基人“与大不列颠联手反抗美国，并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霍金斯依然希望“我们摒弃复仇的念头，选择宽恕他们，因为这些人是被蒙骗的穷人”。此外，还要“启发他们的理解力”，以及“通过给他们援助畜牧业工具和器具，并向他们教授如何使用这些器具的方式，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673] 事实上，1814年8月，在杰克逊将军一手操控下，美国制定了《杰克逊要塞条约》，该条约将克里克族人的三分之二土地强行充公，这些土地超过了2000万英亩，占阿拉巴马州的一半和佐治亚州的大半内陆。该条约丝毫不顾及这些地区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哪怕是对雷德·斯迪克斯采取抵制和反对立场的地区也未能幸免。面对克里克人遭受的灾难，霍金斯心灰意冷，很快他在厌恶中辞去了自己的总督管一职。

自新斯科舍的边界地带和佛蒙特州，直至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南端，最终也包括克里克人，不管这些原住民是支持美国大革命还是英国，也不管他们是否保持中立，其结果是，所有的印第安联盟和部落，在大革命战争期间都流离失所。更为悲惨的是，革命战争以后，这样的灾难仍在不断加剧。 [674] 如果说华盛顿和诺克斯开启了军事扫荡的先河，将原住民从广袤无垠的土地上驱逐出去，那么，杰斐逊在成为总统之前，更注重保证原住民的土地，并辅之以颇具共情色彩的谈判、同化和融合等政策。他认可霍金斯的主张，即在其总部所在的佐治亚州的克里克人的土地上，施行联邦制的“文明计划”。该计划的意图是加速克里克人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变，使其从原本利用土地并游走于广袤平原的生活方式转变为聚居于面积更小的土地上。在这些土地上，克里克人将以种植庄稼、饲养牲畜和织布缝衣为生。 [675] 在杰斐逊和霍金斯的约定下，美洲原住民别无选择，只好放弃他们传统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生活方式，这是由于“捕猎业已经不足以给原住民提供足够的衣物和食品。故而，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推广对于他们的生存变得至关重要”。 [676]

在1801年成为总统之际，杰斐逊最初依旧奉行自己的理论，帮助原住民调整其生活方式，使其逐渐适应定居式农业并获得“一种认知，即精耕细作一小片土地远比大片未加改良的土地更具有价值”。通过采取这样的方式，原住民的生活被固守在各自的区域，“当这些原住民在学习如何从更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取更多收益的时候，我们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则需要更多的土地。因此，那些拥有土地但缺乏其他必需品的人和拥有这些必需品但缺乏土地的人，由于利益互补而达成了一致。于是，这一商业贸易将惠及双方，身为双方的好友，更应该对此加以鼓励”。 [677] 杰斐逊的共和党激进主义立场无法明确揭示出该理论潜在的不确定性和毁灭性特质，尽管这一理论一直延续至他总统任职期间的最后几年。从根本上看，杰斐逊主张取消种族隔离，保证原住民拥有小片土地的特权，但前提是原住民必须将大部分祖先的土地拱手让给白人。路易斯安那购买案(1803)令关于原住民人口的争论再次浮出水面，此时，杰斐逊依然坦承自己对原住民的困境抱以深切的同情。在1805年3月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强调指出：“我怀着对他们的历史的怜悯之心看待这些国家的原住民。他们应当被赋予人权和才能，热爱自由和独立，并且身处在一个不受欲望支配也不被惊扰的国度当中”，美利坚合众国的不断扩张和欧洲人口的大量涌入已经悲剧性地“裹挟”了这些原住民。 [678]

总统一再重复的观点是，现在原住民的“数量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减少，这已经不足以保证他们继续从事游牧捕猎的生活方式。受人道精神的驱使，我们教授他们农业和家务，鼓励他们做出调整以适应这样的产业，从而保证他们固守在各自的区域以维持生计。并且我们将使他们为适应社会现状做好适时的准备，在令他们身体舒适的同时，也使他们的思想和道德得以提升”。 [679] 不仅如此，总统还宣称“争取启发这些原住民，让他们不再恪守宿命，因为他们目前的生命进程”正遭受着强大的桎梏，尤其是他们所顽固坚守的陈腐生活方式的桎梏。杰斐逊还谴责了“他们头脑的固执己见、无知、骄傲，以及受他们当中那些狡猾的、有成见的人的教唆摆布”。以此为借口，总统进一步表示，那些对原住民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部攻击都是合理正当的；总统还间接地提到坦斯克瓦特瓦和蒂卡姆西，他抨击那些“假装圣洁地对祖先的风俗习惯毕恭毕敬”的人，因为这些人在原住民当中宣扬他们的守旧观点，教导这些原住民“理性是错误的向导，在理性的指引下，身体、道德或政局的前进都是极度冒进和危险的变革；他们的责任是保存创世之初的原始状态，无知即是安全，有知则充满危险”。人们发现，美洲原住民也有“他们的反哲学家，这些反哲学家的兴趣所在是使事物保持现有状态，他们惧怕革新，他们所关注的是习惯的保持，这远胜于提高理性和服从命令之职责”。 [680] 杰斐逊强调，原住民社会的紧要任务是必须拒斥他们的“先知”。

1803年以前，杰斐逊赞成渐进式地将美洲原住民融入到美国社会，正如他一再向霍金斯所保证的那样。他也坚信“对原住民而言，他们最终安息和快乐的源泉在于将我们和他们的定居地安置在一处，融合在一处，最终实现混合式交融，成为一个群体”。 [681] 可是，随着美国占领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领地，以及蒂卡姆西的反叛，杰斐逊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他开始拒斥民族同化论，取而代之地，他采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原住民应当被重新安置在河西一块新近占领的领地上，从而消除他们定居在河东地区时涌现的诸多问题。至此，杰斐逊放弃了他最初奉行的渐进式融合的启蒙政策，转向了与之相反的策略：“我们现在不想邀请原住民来我们的领地，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迫使他们撤离自己的领地。”实际上，这意味着这些原住民将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他逐渐放弃了自己取消种族隔离的主张，转而有组织地施压和大范围“收购”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原住民土地。杰斐逊率先开启了原住民搬迁的进程，使得原住民大举迁离至西部纵深疆域，而作为美国第七任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更以横扫一切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勇气承袭了杰斐逊的主张。 [682]

无论在领土、管辖权、立场和民族自尊上，革命战争期间及战后的惨重损失都对原住民的社会心理造成了极度的创伤，给格蒂、艾伦、霍金斯以及所有将生命奉献给部落的人带来的打击都是无以复加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坚定的启蒙主义者，譬如杜·蓬索、加勒廷，始终对美洲原住民文化、语言和传统抱以浓厚的热情，并致力于将这些传统保存下来。然而大多数美国政治、教育和教会的领导人通常都从神学层面试图强化这样一种倾向，即驱赶印第安人，将他们与社会相隔离，并剥夺他们的法律和政治权利(以一种不入流的方式)，还对他们的道德状况和“腐化”表示极端的蔑视。这些人对印第安人的酗酒、懒惰、流浪和恣意的跨种族性交甚为反感，这无形中巩固并加剧了原住民社会根深蒂固的自尊低下的习气。这与激进主义者所宣扬的，后又由沃尔尼在1795到1797年间亲临美国时所确认的原住民的高贵精神形成了鲜明比对。

蒂莫西·德怀特是耶鲁大学校长，同时也是新英格兰地区反对自然神论、激进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学术运动领导人，以德怀特为例，可以看出，对美洲原住民伦理道德的轻视不啻为与激进思想的势不两立。1807年，时值德怀特参观康涅狄格州的斯托宁顿，德怀特伫立在佩科特印第安人居留地的交界处，他不禁感慨万千，这个部落曾经的勇武和辉煌现在已然消失殆尽，在他看来，这些浸淫于种种恶习和不良生活方式的印第安人，已日益沦丧、了无生机。他带着满足的心情观察到：“他们向着戈德温所说的尽善尽美又跨出了巨大又令人愉悦的一步。”这里德怀特指的显然是戈德温关于个体自由的颠覆性道德准则，“在这里，戈德温的思想得到了无条件的彻底发挥”。尽管这些印第安人参加浸礼会的宗教活动，但在德怀特看来，这些人依旧生活在“不受法律、道德和宗教制约的状态中”。他们圆满诠释了“最充分意义上的自由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是极其可怕的，它使人类堕入不受控制的混乱中，仅仅听凭激情、食欲和戈德温思想的任意摆布。 [683]

理解美洲原住民悲惨处境的实质所在，并对他们在美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命运抱以深深的同情，这样的认知仅囿于有限的小圈子里——常常见之于对原住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甚为了解的专家当中。

[1] 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易洛魁人生活在美国纽约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以及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他们于1570年组成易洛魁联盟。——编者注

第八章 一无所有的白人

穷苦的白人

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存在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大范围的阶层断裂，以及穷苦白人在经济上的日渐窘促和不幸，这由此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激进反应。然而，在美国，政客和媒体对待这一特征，经常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或是压根只字不提。事实上，大革命带来的沉重负担造就了经济上的混乱和匮乏——为给战争提供经济上的资助和支持，沉重的税负使得民众怨声载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居高不下。此外还有系统化的价格操控、面粉和面包的短缺、汇率的疲软，以及不堪重负的军队驻扎并频繁爆发运动，再加上在供养军队方面的严重困难——无论对法国抑或美国，这些都成为城市和乡村中，破坏社会和政治的极不稳定的因素。

作为美国大革命期间政治激进主义的主要温床，费城成为经济摩擦的焦点所在。可是，经济压力与政治、思想激进主义之间的关联并不简单。相反，经济上的不满更可能破坏、分裂乃至加速推进民众态度和政治方面的激进倾向。在众多足以印证社会经济摩擦与政治、思想激进主义之间复杂关联的事件中，不得不提的是1779年10月发生在被称为威尔逊要塞的一场暴乱。1778年6月，当英军从费城撤退之际，抛在他们身后的是一大堆乱麻般的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矛盾、恩怨、不和以及林林总总的疾患。与此同时，费城的零售店主已经预测到英军会向弗吉尼亚州和美国南部展开攻击，于是，他们在通往南部的沿海航线沦陷之前，就几乎全线提高了各种物资的价格。在1778至1779年间，正如同时代的信件、报纸和小册子所宣称的那样，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汇率和“垄断者互相勾结”牟利——本地商人们结成小团体，通过制造面粉和面包的短缺以及操控其余物资价格的方式抬高价格——这些无疑造成了费城的手工艺者和穷人的重大损失。

1778至1779年，除朗姆酒的价格还算稳定，食品和布匹的价格都大幅度上扬。潘恩后来曾回忆当时的震惊心情，他只不过购买了几双质量极其低劣的长袜，却不得不为此支付“三百元的纸币”。 [684] 为人所熟知的“垄断”伎俩就是，将新货面粉和其他必需品留存几个星期之久，这些货品或是被羁留在停泊于港口的货船上，或是被放置于仓库里，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垄断囤积”。罗伯特·莫里斯(1734—1806)，这位被拉什誉为“显赫金融家”的政治精英，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曾于1781至1784年担任国会金融总督管一职，很快，他成为这个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中的重要一员。不仅如此，他还是旨在推翻1776年民主宪法的宾夕法尼亚州反民主“共和党”的坚定分子，在“垄断者”中，莫里斯最为声名狼藉。 [685] 在各类喧嚣的非正式集会和城镇会议中，民众对控制和规范价格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州议会的议会大院里，举行了喧嚣的集会，这场集会最终诞生了两个委员会，它们都是负责为这个城市起草价格规范策略的，这两个委员会由潘恩掌管。可是，无论是这两个委员会，还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最高行政委员会(该行政委员会也曾试图施行强制性措施以限制价格)，都不能提出一个明确的方案从而有效地规范价格，他们也无法突破商人们顽强的抵抗。法国的情况也类似，直至1793到1794年，法国人才想出了规范价格的可行之策。随后，在法国大革命的中期，潘恩回忆起早些时候的情景，他不无感慨地坦言道，所有那些试图调控价格的举措，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和起相反作用的，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只是造成了价格的进一步上扬。 [686] 除了实施该类政策的内在困难外，其外在困难在于，1775至1776年，保守党(如罗伯特·莫里斯、约翰·迪金森)所主张的一院制立法机构得以复苏，保守党派的元气也处于恢复当中，这些都为政策的实施设定了一道道障碍。1776年，在费城的秋季选举中，由于选民人数过少，以及民主党对州宪法论争和政策的复杂程度估计不足，于是，在1776年之后，民主党开始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引起经济滑坡的主要因素，同时它也拦腰切断了激进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激进主义元气大伤。 [687] 除此之外，在激进主义者内部，争吵和背叛频发。早些时候，拉什曾支持价格调控，但后来又极力反对规范食品价格，1778到1779年，他和激进的领导层公然决裂，这一失和最终导致他对大革命的憧憬彻底幻灭。 [688] 由此，拉什开始倒向亚当斯一方，而亚当斯此时更像是一位评论员，亚当斯坚称“完美的政府”在于“一方面要限制统治者的专制暴政，另一方面，要避免人民群众变得无法无天”。 [689]

正如许多同时代的人所证实的那样，由于无法阻止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增长，导致费城的经济动荡日益加剧。而经济动荡又加重了驻扎在这座城市的民兵组织的压力，于是民兵们只得顶着倍增的压力采取强制性军事措施。 [690] 1779年秋，一群民兵手执棍棒闯入费城的多家商铺，“迫使”零售商们降低他们的日用品价格。1779年10月4日，大约两百名民兵逮捕了四名“垄断者”，他们强迫这些“垄断者”身着羞辱性的装扮游街，同时口中高呼着民粹派的口号。正如某些人所言，第二天，紧随这一“打击无赖的游行”，爆发了民兵们的“暴动”，参与暴动的民兵聚集在这座城市的中心，抗议商人们对物价的控制。拉什在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曾言：“尚不清楚这些暴徒的用意，他们的怒火主要是由白酒引起的。”詹姆斯·威尔逊是保守党的首席律师，也是托利党的忠实捍卫者，他坚决反对物价调控。那些参与暴乱的民兵穿过了威尔逊位于胡桃街的一处大宅子，并开始向宅子里射击。威尔逊、莫里斯以及他们的三十到四十个手执武器的“绅士”朋友们被困在宅子里。一时间枪炮齐射，“一场战争”在宅子内外引爆，但火力主要还是来自宅子内部，这场战争最终造成了六至七人死亡，大约十九人受伤。“我们的街道第一次被兄弟的鲜血染红。”为了阻止暴动，其他民兵组织被火速召集到一处。然而，示威者们很快被遣散，一些人还被短期监禁。时值激进主义者蒂莫西·马特莱克担任最高执行委员会的秘书，委员会试图火速平息这场暴动。于是，被扣留的人们很快被放了出来，委员会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惩罚行动。拉什补充道：“自这一令人忧伤的事件之后，我们的城市似乎很快恢复了平静。可是每个人的面庞上都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恐惧和颓丧。” [691]

革命领导者们已经不能对民众们施以援手。这表现在，费城的激进主义精英们——杨现在已经不在其中(他已于两年前去世)——指引着这场调控物价的运动和反对“垄断者”的战役，但是他们拒绝与下层阶级的支持者们联手，尤其是当牵涉到暴动和莽撞的方式时。马特莱克、潘恩、詹姆斯·哈钦森，以及身为艺术家的革命者查尔斯·威尔逊·皮尔(1741—1827)——皮尔曾绘制了许多革命领导人的画像(包括超过一打的华盛顿画像)，还有商人兼军官的丹尼尔·罗伯度上将(1727—1795)，这些人无一例外地一心想成为人民的政治导师，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坚决将自己与那些不受控制的暴乱行动剥离开来。 [692] 罗伯度认为，假如与商人“联手”就可以操控物价的话，那么，必须允许民众通过结成“联盟”的方式来调控物价，从而捍卫自身的权益，但与此同时，也要杜绝民众自发的骚动乃至暴乱的行为。倘若费城的暴动发生在大革命期间，或许很容易升级甚至演变成为严重的颠覆性事件。这场暴动引发的紧张不安的情绪是大范围的。暴动的第二天，一位颇有名望的国会议员向亚当斯汇报道：“我们此时正身处峭壁之上，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忧并向我的朋友们暗示过的情况，似乎正在迸发——这是一场发生在民众当中的巨震。” [693]

当和激进分子发生冲突时，费城的顶层商人和“垄断者”通常都站在费城共和党协会一方，该协会成立于1779年3月，旨在推翻宾夕法尼亚州的1776年民主宪法。商人和“垄断者”想要的，无非是一个限定性更强的“贵族式”选举和立法系统。激进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可是，双方在经济、社会力量、社会压力和意识形态上，毕竟存有诸多不同。譬如，10月4日在大街上被示众的四个“无赖”，就没有一个人归属于该协会。 [694] 同样，之后成立的立宪协会是反对共和党协会的，他们通过集结激进的民众来捍卫1776年的宪法，这是一个有着明确民主导向的组织，他们支持物价调控，但不会不假思索地认可那些情绪激昂的民兵和民众的行动和意图。受启蒙观念的指引，激进的革命领导人致力于实现广泛的民主共和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目标。挑起事端的那些人本就对富人可以逃避服兵役的做法甚为不满，如今军队当中普遍盛行的“绅士”军官阶层和普通士兵之间的明显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不满情绪。这些人想要的无非是便宜的面粉和面包、强制性的物价调控以及对托利党人的惩戒(他们程式化地将托利党人和“垄断者”相提并论)。如果两个层面的摩擦紧密交织在一起，即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层面，另一方面是民主党人和“贵族”之间的政治战，那么，他们的立场将变得截然不同。在随后的战争时期以及战后，这两个层面的摩擦始终密切缠绕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反抗物价不稳定和财政压力之下严苛的社会现状。 [695]

伴随革命战争的结束，囤积食物的现象和食品价格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可是，其他经济和金融问题却变得日益尖锐。1783年后，社会再次发生动荡，主要原因是不断攀升的财政压力，以及大批靠收租生活的土地所有者的复苏。更早些时候，从大革命萌发时期到大约1780年，纸币和接踵而至的急剧的通货膨胀，帮助政府减轻了债务并收回了税收尾款。此外，随着纽约城的失陷，反对佃农的人士，在抗议纽约城周边地区的那些小佃农的同时，亲眼目睹了纽约城土地所有者如何占据支配地位，以及如何在1779年从纽约州立法机构驱逐了将近60名托利党业主，并将他们的物产充公，在这之后，反对佃农的人士其收入在某种程度上缩减了。 [696] 韦斯切斯特县和公爵夫人县的保皇党地主为贵族绅士们做出了表率，他们的让步可谓令人咋舌，他们不仅将名下大约66000英亩的土地交给国家征用，还将其中的一些土地低价卖给造反的农民。 [697] 可是，好景不长，在这一相对温和的早期阶段过后，在战争的后半段和之后的时期，这种让步却对佃户和为数不多的独立农民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698] 那些“大的土地所有者”在1780年以后收紧了他们对沿纽约州蜿蜒延伸的哈德孙河谷的掌控，正如他们之前对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缅因州和其他地区采取的通用做法一样——在这些地区，大量的小土地私有者从大土地所有者处租用农场，并且这样的租用经常对自身构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债务以及农民无法支付税收等问题。

主要的绅士家族，譬如利文斯顿、菲利普·斯凯勒、蒂莫西·皮克林和亨利·诺克斯——其中一些是老牌家族，另一些则是新近兴盛的家族——都期待着美国大革命能将政府、权力和特权机构置于他们的领地之上，以便捍卫他们自身的财产权利。 [699] 随着新英格兰地区和中部殖民地战事的消弭，利文斯顿、范·伦斯勒、斯凯勒和其余“贵族们”相继行动，开始建立自己的领地，他们和大批新涌入的定居者签订合同，为这些定居者提供长期的租约，但实质上，这种行为是变相提高租金。伦斯勒威克的一块领地曾经是荷兰统治时期的庄园，1630年，这片领地被荷兰西印度公司分配给了基利安·范·伦斯勒。这片领地位于利文斯顿领地(占地十六万英亩)以北地区，据估算，其疆域面积在更早时候就已超过二十五万英亩。该领地涵盖了奥尔巴尼城沿线和哈德孙河两岸的大片区域，其租户数量在1799至1800年间增长了三倍，农场数量也从一千多个增加到三千个。斯蒂芬·范·伦斯勒(1764—1839)在1785年他的二十一岁生日之际，继承了这片领地。作为该领地的年轻的所有者，斯蒂芬·范·伦斯勒依靠租赁协议，划分出越来越多的农场，这使他的租金收入得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增长。虽然与其他大的土地所有者相比，斯蒂芬在确定和征收租金方面据说要更为仁慈，但作为一个群体来讲，这些土地所有者确实以强劲之势使他们的租金“堆积如山”，使他们的金融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并且收获了社会的尊敬以及在适当时候的选票。由此，这些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施加多方面的压力，来迫使其他人对其俯首帖耳。范·伦斯勒和其岳父(大革命战争时期的司令员菲利普·斯凯勒)几乎从政治、经济和律法方面控制了整个奥尔巴尼郡。与此同时，范·伦斯勒还出资建立了几十座教堂，成立了道德革新社团以及其他教会慈善机构，并资助成立了伦斯勒学校，即伦斯勒理工学院的前身。 [700]

在由诸多大的领地统辖的居住区，农场的分布变得越发稠密，与此同时，隶属于纽约州西部、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缅因州的蛮荒土地也正在或即将被大土地所有者所开发。自1780至1800年，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在大型土地所有者和反租者之间的冲突可谓此起彼伏，当地的“自由论者”也间或夹杂其间，冲突甚至还蔓延到了西部的偏远地区。可以说，无论从等级还是发生区域上来看，冲突都变得愈发尖锐。革命战争期间，在弗吉尼亚州，拥护革命的乡绅和穷困的白人佃户农民之间的紧张局势，就突出证明了冲突的尖锐性——尤其令人不齿的是，后者竟然拒绝在革命军的民兵组织里服役。尽管弗吉尼亚州曾自诩，其拥有的白人人口数量在全美国排行第二，大约有二十八万人，但在大革命期间，该州能够发动起来的穷苦白人的数量却少得可怜。可以说除南卡罗来纳州之外，弗吉尼亚州参与战争的穷苦白人的数量是全美最少的。 [701] 1775至1776年，弗吉尼亚州的乡村经济和烟草销售在战前就遭受到严重破坏，这使得穷苦的白人佃户更加难以支付他们的租金，乡村的局势变得益发动荡，佃户们纷纷开始罢工，法院被强行关闭，非暴力的武装示威游行不断。 [702] 上述这些紧张局势无不与令人忧虑的租赁合同相关，而那些没有土地的穷苦白人，在1783年后构成了大革命期间的主要不安定因素。究其原因，不得不提及的一个事实是，除宾夕法尼亚州和佛蒙特州以外，其他州立法机构普遍遵照了新修订的州宪法，禁止那些没有钱财或产业的人参与选举投票，从而剥夺了这些人的政治权利。自1783年开始，总体形势一度变得越发糟糕，国会决定不再兑现战前的承诺，即将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地区(这也是易洛魁人被驱逐的地区)，沿边界线西北部以及其他区域的空地，直接分配给那些参加独立战争的普通士兵，以作为他们历经战争艰辛的回报和补偿。

从1783年开始，被遣散的士兵开始逐渐暴露其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8世纪80年代中期和晚期，许多退伍老兵都笼罩在异常苦闷和愤怒的情绪中。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约瑟夫·普拉姆·马丁中士回忆道：“当这个国家已经榨干了为它效忠的那些可怜士兵的最后一滴血，这些士兵就如同筋疲力尽的老马漫无目的地游走，没有任何一片土地可供它们歇息吃草。”国会原本在1776年承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将在不确定的地方划拨给每个士兵一百英亩的土地，事实上，国会的确在俄亥俄州和西部的某处以“士兵土地”的名义拨出了大片区域。马丁解释道：“然而国会并未任命相应的特使来确保那些可怜的人儿拥有他们的土地，没有人曾花费一丝气力去关注这件事，除了一群投机商以外”，这些投机商竭尽全力“从每个士兵身上拔取他们的最后一根羽毛”。 [703] 最能有力证实这一点的，当属托马斯·潘恩的一席话，他的此番言论主要针对华盛顿而发，在1796年攻击总统的公开讲话中，他宣称：“大革命获得的土地都被那些党派人士挥霍滥用了；被遣散的士兵们应得的利益被售卖给了投机商；披着信仰的伪装，不公正肆意横行；军队的首领成为骗子们的保护者。” [704] 这是一场针对退伍士兵而制造的土地阴谋，法律上对于那些面积广大的区域，名称界定不清晰，这进一步加剧了退伍士兵们的混乱和困惑。因为在这些占地面积广大的区域里往往容纳了诸多农场，这迫使大多数士兵无法定居在分派给他们的土地上，他们只能选择放弃，惯常的做法是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将土地出售给投机商。被遣散的退伍士兵为此怨声载道，他们只好在可能的地方随处安家。

包括马丁在内的一群退伍老兵，在缅因州的杰勒森海角建立起一些农场，这片土地是沃尔德专属文件中所规定的576 000英亩中的一部分。这片土地位于缅因州中部肯纳贝克河和佩诺布斯科河之间的一大片狭长区域，已经故去的托利党人卡姆登家族的封地也被包含其中。很快，因为土地的原因，这些退伍老兵与一个贪婪的家伙(先前曾在华盛顿部队里担任炮兵上将的亨利·诺克斯)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从1785年延续到1786年。当时诺克斯通过联姻的方式获取了合法的封号，从而得到了大片封地，其封地占据了缅因州中部的大部分地区。 [705] 诺克斯发动了一场堪称史诗级别的战役，这场战役持续了30年，他通过采取法庭审判、律师执行，以及不受法律支配的频繁骚扰和近乎直接诉诸暴力的方式，迫使那些数量不多的独立农民听命于他，如若不然，这些农民将被驱逐出其领地。诺克斯还派出了几支测量队深入到偏远地区，将他的封地划分为诸多区块以供出租，那些拒不执行命令或故意抵抗的人，或被伏击或被当场击毙。1800年7月的一天，一群“自由论者”“将全身涂黑装扮成印第安人”——这是缅因州动乱中常见的现象——伏击了诺克斯的七名测量员，其中三人身负重伤，这些测量员被迫撤离了该地区。马丁本人因为拒不交租，最终在诺克斯的攻击下，变成了没有土地的穷人。 [706]

在纽约州的主要干线——哈德孙河谷，该地区的人们尤其关注土地方面的冲突。 [707] 发生在1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叶的早期骚乱(激进主义者托马斯·杨便成长于这样的骚乱环境中)，已经被殖民地官员所镇压，前去镇压的军队听命于利文斯顿、斯凯勒和范·伦斯勒家族，他们采取了恐吓和暴力等多种方式。1766年的镇压运动使众多小佃户的住所遭受重创，据一个目击者所言：“一些住所被拆除，一些发生入室盗窃和大肆掠夺的情况，还有一些被大火所吞没。” [708] 大革命战争期间，当纽约州的重商主义领导人和大的土地所有者团结一致共同反抗英国王室时，哈德孙河谷的佃户农民更为反感的是伊桑·艾伦们那些“隆重而高尚的礼仪”，他们还称艾伦们为纽约州的“土地窃贼小集团”。 [709] 正如佛蒙特州的格林山兄弟会，他们宁可向美国政府发出威胁，说要叛变加入加拿大，也不愿屈从于纽约州土地所有者的淫威，将佛蒙特州并入纽约州的领地。哈德孙河谷的那些拒绝交纳租金的佃户农民，在面对巨大的革命冲突时，一方面顽强抵制带有剥削性质的短期租约和地主们的恐吓，另一方面则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纠结状态。以拥有16万英亩封地的罗伯特·R.利文斯顿(1746—1813)为例，作为纽约州上层社会的支配性人物，利文斯顿需要面对一个严酷的问题，即许多佃户站在保守主义及国王这条战线上与自己作对，并企图攫取和霸占自己的土地。对此，利文斯顿的做法是倾尽全力避免自己步其宾夕法尼亚州同僚的后尘，即被所在州的立法机构驱逐出去。 [710] 牢骚满腹的佃户不断爆发各式各样的起义，在1783至1811年间，整个社会都充斥着骚乱和动荡的气息。

租金成为许多弗吉尼亚州大型土地所有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其中就包括华盛顿，此时这些大型土地所有者已跻身为全美顶级富豪。1793年12月，华盛顿注意到“除了被称作弗农山的这块土地之外，我所拥有的位于阿帕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全部土地都在出租”，但就算是弗农山这块土地，华盛顿目前也正在考虑将其出租。 [711] 事实上，弗农山占地总计不过7000英亩，与华盛顿在别处(譬如弗吉尼亚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拥有的动辄大约45 000英亩的土地相比，这块土地实在不值一提。较之华盛顿，杰斐逊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显然要小得多，截止到1794年，杰斐逊的封地总计为10 647英亩，分别位于弗吉尼亚州下属的三个不同的郡。他还拥有150名奴隶，为此，杰斐逊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直接开发成了大型农场。 [712] 由于土地是能否拥有政治权力，以及能否在州立法机构中对其他土地所有者行使控制权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弗吉尼亚州、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一旦乡村局势变得紧张，将必然同时诱发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713]

当然，许多佃户之所以不去反对那些土地所有者，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反叛者的凄凉下场，他们意识到只有忠诚和对封地体系抱以深切的敬意才是值得“褒奖”的。后革命时代的稳定、租金的提高和一次次被平息下来的叛乱，都很好地定义了所谓的“贵族的复苏”。这也使土地所有者们得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发扬其贵族生活方式，并形成一套上流社会的准则和文化，从而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成为地方上的保护神。古弗尼尔·莫里斯是纽约“贵族社会”中最显赫、最活跃的政治人物。莫里萨尼亚位于纽约州附近，是莫里斯家族的领地，虽然这块领地在战争期间受到了英军的彻底毁坏，但到了18世纪80年代，在莫里斯的亲自督导下，该领地连同之后他在新泽西获得的另一块领地，重又焕发了勃勃生机，这些领地提升了莫里斯的社会地位和贵族风范。 [714]

直至18世纪90年代早期，佃户和土地所有者在纽约乡村土地和法律争端等事务上，始终处于完全对立的两极，他们和政治领域中两个敌对的派别不同，这两个派别卷入的是“民主党”和“贵族”之间日益增长的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纽约城的工匠偶尔会将联邦主义者看成杰斐逊的支持者。然而，到18世纪90年代末，围绕租金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和法律冲突，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多数纽约州的大土地所有者被等同为联邦党派，而佃户的不满和对立使得反租者被吸引到了杰斐逊的共和党一方，尽管杰斐逊对一些主要的土地所有者依旧秉承支持的立场。 [715]

谢司起义(1786—1787)

高昂的租金、土地所有者的压制以及争取独立所有权的失败，造成了纽约州、弗吉尼亚州、缅因州和其他地方的农村社会的四分五裂。然而，在马萨诸塞州，情形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该州爆发了后革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谢司起义。这场起义开始于1786年6月，成群结伙的示威者封锁了法院，很多地方的债务听证会和其他案件都无法正常进行，这使得债权人和他们的律师无法将债务人送进监狱或是通过农场回收贷款。 [716] 示威的民众常手执武器，即便遭到恐吓也绝不退却，这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狱中的债务人，他们还将法官和联邦官员团团围困，以声援伍斯特和其他城镇的民兵部队拒绝消灭游行示威者的行为。 [717] 当局使用了严厉的手段来镇压示威者造成的混乱，以防止“武装人员令法庭中止”，这导致了零星的暴力活动以及几场小规模、几乎没有人员伤亡的“战争”。1787年2月底，这场骚乱活动才最终画上了句号。不得不提的是，随后又出现了几次由商人、律师和官员引发的小型骚乱，但由于他们不得人心，这些骚乱都相继终止。直到6月，所有暴乱才全部结束。

起义广泛分布于马萨诸塞州西半部，尤其是伍斯特、汉普郡和伯克郡，这些地区居住着许多独立的小农民，他们居住得较为分散，这里极少见到乡村“贵族”。人们普遍好奇，为什么这些地方的起义运动发展得如此不均衡？一些范围很广的地区，如斯普林菲尔德、科尔赖恩、康科德和佩勒姆，很大程度上都被牵涉到起义中，而相同区域的其余地方却相对保持平静。起义军名义上的首领丹尼尔·谢司(1747—1835)，是来自佩勒姆的一个背负债务的农民。佩勒姆位于波士顿以西70英里，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混居的社区，这个地方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在大革命之初，这里曾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托利党人骚乱。 [718] 作为曾在邦克山、提康德罗加和萨拉托加服役的退伍上尉，谢司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在走投无路之下，他不得不出售了拉斐特赠予他的镀金手柄刺刀，这也给了后来那些诽谤者用以公开诋毁他的口实，诽谤者们以这把刺刀“证明”谢司的品性极其卑劣。然而，事实上，谢司有着非凡的领导力。汉密尔顿曾在1786年11月的《联邦者》上颇为不屑地说道：“如果谢司没有背负债务，不是身处绝境当中，那么马萨诸塞州也许根本不会参加内战。”汉密尔顿倒是宁愿看到联邦政府接管这个国家的债务，并且更均等地重新分配这些债务。 [719] 与谢司的名字相关联的动乱，毫无疑问都是非常重大的，即便后来他矢口否认自己想挑动这些大范围的暴乱。1787年1月25日，在斯普林菲尔德，谢司统率的“一千二百余人”与联邦军进行了一场最大规模的遭遇战，由九百名士兵组成的联邦军向谢司的“军队”开炮，他的“军队”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奔逃。在这场战争中，谢司一方有四人遇难，二十人身负重伤。 [720]

许多人都被卷进马萨诸塞州的这场西部起义，这当中，有很多参加过革命战争的退伍老兵，他们已经将自己手上持有的国家期票兑换成少得可怜的现金，由于这些期票既不能购物，又不能用来交税或还债，因此他们现在背负的债务变得愈发沉重。当时，一个观察家对此评论道：“现在，绝大部分债券或是流入了保守党人的腰包，或是被贪婪者收入囊中，这些贪婪的家伙一向对抵制英国的人深恶痛绝，他们对这个国家根本没做什么贡献。” [721] 农民们的债务问题，毫无疑问是酿成起义的重要成因，然而，退伍老兵和小农场主的债务始终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普遍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州，也存在于佛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故而，除了债务因素之外，要考虑为何有这么多人投身于谢司领导的起义，以及起义规模为何如此之大，就必须考量其他同等重要的因素。

几个特定的本土性因素，包括政治、财政和金融的因素，都使局势变得更为恶化。尽管纽约州或马里兰州在某些方面确实走在前列，但自1780年起，唯有马萨诸塞州敢于夸耀自己拥有一部“更为贵族化”、选举权受到限制的宪法，而处于西部偏僻地区的农民对立宪事务往往并不抱有浓厚的兴趣。事实证明，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权力迅速地转移到居住在波士顿和东部各郡的那些富有的商业精英身上。这反过来也促使税收政策趋于倒退，税赋的重担落在了农场而非消费、贸易领域或富有阶层的身上，这使得东西部的税负变得极不均衡，西部税负明显加重，财富从西部被转移到东部地区——这对于小农场主来说不啻为噩耗。 [722] 尤其是毫不顾及个人收入，强行征收人头税，更加剧了那些并不富裕的人的负担。一些地方，诸如毗邻佛蒙特州边界的科尔赖恩小镇，伴随着马萨诸塞州西部镇区的不断崛起，该小镇的人口也变得异常稠密，许多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都定居在此。这是伊桑·艾伦和格林山兄弟会在1777年为佛蒙特州倾力打造的，民主的宾夕法尼亚范式，但现在看来，这一范式毫无疑问更适用于马萨诸塞州。 [723] 据报道，许多民众都感觉自己被州立法机构所蒙蔽，他们想要丢弃约翰·亚当斯的宪法，淘汰参议院，转而设立一院制立法机构，从而消除马萨诸塞州公务员任职资格的财产限定，以及设立官员的一年一度遴选制。 [724] 缅因州的一些落后地区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这些地区(正如康涅狄格州)的民众始终对周边起义抱有强烈的同情之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初具规模的争取州独立的运动。尽管这场争取州独立的运动一度遭受阻碍(缅因州在1820年才成为独立州)，但在1786到1787年间，这场运动成为当地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尤其对于那些嫌恶波士顿“贵族化”的落后地区农场主而言，更是如此。 [725] 在波特兰(先前的法尔茅斯)和沿海地区，反对州独立运动的人们与波士顿的精英们结成联盟，共同抵制缅因州的独立行为，他们将缅因州的独立分子斥为妨害治安的“谢司门徒”。 [726]

马萨诸塞州更为独特的一点在于，这个州的立法机构施行了毫不妥协的“贵族化”经济策略。在其他地方，州立法机构颁布法令，宣告战争期间分发给债权人和士兵们的期票和“债券”面值已永久性贬值。各州都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对策来巩固和偿付战争期间背负的债务，一些州变得对金融家和商人投资者更为慷慨；除马萨诸塞州之外的各州，一方面让债权人减免些许债务，另一方面寻求有效的措施来控制税负。约翰·布朗以及其他富有的普罗维登斯和纽波特的投资商，他们在罗德岛愤怒地抗议道，他们所获得的期票，最终落入口袋的不过是面值的八分之一。 [727] 州立法机构对此给出的回应是，这样的结果很公正，尽管期票的收益看上去似乎所剩不多，但还是超出了他们先前支付给士兵们的钱款。唯独马萨诸塞州并不关注这些期票目前已缩水的市场价值，继续按照发行时的票面价格进行支付。 [728] 以票面价值偿清名义上的债务，这种做法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因此，此举造成的结果是，波士顿金融家和商业精英获得了无可比拟的红利，而其他人则要背负更为沉重的债务负担。亚当斯向杰斐逊坦承：“马萨诸塞州议会，一方面热衷于从债务当中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另一方面也给百姓造成了更为沉重的税负，这已经远远超出人们所能承受的范围。” [729] 不仅如此，在大革命战争之后的艰难时期，其余各州纷纷更改有关债务的法律条款和法律程序，马萨诸塞州却依然我行我素，不断抬高税负。

这是一场社会悲剧。州债务的解决方案只注重金融精英的利益而不考虑平民百姓，这样的情形并不仅限于马萨诸塞州，但该州所引发的民众强烈反感，却无出其右。截止到18世纪80年代中叶，马萨诸塞州以期票和“债券”形式发行的，多达五分之四的公共债务，已经从士兵和普通房主的手中转向了金融精英，其中百分之四十的债务集中在三十五位富有的波士顿投资商身上。这些投资商靠吸食他人利益，摇身一变成为富豪。尤其令人义愤填膺的是，来自农村的退伍老兵正处于州立法机构的盘剥之下，他们被强行征收期票的高额税负，而这些所谓的期票，他们早就因穷困而以远低于面值的价格卖给了投资商。 [730] 威廉·怀廷(1730—1792)是伯克郡一位博学的大法官，他对叛军怀有深切的同情，他曾写道：“这分明是对人道主义的赤裸裸践踏!多年来，那些穷困的士兵饱受战争的摧残，他们最终拯救了这个国家，现在却被迫为每二先令六便士(即面值的12.5%)偿付二十先令的本金和余下的利息，而这二先令六便士，原本是因为他们曾担负的重要职责和努力服役而偿付的工资。比起毫无收入，这些钱对于他们的意义显然异常重大。” [731] 事实上，这完全是一场偏袒金融家并以州为单位而筹划出的大型骗局。

这些愤愤不平的人“尚称不上暴徒，也无以构成叛乱，小规模的镇压即可见效”。根据怀廷的记载：除了高额税负和令他们喘不过气的债务以外，这些人还要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由于负债累累，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将以少得可怜的价格被拍卖并充公。除此之外，依据马萨诸塞州法律，每当债权人起诉那些负债的家庭或威胁说他们的财产将要被充公，他们就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律师费，即便债务人并非拒绝还债而只是因故超过了偿还的时限。 [732] 叛乱分子丝毫不认为自己是“叛军”，相反，他们称自己为“监管者”或“新英格兰法规”，他们竖起了“自由树”作为革命的标志。他们诉诸武力，不断重复着革命的豪言壮语，吁求民众享有最高统治权和“天赋人权”，以此来抵制借州宪法之名对百姓肆意盘剥的“马萨诸塞州专制政府”，他们将其斥为“邪恶和残暴的政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邻近的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和缅因州。除怀廷之外还有一些地位显赫的人物也对叛乱深表同情，包括身在巴黎的杰斐逊，以及马萨诸塞州和附近地区的一些牧师。同情之余，这些人对叛乱人员的不服从和暴力行为也甚为不满，他们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大部分城镇都竭力压制这场运动。 [733] 彼时伊桑·艾伦正在邻近的佛蒙特州，由于他拒绝了镇压叛乱的指令，人们原本以为他同情叛乱者，但事实上，他坦承自己对叛乱双方都不屑一顾。艾伦对战争深感厌倦，他更热衷埋首于“自己的哲学研究”。他非常赞同这样的说法，即马萨诸塞州的寡头政治“由一群该死的恶棍组成，这些人一无是处”，但与此同时，他也将谢司的追随者视为“一群该死的无赖”。 [734]

怀廷以“格拉古”之名将一封书信公布于众，在信里，他认为这场叛乱从原则上讲有其合理性，尽管他对叛乱的人们诉诸暴力这一做法也颇为纠结。他宣称东部的精英为“可憎可恨的”贵族，那里“盛产大批的欺压民众的掠夺者，民众们因此变得穷困潦倒，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735] 与此同时，他认为这一事件的至关重要的特征在于——这同样适用于美国其他地区乃至美国的未来——“贵族”在绝大部分事务处理上所向披靡，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而其余12个州不得不饱受其压迫。律师、司法长官、编辑和军人，是金融寡头的帮凶，他们是“令人鄙视的奴才和工具”，这些人企图“凭借盘剥掠夺民众而填饱一己私欲”。在令人惴惴不安的表面平静之下，波士顿精英和他们的“工具”不仅支配了国会，而且深入影响了广大民众，他们谴责叛乱者为“乌合之众、暴徒、和平的破坏者”，还对故意扭曲叛乱的真实特性以及镇压叛乱者的行径深表赞同。为了鼓动华盛顿亲自到场，诺克斯有意渲染了叛变“军队”的规模，同时他又宣称只不过是“某些卑鄙的官员”加入了这场“叛乱”。实际上，武装叛军总数要远远少于他报告的人数，但诺克斯的谎言最终导致至少四十名或更多的退伍军官被牵连其中。 [736]

怀廷认为，这场“叛乱”已经异常清晰地表明，“天赋人权”和民主共和主义的正确原则，实乃大革命的真实根基所在，它们正在被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设计者们”颠覆和破坏。“所有政府的成立宗旨都是或应当是普惠大众，不加分别地保护每个个体，以及为所有人谋取福祉。无论何时，在一个共和党政府或共和国内倘有如下情形发生，即某些公民凭借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以强迫的方式致使其他人贫困潦倒和身处困境，那么这样的政府，要么是其初始宪法存有重大缺陷，要么是法律受到了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操控。”任何一位有着公正之心的观察者都应当对此甚为惊恐，即“几年之内突然崛起一批暴发户，并且这些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凭借榨取人民的利益而获得”。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习得了具有欧洲特色的不平等原则，虽然他们采用的方式与欧洲习惯截然不同。虽然，美国的情形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在全世界的其他国家，普通民众能做的只有“顺从教会和民事暴政这一双头恶魔”，也就是教会和君主专制政体——但是，最终的审判结果必将是美国无异于欧洲诸国。 [737]

怀廷家境优渥，在1783年以前，他一直都是保守党人，直到18世纪80年代中叶，他才转变为激进主义者，彼时正值叛乱前夕。他被“为数众多的穷人所遭受的极端贫困和悲惨境遇”所深深触动。 [738] 然而，一方面他对穷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另一方面他也谴责美国共和主义原则的消亡，这些原则不仅对于示威游行者、马萨诸塞州公民和美国普通大众来说名存实亡，就连“贵族”也无法幸免。灾难的起因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去几年共和党忽略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没能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抓住并有效提升共和主义价值观。有资格参加选举的人们，根本无法履行他们的责任以“监管和捍卫民众的自由”，也无法确保选举出与之相称的代表。美国人将生命置之度外并抵上全部身家“最终挣脱了大英帝国的专制枷锁：要随时提醒自己不要上当受骗，受他人的摆布，使你的同胞沦为其他国家的奴隶”；因为自由很容易就会失去，“一旦任何州玩弄这样的游戏，即让弱者臣服于强大势力，”怀廷谆谆告诫道，“这必将蔓延至其他各州，而你们千金难买的自由也必将一去不复返。” [739]

“漠不关心”、忽视和对政治置身事外的态度是问题的根源所在。那些精心策划马萨诸塞州镇压事件的人，一边惬意地享受着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力政策的支持，一边目睹着不明就里的公众在恶势力操控的新闻媒体中左摇右摆、无所适从。他们为何可以操控公共舆论？怀廷对此提出抗议：“新闻媒体上的各类讽刺文章和嘲讽文字，无一不指向那些对他们的野心和有利可图的事业提出质疑的人，他们搜肠刮肚，极尽想象之能事，用各种肮脏下流的文字来给反对他们的人贴上标签”，同时，他们还竭力阻止“印刷商出版任何有利于所谓叛乱分子的辩护文字”。他们试图“点燃其他各州民众的怒火，诱导民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毁灭那些反对者的行动之中，从而使他们能够顺畅地引进并建立他们所热衷的贵族制度”。同样地，政治寡头和编辑们还蓄意阻挠退伍老兵们加入到骚乱中。假使放任事件如此继续下去，那么，“共和主义原则必将悉数尽毁，贵族制度将理所当然地登堂入室”。 [740]

尽管起义是零星爆发的、不为人知的，以及被蓄意丑化的，但谢司领导的这场起义无论在心理还是政治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杰斐逊对此评论道：“该起义的警示作用远超出我的预期。” [741] 在马萨诸塞州和其余12个州，起义带来的冲击可谓震天动地；许多联邦主义领导人都变得焦虑不安，尤其是华盛顿，他深恐事态将以此为发端，在别处燃起“熊熊大火”，也就是说他担心起义会蔓延到其他地方。 [742] 但是，这场事件的关键特性在于，新闻媒体、教会神职人员和大多数旁观者都对起义持鲜明的否定立场。起义加深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根本性断裂，加固了反民主的倾向，并益发排斥宾夕法尼亚州和佛蒙特州所树立的标杆效应。一些身份显赫的政治人物，譬如州总督詹姆斯·鲍登、诺克斯和山姆·亚当斯，他们诋毁谢司的追随者，称其为卑劣的暴乱煽动者，其中尤以亚当斯的诽谤最为狂热，他们呼吁中止正常的法律判决，并要求对叛乱首领处以死刑。官员、新闻媒体、神职人员和民众强化了诺克斯和华盛顿等人的吁求，他们敦促成立更为强大的中央行政机构和更大规模的联邦军队，以便在关键时刻辅佐“联邦主义者”审议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 [743] 汉密尔顿曾在1787年12月煞有介事地评论道，虽然“马萨诸塞州没有出现严重的事件，但如果由凯撒和克伦威尔来领导起义的话，谁又能知道最后将发生怎样的动荡呢？”。 [744]

州总督从波士顿征调了四千余名士兵，镇压并粉碎了这场暴乱，随后人们普遍认为危机已经解除，而如何妥善处理风暴的余波成为当务之急。尽管选民们已经让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中的鲍登小集团受到了惩处，可是，翌年春天，伴随州总督和他的朋友们相继下台，之后不知何故，州立法机构在相关财政政策上调整了进程，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麻烦，州立法机构减免了农场的税负，并相应增加了消费税和贸易税的收取额度，因此马萨诸塞州在原有司法效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后续司法实践的灵活性。 [745] 成千上万名作为战败者的“叛军”被带上法庭，并被剥夺了公民权利(随后该权利又得到了恢复)，在伍斯特、斯普林菲尔德以及相邻城镇，上百名战败者被以“叛国罪”“叛乱”和“妨害治安”的名义提起诉讼，如此反复折腾了数月之久，其间不时传出自相矛盾的声音，一些人敦促要对这些叛军严加惩处，另一些人则认为最好对其宽大处理。为求得特赦，四千名叛乱者在忏悔书上签字，承认自己是共犯。最终，考虑到大选在即，以及惧怕情势恶化会引发严重后果，州立法机构采纳了对叛乱者宽大处理的建议。提起上诉的十八名“叛军”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只有两人被处以绞刑，其余人等包括谢司本人都被赦免，他们中有的缴纳了罚款，有的则被监禁。比叛乱本身更致命的是，如何纠正有关叛乱的出版物。怀廷于2月被捕，4月，他以支持叛乱的罪名接受审判，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怀廷要面临七年监禁并支付一笔数额庞大的罚金。 [746]

在大众媒体和神职人员的极力推动下，镇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帮助联邦主义者说服美国公众，他们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急需一个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权力机构。 [747] 一位公理会牧师曾如是评说：“在新国会面前，最近的叛乱在我脑海里激起的恐惧已然烟消云散，恰如日出前沉寂的天色。” [748] 与此同时，英国内阁和德国贵族牢牢抓住谢司起义大放厥词，认为这非常明显地印证了美国颠覆分子所鼓吹的“无政府”状态，较之“君主政体”，美国所体现的是共和政体的低劣和不合时宜。伦敦的部长们急于反驳时下兴起的各种溢美之词，即美国大革命催生了一个崭新的、更为良好的社会，此外，他们还对18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知识界盛行的反对美国主义的运动煽风点火，其目的不仅要斩断国内的共和主义情结，而且要打破人们对美国的憧憬，遏制从英国和爱尔兰流入美国的大规模移民潮。 [749] 在18世纪80年代末，除英国以外，大多数欧洲的报纸和小册子也都在有意丑化美国的形象。“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欧洲不断虚构和捏造美国要爆发起义的传言”，诚如孔多塞在1786到1787年间的评论，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要从臆想层面，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置于无政府的混乱和骚动状态中。最终，英国报纸上的负面报道引发了真正的骚动——谢司起义将整个马萨诸塞州置于一片混乱之中，并且这样的惊慌失措蔓延到了美国各州——这成为诋毁美国大革命的理想凭证。 [750]

正如孔多塞两年以后的进一步评说，在欧洲，“混合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开始时不时地以谢司起义为例，论证“大众政府”的不合时宜和极不稳定。 [751] 这本身就是荒谬无比的：与英国自身发生的骚乱相比，谢司起义所引发的破坏力和危害根本不值一提。举个例子，在一些由民众自发组织的起义中，譬如1780年反对天主教的戈登爵士暴动，大量的财物被损毁，位于伦敦的爱尔兰移民居住区莫菲尔德也被洗劫一空，上百个住户被杀或受伤。“马萨诸塞州那些参与暴动的人，并没有使用暴力伤害任何人(无论是人们的肉体还是财物)，他们还为购买的商品支付了合理的钱款。” [752] 当然，这场暴动还是造成了少量死亡。即便暴动产生的伤害已经如此微小，然而，这丝毫没有减弱欧洲人心中达成的共识，即美国共和政体不合时宜并深具破坏力。杰斐逊在1787年11月从巴黎致信威廉·斯密，他写道：“长期以来，英国各部门一直雇用写手重复和编造谎言，谎称我们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世界最终相信了他们，英语国家的人们相信了他们，那些部长也相信了他们。可笑的是，我们现在也相信了他们说的话。可是，这样的无政府状态究竟存在于何处？除马萨诸塞州以外，还有其他地方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吗？历史上可否有过如此体面的起义？”马萨诸塞州的起义，给国会和整个国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杰斐逊将二者加以比照之后，发出了其臭名昭著的感慨，即“自由之树”需要“不时地用爱国者和专制统治者的鲜血灌溉。如此，它才会自然地趋向成熟”。 [753]

自18世纪80年代末，尤其当杰斐逊在1800年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获胜，这场颇具美国特色的、发生在偏远地区的、进展得如火如荼的起义逐渐退去热度。究其原因，一方面要归结于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很多广袤的特许土地以及小型的独立农场的涌现，使得原住民的土地被进一步腾空；另一方面也归结为党派政策的缘故。 [754] 杰斐逊的共和党派在执政之际就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大的土地所有者在法律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影响力，这些措施中就包含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制定的妥协法案。该法案规定，州行政委员会由托马斯·库珀担任主席，委员会应强制那些大土地所有者准许那些在1783年前到达并定居于萨斯奎汉纳河谷的人，以固定的低廉价格购买不超过三百英亩的小型农场，然后委员会再动用州基金对那些受到影响的土地所有者予以补偿。随着西进运动的日益提速，民众的经济条件也得到了不断改善，这也有效遏制了民众多年累积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原则上的重要冲突——即带有激进倾向的美国大革命观与“贵族”和神职人员对美国大革命的阐释相左——始终若隐若现。从根本上讲，谢司起义反映出的问题，即“贵族政治”潜在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问题，以及“民主”立法机构和政府形式的对抗(以及随后发生的各种动荡)，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原则上来讲，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第九章 加拿大：意识形态冲突

美国入侵加拿大(1775—1776)

激进派预言美国大革命的理念将在国际上迅速传播，其中加拿大、加勒比、伊比利亚美洲 [1] 、爱尔兰、印度和欧洲地区都将受到广泛影响。1780年版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指出，整个西半球最终都必须从旧的世界中脱离出来，抛弃君主制、贵族制及附属殖民地制度，并对教会的暴政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宗教和意识形态革命必将爆发，这似乎会遵循《历史哲学》中的描述，即美国大革命“对我们的思想起到颠覆性的启发作用”。 [755]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随后13个殖民地相继摆脱它们的殖民者，加入联盟， [756] 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宽松的联邦。它们并不排除毗邻英国的附属区(东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和加拿大)的可能性。美国叛乱分子极其希望，将叛乱扩大到在1763年被法国征服并吞并的加拿大法语区域，以及“海上省份”(早些时候被英国收购的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和英国爱德华王子岛)。由于超负荷运转，加拿大的防御力量被削弱。1774年至1775年，由于伊桑·艾伦攻占提康德罗加堡，以及英国减少在波士顿兵力的战略决策，加拿大的防御力量进一步被削弱。由此，只剩英国总督盖伊·卡尔顿和不到一千名英国正规军留在魁北克，捍卫当时的加拿大。 [757]

反叛军领导层充分利用加拿大防御力量的缺口和广阔平坦的地形，以此作为制定策略的依据。通过入侵加拿大，国会可以阻止英国使用圣劳伦斯河流域，从而切断该河流域内部与西方的通道，进而阻止英国与大多数跨越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北部殖民地的亲英裔印第安部落的交流，并且切断英国向这些地区供应武器的渠道。如果反叛运动取得成功，不仅会大大削弱英国在北美的战略地位，而且如果出现有利的谈判解决方案，美国国会将获得绝佳的讨价还价的反击机会。

但加拿大的问题不仅仅是战略和军事行动的问题，还涉及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1770年，加拿大(不包括海上省份)的人口总数仍低于10万，这些人中讲法语的有八万到九万人，讲英语的只有3000人。不过，加拿大人口增长很快，1790年，其人口总数已达20万左右。 [758] 1776年，刚成立不久的美国，拥有250万共和党人，刚刚超越旧时人口最多、最繁荣的荷兰联合省的共和党人数。自此以后，无论是在人口数量还是在领土面积上，美国都成为最大的共和主义国家。即使算上新斯科舍省——1760年，该省大部分讲法语的人被英国人驱逐并被苏格兰人取代，随后而来的大约八千名新英格兰移民，使得新英格兰人成为该省的主要居民 [759] ——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仍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这些人从传统上就对英国怀有敌意。另一方面，统治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资本家发现，加入新教共和党几乎没有什么收获。虽然，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受到美国新教徒的严厉指责，而且在蒙特利尔和新斯科舍省的盎格鲁-加拿大人之间造成一些积怨， [760] 但是它保证了天主教会和法国法律的地位，这有助于保持民众的中立地位。著名的亲英小说家艾萨克·德·平托向欧洲读者提到，加拿大急于保护英国慷慨赠予她的恩惠，并希望脱离英国。 [761] 据说英国只是为了满足，在1763年的和平谈判期间获取的加拿大13个殖民地的要求，于是英国结束了七年战争，而无视加勒比地区潜在的更可观的收益，并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满足忘恩负义的美国臣民，“一切都证明叛乱的殖民者太过忘恩负义”。 [762]

自1775年开始，英国保守党成员中，有一些被13个殖民地驱逐，还有一些选择离开殖民地，大部分移民在革命战争结束时到达加拿大，移民的不断涌入，导致加拿大的保皇主义者的数量激增。由此，加拿大获得了新的活力。大约七万名保皇派被驱逐出美国，其中超过四万人定居在加拿大。最初，大多数人都涌入新斯科舍省(两万人在这里建了避难所)和新不伦瑞克省。截至1783年，只有少数人迁到尼亚加拉边境，但到19世纪90年代，众多美国的拥护者和其他讲英语人士开始真正涌入“加拿大上游”(安大略省)并在这里定居。1775年以前，加拿大的人口数量相对适度，而在1775年至18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美国移民涌入，这不仅令加拿大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还给加拿大带来了巨额财富。实际上，与受大革命影响的法国相比——法国的人口数量是加拿大的十倍，1789至1794年，法国的流亡移民约有十四万五千名——加拿大的来自叛乱地区的流亡人数，在13个殖民地的人数总和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革命当局掠夺和占有的美国保守党人的土地和财产，其相对规模和价值同样远高于法国。 [763]

加拿大的形势不容乐观。尽管保皇派的大规模注入加强了英国对加拿大的控制，但美国试图分离加拿大的计划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人们推测，通过再次激起加拿大人对英国王室的不满，可以扭转美国保皇派和法裔加拿大人中的反对派的态度，并说服法国人、苏格兰人，以及新斯科舍省那些反对新英格兰人参与殖民地叛乱的人。很显然，加拿大人不愿回应卡尔顿总督的召唤去集结当地民兵，这似乎是个好迹象。最初，美国国会中的一些成员希望采取扩张政策，他们开始高度重视加拿大的企业。 [764] 除13个殖民地之外，加拿大是首个被美国大革命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系统融入的国家。华盛顿通过在部队中严格禁止日益高涨的反天主教言论，从而亲自推行了这种意识形态。同时，他和他的同僚主张，“我们要寻求与加拿大联盟，我们应当把加拿大人视为同路人，与他们一同捍卫美国的自由”。 [765] 从意识形态上来讲，1774至1776年间，由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除外)缺乏代表性集会，这与13个殖民地迥然不同，因而，在美国谴责英国施行“暴政”的过程中，加拿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775年2月21日，波士顿通信委员会代表山姆·亚当斯(参与加拿大煽动运动的革命领袖之一)撰写了致魁北克居民的正式信函，这封信被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而引用到《魁北克法案》中，亚当斯在信中试图证明，英国部长有意剥夺加拿大人原本受英国宪法保障的权利。 [766] 正如拉什在1776年2月所表达的那样，加拿大是“大英帝国的唯一一部分”，在这里，“专断的权力是由法律确立的”。 [767] 尽管一些讲英语和法语的加拿大人，特别是文盲和半文盲(这些人在天主教-法语社会所占的比例，比在信奉新教、说英语的美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要大)不接受这种观念，但事实证明，他们的抗拒对美国国会的宣传未产生丝毫影响。 [768]

早在1774年10月初，加拿大的反叛宣传活动就已开始，其中第一本颠覆性小册子名为《致加拿大前魁北克省人民的信》，该信共印有两千份，意在支持革命。这封信经由经验丰富的里昂印刷商弗勒里·梅斯普勒(1734—1794)制作，他于革命前不久定居在美国，于是该信当月即出现在了费城。弗勒里·梅斯普勒是一名能力出众的记者和印刷工，他还是法国哲学的激进信徒，他渴望把加拿大从英国分离出来，结束黑人奴隶制(加拿大大约只有三百名黑奴)，并为美洲原住民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基于以上条件，梅斯普勒显然非常适合加入富兰克林的计划。在富兰克林的推荐下，梅斯普勒成为国会中负责正式印刷面向加拿大的法语宣传品的美国人选。 [769] 1774年底，弗勒里·梅斯普勒首次对蒙特利尔进行了短暂的考察访问，在考察过程中他一直随身携带着革命小册子。1775年2月，国会派出其他人员，负责分发印刷品、组织会议，并召集讲英语的商界领袖，以支持美国的反叛。

尽管卡尔顿总督竭力压制，然而1774年10月首次印刷的《致加拿大前魁北克省人民的信》已在蒙特利尔面世，并于当年12月在蒙特利尔正式发行，在此之前，该信的一些手稿副本已在加拿大广泛传播。 [770] 该信的法语译本，由富兰克林的日内瓦共和党朋友杜西米提尔完成，由国会委员会负责印刷。《致加拿大前魁北克省人民的信》指出，英国在加拿大的势力，主要受到贪婪的土地所有者和神职人员的支持。加拿大人不应被高傲的君主和神父蒙蔽，不应为了少数特权阶层而放弃“所有人的自由和幸福”。这本小册子提醒魁北克人，他们早在1759年就对英国人展开过“勇敢光荣”的抵抗，小册子敦促他们摆脱压迫的枷锁，派遣代表到费城并加入“联合殖民地”，从而与美国形成一个“非常理想的联盟”。《致加拿大前魁北克省人民的信》多次引用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的话，该信坚定地支持共和党，并劝说加拿大人从政治角度思考，忽视宗教差异。该信明确地赞扬瑞士联邦、赫尔维联邦是既能接纳天主教又能接纳新教的联邦共和国(州)的光辉典范。 [771] 他们提醒加拿大人，伦敦神职人员在其管辖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利，这些神职人员是该地区中“非洲人和亚洲人的暴君”。法裔加拿大人孟德斯鸠是一位受到所有欧洲人尊敬的伟大“同胞”，他指出，“人民不参与的政府，以及不能遏制皇室权威的政府，都大大削弱了人民的自由”。而“著名的贝卡里亚”则指出，“在每个人类社会中，都有一种力量不断倾向于赋予一方控制权和幸福感，而使另一方变得痛苦并丧失权利”。良好的组织机构必须反对这种倾向，并扩大“普遍的自我主义者”在法律上的影响力。 [772]

人民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即运用自身权利参与国家治理，并且这种权利只受法律的监控。新闻自由和充分的宗教自由，是进一步压倒一切的优先事务。只有新闻自由，才能通过告知和批评的方式给予执政党更广泛、更负责任的支持，并且执政党可以获得更多的意见，从而使他们在执政过程中认真履行自身职责，公正公平地处理人民的事务。 [773] 1775年5月，在费城，美国以国会名义向加拿大法语民众发出了第二封正式信件，该信由杰伊、山姆·亚当斯和塞拉斯·迪恩撰写，由杜西·迪西默蒂埃翻译。在信中，加拿大人再次被告诫，要摆脱专断权力的枷锁，摆脱已建立的圣公会和天主教教会的束缚。该信明确指出美国人是他们的朋友而非敌人，并保证天主教徒和新教殖民地的未来紧密结合在一起。 [774]

总的来说，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并未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坚定不移地敬奉自己的牧师。自1759年被英国人征服以来，讲法语的加拿大神职人员由181人(包括大约70名教区牧师)减少到1772年的138人，但仍有很多人牢牢地受到英国人的控制。 [775] 卡尔顿州长目睹到神职人员、英国人以及虔诚地支持他们的牧师对英国持有的坚定信念，他最先注意到美国印刷的政治宣传单，这些传单平时很少有人会留意。魁北克的主教让-奥利维尔·白里安阁下(1715—1794)警告道，少数人确实知晓“哲学”，他们正在讨论这些新观点，并对英国表示不满。尽管白里安想要知道，为何神的指示是将加拿大的土地交付给英国人，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作为加拿大天主教会的领导人，他仍决心支持皇家权威并劝告其信徒不要向革命者提供任何救助。

随着13个殖民地的危机升级，白里安于1775年5月22日颁布了一项命令，告诫法裔加拿大人不要放弃对“你的国王”乔治三世的效忠，并责令他们宣传英国王室的好处，要求他们对英国王室表达感激之情，并避免成为“敌人”的“不良企图”。 [776] 白里安在随后的文件中宣称，他并未宣传对13个殖民地的战争，只是遵循教会的要求，毫无疑义地服从权威。然而，心怀不满的讲英语的人士不仅参与城镇会议讨论美国事件，而且还响应了投身革命的号召。尽管讲法语的农民大都听从他们的神职人员，但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之间的特洛伊河沿岸的农村教区，一些佃农已经开始动摇了。

几份报告表明，一些法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蒙特利尔及其他地区讲英语的人，都支持美国的革命事业。这些报告中，有一份是出自勒内-奥维德·赫特尔·德·鲁维尔(1720—1792)之手，鲁维尔是蒙特利尔保皇党领袖，也是加拿大《魁北克法案》任命的两位讲法语的法官之一。讲英语的商人组建了支持爱国者的蒙特利尔“通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托马斯·沃克、詹姆斯·普赖斯和约翰·布莱克领导——自1763年以来，来自13个殖民地的移民在分发国会(和波士顿)的革命小册子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 [777]

波士顿早期的麻烦，表现为反叛者对皇家雕像的损毁。1775年5月1日，屹立在蒙特利尔上游主广场的乔治三世半身像在夜间遭到袭击，雕像全身沾满了泥土，并被乱涂乱画，雕像被冠以教皇皇冠，意欲宣称国王乔治三世为“加拿大教皇”。卡尔顿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在《魁北克公报》上反复发表谴责这一罪行的公告，卡尔顿指出这些暴徒实施的是恶毒的污蔑性行为，为了获取毁坏雕像的暴徒信息，他提供金钱奖励，意图逮捕胆敢破坏君主雕像的不法分子。提供不法分子线索的人被告知，即便他是罪犯，也将获得皇家赦免。5月22日，在州长的鼓励下，白里安对加拿大所有天主教教区发布了另一份文件，文件命令信徒们禁止参与破坏宗教的煽动活动，并要求他们服从合法的权威。 [778] 白里安非常清楚，虽然大多数法裔加拿大人并未协助美国在1775年至1776年间的入侵，但大多数人希望入侵能够成功，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为英国皇室效劳。 [779] 1775年6月7日，卡尔顿州长在伦敦向达特茅斯勋爵汇报，卡尔顿州长承认，由于受到美国在加拿大宣传的严重干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持不同政见的人已经在挑战他们的牧师和统治者。 [780]

美国的宣传立场摇摆不定的一个迹象是，1775年7月，《魁北克公报》三次刊登了同一篇文章，在文章中，美国坚称反叛者不是加拿大的“朋友”，他们声称自己的宗教信仰应印发在加拿大的“报纸”上。 [781] 到7月份，美国准备全面入侵加拿大。依据美国国会的指示，从1775年6月下旬开始，一支由纽约乡下人和佛蒙特人组成的庞大的军队，集结在查姆普兰湖的提康德罗加堡，军队在8月下旬开始行进，围攻圣约翰堡，并从黎塞留河和南部通道接近蒙特利尔。加拿大的关键地带圣约翰堡遭到围困，困局延续了十个星期之久。尽管卡尔顿努力召集了一支武装力量并鼓励易洛魁人协助军队，但当地加拿大人并未提供任何帮助。1775年11月2日，英国驻军向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1738—1775)领导的约一千七百名士兵组成的美国入侵部队投降。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是爱尔兰人，截至1772年，他已在英国军队服役16年。蒙哥马利和他的士兵很快就占领了蒙特利尔。在蒙特利尔及其周边地区，蒙哥马利成立了包括一些法裔加拿大人在内的加拿大军团，该军团成为美国“大陆军”的组成部分。据统计，共有约五百名加拿大人加入了反叛军。 [782]

布内德特·阿诺德(1741—1801)是最著名的反叛军指挥官之一，在他的领导下，第二支美国部队开始入侵加拿大。这支部队在极其崎岖的道路上缓慢行进，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从缅因州上游一路向北，向魁北克省圣劳伦斯河的肖迪埃河流源头挺进。虽然受疾病和疲劳影响，但这支部队在11月初，在魁北克对面的当地居民无任何反抗的情形下，顺利抵达了目的地。1775年12月初，美国(尚未宣布独立)开始全力围攻魁北克，并最终于1775年的最后一天发动了一场全面攻击，但这场攻击以失败告终，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蒙哥马利也被杀害)。当消息传到费城时，一些国会议员被敦促迅速撤离。尽管这可能会危及华盛顿州、纽约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军队，但大多数人仍继续支持山姆·亚当斯和其他人的意见，他们希望继续围攻魁北克，并派更多士兵前往加拿大展开救援。 [783] 英国的增援部队可以在冰冷的河流解冻之前抵达，这非常有利于巩固英国对魁北克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的控制。1776年1月，有关魁北克实际已经沦陷的传言在新斯科舍省流传开来，这极大地提升了“叛乱支持者”的信心。 [784]

尽管美国在获取充足供应方面存在严重困难，但对魁北克的围攻一直持续到1776年1月。同年1月，美国国会向加拿大发出第三封正式信函，信中宣布，尽管13个殖民地遭到魁北克的强烈反对，但他们绝不会放弃他们的加拿大兄弟，而且他们还会派出更多应援部队。 [785] 1776年3月，国会任命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委员会主席，委员会还包括另一位国会委员，以及来自马里兰州的天主教神父，这三个人共同领导美国在加拿大的战斗。 [786] 富兰克林和国会委员于1776年4月抵达蒙特利尔，委员们指示要与印第安人建立良好关系，并且“向加拿大居民保证，加拿大与外国的贸易在各方面都应与联合殖民地的贸易享受同等的鼓励和保护”。委员们主张，天主教会也应受到尊重，在耶稣会的赞助下，支持美国的群众开始在蒙特利尔庆祝(耶稣会士与白里安主教不和)。委员们还指示“建立一个自由的新闻机构，并要求经常出版为联合殖民地事业服务的作品”。 [787]

委员们和梅斯普勒带着印刷设备、书籍、小册子、纸张和印刷品来到加拿大，随行的还有几个仆人和工匠，以及另一名法国激进分子亚历山大·波卡德，他们的任务是为潘恩著作《常识》的法语翻译工作做准备。美国人在军事、政治和文化方面展开了全面入侵。 [788] 白里安主教告诫其神职人员，不要向教区内任何被认为在帮助美国人的教民分发圣礼，也不要与他们通婚。在被美国占领的蒙特利尔，在更高神职人员的指导下，保皇党的事业仍继续得到反耶稣会及其学生的大力支持和推动。由于不服从他们的祭司，叛乱分子在反抗教会时被判为“异教徒”。 [789]

为了动摇蒙特利尔居民的意志，富兰克林及其同事们加强宣传，并呼吁毗邻五大湖的易洛魁联盟加入进来。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富兰克林一直建议将易洛魁人变为盟友。 [790] 为了反击英国对部落的鼓动，或是为了缓解美国与原住民的冲突，如富兰克林所说的“野蛮人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道，杀害我们的无辜农民”，梅斯普勒在1777年发表了一篇极具颠覆性的文章《乔其希科的启示录》。在文章中，梅斯普勒劝告易洛魁六部落联盟和五大湖区所有印第安人，希望他们与美国人并肩作战，一道反抗英国王室的暴政。这篇文章可能是在蒙特利尔发表的(并非扉页上所说的“费城”)，它强烈呼吁北美和西属美洲的所有印第安人都应反对君主制和殖民压迫。显而易见的是，此文的一些副本最终也流传到了秘鲁，因为在后来，《乔其希科的启示录》受到西班牙的谴责，并且在1780年印加图帕克阿马鲁崛起后，该文在秘鲁和智利多次被禁。 [791]

加拿大从多个维度不断升级宣传战，他们试图运用18世纪的每一条政治理论，从而将整个美洲联系起来。奇怪的是，在加拿大的宣传战中，富兰克林、杜西·迪西默蒂埃和梅斯普勒最顽强的反对者是两位不同的威廉·斯密。其中一位威廉·斯密(1727—1803)是英国国教领袖，他是苏格兰人，居住于费城，是富兰克林的对手，他在1776年3月的《宾夕法尼亚州公报》中坚称，美国人从国外，特别是从法国，寻求军事援助是卑鄙的叛国罪；另一位威廉·斯密(1728—1793)是在美国纽约出生的长老会主席，他后来成为加拿大的首席大法官。英国国教领袖威廉·斯密采用“杰出的孟德斯鸠”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主要指南”。这位来自费城的斯密认为，缺乏足够的舰队“一直是(法国)众多环球帝国项目的最大障碍”，“任何一位新教徒，我的同胞们，你们是否曾经想过，(法国)将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这支部队将协助法国实现其理想，或是在美国站稳脚跟。难道法国满足于成为这些殖民地的卑微盟友吗？还是说法国能够仅凭借自身势力就控制幅员辽阔的加拿大？正如法国先前声称的，加拿大的疆域比我们所有省份的面积之和都更为广袤”。法国将殖民北美的北部和西部，并将英国殖民地限制在东部沿海地区，只有英国君主制才能保护美国人不被一个复兴的法国天主教帝国所占据，同时负责任地维持“三权分立”和“温和策略”的原则，这些是保障自由的至高原则。 [792]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加拿大陷入了僵局。美国控制了蒙特利尔，英国控制了魁北克市，然而美国占领军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委员会在收到阿诺德的消息后，于1776年5月1日向国会报告：“我们获悉，位于魁北克的军队已经连续十天没有粮食供应了”，“但湖泊现已开放，我们希望，粮食能很快抵达军队”。 [793] 一个星期后，考虑到围攻魁北克的营地的情形，美国国会任命民兵指挥官约翰·托马斯(1724—1776)取代蒙哥马利。约翰·托马斯告知富兰克林，围攻营地的情况非常糟糕，名义上军队有1900人，但实际上，算上能“胜任工作”的军官，军队也只有1000人，其余都是残疾人、伤病员或患有天花的士兵。这些能正常战斗的士兵中，有300名士兵的“服役期已于15日结束，其中许多人拒绝继续服役，并且所有人都迫切想要回家”。 [794] 托马斯的部队很快就将不能继续开展围攻行动。1776年5月12日，富兰克林在蒙特利尔的报道中言及：“必须挨饿，要么掠夺，要么投降。” [795] 入侵的“叛乱分子”除了生活在远离这片土地的地方别无选择，因为“我们的军队强行从当地人那里获得无偿的给养和服务，这些暴行已激怒了他们；对于一个让我们以朋友身份进入他们领地的人而言，即便是为了生存(这种最迫切的需要)也不能成为采取这种做法的借口”。这些行为很快就使大多数法裔加拿大人与美国疏远，入侵军队的困境也日益加剧，“这促使他们对我们满怀敌意”，富兰克林解释道，“这让当地人希望我们尽快离开，因此，英国军队只要一抵达，他们就开始策划驱逐我们的阴谋和叛乱”。 [796]

即便如此，委员们仍然希望“重新获得这些人的喜爱，让他们牢牢地依附在我们的事业上，并促使他们接受自由政府的理念”。 [797] 截至1776年6月，富兰克林和梅斯普勒一直都在加拿大进行宣传活动——反对土地所有者、神职人员和加拿大保皇主义者，同时吸引魁北克人和易洛魁人，但宣传活动收效甚微。1776年6月7日，在英国增援部队抵达后，美国军队在三河市遭到致命打击，肆虐的天花病毒使得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其中包括他们的指挥官托马斯)，美国人不得不选择撤离加拿大，这令英国大为振奋，而对于13个殖民地来说，这无异于给革命笼罩上了巨大的阴霾。亚当·斯密向一位记者保证，加拿大“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丢失了，我们在美国的事务就几近失利”。 [798] 军队带着委员们一道逃离，梅斯普勒、波卡德和富兰克林的经纪人则继续留守，他们恢复了一度短暂停产的印刷事务，并出版了《蒙特利尔公报》。在停刊期间，潘恩的《常识》被很好地藏匿起来，无人知晓其未发表手稿的内容。 [799]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问世，拉什信誓旦旦地向李保证，一个月后该宣言必将在殖民地反对派当中大受欢迎。拉什声称，这有助于提振大家的士气，“失去加拿大曾令民众信心尽失，但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事业并非令人绝望，我们将战胜共同的敌人”。 [800] 1776年10月，波卡德向富兰克林报告道，在加拿大，人们屈服于英国的专制政策，“牧师和一些绅士凌驾于人民之上”，“大多数人受制于暴政，一些拥护你的军队的人受到迫害”。 [801] 美国人在魁北克被击败，这一失败的经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美国人并不急于再次入侵加拿大，但美国仍有机会颠覆被英国占领的加拿大。乔纳森·埃迪(1726—1804)是新斯科舍省前议会成员，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是一位热情澎湃的革命者，也是资深的民兵上校。1776年11月，埃迪和阿卡迪亚人、马尔塞特印第安人， [802] 以及包括许多当地人在内的数百名志愿者一道，与山姆·亚当斯取得了联系，并在沿海省份煽动叛乱。后来，英国军队解救了要塞，驱散了埃迪的武装力量，英军在周围地区焚烧了新英格兰人和阿卡迪亚人的农场，以进行报复。 [803]

帝国与共和主义(1777—1812)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1777年10月，美国在萨拉托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戏剧性地重新解决了有关加拿大未来的问题。托马斯·沃克是18世纪60年代定居于加拿大并支持革命的美国人之一。1775到1776年，在美国入侵加拿大失败后，沃克回到了美国，沃克向富兰克林言及：“我毫不怀疑加拿大人必定会对此事感到惊讶不已。他们将会积极投入到我们的战斗中，我急切地希望看到这些殖民地加入美国。” [804] 鉴于当时军事状况发生了变化，英国人不得不考虑“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和佛罗里达”可能“全部被美国人征服”。对于英国在北美的前景，亚当·斯密的态度越发变得悲观。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不承认母国和殖民地之间“最完美的平等”，就不可能实现“美国的服从”，母国和殖民地应享有相同的贸易自由，并在税负和利益方面按适当比例分配。如果英国政府仍不愿承认这一点，那现在必须考虑“美国将彻底摆脱对英国的全部依赖”。然而，亚当·斯密的观点在某一方面并不能很好地代表英国。斯密向伦敦的部长们建议：“如果美国拒绝与英国结盟，正如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那么，应将两个佛罗里达地区归还西班牙，并且把加拿大送归法国。”英国的做法将“使我们的殖民地成为这两个君主国的天敌，进而自然而然成为大不列颠的盟友，这么做或许是明智的。这些战后的辉煌和无利可图的收购，令我们的殖民地除了母国之外，没有其他敌人会与之争夺”。 [805] 归还后的法属加拿大将再次成为“美国的联盟”，并且英国有可能再次恢复在加拿大的主导地位。

1777至1778年冬，特别是在法美联盟签署协议(1778年2月)之后，美国可能与法国人一道，再次入侵加拿大。虽然该计划得到法国的支持，但许多国会议员却反对华盛顿的建议。那些支持该计划的人指出，与法国联盟对于打破英国对加拿大的控制，不啻为一次良机，这将瓦解英国在北美的战略地位。不过，拉斐特和亚当·斯密反对华盛顿的提议，他们预测，该计划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即一旦法国人在加拿大建立了一支部队，他们很可能会留在那里。1778年3月，美国入侵加拿大的计划被取消。尽管如此，还是有传言称，自1778年初到1779年，美国或法美联军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可能仍将持续。 [806]

孔多塞在一本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据说这本小册子就是1778年版的《伦敦》。孔多塞认为，加拿大几乎不可能会“以周边省份为榜样”。但当它真的做到这点时，法国新教徒终于可以自由地在那里定居，并将政治自由与宗教自由结合起来，享受他们祖国的语言及传统的所有优势。 [807] 在荷兰，著名的亲美派媒体人安托万-玛丽·西西里，直截了当地拥护所谓的“加拿大自由”。在1779年的一本小册子中，西西里抨击了著名的奥兰治党主义者和亲英派媒体人艾萨克·德·平托，他呼吁加拿大脱离英国并加入美国，以拥抱新世界殖民帝国的所有“自由景观”。 [808] 同孔多塞和拉斐特一样，西西里也希望看到加拿大成为“自由”的第十四个州(佛蒙特州仍然缺乏这种地位)。如果美国和法国不能解放加拿大，其后果将是，魁北克贵族和神职人员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并使所有加拿大人仍身处他们的暴政之下。 [809]

1779年初，美国国会部分回应了佛蒙特州提出的请求——恢复美国在加拿大的业务——并审议了再次入侵加拿大的问题，而拉斐特和一小群加拿大人则急切地等待着再次入侵“法国的新罗”，他们仍将加拿大称为法国的附属国。1779年，在巴黎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富兰克林与拉斐特(暂时回到法国)合作，富兰克林提议法美联合以兼并加拿大，拉斐特也表示将大力推动该项目。 [810] 富兰克林和拉斐特敦促法国人从陆海两路同时入侵，首先清理缅因州以北的加拿大东海岸，并洗劫位于哈利法克斯的英国基地。除了一些印第安人、法裔加拿大人和边境地区的定居者，以及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镇的居民外，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居民都将受到美国行动的影响。1779年2月，富兰克林向路易十六的外交部长弗金斯保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先前从新英格兰移民过来的定居者。” [811] 英国人通报了这些法美审议事项，并组织了对支持美国的持异见者的进一步镇压，其中瓦伦丁·贾塔德(1736—1787)是第二次被监禁，跟他一起入狱的还有梅斯普勒。瓦伦丁·贾塔德生于法国，是一名记者，他曾在1775至1776年间支持美国入侵加拿大。 [812]

国会最终驳回了1779年的入侵计划，这是因为华盛顿不愿意将重要力量从主要部队中剥离出来，他并不信任法国的野心和计划。随后，进一步连续入侵的恐慌再次席卷了加拿大。1783年1月，在美英签署和平初步协议，革命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法国和西班牙正准备对加勒比和加拿大进行陆海双重进攻，这使得拉斐特的希望再次被点燃。拉斐特被指派再度发起入侵圣劳伦斯山谷的计划。然而，敌对行动的结束让拉斐特非常沮丧，他曾经极其直白地提醒华盛顿，他渴望“将加拿大并入到美国”，并渴望在蒙特利尔“迎接”华盛顿将军。 [813]

革命战争结束了。但这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加拿大最终将脱离英国的预期。许多同时代的人不仅希望说法语的加拿大人能够脱离英国王室，而且他们更强烈地希望加拿大的英国定居点“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潘恩建议，“不需要我们做任何努力，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我们要)反对并且防止所有(英国)的诡计”。 [814]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预计的加拿大革命因此被推迟，而不是流产。

1791至1792年，英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应对令人担忧的状况，即受法国大革命影响，越来越多的讲法语的人重又开始同情反英共和国，目前这些人的数量约为十四万，这种同情反英势力的情绪也开始在加拿大非保皇派的英美人士中出现。179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加拿大法案》，该法案被当作解决法美联合所带来的威胁的解药。 [815]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似乎再无重新加入法国的可能，许多观察家认为加拿大最终会被美国兼并，或者成为像佛蒙特州那样的联合独立共和国。“几乎可以确信，”1791年孔多塞重申，“如果加拿大仿效邻国殖民地(摒弃效忠英国)的例子，那么在北美将会有一个未来的法国定居者可以享受的地区，定居者还会享有使用他们祖国语言和文化的权利，以及其他许多优势。” [816] 由此，伦敦的部长们变得越发担心。

在这些部长看来，美国大革命的教训是，任何对不满情绪的再处理，都不应像1774至1775年那般严苛。与此同时，人们对英格兰的不满情绪越发强烈，其中加拿大的讲英语的社会精英们，更加坚定地承认：在未来的加拿大，法国将享有统治地位。由于以上两个因素，以及为了吸引更多美国人进入安大略省，加拿大最终促成了对英国王室权威的重新规划。1791年于伦敦起草的《加拿大法案》，实际上是加拿大的首部宪法，它成为新的、更复杂的帝国制度的基石。《加拿大法案》的指导原则是，以贵族统治的“混合政府”的制度化，来永久阻挡法美民主共和主义的进程。 [817] 以欧洲观念来判断，殖民时期的加拿大并未享有尊贵的地位，但由总督依据财富和忠诚度来选定候选人，能够弥补加拿大与欧洲的这一差距。在此基础上，加拿大首次成立了代表机构和两院制(新不伦瑞克于1784年已成立立法机构)。

《加拿大法案》旨在通过对代表权原则做出有限的让步和建立有限的投票权来支持王室和土地所有者，并与圣公会和天主教会一道强化王室和土地所有者的权力，以遏制革命趋势。上加拿大省和下加拿大省都获得了选举产生下议院的权利，然而这个下议院被认为隶属于“立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原先由州长候选人组成，现在它成为一个能够自我延续的少数当权者集团。在下加拿大，这个立法委员会由英国和法国的被提名人和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组成，它以伦敦上议院的模式进行运作，即由王室任命提名人而非由民众选出代表，通过这种方式立法委员会得以行使有效权力。与此同时，魁北克西部地区被一分为二，上加拿大沿用英国法律，而下加拿大则保留法国法律，该法案强化了上加拿大的权利。此外，英国圣公会成为最主要的教会，加拿大所有新城镇的七分之一的土地被分配给圣公会的牧师们。

当时法属加拿大的神学院和大学仍在教授法国专制主义和神权的知识，为了配合政治变革，这些落后的知识现在被“混合政体”理论所取代，这种理论将皇权、贵族和混合新教-天主教囊括在一个联合的权威体系中。英国军队在加拿大的驻军，以及上加拿大区域的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费用主要由本国支付。这样做的优点是将税收控制在更低水平，然而这只是美国邻国应付所有战争税款中的一小部分。 [818] 由于1791年成立的加拿大立法机构比邻近的纽约州立法机构或法国大革命立法机构的民主程度低，因此它仍然专注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原则，这样的做法并不令人惊讶。

随着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身在加拿大的英国当局开始加紧监视，并采取了更多防范措施，当时的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也大抵如此。 [819] 1774至1779年间，对富兰克林-梅斯普勒-贾塔德阴谋的记忆仍充斥在加拿大法语区，没有一个信徒能够像亨利-安托万·梅齐埃(1771—1819)那样热烈庆祝这一记忆。亨利-安托万·梅齐埃，这位年轻人出生于蒙特利尔，他曾在蒙特利尔圣拉斐尔学院(后来，梅齐埃揭露，这所由无知的教会运营的学院是知识分子的“坟墓”)接受中等教育。梅斯普勒将亨利-安托万·梅齐埃介绍给“卢梭、马布利、孟德斯鸠和罗斯福”及其他哲学家，并鼓励他实现法国重获加拿大的梦想。1793年5月，梅齐埃被英国当局驱逐，随后他来到费城，协助法国大革命使者爱德蒙-查尔斯·吉尼特(1763—1834)转移到美国，以便促进法国布里索派共和政权(1792—1793)的民主原则的推进，以及在加拿大煽动叛乱。虽然大多数法裔和英裔的加拿大人以及加拿大许多美国保皇派坚决抵制他们的倡议，但梅齐埃认为，法国人处于“无知和奴役的厚重阴影”中，“完全丧失自我”。然而，在同情美国和法国政治处境的民众当中，共和党人的骚动情绪明显地死灰复燃。 [820]

1792至1794年间，随着英国与革命中的法国的战争日益加剧，英国军队派遣了大约六千名士兵驻守加拿大。英国加强了对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的镇压，但这未能阻止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共和国的秘密地下组织的建立和成长。 [821] 吉尼特和梅齐埃在一本名为《免费为加拿大教授法语》的小册子和其他1793至1794年的小册子中，大力宣传梅斯普勒的活动，并传播富兰克林、潘恩、杰斐逊和孔多塞的思想，吉尼特和梅齐埃呼吁加拿大人跟随美国和法国联合共和党的脚步。 [822] 截至1793年，蒙特利尔的爱国者俱乐部拥有约两百名成员，这些人继续宣传革命思想。诚如吉尼特、梅齐埃和他们的费城组织，爱国者俱乐部的目标是将加拿大变成一个与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结盟的独立共和国，他们致力于废除所有英国残留的君主势力、教会权力、贵族头衔和特权，他们强调思想和新闻自由，同时主张国家应加强对科学、艺术和教育的鼓励。 [823] 梅齐埃指出，尽管神职人员极力阻挠，但在加拿大，哲学作品以及1789年的《法国人的权利宣言》仍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他强调，根据加拿大的集体记忆，加拿大人支持富兰克林在1775至1776年间为革命所做的努力，他们还同情入侵的美国爱国者。1793年末，梅齐埃乘船前往法国，但由于他憎恶山岳派独裁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使他很快锒铛入狱。之后，得益于热月行动，他从断头台上被解救出来。

1800年后，共和党人在加拿大的抵抗浪潮再次高涨。如今的亲美派不仅包括法裔加拿大人和新斯科舍人，还包括新来的英语使用者(来自爱尔兰、苏格兰以及美国)，他们找到了通往上加拿大的路径。自1770年初到1812年，加拿大的总人口增加了511 000人，上加拿大的人口则接近60 000人。 [824] 几个因素促成英美关系的不断恶化，并导致了1812至1815年的战争。长期以来，对海洋权力的争夺，特别是美国海员强行征用英国船只成为争论的主要内容。自安大略省向西延伸至太平洋，这片区域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尚未解决的边境争端，这一争端加剧了两国间的摩擦；美国西北地区的边境冲突也是如此，1811年美国军方与由酋长特库姆塞(1768—1813)——特库姆塞是位杰出的领导者，他成功地重振了整个湖区的印第安人的士气——领导的大规模复兴的印第安西北部叛军做斗争，总统麦迪逊将这一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英国对美洲原住民叛乱分子的煽动。 [825]

影响加拿大国内形势的主要因素是拿破仑时代英国当局日益严重的反动立场，而反叛者对1798年爱尔兰革命被镇压的记忆也起到了助长反英情绪的作用，那些被囚禁在爱尔兰的反叛者后来纷纷前往加拿大。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爱尔兰人，以及加拿大的许多爱尔兰同胞都希望1812年的战争能够发展成为一场更广泛的共和国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希望这场战争能成功攻破大英帝国的城墙，从而将爱尔兰从屈服中解放出来。 [826]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杰斐逊集团与反民主的联邦主义倾向(在新英格兰仍保持强势)不一致，杰斐逊集团鼓励对英国制度的敌意行为，对边界两侧的“混合政体”和帝国主义的自命不凡也并不反感。

大多数英国人和一些苏格兰人都效忠于国王和教会，他们对建立在传统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十分蔑视，对加拿大人的抱怨几乎不抱有任何同情。然而在美国，尽管一些温和派被英国混合政体模式所吸引，但他们仍然对大英帝国及其在加拿大的防御持敌对态度，其中亚当斯就是主要代表之一。亚当斯在1814年曾深信不疑地对杰斐逊说：“尽管法国很卑微，但英国并不卑微。虽然拿破仑·波拿巴特被驱逐，但更大的暴君和更广泛的篡夺者仍旧在位。英国人和拿破仑一样冷酷无情，他们毫无原则、权力更大并热衷于战争。英国人运用他们的财富、阴谋和武器，导致一个又一个反对联盟的成立，并推动法国与英国交战，最后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被英国打败。暴君中的暴君该如何被打倒呢？啊哈!这是问题症结所在。” [827] 杰斐逊的民主派强烈谴责1790年后英国政府的制度和反革命的反动色彩，与此相反，亚当斯的温和派虽然厌恶帝国的自命不凡，但仍然推崇英国国内政治制度的基本形式。

1812年战争与对加拿大激进主义的镇压(1812—1838)

加拿大1812至1815年的战争，发展成为一场未知结果的、痛苦的、为期三年的斗争。美国军队(其中新近的爱尔兰移民人数比例失调)屡次企图通过尼亚加拉地区闯入上加拿大。最初，美国军队对入侵上加拿大的行动信心满满，因为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来自美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讲英语的新移民都定居在那里，相对于英国来说，这些新移民更加喜欢美国，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828] 伦敦的部长们寄希望于革命时代美国托利党移民后裔对大英帝国的狂热忠诚，但这种忠诚很难扩展到其他人，尤其是最近的爱尔兰移民，自1783年以来，爱尔兰移民是从不列颠群岛移居到加拿大的数量最大的群体。 [829]

然而，美国战争的成果被来自内部的不满情绪削弱：一些同情联邦主义的美国官员，其中包括纽约州最富有的贵族，尼亚加拉的指挥官斯蒂芬·范·伦斯勒将军(1764—1839)及其堂弟——另一名在尼亚加拉的指挥官所罗门·范·伦斯勒(1774—1852)，他们似乎都希望英国赢得胜利，从而削弱美国的共和主义，遏制杰斐逊，巩固加拿大边境两边的“贵族统治”。 [830] 英国人再次入侵底特律堡附近的地区，并再次煽动西北部反美的萧尼印第安人部落(一个与美洲殖民地作战的邦联)，而后由特库姆塞(萧尼首席领导人)领导的部队加入英国军队，他们与英军一起打击美国人，他们希望将美国人赶至俄亥俄河以外。随着英国人占领底特律，这场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尼亚加拉附近。

1850年后的加拿大民族神话中提到，安大略省的民兵抵挡住了美国的攻击，并英勇击退了美军。历史学家已经证明，这一神话几乎纯属后来的自我虚构。事实是，艾萨克·布罗克将军(1769—1812)在特库姆塞的帮助下，成功占领了底特律(1812年8月)，并在随后的奎斯顿高地战役中，击退了美国第一次入侵安大略省的行动。在奎恩斯顿高地战役中(1812年8月13日)，艾萨克·布罗克不幸殒命。艾萨克·布罗克无疑是加拿大防御行动的核心人物，但他对加拿大人并不抱有多少同情或信心，而且他也从未与加拿大上议院保持良好关系。 [831] 安大略省的防御和堡垒确实非常坚固，它们成功抵挡了美国人的悉数进攻。但，真正击退美国人攻击的，只有英国的正规军，没有加拿大人。 [832]

随着1815年和1818年英美公约的缔结，加拿大随之稳定，结束了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争端(双方确定的边界线沿北纬49°线一直延伸至落基山脉——俄勒冈州则由美国和加拿大共同控制，为期十年)，但太平洋沿岸的边界问题除外。然而，法美民主共和主义对英属加拿大构成的威胁仍未完全消除。1822年之后，在讲英语的加拿大精英的施压下，达尔豪西州长提出了整合下加拿大(法语区)和上加拿大(英语区)的建议，这再次引发了共和党人的不满情绪。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对从属于安大略省的计划，报以愈加强烈的反对，因为这一计划将上加拿大人和下加拿大人纳入以讲英语为主的“贵族”的统治之下。反对达尔豪西计划的运动是由加拿大下议院议员路易-约瑟夫·帕皮诺(1786—1871)领导的，因其著名的反对派演说，帕皮诺也被称为“北美米拉波”，这一事件也使得他成为1848年以前加拿大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作为蒙特利尔律师和下加拿大立法机构代表的儿子，年轻的帕皮诺最初是英国“混合政体”的崇拜者，也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的弟子，因此他曾是著名的“温和启蒙者”。 [833]

帕皮诺对1822年的“联合”提案和“英国党”的霸道态度甚为反感，最终拒绝了那里盛行的贵族制度，特别是在随后访问英格兰期间，他发现在那里普遍存在着贵族制度和极端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自1826年起，帕皮诺多次以一个“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公开出现，自1830年起，他宣称自己是共和党人，并开始反抗英国。 [834] 而且，帕皮诺还与伦敦的“哲学激进分子”加强联系。哲学激进分子的领导人边沁，越来越对美国民主深信不疑。1827年，边沁写了一篇关于加拿大人的不满以及加拿大需要从压迫的、不具代表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文章。实际上，边沁建议加拿大加入美国。 [835] 为了推动自己的竞选活动，以确保对行政机构的下议院的控制，帕皮诺煽动魁北克地区议会与下加拿大亲英立法委员会展开对抗。 [836] 彼时，帕皮诺已成为一名坚定的信徒，他坚信富兰克林、杰斐逊、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塞伊(1767—1832)，以及1830年法国共和党人和边沁的政治思想，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好战的反教徒。1831年，帕皮诺拒绝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提议，成功地在加拿大立法机构中通过了一项法律，该项法律赋予加拿大仅有几十名犹太人的小团体完全同等的政治公民权，这一举措比大英帝国任何其他地方为犹太人平等立法的行动，还要早四分之一个世纪。

帕皮诺和另一位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卢德格尔·迪韦奈(1799—1852)的演讲及著作，证明了他们的共和党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加拿大，1830年的欧洲革命重新唤起了人们对1775至1776年美国入侵、1793至1794年法国大革命和1812至1815年战争的生动回忆。除了法国共和党人的观点和爱尔兰移民的怨恨之外，民众对义务支付十分之一农产品给英国圣公会的厌恶情绪，也为唤起民众的回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截至1830年，尽管加拿大的英语使用者只有27万人左右，而法语使用者有46万人，但加拿大新闻界仍然以英语报纸为主。这些报纸与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主教一道，不断谴责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共和党和民主思想，谴责加拿大人对哲学革命民主原则投注的热情。然而，加拿大的两份报纸—— 一份是由医生丹尼尔·特拉西(死于1832年蒙特利尔的霍乱疫情)编辑的《爱尔兰语报》，另一份是由迪韦奈编辑的法语报纸《密涅瓦》——再度宣称拉斐特是“自由的退伍军人”，报纸重申了美国和法国共和党的共同的革命传统具有普遍性。 [837]

“加拿大和爱尔兰的情况是一样的，”边沁的激进盟友约翰·罗巴克在1837年3月的伦敦议会上抨击政府部门，“它是自治政府和崇尚宗教自由的根源——它是让很多人(这些人抵制‘可恶的少数垄断者’的专横跋扈)承受痛苦的根源。”在这两个国家中，大部分人是天主教徒，“小部分人称自己为英国人，迄今为止，这些人一直颐指气使并侮辱大多数民众，他们素来将多数民众视为外国人和外太空人。借助英国的力量，这个垄断性的少数人群获得了两国的支持”。 [838]

最终，不断加剧的动荡催生了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的武装起义，即被称为1837至1838年的爱国者战争。就这一点来说，反叛者仍然赞同罗巴克、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莫尔斯沃思和英国其他“思想激进分子”，诚如他们早些时候赞同边沁那样。他们之所以赞同，是因为这些激进派的思想和控诉，也可能因为激进派诉诸暴力。 [839] 自1822年以来，帕皮诺、迪韦奈和其他一些共和党领导人已认同梅齐埃和拉斐特的观点，即加拿大受到英国的压迫，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边沁和密尔对武力反抗所持的保留意见。他们将杰斐逊、美国大革命以及法国的民主革命传统理想化，并坚持认为自己是“受人尊敬的革命者”“哲学时代的革命者”，他们公开拒绝诉诸武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对于是否支持加拿大人独立仍犹豫不决。虽然帕皮诺(相当犹豫和躲避)宽恕了1837至1838年的叛乱，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与提倡暴力行动的不妥协的好战爱国者冲突不断。武装分子指责帕皮诺的支持者缺乏决心，并将其派系贴上“绵羊”的标签。帕皮诺更像是加拿大版“富兰克林”，帕皮诺的追随者回应道，他不需要成为他们的“华盛顿”。 [840] 尽管帕皮诺看起来犹豫不决，但事实证明，他的行为对州长来说已足够具有煽动性。帕皮诺煽动法国教区居民，公然反抗神职人员祝福维多利亚女王继承英国王位的行为，因此，州长以涉嫌密谋反英的罪行，在1837年11月批捕了帕皮诺、迪韦奈及其他25名爱国者。帕皮诺与迪韦奈两位领导人侥幸逃离，迪韦奈在佛蒙特州寻求避难，帕皮诺则逃往纽约。在美国流亡期间，他们继续支持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并将其视为共和革命的共同纲领和遗留传统。

加拿大的讲法语者和苏格兰-爱尔兰共和党的抵抗运动，最终在1837至1838年引发了一场起义。起义开始于下加拿大的法国人当中，最终在上加拿大的乡村展开激烈战斗，最终，英国正规军镇压了叛乱分子。对于发动1837至1838年加拿大起义的爱国者来说，美国大革命仍然是最主要的革命模式。如果说在下加拿大，这种冲突具有讲法语者反抗英国统治的特征，那么在上加拿大，它包括了爱尔兰新教徒、苏格兰人以及前美国人，这使得起义变成了一场短暂的内战，这与美国大革命遥相呼应。 [841] 在多伦多，苏格兰反叛者和亲美的改革者重又印刷了《美国独立宣言》，以此作为进一步煽动反对英国王室的舆论的手段。 [842]

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主教们，像他们1774至1783年间的前辈们一样，呼吁天主教徒顺从并顺服王权，并彻底与帕皮诺和迪韦奈的共和主义、普世主义、民主主义、哲学和世俗主义断绝关系。在流亡美国之际，帕皮诺更加坚信加拿大的未来在于加入联盟。总体来说，加拿大流亡者和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都认同这一观点。然而，与加拿大独立武装分子不同，帕皮诺于1839年2月离开纽约并移居法国，从而退出了政治活动。在法国，帕皮诺将大量时间花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直至1845年他被允许返回加拿大为止。在法国，他仍然不是魁北克民族主义者，而是坚定的激进思想倡导者，他倡导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在罗伯斯庇尔之前)、立法至上、世俗主义和普遍人权。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837至1838年标志着加拿大民主共和主义和激进启蒙运动在加拿大的彻底失败，这是对1774至1776年开始的革命的迟来的收尾。 [843] 然而，从19世纪中叶以后，这一过程及其镇压结局都经常被淡化和缩减，并且最终几乎被遗忘。在1867年加拿大成为(几乎)独立于英国的“加拿大自治领”之后，讲英语的加拿大民族主义者受到反美主义者及其观点的浸润，以及受到对英国种族和文明优越性假设的驱动，重又燃起了对英国的新的热情，由此，1838年之前革命共和党人的成果几乎并未发挥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逐渐淡化，成为一段遥远的记忆。总体来说，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主运动一直被误传和猜测，正如当时英国保守派所认为的那样，这不过是本土化的法式加拿大起义。 [844]

[1] 曾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因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土都位于欧洲的伊比利半岛而得名。——编者注

第十章 约翰·亚当斯的“美国大革命”

美国需要外国武器、弹药和贷款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美国大革命中的关键人物，无论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地方政治上还是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他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8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亚当斯是革命早期美国派遣到国外的最重要的特使之一，他与政治活动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还参加了在欧洲举行的推行革命核心原则的复杂的学术论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对革命意义的民主化解读上，亚当斯充当了制动器的角色。正如对富兰克林的讲述一样，本章也将从传记的视角讲述亚当斯，这将有助于揭示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复杂的互动。

1778年3月，作为美国国会驻欧洲大陆的副部长，亚当斯前往法国，与富兰克林进行合作。亚当斯的任务是帮助巩固富兰克林自1776年12月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的法国同盟。亚当斯认为富兰克林缺乏协调能力，在满足法国要求方面表现得过于软弱。亚当斯声称自己摆脱了“约翰牛(即英国人)特有的狭隘偏见”，这是他年轻时的典型特征。亚当斯努力克服对法国和天主教的厌恶， [845] 但他仍然对这两者提不起兴趣，特别是对米拉波、布里索、孔多塞和拉斐特(直到1791年)的政治和哲学激进主义丝毫不感兴趣。 [846] 亚当斯在布朗特发现法国文化中存在无数令人不满意的方面，如直言不讳、缺乏外交策略和令人讨厌的仪式，以及让人在一些对话中不知所措，尤其是法国人对富兰克林的无限热情——这是为数不多的几种在革命中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的、1789年之前的法国风尚。 [847]

由于荷兰人对美国事业的热情与日俱增，以及他们与英国人在海上的摩擦日益加剧，1778年3月12日，法国正式通知荷兰联合省，法美联盟成立。法国与美国的协议并非向英国宣战，而且法美联盟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军事同盟。法国和英国都不希望自己被视为挑起战争的源头。如果法国率先发起进攻，荷兰人将受到长期条约的约束并站在英国一边参战，这一条约可追溯到1688年。如果英国和荷兰的关系恶化到英国必须封锁荷兰海岸的地步，这也将阻碍法国的发展，因为荷兰仍然是波罗的海的转口港、战略高地和供应其他海军用品的商店，这些都是法国人准备在大西洋地区发动战争所必需的。英荷敌对行动将加大向法国和美国运送海军军火的困难。 [848]

1779年夏，亚当斯回到马萨诸塞州短暂居留，他担任1779至1780年冬季公约的代表，负责起草马萨诸塞州修正宪法。1778年2月，一个较早版本的宪法被选民否决。1780年初，由三十名委员组成的州议会起草委员会，将起草新宪法的任务委托给三个小组委员会，而这三个小组委员会又将任务下放给马萨诸塞州最重要的宪法专家亚当斯。让亚当斯自己撰写新宪法，这一简单的权宜之计，解决了五年来关于宪法的纠纷。亚当斯受到洛克，尤其是西德尼的启发，形成了自己极具个人特色的“温和”观点，他最后引用了杰斐逊的观点来证明诺瓦卢斯的武装叛乱是正当的， [849] 亚当斯同意杰斐逊的看法，“这种形式的政体是轻松、舒适、安全的，或一言以蔽之，是在最大限度上，将最好的幸福给予尽可能多的人”，以及除了“共和政体”的政府之外，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好政府。但亚当斯拒绝广泛的选举权、平等和一元化，特别是潘恩和孔多塞的民主共和主义。 [850] 对亚当斯来说，潘恩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极其令人讨厌的“猪与狗交配的杂种”，亚当斯认为潘恩贬低了美国大革命取得的成就。 [851] 几十年来，亚当斯一直坚持自己对“混合政体”和“贵族制”的信仰。在1820年马萨诸塞州大会上，亚当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信仰，并与年轻的保守派丹尼尔·韦伯斯特结盟。 [852]

图9　约翰·亚当斯(1735—1826)， 1793年由革命战争艺术家约翰·特朗布尔(1735—1826)创作。图片来源：国家肖像画廊，史密森学会/艺术资源，纽约

像洛克一样，亚当斯认为，对权威的武装抵抗只有由“全国所有阶层中更伟大、更明智的人”领导，而不是由“国家的邪恶民众或暴徒”领导，才能发挥其效力。新的马萨诸塞州宪法否定了民主，亚当斯采用了将“混合式”和英式的“贵族制”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制衡机制、两院制结构和反民主的保障措施。亚当斯认为总体来说这些措施对美国的政治团体来说是必要的，其中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定尤为必要，因为这一限定将大多数潜在的白人选民排除在选举权之外，这导致在那些已经缺席投票的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未满足选举权资格的选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马萨诸塞州和缅因州偏远地区的不满)。更为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定条件被用于选举州参议员和竞选州政府的人员。亚当斯认为，必须维护共和国世袭“贵族政府”(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并使之制度化，以平衡行政权力和人民权益。 [853] 新的州参议院，只能由建基于丰厚财产之上的“非正式贵族政府”的人们选举产生。

尽管亚当斯是一位真诚的共和党人和启蒙者，但他通过以上方式，在1775年之前，把政治权力集中在波士顿商界精英和大地主手中。 [854] 除此之外，他的典型特征还在于他是强有力的执政官或首席“代表”，他有权限制两个立法机构，这一特权对于像杰斐逊这样激进的共和党人来说尤其令人不悦。 [855] 在亚当斯的原始计划中，预期的“州长”甚至可以遴选州民兵指挥官，不过这一权力后来被起草委员会删除，因为它严重偏离了人民主权的原则。 [856] 马萨诸塞州的新宪法是一份长达50页的小册子，它通过建立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模型，从而为未来的美国宪政发展设定了模式，但这也加剧了“传统共和党”绅士统治与民主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将“混合政体”与1774年后的美国和欧洲共和主义中更为平等的体系相对立。 [857]

虽然亚当斯认为，对宗教的制度化支持是一部好的宪法不可或缺的支柱，但亚当斯并没有把对宗教的支持(保证对公理会教会提供强制性的公共财政支持)加入宪法的关键性条款。这项条款让激进分子甚为反感。在山姆·亚当斯的倡议下，宪法修正案加入了以下条款：确保信仰自由，使所有人都有义务“崇拜至尊存在，宇宙的伟大创造者和保护者”，为神职人员支付报酬，尊重安息日，要求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代表都要接受考验以及宣布他们信仰“基督教”。尽管起草委员会后来淡化了坚定的“敬神职责”，但是，主要的官员仍必须明确肯定基督教福音的真实性，这意味着亚当斯正式从政治生活中排除了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犹太人和其他人(佛教徒、穆斯林、儒家等)。因此，亚当斯的宪法远离了世俗主义、平等和充分的言论自由。

1780年7月，在第二次短暂停留巴黎后，亚当斯转移到荷兰联合省—— 一个曾在17世纪其黄金时代异常强大且充满活力的共和国，当时联合省毗邻“新荷兰”(后来的纽约和新泽西州)，它殖民统治着南非、圭亚那、库拉索岛、其他加勒比海群岛、锡兰、印度南部的几个飞地，以及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到了1780年，荷兰联合省已不及17世纪时强盛，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外交论坛和出版中心，也是国际金融和贸易的重心。虽然亚当斯目前仅仅是美国的非正式代表(国会尚未在荷兰设立代表团)，但他的目的是“无论是出于政治考虑，还是为我们的军队提供财政和物资贷款以及军队的供给，我们的国家都不应过度依赖法国”。1781年4月之前，他先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然后到了海牙，之后在莱顿居住，最后，亚当斯以“大使”身份辗转回到海牙。 [858] 亚当斯曾多次住在莱顿——在这个时期，他的大儿子、后来的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正在读大学——对他来说莱顿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这是朝圣者的祖辈们在1620年移民到新英格兰之前寻求避难的地方。 [859]

亚当斯与荷兰——唯一有可能向陷入财政困境的美国提供大笔贷款的国家——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当时法国法院几乎破产，西班牙也拒绝直接与美国打交道。然而，荷兰社会分裂严重。自1751年以来，奥兰治王子威廉五世(1748—1806)和他的宫廷贵族，与荷兰和泽兰当地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寡头集团越来越格格不入。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寡头，为防止英国权力的过度侵犯，急于捍卫他们一直享有的广泛的海上和商业利益。英格兰和奥兰治王朝之间的长期联盟可以追溯到1688年，这一联盟保证了英国为无序失调的荷兰旧政权(特别是奥兰治党的权力和王朝)提供支撑。但是，联盟是以荷兰近乎完全屈从于英国的利益为交换条件的，再加上荷兰对海上和殖民地的霸权，这使得城镇寡头们极为不满。

最近，圣·詹姆斯法院和海牙法院之间的协议，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自美国战争爆发以来，用于打击英国人的火药、枪弹和武器，通过几个荷兰加勒比海前哨基地，特别是圣尤斯塔提斯，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为美国人提供便利的通道”。 [860] 1774年10月，英国禁止一切从欧洲向殖民地运送武器和火药的行为。但随后的报道证实，外国人(通常是荷兰人)的大炮和火药继续以惊人的数量送达“叛乱分子”手中。富兰克林从巴黎发出的新闻报道经常以同样的渠道抵达美国。1776年11月16日，当美国国会的一艘军舰驶入港口时，圣尤斯塔提斯的州长，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用鸣炮礼的方式向星条旗致敬的外国官方代表。 [861] 在1778至1779年的十三个月期间，随着美国军火贸易的迅速发展，进入圣尤斯塔提斯港的船只数量达到令人震惊的数目——3182艘。 [862] 这种颠覆性违禁品的长期流动和不断增长，将荷兰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以共同反抗大英帝国的商业体系，这使得圣尤斯塔提斯成为英国重商主义与美国和荷兰之间的冲突的关键。

伦敦方面非常气愤，要求荷兰的总督停止大规模武器、弹药的贩运，并关停在圣尤斯塔提斯进行弗吉尼亚州烟草、靛蓝和现金交易的海军商店。1775年3月，表面上看，圣尤斯塔提斯的州长顺从了总督的意愿，即禁止从荷兰向北美出口弹药，但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市政府拒绝遵守这一条约，他们引用了1674年的《英荷和平条约》(时值英格兰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必须以不利的条件签订合约)，授权荷兰船只运输任何类型货物给与英格兰交战的第三方。对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的不满，加剧了荷兰人对总督许可令的反对，总督许可英国“自由通过我们的土地，以运送英国雇用的、用来与美国人作战的德国奴隶(即黑塞雇佣军)”。 [863] 阿姆斯特丹对美国大革命的同情，不仅引发了阿姆斯特丹与奥兰治王室间的摩擦，还在不同层面上引发了1572年由奥兰治首位威廉国王领导的荷兰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最后，它加剧了南非的白人定居者的不满情绪，白人定居者谴责那些当权者和“贵族”对外国势力的屈从、垄断的殖民贸易以及不宽容的加尔文主义教会权威。在亚当斯到来之时，荷兰的社会已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 [864]

荷兰人对美国政治充满热情，他们为美国对英国的蔑视，以及美国经济的独立而欢呼雀跃，这些都使得荷兰国内本已复杂且日益紧张的政治局面变得更为严峻。驻巴黎的美国委员——富兰克林、亚当斯(迪恩被召回费城)和亚瑟·李——的信函中提到，要求联合省加入法国，并与美国签署友好条约，这也是自1778年4月以来，一直在荷兰的镇政府中流传着的消息，此举激怒了奥兰治党和英国大使。荷兰总督和英国大使怀疑富兰克林与阿姆斯特丹秘密勾结，将琼斯的海军中队带入荷兰水域，以期进一步扰乱英荷关系。 [865] 1779年9月，美国海军在约克郡海岸附近的法恩堡岬海战中取得胜利，这令英格兰与联合省之间长久以来积蓄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富兰克林报告道：“我们舰队指挥官的船，即博诺姆·理查德号，已如此破旧不堪，以至于它无法继续漂浮，船上所有人都被带走了，在交战的第二天船就沉没了。” [866] 但是，法国-美国船队的残骸横渡了北海，并于一周后到达停泊港，随行的还有几艘被捕获的英国船只和近四百名英国囚犯。实际上，琼斯曾与富兰克林和法国人签署了秘密指令，在指令中，琼斯要求在荷兰海域寻求庇护，以便获得荷兰的实质性认可并进一步挑衅英国。

英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俘虏的船只和囚犯，荷兰议会的答复是，中立派迫使他们推迟任何关于琼斯资助的合法性的决定；不过，他们同意拒绝使用武器，并且一旦其船只能够出海，琼斯就可离开。与此同时，无论走到哪里，美国海员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几乎都已经停滞，”一名水手报告说，“在街头，无数人大喜过望，他们沉迷于观看征服英国的美国海军。” [867] 令总督烦恼的是，路易十六着手干预此事，路易十六坚持认为琼斯的船只是一支美法联合部队，并且将他们全部置于法国旗帜之下(富兰克林同意使用双方的旗帜)。由此，琼斯的海军中队获得荷兰认可的希望破灭了，这激怒了琼斯，他拒绝在其船上看法国皇家的代表色。不过，在12月底，只要琼斯的船只把美国国旗降下来，中队就可以安全回到法国，这令琼斯感到非常满意，“荷兰和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除了荷兰的一些船主外，现在没有什么能使荷兰保持中立了，这些船主几乎正以飞快的速度扩大他们在整个欧洲的贸易……尽管如此，荷兰人仍支持我们，也支持这场战争”。 [868]

1780年4月，在亚当斯到来前不久，荷兰议会愤怒地正式否定了英荷同盟的提议。英国和联合省的冲突随即爆发。但琼斯注意到，经济利益并非引发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的最主要的因素。相反，经济因素对维护英荷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许多进行殖民地贸易的荷兰船主和投资者纷纷抵制支持美国的商业利益的行为，这些人害怕与英国发生冲突，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然而，对美国的事业充满热情的荷兰市民，在面对他们国家的谦卑态度和地位下降的处境时，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慨，这是一种在英荷同盟背景下重新燃起的蔑视和抵抗美国大革命的集体冲动。对于亲美的荷兰反对派而言，他们要采取的行动是一种高风险的策略，这一策略最终有可能使威廉五世名誉扫地，并将荷兰共和国从欧洲宫廷的阴谋和野心中解脱出来。他们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就是通过战争，特别是仿效美国人的革命精神和活力，从而有力地重振荷兰的爱国主义、国家地位、航运和商业。对于英国而言，与荷兰人的战争虽然没有使英国从主要冲突中分散精力，但这场战争给英国人提供了一次良机——夺取荷兰殖民地和商船队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和威望，这是一个弥补英国在美国遭受的挫折的良机，只不过要以牺牲荷兰这个繁荣而有威胁性、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劣等地位的对手为代价。此时荷兰受到愤怒的祖国民众的驱动，但这些民众对英国势不可挡的海上霸权缺乏现实层面的全面认知。

殖民危机、南非和“燎原之火”(1780—1784)

显而易见地，荷兰共和国已经跌跌撞撞地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从而导致其贸易和帝国遭受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毁灭。 [869] 在战争中，奥兰治派呼吁共和党人支持乔治三世，反对美国“反叛分子”和法国，以此来安抚英国，并迅速改变立场，由此，战争带来的挫败加剧了荷兰内部的政治危机。1782年2月，亚当斯向费城报告道，“英国党派”希望“共和国与英国一道，加入对抗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王室希望这能行得通，但结果令他们近乎绝望。跟王室抱有相同期待的，还有一些英国证券的大股东和几家为英国政府服务的大商铺”。 [870]

在荷兰和荷兰的殖民地，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且在国际上引人注目的分歧。“几乎为数一半的共和国民众都是这样的，”亚当斯解释说，“每天都对法国恶语相向，而另一半则反对英国。但不论哪一方都没有公开宣布反对美国——这个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受人尊敬和喜爱的国度。”亚当斯指出，支持美国的反奥兰治主义者组成了“温和派”，这一团体(最初)是由规模较小的民主党人组成，他们希望“取消总督制”，减少对殖民地公司的控制，以及使“人民”拥有镇政府的“选择权”。亚当斯本不喜欢这种附属性民主，他一开始就认为这个团体并不会构成严重威胁：“我认为这些人占比非常小，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富于机智和天赋，但他们的权力微不足道。”亚当斯对这些富于机智和天赋的“极少数人”心存质疑，但他不得不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这些“极少数人”在政治上是与美国事业和革命原则相结合的唯一可靠的人群。 [871]

为荷兰王室、狭隘的寡头政治和殖民统治的利益而斗争的奥兰治王室支持者，得到了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荷兰归正教会，以及受教育程度最低、最贫穷人群的拥戴，这些人对王侯之家和公共教会的崇拜依然根深蒂固。相比之下，奥兰治的反对者得到了众多新教异见者和天主教徒的支持，这些反对者和天主教徒不满于已经建立的教会，他们由一群政治新人、知识分子和反叛教徒领导，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启蒙理想并以美国为榜样。考虑到亚当斯的官方属性，其战略必然要与反奥兰治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不过，反奥兰治主义阵营采用了与亚当斯截然不同的方式来颂扬和效仿美国大革命，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所支持的政治理论过于激进，不符合亚当斯的喜好。亚当斯提到的这些人中，有一位成为了他在荷兰的主要盟友之一，他就是安托万-玛丽·西西里(1749—1828)。西西里是一位自1774年以来一直居住在荷兰的法国人，他热衷于并且沉浸在卢梭、马布利和雷纳尔的思想中，他是《联合省通史一览表》(共十卷，乌得勒支，1777—1784)的作者。《联合省通史一览表》是一部关于共和国的通史(也涉及对法国机构的批评)，是亚当斯用于研究在复杂的荷兰政治体系中如何自我定位的书籍。正如亚当斯所说，一位重要的公关人员“拥有最真实的自由原则和自由思想，并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美国事业”，他会谴责英国的自命不凡、暴政和殖民统治，并且会成为最重要的宣传者之一。 [872] 西西里将他的阿姆斯特丹期刊《荷兰政策》变成了民主和亲美思想的主要载体， [873] 他宣称美国大革命是人类最佳的发展方向。这十三个新的“州”，其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荷兰共和国的二百万，这些新的“州”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并将使人民受益。早在1778年12月，西西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就宣称，要削弱“傲慢的力量”(英国)，因为英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商业和海洋的普遍君主制”。 [874] 每个国家都拥有自由权利，因为自由是国家稳固和繁荣的必要条件；自由意味着只服从促进“社会福祉和经社会许可”的法律。 [875]

由于欧洲国家未能纠正不正之风、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以及困扰其海外附属国的专横政府，西西里希望各殖民地的所有人民都奋起反抗帝国的主宰者，并对抗“暴力主义”。西西里坚持认为，在荷兰、圭亚那(苏里南)和南非， [876] 殖民者已经开始躁动不安。在南非，当地白人抗议荷兰东印度公司强加的残酷的殖民政策，这是美国大革命爆发的最初动力。小型独立农民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摩擦，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期，但直到美国大革命爆发之后，这一矛盾才对商业构成真正的威胁。在好望角的反殖民运动中，最重要的发言人是约翰内斯·亨德里克·雷德林胡斯(1756—1802)。雷德林胡斯是一位校长，后来他成为一名积极的民主党领袖、“温和派”批评家和荷兰的宣传员。 [877]

位于非洲南端的荷兰殖民地(即开普敦殖民地或“两海间的驿站”)建立于1652年，在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开始之际，该殖民地的建立是为了确保荷兰东印度公司所称的联合省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重要通道。南非在荷兰海运帝国中的职能主要是战略和后勤作用，它为外运和返回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车队提供水和其他补给品。由于南非当地没有合适的黑人劳动力，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经常鼓励来自荷兰北部内陆和贫困地区的白人农民在此定居，并准许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土地，从而使开普敦成为自纽约和新泽西被称为新荷兰以来荷兰唯一的殖民地，在这片殖民地上，白人殖民者用自己的双手工作，至少最初是这样。随着殖民地逐渐扩大，南非的农场、果园和葡萄园蔓延到开普半岛之外，于是胡格诺派和德国路德派人士陆续抵达，以补充荷兰定居者的数量。按照美国的标准，截至1780年，来自欧洲的移民人数仍然很少。但由于每年有数十艘船只停靠开普敦，这些船只或向外航行至南亚，或从南亚返回，这使得奴隶劳工的需求量急剧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劳工开始主要从西非进口，他们在较大的农场上承担了许多或大部分劳务，这也成为南非社会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

18世纪后期，引发动乱的潜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南非白人，这无疑是该地区特有的现象。尽管在苏里南和六个荷兰加勒比岛屿上的知识分子和专业精英对美国大革命抱有浓厚兴趣，但南非的独立白人小农场主的不满和抱怨，却足以成为刺激人们抗议、抵制和武装反抗美国的主要因素。人们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所施加的严苛的重商主义制度越发怨恨。这尤其体现在公司对进出口的垄断，以及制定向公司出售农产品的规则、关税、价格和程序等方面。在殖民地的事务中，白人定居者只有最低限度的参与权，这早已引起他们的不满。公司希望将南非的进口商品的价格保持在高位，而将当地农产品的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也造成人们对公司规定的长期不满。 [878] 但在18世纪70年代后期，情况变得比以前更令人难以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规定犹如对公民权利的侮辱。尤其是继续把当地人排除在开普敦执政委员会之外的规定，使殖民地成为美国大革命信条和思想的沃土。在奥兰治总督乔钦·范·普莱滕贝格男爵(1771—1785年在位)的领导下，开普敦举行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反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的行动，这些都与美国大革命的表率作用密切相关。 [879]

自1747年以来，南非的殖民地官员一直是由总督遴选出的，他们总是站在奥兰治主义者和反民主人士的立场上，在荷兰与英国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殖民地人民对荷兰爱国者和美国事业的认同，并且推动了当地反对奥兰治党的情绪。总督通过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大议会”来统治殖民地，议会议员都是公司代理人和官员，这使得殖民地民众丧失了代表人。为动员民众对普莱滕贝格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抵抗，自1778年起，殖民地民众在开普敦和斯泰伦博希(南非第二古老，也是第二繁华和重要的荷兰小镇)定期举行秘密会议，该地区主宰着17世纪后期胡格诺派建立的南非葡萄酒业。1779年，代表们在私人企业的掩护下被派去向共和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主管提出正式的抗议请愿书。但事实是，此举毫无结果，随后这些反对者强化了他们争取更大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权利运动，并开始向海牙总统请愿。

1783年，一部名为《荷兰的非洲，源自好望角殖民地的国家历史和政治史》的著作在荷兰以法语(很快以荷兰语)匿名出版，这部轰动一时的322页的著作与雷德林胡斯紧密相关。该书提醒公众和城镇寡头，“英美人可以被两个印度(东方和西方)的殖民者模仿”，特别是在南非殖民地，那里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反抗暴政，美国大革命的“范例可能会变得更具感染力”。 [880] 据说，这本书的作者弗朗索瓦·伯纳德，是一位精通雷纳尔和历史哲学的学者，伯纳德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南非的政治、财政和经济状况。该书运用激进启蒙运动的豪言壮语向读者保证，“哲学”，即开明的理性，现在让欧洲人意识到基本的普遍权利和专制的罪恶，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制都已经缓和了他们先前的绝对主义态度，残留的只是旧有形式下受重商主义专制统治的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世界。但是，即便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欧洲殖民者也比当地人更加“迷信”民主思想，他们不再服从于“可怕的专制统治”。美国人树立了打破压迫和不公正政府枷锁的榜样，这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在南非，公司的代理人和官员正在施加令人难以容忍的压迫，如果荷兰东印度公司“继续授权他们施行不公正行径，殖民者将会反抗并将为自己争取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将失去殖民地，其损失也必然导致东印度群岛上所有(荷兰)商业的毁灭”。 [881]

雷德林胡斯是南非殖民地派往荷兰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们在1785年5月向荷兰各州州长发表了正式讲话，以强调“卡普斯·马尔康顿”或南非持不同政见者的具体要求。根据这位激进民主人士的说法，南非是一块被压迫的土地。但代表们很快就发现，开普敦的白人定居者已严重分化。实际上，奥兰治和改革教会都不乏有力的支持者。

西西里和《荷兰的非洲》一书都认为，苦难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这与《历史哲学》相呼应，这主要是因为过多的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君主、寡头和贵族手中，欧洲以外的商业无不受到排他性垄断和狭隘的特权服务(主要服务于既得利益者)的影响。然而，美国大革命促成了荷兰及其附属地与美国和法国之间的长期联盟，这一联盟最终将打破帝国重商主义的束缚，并使整个新世界和旧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美国的例子可能会影响到与美国人持相同立场的各国人民，促使他们推翻剥削制度——除了带来压迫性税收和遏制个人自由之外，这些制度对人民而言没有任何用处；最终，美国的榜样作用会导致自由共和国和开放贸易取代令人完全不满意、充满压迫的现有秩序。一旦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君主制、贵族、教会和宗教裁判所，伊比利亚美洲肯定会更加快乐和自由，并且可以预期的是，作为连锁反应的一部分，其他地方，譬如之前的法国、英国、葡萄牙以及荷兰的殖民地，也会如此。 [882] 那些摧毁了新世界(西班牙人)原住民的罪行，肯定会被北美增长的人口所抵消，从而取代“由于欧洲的压迫和残暴而消失的南美洲人民”。 [883]

就像《历史哲学》，西西里大胆假设美国会让世界各国自由进入其港口，并期望其他国家也能这样做，美国将推动所有国家开放自己的港口以实现自由贸易，从而永久摧毁重商主义的君主制。重商主义的君主制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已经被强制实施，荷兰人也将这一制度强行加诸自己的殖民地，但同时，荷兰人却在其他地方坚决抵制这一制度。目前，开普敦为南非殖民者提供的好处极少，依据《历史哲学》所言，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这些殖民者施行了可恶的暴政。激进的《历史哲学》建议，在未来，开普敦应该成为宽容待人、热情好客的典范。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其员工和自由公民的“恶劣对待”，其造成的真正后果是腐败的“蔓延”，并使公司每项事务都受到损害，从而促使其殖民地、驻军和船员的状况迅速恶化。从长远来看，一个更自由、更温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是荷兰人捍卫和保留好望角以及公司在锡兰和其他地区的据点的唯一可行方式。 [884] 如果开普敦允许所有国家的船只自由出入，那么南非的殖民者也可以与北美展开贸易，由此，开普敦殖民地将会成功吸引到其他地区的新殖民者。

《历史哲学》的作者们声称，该书从哲学角度提出了意义深远的建议，这纯粹出于他们对“国际民主党”的热爱。 [885] 对殖民地和商业的争议是18世纪各个国家间互相戒备、竞争和战争的主要起因。西西里和说荷兰语的非洲人一致认为，尽管美国大革命正在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做准备，但它同时摧毁了英国在大西洋的重商主义制度。最终，通过效仿美国的例子，所有殖民帝国都将成为“世界和平与民族的幸福之源”。 [886] 一旦获得独立，美国将推动改善海上和商业扩张的旧有进程，这一过程将与预期的政治变革一同进行，这将使整个世界更加幸福、繁荣、和平。 [887]

正如雷纳尔、狄德罗和潘恩一样，西西里也把美国的反抗与最近英国在印度的强力扩张联系在一起，西西里指责英国贪婪地在整个东方伸展着它的触手，到处挑起战争并强制施行其无以复加的压迫性殖民制度。在孟加拉，英格兰制造了一场“令人反感”的暴力事件，它制造的暴行甚至比西班牙在新世界所制造的要更为严重。 [888] 然而，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英国人民。西西里谴责英国的极其“腐败”的法律和重商主义帝国体系，这再次与《历史哲学》和狄德罗呼应。英格兰也不乏像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这样“通情达理的人”，他们知道英国无法在不增加“政府镇压力量”的情况下维持世界各地的大规模统治权，或者说，如果不建立军事化暴政，就无法向叛逆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施加压力。最终，专制主义将会扩展到英国社会本身。 [889] 西西里预言，征服殖民地并维持其在印度的暴政，将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专制贵族政府”，并最终演变成绝对的君主专制。 [890]

西西里的立场与《历史哲学》和《荷兰的非洲》的立场一致，但与身为英国和荷兰殖民体系的最著名的捍卫者、富裕的阿姆斯特丹贵族、亲俄主义启蒙者以及经济学家的艾萨克·德·平托(1717—1787)的立场截然相反。 [891] 自1776年以来，艾萨克·德·平托一直坚持不懈地维护着美国的独立性，这将对荷兰的政治和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平托认为的人民主权的错误原则使荷兰人感到愉快而满足，这些荷兰人似乎忘记了帝国贸易和殖民地对其共和主义和繁荣发展起着决定性影响。毫无疑问，支持英国对荷兰人有益，英国的政治宪法、混合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是“令人钦佩的神圣所在”，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设计。 [892] 如果美国“反叛分子”取得胜利，他们将煽动整个新世界，包括库拉索岛、苏里南岛、牙买加岛、马提尼克岛、圣多明各岛和瓜德罗普岛，“西印度群岛的所有欧洲财产都将被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还将毁掉荷兰的商业——“这个共和国不再夸耀它的财富和伟大!”美国叛乱威胁了欧洲所有的政治制度、殖民帝国以及荷兰的海上贸易。因此，“西班牙、葡萄牙和所有欧洲国家都应加入英国”，以“防止或至少推迟美国的独立”。 [893]

第四次英荷战争通过将英国资源从北美转移出去并增加一个额外的盟友的方式，来帮助美国。然而，战争对荷兰贸易体系和两大殖民地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此巨大，以至于后来这些公司再也没能恢复过来。自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直至1796年破产。在荷兰的殖民地上，美国战争还摧毁了旧政权和公司统治体系，并在美国大革命理念的基础上给殖民地注入了革新的希望，这一点在南非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拉姆齐记载道：“与荷兰的战争正得到解决”，“英国复仇风暴首先在荷兰的圣尤斯特歇斯岛爆发”。 [894] 1781年2月，在英国海军上将罗德尼指挥下，英国军舰出现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的大自由港”，这支军队旨在切断荷兰弹药供应的主干道。岛上60人的小型驻军甚至还未听说此事，敌对行动就已经爆发了。无论如何，荷兰人想要抵抗罗德尼的强大的3000人的突击部队，可以说毫无可能。圣尤斯特歇斯港的所有商船——130艘帆船，包括悬挂星条旗标志的60艘船，以及许多满载烟草的船只都被带走，还有几十艘后来被用简单的装置引到了海湾，这些船悬挂着荷兰国旗在海湾停泊了一个月。罗德尼还允许其手下洗劫圣尤斯特歇斯港口，他们称该港口是“捕食大不列颠要害的毒蛇窝”，“对英格兰的伤害超过了它最强大敌人的所有武器，并且它还支持了臭名昭著的美国叛乱”。 [895] 大量弹药被缴获，其中包括数千吨的索具。两千多名美国水手和商人被拘留在甲板下，罗德尼在萨巴和圣马丁以及周围地区捕获了另外40艘船只，另外两个荷兰北部的安的列斯群岛同样被迅速占领。总的来说，罗德尼在加勒比地区侵占(并掠夺)了大约250艘法国、荷兰和美国的船只。他很高兴地告诉巴巴多斯州州长：“法国、荷兰和美国将最大限度地感受到英国带给它们的这一打击。” [896]

1781年5月14日，伯克在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斯塔提乌斯”演说，伯克谴责英军在圣尤斯特歇斯的大规模掠夺，以及将犹太人称为“生来就是被特别怨恨的对象”的行为，伯克将这些行为斥为“非人的严苛”和“暴政”。罗德尼被判驱逐出境后，岛上的西班牙系犹太人社区中有101名男子被指控与美国叛乱相勾结。他们在被驱逐出境前一天接到通知，他们“被命令交出自己商店的钥匙，留下他们的财富和商品，并且在不知道去往何处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岛屿”。 [897] 美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犹太人的掠夺金额，估计在300万到400万英镑之间。 [898] 同样令英国王室的部长们感到满意的是，罗德尼将他的部分部队派遣到了西部的圭亚那，并占领了荷兰殖民地埃塞奎博、德梅拉拉和伯比斯。 [899] 由此，罗德尼被正式晋升为贵族，每年获得2000英镑的高额养老金，尽管后来他的荣耀被美法联军的光芒抹去了——罗德尼在尤斯塔提乌斯的长期停留提高了法国海军中队在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湾的支持率，使美国和法国的联合部队能够将英国人赶到约克镇。

但如果说英国的转向促成了法美的胜利，那么它对减轻荷兰人的屈辱则毫无帮助。1781年11月，荷兰在印度南端的主要基地——尼加帕特南要塞镇和附近的荷兰堡垒，被英军占领，并遭炸毁，只留下残垣断壁、瓦砾遍地。印度南部的前荷兰飞地被英国的马德拉斯管辖区所兼并。当然，英国人还计划占领南非，但乔治·约翰斯通准将领导的舰队在佛得角群岛被同样驶往南非的法国舰队拦截。在随后的波尔图-普拉亚战斗中，英法两军打成平局，但法国人的舰队率先抵达了好望角，增强了荷兰驻军的军事力量，以防止其在此地遭遇失败。 [900] 尽管如此，这也充分证明了荷兰统治期间南非(外部和内部)的不稳定局势。1795年，当英国人努力恢复对殖民地的占领时，巴特维亚革命席卷了旧的荷兰联合省，并将总督流放到了英格兰，南非的新政权试图在英军到来之前让法国舰队就位，这一努力最终宣告失败，殖民地就此陷落。引人注目的是，在开普敦，并没有奥兰治党和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把支持英国占领开普敦，作为捍卫奥兰治王子和传统寡头政治策略，以及击败民主人士、美国人和爱国者的一种方式。 [901]

“温和派”与民主党人

荷兰国内民主革命从1780年开始逐步发展，到1785年，革命部分地摧毁了总督的权力，改革了城镇民兵体制，并驱逐了旧有的寡头政治。 [902] 邻国的温和派、反动派和激进分子仔细分析戏剧性不断升级的荷兰局势，因为如果荷兰的旧制度解体，并且海牙的奥兰治王室人员的权力被削弱，英国和普鲁士都将损失很多利益。亚当斯在荷兰推动美国事业的努力——将美国大革命编织进18世纪晚期欧洲最重要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罗网中，这是欧洲第一次重大的民主革命——使得荷兰内部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复杂化。美国大革命以这种方式嵌入了第二次“荷兰起义”，这场起义遍及整个欧洲西部，对跨大西洋两岸的世界影响深远，不过在一些人的眼里，英国和奥兰治王子站在西班牙和阿尔瓦公爵一侧。

为了打好美国的宣传战，亚当斯招募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队伍，其中包括西西里和胡格诺派编辑、学者让·卢扎克(1746—1807)，卢扎克是《莱德公报》的所有人，《莱德公报》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荷兰报纸，也是欧洲少数公开支持美国事业的报纸之一。在所有欧洲期刊中，《莱德公报》是第一个出版《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8月30日)的，它每周发行两次，发行量超过七千份，其读者分布在整个欧洲，作为舆论的重要载体，它明确无误地表示出对新共和国宪法讨论的浓厚兴趣。 [903] 1780年10月3日，该报刊登了多年前亚当斯起草的马萨诸塞州宪法的法文译本，这使它成为爱国者和被约瑟夫二世的独裁改革激怒的比利时激进派(和保守派)持续讨论的话题。 [904] 卢扎克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儿子，当时十三岁)的朋友，同亚当斯一样，昆西也赞成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倡导非正式的贵族统治，以及在美国和荷兰实行分权。亚当斯通过小仲马，定期在《莱德公报》上发表支持美国的报告和文章。小仲马是富兰克林于1775年在荷兰招募的美国代理。

小仲马作为美国的代理，负责组织弹药运输并充当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中间人，他也是亚当斯缺席期间的临时代办，他直接向费城汇报情况。 [905] 尽管他对“老魔法师”(富兰克林)和琼斯(小仲马认为他不过是富兰克林的海军傀儡)感到厌恶， [906] 但亚当斯赞扬小仲马是一位“文人墨客”。总而言之，卢扎克的《莱德公报》被证明是对抗英国和德国媒体上谴责美国大革命和荷兰民主运动的大量不利宣传的有力工具。即便如此，亚当斯和卢扎克偶尔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情况。特别是卢扎克，当虑及他的报纸的利益而非美国的利益时，或者宣扬其观点，即美国可能不会获得完全独立时，亚当斯和卢扎克的意见就会不一致。1780年末，时值美国经济低谷期，卢扎克报告说，由于南方军事失败和美洲原住民对边境的进攻，国会的财政状况正在迅速恶化。卢扎克预测美国可能需要做出让步，正如约克镇之前的许多州那样，只留下一部分州保持独立，就像1609年低地国家的七个北部省份从西班牙手中赢得了独立，而荷兰南部(比利时)仍然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亚当斯非常生气，他不希望《莱德公报》发表任何令人沮丧的新闻，尤其在他寻求荷兰贷款的关键时期。 [907]

亚当斯的另一位密切合作者是弗朗索瓦·阿德里安·范·德·坎普(1752—1829)，范·德·坎普是一名反加尔文主义的传教士，也是反奥兰治爱国党的主要宣传者，他是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荷兰宣传美国大革命的官方时事评论员。范·德·坎普的《与北美13个州有关的小册子集》(莱顿，1781)传播了有关美国大革命的知识，并全面介绍了反奥兰治主义者和民主人士。 [908] 范·德·坎普为世界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范·德·坎普在讲坛上宣扬，荷兰人应与美国人联合起来反抗奥兰治党和英国的压迫，荷兰人将抵制“民族性格的堕落，检查道德腐败并压制暴政的种子”，从而恢复荷兰那“奄奄一息的自由”。与美国结盟将重振荷兰的贸易并“恢复莱顿的昔日辉煌”。他在1782年发表的一篇布道中宣称：“美国是神的旨意，只要荷兰人民追随美国的脚步，准备好被改造信仰及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被治愈。” [909]

“阅读了他的一些著作，并且对他的名气有所耳闻，”亚当斯在抵达荷兰后不久就找到了西西里，并且“向他提供有关美国事务的情报和信息”。“并向他介绍了他的所有从美国来到荷兰的熟人。他从中获取了大量有关我们事务的真实信息，尽管也许还存在某些认识偏差。他的作品为美国事业树立了一座丰碑，”亚当斯于1782年5月补充道，“比黄铜或大理石更光彩、更耐用。他的作品如同神谕般被诵读，他的思想连续15个月，每周都在公报和小册子上用法语和荷兰语进行传播。” [910] 1782年2月，亚当斯将西西里推荐给马萨诸塞州艺术与科学学院，并誉其为“欧洲最伟大的智者和历史学家之一，也是我所见过的最符合美国精神的人”。 [911] 令亚当斯尤为高兴的是，他在1784年2月向西西里保证，将“马布利、雷纳尔、西西里、普赖斯的写作内容转向政府议题。我希望欧洲所有学院都采用相同的主题，因为我认为社会科学远远落后于其他艺术与科学”。 [912]

与西西里和南非的鼓动者以及亚当斯完全不同的是，德·平托发表了一系列受到广泛阅读的谴责美国大革命的小册子。但同他们一样，德·平托也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捍卫者，对德·平托来说，启蒙运动是那个时代的荣耀，“诺斯哲学的现代性”已经构成了一种普遍的人性、宽容和现代的精神。平民百姓再也不能被社会精英阶层公开剥夺他们的利益，并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群体。就个人而言，德·平托非常感谢《哲学》让他——作为一个基督教社会的犹太人——公开参与公共辩论。无论王室大臣的意图如何，他们现在不得不放弃过去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受过教育的社会中，像路易十四这样宣扬神圣的权利、主张侵略和褊狭的暴君，将不再拥有崇拜者和支持者。启蒙运动无疑是一场思想革命：“与过去的任性而残暴的原则截然相反的箴言”已得到普遍认同。 [913]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现在所有政府都宣称要为他们的臣民提供最大利益，而非只关心王室的荣耀和教会的事宜。但同情“叛乱分子”的人正在滥用合法的“启蒙”信条，他们之所以采用对启蒙运动的不合理的解释，其目的就是为了煽动。支持美国的“反叛”意味着支持虚假和危险的原则，使启蒙运动脱离任何合理的节点，从而危及稳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 [914]

德·平托是“英国体系的伟大捍卫者”，他宣扬建立在孟德斯鸠的观点(即“通过扩大参与权利的范围”，走向民主和政治自由，从而毁灭自身)之上的保守的英-荷启蒙思想，这种启蒙思想与亚当斯的政治思想相似。同德·平托本人一样，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总是盛赞英格兰，而这恰恰受到西西里等人的无情诋毁。 [915] 德·平托的反对者之一是霍尔巴赫，在他的《社会制度》(1773)中，霍尔巴赫质疑，被追求财富的贪欲所驱使“而不公平地对待他人的人们”，以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利可图，就不顾一切地阻挠他人的自由的“傀儡”，是否能够拥有“关于自由的合理思想”，以及真正的自由——这意味着对公平和人性的热爱，以及“对人类权利的深刻认识”。 [916] 德·平托认为这个“宣言”所宣称的“英格兰的暴政”是可鄙的，这种宣言与雷纳尔、狄德罗和普赖斯等人对美国“反叛者”的“令人讨厌的赞美”不相上下。 [917] 这些作家正在扭曲人类启蒙运动的思想原则，将人性、宽容和节制歪曲成为恶性的、错误的信条—— 一种与洛克完全相悖的关于人与政府的理论，这种理论只对煽动叛乱和无政府主义有用。 [918] 德·平托借由英雄人物的观点，强烈反驳人民主权，以此打击民主思想，如洛克(“契约”不应与人民主权相混淆)和孟德斯鸠(“人民的权力”不应与“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 [919]

根据德·平托的说法，美国大革命违背了经验和先例，过分延伸了平等、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原则。虽然美国人颂扬洛克，但是，他们的革命绝非洛克主义，因为美国大革命促进了人民主权，而非君主与人民间的“契约”，而“契约”恰恰是洛克的政治理论的核心。通过虚伪地援引洛克的话——实际上像普赖斯一样反对洛克，美国大革命被认为是一场彻底的骗局，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卑鄙地在旧世界和新世界制造颠覆的工具。 [920] 如果苏里南、圣尤斯特歇斯、南非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居民仿效“反叛分子”，要求政治上的代表制，荷兰人不会像议会那般拒绝这样的请求吗？ [921] 德·平托的反对者驳斥道，如果政治自由是某种“自然权利”，那么德·平托称美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反叛分子”和残忍的“强盗”，又该作何解释？他们认为，议会严重违反了1688年的原则。如果“(光荣)革命的原则”能够为汉诺威王朝和英国宪法辩护，那么，德·平托及其英国赞助人宣称“美国人反抗了他们合法的主权”就不免令人费解。1688年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比1776年的乔治三世更不合法呢？ [922]

