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封面

文前

致谢

序言 关于死亡的工作

第一章 死亡：“献出我的生命”

第二章 杀戮：“更巨大的勇气”

第三章 埋葬：“照料死者的新课”

第四章 寻名：“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

第五章 接受：平民与哀悼之工作

第六章 信仰与怀疑：“这场大屠杀意义何在？”

第七章 解释：“我们对死者的责任”

第八章 统计：“多少？多少？”

尾声 幸存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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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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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

为了纪念

麦吉·泰森·吉尔平

1919—2000

美国军队上尉

第6装甲师

军事情报破译小组 #436

指挥官

1944年8月6日

在法国普卢维安负伤

银星奖章

紫心勋章

法军十字军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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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我早前一本关于南部蓄奴州的女性的作 品。我意识到，她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植根于它那可怕的“死亡之丰 收”。这使我的想法成形。我已在这一项目上耗费十余年的时间，这 部分是因为除此之外我还承担了其他职责，但同时也是因为，我感觉 这个主题太引人入胜了，我希望对它进行彻底的研究。如果说我已在 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那是因为我得到了许多朋友、同 事甚至陌生人的帮助。我首先想感谢那些阅读并评价了整个原稿的 人，他们使我避免了一些错误，并为我提供了看待更宏观的概念问题的 宝贵视角：David Blight、Ann Braude、Gary Gallagher、Tony Horwitz、 Jennifer Leaning、Stephanie McCurry、James McPherson、Luke Menand、 Charles Rosenberg与Jessica Rosenberg。其他人或阅读了属于他们各 自专业领域的具体章节，或帮我寻找图书馆资料，或指导我获得并利用 手稿收藏，或同我分享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所获取的宝贵财富，或 充任我的研究助理，或帮我准备未刊稿，或以其他数不尽的方式帮助 了我。我深深地感激Michael Bernath、Homi Bhabha、Tracy Blanchard、 Beth Brady、Gabor Boritt、Tom Coens、Lara Cohen、Gretchen Condran、 John Coski、Yonatan Eyal、Henry Fulmer、Jesse Goldstine、James Green、Jenessa Hoffman、Kathryn Johnson、Andrew Kinney、James Kloppenberg、 Jeremy Knowles、Lisa Laskin、Paul LeClerc、Millington Lockwood、 Chandra Manning、Sandra Markham、Stewart Meyer、Reid Mitchell、 Margot Minardi、Lien-Hang Nguyen、Charlie Ornstein、Amy Paradis、 Katy Park、Michael Parrish、Charlene Peacock、Trevor Plante、Frances Pollard、George Rable、James Robertson Jr.、Neil Rudenstine、Barbara Savage、Elana Harris Schanzer、Kay Shelemay、Theda Skocpol、Susan Stewart、Allen Stokes、Steven Stowe、Julie Tomback、Helen Vendler与 Ann Wilson。我也感激Jane Garrett 的耐心与信任。

我还想感谢：Louise Richardson，在我为写此书而休假的一年中，他暂时代理了我在拉德克利夫研究院的职务；Susan Johnson与Anne Brow，她们安排了我的生活；Janine Bestine与Peggy Chan，她们保证 了我的计算机的正常运行；以及Lars Madsen，在本书问世前的最后时 刻，他承担了如此繁重的工作，但又完成得如此之好。我有幸先后获得 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帮助，它们慷慨地支持了我作为一个 历史学者的工作；在过去六年中，我从拉德克利夫研究院的思想财富中 获得了灵感。在注释中我指出了许多收藏有丰富手稿的机构，我是它 们那宝贵财富的受益者，对此我十分感激；我也感谢那些允许我利用 本书的一些引文与插图的图书馆与博物馆。本书的一些部分以略微不 同的形式发表在了《南部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军事历史杂志》（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与《南部文化》（Southern Culture）上。在引用原始材料时，我保持了原始的、常常是非常有创造 性的拼写，但没有插入妨碍阅读的“原文如此”（sic.）。

Charles Rosenberg与Jessica Rosenberg 是了不起的编辑与评论家。但他们知道，我想对他们说的话还有很多。感谢他们这么长时间一直 支持这个项目，也感谢他们容忍了我对死亡的痴迷。

2007年1月，于坎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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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关于死亡的工作

人固有一死。“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我们也都将走向自己的坟墓”，在1862年的一场布道中，南部邦联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如是说。他解释道，每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相似的痛苦”，每个时代也都必须寻求“相似的慰藉”。然而，死亡也并非万人一式。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环境，决定着人们走向死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尽管“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也尽管我们都终将一死，但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我们的离世方式却各不相同。

19世纪中叶，在内战的硝烟中，美利坚合众国开启了与死亡的新关系。这场内战被证明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它也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屠戮，以及20世纪全球范围的大屠杀。1861年至1865年间罹难士兵的数字估计为62万，这大致相当于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殉难士兵人数的总和。内战间的死亡率，亦即死亡发生的次数同美国总人口的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6倍。而若将这2%的比率放在今日的美国，则意味着将有600万人死去。在同比它财力更强、人力更足的敌人的对抗中，新的南部国家挣扎求生。其死亡人数也反映出，战争给其人力资本带来了过大压力。南部邦联的死亡率是他们的对手北方佬的3倍；在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南部白人男子中，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于难。

然而，这些军事数据只讲出了部分事实。这场战争也夺去了无数平民的生命：战斗在农场与田野间肆虐，流行病在部队营地中蔓延，游击队员对妇女甚至儿童施加暴力、进行报复，征兵骚乱中的暴徒将无辜平民当作靶子，南方部分地区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没有人试图系统记录这些死亡，也没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来对死亡人数进行回顾性统计。杰出的内战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估计，有50000名平民死于这场兵燹；他还总结道，南部总体的死亡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国的死亡率，也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莱茵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区域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的死亡率。人们常常感觉，只有在人性泯灭并且科技也极为发达的后来，才会出现美国内战中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了。

这场战争死亡人数的影响与意义超越了死亡者数字本身。死亡对于内战一代的重要意义也源于，它有悖于关于生命正常终结的普遍预设——谁应死去，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情况下死去。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并非不熟悉死亡。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死亡率已开始下降，虽然直至该世纪末，人们的寿命才开始显著延长。尽管如此，紧挨内战之初的那代美国人，仍比他们21世纪的同胞更熟悉死亡。但他们所熟知的死亡方式，却与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方式有着明显不同。在内战中，死亡率与死亡经历都发生了剧变。在19世纪中期，美国人虽遭受着高婴儿死亡率的痛苦，但仍期望着多数步入青年的个体至少能存活到中年。然而，战争裹挟了年轻健康者，并快速地、经常是在瞬间用疾病或战伤将他们摧毁。这与当时人们关于谁该先死的预想截然而惊人地对立。正如弗朗西斯·W.帕尔弗里1864年为联邦士兵亨利·L.阿博特所作的悼词：“处于人生之黎明者所遭受的打击似乎最为沉重。”一名士兵死亡的可能性比其如果未参军的情况要高出5倍。在战争中期，一位牧师对其康涅狄格团解释道：“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未曾在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条件和特殊需求的时代生活并面对死亡。”内战中的士兵与平民，都察觉到了战前岁月许多人所谓的“平凡的死亡”同内战期间战场、医院和营地中痛苦且频繁的死亡之差异，也都看到了那种“平凡的死亡”同战争对平民生活的扰乱之区别。

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北方与南方都经历了许多战争亲历者所谓的“死亡的丰收”。在战争中期的南部，“似乎家家户户都在为某位罹难亲人哀悼”。失去变得极其普通，死亡不再是个人遭遇；死亡的威胁、逼近与现实，成为了人们最广泛的共同战争经历。如一位南部邦联士兵所言，死亡“在方方面面都占有统治地位”——它主宰着一个个家庭与一条条生命，要求人们进行关注与回应。内战对今日的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结束了奴隶制，并帮助我们诠释自由、公民身份与平等之意义。它使美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并将它推入经济扩张与影响世界的轨道。然而，对于那些曾在内战中生存过并从中幸存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之方方面面都与死神如影随形。在战争结束时，这一共同的苦难将超越长期以来人们在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使牺牲以及对牺牲的纪念成为南北最终统一的基础。即便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内战观——从根本上说，它是伤感主义的——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死亡不仅改变了数十万遭受丧亲之痛的个人，它也改变了美国。在描述被运抵弗吉尼亚半岛的联邦救护船的伤员与濒死者时，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指出，战争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受难的国度”。牺牲与国家变得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脱离正常生活参军，这需要这个诉诸武力来定义其目标与政体的国家承担起对他们的责任。一场关乎联邦、公民身份、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战争，要求政府去关注那些为国捐躯者的需求。履行这些新被认知的职责，成为了联邦权力扩大的重要原因。而联邦权力的扩张，也正是这个在战后被改变了的国家的特征。国家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顾活人与关注死者为目的的内战补助金制度的出现，所涉及的工程规模之大，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死亡——不仅通过保全国家，也通过塑造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缔造了现代美国。

内战期间的美国人经常在文章中写到所谓“关于死亡的工作”。它意味着士兵战斗、杀戮与阵亡的义务，也同时令人联想到战斗的后果：屠杀、苦难与破坏。这里“工作”（work）的用法，包含了工作的过程及其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重要联系。战争中的死亡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它也需要行为与行为者（agents）。首先，它必须是被强加的；19世纪60年代，数百万士兵便全力以赴置敌人于死地。但是，死亡也通常需要人们的参与和回应，需要人们去体验并应对。死亡，以及明白如何接近并忍受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就是工作。芸芸众生之中，唯有人类会有意识地预见死亡；在死亡面前选择如何表现（为死亡方式忧心忡忡）将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努力应对死亡的需要，是人性独特的部分。

处理死者也是人们的工作之一。这一职责在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处理他们的遗体，在比喻意义上指的是消除他们的影响。痛失亲人者努力通过仪式与哀悼将自己同逝者分离开来。家庭与社区必须去修补家庭与社会的裂痕。各个社会、各种文化、各个国家（无论它是联邦还是南部邦联）也必须努力理解并解释无法估量的损失。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内战中死亡之工作的书。它试图描述，在1861年至1865年期间以及战后几十年中，美国人是如何担负起这一历史尚未充分理解或认知的工作。人类并不只是死亡被动的受害者。即便他们是死者，他们也是参与者；他们为死亡作准备，想象死亡，涉险死亡，忍受死亡，也试图去理解死亡。而如果他们是幸存者，他们就必须适应因自己存活与他人死亡而出现的新身份。死亡的存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触及了内战时期美国人关于“我是谁”的最基本认知，因为死亡所带来的生命终结和形体异变之威胁，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人们的自我审视与自我定义。本书以个人之面对死亡与杀戮为开端，探索了在这个拥有着共同苦难的辽阔共和国，那些经历是如何改变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死亡所带来的变化，一些是社会层面的，例如妻子变为了遗孀，孩子沦为了孤儿；一些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黑人士兵希望通过他们的甘愿赴死与乐于杀敌来赢得公民身份与平等；还有一些则是哲学与精神层面的，例如大屠杀迫使美国人探寻战争浩劫的意义，并对它做出诠释。

“宪法真正的捍卫者”。根据詹姆斯·沃克（James Walker）的一幅素描制成的雕版画，《哈珀周刊》，1865 年11 月11 日。

每一场死亡，都包含着19世纪基督教的言辞与话语所描述的“剧变”，亦即从今生到死后命运的转变。死后世界的存在与性质问题，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都关注的古老话题。对那些焦虑于自己死亡的士兵以及揣测亡者命运的亲属而言，这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便精神与灵魂真的不朽，有关肉体的问题仍令人烦恼。对于那些目睹了这场战争使人身首异处、面目全非的美国人来说，肉体会在“最后审判”那天复活与归位的传统观念愈益令人难以置信。去过战地医院的人，几乎总会惊恐地谈论军医手术台旁成堆的四肢——这些四肢被医生从它们曾经归属的身体上切割下来，已不再是人们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变成了令人作呕的物体。人们似乎无法确认这些胳膊与腿的主人，也无法将它们复原，就像那数万身体与姓名相分离的失踪者一样。肉体与寄居其中的人类自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同那些伤者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在很多重要方面，尸体都是衡量战争成就与影响的标准。确实，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尸体随处可见。指挥官们将己方伤亡人数同敌方的进行对比，以此作为评定军事胜利或失败的依据。士兵们努力寻找词汇来描述那遍布战场的血肉模糊的死尸；亲人们苦苦思索着报纸上伤者名单的含义：“轻伤，在肩上”，“重伤，在腹股沟”，“致命伤，在胸部”。他们照顾着垂危者，然后埋葬他们的遗骸。来自前线的信件与报告指出，受伤和死亡的血淋淋的事实几乎无法避免。通过摄影这一新技术，平民得以第一次直面战场上死亡的现实。在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的百老汇摄影室，当看到它所展出的极其逼真的安蒂特姆战役死者照片时，人们震惊得目瞪口呆。就算布雷迪“没有将尸体带来，并放在我们的庭院里和马路上，那么他也是做了和这非常相似的事”，《纽约时报》评论说。

人们对尸体广泛关注，大量描绘了它们的毁灭与形变。这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问题：它们与那个曾寄居其中的人，究竟有何联系？在战斗结束后，幸存者通常会像处理牲畜尸体一样，用铁锹将死尸铲入沟中——“一堆一堆，就像死鸡一样”，一位评论者这样形容。他们以自己的冷漠，践踏着生者与死者的人性。内战的死亡使人与动物的界线濒于消亡，就像人与动物界限消失之观念也同时侵蚀着19世纪科学信条那样。

内战使美国人面对着一个巨大的任务。这一任务同保全还是分裂国家，结束还是保留奴隶制，或获得军事斗争胜利（也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内战时期那一代人的要求）有着极大不同。北方和南方的美国人，都将被迫面对并抵抗战争对他们所持有的关于生命应如何终结之观念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他们那关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最基本预设提出了挑战。士兵与平民面对着恐惧——这种恐惧强迫他们去质问自己的应对能力、对这场战争的献身，甚至是对一个正义的上帝之信仰；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努力保存着自己最珍视的信仰，并使它们在一个被战争急剧改变了的世界中继续发挥作用。美国人不得不确定（找出、发明、创造）处理超过50万死难者的方式与机制：他们的死亡、遗骸与失去。他们完成这一任务的方式重塑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与死亡，同时也重塑了他们的国家与文化。关于死亡的工作，是内战时期的美国最基本，也是最艰巨的事业。

“1862 年9 月，安蒂特姆的南部邦联死难者”。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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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死亡：“献出我的生命”

死亡，使杀戮不再有用武之地。

埃米莉·狄金森，1862

谁也没有料到内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南方分裂主义者认为，北方人永远不会动员起来阻止国家分裂，或者说北方人不过是会做一些短暂且无力的抵抗。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切斯纳特（James Chesnut）大胆地承诺，他会喝干因南部邦联宣布独立而流的所有鲜血。当军事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时，北方人和南方人都希望这场冲突会是很短暂的。在1861年的夏天，北方发动了第一次布尔河战役（First Battle of Bull Run），并希望这是一场能平息南方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而南部邦联则认为，北方在遭遇了最初几次挫败后将很快放弃努力。双方都未能想象到这场冲突的规模之巨大与持续时间之漫长，也没能想象到那象征着这场战争可怕代价的死亡数字。

这些无人料及且史无前例的损失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便是这场冲突本身的规模。如一位南卡罗来纳州人于1863年所言：“世界上从来没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争。”在1861到1865年之间，大约有210万北方人与88万南方人拿起了武器。在南方，四分之三到了服兵役年龄的白人男子都成为了士兵。要知道，在美国革命期间，军队的人数从未超过3万。

军事技术的革新，也为这些规模庞大的军队配备了射程更远的新式武器——前膛来复枪，并且在战争后期为一些部队提供了火力极大增强的武器——后装来复枪，甚至是连发来复枪。南方与北方的铁路修建与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使军队再供给与再部署都变得更为容易，也使战争与杀戮变得更加漫长。

然而，尽管战斗极其恐怖，士兵们却更加害怕死于疾病。一位艾奥瓦士兵说，疾病带来的死亡，“与战死沙场一样恐怖，但却没有战死沙场所带来的荣耀”。内战中因疾病而死的士兵数量，是死于战伤者的两倍。联邦军医总监威廉·A.哈蒙德（William A.Hammond）后来说道，这场战争爆发于“医学中世纪之末期”。在那时，无论是细菌理论还是抗菌术的性质与必要性，人们都尚未理解。一场传染病的浪潮——麻疹、腮腺炎与天花——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席卷了志愿兵部队，然后便让位于那些难以控制的营地疾病：腹泻与痢疾，伤寒和疟疾。在战争中的每一年，几乎都有四分之三的士兵饱受腹泻之苦；截至1865年，腹泻与痢疾的发病率高达99.5%。供水受营地厕所污染，成为了这两种疾病以及伤寒症产生的关键原因。1862年的一则关于一个十分典型的联邦露营地的描述指出：“营地水槽位于营帐与河水之间。它每周会有两次被覆盖上新鲜的泥土……然而，士兵们一般都是在这附近大小便。”乙醚和氯仿的使用使战地手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而且更加可靠。然而由于缺乏抗菌知识，医生们常常因使用不洁的医疗器械与包扎用品而导致士兵感染。在1862年佩里维尔战役之后，水是如此短缺，以至于那些几乎昼夜不停地做着截肢手术的外科大夫，两天都不能洗手。坏疽病是如此普遍，以致大部分战地医院都有为患此病者准备的特殊病房或帐篷。

内战士兵出生入死，且死法各异。人们原本期望这场战争很快结束，但它却持续了四年，并触及了几乎每一位美国人的生活。一场英雄主义的、荣耀的军事冒险，却演变成一次经历痛苦、损失惨重的战争。当平民成为了士兵时，当他们思索着战争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切实的死亡可能性。他们需要甘愿献身，并且为之做好准备。当他们奔赴前线时，他们便诉诸他们的文化资源、男子汉气概、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宗教信仰，准备好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是关于死亡的最初工作。

肯塔基州骑兵第1团C连的米尔顿·沃伦在一家监狱医肯塔基州骑兵第1团C连的米尔顿·沃伦在一家监狱医院。“正死于坏疽”。水彩画，爱德华·斯托奇绘。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所属国家健康与医疗博物馆。

1863年，南部邦联一位牧师提醒他所服务的部队：“士兵，你的本分便是牺牲。”在内战中的美国，士兵们在奔赴战场时谈论着光荣与征服，谈论着拯救或缔造一个国家，谈论着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士兵对自己职责的理解之核心，却是牺牲的观念。E.G.阿博特曾这样解释自己参加联邦军队的动机：“我参加战争，以献出我的生命。”而这种动机在那时并不鲜见。正如一位南部邦联士兵祈祷时所言：“我的第一个愿望不应是我能逃离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将会帮助正义事业取得胜利。”所谓为国家、上帝与战友尽义务的华丽辞藻，将这场毁灭性战争的暴力美化为履行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重要义务的工具，从而使之合理化：士兵们是在为上帝与国家尽忠。“我参加战斗并不是去谋杀。是的！而且……我们敬爱的主知道这一点，并且他也会支持我”，密歇根州的约翰·威瑟尔特写道。与此同时，他也描述了当他调查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时，“我的毛发”是如何“耸然”的。士兵们关注于死亡而非杀戮，这使他们减轻了自己屠杀他人的重责。当人们在周围亡者脸上看到自己的命运时，他们也开始挣扎着面对自己毁灭的可能与意义。在士兵情感与道德世界的构造中，死亡所占据的位置显然要比杀戮更为突出。

事实上，内战士兵为死亡所作的准备要比为杀戮所作的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教给了他们许多关于生命该如何结束的课程。但是这些教条必须要适应内战急剧变化的环境。“善终”（Good Death）是19世纪中期美国的核心观念，而它也一直是基督徒实践的核心。死亡是门艺术，而“死亡之艺术”（ars moriendi）的传统，至少自15世纪始，便一直为垂死者以及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了行动准则：如何“欣然且甘愿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如何面对不信仰、绝望、焦躁与留恋世俗事物这些魔鬼的诱惑；如何仿效基督的死法死去；如何祈祷。随着民族文字印刷实践的扩展，关于“死亡之艺术”的文本大量涌现。到了1651年，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的《圣洁的死亡之规则与实践》（The Rule and Exercise of Holy Dying）一书在伦敦的出版，更是将其推向高潮。他对原本为天主教观念的“死亡之艺术”的修正，被证明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上的成就；他在新教内牢固确立了这一题材，因而也是一个思想上的胜利。

到了19世纪，泰勒的书已被奉为经典。早期文献的重印与那时人们对“善终”的思考，使“死亡之艺术”的传统得到了传播。这些更现代的诠释常常出现在新的语境与体裁中：在关注这一较大话题的某个方面的布道之中；在美国主日学校联盟散发给全国青年人的小册子之中；在将医学的新观点同善终的传统宗教习俗结合起来的大众健康书籍之中；在描绘有典范死法的流行文学中——如狄更斯笔下的小耐尔、萨克雷笔下的纽克姆上校以及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笔下的伊娃。对“善终”的描绘如此众多且丰富多彩，以致它影响了19世纪中叶的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并成为内战时期歌曲、小说以及诗歌的主题。到了19世纪60年代，“善终”的许多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已同其明确的神学源头分离开，它们已成为北方与南方体面的中产阶级行为与期望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的产物或象征。关于死亡方式的预设仍是天主教与新教信仰的核心，但这些预设已超越了正式宗教，成为了全体国民所持有的、关于生命意义及其合适终结的更宏观的信仰体系之一部分。

“善终”是几乎全部美国人都很关心的事，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宗教背景。同19世纪60年代的普通美国人一样，绝大多数内战士兵都是新教徒，新教的预设因而主导了关于死亡的讨论。但战时联合与团结的需要，却使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合作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种相互影响与合作不仅使新教各派联合了起来，也很大程度地联合了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战争促进了新教泛基督教主义的发展，而这种思想则推动了跨教派联合出版团体、共同福音主义集会以及共同慈善活动的出现。例如，美国人在内战期间成立了基督教委员会，数千志愿者得以通过该组织既在身体上也在精神上照料联邦士兵。但是，内战泛基督教主义超越了新教范围。联邦与南部邦联军队的天主教神父，都谈论着不同宗教背景的神职人员与士兵之间的有效合作。在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中，威廉·科尔比神父（William Corby）在联邦部队进军葛底斯堡前为一个旅举办了集体赦罪仪式。“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科尔比写道，“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虔诚，希望在这场决定命运的危机中能得到神所赐予的一切恩典。”这位随军牧师慷慨地补充道：“集体赦罪是针对所有人的……不光是我们旅，还有北方和南方一切有资格接受它，以及一切即将接受审判的人。”

即便是在内战军队中人数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三的犹太教士兵，也加入到了这场普遍的宗教虔诚之中。宾夕法尼亚州某团的犹太教牧师迈克尔·艾伦，为其士兵举办了不分教派的周日礼拜。他的布道涉及许多话题，包括如何为死亡作适当准备等。虽然我们今天倾向于臆断，犹太教与基督教在死亡观上——尤其是死后世界观上——存在尖锐对立，但这些差异对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来说却显得远没有那么突出。内战时期的犹太人延续了至少回溯至迈蒙尼德时代的传统。一封悼唁信所谓的即将到来的“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他们与基督徒共同期盼的。费城的丽贝卡·格拉茨安慰小姑子说，她那在威尔逊克里克战役中阵亡的儿子，与她儿子那近乎发狂的父亲“将会在另一个世界相聚”。内战的死亡便这样缩小了神学上与教派间的分歧。共同的战争危难，让各教各派共同努力，使每位丧亲者都确信自己的亡人已经“善终”。

北方与南方的美国人都认为死亡的重要性是至高无上的。在南部邦联，一本由长老会分发给士兵的小册子提醒道：“在我们的历史中，死亡将不会被视作一个普通事件。它不同于一个生命的诞生、一段婚姻、一次痛苦的事故与一场历久未愈的病痛。”它拥有“人们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死亡的重要意义源自它绝对且独特的永恒性。“死亡凝固了我们的状态。（在世界上）一切都变动不居，然而我们在坟墓中的状态却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死亡的一瞬瞥见他的未来。“你在死时的模样，将会在永恒的世界末日中复原。你撒手人寰时所带走的品质特征，也将会在你复生时于你身上重现。”一个人的死亡方式是他既往生命的缩影，也预示了他永恒生命的品质。因此，“死亡时刻”（hors mori）必须被人们见证、细察、解释与叙述；而不必说，每个希望得到救赎的罪人，都应为这一时刻认真准备。然而，一些士兵在战乱中惨遭杀戮，他们的死异常突然且几乎无人关注；另一些伤病员身份无人知晓，他们的死亡无人注意。这一切都使“死亡时刻”的慰藉无法存在。内战的战场与医院本可为关于如何死亡的范本提供材料。

士兵与他们的亲人以种种方式努力减轻现实的这般残酷，努力在混乱之中构建“善终”，努力替代失去的生活元素或补偿未实现的期盼。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不仅影响着数以千计垂死士兵的最后一刻，也影响着幸存者的态度与人生观——在余生中，这些幸存者将一直同这些经历的影响进行斗争。

也许对于许多内战时期的美国人而言，死亡最令人痛苦的一面，是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客死他乡。1865年，一群南部邦联战俘在悼念一位死去战友的决议中写道：“我们……悲痛于他会死……于一片远离故土和朋友的敌方土地。”大多数士兵都会拥有这名佐治亚州人的愿望。在死于弗吉尼亚州之后，这位佐治亚州人的兄弟悲怆地写道：“他总是希望……能死在家乡。”家中场景是维多利亚时代死亡传统的核心；医院住的是贫困者而非有身份的市民。迟至20世纪的最初十年，仍只有不足15%的美国人不在家中逝去。但四年内战却颠覆了这些传统与期望，成千上万的士兵是由陌生人，甚至是敌人陪同死去的。如南卡罗来纳州一名妇女在1863年所言，同一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亲人”离别，这“更加令人痛心”。

内战中的士兵体验到了与家人的隔离之感，而这种隔离感在自由的白人中间却是少有的。此外，军队还将男人同女人隔离开来——在19世纪，是女性承担了照顾生者与料理死者的重大责任。如一位医院志愿者在谈论波托马克军团时所言：“我想，在这十万人之中，以前在家里从未受过母亲、姐妹或是妻子照顾的，不足一万人。”

家庭在“死亡之艺术”的传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操办那些关键仪式的人正是亲属。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生活理想，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关于死亡的适当家庭背景的预设。一个人去世时，他的家人应围绕在灵床周围。亲属当然会非常关心他们那即将逝去的亲人的舒适与需求，但这也最终只是次要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需要见证死亡，以评定这位垂死者灵魂的状态，因为这些关键的生命最后关头将会成为其精神状态的缩影。临终者并不是在丧失他们本质的自我，而是在更加永恒地定义它们。亲属会通过对灵床的观察，来评估这个家庭在天堂中重逢的可能性。如果缺少了这最后一章，如果缺少了定义一生的临终遗言，生命的叙述则只能是不完整的。

在“死亡之艺术”传统中，临终遗言一直占据着突出地位。到了18世纪，“临终遗言”已具有了明显的世俗重要意义，而直至今天它们的重要性依然如故：在作为证据时，它不受在举证时排除传闻证据的法律规则限制。人们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这既是因为人们认为一位垂死者不会再有说谎的世俗动机，也是因为那些即将见到上帝的人在死时也不愿意作假见证。正如南部和北部的布道者对他们的会众所提醒的：“灵床是内心的察觉者。”

临终遗言也为它所总结的人生叙述赋予了意义，并为聚集在灵床周围的人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教导。这种教导使亡者能够在幸存者的生活中继续存在。临终遗言所传递的教诲充当了不绝于耳的劝勉，以及生者和死者之间持久的纽带。对19世纪许多留在家中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儿子、父亲、丈夫和兄弟的临终遗言无人记录甚至无人倾听；被剥夺这些教导，进而被剥夺这种与逝者之间的纽带，这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因此，美国人便试图用某种方式应对战场中的死亡，以减轻骨肉分离之苦并替代传统的、形式化的灵床仪式。士兵、随军牧师、战地护士和医生，同心协力为垂死士兵及其亲属尽量提供传统“善终”所需的要素，努力使人们及其亲人相信那些逝者走得很好——即便这是在战乱之中。和肉体上的创伤一样，精神上的创伤也需要有力的安抚。阵亡既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有关，也同那些身处家中的人有关。“死亡之艺术”传统将平民定义为战争伤亡的相关者，并将士兵同后方的人联系了起来。前方与后方共同努力确保士兵们不会孤独死去。

士兵们努力为自己寻找替代品或代理人，以代替那些本该在家中围绕着自己灵床的亲人。对战后战场的描述常常提及在士兵遗体旁发现的照片。正如布雷迪在纽约所展示的安蒂特姆战役死难者那样，照相这种新技术能够将战场上的场景带到后方，然而照片却更经常地将家中的景象带到战场上。人们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发现，一名北方阵亡士兵“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摄有三个孩子的玻璃干板照片。他的身份最终被成功确认，这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报刊文章、诗歌与歌曲都纷纷纪念这位忠诚的父亲——在死时，他的双眼与内心都集中在他那8岁的富兰克林、6岁的爱丽丝与4岁的弗雷德里克身上。但阿莫斯·休米斯顿却远不是唯一一位紧握照片而死去的人。因为真实的亲人不在身边，许多垂死者都会从口袋或背包中取出照片，用最后时刻同这些不在场的亲人肖像进行交流。“我常常想，”威廉·史迪威给他在佐治亚州的妻子莫莉写道，“如果我一定要死在战场上，那么要是某位善良的朋友能将我的《圣经》枕于我的头下，并将你那金鬈发的相片放在我的胸膛，那就足够了。”

在军事医院中，护士们经常协力为神情恍惚的士兵寻找替代亲人，使他们以为自己的母亲、妻子或姐妹正站在身边。内战结束后，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演说。在这一演说中，她描述了当一位垂危的年轻人错将她认作自己姐姐玛丽时，她所经历的一段良心危机。巴顿无法让自己真的喊他“弟弟”，但却亲吻了他的前额。正如她所解释的那样，“这一举动说了嘴唇所拒绝说的谎”。

或许克拉拉·巴顿熟悉一些内战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这些歌曲极为精确地刻画了她所处的情形。在一首歌里，一名垂危士兵请求护士“在我死前做我的母亲”，甚至护士自己的诗句也描写了这一情形：

阿莫斯·休米斯顿死时手中握着他三阿莫斯·休米斯顿死时手中握着他三个孩子的玻璃干版相片。“葛底斯堡的一个事件”。《弗兰克·莱斯利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年1月2日。1864），

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

或是扮作一个亲爱的姐姐；

···········

别了，陌生的、亲爱的弟弟，我们为你挽歌，为你哭泣。

这首歌传唱甚广，以致它得到了一个以《答复：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ANSWER TO: Let Me Kiss for His Mother”）之名公开发表的回应。这首歌曲以家人的口吻，表达了对那些照顾伤者的女性的感激；与此同时，它也试图使妻子们与母亲们确信，她们的亲人死得并不孤独。

祝福那对吻你的双唇，你躺在灵床之上，

虽在异乡，也虽为异客祝福仍在你额头上着落。

···········

呵，我亲爱的人！呵，我们的亡人！纵死于遥远的他乡，

你都有两片吻你的善良双唇，

落在你长眠的棺椁之上

··········

有人为你抚平睡枕，有人为你合上双目。

原歌与它的“答复”象征着一种思想交流，象征着一场在士兵与平民、男人与女人之间展开的全国范围的对话——此时此刻，他们正同心协力在兵燹之中重建“善终”，正努力维护那作为“死亡之艺术”特征的亡者与亲人之间的传统纽带。亲人们希望这一重要的人类纽带能有一个合适的世俗结局；然而，无法见证兄弟、丈夫或孩子的生命最后时刻，却让他们的这一愿望灰飞烟灭。一位父亲到达了儿子的所在地，却发现他的儿子因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负伤，已于数小时前去世。他动情地写下了自己的失望，并描述了关于儿子的生命本应如何结束的想象。“如果我能够赶到我们孩子的身边，给他说些爱他和鼓励他的话，握住他可爱的手，并感受他最后的呼吸——可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的。”虽然没能在儿子临终时为他送行，但这位家长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他已获知了儿子的确切命运。

在内战期间，南北双方都没有有效或正规的伤亡报告系统，给遇难者亲属写信的重任，因而就落在了遇难者最亲密的伙伴们身上。这封信不仅仅要表达同情、讨论衣物的处置并说明欠薪问题，也要提供在和平年代传统送终场景中家属可能会找寻的那种信息。这些信便是悼唁信——旨在提供它们大多数都具有的、“死亡之艺术”的叙述所暗含的慰藉。“善终”消息构成了最好的慰藉，因为它展示了那永恒生命的令人欣慰的前景。

一些士兵试图建立正规的方式，来确保死亡的事实与细节都能被传达给死者家人。1862年，印第安纳州第39团的威廉森·D.沃德与他所在连的几位战友约定，他们将为彼此提供这种保证。“我们互相承诺”，“如果某一个人受伤了，我们将帮助他离开战场；而如果他阵亡了，则告知其家属他死亡时的情形。”在特拉华要塞的联邦监狱中，被俘的南部邦联军官成立了一个具有相似目的的基督教协会。该组织议事录所记载的1865年1月6日的决议确立了它的“职责”，亦即“确认在监狱中死去的每位邦联军官的姓名以及他被照料的情况，并将之传达给他最亲近的朋友或亲人”。

然而，即便没有这种正式的决议，士兵们也履行着这种义务。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W.J.奥丹尼尔告知了萨拉·托伦斯她丈夫利奥尼达斯的死讯。他解释说，他们俩“肩并肩地走向战场”，并互相承诺，“一旦一个人受伤了，另一个人则全力相助”。这封信代表了那个义务的最终完成。在战争的最末期，阿曼达·菲茨帕特里克的丈夫在里士满的一家医院去世。在那之后，威廉·菲尔茨给她写了封信，为她讲述了她丈夫是如何度过最后几个小时的：“因为你可能完全没有听说你丈夫的死讯，也因为我是他死亡的见证者，我认为我有责任给你写信，虽然对你而言我只是个陌生人。”在I.B.卡登黑德阵亡两周后，他妻子的信寄到了军营。责任感也同样促使亚拉巴马州的I.G.帕滕对这封信进行回复，报告这个“糟糕的消息”（Aufaul knuse）。另一名南部邦联的士兵为以下事情感到非常自责：在1863年的一次战斗之后，他未能停下来为一名敌军士兵记录临终遗言，并将之传达给他的家人。回想起来，对这位年轻的叛乱者来说，这似乎远比未能为口渴者提供水喝要失败得多。

北方与南方极其相似的是，悼唁信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体裁。而“死亡之艺术”的预设与内战“特殊环境与需求”的结合，则是这种体裁的滥觞。这些信试图使那些不在现场的亲人以虚拟的方式见证他们无法亲历的死亡时刻，试图将家庭同战场连接起来，试图修补战争给“善终”带来的裂痕。在营地医院，护士与医生常常承担起这一责任。他们给丧失亲人者写信，不仅仔细说明逝者所患疾病与所受战伤，也详细描述他们的最后时刻与临终遗言。有些医院工作人员甚至在死亡的艺术中扮演起了指导者的角色。他们引导病人作最后陈述，并通过向他们展示“善终”的例子来给他们以启发。在杰里·路德于1862年负伤后，一位大夫敦促他给母亲留下最后的讯息。另一位士兵则被医生要求说出将被送到家中的临终遗言，但这名士兵却请求医生替他编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好吧，假设你也快死了，你想写什么，就把这些写下来寄给他们吧。”这位垂死士兵显然已将这名医生当作“死亡之艺术”的专家，而不仅是医学上的专家。“死亡之艺术”的仪式，医生肯定比他更了解。战争不仅鼓励人们实践“死亡之艺术”传统，也使这一传统得到了传播。北方和南方军队的神职人员，都将这种引导视作在对士兵进行精神监护时对他们所担负的或许是最为重要的责任；天主教神父威廉·科尔比这样形容这一职责：“帮助他们……善终，这是一个悲伤的慰藉。”

有时，士兵们会尝试越过中间人直接告知亲人自己的死讯。许多人身上都带着阵亡后将被转给亲人的信。美国有色人种步兵第43团的约翰·布罗克中士描述了人们在彼得斯堡旁等待战斗时相互道别的场景。他写道：“一位来自缅因州的下士递给我他的钱与手表，与此同时他也交给了我一封信。他说：‘假如我遭遇不测，请给我的妻子写信。’”

有些人试图在垂死时亲自给家里写信，通过笔——而不是在战争时期无法企及的家中灵床上——表达意愿。这些信尤其令人痛彻心腑，部分是因为，这些一个多世纪前的遗言似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纸上，作为令人震惊的不朽之象征穿越时空向21世纪的读者倾诉衷肠。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密西西比州的杰里迈亚·盖奇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可能是您最后一次收到我的信了。我利用最后的时间告诉您，我死得像个男子汉。”

1864年，从斯波齐尔韦尼亚，詹姆斯·罗伯特·蒙哥马利给他在密西西比州卡姆登市的父亲写了封家书。直至今日，这封信仍然血迹斑斑。蒙哥马利那年26岁，是南部邦联陆军通信兵部队的列兵。他在信中说，一块弹片“恐怖地摧毁了”他的右肩。“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他那沾满血迹的信纸让我们几乎可以感知他的伤痛，那么他关于死亡的预设，则凸显了他距我们时代的遥远。“这是我写给您的最后一封信，”他解释说，“我给您写信，是因为我知道，当您读到您那垂死的儿子的话时，您会很高兴的。”他之所以选择“高兴”这个词——一个依现代的理解显然不合时宜的措辞，凸显了人们对垂死者遗言的珍视。即便父亲面对着他阵亡的可怕消息，蒙哥马利仍希望，他的父亲能因得到了他最后的想法而感到欣慰。即使是在生死关头，蒙哥马利仍遵循着内战时期死亡书信的一般形式。截至1864年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中期，蒙哥马利很可能已帮许多战友写过这种家书。如今，他可以很熟练地写他自己的家书了。

四天后，蒙哥马利死了。他亲密的战友埃塞尔伯特·费尔法克斯给蒙哥马利的亲人写了封信，信中确认了他的死亡并描述他的最后时刻。“我从没有见过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坚毅与基督徒之顺从。在此悲伤的丧亲时刻，如果你们知道他已与上帝同在并已顺从了天命，你们就会得到莫大的慰藉……他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清醒……他的坟墓已被做了标记。”做了标记，但却从未被发现。蒙哥马利的家人始终未能实现将其遗骸带回密西西比州的愿望。

世上描述士兵们最后一刻的信都如出一辙，就好像其作者在心里早已有了份清单一样。事实上，写信者都非常清楚“善终”的诸要素，他们可以猜想到丧亲者在亡人身边时所希望得到的信息：逝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表明了接受它的意愿，表现出了对上帝及其救赎的信仰，并为那些本该守候在他身边的人留下了口信与有益的劝诫。这些细节中的每一个都是一种缩略表达，使家中的读者得以以管窥豹，获知亡者更广阔的精神境界，并体现着大多数美国人所共有的有关生与死的预设。

悼唁信总会提及亡者对其命运的察觉。如果垂死者神志清醒，并能够直面即将到来的死亡，这当然是人们所期望的。只有当他清楚地明白死亡已不可避免时，他才会在其最后言辞中清晰展现出自己灵魂的状态。内战最令人恐惧的一个事实是，它通过突如其来地将他们杀死，通过在战场上将他们彻底清除，通过剥夺他们这定义一生的灵床经历，来使如此众多的士兵无法获得这一机会。写信人在报告这种不称意的死亡时也很诚实。他们向那些家中亲人解释说，在被剥夺临终遗言的方面，他们并不孤独。

暴毙是对正确死法之基本预设的一个严重威胁，战场上暴毙的频繁构成了内战中的死亡方式同战前“平凡的死亡”最主要的不同之一。在南卡罗来纳州，两名士兵正平静地在帐篷里吃着晚餐，不料却被从附近沙利文岛掷来的炮弹瞬间炸死。富有传奇色彩的马萨诸塞州第54团的塞缪尔·A.瓦伦丁写道，虽然他看过许多战友的死亡，这场变故却尤其令人痛苦。他还宣称：“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未发生过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之突然与准备之不足，使这种死亡成为了一幅尤其“可怕的景象”。

有否准备在决定“善终”与否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士兵们经常努力使自己与他人相信，即便是那些看似突如其来的死亡，他们实际上都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写信人常常使家属确信，那些因战伤而不能说话的士兵，在他们遭遇厄运的数日或数周前便已表达了他的信念，并已表露出得到救赎的愿望。当约翰·L.梅森在1864年10月于里士满城外遇难后，一位战友给他的母亲写信解释道：“在被袭击后，他未发一言便立即死去。”但这封信接着便使这位母亲确信，他的死亡仍“十分令人宽慰”，因为，即便梅森无法这么说，但仍有迹象表明，他“乐于并准备好了去见他的救世主”。在此前的夏天，他曾告诉他的战友，他“感觉自己的罪恶已被宽恕。他很乐意遵循主命。在谈话时他快乐至极，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愉悦”。

一则纪念纽约一位阵亡士兵的布道，为“有准备的未能准备”（prepared unpreparedness）这一看似矛盾的话提供了神学基础。亚历山大·通布利牧师提醒会众，暴毙这种事情在上帝眼中是不存在的，人生的长短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将基督徒带回家的时候，正是那个灵魂世俗经历的大丰收时刻。”这些言辞既是安慰也是劝诫：如果上帝准备好了接纳我们，我们最好也准备好欣然前往。1863年，一名密歇根州士兵的悼词这样训诫道：“罪人，不要拖延。让他的暴毙成为你的警钟。”

预料之中的死亡从不显得突然。因此，士兵的不祥预感在其准备工作中便显得尤为重要。许多宣布战友死亡的信都提到，亡者曾预感到某场遭遇战会夺去他的生命。这些人为自己留出时间做最重要的精神准备，而一个人只有在直面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才会这样做。确切的消息——哪怕是关于死亡的确切消息——似乎都比一直不确定要好，因为它既使人们重新获得了掌控感，也使“死亡之艺术”最核心的部分——为死亡做好准备——成为可能。1862年，在弗吉尼亚州，威利·培根参加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战役。在战斗的前一天晚上，他向战友倾诉了他必死的信念。为他做葬礼布道的牧师说：“上帝如此经常地允许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我们身上，这一事实奇怪而神秘。因此，我们应为死亡的到来做好准备。”L.L.琼斯预料他将于1861年夏在密苏里州的战斗中阵亡，他因此在走向战场前向夫人倾诉了他那临死的感伤。“我希望你能得知我的临终遗言与想法，”他写道，“记住我，这么一个总是表现出最坏的一面，但或许要好于他的表现的人。我会希冀幸存并与你重逢……但或许事与愿违，因此我便抱着一个必死的态度表达了我的想法。”后来琼斯在他的第一场战斗中阵亡了。在战争初期，南卡罗来纳州的W.D.拉瑟福德曾向未婚妻谈到，“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期待最坏结果”，不过希望死亡不要来得措手不及。1864年10月，拉瑟福德在弗吉尼亚州阵亡。在此之前，他经历了三年多的捉摸不定与“期待”。

一些士兵饱受伤病折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们清醒地明白要为死亡做好准备，并清楚地表明自己接受命运的安排。J.C.卡特赖特悲伤地写信告知佐治亚州L.B.洛夫莱斯夫妇，他们的儿子1862年4月已在田纳西州死亡。但是，他安慰这对夫妇道：“他始终神志清醒，并表达了死亡的意愿。”在迪格斯夫人的丈夫于1863年6月阵亡后，T.菲茨休给她写了封信，告知她所挚爱的丈夫之死讯。迪格斯夫人的丈夫在被北方人射中后，存活了“仅一小会儿”，但“在他死时，他仍心智正常”，并“完全顺从天命”。弗吉尼亚战地医院的一位护士告知一位病逝者的母亲，他一直“意识到了自己将亡，但……并不害怕，而是愿意死去。”这名护士据此宽慰这位母亲道，“有理由相信，他现在比生活在这个痛苦的世界过得更好”。

士兵们一旦吐露了自己的信念并表达了对上帝的信仰，见证者们便迫切地将之报告给这些士兵的家人，因为这或许是他们所能提供的最有说服力的救赎证据。1863年，约翰死于天花。他的弟弟T.J.霍内特向家人宣称：“他所留下的证据明确表明，他正前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噢！要不是这样，我又如何能够接受他死亡的事实？”令霍内特深受感动的是，约翰“的灵魂似乎如此……愉悦”——就在他撒手人寰之际，他还在歌唱着“没有磨难与麻烦，也没有痛苦与死亡”的天堂。在战场上，北卡罗来纳州的A.K.西蒙顿上尉与新泽西州的艾萨克·塔克分别为南北作战，但这两个人却都是念叨着“上帝啊！上帝啊！”而死去的。塔克并非一个“正式且坚定的耶稣信徒”。然而，他定期参加教会活动，他面对死亡时从容坦然，他在生命结束时乞求神佑，这些都表明他将拥有永恒的未来。西蒙顿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并在死亡前数周内关注于“为生前死后两个世界做安排”。这表明他同样已为见上帝做好了准备。而在最后，西蒙顿也的确用他临终的话语诠释了这点。

当士兵死时无人见证也无人照料时，那些报道他们死讯的人常常会努力从他们的身上看出些能显示其最后一刻的本性之迹象——也就是让他们的沉默以某种方式说些什么。他们的遗容会传递些他们没有机会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信息。许多观察者相信——如一名战地记者所言——“面容在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表达”，以某种方式“被死亡的打击定格”，并被保存了下来以待以后的细察与分析。在马克西·格雷格去世后，他的一位死亡见证者写信给这位将军的姐妹：“他面容安详宁静，这显示出这位离去者已与上帝同在。”南部邦联一名士兵向自己悲伤的亲属报告了他的一位堂兄弟1863年的死讯，在信中他也希望提供同样的确信：“他的面容极其平静。没有使他那张愉快的脸变得难看的愁容。他愉快的脸意味着他死得很轻松。这个世界的罪恶将不再困扰他的灵魂，因为他的灵魂已飘然飞向那遥远而更加快乐的世界。”很明显，在通往地狱的路上，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面容。然而，在一些已死数小时的“叛乱者”的容貌中，来自密歇根州的一名士兵却发现了这样的迹象。他写道：“即便是在死时，他们的外貌特征都显示出他们有多么绝望，以及他们良知的状况。我们的亡人看起来则更为平静。”见证者们迫切地报道无痛苦死亡的任何迹象。这不仅仅是为了使亲人们不再担心士兵们会遭受苦难，更为重要的是，轻松的死亡意味着平静、顺从天命与快速升入天堂，而这些正是丧亲者在思索亡人命运时急切希望看到的。

“家书”。木炭与石墨画，伊斯门“家书”。木炭与石墨画，伊斯门·约翰逊（Eastman Johnson）绘，1867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

平静地接受上帝的旨意——即便它所带来的是死亡——是一个人精神状态的重要标志。但如果为了获得救赎，顺从是必需的话，那么单是顺从就不够了。悼唁信详细描述了亡者圣洁行为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是不在他们身边的家属无法见到的。在密西西比州列兵亨利·博伯死于1862年夏天在里士满附近受到的战伤后，他的堂弟从战地写信给亨利的父母，使他们确信，他们儿子升入天堂的可能性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这位堂弟报告说，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中，亨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事实上亨利从未正式表明对上帝的信仰，但他已不再骂骂咧咧，并开始过一种基督徒式的生活。在I.B.卡登黑德于1864年夏在亚特兰大城外阵亡后，他的中士也同样努力安慰卡登黑德的遗孀。“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有过几次谈话。他告诉我，有一件事他感觉懊悔，那就是在他离家之前，他一直没能加入教会。”在阿萨赫尔·纳什于1862年秋遇难之后，纳什父母给与他同在俄亥俄州第1团服役的侄儿们写信，希望获得关于儿子的不只是死亡还有生活的信息。“我们希望你们能写下你们所知的有关阿萨赫尔的一切消息……他的品德怎么样？”他们害怕，军队是个“让人难以养成好习惯的糟糕地方”。

或许沃尔特·佩里没有经得起营地生活的诱惑。他的弟弟弗兰克报告说，在安蒂特姆战役后，沃尔特在即将死去时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忧虑。弗兰克给在佐治亚州的家人写信时提到，沃尔特起初“说他希望能为在一个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见上帝做好准备”，但他知道，“他一直是坏而又坏、极其败坏的孩子”。弗兰克赶快让这位濒死者相信，基督已来拯救像他这样的罪人。在生命的最后数小时，沃尔特未能提及任何家人姓名。弗兰克强调说，尽管如此，沃尔特反复地说着“别了，同你们道别了”，以此暗暗地提及他们。弗兰克努力使哥哥的人生与言论符合“善终”模式，并以沃尔特曾表达了“在天堂中与我们所有人相见”的愿望来安慰家人。但这种情况下的希望，却似乎相当渺茫。

1864年，弗兰克·巴彻勒妻子的哥哥乔治死去。在给妻子的信中，巴彻勒努力把亡者描绘成一位有望得到救赎的人。巴彻勒承认，乔治“没有加入可见的教会”。但巴彻勒褒扬了乔治的“善良”、“他对《圣经》的笃信”以及他对“嫉妒、憎恨与怨恨”这些罪恶的拒斥，以此让妻子对她哥哥的命运充满希望。巴彻勒证实，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乔治是“一个喜欢祈祷的人”，他在死前毫无疑问最终“发现救世主对他的灵魂是多么重要”。“因此”，巴彻勒欣喜地总结道，他的妻子可以确信，她将与哥哥“在伊甸园的绿色田野上”重逢，并以此愿景安慰自己。

丧亲者努力寻找着亡人将得到救赎的有力证据，同时，他们也期望从垂死的亲人那里得到最后的口信。几乎每封悼唁信都提及了亡者给亲人的临别遗言。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后，桑福德·布兰奇给他在佐治亚的母亲写信，说他哥哥约翰的临终遗言是“关于您的”。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弹后，罗得岛列兵艾尔弗雷德·G.加德纳委托他的中尉告诉他的妻子自己死得很愉快。马萨诸塞州的T.J.斯珀尔念叨着“母亲”一词而终；威利·多尔曼“为他的妈妈留下了他的遗言”。身为人父者常在遗言中劝诫子女完成学业，帮妈妈干活，并进行祈祷。通过这些话，垂死的士兵将那些不在身边的亲人之姓名与灵魂带到了其灵床周围，并将那超越他们生命的祝愿与教导留给幸存的亲人。对于那些家中人而言，关于这些遗言拉近了他们同逝去的亲人的距离。亲人与士兵都不会感到太孤独，因为这些对不在身边的亲人的灵床召唤，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分离。家庭与前线通力协作，共同应对史无前例的内战死亡之现实。

士兵为幸存亲人提供慰藉的努力改变了“死亡之艺术”传统。新的死亡方式要求慰藉的形式与意义也随之改变。当内战悼唁信列举亡者在基督教上的成就之证据，旨在表明他有获得救赎的资格时，其作者也常会加上有关这位士兵的军事表现、爱国主义和男子汉气概的细节。“告诉我的母亲，”一位士兵说，“我曾站在敌人面前为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战斗。”在一名战友死后第二天，T.菲茨休致信这位战友的遗孀，报告了所有常见的信息：她的丈夫顺应了死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并向妻子和孩子们表达了爱意。但菲茨休也补充道，这名士兵“是在保卫国家时死去的，因而死得光荣”。

基督徒士兵的形象将爱国主义职责纳入了宗教义务范畴。但在一些情况下，爱国主义与勇气似乎成为了笃信宗教的证据的替代物。在鲍尔布拉夫（Ball's Bluff）战役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受伤严重。他想知道，他的宗教怀疑论是否会置他于“通往地狱之路”。他相信：“在临终之床上转变信仰，不过是一种贪生怕死的怯懦之举。”他带着故意渎神的态度声称：“如果我知道我将去哪儿，我就是上帝了。”但他敦促他的医生如果他死了就给他的家里写封信，就说他已恪尽职守。“我非常急切地想让他们知道这点。”

霍姆斯忧虑地承认了，他未能遵循人们所期望的信仰与行为。这实际上肯定了广为流传的基督教叙事的文化力量。一些不信教者希望爱国主义能代替宗教信仰确保永生。一位垂危的南部邦联人问他的朋友：“约翰尼，如果一个孩子为他的国家而死，荣耀将永远属于他，不是吗？”伊利诺伊州第8团戴维·康韦尔的观点可能会令他感到慰藉。“我无法想象，”康韦尔若有所思地说，“一名为国捐躯的士兵只因不认同救赎计划，他的灵魂就被打入地狱。”

康韦尔的观点在南北军队中都是普遍的。但对于许多新教牧师来说，这种观点产生于世俗需求而非超验真理，是一种在神学上毫无依据的背离。由跨教派的“福音小册子协会”于弗吉尼亚州出版的《陆军与海军通讯》（Army and Navy Messenger）在1864年警告人们：爱国主义与宗教虔诚是两码事。“不是人的血，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人间一切罪恶’。”

尽管有牧师们的反对，对上帝的责任与对国家的责任的界线仍变得模糊了，勇敢地、具有男子汉气概地死去成为了“善终”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一些士兵而言，这几乎可以取代传统意义上为善终铺路的更神圣的职责——维持圣洁的生活。1864年秋，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的儿子普雷斯顿阵亡。汉普顿在那之后收到的一封悼唁信，将这种军人的责任与牺牲同基督徒的责任和牺牲置于了同等地位。威廉·普雷斯顿·约翰斯顿劝汉普顿记住，他儿子的“英雄主义以殉道作为终结”，这应该成为“他余生的安慰”。詹姆斯·康纳给汉普顿的信将基督徒的职责、军人的勇气与男子汉气概视作三个不同的慰藉等级。“我亲爱的将军，我知道，对您最好的安慰，”他写道，“将来自高于世俗层次的源泉。考虑到普雷斯顿在职责与荣誉之路上生活并牺牲，您的悲伤也会有所缓解。尽管他还年轻，但他仍在战争中发挥了男子汉应有的作用。”

虽然基督教的原则仍然至高无上，勇气与荣誉方面的考虑也能使人的“悲伤有所缓解”。因此，在关于圣洁生活与圣洁死亡的内战观念中，对勇气与荣誉方面的考虑便占据了重要位置。一封1863年从北卡罗来纳州寄出的信，因同传统模式相背离而引人注目。这封告知威廉·K.拉什“你的儿子R.A.拉什已不在人世了”的信，没有提到上帝或宗教，而只是报道了“死亡这个可怕怪兽”的巨大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它未提及基督徒的神圣行为，而只是提及了唯一一个令人安慰的事情：“但是一个令人感到慰藉的事实是，他死于全力履行保卫家园与祖国的职责。”爱国主义与宗教虔诚合而为一，国家观被赋予了新的宗教内涵，而对信仰的理解则被赋予了新的世俗含义。

恶终。“逃兵威廉·约翰逊的死刑恶终。“逃兵威廉·约翰逊的死刑”。《哈珀周刊》，1861年12月28日。

对于一些士兵而言，即便对他们是否勇敢地完成了男人的职责，人们都无法确定。指挥官、牧师、护士和朋友竭尽所能将每一个死亡都描述成善终，来为每一位丧亲者提供充满希望的理由。在内战结束后一位记录者说道，照料18岁的戴维·布兰特的天主教慈善修女会（Catholic Sisters of Mercy），“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以尽可能最不令人痛苦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他儿子的死亡情况”。实际上，垂死者的照料者可能不会单单坐等报告“善终”，而努力促成“善终”——鼓励濒死者打起勇气、保持镇静，或像天主教护士与神父常常报道的那样，争取他们对最后时刻进行洗礼的同意。这些观察者正努力应对并减轻他们每天都会面对的屠杀之恐怖。

但是有时，一位南部邦联牧师所谓的“珍贵而令人欣慰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南卡罗来纳州诸团的传教士休·麦克利斯指出，“一个不知悔悟的、罪不容赦的罪人之灵床是个非常糟糕的地方，然而我却经常被喊去站在那里”。站在那里，而不是去描述死亡，因为他并不打算将这种令人痛苦的消息传达给幸存者。但是对“恶终”的描写可以充当“具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关于痛苦而可怕的死亡的报道提供了有力的警示。南部邦联的路易斯—希波吕忒·加切神父（Father Louis-Hippolyte Gache）发现，共济会会员因顽固地拒绝信仰而尤其可能恶终。加切描述了这样一个人，他在他“最后的剧痛”中还在诅咒加切与教会，因此给他的亲人留下了“双重的丧亲之痛”：他们“为其肉体的消亡而哀悼，也以更大的悲伤为其精神的死亡而哀悼”。

关于“恶终”的最普遍的说明，或许出现于对处决士兵的叙述之中。这种叙述不仅见诸报端与宗教刊物，而且出现于几乎每一名幸存士兵的日记中，以及每一部厚重的士兵书信集中。作为对逃跑或诸如谋杀与强奸这类犯罪的惩罚，死刑在内战中使用之频繁，在美国冲突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些死刑通常是在集合的部队前举行的仪式，旨在令士兵印象深刻并达到明确的惩戒目的。据《查尔斯顿信使报》（Charleston Mercury）描述，当一队士兵以正方形的三边列队观看对10名逃跑者的死刑时，他们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情绪”。那些坐在棺材上等待枪决队或跌跌撞撞走上绞刑架台阶的士兵，为那些希望善终而非耻辱死去的人充当了难以忘却的警钟。死刑迫使其目击者直面死亡，迫使他们思考走向生命最后时刻的体面方式。在对逃跑者执行死刑时，这一仪式提供了一个尤其鲜明的对比：在战场上的善终，与那些畏于战斗之恐怖而临阵脱逃者的可耻下场。

死刑所提供的不只是负面例子。被处死者在许多情况下充当了希望的典型，因为牧师努力挽救这些不幸者摆脱“第二次死亡”，并利用他们来传达有说服力的教育信息。平静地顺从天意、最后时刻进行忏悔、在绞刑架下展现善终的要素，有时甚至是敦促其战友“以他过早的死亡为鉴”——这些都提供了关于体面生活与体面死亡的难忘信息，目击者会将这些信息铭记在心。天主教神父威廉·科尔比认为，这些死亡“要比在战斗中的场面更令人紧张。在战场上有阵阵枪炮声、有冲锋、有兴奋感让人鼓起勇气面对那一场合”。正如南部邦联一名列兵在给妻子的信中所言，看到一个人以这种方式死去“糟糕透了”，这种场面既令人恐惧又激起敬畏。1863年一场死刑的目击者所写的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所有士兵的心声：“我认为我将永不能忘记那个场面。”

军事死刑有力地说明了为死亡做好准备的必要性。当被定罪的犯人努力以其最后的皈依与忏悔来改变他永久的命运时，他也由此有力说明了做好准备在“善终”中的核心地位。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当然是善终的精髓，但人们常常以更世俗的方式展示自己已为死亡做好了准备。许多广为流传的对“死亡之艺术”的论述，强调了处理个人世俗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在回家休假时为自己安排墓地，那么他显然是在仔细考虑自己的死亡。他努力解决掉世俗的当务之急，以便他的死亡能为他的人生画上圆满句号。

许多士兵通过撰写遗嘱来为危险处境做准备。在“知道了自己命运与死亡的不确定性后”，弗吉尼亚州的列兵爱德华·贝茨便着手处理他那25美元的个人资产。1861年6月，弗吉尼亚州克拉克县的戴维·科在贝里维尔邮局应征入伍时当场立下遗嘱。他要来钢笔、墨水和纸，并请邮局中的顾客做见证人。“在这场南部邦联战争中，我即将离开家乡，我将我所有的财产……留给妻子。”佐治亚州的托马斯·蒙特福特觉得下面这些情景是“令人痛心和伤感的”：人们在战斗前“通过遗嘱处理他们的财产，来为最坏的结果作准备”，而与此同时军医正在磨快他的器械，士兵们准备好了作绷带用的麻布，还有人将沙子洒在火炮掩体周围——“不是为了保持健康或清洁，而是去吸干人血”。在其所属小分队等待联邦军队对萨凡纳的普拉斯基堡的进攻时，蒙特福特通过为战友“担任遗嘱见证人”打磨时间。

虽然准备遗嘱常常是有钱人的事，但许多不太富裕的士兵，也设法详细说明他们财产的分配，或许是在试图对他们不再发挥作用的将来继续实施某种控制。军事医院中的护理人员常引导垂死士兵发表口头声明，以便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的财产。1862年4月，在弗吉尼亚州第53团医院，约翰·爱德华兹的遗愿被希尔先生作为“口述遗嘱”（“Noncuptative Will”）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要求将爱德华兹所拥有的40美元送给他妹妹，因为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士兵的个人物品常常呈现出“死亡纪念品”（memento mori）的特征，这些遗物保存并代表了亡者的一些精神。在彼得斯堡战役的某个晚上，威斯康星州志愿兵第7团的迈克尔·肖泰尔阵亡。第二天，同团的伯恩斯·纽曼承担起了告知肖泰尔父亲他死讯的“痛苦责任”。他写道：“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些小饰品，顺便寄给您。我觉得您可能会将它们视作珍贵的纪念品。”一本《圣经》、一只手表、一本日记、一绺头发，甚至是一颗杀死儿子或兄弟的子弹，都可用来填补亲人离开后的空白，使只是通过抽象的言语表达的损失，变得可触可感。

对那些努力理解战时损失的亲属来说，报告士兵死亡细节的悼唁信，是“死亡之纪念品”的象征。幸存者改写了这些“善终”的叙述，他们将悼唁信当作一系列出版文体的草稿，来为战争的动荡与破坏赋予意义与目的。例如，在描述最后时刻与临终遗言并评估逝去士兵得到救赎的可能时，讣告常常采用悼唁信的结构与内容，甚至经常直接引用悼唁信。南卡罗来纳州志愿兵第6团的威廉·詹姆斯·狄克逊的讣告写道，狄克逊在刚参军时并不是个信徒，尽管他一直“保持着严格的道德品质”。然而，几场战斗的经历使他对“上帝对他的仁慈保护”印象深刻。因此，他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阵亡前，“下决心要过上一个新生活”。《南卡罗来纳人日报》（Daily South Carolinian）使狄克逊的亲人确信，他们可以安心地“哀悼，而不必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一样”，并可以确信，“他们的损失是他的永恒收获”。

在那令死亡与生存都变得极其恐怖的环境中，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努力为自己与战友构建“善终”。随着战争无情地继续，随着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双方士兵都反映，他们愈发难以相信杀戮是有目的的，也愈发难以相信他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然而，士兵们写向后方报道战友死亡的信件，抵制并重塑了战争的大屠杀。我们可从中看出，“死亡之艺术”的叙述仍然发挥着作用。

人们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误导丧亲者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历史学者杰伊·温特（Jay Winter）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西线寄出的有意识的欺骗信件所采用的策略。马萨诸塞州第15团的罗兰·鲍恩曾收到一封来信，要求得到他那死于安蒂特姆的战友的“全部死亡细节”。鲍恩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担心它们对你没有好处，当你得到这些事实后你会变得比现在更加痛心（震惊）。但如果你不管它是好是坏，仍想得到这些信息，我将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尽管内战中悼唁信的作者们尽了最大努力，使他们所描述的死亡呈现最好的一面，但他们仍然诚实、认真地报道了逝者的信念动摇与行为的不够圣洁。这一点引人注目。内战士兵们似乎自己也极度希望相信自己的叙述，以及这些叙述背后的宗教预设。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件成为了跨越那将前线与后方隔离开来的经历与恐怖之鸿沟的一种方式，仪式化地确认了受到内战环境深刻挑战的家庭死亡观念，并使人们象征性地摆脱了无意义的屠杀，继而回归19世纪中期关于生命意义与目的的令人宽慰的预设。善终之叙述可能充当了战场上的新世界与家中的旧世界之间的生命线。

在一个现代读者的眼中，为了提供逝去战友从容面对死亡与为救赎做好了准备的证据，那时的人们似乎总是过于努力。但他们表面的努力或许正雄辩地证明了，努力维护那令人安慰的死亡预设以及他们发动战争时所持有的死亡意义，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面对着内战带给社会与他们个人生活的深刻剧变与动荡，南方与北方的美国人都坚守着他们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观念使他们能够从那几乎不可容忍的大屠杀中找出意义。他们的维多利亚时代与基督教文化，给他们提供了缓解这些沉痛的精神创伤的资源。思想与信仰努力减轻、甚至努力战胜战争所造成的肉体灾难。然而死亡却最终仍是不可理解的。它仍然是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所写的“谜”——“死者/是唯一揭开其谜底的人”，而它也必须如此。“善终”的叙述无法阻止战争所需要的杀戮。“善终”的叙述也无法抹去战场上大屠杀那令人难以忘却的场面。这些大屠杀促使士兵质疑那些像动物一样被屠戮的人性，也促使他们去质疑那些造成这种毁灭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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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杀戮：“更巨大的勇气”

我反对杀戮，（但）……我将会战斗。

西奥菲勒斯·佩里

托尔斯泰曾写道，战争最令他兴奋的地方是“它的真实性”——并非将军们的运筹帷幄，也非军队的大型演习，而是“真实的杀戮”。他解释说，他“更感兴趣于一名士兵是以何种方式与何种心理杀掉另一个的，而非军队在奥斯特立茨与伯罗底诺是如何布阵的”。杀戮是战斗最基本的手段与目的。而正如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于1862年所言，在内战中，是杀戮而非死亡，需要“更巨大的勇气”，因为杀戮需要士兵更大程度背离他们对于自己之为人类，以及之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基督徒的理解。

内战中的大多数战斗者看起来都别无二致。用一个在这场战争中常被重复的比喻来描述，他们就是兄弟——尽管这仅仅是个形象说法而非事实。当种族差别侵蚀了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时，杀戮就变得更容易了。曝光的诸多针对黑人的暴行便证明了这一点，如1864年臭名昭著的皮洛堡大屠杀。然而在内战期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杀戮都提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在这个方面，内战中的士兵同其他战争中的士兵没什么不同。对古代、拿破仑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福克兰群岛战争的士兵之研究，证实了已退休的美国陆军中校、军事心理学专家与前西点军校教师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的论断：“人不是天生的刽子手。”确实，士兵甚至经常拒绝发射自己的武器。

而正如人们以不同方式死于不同时间与地点，他们破除杀戒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人类的拒绝杀戮在一个特殊的历史与文化时刻将自己表现出来。如同更为广义的死亡一样，内战中的杀戮也需要作出努力——不仅包括在思想与心理上处理宗教与情感限制，也包括适应这场特殊战争的技术、战术与后勤塑造战斗经验的方式。

内战士兵要战胜的第一个挑战便是《摩西十诫》第六条。死亡是基督教虔信的标志，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证明的那样，但杀戮却违背了最基本的《圣经》律法。得克萨斯州一名新兵这样解释自己的忧虑：在战场上战斗“也许是世界上最亵渎上帝的事”。无论南北的牧师布道与宗教刊物，都援引并探究关于“正义战争”的传统教义，强调杀戮不仅为上帝所认可，而且是服侍上帝所必需的。“进行正义与防卫性的战争，同基督教的精神与职责毫不冲突”，一本分发给士兵的一再重印的小册子强调。《南部邦联浸礼会教友》（Confederate Baptist）援引了《旧约全书》的许多文本，坚持认为“当合法的战争需要我们杀掉国家的敌人时”，人们便可免受杀戒约束。南方人常常将反侵略自卫当作战争正义性的源泉，他们也同样援引神对圣战之许可的观念——在这样一场圣战中，他们充当着南部邦联的十字军战士。而北方人也同样急切地声称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宣称自己所为之而战的国家代表了“世界最后的最好希望”。一位联邦士兵写信给他“故乡的朋友”说道，“我反对杀戮”；他继续说，但是“当我们遭受攻击之时，当我们的生命被一群与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作对的人置于危险处境之时，我将会战斗”。1862年后，解放黑奴开始逐渐成为战争的明确目标，北方人也越来越多地将奴隶制的罪恶当作动武的正当宗教理由。1864年，由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出版的《基督教记录》（Christian Recorder），发表了题为《战争及其目的》的社论，探究战争与杀戮在何种情况下才是可被接受的。社论的结论是：推翻奴隶制的罪恶之目标使战争变得正义，使杀戮情有可原。

