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德】哈夫纳　著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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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作者：【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2
ISBN：9787544758765
本书由译林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导言

假设我们通过望远镜来回顾德意志国的历史，马上可以发现三个奇特之处。

首先是这个国家的短暂寿命。它只在前后共计七十四年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整体：从1871年到1945年。即便有人宽宏大量，将其前身的“北德意志邦联”1一并列入，同时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四大战胜国还愿意将德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管辖的短暂时期，所得出的总和也只有八十或八十一年（1867年至1948年），仅仅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岁数。就一个国家存在的期限而言，这个时间未免短得可怕。我几乎不晓得还有任何别的国家会如此国祚短促。

其次引人注目的是，德意志国在此非常短暂的生命期限内，至少有两度（1918年和1933年）——但实际上是三次（还包括更早的1890年）——彻底更改了自己的内在性格与外交政策路线。这八十年的时间内于是出现过四个泾渭分明的阶段，而且我们甚至可以如此表示：德国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变成了另外一个德国。

第三个奇特之处则在于，这段如此短暂的历史是以三场战争作为序幕，然后以两场骇人听闻的世界大战收尾，而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多或少脱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看来，德意志国的历史简直就像是一部战争史，而且难免会有人设法把德意志国称作“战争之国”。

人们自然会想问个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德国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加好战吗？我倒并不这么认为。若将德国人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亦即着眼于一千年出头的时光，便可发现德国人在俾斯麦的时代以前很少发动战争，而且几乎没有发动过侵略战争。德国自从近代初期以来就位于欧洲的中央，成为一个巨大而呈现出多元面貌的缓冲地带，不但时而有外力介入干预，德境内部也爆发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诸如“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2等等。但是这些内部纷扰并未演变成对外侵略的行动，不像德意志国在20世纪的时候有两次那么做了，并且随之走上末路。

德意志国究竟为何覆亡？它为什么会偏离其创建者俾斯麦的初衷，变成了一个向外扩张、侵略成性的国家？对此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但我认为它们都不怎么具有说服力。

其中有一种论点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普鲁士——德意志国毕竟是通过普鲁士才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国完全被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大普鲁士国”（至少其建国者如此认为），普鲁士在德境享有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同时出现了德国的第一次分裂：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这么说来，一切都该归咎于普鲁士了？假如当初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召开的国民议会，在1848年革命时就能够将德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一切岂不可以发展得比较理想？

但说来奇怪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有许多人这么认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外交政策可一点也不和平。“保罗教堂”事实上甚至将许多场战争一并纳入考虑——“左派”的国民议会成员巴不得跟俄国大打一仗来解放波兰；中间派及“右派”的议员则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3的缘故，不惜与丹麦开战，而且普鲁士果真在1848年把那场“代理战争”进行了好一阵子，然后才半途收兵。除此之外，“保罗教堂”内许多身为自由民主派人士的政界显要还大咧咧地公开宣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为德国争取权力。“德意志民族已对原则与教条、字面上的‘伟大’和理论上的‘存在’深感厌烦。它所要求的，就是权力、权力、权力！能够给它权力的人，就可以从它那边得到荣耀，而且所能得到的荣耀将超出其人自己的想象。”以上是尤利乌斯·福禄贝尔的用语；此人今日早已遭到遗忘，然而当时他是“保罗教堂”大德意志派政治人物中的翘楚。

在整个“保罗教堂”里面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摆脱德国人数百年来在欧洲中央所处的被动状态。他们希望能够仿效欧洲外围列强已经行之有年的做法，也来推动权力政治与扩张政策。此类愿望在俾斯麦身上却淡薄许多，而且他在1871年后不断强调，德意志国是一个已经饱足的国家。但比较正确的讲法其实是：普鲁士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已经饱足，而且过于饱足。或许普鲁士向南德的进展，甚至已略微超出自身势力范围的天然界限。不过，一直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以后，才可发现德国其实完全未曾餍足——而且随着普鲁士的色彩日益减少，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成分不断增多，那个现象也就愈益显著。因此我们无法用普鲁士的罪过来解释德意志国的罪过（假如我们硬要使用“罪过”一词的话）。反之：当普鲁士依然在德意志国境内享有支配权的时候，它实际上扮演了刹车而非发动机的角色。

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被拿来解释德意志国走上扩张与覆亡的理由。例如有一派理论将工业化视为主要原因，因为它促成德意志国在极短时间内跃升为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强权：这种快速工业化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动能，最后爆炸开来。

这种论点可以用一个事实来加以反驳：工业化并非德国特有的发展。工业革命在19世纪的时候分成几个阶段逐步传遍了欧洲大陆。它传到法国的时间稍早于德国，以及荷兰和比利时等较小型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又比德国晚一点，而俄国开始的时间更晚。那是一个全欧洲性的发展过程。德国固然将工业化进行得特别彻底和特别成功，但整体而言仍大致与欧洲其余各国同步迈进。假如德意志国的骇人动能与扩张主义是工业化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自然而然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何偏偏只有德国如此？莫非一个目前正走红的史学流派在此发挥了作用，有意以言过其实的方式将经济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其他若干解释模式则让人注意到，它们涉及了特定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而且实际上是被刻意构思出来的，以便为相关政治立场做出证明。比方说吧，如果有谁的看法与列宁一致，也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的话，那么免不了就会怪罪于资本主义，认为是它害得德意志国走上帝国主义，并且为此而土崩瓦解。

或许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缘故，那种论点向来无法令我折服。但即便试着设身处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我也无法不注意到，有许多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从未走上帝国主义之路——例如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瑞士。那些国家为何没有走向帝国主义呢？该问题导引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模式，而且我认为这种解释更加合情合理。

瑞士是一个小国，而小国与大国在外交上的生存法则迥然不同。小国必须选边站或者维持中立，向来无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强权政治来改善命运。各大强国却很容易就会出此下策。它们只要在任何地点发现了空隙，便倾向于朝着那里扩张过去，借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权力正是其赖以立国的基础。德意志国是一个强权，这是它有异于德境昔日国家形态的地方，也是其真正的新奇之处。然而德意志国找不到什么有机可乘的空隙，难以趁虚而入进行扩张。

一位青壮派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卡里欧，曾经表示：“德意志国诞生于包围之中。”这么讲就正确多了，因为打从一开始就有许多强权环伺在德意志国的周围。德意志国在西方面对法国和英国，在南方和东南方与奥匈帝国接壤（当时奥地利仍为列强之一），在东方则毗邻巨大的俄罗斯帝国。

德意志国的地理位置可谓相当不利。它缺乏可供开拓的自由空间，既无法像英国、法国，甚或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那般经由海路进行扩张，也无法和俄国一样东向深入亚洲腹地。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德意志国已然成为强权，于是也具备了强权的本能，打算让自己变得更大。这种本能可说是一开始就被放入了它的“大国摇篮”。

此外，还存在着第二项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处于不大不小的尴尬地位。早在建国战争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它在一对一的时候或许强过任何单独的欧洲大国。但它当然敌不过列强的同盟，更遑论是由围绕在外的全体强权一起组成的同盟。正因为这个缘故，德意志国始终对此类的同盟心生畏惧。列强当中的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甚至俄国却都感觉自己不如德意志国强大，于是倾向于争取与他国缔结同盟。德意志国又因为它们的此种倾向，不断设法阻止形成这样的同盟，必要时更不惜诉诸武力，通过战争来加以破除。我们可别忘了：对当时所有的强权来说，战争仍然是“最后的理性”，亦即最终与最严峻的政治手段。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是：德国人在违背帝国创建者原意的情况下（我在此重复这一点，并且将在后面更详细地加以阐述），往往会认为建立德意志国的工作仍不完全——它非但不是民族历史的极致，反而是一个跳板，通往从未明确定义出来的扩张行动。

人们为何将1871年在凡尔赛宫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称作“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而不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德国”（Deutschland）？主要的理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大于——但同时也小于——“德国”这个民族国家。“小于”，那是因为它将许多德国人排除在外的缘故：它是“小德意志”国。它只在普鲁士力有所逮的范围内被建立成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必须与普鲁士的霸主地位协调一致。因此它称得上是“普鲁士的德意志国”。

但是“德意志国”这个名目不仅涵盖了此一“较小”的层面，同时也隐喻着“较大”的一面：此即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跨越民族界限的普世要求。

“德意志国”既可以是“普鲁士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德国”，或者也可以是“德国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欧洲或世界”。前者是俾斯麦的见解；后者则是希特勒的诠释。从俾斯麦通往希特勒之路不仅是德意志国的历史，同时亦为德意志国败亡的历史。

这部历史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于，德意志国看起来简直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推向毁灭。其权力扩张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捉摸，以致德意志国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由敌人所构成的世界，最后被那个敌对的世界击破，并且在敌国之间遭到瓜分。随着德意志国的分裂，那些敌国却仿佛受到魔棒点击一般，突然都不再是敌人。自1949年起接替俾斯麦帝国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从一开始就分别在西方和东方没有了敌国。时至今日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东方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西方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继续存在，似乎也都逐渐有办法以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两个德意志国家已经对峙了几近四十年，而且此种局势还看不见有结束的一日。这正好让我们有办法以从前不可能的方式，仿佛从远方通过望远镜一般地来回顾“德意志国”的时代。

第一章
德意志国的形成

人们总喜欢表示，德意志国建立于1870年至1871年。然而那其实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德意志国并非冷不防骤然被“建立”出来的，相反它具有一段相当漫长、为时超过二十年的演进历程：从1848年到1871年。

德意志国衍生自一个怪异的不对称联盟，其中一方是普鲁士的德国政策，另一方则是德意志民族运动。这个同盟关系之所以不对称，不仅仅是俾斯麦稍微把重心拉到了普鲁士那一边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它一开始就由完全相互对立的势力所组成，是一个既矛盾十足又难以预测的联盟。

无论普鲁士还是德意志民族运动，二者在德国历史上现身的时间都很晚。普鲁士是在1701年才成为一个国家，于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期间才开始跃升为强权，4而且严格说来是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才成为德意志的强权。之前普鲁士一直强烈倾向于朝着波兰的方向发展，而且在1796年至1806年的十年之间内，它更是一个半德意志半波兰的双民族国家——华沙当时隶属于普鲁士。

普鲁士实际上是在1815年才转向西方，被推入了德国的怀抱。它所拥有的波兰土地已经丧失殆尽（但并未悉数损失），它在德境西部的疆域则大幅扩充，获得了莱茵省作为补偿——然而，那些新增的土地与普鲁士位于德境东部的核心地带完全不接壤。普鲁士因此在地理上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将自己的领土连贯起来，而且是在德意志境内这么做。也就在这个时候，普鲁士跃升为德境仅次于奥地利的第二大强权。听起来非常怪诞的事情是：在19世纪推动德国政策的那个普鲁士，其实迟至1815年以后才开始成形。

德意志民族运动存在的时间也长不了多少，它诞生于拿破仑的年代。我们首先必须明白的是：19世纪之前从未有过德意志民族国家。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向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它在13世纪以后日益裂解成许许多多个据地称雄的诸侯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德国人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不自然的现象。例如名作家维兰德在18世纪末叶为席勒的《三十年战争史》撰写序论时仍然可以表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宣称，……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为我们带来的整体益处，远远凌驾于坏处之上。或许说不定正是归功于分裂的缘故，我们才会享有这么多的益处。”在那个年代可还没有人认为，德国必须变得跟法国一样，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权力架构，成为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民族国家。

无论是民族运动，还是身为德意志主要强权的普鲁士，都在19世纪初叶才走入德国历史。同时二者起先绝非盟友，反而是敌人。有两个很好的理由促成了这种敌对关系。首先，若以现代通用的政治概念来表达，普鲁士属于“右派”：它仍然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业国，一如既往由贵族在乡间进行统治，同时这个农业国又具备了现代化的专制官僚体系。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项特质都会被归类成十足的“右派”作风。

德意志民族运动却是一个“左派”的运动。其初衷在于模仿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因此起先也与民族解放以及自由民主等运动有所关联。德意志民族运动随着拿破仑才开始强大起来，而拿破仑先是在德国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圈子内，接着也越来越在一般德国大众那边激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是：“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到我们身上！”第二种反应则大致为：“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榜样，而拿破仑就是该运动的“非婚生父亲”。

德意志民族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反法运动，因为法国人来到德境时的身份，并非只是榜样和现代化的推手而已，他们还是征服者、压迫者与剥削者。他们更特别成为军事上的剥削者，因为德国人曾经被迫加入法方作战，以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流了许多鲜血。

完全相反的观感因而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法国人的强烈恨意（“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到我们身上！”），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心向往之的愿望（“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拿破仑所成就的功业，显然必须归因于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民族主义化”与“全面政治化”，而且他将二者继承过来以后便继续发扬光大。德境某些圈子里面的人士，则早在拿破仑时代之前即已醉心于法国新出现的自由、平等，以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主。就“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方而言，他们的态度也没有太大差别——从沙恩霍斯特或格奈森瑙均可看出此点。5其立场为：我们必须向法国学习，必须仿效法国人向我们示范的事情，而最终的目的不外乎为了以牙还牙。仇恨与钦佩便如此交会起来。

人们往往喜欢将德意志民族运动过度理想化，甚至直到今天依旧如此。早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特别是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施泰因男爵，迄今仍一直被视为德国政治家的楷模。6可是在此还是小心为妙。如果我们将歌德排斥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态度纳入考虑，如果我们进而阅读托马斯·曼于《绿蒂在魏玛》一书中对这种排斥态度所作的陈述，7难免会变得忧心忡忡。因为那个早期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无国家社会主义的味道：例如以一种极度夸张的自我标榜和自我崇拜，将德国人视为“原本民族”、固有的民族、真正的民族，以及欧洲最实在和最优秀的民族——但其中同时又充满了可怕的恨意，例如剧作家克莱斯特写道：“把他们打死！最后的审判不会向你们询问那么做的理由。”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那边，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既模仿法国又极度仇视法国人的令人忧虑的混合态度。8更糟糕的是，那种态度因为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而进一步得到合理化。

这些潮流之所以产生了极为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在普鲁士与民族主义的不对称联盟当中（德意志国即由此衍生而出），德意志民族运动旷日持久之后反而成为较强大的一方——尽管俾斯麦起初看似达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到了最后，民族运动遥遥凌驾于普鲁士之上，促成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节节攀升，最后在希特勒统治下臻于极致。不过，这种“左”“右”之间的对立，仅仅是促成普鲁士与民族运动彼此出现敌意的两大理由之一而已。第二大理由则源自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对立关系：德意志民族运动走的是“大德意志”路线，普鲁士却顶多只可能采取“小德意志”的德国政策。然而，那要等到1848年革命以后才昭然若揭。

普鲁士与奥地利曾经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携手合作，而且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德意志民族运动。两国在这方面的共同工具乃“德意志邦联”。

在维也纳会议上，具有革命色彩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理念遭到断然拒绝；但是重建不合时宜的、1806年已遭解散的“神圣罗马帝国”之构想，也同样被束之高阁。德意志邦联这个由三十八个邦国和利伯维尔所组成的松散同盟，如今取代了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而且它从一开始的目的之一，也正在于阻止中欧出现一个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

德意志邦联的结构非常不平均：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强权，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与汉诺威四个中等大小的王国，其余则都是一些小邦国，再加上利伯维尔。这种内部权力的分配方式，可让人由小见大联想起今日联合国的状况。身为德意志邦联之父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想法上类似联合国的精神导师、美国总统罗斯福。令罗斯福深信不疑的是，联合国的顺利运作有赖于美、苏两强不断事先取得谅解；梅特涅也始终坚信，除非担任主席国的奥地利小心翼翼地与另一个强权——普鲁士——携手合作，否则德意志邦联便无法运作下去。以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为例，它是事先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卡尔斯巴德敲定，然后才由德意志邦联在法兰克福表决通过，导引出恶名昭彰的“追捕煽动者”措施。虽然该决议的构想源自奥地利，普鲁士却把它执行得特别起劲。

各种钳制措施所波及的对象主要为各大学、文学界和新闻界，但它们实际着眼的目标就是民族运动——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只有通过大学、文学界和新闻界之类的“媒介”（这是我们今日的用语），才能够让人感觉到民族运动的存在。于此情况下，1848年革命不仅是针对镇压与迫害所作出的响应，同时也是一场民族革命。它试图取消1815年时有关德国的规定，并以一个德意志国来取代德意志邦联，而且那个国家应当是一个“大德意志国”。

这第一个德意志国竟然从1848年夏天到1849年初，存在了将近一年之久。它有过一位国家元首、一个内阁，以及一个国会（即召开于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的国民议会）。那个国家甚至还得到美国承认，只不过它并没有真正的力量。

这第一个德意志国唯一的权力基础，就只是德境各邦爆发的“三月革命”，而且那场革命气数不长。早在同一年的夏天，革命即已显露疲态；时序入秋之后，德意志双雄已在本国境内敉平革命——在奥地利是血腥镇压，在普鲁士则是不流血落幕。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的国民议会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德意志国缺乏国家的构成要素，即军队与政府。国民议会必须设法张罗它们。可是该从何处着手呢？这种念头所得出的奇特结论是：要把那两个机构借过来使用，而且是向普鲁士借用。

当那个崭新的德意志国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打算在1848年向丹麦开战的时候，便委托普鲁士军方代为执行，而且战事起先进行得还相当顺利（那是在1848年夏初，当时普鲁士自己也仍然拥有一个革命政府）。等到普鲁士由于列强的干预而在同年9月被迫退出战局，同时法兰克福也爆发骚乱之后，普鲁士军队又被召唤过来进行救援。时至革命的最后阶段，亦即1849年初，保罗教堂国民议会完成自己建国大业的做法就是进行表决，以微弱多数通过将普鲁士国王选举为世袭的德意志皇帝。但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普鲁士国王拒绝了那顶皇冠，因为他再也无意跟革命有所瓜葛。

对保罗教堂里面的那些先生们而言，此事不啻晴天霹雳。但更加令人诧异的事情（起初就连他们自己也大感意外），却是那些议员竟然派团劝进，请求普鲁士国王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德意志民族运动其实向来具有大德意志色彩，而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也一面倒地心怀大德意志：他们推举出来的“帝国摄政王”是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爵；奥地利人在“德意志国政府”内的声势非常浩大；奥地利的代表们还一起参加了投票。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突然转而投向普鲁士的怀抱呢？

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退让行动，以及向现实投降——因为奥地利帝国非但出人意料地并未土崩瓦解，反而还铆足全力恢复原样，并且再也不打算将自己的德裔百姓释放出去，让他们加入一个新炮制出来的大德意志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是迫不得已而限缩范围，愿意接受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小德意志国。那是民族主义革命者所采取的“现实政治”，是一种令人心痛的牺牲，更何况还是遭到拒绝以后所作出的牺牲。但无论如何，德意志民族主义首度认同了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方案，即便那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结果早在俾斯麦登台之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已经一度主动着眼于这种替代性的联盟。

这种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协同一致，甚至还在俾斯麦主政以前第二度短暂成真，而且是直接发生于1848年革命结束后。但这一回是由普鲁士采取主动。普鲁士虽曾拒绝从革命者手中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可是有关普鲁士出面领导小德意志统一的构想，在柏林并未被当成耳边风看待。柏林当局的构想是组成一个诸侯同盟，它固然结构松散，不过最起码已初具邦联的形式，并且还拥有一个国会——更何况那一切当然与革命无关。于是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主导下，在1849年成立了“德意志联盟”，一个由二十八个德意志邦国所组成的邦联。其涵盖范围与日后的德意志国不尽相同，因为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自始就不捧场。汉诺威和萨克森两个王国也在加入不久以后便退出了。

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残余成员在哥塔继续集会，并决议支持“德意志联盟”。他们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应以实现之前在法兰克福所追求的“目标”为重（即统一德国，必要时不惜采取小德意志统一方案），而非斤斤计较表面上的形式。

因而，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并非导致“德意志联盟”失败的理由，外交方面的因素才使得它未能成功。奥地利在俄国的支持下强力反对“德意志联盟”，最后并以战争为威胁，要求重建昔日的“德意志邦联”。结果普鲁士被迫让步，同时俾斯麦在普鲁士下议院发表了关键性的演说来声援退让措施。俾斯麦当时仍然反对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结盟、支持恢复旧邦联，并赞成重建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良好关系——正因为这层缘故，他在1815年7月被送去法兰克福，担任普鲁士派驻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之代表。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一直任职到1859年3月初。他是在那段期间才逐渐痛下决心，要让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

接下来必须对俾斯麦多加着墨。但是，我们在转向俾斯麦的故事之前最好先说明一下，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矛盾百出的结合，如何在1866年和1870年被俾斯麦带向成功之前，就已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具体结果。

1849年至1850年的“德意志联盟”，在宗旨上已经与1870年至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相同，在实务上则有些类似1867年俾斯麦的“北德意志邦联”——若无法涵盖整个德国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在德境北部组成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诸侯同盟，并且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不过，这种行动必须获得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及议会成员的积极认同与配合。至于在普鲁士与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的同盟里面，到底应该由谁来当马、由谁来当骑士呢？就连这个问题也已经完全用类似日后俾斯麦的方式加以解决。

1848年至1849年的时候，民族革命运动还打算让普鲁士为自己出力，可是那种做法遭到拒绝。到了1849年至1850年，却是普鲁士让民族革命运动为普鲁士的德国政策效劳。随着主客形势的易位，双方于是在哥塔缔结了盟约。那整个行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则在于缺乏外交上的保障与作战的意愿。俾斯麦后来在1866年和1870年补足了这两样东西。俾斯麦个人对德意志建国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此——而且基本上仅止于此。建国构想本身在他之前早已存在，所需要的只是争取到俾斯麦，让他皈依过来罢了。

此事发生于俾斯麦派驻法兰克福的时期，亦即19世纪50年代；促成俾斯麦改变信念的因素，则是他在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所亲身领教的奥地利政策。1855年他在一份递交柏林的报告中写道：当我四年前过来的时候，我绝非彻头彻尾地与奥地利为敌；然而现在，除非我否认自己的每一滴普鲁士血液，否则便无法对时下奥地利当权者所认知的那种奥地利维持最起码的好感。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德意志邦联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始终是由奥地利与普鲁士共同主导。奥地利固然是德意志邦联内部最大的强权，并且固定担任主席国，但普鲁士毕竟是另外一个大国。梅特涅治理下的奥地利在1815年以后，决意与身为另一强权的普鲁士携手合作。但1848年后的情况已不复如此。甚至重建德意志邦联的工作，也是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反对而强制完成的。两国是以竞争者、对手和敌人之身份步入新的德意志邦联的，同时奥地利起初是占优势的一方。

德意志民族运动在1848年以前始终受到压迫，而1848年以后却不再有办法完全加以制服。因为德国人此时已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实地建立德意志国的经验，而且那个经历令他们难以忘怀。德意志民族运动即便无权无势，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因素，成为两大强权都必须设法笼络利用的对象。1848年至1849年以后，于是出现了一个直到1848年为止都还不存在的东西：德国问题。

奥地利与普鲁士即为德国问题当中的竞争对手，而这正是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担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代表时所发现的情况。

除了普鲁士之外，就连奥地利也必须在1848年以后发展出自己的德国政策，而且是以自成一格的方式来进行。普鲁士的德国政策自然而然一直偏向“小德意志”，有时甚至只着眼于德国北部。相反的是，奥地利如欲继续维持自己的多民族国家特质，同时却又主宰一个在某种程度内获得统一的德意志国，那么就必须以“超级大德国”为目标：一个“七千万人的帝国”。那正是奥地利的“俾斯麦”——施瓦岑贝格侯爵在1850年实际推动的政策。施瓦岑贝格即便已于1852年猝逝，其思维方式却并未随之消逝，而且他敌视普鲁士的态度更是继续沿袭下去，从此普鲁士被看成是争夺德国时必须加以削弱，甚至尽可能加以摧毁的对手。俾斯麦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刺激的人，对此的感受也就特别强烈，纵使奥地利的德国政策在他的法兰克福时期已不再那么直接具有攻击性。以下引文摘自俾斯麦1856年撰写的备忘录：

维也纳的政策已让德国对我们双方而言过于狭窄；若始终无法针对各自在德国的势力范围做出诚实协议并付诸施行的话，我们两国就是在耕种同一块受到争执的田地，那么奥地利将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持续有所失或持续有所得的国家。

他在同一篇《宏观报告》的另一个段落，也已经谈到了下列可能性：

我们将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对奥地利作战，而且那是我们无力避免的事情，因为德国的事态别无其他出路。

无怪乎在那个称得上是“俾斯麦的信仰转变期”，并由此衍生出许多德国历史事件的阶段，最先出现的就是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敌意。有关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革命运动结盟的想法，则来得比较晚。而且那可谓是新形成的普奥敌对关系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一份完成于1858年的冗长备忘录里面（柏林政治圈当时讥之为“冯·俾斯麦先生的小书”），我们可以读到：

普鲁士的利益与除了奥地利之外的大多数邦联成员国完全一致，却无法与邦联各国政府的利益取得交集，而最德国化的做法，莫过于发展出立意正确的普鲁士分离主义。

如果那听起来还有些拐弯抹角的话，俾斯麦在一年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表示：“普鲁士所能拥有的唯一既可靠又持久的盟友——若有心争取的话——就是德意志民族。”又过了一年以后，他在1860年已经忍无可忍地表示：“我们为何如此畏惧人民代议制——无论那是在德意志邦联还是在关税同盟议会？”（十年以前他还认为，“普鲁士的荣誉”首先在于“普鲁士远离与民主的一切可耻同盟关系”。）时至1863年1月，普鲁士派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的代表公开宣读了一份原则声明，赞成通过直接秘密普选来组成一个代表民意的议会。那时，俾斯麦已经在三个月之前出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部长。

“普鲁士宪政冲突”促成俾斯麦被任命为首相，但我们无须在此细述那段戏剧性的历史。我们只需要记住的是，普鲁士也曾经有过非常强大的自由主义民族运动。俾斯麦以“冲突部长”之姿所推行的政策，使得他自己起先无法被那个运动接受。9然而，俾斯麦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那就是他有朝一日可将普鲁士境内与境外的自由派人士争取为盟友，与他们和解——他必须那么做，并且能够成功做到，而实际做法就是满足那些人的民族愿望。俾斯麦担任首相以后，便在他著名的第一篇演说中表示：“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其实力”，以及“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和血”。那也就是后来果真发生的事情。

人们向来只注意到那篇讲词当中具有挑衅意味的“铁和血”这个用语，却忽略了俾斯麦已在此做出暗示，向自由派人士表达强烈的求和意愿。“铁血宰相”向国会议员们传达的讯息是：政府需要那支违背其意愿而被扩大的军队，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武力来实现他们也争取的目标，亦即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与普鲁士结盟、受到普鲁士领导的国家，即便它只是一个小德意志国，甚或仅仅是一个北德意志国。这打从一开始就是俾斯麦的主意。因此，若有人宣称，当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和外交部长之际，1866年的战争及随后的和约已经在他脑海中构思完毕，那并不算是特别夸张的讲法。

只不过这种讲法多少还是有一点儿夸张。俾斯麦于1890年被解职之后不久，曾在一次访谈中大致说出了有关自己的实话：

政治人物就好比是森林中的健行者，他固然清楚自己行进的路线，却不晓得将在哪一个地点走出森林……只要有任何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不必打仗就实现普鲁士的扩大和德国的统一，我都会欣然接受。有许多不同的道路通往我的目标。我必须按照顺序一步接一步走下去，最后才走上最危险的一条路。一成不变可不是我的作风。

但无论如何，目标已经确定下来，那就是要扩大普鲁士，并且在与之并行不悖的最大范围内实现德国统一。同时，从一开始也相当清楚的是，这个目标只可能在违逆奥地利意愿的情况下得以达成，而且通往目标的最危险途径——战争之路——到头来势在必行。就此而言，1866年的战争不同于俾斯麦的另外两场战争，其中也包括了之前在1864年爆发的战争。那场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由普、奥两国联手对付丹麦的战争，只不过是为了用武力来解决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德国之争而走上的许多条弯路之一罢了。俾斯麦通过战后起先由普、奥共管，而后分别加以统辖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德意志两大强权之间制造出新的争端。然而，那其实只是一个即兴之作——导致这场争端的诱因事先无法预见，而且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突然迫在眉睫之前，10俾斯麦几乎并未留意于此。

听起来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讲法也适用于俾斯麦最后和最大的一场战争，即1870年至1871年的德法之战——那场战争促成德意志国的诞生，并且以远甚于1866年德意志“兄弟战争”的方式，于俾斯麦去世后为他在德国带来了荣誉和声望。

不过让我们再继续探讨一下那场兄弟战争，因为它以远甚于1870年至1871年德法之战的程度，导致德国局势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其结果完全符合——并且比之后的德法之战更能够符合——俾斯麦长久以来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所争取的目标。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普鲁士的面积巨幅扩大，不但并入了一整个王国（汉诺威王国），而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选侯国、拿骚公国都变成了普鲁士的省份；法兰克福那座古老的帝国利伯维尔与之前德意志邦联会议所在地，则成为普鲁士的省级城市。普鲁士同时完成了最后与最大一次的领土扩张，并在本国历史上首度于德境拥有完全连成一气的疆域。11我们应该不至于错怪了俾斯麦，如果我们宣称：对身为普鲁士政治家的俾斯麦而言，这就是那场战争的最重要结果。

其次，出现了一个新的机构：北德意志邦联。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名称，实际上在背后隐藏着第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可以——或许也必须——成为日后德意志国的滥觞，而且此事果然在四年以后成真。北德意志邦联二十三个成员国所占的比重非常不平均：普鲁士在1866年进行并吞之后，全国百姓多达二千四百万人，其余二十二个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却只有六百万。可是不管怎么样，北德意志邦联拥有一个通过全民普选产生的“国家议会”、一位“国家总理”，以及一支邦联陆军12——普鲁士陆军纵使遥居第一，却仍只是其中的成分之一而已。从俾斯麦的角度来看，北德意志邦联是他向德意志民族运动（及其议会民主愿望）支付的头期款。但仍无法确定的是，俾斯麦除了这笔头期款之外，是否还会愿意作出更多表示。

第三，南德的四个邦国（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完全自立自主，仅仅通过军事联盟和关税同盟与普鲁士产生联结。他们后来与北德意志邦联合并，其实是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在德境内部造成的唯一改变，而且基本上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即便如此，对德意志民族意识来说，那才是真正的建国行动。至少它使得北德意志邦联可以更名为“德意志国”，北德意志邦联的普鲁士主席则改称“德意志皇帝”。13

第四，奥地利在一千年的历史上，首度与德境其余部分完全不再具有同一国关系，并且因此而必须大规模进行内部改造，在与匈牙利达成“折衷方案”后，将奥地利帝国改制为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双元帝国。14俾斯麦与奥地利签订的和约则刻意不要求割地赔款，借以避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羞辱，于是保障了日后与奥地利结盟的可能性。

从俾斯麦的普鲁士眼光来看，上述一切加在一起以后，其实正是德国的理想状态。然而，在德意志——甚至是小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那却只可能是一个过渡状态。但决定实际政策的人并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是俾斯麦。我们在此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俾斯麦从1867年到1870年之间的目标，是否果真在于完成民族统一之战？俾斯麦于1890年代撰写回忆录、为自己创造神话的时候，曾试图让人产生那种印象。不过，我们若阅读俾斯麦在1866年至1870年之间真正表达过的意见，尤其如果把它们拿来跟他1866年时的言论作比较的话，却会产生很不一样的观感。其中的矛盾之处十分醒目：俾斯麦在1866年以前态度坚定不移，不惜铤而走险来实现目标；在1870年以前却宁可静观其变，同时展现出斡旋或劝解的作风。他在那几年内虽然继续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但是他对此的保留态度比1866年之前来得更加强烈。

俾斯麦的保留态度在1866年危机时最为强烈。1866年7月，当克尼格雷茨战役已告结束，普、奥双方尚未在尼科尔斯堡进行停战谈判之际，俾斯麦向普鲁士派驻巴黎的大使发出指示如下：

我们普鲁士的需求，只局限于通过某种形式来支配北德的力量……我毫不考虑便说出了“北德意志邦联”一词，因为在我看来，如欲在必要范围内巩固邦联的话，就不可能将南德、天主教、巴伐利亚的元素一并纳入。后者仍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柏林统治。

与此同时，在一封发给普鲁士“美因河军团”指挥官的电报中，甚至出现了一个俾斯麦在1851年以前经常说出，但在1866年其实已不可使用的强硬字眼：“民族主义骗局”。

这个字眼此后不再出现。俾斯麦出任北德意志邦联的总理以后，便千方百计不让人对他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产生怀疑；但是，他也刻意不对此作出任何承诺。例如俾斯麦在1867年3月再度向驻法大使表示：

他们打算将美因河沿线建构成竖立在我们与南德中间的一道围墙，15而我们已经接受此事，因为那符合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利益；可是他们是否未能在此认清，美因河并非一道真正的围墙，反而……像是一座栅栏，可任由民族主义的潮流从中寻路穿越？

他在1868年5月表达得更加含蓄：

我们每个人都把民族统一放在心上，可是对深思熟虑的政治人物而言，首先考虑的是必要性，然后才考虑喜欢与否——也就是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才扩建房屋。德国若还能够在19世纪达成自己的民族目标，那在我眼中将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假如它在十年甚或五年之内即可实现，那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是出乎意料的上帝恩典。

最后则是俾斯麦针对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的各种忠告当中，或许最经常被引用的一段，出处是他1869年2月26日发送给北德意志邦联驻慕尼黑大使的公告：

通过武力来促进德国统一的做法，我也认为并非不可行。然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却是：应如何负起责任决定要用暴力导致一场灾难并承担后果来挑选行动的时间。若一意孤行、纯粹遵循主观因素来干预历史发展的话，所造成的结果将永远只是打落了尚未成熟的果实。德国的统一在此刻仍然是一个未成熟的果实，我相信这是有目共睹之事。

就我看来，上述那些引文反驳了长年以来在德国受到公认，并且由俾斯麦自己事后加油添醋的一种讲法：俾斯麦在1870年正如同1866年时那般，也刻意挑起战争，借此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以便将北德意志邦联改造成德意志帝国。

其实，俾斯麦并不急于“扩建自己的房屋”，而且1870年在几天之内便导致战争爆发的“七月危机”，甚至让他本人也大吃一惊。他那一封著名的“埃姆斯电报”虽导致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但实际上只是针对霍亨佐伦家族的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事（更何况当事人已宣布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回复法国所作出的过度反应。俾斯麦固然引发了纷争，可是他那么做的理由，果真是为了要向法国开战？莫非那其实是一种测试，或者套用俾斯麦自己当时的讲法，是一座“和平的涌泉”？因为在1866年到1870年之间，法国和普鲁士彼此若曾有过嫌隙的话，怀恨的一方是法国而非普鲁士。法国觉得自己由于1866年的战事而受到委屈，甚至吃了闷亏。

俾斯麦在1866年的时候，完全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携手合作。拿破仑三世当时所推行的政策，是与欧洲各地的民族运动结盟——起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在德国，以及在未获成功的波兰。这一切当然都必须由法国来操盘，而且巴黎当然希望借由此种政策获得土地作为回报。这种土地索偿问题，就是法国与北德意志邦联从1866年到1870年那四年内的真正争执点。

意大利曾经因为统一时所获得的协助（但意大利所获得的协助，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德国的案例），很大方地把尼斯和萨瓦割让给法国。俾斯麦也曾让法国寄望于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例如他在1867年甚至一度暗示可将卢森堡作为微薄的报酬，但接着又退缩了回去。于是，法国广泛形成了愤怒的情绪，出现“为克尼格雷茨复仇”16这个口号及某种形式的主战派。而后在俾斯麦的推动下，有一位普鲁士王室的远房亲戚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选。此举固然可以火上加油，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说不定是为了转移焦点并发挥舒缓作用。我们永远无法晓得，俾斯麦在内心深处究竟希望收到何种效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870年导致战争爆发的法兰西—德意志颜面之争，与德意志民族问题并无关联。

尽管如此，这场对法之战还是变成了第一场真正的德意志民族战争，而且对德意志民族意识来说，北德意志邦联在战后的扩充才意味着真正的“建国”。1870年于是将德意志民族运动与其来自拿破仑时代的源头衔接起来：如今再度反抗法国，再度反抗一个名叫拿破仑的皇帝，更何况对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言——无论他们身在普鲁士、北德，还是在南德——1870年的战役，就是针对19世纪最初十年内的拿破仑征服战争所进行的复仇雪耻行动。民族自尊心和昔日对法国人的仇恨随之蓦然重返，而且这回德国人是较强的一方！那是多么的美好，而且应该如此继续下去，现在必须永远将德国建立和巩固起来。当时的民心就是那个样子，俾斯麦不得不加以迁就。

但说来奇怪的是，俾斯麦并没有完全迁就。这同一个人曾经在1866年以前肆无忌惮地并吞北德邦国、罢黜其君主、严加管束北德意志邦联较小的盟邦，此后却突然表现得宛如梅特涅时代的政治家。他很有耐心地与巴伐利亚国王、符腾堡国王、巴登大公爵、黑森—达姆施塔特公爵进行漫长的谈判，并且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他们全部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主权，巴伐利亚甚至享有真正的国家地位：它在极大范围内保留自己的税赋体制、自己的邮政、自己的铁路、自己的陆军（唯有在战争时期才接受德皇指挥），而且更加骇人听闻的是，巴伐利亚有权向国外派遣大使，维持自己的外交工作！英国历史学家泰勒由此往往不把俾斯麦称作“帝国的建立者”，反而称之为“帝国的阻碍者”，认为他只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允许民族统一。事实上，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就性质而言，远较“北德意志邦联”更像是一个邦联而非联邦国家。

那是因为，俾斯麦在“建国”时期虽仍愿意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并且满足其情感上的需求，但他绝未追寻后者的目标——让德国成为领导和主宰欧洲的强权。17等到他治理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之际，这种情况还可以更清楚地辨识出来。俾斯麦所在意的事项，依旧是维持普鲁士在德国的优势地位；然而在德意志帝国时代，此事已经不像北德意志邦联时期那般理所当然了。相反的是，既然所有的小德意志愿望皆已得到满足，下一个步骤自然就是实现大德意志的民族目标。

如果我们衡量德意志国历史的发展结果：该国在最末期和最向外拓展的阶段，是由一位奥地利人担任国家总理；这最后一任总理很快就从俾斯麦的小德意志国，制造出一个大德意志国；那个大德意志国随即采取迥异于俾斯麦的做法，推动了侵略扩张政策，而这一切所引发的亢奋情绪，是俾斯麦在小德意志国所从未面临过的，甚至连1870年的时候也不例外。那么我们禁不住想表示：俾斯麦的最高胜利已经暗藏着失败的根源，德意志国的覆亡已随着建国而萌芽。

第二章
俾斯麦时代

从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十三年内，德意志国的历史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整体。无论德国的疆界还是德国的宪法，在此阶段内都完全不曾出现过改变。其间既无战争亦无革命，于是那四十三年非但成为德意志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最稳定的时期。然而，经过更仔细观察后会发现，那四十三年却裂解成两个泾渭分明的段落：到1890年为止是“俾斯麦时代”，1890年以后则是“威廉时代”或“德皇时代”。

概言之，第一个阶段——俾斯麦时代——在内政方面往往很不幸福，而且四分五裂；在外交方面则行事审慎，而且非常和平。威廉时代刚好完全相反，在内政方面仿佛是一个事后补足统一的年代；在外交方面却走上冒险主义路线，最后演变成一场灾难。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威廉时代的外交政策在国内获得了极为热烈的正面回响。

就俾斯麦时代的氛围而言，德国一俟胜利与建国的激情消散以后，便处于不幸福的年代。威廉时代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都是一个幸福的年代。这有一部分纯粹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自从建国初期在1873年出现萧条以来，欧洲各地和德国都普遍面临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而且那种情况甚至还超出俾斯麦时代一直延续到1895年。可是从1895年到1914年之间，各国却几乎一直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

我们在今天也还可以亲身体验到，经济事务几乎比政治本身更能够决定国内的政治气氛——即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并不直接干预经济。而俾斯麦就是那么时运不济，以致他的整个时代几乎都是经济萧条期；威廉二世却福星高照，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直到开战以后），他在位的年代都处于经济繁荣期。这种情况也和其他的因素有所关联。在俾斯麦的时代人口仍然不断西向外移，从旧普鲁士的农业地带迁徙到西部的工业区。此外在俾斯麦时代的二十年期间内，更有一百多万德国人移民美国。俾斯麦不担任首相以后，德国人向国外移民的现象开始减少，最后几乎完全停止。如今德国人在国内也可以充分就业，而且他们的工作待遇比较好。

上述各种与经济息息相关，而且必须在此一提的事项，在我看来已经不属于本书的主题范围。因为德意志国并非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环境，更不是由于国内政策而走上末路（如同历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所言，它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病入膏肓）。德意志国失败的理由来自外在的形势和本身的外交政策。

但在此还是必须对俾斯麦时代的内政作出一些注解，而如同前文所述，它曾经带来了许多痛苦。就内政方面来说，俾斯麦是把自己的帝国建立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妥协之上（自由派同时也就是民族主义者）。当初俾斯麦的普鲁士“危机内阁”固然起源于政府和自由派之间的严重冲突，但俾斯麦一开始就希望与对手产生共识，并且相信双方可以诚实地达成和解。他这种做法的基础有二，一是满足自由派人士的民族愿望，二是在和解以后让他们参与国家内政。