奥兰治主义宣传者对美国和反奥兰治主义者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们认为美国对英国的斗争是1572年反抗西班牙的荷兰起义的后续行动。1566至1609年的荷兰起义和美国大革命吸引了众多荷兰新教徒、德国和瑞士的支持者以及一些美国新教徒，并故意把支持牧师、德国的评论员、美国的欧洲委员以及荷兰的激进分子作为一项宣传策略。德·平托谴责将像多姆、歌德和席勒这样的启蒙者与荷兰“爱国者”做“可恶”的比较的行为，因为这一行为的结果是，在普通人心目中，荷兰“爱国者”变为一种使美国大革命叛乱合法化和英雄化的错误方式。受到开明的法律和新教的影响，英国人在美国的统治得到了议会的授权，没有任何理由将其与残忍可恶的菲利普二世的暴政、阿尔瓦和宗教裁判相提并论。另一位奥兰治主义的宣传者认为，与美国“叛乱”不同的是，荷兰起义是由一位虔诚的王子(奥兰治的威廉)领导的，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无可比拟的宗教，而非旨在颠覆皇权和公共教会。 [923]

西西里反驳道，美国大革命是荷兰起义的后继者，也是民主的荷兰爱国者运动的灵感源泉，他本人现在是“这场快乐革命”的杰出领导者。1778年，西西里在介绍其《联合省通史一览表》的第三卷时声称，当前是发表关于荷兰第一次反抗专制、压迫和褊狭的斗争(1566—1609)的最有利时机，因为当前美国人正在以“同样的影响，但更为迅速和彻底的成功”重振1572年的起义。 [924] 在1781年4月对总统的“纪念”活动中，亚当斯也利用了荷兰人对美国的这一热情。“如果国家之间曾缔结过自然联盟，那么两个共和国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联盟。”他回忆道，许多殖民地的早期定居者都是清教徒流亡者，他们首先“在这个国家发现了迫害者的庇护所”。从那时起，早期定居者向后人传达了对这种保护和好客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找寻到了宗教自由，而这些在英国是寻找不到的。“两个共和国的起源非常相似”，“一个似乎是另一个的翻版；因此，每个受教育的荷兰人都必须宣扬美国大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否则不啻为谴责其不朽的祖先的伟大行动”。对于任何“两个遥远国度的联合”，“从来没有比天意更明确的表述”。 [925]

依据多姆的说法，美国人不太可能媲美荷兰人在反抗西班牙期间所表现出的非凡英雄主义和决心。从美国发到德国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虽然美国人受到《独立宣言》的启发和“出色的作品”(如潘恩的《常识》)的影响，但在英国庞大的全球军事实力得到雇用的德国军团支持之前，他们正在节节败退。如果美国人踌躇不前，这些殖民地的“自由之子”将博得德国的一些同情；而这一结果会影响德国，对于“我们德国人”，多姆含糊其辞地补充道，仍然是“真正的自由卫士”。 [926] 审查制度迫使多姆食言：“我绝不是为了捍卫殖民地的权利而反对英国政府”，但是，他于1777年1月发表的《诺达梅里卡尼琴公司简介》，却让人怀疑“捍卫殖民地的权利”正是他的意图所在。尽管审查制度被强加于整个德国变得越发严格，这在表面上缓解了那里的争议，但多姆、韦克林、福斯特、韦德坎德以及其他激进的德国启蒙运动者，仍谨慎地在意识形态上与支持王室和法院的保守派作家展开斗争，这也是与英国王室的斗争。

在当时，美国大革命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国际性影响，只能在荷兰得到自由而公开的辩论。在其他地方，这一辩论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审查制度的限制，而在英国则受民众对王室的忠心的影响。美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在荷兰得到自由而公开的辩论，一个原因是荷兰享有新闻自由，另一个原因是荷兰辩论的规模和强度都很大。荷兰国内的政治分歧使双方对这一论战颇感不安，并进一步使温和与激进的意识形态集团相互对立。革命时期出版的荷兰小册子中，有20%的小册子(大约97篇短文)都围绕美国的冲突展开讨论。 [927] 但这些小册子中的观点总是一分为二，两相对立。如果说国际上最著名的荷兰期刊《莱德公报》支持美国大革命，那么在邻近的克利夫斯出版的在欧洲广为流传的《莱茵省信使》，则坚定地支持奥兰治主义。英帝国霸权的捍卫者习惯性地利用洛克和孟德斯鸠来捍卫“混合政体”和贵族统治，因此，借由敌对的政治思想体系以及18世纪80年代荷兰人(以及瑞士人)的政治斗争，启蒙运动的冲突得到了明确界定，这也使得民主人士在一场更加激烈的政治竞争中与贵族交锋，同时进一步分化出了启蒙运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

英荷战争明显加剧了荷兰国内的政治危机。另一位与亚当斯合作的著名爱国者领袖是琼·德克·范·德·卡佩伦·托特·登·波尔(1741—1784)，他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也是奥西泽尔男爵，他将普赖斯的思想翻译成荷兰语，并一直反对总督和亲英派。范·德·卡佩伦从1775年开始一直努力奋斗，是著名的国家代表之一，1779年以来，他与富兰克林秘密接触，以阻止荷兰总督在英国的要求下派遣共和国著名的“苏格兰部队”到美国作战。 [928] 1781年9月25日晚，范·德·卡佩伦在各个城镇分发他的小册子《致荷兰人民》，这本小册子对荷兰爱国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本重要的反对派小册子一再被重印，并迅速获得关注，但旋即被总督和国家禁止发行。后来，坎普回忆道，“当我在乡间宅第拜访他的时候”，他同我谈起这本小册子，他从莱顿那里“委托我进行出版和发行”。 [929] 范·德·卡佩伦的这本小册子的原创性不仅在于充满激情的言辞，更在于将奥兰治王子视为“巴塔维亚自由”的压迫者，同时将普通民众视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社会的核心(以及每个人的责任)是赋予人民“快乐”，社会成员“生而平等以及人人平等，没有人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 [930]

通过援引“北美十三州”，并平等地称赞美国爱国者和17世纪荷兰共和主义，尤其是巴纳费尔德、约翰·德·维特、荷兰黄金时代的自由和新闻自由，范·德·卡佩伦强调指出，人民需要有秩序、负责任的广泛的选举方式来选出他们的代表。尽管他也钦佩“瑞士的一些共和国”，但美国无疑是他的主要效仿对象。 [931] 范·德·卡佩伦在他的宣传册子中谴责了奥兰治暴君、特工网络和英国狂：“自从美国战争爆发以来，你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商人、我们的海员，以及我们整个祖国和它最宝贵的利益的？” [932] “现在这个国家正在酝酿一场动乱，”亚当斯告知国会，“政治小册子的内容令人特别兴奋，尤其是那本大的宣传册子”，他补充道。亚当斯的话意味着，《致荷兰人民》这本被分发到各处的宣传小册子，被每个人阅读和讨论，同样也被翻译成了英语。 [933]

自从范·德·卡佩伦和范·德·坎普通过政治鼓动的方式援助美国以来，亚当斯一直支持该行动。亚当斯和卢扎克称赞了18世纪80年代早期，在荷兰主要城市涌现的新公民民兵或自由民兵，这些人迅速成为传播和追求爱国者观点和目标的主要力量。这些民兵部队不仅选举自己的军官，还散发出一种全新的民主革命魅力，这些民兵部队的行动主要基于美国思想和爱尔兰模式。在莱顿，由范·德·坎普和其盟友彼得·弗里德(1750—1837)创立的自由民兵的活动方式和勤务轮值表于1783年春季成形。彼得·弗里德是一位布料制造商，也是著名爱国者宣传册的作者。范·德·卡佩伦、范·德·坎普、卢扎克、西西里、弗里德和小仲马都宣称，正是美国大革命将昏睡中的荷兰人唤醒，美国大革命不仅加速了荷兰的政治危机，还推动了公众意见的表达。然而，很快，亚当斯得出结论，在荷兰人和整个欧洲如何构思和预测美国大革命方面，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由于众多“转向民主原则的改变宗教信仰者”的突然出现带来了一些麻烦，亚当斯希望这些人避免“简单的民主，因为这是不可行的”。如果说“人民有权发声并分享思想，以及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就应当遵循“混合政体”、等级、财富和资产。良好的政府始终是帝国的混合体，它将君主制、寡头统治、个人、少数人、大多数人，以一种平衡的方式结合起来，就像1780年马萨诸塞州宪法那样。这是亚当斯最重要的宪法原则(并非富兰克林、潘恩或杰斐逊的原则)， [934] 亚当斯的贵族偏见还受到范·德·卡佩伦、卢扎克和荷兰爱国者运动中其他“温和派”的支持，但他的贵族偏见与年轻领导者的民主观相冲突，这些年轻领导者包括西西里、彼得·保罗、彼得·弗里德、约翰·瓦尔克纳尔、格里特·帕皮、瓦克尔·范·宗，以及阿姆斯特丹的持不同政见者艾尔霍文·范·达姆，卢扎克的姐夫、代尔夫特记者和鼓动者维博·菲尼杰(1750—1809)。

荷兰革命助长了相互竞争的温和派与激进派的羽翼，从这方面来看，荷兰革命丝毫不亚于美国大革命。荷兰人依据他们全新的人民主权和平等标准，谴责“贵族”和几乎所有现存的革命前的政治制度都是具有压迫性的和非法的。 [935] 从理性上讲，民主派的思想来源与美国激进倾向的来源相同。后来，在1795年，法国大革命的热心盟友、身为律师兼记者的威廉·艾尔霍文·范·达姆(1760—1802)经常引用雷纳尔、狄德罗、霍尔巴赫、马布利、潘恩、普里斯特利和普赖斯的思想，以推动激进民主的发展。到1783年，范·达姆使用了术语、非哲学来表示任何不民主、不宽容、君主制和与贵族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这个派系确信“哲学”本身就会产生“对人类的爱和人民的自由”，而亚当斯愈发对此表示怀疑。荷兰政治陷入了僵局，这使得知识分子有机会抓住人们对共和国的不满和挫败感，动员并指导改革运动。 [936]

从亚当斯的角度看，这些不同的爱国者集团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他们的分歧并进行合作，这使他陷入一种特殊的困境。显然，亚当斯不可能与奥兰治党或“英国党”保持一致；范·德·卡佩伦指出，总督的所有保守派朋友，都秉持亲英立场，并且像躲避“瘟疫”一般避开亚当斯。 [93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力躲避亚当斯的这些人并不知道，其实亚当斯正是他们的朋友，因为亚当斯同他们一样，热情地拥护“混合政府”原则，并偏爱贵族阶层。然而亚当斯所拥护的原则，被他的更为狂热的盟友所憎恶，亚当斯也从内心里否定和憎恶他的民主盟友们所宣称的原则。在摒弃人民主权和民主方面，亚当斯丝毫不亚于奥兰治主义理论家。卢扎克深得亚当斯信任，卢扎克从1770年末到1782年继续留守《莱德公报》以推动美国事业，同时他也越来越担心美国大革命将如何推进。但如果亚当斯和卢扎克相互理解，亚当斯就会意识到，卢扎克的日益反民主的倾向会给其文章和亲美的立场带来极大的麻烦。到1782年，《莱德公报》对几个支持瑞士、爱尔兰以及荷兰的亲美民主运动表达了坚决的拒斥态度，起因是他们强烈反对贵族制。

同亚当斯一样，卢扎克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观点，即新的民主共和运动源于美国大革命的真正原则；但正是这种信念迅速削弱了他在欧洲美国事业中的作用。 [938] 1781至1782年，受日内瓦贵族与民主派之间的冲突的影响，先前卢扎克对民主的潜在反感，以及对荷兰-瑞士寡头共和主义的偏爱，突然变得更加突出。卢扎克对瑞士和1781年后荷兰革命的报道揭示了他对亚当斯及其美国大革命观的支持。卢扎克并不支持激进的荷兰爱国者，法国激进启蒙运动者，日内瓦民主人士，宣称共和主义、民主或平等的爱尔兰人，共和党领袖或美国大革命的民主派，但卢扎克赞同亚当斯所赞美的“古典”绅士的共和主义。亚当斯在其日记中指出，他们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卢扎克的寡头倾向越发使他“蔑视”爱国思想，从而使他成为美国外交的障碍。 [939] 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是，《莱德公报》赞同1782年法国皇家进行军事干预，并以武力镇压日内瓦民主革命的行为，这引发了民主人士的强烈反感。1783年，《莱德公报》还谴责了爱尔兰革命。 [940] 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在日内瓦、爱尔兰、荷兰和美国，卢扎克过于依赖“温和派”、孟德斯鸠和“贵族”，他不再是美国利益的有效代言人。

直至1782年，美国的非正式盟友只有荷兰联合省一个。在约克镇事件之后，荷兰民众自发请愿，要求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地位，他们还轰炸了省议会。 [941] 到1782年4月，总督的权力已经足够让荷兰共和国成为继法国之后，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第二个欧洲大国(西班牙尚未这样做，其犹豫和不情愿的姿态可以理解)。 [942] 亚当斯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即让欧洲国家承认美国独立，因此他成为首位获得官方认可的、驻守在欧洲的美国“大使”。随后，荷兰举行了一系列仪式、宴会、招待会和烟花表演，还出版了庆典诗和版画，所有这些都受到爱国者媒体的热烈好评。亚当斯后来去往海牙，他在那里购买了一个合适的住所，并将其改名为美国酒店。在公开会议上，亚当斯收到了众人的诸多溢美之词，这使他成为美国大革命的代言人；据报道，在巴黎，亚当斯被誉为“谈判的华盛顿总统”。 [943] 亚当斯颇为自负地说道：“如果富兰克林听到其中一些恭维，一定会痛苦得要命。” [944]

与此同时，资金短缺导致美国独立斗争陷入长期的困境。在金融方面，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事件。1776年，尽管有(债台高筑的)法国法院提供担保，但富兰克林仍未能从阿姆斯特丹获得一笔大额贷款。1776至1780年，美国的几个州被赋予连国会都不具有的征税权，这几个州向阿姆斯特丹寻求贷款，但都未能成功。最终，亚当斯于1782年和1784年获得了贷款，这对于支持刚刚起步的共和国及其财务信誉是必不可少的。亚当斯能够获得贷款，并不是通过突破性的外交技巧，而是由于在弗吉尼亚州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美国的地位得到了恢复。约克镇、荷兰的认可和奥兰治党不断递减的财富，这些都使投资美国大革命变得相对安全且有利可图，很快此举受到追捧。荷兰爱国者在政治上的成功消除了联合省政治发展的风险，这些风险原本会危及亲美派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地位。然而，第一笔大额贷款被不必要地延后了，原因在于亚当斯无法理解，在美国未得到大多数国家承认的情况下，美国却需要支付比其他一些国家(负债累累的法国官方只能以6％的利率借债)更高的利率(高达4％)。根据1783年和平协议，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主要金融风险得到完全化解(直至1787年)。

1782年底，在巴黎举行了旨在结束美国战争的和平谈判。亚当斯加入富兰克林和杰伊的行列，成为三位主要的美国谈判代表之一。杰伊和亚当斯相处得很好，他们两人都担心美国国会对法国过于恭维，从而带来法国入侵加拿大和在加勒比海扩张的危险；同时，他们还憎恨富兰克林的法兰西主义，或者用亚当斯的话说，富兰克林对法国的赞同“让我们软弱。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义务。并以感激的心情打动我们的心灵”。 [945] 早些时候，亚当斯已经对富兰克林表现出强烈的仇恨，但在1782至1783年冬，他几乎被富兰克林的言行彻底激怒了，他不断抱怨富兰克林的法国习性、对葡萄酒的热衷、沉迷女色以及与法国部长的亲密关系。富兰克林说：“我希望，我每天听到的，这里某个恶作剧的疯子对法国和法国部长们的咆哮，不会被美国视为一种伤害，而削弱迄今为止法美之间的幸福联盟。” [946]

1787年奥兰治派政变

即使在多年和平之后，荷兰仍需要财政援助。自然而然地，荷兰人希望从美国对贷款的需求和新的开放贸易政策中受益，尽管直到1783年6月美国最终获得和平，联合省才派出他们的首任驻美国大使。这位驻美大使，彼得·约翰·范·贝克尔(1725—1800)，由一个大型海军中队护送(英荷敌对行动尚未停止)，尽管他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他是有权有势的阿姆斯特丹市政秘书范·贝克尔的兄弟，随他一同来到美国的，还有包括吉斯伯特·卡雷尔·范·霍根多普(1762—1834)在内的大量随行人员，霍根多普是欧洲政治观察家和革命时代的君主制、贵族制的捍卫者。范·贝克尔和其随行人员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临时首都(1783年7月至10月)受到美国国会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范·霍根多普对1783至1784年间他访问过的美国，尤其是普林斯顿并无深刻印象。范·霍根多普很快发现了美国社会的基本问题：“绅士”和“生活在下层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分歧—— 一种基于财富的分歧。美国与欧洲局势的唯一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定义社会阶层。起初霍根多普蔑视美国宪法，但随后几年，在回到荷兰之后，他从贵族、反民主的立场开始认识到宪法的潜在优势。 [947]

从1782年秋到1785年5月，亚当斯主要居住在巴黎，到荷兰短途旅行主要是为了进行金融谈判。从1785年5月到1788年3月，亚当斯担任了美国驻伦敦大使，他早已预见到在那里要遭受冷遇。大多数英国人发现，他们很难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伦敦媒体甚至倾向于暗示多数美国人后悔独立。 [948] 亚当斯在伦敦商业条约谈判的努力因伦敦人的冷漠态度而失败，除了第三次和第四次荷兰国家贷款谈判外，亚当斯在英国期间的行动收效甚微。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对话和撰写《宪法辩护书》，以及他反对潘恩及其民主思想的理论论战。亚当斯遇到的问题是，在英格兰除了民主人士之外没有人会与他沟通。他后来告诉杰斐逊，在伦敦期间，“我和普赖斯博士很亲密。我在他的家里、我自己的家里、朋友的房间，围坐在桌旁与他进行了多次交谈”。 [949] 亚当斯和他的妻子也了解约翰·杰布(1736—1786)和“一些像他们那样的人”。这些人在学问和国际政治方面都很杰出，但他们都是彻底的民主人士，坚定地批评“混合政体”和英国宪法。没有其他英国人“对美国表示友好”。富兰克林向普赖斯保证，亚当斯的政治贡献是“有价值的”，他的著作“给那些原先拒绝你的建议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的原则每天都在获得“新的重视”，并且“当对他们吹毛求疵的人离世并被遗忘时，美国的原则可能会受到高度推崇”。 [950] 亚当斯和普赖斯的分歧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讨论政治问题。正如亚当斯在荷兰面临的窘境，他在英格兰的地位也很尴尬，唯一愿意与他交往的知名人士对美国大革命的解释却与他的观点完全不同。出于这个原因，亚当斯后来回忆说，他们唯一的话题是“唯一神教派和《圣经》批评”，这多少有些奇怪。 [951]

1785至1788年，在亚当斯回访海牙和阿姆斯特丹期间，他越发远离了独立战争中极其坚定地支持美国事业的民主运动。卢扎克也对爱国者运动彻底失望。到1785年，爱国者运动早期阶段的“温和派”越来越多地从西西里、范·德·坎普和菲尼杰的观点中分化出来，基本上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现在，具有明确民主目标的激进爱国者发起了一项提议，他们迫切要求废除行政长官(范·德·卡佩伦曾试图废除但没有做到)，并取消所有特权、基督教会的影响和寡头政治制度。 [952] 到1785年，荷兰共和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分化严重，包括莱顿和乌得勒支在内的主要城市陷入持续的危机和间歇性骚乱之中。1785年4月，在莱顿、乌得勒支、鹿特丹、代尔夫特和其他城市中，随着爱国者的崛起，卢扎克不得不将他的编辑部转给西西里，随后，西西里重新调整了《莱德公报》，使其归于激进爱国者的领导之下。自1785年4月始，该杂志转变了方向，开始支持荷兰对旧制宪法进行广泛改革的呼吁，荷兰旧制宪法仍然由七个省级议会和共和国大会组成，代表们完全是从管理城镇和省份的封闭的寡头中选出。

《莱德公报》证实了爱国者的指控，即联合省并非真正的共和国，而只是一个被行政长官操纵的面具，行政长官利用容易被误导的民众的无知，将公民地位的任何真正的平等性排除在外。不仅官员们和摄政寡头能够独享权利，而且荷兰归正教会成员也享有这种特权，尽管宪法没有设定明确的选举或代表特权，但享有“权利”和优势最明显的是(直至18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镇政府和地方军队，以往天主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人普遍被排除在外。《莱德公报》并没有提及在荷兰、南非或其他荷兰殖民地的犹太人(或黑人)的解放。但是，西西里确实提出了将天主教徒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位与改革中其他人的地位等同的建议。共和国的政治机构必须调整为一个没有偏见的、人人平等的机构。 [953]

亚当斯仔细观察了不断演变的荷兰政治危机，并参与了在莱顿餐厅举行的诸多讨论。在1785年夏的一封长信中，他将奥兰治主义者划分为上层阶级、下层阶级及中产阶级的爱国者党派。亚当斯承认，美国大革命渗透在爱国者运动的言辞、思想、象征以及他们的民兵部队和游行中。美国大革命激起了代尔夫特和莱顿这些城镇的地方政变，尽管现在他们仍处于优势地位，但他们的处境是极不稳定的：“这个政党以偏袒的方式看待美国，他们对我们反对暴政的关注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似乎喜欢尽可能地模仿我们，并在两国的类似情形之间做比较。” [954] 尽管如此，亚当斯和卢扎克仍执拗地坚称荷兰民主人士走错了道路。1785年末，卢扎克公然与爱国者运动分裂，之后在论文和小册子上，卢扎克被冠以“彻头彻尾的贵族”的称号，并受到公开抨击。 [955]

荷兰革命的巅峰，是1785年10月4日在莱顿由彼得·弗里德、维博·菲尼杰、西西里和范·德·坎普发起的爱国者领导人的聚会，聚会上起草了该运动的共同宣言，即“莱顿计划”。 [956] 这个“计划”肯定了人民主权(奥兰治主义者对此加以否认)，其中的第一篇文章指出，“自由是所有联邦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该文章公开呼吁“真正的代议制民主”。 [957] 人民的敌人是“专横跋扈的贵族”，而他们的法庭则是“非法贵族集团”。虽然该计划的民主倾向不应被夸大(文件也具有落后性)，但它大体上是一个激进的计划。 [958] 在乌得勒支、莱顿、代尔夫特以及爱国者们获得控制权的其他城市，改革结束了当地管理者的影响和旧有的寡头统治，并为市政府和主要市政办公室设立了选举权。但到了1786年夏天，民主人士在荷兰、乌得勒支和上艾瑟尔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占据上风，而奥兰治派在泽兰、弗里斯兰和海尔德兰的部分地区保留了优势，并且不断取得突破。在鹿特丹、海牙和其他主要城市，针对爱国者的平民暴乱屡次爆发。 [959]

18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民主言论在荷兰卷土重来，英国激进知识分子和法国激进的亲美知识精英，越来越令亚当斯(以及卢扎克和德·平托)深感不安。亚当斯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欧洲的政治和思想的竞争，他认为他的对手对政治理论几乎没有真正掌握。多年以后，他回忆起1785年的情景，“在巴黎的末路酒店，当拉斐特和你(杰斐逊)、我以及约翰·昆西·亚当斯整个晚上高谈阔论，并制订了当时实施的改革法国的计划，”他感到，“他对政府和历史的无知使我大吃一惊，正如我多年前对杜尔哥、罗什福科维、孔多塞和富兰克林的无知感到震惊。他们这些人的粗俗思想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和倾向，后来我在伦敦也向你暗示了这一点，即写一些关于贵族的东西的想法和倾向。”然而，与此同时，亚当斯害怕“成为所有法国爱国者、荷兰爱国者、英国共和党、持不同政见者和改革者(随你怎么称呼他们)的敌人；我知道，如果不是由于我在美国的所有好朋友的努力，我应该会冒犯许多人，而且很可能毁掉我曾经拥有的那一点人气”。后来，亚当斯认为，他于1786年出版的《捍卫宪法》一书“奠定了这种不受欢迎的基础，这种不受欢迎的压力如同西罗亚之塔一般落在了我的身上”。 [960]

相比之下，在美国，杰斐逊“坚定地捍卫民主原则，以及对法国大革命始终如一的支持态度，为无限的声望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拒绝拉斐特、杜尔哥和孔多塞的“普遍意志”、一院制，以及民主化原则的同时，亚当斯认为美国的州宪法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通过全方位的观察，亚当斯认识到他的共和主义面临的显而易见的风险，即西德尼和洛克的风险：“如果一个战士站起来攻击我们的宪法，而这些宪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就不会承诺为宪法辩护。我们国家三分之二的州制定了宪法，但这些宪法并不比意大利重新制定的宪法更好，并且确实存在天壤之别，如果不去改变它们，必将产生各种混乱。” [961]

1787年，在费城制宪会议的辩论中，开国元勋们强调了1578年荷兰联邦和他们自己的联邦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962] 1787年末，荷兰与美国的比较研究甚至短暂地成为美国研究的中心议题。这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美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联合省，而荷兰爱国者正试图解散联合省。 [963] 荷兰共和国展现出了建立一个过于薄弱的联邦的危险性，费城代表们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有税收权力的联邦组织，而不是像荷兰共和国那样拥有对武装部队和外交的直接控制权。不过，1780年前的荷兰宪法也存在一些特点，美国宪法领域的双方可以利用并援引这些特点。围绕荷兰统治者权力的激烈斗争使许多人认为，美国宪法草案中，总统权力过于集中，这令人不安。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对拟定的总统管辖范围的广泛性深感困扰。杰斐逊说：“如果我曾经倾向于设立一个地方长官”，那么这种行为，“足以让我反对一个长期任职的地方长官，假使我曾经有过此类想法”。 [964] 美国总统和州长(也被经常与荷兰的总督加以比较)有权获得超越奥兰治亲王的权力：他们有对州立法机构的否决权。总统的权力包括否决国会两院通过的法案，这是总督所有特权中至高无上的权力。 [965] 当威廉五世再次见到亚当斯时，他强调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你将拥有一位名为‘总统’的国王。” [966]

虽然亚当斯蔑视荷兰民主运动，并将美国大革命视为真正的民主运动，但荷兰的遭遇——时值荷兰共和党人突然被一个镇压他们的国际联盟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亚当斯来说仍是沉重的打击，杰斐逊、米拉波、戈德温和普赖斯也是如此。灾难性的事件发生在1787年9月，在英国的支持下，新的普鲁士国王以荷兰爱国者侮辱他的妹妹——总督的妻子为借口，对荷兰的政局进行干预。1787年9月13日，也就是签署美国宪法(在费城)的前四天，在不伦瑞克公爵的率领下，弗里德里希·威廉派遣了一支两千人的普鲁士军队暂时占领联合省，他们协助奥兰治主义者夺回权力，并将爱国者清除出民兵部队和镇政府。亚当斯和杰斐逊渴望得到美国的回馈，在知晓美国宪法最终确定之前，亚当斯和杰斐逊听闻乌得勒支和阿姆斯特丹陷落，并且荷兰的民主运动被彻底摧毁了。

普鲁士人的入侵激怒了拉斐特，他渴望成为荷兰爱国者的领袖，并且他正准备这样做，但他得知，所有抵抗在他介入之前已告终结。 [967] 奥兰治主义者的胜利需要对反奥兰治的领导人进行广泛的肃清和监禁， [968] 这促使成千上万的官员、记者、法律工作者、制造商和教授出逃。所有的改革项目和方案都被弃在一旁，包括南非的改革方案。虽然对荷兰民主运动的镇压由奥兰治王权和普鲁士军队指挥，但镇压的广度和强度主要源于并不知晓内情的人们的狂热忠诚。对奥兰治家族和已建立的教会的推崇，推动了反智主义达到高潮，他们禁止爱国者发表爱国主义的文章和其他出版物，这使逃亡和背井离乡的激进分子异常沮丧，并为国外的盟友感到痛心。 [969] 1787年9月28日，杰斐逊在从巴黎寄给亚当斯的信中言及：“我们是否认为这场游戏已经开始了？如果没有法国的反对，那么这个君主政体将被重新建立起来，也许会被建立成君主国？如果是这样，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教训。事实上，荷兰目前的苦难给我们带来多少教训？永远不要有任何一个世袭的军官；永远不要让公民与国王结盟；永远不要召集外国来解决国内分歧；永远不要以为任何国家会为了我们而将自己置于战争，诸如此类。”尽管如此，杰斐逊仍没有完全放弃法国会介入的希望，即便不是为了爱国者的利益，也应该审视一下英国和普鲁士的傲慢：“我并非没有希望普鲁士可以运用好的办法，而英格兰将感受到它的终结。” [970]

“我为荷兰备受煎熬的爱国者而颤抖和痛苦。”10月28日亚当斯在伦敦说道。 [971] 恐怖主义的复仇超越了所有先例，影响到许多个体和家庭。多年的示威、游行、口号和意识形态战争以及神职人员的政治干预，为大规模的民粹主义反动镇压创造了机会，这与对英国“教会和国王”效忠的保皇派相似，这些人后来又在英国诋毁和清除了激进主义。在代尔夫特，民众通过粉碎整座装饰着自由象征物的大厅，并将破碎的瓷器扔进运河，来表达他们对民主思想的愤怒。许多官员和公职人员被调查并解雇，有些人在街头被愤怒的暴徒殴打或在家中遭到掠夺。每个爱国的官员都被无情地清除，即使身在遥远的费城，无能的范·贝克尔(他留在美国纽约附近的一个农场)也概莫能外。来自家乡的数千名难民中，有西西里和卢扎克的姐姐埃米莉·卢扎克及她的丈夫维博·菲尼杰。菲尼杰和他的妻子逃往布鲁塞尔，西西里逃往法国。由于卢扎克出具了保释金，范·德·坎普在被监禁六个月后被释放。1788年5月，范·德·坎普与家人一起逃离安特卫普，他们放弃了房屋、图书和著名的收藏品包括其半身像和多枚奖章，前往美国，定居在位于纽约州尤蒂卡附近的巴讷费尔德荷兰村庄。相比之下，雷德林胡斯被禁止离开，新的奥兰治政权急于阻止他返回南非，以避免开普敦的反对意见更为恶化。 [972]

作为“反对总督的爱国党”的挚友，美国公使馆的秘书小仲马同样遭到了“谴责和不满”。亚当斯收到了被肃清的国务卿的正式通知，通知要求“我不能再雇用他，在我缺席的时候，任用其他人”。 [973] 由于作为“美国代理人”的小仲马担任国会的正式议员，而非大使，于是，亚当斯只是将他们的要求转交国会。对杰斐逊和亚当斯而言，最令人不安的是，奥兰治的复仇可能也会降临到雅各布和尼古拉斯·范·斯塔普霍斯特银行家的头上，而小仲马作为中间人，负责处理美国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亲法公民并未受到任何侵扰。 [974] 而范·德·卡佩伦则是这场镇压的受害者。1785年3月，爱国者领导人委托意大利激进派雕塑家朱塞佩·塞拉奇(1751—1801)用大理石在卡拉拉雕刻其雕像。这项工程于1789年8月完工，这些雕像既不能运到荷兰，也未收到费用，因为那些委托人已经逃到国外。 [975] 数十年来，这些纪念荷兰人民民主奋斗的宏伟的爱国者纪念碑，却一直奇怪地滞留在罗马。

1787年11月，亚当斯恳切地说道：“我的老朋友们，荷兰的爱国者们都是些无可救药的可怜虫，被欺骗的迫害者也是如此。我担心那个国家将会被毁灭，无法补救。我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有意愿和志向前往美国。” [976] 少数人的确这样做了，不过，虽然亚当斯同情他们的困境，但他并不同情他们的事业。自1787年9月始，《莱德公报》自亚当斯抵达以来再度向右倾斜。就像更为普遍的奥兰治主义的镇压那样，这种转变与亚当斯的观点相符，尽管亚当斯对肃清感到沮丧。虽然亚当斯对奥兰治统治的“恶意扩张”感到异常震惊，但他仍认同奥兰治主义的政治主张，拒绝人民主权，以及将君主政体与寡头政体混为一谈。在这点上，亚当斯跟埃德蒙·伯克一样，他很高兴有这种“恢复党派权力的机会，荷兰最有可能成为英国宝贵的朋友”。他淡化了国内改革的努力，退回到不妥协的保守主义之中，并坚持他所铭记的英国利益居于首位的原则。对于英国这个前任“自由”冠军而言，伯克认为，爱国者运动的“彻底破坏”和“法国在荷兰的利益”，“对这个国家(即英国)是一件好事”。 [977]

亚当斯渴望回到美国并计划离开。围绕国家贷款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这令杰斐逊感到担忧。由于美国对法国的革命战争债务尚未偿还，利息偿还仍陷入拖欠状态，国会在偿还计划方面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新的贷款对于美国政府特别是海外的运作至关重要。杰斐逊恳求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希望她能说服丈夫推迟离职。 [978] 国会不稳定的财务状况迫使亚当斯在荷兰滞留了几个月，他的离职被推迟到1788年5月。3月，杰斐逊从巴黎出发，在海牙与亚当斯一同度过了最后几周，两位开国元勋与阿姆斯特丹银行一道进行谈判，以期获得新的贷款。 [979]

1788年初，在逗留阿姆斯特丹的最后时期，亚当斯对民主运动的敌意——以及将美国大革命视为民主化世界的偶像——变得越发明显：“这个国家的爱国者几乎没有读过历史，执政方面的书籍就读得更少了；他们对人类的内心知之甚少，对世界的了解更少。因此，他们一直被外国政治的骗局和他们自己未能消化的制度所欺骗。” [980] 对亚当斯而言，荷兰爱国者是被欺骗的理论家，是有缺陷的“哲学”的受害者。相比之下，对于杰斐逊和法国激进分子来说，1780至1787年的荷兰革命是第一场姊妹革命，它明显是美国动乱及其痛苦的共和党改革原则的产物，是对开明的共和党平等和民主的追求。这种对1787年荷兰危机的分歧，反映出美国大革命和政治制度本身的深层矛盾。作为“温和派”——由亚当斯、杰伊和汉密尔顿建构其意识形态——的支柱的美国大革命，与作为人类民主未来的美国大革命之间的冲突，在1787年也未能终结。在成千上万的流亡者当中，许多人很快在国外建立了网络，并在流亡者中发起了解放运动，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扭转1787年的结局，以驱逐奥兰治主义者。不论在荷兰国内还是国外，在意识形态上，对荷兰旧制度的强烈反对都得以强化。

新任美国驻荷兰大使杰伊是由华盛顿遴选的保守派，不需要提醒，他也知道美国应避免对流亡的激进派及其民主事业表现出偏袒。无论在宣传方面有多么尴尬，奥兰治主义者的镇压都符合华盛顿、杰伊、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政治直觉，并符合他们对美国未来的展望。他们的目标是非正式贵族和旧制度，而非民主。继杰伊之后，美国第六任总统(1826至1829年)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于1794年10月返回荷兰，作为美国特使，在父亲离开六年后，他敏锐地意识到持续存在的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与致力于“混合政体”的荷兰派别和孟德斯鸠认为完全不符合美国原则的可笑情形做斗争。他告诉自己的母亲：“‘宫廷党’和‘荷兰的所有奥兰治派’从来都是带着恐惧和厌恶的眼光看待美国，有时是罩着阴暗的面纱，有时则是在尊重和崇拜的面具下伪装自己。”同欧洲贵族精英和欧洲君主一样，总督和旧的寡头集团恐惧并厌恶带有美国民主色彩的共和主义，也厌恶民主人士对世袭制原则的拒绝。荷兰的旧制度在更大程度上沦为英国的武器，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约翰·昆西告知国会，自1787年以来，“比起在伦敦，英国政府在海牙享有更为无限的权威性”。 [981]

约翰·昆西既不喜欢奥兰治主义，也不喜欢英国在荷兰共和国占据优势。但是，令他父亲感到不安的美国大革命中的基本矛盾，如今在荷兰这一背景中也令他深为忧虑。他不愿恢复父亲在1783年之前与民主人士建立的外在友好关系。事实证明，比起他的父亲，约翰·昆西更不同情那些崇拜美国的激进分子。作为身处巴黎的年轻人，约翰·昆西经常听到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拉斐特辩论民主共和主义原则，但现在他像父亲(和卢扎克)那样鄙视这些想法。在早些时候，约翰·昆西已经任命了古弗尼尔·莫里斯为美国在法国的全权代表，任命杰伊为美国在荷兰的全权代表。因此，杰伊顺理成章地被选中前往海牙。联邦政府希望确保那些与杰斐逊和门罗不同的大使不会协助民主化和革命运动。约翰·昆西被邀请加入荷兰民主俱乐部，但他对此断然拒绝，原因是他被要求不得接触“任何可能被指控偏袒爱国者的行为”。 [982]

约翰·昆西的冷漠与杰斐逊对法国民主共和党的积极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的根本分歧，反映出美国国内的自我意识的分歧。但约翰·昆西指出，荷兰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所带来的苦痛，为这种冲突的危险性提供了警示。随着法国在1794至1795年间征服了低地国家，一个新政权开始在荷兰掌权，新政权推翻了奥兰治主义者，这重又激起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在1787年之前，约翰·昆西解释道：“在各省的大部分城市和村庄，某些俱乐部或大众社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它们在本质上类似于那些在法国尽人皆知的俱乐部或大众社团，以及那些在美国新近兴起的模式。”1787年9月以后，这些政治俱乐部吸引了相当多的信徒，他们被“禁止集会和举行其他活动，并由奥兰治主义者充当他们的领导人”。随着法国的入侵和“由此引发的革命，奥兰治协会已被依次禁止，爱国俱乐部开始复兴”。其结果是意识形态分裂加剧，荷兰变得像法国一样，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俱乐部与地方派系明争暗斗的国家。如果不谨慎地采取措施，同样瘫痪的僵局也将蔓延至美国，使得美国两极分化。 [983]

第十一章 杰斐逊的法国大革命

杰斐逊的激进主义

杰斐逊对自己进行了准确的评估：他是开国元勋中最一致、最明确、最民主化的共和主义者。杰斐逊始终坚持认为，可以交由普通人去建立和维持一个热爱自由和有生存能力的代议制民主共和国，无论这个人是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南美洲人。任何国家或团体都适合代议制民主，只要他们足够“开明”，能脱离自己的宗教权威——历史证明了“没有像神父一样的人，照样能维持一个自由的政府”，“人民是他们的自由的唯一的安全保管员”。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无论美国、法国还是其他国家，所有的自由都是“短暂的，除非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被“告知”他们可以长期获得自由。 [984] 只有在无知被遏制、宗教权威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情形下，民主才奏效。对杰斐逊来说，“激进的启蒙运动”是其全部本质：不讨论他的“激进的启蒙运动”，人们对杰斐逊及其在美国大革命中的作用便一无所知。[书ji分 享V 信jnztxy]

在整个革命年代和美国独立后的政治生活中，杰斐逊努力扩大革命的范围和意义，这对他而言不仅仅意味着美国脱离英国获得独立。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努力加强和巩固革命的核心观念，因为他理解这些价值观，所以才使美国成为世界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和社会原则的重要典范，并确保美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杰斐逊比美国其他主要人物更为雄辩、更深刻且更为深远(更典型的“激进启蒙”)地表达了美法革命间的持久联系，他认为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在许多层面上密切相关。例如，在1793年，杰斐逊认同法国大革命的计划，他在加拿大号召法国人反抗他们的英国“压迫者”(同时也希望加拿大于1812年“将英格兰从美洲大陆驱逐出去”)。 [985]

杰斐逊是一位求知若渴的读书人，他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哲学和反教义的书籍。杰斐逊从一开始就深深沉浸在启蒙文学中。他是典型的美国启蒙主义者，在总体上也是“激进”的，他有自己坚定的偏好，卢梭的思想并没有进入他的理念。 [986]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对休谟、孟德斯鸠和布莱克斯通的偏见。休谟、孟德斯鸠和布莱克斯通是温和派和崇敬英国模式的三大支柱(杰斐逊对此持鄙夷的态度)。 [987] 尤其是休谟，杰斐逊将其视为“托利党”原则和危险贵族主义的源泉。 [988] 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支持革命和批判英国王室，杰斐逊并没有指出《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具有独创性，而且在这份划时代的文件中，有关政治哲学的特定部分的典故太少，因此无法表明这份文件源自任何特定的知识传统。 [989] 虽然“古典共和主义”在杰斐逊的教育和随后的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到1775至1776年，他已经将人权发展为“自然的”、主要的、超越任何成文宪法的概念，因而从他的政治生涯开始时，他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哲学倾向。 [990]

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和玛丽学院学习，他师从于苏格兰数学家和科学家威廉·斯莫尔(1734—1775)，然而威廉·斯莫尔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疟疾患者， [991] 他结束了其短暂的职业生涯(回到英国)，四十岁时便过早死亡。斯莫尔、富兰克林的盟友普里斯特利，以及另一个著名的英国激进分子伊拉姆斯·达尔文(1731—1802)——伊拉姆斯·达尔文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和著名的伯明翰月球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受这些人的影响，杰斐逊奠定了他的激进思想的基础：“我首先看到了科学发展和我们所处的事物体系”，这是一种名义上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它强调自然法则的不变性及其与《圣经》宗教、奇迹、启示和“祭司”内在的不相容性。 [992] 事实上，包括达尔文在内的整个伯明翰月球协会都崇拜富兰克林，并且倾向于反对他们的同胞，以及强烈支持美国反抗乔治三世。 [993]

最近的研究显示，杰斐逊的“自然神论”也要归功于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1678—1751)，杰斐逊在威廉和玛丽学院时对博林布鲁克非常着迷，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博林布鲁克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斯宾诺莎处直接地获取其对《圣经》的批评、对奇异事件的拒斥、“欺骗”和祭司的理论，以及宗教政治关系的概念，而不是通过托兰、柯林斯和托马斯·戈登获得，因为博林布鲁克和戈登欠了贝尔一笔(相当可观的)债务。但是，现在专家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博林布鲁克思想的主要来源的托兰和柯林斯的思想理论，比学者们预想的要更接近，也更依赖斯宾诺莎的思想。 [994] 因此，杰斐逊的制度可以说是将斯宾诺莎主义对天意、仪式、奇迹、祭司、《圣经》、宗教的批判，与贝尔对上帝正义的质疑，以及与博林布鲁克主张的在“自然的上帝”面前所有人类和人民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这一点与斯宾诺莎主义相似)融合在了一起。对杰斐逊来说，所有具有独特文化、自然特征和差异的民族都是由相同的普遍规律塑造而成的。 [995] 杰斐逊尊敬博林布鲁克、托兰、柯林斯、马泽伊、戈登和普里斯特利(以及后来的孔多塞和沃尔尼)，像富兰克林一样，杰斐逊也很佩服潘恩。因此，可以说，是所有这些激进启蒙作家的共和主义的累积，而非杰斐逊本人“自然主义”倾向，形成了对杰斐逊观点起着决定性塑造作用的平均主义和民主化的动力。 [996]

弗吉尼亚州是首个从根本上修改其宪法的州。尽管大多数州议会都持保守的态度，但人们一致认为，新的州宪法需要起草广泛的权利宣言。该宣言由弗吉尼亚州最富有的种植园主乔治·梅森起草，但由于他真挚的共和党承诺，此举又是非同寻常的。 [997] 1776年5月发表的这一宣言，在其术语上具有高度创新性，这是第一个基于普遍的平等概念的现代权利宣言。杰斐逊希望看到的是，要确保宣言的文本不直接提及“基督教”，或弗吉尼亚是“基督徒”的社会。 [998] 新的州宪法于6月颁布。后来，杰斐逊将梅森描述为“在革命舞台上行动的人中，具有第一等的智慧、思想开阔、判断力深刻、辩论有说服力，他孜孜不倦地从我们以前的宪法中学习，并对共和党在民主原则上有所改变持谨慎态度”。 [999] 弗吉尼亚的《权利宣言》，同几周后的宾夕法尼亚宣言一样， [1000] 超越了国会随后于1776年7月发表的《独立宣言》。《权利宣言》强调了更多人的自然平等和其自然权利的不可剥夺性，并指出政府的宗旨是捍卫“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护人民及对人民的安全负责”。美国的宣言承认，各国政府的职能是捍卫普遍的基本权利，但在“共同利益”方面的说法却含糊不清。 [1001]

从1776年7月开始，根本性的变革激烈而迅速地展开了。37年后，杰斐逊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道：“在《独立宣言》颁布后的第一届立法会上，我们通过了废除世袭制的条例。接下来是废除长子继承权，并将非遗嘱者的土地平等分配给他们所有的孩子或其他代表。这些法律由我起草制定，这为消除伪贵族奠定了基础。”诚然，这些举措未能在弗吉尼亚州引入任何接近普遍人民选举权的措施，并且对政治的控制权仍留在拥有土地的“贵族”手中；但杰斐逊成功地将选举资格定得很低，即使是小块土地所有者也有资格投票。 [1002] 18世纪70年代后期，杰斐逊及其同事提出的其他倡议在社会和宪法原则方面同样具有开创性，但都未能取得成功。在乡镇或州议会中，很少有弗吉尼亚人像杰斐逊、梅森和麦迪逊那样具有世俗、反政府和共和主义思想，事实上，他们提出的共和革命信条在弗吉尼亚精英或基层群众中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本杰明·拉什于1776年反对民主(但直到很久以后才反对革命的共和主义信条)，他在1800年8月写给杰斐逊的一封信中指出，“1776年和1777年，共和国时期的波士顿公民拒绝了以王室之名命名街道的提议，并在他们的房间里使用了与新共和国一致的名称”，但弗吉尼亚州根本没有做到。相反，弗吉尼亚州保留的名称明显让人联想到英国王室成员和“以前堕落的人们留下的可耻遗物”。 [1003]

对弗吉尼亚人(确切地说是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权威并非他们的直接敌人和革命目标，但由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缘故，事情发生了转变。在立法机关和立法社会中，没有其他地方发生过这样一场关于废除公共教会及其法规所规定的信仰体系的斗争。1776年12月，在宗教异见人士当中，弗吉尼亚州的浸礼会教徒是最大的群体，他们最终免除了为支持英国圣公会而强制征收的税赋——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尽管目前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一直受到国家的支持并享有特权。然而在理论上，“异端”观念仍然受到法律的约束。引人注目的是，在杰斐逊1779年的“宗教自由”法案的草案中，放弃圣公会的“精神暴政”的提议，最初未获通过。1786年，弗吉尼亚州的“宗教自由法”调整了杰斐逊最初的措辞，经过长达十年的抗争，在杰斐逊缺席的情况下，由麦迪逊领导的这场“宗教自由”的抗争终于获得通过。这场较量的成功要归因于浸礼会的福音派，他们基于自己的理由，反对该州特定教会享有“特权”，以及按照神职人员的指示打击“异端”的行为。但即便如此，立法机关还是删除了“人们的意见不是民事政府的行事目的，也不在其管辖范围内”的誓词，而是用一些缓和的词句来证实，州政府仍然可以惩罚个人“亵渎神明”的行为.理论上说，这也是对没有宗教和“异端”信仰的惩罚。但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未变，杰斐逊一直把这项法案视为他最重要的成就。 [1004]

在扩大美国独立的范围和影响方面，杰斐逊做出了与其他建国之父(除富兰克林)一样多或更多的贡献，杰斐逊被派遣到法国时，正是法国解体旧社会制度之际。到1784年夏末，富兰克林仍掌管着美国大革命在旧世界的声誉、利益和遗产，杰斐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从海牙而来)一起参加在巴黎的会议，他们竭尽全力，旨在改善美国的海外贸易政策，并在美国与欧洲大国之间制定商业协议。这些协议是推进美国贸易、加强联盟，并通过国会而非个别州直接负责的方式，从而提升联邦原则的一种手段。当富兰克林终于动身前往美国时，他用他的妙语连珠迷住了整个帕西社区，“这个村庄似乎失去了它的族长”。 [1005]

1785年5月17日，杰斐逊和富兰克林先后在凡尔赛宫接受款待。杰斐逊的外交职务使他成为宫殿、庭院和花园的常客，但他对皇家宫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1006] 他非常喜欢由爱尔维修夫人、拉斐特夫人的姑姑德·苔丝伯爵、路易十六的首席部长内克尔夫人召集的文学和哲学沙龙。1789年，也许更早，杰斐逊对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厌恶。尽管如此，杰斐逊与富兰克林一样，仍对法国产生了终身的情感，法国成为美国唯一可靠的朋友，这加深了美国与法国宫廷的关系，这仍然是他们双方关注的重中之重。1785年1月，在战后13个州的胜利之旅结束后，杰斐逊回到了巴黎，他与拉斐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拉斐特对自己“无法衡量的抱负”和对人气的渴求有所收敛，但这些缺陷仍是拉斐特的个性特征。 [1007] 拉斐特的房子是美国人在法国的聚集地，这里也成为杰斐逊在法国大革命舞台上谨慎干预的重要渠道。

如果说，拉斐特(当时他在美国比在法国更出名)仍然是美国大革命和共和主义的热心拥护者(直到1791年)，那么杰斐逊和富兰克林一样，认为欧洲法院和贵族精英对新共和国普遍盛行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大多数国家和外交官将美国视为一种对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等级的威胁。根据来自伦敦、海牙和德国法院的反美宣传的描述，美国培育了一个政治、宗教和道德无序的无政府社会，如果说他们在军事方面是成功的，那么在其他更基本的层面上应该可以说是失败的。和富兰克林早些时候一样，杰斐逊的朋友和盟友主要是来自激进哲学圈子，他们都是热情的美国思想支持者，特别是马泽伊、沙斯泰吕、杜默尼耶、拉·罗什福科维、孔多塞、 [1008] 格里姆男爵，这些人都是杰斐逊学习的榜样，杰斐逊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他还需要知道的关于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百科全书派的一切知识。格里姆是他应该了解的“最亲密”的伙伴。杰斐逊后来回忆说，“我在那里的时候，他是外交使团中最讨人喜欢、最擅交谈的成员”，他是“真正的对话者，也是绘画、雕塑和文学领域的专家”。尽管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格里姆与狄德罗曾就狄德罗日益增长的反君主制思想展开争论， [1009] 但格里姆仍认同“狄德罗、阿伦伯特、霍尔巴赫的思想，其中狄德罗将他们的无神论体系写入了《常识》一书， [1010] 霍尔巴赫还创作了《自然的体系》”。对于这些文本，杰斐逊都曾仔细研究过。多年以后，在阅读格里姆的《对法国文学和艺术的完整回顾(1753—1790)》时，亚当斯完全认为格里姆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 [1011] 受到法国唯物主义和激进的非宗教主义的影响，杰斐逊同样倾向于在雷纳尔、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的追随者中培育一种日益增长的隐性共和倾向。1782年的日内瓦革命所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场“贵族”与“民主”间的斗争，而荷兰民主运动也采用了类似的表达方式。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这些对杰斐逊来说很重要的标签，被牢固地确立为泛欧洲的身份徽章，这些标签让所有的观察者都了解到“贵族”和“民主”的共和主义之间的本质是分裂的。 [1012]

杰斐逊渴望扩大自己对欧洲的了解。1787年2月至6月，在巡视法国南部和皮埃蒙特期间，他品尝了勃艮第葡萄，参观了罗马拱门和渡槽，并前往马赛、尼斯、波河谷，一直到达米兰，西至波尔多。杰斐逊崇尚文化、历史和艺术，同时也关注大多数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农村和城市的贫困人口，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的人民命运最为可悲”。 [1013] 在较低的程度上，他参加了美国在1787年夏由国会敲定的关于联邦宪法的辩论——直到11月中旬他都无法仔细阅读拟议文件的副本，——并与已于5月抵达的拉斐特、马泽伊和潘恩进行了磋商。杰斐逊像他的法国和英美共和国民主盟友一样，也持有很多保留意见，特别是他不喜欢强势的总统(这与潘恩、马泽伊和富兰克林相同)。在他们看来，这位强势的总统、可连任的执行官，好比“波兰国王的负面版本”，或者像荷兰的总督一样。 [1014] “多元化要好得多：它将一个国家的群众更好地团结在一起，除此之外，共和国的男子气概必须丢掉服从个体的低级观念。”正如乔治·梅森(拒绝签署宪法)，杰斐逊还尖锐地批判了没有“明确宣言确保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陪审团审判”“长期参议院”，以及众议院代表们相对软弱的态度。 [1015] 然而，在最后一次反对总统连任竞选时，他最终被麦迪逊说服，转而支持宪法，因为宪法做出了保证，在通过修正后，很快就会附加一项权利法案。

为法国大革命而战(1788—1793)

在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阶段，杰斐逊不仅是一位热情的见证者，有时，他几乎是直接的参与者。对杰斐逊来说，这场新的革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它直接改变了他的思想和观点，并决定性地塑造了杰斐逊对美国大革命自身意义和原则的认知，改变了在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对美国总体方向和未来道路的激烈对抗，以及对美国对手的态度。杰斐逊认为，两次革命有必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向梅森保证(他同样担心有破坏分子“干扰美国的共和主义”)，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和法国对自由的坚守，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革命和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以及防止美国“像英国宪法那样倒退”。 [1016]

起初，就像他的朋友马泽伊、拉·罗什福科维和拉斐特一样，在1788至1789年间，杰斐逊经常被授予奖项。杰斐逊并不认为法国已经准备好从君主制过渡到(事实上的)共和主义，在这一点上，杰斐逊跟其美国盟友和其他新革命的领导人完全不同。法国不能轻易或迅速地放弃它古老的法律和制度结构。最初，他们认为法国只会在一定程度上走上美国道路。 [1017] 然而，在1788年夏，随着法国大革命战争的升温，政治争议变得愈发激烈，杰斐逊对法国贵族和特权精英的行为感到不耐烦，并且对他们异常反感。特别是，杰斐逊鄙视地区高等法院或法庭，他认为这些古老的机构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动员和误导民众对王室进行抵抗。杰斐逊乐观地认为，至少年轻的法国贵族会放弃特权，支持第三等级领导人，直到1789年初，杰斐逊、拉斐特和马泽伊继续敦促盟友，希望他们看到，在目前情形下，采取谨慎的温和路线是睿智的做法。 [1018]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将对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不利，而是因为法国人距离建立共和国似乎仍非常遥远。他们担心贵族可能会强烈反对，或者共和党左派会要求得过多过快，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正如1787年9月的荷兰爱国者，会被国内反对势力与外国干预势力的联盟所压倒。 [1019] 在与第三等级的将军会见前的几个月，杰斐逊知道，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法国爱国者领导人会推动“权利宣言”并“吹捧自己”，他告诉普赖斯，“他们应该形成比英国更好的宪法。我认为在某些方面会更好——在其他方面可能会更糟糕。好的方面是，有关代表权的条款，将更具平等性。而糟糕的方面是，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持有常备军这一危险的机器”。 [1020]

孔多塞是杰斐逊后来在法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在178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是一位公开的“共和党人”。1788年期间，孔多塞发表了一系列匿名论文，在文章中，他自称在“费城”(实际上是巴黎)，他假装成一位“美国”共和党人来观察法国的局势。那时，孔多塞已经在1786年的《美国大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他和朋友们认为美国大革命的一些方式激活了法国的教育观念。当各国政府目睹了“人民享有最广泛的宽容，他们非但没有煽动动乱，反而在美国实现了和平与博爱”，这些政府怎么可能让支持宗教不宽容的法律在欧洲继续生效呢？ [1021] 18世纪80年代，对宗教的宽容在法国蓬勃发展。在报纸上公开讨论关键问题(已被革命中的美国所证实)，有助于消除偏见并为不熟悉但必要的变革提供支持并做好准备。宣传独立斗争是为了让人民为建立新政体而献身。通过在当地公报上公布逃兵的姓名，让他们感到威胁，感到自己要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使逃兵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孔多塞指出，严苛的诽谤法、腐败的记者和“一些非常微妙荒谬的回避做法”给英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带来了致命的侵蚀，但是“我们在美国可以看到”新闻自由的本质，即“信息通过印刷媒体传遍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对处于困境中的政府而言，是一种比法律更强大的武器”。 [1022]

孔多塞指出，当美国人开始革命时，他们已经在国会召集了他们的代表，国会不允许命令之间有任何区别，不允许教会存在，也不允许世袭特权。 [1023] 此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国会的效力充分证明了代表人民利益的众多领导人，可以比单一的领导者或小贵族团体采取更有力而果断的行动，这也让人们意识到，君主制或贵族统治比民主共和国更有利实乃谬论。 [1024] 孔多塞宣称，法国社会的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的区别，必须在即将召开的等级会议上消除，要将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合并以成立“国民大会”。最终，孔多塞继续担任主席，负责起草欧洲第一部民主共和宪法草案(1793年2月)。在1791至1793年6月期间，孔多塞一直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直到他被民粹主义的山岳派政权判定为非法分子而被迫躲藏起来。

几个月过去了，杰斐逊意识到，法国的基本“权利”并未形成真正的一致性，激烈交战的派别和利益冲突是不相容的，政治斗争太过激烈，第三等级无法接受任何没有完全民主的结果，除非彻底摧毁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特权地位，以及彻底削弱王室权力。这意味着事实不会像杰斐逊和他的法国共和党朋友(当时包括拉斐特)所希望的那样，即不经历长期的斗争便可以解决问题。1789年的初夏，巴黎和整个法国都饱受政治僵局和动荡的困扰。法国大革命别无选择，只能走上激进化的道路，而且法国追随美国的共和主义道路的过程，要比杰斐逊、马泽伊、拉斐特、孔多塞和杜默尼耶所预期的更强力、更迅速，然而，其他人却认为法国的局势将走向崩溃。 [1025]

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神职人员、贵族以及第三等级仍暂时按照传统惯例被分到三个独立的会议厅，路易十六将注意力集中在不断上升的国家债务上，对王室额外收入的需求很快被搁置一旁。关注点集中在对特权和三个等级地位的争议上，这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冲突，政府的日常工作陷入困顿。爱国者领导人认为，几乎整个法国宪法和税收制度都是非法的，都需要进行改革。关于计划中的新宪法，他们至少在原则上也同意“作为整体的前奏”，“有关人的权利的普遍宣言”是非常必要的。杰斐逊特别关注拉斐特于1789年1月起草的包含九项条款的《权利宣言》。除了他的弗吉尼亚州副手威廉·肖特(1759—1849)之外，杰斐逊还与拉斐特本人以及让-保罗·拉伯特·圣-埃蒂安(1743—1793)讨论过此事。让-保罗·拉伯特·圣-埃蒂安是三级会议中新教组织的领袖，也是一位新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著名捍卫者(后被山岳派送上断头台)。尽管杰斐逊是美国大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自己和朋友眼中的美国大使，但他毫不犹豫地参与了讨论，并且向身处美国的麦迪逊发送了一份副本，他还赞同拉斐特修订后的包含十项条款的第二稿“权利宪章”。该草案于6月制订完成，希望能由国王批准并得到三级会议中每个成员的签名。 [1026] 在法国的一场关于普世权利的讨论中，杰斐逊为自己的“设想”辩护，他敦促革命领袖支持拉斐特的“宣言”草案，并引用他对拉巴特所说的“对你们国家源源不断的爱”，以及“在一个约束自己国家的提议被否决之后，对专制暴政的恐慌将给你带来十倍的痛苦和愤怒”。 [1027]

拉斐特和杰斐逊的圈子坚称，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他们要求取消特权，给予新闻自由，每年召集一次三级会议(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立法机构)，并向立法机构转让税收权，“规则应当是经由国王同意，再由三级会议制定”，换句话说，毫无疑问，这是共和党不懈奋斗的成果。多年来，法国已经出现了具有革命性的“普遍和平等的权利”这样的新概念。然而，正如历史学家所言，此时，在法国社会中，即使是英国式的贵族共和主义(更不用说民主共和主义)，也几乎未能引起共鸣。在完全认同革命的启蒙知识分子中，例如孔多塞、布里索，以及很多像卡拉这样的重要报纸的编辑，民主共和主义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随即就形成了激进的革命主义力量。事实上，赞成孔多塞思想的哲学家们在美国大革命之前，就已经重新发现了普世和平等权利概念的价值所在；然而，他们面临的巨大难题是，如何在社会中更广泛地传播这一共和主义概念。

图10　孔多塞侯爵(1743—1794)，由奥古斯丁·德·圣·奥宾(1736—1807)创作，奥宾自1777年任巴黎皇家图书馆的皇家雕刻师(1791年，国家图书馆)。图片来源：罗杰-维利特/图片作品

“无知的人”需要具体和有效的例证。对此，美国大革命用《独立宣言》证明了自己对法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对这些权利的简单而崇高的阐述，《独立宣言》才如此神圣，令人难以遗忘。 [1028] 1786年，孔多塞认为的最基本的普遍权利是“直接或通过代表，为制定法律和以社会名义采取的所有行动做出贡献的权利”。 [1029]

平民会议中的大多数贵族和更高级的神职人员，反对平民阶级及其雄辩的领导人西耶斯和米拉波。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王室的指令且受到被激怒的民众的恐吓，他们目前展现出的主要是沉闷的顽固态度。几个星期以来，路易一直在回避与贵族或第三等级结盟。看到法国和蔼可亲的态度，杰斐逊仍充满希望，期待爱好和平但又动摇不定的国王最终会支持第三等级，后来他相信路易会这样做，但阴险的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周围的宫廷强硬派不会。 [1030] 对峙阻碍了所有进一步的革命进展，直到一些神职人员和少数贵族加入到已经选出的作为第三等级代表的58个贵族(包括哲学家米拉波和沃尔尼)，他们反对按照命令来投票和决议。1789年6月17日，与所有先例相悖且藐视王室和贵族的、日益壮大的第三等级，宣称自己是法国人民的“国民议会”——“以四百多人对八十余人”，杰斐逊报告道。更多的神职人员和贵族背叛了特权秩序。 [1031]

革命迎来了它的首个重大转折点。“我想我们会在一两天内知道，”杰斐逊激动地告诉麦迪逊，“政府是否会面临破产和内战的风险，而不是看到所有命令都被废除，这是下议院所要促成的事项。” [1032] 1789年6月17日的宣言令旁观者感到惊讶，其本身就是惊人的革命行为。这表明法国不仅拒绝贵族和教会的特权，而且还拒绝现有的整个政治的、法律的制度结构和传统模式。杰斐逊放弃了他早期犹豫不决的试探，变得越来越热情和大胆。“最近，法国议会的辩论非常有趣，”他在6月18日指出，“几乎每天都吸引我到凡尔赛。” [1033]

路易十六被迫采取行动，他于6月20日进行了干预：会议厅门前出现了皇家军队，当议会代表到达会议厅时，他们“发现大门关闭，门前有人守卫，22日，王室发布了关于举行皇家会议的宣告，在那之前，他们的会议将会暂停”。 [1034] 看来，公开的冲突一触即发，但王室和议会之间的直接较量被避免了。在天文学家贝利的鼓励下，代表们在皇家网球场附近召集会议，这些代表(大多数不是1200名三级会议的代表，实际上绝大多数属于第三等级)决定奋起反抗，最终577名代表(只有一名反对者)于1789年6月20日集体制定并颁布了著名的《网球场誓言》。这一场景后来在最伟大的革命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的激动人心的画作中得以流芳百世。那些在场的人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法国的宪法完全重著，取消王室的特权并分散权利。

在这一点上，杰斐逊与随后来到法国的第二位最著名的美国人古弗尼尔·莫里斯，就有关如何将法国大革命与美国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分歧。莫里斯是一位公认的“贵族”，也是洛克的捍卫者， [1035] 他于1789年1月抵达法国，指示国会投资者从破产的法国王室手中购买美国债务并处理其他几桩法-美金融谈判事件。像杰斐逊一样，莫里斯也投身于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沙龙辩论。两位政治家都认为法美是天然盟友并且都“热爱法国”。每个人都从美国的经历中汲取了大量经验，但他们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莫里斯深信美国已经为孟德斯鸠平反，并证明了“混合政体”和英国模式的卓越性，他希望法国国民议会接受两院制，并将法国上议院建立在财富和财产基础之上，以制衡下议院中更广泛的选民。此时，杰斐逊受到他的朋友孔多塞和拉·罗什福科维的影响，放弃了对洛克、“混合政体”和“温和派”的一切支持。1789年6月下旬，在一次晚宴上，莫里斯坐在拉斐特旁边，他遭到拉斐特的严厉斥责，拉斐特责备道：“我损害了这项事业，因为我的看法不断被引用来对抗好的政党。我抓住这个机会告诉他，我从自由的角度反对民主。我看到他们正在走向毁灭，如果可以的话，我将尽我所能阻止他们。他们关于这个国家的观点与这个国家的组成完全不一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实现他们的愿望。” [1036] 莫里斯在向杰斐逊支持的民主共和党左派提出建议时，表现出冷漠无情的态度。“我不停地说道，”他在7月3日指出，“尊重王室，关注贵族的权利，以及秉持温和态度。” [1037]

6月23日，在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簇拥下，国王提供了一份详尽而传统的合理妥协方案，并亲自宣读。国王承认第三等级的要求：彻底废除对贵族、神职人员和其他一些人享有的特权，以及财政的豁免权；结束任意逮捕的政令；取消农村劳动力在公路和桥梁上的被迫劳动。 [1038] 国王表示愿意就其他关键问题进行谈判，邀请“成员”商议如何协调“新闻自由与宗教、道德和公民所尊重的自由”。 [1039] 但这些要求遭到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强烈反对，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支持废除“三级议会”中的投票规则，或反对荣誉特权。这些命令本应由具有不同权力和部分具有单独职能的独立机构下达，但“神职人员的特别许可”仍然是“所有关于宗教的决议所必需的”。同样，路易重申了他对警察权力和军队的唯一主权和控制权。 [1040]

杰斐逊指出，王室的回应让人们陷入“骚动”。第三等级的行动始于米拉波的引人注目的演说，巴纳维、佩蒂翁、布佐特和西耶斯拒绝妥协和单独的命令，并要求承认他们单方面宣布的国民议会。 [1041] 更多神职人员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大多数贵族和少数的第一等级(总共132名教徒)仍然顽强抵抗。路易通过暂停出席公众会议，来回应国民议会的持续挑衅。“我发现凡尔赛的街道让士兵很尴尬，”杰斐逊向杰伊汇报道，“在这个国家的酒店前面，有大约一百匹马的尸体，所有的门都被士兵们把守着。国王命令，除了会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到目前为止，公共休息室的大门已经开放，至少有两千名观众不断参加到他们的辩论中。” [1042] 然而，杰斐逊在他寄往费城的信中所描述的严重对抗形势，在6月27日突然消失了，不过这是由于王室的退让，而非第三等级退让。

这种情况不是因为王室的无能为力，而是因为巴黎日益动荡的局势已经蔓延到“除瑞士军队以外的所有军队”中。法国警卫“开始退出他们的军营，集结成小队，宣布他们会保护国王的生命，但不会割断同胞的喉咙”，让旁观者坚定“如果破裂的情况下，他们会站在哪一边的信念”。 [1043] 杰斐逊几乎无法抑制他的兴奋之情。路易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国民议会。通过“邀请”顽固的贵族和反对派神职人员重新加入议会，路易最终选择与“国民议会”进行对话和合作。随着社会秩序和特权的消失，以及著名的天文学家贝利当选“主席”，国民议会于6月30日举行了首届会议。 [1044]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主权都已从王室移交给人民，就像1776年7月在美国所发生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巴黎开始动荡，民众在国民议会旁边制造了第三个革命导火索，并继续在王宫周围进行大规模行动。这是在巴黎市政厅举行的巴黎选举大会，一个由407名“选举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筛选首都的请愿和申诉人，并选举国民议会的代表。这个机构现在成为巴黎喉舌的一部分，并成为狂热辩论的焦点。布里索是巴黎一个选区或“部分选民”选出的“代表”，也是革命的主要记者之一。作为《法国爱国者报》的编辑，布里索很快就做出了成绩，在4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他说服其所在地区，需要一个通信委员会来指挥巴黎地区的国民议会议员。出于对共和党的社会和政治观的厌恶，律师和商人们不喜欢布里索和孔多塞，因此布里索和孔多塞未能当选为会议委员。但他们的巴黎委员身份使他们能够继续发挥激励作用，以确保他们的民主共和党计划——在现阶段，比拉斐特、拉·罗什福科维、杜默尼耶和杰斐逊的计划显得更加雄心勃勃、更加美国化——在国民议会中得到响应。像拉斐特一样，布里索特别渴望按照美国的路线获得一份广泛的《权利宣言》。在巴黎其他选区推选出的代表中，尼古拉斯·博纳维尔(1760—1828)现在是支持布里索战略的区域“主席”，他是一名专业学者、作家及美国大革命的主要文件翻译专家。从1789年秋开始，博纳维尔和他(后来)亲密的朋友潘恩，成为孔多塞和布里索在巴黎最坚定的盟友。

作为一名法律理论家和社会改革者，布里索特别感谢贝卡里亚、爱尔维修和卢梭。像米拉波一样，布里索亲眼目睹了1782年的日内瓦革命，与米拉波相同的是，布里索也是犹太解放运动的长期发言人，他一直活跃于法国-英国—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中。布里索与孔多塞、拉斐特一道致力于此。在他们的原则中，1789年新兴的革命领导者几乎不代表法国社会的任何主要阶层，与1776年梅森、杰斐逊和麦迪逊在弗吉尼亚州的作为对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确切地说，像一些人高声抱怨的那样，法国大革命的左派包含引发1788年公众论争的主要宣传者和小册子发行者，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热情的共和主义哲学家和美国主义者。

早在7月初，首都的“选民”大会就已作为革命公社的先驱，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城市政府， [1045] 该临时政府由布里索、博纳维尔、戈尔萨斯及其共和国盟友领导的团体(孔多塞在9月加入进来)组成。 [1046] 尽管遭到国民议会的敌对保守派和大多数“温和”派的反对，但国民议会内部给予米拉波、西耶斯、拉·罗什福科维、拉斐特、沃尔尼、杜默尼耶和其他激进改革者重要的支持，并帮助他们取得领导地位(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便如此，先前“温和”的君主制国民议会在意识形态集团的交战中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国民议会还是只能由支持革命的新闻界(由共和党激进分子主导)、民众的鼓动和巴黎选举大会推动完成。米拉波和西耶斯领导的哲学知识分子与共和激进派要求巴黎选举大会采取具体措施。 [1047]

“文明世界中，人的境况最终被大大改善”

法国民主共和党人并非通过直接控制国民大会，来追求哲学意义上的深远目标，而是通过激烈的革命舆论，利用人们的不满以掌控首都。通过支配革命新闻(和戏剧)，激进派成为巴黎市政府中最强大的派系。这样，尽管国民大会中支持革命哲学的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法国人对他们的观点缺乏认同，但在街道和咖啡馆的民众的支持下，舆论不断发酵，一种积极的共和、民主和平等的趋势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1048]

观察人士(其中许多人带有明显的厌恶情绪)指出，巴黎选举大会和国民议会之间的协调是经过“哲学家”精心策划的，这些“哲学家”是知识分子和文学人士的混合体，包括布里索、博纳维尔、卡拉、戈尔萨斯、佩蒂翁、德穆兰、塞鲁迪、博马舍、罗伯特和曼达等著名的权威人士。这些热衷于比利时、荷兰和美国大革命的人，通过由群众领袖大肆宣传反贵族口号的方式，凝聚群众的力量。一位目击者称群众领袖为“半哲学家”，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大肆宣传来淡化统治者的话语，以此调动皇室周围的不满情绪。 [1049] 随着巴黎“选举人”集会推动了国民议会，在拉斐特、西耶斯、沃尔尼、佩蒂翁及其追随者们的努力下，规划中的《人权宣言》——4月以来，巴黎的一些主要地区已承诺恪守《人权宣言》——在巴黎以及国民议会中得以积极推进。 [1050]

杰斐逊发表了“人类拥有与生俱来和不可侵犯的权利的宣言”，他认可革命“推翻了旧政府”，新的“宪法应该开始”。 [1051] 到目前为止，杰斐逊和拉斐特的(第三份)宣言草案已经发展到13篇，不过比起米拉波、西耶斯提供的更长、更复杂的草案，这份宣言草案更短、更接近于美国(梅森-杰斐逊-麦迪逊)模式，特别是1776年弗吉尼亚州的《权利宣言》。随后，布里索开始反对拉斐特的草案，转而支持米拉波的草案。 [1052] 除了这些不同的草案之外，米拉波和拉斐特的关系也逐渐恶化，由于两者之间缺乏信任，主要激进分子之间的合作也受到影响。到1790年秋，这两派已经达到公开敌对的程度。拉斐特此时已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突出地位，在杰斐逊的帮助下，拉斐特越来越多地试图抢占幕后主动权。后来，杰斐逊发现自己支持着一个公开反对米拉波的团体，恰好杰斐逊也不喜欢米拉波，因为他怀疑米拉波对美国和美国大革命的热情比布里索、孔多塞、拉斐特要少。 [1053]

示威游行和街头冲突在巴黎和鲁昂街头持续爆发。遵从国王的意见，国民议会仍留在凡尔赛宫，但对于国王和法院是真正接受了目前社会的变化，还是只是在为一场盛大的反击拖延时间，国民议会的观点产生了分歧。虽然在杰斐逊看来，路易可能无意轰炸巴黎并试图用武力镇压革命，但许多巴黎人认为国王或者至少是他周围的人希望如此。 [1054] 随着人们对戏剧性对抗的预期的加剧，国民大会于7月8日举行了紧急会议。尽管当时形势严峻，情况不稳定，不确定性很大，并且大范围的农民骚乱开始蔓延，这使整个法国都感到不安，但在巴黎选举大会的大力支持下，共和党仍然坚如磐石。7月9日，国民议会指导委员会通过了拉斐特和布里索的一项提案，即法国的传统宪法陈旧且过时，该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杰斐逊向潘宁表示，大会“现在开始建立一个基金会”。后来在伦敦，杰斐逊与埃德蒙·伯克分享了此消息，当时他仍然很友好，希望赢得伯克对革命的支持。 [1055]

到目前为止，大量的皇家军队(主要是瑞士卫兵和德国雇佣兵)都被部署在凡尔赛和巴黎之间，不久还会有更多的炮兵。根据杰斐逊的记录，“出现了很大的骚动”，“大会向国王投了选票”。 [1056] 7月10日，由米拉波撰写的草案由六位贵族、六位神职人员和十二位第三阶级代表送到宫中。军队的集结与国王所说的恢复秩序和安宁的愿望相矛盾，这些军队抱怨议会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1057] 路易回答道，军队还拒绝了大会将他们的会议转移到巴黎的要求，这是保持首都稳定的必要条件。更令人沮丧的是，7月11日，当国民议会审议拉斐特(和杰斐逊)的《人权宣言》草案时，路易做出了不明智之举，他解雇了受人欢迎的瑞士部长雅克·尼克尔(1732—1804)，此人是自由派的改革者和支持君主制的“温和”派。

尼克尔部长原本有能力挽回国王与人民之间的信任，但是，解雇尼克尔加剧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加深了大会君主主义者与共和党主导的左派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尼克尔的免职，看起来就像是皇家法院潜在的拒绝态度以及杰斐逊所宣称的“贵族意图”的证据。大多数贵族都希望与地方法官的高等法院联盟，中止法国复兴的“伟大计划”。解雇尼克尔引发了外国军队和示威者在首都街道和广场上的公然对抗，严重加剧了席卷全国的危机，这一事件本可以轻易避免。杰斐逊指出，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军队，主要是外国军队，从法国各地向巴黎郊区靠近。“他们的人数达到了两万五千或三万人。” [1058] 因此，危险的对抗进一步升级了。“暴乱分子们马上关闭了所有剧院”，不久，“外国军队进入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民众之间爆发了战争”。 [1059]

与杰斐逊有联系的一群热情的秘密共和主义者，意在使皇家部长对立法机关负全部责任。由亲英的君主主义者让-约瑟夫·穆尼耶(1756—1806)领导的相当大的国民议会中间派集团，倾向于看到“哲学”和美国原则被彻底拒斥。虽然国王没有全部的统治权，但他也保留了不受限制的选择权，国王以英国方式遴选部长，再以宪法赋予的权力随意解雇他们。“温和派”尊崇孟德斯鸠和“混合政体”，建议将英国宪法置于美国体制的理想模式之上，但这一观点在左派领导层指挥的街头和咖啡馆中缺乏群众支持。到1789年6月底和7月初，杰斐逊兴高采烈地向潘恩保证，民主的共和党领导人“在交易的每个阶段都表现出冷静、睿智和决心，即纵火焚烧整个王国，并随之灭亡，而不放弃全面改变政府的计划，现在民主共和党人已无可争议地拥有主权”。 [1060]

然而，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7月11日爆发了严重的动乱，这场动乱持续了四天。粮食短缺加剧了恐惧和不确定性，这在最大限度上引发了巴黎以外地区的骚乱，在鲁昂，人们掠夺商店和粮食店铺，造成数人死亡或受伤。 [1061] 相比之下，巴黎的骚乱具有严谨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几乎没有抢劫或暴力的行为。德穆兰和曼达都是杰出的演说家，他们在皇家宫殿咖啡馆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们动员大家行动起来并且使用武器，与此同时，他们也要谨慎地避免煽动人民对个人的暴力行为或抢劫商店。 [1062] 人们“观察到诚实的重要性”，杰斐逊满意地说，“但这方面的例子尚未知晓。”在过去几个月中，杰斐逊在法国律法改革的过程中，对来自英格兰的对法国形势的极端敌对评价感到恼火。现在，英国关于法国情况的报告严重影响了美国人的观点。“令人满意的是，你们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暴徒。”杰斐逊试图说服他的美国同事们，总的说来，暴徒表现出值得称道的克制和尊严。 [1063]

图11　拉斐特侯爵作为巴黎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1790年。图片来源：国家肖像画廊，史密森学会/艺术资源，纽约

1789年7月12日晚，德穆兰(当天早些时候来到凡尔赛宫)在凡尔赛皇家咖啡馆发表了一场极具煽动性的演讲，他坚称存在着一场强行镇压革命的宫廷阴谋，外国军队将被用来屠杀每个违背王室意愿的人。 [1064] 德穆兰已经写下了(虽然还没有出版)《自由的法国》，这是1789年最不妥协的民主共和国小册子(在8月出版)。在欢呼人群的簇拥下，这位杰出的记者跳上一张桌子，鼓励人们用武器来拯救自己和革命。那天晚上，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瑞士和德国的龙骑兵已安营扎寨，武装暴乱者举行了一场喧闹的示威活动，部队向空中发射空弹。 [1065] 由军人(1名前士兵)领导的暴民，通过闯入市民武器商店，获得了武器。接下来的事件，变成了皇家权威和王权行动能力的灾难：数百名法国宫廷守卫加入到示威者行列。

几天来，这个城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在旧城委员会解散后，控制权移交给了由布里索、博纳维尔、卡拉、福切特和民主共和党领袖主导的选民指导委员会。这些代表指责法院阴谋反对国民议会，他们还承担起恢复秩序和首都的粮食供应的责任。7月11日和12日，在控制了巴黎之后，这个紧急委员会建立了新的公民民兵组织，即“国民警卫队”，该组织由拉斐特率领，拉斐特在革命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拉斐特、布里索和新巴黎市政府，指示新组建的民兵进行日夜巡逻，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防止了抢夺和非法闯入等行为——这种不受控制的混乱会在法国农村和鲁昂部分地区出现。令杰斐逊满意的是，在巴黎，没有商店、食品店或富人家园遭到袭击。不久，拉斐特的势力扩大到31 000人，这些人部分地参照了美国民兵的装束，用新制服和三色斗篷装扮起来，他们成为维持首都秩序的主要力量。 [1066]

7月14日，在法庭上谴责皇室“阴谋”的众多工匠、店主和熟练工，早上，他们还犹豫不决地漫步街头，直到他们受到一些人敦促，加入到巴士底狱游行并夺取“暴君的纪念碑”。一大群人跟着博纳维尔和福切特一起行至巴士底狱。 [1067] 在巴士底狱，博纳维尔试图说服驻军和平投降。州长德·劳奈侯爵拒绝了。当人群向前推进时，在皇家白旗下靠墙站立着的150名卫兵开火，由法国卫兵率领的人群用大炮攻破了城墙。经过四个小时的轰炸，他们冲进堡垒，屠杀每个拒绝投降的人，包括德·劳奈。战斗结束后，在沸腾的掌声中，一顶自由帽被高高托举，牢狱里的囚犯被释放，大炮被移到市政厅。巴士底狱被移交给新的城市民兵，随后整个首都的秩序被迅速恢复。

现在，许多人期望利用在首都周围部署的外国军队，对巴黎进行全面的猛攻。携带武器的群众不安地在市中心，特别是在王宫周围徘徊。他们挖了一些战壕，在街道上乱窜，阻止皇家骑兵的入侵。但是，王室过于震惊以至于没有及时做出应对措施，由于军队士兵的叛逃和路易本人厌恶流血事件的发生，并且他也不愿攻击人群，所以整个王室处于瘫痪状态。在从恐惧到欢欣的几个小时内，巴黎变得积极、欢快。攻占巴士底狱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它为“人民”提供了心理和政治上的优势。民主共和党人和巴黎的选举指导小组，很快就陶醉在胜利的消息之中。随着巴士底狱沦陷的消息传开，一群在咖啡馆里交谈的知识分子，包括沃尔尼和杰斐逊，都发出激动的笑声和欢呼声，他们还踩起舞步在桌子周围转圈。杰斐逊不再怀疑法国人接受美国原则的能力，他不无冒昧地说：“先生们，你们被这一胜利所震撼。但你们必须与贵族和牧师抗争，直到你们对付得了他们，你们才会拥有自由。” [1068]

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法国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支持革命，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789年7月14日。自由、宽容、对“专制和迷信的恐怖”以及改变权力滥用的愿望，早已成为所有启蒙者的共同基础。 [1069] 只是现在，随着人们的情绪日益高涨，舆论开始两极分化：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站在革命一侧，而温和的启蒙者，如马蒙特尔、莫雷莱特和苏亚德宣布反对革命。反对革命意味着要与那些致力于改变社会和制度的坚定革命者决裂，放弃爱尔维修沙龙，并陷入近乎沉寂的阻隔当中。 [1070] 这样，温和启蒙与法国激进倾向间的分歧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政治化和永久化。有些人认为，在存在争议的哲学派别之间能够保持中立。然而，爱尔维修夫人(没有原谅法院或神职人员迫害她死去的丈夫)并非如此，她的态度与沃尔尼、加拉、卡巴尼斯、尚福、杰斐逊、西耶斯、布里索、孔多塞和米拉波保持一致。 [1071] 巴士底狱的沦陷，使得目前公开竞争的启蒙运动派别——温和派与激进派——在民主、共和主义，以及清算审查制度和宗教权威方面的长期裂痕，进一步加剧。

7月15日，作为选举委员会秘书，以及孔多塞在科学院的竞争对手，贝利被首都选举大会推选为巴黎市长，这次大会还任命拉斐特为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 [1072] 作为一名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即使比穆尼尔更自由)，长期以来，贝利一直批判旧制度，但他不是共和党或民主派人士，在新的巴黎市政府中，贝利是“温和派”的领袖。 [1073] 但这并没有结束不断发酵的骚乱，尤其是在左岸巴黎市中心被称为科尔得利俱乐部的地区，在那里出现了辩论论坛，后来在革命声名中，该俱乐部仅次于雅各宾俱乐部。虽然雅各宾派后来成为激进的平等主义者，但在1792年之前，他们仍然以温和路线为主，并且内部分歧很大；相比之下，科尔得利俱乐部更早地成为激进情绪和民众骚乱的焦点。在一个混合的、部分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熟练的工匠占俱乐部会员总数的一大部分，他们给俱乐部注入了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然而，到了1792年底，俱乐部的会员——丹顿、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曼达、马尔查尔、曼努埃尔、普鲁德穆，以及皮埃尔-弗朗西斯·罗伯特(1762—1826)这位杰出的革命记者和另一部1789年的共和党著作《法国共和》的作者——除丹顿(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但并非知识分子)外，大多是记者、作家和编辑。德穆兰评论说，赋予科尔得利俱乐部独特印记的是浓重的文学作品。现在的文学咖啡馆，和过去几十年一样，成为哲学家、共和党人和美国主义者进行辩论的固定场所。 [1074]

无论从思想层面还是政治层面来看，攻占巴士底狱都是法国早期革命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该事件后，王权和特权并未得到恢复，相反，国民大会获得主权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随后几天之内，一些人提议将7月14日设立为全国性节日。 [1075]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大行其道，直到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6月发生政变，该政变从根本上改变(和歪曲)了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山岳派专制民粹主义(到1793年年中旬一直统治着国民议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强硬派)暂时被牵制，由哲学家领袖和工匠组成的联盟支持促进共和主义、新闻自由、民主、人的权利、个人自由和人类解放。

攻占巴士底狱的风波，席卷了整个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一事件对王室、教会和最受欢迎的圈子的影响是绝对负面的，对亚当斯、莫里斯、汉密尔顿和其他美国联邦主义领导者的影响也是如此，但对激进的知识分子圈子的影响却是非常积极的，民主党和平等主义者欢欣鼓舞。8月3日，普赖斯写信给杰斐逊，盛赞他“推动和完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这是一场震惊欧洲的革命，动摇了专制力量的基础，很有可能是世界各国政府全面改革的开始。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政府为阻止对人类权利的剥夺和对人类进步设置障碍，以及使少数人能够压制和奴役其他人的种种努力，都是以这场革命作为开端”。这种至关重要的全球性的推动力，源于美国大革命的激进倾向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结合。它不是社会、人或国家特征的产物，也不是实践和社会性长期趋势的产物。普赖斯深信“全面革命”现正在改变欧洲和世界，他表达了对一神论者的同情，并强调必须保护个人的宗教信仰，“使其免受民权的干涉”。 [1076]

与普里斯特利和福切特这样的宗教人士相似，普赖斯并非无神论者或杰斐逊主义者。与大多数美国和法国的激进民主人士不同，普赖斯宣扬一种热情但非正统的基督教，他拒绝教会的等级制度和教条神学。然而，他完全赞同杰斐逊主义者(并且不同意亚当斯)的观点，即超越洛克、拆除教会权威的壁垒，以及结束宗教对政治、法律和教育的侵扰。“我想，美利坚合众国乐于采取这一步骤。目前法国不可能在没有受到太大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尝试，但在英国进行这种尝试之前，法国很可能先行涉足。事实上，法国的(温和派)爱国者对我们的称赞太多了，他们把我们(英国人)说成是他们的榜样，认为自己在模仿我们。我几乎不相信我们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努力，因为法国现在正在精神上达成一种奇妙的共识。而我们被自由的形式所蒙蔽。” [1077] 普赖斯认为，大多数英国人并不理解，他们的宪法是皇家和贵族设下的骗局，并且这一骗局被英国圣公会的教义所强化。

寻求主宰法国国民议会的“温和派”确实提升了英格兰和英国模式的地位，但普赖斯提议将英国传统和宪法扩展到革命领导层的做法是错误的。正如亚当斯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民主人士绝不会从洛克，或者从英国那里获得思想的灵感，相反，法国才是他们的思想源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情况与美国完全不同，亚当斯对此心知肚明。恰恰相反，亚当斯认为法国人就像“太多的美国人，为了人与财产的平等而苟延残喘”。 [1078] 埃德蒙·伯克对所有关于英国正在发挥其影响作用的说法感到愤怒。伯克并没有被潘恩、普赖斯和杰斐逊说服，他对民主和共和思想在法国取得的进展感到愤慨，这些思想不仅入侵英国，还形成了“阴谋集团”，伯克否认这些思想具有“英国”血统。

伯克很生气，因为他们的做法是以英国为榜样的，所以他反驳道，法国实际上什么都没做，“这源自这些人(英国人)的做法或普遍观点，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过程实质上。让我补充一点，我们不愿从法国汲取教训，因为我们确信从未向那个国家传授过这些教训”。 [1079] 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国人中，这种“自称哲学的阴谋集团，接受了太多后期宣传的荣耀”，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意见和制度是人类真正的实践精神”。但是，倘若法国屈服于邪恶的“无神论者和异教徒”，这不啻为一场灾难。法国的同行者有柯林斯、托兰、沙夫茨伯里、丘博、摩根和博林布鲁克，伯克很乐于指出这些“自由思想家”和共和党人的想法缺乏1789年英国的支持。 [1080]

亚当斯的惊慌失措、伯克的反感、普赖斯的乐观、潘恩和杰斐逊的兴奋不已，使法国国民议会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三方争斗。攻占巴士底狱后，媒体、俱乐部和巴黎市政府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致使国民议会分裂，形成三个相互竞争的政治派别。在支持贵族权利、君主立宪制的孟德斯鸠中心派和支持民主共和主义的左派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裂，即使不考虑法国的第四个意识形态集团——超级保皇派和天主教徒，他们的权利覆盖整个法国的偏远地区，他们拒绝与革命或国民议会产生任何瓜葛——立法机构也很难立即解决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冲突。

一旦法国的动荡引起欧洲、英国和美国公众的注意，每一位评论员，尤其是每一位美国政治观察家，都会被迫将美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较，即便他们最终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然而，任何其他的开国之父，都没有像杰斐逊那样，敏锐地意识到两次革命及其基本平行关系的深层交织，或者像孔多塞所说，有意识地认识到“整个人类应从美国的榜样中获益”。 [1081] “不期望对我们采取更好的方式，”杰斐逊在1789年8月27日写给麦迪逊的信中写道，“至少在这个(国民议会)中占据上风。”“我们的行动在任何场合都被视为他们的榜样；尽管在激烈的争论中，人们通常会与反对者所敦促的每个(权威)意见相左，但我们的做法却如《圣经》，可以解释但不要质疑。” [1082] 杰斐逊的观察是准确的，但也只针对共和党和与共和党相近的领导层；甚至在那里，美国联邦原则也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杰斐逊的评论绝不适用于中间派和君主立宪主义者。毫无疑问，美国的范式比英国宪法更具针对性和决定性，但它只在反对君主制、贵族制、不平等、教会权威的共和国，以及民主革命者中起作用。

正如他们的波兰革命同志柯斯丘什科(此时已回到波兰)一样，杰斐逊、普赖斯和潘恩充满希望，但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法国大革命面临的巨大风险。特别是他们担心，在法国社会，甚至在国民议会和巴黎政府中，真正的、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些都引起了“强烈的意见分歧，并在爱国者之间产生了令人厌恶的反应”，拉斐特表示非常惋惜。 [1083] 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议会的主要派别——保守的宪法保皇派、中间派君主立宪主义者和民主的共和主义者之间的争端愈演愈烈。评论家们都认同，在国民议会的艰苦而旷日持久的辩论中，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哲学观点赢得了多数人的赞同，但并非全部，特别是关于言论和宗教自由的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这些条款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尤其是神职人员和那些被布里索称为“温柔而宽容的哲学家”。米拉波、穆尼耶、拉·罗什福科维、佩蒂翁和杜默尼耶都参与了重要的大会辩论。

包括君主主义者和神职人员在内的激进派反对者，围绕着由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宣言”草案进行商讨。第六委员会由激进的反犹太主教南希主持，她提出“宣言”要以上帝的名义和十诫为参照；她要求言论自由应受到附加条款的限制，这些条款不应允许任何人“扰乱既定信条”；她还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进行，而不应“妨碍”国家公开建立的宗教。 [1084] 第六委员会的这些限制性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尽管中央并未给以多少承诺。但是，由于米拉波和激进分子的反对，第六委员会的保守派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失去了信誉并被击败。 [1085] 正如米拉波抱怨的那样，不可否认，激进派的成功是不彻底的，但在积极打击第六委员会方面，米拉波、布里索及其信徒取得了至关重要的胜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新闻自由、思想自由，并废除了国家支持的宗教。 [1086] 在8月26日完成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第六委员会的大多数附带条款都被删掉了，该宣言所设想的社会复兴是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固有的国家法律基础上(这种情况仍存在于美国宣言之中)。 [1087] 所有人都同意，美国独立“让人们看到了人民的真正命运”，以及他们的“自然权利和每个人的权利平等”.10月份，共和党最主要的记者之一卡拉证实了这一点。卡拉和同事们坚定地期待着，整个世界会因他们成功削减宗教权威和确保基于平等人权的原则而发生改变。 [1088]

杰斐逊当时也非常乐观，乐观主义精神从未离开过他。32年后，他在自传中写道：“美国对人权的呼唤，被法国(第一个如此做的欧洲国家)所接纳，经过法国的传播，这种精神在欧洲南部蔓延开来。北方的暴君确实联合起来反对它，但它是不可抗拒的。他们的反对只会增加受迫害者的数量，他们自己的附庸国将会受其影响，人类在文明世界中的状况最终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1089]

尽管拉斐特野心勃勃，但他并不能对人或形势做出准确判断。最终，事实证明，拉斐特的共和与民主程度根本不像他在1780至1789年所宣称的那样。但他可能比孔多塞、布里索、佩蒂翁、博纳维尔、卡拉和潘恩更加现实，因为他认识到革命只有通过调和，或融合温和派和激进派，才能取得成功。拉斐特在8月25日解释道，对于国民议会和巴黎市政府，他的策略是在中央和左翼之间进行持久妥协，并将他们的领导力统一起来，“我们想要使我们八个人联合在一起，作为预防彻底解散和内战的唯一手段，”拉斐特向杰斐逊确认道，“导致他们分裂的主要障碍是国王的否决权问题。有些人希望国王拥有绝对否决权，其他人则希望国王没有否决权，唯一可以联合这两类人的方法就是，采取某种暂时的(即临时的)否决权，这种方式如此强烈和复杂，以至于可以给予国王应有的影响力。” [1090] 杰斐逊赞赏拉斐特的战略逻辑，这需要弥合宪法保皇党和民主共和主义之间的鸿沟、孟德斯鸠与人权宣言之间的差距、“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不同。9月，杰斐逊指出，拉斐特对“两派的喜爱是一样的，并且他不断努力将他们团结在一起”。 [1091] 杰斐逊同意拉斐特的观点，避免破坏性裂痕的唯一方法是寻求临时或“暂时否决”，大幅限制国王的权力，确保立法机关(和共和党人)永远占上风，同时为自由主义君主制留下一块遮羞布。

宪法要求国王和立法机构之间保持平衡，一些共和党人反对王室的否决权，在这种情况下，拉斐特——在1791年之前一直向他的朋友孔多塞和布里索保证，他也是“共和党人”——表现出比他们更强烈的与穆尼耶和贝利达成和解的意愿，并努力调和左派和中间派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内，杰斐逊都非常支持拉斐特。谈判于杰斐逊的巴黎住所——优雅的德朗雅克酒店举行，谈判双方以“临时否决权”和一院立法机关为基础缔结了“协议”，该协议只为王室保留了很小的权力。尽管西耶斯反对这一提议，但谈判还是暂时起到了缓解不和的作用。8月26日，在杰斐逊的住所举行了长达六小时的秘密会议，杰斐逊在晚餐和葡萄酒宴会时听取了“对我没有任何隐瞒”的拉斐特、穆尼耶、巴纳维、亚历山大·德·拉梅斯及其他四个人的想法，这些人都是“诚实而持不同意见的爱国者领导人，他们都意识到通过相互妥协来建立联盟的必要性”，他们都为建立一个可行的、团结的温和-激进集团而不懈努力。

拉斐特和杰斐逊设计了一个中间偏左的联盟，以消除迄今为止穆尼尔的强大的中间偏右的保守“温和派”，并以这种方式“将贵族地位降低到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的程度。正如杰斐逊所说，同时使用侧翼包抄和强硬的路线，目的是切断国王的所有权力。在9月15日的“否决权辩论”之后，“临时否决权”以673票对352票的结果获得通过，这是令人高兴的妥协，而且拉斐特和米拉波也达成了和解。 [1092] 虽然直到1792年8月，革命中的法国在名义上仍然是君主制，但是那些在1789年8月否定“混合政体”模式的革命领导人，正确地构思并描述了法国的新制度，即“基本上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后来，作为新制度的关键制定者之一的勒德雷尔表达了这一观点，“它带着王室的幻影”。 [1093]

在1789至1791年期间，除了马拉粗俗的民粹主义报纸《人民之友》外，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未来会出现反启蒙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和不宽容。但在古格斯、沃斯通克拉夫特、潘恩以及各类启蒙者的眼中，从1793年中期开始，革命受到了破坏，甚至遭到了彻底抹黑。由于宪法规定的权利在议会(贵族和教会的残余)上被边缘化，因而从1789年末到1791年末，民主共和党人的主要障碍仍然是支持君主立宪制的组织——该组织起初由穆尼耶领导，后来由莫里和马卢厄特领导。这些人颂扬洛克和孟德斯鸠，强烈反对普选、共和主义、平等主义法以及普及义务教育。与莫里斯一样，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能否捍卫现有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促进继承了财富和拥有财产的新的非正式贵族的产生。而宪政君主主义者又分为中右翼和自由主义的君主派，这样一来，在议会中就存在着四个主要的集团。

事实上，杰斐逊用英语以最专业和最简洁的方式，分析了在1789年革命期间争夺国民议会的统治地位的四个主要集团。他解释说，法国国民议会于9月19日写给杰伊的信中就提到了这四个主要派系。第一个派系是他称之为参与宪法权利的“贵族”，包括大多数贵族、主教、高级的神职人员以及议会代表，他们尽可能地保留君主制、贵族和教会的权威；第二个是“温和派”，保皇派渴望拥有一种“几乎与英格兰一模一样的宪法”，他们还希望根据孟德斯鸠的思想实行分权；第三个派系是王室权力的一个分支，是一个为王室的自由主义者分支而奋斗的团体，这个团体被杰斐逊斥为“邪恶”和“绝望”的代表；最后也是最小的一个派系——但是目前最受外部支持和欢迎，也最受新闻和国际关系支持——是“共和党人，这些人愿意让他们的第一个地方法官由世袭产生”，但是(在拉斐特、西耶斯、佩蒂翁和米拉波的模式中)共和党人旨在使法国君主制“从属于立法机构，并使立法机构由一个单独的议院组成”。 [1094]

杰斐逊毫不犹豫地向他的同事和费城政府表明，他对四个集团中的最后一个集团即“共和党人”的偏爱。然而，这也表露出了一个问题，第二、第三和第四集团，包括共和党人，虽然他们争执激烈，但他们都称自己为“爱国者”。矛盾的是，尽管存在强烈的分歧，但在这场不断升级的激烈竞争中，温和派和激进分子都可以准确地、真诚地赞扬美国大革命。每个人都接受了美国的范例，但他们是不同的，是站在迥异的立场上的，这里也展示出，美国和法国的双重革命是如何紧密而复杂地各自平行发展又相互联系在一起。1790至1791年，由巴纳夫、贝利和德·拉梅斯领导的“温和派”，赞赏了美国联邦党人在创建一个具有强大执行力、限制选举权，以及对财产、财富和非正式贵族做出坚定承诺的共和国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赞扬了亚当斯、汉密尔顿、莫里斯和杰伊在美国大革命中的功绩。相比之下，孔多塞、布里索、博纳维尔、佩蒂翁、德穆兰、卡拉和“共和党人”都钦佩富兰克林、潘恩、麦迪逊、肖特、拉斐特以及杰斐逊的民主平等主义革命。

谴责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

简而言之，尽管布里索和西耶斯仍在抱怨，但看起来拉斐特(和杰斐逊)似乎已经成功地调和了中间派和左派势力。用杰斐逊的话说：“结果是，国王应对法律拥有临时否决权，立法机关应只由一个单独的议院组成，并应由人民选择。这个协议决定了宪法的命运。爱国者们都坚持这样的解决原则，把每一个问题都处理得很好，把贵族的地位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1095] 但是，在1789年10月，杰斐逊显然过于乐观了，因为在他离开法国之后，拉斐特与之前的朋友孔多塞、布里索和潘恩的冲突越来越大，最终，他们的关系在1791年彻底破裂。有一段时间，杰斐逊对拉斐特继续表示信任，因为这是“两党之间强大的联盟”，并且他相信拉斐特有能力克服1789至1791年期间革命队伍中出现的主要裂痕，即共和党人和温和派(拉斐特被温和派深深吸引)之间的分歧。不久之后，残酷的现实完全击垮了杰斐逊的这些希望。

随着后来事态的持续发展，杰斐逊早期的乐观主义的局限性很快便显现出来。1789年，杰斐逊对共和党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但也对革命派别之间的持续分歧深感不安。与此同时，他认为革命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它可能会改变加勒比地区，最终也会对整个美洲产生重大的影响。杰斐逊和拉斐特的朋友孔多塞在1788年的《黑人解放论》第二版中阐述了一项计划，通过这项计划，一旦黑人得到解放，新世界的黑人就可以作为雇佣劳动者融入社会。 [1096] 在杰斐逊的最亲密的盟友中，拉斐特、科斯库斯科、布里索、孔多塞和潘恩都致力于黑人解放，然而在法国居住期间，杰斐逊本人至少在理论上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保持一致。杰斐逊在1789年8月27日告诉杰伊，“解放他们的岛屿”，圣多明各(海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卡宴和其他法国新世界的财产，“在国民大会的一些成员中，尤其是那些最开明、最自由的人的头脑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想法”。这意味着拉斐特、拉·罗什福科维、西耶斯、沃尔尼、德斯蒂·德·特拉西、米拉波以及那些代表团，将与孔多塞和布里索合作，通过黑人之友协会实现黑人解放运动。布里索、孔多塞、卡拉和戈尔萨斯当时还不是议会的成员，但他们仍然通过报纸、组织和巴黎市政府，一同推动革命进程。

黑人解放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方面，它承诺将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联系在一起，对整个新世界的未来和黑人人民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加勒比地区，“这个国家(法国)的这一步将引发同一时期的其他解放运动或革命”。 [1097] 由于杰斐逊不愿接受种族平等，特别是黑人的平等权，毫无疑问，对于美法两国革命冲动的汇聚，与他的美国派朋友(和波兰同志柯斯丘什科)相比，杰斐逊对这方面的热情要低得多。但是，从表面上看，他还是小心翼翼地不损伤盟友的理想主义热情。当布里索要求杰斐逊在1788年加入黑人之友协会时，他回答说他非常同情黑人，但他不能像美国大使那样只按照自己的个人意愿行事。与杰斐逊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相比，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以及前任大使富兰克林都对这一项事业表现得更为积极和热情。 [1098]

另一个杰斐逊几乎未曾接受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基本民主倾向——在美国大革命中也完全缺失 [1099] ——是女性解放事业，女性解放最初是由奥林普·德古热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强力推动的。作为历史上经常被低估的一个主要角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没有人像奥林普·德古热(1748—1793)一样，勇敢而坚定地捍卫女性的权利，或者如此明确地谴责男性主导的古老体系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后来，无畏的德古热公开谴责罗伯斯庇尔是个暴君和怪物(她在恐怖时期被送上断头台)，不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忽视了妇女的权利，而是因为他的独裁倾向。而且从1793年初开始，罗伯斯庇尔就压制了革命的民主倾向。那些挺身而出，接受妇女平等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男性革命领导——其中孔多塞率先站了出来——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罗伯斯庇尔、圣贾斯特、马拉和山岳派的反对者。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历史学家仍将孔多塞、德古热和潘恩这样的人称为“温和派”.事实上，当时他们是激进的启蒙者，并且他们所寻求的新原则也是“激进的”。历史学家还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事们称为“激进”的，但事实上，他们和卢梭一样，在妇女和黑人问题上秉持更传统的观点，在限制个人权利、遏制言论自由和压制对政府的批评方面，也是如此。 [1100]

到1789年10月5日那天，也就是著名的凡尔赛女性游行日，杰斐逊已经离开巴黎，正在勒阿弗尔等待航船返回美国。据官方的说法，作为美国驻巴黎的全权大使，杰斐逊的任期还有两年，他期望在六个月之后返回美国，或者继续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中同时发挥作用， [1101]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华盛顿总统想通过将杰斐逊提升为国务卿的方式而将他排除在外。1790年3月，回到美国后不久，杰斐逊去费城拜访了病榻上年迈的富兰克林(不久后去世)，杰斐逊详细介绍了许多他的朋友、他们国家的变化，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危险的社会动乱。“这与他们所采取的行为、他们的路线及他们的命运有关。” [1102] 杰斐逊试图安慰这位老人，因为富兰克林从巴黎收到了许多报告，内中详细描述了使人“非常痛苦”的暴力和混乱，富兰克林担心自由“思想的声音……在那些动乱中几乎听不到”。 [1103] 对与美国和英国有关的大量重要的法国材料长时间且详细的讨论，于富兰克林来说有些吃不消。

然而，杰斐逊目前所经历的只是开始。10月5日，震惊法国的妇女游行，直接导致了路易十六及其整个宫廷，在拉斐特的护送下，从凡尔赛宫转移到巴黎的杜伊勒里宫，这使整个王室成为革命的虚拟囚犯。起初，这似乎只能证明民主共和党人的革命战胜了他们的对手——保守派和“温和派”。当杰斐逊正在勒阿弗尔监督他的画作、雕塑和葡萄酒的装运时——这些物品要运送到大西洋彼岸——他从肖特那里获悉了新的重大进展。肖特是作为巴黎大使馆秘书离开的。与杰斐逊不同，肖特是黑人之友协会的创办成员，是富兰克林和拉斐特的热情崇拜者，杰斐逊后来称他为“干儿子”。肖特不断向杰斐逊发送关于法国事务的详细的私人报道，但后来的事件证明，与其说肖特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倒不如说是1791年“混合”法国宪法的支持者。此外，很显然，虽然肖特是“代理部长”，但是赢得华盛顿总统(和汉密尔顿)赏识的却是莫里斯。同样，华盛顿和他的新任国务卿杰斐逊在法国事务上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和莫里斯一样，汉密尔顿也相信，在政治中，重要的是经验，而非原则。大约在离开巴黎的时候，杰斐逊写信给在巴黎的拉斐特，信中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进展的担忧。贵族们会最大限度地抵制拟议的宪法，杰斐逊特别害怕“你们的哲学政治家们的幻想，这些人在此刻似乎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实际上，他们仅仅是投机者，他们可能只是追求更完善，而不是更符合人性，或更适合你们的国家构成的目标”。 [1104]

1790年1月，莫里斯信心满满地给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向总统保证“我相信，您对于发生在这里的革命的观点，堪称完美，因为您的观点跟我完全契合”。暂且不谈“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莫里斯继续支持温和的中间派，中间派“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是一个美好的、自由的政府的朋友”，同时，莫里斯大声贬低“由这里所谓的恩拉格党组成的”第三派系。这一派系“都是疯子，他们人数最多”，尽管莫里斯向总统这样解释，但不幸的是，“这个最后派系与这里的民众紧密结盟，并由此获得了极大的权威”。莫里斯对民主派人士嗤之以鼻，他特别鄙视许多知识分子在“温和”以及民主派别中的政治愿望和观点：“马蒙特尔是我在文人(即知识分子)中遇到的唯一真正理解这一主题的人。” [1105] 对莫里斯而言，拥有政治经验非常重要。1790年11月，他写信给华盛顿，表明“议会曾经既是主人又是奴隶，现在由它执掌大权，在理论上，议会是狂野的，而在实践中它又是原始的。议会拥有所有职能，但它无法行使其中任何一个职能，议会从这些凶狠的人身上得到对宗教和尊重的约束”。 [1106]

在华盛顿家喻户晓的拉斐特，被莫里斯认为不足以胜任现在至关重要的角色。拉斐特退出了议会，集中精力掌控三千人的国民警卫队，首都和国家的秩序都仰赖于他。拉斐特一直是法国大革命的关键人物，直到1792年8月10日法国宫廷和君主制被推翻，拉斐特被迫逃离该国。在那之前，为了防止革命陷入无望的冲突和混乱，他始终在努力着。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天真的考量，拉斐特都在努力缩小1793年以前两个主要竞争革命集团，即温和派和激进派间的差距。布里索和孔多塞同样努力维持着与拉斐特的合作，并使他稳稳地走上“共和党”的道路，他们一直坚持如此，直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大屠杀”(1791年7月17日)，当时拉斐特的国民警卫部队向示威者开枪，数十人死亡或受伤。那时，他们与拉斐特的联盟也破裂了。潘恩在《人的权利》的第二部分中对待拉斐特的态度，与第一部分明显不同。 [1107] 但是，在1792年初，布里索仍试图将拉斐特带回民主共和党阵营，并反对拉斐特的公开诋毁(这些诋毁后来被罗伯斯庇尔当作可恶的证据，他借此指控布里索和孔多塞为革命的“敌人”)。 [1108]

1792年1月，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华盛顿提名莫里斯担任驻法国大使的请求，尽管两院对此仍存有很大分歧，且门罗领导的反对派将莫里斯视为“君主制代表”。华盛顿坚决支持莫里斯，杰斐逊则强烈反对莫里斯。华盛顿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他拒绝了杰斐逊对法国事态的评价，并否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主张。 [1109] 英格兰的主流观点非常振奋人心。伦敦的报纸开始报道，正如莫里斯本人所形容的那样，他作为“贵族的代理人”来到法国。 [1110] 作为国务卿，杰斐逊现在不得不向莫里斯表示祝贺，并提供指导。

在指导的过程中，杰斐逊利用这个机会告诫莫里斯，要尽可能保持中立，不过，如果被迫向一边倾斜，那就追随大多数美国人的倾向并支持民主派：“我很高兴地告知你，美国总统任命你为美国国务的全权代表，去参加法国议会，这是参议院在第十二次会议上批准的，请愉快地接受我的祝贺。关于他们的政府，我们不需要表达任何会取悦或冒犯任何一方的意见。因此，最好在公共场合或私人场合避免发表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这样谨慎的表达，这样的表达符合我们国民大众的情绪。在现代社会，率先将政府的职能建立于人民意志的基础之上的这群民众，非常乐于看到，一个如此受人尊敬且尊贵的国家，与我们达到同一水平，并与我们一起建立标准。” [1111] 杰斐逊在这里再次强调了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并行性，同杰斐逊一样，莫里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然，莫里斯无意与民主派系搭档，他继续与宫廷和贵族派秘密往来，意在成为“贵族”。 [1112]

几个月来，杰斐逊一直努力阻止汉密尔顿在内阁发表激烈言论，并阻止莫里斯在巴黎施加影响，他试图让华盛顿重新接受他的思路，直到1792年12月和1793年初，他天真地认为他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事实就证明这只是一种错觉。 [1113] 当杰斐逊的盟友布里索在1791年9月的选举中巩固了其地位，并统治了新的议会时，莫里斯抱怨说，“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新的议会充满了共和或更民主的原则”。 [1114] 随着法国的民主共和主义倾向得到进一步巩固，莫里斯开始变得沮丧。同时，他与杰斐逊和门罗一样意识到，美国大使(和总统)在竭尽全力反对民主共和主义在欧洲的传播时，制造出了一个奇怪的跨大西洋的悖论。“出访法国的任务必定是场暴风雨，”1792年2月，莫里斯向费城的一位政治盟友倾诉道，“让这个任务落在谁的身上吧。(法国)被分裂成不同党派，他们的仇恨是难以想象的，保皇党和贵族认为美国和美国人是在制造他们的不幸。前者指责我们忘恩负义，因为正是法国国王挺身而出解救了我们。如果保皇党在斗争中占得优势，那么很少有美国人会(在现在)受到欢迎。另一方面，在美国，共和党人将任何缺少彻底的民主的东西，视为对政治原则的放弃。我本可以更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的两面，但是我考虑到，对聪明人而言，一句话已经足够了。与各方保持良好关系是不可能的。” [1115]

伴随着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活动，法国局势发生了激动人心的变化。许多人称这次起义为“第二次革命”，当时杜伊勒里宫被攻占，瑞士卫队被屠杀，自由贵族、斐扬派和拉斐特都遭到驱逐。1792年8月，君主制结束，法国正式成为自1789年7月以来的实质性的共和国，但几乎在同时，法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裂痕，它取代了早期左派和中央民主共和党之间的分裂——民主共和党人极具危险性地控制着国民议会与山岳派权威民粹主义者，并用一套新的口号和标语入侵巴黎市政府。如果说，肖特对那些原本接受1791年君主宪法如今却又推翻它的人感到震惊，那么，1792年最初的动荡只会加强他对杰斐逊所主张的革命的乐观和信任，因为他以前缺乏对法国的了解，而只是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民主共和党的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尽管8月10日巴黎的起义使拉斐逊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宣告失败，但显然杰斐逊原谅了这场起义：“使用人民这一有力的武器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武器虽然不像球和炸弹那么盲目，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盲目的。”杰斐逊对推翻法国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的流血事件感到遗憾(他的朋友拉·罗什福科维和拉斐特被迫流亡在外)，但“整个世界的自由取决于如今的竞争，”他提醒肖特，“你曾见过用如此少的鲜血就换取这么多奖赏的先例吗？”“与其说它失败了，不如说我看到一半几近荒芜的土地。” [1116]

1792年，法国正式宣布成为共和国，这被孔多塞、布里索、佩蒂翁、博纳维尔、潘恩和杰斐逊等民主共和党人视为路易十六背叛革命和宪法的必然结果。他们一直警告说，1789年在法国建立的那种君主立宪制，本质上是自相矛盾且不可行的(莫里斯同意这一点)。大多数法国人也早就这么认为，直到1792年夏，由于环境的巨大影响，几乎每个支持革命的人都赞成这样的观点。宣告法国成为“共和国”，必然会进一步恶化法国与欧洲君主制的关系。但同样地，大西洋两岸都普遍期待将革命中的法国与美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法国不应该实现路易十六的主张？”孔多塞问道，“美国民众对乔治三世的看法如何？”1783年，欧洲列强是被迫承认美国共和国的，那么现在他们会拒绝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吗？“通过他们自己的法则，他们会承认在美国正确的原则在欧洲是不正确的吗？而根据他们阴险的政治策略，同样的准则究竟是真还是假，是犯罪抑或是美德？” [1117]

自1792年8月开始，特别是在城市中，由于不断恶化的经济困境和食物短缺问题，在那些穷苦和中下阶层，即所谓的无领阶层中，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这使得马拉、罗伯斯庇尔、丹顿和其他山岳派领导人能够利用他们的口号，全面领导革命，从而走向他们宣扬的独裁、侵略性民粹主义和反民主压迫道路。罗伯斯庇尔轻蔑地拒绝了孔多塞、布里索、米拉波和拉斐特的开明思想和理念。他们在1789至1793年间通过建立世界上首个以人权和自由为基础的民主体系，试图效仿和改进美国大革命。虽然布里索、孔多塞以及他们的大多数派系都拒绝君主立宪制，并试图谴责路易，但与山岳派相反，他们并未付诸行动(潘恩希望路易和其家人可以作为流亡者转移到美国，而不用面对复杂而艰难的状况)。相比之下，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坚持公开处决国王。就杰斐逊来说，他总是拒绝表露他是否认为对路易十六的处决是合理的：“我既不会赞同也不会谴责。” [1118] 罗伯斯庇尔在任何情况下都憎恨孔多塞、布里索和领导民主共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1792年、1793年和1794年的演讲中，罗伯斯庇尔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反对这些人，他蔑视和谴责他们的激进意识形态。在1789—1791年间，罗伯斯庇尔彻底反对共和主义和君主主义。自1792年末开始，他已经成为名义上的“共和主义者”，当然他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更不会是民主主义者了。罗伯斯庇尔实际上一直是法国民主共和党的主要对手，他完全拒绝共和党的政策，并指责他们“背叛”人民的期许，而成为新一代的“贵族”。

山岳派是一个由三个主要民粹主义组织组成的联盟，在1793年6月2日爆发的有组织的政变中，山岳派夺取了政权，当时民主共和革命被推翻，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报刊都沉寂下去，这导致中止民主宪法的步骤逐步展开。随后，在1793年夏季和秋季，一种完全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事件迅速演变为混乱、镇压、恐怖行动、有组织的民众胁迫以及恐怖的流血事件。事件的参与人强烈反对卢梭和激进的反启蒙运动。与民主共和党和宪政保皇派对美国大革命及其价值观的钦佩不同，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对美国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毫无兴趣。此时，所有与美国相似的活动都停止了。

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发起的法国民粹主义的威权主义，根本不是1789至1793年民主共和革命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完全独立且激烈对抗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趋势。当他们的集团在1793年6月夺取政权时，其结果并非实现而是完全改变，或者说是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革命和民主的所有自由和“权利”。不出所料，启蒙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不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拒斥山岳派，他们谴责山岳派的独裁统治、系统性操纵选举和恐吓民众的行为，并要求消除对马拉、赫伯特和罗伯斯庇尔的批评和压制行为。 [1119] 无论温和派或是激进派，没有任何启蒙者支持山岳派的意识形态或政变，或者同情1793年6月(1794年7月)对法国的政治压制。然而，以前坚定的革命支持者们如今都已妥协，杰斐逊回到了美国，瑞典的激进派图里尔德，拒绝法国大革命政权，放弃了对革命的狂热承诺，革命被证实为痛苦的、艰难的、持久的过程。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如潘恩、布里索、格兰尼、帕皮、佩蒂翁和肖特，他们更接近革命现场，在1792年受政治煽动的“九月大屠杀”期间， [1120] 共和主义者们坚定不移地与山岳派民粹主义势力决裂。

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包括在大西洋彼岸，要揭露山岳派集团独裁的真实本性，尚需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差短暂地中断了杰斐逊和他迄今忠诚的门生肖特之间的友好关系。到1792年末，布里索派仍然在国民议会中占主导地位，但山岳派日益壮大，而肖特对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的高度负面评价已经传到了费城。杰斐逊当时仍在努力促使华盛顿对法国大革命采取更同情的态度，听到山岳派的负面评价时，他感到震惊。“你们的信在一段时间内给我带来了痛苦，”1793年1月，他告诫肖特，“因为他们极其猛烈地谴责了法国雅各宾派的进展。” [1121] 孔多塞正在完成世界上第一部民主宪法，但巴黎公社和现在山岳派的民粹主义俱乐部阻碍了国民议会的所有朝向民主的努力。杰斐逊当时仍认为雅各宾派是他在1789至1792年间所支持的左派共和党人的思想和政策的继承人。到目前为止，杰斐逊还未意识到，自1792年9月以来，布里索、佩蒂翁、孔多塞和他的共和党已成为政治打击目标，他们受到了雅各宾派的打压，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对他们展开了全面攻击。

到1793年初，肖特的报告彻底震惊了杰斐逊。有一段时间，杰斐逊认为肖特正在阻碍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因为在美国有“某些相反原则的特征”，“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高官，其他人拥有巨大的财富，所有人都对法国充满敌意，并深情地将英格兰视为他们的希望”。如果要说华盛顿从未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任何同情，那么他最亲密的助手，也是杰斐逊的主要敌人——汉密尔顿将表示强烈反对。 [1122] 杰斐逊告诫肖特，值得庆幸的是，迄今为止，那些利用美国宪法和革命的弱点，将其作为非正式贵族和君主制的铺路石的人，都在普通美国人的控制之中。除了少数几个英国贵族以外，“这个国家(即美国)完全是共和党人的，他们是宪法的朋友，他们渴望维护宪法并按照共和党的原则进行管理宪法”。杰斐逊依旧认为，支撑美国人的共和主义的，正是促成法国民主取得成功的东西。杰斐逊不想让其下属在巴黎发表任何言语和行动，这可以帮助“上面提到的小党”扭转美国共和主义倾向于“贵族”的局面。 [1123]

但在几个月内，杰斐逊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开始反对肖特和潘恩的观点：自1795年起，杰斐逊驳斥了山岳派，并全面谴责“罗伯斯庇尔的暴行”。 [1124] 1793年5月，在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接管国会前不久，潘恩向丹顿提出抗议，抱怨山岳派在国民大会上反对民主党、共和党盟友，并坚称山岳派的指责只是“诽谤”：“我知道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也没有比他们更好的爱国者了。” [1125] 到1793年春，至少在巴黎，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新革命集团显然依赖于谎言和欺骗，而不考虑“道德原则”。在后来的几年里，杰斐逊欣然接受法国大革命最终失败的事实。但他坚持认为，罗伯斯庇尔和恐怖分子利用了城市暴徒的“无知、贫穷和恶劣”从而摧毁了革命；他相信，诱发了恐怖活动的欺骗和谎言，来自于人民的无知。

杰斐逊对罗伯斯庇尔、马拉和山岳派的否定，并不意味着他现在已经对普通人失去了信心。这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他所坚信的观念，即民主只有在人民充分开明和知情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法兰西历的热月之后，杰斐逊、潘恩和肖特重新燃起了希望。1794年7月到1795年2月间，在罗伯斯庇尔之后出现的新布里索革命政权，将成功地在与美国大革命相一致的民主共和基础上，巩固法国大革命。1795年4月29日，杰斐逊从蒙蒂塞洛写信给杜梅尼耶，他称自己为“热情的狂热者，为了让全人类获得和享受尽可能多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在不伤害其同胞的平等情况下行使自由权利”，同时他也悲叹“在法国，要想实现这一情形，需要更多人为之努力”。杰斐逊回忆道：“我与1789年革命的领导人私交甚好。所以我和那些接替他们的布里索派的人是一道的，并且我一直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杰斐逊并不认识后来的那些人，即山岳派领导人，他现在接受了“最近被压制的政党 (在热月)”背叛了革命。幸运的是，“现在当政者的政府似乎表现出诸多有意义、温和、美德的迹象”。 [1126]

1796年4月，杰斐逊写信给山岳派最大的敌人之一，也是激进派的倡导者、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废奴主义者、无神论者、东方主义者和革命记者——江诗丹顿·弗朗索瓦·沙司波夫·沃尔尼(1759—1820)，此人刚刚到达美国进行为期三年的哲学之旅。像潘恩一样，沃尔尼是法国和美国大革命的密切观察者。作为支持民主共和党人的哲学家，沃尔尼曾被罗伯斯庇尔政权监禁，差点丢了性命。杰斐逊写道：“离开法国以后，我将有很多东西要向你学习。当我探索革命的奥秘时，我仍然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而这些东西从报纸上都学不到。” [1127] 经肖特、潘恩、拉斐特和沃尔尼告知，杰斐逊从未怀疑过这一事实，即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残酷而彻底腐败的独裁者，并且无论对于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大革命，恐怖活动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杰斐逊所支持的法国大革命“被罗伯斯庇尔击败”，多年后，在他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杰斐逊再次对此加以强调。 [1128] 杰斐逊与肖特的短暂争吵很快就成为过去，两人重建了终身友谊，他们友好的关系对法国大革命及其主要人物来讲至关重要。“我很高兴，孔多塞的半身像被拯救了，”1819年10月之后，杰斐逊在写给肖特的信中说道，“而且位置非常好。”“他的才干应该展现在我们面前，但一次罪恶且忘恩负义的行动，令他晚年的日子变得黯然失色(孔多塞被山岳派集团独裁组织监禁、追捕，并被逼自杀)，他的才华可能会被抛到我们身后。” [1129]

潘恩向法兰西大会保证，在热月之后，罗伯斯庇尔是“我顽固的敌人，因为他是每个有德行、有人性的人的敌人”。 [1130] 杰斐逊对此完全赞同，杰斐逊认为罗伯斯庇尔与1800年革命后的拿破仑一样，都是革命的背叛者。1813年5月，他向德斯塔尔太太说道：“罗伯斯庇尔受到命运和他的记忆的诅咒，这是他应承受的。” [1131]

第十二章 悲剧性案例：爱尔兰革命(1775—1798)

深受美国影响的爱尔兰

似乎没有什么比美国的发展，更有可能对爱尔兰产生深远影响了。这种情况甚至在1776年美国的叛乱演变为独立运动之前，就已经如此。在18世纪长期紊乱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影响下，爱尔兰可能比西欧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容易分裂。事实上，继加拿大、荷兰和法国之后，爱尔兰成为第四个受到美国直接冲击的国家，美国作为革命灵感、意识形态分裂者和行动指南，对爱尔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爱尔兰拥有古老的宪法、法律传统和地方议会，这些都在1688至1691年间的光荣革命(这场革命丝毫不加伪装，它迫使爱尔兰屈服于英格兰议会)之后，被法令和职权强制推翻。1783年，埃德蒙·伯克的主要意识形态对手凯瑟琳·麦考利(1731—1791)在《英国历史》一书的最后一卷中提出，1688年的革命者是打着自由的旗号，而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自身强大和巩固贵族地位。 [1132] 这种说法，在爱尔兰最为贴切。1688年革命扩大了伦敦议会和英国贵族的优势，使他们超越爱尔兰、苏格兰的政治经济生活，以及爱尔兰和苏格兰人民的生活，但在爱尔兰，这种优势的实现方式比在苏格兰要直接粗暴得多。 [1133] 在爱尔兰，威廉教徒与雅各宾派(1688—1691)之间的冲突，引发了激烈的矛盾，这比英格兰或苏格兰高地以南的苏格兰地区的雅各宾派所引发的不满，要更为深刻和普遍。

通过推翻詹姆斯二世、驱逐斯图亚特之家，这场光荣革命的拥护者把爱尔兰从教皇制度的压迫和专断权力中解放了出来。新教少数群体普遍赞同光荣革命。但是，一些爱尔兰新教徒发现，光荣革命的政治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经济效果同样如此。1688至1691年的爱尔兰革命不仅带来了王朝的更替，而且在天主教地区，革命使得新教徒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然而帝国的转变主要集中在伦敦中心地区，英国的霸权渗透到了爱尔兰生活的方方面面。伯克出生在爱尔兰，尽管他接受了爱尔兰的政治生活现状，但他对爱尔兰的经济及其从属地位仍持保留态度。然而，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伯克承认英国的一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民的伟大团体”受益，但在爱尔兰，却“牺牲了更大部分公民的自由和财产，牺牲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自由。说实话，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次征服，这对它并非多么有利”。 [1134]

早期对爱尔兰从属地位的抗议，是由都柏林人威廉·莫利纽兹(1616—1693)，通过其著名的《爱尔兰的真相》(都柏林，1698)发起的。莫利纽兹以温和的方式抗议爱尔兰议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并呼吁威廉三世兑现1688年10月在《海牙宣言》中对爱尔兰、苏格兰和英国等国做出的承诺，以及“拯救这些国家脱离专制权力”。莫利纽兹宣称自由是“全人类的固有权利”，威廉派在爱尔兰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讲是不公正的。在1641年爱尔兰天主教徒叛乱之后，英国国教徒的家庭直接受益于爱尔兰土地的没收，莫利纽兹质疑伦敦议会的霸主地位和强加给爱尔兰的重商主义经济体系，他认为圣公会教会的统治是爱尔兰历史的自然产物。莫利纽兹向洛克保证，为了避免与国王的部长们对立，他运用精心调整的“谨慎和屈服”来表达对议会强加的革命解决方案的不满。莫利纽兹显然不够恭敬：他的文案在议会和都柏林的盎格鲁-爱尔兰政府的命令下，被伦敦的一名普通刽子手谴责并被公开焚毁。 [1135]

莫利纽兹并不激进。他完全依靠传统的论点，来反对1688至1691年的革命解决方案，他还引用了零散的誓约来支持其案例，但并未提供更广泛、更全面的论点。 [1136]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情况变化不大。在爱尔兰，土地主要由圣公会土地所有者控制，其拥有的地产来源于早期克伦威尔骗局，以及1691年及之后从流亡的雅各宾叛乱分子手中夺取而来。17世纪90年代，没收土地的行为，不仅引发直接被剥夺人的不满，而且受到天主教佃农、都柏林立法机构和一些土地所有者的憎恨。这些土地所有者受到高压侵犯，土地被伦敦的部长们选择性地重新分配。 [1137] 自17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中叶，在爱尔兰，天主教徒持有的土地的总量急剧减少，到18世纪60年代，其总数不超过14％。天主教徒占爱尔兰人口的70%以上，他们大多数是文盲，他们仍然被完全排除在土地所有制之外，也被排除在该国的政治和大部分职业生活之外，这些人受到一系列不利因素和低劣地位的影响。社会怨恨使长期存在的宗教和文化分歧更加突出，也将天主教的农村和城市群众与两个相互敌对的新教少数派分开：除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和都柏林英国国教精英，更多的是较不富裕、不那么占优势但却以苏格兰人为主的阿尔斯特长老会成员。主要的特权群体——盎格鲁-爱尔兰贵族土地所有者和圣公会神职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教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从被没收的土地收取的租金，以及强加给非英国圣公会农民的赋税。虽然这些特权群体认可了1688年后爱尔兰的大部分社会、经济和宗教等级秩序，但他们也赞同莫利纽兹的观点，对他们在王室的从属地位表示深恶痛绝。

从心理和社会层面上，18世纪的爱尔兰无疑是一个潜在的火药桶。但在美国大革命之前，爱尔兰主要表现为安静和顺从。对这个国家的悲惨状况没有进行非宗教性的批判，而只是简单地定性为缺乏分析和理解其状况和政治辩论的工具，以至于没能认识到这是长期存在的神学争端，这一做法完全掩盖了基本的社会和历史分歧。恐惧和猜疑渗透进爱尔兰社会，促使天主教徒从新教徒、长老会、英国圣公会中分裂出来，但这对解决该国长期的困境收效甚微。在社会阶层方面，“异端者”、爱尔兰的非圣公会新教徒占据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中间地带，但他们被紧紧地围住，使得任何形式的向上或向下的社会流动的空间都很小。带有加尔文主义传统和苏格兰血统的阿尔斯特长老会，憎恨圣公会教徒并蔑视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也痛恨“支配者”和长老会，他们痛恨占主导地位的圣公会地主阶级的内部政治、经济影响，不过，他们主要还是在宗教方面表达他们的反对和不满。

有组织的歧视塑造了生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特别令人沮丧的是，伦敦议会维持严格的经济限制，阻止爱尔兰的羊毛和其他纺织工业在英国国内市场或美国殖民地参与竞争。爱尔兰经济严格服从于英格兰的法规，包括早已生效的那些限制爱尔兰航运和造船的法规。但在18世纪，英格兰引入了更多的重商主义法案，将爱尔兰的航运排除在美国殖民地、非洲和亚洲的贸易之外，这一举措比以往更加系统和有效。都柏林的执行官、总督和理事会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从伦敦强制施行新的限制法，即使在非常明显地损害爱尔兰利益的情况下，也依旧继续施行。爱尔兰并不能分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帝国制度所带来的优势。爱尔兰被锁定在一个选择和排斥的体系中，爱尔兰将狄德罗的朋友沙特吕视为整个帝国结构中最脆弱的一环。 [1138]

尽管如此，无论多大的不满，都不能成为拒绝和取代整个政治、社会、宗教和经济的依赖与镇压体系的理由，因为没有推翻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且宗教权威在竞争部门中被军事化，并被灌输到整个文化之中。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根本没有能发展出全面改革方案的概念框架的空间。爱尔兰主流启蒙运动中的一位代表——詹姆斯·戈登(1750—1819)，是英国圣公会校长，也是科克教区坎那韦的最后一位校长，他后来写了一部关于爱尔兰革命的很有见地的历史著作(1801)。在这部著作中，戈登指出，大多数人陷入令人绝望的困境，是因为沉湎于古老的忏悔思想的教条中。虽然戈登支持爱尔兰初期“宗教启蒙”的善意和宽容思想，但他也感受到其自身局限性的影响。由于神职人员在爱尔兰有很大的影响力，自由主义思想家之间的跨教派谈判可能会促进宽容和改善，但实际上，有关信仰的讨论很少发生，对戈登来说，跨教派的讨论似乎也不太可能形成任何规模。所有三个主要教派集团都因忏悔压力，而无法追求爱尔兰的真正利益，而边缘教会和小型移民社区似乎好些。尽管爱尔兰的神职人员遭受了来自法国的几个世纪的迫害和驱逐，并且他们在爱尔兰遇到了“仁慈”和光荣革命的优越性的干扰，甚至该国的胡格诺派牧师在有关的忏悔纠纷中，仍然如此不屈不挠地抵制启蒙思想，但爱尔兰的绝望困境“从未减轻他们的偏见，也从未从他们身上引发赞成和宽容的情绪”。那些建议实行高度容忍的人，被困在“假冒的狂热分子”(新教徒狂热者)和“僧侣信仰的天主教徒”中间，这两个派别表达了“对罗马主义者的旧式宗教仇恨”。尽管“相互渴望割断对方的喉咙”，戈登评论道，这些竞争对手还是会很容易地、“很诚恳地”联合起来，消灭像他这样渴望更加开明的解决方案的少数人。 [1139]

鉴于在爱尔兰盛行的忠诚和忏悔，自由思想者、神明派和无神论者普遍厌恶并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国外惯例。1765年，爱尔兰的新领主赫特福德勋爵(休谟的上级，身处巴黎)，因为钦佩休谟超强的判断力，计划将他带到爱尔兰，并将他安置在都柏林城堡做秘书工作。赫特福德勋爵后来放弃了这一想法，是因为他发现了休谟“作为哲学家的一个令人厌恶的特点，而非对这个国家的憎恶，也非常不喜欢他所关注的爱尔兰和斯图亚特的历史特征(即历史诠释)”。“休谟不可能在都柏林担任这样一个职务”，必须找到中间人来使他认识到这个国家极其偏执的特点，以便将赫特福德从“对休谟及其哲学施加绝对限制”这一“令人厌恶的必要性”中解脱出来，因为这种限制与赫特福德本人对“休谟先生的所有感情相矛盾”。 [1140]

因此，正是社会和经济压力才产生了18世纪晚期的爱尔兰革命。直到18世纪已逝去四分之三的时光，几乎没有人对人民主权、地位平等、固有的普遍平等权利、言论和思想自由，或整个社会的议会代表性等方面展开思考或讨论。更确切地说，从根本上还未出现改变整个局面的人物。这种革命局面只能从之前的“思想变革”中产生。早在17世纪60年代，日益增长的美国危机就已经给那些厌恶爱尔兰过往和不宽容的启蒙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鼓励了爱尔兰和英国的开明人士，重新思考英国与爱尔兰过度紧张的关系。面对英国和爱尔兰坚定不移的贵族-教会地位，在随后几年里，普赖斯、普里斯特利、约翰·杰布和罗伯特·巴格等英国批评家们，将他们对革命的热情投射到美国大革命所引起的变革上，他们特别强调了爱尔兰所产生的变革 [1141] ——在某种程度上，印度也是如此。 [1142] 前魁县德比郡制造商和小说家罗伯特·巴格(1730—1801)是伊拉姆斯·达尔文的朋友，也是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狂热爱好者，巴格通过对美国和印度的虚拟预测，规划出他的哲学激进主义。美国大革命本身就具有激进的(民主的)和温和的(贵族式的)的双重倾向，在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英国和爱尔兰的政治思想和一般文化的特点同样产生了两极分化。随后的事实证明，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加剧了印度的不安，并引发了爱尔兰的爆炸性后果。

在美国获得独立后，杰布向富兰克林祝贺美国的成功和“值得称道的制度”，这一制度确保了全人类获得自由的庇护。美国的幸运公民现在拥有的“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比例比任何年代或地域的公民都要多”。 [1143] 在改造美国的过程中，革命也改变了包括杰布自己在内的围观者——尽管他从未访问过新大陆。美国的例子使杰布转变为政治和思想上的激进主义者，1774年后的“启蒙运动”使他成为英国年度议会和普选的公开候选人，并深刻改变了他对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的看法。在1774至1776年之前，杰布曾“以身为英国人而自豪”，就像他的同胞把这个词与一切“慷慨、有男子气概和人道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深信，我的国家受到天国特有的关爱”。但美国大革命使他感受到“无法形容的痛苦”，即英国宪法和议会并非他的同胞所想象的那样。杰布曾相信英国宪法所鼓吹的优越性胜过所有其他政权，他早些时候曾产生过民族妄想，这实际上是一种渗透在社会各阶层的疯狂偏见。“弥尔顿、汉普顿和西德尼的出生地”已经屈服于一厢情愿、霸道傲慢、沙文主义的骄傲以及主宰全球商业的贪婪渴望，这使人民“渴望在专制的召唤下，摧毁其更善良的兄弟(即美国)的自由”。 [1144]

在英国圣公会的支持下，狭隘的沙文主义煽动了错误的、带有压迫性的思想，并为美国的“肮脏和不公正的行为”，以及爱尔兰(一个可恶的暴政国家)遭受的沉重压迫提供证明。杰布认为，都柏林议会根本不代表爱尔兰人民，而是“贵族的声音和王室的意愿” [1145] 。像杰布这样的激进派，在每一个特定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中，都会拒绝威廉一派的1688至1691年的光荣革命，这些体系仰赖于从过去继承而来的先例和“经验”。所有反对爱尔兰的“支配力量”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美国大革命，他们用知识、道德和政治，去挑战自18世纪70年代就被视为是不可阻挡的压迫现状。但同样，“温和”的启蒙运动有力地影响了爱尔兰，如果在修订后的条款中建议使用更多的宽容和一些减轻歧视的话，就会充分证明爱尔兰的“支配力量”的合理性。其结果是，有关基本价值观的新型冲突，延伸到试图施行开明思想的各个角落。

18世纪七八十年代，爱尔兰的新闻工作者，开始经常对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真正启蒙”与“有害”启蒙运动加以区别。真正的启蒙运动崇尚牛顿、洛克和孟德斯鸠思想，以及盎格鲁-爱尔兰“支配力量”(贵族机构)和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而“有害的”启蒙运动则促成美国的民主革命价值观，法国的现代哲学、历史哲学，以及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杰布、普赖斯、普里斯特利和麦考利的思想。这种激进的挑战被视为“危险”和颠覆性的，被“温和”的改革者和保守派一律贬低和诽谤为“民主”和“无神论”。 [1146] 自相矛盾的是，到1775年，“启蒙运动”这个术语既与1688至1689年间盛行的政治言论有关，也成为继承和拒绝这一传统的反对派言论的组成部分。 [1147] 在爱尔兰，温和与激进启蒙运动之间的分歧，塑造了18世纪的思想和文化特征，这样的分歧很快就变得苦涩和普遍，并产生了一种从根本上重塑政治的思想二分法。

美国大革命对爱尔兰社会的影响——是传统的，带来了神学冲突和种族分裂——非常深远，令人颇感不安。爱尔兰圣公会是“支配力量”的主心骨，天主教徒大多对启蒙运动和美国的发展漠不关心，长老会有时受到神职人员的鼓励，其他非英国圣公会教徒也常常对美国的“叛乱”表示同情，这进一步恶化了他们与英国圣公会的关系。 [1148] 时至1791年，已经有一本像当年《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辩论》的小册子，由前英国圣公会教徒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1763—1798)发表。托恩后来成为一名主要的爱尔兰革命者，他强调“人的权利”及其对所有教派的平等适用性。托恩呼吁“用爱尔兰人的普通名字代替新教、天主教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教派”，即使是在长老会，这本小册子也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从贝尔法斯特，散发出了大约一万份托恩的小册子，这强化了一种思维模式，对形成爱尔兰人联盟的非教派和本质上反神学(和反天主教)的激进主义起到了真正的推动作用，这种激进主义促成了统一的爱尔兰人运动。 [1149] 在某些圈子里，“启蒙”的激进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

爱尔兰温和启蒙运动的最大弱点在于，对猖獗、不公正的微小事务进行改善，却让政治、经济和宗教镇压的基本结构和帝国统治保持原样。抨击社会现状的批评者，仍然主要是为了缓和其最严重的侵权行为，完善1688至1689年间近乎完美的英国“宪法”及洛克原则。爱尔兰被视为英国王室和议会控制下的永久性帝国综合体的一部分，这一帝国综合体得到了伯克的大力支持，伯克的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新教徒。伯克在1773年向一位朋友保证，如果“构成这一复杂群体的几个机构将被保留为一个帝国”，那么，“足以维护这种团结，并以同样的重量和压力巩固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的权威，一定处于某处：这个地方只能是英格兰”。人们应该知道“处于那里的最高权力，不是通过武力或暴政或长期的结果，而是通过事物的本质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而形成”。英国“必须享有对帝国立法的唯一权力：我指的是法律，它规定政治和经济的几个部分，因为它们关系到彼此和整体的联系”。 [1150]

伯克意识到了帝国重商主义强加给爱尔兰的“残酷、压迫和不自然”的枷锁，并且他对天主教徒受到的不公正歧视感到不安，但他没有提供摆脱这种阴暗困境的方法。 [1151] 伯克寻求减少权力滥用行为，同时广泛地证明了主流制度的合理性，特别是贵族阶层的优势，这与亚当·斯密、弗格森和休谟的通常做法是一致的。这些观点长期以来仍占主导地位。斯密和弗格森提议与英国建立苏格兰式联盟，作为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良方：像苏格兰这样的联盟，将使英国更加安全，同时给予爱尔兰平等的经济特权，弱化盎格鲁-爱尔兰精英的内部影响力。斯密认为，“通过与大不列颠的联盟，爱尔兰各族中的大部分人将从压迫的贵族中获得同样的拯救(如苏格兰一样)”。英国的宪法程序将遏制对盎格鲁-爱尔兰精英的内部影响，“一个与苏格兰不同的贵族阶层，具有在天生和财富上的自然和可敬的差别，但在所有差别中最可憎的是那些宗教和政治偏见的区别，这些比其他任何区别都更能激起压迫者的傲慢和被压迫者的憎恨与愤慨，这通常使同一个国家的居民比不同国家的居民更加敌对”。 [1152] 诚然，同英国结盟意味着更高的税收，但作为将国防、外交政策和税收控制权交给英格兰的报偿，爱尔兰也会在经济上得到补偿。通过这样一个联盟，爱尔兰的分裂可能会变得不那么严重，但也无非像苏格兰那样。在苏格兰，这种解决方案只能抵消自治权的丧失、教会地位的不平等或者实际上是一种调整后的贵族统治。斯密和弗格森所主张的“天生而可敬的出身和财富的区别”将继续主宰爱尔兰社会。 [1153]

可以说，鉴于英国可以使用巨大的镇压资源，联盟看起来是十分合理的建议。要么接受伯克所谓的爱尔兰实际上“并非完全贵族化的统治”，要么颠覆性地反对压迫结构，与潘恩、杰布和普赖斯保持一致。与大多数同时代评论家相比，伯克和斯密对爱尔兰的困境展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和更深刻的把握。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将平等或任何接近激进民主的原则应用于爱尔兰(或任何其他)的境况之中。在1787年荷兰危机期间，伯克的立场向右倾斜，但在那之前和之后，伯克都不愿应用民主原则，这一立场的转变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伯克早期明显的“自由主义”确实受到广泛误解。因为尽管伯克有时会质疑英国对爱尔兰的经济立法是否明智(以及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影响力)，但他从不怀疑英格兰在原则上拥有强加单方面重商主义法规的权利。如何更好地协调爱尔兰与英国的利益成为伯克经常关注的焦点，但他坚定不移的目标是更加安全地加强王室、教会、士绅、商业精英和议会的最高统治地位。 [1154]

美国危机从一开始就影响了爱尔兰。在美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年间，美国事业的倡导者有时会从爱尔兰的困境，或者是富兰克林谓之为英国议会“篡夺”的统治权， [1155] 以及殖民地日益增长的不满中找到爱尔兰与美国的相似之处。1771年，富兰克林访问都柏林，“他渴望看到那里的主要爱国者”，并现身于都柏林议会。在那里，富兰克林发现，“朝臣”和“爱国者”之间的观点分歧很大，“爱国者”对爱尔兰的总体形势感到愤怒，现在又对英国额外开采爱尔兰的资源，并以此来威胁美国人的做法颇为忧虑。“爱国者”“倾向于成为美国的朋友，在这一点上，我努力去实现他们的期望，希望我们日益增长的力量能够及时纳入到他们当中，在将双方利益结合起来的情况下，可以为彼此获得来自(英国的)更加公平的待遇”。 [1156] 实际上，爱尔兰长期以来遭受的压迫远远超过美国。

1698年的英国议会法案，建立了一支由12 000名男子组成的爱尔兰常备军。这些人只在新教徒中招募，并且在指挥结构方面完全融入英国军队。这是爱尔兰唯一的常备武装力量，这支军队被用于维持秩序，它的费用由整个爱尔兰社会承担。在七年战争期间，爱尔兰的军队和金钱，在英国的胜利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场胜利标志着英帝国扩张的高潮。随着18世纪60年代北美地区的摩擦不断升级，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其中包括乔治三世强加给爱尔兰总督汤森勋爵和爱尔兰议会的1769年《增强法》，该法案将常备部队的规模扩大到15 000人以上，并将其职责扩大到维持爱尔兰秩序的范围内，以便“它可以用于国王陛下在国外驻军和种植园的必要的防御”。 [1157] 都柏林议会同意支持乔治三世在美国的“公正权利”，并从爱尔兰的常备军中转移4000名士兵，用于对抗美国的“叛乱分子”。因此，《增强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爱尔兰保护殖民地的承诺，但爱尔兰人自己仍被禁止与殖民地进行交易，这进一步凸显了爱尔兰从属地位的明显的不公正性，以及被卷入美国戏剧性事件的尴尬处境。

爱尔兰的“激进启蒙”