这种论调给杀戮提供了通行证，或至少减轻了内心的抵触情绪。但士兵们甚至指挥官们仍为夺取他人性命而内心挣扎不安。联邦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前说，战争与谋杀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他坚信：“没有哪个基督教国家，有正当理由在本可杀戮500人便达到战斗目的的情况下，却去杀戮501人。超过绝对所需数额的每一个遇难者，都是被谋杀致死的。”从他1861年的观点看来，斯科特很可能难以原谅后来在莫尔文山、玛莉高地、科尔德港与葛底斯堡等地无度的屠杀与无尽的伤亡。斯科特联邦总司令职位的继任者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 B.McClellan）和他一样反感杀戮。“当必须牺牲士兵时，他都快要崩溃了”，历史学者T.哈里·威廉斯（T.Harry Williams）说道。乔治·戈登·米德（George Gordon Meade）将军认为，为了确保双方损失最少，北方应该“像一位苦恼的家长被迫伤心地责罚他犯错的孩子”那样进行战争。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米德在葛底斯堡的血腥胜利才会显得骇人听闻；也同样是在这种语境下，格兰特发动的1864年春季攻势才会被抨击为“大屠杀”。

“1861年4月，巴尔的摩，马萨“1861年4月，巴尔的摩，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6团向民众开枪”。《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1年4月30日。哈佛学院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XPS 527 PF。

在个体士兵拿起武器“去看大象”（这是他们经常用来描述第一次作战的话）之时，他们也开始为个人直接的杀戮责任焦虑。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士兵描述了1861年4月在巴尔的摩他第一次遭遇袭击时的经历。当时，一群由盛怒的南部支持者所组成的暴徒攻击途经巴尔的摩向华盛顿挺进的联邦部队。在身边的一名士兵被杀后，埃德温·斯波·福德不假思索地扣动了扳机。“那个射杀了他的人死于我的来复枪下，”他写道，“当我看到我的所作所为之后，我感觉很不舒服，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而且因为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且并非挑衅者，我很快便能一次又一次地开火了。”职责与自卫让他从起初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并帮助他履行作为一名士兵的职责。虽未讲明但却也在这里有所呈现的，是那复仇的动机。斯波·福德的杀戮几乎是条件反射，是对战友之被谋杀——这是他的看法——的回应。

在随后的数月乃至数年里，随着战争日益激烈与伤亡日益惨重，复仇便开始同职责与自卫的准则一道，在将暴力合法化的过程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对报复的渴望几乎成为了暴力冲动的最基本要素。对那些目睹了战友被屠戮的士兵而言，这种渴望能战胜理性，并使他们摆脱恐惧和道德的束缚。南卡罗来纳州的休·麦克利斯写下了在对待一群联邦战俘时，自己是怎样努力不放弃原则的。“我在亚特兰大看到，一些下贱且沮丧的北方佬在囚车中，”他于1864年写道，

我们可怜的孩子带着可怕的伤口，他们有些冻死过去，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可以容易地拿出一把匕首，并对这些战俘说：“看看，你们让这个世界血流成河！你们既然喜欢血，那就从你们的心脏放出更多血吧，并将它们同你们已经喝掉的血统统放出来。”做出这些事要比对他们下手容易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我知道一个真正勇敢且宽宏大量的男人，不应该对一个已在他掌控之内的、手无寸铁的敌人下手。愿上帝赐予我宽容，以使我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吧！

麦克利斯给家里写的信不停地重复着“放血……放血”，用言语实施了他尽量避免的暴力；他的钢笔使他能自由表达他拒绝用匕首或刀剑施加的残忍。在自己战友死于南部联邦的炮火之后，北方人奥利弗·诺顿因放弃了所有宽宏与基督教的思想而愈发难以控制自己。他解释说，“在我心中最强烈的”感觉，“是希望杀死尽可能多的叛军”。

一旦良心与传统的限制松动，一些士兵便看起来几乎为杀人冲动所支配，尤其是当他们战斗正酣之时。一名正在杀戮的士兵“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几乎狂乱而野蛮”的人，他们瞪大眼睛，张大鼻孔，嘴巴喘着粗气，一位南部报纸的记者如此写道。一位在夏洛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记者描述了这一恐怖的转变：“人们丢掉了表面的人性，”他写道，“他们的脸上表现出了魔性。他们只有一种愿望，那就是毁灭。”要让他把这些人看作是基督徒士兵，哪怕是完全具有人性的生物，都是何等困难！

对于一些战友杀人后兴高采烈的样子，士兵们自己也诧异不已。北弗吉尼亚军团的伯德·威利斯在日记中写道，在1864年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他看到他的小分队之一员“似乎是极其痛苦地蹦来蹦去”。“我马上向他跑去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受的伤，以及我能为他做些什么。

但当我来到他身边时，我发现他没有受伤，而是在围着一个可怜的北方佬（他仰躺着，忍受着死前的剧痛）跳一种印第安人的战斗舞，并大声喊道：‘我杀了他！我杀了他！’他显然是因激动和愉快而失去理智。我离开了詹姆斯，好让他继续跳舞。”内战期间的许多信件和日记都描述了士兵在进入战场时扮演印第安人的类似例子，他们或模仿战争中的大呼小叫，用泥浆或枪膛中的灰将脸涂抹成他们所认为的印第安人的样子。通过将自己的身份替换为那些他们所认为的野蛮人，他们重新定义了自己同暴力以及同战前自我的关系。

在杀戮中出现的快感不只局限于酣战。南部邦联的炮兵军官奥斯蒙·拉特罗布曾描述了他在安蒂特姆战役后观看自己杰作的快感：“我骑马穿行于战场，享受着数百北方佬死亡的场面。一路上，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战果——一些四肢、无头尸以及各式各样残缺不全的遗骸。但愿所有联邦军队都落得如此下场，而我已为之出了一份力。”对于拉特罗布而言，这种“战果”，代表着他成功地履行了作为一名士兵的职责。报复只是正义的一种形式，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相当于《圣经》中所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半年后，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之后，拉特罗布又一次庆祝了那“宜人的成堆北方佬尸体”。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追赶南部邦联的穷寇期间，威廉·亨利·雷德曼中士给母亲写信，说自己最近摧毁那些胆敢侵略北方的叛军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我现在只满足于同敌人作战的生活。敌人出现在我们北方的土地上时，便是我们消灭他们的好机会。我将会尽力杀死每一个敌人。”

虽然联邦和南部邦联的士兵常常——至少是最初——为杀戮而内心挣扎，但整个人类历史都告诉我们：人们热爱战斗。内战时期的美国人也不例外。联邦军官约翰·W.德福里斯特（John W.De Forest）解释说：“朝一个正在向你开火的人开火，莫名其妙地令人感到欣慰且令人振奋；不仅如此，它也是激动人心的，并使你心中产生所谓战斗的快乐。”虽然德福里斯特描述了在自卫中射杀所带来的慰藉，他也展示出他如何通过对抗敌人的行动来摆脱压抑的受害感；战争的惨烈赋予了他杀人的正当理由与权力。佐治亚州的弗兰克·科克尔试图对他的妻子解释说，尽管战争如此恐怖，但仍“有一种刺激、一种魅力与一种鼓舞在其中，使人们希望置身那正发生着战争的地方”。对于从农村地区来的一些人来说，战争以及它那运动与快乐之感有点儿打猎的的意思。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军官狂喜地说道：“哦！在这儿卧倒，然后将他们射倒，这很有趣！”1862年，对于一名身处弗吉尼亚州哈里森登陆点附近的联邦士兵而言，战斗“好像是游戏，因为我们可以大笑，可以交头接耳，与此同时大声喊叫，连续射击。一个家伙会说：‘看我打爆那个家伙。’另一个家伙则说：‘我击毙了一个六英尺高的分裂主义者。’”

联邦“钢铁旅”的H.C.马特劳并未发现他的战友不情愿杀戮。他向父母解释说，军事训练似乎只是强化了人类固有的野蛮。一个月的刺杀训练让他得出如下结论：“我们有着伤害同胞的偏好，这很奇怪，但我们学习杀人技术要远比做一道数学难题容易得多。”马特劳惊讶于这一发现，于是便开始修正他对人类本性及其能力的理解。许多士兵都发现，社会对谋杀的种种强有力的限制，都太容易被战胜。

然而，内战特殊的社会环境与科技条件，对早前战争中所使用的杀人技术提出了极大挑战。19世纪中期的军队习惯于排成有序的队列进行战斗，以控制士兵并迫使他们开枪杀戮。在训练机制与军事纪律强制下的几乎无意识的动作，同部队紧密的队列安排一道，减少了士兵的自我怀疑与对杀戮的限制，当然也减少了他们逃跑的愿望或可能。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既移除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又使他被包围于集体的压力与团结之中。在等待作战时，一名南部邦联士兵对一只在枪林弹雨中从战场上悠然跑过的兔子说：“快跑，棉尾兔……如果我不是要保持自己的名声，我也会溜掉的！”

然而，美国内战同以前的战争大不相同。在内战中，许多新式武器投入使用，这些武器甚至比15年前美墨战争（1846—1848）中广泛使用的武器在技术上还要先进得多。到了战争的中期，南北的步兵抛弃了能精准地打击约100码远目标的无膛线滑膛枪，几乎都装备上了有效射程达300码的来复枪。到了战争末期，内战部队（主要是部分联邦部队）引入了后膛枪，它使士兵得以快速地使子弹上膛，继而进一步增加了致命性。而在以前，前膛来复枪的速度通常仅为一分钟射击两到三次。内战部队也同以前战争的部队有显著不同。这次战争造成了大规模的民众动员与规模空前的军队。最终参与到战争进程中的大约300万南北美国人，绝大多数是几乎没有军事知识与军事经验的志愿兵，而非在训练与演习中受过训练的职业兵。

内战期间武器火力与射程的提高、志愿兵的缺乏训练以及军队的极大规模，都加剧了战斗的混乱，并削弱了军官对部队的直接控制。除此之外，内战的大多数战场都不在开阔地区，而是遍布树木与灌木丛，因而妨碍了军官对长战线进行有效指挥。虽然代价惨重的正面进攻到了战争末期仍旧常见，但在战争后期，随着军事工事与堡垒的广泛建造，军队开始以更分散的队形甚至是在壕沟中作战。结果，士兵们不太可能在依据指挥而开火、队形紧密的战斗形式中战斗；他们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何时以及是否发射武器。

戴夫·格罗斯曼指出，这种自主可能促使许多内战士兵通过不发射武器来表达他们对杀戮的厌恶。他举葛底斯堡战场上发现的24000支上了膛的来复枪作为证据；这些枪有一半上了超过一发子弹。在假定了用火药、子弹、推弹杆与火帽给一支来复枪上膛并开火所用的时间之后，格罗斯曼计算出，如果这些士兵确实曾经奋力杀敌的话，在中弹身亡时，其中95%的士兵的枪支应是打光了子弹才对。他相信：“葛底斯堡战场上大多数被抛弃的武器，代表了那些在战斗中不能或不愿开枪，继而被打死、打伤或打跑的士兵。”

格罗斯曼关于内战士兵不开枪比率高的论断，几乎没有现存证据能用来评估其准确性。格罗斯曼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他根据其他战争研究成果所进行的推断，而这些研究本身都是遭到质疑的。关于上了多发子弹的枪支的有趣谜团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例如，一名士兵纯粹是因为惊慌，或者在激战的嘈杂声中没有意识到他还没射击武器。但是一些有关拒绝开枪的轶闻证据也确实存在。在奇克莫加战役中，南部邦联的一名战士便戏剧性地展示出，他拒绝杀戮。本该对准敌人，他却正对天空射击，并在同时“像当年克伦威尔的一个圆颅党人那样精神饱满地祈祷”。一名战友报道说，当他的上尉威胁要杀了他时，他回答道：“杀不杀我悉听尊便，但我不会在见上帝时让自己的灵魂沾满同胞鲜血。”他甘愿“暴露于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宁愿自己牺牲，也不愿残害他人性命。

后来的战争所采用的战斗形式，有着不同程度的非人格化与行为者不详之特征。这种战斗形式减轻了内战步兵所承担的沉重的个人责任。例如20世纪战争所使用的许多炸弹与导弹，几乎完全将杀人者同其受害者分离开。同内战士兵以及21世纪在阿富汗或伊拉克地面作战的征募兵相比，“艾诺拉·盖伊号”（Enola Gay）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抑或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操作精确制导武器的专家，他们与杀戮的关系是很不相同的。同敌人之间肉体的距离，使他们能够克服感情障碍，更易采取毁灭性行动。但是在美国内战中，那些朝远处的敌人发射圆形炮弹、榴弹与榴霰弹的炮兵，占全部军队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即便是他们，也同目标非常接近，能够清晰分辨出对方是人。内战中大多数战伤都是由来复枪射出的米尼式弹头造成的：94%的联邦伤员是由子弹打伤的；5.5%被炮弹炸伤；少于0.4%的是被军刀或刺刀砍伤或刺伤的。虽然内战中的武器射程确有大幅提升，步兵交战仍主要是短兵相接，即便是在数万人交战的时候；士兵们常常能看到对方的脸，知道自己杀的是谁。历史学者厄尔·赫斯（Earl Hess）断言，尽管新式来复枪威力较大，大多数战斗却都是在100码内进行的——即便如一名北方士兵所说：“如果能在600码远杀死敌人，人们基本上便会选择在这一距离这么做。”来自艾奥瓦州的S.H.M.拜尔斯（S. H. M. Byers），还记得一场恐怖的战斗。其间，“蓝色阵线与灰色阵线”挨得“很近，并互相朝脸上射击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在葛底斯堡战役后，联邦士兵亨利·阿博特给父亲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描述了面对面“躺着的成排死人，排与排间隔15至20英尺。这简直就是场肉搏战，而这正是我想看到的”。

美国内战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规模的扩大，影响了双方士兵在战场上的互动方式。据《企鹅现代战争百科全书》（The Penguin Encyclopedia of Modern Warfare）计算，在内战的交战中，士兵与空间的比率为人均260平方米；而到了二战末期，这一比率已达到每人28000平方米。在美国内战中，志愿兵规模巨大，武器射程更远，军事队形更为松散。因此，众多缺乏经验的内战士兵所处的战斗场景，或许比任何其他战争都更为短兵相接。在这一战斗场景中，这些士兵有着更强的火力，也有着决定是否杀人的更多个人责任。由于缺乏距离、纪律或战斗经验所提供的信心，在决定何时，甚至是否朝那些看起来和他们自己相像的人射击时，许多内战士兵可能经历过思想斗争。

对于许多士兵来说，狙击手是杀戮之恐怖的典型代表。这些人的工作，似乎只是“冷血谋杀”。狙击是内战中军事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来复枪使狙击手们能精准射中近半英里远的目标。其他的技术革新，诸如望远镜瞄准器与后膛来复枪，进一步增加了狙击手的致命性。南部邦联的狙击手小分队要求，队员须能够利用缺口表尺射中600码远的靶子。在佛蒙特州，一幅招募“温德姆县的狙击手”的海报宣称：“每个人在静止状态下向200码远处的目标连续射击十次，弹心距靶心的平均距离不得超过5英寸。一个人若不能达到此标准，将不会被征募。”

士兵们常常描绘子弹在身边飕飕飞过的感觉——即便是坐在那儿给家里写信时也如此。“亲爱的弟弟、妻子与全家人，”1864年6月，艾萨克·哈登从弗吉尼亚州给他在纽约州的家人写道，“就在此时，一个离我20英尺远的人被射中了腹部，而这在这个国家并不稀罕。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能来这儿射击，哪怕是献出生命都是值得的。”射杀一个或在方便，或在睡觉，或在做饭吃饭，甚或“坐在树下读狄更斯”的人，很难被轻易认作合理的自卫行为。军营中的士兵们希望自己既不是狙击目标，也不是狙击手。他们发现，单独将一个人跳出来射杀所包含的故意性与人格性，是极其令人烦恼的。联邦狙击手小分队通常穿绿色制服作为伪装，南部邦联则将这些神枪手称作“草中毒蛇”。

狙击行为包含着冷酷的谋划、主观故意性以及危险的不对等。因此，它对人性基本原则的威胁，远甚于酣战中狂乱的暴行。1864年，当一个联邦狙击团的12名士兵在弗吉尼亚州被俘时，彼得斯堡的一份当地报纸主张，应对他们执行死刑：“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偷偷地冒出来冷血地将人射杀的杀人犯，他们应该得到杀人犯的命运。”约翰·德福里斯特曾穿梭于路易斯安那州哈德逊港附近的联邦与南部邦联军队之间，忍受了连续24天令人精疲力竭的狙击战。在那之后，他忏悔道：“看似愉快地夺取他人性命，我永远都无法做到。”那些在战斗中无所畏惧的人，却在狙击手的伏击所带来的“一成不变的焦虑不安面前”崩溃。德福里斯特批评狙击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蓄意谋害的、违背人性的、背离文明的存在方式”。能够以这种方式杀死他人的人，不是德福里斯特在战前所理解的那种；他们违背了德福里斯特关于人类本性与人类文明的预设；他认为他们玷污了人类自我的特征。

“波托马克军团——一个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狙击手“波托马克军团——一个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狙击手”。根据温斯洛·霍默的一幅油画制成的雕版画。《哈珀周刊》，1862年11月15日。

将敌人妖魔化是摧毁杀戮限制的常用方法。军事训练与军事宣传明确地鼓励这种行为。在区分和贬低那些他们需要杀死的人时，士兵们自己也颇有创造力——例如在20世纪，美国士兵便是这样对待德国佬（Krauts）、日本佬（Nips）或越南佬（Slopes）的。在19世纪中叶，种族主义将黑人士兵置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即便是在联邦军队，从1862年开始应征入伍的180000名黑人士兵，在津贴与作战机会上也遭受着可耻的不平等。黑人士兵占联邦军队的比例接近十分之一；他们受白人军官指挥，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派去做琐碎的活儿与杂务，而非被委以战斗的职责。

在南部邦联一方，黑人部队代表了一种不可容忍的挑衅。佐治亚州的豪厄尔·科布（Howell Cobb）声称，若允许黑人参军则表明“我们整个的奴隶制理论是错误的”。他相信，这些下贱的物种，并不具备战斗所需要的勇气。但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这一议题首先不是一个种族理论问题。存在一支黑人武装部队的可怕现实，无异于一场由联邦政府发动的反南部奴隶起义。南部白人害怕并憎恶黑人部队。玛丽·李曾在被困的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前线煎熬了三年。联邦黑人士兵在1864年的出现，“比开战以来她所见到的任何场景”都要更令她“心烦意乱”。

南部邦联士兵将黑人部队视为“如此多的魔鬼”。他们在南部的出现，成为了他们被杀戮的正当理由。正如《阿肯色州公报》（Arkansas Gazette）所声称：“将黑人武装为士兵或其他什么，抑或煽动他们起义，是比谋杀更恶劣的犯罪；因此所有的军官和士兵……犯了这些罪的……应该以谋杀罪论处。”南部士兵也的的确确残忍地迫害北方黑人士兵，从屠杀战俘到肢解尸体无所不用其极。1864年，在同美国有色人种军队的一个团战斗之前，南卡罗来纳州的W.D.拉瑟福德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胆宣告了自己的目标：“我们部队决心要杀掉他们所有人，一个也不留下。”在1864年4月的皮洛堡大屠杀中，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的部队杀了在场大约300名黑人士兵的将近三分之二，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投降之后被杀的。这场大屠杀也只是此类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其他的甚至可能更可怕。同月，在一场发生于阿肯色州的波伊森斯普林斯（Poison Springs）的战斗中，堪萨斯州有色人种步兵志愿兵第1团损失了117名将士，但只有大约这个数字一半的士兵受伤。这个比率就其本身而言是可疑的，因为受伤者数字几乎总会远远超过阵亡者数字。南部邦联的一位军官描述道，尸体“被剥掉了头皮，并且……几乎全部尸体都被剥去了衣服……没有俘走一个黑人战俘”。一名联邦士兵确认道：“残忍而嗜血的敌人……屠杀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受伤者。”但当地的一份报纸却为南部邦联的行动辩护。这份报纸认为，这完全是同战争的更大目标一致的：“如果将黑人当作战俘对待，我们将毁掉我们所为之而战的社会制度……我们应取得对落入我们手中的黑人的完全控制权，以死亡或其他刑罚来惩罚他们。”奴隶制需要顺从与控制，而武装黑人则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扩大了他们的权力。

冒着南方人报复之危险的不只是黑人士兵。在路易斯安那州门罗附近，得克萨斯州一名军官所率领的小分队同一个黑人团发生了交战。这名军官后来有些惊讶地描述道：“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亡的黑人！我们只俘虏了14个白人军官；在黑人被处决后，他们也被排成一行给枪毙了。第二天他们被扔进一个马车里，拉到沃希托河旁边，然后扔到了河里。当他们被抛进河里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还没死，但死不死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田纳西的内战——4月12日“田纳西的内战——4月12日，联邦部队在皮洛堡投降后，叛军对其进行屠杀”。《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5月7日。哈佛学院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XPS 527 PF。

甚至那些为联邦工作的赶牲畜的黑人或黑人仆人都冒着危险；而那些被怀疑逃跑并加入联邦军队的男性奴隶，则更是盛怒的南方人施暴的对象。一名南部邦联少校描述了一个事件：跟随联邦部队的黑人平民都被屠杀了。“战场令人作呕……命令、威胁与指挥都无法阻止士兵向黑人复仇。在运货马车周围，在杂乱的灌木丛中，在泥泞破败的马路上，到处是他们成堆的尸体。”然而极为常见的是，命令与指挥都在鼓励而非遏止这种暴行。列兵哈里·伯德报告说，在1864年巨坑战役后，南方人“用刺刀猛刺”求水喝的黑人伤员，以使他们安静下来。伯德乐于接受随后“把他们杀光”的命令；这条命令被“很好且欣然……执行”。

罗伯特·E.李（Robert E.Lee）将军距此地不过几百码远，却毫不干预。 1862年秋天，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本人便批准处决了四名被抓获的黑人士兵；而陆军部长詹姆斯·塞登（James Seddon）

更是在1863年4月宣布：“本部决定，日后俘获的黑人将不再被视为战俘。”外密西西比河战区指挥官柯比·史密斯（Kirby Smith）将军甚至责备一名对黑人士兵表现得太仁慈的军官。“我被非正式地告知，”后者写道，“你部队中的几个人俘获了武装的黑人。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希望你那些指挥俘获黑人部队的手下，已认识到了不对武装黑人及其军官手下留情之合理性。”

在对待黑人士兵以及那些放弃了白人特权来领导黑人的军官时，南部邦联人的“正当”概念似乎经常意味着杀戮。杀戮不仅是合理的，也几乎是必须的，即便这种行动要求抛弃战争与人性的基本准则。实际上，南部邦联人要维持杀光所有黑人俘虏的政策将是行不通的，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遭到联邦的复仇。一些非裔美国人被当作了战犯，例如安德森维尔便关押了大约100名黑人。但针对黑人士兵及其白人军官的暴行是广泛的，并成为了北方士兵与平民的普遍话题。

早在白人的暴行激起强烈的复仇愿望之前，黑人士兵便已采用不同于白人的方式看待战争的暴力。他们对战争正义性与战斗正当性的理解，源于他们数世纪以来在奴隶制下所遭受的痛苦，也源于他们对残忍与压迫的个人体验。正如T.斯特罗瑟在写给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的会报《基督教记录者》（Christian Recorder）的信中所解释的：

奴隶制抢夺了摇篮，分离了夫妻，阻隔了父母与子女；它使黑人被饿死、累死、抽死、追死、烧死、骗死、踢死和打死，还令他们悲伤而死；最可恶的是，它使一整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优秀女性都沦为了妓女。在这种情况下，幻想被诅咒的奴隶制会被和平地废除，并逃脱惩罚……会是太阳底下最大的无知。

斯特罗瑟控诉道，奴隶制造成了死亡；它本身便是一种对黑人发动的战争；根据定义，拿起武器反抗它是一种自卫行为，是维护男子汉的尊严和争取个人解放。“那些想要得到自由的人，必须重拳出击”，一名年轻的士兵于1863年解释道。黑人为定义并证明他们的人性而战斗；奴隶制使他们成为非人的财产，因此在许多黑人看来，他们的人性同向奴隶制的罪恶复仇是分不开的。

男子汉尊严需要通过杀戮来定义与确立，这对于战时与战后的许多观察者而言，似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1935年，在撰写内战与重建时期黑人经历的历史时，W.E.B.杜波依斯（W.E.B.DuBois）认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有杀戮才能锻造男子汉……这非同寻常。奴隶……是卑微的；他保护南部的妇女，世人却忽视他。奴隶若是杀死了白人，看哪！他是个男子汉！”事实上，像其他内战士兵一样，黑人士兵也经常写到死亡与基督徒的献身，并将之视作他们参军的最基本目的。1863年在突袭瓦格纳要塞之后，一篇题为《医院中受伤的有色士兵》的文章指出，这些有色士兵将自己视作“为耶稣而战的士兵”。他们还使北方黑人出版物的读者确信：“如果我们的人民都得到了自由，我们便死得值得。”黑人士兵的死亡数字的确是惊人的：大约180000名参军的黑人士兵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于难，尽管死于疾病的黑人要远比死于战斗的黑人多。（总体上看，死于疾病的内战士兵人数是死于战伤的两倍；对于黑人士兵而言是十倍。）但这些死亡预示了政治上与精神上的救赎。黑人士兵试图通过甘愿为国捐躯，来在政体中赢得作为公民与作为人的一席之地。在报道十位战友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牺牲时，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第3团的一名下士说道：“当你听闻一个白人家庭失去了父亲、丈夫或兄弟时，你也可以说说有色人，我们也承担起了我们的那份责任。”北方的黑人与白人都会对黑人的英勇献身表达敬意，即便如历史学者艾莉斯·法斯（Alice Fahs）所指出：许多白人的种族主义预设，使他们“只不过是太希望庆祝那些已没有任何男子汉气概可利用的黑人士兵的男子汉气概”。

“身份未得到确“身份未得到确认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中士”肖像。杜克大学，善本书、手稿与特殊收藏图书馆。

在这种庆祝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或许是1863年8月安德烈·卡约（André Cailloux）上尉的新奥尔良葬礼。在许多黑人看来，这场葬礼象征着黑人参加战斗与为国捐躯的意义。《基督教记录者》认为，这件事是“这场叛乱所带来的最不寻常的展示之一”。它展示了黑人的勇气、成就和团结，以及黑人要求在一个重建的美利坚民族中获得公民身份的力量。

新奥尔良在内战前约有11000名自由有色人，卡约便是其中一员。这座城市拥有众多非洲裔克里奥尔人互惠团体。作为一名有文化的工匠和产权人，卡约便是其中一个团体的秘书。在1862年春新奥尔良被联邦军队攻克后，卡约为联邦军队招募了一个连队，亦即路易斯安那州本土卫队（Louisiana Native Guards）。这个卫队建立于新奥尔良自由有色人服兵役的悠久传统之上——包括1815年在帮助安德鲁·杰克逊抗击英国时所起的关键作用。它有着其他非白人部队所没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它的军官可以是来自他们自己社区的黑人。1863年3月27日，卡约在领导他的部队突袭哈德孙港时阵亡，他也因而成为了内战中几位战死的黑人军官中的第一位。尽管安德烈·卡约英勇无畏值得尊敬，但在南部邦联人的眼中，他不仅死有余辜，而且更应当因其武力对抗优等种族的放肆行为而遗臭万年。尽管双方宣布休战，以允许对方运走遗骸和伤员，但南部邦联的狙击手仍严禁联邦军队取回黑人的尸体。卡约的遗体就一直躺在那里，直到7月8日哈德孙港投降。在遗体暴露于恶劣天气长达41天之后，人们只是通过他仍戴着的一枚戒指才将他甄别出来。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卡约葬礼，便旨在对这一耻辱做出补偿。有人也许会想，这场葬礼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会被——至少是被北方新闻界——理解为杰克逊那隆重葬礼的对应物。因为就在卡约阵亡数日前，南部邦联的英雄“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也去世了。据报纸报道，在新奥尔良，“庞大的有色人人群”使街道“几乎水泄不通”。慈善团体的送行队伍在埃斯布兰纳德街上绵延超过一英里。士兵与市民团体的队伍伴随着棺椁；棺椁覆盖着美国国旗，由几匹好马拉着的灵车运往圣路易斯公墓。一位曾因支持反奴运动而被路易斯安那州大主教批判且停职的天主教神父主持了葬礼，并“号召所有人像卡约那样，献身于正义、自由与善政之事业。卡约之死，哪怕是最骄傲的人也会欣羡”。自由黑人社区的报纸《联邦》（Union）总结道，安德烈·卡约上尉的牺牲“洗刷了强加于他的种族的耻辱”。他的死亡已毫无疑问成为了北方反奴隶制事业的象征，尤其是黑人废奴主义者的象征。1864年10月，在由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主持的全美黑人大会上，卡约在突袭哈德孙港时所举的旗帜被放在显著位置展示。被塑造为英勇献身的卡约之死，成为了黑人在这个他们努力保全的国家中获取公民身份的有力依据。

但在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看来，人们对死亡与基督徒的牺牲之关注，似乎只不过是同广泛的军事暴行一道延续了黑人遭受迫害这一令人烦恼的传统。在弗吉尼亚州前线，记者乔治·史蒂芬斯迫不及待地告诉《盎格鲁—非洲人周报》（Weekly Anglo-African）的读者：“我们不希望让……（他们）认为我们急于在战场上死掉……或用一位同代人话说就是，‘像迎接新娘一样高兴地去迎接死亡’。”受奴役的苦难已经足够了；现在正义需要其他人成为暴力的目标。要实现平等就要报仇雪恨。在黑人对战争破坏性理论与个人暴力行为理论的理解中，报仇雪恨占据重要地位。

“已故卡约上尉的葬礼”。《哈珀周“已故卡约上尉的葬礼”。《哈珀周刊》，1863年8月29日。

黑人报刊上刊登的一首有着不同版本的广受欢迎的诗歌，说明了这种通过对等的苦难获取公平的观念。在阵亡后，一位“勇敢的邦联首长”被运回给他的母亲。当看到自己唯一儿子的遗体后，这位母亲“悲痛欲绝”。她那“年迈的奴隶”走上前来，不是给予安慰，而是强调这很公平。她宣布：“夫人，现在我们扯平了。”这位白人母亲曾卖了她的奴隶的全部十个孩子，因此这两个女人如今都没了后代；共同的损失让她们同样形单影只。按照她奴隶的话说，这位女主人现在应该“向正义的复仇者低头”。这场战争是上帝平衡正义收支的手段：

的确！虽然要等很久，

但罪恶终将遭受报应！

这种正当报应的观念，也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于战争，以及对战争中黑人作用的看法的核心。作为在北方黑人社会中最杰出的代言人，道格拉斯从自己受奴役的经历出发，相信暴力是维护奴隶制的根本。他曾被殴打，他也曾还击，他也因而逃亡；他对南方白人不加拼命挣扎而放弃他们特有的制度不抱幻想。道格拉斯认为，通过同残暴的白人监工科维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他重新获得了“男子汉的独立”。在道格拉斯看来，奴隶有揭竿而起并杀死主人的绝对权利，他对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同情便是基于这一前提。道格拉斯信奉一种既是工具主义的也包含救赎意义的流血观；暴力不仅有效，而且给人以教益，并能使人获得解放。他写道，战争之残酷“耀眼地说明了”一个基本真理，这一真理便是：“国家和个人一样，昭彰且持久的犯罪都难逃正义的天谴。”但内战的“泪与血”，他相信，“可能会最终将我们带回理性”。

黑人士兵投入战斗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胜利果实。他们投入战斗也是因为，在为自己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强大的杀戮动力。黑人已世代遭受奴隶制的残酷迫害，因此他们认为，他们为那将会使他们获得平等地位的自由进行斗争，只是为了平衡暴力的收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他们在为“上帝、种族与国家”——也即为正义、平等与公民身份——而战。但随着战争持续进行，随着黑人部队经历了南部邦联部队愈来愈多的暴行——他们将黑人士兵单独挑出进行特殊的残酷迫害和羞辱，许多黑人士兵感到自己越发有权利复仇，也越发渴望杀戮。他们也知道，如果被抓到，南方人是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的。南方人很可能会射杀他们，抑或将他们送入奴隶制——无论他们是否曾做过奴隶，也无论他们战前是否曾住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

1864年4月底，被威斯康星州州长派往南方救助伤员的科迪莉亚·哈维（Cordelia Harvey）从密西西比州写信，描述了黑人士兵的愤慨与决心。“自皮洛堡惨案以来，”她解释道，“我们有色部队的将士们正急切等待着政府的行动……我们黑人团的军官宣布，他们将不再带回战俘——在每个黑人眼中，等待叛军的只有死亡。他们沉默但可怕。他们将会战斗……这些黑人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她报道说，一个黑人团已绞死了一个芝加哥棉商，因为他胆敢说，在最近一次突袭中，叛军在附近一座种植园屠杀黑人“做得对”。

皮洛堡大屠杀的消息激起了北方黑人要求复仇的呼声。士兵们不应停止战斗，“直到他们让叛军口含泥土而死，以补偿我们在皮洛堡被屠杀的每一个弟兄的……每一根头发……不要手下留情；不要抓俘虏……然后，他们就会尊重你的人格”，一名记者给《基督教记录者》写道。但美国有色人种步兵第1团的黑人牧师亨利·M.特纳（Henry M.Turner），却担忧这种“广大白人与有色人都强烈支持、但我却坚决反对”的主张——“杀光我们俘虏的全部叛军”。即便叛军已“有例在先”，这种行为仍是“对文明与……基督教的践踏”。特纳敦促黑人士兵不要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残忍屠杀敌人；他们应在道德上比他们的敌人更崇高。正如另一位黑人牧师所强调的：复仇，属于上帝。

1865年3月，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铿锵有力地重复了黑人所持有的普遍观点——战争杀戮是对奴隶制罪恶的天谴。在演说中，林肯呼吁“不要以恶待人”，并告诫美国人：“我们不要评判人，以免被别人评判。”但他也指出，上帝或许已在内战中做出了裁定——并非指明了谁是胜利者，而是夺取了如此多美国人的生命。内战中的死亡，与其说是基督徒的牺牲，不如说是赎罪。“如果上帝希望战争继续，”林肯在战争结束的一个多月前宣称，“如三千年前的古话所言，直到被鞭子抽打出的每一滴血都由刀剑所杀出的每一滴血来偿还，那么仍可以说，‘上帝的判决完全是真实且正义的’。”

一位年迈女奴的激情，或许能与林肯的雄辩相媲美。她在死亡与杀戮的工作中看到了战斗的基本目的。联邦护士玛丽·利弗莫尔（Mary Livermore）描述了她与一位黑人妇女的战时邂逅。几年前，在一个南方种植园做家庭教师时，她就结识了这位黑人妇女。为了看见“白人……血流成河”，阿姬大妈已经在残酷的迫害中煎熬了数十年。但她一直坚信“快要到了。我总是希望看到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主啊，他遵守了替他子民复仇的诺言，我就知道他会的。我看到他们的尸体暴露荒野，林肯先生的士兵与弗吉尼亚州士兵的尸体都堆叠在一块儿……哦，主啊！他做得太对了，只要你给他足够时间转变自己”。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奴隶制度赋予这场战争的杀戮和死亡以特殊意义：这场战争是神与人复仇的时刻，也是黑人摆脱暴力受害者的地位而成为暴力施加者的机会。对于黑人士兵而言，也对于如阿姬大妈一样的黑人平民而言，杀戮是争取自由的工具；它是增强个人力量的举措，也是种族解放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杀戮，以及作为士兵被准许杀戮，为的是争取一项人权。

在战斗结束后，当硝烟散尽，狂躁不再；当杀戮暂息，理性重回，士兵们便面对着他们一手制造并从中幸存的浩劫——如一名战士在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后所说，这是“死亡在发挥它最可怕的作用的确凿证据”。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后来写下了内战对联邦将军与后来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的持久影响：“一看到这些被他人杀害的死人，他万念俱灰，一去不复返的是他那珍视一生的看法：生命之神圣感与生命之不可摧毁感。”那些被他人杀死的人是问题的关键。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痛心疾首地说道：战争，是“冠冕堂皇的谋杀”。战争的残杀并非自然灾难，而是人为灾难，是人类的选择与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无论南方北方都未曾料到内战所造成的惨重伤亡，也未曾料到那持续令人惊恐的、不断升级的破坏。墨西哥战争曾夺取了大约13000名美国人的生命，其中不足2000人是战死沙场的；1861年8月的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以其900人阵亡、2700人受伤的伤亡总数震惊全国。到了第二年春天的夏洛战役，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新式战争：近24000人伤亡，双方战死各约1700人。夏洛战役的伤亡人数超出了这场战争之前一切主要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然而那个夏天，在弗吉尼亚半岛上的战斗又再次扩大了屠杀。1862年6月，南部邦联人查尔斯·凯里森给他在南卡罗来纳的家人写信说道：“我们过去以为，马纳萨斯战役是件大事儿。然而和我们最近进行的一些战斗比，它简直就是儿戏。”在一年后的葛底斯堡战役中，仅联邦军队就报告了23000例伤亡，其中3000人阵亡；南部邦联伤亡人数根据估算在24000到28000人之间；在一些团中，伤亡人数接近总人数的90%。而到了1864年春，仅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格兰特的伤亡数字便将近50000人。

面对着内战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士兵们试图找出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当他们在战斗的尾声审视战场时，他们俨然换了一个人。一时间，他们解脱了杀戮的职责；而基督教、人性以及保全自己等紧要之务，则取代勇气或职责重新走上前台。现在，他们有时间来看看他们周边的一切。联邦上校卢瑟·布拉德利描述了这一转变：

在所有恐怖之中，战场的恐怖是最糟糕的。然而当你身处其中时，战场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令人恐惧。你全神贯注于战斗，并会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然后说道：“可怜的某某走了。下一个将是我吗？”你的损失与危险不会使你压抑，直到之后当你静静地坐下审视结果，或要与分遣队一同掩埋死者之时。

处理“之后”的事宜需要努力，以免——如一名南部邦联士兵在夏洛战役后所担心的——悲哀的景象会“颠覆理性，或误导判断”。在一个阴森夜晚搜寻1863年在肯塔基发生的一场战斗的死伤者之后，亨利·C.泰勒给他在威斯康星州的父母写信说道：“在战斗时我对其毫无感觉，然而午夜的战场却会使人感到战争的存在。我再也不想看到这种景象了。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描写战斗。我的头脑太胀太混乱了，我现在无法理出一丝头绪。”但他可以得出一个明确且具有启迪意义的结论：“告诉迪金斯夫人，不要让她的儿子入伍。”

在士兵们努力理解自己所见景象的同时，他们也努力同那些急切希望得知自己命运的人沟通。他们的确还活着，这是为什么？正如一名印第安纳州士兵1864年在日记中所写的，他“最优秀的战友们”在他身边倒下了，但“我并不比他们强”。在安蒂特姆战役后的第一天，佐治亚州的威廉·史迪威向妻子坦承：“今早我的身体还算健康，但我的内心已经充满迷茫。”士兵们无法解释，便试着用纯粹肉体性的屠杀与痛苦来描述。即便是作为幸存者，他们也无法逃脱那刺激感官的实实在在的死亡之触摸。首先是气味。“漫山遍野的死人与濒死者散发出恶臭”，在里士满附近的七天战役（Seven Days Battles）之后，W.D.拉瑟福德给他的妻子写信说道。在半径达数英里的地区，正在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气味”使得亡者即便已不在视线之内，也仍无法淡出人们的思维。其次是那成千上万的尸体。人成为了腐肉，因为“无法将他们同众多动物区分开”，他们与其说是被杀死的，不如说是被屠宰了。詹姆斯·伍德·戴维森不小心踩到一个亡者的腿，这让他“透过靴子感觉起来像是一块腌猪肉——坚硬而多肉”，然后他便惊恐地向后一跳。士兵们恐惧地看着在腐烂时似乎要改变颜色的尸体，并经常谈论这一变化——在这一种族与肤色有着明确的重要意义的社会与战争之中，这种变化必定有着相当大的意义。一名参加过葛底斯堡战役的北方老兵形容道：“死者的脸，一般来说都变黑了。在读到对战场的描述经常提及的‘变黑的死尸’时，我原本想象的是略微变紫，但实际上是变为一种略带蓝色的深黑，这使一具有着黑发的尸体看起来像个黑人。”

战场大屠杀的见证者常常写道，要想从战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又不踩在尸体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铺满了地面”，一名士兵在1862年威廉斯堡战役后写道。在夏洛战役后，格兰特也有同感：“我看到一片旷野……上面布满了死尸，以致想要从任何方向穿过这片开阔地，都只能脚不着地地踩在死人身上。”尤金·布莱克福德以令人恐怖的精确性，描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片两英亩区域内躺着的1350具北方佬尸体；其他人估计，在安蒂特姆或夏洛走上一英里或更长的路程，每一步都得深陷尸体之中。对脚下死者的不敬，以及这种因同令人作呕的死人接触而遭受的玷污，都使人们深恶痛绝。这些不断重复的对战争恐怖的描述，就像现代快照一样，在照片的定格中生动地记录下士兵用言语无法叙述的景象。这幅一再重现的画面，为感官而非理性或智性生动细致地传达了无法言说的信息。

男子汉们哭了。尽管“石墙”旅的约翰·凯斯勒承认，“士兵哭的时候不好看”，但他知道，“我情不自禁”。纽约州第111团的本杰明·汤普森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断言：“这恐怖的画面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不能长时间忍受这种血腥恐怖的场面。一看到这一景象，我便感觉天旋地转，泪如泉涌，胃里翻江倒海”。弗朗西斯·皮尔斯上校坦承：“这种景象让我完全彻底丧失了男子汉气概。”战争将活人变为死人，使人类沦为动物，把强壮的男子汉变为“像小孩一样哭泣的……男孩”——甚或是变为女人，因为人们觉得，他们本该控制住他们涌动的眼泪。如1862年6月沃尔特·李从前线给他母亲所写的那样：“我认为我已不是两周前的那个我了，至少我已不像从前那样思考问题了，一切事物似乎都跟以前不同了。”

一名士兵成为另一个人的一种方式，是抵制或压抑难以忍受的恐惧。“一名士兵走上他第一个战场与走上第二个战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一份南方报纸评论道。人们常常写到，自己变得“铁石心肠”，变得“麻木不仁”，甚或变得对他人的死亡以及对自己的未来漠不关心。一位在弗吉尼亚州被“可怕的人间悲剧”包围的联邦军医，将这种态度的转变看作一种恩赐，认为它是“神意的智慧恩赐。它使人们可以自己适应任何环境，无论它起初多么令人作呕”。一名老练的士兵可以在死人堆里睡觉或吃饭；“感情的所有表象……抑或寻常的敏感与同情”都烟消云散了。纽约州的艾萨克·哈登以一种调侃般的麻木，或是讽刺般的愤怒的口吻，邀请妻子同自己“在敌人的射击掩体内”共进晚餐。“周围散布的尸体上，有可爱的蛆虫在爬动……我有点儿饿了，我也已经适应了这种美好的景象。”这些话或许会令哈登的妻子感到震惊。联邦上校查尔斯·温赖特回忆说，一名士兵在阵亡时倒在了他身上，“我感觉这同他绊到树桩上摔倒没什么区别；即便他是我的兄弟，我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佛蒙特州列兵威尔伯·菲斯克采用讽刺手法描述了士兵态度的转变：“我们越是习惯于被杀戮，我们便越是喜欢被杀戮。”

士兵们表现得漠不关心，好像那些“在他们身边死去的”不是人而是“肉猪”。人类生命的价值急剧减少，活人冒着同死人一样失去人性的危险。士兵们或许发现，将自己视为机器而非人是一种解脱。这样他们便没有了道德标准或责任，而只是他人指令与意愿的工具。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安格斯·沃德尔认为，自己只是“一台为伟大将军制造名声与荣誉的机器”。得克萨斯州的伊莱贾·佩蒂向妻子解释道：“我们没有思考的权利，其他人已被安排来替我们思考了。我们就像自动化机器一样，线绳一拉就得跳起来（或工作）。”在战斗刚刚结束后，处理死者的平民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在半岛战役（Peninsula Campaign）期间，凯瑟琳·沃姆利（Katherine Wormeley）服务于一个救护船上。她认为，允许自己“在这种时刻有强烈的情感只是自私的表现”。“摒弃一切情感”是必要的，“做你所能做的一切，然后做一架机器——那便是行为方式，唯一的一种”。

当一些士兵乐于接受这种麻木感，将之视作摆脱周围恐怖的一种手段时，其他人则在为这种超脱的意义忧心忡忡。“许多人变得对这一事情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能在成堆死尸上走动而无特殊感觉。要知道，在这些死尸中有许多曾是他们的朋友或熟人。这一事实再糟糕不过了”，一位联邦军官说道。对痛苦与死亡的麻木不仁是“败坏道德的”，是未能关注人类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一本在南部邦联军队中广泛散发的宗教小册子，刊登了一则措辞严厉的《告诫士兵》。“严防冷酷无情的鲁莽行为，”它警告道，“由于对暴力与死亡的场面习以为常，士兵们对苦难与剧痛常常显得麻木不仁，好像连我们人类最普通的情感都异常贫乏。”在教会的眼里，铁石心肠代表了放弃怜悯，而怜悯却居于人类与基督徒认同的核心。丧失情感从根本上说是丧失自我——这无异于虽生犹死；它能使那些幸存者也成为战争的死难者。

杀戮是战争的本质。但它也挑战了人类的最基本预设——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战争造成了不易扭转的改变：最明显的是活人变成了死人，也还包括幸存者变成了另一种人——这种人需要否定、麻痹人类的基本情感；这样做的代价，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可能偿还了几十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20、21世纪从越南到伊拉克的士兵一直在做的那样。这种人像詹姆斯·加菲尔德那样，在看到了被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毁灭的尸体布满战场之后，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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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埋葬：“照料死者的新课”

我们在家乡埋葬亲友可不是这样。

罗兰·E.鲍恩，马萨诸塞州第15团1862年9月28日

无论多么目瞪口呆，无论多么精疲力竭，也无论多么不胜悲伤，在战斗结束后，士兵们仍有更多工作要做。内战主要战役所带来的大屠杀，甚至是小冲突中的死难者，对那些肉体与情感受到战斗冲击而仍惊魂未定的人而言，都构成了一个直接的挑战。士兵们不得不抛开自己的痛苦而去照顾伤员、料理死者。在一场夏洛战役之后，在一场安蒂特姆战役之后，在一场葛底斯堡战役之后，需要处理的尸体数目之巨大，既超出了行政部门的想象，也非后勤能力所及，因为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提出了一个迫切而严峻的现实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尸体？

19世纪的美国人，是在一个关于如何恰当对待死者之预设的更大语境中，面对这一关于内战阵亡者的危机的。整个人类，而非仅仅特定人群，都与之息息相关。1869年，安蒂特姆国家公墓的理事们这样解释道：“一个民族的文明与高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他们对他们死者所展示出的体贴和关怀。”

生者为什么会关注死尸？当然，这是因为人们迫切需要处理掉这些尸体。但那只不过是尸体所带来的最具体、最直接的问题。早在战争爆发前的1854年，《哈珀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关注。该月刊编辑亨利·雷蒙德（Henry Raymond）是《纽约时报》的创始人，也是林肯在战时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猜想，在这个科学与进步的现代，“人类肉体之神圣性”观念是否太过时了。他援用了历史、哲学、宗教与理性，最终坚持了相反的结论。“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时代，在不同阶级与地位的人群之中，我们总对我们那尘世的遗体有着深厚感情。”文章继续说道，肉体不只是一个物品，不只是“像一幅画、一本书、一件衣服，或其他曾属于死者”的东西。尸体仍保存着“一些曾经的自我”。而从主流新教教义角度来看，尸体也包含一些未来与不朽的自我。人类肉体“不像物质世界的任一其他部分”，因为它“将被复活——是的，复活的正是同一个肉体”。

人们认为，肉体的救赎与复活不仅是形而上的事实，也是形而下的事实。因此肉体即便是死了或腐烂了，也仍贮藏着“留存的身份”。肉体因而需要“神圣的尊敬与照料”；这种关怀的缺失则表明，某一社会是“一个道德败坏且仍在迅速败坏的社会”。遗体是人类身份的贮藏处，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它代表了一个人固有的自我与个性，同时，它也是那个人的人类特点的具体体现。这种人类特点，即是那将人类遗体与动物尸体区分开来的永生希望——对于动物来说，它们既无对死亡的意识，也无肉体或灵魂不朽的希望。这种对肉体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要求人们对它予以关注，哪怕是在生命消逝之后；它需要得到人们常说的“体面”埋葬，以及为死者量身定制的葬礼。

内战士兵们为自己的遗体深感忧虑，尤其是当他们开始遭遇这个使尸体几乎无法得到传统尊重的环境之时。一位南卡罗来纳州人从弗吉尼亚州前线写道：“我在这儿看到很多坟墓，不知何故，我害怕被扔到一个被人忽视的角落，或是被人践踏。”他的愿望是能被带回故乡。密西西比州第11团的杰里迈亚·盖奇则有着不同的想法。在葛底斯堡，他在临终时给母亲写信，劝她不要为无法将他的遗体找回而感到遗憾。他最后说道，请“像埋葬我的战友那样将我掩埋。但要深埋，兄弟们，要深埋，这样野兽就不会发现我”。南部邦联的托马斯·J.基也有着这同样可怕的忧虑：“在战场上被杀害，而无一只善良的手将遗体掩埋，以使它避开世人的目光或野兽秃鹰的啮噬，一想到这些我就毛骨悚然。”另一名北方士兵则用他最后一口气表达了不同的担忧：“不要让叛军发现我。”被送归家人的怀抱，或至少同战友光荣地葬在一起并免遭敌人或禽兽侮辱——这些是北方与南方士兵共同关心的事情。

在战争开始之时，双方的军官都试图建立规范化的埋葬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正在腐烂的尸体，以及它所释放出的“恶臭”，会严重危及公众健康。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许多死亡源于麻疹与腮腺炎等疾病的蔓延；人们从通常与世隔绝的农村地区群聚到军营之中，相互传染着新的疾病，这是这些流行病爆发的原因。南北双方都命令军事医院建立公墓。每个联邦军队医院都被要求建立“停尸房”，以放置尚未埋葬与等待验尸的尸体。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医院工作人员会为那些将被埋葬者做详细记录，并为他们提供有尊严的埋葬；如果军队暂不离开，他们还要负责维护坟墓。例如1861年在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的南部邦联医院的账本，便定期统计着付给挖掘坟墓与制作棺材的工人的工钱总额。尸体将被置于这些棺材中，继而在得到妥善管理的公墓中下葬。

“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总医院附近“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总医院附近的士兵坟墓”。国会图书馆。

但由于战事升级和部队开始在战场上交火，对于那些在战斗中、在分散的土地上，或是在匆忙建成的战地医院中死去的人而言，这些公墓便开始显得完全不够用了。在战争的结尾，联邦医院的一位原管理人还悔恨地记得，自己未能详细地记录死者情况。他解释说，战地医院是在紧急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因此一切事情……都是在匆忙之中被安排的。你因而会理解在埋葬死人时表面上的混乱了……我的同事和我能够照料伤病员，那都是顶着极大的困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所以，对于那些无法再施救的人，我们便无法给予照料了。”如一位联邦牧师所说：“我们学到了关于照料死去士兵的新课，也学到了关于在这战火连绵的紧迫关头不去照料他们之必要性的新课。”

1861年7月的晚些时候，第一次布尔河战役爆发。这场战役所造成的伤亡情况促使军官们重新意识到，他们没有为如此多的阵亡者做好准备。次年9月，联邦军队发布了“通令”第75号。这条命令规定，指挥官有责任埋葬那些在他们管辖范围内死去的士兵，并应当向陆军副官长办公室提交一份记录他们死亡信息的表格。六个多月后，“通令”第33条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些指示：

为了尽可能确保在战斗中已阵亡者及将要阵亡者得到体面的埋葬，兹规定，指挥官有责任在刚控制某一战场时，便在战场附近的某一合适场地划分出小块土地以埋葬那些遇难者遗体。其坟墓上当竖有记载编号的墓板，在可能的情况下，墓板也应载有受葬者姓名。每一公墓都需有一登记簿，记载各墓板上的标记。

“尽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语言恰揭示了这一命令有多么乌托邦。实施这些政策所需的组织机构与资源甚至是无法想象的，更不必说去提供它们了：联邦军队没有正式的埋葬分遣队，也没有坟墓登记小分队，而覆盖全面的救护车服务是直到1864年才实现的。迟至1862年8月的第二次布尔河战役，联邦部队的一个师在作战时甚至没有一辆救护车来运走伤亡人员。南部邦联军队也通过了相似规定，明确了指挥官埋葬死者的职责：处理他们的财产，甚至还包括清还他们的洗衣店账单。但同北方军队相比，南部邦联军队也未曾更系统地关注过这些命令的遵守情况。在一场战斗结束后，埋葬死者似乎总是一个临时举措，一个需要调动当时当地特定资源的临时举措。这些资源包括：可供差遣的部队，可供调用的战俘，与可被征募的平民。

在一场战斗后，通常要在很长时间后死者才能得到埋葬，这表明了部队后勤能力的欠缺与准备的匮乏。战场上的紧迫常常会耽误对伤者的照料，更不必说死者了。在军事优势可能将出现时，指挥官很可能会拒绝为移走战场上的伤亡者而休战的提议。例如在1862年的半岛战役期间，在弗吉尼亚州汉诺威法院，联邦上校亨利·威克斯向其指挥官报告说：“敌人拒绝让我们的埋葬队进入。”在一场战斗胜负见分晓之前，士兵可能已在战场上死去或垂死挣扎了数小时甚至数天。1864年6月6日，楠塔基特人乔赛亚·墨菲报告说，科尔德港战役的阵亡者已在他们倒下的地方躺了三天了。最终，一个24小时休战协议打断了这无休止的战斗，使士兵能够埋葬他们死去的战友。一份北方报纸解释了在1864年的这场春季战役中，格兰特为何拒绝了“休战”48小时以使死者得以安葬的提议：“李双膝跪地乞求给他埋葬他的阵亡士兵的时间。但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将军的职责只同活人有关。”平民与士兵都开始懂得，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的涵义与紧迫性：“让死者埋葬死者吧。”

在更多情况下，对死者埋葬的耽搁，是因为部队无法调动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安蒂特姆战役爆发的1862年9月17日，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斗日。这场战役使联邦与南部邦联的军队都大为震惊。李一瘸一拐地向南方缓缓走去，将战场——以及双方死者——留给了联邦军队。麦克莱伦似乎被战斗的惨烈震住了，因而未能把握住他取得了胜利这一战略优势，去追击南部邦联的穷寇。当他的部队面对着眼前的浩劫时，他们似乎也同样陷入了惊愕之中。23000人与无数骡马死亡或受伤。一名联邦军医报告说，战斗结束一周后，“死者几乎全部都没有埋葬，它们释放出的恶臭甚至可能引发一场瘟疫”。他描述道：“至少1000具尸体沿着一条直线排开等待下葬。它们变黑浮肿，血液与气体从其每一孔窍冒出，蛆则在它们脑袋上狂欢作乐。”在十多天后，一名护士在到达安蒂特姆时发现，直到那时，士兵尸体仍散布于战场。

“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的一支埋葬队“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的一支埋葬队”。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国会图书馆。

在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一些指挥官便立即派遣了小分队去埋葬死人。在9月17日的战斗中，纽约州人伊弗雷姆·布朗光荣夺取了一面叛军的旗帜。然而两天后他却发现，自己被派去将南部邦联人埋在此前自己取得胜利的阵线旁。在一片延伸了55码的范围内，他的分遣队发现了264具尸体。布朗的勇气换来的是这一可怕的差事，这可能会使他愤懑不满。要知道，部队有时由于违反了军纪或是有其他缺点，才会被安排去埋葬死者。宾夕法尼亚州第130团的S.M.惠斯勒伤心地报告说，安蒂特姆战役三天后，他的连队“因惹得所在旅指挥官不愉快，而被光荣任命为”战场某区域的“首席殡葬师”。军官们常以一种既实用又有惩罚性质的姿态，命令战俘埋葬他们自己的死难战友。例如在战争后期的一次交战之后，联邦战俘“被派去埋葬他们那被忽略的死去战友。他们那未被埋葬的战友，正在树林与田野中腐烂，这一场景使他们颇觉恶心”。而一位南部邦联军官却以此为乐。

“安蒂特姆。聚集在一起准备下葬的“安蒂特姆。聚集在一起准备下葬的南部邦联死难者遗体”。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国会图书馆。

在安蒂特姆战役之后，宾夕法尼亚州第137团的奥里根·宾厄姆较为轻松，因为他所在的团被要求休整待命。但紧接着，他和他的战友便发现，他们正面对着“在所有我们承担过的任务中，或许最令人不快的任务；言语无法描述这恐怖的场景”。士兵们阵亡于9月17日，周三；周日，第137团抵达战场。虽然联邦将士的尸体已被埋葬——或许是被他们自己的部队与战友埋葬的，但数百具南部邦联士兵的尸体仍在战场。宾厄姆从宪兵司令办公室取得了为他战友买酒的许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喝醉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执行命令。这种环境几乎无法使人尊敬地对待死人，而下流的笑话与醉醺醺的闹饮充斥着整个埋葬现场。另一个埋葬队震惊于尸体数量之多，因而采用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办法，来使他们的任务具有可操作性：在一个不明智地舍弃了自己房屋的农夫的院子里，一小队筋疲力尽的联邦士兵将58具南部邦联士兵遗体扔进了一口井里。

来年夏天的葛底斯堡战役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战斗持续了三天，生者需要不断投入军事行动，因而延缓了人们对死者的关注。截至7月4日，大约600万磅人类与动物尸体在炎炎夏日中遍布战场。

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埋葬小分队。“1864年，彼得斯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埋葬小分队。“1864年，彼得斯堡，在休战旗下埋葬死者”。《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9月3日。

此外，这个仅有着2400人的小镇，还要设法应对22000名虽还活着，但却情况危急的伤员。一名联邦医官担负起了埋葬那些他未能挽救的士兵的职责。他报告说，他甚至缺少基本的掩埋工具：“我没有铁锹或镐头……我被迫向农户派去搜寻小分队。在忙活了一天之后，他们找到了两把铁锹和一把斧子。”尸体如此之多，以至于一名军医说，空气几乎是不能忍受的。“恶臭”从7月份战斗发生一直持续到10月份降霜时节，这使得周边居民叫苦连连。一个小男孩还记得，每个人都“拿着一瓶薄荷油走来走去”以抵消这一气味。

埋葬死者的责任通常落在了胜利者身上，因为是胜利者的军队控制着战场。在战争初期，士兵们对战败者未将战友掩埋便将他们抛弃感到愤怒。“在这世界上，甚至连那些异教徒都不曾罪恶地做出这种事，”在1861年7月的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后，一名佐治亚州士兵宣称，“他们从未回来埋葬任何一名他们的死者。”这一对良心的苛责就像尸体本身一样被迅速抛之脑后了。“我不能停下来去收拾战斗的残骸。”1863年7月，在以高昂代价取得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之后，联邦军队的米德少将不加掩饰地宣布。1862年，在试图取回他们上校在温切斯特附近的尸体时，南部邦联士兵西奥多·福格尔的两名战友被射杀。他向父母解释道：“我认为那样暴露自己是不对的。霍姆斯上校已经死了，我们不该只是为了把他的尸体运离战场而去冒生命危险。”活人的需要愈发比死者的尊严更重要。

现实情况致使正在撤退的军队没有时间料理死者，他们只能期待对手大发善心。可以预见，后者当然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伤亡战友。这一歧视主要源于胜利者同死去战友的情感纽带，但也可能有战略考虑的因素在其中。南部邦联军医约翰·韦斯描述道，在赢得奇克莫加战役的那天晚上，在长夜的尽头，“大多数南部邦联的尸体都被聚集在长沟中埋葬了；但联邦的死人仍躺在他们阵亡的地方。考虑到对幸存者的影响，胜利者一般会掩盖自己的损失而曝光敌人的损失”。有时，尤其是当军队正在行军之时，他们根本不会埋葬敌军的尸体，而是任其留在原处腐烂。在绕回先前交战的战场时，部队就会发现这些尸体的骨头。在参加第二次布尔河战役时，威斯康星州的弗兰克·奥克利遇到了13个月前第一次布尔河战役留下的尸骨；在1864年的斯波齐尔韦尼亚与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中，士兵们的脚不断绊到几乎一整年之前钱瑟勒斯维尔战役的士兵遗骸。

各部队研究出了一些埋葬技巧，以使处理尸体的艰巨任务具有可操作性。但即便是在许多执行者看来，这些程序仍是可怕的。埋葬小分队通常会将死者聚集在战场的一个地方——将每个士兵的双腿绑在一起，用绳索缠绕其身躯，然后将它们聚在一起排成一排。士兵们将刺刀灼烧成弯钩状，这样自己便不必触碰那通常已经腐烂的尸体。埋葬队接下来便挖掘一个坟墓，把一具尸体放进去，用下一个坟墓的泥土把它掩埋，直到整行尸体都被掩埋。然而，这样一个个地埋葬只是用来对待战友的，而且只有在时间与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敌人的尸体更可能被埋在万人坑里。G.R.李描述了他所在部队的埋葬程序：“我们挖的长沟有6英尺宽，3到4英尺深。我们用毯子将死人卷起来，将它们抬到沟那儿，然后把它们头脚相接地放进去以节省空间。我们将旧毯子盖在尸体堆上，再在上面盖上泥土。”一名士兵担心，他在夏洛战役后所目睹的埋葬程序，会使死者沦落为动物，甚或是植物。“他们挖了一些大坑，”他写道，“然后像对待死牛一样将它们堆进去，然后让小分队像收集南瓜一样将它们拖到一起。”

“1864年5月，斯波齐尔韦尼亚“1864年5月，斯波齐尔韦尼亚，被聚集在一起等待埋葬的南部邦联死难士兵”。国会图书馆。

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南部邦联士兵的尸体被埋在了一些各埋有150人或更多人的壕沟中。这些尸体经常是被扔进沟里的，而不是被轻轻放入的。有时，正在腐烂的尸体发生破裂，迫使埋葬队到别处工作，直至臭气消散。士兵们用脚跺“在死人身上，来将他们的腿和胳膊弄直，并将它们踩实，以使这坑能装下尽可能多的人”。迫于环境的压力，士兵们有时也将自己战友集体埋葬。康涅狄格州的一名牧师还记得就在内战最后几天发生的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这场战斗夺去了他所在连队23名士兵的性命：“在我们停留在那儿的短暂间歇，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将我们死去的士兵匆忙埋在一个共同坟墓之中……在路边的一个长沟之中，军官们单独埋在一起，而征募兵则埋在他们附近。”群体坟墓显然会使墓主姓名湮灭无闻，尽管生者常常试图使死者的个人物品留存在其身上——这至少使将来挖掘坟墓甄别尸体成为可能。壕沟也可能立有标志。例如在安蒂特姆的一个壕沟上，便只竖了一片木板，告诉人们“这里埋了80个叛军”。北方与南方的士兵通常被分开下葬。一名联邦上校在发现军事医院将死者不加区分地埋在一起，而未能“区别开那些为我们事业而死的勇士之墓与那些无价值的侵略者之墓”后，他勃然大怒。这位上校宣称：“这大错特错！”他认为，这是那些“只关心通过埋人来赚钱的殡葬师”才会犯下的过错。他坚称，应将医院公墓分成两个区域，以使“尸体分离开来”。

疲惫的士兵会利用自然形成的壕沟与既已存在的斜坡来掩埋尸体。在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后，85具尸体被放置在一个因修建铁路而刨出的土坡旁，继而“将土坡摊平盖在尸体上。这是最迅速的埋葬方式”。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埃尔德雷德·菲利普斯，曾描述了1863年春季的战役中掩埋死者的情形：士兵们将死者置“于道路两旁的深沟，并将各边泥土挖下盖在尸体上面”。但春天的暴雨紧接着来临了。“在沿着道路走了一段路程后，”菲利普斯得知，“倾盆大雨将在沟渠的尸体全数冲走……将它们冲往了下游的弗雷德里克斯堡。”

“葛底斯堡的一条埋葬沟”。蒂莫西“葛底斯堡的一条埋葬沟”。蒂莫西·H.奥沙利文摄。国会图书馆。

由于行动匆忙与粗心大意，坟墓常会被埋得很浅。风雨侵蚀着覆于尸体上的土壤，肉猪在战场上拱来拱去寻觅着人类遗骸，士兵们的尸体与骨头因而会重见天日。对那些被埋葬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想要获得一个棺材是根本不可能的；毯子是士兵所唯一期望得到的寿衣。在报道1864年弗吉尼亚州的埋葬工作时，一名北方的救济工作者说道：“自这场战役打响以来，还没有人是在棺椁中下葬的。”在战争初期，许多美国人都认为，棺材是将人类同动物区分开来的“体面”下葬的基本标志。他们也会认同印第安那州志愿兵约翰·J.哈丁的看法。哈丁说，他感觉“看到那个可怜的士兵被抛入沟中，而没有被任何盒子装着……是可怕的”。

这样的埋葬使死者失去尊严，也使许多生者胆战心惊。一位联邦牧师这样说道：群葬中的尸体“被掩埋的方式，很像农夫掩埋土豆与植物根茎以使其过冬的方式；然而有所不同的是，植物真的是得到了更多悉心呵护……情势不允许人们给予阵亡的英雄这种关怀”。尸体常常是完全赤裸的，或只是穿了内衣，这使北方佬与南部邦联的尸体得以被区分开来：北方人通常穿毛织品，而南方人通常穿棉织品。急切渴望得到衣服的士兵劫掠着死去士兵的尸体，他们既不觉得这是不得体，也没有感到良心受到谴责；而且战斗一结束，小偷与拾荒者就会立马出现在战场上。在1864年富兰克林战役（Battle of Franklin）结束时，匮乏的南部邦联士兵，甚至扒光了六名他们自己阵亡将军的衣服。在斯波齐尔韦尼亚被捕的联邦军医丹尼尔·霍尔特，在两百名死去的北方佬中认出了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两百具尸体“被排列在一个有着半沟水的壕沟前，在捕获他们的人有空时，他们就将被扔进沟里。他们完全赤裸”。

“在战斗后‘剥’（也就是‘扒’）联邦阵亡士兵衣服“在战斗后‘剥’（也就是‘扒’）联邦阵亡士兵衣服的叛军士兵”。《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2月13日。

士兵们担心成堆的尸体中可能还有生还者——他们无法说话，无法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也无法“从死去的战友中间挣脱出来”。纽约州的威廉·戈尔讲述了一位战友在弗吉尼亚州的可怕经历。这位战友曾描述道，自己在被误认作死者等待下葬前，一名护士碰巧阻止了下葬，并指出她将安排人把他的遗体运给家乡的朋友。他得以从已经掘好的“坟墓死里逃生”。在等待船运时，这名士兵恢复了意识，也很快回到了战斗岗位。至少从18世纪末开始，美国人便一直对过早的埋葬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因此，人们设计出内置铃铛的棺材与停尸仪式，以防止把活人下葬。这些忧虑表明，人们从根本上不确定生与死的界线——这种困惑既涵盖生命力的生理学定义，也包含有关灵魂不朽的精神疑虑。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接受内战的死亡数字，始于在确认并理解生命终结上的困境。

当遗体还在自己战友手中之时，或是当部队没有匆忙奔赴新战场之时，死去士兵的遭遇便要好一些。在官方派遣的埋葬队到来之前，连队与团经常率先承担起对自己死去战友的责任。最亲密的战友经常会发誓，要为对方提供“体面的埋葬”；在大的战役结束后，人们会在战场上日夜寻找失踪的朋友与亲戚。士兵们尽自己最大努力使这种埋葬变得较为体面。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三天后，缅因州第3团的一名士兵发现，他的战友艾伯特·弗罗斯特列兵失踪了。他描述了自己随后所作的努力。他和一个同伴被准许回到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弗罗斯特的地方。

我们发现他面部朝下，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肉体（在那样热的天气里）被蛆蚕食。但还不算太坏，我们还能认出他来。当我们去埋葬他时，我们唯一可用来挖掘坟墓的工具，是在一座小房子里发现的一把旧锄头。我们在墓底垫上一些空背包，然后将我们挚爱的兄弟放了上去，再将另一个背包盖在他身上。接着，我们找了尽可能多的泥土盖在上面。这座坟墓位于一棵大树底下。然后我们找了一个硬木箱盖上的一片木板，用折叠刀将他的名字刻上，并将木板钉在墓前的树上。

