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ler’s Last Hostages：Looted Art and the Soul of the Third Reich

By Mary M.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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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贝格家族律师克里斯托弗·马里内洛与亨利·马蒂斯的《持扇女子》合影。该作在法国遭纳粹劫掠，后在古利特宝藏中被发现，最终归还罗森贝格家族

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宝藏中，马克斯·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被还给了托伦家族，他们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行，以295万美元的价格将此作售出（Wikimedia Commons）

支持反犹主义的埃米尔·诺尔德的肖像画，作于1920年前后（Wikimedia Commons）

乔治·格罗斯，1921年拍摄（Wikimedia Commons）

《一个士兵的自画像》，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作于1915年（Wikimedia Commons）

《织工起义》系列画作中的一张，凯绥·珂勒惠支作于1897年（Wikimedia Commons）

《母亲和死去的孩子》，凯绥·珂勒惠支作于1903年（Wikimedia Commons）

堕落艺术展宣传册内页，收录了奥托·迪克斯的“堕落”画作，上图是他的《战争致残人士》，下图是《战壕》中的一部分（Wikimedia Commons）

兴登堡的肖像画，马克斯·利布曼作于1927年（Wikimedia Commons）

埃米尔·诺尔德及其妻子阿达·诺尔德、埃里希·赫克尔和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准备创作木刻画，基希纳作于1937年（Wikimedia Commons）

1937年，希特勒在第一届大德意志艺术展开幕式上发表演讲（Bundesarchiv，Bild 183-2007-0605-500/CC-BY-SA 3.0）

1938年，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参观慕尼黑的堕落艺术展（Bundesarchiv，Bild 183-H02648/CC BY-SA 3.0 DE）

堕落艺术展宣传册封面（Wikimedia Commons）

《动物的命运》，弗朗茨·马克作于1913年（Wikimedia Commons）

1941年8月23日，阿道夫·齐格勒致信埃米尔·诺尔德，其中声称后者的绘画是“堕落的”，并且禁止他继续绘画（Wikimedia Commons）

《在毒气中前行的突击队》，奥托·迪克斯作于1924年（Wikimedia Commons）

本书获誉

严谨细致地记述了希特勒旷日持久地痴迷于艺术和德国的文化遗产……这个言之凿凿、振聋发聩的案例，敦促德国政府修正有关被劫掠财产的法律和措施。

——《纽约时报书评》

林美引人入胜地讲述了，曾为先锋艺术家代言的经销商们如何迅速改弦更张，抛弃了他们“堕落的”现代主义客户，不过仍以地板价购入了他们的私人藏品……本书扣人心弦，有独到见解，对于促进解决一桩仍未了断的纳粹罪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克斯书评》星级评论

祝贺林美……《希特勒最后的人质》的作者。这本书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研究详尽……是必读之书。

——《金融时报》

这本书的叙述详尽细致，研究深入。

——Artnet网站

必读书……《希特勒最后的人质》是揭秘之作。

——《新城市文学》

一幅引人入胜的鲜活肖像画。

——《历史小说协会》

一本好书……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讲述了历史如何影响现代政治，非常值得一读。林美是一名优秀记者。

——本·夏皮罗，《每日连线》

一部揭秘之作，讲述了一起纳粹盗窃艺术品巨案及其中所有作案人员的传奇往事，如希特勒和对艺术品遇窃的明显迹象视而不见的现代博物馆馆长。这是一部必读的艺术品罪案编年史，揭示了艺术品失窃案中最骇人听闻、罪行滔天的一幕，扣人心弦。

——安妮-玛丽·奥康纳，《金衣女人》作者

林美巧妙且翔实地记述了关于一批艺术品宝藏的传奇史事。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期间，这些艺术品貌似已经销声匿迹。这段历史扣人心弦，其中充满了巧取豪夺、谋取暴利之行，以及对自私之举的辩解。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赤裸裸的欺骗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崩溃后持续了很久。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1941：德国走向失败的那一年》作者

这是对一段重要历史极具价值的研究，林美讲述了一个关于盗窃、恐怖和缺乏救赎的故事，令人震惊。

——劳伦斯·里斯，《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作者

艺术中

将永远存在

对一个时代的渴望和现实

进行的表达与反思

——阿道夫·希特勒

序 来电惊梦

“可以想见未来一段时间内，纳粹这坨狗屎将会消耗你的生命。习惯它吧。”

——2013年11月，《华尔街日报》高级编辑对本书作者说

2013年11月6日，周三，凌晨4点前后，我正在曼哈顿一家酒店睡觉，忽然被一部我用来为《华尔街日报》工作的手机吵醒。头天晚上，我在佳士得报道一年一度的印象派和现代艺术拍卖会（Impressionist and Modern Art Auction）——那个晚上，经销商、投机商（speculator）[1]和私人收藏家购买了价值近1.443亿美元的艺术品，整场拍卖会耗时约与观看一部故事长片相当。这个拍卖会上收录了一些艺术家作品，我已经逐渐习惯于从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些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在报道世界上规模最大、合法却又不受监管的行业新闻时，这是一种冷静客观却又至关重要的平衡。那天晚上，佳士得以549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一幅文森特·梵高的纸上（纸本）作品（work on paper）[2]，以812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一幅克劳德·莫奈的作品，以12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一幅巴勃罗·毕加索描绘他一个情妇的肖像画——这是佳士得的顶级拍品之一。

电话中，一位驻欧洲编辑让我立即返回柏林。他说，这事比纽约11月拍卖周更重大。要知道，纽约11月的拍卖周可是全球艺术市场每年最赚钱的时刻。

“这事”到底是什么？我昏昏沉沉地问。虽然我是报道欧洲艺术的首席记者，编辑们此前却让我在那周专注于纽约的涉欧事宜，而不是欧洲本土事件。现在，我的编辑告诉我，德国《焦点》周刊——该刊相当于美国《新闻周刊》和《人物》杂志在德国的混合体——刚刚揭露，一位名叫科尔内留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的八旬隐士，在其位于慕尼黑的小公寓中藏匿了约1200件艺术品，而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我刚刚还在佳士得报道过。

《焦点》周刊说，科尔内留斯从其父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Hildebrand Gurlitt）那里继承了这些藏品，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是为元首博物馆（Führermuseum）工作的主要艺术品经销商之一。阿道夫·希特勒计划建造这个博物馆来收藏纳粹认可的艺术杰作，其中很多乃从遭元首迫害者以及从欧洲各地博物馆劫掠而来。2012年初，德国政府官员在进行一项没完没了的税务调查时，没收了这批宝藏。然而，他们对世上存在这么一批宝藏秘而不宣已近两年。

如果其中作品都是真迹，那么这些藏品显然价值数千万美元。其创作者包括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巴勃罗·毕加索、埃德加·德加、亨利·马蒂斯、马克斯·利伯曼，以及数十位德国政府拒绝透露姓名的艺术家。德国对这一发现的隐瞒，严重违反了《华盛顿原则》（Washington Principles）。《华盛顿原则》是一套国际准则，旨在推动将纳粹劫掠的资产归还给希特勒的受害者。1998年，德国签字同意这套非法律约定的准则。

《华尔街日报》让我调查这一事件，在72小时内撰写一篇关于希尔德布兰特和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生平的头版文章。可其中10个小时会耗在路上。在飞机上，我思考着这件事对于德国、艺术界以及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何意义。我在狭窄的经济舱座位上打着瞌睡，准备几个晚上在德国议会对面《华尔街日报》办事处我的办公桌下入眠。我最近刚满26岁，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一项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将会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并未愈合，而且清楚表明德国政府几乎没有准备好处理这个国际范围内的问题。

2013年11月9日，我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古利特家族的头版文章，重点介绍了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他是1940年代在欧洲各地搜刮艺术品的主力成员。我在那篇文章以及之后几个月揭示的内容像电影情节一样离奇，以至于就连曼哈顿见多识广的编辑们对于古利特家族历史都表示震惊，并对德国政府无动于衷的反应表示惊愕。

2012年2月，希尔德布兰特之子科尔内留斯·古利特，一位与世隔绝的老单身汉，在慕尼黑的公寓休息时听到了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几分钟内，德国税务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他的房子。几个月前，科尔内留斯乘坐一列从瑞士出发的高铁时，随身携带了一叠500欧元面值的簇新钞票，共计9000欧元，这引起了税务人员的注意。由于金额不到10000欧元，他并未被要求申报这笔钱[3]，但科尔内留斯使用了500欧元面值钞票，这种钞票在欧洲通常用来洗钱，因此引起了怀疑。

搜查科尔内留斯公寓时，官方惊讶地发现，房子里大约有1200件艺术品，像旧报纸一样堆得到处都是。科尔内留斯曾将一幅马蒂斯描绘一名面色苍白、深色头发女子的肖像画《持扇女子》（Woman with a Fan），胡乱塞进一个放西红柿罐头的板条箱里。他的客厅墙上挂着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Two Riders on the Beach），这幅充满魅力的画作描绘了日光斑驳的沙滩上两名骑手和他们的马匹。

税务官员没收了所有这些艺术品，却未向国际社会透露其存在。对于犹太人大屠杀期间艺术品劫掠这样敏感的事件，德国公务员无视新闻媒体和公众，不能以诚相待，令人无法视而不见。

从纽约出发的航班到达柏林后，我得知，德国政府税务检察官赖因哈德·内梅茨（Reinhard Nemetz）只在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地方性小城，召开了一次关于古利特家族的新闻发布会，也是唯一一次新闻发布会。而当时，我和其他许多记者尚在途中。他在发布会中辩称，判断这些作品是否窃自博物馆或犹太人，不是他的工作。他的目标只是对它们进行评估，以确保古利特缴纳税款。

这其中很多艺术品可能是从博物馆或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处劫掠而来，对此视而不见是否合乎道德？德国官员们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推诿，称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与此无关。他们语出惊人地指出，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正当的，至于是否合乎道德则无关紧要。这令人想起了许多纳粹纵容者的观点。

这种做法在德国公务员中并非特例，而是规则。

当我联系包括安格拉·默克尔总理的主要发言人在内的联邦官员时，他们拒绝评论，甚至拒绝名义上回应我所接触过的犹太社会领袖们的忧虑，而是称发现希特勒一名亲信的最大艺术品宝藏，是一项“地方事务”。

这桩丑闻继续发酵，扩散到国际艺术界，因为显而易见，一名来自享有盛誉的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教授，在政府授意下，正在对这些艺术品进行研究。然而，政府并未请她确认它们是不是纳粹劫掠的艺术品，而是出于税务目的，对它们进行鉴定。这证实了精英艺术界中一个经常流传的猜疑，即德国学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后果研究脱节。与其美国或欧洲他国同行相比，脱节尤甚。

在之后15个月里，我报道了德国官员如何继续将没收古利特艺术宝藏一事弄得一团糟。政府始终拒绝公布这些艺术品的高清图像，导致在新闻发布会上拍摄的这些粗劣照片有很大概率不会在国外发布，而且能拍到的艺术品不到藏品总数的1%。这使得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人很难证明古利特藏品确实属于他们。

为了给《华尔街日报》撰写后续头版揭秘文章及一系列短文，我开始采访两个欧洲犹太人后裔家庭，并与之合作。他们瞬间认出了分别属于他们祖先的两幅画作：马蒂斯的《持扇女子》和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

这两个家庭目前都住在曼哈顿。

纳粹从富有的罗森贝格（Rosenberg）家族偷走了《持扇女子》。这个家族当前的女掌门人伊莱恩（Elaine）年逾八旬，目光坚毅，沉默寡言。她公公是艺术品收藏家和马蒂斯的经销商保罗·罗森贝格（Paul Rosenberg）。纳粹入侵其家乡后，保罗·罗森贝格在1940年夏逃离了法国。引人注目的是，罗森贝格保存了很多艺术品的购买证据，包括《持扇女子》。战后，他得知，1941年9月，纳粹从他银行保险库中盗取了那幅画和一百多件其他作品。他试图寻找那些作品，却始终徒劳无果，直到1959年去世。

纳粹从托伦（Toren）家族窃取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语气轻柔的戴维·托伦（David Toren）是犹太人大屠杀和“9·11”事件幸存者。儿时，在最后一轮“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4]行动中，他从波兰逃到了瑞典。他的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戴维和现居伦敦的哥哥彼得（Peter）是《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的继承人。在希特勒崛起前，戴维正值少年，热爱骑马，对这幅画仰慕已久，后来它被纳粹窃取。

得知古利特艺术宝藏后，罗森贝格家族和托伦家族立即联系德国官员，并提供了自己的所有权证明。政府却婉言拒绝给予帮助。令人震惊的是，德国法律并未要求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归还劫掠作品：按照该国法律，对于艺术品被希特勒窃取之人来说，诉讼时效在1970年代就已届满。

科尔内留斯甚至态度倨傲地公开宣称，自己不会归还从欧洲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艺术品，还加上一句：“不！永远不！”而即便此时，安格拉·默克尔政府仍然保持沉默，这让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大为恼火。

直到去世，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始终坚称，其父希尔德布兰特在为希特勒工作期间不过是在完成本职工作，而且都是完全合法的工作。然而，2014年春，他意识到自己囤积的艺术品被曝光，这玷污了家族声誉。迫于德国唯一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桩丑闻的政府机构——巴伐利亚州司法部的压力，他同意将《持扇女子》还给罗森贝格家族，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还给托伦家族，尽管法律并未强制他这么做。

2014年5月6日，科尔内留斯的艺术品宝藏被公之于众六个月后，他在慕尼黑自己那所空空荡荡的公寓中死于心力衰竭。政府已将房内他秘密藏匿的艺术品悉数没收。尽管目前税务调查尚待讨论，默克尔政府还是宣称，保护已故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隐私，比公开被劫艺术品归还事宜更加重要。

2014年11月20日，我在《华尔街日报》上披露了一则消息，即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一家小型艺术博物馆将成为古利特宝藏所有者。科尔内留斯去世整整一年后，同时也是伯尔尼美术馆（Kunstmuseum Bern）接受这笔古怪遗赠约五个月后，德国政府终于决定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还给托伦家族，将《持扇女子》还给罗森贝格家族。

2015年6月24日，托伦家族在苏富比的伦敦拍卖会上，以29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幅他们珍爱的画作。这个价格是最低估价54万美元的五倍多。戴维和彼得·托伦最初计划留下这幅画，但彼得不久前去世，将此画属于他的份额留给了多名继承人，导致其归属过于复杂，出售便成了唯一选择。

罗森贝格家族则收回并留下了《持扇女子》。

无论古利特案多么丢人现眼，令德国官员们显得多么铁石心肠，如今到8月就满27岁的我心里很明白，这场要让“未来的古利特”承担责任之战，正面临着被经验丰富的艺术品经销商、收藏家、爱好者和报纸读者遗忘的危险，而正是这些人，从2013年秋到2015年秋，在屏息追踪这个案件。

我担心，这是德国政府希望发生的事。该国公务员看上去没兴趣修改允许公民个人持有纳粹劫掠艺术品的法律，哪怕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人能够证明自己才是合法拥有者。联邦政府最终设立了一个艺术品来源研究中心，但并未要求政府出资的博物馆借助该机构来厘清自己的藏品。

诚然，很多博物馆也不愿这么做。

不仅如此，其中大多数博物馆仍然拒绝将其藏品记录数字化，来展示他们购买本馆藏品的时间与方式。年事已高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和各个年龄段的研究人员渴望查阅这些机构档案时，需要事先预约，得到德国机构许可后才能前往德国。

德国这个艺术品事件错综复杂，不仅是因为二战之前及期间发生了这些盗窃与破坏行为，而且因为，艺术从一开始就是希特勒政治规划的核心。进一步回看这段历史时，艺术事件与纳粹主义很快就会相互交织，不可分割。

除了拿破仑·波拿巴，与其他西方独裁者截然不同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确醉心艺术。他的行为从根本上持久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希特勒认为自己首先是艺术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他积极参与确定什么是他心目中理想的雅利安艺术，同时扼杀他认为“堕落”的艺术家、收藏家或经销商的职业生涯——而且，经常是扼杀他们的生命。

甚至1945年春，被困在地堡中时，希特勒还如痴如醉地凝视着元首博物馆模型。助手们将此模型带入他的地下王国，他精心布置艺术品，来装点地堡大厅。甚至自杀前不久，他还在谈论自童年起就酷爱的艺术。

过去几十年里，各个出版社出版了成千上万关于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图书。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聚焦于第三帝国对文化的影响，而更少一部分聚焦于普通欧洲人的同流合污，如何使纳粹政权得以实施文化和种族灭绝政策——正如本书通过讲述希尔德布兰特和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往事所做的那样。

德国在拯救和归还纳粹劫掠艺术品方面有很多事要做。然而，2019年，这个国家的氛围和政策导致越来越不可能迅速着手此事，或者在未来几年根本不可能有所行动。因此，历史学家、希特勒的受害者及其继承人常常称“遗失的”艺术品为“希特勒最后的人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德国发生一系列事件后，这些作品至今仍与其曾经的合法拥有者相隔天涯。由于德国拒绝修改袒护古利特家族的法律，如果现在出现一名“新的古利特”，那么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受害者们仍将没有更多追讨自己财产的权利。

正如本书所现，还有很多希特勒最后的“人质”尚待营救。

[1]指根据艺术品预期价格进行艺术品买卖，以从中获利的投资者。——译注

[2]指作于纸张上的艺术作品，包括素描、水彩、水粉、色粉、拼贴画等。在油画纸上绘就的油画作品也是纸上作品。——译注

[3]据2007年6月15日开始实施的《（EC）第1889/2005号欧盟条例》，进出欧盟国家的旅客，若随身携带10000欧元或10000欧元以上的现金或同等价值其他货币或容易换成现金之财物，须向海关申报所携带金额，否则现金可能遭受扣押或没收，当事人可能受罚。此规旨在协助欧盟当局取缔洗钱、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译注

[4]1938年至1940年，一系列将德国犹太儿童转移到未被纳粹占领国家的救援行动。——译注

第一章 独裁者的青年肖像

“我从多年来所购藏品中遴选画作，并非怀揣私心，只为扩充多瑙河畔林茨的一座画廊。那里是我的故乡，实现这个遗愿是我的热望。”

——阿道夫·希特勒，1945年4月30日，于自尽前数小时口述遗愿

1945年情人节，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站在德累斯顿的一座宅院外，竭力克制惊恐的情绪。这里曾是他家族堂皇的住所，有威严的铁门把守，有引人入胜的花园，然而此刻，面对770余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时却无能为力。机群在德累斯顿空投了650000枚燃烧弹，这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古利特童年的故居，随即成了烈火炼狱。这次突袭摧毁了80000座住宅和建筑，致25000人丧生。古利特全家一直还算幸运。随着几声流弹巨响划破冷寂夜空，希尔德布兰特同他年迈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冲进花园里的地下掩体藏身。大家在那里过夜，睡醒后，希尔德布兰特出去检查损毁状况。环顾四周，古利特暗自庆幸，昨夜在先父留下的凳子上独坐片刻，听着身边炸弹作响，算是完成了最后一次感时伤怀。现在，尽管他的童年故居外墙完好，室内却付之一炬，那个凳子此刻也默默化作了一堆灰烬。[1]

轰炸令49岁的古利特怒火中烧，不过继而占据他内心的是一个另有来由的恐慌：在作为一名艺术品经销商、为阿道夫·希特勒秘密的“元首博物馆计划”工作期间，他从搜刮来的器物中私藏了1000多件艺术品，包括手工艺品、绘画、雕塑和素描。[2]希特勒打算，一旦德国赢得战争，就要建一座博物馆，展出从全欧洲掠夺或是通过肮脏交易弄来的数以千计的艺术杰作。肮脏交易一直是古利特的专长，只要纳粹胜利在望，这个艺术品经销商就能过上大多数德国人闻所未闻、安定且阔绰的生活。

然而现在，德累斯顿遇袭让古利特清醒过来，盟军才是稳操胜券的一方。他听过一些关于所谓“盟军夺宝队”（Monuments Men）的传言，这是一个以美国艺术品专家为主的团队，旨在保护艺术品及其他文物免遭盗窃或损毁。最让古利特心烦意乱的是，盟军授权盟军夺宝队调查那些有可能利用战争中饱私囊之人。古利特和德法两国选拔出的一批经销商一起工作，整理元首博物馆藏品。其间，他并未在意他们获得这些东西的途径是否合法，或者这些东西是不是从欧洲被迫害的犹太藏家和经销商那里盗窃或劫掠来的。

此外，古利特还曾通过私下交易，扩大了他的私藏规模。1944年初，他预感到盟军可能获胜，就从这个窝赃点转移了约40箱藏品到德累斯顿市外一个秘密地点。古利特还是留了100—200件艺术品在身边，但他坚信，如果盟军夺宝队找到他，那么希特勒艺术品经销商的声名会给他招来嫌疑。

于是，古利特开始实施一个几周前想出的逃跑计划。他让躲在花园掩体下的家人全都出来，上了一辆卡车，车上还装着那些余下的艺术品。卡车向德累斯顿14千米外的韦森施泰因城堡（Schloss Weesenstein）疾驶。这是一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庄园，他的一名同事兼艺术品劫掠同伙已经躲在那里了。然而，古利特一到，这人就力主他们应该一起西行400千米，进入巴伐利亚，去当地一个庄园，那是纳粹拥趸冯·波尔尼茨男爵（Baron von Pölnitz）的地产。这名贵族的广田豪宅距离正从东线逼近柏林和德累斯顿的苏军甚远。古利特推测，如果他销声匿迹的时间够长，也许盟军就会以为他已身亡。

古利特斟酌了家庭和艺术品的状况，他明白，母亲羸弱不堪，无法承受这等旅程。如果遗弃她，又将置她于落入苏军之手的险境，包括被强暴。权衡艺术品价值与母亲的福祉后，古利特决定，遗弃母亲，利大于弊。于是他安排母亲返回德累斯顿家中已被炸毁的地下掩体。

余下的家人坐在卡车上，这辆靠燃烧碎木片发动的卡车沿着布满弹坑的道路颠簸徐行。古利特的儿子科尔内留斯和女儿贝妮塔（Benita）你推我搡，跟父亲的部分藏品争夺地盘。他们的父亲打算，如果被捕，就把这些藏品献给盟军。他会谎称这是自己的全部私藏，而其实九成多都被藏匿了，古利特期望这点永远不会被揭穿。他想，如果盟军夺宝队找到他，也许他们会认为，他是因为具备某些专业知识而效力希特勒的商人。所以他精挑细选了这批藏品，其中既混杂着非欧洲文明的廉价物什，也包含精选的欧洲杰作。在德累斯顿遇袭前，他已经确保不登记这些艺术品的来源，也就是不留下任何能查到这些东西既往归属的档案记录。这批藏品包括：非洲和墨西哥的装饰面具，新几内亚的雕塑，16世纪尼泊尔的青铜佛像，甚至还有一个秘鲁的鸭形花瓶。这些东西周围都是欧洲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的一幅神圣家族肖像画，埃德加·德加的一幅描绘一名女子沐浴的肖像画，奥古斯特·罗丹的一座希腊泰坦神阿特拉斯雕塑，以及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的一幅风景画。

此外还有一些被希特勒称为“堕落艺术家”（Degenerate Artist）的德国人的作品。他认为这些“亚人类”（subhuman）不仅包括德国犹太人，还包括那些艺术作品创作主题过于淫靡、原始，或是对“雅利安种族”不够虔敬的基督徒。这些作品有共产主义艺术家兼女权主义者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的一幅圣殇图（pietà）[3]，奥托·迪克斯（Otto Dix）的一幅自画像，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的两幅表现柏林野外生活的风景画，以及马克斯·佩希施泰因（Max Pechstein）的一幅渔村图。

卡车车斗里，希尔德布兰特12岁的儿子科尔内留斯并不知道，此刻与他并肩而坐的两幅劫掠作品，会在21世纪他垂暮之年返其身边，与之纠缠。它们分别是德国犹太裔印象派画家马克斯·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和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的《驯狮人》（The Lion Tamer）——一幅色彩炫目、活灵活现的马戏表演画像。

元首博物馆并非出于异想天开，而是阿道夫·希特勒始自童年的梦想。这个未来元首的出生和成长环境非比寻常。他的父亲阿洛伊斯（Alois）和母亲克拉拉（Klara）都来自境况窘迫的奥地利底层家庭。阿洛伊斯生于1837年，比克拉拉年长23岁，是个私生子；几年后被母亲最后一任丈夫的弟弟收养，改姓“希德勒”（Hiedler），不知为何，后来正式登记的是“希特勒”。[4]

阿洛伊斯是海关官员，也是个风流孽债缠身的淫棍。发妻比他大14岁，为他生了第一个孩子。婚内他又弄大了一名十几岁少女的肚子，导致妻子跟他离婚。不久，前妻就撒手人寰。很快，他娶了那个小情妇。不过这任妻子在诞下他的次子几个月后也一命呜呼。阿洛伊斯继而再次让人未婚先孕，这次轮到克拉拉，之后两人结婚。克拉拉比阿洛伊斯小23岁，还是个小姑娘时，阿洛伊斯就对她垂涎三尺。这个发色浓重、眼睛湛蓝的女人，约五英尺六英寸高，在波希米亚小镇施皮塔尔（Spital）长大，是阿洛伊斯家族成员，所以成年后，她依然称丈夫为“阿洛伊斯舅舅”。[5]