在1774至1775年之前，爱尔兰以及英国的大多数新教徒——隶属于汤普森先生所说的“尊重同行、向国旗致敬、讨厌外国人”的群体——充满了忠诚、传统和仇外情绪。批评和抗议仅仅在文字材料以及两三个私人俱乐部和社团中出现，远没有达到一个全国性运动。虽然早些时候他们也曾采取措施恢复爱尔兰议会的一些影响力，但只有在美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爱尔兰人的情绪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8世纪70年代后期，一场充满活力、基础相当广泛(即使主要是新教徒)的运动应运而生。这场运动致力于推行更广泛的改革议程，它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民在议会中更平等的代表权”，而不是直接针对涉及英国利益的爱尔兰的从属地位，但这种不断增长的改革念头，就如爱尔兰启蒙运动影响它并提供其基本原理和术语一样，几乎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一种不可调和的分裂，并具有双重性质。 [1158] 爱尔兰的令人厌恶的屈服，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这两大对立“启蒙”间的分歧。

爱尔兰在许多方面都不具典型特征，在对启蒙运动思想的双重接受中，它具有18世纪欧洲古代制度的特征。18世纪70年代开始，旧的社会压力和新的知识浪潮，推动了知识界的两极分化，使和解、协调、中间道路的立场越来越不适用。尽管如此，更全面的反对或批评意见在都柏林议会上的前景并不乐观。在1776年，正如富兰克林所看到的那样，爱尔兰的“爱国者”代表了一种真实的批评声音，但仍然是一个无能的、令人不舒服的少数派。真正的反对意见可能只会从下方涌现出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不满情绪在这些开明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中找到了它们的途径，这些开明思想可以解释和证明对“贵族”、偏执、教会权力、政治依赖、帝国和君主制的广泛而普遍的反对理由。总的来说，温和与激进的两种启蒙冲动，以及英国的“温和”影响之间的冲突，使公共领域和高等教育的主导地位变得复杂，使得对被压榨土地的长期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变得复杂化。对于那些想要进行更有意义改变的人来说，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拒绝1688年的“温和”影响、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和伯克，并且选择付出更大的代价。一些人开始酿造“更深层次的项目”，正如戈登所说的“革命项目，即对现有政府的彻底颠覆，以及成立一个以人为本的联邦”。 [1159]

因此，激进的趋势为从根本上改变爱尔兰法律、制度和实践提供了理由，并提供了人们易于理解的解释。戈登说：“下层阶级被告知，通过一场革命，建立民主的政府体制，将赋予他们普选权和平等权利，他们的境况将得到提升并变得更加舒适。” [1160] 虽然自愿参加爱尔兰军队服役的阿尔斯特长老会成员不占少数——他们被派去与美国“叛军”作战——但这部分人对这场叛乱也抱有很大的同情，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阿尔斯特的移民数量(已超过两万名)急剧增加。1769至1774年间，那些刚刚从大西洋来到美国殖民地的阿尔斯特长老会成员经常参加美国的叛乱。 [1161] 根据一位“新光”长老会牧师——阿玛的威廉·坎贝尔博士的说法，“阿尔斯特的长老会谴责这场战争(英格兰对美国叛乱分子的镇压)是不公正、残忍和可憎的。他们痛苦而恐惧地目睹这场战争成为最肆意而无端的专制。他们的朋友和亲戚遍布美国各个州，他们自豪地听说，他们的亲戚朋友们已成为华盛顿军队权力机构的组成力量，这些人出于对自由的热爱，直面各种危险，就是为了捍卫移居国家的安全”。 [1162]

阿尔斯特长老会与新英格兰长老会之间的联系，以及显而易见的风险——话语权低于都柏林议会中支持美国叛军的地主阶层，再加上爱尔兰和美国的利益在面对大英帝国的势力时所宣称的相似性，这三个方面无疑让伦敦的大臣们感到不安。当拉斐特于1779年回到巴黎时，这些情况也令他兴奋不已；拉斐特与爱尔兰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接触，并且他努力说服法国外长弗金斯，去支持爱尔兰和加拿大的反英颠覆活动。 [1163] 与此同时，正如他们在加拿大的做法一样，英国的部长们试图通过安抚爱尔兰天主教的意见来消除危险。爱尔兰天主教徒，同法裔加拿大人一样，对美国事业大都无动于衷。因此，从1778年开始，通过仔细思考、辩论和部分采用一些减少歧视天主教的措施，更多的天主教徒被爱尔兰军队征召入伍。1778年的《爱尔兰土地法》允许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同等地拥有土地，这是英国在应对美洲殖民地和加拿大日益严重的危机之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反应。这一官方政策展现出的对爱尔兰天主教更为宽容的转变，首次引起了阿尔斯特长老会部长们的不满——这促使他们进入公共领域的政治世界，他们正是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这样做的。而且，阿尔斯特长老会热情地支持目前进行的志愿活动，他们担任牧师并进行志愿布道，并加入支持议会改革的运动，该运动很快也在阿尔斯特扎根。 [1164]

随着美国危机的升级，人们越来越期待伦敦政府提出进一步的议会法案来安抚爱尔兰人的情绪。有人给出建议要缓解爱尔兰的工业和贸易状况，允许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间展开直接贸易。自1778年法国加入美国战争开始，英国已无法增援驻扎在爱尔兰的被缩减的军队，伦敦和都柏林当局时刻担心当法国入侵时，可用的武装部队会出现短缺，于是，英国同意组建一支由占据“优势地位”的士绅控制的爱尔兰志愿民兵部队。尽管这支部队几乎完全是从新教徒人口比较充裕的地区中产生，但它很快被组织起来，并筹集到自己的资金，还购置了自己的武器装备。 [1165] 加入这些志愿协会的人数从1779年的1.5万人，增加到1780年的4万余人，而且他们还在选举自己的军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令伯克惊慌失措。 [1166] 尽管许多人对战争感到厌恶并施加压力，但爱尔兰新教徒仍然有机会表现出“忠诚”。爱尔兰的改革者和启蒙者无疑有着他们的逻辑和正义，而陷入困境的英国政府仅仅做出了一些口头的、有限的但具体的让步。

然而，针对这些让步，在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以及英国其他制造业和商业城市的公开会议上，却掀起了激烈的抗议，请愿者被组织了起来。英国新闻界反对美国“叛乱分子”和爱尔兰持不同政见者，新闻界引发了公众对于忠诚和沙文主义的讨论，英国舆论不允许爱尔兰与英国共同参与美国贸易，也不允许爱尔兰制造业进入英国市场，即使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虽然在亚当·斯密看来，“所有这些不公正和压迫性的约束”都没有真正的经济价值，但政府似乎“宁可满足这一不合理要求，也不愿保障我们商人和制造商的任何切实利益”。 [1167] 政府部长们被迫屈服于公众意愿。在伯克自己的选区布里斯托尔，他很遗憾地看到，“对这一致命事业的热情”，被“我们无与伦比的繁荣所孕育的主导精神”所捕获。 [1168] 但是，伦敦议会对爱尔兰要求的拒绝并不是没有得到回应。英国的顽固态度激起了北爱尔兰长老会社区的强烈愤慨，并加深了他们对美国“叛乱分子”的同情。爱尔兰革命中，被称为“第一个积极步骤”的活动始于1779年，这也许是最成功的活动。同年4月，都柏林公众集会毫不掩饰地模仿美国人的做法，他们通过了几项对抗性决议，其中包括一项非进口协议，该协议旨在促进民众抵制“可在爱尔兰制造的英国商品”。 [1169] 民兵协会热情地采纳了这些决议，尽管在当时他们需要宣扬自己对英国的忠诚。志愿者组织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反对力量。正如伯克在1780年以明确警告的口吻所表达的那样，“爱尔兰人民手握武器，要求拥有贸易自由。但他们禁止了两国间的一切贸易往来。尽管是在战争时期，但他们仍切断了下议院的所有新的供应”。 [1170]

爱尔兰革命初步发展起来。1779年5月，霍勒斯·沃波尔承认道：“现在公众都已知道，已经无法掩饰了，爱尔兰具有浓厚的美国化气息。” [1171] 随着思想的普及，在共和思想圈子，人们的情绪日益高涨。11月，拉斐特在巴黎向富兰克林保证，爱尔兰人“开始使用一种大胆的话语，是有关独立和人类权利的神圣话语”。 [1172] “当英格兰为它疯狂的反美运动感到难堪时，”正如沃尔夫·托恩后来观察到的那样，爱尔兰行动的效果则异常壮观。爱尔兰通过展示武力(尽管不是使用武力)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种从美国大革命中学到的方法和策略很快就得到进一步发挥。“英国议会在上一届会议上受到爱尔兰的威胁，他们被吓得做出了有限的让步。”用伯克的话来说，“他们被英格兰的威胁吓坏了，现在再次受到惊吓，并大规模放弃了所有被认为是英格兰独特的、保守的、不可传播的权利——美国、非洲、西印度群岛的独家商业贸易，所有《航行法》中列举的权利，所有的制造业、钢铁、玻璃……都一并舍弃了”；接下来的《自由贸易法》在整个爱尔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对此“欣喜若狂”。“从屈辱中习得智慧”的盎格鲁-爱尔兰领导层，被迫陷入一种无边的羞辱。 [1173] 但对于那些被激进思想说服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勒索了英国的必需品，”后来英国圣公会都柏林马车制造商的上流之子沃尔夫·托恩评论道，“我们的贸易在延伸，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需要感谢与英国的联系吗？” [1174]

皇家部长们知道，在美国冲突持续期间，爱尔兰人的情绪必须得到安抚。根据1778年的《天主教救济法》，大多数影响天主教徒的不利条件和惩罚条例都被废除了。这无疑暗示着，王室正在减轻对爱尔兰天主教的镇压，以承认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和平行为”(与美国的叛逆形成鲜明对比)，并加强现有的君主制。 [1175] 到目前为止，伦敦议会否认了占多数的新教徒享有与圣公会教徒平等的地位，但很快他们也不得不废除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圣礼测试。1780年4月，爱尔兰立法机构中支持改革的辉格党领袖亨利·格拉坦(1746—1820)是盎格鲁-爱尔兰精英中的一位自由派成员，他将国内事务自治的压力与接受帝国在国际和战略事务中的指导结合起来，要求爱尔兰议会“拒绝英国议会为爱尔兰制定法律的要求”。由土地士绅统治的爱尔兰议会做出了行动，尽管这些士绅的职业和利益与英国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但最终“拒绝英国议会”的方案仍以133票对99票的优势胜出。随后，民主协会在立法机关之外大力宣传，要求建立自治的立法机构。

志愿者再次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感受。后来，托恩回忆说，美国的斗争牵制了英国的注意力，“通过为自己确立独有的立法权利，我们打破了另一个链条，这是一条将我们与英格兰捆绑在一起的沉重链条”。 [1176] 1782年，爱尔兰议会得到了高度评价，尽管它在理论层面比在实践层面可能更令人印象深刻，但鉴于“支配力量”对爱尔兰生活的持续控制，爱尔兰议会对中下层社会几乎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1177] 但这种象征性的成功，激发了民众对更具深远意义的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兴趣。“自1782年起，爱尔兰志愿者协会发挥了很大作用，”戈登回忆道，“这个王国的立法机关在法律上独立于英国，英国政府极不明智地对其贸易和制造业施加的令人作呕的限制在相当程度上被取消了，许多爱尔兰人获得了更大的言论和政治自由”。 [1178] 甚至一些天主教徒现在也求助于“勇敢、大胆的华盛顿”，当时的激进启蒙者越来越接受跨教派融合，以推进他们的事业。 [1179]

爱尔兰议会仍然不具代表性，并由贵族统治，但爱尔兰人越来越不满，这种状况现在不仅对爱尔兰产生了破坏性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帝国。伯克承认志愿者的要求是正义的，但他非常担心美国独立对爱尔兰的影响。他回避所有关于爱尔兰独立的讨论，甚至是关于要求更多自治权的问题，伯克迫切地希望1782年是“爱尔兰的最后一次革命”。 [1180] 随着抗议运动的势头越来越强劲，一个由民兵代表团组成的省议会举行了多次集会，第一次是在1782年2月，在乌斯特的邓加农举行，大多数志愿者协会都设置在那里。由143名志愿人员组成的特遣队“提出请愿，要求实现议会改革，或能更公平地代表大众的议会代表制”。 [1181] 1783年，改革者们在都柏林召开了一次由各郡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以“令人作呕的国会名义召开，受一个如此命名的议会的领导，无疑令人反感”，戈登说，“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最近借助一场成功的反对英国力量的战争，在西半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1182] 但即使受到美国榜样的启发，并由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人在志愿者协会的支持下精心策划，这一新的挑战仍逃避了为天主教政治平等和解放而服务的责任。无论如何，它未能取得任何让步。随着美国大革命的结束，“优势群体”和英国的改良也中止了，“在同年11月……爱尔兰‘国会’请愿书遭到议会轻蔑地拒斥”。 [1183]

随着美国战争的结束，爱尔兰通过效仿美国来施加压力的努力，并不像荷兰的民主运动那样获得发展的动力，而是失去了动力。从1783年开始，爱尔兰曾几次试图恢复1778至1782年间公开、有效和合法的反对运动，但都未能成功。1784年4月，由包括年轻的沃尔夫·托恩在内的委员会领导的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学生，再次敦促爱尔兰人抵制英国商品，只购买爱尔兰制造的产品。但这些努力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优势和威慑力。1783年之后，志愿者协会的人数逐渐减少，协会内部对于接纳天主教徒的程度，以及取消对天主教徒歧视性措施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1184] “优势群体”和主要的长老会都反对进一步解除障碍。与约翰·杰布和支持爱尔兰抗议运动的一小撮英国国际激进分子不同，志愿者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相对而言，人数较少的爱尔兰新教徒却愿意给予天主教徒充分的公民权利。 [1185] 因此，无暴力的施压基本上消失了。自1783年起，爱尔兰的选择要么是默许，要么是地下革命阴谋，这只能进一步分化爱尔兰政治，将爱尔兰的启蒙运动分裂成温和派与激进派两部分，而中间地带开始逐渐瓦解。 [1186]

美国大革命在原则和技术方面表现出色，它通过将欧洲对旧秩序的激进哲学批评引入到积极的现实政治层面，帮助推动了荷兰、瑞士、法国、意大利、波兰和德国1785至1798年的革命浪潮。欧洲激进分子对美国人的平等与社会和谐夸大其词，这一行为，与其说是出于天真，不如说是出于蓄意的颠覆意图。1788年，布里索对美国的描述最具代表性，因为他教导同时代的瑞士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和爱尔兰人如何征服自由和保护自由。 [1187] 在18世纪80年代，虽然爱尔兰的激进主义活动减弱了，但都柏林和省级城镇的各类书店、阅览室、咖啡馆和文学社团的数量进一步扩大，伴随皇家爱尔兰学院(1784)的成立，人们阅读和讨论关于启蒙的历史、哲学、政治和宗教作品的兴致越来越浓。正是在这个阶段，都柏林出版业开始定期再版激进文学作品。潘恩的《常识》和雷纳尔的《历史哲学》等重要著作，在都柏林出现了几个英文版本，这大大促进了激进思想在更广泛的启蒙运动中的传播。

18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爱尔兰反对派激进主义的主要人物，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些周游世界的人们的影响，这些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深受启蒙主义文学熏陶。出生于贝尔法斯特的威廉·德伦南(1754—1820)是地下组织“爱尔兰人联盟”的创始人，他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是医生、诗人和教育家，也是美国大革命的狂热分子。托恩的亲密朋友托马斯·拉塞尔(1767—1803)是一位曾在印度服役的前英国军官，他于1803年因革命阴谋罪被绞死。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1763—1798)是莱因斯特第一公爵的第五个儿子，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爱尔兰贵族，他于1796至1797年在爱尔兰议会担任基尔代尔郡的国会议员。在要求成年男性拥有全面选举权和每年进行一次选举，以及从1789年开始与法国和荷兰革命展开合作方面，表现突出的人物还有爱尔兰医生的儿子托马斯·埃米特和罗伯特·埃米特。威廉·詹姆斯·麦克尼文(1763—1841)是爱尔兰联合酋长国都柏林分会的十二位创始成员中，仅有的两位天主教徒之一，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热衷者。他可以用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除了盖尔语)进行阅读和交流。他在布拉格和维也纳接受一位叔叔的教导，这位叔叔是玛丽·特蕾莎的宫廷医生。像托恩一样，上述这些人都通过大学学习、学生俱乐部、阅读、辩论和国际交往成为革命领袖。

不可否认，那种坚信所有爱尔兰人的权利都受到现存的附属制度侵犯的信念，产生于有关启蒙运动的辩论和概念中。 [1188] 爱尔兰从一开始就反对君主制，支持民主，在其支持国际主义、谴责宗教不宽容、呼吁爱尔兰统一，以及号召新教与天主教和谐相处方面，爱尔兰的激进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直到1792年8月，法国大革命才正式推出君主立宪主义，这意味着英国当权派尚未表现出对它的全面敌意，这种敌意后来在1792年晚些时候喷发。然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爱尔兰温和启蒙运动和激进启蒙运动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程度甚至比英国更激烈，这也引发了1788至1791年间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日益高涨的支持革命的热情，这种热情即便在公开场合也丝毫不加掩饰。借鉴法国和荷兰的革命经验，越来越多的绿色帽徽助长了爱尔兰的爱国主义和早期共和主义思想。所有这一切都使伦敦的部长们深感不安。 [1189]

早在1791年，德伦南就成立了爱尔兰最重要的秘密组织“爱尔兰人联盟”。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解释道，建立他所谓的“仁慈的阴谋—— 一个为人民的阴谋”，以确保“人的权利和尽可能多的人的最大幸福”。像托恩一样，虽然德伦南在神学上有意反天主教，但他力图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达成政治和解，这在他的主要目标中始终表现得淋漓尽致。 [1190] 1791年10月，托恩和拉塞尔成立了该组织在贝尔法斯特的第一个运作分支机构。根据德伦南的说法，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导师和现在的大律师，具有扎实的领导素质并且“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托恩主持了第一次贝尔法斯特会议并制定了协会的早期决议。 [1191] 第二个“爱尔兰人联盟协会”很快在都柏林建立，该协会模仿了贝尔法斯特的每周会议形式，制定了正式的“决议”。戈登指出，“‘爱尔兰人联盟’通过传播潘恩的《人的权利》和其他民主出版物，用共和的思想来表达他们同胞的思想”，他们的目的是抨击所有传统观念和削弱忏悔信仰。 [1192] 到1792年末，该运动已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许多人发现其非法宣传单的论点极具说服力，这让伯克惊愕不已，尽管他也承认其论点是“理性、有男子气概和适当的”。伯克深深地担忧爱尔兰共和主义的不断扩大的影响，并对之厌恶不已。 [1193]

1791年，攻占巴士底狱的第二周年纪念游行活动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举行，其中“富兰克林”和“米拉波”是游行旗帜和肖像上两位主要的“英雄”。 [1194] 1792年7月14日，攻战巴士底狱的第三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在新教城镇举行，游行活动的鲜明特色是装饰越来越具有颠覆性。一个常被呼喊的标语是：“我们的高卢兄弟出生于1789年7月14日——唉!我们才刚刚诞生。”其反面写道：“迷信的嫉妒，爱尔兰巴士底狱的起因：让我们联合起来摧毁它吧!”在不久之后举行的、面向当地天主教和新教知名人士的贝尔法斯特宴会上，飘扬着四个“国家”的旗帜——美国、法国、波兰和爱尔兰。 [1195] 1792年7月14日，在纽里举行的宴会上，举杯的祝酒词包括：“愿大不列颠、法国和爱尔兰在恢复自由政府精神方面相互竞争”；“向著名的人类捍卫者托马斯·潘恩，向人类的优化师——华盛顿总统致敬”；致“短期的议会和爱尔兰、英国人民的平等代表权”；“纪念普赖斯博士”和“致敬普里斯特利博士”；“祝在拆毁巴士底狱之后，紧接着将拆毁宗教裁判所”；最后“致敬所有真诚地为法国大革命感到高兴，并对法国的敌人感到失望的人”。 [1196]

1790至1792年间，爱尔兰启蒙运动的政治面孔越来越多地分散在“贵族”和“民主派”之间，启蒙运动中的“内战”激烈升级，有时被称为“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间的分裂，这在爱尔兰引发了明显的民众骚动。 [1197] 尽管潘恩、普赖斯、克洛斯和普里斯特利对伯克突然改变立场的做法感到困惑，但这种对立已经十分明显。普里斯特利在1791年承认：“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美国大革命的朋友的人，应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敌人，这是普遍的做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如此，这对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1198] 伯克的右倾思想实际上是从1787年开始的，但他的思想在激进派和阿尔斯特长老会中很少获得理解。 [1199] 爱尔兰的反对现状的人们，曾期望伯克支持荷兰、法国和爱尔兰革命，因为人们(错误地)将他判定为美国大革命的朋友——尽管凯瑟琳·麦考利早已清楚地辨别出了，伯克假定的进步主义中所隐含的明显的“贵族”潜台词，麦考利认为她需要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 [1200] 潘恩也把他的昔日好友的背叛，归咎于他的贵族关系，他“赞扬这双贵族之手，将他从自己身边偷走”。 [1201] 伯克敦促爱尔兰调整宪法，尽管他并不经常这样做。伯克新修订的原则引起普赖斯的抱怨：“人类总是像过去那样被统治，而不去探究他们的政府的性质或起源。”“虽然他们的幸福是尴尬的，足以令政府终结，然而，他们别无选择，不能为自己的利益做出抉择。” [1202]

尽管法国对戏剧性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直到1792年9月，正如潘恩所表述的那样，美国仍然是“在性质和实践上唯一真正的共和国”，美国“政府除了国家的公共事务之外，没有其他的目标，因此它是一个共和国。美国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而非其他的，永远都是他们政府的目标，他们拒绝一切世袭制事物，只在代表制上建立政府”。潘恩指出，这与1780年后的荷兰不同，尽管荷兰仍自称共和国，“但荷兰的共和国主要是贵族式的，具有世袭的意味”。 [1203] 于1792年8月10日在巴黎兴起的法国大革命，公开地转向共和政体，由此，爱尔兰的激进共和主义获得了额外的推动力。 [1204] (在苏格兰，类似的共和主义情绪席卷了某些酒馆、协会和俱乐部。) [1205] 在听说“法国国王被废”时，某些爱尔兰人(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托恩)，与英国、苏格兰和美国激进分子一道大声欢呼。不久，法国将与世界上第一个被认为是跨大西洋的非贵族共和国为伍。与此同时，在爱尔兰和英国，共和主义和对教会权威的抨击，激起了一股反对“国王和教会”、沙文主义、偏执和爱尔兰狭隘主义的愤怒浪潮，像伯克那样温和的启蒙者，除了公开接受外别无选择。在议会和新闻界，伯克痛斥激进分子是危险的“外国”元素，是在“法国教义”的旗帜下，融合了美国、法国和爱尔兰的颠覆活动，破坏了所有正确和可敬的思想。

受到法国共和主义推进的影响，伯克在1792年向他的儿子理查德证实，除了圣公会教堂，还有长老教会和天主教教堂也都“受到威胁”。理查德是执行天主教权利的新教发言人(但比托恩更温和)。受“现代哲学家”的影响，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在爱尔兰开始传播并产生“有害”的影响。 [1206] 虽然已经有足够多的狂热分子，但像迫害者那般残忍和顽固的“铁石心肠的无神论者”尚未出现。 [1207] 政府和宪法是否应该被革命原则所压倒，“这是一种新的人权狂热宗教，现在正处于其第一次发酵的热潮中，它拒绝所有的机构、所有的纪律、所有的教会，事实上也是所有的民事秩序，它将取得胜利”。这样的革命将“摧毁你的不同观点”，“瓦解你的教会”，“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卖掉，散落在世界各处”，这将带来帝国和贵族的终结。“如果现在的当权派倒下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宗教将在爱尔兰和英国取得胜利，正如它在法国的胜利那样。” [1208]

1792年9月，潘恩逃往巴黎，在国际英语宣传活动中，他淋漓尽致地回应了伯克强硬的保守主义。巴洛在其讽刺诗《国王的阴谋》(1792)中，对伯克的保皇派作品《疯狂的泡沫》嗤之以鼻，巴洛嘲笑“其等级、差别以及那些多产的怪物、法院和国王所导致的地狱”。 [1209] 巴洛提醒读者，他自己既不是法国人、英国人也不是爱尔兰人，而是“美国人”，是“正义统治、暴君不再践踏的土地”的产物。巴洛诗意地质疑伯克，“是否用你那激怒的羽毛，唤醒人类王国的血脉？然后，在死神的平原上，把他们的祸害归于暴君，把他的镣铐交给别人？” [1210] 1792年10月27日，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之间的主干道上的主要城镇纽里，再次举行了共和国宴会，祝酒词中反复提到“法兰西共和国”和获胜的“公民士兵”，人们还纷纷为各地暴君的混乱、“专制主义”的湮灭，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总统”和爱尔兰人民的健康而祝酒。 [1211] 为了反对“这个新的、日益增长的、灭绝人性的制度”，伯克敦促英国圣公会、长老会和天主教徒，忘记他们以前的纷争，团结起来。

1792年11月18日，一百多位来自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知名访客聚集在巴黎的怀特酒店(此酒店也被称为“英国俱乐部”)，他们在此庆祝法国大革命及其成就，并谴责伯克。虽然在伦敦政府和大多数神职人员的怂恿下，英国人大多转而反对法国大革命，但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学联盟仍热情高涨。尽管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不久后才来到怀特学院，而柯勒律治在18世纪80年代也同样算不上一位狂热的革命理论家，但当时在场的人们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小圈子。这些人包括潘恩、巴洛和其他几位诗人，如海伦·玛利亚·威廉、罗伯特·梅里，可能还有华兹华斯、 [1212] 《政治自由书》(1782)的作者大卫·威廉(1738—1816)、前科尔切斯特议员罗伯特·史密斯爵士(1744—1802)、菲茨杰拉德勋爵和埃利亚兹·奥斯瓦尔德上校(1755—1795)。奥斯瓦尔德上校是美国独立战争退伍军人，曾参加1775至1776年的入侵加拿大的战斗，后来成为《费城独立公报》的编辑。奥斯瓦尔德现在加入了法国大革命军队，是参加比利时革命的最杰出的美国人。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除了吉本和伯克之外，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知识分子、诗人、记者和作家的政治意识，就像他们的欧洲同僚一样，大都将法国大革命视为美国大革命的当之无愧的一个分支，并且是加拿大、比利时、荷兰、瑞士和爱尔兰革命的真正起源。英国激进分子与美国和爱尔兰的同僚们齐心协力，共同庆祝法国大革命。

1792年11月18日，在巴黎“英国俱乐部”举行了长达一天的宴会，参加这次宴会的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他们一连举行了16场祝酒活动，这将宴会推向了高潮。第四场祝酒活动，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宪法“英国和爱尔兰公约”，该宪法宣称爱尔兰是一个不公平的、被英国“奴役”的国家，并认为英国也需要民主革命。第五场是为了致敬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人民的“永久联盟”：“愿这些国家很快把其他解放的国家带入它们的民主联盟。”第六场是为了在英国推行废除“所有世袭头衔和封建差别”，这一祝酒词是由史密斯和菲茨杰拉德联合提出的。后来，伦敦报纸报道，菲茨杰拉德将他们的贵族头衔扔到火堆上，这引起了上层的愤怒，菲茨杰拉德作为一名少校，很快就被英国军队撤职了。 [1213] 多年前的1781年9月，菲茨杰拉德曾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尤塔斯普林斯战役中受伤。后来，在1787年，他成为一名进驻加拿大的英国军官。1789年，他经历了一次从新不伦瑞克到魁北克，再到安大略的非凡旅程，他陪同著名的独立战争领袖约瑟夫·布兰特来到底特律，在那里他与亲英部落友好往来，并正式被接纳为他们的“酋长”。随后，他把密西西比河人们带到了新奥尔良。菲茨杰拉德在巴黎完成了他逐渐转变为激进共和党人的历程，1792年秋，他告诉母亲：“我和我的朋友潘恩一起吃早餐、午餐和晚餐。我越发了解他的内心，就越发喜爱他、尊敬他。” [1214] 这与托恩相反，托恩对潘恩印象平平，还将《理性时代》的第二部分视为“该死的垃圾”。 [1215] 从1796年初开始，作为卢梭的热情的崇拜者，菲茨杰拉德与托恩一同成为爱尔兰联合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毫无疑问，潘恩于1791年2月出版的《人的权利》，是在爱尔兰传播激进思想并激起群众不满的最有效的书籍。与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1790)相比，这本书在爱尔兰更受好评。比起在英国，它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销售速度要快得多。这本书对爱尔兰和苏格兰产生了巨大影响。据报道，截至1791年11月，此书共发行七个版本，销售量达四万册。 [1216] 不久之后，根据贝尔法斯特的一位书商的说法，《人的权利》“或许比17世纪任何一本小册子都更为普及”。 [1217] 鉴于新教徒的识字能力越来越强，《人的权利》成为新教徒的必读书籍；在都柏林，潘恩被宣传为“政治改革的路德”。由丹尼斯·德拉斯科尔(1762—1810)领导的科克郡激进共和党团体都是潘恩派。这一切都让潘恩感到欣慰，这是他第一次对爱尔兰局势产生浓厚的兴趣。 [1218] 在所有的传播颠覆性思想的机构中，1792年1月创建于贝尔法斯特的《北星》，是一份致力于通过“爱尔兰人联盟”进行“议会改革”的工人报纸。虽然《北星》只代表了阿尔斯特新教徒少数人的倾向，但它的编辑、贝尔法斯特“爱尔兰人联盟”的另一位创始人塞缪尔·尼尔森(1761—1803)，是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尼尔森的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法国大革命，并传播潘恩、杰布、麦考利、普赖斯、戈德温、雷纳和普里斯特利的观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97年5月，他的办公室被洗劫一空，印刷设备被愤怒的保皇派民兵摧毁。 [1219] 另一份从1792年底开始宣传激进共和党思想的报纸，是由德拉斯科尔编辑的《科克公报》。德拉斯科尔是一位前天主教牧师，几年前皈依了英国国教，后来成为科克的圣公会牧师，但他从1792年就开始接受革命雅各宾主义，他敦促施行男性的普遍选举权，每年举行一次议会，并取消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定。 [1220]

大多数爱尔兰人并非共和党人，但是像托恩、菲茨杰拉德、拉塞尔、尼尔森和德拉斯科尔这样的激进知识分子先锋，毫不犹豫地站在支持法国共和党的立场上。当地的意识形态颠覆运动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激进思想和阴谋中的领导者保持一致”，这些爱尔兰激进分子试图联合国外势力，给爱尔兰人注入新的力量。他们在爱尔兰开展秘密工作，将自己的运动视为国际启蒙兄弟会的一部分，并与法国、荷兰的反奥兰治主义，以及美国紧密相连， [1221] 他们系统地将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运用到了爱尔兰的背景中。就像18世纪70年代德国光明会的创始人亚当·维斯豪普特(1748—1830)一样，德伦南希望他的组织采用“大部分秘密的和某些共济会的仪式”作为促进他们事业的方式，改变现在“共和主义一盘散沙的状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宣传共和主义意识。而且，德伦南和他的团队渴望提高天主教徒的意识，并确保天主教徒和反对英国统治的新教徒之间展开有效合作。

然而，“爱尔兰人联盟”从一开始就被分裂。德伦南渴望煽动针对爱尔兰行政人员、议会和士绅的民事诉讼，正如爱尔兰人在美国战争期间利用宣传和纯粹的法律手段那样，德伦南希望组织一场公开的运动，而不是秘密组织一场与法国大革命联盟的暴力起义。“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拒绝纳税？”1791年11月，德伦南在一封信中敦促道，“还有美国？我们的代表性比他们好吗？或者我们是否更加轻松地得到了什么？” [1222] 然而，阴谋和武装叛乱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戈登的记载，早在1792年，由于托恩、菲茨杰拉德、尼尔森和德拉斯科尔的大力推动，部分爱尔兰人联盟开始逐渐动摇。 [1223] 金钱开始用来“购买武器，并在大都市中挑选出一些男人”；有人称他们为“国民警卫队”，并给他们购置了一套“绿色的统一制服，绿色被认为国家的色彩”。 [1224] 地下的领袖通常是前新教徒、神学家和无神论者，几乎从来都不是天主教徒。在这一点上，伯克充分意识到，天主教尚不足以形成破坏国家稳定的颠覆性力量。主要的颠覆力量源于“爱尔兰强大的共和新教徒”，他们曾一度迫害天主教多数派——新教徒“阴谋与叛国者，他们与所有政府和宗教的敌人直接相关”，现在这些人又在竭力引诱天主教徒放弃他们的忠诚。 [1225]

1793年1月，随着法英战争的临近，格拉坦和爱尔兰议会的温和改革者，重申了他们对王室的忠诚和支持英国反对法国的意愿，这进一步扩大了爱尔兰改革思想在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1792至1793年冬，英格兰爆发了一场针对潘恩的抵制运动，人们大量焚烧潘恩的肖像和书籍，并且随后对印刷商和书商进行了镇压，很快这场运动扩展到了爱尔兰。人们对发布潘恩的作品和其他激进文学的出版商发起了诉讼。当英国于1793年3月加入到欧洲战争时，都柏林当局迅速采取行动，镇压“爱尔兰人联盟”和那些像菲茨杰拉德一样谴责法国战争是“不公正的”并要求爱尔兰独立的人。几名受到怀疑的学生被驱逐出都柏林三一学院。1794年4月，德里斯科尔因“煽动诽谤”在科克高等法院受审，他被处以罚款和监禁。严厉的镇压，使得激进分子毫无疑问被视为武装的阴谋家和革命者，这标志着爱尔兰最初的非忏悔地下“共和党”抵抗运动的开始。 [1226] 在占主导地位的圣公会士绅阶层和学院课程层面之下，这种激进思想成为爱尔兰的主要启蒙形式——地下共和党反对派的启蒙运动。现居住在巴黎的潘恩，经常在“爱尔兰咖啡馆”与几个主要的爱尔兰颠覆者进行密切联系，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菲茨杰拉德。 [1227] 菲茨杰拉德、德伦南、托恩和艾米特将英国对法国的战争，解读为一场旨在恢复法国君主制和贵族统治，帮助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阻止整个欧洲的自由进步”的反革命。爱尔兰激进分子意识到，他们的竞争战略意味着，他们要向法国(和荷兰爱国者)寻求革命援助，以便同英格兰展开对峙。

因此，自相矛盾的是，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会几乎与爱尔兰共和运动的早期兴起和意识形态起源毫无关联，但是在后来共和党人成为社会上坚定的“天主教徒”。当时，爱尔兰政治舞台上的主教和天主教的主要声音，都坚定地共同谴责美国、荷兰、法国和爱尔兰革命原则，严格坚守其保守立场。18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爱尔兰天主教政治作家西奥巴尔德·麦肯纳(卒于1808年)在其《议会改革论文》(1793)中宣称：“将天主教徒排除在宪法特权之外，是一种巨大的悲哀”，这也是许多其他不满的来源；并且，“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任何寻求爱尔兰的改善的行为都是徒劳的；移居国外、懒散、倾向于小叛乱——迂腐的学究将这些归咎于我们的民族性格——事实上都是由这一制度过去或现在的压迫所引起的”。 [1228] 然而，尽管麦肯纳清楚地意识到爱尔兰的困境，但与托恩、菲茨杰拉德和埃米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麦肯纳同样直截了当地攻击潘恩和巴洛，以及他们在“爱尔兰人联盟”运动中的追随者，麦肯纳指责他们的法美共和主义及他们展现出的对“君主无用论”的热情。麦肯纳严厉谴责所有不服从宗教、君主政体和贵族的行为。 [1229]

麦肯纳认为，由美国大革命所激发的平等和民主原则，根本不是自然或正当的原则。麦肯纳相信，上帝创造了人类，并使人生活在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之下，甚至“荷兰，其规模比爱尔兰更适合共和国，已经衰落(即自1787年以来)成为贵族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限的君主制”。荷兰和法国的例子都充分证明了英国“混合政体”的优越性，麦肯纳认为，应毫不动摇地坚信“绝对君主制的压迫、民主的动荡，构成了英国宪法的格局”。麦肯纳谴责爱尔兰天主教徒。他所看到的是共和主义中存在的毁灭性的社会和道德风险，他宣称：“事实是，美国的动乱和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与英国关系的解体，都源于殖民地普遍存在的共和精神与共和宪法，如今许多人希望爱尔兰可以学习这种精神”。 [1230]

准备革命

爱尔兰天主教的所有主教和神职人员，都指示天主教徒去蔑视共和主义、民主以及美国、荷兰和法国的例子。为了摆脱“奴隶制”，反驳托恩和国际激进联谊会，爱尔兰人必须为自己的独立而努力。詹姆斯·汤姆森·卡兰德(1728—1803)是苏格兰宣传册的作者，他于1793年被苏格兰驱逐出境，他出版了具有颠覆性的《英国政治进程》(1792)的新版本。在途经爱尔兰到达费城之后，卡兰德全面谴责帝国统治和战争贩运，强调1688年过分夸耀的光荣革命未能给爱尔兰带来“很大的解脱，爱尔兰人民身处最压迫和荒谬的专制统治下，仍继续呻吟”。在美国战争期间，他们的抵抗使英国人相信“一个勇敢、受伤和愤怒的国家的抗争是危险的”，但不幸的是，爱尔兰人未能保持这股势头。卡兰德谴责苏格兰联盟和英格兰对爱尔兰的统治，他预言爱尔兰即将爆发大规模起义：“希望在短暂的时间内，能够消灭霸权主义的残余，这些残余势力对两国都是不光彩和有害的。” [1231] 他还预测“苏格兰将在十年内爆发革命，而且很可能更早”。 [1232]

18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的紧张局势和镇压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是革命运动的两个总部，“爱尔兰人联盟”成功地将他们的势力扩展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爱尔兰联合运动内部产生了分裂，一方是菲茨杰拉德、尼尔森、德拉斯科尔和更激进的派系；另一方是德伦南、托马斯·埃米特和天主教徒，他们从1794年开始，倾向于更谨慎、更有限的策略。托恩因煽动叛乱而受到威胁，他于1795年6月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道移居美国，并短暂地居留在普林斯顿。 [1233] 但是，与18世纪90年代受到英国和爱尔兰的严厉镇压而横跨大西洋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不同，托恩憎恶华盛顿政府的“官僚”腔调以及美国猖獗的商业主义。在他看来，美国放弃了革命的真正理想。1796年初，托恩改变了在新泽西定居的想法，重又返回大西洋彼岸，恢复了他在巴黎的生活。

事实上，托恩对18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思潮的反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从那时起，这些思潮就深刻地塑造了他的政治思想，使他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全面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在抵达法国之后，他一心想寻求爱尔兰的独立。 [1234] 然而，菲茨杰拉德和“爱尔兰人联盟”的领导层倡导和寻求的并非爱尔兰民族独立，而是一个符合潘恩“全面革命”和解放全人类思想的政府。贫穷的爱尔兰农民既要在物质上，也要在思想上取得进步，这样才能克服迷信、宗教偏见和狂热主义，为他们开启更美好的生活之门，以及获得新的兄弟情谊，这将是未来“国家和政府的利益与职责所在”。托恩说道：“要纠正他们的不满并启发他们的思想。” [1235] 在巴黎，托恩与美国特使詹姆斯·门罗打交道，门罗并未与托恩分享华盛顿政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门罗向欧洲共和党人保证，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革命理想。除了将潘恩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协助巴洛之外，门罗还于1795年1月保释了拉斐特的妻子艾德里安娜。门罗反对杰伊与英国签订的商业条约，这对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然而，在门罗推动美国大革命原则的同时，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却对其非常不满，并很快将他召回美国。 [1236]

作为博学、雄辩、有能力的法国人和一个鄙视商人(他认为他们是非常贫穷的革命者)的公共知识分子，托恩发行了几份“民主出版物”，为启发爱尔兰人的欧洲革命热情做准备，他解释说法国人要“解放而非征服你的国家”。 [1237] 其中一份出版物，是1796年他在贝尔法斯特时秘密印刷的《致爱尔兰人民的讲话》。“六百年的压迫和奴役，从我们父辈和我们自己身上踏过，”托恩感叹道，在那期间，“我们遭受暴政所带来的一切邪恶与残忍……除了来自当权者的压力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止自很久以前就爆发出来的爱尔兰人的愤怒，这种愤怒使其所受的压迫力量化为灰烬。” [1238] 在1776年之前，爱尔兰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正是美国大革命首先唤醒了陷入惨淡困境的爱尔兰人，只有类似的“革命”才能确保爱尔兰实现真正的立法独立， [1239] 改善农民的生活，解散“教会与国家间的非自然联盟，将宗教信仰降为政策的引擎”，并废除“农业虫害什一税”(以及爱尔兰圣公会的支柱)。爱尔兰议会和“那群滥用权力的人知晓了这一点，并且为此颤抖”。为了消除偏执和不容忍，爱尔兰必须保证“任何教派都无权支配其同胞”，“每个教派都会保留自己的神职人员，任何公民都不会因其思想而被剥夺敬拜上帝的权利”。 [1240]

“自由与平等的新学说”必将取代旧的思维方式和信仰方式。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启蒙运动”这个术语在爱尔兰政治和一般性辩论中已变得越发重要。 [1241] 一种新的秩序“在欧洲开始出现”，托恩就像潘恩、杰布、麦考利、普赖斯和菲茨杰拉德一样，满怀着积淀千年之久的热情期待，对此深信不疑。“正如《摩西律法》颠覆了盲目崇拜、基督教颠覆了犹太教义、改革推翻了普洛西，所以我坚信，共和主义将最终颠覆君主政体，在欧洲暴君王座的废墟上建立正义和理性的自由体系。” [1242] “看，我恳求你，”他敦促爱尔兰人“去美国”，“亲眼目睹她的状况的改善，因为她如此高贵地宣称自己独立，这是一种挑衅，与之相比，你的不满甚至不值一提。” [1243] 托恩与法国执政内阁在巴黎密谋执政，他们利用法国和荷兰的援助，通过隐藏颠覆性战略，来确保爱尔兰的独立。在公开场合，托恩表示希望避免重大暴力事件，但爱尔兰人有使用武力来获取对方的重大让步的决心和准备。如果英格兰看到“所有等级和类别的爱尔兰人都是团结和坚定的，那么在经历了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之后，它将在第三次反对整个国家的自由运动发生之前，达成平衡”。 [1244] 但这一想法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

1796年12月，托恩作为爱尔兰领导人，在能干、暴躁但不幸的将军拉扎尔·霍赫(1768—1797)的指引下，从布雷斯特航行到爱尔兰，他们驾驶着一艘拥挤不堪的法国军舰，船上挤满了军人。拉扎尔·霍赫将军是托恩的亲密朋友，也是爱尔兰共和主义事业的热忱追随者。 [1245] 正如托恩和菲茨杰拉德敦促的那样，法国和荷兰对爱尔兰的干预确实是霍赫乐于见到的，但霍赫试图停泊在班特里湾并入侵爱尔兰的计划被暴风雨所阻断。 [1246] 经历了这一挫折之后，托恩回到巴黎，然后移民，1797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在荷兰和德国度过。托恩对阿姆斯特丹尤为满意：“它是世界上第一座适宜散步的城市，比起伦敦或巴黎，我更喜欢它。”“在城市清洁方面，说实话，我们(即爱尔兰人)落后于荷兰人。”托恩承认，自1780年以来，民主革命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1795年法国恢复援助的情况下。虽然在1794至1795年间，荷兰民主运动的势头是由法国造成的，但是，是美国大革命最先唤醒了民众，并激起了最初的荷兰民主运动，从而引发了1780至1787年间的动乱。托恩很高兴地看到，荷兰示威者反对任何“教会机构”，并计划由教会信徒支付神职人员的费用。托恩对律师非常反感，哈勒姆镇的秘书皮特·伦纳德·范·德·卡斯蒂尔(1748—1810)也有同感。 [1247] 作为巴塔维亚革命中最能干的领导者，范·德·卡斯蒂尔敦促1795年后的荷兰国民大会，清除所有的神职人员和律师，他认为这些人应该为荷兰1796年宪法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他将神职人员视为敌人，将律师视为“阴谋家和刽子手，由于他们习惯公开演讲和搬弄是非”，“通常能够驳倒那些保持沉默的、比自己能力更强和更加高尚的人。这让我情不自禁想笑”。托恩评论道：“我在世界各地找了一个又一个律师。据我所知，最可耻、腐败和无原则的机构就是爱尔兰法庭。我是他们机构中的害群之马，祝福他们被上帝抛弃，并让他们腐烂!” [1248]

托恩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典型的激进启蒙者，他非常鄙视商人、神职人员、贵族和律师。尽管他对爱尔兰人民的困境表示强烈的同情，但他对整个爱尔兰民族并不欣赏，尤其不屑于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打交道。托恩在阿姆斯特丹咖啡馆闲逛，并且在《莱顿公报》上做了些笔记。有迹象表明，尽管爱尔兰充斥着各种镇压和怨恨，并且他极力呼吁效仿美国，但他的同胞们仍然以传统的方式表达不满，并局限于琐碎、狭隘的计划，比如拆除围栏，骚扰税务征收人、驱逐代理人，这些都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普通的爱尔兰人，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用更广泛的观点看待那些跨越了几个世纪的宗教纷争问题，或者是更全面地考虑民主和世俗革命。沃尔夫·托恩的沮丧之处在于，爱尔兰人大都未能成为“开悟者”。“我根本不相信(爱尔兰人)准备好进行严肃而普遍的叛乱，”1797年6月，托恩私下暗暗说道，“简言之，(我为什么要隐瞒事实？)我不相信他们有这份勇气。这不是对军队的恐惧，而是害怕打破法律和长期以来压迫他们的奴隶制习惯。”托恩认为他的同胞是“容易被唤醒并轻易安抚的人”。总的来说，他更加强调推翻盎格鲁-爱尔兰的贵族统治地位，而不是让农民摆脱贫困和退化。 [1249] 他希望能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法德合作中。托恩在8月份指出：“如果荷兰人或法国人能够完成着陆，我不相信(爱尔兰)人民会甘于做那些并不正确的事情，而如果不能实现着陆，那么就没有任何政党可供人民选择，他们只能屈服或逃离。” [1250] 托恩认为爱尔兰革命的地下力量(无论他向指挥官和荷兰领导层做何保证)并不乐观。

在1797年的春天和夏天，法国人在布雷斯特准备了一支舰队，希望将英国的一部分舰队引到西部，以便为两场入侵行动开辟道路。同时，荷兰革命者组建了一支由25艘战舰、27艘运输舰和14 000万名士兵组成的强大舰队，他们旨在与法国和爱尔兰人一道登陆爱尔兰。法国和荷兰政权打着革命团结的名义帮助爱尔兰人，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是为了自身利益——削弱英国的海上和殖民力量。荷兰议会的秘密委员会与托恩、其他爱尔兰领导人和霍赫一起，计划他们的爱尔兰远征。海牙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爱尔兰那样，有着革命的必要性”，这可以从人民遭受的“极端痛苦”中判断。托恩对此感到欣慰：巴塔维亚革命者相信“我们农民的悲惨状况，如果可能的话，要决心去改变它”。这给爱尔兰革命领导层一个特别的机会，即与荷兰和法国共同反抗压迫。 [1251] 托恩和荷兰指挥官们仍然留在他们的旗舰上，即从东方入侵的带有74杆机枪的弗里希德号上。

托恩认为，在法国和荷兰的支持下，伯克所谓的爱尔兰“雅各宾化”势头将不断增长，这是法国的雄心壮志、英国的管理不善和爱尔兰的偏执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导致了18世纪90年代后期，极有可能甚至肯定会爆发一场运动；对于这个信念，托恩绝非孤军奋战。 [1252] 英国在都柏林，尤其是北爱尔兰，展开了激烈的以“阿尔斯特掠夺”而闻名的武装镇压，以对抗不断上升的颠覆浪潮。甚至让伯克都感到厌恶的是，此次镇压无疑削弱了革命的秘密力量，并使国家内部的领导层迷失了方向。尼尔森的报纸和德里斯科的《科克公报》被迫关闭。根据两位爱尔兰叛军领袖亚历山大·劳里和约翰·特尼特(两人于1797年8月，在荷兰旗舰上，加入托恩)的说法，宝贵的机会已经丧失，“都柏林的领导人似乎非常缺乏斗争的精神”。 [1253] 北海和大西洋的长期对峙持续数月。不幸的是，托恩的计划失败了，1797年10月11日，英国人在坎珀当(坎普杜因)附近逼走荷兰舰队(此时托恩在陆地上)，双方交火并遭受重大损失，弗里希德和其他十艘军舰被捕获，这对荷兰人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对英国而言则是鼓舞。最终，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场联合入侵的计划就宣告结束。 [1254]

事实上，1797年的入侵计划，是荷兰人最后一次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来捍卫他们的贸易和帝国，以对抗他们自负的邻居。尽管如此，爱尔兰的入侵和革命的双重威胁仍在持续，而且这种情况继续在英国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在英格兰西北部，经常有保皇派担心，爱尔兰人联盟可能引诱或欺骗兰开夏郡的工人阶级，使他们接受激进主义和民主思想。 [1255] 1798年春，在执政内阁的指挥下，法国希望通过解放爱尔兰来削弱英国的势力，这次行动由坚定的共和党将军波拿巴特监督。在美国，新闻界与支持英国的联邦机构分道扬镳，一派“谴责爱尔兰接受法国援助”，另一派民主报纸支持爱尔兰煽动叛乱，以公开谴责——正如杰斐逊派的费城《曙光》所言——美国的“腐败和君主制的迎合者”。 [1256]

爱尔兰灾难(1798—1803)

1798年初，爱尔兰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英国通过宣布戒令，作为对此的回应。在特工大军的支持下，都柏林政府努力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扫荡来遏制骚乱，解除农村反对派武装，逮捕地下组织领导人，并在三一学院再次镇压“法国原则”。3月12日，当局成功逮捕了爱尔兰阴谋集团的大部分头目，其中包括托马斯·埃米特和威廉·詹姆斯·麦克尼文，他们被关押在专门设计的凯勒曼哈姆监狱，其他人都被投入到都柏林监狱。 [1257] 当叛乱最终于1798年3月30日爆发时，整场行动几乎群龙无首。3月下旬、4月和5月，武装叛乱在该国部分地区蔓延开来。5月19日，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军官知晓了菲茨杰拉德的下落，菲茨杰拉德是最后残存的首席规划师和阿尔斯特南部行动的负责人， [1258] 他因发烧躲藏在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藏身处，后来痊愈。在随后的争斗中，他再度受伤被捕后，被关押在都柏林城堡，在那里，他的伤口没有得到及时治疗，6月份，他因血液中毒而死亡。

到1798年6月，在都柏林西部和南部的村庄里，零星的抵抗已经聚集成为一股力量，起义在几天之内蔓延到爱尔兰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一支农民起义军在韦克斯福德、基尔代尔、威克洛及周遭横冲直撞，并打着“爱尔兰共和国”的旗号进行掠夺。韦克斯福德成为这个短命“共和国”的核心。这个“共和国”由一个“参议院”、一支军队、一台“韦克斯福德共和国”打印机和一个人民政府组成，其领导人之间互称“公民”。 [1259] 它还有一支由美国独立战争前私人上尉约翰·豪林指挥的小型海军。尽管在6月5日韦克斯福德“共和国”的衣衫褴褛的军队在袭击新罗斯时遭到重创——叛乱分子从沃特福德郡撤退时，遭遇挫败——但随后起义还是蔓延到了阿尔斯特。安特里姆郡和唐郡，以及整个东部的阿尔斯特地区都爆发了起义。随着煽动和镇压的蔓延，反叛组织变得越来越混乱、凶残，并且具有明显的宗派主义。在爆发起义的地区，宣称“自由和平”的口号和绿色帽徽无处不在。尽管对法国共和主义有着共同的仇恨，但一些天主教徒和长老会神职人员仍参与到了骚乱中。但在动荡中，共和主义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很快就被遗忘了，偏见也随之而来。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相互屠杀。由此，作为一个新教-天主教联合项目，正式的爱尔兰启蒙运动宣告失败。 [1260] 短暂的“阿尔斯特共和国”的指挥官亨利·乔伊·麦克拉肯(1767—1798)徒劳地试图建立一些表面秩序。作为贝尔法斯特“爱尔兰人联盟协会”领导者的麦克拉肯，是贝尔法斯特船主的儿子，他具有长老会背景。同托恩一样，麦克拉肯也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主张宽容、联合、自由、平等的价值观。 [1261] 与许多惊恐万分的联合的爱尔兰人一样，由于教派的残暴杀戮破坏了叛乱活动， [1262] 麦克拉肯变得士气低落。6月7日，麦克拉肯的4000名士兵在安特里姆镇的战斗中惨败。

到6月下旬，北方和南方的叛乱都被镇压。可疑的领导人被绞死，成千上万的小屋被烧毁，无数人身无分文、无家可归，至少有30个天主教堂被摧毁。韦克斯福德被镇压，这一共和国从此销声匿迹。英国新任驻爱尔兰军事指挥官——查尔斯·康沃利斯勋爵(1738—1805)，早在去年6月就发表评论说，“建立在法国原则上，彻底改变爱尔兰的阴谋”已经失败。1781年，令人汗颜的是，这位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的贵族，现爱尔兰少尉和总司令，在弗吉尼亚向英国军队投降，他的现身不可避免地引起美国媒体的嘲笑。“如果说华盛顿、罗尚博和拉斐特在约克镇占领了康沃利斯，”巴赫的《曙光》评论道，“那么，为什么爱尔兰将军和一两个法国将军不能占领都柏林的康沃利斯呢？”难道爱尔兰人更渴望代议制政府吗？民主媒体问道：“比我们还渴望？”或者说，比起帮助美国大革命者，法国帮助爱尔兰人更应受到谴责？ [1263]

图12　爱尔兰的叛乱：英国漫画家詹姆斯·吉尔瑞(1756—1815)再现了1798年的爱尔兰革命，其灵感来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图片来源：艾琳·特威迪/纽约艺术资源艺术档案馆

看来，起义完全以失败告终。然而，8月23日，在爱尔兰西北部偏远哨所斯莱戈县的基拉拉，一支由1099名拉罗谢尔人组成的小型法国军队登陆，这支军队由霍赫的能干的下属让·约瑟夫·亨伯特将军(1767—1823)指挥，亨伯特将军是后来(1803)因反政府武装而被法国军队开除的共和党核心人物。在托恩的哥哥马修(身着法国制服)的陪同下，亨伯特带来了更多的武器、火药和革命指南，这些指南宣称自由、联合和“爱尔兰共和国”，跟随其后的，还有4000名来自布雷斯特的民众，这些人中包括托恩本人。法国铺开绿色横幅(按照托恩对指挥官的建议)，上面写着盖尔语：“ErinGoBragh”，意为“永远的爱尔兰”。亨伯特对当地居民的无知和宗派主义感到震惊和沮丧。他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共和主义，几乎所有人都对宗教偏见感到不满。 [1264] 令当地圣公会神职人员吃惊的是，法国人“放弃了抢劫房屋，并遵守了值得称赞的纪律”。 [1265] 令爱尔兰的圣公会、长老会和天主教神职人员感到震惊和沮丧的是，亨伯特的民主共和革命原则以及赤裸裸的非宗教。

尽管如此，当亨伯特的法国小分队成功地将英国人从卡斯尔巴——梅奥郡首府，也是爱尔兰西北部的一个关键战略点——驱赶出去时，亨伯特宣布“卡斯尔巴共和国”成立，共和国的首都是卡斯尔巴，约有4000名爱尔兰志愿者蜂拥而至。这些人横跨了整个西部和中部的“中间地带”。 [1266] 虽然他们来得太晚，而且规模太小，并且无法改变反抗的进程，但亨伯特的壮举使托恩确信，在革命的帮助下，爱尔兰人民将作为集体而崛起。如果能有更多的合作和部队，以及更早和更大范围的登陆行动——尽管缺少在海上地位方面与英国平起平坐的法国-荷兰的帮助，这方面的前景并不乐观——那么1798年的起义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依然很难想象爱尔兰会暂时摆脱臣服状态。尽管如此，亨伯特的小规模入侵对于康沃利斯来说仍是羞辱性的，这支小规模入侵部队直到9月8日的巴利纳摩战役，才最终被打败。法国人成了战俘，当地的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对待。400名爱尔兰志愿者因“叛国罪”被官方绞死，其中包括托恩的兄弟、亨伯特的副官巴塞洛·缪特林(1774—1798)。缪特林是爱尔兰联合国天主教成员，也是利斯本亚麻商人的儿子、菲茨杰拉德的前副手。 [1267] 随着反叛分子在基拉拉的失败，更广泛的梅奥农民叛乱于9月下旬结束。

1798年爱尔兰革命的转折点，发生在10月12日，当时一支英国舰队拦截了布雷斯特海军部队的主力，经过十个小时的战斗，英军俘虏了大部分人，其中包括2500名法国士兵。爱尔兰指挥官“史密斯”将军，又名沃尔夫·托恩，戴着镣铐被送到都柏林城堡接受审判，他遭遇到与他兄弟相同的命运。托恩在被告席上“穿着华丽的法国军装”，说到“坚持的原则和信念终会实现”，在接下来的1799年1月，费城《曙光》对此事进行了具体报道。 [1268] 托恩的目的是将爱尔兰人提升到“公民等级”，并确保爱尔兰的独立。托恩曾居留于美国华盛顿，此后他一直在努力争取人民的幸福。在他到达费城被行刑之前，还未等到刽子手行刑，他就在牢房里“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1269]

尽管零星的骚乱一直持续到1799年，但随着叛乱的领导人相继死亡或被监禁，叛乱已经逐渐平息，这场叛乱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沙文主义和仇外主义(xenophobic)的“对教会和国王的忠诚”。 [1270] 然而，尽管遭遇失败和强烈的压制，爱尔兰革命仍然存活，它与美国大革命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和延续。1798年7月，麦克内文、托马斯·埃米特和亚瑟·奥康纳，代表都柏林监狱的“国家囚犯”，在都柏林城堡签署了一项协议，他们和其余囚犯承认他们的“叛国”罪行，并向部长们提供情报，他们通过永久流放的方式换取自己的性命。政府的目标是将这些人作为“忏悔的叛徒”示众，就像皮特总理所称的那样，使用认罪的方法将法国的“原则”定义为欺骗和背叛，通过宣传胜利来平息爱尔兰高层政治颠覆活动。在众多国内评论家的眼中，这不啻为一个机会——永久性地从圈子里移除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爱尔兰阴谋家。

英国部长想把囚犯运往美国。1798至1799年间，一拨流亡的爱尔兰激进分子跨越大西洋，其中包括德拉斯科尔和约翰·戴利·伯克(约1776—1808)，还有一名学生，他于1793至1794年被三一学院开除，后来成为波士顿《极地之星》杂志的编辑，《英国人很好》这篇论文就出自这份杂志。 [1271] 但是，由于“美国部长在伦敦的抗议”，都柏林监狱的“国家囚犯”还是没有运往美国，随后费城《曙光》报道称，“借有悖于宪法、不人道的土耳其法律之名，总统首度直接行使尊重外国人的权力(即根据1798年《外国人法》)。” [1272] 爱尔兰“国家囚犯”被告知，美国总统不会允许他们“按原计划去往美国的任何地方”。包括埃米特和麦克内文在内的20位爱尔兰革命领袖，被关在苏格兰的乔治堡。然而，亚美尼亚和平运动之后(1802)，杰斐逊主持废除了《外国人法》，埃米特、麦克内文和其他一些著名的颠覆者被从苏格兰驱逐到汉堡，在那里，他们与家人一道横渡大西洋，加入了纽约、波士顿、费城和加拿大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激进派。他们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成为记者、教师或鼓动者，他们在新的环境中培养了爱尔兰革命的民主与共和的理想。爱尔兰革命的隆隆声也传到了澳大利亚，1801年12月29日，当一艘装载囚犯的船“赫拉克勒斯”号驶入波特尼湾时，船上的爱尔兰囚犯发生了血腥叛变，18名爱尔兰人联盟的成员因斗殴流血受伤后死亡。

“爱尔兰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挥之不去，它将有助于爱尔兰革命的记忆永存。这个群体中最热情洋溢的人士之一罗伯特·埃米特(1778—1803)的去世也是如此，在他哥哥和托恩的影响下，他15岁就皈依了革命事业。 [1273] 作为都柏林三一学院革命组织的一名成员，1798年4月，在他哥哥被捕一个月后，埃米特被驱逐出境。 [1274] 随后，他致力于重建爱尔兰人破碎的秘密组织，并建立了新的地下集中式“名录”，该名录已经在1799年开始启用。1801年，他访问法国并说服拿破仑重振爱尔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继续在爱尔兰进行镇压，但同时也寻求更稳定的政治解决方案。1801年1月，伦敦议会将爱尔兰更加紧密地纳入帝国的版图内。在宣布“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联盟法案时，议会进行了让步，并制订了有利于爱尔兰更快地融入帝国的规划。 [1275]

与托马斯·拉塞尔和另一位在该组织中享有盛誉的阿尔斯特长老会成员詹姆斯·霍普(1764—1847)一道，埃米特为他们计划中的都柏林起义建立了秘密武器库，他宣布将英国圣公会、英国贵族和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与民众的土地进行区分，并重新分配。 [1276] 埃米特号召夺取战略要点，并占领都柏林城堡，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反叛。1803年7月23日，经过五年的密谋和酝酿之后，反叛在数千份革命宣言的传播中爆发，但反叛活动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就损失了20名士兵和50名反叛分子，叛乱迅速被镇压。大多数储备的起义宣言都被查封和销毁，好在领导人逃过一劫，但他们在埃米特和拉塞尔的名录中也没能存在多久。 [1277]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有几千名爱尔兰人联盟的成员被围捕并被监禁，大约40人包括拉塞尔被处决。

罗伯特·埃米特被带到基尔梅纳姆监狱。在9月19日的审判结束时，他以“叛徒”和“法国使者”的罪名被判刑。对此，他给出了一个著名的答复，他解释道，寻求法国帮助的动机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从外国无情的暴政枷锁中解救出来”。在他死后，这一演讲使他成为所有爱尔兰人联盟的成员中最著名的一位。“我希望为我的国家赢得保障，像华盛顿为美国所做的那样——(从法国)获得援助，因为它的革命范例同它的勇气一样重要；那些训练有素、英勇无畏、怀有科学思想和经验的人，那些能够感知到善的人，他们能完善我们品格中的不足。” [1278] 在因叛国罪被审判后的第二天，埃米特在都柏林的托马斯街被公开施以绞刑，托马斯街正是1803年7月暴乱开始的地方。作为“叛徒”，他的头颅被公开割掉，并被悬挂示众。

戈登明白，爱尔兰悲剧的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到18世纪90年代，在1798年大规模起义期间，爱尔兰人联盟希望模仿美国、法国和1795年后荷兰的民主原则，建立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然而这些做法根本没有被反叛群众所接受，甚至没有被群众理解。爱尔兰的理论家和宣传者使用了民主和平等的启蒙概念，到处动员文盲和少数反对现有秩序的人，却无法动员中坚力量，无法广泛而有力地引导有效的骚动，或减轻大规模的破坏、暴力、狂热及随之而来的流血事件。

第十三章 美国的“保守转向”：18世纪90年代新兴的“政党制度”

两种对立的革命传统

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在18世纪90年代达到了高峰，并陷入了明显的僵局。历史学家们经常说，从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范围和媒体介入情况来看，18世纪90年代是美国政治形成的关键十年。随之而来的，是支持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和莫里斯的“联邦党人”，以及以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为首的“反联邦党人”或“共和党人”之间的分化不断加剧。18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坛中杰斐逊的支持者开始把自己塑造成“真正的共和党人”，他们的联邦主义对手则支持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派系的“反共和党人”。美国原始政党之间的分歧，以及在州选举中强化支持者运动的重要意义，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1792年底开始，在日益激烈的政治竞争中，一方越来越多地将“民主派”和“民主”的标签作为积极的术语；另一方则谴责这些标签是法国雅各宾派对手和敌人的庸俗渗透。 [1279]

这些标签背后隐藏着社会分裂的迹象。杰斐逊认为，联邦党人是老牌贵族、谋求官职者、商人和保守党人，“真正的共和党人”是农民、劳工和工匠。 [1280] 有时地理位置也是一个因素：在佛蒙特州西部的丘陵地区，人们崇尚艾伦和格林山兄弟会的自由意志传统，而佛蒙特州东部更倾向于宗教和新罕布什尔式的保守主义。但是，社会经济和地理上的分歧，总是极其不稳定和充满变数。毫无疑问，个体自身利益经常渗透在政治家的选择以及更广泛的选民分歧之中。但是，无论是社会出身、社会背景还是当前利益，都没有在塑造竞争对手领导人使用的独特言辞和术语上起决定性作用，不过，“利益”常常出现在各方对另一方的激烈指责中。尽管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无处不在，但这种欲望仍需要披着政治规划和正当理由的外衣，并且它常常需要与那些追求更高理想的人达成妥协。决定一个人在思想和情感上对跨大西洋革命事业做出何种反应的因素多种多样。杰斐逊和麦迪逊是弗吉尼亚州的“贵族”，他们试图扩大美国大革命的共和主义和民主化倾向，他们公开赞扬来自欧洲和伊比利亚-美洲的、带有激进倾向的来访发言人。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至1795年在任)出身卑微，他有意回避像沃尔尼和杜默尼耶这样的外国革命者访问美国，他更喜欢与塔列朗为伴。塔列朗是一位腐败的“主教”，也是一位贵族，后来，在身居美国的那两年(1794—1796)，他背叛了拿破仑和路易十八。塔列朗全身心地投入土地投机活动，后来，他成为流亡的和快速发展的费城法裔贵族(及加勒比土地所有者)集团的元首。

对于一些人来说，斗争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具有深刻、持久和个体化意味。1790至1791年初，在攻击“过时的偏执”、教会权威以及教会对政治的干预方面，詹姆斯·麦迪逊是最坚定的开国元勋之一。在他与华盛顿内阁中的两位主要保守派成员汉密尔顿和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1789—1795)决裂后，他转向明确的反联邦主义立场。 [1281] 詹姆斯·麦迪逊撇开了洛克和孟德斯鸠，远离汉密尔顿，而更接近杰斐逊，同时，他深化了自己的共和主义理论。 [1282] 麦迪逊撰写了“政府笔记”，拒绝了联邦主义者的计划——将美国大革命引向英国体制，在他看来，此举颠覆了他及其盟友杰斐逊希望建立的真正的共和制框架。麦迪逊特别不喜欢汉密尔顿的计划，即通过发行新的可随时买卖的证券，将各州债务合并为国债，以及进一步奖励购买国家债券的富有投资者和投机者，从而通过增加税收来为新的国家债务提供资金，但这加剧了农民和寡妇在早期所遭受的损失，因为他们曾以很低的价格放弃了自己的债券。 [1283] 但是，对于麦迪逊来说，这些有关民生的事务，需要在民主化的共和主义与贵族化的“混合政体”这一宽泛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加以审视。麦迪逊坚决反对古典共和主义和洛克的人与君主契约理论，他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共和主义，其要旨是广义的代表性和舆论“主权”。亚当斯在宪法中规定的“平衡”和权力划分的必要性，使麦迪逊认为，亚当斯、汉密尔顿和莫里斯的“贵族”偏见——以及颠覆平等和共和主义的努力——在理论上是极其错误的，但却颇具典型性。麦迪逊信奉“人类的完全平等”，并渴望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的利益，他认为，他的联邦制反对者们的计划和行动，以及他们的洛克(和孟德斯鸠)倾向，直接与美国大革命的真正精神和原则相矛盾。麦迪逊坚信，美利坚共和国需要消除君主制、贵族制和不平等代表权的所有残痕。 [1284] 1790至1791年期间，在他与汉密尔顿、亚当斯和杰伊分裂之际，他与杰斐逊的关系却越发亲密。

鉴于深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不断升级的政治斗争中的高潮，往往围绕着特别敏感的文本和思想论战，就不足为奇了。1791年夏，托马斯·潘恩的《人权》在英国和爱尔兰引起了轩然大波，该书的波士顿版本，由时任国务卿的杰斐逊为其作序，在序言中，杰斐逊强调了他在法国担任大使期间美国出现的“政治异端现象”。按照杰斐逊的说法，因其对副总统亚当斯及其盟友的公开谴责，该书“赢得了普遍的赞许”。不可避免的是，杰斐逊强力支持潘恩的姿态激怒了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等竞争对手。但这些冲突也表明，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大多数美国读者对联邦主义核心思想缺乏认同，并对潘恩、法国大革命和民主价值观深表认可，这使得约翰·昆西·亚当斯尤为沮丧。依据麦迪逊在纽约的报道，亚当斯与潘恩的论战，只是让副总统越来越不受欢迎，这引发了人们“关注其令人生厌的原则，而非他所有出版的作品”。 [1285] 随后，在活跃的媒体交流活动中，杰斐逊很高兴地看到，大多数公众和媒体都明确表示站在他这一边。“这里有知名人士支持该(贵族)学说，”他在巴黎向肖特保证，但这些出版物“在这一问题上表达了相当普遍的公众情绪，感谢上帝，让我发现他们，这些人的共和主义信念坚如磐石”。 [1286]

为了反驳约翰·芬诺(1751—1798)编辑的《美国公报》，这是一份支持几乎汉密尔顿的所有提议的刊物，麦迪逊和杰斐逊于1791年初聘请了纽约人菲利普·弗瑞诺(1752—1832)，弗瑞诺是一位坚定的共和党人，同时也是银行家的反对者。弗瑞诺受命编辑了第一份明确的反联邦主义的《国家公报》。作为汉密尔顿和莫里斯的制衡力量，弗瑞诺的文章成为一种媒介，用以传播《莱顿公报》的报道——这些报道可能提供“对欧洲事务的公正看法”，尤其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而非传播源于通常的来源(恶毒的反法的英国媒体)的报道。 [1287] 弗瑞诺是胡格诺派酒商的儿子，也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诗人，同时他还是退伍军人、革命狂热分子以及土地和商业“贵族”的敌人，他喜欢出版潘恩、孔多塞和巴洛的语录。弗瑞诺抨击圣坛上日益强大的力量，后来还为潘恩的《理性时代》(1794—1795)辩护，该书与三年前的《人权》形成鲜明对比，《理性时代》被充满敌意的批评所淹没。 [1288] 同样，弗瑞诺还在纽约帮助以利户·帕尔默展开自由思想的讨论。在1797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他解释了“政府的主导原则，改革后的民主制度”，弗瑞诺将现在常见的美国和法国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定义为新闻自由、“频繁和廉洁的选举”、没有“世袭尊严”、没有国家“建立任何宗教派别或教派”的充分意义上的道德自由，以及在规定时期内任职人员的轮换(任职期尽可能地短)。最后，警惕共和主义因奥利弗·克伦威尔(或罗伯斯庇尔)等形象的出现而被推翻。 [1289]

在局势紧张的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是唯一牢牢嵌入美国国内政治的外国问题。在美国报纸上，可以说公众普遍对这些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使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农场的偏远地区也不例外。在这个对美国政治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阶段，没有任何一场争议能融入如此多的热情或怨恨，也没有任何一场争论能如此清晰地反映出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分歧。18世纪90年代早期，不仅仅是公开宣称民主的人士这样认为，广大美国民众也普遍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模式和宪法间的鸿沟，较美国和法国共和国之间的差距更大。美国相互竞争的政治团体之间日益加剧的分歧，强化了美国舆论对支持法国和支持革命的倾向，只有一小部分特权边缘群体对抗革命。

然而，在1789至1793年间，虽然美国的伯克和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们既强大又执着。据杰斐逊所言，莫里斯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政体的人”和“彻彻底底的贵族”。对于莫里斯来说，“贵族”的至高无上地位，特别是他自己的集团，比任何宪法和任何支持美国大革命应树立一个普世榜样的建议，都更为重要。莫里斯(作为孟德斯鸠的追随者)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依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调整宪法。原则上，美国宪法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说是对其他国家或所有人具有广泛的有效性。自1792年初莫里斯取代肖特成为美国驻巴黎特使的那一刻起，他就对革命，特别是巴黎街头示威表现出明显的反感，他声称“这样的暴徒无法治理这个国家”。莫里斯颠覆了杰斐逊早期的角色，他在大西洋两岸不知疲倦地努力，以打破杰斐逊-麦迪逊的原则，即对所有人而言，建立在人民主权和平等基础上的大型“代议制共和国”乃普遍的最佳政府形式。在巴黎，莫里斯与马卢厄特和君主主义温和派结盟，他向拉斐特(他认为拉斐特无能且摇摆不定)以及被削弱的法国法庭(直到它于1792年8月被关停为止)施加压力，并试图将革命推向更保守的“英国”路线。拉斐特希望依照美国模式成立两个法国议会，但没有明确具体划分规则，也没有反映相应的社会差别。莫里斯反驳道，“美国宪法不会在这个国家实施”，因为像这样的两个议会“不会回答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世袭制”的问题。莫里斯在“法国新宪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强调“恢复贵族的必要性”，并以“适度、平衡和经验为基础”来评估英国宪法。他认为英国宪法是建立在贵族制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哲学思想”上，这不仅是法国的正确解决方案，最终也将成为美国的解决方案。 [1290]

早在1791年1月，美国政坛的密切观察者就清楚地看到，政府圈子里有些人“企图破坏我们与法国的联系”。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麦克雷指出， [1291] “如果我们与法国意见不同，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落入英国手中，如果法国给予任何机会，我们有成千上万反革命分子将跃跃欲试，随时准备煽动战乱”。 [1292] 自1791年4月起，虽然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仍在华盛顿手下在同一政府任职，但他们现在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手，两者的冲突不断爆发。汉密尔顿一直崇拜洛克和“温和”的启蒙运动，并坚持“经验”的首要地位，蔑视“纯粹的推测主义者”，他于1789年10月15日劝告拉斐特， [1293] 毫不掩饰地表达出他对“其(法国)哲学政治家遐想”的蔑视。汉密尔顿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莫里斯、杰伊和亚当斯一道，故意煽动华盛顿执政党内部对法国大革命价值观的反感，到1791年初，汉密尔顿等人的做法造成了一种明显的国际间的不和谐的局面。

对于路易十六最终敲定1791年法国宪法的做法，华盛顿不愿表示祝贺，这让杰斐逊颇为惊讶，因为他和拉斐特非常重视这部宪法。杰斐逊相信，这部宪法将有助于推动欧洲和美洲的自由解放的进程，它将共和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置于政府的核心地位，从而挫败了莫里斯所青睐的法国保守派马卢厄特莫里集团。对“温和派”和“中间派”而言，1791年宪法的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它只是表面的君主主义者，就其实质而言，它反贵族，具有鲜明的共和主义倾向，并且彻头彻尾地反对洛克、孟德斯鸠和“混合政体”。莫里斯竭尽全力地劝说华盛顿和路易的顾问们反对1791年宪法，这是因为他跟汉密尔顿认为该宪法可能会增强美国和法国的民主化趋势。 [1294] 直至1792年3月，华盛顿总统才匆忙而敷衍了事地发出“祝贺”。

1792年3月，惊慌失措的拉斐特写信警告华盛顿，他反对莫里斯的“贵族主义和实际上反革命的原则”。莫里斯的观点，对于所有反君主和反特权的法国大革命者来说，都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中的每个人都崇尚美国的榜样和宪法，“我情不自禁地希望，美国和法国的原则，会被美国驻法国大使铭记在他们的心中和言辞中”， [1295] 杰斐逊担任美国代表时如是说。尽管如此，拉斐特仍无法阻止莫里斯成为美国在法国的“全权公使”，他也无法抵制汉密尔顿对总统的日益增长的控制。汉密尔顿对总统的压制意味着，自1792年开始，美国将放弃自1776年以来由富兰克林、杰斐逊和肖特苦心经营的美法两国间的紧密联系。 [1296] 1792年6月16日，杰斐逊在法国劝告拉斐特，“当你在消灭怪兽贵族并除去其君主制的爪牙们”时，一个“教派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他们宣称拥护我们的新宪法，尽管这本身并非代表着良好和成功，但作为向英国宪法迈出的重要一步，在他们的眼中，这是唯一的成功。我们很庆幸这些传教士没有追随者，而且我们的人民仍坚定不移地捍卫共和党的纯洁性。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国王、贵族和下议院的拥护者主要来自东方。他们得到了一些来自纽约方面的追捧，并且被一群阿吉奥特人(股票和股票交易商)吹嘘得神乎其神，这些阿吉奥特人是在腐败的温床上孵化出来的，而所有这些腐败又建基于他们所钟爱的英格兰模式”。杰斐逊怀疑，“股票交易商”和“王室交易商”在联邦立法机构里大力宣扬反革命观点，试图动摇公众的立场。 [1297]

当杰斐逊写下这些句子时，拉斐特碰巧已经与布里索和孔多塞断绝了关系，并与由巴纳维和德·拉梅斯兄弟领导的、近来占主导地位的中间派君主立宪主义派别结盟，巴纳维和德·拉梅斯兄弟在1791年和1792年初指挥着岌岌可危的革命政权。事实上，这个派别的理想是实现君主立宪制和建立有限选举权的“混合政体”，他们所希望的，与其说是英国模式(英国的选举权较为狭隘，君主制因素更重，贵族统治的原则也更强)，不如说是杰斐逊的劲敌约翰·亚当斯——亚当斯的观点吸引了温和的雅各宾派分裂集团，即“斐扬派”——所青睐的，经过修改的、自由化的“混合政体”模式。1791年末和1792年初，随着法国民主共和主义者暂时被边缘化，斐扬派控制下的革命中的法国，与亚当斯和联邦主义者所构想的美利坚合众国结盟，而非与英国议会君主制或杰斐逊-麦迪逊的共和主义结盟。

斐扬派的“贵族主义”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中的民主倾向。此外，为了捍卫黑人奴隶制，斐扬派与法裔加勒比奴隶主毫不掩饰地勾结起来，这促使布里索和孔多塞指控这些人与白人种植园主和美国联邦主义者密谋，意图将英国政府的模式偷运到法国和美国，以作为一种维护财产和奴隶制至上地位的方法。在法国民主共和主义者看来，反对派和联邦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跨大西洋战略，他们以阻挡民主、挽救“贵族”为己任，此外，他们的职责，还体现在捍卫法国白人殖民地的地方议会，以及延长黑人奴役期。 [1298] 自1792年8月到1793年6月，布里索特领导的并非所谓的“中心派”和温和派， [1299] 而是在法国大革命中短暂占据优势的激进的民主共和集团。1792年8月10日的大规模叛乱后，法国君主制被正式废除的消息在当年12月传到了美国，可以预见的是，大多数人都欢呼雀跃。杰斐逊指出，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都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姊妹共和国。 [1300]

到18世纪90年代后期，几乎只有联邦主义者的执政精英们，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共和、民主原则和汉密尔顿所谓的“无组织”倾向，表达了根深蒂固的反感。 [1301] 甚至在1794年7月(热月)罗伯斯庇尔垮台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究其实质，18世纪晚期大西洋世界的两次主要革命，乃是具有广泛的相同目标的联合事业，即在民主基础上解放和提升人类。因此，直到1796至1797年，多数美国人都对他们的大西洋彼岸的革命同胞表示强烈的同情，他们认为“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巩固并验证了他们自身的革命”。 [1302] 1793至1794年的恐怖活动的血腥镇压，以及暴力反基督教运动，必然会在美国被广为宣传，但最初，这些运动却一度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完全不符合法国和美国大革命所宣称的民主革命价值观的反常现象。建议美国人带着“恐惧”的眼光去看待1792至1794年这个时期的法国大革命，这种做法是一个基本的、彻底的具有误导性的史学错误， [1303] 尽管这种做法非常顽固且持续长久。

在1796至1797年之前，美国人主要支持法国大革命，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美国的观点与当时的普遍看法大不相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英国和英国媒体上(他们始终对法国大革命怀有敌意)，而且与大多数欧洲和殖民地世界的普遍情绪大相径庭。这一事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姊妹情义和基本的亲缘关系，被证明在紧随其后的后革命时期的美国历史，以及美国长期的内在意识形态冲突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从法国监狱获释之前和之后，潘恩都宣称美国和法国的权利宣言“在原则上是同一件事”，并且他在1792至1793年以及1795至1796年间，积极参与法国大革命，对于潘恩来说，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没有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没有因为自身的美国性格或原则而受到损害，甚至其美国公民身份权利也未受到限制。“恰恰相反，”他在1796年坚持说，“由于我正努力在欧洲传播美国政府的原则，这理应受到支持。” [1304]

因此，关于法国大革命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这一无法解决的争议，实乃美国大革命本身固有的理论和利益冲突的延伸。最终，它将表现为未来美国自身宪法原则的冲突。在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被处决后，汉密尔顿认为，1778年的法美联盟(当时法国唯一拥有的联盟)，已行将废止，因为它是与法国国王而非国民议会签约的。杰斐逊的追随者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起初，华盛顿很迟疑，但是到1793年，在莫里斯的报道的影响下，他越来越多地站在汉密尔顿一边，倾向于反革命、亲英的姿态。杰斐逊主义者谴责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因为他们拒绝“让法国和我们自己的公民了解我们对他们事业的看法，以及我们的同胞对自由事业的情感”。 [1305] 1793年12月，杰斐逊辞去了政府职务，尽管如此，他并未意识到，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在多大程度上贬低并背叛了由其挚友孔多塞和布里索所代表的民主共和革命的核心。

“民主社会”

根据大多数观察家的说法，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大西洋世界上仅有的以开明著称的大型共和国，拥有着共同的遗产——出现在法国国民议会大厅的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半身像，象征着这一点——但是汉密尔顿、莫里斯、杰伊和亚当斯坚持认为，美国与法国共和国结盟的做法是危险和不可取的。汉密尔顿等人的力量，经由爱德蒙-查尔斯·吉尼特(1763—1834)的令人不安的侵扰活动，得到了加强。吉尼特是布里索共和党政权派遣到费城的年轻英俊的“全权公使”。吉尼特的明显不带外交色彩的革命热情，包括公开询问美国人是否忘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迅速引起了强烈的抵触。 [1306] 最初，杰斐逊和麦迪逊对吉尼特表示鼓励，如果吉尼特不那么粗鲁无礼，他们仍会继续这样做。但杰斐逊很快就断定吉尼特头脑发热、缺乏判断力。 [1307] 自1793年4月起，吉尼特试图通过各种不适当的宣传活动(并非没有取得一些成功)，表达对新近宣布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支持，进而干预美国内政。他甚至在查尔斯顿和费城雇用并帮助私人船只突袭英国航运，这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中立地位。然而，与通常所理解的相反，吉尼特的活动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广泛认同，也没有削弱本国的民主倾向。

无论如何，从罗伯斯庇尔政权下令逮捕他以来，吉尼特的影响力开始迅速消失。事实上，在他逗留美国的这几个月里，联邦党人并未获得多大利益，除了来自海地的大量白人难民涌入。这些逃离加勒比的法国白人，大多是保皇党，是共和主义和种族平等的敌人。 [1308] 联邦党人在1789至1790年期间，从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的工匠那里获得了一些支持，但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他们的财政政策日益精英化，他们实际上失去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联邦党人故意夸大并利用了吉尼特的轻率行为。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对吉尼特的行为进行了抨击，斥其为“大肆喧嚣”，他们还对潘恩提出了抗议。事实上，如果说吉尼特是令人不适的，那么华盛顿在巴黎的特使莫里斯，就“更应该被责备”；如果说吉尼特的态度不是“奸诈”就是“轻率”和“鲁莽”，那么莫里斯简直“兼具这三个特征”。莫里斯憎恶“法国大革命的每个阶段”，故意干涉法国大革命，并称其为“美国大革命原则的敌人”。 [1309]

1792至1793年间，那些坚信美国大革命过早停止、未能实现基本目标的人，重新振作并动员起来，这加剧了国内分裂和联邦主义的紧张态势。反革命情绪在一些南方种植园主中得到加强，这种情绪在某些圈子里站稳了脚跟；从1792年8月到1793年6月的山岳派政变，法国大革命进入公开民主的共和阶段，这进一步加剧了联邦党人的反革命情绪。华盛顿对法国大革命和激进思想的反感，变得更加公开，这被潘恩解读为加强美国宪法和政府寡头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如果采取更谨慎的表达方式，那么麦迪逊和杰斐逊的观点几乎没有差别。热月之后，在被释放出狱之前，潘恩曾私下向华盛顿提出抗议。随后，潘恩于1796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声称罗伯斯庇尔以为了“美国以及法国的利益”的名义而把他关进监狱，如果不是他将“美国政府的沉默”理解为“默许和同意”，他永远不会预料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被监禁。“不管你抛弃我是为了满足英国政府，还是为了让我在法国遭受毁灭，以便你们大声疾呼反对法国大革命，抑或是你们希望在我消失之后，在你们组建美国政府时，会有更少的人提出反对意见。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理由都会使你受到谴责，你不会轻易摆脱这一宿命。” [1310]

受意识形态的驱动，对英国的偏袒在1795年6月达到高潮，杰伊、托马斯·平克尼和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在伦敦通过了《杰伊条约》，这是一项旨在促进英美“友好、商业和航海”的条约。许多批评者认为，1794年11月19日签署的这项协议带有顺从的意味，对美国是不利的。 [1311] 谈判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使英美关系复杂化的实际困难，尤其是英国对前往法国殖民地的中立船只的禁运。但英国拒绝解除这项禁令，这导致英国海军在公海上扣押了数十艘美国船只。同样被拒绝的，还有对强迫美国海员加入英国海军的赔偿，以及任何放宽英国限制航行法的政策。汉密尔顿要求英国归还在革命战争期间被英国人释放的两千名奴隶(目前居住在加勒比和新斯科舍省)，他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这确保了南方奴隶主对条约的敌视)。 [1312] 然而，谴责该条约“卑躬屈膝”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的确确保了英国军队从西北地区撤到加拿大边境后方，这是美国的主要目标，也是促成英美贸易的更好的基石。该协议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选票才能通过，最终该协议以20票对10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没有人弃票。但公众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特别是在主要港口，杰伊和汉密尔顿遭受了尖锐的指责，杰伊的肖像在许多地方被焚毁。 [1313]

这尤为突出地体现在费城和纽约，人们纷纷支持民主原则，反对联邦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在1792至1793年间不断发展壮大而非消退，从而取代了法国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制。在美国和法国媒体中，“民主人士”和“民主”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比以前更高。 [1314] “实现1776年的理想”、鼓吹“自由”事业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发现自己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布里索的追随者们在欧洲调动外国民主共和派思想家，如潘恩、普里斯特利、格兰尼和福斯特等人的公开支持，他们也帮助鼓舞了民主共和派协会、自由之子的继承者和1774至1783年的通信委员会，这些俱乐部在美国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1793至1794年这段时间，这样的俱乐部总共约有35家，但它们受欢迎的原因和推动力都不是来自法国，真正驱动它们的，是对联邦政策的不满，以及美国大革命并未完成的任务。 [1315]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作为纽约民主社会秘书、宪法起草者、持不同政见的印刷商托马斯·格林利夫的亲密盟友，突尼斯·沃特曼(1773—1822)肯定地说，“自我们革命完成和最终确立以来，自由之火的燃烧开始变得微弱，它所照亮的地域也越来越窄。” [1316] 这些协会对此提出抗议，民众争取自由的热情正逐渐消失在对财富、安逸和贵族的热爱之中。

这些民主协会的启蒙激进主义，是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中汲取的灵感。费城也见证了德国激进主义的涌入。最早的新协会传播了潘恩的《人权》，挑战美国政府的偏见并对国家状态提出质疑，实际上德国共和党的费城协会，是由彼得·瑞米伦贝格、亨利·卡默尔、杰出的内科医生派尼特，以及戈德温的崇拜者迈克尔·莱布博士(1760—1822)共同创立的，在吉尼特到来之前的六周已成立。它的组织者主要受到1792年11月美因茨民主革命，以及随后由德国民主共和党人福斯特、韦德坎德和多施领导的短命的莱茵兰共和国的激励。 [1317] 其最初的德文通告发表于《费城通讯》，并由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副主席卡默尔(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签署，“在共和党政府中，每个公民都有责任通过参与(共和国的)直接管理，或是以其忠告和警惕之心，使其原则保持廉洁；因为自由之精神，就像心灵的一切美德一样，只有通过不断的行动才能保持活力”。作为美国的首个民主协会，费城协会敦促美国同胞们“防范对自由平等的每一次侵犯”，并将“教育的优势铭记于整个国家人民心中”。 [1318]

这些协会组织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引导民众的兴趣，号召民众在政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对当局持谨慎态度。其中最大的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协会，于1793年5月在费城成立，该协会敦促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类似的协会。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拉什和本杰明·贝奇，贝奇是富兰克林的孙子(后来给联邦主义者带来了新闻灾难，有“小闪电棒”之称)，毫无疑问，贝奇是个美国人，但是他年轻时，大部分时间都和祖父在法国(和日内瓦)一起度过，而且他的民主思想意识很强。他的民主激进主义既来自法国(和日内瓦)，也来自美国。 [1319] 该协会的准则在美国新闻界广为传播，他们谴责君主制国家为“无与伦比的罪孽”，是“威胁自由存在的独裁联盟”，因为君主制国家对法兰西共和国发动了战争，并策划了“针对波兰的毁灭性暴政”，这指的是俄国对1791年波兰宪法的压制。如果法国屈服，美国极有可能成为“残存的唯一自由之地，这将使美国不会享有长期的和平、独立的荣誉和共和政府的幸福”。这种趋势使得美国的“自由和平等精神”处于“财富和权力傲慢”的威胁之下。 [1320]

反对联邦党“贵族”和银行家的斗争已然拉开序幕。妇女俱乐部从缅因州发展到佐治亚州，其中包括纽约民主协会、纽约坦慕尼派协会、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共和协会”，以及列克星敦的肯塔基州民主协会、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共和党协会、波旁县民主协会(肯塔基州)和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共和协会”。费城协会会员达到315人，其中多数是工匠和手艺人，而纽约协会会员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其余大部分协会规模都要小得多，尽管查尔斯顿的共和党协会拥有114名成员。 [1321] 这些协会利用新闻自由向联邦党人施加影响，那些同理心泛滥的报纸编辑，像格林利夫一样热切地宣传他们的演讲和活动。 [1322] 到1793年底，这场骚乱令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亚当斯饱受困扰。20年后，即1813年，亚当斯回忆道，“在费城街头，有一万人日复一日地威胁要将华盛顿拉出家门，他们要求在政府中发动一场革命，或者迫使政府宣战以支持法国的反英格兰革命。”亚当斯认为，正是由于费城1793年那场毁灭性的“黄热病把托马斯·哈钦森医生和乔纳森·迪金森中士从这个世界上赶走了”，美国才得以“从致命的政府变革中解救出来”。 [1323]

图13　“自由的胜利”，献给美国的保卫者(约1793)。自由与君主制、暴政并驾齐驱的寓言。众人举着贵族头衔、皇冠、权杖和其他带有君主制属性的东西。纪念碑上有两个骨灰缸，分别属于富兰克林和蒙哥马利。在石柱(右中)的下方是一本摊开的书，上面写着“人的权利”。自由守护神指向《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图片来源：©玛丽·伊万斯图片库/图片作品

乔纳森·迪金森中士(1746—1793)是普林斯顿大学首任校长的儿子，这位费城律师与法国大革命战争中最著名的美国人埃利亚兹·奥斯瓦尔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是吉尼特的主要支持者。托马斯·哈钦森医生(1752—1793)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外科医生，也是1778至1784年间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协会和促进废除奴隶制协会中，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激进宪法的主要倡导者。像许多领导了1793至1794年骚乱的领导者一样，哈钦森与里顿豪斯关系亲近，他崇拜富兰克林的政治思想，并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支持者所表现出的对解放和民主的热情而激动不已。 [1324] 另一位费城活动家是乔治·洛根医生(1753—1821)，他是爱丁堡大学医学研究生，也是富兰克林的门生。1779至1780年间，他曾作为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的信使为欧洲革命服务。基于其对共和党的忠诚，洛根遭到贵格会教徒们的排斥，但他在费城的法国自由协会和宾夕法尼亚州废除奴隶制协会中颇有名望。

在纽约，沃特曼、米歇尔、尼科尔森和弗瑞诺将费城激进主义与纽约的激进主义相媲美，他们都隶属于当地的民主协会和废奴协会；而在特拉华州，罗伯特·科拉姆和他的圈子也将费城激进主义与自己州的激进主义相媲美。塞缪尔·L.米歇尔(1764—1831)后来成为一名参议员，他被认为是“活的百科全书”：他不无迂腐地建议把英语“freedom”(自由)和拉丁后缀结合起来，将美国重新命名为“Fredonia”(弗雷东尼亚)。沃特曼是新闻自由的知名捍卫者，也是一位公关家和演说家，他发誓要在纽约的工匠中传播民主原则。像迪金森中士、哈钦森、莱布和洛根一样，沃特曼博览群书、雄辩有力、精力充沛，他代表了一种开明的世界主义，试图将美国人转变为民主主义者和世界公民，他对世界各地的自由和解放事业都提供了帮助。 [1325] 科拉姆是其中最热情洋溢的一位，他敦促英美两国实现更多的经济平等，并讽刺“英国政府的政策”，即针对流浪者的法案，这些法案试图“使广大人民成为穷人，然后又因为他们的贫穷而对之加以迫害”。作为1795年《特拉华公报》的编辑，科拉姆每周印刷两次戈德温的《关于政治正义的调查》(伦敦，1793)的摘录，由此，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大力推广了激进思想。科拉姆“按照恰当的原则”，要求公立学校确保美国的真正的共和主义的未来，这也是所有协会的提议。 [1326]

威士忌叛乱

美国的民主协会实际上是在1793至1794年间兴起的，从1795年开始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民主协会。民主协会短期内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由于它们强调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密不可分，这很快引发了强烈的反对。美国的民主协会在1794年末被边缘化，此前联邦主义者开展了一场联合竞选活动，将民主协会与法国的恐怖事件的发生联系起来。汉密尔顿、亚当斯和莫里斯坚持认为，这些在当地持不同政见者纵容法国(至少不是美国)原则的情况下而成立的社团，被牵涉到了煽动和加剧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骚乱当中，汉密尔顿不无嘲讽地称这场骚乱为1793至1794年的“威士忌叛乱”。 [1327]

1794年11月，华盛顿总统在国会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他在州立法机关和新闻界大声疾呼，并亲自扩大了竞选范围，他还公开谴责各个协会，这使得麦迪逊和杰斐逊大为震惊。 [1328] 确实，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几个地方协会曾参与煽动当地骚乱，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骚乱的主要领导人和演说家大卫·布拉德福德(1762—1808)是当地爱尔兰裔的律师，也是《资助法案》的激烈反对者。布拉德福德是华盛顿县民主党协会的副会长，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协会并不提倡采用暴力手段去压制民众的不满。某种程度上，整个事件都是有人蓄谋和操纵的，他们煽动偏执的民众，动员民众反对民主党。 [1329] 其结果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村抗议运动濒临暴力反抗的边缘，即素来被蔑视的“威士忌叛乱”，最终，这场叛乱极为致命地削弱了“民主协会”和美国激进主义。

“西部叛乱”或“威士忌叛乱”短期内确实震慑了阿勒格尼斯人，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的四个县，他们抗议对盈余的粮食(本用于威士忌蒸馏)征收新税。征收新税的举措引发了那些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民的极大不满，并且该举措也被怀疑是为几个大型酿酒厂牟利。 [1330] 该举措是在1790年《资助法案》之后，为了增加收入，以及加速从民众向东海岸精英转移财富，而引入的新税之一，汉密尔顿谋划用纳税人的钱，以债券的形式偿还战争债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愤怒、贫穷且没有土地的抗议者，与大多数农民一道，组成和平抗议的大型团体，他们对尽人皆知的明目张胆地滥用政府权力，中饱私囊以造福东海岸精英的行为表示愤怒。为了“规范”腐败政府而进行的针对联邦收税员和官员的恐吓运动，以及有组织地阻挠财产止赎的运动，最终导致了被称为“鲍尔山战役”(1794年7月17日)的短暂的武装叛乱。由退伍军人詹姆斯·麦克法兰少校领导的约六百名武装叛乱分子，与匹兹堡附近的联邦官员和士兵展开交战。

这场骚乱几乎没有得到社会或经济上的支持，但它确实从宣布革命的口号和原则，以及展示像美国人和法国人一样的标志中，获得了凝聚力。8月1日，在布拉多克球场举行的集会上，有大约六千名小农、一些专业人士以及当地“士绅”和劳工出席，示威者谴责汉密尔顿的税收政策，指责联邦政府背叛了美国大革命的理想。他们在自发建起的自由柱上面写满革命口号， [1331] 在领袖布拉德福德提议下，示威者在匹兹堡游行，高唱赞扬法国大革命的歌曲，甚至暗示美国需要“断头台”。布拉德福德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对美国的“贵族”统治，以及利用税收制度和土地销售程序偏袒国家的“有钱人”的做法，感到异常愤怒，他们号召民众必须行动起来进行反抗。由此，布拉德福德和同伴甚至考虑了这样一个建议，即中西部地区应该脱离他们认为的无可救药的腐败联邦，这是使政府和社会更加“民主化”的唯一途径。 [1332] 布拉德福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法律事务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准备领导一场全面的武装叛乱。

由五个县举行的、反对东海岸“贵族”的示威活动，激怒了华盛顿总统，在汉密尔顿的怂恿下，华盛顿决心杀杀示威者的威风，消灭“叛乱”。很快，由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州长们组织的12 950名民兵，在总统的亲自指挥下，扛起了武器，这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由现任总统亲率军队奔赴战场的战役。随着军队的节节深入，宾夕法尼亚州不断粉碎农民的反抗，“反叛”者不得已自动解散。数百名叛乱分子逃往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布拉德福德则逃往西班牙的路易斯安那州(他在那里买了棉花种植园并成为奴隶主)。150名“威士忌叛乱分子”被捕，他们被带到费城，并因叛国罪受审，其中两人被处以死刑，但随后又被总统赦免。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的行为，但对偏远地区适量使用武力的做法，还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1333]

“威士忌叛乱”是悉心策划的叛乱行为，还是一场拙劣的表演？随着它的渐渐消隐，很难知晓它是否会严重破坏社会的稳定性。但就言辞和情感而言，“西部崛起”肯定会产生实质性的分裂效应。艾伯特·加勒廷(1761—1849)是具有日内瓦贵族背景的激进启蒙主义者，其演讲劝告“威士忌叛乱分子”要避免武装抵抗，寻求和平妥协，这将有助于化解暴力，并缓解其负面影响。 [1334] 在演讲、布道和新闻中，示威者的卑鄙行径被广为传播，甚至像波士顿传教士杰迪代亚·莫尔斯(1761—1826)这样的演说家(他是未来的电报先驱塞缪尔·莫尔斯之父)也在传播示威者的恶行，莫尔斯当时仍然高度尊重法国大革命。虽然大规模抗议在法国是合法的，但革命后美国的叛乱并不是正当的。而且许多人夸大华盛顿和“最高行政长官”的“明智、果断和及时的举措”，因其平息了在美国“有毒的政党萌芽和混乱的精神”。联邦党人声称，“威士忌叛乱分子”是想让外国人入侵，但自由柱是各地共和党人所珍视的共同象征，它起源于美国而非法国。莫尔斯既持续支持法国大革命，又严厉地批评宾夕法尼亚的“叛乱分子”，这一矛盾很快就在1796年得以解决——他戏剧性地转变为反对法国大革命。

联邦主义者利用“威士忌叛乱”引发的狂热，来诋毁那些帮助过他们的“协会”，事实上，当地的“民主协会”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 [1335] 尽管这些协会与1776年的自由之子协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还是有人认为这些协会是外来者的入侵。迪金森中士是新泽西州的著名革命家，他在普林斯顿的家被黑塞士兵烧毁了。纽约民主协会副主席亨利·罗格斯(1745—1830)，以及另一位在1793至1794年间声名显赫的活动家乌德尼·海伊，都是1776年自由之子协会的著名创始人。 [1336] 潘恩的《人的权利》是叛军最喜爱的著作，这本书有法国版、英国版和美国版三个不同版本。但这些都未能阻止麦迪逊所说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不幸的一幕”，以及在“几个方面成为自由事业的关键一幕”。他向当时身处法国的门罗保证，“如果不是在服役，那本书的真正作者就会以最有效的方式从事专制统治工作。你很清楚叛乱的一般倾向，就是要强化权力”。 [1337] 富兰克林的孙子本杰明·富兰克林·巴赫也认为这场骚乱“表明(联邦党人)派系如何巧妙地使最不利的情况，转变成为对他们的阴险计划有利的方面”。 [1338]

“威士忌叛乱”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共和主义，并进一步损害了欧洲的民主共和主义。在欧洲，无论是荷兰、瑞士、爱尔兰，还是法国，这场动乱都被视为代议制民主无法无天、无法生存的证据。1795年9月，时任驻海牙的大使约翰·昆西·亚当斯评论道：“美国人不可能知道，他们也没有见证到欧洲的这一事实，‘美国民众骚乱’令君主制拥护者们欢欣鼓舞。”这场“威士忌叛乱”对他们来说可谓“一场美味的盛宴”。约翰·昆西报告说，欧洲保守派包括荷兰的奥兰治党主义者“都对美国政府充满敌意，因为美国政府为那些坚持共和制度的人提供了一个恒久的榜样。他们希望在美国看到一些挥霍无度或愚蠢至极的行为，并以此作为证据，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异常高兴地将这些行为归咎于共和主义的盛行。他们也是如此对待法国的疯狂举动的，而且他们大获成功”。 [1339]

1794年11月，在面向国会发表的年度演说中，华盛顿故意将“威士忌叛乱”与对民主社会的强烈、彻底的攻击混为一谈。激进的协会受到严重削弱，而且他们普遍感受到“威士忌叛乱”带来的消极影响。令杰斐逊深感不安的是，“总统应该允许他成为这种攻击讨论自由、集会自由、写作、印刷和出版自由”的喉舌。尽管他们的“公开目标”是“我们宪法中的共和原则的重要部分”，但他们通过操纵叛乱来煽动“对民主社会的谴责”，不免令人担忧。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种谴责背后，民众的支持可以如此轻易地被军事化。杰斐逊在1794年12月对此抱怨道，总而言之，美国人“从小部分独裁者身上看到了许多异常大胆的行为”，这给他们留下了极为不快的印象。 [1340]

1793至1794年的美国共和主义民主热潮，就其实质而言，是美国发展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极具煽动性，还破坏了稳定性。外国入侵的说法，源于苏格兰、英国和爱尔兰激进分子为逃避1792至1794年英国的“教会与国王”的镇压，而涌入美国，以及从1793年6月起，法国民主共和党人为了逃避恐怖袭击而前往美国。 [1341] 这些政治难民同“民主社会”的某些成员一样，很少是识字的工匠，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支持潘恩的记者、教师、导师、讲师和专业人员，他们进一步丰富了美国尤其是费城和纽约的新兴文化生活。 [1342] 由于联邦主义者倾向于亲英，爱尔兰社会又坚决反英，因此爱尔兰移民中的大多数被吸引到反联邦主义的阵营。 [1343] 爱尔兰难民在煽动美国激进主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他们也加剧了民众对民主共和主义日益增长的质疑。自1784年起，南爱尔兰天主教徒马修和詹姆斯·凯利兄弟，早些时候他们曾在巴黎协助富兰克林，现在，在拉斐特的帮助下，他们在费城发行了一系列出版物，用以谴责“英格兰的专制”——英格兰向爱尔兰施加“暴政枷锁”，并“快速走向彻底消灭新闻自由”的道路。 [1344] 马修于1796年重新发行了潘恩的《人的权利》，而詹姆斯·凯利则在1797年再度发行了潘恩的两卷本《理性时代》。 [1345] 这两兄弟抨击休谟的《英国历史》(1754—1761)， [1346] 并在1799年以一种嘲弄富兰克林的方式讽刺英国宪法。英国宪法规定：“政府继续存在，并得到支持。(1)以确保少数人享有对英格兰及其属地的管辖权。(2)防止外国人干涉他们的事务。(3)确保富人享有勤劳的穷人劳动所得的租金、什一税和税款。”凯利在第三篇文章中写道：“由于人们生来不平等，故而在法律上他们也被认为是不平等的。”在第四篇文章中，凯利又写道：“出身和境遇享有特权和保护；不具备这些资格的人则无权享有。” [1347]

英国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对苏格兰和爱尔兰激进分子的迫害，无疑比在英格兰更为残忍。 [1348] 1793年1月，《大英百科全书》早期版本的编辑詹姆斯·泰特勒(1745—1804)因煽动叛乱，被苏格兰高等法院宣布违法，之后他逃到马萨诸塞州，在那里，他编辑了《塞勒姆登记册》。卡兰德因他的《英国政治进步》(1792)被起诉，他于1793年1月逃到费城。1794年，卡兰德在费城成为美国最犀利的评论家。 [1349] 但事实证明，这种镇压在英格兰也是残酷无情的。当伯克目睹了潘恩名誉扫地，而自己成为英国“思想”的首席发言人，他欣喜不已。 [1350] 1792年12月，“教会与国王”的暴徒袭击了《曼彻斯特先驱报》的印刷厂，出版商马修·福克纳和威廉·扬·伯奇，来不及携带他们的作品，就匆匆逃往美国。以托马斯·库珀(1759—1839)为首的曼彻斯特激进组织被彻底摧毁，该组织的倡导者是一位热心的民主人士、经济学家、科学家以及《人的权利》的倡导者。1793年8月，潘恩的英国门徒约瑟夫·巴恩斯告诉杰斐逊，库珀在博尔顿附近成立了一家棉布印花厂，然而，库珀对“当前英国政府的理念，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以至于他不能再安全地居住在这个国家”，“故而到美国寻求庇护”。巴恩斯将杰斐逊视为“我们共和主义和美德的伟大守护神”。 [1351] 詹姆斯·奇塔姆(1772—1820)后来成为潘恩的首位传记作家，他是曼彻斯特的一名帽匠，也是曼彻斯特“三个雅各宾流氓”之一，他和自己的两个兄弟被监禁后，也移民至美国。

1794年6月，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位于伯明翰的家和实验室，被一群愤怒的“教会与国王”的暴徒毁坏，这迫使普里斯特利及其家人横渡大西洋。在他们抵达曼哈顿后，普里斯特利受到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代表团的欢迎，该代表团宣读了长官詹姆斯·尼科尔森军官(1763—1804年在任)的讲话。“旧世界的政府向我们呈现了无以计数的阴谋、腐败和独裁，”普里斯特利宣称，“他们中大多数现在还卑鄙地相互结盟，以阻止法国建立自由并彻底摧毁人的权利。” [1352] 普里斯特利与库珀一同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诺森伯兰村，他们渴望建立一个由英国激进分子组成的完整社区，然而，这从未成为现实。在杰斐逊看来，他们搬到那个偏远的地方是不明智的做法，这使得他们无法像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在美国产生影响。 [1353]

库珀利用普里斯特利抵达之前的几个月，编写了一份关于美国生活和条件的调查，旨在鼓励更多受迫害的民主人士离开英国。库珀宣称费城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有42 520名居民，纽约以33 131名居民位居第二，波士顿排名第三，有18 038名居民。 [1354] “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社会状况与英国的大城镇，如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大致相同……人们普遍接受教育，美国的报纸和法国报纸一样种类丰富，书社随处可见，尽管在欧洲，人们对学识这个词的接受程度并不普遍，但它很有意义，而且阅读现象很普遍。” [1355] 虽然还存在奴隶制度，但库珀仍然非常喜欢美国。不过，起初他并不像米兰达那样，米兰达在十年前曾宣布新泽西州“如此令人愉快，以至于该州通常被称为美国的花园”，库珀建议未来的移民须留意该州“糟糕”的气候、沼泽和蚊子。库珀主要担心的是经济不稳定，“我憎恶制造业制度”，因为它引发了“错误的繁荣，它是不稳定的，它给大多数人的幸福和道德带来了邪恶的影响”。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很大一部分人变成纯粹的机器，他们愚昧、放荡、不讲道理，他们每天12或14个小时劳动的剩余价值流入富人、商业和工业资本家的钱袋，并为其提供各式的奢侈品。他“悲伤地看到，只有像汉密尔顿这样明智的人才能敦促他们为未成年人提供就业机会，并以此作为在美国建立(制造业)的理由”。 [1356]

1795至1797年间，美国的主流观点仍然坚持革命的解放论调以及与法国并肩作战的思想理念。1795年，杰迪代亚·莫尔斯宣布，美国和法国共同寻求的不仅是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而且还要改造整个世界：“虽然我们庆幸自己摆脱了这个伟大的国家(即法国)带来的各种灾难，但我们仍旧非常关心他们的幸福。希望他们采取一切良性措施，以成功推动人类所珍视的事业，并捍卫我们以前接受过的慷慨援助。”美国人莫尔斯还谆谆告诫，“莫要把我们的仁爱局限于自己国家的狭隘圈子”，而要致力于或者要求我们自身“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福祉传递给整个人类大家庭”。 [1357] 莫尔斯强调，在所有需要建立人的权利的地方，美国大革命和法国的联合原则都起到了表率作用。莫尔斯使波士顿人确信，印度“下层阶级的状况在各个方面都很糟糕、很可怕”。莫尔斯反复援引“雷纳尔”(不确定迪德罗是否撰写了其中的大部分)的英文版本，他的影响之广，就像当时许多受过教育的读者被《历史哲学》所影响那样。如果说“在道德方面”，美国常常“令人遗憾”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可传授给印度的，那么这个亚洲“众多国家中最开明、最有统治力、最幸福的国家”在宪法问题“以及宗教和政治组织，还有法律、科学、对实用艺术的了解方面，远低于美国”。 [1358]

作为一个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者(兼著名的地理学家)，莫尔斯在整个恐怖事件中都明确支持法国大革命。然而，自1796年开始，他转而成为最主要的美国批评者之一。1795年，他在回应1794年11月20日的后热月布道时重申：“我们应真心地，为生活在亚洲、非洲、欧洲或新世界而饱受压迫的人类所取得的任何一部分成功，感到愉悦”，这些人携起手来，为争取获得每个人“真正的自由”的权利而努力奋斗。 [1359] 1795年2月19日，在热月的七个月后的公众感恩节那天，莫尔斯再次大力布道，庆祝美国的姊妹革命，正如他过去常做的那样。法国“从奴隶制的黑暗走向自由之光”，他们“支持自由事业，即人类的出生权”，并打破了“民间和教会暴政的枷锁”。法国击退外部敌人，将恢复内部的稳定：由“独裁者”罗伯斯庇尔领导的“血腥危险组合”，正在被“遏制，尽管不是完全镇压，它已经为采取适度和合理的措施铺平了道路”。 [1360]

“愿美国长期享有诸位的祝福!”

直到1796年，美国的正统新教神职人员才考虑到法国的非宗教运动，并将这场运动置于次要地位。如果他们要求结束“故意破坏”等状况——诸如在1793至1794年冬，席卷法国基督教纪念碑和图像的故意毁坏及“破坏公物”的行为——那么，对天主教会富于革命性的攻击就不会过度侵扰他们。令人震惊的是，1795年2月，莫尔斯承认了基督教的“神圣制度遭到蔑视和拒绝”，但是“当我们考虑，在罗马的等级制度下，基督教表现出多么不友好和令人作呕的观点时，基督教在法国被拒绝就不足为奇了”。一旦自由得到保障，“人民有自由和闲暇去审视自己，我们就会通过圣灵的出口，期待一种纯洁和纯粹的基督教的光荣复兴与盛行——快乐的时光就要到了”! [1361]

虽然早在1796年以前，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之间就已存在深刻的分歧；但是，在广大公众之中，无论是关于美国大革命的共和性质，还是关于它与法国大革命的亲缘关系，都不存在根本分歧。1794年间，在纽约街头，法国及其民主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因此，如果英国水手在船靠岸时毫不掩饰地向岸上群众宣扬反法观点，那么他们可能会遭受攻击。 [1362] 尽管直到1796至1797年，民众情绪并未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但美国新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已然成形。工匠们受到民主共和党的反对意见的吸引，但在自然神论和非宗教信仰方面，工匠们与民主共和党之间又画了一条红线。尽管帕尔默对纽约的民主社会观点表示支持，但在大众层面上，他却强烈反对潘恩的非宗教思想。工匠们继续支持潘恩的《人的权利》，但他们更加强烈地谴责其《理性时代》。 [1363]

在那个时代，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之一，也是教育家和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1758—1843)，他的《美式英语词典》(1783)在1776年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销量超过了除《圣经》外的任何一部著作。1794年，韦伯斯特是热情的美国大革命信徒和巴洛的前激进盟友，韦伯斯特希望亲眼目睹到“在地球上和在专制的废墟上建立共和政府”，他深信“法国民族事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的事业”。 [1364] 此外，美国的士绅寡头统治，也时常受到指责。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的革命退伍军人受到州立法机构和汉密尔顿的欺骗。退伍军人需要“向那些手握票据的人偿还债务”，现在手握票据的人包括在战争期间(以其票面价值的一小部分)从士兵那里购买票据的纳税人和投机者，正是这些人在马萨诸塞州，以牺牲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利息，并按票据的全部面值获利。这种现象确实极不公正——“违反了(州)自身的约定和社会存在的契约”。 [1365] 尽管如此，韦伯斯特还是对法国大革命的非宗教主义、普遍主义、世界主义以及“贵族”给予了猛烈抨击，并提出了相当多的意见。 [1366]

韦伯斯特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他出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康涅狄格绅士家庭，像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一样，他尤其摒弃了“现代哲学，拒绝一切古代制度、公民、社会和宗教，他认为这些是骗子的欺诈手段，是凌驾于无知之上的暴政，是凌驾于软弱之上的强权”。杰斐逊斥其为“理解力非常有限的单纯的教育者”， [1367] 韦伯斯特“不相信法国无神论，无神论认为宇宙只由物质和运动组成，不存在最高智能；他也不认为人只是教育的产物”。相反，韦伯斯特认为“是上帝，而非教育，赋予人类以激情”；“教育事业”并非以新的基础改造人类个体和社会，而是“约束和引导，进而达成社会幸福的宗旨”。“赫维提卡和其他哲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韦伯斯特大声疾呼，“以证明人类完全是由自身所创造，是教育工作的产物；但事实是，在人们的观察中，每时每刻都可证明理论是错误的。人类智力、能力的差异几乎一出生就显而易见，而且比个性差异更早且更明显。” [1368] 由于“理性的节日”和雅各宾对有组织宗教的否定，韦伯斯特在18世纪90年代中叶放弃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支持，他宣称新美国“民主共和制社会”对良好政府构成威胁。

尽管韦伯斯特仍然强调美国的共和主义性质，但他与汉密尔顿结盟，早在1793年12月，他就搬到纽约，成立了纽约的第一家日报——《美国密涅瓦报》。 [1369] 韦伯斯特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在无神论的“现代哲学”上，最终将会使美国公众不再普遍认同法国大革命，尽管在1794至1795年间，尚无任何迹象证明这一点。 [1370] 为了拥护杰伊的条约，韦伯斯特在小册子中抨击杰斐逊派，他旨在扩大联邦主义者的吸引力，并将他们的事业与他认为的美国大革命的真正价值联系起来。韦伯斯特宣称卢梭“过于民主”，而且被“经验”所束缚，而亚当斯是一个“坚定、聪明的共和主义者”，遏止了“美国贵族精神”的不良影响。 [1371] 亚当斯所倡导的“贵族制度”并非欧洲意义上的“专属特权”，而是“这一原则在人身上的本质和倾向”，它采用“警惕和权宜之计，以防止其在政府中的有害影响”。亚当斯所说的仁爱基础上的“贵族品质”，为人类社会所固有。自然的区别强化了“个体影响”，构成了“所有国家和所有政府中人的自然贵族”，对“麻木不仁的贵族表达的意见和尊重，现已形成各国之间最坚定的联盟”。 [1372] “如果我对自然贵族的看法，只停留在美国总统是最具影响力和最有用的贵族这一层面；那么，美国人可以永久享有这种贵族的祝福!” [1373]

图14　普罗旺斯侦探(1797)；神圣的天意对美国保持警惕，并阻止杰斐逊在魔鬼的帮助下，将美国宪法投入到由“潘恩、戈德温和其他激进者”所引导的“高卢专制主义祭坛”中。图片来源：美国古董协会，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布里奇曼图像

18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最重要的政论家中，韦伯斯特率先系统地将法国大革命(及其美国支持者)与“无神论”“去基督教”和“非宗教化”联系起来，从而发展出一种很快被证明极为成功的战略。汉密尔顿、杰伊及其盟友都深知，毫无歉意的精英主义无法扩大他们的吸引力。只有宗教方能将人们拉回到一个全面保守的、亲联邦主义的立场中。1798年11月，在《纽约观察家》上，韦伯斯特公然宣称巴洛“在所有关于法国大革命以及美法交往的原则上，都是错误的”。 [1374]

尽管如此，当韦伯斯特谴责法国成为“无神论”和不道德行为的罪魁祸首，并抨击他的美国对手“堕落”的时候， [1375] 他对派系冲突的升级却感到担忧。韦伯斯特认为，没有什么比“党性精神”和“真理和自由事业”更有害了。政治激情太容易变得偏执和狭隘。 [1376] 随着敌对派政党的形成，他们在言辞模式上越发鲜明，且变得更为教条，他们采用了“一些区别性标志和修饰模式”，所有这些“都起到了扩大分歧，制造不满、猜疑和敌对情绪的作用。这种趋势在美国异常明显”。韦伯斯特在1794年告诫道：“如果欧洲目前的争论再持续两三年，那么，美国的党派精神，极有可能从一个纯粹的思辨性问题，发展成为公开敌对和流血斗争。倘若这些真的发生，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 [1377]

韦伯斯特仍旧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他无法完全否定法国大革命，因此，不久后，他与联邦党人的盟友陷入困境。韦伯斯特拒绝接受自1792年起统治英国和1796年统治美国的伯克信条，他对美国大革命在跨大西洋民主价值观进程中的作用有着非常清晰的看法，以至于他忘记了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原则在其渊源上的密切关联。在1797至1798年“与法国的准战争”期间，英国对法国大革命价值观的猛烈冲击，激起了美国保守派的不满，这促使韦伯斯特最终与反民主派决裂。随后，韦伯斯特遭到民主的狂放对手的无情指责，譬如后来著名的记者威廉·科贝特(1763—1835)，科贝特以其尖锐的绰号著称，他在费城以彼得·波库派恩的笔名从事创作。(回到英国后，科贝特抛弃了好斗的英国保守党，转而成为英国主要的改革家。)1797至1798年间，科贝特在其《波库派恩公报》上，中伤普里斯特利，并称韦伯斯特为“联邦主义事业的叛徒”“妓女可怜虫”“毒蛇”“愚蠢、无聊项目的供应商”以及“为无文化主义服务的癞蛤蟆”。 [1378]

自18世纪90年代后期始，宗教权威人士大规模动员群众，以反对杰斐逊和麦迪逊，他们在将美国大革命从法国分离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新教神职人员的帮助下，形成了一个更加注重布道的、特殊的、民族主义的美国身份观念，否定了“1776年精神”的世界性和普遍性。18世纪90年代后期，联邦主义报刊和新教布道一同打造了现代神话，美国“排他论”的第一粒种子——即美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在根本上并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潘恩、孔多塞、沃尔尼、普里斯特利、戈德温和帕尔默的宗教颠覆性文本的普遍反感。1796至1799年，美国的价值观发生了戏剧性逆转，这是由于“第二次大觉醒”成功地整合了反民粹主义、反智性主义和伯克之后的反启蒙主义一派，反激进的新闻业在美国复制了英国文章中传达出的激烈偏见。同时，“觉醒者”和亲联邦主义新闻业一道，成功转移了美国的政治情绪，从而足以从根本上分裂这个国家。在法国的恐怖袭击、“威士忌叛乱”以及传教士们嘴脸大变之后，以亚当斯、莫里斯、杰伊和汉密尔顿为首的美国民主共和思想的敌人，不再是不具代表性的、孤立的精英阶层。18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和文化普遍对反哲学、反共和主义和反世界主义萌生出强烈的冲动，它们与复兴的有组织宗教相汇合，几乎成为美国的新主流。

直至18世纪90年代中期，宣称法国大革命具有合法性、积极性，并接近美国模式的主流神职人员的观点，被广泛地刊印在印刷品上。 [1379] 有一段时间，许多持传统宗教观的美国人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神的意旨的一部分，是上帝的干预，从而证实在此之前的美国大革命的天意本质。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受神职人员的引导。牧师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尤其是通过引导不满的农民支持谢司起义，从而反对马萨诸塞州的“贵族统治”，他们的叛乱活动只在暂时没有部长进行阻止的地区展开，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只有一些分散的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参与其中。 [1380] 早在18世纪90年代末，一些新教传教士，尤其是长老会和教团派的主要传教士，就已经开始谴责美国大革命后的持续骚乱，并开始直接谴责法国大革命。他们不仅谴责其不守规矩和暴力的行为，而且谴责革命本身，他们将革命视为“异教徒哲学”下的彻头彻尾的邪恶行径。 [1381]

自1796年始，美国文化和政治发生了明显转变，这反映在众多层面，包括剧院和音乐厅。直到18世纪90年代中期，在纽约和费城的街道和剧院，大众品位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影响，像《你会没事的》和《马赛曲》这样的革命歌曲，成为美国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固定曲目。1794年3月4日，在由纽约约翰街剧院的坦慕尼派协会赞助的一场表演中，观众对乐队指挥拒绝演奏这些备受喜爱的革命歌曲的行为，感到异常愤怒，随后，观众们袭击了乐团。 [1382] 1794年末，满怀怨恨的科贝特抱怨费城街道上回响着革命歌曲和极度兴奋的“法国式夸夸其谈”、“奇怪的咆哮”水手、“男性化风格”的妇女，甚至是孩子的“怪诞的号叫”。然而，自1796年起，纽约和费城开始转向音乐活动，这些音乐活动中常常流露出强烈的反法和亲联邦主义的信息。 [1383] 法国大革命及其普世价值观的激进支持者，仍然在公共场合举行庆祝活动，欢庆法国共和主义的胜利，但这些活动愈来愈少见。1797年8月，巴黎媒体刊登了费城来信，报道近三百名市民聚集在一起举行宴会，庆祝波拿巴征服意大利北部地区。在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举杯庆祝之后，宴会主持人举起了酒杯说道：“为美利坚共和国干杯!愿革命的光辉，永远不会因得鱼忘筌或与自由的敌人结盟而黯淡!”接着他又说道：“为了纪念富兰克林和里顿豪斯!愿他们的美德成为每个美国人的财富!” [1384]

杰斐逊和麦迪逊沉浸在启蒙运动文学、政治和道德理论之中，他们几乎无法脱离法国大革命者的遗产或“异教哲学”，也未曾尝试这样做。1797年3月，杰斐逊在他就职为副总统前一天的总统竞选中败给亚当斯，之后，杰斐逊宣誓继里顿豪斯之后就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3月10日，他第一次坐在学会主席的椅子上，坐在他左侧的是普里斯特利，坐在他右侧的是沃尔尼。但随着新民粹主义和反智性主义的兴起，“哲学”现在无疑成为一项目标和政治责任。尖刻的科贝特问道：“无神论、神明和虚无的三位一体，会将国家的命运引向何方？” [1385] 科贝特的反对者将杰斐逊与反宗教、“哲学”和外国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以颂扬普遍的解放。

《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

18世纪90年代末和19世纪头十年的转变，稳步加强了美国大革命中的洛克主义思潮，正如一位马萨诸塞州传教士所言，这使公众相信宗教确实是“自由政府的唯一可靠基础”。1804年，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脱离宗教”的自由，也不意味着革命政治与神圣的天意相脱离。只有小部分开国元勋赞同山姆·亚当斯、本杰明·拉什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观点，即认为革命的实质是自由与基于《圣经》的基督教的结合。然而，毫无疑问，大多数美国公众却认为，山姆·亚当斯和拉什的阵营获得了足够多的开国元勋的支持。山姆·亚当斯和拉什，给革命的新宗教神话披上了一层真实的外衣，他们坚持美国“建国”——宪法、权利法案的制定，以及把13个州打造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共和国——是一个以《圣经》为基础、植根于民众信仰的宗教规划。 [1386]

随着美国的反法偏见的再度兴起，在1797至1800年间，法国和美国就公海的中立航运和货物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法国海盗船从美国船只上抢夺英国货物)，随之而来的是，这种争吵进一步助长了美国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分歧。法美关系的急剧恶化，有助于获得联邦党人对美国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观念的支持，越来越多亲英派新闻界人士加入到反对法国的队伍中。1796年，华盛顿任命狂热的英裔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1746—1825)取代门罗，担任驻巴黎大使。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是南卡罗来纳州一个贵族种植园主家族的后代。平克尼先前曾任华盛顿的上校，后从1805年直至去世一直担任辛辛那提协会主席。在1787年宪法大会上，平克尼提出一项建议，将奴隶代表制度化，使之等同于公民的五分之三。在法国，除了平克尼，不可能再选出一位更坚定不移的反对平等和民主的人士，抑或倡导贵族和奴隶制的人士，来代表美国。平克尼的就职所引发的愤慨，在革命的指导者看来合情合理。 [1387] 当平克尼在1796年11月递交他的证书时，他遭到了法国的拒绝，这激起了美国官方和公众的愤怒。亚当斯总统派了包括平克尼在内的、由三个人组成的委员会来解决争端，但可以预见，他们受到了塔列朗的冷落。这引起了新一轮民粹主义的愤慨，亚当斯、汉密尔顿以及英国政府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愤怒。宗教、海洋争端和“平克尼事件”把美国和法国推向了战争边缘。

图15　五头怪或巴黎怪物，描绘了1797年法美外交的紧张局势：亚当斯总统派出了一位意义非凡的特使，这位特使对在法国所遭遇的腐败现象感到震惊。图片来源：巴黎，弗朗西尔基夫查米特/布里奇曼图像

保守派坚持认为，美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有着根本区别。其关键在于，前者是“基督徒”，而后者则是“哲学的”和非宗教信仰的。从18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自命不凡的行为就被积极宣传，并被塑造成一种渗透在美国公共领域的神话。支持联邦主义事业的反世俗主义者，如韦伯斯特、莫尔斯、塔潘和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他们发表了两百多篇文章，告诫民众“不忠”、无神论和自然神论极具危险性，他们把这个谬误变成了一场令人生畏的宣传攻击。 [1388] 非正式的“贵族”，成功地与反哲学和反启蒙的反智性主义结合在一起。引领新意识形态的是一场反对哲学家的激烈争论——哲学家被描述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通过秘密渠道进行传播的传染病毒，他们也被认定为对法国大革命的非宗教信仰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邪恶的阴谋者。 [1389] 这种反启蒙主义使得麦迪逊向杰斐逊叹言，联邦党人现在正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利用大众的轻信来诽谤对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永远不能完全“采纳罗伯斯庇尔的精神，而不回忆起他的短暂的胜利和永久的耻辱”。 [1390]

约翰·罗宾逊(1739—1805)是爱丁堡的教授和科学家，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他借助其《反对欧洲所有宗教和政府的阴谋证明》(1798)，用英文传播了法国大革命是阿贝·奥古斯丁·巴鲁尔(1741—1820)的怪诞迷恋，是秘密的“无神论者”的阴谋，这一阴谋源于18世纪70年代的巴伐利亚光明派。为了进一步推进他们的反哲学议程，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哈佛大学的塔潘，以及“光明的莫尔斯”(正如杰斐逊嘲笑他的那样)，他们毫不犹豫地煽动了一个“声色俱厉”的大规模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他们运用了罗宾逊的强烈反对“启蒙运动”的伪历史理论，这一阴谋理论被杰斐逊称为“疯子的胡言乱语”。1798年5月，在波士顿北教堂的一次布道中，莫尔斯公开支持罗宾逊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巴鲁尔的理论，并与德怀特和塔潘合作，公开引导新英格兰加尔文主义教会中那些不太了解“哲学”和民主共和主义的会员。这些宣传人员认为，通过雇用杰斐逊的追随者来破坏美国的宗教、道德和政府的恶意阴谋现在已经达到了背信弃义的新高峰。 [1391] 正如莫尔斯、德怀特和塔潘所宣扬的， [1392] 这种特殊的偏执情结的联邦主义反民主、反雅各宾的热情，进一步强化了一个传言，即“不忠”和杰斐逊主义代表了一种真正阴险的、非美国的外国威胁，其中包括其他灾难性影响，如帮助策划海地革命。 [1393]

美国已被“局外人”引入的知识分子所“污染”的指控，遍及俱乐部、协会和新闻界，这一指控引领了18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保守派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态度。这场传教士和民粹主义者所策划的变革，后来急剧升级为一场新闻战。“新闻是国家的庞大政治机器，是人类用来追逐暴政的工具”， 1797年，帕尔默在纽约发表演说宣称，“它是暴君专制统治者的灾难，是错误和迷信的宿敌，是将道德世界提升到无知视野之上的杠杆，它呈现出光明的一天，并为每一个理性的人类的希望欢呼”。 [1394] 事情也许如此，但现在，新闻被证明同样适合于联邦主义者放弃美国与法国的联盟，新闻经由阴险的爱尔兰记者和法国“哲学家”传播对秘密颠覆的恐惧。新出现的胆大妄为的右翼媒体帮助平息了谢司起义和“威士忌叛乱”，并赞扬了由联邦主义者主导的国会通过的《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这标志着美国首次出现了对激进观点的制度化、系统化的镇压。这四部法案 [1] 是由反杰斐逊党内核心小组提出的，在拥有奴隶的利益和关于奴隶代表的“五分之三规则”的协助下，该法令在国会获得通过。 [1395] 《惩治叛乱法》(1798年7月)并非由亚当斯发起，但是他心甘情愿地签署了。尽管汉密尔顿最初持保留意见，但很快，他就责备亚当斯没有坚决执行，授权联邦政府，挫败法国在美国的革命影响力，限制外国激进分子入境并驱逐可疑的“外国人”。 [1396] 杰斐逊、麦迪逊和民主共和党编辑格林利夫认为，该法案对自由进行了可耻的攻击，最终巩固了宗教偏见、贵族统治，扩大了总统的职权范围，因此，这可称为“非正式君主制”。汉密尔顿认为，有必要遏制对政府的“无节制批评”和对法国的“认可”，并认为“(外国人)应该被要求大规模地离开法国”。 [1397]

如果说，反对法国人的怒火，开启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的大门，那么，这一法案，得到了反对新移民的更广泛的持偏见者的支持。虽然汉密尔顿不受当时对犹太人的偏见的影响，但这些年里，他一直把目标对准外国人和新移民，将其视为对美国的特殊威胁和煽动叛乱的根源。 [1398] 蒂莫西·皮克林(1745—1829)是负责执行该法案的国务卿，他是马萨诸塞州教堂执事的儿子，也是汉密尔顿的忠实信徒和盟友，不仅如此，他还是众所周知的自以为是、偏执的仇外者，甚至他还唆使采用其他限制爱尔兰移民的措施。在杰斐逊的主要意识形态敌人和科贝特的盟友中，皮克林作为民主和法国大革命的敌人，其地位仅次于平克尼。 [1399] 总的来说，最终的《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为美国早期历史重大变化的标志，它加深了民族思想的分裂，严格限制了批评权和对外合作权，并延长了移民成为公民的时间间隔。迄今为止，杰斐逊和麦迪逊认为，对宪法和言论自由最严重的侵犯是，每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在没有任何民主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都赞同该法案的合宪性。不过，这四部法案将美国公众舆论和州立法机构截然分开，并揭示了1798年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是多么根深蒂固。杰斐逊和麦迪逊竭力动员国会抵制《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尽管只有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紧随其后——他们直接宣布这些法案违宪，田纳西州宣布这些法案“非政治、压迫和不必要”，佐治亚州支持撤销这些法案，宾夕法尼亚州对这些法案持续表示反对。在新泽西州，加勒廷组织了一系列民众请愿，要求废除该法案。在纽约，即便在参议院宣布该法案“符合宪法”的前提下，也只有罗德岛、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全心全意地支持联邦政府。 [1400]

1798至1799年间，根据《惩治叛乱法》，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其他地方的记者(总共25人)被捕，其中11人受到审判，10人被判有罪。 [1401] 这些记者中，一些人出生在美国，其他人则在美国居住了几十年。出生于都柏林的马修·里昂(1749—1822)，是第一个依据该法案而受审的。早在1798年1月，里昂就第一个在国会挑起斗殴(向侮辱他的联邦党国会议员吐口水)。作为律师和“贵族”的刻薄敌人，自1764年以来，里昂加入了1775年入侵加拿大的佛蒙特州格林山兄弟会；作为一名民主协会的热心支持者，里昂于1797年当选佛蒙特州国会议员，科贝特称他为来自“希伯尼亚沼泽”的“奇特动物”；作为新英格兰唯一一个公开认可杰斐逊的国会议员，里昂公然嘲笑国会苛刻的讲话和回复礼仪，这在华盛顿引起轩然大波。 [1402] 在《佛蒙特州期刊》中，里昂谴责政府的“贵族”倾向，以及华盛顿对“华而不实、无所事事和自私贪婪”的喜爱。他被冠以“血口喷人的里昂”的恶名，而被判入狱4个月并处以罚款1000美元。里昂不无挑衅地宣布，陪同他入狱的唯一一本书是沃尔尼(无神论者)的《废墟》。《极光报》称赞里昂“通过恳求和争论，防止了人们在他被监禁时，实施暴力行为”，该报在字里行间暗示着费城人民抗议对里昂的监禁，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里昂被释放而回到佛蒙特州时，他被充满敌意的暴徒围困在特伦顿和新不伦瑞克省，“到处充斥着人群响亮的嘶喊声”。 [1403]

另一项指控是，富兰克林的孙子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以煽动叛乱的方式”诽谤总统。1798年6月，富兰克林·贝奇被关进监狱，不久后，他在费城新暴发的黄热病中去世，年仅29岁，过早地结束了亚当斯所谓的“可憎的职业”。 [1404] 纽约的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托马斯·格林利夫，在审判前死于同一次疫情，但这并没有阻止汉密尔顿与“雅各宾主义的祸害”皮克林继续起诉格林利夫的遗孀安(继续发表格林利夫的文章《证据》)，安成为唯一一名依据该法令而被审判的女人。她被指控谴责亚当斯政府“腐败”，并将自己定为“煽动叛乱的恶意分子”。 [1405] 另一个被审判的是苏格兰人卡兰德，他逃到弗吉尼亚，但在那里被起诉，因为他在一本由副总统杰斐逊批准的《我们面前的远景》(1799)一书中，将亚当斯塑造为“令人厌恶的学究、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和没有原则的压迫者”，一种“奇怪的无知、凶恶、欺骗性和软弱的复合体”。卡兰德被判九个月监禁并处以二百美元罚金。 [1406] 更令人深恶痛绝的是对托马斯·库珀的审判。库珀是废奴主义者、一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也是潘恩、普里斯特利和杰斐逊的盟友，伯克的宿敌。库珀于1792年11月被指控在英国煽动叛乱，并作为曼彻斯特宪法学会代表访问巴黎，与孔多塞商讨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宪法。库珀在宾夕法尼亚成为联邦党人的新闻的主要抨击对象。为了报复，这些人将库珀诬蔑为“逃亡的英国人”、普里斯特利的门徒和“因不满而发动叛乱的游民”。 [1407] 1799年11月，库珀发表了一篇由普里斯特利许可的文章，在文中，他指责亚当斯无能且干涉司法，这篇相对温和的批评被法官定性为“丑闻和恶意诽谤”，法官判定他“诽谤”总统，罚款四百美元，并入狱六个月。库珀的朋友们请求总统提前释放他，却遭到库珀的拒绝，他表示完全服从判决，直到1800年10月他才服满刑期。 [1408]

《客籍法》还授权总统登记、监督和驱逐被判定“危害美国和平与安全”的非入籍外国人。1798年5月20日，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他称这一法案是“永远让其父母感到羞辱的怪物”。亚当斯的辩解被麦迪逊指责为“可恶和有辱人格”，麦迪逊说，“亚当斯对我说，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中，没有一项原则是相同的。亚当斯的话使我理解了他的思想”，即废除王室似乎不是“他的革命原则之一”。 [1409] 根据《客籍法》，国际知名的外籍革命自由战士普里斯特利、日内瓦激进者加勒廷以及沃尔尼，都是该法案的主要目标，他们或受到威胁，或在美国被追捕，但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人遭到起诉。另外，还有莫尔斯的前波兰英雄柯斯丘什科，他在朋友杰斐逊的帮助下避开了驱逐，最后仓促离开美国。 [1410]

作为主要的激进哲学和布里索派的共和党人，沃尔尼在美国开始了他所谓的哲学之旅。沃尔尼在费城度过了三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杰斐逊合作，以及与保守派(包括普里斯特利，他在1797年公开指责沃尔尼的“无神论”)争吵中度过的。沃尔尼陷入日益增长的“英国反对法国原则的争论”、美国民主共和主义与美国争取“贵族”的斗争、金融界和获得授权的神职人员之间的斗争。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原始的国家，但是根据客观评价，沃尔尼在访问该国之后得出结论：美国人在政治上既没有表现出更大的诚意，也没有在金融事务中表现得更为廉洁或节俭，抑或是在公共道德方面表现得更体面，更遑论比欧洲人持有更少的偏见和党性了。美国也没有比欧洲更为重视教育和公共指导。沃尔尼认为，自1783年以来，美国明显倒退了。 [1411] 沃尔尼被指责为策划法国接管路易斯安那州(仍由西班牙人控制)的密谋者的代理人，法国政府中的某些成员确实在试图接管该州，故而他匆忙离开了美国海岸。 [1412]

在离开之前，沃尔尼收到了其著作《女子们的废墟》(1791)改进部分的翻译手稿，此稿由杰斐逊翻译。由威尔士反犹太主义活动家摩根·约翰·里斯(1760—1804)翻译的版本令他不太满意，摩根·约翰·里斯是一位移居到费城的激进浸礼会牧师，他的英文译本在1792年由伦敦通信协会出版后，于1796年在美国面市。根据激进出版商理查德·卡莱尔(1790—1843)的说法，这本书在英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比起在这个国家流传的其他所有反基督教作品，这本书带来了更多的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 [1413] 杰斐逊重新翻译了有关政治、压迫和经济不平等的章节。1798年7月，回到法国后，沃尔尼要求巴洛继续完成杰斐逊的翻译版本，翻译最后一节“宗教思想的起源和教化”。在这一节里，沃尔尼声称人类创造了上帝，而非相反，并回答了令人困惑的宇宙问题。 [1414] 巴洛在“作者的监督”下接受了这一任务。巴洛认为，《女子们的废墟》是一部哲学经典，“它采取最自由和全面的人类社会观，以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方式详述其错误来源，以最微妙和温和的方式推翻人类的偏见，以最清晰的观点论述人类所遭受的错误和应该珍视的权利，并在人类面前奠定道德的真正基础——人类谋取幸福的唯一手段”。 [1415] 1802年，杰斐逊-巴洛版本在巴黎面市，但杰斐逊或巴洛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扉页上，因为随着“第二次伟大觉醒”的热情日益高涨，两个人都不敢公开与沃尔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1416]

传教士的政治集会——潘恩称其为“讲坛上的战争呐喊”——加剧了法国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在两个共和国之间，以及在美国主流社会和激进派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许多神职人员响应联邦党人的呼吁，急于谴责法国大革命及其“哲学家”的崇拜者，同时鼓吹亚当斯和华盛顿的“基督徒”式的忠诚。 [1417] 的确，讲坛率先构建了对革命的全新解释，联邦主义者的媒体迅速接纳了这一诠释。1798年8月14日，《美国宪报》和约翰·芬诺在费城编辑的联邦政权的半官方文件，宣称美国的公民特权受到“法国兄弟会”的“死亡拥抱”的威胁，而且“哲学狂热分子”试图发起“对宗教仇恨和迫害的呼喊”，这与“我们独立勇敢的创始人的宗教原则”展开激战。 [1418]

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毫无共通之处的观点，已然变成了根深蒂固的教条，变成一种非常流行的传统智慧，被裹挟在开国元勋们所谓的“宗教原则”中。1800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很快成为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参议员(1803—1808)，他热情洋溢地颂扬了一本新书，即由普鲁士人弗里德里希·冯·根茨(1764—1832)创作的(温和)开明的反共和主义的杰出作品《美国大革命的起源和原则》，该书强调两次革命存在巨大差异。约翰·昆西断言，美国人应感激根茨，因为他将美国大革命从“脱离与法国同样原则的耻辱”中拯救出来。 [1419] 根茨曾是两次革命的狂热爱好者，自1792年底，根茨成为德国人中，法国大革命的“最雄辩且最富有激情的反对者”之一。根茨赞同洛克的观点，他认为，君主立宪主义者宣扬建立于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契约破裂(如英国的1688年光荣革命和1776年革命)基础上的起义，是正当的，但是民众主权、民主、人权和法国1789年革命，则是非法和可恶的。 [1420] 根茨宣称君主制和贵族制度不可或缺，他帮助巩固亚当斯及其儿子的高度可疑论点，即美国大革命的原则、理想主义和共和主义植根于洛克，而法国大革命则完全不符合洛克主义，此举促使这一教条成为美国政治格局的组成部分。

日益恶化的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加剧了每个阶段的意识形态分裂。1799年3月，爆发了一场相对较小的骚乱——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房产税叛乱”或“约翰弗里斯的叛乱”，表明截然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局势，是如何被卷入意识形态战争当中的。1798年7月，通过抵制汉密尔顿近期对房屋征收的附加税(及加盖印章的文件)——这项附加税被用来资助美国与法国的“准战争”，并扩大陆军和海军规模——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德语区的农民，在“宾夕法尼亚州荷兰语区”制造了一场骚乱。这场被称为“黑塞-沃瑟·乌夫施坦”的骚乱，最终打破了六个郡，特别是巴克斯郡、伯克斯郡、北安普顿郡和蒙哥马利郡的安定局面。 [1421] 示威者再次使用革命口号和象征性标志，来激起人群的骚动。在约翰·弗里斯领导的武装团伙强行释放被当局逮捕的纳税人后，亚当斯命令军队赶到现场，并发布总统公告，谴责“叛乱分子通过歪曲事实使法律变得可恶，通过公开威胁公职人员的生命，威慑他们提前履行职责，这些行为都破坏了政府的公正权威”。但是，亚当斯把镇压叛乱的大部分工作，留给了汉密尔顿。在汉密尔顿的鼓舞下，联邦主义者以1794年的“威士忌叛乱”镇压为模式， [1422] 策划了另一场规模和威慑力巨大的民兵扫荡行动。

费城《极光报》质询道：“美国政府的这种急剧向北安普顿郡和巴克斯郡进军的行动，其依据是什么？” [1423] 在这次行动中，约六十名“不纳税叛乱分子”被捕，并被判“叛国罪”。他们中的三人包括“反叛”领导人弗里斯、一名对《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感到愤怒的独立战争英雄，还有一名指责宾夕法尼亚州农民抗议“法国人”的惯犯。后来，被判刑的弗里斯被总统赦免。这一政治结果喜忧参半：对“德国人”的普遍偏见，有助于将叛乱者描绘成“众多绝望的派系问题所致，他们决心推翻联邦政府”，这在不知情的人们当中产生强烈反响。 [1424] 但宾夕法尼亚州的大部分人，都对这一造谣中伤的事件感到愤怒。杰斐逊的助手弗瑞诺，对政府处理“房产税叛乱”的方式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弗瑞诺跟随杨、潘恩、帕尔默、沃尔尼和巴洛，全面宣传民主和平等主义思想，强调美国大革命对于全世界的重要性。弗瑞诺大力宣传潘恩和政治革命“哲学”，认为这是美国和法国共有的“思想”。弗瑞诺特别推崇“温和而平和的哲学，其目的是发现真理，其主要愿望是将世界从教会和国家的双重专制中解放出来”，并且，他还特别贬低和谴责了联邦主义者对不知情的人们采取的两面派的做法。 [1425]

1797至1800年间，在联邦主义报刊、讲坛以及《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的煽动下，美国民众纷纷反对非宗教和革命原则，这使得民主党的报纸一度陷入名誉扫地和流通不畅的境地。被麦迪逊称为“圣公会党”的联邦党，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商业和地主精英的态度，转化为公众舆论本身，并大大削弱了其反对者共和党所说的“人民的真实情感”，以及独立农民和工匠支持革命的情感。 [1426] 几年来，联邦党的恐吓和读者流失，明显削弱了共和党媒体的力量。约翰·戴利·伯克(约1776—1808)主编的波士顿《极地报》是一部反英国势力的报纸，该报于1797年被禁。伯克是新近抵达的爱尔兰移民，他对亚当斯总统发起了猛烈攻击，故而被控犯有煽动叛乱罪。 [1427] 后来，伯克在弗吉尼亚州战斗中丧生。巴赫的《费城极光》给亚当斯贴上了“君主制和贵族政府朋友”的标签，并谴责亚当斯希望“有头衔的贵族组成上议院以压制大众”。正如凯雷兄弟的《美国留声机》一样，《费城极光》短暂发行，后来停止出版。 [1428] 然而，尽管诋毁法国大革命、非宗教和雅各宾主义的活动，被证明对美国国内政治舞台具有持久的影响；但到了1799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反联邦主义的新闻界重又活跃起来，而且《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也变得越发不合法——为此亚当斯还指责了汉密尔顿。旨在巩固联邦党控制权的《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很快被证明事与愿违。 [1429]