艾伯特·弗罗斯特的埋葬，说明了我们所谓“战场上友情的埋葬”的许多核心部分。他的战友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别具匠心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单独且可识别的坟墓，和这座坟墓所体现出来的尊严。他们试图用废弃的背包使他不必同泥土直接接触，来应对战役刚结束时棺材的普遍缺乏，来为他提供那对于“体面的埋葬”至关重要的遮蔽——这正是人与动物之埋葬的区别所在。

在内战的最初几年，无棺材的埋葬尚不常见。北方佬与南部邦联人都为此感到苦恼，并努力寻找可被接受的棺材替代物。在叔叔遇难后，一名联邦士兵不愿让他的遗体在下葬时同泥土毫无间隔。这名士兵很有创意，找到了一个空心圆木来当叔叔的棺材。到了葛底斯堡战役，艾伯特·弗罗斯特的同伴已彻底放弃了哪怕是找到棺材替代物的希望，而只是简单地将尸体覆盖了起来。弗罗斯特的战友将他埋在了树旁——毫无疑问，这棵树既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坟墓装饰物。他们也同样试图为埋葬处做标记。压缩饼干（一种极硬的薄脆饼干，是部队的一种主要食品）盒的木板、弹药箱的木条，以及十字交叉状的栅栏，都经常成为临时的坟墓标志。

一些士兵也为死者举办其他纪念仪式，例如简短的祈祷——即便可能没有牧师参加。南部邦联的托马斯·基描述了1864年两名士兵的葬礼。在葬礼上，人们“在炮火轰鸣声与米尼式子弹的呼啸声中”朗读《圣经》，祈祷，唱赞美诗。密歇根州的詹姆斯·霍顿“希望看到和我住在同一个帐篷里的兄弟得到体面的埋葬”。因此，他在葛底斯堡战役后返回了战场。不过他发现，其他人在为他的几十名战友下葬时已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所可能遭受过的痛苦都随埋葬而逝……有些人那血淋淋的衣服被脱下，浣洗，在树枝上晾干，然后再换上。”对于这些，霍顿深感满意。在时间与情势允许的时候，战地医院的护士们会为死者主持一些仪式。但随着战事的推移，这些机会也日益减少。在开始履行自己职责的几个月后，南部邦联的范妮·比尔斯解释道：“我坚持让每位死者入土为安，并在他们下葬时为他们阅读一些祷文。但到了现在（1862年秋），这已经不可能了。人死了便无法挽救了，但活着的人总是需要帮助。”

有棺与无棺的死难者被并排放在一有棺与无棺的死难者被并排放在一起。前者可能是军官。“1864年，弗雷德里克斯堡，埋葬联邦死者”。蒂莫西·H.奥沙利文（Timothy H. O’Sullivan）摄。国会图书馆。

士兵们努力从数千具尸体中找出自己的战友，表达对他们的尊敬。他们以此对抗着战争对个人生命意义的随意抹去。康涅狄格州一名牧师意味深长地解释道：

说两千或两万人在一场大战中阵亡，或一千具尸体被埋在一座大沟之中，充其量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同你个人无关。但你要是知道一个人在你身边被射杀，并同他战友一道在他那开放的坟墓前帮忙埋葬他，这对你而言比那条耸人听闻的重大消息更加真实。

出于对阵亡者的尊敬，士兵们向他们死去的战友表示敬意。他们努力从那无情的、不可抗拒的大屠杀中唤回死去的那个个体，以及《哈珀新月刊》所谓的“它……的自我”。但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来重申他们对人类生命神圣性与人类自我完整性的笃信。他们重新确认着自己存在与幸存的更大目的，并希望如果自己不幸遇难，别人也会同样给予他应有的尊敬。

但有些人似乎不可避免地比其他人更重要。在战场上，军官们可以得到特殊待遇。这种特殊待遇既来自他自己的士兵，也来自敌人——他们通常将自己手中的敌方军官尸体送还敌方。1864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J.W.麦克卢尔，向妻子描述了在这场战争中从头至尾都很常见的一个做法：为交换那些落入对方手中的“重要军官的尸体”而宣布休战。1863年，在率领他的黑人部队进攻瓦格纳要塞时，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阵亡。但截然不同的是，南部邦联人却拒绝归还他的尸体，并将他同他的黑人士兵一道埋在壕沟中，以此来羞辱他和他的废奴主义事业。

联邦与南部邦联都为他们的阵亡军官提供特殊待遇。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埋有整场内战中从其附近战场运来的死难者。在这座公墓，人们把军官们葬在一起，并将他们同他们的士兵分离开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法，很快使一个正式的、单独的“军官墓园”得以建立。在1862年的锡达山战役（Battle of Cedar Mountain）之后，联邦军队的大多数死难者都暴尸荒野，但他们军官的遗体却被放在木炭中运往了华盛顿。在华盛顿，他们的遗体被置于金属棺材中，并将被运回北方的故乡。1864年，南部邦联人查尔斯·克里森的哥哥埃德温阵亡。克里森描述了在他试图取回这名列兵遗体时，南方军队同北方一样依据军阶不同而进行区别对待的做法。部队为四名军官提供了金属棺材，而其中一个失踪了，克里森便希望用多出的这个棺材来装埃德温的遗体。但他似乎从未质疑为何军队为高军阶的军人提供棺材，而他的哥哥却没有。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士兵不太能接受。“军官们得到了荣誉，”他写道，“你一无所得。他们得到了一座纪念碑，你得到了地上的一个洞，还没棺材。”在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血腥的战场上寻找着儿子，他将这种反差视作理所当然：“人们为地位高的死难者‘做了防腐处理’，把他们装入铁匣之中，并用火车将他们送往他们遥远的故乡；而普通士兵被搜集在一起，匆忙埋入地下。”

一个在1864年调查联邦战俘状况的调查委员会报告说，这种差别待遇在监狱中同样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在一个监狱营中，死去的北方征募兵被扔在了一个地窖中。在被运去埋葬之前，他们可能在那儿已被野鼠和狗吞食。而军官们则“一起出钱，为自己争取到了金属棺材，并在地下室中获得了一个体面的尸体临时贮藏处……直至他们被运往北方”。这种系统的军阶特权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军官们的的确确高普通士兵一等。在看到南部邦联埋葬队拒绝给他的一群死去战友以同等待遇后，军医丹尼尔·霍尔特铿锵有力地表明了他的信念：他们在生时的地位也应延续到死后。他给妻子写信说道：“那些在家乡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在这里却被扔在了地上，除了毯子与大地母亲外一无所覆，这真是个极其令人悲伤的场景。”棺材、防腐处理、运回故乡，以及一个有墓碑有尊严的坟茔——这些是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十分渴望为他们死去的战友与亲属提供的特殊待遇。

“对照：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与未得“对照：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与未得到埋葬的南部邦联士兵，在他们的阵亡地安蒂特姆战场”。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并加说明文字。国会图书馆。

在战斗结束后的日子里，不只是士兵们需要处理死人。战火没有边界。它烧到了农场、田野与果园，烧到了花园与街道，它将死尸置于平民的前院和井里，也将其覆于玉米地或棉花地上。人们努力为不断增多的死者提供坟墓，这使得里士满与亚特兰大等城镇的既有公墓变得尸满为患，继而超出负荷。

内战中估计有150万匹马与骡遇难内战中估计有150万匹马与骡遇难，这是其中一匹。素描，阿尔弗雷德·R.沃德绘。国会图书馆。

在经历了三天战斗后，葛底斯堡面对着处理7000名阵亡者与3000匹死马的难题。李正在迅速南撤，联邦部队控制着战场。对于没有足够人手的联邦部队来说，埋葬这么多尸体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出于同情心，也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做，平民也帮着掩埋尸体。50名南部邦联人躺在乔治·罗斯的田地里；79名北卡罗来纳州人在约翰·福尼的农场上呈一条完美的直线阵亡；寡妇莱斯特在其前院中发现了15匹死马；约瑟夫·舍菲那被用作战地医院的牲口棚被烧成一片废墟，在瓦砾中，“蜷曲发黑的四肢、头颅以及身体的其他部分”清晰可见。

在弗吉尼亚州进行的战役，没有哪场在伤亡人数上能赶得上葛底斯堡战役。然而，华盛顿—里士满走廊上的战火绵延了数年而非数天。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战争的景象似乎是永恒的。1862年的半岛战役迫使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扩大墓园，来为那些在周边战役以及在该城诸多军事医院死去的士兵提供坟墓。有时，好莱坞公墓的埋葬压力如此之大，以致多达200具尸体等待着下葬。约瑟夫·沃克牧师解释了他如何既高效地处理尸体，又体现出对他们的尊重：“我们一般为从相毗邻的坟墓中挖出的几具尸体举行集体葬礼，我们的葬礼形式视死者人数而定；或者，我们会为尚未下葬的棺材举行一个集体葬礼。”参观公墓的陌生人常常加入到这些仪式之中，为那些死于遥远异乡的人充当哀悼者，为弗吉尼亚州与更广阔的南部社会悼念他们的生命与牺牲。

哀悼者与罹难者没有任何直接的亲情或友情纽带。这种非私人关系的出现，是人们对战争大屠杀之理解的一项重要发展。正被埋葬的士兵不只属于他们的朋友或亲戚；他们的死去不只是他们自己家庭成员的减少；这些人不只是个体的自我。在好莱坞那样的葬礼之中，阵亡者被转变为南部邦联的一个虚构社会，成为了一个在其中个人姓名与身份不再必要的集体。这些人如今是南部邦联死难者的一部分，是一个由牺牲者组成的影子国家。人们纪念这些死难者，召唤这些死难者，与其说是为了纪念他们个人，不如说是为了赞扬在他们死后努力存活下来的国家与社会之目标。这些士兵无法再在军事上贡献力量，但他们却能为战争及其损失提供意义，以发挥重要的政治与文化作用。

一名南部邦联士兵由陌生人下葬的事例，起初在内战期间的南部，继而在内战后南部邦联记忆的延续中，几乎具有了圣像画的意义。由弗吉尼亚人威廉·D.华盛顿（William D. Washington）于1864创作的油画《拉塔内的葬礼》（The Burials of Latané），描绘了一位年轻中尉的葬礼。在1862年，J.E.B.斯图尔特（J. E. B. Stuart）在半岛战役中率骑兵传奇般地迂回到了麦克莱伦部队的后方，威廉·拉塔内便是这次远征中唯一的遇难士兵。他的遗体被留在了敌方阵营中，处于联邦部队包围下的南部平民之中。奴隶们为他制造了棺材、挖掘了坟墓，弗吉尼亚州的一位白人主妇为他朗读了祭文。参加这场葬礼的妇女在社会上都地位显赫，这一故事也在附近的里士满广为人知。《南部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的前任编辑、诗人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用大活页诗歌的形式纪念了这一事件。他赞美那些：

陌生人，却也是姊妹，她们携带着圣母玛利亚的爱坐在开放的坟墓前，仰天哭泣。

·····················

轻轻地，她们将他埋在泥土之下

为他留下了他的名誉，他的国家，还有他的上帝。

1864年，画家华盛顿决定把这件事画下来，他于是找来一些里士满妇女充当模特。在完成后，这幅画首先被挂在他的里士满小画室中。在画室中，这幅画吸引了“蜂拥而至的参观者”，他们希望看到这一对基督教与南部邦联之牺牲的描绘。众多参观者的压力很快迫使这幅画被转移到南部邦联国会大厦的大厅之中。在国会大厦，一个圆桶被置于这幅画下，为南部邦联事业募捐。在内战结束后，华盛顿请人将该画制成了雕版。创刊于1871年、旨在珍藏南部邦联记忆的《南部杂志》（Southern Magazine），在一次促销活动中将这幅画的雕版画广泛印发。用历史学者弗兰克·范迪维尔（Frank Vandiver）的话来说，这些印刷品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幅画也因而成为了19世纪末南部白人家庭的标准装饰品。

《拉塔内的葬礼》。威廉·D.华盛《拉塔内的葬礼》。威廉·D.华盛顿绘，1864年。约翰逊收藏。

这幅创作于战争期间的油画承担起了重要的文化职责。它描绘了一幅南部邦联的《圣母怜子图》（pietà），继而将南部的战争死难者同基督教传统及圣像画艺术连接了起来。华盛顿所描绘的那些埋葬南部邦联英雄的黑奴与白人妇女，表明这位画家试图将拉塔内之死，同一个远超出那些同他并肩作战的白人男子的更广阔社会联系起来，以此来为拉塔内的死赋予更广阔的涵义。到了1864年，无论南部邦联还是奴隶制都在解体，这使华盛顿对后方团结与军事荣耀的描绘显得既虚幻又寓意深刻。这幅画试图定义、颂扬南部邦联民族主义，并将士兵尸体视作这一国家的来源与存在意义。

埋葬拉塔内的妇女们发现，她们被一场侵略她们家乡与社会的战争卷入了关于死亡的工作。其他平民则是自发参与其中。他们成百上千地不远万里赶来，决心不让他们的亲人遭受痛苦并死于陌生人中间。许多中等收入家庭涌入战场，为的是找回亲人尸体，并将他们装入棺材运回故乡。战场是令人惊愕与恐惧的地方。尽管如此，一旦战斗停止，战场上便立马挤满了平民，除了寻找亲人者，还有试图洗劫死者的拾荒者、棺材制造商与尸体防腐从业者，以及希望体验“战斗场面之庄严”或只是——如一名对此深感厌恶的士兵所言——“满足他们病态好奇心”的成群参观者。一名刚被截去一只腿、痛苦地躺在安蒂特姆一家战地医院的马萨诸塞州士兵，显然憎恶这些伸着长脖子的看客。“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只是盯着我们看，而不去做任何事。”他抱怨道。

“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场主“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场主参观安蒂特姆，而部队此时正在埋葬死难者并将伤员抬出战场”。来自F.H.谢尔（F. H. Schell）的一幅素描。《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2年10月18日。

但大多数平民似乎是急切地想要找到亲人，并对他们进行照料。正如我们所见，远离亲属的死亡尤其会颠覆19世纪对“善终”的根本理解，亦即那些同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家与家庭生活的重视紧密相关的预设。此外，北方与南方伤亡报告方式的缺陷，也使平民希望获得亲人的尸体，以确定他们亲人的确是死了而不是被错认为死亡。一位南卡罗来纳州妇女极其悲痛地向她姐姐写信道：“噢！玛格，你不知道基茨的离世让我多么难过。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他们有否开棺检查？

你们似乎都该确认一下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他，以及他是怎样被装进去的。”

在战争初期，当人们仍认为死难者不会太多之时，有几个北方州声称，他们决心将每位阵亡士兵带回故乡。迟至1863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安德鲁·格雷格·柯廷（Andrew Gregg Curtin）还宣布，应死者家属要求，州政府将支付把葛底斯堡战役士兵遗体转移到州内其他地方安葬的费用；北方其他几个州也派遣了政府代表，帮助平民运走他们逝去的亲人。作为对战争初期死亡的回应，一些部队的士兵加入到将死难者遗体运给亲人的非正式行动之中。在1861年11月，联邦的一个团“投票决定……筹集足够资金，将每位死难者遗体运回故乡”；在186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士兵给父母写信说道，他与战友捐了140元钱，来为他们旅的两名遇难士兵做尸体防腐处理，并将他们运回故乡。

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不久便使这种普遍的想法无法实现。然而，许多由州政府资助的志愿组织——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事务处、路易斯安那州士兵救济协会、南卡罗来纳州中央协会与新英格兰士兵救济协会——仍继续帮助个体平民将其亲人尸体运回故乡。例如在1863年的晚些时候，宾夕法尼亚州事务处的记录簿便记有垫付给艾丽斯·沃茨的资金，这笔资金将帮助她与她的丈夫——宾夕法尼亚州志愿兵第24团的“已故列兵，托马斯·沃茨”——回到家乡。市镇政府有时也为绝望的居民提供这种援助。

在北方，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与战事日趋激烈，在埋葬与处理死者问题上，卫生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也日益重要。这一庞大的慈善组织，及其由数千志愿者与数百雇佣员工所组成的网络，努力为士兵提供所需的军需品与帮助。有时，卫生委员会在战地的一些工作人员承担起了维护医院墓园与保存死者登记簿的职责；其他人则在战斗结束后安排为死者下葬；还有一些人帮助死者家属寻找亲人，并安排将他们运回故乡。

例如，内战最后的一年半中，在西线的血腥战役结束后，查塔努加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便同他们在北方城市的同僚一道，将联邦士兵的遗骸运回故乡。M.C.里德负责安排尸体挖掘、尸体防腐、金属棺材与运送费，最后在死者上路后给其亲人拍去电报。“R.罗宾斯少校的遗体今日北去。”他于1864年6月16日所拍的电报这样写道。家人通常会在北方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处预存一些钱，用来支付将来寻找亲人与将他们运回的预期开销，以避免将钱汇往前线的困难。

在1864年的六个月间，卫生委员会的查塔努加办事处处理了34个尸体挖掘请求。这些尸体主要——尽管并非完全——是军官的。在这年10月，卫生委员会在克利夫兰的一名员工玛丽·布雷顿写信寻找一名叫作亨利·迪博尔特的士兵。这名士兵属于俄亥俄州第27团A连，5月28日在佐治亚州的达拉斯阵亡。“他的坟墓距达拉斯约1.5英里，位于公墓旁，用墓板做了适当标记，”她解释道,“最好是金属棺材。尽快送来。”伊利诺伊州士兵乔治·穆尔的家人有着更具体的个人要求：“让殡葬师剪下他的一缕头发作为纪念，”卫生委员会员工写道,“不要盖住他的脸，在遗体运出后通知我们。”

在部队转移战场的时候，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常常会为营地墓园做记录，以便人们在未来某个时候能够找回死难者遗体。当1864年5月联邦部队从弗吉尼亚州贝尔普莱恩进行“基地转移”时，奥林奇·贾德（Orange Judd）搜集了此处详细的埋葬信息，并将它们汇集成一幅详尽的地图。这里的坟墓都标识以用薄脆饼干盒制成的墓板，墓板上用铅笔刻写了墓主姓名。但贾德担心，这些名字可能会轻易“被暴风雨或被敌人”——如果此地易手的话——“抹去”。他希望，他的努力将“使死者的朋友们能够找到图上标出的尸体”。他为26座坟墓绘制了草图，大多数都附以墓主姓名及所在团。尽管6具尸体的身份仍未甄别出来，但他提供了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描述：“大约23岁；黑发，面容机智，葬于5月15日。”在附近的罗亚尔港，另一座公墓的卫生委员会记录簿为23座坟墓绘制了地图，上面囊括了埋有一些士兵的三小块土地——在被救护车送来时，这些士兵的“口袋被洗劫一空，关于他们的所有记录都不见了”。躺在战场上时，他们不仅被抢走了财产，而且还被掠去了自己的身份。委员会工作人员报告说，联邦部队从周边地区撤离的日期日益临近，因此“坟墓被交由一位住在墓地南边的有色人乔治·史密斯保护，他将尽他所能对这些坟墓进行妥善管理”。

然而，受资源所限，卫生委员会也只能做这么多了。大多数丧亲者被迫依靠他们自己，以及由尸体防腐从业者、殡葬从业者与个体“工作人员”组成的新兴网络。他们跟随部队找活儿干，通过帮助那些不知该如何找到或取回死去的丈夫、兄弟与儿子的悲伤亲人来获取利润。殡葬从业者W.R.科尼利厄斯经常同田纳西州的卫生委员会合作，不过他也直接向死者家人提供服务。他宣称说，他“有几天成车成车地运走了上校们、少校们、上尉们与列兵们”，将他们运往联邦抑或南部邦联。有时，家人会请朋友们代为寻找失踪亲人并安排将他们运回；有时，他们也会自己出发——在到达战场时，他们常常不确定自己是来照顾一个受伤的人，还是来将他的尸体运回故乡。

1863年3月，一收到儿子纳撒尼尔负伤的电报，亨利·鲍迪奇（Henry Bowditch）便立即乘火车离开波士顿。“生命垂危。立即赶来。”纳撒尼尔的一位堂弟兼战友在电报中说道。“当初次听到这一可怕消息时，我心如刀绞。”这位父亲写道。但在旅途中，鲍迪奇心生了一丝希望，“买了些书和报纸，意在给受伤的儿子带来些快乐”。然而当他踏上华盛顿的火车站月台时，一位前去接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了纳撒尼尔的死讯。鲍迪奇，这位前一年秋天曾志愿在弗吉尼亚州提供医疗服务的杰出医生，被用火车与马车送往了马萨诸塞州骑兵第1团的营地。在那里，鲍迪奇与他死去的儿子重逢了。与纳同为军官的战友给鲍迪奇讲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包括纳特在死时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他所表达的信仰与希望。这些使鲍迪奇获得了一些安慰。但他仍发现，纳特之死几乎使自己瘫痪。“我不知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给妻子写道，“我似乎被这个消息震惊得目瞪口呆。”纳撒尼尔·鲍迪奇那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最终被运回故乡，并被葬于坎布里奇的奥本山公墓之中；在那里，纳特的坟墓上竖立着他手握军刀的石像。

当试图取回并纪念他们的死者时，甚至那些有特权有地位的人也面对着挑战。亨利·鲍迪奇已为联邦部队救护车之匮乏、伤员无法得到更多一般服务而感到痛苦。如今，在自己儿子的死亡中，他看到了这种制度缺乏的直接后果——他的儿子曾躺在战场上无人照料。他承认，他的儿子之死对他产生了“更大的道德影响”，激励着他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在1863年秋印行的一本小册子中，他坚称国家对其士兵负有责任：“如果说天下任何政府都应如父亲般慈爱，那么，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人民的美利坚合众国当局也当然应该如此——事实上，它的权力也的确全部来自人民。在行使权力时，它应满怀对士兵的慈悲。”鲍迪奇的论证不仅促使一个全面的救护车系统在后一年建立起来，并阐明了一个不仅适用于伤者，而且适用于死者的责任逻辑。

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斯坦利·阿博特胸部负伤。接到哥哥负伤的电报后，斯坦利的弟弟便在同鲍迪奇非常相似的情况下离开了家乡。虽然电报坚称“医生说并不致命”，但阿博特仍在第二天死去了。他的弟弟到的还算及时，因而能轻易找到他的坟墓。然而想要得到一个棺材却要难得多，因为数千名父母、妻子与兄弟姐妹也同样在寻找棺材。五天后，他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棺材，并将哥哥运回了家乡。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有约1500名北方士兵由私人通过快运送回了故乡，阿博特的哥哥便是其中一员。考虑到“公众的……健康”，联邦指挥官最终被迫禁止在8、9月的炎炎夏日挖掘尸体。

南部邦联军官的尸体，通常由陪同他们服兵役的奴隶找回并护送回故乡。1863年，超过6000名黑人随同李的军队进入宾夕法尼亚州。

从南部带了两个奴隶来的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Edward Porter Alexander）上校描述了战斗结束时的场景：“黑鬼仆人寻找主人成为了那晚的独特景象。”伊莱贾是艾萨克·埃弗里（Isaac Avery）上校的财产，他决心要将主人的遗体带回北卡罗来纳州。但在李撤退的混乱之中，他虽竭尽全力，却只能将主人的遗体带到马里兰州，并将它埋葬在那里。属于詹姆斯·约翰斯顿·佩蒂格鲁将军的彼得与属于威廉·多尔西·彭德（William Dorsey Pender）将军的乔则更为顺利。在主人阵亡于葛底斯堡之后，他们陪同主人的遗骸回到了故乡。

亚当斯快运公司以及它在南部邦联的对应公司——南部快运，在这场战争中生意兴隆。它们仔细详尽地制定了安全卫生运送尸体的规章制度。在内战初期，许多尸体都是装在木棺材中被运回家乡的。但天气与延误所导致的情形，促使亚当斯快运公司采用金属棺材。在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有几十个前来兜售寻找与运输尸体服务的企业家涌入这座小镇，约瑟夫·杰弗里斯便是其中一个。他为他那“保证密闭”的“金属棺材”做广告，声称它不仅符合运输要求，而且可以被置于“客厅之中，而不必担心有一丝臭味从中溜出”。一口运送马萨诸塞州R.G.古德温上尉的“用布包裹、用锌封里的棺材”，在1862年值50美元。即便对于一个家境较为殷实的人而言，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无怪一名运尸代理——或许还有更多——继续被供以木制棺材。这位代理因此建造了一座小墓园，用来埋葬他无法运送的尸体。在一个工作尤其繁重的星期，他在此埋葬了四十多人。在内战结束时，这些尸体最终被挖出并被运还给了他们的亲人。

在安蒂特姆战役中，纽约州人鲍恩·穆恩的姐夫威廉·索尔兹伯里遇难。前去寻找姐夫的穆恩不愿屈服于铁路公司的尸体运送条例。来自索尔兹伯里所在团的一名士兵描述了他那死去战友坟墓的周边情况，穆恩于是便设法从当地几位木匠的其中一位手中买到一口木制棺材——此时，这些木匠正在热火朝天地填补那突如其来的巨大需求。

穆恩雇用了当地的一位农夫帮他挖掘尸体。尽管索尔兹伯里同另两个人共用一座坟墓，也尽管战斗已经结束了两周，穆恩仍能毫不费力地将他的姐夫认出。但铁路公司拒绝运送索尔兹伯里，坚称他们“不运送已开始腐烂的尸体”。这使穆恩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挫折。穆恩于是将棺材密封得严严实实，并贿赂了掌管行李的经理，最终成功地将索尔兹伯里的遗骸带回了故乡。

在内战前，一些美国人曾尝试使用将尸体置于冰块上的棺材来保存尸体。在内战中，亲人们试图将越来越多的战争死难者带回故乡埋葬，这种新发明也因而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例如，斯汤顿运输公司便向1863年7、8月涌入葛底斯堡的平民发放传单，向他们允诺，它的新“运输箱使尸体保持在一个自然状态，且无论怎样风吹雨打，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无论时间如何漫长，尸体的状态都如刚被放进去时一样”。这个箱子“如此设计，是为了使死者脸部露出来，以供人们瞻仰”。这个大活页广告还保证：“死者就好像在到达故乡当天死去一样。”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它的构造使它成为一个便携式冰箱”。J.B.斯汤顿还向死者家属提供其他各式各样的服务：普通棺材、“尸体挖掘工、已经调查过整个战场的向导”，以及“除臭剂与部队的消毒师”。

但即便是斯汤顿运输箱精密复杂的冷藏装置，也无法同由尸体防腐术传播所带来的尸体保存技术的进步相媲美。在19世纪头几十年，欧洲人发明了化学防腐程序。在内战前的几年中，美国人开始采用化学防腐程序，并为之申请了专利，使尸体防腐技术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在19世纪50年代，尸体防腐术的主要用途不是处理待葬遗体，而是保存解剖学与病理学研究中用于解剖的尸体。正是在内战期间，尸体防腐术才第一次得到了更广泛地应用。这不仅改变了处理尸体的方式，而且还建立了一套程序，为殡葬业的出现与殡葬从业者的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斯汤顿运输公司。“运斯汤顿运输公司。“运送死者！”的广告传单。费城图书馆公司。

然而，人们所关切的不单纯是些现实问题，如怎样防止尸体腐烂以便将他们运回故乡，美国人更不想忍受战争所造成的同故去亲人史无前例的分离。家人们试图使死去亲人看起来像活着一样，不只是为了确认他们的身份，更是为了向他们道别。战争造成了对“善终”原则的威胁，而尸体防腐术则为亲人们提供了至少战胜部分威胁的方法。看到自己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处于一种像是睡着了的安息状态，这是对抗死亡之恐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对抗其现实——的一种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模糊生死界限的方法。尸体，至少那些未在战斗中丧失肢体的尸体，可以看起来像是活着一般，可以看起来像是要在新的生命中苏醒一般。

在内战的早些时候，人们运用尸体防腐术保存了罹难的联邦上校埃尔默·埃尔斯沃思（Elmer Ellsworth）的尸体，尸体防腐术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埃尔斯沃思曾是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助理。在内战中，他被南部邦联支持者杀害于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在这个伤亡还尚不普遍的时候，媒体详细报道了他的死亡的方方面面——从他的英勇献身到白宫中的隆重纪念，再到他那宛若活着一般的尸体。为他做防腐处理的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成为了内战中最有名的尸体防腐从业者。他在华盛顿成立了从事尸体防腐的机构，以每人100美元的价格为超过4000名士兵做了防腐处理。这场战争使他成为了一个富有的人。

无论联邦还是南部邦联，通常都不为死去的普通士兵提供防腐服务。军医有时会为在军队医院中死去的杰出个人提供这种服务；由联邦政府签约雇请来帮助处理死难者的殡葬业者，也可能在向悲伤的家人或战友收取一定费用后，为其死者遗体做防腐处理。本着仁慈家长的精神，联邦军官有时会对罹难的下手的遗体进行特殊关照。例如，一名上尉便给波托马克军一个医院的一名护士留下指示：“致法尔茅斯基地的尸体防腐从业者：请你为我连队的列兵伊莱贾·克利福德的尸体做防腐处理。好好做，做完了就给我个信儿，我会立即付钱给你。我不希望你用很贵的方式进行防腐处理，但要好好做，因为我将把他送往费城。”对于一个列兵而言，能“享受”到“好好做”似乎已经很不错了。

在南部邦联，尸体防腐处理要比在北方罕见得多。这无疑是因为，被联邦军攻入的南部不得不将精力更直接地集中于生存问题，而非细致地处理死者。但这场战争自始至终，尸体防腐从业者都在里士满的报刊上为自己的服务做着广告。他们声称愿意为死者做“消毒处理”，并将潜在顾客指引到他们在最近战役的战场上设立的战地办事处。威廉·麦克卢尔博士这样允诺那些“远方的人”：“死者的尸体”将被“挖出、消毒，并”从“南部邦联的任何地方运回家乡”。虽然直至20世纪南部殡葬业都远不如北部发达，其尸体防腐也不如北部广泛，但在1862年，南部历史最为悠久的殡仪馆——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D.A.迪乌吉德父子殡仪馆（D. A. Diuguid and Sons）——仍为1251名联邦和南部邦联士兵做了防腐处理，并将它们运回了故乡。

马里兰州黑格斯敦殡葬业者刘易斯·厄恩迪的商业名片马里兰州黑格斯敦殡葬业者刘易斯·厄恩迪的商业名片。费城图书馆公司。

弗吉尼亚州的战场为北方和南方的殡葬业者都带来了兴隆的生意，首都华盛顿也在其1863年的《城市人名地址录》中加入了三名尸体防腐从业者的信息。住在宾夕法尼亚街451号的F.A.赫顿博士用了地址录的一整页为他的服务打广告。“经由我们做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不变黑！而是保存着他们自然的肤色与面容……以一种熟睡的面容供人瞻仰。”尸体防腐术能够将死亡转化为沉睡。像麦克卢尔一样，赫顿誓言要“尤其关注于找回那些在战场上阵亡的士兵尸体”。尸体防腐从业者既为自己做广告，也像托马斯·霍姆斯在华盛顿中心区、乔治敦与亚历山德里亚的殡葬业者在经营场所中所做的那样，通过展示已处理好的尸体——它们通常是从战场上找来的无名氏——来做广告。幸好，通过现存记录来看，还没有哪位母亲或妻子意外碰见正被某经营场所橱窗展示的死难亲人。

尽管尸体防腐术越来越受到欢迎，但它却招致了人们的矛盾看法与怀疑。尸体防腐从业者常被指责进行敲诈勒索或行为可疑；此外，他们同死者的亲密接触也令人不安。一位北方记者带有揭露性质地描述了他同一位尸体防腐从业者的接触。当时正处于1862年半岛战役期间，这位从业者尾随着联邦部队朝里士满进发。“他是一个平静严肃的人，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站在赤裸的……尸体旁，他让我联想到了贪得无厌的秃鹰……他的器具与橡皮管像人的心肺一样搏动，从颈部将接受防腐处理的尸体抽干……‘教授，你若是能让他活过来那该多好啊。’站在旁边的一个军官说道。从业者那干枯的皮肤上突然出现了惨白的皱纹。他露齿而笑，活像一具尸体一样：‘啊！’他说道，‘那么就有钱可挣了。’”公众对尸体防腐从业者的不适，主要同这一金钱问题与他们业务所代表的令人不安的死人商品化有关。一位北方报人表达了他对内战中新兴死亡市场的沮丧。他报道了自己同一位野心勃勃但也开诚布公的尸体防腐从业者的对话——不过有人或许会怀疑，这至少部分是杜撰出来的：“‘我很乐意处理列兵。他们每个5美元。但是，愿主赐福与你们，一个上校出价100美元，一个准将出价200美元。这种人我手头已有很多了，我已经不再处理少校以下的士兵。’他补充道：‘我可以大发善心处理一个上尉，但他必须要付少校的价。我坚持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会每天都发生。一个世纪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了。’”似乎在任何意义上说，“大赚一笔”都是手头要紧的工作。

“正在处理士兵遗体的尸体防腐医生“正在处理士兵遗体的尸体防腐医生”。国会图书馆。

来自阵亡士兵家属的悲愤抗议淹没了美国军队。他们相信，在战场旁营业的尸体防腐从业者欺骗了他们。1864年，一位身处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的军官向詹姆斯·A.哈迪督察抗议道：“我几乎周周接到针对这个或那个尸体防腐从业者的抱怨……（军队的）医疗部将他们基本视作十足的讨厌鬼……他们在这儿所做的一切都是虚伪的、欺诈的、勒索的。”在1863年的一个案子里，华盛顿的“尸体防腐从业者”赫顿与威廉斯公司被送上了被告席。赫顿锒铛入狱，其公司记录也被查获。控诉方声称，这两个人经常未经死者家属允许便私自找回士兵尸体，并为其做防腐处理，继而向悲伤的亲人索要付款；此外，他们还威胁死者亲人，如果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就将挖掘尸体或拒绝将其返还。

1864年秋，纽约州人蒂莫西·德怀特向陆军部长斯坦顿表达了对华盛顿一位著名尸体防腐从业者理查德·伯尔博士的不满。德怀特声称，在自己因“失去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而悲伤痛苦之际，理查德却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在陆军宪兵面前，伯尔为自己索要的100美元进行了辩护。他指出，自己的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将尸体从敌人步哨附近取回，并在枪林弹雨中走了几百码路才将它运回。他继而“用我的防腐液与木炭”为尸体消毒，并将其置于一个锌制棺材之中，密封，然后将它运回。他坚持认为，这些显然可以证明他的要价之正当。1865年1月9日，在接到大量投诉后，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宣布撤销所有尸体防腐从业者的许可证，并命令他们撤到战场以外。然而，尽管人们对尸体防腐极其不安，也尽管存在着对其从业者的广泛敌意，那分离死者与他们亲人的遥远距离，仍促使尸体防腐业继续存在。

为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是昂贵的。冰柜同样如此，前往战场找回亲人的旅途亦然。富有的美国人拥有着他们的穷兄弟姐妹所没有的可用来应对和抵抗死亡的资源。在内战的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别待遇几乎都被视作理所当然。但是，因为联邦政府承担起了对战争死难者的新责任，这种差别待遇开始遭到挑战。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赋权总统购置土地，“并将其安全地围起来，用来当作埋葬为国捐躯士兵的国家公墓”，以此来解决愈来愈多的尸体所带来的后勤问题。陆军部没有拨款或制定正式政策来实施这一立法行动，而是根据紧急情况的需要建立了一些公墓——主要位于医院附近，那里有着许多需要埋葬的死难者。但在这一法令条文的指导下，五座与其他公墓相比特点迥异的公墓在内战中建成。这些公墓埋葬着某一场特定战役的死难者，通常建于激战的间歇。这些公墓的其中三座（查塔努加国家公墓、斯通斯河国家公墓与诺克斯维尔国家公墓）由联邦将军建立；另外两座（安蒂特姆国家公墓与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由有其公民参与战斗的北方州合作建成。建立这五座公墓的每一座之努力，都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处理死者的需要。这些公墓旨在缅怀战争死难者，旨在纪念国家的阵亡英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尤其重要的转折点。那场血腥战役巨大的死亡数字显然是促成其建立的重要因素，但以下的事实也并非不重要：发生这场大屠杀的北方，发生这场大屠杀的葛底斯堡小镇，尚未有机会适应那已折磨了弗吉尼亚州两年的连绵战火所带来的恐怖。葛底斯堡战役将死者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问题，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北方平民面前——战斗结束后，他们大量涌入这一宾夕法尼亚小镇。或许更为关键的事实是，北方拥有那窘困的南方所没有的资源，来应对这种惨状。

“邦内尔大夫在战地的尸体防腐机构“邦内尔大夫在战地的尸体防腐机构（詹姆斯军团）”。国会图书馆。

建立葛底斯堡公墓的推动力，源于战役结束几周后州政府代表的一个会议。在那些有其公民在这场战役中死去的北方州的资助下，葛底斯堡的一名律师戴维斯·威利斯安排购置了一块与既已存在的一座墓园毗连的17英亩土地。在10月份，政府同承包方签订合同，后者以每具尸体1.59美元的价格将联邦士兵埋葬在这一新墓地中。11月，林肯前往葛底斯堡，参加这个新的士兵国家公墓的落成典礼。这一公墓以及那场被历史学者加里·威利斯（Garry Wills）认为“重塑了美国”的演说，标志着死者在公众生活中重获重要意义的开端。或许公墓布局本身便可解释这一转变背后的力量。葛底斯堡公墓如此布局，为的是使每个坟墓都同等重要。同林肯的演说一样，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的设计确认了无论军阶、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每位阵亡士兵都是平等的这一理念。这一理念远离了在处理战争死难者时普遍存在的因军阶与社会地位不同而差别对待的做法，甚至也同这一年晚些时候所建立的查塔努加公墓的政策不甚相同。

葛底斯堡公墓的建立，标志着这个国家在面对内战大屠杀时所产生的对待死者的态度与政策的重大转变。H.克莱·特朗布尔（H. Clay Trumbull）牧师曾论述了战争之需要所强授给南北美国人的“新课”——先前他们可能会认为不可思议的处理死者的方法，他们不仅容忍了，而且还将之付诸了实践。这些行为将人当作动物处理，因而使死难者蒙受屈辱；它们也使生者变得微不足道——生者们发现，自己正抛弃着那些有助于定义其本质自我的义务与原则。在内战埋葬的恐怖中，人们开始进行各种努力——甚至是在战斗之中——来抵制这些有害转变，来建立其他种类的“课程”，并使它们成为这个国家的战争经历之产物。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努力以各种方式改变死亡。这些方式既包括通过尸体防腐术来保存死者的尸体，也包括后来通过建立国家公墓系统、实施战后大规模重葬工程来改变为死者下葬的环境与条件——在北方，联邦政府资助了重葬工程；在南方，私人自发行动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规模要比北方小得多。

联邦政府对这些事务的职责，在葛底斯堡公墓落成仪式上首次极为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些职责重新确立了死者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关照死者及其死亡如今属于这个国家的职责，而不再只是他们的亲人的职责。这些人为了国家能够存续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尸体——或如《哈珀新月刊》所言——他们“自我”与“留存的身份”的贮藏处，理应得到这个国家的赞扬与呵护。同生者一样，死者也在向一个——如亨利·鲍迪奇在呼吁建立全面的救护车系统时所宣称的——“一切权利源于人民”的政府提出要求。

然而，这些士兵的自我与身份也是同他们的姓名分不开的。将内战死难者体面埋葬的工程所需要的不只是掩埋。寻找失踪者与为数万“无名氏”寻回姓名的工作，将被证明是这场战争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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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寻名：“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

成百成百地被抛入万人坑的人们；被剥夺了一切可用供识别身份的物件，然后被遗弃在战场上的士兵；被匆忙丢入匆匆挖好的坟墓的浮肿尸体；死于痢疾或伤寒继而被埋在战地医院旁的无名受害者；被炮弹炸成碎片的人们；被树林与沟壑隐藏起来任凭野猪、野狼或时间破坏的躯体——对这些内战死难者的处理，致使人们无法准确记述他们的信息。在那数量巨大的阵亡者没有得到埋葬与记录的情况下，数十万人（40%以上的北方死难者，以及比这一比例高得多的南部邦联人）没有留下名字便死去了。能够用以标识他们的，只是沃尔特·惠特曼的那句“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

对一个21世纪的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无法想象的。美国政府每年花费超过1亿美元用来寻找和甄别二战、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约88000名失踪者。对每位为国效劳的士兵负责，并将他们送回故乡，无论他们是死是活，这毋庸置疑是国家的职责。但这些想法只是最近才出现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战争经历了许多次变革。对待死者与失踪者的态度的变化，虽不如军事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变革来得那么猛烈，但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在战争中的做法与人们的战争体验——无论对士兵还是平民都一样。直至朝鲜战争，美国才首次建立起甄别并运归每位死去士兵遗骸的政策。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们才首次佩戴了用以识别身份的正式徽章，这种徽章后来被称为“狗牌”。直至内战，美国政府才首次创立国家公墓系统，并正式承担起纪念战争死难者的职责。正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言，正是内战使“无名氏”的称谓变得“意味深长”。

美墨战争的死难者一直未能得到官方的关注，直至这场战争结束两年后的1850年。在这一年，联邦政府找到了750具士兵遗骸，并将它们重葬在新墨西哥城的一座美国公墓之中。这些尸体只约占这场战争阵亡士兵总数的6%，且没有任何一具遗体被甄别出来。然而，在内战期间，个人与公众的信念与行为逐渐改变了。这是一场由广大平民的军队而非职业正规军参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平民对国家的责任以甘愿献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场战争对奴隶制的进攻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对自我与身份拥有权的维护反映了人们对人类价值的信仰。无论对死人还是活人来说，这种信仰都隐含着另外的涵义。

19世纪60年代以来诸多变化的核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获知一名士兵是生是死并为亲人提供这些消息，或以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来为丧亲者提供令人安慰的确定性。但在1861年，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南部邦联政府，都没有将此视为自己的职责。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北方与南方都采取了一些记录死难士兵信息的措施，要求部队医院填写表格，并将表格一式数份寄至华盛顿或里士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份表格、也没有任何其他官方信息是注明要寄给死者家人的。即便是想要实现将死者记录寄回首都的计划，也遭遇了令人生畏的阻碍。1862年，南部邦联军队军医总监塞缪尔·P.穆尔（Samuel P. Moore）感觉自己不得不发布一份通告，来谴责他的下属医官在记录死者信息问题上的“冷漠”态度。但他的训诫显然收效甚微。1864年1月，《查尔斯顿信使报》（Charleston Mercury）刊登了一篇总结上一年伤亡情况的文章。该报在文后总结道：“这些报告表明，军官们与军医们极其忽视报告士兵的死亡情况。”在北方，战地指挥官认为报告要求只适用于后方，因此陆军部在1862年4月颁布“通令”第33号，规定在战斗区域指挥官也应进行死者甄别工作。但正如我们所见，该命令运用了“尽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样的语言使这则通令看起来更像是热望而非命令，而事实上指挥官们也是这么看待它的。“通令”第33号并没有为落实它的目标作出规定，也没有派遣专门部队来履行登记坟墓的职责。同早前的命令一样，它没有规定政府与军队为后方亲人报告死亡消息的责任。

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后方的人们都想方设法填补官方信息的空白。在每场重大战役结束后的几天中，联邦与南部邦联的报纸都整版整版地刊登那些人们急切等待的伤亡报告。南卡罗来纳人萨拉·帕尔默在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后所写的信，反映了北方人与南方人共同的巨大痛苦：“我太急切地想见到报纸并得到K连的伤亡名单，然而我又害怕看见它。”尽管平民为等待消息而将报社与铁路枢纽挤得水泄不通，但众所周知，伤亡名单总是既不准确又不完整。

在伤亡名单上仔细搜寻。“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在伤亡名单上仔细搜寻。“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霍默绘。《哈珀周刊》，1862年6月14日。

这些公布的名单消息来源不一。有时，报纸会在某团死伤报告前加上一位牧师的声明，指出是他搜集了这些信息。的确，这在某些部队中是牧师的正式职责，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会履行这一职责。在纳什维尔一家医院工作的一位十分愤慨的护士抱怨道，那里的牧师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在玩“掷套环”。而许多团（南部邦联的半数以上，联邦军队的五分之二）压根儿就没有随军牧师。

伤亡名单常常是由军官出具的。在有些时候，代表慈善组织的平民承担起了搜集伤亡信息的职责。他们意识到，军官们太忙于解决活人所关切的问题，因而无法将搜集死者信息作为首要任务。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救济机构的代表W.P.普赖斯试图建立一个正式制度。1864年6月，他从亚特兰大报告说，他已安排卡罗来纳诸团的上校定期向他提供伤亡报告，“我希望我能以此提供准确的名单”。但他继续说道，他的计划似乎无法实现了，因为“我得抱歉地说，有几封从战地寄来的（带有信息的）重要信件……未能送达”。

伤亡名单常常附以一些声明,承认名单所提供的信息是不完整的。1863年，南部邦联一份报纸报道说：“I连在战斗中损失了38人。其中的31人被敌人俘获。”这篇文章推测：“其余7人，一定是阵亡了。”被列在“轻伤”名单上的儿子或兄弟，结果常常是已经死去了；而一些被报告为“在战斗中伤亡”的丈夫，却在后来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家人面前。“有时，在收到亲属受重伤的报告后，家人会极其痛苦地焦虑数天。而事实上，他们的亲属未非如此，这样的例子我已听说了许多。”在给南卡罗来纳州一位焦急母亲的信中，南部邦联一名士兵写道。密西西比州第19团的马修·杰克·戴维斯令他的亲人为他担忧了四年。“据报道，我在被捕那天就被杀害了，”他讲述道，“我读到了我自己的讣告。”在威尔德内斯战役后，纽约州的约瑟夫·威利特急忙给他的妹妹写信证实自己的情况：“在读到这封信之前，你可能听说我已经遇难或受伤，但让我来澄清这一消息。”1863年，在听到弟弟的死讯后，《纽约时报》的创办者、报人亨利·雷蒙德便匆忙赶到弗吉尼亚州。他雇请了一位尸体防腐从业者，但却没有找到他弟弟的尸体。因此，他前往部队指挥部打听消息。一位副官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询问，而是将他那不仅还活着而且状态还不错的弟弟带到他面前。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在北方列兵亨利·斯特鲁布尔曾停下来帮助过的一名士兵手中，人们发现了斯特鲁布尔的军用水壶。在那之后，斯特鲁布尔不仅被列入伤亡名单，而且被分配给了一个坟墓。内战结束后，在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斯特鲁布尔都会用鲜花装饰他自己的坟墓，来纪念这座坟墓中的无名士兵，抑或是来承认这样一种现实：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里躺着的，或许便是他自己。收到坏消息的亲友复述着、珍视着这样的故事，希望另一个有着幸福结局的故事能够发生，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否认死亡的现实与定局。

比伤亡名单更可靠、当然也更令亲人安慰的，是私人信件。依照传统，这种信件通常由死者最亲密的朋友或上一级部队长官写给其亲属。但战场上的士兵通常要等好几个月才能腾出时间、找到适当环境，或恢复体力来写这封信。此外，这种通信也与邮政服务的状况密切相关。在南部邦联，随着时间推移，邮政服务变得愈发不可靠了。南方人抱怨说，截至1864年，里士满有太多邮政工作人员都被征到军队里去了，以至于弗吉尼亚战场同后方的邮政服务已彻底中断。

在部队军官与政府官员无力为士兵亲人提供关于他们信息的情况下，一些志愿组织便努力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在内战中，北方诞生了两大慈善团体——基督教委员会与卫生委员会。它们服务的范围覆盖全联邦，并将与士兵家人的沟通视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基督教委员会分发给前线士兵的信纸顶端，印着这个委员会的承诺：“美国基督教委员会将这张纸视作士兵与故乡间的信使。让它赶快飞向那等待音讯的人吧。”据基督教委员会报道，仅在1864年春季的三个月中，它已为波托马克军团提供了24000刀信纸与信封；在重大战役结束后的日子里，它将数百封信从军事医院与营地运往了附近的邮局。在谢尔曼的军队于1864年12月抵达萨凡纳之后，跟随他部队的基督教委员会代表租下了一些房间，并安放了50张写字台。在这里，士兵们将每天完成300封信。

“位于华盛顿第8街与H街交口的美“位于华盛顿第8街与H街交口的美国基督教委员会办公室，摄于1865年”。国会图书馆。

基督教委员会的代表们承担了这个组织的工作，他们是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在士兵重病在身或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这些代表们便代他们给家里写信。他们或“替处于弥留之际的士兵”执笔，或为死者撰写信函，来“传递‘临终遗言’”。如基督教委员会所描述，“不遗余力为那些”在故乡“等待着的人们提供即时、准确的信息”，这是该委员会5000名代表的一项基本职责。据基督教委员会估计，截至战争结束，他们已为士兵写了超过92000封信。基督教委员会代表努力甄别死者，以便将死者信息寄给他们的家人；而作为基督教委员会区域主管的战地总代表们，则负责报告他们的积极努力。在查塔努加战役之后，一位负责人满意地叙述道：“在那天晚上，我们根据垂死者的口述与既死者身上的书信和日记，整理出了关于他们的信息备忘录。我们便依据这些备忘录写了许多家书。通常来说，除非尸体被劫掠过，在军上衣内侧的贴身衣兜里，总会装有一封朋友来信，或一张照片，或一本基督教委员会发放的《新约全书》或一册赞美诗集，上面写着该士兵的姓名、所在团与家庭地址。”

在1864年，基督教委员会组建了“个人救济部”，旨在答复那些关于个体士兵命运的询问。“要想答复这些信件，得进行漫长而艰难的搜索。首先去士兵所在团，然后去战地医院，再然后去其他医院或军营。”1868年，基督教委员会家庭事务负责人莱缪尔·莫斯（Lemuel Moss）牧师回忆道。但信息的确常常是能够找到的。为打听父亲的下落，安娜·H.——“一个小女孩儿”——给基督教委员写了封信。在“连续四周什么消息也没得到”后，她的妈妈已焦虑得“几乎发疯”。“这是我们寄出的第三封信，”她写道。她同时祈求说：“有哪个人能告诉我们，我亲爱的爸爸是死是活……即便我们无法报答您，上帝也将会这样做的。请发发慈悲，答复这封信吧。”基督教委员会悲伤地告知她，她的父亲已经被埋葬。

为了能够更系统地搜集士兵伤亡信息，基督教委员会的一个做法便是向其战地上的代表发放印制好的笔记本。用这些笔记本，代表们可以记下他们所帮助过的士兵的信息，并可将这些信息很方便地传送给救济部总部。基督教委员会1864年的一本弗吉尼亚州“死亡登记簿”，包含姓名栏、所在部队栏、死亡日期栏，以及通常记录对死者宗教状态的评价与死者尸体处理细节的“详情”与“评语”栏。基督教委员会同士兵家人联络的动力之一，是尽可能使他们确信这些士兵中的许多已死于“善终”：基督教委员会代表不仅是亲人替代者与信息记录者，他们也充当了福音传教士。根据这本登记簿的记载，S.B.史密斯是个“基督徒，并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但塞缪尔·格林的宗教状态却“不详”；而乔治·尤因则毫无疑问“不是一个基督徒”。一名士兵的亲人将无法获知关于他的消息，因为委员会“没有发现其亲属的地址”；这位濒死者只能“用摇头或点头对所提问题给出否定或肯定的答复”。约瑟夫·克雷默的“朋友信息不详”，因此委员会也没能为他写信。乔治·贝西“看起来是个好孩子，他温和地谈起他的朋友，表达了一些宗教感受，并似乎欢迎我们同他一起祈祷的想法，有几次他还以显而易见的热情加入了我们的祈祷……他的枕边放有他母亲与妹妹的肖像”。基督教委员会代表以溢于言表的满意之情记下了这一善终的例子。在同一位代表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谈话后，马库斯·弗拉姆伯里坚称：“我相信上帝。”这位同弗拉姆伯里谈话的代表，当然会将这一令人鼓舞的救赎标志报告给他的家人。但一位自己饱受烦恼又极其令他人烦恼的士兵，则无论在今生还是死后都无药可救了：据登记簿记载，他朝自己开枪，“杀死了自己”。这本“登记簿”的较早记录列出了一座医院公墓中的坟墓排数与编号；后来的记录则变得更为扼要，因为它们已开始记录战场上的而非医院中的死亡，并以粗略得多的方式描述士兵的埋葬情况。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年，基督教委员会代表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保存死者身份资料，而不仅仅是为他们家人提供其信息。1864年12月纳什维尔战役的那天晚上，基督教委员会派驻坎伯兰军团的战地总负责人描述道，委员会代表遍寻战场，“将死者聚集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请他们战友确认他们的身份，并用小卡片为他们做标记”。委员会代理也志愿承担起了登记坟墓的工作。在1865年春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基督教委员会代表开始在彼得斯堡与里士满周边的战场与公墓上搜寻。在那里，他们寻找着、登记着并保护着士兵们的坟墓。最后，基督教委员会将埋葬名单与南部邦联几所监狱中的死者记录公之于众，“免费发放给死者的朋友”。这些记录总共包含了8000个死难者姓名。在这场战争的进程中，基督教委员会逐渐意识到，它的牧师职责，它对“精神安抚”的关注，以及它为基督徒灵魂的奉献，也包含着对基督徒的肉体的责任，以及对那不朽自我的个体身份的责任。他们履行这一职责，既是为了宽慰幸存者，也是为了展示对死者应有的尊重。要知道，这些死者中的每一位都是神圣救赎的候选人。

卫生委员会则以极其不同的方式着手确认死者姓名，这与那些将这两家机构区别开来的更多一般差异是一致的。基督教委员会从事这一工作是源于人道主义同情与宗教仁慈，而卫生委员会则认为他们太多愁善感了，缺乏冷静的头脑与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现代与现代战争所需的秩序与纪律。卫生委员会有着一套由领薪员工所构成的体制，它嘲笑基督教委员会的志愿工作所固有的业余性。美国卫生委员会试图以科学与效率的冷静原则来应对内战这一国家危机；救济工作尽管很必要，但却似乎不如确立军事组织的规章制度那么重要，因为后者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疾病的爆发，并有效抑制战伤的恶化。卫生委员会的“关键数据局”以及卫生委员会对军营与士兵的视察，是这个组织将这场战争作为一种天然科学实验的重要表现。在关于委员会内战期间活动的官方报告中，查尔斯·斯蒂雷写道：“我们国家军队的巨大规模……为我们提供了不会再来一次的便利……如果这个可用来研究大规模人群的卫生与生理关系的机会未被利用便白白流失，这将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卫生委员会的领导者由家境殷实且人脉丰富的社会精英组成，它因而能获得巨大的规模、强大的财力，以及远非基督教委员会所能及的公众影响力与覆盖面。

战争的需要，迫使基督教委员会将工作重心由死后转移到今生；而卫生委员会也同样发现，他们不可避免地被人类当前的迫切需要缠身。对于那些置身战场惨境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这样的感受则更为强烈。在处理身份无法确定的伤亡士兵问题上，秩序与人道主义的问题汇合在了一起。卫生委员会意识到，在人们所期待的科学革命与疾病预防革命发生之前，“大量痛苦将接踵而至”，这便需要卫生委员会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因此，早在内战之初，卫生委员会便建立了一个“特殊救济服务”办公室，从事发放多余衣物、为病号寻找特殊食物、帮助复员士兵找到回家的路、发放读物，以及答复关于失踪士兵的问询等活动。像基督教委员会一样，卫生委员会也逐渐将自己视作“人民与军队之间伟大的沟通桥梁”。很快，它就被寻找士兵信息的问询淹没了。

卫生委员会致力于确立秩序与制度。因此，他们建立了一套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官僚体制。在1862年底，卫生委员会编纂了“医院人名录”，希望以此汇总每位入住联邦军事医院的士兵姓名与状况，从而“提供人们虽急需但又十分缺少的信息”。在卫生委员会设于华盛顿闹市区的办公楼三楼，三名全职雇员将数十所医院每日报告上的士兵信息转录在大登记簿上。为了让公众得知它的新服务，“人名录”开始在媒体上刊登广告。“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开始搜集失踪士兵的信息，”密歇根州的约翰·赫里克表示，“因此，我向你们写信打听我哥哥的下落。自打去年8月，我们便一直没有收过他的来信了。”赫里克猜测，他的哥哥可能是“在布尔河战役或安蒂特姆战役中负了伤”，并恳请“人名录”进行调查。

1863年3月之前，在费城、纽约与路易斯维尔，卫生委员会又建立了三个办公室。这三个办公室同华盛顿办公室一道，共同承担了搜集全部233家军事总医院伤亡人员信息的职责。卫生委员会官员并不是在医院中坐等伤病员的到来；“战斗的枪炮声一旦停息”，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便同救援工作者们一起走进战场编写伤亡者名单。“在一群工作人员为伤员减轻肉体痛苦之时，另一群工作人员则在竭尽全力鼓舞这些受苦者，使他们确信，他们在故乡的朋友将即刻得知他的确切情况。”

在“医院人名录”问世的第一年中，人们向它提出了约13000条具体问询，其中的9203条得到了答复。截至1865年初，官方登记簿上已记录了超过100万个姓名。搜集所有这些人的信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1863年7月4日，“医院人名录”华盛顿办公室的约翰·鲍恩离开首都前往葛底斯堡，去获取那场他已得知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的伤亡名单。但五天之后，他抱怨道：“报告书提交得十分缓慢，这既令人生气又使人难过。”幸存者更关心的是照料伤者与埋葬死者，而非报告他们的命运。鲍恩“根据观察”发现：“只有在军官们闲下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注意到我的通信。”在这场战役结束近两周后，鲍恩已将8000名葛底斯堡战役死难者的姓名录入他的记录簿。但他谈道，“医院人名录”的记录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不完整而如此杂乱无章……如此令人不满”。

战地医院的报告错漏百出，常常没有注明日期，字迹也总是因“用颜色极浅的铅笔写成”而难以识别。为完成任务，医院人名录负责人雇用了额外的帮手，甚至还“侵占了员工的‘主日’”，因为这一任务似乎是一种可被允许在周日进行的“慈善工作”。但是，葛底斯堡战役巨大的死亡数字对刚刚问世的“医院人名录”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这场战役结束六周后，死伤人员的登记仍旧不甚完整，令人痛心。

许多询问士兵状况的信件没有得到答复，这些问询信上只标注着三个字——“未发现”。但有时，“医院人名录”也会向士兵亲属传达十分令人欣慰的消息。当理查德·迪林所在团被要求提供关于他的情况时，他亲自对此进行了答复。他愉快地报告说，自己“还活蹦乱跳的”。

“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期间，在弗“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期间，在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美国卫生委员会护士与官员，摄于1864年”。国会图书馆。

然而，“医院人名录”负责人却也常常向士兵亲人提供因“痛苦的确实性”而令人悲痛欲绝的信息，以此来消除他们那“折磨人的牵挂”。“医院人名录”华盛顿办公室的主管描述了问询者每天亲自前来打探消息的景象：“自从儿子参加的上一场战斗以来，一位母亲便一直未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她希望儿子还安全，只是想来确认一下。但现实终究无法逃避，我们不得不告诉她，她的儿子已倒在了‘联邦的祭坛’上；她痛苦的泪水喷涌而出，似乎将永不停止……一位面容苍白嗓音颤抖的父亲，虽然害怕但又急切地想知道儿子的情况，他被告知，他的儿子现住在不远处的一家医院；……热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未吐一字，他便离开了房间。”

在1864年春弗吉尼亚州的几场血腥战役中，格兰特的部队在七周内便伤亡65000人。在那之后，“医院人名录”华盛顿办公室几乎挤满了前来打听消息的士兵亲友。1864年6月的一份报告宣称：“问询者的人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迫切而焦急……造访者常常在早上6点便包围了我们的办公室，而直到夜里11点我们才能关上门，在重复每天例行的救济与安抚工作之前获得亟须的休息。”同威尔德内斯战役、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与科尔德港战役那无休止的压力相比，一年前葛底斯堡的三天屠杀实在是相形见绌了：这三场战役一个接一个，格兰特将军力图以此给他那在人数上处于下风的敌人以致命打击。

大多数人向“医院人名录”办公室提出问询的方式，是写信而非亲自造访。这些信如今流传下来，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可以从中窥见战争损失的悲惨细节的窗口。1863年3月，彼得·威廉斯从密歇根州写信问询道：“我在万分焦虑中写下这几行字，向您打听……我哥哥阿瑟·威廉斯的下落……我已有五周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他可能已经死了，请您在收到这封信后尽快回复我。”为寻找儿子，纽约州的苏珊娜·汉普顿在葛底斯堡战役结束两个月后给“医院人名录”费城办公室写信说道：

我的儿子是纽约州志愿兵第72团A连的一名士兵，您可否在方便时尽早告诉我他是死是活？如果他还活着但受伤了，请您发发慈悲告诉我他伤在哪里，他现在躺在哪儿，以及他是否得到了照料。如果他死了，噢！务必请您让我知道，以消除我的焦虑……我已经听说了各种各样关于他以及他的悲惨命运的传闻，这些传闻快要把我逼疯了。

在所有引人注目的故事中，约翰·鲍恩发现自己尤其被一位少妇的忧伤所吸引。这位少妇担心，她的丈夫不是死了而是抛弃了她。但她不打算静静忍受她自认为遭受到的不公。“别名为比迪·海斯的比迪·希金斯女士”，是一名为费城一个望门服务的女佣。她给“医院人名录”办公室写信，寻找她的丈夫、纽约州炮兵团士兵彼得·海斯，别名希金斯（后者是他的真实姓名）：

九个月前，在费城洛根广场18号天主教大教堂的神父主持下，我以“希金斯”的姓氏嫁给了他。他在西费城合众国总医院工作了15个月，去年6月被派往了他现在所在团，我想是如此。但自那以后，我便从未收到过他的来信。他从未给我写过信，尽管他来过这儿很多次，非常清楚我的地址。这让我有些怀疑，他大概也许在之前已同别人结婚了；他对我恩爱有加，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甚至也从来都没说过气话，因此，他若是抛弃了我，那真是太糟糕了。既然你们是个帮助穷人的组织，我想拜托你们帮我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1.彼得·海斯来自哪里？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有谁？在参军前，他在哪里定居？这样我便可以给他们写信，问一些有关他的情况。或许您可以在问他下一个问题前问他这个问题。2.他为何从不给我写信，甚至不告诉我他在哪儿，也没有给我寄过一分钱？要知道，我身体一直很不好。我认为他从前不是个在道德上沉稳可靠的年轻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端庄朴实、品质优异的人，这毫无疑问。我也从未追求过男人，直至他在我嫁给他的一年前出现在我所服侍多年,且给予了我最优秀品格的这个家族。

请尽快回信，我实在太忧心忡忡了。“别名为比迪·海斯的比迪·希金斯女士”。

鲍恩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比迪·希金斯女士，我认为她是受到了残忍的对待”。然而，当鲍恩收到她的来信一周后，她便亲自出现在人名录办公室，说她已经收到了丈夫的一封来信，信中还夹有钱和一张银版照片，她期盼着丈夫能在几天后的休假中回到故乡。“因此，比迪没事儿了。”在比迪的卷宗上，“人名录”一位工作人员潦草地写道。她是一个幸运的人。

最终，卫生委员会估计，它成功地答复了70%的问询。尽管内战结束后该机构的报告承认，这一服务“在本质上”同委员会起初期望做的任何工作都不同，但“它或许是委员会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项”。尽管卫生委员会搜集了那些冷静客观的数据，也尽管它在寻名的工作中贯彻了令人宽慰的官僚机构的秩序与纪律，卫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仍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人道主义者与多愁善感的人。

无论人力还是物力都落后于北方的南部邦联，也同样面对着信息匮乏的问题。而且，南部的情况比北方还要严重。在内战前，作为北部标志的民众志愿组织从未在南部大量涌现；在内战中，南部也未曾发展起如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那样的集中化的慈善组织。然而，南部邦联人也同样试图使伤亡士兵信息的搜集工作以及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士兵亲属的方式制度化。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士兵救济协会便承诺，它将为“故乡的朋友”提供在弗吉尼亚州服役的路易斯安那州征募兵的情况；而中央协会与南卡罗来纳州救济站则致力于为南卡罗来纳人搜集信息。南部宗教组织的报纸，常会将医院调查记录汇总起来，然后印制成列有伤亡者消息与所在地点的“士兵寻找指南”。

不那么有慈善倾向的个体，也试图填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在整个弗吉尼亚州，许多南部人在战场上从事经营活动，以雇用代理的身份，帮南部邦联士兵的家人搜寻信息。1864年春，南卡罗来纳州著名的米德尔顿家族的18岁儿子在弗吉尼亚州失踪了。他的父亲奥利弗雇请了一位代理予以帮助。这位代理遍寻军营与医院，来打听这名失踪士兵的下落。小奥利弗已在科尔德港战役中阵亡，但无论是在所有战地医院进行搜寻，还是向南部邦联监狱专员询问，抑或到卢考特营联邦监狱打听消息，再或同他所在连的士兵谈话，这位代理都只是无功而返。“我仍将努力打听您儿子的准确命运。”P.亨特承诺道。最终，这位父亲从一位朋友那里获悉，他的儿子已死在了战场旁的一间农舍中，并得到了其坟墓的详细地址——农舍旁的一棵苹果树下。这个男孩的临终遗言令人安慰：“告诉我的父亲，我死得像个米德尔顿家族的人。”老奥利弗立马便安排人马将儿子的尸体运回故乡。

在北部的城市，企业家们也使自己成为了有偿代理，帮助亲人们寻找失踪的士兵。例如，一家坐落于纽约市布利克街的企业，便称自己为“美国军队代理处”。1864年，在《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上，这家企业刊登了一则广告，声称它将为“合法继承人寻找在战斗中伤亡士兵的下落”。作为对其努力搜寻的回报，他们将要求获得阵亡士兵的一部分欠薪，抑或其遗孀的一部分抚恤金——这便是他们的服务专门面向“合法继承人”的原因。

缺失的士兵死亡信息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既有情感层面的，也有实用层面的。在南部，家属在索要士兵欠薪与南部邦联丧葬补贴——军官每人45美元，征募兵每人10美元——时，必须要同时提供死亡证明。军队记录的保存有很大缺陷，以致——如亚拉巴马州欠薪与丧葬补贴申请主管所言——因为“副官与监察长所反复下达的指令未被充分领会并遵从”，“死亡的事实与日期常常不能确定”。最常见的情况是，缺失的证明材料，不得不用从死亡士兵所在连的指挥官那里获得的“最终陈述”来替代。1862年，北部通过了一则法案，旨在为罹难士兵遗孀，以及依靠死亡士兵过活的姊妹与母亲提供抚恤金。这一法案也规定，那些想获得这一福利的人，需要提供相似的证明材料。想要获得所需材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些代理声称，自己是同联邦或南部邦联部队官僚机构沟通的专家。殷实的家庭便常常雇请这些代理提供帮助。

“我还健在”。威廉·德雷顿·拉瑟福德于1862年“我还健在”。威廉·德雷顿·拉瑟福德于1862年7月6日致萨莉·费尔·拉瑟福德的电报。南卡罗来尼亚那图书馆。

即便人们可以获得关于士兵的准确消息——通过报纸伤亡名单、通过慈善组织办事处，抑或通过雇用代理——这些消息也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被送到士兵亲属手里的。数周或数月的等待是司空见惯的。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的首份伤亡名单在战斗结束十天后才出现在报纸上。也无怪南部邦联的一位军官乘职务之便——加之他的家人又碰巧住在一个电报线旁——在每场战役后都给家里发一封电报，只是为了道声“我还健在”。

士兵身份徽章的士兵身份徽章的广告。《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9月10日。

这位军官决心将为亲人提供关于自己信息的主动权置于自己手中，这是许多内战参与者的典型行为。他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命运能够被传达给亲人。尽管南北双方军队都未曾发放正式的身份识别徽章，士兵们自己——有时是在有创业精神的平民的帮助下——却设计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识别徽章，是为“狗牌”的前身。

“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O.W.霍姆斯上尉，波士顿的医学博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当我写下上述的话时，我正躺在安蒂特姆战地的一间小屋子中等死。在一段时间内，这间房子处在敌人的阵线内。我当时想，我可能会晕厥过去，因此无法告诉他人我是谁。”纸片由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写。哈佛法学院图书馆。