1889年4月20日傍晚6点半，在这段婚姻的第四年，阿道夫降生了。他是克拉拉生的第四个孩子，却是第一个未在幼年夭折的。她亲昵地称他为“阿迪”（Adi），即使后来又生了他的弟弟小阿洛伊斯和妹妹保拉（Paula），还是对阿迪宠爱有加。这个大家庭里还住着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Johanna）。她驼背，脊柱严重弯曲，而且心智失常。[6]

在那个年代，体罚并不罕见，但希特勒家的邻居发现，阿洛伊斯异常残暴。他会连续抽打阿道夫的脊梁多达30下，有一次小阿洛伊斯看到哥哥被打得奄奄一息，甚至担心阿道夫快死了。克拉拉只能用当众狂吻孩子们的方式以行抚慰，在一个克己寡欲的社会中，这可是标新立异之举。[7]

在阿道夫眼里，他的妈妈头发乌黑柔软，有一双哀怨的大眼睛，身形窈窕，纯洁无瑕，宛如天使。父亲外出时，他和妈妈如影随形。阿洛伊斯回来后，阿道夫就会一溜烟跑出去，沉溺于他童年挚爱的运动项目：用家里的手枪射杀小动物。1895年，阿洛伊斯一时兴起，举家迁往上奥地利州哈费尔德（Hafeld）的一个偏远农场。不过两年后再次搬家，去了附近的兰巴赫（Lambach）镇，阿道夫在那里加入了当地本笃会男童合唱团（Benedictine Boys’Choir）。阿道夫钦羡神父一职，他从天主教循环往复的严格仪式中找到了安慰。虽然克拉拉欣赏阿道夫的新爱好，阿洛伊斯却认为这不够阳刚。与此同时，克拉拉定期参加弥撒，阿洛伊斯却只在每年皇帝寿诞时才参加，以便能穿上他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官服。

然而，1898年，希特勒一家再次搬迁至林茨市外的一个小镇，天主教会带给希特勒的一切安宁戛然而止。在那里，他们住进了一个挨着墓地的廉价房子，此处鼠患猖獗，让年满9岁的阿道夫有了足够多的枪靶子。[8]由于家境贫寒，阿道夫在当地学校免费就读。尽管受此福荫，他却毫不关注成绩，还因为数学和自然历史考试不及格而留了一级。[9]每天放学后，他的全副精力都用来躲避阿洛伊斯对他夜复一夜的殴打。阿洛伊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烟不离手的酒鬼。阿道夫常年去当地酒吧接父亲回家，从上午10点开张到打烊，他就像酒吧里一个每天如期而至的固定人员。[10]

阿洛伊斯希望儿子能培养些男子汉爱好，而不是沉迷于唱诗班，于是鼓动他研读家庭图书馆里有关战争的书籍。当阿道夫看到书中表现战斗与死亡的插图，尤其是普法战争的场景，情绪就像参加弥撒时一样高涨起来。“没过多久，这场英勇壮阔的战役就给了我无上的精神体验，”日后，他在《我的奋斗》里写道，“自那时起，我对一切与战争或军事有关的东西越来越念念不忘。”[11]这次转移爱好的尝试效果显著，阿道夫日益好斗的性格开始引起老师们的警觉。“他不自律，火暴脾气尽人皆知，任性傲慢，一点就着，在学校明显格格不入，”他的法语老师胡默（Huemer）博士说，又补了一句，“而且，他很懒惰。”[12]

12岁时，阿道夫对父母宣称，自己要成为艺术家，通过描画战争场面扬名立万。他彻底荒废了学业，开始专心画画，成绩随之一落千丈。阿道夫没敢把这些情况告诉日益暴躁的父亲，阿洛伊斯无法接受儿子的艺术野心，不管他画不画战争场面。

1903年1月3日上午10点左右，65岁的阿洛伊斯在当地小酒馆喝酒时突然倒地，其他顾客把他抬进隔壁屋子，没等神父和医生来，他就因肺出血一命呜呼。[13]转瞬间，阿道夫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学画了。

丈夫去世后，克拉拉再度搬家，这次离林茨市中心更近了。阿道夫的成绩仍然惨不忍睹，厌学情绪也一如既往。但是克拉拉希望他通过坚信礼重回天主教精神家园后，能够树立人生信念和目标。她选择伊曼纽尔·鲁格特（Emanuel Lugert）做他的教父，不是出于家族私交，而是因为鲁格特惯于训导性情暴戾的男孩。在鲁格特施洗的孩子中，阿道夫是怨念最深的一个。对话时，“我几乎是在逼他说话”，他的教父说，“好像自始至终，坚信礼整个过程都让他难以接受”。[14]

阿道夫没有因坚信礼而重拾对基督教日益减退的兴趣，而是因学校一位老师的民族主义言辞变得欣喜若狂。此人名叫利奥波德·珀奇（Leopold Poetsch）。当时正值阿道夫青春年少，把德国与奥地利统一成一个国家的新兴运动正在渐入人心。[15]奥地利人对其帝国能否长治久安心怀疑虑，他们担心，日渐衰老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治国理政已力不从心。对于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何去何从，珀奇向他的学生们宣传了当时的一个流行方案：以德国和奥地利共有的“纯粹”日耳曼文化为基础，把这两个国家统一在一起。希特勒和同学们听得聚精会神。然而，这种言论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究竟什么人，在文化和人种上，有资格被视作“纯粹”的日耳曼人呢？

那时的林茨，反犹观念尚属罕见。当地1%的人口是奥地利犹太人。希特勒和同学们知道哪些是犹太人，因为这些人不参加弥撒。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把犹太孩子当作欺负对象。奥地利犹太人是当地劳动力中的生力军，尤其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为感谢当地拉比在校董事会的工作，地方政客还授予他著名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嘉奖勋章（Emperor Franz Joseph Medal of Appreciation）。[16]总的来说，社会并不接纳极少数反犹分子的言论。当地一家反犹报纸曾印制种族歧视海报，供读者贴在犹太人商店橱窗上。在基督教社会支持下，犹太工会通过诉讼成功索赔。[17]

尽管遇到珀奇老师，阿道夫的成绩还是直线下降。而且，他开始疏远同学，对他们使用德语中“您”（Sie）这个正式称呼，而不是像孩子之间随意互称“你”（Du）。[18]从此，希特勒只同母亲来往，并开始借口生病，和她待在家里。15岁左右，他宣称要退学全职搞艺术，克拉拉没再反对。这样，阿道夫结束了正规教育。他开始学着时髦人士的样子招摇过市，手里晃着一根饰有象牙的黑色手杖。为了增加收入，母亲租了几间屋子出去，在家一起吃饭时，他也不愿同兄弟姐妹及这些租客说话。[19]

1906年5月，阿道夫决定造访维也纳两周，以激发艺术灵感，他和克拉拉都认为此事益处良多。坐了六个小时火车后，希特勒第一次来到心目中高雅文化的典范之城。这里混乱嘈杂，既传统，又现代。他去看了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一场关于一名康沃尔骑士和一位爱尔兰公主之间禁忌之爱的悲剧。上演此剧的歌剧院距离环城大道（Ringstraße）仅有几步之遥。环城大道，也就是“戒指路”，是维也纳自中世纪以来城市规划中的最大改观。1857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下令拆除城市核心区四周土褐色的中世纪城墙，改建成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大道两边的空地上坐落着新贵们的时尚联排别墅。

阿道夫心醉神迷。“连续几个钟头，我或是站在歌剧院前，或是瞻仰国会大厦。整条环城大道仿佛来自《天方夜谭》的一个神话，深深感染了我。”他写道。[20]希特勒又参观了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这家机构于1891年开放，当时拥有的老大师（Old Master）[21]作品已经位居欧洲顶级藏品之列。从那里步行十分钟，可以到达维也纳美术学院（Akademie der Künste），这是奥匈帝国最著名的艺术学院，也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艺术学院之一。旅行结束时，希特勒明白，自己一定要申请进入该学院学习，他确信自己一定能被录取。

回到林茨后，他告诉克拉拉自己的计划，甚至还于1906年10月开始上钢琴课，令其“自学”内容更加丰富。不过这次努力并不成功，以至于日后几十年里，他的钢琴老师每逢回首其练琴往事，都只能唯唯诺诺地曲意奉承。不久，阿道夫决定搬到奥地利首都，以便准备美术学院入学考试。“我去了维也纳，手里拎着一只行李箱，里面装了几件衣服和亚麻布料，心中满是坚定的信念。我也希望像50年前我父亲一样，从命运手中夺取成功；我也想成为一个‘大人物’——不过无论如何不是做官。”[22]

阿道夫在玛利亚希尔夫（Mariahilf）落脚，这个区离美术学院仅几步之遥。[23]学院的天顶画由安瑟尔姆·费尔巴哈（Anselm Feuerbach）创作，这位生于莱茵兰的古典画家逝于1880年，时年50岁。阿道夫崇拜费尔巴哈，以及费迪南德·瓦尔德米勒（Ferdinand Waldmüller）、卡尔·罗特曼（Karl Rottmann）和鲁道夫·冯·阿尔特（Rudolf von Alt），这几位画家作品中的德意志人都刚健威猛、完美无瑕。1907年，一个年轻人把这些老派画家当作偶像，并不常见，但美术学院正合阿道夫的艺术偏好。在那里，历史画（historical painting）[24]仍是主流，提倡继承传统甚于鼓励创新。不过，这已经开始遭到其他年轻艺术家抵制。在美术学院的姊妹学院——工艺美术学院（Arts and Crafts Academy），一个名叫奥斯卡·科科施卡（Oskar Kokoschka）的学生抱怨说，这些学院囿于死气沉沉的历史画风格，止步不前。

30年后，纳粹想方设法攻击科科施卡是堕落艺术家。

阿道夫满怀信心，开始准备详细的维也纳美术学院入学申请书。“有厚厚一捆画作在手，我深信考试不过是一场小孩游戏，”他预言道，“上中学时，我是班上当时最出色的素描能手。从那时起，我的能力有增无减。我觉得自己才华横溢，所以期待最好的结果。”大约110名有望被录取的学生向学院提交了自选艺术作品，接着是两天持续六小时的考试：上下午各三小时，中间有午餐时间。考生们在一份包含46个绘画主题的目录中挑选考题，这些题目既涉及“和平”“喜悦与月光”这样难以名状的概念，也包括具体的圣经故事，诸如“亚当和夏娃发现亚伯的尸体”，以及“参孙被缚”。[25]“我满心欢喜，不急不躁，胸有成竹等着发榜。”阿道夫说。[26]

然而，旋即来临的结果未遂人愿：学院认为阿道夫和其他大多数考生都不够格，只录取了28名学生。[27]“我是那么志在必得，以至于被宣告失败时，就像遭遇了晴天霹雳。”希特勒写道。[28]

学院院长偶遇悲痛欲绝的阿道夫时，向这个年轻人建议，虽然他没有半点画家天赋，但画素描时严格刻板的测量技能让他很适合做一名建筑绘图员。可是希特勒在校时，几乎所有科目考试都不及格，而且已经辍学，所以并不具备通过建筑专业考试必需的学术背景。

阿道夫固执地认为，学院将他拒之门外是个错误，并为此怒火中烧。10月下旬他回到家，却得知母亲已是癌症晚期。林茨德高望重的犹太医生爱德华·布洛赫（Eduard Bloch）在帮克拉拉切除了一个乳腺肿瘤几个月后，做出了这一诊断。不到六天，克拉拉卧床不起，身体虚弱，行动困难。[29]11月初，布洛赫医生开始让她服用吗啡，并把浸有三碘甲烷的布块敷在她手术伤口上，以期“烧掉”肿瘤，当时这是一种标准疗法。克拉拉坚忍地接受了治疗，鲜有灼伤后的痛苦反应。

克拉拉明白，自己撒手人寰后，11岁的保拉和自己心智不全的妹妹约翰娜将无依无靠。不过她告诉布洛赫医生，自己最放心不下的是阿道夫。她的长子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即使看到三碘甲烷敷在母亲皮肤上时明显惊慌失措，还是陪伴她度过了这些疗程。布洛赫医生在笔记中写道，很少看到阿道夫这个年纪的孩子陪同母亲接受这样的治疗，行医数十载，他也从没见过一位母亲和十几岁的儿子如此相依为命。“这个孩子自我封闭相当严重，我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梦。”布洛赫说。[30]

1907年12月21日，克拉拉·希特勒与世长辞，年仅47岁。阿道夫精神恍惚，殡仪师来殓尸前，他发了疯一样不断画着母亲的画像。几天后克拉拉入葬，希特勒为她挑选了一具昂贵的金属锭抛光棺材。上了年纪的布洛赫已见惯生离死别，不过希特勒的举动与众不同。“在我的职业生涯里，从没见过有人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为逝者悲痛欲绝。”他说。[31]平安夜，阿道夫和保拉登门拜访布洛赫医生，感谢他对其母尽力救治。阿道夫继而画了幅描绘一名天主教修道士的水彩画送给布洛赫，题赠写着：“敬贺新年，以致谢忱！阿道夫·希特勒。”[32]

听说克拉拉的死讯后，林茨邮局为遗孤阿道夫提供了一份收入稳定的固定工作，却被他谢绝了。他解释说，自己打算成为世界闻名的画家。邮局员工指出他没有经济来源，他反驳道：“马卡特[33]和鲁本斯也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从而摆脱了贫困！”[34]

当地有人被这个虔诚少年深深感动，于是她给维也纳朋友写信，此人认识歌剧院著名舞台设计师阿尔弗雷德·罗勒（Alfred Roller），罗勒同时也在工艺美术学院授课。这位朋友说，阿道夫马上要回维也纳，请求罗勒届时能见他。[35]罗勒很快回信说，“请一定转告小希特勒来我这里，再带些作品来，让我看看他进展如何”，并列出了最佳见面时间。[36]希特勒欢欣鼓舞，听闻罗勒在艺术界交游广泛，想必能为他铺平道路。可是他非常害羞，又很自大。回到维也纳后，这个18岁的青年手持罗勒的邀请函，在这位名流的办公室前来回徘徊，对是否要跨过门槛犹豫不决。有一次他进了楼，又转身出来，再进去，一直走到楼梯，转而又一路跑出去。他第三次进去时，有人过来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希特勒嘀咕了一句听不清的话当作借口，就离开了，再也没回头。[37]

那次以后，阿道夫决定把人际关系限制在最小范围，以便专注艺术事业。他切断了与妹妹保拉的联系，结果保拉以为他已不在人世。“我根本不适合作为家庭成员，我天生就是个不爱交际的人，”希特勒宣称，“我只属于德意志人民。”[38]

希特勒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日益增强，犹太人在当时种族政治中的地位却开始受到质疑。1908年希特勒搬到维也纳时，维也纳犹太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融入社会、生意兴隆。这主要归功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在1867年颁布的法案，赋予维也纳犹太公民平等权利。尽管一些非常保守的奥地利犹太人仍然维持着自成体系的迥异生活，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习惯与世代天主教家庭联姻，并通过资助艺术家和购买他们的作品，深深影响着奥地利艺术界。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希特勒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三个问题上：如何界定泛德意志种族？泛德意志人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文化？究竟是什么特质——如果存在这样一种特质的话——让某些种族比其他种族低劣，或者甚至对其他种族产生威胁？

1908年，希特勒和右翼知识分子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尤其助长了他们的兴致。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英文版《物种起源》。翌年，德译本问世。达尔文提出了“智人”（homo sapiens）是其他物种经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假说。受此研究启发，越来越多欧洲人开始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观念以达尔文的科学研究为依据，推论说某些民族，或者种族，进化程度更高，所以在智力、文化和体格上都比其他种族和文化优越。虽然没有得到达尔文本人支持，但这个观念还是变得引人注目，因为在其推广过程中，对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研究成果的阐释令此观念貌似出自受人尊重的科学，尽管这些阐释已然谬以千里。

关于如何识别并应对“堕落”人种的理论在整个西欧流布。例如在法国，随着迁徙日益频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轻村妇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移居巴黎。有些人成功了，但很多人失败并沦为妓女，形成一时风潮，遍布青楼街巷，规模冠绝欧洲。法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于是开始声称，经济援助或是提供就业无济于事，因为这些女人属于“堕落”或是低等族群，生来好行“可恶”之事，比如卖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注意到，达尔文发现，同一种动物的不同物种之间会互相争夺地盘和资源。所以他们推想人类的不同种族也会竞争，直到有一个文化风俗独树一帜的种族主宰并最终消灭其他种族。

当欧洲艺术家开始在作品中描绘法国妓女，表现她们周遭的社会现实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开始论证，这些艺术是“堕落”的，就像其作品中的女人一样低人一等，进化不良。在希特勒栖身的维也纳，因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的文章对之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种说法开始变得尤为流行。马克斯·诺尔道是奥地利受人尊敬的《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驻巴黎记者，他论证说，所谓的堕落艺术家，就像疾病缠身且有暴力倾向的罪犯，对高等种族构成了巨大威胁。

当时，包括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和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在内的维也纳艺术家都很热衷性题材，喜欢创作大胆的情色艺术。有时他们的技巧把握精准，恰如其分，但更多时候，他们运用参差不齐的线条和天然质朴的笔法，来唤起观者的赤子之心。“他们就像小孩一样画画。”诺尔道咬牙切齿地写道。

他宣扬，最好的艺术应该令人振奋、有益身心，并且温文尔雅。他反对堕落艺术家正在滥用现代社会带来的自由。不过，诺尔道还是悬崖勒马，没有提倡正式的审查制度，而是主张通过社会压力，以及正直公民拒购其作品，来压制堕落艺术家发展。而且，作为一名犹太裔记者，诺尔道抵制很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关于“犹太种族”是堕落种族的观念。[39]

尽管如此，因为诺尔道，“堕落艺术”这个措辞变得广为人知，并被反犹艺术评论家采纳。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于希特勒出生之年移居维也纳。他演讲时说，欧洲历史主要是种族斗争史，如果血统纯正的欧洲人允许低等种族与之交配，那么欧洲文化，包括奥地利引以为傲的艺术界，将会被玷污，最终彻底消失。[40]因为张伯伦是英国国籍，所以那些相信种族存在优劣等级的人对他毫不怀疑。维也纳右翼分子吉多·利斯特（Guido List）用自己的姓氏为利斯特协会（List Society）冠名。他对协会成员说，上帝曾神秘地告知他关于雅利安人这一至高种族的秘密，说雅利安人包括德意志人、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利斯特辩称，维也纳犹太人的成功是危机信号。他宣扬说，犹太人是危险分子，既有低等种族的天性，又诡计多端，从而得以和高等种族繁衍后代，达到破坏高等种族及其文化的目的。[41]希特勒从未见过利斯特，却成了利斯特文章的信徒，而且特别欣赏利斯特协会醒目的会标：万字符。

希特勒阅读的右翼报纸《泛德日报》（Alldeutsches Tagblatt）开始警告读者，现代艺术是“彻头彻尾的犹太艺术”[42]，如果泛德意志人不反击，他们就只能自责了。另一份相似的右翼报纸《德意志大众报》（Deutsches Volksblatt）的记者则告诫说：“国难当头，这个国家没有力量抵御异族入侵，只会无动于衷地看着狡猾的犹太人带领千军万马，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砸掉全国人民的饭碗，蓄意破坏国民经济。”[43]

大约在这个时期，希特勒开始意识到，维也纳并非如他最初想象得那样完美。他的艺术事业没能开花结果，一个严酷现实随之愈发明朗：维也纳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们“不懈的奋斗”“扼杀了一切怜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如是说。他形容这座城市乃“荣华富贵与穷困潦倒对比鲜明”之地。[44]

环城大道尽管乍看金碧辉煌，街头巷尾却到处露宿着成千上万失业的奥地利人，甚至霍夫堡皇宫外，英雄广场（Heldenplatz）的城堡门下面也是成群结队。希特勒初来乍到时，大批妇女涌入维也纳，其中许多是帝国各地少数民族，她们希望摆脱家庭暴力、经济束缚和包办婚姻，就像过去几十年里巴黎女人那样。不少人如愿以偿，但也如同在巴黎，大量天真幼稚、赚钱无门的女人上当受骗，被迫沦为低等妓女。希特勒发现，连雏妓都很猖獗，因为豆蔻少女们意识到，卖淫比乞讨赚得多。中产阶级一边贬称这些姑娘为“娼妇”，一边恬不知耻地付钱让她们对小伙们进行婚前“教育”。一份医学期刊对中产阶级医生所做的调查显示，其中75%的人初夜给了妓女，17%给了家里女佣，只有4%给了他们心中的“适婚对象”。[45]

知名作家约尔格·弗朗茨·冯·利本菲尔斯（Jörg Franz von Liebenfels）得出结论说，由于大多数乞丐貌似来自少数民族或是混血家庭，所以从生物学上讲，这些种族一定天生有缺陷。几名记者还倡导一种分类法：识别并帮助金发白皮肤而非较深肤色的乞丐。[46]面对贫困人潮，不少维也纳上流社会人士通过举办豪华舞会来筹集善款，别人的不幸成了他们大宴宾客的借口。这其中的讽刺意味被记者埃米尔·克拉格（Emil Kläger）觉察，他目睹了这些聚会正如何助长日益扩大的阶级差距。穷人常常来到宴会厅门口，徒劳地想得到食物。“在我看来，这就像噩梦之景。黑夜苍凉，信众人山人海，在我们金碧辉煌的大门外等候，完全被门内富饶生活的华丽表象蒙蔽了。”克拉格如是形容那些乞丐。[47]

这些筹款的富人虽然穷奢极侈，却是不可或缺之人，因为政府管理混乱，无力解决流浪汉危机。这些宴会资助建立了“暖房”（Wärmestuben），就是以“让人取暖的凳子”而闻名的避难所。无家可归者可以在那里歇脚小坐，然后再冒险出门，重返冰天雪地。由于“暖房”傍晚就关门，穷人们白天躺在里面凳子上睡觉，晚上再出去四处流浪，看着就像昏头昏脑的吸血鬼。“这些人就像中了邪，在摆着长凳的方屋里一动不动。那里看上去就像神出鬼没的停尸廊，尸体被一具挨一具地摆放，仿佛在进行某种恐怖的消遣活动。”克拉格描述说。一些走运的乞丐栖身于维也纳郊外，住在被认为不宜动物居住的废弃马厩中。通常，要花几个不眠之夜才能适应虫群侵扰。肮脏的床垫上，贫寒寡妇带着婴儿，同妓女和酒鬼挤做一团，相互取暖。

一位杂志记者嘲讽道：“顺便说一句，阳光很快就要变成奥地利最受欢迎的美餐之一。”[48]

1909年秋天，希特勒从政府领取的孤儿津贴和从克拉拉那里继承的微薄遗产都用完了。这个壮志满怀的艺术家20岁了，如今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流离失所的可怜人。他常常在工人阶级聚居区麦德林（Meidling）的一个避难所栖身。为了防止当地人反对，这个避难所建在一片墓地后面。由于维也纳避难所太少，乞丐们要排着长队进来过夜，甚至还有保镖来对付因被拒绝而吵吵嚷嚷的乞丐，这着实与排队进入维也纳时髦餐厅的人们形成了残酷对比。这家慈善机构由左翼社会民主工人党和私人捐款共同资助，其职业介绍中心在维也纳避难所中堪称一流。然而希特勒没有找工作，从早到晚要么来回临摹自己画的古迹素描，要么如饥似渴地阅读右翼报纸和宣传手册。他唯一的蓝色西服，由于天天穿，已经变成了暗紫色。[49]

很快，希特勒敏锐地察觉到流浪汉们在自己这一群体内部建立的等级秩序。虽然富人在为争夺统治地位而进行的达尔文主义斗争中，自视比流浪汉优越，流浪汉内部却也在竞逐权力和有限资源。青壮年男子挤掉单身女人、妓女、带孩子的妇女、孤儿，以及老弱病残。排外也是一个因素：无家可归的奥地利人普遍认为，与外国人相较，自己享有优先使用“暖房”的权利。

大量犹太会堂动员会众修建更多避难所，以应对危机。犹太慈善家和维也纳基督教汤茶机构协会（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Soup and Tea Institutions）共同修建“暖房”，在里面免费分发汤羹、热牛奶和可可粉，并以成本价销售蔬菜。[50]这些“暖房”有效分发了这些食物，旨在帮助无家可归者相互交流，重拾做人的尊严。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流浪汉们对这些改良的新型避难所青眼有加。

1910年2月，希特勒在工业区布里吉特瑙（Brigittenau）的一家私营客栈里，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栖身之所。这个漂亮居所坐落在麦德曼街（Medemannstraße）27号。一盏明亮的电灯照亮了屋子，现代蒸汽系统温暖着宽敞的大厅。楼上有一间宽敞整洁的餐厅，还有几间小厨房，可供房客自己做饭。他们的单人卧室是长6.9英尺、宽4.6英尺的隔间。另有一间屋子，男人们可以在里面剃须。

有两间阅览室，其中一间可以吸烟。阅览室里陈列的是低俗小说和热门报纸。[51]这类阅览室中不断发生争论，反映了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争论的焦点话题包括：日用品和肉类食品高昂的价格、越来越频繁的暴乱，以及不断增长的流浪人口。希特勒住处的阅览室也开始进行热烈的内部辩论，话题更为广泛，扩展到了关于性的内容。当男人们交流与女人有关的风流韵事时，希特勒通常都坐着不吭声。