自1799年初，由于反对该法案的呼声渐高，因此联邦党人失去了势头，雪上加霜的是，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之间爆发了不合时宜的争吵，亚当斯决定拒绝扩大武装部队。一场丑陋的恩怨矛盾接踵而至，其根源在于两人的性格和原则冲突。尽管两位领导人都是心高气傲之人，且都提倡“贵族统治”并憎恶法国大革命，但亚当斯却对常备军和海军、土地投机和财政利益颇为不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汉密尔顿认为亚当斯“在实践中比在理论上更不擅长政治”。亚当斯也不像汉密尔顿那样亲英和反对共和党，正如莫里斯所说的，汉密尔顿“反对共和党并依附于君主制政府”，汉密尔顿在“原则上”打动了许多观察家。对联邦主义者而言，他们的这两位领导人的性格，被证明是水火不相容。汉密尔顿藐视亚当斯，斥其傲慢、小气和精神失常，亚当斯还因拒绝国家防御，而被汉密尔顿斥为“无可奈何的虚弱”；亚当斯则认为汉密尔顿即便不是整个世界的，也是美国的“最狡猾、不知疲倦和最无原则的阴谋者”。 [1430]

在其他策略中，亚当斯对1799年12月26日汉密尔顿主义者在费城举行华盛顿国家葬礼的精心策划，表示极大的反感。华盛顿(于1799年12月14日去世)的葬礼，据《极光报》报道，是“公众哀悼、庄严肃穆和凝重的场面”，“是这座城市在任何情况下都前所未有的”。 [1431] 全国各地都组织了葬礼仪式，全美上百个教堂都公开悼念。但是，这些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它们倾向于展现英雄主义、征服英雄、贬低作为革命遗产的革命及共和、民主的价值观，同时强调宗教与革命间的联系，以及华盛顿被视为“天意的工具”。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存在着将华盛顿与《圣经》信仰相联系的倾向，而非对于共和主义、民主或启蒙运动的持久的渴望。 [1432] 亚当斯在1816年回忆道：“华盛顿的死亡带来了普遍的悲痛。老保守党、超级联邦党人、投机者们普遍发出哀号。演说、祈祷、布道、模拟葬礼一应俱全，这并非因为他们热爱华盛顿，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支持资金和银行体系，把那些在革命中为国家服务的人抛到幕后和阴影里。” [1433] 像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亚当斯对美国价值观与商业、银行业利益的紧密联系，以及对华盛顿的个人崇甚为不满。

颂扬华盛顿的追悼会一直持续到1800年初。虽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谴责杰斐逊主义，但人们主要倾向于将华盛顿凌驾于其他革命人物之上，将华盛顿视为“新摩西”、上帝的意旨、神圣天意的工具。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特别佑护的土地，是“新以色列”，它与其他任何社会迥然不同。据称，华盛顿完全认同基督教，尽管这显然有些牵强附会。因此，这些痴迷本身就成为反对“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和各种形式的借口”，成为驱动力的一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利用国会批准的祷告公共日、纪念日和感恩节，以党派的精神来对抗共和党人。传教士们经常干预政治进程，他们以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闻所未闻的方式，影响着政治进程。如果说《独立宣言》包含着“创始宗教”，那么，它更像是“理性而非启示的宗教”，是一种哲学宗教，一种缺乏神学内容的、本质上世俗化的宗教， [1434] 但这一真相，被神学家们隐瞒了，神学家们教导道，华盛顿的天佑的领导权的真正精神，与《圣经》宗教相一致，并且这一精神已明确无误地被移交给了联邦党。 [1435] 杰斐逊引导的新闻界，痛斥这一新的“华盛顿”邪教，杰斐逊提醒“真诚的共和党人”，当富兰克林去世并在法国国民大会上受到颂扬时，米拉波带领众议员们默哀，并对“宇宙的景象、人类的权利和对人类最有贡献的哲学家的权利致敬，是他们，将自由的征服扩展到整个地球”。 [1436]

自1799年起，随着亚当斯与汉密尔顿的争斗加剧，以及民众对汉密尔顿的税收政策日益不满，共和党报纸收复了失地。抨击联邦主义的共和党报纸的数量持续反弹，他们甩掉了以前意识形态的包袱，恢复了他们的大胆的言辞。卡兰德是投资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大敌，他把《里士满监察报》变成反联邦主义报道的主要工具。 [1437] 在威廉·杜安(1780—1865)编辑指导下，《极光报》重新发行，并恢复了以往的发行量。威廉·杜安是潘恩派的自然神论信仰者，杜安于1796年逃离英国来到美国，成为巴赫的首席印刷师，并娶了他的遗孀玛格丽特，现在，杜安成为主要的反联邦主义编辑。杜安曾在爱尔兰和印度生活过，他培养了一种对英帝国压迫的普遍的全球性观点，其中还掺杂着对联邦党人的厌恶。1800年3月10日，一位联邦参议员吹嘘杜安的论文：“如果不是《极光报》很快被推倒，杰斐逊将不费吹灰之力当选!”杜安告诫说：“但是当人们在联盟的各个地方迅速返回之时……1776年的原则，与强加于这个国家的君主制改革和教义，背道而驰，改革者们开始加倍地胡闹。” [1438]

杜安以一种新的方式谴责联邦党人，在1800年3月17日庆祝圣帕特里克节时，他宣布“对自己流淌的爱尔兰血液，以及他在这个幸福，但饱受政治压迫的国家吸收的爱尔兰美德，表示自豪”。杜安希望自己的美国同胞能够分享爱尔兰兄弟会的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精神，愿它在《惩治叛乱法》和超越特权委员会的攻击下，继续前进”。杜安在信中提到，他因发表被联邦党反对者称为“虚假、诽谤、中伤和恶意”的声明，而被传唤到参议院。尽管亚当斯认为“杜安的无与伦比的厚颜无耻”，是“异族法律”的合适证据，但诉讼却毫无结果，随后由于杜安的地下行动和失踪，诉讼宣告失败。 [1439]

1800年的总统选举，被证明是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它破坏了汉密尔顿的制度，并终结了国会中的联邦主义霸权。官方已经停止模仿英国追捕激进分子的行为，反对外族人“煽动叛乱”的机构被废除，政府对民主共和主义思想的压制失效，这些都使美国成为逃离英国、爱尔兰和法国的政治移民的安全之地。美国作为被迫害的欧洲遗弃者的安全避难所的形象，得以恢复。 [1440] 然而，正如杰斐逊所宣称的，通过选举他成为总统，证明美国人民仍然“本质上是共和党人”，他们良好的政治本能“被一些事实和更多的虚构所利用，他们被狡猾的操纵者愚弄，使他们在锻造为自己而设的枷锁的过程中，自愿成为工具”。尽管如此，时间和真相“已消除了妄想并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杰斐逊对此乐观地总结道。 [1441] “亲爱的先生，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杰斐逊向普里斯特利保证，“我们经历过政治和宗教偏见!当无知的人把一切都交到权力和祭司手中时，野蛮人真的受宠若惊，他们应该能够重新回到肆意破坏的时代。” [1442]

但很少有人把1800年的选举解释为“我们政府在原则上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如1776年革命在其原则的形式上所做的那样”，也很少有人将这场选举定义为真正战胜无知和“王权政府”的民主胜利。在杰斐逊的选举胜利中，一个不容置疑的因素是，许多支持者越来越愿意通过淡化民主和革命言论，否认雅各宾派的过度行为，通过向迅速扩大的浸礼会和卫理公会选区游说，以及承认宗教和政治间联系的做法，来迎合中间派。 [1443] 那些完全符合杰斐逊观点的人，譬如加勒廷和潘恩，数量仍然很少。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如果说18世纪90年代“美国思想的民主化”从农场和农村的基层开始，那么，美国社会向民主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并非由社会或经济因素所驱动，而是由讲坛、“第二次大觉醒”和民粹主义媒体的驱动。联邦党人在1796至1798年间强化了自己的地位，但其最终结果，只是使美国社会陷入更为巨大的分裂当中，而非使自己占据上风。 [1444]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公共领域在僵持的争论中陷入瘫痪，革命的遗产比以往变得更加模糊。在某种程度上，杰斐逊的胜利当选表明“1776年精神并未消亡，只是陷入沉睡状态”。但沉睡是为了觉醒，它深刻地影响了杰斐逊的总统任期和后来发生的事件。与帕尔默一样，哲学激进分子认识到：“在知识力量推动的进步运动中，存在某种必然的毁灭。那些有害的错误和迷信，那些长期以来使世界变得荒芜、使人的品格退化的民间和宗教专制制度，将面临不可避免的毁灭。” [1445] 但是，这似乎仅是一厢情愿，它歪曲了共和党才刚刚取得暂时性胜利的事实。这一暂时性的胜利中，混合着媒体抗议活动的复苏，对汉密尔顿的税收和财政制度的厌恶，以及对亚当斯与汉密尔顿之间不和的反感。

[1] 《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共包含四部法案。——编者注

第十四章 美国和海地革命

1791至1804年的海地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美国白人视为最糟糕且最具威胁性的革命剧变。之后数十年，这场剧变将整个加勒比地区抛入混乱的状态，并且在此期间影响着“新世界”中白人与黑人的关系。这场剧变的爆发，并非直接由美国大革命引起，而是受到法国的驱使。尽管如此，这场剧变与美国大革命的发展仍形成了强有力的互动，并通过对美国和海地双方产生持续性作用，从而影响了美国大革命的遗产。此外，这场剧变还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

1789年8月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发展的新时期，该宣言很快在加勒比地区引发了社会和政治上的紧张态势，但彼时，当地白人奴隶主的议会仍有足够的主导力，可以抵制岛上一切关于制度、法律、种姓制度的改革。1789至1792年间，旧的制度仍旧在加勒比法属殖民地延续，而且只有那些至少拥有二十五名黑奴的白人，才可成为奴隶主议会的一员。当今被公认的政治权利，在彼时的自由黑人那里，被完全剥夺——禁止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禁止他们从事公职并阻断任何上升的机会。这些禁令从未被挑战，直到1791年5月至9月间，法国国家议会进行了有关殖民地和奴隶的辩论，辩论双方各执一词。辩论的焦点之一，是法国殖民立法委员会是否被允许代替由白人主导的殖民地议会，来管理自由黑人，王室温和派对此明确表示支持。

布里索和黑人之友协会，在格雷戈勒、佩蒂翁、德斯蒂·德·特拉西领导下，对国家议会中的“温和派”展开了哲学说理式的谴责。他们控诉法属加勒比地区的白人殖民主对自由黑人(估计远超两万人)的公民权利的非法否认，及对自由黑人和奴隶的粗暴对待。布里索、孔多塞和他们的支持者指出，法属加勒比岛上的自由黑人与白人数量相同，拒绝承认黑人的义务和尊严不仅不合乎宪法，而且本身也不合情理。因为这些黑人常常更聪明、更勇敢，而且相对于多数好吃懒做的白人而言，他们对“祖国”更有价值。这些人谴责革命中的保守人士对黑人之友协会所发出的如洪水般的反对声音，并称他们是“最糟糕贵族制度”中的“邪恶之源”。 [1446]

在黑人之友协会的积极努力下，其中包含布里索派和以黑人领袖朱利安·雷蒙(1744—1801)为中心的混血圈子的努力，殖民者议会的势力逐渐减弱。朱利安是圣多明各的槐蓝种植园的奴隶主，是白人殖民者和混血女人(殖民者的女儿)的儿子，自1785年起，居住在巴黎的他就和不同组织一起合作，努力提高在法属加勒比地区的自由黑人和混血儿的法律地位。在1791年5月，尽管殖民地议会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国家议会仍规定，必须给予那些达到财产要求的自由黑人以投票权。当地加勒比议会直截了当地拒绝接受国家议会的命令， [1447] 法国民主共和党人则进一步施压。1791年9月23日，德斯蒂·德·特拉西在一次重要演讲中宣称，如果圣多明各的自由黑人“被我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天然盟友，放弃他们是一个既不公正而且政治上也异常错误的决策”。 [1448]

白人殖民者的发言人，为了替拥有土地的寡头霸权和殖民地奴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同时也为了支持君主制，他们在法国议会中经常引用孟德斯鸠的气候和条件相对论，展开对雷蒙的抨击，这种做法为反对“奴隶在道义上不可理喻”的激进观点提供了依据。作为在美国大革命中被引用最多的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本人并非奴隶制的拥护者，虽然他确实支持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有必要拥有黑奴。孟德斯鸠也不是废奴主义者，因为他认为现实中的很多东西都阻碍奴隶制走向终结。尤其在《论法的精神》第七卷第三部分，孟德斯鸠宣称“有些国家的炙热令身体虚脱，也削弱了意志，若非担忧惩罚，无人生来愿意做苦力——但黑奴看起来对我们的理性思考并不感到震惊”，这一表述后被殖民拥护者梅德里奇-路易·莫罗·圣梅利(1750—1819)引用，圣梅利旨在为保留黑奴而辩护。圣梅利是名律师，也是一位作家，他曾写过几本关于法属加勒比地区的书。议会中一名来自马提尼克的代表，也经常引用孟德斯鸠的话。随后，圣梅利逃亡到费城，并在那里开了一家书店，该书店后来成为居留在美国的法国白人贵族移民的一个重要据点。 [1449]

孟德斯鸠的道德、社会与政治相对主义学说，时常为殖民游说团体所采用，他们意在为加勒比地区的“贵族统治”辩护。这也是孟德斯鸠的思想在美国和法国，被公认为温和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而在1789年受到激进的哲学兄弟会猛烈抨击的原因所在。18世纪80年代，作为孟德斯鸠启蒙思想内核的相对主义，开始遭到政坛人士的强烈批评，其中尤以孔多塞为甚，因为孔多塞不喜欢孟德斯鸠对君主制和保守派持有的温和态度。沃尔尼及斯宾诺莎学说的瑞典研究者兼诗人托马斯·图里尔德(1759—1808)，也同样拒斥孟德斯鸠的政治观，他们认为，这些观点严重阻碍了人类对平等和普及民主共和国模式的追求。他们强调只有制定一套普世的法律和政治价值观，才能支持全球人民的权利平等，并代表多数人的最佳利益，这就意味着孟德斯鸠的旧式观点已然阻碍了人类的发展进程。 [1450]

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哲学历史》和其他启蒙运动文本，为人类的团结一致、种族平等及“普世人权”等理念进行了学术对接。“人权普及和平等”这一理念在宗教和学术层面上，对现存的且当下依旧盛行的观点提出质疑——白人、欧洲大陆和基督教会，在拥有某些特殊责任、权威、优越感、使命的同时，也间或充当教化的角色，基于上帝赋予的“权利”，他们受命统宰那些有着内在缺陷且低下的地方。启蒙运动的主流作家，包括洛克、孟德斯鸠、休谟、罗伯森，都各自撰写了内容相异且广被接纳的理论和学说，这些学说不仅为黑奴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也为夺取美洲原住民的土地，以及为远离欧洲落后地区的划分提供了支撑。尽管这些作家的学说，为具有剥削性的殖民地结构奠定了学术基础，但这一学术基础却潜在地被“所有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启蒙激进观所弱化。这个具有革命性的新的激进观，明显与18世纪70年代突然出现的“权利”概念毫无关联。因而，“人权概念的发明”远非由于情感或在阅读小说过程中所产生的缓慢的文化变化所致——这是当代历史编纂中常见的重大失误。毫无疑问，该理念的突然问世，且自身呈现出高度分裂的状态，主要是由温和启蒙派和激进启蒙派在认知过程中，长期而又激烈的冲突所致。 [1451]

激进的启蒙运动，无论在社会还是法制结构上，都与之前的社会制度进行着大范围的对抗，他们谴责的不仅只是奴隶制度——甚至伯克也可以做到——与此同时，他们还谴责黑人在社会和政治上对白人的屈服。1791年8月，海地北部地区为了反抗长期以来的社会压迫而掀起暴动，一名自由黑人率领众黑奴发起了叛乱。这场暴动，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解放了大约一万五千人，毁损了数百所咖啡和甘蔗种植园，约一千名白人死于暴乱。也是在北部山区，皮埃尔·多米尼克·图森特·卢维杜尔(1743—1803)，这名受过教育的奴隶成长为一位杰出的起义领导者。潘恩在1791年写给肖特的信中谈及海地的“激烈场景”时，强调黑奴的暴力行为是“奴隶制的自然结果，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必然会发生”。 [1452] 在北部圣多明各进行的内部暴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并最终演变成为一场革命。这场暴乱可追溯至1792年4月4日巴黎议会的一纸官方宣告，该宣告废除了白人殖民者大范围的自治权。这场革命，无异于法国日益增多的革命活动的巅峰，它旨在推翻那些法属加勒比地区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贵族主义和君主制主义。

来自巴黎议会的这一宣告，是由布里索在不断加剧的反奴隶制呼声中出台的。该宣告，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刚刚发生于海地的骚乱，另一方面它也是认同布里索意识形态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1453] 这个方案是哲学派为解放欧洲民族战争的决策中的一部分。该宣告控诉了那些违反人权的殖民者，同时解散了旧殖民区议会，不仅如此，它还告知所有自由人士，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完全平等。布里索的策略，是为了让法国牢牢掌控其殖民地，并着手开始用解放自由黑人、拖延奴隶制的方式，来瓦解之前的社会制度，至少暂时是这样的，直至奴隶制的土崩瓦解能够以一种有序且能保住殖民地的方式推进。法国的民主共和党，试图成为首个赢得法属加勒比自由黑人心意的党派，他们把自由黑人转化成革命的支持者，一旦君主主义和贵族主义的权利在法属加勒比地区溃散，他们就会着手结束奴隶制。 [1454] 部分解放黑奴的决议，首先在1792年的5月至6月间提出，这些决议激怒并影响了包括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岛、圣多明各在内的法属加勒比殖民区议会。

民主共和党选择了一个高风险的策略，并成为海地及广大加勒比地区革命的主导力量。随着君主制的衰落和斐扬派于1792年8月的崛起——还有法国主要殖民游说团体马西亚克社团的解散，大量文件被没收—— 一支由6000名士兵组成的部队(携带3万支来复枪)被派到圣多明各，此举宣告了该地现在归共和党法国议会掌管。随革命军一道而来的，是新共和党推选出的由莱热费利西泰·宋思欧奈克斯(1763—1813)和艾帝安·帕瓦莱(卒于1796年)领导的公民委员会，帕瓦莱是研究《纳瓦拉宪法》的历史学家。作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党思想家、全民教育的拥护者和猛烈抨击教会(及所有神职人员)的人士，宋思欧奈克斯29岁时就在1790年9月出版的《巴黎革命》一书中预言，长久以来，欧洲的君主们无法抵御来自国内“哲学派的呼声和全民自由的召唤”。 [1455] 宋思欧奈克斯领导的公民委员会，被要求改变对待加勒比地区的姿态(即便他从未去过那里)。在他居住于圣多明各的前几个月里，“解放黑人”的指示被强有力地执行，尤其是《四月法案》依照民主的方式重组了殖民议会，以便做到充分代表自由黑人、自由混血儿和穷苦白人的权益。 [1456] 种植园主们使尽各种招数负隅顽抗，有些人参与到被流放到伦敦的君主领袖马卢厄特的秘密活动中(马卢厄特现住在伦敦，其家产包括土地和奴隶都投资在这座小岛上)，这些人齐心协力，妄图推翻加勒比地区的革命，并企图将圣多明各划归到英国的统辖下。 [1457]

宋思欧奈克斯建立了一个不稳定的革命政府来实施管理，并招募了一些“自由黑人”(这些黑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思想传统)为他们做事，但因为局势变得益发紧张和混乱，他的实践并未取得什么功效。1792年10月，圣多明各殖民议会被解散之后，宋思欧奈克斯最初打算成立一个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代替政府行事，12人当中有6名白人和6名黑人，都是由委员会共同推选产生。委员会也在弗朗西斯角成立了一个附属于雅各宾社团(先于1793年的布里索派)的多种族政治团体。保皇派和其他抗议的白人官员都遭到整肃。尽管岛上的黑人大都对共和党的方针路线感到困惑和陌生，但是，他们对民主人士的“反宗教政策”异常厌恶。宋思欧奈克斯在向巴黎汇报时，提到当前革命的最大难题，在于黑人对抽象的共和制平等原则的不理解。因为黑人素来认为自己是被“他们的王”所解放，而君王的势力在邪恶的议员和奴隶主们的操纵下已然摇摇欲坠。 [1458] 相较于自由黑人，奴隶们看起来似乎对君主和宗教更为热忱。牧师在起义地区仍旧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对宋思欧奈克斯来说，那些缺失“哲学性”的人对自己的真正利益根本视若无睹。政府的特派员也未能叫停黑人的起义，但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帮助实现了白人殖民者们的目的，因为圣多明各的白人殖民者们仍对黑人起义心有余悸，不敢彻底反对这场由巴黎发起的反动革命。

法国辖内的最富庶的殖民地，一度由布里索派委员会控制。1792年12月2日，宋思欧奈克斯集结了一支由几百个混血和自由黑人组成的国家卫队，准备降服在城外马尔斯广场驻扎的、拒绝混血士兵加入的白人自卫军。武装冲突旋即爆发，30名黑人和6名白人阵亡，这场冲突险些酿成战争。 [1459] 不久之后，身为奴隶主和君主立宪制的公开敌人的布里索派委员们，受到来自法国山岳派的火力攻击。山岳派独裁民粹主义者(如卢梭本人)在普及民权、结束奴隶制和解放黑人方面的关心程度，远不及宣扬革命民主原则的左翼共和党(对白人殖民者明显更为同情)。

虽然宋思欧奈克斯对黑奴抱有同情，并且试图解放他们，但他对持续的动乱却没有丝毫同情。宋思欧奈克斯反对山岳派的革命政权，因为对他而言，这一革命是受宗教和王权驱使的疯狂行为。与此同时，白人寡头在殖民地另外一个主要城市太子港，也对革命政权持强烈的反对态度。1793年4月，白人寡头遭遇当地黑人支持者的围堵，在激烈交战后被迫投降。随着这个城镇的沦陷，成百上千名保皇派成员和反革命白人逃往内陆地区，其他人则被抓捕并被关进监狱。雅克梅乐市的情况也类似，白人寡头同样遭到黑人的围堵。伴随着革命委员会和他们的军队在北部内陆和南部内陆地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弗朗西斯角的情形也同样开始恶化。同太子港和雅克梅乐市一样，弗朗西斯角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并非源于自由黑人和奴隶，而是来自那些护卫殖民地主权的白人，以及旧有的殖民地议会。宋思欧奈克斯在弗朗西斯角的主要对手，常是来自内陆黑人起义中的白人难民，或君权制度下的水手和商人，这些人的贸易由于英国的海战而被严重打乱，因而他们变得益发焦躁不安。

1793年6月，不断恶化的形势最终酿成了一场大规模危机。弗朗西斯角的水手发动叛乱并包围了委员会的据点——州长的房子。好几支由自由黑人组成的自卫军赶来援助委员会，战斗由此打响，并扩散开来。弗朗西斯角暴乱，就其本身来看，不过是当地的一项应急举措。这一举措表现在，宋思欧奈克斯和帕瓦莱许诺给当地奴隶自由，假使奴隶愿意援助革命。1793年6月21日，宋思欧奈克斯颁布了一项法令，解放了弗朗西斯角的奴隶们，以换取他们协助布里索派政权展开交战。对于这项法令，许多奴隶欣然同意，他们旋即手持匕首和其他武器冲上街道。宋思欧奈克斯仍旧陷入包围圈内，包围圈外面已经展开激烈的交火。弗朗西斯角的很多房子被洗掠一空。最终，像早前的太子港一样，整个城镇被烧成灰烬。大部分混血儿和黑人都主动帮助正在逃跑和受伤的白人，而有些白人则惨遭黑人割喉。这样一来，除了几百名黑人外，逾1000名白人在这场可怕的战争里被残忍杀害。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传到了美国(和欧洲)，给美国南部的奴隶主精英们的心理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冲击，杰斐逊便是其中之一。

那些逃走的白人大都在岸边寻到船只，他们(往往)携带女奴与他们同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逃往纽约、费城和其他美国港口城市。随着大量遭受重创的逃亡者抵达美国口岸，美国白人的脑海中开始浮现极具戏剧性且被夸大的图景。1791至1804年间，美国媒体对海地革命的进展进行了不间断的报道，他们的关注点，主要聚焦在某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和黑人对白人的大屠杀上，这样的新闻报道很大程度上滋生并传播了恐惧，尤其是在南部各州。尽管来自圣多明各白人移民的奴隶对天主教极度虔诚，但这些人充塞于费城、查尔斯顿和巴尔的摩的天主教堂，他们的大量出现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因为随白人殖民者一起到来的这一万多名海地奴隶，很有可能会将反叛和不忠的思想带给美国黑人。 [1460] “日复一日，我越发确信，”杰斐逊在1793年7月写道，“西印度群岛的所有地区将会落入有色人种手中，而且，迟早会导致彻底驱逐白人的结果。现在，可以预见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自己，都将经历的血腥场面，而我们应该尝试阻止这样事件的发生。” [1461] 杰斐逊的此番话，或许并非高瞻远瞩，却着实反映出海地革命带给美国人的焦虑，以及在18世纪90年代，这些成千上万白人移民带给美国的创伤。 [1462]

由于对圣多明各暴乱的新闻报道，一股强大的同情心在美国开始泛滥——但主要针对的是白人难民。在费城、纽约、查尔斯顿、巴尔的摩和其他地区，救济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帮助那些生活拮据的难民，尤其是父亲或丈夫遭到杀害或不知所终的那些妇女和儿童。救济委员会收集衣服、钱物，捐给那些遭受重创的新来者。还给这些新来者募捐了买车票的钱，使这些一贫如洗的人可以返回法国。1793年秋至1794年初，经国会同意，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和其他州，将纳税人的钱抽出一部分，作为给圣多明各难民的救济金。 [1463] 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城市中，难民的涌入无疑为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无论是否有任何证据去质疑，可以肯定的是，海地奴隶确实携带了有害“行李”(具有煽动性的情感态度以及阴谋论)，他们很可能是1793年末费城暴发的大规模黄热病的罪魁祸首，但正如拉什注意到的，移民自身却躲过了这场疫病。 [1464] 在逃往费城的弗朗西斯角难民中，有一名军医叫让·德威兹(1753—1829)，他是抗击黄热病的英雄，他使用了与拉什和其同僚们迥异的医疗手段去治疗黄热病，这一医疗手段被载入医学史册。在1794年，德威兹发布了对费城疫情的《观察研究》并指出黄热病(由蚊子叮咬而传播)在人和人之间不具有传染性。 [1465]

宋思欧奈克斯的弗朗西斯角解放法令，即便只是一个应急事件的处理措施，也当之无愧为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海地的黑奴解放运动在来自北部省份叛军的压力下，迅速扩张。北方省份在8月29日收到属于自己的本土法令，法令援引了法国的《人权宣言》。 [1466] 到1793年10月为止，所有圣多明各的奴隶都正式获得自由。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片殖民地与1789年相比，已经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起初，这种改变并未与在内陆开展革命的黑人叛军达成一致。图森特·卢维杜尔没有同共和党人联合，因为他最初将“自由”理解为从法国掌控中完全独立出来，并同西班牙人一道，把岛上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现为多米尼加共和国)从法国手中夺过来。 [1467] 为了换取保护和“那些为国王而战斗的人的自由”，图森特允许黑人起义军首领自行指挥。图森特与西班牙政府开展合作，为宗教和君权，而与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交战。 [1468] 在这个阶段，图森特大力宣扬并谴责法国共和党对宗教的不忠，因为共和党杀害了路易十六并将其描绘成嗜血的暴君。 [1469] 布里索委员会未能说服大多数黑人，他们不得已联合西班牙和英国，同法国种植园主率领的军队开战。双方的君主帝国，都异常迫切地试图镇压加勒比地区的革命。西班牙和英国军队入侵了圣多明各和法国殖民地的其他众多地区，他们从法国和圣多明各招募了数以百计的白人移民，在加勒比地区开展反革命行动。1793年，英国占领了多巴哥岛，1794年初，他们占领了圣多明各并夺取了太子港。 [1470]

更为复杂的是，自1793年6月始，流言在加勒比地区(和美国)传播开来，巴黎的新主人即山岳派，完全否定宋思欧奈克斯与帕瓦莱的行动、政策和权威。(他们在1794年6月被召回法国接受审判，但在11月才抵达法国，随后，他们被释放。)胜利的雅各宾派在通过革命推翻对手之后，马上取消了布里索派的法令，并公开反对他们的政策。在“自然法”的框架下，山岳派认为废除奴隶制并不是一个真正“爱国”的目标。 [1471] 如卢梭所言，“狼族社会”与国家密不可分，而并非与普遍人性相伴。领头的专制主义民粹党人与罗伯斯庇尔联系紧密，这当中尤为突出的是让-皮埃尔·安德烈阿玛(1755—1816)。1793年夏，安德烈阿玛曾负责编写国民代表大会起诉书，以反对布里索，这些民粹党人同情的是白人殖民者而非黑奴解放者——这与卢梭的观点一致 [1472] ——罗伯斯庇尔圈内并无多少人对黑奴解放感兴趣。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即国家和爱国主义比普世人权更为重要，反对废奴运动的山岳派一直痴迷于“自然法则”和卢梭。他们认为，“除非放弃把我们同整个人类连接起来的感情纽带”， [1473] 否则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热爱，并不能蓬勃发展。除了稀释布里索派普世主义思想外，这也能实现山岳派的设想，即试图把在圣多明各和马提尼克的动乱，归咎于布里索派和其盟友。11月18日，在巴黎国民大会的一次重要演讲中，罗伯斯庇尔用一个明显漏洞百出的谎言起诉布里索派，控诉他们与英国军队结盟，故意为圣多明各地区的奴隶提供武器装备，以试图毁灭法国殖民地。 [1474]

图16　图森特·卢维杜尔，绘于1802年的法国版画。图片鸣谢：巴黎大皇宫/纽约艺术资源

然而在1794年初，为了解决自己军队长期存在的军需不足的问题，图森特·卢维杜尔从美国那边获得了一些火药和武器的供给，之后他改变主意，不再与西班牙同盟。到了5月，图森特解释自己为何变卦时说道，他已经看清了之前结盟的“背信弃义保护者”的真实面目，他宣布自己的军队将与法国共和党人结盟。与法国大革命在费城、纽约和沿海圣多明各地区的联络人接头之后，图森特告诫自己的手下，要在与英国和西班牙结盟的王室移民，以及法国“共和党人”之间做出甄别，他现在开始准备为共和国而战。 [1475] 截至1794年6月，图森特对由巴黎国家议会提出的全面废除法国殖民地奴隶制的做法欢欣鼓舞，他翘首期待着和平的到来，他还深切期盼着殖民地的秩序一派井然，并想象其“空前繁荣”。 [1476] 种植园静卧于废墟之上，无以计数的白人和黑人仍遭受着西班牙人、英国人和他们流亡盟友的持续入侵。 [1477] 图森特在致法国军官和司令员的一封信中写道，英国和西班牙军队，无论白人抑或黑人，都将其“视为共和国的敌人”，企图把他从据点中赶走。1794年间，图森特在海地正式把法国大革命提上日程，他重新命名了几艘驻扎于海岸沿线的军舰，譬如“解放号”。在三色旗下，图森特教授军官们各种口号以及法国大革命军的新准则、新规范。当与王室的白人或黑人或是西班牙人、英国人交战时，图森特的部队被教导高呼：“共和国万岁!” [1478]

受到法国大革命的鼓舞，在加勒比地区，一场大范围的奴隶解放运动似乎已经蓄势待发。18世纪90年代中期，圣多明各的解放运动，扩大为一场泛加勒比地区的冲突。1795年，荷兰共和国革命推翻了奥兰治主义者的统治，加深了在奥兰治主义者和民主党人之间业已存在的痛苦裂痕，并且使所有六个荷兰属加勒比岛屿和圭亚那地区(当时该地区大部分都处于荷兰掌管之下)产生剧烈震荡。库拉索岛成为冲突的中心，但奥兰治主义者和共和党人没有一方支持奴隶解放，后者作为法国的盟友无法阻止有关革命的报道和宣传，也无法阻止瓜德罗普岛的混合种族私掠船船员在该岛屿上称霸。随后，1795年，在库拉索岛及科罗附近，爆发了大规模奴隶和解放黑人的起义，这也是当时革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起义，同时期的研究报告指出，这场起义的主要起因是法国殖民地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 [1479]

圣多明各的一些丢弃财产而逃的白人，在发誓效忠共和国后被准许返回，一些从美国回来的农场主期许逃避革命中对拒不服从移民者的惩罚——没收他们的土地。随着允许美国白人移民者返回，图森特对白人和黑人的和平共存更加满怀信心。 [1480] 这种对返乡白人的欢迎态度和对宗教的包容，后来被美国废奴主义者极力称颂，他们视图森特为杰出的、有度量的政治家，并且认为那些曾经为奴的人有能力承担政治责任和开展自治。 [1481] 然而，图森特对从美国归来的流放者的开放政策也招致一些反对意见，并引发了他与宋思欧奈克斯的激烈争吵。 [1482]

1795年，法国和荷兰爱国者在加勒比地区的革命成果，尤其是黑人解放和圣多明各的革命胜利，给伦敦和马德里带来了巨大的恐惧。黑奴解放和重又复苏的法国、荷兰民主革命武装力量以及私掠船队，对加勒比地区构成极大的威胁，致使英国派出史上最大的一支、由近百艘船只和三万名军人组成的跨大西洋远征军。这支远征军加入了已经驻扎在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军队，试图推翻岛上的革命力量，以及在圣多明各力挽狂澜，叫停黑人解放。尽管英国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且他们的军事装备都极为精良，但这次反击除了收回格林纳达和圣文森特，并最终在1800年占领库拉索岛之外，总体而言是失败的。法国方面派出了一支规模小得多的远征军，但这支军队却坚守住了瓜德罗普岛，并试图守住圣多明各。黄热病和痢疾致使英国军队蒙受了巨大损失。据估计，在1796至1800年间，在与法国大革命者的交战中，有四万多英国士兵和海员，在安蒂列和圣多明各死去或失踪，包括在战斗、患病或逃跑途中受伤以及病死在牙买加临时医院的军人。英国军队非但未能收复瓜德罗普岛，以及法国私掠者和海军在加勒比地区的据点，反而间接帮助了海地黑人运动，因为此举分散了大部分英军主力，从而使得海地的黑人起义者有机会巩固自身的实力。

《法西和平条约》(1795)将西班牙的圣多明各(那里的奴隶数比该岛西部要少得多)割让给法国，此举在理论上将黑奴解放延伸到圣多明各的所有地区；之后海地反革命势力在1796至1798年间日渐式微，海地的秩序得以恢复，农业重又得以发展。尽管由英国和西班牙(图森特对此仍满怀敌意)引发的动荡和阴谋仍旧持续，图森特令其手下人要一如既往地严守纪律，同时，他以共和国名义发布了公告。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遏制那些“自由和平等的敌人”所煽动的抢掠和无序行为。 [1483] 图森特多次声称自己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国大革命文化的忠诚绝非敷衍，正如他在1796年2月对法国州长拉薇克斯的保证中所言：“必须做的是，这些地方的公民都应遵守共和国法律，并确保良好的秩序，应由一个优秀的公民领导他们，这个人必须聪慧且坚持正确的原则。” [1484] 尽管总是有人故意散播流言，暗示图森特蓄意背叛，投靠英国，并企图重新“将黑人变为奴隶”， [1485] 但鉴于他坚持强调自己对共和国的忠心不贰，1796年5月，图森特荣获嘉奖，并被正式任命为岛上的副长官。

尽管如此，巴黎内阁还是逐渐丧失了对圣多明各的实质掌控权。转折点出现在1797年，时值图森特与宋思欧奈克斯(他在1796年春重又管理圣多明各)突然决裂，这场决裂使宋思欧奈克斯和其他法国委员及官员被迫回到了法国。没有人知晓他们决裂和短暂的权力斗争的根本起因。图森特重又掌握了岛上的实权，尽管没有明说，但图森特拒不接受内阁的指令。朱利安·雷蒙是留守在圣多明各的唯一一位委员，他跟图森特联手策划了驱逐宋思欧奈克斯的行动。 [1486] 雷蒙的合作，也有助于维持图森特是以法国的名义，并受法国大革命的保护来管理圣多明各的表象。表面看来，圣多明各的黑人领导者拒绝独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断然回绝消灭全岛剩余白人的要求。 [1487] 图森特坚持说他并不希望独立或是同白人作对，并坚称，比起宋思欧奈克斯，自己更效忠于法国。若任何人声称宋思欧奈克斯比他对法国更加忠心，或更像一名共和党人，抑或“对黑人自由抱着更为友善的态度”， [1488] 他都会感觉是种侮辱。如果说宋思欧奈克斯看起来似乎支持“自由”，那么实际上，图森特更像一头削弱“共和党人”的“怪物”，他蓄意搅乱“共存政策”，并同罗伯斯庇尔一样都是伪君子，自以为正派，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流氓。“罗伯斯庇尔也谈到过自由，但假使没有‘热月’，共和国又会变成什么样呢？”除此之外，为何所有领导人都想“在为圣多明各追求黑奴解放功绩的同时，又为自己平添一份宣称独立的负担”？ [1489]

1798年6月，图森特仍声称自己热爱自由，并为黑人争取自由，换言之，他坚称自己忠诚于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国大革命。 [1490] 尽管在1794至1799年间黑人和混血人仍旧在法国国民大会占有席位，但到了1798年，圣多明各的真正权力已转移到了当地黑人领袖手中，尤其是在图森特控制的中部和北部，以及安德烈·立德(1761—1811)控制的南部地区。直至1798年夏季，图森特和立德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从未否认过法国主权，但竞争和不久之后发生的内战，搅乱了他们的关系。立德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富有的白人农场主，母亲则是名黑奴，较之图森特，立德对加勒比社会的认知更具有种族等级性。图森特的军队则主要由先前的奴隶组成。自1797年起，立德跟法国和库拉索岛保持着更为积极的联系。尽管立德在1800年8月以前一直都是战胜方，但在内战中，他却最终输给了图森特。

图森特一面讨好美国，一面重新允许在圣多明各持有不动产的法国难民回到故乡，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18世纪90年代末，即亚当斯总统执政的这段时期。图森特认为白人与黑人应平等共存——这与布里索和孔多塞的思想相呼应——这在当时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1491] 但时值法美关系在18世纪90年代末迅速恶化，这造成了法属加勒比地区私掠商船肆虐。相应地，国会临时禁止海上船只活动，其结果是，从海地或者驶向海地的美国商船被大量收缴，并被禁止航行，美国商人对此极为不悦，这也让图森特感到十分不便，因为他仰赖美国商船补给物资和武器装备。图森特向亚当斯请求重建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一系列谈判随后展开，图森特与美国签订了一份不仅限于商业合作的正式合约。亚当斯的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1745—1829)是马萨诸塞州贵族们的领导人，因其在早年间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并且他本身是一个极度保守的亲英者(他随后执导了一场阴谋，把新英格兰从联邦中脱离出来，并且跟大英帝国重续前缘)， [1492] 因此，后来他成为了华盛顿的亲信。皮克林把同海地的密切交往，视为提升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利益的一种手段。皮克林急于同革命中的法国交战，故而他切断了同法国的联系，并把海地纳入美国的保护范围。与此同时，正如一些美国人所期许的那样，皮克林的举措削弱了黑人起义在美国黑人当中“扩散传播”的风险。

皮克林在海地独立问题上，确实比亚当斯更富于远见。美国在海地的主导地位，可以防止法国的私掠船队把海地视为海上收缴活动的据点。 [1493] 一方面，皮克林及其在华盛顿的盟友，半信半疑地将海地独立视为控制黑人暴动威胁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海地独立还可永久性地削弱法国对新世界的影响，降低法国大革命可能会扩散到北美洲的破坏性风险。这跟杰斐逊的立场完全相反，杰斐逊惧怕海地独立，并认为图森特对美国来说绝对是个威胁。 [1494] 1798年8月，图森特首次公开反对法国，同(当时还与法国交战的)英国签署了一份独立和平条约——从而让英国从太子港以及其他被占领区撤军，并重启了海地与英国、美国的海上航线。 [1495] 现在，图森特开始用美国来压制英国，当他与美国的合约在1799年8月1日生效后——这进一步公开地反抗革命中的法国——大批的美国船只驶向海地的各个港口。

与此同时，在热月政变以及独裁团体于1793至1794年间土崩瓦解之后，法国经历了数年的动荡不安。虽然1795年法国宪法体制、两院立法机构、行政委员会或内阁并非完全失败，但面对巨大的挑战和来自王室内部的与日俱增的反对呼声，法国已无法恢复民众的自信和安定，整个国家看起来分崩离析且虚弱不堪。由于唯恐革命共和党的功绩会在内阁的踌躇中消解，于是法国先后爆发了几场旨在巩固革命战果的政变，以便让它朝着一个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这些政变在1799年末的雾月政变中更达至高潮。雾月政变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与先前的政变不同，这场政变的起因并非源于立法机构或内阁，而是肇始于一群心怀不满的高级别政治、法律和立法的改革者，他们称自己为“二月革命者”。这个圈子由西耶斯召集而成，其中包括共和党的重要的理论家，以及来自立法机关和巴黎学院的记者：沃尔尼、卡巴尼斯、多努、玛瑞安-约瑟夫·车尼尔、德斯蒂·德·特拉西、加拉、塞伊。他们认为，如果共和国继续犹豫不决，等待它的必将是屈辱、灾难和垮台。 [1496] 这些人希望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他们的政治与哲学愿景：保障自由的新秩序、人权、言论自由、世俗主义、代表立宪制、永久推翻君主主义、天主教，以及通过独裁和法律以外的方式对雅各宾派实施镇压。 [1497]

拉斐特与上述人等的目标一致，他坚决拥护政变。 [1498] 为了实现他们的计划，西耶斯需要一名将军来领导军队，拿破仑·波拿巴无疑是合适的人选。此时，雾月革命的策划者们犯下了一个关键性失误，即借助拿破仑的帮助来推翻立法机构和宪制。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第八个年头的雾月18日和19日(即1799年11月9日和10日)，慑于武力威逼，权力被从立法机构转移到由西耶斯、多努、拿破仑组成的临时三人小组。但几小时之后，来自立法者的愤怒抵抗，让拿破仑的军队犹豫不决，也令拿破仑本人着实慌了阵脚。 [1499] 在反复讨论八年宪法的这段时间——该宪法直至1799年底才发布——拿破仑以计谋制胜，轻易掌控了西耶斯、多努和预备起草宪法的立宪委员会，从而正式成立了以拿破仑为绝对核心的执政府。西耶斯以此为耻，并选择永久性退出。 [1500]

雾月政变和1799年12月13日的新宪法，强力终止了法国大革命。目前有三个议院，它们等级最高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们负责监管立法委员会的立法与制宪。三个议院由八十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无须通过选举产生且不可变更，他们与参议员一道，是从最高统治者(拿破仑)给出的简短名单中遴选出来的。新宪法将人权、新闻自由和个人自由搁置在一旁，也暂时无视民主和立法机构的至高无上性，还将立法的执行权从立法机构完全转向行政部门，这就意味着，拿破仑在政体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令雾月政变的那些策划者甚感焦虑的是，《人权宣言》从宪法前言中被彻底抹去。而对于图森特来说，虽然他没有直接宣称海地独立，但是雾月政变驱使他开始正式行使对海地的全面自治权，尽管海地目前仍隶属于法国。

1800年，图森特完全违背了拿破仑对西班牙的政策，他率领军队进入先前隶属于西班牙的圣多明各东部三分之二的地区(该地区在1795年被割让给法国)，并在此宣布废除奴隶制(同时推行法国大革命价值观)。拿破仑打算把这片土地归还西班牙——但前提是要确保先前的宪法体制完好无损——以此确立与西班牙这一新盟友的关系。尽管亚当斯在任时不断鼓励图森特去寻求海地独立，这一政策后来也被皮克林不断强化，但直至1801年，图森特仍旧以法国将军的身份掌管海地和圣多明各的各项事务，并以革命法兰西为名维护其地位。皮克林发现，把图森特转变成美国扩张的工具以此来对抗法国，并非易事。皮克林派遣了一位美国领事前往弗朗西斯角，试图说服图森特脱离法国，并将岛屿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但图森特对英美的防备之心，丝毫不亚于对拿破仑的戒备，机智的图森特仍旧拒绝直接宣布独立。 [1501]

与此同时，获得自由的奴隶们放弃了种植园，使得内陆地区满目荒芜，图森特竭力劝说这些奴隶回归土地并重拾农活。 [1502] 先前获得了土地的奴隶，以及海地的经济能力——现在即便面临重重压力，海地也能维持其人口与稳定——这些最终促使杰斐逊形成如下设想，即将海地视为缓解美国种族压力的安全阀。杰斐逊一直饱受美国奴隶问题的困扰，1793年，在圣多明各地区，跨种族的暴力和杀戮随处可见。最终，这些问题也在美国大规模爆发。正如杰斐逊当时在几封信中提及的那样，他开始考虑把一部分美国黑人系统性地重新安置在北美、加勒比地区抑或非洲地区。1801年11月，时值杰斐逊担任总统的第一年，他在写给门罗的信中说：“(西印度)最有前景的地方当属圣多明各岛，在那里，黑人的主权得以确立，他们在常规立法和政府的监管之下，进行着自我管理。”这一想法既吸引了杰斐逊，又令他感到担忧：“这些流放者有可能会鼓励他们的子孙在东西海岸进行报复或抢掠，之后再与他们在这边的兄弟们相勾结，在考虑那个岛屿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时，不应只考虑我们的相对优势，或是双方与日俱增的不均衡发展。首要考虑的应是提议的人性化和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1503] 对种族方面的忧虑，成为盘旋于这位美国总统脑际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拿破仑在1801年写给图森特的信中，并未提及关于重新确立法国对圣多明各统治的任何计划，而仅仅是建议图森特继续恢复岛上的秩序并发展农业。不过，作为对拿破仑巩固权力的回应，图森特在1800年间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并于1801年夏在海地召开了一次制宪会议。1800年8月，图森特击败立德，重新占领了岛上隶属于西班牙的地区，废除了那里的奴隶制，并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抗拿破仑的命令)统一了全岛， [1504] 图森特达到其权力顶峰，他自诩为该岛的终身统治者，1801年7月8日，他颁布了岛上的首部宪法，并永久废除了岛上的奴隶制度。尽管海地自治已然正式揭开帷幕，但在名义上其宪法依旧承认法国对该岛的主权。 [1505]

随着拿破仑领导法国，法国大革命也走向终结，与此同时，巴达维亚革命日渐式微，我们本应乐观地期许人类有更大范围的进步，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启蒙运动的功绩都变得无效，法国大革命的承诺也完全没有兑现。1801年6月，拉斐特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坦承：“人权在旧世界已经完全过时，但和平的降临给我带来些许慰藉，法国会考虑我的年轻的故乡(美国)的一些优势，比如说自由和博爱的完美交融，那里的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秩序，会重新召集故人去收回他们的权利。” [1506] 在拿破仑独裁时代的早期，尤其是在1804年他宣称自己是“法国皇帝”之前，这种残存的乐观情绪，仍旧萦绕在拉斐特、沃尔尼、潘恩、巴洛和其他居住在法国的激进共和党人心头。然而一些国际共和党革命兄弟会，以柯斯丘什科为例，自拿破仑谋得权力之初就义愤填膺地指责他， [1507] 一些法国大革命的最早的谋划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包括本杰明·贡斯当，仍疑虑重重，满心期待着共和党能够取得成就，人权能够焕发生机。

渐渐地，除了一些易受摆布的共和党人，其余人都不再支持或参加新政权的事务。尽管沃尔尼与拿破仑之间有过争执，尤其是针对教皇的宗派协约的事宜，但沃尔尼仍旧是独裁政权早期的第一执政官的亲密顾问，直到1804年，他才与拿破仑决裂。 [1508] 沃尔尼对拿破仑的支持，源自他年轻时就将拿破仑视为共和党革命价值观的真正启蒙者，他认为拿破仑是一个真正有魄力的领导人，足以与王室抗衡从而拯救法国大革命，正如沃尔尼晚年的回忆，沃尔尼认为自己太过天真但并未对此讶异。1796至1802年间，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彻底改变了意大利和瑞士，改变程度之大，恐怕几个世纪都闻所未闻。拿破仑彻底推翻了过去所有的法律和政治体系，并仿效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建立起一连串小的姊妹共和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下，法国完全摧毁了意大利“封建主义”的各个层面，这当中包括贵族统治、教会统治、解放新闻媒体、解放犹太人和少数宗教团体人士、对平等和人权的宣告，以及建立全民参选的立法机构，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国家卫队和三色旗。

拿破仑早期也曾在希腊建立第一个共和主义的据点，并在爱奥尼亚岛(1797—1799)建立了革命政权，在1798至1799年间，他在马耳他、埃及和巴勒斯坦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打造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共和党人。此外，尽管拿破仑并不赞同黑人之友协会的立场和主张，但他在1799至1800年间的公开声明中，却丝毫没有流露出要在法属加勒比殖民地重新施行奴隶制的想法——这与他实际的想法截然相反。 [1509] 因为拿破仑心知肚明，如果不赞成永久性废除奴隶制，他将无法同图森特或任何在圣多明各的黑人群体展开合作。图森特占领圣多明各的西班牙领地后，拿破仑撤销了起初授予他的副长官头衔，这在当时被视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在1800至1802年间得到巩固，这对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西班牙和其他低地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1801年末，拿破仑与英国商讨临时性的《亚眠和平条约》，这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给加勒比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拿破仑还为恢复法国势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曾(秘密)计划在法属殖民地再度引入奴隶制。杰斐逊在1800年秋总统选举中的险胜，化解了美法两国间直接开战的威胁，并将皮克林的代理人从弗朗西斯角赶走。较之1799至1800年间的情形，现在拿破仑可以信心十足地将海地和其他法国在加勒比的殖民地归于自己的管辖中，而完全不必担心美国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沃尔尼曾劝说拿破仑不要试图暴力收复之前的殖民地，因为当地的黑人会不顾一切地捍卫自己的自由，此外，派遣过去的欧洲军队会由于感染黄热病和其他疾病而损失惨重，不仅如此，拿破仑的这项计划也会损害刚刚改善的美法关系。然而，拿破仑不仅对沃尔尼的提议置之不理，还一意孤行，他似乎完全忽视了另外一项劣势，即英国宁可再度开战，也决不会允许法国执掌和控制大西洋地区。 [1510]

与英国不同，杰斐逊领导下的美国愿意让法国恢复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地位，但这并不是拿破仑脑海中构想的宏图大业。1801年5月，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到了美国，在秘密签署的《圣伊尔德方索合约》(1800年10月1日)中，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州的全部领土划给法国，以换取法国对西班牙王室在托斯卡纳区的让步。突然间，在美国人眼中，一个巨大的法兰西帝国(就军事实力而言)开始成形。杰斐逊之所以同意支持法国在加勒比海地区重拾有限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制衡英国，但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巨型法兰西帝国在新世界中突然崛起。在杰斐逊意识到拿破仑意欲建立新世界的勃勃野心后，他在1802年4月的讲话中谈及，他明了那些被派遣到圣多明各的军队“在完成岛上的任务后，会继续向路易斯安那州挺进”。在杰斐逊看来，“西班牙本可以在几年内静静地占有路易斯安那州”，美国无法接受法国在享有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口的控制权之后，重新掌控路易斯安那州。 [1511] 倘若放任事态继续发展，必将永久葬送法美关系。杰斐逊总结道：“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同英国及其舰队合作”， [1512] 这样的前景令他惴惴不安，因为“在所有国家中，法国是最没有可能与我们产生冲突的国家，也是与我们拥有最多共同利益的国家。基于这些原因，我们一度将法国视为我们的挚友，并认为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之间都不会发生争执。我们一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513] 可是，令人伤感的是，这一切都因为法美之间革命价值观的不同而烟消云散。杰斐逊和麦迪逊宣布，如果法国采取行动重又获得路易斯安那州的控制权，那么接踵而至的，必将是法美关系的急剧恶化。

如果说杰斐逊及其幕僚们对鼓励海地独立、黑人解放或国际上对奴隶制的抵制，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明显倾向的话——即便他们经常高呼自由和共和主义价值观，而拿破仑则对此冷嘲热讽(但也只是隐秘地进行) [1514] ——那么，针对海地黑人的自由和自治，杰斐逊和拿破仑都持有全然否定的立场。1801年末，拿破仑派遣了两支强大的舰队前往加勒比地区——其中较小的一支舰队开赴瓜德罗普岛、多巴哥岛和圣露西岛(这些岛随后都被收复了，尽管多巴哥岛和圣露西岛在1803年6月曾被英军短暂夺回)；较大的一支舰队在布雷斯特待命，在查尔斯·维克多·以马内利·勒克莱尔(1772—1802)的统率下奔赴海地。勒克莱尔是拿破仑挚爱的姐姐波林的丈夫，他曾于1798年爱尔兰远征时，在亨伯特的麾下担任军官，他也曾参与雾月政变。在海地行动中，拿破仑给予勒克莱尔极为详尽的指导。

拿破仑的“无敌舰队”于1802年2月登陆弗朗西斯角，这是法军在加勒比地区派遣过的最大规模的军队。起初，拿破仑向海地派遣了两万两千名士兵，而后他又进一步加强了兵力，拿破仑向海地派出的兵力总数达到四万余名。 [1515] 法国在美洲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种资源，旨在以海地、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为枢纽，打造出一个新世界帝国。勒克莱尔刚一抵达圣多明各，就对所有人宣布：“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或何种肤色，你们都是法国人；在上帝和共和国面前，你们都是自由平等的。” [1516] 这其实是拿破仑在海地的秘密三部曲计划：第一，承诺给予黑人自由，与此同时占领岛上军事要地；第二，逮捕并遣返潜在对手；第三，重新施行奴隶制。 [1517] 尽管如此，战争仍很快地在军队和先前的奴隶们之间打响，先前的奴隶们手执武器与法军展开搏斗，而这些武器都是美国商人突破勒克莱尔的封锁线，从遥远的港口获取并提供给他们的。英国的军舰被下令撤离，杰斐逊并未阻止美国人为黑人起义者提供武器。到3月底，美国和法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事件的起因是美国不满法国对美国商船的禁运，以及勒克莱尔对美国货物的扣押和对被捕船员的粗暴对待。法国坚持实行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商船的禁运，只要它们试图靠近不被法国控制的圣多明各港口，就会在海上遭遇拦截，美国拒不接受该禁令。不久之后，勒克莱尔发觉，美国政府和商人在阻挡图森特对法国军队提供供给，帮助法国减轻财政负担，以及与法国代理人、供应商和委托人合作等方面，都变得极为不配合和欠缺主动。 [1518]

三个月的交战过后，勒克莱尔击败了图森特，并强行要求对方有条件投降。不过，这些条件里并未包含恢复奴隶制。 [1519] 与此同时，1802年3月，《英法亚眠和平条约》规定，英国须将其占领十年的马提尼克岛归还法国。与公众的预期相反，法国并未废除那里的奴隶制(英国一直保有该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在1802年5月20日，法国宣布在新近收回的瓜德罗普岛和卡宴，重新恢复奴隶制及奴隶贸易。这一消息激怒了法属加勒比地区的黑人群体，尤其是圣多明各地区的黑人，不仅如此，它也激怒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激进启蒙主义者。拿破仑空洞的承诺和见利忘义的性格，一下子在所有人面前展露无遗。自1792年始，法国就明确放弃了自己作为大西洋两岸黑奴解放先驱的角色。刚平息的海地黑人起义，瞬间被拿破仑试图在海地重启奴隶制的消息重新点燃。 [1520] 1802年7月，勒克莱尔俘获图森特·卢维杜尔，图森特被遣送至法国，并被关押在侏罗省，他于1803年4月去世。

对于有关黑人平等的革命立法，拿破仑的态度发生了大回转，他最终在1802年7月2日严令禁止黑人和混血儿自由出入法国，并推翻了自1791年起施行的黑人和混血人可以自由出入的法令。 [1521] 拿破仑对革命原则、人权和加勒比地区黑人的历史性背叛，终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好处。在海地战争中，法国士兵杀戮了无以计数的黑人，尽管黄热病致使法军伤亡人数不断增长，法军损失惨重，但这并未减缓他们对黑人惨无人道的杀戮，事实上这也为他们的军队敲响了丧钟。到1802年11月止，勒克莱尔死于发热，海地的法军彼时已经消耗殆尽，跟九个月前相比，已所剩无几；而此时所有岛民都参与到了反抗法国的战斗中。 [1522] 路易斯安那州的领土将被移交给法国的消息不胫而走。1802年10月，西班牙把路易斯安那州正式转交给法国，美法两国之间的对峙情绪进一步升温，尤其是1802年11月，新奥尔良的西班牙代州长在拿破仑的授意下，宣布对美国密西西比河到新奥尔良的水上交通施行禁运，以便使法兰西帝国获取更大的控制权，这一行为严重激怒了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的居民。

黄热病致使圣多明各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这使得拿破仑在北美试图建立新帝国的计划遭遇搁浅，尤其是在他的残余军队在海地角战役(1803年11月18日)被黑人起义军击败之后。此时，两年前被派遣至海地的这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已损失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兵力。拿破仑惊恐万分并宣称自己对新世界无比憎恶。一年后，潘恩跟杰斐逊重提此事时说道：“对圣多明各的远征在巴黎遭到大规模反对，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已在预料之中。当时普遍盛行的意见是，比起征服，倒不如与该岛开展贸易往来——但若想完全攻占岛屿，必须将黑人悉数消灭，而倘若这么做，岛屿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1523] 法国的这一关键性挫败，以及法国与英国在1803年3月的重新开战，终止了法国重获海地并将海地视为新世界支点的所有现实考量，也击碎了拿破仑试图在路易斯安那州大行法兰西之道的计划。 [1524] 杰斐逊不仅鼓励海地进行反抗，还拒绝加入法国对海地的禁运，以此为法国制造诸多麻烦，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走私船开始违反航海禁令。在法军饱受黄热病的侵扰，以及美国抗拒北美帝国竞争者的情形下，海地的这些先前的黑奴击败了拿破仑，从而捍卫了他们来之不易的自由。1804年1月1日，世界上首个黑人共和国正式宣告独立，这是在加勒比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使得拿破仑的新世界法兰西帝国计划最终破产。

拿破仑在晚年承认，对圣多明各的行动“是他在执政期间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 [1525] 伴随着1803年11月的这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失败，受到重创的残余法军，一部分撤到了西属圣多明各地区，另一部分回到法国，这打开了美国和海地成为潜在盟友的通道。尽管杰斐逊和他在国会中的盟友受益于海地黑人起义，但他们现在却不愿承认海地独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胸襟狭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要顺从美国南部的顽固分子。他们非但不承认黑人自由，甚至还将海地独立视为一种威胁，他们试图隔绝这块岛屿，还请求国会禁止美国商人把海地船只装备成军舰，以防止黑人形成海上军事力量。 [1526] 尽管海地帮美国赎回了路易斯安那州——在美国版图扩张和成为世界大国的事宜上出了不少力，但国会和杰斐逊，或者从广义上讲，整个美国，并未给予独立和自由的海地任何回报、尊重抑或感激。 [1527]

如果说杰斐逊与拉斐特、潘恩、图森特和罗伯斯庇尔一样，义正词严地谴责拿破仑，并斥其为人权和共和主义自由的公敌，那么，杰斐逊的政府自1804年起却和拿破仑执政下的法国相勾结，并试图孤立和扼杀海地革命。出于恐惧的心理，杰斐逊对海地的敌意与日俱增。 [1528] 在海地正式独立前夕，黑人起义军的新任领袖让-雅克·戴沙林(1785—1806)——他是图森特的前副手和海地角战役的功臣——在写给杰斐逊总统的信中，表达了海地对美国的友好态度，并期望加强与美国的商业合作。杰斐逊却断然拒绝了。在海地宣布独立之后，杰斐逊对海地独立可能带给美国社会的分裂性影响始终焦虑不已，尤其是当他听闻戴沙林在1804年2月到4月间进行了多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时。这次大屠杀，使仍旧在海地生活的3000至5000名白人不幸遇难。按照戴沙林的说法，杀戮是对他们的压迫者进行的合理报复。有关大屠杀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在美国被广泛报道，这对美国南部造成了巨大冲击。 [1529] 除了震惊于白人遭受的大屠杀，杰斐逊也担心，海地的自由黑人船员会影响海运，以及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民众的态度。 [1530]

在法军从海地撤离之前，杰斐逊总统一直拒绝与拿破仑合作，共同实施禁运，但在1803年11月，法军残部撤到西属圣多明各之后，杰斐逊总统开始对世界上首个黑人共和国施行严格的禁运，他甚至抵制“海地”这一名称，而依旧将这个岛称为“圣多明各”。1804年10月，世界上唯一一个黑人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继续恶化，戴沙林效仿拿破仑，把自己封为雅克一世——海地之皇。与此同时，英国巧妙地利用法美对海地的抵制(尽管时下对法战争仍持续)而成为这个黑人共和国的主要支持力量，英国帮助海地突破禁运封锁，并逐步消灭法军在圣多明各驻扎的残余部队。1806年2月，杰斐逊和他在国会中的盟友正式公布了对海地的永久性禁运和贸易，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平息拿破仑和美国南部的意见，另一方面是为了孤立海地。 [1531] 尽管海地新领袖的独裁式的执政方式，导致他在48岁时(1806年10月)就被对手暗杀，但这一禁运并没有丝毫改变。 [1532] 这标志着，杰斐逊与他年轻时所持的激进观点和所信奉的激进哲学传统相背离，他的这一转变也令其老友拉斐特、柯斯丘什科和潘恩都难以理解。

在对于黑人解放和海地未来事务的处理上，拉斐特、柯斯丘什科和潘恩，都对杰斐逊在总统任期中的表现感到不满。因为不愿接受美国大革命对世界各国的影响逐渐消弭这一事实，拉斐特在其巴黎附近的阁兰仕庄园，定期写信提醒杰斐逊，表达他希望看到引领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共和主义原则重新复兴的愿望。1806年底，拉斐特参加了一场纪念柯斯丘什科的宴会，并在宴会上致辞，他颂赞波兰的自由和柯斯丘什科对自由始终如一的热爱。1812年7月4日，在庆祝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发表36周年的纪念会上，拉斐特提醒杰斐逊，在多年前的7月，他们是如何对美国和法国的未来满怀憧憬，拉斐特还补充道，即便现今“暴力”和“堕落”依旧存在，共和主义价值观和原则遭受拿破仑的全面压制，但他仍然相信这些原则在法国依旧鲜活，且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终有一日，这些原则将会重新“赋予旧世界和新世界以生机”。 [1533]

潘恩在1805年初施行的最后一项政治举措是竭力劝说杰斐逊：美国应支持海地革命，与之建立良好关系，并站在海地的立场上去调解法国和海地的关系，以期结束拿破仑和岛上黑人之间的冲突，由此结束海地孤立无援的境地。 [1534] 潘恩敦促美国应劝说法国撤出其位于岛屿东部的残余军队，并借此机会赢得圣多明各地区黑人的友谊。然而杰斐逊冷漠地回绝了他的请求。1817年9月，柯斯丘什科去世前，在写给杰斐逊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毫不客气地提醒杰斐逊，勿忘1798年曾共同许下的誓言：推动并支持黑人事业以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 [1535]

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个以民主自诩的共和国，美国直至1862年才承认海地的独立地位!

第十五章 路易斯安那和1776年的革命原则

“人类自由与永久福祉的热心朋友”

1803年，美国政府从法国收购了广阔的路易斯安那 [1] 的领土，这无疑是杰斐逊总统任期内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所有总统任期内最伟大的壮举之一。但如果想要在1776年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巩固美国联盟，那么，可以说收购路易斯安那在若干方面都存在问题。美国领土一下子扩大了两倍，同时又与西班牙占领的美洲北部地区(这片土地在1821年以前，一直被叫作新西班牙，后来被称为墨西哥)建立了一个新的广阔的边界，它也使得由涉及革命遗产和“人类权利”的未解决的争议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困难与日俱增。它以新的形式再现了联邦主义者和杰斐逊派系之间，关于“真正的共和主义价值观”本质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这一点上，这个在地理上迅速扩张的“自由帝国”，未能从人类基本自由的层面，建立起对这一新实体的清晰描述。

在美国大革命时代，没有人能像托马斯·潘恩那样，把“人的权利”宣传得如此透彻易懂。1791年5月，杰斐逊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没有一个作家能比潘恩更清晰、更熟悉文体，并在表达上更明晰、更简洁，语言上更朴实无华。”“在这方面，他可以与富兰克林博士相提并论；事实上，他的《常识》一度被认为是由富兰克林博士创作的，只是借用了潘恩的名字出版，毕竟潘恩是跟随富兰克林从英国来到美国的。” [1536] 杰斐逊认为潘恩是美国大革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把1776年革命精神带到了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1537] 正如在英国、爱尔兰和法国一样，在美国，潘恩的《人权》(1791—1793)同样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美国人的观点在伯克派(社会保守派)和潘恩派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报纸上随处可见。虽然目前看来潘恩派似乎是主流，但这显然不是美国统治精英的状况。像潘恩一样，杰斐逊也谴责亚当斯放弃了他早期的“共和主义”和真正的美国原则，而屈从于“对世袭君主制和贵族的背叛”。 [1538] 1792年6月，杰斐逊在写给潘恩(当时在法国)的信中断言，美国政府中有“位高权重的人物”放弃潘恩的“共和主义的教训”，这是在“宣传不满，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了英国宪法的教派，而实际上这些人的脑袋里渴望王权、皇冠和主教法冠。但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人民在他们的共和主义原则上是坚定而一致的，他们喜欢你写的作品并且乐意阅读这些作品，这些就是很好的证据。印刷工人在每份报纸上都刊登了你的最新文章的节选，就像他们以前刊登你的第一部分《人权》时所做的那样”，杰斐逊坚持说，他本人欣然接受潘恩的主张——呼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普遍的民主革命。伯克称潘恩的文字是对英国制度“无耻的诽谤”；而杰斐逊宣称自己是潘恩“真诚的仰慕者”和“热情的祝福者”。 [1539]

直到1796年，在美国的民族英雄画廊里，潘恩一直是除华盛顿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开国元勋。“潘恩和人的权利，”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经常被用于对美国建立所依据的革命理想做出的正式承诺，并且经常被用在对美国领导人不令人满意的负面评价中。” [1540] 18世纪90年代初期，在美国和法国民主共和派眼中，潘恩不仅彰显了美国大革命的激进派和法国的共同遗产，而且同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他还援引了两个国家共同原则的并行性，力图拉近这两场革命的距离。1792年12月和1793年1月，法国国民大会就路易十六的命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此期间，潘恩在一次演讲(由另一名代表班戈尔进行法语翻译)中，试图通过扩大君主在美国被处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劝阻国民大会不要执行死刑。潘恩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当时是法国大革命的唯一盟友，在与英国交战期间，美国是唯一能够为法国提供海军物资和军火的国家。而这些物资和军火是法国在荷兰和波罗的海(英国海上力量)无法获得的。路易被美国人视为“为他们争取自由的”人物，他的处决即使在偏远的边境地区，也会产生大规模的破坏性影响(1778年，在法美联盟期间建立的路易斯维尔和肯塔基，就是以法国君主的名字命名的)。

潘恩指出，法国新上任的大使不久就要启程前往美国(吉尼特实际上是在1793年4月8日抵达)。潘恩与布里索、孔多塞结盟，在吉尼特离开前，潘恩多次与他交涉，潘恩还获悉了吉尼特协助海地共和革命的方案，吉尼特的计划很可能颠覆加拿大的谋划，此外他还组织政变，为法兰西共和国夺取西属新奥尔良做准备。随后，吉尼特于1793年7月5日在费城，与杰斐逊私下讨论组织“肯塔基州居民自发入侵新奥尔良”的事项。 [1541] 在法国国民大会召开之前，潘恩宣布，如果这个特使一到美国就能够宣布“考虑到路易·卡佩在美国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考虑到“美国人在处决他时会感到痛苦”，那么，没有什么比废除死刑更令美国人高兴的了。潘恩在巴黎的演讲以一段感人的呼吁达到高潮：“哦，公民们!请不要让这位英格兰的暴君(即乔治三世国王)看到这个曾经帮助我亲爱的美国兄弟们卸下镣铐的人，登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控制下的报纸评论道，潘恩的介入引来了山岳派的很多敌对言论。 [1542]

1793至1795年，在短暂繁荣的民主社会的宴会和聚会上，在7月4日的庆祝独立日和法美共和国的兄弟联盟聚会上，潘恩和《人的权利》受到热烈欢迎，这有力地提醒了人们1776年激进主义挥之不去的力量，及其在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倾向中的复兴。 [1543] 1794年5月1日，在两个费城协会的联合会议上，800人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赞扬了这两场革命的共同原则，以此来表明他们支持民主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主张，这是对潘恩精神的全面响应：“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社团——愿他们可以维护和传播他们的原则，不受权力的蔑视，不受贵族奢侈的玷污，直到人权成为每块土地上的最高法律，他们各自的兄弟会被一个伟大的、包含所有人类的民主社会所吸收。” [1544]

简而言之，《人的权利》和潘恩本人在美国仍然具有标志性，他们被认为代表了美国大革命的基本价值观，以及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深厚亲缘关系。两大革命牢牢地相互结合，因为它们仍然适用于大多数美国人——并且始终保留在潘恩心中。在得知法国民主共和派垮台之前，杰斐逊就宣布，在美国，民众对“法国人民及其事业”的革命情感是“普遍的”，正如他在1793年6月写给麦迪逊的信中所说。 [1545] 1794年9月，杰斐逊的门徒詹姆斯·门罗(1758—1831)在巴黎上任，门罗与他的前任莫里斯(或导师杰斐逊)不同，他并非来自一个拥有土地的特权家庭，因此没有“贵族”头衔。这些都提醒后热月山岳派当局，怀有极大热情地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不仅仅是杰斐逊和麦迪逊所领导的共和党人，事实上大多数美国公众也是如此。 [1546] 与莫里斯(门罗和潘恩的对手)不同，门罗要求，为了布里索派的受害者，应立即从卢森堡监狱释放潘恩，当时当局将潘恩关押在那里。在写给潘恩的信中，门罗写道：“我本没有必要告诉你，你的同胞，我说的是广大人民，对你的福祉有多大的兴趣。”很少有人对他们的革命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美国人在“他们的心中，对那些在那场伟大而艰巨的战斗中为他们服务的人们的功绩，有一种应有的感受力”。他们并非忘恩负义。“他们认为，你不仅为我们自己的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你是人类权利的朋友，是支持公共自由的杰出而务实的倡导者。为了托马斯·潘恩的福祉，美国人不会也不可能对此漠不关心。” [1547]

“我不是一个有野心的家伙，”潘恩对门罗说，“但也许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人。我希望看到美国政府能够顺从教会，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提高她的品格和地位。” [1548] 由于潘恩“身无分文、没有经济来源、身体也不好”，门罗把他安顿在巴黎郊区的一间不错的公寓，用他自己的话说，“满足了他的需要，然后给他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额外援助”，尽管这位美国特使曾一度受益于潘恩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刻了解，但他最终厌倦了潘恩居留时间过长和过分依赖他人的性格。另外，潘恩对华盛顿恶语相向，以及他难以抑制地发表同样观点的渴望，也是一个问题。在巴黎的美国侨民中，反华盛顿情绪确实很快成为门罗面临的最主要难题之一。1795年7月4日，在门罗的住所举行的晚宴上，由于在场的反联邦主义者拒绝向乔治·华盛顿敬酒，事态变得失去了控制。门罗设计了一个外交妥协方案，让来宾为美国的“行政官”祝酒。即便如此，谣言还是在费城传开了，这破坏了门罗的形象。门罗的对手，即华盛顿周围的联邦主义者，不久就成功地将他召回美国。 [1549]

有一段时间潘恩与门罗长期待在一起，在这期间，以及之后的几个月和几年里，潘恩在美国的声望明显下降。在1794年末的“威士忌起义”中，联邦党人谴责他是“叛乱分子”，斥其为“雅各宾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并谴责他们试图以武力的违宪的方式将潘恩的《人的权利》强加于美国。 [1550] 到1796年，联邦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改变了主流观点，使其偏离早期的路线，转而反对法国大革命。1796年7月，潘恩从法国给乔治·华盛顿写了一封信，抨击1787年美国宪法和总统，因为华盛顿对这一决定性的转变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潘恩对华盛顿(除了亚当斯和莫里斯之外)的直接公开攻击令许多人感到震惊，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和恶毒的谩骂。“曾经有一段时间，”潘恩说，“美国的名声、道德和政治地位在世界上是公正和崇高的。她的革命的光辉扩散到每个人身上，成为美国公民就意味着在欧洲可以获得尊重。”潘恩宣称，由于华盛顿政府的“腐败和背信弃义”，这种光芒现在已经消退。 [1551]

如果说潘恩把华盛顿及其随行人员看作是“背离革命原则的叛徒”，那么华盛顿在公众眼中就是无可争议的美国大革命和争取共和自由的象征。在没有使用拿破仑专制手段的情况下，他成功地为国家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执政机构，使美国远离法国，并在新的美国背景下坚定地支持非正式的“贵族制”。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不仅经常被(赞赏地或批判地)视为社会等级制度和绅士精英的捍卫者，而且被广泛地视为一位价值观植根于《圣经》信仰的英雄。华盛顿总是偏爱“绅士”而非普通百姓，他让“绅士”担任军事指挥和高级职位。后来，法国部长兼历史学家的基佐在1849年撰写的《民主批判》中强调了这一点。在基佐看来，“华盛顿”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英雄，正是因为这位弗吉尼亚州的土地所有者试图阻止美国变得民主和平等。 [1552]

潘恩几乎是唯一一个公开挑战华盛顿的有无与伦比声誉的人，他领导着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对国家的总体方向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尽管大多数同情潘恩的人，在面对这些“背信弃义的描述”时，保留了对汉密尔顿、亚当斯、莫里斯和杰伊等人的负面评价，而且只是略微暗示美国第一任总统也是“反叛者”并与“真正的原则”背道而驰。 [1553] 但对于激进分子来说，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联邦主义派系现在成了旧世界暴君们的盟友，两者虽未公开宣布结盟，但双方都乐于结盟。联邦主义派系还以《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束缚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情。潘恩的盟友，盲人帕尔默，一个在《圣经》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前传教士，渴望作为外行与神职人员进行争论，他大声疾呼：“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对这种良好原则的漠视从何而来？” [1554] 对帕尔默来说，“所有公民和政治机构的主要和基本目标，都是保护个体和个体的存在——建立在其真正基础上的自由平等的原则、人类工业成果的安全，以及人类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追求幸福，而不与任何社会成员的福祉相抵触。”帕尔默认为，每个根基良好的社会，其基本目标都是：“一部公民宪法越完善，就越接近政治真理和完善的真正目标。” [1555] 共和国必须谋求以平等的方式，使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最大化。

尽管美国已经在其独立道路上取得了胜利，但美国开始变得与旧世界相似。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宗教可以而且被一些人理解为决定性因素。1803年1月，潘恩在回应山姆·亚当斯时抗议说，联邦党领导人正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讲坛上的战争号令”，试图“推翻建立在代表体系上的联邦宪法，将新世界的政府置于旧的腐败系统之上”。 [1556] 激进分子深信，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及其盟友，通过欺骗公众成功地控制了美国局势，并将批评者边缘化。“但是，这么多人成为被愚弄的对象，他们不仅被戴上税负的枷锁，”潘恩说，“而且被剥夺了选举权，这只能归咎于那种狂暴的愤怒，这种愤怒被虚假所点燃，这一虚假不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过于浮躁且不能做出任何反应。”宗教权威和牧师严重误导了公众，集体情感和政治上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他们利用一种愤怒和不道德的“叫嚣”故意煽动虚假的言论，从而造成巨大的破坏。 [1557]

潘恩对华盛顿的批判，加之他明目张胆地反宗教和神教的《理性时代》(1794—1795)，破坏了潘恩在荷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和美国人民中的公众声誉， [1558] 这实际上破坏了他以前取得的很高的名望。在美国新教的主要神职人员发表的布道中，他们把《理性时代》视为诱发“不忠”的强烈且具有攻击性的刺激，神职人员劝告他们的教徒反对潘恩和他的书籍，并坚持美国大革命的“基督教”特征。 [1559] 在“第二次大觉醒”以及卫理公会和浸礼会以惊人的规模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宗教在基层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使大量先前对宗教并无兴趣也无政治承诺的人纷纷加入其中。到1800年，“觉醒”的大众宗教信仰，已经成为该国最强大的道德、社会和教育的力量。从18世纪90年代末开始，通过扩大前所未有的个人宗教参与度，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被动员起来，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启蒙运动，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当主要的激进分子继续颂扬潘恩的名字时，大多数反联邦党人却停止了援引潘恩，并开始将他的遗产视为一种负担。美国人背弃了潘恩，1801年3月，在杰斐逊接替亚当斯之后，美国总统才正式邀请这位《常识》的作者重返美国。自潘恩于1794年获释后，他一直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 [1560] 到这时，雅各宾派已经被传教士彻底诋毁，以至于大西洋彼岸的“人权”思想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黑暗的颠覆性力量，威胁着社会、道德和秩序的每一根支柱(正如麦卡锡时代“共产主义”的过度威胁)。

帕尔默于1796至1797年建立了纽约州的神学会，以对抗布道讲坛上新的政治势力，该神学会在费城和巴尔的摩设有分支机构。帕尔默宣称“科学与真理、美德和幸福”是“人类才能的活动和能量，是应该趋向的唯一伟大目标”。在潘恩回国之前，帕尔默的主要盟友之一是爱尔兰前牧师丹尼斯·德拉斯科尔，他反对基督教暴力。帕尔默和其团体称自己为“神学家”；他们的联邦主义对手则强调他们的激进主义来自国外，并称他们为“哥伦比亚光明会”。帕尔默和他的集团争辩道，基督教信仰本身已经变得虚假，它通过新近恢复的“第二次大觉醒”的狂暴方式进入政治领域，特别是以浸礼会和卫理公会为幌子，通过释放强大而消极的情绪——宣扬对罪恶的恐惧，当然还有对颠覆、猥亵和“不忠”的偏执恐慌——以此系统性地误导广大民众。帕尔默提供了一份与之对立的《圣经》语料库。1801年，帕尔默断言，那些最“有权得到人类普遍感激和掌声”的人是孔多塞、戈德温以及巴洛，并且“在所有出版过的书籍中，沃尔尼的《废墟》最有资格被命名为圣书，这本书应该用于教堂阅读。”潘恩的著作最为经典，“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简洁地阐释真理”。 [1561]

对于潘恩、帕尔默、巴洛、科拉姆、弗瑞诺以及他们的信徒来说，拒绝传统宗教和宗教权威，与他们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密切相关。主张普遍和平等的权利，与他们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攻势紧密相关，特别是与“第二次觉醒”和浸礼会浪潮密不可分。这两种冲动在他们的思想和写作中，仍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方面，最近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持不同政见者所补充的美国非主流思想，便是激进启蒙运动的经典产物。帕尔默、德拉斯科尔、奇塔姆和另一位盟友纽约书商(后来的纽约市水务系统经理)约翰·费罗斯上校(1759—1844)，根据他们的说法，“觉醒”是一个骗局。费罗斯上校是耶鲁大学毕业生，是在邦克山作战的革命战争老兵，也是潘恩的“私人朋友”。费罗斯上校是一位热心的启蒙主义者，他出版了美国版的《理性时代》，巴洛的《政治论文集》(1796)，以及潘恩和巴洛的其他著作译本； [1562] 他还出售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巴洛从法国寄来的)。对于研究者来说，“除了信仰无聊的、荒诞的故事之外，宗教别无其他含义，它的起源是人类对遥远和野蛮时代的无知和恐惧”；更糟糕的是，有组织的宗教“被普遍认为是对专制主义的支持”，因此“在各国之间刻意地培养和严格执行，其中具有开导性的部分早已不再是循循善诱的说教”。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欺骗和赚钱的行当，国王和牧师同样腐朽，他们瓜分了战利品。没有牧师，国王就不可能存在。他们简直是天生一对。 [1563]

然而，在这个时候，像杰斐逊和麦迪逊这样的赞同者常常认为不得不默许这种欺骗。 [1564] 由于“第二次觉醒”的胜利，公众对所有关于后革命时期美国可能发生严重错误的说法都充耳不闻。潘恩去世后，杰斐逊在晚年仍然将潘恩及其早期思想的灵感来源博林布鲁克评价为“诚实的人们，他们都主张人类自由”，但杰斐逊绝不希望他的个人观点被公开宣扬。 [1565] 到1800年，由于主要激进分子们好斗，他们顽固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威胁到整个激进趋势，并使之边缘化。毫无疑问，人们对民主化和改革的进一步渴望，以及与法国人共同参与的意愿，在许多地方持续存在。 [1566] 直到1800年，在肯塔基州的拉斐特县，农民们还在庆祝法国大革命和共和主义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 [1567] 但是，只有少数的反联邦主义者与潘恩、帕尔默、德拉斯科尔、奇塔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结盟；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大多数作家和报纸编辑，此时都坚决站在牧师一边。前激进派诺亚·韦伯斯特坚持认为“纯粹宗教是完全共和的”，但现在的“宗教已经被扭曲了”。他无法否认“许多国家建立了教会统治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奴役了人们的思想，就像先于政治权力之前奴役他们的身体那样”。但是在1800年由浸礼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公理会教徒主导的新教美国，情况却大不相同，这给“狂热的改革”(即所谓的哲学家)没有留下任何空间，他们把这种压迫归咎于宗教本身，而这种压迫仅缘于对宗教的滥用。如果说反对牧师的“哲学家”的长篇大论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对民主的推崇、对“贵族制”和联邦党人的攻击、对现有社会和道德秩序的抨击也同样是错误的。1802年，韦伯斯特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争辩道，“哲学家”对民主的呼吁是欠考虑的。“普遍享有选举权是自由选举和纯粹的行政管理的最佳保障”，这一学说是“荒谬的”，民主的缺陷通过“经验”得到了证明，因为“自由延伸选举权加速了腐败的发展——通过增加腐败选民的数量，降低贪污的代价”。 [1568]

韦伯斯特呼吁美国公众否定和谴责民主和法国大革命以及“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既崇尚前两者又“大胆地否认基督教的神圣起源，并试图推翻其教义和制度”。 [1569] 从此以后，共和党人再也无法捍卫法国大革命的声誉和地位，甚至大多数激进分子都因感到受制于美国对法国的观点和事件的转变，而被迫停止这种做法。对德拉斯科尔来说，拿破仑入侵圣多明各，并在1802年重新引入黑人奴隶制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再也不可能把拿破仑看作是继续为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目标而战。 [1570] 虽然联邦主义者和激进分子都继续声称代表美国大革命的真正精神和传统，但是在1800年的美国意识形态领域，那些谴责潘恩主义、雅各宾主义和杰斐逊“不忠”的势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而那些拥护法国大革命原则和人权的势力正在被主流社会所孤立。36杰斐逊赢得了1800年11月的总统大选，这出自民众的种种不满和南方的强力支持，绝非出于民主原则的推动。那些在1800年后，仍坚持为他们认为的美国大革命“真正原则”而战的共和党核心人物，只是作为被边缘化的、深感疏远的人而坚持下来。 [1571]

不可否认，1799至1800年，共和党报纸收复了失地。但是，它们主要是通过将注意力从基本问题转移到个性化问题，才实现了这一目标，这得益于联邦党人的内部分裂，即亚当斯与汉密尔顿的对峙。这场激烈的争吵助长了对《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的反击，亚当斯本人现在否认支持过该法案，亚当斯将其主要归咎于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更愿意公开地坚持执行这些法案)。 [1572] 报纸对联邦党人重新发起攻击，再加上《惩治叛乱法》所产生的越来越交恶的气氛，使得杰斐逊的进攻成为可能。这有些出乎意料，但杰斐逊最终在选举中险胜。一位联邦党人抱怨道：“报纸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一种优势，他们先是敬畏，然后篡夺它。这一点已经做到了，雅各宾派的胜利归功于对这台发动机的不断使用。” [1573] 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的名声都毁于一旦。潘恩满意地评论道，约翰·亚当斯的政治生涯注定“以虚伪开始，在傲慢中进行，并以轻蔑结束。这可能是所有这些角色的命运”。 [1574] 简言之，核心共和党人有理由庆祝。

杰斐逊急于从自己的总统任期中，抹去一切宫廷仪式和君主制辉煌的痕迹，他摒弃一切形式的庄严和炫耀，从而使自己与在华盛顿就职的第一任总统保持距离。 [1575] 与此同时，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感到非常紧张。他的总统就职典礼，显然比激进的支持者所预期的要温和得多，不够热烈，也不那么自信。 [1576] 他在就职演讲中呼吁和解——现在“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他声音颤抖，明显暴露出1800年后他对掩盖裂痕的新担忧，以及对再次陷入痛苦的恐惧。1802年11月，他在《国家情报员》杂志上撰文，称之为“华盛顿政府末期以及整个亚当斯统治时期美国爆发的恐怖统治”。“就我而言，”潘恩回忆道，“我有理由相信并有权说，在罗伯斯庇尔时期，美国恐怖统治时期的领导人(即《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的作者)和法国恐怖统治时期的领导人，本质上是同一类人，不然，这怎么解释我同时受到这两种人的迫害？” [1577] 潘恩在这里明确地延伸了一点，因为山岳派不支持“贵族制”，而且它比联邦党人更独裁、更民粹主义，也更反对“1776”和“1789”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在怒斥“不忠”、压制民主的声音、背叛公众的问题上，似乎“美国恐怖分子与法国恐怖分子之间，如果不是在事实上，那至少在情感上一定存在某种联盟，罗伯斯庇尔一定对此心知肚明，否则他就不可能将美国纳入对我的指控之中”。 [1578]

从1801年开始，杰斐逊和他的国务卿麦迪逊(1801—1809)在新落成的白宫安顿下来，他们发现自己的选举支持率很低。毫无疑问，杰斐逊将其不稳定的选举胜利归功于南方的坚定支持。他获得了南方四分之三以上的选票(82%)，而在北方，这一比例仅超过四分之一(27%)。 [1579] 杰斐逊的政治追随者几乎立即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奴隶制、对印度的政策、教育、宗教考验、亵渎法律的问题和星期日纪念活动。在情感上和言论上，许多前反联邦主义者此时已经联合起来，反对原本完全是联邦主义者对雅各宾派和“不忠”的攻击。 [1580] 当然，他们采用了初步的共和主义路线。到1802年，美国军队遭遇裁员，军费开支被削减，许多联邦党高级陆军和海军军官被清除出去，在西点军校接受训练的军官学员人数也减少了。 [1581] 《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立即失效，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再次得到了肯定。1800年11月，帕尔默和德拉斯科尔撰写了《理智之殿》，这是一篇先在纽约然后在费城出版的神学论文，其写作过程历时三年，并以空前的方式公开抨击“基督教”。 [1582] 汉密尔顿的威士忌税被废除了。但是1799至1801年美国民主共和复辟被部分拦腰截断——这是一场有限的胜利，基本上没有促进平等的权利和民主，或援引潘恩和法国大革命。

在意识形态上，杰斐逊的选举胜利，被持续的反雅各宾派的狂热、蓬勃发展的华盛顿崇拜以及无所不包的“第二次大觉醒”所掩盖。结果，拉什的支持者逐渐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派别，拉什将其分为“温和的共和党人”和“暴力的民主党人”。 [1583] 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无疑是模糊的。但从广义上讲，他们的区别体现在：支持结束黑人奴役并将黑人融入社会，与基于“国家权利”而反对废除黑人奴隶制的运动；那些反对(支持讲坛布道的人所倡导的)宗教考验的人，与那些要求世俗和全民教育的人；对印度人更公正的人，以及司法机关中从属于立法机关的反对者；那些反对强势的州参议员和州长的人，与那些更顺从律师和现状的人。“暴力民主主义者”由费城《极光报》编辑，潘恩-帕尔默集团的威廉·杜安，以及费城医生和活动家迈克尔·莱布(1760—1822)领导，他们是1799至1806年的国会议员和1809至1814年的参议员，他们被认为是真正的潘恩主义思想、1800年前的杰斐逊和1776年的共和主义民主党人的继承者。 [1584] 他们延续了18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社会实行公共动员的方式，反对联邦党人，反对动用大笔资金，还反对律师对司法程序的秘密控制，他们寻求扩大宾夕法尼亚州下级立法机构的影响力，以及削弱州长和州参议院的影响。

然而，在1801年之后，杰斐逊力图与最近的激烈的原则斗争保持距离，而其支持者的地位的软弱无力日益束缚了他的手脚——迫使他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退到极简主义，这对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1585] 杰斐逊可能是“迄今为止从美国民主怀抱中脱颖而出的最伟大的民主人士”， [1586]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后来表达了这一点，但作为总统，杰斐逊的部分主张注定是以幻灭告终。有时候，为了缩小并掩盖自己与联邦党间的分歧，杰斐逊也不得不与主要的激进分子保持对立，尽管这种策略在解决基本原则的冲突方面——这种冲突分裂了革命遗产——几乎无能为力。欧洲19世纪最伟大的评论家德·托克维尔提到，美国大部分人都害怕“多数人暴政”，潘恩、帕尔默及其盟友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在传教士、经济状况和政府的指导下，大多数人准备好支持“暴政”，并牺牲他们自身的利益。

这位新总统为了联邦印刷合同，故意放弃了杜安和卡兰德等更为强硬的记者的支持，转而支持温和的观点。 [1587] 1801年3月，杰斐逊担任总统后的第一个举措是，正式赦免在《惩治叛乱法》中所有被定罪的人，这些人包括卡兰德，因为他在印刷品上肯定“华盛顿先生的卑鄙胆怯”“他对英国的卑鄙驯服和对法国的严重欺骗”而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1588] 但杰斐逊和麦迪逊拒绝以公共职位奖励他们的前任盟友，作为里士满的邮政局长，杰斐逊急于尽快平息18世纪90年代的意识形态冲突，杰斐逊和麦迪逊都不愿意成为偏袒吉万·艾伯特·加勒廷(1761—1849)的政治家，加勒廷与沃尔尼一样，一直是《客籍法》的制裁目标，但他很少被粗暴对待。 [1589] 卡兰德，这个勇敢的苏格兰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从此再没有与杰斐逊和解。卡兰德与自己过去从事的报纸《里士满监察报》决裂，转而成为里士满的主要的反共和党记者。1802年9月，卡兰德在《里士满记录者》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杰斐逊的严厉抨击的文章，将杰斐逊及其黑人小妾萨莉·海明斯的关系公之于众，从而报复了他。这是“宠儿，共和主义的第一个诞生者!一切美好和伟大的顶峰” [1590] ，是国家的典范。“共和党”报纸开始攻击卡兰德。杰斐逊也施加报复，称卡兰德是“共和党的叛徒和撒谎家”，并声称他从未雇用过卡兰德，杰斐逊公开发表的信件副本——在信中卡兰德感谢杰斐逊协助反对联邦主义者这一对手——曝光了卡兰德的虚伪一面。 [1591]

早些时候，杰斐逊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曾希望潘恩(于1787年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回来帮助他们开展政治斗争；1794年之后的几年里，他们热切地期待潘恩的回归。 [1592] 除了潘恩，没有其他人如此公开地宣称，美国已经可悲地偏离了真正的道路和革命的真实价值。 [1593] 然而，可以理解的是，潘恩更加喜欢执政内阁(Directoire)统治下的巴黎，而不是把自己置于联邦政府“恐怖分子”的控制之下。在美国，他将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局面，这种状况因《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而变得愈发严重。潘恩深知：“英格兰政府用1000个殉难者来纪念我，在那个国家的每座城镇焚毁我的肖像，而他们在美国的雇员也会这样做。” [1594] 只有随着《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的失效，潘恩才愿意重新开始影响美国的进程，通过回归来帮助恢复革命原则。在图森特·卢维杜尔作为拿破仑的俘虏抵达法国后不久，阔别美国15年的潘恩于1802年10月30日在巴尔的摩下船，他遇到了一小群“好奇”的人们，还受到了冷淡的接待。

从潘恩踏上海岸的那刻起，他就遭到联邦党人的猛烈抨击。《常识》的作者成为诋毁华盛顿的邪恶的“雅各宾派”诽谤者，成了“人类活生生的污秽，所有肮脏的臭名昭著的人，可以从迄今被基督教的所有魔鬼践踏的肮脏道路上扒出”。 [1595] 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已经向潘恩提供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艇护送他从法国返回，以防止英国人中途拦截，这也使得他遭致一些辱骂。在联邦党人的报刊中，潘恩是“华盛顿的诽谤者”，被认为是“杰斐逊先生的特别朋友和通信员，他是一切基础的支持者”。巴尔的摩共和党人或反民主党人不无谴责地说：“我们虔诚的总统认为派遣一艘护卫舰来安置这个卑鄙的人是权宜之计。” [1596] 费城《极光报》和其他少数支持潘恩及其事业的共和党报纸被淹没。潘恩对华盛顿和亚当斯的残酷攻击，无论如何，都与杰斐逊本人在1800年后重新走向和解的趋势不相符。杰斐逊本人在废除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整肃了军队之后，就倾向于和解。 [1597]

尽管总统对潘恩表示欢迎，二人进行了会谈，潘恩还多次访问白宫(这让联邦主义批评家异常恼火)，但考虑到总统在美国的形象，潘恩日益增加的恶名和很快破败不堪的形象，再加上他不羁的生活方式和酗酒，似乎更像是一种缺陷，而非一种优点。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潘恩逐渐变得越来越孤立。杰斐逊在世时曾向博纳维尔透露，“我认为支持他反对无原则派别的迫害是我的职责，也是对我自己政治原则的考验”；但不出所料，从1802年起，总统发现这种“责任”变成一种日益增长的压力。 [1598] 虽然激进的艺术家查尔斯·威尔逊·皮尔早在1788年就为杰斐逊画过潘恩的肖像，并且把潘恩和杰斐逊都包括在他著名的革命领袖半身像和肖像收藏品中， [1599] 正如激进的国会议员莱布热烈欢迎潘恩回到费城，并且帕尔默宣称潘恩是“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作家之一，他可能是地球上最有用的人”， [1600] 但是1802年之后，潘恩的大多数前政治盟友和朋友，公开或私下否定了这位归来的英雄。在潘恩第一次成名的城市，几位幸存下来的昔日战友公开表达了对他的不屑。拉什在1809年回忆道：“他在《理性时代》所宣扬的原则对我而言毫无道理，我不想再和他交往了。” [1601]

1802年11月，已经高龄的山姆·亚当斯在波士顿写信承认，《常识》和其他著作“毫无疑问地唤醒了公众的意识，领导人民奋进并宣布我们国家的独立。因此，我将你看作追求人类自由和持久福祉的热心朋友”。但潘恩最近加剧了“愤怒的争论精神”，潘恩的“不忠辩护”让山姆·亚当斯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杰斐逊)，因其自由主义思想而受到诽谤，人们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定性为一种旨在推动不忠行为的潜在阴谋。”事实上，潘恩不明智的做法削弱了杰斐逊的力量，使他暴露于“派系斗争的喧嚣和暴力”之下。 [1602] 潘恩的回答重申了自己对宗教权威和偏执行为的反对，猛烈抨击了他和他的朋友所遭受的越来越多的不公和迫害：“如果(众人所认为的)错误被认定为真理，那么即使它得不到尊重，至少也该得到宽容。” [1603]

像帕尔默一样，巴洛继续支持潘恩的民主和反教会观点，但在潘恩于1805年从法国返回时，巴洛拒绝恢复与自己的前导师的密切合作。从巴洛1809年写给詹姆斯·奇塔姆的信中可以看出——奇塔姆是纽约反联邦主义报纸《美国公民》(1800—1810)的编辑，也是被驱逐出英国的激进分子，他最初是潘恩在美国的亲密战友，但后来与潘恩发生激烈争吵——巴洛似乎仍然认为潘恩是“那个时代最聪明和最始终如一的名人之一”。但是，面对自己的失败，巴洛显然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他在“封闭的污秽与孤独里寻求慰藉”，并“在低级伙伴中寻求庇护”。 [1604] 潘恩与博纳维尔的妻子私奔——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潘恩引诱了她——把她带到美国后却卑劣地对待她，巴洛很可能对潘恩的这一行径感到不满。对于《理性时代》披露的丑闻给激进事业和杰斐逊所造成的伤害，巴洛感到遗憾，但或许他与潘恩保持距离的主要原因是，更紧密的联系只会损害他自己为雄心勃勃的计划——劝说杰斐逊和国会支持教育改革——所做的努力。 [1605]

然而，很少有人会完全忘记《常识》的决定性影响，潘恩通过发表一系列“致美国公民”的公开信，开始着手重建他在美国一度非常强大(尽管时常备受争议)的声誉。这些信件首次出现在1802年11月，旨在从“1776年的圣坛中重燃美国公民”的激情。美国已沦为一小撮贪婪和危险人物的牺牲品，这些人抛弃了美国大革命的真正原则，开始“将政府视为有利可图的垄断工具，把人民看作世袭财产。因此，难怪《人的权利》受到该派(联邦主义者)的攻击，难怪其作者不断遭到虐待”。潘恩在18世纪90年代看到美国“背弃了自己的荣耀”，他对人们继续容忍联邦主义者的态度发出警告：“在我们享有自由的过程中，所谓的联邦文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称呼，因为实际上它们的原则是反联邦和专制的)是对国家性质的侮辱，是对它在国外声誉和重要性的损害。” [1606] 虽然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从根本上改造全人类的机会，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共和民主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得到保障”，美国将为世界提供一种启示，但是，潘恩争辩道，“人的权利”在美国和法国都没有得到维护，他现在急于在美国促进这一政治思想的成熟——自1791年，以及《人的权利》第二部分发表以来——并且无条件承诺普选和民主共和主义。 [1607]

不再坚持1776年原则，意味着美国对世界的榜样作用受到损害。为了收回言论自由、阻挠民主、扩大行政权力、推行两院制和加强教会权威，联邦主义者们正默默努力着。1790年，宾夕法尼亚州于1776年制定的民主宪法遭到清算——该宪法早些时候曾激励佛蒙特州的激进主义者——就某种程度而言，世界各地的激进主义者都为此感到遗憾。宾夕法尼亚州的单一议院被两院制立法机构所取代，上议院专门留给享有特权和财富的新的非正式贵族。宾夕法尼亚州立法者们已经授予州长全面否决权，连同“大量的任免权”，这明显“复制了英国的做法”，使州长能够阻止他所厌恶的州议会通过任何立法。 [1608] 潘恩同意德国弗里斯“叛乱分子”的说法，这些只是无数颠覆性破坏中的小部分。 [1609]

从所谓的1800年革命开始，随着杰斐逊掌权，激进分子显然未能取得进展，反对他们的新闻运动愈演愈烈。事实上，没有人比潘恩、帕尔默、费洛斯、弗瑞诺、杜安、德拉斯科尔、卡兰德、奇塔姆以及他们的盟友，更努力地争取完全自由的媒体，这是所有激进启蒙者都寄予希望的资源。一些联邦主义者也大力鼓吹新闻自由。1793年12月，韦伯斯特在其《美国密涅瓦》中宣称，在共和政府中，与君主制和贵族政权相比，免费报纸是必不可少的：“像对待学校那样，鼓励新闻媒体应该成为重点；像对待学校那样，新闻媒体应该被视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应该将其放在一个被尊敬的地位；它们应该是真理的先驱，是和平和良好秩序的保护者。” [1610] 然而，在潘恩长期缺席期间，美国舆论主要是由未受过教育或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多数人所主导，这些人主要受到宗教复兴、商业压力以及像约翰·芬诺和他的儿子杰克·芬诺这样的主编的野心所驱使。这些主编似乎专门迎合最低层次的共同教派——多数人的沙文主义、假设和偏见，而不是引导读者走向真知灼见、正义和真理的彼岸。

因此，在美国地理扩张得最为迅猛并开始逼近新西班牙边界的那些年，美国被灌输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在意识形态上与顽强抵抗的残余知识分子展开斗争，这些残余知识分子仍竭力地坚持1776年原则。

路易斯安那与反革命

1801年，当路易斯安那将由西班牙转交给法国的消息在美国广为人知时，杰斐逊的反对者汉密尔顿、莫里斯和亚伦·博尔，利用新总统在加勒比海地区遭遇的种种困境来挑起不满，敦促杰斐逊立即宣布与西班牙交战，以武力夺取新奥尔良，直到重新分割生效。 [1611] 路易斯安那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杰斐逊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潘恩最知晓法国总统当前的状况，拿破仑现金短缺(在美国尚不为人所知)，并且他因法国与英国的摩擦加剧，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关系不可调和，以及海地的大规模独立主义动乱而陷入困境。潘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人选之一。 [1612] 从1802年8月开始，在潘恩留在法国的最后几个星期，他给杰斐逊写了几封信，建议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占领路易斯安那，并详细阐述了如果谈判成功，该地区如何并入联邦，以保障革命和共和的价值观。潘恩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引起杰斐逊的注意，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拿破仑扰乱他的民主共和主义。潘恩还可以帮助杰斐逊排挤拿破仑，支持海地革命，进一步推动路易斯安那的收购项目，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整体。回到美国后，潘恩与莱布讨论了路易斯安那的问题，莱布鼓励他再度接触杰斐逊。 [1613]

1803年，法国在圣多明各的溃败，为法美在路易斯安那的分歧打开了一扇友好解决的大门。虽然杰斐逊可能更倾向于看到法国保留路易斯安那，而不是与法国开战，但他也承认，法兰西帝国在北美的崛起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的航道，并直接阻止美国向西扩张，这对于他的支持者和国会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1802至1803年，拿破仑在加勒比的海军迅速溃败，这令杰斐逊如释重负，他渴望利用法国的整体困境。国会拨给了杰斐逊一笔资金，由此，他可以利用拿破仑资金短缺的困境大做文章。谈判于1803年4月开始，由公开亲法的门罗担任中间人。在拿破仑改变主意之后，会谈进展得很顺利，沃尔尼极力劝说法国第一领事和他的外交部长塔列朗同意路易斯安那的移交问题。尽管移交之后，西班牙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战略地位很可能被大大削弱，使整个西属美洲更容易受到走私、阴谋和移民的影响，但是秘密谈判仍在没有拿破仑的情况下进行了，甚至该谈判都没有征求他蔑视的西班牙盟友的意见。

图17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 1805年，由宾夕法尼亚艺术家伦勃朗·皮尔(1778—1860)创作。图片来源：纽约HIP/艺术资源

1803年5月10日，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购地协议在巴黎签署，成交价5000万法郎。此举将美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将整个路易斯安那的领土永久地从法国转移到了美国。这片领土包括现在的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内布拉斯加州和达科他州，还包括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河口和航运，以及不少于82.8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延伸至新西班牙和加拿大边境)，但这还不是全部。路易斯安那的移交，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了佛罗里达群岛的问题，这是北美洲东南部最后剩余的未被纳入美国领土范围的区域，另一片大的领土在密西西比河河口附近与路易斯安那交汇，对于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定居者来说，这里并不方便。1779年独立战争期间，来自路易斯安那和古巴的西班牙军队占领了第一个莫比尔(在今天的阿拉巴马州)、西佛罗里达州的港口和主要城镇(该地区于1702年由法国人作为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而建立)，还有位于佛罗里达州东部的英国基地——彭萨科拉。根据《凡尔赛条约》(1783)——该条约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地位——“佛罗里达”正式回归西班牙。

自1783年以来，佛罗里达与古巴一同建立了由哈瓦那管理的西班牙都督区(captaincy-general)。佛罗里达与“路易斯安那”一道构成了庞大的西班牙军事缓冲地带，现在很明显，这是为了抵御美国而非英国和法国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战略影响。然而，西班牙缺乏有效控制其收复的北美大片土地的手段。西班牙在北美的资产如此之大，却又如此脆弱，“哲学”观察家几乎没有预料到，这些资产严重阻碍了美国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1783年确定的美国与西属北美地区的新边界(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路易斯安那州、西佛罗里达州和东佛罗里达州)界线模糊且漏洞百出。布里索敦促道，只有“自由”才能开发广阔的路易斯安那的领土，他希望这块土地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移民。新奥尔良将是“征服路易斯安那、和平渗透墨西哥和秘鲁文明的第一步。为了人类的利益，愿这一切早日实现!想想这是多么必要，多么可能，它将为整个世界带来多么巨大的好处”。 [1614] 18世纪90年代初期，新奥尔良确实成为亲雅各宾派的温床，看到这个城市中的许多自由黑人和混血儿，民主共和党人的情绪变得高涨。 [1615]

自1804年始，美国政府公开向虚弱而分裂的西班牙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在1779至1781年北美战役期间以英国为代价取得的胜利果实。1803年，美国还未获得今天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在佛罗里达州旁边)的领土，但是随着西佛罗里达州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杰斐逊通过其特使门罗和平克尼，在马德里附近的阿兰胡埃兹王宫与西班牙谈判，杰斐逊努力利用西班牙的弱点和国际困难，试图将佛罗里达或至少西佛罗里达和平地移交到美国人手中。1804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移动法案》，这是对西班牙在北美领土和权利的一次重大侵犯。该法案对西班牙的海关权利提出质疑，要求西班牙对密西西比河进出墨西哥湾的航务做出让步，并且要求对自1796年以来在西班牙授权下西班牙和法国海盗对美国船只的损坏进行赔偿。美国敦促西班牙放弃西佛罗里达和东佛罗里达——就像法国放弃路易斯安那一样——以换取现金和免除债务赔偿。 [1616] 一些美国官员采取了比杰斐逊更强硬的立场，他们提议夺取得克萨斯(新西班牙的领土，靠近路易斯安那)，以此要挟西班牙，并通过威胁发动全面战争，以夺取佛罗里达。

1803至1804年，美利坚合众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而且几乎还要进一步扩张，这是以前的帝国或共和国从未有过的现象。这无疑为杰斐逊最喜欢的民主化政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以低价将大量公共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白人(但不包括黑人)。 [1617] 但美国也正在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大陆实体，这对其发展轨迹和总体特征提出了根本性和令人不安的问题。当拿破仑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美国的消息传开后，新奥尔良讲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白人开始为谋求新秩序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向国会请愿，要求国会在保留路易斯安那现有的多数白人群体、传统和“权利”(包括进口奴隶的权利)的前提下，将路易斯安那作为一个成熟的州加入联邦。 [1618]

潘恩等人已经指出，新奥尔良民众一直受法国和西班牙王室和教会权威的统治，缺乏代议制政府的经验，对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思想一无所知。潘恩认为，要使美国的价值观占上风，就必须在路易斯安那成为州之前的过渡时期，规划好这片新领土的未来，确保各州的民主和非奴隶地位，并采取有力措施充分保障美国自由的实现。在未来的若干年里，路易斯安那州应该采取临时政府的形式，以便其居民“可以通过选举使他们的市政府(代议制政府)得以启动。经过一些训练，他们将准备好选举他们的州政府”。 [1619] 路易斯安那地区预计的“州”边界应立即划定，但是国会应强制实施过渡政府，直到新的“州”准备好去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必须防止当地天主教寡头和教会当局以英国为例，根据《魁北克法案》保护法属皇家加拿大的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方式，保护路易斯安那现有的完整机构，因为这将在法律、道德和社会身份方面确立一种分裂的体系，而旧的精英阶层将保留控制权。

杰斐逊断然拒绝了自己早先在《西北条例》中提出的由地方立法委员会制定临时政府的原则，从而避免了当地法国种植园主、保皇党人和神职人员控制新奥尔良及其周边地区的危险。他选择由联邦任命的州长代替没有代表的临时政府。

由于这一解决方案公然违背了杰斐逊自己经常提出的民主原则，因此参议院委员会主席约翰·布雷金里奇(1760—1806)在自己提出的一项法案中，以隐蔽的方式将杰斐逊的方案提交给了国会。

布雷金里奇是肯塔基州的种植园主和国会议员，他曾作为杰斐逊的得力助手动员民众反对《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 [1620] 杰斐逊计划将由非选举方式产生的代理州长和理事会强加给新领土，甚至不经他们同意就向路易斯安那征税，这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城镇居民的反对，他们的领导人是最近当选的新奥尔良市长艾蒂恩·德·博雷(1740—1820)。博雷在巴黎受过教育，是密西西比三角洲最具进取心的种植者之一，他革新了从甘蔗中提取糖的技术，对该地区的经济作物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布雷金里奇的方案不同，博雷要求地方自治先于州的建立，这也是杰斐逊本人作为主要作者而编写的《西北条例》的模式。 [1621] 正如一位批评者(联邦党人)所说的那样，杰斐逊对路易斯安那的“绝对和无控制的统治权”遭到反对，新奥尔良、一些“共和党人”和许多包括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内的联邦主义者认为，这种统治权“未经宪法准许，对美国的自由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1622]

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广阔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在没有任何代表机构的情况下，加入了“自由帝国”。当地白人、自由黑人和混血儿——自从法国和西班牙的奴隶制法颁布以来，这些人的数量相对较多，而且通过偿付金钱的方式使奴隶获得自由比在英美制度下更容易——在这个强加的临时政府中没有发言权。马修·里昂、杰斐逊和麦迪逊抱怨道，路易斯安那的居民自称热衷于代议制政府，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公然摈弃了代议制，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沦为“奴隶制的试用地”。 [1623] 根据1803年10月的国会法令(杰斐逊自己所写)，总统获得了“广泛的权力”，约翰·昆西·亚当斯称其为“隐含的权力”，杰斐逊亲自负责了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事宜，这与他在美国宪法中扮演的角色完全不符。 [1624] 这片广阔的新领土被一条线分隔开——这条线就是今天“路易斯安那州”的北部边境线——这条线以北的区域由单独的“州长”管辖，其首府位于圣路易斯，这是一个法国小镇，是密西西比河谷两岸广大地区的毛皮贸易中心。 [1625] 以新奥尔良为首府的南部地区是以法裔西班牙人为主的“奥尔良领土”，这片领土由威廉·克莱伯恩州长(约1774—1817)领导的联邦政府管理，这一政府在华盛顿及其官员和驻军的共同管理下维持了8年(1804—1812)。克莱伯恩不会说法语，他几乎一抵达新奥尔良就与当地群众发生了冲突。克莱伯恩并非杰斐逊心目中合适的州长人选。杰斐逊总统的第一候选人是拉斐特，他希望拉斐特“能够让那些大批抵达的外国鼓动者(即圣多明各的拥有奴隶的保皇党人)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拉斐特拒绝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一职，而杰斐逊心目中的第二候选人门罗也同样拒绝了他。门罗是一位可靠的反联邦主义者，会说法语，也是购买路易斯安那的首席谈判代表。由于无法找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盟友，在没有更好的候选人的情况下，杰斐逊最终选择了克莱伯恩。 [1626]

克莱伯恩最初的举措遭到博尔和当地精英的强烈抵制。他只对总统负责，只向法国和西班牙居民保证他们的“良知权和财产权(包括奴隶)”，以及向“印度居民保证他们的居住和自治权，并与他们建立友好和商业关系”。克莱伯恩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在说法语和说英语的人之间建立平衡——这很快被证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627] 1804年7月1日，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反对属地政府的地方抗议运动势头强劲，参加抗议的群众还发表了一项响亮的宣言，即《路易斯安那州人民的抗议》，该宣言要求立即在路易斯安那州实行自治和建立代表机构。大约250名当地居民签署了该宣言，1804年7月24日，该宣言再次出现在《路易斯安那宪报》中。如果国会希望“公民有对财产的选择权，并效忠于你”，那么国会就必须向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提供他们早先在这片“领土”上所享有的权利。 [1628] 两周之后，博尔通过巧妙地在另一份新奥尔良报纸上重印《致加拿大魁北克省居民的信》，进一步提高了当地民众要求自治的积极性。这封信是美国国会于1774年10月向加拿大发表的讲话，国会告诫法裔加拿大人，人民的首要“权利”是通过其代表参加政府，并且只受他们自己批准的法律管辖。 [1629]

针对路易斯安那州民众的伪善和背叛的指控已非常清晰。1804年9月，潘恩出版了他最后一本主要的小册子，有法语和英语两个版本。潘恩严厉谴责了路易斯安那州白人要求自治并以自己的条件立即加入联邦的请愿(一些国会议员要求这样做)。不像美国人或者法国居民，潘恩提醒法裔西班牙公民：“你们正在以任何人都喜欢的最简单的方式获得自由，没有竞争、没有代价，甚至没有自己的企图。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误解了原则，即以‘权利’的名义要求权力——进口和奴役非洲人的权力，以及控制我们购买的领土的权力。”这几乎毫无正义可言，路易斯安那州关于“权利”的说法是虚假的。“在法国，他们还没有理解原则就已经掌握了权力，你已经看到了这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尽管路易斯安那州现有的法国和西班牙居民抗议变革，但是通过对他们的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保证他们的人民以彻底根除君主、贵族和教会影响的方式重新接受教育，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 [1630] 为了防止路易斯安那州仿效讲法语的加拿大的模式，必须展开有远见和强有力的行动。潘恩的目标是将实际改良与影响深远的共和理想主义相结合，以改善路易斯安那州人们的生活、贸易和政治条件。 [1631]

“路易斯安那的割让是一个巨大的收获，”潘恩承认，“但是，如果(路易斯安那)请愿者的要求得到批准，这将是联邦的累赘，如果定居者处于法国管辖之下，这些土地也不值得定居。”“永远不会让路易斯安那的法国居民成为新移民的立法者。” [1632] 潘恩向杰斐逊提出忠告，如果“现在的法国居民能很快成为少数群体，那再好不过了，而且考虑到他们现在制造的麻烦，这一过程越快越好”。潘恩很想抹去“路易斯安那州” [1633] 这个名字，尤其是，他坚称奴隶制必须被废除：“你想在路易斯安那州重演圣多明各的恐怖事件吗？” [1634] 潘恩主张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共和的、以代议制政府为基础的社会，并且(不像海地的得萨利斯所主张的)这个社会要建立在自由白人和黑人无限制流动的混合体之上。 [1635] 潘恩补充道，联邦政府应该吸引东部沿海各州的农民来定居，而且，“宾夕法尼亚州最好的农民”是贫穷的德国人、“德国农民”，而非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他们“一般是慷慨大方、放荡不羁的”——或者是英国人。潘恩敦促美国国会鼓励“我们的自由黑人”与讲英语和德语的白人一道移民到路易斯安那州，而不是放任黑人在那里充当奴隶。国会应该“让(自由黑人)进入新奥尔良”，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种植园主那里工作一年或两年，学习做生意”，然后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州获得土地，“用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来偿付获取土地的支出。 [1636]

同潘恩一样，杰斐逊、麦迪逊、门罗和财政部长加勒廷也敏锐地意识到吸收一个只习惯于皇权、贵族和教会的专制独裁统治，缺乏正规代表的法裔西班牙实体对共和主义与平等的威胁。他们也深知放任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在人口上增长并在地理上扩张的风险。1805年1月，潘恩给杰斐逊写信，重申了他的告诫：“让贫穷的黑人到实行奴隶制和贫困的土地(路易斯安那州)上工作，虽然不道德，但这是防止人口增加和减少税收的必然途径。” [1637] 自1791年圣多明各奴隶起义以来，特别是在1793年，成千上万的自由黑人和奴隶以及法国保皇派白人已经搬迁到美国东部。吉尼特在1793年10月曾警告过杰斐逊，来自圣多明各的白人难民深深地卷入了法国和美国的政治，他们通过宣扬“将要经历持续危机”唤起美国南方白人的焦虑，从而不知疲倦地推动“反革命计划”以颠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黑人解放。 [1638] 然而，1791至1797年，来自圣多明各的白人难民中仅有100人真正在路易斯安那定居下来。 [1639] 到1803年，大约只有1000人到达路易斯安那，这并不是因为西班牙政权试图阻止法国移民，而是因为海地距离路易斯安那路途遥远，并且西班牙禁止进口圣多明各奴隶(西班牙当局认为他们堕落且容易发生暴力叛乱)。然而，一旦路易斯安那被美国吞并，这条规定就部分失效了，大量来自海地的法国流亡者和他们的奴隶(通常来自牙买加)涌入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被美国收购的第一年，有超过1000人入境。此后数年，法国移民人数持续超过说英语的美国移民，这些人主要进入了路易斯安那南部。 [1640]

对于支持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来说，积极对抗路易斯安那的日益发展的等级制度对社会、文化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似乎至关重要。潘恩在1803年敦促道，美国应该通过与英国和欧洲的激进分子以及持不同政见者有联系的中间人，来吸引合适的旧大陆定居者前往路易斯安那，以此来平衡，甚至最后吞并，即将到来的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主(他们与最初的法国和西班牙社区合并了)。路易斯安那需要“数以万计的英格兰和爱尔兰以及苏格兰人，他们原则上是我的朋友，我愿意改变他们目前的国家和状况”。 [1641] 现存的法裔西班牙居民明显对天主教和保皇派抱有同情心，他们不应该被自动允许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应该等到情况更有利于共和主义原则时才得到准许。最重要的是，在新到的讲英语的定居者人数超过法国-西班牙保皇派的天主教徒人数之前，任何一部分领土都不应被允许成为这个联邦国家的一个完全成熟的州。需要采取措施防止现有的官员以及土地所有者控制领土事务和管理移民，并加速用英语取代法语。对潘恩来说，他总是把宗教自由视为奉行新教的结果， [1642] 似乎必须结束对天主教信仰的所有特殊偏爱和特权，甚至禁止在公共场合组织公开的宗教游行。应鼓励现有人口学习自治，通过选举他们的当地官员，并仿效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实践，选举自己的牧师，从而进一步减少教皇和欧洲圣公会对该地区的影响。 [1643]

潘恩关于宗教的建议被忽视了，他和巴洛关于禁止奴隶制的建议——建议国会将黑人家庭运送到自由的地方，并资助他们在种植园工作，让他们以自由人身份为获得薪酬而工作，他们有权获得自己的土地，作为独立的农民进行耕种——也被忽视了。 [1644] 潘恩认为路易斯安那可能对联邦产生负面影响，为此他发出警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众多评论家的认同，尽管其中的许多人，尤其是新英格兰的评论家，把共和党的论点仅仅当作一种手段，来发泄对杰斐逊选举胜利后新英格兰失去政治影响力的不满。随着新的州和领土的出现，新英格兰将遭受更大的损失。杰斐逊在1805年3月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收购路易斯安那，因为他们担心，扩大领土会危及我们的联邦。”但是，“联邦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效运作”尚不能明确，因为“我们的组织越大，就越不会受到当地情绪的影响”；无论如何，最好还是将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地区纳入美国的领土。 [1645]

到了1803年，杰斐逊早已放弃“期望早日为废除奴隶制做准备”这一想法。 [1646] 但是他和麦迪逊以及加勒廷并没有试图阻止奴隶进入路易斯安那境内，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失误。 [1647] 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依赖于南方各州的支持，而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南方各州维持奴隶制的决心又异常坚定。但是，那些试图规避对奴隶制扩张的限制的人得到的事实是：杰斐逊早先曾言辞激烈，一度积极支持促进黑人解放的计划， [1648] 而现在他对这个问题完全保持沉默。1803至1806年，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个独立的由黑人控制的海地会在整个美国南部引发黑人骚乱和暴动，这也是杰斐逊沉默的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总统希望弗吉尼亚州迅速增长的奴隶人口向西扩散。那里不断增加的奴隶数量增加了人们的焦虑，并使奴隶的价格压低到远低于路易斯安那和西佛罗里达的水平。杰斐逊私下里表示，废除奴隶制是下一代的任务，后辈们将“坚持到底，直到完成(废除奴隶制)”。 [1649] 有时，他喜欢暗示废奴主义主要是联邦主义者和亲英者的工具——旨在误导美国人，弱化各州的权利，并以某种方式贬低真正的“美国主义”。 [1650]

推卸结束奴隶制的责任成为(如果不是一直如此的话)杰斐逊最主要的政治和道德缺陷。正如他偶尔对黑人能力进行种族主义评价一样，相比于潘恩、孔多塞、布里索、柯斯丘什科和拉斐特的更为严格的平等主义，他在黑人解放方面的无作为成为他的主要过失。 [1651] 实际上，在整个奴隶制问题面前，他只是感到沮丧和无助。无论如何，正如潘恩和巴洛所说，总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奴隶制在路易斯安那州上部和下部的迅速扩张。 [1652] 除了1804年的一部联邦法律外，杰斐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奴隶在广阔的新领土上的扩张，该法律被认为将禁止从美国以外进口奴隶到路易斯安那州，并且禁止外国出生的奴隶入境，不过很明显，沿着守卫不严的海岸线进行的大量走私活动是不可能阻止的。 [1653] 这部法律得以颁布，部分是因为杰斐逊、布雷金里奇和其他奴隶主对所谓“圣多明各”(海地)奴隶所具有的颠覆性倾向的担忧，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预期——禁止从外部进口奴隶会抬高东南部各州奴隶价格并减少奴隶数量。

尽管国会对奴隶制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政府对奴隶制在新领土的扩张仍然缺乏任何限制措施，导致这一结果的另一个原因是，康涅狄格州联邦党人詹姆斯·希尔豪斯提出的关于禁止整个路易斯安那州奴隶制的修正案在参议院被彻底否决。希尔豪斯和许多新英格兰人一样，认为路易斯安那州土地的征用存在很多问题，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奴隶制扩张。1803年，路易斯安那州的6万总人口中，已经有至少12 000名(可能多达19 000名)黑人奴隶。 [1654]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黑人奴隶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在新奥尔良及其周围居住的人口中占很大比例，但在其他地方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有效的限制措施仍然是可以实现的。虽然南方参议员坚定地反对希尔豪斯修正案，但实际上有效扼杀该修正案的是北方联邦党的几位参议员，包括蒂莫西·皮克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他们都是杰斐逊的坚定反对者，并且具有共和党人的倾向。结果是，国会阻止奴隶制大规模扩张的努力被彻底击败。 [1655]

潘恩关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两项主要目标都没有实现。这两个目标分别是阻止奴隶制的扩张，以及在英美人的数量超过法国人之前，阻止路易斯安那州获得州的地位。后来，特别是1809年以后，大量黑人奴隶从美国其他地方涌入新奥尔良地区，但在1803年，当地的奴隶数量仍然较少。就在希尔豪斯提出修正案的时候，潘恩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在1812年路易斯安那州获得州地位之前的三年里，这个州的法国和贵族特征实际上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与此同时，奴隶制扩张的步伐也在加速。1809至1810年，来自圣多明各的大约1万名法国难民大量涌入新奥尔良。1791至1803年，这些移民曾在西班牙加勒比群岛(主要是古巴)寻求庇护，但由于法国和波旁家族(即非拿破仑)统治下的西班牙之间爆发战争(1809年3月)，他们现在被驱逐出境。在这个关键时刻，大量法国人重新涌入，明显加剧了新奥尔良地区的文化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自路易斯安那州被购买以来，新奥尔良讲英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之间存在的长期紧张的关系”，还明显加剧了不平等、贫困、赌博、婚外种族恋和卖淫等问题。122到了1810年，新奥尔良无疑是巴尔的摩以南最大的美国城市，也是自由黑人和混血儿人数最多的城市，它是美国主要城市中唯一一个在任何民选立法机构中都无人任职的城市。在当时，英裔美国人仍占该市和新奥尔良周边教区白人人口总数的5％以下。 [1656]

讲法语的人的重新涌入并非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克莱伯恩州长提醒华盛顿，“在我们的社会中，讲英语的人(有一些例外)似乎对这些陌生人存有偏见，他们对在这片土地上为讲法语的人提供庇护深表不满。” [1657] 1803年以后，日益增长的法国移民给新奥尔良注入了活力，扩大了其自由黑人的人口规模，但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路易斯安那州种植园制度和奴隶制的发展，并巩固了路易斯安那州在社会、态度、政治和文化层面所坚持的保守论调。 [1658] 路易斯安那州于1812年获得了州的地位——尽管法国人仍占绝大多数——主要原因是1812年英美战争的爆发使得不再认可其州的地位变得不切实际。早在1810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数量就已达到34 660人，几乎是1803年的三倍，虽然这一数量仍然大大低于弗吉尼亚州、南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甚至肯塔基州，但现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总数已相当可观。此外，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人口增长尤为迅速，他们必然要在19世纪40年代超过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 [1659] 此外，如果说1803年后讲法语和英语的奴隶主移民促进了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黑人奴隶制，那么他们也帮助了未来的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路易斯安那州北部首次建立奴隶制。 [1660] 1810年，阿肯色州的非印第安人人口总数为1062人，只有188名奴隶，那里的奴隶制几乎还没有开始扎根。但是从1803年起，奴隶制就不受任何联邦限制的影响，从阿肯色州蔓延到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像费城和其他北方城市的新法国移民一样，从圣多明各迁移到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法国难民，强烈反对和谴责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平等、“人的权利”以及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一切事物。

当然，这并非事件的全貌。在神圣联盟(Holy Alliance)的镇压下，在1820至1823年的西班牙革命之后，新奥尔良及其附近地区也涌入了数量可观的西班牙宪政主义者、支持共和主义的难民以及一个移民团体——1824年，拉斐特访问新奥尔良时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说，整个移民团体都是拉斐特的忠实听众。在演说中，拉斐特赞扬了美国大革命，以及被击败并被处决的西班牙宪政革命领袖里戈将军。他预言，终有一天自由女神将返回西班牙，拯救里戈以及受西班牙的“迷信”和“暴政”迫害的受害者。 [1661] 然而，这种涌入也进一步加强了非英语群体的力量。结果是，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新奥尔良的讲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人占多数，后来，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新移民最终使得非法语西班牙语的人口的总数，超过了那些与1803年以前的波旁家族的历史密切相关的人口。 [1662]

图18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由乔治·希利(1808—1894)创作。图片来源：贾尼·达利·奥尔蒂/纽约艺术资源艺术档案馆

杰斐逊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在奴隶制问题上表现得和他导师一样迟钝。1810年10月，麦迪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限制奴隶制的扩张，就像他在短命的、未被承认的“西佛罗里达共和国”——包括今天路易斯安那州的东部地区(以及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一小部分)——所做的那样。在麦迪逊看来，前西班牙的“西佛罗里达州”仅是遵循相同规则的路易斯安那州领土中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居住的部分。这帮助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无可争议地以“奴隶州”的身份加入联邦(密西西比州在1800年很少有奴隶，但是由于棉花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到1819年该州的奴隶数量已经超过3万人)。 [1663] 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等州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并且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生命损失，才能成为名义上的自由之地——致力于美国、法国和海地革命所倡导的平等和民主价值观。

长期以来，美国的两位开国元勋一直受到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困扰。无论他们是否充分掌握了潘恩的主张(反对允许奴隶制在1803至1805年扩张到路易斯安那州领土)的内涵，在随后的几年里，美国的第三和第四任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明显意识到了美国所犯错误的严重性。1812年，当路易斯安那州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时，当地不断扩张的法国和西班牙的风俗习惯开始受到大量英美新移民的政治制衡，但奴隶制的扩张却越来越快。克莱伯恩州长曾经是弗吉尼亚州的反联邦主义者，起初当地人民非常怨恨他，斥责他代表美国吞并了他们的家园——这象征着外来新教徒的军事占领——现在克莱伯恩被选为新州的州长，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且被授权维持社会现状。

对于路易斯安那领土上不断扩张的奴隶制，美国北方和南方各州的矛盾日益加剧，杰斐逊和麦迪逊显然对此感到震惊。这一矛盾在19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期间已初现端倪，尤其是在1819年“密苏里危机”爆发之后。华盛顿、参议院和众议院对于当时所有州之间的争执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分歧。现在这些州又分成两个均衡的对立阵营。两位前总统都担心，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联邦可能分崩离析。“从邦克山战役到巴黎条约，”杰斐逊在1819年12月对亚当斯说道，“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可怕的问题。” [1664] 1820年4月，杰斐逊对一位记者说，僵局“就像夜幕中的火铃惊醒了我，使我充满恐惧，我立刻把它视为联邦的丧钟”。 [1665] 各州的“分裂”将摧毁联邦，并将打击那些为争取代表权和共和主义而战斗，反对“压迫人民和食人政府”的欧洲人民。 [1666] 各州之间的痛苦纷争使人们注意到杰斐逊最大的失败之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声誉。然而，杰斐逊拒绝承认密苏里州一团糟的情况是自己的耻辱，抑或是危及美国大革命基本价值体系的“道德”和政治危机。 [1667]

阿拉巴马州拥有4万名奴隶，该州于1819年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1819年晚些时候，密苏里州请求同样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它不仅威胁要果断地将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制扩大到北方，而且将使“奴隶州”在美国各州中占多数。1819年2月，国会提出一项提案，允许密苏里州加入联邦，但禁止其获得新奴隶，并要求逐步解放已有的1万名左右的奴隶，这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该提案最终被否决。根据1820年密苏里妥协协议，密苏里州南部边界线以北或36°30’纬线以北，都不被允许实行奴隶制——只有新密苏里州除外——但是这条线以南的地区，在法律上仍没有受到挑战(从而准许奴隶制延伸到阿肯色州)。为了在国会中保持南北方之间、非奴隶州和奴隶州之间的政治平衡，马萨诸塞州北部的偏远地区被承认为“自由州”——缅因州 [2] 。 [1668]

这种可怕的分裂将美国分成同样标准的、政治上相互竞争的两半，使杰斐逊和麦迪逊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对于两位前总统而言，最终如何解决奴隶制，这一问题充满了无限的困难。同杰斐逊一样，麦迪逊发现，几乎不可能想象被释放的奴隶和他们的后代以潘恩提出的方式与白人一同居住、耕种和共享社区。许多弗吉尼亚人对自革命以来南方奴隶人口的迅速增长感到不安——尽管有大量的白人移民，但黑人的增长速度远超白人 [1669] ——同弗吉尼亚人一样，两位前总统也都担心最终会发生灾难性的黑人暴动，并像1793年和1804年的海地模式一样屠杀白人。为了防止种族冲突和屠杀，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广泛地分散美国的自由黑人，让大部分黑人离开弗吉尼亚州。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在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重新安置大量黑人。 [1670]

潘恩的“最后一搏”(1800—1809)

从1803年夏天起，潘恩要么待在纽约市，要么待在他的新罗谢尔农场(位于纽约州，靠近康涅狄格州边境)。大多数美国人都选择避开他，他也成了英国当局的怀疑对象，因为潘恩从未放弃颠覆英国王室贵族制度的希望。如果拿破仑在1803至1805年成功入侵英格兰，那么潘恩的愿望在当时看来似乎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实现。潘恩在1803年9月向杰斐逊吐露了自己的计划，要“再次穿越大西洋”，以便“协助制定英格兰宪法”。 [1671] 他相信，英国君主政体的贵族教会制度已经“摇摇欲坠，如果拿破仑成功了，这个政府就会分裂”。另外一些可喜的结果是，大英帝国的解体将解放爱尔兰，将加拿大交回给美国。 [1672] 潘恩在《前景或道德世界的观点》(帕尔默在妻子的帮助下于1802年创立并编辑的期刊)中，对教会权威、遵守安息日以及基督教进行了不懈的攻击，结果是，这进一步加剧了他和他们的孤立状态。 [1673] 面对近乎普遍的强烈反对，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之下，从1802年开始，潘恩变得沮丧，整日酗酒。 [1674] 他的死亡遭到众人的鄙视，1809年6月10日，只有12人参加了他在纽约州农场的葬礼。 [1675]

1805年7月，在离开17年之后，巴洛从欧洲回到华盛顿，他对拿破仑彻底失望。巴洛的回归受到了总统的热烈欢迎，但同样遭到公众的回避。波士顿的一份联邦报纸称他为“嗜血的雅各宾派”，他的“谋杀激情”使他在“酒鬼狂欢”中为“路易斯和王后在断头台上的牺牲”而欢呼。他以前的朋友和盟友像对待潘恩一样冷落他。1805年10月，巴洛与他的同学诺埃尔·韦伯斯特相隔数十年后再次相遇，然而巴洛发现韦伯斯特已经摒弃了潘恩主义和他们曾经共享的激进启蒙主义信条。韦伯斯特很高兴地发现，巴洛“渐渐康复了，这主要得益于拿破仑对新哲学的严苛的纠正”，但很快他就失望地意识到，巴洛只是对拿破仑的幻想破灭了，而不是对“哲学”的幻想破灭了，而且巴洛的“病”看起来“根本不可能被治愈”。 [1676] 巴洛的共和主义和非宗教观念仍然没有动摇。潘恩在《理性时代》中对宗教的批评通常被谴责为“无神论”，巴洛仍然认为“针对基督徒伪装者的可恶行为，已经取得了理智的进步”。法兰西共和国的垮台使巴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向世界，甚至向我们自己证明这个(美国)帝国的结构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自由组织”是“极其重要的”。这场革命的真正遗产需要更有效地投射到世界各地，并在美国国内得到加强。巴洛既不尊重韦伯斯特向传统观念的退却，也不欣赏1805年的美国，他主要发现了“错误的思维习惯”。而且，像潘恩一样，他特别憎恶约翰·亚当斯和联邦主义者的政治和社会学说，“他们在多数人的沮丧中寻求少数人的幸福”。 [1677]

1806年1月，巴洛完成了他曾于1802年首次提出的建立美国国家研究院的计划，该研究院以法兰西学会为范本，这是他向杰斐逊提交的宝贵计划。巴洛认为，美国代议制共和制度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独特而宝贵的创新，从根本上与拿破仑昙花一现的独裁政权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代议制民主只有在启蒙的基础上，通过扩大世俗教育和传播意识、知识和科学，才能蓬勃发展。巴洛在国家研究院精心设计的实验室里，进行了融合科学实验以及对美国大革命的一般性研究，他认为这是在国内外保护和传播革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步。促进社会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也将使美国能够更充分地参与到欧洲激进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的跨大西洋辩论中。欧洲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给予了赞扬”，但同时，巴洛在欧洲参与的辩论也使他意识到“我们遗漏了什么”。与这样一个机构 [3] 互动，他们可能会“用他们的影响帮助我们实现一个趋于完美的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注定要改善人类的境况”。 [1678]

据巴洛推测，国会“以及我们的富裕公民”将很乐意为以法国为范本的国家研究院“提供自由捐赠”。杰斐逊晚年不断思考教育改革，事实证明他对此充满热情。一位学者评论道：“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杰斐逊更雄辩、更充分地表达了对于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想。” [1679] 杰斐逊在1806年2月向巴洛暗示：“我经常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组织如此严密的哲学协会或学院”，这样，虽然中央机构位于“政府所在地，但其成员将分散在各州，在每个州都将设有分支机构”，以便“所有分散在各地的成员都能够付诸行动，并且各协会之间可能出现有益的仿效”。 [1680] 杰斐逊和巴洛共同致力于为“华盛顿市的国立学院和大学”制订一项法案，该机构融合了大学、研究院、成人教育中心、国家博物馆(纳入查尔斯威尔逊的皮尔博物馆)和国家学院的特点。为了制订这项法案，巴洛在白宫起草了一份提案，该提案于3月份被提交至国会，但令人沮丧的是，该提案进展缓慢，而后被永久搁置。 [1681]

与潘恩不同的是，巴洛确实再次穿越了大西洋回到法国，1811年末，在与拿破仑的部长们的各种谈判中，他担任了美国代理人，并参与讨论了一项计划，该计划由约瑟夫·波拿巴特(自1808年开始成为“西班牙国王”)发起，其内容是将西佛罗里达移交给美国总统。由于约瑟夫在西属美洲已没有权力或权威，麦迪逊拒绝认真对待他。从巴洛的共和主义角度来看当时的世界局势，他同样害怕拿破仑及其主要对手英国获胜，他像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视英国为美国的主要敌人。 [1682] 1812年12月，为了恢复与拿破仑的谈判，巴洛从陆路旅行到立陶宛的维尔纳(维尔纽斯)，他目睹了拿破仑遭受俄罗斯哥萨克骑兵的羞辱，以及在失败中遭遇雪灾的最后阶段。巴洛以美国外交使节的身份横穿波兰，与迷路者和伤者一起迂回地离开了维尔纳(他参观了维尔纳并对其印象深刻)，他发现自己被死亡、毁灭、毁坏的房屋和绝望所包围。法国大革命、波兰的复兴、拿破仑的欧洲国家体系以及后期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计划，都土崩瓦解了。在巴洛于维尔纳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上帝啊!上帝啊!我想知道，你创造人类是为了什么？人类拥有如此多的智慧、远见、精明和谨慎，但他们却很少使用这些品质。” [1683] 几天之后，在无限的绝望之中，巴洛于波兰中部地区去世。

1800年以后，所有激进的启蒙思想传统都遭到公众的谴责和攻击。帕尔默记录道，“哲学家们”的奋斗以及“对君主制暴政的愤恨，被教堂的雷鸣般的声音所谴责”。 [1684] 神职人员和强大的既得利益者谴责了许多协会，这些协会与帕尔默在纽约的协会类似，因为帕尔默对宗教权威和社会政治顺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另外“谦逊”和教会所教导的尊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潘恩派对“贵族”制度力量的政治和社会颠覆，旨在抑制经济和政治以及宗教因素。帕尔默断言：“那些反对哲学并赋予其苛刻而恶毒称谓的人，对维持一种掠夺和抢劫的特权制度颇感兴趣，这使得十分之九的人成为绝对的奴隶，从而在懒惰、骄傲和奢侈方面支持另外十分之一的人们。” [1685] 幸运的是，“要求对当今各国仁慈的哲学家进行报复和无情惩罚的呼声，并没有阻止哲学家们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一直坚持不懈地关注个人和国家福祉的最大化”。 [1686]

这适用于潘恩、巴洛、弗瑞诺和杰斐逊，也适用于帕尔默和他即将成为寡妇的妻子。但这也表明，激进的兄弟会日益被孤立和隔离。在1800年左右的几年里，随着公众压力越来越大，各个方面的激进倾向都明显减弱了。1796年，年仅35岁的科拉姆在新闻运动中，因疾病而去世。两家最活跃的激进报纸的出版商，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和托马斯·格林利夫，都在1798年费城暴发的黄热病中过早死亡。帕尔默也是1800年后激进分子中最有动力、最有能力组织运动的人之一，他在1806年过早去世了。另外，约翰·戴利·伯克在1808年死于战斗。从1798年起，“美国大革命的无冕桂冠诗人”弗瑞诺，完全停止了他对“贵族制”“无知”以及“人类最严重的瘟疫”——“可怕的迷信”，牧师煽动“每一个力量，去束缚思想或使它屈服”——的反抗。弗瑞诺放弃了领导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和美国的“克伦威尔们”的角色，不再公开主张“在世界上建立真正的共和原则，人类将产生惊人的变化”。 [1687] 由于担忧财务问题，他回到新泽西的农场，在那里继续写诗，但不再谴责社会的不公。 [1688] 他卖掉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在老年时，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挨家挨户地寻找零活。

1801年后，杰斐逊的支持者们聚集一堂，他们主要通过疏远(而不是重申)潘恩、帕尔默和巴洛的知识遗产的方式，来避开联邦主义者的攻击。 [1689] 然而，激进批评者所提出的紧迫任务根本没有得到实施。奴隶制尚未废除，自由黑人仍然是二等公民，美洲原住民是制度不公正的受害者，“贵族”和各地的宗教讲坛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使一些人感到羞辱。 [1690] 仅这一点就导致了“第二次大觉醒”对激进分子的冲击未能取得完全成功。为了避免使美国正式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和社会，起草联邦宪法的人规定，正如美国与的黎波里 [4] 的巴巴里地区 [5] 签订的条约中所述，新共和国不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结盟或敌对。 [1691] 复苏的政治讲坛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遇到无声但仍然顽强抵抗的力量。潘恩的《理性时代》在短短两年(1794—1795)内出版了大约15个版本，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生们经常痴迷地阅读此书。这表明，激进思想并非只得到个别人认同，透过表象人们可以看到其本质——启蒙运动与传统思维和既定思维的斗争仍在继续，而自由和宗教之间的正确平衡尚未找到。 [1692]

因此，表面上看19世纪早期“异教徒”和潘恩派自然神论遭到了明显的镇压，但实际上这并非事件的全貌。 [1693] 一方面，激进的启蒙运动塑造了美国大革命的民主理想，并在1800年前向大众传播了进行更大范围改革所需要的意识；另一方面，它也给美国宗教本身留下了持久的痕迹。在革命之后，美国宗教别无选择，只能变得不那么武断，不那么忏悔，更愿意接受开明的思想和科学。 [1694] 对许多人来说，要求更清晰、更简单、更少的“建制”和更直接的公众参与，意味着要求更少的神学神秘感和更多地关注基督教的道德信息。在某种程度上，道德改革在激进分子、一神论者和“第二次觉醒”狂热的其他反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共同点。

18世纪晚期，作为他们的扩大自由和民主的计划的一部分，激进的领导人期待美国宗教进一步迅速“社会化”，他们认为这是削弱宗教权威和不容忍的必然途径。杰斐逊对普里斯特利的消除所有传统神学和教会组织的思想和决心表示赞赏，杰斐逊自信地预言一神论将成为美国未来的宗教。 [1695] 一神论的发展——通过使自然神论和基督教更加和谐，消除对受过神学训练的有偿神职人员的需要——必然会削弱当前已确立的宗教权威；而事实也确实没有让杰斐逊等人失望。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神论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和肯塔基州，在这些地方传统主义者仍艰难地负隅顽抗。1805年，在哈佛神学院，围绕霍利斯神学的战斗以正统加尔文主义者(以杰迪代亚·莫尔斯为首)的惨败而告终。胜利者是亨利·威尔(1764—1845)，不久，他宣布自己是一神论者，并领导哈佛神学院逐渐走向一神论。亨利·威尔强调要吸引那些开明的、博览群书的和“最高尚的”人，但是这些人对改革后的哈佛所设想的情感主义和流行的“第二次觉醒”的疯狂感到反感。 [1696] 许多由清教徒建立的前新英格兰长老会转向了理性主义的一神论，不仅抛弃了加尔文主义的严肃性和神学，而且抛弃了包括“三位一体”在内的许多沿袭下来的教条。

虽然清教徒的僵化受到侵蚀，宗教教条主义开始退却，但这并不意味着旧的偏执、对神学的专心致志和狭隘的学识被取代。 [1697] 尽管普里斯特利的唯物主义和否定非物质的不朽灵魂的观点吸引了一些人，最显著的是杰斐逊，但它仍然是大多数一神论者所不能接受的。 [1698] 布里索言辞夸张，他疯狂地宣称“美国的新教徒部长们很快就会处于德·阿伦贝尔先生指派给日内瓦牧师的地位”——暗指德·阿伦贝尔在《百科全书》中所写的词条“日内瓦”。在《百科全书》中，狄德罗的合著者夸大了18世纪末期日内瓦牧师转向对“三位一体”进行隐晦否定的事件，这也使得他本人声名狼藉。 [1699] 相反，神学与激进主义的斗争仍在继续。纽约的自由思想家最终建立了系列讲座、报纸、新闻协会和辩论，以便对传教士的不断攻击做出更加一致的回应。潘恩的反神学著作以低廉的价格再版，沃尔尼的《帝国的废墟》之类的作品也再次出现。19世纪20年代，通过这些著作，一位杰出的名人转向了自由思想的泛神论，他是纽约王子街普遍主义教堂的牧师艾布纳·尼兰(1771—1884)，他叛离了他的会众，建立了神教和理性主义的第二普世主义社会。 [1700] 在撤退到波士顿后，尼兰因1833年的“亵渎”言论被起诉，虽然神学攻击者最终于1838年将他定罪并以“亵渎神灵”的罪名判处其监禁60天，但他们的成功只是以牺牲尼兰的地位为代价。事实证明，尼兰是美国最后一个因宗教罪行而入狱的人。