1863年7月4日深夜，联邦的一个埋葬队正在为葛底斯堡战役的死难者下葬。他们偶然遇到了一个约摸19岁的男孩的尸体。在他的口袋中，他们发现了“一枚银质盾形徽章，上面刻着他的姓名以及他所在的连与团”。他们将这些信息刻在了他的墓板上，并将盾形徽章寄给了他的父亲。联邦军队士兵可以从战地小贩那里买到徽章，抑或从那些常在媒体上打广告的各个后方企业那里买到徽章。在南部，士兵们似乎很难从市场上买到徽章，但南部邦联士兵却发明出了他们自己的替代品。例如，有本袖珍《圣经》便非常有用。这本《圣经》上写着持有者姓名、地址，并请拾到者告知这名士兵亲人他的死讯。许多联邦士兵也采取了这种非正规的方法。楠塔基特的乔赛亚·墨菲，便总是确保身上带着一个从前寄给自己的信封，上面写有“关于我的情况，如果我在战斗中死亡，我的朋友便能知道我的下落”。

在他们觉得将会出征极其血腥的战役——例如1863年米德对李在迈恩河的防御工事有计划的进攻，抑或翌年格兰特对科尔德港毁灭性的打击——之前，有些士兵会在纸片上潦草写下自己的姓名，然后将纸片别在自己的制服上。这样的故事如今已具有了传奇色彩。在安蒂特姆战役中，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不幸中弹，继而被抬到一家坐落在周边房屋中的战地医院。他担心自己会在没留下姓名的情况下便晕厥过去或死掉，因此在一个纸片上写下：“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O.W.霍姆斯上尉，波士顿的医学博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霍姆斯后来痊愈了。在余生中，他一直珍藏着这张纸片。这些士兵对自己身份将可能完全湮灭的恐惧，用一种可怕而又冷静的实用手段将之表现了出来。他们以一种独具匠心的努力对抗着死亡的残暴，试图借此至少控制死亡的某个方面。如果一名士兵无法拯救自己的性命，他希望至少世人能知道他的姓名。

收到了一名士兵所谓的“糟糕的消收到了一名士兵所谓的“糟糕的消息”（“Aufaulknuse”）。“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霍默绘。《哈珀周刊》，1862年6月14日。费城图书馆公司。

许多平民也帮助士兵们保存身份，并告知其亲人他们的死讯。半岛战役期间在一艘联邦医院船上工作的凯瑟琳·沃姆利（Katherine Wormeley），便采用了与这些相信宿命论的士兵同样的方法。“这么多不知姓名的士兵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们无法讲话，奄奄一息，”她写道，“我们现在只好将重伤员的姓名与所在团写在纸片上，再将之固定在他们的衣服上。这样，如果他们在由其他人照顾时讲不出话来，他们也不会死得像狗一样。”在沃姆利看来，一个人在无人知晓其身份的情况下死去，无异于丢掉了自己的人性，成为了动物。护理先驱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有许多小笔记本——有人猜测是口袋型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垂死士兵家人的信息，以便她能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给这些幸存的家人写信。南卡罗来纳州的T.J.韦瑟利是一位在弗吉尼亚州照料南部邦联部队的医生，他有着一本起着同样作用的日记。“应向北卡罗来纳州艾尔德尔县贝萨妮教会的哥伦布·斯蒂芬森写信，告诉他托马斯·W.斯蒂芬（森）中尉的死讯。”他在一张未标注日期的破损页面上写道。

韦瑟利博士在托马斯·W.斯蒂芬森的弥留之际宽慰他时，想必是向他询问了其父亲的姓名与住址。这一场景不难想象。“为休利特上尉给亚拉巴马州萨默维尔的A.A.休利特写信；为北卡罗来纳州第14团的S.J.沃特金斯给北卡罗来纳州沃兹伯勒的S.沃特金斯女士写信。”韦瑟利的名单还继续着。

在所有从医院写信将死讯告知士兵亲属的平民中，沃尔特·惠特曼或许是最有名的一个了。1862年，这位诗人前往弗吉尼亚州，寻找他那据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Battle of Fredericksburg）中负了伤的弟弟乔治。乔治后来被证明只是受了轻伤，但对战争的一瞥却极大地触动了惠特曼的内心。像许多第一次看到战斗结束后的惨状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在看到一家联邦战地医院前“成堆”被截去的“脚、腿、胳膊和手等等”后，惠特曼深受震撼。这些人类躯体的组成部分，就像这个国家本身一样，出于人们理智的以及自诩为善意的目的，而被肢解。战争的讽刺与人类的毁灭性，都在那血淋淋的肉堆中有所体现。惠特曼感到，在这般恐怖面前，他所经历的一切“关怀和困难”，好像都已微不足道：“我们所谓的麻烦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惠特曼现在满脑子都是这场战争以及遭受苦难的士兵。“你是谁……你是谁……？”他向死者问道。他总结说，这些士兵象征着“真实的普通美国民众及其伟大”。正是这些人体现出了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如文学批评家M.温·托马斯（M. Wynn Thomas）所言，惠特曼充当了“为死者哀悼之人的替代者，使自己承担起死者亲人无法承担的职责：站在死者遗体面前悼念这位死者”。

惠特曼变成了一位不知疲倦的医院造访者，每天花七八个小时照料病人。他主要在华盛顿奔波，近50000名伤病员集中在那里。他的工作更多是宽慰而非医治；他为这些伤病员提供米饭布丁、小额零用钱、贴好邮票的信封，还有信纸、桃子、苹果、橘子、辣根、衬衣、袜子、肥皂、毛巾、牡蛎、果冻、苦薄荷糖——以及关爱、安慰与“鼓励”。他也为那些无法亲自写信的士兵写了数百封信。据他自己所言，他有时一天要写上十几封。惠特曼和他的亲人曾因无法确定乔治命运而饱受折磨，他因此深知战地和后方之间通信的重要性。他给《纽约时报》写信道：“我写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信，包括情书……我总是鼓励士兵们给家里写信，我也总是迅速地替他们写信。”他也经常写信告知士兵亲人他们的死讯。惠特曼的《草叶集》被认为代表了“与英国诗歌传统的彻底决裂”，但这位诗歌革命者却并未在悼唁信体裁上有所创新。和其他悼唁信作者一样，惠特曼也为死者家人提供了他们所期望看到的和所需要的信息：

您的儿子，弗兰克·H.欧文下士，于1865年3月25日在弗吉尼亚州的菲舍堡旁负伤……他在5月1日死去……弗兰克……得到了一切必要的手术治疗与护理等……他是个很好的孩子，举止得体……有时，他会想象自己在同……孩子们或者我猜是他的亲属谈话，给他们提出很好的建议……他完全甘愿牺牲……极其顺从主命……对于他过去的生活我一无所知，但我感觉，他过去也应一直是个好孩子。

“华盛顿兵工厂广场医院的K病房“华盛顿兵工厂广场医院的K病房”，这是沃尔特·惠特曼经常造访的医院之一。国会图书馆。

惠特曼总结道，欧文在垂死时的表现“是不可被超越的。如今，像许多高尚正直的人一样，在参军报国之后，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惠特曼使欧文那悲伤的母亲确信，欧文的死亡是一场有所准备的死亡，是一场心甘情愿的死亡，是一场爱国主义的死亡——当然，也必定是一场“善终”。虽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惠特曼都不是个正统基督徒，他仍以一句经过仔细推敲的宗教安慰，作为这封悼唁信的结尾：“《圣经》上有句话，‘上帝从不做错事’——在适当的时候，您便会理解这句话的涵义。”

在《父亲，快从田地里上来》一诗中，惠特曼构想了一个收到了他所写出的那种信的家庭。在俄亥俄那“生气勃勃、美如画卷”的秋天，“丰收悉至”。苹果和葡萄成熟了，小麦等待着人们收割。但就在这生活的丰收时刻，战争“收获”了死亡的消息到来了。一封家书寄到了这个农场之家，但写信的人却不是他们的儿子皮特，而是另一个人。这封信报告了皮特的枪伤，但并未提及那更可怕的事实——在这封信寄达之前，“他已经死了”。来复枪摧毁了皮特；而这封信，则摧毁了他的母亲。

葛底斯堡医生约翰·奥尼尔未曾给丧亲的家属写过信。但当他走遍葛底斯堡小镇探访病人时，每遇到一个南部邦联人的坟墓，他都会记录下它的墓主姓名与地址。这些墓主已经死了，已经无法挽救了。尽管如此，仍有一种责任感，促使约翰记录下他们那常常是仓促的埋葬。他希冀在未来的某天，他能将他们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家人或朋友。约翰有一本题为《医师从业手册》的装订成册的潦草日记。在病人的姓名与所患疾病旁，约翰写下了南部邦联死者的名单，包括他们所在连、所在团以及坟墓位置：“第二军公墓，施瓦茨的谷仓后：第1，克鲁·J.，K连，佛罗里达州第8团；第2，法默·N.，G连，北卡罗来纳州第7团，死于7月26日。”

为了获取死伤者的消息，人们并不只是坐等书信的到来或伤亡名单的公布；他们也利用新闻媒体来打探或分享消息。在南部与北部，平民都通过刊登私人广告来讲述战俘的情况与失踪者的命运。人们用这些布告来沟通被内战分开的南方与北方——为南方人提供北方的消息，或为北方人提供南方的消息。例如，在1864年，里士满的一家报纸刊登了联邦将军本杰明·巴特勒（Benjamin Butler）的一则布告，旨在引起一位南部邦联海军军医的注意。这则私人广告写道，这位海军军医的儿子与一个朋友还活着，他们已于6月末被俘。“他们都很好，现被关在波因特卢考特的联邦战俘营。我冒昧地写下这则告示，以消除你的忧虑。”他继续说道，他已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同这位年轻的战俘讲了一些话。几乎可以肯定，巴特勒与这位南部邦联军医在战前便已结识。友情与人道主义的纽带在这一事例中结合在了一起，共同造就了这两位战争失踪者的信息。在里士满的一家报纸上，一则私人广告宣布：“南卡罗来纳州尊敬的R.W.B.：您的儿子纳特现在波因特卢考特的监狱，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我将毫不拖延地满足他的一切愿望。”罗伯特·巴恩韦尔（Robert Barnwell）家族的这位不知名的北方朋友，不仅以信息提供了及时的宽慰，而且还承诺：在纳特被监禁期间，他将为这名囚徒提供联邦战俘营所欠缺的食物。

《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不但开设了刊登原始布告的专栏，还从里士满的报纸转载其他布告。1864年2月，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县的威廉·雷瑟尔正在努力寻找儿子的消息，以“解除……（一个）悲伤父亲的焦虑”——据报道，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受伤。莫比尔一家报纸从《纽约每日新闻》转载了一个北方亲戚的问询，南方人威廉·史密斯对此作出了答复：“我们都很好，萨姆哥哥7月17日在维克斯堡去世了，死于战伤与伤寒症。我爱你们。”报纸专栏代替了难以穿越军事分界线的私人信件。“美国步兵第15团M连的小沃尔特·法南中士”的“朋友们”一直满怀希望，他们试图得到关于法南中士的确切消息。他们刊登了一则问询，请“里士满当局”确认，据报道在两周前死于弗吉尼亚州一家医院的W.法纳姆，是否正是沃尔特·法南。

南方与北方绝望的家人们，都成百上千地涌向战场，亲自寻找失踪的亲人。观察者们描述道，铁路枢纽挤满了寻找亲人信息的狂乱家属。在安蒂特姆战役后，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总是担心儿子会受伤死掉。在匆忙赶往马里兰州时，他描述了许多前往前线寻找亲人的人都必定体会过的希望与恐惧相互交织的情感。尽管做了最坏打算，老霍姆斯最终发现这位年轻的上尉还活着。他将自己变化中的期待描绘成了急剧变化的现实：“我们的大儿子死了，但现在又活了；他失踪了，现在又被找到了。”生死的界限似乎既相互渗透又捉摸不定。

在找寻父亲、兄弟、丈夫与儿子的人群中，有许多都不曾得到霍姆斯的幸福结局。在1862年9月的安蒂特姆战役结束三个月后，弗吉尼亚州的范妮·斯科特开始了对儿子本杰明的寻找。1863年初，她给罗伯特·E.李写了封信。李将这封信越过战线转寄给了联邦将军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后者答应将让联邦军医总监查阅马里兰州的医院名单。在给斯科特女士的回复中，李附寄了胡克的回信，并表示希望“你能听到你儿子的好消息”。然而，两个月后，李向斯科特女士转寄了一封在休战期间收到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对所附信函所提及的人进行了仔细问询，但无论在任何一家医院中，或是在叛军战俘登记簿上，我们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几天后，范妮恳请李允许她前往联邦阵线亲自寻找本杰明。但她的努力显然毫无成效，因为在战争结束时，她仍在寻找着儿子的信息。战争结束时负责交换战俘的联邦将军E.A.希契科克（E. A. Hitchcock），文雅地回复了斯科特女士1865年7月15日的询问：“鉴于安蒂特姆战役已经过去很久了，且您在此期间一直未曾收到您儿子的来信，我很抱歉地说，我们估计他已在那场战斗中阵亡。如果他还活着，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想办法让您知道这一事实。”

斯科特的事例展示出了内战失踪者问题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它表明一个人彻底消失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许多平民感觉难以捉摸的情况。如我们所见，这场战争的规模对记录保存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以致许多士兵从未能被甄别出来，毫无疑问这都是因为人们无法将尸体与其姓名对应起来。但内战死亡的另一方面也造成大批士兵的身份无法确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原因更显著地造成了大量的无名士兵。内战有时不仅是抹去了士兵的姓名，而且是彻底消灭了他的整个肉体，根本没有留下可供确认其身份或可供埋葬之物。一位联邦牧师曾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描述道：“难以看出那些小碎片是人体的哪一部分。”一名士兵惊恐地写道，他的战友简直是被“炸为尘粒”。许多内战士兵的的确确消失了。在这第一场现代战争的炮火下，他们的肉体人间蒸发了。这可能便是本杰明·斯科特的命运。平民感觉这一结果不可理解，但目睹过战斗的毁灭性的士兵，却十分明白一个人瞬间转化为无物的真实。在肉体与灵魂不朽的观念影响下，肉身解体带给人们的是困惑与痛苦，而肉体的消失也使寻找死者姓名的工作变得愈加重要。

范妮·斯科特的故事也表明，即便是在民族分裂的战争时代，死亡仍有着团结各方的力量。李将军并没有不愿屈尊去关心一个无名小卒的阵亡——虽然有人猜测，斯科特并不是一个普通士兵，而是属于一个社会地位较高、人脉较广的家族，因而得到了李的同情。在这场全由美国人参加的战争中，美国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引人注目地表现了出来——李立即同他的北方对手通信，而后者也立即果断地礼待了敌人的问询。虽然双方都正谋划着即将在钱瑟勒斯维尔展开血腥对抗的春季战役，但李与胡克发现，在帮助绝望的斯科特女士寻找儿子消息的事情上，他们站在了同一立场。杀死敌方士兵是两位将军和双方军队的目标，然而丧亲之痛却能以共同的目的将他们团结起来。

截至1865年，范妮·斯科特的儿子已经去世三年了，但她仍在打听着儿子的消息。这告诉我们，获得关于失踪者命运的确切信息的需要，是多么强大而坚韧。希契科克将军写给斯科特的信似乎反映出，这位将军有些怀疑，她还并不能使自己接受那个他认为既无法否定又无法避免的可怕结论。然而，范妮·斯科特的故事不仅表明死亡具有团结民族的力量，它也展示出死亡对丧亲者强大、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失踪者的生死一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这场战争结束九年后，R.L.利奇女士仍在打探，在儿子被送上弗吉尼亚州一艘医院船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无法承认儿子已经死的事实，她坦承：“我们有时认为他现在住在某家精神病院。”因为没有更多关于儿子的消息，她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即便她承认，“若是得知他已死去了，自己会好很多”。简·米切尔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收到一名士兵的来信。这名士兵在信中说，当他埋葬一具用毯子包裹着的尸体时，他发现尸体衣服上别的小纸片上写有她儿子的姓名。但她从未见过这具尸体或找到那座坟墓，她也从不相信那真的是她的儿子。“我想找到那座坟墓，”她写道，“很多年后，我才打消了他将在某天出现在我面前的奢望。我曾告诉自己他被敌人俘去，并被送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总有一天他将回到家乡——我知道我的想法很愚蠢，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抱有这种期待。”没有可供甄别的尸体，致使这些妇女陷入了永久的不确定与美好的幻想之中。有了这些幻想，这个世界对于她们而言便是可以忍耐的了。

1868年，联邦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Montgomery Meigs）决定将一名1864年5月死于华盛顿一家军事医院、身份无法确定的士兵的照片刊登在一些北方杂志上。在那之后，梅格斯收到了大量反馈。丧亲者的希望之巨大与持续时间之漫长，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当到达军事医院时，这位士兵已十分虚弱，无法给出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如果不是因为他还拥有360美元这么一大笔钱，医院的工作人员可能马上就会把他忘掉。在他死后，负责这家医院的军医安排工作人员为他照相。在陆军部的要求下，新闻机构将这一肖像进行了复制。寻找其身份的公告指出，这位死者还曾留下了一个小孩的玻璃版相片。妇女们的书信像潮水般涌入梅格斯的办公室。虽然的确有些人是冲着钱来的寻财者，但大多数人都展现出一种令人心酸的歇斯底里，以致很难令人怀疑她们那痛彻心扉的真实性。伊利诺伊州的珍妮·麦康基女士给梅格斯写信说，这位身份不明的人可能是她的儿子。自打1862年，她便再也没有收到过儿子的来信。但她似乎意识到，她的希望是徒劳的。她很难解释那个小男孩儿的照片，因为她的儿子还没有孩子。但她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他之所以带上那个照片“是因为他很喜欢孩子”。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妇女说，自己听到的最后一个关于丈夫的消息是，他被关在了安德森维尔的那座臭名昭著的邦联监狱。因为无法得到任何有关丈夫命运的信息，她“长期因焦虑而精神恍惚”。玛莎·多特给梅格斯写信解释道，据报道，她的丈夫1863年在从一座监狱转移到另一座监狱的途中被射杀，“但那不一定是真的。错误时常会发生”。关于小孩相片的报道，让她又燃起了希望，因为她丈夫曾带了一张他们儿子的相片——相片中的儿子3到4岁，穿着格子花纹的长裤，双手插在兜里。她在信中附寄了50美分，想要得到这张相片的副本。梅格斯办公室退回了这笔钱，原因是这张相片不符合她的描述。

“一位无名士兵”。从“一位无名士兵”。从一张灵床照片复制而来，在寻找他的亲人时被刊载。《哈珀周刊》，1868年10月24日。

亨利·克莱·泰亨利·克莱·泰勒。摄于他的25岁生日。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

“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里士“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利比监狱”。国会图书馆。

这位神秘士兵的身份从未得到确认；照片中的孩子也永远得不到他父亲死亡的细节，以及那360美元的遗产。但这位无名氏却成为了妇女们宣泄绝望的催化剂。她们代表了内战中成千上万的后方亲人，这些亲人不仅被夺去了丈夫、兄弟与儿子，而且还被剥夺了那使他们能够去哀悼的信息。那些给梅格斯写信的妇女，她们那有限的期待令人不寒而栗：她们努力认领为丈夫的人已经死去；她们已不再期望找到一个活人；她们所敢于希冀的，不过是摆脱那笼罩在她们生活之上的、使她们心力交瘁的不确定。一位曾帮助许多平民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寻找亲人的葛底斯堡学院教授，切中肯綮地描述道：“痛楚的内心中那由不确定所带来的空虚，仍旧无法被积极的消息所填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失踪”的不仅是士兵个人，还有关于他们的信息。那些早已放弃寻回活着的失踪亲人的人们，仍急切地找寻着他们生、死与埋葬的细节。

1863年9月，威斯康星州丰迪拉克的J.M.泰勒之子在奇克莫加被俘。在那之后，同范妮·斯科特一样，他也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着儿子的信息。25岁的亨利·泰勒起初被囚禁于里士满的利比监狱。在那里，他试图将微型书信藏于将被偷运回北方的纽扣，来同父母取得联系。因为战俘交换工作暂停了，早前希望亨利能回到家乡的希望破灭了。在那之后，亨利又被送往了南方。数月的监禁与食物匮乏造成了战俘的死亡，亨利也患上了痢疾与结核病。到了1864年的夏天，他的父母听说，他被送往了查尔斯顿的一家军事医院。自从亨利被俘以来，他们一直能不定期地收到关于他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如今几乎中断了，直至这年10月，一名联邦狱友从南卡罗来纳州写信说，亨利快不行了。“我想您应该已经知道情况了。”这名士兵解释道。九天后，泰勒收到了这封穿越军事分界线的书信。“这封信几乎成为了我的孩子。”这位父亲说道。他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问询，努力从越狱的与被释放的战俘那里以及南北方的军官那里获得信息，来终止“令人痛苦的焦虑”。在11月中旬，泰勒听说，据报道有两名联邦军官自称是他们埋葬了亨利。现在，假定亨利已死的泰勒便向他们写信，继续询问一些细节：“请您记住，有关我们亲爱的儿子死亡的哪怕是最琐碎的细节，都是我们很感兴趣的。”12月27日，泰勒收到亨利从前另一位狱友的来信。这封信确认，亨利已于10月3日死于查尔斯顿。但这封信不像官方通知的那样，能够满足泰勒得知一切关于亨利最后几天情况的愿望，这封信也无法使泰勒能够——如他所言——“结清儿子同政府之间的账”。他继续写信寻找这类证据，以及亨利的那些“将被当作遗物保存”的物品。在亨利去世前不久，泰勒曾给他寄去了25美元金币，泰勒尤其关心这25美元金币的返还；他也十分关心付给亨利的“仆人……一位名为萨姆的黑人”的报酬——1863年，亨利曾写道，萨姆“像狗惦记着主人那般惦记着我”。查尔斯顿刚一落入联邦手中，泰勒便着手将亨利的遗体运回故乡。

在内战中，约9%的死难者死于战俘营，亨利·泰勒正是其中一员。1863年中期，为回应南部邦联对被俘黑人士兵的虐待，北方暂停了定期交换战俘的工作。像亨利一样，许多死于战俘营者都是在这之后死去的。这场战争迅速演变为一场消耗战，人数上的优势使得战俘交换对北方不利。但随着战俘规模的迅速膨胀，南北双方的监狱条件都变得日益糟糕，使北方士兵和南部邦联士兵历尽折磨。双方都未曾料到需要囚禁如此多的战俘，也没有哪一方准备好了足够的食物、住所与医疗服务。在这场战争期间，共有194743名联邦士兵与215865名南部邦联士兵被俘，前者中的30218名与后者中的25976名在监狱中死去。如一名战俘所言，内战中的监狱的确是“世界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

1895年4月，J.M.泰勒收到了亨利的一位老战友的来信，这封信是对泰勒不久前问询的答复。这位老兵指出，自己如今已头发花白，坦承自己无法清楚地回忆起查尔斯顿那座医院的布局，因而也无法回答泰勒有关亨利最后几天情形的问询：“或许其他一些战友能记得更多情况。”30年的光阴也许已经让这名士兵将这场战争抛诸脑后，但这位父亲却不能。那能令他宽慰的“事实”，仍无法得到确认。

四年内战使人们关于对死者承担责任的态度与行为发生了重大改变。军队处理死者的程序本身便开始反映出这种转变。186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建立一套新的处理死伤者的组织原则。这一法案首先指派了一个专门负责坟墓登记的分队，而在此之前，政府只是假设各部队可以派遣前线的士兵来执行埋葬任务。1864年，在南部邦联将军朱巴尔·厄尔利（Jubal Early）袭击华盛顿旁的史蒂文斯堡期间，在助理军需官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的带领下，这一新部队成功甄别出联邦军队每具遗体的身份，并为每座坟墓做了记录。但在内战的最后几场战役中，联邦没有足够人手来组建坟墓登记部队，这一努力便被弃置了。尽管如此，它仍代表了一个新的开端。同国家公墓系统起初几座公墓的建立一样，坟墓登记部队的派遣标志着政府日益意识到了，它应当对在战俘营中与战场上遇难的士兵——不只是他们的肉体，还有姓名——承担责任。

在内战之中，致力于保障个人权利，成为了北部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使得人们无法逃避对每位士兵个人命运与身份的关注；纪念死者同尊重生者变得不可分割。但这些改变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却是妻子们、父母们、兄弟姊妹们与孩子们的巨大痛苦。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亲人的死亡没有得到记录，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得到承认。美国内战发生于一个刚刚开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人道主义时代。“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容易为人类悲惨景象所触动”，一位北方救援工作者以此解释，为什么“无论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基督徒”，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士兵忍受他们在“从前一切战争中”所遭受过的痛苦。在这一时代，家庭的纽带被歌颂赞美，被赋以浪漫色彩；在这一时代，人们相信，它拥有足够的能动性、责任以及科学知识，来减轻苦难。

然而，面对内战的巨大规模，小规模的个人干预，乃至企业家的临时参与都无济于事。美国人于是向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这两个新兴慈善组织求助，并最终诉诸日益增强的国家权力与责任。从1864年冬天到1865年早春，联邦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甄别无名死难者的需要也变得日益迫切。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将会开启一项甄别与重葬死者的工程。这一工程将重新界定国家对死难者的责任，也将重新定义作为人类自我的永恒贮藏处的姓名与肉体之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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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接受：平民与哀悼之工作

比面对战争之肆虐更令人煎熬。

鲁本·艾伦·皮尔逊

战争不仅屠戮了士兵也残害了百姓，不计其数的非战斗人员直接死于这场冲突。这场战争的环境为普通美国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死法：死于超出士兵与战斗范围的暴力，死于从军营传播出去的疾病，死于席卷了广大美国民众——尤其是南方民众——的困苦与匮乏。用林肯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人民的斗争”，而人民也因此遭受了它的各种残酷所带来的苦难。

内战中的交战从不严格区分后方与前线。它肆虐于农场，横行于村落，侵袭了葛底斯堡的桃园与夏普斯堡的玉米地，也将无数教堂与住宅化为灰烬。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一位卧床不起的老寡妇朱迪丝·亨利被一颗炮弹炸死。在为受伤士兵揉面做面包时，20岁的葛底斯堡人珍妮·韦德被一颗穿过前门而入的来复枪子弹打死。在玩弄一颗在田地中发现的炮弹时，住在安蒂特姆附近的年幼的阿尔瓦·舒福德被炸死；在葛底斯堡战役后，还有一名男孩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在1863年维克斯堡之围中，据估计有20名妇女死于战火。但一位观察者指出，平民因“供给之匮乏”而遭受的苦难，事实上远多于因“受到炮火猛烈袭击”而遭受的苦难。当联邦炮舰朝纳奇兹与巴吞鲁日开火时，当联邦部队围攻彼得斯堡时，当北方佬同南部邦联人争夺谢南多厄河谷时，甚至在马丁斯堡街道的肉搏战中，都有平民死亡。在里士满一家兵工厂，超过40名女工在1863年的一次爆炸中丧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另有15人在相似情况下死亡。“谢尔曼进军”的攻击目标是财产而非平民，尽管如此，仍有平民因此死亡。例如有一位80岁的赶骡老人，他因拒绝服从一位联邦上校停下来的命令而被射杀。“那是这场战争中的意外事件之一。”一位北方士兵若无其事地报告说。几乎每次军事行动都有平民被卷入其中，用现代的术语来说便是“附带损害”。然而无论在那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人试图为这些死亡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或统计。在一个军事记录本身都有缺陷和不完整的年代，没有人会想着为平民做记录。平民的死亡一直是轶闻甚或传说的素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战争中未被公开承认的伤亡者，他们的死亡要比官方统计数据所暗示的更为令人震惊。

疾病也同暴力一样威胁着平民。那些造成军队中大多数死亡的疾病，也同样造成了平民的死亡。内战造成了人口大规模移动，使他们充当了致命疾病的携带者。军营中盛行的传染病与流行病传播到了周边民众中间。例如弗吉尼亚州丹维尔的居民便确信，他们那令人虚弱的“热病”，源自位于丹维尔的一座战俘医院。费城方面曾报告了一起天花流行疫情，这似乎同在那里驻扎的大量军队得了此病有关。1862年秋，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出现了近500起黄热病与疟疾病例。当地医生认为，这部分是因为，军队建造胸墙增加了城市周边死水坑的数量。在安蒂特姆战役之后，马里兰州的家庭为他们对伤员的慷慨照料付出了代价。亚当·迈克尔写道，1862年的整个秋天，他将自家起居室改作了一座医院，“我的三位家人因此……染病。11月25日，母亲死于这个疾病”。

在向北逃亡的过程中，追寻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经常会患病。为了给数万名逃入北方控制区的奴隶提供必需品，联邦军队建立了后来被称为“违禁品营地”的场所。这些营地的主要居住者为妇女、儿童与老人，他们多是为联邦军服役的黑人男子的家属。他们中间有着极高的死亡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营地生活条件过于糟糕。卫生委员会的一位观察者将这些营地描述为“物资极其匮乏、生活极其痛苦”的场所。1864年，在纳什维尔旁的一座营地，仅三个月内便死掉了四分之一的居住者。许多逃往自由之地的黑人，还没有享受到自由便死去了。

在整个南部，白人平民纷纷议论着明显增高的患病率与死亡率。高患病率与高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挣扎求生的南部邦联，经济窘况持续恶化。“如此之多的人都在死去，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向前线的丈夫报告后方消息时，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妇女写道。1864年，一则代表纳什维尔周边妇女与儿童难民的呼吁书指出，“去年春天，儿童的死亡率高得可怕”，并表达了对“妇女与儿童人口”急剧“减少”的担忧。由亚拉巴马州兰道夫县的46位居民呈递给杰斐逊·戴维斯的一封请愿书确认，截至1864年，“饿死人的事绝对发生过”。南方人承认，战争所带来的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压力，都造成了人员伤亡。一名弗吉尼亚州医生感觉到发病率与死亡率在急剧攀升，他试图为自己的这一感性认识做一番客观衡量。他估计：“非战斗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比战前高出了30%。”如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妇女所言：“在内心遭受如此沉重压力之时，身体有时会垮掉，这并不奇怪。”

即便是那些最有特权、最有名望的人，也无法免受战争所带来的疾病的侵袭。在去军营探访父亲时，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9岁的儿子不幸得了伤寒，继而死去。为了陪伴他们的父亲，南部邦联将军詹姆斯·朗斯特里特（James Longstreet）的两个孩子踏上了前往里士满的旅途。刚一到达这个拥挤的战时首都，这两个孩子便染上了猩红热，继而使朗斯特里特失去了两个年幼的孩子。1862年，11岁的威利·林肯死于伤寒，这十有八九是因为波托马克河沿岸驻军的军营污染了华盛顿的水源。

医院是尤其危险的地方。护士、护士长与其他医疗工作者，常会染上他们照料的病人所携带的、抑或被污染的共用水源所造成的疾病。在波托马克军团的医院，联邦将军弗朗西斯·巴洛（Francis Barlow）的妻子阿拉贝拉染上了斑疹伤寒，继而死去。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因为工作条件较差、职业要求特殊，护士们——其中以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最为著名——经常成为伤寒、天花甚至是心力衰竭的受害者。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落入联邦军队之手后，从安德森维尔监狱与弗洛伦斯监狱释放出的战俘挤满了那里的医院，掀起了新的流行病浪潮。五位从北方来的“女护士”，有三个生了病，两个死去；一名牧师与其他医疗护理人员也是非死即病。这座长期饱受苦难的小镇的居民也必然受到影响。没有数据或系统的记录能证明战争所带来的疾病对非战斗人口的影响，但平民——尤其是南部的平民——却对疾病的杀伤力没什么怀疑。

像夏洛、安蒂特姆、葛底斯堡与威尔德内斯这样规模巨大的战役构成了战争舞台的中心与焦点，它们常常遮蔽了那些不可避免会裹挟平民的、广泛持久的小规模遭遇战、游击行动与城市骚乱。这些冲突中的一部分，很自然源于这场战争。在整个南部的农场与种植园上，因为目睹了白人统治的削弱，预料到获得自由的可能，奴隶们受战争爆发的鼓舞，开始对自己的受奴役地位发起挑战。一些奴隶努力寻求复仇或维护一种新的力量感，而将他们的主人置于死地。玛丽·切斯纳特（Mary Chesnut）曾描述了在年迈的贝齐·威瑟斯庞被她的奴隶闷死之后，那席卷了南卡罗来纳州最上层社会的恐惧。在弗吉尼亚州，一名16岁的女奴决心不要再忍受鞭打，她用一根栅栏袭击了自己的女主人，然后将她窒息致死。为了维护统治，主人们也反过来杀害奴隶。在纳奇兹附近，焦虑的白人吊死了30个奴隶，这些奴隶被怀疑借战争爆发之机策划一起反抗他们主人的起义。在纳什维尔一些医院工作的一位北方妇女听说，一名“大约9岁的黑人男孩死于他女主人的一顿暴打”。这位女主人之所以殴打他，是因为她“对他母亲为追寻自由而逃跑一事感到愤怒”。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些男性奴隶逃去加入了联邦军队，他们的主人便对他们留下的妻子进行报复。有帮助北方佬嫌疑的奴隶，成为了南方白种人发泄盛怒的特定对象。当谢尔曼的部队到达南卡罗来纳的达灵顿时，镇里的一名小女奴高呼：“感谢主，北方人来了！”她因而被白人绞死。在整个南部，奴隶同奴隶主围绕着这个特殊制度的前途展开了一场既公开又隐蔽的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它自己的未被确认的伤亡名单。

“达灵顿法院与用以吊死黑奴埃米“达灵顿法院与用以吊死黑奴埃米·斯佩恩的那棵美国梧桐树”。《哈珀周刊》，1865年9月30日。

种族暴力不仅限于南部。北方人为这场战争巨大的人力与财力代价感到怨恨，这种怨恨扰乱了公众安宁。最引人注目的是1863年7月采取抽签征兵办法后纽约市的骚乱。在那时，战争的目标已明确转为解放黑奴，而新通过的联邦征兵法则会将更多白人引入这场解放战争。这引起了白人平民的愤怒。他们先是猛烈攻击政府大楼，继而又对非洲裔美国居民进行残忍迫害，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狂怒。五天的暴力以这样的结果收场：有色人种孤儿院被焚毁，11名黑人遭私刑处死，超过100人死亡。

美国其他地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暴力的侵扰。在那些平民被划分为不同阵营的地区，事态尤为严重。东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以及密苏里州边境地区，都曾经历过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浑然一色的游击战。在东田纳西州，原始浸礼会的一名牧师被分裂主义者杀死在家中；联邦主义者声称，有几个妇女拒绝透露她们那忠于北方的丈夫的下落，因而被南部邦联人绞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谢尔顿·劳雷尔，南部邦联人射杀了15位男性平民，包括几位年仅13岁的男孩儿。南部邦联支持者火烧了堪萨斯州的劳伦斯镇，而联邦指挥官则命令部队清空并摧毁南部邦联的四个县，以此作为报复。在密苏里州，支持南部的游击队员恐吓着平民，并为杰西·詹姆斯（Jessse James）的战后暴力事业提供训练场地。

但对于大多数平民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战争创伤，并不如朱迪丝·亨利、珍妮·韦德、游击队暴力受害者、甚或流行病受害者所感受到的那般直接。大多数非战斗人员对战争残酷影响的感受，并非通过自己的疾病或死亡，而是通过他们所亲近的士兵所遭受的苦难。士兵在战场上遭遇的死亡横祸，不仅摧毁了士兵个人，而且使他的亲朋好友也满怀痛苦与凄凉，令他们也成为了战争的伤亡者。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亡命浅滩》一诗，描绘了人们对战争损失的普遍理解。在这首诗中，他模糊了后方与前线、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战争所带来的肉体创伤与精神创伤之间的边界。

杀死了那位身处南部的北方士兵的子弹，继续着它的死亡轨迹：

致命的子弹急遽奔向前方

它奔向遥远北部的一座小镇

它奔向一条阳光灿烂的街道上的一个住所它奔向一颗业已停止跳动的心房

没有低声细语，也没有举头恸哭

··············

邻居们猜测，她已经死亡

一些悲伤的幸存者的的确确死去了。一听说丈夫已经遇难，艾奥瓦州的一名妇女便宣称，她想去看一眼她妈妈然后就去死。她于是便去这么做了。1864年，南卡罗来纳18岁的奥利弗·米德尔顿遇难。奥利弗父母的熟人们察觉到，他们已经被这场飞来横祸永久改变了。仅过了一年多，奥利弗那绝望的母亲便随他去了。

然而，通过描绘非具体的因而是广义的妻子、母亲或姐妹，朗费罗的诗表明了隐喻的死亡之可能性。即便没有肉体上、事实上的死亡，丧亲者也可能遭受了精神、内心与希望的死亡，也即一种活着的死亡。内战的死亡最终属于幸存者：是他们不仅从事了埋葬工作，也承担起了宽慰与哀悼的职责。1862年，路易斯安那州士兵鲁本·艾伦·皮尔逊从战场上写信说道，宽慰与哀悼的工作，将“比面对战争之肆虐更令人煎熬”。

“善终”之观念——它常常体现于那些将“糟糕的消息”从战场带回后方的悼唁信中——代表了垂死者同生者在应对死亡的恐怖上的最初合作。悼唁信以及它所描绘的死亡行为，维护了一系列关于死亡含义的预设。这些预设构成了哀悼应当遵循的基础。一名士兵的真实死亡只是一个瞬间——就像朗费罗的诗歌主角之死一般“突然而迅速”，即便在此之前已有漫长的挣扎与剧痛。但对于他幸存的亲人们而言，他的死亡实际上是无休无止的。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他们的，则刚刚开始。

对于许多丧亲者而言，即便只是适应亲人死亡的现实都是困难的。在内战中，那些面对着死亡消息的写信人与日记写作者，不断声称自己无法“接受”（realize）死亡。这里“接受”的用法，以如今业已过时的准确性，表达了使死亡真实呈现在脑海之中的涵义。这个词语的选取包含了悲伤过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心理学家与观察者们曾用了很长时间，描述出了悲伤的过程。例如，弗洛伊德将哀伤同抑郁症作了比较。他认为，哀伤是一种知道所爱对象不再存在的悲伤，而罹患抑郁症的个体，则“看不清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因而一直陷于“极其痛苦之沮丧，不再对外界感兴趣，失去了爱的能力”。弗洛伊德论述了“哀悼之工作”，也即直面亲人死亡的事实、继而从死者处撤回对他们的情感投入的努力。哀悼是一个有结尾的过程；而抑郁症则是一种状态，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是一种病态。内战所制造的特殊环境抑制了人们的哀悼，因而使许多丧亲的美国人很难——即便并非不可能——度过悲伤的各个阶段。在一个死亡信息常常错谬，甚或完全无法获取的环境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比喻意义上，幸存者都无法“看清……自己失去了什么”，因而他们会去否认自己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相信与拒绝坏消息的诱惑实在太吸引人了，致使人们从哀悼中获取真实宽慰的能力被严重损害。

事实上，否认与麻木是平民与士兵们借以应对战争损失的重要方式。佐治亚州的阿比·布鲁克斯坦承，苦难已“净化了我，也僵化了我。我几乎不关心任何人任何事，我既不难过也不愉快，而只是消极面世”。在哥哥死后，密西西比州的凯特·福斯特感觉自己的情感被改变了：“我变得铁石心肠。我现在有些害怕爱某个人太深。”凯特·斯通是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难民，在内战大多数时间她都在处于颠沛流离之中。

她承认：“死亡已不如很久之前的一半可怕了。我们已经适应它了。”在联邦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科妮莉亚·汉考克（Cornelia Hancock），有着和这位年轻的南部邦联人同样的感受：“人可以适应任何事。”她已经明白了为何医院管理人员经常不去制定人们所需要的死亡名单：死亡已变得再普通不过了，以致它甚至不会被人注意到。当汉考克得知故乡的一位邻居去世的消息后，她向妹妹坦承，单单一例死亡“于我而言”似乎已“算不得什么”。一位南部邦联军官的年轻妻子写道，一些丧亲的南方人几乎被自己的损失吓呆了，他们“永远地……目瞪口呆，茫然失措……还有一些人因悲伤过度而死”。生活在温切斯特连绵战火之中的玛丽·李肯定了这一点：“如今，人们已没有了任何感觉。”这样的否认代表了它自己的一种失去，代表了对情感及感受能力的抛弃。这本身也是一种死亡，是战争使人类失去人性的另一侧面。

将死亡真实地呈现在大脑中，感受并接受死亡的真实性，这需要付出努力。在自己的弟弟于第二次布尔河战役阵亡后，萨拉·帕尔默以极大的痛苦给妹妹哈丽雅特写信说道：“我无法接受，我再也见不着那个亲爱的弟弟了……这太难以接受了。”死亡本身似乎就是无法理解的，更不必说将它同她们那充满活力的弟弟联系起来了：“在此之前，我们从不知死亡是什么。”她们的母亲埃丝特则诉诸幻想，试图拒绝而非接受儿子已经死亡的事实——对于她来说是，这是无法忍受的。“我有时认为他还没死，他的死讯可能是个错误。”在儿子遇难几周后，她这样写道。“我都不知该如何接受我那亲爱的弟弟之死。”詹姆斯的另一位姐姐伊丽莎白写道。“我发现自己一直认为他还活着。”五个月后，哈丽雅特仍在为接受詹姆斯死亡的事实而挣扎。“我很难相信亲爱的吉姆已经死了。过去他经常会给我们写信，每次接到他的来信我们都非常高兴。要不是我们如今已停止收到那些来信……我真的无法接受他已经死亡的现实。”死亡似乎是不可言说的，似乎是一种空虚。这种空虚，她只能通过那不再到来的信件的物质性才能充分理解。

小约翰·桑德斯小约翰·桑德斯·帕尔默与同他结婚不足一年的的妻子艾丽斯·安·盖拉德·帕尔默。南卡罗来尼亚那图书馆。

幸存者们苦苦寻找一些物证，以使他们经常“反叛的内心”相信他们所面对的难以理解、无法忍受的消息。就在詹姆斯·帕尔默去世的两年后，帕尔默家的另一位儿子，也是另一位兄弟遇难了。当他的衣服碎片被转寄至家中时，他的年轻遗孀艾丽斯如释重负地接受了它们：“我们最后残留的希望都被碾碎了。我们都不会认错那些衣服碎片。感谢上帝，他穿着我们熟悉的衣服。否则，我们将永远也不会确定那是否是他的珍贵遗骸。”

艾丽斯·帕尔默是幸运的。这场战争制造了大量身份未得到确认的失踪士兵，他们数十万的妻子、父母、子女与兄弟姐妹，可能从来不曾得到那种无可辩驳的证据，以及它所带来的艾丽斯所谓的“令人悲伤的满足感”，作为从情感上接受亲人死亡现实的基础。内战时期的美国人之所以强烈希望取回遇难亲人的遗体，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需要将损失变得可见可感，继而使之变得真实。一名联邦护士曾描述过一位在安蒂特姆战役后寻找丈夫的年轻妻子，声称“她那疯狂的悲伤，我永生难忘”。这位年轻的妻子被告知，在她来到这里寻找丈夫的两天前，她的丈夫便已被埋葬。但她“不愿相信这一事实”，并“坚持要见到他”。丈夫的战友善良地同意了挖掘尸体的请求。对尸体的一瞥平息了她的狂躁。她接受了“这令人悲痛欲绝的严酷现实”，并着手安排将遗体运回费城。遗体所象征的“严酷现实”成功地在她脑海中建立了死亡的“事实”。于是，这位新遗孀便开始从拒绝转变为接受她那残酷的命运与新的身份。

将死亡具体化（这里所用的是该词严格的字面意义）是使其成为现实的一个方式。但将死亡变得可触可感的努力，也还需要创制可见的悲伤象征物，使丧亲者可用它来预演，继而正式扮演起他们如今的新角色。19世纪中期，在配偶或亲戚去世之后，有身份的美国人，抑或那些渴望被视作他们之中一员的美国人，都会开始一段正式的哀悼时期。在内战的很长时间里，北部与南部的第一夫人都身着丧服，因为她们各失去了一个年幼的孩子：玛丽·林肯的威利，以及瓦丽娜·戴维斯那个从里士满总统官邸阳台上跌下的约瑟夫。在威利死后，玛丽·林肯有一年多的时间都穿着深色丧服，戴着黑色头巾、无光泽的黑纱以及黑色珠宝。到了1863年，她转入半哀悼状态，开始穿着一些淡紫色、灰色以及紫色的衣服，手腕上还能看到一点白色的装饰。但在丈夫遭暗杀后，她再次转入完全哀悼状态，直至生命的终结。男人们也同样穿戴哀悼标志，例如为死去亲人佩戴的袖箍，以及徽章与玫瑰形饰物——在“石墙”杰克逊将军去世后的一个月中，弗吉尼亚军事学校的学员与教官所佩戴的，便是这类标志。

瓦丽娜·豪厄尔瓦丽娜·豪厄尔·戴维斯的半哀悼期装束。南部邦联博物馆。

依据传统，一位母亲应为其去世的孩子哀悼一年，反之亦然；一位女子应为其去世的兄弟哀悼半年。一位遗孀当为丈夫哀悼两年半，她将经历一些规定的阶段，变换着从沉痛哀悼到完全哀悼，再到半哀悼状态的全套衣着。在此期间，衣着与举止的要求会不断放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位死了妻子的男人，却只需为亡妻哀悼三个月，并在帽子或袖箍上佩戴黑纱即可。哀悼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被分配给了女性。战争的迫切需要以及南方的服装与资金短缺，使人们无法严格实践这些传统期望。但战争中变化了的环境，却使人们产生了替代哀悼必需品的想法。即便人们对哀悼礼仪的期望变得宽松了，妇女们仍希望从衣着与哀悼习俗中获得慰藉。许多妇女努力寻找着合适服装，以使她们能够参与这一生死大事，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奉行正式的哀悼仪式创造了一种过程感。这使丧亲者相信，他们可以度过绝望，他们的绝望会随着变换的服饰所代表的不同悲伤阶段发生变化：从沉痛哀悼期的全黑丝织品、全黑绉纱与全黑头巾，到完全哀悼期可被接受的白色花边与衣领，再到半哀悼期的灰色、淡紫色衣着，直至最后完全回归现实世界，穿上自己的惯常的盛装。

“新奥尔良一座公墓中正在哀悼的“新奥尔良一座公墓中正在哀悼的女性”。《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3年4月25日。

在南部，到了参军年龄的男性有18%都在战争中罹难。死亡无处不在，针织品与服装式样非常欠缺。1864年，《南卡罗来纳人日报》（Daily Southern Carolinian）问道：“谁不曾在这场战争中失去朋友？我们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哀悼之国。”南部邦联的妇女，尤其是那些城镇中的妇女，似乎尽了全力克服困难，以便获得一套合适的丧服，来为显而易见的共同苦难提供慰藉。南部的大量死亡导致一个统一的悲伤女性共同体得以形成。如弗吉尼亚州的露西·布雷肯里奇（Lucy Breckinridge）所言：“这里有这么多女士，她们都穿着深色的丧服。我们感觉，我们好像在一座女修道院中，并组成了一个修女会。”当北方佬于1865年4月进入里士满时，纽约州的一位报人谈道：“几乎所有妇女都穿着丧服。”

田纳西州十几岁的南妮·哈斯金斯的哥哥在战争中死去了。当有人告诉她，她穿着黑色衣服有多漂亮时，她被激怒了。“适合我？这真是无聊之至！”她写道，“我才不关心它适不适合我呢。我之所以穿丧服，是因为它符合我的感受。”套用圣奥古斯丁用来描写基督教圣餐的一句话：丧服是内在不可见状态的外在可见标志。

1864年秋天，弗吉尼亚州沃伦顿的苏珊·考德威尔之子遇难。在那之后，她急切希望穿上丧服。然而，她的丈夫莱克格斯却从军队写信阻止她这么做。“你已经有太多东西可以让你想起你的丧亲之痛，并让你心情沉重——我们窘困的家境也不允许你这样做。”苏珊并不担心自己会触景生情；她很难忘却儿子死亡的现实，她只是希望找到一种表达自己悲伤的方式。苏珊难过但顺从地回信道：“我当前的衣着，同我哀伤绞痛的内心几乎全然不符，但我愿意听从你的劝告。”

在内战时期的南部，若想获得一套丧服，一个人需要付出努力——甚至需要独具匠心，时常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开销。一接到儿子罗米拉斯1862年的死讯，佐治亚州的玛格丽特·格温便在当地一家商店买了一些“哀悼用品”，并着手缝制一套黑衣服。玛格丽特家境中等，她将自己其他一些衣服染上颜色，以使它们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她的悲伤。当她在浆染衣服时，“我的眼中常含泪水，这是我痛苦的内心的一种解脱”。1863年，住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旁的一位妇女无法决定是否应穿上丧服，因为她“不愿离开颜（色），除非她能弄到一套漂亮的黑衣服。然而，即便她完全不考虑花费的问题，她仍无法获得这样的衣服”。南部城镇的商人纷纷在报纸广告中宣称，他们成功地弄到了纺织品与时尚的丧服。他们那得意洋洋的口吻，本身便反映出这类商品的匮乏。《南卡罗来纳人日报》经常刊登货运抵达的告示，这些货运通常是穿越封锁偷运而来的。在“女士消息”一栏中，该报详细地描写了大西洋对岸时髦精致的丧服样式，以此来刺激妇女们的购买欲。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被焚毁的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被焚毁的地区’之景象”。国会图书馆。

在北部，到参军年龄的男子的死亡率是南部邦联的三分之一。因此，北部的哀悼活动并不如南部那么普遍，人们也更易获得哀悼活动所必需的用品。北方报纸上的广告所宣传的哀悼用品，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远比南部要多。刊登广告者不仅包括专门的丧服商店，还有一些百货公司。例如在1863年4月，纽约市的洛德与泰勒公司（Lord & Taylor）便设立了自己的丧服部门。贝森父子丧服商店（Besson & Son，Mourning Store）坐落于费城切斯特纳特街918号。1863年7月——这正是葛底斯堡战役发生的时间，人们能在那里见到名副其实的丧服纺织品分类。对21世纪的美国人来说，这些丧服纺织品已极为陌生：

黑纱紧捻纱罗织物

黑群青印花薄纱

黑横条花纹布巴雷格纱罗

黑巴雷格纱罗

欧那尼黑巴雷格纱罗，丝绸紧捻纱罗织物，印花丝毛料，

夏用邦巴辛毛葛，羊毛薄布，

精纺毛筛绢，丧丝，细亚麻平布，印花棉布，羊驼毛棉混纺织物，

巴雷格纱罗披肩，紧捻纱罗织物头巾，英式黑纱与头巾，衣领，袖子等等

作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女性期刊与最重要的时尚仲裁者，《戈迪女士杂志》（Godey's Lady's Book）经常刊登适合半哀悼期与完全哀悼期穿戴的女帽、衣领、衣袖甚至是早餐帽的图片，以及适合任何场合穿的各种丧服的插图。哀悼显然并不要求与世隔绝；时尚且富有的女性需要找到合适的衣着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1865年，该杂志刊登了“一款适合第二哀悼期穿的舞会装”的图片。这套精致的礼服与披巾“由纽约市著名的A.T.斯图尔特先生公司设计生产”，用白色玻璃纱制成，中间点缀着黑色与紫罗兰色的小点，并附以颜色深浅略有不同的同样边饰。每期《戈迪女士杂志》都会用一整页刊登一幅手工着色的一组女士画像，这组女士通常有五位，作为模特展示各种最新的样式——“轻便服”、晚餐装、晚礼服、“访问装”、“婚礼盛装”，抑或“接待礼服”。这些女士中总有一位穿着丧服。例如在1862年6月的那期上，图片中最左侧的女士穿着一身黑色丝绸与法国紧捻纱罗织物制成的、“适合半哀悼期在有水的地方穿的衣服”，戴着一顶装饰着黑色天鹅绒与黑色羽毛的意大利麦秆缏式宽边草帽。在她身旁的同伴，分别穿着晚餐装、轻便服与女骑装。1864年5月的那期，刊登了一套适合第二哀悼期穿的晚礼服，并搭配以用黑色天鹅绒与淡紫色雏菊装饰的头饰。

最左侧的女士穿着时尚的半哀悼装最左侧的女士穿着时尚的半哀悼装。“1862年6月《戈迪女士杂志》的时装样式”。《戈迪女士杂志》，1862年6月。

“在‘石墙’杰克逊墓哀悼的女性“在‘石墙’杰克逊墓哀悼的女性，大约摄于1866年”。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档案馆（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Archives）。

同正式的哀悼期一样，葬礼也为幸存者提供了一个表达悲伤——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悲伤——与纪念死者的机会。死者的亲友利用这一仪式共同确认他们的损失，并表明他们这些被夺取了丈夫、父亲、兄弟与儿子的哀悼者的新身份。内战期间许多葬礼都是人们展示爱国主义的场合，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在那时，士兵的死亡尚不多见，人们常常为之举行精心设计的公共仪式。1861年5月，波士顿迎接了三名在巴尔的摩分裂主义者骚乱中遇难的马萨诸塞州士兵遗体。在一个乐队的伴奏下，人们随遗体列队向波士顿行进，民众无论男女皆泣不成声。当1861年7月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来自查尔斯顿的遇难者被运回故乡时，查尔斯顿全城商业活动中止，三个骑兵连队将遗体从火车站护送至市政厅。遗体被置于这里供市民瞻仰。之后，一千名士兵陪伴着他们前往圣保罗大教堂参加祷告仪式，再将他们送往玛格诺利娅公墓下葬。

死亡人数不久就变得如此巨大，以致人们只能保证为那些最有名望的人举行这样的公众纪念活动。然而“石墙”杰克逊在1863年的死亡，却为整个南部邦联提供了一个宣泄悲伤的时机——他那传奇般的虔敬与军事上的成就相得益彰，使他成为了“基督徒战士”的理想化身。李的确有理由在接下来的战役中为自己失去了一个臂膀而哀痛，但南部邦联隆重纪念杰克逊之死，也是为了向世人宣示自己占有宗教上的优越地位。这些纪念仪式强调，像杰克逊这样的一个人，只会为上帝所支持的事业而战。1863年5月10日，星期日，杰克逊死于吉尼车站。在一个星期前，他的士兵开枪时意外打伤了他。他的左臂被迫截肢，继而染上肺炎而死。弗吉尼亚州长派了一节火车，将他的遗体运到了45英里之外的里士满。群众聚集在铁路沿线，南部邦联首都一切商业活动暂停。黑纱挂遍全城；当地报纸的报头，甚至改为了黑色；教堂钟声敲响；两匹白马拉着载有他棺材的灵车前往州长官邸，数千人聚集起来陪伴着灵车前行。虽然尚在前线的李不敢擅离职守，但杰斐逊·戴维斯与其他显要人物向杰克逊表达了敬意。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南部邦联人为杰克逊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并依其面庞制作了一个死者面具。第二天，一个由士兵、邦联政府政客、内阁成员、法官以及民众组成的送葬队，穿越里士满市中心游行了2.5英里，最终将杰克逊的金属棺材放在了南部邦联众议院。在那儿，20000人纵队进入，瞻仰杰克逊遗容，直至深夜。

第二天早晨，人们开始将杰克逊的遗体运回他在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的故乡与埋葬地。杰克逊将军的遗体历经两段火车旅途，最后被置于一艘班轮上。在整个路途中，迎接他的是礼炮、教堂钟声、由春天的花卉编成的花圈，以及成群结队的悲伤的仰慕者。杰克逊曾任教过的弗吉尼亚军事学校，已作好了迎接他的儿子的准备。人们庄重地将他的遗体放置在他曾讲过课的老教室。然后，学校学员与教师、地方官员、正在附近一家医院休养的士兵、宗教界知名人士，以及一个恰巧经过该镇的南部邦联骑兵中队，举行了纪念杰克逊的游行。

截至此时，隆重纪念杰克逊之死的仪式已进行了很长时间，以致他那防腐处理做得不太好的尸体已开始显露出腐烂的痕迹。这表明，杰克逊将军的纪念仪式应当即刻画上一个句号。时任军官的一位弗吉尼亚军事学校学员后来回忆说：“他的尸体据说是做了防腐处理，但这并没有效果。他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他的面容据说已变得不自然，因而并未露出供人们瞻仰。”在杰克逊生前担任执事的长老会教堂，人们为他举行了简短的葬礼仪式。他的牧师威廉·怀特朗读了一段《圣经》，并依据《哥林多前书》第15章进行了布道：“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会众齐唱《义士死时的赐福》。对于这位基督徒战士来说，死亡被视作了他最伟大的胜利。

两年后的春天，美国人又一次宣泄了他们的悲伤。只不过，这部分人同那些为杰克逊哀悼的南方白人极其不同。宗教热忱与爱国主义，再次汇集在了一个象征着民众希望与牺牲之人的悼念仪式上。在耶稣受难日，林肯死了。此时，距李将军投降日尚不足一周；此时，战争的杀戮即将停止。林肯的死亡是最后的死亡，也在很多方面象征着这场战争的一切损失。全国范围的悲伤宣泄，象征着这场战争的巨大灾难。正如一首广受欢迎的歌曲歌词所言，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葬礼”。林肯之死既是每个士兵的死亡，又是全体士兵的死亡，但它又起到了供民众宣泄哀伤之外的作用。将林肯同基督进行对比，既冲击心灵又不可避免。这些对比强化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神圣目的——它通过一人为众人牺牲而实现——对信仰。在普罗维登斯的一场复活节布道上，公理会牧师伦纳德·斯温援引了基督教对救赎的叙述，以及林肯两年前在葛底斯堡的原话：“一个人为人民而死，为的是整个国家不至灭亡。”林肯之死既有着广泛的超越物质世界的重要意义，又有着具体的国家层面的重要意义。它将美国的目的同上帝的旨意结合了起来。

总统的葬礼仪式确认并强化了他同美国人民的联系。林肯的遗体被庄重地置于白宫的东厅。共有2.5万民众列队从他的开放灵柩前走过，瞻仰他的遗容。前往他那只有受到邀请才能参加的葬礼的有600人，而悲痛欲绝的玛丽·林肯未能出席。由士兵与显要人物组成的送葬队伍，陪同由六匹灰马拉着的林肯灵车前往国会大厦。林肯的遗体被庄严地放在那里，供吊唁者前来瞻仰。在这个葬礼日，人们在全国范围举办了各种悼念仪式：孟菲斯的两万人游行，圣弗朗西斯科的大规模集会，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马萨诸塞州演讲，以及——据《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报道——在北方各州的“日常娱乐活动普遍停止，商业场所暂停营业”。

林肯的遗体随后从国会大厦被运往了火车站。在那里，他将开始一段1700英里的旅途，并被最终送往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与他的坟墓所在地。在途经的每一站——巴尔的摩、哈里斯堡、费城、纽约市、奥尔巴尼、布法罗、克利夫兰、哥伦布、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哀悼者都对这位罹难的总统表达了敬意。在费城，他的遗体被置于独立大厅中，人们排成三英里的长队等待着瞻仰他的遗容。据《纽约先驱报》估计，在纽约市，约有75000人陪伴着林肯的送葬队行进，而十倍于此的民众在路边与房顶上观看了这一仪式。无论在何处，美国黑人似乎都表现得尤其悲伤：黑人民众在林肯送葬队的路线旁哭泣，黑人士兵在陪伴林肯灵柩的游行队伍中自豪前进，受过教育的黑人在非洲裔美国人媒体上发表诗歌与散文，而黑人牧师则在布道坛上大声疾呼。纽约州特洛伊的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牧师宣称：“作为一个民族，我们黑人所感受到的丧亲之痛，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强烈。我们已经学会了爱戴林肯先生……我们敬仰他，将他视作我们的大救星，将他视作我们的解放者。”

“林肯总统的葬“林肯总统的葬礼——在纽约市政厅瞻仰遗容的市民”。《哈珀周刊》，1865年5月6日。

林肯的遗体于5月3日抵达斯普林菲尔德。在那时，尸体防腐技术的缺陷已显露出来，他的面庞呈现出一种扭曲变形、几乎是古怪的容貌。但直至5月4日，宏大的悼念活动才偃旗息鼓。四年多前，林肯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华盛顿；在这一天，他魂归故里，又被安葬在了斯普林菲尔德郊外的橡树岭公墓。一首为这场最后的仪式而作的赞美诗哀唱道：

壮哉！他所为之牺牲的事业，

愿他得到永生。

林肯之死包含了国家得到救赎、获得永生的希望。但像杰克逊之死一样，林肯的逝世也具有讽刺意味，凸显了人类力量的有限，甚至是徒劳。在南部邦联几近鼎盛时，杰克逊死去了；而林肯则在联邦已胜券在握时惨遭暗杀。

在林肯遇刺后几周内，沃尔特·惠特曼写了三首悼念林肯的诗，皆是关于这个国家之哀痛的沉思录。在写于林肯葬礼当天的《今日宿营地静悄悄》一诗中，惠特曼以人民之一员的身份带领士兵哀悼“我们亲爱的司令”，并敦促自己所热爱的平民同自己一起为他歌颂：

歌唱我们对他的敬爱——因为你，是个宿营者，

你懂得这种敬爱。

在他们把棺木入葬时，

唱吧……

表表士兵们的沉重心情。

《啊，船长！我的船长！》一诗写于几个月后的1865年夏，这首诗再一次将公众的悲伤作为主题。如文学学者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所解释，这是“一首有意写就的民主主义、平民主义诗歌”，为适应平民口味儿加入了韵律与重叠句。惠特曼的作品不太使用节奏与韵脚，因而《啊，船长！我的船长！》或许是他的诗歌中最容易记住和背诵的一首了。这是惠特曼以一个年轻水手的口吻写成的“民主主义风格”的挽歌。这一次，他不再为全体士兵抑或普遍的悲伤代言，而是表达了一个人的极度哀痛，描绘了构成集体损失的个体苦痛。

在这里，啊，船长！亲爱的父亲！

请把你的头枕靠着这只手臂！

在甲板这地方真像是一场梦，

你已倒下，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在1865年这组诗的第三首《最近紫丁香在庭院里开放的时候》中，惠特曼以自己的口吻，描写了自己努力接受林肯之死的经历。这首诗并未明确提及总统的遇刺；诗人似乎感到没有必要指明这场发生在紫丁香最近一次盛开时的悲剧，因为这已众所周知。林肯的灵柩被“日夜兼程”地运回故乡，沿途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哀悼经历。像一连串照片一样，这首诗捕捉下了这一共同经历，将1700英里的送葬里程呈现在了具有持久视觉冲击力的场景之中：

棺木在大街小巷中穿行，

日夜顶着那使大地昏暗的巨幅乌云，

················

长长的、弯弯曲曲前进的队伍，黑夜的火炬，

已经点燃了的无数火把，像沉默的大海似的人脸和未曾脱帽的人头，

这里是等待着的接灵站，那正在到来的棺木和那些阴沉的脸庞，

彻夜是哀歌，升腾而起的是千万人的雄壮而庄严的声音……

在这首诗中，惠特曼没有援用基督教那令人宽慰的灵魂不朽信条，也没有提及当时风行的耶稣受难日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象。《紫丁香》一诗暗示道，人在死了之后，除了进入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外，并无来生的希望。对于惠特曼而言，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言，一个人的不朽在于：大地母亲吸收了他的肉体与血液，而“几个世纪后”，它们将呈现在“看不见的地面和青草的精髓和香味”之中。《紫丁香》一诗并不认同基督教将死亡重新定义为生命那令人宽慰的信念，而是如文德勒所言，包含有“接受而不否认死亡标志着生命彻底结束的价值”。然而对于那些仍旧活着的哀悼者而言，死亡却并不意味着彻底结束。

我看见了战斗后的尸体，成千上万，

················

他们已完全安息了，他们已不再痛苦，

活着的却留下来忍受着痛苦，做母亲的在痛苦，

妻子孩儿和那心事重重的伙伴在痛苦，

余下的军队在痛苦。

在他的1865年林肯组诗中，沃尔特·惠特曼不仅是刻画死亡之诗人，也是描写幸存、描写未死者所经受的苦难之诗人。他在这场战争中自始至终也一直如此。惠特曼的作品代表着文化领域的哀悼之工作：它代表整个民族进行哀悼；在这三首诗中，它为这个国家所爱戴的领袖哀悼。然而，正如他在《紫丁香》一诗中所言，他“不是为你，不是只为一个人”哀悼。他是为内战全部死难者哀悼——为“南方与北方全部死去士兵之遗骸”哀悼，为那些“在我生前永远追随我、不抛弃我”的“无数死者之幽灵”哀悼。失去，但又并未失去；不存，而又永远存在。这些死难者，这些不断向哀悼者与幸存者提出要求的不朽幽灵，在惠特曼的眼中，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与遗产。林肯只不过是他们中的最佳典型。

在内战中，大量士兵死于遥远他乡，死时无人照料。他们在故乡的亲人因而也无法参加他们的葬礼。公众纪念杰克逊与林肯时所举办的壮丽哀悼活动，或许以某种程度充当了平民无法参加的葬礼之替代物。埋骨战场的众多士兵，只得到了牧师与他们饱受折磨的战友所可能给予的关照；而如我们在上文所见，数万人在入葬时连身份都没有得到确认，也没有得到葬礼。不过，那些有幸找到亲人尸体并将之运回故乡的家庭，则为他们的死者举行了纪念仪式。各自家庭的社会地位、现实环境以及宗教信仰不尽相同，他们的仪式也因而有异。玛丽·切斯纳特谈到，在南卡罗来纳州，送葬队伍的哀乐声似乎从未停过。在梅森—狄克逊线的另一侧，许多小社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佛蒙特州多塞特的采石场曾为葛底斯堡提供了数千块墓碑。在这个小镇，共有144人参加了志愿兵，其中28人死亡。多塞特的葬礼似乎永不停息。有时，当一个有着许多当地人的部队损失惨重时，这里的葬礼还会出现扎堆现象。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全城总人口25000人中有4227人参加了战争，其中398人死亡。楠塔基特每周只能从本土收到三次通信。一艘汽船如果带去了伤亡消息，其桅杆就会降半旗，而守候汽船抵达的居民，则会在它靠岸之前便泣不成声。楠塔基特约6000居民中有73人死于这场战争，仅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一役中，便有8人死去、13人负伤。在这场战役中，楠塔基特人利安德·阿利中尉阵亡。在遗体北运之前，他的一位指挥官花钱为他做了防腐处理。将近两周后，阿利的遗体被运抵故乡。“数百人”前去造访他母亲的住所，以瞻仰他的遗容。为了纪念他，学校关门，商店停业；邻里街坊聚集起来举行了“感人的葬礼”，并列队前往遥远的一位论派公墓。

在南部邦联，长老会牧师克拉克·斯图尔特将时间分别奉献给了弗吉尼亚州的医院与他的南卡罗来纳州故乡。在南卡罗来纳州，他遍访丧亲家庭，并为那些被从战场上运回的遇难士兵主持葬礼。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为每场葬礼挑选的《圣经》语句。“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遇难的罗伯特·赫拉姆斯而做的葬礼布道，《约翰福音》第14章第18句。”他1863年1月18日的日记写道。“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句尤其能恰如其分地描绘这位巡回牧师的经文。

一场葬礼无论简朴还是奢华，牧师布道大多居于其核心地位。它们的一个关键作用便是提供慰藉。然而，除了减轻哀悼者的悲伤之外，这种演说也旨在帮助哀悼者理解他们的悲伤。葬礼布道通常试图定义死者生与死的意义，这种努力似乎不可避免包括对死亡本质的思考。在北方与南方，许多战时布道以及由它们衍生出的悼词与祭文，都被印刷成册，规格从仅有几页的小册子，到旨在作为死者之丰碑与对生者之劝诫的全尺寸八开本不等。它们几乎无一例外明确利用了那些宣告士兵死亡的悼唁信中的细节，以便对一个人的生平及其重要意义形成更为正式的、更具有自觉意识的叙述。例如在为约翰·W.格里芬——一位死于1864年的年轻的南部邦联牧师——所作的葬礼布道中，L.H.布兰顿引用了关于格里芬临终遗言的报道，并得出了令人宽慰的判断：格里芬的“临终见证，正是他的基督教教友与上帝的教会所期望的”。