希特勒开始一边尽力通过激情洋溢的演讲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一边为艺术事业继续奋斗。[52]通常，他在男子客栈墙角作画，边画画边偷听其他房客讨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不同意见，他都会跳起来，把铅笔或油画笔往桌子对面一扔，然后大喊大叫，目光炯炯，竭力想让别人接受他的观点。如果感到自己歌颂泛德文化的演讲开始趋于平淡，他会突然咽下说了一半的话，转头继续画画。

希特勒的演讲尚未涉及明确的反犹内容，但表达了对著名反犹政客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和格奥尔格·冯·舍纳（Georg von Schönerer）与日俱增的景仰，这两人鼓吹“管理犹太人”的政策。[53]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时而诋毁犹太人，时而又赞扬他们。他公开称许诸如浪漫主义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等犹太艺术家的才华，还与同住的一个独目奥地利犹太流浪汉交好。但他已经开始怀疑，犹太人是一个不同的人类“品种”，所以具有“一种不同的气味”，并且开始越来越信奉泛德运动，同时复述卢埃格尔的观点，说为了保护泛德人民，无论采取多么重大的措施都不为过。[54]“如果犹太人威胁到我们的祖国，我们将毫不留情，”卢埃格尔在一次演讲中宣称，听众掌声雷动，他又补充道，“我真的想发出警告。”[55]

到1910年春，一个名叫赖因霍尔德·哈尼施（Reinhold Hanisch）的房客逐渐对希特勒的艺术作品产生好奇，尽管他几乎无法同这位未来元首进行交谈。“他不通人情。”哈尼施日后回忆说。[56]希特勒说自己已经在维也纳美术学院上课，有一天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哈尼施听后建议希特勒绘制明信片，拿到本地小酒馆去卖，这种便宜的小玩意儿在那里有市场。希特勒坦言自己害羞，不好意思同酒馆老板打交道，哈尼施就提议由他来跑腿，并从中拿点佣金，希特勒专心绘制即可。希特勒同意了。[57]

希特勒写信向妹妹求助，于是她寄来50克朗，够他用其中12克朗买件外套，用剩下的钱买绘画用品。[58]他受到鼓舞，很快开始绘制数百张表现维也纳标志性古迹的明信片，包括圣斯蒂芬大教堂、市政厅、国会大厦和苏格兰教堂。除了在小酒馆卖明信片，他还创作一些更大型的作品，卖给画框制造商，因为成品画框里装有画作时会更好销售。他最好的主顾是两名奥地利犹太人：萨穆埃尔·莫根施特恩（Samuel Morgenstern）和雅各布·阿尔滕贝格（Jakob Altenberg）。据后者的女儿阿德勒·阿尔滕贝格（Adele Altenberg）记载：“这些是我们卖过的最便宜的东西。只有想买廉价纪念品的游客，才会对它们感兴趣。”当希特勒开始逐渐不用哈尼施陪伴，独自走进他们的商店时，阿德勒还是个年轻姑娘。她注意到希特勒一直盯着地板，不肯抬眼看她。一次，他试图跟她父亲讨论泛德运动，她父亲立刻叫他停止说这种挑拨离间的昏话。

大约在他开始绘制明信片两个月后，1910年夏天，希特勒在男子客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名叫约瑟夫·诺伊曼（Josef Neumann），长他11岁，是个犹太单身汉，也是一名铜器清洁工。希特勒同他一起外出度假一周后，哈尼施渐渐开始嫉妒这两人。他们回来后，诺伊曼邀希特勒和他一起搬去德国。希特勒回绝了，留在维也纳继续画画。然而，让哈尼施大失所望的是，由于希特勒想念诺伊曼在身边的时光，艺术品产量减少了。哈尼施旋即自行购买艺术创作工具，开始仿制希特勒的作品，把自己变成了希特勒的直接竞争对手，导致二人友谊迅速瓦解。[59]

希特勒靠出售艺术品得以勉强度日，但收入十分微薄。他寻思向姨妈多要点钱，不料却得知她近日已经归西，年仅48岁。[60]希特勒不屈不挠，又自力更生坚持了一年。有时同哈尼施斗嘴后，他在客栈周围生闷气；有时琢磨能否离开维也纳去慕尼黑，不仅是为了在那里继续他的艺术“自学”，而且是因为前往奥地利军队报到服义务兵役的最后期限将至，他想逃避征兵。

之后几个月里，希特勒与客栈里的鲁道夫·霍伊斯勒（Rudolf Häusler）交上了朋友。二人在阅览室相遇，因相似的成长背景结缘。他们都有一位溺爱自己的母亲和一位严厉疏远的父亲。正是在霍伊斯勒的陪伴下，希特勒搬到了慕尼黑。

在充满高雅文化的奥地利首都待了五年半后，希特勒身无分文地离开了维也纳，艺术上也无甚建树。不过日后，他对自己的拥趸们辩称，之所以迁往慕尼黑，是因为他在维也纳已经取得了至多成就，准备再去德国的文化中心。

1913年5月，希特勒和霍伊斯勒收拾行李，动身前往慕尼黑北部的施瓦宾（Schwabing）。波希米亚人、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自称“睿智的思想者”，经常光顾那里热闹而又便宜的酒吧。慕尼黑是德国的文化之都，与政治首都柏林迥然不同。搬到慕尼黑，说明希特勒的主要兴趣在于文化，而非政治。希特勒和霍伊斯勒搬进一所本地裁缝出租的公寓。十年前，弗拉基米尔·列宁就住在同一条街上不远处——施莱斯海默尔（Schleißheimer）大街106号。同一时期，在希特勒住所附近还住着保罗·克利（Paul Klee）、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和瓦西里·康定斯基。不过，希特勒无意与他们结识，就像对待维也纳名流艺术家一样。大部分时间里，他终日独坐酒吧、咖啡馆，或是皇家啤酒屋，时而画画素描，然后带着满身烟酒气回家。回到公寓，他很擅于做一名从地狱来的室友，强迫可怜的霍伊斯勒听他长达数小时的演讲，直到凌晨三四点。其间，希特勒的情绪会越来越激昂，说到兴头上，甚至还会吐痰。[61]

不幸的是，到1913年夏，希特勒没法逃避义务兵役了。随着欧洲大陆紧张局势全面加剧，奥地利正在动员合格公民参加训练。希特勒不情愿地从慕尼黑前往萨尔茨堡，进行体能测试。希特勒成为元首后崇尚肌肉强壮的理想男性体格，因此对他来说，这次体检结果堪称奇耻大辱。“不适合军事及后勤岗位，体能太差，无法携带武器。”他的军事体检报告如是写道。之后，他返回慕尼黑，却发现离开期间，霍伊斯勒已经搬走了。

1914年6月28日，50岁的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及其46岁的妻子苏菲在萨拉热窝遇刺，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局势随之天翻地覆。希特勒对此次冲突的前景感到兴奋，因为这将是雅利安种族彰显其优越性的绝佳机会。1914年8月1日，在慕尼黑音乐厅广场（Odeonsplatz），希特勒同欢呼的人群一起庆贺德国对塞尔维亚宣战。数日内，俄国、法国、比利时、黑山王国和英国也卷入战争。8月3日，希特勒提交了为德国而战的请愿书。尽管他迁居慕尼黑的部分原因是逃避在维也纳服兵役，但毕竟当时尚无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现在，他觉得时机已到，不但可以亲历他所深信战争中存在的浪漫时刻，而且能够成为英雄，从而证明泛德种族的优越性。希特勒得偿所愿：在提交为德国而战的请愿书次日，他打开一封信，得知自己已被录取。而同一天，傍晚的伦敦，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ay）望向办公室窗外，街灯初上，他断言：“全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我们此生将再也见不到它们被重新点亮。”

[1]Tagebuch Eschbach Ⅲ 1946，Eintrag 31 August 1946，quoted in Maurice Philip Remy，Der Fall Gurlitt：Die wahre Geschichte über Deutschlands größten Kunstskandal（Berlin：Europa Verlag，2017），330.

[2]绘画（painting）特指用绘画颜料画出的画，如油画、水彩画等；素描（drawing或sketch）指用铅笔、钢笔等硬头画笔画出的画。——译注

[3]即圣母怜子图，表现《圣经》中圣母玛利亚哀悼受难耶稣的场景。——译注

[4]Brigitte Hamann，Hitler’s Vienna：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New York：Tauris Parke Paperbacks，2010），43，44.

[5]Franz Jetzinger，Hitler’s Youth（London：Hutchinson，1958），37-41.

[6]Franz Jetzinger，Hitlers Jugend（Vienna：Europa Verlag，1956），81.

[7]Hamann，Hitler’s Vienna，7.

[8]Christa Schroeder，Er war mein Chef（Munich：Arndt Verlag，1985），64.

[9]Alfred Zerlick，“Adolf Hitler in den Schulprotokollen der Realschule，” Jahresbericht des Bundesrealgymnasium Linz（1974-1975）：36，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11.

[10]Hamann，Hitler’s Vienna，10.

[11]Adolf Hitler，Mein Kampf（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9），8.
作者注：1923年，阿道夫·希特勒首次出版《我的奋斗》。《希特勒最后的人质》全书引用的是此作英译本，其翻译团队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合作方。该版本是最能贴切反映希特勒原作语言和语气的英译本。对于德语流利的读者，附有详细注解的《我的奋斗：批判版》（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2016年）则是最权威的原始资料。（2016年，德国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出版《我的奋斗》注释版，其中包含注释3500余条，由多名历史学家执笔，将历史数据进行分类并交代相关人物及事件的背景，并应用现代研究成果解释《我的奋斗》产生的前因后果，以引导公众阅读时采取正确的史观。二战后，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获得《我的奋斗》版权，在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70年著作权保护期内，巴伐利亚州政府一直禁止在德国再次出版此书。——译注）

[12]Dr. Huemer，interview with Franz Jetzinger，date unknown，in Jetzinger，Hitler’s Youth，68.

[13]Leonding Death Register for Alois Hitler，NS 26/65/84，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18.

[14]Emanuel Lugert，interview with Franz Jetzinger，unknown date，in Jetzinger，Hitler’s Youth，74，75.

[15]Hamann，Hitler’s Vienna，88.

[16]Michael John，“Die jüdische Bevölkerung in Linaz，” HJ der Stadt Linz 1991（Linz，1992），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16；Ferdinand Krackowitzer，handwritten diary，Stadtsarchiv Linz，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16.

[17]No author，untitled article，Krakowitzer（newspaper），16 October 1907，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22.

[18]Joachim C. Fest，Hitler：A Biography（London：Penguin Books，2002），19.

[19]Fest，Hitler，20.

[20]Hitler，Mein Kampf，27.

[21]通常指文艺复兴至18世纪末，西方艺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著名艺术家，以画家为主。这是坊间约定俗成的名词，非学术概念。——译注

[22]Hitler，Mein Kampf，25.

[23]See Hamann，Hitler’s Vienna，31.

[24]以神话或宗教故事、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画作，重在表现宏观场景，反映事件的重大意义，对观众施加影响和教化。——译注

[25]Werner Maser，Hitler：Legend，Myth and Reality（New York：Harper & Row，1971），39，40.

[26]Hitler，Mein Kampf，27.

[27]Hamann，Hitler’s Vienna，33.

[28]Hitler，Mein Kampf，27.

[29]Copy of Dr. Bloch’s Cashbook，undated，NS 26/65，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34.

[30]Eduard Bloch，“My Patient Hitler，” Collier’s Magazine，15 March 1941，36.

[31]Bloch，“My Patient Hitler，” 39.

[32]Manuscript，“Notizen für die Kartei：8 December 1938，” NS 26/17a，Bundesarchiv，Koblenz，Germany，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36.

[33]即汉斯·马卡特，1840—1884，奥地利画家，出身低微。在维也纳学院就读时，因被导师认为缺乏天分而被劝退学。后前往慕尼黑、伦敦、巴黎等地继续学习艺术，最终成为维也纳艺术界领军人物。——译注

[34]No author，“A. Hitler in Urfahr，” in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völkischen Turnvereins Urfahr，ser. 67，vol. 12，NS 26/174，Koblenz Bundesarchiv，Koblenz，Germany，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38.作者注：20世纪早期，英文和德文报纸发表无题或匿名作者的文章，并不少见。

[35]Letter，Magdalena Hanisch to Alfred Roller，4 February 1908（F 19/19），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Munich，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38.

[36]Letter，Alfred Roller to Magdalena Hanisch，6 February 1908（F 19/19），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Munich，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38.

[37]Alfred E. Frauenfeld，Der Weg zur Bühne（Berlin，1940），273ff，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60.

[38]Adolf Hitler，Monolog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1941-1944，ed. Werner Jochmann（Hamburg：A. Knaus，1980），357.

[39]Max Nordau，Entartung（Berlin：Duncker，1893），2：498.

[40]Fest，Hitler，55.

[41]Fest，Hitler，27.

[42]No author，no article title，Alldeutsches Tagblatt，18 April 1908，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78.

[43]No author，no article title，Deutsches Volksblatt，9 January 1908，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344，345.

[44]Hitler，Mein Kampf，32.

[45]Werner Maser，Adolf Hitler：Legende，Mythos，Wirklichkeit（Munich：Bechtle，1974），310.

[46]Hamann，Hitler’s Vienna，152.

[47]Emil Kläger，Durch die Wiener Quartiere des Elends und Verbrechens Ein Wanderbuch aus dem Jenseits（Wien：Karl Mitschke，1908），96-100，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147.

[48]Hamann，Hitler’s Vienna，138.

[49]Reinhold Hanisch，“I Was Hitler’s Buddy，” New Republic，5 April 1939，239.

[50]Hanisch，“I Was Hitler’s Buddy，” 239.

[51]Hamann，Hitler’s Vienna，158-162.

[52]Fest，Hitler，52.

[53]Hanisch，“I Was Hitler’s Buddy，” 242.

[54]Hanisch，“I Was Hitler’s Buddy，” 272.

[55]No author，no article title，Volkischer Beobachter，6 December 1905，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343.

[56]Hanisch，“I Was Hitler’s Buddy，” 239.

[57]Hanisch，“I Was Hitler’s Buddy，” 241.

[58]Hanisch，“I Was Hitler’s Buddy，” 240.

[59]Hamann，Hitler’s Vienna，164.

[60]Hamann，Hitler’s Vienna，174.

[61]Hamann，Hitler’s Vienna，401.

第二章 战争之谜

“战争让不少人摆脱了其憎恶的环境和日常生活的奴役。信仰？哈哈！信仰什么？德国重工业？大资本家？我们那些光荣的将军？”

——乔治·格罗斯

阿道夫·希特勒加入德军半年后，在比利时从事通信员工作。这份工作的岗位架构令他着迷，军队给了他归属感，而且由于岗位性质，工作可以独自完成。于是他拒绝一切休假，这个选择令上司大为吃惊。其他很多士兵则彻底绝望，精神崩溃现象司空见惯，以至于部队不去调查其中哪些属实，哪些是在使诈。

因这种所谓精神状态不稳定而退役的人，其中就有威兰·黑茨菲尔德（Wieland Herzfelde）。此人曾在佛兰德地区做短期医疗助理，后因袭击其指挥官而被部队开除。他年轻时父母双亡，这个工人阶级出身的老兵是位诗人，也是踌躇满志的艺术出版商。他爱交朋友，也爱挖苦人，如果能找到一位性情相投的艺术家合作，就决心要在艺术界有所建树。

1915年夏天一个下午，黑茨菲尔德在古怪朋友路德维希·迈德纳（Ludwig Meidner）的艺术工作室打发时间。两人对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都深感悲伤，策划怎样组织抗议活动，以及如何为黑茨菲尔德正在筹建的出版企业加强推广宣传。突然，一位灰金色头发的绅士在门口探头探脑。此人仪表堂堂，身着一尘不染的灰色西服，偷听了他们的谈话。他介绍自己是一名荷兰商人，寒暄几句后，便说希望战争无限拖延，以助他最近正在尝试的创业项目一臂之力：从战场上收集弹壳碎片，雇用残疾士兵在上面绘制铁十字，并点缀一些标语，诸如“上帝赐予我们，拯救我们”，以及“百发百中”。他打算将此作为镇纸和烟灰缸出售。战争拖得越久，他赚的钱就会越多。

此人说完扬长而去，工作室里瞬间鸦雀无声，人人目瞪口呆，都想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一个怪咖，”黑茨菲尔德对迈德纳说，转而又说，“他肯定是我们的同类。”黑茨菲尔德没猜错，那人搞了个恶作剧，故意扮出一副战争投机商的嘴脸。[1]

此人就是乔治·格罗斯。不久以后，他成了德国最具煽动性的著名艺术家，声名远播直至美利坚。黑茨菲尔德和格罗斯的幽默感如出一辙，因此二人缔结了友谊。日后，黑茨菲尔德不但成为这名艺术家的出版商，还是他一生最亲密的挚友。

“荷兰商人”形象尽管是个玩笑，但也是22岁的格罗斯应对世事的部分手段。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正在经历一场民族认同危机。5月初，部队以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佳为由开除了他。格罗斯的艺术中充满无所畏惧的批判，但这也让他情感受挫。每当伪装自己、参加狂野聚会、酗酒无度时，他都得压抑自己支离破碎的人格。其实，在那场恶作剧里，格罗斯的艺术家朋友迈德纳和他一起捉弄了黑茨菲尔德。从此，这三人组开始一起参加聚会，在酒吧和滑稽剧（burlesque）[2]夜总会喝酒。“我们故意披头散发，衣着不羁。”黑茨菲尔德后来回忆说。[3]

迈德纳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战争是个灾难。多年来，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一直提倡现代化和加强德国海军军力以抗衡英国，进一步加剧了泛欧军备竞赛。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并不关心这些，迈德纳却注意到了。他的画作《世界末日景观》（Apocalyptic Landscape）运用粘腻颜料和大刀阔斧的笔法，呈现了一个典型德国城市在蓝色火焰中爆炸，太阳遁入群山，大地旋转，仿佛流淌着滚滚熔岩，让人想起荷兰人文森特·梵高自杀前几周创作的那些更为阴暗的画作。“那个盛夏，我自始至终都在画布前瑟瑟发抖，大地痛苦的火焰在画布上翻腾，充斥着每一个色块、每一片云朵、每一条奔涌的河流，”迈德纳如是描绘他在1912—1916年创作的画作，“我眼前唯一的景象就是，成千上万具骷髅一个接一个乱蹦乱跳。”[4]

和迈德纳不同，格罗斯没看见骷髅走来。他像希特勒一样，自幼对战争萌生了浪漫想象，并出于爱国责任感，于1914年11月志愿参军。格罗斯的童年和希特勒颇为相似：早逝的酒鬼父亲，在校成绩不堪以致退学，崇尚武力，渴望描绘战斗场景。不过，虽然背景相似，二人日后对德意志文化的看法却大相径庭。

1893年7月26日，格罗斯生于柏林，住在父母经营的餐馆楼上。五岁时，全家迁往波罗的海沿岸波美拉尼亚地区的小城施托尔普（Stolp），位于柏林东北250千米处。格罗斯和父亲关系融洽，两人会花时间一起画士兵和马匹，充满创意的闲暇时光和民族自豪感让他俩心心相印。然而，乔治六岁时，父亲卡尔·格罗斯（Karl Grosz）去世。卡尔的遗孀玛丽（Marie）把家搬回柏林，在那里当起了裁缝。尽管丈夫离世后，玛丽生活举步维艰，她还是会带格罗斯和他姐姐去奥拉宁堡门一带的阿辛格啤酒吧，让他们开心一下。孩子们满心欢喜，坐在晶莹剔透的镜面阁附近吃香肠。身着白色格子制服的女侍者们在他们周围忙得团团转。[5]

住在柏林时，格罗斯与校园恶霸混战，这唤醒了他对人类和动物身上暴力潜能的察觉。[6]自格罗斯九岁开始认真画画后，这个主题就出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他创作了一幅描绘血腥打猎场景的画，被一家艺术用品商店老板装进画框，卖给了一名农夫。这位踌躇满志的艺术家从中赚到了他人生第一笔酬金：4马克85芬尼。这个小小的胜利激励他再接再厉。这么点大时，他已经开始培养讽刺型幽默。成年后，这种幽默成了他作品的标志特征。他吸收了从19世纪插画家兼作家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的讽刺漫画中发现的暗黑智慧。布施的畅销童书《马克斯和莫里茨》（Max und Moritz），讲述了两个调皮男孩的身体被碾碎后喂了鸭子的故事。[7]

格罗斯在校成绩很差，而且容易和老师发生冲突，经常受到体罚。班主任总是用最近一次被打学生的名字来为他的教鞭改换名称。通常，教鞭都叫“格罗斯”。[8]被学校开除后，格罗斯开始一心想着成为著名艺术家，于是决定努力工作，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以赢取艺术前辈的尊重，从而树立声望。为了寻找艺术灵感，他骑着自行车，在施托尔普周边转悠，很快发现了一个源于自己青春期性冲动的新嗜好：透过窗户偷窥丰满的女人，仔细观察她们的胸部——乳房越饱满越好。这唤醒了他对女性性行为持续一生的迷恋，这种迷恋在德国艺术家中与众不同：格罗斯描绘各式各样的女性时，并未因她们的性冲动和性偏好而嘲笑她们。

格罗斯挑战自我，一丝不苟地仿画老大师和德国流行艺术家的作品，以期理解他们的构图方法，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自我风格，以及学会打破被德国传统艺术家严格灌输并恪守的法则。格罗斯梦想大都市里的冒险生涯，于是做好准备，申请就读受人尊敬的德累斯顿美术学院（Dresden Academy of Fine Arts）。“这个入学机会就像圣杯一样，总是在我前方徘徊。”他如是记述这个将会成就自己艺术名望的机遇。[9]入学考试那天，一层薄雾在德累斯顿易北河面飘散开来，格罗斯从新近落下的树叶中漫步而过，和其他考生一起进入了考场。德意志冰冷的阳光透过巨大天窗，射进这个房间。大家紧张不安地看着房间一角，那里有一些古董雕像，像哨兵一样依墙而立，其中一座举着一只落满灰尘的手臂，以示问候。一些胜券在握的考生炫耀着昂贵的颜料盒，其他人则在削便宜的炭笔。学院要求申请人使用任何他们负担得起的材料，来完成同一个测试。

在罗伯特·施特尔（Robert Sterl）教授看来，学生的天赋比经济背景重要。他是德累斯顿本地的一个中年人，面色如同小红萝卜。格罗斯打量着施特尔，觉得他就是那种可以与之开瓶红酒、谈天说地之人。格罗斯考前几个月坚持不懈的勤奋学习在入学考试中收效显著。这个年轻考生展示了独树一帜却又植根传统的技巧。他笔下线条平缓而浓密，展示了一种新风格，却又因比例得当，为传统主义者所称道。施特尔的几句简短赞誉令格罗斯肾上腺素飙升。“所以！我就要考上了！”他想。[10]果不其然，1909年，他被录取了。

格罗斯与同学相处融洽，尤其是其中一个向他介绍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作品的小伙子。蒙克1893年创作的《呐喊》令格罗斯印象深刻，主要是因画中可怕的橘色和蓝色基调，以及主人公不加掩饰的焦虑表情。但格罗斯也很喜欢蒙克的石版画，不仅因其完美技法，还因其对女性性欲和情感近乎神秘的刻画。[11]1896年，蒙克创作了一幅黑色与米色相间的作品《在爱的波涛中》（On the Waves of Love）。画中，一个表情安详的女人在水中漂浮，散乱卷曲的长发与波涛交织在一起。在1895年的石版画《小径》（The Alley）中，蒙克刻画了一名妓女，她身上的象征符号通常是用来描绘维纳斯或圣母玛利亚的。她飘浮在空中，一丝不挂地在男人间盘旋，面容平静，近乎圣人。

格罗斯和同学们热衷于各种荒唐之举，包括热闹的食物大战。[12]不过上课时，学生们努力创作严格模仿真实生活的艺术作品，这种风格与思维神秘的蒙克相去甚远。格罗斯认为，这种写实主义练习迂腐无聊。“如果我们画一个模特头部，那每根眉毛都得数到，”格罗斯说，“我们的蜡笔，从1号到5号笔，都得削尖——真是秩序和纪律的标志。”[13]这与艺术家奥斯卡·科科施卡对自己所在艺术学院的评论如出一辙，就是几个月前将希特勒拒之门外的那个学院。德累斯顿这所学校墨守成规的特性，与教室外裹挟学生的时代思潮格格不入。

年轻的格罗斯尊敬老大师笔下的传统题材：圣经寓言、作战场面和恬静风景。他也担心自己同辈艺术家忽略恰当的艺术技巧：“‘个性’在当今是一个时髦的词。这真荒唐！每个人都把头往后一仰，不看就画，以此激发‘更深层’的个性，鼓励潜意识的表达。我们中很多人不过是把厚厚的颜料放进嘴里，再吐到画布上。”[14]

格罗斯认定，想要打破传统，先得理解传统。于是，他去向终身教授拉斐尔·韦勒（Raphael Wehle）求教。在其他学生眼里，韦勒教授独来独往，是一名古典画风的卫士。起初，韦勒拒不接见格罗斯，认定这是个恶作剧。但格罗斯最终让韦勒相信，他是真诚的，坚定地想要掌握苛刻的传统技法，尤其像德意志艺术中，把300个细节丰富的人物塞进圣经场景的画法。