毫无疑问，美国的政教分离——包括削减教会权威和神学教条——表现出了更广泛的宽容性，其程度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闻所未闻。但这并未被系统地贯彻到学校、学院和大众文化中去。帕尔默认为，美国面对的威胁是“教会和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阻止思想的蔓延、国家的道德进步和自然的幸福”。然而，潘恩、巴洛、杰斐逊、科拉姆、库珀、拉斐特、费洛斯和帕尔默反复重申，对(激进的、世俗的、民主的)启蒙运动的最终不可逆性的信仰，于他们而言是一种信条。革命的基本原则广泛地散布在书籍和小册子中，“对道德和政治解放的保证已存入每一所学校和学院的档案中，并存入各国每个有教养的和开明的人的心中。”因此，帕尔默在1801年预言，全面逆转是不可想象的：“从今往后，将地球沦为奴隶制的企图将徒劳无益。奴隶制的历史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可怕的图景。” [1701]

这场革命在美国内外的最狂热的追随者，通常都是宗教权威和神学的长期对手，但是联邦主义思想媒体和讲坛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点，不让公众知道。因为这些都成功地用一个流行的神话取代了历史记载，即创始人对传统宗教观念的承诺。世界君主贵族制度的反对者同时也是反对神学教会至上主义和传统宗教运动的领袖，他们认为这是对身心的联合专制，但教育家们拒绝效仿。激进分子普及教育的目的是使社会世俗化和共和化，但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是政治保守派，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的不断战斗中，传授无处不在的、激进的神学思想。

潘恩在英语世界的声誉在他去世时达到了最低点，并在短时间内几乎名誉扫地。 [1702]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潘恩在美国和英国的地位和思想遗产得到显著地恢复，他在西属美洲(在那里，他成为革命的主要指导者之一)的声望迅速增长。1825年1月29日，在潘恩和帕尔默的老朋友兼出版商约翰·费洛斯的带领下，40名自由思想家和其他著名的激进分子聚集在纽约和谐厅——工匠工会的定期会议地点，为纪念潘恩的生日，向这位被诅咒的难民作家致敬，半个世纪前，他曾用《常识》一书让美国振奋起来。 [1703] 约翰·费洛斯是少数几个一直帮助潘恩的人，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经济上援助潘恩。从1825年开始，他每年都会庆祝潘恩的生日。在1825年，他与1776年原则的数百名铁杆信徒一起在波士顿、奥尔巴尼、辛辛那提以及费城和纽约举行庆祝潘恩的政治宴会。 [1704] 19世纪中叶，在辛辛那提，复兴潘恩思想成为伟大的美国改革家以及启蒙作家主要从事的运动，成为最近聚集在那里的许多德国移民自由思想家和激进分子(或称“福吉耶特”)特别关注的焦点。

潘恩和帕尔默热烈拥护布里索和孔多塞的学说，即虽然“全面革命”使国王和牧师们反对民主共和国，但世界各国人民出于全体利益终将会支持他们。最终，一个建立众多民主共和国的世界将出现，这个世界不再像君主制社会那样相互争斗，而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开创一个新的、更幸福的“永久和平”时代。 [1705] 有一段时间，这一愿景重新出现，从智利传播到了德国。1832年2月，在英格兰不断加剧的改革浪潮的鼓舞下，英国激进组织为纪念托马斯·潘恩的生日举办了一系列宴会，宴会上回荡着祝酒词：“致美国——愿她的共和制度能在世界各地被模仿!” [1706] 通过这种方式，潘恩取得了一种死后的胜利，在“少数真正的共和党人”中留下了长久的影响，其中包括美国19世纪革命民主的文学捍卫者菲尼莫尔·库珀、爱默生、惠特曼，以及更谨慎的麦尔维尔。潘恩派宣称，人类面临抉择：要么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战争和压迫，要么“真正的共和党人”(激进的启蒙运动)将取得胜利。正如弗瑞诺在1797年所说，“征服将停止——弱者的权利将得到尊重，人类将不再是人类的压迫者。” [1707]

希望、祝酒和宴会赋予了激进思想永恒的、坚不可摧的核心，使潘恩的作品和成就真正具有普遍性。但同时也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美国大革命对世界的持续性影响，并继续期待着它的“燎原之火”。

[1] 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州。法国路易斯安那属地的版图远远超出今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实际范围。——译者注

[2] 1820年缅因州脱离马萨诸塞州，并宣布加入联邦。——编者注

[3] 法兰西学会。——编者注

[4] 利比亚首都。——编者注

[5] 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编者注

第十六章 革命的时代：拿破仑、西班牙和美洲大陆(1808—1815)

西班牙革命(1808—1814)

在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及议会授予土地使用权之后，杰斐逊试图说服一些人接受路易斯安那州的行政长官之职，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拉斐特侯爵。虽然拉斐特对这一邀请心怀感激，但他仍拒绝了该职务，并于1804年10月解释了他拒绝的原因。距离美国大革命兴起，以及开始实现“自由的美国”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而距离拉斐特和杰斐逊联手共同推进实现“自由的法兰西和美国”的事业，也已过去了15年。自1789年，美国的自由进程不断取得进步，而在法国，共和的希望却陷入最低谷。基于这个理由，拉斐特觉得自己从道义上应该留在欧洲继续奋斗。他相信1789年那些真正的法国信念仍具有“惊人的影响力”，并仍然希望全世界终有一天会实现自由。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除了留在法国别无选择。 [1708]

对于那些相信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在哲学上具有最终一致性的人们来说，拿破仑的成功崛起和掌权让人感到深深的失望。1804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后不久，拉斐特向杰斐逊坦言，如果说“人道事业在美国已经获得成功，不会再受到任何的破坏和阻碍”，那么在法国，它却“不可挽回地失败了”。 [1709] 本杰明·康斯坦特宁愿流放德国也不愿待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康斯坦特宣称波拿巴逆时代潮流而动，其行径“比早期那些野蛮的征服者还要恶劣千倍：他选择并钟爱野蛮，虽然被启蒙思想包裹，他却选择倒退回黑夜”。 [1710] 激进的启蒙运动者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拿破仑所引发的自由、平等、包容和言论自由等曾是革命价值观的基础，而这些价值观的颠覆，其造成的结果与早期罗伯斯庇尔造成的破坏不相上下，这也使得美国自1804年后成了世界上唯一具有代表性的共和国。1815年，杰斐逊在写给拉斐特的信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并着重指出“罗伯斯庇尔那血腥无原则的暴政和波拿巴同样无原则的疯狂暴政”如出一辙。 [1711]

约翰·亚当斯在任总统期间(1797—1801)，巴黎和马德里流言四起，流言说美国要和英国达成联盟并对法国和西班牙宣战，以确保美国对路易斯安那和东西佛罗里达的所有权。也许这些流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震慑西班牙——这一拿破仑摇摆不定的盟友，美国希望通过施加压力使其割让他们想要的土地。自1801年起，杰斐逊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继续这一目标，并未威胁发动战争。“目前欧洲的危机有利于推进这种解决方案，”杰斐逊说，“我们应抓紧时间利用(这一机会)。”在1805年末的特拉法加海战之后，美国在阿兰胡埃斯与蒙羞的西班牙恢复了谈判，美国敦促西班牙以500万美元转让佛罗里达，并要求将美国和西班牙在北美领地的西部新边界暂定为科罗拉多河。但西班牙拒不接受威胁，牢牢握紧东西佛罗里达的所有权，并且在1810年后也仍然持有东佛罗里达的所有权。1812年，麦迪逊总统不得不限制来自佐治亚州的那些激进的领土扩张主义者入侵佛罗里达，以防他们以武力夺取这片土地。 [1712] 拿破仑在阻止美国吞并佛罗里达的同时，也寻求各种方法避免美西关系公开决裂。所以就像对待路易斯安那问题一样，他表面上愿意谈判，实际上却在拖延时间。

几十年来，西班牙启蒙者一直密切关注着美国独立战争对西属美洲的影响。弗朗西斯科·卡巴洛斯(1752—1810)是支持对西班牙帝国的政治经济进行深化改革的主要人物之一。卡巴洛斯主张在国内实施自由的经济政策和“贸易自由”，也支持美国的反抗者对抗英国政权。他希望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能永久摆脱王权的控制，并以此来削弱英国的力量。但同时他也深知，受美国独立战争潜在威胁最大的国家，就是西班牙。另一位西班牙启蒙者和官员佩德罗·巴雷拉·乌略亚(卒于1797)在1782年指出，欧洲对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是着眼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帝国的未来，是事关全球的论争，归根结底是一个哲学问题。已经开始的两大对立的政治与学术集团的对抗，体现出启蒙运动真正的“哲学精神”。对于美国独立战争合理性和重要性的争论，不仅仅是王权带来的结果，更是关于优秀政府的实质、欧洲大陆之外的世界、合理的社会道德秩序和时代真正的哲学精神的大探讨。 [1713]

西班牙王室一方面支持美国为独立而战，另一方面又和美国的原则正式划清界限。他们宣称王权和政治权利、社会秩序一样都是神授予的，受教会的认可。这一原则当时在东西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仍全部在西班牙掌管之下)和中美洲、南美洲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如沙斯泰吕侯爵所言，1776年的西班牙依旧保有“独裁专制，且与罗马的狭隘偏私齐名”，它仍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 [1714] 但实际上，如同法国和尼德兰联邦这些在1778至1783年间支持美国的国家，西班牙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美国的原则，在美洲和欧洲“对武装反抗君主政权的反抗者们提出的平等和政治自由的主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承认他们提出的抗辩理由——借用一位荷兰作家的话来说——“是自然的权利”。 [1715] 那些坚持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叛乱分子已经成为西班牙政府正式的军事盟友。如此一来，想要抨击他们争取政治和宗教自由的行为乃违背上帝和宗教的无正当理由的叛乱，就全然不可能了。无论欧洲各国的宫廷所言为何，他们和“叛乱分子”的结盟都是一种妥协，这削弱了王权贵族对反抗暴政和争取人类普遍权利的意识形态的打压。

由于西班牙所有阶层，尤其是本土白人和西班牙裔拉美人对王室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西班牙王室的处境岌岌可危。卡巴洛斯主张，若要镇压西班牙民众因效仿北美殖民地而发起的大规模暴动，以避免广袤的新世界帝国坍塌，西班牙必须当机立断采取行动。虽然卡巴洛斯也想看到美国独立，但他希望西班牙在北美的领土能与自治权、宽容精神、言论自由、废除贵族制和政教分离这些破坏性的原则永远划清界限。引发独立战争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压迫性的重商主义贸易限制和财政政策应立即在西属美洲予以废除。大范围的经济、行政和财政改革对促进商业活动的参与度和繁荣必不可少；通过“开明”的商业和金融政策，可以使殖民地公平地享有帝国的收益。想要继续压迫、“奴役”西属美洲殖民地上的人民，对他们进行自16世纪西班牙征服以来王室、教会和殖民地官僚政府不断进行的计划性盘剥，是极不道德也极不明智的行为。

在1778年的演说中，卡巴洛斯要求不受限制地公开讨论西属美洲归属西班牙的一切问题。他认为，无论是他自己的国家，还是其他欧洲殖民国家，都没有充分考虑到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意义。他们应该立刻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改革以压制武装反抗，这也是时下获得“人道与正义”的最直接途径。 [1716] 保守派未能抓住时机进行大范围改革，他对此深感遗憾。在西班牙，美国独立战争事与愿违地成了“自由的敌人们最强有力的论据”，它被用来敦促国家和教会沿用“我们在殖民地素来的统治方式”。保守派反对西属美洲拥有更多经济自由和选派代表参与政府事务，并坚持认为英国在殖民地“自相矛盾的统治所造成的恶果”证明了代表参政和拥有更多自由也将大大削弱西班牙的国家实力，这种想法是灾难性的。这些错误的反动思想在整个西语世界广泛流传、盛行不衰。 [1717]

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之后，西班牙陷入重重困境，当务之急是避免与美国再起冲突。美国对西班牙的干涉日益加剧，包括给不断动摇伊比利亚美洲的革命谋反分子提供支持。西班牙一方面要对抗美国的这些行为，一方面又要寻找权宜之计。美国在马德里的外交使团被视为其在1803年后赤裸裸的侵略和扩张主义的虚伪的拓展。1806年，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在加拉加斯 [1] 两次试图煽动叛乱，这加深了西班牙王室的恐惧。在第一次叛乱中，180人乘坐的“利安德”号，实际上是一艘为了在纽约发动暴乱而装备的船只。船上大部分船员是美国人，由威廉·史蒂芬·斯密上校(1755—1816)招募和资助。斯密上校曾作为拉斐特侯爵的副官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后娶了约翰·亚当斯的一个女儿而成了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妹夫。他在1785年曾和米兰达结伴同行德国。 [1718]

米兰达将美国大革命视为“我们自己国家绝对可靠的预备战”。 [1719] 西班牙官员(同时也有许多美国官员)相信，委内瑞拉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是米兰达和杰斐逊、麦迪逊一同密谋筹划的。斯密和这两位一直过从甚密，后来斯密也公开宣称自己曾参与其中。美国媒体对此表示支持：《里士满探索者报》预言，“这个南美洲的合众国会如同北部的美国，展现为一个令欧洲人钦羡的独立、团结、幸福的共和国”。 [1720] 由于没有获得足够的本土支持，1806年的两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在第一次失败中，参与远征的斯密的儿子威廉·斯图本被逮捕关押)。然而，米兰达的叛乱加之海地革命，以及英美合力颠覆西班牙在新世界的秩序，使得西属美洲社会在各个层面都饱受压力。 [1721]

拿破仑在1796至1799年改造了意大利，1803年改造了瑞士，又对法属加勒比地区和美国的西部和南部着手进行改造，尽管这样的做法多少令人感到不齿。他的影响力同样扩张到伊比利亚半岛，从而间接影响了伊比里亚美洲。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1788至1808年在位)与拿破仑这位自负的欧洲独裁者签下了灾难性的盟约，直到1805年与法国一起在特拉法加海战中遭受重创后，西班牙仍坚守此盟约。一半出于胆怯，一半由于法国贿赂(与法国瓜分英属葡萄牙)，西班牙与英国一起断断续续征战多年，其舰队和贸易都受到英国海军重创。特拉法加海战之后，西班牙和西属美洲的整体状况每况愈下，整个国家在英国入侵和由美国支持的克里奥尔人叛乱的双重压力下不堪重负。1806至1807年，当地自卫队在普拉特河上两次击退试图登陆的英军，这些英军意在攻占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卫队取得的战绩一方面提升了当地人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昭示出西班牙国防和帝国统治的不堪一击。

随后，在1807年，拿破仑向西班牙派遣了一支法国军队，表面上是为了联合西班牙军队入侵葡萄牙，但这一入侵导致了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频繁的外敌干扰加之卡洛斯四世的无能，以及国内不断升级的混乱局面，诱使拿破仑趁机抓获了卡洛斯和其子费尔南多，并迫使卡洛斯将王位传与自己的兄弟约瑟夫·拿破仑，从而强行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法国式“启蒙的”君主立宪政权。马德里被攻占，重要战略的决策大权旁落，约瑟夫当上了西班牙国王(虽然他的统治从未延伸至西班牙全境和西属美洲地区)。拿破仑在巴约讷召集了一次以西班牙贵族为主要成员的大会，之后起草了《巴约讷宪法》。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巴约讷宪法》堪为“启蒙专制统治的杰作”， [1722] 拿破仑想以此法令为此次政变正名。作为西语世界第一部成文的宪法，拿破仑试图将其强加给西班牙，从而将西语世界一分为二。

1808年初，随着法国的军事进驻演变成为彻头彻尾的军事占领，西班牙和西属美洲的改革者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包括戈雅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在内的许多人，后被称为亲法派或约瑟夫支持者，他们重新转向了温和的启蒙改革运动，这也是约瑟夫当初为终止不断升级的暴乱及确保改革的执行而发起的(他们完全没有料到《巴约讷宪法》不会被全面实施)。在他们出版的宣传册中，他们试图说服西班牙人相信约瑟夫的统治和改革是对卡洛斯三世和四世国王的启蒙计划的延续。 [1723] 自1808年始，西班牙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其中一方支持约瑟夫，另一方则反对约瑟夫和法国军队。两方阵营都由不同行业的人组成，但主要成员都是忠诚的启蒙人士。在被法国占领的土地上，忠诚的爱国人士为保卫西班牙的国家政权而奋斗。但后来据一位反法的改革者回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极为诚恳和支持启蒙运动的西班牙人站在约瑟夫·波拿巴一方”，他们被约瑟夫限制教会权威、减少教会财富和废除宗教裁判所的诸多远大计划所吸引。 [1724] 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西班牙最激进的启蒙者，包括那些最初来自塞维利亚的布里索派革命者及随后成为约瑟夫宣传官之一的约瑟·马切纳。 [1725] 到1810年为止，法国似乎击败了反对势力，逐渐占据上风。1810年1月至3月，约瑟夫占领了安达卢西亚大部，并长驱直入至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和塞维利亚。但自1811年后，费尔南多的支持者在英国的帮助下又夺回了被占领的土地。

顽强的反法势力最初将其政治大本营定在塞维利亚(1808—1809)，后转移到加的斯。他们一方面想捍卫西班牙帝国，另一方面也想对其进行改革。这些波拿巴的反对者将旧秩序的拥护者和所谓的“自由”派系都视为启蒙运动的激进分子。“自由”派系最终在辅政议会，尤其是加的斯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1811至1812年，加的斯议会中对保守主义和特权阶级利益的反对之声日渐高涨。结果是，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几次起义中均担任重要领导，这一现象在革命时期着实令人惊叹。从这个层面上讲，西班牙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非常相似。这群背井离乡的“爱国者”被困在加的斯半岛上，几乎受到四面围困，但他们仅仅凭借英国海军的帮助，在许多贵族、大地主和教会人士纷纷抽身自保的情况下，成功捍卫了抵抗和改革的核心力量。西班牙在1810至1814年间一直处于自由派和塞维利亚派这两种激进和保守意识形态的内部斗争中。 [1726] 这些“爱国者”们成为这场“政治文化战争”中来自知识界的中坚力量。

有些人试图向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灌输人民主权、民族复兴和代表权的概念；他们试图通过读书会的方式，唤醒农民的反抗意识，发动政治革命及组织对特权阶级的全方位攻击。这些人大多是处于革命外围的书记员、学术界人士、脱离宗教的教会人士和记者。 [1727] 一位同时期的观察者称“新闻自由一旦被实现”，“一些游历过欧洲其他国家并见证了知识进步的作家，将充分发挥雄辩的口才来启蒙民众，向他们展示公民自由的种种益处”。 [1728] 然而，最善于鼓动民众和坚决拒斥法国(和他们的新观点)的游说者却主要是神职人员和特权阶级的捍卫者。于是，加的斯议会中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人民运动尽管表面上激进，但实际的驱动力却是保守主义和对国家的忠诚之心，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卡斯提尔的城镇和乡村涌现出许多以神职人员和地方法官为首的抗击法军的民众，他们对法国充满怨恨。1808年，西班牙世界首次出现一座激烈竞争的公共舞台。以双语印刷的宣传册矛头直指约瑟夫的支持者，指责他们是人民的压迫者，被法国自由思想的读物腐化而离经叛道。这些约瑟夫的追随者被斥为卖国贼，人们嫌恶地称其为“空想家、哲学家、人文主义者”。

图19　“西班牙斗牛或危险的科西嘉斗牛士”。詹姆斯·吉尔雷刻画了1808年西班牙民众反抗拿破仑占领祖国的起义。图片鸣谢：新学院校长和众多学者，牛津/布里奇曼图片

知识分子们挤满了加的斯的各个咖啡馆，他们掌控着1810至1812年间的革命走向。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并且当时有些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是有志成为西班牙新的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的先锋。 [1729] 然而，他们当中的领导人大都并非来自中产阶级，相反，加的斯改革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不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奥古斯汀·阿古力斯(1776—1844)，他曾是前主教的书记员，后脱离教会，并起草了1812年《加的斯宪法》的前言；曼努埃尔·穆·昆塔纳(1772—1857)是一位成功的诗人、剧作家和启蒙运动的散文家；巴多洛梅·盖拉多(1776—1852)是农民的儿子，曾在萨拉曼卡学习过哲学，热衷于法国书籍并创作了西班牙当时最具宗教反抗意识的著作《滑稽模仿批评辞典》(1811)； [1730] 里斯托·佩雷斯·卡斯特罗(1778—1849)是一位热爱艺术和戏剧的初级外交官，戈雅曾满怀同情地为他创作过一幅肖像画；迭戈·穆尼奥斯·特雷罗是萨拉曼卡大学校长和哲学教授、新闻自由运动的斗士，同时也是议会中一位了不起的演说家；何塞·马里亚·里亚诺(1786—1843)是托雷诺的第七代伯爵，他酷爱阅读启蒙类的书籍，行事激进，最终和其贵族家庭决裂。

现在，约瑟夫派、专制主义派和自由派为了获取大众支持，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就使得宣传册、报纸和面对集会大众的宣传和演讲变得尤为重要。较之约瑟夫的统治，由知识分子和一些脱离了原有阶层的贵族组成的革命领导阶层希望他们的君主制宪法和制度框架更为自由。 [1731] 在报纸和宣传册中，昆塔纳、阿古力斯和穆尼奥斯·特雷罗强调了新闻和批评自由在强化“人民声音”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732] 尽管阿古力斯所说的批评自由主要是指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人群。在从1810年末开始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中，新闻出版始终是激进派最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并很快成为加的斯议会的最突出特色。1810至1813年，革命的主要形式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与西班牙保守主义的专制主义派系的斗争中，激进派暂时占据上风，仅仅是因为报纸、杂志和宣传册短时间内成为政治宣传的主要阵地和工具；但随后，过度依赖演讲、发表宣言和喊口号的形式也迅速暴露了激进派的主要弱点。 [1733]

与之相应，尽管旧的君主制瓦解和无政府状态使得西班牙革命成为可能，但这并不能解释随后发生的事件的复杂性；宣传册为什么要提出启蒙文化的观点？为什么西班牙革命宣称国家立法的最高统治权、限制贵族特权、废除宗教审判所(尽管不是永久性废除)，以及争取废除教会权力并要求必须依照“人权”立法？这就好比无法解释1787至1789年间席卷法国王室的经济危机缘何延续至1793年6月，并铸就了那场最终影响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共和倾向。1808至1814年，西班牙革命迅速获得成功又快速走向失败，其原因之一可能是拿破仑入侵导致西班牙国内局面极度混乱，并随后引发大面积骚乱。但就像分析1789至1793年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若要解释西班牙革命的广泛影响，不仅要考虑外敌的侵犯，更要考虑激进的启蒙观点在处于指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圈内所发挥的作用。

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变革发生得密集且迅速。一方面，摄政议会的官员大臣们以波旁王朝的继任者费尔南多七世(1808至1833年在位)的名义发起对约瑟夫的反抗；另一方面，费尔南多自己直到1814年一直被拿破仑囚禁在法国。1809年1月，反对波拿巴的运动领袖宣称，整个西属美洲是西班牙君主政权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应像过去一样仅仅被视为殖民地。应彻底变革西班牙君主制，西属美洲应在新出现的立法和代表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西属美洲各个地区的城市议会被要求选出各自的代表前往加的斯，参加初级宪法委员会，但其中只有少数几人(实际是9人)代表西班牙新世界(殖民地)参会，而西班牙本土的代表人数则为36人。1810年秋，当加的斯政府号召发起本地选举，继而成立更为庞大的国家议会以推进改革进程时，这种人数上的不平衡仍然没有得到改观。 [1734]

因此，西属美洲代表作为议会的附属人员，以相对少的人数在1810至1812年间的议会上公然挑战平等和比例原则。哲学家边沁早期就曾指出，这种矛盾是不会持续下去的。 [1735] 比例原则最初是富兰克林等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作为宪法议题提出的，这一原则在法国大革命早期也备受关注。这一问题始终存在，使得在加的斯的西属美洲代表因人数过少而一再提出抗议。但由于当时西属美洲的人口约有1500万，比西班牙本土人口(约1000万)多出一半，所以如果要真正执行比例原则，必然要把整个帝国的控制权移交给大西洋彼岸的另一个帝国。 [1736] 加的斯议会及其领导人在1810至1813年签署的关于西属美洲的声明中，既盛赞了这些克里奥尔人，同时也批评他们对“母国”西班牙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忠诚。 [1737] 这种态度上的不一致不仅存在于塞维利亚摄政议会中，1810年以后，在加的斯议会甚至在整个西班牙和伊比利亚美洲都普遍存在。这反映了顽固的保守派和“温和”的启蒙保守分子之间的分歧：前者代表被囚的费尔南多(以及教会和贵族)的利益，这些都是反启蒙势力；后者则主要是对抗知识分子、记者和希望以更激烈的方式重组君主宪政的野心勃勃的改革者。

由于西班牙国内普遍不能接受完全的共和主义，激进分子便想以1791年的法国为例，寻求建立代表制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承袭带有贵族和教会势力特征的英国的“混合政体”。1811年8月，由15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联名向议会提交了初步提案，内容是有关起草新宪法的基本原则，该提案明确表示将上议院、贵族和神职人员排除在代表人选之外，这标志着与西班牙的旧秩序以及英国宪政政体的彻底决裂。 [1738] 在一院制君主立法机构中，所有西班牙人一律平等。除此之外，1811年的提案还包含了其他一些较为激进的内容。正如1789年的路易十六，西班牙国王已失去对国家财政的所有控制权，王室只能从立法会获得一定数目的款项或年俸，王室支出与公共财政支出完全分离，且只是财政支出的次要部分。尽管加的斯的激进分子同法国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一样痛恨教会的当权者，并且他们还被反对者视为伪装的哲人，但他们很清楚不能公开对抗大众的宗教情感。与此相反，他们一方面宣称信奉天主教，承认其为“西班牙唯一宗教”；另一方面，又与教会内部严肃的詹森派改革团体结成联盟。 [1739]

《加的斯宪法》于1812年3月最终定稿(9月在墨西哥发布)，其主要特征明显与1791年的法国宪法一脉相承。区别于《巴约讷宪法》的146项条款，《加的斯宪法》草拟了141条，将君权还给人民，并公告了平等的原则。尽管《加的斯宪法》并未刻意突出“人权宣言”的特色， [1740] 但其许多条款均涉及平等权利(回应了1795年的《法兰西宣言》)，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闻自由——在1810年11月10日的特殊法令下，对新闻自由的主张已经有所妥协 [1741] ——且议会需定期自主召开会议。除了奴仆、破产者和罪犯之外，所有西班牙成年人均有权选举议会代表。城市政府也应彻底重组，以确保此后各城市亦由民主选举出的政府管理。议会代表不应同过去一样只代表区域或城镇，而应代表整个国家，每个议员名义上代表7万名公民。 [1742]

君主的职能是通过法律，同时担任行政机构、军队和国家外交的元首。英国国王对于立法有绝对的否决权，这一点在加的斯激进的领导人眼中是一个致命的缺陷，阿古力斯和佩雷斯·卡斯特罗都对此给予极大关注。与之不同，西班牙国王如同1789至1792年间执政的路易十六，只享有临时的否决权，并且最多只能将立法延期两年。 [1743] 国王不再享有提议立法、征收税金和补贴金，以及任何形式财政税收的权利；也不具有抓捕或拘留权，而且无权再享有额外特权以及终止或延长立法程序。如同1789年的法国，革命的西班牙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君主制度外壳下的共和国。尽管加的斯有时宣称同美国一样，已进行明确的权力划分，但实际上，议会对美国模式、洛克的契约理论和“混合政体”都极为拒斥。相反，他们参照1791年法国的先例，将立法奉为表达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加大对行政权的限制，强化司法机关的从属地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立法机构。所有公民在法律和财政制度中一律平等。贵族领主不再具有司法审判权，大片土地包括中世纪骑士团的财产都从家族继承制度中解放出来。在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事务中，一律禁止使用贵族头衔、徽章和制服。

因此，1810至1814年间的加的斯议会既没有效仿美国的先例，也没有遵循具有卡洛斯三世、卡洛斯四世、拿破仑和约瑟夫风格的西班牙绝对主义的开明专政的改革路线。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联邦原则也许对西班牙革命最具潜在的指导性，但宪法中并没有任何条款指明应依此来重建整个国家。 [1744] 尽管西属美洲的代表参与了宪法的制定，但任何形式的区域自治都未曾在宪法中有所体现。 [1745] 相反，司法改革预设了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高度集权的体系。出生在美国的西班牙裔拉美人，尽管其法律地位独特而低微，但他们现在享有身为公民的充分平等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的重大改变，因为宪法将西班牙定义为“两个半球所有西班牙人的集合体”。理论上，西班牙裔美国人、西属美洲印第安人(拉美印第安人)以及梅斯蒂索混血儿(西班牙和美洲土著的混血)也都成了“西班牙公民”。尽管宪法把非洲后裔排除在外，并且仍保有三层式的种族等级制，但加的斯议会在原则上授予西属美洲本土人以公民身份，这仍极具创新性。同1787年的美国宪法一样，《加的斯宪法》在奴隶制问题上含糊其词，因而奴隶制依旧完好无损。 [1746] 自由黑人可通过入籍确保其公民身份。

宪法的颁布使西班牙尚未被法国占领的地区欢欣鼓舞。议会明文规定，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所有主要城镇的广场，名字须由之前的“武装广场”更名为“宪法广场”。刻有“宪法广场”烫金大字的石碑被要求安放在“西班牙全国每个城镇主要的广场和集市处”。这些指令在包括东佛罗里达在内的西属美洲的各个总督区和都督区的区域中心也得到实施，在东佛罗里达圣奥古斯丁的中央广场上，至今仍能看到此纪念碑。 [1747]

约瑟夫统治的西班牙地区也颁布了相似的法令，剥夺了主教区神职人员的大部分特权并减少其人数。1811年1月25日和1812年6月16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对教会的剩余资产和什一税征收特别税金。1813年2月颁布的法令要求解散12人以下的男女修道院，并对其余修道院招收修士和向教民索取献金的行为严加限制。1813年2月，宗教裁判所被正式废除，尽管此举引发了各方的激烈争论——许多代表指出，大部分西班牙民众希望保留宗教裁判所，并且议会这样的非宗教组织无权废除由宗教训令授权设置的宗教机构。 [1748] 议会下令，连续三个安息日在国内所有教区教堂宣读其废除宗教裁判所的法令，但这一措施却受到坚决抵制。由于议会颁布的法律对天主教教派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并且严重限制了所有个体的宗教自由，其所谓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仍仅存在于理论层面。 [1749]

正如其他同时期的启蒙主义者，杰斐逊认为加的斯议会宪法虽然有“很多不足”，但仍令人瞩目，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认可保障了所有男性学习读写的需要。像美国一样，教育才是在西班牙成功建立共和国的关键：“对大众进行启蒙教育，由此，任何形式的暴政和压迫都将如恶魔一般在黎明时消散无踪。”虽然杰斐逊不像某些“狂热分子”那样认为人类可以达到至臻境界，但他“相信他们会受到进步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和宗教方面，而传播知识则是教化大众的最佳途径”。在1810至1814年西班牙重生的这段时期，考虑到强大的反抗力量主要来源于“无知偏执的大众”，杰斐逊对未来满怀憧憬，但又忧心忡忡。 [1750]

教会完全站在议会的对立面。主教们对议会效仿法国和约瑟夫支持者们的反宗教行为愤怒地提出抗议。众多教会牧师公开反抗加的斯法令。 [1751] 宗教裁判所象征性地关闭，很快又重新运行。与此同时，言论和出版自由仅限于报纸，且必须是在不能发表任何反对天主教信仰的条件下进行。主教们新成立了特别主教区理事会以加强宗教特权和审查制度。1813年9月，当按照1812年宪法全民公选出的议会代表首次召开会议时，那些反对保守的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启蒙团体，势力被极大削弱，处于不利境地。 [1752]

西属美洲共和革命的失败(1808—1816)

加的斯议会在1810至1814年间同时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行使职权。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受美国(和法国)影响的启蒙运动和共和主义在拉丁美洲也凝聚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到18世纪80年代，事态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这一问题从唐·弗朗西斯科·德·萨维德拉·德·桑格伦尼斯(1746—1819)的日记中可窥见一斑。桑格伦尼斯是西班牙再次征服佛罗里达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同时也是在古巴进行西班牙行政改革的领军人物。萨维德拉·德·桑格伦尼斯在1780至1783年间作为西班牙王室专员游历了加勒比地区和墨西哥，随后又担任了加拉加斯的地方行政长官，他是当时对国家全局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萨维德拉·德·桑格伦尼斯认为，如果西班牙不能在全新基础上夯实自身，将“很快”失去整个帝国。而若要夯实自身，则必须对西属美洲的行政、经济、文化制度和行政职能部门进行全面改革，以适应启蒙运动，响应美国大革命的号召。 [1753] 如果西班牙继续实施“暴政和压迫”，而不改变在本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对本土西班牙人的态度，那么西班牙帝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致命的灾难”。 [1754]

萨维德拉·德·桑格伦尼斯坚持认为，在殖民地诞生的西班牙人，那些西班牙裔拉美混血儿，“在短时期内接受了启蒙思想，如今所处的环境和几年前已大不相同”。他指出，更为关键的是，如同《历史哲学》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改变。在西属美洲，“新哲学的发展比在西班牙本土快得多”，但令人担忧的是，对新思想最大的束缚——宗教虔诚却逐渐式微。与美国的贸易使西属美洲获得了更多“关于人权和君权统治的新思想”，从而加重了这一威胁。“在我们美洲，伏尔泰、卢梭、罗伯森、阿贝·雷纳尔和其他现代哲学家的大量作品”广泛流传，且“当地人(克里奥尔人)满怀热情地积极阅读这些作品”。 [1755] 到了18世纪90年代，另一位欧洲激进作家菲兰杰里的思想在西属美洲精英圈子也颇具影响力。 [1756] 时隔40年，西属美洲一些重要评论家指出，18世纪70年代是知识界观念发生改变的决定性时期。在此期间，西属美洲精英分子的思想在“这场革命”中发生了极大转变，他们理解了宽容精神的重要性，自由思想也使革命的种子开始萌芽。 [1757] 18世纪70年代对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这位西班牙未来革命领导人的成长影响重大；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在1799至1806年间在欧洲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度过其大部分时光，其间他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他们两人可作为典型代表，彰显出这场由美国独立战争引发的南美全面“思想大革命”的影响力。 [1758]

萨维德拉·德·桑格伦尼斯指出，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以及“一大批以独特思维方式影响革命”的法国书籍的流入，对西班牙帝国和王室构成了根本威胁。 [1759] 接受启蒙思想的西属美洲人现在相信，西班牙只是想从殖民地攫取一切可以得到的东西，并使他们永远臣服。要想阻绝这种侵蚀，唯有尽快进行改革，消除种族隔离，任用聪慧且有责任感的官员，以及尽快纠正只将附属地视为“殖民地”而不是西班牙省份的态度。同时需要对西属美洲的各大学进行改革，杜绝保守主义、经院哲学和宗教中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阻止那些重要的克里奥尔家族后裔移民到法国接受教育，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760]

克里奥尔精英教育和出版文化的变革，为西班牙新世界带来了启蒙思想。这虽然不是社会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引发变革并为革命奠定了根基。18世纪80年代早期的暴动撼动了西班牙对北安第斯山脉的掌控。1781年7月，正值暴动发展到高潮，在新格拉纳达(今天的哥伦比亚)总督向马德里做出的汇报中，他强调，这一切的内在推动力仍然是由美国独立战争唤起的意识。他认为新格拉纳达内部冲突的恶化是由于“北美英国殖民地赢得的独立现在于叛乱分子中口口相传”。 [1761] 虽然普通群众对美国独立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但西属美洲的社会精英却完全领会了美国独立的重大意义。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在激进思想中培养起来的极端分子向王权和教会——他们寻求加强中央集权、军事化和商业化，并同时反对人民主权——的绝对主义开战。1808年以来，法国入侵西班牙所带来的普遍的迷茫感，使得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对旧秩序的憎恨愈演愈烈。

尽管西属美洲人民对他们合法君主的不幸遭遇深感痛惜，并且西属美洲的总督、地方司法高等法院(检审区)、地方长官和市政府(市政厅)仍然拒绝承认约瑟夫在马德里的统治，他们对已废除的波拿巴王朝仍心存念想，但是西班牙国内统治的土崩瓦解使得西属美洲逐渐进入了不稳定的真空期。其结果是，在整个西属美洲的各个区域中心，争夺地方权力的斗争愈演愈烈。各地流言四起，阴谋和煽动叛乱的行为不断出现，使得本已出现苗头的颠覆倾向愈发严重，也加剧了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英裔法国人对加勒比支配权的争夺，以及自法国和海地革命中蔓延开来的政治和社会动乱。 [1762]

西属美洲革命的第一次重要起义发生在上秘鲁 [2] ，也就是今天苏克雷的丘基萨卡(查卡斯)。1809年5月，地方检审区和王室公职人员产生分歧，双方都希望得到市议会和大学中克里奥尔主流人士的支持。丘基萨卡起义的领导人海梅·德·苏达涅斯和贝尔纳多·德·蒙太古表面上效忠王室，实际上却发表了宣传人民主权、共和主义以及大众权益高于一切的演说。他们主张发起全面改革，并希望获得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的支持；雷纳尔、菲兰杰里、马布利和卢梭是他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同样的故事很快在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出现，动乱的迹象在各地迅速扩散。1809年7月，王室公职人员将利马各咖啡馆的业主召集起来，警告他们禁止为进行丘基萨卡暴动的具有颠覆性质的会谈提供场所，违者将承担责任并接受严厉惩处。 [1763]

尽管秘鲁总督积极采取行动，暂时保住了下秘鲁保皇主义和反启蒙运动的壁垒地位，但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叛乱分子的暴动很快撼动了整个上秘鲁和智利北部地区。 [1764] 此后，在《巴约讷宪法》于1808年底宣布废黜费尔南多之后，基多开始积极策划新一轮暴动。除基多之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智利的圣地亚哥城也很快爆发了抗议行动。基多当地的贵族精英被紧急召集起来组成基多省(今厄瓜多尔)军政府，行使该地区的最高权利、捍卫宗教和抵抗来自拿破仑的威胁。 [1765] 由王室任命的基多监审区主席在1809年8月10日遭到废除。该军政府公开宣称效忠费尔南多，但其实际行动却显然服务于当地克里奥尔精英的野心和利益。 [1766] 三个月后，王室军队重新获得了控制力，但这一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1810年8月再次发生骚乱，第二任军政府于1810年9月再度掌控了基多地区。

在革命初期，西属美洲革命者站在美洲大陆的全局视角，而非站在某个针对传统边界的特定视角来看待问题，他们将其总体命名为“美洲革命”。从1808至1810年间西属美洲革命暴动(以及反启蒙的保皇主义)的普遍特性上，足以清楚地看出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只是导火索，并不是引起分裂的真正成因。此后的许多史学家常把大西洋两岸发生的种种事件归结于殖民地的民族情感和对母国的忠诚，但实际上这种政治建构基本上是后来才出现的，这些历史学家无疑是颠倒了时间的先后顺序。事实上，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知识界，很早就存在强烈的启蒙倾向，拿破仑的入侵只是激化他们分化成为水火不容的敌对势力。在1808至1814年的起义期间，利马是保皇主义、宗教和反对启蒙运动的主要堡垒城市之一，其对新闻出版的镇压远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酷。但即使在这里，一份出现于1811年名为《利马秘密杂志》的刊物还是在传播启蒙和政治颠覆的思想，而非所谓民众或“民族”的观点。

《利马秘密杂志》的主编是年轻的费尔南多·洛佩兹·阿尔达那(1784—1841)，他来自波哥大，是一位律师，曾在马德里学习。《利马秘密杂志》倡导革命运动的团结性，支持基多地区的起义，还刊登密报，转印从曼纽尔·贝尔格拉诺(1770—1820)和胡安·何塞·卡斯泰利(1764—1812)处获得的极具革命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报》。1810年5月，贝尔格拉诺和卡斯泰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动起义并推翻了那里的王权统治。 [1767] 起义的领导者们奔走于各地，宣称旧秩序和旧思想已经过时，应由提倡“人类权利”的新思想取代。贝尔格拉诺在西班牙时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获得了改革的思路。卡斯泰利作为一名威尼斯医生的儿子，曾在包括丘基萨卡在内的多所大学学习，由此接触到了拉美各国的知识界。卡斯泰利崇拜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法国大革命和18世纪80年代安第斯的伟大起义也对他影响深远。 [1768]

高度紧张的王室觉察到，拥有大片土地的委内瑞拉精英阶层也致力于“密谋”策反活动——他们的“秘密”集会受到地区高等法庭(检审会)的调查，几位高级领导人被捕。 [1769] 1809年5月，塞维利亚最高军政府以委内瑞拉的提督的立场摇摆不定为由罢免了他，取而代之的是库马纳省长官文森特·艾姆帕兰(1747—1820)。艾姆帕兰是西班牙新大陆上一位杰出官员、著名的启蒙者和改革者，他的文化思想与亚历山大·洪堡(1747—1820)颇有渊源，洪堡在游历西属美洲的五年中(1799—1804)对当地的知识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770] 但艾姆帕兰开放委内瑞拉与外界贸易渠道的做法——受到加拉加斯精英界的支持——违反了塞维利亚军政府的禁令，军政府因此对他产生怀疑。1810年4月中旬，法国在安达卢西亚突围，塞维利亚陷落，加的斯遭封锁。这一消息使费尔南多的追随者以及对改革思想持怀疑态度的委内瑞拉人与愿意接受约瑟夫统治的艾姆帕兰之间的矛盾愈发加剧。1810年4月19日，由克里奥尔人和半岛精英人士组成的团体推翻了加拉加斯的王室政权统治，并建立了最高军政府——宣称代表“委内瑞拉联合省所有居民”的最高主权。尽管加拉加斯军政府反复表明效忠于西班牙王室，但实际上它是为本地拥有大片土地的精英阶层的争权夺利服务。他们的政变加深了地方的分歧，遭到了科罗和马拉开波本地的排他主义者(particularist)、加的斯政权的支持者、大主教、检审区和被罢免的持绝对主义态度官员的激烈谴责。 [1771]

在委内瑞拉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国家迅速陷入混乱。加拉加斯最高军政府试图重组国家行政和财政商业制度，取消包括对印第安人征收的部分王室税收、废除奴隶制、正式开放对美国和英国的贸易，以及打破西班牙对贸易的长期重商主义垄断，同时向英美两国派出代表，寻求武器、给养等方面的支援。使团成员(包括西蒙·玻利瓦尔)与米兰达将军协商——因为米兰达是唯一同时参加过美、法两国大革命的杰出的伊比利亚美洲将领——希望米兰达回国以帮助指挥委内瑞拉革命。然而，加拉加斯军政府无法阻止委内瑞拉一些城镇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计划于1811年3月召开的加的斯议会。首先在各教区由年满25岁并拥有财产的自由公民选出“选民(具有选举权的人)”，这些“选民”再选出与会代表。加的斯政府和加拉加斯军政府展开拉锯战，其争端主要围绕最高统治权、司法审判权和商务贸易等问题。为重获最高统治权和恢复帝国贸易限制，受委内瑞拉三省——科罗、马拉开波和圭亚那——支持的加的斯议会，从古巴和波多黎各调遣海军巡视委内瑞拉海岸。

表面上看，起义军和保皇党是为独立而战，但实际上，委内瑞拉国内权力斗争牵涉到四方势力——保皇党对抗由反叛的精英阶层组成的最高军政府，双方又同时对抗排他主义者和由地方上拥有大量土地的精英分子构成的敌对势力，四方势力又合力煽动当地卡斯塔人、帕尔多人和桑博人之间的争斗。排他主义反对派的势力在省会城市科罗尤为稳固，这一区域聚集了大量帕尔多人、奴隶和印第安原住民。 [1772] 随着混乱局势的恶化，国际观察家对未来的形势愈加不乐观，其中就包括约瑟夫·布兰科·怀特(1755—1841)。作为一位有爱尔兰血统的亲英派西班牙人，怀特居住在伦敦并在那里编辑了大西洋两岸最著名的西班牙语独立杂志《西班牙人》(1810—1814)。这份杂志在智利、墨西哥、基多、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加勒比地区都有发行。布兰科·怀特向往“自由”和更为宽容的社会，他支持洛佩兹·阿尔达那、卡斯泰利、罗斯西奥和伊利萨利等反对派启蒙者，但反对他们诉诸武力和寻求独立的做法。布兰科·怀特认为革命不会成功。 [1773] 他在1810年宣称，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西属美洲，“都不会在革命中获得任何利益”。如果“革命的领导人善意且公正，且革命不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违背的话，那么也许它的发生还有些道理”，但照目前的情形看，革命者的努力只会在国内引发杀戮和内战。 [1774]

现在，几乎整个西属美洲都陷入动荡之中。起义在圣地亚哥(智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取得胜利，但在今天的阿根廷和附近蒙得维的亚等内陆地区却遭到顽强抵抗。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地区实质性宣布独立。内战和分裂席卷整个大陆，由于革命原则和目标不够明确，导致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的冲突，以及总督区和都督区内地方主义者和集权派的纷争愈加复杂。随着西属美洲危机的加剧，中央集权在各地纷纷土崩瓦解，由社会等级、阶级、宗教身份和奴隶制引发的紧张关系也日益加剧。这场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混战伴随着唯恐英美横加干涉的恐慌(与希望)，在这一片混乱当中，许多人意识到更为清晰连贯的指导思想实乃当前急需。在缺乏明确目标和革命突破口的情况下，远在费城的曼纽尔·加西亚·德·塞纳(1780—1816)的翻译项目可谓是一项重大进展。塞纳是委内瑞拉人，自1803年就居住在费城。他把托马斯·潘恩主要思想的摘要、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各州的宪法都译成西班牙语。

与潘恩一样，加西亚·德·塞纳认为，美国大革命昭示着人类对政府和政治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法国大革命又将美国大革命的精髓进一步发扬光大。 [1775] 要在西属美洲人民中培养更广泛更连贯的革命意识，亟须大力传播美国独立战争及其宪法成果。1811年，佩鲁维安·曼纽尔·何塞·阿伦泰吉在伦敦翻译出版了潘恩《常识》的西班牙版本，更加强化了这一认识。塞纳和阿伦泰吉热切地希望看到整个新大陆——无论南美还是北美——都能有统一的共和主义思想和实践。 [1776] 直到1821年，西属美洲革命领导人对“汤姆·潘恩”(Tom Paine)的宣传仍不够系统，他们只引入了《常识》和潘恩其余作品的一些简短摘录。《人的权利》的缩减版直到1821年才由马修·凯利在费城翻译出版。 [1777] 但已有的西班牙语文献足以推进西属美洲早期激进浪潮的形成。潘恩的作品汇编在费城印刷了5000册。这些作品号召西属美洲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并摆脱英国的统治模式。这在西属美洲引发大规模的骚动，也使其融入到全球范围的对抗“压迫”和争取“自由”的洪流中，同时还影响了委内瑞拉、古巴和波多黎各，并对新格拉纳达和新西班牙(墨西哥)产生了间接影响。

《论独立的合法化(托马斯·潘恩写于30年前)》(费城，1811)出版之后，加西亚·德·塞纳翻译了约翰·麦克洛克的《美国简明史(截至1807年)》(费城，1812)。这两部作品引起《加拉加斯新闻报》(1812年1月)等西属美洲主要改革派报刊的注意， [1778] 使得潘恩的名字和思想在伊比利亚美洲广为人知，其后不久，潘恩更被视为将美国和西属美洲革命以及欧洲“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功臣。人们在《新闻报》上争相评论潘恩的思想，其中一位便是加拉加斯重要的共和派人士，记者胡安·日耳曼·罗斯西奥(1763—1821)。由此，潘恩的共和主义思想以及1812年《加的斯宪法》的君主立宪主义思想(受一些人青睐)开始渗透到西属美洲。 [1779]

1813年的数月间，昙花一现的智利共和派报纸《智利共和党周刊》在宣扬西属美洲需要“华盛顿”这样的人物时，定期援引了潘恩的共和主义思想。这份报纸由危地马拉人安东尼奥·何塞·伊利萨利(1786—1868)主编，他是1810年智利革命的核心人物，也是圣地亚哥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伊利萨利在欧洲完成学业，他始终坚信共和政体比君主制更能为人民带来幸福，同时坚决否认君权神授。 [1780] 伊利萨利斥责保皇党人，对西属美洲同胞认为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是一场巨大灾难的想法也嗤之以鼻。相反，他认为人们应该满怀热忱地迎接这个挣脱王权统治、赢得独立的大好机会。伊利萨利认为西属美洲人民继续“为费尔南多的不幸哀悼”的行为实在可耻! [1781] 与加的斯革命者昆塔纳的颇具影响力的好友布兰科·怀特相仿，伊利萨利也属于西班牙改革党中的“温和派”，他谴责那些只想做一些不痛不痒的改变，以及捍卫西班牙王室对西属美洲所有权的行为。 [1782] 尽管如此，伊利萨利也承认“缺乏启蒙精神的人民大众”被一些卑鄙的野心家所利用，这是“造成共和派人士不断遭遇失利”的主要原因。 [1783] 对此最好的例证就是法国大革命。“因此，我相信对共和政体最坚定的支持来自启蒙思想和美德；我担心缺乏这些品质的民众无法接受共和思想”，他们只会变得更加不幸并转向专制独裁，“这令我感到深深的痛苦与恐惧”。 [1784] “如果新闻出版不能据实以报，或者其读者不是公正无私的大众”，那么，新闻出版自由“对民众来说，也只是有害无益的”。只有启蒙运动才能产生有意义且合乎逻辑的成果，使西班牙社会稳定、全民获益，并且像美国那样在宪法的基础上获得和平。 [1785]

在西属美洲，许多知识界的领导人士坦率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共和主义的支持，以及对美国这一当之无愧的共和典范的赞美。与大多数拉美史学家的传统看法不同，这其中并不掺杂任何“民族”情感，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确实的“拉美民族”，所以“民族”情感更无从谈起。米兰达返回委内瑞拉，使激进的共和主义者推翻王室政府和宗教权威的运动有了些许起色，但这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米兰达公开反对君主制、贵族制、性别不平等、奴隶制和宗教权威，他长期潜心研究雷纳尔和法国哲学著作(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那些著作)。他那横跨大西洋的无与伦比的革命意识可追溯到30年前。 [1786] 通过新闻出版、举行集会和游行，米兰达的思想一度为人们所接受。1811年3月2日，委内瑞拉10个省当中有7省派出30名代表，参加在加的斯大教堂召开的国民议会。其中大多数是代表国内拥有土地的顶层大家族的“温和派”。他们主张从西班牙获得更多的自治权，而非完全独立。但激进分子在街道、咖啡馆组织集会向他们施加压力，并通过加拉加斯的新闻出版界来抵制他们的诉求。1811年7月14日，委内瑞拉发布了第一部《独立宣言》，在米兰达的强烈要求下，国旗模仿法国、荷兰、莱茵河流域和意大利18世纪90年代的三色革命旗而设定为黄、蓝、红三色。随后，委内瑞拉进行了庆祝活动，同时通过了《人权法案》，确定了新闻出版自由；玻利瓦尔和一些地主释放了他们的奴隶(这是弗吉尼亚州的那些创建者们从未做到的)。

委内瑞拉的《独立法案》(1811年7月5日)和新共和国的宪法在1811年12月最终定稿。起草这些法案的委员会由《加拉加斯新闻报》的编辑罗斯西奥领导。同米兰达和另一位受潘恩《常识》影响的委内瑞拉先驱者弗朗西斯科·哈维尔·扬内(1776—1846)相仿，罗斯西奥也是反对君主制、反对教会的民主共和派的中坚人物。罗斯西奥认为人民主权应该作为政治的永久主题：“所有人都应该参与到那些影响到每个人的事情当中，关系到每个人的事物应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1787] 尽管如此，罗斯西奥也哀叹道，西属美洲人民特别容易受错误观念的影响，大众的无知使整个西属美洲陷入教会权威、封建特权、君主政治的三重枷锁。罗斯西奥将君主制定义为一种在神学家保护的专断权利的协助下奴役民众的手段。他视潘恩为北美和西属美洲革命的主要宣传者而多次援引其作品。在其后的小册子《从专制独裁中获得解放的胜利》(费城，1817)中，他猛烈抨击教会关于君权神授的教义。 [1788] 罗斯西奥认为，《圣经》实质上和人民主权并不冲突。

1811年委内瑞拉宪法废除了世袭特权和贵族头衔，规定立法机关需通过选举产生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不是奴隶的公民)，限制奴隶交易(但不是奴隶制)并仿照法国将立法机构置于行政机构之上。 [1789] 然而，委内瑞拉宪法也模仿了1791年法国宪法，通过“选举人”这种非直接的方式选举出新立法机构的成员。“选举人”对“主动”公民和“被动”公民的划分非常正式，且选举权仅限于年满25岁且拥有大量资产的男性公民(从而使占人口20%的白人跻身于庞大的新的种族精英阶层)。同样，宪法的第一条就宣布天主教是“委内瑞拉居民唯一的宗教信仰”，并要求议会杜绝所有其他“公共或私人”的宗教信仰。 [1790] 由罗斯西奥、扬内和米兰达这些教授、记者和专业革命人士共同起草的委内瑞拉首部宪法，同几年后的墨西哥宪法一样，因采取了美国式的联邦主义而受到一些观察家的强烈批评。玻利瓦尔就是这些反对者中的一员，他希望把行政机构的地位提升到宗教和立法权威之上，而不是屈居于它们之下。

委内瑞拉宪法放弃继续使用“西属美洲”的称号，而是将国家的地理位置定位在“哥伦比亚大陆”，并宣称：“我们，委内瑞拉国的人民，行使我们的最高权力，宣布这里的七省代表了委内瑞拉的‘合众国’。” [1791] 委内瑞拉还效仿美国三权分立，以及两院制的国会构成——它的两个立法议院分别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并有“一部联邦宪法宣称委内瑞拉各个州‘都享有独立行使主权的权利’”。然而，不同于美国各州派出同等且固定数量的参议员组成上议院，委内瑞拉上议院模仿加的斯，从每7万名居民中选出一位参议员。司法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分支，依照美国模式置于最高法院的管辖之下。然而，1811年宪法却有意回避美国式的总统制，而采取由三人组成的行政领导层，或三人统治集团模式(就像1799年法国宪法一样)，罗斯西奥就是三位领导人之一。这个行政管理层每四年选举一次，因其无法有力确保立法机构高于一切的原则，故遭到米兰达和玻利瓦尔的尖锐批评。 [1792]

革命的浪潮也席卷了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1809年11月，波哥大城市议会发表宣言，全面批判王权政治，尤其谴责对克里奥尔人的歧视。该宣言由王权统治的主要批判者卡米洛·托雷斯·特诺里奥(1766—1816)起草，要求“美洲西班牙人”在加的斯议会和最高军政府中获得平等的代表权。只有公平和正义方能使欧洲和美洲的西班牙人结成兄弟般的真正联盟。如果英国王室考虑周全，“那么也许今天就不会为失去美国殖民地而懊悔。骄傲和优越感必然会使他们失去富庶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无法理解为何同为君主国的属地，他们不能像其他省一样向国家立法机构派遣代表，而议会一直违背他们的意愿制定法律并向他们征税。” [1793] 特诺里奥劝诫王室接受“社会所有阶层的人一律平等的观念”，推进“启蒙运动的进程”；还要求废除“印第安部落”，结束奴隶制和奴隶交易，并将印第安的土地所有权规范化。 [1794]

在幕后施压几个月后，1810年7月，通过民众在波哥大广场多次游行示威的推波助澜，领头的克里奥尔贵族、批评家和活动家迫使总督建立了地方最高军政府。军政府由27位克里奥尔和半岛贵族组成，暂时代替新格拉纳达政府行使权力。 [1795] 随后，军政府公开宣布废除加的斯辅政议会，将总督和检审庭法官驱逐出境。虽然波哥大军政府宣称与欧洲及克里奥尔西班牙人建立公平的“联盟”，但在名义上，军政府仍效忠费尔南多，这使其遭遇到许多地方势力的顽固抵抗。在圣玛尔塔和里奥阿查这些北方省份和南方地区，军政府的主要对手是顽固的保皇党。在沿海要塞城市卡塔赫纳，反对者要求建立不受波哥大控制的松散的联邦同盟。由此，新格拉纳达像委内瑞拉一样分裂成三个主要政治集团——寻求建立统一而独立的新格拉纳达的中央集权派共和分子、保皇党以及在加的斯辅政议会残余势力影响下要求建立联邦制的温和派。

在这里，加西亚·德·塞纳对潘恩的作品和美国各州宪法的西班牙语翻译工作也促进了思想观念的形成。在1810至1813年西属美洲革命的早期阶段，虽然米兰达和玻利瓦尔在军事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但真正引领新格拉纳达人，就如同引领委内瑞拉人、阿根廷人、智利人、玻利维亚人和厄瓜多尔人走向革命的还是那些法学家、记者、教授、知识分子和18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启蒙社团和读书俱乐部成员。经验丰富的启蒙者包括安东尼奥·纳里尼奥(1764—1824)，出生在波帕扬的植物学家、学者和报纸编辑米格尔·德·庞波(1779—1816)，植物学家、史学家和教授(多年来在波帕扬皇家大学任教)何塞·费利克斯·雷斯特雷波，以及博物学家、记者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1768—1816)等。他们都是克里奥尔启蒙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纳里尼奥是一位崇拜富兰克林的贵族，同时也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狂热的崇拜者。他早在1794年就开始将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翻译成西班牙语，并在秘鲁和新格拉纳达秘密传播。 [1796] 早在革命之前就开始反对王权专制主义、经院哲学和教会神职人员的，还有卡尔达斯。像纳里尼奥、庞波和雷斯特雷波一样，卡尔达斯多次参加南美洲的科学考察，并在这一过程中结识了伟大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卡尔达斯是对不同地理环境下植物分布进行分析测绘这门科学的创始人。1810年，卡尔达斯和庞波共同编辑印刷了新格拉纳达第一份宣传共和革命思想的报纸，即每三周发行一次的《圣达菲政治杂志》。 [1797]

在《圣达菲政治杂志》的第一期中，它强烈批判了新格拉纳达普遍存在的思想混乱和摇摆不定的问题，并强调国家急需一份名副其实的启蒙报刊“让我们国家能将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们的思想发扬光大”。 [1798] 1810年10月出版的那一期主要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批判君主制下的政治奴役、宗教狂热和大众的无知。它认为政治自由和出版自由与能真正解放人类的“启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 [1799] 由于大部分新格拉纳达民众崇尚“迷信和狂热主义”而非“理性和哲学”，庞波、纳里尼奥、雷斯特雷波和卡尔达斯认为他们面前的道路不但漫长而且无比艰辛。愿意参加总督区“大会”的各省派出代表在1810年12月召集了议会，但依然无法恢复各省的统一。1810至1811年，新格拉纳达各“州”纷纷舍弃保皇主义，并通过了各自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尽管各州的宣言所使用的措辞和先例各有不同，但它们大体都参照了1793年和1795年的法国宪法。虽然新格拉纳达的所有主教和大部分神职人员都已经对革命军的领导持否定态度，但革命者们别无他法，只能再次承认基督教是国家的唯一宗教。加西亚·德·塞纳认为天主教在西属美洲的存在很有必要，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从自己编辑的潘恩作品中删去了对教堂、神职人员和宗教权威的不敬之词。

新格拉纳达议会于1811年2月在波哥大召开。多数与会代表都对“北美合众国的显赫功绩和繁荣局面”深表赞同。正如革命中另一位杰出的“雷斯特雷波”——史学家、安蒂奥基亚省军政府秘书和议会代表何塞·曼纽尔·雷斯特雷波，这些代表受美国的影响更甚于法国。 [1800] 事实上，联邦原则和美国模式的拥护者在早期关于宪法的论战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1801] 庞波、纳里尼奥等人都对美国各州宪法赞赏有加，因此新格拉纳达各“州”也依照美国不同州的宪法，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宪法。这就造成各州宪法之间存有很大的分歧。何塞·曼纽尔·雷斯特雷波曾对此抱怨道：“一个州使用的是与宾夕法尼亚州基本法相类似的法律”，而另一个州又采用弗吉尼亚州、马萨诸塞州或马里兰州的基本法。很快得到证明的一点是，那些“宪法虽然非常适用于北美人民”，但要在受“迷信的神职人员统治且习惯了盲目服从的新格拉纳达居民中维持秩序却是远远不够的”。 [1802]

1811至1814年，共和党联合会成功提出了“新格拉纳达联合省”的概念，以此作为一种新的联邦形式为各州“保留更为广泛的自治权”。但纳里尼奥和何塞·曼纽尔·雷斯特雷波等人很快就对此感到后悔，因为他们发现美国各州的宪法对于“在最严厉的专制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各民族来说，实在太过自由”。同时，一个明确的更倾向于中央集权的独立运动开始在波哥大兴起。像其他各省一样，“昆迪纳马卡州”(波哥大地区的自称)通过了自己的宪法(1811年3月实施)。与1795年法国大革命宪法相同，波哥大宪法认同至高无上的权力属于“公民大众”，但它不放弃波哥大作为国家实际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在基多(今厄瓜多尔)军政府统治下出现了另一个联合体。在新一轮反抗(1810—1812)中，起义者的目标是从波哥大和利马获得自治权，从克里奥尔当地精英中储备力量，而非获得独立。 [1803] 1812年2月15日，由从整个厄瓜多尔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议会”宣布，将这片早在1739年就隶属于新格拉纳达，并处于基多检审庭管辖下的区域，转为由“组成基多的各省”组成的独立联盟。

厄瓜多尔运动中的一位主要人物是瓜亚奎尔诺(瓜亚基尔)的宣传家韦森特·罗卡富埃特(1783—1847)，之后他成为厄瓜多尔第二任总统(1834—1839)。罗卡富埃特在青年时期曾深受西班牙和法国共和主义的影响，并和玻利瓦尔成为挚友(但后来又对玻利瓦尔进行猛烈抨击)。1808年后，罗卡富埃特留在西班牙，作为基多的代表在加的斯自由派人士中崭露头角，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814年。1819年罗卡富埃特移民美国，并在那里居住到19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期间，他进行了大量创作，出版了17卷作品，这使他成为西属美洲革命中最具系统性的理论家和宣传家。罗卡富埃特比其他所有领导人都更坚定地认为启蒙运动是所有民主共和革命的温床，他当之无愧为西属美洲革命者中最热切地推崇美国模式的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对罗卡富埃特的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是菲兰杰里，其次还有孟德斯鸠和马布利，同时他也或多或少地学习了卢梭、亚当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思想。 [1804] 罗卡富埃特非常深切地意识到，作为欧洲和新世界以及南北美洲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信息交流的渠道，报纸杂志堪为发动起义的生命线。正是通过报纸杂志，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才能与北美新大陆的民主共和革命冲击的源头连接起来。 [1805]

从1819年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罗卡富埃特居住在费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不仅是美国独立战争中激进势力的核心地带，还是新世界主要的出版和交流中心，同时也是新世界面向旧世界和拉丁美洲的窗口。在费城，他出版了《渴望自由的美洲独立民族所必需的思想》(1821)，该书聚合了自己12年来对革命斗争的深刻反思。与他的《政论》(纽约，1823)相似，该书把西属美洲革命视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共同激发的产物，西属美洲革命宣布民主共和派的指导方针是：“所有人生而平等”并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和权利是代议制政府立法的基础；政府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保护这些权利。合法政府只能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任何不能保障人民权利的政府都应遭到合法的颠覆。如同对“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说”和“神圣宗教裁判所”的信赖一样，君主制也是一种“迷信”思想，应该被全盘否定。 [1806] 法国大革命原本起势良好，能够以美国独立战争的信条改变全世界，但不幸遭到“虚伪的罗伯斯庇尔们”、“野心勃勃的圣瑞斯们”、糟糕透顶的库东们和其他犯下“最残忍罪行”的山岳派等“人道主义妖魔”的破坏。 [1807] 罗卡富埃特认为：“造成大革命期间法国混乱局面的根源，不是对平等和权利的主张，而恰恰是违背这一主张。” [1808]

罗卡富埃特赞颂“英格兰、荷兰、德国、瑞士、丹麦、瑞典和美国”的宽容精神。“宗教”的功能乃是由包容促进“社会的团结”，而非每年花费成千上万比索的财政收入供养托利多、利马和智利的圣地亚哥那些富有的大主教们。 [1809] 罗卡富埃特的其他作品还包括以西班牙语翻译的美国的《独立宣言》、1778年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潘恩《常识》中的一些习语，以及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1年7月4日在华盛顿发表的庆祝美国独立45周年的讲话全文。他宣称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人类“真正的政治《十诫》”。 [1810] 《摩西十诫》在道德领域花费4000年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终将由《独立宣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变成现实。托马斯·潘恩“在与保皇党争夺专制王权的斗争中厥功甚伟”， [1811] 这尤其体现在其著作《常识》中。但罗卡富埃特也提醒读者们注意，在理所当然地对英国君主宪政全盘否定，并指出其与美国共和制的宪法相比较而存在的内在不足时，潘恩不过是效仿了早期的法国亲美作家。 [1812]

较之英国及欧洲，美国模式最具关联性。随着1814年神圣同盟的崛起，美国普遍存在的“宗教宽容和政治自由”使英国和欧洲模式更为黯然失色。 [1813] 即便在君主立宪制国家，王室和国王的花销仍高得离谱，但美国总统“以伟大的华盛顿作为不朽的榜样”，领取些许年薪便已满足。 [1814] “富兰克林、汉考克、汉密尔顿以及其他一些智慧受世人敬仰的伟人”所缔造的政治体制才是，并且应该是西班牙裔美国人所效仿的模式。 [1815] 罗卡富埃特称赞华盛顿、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以及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其目的是“在我们当中传播北美的英雄和伟人的充满智慧的思想，并汲取其自由和宽容的精神”。 [1816]

罗卡富埃特在政治上持有的泛美主义，使其公开反对将财产数量和贵族身份列为获得选举权的条件。他宣称，普遍公平的权利原则以及捍卫这些权利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才是唯一的条件。 [1817] 像罗斯西奥、纳里尼奥和伊利萨利一样，罗卡富埃特认为，西属美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西班牙的顽固抵抗，而是知识与愚昧、“光明与黑暗”之间不间断的斗争。没有启蒙“哲学”，西属美洲人就无法实现“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那样高的道德和政治标准，也无法“在我们的土地上培育出只有在月桂、柏树遮蔽之下，在不朽的华盛顿坟茔中才能找到的娇嫩的自由之苗”，由此，西属美洲必将沦为后世的笑柄。 [1818] 美国的政治体制应当最终在广泛意义上为所有美洲国家所采用，形成一种以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政治原则为稳固基础的泛美宪政主义。最终结果是，整个新世界将与横行欧洲的保皇主义、正统主义以及神圣同盟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比，成为促进人类幸福和福祉的领军者，成为一个“拥有哲学思想、宗教宽容和政治自由的国度”。 [1819] 这一由华盛顿、玻利瓦尔和罗卡富埃特共同打造的未来普遍的选举代表制度，后被命名为“哥伦比亚体系”。

如果说所有的革命发言人都钦佩美国的稳定、强大和富裕，那么美国式的州权制度吸引的对象则主要是对波哥大、加拉加斯、墨西哥城和利马这些区域首府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感到愤愤不平的地方排他主义者，因为联邦制必将削弱中央的控制，增强地方的自治权。在新格拉纳达，联邦派革命各“州”暂时将通哈定为联邦首府。随后，在昆迪纳马卡省几次试图武装夺取通哈后，各“州”又将联邦首府改成了莱瓦。同时，玻利瓦尔和其追随者将削弱革命力量的政治和军事分歧归咎于美国模式带来的不良影响。随着战斗和分裂的不断蔓延，启蒙者们被逐渐边缘化，革命的领导权由越来越多成功的军事将领把持。革命早期对美国模式的显著推崇在1815年后逐渐减弱，只剩些许残留，而以玻利瓦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派则明确拒绝效仿美国模式。玻利瓦尔最终成为除阿根廷和墨西哥之外几乎所有西班牙革命中最无可匹敌的军事领导人。尽管玻利瓦尔曾于1807年在美国短暂停留过6个月， [1820] 但他独裁主义的天性使他不能接受美国特色的立法、司法独立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玻利瓦尔越来越像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他要求建立以他本人为代表的强大领导层。玻利瓦尔赞成司法独立，但除此之外，他认为美国政治制度中唯一值得西属美洲借鉴的就是“美国总统有自由选择接班人的权力”，在他看来，亚当斯接任华盛顿，麦迪逊接任杰斐逊都是如此。 [1821]

毫不令人意外，新格拉纳达革命很快分裂成一场混乱不堪的内战。控制南部、巴拿马和东北部地区的保皇党及加的斯爱国分子，控制波哥大的集权共和派，“哥伦比亚共和国”的联邦共和派以及其他势力纷纷卷入其中。第一任委内瑞拉共和国寿命甚至更短，只从1811年7月到1812年7月持续了1年12天，其间那些名义上号称效忠加的斯议会，并经常组织帕尔多人和奴隶反抗富人阶层的保皇党仍稳固地得以发展壮大。最终，巴塞罗那和库马纳两个委内瑞拉“州”倒向了加的斯的爱国者和保皇党(当时他们是统一阵线)，这使委内瑞拉的内战变成了五对五的局面。由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发动的政治革命，最终沦为一场残酷血腥的社会战争。

米兰达被任命为势力不断壮大的新生的委内瑞拉共和国的总司令，但他却无法掌控大局。 [1822] 与此同时，寻求独立的克里奥尔精英阶层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布兰科·怀特在《西班牙》一书中谴责他们以雅各宾派的原则作为其实现自身利益的外衣和压迫委内瑞拉非白人种的手段。 [1823] 大批部署在科罗的保皇派军队从波多黎各抵达这里，并横扫了委内瑞拉西部地区。随后在1812年3月12日又发生了大规模地震，地震造成数千人死亡，彻底摧毁了加拉加斯。地震还摧毁了米兰达的许多兵营和其他共和派的军事据点，但保皇派的地盘却毫发无损。这些都加速了独立的委内瑞拉的土崩瓦解。尽管在坍塌的教堂和修道院下面找到了无数的尸体，但神职人员仍得意扬扬地宣布地震表明神圣的上帝与他们同在。 [1824] 无奈之下，米兰达只得命令逮捕所有半岛上的西班牙人，并承诺给予自愿参加独立斗争的黑奴以自由。但加拉加斯大主教在召集下层社会民众的支持上显然更胜一筹。黑人、帕尔多人和其他欧亚混血人根本不能理解深奥的共和主义，他们纷纷表示支持保皇党和王室。1812年7月25日，米兰达宣布投降，服从于加的斯议会。 [1825] 玻利瓦尔以叛国罪的名义将米兰达移交给保皇分子，以换取自己和残部可以向西撤离。

米兰达、罗斯西奥和其他革命首领被送往西班牙接受审判。随着约瑟夫统治的瓦解，以激进的加的斯辅政议会为代表的受英国支持的西班牙王室在1812年至1814年间再次站稳脚跟。西班牙加的斯式的宪政革命势头大增。在“保皇派”控制下的西班牙和新格拉纳达，各教区收到命令展开普选，该普选包括印第安人和其他混合族群在内(黑人少数民族除外)，但选举的公平性令人质疑，且这些选举经常是由本地的克里奥尔分子操控。那些并不富裕的白人、混血人和印第安人发现，他们平生第一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拖入政治活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对政治毫无概念。 [1826] 同时，极端保皇分子无视加的斯议会，践踏克里奥尔人的情感，保皇派利用共和派的失败和1813年的内战，以更为混乱、残暴和可怕的姿态死灰复燃。在进入新格拉纳达并与那里的联邦军会合后，玻利瓦尔再次回归，从西部入侵委内瑞拉。截至1813年8月，玻利瓦尔占领了加拉加斯，并获得市政厅授予的“解放者”称号。到1813年下半年，玻利瓦尔俨然成为委内瑞拉的大独裁者，虽然其统治并不稳固。

在1813年写给拉斐特的信中，杰斐逊表示非常期待看到西属美洲的“解放”。杰斐逊毫不怀疑西属美洲有能力打破西班牙统治而获得自由，但他仍预感，西属美洲的民众“无知愚昧、残酷而迷信，且对神职人员无条件地服从”，所以即使由一些能力强、智慧超群的领导人带领，他们也无法打破本土的宗教体系和社会独裁。对杰斐逊而言，这些革命都还不够成熟。如果人们一直受限于未经启蒙的思维模式，那他们就找不到出路。 [1827] 国外观察家也认为，如果民众不能理解代议制和民主共和主义的实质内容，不知道如何维系胜利果实并监督其领导人，那么这些制度就必将失败。内乱一直在持续，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的第二次统治和第一次一样短命。保皇分子不仅联合一些上层阶级人士，还设法策动贫困人口发动叛乱。玻利瓦尔失败之后，再次退至格拉纳达，并发表了一篇告别演讲，将自己的第二次失败归咎于“愚昧”和委内瑞拉人对暴政的服从天性。

如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秘鲁，在新格拉纳达，许多印第安人和黑人纷纷加入保皇派的麾下。1814年中，保皇主义思想开始大规模复苏，由于受到神职人员和宗教狂热分子煽动民众反对革命的影响，这种思想得到不断加强。据何塞·曼纽尔·雷斯特雷波称，狂热的牧师和修道士控诉革命者攻击天主教圣殿、摧毁圣像和耶稣受难像，这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激起了无知民众的愤怒。 [1828] 新格拉纳达各州虽有美国式的宪法，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取消或暂停实施更自由化的条款，重新回归独裁统治。尽管纳里尼奥向愿意参加其军队的庄园和矿场奴隶许诺自由(正如玻利瓦尔稍后所做的那样)，并在与保皇党的战斗中赢得了几次胜利，但到1814年5月，他也被彻底击溃。 [1829] 这位最坚定的共和派领导人第三次被捕，并被送往西班牙接受监禁。1814年10月，保皇党的胜利在美洲北部已成定势。保皇派的军队从秘鲁向南进发，在智利击溃了爱国党。

1813至1814年，拿破仑被联军击败，这令费尔南多七世异常满意。约瑟夫·波拿巴被推翻后，经由法国逃到了美国。此后17年，约瑟夫凭借从马德里窃取的西班牙王室珠宝，继续在费城及周边作威作福。费尔南多在英国和神圣同盟的支持下复位，胜利返回西班牙。费尔南多初期支持加的斯议会，但很快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在神职人员、贵族和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他开始采取强硬的反启蒙立场。 [1830] 自由派很快被推翻。1814年5月4日，费尔南多在巴伦西亚正式废除《加的斯宪法》，镇压所有宪政权利和自由，同时他签署了法令，强制要求反叛的新大陆人民像1808年以前一样服从于王室。 [1831] 7月21日，费尔南多颁布法令，先在西班牙，10天后又在利马、墨西哥城和卡塔赫纳恢复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的一切权利都保持不变。 [1832] 这位西班牙志得意满的君主还使用皇家军队，围捕曾支持自己反对拿破仑的自由派人士。尽管托雷诺和罗卡富埃特侥幸逃到法国，但包括阿古力斯在内的数以万计的自由派人士都锒铛入狱。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兰达这位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就开始为争取西属美洲自由而奔走呼吁的启蒙派英雄，早些时候被从委内瑞拉移送到西班牙接受审判，并于1816年7月14日在其位于加的斯附近的牢房里溘然离世。

紧接着，费尔南多在西班牙开始镇压行动。1815年2月，他派遣了一支强大的舰队从加的斯跨过大西洋。这支由47艘战舰组成，运载10 800名士兵的舰队先是征服了委内瑞拉，之后又将胜利的成果扩大到更为广袤的南美地区。国王的目标不仅是在北美获取白银和其他急需资源以挽救濒于破产的国内局势，也想在神圣同盟和英国的支持下，在新大陆的总督区恢复其王室权威。那些居于高位的支持者们急于重新获取他们失去的税收收入、职位、教会财产和在新大陆的薪俸，但却并不打算为底层的支持者牟取什么利益。 [1833] (由此，边沁认定，如果西班牙失去在美国的殖民地，大部分欧洲西班牙人和西属美洲人民将会在物质上更为富足，因为毕竟只有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方能从殖民地贸易、教区牧师享有的教产和州长职位上获得利益。)

派往新大陆的军队由卡塔赫纳伯爵唐·巴勃罗·莫利洛·耶莫利洛(1775—1837)指挥。耶莫利洛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曾在特拉法加战役中负伤，1808年起又在半岛对抗约瑟夫的战斗中得到磨炼。耶莫利洛能力很强，但性格残暴。平定委内瑞拉后，他开始入侵新格拉纳达，在那里他遭遇了不久前指挥反抗军重夺波哥大的玻利瓦尔。1815年春天，受制于英美战争(1812—1815)，武器和军火无法由美国向南美顺利运输，这使得保皇党赢得了几次胜利。经过一系列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在为期106天的围攻下，曾经繁华的商业大都市沦为废墟。1815年12月，令所有自由派人士大失所望的是，6000人的西班牙军队和3000名委内瑞拉保皇党团团围住了4000名爱国人士驻守的沿海要塞城市卡特捷纳。 [1834] 1816年5月，波哥大被保皇党重新夺回。

1814至1815年，西班牙和大部分西属美洲的革命几乎被悉数击败。表面上，反启蒙势力在除阿根廷之外的所有地方战胜了启蒙和共和主义思想。卡尔达斯、卡米洛·托雷斯·特诺里奥和米格尔·德·庞波，这些宣传自由、宽容精神和平等权利的共和派领导人相继被抓捕和枪决。1816年7月，庞波在波哥大被杀害，卡尔达斯和托雷斯·特诺里奥则在10月被处决。残酷的镇压持续了6个月之久，其间据莫利洛估计，他处决了约7000名犯人，更有数以万计的犯人遭到关押或流放。虽然这些人的家属贫困不堪，但他们仍然尽力进行抵抗，所以反抗的火苗并未熄灭。 [1835] 在保皇党、教会宗教裁判所看来，向这些被“平定”的地区征收新的极为繁重的财政税收最终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国王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拆除所有纪念《加的斯宪法》和市民权利的纪念碑，曾经为纪念宪法而更名的西属美洲的一些主要市政广场，也改回由王室指定的名称。杰斐逊和拉斐特同边沁一样愤愤不平，但令美国和欧洲那些同情西属美洲的革命人士深感失望的，除了预料之中的西班牙王室的疯狂反革命行径，还有西属美洲民众对以他们的名义发起反抗的共和派记者和知识分子持有的消极态度。 [1836]

1816至1819年，从任何层面上来看，玻利瓦尔和其同盟者在南美洲的中北部地区都失去了立足点。一些起义者跟随玻利瓦尔一道逃到海地共和国，在那里他和世界上唯一一位黑人共和国总统进行了协商。看起来，海地的“国家宫殿”正适合用雷纳尔、列瓦格和威尔伯福斯的肖像画进行装点。在黑人的帮助下，革命党人重新集结在一起。玻利瓦尔发誓若最终能取得成功，他将在西属美洲废除奴隶制。虽然他在海地发表的这番宣言只是为了争取更多黑人支持，审时度势而做出的承诺，但这一宣言还是进一步提升了他在激进分子当中的声望。 [1837] 除了海地，国内逃亡者也纷纷逃到加勒比、新奥尔良、费城，连同那些海上的幸免于难的人们，西属美洲革命势力得以延续。尽管自1775年起国际社会就一直企盼美国能彻底颠覆欧洲在美洲的殖民统治，但事实上，美国却没能像改革者期待的那样做得那么彻底。 [1838] 美国的外交政策主张避免外交上的纠纷，因此美国对西属美洲的直接干预只维持在最低限度。然而，倘若其中存有利益，美国的参与度就会加强。只有极少数美国公民加入南美革命军，但自1815年起，大批的武器军火开始源源不断地输送给起义军，且许多美国水手登上为支持南美革命而派遣的武装民船。这些人当中很多是1812至1815年间参与过抗英战争的老兵。西属美洲唯一的叛乱政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仍掌控有大量组织有序的军队和海军。而32位持有官方授予的捕拿特许证的船长，也大都在此行列。 [1839]

1815年7月，麦迪逊总统签署法令，宣布进入美国港口的抗击西班牙王室的船只，享受与来自其他州的船只同等的待遇。国会的态度与麦迪逊截然相反，在费尔南多镇压了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新生的共和派后，国会下令撤销了这一法令。1817年3月，一项国会法令禁止再向停泊在美国的起义军武装民船提供装备。1818年5月，国会明令美国公民加入西属美洲共和派起义军船的行为不合法，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止美国水手(和一些士兵)自愿赴南美参加战斗。 [1840] 与此同时，从报纸和私人报道中可以看出，南美洲的革命事业远未结束。亚当斯在1818年1月向杰斐逊坦承：“我为南美洲深感忧虑。他们可以脱离西班牙获取独立。但他们能够拥有自由的政府吗？罗马教派和自由政府能够并存吗？” [1841] “我对南美的革命也持有深深的怀疑，”杰斐逊答复道，“他们会成功抵抗西班牙。但危险的敌人正处于他们中间。愚昧和迷信将把他们的身心束缚在宗教和军队独裁之下。” [1842]

自1819年起，在来自美国的武器和军火的帮助下，玻利瓦尔极其幸运地扭转了局势，在南美大陆重新点燃革命的火种。玻利瓦尔在博亚卡的胜利(1819年8月)使哥伦比亚重获独立；随后，随着加拉加斯的陷落(1821年6月)，委内瑞拉也获得独立。玻利瓦尔仍然计划尽可能多地将拉丁美洲置于他自己的领导之下。1819至1830年间，他短暂地掌管了庞大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包括现今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厄瓜多尔)。玻利瓦尔怀着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以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且经久不衰的独裁政府为目标，但这种拿破仑主义的倾向也有其好的一面。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黑人奴隶、逃跑的奴隶和自由人加入其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的战斗，尽管大部分庄园主和地主对他仍怀有敌意，尽管美国南方的众议员对其政策严加批判，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主张普遍和公平的权利，并不时提出要解放奴隶。 [1843]

杰斐逊、亚当斯、麦迪逊和门罗的悲观预言无比精确地得到兑现。坚定不移的决心、玻利瓦尔的军事才能以及阿根廷-智利联军在秘鲁取得的对保皇党的胜利，最终使西属美洲成功脱离了西班牙，却未能建立自由稳定的共和制度。宗教裁判所于1813年在阿根廷被废除，1820至1821年，又在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遭到清算。但黑奴制这一更加有违人道的灾难却在玻利维亚延续至1831年，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延续到1851年，在委内瑞拉则一直延续到1854年，而在秘鲁，直到1855年才正式被废除。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其他新共和国拥有着极为出色的书面宪法，但在实践当中，共和派却鲜有表达的自由。1823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注意到，“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拥有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宪法”。 [1844] 然而，正如其他共和国，他们无法维持宪法所宣称的自由，一切不过是一场幻景。尽管玻利瓦尔在所有南美革命者中最具天赋和坚定的决心，但他仍未能使民主宪政留下任何持久的、实质性的影响。

[1] 委内瑞拉的首都。——编者注

[2] 玻利维亚旧称。——编者注

第十七章 “复辟”时期的反动、激进主义和美国化(1814—1830)

复辟和神圣同盟

虽然拿破仑在加勒比海失利，但拿破仑战争还是使全欧洲陷入巨大动荡。这场战争瓦解了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整个政府和行政系统，从而间接改变了新世界的格局。1802至1814年，拿破仑军队占领并控制了意大利、德国、瑞士、波兰、低地国家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土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由这个独裁者控制，他把整个欧洲纳入自己野心勃勃的计划之中。从1805年到1812年，入侵俄罗斯这段时期是拿破仑欧洲帝国的巅峰时期，它变革了西班牙的王室统治，将低地国家之间重新洗牌，重组瑞士，以全新的方式分割意大利，通过削弱普鲁士的力量缩减德联邦面积，并通过成立所谓的华沙大公国促成波兰独立。虽然大公国和之前的波兰联合体相比面积很小，但作为一个有力的缓冲，它有效地保卫虚弱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不受俄国入侵，并阻止俄国进入中欧东部。

1812年在俄国，1813年在德国，1814年在西班牙和法国，波拿巴最终被击败。1815年，冷酷无情的保皇党反动势力在忠于王室的狂热民众的支持下，击溃了1808至1814年间反拿破仑的西班牙革命，以及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革命。到滑铁卢战役时，这场被潘恩称为“大革命”的斗争在除阿根廷和智利以外的其他地区均受到重创。随之而来的，至少是表面上的，启蒙运动后期的改革纲领也受到极大冲击。拿破仑这位“失势的暴君”抛弃了他早期的共和主义理想，并被思想激进的诗人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描述为“在自由的坟墓上狂欢起舞”。 [1845] 拿破仑曾作为“温和的”启蒙思想的化身，高高在上，受人敬仰，但1804年他自己加冕为法国皇帝之后，却实际上成了唯一的最伟大的“启蒙独裁者”。滑铁卢战役(1815年6月18日)之后，他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击败拿破仑的同时，英国和俄国带领下的欧洲各君主国似乎也一举清除了革命的遗留产物和拿破仑式的启蒙专制主义。

在后革命时期，被称为“复辟”的欧洲反动活动试图用一切方式埋葬拿破仑主义，以及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全部的共和与民主信条。因此，由拿破仑统治下的帝国向复辟王朝的转变，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跨越——不是回到昔日神圣的帝国——迈向了19世纪早期英国和神圣同盟的霸权主义统治，以及区域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和英格兰-奥地利的统治。这一变化和其他意义深远的变化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形成新的分裂。当时对美国来说已经没有“姊妹共和国”(除了阿根廷和智利)，并且直到19世纪20年代，也没有国家(除了挪威)公开大范围地追随美国大革命。尽管在1812至1815年冲突最严重的阶段之后，美国与由英国领导的复辟的欧洲世界的关系有所缓和，但实际上这一共存的状态依然是紧张、冷淡且互不信任的。

英国和美国都期望从伊比利亚美洲帝国的分裂中获利，但方式和立场不同，这一定程度上也造成英美关系直至19世纪20年代都异常冷淡。美国纵容甚至有时鼓励拉丁美洲的混乱局势，并期待其向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但英国和神圣同盟代表则希望，由独立的君主制而非共和制最终取代极不稳固的殖民地政权。英国部长们希望彻底铲除新共和国的萌芽，但却乐于支持新的拉美君主政权，只要他们不选举法国波旁分子的支持者来统治他们或在法国皇室的佑护下重新崛起。从理论上讲，潜在的有可能并能够为神圣同盟和英国所接受的候选人，只剩下了西班牙的波旁皇室这一脉。然而，费尔南多七世禁止这一脉所有亲王接受这一职位。费尔南多不允许自己的亲属在其新世界的土地上称王，他认为这些土地是上帝赐予西班牙的不可变更的财产。 [1846] 直至19世纪20年代后期，惠灵顿和其内阁同僚们才不得不放弃在拉美建立稳固的亲英君主制、贵族制和社会等级的希望。

伴随拿破仑的失败接踵而至的复辟行动，在政治、文化、宗教和心理多个层面，试图在君主制、贵族制和宗教权威的基础上重塑除美国之外的整个西方世界。这与那些民主化共和派的初衷相去甚远。几大强国在维也纳(1814—1815)召开代表大会，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努力想稳固在欧洲和殖民地的新政治秩序——这是一种权利和意识形态系统，它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强硬的反动秩序，达到对全世界进行宗教和政治双重奴役的目的。随后由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建立的“神圣同盟”(1815年9月)确保了这一计划的实施。几大国家联合发布了横跨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三大宗教的保守教条，以提升君主、教会和神授权威的地位。随后各国采取一系列的大规模国际联合行动、严酷的镇压以及严格的国内控制以维持这一新秩序。虽然这一新秩序在欧洲的效果略强于拉美，但实质上，参加代表大会的几大国在大西洋两岸都未能达成其目的。复辟代表了世界历史上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启蒙运动结束，英国贵族操控下的帝国霸权支配世界。1815年之后的几年间，政治氛围非常压抑，所以无论是亚当斯这样的“温和派”启蒙改革者，还是杰斐逊这样的激进派都认为短期内在欧洲和伊比利亚美洲取得共和革命胜利是不现实的。但是，从保守的角度来看，事件的整体后果远不止于此。

参加代表大会的各国在文化、知识、宗教和政治方面的策略，自然是想助长大众反启蒙的态度。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鼓吹反动思想和信条。但与启蒙思想和启蒙出版物持久而强大的力量相比，这些手段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1815年之后的这一时期，哪怕算不上是启蒙的时代，至少也是共和激进主义激情复苏的时代，而不是史学家们口中的模糊不清、毫无意义的“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时代。这一时期，民众对政治和经济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相继酝酿并爆发了新的大规模革命暴动和起义。但反抗势力自身的缺陷导致这些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1817年5月，杰斐逊在写给拉斐特的信中很肯定地说道，“正如其他愚蠢行为，愚昧无知和顽固盲从根本无力进行自我管理”，并会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拉美革命虽遭遇阻碍，但却不可抑制。他们几乎注定要“败在军事独裁之下，变成扼杀各自革命领导人野心的工具”。 [1847] 尽管如此，杰斐逊仍将自己视为西属美洲人民“真诚的朋友和兄弟”，预言终有一天他们会实现自治和言论自由。为了减少过渡时期的混乱和流血冲突，杰斐逊建议西属美洲人民应先接受如下方案，即在法国、俄国、荷兰和美国的担保下与西班牙政府签订协议——承认西班牙在名义上的最高权威，但其职权只是维护殖民地和平，在其他方面则应赋予西属美洲人民自治权，直至他们获得足够经验和进步思想，以及摆脱宗教控制，从而能够完全独立。 [1848]

如同潘恩早期主张的那样，杰斐逊也建议英国退出所有类似的全球性维和联盟。杰斐逊声称，“英国遵循自私自利的原则，无法成为这种无私联盟中受尊敬的一员”，而“现在看来，只有发动一场势在必行的革命，把英国变回一个正直且不干涉世界和平的政府”，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1849] 1815至1830年，英国和爱尔兰民众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诸多不满。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城外发生了“彼得卢大屠杀”事件，大批参与激进改革者演讲集会的民众遭到骑兵镇压，造成数以百计的死伤，令骚乱达到高潮。不安情绪涌动，英国统治精英阶层明显开始紧张。在1815年后的君主贵族保守主义的几个大本营看来，在英国发生共和革命的可能性不亚于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最终爆发新一轮革命。激进分子们承认，在这片自1775年后即大面积陷入保守的沉闷气氛的土地上，有的只是被拉斐特傲慢地斥为“大贵族”的帝国骄傲情绪和不完善的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开展上面所说的共和革命，根本不能指望这片土地有所改变。 [1850] 雪莱一生都是潘恩的忠实信徒。与温和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雪莱认为，英国的机构和统治阶级是全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1821年写道：“如果英国人民能获得自由，他们就会反思那些所谓代表他们意愿的人在这场自由复兴的大戏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生发感触，他们也应参与其中。” [1851]

图20　激进的革新者，即孤注一掷的人，致敬国家统领们(1819)。由乔治·克鲁克山(1792—1878)创作，描绘了在改良主义的再度崛起中恐惧的英国统治阶级精英。图片鸣谢：加斯卡艺术收藏/伊贝尔摄影/影像作品

19世纪初期的英国，阶级划分非常严格，选举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重商主义的对外政策咄咄逼人，对爱尔兰、加拿大、西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压迫极为严酷；在经济上压制葡萄牙；并实施严苛的刑法典，大范围地实施绞刑——据说，在1811至1817年，共有4952人被绞死。 [1852] 这一切都令激进分子深恶痛绝。英国绅士阶层对美国的蔑视，以及他们臭名昭著的傲慢和优越感，似乎也阻碍了进步的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曾在1828年抱怨道：“英国人不喜欢美国人。任何有意侮辱贬损美国人国民性格的内容他们都要大肆渲染和传播。但由于偏见，他们对自己在王权、贵族制度和国教上的狂热只字不提。这是因为一看到别人对他们公然崇拜的事物漠不关心，他们就感到异常恼怒。” [1853]

自1815年起，在英法王室的支持下，加勒比地区也遭到如欧洲一般全面而严酷的镇压，奴隶制再度全面兴起，使得海地大革命成为革命时期仅存的战果。严酷的环境在英属加勒比地区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奴隶叛乱—— 一次在1816年的巴巴多斯(黑人人数远超白人，大约为其四倍)，一次在1831年的牙买加。直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巴巴多斯的英国官员一直支持白人种植园主的利益和效忠王室的主张，他们强制执行奴隶法典，允许白人民兵组织镇压黑人的任何反抗行为，甚至对一些暴徒的行为视而不见——暴徒在白人庄园主的授意下，以怀疑宣扬反奴隶制和白人权威为由无理骚扰甚至烧毁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黑人教堂。质疑白人-黑人等级制度的神圣性是有违法律的。1832年7月，较为和善的马尔格雷夫伯爵接替反动的贝尔摩勋爵担任牙买加总督，牙买加殖民地政府这才停止勾结白人民兵组织和庄园主对黑人集会进行骚扰的行为。而那已经是拿破仑战败后的第17个年头了。 [1854]

表面看来，获得胜利的几个王室之间一片和谐，他们大体上就如何瓜分欧洲及世界更广阔的其他地区达成了一致，同意恢复1789年之前几百年来的古旧面貌，即社会以王室、贵族、教会和殖民帝国为核心，而这些又借助特权以及受法律保护的贵族制度、农奴制和奴隶制得以加强。然而，在维也纳，对具体条款和边界的商定却使各国之间的钩心斗角初露端倪，这些分歧并非仅限于东欧中部，但在这两个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同意解散由拿破仑建立的波兰独立体，但在如何划分的问题上却争执不下。尽管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极力阻止，但奥地利和普鲁士还是失去了波兰中部地区在1795年之前曾由他们统治的大片土地，这使得华沙、波兹南和拥有完整的法律系统而能够自治的拿破仑大公国被全部置于俄国沙皇的统治之下。这也使得俄国边境第一次深入到东欧中部，削弱了两大德国势力集团，这两个集团与扩张后的俄帝国以及(可能再一次)法国都有关联。

亚历山大沙皇不断提醒其同盟国，他才是击败拿破仑的最主要力量。他还表现出向东欧中部扩张的意图，这引起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警觉。拿破仑计划大面积削减普鲁士在德国的土地以便永久削弱其势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参加会议的各国计划在波兰划分出土地以补偿普鲁士的损失，并允许其大力扩张在德国各州的地盘，以奖励普鲁士在与拿破仑的对战中所做的贡献。但这一举动削弱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势力(尽管他们在意大利获得了土地作为补偿)，同时也使德国中小面积的各州的生存和独立变得举步维艰。如此一来，尽管参与维也纳代表大会的各国削弱了德意志联邦的实力，但他们既没有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也没有就如何重新实施跨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三大教的保守教条达成一致。会议宣称不分国界拒斥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权，但这仍不足以使其维持统一的保守阵线。

1818年，在意大利激进派成员路易吉·安杰洛尼(1758—1842)于巴黎发表的一篇以意大利文撰写的文章中，他指出：尽管在1814至1815年间的维也纳会议上，各国和神圣同盟将意大利置于奥地利的霸权之下，并将波兰和芬兰划分给俄国，允许英国从包括南非、西圭亚那和锡兰在内的敌对国手中夺取大片的殖民领土，借以打压民主政权，但这些违背民族认同而建立起来的君主-贵族-教会帝国，虽然庞大，却几乎注定要成为新的分裂性革命运动的温床。 [1855] 虽然复位后的王公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王室贵族的反动行为，但让所有人都接受把反启蒙思想作为巩固统治的最佳思想框架显然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以不同程度的决心，从不同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来接受复辟，这使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裂隙和矛盾，极大阻碍了反动势力和神圣同盟的顺利运作。

彻底拥护复辟的集团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德国的几个州、西班牙和(至少在理论上)法国。但1815年后其他两种类型的君主国打破了这一绝对主义的反动框架。一类保留了“混合政体”模式，允许出版和宗教自由。这些国家以英国、加拿大和实际上的法国为代表，符合众多温和派的愿望；另一类是后拿破仑时代的一些启蒙专制统治国家，他们选择性地接受了启蒙思想的某些重要标准，将其与绝对的君主统治相结合。亚历山大沙皇一世(1801至1825年在位)统治下的俄国最初就属于后一类型，而这一类型中，持续时间更久的是新成立的瑞典-挪威联合王国。更令人吃惊的是，新生的荷兰共和国(联省共和国)——这个中等规模的君主-贵族制独立体原本是由以英国为首的参与维也纳会议的各国联合促成，以牵制法国以后的扩张野心——也属于后一类型。

1814年挪威正式脱离丹麦，并制定了自己的宪法(这也是除美国宪法之外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宪法)。在瑞典王室的统治下，挪威仍保证了宪法的完整性和大范围的民主自由，这在新的形势下也使挪威成为其他国家的眼中钉。1814年，挪威宪法制定者们仔细对比了加的斯宪法、美国独立宣言、美国1787年宪法、亚当斯1780年制定的马萨诸塞州宪法以及美国其他州的宪法。因此，新挪威宪法在三权分立这方面可看出与美国各宪法的渊源和相似性，但新挪威宪法又添加了1789年法国宪法和1812年加的斯宪法的内容。边沁和其他激进分子对新挪威宪法废除一切特权和贵族阶级的做法大加赞赏，但新宪法却完全超出了神圣同盟的容忍范围。 [1856] 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斯堪的纳维亚的新范本在其他许多方面，都与君主制的反动原则相违背。

新的荷兰共和国仍然是个大麻烦。让法国、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王室惊慌失措的是，法国共和党人在布鲁塞尔附近找到了现成的庇护所。在这里，新的荷兰-比利时王室确保了法国流亡者的自由和安全，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830年。法国大革命中最伟大的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在布鲁塞尔度过了其生命的最后几年。英国在欧洲大陆最主要的人质威廉一世国王(1814至1843年在位)和其他君主一样，(也不得不)完全赞同贵族复辟并反对人民代表权，但威廉一世以其反对教会权威和特权的毫不畏惧的态度震惊四座。威廉一世曾在德国做过拿破仑的人质，他坚持在低地国家严格按照拿破仑(和美国)的模式进行政教分离。他尤其急于阻止比利时主教们重新获得他们曾经的社会影响力和对教育的控制权。他也继续效仿拿破仑解放犹太人。1827年6月，威廉一世颁布了新的政教条约。条约中对教皇权力的描述以拿破仑的政教条约为范本，承认天主教为比利时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同时赋予国王对高级教士任命的否决权，并将教育管辖权不容置疑地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威廉国王不仅拒绝将财产和特权归还教会人士，还如同拿破仑一样对加尔文教、新教、天主教、一神教、犹太教教徒和世俗论者一视同仁。作为一个固执的温和派维新者，威廉国王完全不顾及多数比利时人的意见，坚持与神圣同盟的各项原则硬碰硬。与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廉国王拒绝支持复辟的所有反启蒙运动行为，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允许出版自由(这尤其以牺牲教士和贵族为代价)，但前提是对他个人和其统治的批评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857]

亚历山大沙皇一世的尝试性改良主义在行使之初就存在问题。除了他在统治后期允许波兰进行内部自治以外，波兰和俄国的反贵族阴谋使得沙皇的镇压手段越来越严苛。如同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俄国的审查制度和镇压手段变得愈发严酷，最终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杰斐逊在1822年5月曾写道：“他现在无疑已成为欧洲暴政的守护者。这暴政对压迫者来说很是珍贵，但对受压迫者来说却是可恶至极。” [1858] 更为长久困扰普鲁士首相梅特涅和法英两国托利党人的问题出在法国：新复位的国王路易十八(1814至1824年在位)虽然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也与其他君主站在同一阵线，但由于在国内缺乏支持，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妥协，保留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许多重要原则，从而无法实现当初向法国贵族的遗老遗少和教会人士做出的全盘整改的许诺。

令热忱的天主教徒反感的是，1815年之后法国对出版业的压制远不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军队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清洗也不像有些人希望的那般彻底。法国在加勒比殖民地上仍实行奴隶制，但在最为重要的圣多明各地区，奴隶制却被永久废除了。 [1859] 法国教会在1790年被剥夺的土地和财产收入并没有如教会人士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如数归还，而是大打折扣，因此教会只能靠国家财政支持和重新获得的教育控制权来勉强应付开支。此外，尽管大部分顽固的共和党人和有弑君图谋的叛乱分子都被永久驱逐，但路易十八最终允许诸多前革命党人、拿破仑分子以及被意大利和西班牙驱逐并前来法国寻求庇护的外国革命分子在本国容身。这些人中包括安杰洛尼、弗朗西斯科·萨沃里·萨非(1759—1832)和约瑟·马切纳(1768—1821)。马切纳是重要的塞维利亚宣传家、作家和翻译家，也是西班牙唯物主义、无神论和布里索派法国大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随后成为著名的拿破仑分子并担任约瑟夫·波拿巴在马德里官方杂志《卡塞达》的主编。自1814年起，马切纳在法国期间一直参与秘密的政治颠覆活动，他和同伴们保持和西班牙地下反抗团体的联系，不断攻击复位的西班牙皇帝费尔南多，并不间断地将启蒙运动的文献译成西班牙语。 [1860]

此外，许多法国反复辟人士很快被准许回国。本杰明·贡斯当在1814年的最后时刻因错误地听取建议而放弃了长久以来反对拿破仑的立场，他在这位国王从厄尔巴岛返回后也与其站在同一阵线，相信拿破仑最终完全接受了宪政主义。贡斯当因此名誉扫地，他被称为“帝国的档案管理员”并被驱逐到布鲁塞尔和伦敦等地。尽管如此，随后他也被允许在法国继续其政治生涯。此后，贡斯当成为坚定的共和派和自由主义者，他和拉斐特、多努一同效忠巴黎立法机构，并重新当上了法兰西学院教授，成为拥护新布里索派思想的复兴共和党人中的代表人物。 [1861] 1821年，雪莱不无满足地写道：“畸形而软弱的政府妄图恢复对国家的残忍统治，这不过是徒劳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此种统治的法兰西现在异常安宁。” [1862]

维也纳会议提倡的偏执的保守主义和镇压行为前后矛盾，这使得不仅仅是激进分子和“温和派”，就连反启蒙运动和持正统观念的右翼势力也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与对低地国家的新政权的态度类似，法国和比利时的天主教武装分子、反革命的反动分子，以及德·迈斯特、菲力赛特·德·拉孟南、路易·德·博纳尔德和年轻的维克多·雨果这些右翼浪漫派人士都对法国复辟王朝的妥协和矫饰深恶痛绝。在极端保皇派批评家看来，实用主义、克制派、温和派都是虚假、完全不明智甚至是亵渎神圣的。 [1863] 当反动行为不能确保以信仰和宗教为基础的强硬的绝对主义，强大的右翼势力就会加剧潜在的不安定、两极分化和普遍存在的歧视。反动活动使得一大批来自平民、农民和具有少数派宗教背景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对权威和社会——受制于看上去非常空虚而脆弱的新兴的贵族-教会的迫切需要——产生深深的隔阂。

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典-挪威王室的妥协行为大大削弱了神圣同盟的君主制主义、审查制度和宗教反动活动。在法国和比利时，这引起了失败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拿破仑分子的愤怒和蔑视，他们对新王朝和软弱的贵族大加嘲讽。在法国，当看到贵族出身的年轻教士获得的年金比拿破仑最优秀的将军还要多三倍时，这些人如同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一样暗自气愤，并发誓要复仇。 [1864] 知识界、学校和教育界弥漫着一种不屑和疏离感。记者马克-安托尼·朱利安(1775—1848)在1828年10月曾抱怨道：“非常可惜，引导大部分教师和大部分法国教育系统的不是哲学精神或其他真诚的思想，而是可鄙的学究气和传统的宗教观念，这使得复辟的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教育既没有说服力，也没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无法引导学生对事物的发展产生总体上的认知。” [1865]

司汤达的《红与黑》最能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权力集团与平民大众的激烈矛盾。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是一位出身农民家庭的野心勃勃而老于世故的年轻人。他向往革命，但却缺乏高度的原则性。虽然既无才能又不适合担任教士一职，但他一心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当时(1815年后)，唯一的上升渠道就是借助教会的力量。在关键时刻，于连在他那毫无激情的职业生涯中所遭遇的小小变故，促使他在内心接受了激进思想。被秘密灌输的革命理念和叛逆的意识使他背叛了整个社会体系。同所有仇恨和野心驱动下所形成的意识一样，于连的立场虽然有机会主义色彩，却也体现了在社会上屡遇不公的个体如何成为对抗王室、教会和贵族权威的更广泛的集体反抗力量的一部分。 [1866]

与1815年后的德国不同，在梅特涅担任首相的奥地利、复辟的意大利和费尔南多七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绝对王权完全恢复了之前的所有权力(事实上，在镇压政治和宗教异己分子的出版自由方面，权力反而更大)。 [1867] 在法国，温和与激进的启蒙思想都得到全方位的传播。令著名的萨瓦作家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和其他核心反哲学家忧心忡忡的是，虽然王室大臣掌控了部分立法权，但人民主权在“皇室宪章”中仍然有所残存，信仰自由和各宗教团体的平等仍继续存在，新闻出版的自由度也胜于拿破仑时代。1815年之后的波旁法国甚至不再强制征收什一税，圣化王权的大规模公开宗教仪式也不多见。对1815年之后法国的寺院教士们(僧侣和修道士)来说，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在大众中的存在感降低，而大部分的修道院、教士们在1789年之前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土地财产，也一去不复返了。 [1868]

19世纪20年代的法国与1789年之前大不相同，这招致了更多犀利的批评。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立法机关表面上限制了选举权及政治批评方面的出版自由，实际上却没有严格压制激进的思想、哲学和对教会的公开指责。哲学家们的作品虽不像18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般风靡于上流社会，但在其他社会阶层仍大受欢迎。尽管德·迈斯特、博纳尔德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拥护者猛烈抨击这些作品是革命的根源所在，但这些作品仍旧像得到了官方许可一般被多次重印和传播。 [1869]

如果说路易十八的“复辟”多少带有耻辱的色彩，那么西班牙的复辟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行为则更符合神圣同盟的理想。在1814年重返马德里时，费尔南多短暂地容忍了加的斯的激进分子。开始时，他并没有大肆驱逐支持拿破仑改革的约瑟夫追随者以及牵涉到殖民地起义的西属美洲人(罗卡富埃特逃往法国)。 [1870] 但是，一旦他确定得到了大众和贵族的支持，他就开始全面攻击改革、启蒙运动和立宪主义。在压制了1812年宪法并扫清了约瑟夫的支持者后，费尔南多进一步驱逐了曾支持他对抗拿破仑的自由分子，他公开指责这些支持改革但为了他冲锋陷阵的人们是支持1812年宪法的“雅各宾派”和鼓吹人民主权的王室和教会的叛徒。很快，无论“温和的”还是激进的启蒙势头都以专制政体和天主教教义的名义遭到镇压。 [1871]

费尔南多驱逐激进分子、约瑟夫支持者和带有改革倾向的保皇党， [1872] 使得泛欧地区的革命移民队伍迅速扩大，同时大批失败的激进派人士、“温和派”和拿破仑分子失去了家园、职位和收入，他们被迫离开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英国、爱尔兰和法国，移居他国。 [1873] 1814至1815年，大约有12 000个家庭被迫离开西班牙，这是最大的一支移民队伍。 [1874] 政治流放者们遍布中北欧和北美。他们最喜欢的聚集地包括布鲁塞尔、巴黎、纽约和费城。除了拿破仑被驱逐的兄弟约瑟夫，还有7名拿破仑部下和13名上校在这些地方寻求庇护。 [1875] 伦敦也接受了大批的流亡者。数以万计的政治流亡者和难民在他们半永久的流放中集结起来，继续在流亡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以这种方式，1814年后，激进的和“温和”的启蒙思潮有了更好更广泛的连接，流亡者们通过加入各式各样的颠覆性协会、俱乐部和秘密社团，从而建立起更为世界化的政治实践主义网络。他们变成了热忱的菲拉代尔菲斯会会员、知识爱好者社团团员、烧炭党人和希腊之友，他们热情地支持波兰解放，并资助随后很快复兴的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和西属美洲革命。尽管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向威廉国王愤而抱怨，但早在1830年革命确保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之前，比利时已然成为激进颠覆活动的欧洲指挥部。在布鲁塞尔，英法流亡激进分子和波兰、意大利、法国及西班牙流亡者相聚在一起，他们抱着极大的热情阅读大量的国际性出版物，并接触比利时当地的共和党人，其中就包括路易·德·波特(1786—1859)，他因反对恢复教皇权力而成为欧洲最著名的敌人之一。 [1876]

流亡的温和派启蒙者将英国视为他们主要的灵感来源，与之不同，激进分子把美国这一幸存的接近于民主共和的国家及加的斯奉为学习的典范。1814至1830年，意大利革命者都把“民主共和的美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只有如安杰洛尼这样的少数人急切期望能够采取联邦制这一稍后被认为有利于稳定和完善意大利自由的国家形式。安杰洛尼认为联邦制对他所钦佩的两个共和国——美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瑞士——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安杰洛尼也认为联邦制是化解意大利的稳定与区域分化之间矛盾的关键。 [1877] 相比之下，萨非并不认为在未来意大利摆脱了奥地利、教皇势力和神圣同盟的控制后，能采取美国和瑞士式联邦制作为宪政方案，他批评安杰洛尼，并更倾向于向温和派势力妥协。 [1878] 萨非认为意大利应保留区域主义，如果未来意大利获得独立，各公国都应有自己区域性的立法机构，各公国在一个松散的联邦制下保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如此一来，国家将会非常繁盛。同时，在欧洲大量涌现的由民主和共和派分子构成的秘密网络，逐渐发展为名副其实的激进国际组织。艾瑞克·霍布斯邦声称：“从意识形态上来说，烧炭党和其他类似组织一样都是混合体，只是出于对反动势力的厌恶之情才集结在一起。”但是，尽管烧炭党兄弟会在把迥然不同的元素融合成切实可行的思想运动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困难，但他们的确突破了对普遍的地下文化加以分享这一局限。这种继承于18世纪共济会且充满了仪式感和神秘感的地下文化，旨在通过沉默宣誓和忠诚仪式来保护其组织成员不受警察的迫害。他们的地方分会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不成熟和缺乏方向感；相反，他们强烈反感对两相对立的文化采取绝对主义的态度。 [1879] 1819年，在南意大利的地方分会，由反对教会干预的立宪主义者和共和派人士组成的激进烧炭党人一致同意采取1812年全面且具有创新性的加的斯宪法作为其共同的政治纲领。 [1880]

费尔南多似乎对自己策略当中的危险性视而不见。有人建议他对温和与激进的反对派加以区分，并仿照1814年法国的模式接受一个限定性宪法或“皇家宪章”，以此来分化国内反对其统治的势力。对此他一概拒绝。赞成效仿英法所采取的“温和方式”的人当中包括阿尔瓦罗·佛瑞兹·埃斯特拉达(1765—1853)。佛瑞兹·埃斯特拉达曾是加的斯政权的高官，1818年9月，他在伦敦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刊物《西班牙人》。他的目标是促使西班牙王室接受以有限选举权为基础的保守宪法。 [1881] 温和派人士认为，在西班牙努力遏制美国扩张主义之际，费尔南多却一再坚持反立宪主义以及专制主义，这些行为逐渐削弱了他在欧洲和新世界的威信。在佛瑞兹·埃斯特拉达看来，即使宪法给出让步，在美法“混合政体”的基础上允许民众获得言论自由，其对西班牙复辟王朝造成的威胁也远不及美国那一套“有害的”共和原则。只有通过及时和谨慎的改革，才能对抗(美国)共和主义对西班牙语世界造成的威胁。佛瑞兹·埃斯特拉达坚持认为，英国是“地球上最具智慧和最欢乐的国家，是由最强大的君主引领的民族”，要想确保有限选举权和“混合政体”，就必须效仿英国。 [1882] 西班牙海外流亡者对费尔南多未能抗击美国对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的入侵感到失望，他们经常拿1814年前对抗拿破仑的“西班牙英雄主义”与1814年后对费尔南多的“无用的西班牙”做比较，认为后者的极端效忠主义脆弱、夸张且固执。 [1883]

正如1789年前的欧洲，虽然1815年后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和经济不景气是真实的，但构成清晰连贯的反抗观念框架则并不简单。史学家们总是用“民族”情感来解释革命运动产生的原因，但是，需要再次提醒读者，“民众是革命运动的发起人”这一观念只不过是1848年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信奉的观念。即使艰难的经济环境使得局势愈发动荡不安，但民众大多不愿意停止对“国王和教士”的被动接受。如果说拿破仑把神圣罗马帝国的标志横扫一空，那么普通大众的情感则在帮助维也纳议会恢复旧帝国的本质和精神方面起到了极大作用。“青年黑格尔派”社会哲学家阿诺德·鲁格(1802—1880)轻蔑地把这种历久弥新的消极状态称为“老旧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而海涅则把它称为德国的“冬眠”。鲁格曾抱怨说，人们的观念一成不变，就好像“旧神圣罗马帝国仍然阴魂不散”一样。 [1884] 思想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通常都是像海涅、博尔内、司汤达、毕希纳、雪莱、孔帕尼奥尼、米什莱、福斯可洛和安杰洛尼这样的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令他们感到苦恼的是，国际上的启蒙运动仅局限于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以及由知识分子和文人小团体构成的秘密组织，这进一步增大了启蒙运动与普通民众之间，以及启蒙运动与王室之间本就遥远的距离。

毫无疑问，浪漫主义在启蒙运动“理性”的基础上新增了对情绪、情感和充满忧郁怀旧情调的象征主义的强调。浪漫主义描绘孤独的个体与权威和群体间的奋力抗争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文化的过滤和强化，而不仅仅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得到振兴的是左派和右派而非中间派；启蒙运动在西方世界的意识中划分成彻底的改革派、“温和派”和与这两者相对立的反启蒙派；浪漫主义的影响使三方在某些方面的斗争尖锐化，但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浪漫主义对这三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和艺术方面。19世纪早期，政治思想、文学和绘画当中的浪漫主义是保守和左派的，它主要由幻灭、感伤和怀旧情绪所产生；但后来在海外流亡中遭遇的挫折、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令人痛心的失败使大多数浪漫主义者们再次燃起了革命的激情和雄心。司汤达认为，虽然浪漫主义有时显得落后，但它试图打破疆界，此举毫无疑问是“现代”的，是在一个充满文化和社会疏离感的时代对挑战和困境做出的充满激情的回应。 [1885]

在1789年及其后，人民大众都展示出了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1808至1809年和1813至1815年间，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解放运动中，在面对法国占领军时，广大民众展现出激昂的民族情感和团结一致的精神。许多城镇居民、工匠和农民都深感自己有义务把敌人从东欧中部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驱逐出去。但做了这一切的“民众”发现，1815年维也纳会议中提到的报酬和补偿都是给王公贵族和教士的，普通民众一无所得。 [1886] 鲁格在其文章《自由主义的自我评价》(1843)中慨叹：“在1813至1815年间”，德国人“根本就丧失了思考力，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要为我们的草率付出代价”。面对令人失望的结局，面对“我们反常的、深深的和难以言表的混乱的德国”，群众只是默然接受，正如他们随后所做的那样。 [1887] 自1789年以来，是“德国的哲学家和不朽的作家们在法国人当中酝酿了崭新的和撼动世界的思想意识”，从而使他们得以暂时地冲破藩篱。那么，德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抛开不假思索、习惯性的顺从以及令人窒息的狭隘地方主义呢？这些思想使他们一无所成，无法争取建立一个更好和更自由的社会。只有对旧的政治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才能带来自由和正义：但如果没有预先进行“思想意识”的改革，那么政治体制变革就根本无法实现。而思想意识的改变只有通过学习、创作文学作品和进行透彻分析才能实现。鲁格认为，只有哲学才能将平庸的社会和人们的思想境界提高到具有足够觉悟的高度，换句话说，“德国人需要将自由主义融入到民主主义之中”。 [1888]

如果说司汤达捕捉到了对复辟王朝的敌对心态，海涅和鲁格描述出了传统思想令人沮丧的被动性，那么自称为“民主主义者、慈善家和无神论者”的雪莱则代表了激进的左派浪漫主义诗人。对雪莱而言，法国大革命是“我们生活时代的主旋律”。 [1889] 他认为自然是一套永恒的法则，其中蕴含的必要性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雪莱信奉斯宾诺莎、霍尔巴赫和孔多塞等对“真理”机械的、宿命论式的观点，并多次不无欣赏地援引他们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雪莱认为最重要的是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 [1890] 雪莱尊崇斯宾诺莎和孔多塞这样的哲学家，因为他们一方面对社会和大众所相信的一切都提出全面的怀疑，另一方面，他们将研究、学术和科学提升到对政治和社会加以批判的理性高度。 [1891] 如果说“哲学”能帮助人类认清现实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那么，这条真正的未来之路的细节直到18世纪后半叶才清晰地显现出来。

雪莱阐述政治理论的主要著作《一种改革的哲学观》(1820)体现了其缓慢、开放式和不断加深的观念，他将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新的革命进程视为文学和文化破坏的产物。 [1892] 雪莱认为，“美国的革命是正义且成功的，它的诞生呼应了欧洲大众的思想状态。事实上，这种状态的首要产物是美国大革命，第二产物就是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后来发生了倒退，所以美国成了异化激进分子对抗王朝复辟的唯一现存范例。美国是唯一的民主共和国，不存在国教，对所有民众都平等以待。在美国，“没有国王，所以没有人搜刮财富，也不会出现腐败现象。美国不存在世袭的寡头政治，也就是说，没人有特权欺压民众”。 [1893] 仅此一点就足以使美国的政治结构高于其他国家。然而，最终使欧洲的君主和特权阶级变得一文不值的并不是美国，也不是人民大众，而是雪莱眼中“在欧洲遍地崛起，痛恨桎梏其思想枷锁的新力量”—— 一批由革命作家、艺术家、批评家以及其他具有同样哲学观和民主思想的志同道合的人们共同构成的国际化团体。 [1894] 成千上万在精神或肉体上遭到流放的人们，在仓促间卷入了大西洋彼岸的地下秘密斗争。他们充满梦想并不断争取。在这一过程中，18世纪的激进哲学家、拿破仑时代法国的思想家以及深受雪莱崇拜的像潘恩这样的革命宣传者都是知识界的生力军。激进的启蒙运动则是其核心。

尽管如此，但雪莱认为人类的动机、灵感以及掌握现实的能力都是复杂且难以捉摸的，所以科学或学术研究并不能彻底将革命发生的原因解释清楚。在雪莱看来，狄德罗、霍尔巴赫和孔多塞的观点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首要成因，并使革命成就斐然。 [1895] 但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证实，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体验到了革命以外的兴奋感，而雪莱相信正是文学带给他们强有力的灵感。戈德温认为只有通过一场又一场艰辛的辩论，才能使民众逐步接受民主革命；但雪莱却认为诗化的比喻能帮助人们以更直接和更深刻的方式接触真理，这在1815年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诗意化的形象和表达，可以把“长期受奴役而变得野蛮无知、卑躬屈膝、残忍血腥的受压迫者”集合起来，对抗统治阶级，并对其展开“可怕的报复”。这些形象也可以用于羞辱和威吓那些顽固的敌对分子，借以反抗特权阶级。“这是一个受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战争时代，”雪莱在其诗剧《希腊》前言中写道，“所谓的君主们，不过是一帮杀人者和骗子。在面对巨大的恐惧之际，该特权集团的魁首们不得不暂时收起对彼此的嫉妒，联手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 [1896] 受英国的审查制度的影响，这段表述在1822年被删除。

(短暂的)“万国之光”：1820至1823年的西班牙革命

在严酷的镇压之下，激进的革命启蒙运动显然并未销声匿迹，即使在西班牙，1814至1820年间的各种秘密活动和地下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1897] 在6年血腥的反动镇压后，1820年的西班牙革命有力地恢复了《加的斯宪法》。此前费尔南多为了再次攻占阿根廷和智利，已经在加的斯集结了14 000人的军队，革命者利用这些军队着手准备兵变。最初，以安达卢西亚为首的农民对此反应冷淡，但随着时间推移，在加利西亚和北部其他地方逐渐形成足够的支援，使得反叛军能够包围首都，最终直捣宫廷。陷入绝境而焦头烂额的国王在1820年3月10日慌忙颁布法令，宣布恢复宪法，但费尔南多在表达对结果“满意”时，态度过于虚伪，人们对此并不买账。

反叛军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以兵变或战斗宣言为发端。这场由心怀不满的年轻军官策划的革命阴谋的领导者，是反对绝对主义的将军拉斐尔·德尔·列戈·努涅斯(1783—1823)，多年来他一直筹划恢复1812年宪法。这场兵变带有强烈的西班牙风格，并很快传遍了伊比利亚美洲。 [1898] 虽然大部分人秉持不温不火的支持态度，但有几个团体对此却反应热烈。欧洲其他国家的诗人和作家则欢欣鼓舞。国际上有着共同启蒙理想的人们更是表达了无限的热情。在重启1812年宪法的纪念仪式之后，西班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议会选举，选举出一批“才能和美德出众，经历过困苦和迫害洗礼的人士”。 [1899] 边沁的杰出盟友、伦敦希腊委员会激进的创办者之一爱德华·布拉基埃(1799—1832)断言，新西班牙议会“绝对不会辜负选民的期望”，对此，旁观者“无须担心”。 [1900] 几周之内，1812年曾经在西班牙全国各地的宪法广场竖立起、后被砸毁的大理石纪念碑“在民众的喜悦中得以恢复并重新接受膜拜”。出于对这些象征自由的纪念碑的敬仰，许多“爱国人士”曾设法保留一些碎片，“自去年3月以来，这些碎片重见光明，现在被视为珍贵的纪念物而受到追捧”。 [1901]

整个西班牙的局面突然之间发生了转变。像阿古力斯这样被囚禁于潘普洛纳的昆塔纳和马略卡岛的政治犯，以及像纳里尼奥这样被囚于西班牙监狱的南美革命者均被释放。同时，激进分子、温和派以及甚至在1814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约瑟夫的支持者也纷纷涌回西班牙，尽管许多《加的斯宪法》的支持者对后者的回归仍不太情愿。 [1902] 马切纳作为曾经的约瑟夫支持者于10月返回西班牙。 [1903] 对于是否遣返约瑟夫追随者的问题，西班牙国内意见很快出现极大的分歧，一些从法国回归的人士在边境被遣返，这让法国的王室警察大为惊愕。那些一直在西班牙国内保持沉默的人士再次开始进行写作和集会。 [1904] 墨西哥和其他一些西属美洲国家的代表曾在1810至1813年间出席加的斯会议，现在他们返回西班牙，希望能在1812年宪法的基础上参与到国家指日可待的复兴中。革命思想家、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何塞·华金·德·莫拉(1783—1864)在以西班牙语介绍边沁思想的宣传册中声称，欧洲“所有开明的启蒙者都把西班牙重启《加的斯宪法》视为文明国家复兴的预兆和宣告”。 [1905]

有一段时间，西班牙王室还奢望至少能通过公正和平的妥协方式来压制和瓦解西属美洲的叛乱。双方宣布停火6个月，并考虑在“加的斯”和“1812”年宪法主要章程的基础上为全国制定新的宪法协议。 [1906] 宗教裁判所再次被废除。在马德里、塞维利亚和许多其他城市，大量涌现出效仿1789年法国的爱国团体。据布拉基埃记载，马德里这个曾经“欧洲最沉闷的首都”一跃成为“最令人兴奋和狂喜的城市”。几个星期以来，马德里市民“持续不断地庆祝”。每当工作结束之后，“普拉多大道、太阳门广场以及周围向各方延伸出去的数不清的街道，都会瞬间挤满了不同年龄、性别和阶层的民众，人们熟悉的小夜曲和其他音乐聚会使夜景充满了活力。同时，一些流行剧本或爱国首领吸引了大批观众进入剧院。许多民众包括上层人士都参加了在克鲁斯·德·马耳他和芳塔娜·德·奥罗的各种社团(俱乐部)。在这些社团中，西班牙一些最雄辩的演说家争相向同胞们传播理性自由的价值观和立宪政治的重要性。” [1907]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些社团也演变为不同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场所。在马切纳返回西班牙仅几周之后，他就被温和派驱逐出塞维利亚的爱国者社团。 [1908]

出版商、印刷商和书商因出版自由和进口书籍自由而异常兴奋，他们纷纷准备大干一场。在马德里、巴黎、伦敦，很快里斯本也加入其中，推出了大量在费尔南多时代被禁的翻译作品，这些版本设计独特，方便在西班牙人当中广泛传播。马德里出版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四卷译本，狄德罗《修女》的西班牙语版本《女教徒》也在巴黎出版(1821)。 [1909] 边沁作品的西班牙语版本开始流通，1795年首次出版了霍尔巴赫的英译本《揭穿了的宗教》，该译本最初是以《基督教：一个发现》为名在伦敦出现，随后又以更自由的《基督教不眠夜》为名再次出版。 [1910] 随着出版恢复自由，议会也重新行使权力，下令在萨拉曼卡和其他西班牙大学中开设政治学课程。胡安·安东尼奥·洛伦特(1756—1823)在朱利安的《百科全书杂志》中曾对西班牙重新开始重视政治学发表过评论。洛伦特是自1814年以来居住在法国的约瑟夫支持者中的重要成员，他曾在1789至1791年间担任宗教裁判所书记一职，新近又创作了首部全面介绍宗教裁判所历史(同时也是对其现实批判)的著作《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批判》(巴黎，1817)。 [1911] 革命者要求各所大学采用最近在巴黎出版的本杰明·贡斯当的《宪政论》，从而启蒙和更新西班牙民众的政治意识。与18世纪70年代相比，贡斯当的作品不再那么激进，也不再具有革命性，但他仍旧提倡改革、宪政主义、出版自由和废除奴隶制。

突然之间，西班牙宛如一支避雷针，整个欧洲的窗口都为之关闭。人们普遍认为，1820年的西班牙革命不仅唤醒了西班牙语世界(并有效确保了阿根廷和智利的独立)， [1912] 也是整个欧洲的指路明灯，它给文学界和蔑视国王、贵族和教士的激进文人地下圈子注入了崭新的希望。雪莱创作出激情澎湃的《自由颂》来讴歌革命者，将西班牙形容为“各国人民的雷电”，是照亮阴暗守旧天空的一道火光。 [1913] 雪莱相信西班牙“已经获得自由”，因此当动乱延伸至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时，他在自我流亡(在比萨)中仍感到不胜欣喜：“全世界都在等待德国革命的消息，等着看那些位居国家最上层的暴君们如何被打垮，从此再无力反击。” [1914] 欧洲激进文人、艺术家、学者和记者们展示出的巨大革命热情令神圣同盟和所有欧洲的复辟国家大为震撼并感到无比怨愤。事实上，和西班牙的二次“革命”同时发生的还有激烈的希腊革命，受其影响，那不勒斯和皮德蒙特也相继爆发起义，起义分别持续了9个月和1个月，并且二者都以1812年《加的斯宪法》作为各自的政治纲领。这一系列起义使保守势力提高了警惕。 [1915] 神圣同盟对《加的斯宪法》大加谴责，并明令禁止。 [1916] 这场发生于意大利的共和主义热潮明确指出美国独立战争的新开端势必会给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属美洲带来全新的黎明，并促使新一轮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将美国视为中心主题。富兰克林的作品在意大利被反复出版，意大利重要法学学者朱塞佩·孔帕尼奥尼(1754—1833)的《美国历史》(1821—1822)也在米兰出版。孔帕尼奥尼曾于18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的共和党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地中海各国纷纷爆发起义，这使得包括复辟的法兰西和托利党控制下的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突然之间看上去不再那么安全。到1821年初，激进分子们的形势依然被看好。但到了1821年春，意大利的起义遭到奥地利政府的残酷镇压，各项法令如洪水猛兽般威胁着烧炭党人的安危。教会也加大力度，展开反对共和党人和共和思想的运动。不久之后，失败和遭受迫害的激进分子再次大批离开意大利，数以万计的流亡者参加了西班牙革命和不久之后爆发的希腊革命。 [1917] 1820年的意大利起义延伸到葡萄牙，在葡萄牙全境引发了大规模的革命骚动，8月份波尔图军营发生暴动。1821年2月，这场暴动蔓延到里约热内卢。在波尔图，新组建的军政府唤醒了由神职人员、贵族和民众三方组成的长期以来奄奄一息的立法院。葡萄牙议会宣布国家现在亟须起草新的宪法，并在1820年11月决定在议会完成新宪法的起草之前，临时启用加的斯宪法。

一方面出于商议《加的斯宪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解决激进分子和温和派之间的冲突而寻求新出路，葡萄牙议会下令将边沁的作品翻译成葡萄牙语。在大西洋两岸的葡萄牙地区，一大批政治宣传册和新发行的报纸吸引了大批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的注意。同时，国家亟须效仿庞巴尔政权和约瑟夫二世，重新恢复启蒙的经济复兴政策，以求在基督教基础上振兴葡萄牙每况愈下的经济和社会现状。1808年和1810年，葡萄牙与英国签订的“灾难性”条约受到公开批判，因其破坏了葡萄牙的手工业和工业，使葡萄牙沦为可悲的殖民地。宗教裁判所于1761年用火刑烧死了最后一位受害者，1768年，宗教裁判所再次失去了对书籍审查的控制权，最终这一控制权在1821年被葡萄牙新议会完全废除。1822年葡萄牙宪法最终成稿，其大部分内容还是借鉴了1812年《加的斯宪法》。

和西班牙一样，发生在葡萄牙首都的动乱在大西洋两岸引发一片混乱。在里约热内卢的宫廷，巴西和葡萄牙国王唐·若昂六世(1816至1825年在位)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必须以安抚的策略迅速平息骚乱，否则巴西和葡萄牙王室统治将面临极大威胁，因此他匆忙做出了让步。自1808年抵达里约热内卢以来，葡萄牙王室一直采取封闭的态度，禁止新闻自由和引进外国书籍，也不允许修建大学，借以阻隔外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1918] 葡萄牙王室坚定地拥护教会和反对启蒙思想。在巴西，王室对出版物的审查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成效——阻止了共和派的报纸和宣传册的大量传播；18世纪80年代，在巴西精英阶层兴起的对美国独立战争及其理念的热忱，也因为海地革命和对奴隶叛乱的恐惧而从18世纪90年代起逐步冷却。 [1919] 但即便如此，在巴西精英阶层及其他阶层中，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个颠覆性的地下组织，它对反动势力、贵族和王室政府构成了明显威胁。

早在1817年3月，巴西东北部军营就爆发了大规模兵变，其矛盾冲突主要存在于葡萄牙人和本地巴西人之间。在本地人的支持下，反叛分子取得了累西腓(伯南布哥)的控制权，宣布成立“伯南布哥共和国”，他们对君主政治、“贵族统治”和附属国的现状大加斥责，尽管同时还(自相矛盾地)肯定奴隶制。 [1920] 王室的徽章、官员等统统被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派的旗帜和言论。这证明了在欧洲官员横行霸道、人们憎恶高税收的地方，白人由于害怕奴隶暴动而不可能发动革命叛乱的想法是不成立的。这场叛乱很快蔓延到北部省份。3个月后，杰斐逊在写给拉斐特的信中评论道，葡萄牙“已经失去了北部伟大的伯南布哥省。如果巴西爆发大规模叛乱，把王室送回他们的葡萄牙老家，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1921] 突然之间，君主制在葡属美洲的地位变得比普遍认为的更加危险。不出1个月，在纽约、费城和华盛顿举行的庆祝1817年国庆节的宴会上，人们已经开始为“伯南布哥共和国”和“国王和君主们”在巴西的终结而举杯庆祝。 [1922] 据有些人讲，受“约瑟夫国王”等人的煽动，一群退伍的拿破仑分子从费城北上，对巴西施以援手。“伯南布哥共和国”总共才存在了75天。

1817年的起义抨击了君主暴政，消除了君主制的各种标志，并明确表示出对美国以及共和理想的钦佩之情，因此尽管人们惧怕黑人和穆拉托人的起义，但这次起义还是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同情。尽管短命的伯南布哥共和国在其派驻美国的公使有机会获得门罗总统和美国国会的认可之前就已土崩瓦解，但脱离葡萄牙而独立的抱负却在巴西精英分子和军界生根发芽。1821年2月的革命使里约的葡萄牙王廷、土地所有者和商界精英陷入混乱与分裂，也引发了长期的困惑和日趋激烈的政治辩论，矛盾对立的集团包括敌对的绝对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以及“葡萄牙”派和“巴西”派。巴西、葡萄牙(以及西属美洲)不断面临要求采纳1812年加的斯宪法的压力。甚至在里约这种大部分居民都是大西洋彼岸葡萄牙王室移民的地方，其本地居民中也存在着大量不满，他们无法接受为什么最好的房屋、职位和机会都被来自里斯本的新居民抢占。 [1923] 起初，国王的本意是将自己的儿子唐·佩德罗派往葡萄牙担任摄政王，而他自己留在巴西。但到了4月份，大臣们争相劝说，唐·若昂除了亲自返回欧洲之外再无其他选择，而他的儿子唐·佩德罗则需要留下来掌管巴西的“临时政府”。唐·若昂在1821年6月返回家乡里斯本。随后不久，试图将巴西从葡萄牙分裂出去的势力再度兴起，最终导致巴西在1822年9月正式宣布独立。据说唐·佩德罗比他的父亲更支持宪政理念，他在1822年12月获得加冕，成为第一任“巴西皇帝”。之后巴西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1822—1825)爆发，这期间，里斯本的葡萄牙王室试图联合神圣同盟和英国共同捍卫葡萄牙王室和巴西的贵族，但都徒劳无功。

1824年3月，美国最先承认巴西为主权国家，但美国的举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遭到神圣同盟和英国的刻意忽视。 [1924] 美国承认南美最大的独立州成为世袭君主统治下的国家，这在拉斐特和其他许多人看来是相当怪异和不恰当的做法；同样反常的，还有几乎同时爆发的第二次排他主义和明显带有“共和”色彩的伯南布哥省起义，当时北方好几个地区都参与其中，他们共同被简称为“赤道联盟”。唐·佩德罗整整花了8个月时间才镇压了这场巴西东北部的起义。 [1925] 起义结束后，曾担任革命军在出版界主要发言人的加尔默罗修会博学的修士弗莱·卡尼卡(1779—1825)和其他几位起义领导人在累西腓被枪决或处以绞刑。为了能够切实遏制巴西的共和主义，英国和其他欧洲君主国在极不情愿的情形下于1825年11月最终决定承认巴西独立君主国的地位。此前，他们也设法使葡萄牙和巴西这两个已被承认的独立王国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革命也有了不错的开端。但不久之后，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开始再次产生分歧并愈演愈烈。温和派希望通过引入王室否决权从而能对一院制的加的斯议会加以调整，同时引入上议院来维护教会、贵族和王室的权益。 [1926] 乐观情绪逐步消退，许多时间浪费在关于立法的毫无效果的争论上，而在几乎所有立法区域中，立法项目都进行得痛苦而缓慢。提倡大力限制教会的权力并解散修道院的共和派骨干人士(坚定的共和分子)获得了一些支持，但他们仍然感到灰心丧气。由昆塔纳主持的“研究总会”意在革新西班牙的教育体系。虽然该组织最终想方设法在1822年4月解散了教会并将其改为学校，总算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遭到激烈反对，其在将教育世俗化方面做出的努力仍收效甚微。 [1927] 西班牙最著名的“温和派”精英分子布兰科·怀特和其盟友、塞维利亚诗人费利克斯·何塞·雷诺索(1772—1841)指责1812年宪法的起草者是一群教条主义者，盲目崇拜法国的激进思想和托马斯·潘恩，以及在潘恩身故之后，自1810年以来他仍成为西属美洲主要的民主引导者。身在英国的布兰科·怀特和其旧时盟友昆塔纳取得了联系，并试图劝阻对方及其同僚们不要恢复1812年宪法，因为其共和特质并未发生改变。革命领袖们必须立即放弃《加的斯宪法》中的激进观点，也就是放弃其追随美法的共和倾向。布兰科·怀特和雷诺索强调，只有学习英国式的“混合君主制”才是正确的道路。

在里戈的提议下，雷诺索作为代表进入塞维利亚议会。雷诺索曾经是约瑟夫的支持者，1814年逃往法国，1820年返回。之后他成为热忱的“温和派”和伯克的追随者，并和布兰科·怀特一同对英国大加赞扬。因此，雷诺索极力敦促模仿英国的上议院，在议会设立上院。1820年，边沁在意大利起义被镇压之前就出版了一本针对西班牙议会的小册子，其中，他对雷诺索这样的西班牙伯克式的“君主贵族否决权的支持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西班牙人民啊!请为你们自己考虑一下。想一想，一方面是由少数统治阶层构成的小团体，另一方面则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这两者中间，难道不会有明确的和不可更改的对立吗？”边沁认为，不论是在英国、意大利还是在西班牙，上院代表的只是拥有巨大财富的贵族阶层和教会人士，“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的邪恶行为将阻碍民众代表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提出种种措施”。这样的人倘若拥有权力，其危害尤为巨大。

边沁还提出，“美国近40年来已经摆脱了君主和教士这些寄生虫，努力争取到了从各方面来看都适宜居住的环境，无论在任何方面，谁能说她比英国更糟糕？” [1928] 西班牙的伯克派和“温和派”的反对者，以及反对贵族和教士的民主团体以美国为榜样难道错了吗？谈到出版自由，美国模式也比英国模式更具优势，因为自废除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之后，美国政府整体上不再具有压迫反对意见的有害权力，而彼时英国部长们还在竭尽全力地检视和镇压潘恩的思想。 [1929] 英国宪法更看重贵族和王室的利益，愈发激进的边沁将其称为“头戴王冠的巨蟒”。最后，边沁极具讽刺地总结道：“这是在无可匹敌的宪法之下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它饱受全世界人民的羡慕和嫉妒。”边沁的这些激进言论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议会以及马德里俱乐部引起热烈的争论，也在萨拉曼卡和孔步拉的大学引起热议，边沁得知之后非常高兴。边沁鄙视伯克，敦促葡萄牙议会毫不犹豫地采纳《加的斯宪法》：“要全面采纳《加的斯宪法》，并以你们那不勒斯的朋友为榜样。” [1930]

雷诺索和布兰科·怀特对革命前景的复苏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革命缺乏人民大众的支持：立宪派和启蒙者很快就会被与欧洲反动势力相勾结的“迷信”无知的群众压垮。最终结果证实他们是对的。 [1931] 在西班牙的部分地区，费尔南多的追随者们很快重新掌握了控制权，内战旋即爆发。1821年，作为进一步对抗“哲学”的措施，在保皇分子聚集区再度站稳脚跟的宗教裁判所重新发布了对西班牙语版孟德斯鸠作品的全面禁令。 [1932] 受到国内大范围支持极端保皇主义苗头的鼓舞，1822年10月反动势力在维罗纳议会聚集，讨论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问题，镇压西班牙革命，授权路易十八以君权合法性、宗教和神圣同盟的名义派遣法国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并大力打压西班牙对启蒙运动和立宪制的热情。 [1933] 甚至在法军入侵之前，这一消息就已经使得激进的时事评论家们再度陷入沮丧。

1821年，杰斐逊在写给亚当斯的信中提到：“看到人类道德和智慧都得以提升，这样的美妙前景是多么令人愉悦啊!难道我们要牺牲所有这些希望吗？”“发生在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的事件给这一希望蒙上了阴影——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没有脱离危险。而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北方的三方政治(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帝国统治者)武装他们的国家，从而将独裁政治强加给世界其他各国的行为呢？” [1934] 尽管如此，亚当斯对西班牙革命却怀有复杂的感情。他指出，《加的斯宪法》“在我看来就是1789年法国宪法的翻版，其中只拥有单一立法机构的君权主宰一切，而执行委员会则一文不值”。 [1935] 加的斯议会忽略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这在亚当斯眼中是一个根本上的缺陷。亚当斯倾向于认为美国对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应当有所保留。在杰斐逊看来，亚当斯没能看到事情的关键。西班牙战胜欧洲的反动势力，“令人们勃发西班牙人永不屈服的信心。他们最终将战胜违反上帝和人类法则的种种残暴行径，议会的智慧和坚定的决心促使人们产生合理的希望，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在临时代议制政府的管理下安顿下来，其下属的执行委员会也合理地听从政府的决定。葡萄牙、意大利、普鲁士、德国和希腊将以西班牙为榜样。”杰斐逊向亚当斯保证：“你和我在死后将会从另一个世界俯瞰这些人的光辉成就，这会使身处天堂的我们更为快乐。” [1936]

可是随后发生的事件却给这些热情洋溢的人们当头一棒。1823年4月，10万法国军队浩浩荡荡越过比利牛斯山。教会号召教徒不要抵抗路易十八的“神圣”入侵，或以任何方式支持西班牙那些“不敬神”的立宪主义者，西班牙军队内部产生分裂。与1808年的反法热情——在革命、启蒙运动和1812年宪法的背景下——相反，此次动员抗击法军的努力很快化为乌有。原因很简单，立宪主义者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昆塔纳哀叹道，“普通民众”由于长期的习惯而“选择服从”，他们对宪法毫无热情，对启蒙价值观也无动于衷。他们更乐于接受保皇分子的口号——“绝对的君主和宗教裁判所!自由分子都该受死!” [1937] 一方面由于反动势力、神职人员和贵族们的背后支持，另一方面，美国更乐于利用西班牙在美洲的困境，而非采取援助立宪主义者的做法。因此费尔南多再度取得胜利，同时也恢复了他先前对人民主权论、世俗主义、启蒙运动以及革命的反对态度。里戈将军于1823年11月7日在马德里被公开施以绞刑。

西班牙新世界帝国的终结

路易十八在1823年对西班牙革命的镇压受到欧洲各国的热情拥护，其后进行的对立宪派和王室以及教会的所有敌对势力的残酷、保守的镇压，也受到这些国家的一致认可。但是，大西洋两岸的批评家和反对派势力则对此深感震惊，越来越多的人大声谴责这些冷酷无情的反动行径。 [1938] 1820年，在墨西哥、危地马拉、中美其他地区以及西属美洲各地，人们强烈支持恢复1812年《加的斯宪法》。 [1939] 克里奥尔精英阶层渴望获得更多自治权，争执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在1812年宪法体系下继续保持帝国的殖民地位更为有利，而另一方则认为直接独立益处更多。尽管如此，两方势力都与强大的保皇派反动倾向水火不容。此时此际，墨西哥未来的皇帝、机智的奥古斯丁·德·伊图维德(1783—1824)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僵局。伊图维德自1810年墨西哥爆发动乱即为皇室和教会效力，大举镇压叛乱分子，是一个自负且富有经验的军官。伊图维德反对共和及反宗教的思想，他于1821年9月取得了墨西哥城的军事控制权。伊图维德提出在墨西哥建立自己的君主体系，从而为克里奥尔的绝对派和教士提供宗教和贵族特权，以换取他们对其准独立运动的支持，他大体获得了成功。他的伊瓜拉计划承诺象征性地承认立宪并与西班牙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支持宗教的特权和权威，但对宗教宽容、思想自由、共和主义和激进观点则一概拒斥。 [1940]

随着1820至1823年西班牙革命的土崩瓦解，分崩离析的新西班牙(墨西哥)跌跌撞撞地逐渐走向独立，虽然这并不是大多数参与国内冲突及引发各种争论的人们的核心目标。和独立比起来，激进分子更关注计划中的墨西哥独立是否能够切实地实现解放、世俗主义、平等和代议制政府。而保守派则希望——无论是否脱离西班牙君主政体——保留宗教权威、社会等级及反动姿态。此时，墨西哥的克里奥尔精英阶层仍倾向于在西班牙国王或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之下，采纳有限的君主立宪制，而非彻底实现独立。西班牙议会拒绝接受这一框架，这给了伊图维德这个罗卡富埃特口中的“邪恶暴君”以可乘之机， [1941] 伊图维德借机宣布自己为墨西哥“皇帝”，并冠以奥古斯丁一世的称号。随后，先是恰帕斯在1821年，之后又有其他5个中美洲的“联合省”——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圣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在1822年1月选择加入伊图维德的反动计划，成了他突然甚至几乎是偶然间兴起的墨西哥帝国中的成员。