“善终”是幸存者能够进行哀悼的基本条件。他们以遇难士兵的临终遗言与最后一刻为基础，对他的整个生平进行更为宏观的评估。同前线寄出的悼唁信相比，印刷成册的葬礼布道词经过更多深思熟虑，文字更加优美文雅，旨在发放给更广大的读者，而不仅仅是死难士兵的近亲或能够参加他葬礼的人。那逝去的生命，那士兵的死亡，不再单单属于死者个人与他的家庭，它同样要为整个社区，甚至整个国家所理解、所拥有。如同以它为中心的仪式，葬礼布道是一座由文字而非花岗岩筑成的纪念碑；像“善终”本身一样，它试图确保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并不是死者独自采取的一个孤立行为，而是精神与社会不朽的基石、永生及永恒记忆的基础。

在多纳尔森堡肺部被子弹射穿的弗吉尼亚州人达布尼·卡尔·哈里森，据说曾低声细语道：“不要紧！我非常情愿死去。”对于为达布尼撰写生平简介的威廉·詹姆斯·霍格牧师来说，这句话成为了达布尼像基督徒一样献身、模仿救世主本人死去的十分重要的讯息：无论天父放在他手中的那杯痛苦悲伤之水多么苦涩，他都会一边喝一边说道：“不要紧。”霍格所叙述的达布尼的整个生平，成为了死亡这个最后关键时刻的序曲。出生在安息日的哈里森，如今又死在了安息日，“他的一生首尾皆与主日相连”。

人们感到如此众多年轻短暂的生命被浪费了，是毫无意义的。而葬礼布道则为人们讲述了一个走向既定目标的人生轨迹。故事的结局表明，死亡永远都不是过早的，而总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准确地发生在适当的时间。这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慰藉。纽约州的一则布道声称：“缺衣少食的孩子会表现出虔诚，而一个资深的基督徒也会在死亡问题上顺从上帝——死亡，一种简洁的神秘的世俗终结。世上所需做的事全部都已被做完，似乎每件事都被分配给了人类所经历过的最长时间。”菲利普·斯劳特牧师在伦道夫·费尔法克斯的生平中发现了叙事的连续性，而这一连续性在费尔法克斯英勇献身之前是不明显的。斯劳特指出，这位死去的南部邦联士兵一直是个好孩子，他总是听他妈妈的话；在14岁生日时，他要了本《圣经》作为生日礼物；他将一本《新约全书》带进了战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他被一颗炮弹击中，瞬间殒命。在斯劳特看来，他生命的见证，表明他在生前无法亲口清晰表达的救赎愿望一定能够实现。正如罗伯特·达布尼在为约翰·桑顿中校所作的悼词中所解释的，“他虽然死了，但他却”通过“他那虔诚的一生……说明了一切”。死难者从上帝那里带来了一条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自身便是那一信息。正如达布尼在纪念“石墙”杰克逊的布道中所清晰阐述的：“我们死去的英雄是上帝对我们的布道，是他那被肉体化了的规劝，是他那被具体化了的讲演。”

这些印刷成册的葬礼布道词与传记所纪念的士兵，通常是些有着相当重要性的人物。他们的家庭有足够财力，来赞助印刷这样的纪念物品。他们几乎都是军官。这些士兵显然无法代表内战军队中的广大平民士兵。这些普通士兵的死亡，是由一封封由战友执笔、携带着一条条具体死讯的私人悼唁信报告的。然而，这些努力应对死亡并诠释其涵义的优美详尽的印刷品，代表了更多无法被付梓的这类布道词。拥有特权者试图通过印刷布道词来完成的文化、情感、精神与思想方面的工作，也是普通家庭的哀悼者同样需要进行的——即便他们缺乏足够的财力来印刷书籍与小册子，以供一个多世纪后的历史学者们研究。在这些数不尽的历史沉寂之下，普通美国人也在努力应对他们的损失。

如何哀悼常常是需要学习的事情，而教授这些课程也是葬礼布道的工作。一北一南两位牧师的演说，充当了关于悲伤与安慰的入门书，清晰阐明了对于我们今天所谓“失去心理学”的普遍理解，以及解释和缓解悲伤的方式。在上纽约州一场为詹姆斯·M.格林中校——他曾死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莫里斯岛上，身份未得到确认，也无人认领——举办的葬礼中，查尔斯·西摩·鲁宾逊（Charles Seymour Robinson）提醒哀悼者：“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你们。”上帝仁慈地规定，经过“数月和数年”的时间，“突然降临的痛苦的猛烈打击”会逐渐缓解。他承认，丧亲者总会感到自己的损失，也总会满怀深情地想起逝去者。但是，鲁宾逊使他们确信：“你们将逐渐能够平静看待这些悲伤的日子。”鲁宾逊列出了三个具体的慰藉来源。他宣称：“爱国主义将前来帮助你们减轻哀伤。这些时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使听众确信，几年后，当他们回顾往事时，他们将自豪地讲述自己死去的亲人为国捐躯的故事。第二个宽慰来源是他人的同情。他强调，有人分担的哀悼，是更轻松的哀悼。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福音所带来的崇高希望将是对你的一个慰藉”。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位惨遭屠戮的士兵也会复活。鲁宾逊为格林那悲伤的亲友提供了时间、国家、社会与上帝这些治愈创伤的力量。

在南部，田纳西州的约瑟夫·克罗斯选择在丹尼尔·多纳尔森（Daniel Donelson）将军的葬礼上做题为“论悲伤”的演说。他首先使哀悼者确信，悲伤并非罪恶。“泪水中不含罪恶，如果它们不是绝望之泪。感受我们的损失并不是犯罪……宗教，”他解释道，“并不会毁灭人性，而只是调整人性；宗教也不抹去悲伤，而只是使悲伤圣洁。”在他看来，基督教信仰与人类心理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滋养。为了构建悲伤的历史并证实悲伤的合法性，克罗斯列举了《圣经》上的哀悼者：为萨拉哀悼的亚伯拉罕，为雅各哀悼的约瑟，以及为约拿单哀悼的大卫。克罗斯意识到，承认自己的悲伤是接受死亡现实的关键一步。在面对损失之时，忍受痛苦而非否认、抑制自己的痛苦，这很重要。克罗斯警告道：“那些对苦痛不敏感的人，将永远被禁锢在罪恶中。”幸存者一定要感受“痛苦的突然打击”。后被我们21世纪的人称作“情感宣泄”的事情，在克罗斯看来是重要的：“悲伤一定要有出气孔，否则它会损害内心……如果哀悼本身便是对自身的一种解脱，那么，不允许一个人通过哀悼来缓解伤痛便是残忍的。”像鲁宾逊一样，也像弗洛伊德一样，克罗斯将哀悼理解为一个过程。他向他的会众允诺，他们将走过悲伤，一定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还同鲁宾逊相似的是，克罗斯也认为共同的苦难是一个慰藉：“悲伤需要同情，怜悯胜于劝告……同情将悲伤一分为二，为哀悼者减轻了一半重荷。”

但克罗斯却对“过度悲伤”表示担忧。他问道：“那么，悲伤的合理界限在哪里？”他假定，如果一个人的悲伤使他无法察觉到上帝“余下的仁慈”，那么他的悲伤便是犯罪。事情总会朝坏的方向发展。如果一个人的悲伤使这位哀悼者忘记了他人所遭受的痛苦，抑或变得“对公众福祉漠不关心”，忽视了自己对他人以及对自身健康的责任，那么他的悲伤便是过度的。他再一次指出，如果一个人的悲伤使他忽略了上帝的旨意与宽慰，那么他的悲伤便是“过度的，因而也是有罪的”。像鲁宾逊一样，克罗斯也指出，“哀悼的时间”是有限的，它有着一个最终结局，即便那“内在的悲伤……可能会比外在的表现持续的时间更长”。丧亲者一定要努力减轻他们的悲伤，仔细聆听友谊与宗教所提供的慰藉。鲁宾逊为他的会众提供了慰藉与帮助之源泉，而克罗斯的安慰中则包含了一系列警示；二者都认为，在经历了哀悼之工作后，人们那因失去亲人而产生的巨大痛苦，将逐渐消退。

一些哀悼者明确地记录下了他们抑制悲伤的努力，这表明他们敏锐而自觉地意识到了鲁宾逊与克罗斯所描绘的哀悼过程。1863年3月，纳撒尼尔·鲍迪奇在弗吉尼亚州遇难。他的父亲亨利·鲍迪奇仔细地记录下了自己失去儿子的经历：从他获得儿子受伤消息时的身体反应——“我心如刀绞”，到那最终将他从痛苦世界中解放出来的宽慰。

一听到纳撒尼尔的死讯，鲍迪奇便“彻底崩溃了”。然而，他写道：“几乎是立即，这样一个损失的神圣影响便开始逐渐支配我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他可以为之献身的最崇高的事业了。”纳特的战友告诉鲍迪奇，纳特“十分勇敢，直至最后一刻都意识清晰”。鲍迪奇因而使自己确信，纳特已确确实实死于“善终”，且在受伤后的三天中，他已反复表明他的基督教信仰与赴死的意愿。纳撒尼尔当然是“愉快地死去的”，他的一名战友请这位父亲确信。鲍迪奇欣然接受了“死亡之艺术”所提供的，以及鲁宾逊所给出的慰藉。他向妻子解释说，纳特之死让他更加笃信灵魂不朽的信条，而这些会在他面对丧亲之痛时支撑着他。纳特死去仅一天后，鲍迪奇便从弗吉尼亚州写信，表示他决心“在尽可能短的耽搁后”，便“重返生活（哦！在纳特死后，那该有多乏味！），重返我的日常工作”。这些话恰恰展示出了他所面对的困难：以清醒的头脑努力恢复理性的自我控制，并快速恢复那被强大的空虚感和丧亲之痛等情绪——这些情绪损害了他的理性意图——打断了的正常生活。

内战时期的亨利内战时期的亨利·英格索尔·鲍迪奇。哈佛大学档案馆。

对于那突然到来的巨大悲伤，鲍迪奇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在弗吉尼亚州找回纳特尸体时，他试图“躲着”他人，以免别人看到了自己那无法掩盖的情感。他认为自己“不适合见任何人”，并为自己“缺乏男子汉气概”而感到难过。悲伤暗含了失去控制与软弱，它似乎挑战并削弱了男子汉气概。男人们会发现，承认自己的悲伤并发自内心地哀痛，这对于他们而言是尤其困难的事。

当鲍迪奇在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中找到的慰藉不足以减轻他的痛苦时，他似乎为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而感到不知所措。他坦承，泪水是“我忠实的朋友”，“我的心几乎要碎了”。但是，他问道：“我为什么要抱怨呢？”对于纳特来说，没有什么生活比他所经历的生活“更崇高”了，也没有哪种死亡比他的死亡“更伟大”了。他还能企盼什么呢？但这一想法还不够。“我只想再多看他一眼，再多听他讲一句话。”鲍迪奇感觉，有几个月，“苦痛的折磨……会全力向我袭来，我起初的悲伤也会因而卷土重来”。在上帝与国家这样“振奋人心的理念”中寻求避难是徒劳无益的。悲伤如此强烈，以致他根本无法立即回到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有几个月，我有时根本无法工作。”

鲍迪奇发现，一首题为《我的孩子》的诗恰恰反映了他那时的情感。这首诗的作者是约翰·皮尔庞特（John Pierpont）。他是鲍迪奇的朋友、一名一位论派牧师，同鲍迪奇一样也是个废奴主义者。鲍迪奇写道，这首诗“比我用散文更好地讲述了我不断思念我那当兵的儿子的故事”；它代表了鲁宾逊与克罗斯所建议的那种分担悲伤，它也讲述了一个从苦难、从死亡那里得到救赎的故事。像鲍迪奇一样，这位诗人无法相信——无法“接受”——这个儿子的死亡。“我不能让他死！”这首诗的第一行宣布。诗人仿佛看见了儿子那“闪着金光的美丽头发”，听到了他的脚步，期盼着他的归来。然而，“他不在那儿！”同一心想再见到儿子的鲍迪奇一样，诗人最终接受了孩子已不在了的事实。他因而可以提出一个能减轻他痛苦的问题：“他现在在哪里？”在诗歌的结尾处，诗人最终确信，“我们皆向主而生！”，我们都将“在灵魂的国度”中重逢，“在天堂中，我们将发现——他就在那儿！”承认儿子的现世死亡，是否认他在另一国度中的死亡——也即振奋人心地确信他还在另一个地方活着——的第一步。在鲍迪奇前往“希望而非哀痛”之路上，皮尔庞特的诗助了他一臂之力。

在从精神上努力应对纳特之死的同时，鲍迪奇也采取了一些世俗的行动，来表达并缓解自己的悲伤，并确保纳特在自己的记忆中继续存在。他安排人为纳特的遗体做防腐处理，以便“在我回到波士顿时”，纳特那同样需要慰藉的母亲、未婚妻、兄弟姐妹与朋友“可以看到他”，他也因而能够使参加纳特葬礼的几十名哀悼者分担自己的悲伤。“你并没有失去他”，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牧师的布道宽慰他道；他“没有死，而是在更高境界中生活”；他“只是在帷幕的另一侧”，在那里，“他说……我等着你们”。

除了为儿子举行正式的宗教仪式之外，鲍迪奇还设计了他自己的一套悼念仪式。他用纳特未婚妻送给纳特的一枚戒指以及一颗“从他沾有血迹的内衣上剪下的骑兵徽章”制成了一个护身符，并将这个护身符固定在自己的手表上：“我相信它将一直挂在那里，直至我死去。”鲍迪奇还为纳特位于奥本山公墓的坟冢设计了纳特生命的另一个象征物——用石头制作了一个和纳特的剑一模一样的石剑，作为他的纪念碑。鲍迪奇满脑子都是死去的儿子，他没有办法克服这一情况，于是便将悲痛转变为了令自己感到慰藉的活动。他编辑了一些精美的纪念册与剪贴簿，“整理了一些信件、日记等”，来追踪纳特从出生到死亡的轨迹，“解说他那年轻可爱的生命”。直到1869年，鲍迪奇才完成了这项工程浩大且能治愈他的心灵创伤的工作。“这是个美好的工作。它让我超脱了自己。”应对纳特的死亡，需要鲍迪奇超越自我，改变自我。

亨利·鲍迪奇采取了另外一个行动，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并纪念自己的儿子。他满脑子都是纳特，但这最终促使他——如他自己所言——“超脱了自己”，摆脱悲伤，以便能再次投入他的改革事业：在去世前，纳特被长时间遗弃在战场上，没有得到医治，鲍迪奇借此大力宣传，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促使联邦部队提供覆盖全面的救护车服务。这一目标在内战的最后一年得以实现。鲍迪奇将纳特的苦难转化为了对他人的拯救。

在21世纪，仍在思索着死亡对生活之影响的美国人，经常会援用“终结”之概念——也即希望亲人辞世对生活的扰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然而，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却不曾企盼这样的解脱。对数十万美国人而言，失踪亲人的未知命运造成了“由不确定所带来的可怕空白”，且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他们的消息来填补这一空白。即便有些人得到了关于亲人的确切消息，或更好一点，因见到了他们的遗体与坟墓继而感到宽慰，但对于他们而言，哀悼也不会轻易结束，或有一个期限。在余生中，许多丧亲者等待着与走在前面的亲人在天堂重逢。妻子们、父母们、孩子们以及兄弟姐妹们，都努力适应着那些重新定义他们生命的新身份——遗孀、孤儿与失去子女者。他们将自己的损失带入了纪念举措之中。这些纪念举措既源于又滋育着广泛共有的悲伤，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

但是，如果这种令人悲痛欲绝的损失无法被否认，如果人们“接受”它了、承认它了，那么，人们便不得不对它给出解释。内战的大屠杀需要人们为死亡赋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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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信仰与怀疑：“这场大屠杀意义何在？”

上帝怎么忍心让它发生？

西德尼·拉尼尔

“死亡是什么？”1864年7月，在为马萨诸塞州第59团办的葬礼上，约翰·斯威特牧师向“一大群”身着暗黑色丧服的哀悼者问道。在于彼得斯堡负伤十天后，亚当斯死去了，成为了格兰特为拔除李军在里士满南约20英里处的阵地而发动的一系列血腥战役的遇难者。亚当斯24岁，是比尔里卡浸礼会的一员，曾是一名海员，后又转做教师。如今，他又成为了他的社区与他的国家遇难名单上的一员。斯威特说道：“再一次，我们来到了哀悼之屋。”又一名士兵遇害，又一个家庭丧亲，又一场葬礼举行：“这个极度悲伤的民族的普遍哀痛，没有哪家哪户能够幸免。”战争已进行了三年多，斯威特提出了一个南部与北部许多美国人都很关注的中心问题，甚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有那些年轻人都去了哪里？那些奔向战场努力寻找他们遗体的朋友与亲属，他们所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寻找失踪者的第一步。即使他们的尸体可以被找到并被体面地埋葬，他们的自我与灵魂之命运，以及他们逝去的生命之意义，仍无从知晓。那些幸存者们，就像1864年仲夏在新英格兰参加葬礼的那些人一样，带着在战争中产生的迫切心情问道：当世上的一个生命结束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内战前夕的美国人发现，他们传统的信仰体系既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又被满怀热忱地重新确认。尽管建国之初的国父们因为担心宗教对政府的影响，而将美国建立成了一个世俗国家，但宗教仍定义了19世纪中叶美国人的价值观与预设。在1860年，每周日都参加教堂礼拜的美国人，几乎是参加那年关键的总统选举投票人数的四倍。那时的美国人主要是新教基督徒，同时也有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成为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笃信救赎希望，急切想要承担起决定自己死后命运的责任。加尔文教的预定论观念，曾是殖民地时期美国基督教的主要特征，此时已让位于19世纪的信仰复兴浪潮——这种浪潮以19世纪50年代广泛的宗教激情作为高潮。历史学者理查德·卡沃丁（Richard Carwardine）总结道，截至19世纪中叶，“超过1000万美国人，或者说，占总人口约40%的美国人，似乎……都十分赞成基督教福音派教义。这是当时美国社会中规模最大、也最强大的亚文化群”。福音主义集中关注救赎，因此使死后生活成为美国人宗教信仰与实践的关注焦点。

然而，在19世纪的这一进步时代，对传统教义进行反思的基督徒，面对着一些涉及他们信仰基础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新历史学与文献学，以及新形式的校勘学，都对《圣经》文字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南方人搜集了《圣经》支持奴隶制的证据，而反奴隶制的北方人则从中探寻并找到了不同含义。这些对《圣经》文本诠释上的分歧，不只标志着地区间的不合；它们也代表人们已开始怀疑《圣经》本身那没有争议、也不可争议的力量，这种始料不及、令人不安的情况，直接撼动了信仰的根基。

比诠释《圣经》问题更令人不安的，是科学给宗教信仰提出的问题。有关地球古老年龄的地质发现，使人们对《圣经》中关于创世的叙述产生怀疑，表明任何一位神圣造物主的作用都远没有那么重要。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出版于19世纪30年代初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证明，地球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而非《圣经》所主张的六七千年，从而挑战了《创世纪》的真实性。早在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前，达尔文就已经与美国科学家分享和讨论了他的进化论的初步成果。进化论进一步挑战了《圣经》文本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并以自然选择的冷酷机制替代了神圣目的论与上帝仁慈的观念。

尽管如此，从创世目的出发的传统宗教观点——将上帝解释为一切科学过程的原动者——合理化了对上帝存在的持续信仰；大多数美国人仍认为科学与宗教是联合的而非对抗的，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但这种调和需要思想上的努力，并给其追随者留下了一个在其中人类与上帝的位置都已改变了的宇宙。科学解释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加强了理性与世俗观点在同超自然力量对抗时的说服力。人类被挪入了动物范畴，上帝则有可能对每一个小人物的死亡都会令人难过地漠不关心。

一些美国人试图继续发展对天启宗教的怀疑，而不是强调新发现与旧信仰的兼容。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所带来的思想震荡，对许多已被人们接受的宗教真理提出了挑战。早在19世纪30年代，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哈佛神学院的一堂课上就宣布，他不再相信基督具有神性。“我认为，哥白尼天文学不可抗拒的影响是，它使神学上的‘救赎计划’变得绝不可信。”像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与范妮·赖特（Fanny Wright）那样的自由思想家，则提出了一种唯物主义观点，将人类意识仅仅归结为大脑的运转。而当时受到广泛赞誉、但仍备受争议的关于大脑皮层功能定位的神经学发现则强化了这种观点。颅相学，也即相信头骨的形状与轮廓决定人的性格与个性的学说，将这些观点普及到了广大民众中间。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描写了这一日益发展的唯物主义是怎样开始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的：

这个十九世纪用它的手术刀与玻璃让思想也变成物理的了。

对生物与意识、肉体与灵魂关系的不确定，甚至困扰了最为虔诚的人。他们苦苦思索着人类灵魂的定义，以及信仰灵魂不朽的正当理由。

在这种文化震荡的环境中，内战带来了大量的死亡。对于一个愈发人道主义的年代，这种苦难只能对上帝的仁慈与主观能动性提出令人不安的质疑。但对于数十万因战争而丧亲的美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思想问题。战争的伤亡需要人们给出一个既能满足内心又能满足头脑的解释。

宗教仍是最容易获取的解释资源，即便它已遭到文化与思想迅速变革的挑战。约翰·斯威特牧师十分及时的提问——“死亡是什么？”——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以及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斯威特的答案，“它是两个生命的中点”，揭示了信仰的很大一部分实质及其慰藉。面对着战争的屠戮，19世纪中叶的宗教向人们允诺，死亡并不存在。只有顽固地拒绝信仰宗教，才会将人类导向那能将他们抛入地狱的可怕的“第二次死亡”。“回心转意吧！回心转意吧！想想吧，你们死亡的原因会是什么？”一位牧师强有力的布道这样诘问南部邦联士兵。“你们死亡的原因会是什么？”一本广为发放的南部邦联小册子一再反复强调道。死亡是一种选择，人们可以将它有意识地拒斥，而去相信灵魂不朽。士兵不一定是受害者；即便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世俗命运，他们仍是他们更为重要的永恒命运之主人。

正如我们在“善终”的仪式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信念使死亡与哀悼都更为轻松。一些历史学者声称，事实上，只有这种信念的广泛存在，才能使人们可以接受内战死亡数字，宗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使士兵能够去杀戮。灵魂不朽的信念可以激励士兵冒肉体毁灭的危险。内战时期的美国人，不会质疑南部邦联的一名牧师所谓的“宗教的军事力量”。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一名北方护士1864年从前线给一个朋友所写的信：“我认为丽贝卡不值得为一个死人如此悲伤，因为她必将很快在天堂中与他们重逢。”坚定的信念可能产生近乎冷酷无情的自信，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会产生近乎鲁莽的行为。但是基督徒战士的古老传统可以使人们从更积极的角度看待宗教对战争的贡献，强调信仰是士兵履行宗教与爱国主义职责的一个根本动力。例如，在同部队交流时，福音主义的小册子与布道者们反复援用“效率”一词。这些布道者与劝诫者解释道，基督徒战士是有效率的士兵，因为他将“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畏牺牲。

来自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托马斯·B.汉普顿成为了这种人的一个典范。在给妻子杰丝廷的信中，他不断表白：当他的团经历奇克莫加、里萨卡、亚特兰大的考验时，他的宗教信仰不断增强。当南部邦联军队被1862年秋以来的宗教复兴震撼时，汉普顿日益企盼到“天堂”中避难，“在其中，战争与战争的嘈杂都不再有”。他写道，他的连队“几乎每晚”都举办祈祷会，这是“一个美丽而庄严的景象”。他感觉，战争使他远离“世俗世界的事物”。他期盼死亡能使他从战争的恐怖中解脱出来，这使他关注着约翰·斯威特等牧师所谈到的死后第二次生命：“虽然我可能会在敌人的刀剑或炮弹下死去，但我并不害怕遭难，因为我的的确确相信，我的灵魂将被从这个必死之躯的囚禁中解放出来，穿越辉煌的天界。我可能会死于营地的某个可怕疾病，但我仍坚信上帝，因为他知悉一切事情，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

对于几十万士兵来说——有些在应征入伍前便是信仰者，但有许多都是受席卷南北军队的信仰复兴运动影响才皈依宗教的——死亡成为了一种固恋。与其说死亡是件可怕的事情，不如说是一个希望——得到解脱的希望，从战争与死亡苦难中得到救赎的希望，以及逃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托马斯·汉普顿写道：“我颇为相信，如果我的朋友知道士兵所承受的艰难困苦，他们一定不会羡慕我们脱离必死躯体，而前往那个我经常渴望见到的不朽荣耀的躯体。”死亡为这些虔诚的人提供了一个状态的“改变”而非生命的结束；辉煌的天界变得比佐治亚州或弗吉尼亚州的血腥战场更加诱人。由于没有直接的战斗经历，平民不太可能承认死亡的吸引力，但他们也在宗教教义中找到了减少其恐怖、应对战争强加给他们的丧亲之痛的方法。如汉普顿的妻子所解释：“每当想起你我都非常痛苦。如果我知道你还没为死亡做好准备，我会加倍痛苦。如果在被敌人杀害或病死后你能在天堂安息，那将是我从全部信仰中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了……要不是因为我满怀希望，我永远也无法在这般痛苦中鼓足勇气。”

托马斯·汉普顿一直幸存到这场战争的最后一个月。那时，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本顿维尔受了致命伤。他的讣告写道，他“在信仰的完全胜利中”死去。汉普顿为杰丝廷留下口信：“不要为他哀伤，因为他将来的生活比……住在这个令人苦恼的世界好得多。”他将在“天上那明亮的豪宅中”与她重逢。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已有很多关于否认死亡、关于当代美国文化拒绝面对或谈论死亡的讨论。在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畅销书与文章中，历史学者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批评西欧与美国将死亡变得“不可见”。他声称，现代死亡已被医学化；哀悼被认为是“不得体”的。死亡已变得像色情一样不可提及。在内战期间，死亡难以被掩盖，尽管如此，似乎矛盾的是，它却被否认了——这种否认并非通过沉默与不可见，而是通过使死亡成为文化上的关注焦点的积极一致的概念重塑工作。死亡被重新定义为永生，它因而在19世纪得到人们的颂扬。然而，它在平民文化与宗教话语中的核心地位，表明人们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控制并拒斥它的恐怖。歌曲、诗歌与故事努力回答斯威特牧师给他那饱受折磨的会众提出的那一问题。“我的上帝！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一张歌篇的标题诘问道。

“噢，伟大的上帝！这场大屠杀意义何在，

为什么要手足相残，

为什么同样依您形象造出的兄弟

却要试图夺取对方的性命？”

一名垂死的联邦士兵这样说道，

在刀光剑影中他放声哭泣；

带着希望，他注视苍穹，

然后向大地道别—然后死亡。

这些诗句并未回答它们自己提出的问题，而只是将天堂视作希望。其他歌曲则允诺，死后的生活将“把我们的哀痛转变为喜悦”，并使人们确信，“妈妈，我死得很愉快”，因为“我看到天使降临，/为我的额头戴上了鲜艳的花环”。一首合唱曲问道：“我们是否还会认识对方，我们是否还会认识对方，在那儿我们是否还会认识对方？”一首在纽约州发表的民谣确认道：“在那完美时空/你将与逝去的亲人重逢……‘在那儿我们还认识对方’。”

天堂将在一个完美而欢乐的国度重新创建世俗关系。作为生命终结的死亡并不存在。1863年7月刊登于费城一家畅销杂志上的一首诗歌，果断地抹去了死亡这件事情，即便在不到100英里远的宾夕法尼亚小镇，6000名士兵正在死去。

没有死亡！星辰落下

又在某个更美丽的海滩上升起；

它们在天上镶满珠宝的皇冠中放光

它们永远在闪耀。

········

永远在我们身边，虽然看不见，

亲爱的不朽的灵魂在行走；

因为整个无边的宇宙

都是生命——所以，没有死者。

天堂在内战死亡话语中占据着突出地位。这部分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它逐渐成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地方。伊曼纽尔·斯韦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于1758年出版的《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一书，标志着天堂概念开始背离其传统特点：因禁欲而令人畏惧，远离尘世及其物质性，以及高度以上帝为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现代的天堂概念——除了完美，它几乎无法同凡尘分开，或者说它和凡尘没有什么不同。斯韦登伯格写道：“一个人死后同他生前没什么两样，以致他意识不到他已不在先前的世界了……死亡只是一种穿越。”同时，地狱也愈发不是人们担心或恐惧的对象了。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教派，斯韦登伯格主义在美国宗教生活中从来都只是处于边缘地位。但斯韦登伯格的观点在美国却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从约翰尼·阿普尔西德（Johnny Appleseed）到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再从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到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Sr.）的美国人，都曾褒奖过他的影响。“这个时代是斯韦登伯格的。”爱默生在1858年宣称。斯韦登伯格主义思想给超验主义打上了一个显著烙印，并促使全美国各教派都趋向于对天堂持有一种更为温和的看法。正如历史学者詹姆斯·H.穆尔黑德（James H. Moorhead）所证明，在19世纪的下半叶，“传统上同生命终结相联系的消极形象”得以削弱。一种几乎影响了整个新教思想的新的死后世界观，“试图缩短活人世界同死后世界的距离，甚至试图将天堂视为今生的一个更为绚丽的边缘部分”。

但是当内战开始时，这种转变尚不完全。在其内战期间所写的诗歌与书信中，埃米莉·狄金森表达了对死后生命令人生畏的性质的担忧：“天堂太冰冷了！”“我不喜欢天堂——因为那里每时每刻——都是礼拜日。”而实际上，有这样担忧的不只狄金森一个。随着战争使灵魂不朽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得到更广泛关注，天堂观的转变也加速了。历史学者科琳·麦丹奈尔（Colleen McDannell）与伯恩哈德·兰（Bernhard Lang）指出，在1830年至1875年间，美国先后出版了50多本关于天堂的书。但这一总数不包括小说，数十本印成小册子的、以天堂作为中心主题的葬礼布道词，许多有着类似《天堂，上帝的住所》（它出现在《南卡罗来纳人日报》1864年的专栏中）标题的报刊文章，以及谈论死后生活性质的广受欢迎的韵律诗（例如《哈珀新月刊》刊登的《死后》与《登山》）。《哈珀周刊》于1863年宣布，威廉·布兰克斯（William Branks）《天堂，我们的家》一书再版，声称它有可能成为“新的慰藉来源”，并报道说它“十分畅销”。该书是布兰克斯在这些年写的关于天堂的三本书之一。据历史学者菲利普·肖·帕鲁丹（Phillip Shaw Paludan）统计，仅在内战后的十年，便出版了将近100本关于天堂的书。死后世界的地理与社会状况依然广受关注，因为即便杀戮停止了，损失与悲伤仍旧存在。

死后世界人类关系的命运是这类作品尤其关注的议题，也是人们在努力应对死亡时尤其关注的议题。如果说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那么它也不应再是别离。早前的天堂景象几乎完全以天国中上帝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甚至到了否认家庭与友谊的世俗纽带仍旧存在的程度。但斯韦登伯格与受他观点影响的思想家们，则为一个足够宽慰的天堂画面如今看起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长老会的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在他于内战结束十年后出版的《给世人看的天堂景象》（Visions of Heaven for the Life on Earth）一书中承认，早期排除爱与友谊之延续的天堂概念“十分令人心寒”。在重视家庭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无法忍受这些珍贵的家庭纽带被抹去。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广泛持有的观念，即他们将在某天同失去的亲人重逢，对于宗教信仰的慰藉作用来说至关重要。在《哈珀周刊》刊登的关于畅销书《天堂，我们的家》的告示中，它认为该书最可圈可点的地方，是其作者赞同“在天堂，我们还认识原来的朋友，这一令人宽慰的信念——对于他而言，天堂是一个家，其中有着一个欢乐互爱的大家庭”。该书有七章专门谈论“在天堂我们还认识原来的朋友”。如果说士兵所需要的，是确信自己不会真的死去，那么幸存者则渴望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失去他们的亲人，即便这些亲人已经失踪抑或成为了无名氏。“他们不会离开我们太久”，南卡罗来纳州一名妇女断言，他们“只是走在了前面”。和基督徒一样，犹太教徒也援引这些慰藉。本·格拉茨的儿子于1861年死去，他的妹妹丽贝卡告诉他，“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以此来打消他的疑虑，给他以慰藉。内战迫切需要人们将天堂转变为家人永久团聚之所，它促进着新的死后世界观念的发展——这一死后世界是人们所熟悉的，而且近在咫尺；那里居住着亲人，他们与现世只是“隔着一道帷幕”。

然而，许多丧亲的美国人都不愿等到死后再与亲人团聚，他们于是急切地求助于唯灵论那更直接的希望。19世纪40年代末纽约州北部的一系列击桌招魂活动，增强了人们中间正在扩散的对活人同死者交流的表面事实之兴趣。对于一个日益将科学视作衡量真理之标准的时代，唯灵论所提供的信念所依赖的，似乎是经验证据而非神启与正信。如果死者可以使桌子升起，可以从另一个世界发来电报，甚至可以通过灵魂媒介进行很长时间的交流，那么死后的生命显然一定存在。用一位有名的唯灵论宣传者的话来说，这是“人类灵魂不朽的可触可感的证据”。

为了同死者进行交流，人们开始参加正式的唯灵论团体。一名唯灵论者估计，截至1853年，仅在费城，便有30个这样的团体定期集会；在全国，有30000个灵魂媒介在活动。《唯灵论者登记簿》写道，在内战爆发前夕，纽约州有24万位居民，也即该州总人口的6%，都是唯灵论者。唯灵论在东北部势力最强。在那里，它常常吸引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与其他激进社会运动的追随者。尽管如此，唯灵论在南部也有信徒，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约有两万名唯灵论者，在田纳西州有一万名。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两位奴隶制的热列鼓吹者——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主与政客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和作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将唯灵论视作他们所认为的天启宗教那些不可信的教条的替代选择。西姆斯相信，他已成功地同他死去的孩子们进行了交流；哈蒙德则想出了一系列向已故之人提出的问题，请西姆斯在访问纽约州时传达给灵魂媒介。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唯灵论观念已十分普遍，甚至足以影响、吸引那些并非正式信徒的人，而战争则使唯灵论信条变得日益吸引人。玛丽·托德·林肯经常试图同她死去的儿子威利交流。在白宫中她赞助了许多降灵会，据说总统也曾亲自参加了几次。亨利·鲍迪奇并非唯灵论者，但在纳撒尼尔死后，他却从《我的孩子》一诗作者明显的唯灵论观点中得到了深深慰藉。同为新英格兰人、也同为废奴主义者的约翰·皮尔庞特，为鲍迪奇提供了

在灵魂的国度，

在你的右手边与他重逢的美好景象，

在天堂中你将发现——他就在那儿！

皮尔庞特安慰他说，纳特只是看不见了，他还在只是暂时无法解除的另一个世界中继续活着。这使鲍迪奇能够更容易得多地应对——“接受”——儿子的死亡。斯韦登伯格那令人宽慰的天堂观，是唯灵论意识形态与唯灵论感染力的核心。而这样的观点也在鲍迪奇的葬礼布道词中占有显要地位，它使哀悼者们相信：“他只是在帷幕的另一侧……他站在那里，等待你们到来。”

在新奥尔良，本土卫队的一名军官领导了一个活跃的唯灵论团体——格兰金降灵会。在安德烈·卡约阵亡几周内，这个团体同他们逝去的英雄建立了联系。“他们以为他们杀死了我，实际上他们使我获得了生命。”卡约从死后世界报告说。“如果你们在斗争中牺牲，我将迎接你们进入我们的世界。因此，战斗吧！”他安慰他的黑人战友道：“在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要有遇难者充当垫脚石。”

在19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作为灵乩板（Ouija board）之雏形的占卜写板（planchette）的巨大销量，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成为灵魂媒介的机会，并使唯灵论活动变成了一个室内游戏。占卜写板是一块有三条腿的心形木片。人们相信，当灵魂穿过置于其上的人手时，它就会相应移动。这个通常配有铅笔的装置，可以指向字母表上的字母，甚或直接写下来自死者的信息。在北方，人们可以买到各种材质、各式各样装饰风格的占卜写板。它们使同灵魂的交流变成了一种时尚、“新颖的娱乐活动”。

1864年，唯灵论者在芝加哥举办了它们的第一次全国大会。这标志着，唯灵论已远远超出公众娱乐领域，愈发引人注目，其信仰者的自觉意识愈发增强。历史学者R.劳伦斯·穆尔（R. Laurence Moore）谈道：“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同灵魂交流至少是可能的。”在一场不仅毁灭生命而且抹去身份的战争中，如一位唯灵论发言人所写，人在死后“个体的不可毁灭以及同一自我的延续”的希望，对于许多人而言是无法抗拒的诱惑。约翰·埃德蒙兹（John Edmonds）与乔治·T.德克斯特（George T. Dexter）向《唯灵论》（Spiritualism）的读者保证：“你永远也不会失去你的身份。”《唯灵论》这本初版于1853年的书，后在这一世纪余下的岁月中不断重印。“肉体死亡并不影响一个人的身份。”

唯灵论对一个在士兵及其亲属看来有着迫切重要性的问题作出了回应。1861年，唯灵论报纸《光之旗》（Banner of Light）的一篇文章提出：“他想知道，在他失去了肉体后，他会成为什么。他是否还将继续存在？——如果还继续存在，那么会处于什么状态？”该报每一期都会提供许多众口一声的答案。一个负责传递“死者之声”的“消息部”，会通过“处于‘阴魂附身’（Trance）状态的J.H.科南特女士”，将这些答案传递给读者。南部邦联人同北方人都纷纷加入到对话中来；各种军衔、各种出身的士兵都报告说自己死得很好，说自己已在天堂中见到亲属，还说——如一个灵魂所宣称——“除了身体，死亡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拿走”。“石墙”杰克逊加入进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路线，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威利·林肯也常常发来信息。

在遇难三个月后的1862年4月，南部邦联士兵菲利普·格雷格现身报纸。他谈道：“那些在战场上献出生命继而回归天国的士兵，他们激动的心情人们很难想象。”格雷格为那些的确感觉很难想象死后情感的人提供了生动的描述，尽管他只是简短地描绘了自己的情感。在结束时，他说道：“我对我家人讲的话，世人无权听到。”

许多消息包含悼唁信——它们告知着士兵亲人他们在医院或战场的死讯——中所见的那种信息：确认一场“善终”，抑或确认“死亡之艺术”的原则。无论科南特女士是否有能力同死者交流，她至少肯定会传递生者所关切的问题。吉尔伯特·汤普森海军上尉说道：“今天请您帮个忙，如果可能，请通知我的父亲我的死讯。他叫纳撒尼尔·汤普森，是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人。告诉他我愉快而顺从地……死于八天前。”利安德·博尔顿想要“给我妈妈简要描绘一下我的死亡方式”。查利·希兰报告说：“我在布尔河事件中失去了生命，乡亲们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以及我在死后的遭遇……我想要告诉他们。”家人们有希望从那“不确定所造成的可怕空白”中解脱，获知他们儿子与兄弟的世俗与灵魂之命运。

印第安纳州第11团列兵凯莱布·威尔金斯根据自己的经历描述了身体是如何在死后世界继续存在的。与此同时，他也为一个困扰了数千伤员的疑惑做出解释：为什么被截下的四肢常常持续疼痛。“有些事情我生前无法理解，但现在我却可以理解了。”他证实道。威尔金斯报告说，他的一条腿曾被截肢，几天后他便因失血过多而死去。（“外科大夫们没有把动脉捆扎好。”）当凯莱布在天堂中遇到自己哥哥时，凯莱布看了自己一眼，惊呼：“那不是我的身体……我失去了一条腿，而这个身体却是完好的。”

他那已经历过死亡的哥哥解释道，凯莱布所看到的是他的灵魂身体。他“灵魂的脚与腿”是完好的；在截肢后，他原来脚的位置的疼痛，是他的肉体同灵魂器官相分离造成的。“肉体的腿同灵魂的腿之突然分离造成了疼痛。在物质的腿被截肢后，这疼痛会持续一段时间。”他的截肢已是一种“前死”状态，是物质身体与灵魂分离即将到来的先兆。威尔金斯同他的哥哥为读者提供了对肉体与灵魂关系的有益解释，并使他们确信：没有哪个人，甚至没有哪条腿，是真正失去了的。

在计算机时代工具的帮助下，国家公园管理局制作了一个包含350万士兵的630万条记录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中，没有印第安纳州的凯莱布·威尔金斯，没有亚拉巴马州的吉尔伯特·汤普森，也没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利安德·博尔顿。《光之旗》没有刊登任何读者的真实亲属的故事；它也没有提供死亡与埋葬的准确信息——这正是家人们在涌向战场时，或向卫生委员会“医院人名录”办公室发出数万条焦虑问询时，所努力寻找的信息。唯灵论所提供的慰藉在于，它允诺人们，这些问题可能将拥有答案，尽管唯灵论自身没有立即提供这些答案。亲人生死不确的情况将会有一个终结——也许是通过同灵魂世界的联系，但一定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如此众多未完成的生命叙述，终将有一个结局。

在内战结束十几年内继续带来死去士兵消息的《光之旗》消息部，对其读者群强调：个体士兵们既没有死去也没有失去。他们仍是他们那可定义的、独特的自我——如他们对自己的描述，仍是18岁、22岁或24岁，仍是6英尺、5.6英尺或5英尺8英寸高，仍是北方人或南方人，仍是黑人或白人，每个人仍拥有着自己的身份与姓名。他们努力同他们留在世上的人进行接触，为的是用那居于唯灵论核心的确信——“我还活着”——来宽慰他们。

引人注目的是，约翰·斯威特牧师使用了同这一模一样的话，向那些为爱德华·阿莫斯·亚当斯哀悼的浸礼会会众解释死亡的含义。亚当斯没有从另一世界发来唯灵论的信息，斯威特也不是灵魂媒介，而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牧师。但斯威特仍将亚当斯称作“会说话的死者”之一，他的生与死本身——“一个仍在我们中间走动、举手投足的生命与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便代表了灵魂不朽。“那些我们称作死者的人对我们有话要说”，他们“通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生命跟我们讲话”。斯威特强调，德华·阿莫斯·亚当斯也“仍然活着”，就像唯灵论的死者一样。主流教派分享了唯灵论许多令人宽慰的教义，以及它那死者仍旧以许多重要方式与我们同在的美好前景。

唯灵论的宽慰通过流行小说使其关注者达到最多。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19世纪的畅销书是伊丽莎白·斯图尔特·费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的《微开的天门》（The Gates Ajar）。如果——据说如林肯对其作者所言——斯托的小说帮助引发了这场战争，费尔普斯的作品则是在应对这场战争的后果。《微开的天门》一书出版于1868年。在此后的20年间，它被重印了55次。有头脑的商人甚至设计出“微开的天门”品牌的葬礼花环、雪茄烟与专利成药。

费尔普斯开始写这本书是在1864年。那时，她还只有20岁，用她的话说，适逢“国家因悲伤的妇女而一片阴沉”。同她相恋的一名士兵在安蒂特姆阵亡，但她意识到，她的个人悲伤只是那不可逃避的、像“尸体瘴气”一样弥漫全国的丧亲与痛苦的一部分。费尔普斯写这本书，为的是“用文字来安慰众多……女性，她们的痛苦弥漫全国”。30年后，当费尔普斯回首往事时，她记得自己那时没有“太多考虑男人们——父亲们、兄弟们与儿子们——的苦难”。她试图安慰的哀悼者是女性，“无助的、数量上超过男性的、没有被顾及的女性；她们被战争践踏在脚下，没有选择，也没有抗议”。男人参加战斗并死去，他们如今已无法挽救。吸引她注意的，是那些受到伤害、付出牺牲但仍继续遭受痛苦的妇女。她的书出版之后，这些妇女给她写了数千封信。费尔普斯说道：“在许多年里，那些哀悼者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这些信是人类痛苦与希望的标志。”

《微开的天门》以一位年轻女性玛丽·卡伯特的日记作为框架。这位年轻女士刚刚得知，她的哥哥罗伊已被“射杀”。无法接受罗伊的死亡，也无法使自己顺从上帝的旨意，她因而近乎绝望。就在此时，她的姑妈威妮弗雷德出其意料地前来造访。威妮弗雷德是一名遗孀，有着一个被恰如其分地起名为费思的年幼孩子。她为玛丽提供了一个新的天堂观，并使她确信她将同罗伊重逢，而且，“他并不只是站在歌者之间可望而不可即”，像一个抱着竖琴的天使那样，而是“同我挨得很近；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同我近到就像以前他在这儿时一样，甚至比这还要近，他真的又成了我的哥哥”。

玛丽的牧师为她提供的，只是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天堂景象。那是个致力于“演奏竖琴与进行祈祷”以及无尽增耀上帝荣光的地方，那是个会“排除一切个性与人类欢愉”的地方，那是个没有任何特殊的个人情感的地方。“他给予我的是粉饰、冷冰冰的陈词滥调、模糊、不真实、一位上帝，以及一个在其中我会坐着发抖的未来。”玛丽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相信什么,“我想要得到关于罗伊所去地方的一些真实的东西，一些令人愉快的东西”。

威妮弗雷德很快就为她提供了这些。她解释道，竖琴、唱诗班、白长袍、珍珠门，都只是天堂的象征，而根本不是天堂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未来的生活非常像地球最理想的样子，有树、有山、有房子。房子里面满是书籍、钢琴、图画以及同以前一样的人们。他们的目光还同活着时一样，仍留存着他们自己的身体与身份。威妮弗雷德使玛丽确信，罗伊现在“只是……看不见……他不是被失去了，也不是睡着了，也不是彻底毁灭了”，而是在继续爱着那些他已离开的人。

借威妮弗雷德之口讲话的费尔普斯，在死后身体及其命运的问题上有些含糊其辞。“这里有点复杂！”威妮弗雷德承认。她信服科学事实，承认“最后审判时死者复活的流行观念在生理学上是不可能的”。她举了“两个霍屯督人”肉体命运的问题作为例子：“阳光明媚的一天，其中一人恰巧把另一个人作为晚餐吃掉。”然而，费尔普斯没有解决这些棘手的复杂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截肢如此普遍，因而这些问题便显得太重要了。她只是强调，一个可被听到、可被触及、可被亲吻的真实身体，将会继续存在。她总结说，试图准确地“琢磨出”怎样继续存在，是“浪费时间”的。

威妮弗雷德与费尔普斯关于死后世界的观点所依据的权威，并非《圣经》，也非科学，而是痛苦与愿望。人类最需要的事物，正是一位仁慈的上帝想要给予他们的。在费尔普斯关于未来生命的想象中最为重要的，是自我的延续，是一个身份的延续——这种身份，是由身体与一组似乎既包含人也包含家中物件的关系所定义的。这些是《微开的天门》承诺为丧亲者恢复的天堂之核心。天堂被重新认作一个更完美的尘世：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与家庭生活被不朽化了，死亡几乎消失了。

但许多痛苦的丧亲者无法像玛丽·卡伯特一样逃脱绝望，转向确信。玛丽在小说开头的“反叛的精神状态”，以及她那坚定的宣言——“我决不顺从”，回响在现实生活中哀悼者的日记与信件中。他们感觉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位仁慈的上帝会以如此苦难来折磨他们——事实上是折磨整个世界。南部邦联诗人与小说家西德尼·拉尼尔想知道：“上帝怎么忍心让它发生？”神正论（theodicy），即关于上帝怎样、为何允许罪恶发生的学说——这个古老问题在那些目睹了内战浩劫的人面前有力地展现了出来。解决这一困境的一个方法是忽视或否认罪恶，而这也的确是一些人的策略——他们否认死亡的恐怖，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同俗世极其相似的天堂的魅力上。如果死亡不再可怕，而是受到欢迎，那么，人们也不需要去质疑上帝最基本的善意了。

但许多人无法用超越战争苦难的天堂美景来宽慰自己，而是直面他们信仰的根基所遭受的质疑。在南部邦联，达到参军年龄的男子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在内战中死去，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带来了广泛的、几乎无法忍受的苦难。北卡罗来纳州的凯瑟琳·埃德蒙斯开始对葛底斯堡与维克斯堡战役的意义有直接的理解，是在1863年9月。那时，她造访了八户邻居的住所，发现每个家庭都在为死去的丈夫、兄弟或儿子哀悼。人们似乎开始无法接受这样的损失，这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对于她们而言，家庭要务在传统上要比政治要务更为重要。仅是低语“上帝的旨意施行在地上”，都已变得日益困难。苏珊·考德威尔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沃伦顿，一座就坐落在战场上的小镇。在她的四面八方，“我们英勇无畏的士兵”在战场上“死去”，这让她感到极度悲痛。她感觉自己无法“获得足够力量来抑制我那反叛的内心……噢！要想顺从天命该有多么困难”。对战争感到厌倦的美国人援引约伯的磨难与忍耐提醒自己，上帝“所做的事都好”。他们顺从地、几乎是仪式般地强调：“尽管他杀死了我，但我仍将相信他。”然而，像苏珊·考德威尔一样，许多人都担心他们无法“再忍受更多了”。

对于一些人来说，宽慰不只源于确信存在一个近在咫尺的舒适天堂，也源于俗世中死亡意义的变化。死亡不仅将是容易的，而且还是有目的的。南方人与北方人都连篇累牍地叙述了那种赋予死亡以崇高意义的爱国主义牺牲。士兵们受苦、牺牲，为的是国家——无论它是联邦还是南部邦联——能够存续；基督教和民族主义的义务，在国家不朽的救赎愿景中融为了一体。

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或许是这样解释战争大屠杀和为战争大屠杀辩护的最有名的例子了。决心要使“这些死者不会白白死去”的林肯，用《圣经》式的抑扬顿挫使国家及其目的神圣化——尽管他很少提到上帝。在演说中，死者本身成为了政治意义与献身的代表；即便已归于沉寂、沦为无名，但他们仍然发挥着作用。林肯使他们名垂千古，使它们成为对一个不朽民族的持久激励。与“被纪念的死者”不同的是，联邦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像基督的牺牲一样，士兵的死亡成为了拯救的工具，成为了俗世与政治救赎的手段。

一年半后，正当内战与他的生命都已接近尾声之际，林肯从天意角度看待内战及其大屠杀的观点，或许更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在1865年3月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再一次对战时的杀戮进行了解释。但这一次，是上帝而非人赋予它以意义。一位正义的《旧约》上帝正在对奴隶制的罪恶进行报复。内战及其死亡与其说是牺牲不如说是赎罪。“然而，如果上帝希望战争继续，如三千年前的古话所言，直到被鞭子抽打出的每一滴血都由刀剑所杀出的每一滴血来偿还，那么仍可以说，‘上帝的判决完全是真实且正义的’。”

各种从天意角度看待战争的观点，从内战最初阶段便开始大量存在。那时，南北双方都声称上帝站在自己一方。如南部一名牧师所宣称，南部邦联将是“在地球上实现上帝伟业的国家”。“上帝是我们的辩护者。”（Deo Vindice）南部邦联官印写道。但直到巨大的生命代价变得显而易见之时，将天意主义观念同战争损失联系起来，并给这些死亡赋予崇高地位与重要意义，才凸显出其必要性。在1864年的一场布道中，佐治亚州的斯蒂芬·埃利奥特主教对这种必要性解释道：“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流了这么多鲜血，而只是为了独立之名，只是为了获得一个独立国家的虚荣或荣耀，这无论在上帝还是世人面前都是不合道理的。我们一定要有比这些更崇高的目标。”战争的死难者与战争的代价，正在改变和扩大人们对其目的的理解。

但正如林肯在胜利前夕发表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所坚称，上帝“有他自己的目的”，作出了他自己的裁决。是上帝，而非北方人抑或南部邦联人，将会界定他自己的旨意所及之范围。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双方都“读着同样的《圣经》，都向同一个上帝祈祷，也都声称它在帮助自己对抗对方……然而两方的祈祷都不会得到答复”。北部的胜利与南部的失败，必然会改变从天意角度对战争及其大屠杀的解释。北方人更加坚信生命没有白白浪费，并受到了他们的国家使命感的激励；但对于许多南部邦联人来说，他们的信仰则面临着深刻的考验。

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三个多月之后，北方牧师与神学家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发表演说，将死者及其牺牲者置于战争成就的中心，以此来庆祝北方的胜利。他宣称，遇难者“是我们胜利的价格与买款”。他的演说暗示，你得到了你花钱购买的东西；只有战争的代价才确保了它具有扭转乾坤的影响。他强调，为了实现上帝为美国准备的浩大（且昂贵）的目的，流血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些鲜血，我们的联邦得到了巩固，也变得永久圣洁了”。通过苦难与牺牲得到救赎的基督教叙述，塑造了布什内尔对战争及其意义的描绘。死亡不是损失，而是取得胜利的工具与物质条件。

内战初期，在联邦于1861年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战败后的那个星期日，布什内尔进行了一个题为《我们需要反败为胜》的布道，呼吁国民的决心与忠诚接受考验。四年后，他可以断言，美国已通过了它所面对的试炼。这场战争的苦难已保证，“我们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民族，我们也永远不会再次成为曾经的那个民族”。“我们大量的死者”所换来的，是一个将国家视作上帝意图化身的新国家观。像基督教一样，历史“需要鲜血来滋养”，所以美利坚合众国如今“可以说已拥有历史了”。这个国家“不再仅是人类意志的产物，而且也是一个宏大的道德事件”。它的目的如今也是上帝的目的。因“血流成河”而变得“圣洁”的美国，获得了它作为救世主国家的地位。“政府如今获得了神助。”这个国家“哀伤地奉献”了战争的死亡，“买回了一个非凡的历史篇章”。布什内尔明确地意识到，为实现上帝的旨意——自由、解放黑奴以及反映天意的国家——而流的鲜血，既有白人的也有黑人的，既溅洒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葛底斯堡与夏洛，也奉献于皮洛堡与瓦格纳要塞。

在演说的结尾，布什内尔提及了国家扩张的天定命运，这很大程度是受战争代价需要得到补偿的驱使。布什内尔强调，人们需要“为这场战争中每一滴血作出精确合理的解释，以此来结束和解决这场巨大的悲剧”。像南部邦联的斯蒂芬·埃利奥特主教一样，布什内尔也寻找着“更高的目标”，来平衡“这么多鲜血”的流淌。战争的毁灭性需要人们为这场战争给出更为宏大的目标。他总结说：“按照上帝的时间安排，我们也将为……把这整个大陆都变成一个美利坚世界并实行美利坚自己的法律、自由与制度的权力而战。”

布什内尔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讲出这些话的。人们也会猜测，他之所以能如此激情地谈论鲜血，是因为在整个内战期间他都住在康涅狄格州，远离他所描绘的“被死亡的黑幕所笼罩”的战场。但天意支持了他，他因而可以将天意的目的称作他自己的。他的死难者，北方的死难者，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目标与更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但对于战败的南部而言，战争的可怕损失只能是看起来毫无意义。

一位南部妇女写道，随着南部邦联气数日尽，一些南部白人“坦率指出，如果我们的事业失败了，他们将彻底不再相信上帝会回应人们的祈祷”。南部邦联诗人亨利·蒂姆罗德（Henry Timrod）在1861年写了《民族的诞生》（“Ethnogenesis”）一诗来庆祝一个南部国家的诞生。在诗中，他实际上暗示了：“怀疑战争的结局，便是缺乏对上帝的信仰。”那么，真实地看清结局与面对失败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么，人们是否还将继续认为上帝是值得信赖的？投降使战争的牺牲看起来毫无意义；损失将一直无法挽回；南方的父亲们、兄弟们与儿子们死去了，但国家却未能因而继续存在。

即便是那些最为虔诚的人，也为接受失败以及寻找杀戮的意义而内心挣扎。1865年秋，南卡罗来纳州长老会指出：“神圣天意那神秘而出乎意料的结局，撼动了许多基督徒的信仰。”浸礼会领袖塞缪尔·福特意识到：“‘上帝在哪儿？’这一问题似乎在迫切地拷问着每个人的内心……是否真的有一个上帝？许多人都在问。”弗吉尼亚州的玛丽·李感觉，自己“就像一艘没有领航员也没有指南针的船”。在舵柄处，她看不到上帝。

像长老会的编辑约翰·阿杰一样，一些信仰者提醒他们的南部同胞——神职人员们在这四年的战争考验中事实上也在不断重复——上帝会磨练那些他所爱的人。失败只不过是另一个重担，需要人们以约伯在面对神降苦难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来承担。“是的！上帝为了磨练南部，将他那尽管沉重但又仁慈的手，放在了南部身上。”在里士满，摩西·德鲁里·霍格牧师坦承，失败像“裹尸布一样包裹着我”。但他决心不去“抱怨”上帝，而是将“等待他的旨意之变化”。

许多人感觉自己已经受够了。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丝·埃尔莫尔绝望地写道：“我不知该如何忍受这件事。我无法顺从主命。”她承认：“不信仰上帝的错误想法会在我心里浮现。”她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两个表兄弟，她曾在自己的房子中对付过北方侵略者，她也曾经历过哥伦比亚之被焚毁——“在我们的前方、后方与周围，全是火焰”。她努力使自己的经历切合基督教的苦难与救赎的叙述，但对于南部邦联几乎不可能的复活，她却看不到任何救赎的希望。她写道：“每个日日夜夜，在每一个安静的时刻，我都在试图想出这一可怕事实的意义，试图在这一无法穿透的黑暗之底部找到真理……上帝是否已抛弃了我们？”弗吉尼亚州的科妮莉亚·麦克唐纳失去了丈夫，无家可归，穷困潦倒。和埃尔莫尔一样，她也感到被上帝抛弃了。她描写道，自己曾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度过“无信仰、无希望的可怕时刻”。然而，关于上帝仁慈的记忆逐渐浮现脑海，她于是决心重新相信上帝，尽管她遭受了折磨。

像麦克唐纳一样，大多数原南部邦联人都会抑制自己的怀疑，并恢复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内战结束后，南部教会迅猛发展——这为该区域此后在20世纪成为“《圣经》地带”奠定了基础。然而，如玛丽·李所言，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让南部白人遭受令人极其痛苦的战争损失，这让许多南部白人仍然饱受困惑。在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南部出现的对“失败的事业”的狂热崇拜，以及对南部邦联记忆的纪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认南部数十万年轻生命事实上没有被白白葬送。

胜利者从天意角度看待这场战争、看待联邦与黑奴解放的观点，为北方白人与全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关于神圣目的与神圣牺牲的令人宽慰的叙述。但是，这种对战争代价的辩护，并不能令所有美国人感到满意。他们很难忘却战斗的恐怖与大屠杀的巨大规模。损失的威力甚至使许多信仰者都无法摒弃对上帝仁慈心的挥之不去的怀疑。怀疑者面对着许多深刻问题，这些问题不只关乎上帝，也关乎生命的意义，以及信仰与认识的根基。

路易斯·米南德（Louis Menand）曾研究过19世纪中叶聚集在哈佛的一群杰出知识分子。他指出，内战不仅“使人们不再相信此前时代的信条与预设”，它也“几乎”摧毁了“北方整个知识界的文化”。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他的父亲曾在他于安蒂特姆受伤后奔向战场寻找他——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其中一位。米南德认为，小霍姆斯永未能从他的经历所造成的精神冲击中恢复过来。米南德解释道，出于某些道德原则，小霍姆斯曾志愿参军打仗，但“这场战争不仅让他失去了信仰，也使他失去了对信仰的信仰”。这不只是失去信念；这是一个关于认识论与感受能力的问题，一个关于我们怎样了解世界，以及怎样看待我们同它的关系的问题。

内战之恐怖的一个产物，是讽刺作品的大量涌现，这种作品展示了源于个人经历的冷漠和怀疑的姿态。文学学者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曾写道，战争总会产生讽刺，因为现实环境总会颠覆最初的意图；战争的结果总是要比我们的预期可怕得多。这对于美国内战而言当然适用——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政客们使一个又一个人确信，他们将取得几乎不流血的胜利。但对这场人们始料未及的大屠杀最主要的回应，事实上是一种强烈的，有时几近悲怆的伤感。内战期间有大量歌曲，在其中士兵们恳求母亲“快来，您的儿子气息奄奄”，恳求母亲“在我死前……祝福我”，抑或“在我离世前再吻我一次”，再或“今夜再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长篇与短篇小说，都有着《微开的天门》所表现出的热烈与诚挚。但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感也在战争进程中产生。它的出现，常常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多愁善感的传统与现代工业化战争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所作出的直接反应。

模仿诗文是这一反应的一种文体。在流行歌曲领域，《妈妈会来安慰我》被改编为了《妈妈会来狠揍我》——这是对家庭生活性质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看法。一位歌词作者创作了一首《妈妈永在我心头》，将十余首歌谣的标题串连起来作为这首歌的歌词，并采用了《美丽的蓝旗》（“The Bonnie Blue Flag”）的曲调，以此来讥讽那数不尽的关于母爱的民谣。

“这是我妈妈的习惯”，“我温柔的亲爱的妈妈”；

“我是妈妈的心肝儿”，因为，我爱我的窖藏啤酒。

“妈妈，吻我并道声晚安”，然后带给我一杯纯正的波旁威士忌——

“亲爱的妈妈，我感觉我要死了”，妈妈，你永在我的心头。

马克·吐温曾写过一篇题为《斯托姆菲尔德上尉的天堂游记摘录》的“滑稽讽刺作品”，来同《微开的天门》进行较量。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初，他曾将该文的一个版本拿给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看，但直到20世纪初他那并不喜欢这篇文章的妻子去世之后，他才敢将该文发表。马克·吐温抱怨说，费尔普斯的小说“想象了一个简陋、狭小、不值钱、大概只有罗德岛那么大的天堂——在过去的19个世纪中，有数亿基督徒死去，而这个天堂只能容下其中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一”。马克·吐温的主人公在控制他那天使翅膀时遇到了麻烦。他的飞行技术奇差无比，以致常常会和其他天使发生碰撞。斯托姆菲尔德还惊愕地发现，绝大多数的美洲天使实际上是印第安人而非白人，因为，许多世纪之前，印第安人便已开始在“新世界”死亡，并在天堂的美洲部分积累起巨大数量。斯托姆菲尔德那糟糕的飞行能力，以及他的少数族裔地位，使他在天堂中过得并不那么舒坦。马克·吐温将费尔普斯那忧伤的虔信转变为了喜剧的荒诞。

“垂死的士兵“垂死的士兵”。歌篇。费城图书馆公司。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将自己称作智者而非幽默家，他重视通过他的报纸专栏与短篇小说来达到嘲讽针砭的意图。“幽默是宽容的、温和的……它的嘲弄就像爱抚一样不痛不痒。而智慧则是猛戳——请原谅我的直白——然后在伤口中转动武器”。比尔斯小时候在中西部的一座农场上长大。据他后来描述，在那里，“我们不得不做苦工来维持一个非常艰苦的生计”。他的父母——比尔斯似乎很看不起他们——生了13个小孩，每个人的名字都以“A”开头，他是这13个小孩中的第10个。比尔斯在年仅18岁时便参加了联邦军队。在所有在内战中打过仗的美国作家中，比尔斯是其中最重要、最多产的一位。在1864年于肯纳索山头部严重受伤之前，他经历了四年的战斗，并因作战勇猛而荣获了许许多多嘉奖。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当了一名报人。终其一生萦绕在他心头的，是他所描述的挥之不去的“死者与死亡景象”。比尔斯因而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根据他的军事经历写成的小说作品与非小说作品。他的战争作品常被誉为现代军事文学的开端，并对斯蒂芬·克莱恩与欧内斯特·海明威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尔斯精心描绘了没有浪漫色彩的战斗场景，这反映了他对写作与人生的基本态度：“为令人倒胃的真相培育一种滋味……最为重要的是，努力以其本来面目看待事物，而非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面目。”

战争爆发时的希望与战争的恐怖经历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深深地影响了比尔斯随后的世界观。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使他饱受“那个血迹斑斑的时期的幽灵”与一种苦痛感的折磨。这种苦痛感不只源于在战争中他自己的纯真之丧失，也是由于他感觉到：像他这样承认战争的恐怖及其高昂代价的人，少之又少。战后世界对战争损失的否认与掩盖使他既感到孤立，又感到愤怒。在他看来充斥着虚伪与自欺的宗教团体，尤其令他感到如芒在背；在《魔鬼词典》（Devil's Dictionary）中，他将宗教团体定义为“希望与恐惧的女儿，她向无知解释不可知事物的本质”。

比尔斯的战争作品关注战争阴森恐怖的一面，并展示出作者似乎急切想要超越思想与描述的规矩。在发表于1881年12月的《夏洛见闻》一文中，比尔斯写了他对战斗的回忆——这显然是局部的、作者亲身经历的，而非全景式的、史诗般的。19世纪80年代初，《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开始刊登具有纪念性质的“战斗与领袖”系列文章，以吸引那些对内战的往事与神圣化传记感兴趣的广大平民读者。而比尔斯的这篇文章则同它们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的文章对战争死亡进行了最为形象的描述，兼顾其感官上的恐怖与道德上的恐怖。他描述了自己来到前一天战斗过的战场，发现

人呢？已经有太多人了；全都死了，显然，还有一个人活着，他躺在我的排伫足的地方……——他是联邦军队的一名中士，身上多处受伤，曾是一个高大英俊的人。他面朝天空躺着，呼吸时伴随着抽搐、急促的鼻息声，从口中喷出的涎沫像奶油一样顺着面颊流下，堆积在他的脖子与耳朵旁。一颗子弹在他的太阳穴上方留下了一个沟槽，脑浆从这里涌出，一片片、一条条地掉落。我过去从不知道，人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只有这么少的脑浆还能存活。我的一位很女子气的手下问道，他可否用刺刀刺死这位中士。对这一冷血建议我震惊得无以言表。我告诉他，我觉得不应这样；这不太正常，而且太多人在看着我们呢。

这位正在死亡的士兵，尚未从死亡的细节与痛苦中得到解脱；但传统却阻止了仁慈之举——“太多人在看着我们呢”，并使对死者真正的同情变成了“冷血”；“善终”的观念变得自相矛盾。“死亡是件人们憎恶的事情。”比尔斯在另一处写道。“它并不像风景一样美丽，它并没有温柔、庄严的一面——它事实上是一件阴森恐怖的事，它的所有表现所有样子都丑陋可恶。”

受刑而死，自杀而死，战斗而死——这些死亡构成了比尔斯战争作品的中心主题。比尔斯也的确将死亡，而非宗教的与政治的目标，视作战争本身的基本事实。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其《爱国者之血》（Patriotic Gore）一书中所言，死亡是比尔斯著作中“唯一真正的人物”。在比尔斯看来，一名士兵本质上是一个“杀手”，一个“以杀戮自己同胞为业”的人。然而比尔斯的尖刻并非他缺乏情感的表现：他对那位在夏洛死去的中士的描述，虽不寒而栗，但也带着深沉的同情。

比尔斯的一个最有冲击力的战争短篇小说，描绘了一位“勇敢、有效率”的年轻中尉同一具死尸在漫漫长夜中的相遇。在战友睡觉时被派去守卫联邦营地的布雷纳德·拜灵（Brainerd Byring），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森林中同一具南部邦联死尸在一起。他是一个情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他一直非常喜欢“战斗的兴奋”，但他却对“死人的场景”特别厌恶——“他们面如泥土，两眼泛白，身体僵直，不是不正常地收缩，就是不正常地肿胀”。随着夜晚时光缓缓流逝，尸体似乎开始移动了。“它想要什么？”这位士兵诘问道。“它似乎别无他求，而只是想得到一个灵魂。”作者挖苦般地写道。

面对着这位死人同伴，拜灵愈发焦虑，他便开始利用确切的事实与理性来对抗这种焦虑。在脑海中，他不断重复着他所知道的关于以下问题的全部知识：人们对死者态度的历史，古代欧洲与中亚的埋葬习俗，以及超自然力量信仰——他并不相信这个玩意儿——那令人惊讶的文化持久力。“我想，人类得花上一千年——或许是一万年——才能成熟得足以摆脱这种想法。这种信仰是在哪里、在何时产生的？”他苦思冥想，为的是控制住他那愈加强烈的恐惧感。但他的哲学思考无法使他平静；现在控制着他内心的，是死亡而非他自己。即便他宽慰自己道，“死尸具有恶意”的观念只不过是古老神话的残余，但他看到，那具尸体“显然在移动”！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第二天，一位联邦上尉兼军医发现了两具尸体：一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它“被刺刀戳得惨不忍睹”，但它的伤口却没有血迹；另一具是一位年轻的联邦军官的遗体，他用他的军刀刺穿了自己的胸膛。在面对死尸之时，拜灵被迫试图彻底消灭死亡与他自己，将死亡视作战胜自己对死亡恐惧的唯一途径。