此时在西欧，像德累斯顿美术学院这种名校学生的艺术作品，会被视作民族主义楷模——一种真正诠释近乎神圣的民族自豪感的方式。格罗斯认为，如果他打破传统，那么虽然振奋人心，却也近乎渎神。这让他黯然神伤：“我心目中就是没有贵族理想、古典理想和宗教理想，因为它们不属于我的时代。”[15]

这种信念危机反而促成他大彻大悟，不论这种顿悟是多么骇人听闻。“对，现实生活可不只是石膏模子浇铸出来的。”格罗斯大声说，他提到的石膏模子，就是韦勒让他用来摹画人山人海的传统圣经场景中那成百上千个人物的，“生活更像是一块全都涂得五颜六色的破布”。[16]他不再力图用韦勒教授在布满灰尘的工作室里教授的风格作画，转而走出校门，到城市中去观察生活本身。他开始描绘日益扩大的阶级差距。在一幅无题作品中，他刻画了一名大腹便便的富翁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伴，被一个装有义肢、拄着拐杖的乞丐尾随。乞丐捧着的破帽子与贵妇头上饰有艳丽羽毛的帽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格罗斯痴迷于青年艺术家的实验方法，但并不确定自己的艺术是否符合他们的目标。当时有个受人瞩目的艺术运动，发起团体名为“桥社”（Die Brücke），得名于德语中“桥”这个词，意为该团体旨在为物体的字面表述与纯粹抽象的情感表达之间存在的鸿沟架设桥梁，运用浓墨重彩和有些扭曲但仍易识别的形式进行艺术创作。这个团体成立于1905年，主要由德国艺术家组成，包括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他是其中年龄最长、最受尊敬的成员。

格罗斯的一个同学带了一本关于诺尔德的书到班上来。当时诺尔德40岁出头，既擅长使用油画笔，又喜欢用破布蘸上颜料拍在画布上。这个步骤经过精确计算，却仍然散发出浑然天成的质感。在1906年的蚀刻版画《共聚一桌》（Company at the Table）中，诺尔德刻画了一群社交活动中的德国农民，阴暗的色彩风格加上粗粝线条，让人立刻想起21年前梵高创作的《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在1909年的作品《小公牛》（Young Oxen）中，诺尔德运用印象派画家那种粗短笔画，创作了一幅田间小牛画像，用以向自己的家乡——德国西北部弗里西亚（Frisia）地区致敬。尽管小牛目光直视观众，看上去夺人眼球，但诺尔德的真正意图是向弗里西亚农民致敬，因为他们的劳动艰苦卓绝，却常被忽略——这一点让格罗斯十分钦佩。

然而，学院教授们嗤之以鼻，把这些画面说成是诺尔德在唾弃繁重劳动，并屈从于原始激情。“这么个家伙，把手指伸进屁股，再抹到纸上！”格罗斯的教授里夏德·米勒（Richard Müller）说，“他画画时就像一头醉醺醺的猪，拿着粪叉！”诺尔德之恶名甚至已远播至德累斯顿本地家长群中。一句常用来吓唬小孩的话说：“听着，我要告诉诺尔德，他会把你拎起来，然后拿你涂满画布！”[17]格罗斯承认，诺尔德的技艺不如老大师们一丝不苟，但他相信这不会令其作品逊色。他觉得，“表达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才最重要”。[18]他想，既然感情有时桀骜不驯，那么也应该用桀骜不驯的方式来表达。不过，这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桀骜不驯将导致什么后果？“我经常无意中感到周围平静的事物背后，潜藏着神秘莫测的险恶之物。”他后来写道。然而，新鲜事物令他震惊，以致其情绪高亢，无法自拔，将这些疑虑都抛到脑后。[19]“放下格尺、支腕杖（maulstick）[20]、尖头铅笔和蜡笔吧！”他宣称。

毕业后，格罗斯于1911年搬到柏林，立志扬名立万。同住的是他在德累斯顿的室友赫伯特·菲德勒（Herbert Fiedler）。两人熬夜喝雪莉酒，谈论艺术和性。当政府津贴和家庭补给全都花光时，他们会步履沉重地走到阿辛格啤酒吧，就是十年前格罗斯和妈妈去的那家。现如今，他喜欢那里，是因为廉价啤酒和满满当当的面包篮。“那些热乎乎的小面包卷，那些撒了果仁的黑麦面包，还有那些盐棒，多好吃啊。”格罗斯这样评价。[21]他和菲德勒串通好了，把这些吃的塞满口袋，带回家去。柏林生活成本不高，二人可以享受形形色色充满刺激的夜生活。“快乐的女士们会像哨兵一样站在门口，晃着象征她们行当的手袋。”格罗斯说。

皮草加身的歌剧迷和站街女，聚集在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ße）和柏林其他主要交通要道上，为素描提供了丰富素材。艺术家们发现，经常混淆时髦主妇和高级伴游女郎[22]是件令人兴奋的事，而这种含糊现象令正派的德国人感到不安。柏林的这个魅力把艺术家们从德累斯顿吸引到了德国首都。在巴伐利亚出生的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是桥社运动发起人之一。格罗斯在德累斯顿时，对该运动青眼有加。基希纳与格罗斯迁居柏林的时期相仿，他长格罗斯13岁，为防艺术梦碎，已先行取得可任职工程师的学位。不过，包括德高望重的诺尔德在内，德国上下对基希纳的艺术作品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他搬到柏林西部维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23]的时尚街区，与同为先锋画家的马克斯·佩希施泰因一起，在当地创建了一所艺术学校。

基希纳在柏林的工作室，因裸体狂欢和纵欲无度，迅速声名远播。其艺术作品正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他在作品中赞扬女性性解放，却又认为，女人主要是为满足男人性幻想而存在的生物。在一幅题为《爱情场面》（Love Scene）的石版画中，两个女人正在拥吻，却不自然地扭转身体，以向观众展示胸臀。在色粉画《床上两个裸体的人》（Two Nudes on a Bed）中，基希纳运用互补的红、黄、蓝三色，描绘了两个懒洋洋一起躺着的妖娆女人。像格罗斯一样，基希纳也开始晚上去腓特烈大街冒险，观察在柏林不可或缺的各色妓女，从意志顽强的站街女，到风情万种的高级伴游女郎。工人阶级出身的格罗斯对前者感兴趣，而来自体面书香门第的基希纳则偏爱后者。通过观察那些伴游女郎收集灵感后，基希纳雇朋友来为《街上的五个女人》（Five Women on the Street）当模特，这幅画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借助职业模特，基希纳着重表现对伴游女郎这一职业的幻想，而不是她们真正经历的现实。作品中，五个顶级妓女头戴饰有奇异羽毛的精致黑帽，身着凸显曲线的黑色外套。其中四人凝视着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她们本人也是可用现金购买的物品，然后再用那些钱来维持诱人的生活方式。

尽管出于艺术家视角，格罗斯欣赏基希纳的作品，但从伦理角度，他也察觉，自己那种培养创作灵感的课程方兴未艾，对它们的痴迷也包含怪异、空洞，甚至邪恶的成分。“我想，是蛾子的天性，让我们被大街上和咖啡厅里耀眼的光亮吸引。”他这样解释他们变成享乐主义者并进行自我毁灭的动力，也知道自己正在分享这种动力。[24]而且他感到，为了艺术事业，他被迫付出了代价。格罗斯已经习惯了饮酒与作画并行的生活，他日益感到，如果不置身其中，想要观察这个世界是很困难的。“我在肮脏的工作和酒精之间半梦半醒，郁郁寡欢。一团糟！”他在一封信中如是概括。诚然，当时他亦是醉眼蒙眬。[25]

1913年8—11月，格罗斯在巴黎一个工作室学习，这个工作室教授艺术家进行五分钟场景速写，这个技巧对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城市生活至关重要。格罗斯将从儿童艺术中提炼出的简朴特性，与柏林流行的街头涂鸦技艺融合在一起，打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创造了一种用以描绘这些享乐主义时刻的怪诞风格。他并不是特别喜欢法国人，认为法国艺术家倾向于回避社会问题，转而选择轻浮浅薄的主题，这令他气愤。他在巴黎的朋友和同学却不以为然。当时的画家亨利·马蒂斯，以创作舞者和肤如凝脂的年轻女性的唯美肖像画而闻名。这些作品的特点是鲜亮的色彩和柔和的阿拉伯风格线条。不过，20岁的格罗斯不为所动，认为44岁的马蒂斯只关心推行“愉悦”的视觉风格，而不考虑作品内容是否有意义。

与法国同龄艺术家截然不同，格罗斯在巴黎创作的画面令人胆战心惊，例如描绘双双殉情之人，甚至还有一幅画面是，一名男子准备用枪爆头一个蜷缩在卧室地板上的裸体女人。这些作品出自一系列“欲望谋杀”（Lustmord）绘画，被德国受教育阶层中一些看似古板的人买来，借以逃避传统道德的严格束缚，这种方式真是骇人听闻。这些恐怖图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是《路的尽头》（The End of the Road），这幅黑白奇幻画表现了一对父母双双自杀，并杀死了自己的婴孩：一个挺着肚子的母亲已经自缢身亡，腹部垂向胯部，表明不久前刚怀过孕；其配偶和婴孩躺在她尸体下方。不用再换尿布，不用再经历产后性冷淡的闷热夏夜的继续煎熬，只有死亡。

这些“欲望谋杀”画作，反映并助长了格罗斯对德国上下正在膨胀的军国主义和好战政治的反感，他认为这些运动贻害无穷。泛滥的性、酒精、毒品或宗教狂热，看起来都是不可持续的应激反应。最终，有些东西会扭曲、破裂，然后爆炸。格罗斯开始体验没入水中的梦幻感受。他被水包裹着，误入迷离之境，即使被水逐渐挤压也不能自拔。“仿佛我正缓缓去往某个地方——但说不清是哪儿，”他描述道，“那里黑暗阴郁，又神秘瑰丽，如梦似幻。”[26]

每当在酒吧抽烟喝酒，直到鸡鸣时分踉跄回家，令格罗斯受挫的并非使之麻木不仁的绝望，而是想到日常生活很快又要回到波澜不惊、索然无味的庸常状态。有个理论听起来简单武断，于他倒是可信：对德国人来说，生活不会彻底土崩瓦解，因为史无前例。“在聚会和舞会天旋地转的狂欢中，始终流布着战争即将爆发的传言，但我们没太当真。”回首往事时，格罗斯悔恨地写道。德国宣战后，希特勒与其他企盼战争的德国人在360英里以外的慕尼黑欢呼雀跃。此时，格罗斯意识到，柏林人严重低估了战争将要引发的灾难。“那些生活无趣之人渴望战争，我可不是其中一员。”[27]

其他不少青年艺术家，虽然没盼着打仗，但当开战已不可避免时，也表示欢迎，坚信去军队服役将是令人兴奋的冒险经历，会带来某种艺术灵感，助推他们刚刚起步的事业。30岁的莱比锡艺术家、蚀刻版画家马克斯·贝克曼欣赏法国印象派画家，同时为个人事业尚无建树感到沮丧，于是志愿参加了医疗队。1912年“泰坦尼克”号邮轮失事，令贝克曼浮想联翩，在他看来，这并非人道主义灾难，而是应运而生的绝妙题材，可以用来创作史诗般的绘画，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人类与自然惊心动魄的斗争。于是，贝克曼在巨幅油画《“泰坦尼克”号的沉没》（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中，着重描绘了三艘挤满不同阶层乘客的救生艇为永不沉没而拼搏，动人心魄。周围水域里，几名乘客奋力跨坐在邮轮残片上。远景中，巨轮沉入了大西洋。想到现在可以参加前线战争，贝克曼兴奋不已。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机遇，可以体验“一些令人陶醉、野蛮放纵的东西——残酷无情而又多姿多彩的生活”。[28]

战争爆发时，22岁的奥托·迪克斯还是德累斯顿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校时，他曾创作了崭露头角的《旭日东升时的景色》（Landscape with the Rising Sun），后因学业受挫而志愿参军。启程去前线时，迪克斯随身带了一本《圣经》和翻旧的弗里德里希·尼采1882年著作《快乐的知识》［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最初英译名是《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现译为The Joyful Wisdom］，此书因这位德国哲学家在其中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于世。迪克斯希望在作战后重读这两本书，将自己的战斗经历与书中原文进行比较。

格罗斯认识的每个人看似都在拥抱战争。由于朋友们都自愿入伍，起初还有戒心的格罗斯最终也认同，战争可以为他的艺术提供有趣的原始素材，于是也报名参军。

然而，他经历的不仅仅是圣经故事，更是末日预言。

入伍几个月后，格罗斯于1915年春退伍，返回柏林。他开始深入思考大众的战争狂热情绪，这股狂热席卷了德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包括他艺术界的朋友。他们参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后果怎样？未来如何？

因为参军，这些人自愿放弃了狂野的性聚会、吸食无度的可卡因和酒精助兴的夜晚。他们原本期盼的艺术灵感，现在看来天真幼稚得令人无地自容。他们对参战应有的严肃心态毫无准备，更别说面临的现实是，军事科技的发展和世界范围的参战共同导致这场战争规模之大、损失之重，在全世界都史无前例。

与格罗斯交好的德国主要艺术家，都曾经痴心妄想一场和风细雨的浪漫战争，却多在入伍不久即遭淘汰，带着精神创伤回到柏林。贝克曼罹患神经衰弱。迪克斯仍在前线，担任排长兼机枪手，因曾愚蠢地认为这场战争会是一次艺术之旅而自怨自艾，逐渐沉沦。在德国中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Sachsen-Anhalt）地区萨勒河畔的哈雷（Halle an der Saale），基希纳作为一名骑兵正在接受训练，虽然与分派给他的战马配合良好，却显然遭受了严重精神崩溃。他的骑兵教官安排他在完全康复前暂时离开部队。于是基希纳回到柏林，尽管未受外伤，却罹患精神疾病。他一边吃药喝酒，一边创作了《一个士兵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as a Soldier），有意夸大其词，把自己刻画成一名严重残疾老兵。

格罗斯本人刚退伍时兴高采烈。“嘿，我自由了！”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从普鲁士军队解放了！”但当兴奋之情退去，一股颓丧突然袭来，伴随艺术市场的崩溃，格罗斯感到迷失了方向。在家时，他茫然失措，心中充满对君主专制、高级将领和普通德国社会日渐强烈的鄙视。“大多数人让我完全看不起。我画醉酒呕吐之人、紧握拳头诅咒月亮之人，以及杀了女人还坐在她们棺材上的人。”日后，他反思这个虚无主义阶段时说。[29]

随着1915年夏天结束，他的情绪持续恶化。“我极度颓废。”1915年9月，他这样写道。格罗斯意识到，他正在自我塑造类似“荷兰商人”的个性，就是那个他用来同威兰·黑茨菲尔德和路德维希·迈德纳一起逃避自我的角色。“我已经从我想象的生活中剥离出三种不同人格，我自己也逐渐开始相信这些幻想中变形的自我。”

格罗斯觉得，自己志愿参军是在为虎作伥，为毫无意义的战争暴力推波助澜。“宣战时，人人如痴如醉，”他反思时又补充说，“枪支和头盔的魅力很快减退，战争呈现的只有阴森恐怖。”[30]

这个时期，希特勒绝大多数艺术作品展现了诡异的战争场面，没有人类，只有建筑物、空空荡荡的战场或死气沉沉的大自然。而格罗斯则在描绘鼻子被炸飞的士兵，像甲壳类动物一样举着钢臂的战争伤残人士，两名用仿照马毯制作的紧身衣捆住正在挣扎的步兵的医疗兵，同军中护士做爱的上校，以及漫不经心地把一桶各种各样人体器官倒进垃圾箱的医疗护理员。格罗斯通过描绘痛苦的现实来保持清醒。相反，希特勒画笔下的风平浪静却荒诞不经。

在格罗斯眼中毫无意义的英雄主义，令他心灰意冷。英雄主义因致力于崇高事业而高贵，但直到1915年，这次战争中所有的英雄主义又意在何为？他认定，德国参战太投入、太迅速，也太执着。而且，在那些支持战争的非民选官员眼里，这次战争是一场游戏和社会实验，而普通士兵却在跋山涉水、步履维艰。“我见到了英雄主义，但它看起来很盲目。”格罗斯失望地说。“我看到的更多是”来自上级军官的“苦恼、愚蠢、饥渴、懦弱和虚荣”。他补充道。[31]

格罗斯刚一退役，就堕入酒精引发的狂躁状态，进行艺术创作。和他一样，柏林也开始精神错乱。失去儿子的母亲们面如死灰。癫狂无序的夜生活还在继续，不过，曾经的借酒忆往变成了靠寻欢作乐来忘却逝去的纯真。士兵、妓女、悲恸的父母和战争投机客都混迹于同样的酒吧。这令格罗斯恐惧，但又忍不住置身其中。

这个时期他创作了一幅典型作品，呈现了一座廉价公寓楼中相互分隔而又交错的空间。一扇窗里，一个男人正在用扫帚抽打老婆；另一扇窗里，一对正在做爱的夫妻神魂颠倒；第三扇窗里，一名自缢身亡的男子僵硬地吊着，苍蝇成群结队围绕着尸体，邻居们对此漠不关心。其他画作还展现了呕吐的醉鬼，或是月光下攥紧拳头朝自己怒吼的人。

柏林感觉像座鬼城，20世纪初的繁华随战争消失殆尽，剩下的都是年老体衰，以及像格罗斯这样桀骜不驯而被军队淘汰的人。“没有外国人继续住在德国，我周围看到的都是蓬头垢面、身体肥胖、奇形怪状的男男女女，”他写道，“开始画画时，很难再保持温文尔雅。”[32]

“身为德国人，始终意味着没有品位、蠢得可恨、肥胖、固执，”他批评道，“身为德国人，等于身为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33]

不出所料，退役几周后，格罗斯面临陷入虚无主义的危险。他开始对艺术家的使命感到绝望，而且将永远无法彻底摆脱这种绝望。“我们艺术家，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蚂蚁得说些什么呢？我们这些与被炸飞的蛤蟆别无二致的人？”他沉吟道，“我们对大局有丝毫影响吗？”[34]

然而，那个夏天，当在路德维希·迈德纳工作室遇到黑茨菲尔德时，格罗斯找到了一个朋友，此人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哲学思维习惯，促使格罗斯开始为自己的艺术构思可行目标。黑茨菲尔德想要创建一家艺术作品集出版公司，以格罗斯为创作主力。这位艺术家因此有了工作目标。[35]

格罗斯的画作不只是可以目见的抨击，他还通过描绘各种场景，比如杀人幻想、对苦难和罪行视而不见的教徒和警察、从旁煽风点火的右翼暴徒、受其影响的儿童等，揭示德国参战的情感根源。未来，正是这一点，让他的作品具备了强大的政治煽动力。

此类作品中，有一幅题为《自杀》（Suicides）的油画。画中，一名穿着橄榄绿裤子和钴蓝上衣的富翁倒地身亡，圆顶礼帽歪在一旁，身边有把枪。另一男子扔掉手枪后，在街边流浪狗警惕的目光中，蹑手蹑脚地溜走，部分身体已出画外。第三名男子在路灯柱上自缢身亡。一名上身赤裸的妓女站在窗边，嘴唇和乳头一样鲜红，她的顾客——一个胖老头，正色眯眯地盯着她的屁股。只有在看到这样的奇观后，观众才会注意到，远景深处有一座黑灯瞎火、颜色黯淡的教堂。格罗斯感到，这一时期，支持战争的教会疏于劝诫人们远离那些引发战争的恶行。

黑茨菲尔德刚从格罗斯的酒友升格为他的商业经理，格罗斯艺术作品的发行量和零售量就开始迅速增长。黑茨菲尔德收购了《新青年》（Neue Jugend），这家两年前创办的报纸具有反一战倾向。黑茨菲尔德很快把它改造成一份高效运营、获利不菲的出版物，在心灰意冷的老兵和反战人士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中广为流行。1916年6月刊发表了格罗斯的两幅画。同年8月刊宣传推广了格罗斯画作集，其价格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承受范围内。不久，尽管艺术市场整体受到战争冲击，格罗斯的作品却在升值。

1917年1月第一周，部队召回格罗斯，中断了他蒸蒸日上的商业成功。他服役时间不长，入伍数小时即精神崩溃，并被发现半埋在一个粪坑里，军官继而批准他入院治疗。于是格罗斯在截肢者中发现了丰富素材，可以用于他那些扰动人心的画作。这些人发明了一项可怕的消遣活动：互相朝对方嘴里扔香烟。他的室友是一个腹部中弹的马车夫，死前在格罗斯身边喃喃低语：“我的腿在哪儿？我把它们丢在什么地方了。”说完就浑身瘫软，缩成一团。格罗斯在自己的病房里袭击了一名被他误认为敌人的军医，然后风驰电掣地奔回战地。[36]对其因战争引发的精神紊乱，军方大为震怒，最终于1月下旬将他遣送回柏林，并宣布他永远不适合再服役。

1917年恢复平民生活后，格罗斯创作了自己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批绘画，也将是他去世后最负盛名之作。这些作品探索了导致战争的社会因素，以及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的现状。“我满脑子都是悲怆的抗议。”他说。[37]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Germany，a Winter’s Tale）展现了一名普通德国工人，中年谢顶，坐着在吃啤酒佐香肠的典型德国餐。与他那打瞌睡的小狗一样，他看似对身边乱象无动于衷。在他周围，建筑岌岌可危，一座教堂神奇地从空中飞过，人们惊慌逃散。作品底部是一组三联画，分别是一名神父、一个将军和一位校长的肖像，让人想起天主教圣像的画法。神父手持祈祷书，疯狂地对窗外做手势，那里，城市正沐浴在烈火中。老将军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校长看似正准备阔步走出画外，去教训一名不守规矩的学生。将军冷静而有力地握着佩剑，画布上只画出了剑柄。反而是校长在挥动武器——一根他打算用来抽打学生的笞杖。格罗斯看似在说，对暴力的体验、忍受，甚至热爱，都始于童年。

当时，食品短缺引发的骚乱变多了。德国厨师们不得已开始用一种日渐遭人嫌弃的根茎——芜菁创新厨艺。“它被迫充当蛋糕、烤兔和麦芽啤酒的制作原料。”格罗斯的一位友人、25岁的作家里夏德·许尔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如是记述。战争一拖再拖，耗尽了德国的资源。“军用火车运送大批新鲜肉类——人类和猪肉——上前线。”许尔森贝克写道。到1918年，由于城市空虚、土地贫瘠，对君主专制和军事力量的信心开始被削弱，社会氛围变得令人窒息，白刃相见和拳脚相加的武斗随之此起彼伏，而精疲力竭的警方对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18年深秋，在基尔港和威廉港爆发的海军哗变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兵变。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士兵们开始左冲右突，袭击上级军官。对于德皇退位，格罗斯和许尔森贝克都没感到特别震惊。几个月前，许尔森贝克从苏黎世搬到柏林后，两人成了好友。从1918年初开始，格罗斯一直沉湎于达达画派。1916年，许尔森贝克在苏黎世发起组建该团体。与致力于宣传特定技巧或技术风潮的艺术流派不同，达达画派的艺术运动旨在采用其支持者喜爱的任何主题或技巧，来反映时代的混乱。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达达主义者认为，欧洲旧秩序已经彻底瓦解，并且感到，对德意志艺术传统的自信同样也土崩瓦解。“历史上第一次，从这个问题中得出了一些振聋发聩的新东西：德意志文化是什么？”这个团体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又补充说“（答案：狗屎）”。[38]格罗斯观察到，不少柏林人进入了一蹶不振的麻木状态；他和朋友们则与之背道而驰，不加掩饰地展现滔天怒火。

“我们只是嘲弄一切，”格罗斯这样谈论达达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我们的运动既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格罗斯说，“我们唾弃一切，包括我们自己。”[39]他们还表演排便，至少是在隐喻。1918年2月，格罗斯做了一次表演，在洛维斯·科林特（Lovis Corinth）一幅画前假装拉屎，同时朝目瞪口呆的观众嚷嚷“艺术是狗屎”。

科林特长格罗斯35岁，是柏林分离画派（Berlin Secession）的一位领袖人物。该画派为德国犹太裔印象派画家马克斯·利伯曼所创建，由私人组织管理，用以替代官办的德国艺术家协会（Association of German Artists），与该协会相比，理念更加前卫。德国艺术家协会曾于1892年取缔了爱德华·蒙克的柏林画展，理由是蒙克逾越了道德界限，从而引起不少德国艺术家警觉。他们认为该协会没有私人竞争对手，实际上意味着，德国政府有权审查和规定，哪些属于值得公众观赏的德意志艺术。利伯曼和科林特都从法国艺术家那里汲取灵感，风格与蒙克大相径庭。但1890年代末，他们担心，众人对政府审查制度的沾沾自喜可能会埋下后患。

然而到1918年，这两人对抵制审查都渐生厌倦，从先锋派变成了保守派。60岁的科林特变得消沉，大部分原因是1911年的轻度中风。尽管如此，格罗斯还是非常愤怒，当德国艺术家面临重大危机时，科林特却变得对政治如此不闻不问。