杰斐逊把伊图维德描述成墨西哥的“波拿巴”，但伊图维德却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新西班牙建立起一个独裁的军事帝国。伊图维德在初期获得的支持很快转变为世人对他的普遍厌弃，其政权只维持了自1822年5月到1823年3月这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伊图维德倒台之后，新选出的选民代表大会着手起草那些受过教育的墨西哥人所称的墨西哥“第三宪法”(继1812年《加的斯宪法》和伊瓜拉计划之后)。1823至1824年召开的墨西哥立宪议会废除了波旁王朝和伊图维德帝国，并谨慎地将巴黎、马德里和费城的宪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新的宪法。议会代表们借鉴了《加的斯宪法》中的一些共和条款，保留了其中重立法轻执行的部分，并将其与从美国借鉴而来的定义明确的联邦制框架相结合。 [1942] 新共和国由从原来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中分离出来的19个“州”和4个地区组成，4个地区分别是上、下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以及科阿韦拉)。共和国在1824年采纳了新宪法，并更名为墨西哥合众国。墨西哥合众国也许是19世纪外国立宪政体中与美国范例最为接近的国家，但这也只是体现在理论层面。“墨西哥合众国”设有一个在原则上独立于总统和立法机构的最高法院，以及与美国相似的两院制，即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由每州派出两名参议员作为代表。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由选举产生，并且像在美国一样任期四年。对出版自由的大力支持也使墨西哥新近建立的共和主义、联邦主义和立宪主义得到更有力的发展。1824年7月，伊图维德被执行枪决，这位在教会的支持下由保皇派将军摇身变为“皇帝”进而统治墨西哥的人以此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西属美洲各共和国由于欠缺经验，其摆脱专权和建立“自由的政府机构”的尝试一直未能成功，其中1824年墨西哥宪法更是突显了这一失败。 [1943] 墨西哥随后陷入长期的国内冲突和暴力骚乱，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如果说墨西哥结局甚为惨淡，那么欧洲自1823年的局势看上去倒还好些。1824年查尔斯十世继承法国王位，第二年杰斐逊口中“虚伪的独裁者”亚历山大沙皇登基，随后又是更为反动的尼古拉一世继位(1825至1855年在位)。在此期间，那些被官方和高贵的朝廷驱逐出去并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或低等教育的国际激进流亡分子们，进一步展开流亡运动和秘密集会。查尔斯十世登基后，法国开始大规模扫除革命和拿破仑改革残余势力的活动，并采纳纯粹的君主-贵族和反启蒙的立场。不屑于进入19世纪最伟大作家行列的维克多·雨果(1802—1885)此时刚刚开始了他缓慢且持续终生的由极右派向极左派的政治转变。雨果受邀参加新王的公开授职仪式，并为此创作了《神圣颂》以示庆祝。在《神圣颂》中，雨果大力批判了法国30年来的革命和拿破仑改革，他称这30年为一个错误、恐怖和傲慢的年代，完全否认神圣的神秘力量的存在；同时他还盛赞路易十六为神圣的殉道者，“在圣坛和脚手架”上做出了双重的牺牲和奉献。 [1944]

从各个层面来看，神圣同盟在1823至1825年间都获得了稳固的胜利。然而，杰斐逊、麦迪逊、拉斐特和其他民主派富于远见的人士则拒绝放弃希望。虽然表面看来反动派胜利了，但君权合法性和贵族统治在法国、低地国家、意大利、爱尔兰、波兰和德国都不受欢迎。拉斐特在1823年5月断言，事实上，“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比法国反革命政府针对西班牙宪法而展开的战争更加不受欢迎”。 [1945] 即使在英国，激进主义者似乎也正在发展成为一股主要力量。民主共和派人士对人类未来的信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其最为坚定的信条。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亚当斯讲述了“继路易十六的悲剧之后，以及在我担任美国副总统”之际，普里斯特利博士抵达美国后对自己进行访问的情形。亚当斯发觉普里斯特利博士“非常友善，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既博学又雄辩”，他坚信法国大革命“在世界上开启了崭新的时代”，并呈现出“一种对本世纪的新见解”。但亚当斯对普里斯特利的看法持反对意见，正如他反驳拉斐特、潘恩、普赖斯、麦迪逊和杰斐逊一样。亚当斯驳斥道：“你真的相信”革命将会“在法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民主政府吗”？普里斯特利回答道：“我对此坚信不疑。”亚当斯表现得异常震惊。时至1823年，亚当斯对杰斐逊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难道全世界邪恶的人都变成了上帝的‘受膏者’了吗？或是，你已经预见普里斯特利博士的预言将要实现？” [1946] 杰斐逊委婉地承认，由专制到自由民主的过程充满了阻碍：“发起革命的一代很少能有效地完成革命。他们从婴儿时代起就在身心上都习惯于顺从他们的国王和牧师。当受到召集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能力和行动力上都不合格，经验的欠缺、无知和盲目使他们常常沦为波拿巴和伊图维德们用来打击他们自己的权利、挫败他们目标的工具。这就是欧洲和西属美洲的现状。尽管如此，情况还并不令人绝望。” [1947]

尽管1823年保皇派在西班牙获得胜利，但到了1825年，保皇派在西属美洲最终还是大面积失利。在这一点上，保守派(如亚当斯和他儿子)和激进派能够与民主派在牺牲君主主义和神圣同盟方面基本达成一致，尽管约翰·昆西·亚当斯明显比门罗总统(1817至1825年在任)更为谨慎。到1822年，美国的各个派别都支持南美和墨西哥共和国，并称赞其为了自由、稳定和“独立而不懈奋斗”。通过牵制英法两国的干涉和提供武器，美国急切希望能使这些国家尽快获得成功。1823年法国因西班牙大肆泛滥的反动行径而将其攻占，这也使得西属美洲在共和方面有机会获得更多进展，同时西属美洲遭受到了更大范围的暴力，局势变得愈发不稳定，并潜在地成为美国入侵和扩张主义的对象。而此时，美国的外交干涉也开始强势入场。1822年3月，在抵抗西班牙、法国、英国和神圣同盟的同时，门罗总统发布政策，要求国会承认并支持西属美洲的诸多共和国。门罗敦促道，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既是虑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也是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1822年6月，议会正式承认“哥伦比亚”(当时包括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的地位。在美国1822年7月4日的国庆宴会上，许多人举杯为伊比利亚美洲的独立而欢呼。

尽管国会最初的态度是拒绝承认，但在1822年12月，国会还是认可了短命的墨西哥帝国的独立地位。1823年1月，国会又承认了首批受美国认可的包括智利和阿根廷在内的新世界共和国。 [1948] 与此同时，在击溃西班牙革命之后，法国王室在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之下，开始考虑在西属美洲以复辟的西班牙王室的名义进行军事干涉。然而，英国一方面惧怕法国恢复其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急于和拉美国家进行贸易，故而改变了立场，并威胁要出动舰队阻止法国的干涉。英国行将干涉的谣言席卷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巴西已经成为帝国，而俄国不仅占有了阿拉斯加(直至1824年4月俄美条约签署)，还宣称拥有包括俄勒冈在内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在这种情形下，波旁分子是否会在沙皇和路易十八的帮助下重新占领西属美洲？19世纪的新世界是否会被君主制和贵族制重新盘踞？杰斐逊和麦迪逊都鼓励门罗支持英国王室对抗法国和神圣同盟的干涉行动。 [1949]

1823年12月发布的门罗“主义”或者说“声明”宣称，整个西半球不再受欧洲国家进一步干涉和殖民统治，这是由于“同盟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美洲的政治体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既然美洲人民“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和财富”才取得如今的成果，那么任何神圣同盟的国家“在这一半球扩张政治势力”的行为都将被美国视为“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1950] 此声明发布之际，正值西属美洲的反动势力开始复苏，墨西哥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恢复帝制似乎已成定局。 [1951] 门罗这么做是为了掐灭反动势力的发展苗头，并进一步稳固西属美洲共和主义的胜利成果。门罗主义阻挡了神圣同盟在拉丁美洲的势力，但同时也重新唤醒了西属美洲对他们西面以恩人自居的强大国家的恐惧。 [1952] 玻利瓦尔确信他那岌岌可危的南美国家联盟需要援助，“来抵抗西班牙、神圣同盟和无政府状态”，但他对美国的动机同样心知肚明，他认为门罗主义是公然的侵犯，是试图将西半球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举措。 [1953]

美洲：一个全球典范？

继1820至1823年西班牙革命宣告失败之后，那些宣称将美国的联邦主义作为自己宪法榜样的西属美洲各共和国的状况也开始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美国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另一个现存的现代民主的典型而具体的范例。显而易见的是，新生的西属美洲共和国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民主原则构建于美国范例之上。如果说英法的保皇派和保守分子对美国容忍、认可甚至鼓励拉美暴乱的行为持谴责态度，那么各地激进分子对大量涌现并在1822至1823年间受到美国认可的共和国则热情有加，虽然这些共和国仍面临欧洲各君主国的抵制。 [1954] 从拿破仑失势到《大改革法案》(1832)诞生，越来越多先前的温和派转而采取更为激烈的立场，他们情愿和王室、贵族及“混合政体”脱离关系，其中英国就是突出的范例。英国模式看上去太过注重阶级，过于沙文主义、必胜主义，并且像安杰洛尼强调的那样在财政和司法上都太过倒退而易于引发战争。 [1955] 直到19世纪40年代，各地的激进分子和民主派仍不断自视为“美国之友”，赞赏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民主制度的态度依然比比皆是。

因此，在1815年之后，欧洲和拉丁美洲经历了新一轮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美国主义浪潮，此次浪潮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味，不过对此的审查制度不那么严苛。19世纪20年代，在拉斐特于1824年成功访问美国的热潮的推动下，法国杂志上涌现了大量表面看来和政治无关的介绍美国生活和环境的文章。但对于任何有洞察力的人而言，其政治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再度风行的潮流有两个特点：一是再度呈现出对富兰克林的狂热崇拜，二是对菲尼莫尔·库珀小说的热烈追捧。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在法国出现了大量富兰克林作品的摘录专辑和关于他的各种书籍。其中尤其受欢迎的是再度风靡的《穷理查年鉴》。令人惊奇的是，这本书在1815至1852年间以50多个不同的法语版本再度出版，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书中通常还包含有富兰克林其他的文章摘录，或米拉波伯爵在1791年写给富兰克林的悼词。这些再版书籍大部分出现在巴黎，但也见于第戎、梅茨、格勒诺布尔和其他地区。 [1956]

富兰克林的作品在1820至1834年间再版的热潮，可用于追溯法国的美国主义的再度复兴，而对流行作家菲尼莫尔·库珀作品的推崇——由其小说《间谍》(1821)的大获成功而引发的热潮——同样有此作用。尽管年轻的巴尔扎克显现出一些受库珀影响的痕迹，但毫无疑问，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相比，这股热潮作为法国政治情绪的反应，其历史意义显然更为重要。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库珀的关于18世纪美国的小说，尤其是描述美国本土人民的小说被大量翻译成法语，其中的代表作是“皮袜子”系列小说的第一部《最后的莫西干人》。 [1957] 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1834年之后，法国对菲尼莫尔·库珀的兴趣逐步减弱，这反映出自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欧洲对美国的兴趣逐渐消退。伴随这一现象，法国杂志上出现了热烈的辩论，争议的话题是为什么美国初期的文学成就一直非常有限。 [1958]

在英国，政治化的美国主义热潮主要出现在英国的激进分子和边沁主义者当中，他们对保守的英国贵族和鄙视美国的中产阶级非常拒斥。1827年，前英国近卫兵第一团将军莱斯利·格罗夫·琼斯(1779—1839)猛烈抨击英国支持反动派和王室“合法性”的行为，他以英国激进派独有的观点大声谴责维也纳颁布的新世界秩序。琼斯曾于1817年访问美国，其间所见使他对君主政体和世袭贵族制以及英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大为反感。在《大改革法案》出台前的几年间，琼斯不断批评英国保皇主义。他向伦敦的报纸投了很多言辞犀利的稿件，故意以此激怒英国的上流社会人士。美国的情形促使琼斯把自由、幸福、繁荣的景象和被征服的、堕落的法国以及复辟后的整个欧洲加以比较：“他不由自主地要把在美国大放异彩的自由和民主原则”与“同盟国”的原则和行为加以对比。同时，复辟王朝呼吁加强宗教地位，对此格罗夫·琼斯也同样大加谴责。他不仅批判教会，还批判欧洲各君主以及贵族，琼斯谴责各处的讲坛“都教育人们要被动服从、不能反抗，并鼓吹大臣绝对无误和君主的神圣身份。这些教条可憎至极”。王室和贵族的价值观大肆横行，除美国以外均不可幸免。在攻击这些价值观时，他把“西德尼和洛克，贝卡利亚和瓦特尔，富兰克林和孔多塞，普赖斯和边沁”所宣扬的价值观和准则拿来与君权合法的狭隘性进行比较。 [1959]

在滑铁卢战役之前，惠灵顿曾在布鲁塞尔指挥作战，后来在同盟军占领法国(1815—1817)期间，他又将战线延长至坎布雷，这是早期英国的一大主要功绩。对此，格罗夫·琼斯倒无批判之词。琼斯对美国、西班牙、法国和低地国家都很熟悉，因此在进行对比时就很有发言权。琼斯认为欧洲需要一个不同以往的更高的目标，“地处北美洲的美国，其宪法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似乎都是最完美的”。然而，在称颂美国的同时，琼斯也指出：“人类的智慧在快速地发展，使得改良和重塑欧洲各古老国家的宪法成为必须做的事情，这是地球上所有国家都无法抗拒的。但在改良和重塑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照搬美国模式。”欧洲应该着重避开武装斗争，寻求比以往更为平和的方式。在19世纪20年代的大背景下，由于王室的强势和近些年几场战争的影响，效仿美国并不能完全“给欧洲各国带来普遍的福祉”。格罗夫·琼斯担心会引发另一场大范围的斗争，使得血腥、无用、已历经失败理应被抛弃的法国大革命卷土重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采取会导致血流成河的方式。” [1960] 欧洲社会应当选择缓和的途径，之后再逐步向美国模式靠拢。

激进分子们需要一个具体和令人信服的模式，而美国刚好提供了这一模式。但是，美国模式真的就如19世纪20年代拉斐特、菲尼莫尔·库珀、朱利安、边沁、罗卡富埃特、帕皮诺、安杰洛尼和格罗夫·琼斯这些赞颂者所称的那样具有启发性、值得称羡吗？美国是否真如朱利安在其《百科全书杂志》上所称的那样是唯一的、稳定自由的大国，“每个机构都充满着自由和活力”？ [1961] 《百科全书杂志》是在法国王室对出版业给予新的自由后，法国涌现出的众多杂志中最重要的一本，也是自1819年创刊以来一向最积极宣传美国主义的杂志。

作为参加过法国大革命的老兵，朱利安将美国视为真正民主的社会，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完全无须向错误先例妥协的唯一的现代社会”，尽管他也对海地抱有希望。朱利安确信美国会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因为美国自始至终坚持启蒙运动(以及拿破仑)的宏伟计划——解放犹太人，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在旧世界，严格的隔离制度将犹太人群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被废除的种种反犹限令和不利条件——其中不包括低地国家——在1814至1815年间被再度恢复。此举不仅有官方的支持，也有来自民众积极、普遍的拥护，这在中欧国家尤为显著。的确，这种对旧世界的盲从在美国也有所持续，并不是所有阻碍犹太人融入美国的障碍都已被完全解除。在马里兰州，仍有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准担任公职。但在美国，朱利安宣称，这种反对启蒙运动的偏见和愚昧主义的残余缺乏法律和官方的依据，并且已经成为一些组织所抗议的焦点问题。不同于欧洲，在美国，这种情形只是那些荒唐意识的残留，这不是完全卷土重来的反动思想、文化和行为的有力的组成部分，它很快就会消弭于无形。 [1962] 虽然反犹主义非常无知愚钝，但好在美国的反犹主义并非整个社会和政治等级分明的价值体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价值体系受到由王室和教会权威组成的强大阵营的大力支持，也受到教堂以及与神圣同盟观点一致的大学学府的支持，只有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将其彻底铲除。

美国巩固了自身的革命成果，也排除了所有主要的社会、法律和文化障碍(这些障碍目前仍在阻碍欧洲的自由进程)，故而现在唯有它才有可能“在不再度经受革命摧残的情况下，直接达到相对完美的状态”。 [1963] 到1825年，除罗德岛州、弗吉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之外的美国其他各州都接受了白人男性普选权。 [1964] 美国无须经受新一轮的革命剧变就能实现民主和政教分离，但1815年之后的欧洲却做不到。如果欧洲的民主进程能够逐步发展，并带有美国民主进程中的独特的变化和差异，那么它就不会像1799年之后的欧洲和亚非的欧洲殖民帝国那样，由于民主和自由遭受到严重阻滞而被拒斥。美国的白人男性普选权绝对是人类进步史上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尽管美国仍然需要进一步全面实现独立战争的激进理想，但她仍然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有进步思想的人们所能够效仿的最佳范例。

“即使野蛮和独裁的阴云会再度模糊欧洲自由事业的前景”，杰斐逊在1821年向亚当斯保证道，但美国“仍然会为他们保留自由和光明。简言之，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所燃起的火焰，已经点亮了世界的诸多地方，它决不会因为独裁主义微弱的干扰而熄灭。相反，这火焰将使独裁主义和独裁主义者燃烧殆尽”。 [1965]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预言，但美国真的是为激进团体照亮道路的灯塔吗？事实上，19世纪20年代受到欧洲和拉美激进的共和派人士推崇的“美国”并非美国人民所熟悉的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她是仅仅存在于思想和字面上的抽象概念，可以说她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典范，借用19世纪20年代《百科全书杂志》的表述，是当时世界哲学思想发展的先驱们构建了美国的这一形象。朱利安和他的主要投稿人让-巴蒂斯特·塞伊、西斯蒙第、阿贝·格雷戈勒等用“美国”一词表明人类走向民主、共和的新时代所必须经历的痛苦而缓慢的过程。 [1966] 他们的目标是民主、言论自由、平等和世俗教育，大幅度消减教会的权威性，同时也希望进行一些经济再分配——换言之，仍然是孔多塞和布里索派的思想体系。这种启蒙运动晚期哲学上的“美国主义”与潘恩、杰斐逊和麦迪逊密切相关，它公开谴责罗伯斯庇尔的“独裁”和山岳派，同时抵制拿破仑、英国和法国的复辟。

这是19世纪20年代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然而，越来越多的怀疑开始出现。著名的日内瓦贵族、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和历史学家让-查尔斯·雷纳德·西斯蒙第(1773—1842)于1827年1月在朱利安的《百科全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的批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瑞士、美国和法国的多方关注。西斯蒙第曾是一位保守派人士，他反对革命，但自1815年之后，他和边沁一样深受反启蒙和“复辟”影响的震撼，转而成为一名激进派。 [1967] 18世纪90年代，西斯蒙第首次对“混合政体”失去信心，但仍然支持英美政治思想家们的经验主义方法，赞同洛克、休谟、史密斯、伯克和弗格森等人的理论并支持旧有的贵族秩序，同时反对孔多塞、杰斐逊和布里索派的民主共和主义。 [1968] 1803年，瑞士取代了由法国大革命军在1798年建立的第一个瑞士民族国家赫尔维蒂共和国。当维也纳议会中各强权迫使瑞士放弃拿破仑制定的联邦宪法时，西斯蒙第感到异常惊恐。拿破仑1803年5月的“调解法”首度巩固了联邦制“美国模式”在欧洲的根基，现在瑞士被迫放弃该法案，这意味着瑞士要退回到1798年之前的旧政治体制，即在狭隘的贵族寡头政治和教会特权控制下的松散的联邦行政区，这显然是一种倒退。1814年之后，复辟政府的反启蒙立场迅速将西斯蒙第推向了相反的立场。此时，西斯蒙第开始高调公开宣称放弃所有的非正式贵族制，并将大部分民众和英国的“混合政体”都排除在政治之外。

西斯蒙第不仅在政治上和感情上转变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他的经济理论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一书中，他批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过度强调自然平衡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斯蒙第明确提出了一套关于经济周期、消费、过度生产和市场震荡的新理论，他认为社会和政治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能在不可避免的市场衰退带来残酷影响的情况下对贫穷和弱势群体予以保护。尽管西斯蒙第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者，后来他还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但他是19世纪20年代民主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他拒绝接受古典经济学，也不像美国和法国一样对英国的经济模式大为推崇。 [1969]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式的联邦共和主义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如西属美洲近来的发展所证实的那样。但在光明的前景背后，也同样存在诸多隐忧。美国本土有24个州，还有另外24个州新近宣布成为“墨西哥共和国”，再加上中美洲的7个松散联盟的“共和国”，美国联邦主义已经成为拉美具有统治地位的宪政范例。可想而知，巴西、秘鲁和其他新型的国家最终必然会效仿美国成为联邦共和国。但西斯蒙第告诫道，深入探究不难发现，这些新的“共和国”所展现出的进步看上去都是脆弱且存有缺陷的。

西斯蒙第认为，19世纪20年代中期这段历史给出的主要教训是：无论号称何种理想，政府都是为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政府鼓励对“低下的社会阶层”施行普遍压迫，尽管并未取得成功。下层百姓辛苦劳作，为精英阶层提供财富和服务供其挥霍，然而自相矛盾且非常不公的是，这些下层百姓从政府获得的保护、利益和帮助反而微乎其微。这是世界上不公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所有的历史模式，是哲学的困境，也是像《百科全书杂志》编辑这样真正的启蒙者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难题。只有使“穷人们”快乐，为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富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才能够得到保证。可是，迄今为止的大趋势就是无情地压迫穷人，尤以英国最为突出，那些上层社会人士从各个方面肆无忌惮地剥削赤贫者，尽其所能使他们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 [1970]

那么，美国的情形是否有所不同？19世纪20年代，西斯蒙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美国，那些不断增长的社会底层阶级以及受奴隶制压迫的可怜人发现自己比英国与法国的受压迫阶级、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以及当代俄国与波兰的农奴的处境更为悲惨可怜。美国奴隶们的不幸之所以更为深重，是因为白人对黑人种族永远抱有恐惧和偏见，所以即便经过许多年，心存高远的自由黑人仍不能获得和压迫者平等的地位。西斯蒙第(准确地)记录道，根据最新统计数据，美国有150万名奴隶， [1971] 另有235 557名自由黑人。 [1972] 因此，在美国1827年900万的总人口中，这两者就约占200万。自1775年以来，黑人占到了美国社会总人口的20%(实际上是18%至19%)。尽管自1775年以来美国的人口总数翻了大约三倍，现在已经超越了英国人口，但黑人以及受压迫者的比例本质上仍保持不变。“必须指出，美国的共和主义者长久以来都秉持自由和启蒙的理念，他们树立起仁慈的榜样，但他们所做的却恰恰相反。”西斯蒙第进一步抨击道，在美国，种族歧视比在新成立的伊比利亚美洲共和国更为残忍可耻。他的这些蔑视美国的言论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批评家们反驳说，西斯蒙第忽视了废奴主义的力量以及新英格兰和北方其他地区进行黑人解放的趋势。 [1973]

对美国在国际民主共和主义进程中的核心地位更为认可的是拉斐特。拉斐特比西斯蒙第、菲尼莫尔·库珀和其他美国寡头政治的批评家更加坚信美国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是大西洋两岸各国的榜样，美国给这些国家以鼓舞，他的这种信心从未动摇过。拉斐特和库珀密切合作了许多年，库珀曾对拉斐特1824年7月访问纽约的行程做了详细的记录，并称他为两个世界的“英雄”，库珀认为拉斐特为自由而抗争的行为是跨大西洋的事业。 [1974] 库珀也协助拉斐特和其美国崇拜者保持联系，借以传播“美国是新时代最重要的国家，在这里(出身差别)已经被消除”的观点。 [1975] 拉斐特和库珀还联手组织了美法对希腊的支持和对波兰1830至1831年间起义的支持。1826至1828年以及1830至1833年间，库珀主要居住在巴黎，其间他时常去往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并将德国和瑞士贵族也纳入到英国和威尼斯贵族的行列，继而对他们发起攻击。 [1976] 1833年回到美国之后，库珀对像在英国一样横行的美国的“狭隘、排他的制度”公开宣战。他无比坚定地用文字反对“寡头惩治党派”，也就是那些在他的祖国披着民主外衣而统治社会的精英分子(对此拉斐特似乎视而不见)。直至19世纪40年代，库珀带着极大热情，倾尽全力以单纯的文字形式重现18世纪90年代的战斗，并敦促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环境下审视自己政治成就上的独特之处。对库珀而言，这就意味着要颠覆美国东部寡头政治对身份的看重，正如他们19世纪所做的那样。这与其说是美国自己的共和传统，倒不如说是步了光辉的“英格兰”的后尘。虽然英国处处都吹嘘自己是自由的“君主政治”，但在库珀眼中，英国其实是“更为复杂但有效的贵族制”。 [1977]

库珀痛恨表象与实际、虚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到19世纪40年代(他转入后期的保守模式)，他把在美国和欧洲培养他所认为的美国独立战争的真正精神作为其人生的使命。“杰斐逊对我的影响开始逐渐体现出来”， 1830年他评论道，“他是我们曾拥有的最伟大的人。” [1978] 他的父亲威廉·库珀是纽约州库珀镇的创建者。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威廉·库珀曾任下议院代表。在政治上，威廉·库珀支持汉密尔顿、莫里斯和杰伊的“贵族式”观点，他将自己的身份认定为致力于促进非正式的贵族制和经济利益的英国乡绅。菲尼莫尔·库珀对父亲向来嗤之以鼻，直到晚年才开始逐渐接受父亲的观点。 [1979] 他把美国的“民主”政治文化和19世纪30年代实施的政治制度视为一场幻景，对像他一样真正的共和派民主人士感到深深的失望。库珀蔑视传统思想，将无知的大众视为普遍威胁，他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新暴政，将使美国失去最为珍贵的东西，并使之变成一片荒漠，最终剩余的只是既定利益操纵下的欺骗、荒诞和愚昧无知。 [1980]

当然，美国过去取得的政治成就和现在所具有的潜力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是为大众的利益而建立的，受人民监督的大众代表应为整个社区的利益服务，而不应像狭隘的政府所表现的那样，只效力于其中一小撮人。”这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突破。 [1981] 以美国模式为基础，或以美国模式下的原则为基础的民主，代表了全人类最好的前进方向。但在美国社会，最初的正统民主正遭受侵蚀；由于美国在独立战争、民主和人民福祉方面未能抓住启蒙主义的核心思想，而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陈腐的观念，故而其民主也变得不再纯粹。为什么“真正的共和特性”极少被践行，为什么它在美国这个“政治权威为影响大众观念的团体所有”的地方如此难以实践，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库珀。库珀认为，在美国存在着“一种遵从于民众的倾向，这种倾向强大而危险，并且和真理与正义格格不入”。在平民主义、宗教权威和启蒙思想匮乏之处，“对大众的压迫”成为一种比君主制还要糟糕的令人窒息的暴政。 [1982] “人民推翻了王权统治，建立了能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政府，这个政府却盲目地牺牲自身利益，以遵从那些以报纸为手段的统治者的安排。这样看来，民众不过是从一种独裁统治转换到另一种独裁统治。” [1983]

在库珀提出关于大众是“新暴政”理论观点的同时，在《美国民主》(1838)上，其他人已经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其中包括爱默生和亚历西斯·托克维尔(1805—1859)，后者于1831至1832年间游历了美国，并于1835年出版了《论美国民主》的第一部分。曾任一神教牧师和散文家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领导了素来被称为超验主义的哲学-文学运动。爱默生以马萨诸塞州为大本营，逐渐成为1835年以来对美国的机械盲从主义着力批判的主要批评家。在《政治》(1844)一文和其他19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爱默生同样谴责“美国激进主义”，斥其不断退化成一种肤浅、短视、“消极且无目的”的教条。如此一来，任何一个支持推动民主事业的严肃的哲学家或读者都无法再表示认同。 [1984] 但是，对美国的假民主批判最严厉的还是库珀，他全面地把美国假民主的空话批判为一种有违常理的文化趋势，这种趋势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与保守主义而非激进的民主价值观保持一致。

由于在民主大国中，民众不像在小国家那样能够“用严格且充满智慧的眼光(这些品质在所有代议制政府中都至关重要)仔细审视和理解其特性”，并且总是受到牧师的影响，所以他们“特别容易遭到煽动者和政治阴谋家的欺骗。民主政治中的大部分问题都是这些煽动者和政治阴谋家所犯下的错误和制订的计划而导致的。与之相比，民众引发的问题并不多见。除了无知，他们很少会因为受到诱惑而犯错”。 [1985] “以某种形式误导大众观点，”库珀认为，“是造成民主政治中各种主要缺陷的原因。”这也是主要由“偏见”和无知所诱发的顽疾。美国“社会和道德上的偏见”主要来自“不同宗教派别被夸大的宗教观念，这些观念在殖民地建立之初就发挥了巨大功用”。 [1986]

在库珀和爱默生看来，误导大众思想的罪魁祸首当数报纸。虽然他们承认在对抗暴政和建立民主的过程中需要出版自由，但是，库珀却常为美国出版业引发的“荼毒效用”感到懊恼。“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国出版业很显然是受到大奸大恶之人的操控，其目的是要压抑和摧毁这个国家一切美好的事物，滋养并助长一切邪恶。而那仅有的一丁点真理也常常只是被敷衍了事地宣传一下，其影响力被大大削弱，甚至会被描绘成极端的邪恶。”因此，那些“靠着谎言、谬误、敌意、偏私和阴谋而谋生的人发现，出版业是恶魔的发明，是帮助他们实现阴谋的最有力工具。” [1987] 在库珀看来，美国民主的兴衰存亡主要依赖于大众的鉴别能力和是否能够建立起正确的是非观。库珀相信，要培养和发展这种能力异常困难，除了接受教育别无他法，只有坚定地投身于启蒙运动，并以此为基石，才能实现教育大众的目的。

第十八章 希腊革命(1770—1830)

一场新的独立战争

在为西班牙和意大利革命惋惜不已的同时，激进派人士在一段时间内也从希腊国内运动中得到了慰藉，并很快将他们主要的国际力量和筹措资金的努力都转向了希腊。 [1988] 在希腊境外流亡的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群情激愤，其中一些人已经被召回国，希冀以暴动和解放的方式实现希腊的国家复兴。1821年3月，受到旅居俄国的希腊流亡分子的激励，多瑙河公国(罗马尼亚)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同时爆发了反对奥斯曼人的武装暴动。北部的运动由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1792—1828)领导。伊普西兰蒂斯是在俄国服役的希腊将军，能流利使用多国语言，他也是友谊社的领导人。友谊社是1814年在敖德萨模仿烧炭党而成立的秘密小团体。1818至1821年间，友谊社为实现希腊的民族解放不断积极地开展地下秘密活动，并成为连接希腊“爱国者”和巴尔干、俄国南部和安纳托利亚地区越来越多希腊“启蒙”知识分子的网络。 [1989]

然而，俄国沙皇并不承认与伊普西兰蒂斯的起义有任何关联，并且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宗主教和22位大主教也对这次起义进行公开谴责，所以起义在几个月后即陷入困境。1821年6月，伊普西兰蒂斯放弃革命逃往奥地利境内，随后在匈牙利入狱。另一方面，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起义很快取得成功，这给整个西方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次起义为10年后希腊独立的高潮打下了基础。1821年秋，在1812年恢复《加的斯宪法》的鼓舞下(这同时也鼓舞了许多希腊启蒙主义者)，雪莱创作了激动人心的诗剧《希腊》(1822)以庆祝“正在整个希腊展开的光辉竞赛”，希望为希腊争取到更多的同情和资金以推动革命浪潮。最主要的是，雪莱希望希腊的重生能成为他心目中即将且必然到来的全人类解放运动的中心：“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都根植于希腊。”在诗剧中，他呈现出他所希望的“希腊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这将会是文明事业和社会进步的一部分”。雪莱承认，当代希腊社会还有不足之处，即那些所谓的“最根本的缺陷”，但通过革命斗争和启蒙思想，希腊人将不再因“受到道德和政治的奴役而低人一等”，“全世界最伟大的时代再度开启，并重回黄金年代”。 [1990]

但是，雪莱将希腊的革命事业与古希腊人文主义、“文明”及启蒙相等同的做法也造成了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正如同时代许多其他虚假错误的说法一样。伟大的希腊起义是在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历经了几个世纪的演变，并受到传统和长期习惯的影响。因此，希腊起义一方面受到18世纪70年代以来反奥斯曼和伊斯兰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1750年以后不断加速的希腊民族启蒙的影响。1770至1774年间，希腊第一次反奥斯曼起义得到了俄罗斯帝国凯瑟琳女皇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她煽动的)，但由于土耳其人的镇压，大量人员死亡，革命的希望随之破灭。这次起义的失败导致了希腊启蒙运动中观点的对立。起义的余波回荡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的希腊文化中，并引发正统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共和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以尤金·沃加里斯(1716—1806)为代表的启蒙运动符合俄国独裁统治和教会的要求，自由主义共和理想则象征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

几十年来，沃加里斯一直担任凯瑟琳女皇的图书管理员和希腊事务顾问。他率先引发了希腊的启蒙运动，这场在神学、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很保守的运动从威尼斯延伸到爱琴海群岛，从埃及延伸到敖德萨，洛克思想、牛顿的科学和莱布尼茨学说为起义者们所热衷，这场运动的宗旨是亲俄并保持宗教权威不受撼动。在沃加里斯看来，洛克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他强大的二元论为解决理性和超自然的矛盾提供了方法。沃加里斯并未过多关注洛克的政治理论，而是特别强调了其谨慎的实证主义在感官经验和科学之间造成的明确的二元性，二者之间既有严格的界限划分，同时也一起巩固了神学和宗教权威的更高地位，譬如天启、宗教和“超越理性”。 [1991]

在1770年希腊起义爆发的时候，沃加里斯已经成为希腊启蒙运动的首位政治领袖，他将伏尔泰1767年为凯瑟琳以东正教的名义入侵波兰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小册子翻译成希腊语。虽然沃加里斯厌恶伏尔泰的无宗教立场、对神职人员的不敬和其宽容理论，但对伏尔泰推崇凯瑟琳女皇及同情“痛苦可怜的希腊”等亲俄的政治宣传言论以及捍卫希腊从奥斯曼人手中获得解放的梦想还是十分支持的。沃加里斯承认，伏尔泰在希腊随后的文化自我意识中融入了一种(令人怀疑的)观念，那就是在与野蛮人(譬如土耳其人)斗争的过程中，当代希腊已经成为全球“启蒙运动”和文明的代表。 [1992] 伏尔泰反对奥斯曼人的强烈态度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终结了俄土战争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却破坏了这种状态。显然凯瑟琳不再支持伏尔泰对希腊的看法，也抛弃了先前对希腊的承诺，这使希腊陷入更为穷困破败的境地。

1774年起义失败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酝酿之际，美国独立战争为希腊激进启蒙运动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条件。激进的启蒙运动对沃加里斯的政治和社会保守主义的批判，是希腊对独裁政治、俄罗斯、正统观念和洛克学说的反抗。 [1993] 沃加里斯的反对者是“维勒斯迪诺斯的里加斯”或“费莱的里加斯”(1757—1798)，一位真正的“革命的预言家”，他与希腊独立的第一轮起义有着密切关联。 [1994] 里加斯出生于东部色萨莉的小镇，对农民生活非常熟稔。他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之后去了多瑙河公国瓦拉齐亚，在那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启蒙运动各类知识的学习中。1790年及之后，里加斯居住在维也纳，其间出版了几部作品，他主张只有启蒙运动和共和激进主义才有足够的力量打破希腊的僵化和根深蒂固的保守状态，将希腊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拿破仑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共和国(1796—1800)，随后法兰西共和国占领了希腊爱奥尼亚群岛， [1995] 这促使里加斯响应革命的号召，并在思想和信念上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同时，里加斯认为，法国的行动也促使他们开展推翻奥斯曼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将祖国希腊解放出来。里加斯认为，希腊革命应当以伯罗奔尼撒的第二次大起义作为起点。但不同于沃加里斯，里加斯反对教会权威，呼吁支持穆斯林和犹太人加入天主教，并模仿孔多塞、布里索和克洛斯的措辞起草了一份完全成熟的革命纲领。里加斯号召希腊人建立完整的希腊共和国，拥有自己的立法、向法兰西共和国致敬的三色旗和模仿《马赛曲》创作的国歌，他以1793年2月的《法国宣言》为基础起草了更为详尽的《人权宣言》。里加斯于1797年在里雅斯特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并被移交给贝尔格莱德的奥斯曼总督，后者在1798年6月对里加斯及其追随者都处以绞刑。

所有观察家都承认，启蒙运动是希腊解放运动之母。但希腊的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流散现象。它在地域上分布很广，最初肇始于18世纪初叶的教育运动，在1774年，尤其是拿破仑占领欧洲期间，获得迅猛发展。这突出体现在，欧洲东南部、俄国南部和近东地区的希腊商人精英阶层中的杰出人士的数量不断增长，他们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学习西方语言、科学和人文知识——启蒙运动给希腊商人和贵族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世界，而这些人对“启蒙运动”无论在经济还是道德上的支持，以及为促进启蒙运动所做出的努力，都被雪莱盛赞为“最值得称颂的行为”。正是以教育为出发点的启蒙运动成就了现代希腊的出版文化(以维也纳和威尼斯为中心)。该文化在欧洲复兴(1814—1820)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繁荣发展，这主要归功于流散现象以及国外的希腊人积极开展中等和高等教育。到1820年，希腊人对在希俄斯建立起的许多繁荣发展的学院和大学备感自豪。(到1819年，他们骄傲地宣称拥有700位学生和一个法语印刷厂。)此外，希腊人在帕德莫斯、士麦那、敖德萨、雅西、科孚和亚德里安堡，也先后建立了众多学院，甚至在小亚细亚靠近古老的帕加马地区的基佐尼蒂(艾瓦勒克)—— 一群伯罗奔尼撒流亡者在第一次希腊起义失败后就定居于此——也成立(那里也有一间印刷厂)了学院。 [1996] 在1821年希腊革命暴动之际，希俄斯宣称有800名学生，其中包括一些德国人和美国人。 [1997]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前往西欧大学进行深造。1815年，巴黎只有七八个希腊学生，到1820年，据朱利安估计，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60名，另有200名学生在德国的大学学习。 [1998] 1821年雪莱断言，希腊人“已经历了最重要的转变”，“从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大学回归祖国的那些年轻的花朵，向同胞们传播社会进步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的起源正是他们自己的祖先”。 [1999] 然而，这大体上仍是一个由流散在国外的希腊人引发的现象，即一个主要游离在希腊领土和未来独立的希腊国之外的希腊文化世界。希腊人知道，他们的民族复兴来源于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文艺复兴，包括法国对爱奥尼亚群岛的时断时续的占领(1797至1799年和1807至1814年)。在被法国占领期间，尤其是初期，科孚的行政、法律和机构迅速发生变化，它们以坚定的法国共和思想为基础，消除了封建现象，削弱了传统观念。所有这一切都迸发出一种改革的力量。但19世纪20年代那些受过教育且持有世俗观念的商界精英与那些广泛流散在国外的商界人士并不相同。他们是否在希腊领土上具有足够的支配地位，以及能否引领1821年底被外国人称为“希腊革命”的政治和整体上的变革，这一切尚为未知数。

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群岛，起义军击败了对抗他们的土耳其军队，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1822年6月的德赫维尼卡之战，土耳其约26 000人的军队在靠近柯林斯的地方被击溃。伯罗奔尼撒和希腊群岛的起义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当地的贵族和官员与拥有船只的富有商人联合，他们在这些商人的帮助下成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舰队，在海军上将安德里亚斯·米奥利斯的率领下，有效阻止了土耳其的重要海上支援。但是，“解放了”的希腊部分领导力量没有被交付给能控制希腊启蒙运动和高等学府的商界精英，而是落入了地方贵族和军阀手中，这些贵族和军阀们各自拥有军队且各自为政，这使得希腊的解放地区分裂成若干以地方权威和家族为单位的武装选区。从一开始，希腊革命就在自沃加里斯、里加斯和18世纪70年代遗留下来的国家内部的政治和哲学的两难境地里挣扎。事实证明，世俗的、更为宽容的共和倾向与传统的独裁政治、神学格格不入。

俄国君主因为担心会削弱神圣同盟这一联合对抗革命和激进思想的反动力量的唯一保障，而退出了军事干预。此举避免了开展新一轮俄土战争的可能性。 [2000] 但伯罗奔尼撒贵族和希腊中央贵族缺乏合作，商人们把他们的商业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进一步加剧了无政府状态。流散在国外的希腊人对希腊的未来形成有着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在国内缺乏影响力，并且他们在政治效忠对象上也有分歧。占主导地位的“温和派”趋向于“混合政体”，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看法更为保守；与之相对的，是反对“混合政体”的更激进的势力。边沁警告说，希腊不应将国家的未来压在“分权”上，即英美模式和孟德斯鸠理论，因为这些影响只会进一步恶化他们的政治混乱和分裂。这一警告使得两派的关系更趋紧张。 [2001]

一般的希腊人，无论是贵族还是普通百姓，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对古希腊的荣耀以及“新哲学”主张和政治观点都无动于衷，对宗教宽容性和思想自由更是一无所知，他们主要臣服于本地的富豪和神职人员。冲突和骚乱逐渐蔓延到整个解放的希腊地区。特里波利斯的犹太人——不再受到奥斯曼人的保护，他们被怀疑有亲土耳其倾向——在1821年11月，被希腊叛乱分子大肆屠杀。此后，宗教屠杀迅速地蔓延开来。犹太人被视为宗教敌人、背叛者和苏丹的同情者，因此在各处都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对待。据君士坦丁堡的英国领事记载，在南部和中部希腊，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受到叛乱分子和所谓的自由斗士的折磨和杀戮。而在北部，依据佩特雷地区的英国领事记载，有更多的犹太人遭到屠杀。 [2002] 在伯罗奔尼撒，农民们攻击持中立立场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而土耳其人则以残酷的方式杀害成千上万的希腊人作为报复。然而，在国际上，希腊丑陋的一面被刻意地淡化，以维持现代希腊和西方文化最高价值观之间虚假的相似性，维持这种表面的相似对于浪漫主义诗人和出版界来说尤为重要。19世纪20年代，西方的激进分子既向公众掩盖事实，又不断进行自我欺骗。但这其中不包括西斯蒙第，他率先发出警告，提醒大家警惕潜在的邪恶和不断蔓延的希腊寡头政治的不良影响。

希腊启蒙运动的失败

随着混乱、盲从和分裂情形的加剧，许多受过教育的希腊人认为应该等到民众更为文明进步且“摆脱奴性”之际，再考虑宪法和代议制机构。在一片残杀和混乱当中，希腊民众坚信他们急需一位卓越的领袖来恢复秩序，一位足够独断专行的希腊“拿破仑”“华盛顿”或“玻利瓦尔”将国家从目前的状况中解救出来。一批反对里加斯的启蒙和共和激进主义的强大而保守的亲俄派涌现出来，他们提倡极权宗教和独裁统治。他们的领导者是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1776—1831)，卡波季斯第亚斯是1799年被法国驱逐后，由沙皇任命来管理爱奥尼亚群岛的希腊贵族中的一员。自180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沙皇的特别公使，参与了1814至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并作为一位坚定的专制主义拥护者与梅特涅展开了激烈争论。

对于沃加里斯基于宗教信仰和民意而与俄国独裁政权结盟的理论，卡波季斯第亚斯做出了更新，他重建了民族运动的另一身份——其神学和独裁主义下反启蒙的面貌，此举的明确目标就是避免宪法和代议制机构的产生。虽然希腊的这种独裁制的转变很快就占据主导，但它并未阻止温和与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开展更为广泛的有关宪法的辩论，也未能阻止国际上尤其是外国志愿者和希腊的编辑以及教师们广泛且成功地给希腊革命贴上“启蒙”的标签。 [2003] 关于1821年12月由第一届希腊国民大会起草的临时宪法的争论持续不断，在此期间和其后一段时期，这种暗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持续进行。理论上，希腊的第一部宪法提供了最新的框架，为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做了充分而积极的准备。但希腊共和解放派的发言人承认，单凭这样的文件，不能给予新政权真正的共和性质，即限制行政权力、建立立法的首要地位，以实现宽容、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 [2004]

多年来，在希腊评论家当中居于首位的当数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1748—1833)。他是希腊境外最著名的启蒙者，也是革命时代的一位至关重要的宣传家。科拉伊斯出生于士麦那希俄斯的一个商人家庭，曾在阿姆斯特丹学习过6年(1772—1778)的法语、荷兰语和德语，并提升了自己的拉丁语，随后科拉伊斯去了蒙特利埃，在那里学习医学(1782—1788)。大革命爆发前夕，他移居巴黎并在那里度过余生。科拉伊斯亲眼目睹了攻占巴士底狱的风波、米拉波的葬礼、伏尔泰的泛神学理论和其他主要的革命事件，并对每一桩事件都做了详细的记载。虽然科拉伊斯一度被认为只是希腊民意的倡导者，但时至今日却被广泛地称誉为全面的政治和启蒙思想家，一位周旋于美国、法国和希腊革命的中间人。 [2005] 如果历史编撰学曾把克拉依斯、玻利瓦尔、柯斯丘什科、米兰达、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等描绘成主要关注国家建设的“民族英雄”，那么，在解放“民族”的同时，这些领袖事实上对他们的社会是严加批判的，其中尤以克拉依斯为甚。克拉依斯无比果决且不盲从，他将200年来希腊语言的衰落视为可悲可叹的灾难，而这灾难正是因为自古典时代结束以来，普遍存在的严重“无知”破坏了希腊的社会和文化。无知、短视、盲从等由教士们酿成的缺陷，填补了由于缺乏自治，以及受罗马、拜占庭和土耳其统治而造成的空白。 [2006]

虽然克拉依斯生活在西方，但他与流散在欧洲东南部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不间断地保持书信联系，并坚持参加希腊礼拜仪式，所以他对当代希腊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提出了一套全面的批评见解。其中，他主要批判了希腊语言的退化以及希腊的现代文明，他认为那是“无知和蒙昧主义”的恶果。克拉依斯把这些观点与其政治哲学相联系。他深信，希腊的现状展现出的完全是启蒙思想价值观和反启蒙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 [2007] 希腊人民几乎把他们的古典精神彻底遗忘了。在克拉依斯看来，亟须向希腊人民灌输那些来自“健康的古代”希腊的正确的经典思想，以对抗“有瑕疵的现代”希腊。克拉依斯最重要的作品是《希腊文库》。这套巨大的翻译著作将古希腊文以他偏爱的风格翻译成现代希腊文，并加上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在《希腊文库》(1805)“前言”中对此做出了解释——改造和再教育他的民众。克拉依斯的目标远不只是要改造有文化和有闲阶级，更是要致力于创造一种真正的民族文化，并最终将这种文化通过教育传播到整个社会。启蒙哲学最终听到了希腊“绝望的呼救声”。 [2008] “哲学”希望乘着克拉依斯的《希腊文库》快车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克拉依斯坚信，复兴希腊古代哲学和文学能使希腊人批判性地再度审视和评估他们的现代政治、宗教、机构和权力当局，从而帮助现代希腊人进行自我改造，甚至帮助全人类取得进步。

克拉依斯认为，现代希腊人尤其需要和古人联手，以对抗当代希腊社会的主要反动势力——东正教会、政治盲从和地方贵族势力。可是，大多数的希腊人并不理解这些，他们依旧麻木地站在宗教和传统一边，朝“哲学”投掷石块，阻止他再次回归希腊。克拉依斯把与民众接触，说服他们放弃已有观念，接受“哲学”进而接受民主、共和主义和《人权论》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因为在克拉依斯看来，现代希腊不可能自动地接受人权观念，他也绝不会认为单靠独立和自治就足以推动社会和政治进步。在他看来，1830年前后新的后独立时代的希腊仍存有许多缺陷，这绝不仅仅是由土耳其人造成的，存续在几代人意识当中的根深蒂固的褊狭和独裁主义的观念同样是重要成因，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些特点，克拉依斯称其为“信仰基督教的土耳其人”。现代希腊的再度觉醒并非民族复兴或(重读希腊最佳经典作品的)“文艺复兴”，尽管这些观念被大众广为接受。正确的理解是，这是通过再次学习和重新审视古代希腊的文学、知识、哲学，并通过将其与现代启蒙思想，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的民主共和思想相结合的方式，对人民进行再次教育和提升智识的过程。

克拉依斯政治思想的核心更多来源于孔多塞席卷一切的“哲学”革命改革主义，而非杜尔哥受经济和技术驱动的观念。 [2009] 克拉依斯把孔多塞视为革命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孔多塞相仿，克拉依斯坚决支持普遍的和强制性的世俗教育和教育平等。对希腊乃至全人类而言，要取得社会和政治的进步，首先需要在社会上形成启蒙思想和知识的基础，这和孔多塞“文明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的格言相一致。 [2010] 这种将进步视为普遍和逐步积累的趋势，在某个层面上来说是乐观且具有普世性的；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极度悲观，因为克拉依斯在人类的进步，尤其是他自己祖国的进步道路上目睹了诸多阻碍——那些由愚昧、神学、沙文主义、既定利益和独裁专制构成的重重阻碍。失败仍在继续，这将使过去的褊狭和政治独裁主义也不断延续。这实乃希腊的悲剧所在。独立后希腊保守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套沾沾自喜的民族主义说辞，以此回击克拉依斯对希腊革命的严厉批评，并几乎把他的批评从现代希腊历史上完全抹去。 [2011]

克拉依斯是坚定的激进分子，也是米拉波和布里索的盟友，他对民主共和主义的法国大革命抱有深深的同情。像所有激进的启蒙者一样，他把罗伯斯庇尔视为终止法国民主宪政、镇压言论和个人自由、引领恐怖时代的“恶魔”。 [2012] 克拉依斯完全支持法国压制贵族特权称号以及没收法国教会财产的做法。 [2013] 他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统治，致力于限制既得利益者和教会权威的事业。总而言之，他支持将西方的现代民主思想传播到希腊。

克拉依斯作为欧洲政治思想家，其重要地位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相对比的强大能力。他的激进主义与杰斐逊、潘恩、福斯特、韦德坎德、巴洛、格兰尼、图里尔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其他认同法国大革命重要价值的主要民主知识分子有很多共同之处。在和边沁、英国哲学激进主义分子以及杰斐逊保持联系的同时，克拉依斯也和一神教教士爱德华·埃弗里特(1794—1865)通信。埃弗里特是哈佛大学年轻的希腊语教授、杰出的演说家，后来他担任了哈佛大学校长，并最终当上了马萨诸塞州第15任州长。1823年，埃弗里特开始在《北美评论》上号召志愿者加入为希腊的革命事业奋斗的行列，并建立了一个包括年轻且雄心勃勃的年轻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内的压力集团。韦伯斯特曾经在国会中与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面对抗，宣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共和国”，有义务抗击绝对主义，支持民主趋势(尽管他也声称支持门罗的学说)。 [2014] 埃弗里特和韦伯斯特等人代表起义军组织了演讲和慈善活动，并且他们——尤其是埃弗里特本人——试图促使国务卿派遣一位美国特别代表前往希腊，以组织美国对希腊起义军的援助，然而他们的施压遭到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强烈抵制。1823年10月，《北美评论》发表了希腊起义中希腊军的临时宪法。埃弗里特和韦伯斯特公开要求美国干预希腊国内冲突，承认希腊共和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么做)，谴责奥斯曼人的野蛮行径，并提醒读者美国是上天指派来帮助重塑世界的。虽然埃弗里特也认可克拉依斯对于革命进程的观念，但他仍将知识进步和批判思维作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首要动力。 [2015]

1823至1824年，美国毫无疑问是起义者们希望的灯塔，而关于希腊的热烈的公开辩论对大西洋两岸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给予希腊的道德和财力上的支持，以及在美国港口为希腊建造船只的举动成为一种导向，使得募捐活动在美国许多其他城市得以成功展开。1823年12月2日，在第7次向美国国会递交的国情咨文中，门罗总统公开盛赞“希腊人民的英勇斗争”使美国人民的头脑和心中洋溢着“最崇高的情感”。 [2016] 之后几周，亚当斯在致杰斐逊的信中写道：“我旧日的想象被点燃，并发展成对希腊事业的一股传教士般的热情。” [2017] 在杰斐逊作为美国大使居住巴黎期间，克拉依斯和他见过面。受杰斐逊激进共和主义和亲希腊主义的吸引，克拉依斯在1823年间开始和杰斐逊直接通信，克拉依斯寻求杰斐逊对希腊革命事业的帮助，也期望杰斐逊能为希腊革命走上真正的共和道路指明方向。 [2018] 1833年克拉依斯逝世时，一位致悼词者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克拉依斯的成就，他赞颂道：“您用华盛顿、杰斐逊和拉斐特的语言演讲和书写，而他们都是真正的杰出人类的代表。” [2019]

19世纪20年代初的希腊和西班牙革命革新了西方知识文化界固有的三足鼎立(旧势力捍卫者、温和的革新派和激进的启蒙派)的态势。雪莱厌恶他的同胞，因为英国人放任他们自己的压迫者(托利党政府)对土耳其暴君产生自然而然的同情，拉斐特也痛斥英国和法国的彻底的反动立场，批评他们在西班牙、巴西、拉美等希腊之外的各个地区加强和扩张贵族和君主统治的行为。 [2020] 拉斐特认为，美国能够也应当成为目前急需的能够与君主制英国相抗衡的国家，他也不断恳请美国领导人和共和分子更积极地支持希腊的起义军。在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没有一个外国人的意见比拉斐特的更受关注。库珀注意到，不仅是关心政治的人，甚至家庭主妇和学生也与拉斐特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他的公正无私、奉献和坚持不懈一如既往地令我们钦佩。” [2021] 拉斐特于1824至1825年间对美国的访问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论话题”，并使其在美国的名声更盛。

正如在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意大利失败的西班牙革命运动以及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以失败告终的密谋活动一样，希腊革命为大西洋两岸的观察家们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来发表评论。拉斐特不屈不挠地维持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共和革命意识，并重点在美国宣传希腊和西属美洲的革命事业。1824至1825年，拉斐特接受门罗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他们二人的友谊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可追溯至1777年。凭借这次访美而累积的声望和名气，以及通过不断地将美国1775至1783年间为争取自由而做的斗争与希腊1770年以来的英勇斗争进行比较，拉斐特成功地帮助希腊人争取到美国的支持。1824至1825年，除了1825年3月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以外，纽约、波士顿、纽黑文、普罗维登斯、巴尔的摩、华盛顿、约克镇、里士满、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等地也都公开举办了很多接待和庆祝活动。这些庆祝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对拉斐特在美国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表达敬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称颂美国大革命的功绩。这些活动使得拉斐特能够不断地强调美国大革命和希腊起义之间的异同。 [2022]

如同欧洲，亲希腊主义在美国也蔚然成风，而拉斐特的努力使得这股势头更为强劲。“在对待希腊革命的问题上，我试着尽量地小心翼翼，”拉斐特在华盛顿对美国的国会成员说，“并且在美国对欧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2023] 拉斐特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正式演讲中宣称自己“很庆幸被视为对美国自由、平等和真正的社会秩序无比忠诚的一员，这份忠诚将至死不渝”，拉斐特的此番话在议员当中引起了出乎意料的沉默与深思。 [2024] 美国很多评论家都认同杰斐逊的盟友加勒廷、埃弗里特和韦伯斯特，敦促美国积极干预希腊的斗争。 [2025] 另外，在看待希腊革命事业上，更多人表现出比看待西属美洲的革命起义更大的热情和更开明的态度。 [2026] 这部分是由于古典希腊的声望，但也是因为玻利瓦尔和其他西属美洲领导人释放了大量的黑人奴隶以作为对抗西班牙策略中的一环，这一政策使许多北美人产生敌意。在西属美洲主要共和国的废奴运动中(1829)，墨西哥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何在不久之后，1836年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从而使东部的种植园主能继续蓄养黑奴。而希腊革命对美国的自我形象并未提出这样的难题。

拉斐特于1824至1825年间对美国进行了为时13个月的访问，此时正值希腊革命发生之际，他的访问标志着大西洋两岸不断涌现的“国际主义者意识形态”达到高潮，这种意识形态将以个人自由、容忍和人权为基础的民主革命描绘为人类的未来，并将美国视为全球中心和实现此种未来的核心力量。 [2027] 尽管如此，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仍迫于政府的压力，对美国不断涌现出的共和热情大加嘲讽。在华盛顿，神圣同盟国家抵制所有由国务卿(当时在任的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在1825年3月才就任总统)举办的针对拉斐特的外交接待活动，但大西洋两岸对拉斐特成功访美而做的大量报道，在法国、欧洲连同美国(和希腊)重新点燃了新一轮支持共和的情绪。拉斐特访美所引发的轰动尤为深刻的一点是，这并不是由官方组织的，而是“由善意和充满感激之情的民众自发形成的”，并且似乎席卷了全美所有24个州。 [2028] 拉斐特之旅在沃尔特·惠特曼的有关童年的回忆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呈现。 [2029] 在纽约，市政局委任发明家和艺术家塞缪尔·莫尔斯为拉斐特绘制肖像画，并于1824年9月在华盖如织、旗帜林立的曼哈顿南端的巴克里公园组织了一场有6 000名宾客参加的室外餐会。

在费城，拉斐特在2万武装民兵自卫队和全城神职人员(逾60位牧师)的陪同下，“凯旋般地抵达”，“数以万计的民众簇拥着这位庄严的法国人”。之后在宴会上，与会者热情地祝酒，祝愿“上帝保佑希腊拥有华盛顿一般的军队将领和拉斐特一般的挚友”。 [2030] 在其他地方举行的宴会上，人们同样表达着祝愿希腊能够有像“华盛顿”一样的人领导希腊人民走向胜利，能够拥有“拉斐特”这样的盟友，以及承蒙上天眷顾等祝酒辞。 [2031] 拉斐特因自身的共和与革命“理念”在美国受到盛情款待。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断重申，自己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具有统一的革命纲领，这一纲领将在希腊和西属美洲的自由斗争中将再次焕发生机。拉斐特把美国及其宪法视为照亮全人类共同希望的灯塔和“更高等的文明政治”。 [2032] 受到美国人民对“民主精神”的热烈鼓舞，拉斐特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演讲，成功地在美国大众面前将美国的自由塑造为对抗欧洲君主政治和奥斯曼统治的直接象征。这样的盛赞也在法国和欧洲的秘密网络中重新点燃了对美国和美国模式的热情。 [2033] 宣传活动引发了美国民众对拉斐特持续不断的热烈欢迎，这使得法国驻美大使深感不安。法国大使将这些令人不安的盛况汇报给路易十八，并把拉斐特描绘成“欧洲革命者的元老”。 [2034]

1825年6月，拉斐特在波士顿参加了纪念邦克山战役胜利50周年的庆典活动。在众多参与者中，拉斐特是头号人物。50年来拉斐特一直讴歌美国的解放，在当晚的宴会上，他的祝酒辞极富感染力，他祝愿未来的50年能见证“欧洲的解放”。 [2035] 库珀后来回忆道，拉斐特“对沿岸城市的访问就像是一颗才华横溢的流星划过夜空”。 [2036] 拉斐特一回到法国(他乘坐的是专门为向他致敬而更名的USS布兰迪万号联邦战舰)，这位“两个世界的英雄人物”继续为推进希腊的革命事业而努力。尽管因为王室对政治集会的严令禁止，拉斐特通过举办演讲和宴会以达成目标的努力受到了限制，但他还是培养了查尔斯·法波维尔(1782—1855)，这位拿破仑的军官领导了19世纪20年代末为希腊起义顽强战斗的法国志愿者部队。拉斐特还培养了那不勒斯的圣罗莎，以及反对奴隶制的驻美国大使加勒廷。其中加勒廷积极的亲希腊态度与持保守、死板的不干涉立场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及其支持者不断产生摩擦。1825年2月，在巴黎成立的法国-希腊委员会不断扩张，既吸引了启蒙主义者和民主派人士，也吸引了宫廷侍臣、保守派和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对委员会这个意识形态的竞技场非常热衷。因为希腊的国家复兴可被视为在宗教、保守主义和神圣同盟的荫庇下取得的胜利，正如美国的独立被视为天主教的胜利和上帝的安排一样。并非所有人都谴责起义军对穆斯林的反感和坚定不移的反犹太主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拉斐特和反启蒙的浪漫主义天主教徒夏多布里昂都在劝说法国向希腊-法国委员会提供金钱、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从而向希腊输送武器和补给。 [2037]

在希腊事业最热心的支持者当中，有许多艺术家、诗人和文人。当时拉斐特最亲密的朋友就包括荷兰浪漫主义艺术家阿·斯盖弗(1795—1858)。斯盖弗在早期由荷兰迁居巴黎。当时，在他的宗教信仰还未发生转变，也还未转向反启蒙立场的时候，斯盖弗曾坚定地支持革命政治、烧炭党和希腊革命。在其早期主要的浪漫主义画作中，有一幅酷似拉斐特的全身肖像如英雄般矗立。这幅画始创于1818年，并于1819年在巴黎的沙龙上展出，最终在1822年完成。1824年，该画作为“向拉斐特将军和美国自由致敬”的礼物被送往美国，并被悬挂在新建成的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并永久保留在那里)。这幅画是拉斐特在美国民众心中重新唤醒美国大革命精神的努力的象征，也是他长久以来为了希腊、西班牙、西属美洲以及世界的解放和实现民主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2038]

艺术家和诗人对希腊革命的热情彰显出这个时代的普遍趋势，即1815年后激进启蒙运动的进化趋势，在普遍的反对势力之下，这种进化仍旧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除了美国(即使在那里，启蒙运动也不得不采用神圣眷顾这套说辞)和英国，激进主义不得不从公共话语和报纸中退出，隐匿到秘密的地下组织中去。但在由怀旧情绪、文学和浪漫主义的质疑构成的小心谨慎的圈子里，激进启蒙主义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个圈子都是被放逐的前爱国者和饱含愤怒的边缘化的人们，包括雪莱、福斯科洛、图里尔德、博尔内、拉马丁、科拉伊斯、米什莱、司汤达、杜米埃和海因里希·海涅。海涅于1831年搬到巴黎，他和司汤达一样憎恶虚伪、不诚实的政客。但他对下述看法颇为赞同，即在为数不多的既不想当波拿巴，又不是江湖骗子或盗贼的政治家中，拉斐特是一位令人信服的杰出人物。海涅极度厌恶德国复辟后的镇压行径，他视拉斐特为“法国大革命中最纯粹的一员”，是捍卫自由的最诚实而坚定的卫士，也是法国共和革命传统最为鲜活的体现。 [2039]

在19世纪20年代撰写的随笔中，拉斐特不断重提1776年和1789年的那些主题，尤其是关于人权的学说。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共和趋势在他脑海中已形成统一体，由此，他敏锐地察觉到，在最为强大的英国势力的支持下，各国王室、贵族和宗教权威联合起来，威胁要干预甚至打破这一趋势。在1825年阿根廷和巴西帝国的战争爆发后，拉斐特在1826年10月向阿根廷总统保证，他对阿根廷最近一次与旧秩序反动势力的最大支持者——巴西国王唐·佩德罗一世(1798—1834)的武装冲突中，对阿根廷抱有热切的同情。“在我访美的愉快旅程中，”他回忆道，“我不断重申整个美洲半球都乐于见到巴西王室消亡，因为它是所有欧洲内阁共同发起的君主贵族阴谋的天然门户。” [2040]

唐·佩德罗在确保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英国的支持下，巴西在1822年9月7日宣布独立。巴西一方面急于在大西洋地区强化君主和贵族政治，一方面又想攫取贸易特权。1823年11月，在朝廷顾问团的怂恿下，巴西这位新任君主解散了立宪议会，并且不同于伊图维德王朝时期，他还废除了立法。新世界终究还是极有可能沦为“神圣同盟”的反动战地。1824年镇压了北部的起义之后，唐·佩德罗向巴西最南端的叛乱省份开战，阻止其脱离巴西加入阿根廷共和联邦。美国的意见是支持阿根廷；而英国外交界代表王室进行干预，扶持唐·佩德罗。然而，门罗总统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甚至是大使加勒廷，由于对英国和神圣同盟的拉美政策持紧张且审慎的态度，只是暂时表示支持共和政府。 [2041]

对于19世纪20年代接受启蒙思想的希腊边缘人士而言，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了人类智慧的最佳产物。美利坚合众国是新世界取得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胜利。在美国，没有国家教会，而由人民选举出的总统依照宪法领导国家，明确杜绝了贵族支配社会的可能性。然而，对于有着良好教育的希腊人来说，这仍然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和受过教育的西班牙人所怀疑的相仿，希腊人同样不确定能否在整个希腊实现对美国范式的模仿。1825年，《希腊星历报》编辑评论道，如果希腊能够持久而非暂时地采用如美国一般的宪法来进行统治，那真是“极大的好运”，“但是，要想在希腊采用美国的宪法，我们必须先把希腊人改造成英裔美国人才行”。 [2042] 为了平息国内的冲突和骚乱，在和解和妥协的基础上，各个政治集团在特兹尼召开全国会议，制定了新的宪法。卡波季斯第亚斯当选为现代希腊的首任“总统”。

从字面上看，新宪法令人印象深刻：行政权受到严格限制，并有一个详细的人权法案用以保障个人自由。但新宪法刚开始执行，卡波季斯第亚斯就当上了总统，他有英、法、俄三国的支持并与保守派为伍，他想方设法回避宪法中的各项审查和平衡各方势力所做的规定。1828年1月，在地方势力的大力支持下，卡波季斯第亚斯彻底中止了宪法。希腊国内的骚乱加剧，教会领袖之间也产生分裂，各自支持不同的集团。在希腊的临时首都纳夫普利翁，在城中两大要塞中，敌对的指挥官使用火炮互相攻击。1829年6月，一个由236位代表参加的新的国民大会在阿格尔斯召开。但令公众失望的是，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恢复秩序，更没有恢复1827年宪法。1831年10月9日，总统卡波季斯第亚斯在纳夫普利翁遇刺。希腊的政治困境更是每况愈下。

在这种情形之下，尽管西部不断有鼓舞人心的消息传来，且源源不断地有志愿者继续加入，但在那些前往希腊作战的外国志愿者中，即使最富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也难免会心生厌恶。在第一批法国志愿者和拿破仑的老兵当中，有一部分人满怀热情地从马赛赶来，在1821至1822年间又失望地重返法国。到1822年末，其中的某些人甚至充满了怨恨。 [2043] 亲希腊的国际偶像拜伦在欧洲和美国成功地引起了新一轮对希腊革命事业的支持，但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周，他对起义集团之间的斗争却感到极度沮丧和深深绝望。拜伦于1824年4月因热病死于迈索隆吉翁。与之相似，圣罗萨伯爵汉尼拔·圣托雷(1783—1825)在1820至1821年间担任皮埃蒙特起义的领导人，同时他也是1820至1823年西班牙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在发现希腊革命的真相与西方塑造出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后，圣托雷异常沮丧。1825年5月，圣托雷在绝望与幻灭中死于纳瓦里诺。 [2044] 第三批人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拿破仑主义者法波维尔和一群法国与意大利的志愿者，这些人在1825年后的军事行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如此，法波维尔也在彻底失望后于1829年离开了希腊。 [2045] 在众多战斗于希腊的志愿者当中，乔纳森·佩卡姆·米勒上校(1797—1847)和塞缪尔·格瑞德力·豪医生(1801—1876)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刚刚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同样经历了苦涩理想的幻灭。在拜伦这一榜样的激励下，豪医生于1825年抵达希腊，五年间(1825—1830)，他一边战斗，一边为伤者进行截肢等外科手术，一边还往国内寄回带有图稿的信件，这些信件被发表在波士顿的报纸上。豪医生做手术分文不收，并自己支付生活费用。他对希腊的普通士兵无甚好感，对他所目睹的混乱状态和野蛮行径十分震惊，并对希腊原始的医疗护理大为惊骇。 [2046] 他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迟迟不肯援助希腊感到愤怒，并认为美国和法国承担并向希腊分发物资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最终，欧洲国家介入并强行施加了一项国际上达成普遍一致的解决方案，而在此之前，希腊国内混乱的斗争已持续了整整10年。结果可想而知。根据神圣同盟的价值观和维也纳公约，法国、奥地利、俄罗斯连同英国合力解决了这一危机。他们采用的还是几个国家都一致同意的老办法，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权威处于无可争辩的首要地位。这些原则被近乎苛刻地运用于新希腊(仅限于阿提卡、伯罗奔尼撒和基克拉迪群岛)。1832年5月，国际伦敦会议正式将同盟的新王冠授予巴伐利亚路德维格一世17岁的儿子奥托王子。在选择合适人选的时候，英国很担心希腊王权最终落入俄国或法国手中，从而使希腊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卫星国。实际上，精于算计的英国大臣们一方面要为希腊选择君主，另一方面，又要确保民众无权对这一选择表示赞成或反对。 [2047]

英国采取了各项小心翼翼的措施，以确保不必征询民众的意见。于是，在反对民主、反对宪法和包括美国原则在内的激进思想的汹涌浪潮中，现代的希腊王室通过与美国起初为希腊设想的完全相反的方式，就此诞生。“希腊”的奥托国王及其随从在25艘盟国皇家军舰的护送下抵达了他的新王国。他们在纳夫普利翁海湾走下英国护卫舰，登上希腊的土地。某种程度上，这也象征着以反动、宗教和反启蒙的名义将人民的主权弃之不顾。新的希腊王室于1833年正式开始执政，在它的周围环绕着大批神职人员，却没有任何形式的宪法及对少数族裔权益的保障。直至1868年，美国国会和总统才向希腊派出美国驻希腊大使。

第十九章 19世纪30年代的自由斗士

激进启蒙主义晚期的革命文化

杰斐逊、科拉伊斯、福斯可洛、朱利安和其他1815年革命时期之前的成熟激进主义者将他们对人类未来的坚定信念寄托于启蒙运动不断积累的影响力和广泛的传播。他们坚信，“由于印刷技术而广泛地照耀在人类身上的光芒，显然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杰斐逊认为：“国王以及同样无知的民众还没有受到这光芒的照耀，但它的影响力不断扩散。并且，既然印刷业得以保留，(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再后退让步，就像太阳不能偏离轨道一样。”最初建立“自治政府”的努力也许会失败。人类更幸福的未来会不断受挫：在法国先是有罗伯斯庇尔，然后是拿破仑，最终又是复辟；在墨西哥是伊图维德。“然而，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杰斐逊断言，“至死我都相信，光明和自由是在稳步前进的。” [2048] 法国大革命最终会再次复兴，并且“除了俄国，全欧洲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精神，也都会组建代表政府，无论这个政府是否完美。” [2049] 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遭到抵抗和检视，最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创，甚至可以说被秘密的革命文化，即激进的启蒙运动彻底击败。激进的启蒙运动已然进化成为一种广泛的国际和跨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反对势力。

在19世纪20年代甚至出现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启蒙运动不费吹灰之力——无须浪费一兵一卒，也无须运用法令和宪法——就能威慑住自己的敌人、普通大众、教会和贵族。在这一点上，杰斐逊尤其有先见之明。在19世纪20年代，不仅仅是杰斐逊、拉斐特、科拉伊斯和朱利安这些逐渐退出舞台的往日的斗士，还有雪莱、司汤达、拉马丁、鲁格、米什莱、博尔内、海涅、毕希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爱默生、菲尼莫尔·库珀等一批新近受到启发的年轻的作家、诗人、哲学家、学者和记者们，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不断壮大的队伍，热情地维护潘恩、孔多塞、柯斯丘什科等人留下的思想遗产。这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弗瑞诺的表述：“建立真正的共和原则，并在世界上实践这一原则将会使人类产生令人震惊的变革。” [2050] 对反动政府而言，数以万计的流亡政治家和文学家是高度危险的，因为他们滋养和传播政治怨恨文化，这些人与非流亡(但未得到宽容)的批评家，如历史学家朱尔斯·米什莱(1789—1874)，分享他们的政治理念。米什莱对法国大革命及其秉承的理想抱有热忱的同情之心，他后来创作了经典的《法国大革命史》(七卷本，1847—1853)。像他这样的批评家对复辟的波旁王朝厌恶至极。米什莱对路易十八本就没什么敬意，对路易十八的继任者查尔斯十世更是不屑一顾。米什莱是巴黎大学教授，也是维科的信徒，这位印刷工的儿子学有所成，在整个19世纪20年代心怀大革命民主原则的浓厚共和热情，并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积极与教会开展斗争。

激进的流亡者、秘密的逃亡人士和怒气冲冲的批评家们在国内组成了一个不断壮大但仍主要处于地下状态的组织，他们的怨愤很有可能一触即发。在诗歌、小说、绘画、历史、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这些领域，审查制度、复辟的广泛影响及其引起的意识形态反应，使革命的冲动卷入了暗示、感伤、怀旧和憧憬的情感中。在1815至1830年间，革命崇拜和密谋反抗以几乎不被注意的方式在幕后掀起新一轮对革命经验的回忆，令新闻、文学、戏剧、诗歌和哲学界深受感染。这种思潮渗透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们中间重新引发了“思想大革命”，虽然革命遭到镇压，但仍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发展。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和艺术形式激发了大众对革命经验及其意义的了解。反动镇压和反启蒙势力不断施压，反而使得大众文化中出现一种独特的反抗形式。如黑格尔所言，这显示出一种辩证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如果说浪漫主义滋养了革命的观念，那么其在支援革命和激进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重要且令人印象深刻。柯勒律治、骚塞和华兹华斯这些文学上的“变节者”改变了先前激进主义的立场，并与之断绝联系。他们的做法受到严厉的指责。正如雪莱所说的“他们思想上消极绝望的态度腐蚀了同时代文学”。 [2051]

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常常被史学家们解读为由不同民族和阶级的人民自发发起，为寻求民族解放、宪法改革和反对复辟王朝而开展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带有误导性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将革命描述为人民的行动，至少是革命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贬低了秘密组织、政治流亡者、密谋反抗组织和革命读书会在反抗主流趋势时所发挥的作用。但在革命期间，这些读书会确实起到了领路者的作用。通常，正如在法国和意大利一样，中东欧和德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宣传工作、进程以及大致方向的发端几乎不会来源于传统思想、阶级、大众文化、社会冲力或经济因素，而主要来源于由善于表达的有革命经验的人士和知识分子构成的边缘团体——他们是一个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身份的贵族和教士、学生、前拿破仑军官、艺术家、文学界的男男女女、记者和教授组成的典型的混合团体。

认为社会和经济压力“引发”革命的论断过于简单化而且异常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因素在变革中并非根本因素。只不过千千万万的社会和经济压力都是相互关联的。1815年前后农作物歉收，工业改变了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美国东北部地区一些城市的面貌。更广泛地讲，各地人口都在增长，社会压力加剧，贫困现象不断蔓延。路易十八拒绝为拿破仑军队的军官提供职位。这些军官大部分出身于相对下层的阶级，而后攀至高位。自1815年以来，这些人成为无业游民，但又不愿回到以前低下的社会阶层。他们中许多人成为流亡者、自由党和对革命的浪漫充满崇拜的地下“大军”中的一员。 [2052]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大学入学率不断上升，但德国官僚机构无法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这必然造成高素质人才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加剧。 [2053]

没有高度积极的专业革命者的指导，没有完整、具有坚实哲学基础的意识形态为指引，这些压抑不满的社会情绪导致的只是最初的抗议、反抗冲动和漫无目的的叛乱。这些情绪被反启蒙的顽固分子、独裁的民粹主义和共和平等主义者轻易地捕捉到，他们以罗伯斯庇尔的方式操纵轻信者。真正使人权和言论自由成为普遍革命信条的，并非民众、阶级或逐步发展的文化进程，而是知识界对王权统治、官僚政府和宗教摇摆的厌恶。他们有意识地从美国1775年和法国1789年的革命遗产中汲取经验。在革命期间，反对派的学生和作家重新定义了启蒙激进主义。由于他们自身相对成熟且具有思维的复杂性，这使得他们与工农阶层的诉求、不满和异化迥然不同。这种分歧是社会的悲剧，也是造成1830至1849年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那些随时准备组织起来反抗政府或朝廷的民众并不能为所有利益集团的冲突提供解释；相比之下，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经济的不满。欧洲各国非常清楚，复辟的王室政权、贵族和教会若要重新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民众，而是秘密的地下反抗团体。1819年9月，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发布带有镇压性质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出版业的控制和对大学以及学生社团的监督。德意志联邦的决议同样也认为，激进的颠覆运动主要是由一小批学者、学生团体和独立作家驱动的， [2054] 其中最著名的是路德维希·博尔内和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在意大利，秘密的地下组织烧炭党，以及在烧炭党中崛起的意大利复兴运动中一批引人注目的主要人物已经准备好发动革命。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秘密的学生组织在华沙、维尔纽斯、克拉科夫和利沃夫蓬勃发展。 [2055] 维尔纽斯的秘密学生团体“博学社”致力于策划革命和解放农奴，社团中的一位年轻人后来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波兰诗人，他就是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密茨凯维奇来自低等贵族阶层，其父为一名律师。他于1815至1819年间在维尔纽斯学习，随后在1819至1823年间在考纳斯的一所学校教学。对秘密学生社团的调查导致维尔纽斯“博学社”几位前成员被捕，后来密茨凯维奇自己也被捕入狱。自1829年起，密茨凯维奇遭到波兰的永久驱逐，此后他主要住在巴黎。自1840年起，密茨凯维奇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新建的斯拉夫语系担任教授。他把波兰人民的地位提升到“天选子民”的高度，将其与对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崇拜相结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理论，并对其反复加以阐述。 [2056] 这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和受难的基督形象渗透到他关于波兰民族觉醒的诗歌中，使其诗作在人民大众中引发极大的政治共鸣。

菲尼莫尔·库珀在1827年曾断言，虽然美国榜样已经“默默地在欧洲发挥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效用”，但令人失望的是，美国文学却未能使这种榜样深入“人心”，让大部分的旁观者——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的旁观者——几乎对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毫无知觉。 [2057] 然而，美国作家越来越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大革命的内在原则在大西洋两岸造成的持续冲突并未得到解决。国际新闻、文学和当代艺术界不能无视革命早期的背景和传承——这是一种革命文化的记忆和信念，这种革命文化成形于美国，在潘恩、杰斐逊、柯斯丘什科、孔多塞、布里索和拉斐特的大力宣传下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文化认为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因与“贵族”温和主义的矛盾冲突而受到阻碍，原因是后者致力于为社会精英寻求有限的自由。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的知识和文学界对英国模式的“混合政体”“贵族制”的终极意义以及“民主”共和政体和启蒙的价值都还存有意见分歧。爱默生和美国第一位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玛格利特·富勒(1810—1850)是文学界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游历过英国和欧洲，爱默生是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去的。他们和库珀持相似观点，鉴于美国1775年以来一直处于世界政治和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它应该对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指导和鼓励。自1833年首次访问欧洲开始，爱默生就将美国政治的内部斗争与欧洲不断进行的“贵族”与“民主”的斗争联系起来。他主要倾向于同情民主一方，但有时也会有所犹豫。爱默生坚决支持启蒙运动后期的“理性”因素，十分反感美国物质主义，他认为物质主义非常粗鄙。1837年，在哈佛大学的著名演讲《论美国学者》中，爱默生盼望有一天“这个大陆沉睡的心智睁开惺忪睡眼，给这世界带来久已期盼的贡献，这贡献远胜于机械性的技巧的发明”。 [2058] 爱默生认为“思想的革命”只属于“有内涵的人”，即那些理性的灵魂，这使他对集体行为和暴力革命心存怀疑，他想要重新认同英国贵族制度，但又带着一些犹疑。与其相反，富勒更关注有损英国形象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现象。像当时很多英国激进主义者一样，富勒对人民大众的悲惨境遇和无知感到失望，她全盘否定英国王室、帝国和贵族的辉煌。 [2059]

1830年的革命：法国

政治流亡者、慷慨激昂的浪漫主义者、学生团体和秘密组织沉浸在叛逆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中。这种地下政治文化对美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这些人也构成了1815至1848年间欧洲共和主义和民主进程的先锋阵营。这一关键要素赋予1830年和1848年革命一种独特的世界史的特性。但要促成大规模革命，外部应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提供一个触发机制以及足以颠覆监督和压迫的国家机器的动力。当1830年6月起义爆发时，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和人民不断加剧的困苦境遇已持续了好几年(1827—1830)。于是，1795年以来法国首都的第一次人民起义爆发了。法国强硬的反动国王查尔斯十世(1824至1830年在位)拒绝容忍下议院的进步人士，这也是起义爆发的一个诱因。以拉斐特和贡斯当为首的谨慎的反对势力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起义的引爆点是政府在1830年5月的选举中灾难性的失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恶劣环境和几乎不受限制的出版业的影响。虽然政府施加压力，力求保守派候选人当选，但最终选举结果是立宪主义的反对派以274票占据绝大多数席位，而仍然坚决拥护王室的代表仅占143席。迫于形势，6月26日，国王在其极端保皇派大臣、波利尼亚克第三公爵朱尔斯(1780—1849)(其母曾为马里亚·安东尼特的密友)的建议下签发了第四号法令，下令中止现存的(已经极为有限)宪法，而实际上，此举意在酝酿一场右派分子的政变，而观察家们对这场“巨大的反革命运动”早有警告。 [2060] 第四号法令中关键的一点是，国王想要完全禁止出版自由。当时正值维护法国大革命成就的热情逐渐复苏之际，巴黎的知识分子们怒气难平，同时普通民众因日益上涨的面包价格和失业率而怨气冲天。在这种情形之下，国王的这一举动无疑十分危险。 [2061]

6月26日，巴黎的反对派编辑在雄心勃勃的年轻记者和历史学家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的带领下向巴黎民众发起号召。梯也尔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但当时他主张在广泛的拿破仑主义和共和主义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实行君主立宪，并且5月他在自己的报纸上敦促选民为反对派投票。这场号召在报纸上占据了4个版面，44位记者冒着被拘捕的风险在上面签名。梯也尔号召民众共同起来抗议，拒绝纳税，并宣称国王的行为是“暴政”。随后，一大批煽动性的传单和海报充斥了大街小巷和咖啡馆。梯也尔的文人阵营在巴黎集结，想通过“建立真正的代议制政府”而使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 [2062] 骚乱在巴黎皇家宫殿以一种古老的方式展开。7月27日，军队开赴城镇以镇压抗议活动，同时警察突袭并关闭了所有的反对派报社。巴黎居民和鲁昂民众，尤其是工人和年轻人，拿起一切武器涌入大街小巷。战斗旋即爆发，城内的交火无处不在，许多工厂关闭。但骚乱并未显现出阶级斗争的苗头。参与其中的有不同阶层的巴黎民众，但以来自郊区圣安东尼的学生和工人阶层的工匠为主，另外还有显然是前拿破仑军官和外国流亡者构成的混合大军，总共七八千人聚集在一起对抗国王的军队。 [2063] 流亡的烧炭党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加入进来，另外还有弗朗兹·李斯特、大仲马和其他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其中一位便是米什莱。米什莱后来将这些日子描述为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即当长久的黑暗终于被光明和热情驱散的时刻。 [2064] 零星也有美国人加入起义军，其中著名人物包括从希腊返回的塞缪尔·格瑞德力·豪。他在这次起义中展现出的英勇行为给拉斐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2065]

起义军在狭窄的街道架设路障以阻挡军队前进，这种方法在攻占巴士底狱后被首次采用，并在1795年的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中再次被采用。现在民众以这种方法阻挡住了皇家军队主力。战斗在各处蔓延。依据7月29日拉斐特的记载：“巴黎激动人心的抵抗仍在持续，双方都遭受了惨重损失。但尽管皇家护卫和国王的军队占有巨大优势，民众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抵抗。” [2066] 市政厅几次易手，奄奄一息的市民们使尽最后的气力高呼口号：“自由万岁!”最终，几百名民众牺牲，一些皇家军队被击败，保皇党的核心力量撤退，卢浮宫落入了起义军手中。与1789年7月相似，拉斐特被公选提名为国民卫队指挥官。7月29日稍晚时分，拉斐特签署了当天的第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他41年前高声疾呼的回响，命令以激动人心的句子结尾：“自由必胜!否则我们将共同死去。自由万岁!自由万岁!拉斐特。” [2067] 到7月30日，基本上整个巴黎都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在经历了被称为“光荣三日”的如火如荼的三天之后，7月31日，之前战败被驱逐的皇家军队开始全面撤退。在与第一次大革命决裂并遭放逐的38年之后，拉斐特出现在巴黎市政厅的阳台上，向欢呼的人群致意，以庆祝人民的胜利。巴黎是属于他们的。到7月底，波旁王朝已经失势，在鲁昂、阿拉斯和其他地方城市，或已经完全被驱逐，或只能躲在市政中心苟延残喘。7月31日午夜后不久，查尔斯国王从巴黎撤离，国王带着他的随从先是撤退到凡尔赛，之后又是朗布依埃。这位反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自1789年以来冒着牺牲一切的风险坚持自己的信念，实施反动镇压，但即便如此，他的结局也以失败而告终。查尔斯国王素来采用极不恰当的方式执政，现在也看不到丝毫重新夺回政权的希望。8月2日，这位年迈的国王退位——不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他的儿子。在极端保皇分子和波旁王朝的高级成员眼中，这一行为对法国的正统性造成了永久的伤害。

值此胜利时刻，在来自波士顿的英雄豪医生眼中，“光荣三日”是“一件盛事，是法国的骄傲，应当为欧洲和整个世界所崇敬”。 [2068] 但大众的欣喜并未持续太久，很快被深深的和令人心碎的失望所取代。这是由君主立宪支持者和共和派之间的巨大分歧而导致的。正如米什莱的描述，“一场道德霍乱使希望破灭”。 [2069] 拉斐特受到立宪分子和共和派记者们的共同拥戴，他联合反右派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在某些人看来，拉斐特试图调和“温和派”和激进的左派之间矛盾的做法无异于重蹈1791至1792年的覆辙，即便当时这可能是唯一现实的策略。拉斐特暂时加入梯也尔、基佐和议会中核心的君主立宪阵营以及一些前拿破仑高级军官组成的势力集团。像朱利安这样顽固的共和派编辑及主要领导人提出的通过辩论制定新的全国宪法的建议一开始就未受到拉斐特的重视。当时大部分人都支持拉斐特，但他对权力并不热衷，他雄心勃勃，只是想继续赢得民众的支持。8月中旬，拉斐特坦承，“我们的共和派”可能已将他们的观点强加于大众之上，至少巴黎是这样，但在那个时刻，要“将全法国统一在一个更自由、更大众化的立宪制君主政体的统治之下”，这是唯一可取的办法。 [2070] 拉斐特本可以掌握领导大权，成为“法国的华盛顿”。但他当时已72岁了，所以他并没有迅速宣布驱逐波旁王朝及剥夺其统治权，而是选择和保皇的温和派分子结盟。 [2071] 对于只占法国一小部分的巴黎共和派的意见，他的态度则是置之不理。

菲尼莫尔·库珀后来告诉美国民众，拉斐特本可以在1830年建立第二个法兰西共和国，由自己担任国家首领。但与此相反，为了避免揭开旧疮疤，以及再次引发分裂，同时也为了阻止混乱和流血事件，拉斐特选择了妥协。拉斐特对肆虐全欧洲的革命战争十分警觉，因为自1815年以来，波旁王朝几乎解散了全国的大部分军队。因此他非常清楚，法国绝对无力抵抗神圣同盟和英国，他们的联军已经镇压了法国所有公开的民主革命，正如路易十八镇压1820至1823年的西班牙革命一样。 [2072] 1830年，几乎所有的法国共和分子都同意，如要有效地将民众从王室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及传播民主思想，那么不可避免地势必要和欧洲各国展开一场革命战争。 [2073] 因此，像1789年一样，革命领导人接受“自由”的王室的妥协，以避免引发国际上的干预或地方天主教的反扑，从而规避内战。但无论拉斐特如何忧虑，极力想避免冲突和流血事件，他的表现都显得怯懦，他的领导在一些人看来也有失误，因此拉斐特在共和党内遭到批评。拉斐特的战略迅速瓦解，因为以银行家雅克·拉斐特(1767—1844)和卡西米尔·皮埃尔·佩里埃(另一位银行家)为首的中间派占据了主动权，由此导致了过于精英化和顽固的“温和”的结果。

向拉斐特和梯也尔的支持者投降，此举意味着法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选举权受到严格限制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在呆板僵硬的君主立宪制之下，朱利安等人建议的《人权宣言》无从寻觅，各个殖民地继续蓄养黑奴，法国直接拒绝向19世纪30年代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援助，甚至比利时也不例外(英国要求法国不许插手)。 [2074] 一些“温和派”，其中包括几位前拿破仑政府的将军，将看起来亲切随和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奥尔良(1773—1850)推举为国王。旧立法会(仅有半数人出席)匆忙进行了投票选举， [2075] 路易-菲利普在获得旧立法会的认可后，抵达巴黎，并于1830年8月9日宣布成为“法国国王”。一开始，他的行为给出的还是正确的导向。在市政府的阳台上，路易-菲利普公开宣称支持拉斐特，因为他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同时路易-菲利普(尽管不真诚地)也表达了对人民主权、社会大众的福利和1789年革命的尊重。 [2076]

总体来说，七月革命和随后在1830年爆发的其他革命，似乎证明了拉斐特的判断和杰斐逊对人类已经做好了大步前进的准备的信心是正确的。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后来回忆道：“七月革命激起了我最大的热情，并且给了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密尔“曾经去过巴黎一次，并被介绍给拉斐特”， [2077] 他把英国贵族视为“这个国家让人意志消沉的存在”，并宣称自己是“为了欧洲”尤其是为了“英国而奋斗的激进的民主人士”。“我认为贵族阶级和富人在英国宪法中占主导地位是十分邪恶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驱除。” [2078] 对激进分子而言，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被卷入革命的浪潮，并且也亟须保持这种势头。雪莱的遗孀，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戈德温的女儿玛丽·雪莱，在“光荣三日”后写给拉斐特的信中，对密尔和杰斐逊所做的解释最为深刻。她写道，此时她正与美国大革命、法国1789年革命和法国1830年革命这“三大革命的英雄”对话。自1815年以来，波旁王朝统治下保皇派的法国就是英国和俄国的帮凶，是反动、反启蒙和教会特权势力不断抬头的典型。然后，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法国用这个七月的庄严的成就洗刷了过去的污点，彻底改变了法国在世人眼中的形象。”雪莱对他的革命信念一向忠贞(他不像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那些“变节者”，这些人在19世纪的头10年叛变，转而成为革命事业的敌人)。玛丽·雪莱发誓要继续为雪莱的共和理想而奋斗，并代表去世的丈夫向拉斐特祝贺：“看到雪莱为之奉献终生的事业终于取得胜利，我感到异常欣喜。” [2079] 但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这种喜悦为时过早。

犹豫不决和混乱的局面使得由保守的银行家构成的小圈子操控了革命，改变了统治王朝，而所谓的一些改革不过是些门面功夫。“人民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宣布法国绝不会走上民主道路，也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共和革命施以援助。尽管一些流亡的意大利“温和派”一开始对此表示拥护，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831年5月评论道，路易-菲利普和他的大臣们很快就与发动和领导1830年革命的知识分子公开对战。 [2080] 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法国不再是1789年和1792年的法国，而是变成了由中上阶层构成的自诩为“自由主义”的“温和派”。他们口头上宣称支持自由、言论自由和民权，但实际上却对这些原则全盘否定。密尔和其他激进分子对这种做法大为鄙夷，他们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2081] 观察家评论说，银行家和富裕的实业家已经努力了15年来推翻贵族的统治；然而，和七月革命取得的成就相比，他们成为“新贵族”的转变显然更为成功。在他们的操控之下，选举权受到限制，出版业也落入一系列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中。 [2082]

路易-菲利普的朝臣们宣称，英国式的“混合政体”无疑为法国提供了最好也是最明智的前进路线。君主立宪制绝不是歧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是支持一种改良了的“贵族制”以顾及所有人的利益。这种“温和派”的“自由”理论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中产阶级当中非常盛行，这对于欧洲和大西洋两岸文化和论述中持续不断的关于美国大革命的真义之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温和派”辩解道，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更繁荣，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贵族能够像英国一样富裕、强大且受到广泛的尊重。英国人从心底里认同王室和贵族，承认他们是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对此，拉斐特反驳道，虽然事实是这样，但“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的美国难道不及贵族统治的英国繁荣吗”？ [2083] 难道美国不比英国更能代表一些对人类来说具有广泛重要性的东西吗？菲尼莫尔·库珀在1836年写道，在欧洲的政治对话当中，从美国民主里面寻找错误已成为惯例。在英国，“王室的追随者们带着恶意看待我们所做的一切，并总是强烈地想要夸大我们的错误”，以至于任何一个想要肯定“美国范例正面影响”的人都会立刻受到嘲笑。 [2084]

路易-菲利普的朝臣公开批判民主、共和主义、世界主义和“人权”，他们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和嘲笑参与巴黎街头战斗的斗士们和德国、意大利以及波兰的革命者。法国的新王室虽然是人民革命的果实，但却很快就和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和革命者保持距离，甚至断绝了联系。 [2085] 1830年12月，贡斯当去世，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许多努力，以促成一个建立在宪法、审查和平衡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之上的有原则的“温和派”政府。虽然许多人参加了为他举行的盛大国葬，但他的理念还是很快被他所帮助培植起来的政权弃之不顾。 [2086] 从法兰克福移居到巴黎的博尔内本想从重新恢复活力的革命中汲取一些力量，却很快转而对其进行严厉的批判。富有的社会上层的中产阶级夺取了革命的成果，并竭力想成为新的金钱贵族，这使得密尔等人异常愤怒。他们开始觉得七月革命是可悲的老套路，缺乏真正的共和精神、权利本位原则和民主实质。新政府背叛了原本意义重大的改革，令人大失所望。但其中却又有一点实质性的不同，那就是由坚定的反民主新教徒、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提出的倡议：作为教育大臣，在新王朝统治之初，他就在1833年6月28日颁布了划时代的法令，意欲在整个法国建立起全面的初等教育系统。但基佐明确提出反对全民男性投票权和民主政治，究竟为何他会做出寻求建立全民初级教育这样明显和其观点相矛盾的行为，仍未可知。

基佐将路易-菲利普的统治视为“中产阶级”的政府，但事实上，出版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全国3 500万总人口中只有25万人拥有选举权，这么看来，它根本算不上是中产阶级的政府。相反，基佐和梯也尔所吹嘘的“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反民主的，只是一个由“自由”法律原则、自由放任经济和死板的贵族定义下的君主立宪组成的混合体。它将大部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排除在外，剥夺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而进步的教育政策只不过是作为对此的一项补偿措施罢了。 [2087]

德·托克维尔注意到，基佐的政治理想在几个关键层面都与当时美国的范式相悖。 [2088] 基佐承认“美国是共和的典范，也是世界上民主政治的典范”， [2089] 但他认为美国的真正胜利在于她设法回避了席卷欧洲的贵族和民主政治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虽然美国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体制，但实际上其主要领导人全都来自“国内天生的大贵族”，以及那些主要的种植园主、地主和城市的大商人。就美国南部的情况来说，基佐的这一言说当然是正确的，甚至对其他地方而言，也部分正确。美国的民主和独立在任何情况下都明显不是通过社会阶层和其他阶层的斗争取得的，而是全体阶层在“最卓越、最富有、最开明的领导人”的率领下协同合作完成的，而这些领导人“不止一次感到，要将人民的意志和勇气团结在一处非常困难”。基佐注意到，因为需要为自己缺乏训练和经验的军队寻找优秀的军官，华盛顿对自己坚守的原则毫不让步，那就是“要任命绅士，他们才是最可靠和最有能力的人”。 [2090] 简而言之，美国表面上是“民主共和”制国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能运行得如此良好。基佐狭隘的立宪主义使得七月王朝被指责为故意且肆无忌惮地反对公平的权利和机会，以及排斥人民。面对这种指责，他们毫无招架之力。因此，基佐总是避免将1830年的奥尔良革命与1789年革命相提并论。甚至，尽管他对华盛顿非常崇拜，他也不把奥尔良革命和“贵族式的”美国大革命加以对比。 [2091]

美国和比利时革命

七月革命发生时，正值后拿破仑时代的反革命浪潮开始退却这一世界历史的关键时期。在美国，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开始着手他的第一次总统竞选(1829—1833)。杰克逊是美国首位出身于普通民众阶层，典型的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杰克逊的父母是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贫穷的长老会教徒，他们定居于卡罗来纳州。作为一位边疆律师和军人，杰克逊脾气暴躁，缺乏其贵族祖先的良好教养。由于在新奥尔良战役(1815)中获胜，杰克逊收获了全民英雄的声望，故而在1828年的大选中胜出。杰克逊自称代表的是那些蔑视精英主义、总统选举团和最终操纵竞争激烈的1824年大选结果的“腐败教义”的人们。在那次竞选中，杰克逊获得的选票比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其他两位候选人都要多，但却未能得到压倒性多数的选票。总统选举团引用宪法中语义含糊的条文，选择不宣布杰克逊为总统，并把决定权交给了众议院。众议院宣布约翰·昆西为总统，杰克逊对此大为惊愕：约翰·昆西的支持者们“完全没有1776年革命推崇的那些原则精神，他们只是留恋旧时单纯华丽的贵族政府。这样的政府以银行机构和富有的公司作为基础，以他们最喜欢的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作为伪装，统治欺压贫穷困苦的农民和自耕农”。 [2092]

如果说约翰·昆西代表的是“贵族式的”美国大革命，那也很难说杰克逊真正代表了与之对立的人民大众。杰克逊是第一位真正的平民候选人，他声称自己代表的是“人民的声音”，并在随后的1828年选举中获得了全面胜利。在1829年于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和舞会上，杰克逊第一次大范围邀请普通民众参加。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1828年及以后的话题都是关于革新美国民主政治、振兴1776年革命精神以及解散旧的精英阶层——有可能的话，甚至是取消总统选举团制度。但这种表面现象掩盖了事实真相。表面上，杰克逊是位富有的律师，也是一位对拿破仑崇拜有加的杰出将领，但实际上他是一名土地投机商和种植园主，拥有超过150名奴隶。他对那些曾经激励了杰斐逊、麦迪逊、拉斐特、潘恩甚至是约翰·亚当斯的启蒙理想丝毫不感兴趣。杰克逊根本谈不上像自己所声称的代表人民的声音，对他而言，要紧的是改变他在就职演说中的论调和形象。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被误导了。杰克逊当选总统之所以至关重要，并不是因为这代表了美国朝着“民主化”进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相反，正如菲尼莫尔·库珀、爱默生和其他人所担忧的那样，美国“民主政治”不幸步入歧途，变成了一种半文盲的民粹主义，将一些常见的偏见奉为至宝。

在杰斐逊、麦迪逊和潘恩等人看来，民主政治和1776年的革命精神应根植于启蒙、有高度激励性的辩论、理性的思辨、以理据为基础的劝导和对事实的判断。但看起来，新的选举人根本无暇思考这些，他们仅仅为了普遍观念的胜利和杰克逊的成功当选而心满意足、欢呼雀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此次选举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即在1830年左右开始的根本性背离，这一转折通过报纸的转变而形象地体现出来。对这种变化，菲尼莫尔·库珀描述道：“在美国，虽然争论是围绕伟大的原则展开的，其中出版业为提升大众特性、促进大众心态和维护大众利益做出了不少贡献，但现在争论已经平息，而斗争已经纯粹为了自身和个人利益，所以出版业整体上来说已沦为被利用的工具，对自身造成很大的不利，使得国家面临可怕的倒退，甚至可能会招致来自上帝的正义的审判。”在杰克逊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计划的影响下，许多美国土著居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被迫向密西西比河西面迁移，他们是这次基本人权、共和主义和启蒙价值观大倒退的最大的受害者。但库珀认为，长期来看，这还会造成更严峻的后果，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将“民主政治”等同于蒙昧的大众意见、空泛的演讲、粗鄙的沙文主义和关于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的过于简单化的陈词滥调。 [2093]

民粹主义的复苏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对1830年革命的反应如此“肤浅”——在对革命大声叫好的背后，人们并不理解也不关心为何不同革命派系会产生分歧。在刚听到七月革命消息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异常兴奋，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和华盛顿都举行各种宴会、演说和庆祝游行。在1830年12月7日为国会做的国情咨文中，杰克逊称七月革命“是全人类最珍贵的利益，实乃一大福音”，并宣称“对时下处于革命紧要阶段的法国的处境，美国感同身受”。 [2094] 尽管保守派，譬如晚年的亚当斯，对希腊的国家起义予以支持，但对于有可能走向共和主义的新法国大革命，他们的态度反而更具分歧。民主报纸明确表示支持，纽约的《信使晨报》称颂“法国人为确保出版自由、人权和人性所做出的勇敢、伟大、高尚的行为”， [2095] 门罗对“新的光荣革命”也称颂不已。而那些反杰斐逊派则明显表现得异常冷漠，甚至持不赞同的态度。 [2096] 另外，共和主义和民主在法国也并未取得完全成功。不久之后，愤怒的拉斐特就与路易-菲利普周围的顾问们决裂。1830年12月25日，拉斐特的巴黎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的职务遭到解除。

七月革命最初的成功在全欧洲引发了引人注目的连锁反应，到处飘扬的三色旗和随处可见的法国大革命徽章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七月革命还没完成，8月和9月份在布鲁塞尔、列日、那慕尔和比利时其他城市，紧接着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就纷纷发生骚乱。叛乱者的兴奋不仅源于秘密团体长久以来被压抑的热情以及他们为获得“权利”所做的筹划，也来源于他们对联邦制和采取美国模式以及宪法的深深向往，这在比利时和瑞士联邦尤其强烈。巴黎所做的令人失望的妥协，并没有影响法国作为一个可信的或有意义的革命典范，反而加强了她在这场国际革命中对美国精神的忠诚和拥护，使其在世人眼中成为一场横跨大西洋、以人权为基础、体现了1776年和1789年精神的斗争，并以拉斐特作为其鲜活的象征和名誉上的领袖。在布鲁塞尔、柏林和其他首都城市，很快爆发了有意模仿七月革命而进行的民众示威，人们共同呼喊着各种自由和激进的口号。1830年9月12日，在萨克森州莱比锡爆发的革命示威中，人群呼喊着：“自由万岁!拉斐特万岁!” [2097]

1787至1794年，由比利时的“富兰克林”范·德尔·努特发动的第一次比利时革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革命以贵族的胜利而告终。1814至1815年间，维也纳会议将比利时和北荷兰合并，共同置于威廉一世国王新政权的统治之下。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认为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体现出的是其刚刚萌芽的民族情感，表达了比利时人们对荷兰统治的反抗，而这种形象在以后的观察中不断得到巩固。但就像19世纪国家建设史学中的其他内容一样，这种“民族情绪”中虚构的成分比现实成分要多得多。语言摩擦确实是一个诱因，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时社会的上流精英(无论是瓦隆人还是佛兰德人)已习惯使用法语，尤其是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但新君主强硬地坚持以荷兰语作为这个国家行政、法律、教育和军事上的唯一语言。 [2098] 事实上，所谓的民族情感在比利时几乎不存在，实际情况明显非常复杂。对1789至1794年比利时人反抗约瑟夫革命的记忆，天主教对新教统治的憎恶，新近实现工业化的城镇中工人们的不满，以及路易·德·波特和其他激进的新闻工作者在布鲁塞尔和列日表达出的对七月革命的民主共和热情——这一切都对比利时革命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起初，在1830年8月的最后一周，骚乱主要集中在布鲁塞尔和列日，且看上去主要针对荷兰的权贵、官员以及工厂主，一些工厂的机器被砸毁。身处海牙的荷兰王室，虽然不是最初的被攻击对象，但他们犯了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战略失误。他们在军力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荷兰军队试图对骚乱进行暴力镇压(1830年9月23日至27日)，镇压导致500人战死在比利时的首都街头。 [2099] 而这只会加强比利时人的“统一联盟”，也就是天主教、自由分子和激进启蒙者为对抗当局而暂时结成的战略联盟。 [2100]

最初由记者、学生和一些坚定的共和分子发起的比利时革命也许缺乏某种民族情绪，但毫无疑问是由广大民众完成的。然而，如同1830至1848年间所有其他革命一样，将比利时革命描述为人民的革命甚至是由人民驱动的革命都是不足取的。流血事件使得众多演说家和民众选择完全脱离令人憎恶的由外国人强加的政权。虽然工人、体力劳动者和其他比利时城市中的失业人群在街头战斗和零星的暴力事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2101] 但民众在革命中还是显露出犹疑、迷茫和分裂的端倪，因此民众在确定革命指导方向和目标上所发挥的作用就变得次要。天主教对新教政府以及对北方荷兰精英分子的厌恶，与工人们的不满一起，在比利时法语区和荷兰语地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域中发挥了作用。 [2102] 最终，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天主教势力与受到出版自由的鼓舞而新近蓬勃发展的反教权主义激进民主趋势产生正面碰撞。天主教势力的目标是保全王室，以及在教会监督和大众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反动活动，这遭到博内尔的无情嘲笑。 [2103] 比利时的民主共和派由德·波特领导。他是让·弗朗索瓦·万克(1743—1792)的儿子，万克曾领导反贵族的反对派，反对1789至1790年间席卷比利时的保守革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激进派不像奥兰治派那样只想在大荷兰帝国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强大的自治国家，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无法被完全边缘化。他们迫使敌对方做出大举让步，从而对新比利时宪法的形成和之后比利时代议制机构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04]

1830年10月4日，布鲁塞尔地方政府宣告比利时独立，并安排全国大选，选出制宪议会的代表。由于模仿1789年比利时议会和美国国会，这个议会被命名为“国会”。10月下旬荷兰对安特卫普的猛烈轰炸并未使比利时国会气馁，新的比利时国会在11月完成了选举并召开了会议，最终于11月18日确认了比利时独立国家的地位。如同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比利时国会中占比最大的是记者、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占据了会议议程的主导地位，而商人、金融家和实业家的大量缺席则格外引人注目。这意味着本应起主导地位的天主教信条和普通比利时民众的观念，由于记者和专家的地位过于突出而受到影响。共和派少数人相对强势的表现并未改变“温和派”和律师们寻求的以严格限制选民为基础的两院制立法机构。新宪法(1831年2月7日公布)为日后新的君主保留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也为教会保留了广泛的影响和特权，包括对教育的掌控。

即便如此，德·波特的统一联盟策略还是使得激进派能够在新宪法中插入一些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内容，并模仿美国宪法的一些特质，这在后来被证实意义重大。激进分子坚决要求实现公民自由和分权而立，并大声宣布(也许起初只具有部分真实性)要进行国教分离。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宪法中世俗化的条款使得世俗论者能够夺取一些教会早期在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优势以作为弥补。事实上，1831年比利时宪法受到广泛的赞誉，特别是对妥协派和“温和派”来说，它以建立在强大民权和自由基础上的近乎完美的体系替代了1812年《加的斯宪法》。 [2105]

面对奥兰治王朝拒不妥协的态度和荷兰持续不断的骚扰，比利时国会要求英国、法国和普鲁士承认比利时独立并宣布新王室的合法性，以划定国家边界并帮助比利时选出一位国王。英国倒是很乐意扮演“重要助产士”的角色，但和希腊的情形相似，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比利时要以保守主义、君主制和贵族制为基础，并且比利时要能够阻止法国的进一步扩张。尽管许多比利时的瓦隆人倾向于和法国建立紧密联系，但路易-菲利普迫于英国的压力，在1831年2月拒绝让自己的儿子承袭比利时王位。另外一位经过欧洲各国皇王首肯的候选人是萨克斯-柯堡的利奥波德亲王(1790—1865)，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也是一名反动派，曾作为俄国将领参加过反抗拿破仑的斗争。利奥波德拒绝了德国的皇位，但接受了这次由比利时国会正式批准的提议。这位新国王于1831年7月21日在布鲁塞尔的圣柯登雅各布教堂宣誓效忠比利时的君主-贵族制宪法。一年之后的1832年8月，利奥波德迎娶了路易-菲利普的女儿露易丝·奥尔良，此举使利奥波德在面对比利时的奥兰治分子、激进派、民主派、世俗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加强了与立宪君主派的同盟。 [2106]

但是，比利时的成功在其他国家却无法复制。1830年8月底，动乱蔓延到亚琛，新近采取的现代工业化技术使得那里的工人们异常愤怒。以亚琛为起点，动乱又延伸到汉堡、莱茵兰地区以及德国的其他地区，还有瑞士。虽然这些起义并非无组织无目的，但1830年德国和瑞士革命运动中民众所起的作用非常不稳定，他们明显缺乏指导。大部分的骚乱表达的都是地方上的社会不满情绪，而缺乏长远的和更根本的计划。 [2107] 然而，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在瑞士，骚乱也取得了一些稳固和长久的成果。由保罗·乌斯特里(1768—1831)于1821年在苏黎世创办的《新苏黎世报》领导了进步报纸争取出版自由。很快，在其他各州，“贵族派”和“民主派”为争取瑞士的联邦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变得越发激烈，自11月起，费赖堡、阿劳、沙夫豪森、巴塞尔和洛桑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在博尔内看来，瑞士的贵族(城镇贵族)比国王们还要更坏更危险。这些贵族参与击退汹涌的共和主义和民主政治浪潮，使得冲突旷日持久且苦不堪言。瑞士长期以来秉承民主共和的象征主义传统和思想，这有助于塑造革命的推动力，提升瑞士斗争的国际化影响。最终，在1831年，包括苏黎世、伯尔尼、卢塞恩在内的不少于10个州的奥兰治分子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被大幅修改的宪法。

瑞士在1830年获得的出版自由最终被证实对整个欧洲都意义重大，这也使博尔内满怀希望，博尔内认为瑞士的做法和新闻自由将会打破德国严厉的审查制度。然而最终，苏黎世对德国1830年革命的唯一长久的贡献就是为流亡者提供了一个接待中心。但是，对瑞士而言，德国的流亡者是另一个关键性成果，他们为瑞士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中包括1833至1834年间在苏黎世和伯尔尼建造的几所新的大学和学院。这些学校都带有突出的世俗特色和国际特点，因而大大减轻了传统神学对教育的影响。 [2108] 尽管如此，1830至1831年间的瑞士革命取得的成果仍令人质疑：革命遭遇到来自民众和贵族的坚决抵抗，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恶化，也为未来进一步的冲突埋下伏笔。1833年，施维茨州一分为二，分裂成保守的“内施维茨”和民主化的外部州。 [2109] 在巴塞尔，意见也产生分歧，分歧的焦点是不确定州议会应当接受人人身份平等的观念，还是继续捍卫传统的不成比例的代表权。

在德国，人们表达了沮丧和不满之情，这里的革命运动甚至比比利时和瑞士的革命更为碎片化，革命很快便分崩离析。1830年9月7日，人群攻占了不伦瑞克市中心，攻击并烧毁了18世纪初那位不得人心的卡尔公爵的王宫，这位公爵在1827年中止了不伦瑞克的前宪法。在莱比锡，场面也十分混乱，布罗克豪斯的出版社的机器被卢德派工人捣毁。在汉堡，人民运动转变为反犹太暴乱和对犹太人的迫害。但各地的普遍情形是，革命都呈现出缺乏领导、漫无目的的特征。 [2110] 博尔内在1830年9月从德国前往巴黎，看到革命在他自己的家乡爆发，他产生出德国是否真的做好革命准备的疑问，并很快得出否定的结论。人民运动中表现出的偏见、无政府主义和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让博尔内非常苦闷。在他的《巴黎简报》(1830—1831)中，他对德国混乱无序的反“暴政”的“自由”革命的批判更甚于法国和比利时革命。

1830至1831年，博尔内在巴黎见到了许多德国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围绕在拉斐特、贡斯当、奎罗加和其他著名革命领袖周围，博尔内被“革命”的神秘性和这些共和派名人的光辉深深吸引。最终，这些革命者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确保革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这些都使博尔内感到困惑。 [2111] 尽管1830年德国革命的高潮更具连贯性，但和1792至1793年以及1798至1806年的革命一样，它也主要是各读书会、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们长期努力的成果。从这个方面来看，1830年的德国革命和法国、比利时革命相仿，与汉娜·阿伦特描绘的“专业的革命者”只能观看和分析革命形势，而不能“促进和引导革命”的情形不尽相同。 [2112] 事实恰恰相反。只有更具组织性的政治活动才能使君主立宪派委员会和民主共和派联合起来，以对各州首府进行有目的地持续施压，由此他们才能成功地制衡联邦内的君主和公爵们，从而收获持久而有意义的各种自由。

巴登的利奥波德大公(1830至1852年在位)在1831年允许出版自由，同时他也进行了其他立法改革。1831年1月，黑塞-卡塞尔的暴乱人群迫使大公承认宪法，该宪法极大地扩大了选举权，并至少在书面上削弱了特权。一些人认为这是目前所采用的宪法中最进步的。这部总共160条的宪法主要由马尔堡的教授、启蒙主义者和奥地利法学家弗朗兹·西尔维斯特·乔丹(1792—1861)起草，大公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部宪法。 [2113] 然而，黑塞革命也受到“温和派”的严重破坏：它的一院制立法机构不仅赋予王室广泛的权利，而且在其50位成员当中，只有32个席位由公爵领地上的独立男性户主选举产生，剩下18个席位留给了贵族、教士和王室成员。这个被称为里程碑的宪法，遭到了博尔内的无尽嘲讽。它不仅没有推动自由，反而巩固了贵族和王室的势力。该宪法一面宣称出版自由，一面继续对出版业进行严格限制；一面宣称各教派一律平等，一面又继续对犹太人设置各种严格的障碍。 [2114] 无论如何，旧制度清除得不够彻底，任何持久的新变化都无法产生。自1831年起，威尔海姆二世开始逐渐颠覆宪法，到1834年末，他已经成功剥夺了州议会的所有权力。随着立法机构的失效，乔丹也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并于1839年被捕入狱。

1814年后期成立的汉诺威王国处于英国国王的统治之下，1830至1831年冬，汉诺威王国爆发了骚乱。共和派学生和教授占领了哥廷根市区，这里是当时欧洲学术研究最先进的汉诺威国立大学的所在地。 [2115] 虽然王室最终凭借常规军镇压了起义，最初达成的妥协协议——包含一个经过修改(尽管仍有很大的局限)的宪法——极大彰显了王室、贵族和宗教的重要地位(1833年9月)，但这只是为了结束骚乱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其他地方，在汉诺威，任何书面上的成果最终要么只是暂时的，要么根本没有实现。州政府花了几年时间，最终于1837年完全废止了宪法，同时，政府还完全无视反对的意见——7位敢于正式提出抗议的勇气可嘉的哥廷根大学教授被蛮横地解除了职务，其中3位还被驱逐出公国。

在意大利，起义从1830年8月爆发，烧炭党和其他团体四处散播由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意大利流亡者传递的关于七月革命的报道。他们的活动在1830年11月至1831年3月间达到高潮。1831年2月4日，起义军占领了博洛尼亚并很快将势力扩展到教皇辖地的其他地区。随着起义的进行，在帕尔马、摩德纳和教皇管辖地的北部(博洛尼亚和费拉拉)出现了共和政体的雏形，并持续了数月之久。如同德国，1830至1831年的意大利革命的主要特征也是存有尖锐的分歧：一方是城镇和乡村的人民运动，另一方是由学生、记者和大学共和派读书会团体构成的秘密基层组织，由前拿破仑军官组成的网络加强了秘密组织的力量。 [2116] 和其他地方一样，意大利革命力量内部不够团结，并受到如何重组国家机构和重整社会秩序的观点的限制，这阻碍了人们直接表达愤怒和沮丧情绪的通道。奥地利军队在教皇和大公们的紧急召唤下集结起来，由于起义者内部的不团结，军队最终成功地将所有革命镇压了下去。

波兰革命(1830—1831)

在巴黎的革命发生4个月之后的1830年11月，俄国控制下的波兰发生了1830年期间持续时间最长、最暴力也最具悲剧性的起义。到19世纪20年代，在欧洲中东部以及匹兹堡，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学生、官员、专业团体和组织的数量激增。秘密学生组织在华沙、维尔纽斯、克拉科夫和利沃夫等地的大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2117] 对这股强烈的波兰民族情绪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包括在波兰区域内流亡的(拿破仑派反沙皇的)前拿破仑军官。他们是波拿巴当初为自己的大集团军招募的军队，直到1814年都一直在西班牙和华沙大公国服役。许多波兰秘密团体中富有经验的策划者，包括华沙十一月革命的主要发起者中尉维索斯基都继承了这种后拿破仑时期的反俄秘密传统。

在海外背井离乡而又热爱自由的波兰难民构成了一个网络。这个由最顽强和最坚韧的国际共和派组成的秘密团体在1830年前后对世界革命的格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人物是巴黎的密茨凯维奇和肖邦。波兰的这个网络遍布整个欧洲，甚至远至南北美洲及西伯利亚。到19世纪20年代，波兰的革命颠覆运动已成为强大的地下反对势力，这股势力始于1791年，波兰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在当年颁布的。1791年宪法是一部带有明显“温和”特性的君主立宪制宪法，未能实现完全的宗教宽容或解放农奴的目标。尽管如此，这部宪法首度试图打破旧的贵族-君主制体系。虽然宪法的颁布遭到由凯瑟琳女皇派遣的俄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但它成为促使全国人民集结起来的重要事件。当时的波兰改革运动的领袖们都被流放，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包括美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1746—1817)。他是美国大革命中著名的革命英雄，也是黑人解放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柯斯丘什科，他作为美国和波兰人民自由斗争的象征在新世界被人们牢记，其声名甚至传到澳大利亚。在1795年的一篇布道词中，波士顿牧师杰迪代亚·莫尔斯斥责英国对革命中的法国发动战争，破坏法国人民的自由，并且协助普鲁士和俄国暴虐地镇压波兰人民：“柯斯丘什科的鲜血正在对我们大声疾呼。” [2118] 莫尔斯提醒波士顿民众，柯斯丘什科为美国的独立而战斗，并且“为我们很多官员所熟知”，他作为华盛顿的信徒，“带着对自由的坚定信仰”而战斗。波兰人是他们“不道德邻居们”的不幸的牺牲品，但在“值得纪念的令人欢欣的1791年革命中”，他们“没有流血牺牲，甚至没有在民众中引发骚乱”就实现了“建立在对他们的权利自由十分有利的原则基础之上的”革命。专制统治夺去了波兰人民的自由、独立和繁荣，在这场争取自由的悲剧中，所有忠诚的美国人也同样深受其害。 [2119]

被从波兰驱逐之后，柯斯丘什科返回法国，他年轻时曾在那里阅读过《哲学史》和其他激进的哲学作品，并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共和理想。他的理想和华盛顿以及大部分波兰人的理想都不尽相同，倒是与杰斐逊的颇为一致。作为杰斐逊(以及威廉·肖特)和拉斐特的盟友——他们在1788年的战役中在阿尔巴尼以及更北部的纽约州并肩作战 [2120] ——柯斯丘什科一直都非常关注俄国对波兰越发残酷的镇压。1794年初，出于对山岳派恐怖行为的憎恶，柯斯丘什科离开巴黎，和其他波兰流亡领袖一同前往意大利，希望能重振波兰革命事业，同时向散布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波兰国内的其他革命者表明，他拒绝为贵族和特权阶级而战。柯斯丘什科深受1776年和1789年的革命理想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的激励，他仅代表包括波兰农奴在内的民众而与专制统治展开斗争——如果由他来领导，波兰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公开接受这些条件。 [2121]

柯斯丘什科将其在美国和法国获得的激进观点运用到复兴波兰革命的事业当中，开启了波兰革命运动的民主化进程，虽然在这期间他不得不向拥有土地的贵族做出很大让步以获取他们更多的支持。在1794年5月7日发表的《波兰宣言》中，柯斯丘什科正式宣告了这场重获新生的波兰革命的精神。这部只有一页纸的宣言虽然未能彻底结束农奴制，但至少给人一种期待，即这种制度随后将被废除。 [2122] 柯斯丘什科的宣言只保证参与其志愿军的农奴可以彻底获得自由。其他农奴，虽然个人自由还受到限制，但也获得了很多承诺，包括减少农奴税，限制贵族在他们耕种土地上的特许权以及有权对遭受的虐待和欺压向皇家法庭上诉等。在柯斯丘什科的领导下，克拉科夫掀起的1794年波兰起义震动了整个欧洲和美国。这场英勇的斗争持续了几个星期。虽然革命遭到了俄国军队的强势镇压，但英勇抵抗的革命精神在波兰以及国际上得以保留，从而铸就了一个崭新的波兰国家神话。

之前外国人普遍对波兰抱有较负面的看法，认为波兰缺乏宗教宽容，且贵族和教会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柯斯丘什科以及俄国的压迫最终改变了这种印象。在1793年的波兰分裂中，波兰“王国”仅存的土地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瓜分。这些国家的王室表现出的傲慢和专制以及对波兰人民权利的践踏震惊了全世界。波兰遭受的野蛮镇压使得国际上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同情，这种感情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也一直持续。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眼中，波兰现在成了一个殉道国，许多勇敢的自由斗士随时愿意为自由和正义献出自己的生命。“不幸的、苦难的兄弟们，”莫尔斯于1795年在波士顿大声疾呼，“自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与你们一同哭泣!——你的伤痕，柯斯丘什科啊，即是你的荣光——你的鲜血将会浇灌欧洲和美洲的‘自由之树’，——他们的尊重和敬仰就是你丰厚的报偿。愿这能使你在(匹兹堡的)狱中得到慰藉。” [2123]

最终，由于其美国大革命英雄的身份，柯斯丘什科从狱中获释。之后他返回美国，在1797至1798年间，柯斯丘什科在美国政治和外交中心费城居住了数月，再次与杰斐逊、拉什和其他重要人物进行了多次会面。就这样，杰斐逊和柯斯丘什科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二人思想上达成了深层次的共鸣。 [2124] 尽管“圣公会教徒”和“美国雅各宾派”之间的巨大分歧将美国的政治格局分割开来，但联邦主义者对柯斯丘什科和波兰革命还是赞许有加。华盛顿对波兰人民的不幸命运“深感痛惜”。1798年，柯斯丘什科曾对一位波兰领袖保证道：“如果我的誓言能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起到作用，那么，也许你现在就能幸福地在葡萄藤和无花果树下享受这些可喜的祝福(民族自由和人的权利)，正如美国人民此时在自己国家享受到的一样。” [2125]

1820年11月的起义饱含着对1794年革命的缅怀。这次起义很快就控制了华沙和波兰中心的大部分地区。起义由1821年成立的“爱国社”领导，该社旨在将有意起义的官员和绅士阶层与华沙的激进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对于领导暴动的民主共和派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爱国社发挥了革命总指挥部的作用。社里至少有200名主要策划者，其中大部分是贵族子弟，来自由中尉维索斯基(1797—1875)在华沙步兵学校组织的秘密团体， [2126] 这个团体对起义贡献很大。在华沙爱国社官方名单上的486人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员，其社会背景是清晰的。如同1789至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派的成员，华沙爱国社的成员大都是记者、教师、教授、学生以及医生，也有很多是政府官员或军队军官。同样地，团体中几乎不包含商人、实业家、工匠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 [2127]

到1830年，波兰抵抗俄国独裁的运动已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同时也不幸地被拖了后腿(尤其是被贵族势力)。民主共和势力希望通过表达他们的反抗观点以占据领导地位，比较突出的有《波兰报》和《新波兰报》，这些报纸支持共和主义、民主的公民权利，呼吁清除农奴制的一切残留、赋予犹太人平等权利等。尽管如此，大部分的波兰和立陶宛起义由于受传统的束缚，并不倾向于改变固有的宗教特权地位、君主制和贵族的尊崇地位。自1800年以来，波兰没有出现柯斯丘什科的真正接班人。约瑟夫·赫洛皮茨基将军曾在1794年协助过柯斯丘什科。他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被华沙起义军推选出来，他被视为波兰的“辛辛纳图斯”，“一个新的华盛顿”。然而，赫洛皮茨基并不相信起义会取得胜利。最终，他试图解散爱国社并与沙皇谈判，但沙皇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2128] 1831年1月，赫洛皮茨基的位置被爱国社成立的临时政府所取代。临时政府的新领导更为大胆和坚定，他们于1月25日宣布废黜沙皇尼古拉斯，波兰人民不仅获得了独立，还有权将王位授予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以受过精心训练的军队为核心的一支巨大的波兰民族军迅速集结起来。然而，尽管知识分子给新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这个部分由贵族组成的政权对大范围解放农奴仍持保留态度。

华沙的临时政府宣布了波兰-立陶宛独立，并召开了立法会。立法会当中贵族占据主导，领导人是民主派平等主义者、激进的反贵族知识分子、历史学教授和语言学家约阿希姆·莱莱韦尔(1786—1861)。1824年，俄国当局禁止莱莱韦尔在维尔纽斯举行关于波兰历史的公开演讲。当年晚些时候，俄国当局又对维尔纽斯秘密的颠覆性学生团体进行调查。在接受审讯和审判的人当中，就包括莱莱韦尔，他也是当时因传播违禁思想被驱逐出境的5位教授和20位学生中的一员。1830至1831年，莱莱韦尔试图宣布废黜农奴制的举动遭到阻止，但他仍努力将波兰的起义运动和议会倒向共和制的方向。就像柯斯丘什科在1794年所做的，莱莱韦尔号召波兰的犹太人支持革命，并承诺排除种种阻碍和波兰社会的种族隔离制度，以作为对其忠诚的回报。

虽然爱国社的一部分人属于激进的民主派，但他们并不能弥合激进派与“温和派”间的矛盾，也无可避免地要与贵族和天主教徒建立起广泛的联盟，这使得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举措都无法施行。 [2129] 即便如此，各行各业的众多波兰人还是集结在爱国社的旗帜之下。残酷激烈的流血斗争随即爆发。这一系列大范围的交锋在欧洲和美国的读者当中激起了对波兰的钦佩和更为深切的同情。经过11个月的斗争，波兰-立陶宛起义最终于1831年10月被镇压，这也标志着1830至1831年整个欧洲的革命进程的终结。

到目前为止，由波兰流亡国外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已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大量涌现，他们为起义运动募集赞助和资金。他们在巴黎成立了两个团体：一个是由拉斐特主持的法国-波兰委员会；另一个则更引人注目，是豪医生负责的美国-波兰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菲尼莫尔·库珀和画家、发明家塞缪尔·F.B.莫尔斯。塞缪尔·莫尔斯的父亲杰迪代亚·莫尔斯是位牧师。但与父亲不同，塞缪尔·莫尔斯是一位激烈的反联邦主义者，他坚定地支持共和革命价值观。这些由新的国际活动家组成的网络对德国的大公们和法国新王室发起抵抗运动，以牵制他们干涉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对波兰革命的援助以及大众对革命的广泛支持。在波兰抵抗运动瓦解之后，莱莱韦尔乔装之后，经德国逃到法国。当时已经有超过200名波兰反抗军在巴黎得到庇护，而到19世纪30年代末，已有超过1000名波兰移民定居巴黎。 [2130] 迫于沙皇和普鲁士的压力，法国议会在1832年4月通过了《外国人法案》，批准驱逐政治流亡者当中的骨干成员。这些骨干成员前往瑞士、德国和波兰展开斗争，随后又返回法国。虽然路易-菲利普当政时期的法国弥漫着反共和、反革命的不友善的气氛(这在波兰移民中引发恐慌，并导致自杀率攀升)，但莱莱韦尔仍组建了一个短命的波兰流亡影子政府——波兰全国委员会，其中部分人是受压制的波兰华沙议会的前成员。 [2131]

莱莱韦尔一直居留在法国，和拉斐特、菲尼莫尔·库珀以及其他热衷波兰、希腊和其他国家革命的人士开展密切合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豪医生。在此期间，豪医生不时被迫东躲西藏，直到1833年被驱逐出国。豪医生曾跟随莱莱韦尔在希腊和法国活动，之后返回美国，在帮助失明和残疾人过上有尊严生活的运动中，豪医生成为19世纪最杰出的领袖。莱莱韦尔没有接受智利的邀请，也拒绝去密苏里建立波兰团体，他去了布鲁塞尔，用余生的精力在那里和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流亡者一道编辑报纸，为民主共和事业贡献力量。到19世纪30年代中叶，布鲁塞尔作为全欧洲激进活动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以布鲁塞尔为根据地的诸多组织中，就有由莱莱韦尔(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其他人在1847年一道创办的各民族兄弟会联盟民主社。

为“未来的联邦共和欧洲”干杯!