和其他人一样，比尔斯也感觉幸存者的身份令人苦恼。他写道，战争使他被“判处存活”；这场战争的死难者萦绕在他心头，萦绕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就像那具南部邦联尸体如此折磨着布雷纳德·拜灵那样。对于比尔斯来说，战斗的幸存者与战斗的死难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一次他谈道：“当我问我自己道，那个曾在奇克莫加作战的年轻人安布罗斯·比尔斯后来怎么样了？我一定会回答：他死了。”与那些有目的、顺应天意的基督徒的死亡不同，比尔斯式的死亡常常是个意外。如同拜灵的故事所展示的，它突然出现在读者眼前，就像它突然发生在遇难者身上那样——而且看似矛盾的是，这种死亡甚至还是自杀。包含人类的准备或能动性——它们是“死亡之艺术”的核心原则及其为人们带来的希望——的死亡之观念，在比尔斯的世界中完全是陌生的东西。事实上，就像那具看起来在移动的尸体那样，死亡拥有着向生者索命的能动性。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如威尔逊所言，死亡成为了比尔斯著作的核心角色。

比尔斯最有名的短篇小说《枭河桥上的一个事件》描写了一个即将被绞死的南部间谍的故事，为死亡的突如其来与人类的徒劳提供了例证。绞索突然断裂，把佩顿·法夸尔（Peyton Farquhar）投入小溪。法夸尔似乎已逃脱了他那将被绞死的命运，似乎已经逃离了北方佬，踏上了回到家乡回到妻子身旁之路。然而，他的逃亡被证明只是一场白日梦，就连读者也被蒙蔽了。故事的结局是，法夸尔最终被吊死在了枭河桥上。比尔斯的讽刺作品的冲击力就在于，他不仅将主人公，也将读者抛入了他所创造的表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像法夸尔一样，他那吃惊的读者的心也被悬了起来。

比尔斯并不认同他的时代将死亡浪漫化的做法，而是完全接受达尔文主义“自然被锋爪利齿染红”的观念，并嘲笑宗教团体的教条与权威。比尔斯因而完全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在《魔鬼词典》中，他用押韵的不敬言辞定义了死人：

做完了呼吸的苦役，

摆脱了世间的干系，

疯狂地奔跑到终点，

发现那金闪闪的目的地不过是一个洞而已！

如此众多美国人所热望的死后世界，并非天堂，而只是空虚的坟墓。死亡是“丑陋可恶”的。它是终点，而并非通往另一个生命的道路，也非爱国主义的或宗教的目标之体现或实现它们的工具。比尔斯恐惧死亡，但他也被死者打动，这便是它们为何继续萦绕在他心头的原因。无论是南部邦联还是联邦的死难者，都应该获得恭敬的关注；就像死亡定义了活着一样，死者代表着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因为每分每秒/我们都能感到对死亡的恐惧与死亡的迫近。”

赫尔曼·梅尔维尔不像比尔斯那样有着广泛的内战经历，但他却能懂得，纯真的丧失使内战最初的期望显得荒谬。19世纪50年代，梅尔维尔遭遇了他评论事业与商业的失败。对于他来说，这似乎宣告了他那文学报负的死亡。在萨姆特要塞陷落时，梅尔维尔42岁。在内战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场上，努力从他的人生低谷中恢复过来。他的一些近亲参加了联邦军队，这给了他一扇可以从中窥见这场战争的窗户。1864年春，在威尔德内斯战役前夕，梅尔维尔前往弗吉尼亚州战场。他努力获得了格兰特的接见，并参加了一次为期三天的长途跋涉，同一群士兵一道搜寻南部邦联游击队长约翰·莫斯比（John Mosby）。到了1865年春天南部邦联投降的时候，梅尔维尔以一种他不熟悉的文体开始了一段新的文学征程。战争是他的主题，诗歌是他的体裁。他出版于1866年的《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BattlePieces and Aspects of the War），以见闻和片段合集的形式将这场战争呈现了出来，而并未采用他早前最重要的作品所采用的小说体裁。这一选择反映了作者的判断，即“没有人能叙述那场斗争”，以及“纠缠的韵脚/不过是对迷宫般的战争之暗示”。梅尔维尔意识到了这一国家经历的重大意义；这场战争是“一场动摇了众多事物根基的巨变”，那些事物既包括文学体裁与语言，也包括人类的目标与价值观。

书中的诗歌以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并非诗歌创作的时间顺序，而是战争本身的时间顺序。诗歌以约翰·布朗与导致南部分离的“信念冲突”为开端，继而先后描绘了多纳尔森要塞之战、夏洛战役、安蒂特姆战役、石河战役、葛底斯堡战役、查塔努加战役、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向海洋进军”、里士满的陷落，以及阿波马托克斯的投降仪式。诗集的开头描写了天真的年轻士兵欢乐地向战场进军，以及他们的“期待”。但梅尔维尔接着描述了这些希望的破灭——在“炮弹齐发的炫目光芒”之中，“死掉”的年轻人“受到了”严酷的教育。如同在比尔斯的作品中那样，死亡因发生得突然而显得具有讽刺意味。一个“采浆果队”（a berrying party）带着激情与快乐去从事的荣耀冒险，却成为了一个同这毫不相关的埋葬队（a burying party）。战争中的年轻士兵从未“想过死亡是什么——觉得它不过是/滑入了某个像春天一样的地方”。在他们的期待中，他们“跃过了”战争的“悲痛”，但战斗与梅尔维尔则将它恢复。

居于梅尔维尔那诗意探寻核心的，是“死亡之谜”。而早在战争将这个问题推到国民意识的中心之前，他个人对此便已非常关心。如他同时代许多其他美国人一样，梅尔维尔试图努力战胜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以便为那令人宽慰的灵魂不朽的信仰找到一个合理基础。他的朋友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曾在1856年写道，梅尔维尔“既无法信仰，又对自己的不信仰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优柔寡断感到沮丧，因而“几乎决心接受自己彻底毁灭的命运”。当战争的爆发使死亡无论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重新居于了显要地位时，上述问题对梅尔维尔来说远未得到解决。文学评论家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认为，《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一书代表了梅尔维尔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究——“一个信仰与不信仰之间的持久辩论”。

在1861年以后，彻底毁灭拥有了一个不同含义。梅尔维尔将战争毁灭性的本质直率地呈现了出来：在威尔德尼斯的士兵看到了“满地头骨”，以及绿色的、正在腐烂的、“装满了骨头的鞋子”；去年战役的死难者如今仍未埋葬。死者“几乎没有埋葬仪式”，因为在军事杀戮的可怕需要面前，即便是给死者以尊严的死亡仪式也被抛弃了。荣耀、羽饰、饰带、旗帜已变得无足轻重；人只不过是技工，只不过是毁灭机器上的齿轮，因为战争本身已成为了现代化、工业化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的铁甲战舰的优势地位与“铁砧撞击的喧嚣”便是它的生动象征。

战场上未被埋葬的头盖骨与尸骨战场上未被埋葬的头盖骨与尸骨。“弗吉尼亚州盖恩斯米尔的战场”。国会图书馆。

没有热情；一切都依靠曲柄、轴、螺丝运转，

以及热量计算。

死亡本身成为了战争的目标，成为了战争这台工业化机器的产物。更崇高或更荣耀的目标并不存在。北方人与南方人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名誉或国家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但他们现在理解了他们曾经那热望战斗的年轻内心所无法理解的——“像子弹那样的东西可让你幡然醒悟！”——因为对宗教的虔信与对战争的浮夸都已经烟消云散。死者也找到并回答了梅尔维尔所解不开的谜，“死者/是唯一揭开其谜底的人”。战争使起初如此天真的他们获得了终极知识——甚至幸存者也不知道的终极知识。生者仍然被囚禁在不确定的监牢里。

埃米莉·狄金森的生活甚至比梅尔维尔还要远离这场战争。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她几乎寸步不离她父亲的住所。但她的作品同样展示出了一种在现实与表象、期望与经历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脱节感。在内战结束时，狄金森写道：“前瞻若能品味回顾。”这重复了那贯穿于梅尔维尔《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全书的黑色教育观念。

我的胜利持续到鼙鼓

把死者撇下

然后我丢掉我的胜利

在责骂声中偷偷地溜达

去了却的面庞把结局

转向我的场所

于是我恨荣耀

巴不得自己就是死者。

“刺刀的悔恨/对死者一文不值”，这首诗这样结束道。结局与期望背道而驰；悔恨无法挽回被“了却的”人，也无法改变她在另一首诗中所描写的“无法撤销的”阵亡者“名单”。狄金森谴责内战胜利与其所付出的高昂的生命代价不相称。同比尔斯一样，狄金森也注定要承担幸存者的负罪感与幸存者的荣耀——这两者无论哪个她都无法摆脱。战争的讽刺在于天真的被毁灭与对未来结局的无知，以及将死亡视作无法挽救的彻底毁灭——而非基督教所预示的救赎性牺牲——观念。

埃米莉·狄金森被誉为一位专注于死亡主题的诗人。然而奇怪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文学评论家都否认她的作品同内战的联系，即便她全部作品中有一半都是在内战期间以每周四首的速度写成的。狄金森被描绘成了一位离群索居的人，脱离了现实世界及其苦难。但是她的作品充斥着战斗语言——这些语言正是她在那四份定期送往其宅邸的报纸上所看到的语言。战役、加农炮、来复枪弹、子弹、火炮、士兵、弹药、旗帜、刺刀、骑兵、战鼓、军号，这些是在她的诗歌中一再出现的意象。

在内战的第二年，狄金森开始了同被她称作“导师”的男子——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的通信，这段通信后来被证明为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通信之一。在1862年4月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希金森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些有抱负的作家的文章。狄金森给他写了封信对该文进行回应，由此开始了他们的信件交流。但希金森并不只是个文人。作为一位老资格的废奴主义者，他接受了对一个黑人团的领导，并在1863年初奔赴南卡罗来纳州。虽然狄金森直到1870年才见到希金森本人，她仍然害怕他可能的阵亡所带来的悲伤。“您能否既不有损荣誉又能避免死亡？我恳求您，先生——您的死亡会让我这个无名小卒丧失一位亲人。”

狄金森理解丧亲之痛，因为战争已夺去了她那亲如一家的马萨诸塞州小镇上一些人的性命。1862年3月，阿默斯特学院院长之子弗雷泽·斯特恩斯（Frazer Stearns）在北卡罗来纳州新伯尔尼阵亡，使整个小镇都陷入哀痛。埃米莉描述道，在得知朋友的死讯后，她的哥哥奥斯汀“完全目瞪口呆了”。她曾看见过年轻的斯特恩斯带着军刀与他的战友一起骑着战马穿过阿默斯特。而如今，“成群的居民对他说晚安，哀乐合唱为他响起，牧师告诉人们他有多么英勇……他的亲人垂下头颅，就像风吹倒了芦苇”。狄金森对希金森命运的担忧，来源于她对战争代价的切身经历。

早在内战爆发前，埃米莉·狄金森或许便已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主题了。但这场全国性战争却给了她一种新语言和一个新语境，使她可以借此思索这场战争的意义。在给希金森写信谈论这场战争时，她自己承认，朋友们那“突然且过早”的死亡，使她心生了“一种——更多的是对恐慌而非宁静的——脆弱的爱”。她知道，战争使她的绝望同她周围其他人的痛苦形成了一个新的关系。“悲伤看起来要比过去更为普遍。自从这场战争打响以来，它已不再仅属于一部分人了。如果其他人的极度痛苦，可以帮助一个人减轻他自己的痛苦，那么现在就会有很多这种药了。”战争为狄金森的形而上学思考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于她而言，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是由死亡的代价与可能定义的，正如这场战争自身便不断需要人们给出一张关于损失与目的的收支清单一样。她的诗歌用战争的死亡探讨了超越时间的永恒问题，但她的思考同时也涉及，那些被天赋比她差得多的同代人所困扰着的当下问题。同别人一样，她也试图理解战争大屠杀的意义、胜利与失败的代价，以及内战杀戮对塑造了大多数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如狄金森自己所写，她生活在“可能里面”。面对着怀疑，她寻找“乐园”，寻找信仰的坚实基础，寻找灵魂不朽的迹象，以打消她内心深处的疑虑。她感觉自己脱离了信仰者的群体。有一次她写信给希金森谈自己的家庭，说她全家“都很虔诚，除了我”。像她的时代中如此众多对基督教持反思态度的美国人一样，她努力消除灵魂与物质的矛盾，并努力思考这些矛盾对天堂与上帝的影响。死亡似乎是“灵魂与肉身之间的一段对话”，一个未能解决的痛苦问题。狄金森想知道她在哪儿能找到天堂（“我在到处敲门”），想知道死后世界是什么样的（“天堂是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片天空？——抑或一棵树？”）她苦苦思索着肉体不朽的可能：“我用双手感觉我的生命/以便得知它是否还在。”但她无法消除她的疑虑，无法在“那既非常可信又非常可疑的/宗教”中找到确实的安慰。死亡仍是无法阻止的。

除了死亡，一切都可调节——

··········

死亡—对自己—例外——免除了任何变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永恒的是死亡而非生命，因为它“消失了——然后再获新生……彻底毁灭——将肉体镀上了/不朽”。没有世俗的解释，也没有军事或政治目的可以平衡这一损失；胜利无法补偿它；对于那已经死了的人而言，对于那些他们那“冰唇”已“为冰霜迷住/对它无法消受”的人而言，胜利“姗姗来迟”了。狄金森既不允许自己得到解脱，也不允许自己逃避到那舒适的崇高目的或多愁善感之中。相反，她直面死亡的恐怖——“成堆成片的呻吟声”——并探究在死亡提出了关于她自己价值与命运的问题时，它对上帝之存在与仁慈所提出的挑战。“当如此英勇的人都死了的时候/活着，是件可耻的事情”。像比尔斯一样，她也感到自己被“判处存活”。狄金森阐释道，灵魂的内

在战斗是“所有普遍的战斗中——/最大的一场——”。但全国战争的环境，阐释并具体化了她内心的骚动，促使她在这四年中创造了大量非凡卓越的诗歌。

研究狄金森、比尔斯与梅尔维尔的评论家，在他们每个人的作品中都识别出了一些同“现代性”相关的特点。对确定性的挑战是“现代性”这一名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作家中的每一个都努力应对着对宗教的怀疑，并都使用了一种能反映出他们对欺骗与妄想的担忧的讽刺。借用梅尔维尔的话来说，他们三个都试图使人们“幡然醒悟”。但他们的怀疑既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实质，也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形式。因为叙述无法表达他的想法，梅尔维尔便诉诸诗歌。如海伦·凡德勒所言，梅尔维尔承认，战争需要“一种新语言与新韵脚”。人们无法全面理解这场战争；如他在《威尔德内斯的军队》一诗中所言，任何有利视角只能提供“对战争的一瞥”以及“对迷宫般的战争之暗示”。

比尔斯同样回避了任何综合描绘内战的努力，也没有试图占有全部内战知识。他只是写“我”在夏洛的“见闻”，只是提供了“关于奇克莫加的一点回忆”——仍是“我在那里的见闻”。他只是相信他通过直接体验所获得的知识。他的短篇小说就像快照一样。战争无法作为一个壮观的全景画为人理解，或被人言说。只有在个体生命——以及死亡——当中，它才是真实的。这种个体化破坏了战争的连贯性，并摒除了任何一个更宏大的目的。比尔斯的《魔鬼词典》则代表了另一种片段描绘，它所采用的形式破坏了这种体裁的本质。比尔斯没有按部就班地堆砌意义。他所给出的定义，以嘲弄与讽刺的口吻对内战的意义提出了挑战——甚至否定了其意义。

狄金森的诗歌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因为它们背离了主流诗歌体裁的规则与逻辑。

后面的思想，我千方百计

接上前面的思想——

但顺序却杂乱难循

就像一个个球——滚在地板上。

她在1864年写道。在狄金森去世后，她的诗被出版。在此之后，她那以不连贯为标志的诗饱受批评家诟病。他们指责说，这些诗扭曲了语法和句法。然而，当代评论家认为，这些特征体现了狄金森对理解与连贯性之基础的怀疑。夏伊拉·沃洛斯基（Shira Wolosky）声称，狄金森的诗对“关于语言意义与事物整体意义的整个问题”提出了挑战。这既是一个死后世界观的危机，又是一个语言与认识论的危机；这不仅关乎上帝是否存在以及我们能否认识他，也关乎我们是否具有哪怕一点认识和言说事物的能力。

内战结束30年后，狄金森的诗才被付梓；梅尔维尔出版于1866年的《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只发行了500册；比尔斯作为一名记者闻名遐迩，但直到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过去20年后，他才开始发表他的战争作品。这些作家对战争浩劫的理解的重大意义，不在于他们对民众思想的影响。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们代表了广泛持有的观点。然而他们的作品，为理解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对内战所造成的信仰危机的各种可能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切入点。狄金森、梅尔维尔与比尔斯将努力理解这场全国战争之意义的需要，转化为了关于宗教之根基与人类理解力之基础的宏观而永恒的问题。1914年，一场更具毁灭性的战争爆发；而这三位作家中的每一位，都被视作通向与这场战争相关的现代主义理想幻灭路上的小站。他们同未来的关联表明，每位作家同先前时代流行的预设和看法有着稀薄的关系。但内战为这些作家赋予了通过框架和意象观察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框架与意象使他们的作品得以诞生。通过勾勒出怀疑的轮廓，狄金森、梅尔维尔与比尔斯帮助描绘了源于内战的、信仰与不信仰的广阔地形图。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那无法认识与无法理解的感觉，事实上已被普通美国人广泛而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称战争的经历“不可言说”。其他士兵也有同感，他们的信件与日记不断宣称，他们无法描述自己所见到的场景。“语言无法依照其真实的样子描述真正的画面。”在1862年盖恩斯米尔战役后，南部邦联士兵鲁本·艾伦·皮尔逊给他父亲这样写道。他用他那累赘的话语，强调了他的经历之巨大冲击力与无法理解性。伊利诺伊州第84团的詹姆斯·休特在日记中写道，他“绝对无法”描绘奇克莫加战役。联邦军医丹尼尔·霍尔特声称，战争的恐怖“无法描述”。“石墙”旅的约翰·凯斯勒努力寻找词汇向父母讲述自己第一次作战经历：“我没有能力来描述那个场面。它令所有描述黯然失色。”像梅尔维尔一样，士兵们也感觉战争非叙述所能及。

女性护士与救援工作者同样感到自己无力用语言描述他们在前线目睹的苦难。1862年，科迪莉娅·哈维从田纳西州给故乡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州杂志》（Wisconsin State Journal）写信道：“词语的意思有时消失了；我们的语言如此彻底地无法表达现实。直到我试图描述最近十天我所见到的精神与肉体痛苦时，我才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南部邦联人凯特·卡明（Kate Cumming）用了几乎相同的语言来描绘自己进入病房的经历。“我认为我们词汇的表现力，不足以将现实中那悲惨景象呈现在人们脑海中。”苦难超出了语言与理解的能力。

但即便无法解释战争的经历，他们也无法从中逃脱。联邦的一位牧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写道：“战斗是无法描绘的，不过一个人一旦见到了那个场面，它便会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直至他死去。”同自称被“死人与死亡景象”纠缠的比尔斯一样，许多内战目击者都无法将这些战争幽灵祓除，将其转化为那令人宽慰的宗教的或爱国主义的救赎性牺牲之叙述。它们仍是一瞥、片段、“景象”，仍是场景而非故事，其影响只可眼见却无法给出解释。

内战的大屠杀将19世纪中叶愈发增强的宗教怀疑感转化为了一场信仰危机。这一危机迫使许多美国人重新定义甚至抛弃对一个仁慈的、能够应答祈祷的上帝之信仰。但内战的死亡与浩劫也为对人类认识与理解能力之更为深刻的怀疑埋下了种子。在人类似乎已愈发同动物没什么区别的环境中，唯有人类才拥有的语言能力之失败，代表了对自我之基础的又一次侵袭。内战迫使美国人以更为迫切的心情问道：“死亡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他们发现自己思考着：为什么会有死亡？生命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有希望得到答案？从那以后，我们便一直苦苦思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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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解释：“我们对死者的责任”

如此将国家力量与资源奉献于一个态度，这个世界前所未有。

埃德蒙·B.惠特曼

1865年7月，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过去3个多月之后，霍勒斯·布什内尔在耶鲁校友会年度聚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布什内尔被要求赞颂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的耶鲁毕业生，但他坚称，自己无法，也不应该将校友同内战中大量死难者分开。他谈论了联邦的全部死难者，呼吁这个国家承认它对死者欠下的债。布什内尔的演说《我们对死者的责任》试图说明，战争的意义同它的生命代价无法分离。事实上，他代表那些在四年内战中付出最终代价的人，向这个再次统一的国家提出了一份账单。布什内尔以一种商业损益的语言，以一种关于盈利、购买、付款与亏欠的语言，号召美国人承担起对死者的责任，要求美国人为数十万逝去的生命赋予意义，让他们的鲜血与苦难不白付出。

在南部投降后的数月内，布什内尔远非唯一提及并赞美死者的人。例如就在布什内尔耶鲁演讲的几天前，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曾站在哈佛毕业生的一个相似集会前，朗诵一首长达400多行的颂诗，来纪念那些罹难的哈佛学生。20世纪的小说家与评论家理查德·马里厄斯（Richard Marius）曾写道：“在坎布里奇的炎热夏日，这首凄怆的诗，几乎和战斗本身同样令人痛苦。”洛厄尔的颂诗浪漫、伤感、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它为北部的胜利欢呼，并为缺席毕业生集会的那些人哀悼。“在这些勇敢的行列中，我只看到了空缺，/我想起了那些被沉默泥草包裹着的亲爱的人儿，/对于曾为之献身的胜利，他们如今却茫然不知。”但洛厄尔向“神圣死难者”的崇高致敬，却同布什内尔那注重实际的看法——生者对死者担负着具体责任——形成鲜明对照。布什内尔的演说迎合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将对死者的纪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处理有关死者的持久问题。

这场战争的杀戮工作结束了，但处理死者的需要仍然存在。许多士兵仍未被埋葬，他们的尸骨遍布南部战场；还有一些被匆忙埋在了阵亡处，远离亲人与故乡；数十万人的身份仍未被确认，他们的死亡无人解释。战斗的结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以战时不可能的方式关照死者的机会。信息可以在南北之间自由流动了；军官们有机会去扩充、详察不完整的伤亡记录；遍布战败的南部邦联的尸体可以被找到，并被确认身份；人们可以去纪念死者，而不侵占生者的紧迫需求。

克拉拉·巴顿热切地利用了这些新可能。对于她来说，人们在战争时期的需要，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们在和平时期的要求。她照料伤员的工作，总是包含为她所照料士兵的家人提供关于他们的信息。而在战争结束后，她似乎收到了更多寻找丈夫和儿子的信件。巴顿对那些“在我们土地上遭受痛苦的人”抱有深切的同情——这些人“在日复一日的等待、担忧、期盼和关注中，渴望获得哪怕一丁点儿有关死去亲人的音讯”。她因而决心要找到办法，来解除她所描绘的这些寻求帮助者的“强烈焦虑……这种焦虑常常升级为几近疯狂的状态”。

1865年春，巴顿在“美国军队失踪之友”组织内建立了“通讯办公室”，以此作为一个信息交换所。她绕开了混乱的联邦官僚机构，直接向士兵们征询他们阵亡或幸存战友的信息。她将那些寻找亲人者所呈交的姓名印刷公布出来，希望这样能征集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在一份印刷名单的顶部，巴顿解释道：“我吁请您将您所能回忆起的或确切知道的关于这些人命运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曾是您在行军、放哨与突袭时的战友，或是您在战场、医院与监狱中的伙伴；他们阵亡了，而或许只有您知道他们的死亡事实与方式。”在告示发布后的几天内，巴顿便收到了数百封信。不久之后，数千封信件像潮水一样涌入这间位于华盛顿第7大街和E大街交口的小屋——小屋外面的指示牌写着，“失踪士兵办公室”。在遇刺前，林肯曾支持过巴顿的努力；在巴顿的不断要求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同意为她散发名单提供资助。截至6月中旬，她已公布了20000位士兵的姓名。截至1868年她最终关闭“通讯办公室”时，据她报告，“通讯办公室”已收到并答复了68182封信件，并获得了关于22000位失踪士兵的信息。

对军方来说，战争的结束使他们能够系统地评估损失，而战争不断的压力曾使他们无法这样做。1865年7月，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下令，每位联邦指挥官应提交一份关于“一切在战争期间登记过的士兵安葬”情况的报告。在随后六年，军官在执行梅格斯的命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记录。梅格斯依据这些记录印制成了共27册、装订为八大卷的《荣誉簿》（Roll of Honor），也即“为保卫美利坚联邦而献身的士兵”的姓名与埋葬地名单。但是战时记录仅列出了101736个登记在册的坟墓，尚不及估算的联邦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很明显，数十万北方士兵尚长眠在未被记录的地方。他们的遗骸无人收集，甚至也没有标记；他们的死亡既不在军事记录内，也不为他们亲人所知。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官方对待死者的政策变化很慢。但采取及时行动来处理死者似乎迫在眉睫，这既是出于给予死者体面安葬的考虑，又是一种权宜之计。尸体在被适当埋葬之前耽搁时间愈久，它们便愈容易成为掠夺与捕食的对象，它们的身份也愈难被辨认出来。根据需要，军事指挥官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临时做一些工作。在战时刚开始的坟墓登记工作中，助理军需官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上尉表现得非常活跃。1865年6月，他奉命前往威尔德内斯与斯波齐尔韦尼亚，“监督为尚未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下葬的工作，并在他们的埋葬处做上标记，以备将来甄别之需”。穆尔发现了数百个没有标记的坟墓，以及超过两年未得到有尊严的埋葬的尸骨。他报告说：“因为暴露在外，他们身份的全部痕迹都被彻底破坏。”炎炎夏日与“腐败物质的难闻气味”，使他无法继续将全部尸体转移到一个中心地点。但他最终将所有遗体都认真埋葬了——使其“避开了人们的视野”。他估计，在这两个战场上，在他的监督下，1500具遗体得到了埋葬，虽然如此众多的骨头散布战场使他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尚未退伍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从事了这项令人厌恶的工作。穆尔报告说，785块墓板被立在了有主的坟墓上；此外，他还提交了一份他已甄别出的军官与士兵的名单。

克拉拉·巴顿克拉拉·巴顿，大约摄于1865年。马修·布雷迪摄。克拉拉·巴顿国家历史遗迹/国家公园管理局。

一完成这项任务，穆尔便被派往了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那座臭名昭著的南部邦联的监狱——如此众多联邦士兵都在那里死去了。安德森维尔监狱的官方名称为“萨姆特战俘营”。从1864年2月战俘营投入使用到内战结束，那里一共囚禁过45000位联邦士兵。监狱条件之恶劣尽人皆知，它不过是由一圈栅栏以及被栅栏包围着的25英亩土地组成。在其中，战俘拥挤地住在一起，没有屋子，也没有足够食物。他们污染了流经战俘营的一条小溪，而这却是他们唯一的饮用水水源。病死与遭受暴力虐待而死的死亡率几近30%。这座监狱的指挥官亨利·沃兹（Henry Wirz）上尉，也因犯了战争罪行而于1865年11月被处以绞刑。

1865年6月底，多伦斯·阿特沃特——安德森维尔监狱原来的一名战俘——同克拉拉·巴顿建立了联系，希望帮助甄别她所公布的名单上的士兵。阿特沃特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士兵。自打安德森维尔监狱投入使用以来，他便几乎一直被囚禁在那里。在此期间，他被要求负责为每位死者做记录。阿特沃特决心要记录下他所目睹的恐怖，他因此自己也偷偷保存了一份记录。这份清单同已经编号的坟墓相对应，这使人们能够确认众多曾经历过该战俘营那极度恶劣条件的士兵的身份。在得知这一名单存在的消息之后，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批准派遣一个由穆尔上尉领导的考察队，并邀请克拉拉·巴顿参加。1865年7月8日，穆尔、巴顿和40名劳工和工匠，带着7000个“未刻字的墓板”，乘船离开了华盛顿。为了抢风头——巴顿坚称这个考察队是她的主意——穆尔与巴顿很快便开始讨厌甚至憎恶对方。穆尔公开地对巴顿充满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女性不应出现在官方的军事考察队中。据说，他曾在旅途开始时宣称：“他妈的见鬼去吧！有些人就不应该到处活动。她到底想去做什么？”刚一回到华盛顿，巴顿便正式向斯坦顿控告了穆尔的行为。

“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科尔“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科尔德港战场上的一支埋葬队”。詹姆斯·穆尔所领导的联邦重葬工作的一部分。由约翰·里基制作底板；亚历山大·加德纳印制，并加说明文字。国会图书馆。

那曾折磨过战俘的有害环境，也夺去了考察队成员的生命。夏日的酷热几乎是无法忍受的，那里的气温常会超出100华氏度；许多劳工都生病了，包括一位被派去绘制墓板的“刻字工”。后来，他死于了伤寒，如巴顿在日记中所言，成为了“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最后一位殉难者”。尽管如此，这个考察队为13363具遗体做了记录，并成功甄别了其中12912具遗体。所有遗体都被迁葬到有标记的坟墓中。在8月17日，他们的安息处——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落成。在公墓落成典礼上，巴顿荣幸地将星条旗升起。而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旗帜”已有“四个黑暗的春秋”未在这片土地“飘扬”了。

在西部战区，相同的工作也在进行中。1865年6月23日，坎伯兰军分区司令乔治·H.托马斯（George H. Thomas）少将，命令威廉·厄恩肖（William Earnshaw）牧师前去甄别遍布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周边的尸体，并将它们重新安葬在石河国家公墓——这个公墓建于1864年，旨在纪念两年前发生在那里的血腥战斗。厄恩肖便开始在周边区域寻找士兵遗骸，并在一个半径近100英里的区域内调查营地与驻防地旧址。

在安德森维尔在安德森维尔，“1865年8月17日，克拉拉·巴顿女士升国旗”。素描，由I.C.肖特尔绘。《哈珀周刊》，1865年10月7日。

在1865年的夏天，联邦政府处理战争死难者的最终意图尚不明确，军官们因而只好依据战场上的形势伺机而行。穆尔起初想将他在弗吉尼亚州战场上找到的全部遗体迁葬到一个中央公墓，但夏天的天气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只好集中力量为那些尚暴露在地面，抑或埋得过浅以至于易遭肉猪或恶意破坏者损坏的遗体，提供体面的安葬。虽然穆尔只被命令来处理联邦的死难者，但为了清理尸横遍野的弗吉尼亚州战场，他也埋葬了许多南部邦联人。在西线，厄恩肖开展了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搜寻工作。他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将联邦士兵尸体迁葬到一座既已存在的国家公墓。厄恩肖声称：“找到每位联邦士兵的坟墓，是我们庄严的职责。这些坟墓是我们追击穷寇通往胜利之路的路标。”的确，到了任务完成的时候，他相信，在他所负责的区域内，“仍旧长眠在我们那美丽公墓之外的联邦士兵，不足50人”。

在南部投降后的几年中，对死者承担义务的普遍责任感逐渐形成，最终促成了有力的政策。军事指挥官的单独命令，也缓慢地同立法机构的授权与资助结合起来，共同开创了一项庞大而全面的战后重葬工程，旨在找到分散在南方的每位联邦士兵遗骸，并将他们全部埋葬在一个新的国家公墓系统中。但这却并非政府的最初目标。公众围绕死者所进行的广泛而持久的讨论，逐渐清晰阐明了一系列原则，对军事与立法政策产生了影响。那些像詹姆斯·穆尔一样被派去开展埋葬与甄别死者工作的军官，他们的经历使战时士兵坟墓与埋葬的真实情况为世人知晓，因而也塑造了政府的态度。公民身份、牺牲与国家责任的崇高理念，同人们对南方人破坏坟墓与尸体的非常实际且不断加深的担忧结合起来，促成了美国建国近一百年来所实施的或许是最为复杂的联邦项目。

在编纂可靠的死者名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对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因而在1865年10月又发布了一条通令，要求军官们对埋有联邦士兵的公墓进行调查。他要求各军官提交关于墓园地点与条件的细节、相关记录的状况，以及他们对保护与保存遗体的建议。他特别要求，军官应对各公墓地点是否适当进行评估，并判断战场上的士兵遗体是应留在原处，还是应被转移到“附近的永久公墓”中。炎炎夏日使穆尔与厄恩肖的工作被迫中断。在此之后，他们便在这些新方针的指导下，分别在东部与西部战区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作。12月26日，田纳西军区首席军需官埃德蒙·B.惠特曼（Edmund B. Whitman）被解除了日常职务，并被派去负责在包括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与阿拉巴马州的广阔区域内，“寻找散落各处的联邦士兵坟墓”。惠特曼内战中曾在军需部队中服役，在内战刚一打响的时候，他便在他的故乡堪萨斯州参了军。惠特曼曾是哈佛学院1838届的一名毕业生，后来成为了新英格兰的一名学校教师。1855年，他同众多废奴主义者同道一起迁居堪萨斯州，力图阻止在那片因为纷争而分裂的“流血”领地上建立永久的奴隶制。如今，十年之后，他开始了一次远征，来寻找并纪念那些为他一直以来为之战斗的事业而牺牲的人们。

在思考自己的任务时，惠特曼总结道，“每座坟墓的信息与记录”，都应“掌握在某位活着的人手中”。像克拉拉·巴顿一样，惠特曼也努力寻找幸存的目击者，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拥有必要的信息，使他能够找到死者并确认死者的身份。惠特曼拟定了一份题为《我们需要重要信息》的传单——面向的读者包括“军医、牧师、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代理、军需官、军官或士兵”——并将它寄给了300种报纸与杂志刊登。惠特曼指出，美国军需部部长命令他提供一份“关于所有葬在叛乱州的联邦士兵的……记录”，因此他需要别人帮助他来寻找遇难者。后来，在任务完成后，惠特曼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份传单——不仅在信息征集方面，而且在吸引更广大公众的注意力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他断言，在唤起民众“广泛的怜悯情绪”方面，他的传单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它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公众态度，也为此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提供了注解与支撑”。

这份传单引来了潮水般的回应。士兵家属恳求惠特曼找到失踪亲人的遗骸；其他寄信人则提供了“绘图与描述”，指明了他们的朋友或战友明确的埋葬地。惠特曼报告说，这些信息常常“在细节上如此详尽准确，以至于任何人都可带着万无一失的把握前去找到那座坟墓”。例如，一封来自A.T.布莱克门的信写道，他的哥哥被埋在了维克斯堡以东5英里处的一座公墓中，这个公墓坐落在铁路旁的一座果园里。“在果树的第三排，从离维克斯堡最近的方向开始数，第四棵果树朝南方向下面，便是他的坟墓所在。”在布莱克门来信上的铅笔批注表明，这些详细的信息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布莱克门的哥哥的确被找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第29团的艾萨克·魏特曼在佐治亚州的一场战斗中阵亡。他的一个邻居代表他妈妈给惠特曼写信说，他后来被埋在了“沿着一条小溪铺设的通往亚特兰大的铁路左侧大约一英里处，在叛军的胸墙旁……在一棵大树下”。魏特曼的一位战友曾写信给他那位丧亲的母亲，告知她儿子的死亡与埋葬信息，但她一直无法前去看一眼或认领儿子的遗体。从薄脆饼干盒上卸下的一片写有铅笔字迹的木板，成为了他坟墓的标志；他那被埋葬的遗体，只穿了一条裤子。“他的母亲已为我国军队奉献了三个儿子与三个女婿。对于她来说，任何一丝消息都会是莫大的安慰。”

牧师们给惠特曼的回信，为他提供了整团死难者及其埋葬地的清单。一位已回到他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故乡的牧师，为惠特曼提供了一份关于田纳西州塔拉霍马的两百座坟墓的记录。许多士兵似乎都“以从坟墓誊抄姓名来打发无聊时间”，然后热心地将名单寄给惠特曼，作为对他传单的回应。军医们寄来了医院公墓示意图，上面有着坟墓编号以及被埋葬士兵的名录。曾负责在战场上指挥埋葬队的军官，有时保存了埋葬地图。惠特曼写道，“例如俄亥俄州第46团便保存了一张埋葬地图，这样一份在埋葬时被弄脏了的地图”，使他们“在战斗过后四年，仍能将夏洛战场上该团每位死难者都甄别出来”。

惠特曼的传单成为了天使加百列的喇叭。它汇集了死者的姓名以及关于他们的记忆，使他们免遭被人忽视与沦为无名的境地，并最终将数十万的他们送还了国家。惠特曼的喇叭也召唤了另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便是生者。他通过那张征集信息的传单，发现了一支记录保存者大军。他们等待着被问及他们精心搜集、细心保存的详细信息，即便他们并未清晰意识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已记录下了墓主身份与坟墓地点，他们已用空闲时间誊抄了墓板上的姓名与所在团，希望在某一天、以某种方式，这些信息能帮助一具尸体回到家乡，或让一座坟墓得到纪念。他们编纂名单，绘制地图，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死难者以及对自己的尊重，以此来抗议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惠特曼的呼吁，邀请他们将自己的个人努力汇入国家的政策与行动之中。联邦政府已为加百列提供了他的喇叭。

1866年3月1日，这是一个被惠特曼描绘为晴、冷、有风的日子。在这一天，惠特曼带着任务离开了纳什维尔，首先前往了多纳尔森要塞的战场。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工作队，由十名办事员、十名士兵、一位厨师与一个牵骡人组成。后来，惠特曼又增加了三位办事员与八名士兵，以便完成他所发现的工作。不久他便意识到，“这个遭受了兵燹之蹂躏的国家，成为了一间巨大的停尸房”。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军需官，惠特曼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在每个地点，他首先探访战场，再前往军事医院的旧址，然后前往私人设立的墓地。他设计出了一种备忘录，上面

有着“探寻坟墓指南”11个要点，也即一种应考虑事项的核对清单。清单大致为：首先是寻找坟墓，统计数量，描绘它们的状况；其次是记下墓板上的文字，请可能了解相关信息的人帮助；最后是为建立永久公墓提出建议。总之，他力求全面，因为他认为每位联邦士兵的遗体与坟墓都很重要。

惠特曼意识到，士兵的埋葬信息，甚至他们的遗体本身，极其容易遭到人为的与自然力的破坏，他因此以一种更加强烈的紧迫感进行他的工作。联邦士兵的坟墓与尸体遭到了恶意破坏，这样令人难过的消息比比皆是。一些士兵赤裸着身体、脸朝下地被抛在坑里；还有些尸体躺在那里已经腐烂；在战场上的墓地中，“墓板不断被人破坏”。这样的描述不断传入惠特曼的耳里。当士兵奥利弗·巴格的父亲请惠特曼将儿子的尸体从佐治亚州战场阵亡地转移到查塔努加国家公墓时，惠特曼才得知尸体已被当地人拿去“做解剖学研究”了。只有两小块臂骨、一块手骨与衣物，还在巴格那惨遭劫掠的坟墓中。那些胆敢照料联邦士兵尸体与坟墓的人，常常会被南部白人施加暴力，这样的报告惠特曼收到了很多。在肯塔基州，一个人仅因允许两个北方人被埋葬在他的院子里，便惨遭杀害。“破坏墓板以及其他冒犯与亵渎行为，在不断发生。”惠特曼的长官从纳什维尔向华盛顿的军需部部长报告说。

1866年2月，少将乔治·托马斯发布了一则通令，禁止南部人亵渎联邦士兵坟墓。他还明确指示，在即将到来的战后第一次春耕期间，联邦士兵坟墓不可被损毁或清除。到了4月，对恶意破坏联邦士兵坟墓的担忧传到了华盛顿。国会通过了一个联合决议，要求陆军部长“即刻采取措施，保护阵亡或病逝的合众国士兵之坟墓，使其免遭亵渎……并寻找合适的埋葬地，使他们得到妥善安葬”。如今，立法机构已开始同军事机构一道，共同进行处理死者的工作。

惠特曼的长官们给他下达了详细命令，对他的职责与目标进行解释：“如果可行，田纳西军区的每位联邦士兵，都应最终安息在一个筑好了围墙的体面公墓之中。他的坟墓应有一个整洁的标志。此外，还应有一份关于他最终安息处的可查阅的记录。”在“全国闻名的战场”，如果可以征募北方公众来支援“装饰工作”，或者坟墓“分散且没有得到保护”，那么就应将尸体聚集在一个地方埋葬。但如果遗体已被安全地埋在了教堂墓地或公墓中，“就不值得仅为实施一项总体计划，而花费额外钱财转移他们”。惠特曼的任务是去寻找坟墓，标记并保护孤立的埋葬地点，并“制订一些计划”，来确定需要迁移的坟墓以及它们将被重葬的地点。惠特曼的长官坚持不迁葬已得到体面埋葬的遗体，除非“那些不忠的居民有种野蛮的、报复的情绪”，表明他们“有破坏遗体的倾向”。惠特曼愈发感到，这样的报复行为并非特例，而是常见情况。

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的那一年里，战败的南部白人从一种惊愕和不相信，转变为一种愈发公然对抗的姿态。因为受到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同情之鼓舞，前南部邦联人开始试探北方人意志的极限，并对北方人对胜利果实的占有进行挑战。在1865年的夏天，南部诸立法机构通过了限制性与歧视性的《黑人法典》（Black Codes），意在从事实上重新建立奴隶制，只不过不再采取这个名字；在秋天，原叛乱州将南部邦联军官与政客选进了华盛顿的国会去代表他们；在整个南部，白人不断施加并容忍针对自由民的暴力。在南部人中间的数十万联邦尸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南部人宣泄盛怒的靶子；这些尸体也为他们提供了表达拒绝接受南部邦联战败的方式。事实已证明，一支活着的联邦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但怀恨在心的南部邦联人，仍能对一支死去的联邦军队发动战争。

一场尤为恶毒的白人暴力活动的爆发，事实上直接促使国会更加关注联邦士兵的坟墓。在1866年5月的头四天里，孟菲斯爆发了被广泛称作“骚乱”的事件。然而，46个黑人与2个白人的死亡表明，那将它写作“大屠杀”的人表述得更为准确。91栋房屋——除一栋外皆由非洲裔美国人居住——4座教堂与12所学校被毁。在这一区域的非洲裔美国人中间的恐惧如此普遍，以至于——惠特曼报告说——他有时无法劝说黑人劳工继续为他工作。国会立即派遣了一个由三名众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前去调查骚乱起因。最终，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关于控制白人挑衅的建议，这些建议对后来激进重建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田纳西军区助理军需官乔治·马歇尔，则抓住国会议员来到孟菲斯的机会，让他们深刻意识到了埋葬联邦死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许多联邦士兵尸体的危险处境。一个包含有威廉·厄恩肖牧师——他那时一直在监督石河公墓的重葬工作——的代表团使这些国会议员相信，政府亟须启动一个全面的重葬项目。他们向国会议员们描绘了遍布整个南方的联邦死难者遗骸的情况，这尤其打动了委员会主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伊莱休·沃什伯恩（Elihu Washburne）。惠特曼相信，这次会面直接导致了在下一届国会中《国家公墓法》的通过，拨款也比从前增加了15倍。但即便是在法案成为法律之前，在孟菲斯会谈之后，重葬工作的范围与重要性显然都将进一步扩大。

在这个春天的随后时间里，惠特曼走遍了田纳西州的战场：多纳尔森要塞，亨利要塞，然后是夏洛。在那个首次暗示了内战后来大规模屠杀的战场上，惠特曼遇见了散布战场的“大量”尸骨。他还从周边居民那里听说，他们那些通常散养的肉猪，“因为以死者为食”，已不再适合食用。惠特曼和他的手下“呈散兵线一字排开”，对战场进行地毯式搜索，试图覆盖被战火席卷到的每一英尺区域。在战斗刚一结束时，卫生委员会的一名代理编纂的一份包含有315座坟地的清单，在搜寻期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惠特曼的工作组用罗经点法记录并标记了178个拥有坟墓的区域，其中包括21条他估计共埋有250具尸体的埋葬壕沟。他报告说，数百名北方佬与叛军似乎被“不加区别地埋葬”在了一起。他也为一些士兵被以团为单位埋葬而深深感动。显然，在战斗结束后，他们的战友将他们细心地安葬在了一起。在被迁移到国家公墓之后，他们也将被埋葬在一起。惠特曼总共找到了1874具联邦死难者遗体，其中620人是通过墓板或其他文字甄别出来的。他估计，约有200位士兵的遗体已被亲戚或朋友运走。惠特曼还记得上级的指示，即国家公墓应建于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场，他因此在夏洛战场上选择了一块土地作为国家公墓建址。

在孟菲斯附近，惠特曼遇到了一条建在联邦士兵坟墓上的马路，这些坟墓几乎已被牲口与马车毁坏。他还难过地提到，在一座离这个城市3英里的墓地里，有着810座被忽略了的联邦士兵坟墓。同一墓地中的900座南部邦联士兵坟墓得到了精心照看，它们墓主的身份被记载到了一位教堂司事的手册上。他得知，“南部母亲协会”承担起了照看这些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职责，而他们那获得胜利的北方对手，则耻辱地被埋在他们旁边。

许多坟墓散布在正式的战场之外——他们有的是小规模冲突的阵亡者，有的是死于行军途中的伤病员，还有的是死于疾病的战士。要想确定这些坟墓的位置，惠特曼需要向当地居民征集信息。他们或许看见过或听说过这些士兵的坟墓，甚或曾帮助为这些士兵下葬。惠特曼后来回忆说：“一般来说，我们所遇到的每位居民或每个人，都应被问及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或者您有否听说，这附近是否有联邦士兵的坟墓？’”在抵达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后，惠特曼前去拜访了该镇的邮政局长。毕竟，作为一名联邦雇员，他可能了解较多情况，并能够为一名联邦官员提供帮助。但惠特曼得到的并非帮助而是一个警告。这位邮政局长声称，即便他知道联邦士兵坟墓埋在哪里，他也不敢将它告诉一个北方士兵。在战争结束时，为了获得邮政局长的职位，他曾宣誓效忠联邦。然而，这却使他所有的朋友都抛弃了他。要知道，自打他在这个小镇定居以来，他们已结交了19年。他甚至被要求停止参加他所在教会的活动。惠特曼给他的指挥官写信谈道：“我被告知，这一区域的居民似乎有种将联邦坟墓的全部痕迹都予以清除、毁灭的倾向，联邦士兵的遗骸遍布乡野。”

再往南走，联邦死难者的处境似乎更令人难过。在维克斯堡与纳奇兹之间的区域，惠特曼发现了“大量的”尸骸——他估计，大概有40000具。这些尸体埋葬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任何地点，状况堪忧：有的埋在河堤，然后被部分或全部冲走（甚至有报道称，棺材像小舟一样顺密西西比河而下，奔向大海）；有的被抛弃在“峡谷、丛林与浓密的甘蔗林中”，压根儿从未被埋葬。有一位名叫林的农场主想要扩大自己的棉花地，他因而犁除了大约30具联邦士兵遗骸，并将它们“成批”运往了维克斯堡市立公墓。为了建一座赛马场，不远处的一座联邦墓园已被彻底夷为平地。

当惠特曼进行着他的搜寻时，在石河国家公墓，300名黑人士兵正以每天50至100具的速度，继续在周边广阔区域搜集联邦士兵遗体，并将他们在这里重葬。到了1866年夏，人们已意识到，全面的重葬工作已似乎有必要在整个南部展开。而石河国家公墓，便是这一全面重葬工作的开拓性典范。它也体现了在纪念联邦死者工作中非洲裔美国人所起的关键作用。被派去完成那项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埋葬与重葬工作的，几乎完全是美国有色人种部队。惠特曼的探寻队，便有几位士兵来自美国有色人种团。在惠特曼寻找尸体与坟墓的工作中，个体的黑人平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惠特曼向指挥部报告说，“出于对自由人种族的正义”，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给予他们称赞与嘉奖”。当惠特曼在1866年春季与秋季走遍南部搜寻尸体时，像密西西比州那位邮政部长一样，白人总是断然拒绝为他提供他所寻找的信息，他因而懂得了应向南部黑人求助。他在日志中写道，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地方，“几乎所有信息都是从黑人那里得到的，我听说，他们比白人更关心这样的事情”。惠特曼不久便意识到，黑人的行为有着复杂得多的意义，不只体现了他们的关心。南部黑人对联邦死难士兵的关心，既展示了他们对联邦士兵的感激与尊敬，也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自我肯定。

在这场战争期间，非洲裔美国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埋葬联邦士兵，并努力保存他们的姓名与坟墓。离萨凡纳大约两英里处，在一个叫作“黑人公墓”的角落，77座“有色士兵的坟墓”整齐地排成四排。除三座外，所有坟墓墓主都已被甄别出来；此外，所有坟墓都处于“非常好的状况”；每座坟墓也都竖着“字迹工整的墓板”。这里是一支美国有色人种部队死难者的最后安息处，得到了当地自由民的精心安葬和照看。惠特曼也遇到了其他一些由原来的奴隶埋葬北方人的地方，他们如今仍在照看着这些坟墓。例如，在肯塔基州的鲍灵格林附近，在一座非洲裔有色人教堂后面，有着1134座被精心照看的坟墓，里面既埋有黑人联邦士兵，也埋有白人联邦士兵。附近的一位黑人木匠，能够提供关于这个区域最有用的信息，因为他曾为这些士兵制作棺材，并亲自帮助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下葬。

在整个搜寻过程中，自由民一直为惠特曼提供帮助和信息。摩西·科尔曼——“一名聪慧的黑人”——曾找到惠特曼，告诉他关于九名联邦士兵的坟墓的信息。这些联邦士兵在被捕后，惨遭南部邦联骑兵射杀。“他曾目睹，南部邦联人强迫一名联邦士兵爬到一棵树上，然后将他射杀。”一位自由民曾在一年多之前埋葬了两名士兵，如今他急切地将这两名士兵的姓名与埋葬地告诉惠特曼。另一位原来的奴隶则揭发了他的雇主亵渎联邦士兵坟墓的行为；他告诉惠特曼，在种植园里尚有30座坟墓未被破坏，并提出要帮助惠特曼确认它们墓主的身份。

非洲裔美国人对阵亡联邦士兵的这般关心，并不仅限于惠特曼在田纳西军区的经历。例如在这场战争的尾声，查尔斯顿的非洲裔美国人，曾照看了200多位联邦战俘的坟墓。这些战俘都是在被关押于一座位于市赛马场的临时监狱期间死去的。自由民为这个墓地筑了围墙，重修了坟墓，栽上树，并在入口处立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赛马场殉道者”。1865年5月1日，在联邦一整个步兵旅——其中包括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的三个团——的保护下，查尔斯顿的非洲裔美国人以鲜花、游行与演说，对联邦死难者进行了纪念。历史学者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认为，这便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起源。在一场关于如何处置死者的战争中，南方的黑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他们所支持的那边。

在6月底，惠特曼提议在多纳尔森要塞、匹兹堡登陆口、科林斯、孟菲斯以及维克斯堡建立国家公墓，并向田纳西军区的首席军需官提交了他对未来的看法。惠特曼“坚信——而似乎所有人也都或多或少认识到”：政府对那些“在如此崇高的事业中献身的人”的遗骸，应担负起安葬的“责任”。惠特曼报告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目睹了南方人对联邦士兵坟墓的“完全忽视”或“肆意亵渎”，他们“对死者的痛恨”似乎超过了他们之前“对生者的憎恶”。惠特曼的这些经历，让他“愈发意识到”这一联邦职责的重要性。

惠特曼承认，他在南方那座“巨大的停尸房”的旅行，使他对一个“在严格意义上属于官方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尽管他的上级表达了对重葬工作的范围与开销的担忧，惠特曼仍敦促他的手下“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认真、彻底地完成这项工作”。他指出，联邦政府应当“代替父母”履行对联邦死难者的职责。惠特曼展示出了一种愈发强烈的感情上的投入，这明确地体现在了他那雄辩的呼吁中。像布什内尔的演说一样，他的呼吁也采用了关于欠债与责任的比喻。他坚称，政府就是“一位管家，他的账本必须被呈交给人道与基督教爱国主义精神，呈交给共和主义的自由（republican liberty）与全世界的人类自由（freedom）与进步之友，呈交给北方自由的人民——他们那最亲爱的儿子已被奴隶制这个恶魔吞噬，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已被投入到战争之中”。那些阵亡者并非“雇佣兵”，而是一个“美利坚共和国”的公民——“在那里，每个人自身都是政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将政府对死者的责任理解为“一位管家，他的账本必须被呈交”的，不止惠特曼一个人。到了1866年中期，北方人已开始众口一声地呼吁政府制定处理死者的新政策，以体现他们对战争所为之打响的原则的基本看法。1863年，国会通过了征兵立法，这标志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强制要求其公民履行他们保家卫国的职责；这个国家曾动员了数百万名志愿兵；如今，这个国家也应对那些已经履行了这一职责的人承担起义务。公民权代表了一份契约，根据这份契约，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担负一定权利与义务，而双方也都要为履行这些权利与义务承担责任。

克拉拉·巴顿也认同这些原则。她坚持认为，死者甄别工作应被视作政府的一项职责。1865年年底，她给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写信，希望联邦政府在寻找失踪士兵的问题上能提供帮助。她在这封信中阐释了自己的立场：“真正的爱国者，”

甘愿为自己的祖国献出生命—这些可怜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死亡的记录。共同的人性要求我们找回他们的身份……政府曾一再发布的“再招募30万”的号召传到了他们饱受苦难的家园。为此，妻子让出了丈夫，母亲送走了儿子。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这些丈夫和儿子被崇高地送给了国家：国家可以将他们拿走使用，就好比一个抵押官员可以使用交到他手中的财产一样；如果需要，国家可以用尽或失去他们，他们也不会有只字怨言，但是……他们的妻子与母亲却从未同意，国家可以不为损坏她们的财产作出任何解释。我认为，这些士兵是尚未被解释使用情况的政府资产。

像布什内尔一样，巴顿也谈到了财产及解释其使用情况；像惠特曼一样，她也要求联邦政府担负起照料联邦军死难者的责任。她探究了人权的基本观念，以及那些同时约束国家与公民的相互责任的基本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战争结束后，她将她的讨论置于人之为财产的概念中。但这并非奴隶制的财产；这是公民身份，而非奴役。在这里，每个个体都是自己的代表，都是一个“甘愿”让渡对自己生命控制权的真正爱国者，并以这样的身份自由行动。在这里，同一个拆散家庭的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妻子与母亲同意“在国家需要的

“士兵的坟墓“士兵的坟墓”。平板画，柯里尔与艾夫斯绘。人们可以在这种平板画上刻上逝去亲人的详细信息。对于那些亲人没有真实坟墓可立碑的人来说，这种画可充当一个替代物。国会图书馆。

时候”将她们的丈夫与儿子“送给国家”。

然而，这种权利与作为财产的人的转让并不完全。事实上，这种割让是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政府反过来必须要承担一定义务——在巴顿看来，那便是提供士兵死亡记录，也即对作为财产的人之毁灭给出解释。引人注目的是，在巴顿的描绘中，这一契约订立于女性与国家之间。在内战前的美国大多数地区，女性在法律上被剥夺了订立契约的权力。而如今，基于她们在战争时期付出的牺牲，她们要求获得一个作为人与公民的新权利。为死者做出解释，是向丧亲者做出解释。克拉拉·巴顿强调了个人——哪怕是在死后——对身份与人性的占有权。她也同时阐明了一种公民身份的观念——这种观念建立于这个国家的内战经历之上，以及士兵和平民所遭受的苦难之上。这场解放奴隶的战争，为诸多社会群体广泛的权利要求奠定了基础——这些群体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既包括生者也包括死者。然而，克拉拉·巴顿当然意识到了，死去的士兵都是男性。幸存者并没有付出终极的牺牲；同那些遭受了苦难并最终牺牲的士兵相比，她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将不会那么有力。内战的死亡只是使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更为突出。而克拉拉写给斯坦顿的信所采用的措辞，则试图淡化甚至抹去这种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但是，以下的事实也毫不令人意外：在战后的那几年中，当这个国家试图——即便非常短暂地——扩大其政体时，是那些曾参加军队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黑人男性，而非白人女性或黑人女性，成为了被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赋予选举权的公民。

1866年8月，当炎炎夏日延缓了在南方的重葬工作之时，《哈珀新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呼吁建立一个覆盖全面的国家公墓体系，为所有联邦死难者提供安葬地。基于布什内尔、巴顿与惠特曼业已阐明的联邦责任观念，詹姆斯·F.拉斯灵将联邦对待死者的方式定义为民主的标志与考验，以及进步与现代性的象征。

拉斯灵指出，“除了雅典共和国”，没有哪个民族，没有哪个国家，曾为普通士兵设立埋葬地。他们“被忽略了，好像他们太卑微了，因而无法被国家顾及”。然而，这是一个决心要“改良我们共同人性”的“新时代”。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就在不久之前，美国刚刚展示了它对人人平等观点的笃信。

一个像我们国家一样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于种族平等之上，矢志维护对每个人的正义，只拥有或自称只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德和价值—不能忽视那些未受注意的人，无论他们多么卑微。他们为共和国的利益而凶猛勇敢地战斗，他们已用这样一场战斗证明，他们是最好的公民与勇敢的保卫者。

这场战争的目的与政府对待死者的方式，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拉斯灵极力主张，每位联邦死难者的遗体都应被挖出，并“被迅速集中至大的国家公墓中”。他紧接着强调了公民与国家之间义务的相互性。

“为国捐躯是甜蜜且光荣的”（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对于一个即将战斗并死去的士兵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情感。为了拯救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并使之永存，这些士兵在我们国家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中参加战斗并献出生命。美国政府应小心翼翼地搜集、并很好地照料他们的遗骸，以此在所有现代国家中第一个表明，它知道该如何报答这种感情。

拉斯灵的文字援用了现代性，提及了“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引用了贺拉斯的一句诗——这句诗后来成为了一战中最有名的一首诗的题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拉斯灵几乎是在预示着另一场规模同样巨大，但却更为血腥的战争——一场使大屠杀成为20世纪人类存在之核心的战争。到了1917年，对于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来说，“为国捐躯是甜蜜且光荣的”成为了一个“古老的谎言”。但半个世纪之前，这句话在拉斯灵看来仍是“一种好的情感”。他认为，这个政策可能会推动联邦政府对死者政策的进步。

拉斯灵的建议很快便成为了固定政策。即便是在1867年2月国会通过正式法律之前，将每位联邦士兵都埋葬在安全的国家公墓的工作，便已经开始了。1866年夏，惠特曼制订了在较凉爽的秋天“开始全面重葬工作”的计划。他还设计了能够使错误最少化的记录保存表格，绘制了路线图，并汇集了所需的劳力，弄到了所需的物品。惠特曼敏锐地意识到了重新安置如此众多遗体的危险与机遇。移走一座坟墓可能意味着失去墓主人同一个埋葬地点或环境相联系的身份；但这也可能成为找到墓主人姓名的最后机会。他与他的上级敏锐地意识到了，政府责任前所未有地扩展至私人与家庭的死亡领域之影响。在8月的一条指示中，田纳西军区首席军需官、荣誉少将J.L.唐纳森，在通常十分正式的通令中一反常态地使用了个人化的口吻。他强调说：“政府所承担的工作，是一种本属于逝者亲友的特殊权利，这就要求它的执行者以亲密朋友一样的细心与周到执行这项任务。”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唐纳森发布了一则致“罹难联邦士兵之友”的通告，向公众宣布，他的军区将于10月开始挖掘全部士兵遗骸。他欢迎那些希望到挖掘现场寻找死去亲人者同惠特曼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一份准确的挖掘地点一览表。联邦政府前所未有地扮演起了公民之友的角色。

在9月初，惠特曼再次开始了他的搜寻之旅，从田纳西州边界线出发，穿过肯塔基州，最后到达俄亥俄河。10月末，他再次启程，前往查塔努加与奇克莫加，然后再沿着谢尔曼进军的路线进发，并于年底经梅肯与安德森维尔返回。在旅程结束的时候，惠特曼估计，为了寻找死难者，他跋涉了3万英里。重建问题所引发的愈发严重的国家冲突，致使地方暴力愈加频繁。这使联邦死难者遗体与坟墓更易遭到破坏，更不必说惠特曼的工作的难度了。1866年9月底，惠特曼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写信说到：“我国的那个部分现处于非常动荡的状态，北方人的生命岌岌可危。”惠特曼密切关注着适合建立永久公墓的土地，并记录下土地、土地所有人与购买选择权的细节。他后来回忆说，他给司令部的报告，使政府正式开始关注“死难者坟墓与埋葬地的凄惨状况，以及他们杂乱无章地遍布在整个国家这个大战场上的情形”。他全部的通信作为一个整体，有力突出了“将散布战场的遗骸挖掘出来，并将它们集中安葬在永久性国家公墓中的必要性”。

1867年初，惠特曼的立场终于被庄严地写入法律与陆军部的政策。1867年2月，国会通过了“一个旨在建立并保护国家公墓的法案”；在这一年中，联邦政府又建立了17座国家公墓。通过这些，联邦政府在法律上表明了，它已同意担负对那些为国捐躯者的责任。惠特曼在其1866年的搜寻中所从事的定位与记录坟墓的工作，将会被转变为一个全面的重葬项目，并促使国家为建立政府公墓系统而获取足够土地，来容纳数十万士兵的遗骸。

在整个田纳西军区，惠特曼收获了他所描绘的“死亡之丰收”。他报告说，截至1869年，他已将114560具士兵遗体重葬在了他所负责的地区的20座国家公墓之中。每具遗体都被置于一个单独的灵柩之中，它起初的埋葬地被记录下来，它最终的埋葬地也被按照公墓区域与坟墓编号登记在册。重葬每具遗体平均花费9.75美元，其中灵柩购置费2至3美元。1872年，国会根据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的建议，最终在每座墓碑刻上阵亡士兵的姓名——如果他已被甄别出来了的话——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纪念。1868年12月，梅格斯致陆军部长的通信表明，公众舆论（也即阵亡者之“友”的看法）在塑造政府对死者政策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梅格斯宣称：“我认为，当人们看到亲友的坟墓像伦敦警察或像罪犯一样被加上标签、编上序号时，他们不会有一点儿满意之情。每个受过教化的人都希望他的朋友的名字能出现在墓碑上。”每位公民也都应当作为一个个体的、拥有身份的人类自我得到纪念。

当惠特曼在田纳西军区监督将数万尸体重葬到国家公墓中之时，穆尔与厄恩肖于1865年所开始的工作，也同样在南部的其他地区继续进行着。穆尔担负着在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与华盛顿特区的重葬职责。在这些地方，他将超过50000具尸体重葬在了国家公墓之中。例如在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附近，他带领一支拥有100个人、40只骡与12匹马的队伍，历时3年，将内战最后几场战役中阵亡的6719位士兵的遗体，重葬在了新建立的波普勒格罗夫国家公墓之中。这些死难者原位于9个县的95个埋葬地；尽管穆尔为当地人提供了奖赏以征集死者信息，这些遗体中只有2139人被甄别了出来。在里士满以东7英里处的七棵松公墓，埋葬着1356名阵亡士兵，其中1202位仍是无名氏。

在安蒂特姆，美国埋葬部队在穆尔的监督下，在一个半径达20英里的区域内搜集尸体，尸体的数量他们估计约为8000具。他们的目标是，在1867年9月安蒂特姆战役爆发五周年纪念日之前完成这项工作。其中一些尸体——在一位分析怪异的观察家看来，尤其是那些有着红头发的尸体——仍“被保存在一个几乎完美的状态”，使人们能够很容易确认他们的身份。至于其他尸体，只有当其身旁有着特别物件随葬时，它们的身份才能得到确认。威廉·斯蒂克尼是缅因州志愿兵第7团的一名士兵，他的战友为他随葬了一支密闭的小瓶，里面装有他的姓名、住址与死亡细节，这确保了斯蒂克尼不会沦为无名。

在重葬工程中，总的尸体甄别率，要比波普勒格罗夫国家公墓的甄别率高出不少。截至1871年重葬工程结束时，303536具联邦士兵遗体已被埋葬在了74个国家公墓中，陆军部已为此花费了4000306.26美元。军需部部长梅格斯报告说，由于士兵遗体以及它们最初的坟墓得到了精心照看，也由于政府对军事医院记录、官兵总名册、伤亡报告以及卫生委员会搜集的关于死亡与埋葬的文件进行了广泛调查，54%的士兵遗体的身份得到成功确认。在得到重葬的死难者中，有3万为黑人士兵。

在新国家公墓的草图上，他们的埋葬区被标以“有色人种”字样；在汇报重葬进度的官方表格中，他们的信息被列在了“黑人”一栏。他们生时被编入了单独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他们死后也同样被隔离开来，并且只有约三分之一被甄别了出来。在确认战争死难者身份并将他们埋葬的工作中，非洲裔美国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那曾推动了重葬工程进展的平等的公民身份观念，仍明显有着其局限性。

重葬工作代表了联邦政府的一个不寻常的开端，它标志着内战所造成的一个同战前极为不同的新型国家的诞生。这项工程规模巨大，耗费巨大，它是一个联邦政府而非州政府的工程，它触及了个人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领域。在内战造成大量死难者之前，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死难者与他们的哀悼者所构成的群体，改变了对国家及其责任的定义。惠特曼这样写道：“如此将国家力量与资源奉献于一种态度，这个世界前所未有。”

但是，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工程仅仅涉及联邦士兵。这些人是这个国家试图纪念的坚定的捍卫者；这些人的尸体因前南部邦联人的复仇而变得岌岌可危；这些人幸存的亲属不断向陆军部请求，希望获得关于他们死亡与埋葬的信息。联邦政府对南部邦联死难者的关怀的缺失，同联邦死难者重葬工程形成了鲜明对照，即便在一些北方人眼中也是如此。1865年，在穆尔完成了他的第一阶段工作后不久，为《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写文章的新英格兰人约翰·特罗布里奇（John Trowbridge）前往弗吉尼亚州战场旅行，期间有一位当地居民作陪。在威尔德内斯，特罗布里奇意外发现了两具未被埋葬的士兵尸体。特罗布里奇写道，他“震惊了”，因为他曾听说——也希望——重葬工作“已被认真完成”。他的弗吉尼亚州导游检查了从那腐烂尸体的衣服上掉落的制服纽扣，然后告诉特罗布里奇：“他们是北卡罗来纳州人，这是他们没有得到埋葬的原因。”更令特罗布里奇感到恐怖的是，这两具尸体之所以被留在那里腐烂，并非是由于埋葬人员的一时疏忽，而是出于不埋葬南部邦联人的政策：“我无法相信它们没有得到体面埋葬的真正原因。”

特罗布里奇认为，联邦重葬工程也应将南部邦联死难者纳入。但这却使他成为了少数，尤其是当国会与北方对重建所持态度日趋激进之时。1868年初，《纽约时报》报道了三位北方政治家在叛军死难者问题上的争论。纽约州州长鲁宾·芬顿（Reuben Fenton）主张，政府应仁慈地对待南部邦联死难者。他强烈要求将南部邦联人埋葬在1867年建成的安蒂特姆公墓之中，并将他们也纳入整个国家重葬工程之中。但他的要求是徒劳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约翰·怀特·吉尔里（John White Geary）与宾夕法尼亚州的激进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科沃德（John Covode）却不接受这样的慷慨。他们坚持认为，“每名叛军士兵都有着他自己的罪恶”。在这场战争中，吉尔里曾为联邦而战，他那当兵的儿子就在他怀里死去，而科沃德则失去了两个儿子。负责执行联邦关于坟墓与埋葬政策的军需部部长梅格斯，他自己便对儿子约翰的死亡感到无比愤慨。1864年，在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河谷，他的儿子在向南部邦联士兵投降后被射杀，这使梅格斯认为自己的儿子是被“谋杀”了。大多数老兵都对原来的对手较为宽容，意识到每位士兵都担负着自己的职责。但他们刚刚才对这些叛乱的南方人发动了一场漫长的毁灭性战争；给那些曾试图毁灭联邦的人与那些拯救了联邦的人以同样尊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对死难者的区别对待，产生了强大的、似乎是始料未及的影响。以女性为主的南方平民调动私人财力，来完成联邦资源所拒绝进行的事业。他们寻找与纪念南部邦联死难者的努力，以及由此大量产生的民间组织，不仅保存而且强化了分离主义的认同与能量。在内战结束后的五年中，政府将超过400万公共资金仅只使用在了北方死难者身上。在战后赤贫的南部，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866年4月，国会通过联合决议案，提议建立国家公墓系统。这一联合决议案激起了弗吉尼亚州白人的盛怒。《里士满检查者报》（Richmond Examiner）宣称，北方人错误地认为，南部邦联“因为失败就不是英雄了”。这份报纸呼吁，里士满的女信徒应担负起对弗吉尼亚死难者的责任。它突出了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南方人曾被武力强迫回归联邦，但如今他们却被定义在这个国家之外。即便南部邦联士兵“不属于‘国家的死难者’，他们仍是我们的死难者——如果我们不去照料他们的遗骸，那将会是我们的耻辱”。