利伯曼已年届七旬，身体硬朗，德国艺术收藏家、评论家和策展人都对他仰慕已久。与法国印象派画家一样，他用短促快速的笔法来绘制强调自然光线的室外风景。利伯曼没有让模特摆造型，而是通过细致观察，描摹他们的自然举止。在1900年画作《洗澡的男孩们》（Bathing Boys）中，他描绘了九个在荷兰海岸附近沙滩上闲逛的小男孩。利伯曼对印象主义创始人之一埃德加·德加的马术绘画心驰神往，于1901年创作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描绘了两名骑手骑着体态优雅的红棕色骏马，在纯净的海滩上昂首阔步，面前海浪轻轻卷起泡沫。他创作此画时一丝不苟，还为这个场景绘制了一个色粉版本。像《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这样的作品风靡一时，以至于德国艺术爱好者纷纷进言，提议让利伯曼代表德国参加1904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然而，威廉皇帝否决了这个提议，称利伯曼作品看起来太“法国”了，因此是“低贱艺术”，从而在当时引发争议，被《华盛顿邮报》报道。[40]

随着一战持续，利伯曼曾经热爱的德意志正在衰落，年轻时赋予他灵感的些许好奇心消失了。德皇退位后，利伯曼也放弃了德国当代艺术领袖地位，退居工作室，画些疗愈人心的花园风景。一家巴黎艺术报纸问他，为什么不想办法帮助重建德国文化，指导青年艺术家从国家的失败中抽身？他回答说，自己“已经太老了”，无力承担应对一战这个“混乱时代”的责任。“我缅怀战前旧日的美好时光，我与法国和比利时的老友都失散了。”他说。[41]

前辈们的失败主义导致格罗斯及其友人们采取了一种态度，被格罗斯总结为几个字：“拧紧螺丝”。他在柏林衰败萧条的街道上巡游，身穿双排扣礼服大衣，戴着单片眼镜和手套，拿了根饰有骷髅的手杖敲敲打打，模仿普鲁士将军。他想让一个僵死城市中的公众大吃一惊，从而燃起对军国主义的愤怒。“我感到失望，不是因为战争失败，而是因为，人们对战争的隐忍和遭受的苦难已经持续了这么久，却拒绝听从少数几个反对这种集体屠杀的声音。”格罗斯慨叹道。这种愤怒和耻辱是各参战国老兵的共同感受。日后创作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D.H.劳伦斯，虽然曾与德国士兵交战，却怀着和格罗斯同样的愤怒，认为欧洲人过于懦弱，没能号召民众奋起阻止战争，并称战争时期是“世界丧失了真正男子气概的日子”。不过劳伦斯和除德奥以外所有参战国民众都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却不能这么做。德皇退位与停战协议让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不但输了战争，也丧失了旧式君主专制秩序。现在，这个垮台政权的命运交给了凡尔赛宫镜厅。这间大厅金碧辉煌，阳光普照，战后条约将在这里达成。

德国人付出的代价高昂，压力令之不堪重负。他们满怀期待、心急如焚，陷入了疯狂的焦虑。“如果能维持和平，保证有序的经济环境，德国将走出失败，比以前更加安泰富强。但是，如果协约国让我们沦为出卖劳力的奴隶，那将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格罗斯的朋友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警告说。凯斯勒出身贵族，是一名德国外交官，在柏林办公，闲暇时会欣赏、研习德意志艺术。[42]

凯斯勒的办公地点距德国皇宫几个街区，1918年冬天，他会定期去皇宫收取外交照会。作为格罗斯的密友和新赞助人，他与这位艺术家有着天壤之别。格罗斯现年25岁，在滑稽剧夜总会里怡然自得，举办狂野聚会，欣赏丰腴女人，痛饮啤酒。凯斯勒则是害羞、低调的同性恋，受格罗斯之邀参加聚会时总是非常腼腆，饮酒适度。不过，二人友谊的基石很多，包括相互尊重有加、热爱格罗斯及其艺术界同仁开创的风格，以及都期待德国从纵容战争的灾难性思维中吸取教训。

平安夜，凯斯勒探访皇宫废墟，看到那里窗户敞开，就像嵌在骷髅上的眼窝。盗匪摧毁了皇宫露台，1914年8月，德皇曾在这里进行战前誓师。投进廊柱大厅的一颗手榴弹损坏了德国艺术家弗朗茨·斯卡比纳（Franz Skarbina）的一幅画。斯卡比纳逝于1910年，其街头风景画颇受中产阶级欢迎。凯斯勒感到震惊，墙上的画作如此平淡无奇，以至于大多数连盗匪们都不屑掳走。几十年来，君主专制疏于培育德国文化。如今，这个国家不仅权力尽失，文化也是一片空白。“皇帝和皇后的纪念物和艺术品如此呆板乏味、平凡庸常，让人难以因盗匪之轻慢而恼羞成怒。唯一令人惊讶的是，喜欢这种垃圾的人卑微怯懦、缺乏想象，在这个矫揉造作、富丽堂皇的避风港里消磨生命，身边围绕着奴颜婢膝、阿谀奉承之徒，他们是否真能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43]

战争渐近尾声，达达画派的虚无主义赋予了格罗斯一种表达哀伤的方式。然而，1918年快结束时，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从虚无主义过渡到另一阶段，即形成一套具体创作原则。格罗斯和黑茨菲尔德都开始考虑一个想法，即格罗斯的艺术和黑茨菲尔德的出版公司应当推动共产主义，尤其是德国共产主义者支持的艺术类型。这类艺术强调政教分离、基本人权、成年男女相互表达欲望的自由、妇女就业平等，以及对富人的质疑和厌恶——尤其是那些通过继承而获得财富的人。

1918年圣诞节几周前，战场里上演的枪支暴力被带回家园，在德国城市中随处可见。无论街头巷尾，还是流行聚会场所，比如选帝侯大街上格罗斯钟爱的罗马咖啡馆（Romanisches Café），枪支暴力司空见惯，以至于德国城里人开始称之为“开枪这活”。枪火点亮了夜空。虽然电话系统依旧正常，有轨电车也准时准点，德国却正逐渐步入一个新时期，蔑视和质疑当权政客将成为新常态。[44]

12月6日，在柏林爆发了一次无组织的共产主义起义，导致几人死亡。时年皆47岁的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都是共产主义者和争取社会及妇女权利的积极分子。他们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来表达对起义中遇难者的同情。护柩者抬着逝者灵柩，几千人身穿灰色衣服，整齐列队，高举红旗，构成了应景的壮观场面，也产生了惊心动魄的美学效果。废弃皇宫距此地仅几分钟路程，它岌岌可危的样子的确象征着政治权威已经丧失。

受到这次游行及其政治诉求的启迪，1918年12月31日，格罗斯和黑茨菲尔德加入德国共产党，一同迎接充满希望的1919年。罗莎·卢森堡亲自为他们颁发了党员证。

事实证明，促进扩大劳工权利和妇女权利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引发了很大非议。如果一个人信奉保守的传统家庭价值观，共产主义就代表了一种道德威胁。与格罗斯相识的埃尔弗里德·弗里德兰德（Elfriede Friedländer），1919年在《共产主义的性伦理》（Sexual Ethics of Communism）一书中辩称，婚姻圣礼简直就是“资本主义的邪恶产物”，共产主义将根除对堕胎、同性恋和重婚的污名化，并使所有社会阶层男女的近亲通婚合法化[45]。[46]这种言论对于温和派的担忧无异于火上浇油。

就在格罗斯加入德国共产党几天后，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PD，简称社民党）成员开始在街头与共产党人混战。由于缺少温和的中间派，极左派系与极右翼小团体——尤其是军方反共支持者——之间爆发了恶性冲突，双方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柏林已经变成一口女巫锅，里面炖着各种对立势力和观念。”凯斯勒目睹一起争端后说。[47]

1月15日，在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的支持下，极右翼反共准军事组织志愿军团（Freikorps）指挥官瓦尔德马·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执行了其个人计划，即刺杀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得到政府支持的准军事人员把李卜克内西驱赶到柏林西部夏洛滕堡区（Charlottenburg）一条高速公路上，命令他向前一步。李卜克内西照做后，一名士兵旋即朝他开枪，并将此事记录为李卜克内西“企图逃跑时被击毙”。一名军官用步枪枪托将卢森堡击晕，另一人随后在一辆政府轿车后座上朝她头部连开数枪，接着将其尸体抛进柏林兰德维尔（Landwehr）运河，尸体此后再未被发现。很多德国人，包括格罗斯的贵族朋友兼赞助人凯斯勒，对共产主义事业无动于衷，认为它破坏秩序、转移视线，而且组织无序。但这次暴力事件，尤其目标还是一名女性，令他们大为震惊。推而广之，这件事加强了人们对权贵的不信任感，因为政府官员出于政治目的刺杀此二人，没有正当程序，完全无视法治。

黑茨菲尔德觉得，格罗斯笔下冷峻锐利、参差不齐的线条，非常适合在易于复制的纸上作品中塑造意象，来描述这些感受。格罗斯创作的《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In Memory of Rosa Luxemburg and Karl Liebknecht）描绘了此二人尸体被裹尸布包裹，放在敞口棺材中。一名法官凶神恶煞，像鬼一样在他们上方打转。格罗斯运用墨水和彩色晕染技法，勾勒出通透缠绵的线条，营造出一种诡异而柔和的效果。他选择描绘一名身着德意志传统礼服的法官，是一种策略。他没有呈现警察或军官，从而画出了许多德国人心之所想：腐败的不仅仅是警方和军队——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蔓延到司法系统本身。

格罗斯正在迅速成长为支持德国共产主义事业的顶尖艺术家之一。同道艺术家还有长期支持共产主义的凯绥·珂勒惠支，她曾与科林特一起加入柏林分离派，此次通过艺术创作，向惨遭暗杀的义士致敬，很好呼应了格罗斯的作品。

珂勒惠支生于1867年，在思想进步的父母培养下长大，他们鼓励她接受学术和艺术教育。战前，她开创了一种艺术创作理念，主张重点描绘工人和妇女的悲惨境遇，以期增强他们的斗志，同时也让政府和富裕阶层知晓民情，从而实施变革。1893—1897年，珂勒惠支创作了《织工起义》（A Weavers’ Uprising）系列画作，人性化地描绘了工厂和农业技术日益工业化带给城乡工人的后果。这个系列甚至出现在著名的1898年大柏林艺术展（Great Berlin Art Exhibition）上，展览地点在柏林市中心莱特火车站（Lehrter Bahnhof）。珂勒惠支因此成为第一位同时为学术界和博物馆普通观众所关注的女性艺术家，也是最早的左翼艺术家之一。珂勒惠支的系列作品有望赢得该展览最高奖项，然而威廉二世私下嘲讽它们是“低贱艺术”，并公开宣称，一个女人没有资格获此殊荣。

珂勒惠支面临的反对声音不仅来自保守权贵，还来自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尽管这位艺术家支持共产党的观点，却不想参与他们的运动，因为她自认只是具有政治倾向的艺术家，而不是政治活动家，这激怒了共产党。一战后，共产主义开始在德国流行，而此前，珂勒惠支早就一直在倡导劳工权利，不断揭露被人遗忘的劳苦大众之生活困境。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难后，她制作了一幅木刻版画，画中工人们簇拥在李卜克内西周围，李卜克内西脸上依然流露出演讲时标志性的庄严表情。一名男性工人俯身面向他，姿势犹如圣母怜子，这个寓意性动作在古典艺术中被用来描绘哀悼基督的女性。

然而，到一战结束时，在年仅18岁的儿子彼得阵亡后，珂勒惠支已经淡出了公众视线和自己的艺术社交圈。她的痛苦中掺杂着对爱子之死的负罪感：是她和丈夫允许儿子去应征的，否则他不可能参军。甚至在彼得死前，珂勒惠支对于母亲们的丧子之痛就非常敏感，这些孩子主要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1903年她的纸上作品《母亲和死去的孩子》（Mother with Dead Child）感情丰沛，呈现了一位德国底层妇女紧紧抱着自己死去的孩子，样子就像古典绘画中圣母玛利亚紧紧抱着刚刚受难的耶稣基督。战争结束时，尽管珂勒惠支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作品广受欢迎，她还是抽身隐退，陷入哀思。这使得格罗斯成了共产党人首要的艺术家。由于他是一名真正的党员，所以尤其受到党的支持。

格罗斯现年25岁，没有孩子，一如既往地参加聚会，白天则孜孜不倦地忙于事业。他意识到必须树立自己的公众声誉，同时也要与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建立私人关系，他们可以给他赞助，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作为格罗斯的出版商，黑茨菲尔德仍然雄心勃勃，致力于推广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他同格罗斯的赞助人、德国外交官凯斯勒共进午餐，向他展示格罗斯的政治绘画。黑茨菲尔德与格罗斯很快通过经销商将这些画分销给了学生、士兵和大学。他们希望凯斯勒能够说服其同僚，停止对新生共和国与日俱增的讥讽，支持为制定具体政策做出努力，以便实施积极变革。

尽管格罗斯及其同道中人愤世嫉俗，却仍相信一战也会带来些好处。“我们希望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仅将让艺术环境变得健康，也将为我们这代人创造天下归一的艺术时代。”马克斯·佩希施泰因说，他指出，自己与格罗斯希望他们能“为我们这个时代死去的理想注入新生命”。[48]

广大德国民众也都持有这种试探性的乐观态度：德国军事力量天下无敌这个谎言已然暴露，君主政体也已瓦解，但或许新共和国取得成功并扩大其公民权利依然可期。然而，当协约国选择于1919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召开和谈会议时，人们的希望被蒙上了一层不祥的色彩，这一天是1871年德皇加冕纪念日。德国人被刺痛了，认为这是一记幼稚的重拳。

与此同时，战后政府继续使用暴力镇压民众抗议，而不是欢迎各方争论，以最终确立新共和国的发展目标。在柏林，新任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将军回应1919年3月3日共产党人一次小规模罢工的方式是，出动四万人军队，使用机枪、迫击炮和榴弹炮，致使1200名共产党人死亡。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后，即便是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德国人，也认为这是在滥用政府军力。格罗斯在他新创办的期刊《破产》（Die Pleite）中回应了诺斯克的大屠杀，该刊名称除了字面意义，还是一句当代俚语，意为“用子弹打烂”。格罗斯把作品给凯斯勒看，当时，凯斯勒已经开始鄙视这个他受雇代言的政府。

如此极端的政治错误意味着，艺术家已经完全准备好剑指新生的共和国。比格罗斯年长四岁的艺术家汉娜·赫希（Hannah Höch）是一名公开的双性恋，已经创作了一幅戏仿新任总统和总理的重要作品。此作运用赫希发明并推广的照片拼贴技法，戏仿一张已经臭名昭著的照片。照片上是两个胸部松弛、穿着泳裤的男子，赫希添加了儿童画笔法的娃娃和跳跳球，让这两人看起来就像巨婴，无力在一战后的断壁残垣中重建德国。赫希复杂的拼贴技法不同于格罗斯的简单画作，较难批量生产，因此，格罗斯对总统的戏仿更加广为人知。在他的画里，总统懒洋洋地躺在安乐椅中，裆部隆起，头上顶着一坨热气腾腾的粪便。

格罗斯的作品广受欢迎，激怒了新共和国政府，在街头暴力升级的同时，政府监禁了黑茨菲尔德。总理宣布，应当立即向与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的所有人员开火，而不是给予其投降的机会再依法起诉，这令局势雪上加霜。他还同意搜捕反对政府的和平抗议人士，包括通过作品抗议的艺术家。为此，士兵们企图仅以格罗斯的批判性画作为由来逮捕他。于是，格罗斯开始每晚使用假证件，在不同地点留宿。最终返回自己的工作室后，他满心感激地收下了凯斯勒的钱，并与刚刚获释的黑茨菲尔德重新团聚。

黑茨菲尔德和格罗斯不屈不挠，开始策划他们新一期的《破产》，同时开怀畅饮，庆贺自己的英勇无畏。1919年5月3日，他们发行了约12000份《破产》。到此时为止，格罗斯已经认定，抽象艺术不着边际，艺术家应当创造“基于信息的艺术”。宣传是告知观众如何思考社会问题，而格罗斯觉得，和宣传不同，艺术应当全面表现这些迷思，以激发对解决方案的讨论，同时也要采用创新的艺术技巧。

没过多久，他就等来了更多灵感。显而易见，基于德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甚至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协约国就意在摧垮德意志精神，并羞辱德国国民。绰号“老虎”的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领衔审判德国。会上，当来自小国的代表发言时，克里孟梭或是打断，或是阻止，并盛气凌人地发表讲话，弃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言论于不顾。

1919年4月20日是希特勒30岁生日，这一天协约国召唤德国代表，令之接受他们制定的条款。这一行为让德国民众大为惊骇，他们原本相信，本国领导人会在和谈中扮演积极角色。包括凯斯勒和格罗斯在内，千百万人期盼民主的新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而胜利者使这个愿望化为泡影。学生们在柏林腓特烈大帝雕像前焚烧法国三色旗，德国政客却服从了法国的要求。1919年6月28日，由赫尔曼·米勒（Herman Müller）和约翰内斯·贝尔（Johannes Bell）二人组成的德国代表团到达镜厅，他们惴惴不安的心情溢于言表。在那里，他们俯首听命地走到桌前，代表德国人民签署了和约，然后谦卑恭顺地返回座位。会议对未来德国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所任角色只字未提，日后也不会再提。

而且，对战争中丧生的约1000万士兵和800万平民也只字未提。爱尔兰画家威廉·奥彭（William Orpen）在为绘制签约主题画作进行现场写生时，观察到了这一点。在这幅画中，贝尔和米勒挤作一团，俯身面向和约，贝尔坐在一把翼背椅上，面朝克里孟梭和威尔逊，身体有气无力地俯向和约文件，姿势像在祈祷。威尔逊和克里孟梭都显得极不耐烦。威尔逊专心读报，抽空才漫不经心地看向德国代表团。这是奥彭的故意侮辱，却也是火眼金睛。“他们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去铭记铺路板上手心向上的小手，或是躺在弹坑积水中的身体，或是因四年多战争而遭受下地狱的血腥诅咒，或是指挥官把人们从更加惨绝人寰的诅咒中拯救出来，再让他们重整衣装去向世界宣告和平？”奥彭指出。

德国人预见到合约条款将会严酷无情。的确，这些条款与德国曾经施加给其他战败国的类似。不过，德国人还是对其中有意掺杂的羞辱目瞪口呆：协约国刚刚要求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德皇加冕纪念日召开，紧接着又要求德国于6月28日签署合约，这一天是战争导火索——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纪念日。而且，和会召开地点镜厅是1871年庆祝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地。最重要的是，战胜国增加了第231项条款，把发动战争的“唯一道义罪责”扣在德国头上，这等于说，他国均无须承担参加或拖延战争的责任。

和约导致新生共和国在他国眼中，地位降至等同一个天生邪恶的无耻混蛋。德国在曾经与之地位相当的国家中，颜面尽失、再难翻身。当总理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和外长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伯爵两名官员辞职以示抗议时，这个羽翼未丰的德国政府中其他领导人默许了。魏玛共和国成了战败、蒙羞和遭受不公的代名词。德国公众感到，本国领导人不仅没有骨气，而且不愿把国内选民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

这是一个没人想要的共和国。

正是这一点挫伤了格罗斯及其艺术界同仁。在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前几个月里，他们同千百万其他德国人一样，知道败局已定。然而，他们从未想到，战败会招致这等屈辱，或者说，想不到这么多别国会赞成将德国排除在强国组成的国际社会之外，这是没有归期的放逐。“我和朋友们相信，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就好像国际上事先已就此达成一致。”格罗斯痛心疾首地说。

日后拥戴希特勒的右翼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 Beobachter）用几个字来概括和约，很多政治观点各异的人都会赞同：这是“感染梅毒的和平”。就像大患常发于至微，渐渐攻击四肢与关节，甚至遍及全身，直到侵入德国新政府的心脏和大脑。[49]

凯斯勒在日记中草草写下了一句话，情绪激烈，且预见到了和约的长期后果：“黑暗时刻正降临欧洲，难耐的闷热之后是暴风骤雨，或将导致比世界大战更可怕的霹雳惊雷。”[50]格罗斯则更简洁明了，他把1914—1919年的一系列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和德国社会状况概括为“这场狗屎秀”。

[1]Wieland Herzfelde，“The Curious Merchant from Holland，” Harper’s Magazine，November 1943，570-571.

[2]一种供男性消遣的舞台表演形式，充满下流笑话和女性裸舞，19世纪中期在美国发展并传播。——译注

[3]Herzfelde，“The Curious Merchant from Holland，” 569.

[4]Ludwig Meidner，“Vision des apokalyptischen Sommers，” in The Apocalyptic Landscapes of Ludwig Meidner，ed. Charol S. Eliel and Eberhard Roters（Los Angeles，CA：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1989），65.

[5]George Grosz，A Little Yes and a Big No（New York：Dial Press，1946），17.

[6]Grosz，A Little Yes，50.

[7]Grosz，A Little Yes，22.

[8]Grosz，A Little Yes，56.

[9]Grosz，A Little Yes，67.

[10]Grosz，A Little Yes，72-74.

[11]Grosz，A Little Yes，106.

[12]Grosz，A Little Yes，110.

[13]Grosz，A Little Yes，82.

[14]Grosz，A Little Yes，122.

[15]Grosz，A Little Yes，118.

[16]Grosz，A Little Yes，84.

[17]Grosz，A Little Yes，84.

[18]Grosz，A Little Yes，83.

[19]Grosz，A Little Yes，29.

[20]作画时用来支撑手臂的不规则细圆棍。——译注

[21]Grosz，A Little Yes，138.

[22]受雇陪人出入社交场合的女人。——译注

[23]魏玛共和国时期，当地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热门住宅区。——译注

[24]Grosz，A Little Yes，139.

[25]George Grosz to Robert Bell，July 1913，in 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ed. Herbert Knust（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Verlag，1979），27，28.

[26]Grosz，A Little Yes，74，75.

[27]Grosz，A Little Yes，142.

[28]Max Beckmann，quoted in Sabine Rewald，ed.，Glitter and Doom：German Portraits from the 1920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29.

[29]Grosz，A Little Yes，146，147.

[30]Grosz，A Little Yes，145.

[31]George Grosz，“Notizen für Prozeß，” George Grosz Archive，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quoted in M. Kay Flavell，George Grosz：A Biograph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27.

[32]George Grosz to Robert Bell，1916/17，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42，44.

[33]George Grosz to Robert Bell，1916/17，44.

[34]Grosz，A Little Yes，123.

[35]Flavell，George Grosz，28.

[36]Grosz，A Little Yes，158.

[37]George Grosz，“Lebenslauf，” quoted in Beth Irwin Lewis，George Grosz：Art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52.

[38]Richard Huelsenbeck，“En Avant Dada：A History of Dadaism，” in The Dada Painters and Poets：An Anthology，ed. Robert Motherwell（New York：Wittenborn，Schultz，Inc.，1951），44.

[39]Grosz，A Little Yes，182.

[40]Marion F. Deshmukh，Max Liebermann：Modern Art and Modern Germany（London：Routledge，2016），199.

[41]Deshmukh，Max Liebermann，297.

[42]Harry Kessler，Berlin in Light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918-1937），ed. Charles Kessler（London：Weidenfeld & Nicholson，1971），29.

[43]Kessler，Berlin in Lights，45.

[44]Kessler，Berlin in Lights，40.

[45]此观点系弗里德兰德对共产主义的误读。——编注

[46]Fest，Hitler，94-95.

[47]Kessler，Berlin in Lights，53.

[48]Max Pechstein，“What We Want，” in Voices of German Expressionism，ed. Victor H. Miesel（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1970），179.

[49]No author，no article title，Völkische Beobachter，6 April 1920，quoted in Joachim C. Fest，Hitler：A Biography（London：Penguin Books，1974），99.

[50]Kessler，Berlin in Lights，117.