俾斯麦本人是保守派的君主主义者，不过他的帝国所赖以立足的宪政妥协，是以一种“半议会君主制”为前提的。他在建国时期所欲达成的政治妥协，则着眼于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持续结盟。这位“铁血宰相”在1867至1879年之间，大体上是以保守派的立场为出发点，与自由派一同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到了最后，俾斯麦竟然打算让一位自由派人士（来自汉诺威的本尼格森）加入普鲁士内阁，甚至还想任命该人担任副总理。那项计划虽然未能成功，俾斯麦还是诚意十足地度过了自己的自由派阶段。但俾斯麦无法预见的发展是，与民族自由主义派的妥协已不足以在1871年以后维护国内的和平了。

大约就在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同时，俾斯麦骤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两个崭新的政党和政治势力。可是，俾斯麦除了对它们进行毁灭战之外，想不出更佳的因应之道——结果他自己打了败仗。那两股政治势力分别为“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二者大致与帝国同时成立，因此称得上是真正属于德意志国的政党。俾斯麦却反而称之为“国家公敌”。

他将那两个政党视为国家公敌的理论，源自二者的国际关联性。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天主教会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一个跨国机构。当时的中央党刚好就在俾斯麦时代强烈倾向于罗马——人们甚至斥之为“山那边的人”，因为他们简直是把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而仰望罗马。

长时间下来以后，中央党却在别的方面出现了有趣之处。德国其余各个政党都是阶级政党，例如保守党是贵族的政党，自由党是当时正在力争上游的中产阶级之政党，新添加进来的社会民主党则起初是纯粹的工人政党。中央党却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它反而将所有的阶级兼容并蓄——天主教徒里面也有贵族，甚至是高级贵族；天主教在中产阶级的势力也很庞大；此外当然还有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中央党设法将那些阶级都整合到一起，并且在自己内部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那是创新之举。中央党属于德国和欧洲前所未见的崭新政党类型：一个全民政党。此事之所以饶有深趣，是因为我们今天几乎只受到那样的全民政党所统治。更何况中央党毫无疑问就是今日各个基督教联盟政党在历史上的前身18。

正是中央党的这种特质，以及该党跨越阶级界限的结构，才使得俾斯麦心中惴惴不安。他懂得如何与不同的阶级周旋，而且他在主观意识上强烈认同自己所属的阶级——普鲁士的“容克贵族”。19对俾斯麦而言，与其他的阶级和阶级政党作出妥协，那其实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可是一个不代表任何阶级的政党，在他看来就是国中之国，亦即“国家公敌”。于是，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处理中央党的方式，不同于之前在19世纪60年代对抗自由派时的做法，并非通过争斗来获致和平，反而是设法加以毁灭与粉碎。

可是，他从未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中央党自始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而且该党在19世纪70年代所谓的“文化斗争”时期（此即俾斯麦对中央党进行的毁灭性战争），变得更加声势浩大。

就社会民主党而言则缺乏这种着眼点。社会民主主义者构成了一个阶级政党，而且俾斯麦完全可以理解，为何工人阶级——“第四阶级”——也打算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取得发言权，并且维护自身的利益。他曾经在19世纪60年代与拉萨尔（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者之一）友好交往，甚至与拉萨尔共同追寻某些政治目标，纵使后来并未产生任何结果。俾斯麦之所以憎恶社会民主党，并不在于其阶级性，而是出自两个因素：首先是该党的国际化态度；其次，而且是更重要的理由，则在于该党当时仍坚持的革命立场。

社会民主党在草创之初是一个革命政党，其成员不仅“大声喧闹”不已，而且经常公开宣称，他们有意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和一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国家。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成国家的敌人。他们只打算在德意志国的框架内进行革命。但俾斯麦自从1848年以来就深深地痛恨革命，那种厌恶感终其一生都未曾消失。他所想要的是一个阶级社会，他希望自己所属的阶级在那个社会当中享有领导地位——但可作出妥协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携手并进。或许俾斯麦也曾经愿意在适当的情况下，与工人阶级取得妥协以维护政权。然而，他畏惧并憎恶革命。

于是，俾斯麦从1878年开始，对社会民主党展开了一场无情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危害公安活动法》20列出了许多可怕的规定：诸如放逐那些人的领袖（并非将他们驱离德国，而是逐出居住地），以及查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集会、刊物、报纸等等。社会民主党人士在俾斯麦时代的后半期，顶多只能算是处于半合法的状态。他们受到了真正的迫害，即便他们获准在国会争取席次、进行选战，并且派遣代表参加帝国国会。俾斯麦虽未插手干预那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可是社会民主党在其他任何方面都继续遭到禁止。然而，该党以势不可遏的方式，在那个受迫害的年代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选举而变得日益强大。那是俾斯麦时代所笼罩的最浓密的政治乌云之一。俾斯麦始终奈何不了社会民主党，却从未停止对之进行打击，到了最后甚至还变本加厉，意图全面查禁社会民主党并将其领导人物驱逐到国外。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将那些计划付诸实现了。

不过，俾斯麦也曾经尝试运用建设性的手段来打击社会民主党。19世纪80年代——亦即社会民主党遭受迫害的年代——正好是德国社会保险政策的滥觞：1883年推出了健康保险、1884年推出了事故保险、1889年推出了伤残保险。那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大胆和创新的政策。除了德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拥有类似的事物。俾斯麦因此被誉为现代德意志社会福利国之父，而且直到德意志国走上末路为止（其实至今依然），德国在社会政策这方面一直领先其他国家。俾斯麦却将这种政策看成是对抗社会民主党之战的一个环节。他希望一旦国家改善了工人的社会处境以后，就能够把他们从社会民主党那边争取过来。可是，他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工人们虽然收下了社会政策所带来的各项福利，却不让自己遭到收买。他们继续认同社会民主党。

我们还可以在此补充另外一样东西：俾斯麦于自己任期的后半段，更是从1879年开始设法借由政治措施来直接迎合德国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俾斯麦在1879年创建了“生产阶层的卡特尔”（即大农业与大工业的联盟），并通过实施保护关税来拉拢那两个集团。我们可以表示，他简直是以有一点儿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不仅试图在政治方面，同时也在社会政策方面（在“阶级上”）将国家塑造成一个整体。

到了俾斯麦时代晚期，德意志帝国已在内政上呈现出一种双重性质，而且这种性质直到今天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发挥作用：除了各政党之外，还出现许多个联合会。“农民联盟”固然在1893年成立于俾斯麦下台后（主要是作为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组织，而且是大地主与小农民之间的同盟），可是此前已经出现了重工业界的“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轻工业界以出口为导向的“汉萨同盟”（金融业与银行业亦积极参与其中），以及各种工会。那些工会完全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独立运作，设法于经济领域内直接改善工人的处境——所凭借的并非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共同奋斗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尤其是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一切也都属于俾斯麦在内政上的作为。

但即便有了这些成就，整个俾斯麦时代的内政氛围都处于郁闷和焦躁之中。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经济萧条，同时也是俾斯麦的政策——或许更是俾斯麦自己的作风——所造成的结果。俾斯麦从来就不是一个委曲求全、具有圆滑外交手腕的政治人物。他难得借由和蔼可亲的态度来取胜，而当俾斯麦在1871年赢得毕生最大胜利之际，已可明显看出他晚年被解职后在心中充满的那种愤懑。（德皇被拥立三天以后，他从凡尔赛写信向妻子表示：“我曾经有好几次迫不及待想成为一颗炸弹，爆发开来将整个架构炸成瓦砾。”）这不禁令人怀疑，俾斯麦是否在当时即已出现一种感觉，认为他在1867年达到真正的目标以后就冲过了头，结果被自己与民族主义缔结的盟约带领得偏离路线太远，于是创造出一个难以运作的东西，而且长此以往或许根本无法把它保留下来。显而易见的是，俾斯麦在建国之后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深深抱持着悲观主义，那种悲观主义同时涉及了德意志国的内部政局与外在形势。

在内政方面，与各党派及帝国国会持续进行的争斗令他愤慨不已。1867年时，俾斯麦还踌躇满志地告诉国会（当时仍只是北德意志邦联的国会）：

让我们把德国放到马鞍上面！它一定有办法学会怎么骑马。

到了1883年，他却很悲伤地引用自己从前说过的那句话，并且把它断然收回：

这个民族根本就不会骑马！……我这么讲的时候并未动怒，反倒完全心平气和：我所看见的德国前途是一片黑暗。（摘自写给罗恩伯爵的信函）

信中相关段落指的是国内政局，而非国际形势。就国际形势而言，“结盟的噩梦”一直令俾斯麦忧心不已：

数以百万计的刺刀主要就直直指向欧洲中央，而我们就站在欧洲的中央。我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因为欧洲整体历史的缘故，遂优先成为其他强权结盟对抗的对象。（1882年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当时有人向他表示：“您是在做结盟的噩梦！”俾斯麦回答道：“对德国的内阁大臣而言，这种噩梦在很长时间内——甚至直到永远——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俾斯麦对敌国同盟所抱持的畏惧固然合情合理，但令人怀疑的是，那是否果真仅仅出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因素？其实更重要的理由来自外交方面。我们首先必须明白，1870年至1871年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一事究竟带来了何种巨大变化，以致日后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在当时就已经称之为“德国革命”。德意志建国之前，德国人所居住的欧洲中央地带一向是由许多小邦、中等规模的邦国，以及两个大国所构成。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欧洲强国之间）只是很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其邻国根本没有害怕它们的必要。同时也没有人能够表示，“德意志邦联”于1815年至1866年的半个世纪内，曾经在任何时刻都面临危险，必须对抗欧洲大国及外围强权所组成的优势同盟。

“德意志邦联”现在却突然被一个紧密结合、非常强大、非常军国主义的国家所取代。原本让中欧对外力产生缓冲作用的一大块“海绵”或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塑料垫”，如今却在某种程度内变成了一个水泥块——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有许多炮管向外伸出的水泥块。一场战争促成了这种令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精神振奋，却令欧洲其余各国焦虑不安的转变。而新浮现的德意志强权在那场战争中，同时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和某种毫不通融的强硬态度。1870年至1871年“德法战争”的进行方式与结束过程，已不像1866年的“普奥之战”那般通情达理了。

尤其自从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俾斯麦可谓使得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一开始就和法国成为“世仇”。俾斯麦本人很早即曾对此说出发人深省的看法，但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1871年8月的时候，他已向当时法国派驻柏林的代办表达了意见，而那位代办立即向巴黎提交书面报告转述如下：

就长久维护和平而言，我们已经犯下一个错误，那就是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从你们手中拿了过来。因为那两个省份让我们处境尴尬，它们仿佛像是有法国藏身在后面的波兰。

可见俾斯麦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还是那么做了？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不断对此作出揣测。但俾斯麦的动机不太可能是出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愿望——让自古以来就属于德境，在两百年前才被法国并吞的阿尔萨斯“回归祖国”。俾斯麦从来就不认为他的新德意志国与旧帝国有任何关联，因为旧帝国的核心不在普鲁士。

更强有力的论点是在军事方面。“斯特拉斯堡”和“麦茨”两大要塞对军方人士而言，就是德意志国新近获得的南德疆土之锁钥。21俾斯麦通常完全不向军事观点低头。如果这回他是因为军方而那么做的话，或许是因为他相信法国的复仇之战必不可免——他曾在1871年多次表示：“他们永远无法原谅我们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打了胜仗。”正由于俾斯麦预料战争将会发生，才使得军事观点也对他产生了重要意义。我们不妨这么表示：在1871年后的最初几年内，令俾斯麦担忧的事情并非国外的同盟，而是法国近在眼前的复仇行动。俾斯麦的德意志国所出现的第一次外交危机，便清楚地呈现此事。1875年时，法国已经非常快速地从败仗和赔款中复元过来，开始大幅扩充军备。德意志帝国随即立刻摆出具有威胁性的架势，即便起初还只是采取了非正式的行动。一家柏林报纸当时在头版刊出的标题为：“战争已迫在眉睫？”

俾斯麦始终否认，自己果真有意发动先发制人之战，跟重新崛起的法国打第二场仗。那是完全可信的讲法。俾斯麦的优先考虑是要预防他所担忧的法国复仇之战，亦即加以吓阻。然而，此际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情况。1870年时完全未曾干预战事的英国和俄国（那时俄国所采取的友好中立政策，甚至非常偏袒普鲁士和即将成立的德意志国），现在却共同向柏林施压。英、俄两国宣称，它们将不会袖手坐视法国更进一步遭到削弱。如此一来便仿佛首度预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国如欲超出1871年所取得的成果，势必将面对一个由法国、英国和俄国组成的同盟。而且，从常理来判断，不管德国再怎么强大也都不会是那个同盟的对手。

俾斯麦感觉深受其辱，因为他摆出的威胁姿态旨在进行防御，并不具攻击性。他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对当时英、俄两国当权的政治人物产生了既强烈又具有个人色彩的恨意，对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尤其如此。更重要的结果却出现在其他方面：从1875年的“战争迫在眉睫危机”开始，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才取代了“法国复仇噩梦”。而且，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才可以说俾斯麦积极推动和平政策——依据该政策，德意志国的利益就在于阻止欧洲强权之间爆发战争。正是这个政策才使得俾斯麦的声名至今维持不坠。但其中非常值得玩味的是，甚至连他自己也未能成功避免让德国卷入危险的纷争。

1877年时，俾斯麦在著名的《基辛根口述稿》中列出其和平政策之各项准则。口述稿当中最关键的字句为：

我眼前浮现的目标景象并非在任何地点开疆辟土，而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局势：那个局势使得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强权都需要我们，并可预防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组成同盟来对抗我们。

我们在此不妨先针对“除了法国之外”那几个字眼作出注解：1860年的时候，俾斯麦在一封写给他当时的政治导师——利奥波德·冯·格拉赫——的信函当中仍然表示，即便有许多疑虑存在，他自己还是必须保留与法国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人会有办法下棋，假如棋盘上的六十四个格子当中，有十六个格子一开始就被禁止使用的话”。如今他却认为这种限制已经无可避免，只好加以接受。我们不难想象出来，这是多么可怕的“让子棋”。

除此之外，俾斯麦的政策还意味着严格采取许多退让措施。其做法可归纳成以下五点：

一、放弃在欧洲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土扩张。

二、与此有关的配套行动，就是在德国境内全面压抑扩张的野心，特别是一切与“大德意志”有关的努力方向。

三、不断打消各地“尚未得到解救”、由于德意志建国而被排除在外的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与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德国人——要求并入德国的愿望。

四、绝不介入其余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政策。因为这种做法正可将列强的注意力向外转移到“周边地区”，预防各国组成同盟来对抗欧洲的中央地带。

五、于必要时积极阻止欧洲内部爆发战争，而且纵使在德意志国并未直接参战或受到波及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德意志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这是因为俾斯麦已经认知到，欧洲的战争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那就是很容易蔓延开来。

整体而论，那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和平政策，而且在后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国从未继续出现过相同的政策。此外，我们无法表示，那种和平政策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受到了欢迎。德皇威廉时代动能十足的“世界政策”、魏玛共和时代的修正主义政策，以及希特勒时代的武力征服政策，却获得完全不一样的热烈回响。但真正非比寻常的地方是，就连俾斯麦自己——无论他再怎么立意良善和政治手腕高超——也未能成功避免让他自己的德意志国卷入各种危机。俾斯麦时代的历史正好让人产生一种想法，认为他的帝国注定不会幸福，或许正出自一个不可救药的建国行动。我们在俾斯麦的每一位继任者身上，都找得到若干可以避免的错误。可是，在1871年以后，没有任何人会比俾斯麦更有办法来维护和巩固德意志国，并且促使其邻国承认德意志国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固定成员，甚至视之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既然到头来就连俾斯麦自己也无法成功达到这个目的，岂不正因为建国一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俾斯麦不顾许多反对声浪，立场坚定地贯彻了上述外交方针的前三项。就第四项外交方针而言（不进行殖民活动），俾斯麦自己却在1884年至1885年一度出轨。然而，此事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不如俾斯麦的第五项外交方针（通过危机管理来预防战争）在1878年“柏林会议”期间所获得的最大胜利。如同后来可以明显看出的，德意志国从此开始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路。

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俾斯麦偏离既定方针的殖民政策。它虽然在时间顺序上发生得比较晚，却很快就可以说明完毕：那一段奇特的插曲并没有带来显而易见的长远后果。

1884年和1885年的时候，俾斯麦将已被德国私人企业建设成商业殖民地的四大片非洲土地，正式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保护领地。它们分别是：多哥、喀麦隆、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事情已经如此发生了，可是俾斯麦那么做的理由却始终让历史学家们莫衷一是。曾对此作出最详尽研究的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魏勒，将之总结成“社会帝国主义”一词。就这一点而言，魏勒援引了俾斯麦自己的讲法——俾斯麦曾在1885年发函给德国驻英大使（大使本人由于新近推出殖民政策以后所导致的德、英摩擦，对该项政策并不热衷），向他表示：殖民问题“由于内政方面的因素”，已然成为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

不过，那其实只是用一个疑点取代了另外一个疑点——所谓“内政方面的因素”究竟为何？魏勒列出了一长串内政上的可能动机：1882年以后愈演愈烈的经济萧条；有鉴于舆论界出现的“殖民热”，以及非洲尚未遭到瓜分的土地不断萎缩，于是采取某种“门户关闭政策”以为因应；1884年的选战；此外还有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与殖民政策同时出现，并且同样新颖的社会保险政策。总而言之，俾斯麦有必要在建国十多年以后，当胜利的感觉开始消退之际，创造出一个新的因素来凝聚国家内部。

但更加能够让我信服的，反倒是仅仅被魏勒称作“附带观点”的另外一个理由。依据该观点，突然转向殖民政策以致造成与英国摩擦一事，实乃出于俾斯麦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的刻意策划。而且，此事完全源自内政方面的理由，甚至与个人因素有关——那就是担心腓特烈三世皇帝即位之后，将会出现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格拉斯东内阁”。22依据后来的帝国总理比洛23自己的讲法，他曾经向俾斯麦之子赫伯特坦承了下列事项：“当我们走上殖民政策的时候，皇太子尚未罹患重疾。我们必须针对其长年执政预做准备，因为在他统治下，英国的影响力势必大行其道。为了预防此事发生，我们就必须推动殖民政策，以便随时可能与英国发生冲突。”除此之外，俾斯麦自己也曾经有过一个更加露骨但比较拐弯抹角的类似讲法。

如果这种解释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导致俾斯麦突然转向殖民政策的“内政方面的因素”便昭然若揭：俾斯麦这么做的目的，不外乎在于先下手为强，借此保住自己的职位。但我们为此而责怪他之前，必须先考虑到一点，那就是俾斯麦认为可以控制住因为殖民政策而与英国产生的纷争（后来的发展确也证明此事），而且他同时还相信自己无法被取代（在某种程度内也同样正确）。

我们可别忘记了，俾斯麦从来就不是独裁者，也不是合乎宪法的统治者——他一直是随时可被免职的普鲁士首相和德意志帝国总理。至于帝国时代初期出现了几乎长达二十年的“俾斯麦时代”一事，那其实是宪政上的异常状况，并且只能用德皇威廉一世出人意外的长寿来解释。俾斯麦个人的职位，始终都有赖于他是否有办法让皇帝继续站在他的那一边（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而威廉二世登基以后所出现的结果，就对此作出了再清楚也不过的说明。

威廉一世在1884年的时候已经年事甚高，随时都可能寿终正寝。即将继承皇位的腓特烈太子却是个自由派，娶了英国公主而难免受到其妻影响，况且他还一直相当公开地表示，自己准备在内政方面广泛实施自由主义政策，在外交方面则推动亲英政策。为了阻挠此事发生，为了让德皇无法轻易任命一个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物来取代他——俾斯麦——的帝国总理职位，他需要国内出现反英情绪。而我认为，俾斯麦正是通过殖民政策刻意激化了那种情绪。

可用于佐证这个论点的事实是，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又把殖民政策宛如烫手山芋一般地抛开了。因为老皇帝始料未及地活到将近九十二岁，而皇太子却早已病入膏肓。德国出现一个“格拉斯东内阁”的危机随之解除，而俾斯麦的职位已得到确保，于是他对德国殖民地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俾斯麦最著名的反殖民政策言论便来自1888年。24当时有一位热衷于殖民主义的访客在他面前摊开一大张非洲地图，然后指着地图说明当地的资源有多么丰富。俾斯麦开口表示：“您的非洲地图非常漂亮，然而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俄国在这里，法国在这里，而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

“社会帝国主义”的世界强权愿望固然在德国一直继续存在了下去，可是它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之后才登峰造极。俾斯麦本人尽管曾经在1884年至1885年有过出轨行为，但我们仍可表示，俾斯麦基本上对殖民主义抱持着收敛的态度。他一再强调：竞逐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都不是德国所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就负担不起——德国必须知足，才会有办法保留及巩固自己在欧洲内部的地位。

即便如此，俾斯麦的德国还是在1877年的《基辛根口述稿》之后不久，在欧洲内部陷入了麻烦。问题衍生自欧洲东南边缘地带持续进行的一个发展，而且它在整个19世纪不断导致欧洲爆发危机。那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缓慢解体，以及该国信仰基督教义并多半为斯拉夫人的各个民族，在巴尔干半岛所进行的分离运动。

俄国人支持了巴尔干半岛的反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其着眼点有二：一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即刚刚开始在俄国兴起的泛斯拉夫运动；二是出自强权政治的考虑，亦即必须向地中海推进。俄国一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取得土耳其各海峡的控制权，以便让俄罗斯的舰队涌入地中海，并且将当时主宰了地中海的英国舰队阻挡在黑海外面。

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糅合在一起以后，便促成了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俄国将土耳其逐出该国位于欧洲的大部分领土，最后更挺进至君士坦丁堡25的大门外。这导致欧洲爆发危机：为了继承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土地而一直与俄国处于竞争关系的奥地利，以及不希望俄国进入地中海的英国，共同威胁要撤销“俄土战争”的结果。

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为此陷入窘境。这位帝国总理之前已在《基辛根口述稿》中表示，德意志帝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也就是说，德国应当发挥自己相当可观的影响力，避免遭到与德国风马牛不相及的欧洲危机波及，以致有可能被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俾斯麦因此觉得，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他将二者视为一体），自己现在有义务进场干预，借此避免爆发一场已经迫在眉睫，在一方是俄国、在另一方是英国与奥地利的大战。

俾斯麦针对当时局势创造出他那个著名的用语——“诚实的经纪人”。从该用语的完整讲法即可看出俾斯麦技巧十足的自我节制，以及俾斯麦因为不得不在欧洲扮演和事佬与和平维护者的角色而出现的轻微反感。他在1878年向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

我认为调解和平的方式，并非我们在相互分歧的立场之间担任裁判，于是以德意志帝国的力量作为后盾开口说道：“一定非要这么做不可”。我对此的想法比较谦逊，比较像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希望让生意真正能够成交。我对自己的恭维则是，纵使英国和俄国无法自行达成共识，我们应该也有办法成为值得双方信赖的对象，正如同我确信我们可以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那么做一般。

那是处理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时，所采取的非常谨慎的方式。人们可以感觉到，俾斯麦是在有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因为地缘政治和德意志帝国实力上升的缘故，于是被迫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后来确实产生灾难性的后果。1878年的“柏林会议”起先消除了眼前的战争威胁，并建立起一套通用规范，让与会的每一方都有点不满意，但又有点觉得满足。“柏林会议”虽然在此后二三十年内为欧洲带来有益的发展，却对德、俄两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可怕的影响。我们必须在此简单回顾一下。

自从瓜分波兰以来，尤其是在进行“解放战争”反抗拿破仑之后，普鲁士与俄国的关系就类似今日东德与苏联之间的情况。普鲁士是一个与俄国紧密结盟、或多或少必须依赖俄国善意的国家，并且从俄方获得深厚的友谊。普鲁士虽然比俄国小了许多、地位不像俄国那般重要，对俄国而言却非常有用。一百年来，两国之间便维持这种非常紧密的政治友谊。接着在1866年和1870年的时候，俄国让俾斯麦的普鲁士无后顾之忧，得以先后倾全力与奥地利和法国作战，促成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获得统一。

俄国人于是对两件事情深信不疑。首先他们认为，俄国与普鲁士的固有邦谊和唇齿相依关系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就事论事来看，如今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自然只可能对俄国有利。其次他们相信，俄国凭借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的表现，有资格要求德方感恩图报来表达直接的谢意。

俾斯麦非但不向俄国人投桃报李，反而还做出了他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于俄国协助下所极力避免的事情——不让双边争端成为一场欧洲国际会议的主题。结果在“柏林会议”中，俄国的进账大幅缩水。

俾斯麦事后声称，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几乎额外扮演了俄国代表的角色。他必须作出这种表示的理由，不外乎在于尽可能设法化解柏林会议给俄国带来的极度失望。但无法改变的结果是：他举行柏林会议一事，以及会中所作出的规范，都对俄国产生掣肘作用。俾斯麦使得大获全胜的俄国丧失了一部分胜利果实，甚至还让奥地利获得不应受的报偿，有权占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可是奥地利全未涉入“俄土战争”，并一直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对手。不难理解的是，俄方对此极感失望、至表愤怒，同时俄国新闻界与外交界在1878年和1879年出现了强烈的反德国、反俾斯麦态度，德、俄两国皇室之间的关系也明显恶化。俾斯麦愤而作出的回应，就是在1879年签订了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盟约。

这意味着乾坤大挪移！我们简直可以表示，1867年时的政策已完全遭到颠覆。当初俾斯麦在俄国的掩护下，将奥地利逐出德国。如今奥地利却与俾斯麦的德国结盟，旨在对抗俄国。

俾斯麦或许并未将德国与奥地利的同盟视为长久之计。然而，日后的发展却恰好如此，因为德奥同盟的自然结果就是，它迟早必将促成俄法同盟。自从乔治·凯南在1979年发表详尽的研究报告以来，26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俄法同盟并非19世纪90年代的即兴之作。德奥同盟正是俄法同盟的根源，而且我们可以表示：1879年的德奥同盟才使得俄法同盟成为势所难免的发展。但那两个盟约免不了都还有一点儿歪歪斜斜。因为俄国和德国之间并没有直接冲突，而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亦无直接纷争。可是，德、奥两国如今已然成为盟友。从此开始，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都出现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趋势——要用自己的持久同盟与德奥同盟相抗衡。

俾斯麦在自己还能够执政的时候，以极大的技巧延迟此事发生。然而，那种技巧到了最后已经变成特技表演。1881年他不顾圣彼得堡与柏林的严重龃龉，以及圣彼得堡与维也纳的持续敌意，在三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即“三帝同盟”。俾斯麦为此作出极大努力，并且使用略显矫揉造作的理论，将昔日君主团结一致对抗西方自由民主的做法又重新搬了出来——我简直想表示：又从古董箱里面搬了出来。但“三帝同盟”仅仅维持了六年的光景。它太过于人工化，以致与事态的自然发展完全背道而驰。于是，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结盟政策往往显得有一点儿装模作样，甚至略带轻佻圆滑。

例如，俾斯麦又在1882年促成一个同样不自然的盟约，即德、奥、意“三国同盟”。就上述两个同盟案例而言，他都通过德国的斡旋，将两个天生的敌人撮合成不自然的盟友。奥地利与意大利因为“特伦托”和“德里亚斯特”两地之争（二者都属于奥地利，但被意大利视为不可分割的本国领土），于是也成为天然的敌人。其情况正如同奥地利和俄国为了争夺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遗产，于是自然而然成为敌人一般。

“三帝同盟”在1886年裂解之后，俾斯麦做出了其实有一点说不过去的事情。他瞒着盟友奥地利，与俄国签订了一个直接抵触德奥同盟的秘密条约，即所谓的《再保险条约》。德国于《再保险条约》中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享有主导权，甚至允诺在俄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际保持友好中立。这么一来，俾斯麦非但违反了1879年与奥地利签订的同盟条约，甚至还与柏林会议“诚实的经纪人”之角色南辕北辙。曾经有人为了替俾斯麦辩解，于是表示：19世纪80年代他所缔结的各种同盟，在用意上与一般的盟约不同，并未着眼于一场将来的战争——俾斯麦在那些年头反而希望通过有如特技表演一般，甚至自相矛盾的结盟政策来避免战争爆发。

我们大致可以同意这种对俾斯麦的看法。当德国与奥地利的参谋本部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积极研拟对俄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计划时，俾斯麦曾经致书军事内阁的负责人表示：“我们的政策在于尽可能完全预防战争，若实在行不通的话，便设法让战争延后爆发。本人将无法配合采取其他的政策。”

我们还可以引用不少内容相似，同样来自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言论（它们都是特地为了内部公务往来而撰写，因此完全可信），借以证明俾斯麦确实在德意志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利益之间画上了等号。其历代继任者当中没有任何人具备同样坚决的态度。至于就俾斯麦的坚定立场而言，纵使那源自浓厚的悲观主义，却仍然难能可贵。（1886年他曾发函向战争部长表示：“倘若天意要我们在下一场战争中落败的话，那么我认为毫无疑问的结果将是，我们打了胜仗的对手将使尽一切手段，让我们永远——或者至少在下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无法重新站立起来。……一旦列强发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可以是多么的强大……我们不幸作战失利以后，甚至无法期待还会有办法让现在的国家维持统一。”）俾斯麦在建国以后的政策，就是德意志国由始至终唯一推行过的无限制和平政策。

可是，俾斯麦即便发挥了最大的政治技巧和最大的诚意，依然未能在他的时代完全实现自己所欲达成的目标。他在建国时期导致德意志国与法国那个强权持续成为死敌——所谓的“世仇”；他在柏林会议期间与会后所推动的政策，则促成法国与俄国走上结盟之路。同时，俾斯麦与奥地利建立了亲密关系，但不难预见的是，无论俾斯麦再怎么设法防阻，那种亲密关系本身便暗藏着冲突的因子。因为奥地利与俾斯麦的德国相反，并不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奥地利和俄国一样，也打算继承土耳其在欧洲的土地，而这注定了奥、俄两国日后必将为此爆发冲突。

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在违反俾斯麦衷心愿望的情况下，已经从1878年至1879年开始卷入奥、俄两国之间的冲突，而且再也无法脱身而出。众所皆知的是，这场冲突后来在1914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当中还出现过另外一场冲突——德意志帝国与英国之间的纠纷。但那场冲突并非因为俾斯麦而起，即便他曾经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推动过反英政策。那是俾斯麦时代结束之后，德皇威廉时代的“世界政策”所酿成的结果。

第三章
德皇时代

1890年3月俾斯麦的下台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在内政方面是《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有效期限不予延长，在外交方面则是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不再续约。二者都带来深远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与俄国之间立刻出现严重纠纷，同时也不表示社会民主党马上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日久天长以后，后者形成了更大的变化（这是我们首先在此讨论的对象）。社会民主党随即逐渐变得不再是革命党，而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政党。

这么一来，我们先将主题转到德意志帝国的内部政策，借此呈现出大环境在俾斯麦下台以后很快便形成的剧烈转变——而且这种大环境的转变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为止是日益明显。如同前文所述，俾斯麦的德意志国在内政方面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国家：几乎对所有的德国政治势力来说，那都是一个压抑和不满的时代，更何况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而且在俾斯麦下台后仍然延续了好几年的工夫。接着从1895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反转和经济起飞。那年开始的一波经济荣景，几乎未曾间断地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在1901年和1908年出现过两次小规模的停滞。但是从全局观之，德皇时代都处于经济繁荣、民生乐利的时期，而且工人阶级亦受惠于此。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令人困惑不已。但是这也难怪，因为即便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很难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作出预测。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令人茅塞顿开的理论正好在此得到了证实。那是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经济的蓬勃发展与重大的科技创新息息相关。如果缺乏了技术上与科学上的创新，经济就会开始停滞，有时甚至陷入衰退。整个俾斯麦时代刚好面临这种情况。之前出现过工业革命的时代、蒸汽机与铁路的时代、炼钢与冶铁的时代。传统的手工作坊已在19世纪中叶改头换面成为机械化的工厂，而后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却久久未曾出现创新。既有的一切当然继续发展：继续兴建铁路，已设立的工厂继续雇用工人，工业缓慢地继续扩大规模，然而那个经济阶段大体上只是一个缺乏动能的时代。这种情况就从1873年延续到1895年。到了19世纪90年代，一下子又同时出现许多重大创新——尤其是电气化的全面普及，此外还有正在起步中的机动车辆与无线电通讯。各种科技创新于是为旧工业带来了新的冲劲。

这个经济进程先是在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然后在下一个步骤也影响了政治。就社会方面而言，阶级斗争的态势已逐渐弛缓下来。固然当时还没有提出日后的一项重大发现：工人不仅仅是成本因素而已，他们同时也是消费群众——因此资方在表面上与工会进行抗争之后，都会为了本身利益而一再同意支付更高的工资。可是，当时随着劳动力日益短缺，工会开始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雇主逐渐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古老的“工资铁律”（即尽可能支付最低的工资）。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和平，同时这种社会和平也在政治上产生效果，而且主要是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革命政党，意图全面改造社会。受到“第一国际”的影响以后，这种倾向更是与日俱增。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世界革命的政党——但只有理论上如此，因为革命多少还只是未来的事情。不过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革命始终都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景。接着，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发展出一个被称作“修正主义”的路线。那些修正主义者表示：我们不需要革命；我们必须逐步成长融入现有的社会与国家，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加以接管。

这个发展起初未能在党内获得正式认可；于历届党的大会不断进行的“修正主义辩论”中，修正主义派总是屈居下风。他们却在台面下日益成长茁壮，而等到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支持开战的时候，修正主义派已经蔚为主流。这种情形在1918年变得更加明显，因为社会民主党愿意在国家战败之后“跳入火坑”（那是该党主席埃伯特的用语），出面收拾残局。那些虽然都是日后的发展，然而从1914年和1918年的事件即可看出，之前德皇威廉时代的国内政治气氛早已不声不响地和缓下来。当时，德意志帝国不再有任何事物会让人联想起昔日的普鲁士宪政冲突、“文化斗争”、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等等。帝国国会及国会的各个政党已在内政上对内阁产生了日益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府不断推出的各种新法案都必须由国会负责处理。（德皇时代是一个大规模编纂法典的阶段。尤其1900年的《民法典》更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世纪之作，除了其中的亲属法部分必须加以修改之外，它在今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完全生效。）该阶段在另一方面也有所进展，但我无意称之为“民主化”，因为那是过于夸张的讲法；不过我们可称之为“群众的政治化”，而且它在默默之中为日后的民主化做好了准备。

我之所以提起这一点，主要是想借此反驳德国史学界一个至今仍然强势的派别。该学派主张的论点是：德意志帝国在威廉时代所推动的对外扩张政策，实乃出自内政上的因素。依据其理论，当时希望向外转移人们对国内紧张局势的注意力——或许甚至必须那么做。但对我而言，那种看法未必合情合理。从1890年到1914的二十四年之间，德国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内部紧张局面实则未增反降。而且在我看来，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之后，即可反驳上述论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内部紧张局势，都要比同时期的德国来得严重许多。法国有“德雷福斯事件”；英国的爱尔兰问题在当时已呈内战一触即发之势；俄国有1905年的革命；奥地利面临各式各样的民族问题。德意志帝国在那个时代却缺乏足以相提并论之处。

刚好相反的是，德皇威廉时代在内政上是一个健康的年代，甚至是一个幸福的年代——它是德意志国在自己短暂的生命期限当中最幸福的年代。在那个时代将德意志帝国推向崭新外交路线的因素（而且如同事后所显示出来的，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线），并非国内的不幸福与内政上的危机，反而是当时德国人对自身力量与内部和谐所产生的过度信心。每个阶级的生活都不断获得改善以后，德国人的性格随之出现了某种变化，可惜我们无法称之为好的转变。1848年以前的德国人（甚至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谦卑朴实的民族，其最高目标就是团结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且他们已经如愿以偿。

可是，自从俾斯麦下野以来，他们产生了一种大国的心态。许许多多德皇威廉时代的德国人，而且是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德国人，突然在眼前浮现一个伟大的国家远景，一个全国性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世界强权，我们要向全世界扩张，德国必须在全世界享有优先地位！与此同时，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演变出一种有异于前的特质。当时振奋激励德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意识，让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是未来的霸主。

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为生活所带来的大幅改善，也和这种转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从此可以打电话、可以开电灯，若有谁非常先进的话，还可以自行拼装无线电设备——他们正努力迈向一个超乎预期的新世界，而且是以德国人的身份如此进行。德国人那时在许多领域成为领先全欧洲的力量。当英国还只是缓慢进步，法国进步得更加缓慢，而俄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时候，德国却在技术与工业等方面飞速现代化，并且对此非常引以为傲。可惜那一切往往转变成自吹自擂、过度自负、自恋自大的态度，以致今天若有谁阅读到当时各种言论的话，只会觉得浑身不对劲。

德意志帝国当然就跟那个时代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还是一个阶级社会与阶级国家。更何况自从俾斯麦在1879年向上层阶级作出妥协，实施保护性关税并创立“生产阶层的卡特尔”之后，大农业与大工业之间取得了某种协调——大地主在其中的发声权更略微超出了自身真正的实力。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表示德国在这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

然而到了德皇威廉时代，大地主和大工业家之间的联盟已经改变了内在性质；如今农业在那个卡特尔里面的地位日益低落，工业所占的实际比重则越来越高。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不过德国工业一直要等到德皇威廉时代才突飞猛进，达到除了遥远的美国之外几乎无人能及的地步。工业的高度发展并且提供现成工具，助长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扩张政策。但是，尽管德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工商业在全球进行的扩张，彼此之间具有不容否认的牵连性，但我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出现转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因素（而且日增的国力也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就在于人们重新评估了——今天我们则必须表示：错估了——欧洲列强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

我在前一章曾经提到过，1888年时俾斯麦仍然表示：“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俄国在这里，法国在这里，而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他想借此表达的意思就是：德国在欧洲已经过于忙碌和过于受限，所以必须放弃在全球其他地区进行冒险行动，而且纵使放弃了也无妨。然而，这种看法即便在俾斯麦时代也已非主流意见，如今更出现了彻底的改变。

在19世纪末叶以及20世纪初期，欧洲正处于殖民帝国主义的时代。所有较强大的国家都试图跨出欧洲，并且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借由推动“世界政策”来变成“世界强权”。其间起步最早、斩获最多的国家是英国，那时大英帝国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强大无比的世界霸权。但法国也在亚洲统治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在非洲更是如此。俄国则大肆向东方扩张，但即便是一些较小的国家——诸如荷兰、比利时（后来意大利也小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再加上首开先河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也都拥有自己的殖民帝国。在整个欧洲出现了一个当时看似毋庸置疑的想法：纯粹欧洲权力均势体系的时代即将被一个世界性的霸权体系所取代；在此体系当中，欧洲列强将一如既往地于全球享有优势地位并建立大型的殖民帝国，进而将欧洲权力均势体系扩大成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世界权力均势体系。

对具有这种想法的人们来说（而且如今在德国也有许多重要人物如此认为），德意志帝国与其工业实力相较之下，在“世界政策”这方面未免遥遥落后。固然俾斯麦曾经一度建立了少数几个非洲殖民地（但很快就不再予以重视），不过德国还称不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德国仍然只是一个欧洲大国，并非世界强权。现在德国却想成为世界强权，而马克斯·韦伯就为德皇威廉时代提供了相关的座右铭。他曾在1895年表示：

我们必须明白，德国的统一是这个民族在年迈以后所搞出的青少年恶作剧；假如德国的统一意味着德意志世界强权政治的终点而非起点，那么如此昂贵的恶作剧最好不要也罢。

德意志国开始推动“世界政策”以后，必然会招惹到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强权——英国。德国人并不打算摧毁大英帝国，而且他们无论是在当时或后来都没有过这种非分之想。然而，他们的愿景是：受到英国掌控的欧洲权力均势体系必须被一个世界权力均势体系取代，而德国将在此体系内，成为与各个老牌殖民强权平起平坐的世界列强之一；与此同时，英国则应该降格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后的帝国总理比洛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我们无意将任何人推入阴影，但是我们也要在阳光下取得一席之地。”

但说来奇怪的是，德皇威廉时代的德国人并不曾取得太多新的海外领地。19世纪90年代，他们在非常遥远的外面，从中国那边租借了胶州湾（附带说明一下，租约原定于1987年，即本书初版的同一年到期）——那是一个过于防患未然的举动，因为有关中国即将遭到欧洲列强瓜分的讲法虽然在当时甚嚣尘上，却人尽皆知从未成为事实。此外，德国人也在南太平洋取得了一些岛屿，可是它们同样非常遥远，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同样非常难以固守。德意志殖民帝国除此之外并无重大斩获，而且后来也一样。那个殖民帝国始终只停留在空中楼阁的阶段。