1866年5月3日，一群里士满妇女集会成立了“里士满女性好莱坞纪念联合会”，以此作为对《里士满检查者报》呼吁的回应。她们意识到了他们的职责以及所面对的挑战。被任命为联合会主席的威廉·麦克法兰女士承认，这座原南部邦联首都，已被“大量南部邦联死难者包围”。在好莱坞公墓，或在城东的奥克伍德公墓——它毗邻南部最大的军事医院钦博腊索医院——数千名士兵躺在被人们遗忘的坟墓之中。还有数万人的遗骸，散布于里士满周边众多的战场上。麦克法兰女士认为，这些死难者不仅属于里士满，也属于整个南部。“南部的女性”，是她呼吁的对象。她宣称，南部邦联士兵的“死亡”，“为我们留下了保护他们坟墓的职责”。她坚称，出于对南部邦联士兵“崇高事迹”的感激，也出于对他们的死亡的悲痛，每位南方人都担负着对他们的责任。每个南方人都同这些人休戚相关，因为尽管南部邦联各个家庭所遭受的“折磨与丧亲之痛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没有人不感到悲伤难过”。

联合会于是着手修缮内战时期建于好莱坞公墓中的1.1万座士兵坟墓。几乎所有坟墓都需要重新修理，重新覆盖草皮，也没有几座坟墓有完整的墓碑。女士们也挂念着那些散布乡野的尸体，认为这些遗骸也应像联邦死难者一样被集中埋葬在神圣的，得到了保护的公墓之中。1866年的夏天与秋天，在居住于城郊战场的农场主的帮助下，联合会安排将数百具遗体迁移到了好莱坞公墓的新坟墓中。

在里士满城的另一侧，在一个代表了七个基督教不同教派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奥克伍德南部邦联死难者女性纪念联合会”决心要为自己所管辖的1.6万座坟墓安置墓板，并铺盖草皮。6月初，联合会收到了为每座坟墓购置墓板的建议，每块墓板价格从40美分到1美元不等。到了6月中旬，联合会已提交了最初一千块墓板的订单。据联合会的墓板委员会报告，截至1867年夏，委员会已完成了为每座坟墓安置墓板的工作。在这一年中“希伯来女性纪念联合会”也宣告成立。在里士满市的希伯来人公墓中，30位南部邦联犹太士兵被安葬在其士兵区内，该联合会的工作便是照料这些坟墓。

里士满的女性照料死者的资金来源包括：私人捐款、有其士兵在弗吉尼亚州阵亡的原南部邦联州立法机构的捐献、以及涉及更广阔的社会及其全部宗教教派资金筹集活动。1867年春，好莱坞协会发起了一次为期两周的义卖活动，出售人们用阵亡战马的骨头制成的墨水台等物品，并以抽奖销售的方式售出了“石墙”杰克逊的外衣纽扣。但商业化也有其限度。为了给为好莱坞与奥克伍德联合会筹集资金，一位韦布先生曾提出制造并销售一款纪念肥皂，但这两个联合会都“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好意。

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的几个月里，对南部邦联死难者的纪念，很自然会包含用应季花卉来装饰他们的坟墓。到了来年的春天，这种纪念方式已变得愈发正式，常常伴随以祈祷、奏乐与演说。在内战爆发之初，南部邦联杰出诗人亨利·蒂姆罗德曾在《民族的诞生》一诗中欢呼南部邦联的诞生。而如今，他却在一篇死难者悼词中纪念它的死亡。1867年，当人们装饰查尔斯顿的马格诺利亚公墓时，这首悼词被唱起。他强调：“世上没有哪片土地，”

比失败的勇士之埋葬地更神圣；通过哀悼，美好得到了他的荣耀。

在整个南部，不同地区将这种仪式安排在了不同日子：或在5月10日，杰克逊将军罹难纪念日；或在4月26日，在这天，约翰逊向谢尔曼投降，标志这场战争真正结束；或在5月30日或31日，此时人们可以获得大量鲜花；或在6月3日，杰斐逊·戴维斯的生日。北方人也常常选择一个春日来为死者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1861年，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主席约翰·洛根（John Logan）将军发布了一则通令，要求人们在5月30日这一天，“用鲜花或其他物品，装饰在最近的叛乱中为国捐躯的士兵的坟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洛根的通令指责为“叛乱之暴政”的南部，仍单独进行着它的纪念仪式。即便在今天，许多南部州所认可的南部邦联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日期，仍与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日期不同。在南方与北方，超过240座城镇都宣称是它们开创了装饰节，亦即阵亡将士纪念日最初的叫法。但事实上，这些仪式似乎是在各地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内战后至少半个世纪之内，这些仪式继续折射出生者之间与死者之间持久的地域性分裂。

北方的重葬工程是一个官方的，甚至专业性的工作，它发生在南方且由官僚机构实施，因而远离大多数北方平民的生活；这项工程是军需部队、美国军队以及联邦政府的工作，因而也由它们提供资金。在南部，照料南部邦联死难者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人民的工作，至少是白人民众的工作；它成为了一个调动了整个南部白人的草根事业，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缓释丧亲之痛与表达对死者之纪念的直接目的。

在弗吉尼亚州最北部的温切斯特，战火几乎从未止息。1862年、1863年与1864年，这里先后爆发过三次大规模战役。据说，在内战中，这座城镇曾先后易手超过70次。死难者也像在里士满一样包围着温切斯特，这里的女性也像里士满的女性一样建立组织，纪念她们的死难者。范妮·唐宁，即“建设‘石墙’杰克逊公墓女性联合会”主席，发布了一则题为《致南部女性》的公开信，响应了里士满市威廉·麦克法兰女士的呼吁。她的传单高呼：“让我们铭记，我们属于这样一个性别——它最后来到耶稣的十字架前，但却第一个出现在耶稣墓地……现在，让我们手挽手走向我们国家之子的坟墓。当走向坟墓时，我们要振奋精神，并为这样的想法而激动：这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士兵做的唯一一点事情了。”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装饰叛军士兵“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装饰叛军士兵的坟墓”。《哈珀周刊》，1867年8月17日。

唐宁援引了女性承担哀悼职责的悠久传统，但她也表达了对一个或许已放弃自身存在的国家的忠诚。这体现了女性领导南部重葬工作的第二个动力。尊敬地埋葬邻居与亲人，是一种个人的与私人的行为；纪念那些发动叛乱对抗全国政府的人，则不可避免地是公共的与政治性的举动。然而，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妇女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她们的咄咄逼人与越位行为，在内战期间可能被忽视——也的确基本上被忽视了。她们曾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即便在重建时期那不断升级的冲突中，她们的性别也为她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以扮演她们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以来所一直承担着的角色。“佐治亚州女性纪念联合会”秘书查尔斯·J.威廉斯清楚地明白这一女性职责的实质。“国会可能不会”像对待联邦死难者一样“通过法律来纪念（南部邦联的）亡灵”，“但作为五月花号后代的真正激进者，不会剥夺我们纪念那些保卫了南部女性的生命、荣誉与幸福的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像许多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一样，纪念南部邦联死难者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是极具政治色彩的；对死难者的纪念，使女性在战后新南部拥有了崇高地位与巨大权力。确保阵亡者以及关于他们的记忆不朽，成为南部对抗北方控制及其对南部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

1866年10月25日，5000人在温切斯特举行集会，举行“石墙”公墓落成典礼。这座墓园一共埋葬了2494位南部邦联士兵遗体，他们都是从该镇周边半径达15英里的区域搜集而来的。其中829具遗体仍未被甄别出来，它们被埋在了一个共同的坟墓里，旁边环绕着1679座墓主姓名确凿的坟墓。1862年，英俊潇洒的骑兵指挥官特纳·阿什比（Turner Ashby）阵亡。这位当地的英雄是死难者中级别较高的军官，也是当天悼念仪式的焦点。在这场显然为纪念南部邦联所为之战斗的世界而举行的仪式中，阿什比那年迈的黑人保姆也被请来在他坟墓放上一个花圈。在“石墙”公墓旁，坐落着一座国家公墓，里面已埋葬了5000名联邦士兵。国家公墓中飘扬的联邦国旗引起了集会群众的“巨大怨恨”，他们嘲笑着、侮辱着那些在此照看联邦死难者的美国埋葬部队的士兵。2500名南部邦联人在一边，5000名北方人在另一边：这或许是第4次温切斯特战役，只不过在这场战役中，双方的士兵已经死去。

几乎凡是有南部邦联士兵尸体聚集的地方，当地女性都成立了纪念联合会。在纳什维尔，一个女性联合会在一座业已存在的公墓中购置了一块土地，建立了一个“南部邦联士兵区”，并将周边战场上的1500具遗体转移到了这里。在维克斯堡，1600具死难士兵躺在“士兵安息处”。在“南部邦联公墓女性联合会”的指挥下，人们将他们重葬在了该城既已存在的一座公墓。在J.B.库克女士的领导下，“查塔努加南部邦联纪念联合会”于1867年获得了一块土地，并将周边区域的南部邦联士兵遗体都重新安葬在了这里。在亚特兰大，在玛丽·科布·约翰逊（Mary Cobb Johnson）“个人的负责”下，人们将城市周边半径达10英里区域的死难者迁移到了一个固定地点。在一些埋葬沟中，约翰逊发现了多达90具尸体，它们裹着毛毯，双手交叉于胸前，脸上盖着帽子。“佐治亚州纪念联合会”承担了搜集奇克莫加与灵戈尔德周边战场上南部士兵尸体的工作，并将它们增添进了玛丽埃塔的一座共有3000座坟墓的战时公墓。当地的一位联邦主义者，曾建议将北方人与南部邦联人一同葬在玛丽埃塔建成的国家公墓中，但这却吓坏了这一地区的女性。她们坚持认为，南部邦联死难者“不应同他们敌人的遗体混杂在一起”。在所有这些公墓中，人们都将死难士兵以州为单位葬在一起，以此来永久颂扬内战所为之打响的那些原则。

在整个弗吉尼亚州，女性都在纷纷响应麦克法兰女士的号召。像其众多姊妹联合会一样，“阿波马托克斯女性纪念联合会”成立于1866年春。这个联合会将内战最后一场战役的19名南部死难士兵集中埋葬在了一座南部邦联公墓中。在“彼得斯堡女性纪念联合会”的领导下，30000具南部邦联死难者被重新安葬在了布兰福德公墓。1866年，彼得斯堡的总人口只有18266人，其中一半都是黑人。在1864年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的战场上，散布着五百多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斯波齐尔韦尼亚女性纪念联合会”在该县法院东北约半英里处获得了一块5.5英亩的土地，用以安葬这些死难的士兵。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女性纪念联合会”（它直到21世纪初仍很活跃）获得了一片土地，并将来自14个州的3553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重新安葬在这里。在这些工作中，她们受到了一首诗歌的激励。这首诗是艾布拉姆·瑞安（Abram Ryan）神父专门为她们创作的，他也是《被征服的旗帜》——一首广受欢迎的“失败事业”类民谣——的作者。瑞安敦促她们：

拾回散落在

众多战场上的尸体；

拾回众多坟墓中的南部邦联死难者，没有姓名，也没有墓碑，

他们只是孤零零地埋在那里。

瑞安坚称，他们所为之献身的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仍是正义的”。

约翰·帕尔默迅速给多根寄去了一些资金，用以购置一个胡桃木棺材，以及一块四英尺高、刻有儿子生平与死亡信息的大理石墓碑——买款30美元，运费与安装费共1.86美元。多根使他确信，“单纯转移尸体并不要钱”，因为那正是联合会的职责。在詹姆斯原来的坟墓中，多根找到了一副十字架与一个纪念品小盒；她还取出了那颗位于詹姆斯的肋骨下方、清晰可见的“致命子弹”。多根知道帕尔默一家将会“极为”珍视这些遗物，因而将它们寄到了帕尔默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中。在余生中，约翰·帕尔默一直随身携带着这颗子弹。

多根向帕尔默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并希望“每个有亲友埋葬在这个战场上的人，都能像您一样轻松、明确地找到亲人墓穴之所在。但是，哎！相对说来，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点”。在格罗夫顿公墓，只有两名士兵被甄别出来，而詹姆斯·杰曼·帕尔默便是其中一个。马纳萨斯联合会所从事的计划是令人生畏的。1871年，多根向帕尔默坦承：“有时，一想到要完成埋葬所有南部邦联死难者的目标，我就会十分沮丧。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开春时能够恢复这项工作，并尽可能在今年夏天完成。”

19世纪70年代初，南部众多纪念联合会将目光转向了仍然长眠在北方土地上、被人忽视的数千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葛底斯堡似乎是一个尤其关键的地方，这并不仅仅因为，它象征着人们所认为的南部邦联运势的“顶峰”。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乡间，散布着大量南部死难者遗体。他们的埋葬地没有保护，也没有标记，任由敌视南部的北方人破坏。有几个南部州的立法机构为将这些尸骨运回南方提供了资金，各个纪念联合会则敦促社会各界尽快采取行动。例如，“萨凡纳纪念联合会”便警告说，新一轮的春耕可能会彻底毁灭尚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佐治亚州士兵的遗体。它因而呼吁“她的姊妹联合会速速前来，帮助她将这些遗体运回南部”。

在葛底斯堡，士兵与当地居民编纂了一些南部邦联士兵埋葬地的清单。这些清单后来落在了曾监督葛底斯堡国家公墓重葬工作的塞缪尔·韦弗手中。1871年，塞缪尔不幸去世，人们于是劝说他的儿子鲁弗斯——一位刚开始在费城行医的年轻医生——回应女性联合会的恳求。鲁弗斯写道：“如果人们能够看到我所见过的场景，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我确定，在每位南部父亲、兄弟与儿子被运离北方之前，绝不会有安宁的日子。”韦弗似乎并不相信他的宾夕法尼亚州同胞会对南部邦联的坟墓怀有仁慈心。

在1871年的春天与夏天，韦弗挖掘了大量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并将其中137具运往了罗利，101具运往了萨凡纳，74具运往了查尔斯顿。在查尔斯顿的马格诺利亚公墓，人们举办了盛大仪式，通过演说、唱赞美诗与祈祷来迎接他们。这年秋天，好莱坞纪念联合会同韦弗建立了联系，首先向他询问关于弗吉尼亚州死难者的情况，继而请他将剩下所有南部邦联死难者运往里士满。在随后的两年中，韦弗便在不停地挖掘尸体，然后将它们定期分批运往南方。截至1873年底，韦弗已向好莱坞联合会运送了2935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

在里士满城，迎接他们的是庄严、壮丽的仪式；在主街上，一千余名原南部邦联士兵与四名将军组成仪仗队，陪伴着死难者遗体前往好莱坞公墓。联合会努力筹集资金来偿付韦弗的工作，但韦弗却从未收到至少达6000美元的欠款。尽管韦弗掌握着埋葬清单，也尽管他在报纸上刊登了许多广告，以征集关于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信息，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北方民众仍能惊奇地发现一些南部邦联士兵的遗骸：1888年，当他们采摘药草的时候；1895年，当他们用碎石铺路的时候；1938年，当他们为建供水系统而挖沟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当他们在艾森豪威尔家的花园里种植物的时候；以及1996年，当他们在一场暴雨后路过一个被冲断的火车道的时候。将每位南部士兵都运回南方的目标从未实现。然而，众多女性纪念联合会所领导的工作，是一个自发的、临时性的、分散的工作。它们克服了组织人力、征集资金与筹集物资上非同寻常的困难，将数万士兵重新安葬在了南部的公墓中。在这里，他们可以像其北方对手一样，因英勇献身而得到人们的赞美与怀念。

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中，南方人建立了“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与“南部邦联之女协会”。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在内战刚刚结束时的南部纪念活动，并不像在上述组织成立后的纪念活动一样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19世纪90年代，南部邦联记忆同那一时代的“吉姆·克罗”恶政、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以及州权运动紧密相连，成为一种破坏了这场战争的废奴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平等主义等意义的力量。然而，女性纪念联合会的早期活动，很大程度便是对国会在建立国家公墓法令中排斥南部邦联人的直接反应。因此，这些活动本身显然就是地域性的。它们既是为了纪念个体的丈夫、父亲、兄弟与儿子，也旨在宣示对南部邦联的忠诚。1871年，在庆祝将葛底斯堡死难者重葬在查尔斯顿马格诺利亚公墓的仪式中，长老会神学家、著名演说家约翰·L.吉拉尔多牧师坚称，“我们在此不仅仅是为死难者哀悼”，从而清晰表明了这场集会的政治本质。他解释说，这一场合不仅仅要处理过去的问题，它也要处理“现存的问题”；“影响我们未来的重大问题”包含“导致这场大战的一些原则”。用他的话来说，也即一些像州权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和种族“混杂”的原则。他指出，生者面对着一个迫切需要解答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人是否是白白死掉了？”对死者的纪念，需要南方人继续维护南部邦联的原则。这些原则已“被击败了，但却不一定丧失了”。

死难士兵的行列。“维克斯堡的南部邦联公墓”。戴维死难士兵的行列。“维克斯堡的南部邦联公墓”。戴维·布托（David Butow）摄，1997年。

只有为这场战争的最初目标辩护，南方人才能确保如此众多士兵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南部邦联已不再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但其死难者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它具体的、共同的化身。他们不仅是老南部的象征，而且规定了南部应该是什么样子。

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人们参与纪念仪式或重葬运动，都不“仅仅是为死难者哀悼”。事实上他们成为了使死者不朽的工具。人们将死难者聚集在大规模的公墓中，将他们埋在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成行成列的坟墓之中。这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活着的现实，一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部队。矛盾的是，他们也是一支无名的部队。在内战结束后，北方与南方开展了埋葬运动，许多丧亲者因而得以找到亲人，并造访、装饰他们的坟墓，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的帕尔默一家，以及惠特曼与穆尔所能够帮助的求助者那样。这些生者与死者的重逢，当然是为了终止无名、复原姓名，继而将死者姓名刻在墓碑与纪念碑上，以供后世瞻仰。然而，内战死难者之缺乏个性也有其极为重大的意义。内战士兵的公墓，无论是国家公墓还是南部邦联公墓，都不像美国人从前所见过的墓园。它们不是教堂墓园中的家庭坟墓群，也不是象征着人类重归自然的花园公墓。相反，内战公墓里陈列着一排排整齐的、卑微的、一模一样的墓碑，下面埋葬着数万名有名或无名的士兵。这一排排墓碑，这一位位士兵，与其说代表了一位亲人令人哀伤的逝去以及他的特质，不如说象征着这场战争高昂的、几乎是无法估量的代价。

国家公墓与南部邦联公墓的建立，使“内战死难者”成为了一个类目，成为了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同组成这个集合体的成千上万个体死亡不同。这些公墓的建立，也使“死难者”从那些哀悼自己特定损失的个体生者之记忆中分离出来。“内战死难者”变得既强大又不朽。他们不再是个体的人，而成为了一个将会塑造未来至少一个世纪的美国公众生活的力量。重葬运动开创了一个由死难者组成的群体，其存在与沉寂都十分醒目。这些死难者之离开美国人的生活，恰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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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统计：“多少？多少？”

想象怎能企及这一可怕的巨大灾难？

《哈珀周刊》，1862年5月24日

当美国人如埃德蒙·惠特曼、詹姆斯·穆尔、克拉拉·巴顿、玛丽·多根与威廉·麦克法兰女士正努力甄别并埋葬死难者时，他们也在统计着：安德森维尔，死难者13363人，其中12912人身份得到确认；波普勒格罗夫，死难者6718人，其中2139人身份得到确认；葛底斯堡2935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被重葬在了好莱坞；303536名联邦士兵被埋葬在了国家公墓。在语言无法描述的情况下，统计似乎能帮助人们理解哀伤的程度，并使人们超越个人的丧亲之痛，努力找到死亡对社会与国家的更大意义。统计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个体转向全体，从死亡转向“死难者”。

“多少田园如今荒芜不堪？”1863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年轻女性诘问道。她所寻求的不仅包括对死难者人数的统计，也包括对死亡影响的解释。“自这场战争打响以来，多少母亲、姊妹与妻子不得不去哀悼死去的亲人［？］死亡数字节节攀升，我们的灾难尚未结束。”当战火最终止熄时，这个国家需要对她的恳求给出答案。

在内战前的几十年中，统计的重要性日趋显著。美国民众曾基本上是数学盲——1803年以前，进哈佛学院读书甚至不需要基本的算术能力。而在这几十年间，美国人开始统计，开始计算，开始在学校里教授数学，开始将数字视作征服自然与掌控社会的工具。1839年，五位波士顿人成立了美国统计学协会（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仅在几个月间，这个学会便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其章程、细则与正式刊物的全国性组织。如历史学者帕特里夏·克莱因·科恩（Patricia Cline Cohen）所言，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人已“深深着迷于数字”。

如该词本身所暗示，统计学的兴起同一个扩张中的国家的观念紧密相连，同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资源、实力与责任的评估密切相关。这种定量分析常常集中于人口普查、人口学与死亡记录等攸关生与死的问题上，并在内战爆发后开始占据显著地位。当面对着这场战争及其死亡人数时，美国人倾向于用数字来理解它们。在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与恐怖环境之中，统计数据不只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战争的损失。它们所提供的似乎客观的知识，能够成为人们在一个超出想象的现实中重获掌控感的基础。沃尔特·惠特曼曾将内战的坟墓生动描绘为“无数的死难者”那“数不胜数的坟墓”，而数字则代表了一种赋予这类情景以意义与秩序的方式。

然而，和确认死难者身份一样，统计死难者数字也很困难，其原因都是一样的。惠特曼将它们形容为“数不胜数的”，这既是一种隐喻，也毫不夸张。内战军队缺乏准确甄别死难者与伤员的程序，在每场战斗之后负责准确记录伤亡数字的机构也不存在。军队规章制度要求，在呈交每场战斗的正式描述时，军事指挥官也应同时提交被俘、阵亡、受伤与失踪士兵的名单。数百份这样的手书名单被塞进了国家档案馆的盒子中，但这些记录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在利用它们甄别并重葬数千联邦死难者时，E.B.惠特曼便发现了这一点。在一场战斗结束后，指挥官们通常有比编写死伤名单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如果撰写报告同战斗结束间隔时间很短，死亡数字就会被少报，这不仅是源于信息之不完整，也是因为那些重伤在身、行将死亡的士兵尚且活着。然而，战斗结束同撰写报告的时间间隔若是太长——这种间隔有时会长达数月——又会造成其他类型的错误。

当时的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了官方伤亡数据的缺陷。在战后的岁月里，联邦中校威廉·F.福克斯（William F. Fox）一直致力于统计战争死难者数字。他感觉，军官们的报告是个糟糕的信息来源。福克斯回忆说：“在一场鏖战之后，团指挥官或许会给妻子写一封长信，详述他的团的作战经历；他手下的一些士兵会给各自村里的报纸寄去对这场战斗的描述。但没有报告会被正式寄给指挥部。许多上校认为，撰写报告是个讨厌的、不必要的工作。”在这场大规模现代战争发生之际，尚没有同它那始料未及的战争规模相适应的官僚机构。在努力汇编有关马萨诸塞州阵亡士兵的信息时，原联邦上校托马斯·希金森写道：“我们志愿部队的所谓簿记，借鉴的是我们小规模正规军的簿记方法。它要记载的士兵数量，从数千突然增加到了数百万。”他谈到，保存记录的职责常常落在了一个有军事经验“但无公文训练”的人的肩上，或是一个“写公文出身却从未……当过兵的人”的肩上。“两种情况，都会造成混乱。”希金森总结说，历史学必然是“一门不准确的科学”。

部队统计死难者的目的也对军事记录的可靠性产生了影响。军官们编写伤亡名单，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为个体生命的逝去给出解释——军队没有任何将死讯告知家人的正式程序，便足以表明这一点。统计死难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评估军事资源，为了看看哪些人活下来了，是否还能继续打仗。一名指挥官需要知道自己的军事力量。众所周知，联邦将军乔治·麦克莱伦便着迷于估计自己与敌人的士兵数量。他不断将同他作战的南部邦联军人数高估为实际人数的两三倍，并且完全无法使自己摆脱这一在统计上的病态偏好。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则是个果敢的实干家，他并不喜欢那令他丧失活动能力的深思熟虑。对于他来说，数字成为了一种用以表达并评估战斗之挑战与成就的语言。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每描述完一场战役，他都会附上一份损失总结，按照陆军部对伤亡报告所要求的形式进行编写。例如，在讨论完亚特兰大战役之后，谢尔曼用数页纸详述了死亡士兵的数量，并总结说：“毫无疑问，南部军官会为我们死伤士兵同他们死伤士兵的比例为2：1或6：1而自鸣得意……但他们完全错了。在这里，我用根据陆军部档案编制的正式表格证明了这点。”如文学学者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所言，对于谢尔曼来说，统计代表了“战争认识论”。将经历转化成死亡士兵的数据，是谢尔曼理解这场战争与诠释自己军事才能的最好方式。

一位将军需要知道自己的实力，但他也同样希望敌人不知道自己的实力。这样的战术性欺诈，可能会永久扭曲历史记录。1863年5月，罗伯特·E.李将军发布了一则通令，批评当时报告伤亡情况的一个普遍做法，即“制造关于我们损失程度的假象”，以致长了“我们敌人”的志气。他认为，之所以会有夸大的伤亡评估，以及将小伤也报告为伤亡的癖好，是因为指挥官们以损失为荣，并将其视作“努力杀敌或遭遇了危险的证明”。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李自己也使用了一个虽十分不同、但同样不利于准确报告伤亡数据的策略：他似乎十分系统地、有意地低估自己的伤亡数字，以便掩盖这场战役对他部队的毁灭性打击。

在这场战争结束后，随着死亡问题不再那么紧迫，以牺牲为荣的心理愈发强烈——这种心理被李视作被危险地夸大了伤亡数字之根源。威廉·福克斯抱怨说：“指挥官们常常用长长的伤亡名单，来证明他们自己作战的英勇。”各团争相指出，自己的团承受了最大的损失。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是他们展现出了最大的勇气。福克斯发现，“随意夸大有关作战损失的陈述泛滥成灾。军官们为自己的团争取更多损失，而这同战争结束时他们确认为正确的记录相龃龉，这种情形令人感到遗憾”。在战后这场争夺荣耀的战斗中，死亡人数成为了衡量胜利的尺度，而非确定失败的标准。

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的岁月里，编纂权威的死亡数据报告，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但同重葬工作一样，北方人与南方人用以完成这一任务的资源是极为不同的。北方人不仅利用凯歌高奏的民族国家那正在扩张的官僚机构来重葬死难者，也用它来统计死难者数量。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军需部部长要求各战线进行埋葬信息普查，这一工作对死难者的统计做出了贡献。如我们所见，埋葬信息普查导致了重葬运动的开展，并使27册的《荣誉簿》得以产生。在列举坟墓信息的时候，《荣誉簿》也提供了一个联邦死难者总人数的近似值。军官们也曾下令，在每个联邦团解散前，指挥官须提交一份“退伍”名册，里面应囊括在内战中每一名曾在该团服役的士兵之姓名与命运——受伤、阵亡、病逝、逃跑、被俘或退伍。陆军部提供了一平方码的大纸，上面印有适当的标题，各团应填写一式数份。在编写伤亡报告时，威廉·福克斯主要依靠这些记录。他相信，这些记录“清楚准确地表明了他们所属团的死亡情况”。

曾当过联邦军官后转为作家的约翰·W.德福里斯特，为一些质疑声给出了理由。在其1867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拉夫纳尔小姐从分裂到效忠的转变》（Miss Ravenel's Conversion from Secession to Loyalty）一书中，德福里斯特生动描绘了在内战结束时，一位军官在完成官兵名册时所遇到的挑战。上级命令，在部队解散前的三天内，指挥官应完成官兵名册的汇编工作。而此时的爱德华·科尔伯恩上尉，正被笼罩在“发烧与吗啡的乌云”之中，并面对着“大量连队记录”。尽管如此，他仍力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科尔伯恩说，在他的部队中，他是唯一自其创建之始便一直待在那里的人，他因而也是唯一有着必不可少的记忆的人。在工作了一整夜之后，他将完成了的记录交他人誊抄，然后晕厥了过去，继而卧床达48小时之久。我们不禁会猜测，或许威廉·福克斯曾读过德福里斯特的这部小说，或者福克斯意识到，他自己的数据便是依赖于这样的偶然记忆与偶然情形。

在1865年至1870年之间，陆军部注意到了它的记录之缺陷，先后发布了几份报告，上面公布了三个不同且递增的联邦死难者数字。1866年，《宪兵司令将军给陆军部长的最后报告》统计了279689位死难者；但在1869年初，陆军副官长将该数字修订为294416；一年之后，在对军医总监的一则问询的回复中，他所报告的死难者总数增至303504。1885年，作为陆军部新设置的统计员，约瑟夫·柯克利进一步修正了这一数字，将联邦死难者总数增加到了359528。在此之后，来自南部邦联监狱的新死亡信息带来了一个小调整，将694人增加到了总数之中，使之达到360222。这便是最广为接受的统计数据。

1862年，联邦政府设立了联邦抚恤金和补助金。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中，这些资金不断增加。申请这些资金的人们，以及打算要回死去亲属欠薪的人们，逐渐带来了很多信息。上述不断地修正数据，很大程度便是由这些信息所引起的。这一规模庞大的联邦老兵补助金系统之创立，必然需要政府编纂系统准确的兵役资料。战争期间所保存的大批官兵名册、兵力报告、医院记录与伤亡名单，并没有为任何一位士兵建立连贯的人事记录，因而也没有留下方便查阅的档案可用来证明补助金申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联邦政府利用大量战时资料，创建了详细记录个体士兵经历的档案。这些档案最终成为了“兵役纪录汇编”。在1903年之后，这些档案不仅包括联邦士兵记录，也将南部邦联士兵记录囊括了进来。最终，近3000万北方士兵与600万南部士兵的记录被登录到了索引卡片上，并被放入了每个士兵的档案中。其中每条记录都记载着官兵名册、医院普查报告、伤亡名单或其他官方表格上出现的士兵名字。这项工作的巨大规模，需要政府雇佣大批职员，而这段历史的实际重荷也在战后造成了它自己的伤亡。1893年，在倒霉的福特剧院，办公室中过于拥挤的工作人员与资料造成了两层楼的坍塌，22名雇员因而丧生。而在28年前，林肯总统正是在这一剧院中惨遭暗杀。

但是，公众与私人为死者给出解释的努力，早于或平行于上述同索取补助金明确相关的工作。早在补助金规模之扩大需要联邦政府进行实质性介入之前，几乎每个北方州以及许多南方州，都曾试图对各自的死难者进行统计，并编纂官兵名册。即便是在战争期间，许多州都曾批准编纂《荣誉簿》，以及其他一些为国捐躯者的名单。在战时的紧急情况下，这些努力很多都以失败告终。但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的岁月中，几乎每个北方州都重新开始了其编纂官兵名册的努力。

例如在1864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构曾批准编纂一个全面的士兵名册，但直到1866年这一工程才开始。宾夕法尼亚州的历史学者塞缪尔·贝茨（Samuel Bates），发现自己的任务不是个容易的活儿。起初，在州国民警卫队总指挥办公室中，贝茨仅仅找到了部分官兵名册档案。他意识到，他“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去联络一位位军官，然后向他们询问关于他们部队的历史。

在编纂一份关于士兵服役情况及其命运的完整清单问题上，马萨诸塞州分别进行过两次努力。在1868年与1869年，由州国民警卫队总指挥保存的官兵名录印刷成册。20年后，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设立了“州陆军与海军历史学家”职位，并指令其第一位就职者——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编纂一份马萨诸塞州陆海军士兵索引名单。这份名单囊括了由联邦补助金办公室搜集到的更为准确的信息。在印行士兵名单的同时，希金森也出版了各部队与各战役的伤亡统计摘要。他总结道，马萨诸塞州先后将113835名士兵送上了战场，其中共有13498人丧生。希金森对历史准确性的质疑，似乎得到了很好的证明：1997年，一份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编成的马萨诸塞州士兵记录指出，该州实际将146738名士兵送上了战场。

在1865年之后，南部邦联人没有了民族国家，没有了政府官僚机构，也并不期望能获得邦联补助金。但他们利用州与私人资源进行了一个相同的工作——记录并纪念士兵的生平与死亡。然而，南部邦联记录之不完整给南方人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如今的历史学者常常引用的南部邦联军人死亡数字，即258000人，充其量只能被视作根据已知信息的推测。南部邦联军队的解体，使人们在战争结束时无法编纂全面的资料。在里士满撤退之际，南部邦联档案也随之南迁；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这些档案被联邦军队夺取，并最终被美国陆军部得到。这意味着，有大量的团伤亡名单与其他官方记录都丢失了。例如，亚拉巴马州部队的官兵名册几乎完全没有；1864年底以后南部邦联的全部记录都残缺不全。尽管如此，同北方一样，南部大多数州也试图编纂并出版那些服过兵役者与为国捐躯者的名册。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这些记录仍在出版刊印。

1862年，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通过一条法令，呼吁编纂一本全面的“记录簿”，“作为”对卡罗来纳死难者的“尊敬之象征”。这一工作所产生的记录遍布错谬。1864年，南卡罗来纳学院的威廉·里夫斯教授受命再次进行记录编纂工作。在这一工程进行之中，他努力克服军事溃败、邮政服务中断与财政支持欠缺所带来的困难。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信息，详查讣告，采访老兵，寻求税务官的帮助，并在其诸多“棕色粗糙纸”制成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资料。截至1870年，里夫斯已搜集到了12000名为国捐躯的南卡罗来纳士兵姓名。但是，里夫斯声称：“这项工作完成得并不令我满意。”1912年，南卡罗来纳州历史学委员会再次捡起了这项工作。1913年，委员会秘书A.S.萨利出版了包含有五个步兵团信息的三卷记录。

在北卡罗来纳州，那里的资料既不完整又错谬丛生。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约翰·W.穆尔转而求助于美国陆军部掌握的南部邦联记录。但他发现，这些官方报告也是不完备的。“几乎没有一份报告完整叙述了伤亡情况。”他写道。“没文化的勤务兵中士”所做的“拼写十分不错”，但他觉得，那些颇具创造性的姓名拼写，很可能会使这些姓名的主人大吃一惊。尽管如此，穆尔仍自信地认为，他在1882年出版的四卷记录，或许给出了有关北卡罗来纳州伤亡情况的最为准确的数据。

南部的其他一些创举超越了州界，并有着明确的分裂主义目的。1869年，南部历史学会（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成立。这个致力于“维护”南部邦联历史“真相”的新学会，试图对南部死难者进行一次准确的统计。1869年，学会秘书、杰出医生约瑟夫·琼斯同原南部邦联陆军副官长塞缪尔·库珀（Samuel Cooper）分享了他对伤亡人数的估计。琼斯认为，这场战争中，在所有积极为南部作战的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士兵死亡了。库珀断言，这些数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更全面地寻找联邦政府掌控的南部邦联档案，将会带来更详细和更准确的信息。在库珀与琼斯看来，统计南北部队总人数与记录南部邦联的巨大损失，有望解释并合理化南部的战败，并能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南部邦联士兵的“决心以及卓绝的勇气与作战技巧”。

北方的个体公民也着手进行战时伤亡与死亡数据统计。弗雷德里克·费斯特勒是一名德国移民，曾因1862年在斯通河战役中英勇善战而获得“荣誉勋章”。1883年，费斯特勒出版了《美国军队统计数据记录》一书，作为斯克里布纳（Scribner）的13卷畅销丛书《内战战役》的补充。费斯特勒这本著作包括了论及“损失”以及“服役期间死亡的军官”的章节。威廉·福克斯声称，自己那部出版于1889年的不朽巨著《美国内战时期各团的伤亡》，提供了有关联邦军队和南部邦联军队的“详尽无遗的”数据。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几个志愿团中担任少校的托马斯·利弗莫尔，试图在《美国内战的数字与伤亡》一书中详述并纠正福克斯的诸多结论。这本书起源于1897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1900年成书出版。在1908年出版的长达1796页的《叛乱战争纲要》一书中，弗雷德里克·戴尔（Frederick Dyer）进行了一项更为全面的统计工作。他使读者确信，这一工作基于“来自一切可利用且可靠来源的真实信息”。戴尔声称，政府从1874年开始编纂并最终出版的128卷《叛乱战争官方记录》，“问题大得令人悲伤”，这便使他的著作显得十分必要了。在戴尔著作第一卷卷首，他对联邦入伍与伤亡信息进行了归纳，给出了那些阵亡士兵以及死于战伤、疾病、自杀甚至中暑的士兵的总数。但是，戴尔的书中也保存了近20年前福克斯便已纠正了的政府资料中的错误。

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美国人都在进行着大量的战争死难者的统计工作，但他们却远没能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总数。对那些在全面的、可理解的数字中寻求慰藉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些总数的细节而非其准确性。数字可以帮助人们开始从整体上理解如此众多的死难者，并言说这场战争的巨大代价。

然而，即便是在美国人进行统计期间，他们也在思索着这些他们如此热切地聚集起来的数字真正意味着什么。约瑟夫·琼斯进行士兵及其死亡的统计，既是为了展示南部人的英勇，也是为了解释在兵力上令人绝望地处于劣势的南部邦联之战败。团指挥官进行统计，是为了讲述“（他们的部队）是怎样英勇作战”的故事，继而使自己被视作损失最为惨重、因而也是表现最为英勇的人而流芳千古。无论北方州还是南方州，对死难者的统计，都是为了纪念他们。一份名单上的姓名，就如同一座墓碑上的姓名。它承载着记忆，预示着那些做出了最高牺牲者的不朽。数十万内战死难者的身份仍未确认，但他们至少可以被纳入统计。他们的姓名可能仍无人知晓，但他们的数量却不会如此。

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将新兴的“内战死难者”观念，定义为一个超越个人丧亲之痛的、可描述的、共同的国家损失。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牺牲之规模，以及获得自由与国家统一的代价。美国人进行统计，是因为在一场改变了人类残暴之外在限度的战争结束后，数字能够使他们产生重获确信感与掌控感的错觉。美国人进行统计，也是因为，就是有如此众多的尸体需要统计。数字似乎是理解这场战争的突出特征——深重的灾难与巨大的伤亡——的唯一方式。

数字解决了一些理解上的难题，但它们同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威廉·福克斯担心，这场战争死亡数字之巨大，会使人们无法理解它。他写道：“数字越来越大，可是无论变成两倍还是三倍，它们所传达的意义都没有什么不同。”他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在团的层面思考死伤情况，将这些数字降低至他认为更具人性的规模。“众所周知，团的规模是有限的，它的伤亡也是可以理解的。”福克斯劝说他的读者不要“对这些统计数据不耐烦”。他使他们确信，这些数字“与普通数字”不同，“这些统计数据中的每一个‘一’，都代表了一名死难士兵那朝向天空的苍白面庞”。他指出，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符号，而是的的确确代表着人类的面庞。

作为福克斯统计分析来源的官兵名册是一个集成体。但福克斯发现，它的名单所提供的，远不只是数字。它那简短的条目，使人脑海中浮现出了关于个人死亡与生平的“悲伤画面”。每个姓名背后都是一个世界。他坚称：“没有哪个战争故事，能比得上退伍名册上的故事。”

“1863年5月3日，在玛莉高地，阵亡”；然后编纂者放下铅笔，再次回想起那场向上席卷了弗雷德里克斯堡坡地的猛烈进攻。

“1864年5月6日，在威尔德内斯，受伤，然后失踪”，让人联想起一座无名坟墓，上面的联邦墓碑—假如果真有的话—写着简短而哀伤的碑文，“无名氏”。

“1862年7月1日，在莫尔文山阵亡”；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一名炮兵死在了他的大炮轮子前……

“在密西西比河的扬斯波因特（Young's Point）死于热病”，让人想起了一场发生于长沼与有毒浅沼的战役，很多士兵都倒在了一个比子弹更加致命、更加残忍的敌人面前。

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马修·布雷迪摄。国会图书馆。

福克斯为他的读者展示了他在官兵名册中的一些最“奇特”的发现——士兵们的死法多种多样，令人吃惊：伊利诺伊州112团的洛伦佐·布朗，“被一头骡子踢死”；纽约州骑兵第5团的J.A.贝内迪克特，“大拇指被人咬伤，在截肢后死去”；俄亥俄州第38团的雅各布·托马斯，“从一棵树上……摔死”；纽约州第8团的A.洛曼，“站岗时在一座被遗弃的房屋中发现了一瓶水，在喝了之后被毒死”。福克斯用这份奇特死法的清单证明了，在《美国内战时期各团的伤亡》那“详尽无遗的统计数据”背后，有着数十万个体士兵的具体的——甚至是特别的——死亡。

福克斯阐明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居于理解内战死亡的核心：如何同时理解一个人的死亡之重要性与数十万人死亡的意义。约瑟夫·斯大林后来曾讲：“一个人的死亡是场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个统计数据。”这既是经验之谈，又体现了他的洞察力。在半个世纪以前，福克斯也说过一段相似的话。他写道：“要想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是很困难的……但想象一个人、十个人或二十个人惨遭杀戮的画面却是容易的……但即便是……（老兵）也无法理解十万人被杀戮的可怕意义，要知道，这十万之中的每一个‘一’都代表着一名士兵血淋淋的坟墓。这些数字太大了。”然而，理解那四年战争中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似乎是紧迫且必要的。

沃尔特·惠特曼也陷入了同样的压力。他着迷于这场战争的规模，这对他来说是衡量这场战争对民众影响的一个尺度。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个能生动展示这场战争的规模与影响的方式。当战斗止息时，他立即使用了数字来对这场战争进行“总结”。他通过估算探望过的伤病员人数（“80000至100000”）来定义自己的经历。但为了理解并描绘这场战争，他则援引了死难者数字：推测有多少人完全没有被埋葬；多少人还埋葬在“迄今未找到的地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多少墓碑刻着“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即便他试图想象这些“数不胜数的”死难者，亦即他所说的“百万死难者”，但他将其中的每一个都视作自己罹难的亲人。他们既“无数”又亲密：“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最终都是我亲爱的人。”每名士兵对惠特曼而言都是“一个同我自己一样神圣的人”；每个人都是“我亲爱的战友”，即便他无人关注，没有姓名。在惠特曼看来，这一个个士兵代表了“真实的战争”，代表了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真正意义。他之从一抽象到多以及他之寓多于一，既是政治的举隅法，也是诗歌的举隅法。惠特曼认为，要想理解哪怕是“这场战争之一隅”，就需要经常试着“成二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加”具体战斗的“地狱般的景象”，以及他眼看着受苦受难然后死去的个体士兵。

这个一与多的问题既挑战了北方人也挑战了南方人，它是这场战争的民众文化的核心主题。如此众多的死亡之意义如何才能被理解？反过来，在如此众多的死亡之间，一个人的死亡又怎样才能保持其重要性？《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All Quiet Along the Potomac Tonight”）——一首联邦与南部邦联都说是自己的并广为传唱的歌曲——用讽刺手法讲述了一名士兵的死亡被不屑一顾的故事。这首歌唱道，在冗长的伤亡名单变得司空见惯的情况下，“这微不足道”：“偶尔死一两个列兵不会被算作一场战斗的新闻。”然而，这首歌的目的是寻回这个个体生命、这位丈夫与父亲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个“静悄悄”的夜晚死去，但他却同在引人注目的喧嚣战斗中死去的数千人没什么两样。这首歌坚称，他是一个重要的人，尽管他没有被纳入统计。

在1862年的《哈珀周刊》中，一篇题为《只有一个阵亡》（“Only One Killed”）的短篇小说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在作者所谓的“可怕的巨大灾难”中，个体的死亡不再重要，而这篇小说便表达了公众对这一现状的抗拒。在看到一则关于“一人阵亡”的报道后，故事主人公漫不经心地回应道，这则消息太不重要了，“根本不值得用电报打来”。坐在旁边的一个人，用“一双严肃忧郁的眼睛”“以沉默斥责”了这种没心没肺——后面的信息表明，这名阵亡士兵正是后者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儿子阵亡了！”（“Only one killed!”）作者惊呼，“我对这件事的感觉完全不同了！这则消息不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报纸告示，而是一个眼前的严酷事实。”一与多的问题，是美国人所努力应对的“接受”问题之核心。“一百、两百、三百人阵亡或肢体残缺不全，想到这里令人难过；但我们只有具体到一个个事例，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可怕的事情。”作者解释道。而这项工作，也正是他的小说试图做的。在听说自己所在旅在一场战役中“只有一个人”阵亡后，纽约州士兵查尔斯·刘易斯几乎选择了同《哈珀周刊》这位作者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说‘只有一个人’，但却从未想过，那个人或许正是某个人的全部。如果有一百万人阵亡了，那么就会有一百万个家庭‘只失去了一个亲人’。”

同确认死者身份的工作一样，有着如《许多中的一个》《只有一名列兵阵亡》《只有一个阵亡》，或只是《唯一》这样标题的诗歌、歌曲与小说，试图保存众人之中的个体之意义。数字复杂化了这一理解。一方面，统计制造了平等：在战争死难者总数之中，军阶与差别消失了。但与此同时，数字也毁灭了个性——而个性却同平等之目的以及这场战争在民主层面的要务紧密相连。寻名个体化了死难者，统计则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两种推力所要满足的需要虽然相反但却共存，这便是处理内战死亡问题的内在悖论。

一与多的距离和差异，并置并强化了两种源于内战经历的理解模式。在美国人产生于内战的意识中，伤感与讽刺一同发展起来。通过关注每个伤亡士兵的独特性与每场死亡的悲剧性，伤感从抗拒大规模死亡之不可理解性的需要中汲取力量。伤感是一个对抗数字力量的武器，一个对抗统计数据的均质化及其对个体的抹杀之武器。与此相反，讽刺源自对一个令人焦虑的基本情形之承认，源自对一种几乎不可言说的可能性之承认：在这场拥有不可抗拒的毁灭力量的现代大规模战争中，个体或许真的不会拥有重要性。在对待那名既是全部又“微不足道”的士兵问题上，《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像整个内战时期的美国一样，既伤感，又充满讽刺。

统计内战死难者的努力，仅只有部分同数字与伤亡报告有关，仅只有部分同国家对其公民的职责有关。统计死难者，也同一些超越了国家及其政策与职责的问题有关。如威廉·福克斯所言：“每个故事，甚至每个数据的故事，都有着一个寓意。”内战死亡数据的华丽辞藻提供了一种语言，人们用它沉思这场战争及其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人类更深刻的意义，用它来探究在一个充满了大规模——并日趋机械化的——屠杀的世界中个体的地位。它关乎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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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幸存

于是，死亡的消息走在我的一侧，

死亡的思想紧靠着我走在我另一侧，

而我则走在两个伙伴中间，紧握着伙伴的手……

沃尔特·惠特曼，《最近紫丁香在庭院里开放的时候》

直至进入坟墓，约翰·帕尔默仍携带着那颗杀害了他儿子的子弹；亨利·鲍迪奇佩戴的手表上总是挂着用亡子的制服纽扣制成的表饰；直到死时，玛丽·托德·林肯仍穿着丧服；沃尔特·惠特曼相信，这场战争构成了他生命的“正中心、圆周与核心”；安布罗斯·比尔斯感觉“死者与死亡景象”萦绕在自己心头；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的很多年中，简·米切尔仍希望她失踪的儿子最终能够回来；这场战争结束30年后，J.M.泰勒仍在搜寻儿子的死亡细节；亨利·斯特鲁布尔每年都会为那座误刻有他姓名的墓碑献上花圈。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带着悲伤感与失落感度过了余生。

在全国总人口中，直接死于这场兵燹的人口超过2%——这大致相当于1860年缅因州的全部人口，超过阿克肯或康涅狄格州的全部人口，是佛蒙特州人口的两倍，超过了佐治亚州或亚拉巴马州的全部男性人口。这些士兵已经历了许多美国人所谓的“剧变”，亦即从生到死的未知转变。不再是父亲、兄弟或儿子，他们已成为了尸体与记忆，其中数万人甚至没有载有死者信息的坟墓。

但这些死难者已解开了死亡之谜，他们为幸存者留下了理解与解释这场剧变含义的工作。而生者也被改变了，被他们的所见、所为、所感与所失改变了。如比尔斯所言，他们被“判处存活”，被判处去理解内战死亡是如何重新定义了生命。南部邦联诗人西德尼·拉尼尔曾在1862年血腥的七天战役中作战，后被关进一个联邦战俘营受苦受难。1875年，他讲到，对他“那一代的大多数南部人”来说，“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们的几乎全部生命，都只不过处于一种非濒死状态”。

常常环绕着死亡的迷雾，使应对内战死亡的努力变得尤为困难。近半数死难者的身份仍未确认，他们死亡的事实只是一种猜测但却没有依据，他们生命逝去的环境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样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因而也如丧亲者所描绘，是“无法接受的”。这些丧亲者意识到了，这种不确定迫使他们无法进行哀悼。生者忧心忡忡地，甚至“疯狂”地寻找着亲人的信息，以便为一个仍不完整的、其意义尚未明确的人生叙述画上句号。

这种认识与理解上的危机远超出了死者身份无法确认的问题，对梅尔维尔所说的“众多事物根基”构成了挑战。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道德宇宙中——在这一道德宇宙中，超乎想象的浩劫已成为了日常的经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上帝在哪里？一个仁慈的神，怎能允许这样的残忍与这样的苦难存在？怀疑快要压倒了信仰——这是对上帝仁慈与灵魂不朽的基督教叙述之信仰，是对世俗生命的可理解性与目的之信仰。语言似乎无力解释；人们似乎无法理解他们的死亡——以及他们的生命——之意义。

人类既是战争浩劫的施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们既是屠夫又惨遭屠戮，这表明他们更接近野兽而非天使。面对着战争可怕的物质性，面对着它那关于肉体、伤亡、伤害与杀戮的基本经济，自负的人类似乎已一文不值。残缺不全且没有姓名的尸体，挑战了曾寓居其中的人类自我之为统一整体的观念，因为数万这样的自我已经支离破碎，消失殆尽。没有尊严、缺乏体面、死者身份不明的死亡，使此前人生的意义濒于消亡。美国人不仅失去了死难者；他们也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生命——那种在这场战争前他们所理解的生命。如弗吉尼亚州的露西·巴克所言：“我们没有人能回到从前。”

这个国家也是个幸存者。但同死亡的遭遇改变了它，死难者的牺牲让它承担起了新的责任。这场战争令人惊愕的巨大生命代价，使人们需要重新理解国家的命运，来确保如此众多士兵的献身是出于崇高的目标。如此巨大的苦难，不得不拥有崇高的目的——也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这场战争期间所坚持认为的，它需要有一种“神圣的重要意义”。对于道格拉斯来说，这个目的便是自由。然而，真正的自由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基础上，而这个国家却并不愿保障黑人拥有同等的公民权，道格拉斯的目的因而没有达成。奴隶制曾分裂了这个国家，然而在废奴主义遗产被遗弃的一个世纪中，种族等级观又使北方与南方的白人团结在了一起。

事实上，美利坚合众国那新的崇高命运，同其国家本身紧密联系了起来：它的军力日趋强大，它的国库日益丰盈，它的国土愈渐膨胀，它的影响力愈益扩大。关于国家主义的论争引发了这场战争；国家的力量已赢得了这场战争；战争的需求扩张了这个民族国家，使之获得了新的力量，令它承担起了新的职责。而这一发生了剧变的国家之团结与职责，都同它的“内战死难者”紧密相关。

这场战争的意义蕴涵在其代价之中。这个国家的价值与重要性，既源于为其存续所付出的人力代价，又为这人力代价所证明。这一等式使这个国家背负了债务。这一点是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是因为，国家履行其对死难者及其哀悼者的职责，需要大规模扩张联邦预算与官僚机构，并重构政府角色的概念。那些保存了士兵姓名与身份的国家公墓、抚恤金与士兵档案，涉及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崭新理解。在同死人打交道多年之后，埃德蒙·惠特曼自豪地讲，重葬工程代表了国家对一个“态度”的奉献。美国意识到，要想为死难者提供体面的埋葬与载有死者信息的坟墓，就需要进行这样的努力，付出这样的开销。它借此维护了它对超越纯粹物质主义与纯粹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之信仰。如梅尔维尔所阐明，士兵并不是“技工”，并不只是日趋工业化的战争这台机器上的“轮齿”。而士兵之沦为技工与轮齿，也正是许多美国人所担心的。公民是自我——是超越了自身死亡的肉体与姓名，是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之命脉的个体。

“死难者”没有了目的动机，没有了政治主张，他们任由幸存者处置。他们一度充任了南北持续敌对情绪的寄存处。但到了19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一项有利于南北联合的国家纪念工程之载体。内战的死亡与“内战死难者”属于整个国家。在这个重新联合起来的合众国中，“死难者”成为了一个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之焦点，成为了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为之服务的群体——“死难者、死难者、死难者——我们的死难者——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我们全部人的死难者（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最终都是我亲爱的人）”，沃尔特·惠特曼吟唱道。

1898年，在亚特兰大，威廉·麦金利总统在一场广受欢迎的演说中向南部宣告：“本着兄弟情谊，我们应当同你们一道照料南部邦联士兵的坟墓。在上帝旨意的指引下，思想与情感的变化使时机已经成熟。”在上一年中，“这些英勇的死难者”的子孙已在一场新的美利坚战争中赴汤蹈火；勇敢的南部邦联人，应像他们的北方对手一样，得到正式的纪念。

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失望的是，士兵们所为之牺牲的原因，几乎被他们死亡的事实所掩盖。“死亡没有改变道德品质的力量”，在1883年的一场阵亡将士纪念日演说中，道格拉斯坚称，“即便我遗忘了其他一切事情，”这位年迈的废奴主义者宣称，“那些为自由而战者与那些为奴隶制而战者的差别，我却决不会忘记。”但即便是许多曾征战沙场的人也不这么认为。“勇士尊敬勇士。勇士/尊敬死难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在这首诗中，他斥责了一位“在阵亡将士纪念日演说中，激烈反对装饰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人”：

请您记住，岁月的洪水

是怎样席卷了死去的罪人；

也请您记住，那洗去罪过的大雨

正是遗孀们与孤儿们的眼泪。

死者已死去了——请留他独处墓园：

虽然我们为圣徒与罪人

撒上了同样多的鲜花，

上帝仍会做出他自己的判断。

那不幸的人，无论他的生平与命运怎样，

他不能全心全意地热爱

那没有害处的死者——

愿上帝保佑他，而我自己，则不会原谅。

当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还是个年轻士兵的时候，在面对死亡时，他曾坚决地拒斥了基督教的安慰。如今，他将战争的牺牲视作确立真理的一个基础。在1895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霍姆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士兵信仰》的演说。这篇演说后来成为了挽歌式内战观的典型代表——这种内战观将死亡誉为目标本身。“我不知道宇宙有什么意义。”霍姆斯坦率地宣称。“但在怀疑之中，在信仰坍塌之际”，他发现了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信仰是真实且可敬的——它引导一名士兵在履行一个他盲目接受的职责时抛却头颅，在一个他不怎么理解的事业中遍洒热血，在一个他完全不懂的作战计划里舍弃生命，在一个他看不到作用的战术指挥下战死沙场。”牺牲的无目的性本身创造了它的目的。在一个“商业是老大”、“富人乃英雄”的世界中，士兵的无私忘我，代表了一种信仰的最高理想——依靠人而非上帝的行为制胜。霍姆斯承认：“当你身临其境时，战争是可怕而沉闷的。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看到，它所带来的信息是神圣的。”战争或许已动摇了那个年轻的霍姆斯的信仰，但对于这位老者而言，战争却成为了这样的一种地方：在那里，人类同彻底毁灭的对抗，使他“能感觉到奇迹，能够用自己灵魂的力量来鼓舞自己”。人类能够选择死亡的能力，成为了霍姆斯与比尔斯最重要的内战经历与内战记忆。

我们仍生活在这场内战所创造的死亡世界之中。我们将国家为那些为国捐躯者做出解释的职责视作理所当然。近亲通知、坟墓登记程序与官方之提供体面埋葬的缺乏，对于我们来说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野蛮的。内战结束了这种忽视状态并建立了一系列政策——如今政府甄别并运归每位在履行战争义务中罹难的士兵之职责，便是源于这些政策。

然而，即便内战为应对死亡的努力带来了新的人性——也即关于对“情感”的新的关注——但它所造成屠杀的巨大规模，也预示着未来世纪战争的屠杀规模。尽管个体与其命运取得了新的重要性，但这些个体也面临着湮灭于官僚政治与现代战争之大屠杀的危险。我们仍在努力领悟，怎样才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保存我们的人性与自我。我们仍试图在一个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意义的世界，用死亡来创造意义。内战一代所瞥见的恐惧仍旧困扰着我们。那个恐惧便是：死亡是唯一目的的感觉。我们仍在努力解开他们——内战死难者与幸存者——在很久以前不得不去破解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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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首字母缩略词

注释中使用了以下缩略词表示档案收藏机构：

BHL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CAH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ESBL　Eleanor S. Brockenbrough Library, Museum of the Confederacy, Richmond,Va.

LC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LCP　The 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

MAH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Boston

MOHS　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 St. Louis

NARA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NYHS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New York City

NYPL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New York City

PAHRC　Philadelphia Archdiocesan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er, Wynnewood, Pa.

RBMSC　Rare Book, Manuscript,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SCHS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Charleston

SCL　South Caroliniana Library,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SHC　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 Wilson Libra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VHS　Virginia Historical Society, Richmond

VMIA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Archives, Lexington

WFCHS　Winchester-Frederick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Winchester, Va.

WHS　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Archives, Ma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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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斜体页码代表插图）

Aaron, Daniel 艾伦，丹尼尔202

Abbott, E. G. 阿博特，E.G. 5—6

Abbott, Henry L. 阿博特，亨利·L.xii

Abbott, Stanley 阿博特，斯坦利90

Abolitionism 废奴主义51, 168, 205,219, 269

Adams, Edward Amos 亚当斯，爱德华·阿莫斯171, 185

Adams, Express Company 亚当斯快运公司91

African American soldiers 非洲裔美国人士兵 44—55, 49, 51, 139, 157, 193, 205, 215; anger and determination of 他们的愤怒与决心52—55; assignments of 他们的任务44, 45, 70, 227; atrocities against 针对他们的暴行32, 44—47, 46, 51, 53; Christian faith of他们的基督教信仰48, 51, 182;

citizenship and liberation as goals of 作为他们目标的公民身份与解放xv—xvi, 48, 49, 52—53, 55; Confederate attitudes toward 南部邦联对他们的态度44—47, 50, 53 death of他们的死亡xv, 32, 44—51, 46, 79, 232; heroes among 他们中的英雄48—51, 51; manhood and dignity of 他们的男子汉气概与尊严48—49, 52, 53—54; officers amon 他们中的军官49—51; as prisoners of war作为战俘45, 46—47, 53, 134 ; statistics on 关于他们的统计44, 48; white leadership of 白人对他们的领导

44, 47, 79, 205;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 34, 47, 157; afterlife死后 xvi, 8, 9, 10, 14, 21, 23, 24—25,

62, 94, 163, 169, 170, 172, 175—176, 179—185, 200, 206另参见Heaven（天堂）; immortality（不朽）; agents 行为者/暴力施加者/代理xiv, 38, 55, 117—118; commission 委员会87, 88, 89, 91, 110—111; voluntary organization 志愿组织107—108, 110—111

Alcott, Lousia May 奥尔科特，路易莎·梅140

Alexander Edward Porter 亚历山大，爱德华·波特90

Allen, Michael 艾伦，迈克尔8

Alley, Leander 阿利，利安德162

“All Quiet Along the Potomac Tonight”《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262,264

ambulances 救护车65, 88, 90, 101,170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xi, 3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美国统计学协会 251

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 美国主日学校联盟7

amputations 截肢xvi, 4, 85, 123, 155, 184, 261

Andersonville National Cemetery 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217, 218, 250

Andersonville prison 安德森维尔监狱47, 130, 140, 215—217, 234

animals 动物xiv, xvii, 31; bodies attacked by 人类尸体之被其侵袭63, 80, 102, 217, 225; bodies of其尸体66, 69, 81, 82; men compared to 将其同人进行比较xiv, xvii, 58,59, 62, 71, 73, 100, 173

“ANSWER TO: Let Me Kiss Him for His Mother”《答复：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13

Antietam, Battle of 安蒂特姆战役57, 67, 68, 112, 127—128, 138, 140, 193, 201, 236; deaths 死亡xvi—xvii, xvii, 11, 22—23, 30, 37, 61, 66—69, 67, 68, 80, 81, 86, 106, 186Antietam National Cemetery 安蒂特姆国家公墓61, 99, 236, 238

antislavery 反奴隶制50, 51, 168, 172, 205, 219, 269

Appomattox, Confederate surrender at 阿波马托克斯，南部邦联在此地的投降110, 192, 201, 208, 211, 238, 240, 254, 256, 266

Ariè s, P hi li p pe 阿里耶斯，菲利普176—177

Arkansas Gazette《阿肯色州公报》44“Armies of the Wilderness”（Melville）《威尔德内斯的军队》（梅尔维尔）207

Army, U.S. 美国军队96—97; in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人民同美国军队的交流 106—109, 111—117

Army Agency, U.S. 美国军队代理处117—118

Army and Navy Messenger《陆军与海军通讯》25

Army of Northern Virginia 北弗吉尼亚军团36—37

Army of the Cumberland 坎伯兰军团110

Army of the Potomac 波托马克军团10, 43, 94, 107, 140

ars moriendi “死亡之艺术”6—7, 10—11, 13—16, 19, 24, 28, 30, 167, 183, 199

artillery 大炮41, 102, 137

Ashby, Turner 阿什比，特纳243

astronomy 天文学173

Atlanta, Battle of 亚特兰大战役175, 253

Atlantic Monthly《大西洋月刊》204, 237

Atwater, Dorence 阿特沃特，多伦斯215

Augustine, Saint 奥古斯丁，圣149 Austerlitz, Battle of 奥斯特立茨战役32

Avery, Isaac 埃弗里，艾萨克90—91Bacon, Willie 培根，威利19

badges of identity 身份徽章103, 119,120

Ball's Bluff, Battle of 鲍尔布拉夫战役24

Banner of Light《光之旗》183, 184—185

baptism 洗礼27

Baptist Church 浸礼会171, 185, 192 Barger, Oliver 巴格，奥利弗222

Barlow, Arabella 巴洛，阿拉贝拉140 Barlow, Francis 巴洛，弗朗西斯140Barnwell, Robert 巴恩韦尔，罗伯特126

Barton, Clara 巴顿，克拉拉12—13,122, 212—213, 214, 215—217,218, 219, 229—232, 250

Batchelor, Frank 巴彻勒，弗兰克23 Bates, Edward 贝茨，爱德华28

Bates, Samuel 贝茨，塞缪尔256

battle 战斗4; control by officers i 战斗中军官的控制38—39; death in 战斗中的死亡xi, xiii—xvii, xv, xvii, 3, 5—60, 12, 46; disorder and independence in 战斗中的混乱与士兵独立性39—40; identities changed in 战斗中身份之被改变37; joy of 战斗所带来的愉悦36—38, 43; organization of troops in 战斗中部队的组织38—42; performance in 战斗中士兵的表现24, 34—50, 43, 46; physical distance between enemies in 战斗中敌人之间的身体距离39, 40—42; play and sport of 战斗的游戏性与体育性38; tactics and logistics of 战斗的战术与后勤33, 39

battlefield 战场9, 63, 95; corpses on 战场上的尸体 xv, xvi—xvii,

xvii, 11, 12, 37, 45—46, 50, 55—60, 63—78, 67, 68, 70, 72, 75, 81, 191, 217; fortification o 战场上的防御工事39, 120; loaded rifles left on 被留在战场上的上过膛的来复枪40; ratio of soldiers to space

on 战场上的士兵与空间比41; searching for kin on 在战场上搜寻亲人80, 85, 89, 98, 127—128, 132, 171; terrain and size of 战场的地形与面积39, 41; tourists on 战场上的参观者85, 86, 92;另参见 burial（埋葬）battlefiel（战场）

Battle-Pieces and Aspects of the War（Melville）《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梅尔维尔）201—203, 208

bayonets 刺刀38, 41, 46, 71, 198

Beers, Fannie 比尔斯，范妮77

“Be My Mother Till I Die”《在我死前做我的母亲》13

Benedict, J. A. 贝内迪克特，J.A 261 Besse, George 贝西，乔治109

Besson & Son 贝森与儿子152

Bible《圣经》12, 23, 29, 33, 37, 77, 119,156, 164, 189, 190;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对其字面的解释172—173

Bible Belt 圣经地带193

Bierce, Ambrose 比尔斯·安布罗斯196—200, 201, 204, 206, 207, 208,209, 266, 267, 270, 271

Bingham, Origen 宾厄姆，奥里根68—69

Bird, Harry 伯德，哈里46

Black Codes《黑人法典》223

Blackford, Eugene 布莱克福德，尤金58

Blackmun, A. T. 布莱克门，A.T. 220 Black press 黑人新闻界48, 50—52Blanford Cemetery 布兰福德公墓244 blankets 毯子71, 73, 80, 129

Blanton, L. H. 布兰顿，L.H. 163

Blight, David 布莱特，戴维228

blood血3, 25, 29, 36, 40, 54, 160,

190, 191, 211

Bobo, Henry 博伯，亨利22

bodies 尸体/肉体11, 12, 37, 45—46, 50, 55—101; abandonment of 尸体之被遗弃69—70, 71, 102, 170, 202, 214—215; animal attacks on 动物对尸体的攻击63, 80, 102, 217, 225; covering of 覆盖尸体之物71, 73, 76—77, 80; decapitation and dismemberment of 尸体之被斩首与肢解xvi, 37, 85, 94, 123, 128; desecration and mutilation of 尸体之被亵渎与毁损37, 44, 45,

63, 69, 217, 219, 222, 223—224, 246;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尸体的差别待遇79—80, 81, 94, 98—99, 238; disinterment and transfer of 尸体的挖掘与运送73, 86—

93, 95, 97, 146, 222, 239—247; dissection of 解剖尸体92; enemy exchange of与敌人交换尸体79; home shipment of 将尸体运回故乡63, 75, 79, 80, 85—93, 93, 95, 117; identification o 甄别尸体50, 65, 72—73, 85, 100, 110, 119—123, 129—130, 135—136,

216, 236, 251; intrinsic selfhood and identity of 肉体所保存的本质自我与身份 62, 79, 101, 103,

110, 136, 182—183, 187, 269; maiming and disfigurement o 对尸体的破坏xvi, xvii, 37, 123, 268; misidentification o 对尸体的错误甄别106, 266; naked 赤裸的尸体74—75, 96, 222; nameless 无名的尸体xvi, 87, 88, 95—96, 101—136, 131, 165, 214—215, 259—260, 267; odor and discoloration of 尸体的臭气与变色57, 63, 66, 69, 71, 72, 91, 214; photographs of 尸体的照片xvi—xvii, xvii, 12, 67, 68, 72, 74, 78, 81, 130; post—mortem examination of 尸检63; preserving and storing of 尸体的保存与存放63, 80, 85, 87, 89, 92—98, 236; resurfacing of 尸体之重新露出地面73; resurr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肉体之复活与归位

xvi, 62, 94, 165, 187; resuscitation of 尸体之苏醒75; retrieval and disposal of 取回与处理尸体xiv, xvii, 50, 56—57, 61—101, 67, 70, 167, 171; reverence for 对尸体的尊敬61—62, 76—79, 82—83, 110, 200; robbing and stripping of 劫掠尸体与剥去尸体衣服74—75, 75, 88, 102, 108; rotting and infestation of 尸体之腐烂57, 59, 63, 66—