第三章 日食

“我们想要更多，但说不清‘更多’是什么。尽管在否定一切时，我们会走投无路，但我们还是否定了所有现存价值观……我想，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它也的确从未结束。”

——乔治·格罗斯

魏玛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个清晨，浪荡不羁的德国犹太摄影师埃尔温·布卢门菲尔德（Erwin Blumenfeld）昏昏沉沉地醒来，宿醉让他严重不适。布卢门菲尔德现年21岁，与一帮女人和威兰·黑茨菲尔德、里夏德·许尔森贝克等11名男人在一起鬼混，他们已经开了60瓶红酒，这伙人的头头是乔治·格罗斯。正是此人在柏林发布了本次化装舞会的消息，海报上写着：“诚邀身材健美之名媛和电影界精英光临此次工作室聚会。晚8点，格罗斯工作室。”

当晚，大约50个女人到场，她们很多人脱光衣服和男人们一起喝酒。布卢门菲尔德意识到，自己已在格罗斯的浴缸里蜷成一团沉睡了两天两夜，接着发现自己那件蓝色新西服不知所踪。看起来，继续喝酒，以便忘掉这个损失和悸动性头痛，才是明智的解决之道。[1]这种态度笼罩着格罗斯的聚会，正如他本人对这个聚会的定位：“这是一种新潮的另类享乐，也是一种自杀方式。”[2]

从帝国垮台到阿道夫·希特勒崛起的14年间，各式各样的性偏好、社会观点、艺术道路和政治信念令人眼花缭乱，这在欧洲前所未有。德国有关性、艺术、暴力、女权主义和精神世界的观点，就像格罗斯臭名昭著的聚会中宾客身上精致的行头一样不计其数。德国的政治观点包括共产主义、去政治化、女权主义和种族偏见，这就像德国人在玩某种版本的意识形态跳房子游戏。

格罗斯的朋友们因创作充满道德、性和政治色彩的作品，而受到艺术界精英和普通德国人的钦佩或嘲笑。不过，变得家喻户晓的名字是格罗斯，因为他将这三个元素整合起来，创作出易于流通的纸上作品。这些作品线条清晰可鉴，且常具有参差缠绕的寥落风格，因而可被迅速识别。“我不知道谁可以像格罗斯那样，游刃有余地表现当代权贵嘴脸，细致入微到连掺进了酒精的血管都没错过。个中奥秘就是：他除了笑，还会恨。”杰出德国犹太剧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断言。[3]

格罗斯广为流传的作品反映了其满腔怒火。他厌恶本国政府官员腐败、放任犯罪，痛恨德国对战后伤残老兵不闻不问。尽管随着周期性频繁出现的抑郁状态，格罗斯堕入了几近虚无主义的绝望，却始终保持着从上美术学院起就已磨炼出的聪明睿智和愤世嫉俗。

外交官兼格罗斯的赞助人哈里·凯斯勒，战后去格罗斯工作室拜访他后写道，格罗斯拒绝抽象艺术，认为它无关紧要，同时提倡创作视觉效果强烈的政治性艺术作品，以此激发对魏玛共和国缺陷的讨论，从而催生变革。凯斯勒说：“有些涉及伦理的复杂事件，也许只有艺术才能描述。”[4]格罗斯认为自己的作品综合了新闻报道和发表评论两大功能，是政治洞见的可视版本。

《凡尔赛和约》正式签订后，1919—1920年初，格罗斯和朋友们设法弥合一战创伤，却未见成效。他们决心避免沦为迷失的一代，故意在高效工作和享乐主义之间来回穿梭，白天勤勉记录魏玛共和国的众声嘈杂，夜晚则纵情大小聚会。

格罗斯和朋友们出版了一部宣言，概述其生活目标和艺术宗旨。在宣言中，这二十人团体承认，大多数德国青年备受挫折，已然退守家中、与世隔绝，对政治激进主义保持警惕。“所有这些都是年轻一代的特征，他们从来不懂何为年轻。”他们写道。格罗斯及其同仁旨在成为生气勃勃的少数派，推动一种更为大胆的德国新文化概念。他们现在认为，表现主义已经过时，因而宣布了它的终结。[5]

在就读德累斯顿美术学院时，格罗斯逐渐开始欣赏表现主义画家，包括奥斯卡·科科施卡。然而现在，科科施卡不过34岁，已经远离了其早期画作中流淌的革命性平民主义理想。1914年一战前夕，科科施卡创作了他最后一幅杰作《风中的新娘》（The Bride of the Wind）。画中，他拥抱着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父姓辛德勒（Schindler）］，她是三年前去世的奥地利犹太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遗孀。马勒失去丈夫后，同科科施卡交往，二人展开了一段情深意切的恋情。此作是表现主义风格的代表作，格罗斯还在德累斯顿上学时，欣赏的正是科科施卡的这一风格：这对情侣相互拥抱，腿与床单交织缠绕，形成舒缓的暗绿与深蓝色调旋涡，在如梦似幻的氛围中飘浮。然而现在，格罗斯敏锐地觉察到，一战结束时，科科施卡在德累斯顿成为教授后便止步不前，没有培养青年艺术家，也没有亲自创作表现德国动荡局势的作品。

在1920年3月15日德累斯顿的一次集会之后，格罗斯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激进工人为改善雇用条件游行示威，魏玛防卫军向他们开火，场面变得血腥。在《行动》（Die Aktion）期刊的专栏文章中，科科施卡罔顾政府主动袭击致59人死、150人伤的事实，转而着重描述子弹如何穿过市中心茨温格宫画廊（Zwinger Gallery）的窗户，损坏了一幅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描绘拔示巴的画作。科科施卡一本正经地建议工人们，应在市郊有组织地与防卫军决斗。格罗斯被激怒了，尤其因为1911年创立于柏林的文化期刊《行动》还在确立表现主义艺术家地位中起过关键作用。在格罗斯看来，科科施卡的反应就是表现主义艺术家趋于自满的明证。[6]格罗斯怒火中烧：科科施卡曾经满怀激情地创作触怒权威的艺术作品，如今却对自己作品备受政府资助的权威学术机构褒奖毫无顾忌，还接受了这些机构的终身教职。格罗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大加挞伐，嘲讽权威画家的作品是“有价证券”，“华而不实的纨绔子弟”可以将它们作为投资品购入。“我们都熟悉这种盲目追星，”他写道，“你们的画笔和钢笔本应是作战利器，现在却是空稻秆。”[7]

全国上下，军民对立的紧张程度有增无减。4月，在鲁尔（Ruhr）地区，共产党人与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民间准军事组织志愿军团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身心俱损的老兵们因参加一战而飙升的肾上腺素尚未减退。“我们甚至朝伤者开枪，这种狂热的感觉真棒。”其中一人描述了自己与同伙如何枪杀十名红十字会护士。“我们兴奋地朝那些小姑娘开枪，她们是那样大哭着求我们饶命。没门！”他耀武扬威地说。[8]

此次动乱中，格罗斯认为，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渗透政治意义是当务之急。1920年夏，在吕佐沃街（Lützowufer）13号举办的几名达达艺术家作品展上，格罗斯重点展示了他新作品集中的标题作品。该作别具匠心地选用德、英、法三种语言书写标题《上帝与我们同在》（God with Us），因为它们是一战时主要的外交语言。该作描绘了三个行尸走肉般的肥胖士兵正在阔步前进。德国士兵腰带扣上所刻标语正是此作标题。这是一种蓄意挑衅，意在激发社会争论。

著名剧作家和记者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曾经赞扬格罗斯长于绘制尖刻抨击新政府的画作，认为其作冠绝此次174幅参展作品。“家家户户桌上都不该少了他的作品集《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笔下的官兵表情扭曲，是恐怖、逼真，又挥之不去的梦魇，”图霍尔斯基写道，“别人隔靴搔痒，他直击命门。”[9]

新政府尽管在实施政治经济规划时举棋不定，却决意尽力压制来自艺术家的批评声浪，尤其是乔治·格罗斯。政府军把他带去接受有关《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审讯。格罗斯及其出版商黑茨菲尔德本有机会当庭抨击军方，但他们还是抗辩说，其艺术作品只是如实反映了一些人对军方的看法，未必是他们本人的观点。对此，图霍尔斯基公开表示失望：“那就是你们的自卫？你们‘不是那个意思’？”[10]政府销毁了该作品集印版，并将其版权转交军方。尽管此案扩大了格罗斯作为艺术家在德国民众中的知名度，却也让他和同胞们明白，在这个年轻共和国里，言论自由几乎不是一项民权。

格罗斯对性习俗的探索日渐带有政治色彩。他在夜晚探访了肮脏破旧的夜总会后，画了大量素描，展现脑满肠肥的黑市商人享受着三六九等妓女、各式好酒和雪茄。随着贫富差距开始扩大，这种人在1922年货币投机交易中获利渐丰。民众谴责政府允许非法私下交易，因为这助长了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他们尤其将怒火对准犹太实业家和德国民主党创始人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此人倡导“履约政策”（Fulfillment Policy），承诺德国将偿付战争赔款，到1921年1月末，赔款金额约合1300亿金马克，要在1963年之前偿付。“履约政策”触怒了大多数德国人，他们仍然感到《凡尔赛和约》之不公正令人发指。

凯斯勒担心，日益强烈的反犹主义会把矛头对准好友拉特瑙。据他观察，拉特瑙正遭到攻击，说他在国内“太像犹太人”，在国外又“太像德国人”。[11]1922年6月24日，两名右翼军官在拉特瑙车上将他刺杀，他们认定拉特瑙是犹太教徒，这意味着他在外交谈判中正试图颠覆德国。拉特瑙被刺，使得改善外交关系的希望化为泡影，也让格罗斯认识到，反犹主义正在发酵。

到这个时候，格罗斯对丰厚收入甚为满意，这得益于黑茨菲尔德对其艺术作品的高效发行。黑茨菲尔德创新的定价区间在工人阶级承受范围内，又仍有利可图。格罗斯的作品集《强盗》（Die Räuber）有4种版本：5册用手工日本纸印刷，羊皮纸封面精装，每册售价为300马克；35册用品质稍低的纸张印刷，丝绸封面精装，每册售价为150马克；55册布面精装，每册售价为100马克；无作者签名的纸质经折装版本，不限印数，每册售价为3马克。[12]

格罗斯的政治思想仍在摇摆不定，不过到1922年底，他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在德国是可靠的政治选择。一些德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乌托邦，对蓝领工人怀着近乎宗教式的崇敬。对此，格罗斯在一次短暂出访苏联后，渐感担忧。此行中，他认识到，通过政府力量实行共产主义，没有消除阶级差距；而且，苏联的体制并未促进思想自由和艺术创造力。

“这里也有贫富之别，与其他地方一模一样。”他断定。[13]梦想破灭后，他退出了共产党。正当共产主义在与其他观念相互竞争，以期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时，1922年10月，年轻的共和国开始应对一个令人忧虑的经济难题——恶性通货膨胀。“一个人买东西时下手必须快，因为举例说，在走进商店的前后时间里，一只野兔的价格可能就涨了200万马克。”格罗斯这样谈论供应链中断和货币贬值同时出现的严重危害。[14]

千百万德国人堕入了一种恶性虚无主义，来应对泛滥成灾的日常问题和如火如荼的政治讨论。“仇恨广泛存在。”格罗斯解释说，并列举了怒火对准的主要目标：犹太人、资本家、共产党人、军国主义者、房主、工人、防卫军、协约国监督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公司和政客。“一种真正的恣意仇恨正在酝酿，在它背后，整个孱弱的共和国几乎无影无踪。天崩地裂一触即发。”格罗斯预言道。[15]

与此同时，格罗斯与知名德国犹太经销商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Alfred Flechtheim）签约后，在艺术界的角色变得更加出名，也更加吸金。弗莱希特海姆长格罗斯15岁，二人成了私人好友。“在这件事上，天性发生了例外，就像在猫狗关系中时而发生的那样。”格罗斯这样调侃艺术品经销商与其代言艺术家之间难得产生的友谊。

与弗莱希特海姆签约，不仅标志着30岁的格罗斯进入了他嫌恶已久的艺术界核心圈，而且让他更多地看到，在德国，对法国艺术及其拥趸的憎恨与日俱增。在弗莱希特海姆家，他尽享佐以美味莱茵兰红酒的饕餮盛宴。抬眼观望弗莱希特海姆家墙壁时，格罗斯大失所望地发现，弗莱希特海姆在墙上挂满了法国画，而不是德国的。格罗斯调侃说，弗莱希特海姆对待其私藏的德国画作，就像对待“继子”，相较之下，他那些法国艺术品就更像“婚生子”。[16]知晓弗莱希特海姆在艺术界名望的德国人，逐渐把这位德国犹太商人对外国艺术品的偏爱，视作他“血脉”中含有邪恶成分的明证。

同时，那些因超龄而不能上前线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战争期间，通过军火买卖和投机生意而获利的人，如今真的被一战伤亡人员绊倒了，这在柏林人中成了一个讽刺笑话。格罗斯创作了一幅流传甚广之作，标题颇具讽刺性，叫《小心，别绊倒》（Caution，Don’t Stumble），展现了一名富翁及其皮草加身的妻子快要被一名截肢者的腿绊倒。这八万名截肢者回到德国后，送他们上战场的军方没有供养他们。对他们来说，柏林是一个可以结队前往寻求乞讨机会之地，如果走运，还可以得到一些廉价或是免费的性爱。

格罗斯与弗莱希特海姆签约后，开始经历空前的成功。与此同时，那些战争岁月里与之共事的艺术家也在努力争取于变幻莫测的战后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同时还要与他们内心的魔鬼展开搏斗。

年逾四旬的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职业上的抗争都是最激烈的。1917年，医生准予他进入瑞士一家疗养院治疗。此后，很多医学专家注意到他对佛罗那的依赖。佛罗那是一种药效强大的安眠药，服用后的状态与戒药时的“神经兴奋”反差明显。服兵役导致他如今出现越来越多的妄想症症状，尽管医生说，这种“兴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在战争爆发很久以前就出现了。基希纳奋力摆脱抑郁，当他搬进位于达沃斯的新家，得以同自己的医生毗邻而居时，称这种努力为“抓住一切美好事物”。[17]试图创作看起来令人动容却依然积极乐观的艺术作品时，他就会对自己重申这句格言。不过，为了将此固定为自然而然的个人风格，他还在奋力拼搏，因为需要战胜混乱情绪。在《月光下的冬景》（Winter Landscape in Moonlight）中，基希纳运用深紫红和绿松石色构成的梦幻色调，描绘了自家周围阿尔卑斯山的雪景。那时，这座小镇上居民所见世面甚少，对其留声机印象深刻，很乐意到他家来参加社交活动，他就在这些人跳舞时为他们画素描。

不过，他仍然依赖吗啡，医生认为这是一种安全药物，可以开给病人在家自行服用。“如果我能做到在春天停药（吗啡），那我们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可以做出决定。”他写信对朋友说。基希纳创作出越来越多诸如《夜间病人》（Sick Man at Night）这样的艺术作品。该作中，一个酷似基希纳的人药瘾发作，面色惨白，穿着睡衣，在床罩下大汗淋漓。而与此同时，他床铺上方开着一扇窗，窗外是雪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

战争期间，马克斯·佩希施泰因与基希纳在柏林共同创办了艺术学校，如今他身边没了朋友，正想方设法在战后柏林寻觅立足之地，尤其在基希纳不能协助教学、艺术学校被迫关张之际。佩希施泰因没有铺陈自己悲惨的战时经历，而是创作了德国前殖民地帕劳群岛的风景画，1914年他曾去那里参观。由于参加过索姆河战役，佩希施泰因深受其扰，于是通过重燃基督教信仰来寻求慰藉。不过他担心，教会并未充分向疲惫不堪的老兵敞开怀抱。为了针砭这一不良现象，他创作了12幅木刻版画，来诠释《主祷文》[18]中的主要信条。他运用参差厚重的线条，营造出一种质朴风格，这正是帕劳之行带给他的灵感。

格罗斯的朋友奥托·迪克斯在一战后住在柏林，情绪比其竞争对手基希纳稳定得多。不过，由于在前线时间比其他重要艺术家都长，迪克斯仍需与参战后果搏斗。作为一名机枪手，他在索姆河、阿图瓦（Artois）和佛兰德都打过仗。如今，28岁的迪克斯嘲笑年轻时的自己，竟天真到认为参战会是学术训练，并笑话把《圣经》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带进战壕的往事。不过战时，他还是抽空画了一些素描底稿，现在想接着画下去，尽管他最先着手的是描绘柏林自己身边的混乱场景。

迪克斯1920年的油画《战争致残人士》（The War Cripples），展现了四名残疾老兵步行路过一间售卖时髦鞋履的资产阶级商店。画面凄凉，一贫如洗的老兵们步履维艰，一个坐着轮椅，一个少了条腿，还有一个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支撑残肢的木棍代替了他失去的双腿。与该作同一时期，迪克斯还创作了《斯卡特牌玩家》（Skat Players），展现了三名严重毁容的参战老兵，灼伤的面部令人惊骇，他们正在灯光昏暗的咖啡厅角落玩流行纸牌游戏。其中两人没腿，然而一人还戴着铁十字勋章，挣扎着用一只新装的假手出牌。迪克斯在一家酒吧，一边观察里面的人，一边静静画下这个场景。尽管这是一幅杰作，却也让他瞬间想起自己在战壕中的经历，于是他暂时转而观察柏林蓬勃发展的性产业，尤其是其阴暗面。尽管这也是令人不悦的主题，但对迪克斯而言，专心描绘被迫从事性工作者和年轻姑娘遭受的剥削，比描绘难以释怀的战时残酷经历要容易些。

很快，他创作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激动人心的两幅作品：《莱奥尼》（Leonie）和《镜前女孩》（Girl Before a Mirror）。在《镜前女孩》中，一个从背后看起来年轻美丽的妓女，穿了一件白色简约古典紧身胸衣。在她年轻肌肤的衬托下，胸衣看似完美无瑕。然而，观者可从镜中窥见其身体正面，她的确上了年纪，憔悴干枯，人老珠黄。她的乳房松垂、溢出胸衣，胸廓明显凸出。镜像为观者揭示了其胸衣其实已破旧不堪，褪色的粉红丝带和褴褛花边是这件胸衣曾经华贵不凡的仅有标志。《镜前女孩》振聋发聩地阐明了一个现实：就在他创作这幅作品的同时，年轻姑娘们正被迫开始充当雏妓，她们很可能余生都无法逃离这个行当。与同行格罗斯一样，迪克斯创作此画，旨在激发政府采取变革措施，来保护这些年少的孩子。尽管政府没有否认该作符合现实，柏林警方还是将其没收，并以猥亵罪指控迪克斯。从此，这幅画永远消失了。

对于很多无家可归之人，尤其是老兵而言，像格罗斯和迪克斯画中那种妓院，提供的不仅是性场所，还是临时避难所。著名奥地利犹太记者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供职于受人尊敬的《法兰克福报》，他报道了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东部地区中心弗罗贝尔大街（Fröbelstraße）上，一个典型的流浪汉避难所中的骇人状况。据他所见，奇形怪状的人们，“仿佛是从世界文学的深渊中拽来的”，在金属丝网的铁床上瑟瑟发抖。穿着褐色破衣烂衫的女人与男人分开睡觉，却无法阻止此地性病高发。成百上千背井离乡的受伤老兵被拒之门外，引发骚乱。[19]

罗特还看到政府公开展示的无名尸体图像。死者体格孱弱，因疾病、自杀或谋杀暴死街头。警察局总部一楼的文件柜里整齐排列的照片，展现了死者尸体刚被发现时的快照镜头。白色黏液从他们眼睑渗出，溺水者尸体被黏液包裹着，膨胀得就像劣质法老木乃伊，罗特心想。“他们张着嘴站在那里，临死前的惨叫还在空中回荡，你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仿佛身临其境。”他写道，并指出，这个“无名悲剧”被从新闻短片中删除，因为影迷们不想在娱乐时扫兴。[20]

德国的道德分歧正在扩大，同时，经济上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产阶级为了生存，通常二者择其一：无视相关新闻，或是找一些人出来责备，说是他们制造了日趋严重的混乱。格罗斯捕捉到这一现象，把自己一幅描绘一名德国中年男子的素描命名为《犹太人，出去！》（Juden raus！）。此作颇具先见之明。画中男子并非社会边缘人，而是资产阶级成员，扬扬得意地戴着眼镜，身着得体西服，打着领带。格罗斯在警告，右翼政治和反犹主义正被所有经济阶层接纳。

阿道夫·希特勒已初步崛起，影响力正在增长。格罗斯发现了这个威胁。他创作了一幅画，瞄准这个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对条顿武士的迷恋，以及认为自己能够单枪匹马“挽救”德意志的信念。在钢笔画《救世主希特勒》（Hitler the Savior）中，格罗斯笔下的希特勒双臂背在身后，昂首挺胸，以显得比自己实际壮硕。他身穿一件单肩皮里紧身短军装，全套行头还包括佩剑和条顿民族英雄的腰链。这是对典型雅利安武士的夸张表现。格罗斯赋予希特勒的强健臂膀，显然是这个皮包骨头的小个子政客所不具备的。他甚至还讽刺地在希特勒右臂肱二头肌上，点缀了一个上方有橄榄枝的万字符文身。格罗斯从希特勒拥趸那里借用了“救世主希特勒”这个标题，这些人对国家资助的教会不再抱有幻想，开始厚颜无耻地将希特勒比作耶稣基督。“他砸碎枷锁，扫起碎石乱瓦，扬鞭让离鸟归巢。”希特勒的追随者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rge）这样描述，他预言希特勒将开创一个“上帝再次成为主人，教规再次成为规则”的时代。[21]

嘲弄希特勒的男子气概，也是迪克斯同年作品《皮条客和妓女》（Pimp and Prostitute）所采取的策略。画中希特勒叼着一支烟，远景中一个上身赤裸、身材丰满的妓女懒洋洋地躺着。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嫖过娼，但此作是个隐喻：“拉皮条”是德国当代俚语，指宣传误人子弟的危险思想。

显而易见，艺术已经成为对德国现状，尤其是对该国政治的批判性评论，从而引发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将长存于希特勒、艺术家与思想家之间。

《救世主希特勒》与《皮条客和妓女》流传的同时，希特勒正因发动慕尼黑暴动失败而臭名远扬。这场暴动发生于1923年11月8日至9日晚。暴动前夕，34岁的希特勒仍在如饥似渴地读报。报上到处都在报道格罗斯因《上帝与我们同在》受到审讯，继而被说成是破坏分子。不过，尽管格罗斯努力阻止，到1923年底，纳粹还是成了独占鳌头的民族主义政党。

现在，希特勒开始举行大型集会。尽管其政党只是约50个极右团体中的一个，他却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因为一些选民对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解决关键问题上始终庸碌无能感到失望，希特勒趁机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辩称，德国正在经受国家分裂之苦，原因有三：一是有色人种造成的“德国人黑人化”，二是共产党人崛起，三是危险重重的收入差距扩大。[22]即使否认前两点的人，也能轻易见证第三点：经济差距。

现在，反犹主义是言谈中一个常见主题。希特勒辩称，“犹太人”其实是一种致命疾病，该种族正是因体内滋生这种疾病而得名。他们属于“近交种族”，不愿意也没能力捍卫任何国家及其文化。因此，让他们完全拥有选举权和公民权会危害国家安全。希特勒辩称，依法强制“否决并取消犹太人特权”是正当的，必将最终促成犹太人自行灭绝。[23]

大多数对手自信地认为，由于缺乏动力和组织，希特勒的行动将会失败。然而，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是多么处心积虑地在宣传其新政党，尤其是他将之打造为对抗共产主义的解药。1920年初，他采用红色作为其政党官方色，该党现在被正式命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通称纳粹党）。此举阴险狡诈，旨在攫取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共产党人是希特勒主要的反建制派对手。希特勒辱骂共产主义乃反德意志的犹太人所创立，同时辩称，民主也是犹太人赖以接管德国的阴谋。[24]“犹太人搞破坏，而且一定会搞破坏，因为，”希特勒辩称，“他们体内携带着那些天然特性，而且永远无法自行清除那些特性。”[25]

希特勒认识到纳粹集会的宣传力量后，增加了举行集会的频次。每次集会他都会组织安保。其安保队伍会恪尽职守且冷静地驱散抗议者，置他们于嘈杂人群的哄笑声中。[26]到1922年，为了满足群众需求，希特勒在一个晚上就举行了多达12次集会。他汗如雨下，以至于内衣都被汗水和喷洒出的啤酒浸湿。激动人心的集会推动了纳粹党快速壮大。不过，希特勒仍然大权独揽，因为他只允许纳粹党在特定地区建立分部。这些地区要能找到效忠于他的领导人，并且这些领导人既要能说服工人阶级，也要能说服资产阶级改变信仰。希特勒认识到，以前激进的右翼政党没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只能吸引这两个群体中的一方。

知识阶层通常喜欢私下在小圈子里讨论政治，语气克制。于是希特勒开始在他们的会客厅里阿谀逢迎。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能同可信赖的朋友一起深入思考有争议的观点，这让知识分子们感到舒适自在。他们的话题包括优生学、反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对争议性艺术的审查制度。在他们看来，柏林先锋艺术家创作的煽动性平面艺术正在破坏道德观念。他们同意希特勒的观点：激发这些作品创作的，是德意志文化的瓦解和文化自豪感的降低。

把希特勒作为一个严肃思想家的地位确立下来的关键人物，是凯瑟琳·汉夫施滕格尔（Catherine Hanfstaengl）。这位彬彬有礼的美国城里人远嫁德国。凯瑟琳邀请希特勒来家里演说。这位古怪政客的谄媚行为给她及其友人增添了欢乐，令人如沐春风。不过，让大家特别困惑的是，希特勒先生怎么会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到场：一套引人注目、令人难忘的行头，包括蓝色西服、紫色衬衫、棕色马甲和深红领带。[27]尽管不是骑马而来，希特勒还是会按照惯例，在进屋前摆放好短马鞭，甚至还把带皮套的手枪放在衣架上。他带着一捧捧大束鲜花，深深鞠躬，夸张地向女客们行吻手礼，然后开始破口大骂文化艺术的“犹太化”。他使用女性们永远不会亲自使用的攻击性政治辞令，给讨论注入了看似无害的兴奋剂。[28]

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夫人光临这些沙龙，让希特勒激动不已，他在维也纳时拜读过这位英国种族主义者的大作。凯瑟琳的公子恩斯特（Ernst）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恩斯特昵称“普茨”（Putzi），是个衣冠楚楚的哈佛毕业生，说德语和英语两种母语。希特勒心中暗想，普茨将会是在纳粹党中发挥作用的完美人选，并开始思忖他的具体角色。库尔特·吕德克（Kurt Lüdecke）生于1890年，是个富贵之家的浪荡公子。他像其他很多人一样，采用了宗教式语言，来描述希特勒对普茨和他这样少年老成之人的吸引力。“他呼唤日耳曼男子气概时，就像在誓师，他宣讲的训言是神圣的真理，”吕德克解释说，“我是个32岁的男人，厌倦了嫌恶和幻灭之情，是个寻求奋斗目标的流浪汉，一个报国无门的爱国者，一个没有英雄同行却渴望英雄壮举的追梦人。”[29]