然而，德国人秉持自己有条有理的作风，宣称德国取得世界强权地位的初步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德意志舰队来展现德国的“海上雄风”。那表面上看来非常合乎逻辑。如果有谁打算成为世界强权，如果有谁希望跟上殖民竞争的脚步并取得领先地位的话，首先就必须拥有为此所需的工具——一支强大的舰队——才能够有办法在海外取得土地，然后加以捍卫。只不过至少同样合乎逻辑的是，这种舰队政策势必将导致德国与英国形成新的对立关系，因为德国建立了具有竞争力的大海军以后，英国必然会感觉直接受到挑衅。此事更因为德国早已在欧陆面对法俄同盟，于是产生了加倍的严重性。更何况法俄同盟意味着，欧洲所爆发的任何战争都会让德国腹背受敌。在此情况下，最妥当的做法莫过于设法把英国拉拢过来，看样子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我已经在前面简短提到过，从俾斯麦时代过渡到德皇威廉时代之际，在外交政策方面衔接得非常顺畅。舰队政策则迟至1898年才获得通过并开始实施。德国曾在此前八年内多次作出尝试，希望借由与英国结盟，或者至少也要跟英国“协约”（即便当时尚无此用语）——亦即与英国达成协议——来扩大并巩固自己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这种机会在俾斯麦时代末期已经看似成功在望。当时，英国和俄国持续处于对立状态，两国不断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我们还记得，1878年举行“柏林会议”时，俾斯麦的首要目标就已经是设法避免英俄开战。那种敌对关系在1887年再度愈演愈烈，并促成了一个所谓的“地中海联盟”：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已经达成共识，如果俄国人再度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话，他们将出面反制。

当时最妥当的做法，莫过于德国也加入那个联盟。如此一来即可形成一种持续的同盟组合，在一方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在另一方则是俄国和法国。德国在此情况下虽然仍有两线作战的可能，却可得到英国在背后撑腰。德国应该打得赢那场仗，至少获胜的机会能够比日后高出许多。

俾斯麦却阻止此事发生。他始终避免让德国在英国和俄国之间作出最后选择，或许他甚至已经暗中出现了一种想法：在最坏情况下不惜舍弃奥地利，重新恢复德、俄两国固有的友好关系。他虽然支持地中海联盟，自己却并未参与其中，反而还以友好姿态走向当时已略受孤立的俄国，签订了那个问题重重的《再保险条约》。等到条约期满需要续约的时候，俾斯麦刚好已经下台，于是《再保险条约》立即遭到废止。结果就连最后一道薄弱的障碍亦遭撤除，使得1878年至1879年即已开始酝酿的俄法同盟从此畅通无阻。俄、法两国随即在1894年正式缔结盟约。此时德国更应该采取的做法，就是走向老旧而依然存在的地中海联盟，借此拉近自己与英国之间的距离。

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进行过那种尝试。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卡普里维才刚上任就签订了德英“交换条约”——签约后英国取得桑给巴尔，德国则取得赫尔戈兰，27而且该条约可成为两国进一步交好的开端。于卡普里维任内，而且甚至在他卸任后的一段期间内，德、英双方修好的努力都持续进行下去。直到1897年以前，亦即在所谓“新路线”的年代，德国及其盟邦其实与英国维持了相当不错的关系。那时英、德两国根本还谈不上彼此存有敌意。即便当1897年决定实施舰队政策，而且蒂尔皮茨——德国公海舰队的创立者——在德国大肆推动大海军宣传之际，那种必然以反英为主轴的宣传活动仍未直接导致德、英疏远。

英国政府内部反而有若干人士作出尝试，依旧和颜悦色地劝说德国切勿推动舰队政策及世界政策，并且愿意在欧洲大陆与德国结盟以提供保障。从1898年到1901年之间，仍然反复出现了英国与德国结盟的试探性动作（但它们都称不上是真正的谈判）。最后一切归于失败，而前功尽弃的主要理由在于德国人相信：英国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囊中物——既然我国目前大半仍处于纸上谈兵阶段的舰队已可让英国“来归”，那么等到我们的海上武力变得更强大以后，英国当然只会更愿意缔结盟约。

那种论点很奇怪地让人联想起许久以后康拉德·阿登纳28的德国政策。当苏联在1952年眼见联邦德国即将加入西方同盟，于是提议用德国中立来交换德国统一的时候，阿登纳对此所持的论点为：既然俄国人现在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等到联邦德国变得强盛以后，情况还会更加有利。显然在此涉及了德国外交政策思想重复出现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己刚开始变得强大——或者看似即将强大之际——对时局过于乐观，以致认为凡事都将如此直线发展下去。但主事者从未考虑到形势或许将急转直下（即便那起初只是潜藏的事实）：对方委曲求全的善意可能会转变成敌意。

英国外交政策的反转出现得相当晚。就亲近法国而言，那是在1904年；就亲近俄国而言，则迟至1907年。英、法殖民冲突曾在19世纪晚期再度激化得充满危险性，但英国已在1904年大致解决了与法国的纷争。英、法两国就殖民问题取得的最大谅解是：法国放弃埃及，英国则放手让法国在当时尚未遭到殖民的摩洛哥自由行事。德国人却在此时进场搅局，试图给英、法两国新近喜孜孜签署的友好协约泼冷水——所采取的做法是首度积极干预殖民问题，致力于在摩洛哥对抗法国。结果在1890年至1914年之间长期的和平年代，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危机：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其开端是德方把德皇送往丹吉尔，并让他在当地宣布抗拒法国来保证摩洛哥的独立。

这个危机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德国外交政策的协调不良。俄国曾在1905年卷入一场与日本的战争并惨遭败绩；接着，俄国爆发了第一场革命，几乎暂时丧失欧洲强权的地位。德军参谋本部在当时德国政坛要人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的领导下，随即出现一个对法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构想。俄法同盟如今看似陷入瘫痪，俄国已失去了行动能力，而法国正改弦更张设法通过殖民协议来拉拢英国。在施里芬眼中，现在大可将摩洛哥使用为借口来跟法国“算账”。他认为时机已然来临，能够在俄国无力真正介入，而英国几乎不可能在欧陆扮演任何角色的情况下，通过一场单线战争来削弱法国，使得法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复为大国结盟的对象。

这项来自参谋本部的计划，得到当时外交部里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高级参赞”霍尔施泰因——的赞同，而且霍尔施泰因说服了担任帝国总理和普鲁士外交部长的比洛支持该计划。29但是比洛不想要战争，他只希望获得一个纯粹的外交胜利，以便明白告诉法国人：无论是与俄国的同盟还是与英国的协约，在紧要关头都对法国全无裨益。而且，那场外交胜利或可促使法国成为德国未来结盟的潜在对象。

德皇则根本就不想要危机，更遑论是一场战争。威廉二世尽管往往会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夸大言论，但他基本上具有一种敏感、紧张与爱好和平的特质。他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地让自己被送往丹吉尔，而且在随后衍生的危机当中总是怯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纵使如此，比洛总理还是获得了有助于提高个人声望的成功。法国外交部长为此被迫下台，比洛则仿佛1870年至1871年打了胜仗后的俾斯麦那般，被晋封为侯爵。一切看似都被控制得服服帖帖，更何况还有一场欧洲列强会议增添了新的光彩，让德国又一次如同在“柏林会议”期间那般，通过共识来化解一场国际危机——只不过此次危机是由德国自己造成的。

然而，这一回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举办的“摩洛哥会议”30演变成一种羞辱，以及向德国外交政策提出的警告。因为会议期间除了奥匈帝国之外，没有任何强权采取反法的立场，结果法国被允许在摩洛哥享有极为广泛的主导权——我们甚至可称之为殖民统治权。只有在若干小细节上面作出的妥协产生了舒缓作用，让德国人保住了一点儿面子。

1905年的危机，是德皇时代三大战前危机当中的第一个。它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德国已经做过了头。德国实际上正在促成英、法、俄三国结盟，而那正好与德国努力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德国非但无法更进一步落实筹划中的世界政策，反而蓦然发现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并不稳固——任何一个不小心的步骤都随时可能让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成真。

三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危机，而且后来证明它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俄国在1908年10月做出一个政治意味十足的举动，设法在奥地利的配合下，争取获得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依据圣彼得堡与维也纳之间的秘密约定，如果俄国要求有权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话，奥匈帝国将不会提出异议。俄国则将在成功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允许奥地利正式并吞1878年已被奥国占领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不过，如同1878年《柏林条约》所规定的，俄国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非但需要得到奥地利认可，而且也需要英国和法国加以同意。结果，俄国未能争取到英、法两国的同意。可是，正当俄国还在对此进行谈判的时候，奥地利却并吞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奥地利和当时已受俄国保护的塞尔维亚之间，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关系。塞尔维亚以战争为威胁，要求奥地利取消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行动。1908年秋季随即演成一场大规模的巴尔干危机：其直接危险是爆发一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间接危险则类似后来在1914年那般，俄国将出面干预并支持塞尔维亚。

德意志帝国于是以奥地利忠实盟友之姿，以及欧洲该地区仲裁者的身份插手其间。德国提出的要求是，俄国必须鸣金召回塞尔维亚，同时承认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一事。否则，德国将全力为奥地利撑腰，并任由事端扩大。按照当时德国新闻界的用语，德国是以“刀光闪闪的防护”站在奥地利的一方对抗俄国，并使得俄国蒙受屈辱。圣彼得堡则基于一个简单的考虑而不得不退避：俄国刚在短短几年前经历了对日作战失利和1905年革命，迄今尚未恢复元气，即便有法俄同盟可弥补不足和提供奥援，仍然无力进行一场对抗德、奥两国的战争。结果俄国作出让步，而德国这回获得了一次真正的外交胜利。只不过事后证明，它就跟1905年德国从法国那边取得的半个胜利一样，既无用又危险。因为俄国现在觉得必须尽快恢复强大的国力，而且类似“波斯尼亚”的情况绝不可再度发生到自己头上。随着1908年至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德国已经一脚踏入1914年爆发的欧陆大战之前缘地带。

然后，在1911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我无意在此详述相关细节，反正法国或许稍稍逾越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所定出的界线（那属于诠释上的问题），继续向摩洛哥南部扩张，以致违反了相关规定。德国于是摆出耀武扬威的姿态，派遣一艘炮舰来到摩洛哥南部的阿加迪尔，重新引起与法国的冲突。但危机最后还是再度和平化解，甚至又为德国带来一次小小的成功：法国人同意将一小块刚果土地让给德国作为补偿，借此换取德国放弃对南摩洛哥的一切要求。这是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首次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扩张行动。然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更甚于之前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危机”：现在英国首度公开以法国准盟友之姿态露面。

英国此前在1904年与法国，以及1907年与俄国的协约中，曾刻意规避了真正的盟约。但英国已经与法国，而后与俄国（在波斯）化解了海外的争端，因此可在必要时放手加入法俄同盟。英国与法国之间更多次举行过秘密军事协商，但两国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同盟关系。英国仍然完全无须履行义务，于欧陆爆发战争之后站在法俄同盟的一方。

但即便如此，这时还是首度有一位英国的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总理劳合·乔治——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以耸人听闻和被德国视为挑衅的方式宣称：英国将不会在法国遭受威胁时袖手旁观。此外，英、法两国的参谋本部在同一年（1911年）重新展开协商，获致了比1904年至1905年时更加具体的结果。双方进而预先约定，英国将在法、德开战以后，派遣远征军前往增援法军的最左翼。战云已经如此密布，以致我们可以表示，战前的氛围已在1911年达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

然而恰好就在此刻，德、英之间又一次大举出现妥协的尝试。我们无法表示，有任何参与角力的强权已在1911年真正决定要打一场大战；英国更绝非如此。不过，各国现在都积极针对这么一场战争做好准备，而且当然主要是在军事方面下功夫。法国开始逐步将兵役期限延长至三年；德国在1913年巨幅扩大陆军，而且社会民主党竟然也对此表示同意（扩军经费是以财产税来支付，使得社民党比较容易投下赞成票）。俄国则已经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开始大肆扩充军备，尤其是在波兰扩建本国的战略铁路，强化各地的要塞，以及发展出远较强大的炮兵部队。但那些都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工作，而且人们认为俄国大约要等到1916年至1917年才会有办法完成战备。

正当所有的人都开始认为，两大同盟体系在欧陆的战争恐怕已经一触即发的时候，德国与英国却在此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和解尝试。德国的出发点是尽可能不让英国涉入这场战争；英国所着眼的目标，则是要降低英、德之间正在酝酿的冲突。德方的尝试旨在设法与英国达成重大的殖民协议，其做法应该类似英、法两国在1904年，以及英、俄之间在1907年所采取过的措施。德方愿意与英方进行协商，来界定并限制德国的殖民目标。英方的终极尝试就是1912年初的“霍尔丹任务”，31而英国希望借此实现的首要目标乃停止舰队竞赛。那在当时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想法。今天我们都十分熟悉“军备控制”这个构想，亦即设法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来缓和在特定军备竞赛领域内出现的冲突场面。而那在当时就已经是英国人的目标了。

德国人与霍尔丹进行谈判时的目标，则是争取英国作出承诺，将在欧陆爆发大战时保持中立。但双方努力的目标皆以失败收场。英国人不愿承诺保持中立，因为他们当时就已经担忧，德国将打赢一场纯粹欧陆性质的战争，以致未来在竞逐世界强权地位时实力过于强大。而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反对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立场，拒绝签署军备控制协议来限缩德国海军的自由发展。海军大臣固然位居帝国总理之下，可是德皇由于“军备控制”那个新式的构想而感觉受到侮辱，决定不赞同贝特曼—霍尔维格而支持蒂尔皮茨。于是，帝国总理被将了一军。

“霍尔丹任务”随即失败，这自然意味着德、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形尖锐。即便如此，德、英两国仍在1913年和1914年继续进行谈判，只不过没有那么大肆张扬罢了，其间涉及一项双重殖民协议。德国在伦敦首次将本国非洲殖民计划的地图摊到台面上。德方希望有机会获得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为主的葡萄牙殖民地，因为当时人们预料葡萄牙政府破产在即，该国势必将被迫出售自己的殖民地。此外若有可能的话，德国还希望从比利时那边买下比属刚果的一部分，借此将德属西南非、安哥拉、刚果和德属东非之间的陆上殖民地连成一气。此后，德国将表示心满意足，而英国则可从葡萄牙甚或比利时的殖民地当中获得若干补偿。

相当有趣的是，那些谈判的基调颇为友好，而且到了最后，双方已在一定程度内达成初步协议——时间是在1914年6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项有关未来应如何分配非洲中部殖民地的协议，那时已在伦敦草签完毕，但此举当然被严加保密。于是，就在当初导致德、英形成对立关系的范畴内（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局面看似已经明显弛缓下来。

英国与德国更在此涵盖甚广的范畴内进行了另外一项谈判，而且那看起来同样成功在望。德意志帝国争取世界强权地位的努力，在1900年以后的那些年头内出现了两个方向：首要的路线是在非洲大举开疆辟土，另一个在做法上极不明确的路线则是向东南方扩张。为达此目的，德奥同盟起先应该与新缔结的德国—土其耳同盟共同构成一个大型的单一经济体，并且设法迫使巴尔干各国完全或部分加入该体系。其具体象征就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行动，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的铁路，即著名的“巴格达铁路”。德意志帝国希望于一定程度内，在攸关俄国和英国利益的地区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广阔势力范围。

但其中仍然不清不楚的是，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在当地建构出一个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奥地利仍然自视为强权并以大国之姿现身，而奥斯曼帝国即便地位不断下降，也还是一股独立的势力。德意志帝国当时积极争取与奥斯曼帝国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该国由于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看似已经出现了蓬勃的朝气。德国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代表团，更按照德国标准来训练土耳其的军队。与此同时，德国并向土耳其表达出政治结盟的意愿。

德国向该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无法掩人耳目，更何况当时英国自己也对奥斯曼帝国南部地区（今日的伊拉克）深感兴趣——石油已在那个时候开始扮演若干角色。因此，德国与英国也必须想方设法，尽可能友好划分两国在当地的势力范围。而即便在这一点上面，双方也并非完全没有取得成果。

这让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再度燃起希望，认为英国可在欧陆爆发战争时保持中立。英国虽然从未答应保持中立，但也从来不曾正式宣布，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战争爆发后进行干预。如今两国已在殖民政策与扩张政策等范畴内稍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至少昔日的对立态势看样子已经和缓下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约也是这么开始的，后来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协约亦不例外。英国与德国虽然在海军舰队方面一直怀有敌意，但从今以后岂不也有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说不定双方甚至也可以达成某种协约，万一欧洲出现战火的话，英国最起码将在初期阶段决定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

1914年爆发夏日危机时，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政策就立基于此推论之上。然而，德国军方的计划却把这种如意算盘狠狠地一笔勾销了。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由来，人们即使在二十年以前都还无法畅所欲言，因为当时一切仍然围绕着所谓的“战争罪责问题”打转。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现代史学撰述则几乎全部都忙于提出证据，设法表明德国对战争的爆发并无罪责可言；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弗里茨·费舍尔仍须做出非常勇敢的表现，才得以撼动那种论点。今天归功于“费舍尔论战”的缘故，我们已经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战争罪责”这个概念完全不适用于1914年时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战争是合法的政治手段；每一个强权都随时把战争的可能性列入考虑，而每一国的参谋本部都不断在理论上针对敌营的各种同盟组合来演练战争。等到出现了有利的开战时机以后，乘隙发动战争的做法，并不会被看成是不道德或犯罪的行为。就德国对战争爆发所应分担的责任而言，情况则大异其趣。以贝特曼—霍尔维格总理为首的德国政治领导当局，针对1914年开战的可能性作出了与参谋本部截然不同的设想与规划——尤有甚者，后来的发展还显示出，参谋本部的计划在军事上根本就是个错误。这两点值得仔细过目一下。

早在从1911年开始的几年内，整个欧洲就已经弥漫着一股战前的气氛。人们预料可能即将爆发军事冲突，各方势力因而都非常认真地将之纳入规划。各国念兹在兹的工作，就是要为战局拟订出最有利的初始条件和最理想的前景。

贝特曼—霍尔维格作出的规划，依据今日我们对他战前思路演变所产生的各种认知，可综述如下：战争或许即将到来，而且德意志帝国足以在三个条件下展开战事，甚至把那场仗打赢——奥匈帝国必须协同作战，社会民主党人士必须合力作战，而且英国必须保持中立。

按照上述三个条件来看，1914年奥地利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后突然形成的局面，便显得相当有利。那场战争将主要不是德国的战争，而是奥匈帝国的战争，即奥地利对抗塞尔维亚之战。如果俄罗斯帝国声援塞尔维亚而加入战局的话，那么第一个条件便毋庸顾虑，可以确定奥地利将协同作战——更何况那主要将是奥地利而非德国的战争。其次，也几乎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赞成对沙皇俄国作战。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情况最为有利，因为英国很可能不会介入这么一场只在东欧进行的战争，或者至少不会立即介入。这个估算十分合情合理：英国在本国历史上一直避免卷入纯粹东欧性质的纠纷，更何况英国的利益也不致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特别伤害。奥国和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倾向于奥地利那一边的话，将是英国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甚至求之不得。

但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那场战争必须依据本身在政治上与外交上形成的经过，也在军事方面维持原本应该有的性质：32它是一场东欧的战争，参战的一方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方是俄国和塞尔维亚。战事的发展——至少在初始阶段——看起来必须是这副模样：由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而受到挑衅的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展开攻击；俄国驰援自己的小老弟塞尔维亚，于是进攻奥地利；德国则以盟友的身份过来帮助奥地利，于是进攻俄国。固然接下来必须纳入考虑的是，西边的法国会前往增援自己的俄国盟友，于是进攻德国。可是这么一来，德国在西欧将是受到攻击的一方；如果德国在西边纯粹采取守势的话，就未必需要担心英国插手干预。

贝特曼—霍尔维格正是基于这种构想，在1914年7月6日向奥地利开出了那张著名的“空白支票”：万一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导致奥国与俄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奥地利可以确信，“陛下将信守盟约的义务与个人深厚的友谊，忠实地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

说来奇怪的是，“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在军事上的具体含义为何，则语焉不详。从字面上来看，那其实必须意味着，万一俄国进攻奥地利的话，德国将对俄国展开攻势。可是假若有人明白地告诉奥地利，德国起初只会对俄国完全采取守势，反而将奥地利与俄国的冲突使用为进攻法国和比利时的理由，那么维也纳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拿捏分寸时，恐怕会作出跟后来很不一样的决定。

然而，事情就那么发展了下去。按照德国参谋本部拟订的作战计划，不论引发战争的政治危机是以何地为中心，开战以后都必须对法国展开一场闪击战。而且，攻打法国的先行动作就是挥军穿越中立的比利时，因为德国参谋本部认为（纯就军事观点而言，或许正确无误），若在戒备森严的德、法边境进行战争，将无法赢得闪电胜利。该作战计划（即恶名昭著的“施里芬计划”）着眼于假道比利时绕过集结于法国东部边疆的法军而攻击其侧翼和后方，并以一个巨大的旋转运动逼迫法军往瑞士边界的方向撤退，然后在那里加以歼灭。

这个计划打从一开始就注定也会把英国推向敌方。因为英国基于两个理由，必须在此情况下插手干预。第一个理由是，英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完全遭到削弱。假如德国的势力范围涵盖了战败的法国，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英国势必将与一个欧陆超级强权相互对峙——这违反了英国的安全考虑。除此之外，比利时乃直接与英国隔海相望的国家，谁掌控了比利时海岸就会对英国构成威胁，更何况如果那是在威廉二世统治之下，已经拥有强大舰队的德国！人们向来把安特卫普称作是“一把对准了英国心脏的手枪”：因此英国人纯粹因为地理战略上的考虑，即已无法坐视比利时遭到占领。第二个理由则出自国际法的观点，因为欧洲列强（包括德国在内）数十年来都一直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最在乎比利时中立地位的国家，则莫过于英国；它绝不可能袖手旁观，任凭自己的比利时缓冲区遭到摧毁。

所以，当贝特曼研拟开战计划的时候，早已事先被德军参谋本部的计划所架空。其中永远难解的谜团在于，为何直到1914年8月1日战争爆发当天为止，德意志帝国的领导高层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毫无疑问的是，贝特曼正如同他前任的总理比洛一般，对“施里芬计划”早有所知。但他以令人不解的方式，似乎未曾认真看待那个计划，并未将其盘根错节的政治关联性列入考虑。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军事计划可在最后一瞬间加以修改。那么8月1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内充满了忙乱的外交活动，而英国在其中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当时来自伦敦的提议有二。第一项提议是，未直接涉入奥、俄冲突的四个强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应派遣代表举行会议，然后联名向奥地利和俄国提出建议。德国人对此表示拒绝，因为他们不愿把奥地利交付给一个欧洲最高仲裁机构。第二项提议则是，德国应该发挥影响力来促成奥地利直接与俄国进行谈判，并尽可能通过限制奥地利的作战目标——例如“在贝尔格莱德停止推进”——以避免俄国出兵干预。德意志帝国政府起先未加评论，便将这项建议转交给维也纳，后来则稍稍提醒奥地利，不妨更加严肃地看待此建议。33结果，德国也让这个机会一去不返，而未曾认真介入。于是，奥地利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对此作出的初步反应是进行局部动员，然后才改成总动员。德国也宣布战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并且下令动员。“施里芬计划”于是启动，德军随即向西线——而非东线——大规模集结。8月1日的时候，德国驻英大使从仍在慌乱进行谈判中的伦敦发回一份急电，而急电的内容被错误解读成：若德国在西线采取守势，只在东线进行攻势的话，英国将保证法国维持中立。德皇随即赶忙在柏林皇宫内召开紧急会议，于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场的情况下指示参谋总长（他是那位在1866年和1870年声誉卓著的毛奇元帅之侄34）：“那么我们就让整个陆军向东线集结！”

此提议遭到小毛奇极力抗拒，因为他完全无法变更已在西线展开的集结行动。假如他那么做了的话，德方将不会在东线拥有战斗力十足的劲旅，反而只是一批装备不足、缺乏补给的乌合之众，以致那场战争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德皇毫不留情地回答道：“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是小毛奇自己转述下来的讲法，而且他对德皇的干预深感震惊，觉得受到委屈，并且愤愤不平。

但他其实并没有愤愤不平的资格。参谋本部必须针对各种可能的政治局势备妥不同的作战计划，而且即便参谋本部偏好其中的某项方案，也必须有能力因应实际政局，以另外一个计划加以取代。可是小毛奇未曾准备其他的方案。按照例行公事持续拟订了许多年的东线出击计划，已被小毛奇在1913年下令取消。这是真正的玩忽职守，甚至称得上是德国参谋本部的犯罪行为。参谋本部只着眼于单独一种作战的可能性，并且预先抛弃了其他的替代方案。

如上所述，柏林错误解读了德国驻英大使从伦敦发回的电报。英国人从未表示，他们会让法国保持中立。英方仅仅作出暗示，他们自己起初将保持中立——如果德国在西边采取守势，纯粹进行一场东线战争的话。随后的发展更是非常讽刺地显示出来，那种作战方式即便纯就军事观点而言，其实也是对德国比较有利的做法。至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执行“施里芬计划”势必意味着，英国也会加入敌方对德作战。德国的政治作战计划因而一开始就被“施里芬计划”破坏殆尽，贝特曼—霍尔维格为此陷入绝望。他在德军开入比利时、德国对法国宣战之后，还勉为其难地设法说服英国，不必为了“一纸空文”（他指的是英国对比利时中立所作出的保证），加入一场必定会把整个欧洲打得乱七八糟的战争。然而，为时已经太晚。另一个发人深省的地方是：当德皇用“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那句话来责备小毛奇之际，话中真实的程度或许还超出了德皇自己的认知。当老毛奇还掌管参谋本部的时候，德国针对一场两线战争所拟订的军事计划，总是着眼于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采取战略守势；老毛奇的继任者瓦德西所作出的规划，则是德国与奥地利共同在东线展开攻势，但在西线仍然纯粹采取守势。一直要等到施里芬接替瓦德西以后，才从1895年开始出现一个好大喜功的想法，形同将一场双线战争切割成两场先后发生的单线战争——趁着俄国慢吞吞地完成动员以前，先把法国打得退出战局，然后集中全力转向东线。施里芬去世后，小毛奇随即一概放弃其他替代性的作战方案。我们从德国军事计划的这种演变方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俾斯麦时代与德皇威廉时代之间的心理差异：在俾斯麦时代是悲观的审慎态度，在威廉时代则是乐观看待己方的实力。

那种乐观看待己方实力的态度并非全无道理可言，但会产生误导作用以致使人狂妄自大。着眼于两线作战的“施里芬计划”正是一个狂妄自大的计划，而且最后失败了。

话要说回来，所有的欧陆强权都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为了速战速决而发动过大规模攻势，可是那些攻击行动均以失败收场。例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俄国对奥地利（在加里西亚）和德国（在东普鲁士）的攻势，法国在洛林和阿登地区对德国展开的攻击行动也不例外；同样失败的当然还有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的攻势。出乎各国参谋本部意料的结果是，各地战场都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内，形成了此后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基本态势：当时的战争技术水准使得防守优于攻击，于是进攻的一方顶多只能赢取若干土地，却无法迫使任何敌对的强国退出战圈，甚至还奈何不了诸如塞尔维亚和比利时之类的小国。这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闷的消耗战性质——徒然反复出现在战略上收效甚微的大肆杀戮。

在这么一场消耗战当中，英国的海上封锁遂成为决定性武器。但是，海上封锁并没有立即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德国已经预先针对作战物资做好了准备。德国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尚未面临严重的物资供应问题，仍可动员和部署全部的力量。虽然德国的海外运补已经完全被英国切断，但起初还不痛不痒。但在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战时经济——尤其是战时粮食供应——所出现的问题，随着战事的发展而变得一年比一年严重。在一场消耗战当中，时间因素无疑对德意志国非常不利。纵使加上了奥匈帝国，德国在经济上依然弱于敌方的同盟，而且正因为英国的封锁行动阻绝了一切的海外运补，才使得德国屈居下风。德国在挨饿，英国和法国至少还吃得饱。不过，英国和法国由于一再发动徒劳无功、伤亡惨重的新攻势，比德国耗费了更多兵力。35德国只是由于敌方这种执迷不悟的战略失策，才得以在时局不利之下支撑较长的时间，并且能够寄望于让对手师老兵疲，最后还是同意签订“妥协的和约”，亦即一个维持现状的和约。或许没有任何国家有办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全面胜利，德国当然更缺乏这种机会。

德国却还是在那场战争的后续过程中，拟订出两个新的求胜方案：其中第一项方案导致德国最终的战败，但第二项方案则获得成功，并一度看似果真让德国有了战胜的机会。第一项方案是对英国进行的反封锁——无限制潜艇战。第二项方案则是与列宁结盟，在俄国搞革命。

让我们先来谈一谈无限制潜艇战。

德国的水面舰队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之一，它本身却在战时几乎不曾扮演过任何角色。德国的水面舰队只是停留在港内，偶尔才航向北海去激怒英国人。其中的一次骚扰行动，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一场大规模海上战役，而且德国人竟然获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他们所击沉英国舰只的数目虽然超过己方的损失，36德国舰队却必须在获胜之后快速退回母港。那场海战并没有在战略上造成任何改变。德国的水面舰队始终无法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

德国海军当局于是在战时形成一种构想，要继续全面开发当时仍崭然一新、几乎还是实验性武器的潜水艇，用它来阻断英国的海外运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若借由毫无顾忌的操作方式来弥补潜艇的薄弱性能，即可击沉足够吨位的船只而导致英国的物资供应陷入严重困境——以此方法便足以迫使英国退出战局，让德国打赢那场战争。他们在1916年和1917年还认为可以用这种无限制潜艇战创造出奇迹，可是这种作战方式非但以失败收场，更进而促成一个新的敌人参战。从长远角度观之，那个新敌人（美国）必然会使得英、法两国实力大增，以致德国将失去任何获胜的前景，甚至连签订“妥协的和约”之机会亦不复可得。

美国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内保持中立。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态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不同，并未计划加入协约国的一方来进行干预。他只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和平调解人之姿现身，以裁判的身份宣扬自己的理念，说明如何在未来预防战争发生。他早在1916年底即已一度展开过那样的行动。可是在另一方面，威尔逊和美国都不打算眼睁睁看着本国的船只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击沉，而船上的乘员沦为波臣。

然而，那恰好是无限制潜艇战的作风——“无限制”一词便得名于此。这种潜艇战唯一能够获得成功的机会，就是无预警地将每一艘进入封锁区的船只击沉，连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那是一种极其横行无忌的作战方式。然而，不管操作时再怎么无所顾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潜艇仍然难有成功的希望。它们只是一种威力非常薄弱的武器，还处于低度发展的阶段——与其称之为潜水艇，倒不如称之为“能够潜水的小艇”还比较恰当。它们必须不断重新浮上水面，以便给电池充电，而且它们在海面上就连最小型的军舰也打不过。我们无须详述技术方面的细节即可断定，那些潜艇早在美国实际进行干预之前，就已经被英国的护航舰队体系所击败。

等到无限制潜艇战把美国推向了敌方阵营之后，德国的整体局势已经恶化到毫无指望的地步。然而，仍须列入考虑的因素是，正如同英国的封锁战要过了很久以后才能够产生效果一般，美国在宣战以后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有能力真正参战。美国在1917年加入战局时仍未拥有像样的陆军，而且缺乏足够的船舰来把大批部队和装备运往欧洲。即便到了1918年，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美国陆军单位在西线参加作战行动。美国真正大举介入欧洲战事的时间被设定在1919年，然而那时已经无此必要了。

其间，德国却还研拟出第二项新的求胜方案——在俄国搞革命。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远远低于德国政界和军方领导人的预期。为了解释这种情形，我们必须明白各个参战国的整体工业发展状况。英国是一个既老牌又强大的工业国；德国新近跃升为最强大的工业国；法国也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工业国。俄国却几乎还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约莫在世纪更迭之际才刚开始走上工业化。俄国虽然拥有一支非常庞大、非常勇敢的陆军，但那只不过是一支落后的军队，几乎没有真正现代化的作战武器。俄国人因而在1914年和1915年屡遭重挫，其战斗能力于1917年时已经丧失殆尽。更何况即便想完全动员俄国有限的工业资源也极为困难，因为该国的疆域非常辽阔，而且交通建设十分落后。俄国的城市居民早在1916年即已生活于饥饿中，德国人却要晚一年以后才开始挨饿。俄国在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因而大致说来是一场城市居民的饥饿革命和农民士兵的起义行动，反对继续进行那场牺牲惨重却只是败仗连连的战争。

“二月革命”爆发后，起先接掌政权的自由民主派政府犯下了爱国主义错误，决定在俄罗斯国穷民困之际继续作战下去。德国人于是更进一步推动俄国革命，实际采取的做法是让列宁顺利返回俄国。列宁就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神奇武器。这位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当时正流亡瑞士，他的党在大战爆发时还只是一个小型的边缘团体，然而他一贯具有无比坚定的决心，务必要利用战争和俄国战败的机会，在俄国全面完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俄罗斯群众与军方对和平的极度需求，必须被使用为这场革命的工具。

列宁的计划正好符合德方的愿望，终于把俄国打得退出战争。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列宁的胜利；对德意志帝国的领导阶层而言，列宁的胜利也意味着德国的胜利——至少在东线战场如此。但列宁眼中的“十月革命”其实不只是局限于俄国而已，它同时也应该成为一场世界革命，列宁希望从俄国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撒播到德国和奥地利，甚至也传递到西方列强那边。德国政府却对此不以为意，反而相信有办法让列宁这个部分的计划落空。德方的出发点仅仅是：俄国将因为内部的动乱和斗争而立刻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此事果真发生了。

1917年底的时候，西线的战事持续陷入僵局，令双方都动弹不得；然而再过两年左右，西方列强将因为美国全力投入战局而享有巨大优势。但此际俄国已经退出战争而不再是对手，于是德国本身虽然已近强弩之末，却得以进行单线战争，并争取到短暂的时间在西战场重享优势。说不定在1918年仍有可能实现1914年时的计划，于西线闪电获胜。

与此同时，战争也促成德国在内政方面出现了重大改变。最初的变化发生于1914年，这是我们必须回顾的对象。当时，社会民主党不仅支持开战，不仅同意发行战时公债，不仅退出一切反战活动（那完全符合贝特曼—霍尔维格所希望和所预计的结果），甚至开始在政治上成为德国战争机器的一环。我们难以充分想象1914年的剧变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已经为1918年至1933年之间的整部德国历史铺好了路。

直到1914年为止，社会民主党都在帝国受到阻挡，无法涉足真正的政治。他们是内部的敌人（所谓的“国家公敌”），从来不被承认是真正的共同参与者，即便他们已在1912年成为帝国国会的最大党。我已经设法在上一章说明，当社会民主派人士与德国官方相抗衡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内部如何早在1914年以前即已出现重大转变，从一个革命党演变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政党，准备成长融入德国的政治体系。但是在表面上，那一切直到1914年为止都还看不出来，社会民主党的战争爱国主义因而令德国中产阶级大感意外。不过到了1914年，那种转变已经有目共睹，而且帝国当局也对此作出了善意的响应。

德国打的那场仗是靠战争债券来筹集军费——公债总共发行了九次，每一次都必须由帝国国会加以核准。这意味着每当需要劝募战时公债的时候，帝国总理都必须与国会各政党的成员齐聚一堂、进行协商、争取同意。此时，总理当然也必须与他们讨论一般战时政策及战争前景，而且社会民主党如今和其他所有的政党一样，成为咨询的对象。社会民主党参与其事之后，导致党内逐渐出现分裂。

社会民主党左翼人士在1914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勉强地接受了党方的爱国主义战争政策。左翼的实力于随后几年内持续强化，最后因为反对战争、不愿再批准发行新的战争公债，而在1917年另起炉灶成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但“独立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党；如今所称的“多数社会民主党”（MSPD）则一如既往是帝国国会里面遥遥领先的最大党，并且日益卷入德国的战争和德国的战争努力。“多数社会民主党”同时也成为另外一股力量，可用于抵消受到右派鼓吹、被贝特曼—霍尔维格基于“对等政策”而采纳了一半的夸张战争目标。

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内，贝特曼—霍尔维格借由所谓的“城堡和平”政策，促成舆论界停止对战争目标进行讨论。然而从1916年开始，对战争目标的歧见愈演愈烈，导致帝国国会内部形成了两个党派团体。一是右派团体，所追寻的是某些十分激进的战争目标——诸如征服与并吞、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等等。另一则是中间偏左的团体，他们公开表示，上上之策就是全身而退摆脱这场战争，因此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签订一个妥协的和约，亦即一个“没有并吞与赔款”的和约。

后一个团体的成员已不再局限于社会民主党。1917年时，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中央党共同组成了新的国会多数。他们与此际已经合并为“德意志祖国党”的右派人士（即右派自由党、保守派以及议会外的右派反对势力）针锋相对，不断在新闻界和舆论界进行所谓的“战争目标辩论”。但战争目标辩论其实只不过是空口说白话而已，因为德国必须先要打赢那场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右派可怕的战争目标。可是右派始终苦于缺乏那样的机会，至少直到1918年为止都是如此。37就实现帝国国会新多数派的战争目标而言（亦即以1914年时的疆界为基础来签订一个妥协和约），那必须获得敌方同意以后才有办法做到，然而这样的机会也不存在。

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针对战争目标进行的辩论极度加深了德国内部的矛盾。那场辩论进行得非常激昂亢奋，仿佛光是通过好大喜功的战争目标即可赢得胜利，或者通过谈判的意愿即可争取到“妥协的和约”一般。相关问题导致德国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不过那要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真正产生影响。实际的情况却是，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完全无法规避战争的负担，以及越来越不留情地继续进行下去的战事。

1916年和1917年之交，德国的国内形势出现了两大变化。“第二任最高陆军指挥部”38于1916年8月下台——该指挥部在1914年11月即已向帝国总理表示，再也无法用纯粹的军事手段来打赢这场战争。直到1916年为止，第二任最高陆军指挥部是以类似会计部门的方式来打仗：节约使用人力储备与物力资源，以便尽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同时只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来拖延战局，借此等待有利时机出现，能够全身而退结束战争。该最高指挥部在1916年遭到撤换，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取而代之。此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属于德国的右派，目标在于争取彻底的胜利以及战胜后所能获得的一切利益，而且他们随时不惜为了战胜而孤注一掷。例如无限制潜艇战就是“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杰作，而且“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也积极介入了俄国的革命进程。

第二个重大的国内形势变化发生于191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被迫辞职。令人吃惊的是，立场偏右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与立场偏左的帝国国会多数派共同促成了他的下台。二者各自出于完全相反的动机，都希望能够摆脱贝特曼—霍尔维格——最高陆军指挥部嫌他不够耀武扬威，而国会多数派认为他不够爱好和平。但双方都还没有找好总理继任者，于是先让一个过渡人选暂代了几个月，而后由年迈的巴伐利亚中央党政治人物赫特林伯爵，在1917年12月成为第一位多少得到国会认可的帝国总理。赫特林以新的国会多数派作为靠山，并指定一位国会多数派的议员出任副总理——自由党的领袖冯·派尔，一个今日已被遗忘的人物。

德皇此时已经完全陷入被动，在整场战争中不复扮演昔日的角色。威廉二世从此只是游移不决，时而任由最高陆军指挥部摆布，时而向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低头。他不再以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也不再以真正作出最后决定的关键性政治人物之身份，来为大局定下基调。

德国的宪政在1917年时处于一种诡异的混乱状态。宪法在表面上未曾遭到修改，但实际上已不复发挥功能。外交方面主要是由最高陆军指挥部来掌舵，内政方面则主要是由新组成的国会多数派来治理。这两个新的权力中心虽然彼此泾渭分明、时而相互对立，但在某些事情上也携手合作。例如新上任的最高陆军指挥部在1916年底得以如愿动员全国一切的力量（日后那被称作“总体战”），其做法是规定年龄在十七至六十岁之间的德国男性都必须服工作役，女性在必要时也有工作义务，全国的工业产能则完全转用于军工生产。帝国国会的多数派配合了那项措施，但是从内政改革的角度对之作出增补。国会表决通过了所谓的《辅助勤务法》，借此首度针对日后工会与资方谈判工资的权利，以及工会在企业内部的共同决定权作出规范。那些开创性十足的事项对当时的德国而言深具革命性，最高陆军指挥部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军事计划而接受了那些条文。

1917年底的时候，德国的情况看起来是这样的：在内政方面，德意志帝国是设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面，真正的掌权者已非德皇或帝国总理，反而在一方面是最高陆军指挥部，在另一方面则为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后二者虽于一定程度内携手合作，却从未真正取得和谐。就外在形势而言，西线的战局仍陷入胶着、潜艇战已告落败，而且美国已经加入敌方阵营；可是换个角度观之，俄国正准备退出敌营。这便是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局面，而德意志帝国于疲态毕露、几乎耗尽内力之际，却一度在短暂时间内看似重新有了战胜的机会。

第五章
1918年

1918年是德意志国历史上的断裂点。直到1918年为止，德意志国无论在成文的宪法上还是在国民的意识当中，都还一直是当初刚被建立时的那个国家——一个由普鲁士享有巨大优势、具备半议会制宪法的联邦君主国。1918年改变了那一切，而且德意志国在1918年以后便不曾重新恢复平静。这一年内发生的各种事件极为矛盾、极为密集、极为仓促，而且它们直到今天都未能在德国人的意识中得到适当处理。因此，我想在这里设法尽可能对此作出澄清。

1918年初，德意志帝国的战局从表面上看来，比起自从“施里芬计划”在1914年9月失败以后的任何时刻都要有利得多。那年一开始的大事，就是德国与当下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签订了《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此后只要德国愿意的话，便可以脱离东边的战线而向西线战场集中全力，至少可以暂时再度在西线享有军事上的优势。更何况德国几乎已经在东线完全实现了当初的作战目标。