对波兰十一月革命的镇压标志着1830至1831年大革命浪潮的终结，但仅靠镇压远不能确保旧秩序在欧洲和新世界的胜利。约翰·昆西·亚当斯一向支持美国保持中立，并拒绝任何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和外交。在1831年1月致门罗的回信中，约翰·昆西思考了“欧洲的现状”，尤其是“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美国)带来的影响”。1830年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在整个欧洲和美洲强化民主原则”，这又会“相应地降低对财产的保障”。他相信，旧的社会精英阶层正深陷麻烦之中。1839年的革命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都是一个挑战，正如他们挑战欧洲的君主-贵族-教会制度一样。对于以约翰·昆西及其父亲亚当斯为代表的整个美国大革命的传统而言，有产“贵族”是整个宗教、传统和世袭原则支持下的乡绅共和主义的基石。虽然在“法国，政治改革和宗教无信仰间的关系比英国要更紧密”，但最终英国的激进运动对美国的富有“贵族”造成的威胁更大。因为在英国，“要废除什一税，必须推翻现有的教会，解除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动摇基督教的支撑”，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强化无信仰。当然，这只会“动摇那些支撑”：“如果地狱大门无法战胜(基督教)，那么国家的革命和人民的动乱也同样做不到。”然而，世俗主义和反宗教主义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而英国“混合政体”的失败必定会威胁到美国东海岸的寡头政治。 [2132]

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约翰·昆西一直反对荷兰、法国和美国的民主共和运动。贵族原则和英国的“混合政体”除了可以作为世袭贵族体系和英国王室的一部分之外，根本无法在逻辑或“大众情感”中存活，而美国的“贵族”同样依赖于稳固的政府机构和宗教。“英国教会的衰落将会使得主教们被驱逐出贵族院，那么世俗贵族的世袭制的权利在舆论的猛烈攻势下也将摇摇欲坠。”君主政治、贵族制和教会是世袭制度的核心。“对民主政治而言，这三者同样不可容忍”，因此它们必将被削弱。 [2133] 约翰·昆西认为，“也许民主原则中唯一”不被美国接受的部分就是英法的废奴主义。然而，英法的废奴主义同样面临实质性的威胁，因为美国被视为贵族制的共和国。“废除奴隶制的势头会像瘟疫一样传遍西印度所有英国殖民地，”约翰·昆西预言，“并且会在这块大陆引发极大的震动。”当然，从保守的角度来看，这也让人心生希望：“当废奴的危险蔓延到南方诸州，他们就会学着珍惜南北联合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保持奴隶制度。”但即便如此，“不断迫近的欧洲”民主“其不可避免的优势也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酿成苦果”。 [2134] 1832年英国改革者的胜利确实立刻促成了立法，英国颁布了一系列的废奴法令，并解放了牙买加、特立尼达、巴巴多斯和英国其他岛屿的奴隶们。 [2135] 美国南方诸州的紧张情绪也随之递增。

对于拉斐特、莱莱韦尔、博尔内、海涅、德·波特和马志尼这些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尽管1830年的起义为数众多，但所达成的持久效果相对较弱。如果国际上的革命力量不能以原则性、更强的纪律性、更合理的形式团结起来，那么这些起义将继续做徒劳无功的挣扎。在德国，继1830年革命之后，革命力量的团结之势在汉巴赫集会达到高潮，1832年5月，人们在莱茵河地区巴拉丁领地靠近诺伊施塔特的一座城堡举行集会，这也是德国在1848年之前民主共和主义的巅峰。 [2136]

汉巴赫集会毫无疑问堪称共和民主历史上一座了不起的里程碑。集会是由莱茵兰的一群记者们组织的，他们在1832年2月成立了一家自由出版社团——新闻和祖国社。该社团发展迅速，很快就形成了有116个分支组成的网络，社团的5000名成员主要来自德国西南部。该社团致力于策动公众舆论以反对德国大公，争取“德国的重生”以及实现德国“民主重组”，并很快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2137] 面对巴伐利亚政府的禁止令，这个由持有异见的记者组成的团体做出了回应。他们动用自己的社团关系召集大批民众，以获取大范围的支持。他们的全国自由节，自5月27日持续至6月1日，波及的范围空前巨大，据说有25 000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和学生。 [2138] 在从诺伊施塔特集市到城堡遗址的游行和接下来的活动中，波兰流亡者也扮演了极为突出的角色。在参与活动的众多著名革命者中，博尔内是其中一员。博尔内的参与引起了民众的热情欢呼，他们向空中抛掷造型奇特的弗吉尼亚自由帽，并引发了几场反天主教的冲突(这里曾经是新教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地区)。 [2139]

汉巴赫集会的主要组织者是著名记者菲利普·西本普法费尔(1789—1845)和埃尔朗根大学社前领导人、《德国论坛》主编约翰·格奥尔·奥古斯特·魏尔特(1798—1848)。《德国论坛》是新闻和祖国社的重要出版物，该报于1831年7月首次出现在慕尼黑，随后是洪堡，但自1832年3月起遭到了巴伐利亚当局的镇压。这份报纸在4月秘密邀请若干团体和组织参加汉巴赫自由大会，该报对集会的举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魏尔特公开谴责德国大公们是人民的“叛徒”，并认为只有新闻自由才能保护人民不受傲慢贪婪的统治者欺压，带领人民最终战胜残暴的专政。集会的人群支持民主、人权和未来统一的德国。他们以黑、红、金三色旗作为标志，这三种颜色后来被魏玛共和国采纳，成为国旗的颜色(也是目前德国国旗的色调)。

魏尔特在汉巴赫集会上所做的演讲表明，他们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国家地位和国家统一，当然也不是“温和改良”或“自由主义”——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魏尔特在1840年前后转向了更为“温和”且更民主的立场)。在1832年，魏尔特要求在“自由、启蒙、理性和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摧毁大公制的政权。 [2140] 他寻求推翻德国的国王和大公们的统治，并非因为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在德国建立民主政治和共和主义，团结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对波兰、意大利、匈牙利和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给予积极的、兄弟般的支持。 [2141] 魏尔特强调革命的国际性特点，号召德国人民起来反抗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及其盟国组成的神圣同盟，以及路易-菲利普的法国，并为了“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以及德国而战。魏尔特宣称，七月革命被“自由派”的既得利益者无耻地胁迫利用，尤其是银行家们利用路易-菲利普来保护和扩大他们的财富，这牺牲了民主和人民的幸福。法国已经完全对君主制妥协，这让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彻底失望。因此，不能再指望从法国获得对德国和国际革命的支持。法国已经名誉尽失，欧洲的革命只能依靠自己。只有靠德国人民自身才能推翻奥地利、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强加给他们的严苛的专制主义，而这必须在更为广泛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在演讲的结尾，魏尔特要求集会的人群为了更和平、更友爱的“联邦共和主义欧洲”的未来激情高呼三声! [2142]

在汉巴赫集会上，人们伴随着音乐、欢宴，在小酒馆里畅饮，这使得此次大会在某种程度上颇似民间聚会。毫无疑问，民众对激进原则不像领导层的知识分子所设想得那般投入。 [2143] 尽管如此，巴伐利亚王室还是派出了一半军队(共计8500人)赶赴汉巴赫集会地点，他们和奥地利以及普鲁士当局联手，在集会结束之后，开始追捕所有和这场煽动性集会有关联的人。 [2144] 博尔内匆忙返回巴黎，他于1837年2月在那里去世。西本普法费尔于1832年6月被捕入狱，随后在友人的帮助下逃脱，流亡于瑞士，此后在那里度过余生。魏尔特在躲藏处被捕，在兰道接受审判。他在法官面前进行了8个小时桀骜不驯的公开演说。魏尔特宣称，“共和国”意味着“理性、正义、人性、自由和幸福”。 [2145] 他被判处了长期监禁，但在1836年出逃，先后去了法国和瑞士。魏尔特曾在1848年革命爆发时短暂返回德国，但在余下的岁月中，他都在流亡。在众多革命运动中，汉巴赫集会被当局作为借口，借以对1831年在黑塞公国实现的半言论自由进行了全面镇压。 [2146]

尽管汉巴赫集会被镇压且黑塞宪法被废除，但对此的抗议和骚乱仍断断续续地时有发生，背后的煽动力量主要是海外流亡者和海德堡、吉森、哥廷根和马尔堡的学生和教授。1834年，年轻的剧作家毕希纳的作品《黑塞侍臣》在黑塞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这本充满挑衅意味的秘密小册子强烈谴责了包括大公在内的德国王室和贵族，同时也反映出博尔内、鲁格和海涅对人民的臣服和顺从所进行的尖锐的文学批评，书中嘲弄了德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温和态度”以及对1830年革命浪潮失败的微弱回应。一个密谋反抗的网络正逐步发展，直到1835年，警察成功粉碎了连接马尔堡、吉森、法兰克福的这一主要网络。毕希纳和其他领导人逃往瑞士，一些人则被捕入狱。 [2147]

表面看来，1830年革命失败是(至少在比利时、巴登和瑞士以外)反动派、教会和贵族支持者的全面胜利，魏尔特、博尔内和海涅这些自由之友经历了数不清的失望。正如海涅对他们自己的艰难处境的讽刺性描述，他们一面“在家里、监牢里或流亡中的小阁楼里”腐烂，一面还努力保留着革命的热情，将他们的《马赛曲》传承给下一代，这情形正如1794年在巴黎去世的1792至1793年莱茵河革命的领袖格奥尔格·福斯特所经历的那样。 [2148] 在德国西南部，对1830年革命和汉巴赫集会的记忆，使得人们保持了对基本人权、民主政治和革命的热情向往，尤其是在学生团体和读书会之中。 [2149] 但更广义地看，1830年革命的失败使激进分子十分失望，并对欧洲大陆的“温和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革命的失败令这些人感到迷茫和矛盾，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在宪法、宗教和教育方面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害怕社会的动荡和激进主义。 [2150]

同时，革命浪潮也使欧洲和美国的保守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如约翰·昆西推测的那样，王公贵族体系的根基已经被撼动。 [2151] 1830年那些最终以失败告终的革命所造成的最显著结果就是移居海外的革命者群体在法国、比利时、瑞士、英格兰和美国进一步扩张，这令所有保守派惶恐不安。到1848年，在法国的波兰流亡者数量已经上升到大约5000人，而1834至1842年间至少有400位波兰流亡者在美国定居。 [2152] 在欧洲，秘密学生、知识分子和非法军事组织团体数量激增，伴随而来的是对革命自由精神、共和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文学和浪漫精神的推崇。秘密团体成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主力军，他们甚至比19世纪20年代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思想和原则层面，1830年起义无疑进一步削弱了“复辟王朝”和现存的秩序。在法国，不可否认，路障前的战士们深感自己被骗了，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想要再次欺骗他们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拉斐特和拿破仑时代的将军让·马克西米利安·拉马克(1770—1832)曾协助向比利时派遣武装志愿者，并且在“自由”政体中同样深受欢迎。像拉马克这样的杰出的共和主义代表人物，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

在19世纪20年代和1830至1832年间，英国支持民主政治的运动还在持续，并保持着与欧洲国际革命运动之间松散的联系。尽管在英国，顽固的保守思想还普遍存在，但1815年后，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出于多种不同原因，对现存体系发起了激烈的反抗，并且反抗活动愈演愈烈。爱默生观察到，英国的统治阶级凭借“常设的警察队伍”在国内维持他们的势力，这一点较以前更为明显。 [2153] 同往常一样，由激进分子和“温和的”辉格党共同发起的骚乱，其中流砥柱是记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支持选举团改革的团体领袖，是最激进的“美国榜样”的鼓吹者。他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对宪法进行彻底改革。边沁戏谑地称宪法为“我们自己的宪法——在区域行政的腐败和尸位素餐方面无可匹敌”!边沁的激进主义和国际主义在1815年之后比之前更为显著(虽然在1791至1792年间他对布里索寄予很大期望)，在其晚年的最后几年直至1831年，这些思想更是变得极为直接和公开化。起初，在他职业的初始阶段，边沁对美国大革命大加批判，积极“扼杀”英国亲美的、原始的民主思想。但1815年之后，他的态度却转向了另一个极端。此时，他不断称颂民主政治和美国大革命。 [2154] 1830至1832年间，美国成了对英国国家现状进行批判的民主批评家们最重要的指路明灯。 [2155]

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法案可以被部分地视为英国激进主义的胜利，但在某些方面又无异于倒退。这次运动所表露出的狭隘的地方性特点及反智性主义，使它非常容易受到旨在将选举权限制在富裕的中上层阶级的“自由”和“温和”战略的影响。因此，“温和派”相对容易地就控制了整个局面，并镇压了1832年后仍不断持续的骚乱。爱默生注意到，“上一个选举修正法案从一座山丘、一片废墟和一座石墙中卷走了政治力量。尽管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磨坊为欧洲的战争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却没有自己的代表。” [2156] 新的法案赋予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代表权。但从根本上讲，这不啻于一次经验教训，它证实了民主化进程很容易在中途被打断，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选举法修正法案只是小幅度扩大了选举权(成年男性投票比例从14%提升到18%)，这使得国家仍旧处于世袭制精英阶层、部分实业家、金融家和专业人士的联合操控之下。 [2157] 选举权虽然略有放宽，但反对势力的骚动却被有效镇压。直至6年以后，改革运动才重新积聚起力量。这次运动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北部，参与者也主要是工人阶层，他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再度要求实现全民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制。

然而，如果不是一小撮英国人感到大部分英国民众遭到了“背叛”，并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支持争取全民选举权的运动，那么，能领略边沁和乔治·朱利安·哈尼(1817—1897)广泛的国际主义理论精髓的人委实屈指可数。作为一名记者，哈尼对欧洲地下革命运动的了解比任何一位英国共和主义者都要详细。另一方面，英国日渐复苏的反抗运动由于目标狭隘、思想褊狭且只注重短期效果，基本上都反对展开更大范围的革命运动。然而，这些都未能阻止宪章派召开会议，要求进行议会改革，避免局势陷入极端混乱状态。1839年8月，19岁的麦尔维尔在利物浦做了几周的海员，这期间发生的一切使他既震惊又失望，以至于即便他对受欺压的穷苦人抱有同情，但他还是对激进分子和群众运动产生了偏见，且这种偏见一直持续终生。 [2158]

因此，保守势力在1830至1831年间取得的表面上的胜利并未能保持住欧洲的政局稳定。在法国，新政权暂时性大幅度解除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将选举权范围扩大一倍，采用革命的三色旗作为国旗的颜色，以及降低旧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地位。尽管如此，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 [2159] 越来越多人认清了时下的政治现实，这使得当局越来越丧失信誉、不得民心。鉴于在路易-菲利普统治下有能力阅读报纸的民众数量几乎是具有合法选举权人数的10倍，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2160] 必须承认，路易-菲利普的政府对数以万计的波兰、德国和意大利流亡者还是相对较为宽容的。这些难民从1831年始，直至19世纪30年代末不断涌入法国，其间政府也给他们提供住所和经济援助。但对于大量涌入的流亡者，政府只是宣称会对处于困境中的天主教徒提供救济，却没有做出任何政治承诺。 [2161] 1832年5月，巴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国葬，以悼念在最近霍乱中去世的一位保守派银行家同时也是王室重臣。作为对此的回应，巴黎的民主共和分子在1832年6月5日召集了一次盛大的反对游行，以纪念同样在这场霍乱中去世的具有共和思想的拉马克将军(拉马克在1830至1831年间曾经旗帜鲜明地支持意大利和波兰革命)。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起来，有工人、学生，还有数量惊人的来自波兰、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流亡者，他们纷纷挥舞着各自国家民族革命战争的三色旗。

拉斐特主持了这次游行。在公开讲话中，他大力歌颂了1789年和1830年人权和言论自由斗争的胜利。人群升腾起一片欢呼之声。随后，虽然他极力要求大家保持镇静，集会的人群还是开始变得狂乱和失控。枪声响起，人群开始四散，随后爆发了后来为人熟知的“六月暴动”。处在附近建筑物里的维克多·雨果当时还是保守派，他茫然地在纷飞的枪火中穿梭，近距离目睹了街头巷战的状况。到6月5日晚，4000名起义者占据了巴士底地区以及邻近的巴黎中东部区域。新近经过整顿的国民警卫队将起义军逼退至他们在圣玛丽修道院的据点。在后来的战斗中，约有800人丧生。在梯也尔的大力支持下，随后约有1500人被捕，其中包括几位6月5日活动的组织者。他们后经审判被投入监狱。 [2162] 共有82名囚犯被驱逐出境或处以监禁。存档的数据虽然不完整，但也明确显示出大部分参与革命的民众并非工人，而是小商人、店主、熟练的手工业者、学生和教师。 [2163]

图21　《自由引导人民》作者欧仁·德拉克罗瓦(1830)。图片鸣谢：卢浮宫，巴黎大皇宫/菲利普·富左/纽约艺术资源

出版法再次开始收紧。由于以讽刺漫画的形式将国王描绘成吞食国家财富的巨人高康大，共和主义的反对派艺术家奥诺雷·杜米埃(1808—1891)在1832年夏末到1833年2月被监禁6个月。当时的经济环境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镇压政策不可避免地酝酿了反抗运动，而这又导致进一步的镇压。控制新闻出版物和禁止公共集会的举措迅速激化了法国民主共和派的反抗行动，从而导致一批新的地下秘密军事团体产生，这其中最先出现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非法军事组织——人权社。该社于1832年由学生创立，包含几个策划革命行动的组织或“部门”，包括反叛的“四季社”和为纪念马拉和山岳派的平等思想而成立的“人民之友社”等。 [2164] 1833年，据基佐估计，人权社成员数量已达到了约3000人，他敦促立法以便对这些秘密共和组织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2165]

图22《被击倒的拉斐特》(1834)由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创作的政治讽刺画。国王路易-菲利普假惺惺地在拉斐特葬礼上哭泣，背景是悲伤的民众。图片鸣谢：拉斐特学院斯基尔曼图书馆特别收藏和学院档案馆

路易-菲利普是通过革命起义获得政权的，最初也曾挥舞着革命旗帜大力传播自由言论。但现在他和大臣们明确反对出版自由、民权和革命。在统治初期，基佐一度指责国王和民众及起义者一起高唱《马赛曲》。对此，路易-菲利普回答道：“不要担心，部长。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再使用那些词汇了!” [2166] 当德拉克罗瓦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于1831年5月首次公开展出时，国王买下了这幅画。他本打算将这幅画展示在卢森堡宫的觐见室里，以纪念新王朝是如何获得王位和权力的。但画作明白无误传达出的共和信息令国王和大臣们坐立不安。他们将(现在展示在卢浮宫的)这幅他们国家最具意义的现代画作从人们视线中移除，此举也表明他们对于“自由属于人民”这一概念的彻底否定。后来画作被藏匿在卢浮宫一间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直到1832年才被归还给作者。

梯也尔现在再次当上了内政部长，他(很讽刺地)负责实施新的限制出版自由的措施，并要求街头售报必须获得许可，以此来限制共和资料的传播。梯也尔于1834年5月10日在巴黎集结了4万人的军队，之后公开法律，镇压一切反对派政治团体，对于所有团体的非法集会实施严厉的惩罚。约有150位人权社领导被捕，其报纸也被宣布为非法报刊。1834年春，在巴黎和里昂共有约2000人因密谋危害“国家安全”被捕。作为回应，1834年5月起，进一步的骚乱席卷全国。首先是在人权社的煽动下，心怀不满的里昂纺织工人举行起义，随后在巴黎、格勒诺布尔和圣埃蒂安也爆发了动乱。当1834年5月拉斐特去世时，政府发布了特别人群禁制令，以试图将事态范围最小化。直到1835年初，政府才有足够能力限制新闻自由(1835年9月又采取新措施将其进一步加强)，禁止一些政治漫画的出版。共和派艺术家杜米埃和另一位主要的反对派记者和漫画家查尔斯·菲利庞(1800—1861)曾坚持不懈地在这些漫画中对政府大加批判。 [2167] 在19世纪中后期，反抗势力几乎从街头和报刊上销声匿迹。尽管警方未能阻止在1835年6月28日的游行中发生的一次精彩绝伦的暗杀国王的行动——这次行动由科西嘉的拿破仑分子、愤世嫉俗的无政府主义者朱塞佩·菲舍尔策划，所使用的枪支是经过特殊设计的25个枪管可以同时发射的排放枪，此次枪击导致19名王室随行人员死亡——但暗杀并未成功，国王未被击中。

第二十章 1848年革命：民主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

革命内部的裂痕

与美国公众对1830年革命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1848至1849年席卷欧洲的大规模新革命浪潮的反应是分裂而模棱两可的。1848年以后，美国国会两党的主流观点日益脱离激进潮流，从而否定了国际民主共和主义倾向。

早在1848年4月，早期美国大革命形势中就出现了裂痕。起初，美国人民广泛而热情地支持废除剥削、民主化、黑人解放、世俗主义和妇女权利，并对新移民问题抱有深切同情， [2168] 但是到了春季末，这些趋势开始变弱。妇女权利远不及废奴主义运动，它在19世纪初才获得微弱的支持，并从1848年最初的狂热中得到了短暂的发展，但很快失去了动力。尽管如此，当时除了一些宪章运动者所编辑的报纸，英国新闻界一律对此充满敌意和蔑视，美国新闻界的分裂就更加明显，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兴起，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敌意越来越强烈。

1848年的大革命浪潮并非起始于法国，而是瑞士和德国的邻近地区，并于1847年底在瑞士和巴登公爵大公国爆发。自从1782年日内瓦革命反对当地的贵族寡头政体以来，瑞士贵族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欧洲政治意识的显著特征。瑞士的20个主权州在宗教问题上几乎都存在严重分歧，新教徒反对天主教，而在大多数州仍然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则反对民主主义者。瑞士人口从1800年以来稳步增长约40%，达到240万。1847年，经济多元化使贵族统治的基础变得薄弱。与过去相比，他们与商业、工业和银行利益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新型工业机械的引进，一方面带来了比其他地方更少的混乱和贫穷，另一方面也因为紧张感的递增而使整个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自1830年以来，由于对民主的不断让步，新的移民和团体越来越多，报纸、大学、学院和学校的世俗化倾向也日益强烈，这激怒了传统主义者，引发了天主教和新教神职人员的大范围抗议，他们认为遵奉天主教的7个州(卢塞恩、弗里堡、瓦莱、乌里、舒伊兹、昂特瓦尔登和祖格)的统治地位正在下降。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在奥地利总理梅特涅支持的强硬保守联盟的煽动下，他们试图驱逐曾通过政变和脱离联邦来夺取权力的“民主派”和宗教派别。

对于瑞士的宗教、政治贵族和宗教卫士而言，此时在主要城市中盛行的民主党，势头过于强劲。尖锐的分歧开始使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和日内瓦变得摇摇欲坠。1847年11月爆发的一场短暂内战，以卢塞恩(11月24日)和邦联州(桑德邦)向民主共和集团投降而告终。如同欧洲其他地区新革命浪潮取得的早期成果，1847年的瑞士革命也在美国收获了一致赞同和掌声。1847年12月，瑞士各州的代表在奥地利和大国集团的威胁下，亟须在更牢固的联邦框架内将州内民主主权具体化，于是他们起草了一部新的国家宪法，并于1848年9月12日定稿。

1847至1848年的瑞士革命是欧洲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对美国大革命和宪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瑞士采取了联邦制和两院制，在不影响联邦当局新近制定的权力框架的基础上， [2169] 只给各州保留了有限的主权。宣布分权的结果是，联邦法院要独自审判，联邦议会(在总统轮值的情况下)要独自处理行政问题。考虑到美国国会的先例， [2170] 瑞士议定了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由一个下议院或国民议会(有111名代表，各代表2万名居民)和一个小的参议院或上议院(起初由间接选举产生)组成。在联邦选举中，选出代表进入下议院的过程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每个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享有选举权。由此，1848年的瑞士革命为至今仍被欧洲人普遍认可的观点(即美国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和形式，并且仍是世界实现民主和平等的典范和指针)注入了新的活力。

瑞士民主党的迅速胜利立即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带来了不安。1847年11月7日，在里尔举行的“民主”宴会上，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赖德律洛兰(1807—1874)大声谴责各地的“贵族”和“坏牧师”，并向瑞士和意大利的“激进主义者”敬酒，抨击法国大革命和两次光荣革命(1789年和1830年)所宣称的“人的权利”根本未被实施，叛徒和造反者阴险地从人民手中攫取了伟大的革命战果，以至于它们“在今日毫无意义，只留下光荣和痛苦的记忆”。 [2171] 两周后，他在第戎重申了这一鼓吹人民主权的言论，并言及为确保自由和言论以及普选和民主的胜利，必须反对暴政、为“解放”而战，在“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展开殊死搏斗。 [2172]

南意大利成为1848年革命的第二大主场。1月12日，巴勒莫和梅西纳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暴君——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费迪南德国王二世。费迪南德二世于1830年和路易-菲力浦同年登基，从1837年起，他就一直采取严厉的镇压和监视政策，以阻挠日益增长的革命趋势。煽动者将这次起义的时间安排在了费迪南德生日当天，他们事先通过海报和传单造势了好几天。皇家军队被调动起来，但很快在整个西西里被击败，具有临时代表性的共和国持续了16个月。直至1849年5月，费迪南德拒绝一切让步，对他的臣民进行轮番轰炸以令他们屈服，最终镇压了西西里革命的残余分子。

玛格利特·富勒是1848至1849年间对意大利革命场景最为敏锐的美国观察家，她于1847年3月到达那里，发现了许多意大利人的革命信息。在革命早期，她已察觉到某些重大的事情正处于酝酿之中，然而，美国人显然并未察觉自由与专制、民主与反启蒙之间不断升级的斗争，也基本未参与其中。她瞧不起那些“肤浅、没有深度、毫无价值”的美国旅行者，那些人经常是她在欧洲遇到的商人，在她看来，他们似乎只顾及自己；她特别嘲笑那些“自负而一无所知的美国人。他们没有看到，不是他们，而是人类许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已经产生了一些需要人们去训练、奉献、欣赏和赞成的成果”。 [2173] 但是，除了这些浅薄无知的人们，还有一些有思想的美国人，他们意识到了旧世界文化的丰富性，本能地从意大利及更广阔的背景中把握美国大革命的征兆，他们赞赏美国是“人类的先行者和一切进步的先驱”。然而，令人悲哀的是，美国常常“背叛如此之高的使命”。 [2174] 富勒认为，作家和艺术家们应该振作起来，在个人层面上更加努力地去帮助推动意大利的革命热潮，以及争取民主和共和主义的斗争，美国政府也应该在国家层面上这样做。“啊!美国人，尽管你有着丰厚的财富，却要为天赋付出沉重的代价；你要认识到，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你都未能意识到自己缺乏天赋。” [2175] 她不相信美国正在偿还对欧洲的债务，对那些来自旧世界的移民的能量和技能也未能给以充分觉察。

革命动乱从西西里岛发端，向北蔓延。1848年3月18日，奥地利士兵与当地平民之间的街头斗殴引发了米兰的一场激烈战斗，最终奥地利人被暂时完全驱逐出米兰和意大利东北部。2月，罗马的骚乱开始了，并且最终发展成为欧洲最持久和最艰苦的革命事件之一，从而导致了1848年11月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和教皇逃离。1848年3月22日，威尼斯宣布“威尼斯共和国”诞生，成立了临时政府。大批民众聚集在美国领事馆高呼：“美国万岁!我们的姊妹共和国万岁!”当地革命运动的首席组织官丹尼尔·曼宁(1804—1857)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他因之前对奥地利统治表达不满而被判刑)，被推举为新威尼斯共和国总统，他向美国发出一封官方信函，信中他声称，虽然“海洋把我们分开了”，但“威尼斯和美国现在仍然以特殊的方式团结在共和自由下。自由，就像穿越海洋的电流，将你们作为榜样射向我们，让我们保持思想的交流。这远比利益更为珍贵。虽然我们的文明确实比较悠久，但是我们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向你们学习”。 [2176]

在法国，来自瑞士和意大利的激动人心的消息也使人们的情绪变得越发高涨。到1847年，法国民主共和制的反对派已经把其言辞和宣传工作集中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政治宴会(旨在规避法律反对政治集会)上。“宴会”运动经常援引1829年早期在格勒诺布尔和里昂举行的“宴会”，拉斐特首先采用了这种煽动反对派的方法， [2177] 这也激发了法国的主要城市(譬如巴黎)纷纷效仿，其突出代表是反对派的领导者赖德律洛兰、阿方斯德·拉马丁(1790—1869)和社会主义者路易斯·布兰科(1811—1882)。在这些宴会上，拉马丁是最为能言善辩的一位演讲者，他曾预言革命的发生和七月王朝垮台，他不仅是诗人、文学家，也是海涅的朋友，他曾是波旁复辟运动的前保皇主义者和拥护者。1833年以来，他一直是立法机关的代表，直到1842年至1843年，他才皈依左翼民主共和主义，但此时，他用其突出的天赋来支持激进立场：民主和普遍的男性普选以及普遍解放(正如赖德律洛兰敦促废除奴隶制)，在倡导民主的民众间推行和平主义、世俗主义、反殖民主义，同时他也表达了对“英雄般”的民主共和党人孔多塞和布里索领导的伟大革命的钦佩之情。

尽管拉马丁、赖德律洛兰和布兰科之间存有明显的差别，但此时他们已达成足够的共识来暂时统一相互竞争的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布兰科旨在通过建立由国家组织的讲习班、工人和生产者协会，并通过民主革命及与民主共和派结盟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困境。对此，反对派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大多不愿与民主共和派合作，他们大声嘲笑他，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称他为“民主的侏儒”。 [2178] 激进的启蒙运动和早期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鸿沟在1848年前就能被察觉到，而此时这种差距变得越发明显。1848年的革命首次表明，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二元对立体造成的紧张局势将如何深刻地影响法国和全人类的未来。

民主共和党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启蒙观点，尤其是其激进的倾向，但是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左派却没有。这两组人在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观上都存在不同之处，尽管他们都反对基督教。同雪莱和海涅一样，拉马丁认为自己也是一个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者。 [2179] 1847年，就在米什莱和路易斯·布兰科出版了有关1789至1799年大革命主要历史的第一部分著作的同一年，拉马丁出版了其最为畅销的八卷本《布里索派党史》，这是当时广为人知的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史，在法国政治和国际方面，它成为指引读者和审稿人思想取向的重要来源。19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著名的美国诗人和散文家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都在纽约及其周边地区的新闻媒体工作，后来当他回顾其作品时，他热情讴歌了拉马丁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在推翻那个时期的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向这一皇皇巨著致敬，就其而言，整个皇家尸体的大祭价格确实很便宜!” [2180] 对当时的惠特曼、玛格利特·富勒和其他进步的美国作家以及法国民主共和主义者来说， [2181] 拉马丁的历史著作证明，尽管“人类思想在哲学世纪得到了更新”，譬如他言及的18世纪，但在19世纪中叶，仍然保留着这种改变社会世界的精神哲学。“哲学思想仍然是人类最好的指南。” [2182] 像赖德律洛兰一样，拉马丁号召法国人按照1792至1793年的模式重新进行革命，因为这种模式拒绝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巴贝夫、布隆纳罗蒂和非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超激进思想，而崇尚大革命的“真正精神”。

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始于2月22日，人们对君主制展开了公开的挑战。左翼媒体组织了“雨中巴黎游行”，游行者由失业者和穷人组成，众多妇女和成百上千的学生用沙哑的嗓音高唱着《马赛曲》。无序的游行转而演变为暴力冲突，导致武装叛乱分子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占领了首都的部分地区，并开始以1789年和1830年的古老方式修建路障。路易-菲力浦把国民警卫队召集起来，但民兵们犹豫不决，进而完全拒绝支持这个现在已经彻底失信的君主政体。海涅在革命的第二天病得很重，在他试图从家里回到医院时，他陷入了起义的混乱之中。叛逃的国民警卫队成员拒绝冲破路障或驱赶人群，他们高呼“万岁”以阻止正规部队向路障开火并试图粉碎路障的举动，而且正规军的这种尝试也因三心二意而没有收到多大效果。

兴高采烈的革命者冲进了市政厅和杜伊勒里宫，一群工人随后进行了洗劫掠夺，他们在宫室和王座上高兴地游玩。纽约作家乔治·杜伊金克(1828—1863)对此评论道：“一番壮观的景象，一群野蛮人。”“镀金桌子、国王和王后雕像和绘画，”另一位美国目击者说道，“遍布于整个建筑物的上面和下面，他们把发霉的瓶装酒从地窖的栅栏上传递过来；他们坐在皇家家具的碎片和皇家的战鼓上，他们对王室逃跑者感到困惑。礼炮自宫殿的屋顶上响起，一个醉酒的马赛人正在从下面的酒窖里跳出来。” [2183] 路易-菲力浦的宝座被胜利的人群带到巴士底广场烧掉。路易-菲力浦于2月24日退位，然后匆忙逃离巴黎，2月25日离开诺曼底海岸，3月2日乔装为“史密斯先生”启航前往英国。

在狂热的激情中，由拉马丁、赖德律洛兰、路易斯·布兰科和议会共和党领导人领导的临时政府，于国王退位当天在巴黎市政厅宣布成立。他们把“自由、平等、兄弟情谊”作为革命的座右铭，宣布了为法国举行选举和制定民主宪法的计划。一位不知名的美国目击者指出，“那些自发地站在宫殿门口的守卫者们，印在教堂和凯撒尼门楣上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字样，驱散了幻想并把真相带回家”。 [2184]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已经成立。这当然是民众创造的产物，但这些民众是由某一特定派系领导的，他们所持的观点绝非传统或典型态度的代表。1848年4月8日，时任新奥尔良报纸《新月》编辑的惠特曼总结道：“文学家似乎不仅是法国这场革命(1848年)的主要带头人，而且被公认为是促使自由主义在新奥尔良形成实体和形式的始创者。” [2185] 拉马丁被许多人视为君主制的“执行者”和第二共和国的“代言人”， [2186] 实际上他也是民主共和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言人，是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左翼分子的喉舌。

3月8日，共和党政权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对欧洲(已经紧张的)王室并无侵略意图，并打算把所有努力集中在法国国内舞台上。但正如拉马丁指出的那样，所有身处国外的法国代表都反对用武力传播共和主义和民主。新政权同时告诉欧洲国王，它将捍卫法国的共和传统，并保护流亡中的共和运动支持者——他们是世界各地所有进步运动(这些运动寻求在他们的社会建立目前在法国盛行的共和主义原则)的可靠的思想盟友和支持者。 [2187] 不久之后，由法国共和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和组织协助， [2188] 波兰、意大利和德国的志愿者大军组织了起来，以便对它们各自的国家进行干预。马克思在他的《新莱茵报》中特别指出，有一支由比利时工人莱德鲁-罗林组织的部队(来自布鲁塞尔的民主党人也加入其中)在巴黎做好准备，试图向他们的国家发动共和派的入侵，马克思指责拉马丁背叛了比利时当局。 [2189]

巴黎民众热情地称赞这个共和国，赞其起初保持了完美的秩序。3月4日，为街头巷战中遇难的人们举行公众葬礼时，大批民众(有人说多达40万人)在几乎看不到警察或警卫的情况下，庄严有序地排列在从巴士底狱到马德兰大街的街道两旁。但是，共和党政府的临时法令无法长时间地使革命情绪保持一致。“维尔饭店广场上的骚乱并未停止，”这位不知名的美国目击者补充道，“你几乎无法挤过没有食物的巴黎人，他们大呼小叫，要求得到比这些法令所承诺的更迅捷的帮助。” [2190] 3月以后，蒲鲁东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预言革命将走向灾难，因为它并没有把经济挑战和贫困放在优先地位，相反，在他看来，像法国大革命一样，这场革命误导性地把精力过分集中在政治和法律的解放和民主化上。 [2191] 这种两难处境对所有严肃的思想家和观察家来讲都不陌生，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日益增长的经济不满以及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不和谐，极有可能破坏共和国的稳定，甚至扰乱法国和整个欧洲的革命。

欧洲的连锁反应

民主党中的激进分子同样关心“消除不公正的问题——就不公正本身而言”，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言，“不管是否承认有这种完全的补救措施，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来就富有，而绝大多数人生来就贫穷”。对于所宣称的民主，他们深恶痛绝，害怕“只要继续这样的不完善”，将滋长无知和“大众的自私与野蛮”。激进的启蒙者以极大的力量否定了社会的暴政。他们拒绝剥夺个体生来的经济自由。但是，他们也“期待社会不再被划分为闲散者和勤劳者的时代到来；不工作的人吃不到东西的规则，不仅适用于穷人，也适用于所有人”。未来的社会问题是“如何把最大的个体行动自由同全球原材料的共同所有权，以及所有人平等参与联合劳动的利益相结合”。 [2192]

几个月后，激进启蒙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思想文化冲突的全部含义才被普遍地证明和理解。最初，持同情态度的旁观者出于自我需求的满足而对革命予以支持。杜伊金克向其弟(时任《文学世界》杂志编辑)埃弗特·杜伊金克(1816—1878)和文学青年美国团体的领导人发送了详细的报告，他们迫切要求一种新的美国民主意识和更加切实的文学。实际上，杜伊金克兄弟是一个赞同革命的纽约知识分子文学团体的领袖。“欧洲人现在普遍认为，成为美国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乔治在结束他对巴黎起义约20页的描述时写道，“因为我们的国家引领着世界。” [2193] “我没想到，”当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罗马，玛格利特·富勒回忆起自己访问路易斯的经历时大声说道，“去年，我带着如此厌恶的目光注视着他在法国建立的伪帝国，看到人民的灵魂被禁锢在如同铁牢般的罪恶中，我知道人们很快就会挣脱枷锁。不管结果如何，法国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194]

富勒确信，这场革命将毫不拖延地直视社会和经济面临的挑战。对她来说，美国人民应该从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中学习一些有价值的，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预防性智慧：“你能明白博爱、平等这些词的真正含义，尽管人类是由猿人进化而来，但你也可以学习真正民主的要义。” [2195] 美国驻英国大使班克罗夫特评论道：“在这场戏剧中，民众表现得非常高尚，君主制似乎异常荒谬。它没有殉道者，没有同情心，更没有尊重。”这对整个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英国也显然威胁到了旧秩序：“伦敦的民众惴惴不安。贵族阶层害怕未来。”暴乱发生在“爱丁堡、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伦敦，但民兵至今仍镇压他们——时髦的理论是暴乱拯救了叛乱”。 [2196]

历史学家们经常注意到，法国二月革命也引起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强烈兴趣。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德国南部的革命并不彻底，但它早在1847年秋就开始了。革命最早是从瑞士开始的，然后是法国，成员包括学生、教授和秘密革命社团的人，普通民众对此的反应更趋复杂、保守和混乱。与1830年一样，许多城市和农村仍然各自为政、眼界保守。共产主义分子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则以暴力反对犹太主义为主要目的。 [2197] 这被来自思想界和专业界的更连贯、更有组织性的叛乱所中和。这些社团和组织对革命的目标和总体议程都了然于胸。最有组织和活力的团体当属德国反对君主制和反政府主义的前爱国者。与1830年的路易-菲力浦明显不同的是，3月24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划拨了6万法郎以援助流亡巴黎渴望支持德国革命的德国人。3月30日，不少于1500名巴黎民主协会成员(德国民主协会)携带武器、物资和一捆革命文献，乘坐开往阿尔萨斯和德国西南部的火车离开巴黎。 [2198]

革命的优先次序和战略的确定，并非源于自发的情绪，而是首先由知识阶层在酒馆里开会协商，最终由知名的激进演说家和宣传家主导，并在正式会议大厅议定的。早期，在莱茵河畔斯特拉斯堡对面的奥芬堡的一家小酒店举行的重要集会上，诞生了被称为《奥芬堡计划》(1847年9月12日)的民主宣言。这场集会与会人数众多，会议由一个巴伐利亚贵族古斯塔夫·冯·斯特鲁韦(1805—1870)和激进的共和党人弗里德里希·赫克(1811—1881)主持，二人后来移居了美国，会议拟定了13条民主议程。冯·斯特鲁韦因近几年在《曼海默期刊》上的民主言论而多次被短期监禁。《奥芬堡计划》呼吁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和良心自由，废除一切贵族特权，支持平等的投票权、税收、限制警力和教育改革。民众宣誓效忠的并非国王而是《纲领》和德意志联邦议会所代表的人民。 [2199] 该计划没有对国籍问题做出声明。

即使中欧1848年的革命进程不是源自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宣言，也至少是被它强化了，同样被强化的还有革命的内部分裂。 [2200] 在科隆，几乎从一开始，巴登革命就同整个德国大革命一样，在支持《奥芬堡计划》的民主激进分子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分裂开来。更多的“民族主义者”、激进的启蒙者和“温和派”之间的这种分裂，被普遍称为“甘泽”(Ganze，全心全意)和“哈尔比”(Halbe，三心二意)之间的斗争。 [2201] 在1847年末及1848至1849年间，美因茨、斯皮尔、特里尔、曼海姆和德国西南部的其他城镇都成为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温床，这些冲突通常没有差别，社会阶层也模糊不清，因为店主、退伍士兵、学生、农民在这两个派别中都大量存在。各式各样的学说充斥着双方的阵营，使得社会差异无法引导派系分裂，而符号、徽章、口号和小册子成为彰显意识形态的主要分界线。

诚然，民主激进主义在格鲁吉亚西南部地区比其他德国地区更为盛行，而且它与当地文化传统也有些关联，但这与社会阶层的关联并不大。1848年2月，在大公国的曼海姆和卡尔斯鲁厄举行了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迫使巴登大公爵放弃了充分的新闻自由权和3月1日的新宪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间，直至1849年，革命风暴席卷了法兰克福、柏林和德累斯顿，以及巴登、乌尔滕贝格、巴列丁奈特和巴伐利亚。斯特鲁韦被称为“实干家”，人们为德国“从暴政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而欢呼。甚至巴登以外许多地区的旅店老板和其他店主们，经常在墙上张贴斯特鲁韦和赫克的肖像，这引发了激烈的分歧。1848年7月17日，在斯佩尔的一家书店，一幅悬挂在巴伐利亚国王旁边的赫克肖像被要求拆下来。在塞斯军队的煽动下，路人和退伍士兵之间爆发了一场争斗，这些士兵后来因捍卫国王的荣誉而受到某些人的热烈赞扬。退伍士兵和民主党平民之间的很多次争吵或许表明，普鲁士军队和其他军队至少是坚定支持着国王的，但即使在这里，也有许多人为共和国、赫克和斯特鲁韦欢呼。 [2202]

随着叛乱在德国西部各州蔓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歧在各个层面都变得突出。毫无疑问，在缅因的革命中，对1792至1793年间以缅因为基础的莱茵河革命的追忆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跨阶级”的共和团结，其中妇女在革命的密切合作中也明显活跃起来，她们将市政府、报纸、民主党俱乐部和当地体操协会有效地与民主和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 [2203] 莱茵兰的许多其他国家常将美国视为德国未来的关键模式。 [2204] 在那里，充满活力的工匠、手工艺大师和工薪阶层对工商资本家的怨恨被成功地动员到异质的、新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1848年秋，这场运动已直接由卡尔·马克思所领导。尽管如此，该组织纯粹是利用自身的力量在当地进行经济活动，它谴责该市的民主委员会，并拒绝在争取更广泛的共和党目标的努力中发挥任何作用。 [2205]

1848年3月，一场由大学生领导的革命席卷了哈布斯堡帝国首都。 [2206] 3月13日，他们在维也纳宣布新闻自由，书店老板们拿出库存的禁书进行展示。几天后，柏林也爆发了叛乱。然而，大多数公众仍深感震惊和困惑。在德语国家，到处是零星且不协调的农民和工匠动乱，这说明“人民”与领导革命的激进分子(主要由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组成)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2207] 在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破坏革命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公开。当年4月，西南部的“自由主义者”设法逮捕了记者、民主党和激进领袖约瑟夫·菲克勒(1808—1865)。对此，赫克和斯特鲁韦组织了一场由800名学生、工匠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共和党武装起义，试图夺取卡尔斯鲁厄。4月20日，这支人数不多的共和党军队在坎德伦被一支主要由巴伐利亚及其邻国派遣的增援部队打垮。 [2208]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覆亡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行政长官，包括赖德律洛兰、拉马丁和克莱斯米克这些新司法部的犹太人权捍卫者，路障设置的英雄、未来的革命历史学家和巴黎市长加尼尔·帕格斯，以及弗朗索瓦·阿拉戈(1786—1853)，这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巴黎天文台主任，此时领导着第二共和国的武装部队，这些人都在努力推进着他们的计划。除了言论自由，他们还劝说共和国立法机构迅速采取行动以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并对奴隶主进行补偿。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几个方面进行了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和监狱改革，从而改善了殖民地的奴隶制条件，改善了海军待遇，提高了海军等级，以及取消鞭笞等。新政府还发表了决定性的声明，宣布共和国承诺“所有公民都享有工作权利”。 [2209] 马克·卡斯蒂迪埃(1808—1861)是1834年4月里昂起义的领导人，他原本是记者和酒商，后被任命为里昂的司令，他于1848年率领起义军攻克了巴黎警察总部，继而成为巴黎警署总督。他建立了一支由他自己的革命同志组成的新共和警察部队，名为山岳派，这是一支收入丰厚、衣着华丽的部队，其中许多人曾经是秘密社团和政治团体的成员，而且大都为囚犯。

赖德律洛兰及其同僚们从巴黎派来新的部门负责人，打算尽一切可能以共和民主的方式动摇各省的意见。伊曼纽尔·阿拉戈(1812—1896)是唯心主义者，其父为天文学家，他在里昂掌权后，废除了宗教秩序并征收了名目繁多的财产税，确立了“工作权利”，他以极其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他的名字成为共和党狂热的代名词。然而，自2月起，由赖德律洛兰、拉马丁、布兰科、克莱斯米克和阿拉戈组成的持激进主义立场的共和国领导层，发现自己越发不受欢迎，原因是各种困难不断增加，民粹主义集团越来越多地挖走了他们的追随者。

至关重要的是，法国共和政权对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的影响视而不见，这些影响包括废除对政治犯的死刑，打击各种恐怖行为，确保言论自由。在新闻自由的鼓舞下，一切可能的观点都会得到实现。1848年2月至12月间，多达479家媒体机构在巴黎成立，整个城市都在墙上张贴各色招贴画。 [2210] 第一次革命中的许多著名报纸重又出现，包括《勒佩雷公爵报》和《勒维奥克斯考得利报》，还有几种妇女报纸。尽管如此，这种充裕的新闻自由很难长期支持临时政府，最初的赞扬之声很快就演变成批评的洪流。海涅是拉马丁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但很快，几周之后他就开始在媒体上鄙夷拉马丁。 [2211] 正如1792至1793年间的布里索派，民主共和党人试图利用新闻界和剧院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期赢得更多的公众。赖德律洛兰领导的政府部门热衷于组织并培育媒体、戏剧和艺术，试图在各省筹办共和党报纸。由于许多富人已离开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剧院一度陷入困境，为此，政府开始划拨款项，门票被送往市政厅和其他政府机构，并在贫穷的公民中间自由分配，就像在大革命期间那样。在共和国最热心的支持者中，有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作为肖邦、布兰科和阿尔弗雷德·德穆塞特的爱人，尽管她已不再年轻，但她仍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共和主义者，与无产阶级有着强烈共鸣。她在内政部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并在《新闻公报》上不间断地刊发各类文章。 [2212]

巴黎民众热情地拥抱协会的新式自由。代表各种观点的数以百计的俱乐部应运而生，这些俱乐部充满活力和吸引力，但也造成了分裂并引发了严重的不协调。1848年革命期间，法国大革命几乎立即开始分裂成对立集团，民主共和党人面临来自社会保守派、激进派以及多个民粹主义独裁集团的强烈抵制。那些吸引劳动人民并试图推翻激进主义者的人群，由三个主要的民粹主义团体构成：新山岳派、社会主义者和波拿巴主义者。政治俱乐部随处可见，包括路易斯·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领导下的法国兴业公会中枢，它也是最知名和最热衷于从无产阶级立场接管临时政府的俱乐部之一，拥有着数千名成员。布朗基俱乐部的主要对手是阿尔芒·巴布斯，巴布斯是社会主义者，他对拉马丁和赖德律洛兰并不拒斥，他领导着革命俱乐部。

虽然人才济济，但法国临时政府的执行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维克多·雨果此时已经抛弃了他早期的保守主义，但拒绝了拉马丁发出的接任教育部部长的邀请。该邀请函后发给了希波利特·卡诺(1801—1888)，他是18世纪90年代声名狼藉的卡诺之子，不像他的父亲，希波利特·卡诺是个狂热的激进出版家，同时也是文学和哲学的爱好者。卡诺在法国大学推出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改革举措，包括农业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讲座课程和妇女课程。领导层竭力争取14岁以下儿童的普遍免费教育，但受到教会的顽固阻挠，教会拒绝放弃对法国教育机构的控制，因为他们已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恢复并巩固了这些教育机构。卡诺没有试图掩盖这样的事实：他的新学校是世俗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中心，法国的校长是共和国的代理人，他们被委托以积极的方式重新教育公众和法国的年轻人，并引导选民远离传统价值观念，他的口号中充斥着“让我们造就新人，造就新组织”的理念。 [2213]

对于大多数法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新民主共和主义领导层太激进了，而且他们自己遭到了社会主义组织的反对。蒲鲁东既反对布兰科，又反对拉马丁，他采取了极端的立场，公开谴责民主和选举具有阻碍性、教条性和倒退性。 [2214] 布朗基崇拜阿拉戈，认为他是科学家，但鄙视共和党和社会理论家。革命的基本分歧早在3月份就出现了，当时，民主共和党和巴黎俱乐部之间就是否应该呼吁民众支持男性普选，以及是否应当举行制宪会议以起草新宪法等方面存在分歧。在社会主义激进主义者和新山岳派分子看来，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是必需的，不需要征得法国大多数民众的同意，大多数法国人比巴黎人更加保守和传统。社会主义者敦促长期甚至无限期地推迟电力建设，他们认为向前推进经济战线无须等待大多数人的批准。虽然民主激进分子对法国民众的反应颇感忧虑，但他们坚持认为改革只能根据人民的意愿进行，他们只同意短暂的延期。

1848年3月5日，政府宣布“普遍而直接”的男性选举原则。法国正式加入美国阵营，成为世界第二民主共和国。布朗基在维尔港组织了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将制宪会议的通报推迟到5月31日，以便使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能够首先在各省推广他们的计划，但拉马丁(秘密组织部队)和他的同事们拒绝让步。 [2215] 距推翻君主政权仅过去2个月，政权选择推动4月23日的选举。乔治·桑在4月15日的《布尔莱顿》一文中呼吁人民不要“撤销革命的工作”，“如果社会正义在选举中未能获胜”，如果一些特定阶层的利益成功地转移了人民的信任，那么“选举(本应该是共和国的救星)将昭示共和国的垮台”。 [2216] 她是对的：自从1792年至1793年首次施行男性普选，大多数法国人毫不犹豫地重又拾起他们对教会、君主制和保守主义的忠诚，直接拒绝了民主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4月下旬的选举中，由天主教和君主制主义的代表们组成的新的立法机构获得了多数席位，他们对革命和共和国不抱丝毫同情。事实上，5月初召开的法国全国代表大会是由对共和主义和巴黎工人都抱有强烈反对态度的保守农民和省级市民选举出来的。

实际上，在4月23日的选举中，这一比例很高，几乎900万选民中有80%以上登记投票，这在法国是史无前例的，远超第一次革命期间的选民参与度。尽管民主选举比1848年之前的立法机构要广泛得多，但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是阻止这种激进倾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当选的900名代表中，约有500人声称自己是“温和的共和党人”，区别于约250至300名彻底的君主制主义合法主义者和反对派，但这些“共和党人”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保守的三心二意的民主党人，他们反对社会改革和反宗教主义。令他们沮丧的是，共和党的激进分子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左翼分子在新的国民大会上至多有70至80名代表。自相矛盾的是，法国民主的诞生和成年男性普选权的全面采用，使得天主教选举权得到加强，由此产生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后果是，现在新立法机构中的贵族、土地所有者，尤其是神职人员远超路易-菲力浦的组织成员。这种戏剧性的转变，加强了右翼势力，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改革方案、世俗主义和共和国。 [2217]

大革命和激进主义被视为一次基于启蒙哲学的民主尝试，它旨在解放和改善个体和社会，但在1848年4月23日选举的影响下土崩瓦解。选举的失败对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种彻底的挫折，使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自豪地宣布“无产阶级必须在没有政府的帮助下解放自己”；左派的最大错误是试图依靠政治手段，相信虚幻的普选原则。尽管这种不顾民主进程、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做法是令人沮丧的，但拯救劳动人民免遭剥削和堕落的信念必须继续向前推进。改善穷人的境况已经与争取言论自由和争取平等权利相剥离。

民意调查的惨败耗尽了激进共和主义的生命力，却助长了社会主义的几种相互对立的形式——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好战的无政府社会主义，以及查尔斯·傅立叶(1772—1837)宣扬的反威权、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傅立叶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和美国都颇具影响力的社群主义社会主义，其倡导的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和谐，反对阶级战争。傅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认为，贫困是世界苦难的主要根源，人类只有通过劳动融合、社会和谐和企业共享，形成以集体居住为基础的城乡社会才能获得自由和满足。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立志要消除贫穷(而非不平等)，通过建立具有优先权和工资等级制的工作合作社， [2218] 来代替冲突和剥削，从而促进和谐合作。傅立叶主义起初受到共和国的拥护。不久，傅立叶主义与共和国的“全国研讨会”就失去了他们的发言权和威望，研讨会显然以失败告终。到1848年5月，已有10万名甚至更多的工人报名参加合作社，但这些远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合作社。相反，合作社沦落为失业中心。在那里，成群的人们每天聚在一起领取2个法郎，但很少人会去努力工作。向这些人支付福利救济金意味着增加税收，这激怒了农民和保守党。

法国现在已经无可救药地走向分裂，但目前上层并无变化的征兆。5月9日任命的新行政长官再次由拉马丁、阿拉戈、赖德律洛兰、布兰科、克莱斯米克等人组成，他们再次将所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手排除在权力之外。但是他们的地位实在太脆弱了，新政府只持续了6个星期。令布朗基反感的是，民主共和党人拒绝违宪，也拒绝对保守的反对派诉诸武力。5月15日，一场大约有20多人参加的从巴士底狱到协和广场的激烈游行(包括波兰代表团、爱尔兰代表团和意大利代表团)演变成一场反对国民议会的全面叛乱，叛乱者包围了会议场地和维尔酒店。布朗基、路易斯·布兰科、巴布斯、拉斯帕尔·阿洛西斯·胡伯等，据说还有赖德律洛兰，宣布反叛政府。这一事件最终几乎演变成一场社会主义政变，同时布朗基、巴布斯、拉斯帕尔和其他人抗议并试图恐吓国民议会，并主张在德维尔机场建立新的临时政府。

国民警卫队犹豫不决并以分裂告终，激进的共和党人也如是。赖德律洛兰拒绝了起义。拉马丁和大会的前执行机构得到了足够多的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以逼迫叛乱分子离开他们的据点。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无产阶级在政变中失败了，这场政变“只是把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交给了资产阶级的囚徒”。 [2219] 布朗基、胡伯、巴布斯和拉斯帕尔被逮捕和监禁，其结果是对保守派的进一步让步。 [2220] 激进的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互相指责对方酿成了这场灾难。布朗基在试图扰乱共和政权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中表现得最为坚决，后来他称阿拉戈、赖德律洛兰和1848年5月其他的临时领导人为“可悲的邪恶”人物，他们应该为共和国的致命困境和灭亡负责。“只有当它屠杀了恶魔，反应才起作用。这个罪行是由叛徒(即激进分子)犯下的，他们接受人民的信任，却把人民交给反动派。” [2221]

直到5月15日，法国的民主共和革命共识才彻底瓦解，随后，法国取消了先前维持国家研讨会制度的决定。为了实现其原则，革命必须与贫穷、苦难和失业做斗争。但现在它停止了这样做。6月，当巴黎东部的无产阶级和工业区公开武装起来反抗该公约时，革命最终宣告失败。法国前右翼立法机构出于意识形态和降低成本的原因，下令关闭这些研讨会。就这样，巴黎陷入了近代第一次全面阶级战争的境地。

巴黎社会党领袖和俱乐部的几位领导人(包括布朗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以阻止车间停工。6月24日，成群的工人涌上街头，布朗基引人注目地走在队伍的前列，一些人还携带武器。数以百计的路障出现了，为了清除路障，国民警卫队试图驱散人群，这场令人痛苦的袭击持续了三天，造成1000多人死亡，多人受伤。随着这场丑恶的对抗持续升级，关键的共和党领导人，如赖德律洛兰、克莱斯米克和卡斯蒂迪埃都拒绝站出来，反而退缩到幕后。 [2222] 但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也不赞同民粹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策略和态度。据报道，“六月天”(1848年6月23日至26日)的混乱、暴力和屠杀造成3600人死亡，1600人入狱，随后大约11 000名叛乱囚犯被驱逐到阿尔及利亚，这场叛乱为人们留下的只是仇恨和痛苦，并且这些仇恨从未被彻底消除。

6月1日的灾难经常被不公平地归咎于拒绝加入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和革命传统。 [2223] 但是，在推翻新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过程中，导致共和国走向崩溃，致使赤贫的人们与其他人发生激烈争斗的罪魁祸首，并非对抗巴黎无产阶级的爱财且鄙俗的资产阶级，而是反对软弱的共和党政权(在面对保守党选举胜利时，他们拒绝违宪)的社会主义者。布兰科和其他人犹豫不决，但最终他和最激进的左翼共和党人意识到，他们必须支持共和国对抗叛乱分子。即便蒲鲁东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也希望和平解决，而非爆发内部战争。 [2224] 在巴黎，包括蒲鲁东在内的所有阶层的许多旁观者都对残忍的暴力和流血事件深感震惊。真正的悲剧不在于一个民主和激进的共和党领导层拒绝承认工人们日益增长的沮丧情绪和激进主义，而在于各省和整个社会不屈不挠的君主制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选民的反共和、支持神职人员的偏见，特别是大部分农村人。大多数法国人反对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路易·拿破仑的独裁民粹主义可以解决法国的政治危机。 [2225]

正如激进分子所认为的，真正的冲突并非布朗基、巴布斯和马克思煽动的那种阶级战争，而是反对反启蒙、愚昧、保守偏见和宗教权威的战争，后者被《公约》的大型教会集团所强化，该集团谴责共和党激进分子(由工人、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组成的混合体)。赖德律洛兰和克莱米斯克坚持认为，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并非右翼和左翼无休止地进行指控的最重要的问题。赖德律洛兰提醒人们，对“工作权”的宣称并非“社会主义”，而是真正的民主共和主义原则。对于那些支持“工作权”就是“社会主义”的人，赖德律洛兰反驳道，这是民主共和主义的运用，是1789至1793年伟大革命的真正精神。 [2226] 在1848年9月22日举行的纪念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1792年9月22日)的周年宴会上，赖德律洛兰多次谴责普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来形容改善社会制度的运动，并将其作为诋毁公众选举和民主的手段的行为，因为这是在故意掩盖1789至1793年革命的真正特征，它以分裂共和国的支持者和侵害共和国为目的。 [2227]

从更高层面上讲，如果说1848年革命在历史上代表了“知识分子革命”，那么他们在6月的失败则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大幻灭”，这里不包括那些宣称整个历史完全可预测的铁杆社会主义者。欧洲(很快波及美国)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开始产生前所未有的鸿沟，因此在民主共和主义中，对民主和人民的信仰迅速枯萎。暴力、矛盾和原始的态度四处流行。知识分子曾领导过革命，但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大部分民众要么维持惰性，要么愿意帮助拿破仑野心勃勃的继承人，包括路易·拿破仑、普鲁士君主、梅特涅和西西里暴君费迪南德二世，以及教皇(帮助粉碎革命留下的一切遗产)。海涅对法国和德国的崩溃感到深深的失望， [2228] 结果是他被孤立和击败，就像拉马丁和赖德律洛兰，或者像瓦格纳和巴库宁(二者都是1849年3月德累斯顿革命的活跃分子)一样，海涅被放逐到瑞士和西伯利亚，而这些与最初想要通过大革命的机制进行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想法背道而驰。

1848年12月，法国右翼的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当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仑利用第二共和国的名义，在以美国为榜样的人们的敦促下通过准美国式的“总统”制时，他当选为法国总统，这令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感到震惊。这样一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基本上流产了，美国民主共和派的希望从法国转向了其他地方。路易·拿破仑攫取了政府机构，1851年12月的政变和此后取而代之的压迫制度一同消灭了共和国。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总结道：“1848年后的欧洲反应以及无原则篡位者(路易·拿破仑)的成功……使法国和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的自由或社会进步的希望都破灭了。” [2229]

在发起这场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中，这一深刻令人警醒的结果常从社会、政治和现实世界中退出，进入到一种更为极端的知识和艺术异化的状态，一种在叔本华那里达到巅峰的最为深刻的疏离，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并脱离了旨在改善人类和社会的一切计划。这是对启蒙运动本身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革命势力的敌意和反对态度日益强烈。 [2230] 只有少数人坚持共和党的激进信条，而那些在思想上陷入另一种孤立的人们，从政治角度看表现得更加坚决，也更令人印象深刻。密尔在《对代议制政府的思考》(1861)中，对1830年和1848年民主共和革命的困境进行了反思和改造，以寻求一种更加分化和更为精致的代议制民主——通过比例代表制承认所有少数群体和亚群体以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密尔认为，如果开明的共和民主要克服19世纪初民主模式的“自我批判”，就必须设计一种机制，使那些在某一特定社会中，在道德和智识方面最杰出的人物脱颖而出。 [2231]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远非易事。

第二十一章 美国人的反应(1848—1852)

1848年与美国国内政治危机

1848年革命对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影响好坏参半。后来，麦尔维尔评论说：“最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革命风暴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但也有些人听了之后很担心。” [2232] 此外，至关重要的是，美国最初的狂热随之迅速冷却下来。美国忽视了国际社会对加强稳定和君主制的呼吁，成为现实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迅速承认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家。

在路易-菲利普被推翻后的几天里，身处巴黎的美国部长理查德·拉什(1780—1859)，即开国元勋本杰明·拉什的儿子，无视英国的强烈反对，毫不掩饰地与国际外交界其他人士分道扬镳。1848年2月28日，他以官方身份现身巴黎市政厅，公开宣布美国很高兴在世界各国中接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拉什在巴黎与英国部长公开发生冲突，但由于他的幕僚和当时访问法国的其他重要美国人士达成的一致意见，也基于自己的进取心和共和党人的同情，拉什对新共和国宣布的准则表示祝贺。除了美国之外，只有瑞士对这个新共和国表示欢迎；所有其他外交界人士都严格遵守神圣联盟对共和政权的抵制。在巴黎，一个由大约250名当时居住在那里的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跟随拉什前往市政厅，进行了一次团体访问，祝贺法国再次发动革命并发表了“本可以更加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巴黎，一位新英格兰牧师指出：“但是，该委员会的一位南方成员反对有关人人享有自由权利的某些说法。” [2233] 他的信在4月初被《纽约每日论坛报》转载。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欧洲崛起的消息使新世界的人们备受鼓舞。起初，这主要被看作是对民主合法性和人民主权论的简单性质的再度确认，但到4月初，纽约媒体已经强调，在新的革命中，社会和经济思想具备了它们在1789至1799年间或1830年所没有的突出地位。然而没过多久，这便成为一桩扰民的事情。1848年3月，一位长驻巴黎的美国记者评论道，在“这场撼动欧洲政权的地震中”，社会思想是核心，“以至于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傅立叶对于这场革命就像伏尔泰和卢梭对于第一次革命一样”。 [2234] 这一断言即使不完全准确，也是异常引人注目的。因受到《纽约每日论坛报》左翼编辑贺拉斯·格里利(1811—1872)的热烈拥护，傅立叶主义已经在美国拥有了一个虽小但日益壮大的根基——始于1844年美国俄亥俄州乌托邦市最古老的傅立叶集体主义公社。

与此同时，许多长期存在的政治争议，如普选权、新移民的权利和民主程序等问题，在美国仍未得到充分解决，即使这些问题的推进比在欧洲要快得多。在美国，直到19世纪20年代，白人男性的普选权才接近于得到保障，而这一权利在一些地区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罗德岛，那里的老地主和商业精英们拼命死守着以前的特权。在罗德岛，直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革命前限制白人男性选举权的财产资质仍维持不变，因此只有大约40%至50%的白人成年男性具有投票资格。托马斯·威尔逊·多尔(1805—1854)是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也是来自普罗维登斯的律师，他领导了一场激烈的抗议运动。尽管他来自联邦主义家庭，但他代表美国下议院开始将以财产多寡来决定投票权的洛克原则视为阴谋诡计。他领导的抗议运动是理想主义的，也是毫不妥协的，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大多数民兵的支持。抗议运动只明确要求成年男性的普选权，不包括黑人和女性，尽管他们也要求享有免费的全民公共教育。 [2235]

多尔的努力导致了所谓的多尔战争，一场在美国持续了三年且具有高度破坏性的争论和极具煽动性的战争(1841—1843)。在1842年5月至6月的六个星期里，罗德岛暴动催生了一对生死冤家，双方所代表的州政府一度在武装冲突下也无法达成调和，其中一方基于多尔的“人民宪法”，捍卫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另一方则支持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古老宪章”——基于财产的无耻的寡头和既定权利。彼此竞争的罗德岛州政权互相宣布对方为非法政权。尽管多尔对原则的坚持以及他的拒绝妥协最终导致了大批支持者因为害怕暴力、不稳定和骚乱的不断升级而放弃了对他的支持，但这一事件已让当地甚至整个美国的民主党派深感不安。尽管他们援引了1776年原则和美国大革命的反洛克民主化的基本原则，但多尔及其派系在新闻界和南北双方的立法机构中都被广泛谴责为社会的公敌和向选举产生的州政府进行武装挑衅的恶性煽动者。但是他们并非彻底的失败者。1842年9月，胜利的罗德岛政治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妥协，他们同意新的州宪法扩大成年男性的选举权，只保留最低限度的纳税人财产资质，并允许自由黑人获得选举资格。但是，任职的财产限制和剥夺国外出生的白人公民(主要是爱尔兰人)的投票权依旧保留。而且，当多尔从国外避难所返回后，依据新的宪法，他本人因叛国罪被判无期徒刑，这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的愤慨。多尔只服了一年牢役，到1845年投票产生新的民主立法之时，他就被释放了。 [2236]

尽管1842年的武装冲突只发生在罗德岛，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诸如公民是否可以改变明显不民主的国家宪法，宣称多数人拥有革命权利，以及运用武力以重构走入歧途的“共和”政府)始终困扰着其捍卫者。这些问题与联邦政府和最高法院在仲裁等争端中所起的作用等事宜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对爱尔兰、波兰、意大利和德国移民的政治权利以及自由黑人的政治权利的激烈争论也大抵如此。 [2237] 罗德岛的政治精英们选择妥协，但是美国媒体对多尔起义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亲寡头报纸使用暴力的语言谴责多尔，波士顿和纽约的民主报纸则盛赞他是支持罗德岛“人民党”的英雄，并且嘲笑罗德岛的当地精英。尽管该州的参政权扩大论者尚无经济支撑，也没有威胁到国家政治精英的社会支配地位，更规避了黑人投票权的问题(尽管多尔对此充满期待)，但南方奴隶主警告北方的保守派，要想从猖獗的多尔民主主义浪潮(以及背后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拯救自己，就必须在政治上与南方贵族阶层紧密结盟。 [2238]

即便在美国的北方和南方大部分地区，“民主”本身依旧是个令人担心的问题。而且即便民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再受到广泛的挑衅(至少不是公开的)，民主的原则和语言也仍会被整个欧洲政治体制全盘否定。在整个大西洋地区，被美国民主派大力颂扬的“英国宪章运动”如今再一次将“民主”问题带到大众面前。但英国的上层和中层阶级强烈反对宪章运动。同样，伴随英国工人阶级对君主专制、法庭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所呈现出来的日益增长的矛盾心态，很少有工人阶级表示出公开的反对态度，因此英国社会对欧洲大陆民主革命的支持仍然十分有限。在1848年及之后的几十年间，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和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者仍然为英国托利党和普通的“自由主义者”所唾弃，他们被视为“英国政治中不可接受的局外人”。 [2239]

在英国，由于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保守和反革命气息，1848年革命取得的最初成功几乎使英国人普遍陷入沮丧之中。美国大使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说：“在这里(英国)，贵族笼罩在阴郁之中。我是唯一带着希望、难以抑制的喜悦，满怀信任地去谈论和思考法兰西共和国的人。” [2240] 到3月，英国报纸将法国最近的发展定义为“一场社会变革”，而纽约的报道称这“引发了民众对报纸刊物的巨大恐慌和不信任”——英国报纸“对共产主义发表不正当言论，并控诉法国民众对政治经济学本质的无知”。 [2241]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后来指出：“《泰晤士报》谴责并抹黑了1848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并在英国遏制了对它的全部同情，甚至荒谬地招募了20万名特别巡警来监视宪章派。” [2242] 尽管伦敦新闻界和英国上层阶级起初有些惊慌失措，但1848至1849年间的革命高潮还是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并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1848年春，美国的主流观点仍和英国形成鲜明对比，就像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以及1830年一样。事实上，美国人最初是激情澎湃的。3月18日，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艾伏特·杜伊金克(1816—1878)，时任《文学界》编辑，曾向他在法国的弟弟描述道，新的法国大革命使纽约变得异常活跃，“今天在百老汇漫步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巴黎革命的新闻使每个人目光炯炯、才思敏捷，那是伟大的公众事件传递到个体身上所带来的欣喜。我听说一个相当沉默的男人宁愿花1000美元也要待在那里。” [2243]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霍勒斯·格里利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人士，曾做过印刷学徒，他向读者保证“欧洲的解放现在已经拉开序幕”，并将“使米兰、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激动万分”，促使它们挑战专制制度。 [2244] 《布鲁克林鹰报》支持拉什的提议，“让我们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向贵族参议院的胆怯和保守抗议”。 [2245]

拉什的外交破坏倡议得到了美国第11任总统(1845—1849)詹姆斯·波尔克的高度赞扬，他毫不犹豫地称赞拉什公然向整个欧洲法院系统和外交使团发起挑战的行为。波尔克祝贺法国人将他们的“未来政府建立在类似于美国的自由制度之上”。拉什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强调尊重财产和消除暴力，以及到目前为止新法兰西共和国所体现出的温和与宽宏大量，这一点在媒体上得到了普遍的回应。民主党的媒体(如《布鲁克林鹰报》)指出：“与英国刊物的过度报道相反，很明显我们之前努力指出的是，以这么少的暴力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引发了一系列惊人的变化，这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从未实现过。” [2246] 直到1848年夏季，一些保守派所表达的对欧洲革命运动的强烈反感也只是略微反映了美国人的意见。

美国报纸竞相发表欧洲各个革命阶段的最新和最详细的报道。1848年3月，29岁的诗人兼散文家沃尔特·惠特曼在新奥尔良的一家报纸上写道：“当一个人得知并思考欧洲大陆的革命报道时，他会变得热血沸腾!”在新奥尔良，相关新闻引起了一场重大的骚乱。“这难道不光荣吗？”热心的民主人士和平等主义者惠特曼疾呼道，“这一次，人权的出现虽然是在不可避免的激荡之中，但也处于相对和平的进程里。” [2247] 欧洲似乎正在跟随美国的步伐，它不但支持“人权”的原则，而且打破了旧时政治精英的枷锁，就像素有“民主信仰的哥伦布”之称的杰斐逊在1800年击败美国亲英派联邦党贵族时所做的那样。 [2248] 作为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一位诗人，惠特曼颂扬了1848年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特别是拉马丁，惠特曼赞颂其革命行为“比学术激进派的哲学更为激烈，他抗议王权——有王权存在，抑或曾经受王权支配的地方!首先，拉马丁代表着力量和道德的完美结合，其中，力量为人民大众所崇拜，道德则是每个知识分子所看重的”。 [2249] 惠特曼多次将拉马丁在维护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所做的努力与华盛顿支持美国大革命的信念相提并论。

1848年4月3日，在纽约市政厅公园发起了一场由数以万计的人参加的大型公众集会，有人估计参加集会的人数多达10万人，其中包括无以计数的新移民、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波兰人，他们渴望去庆祝欧洲革命、人权、平等和民主。纽约市长主持了下午的演讲和歌唱，包括铜管乐队伴奏的《马赛曲》大合唱，晚上是彩灯、烛光游行和市政府的烟花。除了纽约，新奥尔良和波士顿也纵情狂欢，公众集会、庆祝活动、华丽演讲和盛大宴会充斥着费城、巴尔的摩与华盛顿。人们用热烈的掌声欢庆革命，庆祝共和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 [2250] 宴会和颂文持续了一年之久，才慢慢地消减。

伟大的欧洲戏剧使美国作家如此着迷，他们意识到这也是一部意义重大的美国戏剧，以至于当时的几位文坛巨匠(爱默生、麦尔维尔和玛格利特·富勒)要么已经身处欧洲，要么很快将到达那里。他们不仅仅将注意力转移到对革命的调查和学习中，而且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民主革命中，这场革命已然成为那个时期作家们创作的重中之重。惠特曼、霍桑和梭罗虽身处美国，但同样被卷入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这场革命，称颂其对人类、民主和美国的深远意义。所有人都在思忖美国对于这场革命激动人心的反应是否会带来迫切需要的改革。

虽然英国人的初步反应与美国早期的反应明显不同，但是这两种反应在1848年夏天开始趋同，并且在更早时候就显露出迹象。不久之后，正如1841至1843年间的多尔事件，1848年的欧洲革命以更大的规模和具有高度分裂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国内政治和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和人民主权的含义仍然含糊不清、争议不断。保守派仍在想方设法保留传统特权并征得大众支持。但也有其他因素，这次美国对欧洲革命动荡的反应更直接地涉及奴隶制和社会主义这些争论激烈的问题。麦尔维尔在去欧洲之前，经常会在埃弗特·戴金克的纽约寓所里会见圈内人士，谈论的话题全部都是关于革命、民主和人类解放。但不同的是，他在激情与厌恶之间摇摆不定，他曾巧妙地在其小说《玛迪》(1849)中讽刺其他人的热情，也曾像其他人一样狂热地在各类报纸中追寻欧洲的发展动向。 [2251]

如果说波尔克总统支持拉什的倡议，根据《布鲁克林鹰报》的报道，他“抓住民众的情绪”“发出民众的声音”， [2252] 那么，受限于保守派观点的国会则犹豫不决并建议静观事态的变化。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参议员发起了反奴隶制修正案，并敦促同事们庆祝法国共和党人于1848年4月27日颁布法令终止法属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随后一场冲突爆发了。之后，参众两院的工作都被推迟了。 [2253] 由于民众对参众两院不和的认知逐渐升温，国会开始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审视法国民主热潮，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早在1842至1843年间所言，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奴隶制问题。 [2254] 毫无疑问，国会将“自由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对立与两种日益不同的世界观(民主观和贵族观)联系在了一起，并由此产生了更深的裂痕。北方被美化为“进步、机会和自由的家园”，而南方则被称为贵族、奴隶制和传统价值观的领地。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反奴隶制运动与南北关乎“民主”的一般性问题以及其他解放事业(譬如支持自由黑人和新移民的投票权、美国婚姻法中的妇女权利和纠正种族问题的单一性，再如一些人所称谓的“奴隶制”)紧密联系在一起。 [2255] 虽然极少有女性做好准备去勇敢面对那些公开挑战妇女权利的行径，诸如不道德的、不贤淑的种种指控，但仍有少数勇敢的女性勇于发声，最明显的例子是玛格利特·富勒，对她来说，黑人解放后的妇女解放是“遵循自然的原则”。 [2256] 在获得与白人平等的黑人投票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如此有限，以至于直到1860年，美联邦中只有新英格兰各州(该地区只包含整个国家逾200万名黑人中的一小部分)的黑人男性享有和白人男性同等的公民权利。

奴隶制问题最近变得一触即发，通过得益于美墨战争的美国领土扩张与民权相关问题，国会中各方势力的平衡与联邦中的共和特质被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场冲突爆发于1846年5月，起因于早期未解决的与西班牙之间的争端，以及自1825年起对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领土、新墨西哥州以及更远的西部领土的争执。扩张主义者就此发表的宣言遭到一些美国人民的质疑，但在南方仍旧获得了高度认可，这帮助波尔克这个坚决承诺取得得克萨斯州和其他墨西哥领土的总统候选人赢得了1844年的总统竞选。波尔克是田纳西州的一名律师，是奴隶主的儿子，也是杰克逊的门徒，一些人称他为“小山胡桃”，因为他在“老山胡桃”的教导下支持杰克逊式的沙文主义、美国例外主义和美国扩张主义。作为总统，波尔克在国会的授意下宣布对墨西哥开战。墨西哥由此遭受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美国军队于1847年9月围困并占领了墨西哥城。以民众支持和上帝佑护作为正当理由，他对墨西哥的入侵一直持续到1848年3月。但在南方各州，沙文主义、宗教制裁和共和党人自我批评的缺失明显多于北方各州。在北方，人们的态度更为复杂，还爆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对奴隶制问题的担忧上。不仅有菲尼莫尔·库珀(此时比较保守)，甚至连沃尔特·惠特曼这样公开的共和党民主人士，也异常满意地认为美国领土和权力的扩张等同于“增加人类的福祉和自由”。 [2257] 美国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声音多来自坚定的新英格兰保守主义者而非共和党的理想主义者，就连年迈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也是波尔克的反对者之一。尽管如此，在几个发言人中，最著名的是现已年迈的艾伯特·加勒廷，他以共和党的基础原则为依据对此进行了强烈抨击。在他的《与墨西哥的和平》(1847)一书中，他提醒美国人“你的使命是要成为其他所有政府和一些不太受欢迎的国家的榜样”。 [2258] 国内对战争的反对以及对宣称美国扩张是“天意”的指责，足以让一些感到沮丧的西班牙裔美国共和党人重新燃起希望，他们希望北美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例外论”和援引天意及后来的“天定命运论”的拒绝，终有一日会再次奠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愿景——泛美共和国联盟， [2259] 尽管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1846年8月，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士大卫·威尔莫特提出了一项被称为《威尔莫特但书》的提案，该提案继承了1787年《西北条例》的精神，提议禁止将奴隶制的范围扩大到从战败的墨西哥手中获得的新领地。这一提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遭到阻拦，继而引发了更大的骚动，从而也把奴隶制争论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对抗。 [2260] 南方代表期望从美墨战争的领土中获益并增加奴隶州的数量，而北方的疑虑和反对情绪却与日俱增。根据《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1848年2月2日)，在没有废除奴隶制度(1829年墨西哥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包括独立前的得克萨斯州)的前提下，墨西哥必须以1500万美元的代价割让其一半领土给美国，这包括得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俄克拉何马州、怀俄明州和堪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墨西哥战争及其战争结果被视为公然傲慢的扩张主义，使人们永久性地对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声誉、形象和信誉大打折扣。

国会中奴隶州和非奴隶州之间迅速变化和日益紧张的关系，因几起高度政治化的最高法院案件而进一步恶化，这使得宪法第四条(第二款)的效力受到了暂时的削弱，进而影响到1793年《逃亡奴隶法案》的强制实施。 [2261] 此时，支持奴隶制的南方国会议员和以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为首的北方保守派领袖之间形成了强大联盟。丹尼尔·韦伯斯特是一名富有的新罕布什尔州律师，后来成为参议院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韦伯斯特是那个时代的重要政治人物，也是第一个转移美国保守派焦点的杰出发言人，正如他在1823至1824年间美国希腊热中已经开始做的那样，即从旧式的联邦主义、精英主义和贵族主义转变为民粹主义和所谓的“民主”形式主义。继抵制前联邦资深人士杰斐逊和麦迪逊共同设立的关于强化企业权利的新法律原则之后，韦伯斯特继续积极支持银行和商业利益，同时试图将对货币利益的捍卫以及对争取白人普选权和民众参与政治相结合，以此来哄骗民众对抗保守势力，他将这一结合视为美国大革命的真正遗产。他通过称颂联邦作为一种美国爱国主义的形式，避开了奴隶制和南方的谴责。他痛批了美国和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的共和党倾向。1848年4月，乔治·班克罗夫特大使不以为然地评论道：“韦伯斯特先生用夸夸其谈声讨革命是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 [2262]

南方支持奴隶制的情结与韦伯斯特的北方精英阶层的反共和、反民主、反废奴和反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相结合，最终促成了1850年各州之间达成所谓的妥协，其中包括1850年9月18日臭名昭著的新《逃亡奴隶法案》。这是对1793年的法律的恢复，它明确肯定了联邦所有各州的职责，即合作追查并将逃亡到北方或西部的奴隶归还给他们的“主人”，强迫黑人奴隶完全按照奴隶主宣誓的证词行事，并对拒绝遵守该法案的联邦和州政府官员进行重罚。尽管佛蒙特州和威斯康星州拒绝这一法案，但马萨诸塞州和其他非蓄奴的各州却采取默许的态度。 [2263] 1850年的妥协和新的《逃亡奴隶法案》点燃了北方人从未有过的情绪。爱默生说：“谁能预料到在波士顿通过《逃亡奴隶法案》需要动用枪支弹药？” [2264] 波士顿人将与南方的妥协置于平等权利和1776年民主共和原则之上。一个“为了自由跑了1000英里”的逃亡者于1851年5月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一次演讲中抗议爱默生：“法令规定，你们马萨诸塞州的人应该追捕并遣返这些奴隶，让他们回到他们的狗窝，过去的一年里，你们逼迫我们卷入到政治中，但是你们却将逃避作为至高无上的职责。” [2265]

这种“逼迫我们卷入到政治中”的做法与1848年及之后引发的不良后果不谋而合。北方保守主义与南方之间的联盟，即爱默生所谓的“韦伯斯特先生的背叛”，被包括许多新英格兰牧师在内的北方保守派誉为“生命中的伟大举动”。北方的神职人员、专业人士和商业精英的普遍想法对1776年原则的狂热者来说似乎着实卑劣，以至于人们无法“打开一份报纸，而不会对有关羞耻的新记录感到厌恶”。“空气中都弥漫着恶名”，爱默生对此评说道，他谴责州议会和波士顿。在波士顿，曾经有人说“任何在逃的奴隶都不能被逮捕”，但他们此时却厚颜无耻地屈从于新的《逃亡奴隶法案》：“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被繁荣所破坏，必须放下她所有的古老荣耀，这使我们感到羞愧。”他哀悼道：“城市和郊区都卷入到这场屈辱的退让，大学校长、教授、圣徒、经纪人、保险商、律师、进口商、制造商。多么愉悦的情感抒发，对自由的畅想和追忆，古老的自由之歌中的一个小片段，何曾敢侵犯他们，让他们被动屈从……学院、教堂、学校、商店、工厂悉数名誉扫地；房地产、每种财富、工业的每一个分支以及通往权力的每一条路，都遭受着伤害，生命的价值正在消退。” [2266]

1848年3月4日，废除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卡宴的奴隶制度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早期颁布的法令之一。虽然并非所有新政府成员都翘首以盼在没有通过即将在4月召开的制宪会议的情况下，立即解放黑奴，但坚定的共和党新海军部长弗朗索瓦·阿拉戈(1786—1853)在殖民地沦陷后，仍义无反顾地推进着废奴运动。推翻君主制在黑人当中引起了骚动，在法属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在5月份发生武装冲突的马提尼克地区，半数种姓都认为拖延黑人解放或尝试继续实施奴隶制是不明智和不切实际的做法。共和国于4月中旬在加勒比地区颁布的法令自5月底开始生效， [2267] 法令规定所有奴隶必须在2个月内被赋予自由，并简要给出了未来扩大殖民地公民权利、发展农业和教育的各项措施，并为学校、诊所和法院提供国家补贴。整个加勒比地区都为之震惊。7月初，圣克罗伊岛上的25 000名奴隶爆发起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提尼克迈向解放。7月3日，丹麦总督根据自己的倡议(后来得到丹麦国王的批准)宣布丹麦群岛的奴隶制终结。到1848年中，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奴隶制仅存在于苏里南、波多黎各和古巴。

在国会，法国很快就遭到了保守派诋毁者的批评，他们从各个方面谴责新革命。超过三分之一的参议院议员(包括来自非蓄奴州的大量少数派)签署了提议，该提议引证了新共和国对财产、宗教和社会秩序的不充分尊重。一项庆祝法兰西共和国的原决议草案的附加条款，建议法国立法机构和人民应坚守“适度、人道、尊重秩序和基督教”。 [2268]

另一个抑制美国人热切追求平等权利的因素是爱尔兰土豆大饥荒(1845—1852)的影响，以及越来越多的爱尔兰、意大利和德国移民在美国许多地方引发的骚乱，这些移民引发了众多地区(除宾夕法尼亚州以外)的“本土主义者”首度大规模强烈抵制外国人的行为。虽然19世纪40年代意大利人的大量涌入与19世纪末相比其规模并不算大，但是1844年费城爆发了反天主教、反意大利和反爱尔兰的骚乱。 [2269] 在罗德岛，到1848年为止，对该州1845年后的现状持最强烈反对意见的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工人。除投票权的争议之外，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加剧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紧张态势，并加剧了跨公共教派的“普通学校”和美国宗教学校之间的地位论争。 [2270] 天主教徒们痛恨将他们的孩子送往“普通学校”，因为那里实际上奉行的是新教的腔调和特色。费城的学校，还有其他许多地方的学校，都对天主教徒抱怨不断，尽管这些学校是由全体民众出资共同资助的，而且根据宾夕法尼亚和其他州的宪法，此举据称是在捍卫宗教自由，但实际上是在支持新教并煽动对天主教的反感情绪。

来自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及德国信奉天主教的移民怨声四起，他们宣称政府的公正及非宗教主义都徒有其表。 [2271] 激进主义者和宗教分离者更希望通过在公立学校中废除《圣经》和宗教教育来解决问题，但这对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只能是设立双重体系，专门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建立更多的宗教学校。这一解决办法也更有利于宗教的传播、神学教育的普及以及神职人员影响力的扩大，从而进一步削弱非神学学校和非宗教学校对美国教育的影响。

保守的平民主义与“社会主义”

尽管如此，1848至1849年间，欧洲共和主义革命在美国最深远的影响是社会主义。美国各大报纸迅速刊载了国内围绕社会主义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争议。《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格里利称赞法国人为“联想论者”，这一态度在美国几乎无人追捧，就像美国人之后称傅立叶为空想主义者一样。1848年4月4日，格里利报道了美国在巴黎的一位观察员，并援引他的话“合股社团正在成为商业的共同准则，公司给工人分发股份”。 [2272] 被德鲁·罗兰、阿拉戈、拉马丁、克莱米克斯和布兰克所掌控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试图通过“联想论者”吸引工人参股，通过劳动保障帮助所有的失业者和贫困人口。美国人痛恨将这些溢美之词用于美国的废奴主义、深化民主、妇女权利、公共教育，特别是劳工动乱，他们将这些视为嘲笑对象，尤其强烈谴责社会主义和新成立的法国“国家工厂”。与其他大多数美国报纸编辑不同的是，格里利对此深表同情。这些工厂吸引了众多法国失业人口及贫困人口，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格里利和一些同僚号召美国人民在这方面效仿法兰西。 [2273]

19世纪40年代，很大程度上由于国内的缘故，作为整个大西洋新近崛起的现象，社会主义和“空想主义”促使大多数美国人与欧洲民主共和主义愈行愈远。经过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调整，自1846年到1849年，美国国内出现的逆价现象和生存趋势再次加剧了美国各大城市的紧张局势。在纽约，始于砌砖工、石膏工和制鞋工的骚乱在1850年所谓的工人“暴动”中达到高潮，一波又一波罢工浪潮震撼了这座城市，各行各业的移民工人都参与其中。除了制衣工人，最引人注目的还有家具工和糖果制造商，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德国工艺协会，由社会主义领袖威廉·魏特林(1808—1871)及其行业中央委员会组织发起，该组织代表7个不同工会的45 000名工人。 [2274] 19世纪30年代末，作为一名刚刚成年的服装工人，魏特林在莱普齐格、德累斯顿和维也纳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随后成为巴黎街头巷战中的积极参与者。他在1838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人道主义的现状和本质》中，大力呼吁终结财富分配上的严重失衡，同时采取革命行动以复兴启蒙运动。他敦促人们摒弃以往所有关于政治和社会的观念，支持人类的同胞情谊，并永久消除民族和宗教上的分歧。资本应被确认为属于国家银行的公共基金，只为家庭和社会的利益而运作。

威廉·魏特林在第一章中评论道，批评典型工匠和早期社会主义倾向的工人大都关注眼前的经济问题，他们在寻找造成经济贫困的原因时，大多只着眼于身处的直接社会环境而没有找到贫困的真正成因——特权与傲慢。“你们不断地在周围的环境中寻找痛苦的原因，而它却存在于宫殿、宝座和柔软的地毯之上。” [2275] 魏特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德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摩西·赫斯的启发，将巴博夫和布奥纳罗蒂视为崇拜的偶像，不管在欧洲还是美国，他都是将共产主义的清晰愿景与呼吁采取大规模革命行动相结合的第一人。 [2276] 1845年，他因煽动叛乱和亵渎神明而在苏黎世受审并被监禁(他声称耶稣是共产主义者和玛丽亚的私生子)，随后被瑞士驱逐出境。1846至1847年间，魏特林回到巴黎，并在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声名鹊起。 [2277] 1847年末，他辗转来到纽约，并在当地德国移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他很快开始组织工人协会(并对缝纫机加以改进)。

魏特林的纽约工人协会是美国社会的新发展，它激发美国对欧洲的不良影响和对民主革命的倍加谴责做出更为强烈的反应。1850年5月和6月，纽约罢工工人的大规模集会导致同年7月和8月发生了严重的民众冲突，这些参与罢工的工人通常为新移民，他们遭到一群挥舞警棍的警察的袭击。在早期同情1848年革命浪潮的纽约报纸的众多编辑中，只有格里利坚决支持示威者，他发起了一场宣传活动来结束罢工和冲突，同时呼吁工人们成立工作坊和协会以增进团结协作。其余的人连同工会和协会都强烈反对格里利和罢工者。 [2278] 魏特林继续把工人编成小组，通过全国工人联合会(全体工人联盟)来集中管理他的协会。这是一个在1850年秋成立于费城的重要协会，由44名普通工人代表组成，它代表了大约4000名工会成员的权益。 [2279]

魏特林本人是工人阶级出身，他毕生致力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权益，但他反对阶级斗争的新教条，并为此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生过争论，1848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是他的盟友，并一直谴责和阻碍他所做出的努力。 [2280] 另一位新移民和社会主义先驱是约瑟夫·魏德迈尔(1818—1866)，他的境况截然不同，他是一个因持激进观点而被开除的前普鲁士军官。1845至1848年间，魏德迈尔在德国编辑了几份社会主义期刊，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合作，帮助传播共产主义的新思想。随着革命的失败，他逃到瑞士，之后，他于1851年11月在纽约创办了《死亡革命》，这是一份宣扬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报纸，该报纸遭到其他德国移民的抵制，一周后停刊。尽管如此，在1851至1853年间，魏德迈尔是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纽约思想和组织运动的关键人物。 [2281] 他在圣路易斯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试图在其他几座城市建立他的社会主义团体，但都无果而终。

除了大城市的劳资纠纷之外，美国在1847至1852年间多个层面上的国内危机也引发了价值观和态度上的大逆转，另一个推动价值观和态度大逆转的因素则是北方反租者和大地主之间大规模的摩擦在短时间内死灰复燃，表现最明显的是在纽约州的农村。反租者叛乱的死灰复燃促使菲尼莫尔·库珀放弃他在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坚守的民主激进主义，也驱使他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采取一种保守的高贵绅士立场。 [2282] 1839年，随着颇具传奇色彩的斯蒂芬·范·伦斯勒三世的去世，一场要求收回伦斯勒韦克遗产(此时占地75万英亩)所拖欠租金的运动开始爆发，摩擦不断升级。 [2283] 为了让地方当局推进对地主拖欠租金的惩治，反租客联盟筹集资金或采取有组织地抵制租金的方式，以及在广袤的地区诉诸集体法治。

到1844至1845年间，反租者的恐吓运动和抗议运动导致了几起暴力事件(一名副警长被杀)，并很快演变成为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在1845年和1846年的纽约州春季选举中，反租者在5个县取得了突破，随后在州法律中采取措施削弱了在租房纠纷和州政治中大业主的势力。“解放”反租者运动中的激进派由爱尔兰煽动者托马斯·安吉·德维尔领导，他是《奥尔巴尼自由人》的编辑，他坚持要求采取全面措施来打破土地所有权，并将未来的土地购置规模限制在160英亩。德维尔是一个面包师的儿子，从1776年(在美国)、1792年(在法国)、1798年(在爱尔兰)的传统来看，他是一个坚定的潘恩派信徒和启蒙主义者。 [2284] 在他的著作《我们的自然权利》(1835)中，英国是一个“贵族拥有一切立法权”的国家，而爱尔兰则是受剥削的国家，“由于英格兰的专制而承受着奴隶制的痛苦”。这本书最初在爱尔兰出版，1842年在威廉堡再版。德维尔坦承道，在美国大革命之前，英国和爱尔兰“没有任何关于自由的理性思考”。他毫不怀疑正是美国的革命斗争“赋予了他们对自由本质和重要性的认知”。

德维尔宣称美国大革命在近代爱尔兰和苏格兰为自由而战的历史中起着最具决定性的作用，丝毫不逊于对美国国内的影响，他还坚持认为，1775年以前，贫穷的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人在冷血地主繁重租金的重压下逃往美国殖民地的行为，成为打破“美国地主和绅士”独裁的动力源泉。他认为，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逃离英国，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起源于美国并由美国所倡导的反贵族的共和党解放和民主的全球化进程。 [2285]

1844至1848年间，反租主义在傅立叶唯农论哲学的影响下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1848至1850年间，在保守派日趋强烈的反弹趋势下，纽约的地主通过强有力的镇压运动、送达驱逐令以及对反租者的法律制裁，遏制了反租主义的势头。反租者，尤其是“那些痛恨贵族的人”，正如格里利眼里的德维尔及其同僚，也曾激烈地支持反奴隶制运动。此时他们被对手视为危险的新“民主”运动的煽动者、颠覆行动的酝酿者、异教徒和威胁要颠覆整个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对保守党来说，废奴主义、反租主义、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傅立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都是紧密相连的。 [2286] 随着驱逐令的激增，反租者逐渐分裂为反社会主义的“温和党”和以德维尔为首的毫不妥协的激进分子。 [2287] 在一些农场里，地主们成功游说佃农买断他们的股份，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敌对情绪。由于租地的收回、租赁安排的终止以及反社会主义的声浪，反租运动在1848年至1850年期间稳步消退。到1851年，反租浪潮彻底消亡，德维尔的《奥尔巴尼自由人》遂停止发行。

19世纪40年代末，所谓的“社会主义”威胁首次在美国被广泛用于政治和社会目的，对社会主义和新移民的诋毁成为反对罢工工人、反租者、天主教、犹太人以及在南方的废奴主义的有力武器。1848年4月4日，《萨瓦那共和主义者》警告大众读者，威胁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最大危险”是其“领导们做得太多”“冲向社会主义”以及“立即解放法国所有殖民地奴隶的残酷谬论”。 [2288] 从1848年4月开始，一些关于暴动的持续爆发将招致无政府状态的威胁的报道，逐步抹黑了1848年革命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美国公众团结在英国反对意见的背后，并将法国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某种“反英国”倾向，以及对宗教、道德和正确态度(包括稳定的经济)的一种无可救药的反叛。“社会主义威胁论”开始被用来作为一种工具，促使美国舆论更为嚣张地指责整个民主共和革命计划和革命意识。渐渐地，美国人开始嘲笑1848年的移民、“哲学家”、启蒙运动、宪章运动、女权运动、潘恩主义和“平等”。

几个月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对民主的欣喜走向幻灭，共和国成为了内乱的国家。1848年秋，保守主义者和牧师开始占据上风。只有格里利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纽约环球报》对法国共和党左翼人士发表了积极的评论，称他们努力追求社会和经济的公平，以及凭借公民和政治权利开展商业监管。 [2289] 美国思想界的观察人士注意到，早些时候公开表示从理性和情感上支持大革命的人退缩了，由此一些杰出人物发生了戏剧性转变，譬如拉什、乔治·班克罗夫特、菲尼莫尔·库珀、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和查尔斯·萨姆那(马萨诸塞州著名的民权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奴隶制参议员)。与爱默生不同的是，这些人都随着有产精英对革命的敌意不断加深而发生思想的转向。按照班克罗夫特的说法，在波士顿，这些精英在1848年4月前已被吓得“魂飞魄散”。 [2290] 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人们感到金钱、财富和商业的支配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在鼓动美国人在自己的革命成就和他人的革命成就之间做出鲜明的区分。根据现今流行的“例外论者”的荒诞说法，外国革命无论是在法国、意大利、拉丁美洲、加拿大还是其他地方，其本质都是不同的、无政府的、倒退的和落后的。

简而言之，美国保守派和南方报纸上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日益高涨的谴责浪潮，遭到了北方进步派报纸和反奴隶制期刊的革命热情的反击。但1848年瑞士和荷兰的宪法是在不断的起义后唯一获得成功的、历时持久的战果。随着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1848年革命(除奴隶制外)的政治和宪法问题从欧洲革命运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中剥离开来，舆论的天平明显地向对未来不利的方向倾斜。伴随坚持将宪法革命从社会革命中分离出来的倾向越发明显，人们对持续不断的动乱和极端左翼组织在巴黎活动的报道也越发反感。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洗劫杜伊勒里宫的暴徒在利用街头力量引导新共和国实现意义重大的经济目标——提高工资、降低租金、减少失业，甚至可能强行征用铁路。这股强大的反革命倾向在波士顿表现得尤为鲜明，他们将1848年革命视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先兆，从而在政治上与支持奴隶制的利益集团相勾连。

一种荒诞的说法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即“民主”和“自由”都是美国独有的特色。这一保守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是对习惯的信念，“这种习惯在本质上对政府的延续是不可或缺的，并必须由实践加以促成，必须在每一步中做出改进，正如在学校特殊安排下的缓慢跟进”。根据这一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越来越自由或越来越受欢迎的政治体制下，倘若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和长时间的准备过程，没有人能适合共和政府”，就像西奥多·德怀特(1796—1866)所表达的那样。作为保守的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的侄子，西奥多·德怀特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和旅行作家，他还是加里波第和19世纪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拥护者。对叔叔狭隘的保守主义立场，他甚为厌恶。他不无刻薄地指出：“为了支持这一新学说，我们回溯历史：确乎其然，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最初是在英国，后在美国，不断地取得进步，并且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英国大宪章时期和我们自己所处时代之间已取得了一些进步。”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幸告败，拉丁美洲的革命也未能收获民主与自由的成果。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以外这些令人难以释怀的一连串失败，可以快速归因为一点，即其他国家的人们缺乏像美国人一样的必备素质和做好充足准备的特点。美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制度的稳定性和优越感，这一点对美国人和英国贵族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而外国人、欧洲大陆人和法裔加拿大人走的是错误的道路。” [2291] 对于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波兰人、希腊人和伊比利亚裔美国人来说，要几个世纪才能赶上美国，亚洲人和非洲人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观点的传播者包括一些最具说服力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其中有巴黎的拉什大使和伦敦的班克罗夫特。其他著名的绅士学者譬如瓦尔特·H.普雷斯科特和弗朗西斯·帕克曼，同样也在忙于为美国历史构建新的爱国故事。在故事里，美国的自由和宪政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产物，而固有的政治和文化劣势是黑人、墨西哥人、法裔加拿大人、美洲印第安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产物，从而造就了他们社会和文化的边缘性与从属性。 [2292] 这些将贵贱归咎于种族、文化和宗教优越感的人们喜欢强调“宿命”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根源。即便他们不能确切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们也慢慢适应了排斥印第安人、奴役黑人、夺占墨西哥人领土并对新的移民怀有偏见，特别是反爱尔兰、反意大利精神以及反犹太主义这些行为。 [2293]

拉什仍渴望进行国际宪政改革，但是尽管他努力地使法国人关注美国的联邦制和《联邦论》，法国共和党领导人的做法却令他非常失望，他们坚持无视联邦制、两院制、分权和英美的立宪制。 [2294] 班克罗夫特著作等身，他在研究、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著名学者中，可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班克罗夫特是美国启蒙主义和一神论进步观的领导者(虽然他也是杰克逊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和墨西哥袭击的策划者)，他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他的父亲曾是唯一神教的牧师，也是一名坚定的革命主义者，同时还是一部流行的华盛顿传记的作者。虽然他间或是沙文主义者和必胜主义者，但没有人会质疑他对美国大革命传统的献身精神，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他把这一传统视为高于一切的“适度”。 [2295] 没有人能否认他的世界主义，他曾在哈佛、海德堡、哥廷根和柏林学习过，既懂法国和意大利文学，又熟稔德国文学，还学过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新约》希腊语，他还曾和歌德、黑格尔、拉马丁、施莱尔马赫、威廉·洪堡、拜伦、贡斯当和曼佐尼会谈过。尽管他有杰克逊主义的倾向，但他仍大力反对奴隶制，并呼吁全面更新美国大革命价值观。

在1848年革命首度爆发之际，班克罗夫特欣喜地发现，美国大革命正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起初，他因美国人对欧洲革命没有更多的热情而颇感遗憾。“你们现在听到的来自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的美国民主主义的回声，已经没有能力鼓动美国人民取得新的成就了吗？” [2296] 1848年4月，他欣喜异常，因为拉马丁、克莱斯米克以及共和国政府的其他成员正在制定一部能够体现法国国民特性同时也能“了解自我”的宪法。克莱斯米克已经“整理好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手稿和注释”，而拉马丁开始“频繁地咨询我们”。班克罗夫特赞成拉什的观点，即“人民的平和至关重要，应该受到奖励”。 [2297] 但是，随着事态的恶化，班克罗夫特的热情迅速消减，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坚持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他在1848年9月的时候谈到“我们的国家是唯一一个人民对其政府满意的突出示例。我深深热爱基于宪法建立起的大众权力准则，我也深爱着我们的国家”。 [2298]

班克罗夫特和拉什从早期对欧洲1848年革命的热情似乎迅速转为极度冷漠。不像瑞士人和比利时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没有尊重或复制美国自由和宪政的基本形式。更为错误的是，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要建立一个“更为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班克罗夫特在1849年2月向国会指出，“他们制定了一个非常失败的宪法”，指的就是几个月后新法兰西共和国以男性公民都具有选举权为主要特征的文件；“我无法想象这些不耐烦的人将如何继续”。 [2299] 宪法大会确实拒绝了托克维尔的建议，即法国应效仿美国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但拉什声称法国人完全忽视了美国模式，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1848年的法国宪法最明显的灾难性特征正是其民选和过于独断的一人总统制，行政部门直接照搬美国的示例和做法——特别是拉马丁和托克维尔——与那些希望法国总统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的共和主义倾向相背离。 [2300] 这种公然的美国主义必将引发灾难性和令人痛心疾首的后果。

麦尔维尔是个敏感和疑心重的人，他对革命开始产生厌恶情绪，也越发看不惯美国人对革命的热情。1848年，麦尔维尔和惠特曼、霍桑、爱默生、富勒、班克罗夫特、德怀特以及其他美国评论员一样，仍然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及革命对人类意义的宣传上。 [2301] 1848年的事件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对他而言，在1849年访问法国期间，他对革命的厌恶情绪越发加剧，对立阶层之间的僵局也令他深感困扰。周围人们粗鲁的行为令他异常反感，因此他多数时间选择待在博物馆和餐馆里来避开人群。 [2302] 其雄心勃勃但并不成功的小说《玛迪》(1849)充满了对1848年革命的负面反思，这部小说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促使他追求更为深刻和更有意义的创作。同时，他的小说创作也不像之前那样受欢迎。对麦尔维尔而言，革命的意义在于，正如他在那篇感动人心的故事《比利·巴德》中所言“挣脱束缚、无所顾忌，敌人的红色陨石”，这样的观点不仅可怕还极其悲观，它将人们的愚昧、顽固和缺乏信任与反对它的杰出人物的正直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利·巴德》(这部小说在他生前没有完成也没有出版)这部小说传递出的信息是，革命意味着大众的非理性、暴力和死亡，在毁灭善与恶的同时，每个个体都将为此承担损失。 [2303] 在麦尔维尔看来，世界的救赎事关个人而非集体。其1858年之后的后期著作反映出他对人民大众的拒斥，他认为大众是不可预测和混乱无序的，到1849年，整个美国对1848年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应都是如此。麦尔维尔在1849年末逐渐变得不得人心，这影响了他后半生的创作，尽管如此，他不受欢迎并非由于其政治观点的转变，而是因为他的写作风格越发冷漠和晦涩。

然而，包括沃尔特·惠特曼在内的部分知识分子强烈抵制上述势态的发展。少部分人在拒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时，继续对1848年革命的民主激进主义者表达强烈的同情。 [2304] 对于1848年至1850年发生的剧变，一些充满激情的美国评论家明确宣布，美国未能履行它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是可耻的。“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自己的立场？”德怀特在1851年质问道，“以及我们在意大利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作为一个民族，“他们的海外机构和国内政客通常对意大利人的个性和要求表现出极端的无知和冷漠，而且常常利用他们的官方影响力对付他们。”德怀特认为，清醒正直的美国人应该公开表示愤慨，“因为由此造成我们国家名誉扫地以及对原则和政策的完全曲解，对人民和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而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祖先所热爱和尊重，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崇高的角色”。 [2305] 就这样，美国公众和左翼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鸿沟，左翼知识分子表达着对美国尖锐而全面的批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个分歧都将是长久存在的。

爱默生于1847年10月抵达英国进行巡回演讲，但由于订婚，一直到1848年晚春时节才赶赴巴黎。在英国的时候，他批评了社会的贵族特质、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以及精英阶层自我提升的障碍，这与美国、欧洲和英国激进分子的一贯作风如出一辙。 [2306] 1848年的英国不再是世界的楷模。爱默生在巴黎为期三周的访问从5月7日开始，当时正值法国为统一新的法国大革命而努力解决危机之际。拉马丁和激进派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阻止布里索派和杰斐逊派这两个派别对美国人的影响，以防止这两个截然不同、相互敌对的集团在纷争中被摧毁殆尽。他们一方保持“中庸”(社会保守主义)，不采取任何社会变革的措施，仅仅追逐政治权利；另一方则支持社会主义，追求经济和社会变革而并未过多地考虑民主政治及媒体、机构、教育和个人的自由。很显然，1848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对言论自由、教育自由(或把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不感兴趣。相反，傅立叶、蒲鲁东、布朗基、布兰科和巴布斯蔑视《哲学》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培养独立思考、自由思考的人以及在民主框架下行使政治权利、人权、充分容忍、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些在本质上是次要的事情，与他们管控和改革经济体系的计划几乎无关。

在巴黎，爱默生参加了一个在革命俱乐部举办的活跃社会主义者的聚会，这个聚会由阿尔芒·巴布斯主持。爱默生注意到，整个现场被学生、记者、文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掌控，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工人在场。新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实际上同过去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运动的组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现在这些人改变了追求和目标，适应了以经济和社会为导向的更加狭隘的立场。他在俱乐部目睹的激烈辩论，打破了爱默生脑海中存留的新英格兰的肃穆和平静。几个月来，他一直在适应并已经大致接受了英国媒体对欧洲革命热潮的嗤之以鼻。尽管他已经在英国为“社会是由贵族框定的，人民是忠诚的”而饱受困扰，但革命两极分化的戏剧性，以及他在巴黎随处可见的革命激情和渴望仍然令他极度震惊。 [2307] 他说：“显而易见的是，法国比英国更接近社会主义，把巴黎变成社会主义城市是很容易的。” [2308] 他被“社会主义者的慷慨思想、伟大理论和内在的激情所吸引”。“整个冬天，我都在赞美英国人而鄙视法国人。最近几个星期，我一直在纠正自己的偏见，法国已经进步许多了。” [2309] 5月13日和14日，他参加了在人权俱乐部举行的一场会议，会议就在大示威游行的前夕，正是这场示威活动造成了革命的严重分裂。后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那些煽动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的演讲家的真挚情感，以及他们在研究如何让每个人都公平地分得一块面包，并通过这片土地伸张上帝正义的真挚情感”。 [2310]

然而，时至今日，两极分化已经发展到不能弥合革命内部分裂的地步，也无法引导共和主义沿着社会主义和民主共和主义之间的道路前进。爱默生对民主共和人士和社会主义者都表达了支持。但是，能从中获益的主要是政府官员。爱默生觉得自己的民主理想主义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该何去何从。5月之后的几个月里，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民主信念，认为像他这样醉心于寻求真相的作家，不可能明确地选择社会主义或者民主激进主义。他开始退回到“武装中立”的状态。 [2311] 学者和诗人们对战争的冷漠态度促成了爱默生的新信条的诞生，比起社会主义追随者的粗鲁和任性以及社会主义教义的分裂效应，“学者”对社会主义领导人和他们的主张不应该采取退缩的态度；他还必须同样地憎恶“富人的压迫与自私”。他使富勒坚信：“今年，在两个首都，我已经极大地修正了对英法两国的看法”，并“衷心希望你能对南方人和意大利土地上的居民有更多的了解”。 [2312]

在意大利，革命引发的混乱无序仍在持续，共和主义者已经战斗了长达数月之久。玛格利特·富勒对此感到震惊。到1848年末，当面临王室、贵族、教皇，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多次背叛时，意大利摒弃了以往的“温和态度”。“工作做完了，现在意大利的革命很激进，但不会停止，直到意大利成为独立团结的共和国。” [2313] 富勒在描述意大利革命最终的崩溃时，就像赖德律洛兰、乔治·桑和其他民主党领导人一样，使用了一度标准的政治词汇“温和党”来区分那些从为共和主义、政教分离、民主主义而战的“激进分子”中脱离出来的更倾向于君主立宪制、贵族制和教会制的人。这些词汇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被普遍使用。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缘故，习惯为社会主义者贴上“激进分子”的标签，将左翼共和党人贴上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独裁的民粹主义“温和党人”的标签，这样的做法不免令人困惑。当二月革命把资产阶级推向高潮，这种扭曲的用法逐渐流行起来，尽管它们在解释马克思所说的如何以及为什么“从资产阶级最终沦为君主主义”时存有明显的自相矛盾。 [2314] 马克思宣称，在1848年，资产阶级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贵族制，但随后，可能改变了主意，“最终沦为保皇主义”，成为一个难以理解的命题。

在比利时、瑞士、法国、英国和新世界中，意大利流亡者组成了最大的特遣队。意大利最著名的革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在1833年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和烧炭党，1834年，他在皮德蒙特参加的一场起义以失败告终。从1834到1848年，他都处于流亡状态(主要在巴西和乌拉圭)。年轻的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后来成为共和党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意大利复兴运动社会评论员，他于1829年加入烧炭党，1830年秋天被捕，同其他烧炭党人一起被皮德蒙特的公爵政府监禁。几个月后，他被释放，从1831年3月开始流亡到马赛。马赛是著名的烧炭党中心，在那里他为发展迅速的青年意大利运动奠定了基础，并宣布反对1812年《加的斯宪法》规定的君主立宪制，支持更为纯粹、集中和民主的共和主义。

马志尼是热那亚大学一位教授的儿子，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作为一位热爱哲学的学生，他尤其热衷维科、孔多塞、卢梭和赫德。19世纪30年代，他以其非凡的智慧在法国和瑞士的意大利共和党流亡者中赢得了与加里波第将军迥异的卓越地位。他在1848至1849年间与加里波第将军有过密切的合作。他不仅指导这些流亡者，还继续采用隐秘的方式与烧炭党人保持联系，同时，他还摒弃了系统命名法和陈旧的仪式。尽管二人大相径庭，但马志尼和加里波第无疑都是比早期社会主义者更为典型的19世纪30年代的国际民主革命左翼分子。马志尼经常被描述成一位民族主义者，其实他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民主共和主义爱国者，他希望整个国家在法律与政治面前人人平等。后来定居英国的时候，他虽然赞赏英国制度的稳定性，但经常不屑于君主政体，特别是在英国盛行的贵族霸权。

马志尼狂热的共和主义信条(以及他对美国的了解)主要源自他在法国学习的启蒙类刊物。他试图用罗伯斯庇尔政权的倒行逆施来诋毁民主共和主义，同时他把基督教与圣巴塞洛缪日的大屠杀或宗教裁判所的惨无人道相提并论。可以肯定的是，并非罗伯斯庇尔或暴力思想引发了1830年和1848年的激进主义。作为一名忠诚的民主共和党，马志尼害怕民粹主义的独裁破坏法国大革命，正如爱默生害怕会削弱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样：“让被仇恨的反动情绪所控制和不适合选举的民族获得选举权，其结果是他们要么进行交易，要么滥用这一权利；他们会让每一寸土地都无法安定；也会使那些让一个国家变得强大而先进的伟大观点以及对未来的设想沦为空谈。”当然，马志尼和其他激进分子一样，渴望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是，同鲁格及更为普遍的激进主义倾向一样，他坚决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拒绝将阶级和经济战争视为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马志尼热爱瑞士，但无论是在瑞士还是在美国，他都坚决反对联邦制(这使他与更倾向于崇拜美国模式的烧炭主义者相疏远)。1849年2月，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宣布罗马共和国成立，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革命事件。尽管短暂，但它在意大利民族复兴的历史上赢得了特殊而令人瞩目的地位。

富勒相信，现在激进的意大利民众正在向世界展示他们有能力站起来并创造壮举。但不幸的是，美国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协助他们。“当一个与她自己的经历如此相像的国家正走过同样的旅程时，我多么希望我的国家能表露出一些崇高的同情。”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回忆起他们的过去，甚至不再愿意提供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为希腊和波兰制作的金融收藏品。“现在，如果我的国家对思想进步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信念，为其他同盟国家的事业做出自己的巨大贡献，我将为此感到自豪。”但她在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呼吁美国提供帮助、志愿者和干预措施的抗辩，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令她苦恼的是，这位美国驻罗马大使并不想效仿拉什和班克罗夫特。她认为，身处意大利的美国人“谈论意大利的腐败和堕落，就像他们谈论我们国内的奴隶制一样”，他们鲁莽地“进行推理，认为是不合理的制度导致人的退化，所以他们无法做得更出色”。 [2315] 如果美国“行为高尚，所有身在美国的真正美国人都愿竭尽全力的话”，那么，他们将采取干预性举措“以维持奄奄一息的欧洲民主，那将会更加令人鼓舞和满意”。 [2316]

为了使在法国农村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日益自信的保守党天主教集团政权更加稳固，1849年春，路易-拿破仑高歌猛进地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强行捍卫意大利中部的教皇统治。尽管法国新宪法严格禁止干涉其他民族的自由，但其目的异常清晰，就是要推翻新成立的罗马共和国，粉碎共和党拥护者及恢复反动派和教皇政府。路易-拿破仑意识到，若要在法国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和全面压制民主共和主义，天主教和农民阶层的支持不可或缺，而要巩固他在法国的统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罗马帮助教皇推翻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革命共和党政府。 [2317] 全球各地的共和党人将法国的干预视为背叛中的背叛。没有什么比拿破仑的民粹主义、意大利干预和恳求天主教支持更违背1789至1793年的共和精神了。路易-拿破仑的目标是在法国的保护下恢复专制的教皇统治，或者，正如德怀特所说的那样：“用破坏的手段来掩盖一个共和国的耻辱及推翻另一个共和国的暴行，或者至少是宗教自由的无限延期和对教皇政权的恢复。路易-拿破仑期待的回报无疑是国家主权，就像他在国内以一种更纯粹的形式，以及在国外以更重要的地位来极力压制共和主义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势必使法国的共和主义蒙羞。” [2318]

各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陷入沮丧之中。意大利爱国者和共和党人只能从罗马巷战短暂英勇的防卫以及史诗般的民族神话《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中获取安慰。 [2319] 忧心如焚的富勒证实，她所有的个人希望已经“随着意大利的希望一起破灭了”。 [2320] 意大利各地的斗争都随着右翼的胜利而告终，譬如维也纳、布拉格以及后来的匈牙利。通过干预的方式，路易-拿破仑实际上埋葬了民主共和主义。罗马的失败是彻底的也是终结性的失败。然而，在法国、意大利和更为广阔的世界里，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对法兰西共和国推翻罗马共和国以及恢复教皇统治的行为感到极为愤怒，这一事态发展令美国人大为困惑，但并未引起特别的敌对情绪。富勒声称，如果路易-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眼中是自取其辱，那么美国舆论对意大利的背叛也同样可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国内，同胞们的言论都使她万分沮丧，因为他们纷纷表达了“反对意大利解放，反对黑人解放，支持对波兰进行掠夺，正如支持美国征服墨西哥。我发现暴政和错误无处不在。我的国家!最邪恶的罪犯!因为她用少得可怜的借口，背弃了她所号召的崇高使命，她不是捍卫人类权利的斗士，而是一个强盗和狱卒；鞭子藏在旗帜后面，她的眼睛不再仰望繁星，而是觊觎其他人的财产”。 [2321]

在法国立法机构中，在赖德律洛兰的领导下，对路易-拿破仑的抵制，特别是对远征罗马的抵制是非常坚决的，但由于缺乏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代表，这些抵制很容易就被镇压下去。1849年6月，当赖德律洛兰试图弹劾这位准独裁者的行动失败之际，他的支持者在6月13日煽动了示威游行，游行很快被武力所镇压，这迫使赖德律洛兰逃往伦敦。他和马志尼一起加入了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革命委员会。在随后几个月里，路易·布兰科、维克多·雨果和许多其他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其中包括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荷兰黄金时代》艺术评论家泰奥菲尔·托雷(1807—1869)都相继被流放到国外。随着新独裁者控制力度的收紧，民粹主义的呼声逐渐高涨，1850年5月开始推行更多关于对新闻出版行业和选举以及对集会、请愿的限制，对民主、言论自由和革命价值观的破坏已初具规模。

考虑到路易-拿破仑于1850年5月颁布的对法国宪法的修正案，贺拉斯·格里利表示，共和国面临的直接危险是法国选民的流失。他注意到，在1851年6月逗留巴黎期间(当时他正进行欧洲之旅)，法国的新总统强制“剥夺了近一半选民的权利，加强了对新闻出版行业的约束，剥夺了集会审议和辩论的权利，并将国家资助权转移到他本人的支持者手中”。如果共和党人“试图举行一次大会选举总统候选人，他们的会议就会被拿着刺刀的警察迅速镇压下去”。 [2322] 尽管如此，格里利并未彻底心灰意冷，一些迹象表明还存有希望，他发现仅仅在巴黎就有不少于3000名美国人，(根据官方消息来源)其中大多数“不是长年居住在这里，就是已经居住数月。通过与许多人相处，我了解到并很高兴地说，我们欧洲同胞(特别是富勒先生)中的大部分人能热情而公开地站在共和国一方，反对一帮小丑的可笑行径并试图推翻它的阴谋，这与我经常听到的恰好相反”。 [2323]

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发动了最后一场政变，然而对他而言，这只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在街头巷尾数次激烈的枪战中，无数百姓失去性命，共和党人最终被彻底击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除了名字外已经灰飞烟灭。1852年12月，这位新独裁者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名字也一并抹去，宣称自己是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的皇帝”和“教会的保护者”。那些在共和国解体后仍在位的共和党人拒绝宣誓效忠新的“皇帝”，他们被剥夺职务、逐出国境或在法国国内陷入政治孤立。其中，朱尔斯·米什莱被剥夺了教授头衔(这是第二次被剥夺)，同时被免去国家档案馆历史部负责人这一职位。 [2324]

美国的“1848革命参与者”

在欧洲，1848至1849年间从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驱逐出的政治难民，大都逃往比利时、英国和瑞士。史学家雅各布·伯克哈特(1818—1897)目睹大批战败的革命者带着悲观、怀疑和不安涌入苏黎世和其家乡巴塞尔。尽管这些年大多数政治难民同其他大量移民一道跨越大西洋转战到美国，但另外几十万人在1848至1853这五年间独自从德国辗转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难民从德语区大量出走，欧洲社会文化上的这种反向“革命”耗尽了欧洲大陆的革命根基，从而使得欧洲几十年来再次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但它却为美国社会和政治注入了全新的文化和社会维度。“非英语国家的政治难民带着共和思想涌入美国，这可谓史无前例。”这些难民中预计包括四千名来自前线的“1848革命参与者”(他们早已家喻户晓)和很早就直接参加革命的激进分子，难民潮持续涌入美国，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才逐渐减退。 [2325] 数量众多的才华横溢的政治激进主义革命者的牺牲，是欧洲在1849年后数十年陷入沉寂的一个重要原因。

1852年，一位同时期的美国人评论道：“过去四年，‘煽动者’被流放，最有活力的信徒追随着他们奔赴理想的共和国。此时此际，他们追求的共和国之梦或许迟迟无法实现。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已然进入先前令他们满意的奴役状态。” [2326] 1848至1853年，从德国被驱逐出的流亡者和革命难民，包括几名1849年法兰克福议会和其他短暂的地方革命政府的前议员，都先后在美国各地定居下来。比较显著的集中地除了纽约和费城之外，还有密尔沃基、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在美国，对“1848革命参与者”而言，其最重要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迅速分裂成相互竞争的民主共和党和社会主义党两大阵营。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在德国和法国迅猛发展起来，开始与民主共和主义相抗衡，甚至在1848年革命之前，在审查制度弱化或崩溃的德国部分地区，一些期刊，诸如《时代报》，已经从共和党激进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2327] 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者和民主共和党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不足为奇的是，1848至1849年间，美国大革命运动分化造成的显著后果是在关注社会革命和寻求更大范围解放民众之间的永久性分歧——那些倡导分裂的“1848革命参与者”抵达美国后不久，即与成千上万移民到美国的政治难民一道，重现各方分裂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摧毁了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的革命共和政体。

尽管如此，这两个对立派系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新德国移民的分散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事实证明，很难在包括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许多州建立一个成功而进步的德国政治媒体。新一波德国移民潮包括众多的农民、制造商和商人，这也是政治参与度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328] 受德国移民影响最大的两个州(密苏里州和威斯康星州)，都建立了完整的农村飞地。密苏里河沿岸的德国农民以群体的方式居住在一起，他们没有奴隶，每个人都要参加农耕活动。与圣路易斯庞大的德国人口一道，他们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反奴隶制、支持统一的阵营，有了独立的身份和政治意识，这些德国移民与密苏里白人社会中大多数支持联邦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圣路易斯发行的一些德国报纸，譬如《密苏里激进者》《新闻报》和《西方邮报》的观点都异常鲜明，即反对奴隶制、支持统一，由此造成两大对立的白人团体就南北战争(1862—1865)爆发及圣路易斯寻求联邦庇护等事宜发生争执。

尽管如此，大多数“1848革命参与者”中的政治活动人士和宣传人员、记者、教师、医师、艺术家、音乐家和各式各样的文学家某种程度上都算是被推翻的领导人，这些人缺少的是技艺娴熟的工匠和教育工作者的督导，从而使他们能够有效地组织到一起。与魏德迈尔这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推广者并驾齐驱的是卡尔·杜凯(1819—1888)，他曾在莱比锡和多帕特市学习，后因革命创作被监禁。在美国，杜凯在1856年被从得克萨斯州驱逐出来，1860年又被波士顿驱逐，他最终在纽约定居下来，后曾短暂地担任过纽约《民主报》编辑。在逃亡新大陆的欧洲人中，卡尔·西奥多·贝勒法(1812—1888)是一位来自马尔堡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教授，他以在学生中传播激进观点而闻名，在1846年，他因“亵渎和煽动反对(黑森政府)而被停职”。 [2329] 逃亡新大陆的这些欧洲人与普遍意义上的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移民明显不同，他们作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大力呼吁美国人应更积极地参与到使欧洲摆脱压迫的运动，尽管收效甚微。简单地说，一些理想主义者梦想着美国——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安纳查昔司·克洛斯所认为的那样——成为世界解放运动的总部，以及未来世界自由共和国联盟的焦点和政治指南。

费城教师西奥多·波切(1824—1899)领导了一个不寻常的非社会主义乌托邦激进分子社团，波切是学哲学的学生，曾是1848年哈雷叛乱的领袖，他与宾夕法尼亚州的查尔斯·戈普(1827—1907)携手将民主共和主义与美国的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新意识形态。他们把提升美国在世界上的使命作为人类解放的首要任务，1852年1月，波切和戈普在费城召开了德国人的国会，会议发起了所谓的美国欧洲革命联盟。他们看不起“温和的自由主义”，认为其缺乏真正的共和国内容，并且鄙视所有的民族主义，敦促每个民族“摆脱暴君的枷锁”，“加入自由的国家联盟，即美国联盟；因此这些州可能成为人类家庭的政治组织核心以及世界共和国的出发点”。 [2330] 1852年9月，这两个人又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另一场国会会议上大肆宣传，重新发起他们的组织，并将其视为新旧世界人民的联盟。尽管民众对此并不热情，他们依然无所畏惧，后又合作出版了一本书《新罗马》，也称《世界的美国》(纽约，1853)。在书中，他们表达了一种不受人欢迎的未来世界统治的愿景，其中包括对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彻底吞并。 [2331]

波切和戈普认为法裔加拿大人更倾向于兼并美国而不是继续留在英国，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也持同样看法，加拿大现在自诩所拥有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是英裔加拿大人的三倍多，他们的人数是318 000人，而对方仅有94 000人。遥远的巴西和其他国家将逐渐“联邦化”。 [2332] 在美国大革命中诞生的“美国自由之火”是一场持续不断的革命过程，同时也是主宰未来世界的必不可少的进程。“在美国境内兴起的革命，最终仍将回归这里。美国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就必须存活在革命之中，并以革命告终。当国家的主权被摧毁，个体的主权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地方得以实现，这场革命和美国的使命都必将完成”。 [2333] 他们所面临的“严酷考验是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国籍和特点相融合”，此“新罗马”据说是建立在普遍平等的“权利”和不沾染种族沙文主义或民族优越感的合乎宪法的基础之上。 [2334] 但是波切和戈普的乌托邦纯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德国人的共同成就。他们宣称赞同种族混合，但不幸的是，种族混合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一些人认为“较低种族的雄性与较高种族的雌性同居会导致较高级别的生物恶化”，并致使“后者的卵子受到污染”。 [2335] 公然的种族主义损害了他们将普适权利和美国个人主义混为一谈的做法，从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帝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与对民族主义和贵族制的摒弃相关联。

“1848革命参与者”定居在许多当地的德国人和其他新近移居的群体中，这些人既没有大到足以维持激进运动，也没有小到显得无足轻重。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这些“1848革命参与者”在几个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譬如路易斯维尔和肯塔基占据主导，到1850年止，这两个地区的43 000名总人口中有12 500名的新移民，其中德国人多达7357人(3000多人是爱尔兰人)，人口数量接近一个小城镇。 [2336] 周边地区新移民很少的小城镇则不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在对1848年的反应中，美国人最自相矛盾和最不起眼的是随之而来的反智性“本土主义”和反外国主义。较具典型的是当地人对某一人物的敌对反应，因为该人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1848年以后激进的共和主义启蒙运动、反对社会主义温和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即记者卡尔·彼得·海因策(1809—1880)，他是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坚定捍卫者，于1853年定居在路易斯维尔。当海因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因暴动被伯恩大学开除，在1844年，他出版了一本抨击普鲁士官僚主义的书之后，被政府剥夺了工作，并被迫逃亡瑞士。在1848年革命的前几年里，他身处布鲁塞尔，被卷入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头辩论和《德意志时报》的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拒绝接受他美国式的联邦制共和主义和民主的诉求。 [2337]

继参加1848年的巴登革命后，海因策虽然同时与温和党和社会主义者抗争，但仍未能当选为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革命失败后，他先从被流放地逃到瑞士，之后1850年又逃到美国，在几个城市包括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纽约及波士顿先后编辑了各种短命的报纸，他是一位杰出的废奴主义者和坚定的无神论者，他编辑的最后一份报刊《拓荒者》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份倡导妇女权利的德语报刊。他摒弃了专制的社会主义，像魏特林那样，批判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海因策发起了一场旨在终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出于对路易-拿破仑的崇拜心理，他同样谴责美国总统拥有的多种多样的权力， [2338] 他不像富兰克林、潘恩和杰斐逊那样，认为总统这个职位只是对旧式英国宪法的借鉴。对他而言，美国总统只是一个被重新命名的“英国君主”。与富兰克林、潘恩相似，他也向参议院提出了质疑，甚至建议废除总统。鉴于瑞士行政部门的从属特性及频繁进行的公民投票和更为活跃的公民参与度，在某些方面，海因策认为瑞士是比“美国”联邦民主更好的范例。然而，只有美国能推动世界走向基于尊重人权的民主和社会。海因策坚信，全球的民主共和革命最终将以最少的暴力并通过群众革命行动而取得胜利，但前提是人民的启蒙运动将使他们从君主制、贵族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神学和宗教权威顺从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2339]

1854年2月，海因策与一群德国激进分子在路易斯维尔共同创办了“路易斯维尔平台”，旨在掀起一场重大的新改革运动。他们的目标是正确的，考虑到美国宪法的缺陷——尤其是强大的总统特权——并强化其“共和党”的特质，以及结束奴隶制的“政治和道德痼疾”及对妇女的压迫。海因策试图在德国的非社会主义民主激进主义和美国的“所有真正的共和党人”之间建立联盟，通过改革政治和政党制度以瓦解操控政党的小集团，从而恢复真正的民主原则。路易斯维尔纲领的12个要点包括废除奴隶制、给予妇女平等权利、终止宗教实验及所有州对宗教的支持、国家调解“作为所有竞争利益的仲裁者”以保护劳动阶级免受资本家的侵害，并规定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其他主要目标是在真正互惠的基础上实行自由贸易、在没有个人支付费用的情况下降低司法标准、以侵犯个人自由为由废除禁酒令，以及选民对代表的控制权。 [2340]

路易斯维尔纲领的不幸失败某种意义上是19世纪中期美国人对1848年革命反应极度讽刺的结果，如同来自美国的跨大西洋势力，这也代表着民主共和主义的彻底终结。早在1854年以前，路易斯维尔就是反对德国移民和反对“1848革命参与者”的温床，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路易斯维尔发展成为“无知运动”最狂热的中心之一。所谓的“无知运动”是华盛顿一个有代表性的反对天主教和反对外国人的全国性政治派别，以教皇支持欧洲君主反对1848年革命为借口，从而煽动起对天主教徒的偏见，特别是新移民，他们声称天主教是暴政的盟友。“无知运动”极具讽刺意味，它将反移民的偏见与“1848革命参与者”的激进主义和路易斯维尔纲领的负面反应融合在一起。

许多所谓的“美洲原住民”(即第三代和第四代白人)变得非常沮丧，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德国人告诉美国人他们的国家怎么样”。 [2341] 1855年8月，身处路易斯维尔的德国人仇恨达至顶峰，反移民的邪恶暴力史无前例地爆发出来。可悲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真正的民主激进启蒙共和主义尚未萌蘖，就已在大西洋两岸枯萎。很多人的幻想破灭，但仍有人选择继续顽强作战，惠特曼也在其中。 [2342] 由于所有外在行动的失败，海因策在波士顿穷困潦倒，直至去世都无人问津，但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妻子的帮助下他仍继续坚持着写作。

结语 “例外主义”、民粹主义和激进启蒙运动的失败

“帕尔默命题”将普遍的“大西洋革命”置于现代民主的源头，这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和再次确认，其意义的广泛性也超出了帕尔默本人的理解。欧洲、美国乃至更大范围的世界各国从古老的世袭制统治向所谓大众解放、平等和公平的亦真亦幻的转化肇始于1775至1776年，伴随而来的是1776年原则。其中美国独立战争成为各思想体系展示的舞台，同时也体现出启蒙运动温和与激进相对立的两面。这也解释了为何会出现“治国方针的革命”和社会及道德秩序原则的转变，“美国创建者们用这些原则粉饰美国独立战争，否则，这不过是场为获得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地方性斗争”。 [2343]

相较那些已经成形的观点，美国独立战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美国主义已经成为法国激进启蒙思想中民主共和主义的一个决定性要素。孔多塞的平等主义共和思想认为“参与立法和制定社会各项法规的权利，无论是采用直接的方式，抑或通过代表选举”，正如他在1786年所表达的，“都是自然、原始的人类平等的必然结果”。这是他在1789年之前几年内从美国独立战争中得出的直接结论。他将其运用于指导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同时不断重申法国和欧洲与美国这种跨大西洋联系交往的中心地位。 [2344]

杰斐逊的理解最为深刻。在1826年6月他弥留之际写就的最后一封信中，他仍坚守着对启蒙运动的热情，这是他和孔多塞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他最后一次重申，他衷心希望美国独立战争最终能向世界发出“信号”，“激起人们打破苦行僧般的无知和迷信带给他们的枷锁和束缚，确保自治政府能顺利地为人民造福”，恢复“理性思想和无拘无束的表达”，促使人们的“人权意识”觉醒，并促进“科学之光的广泛传播”，从而最终证明“人民大众并非生而为奴”。 [2345] 这其中并不包含任何与新教改革有关的内容，也无关乎基督教传统。

在民主、自由和广泛的平等人权基础上，杰斐逊和孔多塞将美国和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么做是否正确呢？事关重大，现在做出判断言之过早。无论如何，他们的做法是一种信念，抑或一种情操，以今日理性的视角来判断，我们只有接受和支持。我们看到，美国大革命分裂的政治文化是环境和社会力量的产物，这种分裂以启蒙思想和论战的形式彻彻底底地表现出来。美国独立战争在西方和世界的论战中首次捍卫了广泛平等的权利、民主共和主义和坚定的世俗主义。这一方面是由激进的启蒙者们缔造的，其中包括处在前沿阵线的人物——富兰克林、潘恩、门罗，麦迪逊偶尔也参与其中。除他们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人物，如杨、艾伦、加农、巴洛、科拉姆、莱布、帕尔默、费洛斯和弗瑞诺，他们是第一梯队之后的另一支庞大的队伍。由于分裂太深，国家的创建者自然无法解决革命内部的根本冲突，或者说是本质上互不相容的两种启蒙趋势间的矛盾，冲突的根源来自欧洲，继而在美洲扩散。因此，他们无法找到一种没有争议的方法建立代议政府，以实现明确的、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基本的自由。

从1789年至1793年6月法国大革命蓬勃发展的这段时期，革命领导人主要关注的是推动民主共和主义和言论、出版自由；其根基是普遍的平等权利，强调的不仅是民主法国大革命的美国根源以及其实质性思想原则，还强调这种普遍原则的力量如何影响西方世界。正如布里索在1789年所言：“美国独立战争酝酿了我们的革命，我们的革命将使整个欧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也包括英国，当“看到法国创造出千疮百孔的宪法，根本无法与英国宪法相匹敌，法国会为自己差劲的宪法而感到羞愧”。 [2346] 事实上，推动独立战争民主共和趋势的激进分子，如杨、加农和潘恩，都是美国政治舞台的局外人或新人，而其他人如杰斐逊和麦迪逊等则属于拥有土地的老派精英阶层。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汉娜·阿伦特对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做出的主要区分是错误的——她认为前者是以“经验”为基础，具有纯粹的政治性；而后者仰赖的是知识理论， [2347] 部分出于此原因，两场革命都不可避免地想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贫困这一社会问题。 [2348] 然而，激进的民主共和趋势在两场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最终证实，她的这种极具影响力的分析架构是错误的。承认美国独立战争中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分裂的重要性，就意味着削弱她对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做出的区分，那么这些区分也就不再合理有力了。如果说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同样重视普遍的平等权利这一新的革命观念，那么在两国革命中，温和的启蒙派都试图在洛克私有财产观的基础上，使旧的君主-贵族-教会体系和新教神学能够一定程度上接受启蒙思想和有限选举权。两国就这点而言，持有相同的立场。阿伦特认为这一根本性的当今对比或矛盾，事实上只是基础的相似性。阿伦特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对比有着根本缺陷，因为恐怖行动一旦剥离了卢梭主义和罗伯斯庇尔派民粹主义的特质，给以恰当的描述，并从法国大革命的共和民主原则中分离出来，那么对她而言，导致布尔什维克革命产生的起因，以及她以同情的笔调所描述的“共和的”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 [2349] 也将一并被完全清除。

美国独立战争的激进特质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影响几乎完全是宗教革命的世俗启蒙式版本。在欧洲革命者看来，正如麦尔维尔在《玛迪》(1849)中所写，“美国就像个孩子，站在一群身着旧时袍服的列岛国王和君主之中”；“在这块共和的土地上，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美国就像“年轻的弥赛亚”一般高高挺立，“他的演说使所有留着胡须的教士都为之折服”。 [2350] 到1848年，美国独立战争已经在大西洋两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后几十年间，它极大地鼓舞了各地民主共和运动和政治异见者。然而，为美国独立战争对人类未来的全新展望所吸引的人中，绝没有社会地位稳固的精英分子、国王、贵族、教士，也鲜有普通民众，而主要是游离于社会边缘、具有探询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在18世纪70年代，激进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在大西洋两岸以主要革命先锋者的姿态崭露头角，他们的这一角色持续了整个革命时期，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对革命彻底失望。

许多史学家认为，普遍的平等人权概念源于或与18世纪早期自然法以及洛克思维世界中的“权利”文化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人们认为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现代民主革命趋势是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承。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理由是没有理解和接受启蒙运动“温和派”和“激进派”间的基本分歧。对这一分歧的认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首次出现在列奥·施特劳斯的历史编纂学中。事实上，1776年不可剥夺的权利概念与18世纪70年代以前的权利理论，与洛克思想中高度层次化的“权利”概念并无关联。 [2351] 认为普遍的平等权利概念来源于广泛的社会推动力或文化转向的想法同样是错误的，这种想法的萌生大都受小说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所带来的关于权利革命性的新概念，是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共同特征，它与社会上广泛的文化趋势并无关联，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也并不存在。任何认为“人权”概念的产生与“文化变革”或“同情心”有关的假设都与事实谬以千里。普遍的平等人权观是在18世纪70年代后才不断持续、深刻地发展起来的，并且总体而言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2352] 同样，认为英美和法国大革命普遍平等人权观的来源“绝不孤立”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2353] 理由很简单，其来源和阅读小说、文化、传统、18世纪前的自然法则和洛克思想都毫无关联。但要找到其真正来源也并不困难：其来源是激进的启蒙运动所导致的哲学革命。

近几年，学者们关于“激进启蒙运动”的争议明显愈演愈烈。成形于17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激进启蒙运动被定义为一场知识和社会文化运动，在史学家和哲学家之间，这俨然已成为极具争议的焦点。它首先是一场哲学革命，将哲学与神学以及即将诞生的内在同体自然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同时也隐含了以平等为根基的民主共和主义的兴起。激进启蒙运动将两者相结合，继而逐步发展，经过两个多世纪，成为西方最广泛和最全面的反主流文化。这种启蒙运动的趋势将奇迹、神启和天意都摒除在外，宣布科学和哲学“理性”才是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尺，通过抨击宗教特权，建立起民主共和主义，以图实现整个道德和政治秩序的重建。“激进启蒙”致力于从整体上改善人类的生存，它并非通过改变社会的经济秩序，而是如社会主义者一般(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逐渐取代了这种趋势)，通过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将社会中受压迫者解放出来。他们自18世纪70年代直至1848年革命的这段期间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但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激进启蒙运动都认为人不仅是自由的，还是受过教育和启蒙的公民，应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辩论、决策制定和政治中去，并致力于以这种全新的观念取代盲从、“无知”、“迷信”和“狂热主义”。激进启蒙运动自出现之初就遭到强烈的批评，时至今日，仍存有很大的争议性。

奴隶制度、匮乏的教育资源、有限的选举权、贵族对两院制宪法的强行干涉、为支持教会而强制征收的赋税、以宗教评估行政功能以及许多其他典型的保守因素使得激进启蒙者的失败不可避免。但即便如此，关于1776年原则的革命依旧被认为引领了人类历史上的新时代，从而使得美国在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世界中成为重要的典范。然而，远早于1848年，观念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独立战争并未能完全实现自身的承诺，并且除了在瑞士、挪威和比利时这些欧洲小国以外，这场战争也未能变为某种可以有效实施的模式。到1815年，随着拿破仑的失败，王室、贵族、教会权威已经在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地区恢复了1789年前的霸权。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启蒙者，都认为1815年之后的情况极度令人痛苦失望，在欧洲和拉美亦是如此。与此同时，剥削亚非的殖民主义力量甚至比过往更为残忍。

杰斐逊和亚当斯都承认，表面看来，1815年后世界舞台上的胜利者并不是革命、民主、共和主义或作为新的社会范式的美国，而是旧式的欧洲贵族、反启蒙、教会权威、君主制形式、殖民压迫和奴隶制度。启蒙运动难道就永远保持缄默了吗？亚当斯曾不无讽刺地质询：“19世纪是18世纪的对比吗？它难道要熄灭前人留下的所有光芒吗？是否索邦大学、异端审判、教会禁书目录、圣依纳·罗耀拉的游侠将要死灰复燃，重获力量去支持和鼓吹温和的基督教精神？同盟国(如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一系列行动、他们在维也纳的议会、西班牙和法国等多个国家的行动以及夏多布里昂们和让利斯们，都标明了风向。那些神父们又开始重操旧业。” [2354] 悲观情绪基本取代了早期的乐观精神，但仍未能将其彻底抹杀。

大部分美国政治家和议员——以及在他们身后的多数美国人——最后都反对推动广泛的平等权利以及世俗化和社会的全面民主化。不仅在美国的精英阶层、美国和欧洲民众中，“温和的启蒙运动”远比激进的启蒙势力更为强势；而且在美国，激进主义也遭遇了“第二次大觉醒”——起因是1790年由浸礼会和卫理公会教牧师和会众领导的福音复兴运动进一步被削弱。这些新的宗教理念和广泛性的运动坚决反对怀疑主义、自然神论、强调温和与激进启蒙的哲学理性，以及更为坚定地捍卫信仰和原教旨的虔诚态度。“二次觉醒”运动中的牧师常成为亚当斯、汉密尔顿和杰伊的政治同盟，他们同样积极地阻挠杰斐逊派的民主共和主义和“无信仰”，称其为“诡辩家”们受外国影响的产物，充斥着无宗教思想，受非美国化的“雅各宾”派影响，使得他们坚守的美国独立战争正统的民主和基督教传统受到威胁。他们指控这些激进的“诡辩家”一方面试图窃取美国，另一方面也误导了法国。

亨利·梅总结道，1800年后，尽管美国的激进启蒙主义“在形式上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持续不断地为“美国灵魂”而进行的智力战中得以幸存。从对美国1800至1810年间追寻自由方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激进启蒙主义作者作品”的阅读量“远比想象中更为宽泛”。 [2355] 孔多塞、雷纳尔、潘恩和戈德温及沃尔尼等人以其“尖锐的批评”占据主导。激进的趋势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力量也有所减弱”，因而在文化和艺术界退居边缘。然而，在政治领域——尤其关于“民主”的广泛言论中——通过唯一神论的传播，对“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19世纪美国所有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2356] 欧洲和拉丁美洲亦是如此。

1815年后的复辟只是一场华而不实且虚张声势的反动革命，并未取得完全胜利，这就确保了激进趋势在世纪初能够以活跃的地下政治活动和反主流文化的形式坚持下去。太多的社会团体被推翻或镇压，大西洋两岸汇聚了大量的怨恨和不满。这些不满一触即发，现在要做的只是需要重新激起愤怒，给激进趋势一次全新的机会去宣传民主共和价值观，正如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爆发。尽管整体而言此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却再度引发了微弱但意义重大的影响。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1831年的预言，在欧洲和加勒比地区，对贵族皇权-教会统治秩序的持续瓦解在1814年受到神圣同盟的再次肯定，这意味着民主和黑人解放的再度大力进发，其结果必将对欧洲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1848至1849年革命的迅速瓦解和大西洋两岸对此采取的反应，有效地打破了革命循环，终结了大西洋两岸的平行发展。一位历史学家曾说：“1848年发生在美国的事件”表明“美国独立战争的延续性已被奴隶制和扩张主义的危机所打破”，而“在法国和欧洲全境，法国大革命的延续性及其‘广泛’影响伴随着1848年红色的‘丑陋革命’而终结，这场革命(似乎)是共产主义的幽灵”。 [2357] 在美国，启蒙运动和解放进程最终受到褊狭专横的民粹主义的严重影响——德·托克维尔和密尔笔下的直接民主的危险和“多数暴政”——违背和压抑了民主共和主义的基本价值观。1850年后直至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道路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都不再紧密。

美国各行业对匈牙利国家领导人拉约什(路易)·科苏(1802—1894)所表现出的令人诧异的热情(这位领导人以活力、个人魅力和激动人心的雄辩领导了1848至1849年间的匈牙利革命)常被用来作为反证，清楚地证明美国对1848年革命的热情和支持持续至19世纪50年代，证明美国人仍然在国际上积极认同民主共和价值。匈牙利革命是1848年最后爆发的几场革命之一(1848年3月)，也是最后遭受挫败的(1849年9月)革命，在罗马共和国被未来的拿破仑三世击垮后，又苦苦战斗了一个月，最终遭到俄国和匈牙利帝国军队的联合镇压。美国人对科苏、匈牙利起义以及1848年革命似乎传达出的“民主”、普遍自由和国家独立的信息的兴奋之情如此高涨，以至于许多人认为美国对“革命”的热情已彻底得到恢复。

这种接近歇斯底里的“科苏狂热”在美国持续了好几个月。不像其他1848至1849年间的革命领导人，科苏在革命失败之后以个人名义游历了美国。被捕两年后，(在美国国务卿的干涉下)科苏从土耳其监狱获释。 [2358] 出狱后他无法返回复辟后的奥地利-匈牙利王国。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科苏主持了主要由马扎尔贵族把持的议会，是“实质上的独裁者”，直到1849年8月他踏上了前往西方的命运之旅。他主持的革命团体所倡导的选举权比英国1832年采用的选举权更为宽泛，但仍将大部分农民、体力劳动者和匈牙利犹太人排除在外，也未能彻底消除农奴制和废除贵族的政治特权。 [2359] 他的旅程起始于英国。在那里，他作为一位振奋人心的“国家领导人”受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宪章派的热情接待。这一次，他与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那些饱受蔑视的激进分子不同，极力称颂英国的贵族和君主制，并公开反对民主共和制。

随后，在美国政府的邀请下(这引起了华盛顿与奥地利、匈牙利大使的极大不安和不满)，他跨越大西洋，在纽约海岸炮兵震耳欲聋的致敬炮火声中，于1851年12月4日抵达美国。在美国，他受到了民众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因为涌入举行欢迎仪式大楼的成千上万的民众一直在欢呼， [2360] 甚而连纽约市长为欢迎这位匈牙利英雄所做的官方致辞都无法听清，然而，倘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科苏1851至1852年的美国之行莫若是一次十足的民主惨败。尽管公众对他激动人心的雄辩钟爱有加，但科苏“热”并未展示出深度，反而显示出对1848年革命以及相关争论理解上的肤浅、匮缺和失望，这种匮缺深刻地反映出“1776年精神”的消弭。

究其原因，科苏所引发的史无前例的热潮是由于在美国人眼中，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失信或堕落的革命英雄。拉马丁(1848)、马志尼和加里波第(1849)也曾一度是国际名人。他们的声望、功绩和英俊的相貌触动了那个时代的浪漫情怀。几个月来，关于拉马丁的文章和其肖像四处散播，颂扬他的领导力、洞察力和“温和的立场”。他的《布里索派的历史》(1847)一书在美国和法国作为成功的出版物，引发读者极大的兴趣。这本书确立了他作为革命主要解读者的声誉，并通过展示布里索派和山岳派在思想和态度上的巨大分歧，以及1793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复兴了民主共和主义这一政治信条。但随着1848年6月他在法国的彻底失败，拉马丁的声望不可挽回地一落千丈。自此，他的声誉再未得到恢复。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的意识当中，由于美国人的施压而得以从土耳其的监禁中获释的科苏代表了大西洋两岸正直、不屈不挠的英雄形象。科苏的肖像在美国随处可见。

科苏沿百老汇行进的队伍引发了群众几近狂乱的巨大欢呼，但其演讲的内容却不过是空谈，真正的革命狂热分子开始抱怨，认为美国政府应当更积极地支持那些受到镇压的对抗独裁和压迫的运动。百老汇沿途的建筑上贴满了匈牙利的旗帜和海报，但有些海报上赫然写着：“他的来访提醒我们，不该忽视对欧洲人民的自由所担负的责任!” [2361] 对科苏的狂热除了表现出对反抗外国压迫者、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些许支持，还显示出在美国，除极少数团体以外，人们对革命的核心原则既不理解也无多少同情。在英国，科苏因其与君主制和贵族制相一致的“温和态度”和务实的“自由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反对而受到赞赏。 [2362] 到了美国，他的论调则变成富于民族色彩的自鸣得意，表现出一种索然无趣且荒谬可笑的必胜心态。这对稳固美国的革命精神毫无助益，也未能起到促进解放和扩大人权的作用。他只字不提反犹太暴力，对这位被过度粉饰的匈牙利科苏和马扎尔领导下的母国境内的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权利缩减，他也保持缄默。

虽然早期他曾批判匈牙利贵族并要求终止农奴制，但在1848至1849年的起义中，他竭尽全力维护贵族的政治和社会优势，并阻止匈牙利的少数族裔对他们所在特定地区的控制权。 [2363] 几乎没有人因匈牙利革命中解放和自由之间惊人的差距以及其鲜明的支持贵族的立场而对他产生质疑。他深知公开表明支持废奴会使他付出失去南方支持的代价，因此科苏不仅捍卫贵族制，还支持君主制，并且故意回避谈论奴隶制这一困扰美国、甚至美国政治方方面面的最大问题。 [2364] 1851年12月12日，他颇为顺利的美国之旅在纽约一个拥挤的舞厅里却遭遇了波折。当时，一位黑人代表走过来向他祝贺，质疑“个体人在其出生地拥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权利这一伟大原则”，而科苏正是此原则杰出的维护者。科苏语塞，故而没有做出回应。实际上，他对这一遭遇异常愤怒，意识到这是故意诱导他在人权、平等问题上发言，并暗示他去谈论农奴和美国黑人。 [2365] 此后不久，科苏在权利、平等、农奴制和种族问题上的推诿逃避使得此前热心支持他的废奴主义者和少数族裔成员开始与之疏远。 [2366] 他平淡乏味的革命信条尤其激怒了众多相信“所有民族皆为虚假”的1848年革命的支持者，他们对为自由而战就是为民族而战这一俗套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2367]

即便如此，科苏的民族主义信条还是威胁到了奥地利的多民族帝国。针对美国官员显贵对科苏的热情接待，哈布斯堡的皇廷多次提出抗议。而华盛顿内阁给出的回复则毫无歉意，这使得该事件成为19世纪中叶牵涉美国的一桩小小的外交纠纷。美国国务卿指责哈布斯堡不应以君主国名义向共和国人民提出抗议：作为一个共和国，美国绝对有权利鼓励民族独立运动。美国的这位发言人正是丹尼尔·韦伯斯特。他是美国反动的、亲精英派帝国主义的“新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同时，在新出现的顽固派中，他也是主要人物。韦伯斯特声称美国总统、法律和议会都有义务扶植教会以强化道德规范，目的是强化宗教价值在政治中的地位。他对平等的概念不屑一顾，因此也遭到所有激进分子和废奴运动者的唾弃。韦伯斯特在谴责威尼斯王室的同时，公开宣称不支持民主和黑人解放。但是，他毫无保留地赞颂科苏是为民族和独立而战的斗士(并为其撰文)。 [2368]

青年美国运动是残余的民主共和主义代表在美国北部推动的“进步”运动。尽管如此，民主的传播、奴隶的废除、社会的改善，以及对与欧洲民主共和主义紧密关联的民主和自由事业的支持都越发变得微弱。美国人不再信奉大西洋两岸的人文主义，也不再追求共同的民主共和目标。相反，他们看待世界时，开始以美国特有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为参照，并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无法复制美国示例。因此，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分歧当中最退步且最具破坏力的方面，以及美国人对1848年革命的抗拒态度，无形之中都助长了一种文化上的“例外主义”倾向。

在美国人看来，1848年革命失利的根源并非在于美国人所认同的理想本身出现问题。这场不幸的失败只是向所有人证实了法国、意大利、德国都存在所谓民族和文化上的缺陷，甚至连一些主要的学者也如是认为。如果说承认1848年的革命者折射出美国独一无二的进步性， [2369] 那么对大多数人而言，美国的自由、独立、民主、繁荣以及“美国梦”则都意味着财富。这种财富被根深蒂固地归功于上天赐予的各种特殊天赋，其来源要追溯到久远的曾隶属英国的时代。这些价值观只针对美国有效，对其他国家而言，都无异于遥不可及且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和那些1848年的革命者毫无关联。

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公众情绪已然由积极推动逐步转变成对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的阻碍，最终发展为19世纪50年代的一无所知运动和排斥外国人的偏执思想。这种对先前价值观的背叛，起因在于偏见和对“社会主义”的厌恶以及宗教的“无信仰”，进而很快演变为某种新的相似性——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也明显出现了类似转变。 [2370] 美国社会一马当先，但接踵而至的，是旧世界对民主共和主义价值观的热情也同样开始减退，对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的“民主”亦是如此。欧洲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对民主、共和主义、平等权利不再感兴趣，也不再把美国当成鼓舞和追随的榜样。在英国，对美国热情的消退还伴随着中产阶级自满情绪的爆发，此外，宪章主义的迅速衰退和1832年大改革法案后对选举权的有限拓展也助长了这种情绪。19世纪50年代，显而易见的是，随着1848年激进主义的大幅削弱，激进主义已经无力挑战现有的社会、政治和帝国秩序，也无法再形成强有力的民主知识分子的反主流文化。 [2371]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国会和公共领域中哲学激进主义的衰退和美国同样显著，为争取普选权、更短期的议会和席位重新分配的运动自1775年以来蓬勃发展并一直持续到1848年，之后却不可抑止地趋于衰落。 [2372]

如果说美国走上了具有本国特色的道路，那么欧洲对共和主义和民主虽持久却肤浅的妥协则几乎完全是场骗局——尤其是在拿破仑三世在位时的法国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到处都充斥着未来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压力。不管表面看来如何，19世纪40到60年代的发展将真正的民主共和思想及价值观不断推向后方，同时使1776年革命传统中的激进因素被彻底遗忘。泛大西洋民主革命的正统传承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两个层面，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追求的目标相同，尽管在大西洋两岸遭遇到巨大打压，他们相同的价值观念仍蓬勃发展、共同促进，但这一切最终都被掩埋在一片晦暗中。1848年之后，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例外主义”、民粹君主主义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非民主社会主义当中弥漫的“自由主义”取代了各地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念。

近来动荡不安的王室和贵族们所面临的革命挑战的核心思想，即民主共和主义在1848至1849年的余波中骤然间在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等层面都变得虚弱无力。这一变化出乎他们的预料，但形势却变得越发严峻，这也让他们大大松了口气。拉马丁、赖德律洛兰、海涅、马志尼等一些主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米什莱，曾像对待1830年的革命一样，对1848年革命满怀热情，现在却变得极度沮丧和失望。他们情绪低落，一致认为民主共和主义不可能再重振雄风，甚至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19世纪40年代中叶，米什莱中断了《法国史》的创作，转而开始创作激烈的反奥尔良分子的《革命史》，热切希望能在法国重振旧时的共和精神，但到1848年底，他的决心完全被失望取代。 [2373]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他所代表的激进力量很快在知识、文化和政治界被边缘化。路易-拿破仑登上皇位后，法国愈加严苛的审查制度将那些坚定执着的共和党人逼入地下或出走国外，这些人集结在布鲁塞尔、列日和瑞士的部分地区，或是和维克多·雨果的流亡团体在海峡群岛会合，成为边缘化的激进共和思想的残余力量。 [2374] 一群流亡的教授、记者和作家开始创办自己的杂志，在比利时和瑞士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发行出版物，试图徒劳地将那些日益衰退的政治信息存留下来。1861年，撒丁岛的维克多·埃马纽埃尔国王二世在卡弗尔伯爵的操纵下成为现代意大利第一任国王：此举表明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已经在意大利半岛彻底击败了民主与共和主义。同时，俾斯麦迅速采取的反动政策以及大批1848年革命者从德国撤离到美国，切实证明了即便在1870年后没有遭到新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的铁蹄碾压，1848至1849年以后，德国土地上所有革命共和主义势力也已经被有效地压制住了。

到19世纪50年代中叶，大西洋两岸的激进力量都平息下去。但在美国，1847至1852年间一系列事件给了保守派新的理由去谴责促进平等权利及消除经济不平等的种种计划和努力，称其为“异邦”“非美国”的侵扰，是“社会主义”和外国移民进行的令人厌恶的渗透。 [2375] 如果说在激进分子眼中，1848年后的美国是大多数人掌控的“暴政”，是对少数族裔权利无动于衷、促使知识分子与社会疏离的极端示例，那么对美国的保守派而言，中立的且停留在言论层面上的“民主”在断去了和经济社会“规则”、平等权利、世俗的道德价值观、世界主义以及平等主义的联系后，已然可以被操控于股掌之间。尽管18世纪90年代美国精英阶层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营造出明确而强有力的反民主氛围，但1848至1849年法国大革命后美国的观点——无论是保守的还是自由的——已不再需要明示是支持“贵族制”抑或反对“民主制”。只需要在本国语境下重申美国“民主”，再将其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确保宪法稳定的前提下所遭遇的缺陷和失败加以对比即可达成目的。 [2376]

图23　《(现代)大洪水》展现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其中“共和自由”被描绘成一节残断的树枝，唯有英国的“平衡”宪法能浮于洪水之上。图片鸣谢：耶鲁大学英国文化中心/保罗·梅隆藏品

加拿大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新近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获得了来自社会的全新推动力，这使得美国在进步人士当中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减弱。这些新的移民国家发展速度惊人，他们采取的民主改革——早于美国内战——在促进民主进程和平等人权方面比欧洲和南美等级制的团体看上去更具说服力，尽管加拿大对待本土美洲人和中国移民以及澳大利亚对待土著人的方式仍存在严重缺陷。 [2377]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正给予新移民更大的开放空间和更多的机会，这些国家模仿充满活力的美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在政治上赋予广大民众选举权，而无须将美国视为先驱或社会政治组织的典范。此外，俄勒冈州的争议迟迟未能得到解决，这也使得英国和加拿大对美国的好感骤减。 [2378] 尽管1846年的俄勒冈协议最终划定了美加在大西洋西北的国界，但对大西洋沿岸边界的争议直至1872年才得以平息。

美国不再是大众眼中的典范。更糟糕的是，根植于反启蒙运动思潮中的偏见和顽固使得国家主义言论被广泛传播，该言论宣扬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念，以及自19世纪50年代起几乎完全取代了1776年精神的“例外主义”。本土主义者对欧洲激进主义的抵触、一无所知运动的兴起、墨西哥战争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强烈反感致使美国作为现代民主共和制国家先锋代表的名望已荡然无存。19世纪50年代肯塔基州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编辑乔治·D.普伦蒂斯(1802—1870)，此人并非以启蒙运动或民主理想主义而闻名，却是因其煽动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对一无所知运动的支持而广为人知。 [2379] 如果说一无所知主义此前盛行的核心地区是美洲内陆，那么1853至1854年的选举则令观察家们大吃一惊，因为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尤其是马萨诸塞，一无所知主义的力量变得异常强大。同其他地区相仿，与这些地区的一无所知主义相伴随的，是反爱尔兰情绪。 [2380] 针对新移民的顽固而偏执的态度最恶劣的表现莫过于1855年8月的路易斯维尔暴动。大量移民住宅被焚毁，并有近20名新近抵达的德国和爱尔兰移民被枪击或殴打致死。这一事件使移民群体震惊不已。 [2381]

综上所述，19世纪的美国在国际上已然失去了启发鼓舞的效力。亚伯拉罕·林肯在1855年8月所写的信中总结道：“我们堕落的进程在我看来十分迅速。”1776年美国建国时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1787年宪法却允许黑奴存在，其后也未采取任何措施纠正这一错误。 [2382] 林肯愤怒地宣称，“当一无所知派掌控了大局”，美国的国家准则将变为“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以外，人人生而平等”。当情况演变到这一程度，他补充道：“我情愿移民到像俄国这种不会假装热爱自由的国家。在那里，专制政治执行得纯粹而彻底，不掺杂任何虚伪的成分。” [2383]

注释

引言

[1] . Quoted in Keane, Tom Paine, 510.

[2] . Price, Observations, 1–2; Reich, British Friends, 93–95, 100.

[3] . Price, Observations, 2;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65, 323.

[4] . Price, Observations, 2–3.

[5] . Paine to Condorcet, Bonneville, and Lanthenas, Paris, June 1791,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1317.

[6]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1008; Grant, John Adams, 450;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359–60.

[7]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56; Goetzmann, Beyond the Revolution, 3, 5.

[8] . Dickinson, “Counter-revolution,” 354–64; Smyth, “The 1798 Rebellion,” 12–13.

[9] . Pagden, The Enlightenment, 265.

[10] .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2:5.