67, 68, 71, 92, 102, 156, 199, 214—215, 222; sacredness of 肉体的神圣性62, 70; stepping on 踩在肉体上57—58, 60, 72; vaporization of 肉体之消失128—129; viewing of 观看尸体94, 95—96, 155, 156, 158, 162; visibility and presence of 尸体之可见与存在 xvi—xvii, xvii, 55—60, 66—75, 67, 68, 70, 72, 74, 75, 86; in wells 井里的尸体69, 80;另参见 battlefields, corpses o（战场，战场上的尸体）

Bolton, Leander 博尔顿，利安德183, 184

bombs 炸弹40

bones 骨头71, 202, 203, 214, 225, 226

Bowditch, Henry Ingersoll 鲍迪奇，亨利·英格索尔89—90, 101, 167—170, 168, 181—182, 266

Bowditch, Nathaniel 鲍迪奇，纳撒尼尔89—90, 167, 169—170, 181—182

Bowen, Roland E. 鲍恩，罗兰·E. 30, 61

Bowne, John 鲍恩，约翰112—113, 115—116

Bradley, Luther 布拉德利，卢瑟56 Brady, Mathew 布雷迪，马修 xvii, 11,263

Branch, John 布兰奇，约翰23

Branch, Sanford 布兰奇，桑福德23 Branks, William 布兰克斯，威廉179,180

Brant, David 布兰特，戴维26

Brayton, Mary 布雷顿，玛丽88

Breckinridge, Lucy 布雷肯里奇，露西149

Brock, John 布罗克，约翰16

Brooks, Abbie 布鲁克斯，阿比145 Brown, Ephraim 布朗，伊弗雷姆67 Brown, John布朗，约翰52, 201

Brown, Lorenzo 布朗，洛伦佐261

Brownson, Orestes 布朗森，奥雷斯蒂斯32

Buck, Lucy 巴克，露西268

bullets 子弹29, 41, 42, 137, 197—198, 202, 245, 266

Bull Run, First Battle of 第一次布尔河战役3, 23, 34, 190; casualties at 其死伤情况55, 64—65, 69—70, 71,73, 104, 145, 245, 266

Bull Run, Second Battle of, 65, 71, 73, 104, 145, 245; bureaucracy 官僚制度107—108, 118, 136, 257

burial 埋葬xvi, 50, 56, 61—101, 112, 129, 143; battlefiel 战场上的埋葬65—81, 67, 68, 70, 81, 110, 161, 225; by civilians 由市民埋葬81, 82—85, 84; “decent” 体面的埋葬62, 73—74, 76—77, 101, 171; distinction between officers and men in 埋葬军官与普通士兵的差别79—80, 81; friendly 友情的埋葬76—77; in hospital grounds 在医院墓园的埋葬63—64, 64, 73, 87, 110; lack of capacity for 埋葬能力之缺乏64—66, 69; military

procedures of 埋葬的军事程序63—80; in pits and trenches 在大坑与壕沟中埋葬71—75, 74, 78, 79, 102, 222, 244; premature 埋葬活人75—76; records of 埋葬记录63, 64, 65, 73, 110, 213—223, 234, 246; rituals of 埋葬仪式62, 76—

77, 82—83, 154—155, 156; troops detailed for 被派去埋葬的部队56, 65, 67—69, 67, 70, 71—72, 76, 80, 119, 201; with comrades 同战友葬在一起63另参见cemeteries（公墓）; graves（坟墓）; reburial（重葬）

Burial Corps, U.S. 美国埋葬部队236,243

Burial of Latané《拉提内的葬礼》（华盛顿）83—85, 84

burial plots 埋葬地28, 65, 77, 88

burial vaults 埋葬地窖80

Burr, Richard 伯尔，理查德97—98 Bushnell, Horace 布什内尔，霍勒斯190—191, 211, 212, 229, 230, 232 Butler, Benjamin 巴特勒，本杰明126 Butow, David 布托，戴维249

buzzards 秃鹰63

Byers, S. H. M. 拜尔斯，S.H.M. 41

Cadenhead, I. B. 卡登黑德，I.B. 15, 22

Cai l lou x, A n d ré 卡约，安德烈49—51, 51, 182

Caldwell, Lycurgus 考德威尔，莱克格斯 150

Caldwell, Susan 考德威尔，苏珊150, 188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172

Campaigns of the Civil War《内战战役》258

Camp Lookout prison 卢考特营监狱117

camps 营地108; “contraband” “违禁品营地”139; graveyards near 营地旁的墓园88; illness and death in 营地中的疾病与死亡xiii, 4, 42—43, 137, 138—139; lack of sanitation and health regulations in 营地之缺乏卫生与健康规定4, 63 life in 营地的生活4, 22, 42, 63; Camp Sumter 萨姆特战俘营，参见 Andersonville prison（安德森维尔监狱）

canteens 军用水壶106

Cartwright, J. C. 卡特赖特，J.C. 20 Casler, John 凯斯勒，约翰58, 209casualties 伤亡87; lists of 伤亡名单xii, xvi, 14—17, 104—106, 105, 112—113, 117—118, 126, 127—128, 212—213, 219, 251—265; numbers of 伤亡数字xi—xiii, 48, 55—56, 67, 69, 81, 102—103, 113, 134, 162, 216—217, 225, 235—236, 250, 255, 256—7;另参见death（死亡）; disease（疾病）; wounds（战伤）

Catholicism 天主教6, 7—8, 16, 50

Catholic Sisters of Mercy 天主教慈善修女会26

Cedar Mountain, Battle of 锡达山战役79

cemeteries 公墓50, 79, 88; Confederate 南部邦联公墓154, 237—249, 242, 249; creating and adding to 设立公墓与向公墓中增添尸体82, 91, 99—101; in foreign lands 在敌方土地上的公墓103; hospital 医院公墓63—64, 64; national 国家公墓xiv, 61, 99—101, 103,

135, 217—218, 224—226, 228, 233—237, 247, 248, 249, 250, 268; records of 公墓记录88, 110, 250; tending of 照料公墓63;另参见graves（坟墓）; specific cemeteries（具体公墓）

Central Association of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中央协会87, 117

Century Magazine《世纪杂志》197 Chancellorsville, Battle of 钱瑟勒斯维尔战役 30, 37, 71, 129

chaplains 牧师xiii, 5, 7—8, 11, 16, 26, 27, 28, 54, 72, 78—79, 82, 100,104—105, 140, 174, 209, 220—221

charcoal 炭79, 98

Charleston Mercury《查尔斯顿信使报》27, 104

Chattanooga, Battle of 查塔努加战役107—108, 201

Chattanooga National Cemetery 查塔努加国家公墓 99

Chesnut, Mary 切斯纳特，玛丽141, 161

Chickamauga, Battle of 奇克莫加战役40, 70—71, 132, 175, 199, 207, 209children 儿童xii; deaths of 儿童的死亡139, 140, 141, 147, 150, 181; orphan 孤儿xv, 170

Chimborazo hospital 钦博腊索医院239

Christian Commission 基督教委员会107—108, 108, 136, 219; Death Register of 基督教委员会的死亡登记簿109, 110; Individual Relief Department of 基督教委员会个人救济部108—109; Special Relief Service of 基督教委员会特殊救济服务111

Christian Commission Testament 基督教委员会发放的《新约全书》108Christianity 基督教54—55, 84, 124, 135, 149, 167, 172, 191, 202, 270; death as seen in 基督教的死亡观

6—9, 17, 19, 20, 22—27, 31—34, 84, 174—180, 199; fundamentals of 基督教的基本原理 xvi, 8, 172—173, 175; imperatives of 基督教要务6, 22—23, 24, 25, 33, 36, 56, 60;另参见同基督教相关的具体条目

Christian Recorder《基督教记录者》34, 47, 49, 54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 xiii, xiv, 229—232; black struggle for 黑人为公民身份而斗争 xv—xvi, 48, 49, 52—53, 55, 230—223, 236

civilians 平民137—170; deaths of 平民的死亡 xi—xii, 34—35, 35, 45, 137—142, 142; as participants in losses and duties of war 平民之为战争损失与职责的参与者11, 13—

15, 24, 59, 66, 80—85, 84, 137—70; recruiting and enlisting of 平民之被招募与入伍39, 42, 50, 65; as refugees 平民之为难民139, 145; troops attacked by 被平民袭击的部队34—35, 35, 94; volunteering of 平民的志愿活动7, 10, 53, 59, 85, 87, 123—125, 125

Civil War, U.S. 美国内战: American wars compared with 将内战同美国的其他战争相比 xi, xii, 3, 39, 55, 60, 103; collateral damage in 内战中的附带损伤137—138, 140—143; literature of 内战文学185—8, 194—209; unanticipated size and scope of 内战始料未及的规模与范围3—5, 34, 39, 55—60, 128, 261—262; Union victory in 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110, 136,

190, 191—193, 201, 208, 211, 217, 223—224, 238, 240, 254, 256, 266; unprecedented military carnage of 内战中前所未有的军事大屠杀 xi—xiv, 3, 30—31, 34, 55—60, 61, 76, 135, 193, 194, 210;另参见具体战役

Civil War Dead 内战死难者249, 268—269, 271; counting of 内战死难者的统计250—265;另参见death死亡

Clarke, James Freeman克拉克，詹姆斯·弗里曼169

Clifford, Elijah 克利福德，伊莱贾94 Coe, David科，戴维28—29

Coffin 棺材27, 50, 85, 235; bells in 棺材中的铃铛75; lack of 棺材之匮乏73—74, 76—77, 78, 80, 90; making of 棺材制造63, 83, 91, 227; metallic 金属棺材79—80, 87, 88, 91, 155; shipment of 运输棺材63, 75, 79, 80, 85—93, 93, 95, 117; substitutes for 棺材的替代物77; wooden 木制棺材91, 245

Cohen, Patricia Cline 科恩，帕特里夏·克莱因251

Coker, Frank 科克尔，弗兰克38

Cold Harbor, Battle of 科尔德港战役34, 66, 114, 117, 20, 216

Coleman, Moses 科尔曼，摩西227—228

Colored Orphan Asylum 有色人种孤儿院141

Colored Troops, U.S. 美国有色人种部队44, 49, 157, 215, 227, 228, 236“Come Up from the Fields Father”（Whitman）《父亲，快从田地里上来》（惠特曼） 125

Compendium of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Dyer）《叛乱战争纲要》，（戴尔）259

Compiled Military Service Records 兵役纪录汇编255—256

condolence letters 悼唁信8, 14—18, 19, 20, 21, 22—26, 29—31, 106—109, 122—127, 129, 144, 163, 164, 183

Confederate Archives 南部邦联档案257

Confederate Army 南部邦联军队3, 6, 7—8, 66, 74—75; burial practices of 南部邦联军队的埋葬行为50, 63, 65, 68, 70—71, 79—80; cavalry of 南部邦联骑兵155;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in 南部邦联军队中的信息搜集116—117; deaths in 南部邦联军队中的死亡xi, xii, 56, 67, 68, 69, 70—72, 72, 81—85, 90—91, 102, 118, 151, 188, 192—193, 225, 237—249, 257—258; retreats of南部邦联军队的撤退37, 81, 90—91; signal corps of 南部邦联军队的通信兵16; slaves serving masters in 南部邦联军队中服侍主人的奴隶90—91; treatment of black Union soldiers by 南部邦联军队对待联邦黑人士兵的方式44—47, 50, 53; Union Army compared with 将南部邦联军队同联邦军队相比14, 114, 116—117

Confederate Baptist《南部邦联浸礼会教友》 33

Confederat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南部邦联众议院155

Confederate Memorial Association of Chattanooga 查塔努加南部邦联纪念联合会244

Confederate Memorial Day 南部邦联的阵亡将士纪念日241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南部邦联189—190; birth of 南部邦联的诞生3, 142, 192, 201; industrial capacity of 南部邦联的工业能力4; Trans Mississippi Department of 南部邦联外密西西比战区46; War Department of 南部邦联陆军部46

Congress, U.S. 美国国会99, 135,223, 224, 233, 234, 235

Connor, James 康纳，詹姆斯25

“Conquered Banner, The”（Ryan）《被征服的旗帜》（瑞安）244—245

conscription legislation 征兵立法141,229

Cooper, Samuel 库珀，塞缪尔258

Copernicus 哥白尼173

Corby, William 科比，威廉8, 16, 28 Cornelius, W. R. 科尼利厄斯，W.R.89

Cornwell, David 康韦尔，戴维25

courage 勇气24, 25, 26—27, 32, 43,44, 49, 50, 56, 89

Crane, Stephen 克莱恩，斯蒂芬196 Crater, Battle of the 巨坑战役46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奥利弗40

Cross, Joseph 克罗斯，约瑟夫165—167, 169

Cumberland, Department of the 坎伯兰军分区217

Cumming, Kate 卡明，凯特209

Currier and Ives 柯里尔与艾夫斯公司231

Curtin, Andrew Gregg 柯廷，安德鲁·格雷格86

Dabney, Robert 达布尼，罗伯特164 Daily South Carolinian《南卡罗来纳人》 30, 149, 151, 179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查尔斯173,200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 南部邦联之女247

Davidson, James Wood 戴维斯，詹姆斯·伍德57

Davis, Jefferson 戴维斯，杰斐逊46,139, 155, 240

Davis, Joseph 戴维斯，约瑟夫147 Davis, Mathew Jack 戴维斯，马修·杰克 106

Davis, Varina Howell 戴维斯，瓦丽娜·豪厄尔147, 148

Dawes, James 道斯，詹姆斯253

Dead死难者 83, 200, 249, 250, 268—269

death 死亡: approach and anticipation of 接近与预感死亡 xiii—xvi, 5, 6,

12—17, 19—20, 27, 59, 163, 175—176; appropriate setting for 死亡的恰当背景10, 11, 14; as atonement 死亡之为赎罪54, 189; away from home 远离故乡的死亡9—18, 85; bad 灵床26, 27—28; celebration of 庆祝死亡177; cultural and generational significance o 死亡在文化上的与对内战一代的重要性 xi, xii—xiii, xvi—xviii, 5, 6—31, 83—85; denial of 否认死亡176—179; ease in 死时的从容22, 31; fixation o 对死亡的固恋176, 205, 209; “harvest” of “死亡之丰收” xiii, 19, 235; indifference to 对死亡的漠视58—60; last moments before 死亡前的最后时刻8—10, 12—18, 19, 22—24, 26—27, 37, 123, 133; “management” of “应对”死亡 xiv, xviii, 11, 24, 267, 271; “ordinary” “平凡的死亡” xiii, 18; physical appearance in 死亡时的容貌9, 21—22, 57—58, 93—94, 95; readiness and preparation for 甘愿赴死与为死亡做准备5—6, 8,

9, 17—24, 28—29, 31, 163, 167, 176; realization of 接受死亡169, 181; religious view of 宗教的死亡观6—9, 17, 19, 20, 22—27, 31—34, 84, 174—180, 199; reporting and documentation of 报告与记录死亡xii, 14—18, 20—22, 64, 65,

87, 102—136, 211—265; riddle of 死亡之谜31, 201—210, 267, 271; rules of conduct in 死亡行为的规则6, 26—27; self—scrutiny and self—definition inspired b 死亡所激发的自我审视与自我定义 xv xviii, 6, 9, 16, 17, 19, 23, 24; social changes and 死亡与社会变化 xv—xvi, 24; statistics on 死亡数据 xi, 4, 55—56, 81, 250—265; sudden 暴毙9, 18—19, 42—43, 164; transcendent importance of 死亡至高无上的重要性8—9, 18—19; unattended 无人照料的死亡9, 11, 20—21; witnessing of 目睹死亡10—11, 15, 17, 18, 20—23, 27—28; work of 关于死亡的工作 xiv—xv, xviii, 5, 24, 33, 55, 85;另参见 killing（杀戮）

death masks 死者面具155

Deering, Richard 迪林，理查德113 De Forest, John W. 德福里斯特，约翰·W. 37—38, 43, 254—255

Devil's Dictionary, The（Bierce）《魔鬼词典》（比尔斯）197, 200, 207

Dexter, George T. 德克斯特，乔治·T. 183

diarrhea 腹泻4, 133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查尔斯7,42

Dickinson, Austin 狄金森，奥斯汀205

Dickinson, Emily 狄金森，埃米莉3,203—208

Diebolt, Henry 迪博尔特，亨利88

disease 疾病107; causes of 疾病产生的原因4, 63, 140; death from 死于疾病xii, 4, 9, 20, 48, 102, 127, 137, 138—40, 155, 215, 216, 259, 261; prevention of 预防疾病111; spread of 传播疾病xii, 4, 63, 137—140, 142; 另参见具体疾病

Dixon, William James 狄克逊，威廉·詹姆斯30

doctors 医生11, 15—16, 24, 29, 59, 69, 70—71, 80, 89—90, 94, 97, 122—312, 125—126, 138, 139, 209

Dogan, Mary J. 多根，玛丽·J. 245—246, 250

Donaldson, J.L. 唐纳森，J.L. 233—234

Donelson, Daniel 多纳尔森，丹尼尔165

Dorman, Wiley 多尔曼，威利23

Dort, Martha 多特，玛莎130—131 Douglass, Frederick 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 51, 52—53, 268, 269

Downing, Fanny 唐宁，范妮241—242

draft riot of 1863 1863年征兵骚乱xii, 141

DuBois, W. E. B. 杜波依斯，W.E.B.48

Dwight, Timothy 德怀特，蒂莫西97 Dyer, Frederick 戴尔，弗雷德里克259

dysentery 痢疾4, 102

Early, Jubal 厄尔利，朱巴尔135

Earnshaw, William 厄恩肖，威廉217,224, 235

earthworks 军事工事39

ecumenism 泛基督教主义7—8

Edmonds, John 埃德蒙兹，约翰183 Edomnston, Catherine 埃德蒙斯，凯瑟琳 188

Edwards, John 爱德华兹，约翰29

Eisenhower, Dwight D.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D. 247

Elijah (slave)伊莱贾（奴隶）90—91 Elliott, Stephen 埃利奥特，斯蒂芬190, 191

Ellsworth, Elmer 埃尔斯沃思，埃尔默94

Elmore, Grace 埃尔莫尔，格雷丝192—193

embalming 防腐处理80, 85, 87, 90,92—98 97, 98, 155—156, 157, 169 Emerson, Ralph Waldo 爱默生，拉尔夫·沃尔多 157, 173, 178

Enola Gay 艾诺拉·盖伊号40

equality 平等xiii, xvi, 52, 53

Ernde, Lewis 厄恩迪，刘易斯95

ether 乙醚4

“Ethnogenesis”（Timrod）《民族的诞生》（蒂姆罗德）191—192, 240

evangelicalism 福音主义7, 172

Ewing, George 尤因，乔治109

executions 死刑26, 27—28, 42, 53, 141, 142, 198, 215

“Extract from Captain Stormfield's Visitto Heaven”（Twain）《斯托姆菲尔德上尉的天堂游记摘录》（吐温）196

Fahs, Alice 法斯，艾莉斯48—49

Fairfax, Ethelbert 费尔法克斯，埃塞尔伯特17

Fairfax, Randolph 费尔法克斯，伦道夫164

Falklands War 福克兰群岛战争32—33

families家人: searching for kin and graves by 家人寻找亲人及其坟墓80, 85, 89, 98, 127—128, 129—130, 132, 171, 223; separation from 士兵同家人相分离9—17, 23—24; surrogates for 家人的替代物11—13, 123—125;另参见mourning 哀悼; survivors 幸存者

Farnan, Walter, Jr. 法南，小沃尔特127

fear 恐惧4, 33, 35, 40, 48, 271

Fenton, Reuben 芬顿，鲁宾237—238 Fields, William 菲尔茨，威廉15

Fifteenth Amendment 第十五条修正案232

Final Report of the Provost Marshal General to the Secretary of War《宪兵司令将军给陆军部长的最后报告》 255

firing squad 枪决队27

Fisk, Wilbur 菲斯克，威尔伯59

Fitzhugh, T. 菲茨休，T. 20, 24

Fitzpatrick, Amanda 菲茨帕特里克，阿曼达15

flag 旗帜50, 51, 162; rebel 叛军的旗帜67; truce 休战旗66, 70, 79, 128; United States 美国国旗217, 218, 243

Flambury, Marcus 弗拉姆伯里，马库斯109

Florence prison 弗洛伦斯监狱140 Fogel, Theodore 福格尔，西奥多70 food shortages 食物短缺xii, 137—138, 139, 215

foraging parties 搜寻小分队69

Ford, Samuel 福特，塞缪尔192

Ford's Theatre 福特剧院256

Forney, John 福尼，约翰81

Forrest, Nathan Bedford 福里斯特，内森·贝德福德44—45

Fort Delaware prison 特拉华要塞监狱14

Fort Donelson, Battle of 多纳尔森堡战役163, 201, 221

Fort Pillow massacre 皮洛堡大屠杀 32, 44—45, 46, 53—54, 191

Fort Pulaski 普拉斯基堡29

Fort Stevens, Battle of 史蒂文斯堡战役135

Fort Sumter 萨姆特要塞200

Fort Wagner, Battle of 瓦格纳要塞战役 48, 191

Foster, Kate 福斯特，凯特145

Fox, William F. 福克斯，威廉·F. 252, 253—254, 255, 258—259, 260—261, 264—265

Franklin, Battle of 富兰克林战役 74—75

Fredericksburg, Battle of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14, 58, 78, 123, 162, 164, 191, 209

Fredericksburg Ladies MemorialAssociation 弗雷德里克斯堡女性纪念联合会244

freedom 自由 xiii, xiv, 48, 53, 140,191

freed people 自由民49—51, 141; disenfranchisement of 自由民之被剥夺选举权223, 247; political assertiveness of 自由民在政治上的自我肯定227; Union cared for by 自由民对联邦的帮助227—228, 236; violence against 针对自由民的暴力224

Freemasons 共济会会员27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144, 166

Frost, Albert 弗罗斯特，艾伯特76—77

funeral industry 殡葬业92—98

funerals 葬礼50, 51, 118, 153—158, 158, 161—166, 169, 171

furloughs 休假28, 116

Fussell, Paul 富塞尔，保罗194

Gache, Louis-Hippolyte 加切，路易斯—希波吕忒27

Gage, Jeremiah 盖奇，杰里迈亚16, 63

Gaines Mill, Battle of 盖恩斯米尔战役203, 209

gallows 绞刑架27, 28

gangrene 坏疽4, 5

Gardner, Alexander 加德纳，亚历山大 xiii, 67, 68, 81, 216

Gardner, Alfred G. 加德纳，艾尔弗雷德·G. 23

Garfield, Jame 加菲尔德，詹姆斯55 Gates Ajar, The（Phelps）《微开的天门》（费尔普斯） 185—187, 194, 196

Geary, John White 吉尔里，约翰·怀特238

Georgia Ladies Memorial Association佐治亚州女性纪念联合会242, 244

Gettysburg, Battle of 葛底斯堡战役8, 11, 12, 15, 16, 90, 92, 127, 129, 140, 152, 188, 191, 201; deaths at 葛底斯堡战役的死亡23, 34, 41, 57, 58, 61, 63, 69, 70, 71—72, 76—77, 81—82, 86, 91, 99, 112—113, 119, 137, 246, 248, 250; Northern victory at 北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的胜利34, 37, 70

Gettysburg College 葛底斯堡学院132

Gettysburg National Cemetery 葛底斯堡国家公墓99—100, 162

Girardeau, John L. 吉拉尔多，约翰·L.248

glory 荣耀5, 24, 59, 80, 85, 94, 99,202

God 上帝20, 21, 26, 40, 124, 179; attributes of 上帝的特征30, 54, 165, 174, 188, 190—193; faith in 对上帝的信仰 xviii, 17, 30, 89, 109, 191—193; as prime mover 上帝之为原动者173; service to 服侍上帝6, 33, 53; will of 上帝的旨意18, 19, 54, 164, 188, 189

Godey's Lady's Book《戈迪女士杂志》152—153, 153

Good Death 善终6—17, 18, 23, 25,26, 28—31, 85, 109, 124, 144, 163,167, 174—175, 183, 198

Goodwin, R. G. 古德温，R.G. 91

Gore, William 戈尔，威廉75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241

Grandjean Séance 格兰金降灵会182 Grant, Ulysses S. 格兰特，尤利西斯·S. 56, 58, 98, 171; 1864 spring campaign of 格兰特的1864年春季攻势 34, 66, 113—114, 120, 201

Gratz, Ben 格拉茨，本180

Gratz, Rebecca 格拉茨，丽贝卡8, 180 graves 坟墓 xi, 8, 64, 81, 110, 169;

decoration of 装饰坟墓106, 223, 242, 266; desecration of 亵渎坟墓63, 219, 222—223, 226, 228; digging of 挖掘坟墓63, 71, 76, 83, 102, 239; marking of 标记坟墓17, 65, 73, 76, 77, 80, 88, 119, 125—126, 215, 217, 220, 222, 225, 231, 235, 239—240; mass 群体坟墓72—75; protection of 坟墓保护110, 223, 234, 239; records of 坟墓记录65, 135, 219—223; searching for 寻找坟墓129—130, 223; “unknown” designation on 坟墓上的“无名氏”字眼103, 236; unmarked 无标识的坟墓214, 266另参见 burial（埋葬）; cemeteries（公墓）; reburial（重葬）

graves registration units 坟墓登记小分队65, 135, 214

Green, James, M. 格林，詹姆斯·M.165

Green, Samuel 格林，塞缪尔109

Gregg, Maxcy 格雷格，马克西21

Gregg, Philip 格雷格，菲利普183

Griffin, John W 格里芬，约翰·W.163

Grossman, Dave 格罗斯曼，戴夫33,39—40

Groveton Confederate Cemetery 格罗夫顿南部邦联公墓245—246

guerrillas 游击队xii, 140, 142—143 Gulf War 海湾战争40

Gwyn, Margaret 格温，玛格丽特150—151

Gwyn, Romulus 格温，罗米拉斯150 Hadden, Isaac 哈登，艾萨克42, 59 Hammond, James Henry 哈蒙德，詹姆斯·亨利 181

Hammond, William A. 哈蒙德，威廉·A. 4

Hampton, Jestin 汉普顿，杰丝廷175, 176

Hampton, Joseph H. 汉普顿，约瑟夫·H. 115

Hampton, Preston 汉普顿，普雷斯顿25

Hampton, Susannah 汉普顿，苏珊娜115

Hampton, Thomas B. 汉普顿，托马斯·B. 175—176

Hampton, Wade 汉普顿，韦德25

Hancock, Cornelia汉考克，科妮莉亚145

hanging 绞刑53, 141, 142, 200, 215 Hardie, James A. 哈迪，詹姆斯·A. 96—97

Hardin, John J. 哈丁，约翰·J. 74

hardtack 压缩饼干77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哈珀新月刊》61—62, 79, 101, 118, 179, 180, 232, 250, 263—264

Harrison, Dabney Carr 哈里森，达布尼·卡尔163

Harvard College 哈佛学院193, 211, 219, 250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哈佛神学院173

Harvey, Cordelia 哈维，科迪莉娅53, 209

Hawthorne, Nathaniel 霍桑，纳撒尼尔202

Hayes, Peter 海斯，彼得（参见Higgins, Peter希金斯，彼得）

Heaven 天堂20, 22, 90, 175—180, 188, 196, 206; reunions in 在天堂中的重聚10, 23, 170, 175, 176, 180, 181—182, 184

Heaven and Hell（Swedenborg）《天堂与地狱》（斯韦登伯格）178

Heaven Our Home（Branks）《天堂，我们的家》（布兰克斯）179, 180

Hebrew Cemetery 希伯来人公墓240 Hebrew Ladies Memorial Association 希伯来女性纪念联合会 240

Hell 地狱24, 25, 174, 178

Hellams, Robert 赫拉姆斯，罗伯特162

Hemingway, Ernest 海明威，欧内斯特196

Henry, Judith 亨利，朱迪丝137, 142 Herrick, John 赫里克，约翰112

Hess, Earl 赫斯，厄尔41

Hewlett, A. A. 休利特, A.A. 123

Higgins, Biddy 希金斯，比迪115—116

Higgins, Peter 希金斯，彼得115—116

Higginson, Thomas Wentworth 希金森，托马斯·温特沃思 204—205, 206, 252, 256—257

Hiland, Charlie 希兰，查利183—184 Historical Commission of South-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历史学委员会257

Hitchcock, E. A. 希契科克, E.A. 128, 129

Hodnett, John 霍内特，约翰20

Hodnett, T. J. 霍内特，T.J. 20

Hoge, Moses Drury 霍格，摩西·德鲁里192

Hoge, William James 霍格，威廉·詹姆斯163

hogs 家猪59, 102, 217, 225

Hollywood Memorial Association 好莱坞纪念联合会239, 240, 246—247Holmes, Oliver Wendell 霍姆斯，奥利弗·温德尔80, 121, 121, 127, 193

Holmes, Oliver Wendell, Jr.霍姆斯，奥利弗·小温德尔24, 80, 120—121, 121, 127, 193—194, 209, 270—271

Holmes, Thomas 霍姆斯，托马斯94, 95

Holt, Daniel 霍尔特，丹尼尔75, 80, 209

Homer, Winslow 霍默，温斯洛43, 105, 122

Hooker, Joseph 胡克，约瑟夫127

hope 希望26, 27, 28, 30, 89, 127, 130—131, 165, 169, 197

horses 马66, 69, 81, 82

hors mori 死亡时刻9

hospitals 医院xiii, 9, 15, 127—128, 141, 213, 239; burial grounds of 医院公墓63—64, 64, 73, 87, 110; census of 医院调查记录117, 255—256; “dead houses” of 医院的“停尸房”63; fiel 战地医院xvi, 64, 81, 85, 108, 113, 117, 123—124; military 军事医院4, 12, 20, 29, 63, 73, 82, 94, 102, 103, 145; prison 监狱医院5, 138; visits to 对医院的造访123—125, 125; volunteer care in 医院中的志愿照料10, 59, 123—125, 125

hospital ships 医院船 xiii, 59, 122,129

Houghton, James 霍顿，詹姆斯77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U.S.美国众议院224

“How Blest the Righteous When He Dies”《义士死时的赐福》156

Howell, William Dean 豪威尔斯，威廉·迪安55, 196

humanitarianism 人道主义107—117,135, 174

humanity 人性31, 55, 56, 61, 135, 199, 237, 271; loss of 人性之丧失xvii, 36, 43—47, 53, 58—60, 74; rights of 人权55, 135

Humiston, Alice 休米斯顿，爱丽丝11 Humiston, Amos 休米斯顿，阿莫斯11, 12

Humiston, Franklin 休米斯顿，富兰克林 11

Humiston, Frederick 休米斯顿·弗雷德里克11

Hunter, P. 亨特，P. 117

“Hush'd Be the Camps To-day”（Whitman）《今日宿营地静悄悄》（惠特曼）159

Hutton, F. A. 赫顿，F.A. 95

hymns 赞美诗77, 108, 156, 157

immortality 不朽 xvi, 16, 62, 76, 128, 167, 174, 181, 206

Individual Relief Department 个人救济部108—109

infant mortality 婴儿死亡率xii

infantry 步兵39, 41, 45

Iraq War 伊拉克战争41, 60

Iron Brigade 钢铁旅38

irony 讽刺59, 123, 158—159, 194, 203, 206, 207, 238, 262

Irwin, Frank H. 欧文，弗兰克·H. 124Jackson, Andrew 杰克逊，安德鲁50 Jackson, Thomas Jonathan “Stonewall” 杰克逊，托马斯·乔纳森（“石墙”）50, 148, 154—156, 154, 158—159, 161, 183, 240

James, Jesse 詹姆斯，杰西142

Jeffries, Joseph 杰弗里斯，约瑟夫91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20, 23, 25, 48, 156, 173; crucifixion o 耶稣基督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6, 33, 160, 189, 242; imitation of 效法基督耶稣 6, 163

Jews 犹太人7, 8, 180, 240

Johnson, Andrew 约翰逊，安德鲁213,223

Johnson, Eastman 约翰逊，伊斯门21 Johnson, Mary Cobb 约翰逊，玛丽·科布 244

Johnson, William 约翰逊，威廉26 Johnston, Joseph Eggleston 约翰逊，约瑟夫·埃格尔斯顿 240

Johnston, William Preston 约翰斯顿，威廉·普雷斯顿25

Jones, Joseph 琼斯，约瑟夫258, 259 Jones, L. L.琼斯，L.L. 19

Judd, Orange 贾德，奥林奇88

justice 正义51—54

Kennesaw Mountain, Battle of 肯纳索山战役196

Kerrison, Charles 克里森，查尔斯56,79—80

Kerrison, Edwin 克里森，埃德温79—80

Key, Thomas J.基，托马斯·J . 63, 77“Killed at the Ford”（Longfellow）《亡命浅滩》（朗费罗） 143, 144

killing 杀戮xv, 4, 32—60; art of 杀戮技术38; courage demanded in 杀戮所需要的勇气32; defensive 自卫性杀戮33, 35, 38, 42, 48;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杀戮的职责 xiv, 6, 31, 33, 34—35, 37, 41—42, 56; as essence of battle 杀戮之为战斗实质32, 54, 60, 129; exhilaration of 杀戮之愉悦36—38, 43; justification o 为杀戮辩护33—35, 38, 44, 45, 47, 52—54; as murder 杀戮之为谋杀34, 42, 43, 47, 55; resistance and opposition to 抵制与反对杀戮32—33, 34, 35, 36, 38, 40, 41—42; vengeance and retribution in 以杀戮复仇35—

36, 45—46, 47, 52—53, 54—55; work of 杀戮的工作33, 37, 54; knapsacks 背包76—77

Korean War 朝鲜战争xi, 102, 103 Kramer, Joseph 克雷默，约瑟夫109Ladies Association for the Fitting Up of Stonewall Jackson Cemetery 建设“石墙”杰克逊公墓女性联合会241

Ladies Confederate CemeteryAssociation 南部邦联公墓女性联合会243—244

Ladies Memorial Association for theConfederate Dead of Oakwood 奥克伍德南部邦联死难者女性纪念联合会239—240

Ladies Memorial Association ofAppomattox 阿波马托克斯女性纪念联合会244

language 语言xvi, 29, 149, 265; of death and war 关于死亡与战争的语言204, 205—209, 269

Lanier, Sidney 拉尼尔，西德尼171, 188, 267

last words 临终遗言10—11, 15—18,19, 23—24, 29, 107, 163

Latané, William 拉塔内，威廉83—85, 84

latrines 营地厕所4

Latrobe, Osmun 拉特罗布，奥斯蒙37 Leach, Mrs. R. L.利奇女士，R.L. 129Leaves of Grass（Whitman）《草叶集》（惠特曼） 124

Lee, G. R.李，G.R. 71

Lee, Mary 李，玛丽44, 145, 192, 193 Lee, Robert E.李，罗伯特·E. 46, 66,81, 90—91, 120, 127—128, 129,154—155, 253

Lee, Walter 李，沃尔特58

“Letter Home, The”（Johnson）“家书”（约翰逊） 21

Lewis, Charles 刘易斯，查尔斯263—264

Libby Prison 利比监狱132, 133

life 生命: boundary between death and 生与死的界线75—76, 93, 127; risk of 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59, 70, 103, 175; sacrifice o 献身40, 48, 49, 82—85, 94, 189, 190; value and meaning of 生命的价值与意义xviii, 31, 55, 59, 78, 79, 103

Lincoln, Abraham 林肯，亚伯拉罕62, 94, 137, 185, 213; assassination of 林肯遇刺148, 156, 158—159, 160, 256; funeral and commemoration of 林肯的葬礼与对他的纪念156—161, 158; Gettysburg Address of 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100, 156, 189;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of 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54, 190

Lincoln, Mary Todd 林肯，玛丽·托德147—148, 156, 181, 266

Lincoln, Willie 林肯，威利140, 147,181, 183

liquor 酒69

Livermore, Mary 利弗莫尔，玛丽54—55

Livermore, Thomas 利弗莫尔，托马斯259

Logan, John 洛根，约翰241

Lohman, A. 洛曼，A 261

Longfellow, Henry Wadsworth 朗费罗，亨利·沃兹沃斯143, 144

Longstreet, James 朗斯特里特，詹姆斯140

Louisiana Native Guards 路易斯安那州本土卫队50

Louisiana Soldiers Relief Association 路易斯安那州士兵救济协会87,117

Lovelace, Mr. and Mrs. L. B. 洛夫莱斯夫妇，L.B. 20

Lowell, James Russell 洛厄尔，詹姆斯·拉塞尔174, 211—212

Luther, Jerry 路德，杰里15

Lyell, Charles 莱尔，查尔斯173

MacClure, William 麦克卢尔，威廉94—95

maggots 蛆59, 66—67

Magnolia Cemetery 马格诺利亚公墓154, 246, 248

Maimonides, Moses 迈蒙尼德，摩西8 malaria疟疾4, 138

Malvern Hill, Battle of 莫尔文山战役34

Manassas, Battle of 马纳萨斯战役参见Bull Run, First Battle of（第一次布尔河战役）; Bull Run, Second Battle of（第二次布尔河战役）

Manassas Memorial Association 马纳萨斯纪念联合会245—246

manliness 男子汉气概5, 24, 25, 26, 48—49, 52

March to the Sea 向海洋进军138, 201, 234

Marietta National Cemetery 玛丽埃塔国家公墓244

Marius, Richard 马里厄斯，理查德211—212

Marshall, George 马歇尔，乔治224 Marye's Heights, Battle of玛莉高地战役 34, 260

Mason, John L. 梅森，约翰·L. 18

Mason-Dixon line 梅森—狄克森线53, 161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173, 174

McClellan, George B. 麦克莱伦，乔治·B. 34, 66, 83, 252

McClure, J. W. 麦克卢尔，J.W. 79

McConkey, Jenny 麦康基，珍妮130 McDannell, Colleen 麦丹奈尔，科琳179

McFarland, Mrs. William（Nancy）麦克法兰女士，威廉（南希）239, 241, 244, 250

McKinley, William 麦金利，威廉269 McLees, Hugh 麦克利斯，休27, 35—36

McPherson, James 麦克弗森，詹姆斯xii

Meade, George Gordon 米德，乔治·戈登34, 70, 120

measles 麻疹4, 63

medicine 医学4, 7, 16

Meigs, John 梅格斯，约翰238

Meigs, Montgomery 梅格斯，蒙哥马利130—131, 213, 219, 235, 236, 238

melancholy 忧郁146

Melville, Herman 梅尔维尔，赫尔曼31, 200—3, 207, 209, 267, 269

Memorial Day 阵亡将士纪念日106, 228, 241, 269, 270

memorial 悼词/纪念物 xii, 83—85, 84, 99—101, 162—166, 169—170 memory 记忆169, 193, 247, 259

Menand, Louis 米南德，路易斯193—194

Mexican War 美墨战争 xi, 39, 55,103

Michael, Adam 迈克尔，亚当138

Middleton, Oliver 米德尔顿，奥利弗117

Middleton, Oliver, Jr. 米德尔顿，小奥利弗117, 143

Military Division of the Tennessee 田纳西军区219, 223, 224, 228, 233—235

Military History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259

military technology 军事技术4, 33, 39—41, 42—43, 43, 102—103

military training 军事训练38—41

dehumanizing the enemy in 在军事训练中妖魔化敌人43—44

discipline and 纪律与军事训练38—40, 41

Mine Run, Battle of 迈恩河战役120 minié ba l l s 米尼式弹头41, 77

Miss Ravenel's Conversion from Secession to Loyalty（De Forest）《拉夫纳尔小姐从分裂到效忠的转变》（德福里斯特） 254—255

Mitchell, Jane 米切尔，简129—130, 266

modernity 现代性110, 207, 208, 233momentomori “死亡之纪念品”29—30, 72—73, 88

Montfort, Thomas 托马斯，蒙特福特29

Montgomery, James Robert 蒙哥马利，詹姆斯·罗伯特16—17

monuments 纪念碑80, 169

Moon, Bowen 穆恩，鲍恩91—92

Moore, George 穆尔，乔治88

Moore, James 穆尔，詹姆斯135,14—216, 216, 217—219, 235—236, 248, 250

Moore, John W. 穆尔，约翰·W. 258 Moore, R. Lawrence 穆尔，R.劳伦斯182

Moore, Samuel P. 穆尔，塞缪尔·P.103—104

Moorhead, James H. 穆尔黑德，詹姆斯·H. 178

Moss, Lemuel 莫斯，莱缪尔108

mothers 母亲12—13; letters to 写给母亲的信16, 18, 20, 23, 24, 37, 58, 63; mourning of 母亲的哀悼52, 113, 143, 250

“Mother Would Comfort Me”《妈妈会来安慰我》194

Mount Auburn Cemetery 奥本山公墓89, 169

mourning 哀悼 xiii, xiv, 27, 30, 82, 143—170, 176—177; “closure” in 哀悼的“终结”170; denial and numbness in 哀悼中的否认与麻木144—145; stages of grief in 哀悼中悲伤的阶段144—146, 167—170; of strangers 陌生人的哀悼82, 83—85, 84, 123; symbols and conventions of 哀悼的象征与传统 xiv, 146—166; work o f哀悼之工作144, 148—149, 164—165, 167—170;另参见 women, mourning of（女性，女性的哀悼）

mourning clothes 丧服147—153,148, 150, 153, 171, 266

mumps 腮腺炎4, 63

murder 谋杀34, 42, 43, 44, 47, 48, 55 Murphey, Josiah 墨菲，乔赛亚66, 120 muster rolls 官兵名册254—256

mutual benefit societie 互惠团体49—50

“My Child”（Pierpont）《我的孩子》（皮尔庞特）168—169, 181—182Napoleon I, Emperor of France 拿破仑一世，法国皇帝32

Nashville, Battle of 纳什维尔战役110

National Archives 国家档案馆251 National Cemeteries Act《国家公墓法》224

“National Funeral” “全国范围的葬礼”156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6, 268; Confederate 南部邦联民族主义85, 189—190, 192—193

National Negro Convention 全美黑人大会51

National Park Service 国家公园管理局184

Native Americans 美洲土著37

Native Guard 本土卫队182

New England Soldiers Relief Association 新英格兰士兵救济协会 87

New Orleans, Battle of 新奥尔良战役50

New York Daily News《纽约每日新闻》 126—127

New York Herald《纽约先驱报》 157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xvii, 62,106, 124, 237

New York Tribune《纽约论坛报》 36 New York Weekly Anglo-African《盎格鲁—非洲人周报》 51—52

Norton, Oliver 诺顿，奥利弗36

Numbers and Losses i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Livermore）《美国内战的数字与伤亡》（利弗莫尔） 259

nurses 护士 xvi, 11, 12—13, 15, 20, 26, 27, 75, 77, 94, 104, 114, 122, 140, 145, 146, 175 讯办公室 212—213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叛乱战争官方记录》259

Olmsted, Frederick Law 奥姆斯特德，弗雷德里克·劳 xiii

O’Neal, John 奥尼尔，约翰125—126“One of Many”《许多中的一个》264“Only a Private Killed”《只有一名列兵阵亡》 264

“Only One Killed”《只有一个阵亡》263, 264

Origin of Species, The（Darwin）《物种起源》（达尔文） 173

O’Sullivan, Timothy H.奥沙利文，蒂莫西·H. 74, 78

Ouija boards 灵乩板182

Owen, Robert 欧文，罗伯特173

Owen, Wilfred 欧文，威尔弗雷德233Oakley, Frank 奥克利，弗兰克71

Oak Ridge Cemetery 橡树岭公墓157 obituaries讣告19, 30, 106, 176, 257“O Captain! My Captain”（Whitman）《啊，船长！我的船长！》（惠特曼）159

“Occurrence at Owl Creek Bridge, An”（Bierce）《枭河桥上的一个事件》（比尔斯） 199—200

O’Daniel, W. J. 奥丹尼尔，W.J. 15

Office of Correspondence with theFriends of the Missing Men of theUnited States Army 美国军队失踪之友通Palfrey, Francis W. 帕尔弗里，弗朗西斯·W. xii

Palmer, Alice Ann Gaillard 帕尔默，艾丽斯·安·盖拉德146, 147

Palmer, Elizabeth 帕尔默，伊丽莎白145

Palmer, Esther 帕尔默，埃丝特145 Palmer, Harriet 帕尔默，哈丽雅特145—146

Palmer, James Jerman 帕尔默，詹姆斯·杰曼145—146, 245, 248, 266Palmer, John 帕尔默，约翰245—246,248, 266

Palmer, John Saunders, Jr. 帕尔默，小约翰·桑德斯146, 147

Palmer, Sarah 帕尔默，萨拉104, 145 Paludan, Phillip Shaw 帕鲁丹，菲利普·肖 179

parody 模仿诗文194, 196

paternalism 家长作风90, 94

Patriotic Gore（Wilson）《爱国者之血》（威尔逊）198

Patriotism 爱国主义5, 24—26, 153, 156, 165, 189, 229—230

Patten, I. G. 帕滕，I.G. 15

Patterson, Robert 帕特森，罗伯特180 Pender, William Dorsey 彭德，威廉·多尔西 91

Peninsula Campaign 半岛战役56, 59,66, 82, 83, 96, 122

pensions 抚恤金 xiv, 257, 268; survivor's claims to 幸存者索取抚恤金118,255—256

Perry, Frank 佩里，弗兰克22—23

Perry, Theophilus 佩里，西奥菲勒斯32

Perry, Walter 佩里，沃尔特22—23 Perryville, Battle of 佩里维尔战役4 Petersburg, Battle of 彼得斯堡战役16, 29, 171

Petersburg Ladies Memorial Association 彼得斯堡女性纪念联合会244

Pettigrew, James Johnston 佩蒂格鲁，詹姆斯·约翰斯顿91

Petty, Elijah 佩蒂，伊莱贾59

Phelps, Elizabeth Stuart 费尔普斯，伊丽莎白·斯图尔特185—187, 196Phillips, James Eldred 菲利普斯，詹姆斯·埃尔德雷德73

Phisterer, Frederick 费斯特勒，弗雷德里克258

photographs 照片108; of bodies 尸体照片 xvi—xvii, xvii, 12, 67, 68, 72; daguerrotype 银版照片116; of loved ones 亲人照片11—12, 12,109, 116, 130—131

phrenology 颅相学173—174

“Physician's Handbook of Practice, The”《医师从业手册》126

Pierce, Francis 皮尔斯，弗朗西斯58 Pierpont, John 皮尔庞特，约翰168—169, 181—182

Pierson, Reuben Allen 皮尔逊，鲁本·艾伦137, 143, 209

planchettes 占卜写板182

plantations 种植园53, 54, 140, 228 pneumonia 肺炎155

poetry 诗歌7, 11, 52, 83, 159—161,168—169, 177, 191—192, 201—208, 211—212, 240, 270

Point Lookout prison 波因特卢考特监狱126

Poison Springs, Battle of 波伊森斯普林斯战役45

Poplar Grove National Cemetery 波普勒格罗夫国家公墓235, 236, 250Port Hudson, Battle of 哈德孙港战役50, 51

Postal Service, U.S. 美国邮政服务106—107

prayer 祈祷6, 23, 40, 77, 190, 240

predestination 预定论172

Presbyterian Church 长老会8, 156, 192

prisoners of war 战俘65, 130; black 黑人战俘45, 46—47, 53, 134; Confederate 南部邦联战俘9, 14; exchanges of 交换战俘128, 134; killing of 杀戮战俘45, 46—47, 53, 54, 238; release of 释放战俘140; transfer of 转移战俘130, 132; treatment of 对待战俘的方式35—36, 80, 132—133, 134; Union 联邦战俘35—36, 42—43, 45, 68, 80, 126, 132—134

prisons 监狱117; conditions in 监狱 条 件134, 138, 215—216; Confederate南部邦联监狱47, 110, 126, 130, 132, 140, 215—217, 234; deaths in 监狱中的死亡

14, 110, 134, 215, 216—217, 255; hospital 医院监狱5, 138

profanity 渎神22, 24, 27

propaganda 宣传43—44

Protestantism 新教7, 25, 62, 172, 178—179

Racer, William 雷瑟尔，威廉126—127

racism 种族主义xiii, 32, 44—49,140—141, 142, 224

railroads 铁路4, 80, 91—92, 127, 155, 157

Rash, R. A. 拉什，R.A. 25—26

Rash, William K. 拉什，威廉·K.25—26

Raymond, Henry 雷蒙德，亨利62, 106

Read, M. C. 里德，M.C. 87

reburial 重葬86—101, 103, 136, 216, 217—218, 224, 226—227, 232—249, 254, 269

reconstruction 重建224, 242

Redman, William Henry 雷德曼，威廉·亨利37

Reekie, John 里基，约翰216

Regimental Losses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Fox）《美国内战时期各团的伤亡》（福克斯） 258—259, 261

religion 宗教5, 62; doubt and rejection of 对宗教的怀疑与拒斥6, 23, 24—25, 27, 31, 171—193, 197, 200, 202, 207—208, 210, 267, 270—271; “military power” of 宗教的“军事力量”175; reaffirmation of 对宗教的重新肯定172, 175—176, 193; science vs. 科学对宗教的挑战172—174

religious publications 宗教出版物7, 25, 33, 60, 174, 175

Resaca, Battle of 里萨卡战役175

Richmond, Seven Days Battle of 里士满七天战役 57, 267

Richmond Examiner《里士满检查者报》 238—239

rifle 来复枪: breech-loading 后装来复枪4, 39, 42; firing o 来复枪发射35, 38, 40, 41, 42—43, 43; high rates of non-firing o 来复枪的高不发射率40—41; loading and reloading of 来复枪的上膛与再上膛39, 40; long-range 远射程来复枪4, 39, 41, 42;另参见 weapons（武器）

Rives, William 里夫斯，威廉257

Robinson, Charles Seymour 鲁宾逊，查尔斯·西摩165, 166—167,168—169

Roll of Honor《荣誉簿》 213, 254

Rose, George 罗斯，乔治81

Rule and Exercise of Holy Dying, The（Taylor）《圣洁的死亡之规则与实践》（泰勒） 6

Russling, James F. 拉斯灵，詹姆斯·F.232—233

Rutherford, Sallie Fair 拉瑟福德，萨莉·费尔119

Rutherford, William Drayton 拉瑟福德，威廉·德雷顿19—20, 44, 57,119

sabers 军刀41, 89

sacrific 牺牲30, 163, 186; of life 献身40, 48, 49, 82—85, 94, 189, 190; shared suffering of 牺牲所带来的共同苦难 xiii—xiv, xv, 52, 82—85, 84

Salisbury, William 索尔兹伯里，威廉91—92

salvation 救赎9, 17, 18, 20, 23, 24, 30, 31, 48, 109, 110, 172, 173, 176, 189, 192

Sanitary Commission 卫生委员会87, 88—89, 107, 110—117, 114, 136, 139, 219, 225, 236; Bureau of Vital Statistics of 卫生委员会关键数据局111; Hospital Directory of 卫生委员会医院人名录112—116, 184Saunders, William 桑德斯，威廉100 Savannah Memorial Association 萨凡纳纪念联合会 246

scarlet fever 猩红热140

Schell, F. H. 谢尔，F.H. 86

science 科学xvii, 7, 62, 111, 172—174, 180, 187

Scott, Benjamin 斯科特，本杰明127—129

Scott, Fanny 斯科特，范妮127—129, 132

Scott, Winfiel 斯科特，温菲尔德34 sentimentality 伤感116, 194, 206,269, 271

sermons 布道xi, 7, 8, 10, 33, 156, 174, 190—191; funeral 葬礼布道19, 162—6, 169, 179, 182

Seven Pines National Cemetery 七棵松公墓235—246

sharpshooters 狙击手42—43, 43, 50 Shaw, Robert Gould 肖，罗伯特·古尔德 79

Sherfy, Joseph 舍菲，约瑟夫81

Sherman, William Tecumseh 谢尔曼，威廉·特库姆塞107, 138, 139—140, 234, 240, 252—253

Shiloh, Battle of 夏洛战役36, 55—56, 58, 61, 71, 140, 191, 197—198,201, 207, 221, 225

Shortell, Michael 肖泰尔，迈克尔29 Simms, William Gilmore 西姆斯，威廉·吉尔摩 181

Simonton, A. K. 西蒙顿，A.K. 20

sins 罪恶9, 18, 19, 21, 23, 27, 28,33—34, 54

Sixth Commandment《摩西十诫》33 Slaughter, Philip 斯劳特，菲利普164 slavery 奴隶制53, 103, 219, 230, 268;

abolition of 废除奴隶制 xiii, xvii, 33, 55, 85, 141, 191, 193; attempted reestablishment of 重新建立奴隶制的企图223; centrality of violence in 暴力之为维护奴隶制的根本47—48, 51—52; justification of 为奴隶制辩护44, 45, 172, 181; scriptural support for 支持奴隶制的《圣经》经文172; sin of 奴隶制的罪恶33—34, 54; subordination and control in 奴隶制中的顺从与控制45, 47—48, 140

slaves 奴隶83, 84—85, 84; as Confederate Army servants 在南部邦联军队做奴仆的奴隶 90—91; cruelty toward and oppression of 对奴隶的残忍与压迫 47—48, 51—52, 53, 54; emancipation of 解放奴隶 xvii,

33, 55, 85, 141, 191, 193; enlistment of 奴隶入伍45, 48, 50, 139, 141; escape of 奴隶逃亡139, 141; killing of and by 杀戮奴隶与被奴隶杀戮140—141, 142; selling and separation of 贩卖奴隶与分割奴隶家庭52; uprisings of 奴隶起义44, 52, 140—141; women 女性奴隶47, 52, 140—141

smallpox 天花4, 20, 138

Smith, George 史密斯，乔治88

Smith, Kirby 史密斯，柯比46—47 Smith, S. B.史密斯，S.B. 109

Smith, William 史密斯，威廉127

soldiers 士兵39; brutality of 士兵的 残 忍36—38, 52—53, 54; burial concerns of 士兵对埋葬的担忧62—63; citizen 平民士兵

xiii—xiv, 4, 29, 30, 39, 41, 193—194; dehumanizing and demeaning theenemy by 士兵妖魔化与贬损敌人43—47, 53; desertion of 士兵的逃跑26, 27—28; diaries of 士兵的日记27, 29, 36—37, 57,

108, 122—123, 209; discipline and training of 士兵的纪律与训练38—41; exhaustion and emotional misery of 士兵的筋疲力尽与精神上的痛苦61, 69; family search

and inquiries of 家人们寻找士兵与问询士兵信息80, 85, 89, 98, 108—109, 111—118, 126—134, 171; family separation of 士兵同家人的分离9—10, 11—18, 85; frontal assaults by 士兵的正面进攻39, 41—42; group solidarity of 士兵的集体凝聚力38—39, 76—79; hardening and numbing of 士兵变得铁石心肠与麻木不仁58—60; letters of 士兵的信件15—18, 21, 26, 29—31, 33, 35—36, 37, 42,

44, 56—59, 62—63, 80, 87, 124, 132; missing 失踪士兵xvi, 76, 80, 87, 96, 101—136, 170, 171, 213; motivation of士兵的动机5—6, 38; mutual obligations of 士兵间的相互责任14—15, 16, 76—79; personal possessions and relics of 士兵的个人财产与遗物29—30,

72—73, 88, 134, 245; press notices and inquiries about 报刊上关于士兵信息的告示与问询126—127, 131; settling of worldly affairs by 士兵对世俗事务进行安排20, 28—29;另参见African American soldiers（非洲裔美国人士兵）

Soldiers’ Guides “士兵寻找指南”117 songs歌曲7, 11—13, 177, 194, 195,262

souls 灵魂6, 19, 21, 37, 40, 174, 207, 267; assessing the state of 评估灵魂状态10, 17, 20, 23, 25, 171

South Carolina Relief Depot 南卡罗来纳州救济站117

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 南部历史学会258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南部文学信使》 81

Southern Magazine《南部杂志》 84 Spain, Amy 斯佩恩，埃米 142

Spanish-American War 美西战争 xi spiritualism 唯灵论180—185

Spiritualism《唯灵论》 183

Spiritualist Register《唯灵论者登记簿》 181

Spofford, Edwin 斯波福德，埃德温34—35

Spotsylvania, Battle of 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16—17, 71, 72, 75, 114,214, 244

Spotsylvania Ladies Memorial Association 斯波齐尔韦尼亚女性纪念联合会244

Spurr, T. J. 斯珀尔，T.J. 23

Stalin, Joseph 斯大林，约瑟夫261

Stanton, Edwin McMasters 斯坦顿，埃德温·麦克马斯特97, 215—216,229—230

starvation 饥荒 xii, 139

states rights 州权247

Statistical Record of the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Phisterer）《美国军队统计数据记录》（费斯特勒） 258

Stauch, Edward 斯托奇，爱德华5

Staunton, J. B. 斯汤顿，J.B. 92

Staunton Transportation Company 斯汤顿运输公司92, 93

Stephenson, Columbus 斯蒂芬森，哥伦布123

Stephenson, Thomas W. 斯蒂芬森，托马斯·W. 123

Stewart, Clark 斯图尔特，克拉克162 Stickney, William 斯蒂克尼，威廉236

Stilwell, Molly 史迪威，莫莉11—12 Stilwell, William 史迪威，威廉11—12, 57

Stone, Kate 斯通，凯特145

Stones River, Battle of 斯通河战役201, 258

Stones River National Cemetery斯通河国家公墓99, 217, 224, 226—227

Stonewall Brigade 石墙旅58, 209

Stonewall Jackson Cemetery “石墙”杰克逊公墓241, 243

stories 短篇小说7, 177, 196—200,263—265

Stowe, Harriet Beecher 斯托，哈丽叶特·比彻7, 185

Strother, T. 斯特罗瑟，T. 47—48

Struble, Henry 斯特鲁布尔，亨利106, 266

Stuart, J. E. B. 斯图尔特，J.E.B. 83 suicide 自杀110, 198, 259

Suiter, James 休特，詹姆斯209

surgery 手术4

survivors 幸存者xiii, xiv, xv, 9, 10, 27, 56, 60, 71, 112, 143, 146, 153, 163, 266—271; attitudes of 幸存者的态度9, 60, 171, 197, 199, 204; new identities of 幸存者的新身份 xv, 146—147, 170; wishes and instructions to 对幸存者的祝愿与教导23—24;另参见 mourning哀悼

Swain, Leonard 斯温，伦纳德156

Swedenborg, Emanuel 斯韦登伯格，伊曼纽尔178, 179, 182

Sweet, John 斯威特，约翰171, 174,175—176, 177, 185

sympathy 同情59, 81, 110, 165, 166,212, 223

Taylor, Henry Clay 泰勒，亨利·克莱56—57, 132—134, 132

Taylor, Jeremy 泰勒，杰里米6

Taylor, J. M. 泰勒，J.M. 132—134, 266

telegrams 电报87, 90, 118, 119, 263 tenderness 温柔59, 61, 74, 109, 129,166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萨克雷，威廉·梅克皮斯7

Thomas, George H. 托马斯，乔治·H.217, 222—223

Thomas, Jacob 托马斯，雅各布261 Thomas, M. Wynn 托马斯，M.温123 Thompson, Benjamin汤普森，本杰明58

Thompson, Gilbert 汤普森，吉尔伯特183, 184

Thompson, John 汤普森，约翰83

Thompson, Nathaniel 汤普森，纳撒尼尔183

Thornton, John 桑顿，约翰164

Timrod, Henry 蒂姆罗德，亨利191—192, 240

Tolstoy, Leo 托尔斯泰，列夫32

tombstones 墓碑162

Torrence, Leonidas 托伦斯，列奥尼达斯15

Torrence, Sarah 托伦斯，萨拉15

Transcendentalism 超验主义173, 178 trench warfare 壕沟战39

Trowbridge, John 特罗布里奇，约翰237

truces 休战66, 70, 79, 128

Trumbull, H. Clay 特朗布尔，H.克莱100

Tucker, Isaac 塔克，艾萨克20

Turner, Henry M. 特纳，亨利·M. 54 Twain, Mark 吐温，马克196

Twombly, Alexander 通布利，亚历山大19

typhoid fever 伤寒症4, 102, 127, 140, 216

Uncle Tom's Cabin（Stowe）《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 185

undertakers 殡葬业者67—68, 75, 88, 89, 92—98, 95

uniforms 制服42, 120, 122

Union 联邦3, 4, 189; conscription law enacted in 在联邦颁布的征兵法141, 229;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联邦知识界的文化193; victory of 联邦的胜利110, 136, 190, 191—193, 210, 208, 211, 217, 223—224,238, 240, 254, 256, 266

Union《联邦》 50—51

Union Army 联邦军队5—6, 7—8, 29, 96, 196; burial practices of 联邦军队的埋葬行为63, 65—70, 79, 86—87, 88, 99—101; deaths in 联邦军队的死亡xi, 56, 68—69, 71, 75, 80, 86—87, 90, 99—101, 102, 211—221, 258—259; Quartermaster Corps of 联邦军队的军需部队217, 241; statistics on 关于联邦军队的统计数据3, 56;另参见 African American soldiers 非洲裔美国人士兵

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 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247

Valentine, Samuel A. 瓦伦丁，塞缪尔·A. 18

Vandiver, Frank 范迪维尔，弗兰克84 Vendler, Helen 文德勒，海伦159,160, 207

Vicksburg, Siege of 维克斯堡之围127, 137, 188, 244

Vicksburg Confederate Cemetery 南部邦联的维克斯堡公墓 226, 243—244, 249

victimhood 受害者38, 51, 186

Victorian era 维多利亚时代194; death customs of 维多利亚时代的死亡传统9, 85; domestic values of 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价值观10,85, 180, 187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60, 102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弗吉尼亚军事学校148, 155—156

Visions of Heaven for the Life on Earth（Patterson）《给世人看的天堂景象》（帕特森） 180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志愿组织87,107—117, 108, 114

Waddle, Angus 沃德尔，安格斯59 Wade, Jenny 韦德，珍妮137, 142Wainwright, Charles 温赖特，查尔斯59

Walker, James 沃克，詹姆斯xv

Walker, Joseph 沃克，约瑟夫82

Wallen, Milton 沃伦，米尔顿5

war crimes 战争罪行215

Ward, Williamson D. 沃德，威廉森·D.14

War Department, U.S. 美国陆军部99, 104, 234, 237, 253, 254, 255, 257, 258

War of 1812 1812年战争 xi, 50

Washburne, Elihu 沃什伯恩，伊莱休224

Washington, William D. 华盛顿，威廉·D. 83—85, 84

water 水15, 46; contamination of 水之被污染4, 140, 215; scarcity of 水之稀缺4

Watkins, Mrs. S. 沃特金斯女士，S.123

Watkins, S. J. 沃特金斯，S.J. 123

Watts, Alice 沃茨，艾丽斯87

Watts, Thomas 沃茨，托马斯87

Waud, Alfred R. 沃德，阿尔弗雷德·R.82

weapons 武器: long-range 远射程武器4, 39, 41; precision 精确武器40; resistance to firing o 拒绝发射武器33, 40, 41—42; 另参见具体武器

Weatherly, T. J. 韦瑟利,T.J. 122—123

Weaver, Rufus 韦弗，鲁弗斯246

Weaver, Samuel 韦弗，塞缪尔246—247

Weeks, Henry 威克斯，亨利66

Weightman, Isaac 魏特曼，艾萨克220 Weissert, John 威瑟尔特，约翰6

West Point, U.S. Military Academy at 美国西点军校33

“What I Saw of Shiloh”（Bierce）《夏洛见闻》（比尔斯）197

“When Lilacs Last in the Dooryard Bloom'd”（Whitman）《最近紫丁香在庭院里开放的时候》（惠特曼）159—161, 266

Whistler, S. M. 惠斯勒，S.M. 67

White, William 怀特，威廉156

White House 白宫94, 156

Whitman, Edmund B. 惠特曼，埃德蒙·B. 211, 219—223, 224—229, 230, 232—235, 237, 248, 250, 268—269

Whitman, George 惠特曼，乔治123, 124

Whitman, Walt 惠特曼，沃尔特102, 103, 123—125, 125, 159—161, 251, 261—262, 263, 266, 269

Wilderness, Battle of 威尔德内斯战役106, 114, 140, 237, 260—261

Wilderness Campaign 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17, 71, 114, 114, 118, 201, 214

Wilkins, Caleb 威尔金斯，凯莱布184 Willet, Joseph 威利特，约瑟夫106 Williams, Arthur 威廉斯，阿瑟115 Williams, Mrs. Charles J. 威廉斯女士，查尔斯·J. 242—243

Williams, Peter 威廉斯，彼得115

Williams, T. Harry 威廉斯，T.哈里34

Williamsburg, Battle of 威廉斯堡战役58

Willis, Byrd 威利斯，伯德36—37

wills 遗愿28—29

Wills, David 威利斯，戴维斯99—100

Wills, Garry 威利斯，加里100

Wilson, Edmund 威尔逊，埃德蒙198, 199

Wilson's Creek, Battle of 威尔逊克里克战役8

Winchester, Battle of 温切斯特战役44, 145, 241, 243

Winter, Jay 温特，杰伊30

Wirz, Henry 沃兹，亨利215

Wisconsin State Journal《威斯康星州杂志》 209

Witherspoon, Betsey 威瑟斯庞，贝齐141

Wolosky, Shira 沃洛斯基，夏伊拉208 women女性 xii, xv, 118; burial associations of 女性埋葬联合会239—245, 247; care of the living and dead by 女性照料生者与料理死者10, 12—13, 239—245; mourning of 女性的的哀悼52, 54—55, 83—84, 84, 145—153, 148, 150, 153, 154, 185—187, 250; slave 女性奴隶47, 52, 54—55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xi, xii, 30, 32, 33, 41, 103, 128, 233, 241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xii, 32—33, 41, 102

Wormeley, Katherine 沃姆利，凯瑟琳59, 122

wounds 战伤xiii, xvi, 15, 18, 24, 41, 90; attending to 处理战伤4, 61, 64, 69, 89, 112, 124, 138—139, 212; causes of 造成战伤的原因41; death from 死于战伤4, 9, 14,

16—17, 20, 22, 48, 90, 259 Wright, Fanny 赖特，范妮173 Wyeth, John 韦斯，约翰70—71Yale College 耶鲁学院211 yellow fever 黄热病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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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这项翻译工作进行了一年左右。在这项工作的结尾，我们希望对许多人表示感谢。我们感谢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校长欣然接受我们的想法，并耐心地回答了我们的许多问询。我们感谢Knopf出版社在版权问题上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是他将此书推荐给了国内出版社，信任地将翻译任务交给了我们，并一直关注着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本书主标题的译法正是他的杰作。我们感谢丛书副主编、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他批准了我们的样稿，给予了言过其实的赞美，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我们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作为美国内战与重建史专家，他一直关注本书的出版，并为此书撰写了书评。我们感谢译林出版社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的出版难以想象。我们感谢美国佐治亚大学历史系的斯蒂芬·贝里（Stephen Berry）教授、阿伦·库利科夫（Allan Kulikoff）教授与科尔盖特大学历史系的格雷厄姆.霍奇斯（Graham Hodges）教授，他们耐心地同我们探讨了对文中“realize”与“work”的理解；作为一位战争心理学者与著名的美国内战史专家，斯蒂芬·贝里教授的长篇邮件使我们受益匪浅。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学者都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帮助，或一直关注着翻译的进程，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希望对本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说明。作者在引用原始材料时使用了许多“常常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拼写”，但这些拼写并未在译文中体现出来。我们将具体人的“brother”与“sister”等灵活译为了“哥哥”或“弟弟”、“姐姐”或“妹妹”，而并未采取模棱两可的“兄弟”、“姐妹”译法；但一些名人的兄弟姐妹我们皆已查明。本书引用了一些内战时期美国诗人的诗歌，其中的部分诗歌我们采用了既已存在的中文译本，我们所引的中文译本出版信息皆已在“译注”中标出。由于译者精力与能力有限，一些漏洞在所难免。我们真心希望读者能够直率指出我们的误译之处。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死亡问题的著作，是一本跨美国内战史与死亡文化史的著作。这本书获得了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即班克罗夫特奖（2009年），是美国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的最终入围图书，也是《纽约时报》2008年“十佳图书”之一。作者曾在书中引用了安蒂特姆国家公墓的理事们在1869年说的一句话：“一个民族之文明与高尚的一个明显标志，是他们对他们的死者所展示出的体贴和关怀。”其实，这本著作——它记载着罹难者的死亡、杀戮与埋葬，镌刻着生还者的焦虑、痛苦与困惑——本身，也正是世界最西端的那个民族的文明标志。

孙宏哲 张聚国

2012年4月初稿

2014年1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