贝特曼—霍尔维格曾在1914年的《9月备忘录》里面，概括列出了东线的作战目标：将俄国逼离德国的边界，并且解放俄罗斯属地内的民族。那正是《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容，而该和约是一个条件极其苛刻、由德国强迫俄国签订的战败和约。昔日隶属于俄国的广大地带——波罗的海三小国、波兰、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国家独立，但它们或多或少都依附于德国，并且继续遭到德国占领。俄国于是被逼离了德国的边界，同时德国让俄国付出代价以后，为自己在东欧赢得了可直接或间接加以支配的巨大帝国。除此之外，一时之间显得更加重要的事项就是，东线战场的德国部队可以悉数抽调出去，仅需在那些新成立的国家留下少数占领军即可。

我想在此提前指出一个后来才产生重大意义的事实。俄罗斯内战爆发之初的混乱局面，以及协约国出兵对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的干预行动，使得德意志帝国的当权者突然看见一个机会：可以超出《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范畴，让整个俄国都成为德国的附庸。德军随即开始大规模越过《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划定的边界。到了1918年夏季的时候，德国人向前推进的最大极限已从北方的纳尔瓦，经由聂伯河延伸至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这意味着：他们几乎和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挺进得一样远，他们将大面积的俄罗斯土地纳入掌握，而且他们开始考虑是能够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废墟上，也把俄罗斯本土改造成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就某种意义而言，希特勒日后所追求的东方帝国，早已一度处于德国人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而且此事早就深植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希特勒亦然。

从1918年开始流传下来一种定见，认为俄国是可以击败的，认为俄国尽管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却还是一个衰弱的国家，可任人压制、征服和支配。这个在1914年时仍然远在天边的全新观点，从此开始在德国的政策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如前所述，那种定见要等到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在1918年的时候，德意志东方帝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东方帝国随着同一年内陆续发生的各种事件而销声匿迹，仅仅留下了一个愿景。

然而，德国人在1918年初还料想不到大难即将临头——或者更精确的讲法是，对此仍一无所知。但不管怎么样，战局看似充满了希望，因为现在可以撤回大部分东线最精锐的德军部队，把他们调派到西线战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在1917年11月获胜不久以后，鲁登道夫——他是兴登堡之下最高陆军指挥部的真正首脑——已经作出了这个决定。他希望这么一来，就能够继1914年之后首度在西线享有军事优势，以便于1918年初展开决定战争结果的攻势。

当人们再度对最后一刻的胜利寄予厚望之际，已有许多事实可用于反驳他们的看法，而且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918年初也已经晓得：德国早就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度，不但国内的城市居民营养不良，到了1918年就连军队也不例外。各个同盟国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奥地利其实从1917年以来就已经无以为继，并曾在同一年内作出一个拙劣的尝试，意图退出战争。奥地利只不过是因为德国可望在1918年获胜的前景，才决定继续留在同盟国。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处境也颇为类似。既然德国人现在看似可望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便无意作壁上观。不过，他们全部都随时准备抽身跳脱——如果德国人无法在1918年春天和夏天赢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那么就必须立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盟友分崩离析。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之，1918年的德国西线攻势也决定了一切。当美国在1917年初刚刚加入战局时，还完全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美国必须先征召兵员、进行训练，然后将部队运往法国。在1917年的时候，美国除了一些小型先遣队之外仍然无兵可派。可是到了1918年，运兵的机制已开始运转。第一批美军单位于1918年春天抵达法国，在夏季和秋季还只能相当有限度地参加作战行动。不过美军的实力日益强大，到了1919年将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如果德国无法在此之前赢得西线的军事胜利，那么整场战争必败无疑。

德国人可谓是面对了一条狭窄的走廊。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穿越通过，才有办法获得对己方有利的结局；如果错失这个机会的话，败仗就真的近在眼前了。那正是1918年初所演成的极度戏剧化局面。

鲁登道夫一切希望的寄托，就是要趁着美国人还无法大举干预之际，在1918年春季突破敌阵，而且是突破英军的阵地。1918年的西线攻势方案，多方面令人联想起后来在1940年大获成功的“曼施泰因计划”：全部兵力都应该集中在英军和法军阵地的接缝处，然后在英军战线的南端进行突破，并且将突破点北侧受到孤立的英国部队逼入海中。这么做了以后，就可以全力对付法国。

凡事都取决于第一波大规模攻势是否果真能够取得突破、是否能够一直挺进到海岸，以及是否能够将英军与法军阻隔开来。此企图促成了所谓的“皇帝会战”，向一处曾经多次激战的地区发动了大型攻势。经过非常良好的部署准备之后，有三个德国军团向该地集结，然后在1918年3月21日向两个英国军团展开袭击。这次攻击行动的成功程度，超过了联军此前在西线的任何一次大规模攻势。至少德军使得遭到攻击的两个英国军团之一（南端的军团）承受严重打击，不但夺取了大片土地、迫使英军向后撤退，而且连续好几天让联军方面陷入危机。

可是那个危机得到了克服。这一回也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重新显露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再呈现的情况：这场战争的技术条件严重限缩了战略计划的可行性。即使是再成功的攻势（而且德国的攻势起初比联军的任何出击行动都要来得成功），也不可能带来完全的突破。因为守方可以用较快的速度来填补缝隙、投入预备队、重新阻断攻势，而攻方无法用同等速度来提供补给、向前推进、运送新的部队前往增援。

我们必须一直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便到了这个阶段（而且是在西线），所进行的仍然是步兵战斗。没有任何大部队向前挺进的速度，能够快过单兵步行的速度。然而，防御者在自己的背后却有铁路，可以将预备队从其他的战线调动过来。这回发生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德方在3月21日发动攻势后，最初几天之内捷报频传、俘敌甚众、占地极广，接着进展渐趋缓慢，而后动弹不得。结果，德军的攻势在3月底就已经在战略上失败了，也就是说，攻击行动在实现战略目标之前即已陷入停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便可看出德国已经在西线错失了表面上或实际上有过的战胜机会。

但是，鲁登道夫仍然不死心。没过多久，他就在4月发动了力道已经稍微减弱的第二波攻势，目标是英军阵地的北端。但接着又停顿下来。他随即向另外一个地点展开了第三波攻势（这回是针对法军阵地），而且德军在此次行动中，于5月底6月初再度推进到1914年时的命运之河——马恩河。如今人们多少已可感觉到，那仿佛是在绝望之下胡乱出招。尽管这一回的攻击行动在战术上可谓非常成功，但同样也面临了“第一次马恩河会战”时的命运：起初大获成功之后，攻势就被对方新增援过来的预备队阻断，以致未能真正有所突破。最后在7月中旬，德军又在兰斯进行了第四波攻击行动，但其结果类似联军前一年发动的攻势，一开始就立刻被击退了。德国在1918年获胜的机会随之一去不返。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它显然就是问题的真正关键，可阐明1918年高度戏剧化的后续发展。德国领导高层、德国军方以及若干消息灵通的德国民间人士，自从1918年7月中旬以来便一清二楚，这场仗再也不可能打赢，而且最后的获胜机会已被错过。现在美国人已经赶了过来，开始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而且没有人事先料想得到的发展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如今也再度奋起，在撑过了真正的生死存亡关头之后转而进行大规模攻势。7月18日德军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在主要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部队增防的英军阵地遭到挫败之后不久，他们就在1918年8月8日从法军阵地展开反击。我们必须记住那年8月8日的重大意义：鲁登道夫称之为“德国陆军黑色的一天”。

因为联军首度顺利完成了他们之前从未成功过的行动（而那正是德军在1918年春季做出的事情）：进行第一波猛烈攻势时就大获全胜。此次攻势固然同样无法在战略上产生决定性的效果，未能突破敌阵，可是对德国人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创伤经验。英军、加拿大军和澳大利亚军在坦克车配合下（这是坦克首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冲入了德军的阵地，迫使第一线的部队溃退，并且做出前所未见的事情，俘虏了大批德军。然后，他们还在继续扩大战果。

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记载道，曾经有人向他作出报告：如潮水般后撤的第一线单位，向开往前线增援的德军部队喊出了“工贼”这个字眼。39无论此事是否确实发生过，抑或只是传闻而已，这个故事给鲁登道夫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表示，他从此十分清楚地知道，作战的工具——德国军队——已经不再可靠：“这场战争该结束了。”

德国陆军在3月到8月之间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们在3月的时候虽已疲惫不堪、营养不良，最后的力量正逐渐消失，却再度充满胜利的意志，并且在展开攻势之初获得了极大战果。进入8月以后，他们显然再也不打算使出全力，即便只是纯粹采取守势的时候也不例外。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另外一个现象，因为随后在1918年8月到11月之间进行漫长的撤退战之际还会更加明显。此即德军就士气而言，已在当时裂解成两个迥然不同的部分。其中的一部分仍旧如同往常那般顽强地作战，甚至还因为战败的威胁而变得益发狂热。固然继续有人进行了英勇的防御战斗，不过正如同我所言，那只局限于部队中的一部分人而已。

更大的另外一部分则显示出来，德军的士气已经深受打击。那些士兵基本上早已心灰意冷，因为他们再也看不见获胜的机会，眼前只有势所难免的失败，而且他们根本无意在败仗的落幕阶段投入自己的生命。从军事的角度观之，军中的一部分人员已经狂热到拼死一搏的防卫决心，自然可获得较高评价；但我们也必须公平看待另外一部分的士兵们。

后者并非懦夫或逃兵，反而是军中共同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人员。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群众组成的军队，是一支懂得思考的队伍。旧式的职业军队乃纯粹的作战机器，被训练得盲目服从指挥和命令：“我们听任马匹来思考，因为它们的头比较大。”然而，这种常备军的誓死服从，再也无法适用于大战末期“最后梯次”的部队成员，因为他们是懂得思考的公民军队。如欲使之充分发挥战力，除了军纪之外还需要今日我们所称的“动机”——必须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为了值得一战的东西而战。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并非理想化的战争目标，而纯粹只是战胜的可能性。

持平而论，战胜的可能性在1918年7月——甚或早在同年4月——即已不复存在。德国人已经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箭，却未能命中标靶；从此进行的战斗，只不过是为了力挽狂澜，拖延打败仗的时间而已。一想到自己必须牺牲性命却无法换得任何东西，这种念头一定会让人出现心力俱疲的现象。

鲁登道夫在这方面也完全正确地看出来，军队本身继续作战的能力正在不断衰退——但民间和大后方尚未达到这个地步，因为人们依然颇为盲目地相信战胜的可能性，更何况他们还被报喜不报忧的陆军战情快报给误导。军方其实早在1918年春季和夏季就已经吃了真正的败仗。但是，这场败仗几乎无法在作战地图上面辨识出来，因为那是输在士气上。1914年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德国陆军从此不复存在。即便有若干单位仍然全心全力继续战斗，但德军的整体士气纵使尚未完全涣散，也已经深受打击。鲁登道夫可谓完全正确，因为他在1918年8月即已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这场战争该结束了。

可是应该如何结束战争呢？西方列强此时深信自己早已渡过难关，无须苦苦等待美国人即可放心大胆地立刻展开反击。而且，现在他们从中获得了颇不寻常的经验：他们的反击非常成功。自从8月以来，德军便不断从一个阵地撤退到另外一个阵地，他们虽仍继续战斗，但是战斗意志已不像从前那般坚定。到了9月底的时候，他们已经撤退到所谓的“兴登堡防线”，亦即最后一道经过完全整修，遥遥位于昔日前线后侧的防守阵地；而联军稍事整补之后，便集中全力继续对此展开攻击行动。如今“兴登堡防线”眼看即将被联军突破，西线战场已有全面崩溃之虞。

眼见情况如此，鲁登道夫决定认输。他和兴登堡在9月28日达成共识，必须提出停战要求，而且应该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基础来求和。假如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曾经仔细读过那十四点原则的话，那么二人就应该十分清楚，它们是以德国的全面战败作为出发点。因为“十四点原则”不但要求德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交还给法国，同时还要让波兰复国（其疆域将包括普鲁士辖下的波兰地区以及一个出海通道，亦即日后的波兰“走廊”）。我不相信鲁登道夫仔细研究过“十四点原则”，他只不过是想借此来表态，使得美国人难以拒绝德方的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

第二天（9月29日，星期日）又发生了一些状况，以致对事态的后续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鲁登道夫约请帝国的文人领导阶层在星期日前往战地大本营会商。政府内部最重要的两号人物——帝国总理赫特林伯爵与外交部长冯·海因茨——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前往。海因茨年纪较轻、体格健壮，于是乘坐了夜车，然后在星期日早晨与鲁登道夫晤面；赫特林年事已高，因而在白天搭乘火车出发，在傍晚时分抵达位于比利时斯帕的大本营。可是，海因茨已在那个空当向鲁登道夫灌输了一个新的想法。

海因茨构思出来的结论是：应该通过内政来为停战要求提供助力，以便争取威尔逊总统的善意。德国需要一个议会民主政府，借此让美国人觉得有一个新而民主的德国正在求和——而且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威尔逊本人提出的和平方案！因此，现在必须让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出面组阁，此外还必须修改宪法，将政体变更为议会君主制，使得国会可经由不信任投票迫使部长和总理下台。德国必须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德国人并非因为军事崩溃已近在眼前，而是由于民主革新的缘故才会在此刻追求和平。

鲁登道夫欣然接受这项建议，但是心中却另外出现不一样的想法。我相当确定，他完全领悟了海因茨以心理和外交因素作为考虑的建议。不过，鲁登道夫除此之外马上看出的机会是：他通过那种方式便无须亲自竖起白旗，反而可以将白旗塞入国会多数派的手中，亦即塞给自己在内政上的敌人。

9月29日当天于德皇也亲自驾临之际（但是德皇表现得非常被动），在前线大本营内作出决议，立即由国会多数派任命部长来组成议会制的政府。那个内阁应该在最高陆军指挥部不正式参与的情况下，尽速提交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因为按照鲁登道夫的估计，西线的溃败已近在眼前。为了便于提出停战要求，该内阁应获准修改宪法，将德意志帝国议会化。

10月2日当天，置身柏林的帝国国会议员领袖们从鲁登道夫的使者那边获悉此事以后，顿时不知所措。有关西线战争现在已经落败，甚至已有全面军事崩溃之虞的报道令他们深受打击。就连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也为之惊惧不已——更何况这个骇人听闻的讯息还附带了一项要求：如今他们必须接管摇摇欲坠的国家，正式宣告破产，并且为自己不该负责的事情负起责任来。

在那个晦暗的时刻，偏偏是社会民主党“跳入火坑”！这个令人瞩目的发展早已在战前准备就绪，而且它在随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更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其势力较大的“多数社会民主党”分支，比其他各政党更愿意承担责任。例如该党的主席——弗里特里希·埃伯特40——便曾经表示，既然人家现在把责任托付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必须“跳入火坑”，从德意志帝国拯救还能够救得了的东西。更何况官方除了勉强社会民主党出面提交停战要求之外，同时也终于认可了他们数十年来努力奋斗的目标：建立代议制的政府（亦即帝国国会可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总理和部长下台），此外并废除了普鲁士早已不合时宜的三级选举制。那些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士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当中，截至当时为止依旧悬而未决的最后几个重要项目。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实现那些要求，于是由埃伯特领军的社会民主党几经讨论和犹豫之后，同意接受这笔交易。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德皇时代在内政方面追加进来的这个成就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那些俾斯麦时代的“国家公敌”、在威廉二世时代仍不断遭到排挤和鄙夷的“没有祖国的工匠”，现在愿意以执政党的身份来接管国家（而且是接管帝国，因为当时根本还没有把推翻君主政体列入考虑），并且在实施若干改革之后继续治国，甚至不惜一肩扛起国家战败的责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此时在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主导下（他是一位自由派的贵族，以及巴登大公国统治家族的成员），由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中央党的部长们组成了新政府。该政府于10月3日，在不言及军事形势和最高陆军指挥部所扮演角色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说服拿不定主意的巴登亲王那么做的人，就是德皇本人。

现在有许多事情凑到了一起。首先出现的发展是，西部的战线并未全面崩溃，情况有异于鲁登道夫在9月28日和29日所作出的预测。德军在11月11日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之前都还持续作战下去——可是，他们不断撤退和丧失土地，而且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内，总共有二十五万名德国士兵遭到俘虏。但无论如何，直到战争的最后一日为止，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土地上都还维持着一条连成一气的德军防线，尽管阵地不断向后退缩，战斗却从未停歇。

另一方面，大后方却在此际——而且就从此际开始——形成了国内战线的崩溃。德国的群众，尤其是食不果腹、早已心生不满的工人阶层（亦即左派政党的选民），如今却在“迈向胜利”的半路上突然获悉（因为之前的战情报道从未真正承认吃过败仗），德国已经打输了那场战争，至少也已经认输了。无怪乎带领着他们落到这步田地的国家领导层级，已经完全失去那些人的信任。德国的大城市里面于是弥漫着一股革命的氛围。那只是正在酝酿之中而已，还没有爆发开来；然而从1918年10月开始，德国的内部政局已经出现强烈变化。

那年10月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威尔逊并未立即回应德国的停战要求。他仅仅发出一份照会，而且他在那份文件中不无道理地抱持怀疑立场，表示无须认真看待德意志帝国的骤然民主化（因为德皇和各邦国的诸侯们都还悉数在位）；接着，他又连续通过三份照会，催促德国内部做出更多改变。威尔逊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要求德国进行真正的民主化，并且还明确地表达出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用意就是要让德皇从此销声匿迹。

威尔逊提出要求以后，才促成德国在10月当中开始出现所谓的“德皇辩论”：既然现在已无退路可走，是不是也应该履行这项要求，德皇是否必须退位？帝国新政府的圈子内部随即形成了一个派系，主张不妨牺牲德皇个人，但不放弃君主政体。跟他们打对台的另外一股势力，则主要来自最高陆军指挥部和海军总部，而那正是我现在刻意要加以说明的对象。

鲁登道夫在10月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转变。之前他已经在9月29日张皇失措地发动了自己的政变（如此称之并不为过），因为他担心西部的战线即将崩溃。结果此事并未发生，而且西线仍然继续战斗下去，于是鲁登道夫又改变了主意。现在他打算再度决一死战。我们必须承认，若纯粹就军事观点而言，他在西线说不定还会有办法靠冬天来救急。协约国尽管持续不断采取攻势、向前推进，却从未真正取得突破。此际10月已然来临，眼看就是11月。入冬以后或许可望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德方或许可以在安特卫普—马斯河一线重新巩固西线战场，预备来年春季和夏季再度出击——然而，届时已部署完毕的美国庞大军力必将使得攻势全无胜算，而且一定会导致德国遭到入侵。

然而，这时又发生了其他的事件，以致西线的继续抵抗变得多余：德国的盟邦已经土崩瓦解。他们其实早在1918年初即已日暮途穷，只能将最后的机会寄托在德军的大规模攻势上，坐待德国打出最后一张军事王牌。等到那张王牌未能奏效以后，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内部随即四分五裂。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开始起事，以致奥地利军队以远甚于德军的方式，再也无法被使用为战争工具。首先是奥地利与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的防线全面溃败，接着轮到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阵地。纵使德国有办法在西线战场撑过冬天，南方已有形成新战线之虞，而且德国人对此完全无力因应。

德国的内政于是围绕着那些复杂的触发条件打转。如前所述，到了10月底的时候，两个旧派系重新在德国对立起来：昔日的好战派现在变成了死战到底派；昔日的和解派则几乎成为无条件结束战争派。最后二者之间的对抗在11月初导致德国爆发革命，但即便在10月底仍然无人能够真正预见此事。

德国革命的导火线，是海军总部作出了决定，准备再度冒险与英国进行一场大型海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那项决定并未向帝国政府报备。有一部分的德国舰队反对该计划而叛变，以致那项决定不得不被放弃。许多哗变的水兵当场遭到逮捕，恐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们的袍泽不愿坐视不顾。德国舰队从西部的海军基地撤回基尔港以后，当地在11月4日爆发了大规模的水兵暴乱。叛军接管军舰，升起红旗，组成水兵委员会，接着进而控制了基尔市。

这次的水兵起事虽然在时间上恰好与“德皇辩论”重合，不过它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可是，那些水兵一旦夺取了舰队和基尔市以后，发觉既已动手就不能半途而废，免得到头来还是被当成叛乱犯处死。于是，他们从基尔蜂拥而出，结果从11月4日开始的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革命就如同森林大火一般地在北德蔓延开来，而后经由德国西部扩散到德意志帝国大部分的地区。除此之外，许多德境邦国的首府也出现了自发性的起事行动——例如11月7日在慕尼黑。

那整个过程都缺乏领导，但人势汹汹而难以遏阻：戍守国内的部队组成了士兵委员会，工厂里面则组成工人委员会。那些工人士兵委员会形同接管了各大城市的行政工作。“十月政府”脚底下的土地开始摇晃。对该政府而言，这场革命来得非常不是时候。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曾经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1918年11月7日与埃伯特晤面时的情形：

一大清早我看见埃伯特独自待在花园里。首先我向他说明了自己已经计划好的行程：“您晓得我的意图何在。假如我能够成功说服皇上的话，那么您是否将站到我这一边来对抗社会革命呢？”埃伯特毫不迟疑地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如果皇上不退位的话，那么社会革命将势所难免。然而我不想要革命，是啊，我就像痛恨罪恶一般地痛恨它。”

埃伯特借此表达出自己的真心话。他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在10月的时候，共同实现了他们希望在内政上达到的一切目标。现在他们计划尽快结束战争，然后与中产阶级的进步党以及中央党结盟，以类似“战争破产管理人”的身份继续治理德意志帝国，共同维护国家在“十月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议会君主政体。因此，革命是他们此刻最不需要的东西。

然而，革命似乎再也无法遏阻。到了11月9日，星期六，首都柏林市也遭到波及。当时正在进行总罢工，工人群众走上街头，穿越市中心来到帝国国会前面示威——实际上他们除了要求结束战争之外，别无其他目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人物——塞德曼——却认为必须向他们作出让步，于是从国会大厦向楼下聚集等候的人群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此举令埃伯特对塞德曼憎恶不已。二人随即在国会餐厅内大声争吵起来。埃伯特表示，德意志国未来的走向，不论是君主政体也好，还是共和政体抑或其他的形式也罢，都必须由制宪会议加以决定。

埃伯特当时还希望维护君主政体。因此，他在11月9日下午，仍然设法撤销塞德曼宣布成立的共和国（那是德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插曲）。此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已径自宣布德皇退位，并且以违宪方式将总理职务转让给埃伯特。埃伯特于是接见巴登亲王，并请求他担任摄政王，以便保留继续维系德国君主政体的可能性。可是巴登亲王已经心灰意冷。他早就受够了一切的一切，只希望从此回归私人生活，因而一口加以回绝。如此一来，就连埃伯特也不得不接受已然是既成事实的德意志共和国。

德意志共和国不仅由于塞德曼在帝国国会阳台发表的演说而变成了事实，而且那几天里面又发生了另外的事件。德皇虽然实际上根本还没有退位（我很快就会针对他作出说明），但他最起码已经在11月9日至10日的夜间出奔荷兰走上流亡之路。几乎其他所有的德国君主，诸如巴伐利亚国王、萨克森国王、符腾堡国王和其余德意志邦国的大公爵与公爵们，果真都在11月的那些日子当中纷纷退位，只不过有些人稍微早一点，有些人稍微晚一点罢了。这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奇特，因为那些君主们悉数未曾受到人身威胁。“工人士兵委员会”只需要派出代表团过来当面要求他们退位，他们便不加抵抗地乖乖就范。

那些德意志君主们都曾经是名正言顺、地位尊崇和不受质疑的统治者，却都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11月的混乱时刻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种发展，而且说来奇怪的是，后来的德国历史撰述也难得留意于此，至今仍未对之作出充分解释。君主们退位的方式有时简直称得上是心平气和。以萨克森为例，国王向要求他退位的代表团开口表示：“好吧，那么你们就独力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吧。”

“烂摊子”一词，是对这整个过程的最贴切描述。德意志的君主们已不打算继续统治下去，只是争先恐后退隐到多半舒适安逸的私人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遭到拘捕，更遑论是如同法国和英国的国王那般，在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时期遭到处决。德国的革命——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充满了善意。然而，它在那几天之内却宛如一场大地震，令人完全束手无策。

现在我想再花点时间，对德皇作出一些说明。德皇在10月29日驾临位于斯帕的前线大本营以后，先是完全赞同实施议会改革，并且愿意以议会制君主的身份继续统治下去。一位前往斯帕晋见、旨在劝德皇退位的普鲁士部长，因而遭到他厉声斥责。等到革命爆发后，德皇震惊之余起初还一心期待，能够在停战之后立即抽调野战部队回国镇压革命，可是11月9日的经历却令他大失所望。

正如同之前详述过的，自从德方的大规模攻势失败以来，德国军队的士气早已今非昔比。而等到德国提出停战要求，并且在国内造成严重冲击之后，德军的士气甚至更加低落。11月9日当天，最高陆军指挥部邀请了三十九位多半为师长级的前线指挥官前往大本营面报，说明陆军部队是否愿意在停战以后，为了维护帝制而向革命运动展开战斗。指挥官们一致作出的判断是：不愿意。部队已经准备就绪，可在必要的时候伴随陛下行军退回德国，但是不论对内也好对外也罢，他们都再也无意继续作战。

兴登堡随即与刚在10月底接替鲁登道夫出任副参谋总长的格勒纳将军作出决定，要劝告德皇退位——否则至少也应该流亡国外。德皇在11月9日当天便对他们的催促作出让步，而且很奇怪地同样未曾反抗。威廉二世于是流亡荷兰，不但埋葬了他个人的皇位，而且后续的发展还会显示，他同时也断绝日后重建君主政体的机会。11月稍后他才正式宣布退位，但那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

那年11月9日作出的两项决定因而终结了德国的帝制：一是德皇出奔荷兰，二是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他同样出身自统治者家族）拒绝为了维护德国的君主政体而担任帝国摄政王——但君主政体未必只意味着霍亨佐伦家族的皇位。埃伯特既然身为新任的国家总理，而且已经是新政权的真正领导人，只得独自出面与革命运动周旋，同时还必须完成停战协议。

协约国内部也在整个10月针对停战协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欧洲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反对停战协议。他的出发点是：反正德国人已经打输了，现在何必还要答应停战，让他们有机会退到莱茵河后面挖掘新的战壕继续作战下去？潘兴就仿佛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那般，也主张无条件投降。

法军和英军的总司令却宁愿同意停战。其部队和德军一样已经严重流血，因此他们无意在1919年重新大举发动攻势，不像美军希望借此来通过第一次真正的战斗考验。最后他们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接受停战，但先决条件是必须让德国不可能再度采取敌对行动。

接着他们通知德方，可派遣代表前往联军总部听取停战条件。此事发生的日期是1918年11月6日。德方选派了一位中央党籍的国会议员以及马克斯·冯·巴登内阁的部长——埃尔茨贝格尔——担任停战代表团团长。其中非常值得注意之处为：被派遣前往签署军事停战协议的人士并非将领，而是一位平民政府的成员。

结果证明，那些停战条件极为严苛。它们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德意志帝国的彻底战败，并使得任何后续的抵抗行动都全无可能。西方列强要求，德军必须于最短期限内撤离仍遭占领的土地，而且撤出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及莱茵河右岸的三个桥头堡。协约国的军队将紧随着撤退德军部队的脚步，一并占领莱茵河左岸地区与右岸的三个桥头堡。此外，他们还要求德国交出舰队，并且留下或缴纳巨额的物资。协约国主要的停战条件看起来大致如此。而且，那些条件以毫不含糊的方式明白告诉德国人，他们已经打输了整场战争。我们甚至可以表示，通过那些条件才使得败仗真正尘埃落定。因为它们导致日后不可能在莱茵河后侧出现任何抵抗行动。

埃尔茨贝格尔在11月6日，也就是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出发前往贡比涅拜会福煦元帅，接获了停战条件。他商谈一些细节之后，便把停战条件呈递给帝国政府，接着由政府转交最高陆军指挥部。最高陆军指挥部随即作出声明（此事切不可忘），纵使再无转寰余地也必须接受那些条件，因为德方已经不可能继续战斗下去了。埃尔茨贝格尔随即正式签字。于是，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开始生效。

现在我们必须想象一下德国人对此的观感如何。他们直到那年8月为止，都还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们要等到10月初提出停战请求之后才获悉，帝国政府——但那未必等于最高陆军指挥部（也请记住这一点）——认为战事已经毫无指望，并且放弃了战斗。接着政府在11月9日改组，完全由社会民主党出面领导；与此同时又爆发了革命，各邦国的君主们纷纷下台一鞠躬，德皇据说亦已退位，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逃跑了。

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不明就里的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依时间先后顺序综述如下：就在我们即将打胜仗的时候，却有那么一帮自作聪明的家伙进入政府高层——他们始终一心一意只想缔结“妥协和约”，接着主动认输，随即闹出革命，而后又签订了让我们丧失战斗能力的停战协议。

在此背景下，后来发展出“背后捅一刀神话”。鲁登道夫乃公开说出此神话的第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埃伯特事先却已经为此铺好了路。因为对埃伯特而言，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在国内拯救还救得了的东西——万一势不可免的话，便以共和国的形式延续10月时的君主政体，并且必须镇压革命。埃伯特先是假装与革命运动言和，于是他在11月10日出席“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举办的大会，以六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领袖之身份，41第二度被推举为政府领导人。事实上，他却正在筹划与残余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亦即军方新上任的真正最高指挥官格勒纳将军），建立起同盟关系。

就在同一天晚上，二人进行了一场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电话会谈。埃伯特固然并非名正言顺的国家总理，但他一则经由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职务转让，再则通过“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革命派的推举，可谓获得了双重正统性。埃伯特试图重新恢复在10月初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缔结的盟约，希望利用停战的机会将野战部队抽调回来压制革命，并以这种方式确保最高陆军指挥部对新政权和新宪法的支持。格勒纳将军在第一次电话会谈中便立即对此大表赞同，后来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口头约定。二人之间的协议涉及了一场反革命行动，亦即要动用武力来镇压左派革命——左派革命的领导中心是“人民代表委员会”，而说来讽刺的是，“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最高领袖正是埃伯特本人。

格勒纳将军后来曾经对那次的口头约定作出描述——1925年审理所谓“背后捅一刀诉讼案”之际，42他出庭宣誓之后吐露了事情的原委。当时格勒纳表示：

最初步的工作——那是我的想法和首要目标——就是要在柏林夺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权力。为了达成此目标，我计划调遣十个师的部队开入柏林。有一名军官被派赴柏林商讨相关细节，谈判的对象也包括了普鲁士的战争部长，因为他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那时面临了一系列的困难。我只能在此指出：无论是独立的政府成员（即所谓的“人民代表”），还是另一派人士——我记得那是“士兵委员会”，但现在无法即席说出细节——都要求部队进城时不得携带实弹。我们自然马上对此表示异议，而埃伯特先生当然立刻同意部队可以携带实弹开入柏林。

我们必须利用此次进军所带来的机会，重新在柏林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并且为进城之后的每一天分别妥善拟订计划。那个计划里面逐日列出了应该完成的事项，诸如解除柏林市的武装、从柏林清除斯巴达克斯党人等等。43凡事都详加规划，逐日列出了每一个师的工作。这一切都经由我派往柏林的那位军官，与埃伯特先生进行过讨论。我为此对埃伯特先生由衷感谢，而且我也因为他所展现的绝对爱国心与无私奉献精神，愿意在他受到攻讦的时候，随时随地出面为他辩护。那整个行动计划完全是在与埃伯特先生达成协议，并且经过他认可之后才订定下来的。

那就是“埃伯特—格勒纳协定”；它在11月获得确认并研拟出全部的细节，而军队就在同一时间非常快速地撤回德国境内，不过他们还是需要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夫。12月初，当埃伯特在柏林市致词欢迎返国士兵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预先道出了“背后捅一刀神话”：

没有任何敌人曾经击败你们。一直要等到敌方在人员和物资上的优势日益具有压倒性以后，我们才放弃了战斗……你们可以抬头挺胸地回来。

“埃伯特—格勒纳协定”起初一败涂地。“全国委员会大会”即将于12月16日在柏林市召开，而返回柏林的十个师部队应该先发制人，在大会开幕之前发动反政变。实际发展出来的结果却是（格勒纳也曾在1925年向法庭宣誓对此作出证词），那些士兵根本再也无法被聚集在一起。那已经不再是大战四年期间内的旧德国陆军！士兵们立即争先恐后抢着回家；其人数在部队返回柏林当天的晚上即已开始锐减，那些单位更于随后数日内几乎完全解体。等到“全国委员会大会”在12月16日顺利召开之际，开入柏林的十个师总共只剩下了八百人可供差遣。这是军方自从8月以来，在士气方面快速发生宁静革命之后的结果——它固然与国内后来发生的革命截然有别，不过二者之间当然还是产生了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前线部队再也无法被使用为国内权力斗争的工具了。

最高陆军指挥部此时已经转赴卡塞尔，并且决定不再阻止军队复员，改弦更张另外组织了“义勇军”：那是由部队中的特定分子所组成的志愿军单位，其成员未曾涉入军方的内心革命，直到最后都还狂热地继续战斗下去，对国内的发展抱持敌意，效忠德皇，忠于鲁登道夫，而且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将11月发生的事情扭转回来。埃伯特政府——尤其是新上任的“国防军部长”诺斯克——如今也开始与义勇军结盟。

1918年底，柏林市皇家马厩附近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街头战斗，其间革命派的“人民海军师”击败了旧陆军的残部。新的一年则以柏林市所谓的“斯巴达克斯周”作为开端，结果刚组成的第一批义勇军单位血腥镇压了新一波的革命尝试。44

我们随之迈出了1918年。不过，我想立即补充说明的是，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发生于柏林的各种事件，后来又在1919年上半年于许多德国大城市重新上演。一场内战便这么蹑手蹑脚地展开，而“义勇军”在埃伯特—诺斯克政府的撑腰下（埃伯特当上总统以后则换成了塞德曼—诺斯克政府），在许多德国大城市血腥压制了“工人士兵委员会”残留下来的政权。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会多数派与旧军方的反革命派结盟之后，果真抹除了1918年的革命。最后那场革命只有一项成果保留了下来：帝制已告结束。

不过，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已经看见，那个令人困惑的一年内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如何对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心境造成了特别的折磨。那些德意志中产阶级的成员当中，也包括了一位失败的艺术家，一位奥地利人。他曾经志愿加入德国陆军，有过不错的表现。他曾为毒气所伤，在一座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军医院里面经历了战争的结束。而且，他就在此际决定从政，以便扭转他自己眼中在1918年时发生的各种可怕事故——大后方显然已陷入精神崩溃，显然已经到手的胜利白白遭到放弃。那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男子当时还默默无闻，不过他在随后十年之内，将逐渐跃升为德国政坛的关键人物。

第六章
魏玛与凡尔赛

1919年1月选出的国民议会在魏玛举行了会议，而非在动乱不安的柏林。他们之所以前往魏玛，是因为该地相当宁静，并且在军事上易于防守——或许有一部分也是由于这座小城在文化史上的声誉，而那是新德国有意链接的对象。但魏玛国民议会所面临最重要与最困难的课题，并不是如何来制定《魏玛宪法》。真正的难题在于，应该决定同意或者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因为德国在1919年4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收到了现成的和约。45

《凡尔赛和约》草案的内容在1919年5月被公开以后，德国人不啻狠狠挨了一棍，而且平民百姓的感受跟国民议会和政府完全一样：在东部、西部与北部割让的领土多得骇人听闻；德国几乎完全被解除武装，必须支付巨额赔款，不再拥有殖民地。而且，整份和约处理德国的态度，不像是对待一个虽然打了败仗但仍旧属于国际共同体的战争对手，反倒像是处置一名收到了刑事判决书的被告。平民百姓、国民议会与政府当局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要签字。

假如不签字的话，事态又将如何发展下去呢？就此而言，不但是在当时，即便今日回顾起来也毫无疑问的是：西方盟国必将恢复敌对行动，挥军入侵德境，并且在不遭遇抵抗——最起码不遭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按照盟军那时的计划占领威悉河以西的德国。46结果德国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历经可怕的内斗与一次政府改组之后，在和约上面签了字。

德国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多数成员都忧心忡忡，害怕国家将随着联军的占领而陷入分裂。他们认为，若不签字的话，联军将会在西部与既有的南德邦国，以及与普鲁士北方境内新成立的国家级政权单独签订条约，导致德意志国裂解成两个部分：西边的部分将被西方列强占领，东边和东北边的部分则是旧普鲁士与萨克森。今天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摆在眼前之后，我们禁不住想问：上述情况难道果真有那么可怕吗？

假若当时就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将会形成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演变出来的局面：出现一个迟早必将依附于西方阵营的西德国，以及一个当时仍然完全保有普鲁士东部省份的东德国47——但其命运难以预料。因为，无论在从前或现在都很难预测，万一盟军入侵到威悉河一线之后将造成何种情况。

谁又能够确定，南德各邦的政府以及德境西北部新成立的政权将会签署条约？届时柏林如果仍然有德意志国政府存在的话，联军是否也必须占领德国东边的部分？这种解决方式岂不比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情况要来得有利多了——一个没有俄国人的“1945年”、东部的省份不至于遭到截肢、48德国全境完全由西方列强占领？由于协约国迟早必须想办法找来另外一个德国政府，因而就连这种被占领的状态也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以上都是完全没有答案的问题。反正纵使德国人在1919年不曾签署和约的话，照样有机会如同签订和约之后那般，继续保存德意志国。德国固然在《凡尔赛和约》上面签了字，可是从中期和长期的眼光来看，此事甚至为德国的强权政治带来了更佳机会，即便德国人当时对此还不明白。因为《凡尔赛和约》只是巴黎和会直接与德国有关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心平气和观之，在巴黎建立的整个和平体系绝非不利于德国的强权地位。

德国固然因为解除武装和战败赔款，被套上了两副沉重的枷锁，有朝一日必须设法挣脱。可是，在另一方面却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德意志国在西部、东部和北部的面积缩小，但其主体并未受损，该国在欧洲所处的地位非但不比1914年之前来得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势。

套用当时习惯的讲法，德意志国在1914年以前是被“团团包围起来”。它位于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四大强权之间。其中的三个强权——英国、法国和俄国——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结盟对抗德国。

四大强权之一如今已完全解体：奥匈帝国早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弱小的后继国家，它们光是因为自己的面积便永远无法成为强权，甚至迟早将沦为邻近大国的势力范围，而那个大国就是德国。

俄国现在变成了苏联，处于欧洲的体系之外，而且它和德国都遭到唾弃（此强硬用语并不算夸张）。这个俄国宁可与同样遭到唾弃的德国交好，也不打算跟西方列强结盟。

如果套用西洋棋术语的话，德意志国当今的“布局”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的周围已经出现了许多有利变化。德国这种强化后的布局早已随着战争的结果，但也随着和约的规范而定型下来，除非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否则就无法加以逆转。德国由于限制军备和战败赔款而受到的削弱，反而仅仅具有暂时的性质。等到战争结束了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将不会再有人企图借由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来阻止德国重新武装或者强迫德国继续赔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德国的地位实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结果而获得强化，并未遭到削弱。

西方列强却自始就立场纷歧，他们大费周章以后才对和平条约的最后内容达成协议。其中最强大的一员随即退出：美国不曾签署《凡尔赛和约》，远离了欧洲的事务，并且拒绝继续为之前向法国作出的承诺提供担保。这就意味着，《凡尔赛和约》仅仅受到两个强权支撑，即英国与法国。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即可看出，那两国必须共同作出最大的努力才有办法与德国相抗衡。他们不可能一直把德国压倒在地上。

更何况他们彼此之间很快就产生利益冲突。英国在签订《凡尔赛和约》之后感觉心满意足。因为德国早已遵照停战协议所列出的条件，向英国交出了舰队；《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重新拥有大型舰队；德国的殖民地已遭到没收并接受英国管辖，有些甚至还直接拨交给英国。英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战争目标。

可是，对法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它未能达成自己的作战目标。法国以该国当时的四千万人口，历经惨重的流血牺牲之后才刚刚撑过了战争，却赫然发现自己继续面对着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既没有被分割也没有被裂解的德国。从长远来看，一旦德国恢复了元气、从《凡尔赛和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之后，将会重新享有优势。

法国因此和1919年后的德国一样，也主张修正主义。既然《凡尔赛和约》无法让法国感到满足，于是法国为了本身的生存利益必须让德国付出代价，并将和约修改得对自己有利。德国则打从一开始就同样立下决心，务必要修改《凡尔赛和约》，尤其是要摆脱阻碍国家复兴的两大枷锁：解除武装和战败赔款。

德国国内对此产生的共识是：和约的内容无法被接受，必须加以修正。修改时的优先级却自始就莫衷一是——应该首先设法回避有关限制军备的规定，重新成为军事强权呢？还是应该首先尝试摆脱赔款来重建德国的经济，通过这种方式再度成为强国？