不久，因一起悲剧事件，法国让希特勒得以辩称，德国仍在遭受外部势力攻击，德国人应当团结在他这个英雄身后，收回他们失去的国家主权。德国一再拖欠战争赔款后，法国军队于1923年1月占领了鲁尔区。这是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中心，法国人此举旨在威吓德国继续偿付赔款。然而，在黑森州克虏伯钢铁厂，法国人与一群工人打斗之后，开始朝人群开枪，致3人死亡、逾30人受伤。50万德国人视之为法国对其祖国的入侵，怒不可遏，参加了葬礼游行示威。德国政府对枪击事件无关痛痒的回应令许多德国人作呕，纳粹趁机赢得了很多以前对这个突然崛起的政党心怀戒备者的支持。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几周之内，他支持的准军事组织从政府机构窃取了武器。政府只是轻描淡写地令之归还，却未进一步追究盗窃事件。于是，纳粹准军事党羽冲锋队（SA）赢得了一些德国人的支持，这些人把此次事件视作当局无能的明证，而把希特勒的无耻行为理解为才干与实力的标志。

到1923年秋，希特勒气焰嚣张，试图发动政变。他最初计划于11月11日长驱直入慕尼黑市中心，然后宣布成立一个专政政府。不过，11月8日晚，当得知党内对手卡尔·洛索（Karl Lossow）[30]正在贝格勃劳凯勒（Bürgerbräukeller）啤酒馆发表演说后，他加快了计划进程。贝格勃劳凯勒是一个幽深空旷的地下啤酒馆，是纳粹党日常集会场所。希特勒怒不可遏，认为洛索可能取代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于是快马加鞭赶到那个啤酒馆，抓起一个啤酒杯喝了一大口，然后夸张地把酒杯扔到地上。他挥舞着一支手枪，跳到桌上，在啤酒杯纷纷摔碎在地的同时朝顶棚开了一枪，继而荒唐地宣布，自己已经推翻了国家政府及巴伐利亚州政府。

“我这把枪里有四发子弹。如果我的合作者背弃我，那么三发给他们，最后一发给我自己。”他边说边低头瞥了一眼他的头三号对手。房间里安静下来。学者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参加过凯瑟琳·汉夫施滕格尔为希特勒举办的沙龙，此刻也在现场，甚为惊骇。希特勒刚冲进来时，米勒误以为他是满腹怨气的服务员。然而，希特勒一旦开始讲话，米勒就闻之入迷。他说，希特勒“只言片语，就彻底改变了会议气氛”。[31]

希特勒胸有成竹，认为对手此刻已经支持他的政变计划，他们分头行动，看似在为当晚准备武装力量。然而，一旦摆脱希特勒的视线，他们就作鸟兽散了。外面，小雨和雪花开始飘落。午夜过后，希特勒意识到，自己错信了同党。尽管怒火中烧，他还是号召其拥趸在慕尼黑市中心音乐厅广场进行游行示威。这群人开始袭击警察，接着，一个重伤者倒在希特勒身上，致其手臂脱臼。警方打死了16名纳粹分子，希特勒则逃到了普茨·汉夫施滕格尔及其妻子海伦妮（Helene）的住处。

“他站在那里，面色惨白，没戴帽子，满身满脸都是泥，肩膀怪模怪样地歪着，左臂耷拉下来。”海伦妮日后回忆说。希特勒心灰意冷，掏出左轮手枪要自尽，但被海伦妮劝阻。“你认为你在干吗？”她轻责道，“他们正在找你，要随你继续奋斗！”她如是提及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希特勒勉强放弃了自杀打算，很快就被逮捕。束手就擒前，他说服警官，允许他在面对公众前将自己的铁十字勋章别在胸前。[32]

1924年2月审讯期间，希特勒坚称自己没有犯叛国罪，因为新共和国不是合法政府。高级法官公开赞同他这个说法，保证不会强制定此罪名，负责宣判的初级法官只得认可。他们判处希特勒五年监禁，但只要六个月后，他即可获得假释。尽管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但他们免予将之驱逐出境，声称他对德国的炽热之爱令人钦佩。[33]

反对希特勒且政治嗅觉敏锐的德国人想当然地以为，这桩丑闻将遏制希特勒蒸蒸日上的势头。但乔治·格罗斯从未掉以轻心。

慕尼黑暴动失败后，当局选择对极右翼起义视而不见，并将促使人们参加这些起义的问题置于一旁，转而公开启动了对格罗斯的第二轮调查，控告他犯了淫秽罪。格罗斯自辩说，他没有创作所谓的淫秽作品，只是通过艺术作品践行言论自由、评论腐败现象。在他看来，腐败正在破坏现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法官仍判他有罪，并没收了其若干画作印版。

格罗斯没有气馁，继续描绘政府和纳粹的负面形象。1924年，他创作并积极推广了自己的作品《为了祖国，上屠宰场》（For the Fatherland，to the Slaughter House）。尽管纳粹正在把自己描绘成正面角色，可以取代与当局沆瀣一气的战争投机商，此作却指出，这两伙人对德国都是有害的。在这幅线条柔和而粗犷的黑白钢笔画中，一名纳粹武装分子和一名无良战争投机商带领群众走进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该作在普通德国人中获得共鸣，在全国上下广泛销售。在我们看来，“乔治·格罗斯的卡通画不是讽刺文学，而是现实主义的报告文学：我们了解那些典型形象，周围到处都是”，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日后写道。[34]

现在，柏林是西方世界最多样化的性习俗和性行为发源地，包括强调女性在性爱上的自主权和快感，这是一个新现象。对艺术家而言，这提供了描绘女性性行为的机会，在西方可谓史无前例。不久前，格罗斯与埃娃·彼得（Eva Peter）喜结良缘。在柏林艺术大学（Universität der Künste Berlin）校园里，埃娃吸引了格罗斯的目光，当时她正在那里上短期课程。“咱俩私下说，我可不认为女人有什么深度。”他曾写信对一位男性友人说。[35]但向埃娃求婚并成为她丈夫后，他开始变得尊重其想法，同时还鼓励她，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在性爱上特立独行的个体，向他展示自己的性感。

一些女性艺术家旨在同时记载此次性革命的利与弊。1920年代中期，她们这么做的自由度比西方艺术史上以前任一时期都大，史无前例地未受男性先锋艺术家反对。1920年代，一战期间同格罗斯一起参加达达主义运动的汉娜·赫希，身为一名单身女性，决意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之前，她因与已婚情人、同为达达艺术家的拉乌尔·豪斯曼（Raoul Hausmann）有染，两次非法堕胎。尽管仍在为自己终止怀孕的决定感到痛苦，她还是创作了油画《想象之桥》（Imaginary Bridge）。作品色调是暗沉的棕色和蓝色。画中，她和豪斯曼都只以头部代表本人。他们张嘴亲吻，结果一个小婴儿从豪斯曼口中掉了出来。婴儿受到惊吓，紧紧抓着自己。赫希尽管内心痛苦，却认为自己与豪斯曼妻子不同，能够幸运地摆脱与他有弊无利的关系。与豪斯曼分手后，她公然宣称：“我们人类自以为是，容易在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周围设定牢不可破的边界。我想把这些边界变模糊。”她又补充道：“我在自己的画作中，力图使这一点清晰可鉴、触手可及。”[36]她开始用从德国时尚期刊上剪下来的照片和插画创作拼贴画，以此品评女性的时尚和性感。其中几幅为女性在性爱上信心和能力的增强而欢呼，不过其他很多幅还是在重申《想象之桥》发出的警告。在《风骚女人》（The Coquette）中，一名女子身着时尚无袖宽松连衣裙，坐着俯视一群色眯眯仰望她的男人。他们的真实肉身被拼贴画中肥硕的动物躯体取代。

生于德国的艺术家让娜·马门（Jeanne Mammen）在法国长大并接受教育。一战期间，其父因德国国籍被法国政府没收财产。为躲避法国政府拘禁，她逃到海牙，后于1916年26岁时搬到柏林。到那里后，她对女性性感和力量的看法远比以前积极。她着重描绘驰骋在传统男性领域的强势女性，感官效果强烈。马门用水彩和铅笔，在牛皮纸上创作了《在射击场上》（At the Shooting Gallery）。该作描绘了一名时髦女郎，身着入时针织开衫，在射击场上胸有成竹地选了一支步枪。相形之下，一名从旁偷看她举动的男性，则不像老练枪手这种阳刚男性的楷模。他松弛的皮肤和憔悴疲惫的双目与她结实的颧骨和炯炯有神的目光反差明显。

马门住在选帝侯大街附近，那里有无数夜总会、咖啡馆和卡巴莱酒馆[37]，她可以得意地寻觅到敢于冒险的女性舞者和歌手，说服她们给她当模特、摆造型。她最受欢迎的肖像画之一，刻画了德国著名犹太卡巴莱艺人和默片明星瓦莱斯卡·格特（Valeska Gert）。尽管格特是一名训练有素且才华横溢的舞者，经常进行狂野不羁、热情四射的表演，但让她名声大噪的还包括一些绝活，例如“停顿”，即她登上舞台后只是站在那里，目睹自己能让观众在等候事情发生时有多不自在。她的戏服同样古怪离奇。在马门的肖像画中，格特黑色的刺猬头短发，与像花瓣一样从猩红色深V领连衣裙里翻出来的奇特高领相映成趣。马门钦佩格特，因为她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女人，细致入微地设计自己的行为举止，并成功地管理个人财务。

在赫希和马门这样的柏林女艺术家创作全方位探索女性性感作品的同时，柏林以外，德国普通中产阶级只是在期盼时局稳定，回到他们心目中战前的社会状态。自从12年前一战爆发后，这是首次终于有望恢复常态。尽管想象中世事艰难，但比起《凡尔赛和约》刚签订后的几个月，生活还是轻松多了。“道威斯计划”[38]卓有成效，确保德国可以接受外国贷款，并分期偿付战争赔款。

在这个经济复苏的乐观浪潮席卷全国的时期，奥托·迪克斯终于出版了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系列画作《战争》（The War）。与其他绝大多数曾在一战中服役的艺术家截然不同，无论在其职业生涯还是私人生活中，迪克斯对自己的战时经历都只是轻描淡写。到1923年，他和伴侣玛丽亚（Maria）已经安顿下来，当年还生了个孩子。然而，迪克斯发现，越是悉心呵护幸福的家庭生活，越是会梦到一战时自己的军旅生活，这让他心神不宁。他屡屡从噩梦中惊醒，梦中，他在爆炸并烧毁的建筑残骸中匍匐前进。“我梦里总是有那些断瓦残垣。”他告诉一位友人。[39]

1924年，在400多幅素描底稿的基础上，迪克斯完成了组成《战争》的50幅蚀刻版画。正式制作前，他小心翼翼地设计每幅作品所用技巧，以便可以制作出变化无穷的纹理质地，从文雅柔和到参差锐利。在《马尸》（Horse Cadaver）中，一具母马尸体在战场上腐烂，由于胸部严重腐烂，胸廓赫然在目。与此作出奇相似的《铁丝网中的尸体》（Corpse in Barbed Wire）中，一名士兵尸体在战壕中腐烂，无可救药地缠在金属丝里。迪克斯指出，在战场上，人的身体与牲口无异。

这些作品饱受艺术界精英好评，不仅因其内容，而且因为迪克斯娴熟运用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蚀刻技巧。“在此以前，当代艺术中没有一幅作品，如此密集并直观地刻画出世界末日的面貌和战争赤裸裸的狰狞嘴脸。”受人尊敬的《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一位评论家如是写道。[40]然而，这些作品极不受普通德国人待见。迪克斯也没能通过该作品集挣到足够的钱以供养家庭。

政客们也急于压制迪克斯对战争年代的描画，认为这不利于战后恢复斗志。迪克斯创作《战争》后不久，科隆的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Wallraf-Richartz Museum）购买了迪克斯同期画作《战壕》（The Trench）。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得知政客们所持态度后，勒令该馆退回此画。因为他发现，对于他那刚开始变得和平繁荣的城市，其主题太过压抑。20年后，阿登纳成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负责消除希特勒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其时，对于希特勒掌权以前那些年里他本人对艺术作品的审查，阿登纳绝口不提。

1925年春，德国人选举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担任总统。77岁的兴登堡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和政治家，体现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渴望的战前保守家庭价值观。由于德国最终获准加入国际联盟，战前合法的出访权利得以部分恢复，兴登堡甚至允许外交使团出访时使用帝国[41]旗帜。德国人开始再次以自己的国籍为荣。

兴登堡的崛起给希特勒敲响了警钟。1925年11月9日，在慕尼黑暴动失败两周年纪念日，希特勒创建了自己的准军事部队党卫队（SS）。这位野心勃勃的独裁者继续像以前一样，言辞充满仇恨，滔滔不绝地演讲。不过如今他明白，自己需要另一场危机来获取号召力。尽管希特勒正在静候时机，媒体和大多数德国人却开始视其激进运动为明日黄花。

然而，格罗斯担心，希特勒寄希望于不久会爆发一场危机，以此继续改变德国中产阶级信仰，无论这场危机是客观还是人为的。这位艺术家怀疑，年迈的兴登堡能否驾驭如此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当他开始去边远地区旅行，目睹纳粹思想在当地是多么根深蒂固时，他的担心有增无减。

1926年7—8月，格罗斯前往波兰濒临波罗的海的韦巴（Łeba）旅行。这个艺术家和资产阶级喜爱的度假胜地，距希特勒的慕尼黑基地1100英里。格罗斯注意到，一些旗杆悬挂的德国官方旗帜上画着纳粹党徽万字符。反犹言论被公开接纳，反犹出版物杂乱不堪地摆在主流酒吧和咖啡馆桌上。在这些场所，爱国人士公开表示担忧：容忍将德国犹太人合法吸纳进德国社会的行为已经玷污了德意志文化，尤其是艺术界。“如果我是犹太人，就不会来这里。谁知道为什么他们中时不时有人竟敢藐视自己面临的中世纪式排斥呢。”他写信对友人说。[42]

格罗斯旨在更为努力地同国内日益严峻的威胁做斗争，这种威胁不仅来自纳粹，还来自人们对本国政治的自鸣得意。这项任务看上去十分棘手。他喝了更多酒，更加努力工作，成功创作出一些画作，这些画作跻身魏玛共和国时期评论政治最犀利的艺术作品之列。这些作品与众不同，抨击的不仅是越来越频繁的纳粹运动，还包括充满暴力的极左分子和导致两极分化团体崛起的当权派在政治上的无能。

为了回应日渐猖獗的反犹主义，格罗斯于1926年创作了两幅细节繁复的作品——《社会支柱》（The Pillars of Society）和《日食》（Eclipse of the Sun），从而奠定了其支持者和诋毁者各自对其职业生涯的看法。《社会支柱》得名于挪威作家亨里克·易卜生1877年的同名戏剧。在这部引发争议的剧作中，主人公凭借权势和社会影响力，侥幸逃脱谋杀罪名。格罗斯选择这个标题，旨在断言，在魏玛德国，腐败和派系勾结同样占据主导地位。他声称，媒体已然碌碌无为，尽在政客和商人掌控之中。画中代表媒体的是一个典型的记者形象，他紧抱当时最热门的报纸，手握钢笔却昏昏入睡。他旁边是一名国会议员，属于兴登堡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正在挥舞兴登堡恢复使用的战前帝国旗帜，头上顶着一坨热气腾腾的粪便。画面主角是一名希特勒的拥趸，此人耀武扬威地系着一条打结处别有纳粹党徽的领带。在这三位社会“支柱”身后，一名教士看着混乱场面，高高抬起双手。这个姿势，往重里说，是煽动其教众投身其中；往轻里说，是允许他们对乱局视而不见。

《社会支柱》是对现代德国当下状态的评论，而《日食》则象征其未来。兴登堡总统掌管一群无头官僚，他们在一张漆成红绿两色的桌子边做笔记。在当时，这两种颜色分别与鲜血和金钱相关。一头戴了眼罩的驴冲向装满食物的食槽，食槽下面是一堆骷髅——这头“蠢驴”象征着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典型德国国民。一个象征德国未来的小孩，在他们旁边恐惧地向外张望。兴登堡坐在一个德意志帝国色彩的葬礼十字架前，满脸皱纹表明年事已高。格罗斯以此提醒观众，爱好战争只会导致更多流血。兴登堡穿着挂满勋章的旧军服，正在接受身后一名战争投机商的指令，这个商人紧紧抱着一堆现代武器。

这两幅画都运用醒目色彩，将各种象征意象狂风骤雨般组合在一起，以此嘲讽格罗斯曾经钦佩的表现主义画家和桥社艺术家，比如奥斯卡·科科施卡和埃米尔·诺尔德。格罗斯尤以此二作为荣，却没能将它们卖掉。他瞬间明白，在这种日益有害的政治氛围中，他需要转而创作易于复制的纸上作品，以人们可以承受的价格出售，并在必要时对当局隐瞒。

格罗斯完成《社会支柱》和《日食》的同时，兴登堡总统选择了创作《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的德国犹太印象派艺术家马克斯·利伯曼，来为自己绘制官方肖像。与威廉二世不同，兴登堡总统认为，利伯曼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德国艺术家。兴登堡通常比较吝啬，痛恨为使其办公室温暖而浪费煤炭，这次却让秘书将其办公宅邸弄暖和点，以便利伯曼可以舒适就座，此举令这位艺术家大为感激。[43]然而，与兴登堡同龄的利伯曼也很好奇，他的新总统在如此高龄走马上任，还请同样古稀之年的老人来为自己画官方肖像。“我们就像老驴一样面对面坐着，我还得尽力不让他睡着。”利伯曼如是描写此次经历，并承认自己也精疲力竭，因为当时正值午餐之后，通常那时他都要小睡。利伯曼试着与之寒暄，问兴登堡在读什么书。“什么也没读。我该读什么？”兴登堡反问。利伯曼建议他读本国最著名、最受尊敬的作家歌德的著作。“不，对我来说，他太不正经了。”兴登堡嘲讽道。[44]

在这幅兴登堡授权利伯曼创作的肖像画中，这位总统显得戒心重重，颇具政治家风范。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表情庄重，没有注视观众。然而，当这幅画的图像流传开来时，利伯曼因其犹太血统而遭到共产党人和纳粹双方的鄙视。共产党人对受迫害社群成员为一名军人绘制肖像之举火冒三丈，并无端认为，这可能表明利伯曼是秘密的“民族社会主义犹太人”。相反，纳粹四处散布谣言，说利伯曼是破坏德意志艺术传统的“邪恶国际阴谋”的参与者。利伯曼并未视之为预警信号，而是糊里糊涂地嘲笑一本当时在德国广为流传的纳粹宣称手册，该手册谴责了他的艺术家身份。“这种事只会让我发笑。”他说，并指出，兴登堡总统对他的背景了如指掌。“毕竟我只是个画家，画画和身为犹太人有何关联？”利伯曼问。[45]

对于这个问题，1927年，希特勒就要给出一个邪恶的答案。格罗斯对此心知肚明，于是创作了到那时为止自己最具煽动性的一套蚀刻版画，他将这套作品命名为《背景》（Background）。格罗斯通过这些作品旨在阐释，德国是如何固守这种草木皆兵的状态的。他警告说，国家资助的教会正在鼓吹战争，而非寻求促进和平的方式，而在《社会支柱》中，他还只是在暗示这一点。在《圣灵的回报》（Dividends of the Holy Ghost）中，一名颧骨高耸、长着吻突似的鼻子的教士，对站在讲道台下的一群流氓布道，嘴里源源不断地喷出子弹。在其职业生涯中最具煽动性的作品《闭上嘴，做你该做的事》（Keep Your Mouth Shut and Do Your Duty）中，格罗斯展现了被钉在一个倾斜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基督头顶上方有一轮闪耀的光环，左手中有一枚小十字架，右手被钉子钉住，被迫带着一战中使用的毒气面罩。他双脚穿着战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围绕格罗斯此画对基督所做描绘的争议迅速扩散，甚至传到美国。美国一份著名贵格会期刊以往几乎从不热衷于介入全球艺术界，现在也注意到了这桩奇闻，并为格罗斯推动和平主义而辩护。和平主义是贵格会自身信仰中至关重要的信条。

然而，德国政府官员怒不可遏。格罗斯已有两次不良记录：1921年，因《上帝与我们同在》侮辱德军而被定罪；1924年，因创作淫秽艺术而受处罚。这次他们以诽谤罪控告格罗斯，从而开启了长达三年的纷争。这恰恰证实了格罗斯的担忧：政府更注重的是迫害那些指出纳粹威胁的人，而不是与纳粹本身斗争。1928年12月，柏林一个法庭以诽谤耶稣基督为由，判罚格罗斯和当时仍是其出版商的威兰·黑茨菲尔德各2000马克。政府自称是基督在地球上的代表，因而有权控告格罗斯。

格罗斯与黑茨菲尔德提起上诉。一名地区法官推翻了前判，强调自由社会的公民有权批评政府和任何宗教信仰，只要没有煽动暴力。[46]数小时内，政府就提请更审格罗斯的上诉。

此案拖了很久。最后，国家法院于1931年11月听取政府检察官建议，对格罗斯和黑茨菲尔德定罪，下令销毁此作印版。[47]这一系列事件从头至尾持续了四年，让一致支持起诉格罗斯的政府、教会和司法系统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尴尬境地。

他们的执迷不悟只会激发国际上观看和购买《闭上嘴，做你该做的事》复本的需求，让格罗斯更加出名。同时，这个代价高昂且旷日持久的公开丑闻在帝制时代闻所未闻，很多德国人因此有理由担心，民选政府是一个难以持久的荒谬概念。让格罗斯深感惶恐的是，他的案子让很多德国人在无奈之下接受了一个观念，即由强人领导的一党专政制度，可能是最好也最稳固的政府组织形式。

慕尼黑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暗中观察自己的政党和国家，期待出现一个疲惫不堪的德国选民会渴求他的专制领导风格的时刻。狱中服刑生活只会增加他的胆量。钦佩希特勒的狱卒给他特殊优待，例如在食堂给他预留一张餐桌，桌子上方还挂着一枚纳粹党徽。尽管希特勒强调身体素质，并主张德意志种族的基石是“像克虏伯钢铁一般坚不可摧”的男性，狱卒们还是免除他参加监狱所要求进行的体育运动。

他收到了大量支持信件。在自己的号房里，撰写回忆录《我的奋斗》中途歇息时，希特勒会阅读这些信件。他的偶像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也写信鼓励他，其妻子参加过凯瑟琳·汉夫施滕格尔的沙龙。“在德意志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一个希特勒应运而生，这表明这个国家仍然活着。”张伯伦写信对希特勒说。[48]

希特勒还打开了一封信，来自一位新科文学博士。此人高度赞扬希特勒言辞激动人心、极具宗教效果。“您的话是在解释一种新型政治信念的基本原则，这种信念诞生于一个礼崩乐坏、摒弃宗教的世界，”约瑟夫·戈培尔写道，“您用神赋的唇舌，说出了我等众人经受的苦难。”他赞不绝口。[49]

出狱后，希特勒意识到，他需要通过合法途径赢得权力，以便其拥趸可以称他为“合法的阿道夫”（Adolphe Légalité）[50]。他不在时，纳粹党只能苟延残喘。显而易见，其追随者是多么依赖其领导，这令他备受鼓舞。不久，希特勒忠心耿耿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个比“合法的阿道夫”更能表达敬意的称呼——希特勒现在是“元首”（Der Führer）了。

元首信心倍增，开始制定策略，将其末世言论与德国的日益繁荣调和起来。他明白，要给德国人一个需要他的新理由。他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租了一座用以隐居的乡村木屋，陈设朴素，周边景色迷人。希特勒愈发努力让自己显得像一名政治家。他亲吻婴儿，甚至主动送花给一名在其狂热政治集会中意外受伤的男子。[51]戈培尔如影随形地跟着希特勒，与之分享对艺术的热爱，并向他展露自己的宣传才能。“他是这样一个人：像个孩子，生性善良，宅心仁厚；像只猫，灵巧机敏，审慎精明；像头狮子，声如洪钟，势如泰山，”溜须拍马的戈培尔这样写道，“我那平易近人的朋友和主人！”他低三下四地补充说。[52]

天主教徒戈培尔为纳粹集会创制了程式。一些天主教徒对教会幻想破灭，却又怀念弥撒中程式化的节奏和鼓舞人心的玄思，他们会在戈培尔创制的这些程式中重获安慰。这种对宗教的致意尤其得到了女性的共鸣。1919年大选中，她们才开始行使前一年刚刚获得的选举权。1928年5月，一个新的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Reichstag）通过选举产生，纳粹在491席中赢得了12席。这个草根党派的亮相令人刮目相看。[53]

希特勒担心，德国日渐繁荣会阻止自己野心实现。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让他这个担忧烟消云散。债权人撤回了外国短期贷款，这些贷款曾在经济上保障德国重新进入全球市场。德国出口需求骤降，失业率上升，企业家的乐观情绪被再度粉碎。“我生命中，从未像这些天里一样志得意满。”希特勒说。[54]他等到了自己盼望的危机。金融崩溃帮助纳粹党直抵德国18—35岁男性人口的内心世界，经济衰退对他们心理的打击最严重。希特勒没有像许多年长政客那样居高临下地训导他们，而是语重心长，如一位激励人心的兄长。