[11] . Goggi, “Ancora su Diderot-Raynal e Filangieri,” 126–27;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 enment, 368–70.

[12] . Pace, Benjamin Franklin, 147, 151; Gabrieli, “Impact,” 189.

[13] . Filangieri, La scienza, 1:139–41, 149, 2:chap. 8, 3:chap. 47; Gabrieli, “Impact,” 175, 177–84; Grab, “Italian Enlightenment,” 36–37.

[14] . Filangieri, La scienza, 1:104–22.

[15] . Gabrieli, “Impact,” 177, 182; Pace, Benjamin Franklin, 149–52.

[16] . Pace, Benjamin Franklin, 153–54, 160–61; Belissa, “Leçons de républicanisme,” 73–83.

[17] . Miranda, New Democracy, 42.

[18] . Cérutti, Bréviaire philosophique, 25.

[19] . Filangieri, La scienza, 4:248–49; Gabrieli, “Impact,” 183.

[20] . Salfi, L’Italie au dix-neuvième siècle, 11–12; Morelli,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 tion,” 102;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3.

[21] . Quoted in Stewart, Nature’s God, 7.

[22] . Fea, “John Adams and Religion,” 188–90, 192, 197.

[23] . Bailyn, Faces, 204; Valsania, Limits, 13–14; Bernstein, Founding Fathers, 26–29; Belissa, “Leçons de républicanisme,” 63–64.

[24] . Grant, John Adams, 37, 119–20, 254; Jacoby, Freethinkers, 30, 43–44; Staloff, “John Adams,” 40.

[25]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50–56; Luebke, “Origins,” 344–45; Jayne, Jefferson’s Declaration, 19.

[26] . Adams, Memoirs, 8:270–72; Sloan, “Thomas Jefferson,” 484; Allen, Our Declaration, 179–81; Blasi, Freeman, and Kruse, Citizen’s Share, 31.

[27] . Dixon, “Henry F. May and the Revival,” 255;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3–4.

[28] . Valsania, Limits, 17;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3–7.

[29]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4, 88, 100–101, 153–54, 360–62.

[30] . Meyer,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vii.

[31] . Ellis, “Habits of Mind,” 153; Dixon, “Henry F. May and the Revival,” 259–60, 263–64.

[32] . Dixon, “Henry F. May and the Revival,” 279–80.

[33] . The remark was made by Rufus King (1755–1827); see Nelson, Royalist Rev- olution, 2.

[34]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xv–xxviii;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3–11; Stewart, Nature’s God, 3–7; Wood, “Radicalism of Thomas Jefferson”; Bernstein, “Nature’s God,” 66–69.

[35] . Himmelfarb, Roads to Modernity, 20.

[36] .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695–708.

[37] .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16, 151–52, 155–58, 162–63, 166–72, 273.

[38] . Ibid., 561, 563, 569–74, 584–85.

[39] . For a short account of this distinction, see Israel, Revolution of the Mind, 13–21.

[40] .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103–11, 130–33, 152–60, 207–10.

[41] . Ibid., 2–4, 104, 695.

[42]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25.

[43] . Palmer, An Enquiry, 34–35.

[44] . Meyer, “Uniqueness,” 172;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211–14.

[45] .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261.

[46] . Price, Observations, 83–84;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1:46;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399–400; Foner, Story, 32.

[47] . Price, Observations, 85; Foner, Story, 9.

[48] . Condorcet, Bibliothèque de l’Homme Public, series II (1791), 3:71–72.

[49] . Adams to Jefferson, 16 July 1814,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35–36; Staloff, “John Adams,” 36.

[50] . Adams to Jefferson, 2 February 1816,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63.

[51] . Appleby, “New Republican Synthesis,” 594; Sloan, “Thomas Jefferson,” 472–73.

[52] . Adams to Jefferson, 16 July 1814,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35.

[53] . Jefferson to Adams, 11 January 1816,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59–60.

[54] . Adams to Jefferson, 2 February 1816,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62–63.

[55] . Fenimore Cooper, The Bravo, 146.

[56] . Ibid., 91; Connell, “Darker Aspects,” 17.

[57] . Goetzmann, Beyond the Revolution, 157–58;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18, 224, 320.

[58] . Arendt, On Revolution, 16, 49; Rana, Two Faces, 20–21.

[59] . Newman, Europe’s American Revolution, xii.

[60] . Lefer, Founding Conservatives, 3–5; Allen, Our Declaration, 100, 267–69.

第一章 最初的响雷

[61] . Adams to Jefferson, 24 August 1815,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55; Stewart, Nature’s God, 17.

[62] . Gould, Among the Powers, 42; Saunt, West of the Revolution, 21.

[63] . Conway, “British Governments, Colonial Consumers,” 721–22, 730.

[64] . Saunt, West of the Revolution, 192–206.

[65] . Young, “Ebenezer Mackintosh,” 16;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48–51.

[66] . Ferling, Whirlwind, 26; Beeman, Varieties, 261.

[67] .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89–92;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18–19; Leamon, Revolution Downeast, 42–43; Beeman, Varieties, 252–54.

[68]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45–50; Young, “Ebenezer Mackintosh,” 24–29.

[69] .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180–86, 208, 232; Maier,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115–22; Wood, Radicalism, 35, 117; Leamon, Revolution Downeast, 47, 50;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90, 99–100, 104.

[70] . Hume to W. Strahan, Edinburgh, 11 March 1771, in Hume, Letters, 2:237.

[71] . Chastellux, De la félicité publique, 2:163; Sonenscher, Before the Deluge, 301.

[72] . Rush, Autobiography, 139; Rakove, “Constitutionalism,” 106–7.

[73] .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323;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22–23.

[74] . Adams,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21–22.

[75] .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118–19; Dickinson, “‘The Friends of America,’ ” 14;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98, 113; Raphael, “Democratic Moment,” 124.

[76] . Ward, The War, 15; Butler, Awash in a Sea, 202–4, 209.

[77] . Ward, The War, 15.

[78] . Maier,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85.

[79] . Ibid., 224–25.

[80] . Stewart, Nature’s God, 18–21, 135–36, 205–6, 292; see also Maier,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116–17, 137–38; Leamon, Revolution Downeast, 50–51, 60;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92, 129–30.

[81] . Smith, Freedoms We Lost, 99–100, 106–8.

[82] . Franklin, Papers, 21:235; Franklin, “Rules,” 77.

[83] . Fenton, Religious Liberties, 20, 34; Waldman, Founding Faith, 50–51;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301–2.

[84] .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79, 90; Dickinson, “‘The Friends of America,’ ” 15; Clark, Language of Liberty, 261; Marshall, “British North America,” 373;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84–85.

[85] . Havard and Vidal, Histoire, 684;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465.

[86] . Raphael, “Blacksmith Timothy Bigelow,” 41–42;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48–52.

[87] . Raphael, “Blacksmith Timothy Bigelow,” 45.

[88] .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41–43;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103.

[89] .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5; Halliday, Understanding Thomas Jefferson, 124–25.

[90] .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5;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84; Allen,Our Declaration, 50.

[91] .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6–8.

[92] . Houston, Algernon Sidney, 4, 7–8, 257–58, 261–66.

[93] . Adams, Novanglus, 26–34; Pocock, Machiavellian Moment, 531, 546.

[94] . Adams, Novanglus, 91;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2–4, 134;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 159–60.

[95] . Adams, Novanglus, 12, 27;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81, 83; Grant, John Adams, 144–45.

[96] . Adams, Novanglus, 29.

[97] . Alden, History, 165; Dickinson, “‘The Friends of America,’ ” 17.

[98] . Clark, “Burke’s Reflections,” 75, 88; Bromwich,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234–35, 239–41, 270, 326–27; Ferling, Independence, 49.

第二章 共和革命

[99] . Leamon, Revolution Downeast, 60–66.

[100] . Kammen, Colonial New York, 342, 363–65, 367.

[101] .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43–46, 56; Lefer, Founding Conservatives, 46–52.

[102] . Fay, 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53; Spieler, “France,” 59; Ferling, Independence, 109.

[103] .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101–2, 133–36.

[104] . Ramsay, History, 1:195, 197.

[105] . Lefer, Founding Conservatives, 72–76; Ferling, Independence, 135–36;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251–53.

[106] . Leamon, Revolution Downeast, 66–73; Allen, Our Declaration, 53–54; Slaughter, Independence, 427–28.

[107] . 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10–12; Gould, Among the Powers, 4; Fowler, American Crisis, 46.

[108] .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29.

[109] .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115–16.

[110] . Blackburn, Overthrow, 103–4, 112; Taylor, Internal Enemy, 23–27.

[111] . Taylor, Internal Enemy, 24;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250, 253–54, 275.

[112] . Taylor, Internal Enemy, 23–24; Gilbert, Black Patriots, 15–30;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291–92.

[113] . O’Shaughnessy, Empire Divided, 142–43.

[114] . Ferling, Independence, 193–94; Gilbert, Black Patriots, 17–21; Horne, Counter- Revolution, 234–35; Rossignol, “Black Declaration,” 112–14.

[115] . Franklin, Papers, 29:590–91; Parkinson, Common Cause, 153–72.

[116] . Horne, Counter-Revolution, 222–23, 240.

[117] .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20–22;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161–63;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154–57.

[118] .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131;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391–94.

[119] . Smith, Correspondence, 196.

[120] .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16; Sluite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 Ferling, Independence, 307.

[121] . Taylor, Indentured to Liberty, 22–25.

[122] . Conway, “Continental European Soldiers,” 87, 94–95, 99.

[123] . Taylor, Indentured to Liberty, 110–11.

[124] . Krebs, “Deutsches Museum,” 2, 4–5; Delinière, “Polémique.”

[125] . Lessing,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Writings, 209; Baumgarten, Benjamin Franklin, 23–24.

[126] .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274–78, 541–43; see also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1:260.

[127] . Losfeld, Philanthropisme, 172–63, 177.

[128] .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29–35.

[129] . Lafayette to Mme. Lafayette, 19 June 1777, in Lafayette, Mémoires, 1:93–94.

[130] . Franklin to Washington, Paris, 4 September 1777, in Franklin, The Works, 7:186.

[131] . Paine, Age of Reason, 63; Ferling, Independence, 218–21;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312–18.

[132] . Rush, Letters, 2:1008; Keane, Tom Paine, 107, 112, 120, 459; Sh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Book, 511–31.

[133] . Nelson, Thomas Paine, 79–80; Foner, Tom Paine, 74, 84;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321.

[134] .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167; Wood, Americanization, 155; Lepore, “World of Paine,” 87.

[135] . Ramsay, History, 1:315;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54;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 111–12.

[136] . Keane, Tom Paine, 109–10;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189; Ferling, Independence, 222–23; Cotlar, “Conclusion,” 288;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36–37.

[137] . Paine, Le Sens-Commun, title page and pp. 6–8.

[138] . Rayn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120;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 111, 148.

[139] . Foner, Story, 16;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55.

[140] .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456.

[141] . Rayn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119–20; Rush, Autobiography, 114–15;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162.

[142] . Rayn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79–90; Démeunier, L’Amerique indépendente, 1:27; Bailyn, Faces, 68–71.

[143] . Ferguson, American Enlightenment, 110.

[144] .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129; Slaughter, Independence, 429.

[145] . Gordon, History, 2:275;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105–7.

[146] . Lefer, Founding Conservatives, 96–97; Rakove, Revolutionaries, 93–95.

[147] . Paine, Common Sense, 84–88, 99; Ferling, Independence, 219–21.

[148] .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285–86;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2, 127.

[149] .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75–77;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322–23.

[150] . Inglis, True Interest of America, vii;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56;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29–30, 148.

[151] . “Candidus” [William Smith], Plain Truth, 2–3, 37.

[152] . Paine, The American Crisis, 9; Rosenfeld, Common Sense, 5–6.

[153] .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288–89; Foner, Story, 16–18;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190, 202–3.

[154] . Huston, Land and Freedom, 13–22.

[155] .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3–4.

[156]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15–16; Nelson, Thomas Paine, 95–96; Bernstein, Founding Fathers, 51; McCullough, John Adams, 97, 101; Cotlar, “Languages of Democracy,” 16.

[157] . Adams, Thoughts on Government, 13–15; Ferguson, American Enlightenment, 117–18;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 114.

[158] . Adams, Thoughts on Government, 4–5, 7; Lutz, “Relative Influence,” 193, 195; Casa- lini, “L’Esprit,” 325.

[159] . Adams, Thoughts on Government, 21; Siemers, “John Adams’s Political Thought,” 103, 110–12; Beeman, Varieties, 15–16, 279.

[160] . Paine, Common Sense, 98; Dragonetti, Treatise on Virtues, 17, 31, 33, 89; Keane, Tom Paine, 122.

[161] . Paine, Common Sense, 96, 109;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122–23;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38, 44;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77.

[162] .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99–103.

[163] . Lutz, “Relative Influence,” 193, 195.

[164] . Paine, Common Sense, 54; Paine, The American Crisis, 4; Keane, Tom Paine, 133; Carpanetto and Ricuperati, Italy, 257; Wootton, Republicanism, Liberty, 26–27.

[165] . Dragonetti, Treatise on Virtues, preface;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28; Wootton, Republicanism, Liberty, 36–37.

[166] . Lutz, “Relative Influence,” 193.

[167] . Dragonetti, Treatise on Virtues, 33, 39, 40–41; Robbins, “Lifelong Education,” 135; Wootton, Republicanism, Liberty, 38; Keane, Tom Paine, 122.

[168] . Dawson, Gods of Revolution, 44–45; Wootton, “Helvétius,” 326–28.

[169] . Dragonetti, Treatise on Virtues, 179; Paine, Common Sense, 72–80; Taylor, “Down with the Crown,” 53.

[170] . Dragonetti, Treatise on Virtues, 2; Histoire philosophique, 9:374–75;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162; Ferguson, American Enlightenment, 117.

[171] . Paine, Common Sense, 63; Histoire philosophique, 9:374–75;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436–38; see also Fowler, American Crisis, 28; Osterhammel, Transformation, 515.

[172] . Paine, Common Sense, 100;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49; Stuurman, Invention of Humanity, 261–3, 328.

[173] . Paine, The American Crisis, 17;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105.

[174] . Watt, “Fictions,” 157–61.

[175] . Paine, Common Sense, 85; Ferling, Independence, 219–20.

[176] . Paine, Common Sense, 68;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285–86.

[177] . Paine, Common Sense, 71; Keane, Tom Paine, 114–16; Nelson, Thomas Paine, 84–86.

[178] . Paine, Common Sense, 86; Keane, Tom Paine, 189–91.

[179] . Ryerson, The Revolution, 223–26;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92; Ferling, Independence, 278;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 111.

[180] . Keane, Tom Paine, 134–35; Raphael, “Democratic Moment,” 128–29.

[181] . Ferling, Whirlwind, 151–52, 225;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24.

[182] .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128–29;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187–88.

[183] . Paine, Common Sense, 84–85; Ferling, Independence, 218–19, 222–23;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55–58.

[184] . Ryerson, The Revolution, 74–75, 91, 103, 105;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46–51.

[185] . Lefer, Founding Conservatives, 105–20;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93–95; Armitage, Declaration, 95; Grant, John Adams, 173–74.

[186] . Coelho, Timothy Matlack, 57.

[187] . Bernstein, Thomas Jefferson, 33–34; Sluite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8, 23.

[188] . Nash, “Philadelphia’s Radical Caucus,” 79.

[189] . Rush to Lee, Philadelphia, 23 July 1776, in Rush, Letters, 1:103;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59–60.

[190] . Rush, Letters, 1:108;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64.

[191] . Brissot, Examen critique, 112;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4; Cotlar, “Languages of Democracy,” 17.

[192] .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276;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272; Bennett, A Few Lawless Vagabonds, 132–33;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5.

[193] . Rush, Letters, 1:105–7; Ryerson, The Revolution, 187; Beeman, Varieties, 248–49.

[194] . Rush, Letters, 1:336.

[195] . Rush to John Adams, 21 November 1805, in Rush, Letters, 2:908.

[196] .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32–33; Nash, “Philadelphia’s Radical Caucus,” 69.

[197] . Douglas, Rebels and Democrats, 263–64; Nash, “Philadelphia’s Radical Caucus,” 69–70.

[198] . Lefer, Founding Conservatives, 136.

[199] . Rush, Letters, 1:107, 336; Foner, Tom Paine, 125–26.

[200] . Rush, Letters, 2:1009; Grundfest, George Clymer, 105–6, 109.

[201] .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89–90; Stewart, Nature’s God, 18, 63–67, 133– 38, 142.

[202] . Stewart, Nature’s God, 18–24; Nash, “Philadelphia’s Radical Caucus,” 70, 72; Bellesiles, Revolutionary Outlaws, 15, 136, 139–40; Bennett, A Few Lawless Vagabonds, 18, 128, 132, 219.

[203] . Coelho, Timothy Matlack, 65; Stewart, Nature’s God, 21–22.

[204]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269; Grundfest, George Clymer, 105;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130; Blasi, Freeman, and Kruse, Citizen’s Share, 19.

[205] .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52–56.

[206]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273–74; Wright, Franklin, 250; Ward, Politics of Liberty, 407.

[207] . Keane, Tom Paine, 152; Wright, Franklin, 250–51;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65, 171–72.

[208] .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3:22;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618–19.

[209] . Rush, Letters, 1:336; Grant, John Adams, 234–35; Frost, Perfect Freedom, 65, 80; Nash, “Philadelphia’s Radical Caucus,” 79.

[210] . Mably, Collection, 8:366–71, 385–86;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471.

[211] .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1:46, 3:23; Price, Observations, 48; Frost, Perfect Freedom, 65.

[212] . Frost, Perfect Freedom, 74–75;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71–72.

[213] . Ryerson, The Revolution, 221–23, 227–29; Coelho, Timothy Matlack, 49, 52.

[214] . Pinto, Letters, 35.

[215] . Rush, Letters, 1:109, 111, 114; Ellis, Revolutionary Summer, 44, 193–97.

[216] . Ellis, Revolutionary Summer, 184–87, 216–19.

[217] . Nelson, Thomas Paine, 87;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367–68, 375; Armitage, Declaration, 73.

[218] . Conway, “Continental European Soldiers,” 94–95.

[219] . Fowler, American Crisis, 41–43; Wright, Franklin, 326–27.

[220] . Ellis, Revolutionary Summer, 42–43, 45–46, 87, 107; Parkinson, Common Cause, 329–30.

[221] . Ramsay, History, 2:384–86; Ferling, Whirlwind, 194–95, 208.

[222] . Havard and Vidal, Histoire, 685–86; Eccles, French in North America, 259–60.

[223] . Havard and Vidal, Histoire, 686–87.

[224] .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1:91, 142; Bromwich,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292, 305.

[225] . Ramsay, History, 2:588–89.

[226] . Fowler, American Crisis, 15–18; Bernstein, Founding Fathers, 67–69.

[227] .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1:91, 142;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4–17.

[228] . Guyatt, Providence, 128–29; Waldman, Founding Faith, 69–71.

[229] . Archivo Miranda, 1:394–95.

第三章 革命宪政主义和联邦共同体（1776—1790）

[230] . Turgot to Price, Paris, 22 March 1778, in Price, Observations, 92–93, 103, 113;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273–75; Lutz, Origins, 49, 104–5, 107; Grab, “Italian Enlightenment,” 42, 44.

[231] . Allen, An animadversary address, 6.

[232] . McGarvie, One Nation under Law, 145.

[233] .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13–15.

[234] . De Bolla, Architecture of Concepts, 141–42, 245–46.

[235] . Justification de la résistance, 13.

[236] . D’Holbach, Système social, 296; Doyle, Aristocracy, 141; Lutz, Origins, 107.

[237] . Romani, National Character, 192.

[238] . Edwards, “Contradictions,” 42–43;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30; McGarvie, One Nation under Law, 141.

[239] . Rakove, Revolutionaries, 188–89;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241–42; Cotlar, “Languages of Democracy,” 17–18.

[240] . Lefer, Founding Conservatives, 164;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77–87;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 166–67.

[241] . D’Holbach, Système social, 297.

[242] . Paine,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183; Kaye, Thomas Paine, 53, 94; Romani, National Character, 186–87.

[243] . Palmer, An Enquiry, 16–17.

[244] . D’Holbach, Système social, 293–302.

[245] . Ibid., 302.

[246] . Histoire philosophique, 9:209–10; Brissot, New Travels, 100;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ente, 1:153–56;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s Critique,” 57;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41.

[247] . Nadelhaft, Disorders, 81, 111–14, 125; Brissot, New Travels, 100.

[248] . Brissot, New Travels, 19, 50–51; Dahl, Political Equality, 1; Mirabeau, Considér- ations, 19.

[249] . Mirabeau, Considérations, 50–51;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1:154; Barlow, Advice, 1:114–15; Higonnet, Sister Republics, 230.

[250]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30.

[251] . Histoire philosophique, 9:381.

[252] . Ibid.; Diderot, Oeuvres complètes, 15:547.

[253] . Price, Observations, 89.

[254] . Ibid., 69, 84–85;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53.

[255] . Price, Observations, 68–69;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2:141–42, 156; Cotlar, “Languages of Democracy,” 20.

[256] . Chastellux, Discours, 36–37, 81–83.

[257] . Price, Observations, 71–73.

[258] . Ibid., 71; Reich, British Friends, 100.

[259] . Price, Observations, 72.

[260] . Mirabeau, Considérations, 1–4; Desprat, Mirabeau, 295–97.

[261] . Lafayette to Adams, Paris, 8 March 1784, in Adams, Papers, 16:75–76; Ziesche, “Thomas Paine,” 127; Meleney, Public Life, 90–91; Cotlar, “Conclusion,” 282–83.

[262] .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ente, 1:163–75; Mirabeau, Considérations, 3;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46.

[263] . Meleney, Public Life, 90–91.

[264] . Brissot, New Travels, 88;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ente, 1:170–75;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1:267, 270–71; Doyle, Aristocracy, 124–25.

[265] . Keane, Tom Paine, 254; Wood, Radicalism, 207, 241; Fowler, American Crisis, 206–7.

[266] . Miranda, Diario, 63;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ente, 1:163–67; Ziesche, “Thomas Paine,” 126–27.

[267] . Mirabeau, Considérations, 19, 33–36; Wood, Radicalism, 241–42.

[268] . Mirabeau, Considérations, 2–3, 14.

[269] . Huston, Land Freedom, 17–22, 29; Bayly,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15.

[270] . Miranda, Diario, 153–54; Archivo Miranda, 1:314; Rodríguez, Revolución Americana, 211; Racine, Francisco de Miranda, 59–60.

[271] . Wood, Radicalism, 230–31; Higonnet, Sister Republics, 166; Loft, Passion, Politics, 13–14, 99–100, 221.

[272] . Cotlar, “Languages of Democracy,” 18.

[273] . The Federalist no. 4 (Jay, 7 November 1787), 13 and The Federalist no. 15 (Hamilton, 1 December 1787), 65;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5.

[274] . The Federalist no. 6 (Hamilton, 14 November 1787), 22–23.

[275] .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4–38;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219–20; Bennett, A Few Lawless Vagabonds, 145–50.

[276] . Allen, An animadversary address, 4.

[277] . Bennett, A Few Lawless Vagabonds, 14, 129–33; Stewart, Nature’s God, 19–20, 23.

[278] . Bellesiles, Revolutionary Outlaws, 140.

[279] . Allen, An animadversary address, 7, 9–13; The Federalist no. 7 (Hamilton, 17 November 1787), 27.

[280] . The Federalist no. 7 (Hamilton, 17 November 1787), 28; The Federalist no. 9 (Hamilton, 21 November 1787), 35.

[281] . The Federalist no. 67 (Hamilton, 11 March 1788), 327.

[282] .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392, 425–26, 788n60.

[283] . Cole, “American Bicameralism,” 85–86.

[284] . The Federalist no. 9 (Hamilton, 21 November 1787), 37–38.

[285] . Ibid., 37–39; Levy, “Montesquieu’s Constitutional Legacies,” 122.

[286] . Mably, Collection, 8:364, 366–67.

[287] . Ibid., 364, 366, 371, 386–87;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ente, 1:49–50;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70.

[288] . The Federalist no. 10 (Madison, 22 November 1787), 40.

[289] . Ibid., 41, 46;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658.

[290] . The Federalist no. 20 (Madison with Hamilton, 11 December 1787), 93; Venturi, Pagine repubblicane, 144.

[291] . The Federalist no. 20 (Madison with Hamilton, 11 December 1787), 91.

[292] . Ibid., 92–93; The Federalist no. 54 (Madison, 12 February 1788), 89–93, 268.

[293] . The Federalist no. 39 (Madison, 16 January 1788), 185.

[294] . The Federalist no. 45 (Madison, 26 January 1788), 227.

[295] . Labunski, James Madison, 103–4.

[296]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81; McGarvie, One Nation under Law, 144.

[297] . Lambert, Founding Fathers, 229–33.

[298] . Ibid., 233–39; Frost, Perfect Freedom, 105, 110; Ferguson, American Enlightenment, 78–79; Billias,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79–80.

[299] . Lambert, Founding Fathers, 235; Bauszus, “Religious Aspects,” 336.

[300] . McGarvie, One Nation under Law, 148–50.

[301] . Priestley, Autobiography, 117.

[302] . Price, Observations, 21–22.

[303] . Jayne, Jefferson’s Declaration, 163–65.

[304] . Palmer, An Enquiry, 27; Holifield, Theology, 163.

[305] . Lambert, Founding Fathers, 220; Bauszus, “Religious Aspects,” 337; Walzer, Paradox of Liberation, 136–38, 160n9.

[306] . Miranda, Diario, 153–54; Archivo Miranda, 1:314; Racine, Francisco de Miranda, 59–60.

[307] .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1:44, 2:190; Lambert, Founding Fathers, 220, 249.

[308] . Miranda, Diario, 153–54; Sehat, Myth, 26–27, 55; Fea, “John Adams and Religion,” 194–95.

[309] . Price, Observations, 48;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3:123–24; Sehat, Myth, 28, 54.

[310] . Sehat, Myth, 55; McGarvie, One Nation under Law, 154–55.

[311] .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1:44, 2:190–91, 3:62–63, 74; Nadelhaft, Disorders, 38.

[312] . Price, Observations, 49.

[313] . Sehat, Myth, 22–23.

[314] . Chastellux, Discours, 83–84; Foner, Tom Paine, 259.

[315] . Chastellux, Discours, 47; Sehat, Myth, 59, 62.

[316] . Frost, Perfect Freedom, 133–34.

第四章 共和国的教育

[317] . Paine,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bbé Raynal, 49; Wood, Radicalism, 191.

[318] . Ellis, After the Revolution, 56–58, 169–70;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35.

[319] . Post, “Jeffersonian Revisions”;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151–52.

[320] . Post, “Jeffersonian Revisions,” 301–4.

[321] .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428; Israel,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604–5.

[322] . Fenimore Cooper, American Democrat, 89–90.

[323] . Rush, Letters, 1:532, 2:865;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453; Davidson, How Revolutionary Were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 56, 62.

[324] .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0.

[325] . Pulliam, History of Education, 48–49; Tyack, Turning Points, 86–87; Urban and Wagoner, American Education, 76–77.

[326] . Loft, Passion, Politics, 121–22.

[327] . Brissot, New Travels, 297.

[328] . Rush to Price, Philadelphia, 2 June 1787, in Rush, Letters, 1:419.

[329] . Palmer, An Enquiry, 23.

[330] . Price, Observations, 50–51.

[331] .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2:165–66; Wood, Empire of Liberty, 24, 230–31;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237–43.

[332] . McDaniel, Adam Ferguson, 191–92, 204–5.

[333] . Grant, John Adams, 225–26.

[334] . Ibid., 65;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77–78; Wood, Empire of Liberty, 470–72.

[335] . Priestley, Essay, 186; Turgot to Price, 22 March 1778, in Price, Observations, 92, 99–100, 113.

[336] . Miranda, Diario, 152; Zeuske, Francisco de Miranda, 78–80; Racine, Francisco de Miranda, 60.

[337] . Miranda, New Democracy, 58.

[338] . Ibid., 164.

[339] . Ibid., 166.

[340] . Coram, Political Inquiries, 78–80;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35.

[341] . Priestley, Essay, 211.

[342] . Barlow, “To His Fellow Citizens,” 2:1121.

[343] . Ibid.

[344] . Barlow, Advice, 1:95.

[345] . Foner, Tom Paine, 264–65;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184–93.

[346] . Skidmore, Rights of Man to Property, 32, 58, 62.

[347] . Freneau, “On some of the Principles.”

[348] . See “Principes et maximes politiques de M. de Mirabeau,” in Condorcet, Biblio- thèque de l’Homme Public, series II (1791), 11:55, 59; Cérutti, Mémoire, 49.

[349] . Chastellux, De la félicité publique, 2:78.

[350] . Loft, Passion, Politics, 144–46.

[351] . Freneau, “On some of the Principles,” 2.

[352]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472–73.

[353] . McGarvie, One Nation under Law, 62.

[354] . Price, Observations, 50–51.

[355] . Staloff, “Politics,” 128;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67–68;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57–58; Meacham, Thomas Jefferson, 469.

[356] . Jefferson to Adams, 28 October 1813,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390; Staloff, “Politics,” 128–29; Urban and Wagoner, American Education, 72–74.

[357] . Douglas, Rebels and Democrats, 307–8; Staloff, “Politics,” 129–30.

[358] . Jefferson to Adams, 28 October 1813,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390;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146–49; Berkowitz, Virtue and the Making, 166.

[359] . Jefferson to Adams, 28 October 1813,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289–90;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147–49, 960.

[360] . Bernstein, “‘Nature’s God,’” 67–68; Holmes, Faiths, 85–87; Schachtman, Gentle- men Scientists, 128.

[361] . Robson, Educating Republicans, 106–8; Rakove, Revolutionaries, 306–7.

[362] . Spurlin, Rousseau in America, 64–65;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58, 560;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58.

[363] . Pulliam, History of Education, 49–50; Wood, Empire of Liberty, 473;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147, 150.

[364] . Coram, Political Inquiries, 77, 80–81;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16–19.

[365] . Coram, Political Inquiries, 11–16; Ferguson, American Enlightenment, 153–54.

[366] . Coram, Political Inquiries, 78;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18; McGarvie, One Nation under Law, 77.

[367] . Coram, Political Inquiries, 15;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35–36; Cotlar, “Robert Coram,” 347–48.

[368] . Coram, Political Inquiries, 60–61.

[369] . Ibid., 87–90, 92.

[370] . Ibid., 89.

[371] . Ibid., 74–75.

[372] . Ibid., 78; Foner,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4–15.

[373] . Quoted in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188.

[374] . Cooper, Some Information, 78.

[375] . Skidmore, Rights of Man to Property, 16, 18.

[376] . Pulliam, History of Education, 49–50; Urban and Wagoner, American Education, 75.

[377] . Col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 15; Wood, Empire of Liberty, 472.

[378] . Franklin, Papers, 4:74, 112–13, 325, 469; Col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 14, 87.

[379] . Tyack, Turning Points, 75-77; Urban and Wagoner, American Education, 70.

[380] . Franklin, Papers, 5:20n, 190, 331; Tyack, Turning Points, 74–76.

[381] . Ibid., 4:468–69; Frost, Perfect Freedom, 49–50, 65–66; Wright, Franklin, 41–42, 358.

[382]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81–83, 85–86.

[383] . Staloff, “Politics,” 134, 137–38; Walters, 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Gods, 22; Lam- bert, Founding Fathers, 188, 243.

[384] . Jefferson to Priestley, Philadelphia, 18 January 1800, in Jefferson, Writings, 1070–71; Bernstein, Founding Fathers, 89; Holmes, Faiths, 85–86.

[385] . McGarvie, One Nation under Law, 158–59; Col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 21, 73;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569; Meacham, Thomas Jefferson, 468–72.

[386] . Bernstein, Thomas Jefferson, 175;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585.

[387] . Bernstein, Thomas Jefferson, 175–76.

[388] . Malone, Public Life, 259–61;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238–39.

[389] . Quoted in Malone, Public Life, 261.

[390] . Volokh, “Thomas Cooper,” 372–73, 380.

[391]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185–86; Stewart, Nature’s God, 65, 67, 435;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35, 96.

[392] . Wells, “Timothy Dwight’s American ‘Dunciad,’” 177, 187; Holifield, Theology, 352–54.

[393] . Kuklick, Churchmen and Philosophers, 95–96; Morgan, “Ezra Stiles,” 116–17; Buel,Joel Barlow, 278, 315.

[394] . Dwight, Nature and Danger, 50, 81; McGarvie, One Nation under Law, 161–62.

[395] . Dwight, Nature and Danger, 89.

[396] . Ibid., 90, 95.

[397] . Wells, “Timothy Dwight’s American ‘Dunciad,’” 185.

[398] . Quoted in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444.

[399] . Ellis, After the Revolution, 114–15, 139–40; McGarvie, Law and Religion, 42, 45, 159.

[400] . Holifield, Theology, 175; Meacham, American Gospel, 67–68.

[401]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70; Kuklick, Churchmen and Philosophers, 68, 72–74.

[402] . Miranda, New Democracy, 169–70.

[403] . Brissot, New Travels, 97–98.

[404] . Quoted in Loft, Passion, Politics, 144.

[405] . Brissot, New Travels, 95, 97; Robson, Educating Republicans, 131–32.

[406] . Brissot, New Travels, 90; Wood, Radicalism, 240.

[407] . Dwight, Nature and Danger, 95; McGarvie, Law and Religion, 42–43, 62.

[408] . Holifield, Theology, 199.

[409] . Lundberg and May, “The Enlightened Reader,” 269–71; Morgan, “Ezra Stiles,” 109, 117.

[410] . Stewart, Nature’s God, 28–29;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172, 186, 192–93, 246–27.

[411] . Koch, Religion, 184, 261; Foner, Story, 19–20; Kaye, Thomas Paine, 5, 99.

[412] . Sheehan, James Madison, 63–81, 145, 150.

[413]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41; Buel, Joel Barlow, 92, 238.

[414]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235; Kaye, Thomas Paine, 111.

[415] . Lundberg and May, “The Enlightened Reader,” 271.

[416] . Cole, “American Bicameralism,” 83; Bernstein, Thomas Jefferson, 9–10, 109.

[417]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54–59.

[418] . Spencer, Bloomsbury Encyclopaedia, 1:357–58.

[419]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88–90; Spencer, Bloomsbury Encyclopaedia, 1:356.

[420] . Miranda, New Democracy, 43.

[421] . Quoted in Sumrell, “John Trumbull: Art and Politics.”

[422] . Andrew, Patrons, 185; May, Divided Heart, 175.

[423]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858–59; Pulliam, History of Education, 48.

[424] . Paine,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bbé Raynal, 50–51.

第五章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人的偶像”？

[425] . Luchet, Les Contemporains de 1789, 2:34–35.

[426] . Franklin, Autobiography, 62–63.

[427] . Ibid., 69; Walters, 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Gods, 26.

[428] . Franklin, Papers, 1:57–58;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62–65; Stewart, Nature’s God, 184–85; Lyons, The Society, 30–31.

[429] . Franklin, Autobiography, 96, 113–14; Morgan, Benjamin Franklin, 17–18;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62–63.

[430] . Anderson, Radical Enlightenments, 9–12, 167–72.

[431] . Walters, 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Gods, 104–5.

[432] . Franklin, Autobiography, 116–18; Anderson, Radical Enlightenments, 13, 210, 218;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96.

[433] . Ferling, Independence, 144.

[434] . Franklin to James Parker, Philadelphia, 20 March 1751, in Franklin, Papers, 4:118–19.

[435] . Franklin, Autobiography, 242–43.

[436] . Wood, Americanization, 112; Lyons, The Society, 131.

[437] . Wood, Americanization, 116.

[438] . Priestley, Autobiography, 116–17; Walters, 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Gods, 3; Fruchtman, “Unrespectable and Reluctant Radical,” 5.

[439] . Dickinson, “‘The Friends of America,’ ” 6, 9–10; Lyons, The Society, 29–30; Page, John Jebb, 171–72.

[440] . Wilson, Diderot, 572–73.

[441] . Franklin, “Rules,” 78.

[442] . Hume to Smith, 13 February 1774, in Smith, Correspondence, 171; Rakove, Revolutionaries, 254–55.

[443] .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493–94; Fruchtman, “Unrespectable and Reluctant Radical,” 11–16.

[444] . Ferling, Independence, 144.

[445] . Middlekauff, Benjamin Franklin, 208–9;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64.

[446] .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318; Foner, Tom Paine, 72;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309–20; Keane, Tom Paine, 84; Nelson, Thomas Paine, 49–50, 52.

[447] . Ziesche, “Thomas Paine,” 124.

[448] . [Petit], Observations, 64–69, 75; Histoire philosophique, 9:41.

[449] . Smith, “To the People of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Gazette Letter II (13 March 1776); Keane, Tom Paine, 130–31; Nelson, Thomas Paine, 94.

[450] . Smith, “To the People of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Gazette Letter VII (10 April 1776).

[451] . Keane, Tom Paine, 130–31; Kaye, Thomas Paine, 51–52.

[452] . Rush, Letters, 1:137, 148; Foner, Tom Paine, 136–38; Keane, Tom Paine, 191–92.

[453] . Rush to Lee, Philadelphia, 24 October 1779, in Rush, Letters, 1:244;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74–75.

[454]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280.

[455] . Sehat, Myth, 16.

[456] . Rush, Letters, 1:111; Armitage, Declaration, 81.

[457] . Condorcet, 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97.

[458] .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156–57; Wood, Americanization, 174–77, 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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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 Dawson, Gods of Revolution, 46;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175; Moravia, Il tramonto, 81.

[461] . Condorcet, Ré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251.

[462] .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159; Marchione, “Philip Mazzei,” 8–9; Tortarolo, “Philip Mazzei,” 59–60; Venturi, Pagine repubblicane, 105–6; Gabrieli, “Impact”; Levine, “Idea of America,” 27.

[463] . Condorcet, Esquisse, 274–75; Foner, Tom Paine, 236.

[464] . Mirabeau, Considérations, 91; Oldfield, Transatlantic Abolitionism, 20–21.

[465] . Billias,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79, 85;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466] . Price, Observations, 123; Moravia, Il tramonto, 80.

[467] . Franklin, Papers, 29:47.

[468] . Grimm,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10:74.

[469] . Adams,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69;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173; Schiff, Dr. Franklin, 133–34.

[470] . Bentham to Samuel Bentham, London, 27 October 1778, in Bentham, Correspon- dence, 2:183; see also Jourdan, “Alien Origins,” 190.

[471] . Franklin, Papers, 26:9–10; Rakove, Revolutionaries, 258–59.

[472] . Franklin, Papers, 26:8–9.

[473] . Ibid., 30:44–45.

[474] . Kroes-Ligtenberg, Dr. Wybo Fijnje, 80; Kaplan, “Founding Fathers,” 432–33.

[475] . Franklin, Papers, 26:20–21, 132–33, 27:116–17, 186, 352–53.

[476] . Condorcet, 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97.

[477] . Franklin, Papers, 26:252.

[478] . Ibid., 26:199–202.

[479] . Ibid., 1:287–318, 2:218; Rahe, Republics, 330;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51, 192.

[480] .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267.

[481] . [Franklin], Science du Bonhomme Richard, 69.

[482] . Ibid., 59–60;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85.

[483] . [Franklin], Science du Bonhomme Richard, 82–83, 90–91.

[484] . Ansart, “From Voltaire to Raynal,” 81, 86–89; Pocock, Barbarism, 4:319–27.

[485] . Moravia, Il tramonto, 78–79; Wright, Franklin, 252–53, 355.

[486] . Franklin, Papers, 29:185–86, 30:6; Wekhrlin, Chronologen 6 (1779): 31–33; Wright, Franklin, 281; Auricchio, The Marquis, 81.

[487] . Smith, Correspondence, 408–9; Brands, First American, 579–80.

[488] . Grimm,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10:285.

[489]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318, 320; Wright, Franklin, 321.

[490] . Schiff, Dr. Franklin, 83; Dunn, Sister Revolutions, 143; Billias, American Constitu- tionalism, 67–70; Olson, “Franklin on National Character,” 121.

[491] . Davidson, How Revolutionary Were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 61–62; Wood, Empire of Liberty, 712–14.

[492] . Condorcet, 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98.

[493] . Meyer,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75–76; Wood, Americanization, 182; Schiff, Dr. Franklin, 82, 114–15.

[494] . Grimm,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11:360; Olson, “Franklin on National Character,” 129–30.

[495] . Middlekauff, Benjamin Franklin, 195–99; Stewart, Nature’s God, 286–87; Unger, John Quincy Adams, 334–37.

[496] . Franklin, Papers, 29:9; Wekhrlin, Chronologen 2 (1779): 272 .

[497] . Franklin, Papers, 28:288–89; Sloan, “Thomas Jefferson,” 474.

[498] . Franklin, Papers, 28:570–71.

[499] . Fowler, American Crisis, 118–22; Ellis, First Family, 98–100.

[500] . Grant, John Adams, 287–89;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298; Unger, John Quincy Adams, 55–56.

[501]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313; Moravia, Il tramonto, 73–76.

[502] . Rakove, Revolutionaries, 257.

[503] . Bellesiles, Revolutionary Outlaws, 137–39; Bennett, Few Lawless Vagabonds, 130–33.

[504] . Carter, “One Grand Pursuit,” 15.

[505] . Ziesche, “Thomas Paine,” 123;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145–46.

[506] .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25.

[507] . Wright, Franklin, 250; Wood, Americanization, 219–20; Morgan, Benjamin Franklin, 311–12.

[508] .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276;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358.

[509] . Franklin, Writings, 10:54.

[510] .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618–21;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153–54; Wright, Franklin, 251–52; Frost, Perfect Freedom, 69, 74; Morgan, Benjamin Franklin, 239–40, 310–11, 313.

[511] . Jefferson to William Smith, Philadelphia, 19 February 1791, in Jefferson, Writings, 973–74.

[512] . Dunn, Sister Revolutions, 69, 72–73; McCullough, John Adams, 420; Nelson,Royalist Revolution, 158–59, 237n20.

[513] . Polasky, Revolution in Brussels, 134–38.

[514] . Gorman, America and Belgium, 184–87; Polasky, Revolutions without Borders, 41–42.

[515] . Grimm,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15:163.

[516] . Ibid., 15:102–3.

[517] . Condorcet, 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95, 128–29;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311.

[518] .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17 (17 July 1790): 178–79.

[519] . Chastellux, Chronique de Paris, series 2, 234 (21 July 1790): 933; Feuille villageois, series 1, no. 10 (2 December 1790): 187;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337; Vincent, “Les Américains,” 483–86.

[520] . [Bonneville], Bouche de fer 1 (1790): 110–11; Godard, Exposé, 203–4; Luchet, Les Contemporains de 1789, 2:34;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137–38.

[521] . Wood, Empire, 51, 589, 713; Stewart, Nature’s God, 185–87.

[522] . Maréchal, Dictionnaire, 115.

[523] . British Library Pamphlets: Printed Fr 371/8: “Extrait du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1789,” 7–9, 15;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288.

[524] . Cruise O’Brien, Long Affair, 88–92, 96–100; Fleming, Great Divide, 140.

[525] . Maclay, Journal, 350, 379; Wood, Americanization, 231, 233;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38; Nelson, Thomas Paine, 192–93.

[526] . Maclay, Journal, 408;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13; Lyons, The Society, 167–68.

[527] . Wood, Americanization, 246; Wright, Franklin, 356–57.

[528] . Wright, Franklin, 8–9; Wood, Americanization, 4–9; Wood, Empire of Liberty, 712–14.

[529] . Nash, “Philadelphia’s Radical Caucus,” 79.

[530] . Franklin to David Hartley, Philadelphia, 4 December 1789, in Franklin, Writings, 10:72;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246.

[531] . Brookhiser, Alexander Hamilton, 160–61.

[532] . Emerson, “The American Scholar,” 23–25.

[533] . Ibid., 24; Dolan, Emerson’s Liberalism, 41, 47.

第六章 黑人解放运动：直面新共和国的奴隶制

[534] . Waarschouwing der reede (Knuttel 21041), 8.

[535] .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88;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09;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9.

[536] .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11.

[537] . Millar, Observations, 223, 237, 241–42; Losurdo, Contre-histoire, 20.

[538] .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229; Sh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Book, 397.

[539] .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274–76, 306–8; Waldstreicher, Slavery’s Constitution, 46–48, 54.

[540] . Halliday, Understanding Thomas Jefferson, 148–49;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16–23; Stewart, Madison’s Gift, 316–17; Waldstreicher, Slavery’s Constitution, 46–47, 134–41.

[541] .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157–58.

[542] . Walsh,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194;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 tion,” 436, 454.

[543] . Slaughter, Independence, 423–24;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154–55.

[544] . Gilbert, Black Patriots, 64, 99–101, 107, 109;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58–64; Parkinson, Common Cause, 175–76.

[545] . Gilbert, Black Patriots, 98–105;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8;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59–62.

[546] . Gilbert, Black Patriots, 86, 91;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156–57, 164;Slaughter, Independence, 422.

[547] . Walsh,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194;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 tion,” 435.

[548] . Gilbert, Black Patriots, 116, 119; Gould, Among the Powers, 148; Rossignol, “Black Declaration,” 114–15.

[549] . Taylor, Internal Enemy, 27;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240–41.

[550] . Gould, Among the Powers, 150–51.

[551] . Fowler, American Crisis, 199–200; Rossignol, “Black Declaration,” 115–16.

[552] . Coelho, Timothy Matlack, 135–37; Keane, Tom Paine, 194–96;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323–27.

[553] . Sluite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27.

[554] . Lagrave, Fleury Mesplet, 24; Wood, Americanization, 227; Kaye, Thomas Paine, 36.

[555] . Kaye, Thomas Paine, 147. I was alerted to the tendency of historians to paper over this gap in Paine’s campaign for universal rights by Jonathan Clarke, to whom I am indebted for this.

[556] . Rush, Letters, 2:939.

[557] .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157–59.

[558] . Gilbert, Black Patriots, 53–54, 516.

[559] . Wekhrlin, Graue Ungeheuer 1 (1784): 250–52, 255;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313–14.

[560] .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172, 175.

[561] . Condorcet, Ré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15.

[562] . Ibid., 5, 50;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172–73.

[563] . Condorcet, Ré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15;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333, 341.

[564] . For Brissot, see Brissot, Examen critique (1786): 96–98, 100–127.

[565] . Ibid., 96–97.

[566] . Ibid., 103–4.

[567] . Condorcet, Ré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22–23;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174.

[568] .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292–93.

[569] . Franklin to Condorcet, London, 20 March 1774, in Franklin, Papers, 21:152.

[570] . Condorcet, Ré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46–47.

[571] . Brissot, New Travels, 237; De Luna, “Dean Street Style,” 170, 173; Gilbert, Black Patriots, 245–47.

[572] . Rush to Price, Philadelphia, 15 October 1785, in Rush, Letters, 1:371.

[573] . Brissot, New Travels, 218–19, 233; Oldfield, Transatlantic Abolitionism, 69–70.

[574] . Brissot, New Travels, 232.

[575] . Anderson, Radical Enlightenments, 15, 207–13; Allen, Our Declaration, 241.

[576] . Wood, Americanization, 227; Sluite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28; Grayling, Towards the Light, 169–70.

[577] . Franklin, The Works, 12:158–59; see also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24–55; Gilbert, Black Patriots, 250–52.

[578] . Meleney, Public Life, 186–87.

[579] . Maclay, Journal 196 (15 February 1790); Parkinson, Common Cause, 635–38.

[580] . Condorcet, Ré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50;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416.

[581] . Condorcet, Political Writings, 151–52.

[582] . Wekhrlin, Graue Ungeheuer 1 (1784): 250–52, 255;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473.

[583] . Hirschfeld, George Washington, 203; Fergus, Revolutionary Emancipation, 48–51.

[584] . O’Neill, Burke-Wollstonecraft Debate, 85–86; Losurdo, Contre-histoire, 39, 158–59;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s Critique,” 51.

[585] . Price, Observations, 83–84; Foner, Story, 32; Levine, “Idea of America,” 28.

[586] . Condorcet, Ré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249; Chastellux, Discours, 90–91; Brissot and Clavière, De la France, 324.

[587] . Loft, Passion, Politics, 215–17.

[588] . Condorcet, Political Writings, 152.

[589] . Démeunier, L’Esprit, 2:152, 155.

[590] . Brissot, New Travels, 227; De Luna, “Dean Street Style,” 174–75.

[591] . Histoire philosophique, 9:28, 118.

[592] . Mably, Collection, 8:385.

[593] . Keane, Tom Paine, 196; Nash and Soderlund, Freedom, 103; Berlin, Long Emancipation, 68–69.

[594] .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8.

[595] . Brissot, New Travels, 229; Nash and Soderlund, Freedom, 111.

[596] .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8.

[597] . Ibid, Condorcet, Ré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308; Nash and Soderlund, Freedom, 7;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48–49;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55.

[598] . Gigantino, “The Whole North,” 411–12, 435;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82, 218.

[599] . Brissot, New Travels, 227–28; Losurdo, Contre-histoire, 26–27; Gigantino, “The Whole North,” 433.

[600] .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78–81.

[601] .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225n32.

[602] . Zilversmit, First Emancipation, 120–21, 123–24, 201–2; Bellesiles, Revolutionary Outlaws, 140;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19–20;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59, 372.

[603] . Zilversmit, First Emancipation, 192–93;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8.

[604] .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81–84;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6, 186;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20;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72.

[605] . Démeunier, L’Esprit, 2:231; Mirabeau, Considérations, 198; Brissot, New Travels, 227.

[606] . Brissot, New Travels, 227–28; Loft, Passion, Politics, 17.

[607] . Loft, Passion, Politics, 17.

[608] . Cloquet, Recollections, 150–55; Hirschfeld, George Washington, 126; Gilbert, Black Patriots, 246;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432–33; Kramer, “Lafayette and the Historians,” 385.

[609] . Washington to Lafayette, Mount Vernon, 10 May 1786, quoted in Hirschfeld, George Washington, 127.

[610]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433; Hirschfeld, George Washington, 203–5.

[611] . Paine,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183;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33; Keane, Tom Paine, 429–32; Nelson, Thomas Paine, 292–94.

[612] .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8.

[613] .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15–16; Matthewson, “Jefferson and Haiti,” 212.

[614]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22–23, 362;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181, 209; Hirschfeld, George Washington, 180; Gould, Among the Powers, 158.

[615] . Edwards, “Contradictions,” 50; Egerton, “Race and Slavery,” 75. The ordinance also prohibited primogeniture and sold off lands cheaply to landless whites. Blasi, Freeman, and Kruse, Citizen’s Share, 30.

[616] . Waldstreicher, Slavery’s Constitution, 87–88.

[617]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362.

[618] . Waldstreicher, Slavery’s Constitution, 96–97;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168, 415.

[619] . Taylor, Internal Enemy, 86; Ketcham, Anti-Federalist Papers,162; Gilbert, Black Patriots, 53; Horne, Counter-Revolution, 200.

[620] . Ketcham, Anti-Federalist Papers, 161–63.

[621] . Stewart, Madison’s Gift, 316.

[622] . Foner, Story, 35–36; Gilbert, Black Patriots, 55; Waldstreicher, Slavery’s Constitu- tion, 3–5, 88.

[623] . Barman, Brazil, 31.

[624] . Madison, The Federalist no. 54 (February 1788): 266.

[625] . Blackburn, Overthrow, 123–25; Taylor, Internal Enemy, 35; Stewart, Madison’s Gift, 297–98, 316; Edwards, “Contradictions,” 49

第七章 剥夺美洲原住民的权利

[626] .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179–80;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480–83; Lavaert, “Radical Enlightenment,” 55–59.

[627] . Israel,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599–601;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07–9.

[628] . Jefferson to Adams, 11 June 1812, in Jefferson, Writings, 1263.

[629] . Brissot, Examen critique, 100, 104; Cotlar, “Robert Coram,” 345–46;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304; Ellis, American Sphinx, 119; for Freneau, see Spencer, Bloomsbury Encyclopaedia, 1:459.

[630] . Wolloch, “Barbarian Tribes,” 527.

[631] . Keane, Tom Paine, 147–50, 221; Kaye, Thomas Paine, 54; Nelson, Thomas Paine, 113, 117.

[632]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248.

[633] . Ibid., 174–75; Bennett, Few Lawless Vagabonds, 87; Hoffman, “Simon Girty,” 227.

[634] .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191.

[635] .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296–97.

[636] . Gould, Persistence, 211;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38–40, 195.

[637] .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177–78.

[638] . Kammen, Colonial New York, 373.

[639] .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xi–xii, 66.

[640] . Alden, History, 320–21;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252–53; Parkinson, Common Cause, 351.

[641] . Higonnet, Sister Republics, 180, 200;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251–56; Fowler, American Crisis, 118; Parkinson, Common Cause, 433–38.

[642] . Desserud, “Nova Scotia,” 89–111.

[643] . Leamon, Revolution Downeast, 94, 130; Clarke, Siege of Fort Cumberland, 96.

[644] . Leamon, Revolution Downeast, 96–97, 130; Kolodny, “History,” 14.

[645] . Hoffman, “Simon Girty,” 222–23.

[646] . Quoted in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169, 177.

[647] . Kammen, Colonial New York, 373.

[648] . Hyde, Empires, 234; Ferguson, American Enlightenment, 165–66;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248, 254, 440.

[649] .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196–97.

[650] .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232–33;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143, 148.

[651] . Madison, The Federalist no. 42 (January 1788): 206.

[652] . Hawkins, Collected Works, 9.

[653] . Weisberger, America Afire, 143; Hyde, Empires, 233.

[654]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29–30;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450–51.

[655] . Dunbar-Ortiz, Indigenous Peoples’ History, 81.

[656] . Hoffman, “Simon Girty,” 236–37; Merritt, “Native Peoples,” 241–42.

[657] . Lakomäki, “‘Our Line,’” 601.

[658] . McInnis, “Population of Canada,” 376.

[659] . Hyde, Empires, 236–37, 250, 252; Stewart, Madison’s Gift, 249; Lakomäki, “‘Our Line,’” 614–17.

[660] . Dunbar-Ortiz, Indigenous Peoples’ History, 84–87, 93, 98;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198, 330.

[661] .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48–53; Lakomäki, “‘Our Line,’” 617–19.

[662] . Leamon, Revolution Downeast, 218–19; Kolodny, “History,” 15–16; Pawling, Wabanaki Homeland, 15–17.

[663] . McDonnell, Politics of War, 248–49; Fowler, American Crisis, 119;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179.

[664] . Dunbar-Ortiz, Indigenous Peoples’ History, 88–89; Calloway, “Declaring Indepen- dence,” 191–93.

[665] . Parmenter, “Dragging Canoe,” 117, 125–26.

[666]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193, 258–59; Hoffman, “Simon Girty,” 226.

[667] . Parmenter, “Dragging Canoe,” 117–18; Calloway, “Declaring Independence,” 185–86.

[668] . Parmenter, “Dragging Canoe,” 117, 128–33; Merritt, “Native Peoples,” 246.

[669] . Calloway, “Declaring Independence,” 195–96; Dunbar-Ortiz, Indigenous Peoples’History, 89–90.

[670] . Hawkins, Collected Works, 9;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386–87, 437–38.

[671] . Jefferson to Adams, 11 June 1812, in Jefferson, Writings, 1263.

[672] . Ibid., 1264.

[673] . Hawkins, Collected Works, 11; Dunbar-Ortiz, Indigenous Peoples’ History, 98–99.

[674] . Dunbar-Ortiz, Indigenous Peoples’ History, 78–79.

[675] . Wood, Radicalism, 357–58; Sayre, “Jefferson and Native Americans,” 65–66.

[676] . Jefferson to Hawkins, 18 February 1803, in Jefferson, Writings, 1114–16.

[677] . Jefferson to Hawkins, 18 February 1803, in Jefferson, Writings, 1115.

[678] . Jefferson, Writings, 520; Sayre, “Jefferson and Native Americans,” 65–66, 70.

[679] . Jefferson, Writings, 520–21; Bernstein, Thomas Jefferson, 144–45; Sayre, “Jefferson and Native Americans,” 66, 70.

[680] . Jefferson, Writings, 521.

[681] . Jefferson to Hawkins, 18 February 1803, in Jefferson, Writings, 1115.

[682] .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339–40;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471–74; Hyde, Empires, 236.

[683] . Mandell, Tribe, Race, History, 7, 45, 84.

第八章 一无所有的白人

[684] . Foner, Tom Paine, 145–46, 150–52, 161–62; Keane, Tom Paine, 192.

[685] . Rush, Letters, 1:337; Smith, Freedoms We Lost, 178–79.

[686] . Alexander, “Fort Wilson Incident,” 599–600; Nelson, Thomas Paine, 156–57; Keane, Tom Paine, 187–92.

[687] . Ryerson, The Revolution, 242–43.

[688] . Wood, Radicalism, 366.

[689] . Ibid.; Smith, Freedoms We Lost, 189–90, 204.

[690] . Foner, Tom Paine, 164–66;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123.

[691] . Rush to Adams, Philadelphia, 12 October 1779, in Rush, Letters, 1:240.

[692] . Alexander, “Fort Wilson Incident,” 596;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615–16.

[693] . Adams, The Works, 9:499; Alexander, “Fort Wilson Incident,” 589.

[694] . Alexander, “Fort Wilson Incident,” 602;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318.

[695] . Martin, A Narrative, 82–83, 87–88; Taylor, Liberty Men, 13–14, 34, 47, 59.

[696] . Smith, Freedoms We Lost, 194.

[697] . Huston, Land and Freedom, 34.

[698] . Taylor, “Agrarian Independence,” 237; Kornblith and Murrin, “Making and Unmaking,” 52–53.

[699] . Huston, Land and Freedom, 14–15, 18; Taylor, “Agrarian Independence,” 225–27.

[700] . Huston, Land and Freedom, 36.

[701]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343; Papas, Renegade Revolutionary, 154;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241–42.

[702] . Humphrey, “Conflicting Independence,” 168–70.

[703] . Martin, A Narrative, 243–44;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129; Mead, “‘Adventures, Dangers,’” 128–29.

[704] . Paine,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1; Kaye, Thomas Paine, 88.

[705] . Taylor, Liberty Men, 37, 39–43.

[706] . Martin, A Narrative, 243, 262; Mead, “‘Adventures, Dangers,’” 130–31; Mandell,Tribe, Race, History, 83–84; Taylor, “Agrarian Independence,” 223.

[707] . Maier, “Reason and Revolution,” 231.

[708] . Humphrey, “William Prendergast,” 83; Kammen, Colonial New York, 300–303, 337, 342–43.

[709] . Quoted in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72.

[710]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246; Lefer, Founding Conservatives, 165.

[711] . Hirschfield, George Washington, 75.

[712]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523–34.

[713] . Humphrey, “William Prendergast,” 94–96;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91–93.

[714] .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33, 142–44;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100, 202.

[715] . Huston, Land and Freedom, 30–31;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67–8

[716]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462, 466; Rana, Two Faces, 100–101.

[717] .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30–31.

[718] .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26, 54; Raphael, People’s History, 389–90; Nobles, “Satan, Smith,” 216–17.

[719] .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o. 6 (November 1786): 21; Szatmary, Shays’ Rebellion, 64, 66, 99;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466;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225.

[720] . Nobles, “Satan, Smith,” 220–21;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30–31.

[721] . Whiting, Some Brief Remarks, 133; Riley, “Doctor William Whiting,” 122–23.

[722] . Huston, Land and Freedom, 12; McDonnell, Politics of War, 523–24; Richards,Shays’s Rebellion, 83.

[723] .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55, 68–69, 107.

[724]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461; Casalini, “L’Esprit,” 334.

[725] . Taylor, Liberty Men, 16–18, 120.

[726] . Leamon, Revolution Downeast, 197–200.

[727] .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63, 74, 84, 89.

[728] . Ibid., 74–76; Edwards, “Contradictions,” 46–47;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366–67.

[729] . Adams to Jefferson, London, 30 November 1786,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1:156, 165; see also McCullough, John Adams, 368–69; Grant, John Adams, 329–30; Meacham, Thomas Jefferson, 206.

[730] .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76–79;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600–601.

[731] . Whiting, Some Brief Remarks, 133; Nobles, “Satan, Smith,” 219.

[732] . Whiting, Some Brief Remarks, 134–35, 144; Riley, “Doctor William Whiting,” 123.

[733] . Taylor, “Agrarian Independence,” 228; Himmelfarb, Roads to Modernity, 195; Ellis, American Sphinx, 117–18.

[734] .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34, 120; Bennett, Few Lawless Vagabonds, 225–26; Stewart, Nature’s God, 432.

[735] . Whiting, Some Brief Remarks, 132; Andrew, Imperial Republics, 14–15, 91;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34, 81, 113, 120.

[736]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11;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109–11; Brookhiser, Alexander Hamilton, 60–61.

[737] . Whiting, Some Brief Remarks, 131, 146–47; Szatmary, Shays’ Rebellion, 17, 97.

[738] . Whiting, Some Brief Remarks, 142; Riley, “Doctor William Whiting,” 122–23.

[739] . Whiting, Some Brief Remarks, 148–49; Riley, “Doctor William Whiting,” 130.

[740] . Whiting, Some Brief Remarks, 145, 149; Szatmary, Shays’ Rebellion, 33; Patterson, “Federalist Reaction,” 115–18; Lienesch, “Reinterpreting Rebellion,” 169.

[741] . Jefferson, Writings, 671, 911;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143–44.

[742] .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168–69.

[743] .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119–20, 132, 137–40; Lefer, Founding Conservatives, 293–94; Andrew, Imperial Republics, 91–92; Patterson, “Federalist Reaction,” 117.

[744] .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o. 21 (December 1787): 95; Lienesch, “Reinterpreting Rebellion,” 173–74, 176–81.

[745] .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31–32;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368–69.

[746] . Riley, “Doctor William Whiting,” 130; Nobles, “Satan, Smith,” 228–29.

[747] . Berkin, Bill of Rights, 21, 55, 79.

[748] . Quoting Ezra Ripley in ibid., 55.

[749] . Verhoeven, Americomania, 8–9.

[750] . Condorcet, 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43.

[751] . Ibid., 43–45.

[752] . Ibid., 46.

[753] . Jefferson to William Smith, Paris, 13 November 1787, in Jefferson, Writings, 911.

[754] . Humphrey, “Conflicting Independence,” 176; Taylor, “Agrarian Independence,” 235–36.

第九章 加拿大：意识形态冲突

[755] . Histoire philosophique, 9:369.

[756]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7.

[757] . Bennett, Few Lawless Vagabonds, 86–88;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221–22, 297–98.

[758] . McInnis, “Population of Canada,” 373; Lanctot, Canada, 31.

[759] . Clarke, Siege of Fort Cumberland, 3–4.

[760] . Bonwick, American Revolution, 79, 90; Pocock, Barbarism, 4:318;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61, 202; Marshall, “British North America,” 380.

[761] . Pinto, Seconde lettre (Knuttel 19124), 8, 23.

[762] . Ibid., 34; Marshall, “British North America,” 374.

[763] . Clark, “Burke’s Reflections,” 75; McInnis, “Population of Canada,” 375;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546.

[764] . Ferling, Independence, 280; Bennett, Few Lawless Vagabonds, 88.

[765] . Quoted in Mapp, Faiths, 75.

[766]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112–13, 161.

[767] . Rush, Letters, 1:95.

[768] . Eamon, “Extensive Collection,” 7–8; Bennett, Few Lawless Vagabonds, 53–54.

[769] . Lagrave, Fleury Mesplet, 22, 64–65; Eamon, “Extensive Collection,” 9–10.

[770]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93–94; Lanctot, Canada, 27–29.

[771] . Lettre adressé aux habitants de la Province de Québec, 162–63; Oury, Mgr Briand, 186–87; Andrès, Conquête des lettres, 163; Fenton, Religious Liberties, 24–27.

[772] . Lettre adressé aux habitants de la Province de Québec, 155. 19. Ibid., 157.

[773]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163–67.

[774] . Oury, Mgr Briand, 149; Neatby, Quebec, 25.

[775]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148–49, 167; Oury, Mgr Briand, 177–79, 188, 197; Lanctot, Canada, 257–58.

[776] . Lagrave, Fleury Mesplet, 35–38, 79; Suhonen, “Le Canadien,” 103–6; Andrès, Conquête des lettres, 154.

[777]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121, 148, 150, 152; Oury, Mgr Briand, 188–91.

[778]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152–57; Fenton, Religious Liberties, 27;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61.

[779] . Neatby, Quebec, 146; Andrès, Conquête des lettres, 164; Lanctot, Canada, 36–37, 60; Lagrave, Fleury Mesplet, 46.

[780]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196–97.

[781] . Lanctot, Canada, 116; Renwick, “Benjamin Franklin and Canada,” 44.

[782] . Ferling, Independence, 215–16; Ellis, Revolutionary Summer, 50–51, 235n31;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299–300.

[783] . Beeman, Our Lives, Our Fortunes, 299; Clarke, Siege of Fort Cumberland, 21, 23–24.

[784]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307–8.

[785] . Franklin, Papers, 22:380–84; Wood, Americanization, 91; Ferling, Independence, 280.

[786] . Franklin, Papers, 22:383, 385; Renwick, “Benjamin Franklin and Canada,” 41.

[787] . Pochard to Franklin, Montreal, 11 October 1776, in Franklin, Papers, 22:656.

[788] . Monette, Rendez-vous manqué, 151; Oury, Mgr Briand, 190–91.

[789] . Oury, Mgr Briand, 193–95; Neatby, Quebec, 240; Wood, Americanization, 73–74.

[790] . Apocalypse de Chiokoyhikoy, 1–5;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500.

[791] . Smith, “To the People of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Gazette Letter III (20 March 1776).

[792] . Franklin, Papers, 22:414.

[793] . Ibid., 22:422.

[794] . Morgan, Benjamin Franklin, 231; Neatby, Quebec, 152–53.

[795] . Franklin, Papers, 22:425; Ferling, Whirlwind, 154.

[796] . Franklin, Papers, 22:425.

[797] . Smith to Strahan, 10 June 1776, in Smith, Correspondence, 200.

[798] . Andrès, Conquête des lettres, 145; Eamon, “Extensive Collection,” 9–10.

[799] . Rush to Lee, Philadelphia, 23 July 1776, in Rush, Letters, 1:103.

[800] . Pochard to Franklin, Montreal, 11 October 1776, in Franklin, Papers, 22:655.

[801] . Pochard to Franklin, Montreal, 11 October 1776, in Franklin, Papers, 22:655.

[802] . Clarke, Siege of Fort Cumberland, 93, 104, 115, 131, 138.

[803] . Ibid., 128, 165, 194–95, 197, 202.

[804] . Thomas Walker to Franklin, Boston, 25 October 1777, in Franklin, Papers, 23:112.

[805] . Smith, Correspondence, 382–83.

[806] . Lanctot, Canada, 178–79, 214;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132–33; Bennett, Few Lawless Vagabonds, 165.

[807] . Condorcet, Tolérance aux pieds du Trône, 184.

[808] . Cerisier, Réplique, 27–28;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524–25.

[809] . Turgot to Price, 22 March 1778, in Mirabeau, Considérations, 197; Popkin, News, 175; Popkin, “From Dutch Republican,” 537.

[810] . Franklin, Papers, 28:334, 340, 603; Bellesiles, Revolutionary Outlaws, 194; Bernier, Lafayette, 108;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97–98.

[811] . Franklin to Vergennes, Passy, 25 February 1779, in Franklin, Papers, 28:604–5; Desserud, “Nova Scotia,” 101; Bernier, Lafayette, 112–13; Ferling, Whirlwind, 237.

[812] . Lafayette to Washington, Flemmingtown, 9 February 1778, in Lafayette, Mémoires, 1:154; Andrès, Conquête des lettres, 150; Mézière, Observation, 534.

[813] . Lafayette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Cadiz, 5 February 1783, in Lafayette, Mémoires, 2:55, 57–58.

[814]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258.

[815] .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2:515–16.

[816] . Condorcet, Bibliothèque de l’Homme Public, series II (1791), 6:184–85.

[817] .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203–4; Thomas, Philosophic Radicals, 373; Taylor, Civil War, 36–37, 41.

[818] .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207; Taylor, Civil War, 37–38.

[819] . Ducharme, “Closing the Last Chapter,” 418–19.

[820] . Suhonen, “Le Canadien,” 115; Elkins and 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333, 349, 371–72.

[821] . Mézière, Observation, 534, 539.

[822] . Lagrave, Fleury Mesplet, 412; Lagrave, “Thomas Paine,” 62.

[823] . Andrès, “Sur les utopies,” 22–24;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86.

[824] . McInnis, “Population of Canada,” 373, 377.

[825] . Hyde, Empires, 236–37; Stagg, War of 1812, 20–21.

[826] . Taylor, Civil War, 354–55.

[827] . Adams to Jefferson, 16 July 1814,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36.

[828]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676–79; Stagg, War of 1812, 6, 8.

[829] . McInnis, “Population of Canada,” 385–86.

[830] . Taylor, Civil War, 184–85.

[831] . Stagg, War of 1812, 64–65; Taylor, Civil War, 164–65.

[832] . Stagg, War of 1812, 9–12; Martin, “Canada,” 536.

[833] . Ouellet, Louis Joseph Papineau, 5, 9.

[834] . Ibid., 10–11.

[835] . Schofield, Utility and Democracy, 204, 218.

[836] . Thomas, Philosophic Radicals, 374, 377.

[837] . Andrès, “De l’Utopie,” 131, 134–37.

[838] . Hansard Parliamentary Sittings ser. 3, vol. 36, Debate: 6 March 1837, “Affairs of Canada,” 1336.

[839] . Ducharme, “Closing the Last Chapter,” 421–23; Thomas, Philosophic Radicals, 396–403.

[840] . Ouellet, Louis Joseph Papineau, 16.

[841] . Andrès, “De l’Utopie,” 121; Martin, “Canada,” 530, 537–38; Ducharme, “Closing the Last Chapter,” 421.

[842] . Armitage, Declaration, 125–26.

[843] . Ducharme, “Closing the Last Chapter,” 429; Bloom, Restless Revolutionaries, 168–69.

[844] . Thomas, Philosophic Radicals, 403.

第十章 约翰·亚当斯的“美国大革命”

[845] . Grant, John Adams, 203, 213.

[846] . Fea, “John Adams and Religion,” 191–92; Staloff, “John Adams,” 51–58.

[847] . Grant, John Adams, 205.

[848] .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60–62.

[849] . Houston, Algernon Sidney, 226–28, 244–45, 250–51.

[850] . Morison, History of 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 18; Arendt, On Revolution, 164–65; Zilversmit, First Emancipation, 112; Levy, “Montesquieu’s Constitutional Legacies,” 132; Bernstein, Founding Fathers, 50–51.

[851] .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207.

[852] .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87–88.

[853] . Ellis, First Family, 80–81, 135, 154;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27, 75–77.

[854] . Philp, Reforming Ideas, 121, 186; Higonnet, Sister Republics, 199–201, 227; Levy, “Montesquieu’s Constitutional Legacies,” 132; Casalini, “L’Esprit,” 332–33.

[855] . Morison, History of 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 16–18; Higonnet, Sister Republics, 181, 195; Sheehan, James Madison, 18; Ferling, Independence, 265–66;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 173–74.

[856] . Arendt, On Revolution, 150–52; Wood, Americanization, 219;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71–74.

[857] . Ward, Politics of Liberty, 180–81, 422–24; Grant, John Adams, 221–26.

[858]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391.

[859] . Postma, “John Adams,” 91.

[860] . Franklin, Papers, 21:412n9; Ramsay, History, 2:535; Gould, Among the Powers, 83–85; Te Brake, “Dutch Republic,” 205.

[861] .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Te Brake, “Dutch Republic,” 205–6.

[862] . Jameson, “St. Eustatius,” 686; Hartog, History, 40.

[863] . Van der Capellen, Aan het Volk, 63.

[864] . Schutte, Nederlandse Patriotten, 5–6, 60–64.

[865] .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71–72.

[866] . Franklin, The Works, 8:145.

[867] .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76; Polasky, Revolutions without Borders, 33.

[868] . Quoted in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62.

[869] . Hutson, “John Adams,” 420; Te Brake, “Dutch Republic,” 208–10.

[870] . Adams, Papers, 12:242.

[871] . Ibid., 12:242; Gorman, America and Belgium, 95.

[872] . Adams to Robert Livingston, The Hague, 14 May 1782, in Adams, Papers, 15:50; see also Popkin, “From Dutch Republican,” 536–37.

[873] . Klein, Patriots republikanisme, 96–97; Schutte, Nederlandse Patriotten, 43, 194.

[874] . Cerisier, Observations impartiales, 15–16; a point made earlier by Chastellux and later reiterated in his Voeux d’un Gallophile (1785) by the Dutch German cosmopolitan revolutionary Anarcharsis Cloots (1755–94); see Mortier, Anarcharsis Cloots, 93, 102.

[875] . Cerisier, Politique Hollandois 6 (1783): 196, 205.

[876] . Cerisier, Politique Hollandois 5 (1783): 51–53.

[877] . Schutte, Nederlandse Patriotten, 64–75, 118.

[878] . [Bernard], L’Afrique hollandoise, 6, 9, 42; Van Goor, Nederlandse koloniën, 116–17.

[879] . Schutte, “Johannes Hermanus Redelinghuys,” 49–50.

[880] . [Bernard], L’Afrique hollandoise, 5; Schutte, Nederlandse Patriotten, 78–81.

[881] . [Bernard], L’Afrique hollandoise, 9.

[882] . Cerisier, Réplique, 31–33; Cerisier, Politique Hollandois 5 (March 1783): 52–53.

[883] . Cerisier, Observations impartiales, 15.

[884] . Histoire philosophique, 1:215–16; see also [Bernard], L’Afrique hollandoise, 9.

[885] . Histoire philosophique, 1:312–13.

[886] . Cerisier, Politique Hollandois, 1 (1781): 174; [Bernard], L’Afrique hollandoise, 2–4.

[887] . Justification de la résistance, 59.

[888] . Cerisier, Observations impartiales, 47.

[889] . Ibid., 15–16.

[890] . Cerisier, Tableau, 10:338–39; Rosendaal, Nederlandse Revolutie, 133.

[891] . Nijenhuis, Joodse philosophe, 9.

[892] . Pinto, Letters on the American Troubles, 34–35, 40–41.

[893] . Ibid., 41–42; Nijenhuis, Joodse philosophe.

[894] . Ramsay, History, 2:535; Jameson, “St. Eustatius,” 695.

[895] . Ramsay, History, 2:535–37; Gould, Among the Powers, 89–90;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291.

[896] . Jameson, “St. Eustatius,” 695;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435–36.

[897] . Ramsay, History, 2:536–37; Bromwich,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427–29.

[898] . Jameson, “St. Eustatius,” 695;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436.

[899] . Goslinga, Dutch in the Caribbean, 147–50.

[900] . Van Goor, Nederlandse koloniën, 179, 181.

[901] . Schutte, “Johannes Hermanus Redelinghuys,” 57, 59.

[902] . Adams, Papers, 12:242 .

[903] . Postma, “John Adams,” 86; Kroes-Ligtenberg, Dr. Wybo Fijnje, 86; Popkin, News, 152–54.

[904] . Gorman, America and Belgium, 39; McCullough, John Adams, 249; Klein, Patriots republikanisme, 290.

[905]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299; Te Brake, “Dutch Republic,” 207.

[906] . Wright, Franklin, 303–5; McCullough, John Adams, 213–14.

[907] . Popkin, News, 152–53; Van Vliet, Elie Luzac, 369, 530n68.

[908] . Van der Capellen, Aan het Volk, 46;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795.

[909] . Van der Kemp, Het gedrag van Israel en Rehabeam ten spiegel van volk en vorst (Leiden, 1782);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121; Jourdan, La Révolution, 358.

[910] . Adams to Robert Livingston, 14 May 1782, in Adams, Papers, 15:50; Popkin,“From Dutch Republican,” 538; Jourdan, “Alien Origins,” 190.

[911] . Popkin, News, 175; Polasky, Revolutions without Borders, 113.

[912] . Adams to Cerisier, The Hague, 22 February 1784, in Adams, Papers, vol. 16.

[913] . Pinto, Lettre de Mr*** (Knuttel 19122), 14–15.

[914] . Ibid., 14.

[915] . Pinto, Seconde lettre (Knuttel 19124), 7–8.

[916] . D’Holbach, Système social, 301.

[917] . Discours d’un bon Hollandois à ses compatriotes, 34; Nijenhuis, Joodse philosophe, 30–31.

[918] . Pinto, Réponse (Knuttel 19126), 42–44.

[919] . Ibid., 42.

[920] . Pinto, Lettre de Mr*** (Knuttel 19122), 15, 18–19.

[921] . Nijenhuis, Joodse philosophe, 37.

[922] . Observations d’un homme impartial (Knuttel 19123), 56.

[923] . Discours d’un bon Hollandois à ses compatriotes, 18.

[924] . Cerisier, Tableau, 3:iii–iv, vi; Cerisier, Observations impartiales, 10, 58–60.

[925] . Adams, The Works, 7:399; Kaplan, “Founding Fathers,” 424; Grant, John Adams, 259–60; Polasky, Revolutions without Borders, 34.

[926] . Dohm, “Briefe,” Deutsches Museum 1 (January–June 1777): 186–88; Krebs, “Deutsches Museum,” 7–8.

[927] .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127.

[928] . Franklin, Papers, 31:47;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1:325–26; Koss- mann, Politieke Theorie, 249; Desportes, “Giuseppe Ceracchi,” 143–44.

[929] . Quoted in Van der Cappelen, Aan het Volk, 7; see also Van Vliet, Elie Luzac, 384; Prak, Republikeinse veelheid, 191; Jongenelen, Van Smaad tot erger, 41.

[930] . Van der Cappelen, Aan het Volk, 23.

[931] . Ibid., 36;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1:330; Velema, “Vrijheid als volkssouvereiniteit,” 294–95.

[932] . Van der Cappelen, Aan het Volk, 59; Kossmann, Politieke Theorie, 252; Rosendaal, Nederlandse Revolutie, 180–81.

[933] . Kossmann, Politieke Theorie, 250; Postma, “John Adams,” 95;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193.

[934] . Adams, Papers, 12:242–43; Siemers, “John Adams’s Political Thought,” 110–11.

[935] . Popkin, “From Dutch Republican,” 539; Velema, “Vrijheid als volkssouvereiniteit,” 298–300, 302.

[936] . Kroes-Ligtenberg, Dr. Wybo Fijnje, 85;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890; Rosendaal, Bataven! 248, 446–47.

[937] .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203.

[938] . Postma, “John Adams,” 87; Popkin, News, 153.

[939] . Van Vliet, Elie Luzac, 530n68.

[940] . Popkin, News, 158–59; Altena, Gerrit Paape, 188; Polasky, Revolutions without Borders, 30–31.

[941] .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194; Prak, Republikeinse veelheid, 192.

[942] . Anes, Siglo de Las Luces, 276–79.

[943] . Klein, Patriots republikanisme, 119;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431–32; Grant, John Adams, 261.

[944] .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202.

[945] . Quoted in Ellis, First Family, 87, 99.

[946] . Quoted in Grant, John Adams, 288; Hutson, “John Adams,” 414–15; Ellis, First Family, 98.

[947] .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259–61.

[948] . Ellis, Revolutionary Summer, 214.

[949] . Adams to Jefferson, 14 September 1813,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374–75.

[950] . Franklin to Price, Passy, 6 February 1780, in Franklin, Papers, 31:452–53; Reich, British Friends, 97, 101.

[951] . McCullough, John Adams, 343–45; Page, “Liberty,” 222.

[952] . Popkin, News, 177; Postma, “John Adams,” 97.

[953] . Popkin, News, 182–84; Popkin, “Dutch Patriots,” 556.

[954] . Schulte Nordholt, Dutch Republic, 274; Van Vliet, Elie Luzac, 371.

[955] . Altena, Gerrit Paape, 188; Postma, “John Adams,” 98.

[956] . Altena, Gerrit Paape, 205, 716;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889.

[957] . Popkin, “Dutch Patriots,” 556; Altena, Gerrit Paape, 205, 213, 215.

[958] . Popkin, “Dutch Patriots,” 555; Prak, Republikeinse veelheid, 193–97;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883.

[959] . Israel, Dutch Republic, 1107.

[960] . Adams to Jefferson, 13 July 1813,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356; Appleby, “New Republican Synthesis,” 580, 582.

[961] . Adams to Jefferson, London, 28 October 1787,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1:203–4.

[962] . Klein, Patriots republikanisme, 34.

[963] .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 170.

[964] . Jefferson to William Stephens Smith, 13 November 1787, in Jefferson Papers, 12:356.

[965] . Klein, Patriots republikanisme, 157–58; Kaplan, “Founding Fathers,” 423–25.

[966] .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 144.

[967] . Bernier, Lafayette, 215.

[968] . Altena, Gerrit Paape, 247–69; Jongenelen, Van Smaad tot erger, 53–55.

[969] . Rosendaal, Bataven! 39–50; Altena, Gerrit Paape, 251–52.

[970] . Jefferson to Adams, Paris, 28 September 1787,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1:199–200; Kaplan, “Founding Fathers,” 433.

[971] . Adams to Jefferson, London, 28 October 1787,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1:204.

[972] . Schutte, “Johannes Hermanus Redelinghuys,” 53.

[973] . Adams to Jefferson, London, 28 October 1787,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1:204.

[974] . Adams, Papers, 15:49–50; Grant, John Adams, 275, 335; Jourdan, La Révolution, 369.

[975] . Desportes, “Giuseppe Ceracchi,” 143–44.

[976] . Adams to Jefferson, London, 10 November 1787,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1:210.

[977] . Burke to Gilbert Elliott, 17 October 1787, in Burke, Correspondence, 5:354;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1:339.

[978] .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 Paris, 4 October 1787,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1:201.

[979] . Sloan, “Thomas Jefferson,” 475; Kaplan, “Founding Fathers,” 426–27.

[980] . Postma, “John Adams,” 99.

[981] . Adams, Writings, 1:332, 337.

[982] . Ibid., 1:338; Palmer, “Two Americans,” 401–2.

[983] . John Quincy Adams to Randolph, The Hague, 24 June 1795, in Adams, Writings, 1:363.

第十一章 杰斐逊的法国大革命

[984] . Steele, Thomas Jefferson, 94–96.

[985] . Hickey, War of 1812, 20.

[986] .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173–75; Jayne, Jefferson’s Declaration, 2; Valsania, Limits, 28–29.

[987] .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201–2.

[988] . Staloff, “Politics,” 136.

[989] . Raphael, Founding Myths, 127, 134, 359n32.

[990] . Meyer,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121; Stewart, Nature’s God, 24–26.

[991] . King-Hele, Doctor of Revolution, 14, 60–61; Jayne, Jefferson’s Declaration, 19–40; Stewart, Nature’s God, 35, 171.

[992] .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177–80; Jayne, Jefferson’s Declaration, 19; Valsania, Limits, 28–29; Schachtman, Gentlemen Scientists, 12–14.

[993] . King-Hele, Doctor of Revolution, 96–97.

[994] . See, for example, Leask, “The Undivulged Event,” 63–65; Israel,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184–87.

[995] . Jayne, Jefferson’s Declaration, 37–38, 40;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170–73;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50–51; Valsania, Limits, 80; Stewart, Nature’s God, 197–99, 311–12.

[996] . Jayne, Jefferson’s Declaration, 21; Valsania, Limits, 49; De Bolla, Architecture of Concepts, 132–35.

[997] . Rakove, Revolutionaries, 173–75; Wood, Radicalism, 181.

[998] . Gottschalk, American Heretics, 197–98.

[999] . Jefferson, Autobiography, 36.

[1000] . Démeunier, L’Amérique indépendante, 3:15–16.

[1001] . Hunt, Inventing Human Rights, 25, 121, 126;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89; Raphael, Founding Myths, 127; Wood, Empire of Liberty, 66.

[1002] . Jeff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31–32;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255–57; Clark, Language of Liberty, 138; Rakove, Revolutionaries, 305;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56.

[1003] . Rush to Jefferson, Philadelphia, 2 August 1800, in Rush, Letters, 2:820; Bailyn, Faces, 192.

[1004] . Sehat, Myth, 36–38; Meacham, American Gospel, 10–11; Lambert, Founding Fathers, 209;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57; Holmes, Faiths, 86–88; McGarvie, Law and Religion, 17–18.

[1005] . Jefferson to William Smith, Philadelphia, 19 February 1791, in Jefferson, Writings, 974.

[1006]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333.

[1007] . Loveland, Emblem, 11–12; Bernier, Lafayette, 211–12.

[1008] .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195, 217n3, 346, 465; Sheehan, James Madison, 148.

[1009] .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439–41.

[1010] . Le Bon Sens (1772), a short incisive atheistic book, today is usually attributed to d’Holbach albeit with participation by Diderot. Rosenfeld, Common Sense, 122–25;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786–87.

[1011] . Jefferson to Adams, 8 April 1816,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67.

[1012] .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863–72; Scurr, “Varieties,” 61, 65.

[1013] .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165; Fleming, Great Divide, 59.

[1014] . Jefferson, Autobiography, 71–72; Paine,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177–78; Tortarolo, “Philip Mazzei,” 64; Fleming, Great Divide, 37–38.

[1015]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360; Philp, Reforming Ideas, 190;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195; Stewart, Madison’s Gift, 128–29.

[1016] . Jefferson to Mason, Philadelphia, 4 February 1791, in Jefferson, Writings, 971–72;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245; Cruise O’Brien, Long Affair, 113.

[1017] . Philp, Reforming Ideas, 198–201; Steele, Thomas Jefferson, 95.

[1018]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371–74, 378; Ellis, American Sphinx, 129; Philp, Reforming Ideas, 198–99.

[1019]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372–74; Tortarolo, “Philip Mazzei,” 60–61, 64; Klop- 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488.

[1020] . Jefferson to Price, Paris, 8 January 1789, in Jefferson, Writings, 938–39.

[1021] . Condorcet, 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28.

[1022] . Ibid., 26–28.

[1023] . Condorcet, Sentiments d’un républicain, 4–5, 8, 18–19.

[1024] . Condorcet, Seconde lettre d’un citoyen des états-Unis, 21–22.

[1025] . Jefferson to Madison, 18 June 1789, in Republic, 1:616–17; Jefferson to Madison, 28 August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366.

[1026] . Jefferson, Writings, 87, 94; Bernier, Lafayette, 227–28;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380–81.

[1027] . Jefferson, Writings, 954–56;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306;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169.

[1028] . Condorcet, 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25.

[1029] . The idea that this was inessential to Condorcet’s program at that time lacks all justification; see Scurr, “Varieties,” 60;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28–29, 35, 70.

[1030] . Jefferson, Writings, 92.

[1031] . Jefferson to Madison, 18 June 1789, in Republic, 1:616; Baker, “Political Languages,” 631; Tackett, Becoming, 23.

[1032] . Jefferson, Papers, 15:196;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486.

[1033] . Jefferson to Trumbull, Paris, 18 June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199.

[1034] . Jefferson to Jay, Paris, Paris, 24 June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205.

[1035] . Ziesche, “Exporting American Revolutions,” 435;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33–34.

[1036] . Morris,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121.

[1037] . Ibid.; see also Ziesche, “Exporting American Revolutions,” 427–32;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487.

[1038] .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8 (23 June 1789): 144–45.

[1039] . Ibid., 145.

[1040] . Ibid., 143.

[1041] . Ibid., 145–47.

[1042] . Jefferson to Jay, Paris, 24 June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208.

[1043] . Jefferson to Jay, Paris, 29 June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221–22.

[1044] .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8 (27 June 1789): 165–66;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8 (30 June 1789): 171–72.

[1045] . Tønnesson, “Démocratie directe,” 298.

[1046] .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276–77.

[1047] . Slavin, French Revolution, 62; Lemny, Jean-Louis Carra, 158–59; Badinter and Badinter, Condorcet, 267.

[1048] . Monnier, Républicanisme, 97–98.

[1049] . Sabatier, Journal politique 1 (1790): 47; McMahon, Enemies, 65.

[1050] . Slavin, French Revolution, 57–58; Philp, Reforming Ideas, 197.

[1051] . Jefferson to Paine, 11 July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268; Hunt, Inventing Human Rights, 129.

[1052] . Jefferson, Papers, 15:230–32; Zuckert, “Two Paths,” 252;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170.

[1053]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335; Loft, Passion, Politics, 228; Dunn, Sister Revolutions, 13; Andress, 1789: The Threshold, 345; Bernier, Lafayette, 262.

[1054] . Jefferson to Jay, Paris, 19 July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285.

[1055] . Ibid.; Nelson, Thomas Paine, 189.

[1056] . Jefferson to Paine, 11 July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266–67.

[1057] .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8 (8 July 1789): 208–10.

[1058] . Jefferson to Paine, 11 July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266–67; Gorsas, Courrier 1, no. 9 (15 July 1789): 131.

[1059] . Jefferson, Papers, 15:273;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379.

[1060] . Jefferson to Paine, Paris, 11 July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268; Fleming, Great Divide, 62.

[1061] . Gorsas, Courrier 1, no. 11 (17 July 1789): 161.

[1062] . Desmoulins, Vieux Cordelier, 115; Malouet, Mémoires, 1:326.

[1063]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380; Cruise O’Brien, Long Affair, 80–81.

[1064] . Hammersley, French Revolutionaries, 36–37, 60; Ozouf, “Révolution,” 213.

[1065] . Gorsas, Courrier 1, no. 9 (15 July 1789): 142.

[1066] . Bernier, Lafayette, 243–44.

[1067] . Villette, Lettres, 4.

[1068] . Gaulmier, Grand témoin, 89–90;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379.

[1069] . Morellet, Mémoires, 1:381; Mortier, Le Coeur, 458.

[1070] . Garat, Mémoires, 2:315, 354, 365–66; Pellerin, “Naigeon,” 32; Mortier, Le Coeur, 457–59.

[1071] . Morellet, Mémoires, 1:387–88; Rials, Déclaration, 125.

[1072] . Lucas, “Crowd and Politics,” 274.

[1073] . Bailly, OEuvres posthumes, xii–xiii, xxxi, xlii–xliii; Mounier, De l’influence, 103–4.

[1074] . Monnier, “L’évolution,” 50–51; Geffroy, “Louise de Kéralio-Robert,” 113; Ham- mersley, French Revolutionaries, 18–19.

[1075] . Villette, Lettres, 6.

[1076] . Price to Jefferson, Hackney, 3 August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329.

[1077] . Jefferson, Papers, 15:329;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71, 741; Fleming, Great Divide, 91–92.

[1078] . Fleming, Great Divide, 92.

[1079] . Burke, Reflections, 92.

[1080] . Ibid., 93–94;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718.

[1081] . Condorcet, 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30.

[1082] . Jefferson to Madison, Paris, 27 August 1789, in Jefferson, Papers, 15:366; Elkins and 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315.

[1083] . Jefferson, Writings, 95; Bernier, Lafayette, 231.

[1084] . Rials, Déclaration, 621–24.

[1085] . [Prudhomme and Tournon], Révolutions de Paris 6 (16/22 August 1789): 36; Rials, Déclaration, 219, 226, 238–39, 242–43, 246;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77–84.

[1086] .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8, no. 439 (19 August 1789); Mirabeau, Courier 22 (21 August 1789): 2; Hunt, Inventing Human Rights, 16, 21,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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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 Morris,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472–79; Fleming, Great Divide, 142.

[1113] .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440–46; Cruise O’Brien, Long Affair, 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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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 Jefferson to Short, Philadelphia, 3 January 1793, in Jefferson, Writings, 1004; Stewart, Madison’s Gift, 148;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91; Fleming, Great Divide,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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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318–20, 434, 439–42; Federici,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lexander Hamilton, 43–46, 2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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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 Jefferson to Mme. De Stael, 24 May 1813, in Jefferson, Writings, 1271.

第十二章 悲剧性案例：爱尔兰革命（1775—1798）

[1132] . Lock, Edmund Burke, 1:294; Page, John Jebb, 225.

[1133] . Hayton, “Williamite Revolution,” 186.

[1134] . Gibbons, Edmund Burke, 8–9, 152; Lock, Edmund Burke, 2:566–67; Bromwich,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313;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12, 179.

[1135] . Brown, Irish Enlightenment, 81–85; Marshall, John Locke,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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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 Page, “‘Liberty,’ ”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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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 Page, “‘Liberty,’ ” 219–20; Page, John Jebb, 212–15.

[1146] . Gillen, “Varieties,” 179–80; Dickinson, Liberty, 240–44.

[1147] . Gordon, History of the Irish Rebellion, 3; Smyth, Revolution, 12–13; Cullan, “The Politics,” 21.

[1148] . McBride, Scripture Politics, 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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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 Coupland, American Revolution, 64–65; Burke, Works, 9:136;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393–94.

[1151] . Burke, On Empire, Liberty, 424; Pakenham, The Year, 26;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392–95.

[1152] .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2:547; Winch, “Commercial Realities,” 297, 300.

[1153] . Phillipson, Adam Smith, 235–36; McDaniel, Adam Ferguson, 114.

[1154] . Burke, On Empire, Liberty, 102–3; Lock, Edmund Burke, 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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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 . Franklin, The Works, 7:557; Coupland, American Revolution, 107.

[1157] . Coupland, American Revolution, 96–97.

[1158] . Gillen, “Varieties,” 164, 177.

[1159] . Gordon, History of the Irish Rebellion, 3; Brown, Irish Enlightenment, 423–24.

[1160] . Gordon, History of the Irish Rebellion, 34; Brown, Irish Enlightenment, 424–30.

[1161] .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390–92.

[1162] . Quoted in Tesch, “Presbyterian Radicalism,” 43. Bartlett was much in error in claiming that “Ireland remained resolutely loyal [to Britain]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Burden,” 11).

[1163] . Bernier, Lafayette, 109–10, 235.

[1164] . Tesch, “Presbyterian Radicalism,” 43–45.

[1165] . Burke, On Empire, Liberty, 415–16; Wells, Insurrection, 1–2; Gillen, “Constructing Democratic Thought,” 151–52.

[1166] .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400–401.

[1167] . Smith to Lord Carlisle, 8 November 1779, in Smith, Correspondence, 243.

[1168] . Arnold, Edmund Burke: Irish Affairs, 125–26;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390, 397–99.

[1169] . Coupland, American Revolution, 121.

[1170] . Arnold, Edmund Burke: Irish Affairs, 129.

[1171] . Walpole, Letters, 10:408; McBride, Scripture Politics, 123–26.

[1172] . Lafayette to Franklin, 2 November 1779, in Franklin, Papers, 31:25.

[1173] . Arnold, Edmund Burke: Irish Affairs, 129–30; Brown, Irish Enlightenment, 370.

[1174] . Tone, An Address, 25.

[1175] . Brown, Irish Enlightenment, 363–68.

[1176] . Page, John Jebb, 254; Cullan, “The Politics,” 21; Gillen, “Varieties,” 167.

[1177] . Wells, Insurrection, 6–7.

[1178] . Gordon, History of the Irish Rebellion, 1; Brown, Irish Enlightenment, 375–78, 381.

[1179] . Brown, Irish Enlightenment, 374–76.

[1180] . Burke, On Empire, Liberty, 438; Bromwich,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323–24.

[1181] . Moore, Memoirs, 151; Gordon, History of the Irish Rebellion, 2.

[1182] . Gordon, History of the Irish Rebellion, 2; Hampshire-Monk, “British Radicalism and the Anti-Jacobins,” 664.

[1183] . Gordon, History of the Irish Rebellion, 2; MacDermot, Theobald Wolfe Tone, 12.

[1184] . Gillen, “Varieties,”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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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 . See the review of Brissot’s work on America in the Bibliothèque de l’Homme Public, series II (1791), 5:2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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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 . Drennan, The Drennan Letters, 60; Dunne, Theobald Wolfe Tone, 23–24, 64n4.

[1192] . Gordon, History of the Irish Rebellion, 6; Wells, Insurrection, 125; Pakenham, The Year, 151, 250, 286.

[1193] . Burke, On Empire, Liberty, 427, 437–38; Gibbons, Edmund Burke,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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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 . ó Muirí, “Newry,” 108–9;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34.

[1197] . Gillen, “Constructing Democratic Thought,” 150; Stewart, Deeper Silence, 179–84; for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empiricism” versus “rationalism,” see Brown, Irish Enlightenment, 400–401.

[1198] . Priestley, Letters, iv;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724, 747.

[1199] . Andrew, Patrons, 180; McBride, Scripture Politics,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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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 Andrew, Patrons, 174.

[1202] . Priestley, Letters, viii.

[1203] . Paine, Rights of Man, 178–79.

[1204] . ó Muirí, “Newry,” 105, 120; Elliott, Partners in Revolution, 29, 31.

[1205] . Armstrong, The Liberty Tree, vi, 9, 17.

[1206] . Gillen, “Varieties,” 178–80; Burke, On Empire, Liberty,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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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 ó Muirí, “Newry,”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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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 The account of the toasts in Girey-Dupré, Patriote français 1199 (21 November 1792): 588 and Alger, “British Colony,” 673, 678 is incomplete; for a fuller con- temporary account, see Journal de Perlet 2, no. 61 (21 November 1792): 485–87.

[1214] . Moore, Memoirs, 126–28; Nelson, Thomas Paine, 249; Foner, Tom Paine, 253.

[1215] . Dunne, Theobald Wolfe Tone, 26.

[1216] . Drennan, Drennan Letters, 49; Keane, Tom Paine, 333; Foner, Tom Paine, 253; Gillen, “Varieties,” 165;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43, 79; Elliott, Partners in Revolution, 26–27.

[1217] . Dickson, “Paine and Ireland,”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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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 Durey, “Irish Deism,” 57–58.

[1221] . Drennan, The Drennan Letters, 54; Gibbons, Edmund Burke, 233–36.

[1222] . Drennan, The Drennan Letters, 63; Cullan, “Internal Politics,” 181; Brown, Irish Enlightenment, 424.

[1223] . Gordon, History of the Irish Rebellion, 6; Wells, Insurrection, 53–55.

[1224] . Cullan, “Radicals,”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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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 Wells, Insurrection, 10; Durey, “Irish Deism,” 61–62; Andrews, British Periodical Press, 105.

[1227] . Dickson, “Paine and Ireland,” 144, 148.

[1228] . McKenna, Essay on Parliamentary Reform, 12–13.

[1229] . Ibid., 13, 23, 2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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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 Callender, Political Progress, advertisement to the 1794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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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 Elliott, “Wolfe Tone,”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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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 . Elliott, Partners in Revolution, 81; Kleinman, “Tone and the French Expeditions,” 92.

[1238] . Tone, An Address, 11; Gibbons, “Republicanism,” 213–14.

[1239] . Hampshire-Monk, “British Radicalism and the Anti-Jacobins,” 664.

[1240] . Tone, An Address, 18; Dunne, Theobald Wolfe Tone, 50–52; Bartlett, “Burden,” 15.

[1241] . Gillen, “Varieties,” 163.

[1242] . Tone, An Address, 2–3; Hampshire-Monk, “British Radicalism and the Anti- Jacobins,” 662–3.

[1243] . Tone, An Address, 26; Kleinman, “Tone and the French Expeditions,”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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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 . Tone, Writings, 2:77–78; Rutjes, Door gelijkheid gegrepen, 90.

[1248] . Tone, Writings, 2:78; Wells, Insurrection, 115.

[1249] . Tone, Writings, 2:61, 78; Dunne, Theobald Wolfe Tone, 30–35, 40.

[1250] . Tone, Writings, 2:118; Smyth, “The 1798 Rebellion,” 12.

[1251] . Tone, Writings, 2:95–96.

[1252] . Lock, Edmund Burke, 2:565–66; Smyth, “Act of Union,” 147;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880–86.

[1253] . Tone, Writings, 2:118;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278.

[1254] . Wells, Insurrection,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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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 Dunne, Theobald Wolfe Tone, 23–24; Pakenham, The Year, 171–72, 217; Clark, Language of Liberty, 287–89.

[1262] . Elliott, Partners in Revolution, 81.

[1263]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527.

[1264] . Wells, Insurrection, 160; Elliott, Partners in Revolution, 30–31, 224–25, 227.

[1265] . Kleinman, “Tone and the French Expeditions,” 83, 95.

[1266] . Cleary, “Wexford in 1798,” 105.

[1267] . O’Donnell, “Military Committee,” 136.

[1268] . Cullan, “Radicals,” 162–63.

[1269]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571, 577; Pakenham, The Year, 3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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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 . Durey, “Irish Deism,” 62.

[1272]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231, 596.

[1273] . Durey, “United Irishmen,” 104–6; Wells, Insurrection, 161.

[1274] . Durey, “Marquess Cornwallis,” 132.

[1275] . Smyth, “The 1798 Rebellion,” 6–17; Foot, Red Shelley, 20–21.

[1276] . Gillen, “Constructing Democratic Thought,” 159.

[1277] . O’Donnell, “Military Committee,” 137–42.

[1278] . Wells, Insurrection, 252, 263.

第十三章 美国的“保守转向”：18世纪90年代新兴的“政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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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 . Jefferson, Papers, 20:6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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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 . McNamara, “Alexander Hamilton,” 190–91; Federici,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lexander Hamilton, 6,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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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 .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68–69, 219.

[1297] . Jefferson to Lafayette, 16 June 1792, in Jeff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990–91. Jefferson had written to George Mason in similar terms, earlier, in February 1791; see pp. 971–72.

[1298] . De Francesco, “Federalist Obsession,” 243–46, 250–51.

[1299] .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510–11, 533. Kloppenberg’s mistake, as I see it, in identifying Condorcet and Brissot as “moderates,” and Robespierre as“radical,” undermines his entire construct distinguishing moderate from radical Enlightenment.

[1300] . Foner,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7;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91.

[1301] . McNamara, “Alexander Hamilton,” 191; Federici,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lexander Hamilton, 223–26.

[1302]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52; Sharp,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4;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76–83.

[1303] . Zamoyski, Holy Madness, 196; Sharp,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4–5.

[1304] . Paine,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697; Stewart, Madison’s Gift, 147–49;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510.

[1305] . Jefferson, Writings, 6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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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481–86; Davis, Revolutions, 39.

[1308] .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88–91.

[1309] . Paine,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704;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106–7; Elkins and 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317–22.

[1310] . Paine,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706–7.

[1311] . De Francesco, “Federalist Obsession,” 249; Brookhiser, Alexander Hamilton, 104, 110, 122–23; Adams, Gouverneur Morris, 257–58.

[1312] . Brookhiser, Alexander Hamilton, 122–25;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272.

[1313] . Davis, Revolutions, 32–33; Unger, John Quincy Adams, 92–93; Gilje, Road to Mobocracy, 102–3; Furstenberg, When the United States Spoke French, 336–38.

[1314] . Cotlar, “Languages of Democracy,” 22;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569.

[1315] . Foner,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9, 22–23;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40–41, 56–57; Elkins and 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453–55;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62–63, 718.

[1316] . Foner,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22–23;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58–59.

[1317] .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320–44.

[1318] . Link,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6; Foner,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6–9, 411, 422; Spencer, Bloomsbury Encyclopaedia, 2:632–33.

[1319] . Elkins and 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458–59;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42–46.

[1320] . Quoted in Link,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1; Foner,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7.

[1321] . Foner,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7;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275.

[1322] . Link,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57–59; Sharp, American Politics, 69–70, 85–86; Pasley, “Thomas Greenleaf,” 364–65.

[1323] . Adams to Jefferson, Quincy, 30 June 1813,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346–47; Hazen, Contemporary American Opinion, 186; McCullough, John Adams, 445–46; Sharp,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10.

[1324] . Foner,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2.

[1325] .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50–51; Wood, Empire of Liberty, 309, 311.

[1326] . Coram, Political Inquiries, 68, 78;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16–20.

[1327] . Link,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5; Buel, Securing the Revolution, 127–29; Sharp,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11;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90.

[1328] . Slaughter, Whiskey Rebellion, 194; Ellis, American Sphinx, 182–83;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90–91.

[1329] . Sharp, American Politics, 98–100;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413–14.

[1330] .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218–19;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265–67;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86–88.

[1331] .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226, 235–37, 241; Rana, Two Faces, 101–2;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566–67.

[1332] . Bouton, “William Findlay, David Bradford,” 234, 245–46, 249;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470.

[1333] .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471, 473–77;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64–65.

[1334] . Slaughter, Whiskey Rebellion, 200, 202, 268;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68;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289–92.

[1335] . Bouton, “William Findlay, David Bradford,” 240; Miller, Federalist Era, 160–62; Buel, Securing the Revolution, 128–29.

[1336] . Brookhiser, Alexander Hamilton, 117–21;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289–90.

[1337] . Madison, Writings, 6:220; Wood, Empire of Liberty, 134, 196–97.

[1338] . Bache, Philadelphia Aurora 1224 (8 November 1794): 2; Staloff, Hamilton, Adams, Jefferson, 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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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 Jefferson to Madison, Monticello, 28 December 1794, in Jefferson, Writings,1015; Ellis, American Sphinx, 181–83; Meacham, Thomas Jefferson, 288–89;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165, 186–87, 190–91.

[1341] . Navickas, Loyalism, 40.

[1342]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18; Durey, “Thomas Paine’s Apostles,” 193; Sheps, “American Revolution,”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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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 . Sh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Book, 5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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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 Webster, “Revolution in France,” 35; Spurlin, Rousseau in America, 106–7, 111.

[1372] . Webster, “Revolution in France,” 35;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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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114–15; Szatmary, Shays’ Rebellion, 13–14, 60, 64–69.

[1381] .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111–15; Guyatt, Providence, 150–52, 154–56, 170; Waldman, Founding Faith,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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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 . Ibid., 209, 211 221–22,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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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576, 580; Ingrams, Life and Adventures, 22–23.

[1386] . Bauszus, “Religious Aspects,” 340–42.

[1387] . Sharp, American Politics, 167, 171; Buel, Joel Barlow, 222.

[1388]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60–62; Jacoby, Freethinkers, 48–49; Wood, Empire of Liberty, 244–46, 602–3,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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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 . Palmer, Posthumous Pieces, 26.

[1395] .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101, 106.

[1396] .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299–300; Federici,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lexander Hamilton, 88, 177; Furstenberg, When the United States Spoke French, 371–73.

[1397] .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571–72; Federici,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lexander Hamilton, 176–77; see also Jacoby, Freethinkers, 45, 239; Wood, Empire of Liberty, 258–60.

[1398] .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17–18, 570, 599–600.

[1399] .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336, 616; Rana, Two Faces, 369n37;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82–83, 191; Mayers, Dissenting Voices, 23–26, 30.

[1400] . Weisberger, America Afire, 211–13; Labunski, James Madison, 257; Brookhiser, Alexander Hamilton, 141–44; Bird, “Reassessing Responses,” 519–20, 530–32, 543–44;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173–74.

[1401] . Sharp, American Politics, 218; Grant, John Adams, 405–8; Sheehan, James Madison, 28.

[1402] . Elkins and 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709–11;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15–16, 156–62.

[1403] . McCullough, John Adams, 494, 536;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198, 526–27, 532–33; Meacham, Thomas Jefferson, 317;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241n89.

[1404]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169–70, 175, 207;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121–23.

[1405] . Pasley, “Thomas Greenleaf,” 369–71;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575–77.

[1406] . McCullough, John Adams, 536–37; Buel, Joel Barlow, 232; Ferling, Adams vs. Jefferson, 136–37, 140.

[1407] . Malone, Public Life, 109, 112, 116; Volokh, “Thomas Cooper,” 375–76;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190–91.

[1408]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257, 261; Verhoeven, Americomania, 300–301.

[1409] . Madison, Writings, 6:320–21;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333.

[1410]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260;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61–62, 170;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191.

[1411] . Volney, OEuvres, 2:27; Chinard, Volney et l’Amérique, 83, 92, 100; Gaulmier, Grand témoin, 271–72; Furstenberg, When the United States Spoke French, 355–59.

[1412] . Volney, OEuvres, 2:22–23; Buel, Joel Barlow, 259; Serna, “In Search,” 260–61.

[1413] . Williams, “Morgan John Rhys and Volney’s Ruins,” 58–59.

[1414] . Serna, “In Search,” 262; Jacoby, Freethinkers, 115;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241n89.

[1415] . Volney, Ruins, v–vi.

[1416] . Buel, Joel Barlow, 259–60.

[1417]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65–66; Sharp,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13–14.

[1418]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216; Brookhiser, Alexander Hamilton, 107.

[1419] . Knudsen, Justus Möser, 184–86; see also Armitage, Declaration, 68;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547, 573.

[1420] . Whaley, Germany, 593.

[1421] . Newman, Fries’s Rebellion, 3, 7, 159–64;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613, 622, 781–72; McCullough, John Adams, 540–41; Weisberger, America Afire, 195, 237.

[1422] .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245–47, 252;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578–79.

[1423]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613; Newman, Fries’s Rebellion, 158–61.

[1424] . Bouton, “William Findlay, David Bradford,” 250; Weisberger, America Afire, 195, 237.

[1425] . Sheps, “American Revolution,” 291; Jacoby, Freethinkers, 55.

[1426]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44–45.

[1427] . Burke, “Piecing Together,” 298.

[1428] .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221–22.

[1429] . Foner, Story, 43, 301; Ellis, American Sphinx, 221;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342, 363, 396, 408.

[1430] . Rahe, Republics, 686; Sharp, American Politics, 239–41; Brookhiser, Alexander Hamilton, 143–44, 214;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510–11, 598–600; Federici,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lexander Hamilton, 43, 210–11, 244.

[1431]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729–30;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601.

[1432] . Allen, Moral Minority, 42–44; Holmes, Faiths, 140–41, 160, 162.

[1433] . Adams to Jefferson, 3 September 1816,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88.

[1434] . Allen, Moral Minority, xiii–xiv; Meacham, American Gospel, 74–75.

[1435] . Grant, John Adams, 435;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625.

[1436]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733–34.

[1437] . Ferling, Adams vs. Jefferson, 143–44; Cotlar, “Robert Coram,” 350.

[1438]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751, 753; Spencer, Bloomsbury Encyclopaedia, 1:346–47; Burke, “Piecing Together,” 298;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147–48.

[1439] . Sharp, American Politics, 218–20; Elkins and 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704–5.

[1440] . Innes and Philp, “Synergies,” 198–99;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606–9.

[1441] . Jefferson, Writings, 1062; Rahe, Republics, 687.

[1442] . Jefferson to Priestley, Washington, 21 March 1801, in Jefferson, Writings, 1085–87; Meacham, Thomas Jefferson, 355–57.

[1443] . Cotlar, “Languages of Democracy,” 14; Waldman, Founding Faith, 170–71, 175.

[1444] . Appleby, Inventing the Revolution, 28–32, 52–53.

[1445] . Palmer, An Enquiry, 4.

第十四章 美国和海地革命

[1446] . Il est encore des Aristocrates (British Library London: R-328/11), 6–7.

[1447] . Jacques-Pierre Brissot de Warville, Mémoire aux Etats-généraux sur la nécessité de rendre, dès ce moment, la presse libre et surtout pour les journaux politiques (Paris, 1789) 2:96–97; Garrigus, “Opportunist or Patriot？” 11; Hunt, Inventing Human Rights, 163.

[1448] . Destutt de Tracy, Premiers écrits, 72.

[1449] .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part 3, book 7, in Oeuvres complètes, ed. D. Oster (Paris, 1964), 620; Ghachem, “Montesquieu in the Caribbean,” 195–97; Ehrard, “Audace théorique,” 35–38;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423–24.

[1450] . Condorcet, Bibliothèque de l’Homme Public, series I (1790), 7:12–16; Le Conservateur des Principes des Républicains 2, no. 7 (20 Messidor Year II): 3–8;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335–36, 698.

[1451] . De Bolla, Architecture of Concepts, 143–67.

[1452] . Paine to Short, 2 November 1791, in Paine, Writings, 2:1321.

[1453] . Garrigus, “Opportunist or Patriot？” 7; Klooster, Revolutions, 98–99; Régent, “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Emancipation,” 170–71.

[1454] .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45–46.

[1455] . Régent, France et ses esclaves, 242–43;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87; Curran, Anatomy, 206.

[1456] . Raimond, Réflexions, 35–36.

[1457] . Malouet, Mémoires, 2:195.

[1458] . Blackburn, Overthrow, 197–99, 228–29; Régent, France et ses esclaves, 243–45.

[1459] . Girey-Duré, Patriote français 1278 (10 February 1793): 164–65.

[1460]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34;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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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 . Egerton, “Race and Slavery,” 75;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7–10.

[1463] .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66–73.

[1464] . Rush, Letters, 2:658–59.

[1465] . Ibid., 2:738.

[1466] .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210–11, 234–35, 248–49; Garrigus, “Opportunist or Patriot？” 11; Hunt, Inventing Human Rights, 165.

[1467] .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250–51.

[1468]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18 May and 7 July 1794, and 7 July 1795,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156, 166, 168, 218.

[1469] .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276; Fenton, Religious Liberties, 110–11.

[1470] . Raimond, Réflexions, 8, 10;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96.

[1471] . [Momoro？], Coup d’oeil sur la question, British Library R-328/12, 4–5, 12.

[1472] . Buck-Morss, “Hegel and Haiti,” 830–31.

[1473] . [Momoro？], Coup d’oeil sur la question, British Library R-328/12, 8.

[1474] . McPhee, Robespierre, 173.

[1475]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18 May and 28 June 1794, 30 January and 17 August 1796,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157–58, 163, 298, 360.

[1476]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7 July and 9 September 1794,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165, 176.

[1477] .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1.

[1478]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6 February 1794,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202.

[1479] . Klooster, “Rising Expectations,” 66–67; Jordaan, Slavernij en vrijheid, 212.

[1480]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23 May 1797,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367.

[1481] . Fenton, Religious Liberties, 111–13.

[1482] .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118–19.

[1483] .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337–38, 340–41, 346.

[1484]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22 February 1796,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305.

[1485] . Oldfield, Transatlantic Abolitionism, 122.

[1486]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12 September 1797,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369.

[1487]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1 June 1798,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374; Buck-Morss, “Hegel and Haiti,” 834.

[1488]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1 June 1798,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372–74.

[1489] .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149, 219.

[1490]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5 June 1798, in Toussaint Louverture, Lettres, 377.

[1491] . Buck-Morss, “Hegel and Haiti,” 833–34.

[1492] . Unger, John Quincy Adams, 117–19, 131;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619–20.

[1493] . Matthewson, “Jefferson and Haiti,” 213;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125, 156–61;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145–46, 156–57.

[1494]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748–49.

[1495] . Régent, France et ses esclaves, 256–57; Keane, Tom Paine, 439.

[1496] . Welch, Liberty, 37–38; Bredin, Sieyès, 463–64.

[1497] . Gaulmier, Grand témoin, 234–6; Forsyth, Reason, 8–9; Harris, Antoine d’Estutt de Tracy, 28; Jainchill, Reimagining Politics, 198–200.

[1498] . Lafayette, Mémoires, 5:245–46; Wood, “Benjamin Constant,” 8.

[1499] . Lafayette, Mémoires, 5:245.

[1500] . Bredin, Sieyès, 454, 459, 461, 466.

[1501] .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123–24, 185.

[1502] .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Laveaux, 17 June and 22 August 1795, in Toussaint Lou- verture, Lettres, 208–9, 236.

[1503] . Jefferson to Monroe, 24 November 1801, in Jefferson, Writings, 1098.

[1504] .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174–75.

[1505] .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30, 150.

[1506] . Lafayette to Jefferson, 20 June 1801, in Lafayette, Mémoires, 6:253; Cloquet, Recollections, 5.

[1507] .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71–72.

[1508] . Gaulmier, Grand témoin, 248, 254–56.

[1509] . Gueniffey, Bonaparte, 596–98, 657.

[1510] . Gaulmier, Grand témoin, 256–57; Furstenberg, When the United States Spoke French, 387–90, 392.

[1511] . Quoted in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211.

[1512] . Jefferson, Writings, 1105; Matthewson, “Jefferson and Haiti,” 245–46.

[1513] .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211;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375–77, 379–80.

[1514] . Gueniffey, Bonaparte, 658; Roberts, Napoleon the Great, 300–302.

[1515] . Matthewson, “Jefferson and Haiti,” 209; Roberts, Napoleon the Great, 300.

[1516] .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200–203.

[1517] . Roberts, Napoleon the Great, 300–301.

[1518] . Matthewson, “Jefferson and Haiti,” 229–30;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750;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216–17.

[1519] . Régent, France et ses esclaves, 265–66;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225.

[1520] .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219–20; Oldfield, Transatlantic Abolitionism, 165–66; Curran, Anatomy, 208–9.

[1521] .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380.

[1522] . Kukla, A Wilderness, 224–25; Régent, France et ses esclaves, 268–69; Curran, Anatomy, 209–10.

[1523] . Paine to Jefferson, 1 January 1805,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1454.

[1524] .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379; Furstenberg, When the United States Spoke French, 387, 390.

[1525] . Roberts, Napoleon the Great, 303.

[1526] .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164;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237–38.

[1527] .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76–77; Wood, Empire of Liberty, 368–69; Matthewson, “Jefferson and Haiti,” 211.

[1528] . Egerton, “Race and Slavery,” 75–76.

[1529] .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177–79.

[1530] . Brown, Toussaint’s Clause, 148.

[1531] . Ibid., 268, 272, 276.

[1532] .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379–80; Matthewson, “Jefferson and Haiti,” 232–36.

[1533] . Lafayette to Jefferson, 4 July 1812, in Lafayette, Mémoires, 3:287.

[1534] . Vincent, “Thomas Paine et la ‘républicanisation,’ ” 132–33; Keane, Tom Paine, 506–7 .

[1535] .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210.

第十五章 路易斯安那和1776年的革命原则

[1536] . Jefferson to Washington, 8 May 1791, in Jefferson, Writings, 977; see also Jefferson, Writings, 1451.

[1537] . Jefferson to Washington, 8 May 1791, in Jefferson, Writings, 977.

[1538] . Ellis, American Sphinx, 151, 257;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809; Weisberger, America Afire, 68–69.

[1539] . Jefferson to Paine, 19 June 1792, in Jefferson, Writings, 992;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74.

[1540] . Whatmore, “French and North American Revolutions,” 223–25; Sharp,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4–5, 211.

[1541] . Elkins and 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333, 349–50; Kukla, A Wilderness, 158–59, 164–65.

[1542] . Robespierre, Lettres [ . . . ] à ses comméttans 1, no. 4 (19 January 1793): 232.

[1543] . Newman, “Paine, Jefferson,” 74–76.

[1544] . Quoted in Kaye, Thomas Paine, 104–5; see also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77, 184–88, 223.

[1545] . Jefferson to Madison, 9 June 1793, in Jefferson, Writings, 1012.

[1546] . De Francesco, “Federalist Obsession,” 249; Buel, Joel Barlow, 194.

[1547] . Paine,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701; Foner, Tom Paine, 244; Nelson, Thomas Paine, 283–86.

[1548] . Quoted in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14.

[1549] . Unger, Last Founding Father, 122–24, 126; Nelson, Thomas Paine, 286–89.

[1550] . Slaughter, Whiskey Rebellion, 194, 227.

[1551] . Paine,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691, 696,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126; Miller, Federalist Era, 194.

[1552] . Guizot, Démocratie, 27–29, 37–39; Fawcett, Liberalism, 48–54.

[1553] . Foner, Tom Paine, 256, 258; Cotlar, “Robert Coram,” 337;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09–10.

[1554] . Palmer, An Enquiry, 11.

[1555] . Ibid., 15; Stewart, Nature’s God, 217–18.

[1556]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31, 1436.

[1557] . Ibid.

[1558] . Jacoby, Freethinkers, 60; Nelson, Thomas Paine, 312; Munck, “Troubled Reception,” 179.

[1559] . Miller, Federalist Era, 265; Appleby, Inheriting the Revolution, 199; Buel, Securing the Revolution, 170.

[1560] . Lepore, “World of Paine,” 92; Elkins and 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329.

[1561] . Palmer, Principles, 158; Fischer, “Religion Governed by Terror,” 13–15; Durey, “Irish Deism,” 67.

[1562] . Aldridge, Man of Reason, 283; Lause, “The ‘Unwashed Infidelity,’ ” 392–93; Kaye, Thomas Paine, 127, 144.

[1563] . Fellows, “Memoir,” in Palmer, Posthumous Pieces, 9–10;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181, 187, 191; Buel, Joel Barlow, 230, 237.

[1564] . Palmer, Principles, 135; Walters, American Deists, 182.

[1565] . Jefferson, Writings, 1451; Stewart, Nature’s God, 35.

[1566]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79;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258–59.

[1567] . Sharp,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13.

[1568] . Webster, Oration, 1227.

[1569] . Ibid., 1226–27.

[1570] . Durey, “Irish Deism,” 71.

[1743] . Newman, “Paine, Jefferson,” 77–78.

[1571] .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15.

[1572] .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571–72; Brookhiser, Alexander Hamilton, 138–39; Federici,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lexander Hamilton, 177, 227.

[1573] . Durey, “Thomas Paine’s Apostles”; Sheehan, James Madison, 115–18, 120, 122.

[1574]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14–15.

[1575] . Bernstein, Thomas Jefferson, 135–37.

[1576] .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7, 118–21.

[1577]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19.

[1578] . Ibid., 2:920.

[1579] .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428–29.

[1580]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18.

[1581] . Stagg, War of 1812, 54; Taylor, Civil War, 280.

[1582] . Durey, “Irish Deism,” 67–68; Fischer, “Religion Governed by Terror,” 17.

[1583] . Rush, Letters, 2:900;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05–7.

[1584] . Rush, Letters, 2:664, 996; Wood, Empire of Liberty, 426–27, 429;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22–23, 245.

[1585] .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260–61;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211;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429.

[1586] .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20.

[1587] .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212–13.

[1588] . McCullough, John Adams, 537;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799;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234, 240–41.

[1589] . Rosenfeld, American Aurora, 612;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114.

[1590] . Meacham, Thomas Jefferson, 357–59, 378–79; Slack, Liberty’s First Crisis, 240–42.

[1591] .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569–70, 706–8; Ellis, American Sphinx, 258–62.

[1592] . Jefferson to Madison, 8 June 1797, in Republic of Letters, 2:981.

[1593]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09–10.

[1594] . Ibid., 2:912.

[1595] . Keane, Tom Paine, 456; Nelson, Thomas Paine, 306–7.

[1596] . Keane, Tom Paine, 456; Wilson, “Thomas Jefferson’s Portrait,” 245.

[1597] . Ferling, Adams vs. Jefferson, 205.

[1598] . Wilson, “Thomas Jefferson’s Portrait,” 247.

[1599] . Ibid., 236.

[1600] .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114

[1601] . Rush, Letters, 2:1009; Kaye, Thomas Paine, 108; Keane, Tom Paine, 478–79.

[1602] . Sam Adams to Paine, Boston, 30 November 1802, in Paine, Age of Reason, 201–2.

[1603] . Keane, Tom Paine, 475–78; Nelson, Thomas Paine, 312–13.

[1604] . Keane, Tom Paine, 524–25; Buel, Joel Barlow, 277; Lepore, “World of Paine,” 94–95.

[1605] . Foner, Tom Paine, 23–24; Buel, Joel Barlow, 278–80; Durey, “Irish Deism,” 67–68.

[1606] .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10–12.

[1607] . Kates, “From Liberalism to Radicalism,” 575, 578–79;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12, 218; Philp, “Revolutionaries in Paris,” 138, 151, 153.

[1608]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423–24; Cotlar, “Conclusion,” 281.

[1609] .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15; Richards, Shays’s Rebel- lion, 68–69; Newman, Fries’s Rebellion, 6–8;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261.

[1610] . Webster, American Minerva 1 (9 December 1793): 1.

[1611] . Ellis, American Sphinx, 244; Wood, Empire of Liberty, 368.

[1612] . Paine to Jefferson, 25 December 1802,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1432; Vin- cent, “Thomas Paine et la ‘républicanisation,’ ” 127; Nelson, Thomas Paine, 309–10.

[1613] . Rush, Letters, 2:66; Keane, Tom Paine, 473–74.

[1614] . Brissot, New Travels, 422.

[1615] . Kukla, A Wilderness, 149–52.

[1616] . McFarlane, “American Revolution,” 36;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811–14.

[1617] . Blasi, Freeman, and Kruse, Citizen’s Share, 30–31, 36; Unger, John Quincy Adams, 126.

[1618] . Vernet, Strangers, 3.

[1619] . Paine to Jefferson, 2 August 1803 and 25 January 1805,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1441, 1457.

[1620] .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395–96.

[1621] . Vernet, Strangers, 34–36, 60, 149, 156.

[1622] . Ibid., 43–45; Unger, John Quincy Adams, 132.

[1623] . Ellis, American Sphinx, 250–51;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395–96.

[1624] . Unger, John Quincy Adams, 128, 132; Vernet, Strangers, 31, 153.

[1625] . Hyde, Empires, 6–8.

[1626] . Vernet, Strangers, 32–33, 110; Unger, Last Founding Father, 175–76.

[1627] . Jefferson, Writings, 513; Ellis, American Sphinx, 249–50.

[1628] . Vernet, Strangers, 67–69, 70–71.

[1629] . Ibid., 72, 155.

[1630] . Paine, “To the French Inhabitants of Louisiana,”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64–68.

[1631] . Vincent, “Thomas Paine et la ‘républicanisation,’ ” 132–33; Nelson, Thomas Paine, 310–11.

[1632] . Paine to Jefferson, New York, 25 January 1805,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1456; Vernet, Strangers, 85.

[1633] . Paine to Jefferson, New York, 25 January 1805,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1461.

[1634] . Paine, “To the French Inhabitants of Louisiana,”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964–95, 968.

[1635] . Keane, Tom Paine, 488–89, 508–9; Lynch, “Limits,” 193–94;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19.

[1636] . Paine to Jefferson, New York, 25 January 1805,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1457– 58, 1464.

[1637] . Ibid., 2:1458.

[1638] .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311–14, 318; Matthewson, “Jefferson and Haiti,” 216.

[1639] . Lachance, “The 1809 Immigration,” 110n5;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181.

[1640] . Lachance, “The 1809 Immigration,” 110.

[1641] . Paine to Jefferson, 2 August 1803,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1441.

[1642] . Fenton, Religious Liberties, 31–33.

[1643] . Vincent, “Thomas Paine et la ‘républicanisation,’ ” 126–27; Foner, Story, 78; Lynch, “Limits,” 194.

[1644] . Buel, Joel Barlow, 271–72; Vincent, “Thomas Paine et la ‘républicanisation,’ ”130;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78, 234;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19–20; Lynch, “Limits,” 194–95.

[1645] . Jefferson, Writings, 519.

[1646] . Taylor, Internal Enemy, 103, 432, 464n47; Blackburn, Overthrow, 284–85.

[1647] .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168–69; Ellis, American Sphinx, 315–21; Egerton, “Race and Slavery,” 75.

[1648] . Blackburn, Overthrow, 126–27; Waldstreicher, Slavery’s Constitution, 66–67.

[1649] .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239–40.

[1650] . Jefferson to Gallatin, 26 December 1820, in Jefferson, Writings, 1448–49.

[1651] . Egerton, “Race and Slavery,” 73, 75, 80.

[1652] . Matthewson, “Jefferson and Haiti,” 217–18, 223, 229, 243–44;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20;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353–55; Nash and Gao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77–78.

[1653] . Vernet, Strangers, 157–58.

[1654] .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9; Vernet, Strangers, 3.

[1655] . Hammond, “Slavery, Settlement, and Empire” 204–5;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102–3;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219–20, 844n3; Nash and Hodges, Friends of Liberty, 177–78; Mayers, Dissenting Voices, 21–22.

[1829] . Kukla, A Wilderness, 312; Lachance, “The 1809 Immigration,” 116–17.

[1656] . Hammond, “Slavery, Settlement, and Empire,” 193.

[1657] . Lachance, “The 1809 Immigration,” 115, 117.

[1658] .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192–93.

[1659] . Blackburn, Overthrow, 284; Lachance, “The 1809 Immigration,” 110–11;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9.

[1660] .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9; Hammond, “Slavery, Settlement, and Empire,” 196;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181–83.

[1661] . Sarrans, Lafayette et la Révolution, 2:136–38.

[1662] . Lachance, “The 1809 Immigration,” 139.

[1663] .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9.

[1664] . Jefferson to Adams, 10 December 1819,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549; Stewart, Madison’s Gift, 320; Oldfield, Transatlantic Abolitionism, 252–53.

[1665] .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 22 April 1820, in Jefferson, Writings, 1434; Meacham, Thomas Jefferson, 474–75;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576–77.

[1666] . Jefferson to Gallatin, 26 December 1820, in Jefferson, Writings, 1450.

[1667] . Jefferson, Writings, 1448–49; Ellis, American Sphinx, 316–18; Gutzman, James Madison, 338–39.

[1668] . Stecke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439; Ferling, Jefferson and Hamilton, 354.

[1669] . Taylor, Internal Enemy, 407–8;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26–27; Stewart, Madison’s Gift, 318–20.

[1670] . Taylor, Internal Enemy, 400–403;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996–97; Stewart, Madison’s Gift, 320–21.

[1671] . Aldridge, Man of Reason, 282.

[1672] . Paine to Jefferson, 23 September 1803, in Paine, Complete Writings, 2:1448.

[1673] . Foner, Tom Paine, 258–59; Keane, Tom Paine, 463–64.

[1674] . Foner, Tom Paine, 261; Keane, Tom Paine, 495–96, 513, 519;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22.

[1675] . Newman, “Paine, Jefferson,” 71; Wilentz, Politicians and the Egalitarians, 69.

[1676] . Buel, Joel Barlow, 276–77;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859; Israel, “Radical Enlight- enment’s Critique,” 59.

[1677] . Buel, Joel Barlow, 238–39.

[1678]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311–12; Buel, Joel Barlow, 281–83.

[1679]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737.

[1680] . Jefferson to Barlow, 24 February 1806, in Jefferson, Writings, 1160.

[1681]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312;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859–60.

[1682] . Buel, Joel Barlow, 341–42, 346, 356.

[1683] . Quoted in ibid., 360.

[1684] . Palmer, Principles, 160; Walters, American Deists, 263–64; Jacoby, Freethinkers, 55.

[1685] . Palmer, Principles, 160–61;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83.

[1686] . Palmer, Principles, 161; Walters, American Deists, 276–77; Gilmartin, Print Politics, 3–4.

[1687] . Freneau, “On some of the Principles.”

[1688]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326;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221–22;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508.

[1689] . Meyer, “Uniqueness,” 172; Newman, “Paine, Jefferson,” 79–81.

[1690] .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454–55; Cotlar, “Robert Coram,” 345.

[1691] . Lambert, Founding Fathers, 238–39, 244.

[1692]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241, 175–76; Frost, Perfect Freedom, 80–81; Robson, Educating Republicans, 176, 213; Kaye, Thomas Paine, 108–10.

[1693] . Walters, American Deists, 43; Walters, Revolutionary Deists, 272.

[1694] . Stewart, Nature’s God, 423; Holifield, Theology in America, 163–70.

[1695] . Lambert, Founding Fathers, 177–78, 228–30;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957–60; Stewart, Nature’s God, 409–12.

[1696]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351; Holifield, Theology in America, 217; Kuklick, Churchmen and Philosophers, 85.

[1697] . Brissot, New Travels, 87, 90.

[1698] . Holifield, Theology in America, 199–200; Holmes, Faiths, 82, 88.

[1699] . Brissot, New Travels, 87, 90; Jacoby, Freethinkers, 49.

[1700] .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153–54.

[1701] . Palmer, An Enquiry, 7; Palmer, Principles, 9.

[1702] . Foner, Tom Paine, 263–64; Munck, “Troubled Reception,” 178–79; Macleod, “Thomas Paine and Jeffersonian America,” 222.

[1703] . Kaye, Thomas Paine, 127; Keane, Tom Paine, 519, 522.

[1704] . Foner, Tom Paine, 264; Kaye, Thomas Paine, 139–45; Honeck, We Are the Revolutionists, 89; Schmidt, Village Atheists, 11.

[1705] . Whatmore, “French and North American Revolutions,” 224–26, 229–30.

[1706] . Lause, “The ‘Unwashed Infidelity,’ ” 403; Crook, “Whiggery and America,” 192.

[1707] . Freneau, “On some of the Principles.”

第十六章 革命的时代：拿破仑、西班牙和美洲大陆（1808—1815）

[1708] . Lafayette to Jefferson, 8 October 1804, in Lafayette, Mémoires, 5:260–61; Sarrans, Lafayette et la Révolution, 1:126.

[1709] . Lafayette, Mémoires, 5:261.

[1710] . Constant, écrits politiques, 297.

[1711] . Jefferson to Lafayette, Monticello, 14 February 1815, in Jefferson, Writings, 1361.

[1712] . Mirow, Florida’s First Constitution, 25.

[1713] . Varela, “Discurso preliminar,” xxxiii, xxxviii.

[1714] . Chastellux, De la félicité publique, 2:92.

[1715] . Observations d’un homme impartial (Knuttel 19123), 56.

[1716] . Cabarrús, “Discurso sobre la libertad de comercio,” 290.

[1717] . Ibid., 291.

[1718] . Kennedy, Orders from France, 315–16.

[1719] . Quoted in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272.

[1720] . Quoted in Fitz, Our Sister Republics, 25.

[1721] . Laviña, “Participación de pardos,” 166–67, 181; Rodríguez, Independence, 55.

[1722] . Carr, Spain, 1808–1939, 113.

[1723] . Durán López, “Construcción,” 76–77.

[1724] . Blanco White, Life, 1:140; Blaquiere, Historical Review, 133; Aymes, “Mise en cause,” 111.

[1725] . Hocquellet, Résistance et révolution, 277; Fuentes, José Marchena, 222–58.

[1726] . Fernández Sebastián, “‘Voice of the People,’” 230–31.

[1727] . Aymes, “Mise en cause,” 112–15; Fernández Sebastián, “‘Voice of the People,’” 230–32.

[1728] . Blaquiere, Historical Review,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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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复辟”时期的反动、激进主义和美国化（1814—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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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希腊革命（177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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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19世纪30年代的自由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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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1848年革命：民主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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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 Robertson, Revolutions, 87–96; Furet, Revolutionary France, 404–6;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181–82; Fortescue, Alphonse de Lamartine, 183–87.

[2225] . Lévêque, “Revolutionary Crisis,” 103.

[2226] . Ledru-Rollin, Discours politiques, 2:90–93, 96, 102; Jennings, Revolution, 57.

[2227] . Ledru-Rollin, Discours politiques, 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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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9] . Mill, Autobiography, 179;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653–54.

[2230] . Burrow, Crisis of Reason, 1–2, 27–30; Jacobitti, Revolutionary Humanism, 9, 36, 39– 41, 49.

[2231] . Berkowitz, Virtue and the Making, 161.

第二十一章 美国人的反应（1848—1852）

[2232] . Parker, Melville, 1:589.

[2233] . New York Daily Tribune 8, no. 308 (4 April 18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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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7] . Honeck, We Are the Revolutionists, 143–46.

[2238] . Wiecek, “‘A Peculiar Conservatism,’ ” 239; Chaput, “Proslavery and Antislavery Politics,” 659–70;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5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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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 . New York Daily Tribune 8, no. 308 (4 April 18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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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 . Parker, Melville, 1:588; Reynolds, European Revolutions, 9–10.

[2244] . Reynolds, European Revolutions, 11.

[2245] . Brooklyn Daily Eagle, 6 April 18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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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 . Brooklyn Daily Eagle, 6 April 18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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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 . Mayers, Dissenting Voices, 126–27.

[2261] . Wood, Empire of Liberty, 538, 599; Jacoby, Freethinkers, 379n9.

[2262] . Quoted in Bancroft, Letters, 2:91; see also Wood, Empire of Liberty, 201–2;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321, 485–86, 644.

[2263] . Bartlett, Daniel Webster, 249, 252–53; Berlin, Long Emancipation, 149–50.

[2264] . Em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139; Lee, Slavery, Philosophy, 179, 192.

[2265] . Em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135; Handlin, “The American Scene,” 38–39.

[2266] . Em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138–39; Lee, Slavery, Philosophy, 191–93; Koch, “Revolution,” 134.

[2378] . Blackburn, Overthrow, 496–98; Rohrs, “American Critics,” 367.

[2268] . Rohrs, “American Critics,” 365.

[2269] . Hutcheson, “Louisville Riots,” 162.

[2270] . Ibid., 150–51; Frost, Perfect Freedom, 154; Sehat, Myth, 155, 158.

[2271] . Frost, Perfect Freedom, 154–58; Meacham, American Gospel, 135–36.

[2272] . New York Daily Tribune 8, no. 308 (4 April 1848): 1.

[2273] .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81.

[2274] . Ibid., 368, 373, 377.

[2275] . Weitling, Die Menschheit, chapter 1;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55–56.

[2276] . Haubtmann, Proudhon, 444–45. 46. Ibid., 632, 637.

[2277] . Foner, Story, 63;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38, 369.

[2278] . Lause, Young America, 31.

[2279] . Dobert, “The Radicals,” 178–79; Rapport, 1848, 213;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68–69.

[2280] . Zucker, Forty-Eighters, 354; Sperber, Rhineland Radicals, 123;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85–86.

[2281] . Goetzmann, Beyond the Revolution, 159–60.

[2282] . Smith, “Fortunate Banner,” 32;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591–93.

[2283] . Huston, Land and Freedom, 152–55;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40, 369.

[2284] . Devyr, Our Natural Rights, 14; McDowell, Ireland, 239.

[2285] . Foner, Story, 63; Zilversmit, First Emancipation, 218–19; Huston, Land and Freedom, 183, 188.

[2286] . Huston, Land and Freedom, 166–67.

[2287] . Rohrs, “American Critics,” 371; Curtis, “American Opinion,” 258.

[2288] . Curti, “Impact,” 211.

[2289] . Bancroft, Letters, 2:91.

[2290] . Dwight, Roman Republic of 1849, 22–23; Osterhammel, Transformation, 546.

[2291] . Foner, Story, 77–78, 98.

[2292] . Ibid., 77; Blanchard, Margaret Fuller, 286, 301.

[2293] . Rohrs, “American Critics,” 373.

[2294] . Ibid., 375; Goetzmann, Beyond the Revolution, 252.

[2295] . Bancroft, Letters, 2:33; Rapport, 1848, 331–32; Billias,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178, 182–83.

[2296] . Bancroft, Letters, 2:92.

[2297] . Ibid., 2:37.

[2298] . Gazley, American Opinion, 18, 27; Rohrs, “American Critics,” 374; Reynolds, European Revolutions, 15.

[2299]

[2300] . Jennings, Revolution, 94–95; Billias,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180–83.

[2301] . Reynolds, European Revolutions, 24–25; Goldner, Herman Melville.

[2302] . Goldner, Herman Melville, 20, 128–29; Davis, Revolutions, 180.

[2303] . Arendt, On Revolution, 76–82; Erkilla, “Melville, Whitman,” 258, 270–71.

[2304] . Reynolds, European Revolutions, 50–51.

[2305] . Dwight, Roman Republic of 1849, ix; Fuller, These Sad But Glorious Days, 257–58, 276.

[2306] . Taylor, “Down with the Crown,” 51.

[2307] . Emerson, Complete Works, 5:172; Reynolds, European Revolutions, 32–33.

[2308] . Emerson, Letters, 4:77; Koch, “Revolution,” 132.

[2309] . Emerson, Letters, 4:76; Rusk, Life of Ralph Waldo Emerson, 346–53.

[2310] . Emerson, Letters, 4:73–74; Reynolds, European Revolutions, 34.

[2311] . Reynolds, European Revolutions, 36.

[2312] . Emerson, Letters, 4:79.

[2313] . Fuller, At Home and Abroad, 381.

[2314] . Davidson, How Revolutionary Were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 144.

[2315] . Fuller, These Sad But Glorious Days, 259; Gemme, “Domesticating Foreign Strug- gles,” 77.

[2316] . Fuller, These Sad But Glorious Days, 259, 276–77; Koch, “Revolution,” 131.

[2317] . Mack Smith, Mazzini, 69, 85.

[2318] . Dwight, Roman Republic of 1849, 12; Fuller, At Home and Abroad, 380.

[2319] . Mack Smith, Mazzini, 65–69.

[2320] . Blanchard, Margaret Fuller, 312–14.

[2321] . Fuller, At Home and Abroad, 255; Marraro, American Opinion, 76–86; Connell, “Darker Aspects,” 18.

[2322] . Greeley, Glances at Europe, 142.

[2323] . Ibid., 143.

[2324] . Gossman, “Jules Michelet,” 594; Creyghton, “Vaderfiguren,” 26.

[2325] . Poesche and Goepp, The New Rome, 25–26.

[2326] . Ibid., 96; Gossman, Basel, 228–30, 234.

[2327] . Sperber, Rhineland Radicals, 123.

[2328] . Zucker, Forty-Eighters, 270.

[2329] . Ibid., 275.

[2330] . Poesche and Goepp, The New Rome, 99–100; Zucker, Forty-Eighters, 162, 326.

[2331] . Poesche and Goepp, The New Rome, 11–19; Dobert, “The Radicals,” 162.

[2332] . Poesche and Goepp, The New Rome, 15.

[2333] . Ibid., 71.

[2334] . Ibid., 47.

[2335] . Ibid., 56–57, 95.

[2336] . Hutcheson, “Louisville Riots,” 151–52.

[2337] . Dobert, “The Radicals,” 169–70; Mastellone, Mazzini and Marx, 137.

[2338] . Sperber, Rhineland Radicals, 492; Honeck, We Are the Revolutionists, 137–39.

[2339] . Dobert, “The Radicals,” 171–72; Curti, “Impact,” 215.

[2340] . Dobert, “The Radicals,” 173–74; Honeck, We Are the Revolutionists, 29, 32, 43.

[2341] . Hutcheson, “Louisville Riots,” 152–53.

[2342] .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707–8.

结语 “例外主义”、民粹主义和激进启蒙运动的失败

[2343] . Stewart, Nature’s God, 429.

[2344] . Condorcet, “De l’influence de la Révolution de l’Amérique,” 4.

[2345] . Jefferson to R. C. Weightman, Monticello, 24 June 1826, in Jefferson, Writings, 1517; see also Rahe, Republics, 336–37; Armitage, Declaration, 2.

[2346] . Brissot, Mémoire aux états-Généraux, 70–71;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41.

[2347] . King, Arendt and America, 85, 225–27, 245.

[2348] . Arendt, On Revolution, 54–56, 61; King, Arendt and America, 23, 96, 220–21, 227– 28, 245.

[2349] . Arendt, On Revolution, 62–68; King, Arendt and America, 248–50.

[2350] . Melville, Mardi, 412; Reynolds, European Revolutions, 14, 49–50; Erkkila, “Melville, Whitman,” 6–7.

[2351] . Israel, “Philosophy, Religion,” 115–22; De Bolla, Architecture of Concepts, 74–76.

[2352] . De Bolla, Architecture of Concepts, 12n3, 48n1, 56n17, 245.

[2353] . Moyn, Last Utopia, 24.

[2354] . Adams to Jefferson, 13 November 1815, in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4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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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6] . 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176;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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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1] . Spencer, Louis Kossuth, 8.

[2362] . Taylor,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208–9.

[2363] . Deák,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71, 86, 98.

[2364] . Ibid., 305.

[2365] . Spencer, Louis Kossuth, 78–80; Zamoyski, Holy Madness, 380; Rapport, 1848, 173–74.

[2366] . Spencer, Louis Kossuth, 76–80;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662.

[2367] . Spencer, Louis Kossuth, 111.

[2368] . Bartlett, Daniel Webster, 262–63; Sehat, Myth, 67, 164.

[2369] . Osterhammel, Transformation, 546.

[2370] . Marx, “Eighteenth Brumaire,” 286–88.

[2371] . Bayly,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17.

[2372] . Taylor,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338.

[2373] . Gossman, “Michelet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639, 645.

[2374] . Nord, Republican Moment, 192–93.

[2375] . Cotlar, Tom Paine’s America, 213–14; Dobert, “The Radicals,” 159; Nash,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455; Burrow, Crisis of Reason, 4–5, 154–55.

[2376] . Smith, “Fortunate Banner,” 36–37.

[2377] . Bayly,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16.

36. Crook, “Whiggery and America,” 197, 199–201.

[2379] . Hutcheson, “Louisville Riots,” 166–68.

[2380] . Wilentz,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684–86.

[2381] . Hutcheson, “Louisville Riots,” 161.

[2382] . Armitage, Declaration, 26, 92–93, 96–97.

[2383] . Quoted in Hutcheson, “Louisville Riots,”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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