前者是国防军的策略，并特别受到其当时的领导人冯·塞克特将军支持，49而且它首先获得采用。塞克特致力于秘密重整军备，而且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目标基本上只可能与俄国联手达成。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防军与红军之间就已经偷偷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苏联向国防军提供俄国的场地，让他们在那里演练操作遭到《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器，诸如坦克、飞机和化学战剂等等。国防军用于交换的做法，则是向仍处于草创阶段的苏联红军提供训练，并且传授德国参谋本部的作业方式。1935年时，德国派驻苏联的军事全权代表科斯特林将军，在苏联进行了一次被评定为特优的军事演习之后表示：“我们与有荣焉。那些指挥官和领导人员都是我们的学生。”

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显然也很早就出现另外一个与苏俄合作的机会。50波兰在1920年发动攻击以后，波兰与苏俄之间随即爆发战争。俄军起初占了上风，一路逼近华沙。塞克特当时已经开始考虑，如果俄方获胜的话，德方也应该进攻波兰，并以某种方式与俄国再度瓜分波兰——至少也要让德国完全收复1919年被《凡尔赛和约》割让给波兰的土地。

不过，这个想法还是落空了，因为“波苏战争”的最后结局对波兰有利。俄国人未能并吞波兰的疆域，反倒是波兰人大量并吞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土地，而且一直保留到1939年为止。不过，就连这种发展方向也对德国有利。波兰与俄国之间持续出现的强烈敌意，使得国防军高层的“塞克特路线”不断有机会推动德苏军事同盟，以便两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联手向波兰开战。国防军的那种做法，甚至一度还争取到德国官方外交政策的支持（虽然后者其实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如此便出现了战后的第一个耸动事件，即德国与苏俄在1922年签订的《拉帕洛条约》。刚好就在热那亚举办一场国际经济会议的时候，突然传出有关缔结该条约的消息，使得西方国家对德国抱持着浓厚的不信任感——这种所谓的“拉帕洛情结”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根除。

就表面上的内容而言，《拉帕洛条约》是德国与苏俄以温和理性的态度事后补行签订的和约。《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作废，新德国与新俄国如今决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时西方列强尚未与苏俄建交）、相互以最惠国待遇来维系贸易关系，同时两国之间全面恢复正常关系。在那些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议之处，但它们的背后自然还隐藏了更多东西。

因为自从签订《拉帕洛条约》以来，德、俄两国原有的松散军事合作关系益形巩固，一直持续到1933年为止。两国有朝一日联手向波兰动武的可能性，也仍旧令双方的军事高层念念不忘。于是，国防军优先争取的目标，已在某种程度内通过德、俄之间的合作而得到实现。那就是要规避《凡尔赛和约》所列出的军事条款。

德国外交当局和德国整体政策所着重的事项却有所不同：重整军备不该列为德国最优先的目标，当务之急应当是设法摆脱赔款的负担，以便让德国经济获得重建的机会。为了实现摆脱赔款这个目标，德国的政策于是对一种社会灾难视若无睹，然而那个灾难却对德国的国内政治氛围造成毁灭性影响，此即1919年至1922年之间连续不断的快速通胀。而且，通货膨胀在1923年更是势如奔马。

1923年出现荒诞不经的情况之前（我马上还会对此作出说明），德国一切的金钱财富早已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全面贬值。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德意志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仍相当合理，大约是十比一。到了1922年，一美元已可换得两万马克，51也就是说，德国所有的货币资产变得一文不值。于是，在货币储蓄者和现金拥有者受害的情况下，德国财富进行了剧烈的重新分配，而其中的获益者是当时享有经济优势的实物资产拥有人。

德国在1919至1923年之间充分就业，不过实得工资持续下降。德国工业界让德国储蓄者付出代价之后，得以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潮，而那正是其他各国在士兵大量复员之后所面临的困扰。德国工业界出口了价格不断下跌但是数量极为可观的商品，于是还有办法继续营运下去。

因此，最先在德国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并非工人，而是储蓄了金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产形同遭到没收。这种情况激起了巨大的恨意。于是斯特凡·茨威格后来曾经写道：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1919年至1923年之间的通货膨胀那般，将德国中产阶级调教得愿意接受希特勒。

德国中产阶级的那种愤恨并非毫无道理可言。因为中央政府不但对通货膨胀袖手旁观，反而还刻意借此追求一个重要的目标——让德国在国际间不再拥有可被接受、可用于支付的货币，试图用这种方法摆脱赔款。

德国的修正主义和法国的修正主义因而在此相互碰撞。德方放任通货膨胀肆虐，以便让自己失去偿付能力来规避赔款。法方则设法利用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的机会开疆辟土，将《凡尔赛和约》修改得对自己有利。双方修正和约之争的最高潮，就是1923年所谓的“鲁尔战争”。

法国也曾经在之前几年内，针对德国违反赔款规定的行为采取过某些制裁措施，时而跨出莱茵河左岸地区占领右岸的若干城市。最后法国在1923年决定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出兵占领了鲁尔地区——当时那里是德国最为重要、延续德国经济命脉不可或缺的工业地带。法国如今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先是在经济上，而后在政治上，将这个地区从德国切割出去。

德国的对策是进行所谓的“消极抵抗”：鲁尔地区停止了工业生产。可是，鲁尔地区的工人和工业家们必须继续养家活口，而当时的因应之道就是完全无限制地操作印钞机。

结果，连印钞机都不敷使用了。在1923年的时候，光是想印制足够数量的纸币也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难题。这么一来，就不得不动用民间的印刷机来帮忙印钞票。此外并衍生出交通方面的问题：一整列又一整列的货运火车必须被用于运输，以便及时将刚印好的纸钞运送出去。当时，荒诞不经的情况已有各种报道叙述了，在此便不对这个主题多作说明。52

总而言之，鲁尔地区进行消极抵抗以及政府资助消极抵抗之后，所造成的情况是：德国的货币经济实际上已在1923年陷入瘫痪。那光怪陆离的一年当中，美元汇率成为全体德国百姓都十分熟悉的话题，而且美元汇率产生了宛如体温计一般的作用。在1923年初，一美元还折合两万马克；8月时的美元汇率已经突破百万大关，又过了三个月以后进而突破千亿大关。到了1923年底，一美元所能换得的金额已高达4.2兆马克。德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货币了。

1923年之前，通货膨胀还只是夺走人们储蓄的金钱而已，现在就连以现金支付的收入亦已严重贬值。如今工人也深受通货膨胀荼毒，受害者已不再像从前那般只局限于家有积蓄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人们再也无法靠工作赚钱，而且即使赚到了钱，也会在一个小时之后变得一文不值。德国普遍出现荒谬的情况，以致在1923年秋季演变成攸关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德意志国在1923年秋季已濒临政治解体。鲁尔地区的消极抵抗行动则无论如何都必须终止。尽管如此，消极抵抗还是为德国带来了一个非常幸运的结局：其他的赔款支付对象——英国和美国——如今已得出结论，不可以再这么继续下去。于是法国遭到施压，被迫结束在鲁尔地区的冒险行动；德国则终于完成早就应该在1919年至1920年做出的事情，进行了货币改革。

有了新而稳定的货币作为基础之后，即可对赔款另订规范。德国得以分期偿付已调降的赔款金额，在起初不订出赔款总金额的情况下，每年支付二十亿马克左右——但是为此必须以某些国家岁入项目作为抵押，其中主要是关税收入，同时铁路的管理权也包括在内。除此之外，德国还必须针对西部的边界，与英国、美国和法国达成最终协议，如此一来即可同时排除日后法国的侵犯行动以及德国修正领土的要求。

1924年与1925年之交，上述事项在西方促成了一个新的和平条约。它总共分成两部分，分别为1924年暂时解决了赔款问题的《伦敦协议》，以及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在《洛迦诺公约》中，德国终于自愿放弃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且作出承诺，等到盟军撤出当时仍被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后，该地区将维持非军事化。为此交换到的非常有利条件是，英国与意大利从此将为法、德两国最后敲定的德国西部边界提供保证。

《洛迦诺公约》意味着，法国基本上已经与自己的东欧盟友脱钩。既然德国西部边界已得到意大利和英国的保证，那么纵使德国在东方与法国的盟邦（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交战，法国也不得越界进行干预。

这个在《洛迦诺公约》里面虽然从未讲明，但是不言而喻的结论，使得法国转而采取纯粹的守势。法国在签订《洛迦诺公约》之后的几年内修筑了“马其诺防线”，以此举动向世人宣布，该国从此不再自视为欧洲的霸主，以及中欧与东欧新成立民族国家的担保人，反而只是一个关注自身安全、除此之外别无希冀的国家，不但愿意迁就德国，而且必须迁就德国。

法国起先还尝试避开这种状况，其做法是敦促各方也针对东欧签订《洛迦诺公约》，由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对德国的东部边界做出保证，尤其是波兰与德国的边界。然而，这项要求非但遭到德国拒绝，就连英国和意大利也加以反对。两国的这种反应不无道理存在。毕竟西方列强于紧急情况下面对一场德国的东方战争时，将无法真正动用武力来保障波兰的疆界，这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白显示出来的事情，而且纵使在当时也不难预见于此。况且，如果针对东欧签订《洛迦诺公约》的话，那么苏联也必须参与其中，但苏联当时是欧洲列强的拒绝往来户，同时苏联根本无意为了向波兰的某些边界提供保证而出面对抗德国。更何况，苏联自己在波兰也有许多失土。

因此，签订《洛迦诺公约》以后的情况如下：德国人不声不响但非常有效率地在东边与苏联合作，以便规避《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同时他们在西边形同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签订一个新的和约，继《凡尔赛和约》之后启动了一个新的和平体系，借此排除法国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

德国起初必须继续支付战败赔款，但是负担已经减轻，虽然赔款的总金额仍未确定。除此之外，美国在此时已经以一种对德国比较有利的方式来涉足欧洲经济。

法国和英国不仅为德国支付战败赔款的对象，他们同时也是美国的债务国。当初两国为了继续作战下去，需要美国大量提供贷款。美国人现在坚持他们必须偿还那些贷款；法国和英国尽管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不得不还钱。结果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经济循环。德国向英国和法国支付赔款，英国和法国则向美国偿还战债，而为了让此事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美国又向德国挹注贷款。这么一来，德国主要是依靠美国的贷款，而在1924年至1929年之间处于重建阶段，甚至出现中度的经济繁荣。贷款的数目大幅超出了德国的赔款金额。曾经有人非常粗略地估算出来，德国人在那几年内大约支付了一百亿马克赔款，却获得了二百五十亿马克左右的美国贷款。同时，德国人更因为经济的复兴，在对外出口方面表现极佳。

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亲自主导了各种相关事务，并且从中争取到一个经过明显改善的《凡尔赛和约》版本，即便他并不因此感到满意。他难得公开透露自己进一步修正和约的目标，但还是几度作出相当明白的暗示，让人得以大致道出端倪。

施特雷泽曼的近程目标，是要让法军和英军撤出当时仍遭两国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他也实现了这个目标，却无法亲身经历此事发生。因为英、法两国在1929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同意撤离，但完成撤军行动的时间是在1930年。

施特雷泽曼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动员所谓的“境外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巴尔干半岛的德国人。他希望那些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德国的前哨站，促使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唯德国马首是瞻，甚至促进当地争取与德意志国合并的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在他任内也相当顺利，比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得还要成功许多。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些“境外德国人”不免遭受了可怕的报复。

第三个目标已经是远期的目标。就此而言，施特雷泽曼寻求修正东边的疆界，主要是撤销所谓的“波兰走廊”。至于上西里西亚被并入波兰的部分，53他希望通过施压——但未必开战——在时机有利的时候加以收复。这个目标似乎也并非毫无指望，因为此时《洛迦诺公约》已经导致法国在东欧被绑住了手脚。

施特雷泽曼的第四个和最长程的目标，是要将德意志国与奥地利共和国统一起来——当时奥地利被称作“德意志奥地利”。54这种“德奥合并”当时也是奥地利百姓所完全乐见的，不过施特雷泽曼的构想是将此事保留给无法预见的遥远未来，静待有利外交局势出现。

德国固然继续秉持修正主义立场，但在短期之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联军提前撤出莱茵地区。然而在撤军之前，必须先对赔款的总金额作出最后规范。1929年终于通过所谓的“扬格计划”，对此达成了协议。“扬格计划”更进一步调降了德国每年赔款的金额，订出的赔款期限却非常漫长，要求德国一直赔款到20世纪80年代。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由于经济蓬勃发展，轻而易举就可以用出口盈余来支付那笔款项。

自从1924年至1925年引进新规定以来，出现了几个颇为平静和幸福的年头，然而这一切随着1929年从美国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而被打乱。对德国来说，全球经济危机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的贷款停止继续流入；若是短期贷款，甚至必须部分偿还。德国迄今仍然相当高的就业率立刻急剧下降，在经济方面则出现了破产潮。

这个发展使得此时刚改组的德国政府再度有机会摆脱赔款负担，并取消不久前在“扬格计划”中订出的新规范。但这回不必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般大肆通过通货膨胀来进行，而是借由刻意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它让德国变得如此贫困，以致根本不再有能力继续支付赔款。最后，就连德国的债权人也不得不承认此事。

这项通货紧缩政策成为德国在魏玛共和时期，为求摆脱赔款而遭遇的第二场重大社会灾难，而且这一回的政策起到了效果。全球经济危机不但波及德国，同时更对整个西方世界造成重创（俄国除外）。在所有受到影响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本身），人们如今开始意识到，当前的形势使得这种“政治性的付款”——亦即一方面由西欧盟国向美国偿还贷款，另一方面由德国向西欧盟国支付赔款——不应该对日益陷入崩溃的全球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于是，美国总统胡佛在1931年要求一概停止此类“政治性的付款”，起先是通过有效期限为一年的《胡佛延期偿付案》实现了这个目标。等到一年期满后，1932年在“洛桑会议”期间果真达成持久协议，由法国、英国和其他的债权国放弃继续向德国索取战败赔款。即便当时商定德国仍须支付一笔金额为三十亿马克的尾款，但德国从未支付那笔款项，而且不曾有人认真追讨。也就是说，海因里希·布吕宁总理通过其刻意让德国陷入贫困的政策，终于实现了摆脱赔款的目标，纵使他本人在此不久以前已经黯然下台。

我还想简短对此指出的是，德国在1930年至1933年之间陷入贫困一事，直到今天仍然被看成是全球经济危机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全球经济危机只不过是部分理由而已，其情况正如同1919年至1923年之间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仅有一部分是出自那场由公债加以支撑、然后打输了的战争。反正无论就前者或后者而言，都只不过是部分的事实。若能及时在战后进行货币改革，德国应不至于沦落到让全国储蓄资产都化为乌有的地步；而若能采取不一样的经济政策，应可大幅减轻全球经济危机对德国造成的伤害，而非使之更进一步恶化。因应大萧条的经济政策当时非但有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在德国亦有诸如瓦格曼等经济学家加以鼓吹：这种政策旨在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即便牺牲了政府的预算平衡也无妨），通过所谓的“赤字开支”让经济再度产生动能。布吕宁的政策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他激化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恶果，蓄意使德国的经济完全朽坏，借以摆脱赔款。如同前文所述，他获得了成功。55然而，我们将在下一章做出说明：他的这个成就在内政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陷入贫困的德国百姓成群地推向了希特勒。

同一年内，德国的修正主义政策还取得另外一项重大成就。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了国际裁军会议。西方列强曾于《凡尔赛和约》中，将德国的解除武装列为全面裁军之先决条件。那种官样文章如今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杠杆。德国人的论点是：除非西方列强现在也裁军到德国被迫裁军后的同样程度，否则他们就必须允许德国有权重新扩充军备。德国人用这个论点获得了成功。当时的世界局势已经全面改观——一则是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再则是因为距离战争已有一段时间的缘故，1919年时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到了1932年12月，西方列强在“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向德国政府作出承诺（当时德国政府的领导人已非布吕宁，而是施莱歇尔56），允许德国在军备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这意味着，在1932年底的时候，德国绕了许多弯路之后终于摆脱自从1919年以来阻碍德国重建强权地位的两大枷锁——必须支付巨额战败赔款，以及被迫将国防力量维持在最小限度内。德国再度以大国的身份厕身强权之列，而且德国已然成为东欧和南欧的潜在霸主，终于确认了《洛迦诺公约》早已呈现出来的迹象。那些都是德国修正主义所获致的决定性成就，而且一切都还完成于魏玛共和时代。可是，它们随即却由一个完全改头换面的德国来坐享其成。

魏玛共和国直到1932年为止都还不断处于内耗的阶段，其内部早就已经坍塌（这是即将在下一章探讨的主题）。此时在内政方面所着眼的事项，已不再是应该如何延续魏玛共和国的命脉，反而是它的继承权。魏玛共和国在1932年临去秋波、做出重大成就没有多久之后，其继承权就在1933年落入希特勒手中。结果如今已重新恢复昔日强权地位，并且至少已在中欧东部地区跃升为准霸主的那个德国，就是希特勒的德国。

第七章
兴登堡时代

我们在上一章主要是探讨凡尔赛，对魏玛着墨较少。这意味着，我们较详细地谈论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及修正主义，但对其国内政策并未多加留意。不过，正是由于内政方面的问题，才使得政权逐步从魏玛共和转移到希特勒手中。我们因而必须在此作出补充说明。

魏玛共和国虽然仅仅延续了十四年，却呈现出三个泾渭分明的阶段。在最初几年内，从建国直到1924年为止，共和国看似一开始就注定了覆亡的命运。接着令人惊讶地出现一段仿佛根基稳固的时期，即1925年至1929年之间“黄金的”20年代。随即相当突然地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形成一个解体过程，为希特勒的夺权做好了准备。

第一个阶段无须在此详述。反正从1920年至少到1923年（在某些方面还延伸到1924年），都是一个混乱至极的年代。其间重复出现了分别由右派和左派发动的政变、纯粹由右派犯下的许多起政治谋杀案，以及不断改组的内阁。那一切都上演于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而如同前一章所述，通货膨胀正是政府为了摆脱战败赔款，于是两度刻意酿成的社会灾难当中的第一次。

那几年内的各种戏剧化事件通常未曾带来划时代的影响，所以我无意对此详加说明，而只是局限于强调两个连续发生，并且在我看来产生了决定性意义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魏玛共和国当时总共只受到三个政党支持。而那三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在1917年是旧帝国国会的多数派，而后于1919年的国民议会中握有四分之三席次，共同组成了所谓的“魏玛联盟”。只有那三个政党投票赞成魏玛共和国宪法。只有他们同意用共和国来取代德国人习以为常的君主政体。但即便在那三个党里面，也有许多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共和政体，而非真心希望如此。魏玛共和国因而被称作“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那个国家固然并非完全没有共和党人，但它可以说只是站立在一条腿上面。唯独立场中央偏左的人士对它表示赞同。更左倾的共产党则打算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共和国。就右派来说，他们在国民议会的席次虽然看似不多，真正的实力却远甚于此，而且一心只想让他们的皇帝复辟。

魏玛联盟在1920年首度举行的国会大选中，即已丧失自己之前在国民议会所享有的多数。那是一场压倒性的挫败：社会民主党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席次，其他两个中产阶级政党也失去许多议席；右派则恢复元气，变得和往常一般强大。这就意味着，在随后的整个时期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稳定的政府。时而是由中间派的中产阶级组成少数党政府，有时更由社会民主党和右派自由主义政党设法共组大联盟政府，但那些内阁都很快就垮台了。从1922年底到1923年8月，甚至还一度出现过一个由所谓“专业部长”组成的右派政府。然而，那些内阁都是急就章拼凑而成，寿命皆非常短暂。这第一个事实使得魏玛共和国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看似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第二个事实却没有那么明显。它所涉及的对象是社会民主党，亦即真正领导了魏玛联盟与魏玛共和国的政党，而且该党是唯一别无退路的党派。从党纲来看，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一个主张共和的政党；但是于内心深处（即便从未公开承认），社民党在威廉二世统治下也早已习惯了君主政体。在1918年，当一切都残破不堪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正如同其党主席埃伯特所说，愿意“跳入火坑”。埃伯特甚至在1918年11月9日当天还作出尝试，意图通过任命一位帝国摄政王来挽救君主政体。等到那个做法失败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可谓是希望以共和国的方式来延续帝制。他们愿意让一切的社会事务都维持旧面貌，于是一成不变地保留了君主政体的基础架构，并且任由旧统治阶级继续进行统治。所以我们可以表示，帝国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管理之下继续运作。如今已当上总统的埃伯特，因而向他所面对、所接收，并且从革命手中拯救出来的社会与国家，开出了非常优惠的价码。

但是，他所开出的价码没有被接受。这个事实遂成为魏玛共和国自始即无法摆脱的致命伤。帝国时代的一切机构，包括军队、公务单位、司法体系、教会、大学，再加上大农业与大工业，都不断维持抗拒的态度——尽管新政府对他们未加打扰，并且愿意让他们继续保留一贯的性质、旧有的人手，以及传统的优势与主导地位。

不过，其抗拒态度出现了程度上的差别。例如高级行政官员和政府官僚体系就勉为其难地继续尽忠职守。各部会的事务人员和政府官员仍然完成分内的工作，让自己产生用处。他们固然对新政府已不怀有之前对旧政府的那种热忱，但还是公事公办。他们在共和国早年爆发的一次右派政变期间（即1920年的“卡普政变”），甚至以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作出贡献，阻止了政变政府站稳脚跟。

但这已经是那些旧精英对共和国所能抱持的最友善态度。例如国防军曾于“卡普政变”爆发后，采取了和高级公务员不一样的做法，在合法政府与非法政府之间维持冷冰冰的中立立场。当时的军方领导人冯·塞克特将军便曾经宣布：“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枪。”后来在发生另外一次危机的时候，埃伯特总统以名义上国防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向塞克特提出一个羞辱人的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国防军到底站在哪一边？”结果埃伯特得到一个倨傲的答案：“国防军站在我背后。”

共和国在各所大学和高级中学的处境最为不利。大学生和大学教授、高中老师和高中学生都顽固地反对共和、拥护帝制，充满了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而我还可以用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亲身经验对此作出证明。教会方面的立场则比较和缓一点，但是整体而言，基督教会当时右倾的程度至少与该教会今日左倾的程度不分轩轾。天主教会对共和国所持的态度也极度保留，即便天主教徒的“中央党”乃共同执政党之一。天主教会迟至1933年才达成政教协议，但协议的对象已经是希特勒了。

工业界的情况更加复杂。革命爆发之后不久，企业主与工会就在1919年11月签署了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57双方形同签订和约，对工会日后在劳资协议中的角色作出规范。然而，通货膨胀再度激化了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结果魏玛共和国基本上只是一个工人的共和国——而且仅仅限定于非共产党籍的工人。大多数的企业主则很快就对这个国家不屑一顾。

上述各个团体的抗拒态度，就是共和政体之所以在埃伯特总统任内（1919年至1924年之间），始终未能成为德意志国稳定政府形式的最深层原因。相形之下，埃伯特从未真正依据《魏玛宪法》由百姓直选，而只是由国民议会“临时”选出的总统一事，则只能说是表面上造成政局不稳的理由。

接着，在魏玛共和国的中期阶段（1925年至1929年之间），共和政体却突然看似得到巩固。埃伯特在1925年2月逝世以后，接着首度举行了合乎宪法规范的总统全民直接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每一个政党都推出了陪榜的候选人，结果没有任何人明显胜出。到了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亦即保皇右派人士——灵机一动，将那位既老迈又出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兴登堡元帅推出为总统候选人。结果兴登堡赢了。

兴登堡的胜利起初被共和派看成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兴登堡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元帅，彼时曾经是鲁登道夫那个极端保守人物的傀儡，而且他本人直到骨子里都是个保皇派。共和国在他上台之后又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呢？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起先凡事都继续进展得非常顺利。兴登堡总统任期的最初五年，竟然成为魏玛共和国最好的五个年头。共和政体看似终于巩固下来，而其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帝国时代的旧统治阶层，虽然也是共和时期的实际统治者，却从未真正接受那个新国家；此际他们却突然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共和国。因为兴登堡是德意志帝国最受尊崇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一度形同代理皇帝，由这位总统来掌管的共和国，在意义上自然迥异于埃伯特与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这种情绪上的转变很快便具体反映出来，以致迄今断然反对共和的国会最大右派政党——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现在愿意加入共和国的政府。

1925年至1928年之间除了短暂中断过一次之外，魏玛共和国的执政者已非魏玛联盟，而是一个由中央党、德意志民族党和德意志国家民族党所组成的右派联盟，他们在国会虽只是小幅领先，却享有稳定多数。共和国现在突然站立在两条腿上面。它不再只能仰赖中央偏左的政党，如今亦可由一个中央偏右的联盟完全正常地进行统治。魏玛共和国因而稳定下来。

更何况如同前一章所述，经济情况已于此时大获改善：通货膨胀已经在埃伯特任内的最后一年遭到遏止；货币终于也经过了改革，甚至还微幅升值；大量流入的美国贷款更带来了小规模的经济荣景。就连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有所斩获：鲁尔地区已恢复自由，此外还有了《洛迦诺公约》——此举形同针对国境西部补充签订和约，排除了法国未来的干预行动。简而言之，令人愉快的时光蓦然重返。直到1928年为止，一切看样子都可以这么持续下去。

接着发生了两个事件，使得共和国在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再度开始根基动摇。第一个事件是，直到1928年中都还执政的中间偏右联盟，输掉了1928年的国会大选。德意志国家民族党骤然大为衰弱，社会民主党却重新茁壮，获得自从1919年以来的最佳选举结果。此时演成的局面，使得新政府既不可能建立在魏玛联盟的基础上，也无法立基于我所称的“兴登堡联盟”。毕竟魏玛共和国仍未具备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始就拥有的东西：一个色彩鲜明的右派与左派政党体系。在此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必须退而与包括右派自由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共组“大联盟”，但如此组成的政府非常脆弱，因为各派系打从一开始就背道而驰。因而从1928年中至1930年初的“大联盟”执政时期，在政治上缺乏了稳定性，但直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在经济方面仍然是令人愉快的时光。此为第一个事件。

就第二个事件而言，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为害更烈，而且它与总统本人息息相关。兴登堡在1925年当选总统的时候，已经七十七岁高龄；如今他更已年过八十，不可能一直继续当总统下去。没有人可以期待，等到兴登堡的七年任期在1932年届满之后，他还会有办法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再度参选，更遑论是做满第二个总统任期。那么接下来又该如何是好？再来就找不到第二个兴登堡了。然而，兴登堡时代初期功德圆满的妥协措施（一个性质近乎帝国，甚至连保皇右派都能够接受的共和国），其实只不过是建立在他老迈的双肩之上。

人们从此不得不开始思索，应该怎么样来维持这种妥协——或者是否还应该继续维持这种妥协。右派人士于是陷入不安，其中尤以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为然。该党如今已再度沦为反对党，在一个更加保守的新领导高层主导之下突发奇想，认为可以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兴登堡时代：它并非巩固共和政体的时期，反而只是过渡到君主复辟的阶段。兴登堡岂不可以从德意志国的总统逐步转变成德皇的总督？说不定他还能够在恢复帝制之前担任摄政者？这是经过认真研讨的计划，在国防军领导高层甚至被讨论得非常积极。将之付诸具体行动的人，则是当时国防军内部主导了政局发展的施莱歇尔将军。

1929年的时候——而且是在那年年初，全球经济危机尚未爆发、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还完全平静稳定之际——施莱歇尔邀请立场相当右倾的中央党新任党魁海因里希·布吕宁，前往他位于柏林市马太教堂广场的寓所。今日我们可从布吕宁的回忆录获悉，该将军向那位政治人物透露了一些颠覆性的构想。

施莱歇尔表示，必须利用老总统剩余的任期来修改宪法，借此夺走国会的权力，以便终于得以重建“稳定局势”，回归到1918年10月之前未经改革的君主政体。国家元首——当天尚未言及君主——不但应该有权任命总理，而且更可违反国会的意愿让总理继续留任，这么一来就可以让国会如同在帝国时代那般，被排除于实际的政治决策之外。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反复不断地解散国会，直到各政党疲于奔命、财力枯竭，再也无意重新进行选战为止。然后，政府就可以趁着没有国会的机会，终于以政变的方式修订出一部纯粹总统制的宪法，让总统扮演昔日皇帝的角色。

布吕宁听得心有戚戚焉，于是向施莱歇尔问道，整个过程在他眼中究竟应当持续多长的时间。施莱歇尔回答说：“嗯，那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完成。”施莱歇尔进而利用此次机会向布吕宁透露了内情：兴登堡总统对战时那位忠诚的前线军官布吕宁颇有好感（他的机枪连直到停战当天都还奋战不懈），并且将他视为执行政变计划的总理人选。布吕宁起初仍等闲视之，因为进行这种计划的时机尚未成熟。可是，时机很快就来临了。

全球经济危机在1929年10月爆发。大联盟政府的灵魂人物——施特雷泽曼——不幸就在同年10月去世，以致该政府无力因应那场也在德国急剧恶化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导致大联盟政府崩解，兴登堡则采纳施莱歇尔的建议，在1930年3月按照预定计划任命布吕宁出任总理。布吕宁依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得以不顾国会自行施政：宪法第四十八条给了国家元首机会，使得他可以在自由心证裁定国家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颁布紧急命令来回避国会的立法权。更何况，总统还握有解散国会权，万一国会意图撤销紧急命令的话，总统随时有权解散国会。如今布吕宁即可假托总统的名义行使上述权力，旨在建立一个过渡阶段，供隐身在兴登堡背后的小圈子完成政变计划，实现君主复辟的目标。

兴登堡本人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迄今仍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不是政治家，而且他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在总统任内与战时担任最高陆军指挥之际完全一样，也只是个傀儡罢了。不过，他仍然有自己的念头，而且他一贯的想法随着他的年龄日益变得僵化。自从他在1925年向宪法宣誓以后，便信守誓言并满足于担任一个尊贵的仪式性职务；现在却连他也开始重温自己对君主的情感，并且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在于把共和国带上过渡到君主政体的回头路——但一切都必须在不致直接违反其宪法誓言的情况下，于最大可能范围内进行。

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即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议会制政府过渡到30年代早期的总统制政府，而布吕宁便是总统制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和在位最久的总理。总统制政府表面上仍然维持在宪法的框架内，以致布吕宁很讽刺地获得了“魏玛宪法的最后捍卫者”之声誉。可是，他并非宪法的捍卫者。依据布吕宁在回忆录中所作出的证言，其职责在于推动政变，而且他尽心尽力地执行这项工作。只不过他延迟了政变的进程，以便致力于另外一个计划——结果他为此被迫下台。

此时全球经济危机已然爆发，使得布吕宁于外交方面看见了我们已在前一章叙述过的大好机会：利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通过刻意让德国经济危机急剧恶化的做法来摆脱战败赔款。布吕宁起初认为，摆脱赔款比筹划政变还要来得重要。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1930年7月解散国会，并且将举行改选的日期定在1930年9月。其间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兴登堡“好的”年代原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却于此次国会大选中突然跃升为第二大党。他们获得18%的选民支持、600万张选票、107个国会席次，导致德国内政舞台上骤然冒出一股新的势力，令人从此不得不正眼相看。到底是什么让国社党在倏忽之间变得如此强大？

有三个原因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先是在1930年成为群众政党，而后在1932年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得劳动者以骇人听闻的速度陷入贫困，而且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就连雇主也不例外，因为也有许多企业破产或者难以为继。在1932年——亦即有六百万人失业的那一年——出现了一张海报，其上以表现主义风格呈现出一大群悲惨的百姓，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人群的下方仅仅写着这样的字眼：“希特勒，我们最后的希望。”此话正中要害。贫困确为事实，而希特勒乃唯一允诺克服贫困的人，那也是事实。布吕宁则甚至在当时每个人都能够暗中感受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爱国的外交目的而刻意让贫困恶化。但布吕宁不便公开对此作出说明，而且此事在今天尚未广为人知。

贫穷困顿是导致百姓被成群推向希特勒的第一个原因。今日仍有人喜欢把它使用为唯一的辩解理由，来说明为何突然如此大量地出现纳粹选民。贫困固然是理由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但它绝非唯一的理由。

第二个原因在于骤然复苏的民族主义。它本来早已不像那些年头的经济危机一般触目可及，而且其复苏的理由也比较不容易解释。看起来甚至非常矛盾的是，贫穷与经济困境正好促成一股“民族觉醒”的氛围应运而生。但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每一个亲身经历过1930年到1933年那几个年头的观察者，都可以对此做出证明。1918年以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愤懑其实从未完全消散，同时那种感觉通过“背后捅一刀”和“十一月罪犯”58之类的用语具体表达了出来。不过，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那种情结与愤懑主要只局限于老右派，亦即“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选民那边；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该党也成为执政党之一，民族主义随之和缓下来。如今它却冷不防变成了几乎所有党派的共同资产，就连共产党也突然开始使用民族主义的语言。那些站在布吕宁“总统内阁”背后、或匿名或公开的保皇派自然更加如此。

但是这么一来，他们便步入了国社党自始即稳居上风的领域。没有人能够像纳粹那般，以如此坚定的信念来宣扬民族主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仇恨心，于是国社党在这方面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信服力。没有人胆敢像纳粹那般宣称，德国人其实绝对可以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已经打了胜仗，不料却因为诡计和背叛以致胜利遭到诈取。而且，没有人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有朝一日务必要把失去的胜利重新夺回。后来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远远不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那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早已在1933年将激情消耗殆尽了。可是，德国人对1933年“民族奋起”之胜利所展现出来的欣喜若狂，其实多方面隐藏着1914年时的战争激情。至于各方势力在1933年以前所刻意挑起的那种战争激情，则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成为受益者。

国社党选战获胜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希特勒本人——尽管今天这会让许多人听得不高兴，但还是必须实话实说。希特勒并不会让同时代的德国人觉得反胃，他反而具有吸引力，甚至称得上是扣人心弦。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的魏玛共和国末期阶段，希特勒的政治格局远远超过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任何人物。

希特勒一向受到低估。其对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刻意把他当作一个既渺小又可笑的人物来看待。然而他既不渺小，也不可笑。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伟人往往邪恶，而希特勒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尽管希特勒具备各种骇人听闻的特质，他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从他在此后十年内一再展现出来的大胆远见与灵敏直觉，便不难看出此事。就当时的政治人物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散发出希特勒那种魔法般的魅力。

早在1918年和1919年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勾勒出类似希特勒的那么一号人物，视之为理想中的目标。斯特凡·格奥尔格当时曾经在一首诗作中表达出他的意愿，59希望新的时代将会

诞生唯一力足以振衰起弊之人……

彼将挣脱锁链、扫清残砖废瓦

建立秩序、鞭策迷途者重返家园

回归永恒法理，使伟大事物再度伟大，

居上位者重居上位、纪律重为纪律。

他在民族旗帜之上展现正确标志，

不畏狂风暴雨及凶神恶煞

于拂晓时分率领忠诚群众赶赴工作

于日出之后耕耘新的帝国。

许多人在战后那几年内，渴望出现一个既强硬又精明的领袖人物，来建立秩序、让百姓遵守纪律、终结政党政治、集大权于一身，并懂得如何运用那种权力。同时，那种权力应该特别运用于外交政策方面——甚至连战争也包括在内。这个愿景在1918年至1919年时即已存在，此后便从未完全沉寂下去。它在1930年时蓦然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而希特勒看似能够符合要求。希特勒确实是许多德国人梦想的化身，而原因正好来自其个人特质：他惊人的口才、他的残暴、他的坚韧、他的决心意志、他出奇制胜的能力，以及他有办法在逆境中出人不意地找到脱困之路的天分。那么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呢？——至少有许多人愿意加以迁就。

这三项因素——贫穷困顿、复苏中的民族主义和希特勒个人——凑在一起之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逐日上升为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真正强大的并非国社党本身，而是突然席卷国社党并且助长了该党气焰的群众运动）。那股政治势力从此成为德国的旧右派，也就是在兴登堡任内再度当上权贵的那批高级右派人士，不得不列入考虑的对象。

施莱歇尔当时身为复辟运动的精神导师，非常清楚地看出了那个发展，于是催促布吕宁抢先希特勒一步，在希特勒的运动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完成君主政变。然而，布吕宁还拿不定主意——施莱歇尔当时称之为“拖泥带水的布吕宁”。布吕宁希望先完成自己的重大外交成就，来取消战败赔款。可是，那项工作需要花上不少时间。1931年便这么悄悄地溜走，1932年的月份也一个接一个地飞逝。一直要等到1932年7月，战败赔款才终于得以取消，但布吕宁此时已经被拉下马来。

布吕宁在下台以前，却找到了一种以半议会政体形式继续施政的可能性：他从1930年底开始，发现自己突然又可以在国会掌握多数席次。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士已经被希特勒的崛起吓得手脚发软，他们因而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此“容忍”布吕宁，也就是愿意帮助布吕宁在国会获得多数，但社民党本身并不共同执政。就布吕宁而言，即便他愿意，也不可能获准让社民党加入内阁。毕竟他是一个总统制内阁的领导人，绝对不得采用议会制的施政方式。尽管如此，布吕宁还是照单收下了社民党的“容忍”，并且笃笃定定地进行统治。他一则形同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再则直到1932年为止都能够仰赖总统的紧急命令，于是在内政方面得以不受挑战——同时布吕宁还一直希望，等到他伟大的外交成就进账之后，便能够放手进行自己真正的任务，为国内政治带来变局。

可是，施莱歇尔失去了耐心。他说服兴登堡将布吕宁免职，任命一位愿意采取较强硬内政路线的总理，以便加速完成布吕宁早就应该执行，而且已经答应执行的工作：过渡到一部新的专制宪法。那位新总理称得上是施莱歇尔发明出来的人物——他名叫弗朗茨·冯·巴本，是一个此前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来自中央党右翼的普鲁士下议院议员。巴本也是德皇威廉时代旧统治阶层的典型代表性人物，这是他不同于出身中产阶级的布吕宁之处。而巴本最重要的政治班底，就是柏林市的“大人先生”团体。

新总理在1932年6月，组成了一个很快就被讥为“男爵内阁”的新政府，并且宣布将推行“一种崭新的政府形式与施政方式”。巴本采取与布吕宁相反的做法，直接走上了政变路线。他先是解散国会，然后在7月底举行国会大选。结果，纳粹这回以37%的得票率跃居德国第一大党，而共产党也大有斩获。在1932年7月选出的国会中，首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纵使各个中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一个超级大联盟，也无法获得执政所需的多数议席。如今是由不承认现有国家的两个革命政党共同居于多数——它们分别是极右派的国社党和极左派的共产党，但二者当然不可能联手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就此而言，巴本看似找到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来实现策划已久的政变：国会现在摆明已经不可能在政务上有所作为。

国会立刻再度遭到解散。但不可避免的是，国会在此之前已经用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对巴本的不信任案。巴本这次解散国会的行动明显违宪。因为依据宪法的规定，国会通过倒阁不信任案之后，总理就必须辞职。可是，巴本完全不打算下台。

这并非巴本首次做出的违宪行为，因为之前已经出现过另外一个违反宪法的动作。巴本才刚刚被任命为总理，便在7月采取了所谓的“鞭打普鲁士”行动——也就是说，他罢黜了普鲁士的合法政府（而且它是继续由“魏玛联盟”执政）、动用国防军将普鲁士部长们逐出办公室，并且任命自己为中央政府在普鲁士的全权代表。这已经是一场小型政变，同时值得顺便一提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普鲁士的自主性已随之真正终结。巴本那么做的用意，就是想利用国会被解散后的空当，来执行预谋已久的大规模政变，在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下将民主宪法转换成君主宪法。巴本果真打算如此行事，而且兴登堡已经准备为他提供掩护。但这回却是施莱歇尔背弃了巴本。60

巴本、兴登堡和施莱歇尔当初的君主革命构想，其实具有一个不算小的缺憾：他们找不到现成的皇位继承人选。把年逾古稀的前德皇威廉二世从荷兰流亡地迎接回来，那绝对做不得。德皇出奔荷兰一事，甚至使得保皇党也对他失去了敬意；让他重新登上皇位显然已不可行，即便那是兴登堡个人最希望的做法。

很早就从荷兰返回德国的皇太子已是一介平民，也不再是可列入考虑的皇帝人选。61他的儿子们则都还年纪太轻，而且默默无闻。当时在德国全境或许只有一个人适合成为君主：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62假如鲁普雷希特出任巴伐利亚国王的话，他的同胞们应该会大表欢迎。但若让他当上了新任的德国皇帝，将表示君主复辟同时也意味着改朝换代。看样子那也行不通。最后被列入考虑的解决办法，就是由此际获得连任——并且是在其昔日政敌投票支持下才再度当选63——的总统出任帝国摄政，亦即先行为皇太子的子嗣摄理国政。

但年事已高的兴登堡绝非长久之计，而且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出此下策。果真要执行政变计划，唯一的靠山只剩下那个老朽的兴登堡，64然而等到他过世以后，就没有人晓得该如何继续走下去了。更何况万一发动这场政变的话，便必须对抗国社党浩浩荡荡的民族运动、对抗一切剩余的共和派势力，以及对抗同样声势如日中天的共产党。那只有靠动用武力才有办法维持下去，可是这么一来势必将面临总罢工、来自右派和左派的严重暴乱事件——施莱歇尔思之不觉脚底发凉。他可不希望在对抗每个人的情况下进行统治，而且他和巴本都已经获悉，强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根本不打算接受君主复辟，甚至无意加以容忍。

希特勒意图把一切的权力据为己有，而他此际的一千三百万选民也不想重建君主政权和老旧的德皇威廉体制。他们需要朝气蓬勃的新事物。因此，下述讲法应该不至于冤枉了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那些人所想要的，基本上正好就是他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国社党在1932年进行各次选战的时候（起先是希特勒在总统大选中出面挑战兴登堡，接着是7月31日的国会选举，最后是在11月第二度举行的国会选举），所着重的已不再只是打击那些“十一月罪犯”而已，简直还更加强调反对重新上台的旧统治阶级、反对那些“男爵”、反对巴本。国家社会主义党始终都在右派和左派立场之间令人捉摸不定。他们1932年所突显出来的，主要是其“左派”和民粹主义的那一面。国社党甚至已经把它突显到了这种地步，以致在1932年11月柏林市交通业进行总罢工期间与共产党结成盟友。有一张来自那个时期的照片，因而呈现出戈培尔和乌布利希站在同一个演讲台上的画面。65

施莱歇尔发现，那种同盟关系是国防军所无法应付的。更何况，他自己的想法如今已有所改变。那位将军召募了许多杰出的年轻记者组成一个“智囊团”，发行一份当时广受阅读、名叫《真相》的月刊。施莱歇尔在那些年轻记者们的影响下发展出一套新的策略，结果在许多关键点上偏离了他1929年时赤裸裸的复辟构想。此时在他的脑海中，未来政府所赖以立足的基础并非国会多数，而是一个由国防军、工会和“青年联盟”66组成的同盟。此外他希望分化国家社会主义党，打算争取国社党的主要组织家——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加入政府并且带领一部分的党员投靠过来。施莱歇尔如今所想要的东西，实际上类似“社团国家”或“等级制国家”，67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德意志法西斯主义，意图借此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断源截流。君主复辟在施莱歇尔的新构想当中仅仅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或许其内心深处早已放弃了那种想法。

但不管怎么样，施莱歇尔到了11月底已经不再配合巴本推动政变计划，并且促成巴本内阁垮台。接着，兴登堡非常不情愿地中止了政变计划，任命施莱歇尔出任总理。

在施莱歇尔短暂的总理任期内，他各种好高骛远的计划全部都落空了。当这位喜欢干政的将军还隐身幕后时，他在许多年内看起来像是德国最有权力的人物，然而等到他公开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却被证明为德国有史以来最倒霉的总理。他凡事都不顺遂。工会拒绝合作、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一败涂地，而国家无法光是建立在“青年联盟”之上，因为就连国防军内部也组成了一个反施莱歇尔团体。在11月国会大选中损失了二百万选民的国社党已经重整旗鼓，而且共产党同样变得非常强大。到了1933年1月底，施莱歇尔只得重施故伎，走回已经在1932年11月被他阻挡下来的老路：他必须请求兴登堡解散国会，允许他在不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组成政府——亦即进行政变。兴登堡虽曾在两个月以前批准巴本如此行事，这次却对施莱歇尔一口回绝。

施莱歇尔曾经让巴本失宠于兴登堡，但兴登堡此时已经与巴本不断保持联系，而且巴本并非无所事事。巴本原本就一直打算让希特勒成为自己的马前卒，而且他在1932年8月甚至一度愿意任命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可是，巴本那么盘算的时候不但低估了希特勒，同时更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

巴本是从“大人先生”的角度来看希特勒的。在他眼中，希特勒是一个有天分的市井小民、一个暴发户，将会乐意在他的“男爵内阁”里面坐坐冷板凳。可是，他未能意识到希特勒远大许多的计划，以及希特勒令人高深莫测的野心。

希特勒当然拒绝了巴本的慷慨提议。他坚持必须由他本人出任总理，并且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希特勒打算发动自己的政变。

巴本在此际作出了新的盘算，即便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对希特勒的看法：在迫不得已的时候，纵使让希特勒那么做也无妨。反正实际的权力中枢依旧是总统，即便名义上是由希特勒担任总理而巴本仅仅屈居副总理，巴本仍然觉得极为笃定。他一厢情愿的念头是，如果能够将希特勒“框起来”（那是巴本惯用的讲法）；如果希特勒不坚持非要马上把他的整个班底带入内阁不可；如果希特勒愿意与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甚至与中央党组成某种形式的联盟——那么让他当总理又有何不可呢？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1933年1月下旬与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结盟之后，有一位批评者惊惧莫名地询问巴本：“什么！你们已经让希特勒掌握大权了？”巴本十分趾高气昂地回答道：“您说得不对，我们只不过雇用了他而已。”巴本可是大错特错！

第八章
希特勒时代

德意志国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被称作“希特勒时代”，而且其含义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名曰“德皇时代”的那些年头，以及魏玛共和国晚期的“兴登堡时代”。

德皇和兴登堡当然也是自己那个时代的指标性人物。但他们无法恣意妄为决定德意志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我们或可宣称，俾斯麦比较能够如此行事。可是，就连俾斯麦在他自己的时代，也无法像希特勒在德意志国最后十二年内所做的那般，非但完全掌控了国家，更可不受限制地随心所欲加以形塑。

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总理一事，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夺得了政权。完全相反的是：当时反而还有许多人认为，那个奇形怪状的希特勒—巴本政府很快就会像前几任内阁一般灰头土脸地下台，接着又将出现截然不同的东西。后来的发展却并非如此，不免令许多人大感震惊——而且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个惊喜。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就在1933年2月底至7月初之间的四个月内，几乎完全攫取了政治权力。接着，他停顿一阵子以后，又夺得人们直到当时为止都还完全无法想象的那种权力，即绝对的权力。希特勒夺取政权的经过因而分成了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进行于1933年上半年，旨在肃清政治领域。之前三年内德意志国所形成的政治生态（一个由魏玛议会民主制的残留物与新式专权总统制所组成的综合体），在1933年1月30日仍然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下去。可是到了1933年7月14日，那种政治生态已经完全消失无踪。68各政党已不复存在，政府的形式既非专权总统制亦非议会民主制，此时唯一的当政者就是国家总理和他的党。演变至此的过程非常惊心动魄，其间不免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违法措施、恐怖行为和卑劣举动。

当时最具决定性的事件至今仍未真正获得厘清，那就是1933年2月27日发生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希特勒将这起纵火事件使用为借口，以便在仍然与巴本立场一致的情况下，说服总统签署一项意义远甚于前的紧急命令。从此宪法大部分失去效力，所有的国民基本权利遭到废止，官方更可任意进行逮捕。逮捕行动事先早已准备妥当，于是就在纵火事件的第二天（2月28日）立即开始实施。

德国政坛随之引进了一个新的元素：合法的国家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的运用起初还相当具有选择性。第一批立即遭到逮捕或者必须逃避追捕的受害者，就是共产党员以及其他一些左派政治人物，特别是某些深受新统治集团憎恶的左翼记者和作家。在最初几个星期内尚未出现无所不在的恐怖行动。

然而，那年2月28日推出的恐怖主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个星期以后仍获当选的八十一名共产党籍议员，再也无法进入新国会。等到国会过了三个星期开议的时候，他们早已悉数进了集中营，走入地下，或者流亡海外。这使得国会大选的结果全面改观。

此次国会选举的结果其实令政府大失所望。国家社会主义党加上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之后，才以将近52%的得票率勉强过半。69国家社会主义党本身仅仅获得了43.9%的选票，未能如愿成为绝对多数。可是，一等到共产党籍的议员消失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党便突然获得了绝对多数，甚至可与各中产阶级政党一同享有三分之二多数。这使得他们终于力足以修改宪法，让国会自废武功。

当国会在3月23日针对废除议会制宪法进行表决的时候，这三分之二多数发挥了作用。除了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投票赞成所谓的《授权法》，使得政府有权——也就是说，以合法的方式——不经国会同意径行颁布法律，而此做法的有效期限起初为四年。这是继1933年2月28日之后的第二次政变。此时距离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在6月和7月的自行解散，以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遭到查禁，已经为期不远了。70

在此阶段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果真都不想再继续跟着玩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惬意于自己获准完全淡出政治舞台。那种态度与当时人们所称的“民族奋起”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息息相关，亦即德国从3月5日的国会大选到1933年夏天之间演变出来的情绪翻转。那是很难探究明白的事情，不过每一个曾经身历其境的人都还对之记忆犹新。情绪虽然无法加以定义、澄清和掌握，因为它飘忽不定，可谓具有“虚无缥缈”的本质——可是它却起着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同在1914年8月那般，1933年的情绪翻转也产生了重大意义。因为这种情绪上的剧变，真正构成了即将来临的“元首国家”之权力基础。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讲法，只能这么表示：那种普遍出现的情绪意味着，人们觉得自己得到了解脱，终于从民主中解放了出来。既然大多数的国民都不打算再享有民主，那么民主还能够有所作为吗？当时绝大多数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已得出一项结论：就让我们下台一躹躬、让我们退出政治生活、我们将不复存在。各个民主政党在1933年6月和7月时所做出的表现，与1918年11月时的德国君主们完全相同。

“民族奋起”孳生自两个根源，而我对此还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根源，是1933年之前的那几年内，政治不确定性所普遍导致的厌倦感。人们想要重新拨云见日，渴望恢复秩序，期盼有一位一世之雄用强硬手腕和坚决意志来登上巅峰。然而——这是该运动的第二个根源——人们可不打算看见巴本或施莱歇尔登峰造极，他们所需要的人物，并非早就被视为过气、在1918年已经垮台的旧保皇派上流阶级之代言人。人们盼望出现真正的新局面：一个没有政党的全民政权、一位众望所归的元首人物（那在他们看来就是希特勒），尤其是，德国应该再度统一力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类似1914年时的情况。德皇曾经在那一年宣示过：“我的眼中不再有任何政党，我的眼中只有德国人。”现在人们果真不想再有任何政党了，只想要有德国人。于是，当希特勒废除其他政党的时候，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选民都表示赞同，而且赞成者不光是局限于那些在3月5日投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们。

这种普遍的情绪，让旧中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性人物产生了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印象。例如一位曾经在魏玛共和时代末期担任部长，此际仅仅是自由左派“德意志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先生——迪特里希71——几经良心上的挣扎，还是对《授权法》投下了赞成票。迪特里希在1945年以后写道：当时他所作出的那个决定，使得其选区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一面倒地投书向他表示肯定。

此事看起来固然不痛不痒，却可视为1933年3月到6月之间发展过程的明显症候。尽管那个时代已经发生过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尽管已经设立了集中营，尽管官方肆行逮捕，而且尽管已经开始明显出现反犹太主义政策的迹象，百姓之间却普遍形成一种信念，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民族再度团结的时代，而且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上帝使者——那位出身民间的元首将维护纪律与秩序、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并且将德意志国带向新的而伟大的时代。正是这种情绪，才使得希特勒有办法在几乎未遭抵抗之下肃清整个政治舞台，同时创造出一个局面，使得除了他自己的班底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抗拒他的旨意或者阻挠他的计划。

这整个进程至今仍然得不到解释。其理由不外乎在于人们老是喜欢忘记，1933年年初至夏季之间确实出现了民族大团结的现象。百姓未必团结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背后，但他们团结在希特勒的背后——按照当时已经习惯对他使用的称呼，也就是团结在“元首”的背后。与此齐头并进的，还有另外一个极不寻常的发展，即所谓的“同步化”。

除了货真价实的政党之外，德国凡是还存在的一切政治性——或者非政治性——的组织，从包括工会在内的各种大型工业团体和利益团体，一直到规模最小的联合会，都设法在这几个月里面将自己“同步化”。也就是说，更换自己的领导阶层，让自己沾染国家社会主义的气息，加入那个如今已泛滥于德国的运动，并且与它同行。

除此之外，这几个月内的入党人数暴增，许多迄今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距离的人士，现在纷纷抢着在大门关闭以前挤进党内——那些人被称作“三月阵亡者”72。接着，国社党果真关上了大门，从1933年中开始不再吸收新党员，为时长达四年之久。1937年的时候第二度短暂开放入党，结果再度大量冒出新党员，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具备国家社会主义的心态，只不过他们“实事求是”并且希望开创锦绣前程。那种态度固然令人鄙夷，却合乎人类的天性，同时它在20世纪30年代使得绝大多数德国人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相当团结一致的民族。

现在再来谈谈夺取政权的第二个步骤。自从政治舞台遭到肃清、希特勒和他的党成为德国唯一还剩下的政治势力之后，情况看起来是何模样呢？国社党虽然已经成为唯一的政治势力，却不是唯一的一股势力。希特勒的体制并非建立在党的基础上，而是由许多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所共同构成。其中，在当时地位遥遥领先的最重要团体，就是国社党的武装组织——冲锋队。

冲锋队在那个年代乃真正的恐怖工具。冲锋队是最初几座集中营的设立者和管理者，而他们就在此时发展出恣意妄为的恐怖作风。冲锋队除了遵奉上级指示进行逮捕之外，同时也随意胡乱抓人，而其动机往往出自个人恩怨。因此，那个恐怖政权大肆采取的残暴措施和为数颇多的谋杀行动，有一部分脱离了希特勒的掌控。

除了冲锋队之外，当时的德国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势力。它虽然不具政治色彩，却是更加实在的权力机构，那就是国防军。国防军起初赞成希特勒出任总理，而且新生代的国防军领导高层对纳粹十分友善（其主导者已非施莱歇尔，而是布隆贝格与赖歇瑙等将领73），希望将纳粹运动使用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因而在1933年1月支持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决定。即便如此，国防军依旧为国中之国——它固然对国家社会主义党抱持善意而成为其盟友，却绝非该党的从属单位。

国防军和冲锋队之间于是形成了冲突，让希特勒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冲锋队是一个群众组织，而其领导层级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尉级军官；可是冲锋队现在希望自己改头换面，变成新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军队”。突击队计划转型成为新的国防军，并且从旧国防军领导阶层那边夺走权力，其成员可部分加以吸纳，剩余部分则或许可以勒令退休。冲锋队必须被改组成庞大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新军，而这应该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做法，因为冲锋队是他自己旗下的组织之一，他本人则是“冲锋队最高元首”（即便他无法每天都亲自进行领导）。有了那支军队以后，他可以期待军方将不再只是盟友而已，而是他在政治上可以加以渗透和掌控的对象。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选择了国防军。我认为那出自两个理由：比较次要的理由是，希特勒打从一开始就计划大规模扩军，以便在未来发动战争。无怪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在1933年2月初立即召见的第一批人士，正好就是国防军的将领。为了大肆扩军和日后发动战争，希特勒在军事上不但需要一个心甘情愿的工具，同时更需要第一流的工具。国防军正是不二的选择。冲锋队虽然拥有数百万名斗志高昂的成员，但那些人的社会地位多半不高，而且缺乏国防军所深具的军人精神和军事传统。不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使得希特勒在国防军与冲锋队之间的冲突中，决定站在国防军那一方。

年届耄耋的兴登堡仍然在世，但已不复享有他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所握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他如今确实已经老迈不堪，并且在1934年初的时候，退隐到位于东普鲁士诺伊德克的自家庄园静候死亡。谁将成为他的总统继任者呢？希特勒立意已决，务必要亲自成为兴登堡的继任者，并且由他本人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于一身，借此彻底完成自己的夺权行动。但这只有在国防军不出面阻挠的情况下，才会有实现的可能。希特勒因而必须设法与国防军达成协议，说服国防军同意由他来接任总统。这种协议实际上意味着，国防军将如同先前在兴登堡时代那般，直接隶属于新就任的希特勒总统之下——毕竟按照行之有年的德意志传统，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

国防军愿意进行对希特勒至关紧要的这笔交易，但先决条件是必须逼退冲锋队、让冲锋队取代国防军的计划成为泡影，而且希特勒从此以后不得再将突击队使用为恐怖工具。这使得希特勒的处境极为尴尬，因为有许多迹象显示，他已经让自己的战斗组织产生希望，以为可获准在兴登堡死后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第二次革命”——上述那场军事革命。希特勒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有一条出路：诛除冲锋队的领导高层。他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相关行动。

那段历史甚至会让毫不同情冲锋队领导高层的人们也大起反感。希特勒与冲锋队的领导高层安排妥当，让冲锋队在1934年7月份开始休假，直到预期中的兴登堡去世时刻来临为止。在此之前，他希望在6月30日与冲锋队领导高层在巴特维西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全部的后续细节。冲锋队领导高层于是在6月29日抵达巴特维西，以便第二天早上迎接希特勒。希特勒却提前几个小时，在大批警力护卫下于夜间露面。其目的并非为了参加冲锋队的会议，反而是要将群聚在巴特维西的冲锋队头目悉数逮捕，然后运往慕尼黑（或柏林），未经起诉、侦讯、审问便就地枪决。希特勒事后对此作出的辩解是，冲锋队密谋发动政变。“罗姆政变”一词，直到今天依然像鬼魂一般地出没于德国历史书籍之中。

可是，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罗姆政变”。罗姆——冲锋队的“参谋长”——相信，他自己在为日后的军事政变作出规划时，与希特勒完全意见一致。然而，罗姆却在睡梦中遭到制服，与手下大多数的头目一同遇害。74过了几天以后，内阁认可了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称之为“国家紧急防卫”。此事让人首度尝到味道，预演了1938年至1945年之间肆虐于德国的谋杀性恐怖行动和滥权统治。

国防军遵守了自己与希特勒的协议。兴登堡在1934年8月2日去世以后，希特勒就在当天自立为其继任者，国防军则按照约定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承认他是军方的最高指挥官。如此一来，希特勒不但在政治舞台上，同时也在军事舞台上夺取了权力。他除了成为政治独裁者之外，也让自己成为最高军事统帅，成为一个新的皇帝。

就连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向冲锋队领导高层展开的谋杀行动，也在德国普遍受到一般大众和旧上流阶级认同——他们即便表现得不像废除各政党的时候那般兴高采烈，这个消息仍然让他们心满意足和如释重负。冲锋队非常不受人欢迎。它在德国上流阶层眼中是一个由暴民和无赖所组成的团体，而一般中产阶级也因为冲锋队无理取闹的粗暴行为——例如干涉商业活动——而对之深感畏惧。

那批家伙现在遭到斩草除根、元首也在这方面建立了秩序、终于回复正常的状况，这些事项都受到人们欢迎。希特勒为此所采取的可怕手段则遭到容忍。同时，人们也默默容许他利用此次机会，杀害一些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其中包括前任总理施莱歇尔及其妻。如果有人打算找出一项必须由全体德意志民族共同承担责任的希特勒罪行，那么便应该在这里寻找。

继1933年3月至7月，以及1934年6月至8月的两次政治变天之后，接着出现了一段平静的时期。从1934年秋季到1938年之间是“好的”纳粹年头。在那几年内，早期的恐怖措施已经稍加收敛；各座集中营虽然继续存在，可是被释放出来者多过被关进去的人。生活看似已恢复常态。

与此同时，那些年头内还出现了希特勒的经济奇迹：经济获得复苏，于是在1933年至1937年的四年之内，大规模失业转而成为充分就业。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借此几乎为自己争取到了全体的昔日社会民主党选民，以及大多数昔日的共产党支持者及选民，或者至少使得他们不再怀有敌意。

然而，我们果真可以笃笃定定地这么表示吗？德国大众在那些年头究竟于多大程度内真心拥护了希特勒，这是一个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希特勒从未在自由选举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至于他在1933年11月、1936年初和1938年初，于历次阶段性举行的公民投票和国会选举中所获得的99%支持率，完全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时已缺乏真正的选择：人们必须前往“投票”，以免引起注意。人们必须投下自己的选票，至于他们到底是打圈还是打叉，已经无关宏旨。即便如此，凡是曾亲身经历过当时情况的人都无法不注意到，希特勒在1933年底以后——最晚从1934年底开始——已经让绝大多数德国人站在他的背后。那些人不但认可和赞同他的统治，而且对结果也表示满意。其中特别有吸引力之处，对中产阶级而言就是顺利扩充军备，以及在外交上一再成功的强硬姿态；对工人阶级而言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料到的经济繁荣与充分就业。

德意志国在此阶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它和人们往往喜欢使用的讲法不同，并非一党国家。其国家形式有异于今日的民主德国或苏联，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实际进行统治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党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政治局，而且希特勒从未在党内召集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来共商大局。每年秋季以盛大排场在纽伦堡举行的党大会，都绝对不像一般习称的党大会——亦即党的执行委员会与基层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方案并作出决议。

在纽伦堡从未进行过这种类型的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大会，是由党员群众以及其他各种组织所从事的列队集会。此外更有“冲锋队之日”“党卫队之日”，甚至有“国家义务劳动役之日”，1934年以后还有“国防军之日”。那些组织都称得上是国中之国，都在自己的节日被聚集在一起举办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游行活动，其间只有希特勒，而且一再只有希特勒发表演说。他自己则根本不听别人讲话。国家并非由党来进行统治，而是受到希特勒统治，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

“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那是因为，自从其他所有的政党都消失以后，就连国家社会主义党也不复在这个国家扮演真正重要的角色。其中相当奇特的地方是，几乎全体“省党部领导人”和“全国领袖”75——亦即最高阶党干部——的姓名今日都已经完全遭人遗忘，而且他们即便在第三帝国的时代也多半不为大众所知。第三帝国毕竟并非一党国家，它是一个元首国家。

而且，它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今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例如它并非名副其实的极权国家。刚好相反的是，与之前任何时代的德意志国比较起来，在希特勒的国家里面出现了更多的国中之国。一位名叫恩斯特·弗兰克尔的德国教授于流亡国外时期，写了一本标题为《双重国家》的精心之作，表示第三帝国内部至少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边是专制独裁、进行恐怖统治的国家，另一边则是原有的官僚国家，甚至是一个法治国家。比方说，当时如果有谁进行租约诉讼或者打离婚官司，都可以完全依据旧法典和正常的司法程序替自己争取权益——不论有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无差别。这种情形不只出现在司法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而已，其他许多部会的业务项目也不例外，事情都按照旧规矩来办理。从1934年底开始的状况更是如此，随着冲锋队恐怖行动的退潮，生活已大致恢复正常。只不过这种正常状态可能时而会遭到打断，而每当“元首”策划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时，他总是找得到合乎自己心意的工具。

国防军一如既往是特殊的国中之国，但此时它已经在实行普遍征兵制以后换了一个名称。76著名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在那个年代重操旧业担任军医官，他将自己的举动称作“贵族形式的移民国外”。

固然那种举动并非移民国外，而且人们对“贵族”一词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它却是一种回归自我的形式。若是在今天的话，我们或许会称之为：进入一个化外之地，进入一个特殊的国中之国，而且那里的旧传统和旧习俗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蔚为主流。比方说，国防军直到1944年仍然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敬礼，而是按照军方的老规矩举手接触帽沿行礼。

此类缝隙之所以能够存在，绝非出自希特勒的疏忽。人们曾经把纳粹形容为一个“运动”；但说来非常奇怪的是，1933年以后真正的“运动”却是希特勒本人。希特勒以统治者身份所促成的运动，比起整个德意志国和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来得多。他从未创造出固定的国家秩序，没有留下一部宪法，而且希特勒既未协调他所设立的诸多机构和组织，也不曾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规范。他故意忽略上述工作的理由，正是为了要让一切都保持运动状态。因为对希特勒而言，德意志国绝对不是最终的发展。在他眼中，那并非继承过来以后就必须加以维护的对象。德意志国对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块跳板，仅仅是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建立一个新权力架构的起步点——但那个权力架构的内在形式与宪政体系仍然完全无法预测。第三帝国的内部因而陷入混乱。

希特勒如何照样有办法统治这个被割裂成许多个特殊部门，而且并不集权的国度，让它继续成为一个元首国家？为何这种所谓的“专制独裁下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出现一个最高权威，同时最高权威能够随时随地如愿贯彻自己的旨意？这可以用两个字眼来回答：“宣传”与“恐怖”。那两样工具直到希特勒的纳粹帝国走上末路为止，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统治手段。正是因为它们的缘故，才使得希特勒政权截然不同于德意志国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

让我们先从“恐怖”开始讲起。希特勒政权一直都设有集中营，可在未开具逮捕令、未经复核、未加起诉的情况下，任意将人送入集中营，而被关进去的人只能期待面临可怕的命运。自从冲锋队被剥夺权力以后，各集中营的管辖权即归属于希特勒创建的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党卫队。77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非常聪明的做法：他没有命令国防军来枪毙冲锋队的领导高层，而国防军非常高兴能够避开那个令人不快的任务，免得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希特勒只是让国防军提供必需的武器和运输工具，然后动用了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小型军事化组织，而该组织——党卫队——在此之前其实只是冲锋队辖下的特种单位。党卫队如今变成了新的冲锋队，同时却又与冲锋队不尽相同。因为党卫队从来就不像冲锋队那般，只是一个主要由一般民众所构成的组织。它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国家社会主义各组织当中的贵族，而且是一个在人种方面经过特别挑选的群体——禁卫军的身高！78追溯到1800年的血统证明！

不过党卫队也具备自己的特殊功能。当初冲锋队曾经打算变成国防军，却未能如愿以偿。结果，冲锋队就在错失目标之后跌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党卫队的做法则稍稍有所不同：党卫队希望成为国家的警察，而此事获得了希特勒批准，于是可以成真。警察在希特勒上台后的最初几年内仍然归由地方政府管辖，如今它也被中央集权化，其最高单位——“国家安全总局”79——则成为国家级的机关。而党卫队很快就完全渗透了“国家安全总局”。党卫队领导高层最重要的人物进入了警察体系，被接收过来的警官们则改用党卫队的职衔。党卫队和警察融为一体，于是成为国内无所不在的一股势力，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机构。

除此之外，党卫队还被极度地扩大。其恐怖功能被划分出去，独立运作于冲锋队同样非常受人畏惧的警察功能之外，由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单位——所谓的“骷髅头部队”——负责执行。那些单位如今取代了冲锋队，成为集中营的负责人和管理者。他们为各个集中营带来了新作风，以及比较有规律、冷酷许多的制度，使得凡事不再像过去那般难以逆料和杂乱无章。不过，那绝非比较人道的制度，反而更加严厉，有各种可怕的纪律制裁措施可供使用——从平日针对琐碎违纪行为例行实施的体罚，乃至于作为纪律制裁措施而经常任意执行的死刑。

那一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党卫队在1934年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相当小型的单位。它需要好几年的光阴，才得以转型成为1938年以后令人心生畏惧的权力工具和恐怖工具。其情况正类似国防军需要花上许多年的工夫，才有办法从1933年那支仍然只有十万人的小型陆军（即便人数已经偷偷增加得略多于此），变成希特勒可以拿来打仗的庞大军事力量。

正由于扩充军备和扩大党卫队这两项工作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进行，从1934年到1938年之间的那个阶段因而看起来还算正常。人们在最初几年内非常熟悉的真正希特勒作风，便于此际暂时退居幕后，要等到1938年以后才日益肆虐。

我曾经在前面提到过希特勒的两个统治工具：“恐怖”与“宣传”。恐怖工作是由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负责进行。就此而言，希姆莱是希特勒的右手。宣传工作的负责机关，则是1933年3月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的“国民启蒙暨宣传部”，由戈培尔主司其职。我们也可以将戈培尔称作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左手。

二人虽然都是希特勒的手下，戈培尔却从未像纳粹时代后期的希姆莱那般，扶摇直上享有形同独立的权力地位。他始终只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希特勒的干部，而且一直无法对希特勒的政策发挥影响力（纵使在内政方面也不例外），不像希姆莱有时却可如此。然而，戈培尔在希特勒的帝国内，操控了最重要的国中之国之一。因为他在希特勒的授权下，以合法方式垄断了一整个领域，即今日所称的“媒体业”——也就是一切足以左右公众意见和公众情绪的事物。当时，那主要指的是报刊、广播（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戏剧、电影，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包括了书籍发行与文学创作。戈培尔技巧十足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若是从纯粹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对他表示叹服。

戈培尔其实从未试图让整个德意志民族都皈依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他反而转移自己的努力方向，通过他的媒体向德国人呈现出一个健全的世界——一个在元首统治下、由国家社会主义重新创造出来的健全世界。戈培尔的电影政策在这方面尤其明显。

这位宣传部长虽然偶尔下令拍摄一些大型宣传影片，但是它们的数目用一只手的指头就算得出来。除此之外，整个德国制片业所推出的，都是一些轻松愉快、不怀恶意，在制作技术和艺术表现上非常优秀的娱乐电影，而且其水平与正常的院线影片并没有两样。在那些电影里面，小姑娘钓得金龟婿、爱情永远至上，大家彼此打招呼时从来不喊“希特勒万岁”——一切都让人根本感觉不到第三帝国的存在。德国电影观众可以在那些影片里面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来满足个人的梦想。

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那些心甘情愿配合戈培尔进行宣传工作的人，多半都自视为反纳粹分子，而且他们在心态上确也如此。第三帝国时代的电影明星和导演们，大多数都属于当时所称的“反对派”。由于第三帝国在他们制作的电影里面受到了忽略，以致有许多人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正在进行某种形式的抵抗。然而他们并不晓得，自己其实是在完全不干坏事、未曾明显做出纳粹举动的情况下，非但完成了戈培尔所交办的工作，同时更协助他瞒天过海——让德国百姓感觉一切还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大家基本上仍旧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我们不必苛责他们，毕竟他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也必须赚钱谋生；而且，其他每一个希望靠着诚实工作在第三帝国赚钱谋生的人，也都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为第三帝国效劳。他们某些人却在事后自诩为反抗运动的助手，例如今日许多演员的回忆录当中便出现此种现象。但是，那种做法未免略嫌夸张。

戈培尔的新闻政策也采用了非常类似对待电影业的方法。戈培尔没有禁止中产阶级的报纸，唯独昔日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报刊才全部遭到查禁。他让中产阶级的报纸继续发行，我们甚至无法表示，戈培尔曾经设法把它们真正纳粹化。固然各编辑部门内部都派驻了一名纳粹记者，来扮演某种监视者的角色，可是他们在报社里的地位通常都微不足道。诸如《德意志通论报》《法兰克福日报》《柏林日报》之类的中产阶级报纸，大多能够保留原有的编辑小组——他们的犹太裔同事除外。

他们的撰稿方式与先前一贯的笔调相同，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第三帝国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新闻多样性。例如人们在《法兰克福日报》所读到的东西，在叙事的语气和风格上面都截然不同于《人民观察家报》。80就连《人民观察家报》的论调，也有异于那些当然同样继续发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战斗性刊物”，诸如党卫队的机关报《黑色军团》，或者是“中法兰克尼亚”省党部领导施特莱歇尔那名狂热反犹太主义者的《冲锋报》。81报纸的读者们依旧可以选择自己打算读到的东西，并且按照自己的心态来接受服务。

戈培尔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干预。在宣传部里面，每天都由一名参事（难得是由戈培尔本人）主持一场会议，各报社则派遣一名编辑（通常都不是总主笔）参加会议，并且在会中接获所谓的“语言规范”。但这种“语言规范”并不表示官方对各报社的每一个小细节都作出了规定——如前所述，他们可以，甚至应该保持自己的原有风格。然而，那种做法意味着，某些特定的新闻必须遭到扣发或者以极不醒目的方式刊出，某些特定的新闻则必须大肆张扬。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当时机紧迫之际，各家报刊仍会接获指示，应当在社论中采取何种路线（但此事不常发生）。

因此，我们无法表示新闻界完全被“同步化”了。报纸的多样性依旧存在，即便官方已经为新闻媒体定出不得逾越的上限。此做法所收到的效果是，就连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的读者也可以用自己咽得下去的方式，来接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熏陶。这种操纵舆论的措施简直称得上是天才之作。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可以操弄公众情绪，在未曾硬性灌输任何想法的情况下，针对百姓于官方眼中仍不“成熟”的地方来下功夫。

除此之外，希特勒在1934年至1938年之间确实做出了一些可以炫耀的表现，让宣传工作于那几年内进行得轻而易举。当时就连反对纳粹者也不得不承认：那个人只要想做什么，就有办法完成什么。他不但晓得自己想要什么，还能够付诸行动，并且加以实现。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会成功。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富裕、伟大和强盛，而且他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德国又重新站了起来。

希特勒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三项非常重大的成就。首先是恢复充分就业，这项工作也是交由一个国中之国来处理，希特勒本人并未特别进行干预。这个成就主要必须归功于亚尔玛·沙赫特，一位昔日的民主派人士——他起先担任希特勒的中央银行总裁，然后出任经济部长。沙赫特将国内经济与外面的世界严密阻隔开来，并且以不致立即造成明显通货膨胀的方式发行公债，借此促成经济繁荣。从1936年到1939年中期，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经济复苏。在那几年里面，参与经济活动的双方——企业家与劳工——生活都过得很好，至少远远好过了陷入经济危机的那些年头，以及布吕宁推行通货紧缩政策的年代。这是不容低估的成就，因为经济状况足以决定一个时代的气候；而希特勒时代的中期阶段出现了好天气。

希特勒在这个年代做出的第二项重大成就，乃顺利扩充军备。国防军对希特勒的其他政策还抱持的各种疑虑，则随之一扫而空。我们在此同样不可低估的是：对旧国防军的军官团成员而言，扩充军备意味着大展鸿图。在如今创造出来的百万大军之中，旧国防军的尉官变成了校官、校官变成了将军、将军变成了元帅。简言之，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而且不光是在物质方面如此。他们每个人在职业方面再度称心如意，觉得终于可以重新发挥所长——他们正在为一个进行大规模扩充和建设的军事组织贡献心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会从事反抗活动，甚至还可以容忍一些其实令人发指的作为。

其中的作为之一，就是国防军在1935年引进了“雅利安人条款”。82犹太裔的军官固然为数不多，可是有犹太裔外婆或犹太裔母亲的军官却相当多，因为军事贵族与犹太金融贵族彼此通婚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代特别频繁。那些婚姻的不幸子嗣们如今必须离开国防军。此一措施制造出愤怒与仇恨，然而却被容忍下来，毕竟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军队已经再度变得强大壮盛，而且如同在德皇时代那般，成为一个真正的战争工具。

希特勒取得的第三项重大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那同时也归功于戈培尔的销售技术，让广大公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向全世界发起挑战，采取了截然不同于施特雷泽曼和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方式。后者虽然同样推动修正主义政策，甚至也获得了重大成就，但其作风却一直是顺应配合，以及在表面上进行和解。如今一切已成过去。希特勒把重点放在从世界手中夺取自己的成就。

1933年已经首开其端。当时德国故作姿态，退出仅仅在七年前才获准加入的国际联盟——也就是说，用力在背后关上了大门。希特勒非常巧妙地运用群众心理，针对那项行动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公民投票，首度获得将近百分之百的支持率。

他接着在1935年公开宣布重新实行普遍征兵制，表示德国从此将在和平时期维持三十六个师的兵力——已不再是《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十万人陆军！他同时还通知全世界，德国从此已经重新拥有空军。

1936年他又做出一个特别大胆的举动，德国不但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同时也毁弃1925年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下令国防军开入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这回演变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1938年以前所引发的唯一一次危机。法国一度看似将对德国的举动作出回应，准备进行动员并挥军开入莱茵地区作为反制。某些国防军的将领们自始就畏惧此事，因而设法劝阻进军莱茵地区的行动。希特勒却坚决表示法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而且他的预测正确无误。“现在我们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而其他人，例如法国人，将再也不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抗我们。”——这种自信感或许就是希特勒通过其效果十足的外交姿态，在国内政策和群众心理等方面所获致的最杰出成就。

接着，在1938年出现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巨大成就：他在无人提出质疑、未曾进行战斗的情况下挥军开入奥地利，然后加以合并，实现了修正主义政治人物昔日梦寐以求的目标。紧接着，又在首度出现战争危机之后，于1938年秋季的《慕尼黑协定》中，让英国和法国牺牲法国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强迫捷克将所谓的“苏台德地区”，亦即该国主要由德国人居住的边缘地带，让渡给德意志国。83

“这种事情我们本来连想都不敢想。那个人却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成功。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这正是德国大众经历了各种重大成就之后所产生的观感，因而便不再有人特别介意希特勒并不怎么受欢迎的其余政策了。

现在我想对那些其余政策作出说明。希特勒自始便毫不留情地迫害两个族群：一是共产主义者，一是犹太人。光是基于一个理由，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就应该不受欢迎，因为共产党在1932年初是一个拥有六百万选民的群众政党。我们不禁想问道：那些选民们在1933年以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其实哪里都不在。

就连来自中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阵营的反共产党人士，也曾经在1933年年初幸灾乐祸地期待着，至少共产党将以某种方式采取反抗希特勒的行动——各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自己则再也无法奋力进行这种动作。他们相信，既然希特勒一直威胁要摧毁共产党，共产党绝不至于未加抵抗便束手就擒。而且，他们盼望出现暴动，或许可进而借此酿成类似内战的状态（不过，他们对内战也心生畏意）。

然而，类似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曾发生过。自从国会大厦失火以来，凡是尚未逃亡国外或走入地下的共党领袖人物，都已经被送入集中营；共产党的办公室则被警方搜索和占领，其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被查禁，官方却无须公开宣布此事。那个行动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从此就没有了显著的共产党抵抗活动。

我相信这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致一贯的共产党选民和结构松散的共产党支持者（为数或许多达好几百万人），在随后几个月内多半纷纷变节。共产党继续遭到查禁一事，自然会令各个中产阶级政党完全感到满意；在某种程度内，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因为他们自己当初跟共产党有过兄弟阋墙之争。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当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社会民主党只能够在海外延续命脉的时候，留在德国的共产党员虽然历尽可怕的牺牲，却在整个希特勒时代都还是一个干部党，维持了最起码的党机关。这种过人表现令我们不得不心生敬意。但我们也必须马上接着表示，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时代并未做出任何成绩。共产党一再组成小团体或小小团体，有时还完成了小规模的行动——主要是在邮局或电话亭放置传单。但那从未收到任何具体效果，充其量只是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大量制造出烈士罢了。整体来说，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并未损及他在操弄群众心理上所获得的成功，并没有怎么影响到大多数百姓对其政策的全盘接受，以及对其成就所产生的敬意。

反犹太主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霍亨佐伦皇室的德意志帝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国家，之前哈登贝格84与俾斯麦的普鲁士更绝非如此。在一般德国百姓当中顶多也只是出现“传统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并未一直受到欢迎，而且在乡间往往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犹太人在特定职业领域内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律师、医生、记者、出版商、作家），固然令某些人觉得很不是滋味，可是这种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深植人心，整体而言并无大碍。更何况，它从未成为主流态度。

一般德国百姓看待犹太人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赞成完全解放犹太人并且平等待之，其看法类似哈登贝格1811年时的用语：“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义务。”第二种方式是在“受过洗”和“未受洗”的犹太人之间，或者在“旧住民”与“新移民”之间作出区分；受过洗和世居于此的犹太人获得接受，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则遭到排斥。最后还有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巴不得让所有的犹太人，或者至少让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成为权利受限的次等公民。热烈支持最后一种方式的人，甚至打算将全体犹太人纳入《外国人法》的管辖范围。即便如此，在广大的德国百姓当中并没有任何路线主张犹太人必须遭到灭绝，就连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也不例外。被希特勒不断透露出来，最后更以如此恐怖的方式付诸实现的灭绝犹太人想法，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德意志国是德国人所完全陌生的。

希特勒在这个领域内采取了化零为整的做法。犹太人起先只是被逐出特定的机关与行业。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士兵以及为国捐躯者的子嗣，起初仍可在那些机关和行业内享有例外优待。然后，禁令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及到其他行业。接着，在1935年出现第一个大动作，颁布《纽伦堡法案》剥夺犹太人的政治公民权利，同时犹太人被禁止与非犹太人通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则是违法行为。那是十分过分的做法，而且我们无法表示它特别受到欢迎。可是，它却被容忍下来。人们忍气吞声的理由之一就是：传统反犹太主义的最激进要求已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完成。此外，更有许多人相信，如此一来就已经达到了希特勒反犹太政策的终极阶段。

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犹太人从此妾身已明。事情固然做得非常过分，以致他们不再享有政治权利，不能够（或者只能在例外情况下）从事特定的职业，不准跟非犹太裔的德国人结婚或谈恋爱。可是，相较于希特勒所完成的各种成就，诸如充分就业、重整军备、以强硬外交政策来赢得胜利、重振民族自尊等等——人们经过这么一番比较之后便可以将就下去了。

这种将就的态度，导致人们不断接受越来越可怕的事物，而这正称得上是德国人必须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所负起的共同罪责。但我们还是必须替德国人缓颊一下：自从民主政治生态遭到废除以来，他们就没有任何工具可用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政治上采取行动。

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抗拒希特勒的犹太人法案所造成的结果。如今在德国和犹太人结婚已不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户政事务所同意承办这种婚姻登记。但人们还是可以冒着受到惩罚的危险，想办法与犹太人同居共处，85并随即在开始上演真正的迫害以后，进而藏匿犹太人或者协助他们移居国外，要不然就以其他的方式私下伸出援手。不少人确实那么做了——即便不是在数以百万计的情况下，但其人数还是成千上万。然而，纵使他们有意，也已经无法采取有效方式，来对抗希特勒政府包括反犹太主义在内的各种内政措施。

尽管如此，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还是继续成为一个主要标志，可用于区分谁属于元首的忠贞信仰者（那是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的德国百姓），以及谁属于人数虽然较少却仍相当可观的“反对派”。每当后者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忍不住痛骂希特勒，把他的党责备得更凶，诅咒整个第三帝国，而且相信自己仍然坚守固有的信念——可是，他们再也不敢公开表态，更何况，当然不可能有人在政治上代表他们出面来贯彻信念。

那些“反对派”当中有许多人在后来——等到希特勒跌入地狱以后——一直喜欢自诩曾经进行过“内心流亡”，甚至进行过“抵抗”。可是我认为，我们使用这两个字眼的时候都必须非常小心。

只有非常小的圈子里面才曾经在特定时刻出现过抵抗行动，而且那些小圈子同时也任职于政府机关，尤其是军方单位。因为除非是从政权内部下手，否则根本就无法有效进行真正的抵抗。其他类型的抵抗，例如一部分教会人士和共产党员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而采取的行动，则注定不可能得出具体结果。因为无论是教会人士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手中都缺乏一根杠杆可供使用于牵动那个“元首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唯独一个团体在手中握有这种杠杆，那就是国防军的将领，尤其是陆军的将领。军方确曾两度密谋起事：1938年至1939年面临即将爆发的战争时，以及1943年至1944年面对迫在眉睫的败仗之际。其中只有一次采取了实际行动，即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贝格伯爵执行的暗杀行动与政变尝试。众所周知的是，那个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事未能得到整个军方领导阶层支持，只有少数人表示赞同。那个少数派当中难得有人逃过了希特勒政权的报复。他们固然非常值得敬佩，可是他们也一事无成。

就“内心流亡”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免不了也有人流亡国外，可是这种做法相当不容易，因为经济危机仍然在德国境外肆虐，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愿意接纳移民并允许他们工作。纵使“内心流亡”无疑是某些人士果真一心想做的事情，它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变得不可能。让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日后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86

吕布克乃昔日中央党的政治人物，一直忠于自己的信仰，可是在1933年以后苦无机会以任何方式积极参与政治。他因而回归老本行变成了土木工程师，展开一段完全不具政治性的职业生涯。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内心流亡”。吕布克承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下降，从身份相当崇高的政界人士转而过着默默无闻的中产阶级生活，借此在内心维护对旧信念的忠诚。但那确实是一种“流亡”的方式吗？因为即便身为土木工程师，他还是必须为国家的利益效劳。例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必须协助修筑营地来安置从国外强征过来的工人，以致后来为此而饱受攻讦。我个人认为那种攻讦并不公平，毕竟他也必须靠某种方式来过活。但无论如何，跟某些来自电影界、新闻界、广播界、戏剧界，甚或文学界的“反对派”比较起来，吕布克更有资格自称为“内心流亡者”——因为那些人按照了戈培尔的意思来办事。

现在让我再回头谈一下文学，因为它所受到的钳制比较少。德国文坛要人固然大多已经移民出去，但即便在第三帝国，凡是心有灵犀的人仍可明显觉察到一种文学形式的存在：其作者们属于“反对派”，而且他们努力想办法远离第三帝国。没有任何年代能够像第三帝国时期那般，如此大量地撰写和出版了缺乏时代背景的田园文艺、幼时回忆，以及描绘大自然的作品。任何阅读那些作品的人都看得出来，作者不打算当纳粹，他不想同流合污。

但那些作者实际上还是同流合污了，而其合作方式就是向喜欢阅读此类作品的人们呈现出来：你们在第三帝国照样可以读到这样的东西。每一个在戈培尔下面做事的人，即便他还极力自视为“反对纳粹者”，都在戈培尔的乐团里面演奏了一件小乐器。在那个乐团里面，不论是田园风情也好，还是老式的道貌岸然作风也罢——亦即一切属于“正常状态”而且不直接违逆第三帝国的事物——都必须配合演出，就好比是管弦乐团也需要有人吹奏小短笛一般。

本章的结尾部分探讨一个经常被人谈论、却从未得出明确答案的问题：第三帝国究竟是延续了德意志国的脉络呢，还是已经偏离了连贯性？一言以蔽之，答案是：延续的成分和不连贯的成分都有，但是延续的成分居多。我们将在后面读到，希特勒接受了帝国时代后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二择一选项——“世界霸权或沦亡？”——并把它推向极致。也就是说，他的外交政策完全维持了德意志国的连贯性，而且那种连贯性只有在打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迫中断了一阵子。

希特勒帝国的内政实务则有所不同。在此一眼即可看出完全的不连贯性：无论是一人独裁，还是将国家恐怖主义与宣传垄断使用为统治的手段，或是禁止除了一个政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那些做法在德意志国的历史上都没有过先例。然而很奇怪的是，那一切都在1933年被心甘情愿地接受，仿佛百姓始终在等待它们发生一般。尽管那些做法没有先例可寻，可是在德意志国的历史上岂不也曾为它们做出了准备？俾斯麦虽然不是独裁者，却在“他的”帝国草创之初，几乎如同希特勒在自己的后期阶段那般，随心所欲地形塑了国家的政策。如此一来，俾斯麦在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之间所留下的遗产，就是“对英明领袖人物的渴望”。可以相提并论的另一项遗产，则是“对各政党的厌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以及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末期，上述二者都再度甚嚣尘上，而且两次都是以兴登堡作为众望所归的指标性人物。然而，兴登堡无论是在1916年至1918年，还是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都从未满足人们对他的秘密期望。希特勒却在1933年似乎立刻满足了人们的期待，而且在随后许多年内，他甚至还超出了国民的愿望。那些愿望的主要内容向来是民族的统一（与团结）以及国家的强大；二者皆为最终和最高、几乎具有宗教性的目标。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你什么也不是，你的民族就是一切”这句希特勒的口号，一向就是他们的政治想法和政治愿望的秘密指导原则——在之前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已经如此，德意志国的百姓当然更是这样。就此而言，希特勒仍然处于德意志国的历史连贯性之中，即便其统治方式令之前所存在过或者被尝试过的各种做法都远远望尘莫及。

在希特勒帝国的社会当中固然出现了若干变化，但这方面的连贯性也还是居于优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延续之中的嬗变”。旧统治阶层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大致丧失了权力，但其社会地位仍未遭到剥夺。大地主还照样是大地主，大企业家还照样是大企业家，知识界与文化界的精英也还照样是精英——只要他们没有因为移民出去而被拔除原有地位的话。出现改变的地方，则是有许多人涌入那些主流阶层，例如党卫队渗透到警察，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发户进入大企业，以及大型出版机构昔日往往为犹太人的领导层级遭到新人取代。希特勒时代的社会，是一个力争上游者的社会，虽然方式略有不同，但其情况类似先前的魏玛共和国以及今日的两个德国。延续性并未对此情况造成损害。一直延续下来的事物，还包括了军方在社会上继续享有的声望与地位，即便那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暂时稍微下降。

最不具延续性之处就是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亦即生物性的人种观念。反犹太主义昔日在德意志国无足挂齿，可是对希特勒本人来说，其重要性或许更甚于国家大事。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自己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因为与犹太人关系密切而感同身受，所以反犹太主义仅仅是次要的事情，可以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逆来顺受——只要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继续团结一致并且国势强盛的话。这种情况直到末日来临为止都还是如此。现在我想针对那个末日提前作出说明。因为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下一章，并未将希特勒先后迫害犹太人与谋杀犹太人的行动包括在内。毕竟大屠杀不属于战争行为的一环，即便它发生于战争期间。

大家都晓得，希特勒从1938年开始不断加紧迫害犹太人。1938年时，希特勒更进行了一场实验，在官方主导下于全国各地展开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当时几乎已经完全被冷冻起来的“冲锋队”因而再度发挥了作用），借此测试公众情绪以及他自己的反犹太宣传所收到的成效。测试的结果却很不理想。

德国人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是以还算精确的方式，将那次的行动不痛不痒地称作“帝国水晶之夜”。而“水晶之夜”其实只是其中所发生的最微不足道的事件。除了玻璃橱窗被打破之外，还有犹太教堂被焚毁、犹太人的住宅被捣烂、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到逮捕并送入集中营，还有不少人被打死。那其实并非什么“水晶之夜”，而是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暴行。

德国百姓无意认同此事。他们以嘲讽的态度保持距离，他们在各地都不曾参与那些行动，并且还公开表达自己的反感。同时，他们尽可能想办法来贬抑那些可耻行为的重要性：那只不过是一个“帝国水晶之夜”罢了——它无疑十分恶劣，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点滑稽的越轨举动。百姓们固然不必亲自为此负起责任，但也无意把责任推给整个纳粹党，更遑论是怪罪元首本人——“假如元首晓得此事的话！”87

但无论如何，从希特勒的角度观之，测试的结果极为负面。于是，他过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之后，便取消了那项行动。整个事件的过程已经显示出来，德国的公众，亦即大多数的德国百姓——效忠希特勒的百姓——不打算积极参与真正迫害犹太人的行动。

当希特勒后来决定实施“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时，从那次的经验得出了一个往往受到忽略的重要结论：不要在德国进行“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于是，各座毁灭营都位于波兰东部。在德国本土和其他许多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是，犹太人仅仅被运走；而官方对外作出的解释是，他们只不过被迁移到其他地点而已。实际的大规模屠杀，亦即使用机械化设备消灭数百万犹太人的行动，反而从未像希特勒帝国其他的种种伟大事迹或重大罪行那般被公开宣布，更遑论是大声张扬。超群绝伦的宣传机器，更是从未在这方面被使用过。

那些受到戈培尔操控的德国报纸上面从未刊载“犹太人必须遭到灭绝”，更遑论“犹太人现在已被灭绝”。一直进行到1945年的做法，反而还只是不断重复那些陈腔滥调：“犹太人是我们的灾祸，我们必须对他们提高警觉。”对当时阅读报纸和收听广播的德国公众来说，并没有大屠杀这么一回事。

这种刻意向德国百姓掩饰大屠杀的做法，可在某种程度内用于替德国人缓颊，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反制行动。另一个更能够帮他们辩解的理由，在我看来就是他们反正无能为力，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阶段的条件下。

就德国人是否晓得或者果真不晓得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一事而言，这个问题只能针对单独个案逐一作出答复。自然有许多相关事项渗漏出去，但我并不晓得它们是否一直被人们信以为真。就连国外也久久无法相信，因为他们觉得此等事情根本令人难以置信。德国犹太人更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同样不认为那种事情有发生的可能——否则在1938年以后，或许会有更多犹太人采取行动，及时脱逃出去。

但我们绝对不可隐瞒，在德意志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迫害犹太人以及试图灭绝犹太人的行动。此事已经发生，并且是那段历史上永远的污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却无法将上述事情拿来与“元首国家”和德意志国在历史上实际出现过的其他许多事物等量齐观，认为它们也是打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的东西。纵使没有希特勒，1933年以后很可能也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元首国家”。纵使没有希特勒，很可能也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假如没有希特勒的话，就不会有数百万犹太人遭到谋杀。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发动的战争，并不是他长久以来所希冀和所策划的战争。

当初希特勒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两个相当明确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德国在东线战场击败俄国打赢了大战；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之弱，则出乎人们战前的预料。俄国被迫签订条件苛刻的和约，而且那场战争结束之后已有广大的俄国土地落入德国手中。希特勒相信有办法将此事重复一遍。那么在《我的奋斗》里面是怎么表示的呢？——“命运本身似乎愿意在此为我们指出方向。……东方的巨大国度已经崩溃在望。”

希特勒同时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主要是输给英国，而且与英国的战争或许曾经可以避免。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历史，令我们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历史：当时贝特曼—霍尔维格曾经努力让英国保持中立，不介入那场他认为无可避免、必须在欧洲大陆对法国和俄国进行的战争。希特勒同样设法争取英国保持中立，甚至巴不得英国能够成为盟友，站在他的那一边。此外，希特勒还认为他自己也晓得（我们不妨再次回忆一下《我的奋斗》里面的讲法），为何让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保持中立的希望到头来还是落空了。

希特勒认为那个希望之所以落空，是因为德国尽管已经在欧陆被法国和俄国两个对手所包夹，却仍然尝试推动世界政策与大海军政策。结果，德意志帝国就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挑起了英国与德国在欧洲境外进行世界统治权之争。这一回希特勒以比较正确和比较聪明的方式，放弃采取类似措施：没有大海军政策，没有世界政策，将力量集中于对苏作战——然而，在攻打苏联之前必须先对法国开战，以解除后顾之忧。但值得注意而且并非巧合的是，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之间以完全前后一致的方式所策划出来的这种政策，最后归于失败。

希特勒在1935年与英国签署了《海军协定》，将德国舰队的总吨位限制在英国的三分之一以内——其实那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德国在当时几乎还没有舰队。但希特勒或许曾经认真看待过这个协定。他既不打算跟英国打仗，又无意向英国作出挑衅，因为他希望赢得英国的支持，让英国在德国征服布尔什维克苏联的时候袖手旁观，看着它变成德国的“生存空间”。希特勒把里宾特洛甫88派往英国进行谈判以前，曾经对他作出如下指示：“给我带回与英国的盟约。”

但英国并不想结盟，而且不愿坐视德国征服和占领苏联。尽管如此，英国还是准备向德国作出重大让步——如果德国能够以自己传统的欧陆中心地位为满足的话，亦即放过法国，并且不去骚扰苏联。

德国与英国在1937年至1939年之间所进行的历次谈判，基本上已经言及德苏大战。英国希望阻止这场战争，原因倒不在于该国对苏联情有独钟（相反的是，英国与布尔什维克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而是由于英国已经正确地预见：一旦苏联遭到征服之后，德国即便没有大海军政策也将成为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令英、法等世界强权再也无法并驾齐驱。换句话说，英国打算“买断”德国在东方的大规模征服战争，于是拒绝了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名义公开提出的要求——让德国“在东方放手行事”。英方反而向德方提出自己的政策，而那个构想后来以“绥靖主义”之名著称于世。

德国应该在英国的协助下，争取到重大让步。德国可以获得自己希望并入境内的一切德语地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缘地带，以及但泽89。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必须与英国和法国为了欧洲的和平携手合作。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德国在取得新领土的时候必须与英、法两国（特别是英国）一致行动。

于是，在1937年至1939年之间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构想。一是希特勒的构想，希望英国最起码能够保持友好中立，坐视德国在东方大肆进行征服；另一则是英国的构想，期盼德国于扩大领土和心满意足（“被绥靖”）之后，能够在一个和平的欧洲停下脚步。

那不仅仅是出自理想主义而已，理由更在于英国迫切依赖欧洲的和平。如果英国必须在烽火连天的欧洲涉足欧陆事务的话，那么大英帝国在东亚、地中海、近东等地区的弱点势必将暴露无遗。因为英国在此状况下将不再有余力，为了捍卫帝国的利益来对抗另外两个意图改变现状、侵略性十足的强权——日本和意大利。

这场德、英外交角力非常有趣的地方是，起初唯独德国有所斩获。德国能够和平地扩张领土，再度成为一个真正的欧陆强权。希特勒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在西方列强的配合下得以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欧构想”付诸实现，并且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希特勒认为这还不够。

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案在进行角力时出现的第一个高潮，就是1938年秋季的“苏台德危机”，所涉及的对象则为捷克斯洛伐克由德裔百姓居住的边缘地带。从表面上看来，当那个危机结束的时候，希特勒以和平方式取得了他自己的最大胜利。尽管英、法两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促成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主要势力，而且虽然法国依旧与捷克斯洛伐克维持同盟关系，西方列强还是在危机逼近战争边缘之际，临时在慕尼黑举行高峰会议，于会议中将“苏台德德国人”所居住的捷克边缘地带让渡给希特勒。

如前所述，从表面上看来这是希特勒迄今所获得的最大胜利。此外，就德国内部而言，军方于危机方兴未艾之际重新形成的反希特勒势力，也在“慕尼黑”以后暂时完全销声匿迹。不过，发人深省的是，希特勒却认为“慕尼黑会议”及其结果意味着功败垂成（他宁愿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演练一场短暂的战争来赢取胜利），而且慕尼黑的获胜者与其说是希特勒的计划，倒不如说是英国的绥靖政策。比方说，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一从慕尼黑返回伦敦之后便公开宣布：那次会议的结果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英国在这方面的盘算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其出发点是：东南欧各国现在都必须设法与希特勒进行沟通，而希特勒如果打算把别人放手让他和平征服的势力范围好好组织起来，至少需要花上五到十年的工夫。在此期间内，希特勒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拟订出新的大规模行动计划，西方国家则可好整以暇地整顿军备，以便在军事上重新与德国势均力敌。

但希特勒不打算花那么多时间。他继续坚持自己的苏联计划，并且相信现在可以不必理会英方，必要时甚至在对抗英国的情况下执行该计划，因为他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已经对英国怀有某种蔑视。1939年的危机于焉爆发。

不过，1939年开始得非常和平。英国人相信绥靖政策已经获得了成功。希特勒却根本就不在乎，应如何在德国领导下把东欧的中部与东南部组织起来。如果他曾经在该地区追寻过任何目标的话，那就是要争取一些助手民族来配合进行筹划中的对苏之战。而波兰应该成为那些助手民族当中最重要的一员。

波兰在当时和今天一样位处德苏两国的中间，于是对希特勒的计划构成了障碍。因为德苏之间若无共同军事边界的话，德国怎么会有办法对苏联开战呢？从德国的角度观之，这条军事边界的位置当然越靠近东边越好。换句话说，波兰必须被争取为德国向苏联进军时的盟友。波兰则可获准在乌克兰开疆辟土——如果波兰与德国签署为期二十五年的协议、通过同意但泽利伯维尔并入德国的方式来确认盟约，而且如果波兰基于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先决条件，积极配合参与日后德国对苏之战的话。

波兰对此表示拒绝。正是因为这种拒绝的态度，而非由于但泽本身，才使得希特勒改变了想法。既然他无法让波兰成为盟邦，那么就必须征服和占领波兰，使之成为德军的攻击发起地。计划中的对苏之战因而必须以一场即兴创作出来的对波兰之战首开其端，而且不惜在对抗英国的情况下发动那场战争。如今，也必须对抗英国的理由是，该国的态度此时已然出现转变。那是希特勒自己所造成的结果。

慕尼黑会议不仅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缘地带让渡给德国，同时会议中还达成协议（对英国而言这是慕尼黑高峰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此后德国采取任何重大外交步骤时，都应该与英国事先协商。对希特勒而言，这一点正是失败之处。他希望能够在东欧放手行事。因此，他决定硬是要违逆英国，在完全未经协商、未作预警的情况下出兵占领了残余捷克，同时又一次割裂捷克斯洛伐克。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变成了“帝国保护领地”，被分离出去的斯洛伐克则成为盟邦和附庸国。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片面行动，因为残余捷克早已成为任由希特勒摆布的囊中物。此举其实主要是希特勒为了“慕尼黑”——亦即他所认为的自己的失败和英国的胜利——而进行的报复。

1939年3月发生的这个事件，也在伦敦触发了警报。张伯伦政府虽然尚未放弃“绥靖主义”，不过绥靖政策的执行方式如今已有所改变。之前的做法只是借由承诺与让步来因势利导，此后的进行方式还加上了威胁：如果希特勒继续恣意独行推动东向扩张政策的话，那么英国将会出面阻挡他的去路。这种威胁姿态的象征性动作，就是英国在波兰拒绝加入希特勒的反苏同盟之后，于1939年3月底向波兰提出的保证。

希特勒因而面对了一个新的形势。大战爆发三个星期以前，他在1939年8月11日向“国际联盟”当时派驻但泽利伯维尔的高级专员——瑞士籍的卡尔·布克哈特——作出如下总结：“我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苏联而发；假如西方是这么的愚蠢和盲目，以致无法理解此事的话，那么我将被迫与苏联取得谅解，然后向西方出击，接着在击败西方之后集中全力对付苏联。”

上述词句蕴涵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那正是希特勒临时拼凑出来的新计划，同时它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两年内的行动方针。希特勒先是跟苏联达成协议，转而与苏联联手对付波兰，接着在苏联的背后掩护下对西方作战，最后才按照一开始的计划“集中全力”攻打苏联。

那么苏联为什么配合进行了这个政策？斯大林当然不可能不晓得，希特勒的各种计划其实都是冲着苏联而来，而且希特勒未曾试图向斯大林遮掩此事。希特勒从1936年便开始与不同的国家——日本、意大利以及一些小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议》，那些协议实际上都是反苏联的盟约，因为其中包含了秘密条款，要求各个签约伙伴在德国对苏联发动战争以后保持友好中立。

斯大林在1939年看见了避开战争的机会。那等于是把球传到西方的半场上，促成德国陷入与英、法两国的战争，借此尽可能让希特勒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对苏联开战。在此有利背景下，斯大林十分乐意基于一个先决条件跟希特勒达成协议——由苏联与德国瓜分东欧。

德国与苏联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该协定中的秘密补充条款规定，对波兰开战之后，波兰的东半部——亦即当初苏俄在1921年必须割让给波兰的土地——将归还给苏联；除此之外，苏联可成为波罗的海边缘三个小国与芬兰的主宰者。双方同时也还针对东南欧作出了性质类似、但有些含混其辞的协定。

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发动的战争便如此开始了，然而在他自己眼中，战线的位置错误：向波兰开战，于是也必须对法国和英国作战，而且还跟苏联结成半吊子的联盟。那其实并非希特勒一直以来所策划的战争，反而是塞克特将军与国防军在20世纪20年代所着眼的对象。如前所述，那只不过是希特勒“集中全力”对苏联展开大战的前奏，而且那场大战预定将在他击败波兰和西方列强之后登场。

但是，那个计划未能完全成功，即便希特勒起初战果辉煌。经过一场短暂得令人诧异的出征行动后，波兰就在1939年9月败亡。随即形成了漫长的停顿状态，其间再度出现各种谈判的尝试，而且，丹麦与挪威顺便遭到占领。接着，法国在1940年5月和6月——以更加令人惊讶的方式——于六个星期之内也被击败。此次西征的时候，还又顺便占领了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并且同样只遭遇到短暂的抵抗。

波兰和法国都被解决之后，希特勒面临了一个问题：下一步应该如何对付英国？就真正与英国人作战，以及入侵、征服与占领英国而言，德国并不像攻打波兰和法国时那般准备充分。德国仍未拥有大海军，更何况还在占领挪威的行动中损失了一部分现有的舰队。因此，除非希特勒有办法掌握英国的制空权，否则便无法让陆军在英伦三岛登陆。

1940年8月和9月进行了制空权之争，但那个尝试徒劳无功。英国继续主宰了自己的领空，德国入侵英国的行动因而长期延宕下去。若能做出充分准备的话，德国的入侵行动是否有机会在1942年或1943年获得成功呢？那是颇有疑问的事情。因为其间英国也会不断强化自己的实力，而且在地面武力方面亦然。

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的败绩对后续战局所产生的意义，往往受到了低估。因为空中战役并非特别戏剧性的事件，而且它不像两年后的斯大林格勒那般，成为德国的大灾难。然而，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意味着希特勒在西方的胜利还不完整。如果希特勒仍旧打算按照原定计划回头向苏联动武的话，他就无法“集中全力”来办事。他在西方将继续面对一个非常难缠、拥有巨大资源的对手，而且那个对手与美国关系密切。

希特勒有好一阵子三心二意地试图让英国不胜其扰而退出战争，于是在1940年与1941年之交的整个冬季以及1941年初，对伦敦和其他的英国大城市进行空袭。可是，那一切并未收到任何效果，其情况正如同后来英、美两国以更大规模对德国展开的空袭行动，都只不过是战略上的失策罢了。

对抗英国的战争于是继续成为希特勒的包袱，而最大的问题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负担得起一场对苏之战？几经漫长的反复考虑和杂乱的内部商讨之后（况且，德国还耗费时日介入此际已在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希特勒所得出的结论是，他有办法对苏联作战。时至1941年6月，他将自己在1939年8月即已宣布过的事项付诸行动：尽管希特勒无法“集中全力”，却还是大举出动陆上和空中武力进攻苏联——即便英国仍未脱离战圈。

事后回顾起来，那称得上是希特勒在战时所犯下的第一个严重战略错误，而且光是这个错误本身或许就足以让他打败仗。因为即便德国在初期阶段取得了辉煌战果，事态的发展却显示出来，苏联不可能像波兰和法国那般被击败。该国反而在遭遇了极为可观、恐非其他任何欧洲国家所能承受的人力伤亡和土地损失之后，仍然能够动员全民的力量，变得比德意志国更加强盛。

希特勒忽视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所发生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中叶，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出“东方的巨大国度已经崩溃在望”之际，其看法或许并不算是完全错误。当时苏联成立未久，于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列强出兵干预等等惊人的艰辛和苦难之后，确实已经残破不堪。它虽然是一个巨大的国度，却已精疲力竭，甚至支离破碎，说不定果真无力抗拒德意志国的攻势。

然而，此时的苏联已经迈入斯大林时代——一个以极权方式掌控所有力量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以农业为主的俄国，在此阶段已突飞猛进，被鞭策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希特勒在1941年攻打的苏联，虽然还不是今日的那个超级强国，但苏联已然跃升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强权。新的工业化措施凭借着俄国旧有的力量泉源（辽阔的空间、充沛的人力，以及百姓忍受苦难的非凡能力与勇气），已经将苏联改头换面，变得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俄国强大许多。

希特勒虽然打赢了许多场大型会战，占领了广大的土地，可是他的攻势随即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顿河畔的罗斯托夫陷入停顿。苏联人历经连续数月的惨败之后，在1941年和1942年之交甚至已可相当成功地展开冬季反击战。

但刚好就在苏联发动反攻的时候，也就是在1941年12月初，当速战速决击败苏联的计划已告落空，已可预见希特勒势必将长期与苏联激战，而且他的胜利根本还不确定之际——希特勒却在此刻向美国宣战。

这是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出最令人费解的决定，而且我对此也没有真正的解释。我曾经在许多著作里面讨论过各种可能的答案，还阅读了一切我所能取得的相关史学论述，但我必须承认：不论是我自己的还是历史学家们的假说，没有任何讲法能够让我真正信服。就此而言，我必须返回稍早的年代。自从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发表他那篇著名的《隔离演说》之后（他在演说中要求，必须宛如检疫一般，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等侵略国与世界其余各地隔离开来），便不遗余力地发出讯号，表示他立意已决，将在上述各国发动战争后加入敌对的一方。然而，事态的发展已经显示出来，罗斯福无法在国内贯彻这个意志。无论是美国民间还是美国国会的主流意见，都要求继续维持孤立主义。他们所努力的目标，就是不插手干预旧世界的任何事物。而且他们认为，如此一来即可避免美国重新犯下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错误：由于加入了协约国的一方而被卷入欧战。

罗斯福直到1941年12月为止，都未能打破这种孤立主义的反对势力，以致无法推动他有意采取的干预政策，因此无法预料的是，假如希特勒未曾向美国宣战、帮助他克服难题的话，罗斯福究竟要等到何时才能够顺利打破孤立主义。更何况，那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而希特勒原本大可期待美国将在很长时间内无力干预欧洲战局，因为美国已被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此事固然使得美国有机会动员其休眠已久的巨大战争资源，但同时也强迫美国将之运用于对德国最不具危险性之处，亦即在太平洋地区对付日本。

希特勒却反其道而行，利用这个机会向美国宣战，仿佛他早就对此跃跃欲试一般。等到希特勒这么做了之后，罗斯福才终于如愿以偿，有办法加入英国的一方对德作战。当然，那还需要花上很长一段工夫，为时几乎长达两年半之久。一直要等到1944年夏季，美国才充分扩大军备、动员人手和部署兵力，敢于和英军协力从英国出发，向欧洲大陆展开大规模的攻势。但不管怎么样，德国自从帮了罗斯福一个大忙，主动向美国宣战以后，就再也无力扭转败局。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会做出这个令人不解的举动？

即便我们无法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绝对明确的答案，但还是可以为此列出一些考虑点。

1941年7月，希特勒在获得巨大的初步战果之后认为，对苏之战已经胜券在握。希特勒就在这个时刻——当他其实早已向德国的战败跨出了第一步以后——拟订出一些新的计划。那些计划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他最初设定的目标：征服苏联并使之成为德国的生存空间。他在那年7月已经作出决定，陆军的装备虽然在之前几年内由于筹备对苏作战而享有优先权，现在却必须受到限缩，以便大幅扩充海军。希特勒认为苏联已经被击败，于是开始策划未来的“世界闪电战”，他希望借由强大的舰队和空军，让美国在充分完成战备之前即已陷入瘫痪。

那些都是在狂妄自大之下所拟订的计划，它们从未获得实现，甚至从未进入前置作业阶段——建立强大的海上武力。因为从1942年开始，对苏之战再度占用了德国全部的资源。但是，上述各种计划已经存在，而且直到1941年底，或许都还以不明确的方式继续在希特勒的脑海中打转。说不定希特勒在1941年12月的时候，仍在有意无意之间相信可以重拾那些计划，反正此时美国看样子已经完全被日本牵制住了。

以上只不过是一种假定而已，或许也未尽正确。但无论如何已可确定的是，希特勒在1941年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当他尚未击败英国和苏联，还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却也向美国宣战，在敌人当中又加上了当时已为全球第一强权的那个国家。这么一来，德国的败仗已经势所难免。

进攻波兰之后，希特勒纵使想全身而退，也已经找不到安全的退路来脱离战局。德国可以脱离战局，不过唯独在另外一个政府的统治下才有可能这么做——而且，如同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9年10月所宣示的，那必须是一个“言语可信”的政府。希特勒本人已不复具备此资格；但德国也必须跟着打败仗一事，则要等到希特勒在1941年决定先是将苏联，进而也将美国变成战争对手以后，才从此确定下来。1941年是真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元年，之前只不过是一场有限度的欧洲战争罢了。就是从1941年开始，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通往1945年。基于这个理由，我们仅需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简单带过即可。反正不管德国采取任何行动，最后的结局早已底定。

尽管如此，1942年至1945年之间还是出现过一些重大的战役。德国百姓在英国和美国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中，历尽了沉痛的苦难和惨重的伤亡，而英、美两国一度还深信不疑，以为这么一来即可省掉在欧洲的地面攻势。对被占领地区的百姓来说，战争最后几个年头的情况最为恶劣。以苏联人民为例，德军的缓慢撤退比起当初的快速挺进还要来得可怕：德国人只打算留下一片焦土。至于骇人听闻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永远无法被人遗忘——它在1941年从被践踏的苏联土地上展开，而后在1942年蔓延到欧洲所有被占领的地区。

1942年和1943年时，饱受折磨和灾难的苏联仍有几度看似愿意停战，让希特勒可以脱离东线战场——如果他承诺撤退到当初的分界线，或者退回昔日德意志国疆界的话。但希特勒从未对此作出回应，因此我们大可完全不理会此类假设出来的可能状况，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接近过现实。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而言，我们真正还应该提出、同时必须尽可能找出答案来的，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希特勒已经全无胜算，而敌方阵营于苏联几经犹豫后已经一致同意使用“无条件投降”这个字眼，最后更是在1945年将战火带入德国境内之际，希特勒却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不断战斗，直到他在柏林的废墟内自杀身亡为止——而且他还一直找得到狂热的追随者，愿意以日益嚣张的恐怖行径来贯彻其意志？

对此出现了两派理论。其中一派理论认为，希特勒直到末日来临为止都还对“最后胜利”深信不疑。毕竟，在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当中，早已多次经历过看似走投无路的状况，可是一切却又奇迹般地转变成对他有利的局面。说不定西方与东方如今将于胜利在望之际陷入争端而分道扬镳？或许德国之后还能够与其中的一方媾和，于是有办法击败另外一方？某些蛛丝马迹可以支持这种论点，显示希特勒果真在很长的时间内抱持过这种希望。例如他在1944年与1945年之交的冬天仍然经常宣称（并非在公开场合，只是向他的将领们秘密说明），他就像是“网上的蜘蛛”，而西方列强与苏联之间正在形成一场新的战争。

然而，他并不像是网上的蜘蛛，反倒像是网上的苍蝇。希特勒所忽略的事实是：对战后秩序的不同意见所引发的巨大争端，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并不会造成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摊牌，更遑论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只要德国还继续两线作战，宛如一道绝缘层阻隔在他们双方中间的话。就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言，西方与苏联之间如欲出现攻击发起线，德国就必须先被击败和占领，而两大权力集团必须在德国的中央相遇，必须直接接触与对峙。只要攻击发起线迟迟无法形成的话，便排除了两大集团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当德国还继续战斗下去的时候，那场冲突就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于是，德国拼死到底的抵抗行动，正好阻止了希特勒所希望发生的事情。希特勒押宝于同盟国彼此分道扬镳的如意算盘，因而是一个错误的盘算——假使他果真这么盘算过的话。

但没有数据可以证明，希特勒自己确实直到末日来临为止，都还相信他所承诺的“最后胜利”。因此，我们不妨采纳另外一派理论，从比较偏向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希特勒不顾一切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定；而且这种解释方式相当站得住脚。

希特勒具有一种好大喜功、为求出名而不惜犯下滔天大罪的作风。根据一个相当可信的口头说法，1939年8月时，希特勒的“帝国元帅”戈林曾经当面向他建议：“我们就不必孤注一掷了吧！”希特勒的答复却是：“我有生以来总是孤注一掷。”90如果此事无误的话，那么希特勒针对自己说出了实话。其为人也贪大求全，而且从希特勒的本性观之，他也只可能做出这样的表现。如果他无法把德国扩建成世界强权，扩建成唯一世界强权的话，那么他不惜至少也要为此搞出德国历史上的最大灾难。有种种迹象显示，希特勒最后更处心积虑打算这么做。

早在1941年底，当战败的可能性首度出现之后，希特勒曾于私下谈话中向外国的外交官表示：“如果德意志民族不再强韧、不准备作出充分的牺牲、不愿意为自己的生存流血的话，那么就应该沉沦，被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势力所毁灭……届时，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下一滴眼泪。”这句出自一位德国政治人物口中的话语，确实不同凡响。

在战争的末期阶段，希特勒果真以令其许多手下惊惧不已的方式，设法将军事上的失败转换成德意志民族的全面沦亡。

希特勒在1945年3月18日和19日下达了著名的“尼罗命令”，91规定将国内还剩余的物资（甚至包括百姓必需赖以活命的物资），在落入敌人手中之前一概加以摧毁——幸好他当时的军火生产部长施佩尔等人颇为成功地抵制了那道命令。但此事仍然清楚标志出希特勒的思维方式。既然他无法成为德国最伟大胜利的创造者，那么他显然打算至少也要成为德国的毁灭者。

希特勒的念头老是喜欢在“消灭”这个框框里面打转。之前他想要消灭犹太人、想要消灭苏联，如今他也不惜——称得上是为了制造出轰轰烈烈的历史效果——致力于消灭德国。此事无法得到证明，然而从希特勒所发表的各种不同言论当中即不难看出端倪。

德国最晚从1944年夏季开始，就在完全失败和毫无指望的处境下（若有人愿意的话，亦可称之为“英雄式”的处境），继续作战到末日来临，而且被夹在西方列强与苏联的陆军和空军之间，名副其实被磨成粉碎。到了最后，德国已经再也没有未被占领的土地。德国的国防军无条件投降；希特勒在自杀不久之前亲自指派的末代德意志国政府，则遭到逮捕；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大强权更是在1945年6月5日（法国稍后才加入），宣布自己是德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列强事先已经针对各自的占领区达成了协议。整个德境则交由盟军的“管制委员会”负责统辖。德意志国便以这种形式勉强多存活了几年，但它从此必须听命于外国势力不受限制的处分权，而且如果四个战胜国无法针对德国政策产生共识的话，它就必须解体。

德意志国的解体与覆亡，在1945年的时候尚未发生。三大占领国当时在波茨坦会议中仍达成共识，决定起先将德境看待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甚至允许德境组成一个位阶在战胜国政府之下的政治机构——此议后来因为法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目前还有许多德国人基于上述理由，宣称德意志国继续存在至今。然而，在1945年以后又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而且那些重大变化不容忽视。如果把它们拿到放大镜底下来检视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出，德意志国今天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

第十章
德意志国身后的历史

联邦宪法法院在1973年提出一种论点，表示德意志国依旧存在。它即便不复具备行为能力，却继续是一个“国际法的主体”。这种论点勉强可以适用于1945年时的状况。然而，自从1945年以来，德国的历史已经演进了四十余年，而且这段历史发展早已日益远离那个只是存在于虚无缥缈间的德意志国。我认为，今天再也没有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德意志国仍然以某种形式延续了下来——不论其存在的形式有多么抽象。

1945年的时候却多少还能够那么表示。当时，德意志国的处分权虽已落入四个战胜国手中，但德意志国作为处分权的对象，在某些程度上的确依然存在。1945年时出现的主要改变其实只不过在于：德意志国从政治行为的主体变成了客体。只有国防军做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动作。至于真正的无条件投降——由德意志国政府正式将德国的政权移交给战胜国（起先是三个，后来变成四个）——则因为某些技术上的失误而不曾发生。

政府的权力固然已从德方转让至同盟国手中，却未能完全按计划实施。其进行的方式为：战胜国于5月23日逮捕邓尼茨92的残余政府之后，在1945年6月5日片面接管了德国的政权。德意志国随即于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以战胜国接管对象的身份（亦即四个战胜国的国度），在外国统治下延续了命脉。

不过，这个国家的继续存在，取决于战胜国是否愿意始终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统治与管辖——但结果却非如此。不难预料的是，由于各战胜国原本是一个反希特勒联盟，纯粹出自对抗希特勒的战斗才患难与共，同盟关系因而在战争结束以后撑不过三年的时间。

不过，那三年内还是订出了某些规定，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仍沿用至今。在四个战胜国的统辖下，西方占领区和东方占领区分别被划分为许多个“邦”级单位；西方占领区内甚至特地为此成立了新的邦，诸如：北莱茵—西伐利亚、下萨克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93显然按照各战胜国的初衷，这些邦国未来都应该再度以或松散或紧密的方式结合成一个邦联或联邦，共同构成某种形式的“德意志邦联”。当时成立的各邦——除了在西南部进行的一项修正之外94——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西德，衍生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德即民主德国则不再具有任何邦级单位了。95

就今日仍在两个德意志国家主导政局的各个政党而言，其起源同样也可以回溯到四个战胜国的国度。当时起先有四个政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同时现身于四国占领区内。战胜国在这方面的用意，摆明也是要让那些政党决定未来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态，无论实际的政体形式为何。

那四个政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直延续至今，但其中的共产党于一度遭到禁止之后，早已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政党；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言，社会民主党则早已不复存在。96东德是由共产党执政，虽然还出现一些别的政党，只不过人们几乎无法察觉其存在。它们紧紧依附于共产党，却仍然摆出独立党派的姿态，派遣代表参加“人民议院”。

除此之外，四个战胜国的国度已经没剩下多少东西了。因为历史未曾冻结在战后三年或四年内，我们还可以称之为“四个战胜国的国度”时的阶段。接着决定了德意志国身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重大转折点，都标志出德意志国一次又一次失去了更多的实体性，直到它最后再也不存在为止。那些重大转折点分别是1949年、1955年、1961年、1971年至1972年，而且或许会令某些读者感到讶异的是，最后还出现于1975年。

194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看来，这一年是德意志国身后历史上所出现过最深的一道切口。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整整四年之后，成立了德国人至今仍生活于其中的两个国家：在西边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衍生自西方的三个占领区；在东边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昔日的苏联占领区。建国的经过不必在此详述，仅需指出一点即可。

在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过程中并非全无困难。德西各邦的总理们起初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召开“议会委员会”来制定新宪法（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他们对于建立西德意志国家一事心怀顾虑，因为可以预见的是，走上这一步以后势必将导致东德也跟着建国（而且此事果然在东边顺利地发生了）。《基本法》广受争议的序言部分便充分表达出这种心理障碍，而建国者们可谓借此向后世说明了自己的良心不安。他们并不想真正建立一个全新的西德意志国家。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坚持必须重建完整的德国（亦即德意志国——纵使其疆界在1945年之后已经比较狭小97），于是以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出这个意愿：他们也为那些无法共襄盛举的百姓采取行动，不断呼吁全体德意志民族“在自由的自决中完成德国的统一与自由”。

联邦宪法法院意图据此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国家必须再度统一，二是德意志国继续存在。不过，二者在我看来都是过度解读。

因为《基本法》的序言部分不曾写出，任何未来的联邦共和国政府皆有义务致力于德国的再统一。假如宪法制定者们有意表达这种见解的话，他们应该会把它讲明。可是，他们在《基本法》的序言当中，仅仅对德意志民族作出一个非常含糊其词的呼吁，要求它“完成”自己的统一与自由。

序言中尽管列出了我们所必须进行的事项，却同样未曾写下：德意志国继续存在。宪法制定者们若有意表达这种看法的话，那么他们也应该会把它明讲出来。相反的是：就某种意义而言，序言中甚至还指出德意志国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那个国家应该在不明确的未来，通过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决定来重新建立（即“完成”）。

然而，即便在相关段落内，所言及的也并非“德意志国”。98德国应当在自由之下得到统一，统一后的国家形式却未曾讲明。如果有人硬要作出诠释，认为所指称对象只可能是老旧的德意志国，那么这种诠释方式在我眼中已经超出了《基本法》序言的真正内涵——但此种诠释方式今日依然影响了德国的内政。99反正无论人们对此的观点为何，已可确定的事项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创始人实际上已经在德国西部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家。不仅就地理观点而言它并非重建后的德意志国，而且它也不是德意志国的残余部分。因为在组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各邦当中，有一些从未在德意志国出现过；再就建立联邦德国的各个政党而言，其中的最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同样是德意志国所不曾有过的。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它并未模仿德意志帝国或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反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此形成的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国度。

此外，在苏联占领区内也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无须对之详加解说，因为那个国家自始即与德意志国的任何一种国家形式全无类似之处，更何况它从未宣称自己是以某种形式延续了德意志国。

但此情况并不妨碍那两个新成立的德意志国家在主观上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日后有待统一的完整德意志民族国家之核心国度，并且将这种看法明确地表达出来。100按照东德在那个时期的官方立场，西德是一个“分离国家”；联邦共和国所展现的意图则是，希望借由自己更大的财富和更多的自由来产生磁吸作用，逐渐将东德的德国人争取过来，借此方式完成德国的再统一。这种想法在当时还不算是完全不切实际，因为东德百姓果真大量西向移民来到了联邦共和国；东德由于百姓“从共和国脱逃”的缘故，在1949年至1961年之间总共损失了数百万人口。不过，东德的国家主体性并未因此有所减损。

其间出现过一段插曲，使得两个德意志国家统一的可能性，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的背景。斯大林在1952年3月向西方三强提出建议，不妨撤销那两个分开完成的建国行动。德国可以在奥德河—奈塞河边界的范围内，101通过自由选举再度获得统一。新的全德政府必须与各国签订和平条约，并获准拥有自己的军队；所有的占领国则必须于一年之内撤出自己的占领区——最重要的是，各战胜国必须履行不与德国结盟的义务，德国则不得缔结此类的盟约。斯大林的提议因而意味着，用中立来交换再统一。

该提议竟然被讨论了长达三年之久，一度甚至于1954年由四国外交部长亲自在柏林进行会商。可是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自始就对之抱持极大的怀疑；而且说来有趣的是，那项提议更立即遭到当时的西德政府公开驳斥。埃德诺内阁的这种态度固然在西德内部受到德意志民族主义派的反对（主要来自新闻界），但反对的声音只不过是有气无力罢了。反对势力虽然时而受到社会民主党支持，但其基本观点也仅仅是：最起码应该“测试一下”苏方的提议。但纵使是那种“测试一下”的立场也从未有所突破，而且埃德诺在1953年和1957年两次选战中的大胜即可证明：这第一位联邦总理对苏联所采取的不信任政策，至少已获得大多数西德百姓认同（当时的东德百姓或许也不例外），即便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德国的再统一。

但德国无法自行对1952年的“三月照会”作出最后决定，因为那毕竟是战胜国之间的事宜。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列强固然原本准备同意让德国再度统一，可是德国的中立化——亦即斯大林的主要着眼点——却是他们怎么样也无法接受的。更何况，事后回顾起来，西方列强反对的理由其实不难理解。

德国的中立化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大陆的根据地主要将只剩下法国。纵使戴高乐统治下的法国后来不曾退出北约的军事体系，那种阵势也难以固守下去。按照常理来看，德国的中立化长此以往势必将导致美国退出欧洲，于是苏联仅需凭借其强势地位即足以在整个欧洲大陆享有主导权。

就此而言，即便是像我那般在当时主张过不同意见的人，事后也不得不承认：杜勒斯102与埃德诺拒绝接受斯大林的提议一事，有其充分的理由存在。姑且不论二人的理由是好是坏，实际发生的结果都是：这个在权力政治上对莫斯科极为有利，因而苏联或许完全真心诚意提出的建议，最后被退了回去。苏联方面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反而从此摆明准备让1949年以后出现的分裂局面成为常态——并且如同西方列强当时已经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出的规划那般，也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紧紧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之内，进而在1955年加以执行。103

在德意志国身后的历史上——亦即在德意志国消失的历史上——1955年因而是第二个重要年份。1949年已分别成立了两个新的德意志国家，时至1955年，德国一分为二的态势更由于双方分别加入相互对立、结构稳固的同盟体系和军事组织而定型下来。

但即使在1955年以后，联邦共和国仍然长年怀抱某种希望，最后还是能够借由废除东德并将之融入西德的做法来完成德国的再统一。唯一还能够让这个希望成真的地点，就是地位特殊的柏林市。柏林在四个战胜国共同管辖之下仍旧处于开放状态，于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成为人口流动的闸门，使得东德百姓有办法涌入联邦共和国。104然而不难预料的是，东德不可能容许这个漏洞一直存在下去。

如果西德果真对柏林寄予厚望的话，那么就必须及早构思应如何有效防卫这个薄弱地带。因为此地有朝一日必将遭受攻击，已是意料中事。

那个攻击行动发生于1958年至1961年的“柏林危机”期间。而且它明白显示出来，西方并未预先对此拟订防卫计划。此外更形成了下列状况：就在1958年至1961年之间出现柏林危机的同时，刚好演变出一种新的局面，从此决定了两大超级强国彼此之间以及其手下集团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所谓的“核子僵局”。之前美国人曾经在这种新式的大规模毁灭武器方面享有明显优势，此时苏联人却已迎头赶上。苏联人如今也有能力从自己国内向美国发动核子导弹攻势。美、苏两大超级强国突然都因为此种相互毁灭的新威胁而进退维谷，再也不敢轻启战端。这正是双方在柏林较劲之际的背景，而1961年时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修筑柏林围墙，成功关闭了从柏林脱逃出去的管道。

1961年因而在德意志国身后的历史上，成为第三个突出的时间点。期盼东、西两德于分别建国之后，到头来还是能够共同组成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西方国家——的最后一点希望随之破灭。从1961年开始就已经十分明白的是，两个德意志国家并存的事实自此难以动摇，而且各个战胜国也不再认真设法加以动摇。如今德国人再也无法指望，还会有办法完成他们之前所称的“再统一”。从此以后，任何试图让德国局势变得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做法，都只能寄望于改善那两个再也无法撤销的新德意志国家的双边关系。

此项认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需要将近十年的光阴，才转化成为官方的政策。可是，即便成为官方政策以后，“新东方政策”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仍然宛如昔日的魏玛共和国一般，仅仅站在一条腿上面：因为只有从1969年开始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在推动这个政策。已沦为在野党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则未曾在1972年投票同意签署《东方条约》，并且直到1982年重新接掌政权为止都坚持反对的态度。基督教民主联盟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出于政策延续性的考虑，将前任政府的东方政策纳为已有。

“新东方政策”具体展现于1970年签订的《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以及对本书而言意义最为重大、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72年签订的《基础条约》。东、西两德在《基础条约》中相互承认对方为主权国家，然而却对《基础条约》序言中所言及的“国家定位问题”打马虎眼。105

联邦政府当时于威利·布朗德总理任内所签订的上述各项条约，可以和另外一个重要的条约等量齐观，那就是各战胜国彼此之间在1971年9月签订的《四国协议》。四个战胜国在此协议中，以极为审慎的措辞，并刻意使用可作出不同诠释的表达方式，针对德国最后一个还完全仰赖他们的问题——柏林地位问题——务实地订定了规范。

此《柏林协议》对全德问题所产生的意义在于，仍然共同控管柏林的四个战胜国，让柏林市的情况迁就了如今已被视为常态的两个德意志国家。这发生在一个精心保持平衡的条约架构内。

对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言，东柏林从此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西柏林则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具有若干特殊性质的一块“飞地”。不过就国际法观之，苏联认为西柏林是一个受到西方三强管辖的特区，西方三强则继续认为整个柏林市都是四强共管的特区。四个战胜国——包括西方三强在内——都不把西柏林看成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四个战胜国——苏联亦然——都表达出彼此的共识，不但愿意让西柏林维持现状，并且同意西柏林继续发展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联系（或联结？）。无论如何，《柏林协议》在政治上的意义是：苏联与西方列强已经达成协议，双方将不会（和不再）将各自的不同法理立场使用于权力竞逐。此举无疑使得这座分裂城市内的生活变得比较容易。

我们甚至可以表示，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形成，并且于战后存续了三年的“四强的国度”，最后只局限在柏林一隅。1971年的《柏林协议》使得这个残余地带形同遭到隔离与消毒，以致而今而后再也无法从柏林衍生出全德性的纠纷或全德性的动能。关于四个战胜国的立场讲到这里即已足够。

不过，就连两个德意志国家看待彼此的方式，也在1970年初期有所改变。1972年签署《基础条约》之后，联邦共和国放弃了迄今不承认东德的立场，以及迄今所坚称的“唯一代表权”，并且从此愿意在有所保留的情况下与东德维持国与国的关系。过了一年以后，两个德意志国家随即连袂加入联合国。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同样受到了低估，因为如此一来，两个德意志国家首度被整个国际社会接纳为同一个“国际法共同体”之成员。双方从此就如同其他任何主权国家一般，在联合国内进行活动。

这一连串发展过程当中最后出现的划时代事件，就是1971年至1975年之间举行的赫尔辛基会议。全体欧洲国家外加苏联、美国与加拿大——亦即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和所有的欧洲中立国——都参加了这个在战后历史上最大型的国际会议。他们可谓在赫尔辛基制订出欧洲的和平规范，会中所作出的决议则可与1816年的《维也纳会议决议案》相提并论。

在《赫尔辛基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亦即对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与会三十五国承认彼此皆为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并且保证不干预其他签约国的内政。从此，欧洲在政治上形成了普遍获得接受的正常关系与和平状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然也是所涉及的对象。德意志国的重新建立，甚或只是两个德意志国家未来的再统一，已非《赫尔辛基决议案》所探讨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表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下来，德意志国自从1945年开始的缓慢死亡过程已告结束。

自从1975年以来，这方面即未曾出现过任何改变。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然并非以再统一作为目标，而是着眼于继续谨慎改善尚未尘埃落定的德境内部关系，并且加以正常化。

我们不妨在此中断片刻并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有机会发生变化？目前的局势是否可让人作出合理推断，认为有可能再度出现类似1952年时的情况，由苏联提议让德国再统一和中立化？如果我们冷静衡量实际状况的话，那么答案应该是：没有机会。

1952年时，两大超级强国之间的关系仍在未定之天。当时尚未完全确定下来，美、苏两国是否还会有办法重拾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关系，抑或双方在战后形成的对抗状态将持续下去。然而，如今非常明确的是，这种或张或弛的对抗关系已经变成了常态。而且，只要核子恐怖平衡存在一天，防阻双方用战争来解决对抗，那么这种常态至少将会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一直维持原样。因为对两大超级强国而言，一场核子战争势必将意味着相互毁灭，以致双方皆不敢冒此风险。结果二者的行动自由都极为限缩，而且两国在行动上受到最多限制之处，就是最晚从1975年开始凡事都有规范可循、已经被紧紧绑住的那个地区：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两大超级强国若有一方在此后退了一步，则将表示另外一方向前多走了一步。因此双方都动弹不得。

1952年以后更在其他方面也出现了改变。当初，对苏联及其东欧同盟体系而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依然可有可无；东德在莫斯科眼中还只是一个外交上的筹码，一个抵押物而已。那时，美国看似仍有退出欧洲大陆的可能，而若此事发生的话，苏联在欧陆的势力范围不仅能够获得确保，甚至可进而加以扩充——纵使没有了东德也无所谓。但时至今日，有鉴于东欧集团国家争取自主的行动（尤其是在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苏联来说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反向观之，这种唇齿相依关系自然更加明确：东德一如既往不能没有苏联的防卫同盟。

就美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也可以作出类似的表示。在1952年的时候，纵使北约的范围缩小，以致美国只在法国剩下一个狭窄的欧洲桥头堡，那或许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事情。不过，自从法国退出北约的军事机构，并且开始如同昔日那般推动独立自主的强权政策之后，损失了西德将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解体——至少在欧洲大陆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今对美国亦已变得不可或缺，而且这同样适用于相反的方向。假如缺少了与美国的防卫同盟，那么没有核武器的西德将在孤立无援之下向压力低头，不得不屈服于或依附于拥有核武器的东欧集团。

换句话说：今日在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以及其各自背后的两大强权之间，双方的关系已较建国之初更加密切和更加稳定。即便有人打算摆脱那些双边义务，现在也已经变得几乎不再可能了。

尽管如此，联邦共和国的某些圈子里面仍然抱持幻想，以为假如苏联再度像1952年那般提出建议的话，今天将会得到与当时截然不同的反应，而且西方将巴不得接受那项提议。但情况并非如此。或许对德国人自己来说，中立化现在是更能够被采纳的做法，因为今日统一后的德国可望再度成为一个值得认真看待的经济强权，此为有异于20世纪50年代之处。可是那两个超级强国及其同盟体系却因而更加无法容忍德国的中立化。我们若仔细观察的话，便可发现纵使对两个德意志国家本身而言，双方的再统一如今也不再是真正的课题——那并非出自情感上的理由，而是基于具体的政治因素。

两个德意志国家已被钳制在两大同盟体系之内，而两大同盟体系的分量远远超过了俾斯麦时代的各种欧洲同盟（因为前者不仅拥有稳固的军事组织，同时我们简直可以表示，它们就是超级强国的化身）。这种钳制逐年益发紧密，以致恢复（或者重新建立）一个不论以何种形式涵盖全德的国家——一个新德意志国——之前景，最后已然消失。

让我们再从第二个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此即欧洲的观点。时而有人表示：德国的分裂与欧洲的一分为二密不可分，由于欧洲各地如今已再度出现强烈的国家自主愿望（而且无论在东欧或西欧皆然），因此“欧洲的欧洲化”长久下来应可促成德国的统一。

但我们若察看当今两个德意志国家的欧洲邻邦基于本身利益，对某些德国人盼望中的德国再统一所抱持的态度，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令人扫兴的结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希望看见德国重新统一，或者仅仅是愿意接受此事发生。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跟昔日的德意志国有过相当不好、甚至往往十分可怕的经验。对德意志国最重要的两个邻邦——法国与波兰——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假如两国之间重新建构出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权力集合体，必定将立刻导致警钟震耳欲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好朋友，意大利外交部长安德雷奥蒂在1984年不小心说溜嘴的话（“现在有两个德意志国家，而且两个德国应该继续维持下去”），便非常精确地呈现出德国各个邻邦心底的想法。

讲到最后：东、西两德已经分别发展了四十年，按照目前的情况来推断，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再统一将会是何模样？说来奇怪的是，想象力在此已经不听使唤。我们只能够勾勒出一种再统一的模式，那就是两德当中有一方消失不见，并入另外一方。然而，其大前提是一场战争——而且依据今日现有的条件，这种再统一模式只可能在万人冢里面完成。就再统一本身而言，两个德意志国家既然已经演变至此，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二者还会有办法融合成一个顺利运作的国家，就连在理论上也很难想象。

最近四十二年来的历史发展日益超离了德意志国。它从1945年时的影子国家，一个任由四大战胜国摆布的对象，已经逐步演变得完全不复存在，甚至倒退至无法重建的地步。对德意志国的历史进行回顾之后，不禁令人怀疑这种情况是否果真值得惋惜。那段充满各种行动与苦难、断层与恐惧的历史，前后延续的时间只不过大致相当于今日我们和它之间距离的两倍。而且，我们与那段历史的距离还只会年复一年地增加。106

初版后记与致谢

高龄与疾病使得本人再也无法以正规方式，将长年的研究结果与数十年来身为时代见证者的观感撰写成本书。我的朋友阿努尔夫·巴林教授于是前来协助我克服难关。巴林教授及其高足福尔克·查斯特罗与我举行了十一次漫长的座谈，由我向他们口述本书的十一个章节，接下来再一同进行讨论。所讨论的内容则依照巴林教授的意愿不对外公开。

我的讲词录音被贡达·恩斯特女士辛苦誊抄出来以后，由福尔克·查斯特罗先生花费许多功夫来整理。他在不更动内容的情况下，完全清除了自由畅谈时难免会出现的词句重复、累赘口语以及语气上的不一致——而且，其实是经过他这番处理后，才产生了具有可读性的文本。接着，我将文本再次彻底修订，并且多方面加以增补或替换。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本书。不过令我担心的是，即便如此大费周章，人们恐怕还是会注意到本书最初是讲出来而非写出来的。

致谢词几乎是每一本历史书籍当中必备的部分，但我对阿努尔夫·巴林和福尔克·查斯特罗的谢意，则属于另外一个层次：如果没有他们前来“助产接生”（套用了阿努尔夫·巴林教授自己的讲法），本书根本就不可能面世。无论好坏如何，这毕竟还是我自己的书。关于书中所叙述的一切，以及任何——往往是出于刻意——未曾讲出来的事物，我的两位“助产士”都完全无须承担责任。所有的谬误、缺陷及弱点一概由本人负责。

柏林，1987年8月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1990年版后记

本书于1987年在德国初版以后，书中的结论部分看似已被1990年出现的各种事件所驳倒。我未能预先看出那些事件，更遑论是期待它们发生，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士当中，也无人能够在1987年预见或期待它们发生。我想在此提醒的事情是：1987年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曾在波恩获得国家元首级的礼遇，而招待他的那位联邦总理，就是1990年促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同一人。107

今天人们当然再也无法像我在1987年所做的那般，以类似看望远镜的方式来回顾德意志国的历史。人们反而必须向自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德意志国是否换了一个名称之后，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身旁？这个当头棒喝告诉我们，想从短期的眼光对历史作出预测有多么困难——而且，这个困难度或许正出自我们是从短期眼光来预测历史。纵使如此，我还是胆敢将拙作原封不动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这么做的理由有二。

第一个理由是：这个出乎意料，由八千万人重新建构起来的德国集合体若能获得成功的话，它正可提供诱因，让人们尽可能清楚地在记忆中唤回它迄今的历史，亦即它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之间的演变史。这段历史继续维持自己当初的原样，而它所提供的教训则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来得更加迫切——那个教训就是德国可以非常迅速地向世人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第二个理由则是：在1990年时仍然无法对历史作出预测——而且，正好同样是无法从短期的眼光来预测。德国在1990年10月3日出现的各种纪念演说和新闻标题，都纷纷表示德国已在当天“完成”统一。其实，德国的重新统一根本尚未完成。那暂时只不过是纯粹形式上的结合，将一个富裕的政体与一个刚在1990年陷入大规模失业的贫穷政体拼凑起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依旧存在，即便它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它不再是1987年那个在经济上勉强还算繁荣、在政治上多少还能够运作下去的东德。它已成为一个经济残破、政治毁坏的国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将本国这个全新的组成部分，从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内所形成的废墟中拯救出来？108还是说西德将因此而延伸过度，甚至就连自己也被拖入东德的废墟？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悬而未决的程度，至少与1990年以前波恩官方用语中的“德国问题”不相上下。这说不定甚至——至少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将成为一个新的“德国问题”。

[1]北德意志邦联（Norddeutscher Bund）或译为“北德同盟”，成立于1866年8月，原本是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军事同盟，1867年7月成为君主立宪的邦联，1871年1月纳入南德四邦以后扩充为德意志帝国。——译注（本书注释若无特殊注明皆为译注）

[2]“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或译为“徐马尔卡尔底战争”，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新教诸侯进行的宗教战争（1546—1547）；双方最后在1555年签订《奥古斯堡和约》，确立了“地区决定信仰”的原则。“三十年战争”（1618—1648）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正式四分五裂，“七年战争”（1756—1763）则促成普鲁士崛起。

[3]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尔斯泰因（Holstein）是德境最北方的两个公国，由丹麦国王兼任公爵。其中荷尔斯泰因隶属于德意志邦联，石勒苏益格则地位不确定（北部居民为丹麦人、南部居民为德国人）。二公国曾立誓“永不分离”，但丹麦两度企图正式合并石勒苏益格，导致德意志邦联两度对丹麦作战（1848—1851，1864）。石勒苏益格在1864年以后完全划入德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石勒苏益格属于丹麦、南石勒苏益格属于德国。

[4]1701年时，“勃兰登堡选侯”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外的东普鲁士成为国王（“在普鲁士的国王”）。“勃兰登堡—普鲁士”在“七年战争”时期摇身一变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统治者腓特烈二世（“大帝”）从此改称“普鲁士国王”。

[5]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和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1760—1831）都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鲁士名将。二人曾在普军被法军击溃之后主导了普鲁士的军事改革，使得普鲁士有能力进行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

[6]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m Stein，1757—1831）是出身莱茵地区的普鲁士改革家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其名言为：“我只有一个祖国，它叫作德国。”

[7]歌德曾在1808年表示：“德国原无足挂齿，每个单独的德国人却意义重大。”《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则撰写于1939年，可视为《少年维特的烦恼》之续集——“绿蒂”（夏绿蒂）为歌德年轻时爱恋的对象，但她已有婚约。书中叙述二人分手四十多年后，绿蒂在魏玛与歌德重逢的经过。

[8]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乃德意志爱国主义诗人和波恩大学历史学教授，具有浓厚的仇法与反犹太色彩。阿恩特的诗作《何谓德国人的祖国？》后来被谱曲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国歌”。

[9]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61年登基前后开始进行军事改革，引起普鲁士下议院不满。1862年5月，自由主义派（“进步党”）取得国会多数以后拒绝通过政府预算案，于是“军事改革冲突”进而演变成“宪政冲突”。此时已无人愿意出面组阁，威廉一世只得任命俾斯麦为首相，对抗国会继续进行军事改革（“冲突部长”）。俾斯麦为了展现善意，在9月30日向下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铁血演说”，不料导致群情激愤、危机愈演愈烈。俾斯麦此后连续四年不向国会提出预算案（“无预算政府”），执意完成军事改革。1866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后举国欢腾，下议院于是追认了之前四年内的各种违法支出，普鲁士宪政危机于焉结束。

[10]“突然迫在眉睫”指的是，丹麦在1864年突然宣布正式合并石勒苏益格。

[11]1866年以前，汉诺威王国横隔在普鲁士东部与西部领土的中间。汉诺威王国于普奥战争时期支持奥地利，结果在奥地利战败后被并入普鲁士。

[12]由于地理因素的缘故，德境各邦只有普鲁士拥有海军。

[13]德皇威廉一世的头衔为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而非“德国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德境各邦的君主无法接受“德国皇帝”这个头衔，因为它意味着臣属关系（“德意志皇帝”则是被拥戴出来的共主）。

[14]奥地利帝国（1804—1867）在1867年改制为奥匈帝国（1867—1918）。

[15]此处的“他们”指的是法国人。

[16]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亦称萨多瓦（Sadowa），乃普奥战争决定性战役发生的地点。那句法国口号的原文是“为萨多瓦复仇”（Revanche pour Sadova）。

[17]德意志民族运动的目标可从阿恩特《何谓德国人的祖国？》那首诗作看出：“何谓德国人的祖国？是普鲁士？……是奥地利？……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凡是德语响起之处……那就是它！”

[18]“各个基督教联盟政党”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分别简称“基民党”（CDU）和“基社党”（CSU）。二者都是今日德国的保守派政党，而且“基社党”只出现于巴伐利亚。

[19]容克（Junker）一词来自中古德文，原意为“少爷”（Jungherr），用于称呼年轻的贵族子弟。到了19世纪，德国自由派人士及社会民主党相继将“容克”使用为对普鲁士大土地贵族的贬称。那些贵族也把“容克”拿来称呼自己，借此强化阶级认同。“容克贵族”多半出身自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农业地带，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为止都在德国政界和军方享有特权。其心态通常比较保守、反民主、反对共和，间接促成了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但1944年密谋刺杀希特勒的集团主要也来自“容克贵族”。

[20]这个著名的法案通常简称为“反社会主义者法”（Das Sozialistengesetz）。

[21]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是阿尔萨斯的首府，麦茨（Metz）则是洛林的首府。

[22]格拉斯东（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为英国自由党党魁，以及与俾斯麦同时代的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23]比洛（Bernhard Fürst von Bülow，1849—1929）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在1900至1909年之间担任帝国总理。

[24]1888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三帝之年”。德皇威廉一世（1797—1888）于3月驾崩。腓特烈三世（1831—1888）因为罹患咽喉癌，登基时已经无法言语，即位九十九天后去世。最后由其子威廉二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在6月继位，成为末代德皇。

[25]君士坦丁堡在1930年才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26]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是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他在1979年发表了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

[27]该条约签订于1890年7月1日。桑给巴尔不是德属东非（坦噶尼喀）东面的群岛，后来在1964年与坦噶尼喀合并成坦桑尼亚。赫尔戈兰（Helgoland）则是深入北海的两个岛屿，控制了德国的出海通道。

[28]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为魏玛共和时代“中央党”的政治人物，曾任科隆市长（1917—1933）及普鲁士参议院主席（1920—1933）。阿登纳于1945年在英军占领区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并成为联邦德国首任总理（1949—1963）。

[29]比洛除了先后担任帝国外交部长（1897—1900）和帝国总理（1900—1909）之外，并兼任普鲁士首相（1900—1909）和普鲁士外交部长（1897—1909）。

[30]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爆发地点——丹吉尔（Tangier）位于摩洛哥最北端。化解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国际会议则是于西班牙南端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举办，与丹吉尔隔海相望。

[31]霍尔丹（Richard B.Haldane，1856—1928）是1905年至1912年之间的英国陆军大臣，曾留学德国，在英国国内被视为亲德派。

[32]此句的意思是，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作战行动，完全偏离了政治上和外交上导致开战的因素。那场战争起源自东欧的纠纷，德军却向西欧出击，不但使得西欧成为主战场，更促成英国对德作战。

[33]德皇威廉二世曾在1914年7月27日向奥匈帝国提议，仅仅出兵攻占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但不攻占塞尔维亚全境），迫使塞尔维亚接受奥匈帝国提出的条件。

[34]毛奇和他的侄子同名同姓（Helmut von Moltke），分别称作“老毛奇”和“小毛奇”。“老毛奇”是末代普鲁士参谋总长和首任德国参谋总长（1857—1888），在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的胜利中功不可没。“小毛奇”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的德国参谋总长（1906—1914）。小毛奇才具不足，1914年9月马恩河会战失利之后即遭撤换。

[3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双方的战损率约为1比1.7，德方的伤亡较少。

[36]在1916年5月31日爆发的战役亦称“日德兰海战”。英方阵亡六千余人，德方阵亡二千五百余人，英方损失的军舰吨位则为德方的1.9倍。即便如此，战略上的胜利仍然属于英方。

[37]1918年3月3日，德意志帝国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签订了条件极为严苛的《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于是德国在自己也战败之前的八个多月时间内，一度实现了强迫敌方割地赔款的要求（见第五章）。

[3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最高陆军指挥部”（OHL）实际上等同于参谋本部，前后共有三任，第一任的负责人是小毛奇（至1914年9月为止），第二任的负责人是法金汉，第三任的负责人则是兴登堡与鲁登道夫。

[39]“工贼”（Streikbrecher）就是“破坏罢工者”的意思。1918年8月8日清晨，联军出动三十一个师的部队和五百多辆坦克，在亚眠（Amiens）突破德军阵地，开始不断向前挺进。德军从此已在士气上打了败仗（即本章稍后出现的“宁静革命”和“内心革命”），第一线士兵既然再也看不见战胜的可能性，心中多半已处于类似“罢工”或“怠工”的状态，前来增援（“上工”）的部队因而显得像是“工贼”。

[40]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7年分裂成“多数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是前者的领袖，在革命爆发后出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独立社会民主党”则逐步演变成德国共产党。

[41]“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是11月成立的革命政府之正式名称。德国在“十一月革命”后出现的各种“委员会”（Rat,Räte），相当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

[42]背后捅一刀诉讼案（Dolchstoßprozess）形同否定了“背后捅一刀神话”——依据该迷思，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中失利，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犹太人“在未曾打败仗的德军背后捅了一刀”的缘故。1924年国会大选时，一个名叫科斯曼（Paul Cossmann）的保守派记者就此大作文章，导致一位社民党籍报社主笔公开批评他篡改历史。科斯曼于是提出毁谤诉讼。慕尼黑法庭传讯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界要人出庭作证后，判定科斯曼所言不实，但科斯曼还是打赢了毁谤官司！（科斯曼最后却死于纳粹集中营，因为这位右派健将是犹太人。）

[43]斯巴达克斯党人（Spartakisten）脱胎自“独立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44]“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9年1月6日与极左派人士合组革命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过了一个星期后，这场“斯巴达克斯起义”（“一月暴动”）就在1月12日遭到敉平。

[45]战胜国拒绝德国参加巴黎和会，因此德国代表团在4月29日抵达凡尔赛以后，只能等待领取现成的条文。协约国先是在5月7日将草约交付德方，而后在6月16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德国于五日内接受《凡尔赛和约》。

[46]威悉河位于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是德国西北部的主要河流。

[4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普鲁士东部的三个省份悉数被割让给波兰（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普鲁士）。

[48]作者在1987年撰写本书时，德国西部仍有美、英、法三国的军队驻防，德国中部（东德）则大量驻扎了苏联部队。德国东部三个原属普鲁士的省份，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遭到“截肢”（被斯大林割让给波兰）。

[49]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为德军上将，1919年至1926年之间担任德军领导人，被视为“国防军之父”。塞克特最后来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34—1935）。

[50]当时苏联尚未成立（苏联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

[51]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在1923年1月中旬才跌到两万比一（在1月初是七千五百比一）。

[52]关于那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可参考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第十章——“群魔乱舞的1923年”。

[53]“波兰走廊”是协约国从德国割给波兰的出海通道，导致东普鲁士成为孤悬在外的飞地。“上西里西亚”原为德国主要工业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地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留在德国，但协约国仍将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工业地带（卡托维治等地）割给波兰，魏玛共和国只能保留西部的农业区。

[54]奥匈帝国解体后，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曾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在1918年11月宣布与德国合并，但遭到协约国否决。

[55]哈夫纳曾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中表示，布吕宁的成就皆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此即“手术获得成功，病患已经死亡”，要不然就是“阵地固守下来，人员全部损失”。

[56]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是坐办公桌出身的德军将领，性喜耍弄权谋，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已可影响兴登堡而决定总理之去留。他自己担任总理的时间只有五十七天，下一任的总理就是希特勒。

[57]斯廷内斯（Hugo Stinnes，1870—1924）为德国矿业巨子和工业界领袖，列金（Carl Legien，1861—1920）则是社民党籍的德国工会领袖和帝国国会议员。二人代表劳资双方进行谈判后，资方承认工会乃工人的职业代表机构，确立了劳资利益团体在经济领域内的合作模式。

[58]“十一月罪犯”（Novemberverbrecher）是德国右派人士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用语，乃“背后捅一刀神话”之精髓。所毁谤对象为涉及1918年11月革命、临时政府、停战协议的一切德国人士，例如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犹太人等等（“卖国贼”）。“十一月罪犯”一词后来更被纳粹党大肆利用，用于进行选战以及在夺权后排除异己。

[59]关于格奥尔格及相关时代背景，可参考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

[60]巴本在1932年5月31日出任总理，接着在6月4日解散国会；“鞭打普鲁士”发生于7月20日，国会大选则在7月31日举行；新国会于9月12日通过倒阁案（554名议员当中有512人投下不信任票），兴登堡与巴本随即再度解散国会；11月6日又举行新一轮的国会大选；巴本于12月3日被迫下台，由施莱歇尔接任总理。最后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

[61]皇太子威廉（Wilhelm von Preußen，1882—1951）虽在1923年返回德国，但他早于革命爆发后便宣布放弃皇位继承权。

[62]巴伐利亚太子鲁普雷希特（RupprechtvonBayern，1869—1955）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军元帅。

[63]魏玛共和国在1932年3月13日举行末次总统大选，五位候选人皆无法获得过半数选票（兴登堡：49.6%，希特勒：30.1%），于是在4月10日举行第二轮选举，由兴登堡、希特勒和共产党三方对决。各民主政党迫不得已支持了兴登堡，使得他顺利连任（兴登堡：53%，希特勒：36.8%）。

[64]兴登堡总统出生于1847年。

[65]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是德国文学博士和纳粹的宣传部长；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党元老之一，于民主德国建国后长年担任党政军领导人。

[66]青年联盟（Bündische Jugend）为20世纪初期的德国自由青年运动组织，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被纳粹摧毁。

[67]“社团国家”（Korporationsstaat）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用语。“等级制国家”（Ständestaat）则是奥地利法西斯主义所建立的国家形式。

[68]纳粹政府在1933年7月14日立法禁止成立政党。

[69]1933年3月5日举行了德意志国末代国会大选。纳粹仅仅获得43.9%的选票，其余主要政党的得票率分别为：社民党18.3%，共产党12.3%，中央党11.2%，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纳粹党的盟友）8%。

[70]国会在3月23日当天以四百四十四票通过《授权法》，只有社会民主党的九十四位议员投下反对票。《授权法》后来又延长了三次，直到纳粹败亡为止。

[71]迪特里希（Hermann Dietrich，1879—1954）是布吕宁内阁的副总理，并先后兼任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

[72]纳粹自己也瞧不起那些从1933年3月开始抢着入党的人，讥称他们为“三月阵亡者”（“三月阵亡者”原指1848年革命爆发后柏林街头战斗中遇难的百姓）。

[73]布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是希特勒的首任国防部长（1933—1938），1934年于兴登堡死后下令全军向“元首”个人宣誓效忠，因而晋升元帅。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1884—1942）是希特勒上台之初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于法国战役后晋升元帅。赖歇瑙为德军将领中相当罕见的纳粹党员，有“政治将军”之称。

[74]因为“罗姆政变”而遭杀害者总共有二百人左右。罗姆（Ernst Röhm，1887—1934）是退役的巴伐利亚陆军上尉，乃希特勒唯一可称兄道弟的朋友。罗姆被枪毙时所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希特勒万岁。”

[75]省党部领导人（Gauleiter）是纳粹地方党务的最高负责人，1941年时在“大德意志国”境内共有四十二个省党部（Gau）。全国领袖（Reichsleiter）则是理论上地位仅次于“元首”的纳粹高干。纳粹党共有十八个“全国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是宣传部长戈培尔，以及党卫队（黑衫队）头目希姆莱。

[76]国防军在1919年至1935年之间的德文名称是“Reichswehr”，1935年至1945年之间改称“Wehrmacht”（意为“防卫力量”）。

[77]冲锋队（Sturmabteilung）穿着褐色制服，亦称“褐衫队”；党卫队（Schutzstaffel）穿着黑色制服，亦称“黑衫队”。

[78]“禁卫军的身高”（Gardemaß）这个用语衍生自“在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的巨人掷弹兵团（最低身高标准为1.88米）。纳粹黑衫队员的最低身高标准则是1.80米。

[79]“国家安全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简称RSHA，成立于1939年9月，是德国国家警察与纳粹党卫队合而为一后所形成的怪物，其直属长官就是身兼党卫队头目和“德国警察总监”二职的希姆莱。“国家安全总局”下设七个部门，分别掌管人事、组织、国内情报、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刑警、国外情报、“世界观研究”（新闻检查）。“国家安全总局”的核心单位就是“盖世太保”（第四局）。

[80]《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的党报。

[81]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1885—1946）乃小学教师出身的纳粹高干，为纽伦堡地区（中法兰克尼亚）的省党部头目。《冲锋报》自1923年起散播反犹太主义，以文字及漫画极尽污蔑犹太人之能事。施特莱歇尔并为1933年纳粹抵制犹太人行动的负责人，最后在纽伦堡大审被判处绞刑并执行完毕。

[82]纳粹政府为了将德国行政体系“同步化”并剥夺犹太人出任公职的权利，在1933年4月7日颁布《专业公务人员制度重建法》。该法案的第三条（“雅利安人条款”）明文规定各级公职人员须为“雅利安人”——凡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当中有一人为犹太裔的德国人，便属于“非雅利安人”（“四分之一犹太人”）。国防军在1935年5月也采用了这个条款。

[83]德军在1938年3月12日开入奥地利，而后希特勒于15日在维也纳宣布：“我的故乡加入德意志国。”纳粹政府从此非正式地将德国称作“大德意志国”（自1943年起，更在邮票上面打出“大德意志国”的国号）。

“苏台德地区”原本属于奥匈帝国的德语地区，面积超过两万平方公里，自北、西、南三面包夹波西米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禁止奥匈帝国的德语地区依据民族自决原则与德国合并，并且将苏台德地区划归捷克，导致捷克的人口三分之一为德裔。签订《慕尼黑协定》以后，德军在1938年10月1日开入苏台德地区，将之并入纳粹德国。世居该地的三百多万德裔百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悉数遭到捷克驱逐。

[84]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为普鲁士首相（1810—1822）与施泰因男爵同为最著名的普鲁士改革家。哈登贝格进行的主要改革之一是，在1812年3月授予犹太人完整的公民权利（解放犹太人）。

[85]作者当时的未婚妻就是犹太人，他们二人后来只能在英国结婚。

[86]海因里希·吕布克（Heinrich Lübke，1894—1972）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59—1969）。

[87]“假如元首晓得此事的话！”是纳粹时代一般德国百姓看见令人心生不满的事物时，经常会私下说出的用语。其言外之意是：希特勒与那些恶行“无关”，假如希特勒事先晓得的话，此事就不会发生！

[88]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是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1938—1945），1946年在纽伦堡被判处绞刑。

[89]但泽（Danzig）今称格但斯克（Gdansk），原为西普鲁士的首府，95%的居民为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将但泽自德国切割出去，成为国际联盟托管的“利伯维尔”，其海关、港口及铁路则受波兰管辖。但泽在希特勒战败之后被并入波兰，其德裔居民悉数遭到驱逐。

[90]希特勒与戈林对谈的时间是1939年8月29日早上。其背景为：德苏在8月23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之后，英国也与波兰签订盟约，而墨索里尼随即通知希特勒，意大利将不会配合进行德国发动的战争。德国军方希望利用此机会说服希特勒打消开战的念头，但希特勒在9月1日清晨就下令进攻波兰。

[91]尼罗命令（Nero-Befehle）就是希特勒针对德国所发布的毁灭令（有古罗马“暴君焚城录”的味道）。可参考哈夫纳《解读希特勒》。

[92]邓尼茨（Karl Dönitz，1891—1980）为德国潜艇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和纳粹党员，1945年4月30日被希特勒在遗嘱中指定为继任者，遂成为德意志国末代总统。邓尼茨5月8日在广播中宣布德军无条件投降，5月23日遭到英军逮捕，1946年于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十年徒刑。

[93]这三个新成立的“邦”（Land）原为普鲁士的省分（下萨克森则是1866年并入普鲁士的汉诺威王国）。战胜国在1947年解散普鲁士，于是普鲁士完全消失，南德四邦的名称则继续沿用下来（巴伐利亚、黑森、巴登、符腾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西德时代共有十个邦（外加西柏林），1990年再统一之后则有十五个邦（外加柏林市）。

[94]“在西南部进行的修正”是指，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和“符腾堡”二邦被合并成“巴登—符腾堡”邦。

[95]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采取中央集权制，划分为十四个行政区（外加东柏林）。

[96]苏联占领区的社会民主党，已在1946年与共产党合并为“社会主义统一党”（SED）。

[97]德意志帝国的面积为54.0858万平方公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初期的面积为46.8787万平方公里。东德与西德合在一起的面积则是35.7104万平方公里。

[98]《基本法》序言中所使用的字眼为“德国”（Deutschland）而非“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东、西两德在1990年10月3日统一之后，《基本法》的序言部分已遭到修改。新版序言的大致内容为：十六个邦的德国百姓“已在自由的自决中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与自由”，因此《基本法》适用于全体德意志民族。

[99]西德主张“一国论”（认为德国问题悬而未决），东德则在1990年以前主张“两国论”。东、西两德彼此打交道的时候，东德是由外交部出面，西德则由“德意志内部关系部”主司其事。

[100]例如西德国歌的歌词是：“统一与法治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东德国歌的歌词则为：“让我们为你谋福祉，德国，统一的祖国……”。不过后来东德改采“两国论”，以致东德国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变成了纯粹的演奏曲；东德恢复唱国歌的时间是在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倒塌之后！

[101]奥德河（Oder）与奈塞河（Neiss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同构成德国与波兰的边界。两条河流以东的波美拉尼亚（Pommern）、西里西亚（Schlesien），以及奥德河口西岸的斯德丁（Stettin）都被割让给波兰；东普鲁士（Ostpreußen）则一半划归苏联，一半划归波兰。

[102]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是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曾任国务卿（1953—1959）。

[103]西德在1955年5月9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于1949年4月4日）。苏联旋即在1955年5月14日与东德、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华沙条约组织”。

[104]德国战败以后，战胜国除了将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之外，也将深处东德境内的柏林市划分为四国占领区。1961年盖起柏林围墙之前，虽然东、西德边界早已竖立起铁丝网，东、西柏林之间却仍畅行无阻，成为东德百姓逃往西方的管道。

[105]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坚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整个德国，拒绝承认东德。社会民主党籍的布朗德在1969年当选总理后，才放弃“哈尔斯坦主义”，转而推动“新东方政策”。其结果是，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改善了西德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关系，并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边界。1972年的《基础条约》则实现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双方相互承认对方为政治实体，却又不视对方为外国（因此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定《基础条约》并未违背西德“一德宪法”之精神）。东、西两德随即在1973年同时加入联合国。

[106]德意志国从1871年到1945年之间前后延续了七十四年（或1867年至1948年之间的八十一年），本书在1987年初版时，与1945年之间的距离则为四十二年。

[107]那位联邦总理是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1930—），后来成为两德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理。那位“国务委员会主席”则是东德党政军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昂纳克曾在1987年前往西德进行正式访问，于1990年两德统一前夕流亡莫斯科，苏联解体后被遣返德国接受审判，因健康不佳获准流亡智利以至于终。

[108]“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指的是：柏林围墙于1989年11月9日夜间突然“倒塌”之后，东、西两德随即在1990年10月3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