在这种激励中，艺术仍然举足轻重。因为希特勒认为，艺术是纯正雅利安文化的最高物质表现形式，他在演说中反复阐明这一观点。1930年5月21日，希特勒在柏林无忧（Sanssouci）酒店对一大群人发表演说。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政治或军事上，而是长篇大论地激辩德国艺术的重要性。他重申，自己坚信柏林的重要艺术家正在推动一场贻害无穷的运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格罗斯。希特勒坚称，唯一纯正的艺术，就是推行纳粹价值观的雅利安艺术。[55]他仍自诩是身为政治家的艺术家，旨在阻止迄今仍在进行中的艺术伪“革命”。“无论老少，都不能声称自己没有义务去呵护艺术”，他在演讲中再三说，又补充道，如果纳粹执政，“血缘和种族将再次成为艺术直觉的来源”。[56]

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对纳粹党至关重要。希特勒希望斩获80席，虽然普通纳粹党员认为成功概率并不大。结果，纳粹党一鸣惊人，赢得了107席。新选出的纳粹党开始阻挠议会讨论议案，甚至在对手党派议员发言时扬长而去，这令魏玛官员猝不及防。戈培尔开始在党内煽动更为明目张胆的反犹情绪。而且，冲锋队的歌唱环节让心怀戒备的成员在扯着嗓子高唱口号歌时，有可能被潜移默化，变得盲从。这些歌词包括：“冲锋队严阵以待，领导这场种族斗争。直到犹太人鲜血淋漓，我们知道，自己才会拥有自由人生！”[57]1930年10月13日，议会在柏林开幕时，大约300名纳粹分子奔跑着穿过波茨坦广场周围街道，高喊“犹大去死”和“希特勒万岁”。[58]

尽管德国官员们继续没完没了地针对格罗斯和其他文化评论家采取法律行动，却仍然不太重视在希特勒举行集会的大中型城市以外，纳粹支持者也越来越多。1931年8月，格罗斯再次前往波罗的海度假，目睹反犹情绪日益高涨。在当地火车站，举着纳粹党旗的成年男子和小男孩们不断骚扰一切身着传统犹太服饰，或者不过是“看上去像”犹太人的路人。“当其中一人走来时，”格罗斯这样描写一位不幸的犹太人，“附近这个家伙走上前，蛮横无理，一肚子种族主义邪火，机关枪似的厉声数落他，大骂犹太人。”深入游历此地后，格罗斯意识到，就连普通选民也在拥抱纳粹思想观念。主流德国人已经变得郁郁寡欢、焦躁不安，而且“政治上极其右翼”，格罗斯写道。

纳粹主义成功利用了人类对经济、民族和文化这些最基本要素的恐惧。格罗斯意识到，如果对纳粹运动毫无抵抗，那么希特勒注定会成功。“纳粹主义背后，完全是像动物一样的忠心耿耿，令人毛骨悚然。无论如何，人们都不该对此视而不见。”他在致友人信中写道。[59]

现在，即便不是德国人，也注意到了希特勒的宗教式论调。大约在这一时期参加过一次纳粹党集会的政治记者休伯特·伦夫罗·尼克博克（Hubert Renfro Knickerbocker），称希特勒为“德国政界的比利·森迪（Billy Sunday）”。69岁的森迪是前费城费城人队（Philadelphia Phillies）球员，后来成为美国福音派传教士。尼克博克在目睹希特勒的集会如何看似气势汹汹版本的比利·森迪奋兴会（revival meeting）[60]后写道：“他的皈依者们与之一同挪步，一同欢笑，一同感受。”在谈到希特勒群众基础的规模时，他说，“今天，没人能准确说出他们的数量，但他们集体挑衅的威胁口气”，使这个激情四射的少数派变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61]凯斯勒和格罗斯都注意到，上流社会现在忐忑不安地用沉默应对纳粹党的批评。“毕竟，自1914年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战争状态中，自然而然随之变得残忍，几乎没有能力再察觉真正的残忍和二者间细微的差别。”格罗斯追悔莫及地说。[62]

考虑到德国正在滋生负面和敌对情绪，格罗斯认定，是时候去自己从小仰慕的大都市纽约闯荡一番了。1932年5月26日，他将家人留在柏林，自己乘船前往美国，6月3日抵达终点。格罗斯在纽约艺术及媒体圈知名度甚高，因为其艺术作品刻画了像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希特勒和兴登堡这些令美国报纸读者颇感好奇的政客。旷日持久的官司让他更加声名远扬，而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艺术家并不会面临这样的司法困境。前往码头迎接格罗斯的记者们希望获得精彩纷呈的素材，结果大失所望，发现其人如此谦和有礼、貌不惊人。

格罗斯很快找到了热情的酒友，这些人对魏玛文化感到好奇并为之着迷，促使格罗斯开始竭尽所能重拾英语。《纽约客》编辑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与他在阿尔冈昆（Algonquin）酒店[63]共饮，并邀他为该刊创作漫画。《名利场》编辑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像其他很多纽约客一样购买他的画。整个夏天，格罗斯个人销售收入约为2000美元，约相当于现在的33000美元。[64]位于西57街215号的艺术学生联盟（The Art Students League）为其签证提供担保。格罗斯在那里授课，立刻在学生中引起轰动，全校上他课的人最多。[65]

为了探索纽约夜生活，格罗斯去看滑稽秀，发现那里画面感比德国更强，哪怕柏林被誉为性爱圣地。他每周至少去两次著名的明斯基（Minsky’s）夜总会，进行脱衣舞写生。不过，他也迷恋一些较为健康的美国娱乐活动，主要是观看棒球比赛。他见到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66]时激动不已。格什温为他举行了一场小型私人音乐会，以换取他为格什温本人拥有的格罗斯作品《明镜》（Der Spießer Spiegel）复本签名。[67]格罗斯陶醉于时尚、风俗和建筑风格，这些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新鲜素材，而在审讯期间，他的创作已经衰退了。他记录下自己的印象：“许多穿着轻薄夏装的女人在卖弄她们的屁股、肚子和胸（如果她们有的话）；一个脸上皱纹纵横交错的老太太，带着两只苏格兰梗犬；两个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从中央公园方向摇摇晃晃地走来。你能看出，他们在那里过夜，裹着报纸取暖，现在出来觅点小钱。”[68]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格罗斯接纳了许多各异的观点和人，包括同性恋、获得性解放的女性和职业妇女。造访纽约，意味着将会遇到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多得多的黑人。格罗斯最初表达了很多于之不敬的观点，而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抛弃了这些观点。“黑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想法都是在模仿白人，”他在致德国友人信中写道，“对我来说，他们发展滞后——没有欧几里得，没有柏拉图，只有一种蒙昧迷信的自然观。”他写道，又补充说，但黑人“是优秀的演员、音乐家和舞者”。同时，与柏林相比，格罗斯羡慕纽约的平等主义。“一名前卡巴莱歌手可以成为市长。”他在一封信中盛赞，并补充说，只要不涉及暴力，纽约人可以容纳各种有争议的政治观点。“这里，在哥伦布环岛（Columbus Circle）拐角处，共产主义演说家每晚都在演讲，没人来烦他们。”他写道。[69]

格罗斯通过德国领事馆，密切关注国内情绪。8月下旬，一名领馆文化专员带他参观了华尔街和伍尔沃思大厦（Woolworth Building）。他还参加了一次大使馆的男子婚前告别单身聚会。其间，一名捋着长须的拉比对格罗斯耳语说，显然，那个饱受争议的“格罗斯教授”也在场。当得知自己正与格罗斯本人说话时，尽管这位艺术家喜欢喝酒，拉比还是不敢相信，因为交谈中，这位衣冠楚楚的时髦男子是如此彬彬有礼。与拉比闲聊时，格罗斯注意到，几步之外有位男士，一边大口吸烟，一边哑着嗓子称赞希特勒并诅咒法国，于是格罗斯的情绪从茫然困惑变得高度警惕。[70]

格罗斯认为，仅这个正在骂骂咧咧的亲纳粹分子，就足以证明在美国也出现了在德国已经存在的事实：纳粹主义现在是主流。1932年2月，希特勒终于取得了德国国籍，从而有资格担任总理。4月，德国选民以1940万票再次选举兴登堡执政。但希特勒也得到了1340万票，主要是因为，他能不断地笼络资产阶级，并在工人中保持群众基础。1932年1月初，他到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Düsseldorf Industry Club）做了一次关键演讲。他身穿一套深色细条纹西服，用两个半小时来阐明让德国复兴的总体规划。他没有咆哮，也没有发火，始终保持沉着冷静，即便在用最后通牒进行恐吓时也依然如此。“要么我们再次将党派、社团、协会、意识形态、上层阶级的自负和下层社会的癫狂成功融合在一起，锻造出坚如钢铁的国家机构，要么德国将最终毁灭。”他对这些实业家说。[71]

当年秋天，大选确定将于1932年11月6日举行。此时，希特勒尚未胜券在握。经济预测显示，德国经济正在企稳。国外，尤其是英美两国，越来越尊重德国。这个进步令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很紧张。

纳粹党公开辩称，如果其政党失败，共产党人可能会上位。这种担心引起了大批德国人共鸣，不过尚不足以阻止纳粹党失去4%的选票。德国很多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标志着纳粹党已到极限，但格罗斯没被糊弄。兴登堡现已85岁，身体状况明显衰退。尽管他喜欢扮演目前这种有名无实的角色，却已不能胜任日常行政管理。“所以，威兰，告诉我那边发生什么了——希特勒什么时候会掌权？”格罗斯在致其出版商和友人威兰·黑茨菲尔德的信中写道。[72]

被纳粹和希特勒拥趸骚扰多年后，格罗斯和埃娃决定移民美国。他们全家在希特勒当选前已经接到死亡威胁。一次，格罗斯在门前捡到一根铁管，意识到它和冲锋队用来在街上殴打德国犹太人的凶器一样。管子里掉出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如果你继续干你在干的事，就给你这个，你这头老犹太猪。”这位艺术家并非犹太人，但他明白，对于寻衅滋事者来说，这点并不重要。还有一次，一群冲锋队员打电话到他家，威胁要上门暴打他一顿。格罗斯警告说，他和埃娃都有枪，朝他们开枪不在话下。“来吧。”他挑战道。他们从未来过。不过显然，有一天他们会的。[73]

格罗斯认定，为他自己、埃娃和孩子们在美国开创生活，才是解决之道。他在家信中说：“每个人都建议我留在这里，并把全家接来。”他开始在信件落款处，用两种语言写下“抱你，吻你”（Umamung and Kisses）——用英语写“吻”，用德语写“抱”。[74]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对格罗斯说，如果这位艺术家希望永久移民，他会助其在纽约发展事业。无论作为教师还是艺术家，格罗斯都享有盛名，从而确保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甚至可能比在柏林挣得还多。“我认为美国是一块美好而神奇的土地，充满了自给自足的鲜活气息。我希望在这里安家。”他对《美国志》（Americana Magazine）记者说。[75]格罗斯返回德国，同埃娃迅速收拾行李，于1933年1月12日乘船回到美国。当时，这对夫妇已育有二子：五岁的彼得和一岁的马丁（Martin）。他们知道，带孩子一起走会引起怀疑，于是先把他们留在亲属身边，等学年结束后，再接他们过去。格罗斯和埃娃只带了三个板条箱和三个行李箱。这位艺术家把他两幅最伟大的杰作——《日食》和《社会支柱》卷起来，藏在柏林一个地窖里。[76]

尽管留下孩子要糟糕得多，但留下自己的杰作也让格罗斯感到悲伤。为了保护朋友，夫妇俩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要走，只是在安全抵达美国后，才言辞委婉地给他们写过一次信。格罗斯在日记中写道，那种感受，就像在亲手“肢解”自己的生活，一刀又一刀。[77]他指出，逃离德国不仅对他的家庭安全很重要，对于避免与日益壮大的纳粹势力同流合污也很重要。不过，他也明白，这个牺牲将令其事业和生计遭受永久损失。之后25年，美国东海岸将成为格罗斯的家。他最终又回到德国时，也仍然是一名美国公民。

格罗斯离开柏林后的18天里，发生了扑朔迷离的政治阴谋。格罗斯及其家人乘船离开六天后，希特勒提出由自己取代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担任兴登堡的总理。一次会议中，希特勒将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Oskar von Hindenburg）带到另一个房间。不管这次秘密谈话中发生了什么，总之，小兴登堡出来后，同意由希特勒担任总理，冯·巴本则任副总理。兴登堡一头雾水，大为不悦，冯·巴本却有信心能操纵希特勒并遏制其野心。纳粹视这次任命为一次胜利，戈培尔立即组织在政府办公楼所在地威廉大街举行群众集会。25000名希特勒信徒举着火把，从勃兰登堡门穿行而过。希特勒望着窗外这一切，心满意足。

几天后，纳粹军队破门而入并搜查格罗斯工作室，没能找到这位艺术家及其家人。

从1933年1月30日任总理开始，希特勒就视推动“大德意志艺术”为第一要务。多年来，43岁的希特勒花费大量时间，为新的党部和柏林的艺术改造绘制效果图和平面设计图。[78]“他有敏锐的嗅觉”，能够发现并规划新项目，戈培尔回忆说，并赞美了他老板“天才的直觉”。[79]希特勒宣称，他首先将重建总理府，使之在艺术上和建筑上都更能反映德意志文化的力量，而不“只是个雪茄盒子”。[80]

对于很多感到德意志文化已被边缘化的德国艺术家而言，希特勒的崛起代表着希望。埃米尔·诺尔德就是一位这样的艺术家，他是格罗斯的童年偶像之一。此人正竭力忙于成为希特勒的支持者，并向约瑟夫·戈培尔本人寻求顶层人士的帮助。

在这个德国新秩序中，风险显而易见：艺术家或受尊崇，或遭辱骂。几个月内，诺尔德就将得见自己的命运，他决心站在历史的强者一边。

[1]Erwin Blumenfeld，Eye to I（London：Themes & Hudson，1999），210.

[2]George Grosz，A Little Yes and a Big No（New York：Dial Press，1946），12.

[3]Igaz Wrobel ［Kurt Tucholsky］，“Fratzen von Grosz，” Die Weltbühne，18 August 1921，quoted in Beth Irwin Lewis，George Grosz：Art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136.

[4]Kessler，Berlin in Lights，64.

[5]George Grosz，“Dadaist Manifesto，1918，” reproduced in M. Kay Flavell，George Grosz：A Biograph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308.

[6]Lewis，George Grosz，94.

[7]George Grosz and Wieland Herzfelde，Die Kunst ist in Gefahr（Berlin：Malik Verlag，1925），42.

[8]Letter reproduced in Maximilian Scheer，ed.，Blut und Ehre（Paris，1937），quoted in Robert G. L. Waite，Vanguard of Nazi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182.

[9]Kurt Tucholsky，Werke—Briefe—Materialen，ed. Mathias Bertram（Berlin：Rohwolt，1987），2：383.

[10]Tucholsky，Werke—Briefe—Materialen，3：27.

[11]Harry Kessler，Berlin in Light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918-1937），ed. Charles Kessler（London：Weidenfeld & Nicholson，1971），70.

[12]Uwe M. Schneede，George Grosz：The Artist in His Society（Woodbury，NY：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1985），118.

[13]George Grosz to Robert Bell，17 September 1931，in 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ed. Herbert Knust（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Verlag，1979），128.

[14]Grosz，A Little Yes，171.

[15]Grosz，A Little Yes，201.

[16]Grosz，A Little Yes，222.

[17]Kirchner Museum Davos，1992，news release，Biography Ernst Ludwig Kirchner，accessed 29 November 2018，www.kirchnermuseum.ch/fileadmin/Inhalte_Redaktoren/Bilder _Inhalt/E.L.Kirchner/Biography_E.L.Kirchner_ english.pdf.

[18]《圣经·新约》中耶稣传授给门徒的祷词，为基督教礼拜仪式所通用。——译注

[19]Joseph Roth，“With the Homeless，” Neuer Berliner Zeitung：12 Uhr Blatt，23 September 1920，in Joseph Roth，What I Saw，ed. Michael Bienert（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2003），65.

[20]Joseph Roth，“The Unnamed Dead，” Neue Berliner Zeitung，17 January 1923，in Roth，What I Saw，80.

[21]Stefan George，Das Neue Reich（Düsseldorf：Küpper，1964），quoted in Joachim C. Fest，Hitler：A Biography（London：Penguin Books，1974），102.

[22]Fest，Hitler，101.

[23]Ernst Deuerlein，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Bonn：Bundeszentrale fur Politische Bildung，1959），201，quoted in Fest，Hitler，115.

[24]Adolf Hitler，“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in Genoa”（12 April 1922），in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April 1922-August 1939，ed. Norman H. Bayn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1：8.

[25]Hitler，“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in Genoa，” 17.

[26]Deuerlein，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211，215，quoted in Fest，Hitler，130.

[27]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 and Otto Alexander von Müller，Im Wandel einer Welt：Erinnerungen 1919-1932（Munich：Süddeutscher Verlag，1966），129.

[28]Fest，Hitler，81.

[29]Kurt Lüedecke，I Knew Hitler（London：Jarrolds，1938），22，quoted in Fest，Hitler，154.

[30]原文如此，但疑为巴伐利亚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和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Otto von Lossow）。——编注

[31]Fest，Hitler，184.

[32]Helene Niemeyer Hanfstaengl，“Notes，” FDR Library and Helene Niemeyer，taped interview by John Toland，Library of Congress，quoted in Andrew Nagorski，Hitlerland：American Eyewitnesses to the Nazi Rise to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0），44，45.

[33]See Fest，Hitler，190-193.

[34]Hannah Arendt，quoted in Peter Gay，Weimar Culture：The Outsider as Insider（New York：Harper & Row，1968），70.

[35]George Grosz to Otto Schmalhausen，3 March 1918，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58.

[36]Hannah Höch，“Catalogue Foreword to First Solo Exhibition at the Kunstzaal De Bron，The Hague，” in Hannah Höch，ed. Dawn Ades，Emily Butler，and Daniel F. Herrmann（London：Whitechapel Gallery，2014），140.

[37]提供佐餐表演的酒馆。——译注

[38]1924年协约国提出的德国赔款计划，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拟定，试图通过恢复德国经济来保障其偿付赔款的能力。——译注

[39]Otto Dix，“Notes on Conversations”（no date；post-1919），in Otto Dix im Selbstbildnis，ed. Diether Schmidt（Berlin：Henschel Verlag，1978），252.

[40]No author，Süddeutsche Zeitung，1924，quoted in Anne Marno，“The Etching Series Der Krieg，” in Otto Dix：The Evil Eye，ed. Susanne Meyer-Bueser（Dusseldorf：Kunstsammlung Nordrhein-Westfalen，2017），184.

[41]指德意志第二帝国。——译注

[42]George Grosz to Otto and Lotte Schmalhausen，27 July 1926，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97.

[43]Marion F. Deshmukh，Max Liebermann：Modern Art and Modern Germany（London：Routledge，2016），317.

[44]Fritz Homeyer，Ein Leben für das Buch：Erinnerungen（Aschaffenburg，1961），173，and Matthias Eberle，Max Liebermann：Werkverzeichnis der Gemälde und Ölstudien（Munich：Hirmer，1995-1996），vo1. 2，1919/7，978，quoted in Deshmukh，Max Liebermann，317.

[45]Heinrich Strauss，“On Jews and German Art（The Problem of Max Lieberman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no. 1（January 1957）：266.

[46]Schneede，George Grosz，172.

[47]Schneede，George Grosz，174.

[48]Houston Stuart Chamberlain，Illustrierte Beobachter（1926：2），6，quoted in Fest，Hitler，181.

[49]Joseph Goebbels to Adolf Hitler，Undated Letter，1923，quoted in Fest，Hitler，200.

[50]Légalité取法语中“合法性”之义，是戏仿法国大革命期间，波旁王朝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自称Philippe Égalité，Égalité意为“平等”。——译注

[51]Fest，Hitler，242.

[52]Joseph Goebbels，Das Tagebuch von Joseph Goebbels，1925/26，ed. Helmut Heiber（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0），92.

[53]Fest，Hitler，255.

[54]Konrad Heiden，Der Führer（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44），419.

[55]Fest，Hitler，278.

[56]Adolf Hitler，Hitler’s Speeches：1922-1939，ed. Norman H. Byn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1：568，572.

[57]Fest，Hitler，295.

[58]Kessler，Berlin in Lights，400.

[59]George Grosz to Eduard Plietzsch，23 August 1931，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126.

[60]比利·森迪在美国举办的奋兴布道会倡导“心灵奋兴”，极端表现包括在布道会上哭喊喧闹。——译注

[61]H. R. Knickerbocker，The German Crisis（New York：Farrar & Rinehart，1932），227.

[62]George Grosz to Robert Bell 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128.

[63]纽约知识分子聚集地。——译注

[64]Flavell，George Grosz，83.

[65]Undated typescript，Art Student League Files，quoted in Flavell，George Grosz，85.

[66]乔治·格什温，1898—1937，美国作曲家，出生于纽约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译注

[67]George Grosz to Eva Grosz，18 August 1932，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152.

[68]George Grosz to Eva Grosz，4 August 1932，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149.

[69]George Grosz to Wieland Herzfelde，23 August 1932，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159.

[70]George Grosz to Eva Grosz 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154，155.

[71]Adolf Hitler，untitled speech（January 1932），Hitler：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n 1932 bis 1945，ed. Max Domeus（Bavaria：Neustadt an der Aisch Verlag，1962），68，quoted in Fest，Hitler，310.

[72]George Grosz to Wieland Herzfelde，23 August 1932，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160.

[73]George Grosz，untitled interview，Bayerischen Rundfunk，Bavaria，Germany，2 November 1954，in Ralph Jentsch，Alfred Flechtheim George Grosz. Zwei deutsche Schicksale（Bonn：Weidle，2008），71.

[74]George Grosz to Eva Grosz，6 June 1932，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134.

[75]George Grosz，“Self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mericana Magazine，November 1932，22.

[76]Jentsch，Alfred Flechtheim George Grosz，116.

[77]Grosz，A Little Yes，292.

[78]Fest，Hitler，237.

[79]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3 Feb 1932，” in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ed. Elke Fröhlich（Munich：K. G. Saur，2004），vol. 1，pt. 2/Ⅱ，210.

[80]Fest，Hitler，369.

第四章 阿道夫的银锤

“你知道，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夸大其词的反犹主义……我不能说，犹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相信，你不能通过诅咒、诡辩，甚至屠杀，来把他们从世界上铲除。而且，即使你能做到，那也会降低你的身份，有失人类尊严。”

——约瑟夫·戈培尔，1919年

阿道夫·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对在日常谈话中讨论天气深恶痛绝。在这个35岁的人看来，这是个无聊的话题，令智慧无处容身。不过，1933年10月15日，他轻松自得地说，朗朗晴空对一个关涉政治的重大事件是个好兆头：那天，希特勒掌权仅九个月后，就准备为慕尼黑德意志艺术之家（House of German Art）举办奠基仪式。

该建筑将会取代玻璃宫（Glaspalast）。玻璃宫由铁和玻璃构筑，是一个璀璨夺目的展览场馆，1931年6月6日，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纵火犯烧毁。那场大火毁掉了3000件作品，包括卡斯帕·达维德·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一幅杰作。此人为希特勒及众多德国人所敬重，因为他在19世纪歌颂自然神秘力量的画作中，将人类置于主导地位。弗里德里希被毁掉的那幅画作，描绘了一座古老天主教修道院岌岌可危的废墟，如今看似在喻指希特勒对德意志艺术之家更为广泛的规划：国家操控的文化将会取代基督教的地位，成为德国的精神指南针。“我们自己将成为一个教会。”希特勒一言以蔽之。[1]

戈培尔和希特勒一样曾经受施天主教坚信礼，然而一旦成为纳粹分子，就开始相信自己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力。“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那我就是像他一样的上帝。”他总结道。[2]他和希特勒都把这座新博物馆称为“圣殿”，这是让德国人熟悉纳粹计划的部分举措，纳粹计划成为本国主导精神事务的权威力量。整个夏天里，纳粹政府有关部门修订了教科书，在论及元首及德意志文化时运用了宗教式语言。为了削弱人们对教会的尊敬，戈培尔安排将以前被置之不理的性丑闻泄露出来，涉及有恋童癖的神父和受害幼童。他还安排了特别有趣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远足，来抵制天主教会组织的较为古板的青年活动。[3]

戈培尔计划用德意志艺术之家，来取代乔治·格罗斯、奥托·迪克斯、马克斯·贝克曼和凯绥·珂勒惠支等艺术家对德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这样一来，与艺术界建立联系的，将从独立的个人转变为由企业赞助商和纳税人提供资金的政府下属部门。以前的部长们通过兜售彩票筹集微不足道的资金，来翻新玻璃宫。而戈培尔则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措施：8月4日举行了一场筹款活动，邀请著名艺人到场表演；对超过25000帝国马克的捐款进行退税；还制作了一本设计精良的英德双语宣传图书，来完整阐释博物馆计划。经他努力，到1933年9月，已筹集到了令人咋舌的300万帝国马克。[4]博世、欧宝、西门子和克虏伯的高层热切地想要融入新政权，于是捐献了巨额资金。其中，希特勒在演讲时习惯性夸赞克虏伯钢铁，用以比拟理想中的雅利安男性。

在该馆奠基仪式上，希特勒的发言主要是说给捐款者和媒体听的。“愿崭新的德意志艺术，在1931年6月6日摧毁旧日玻璃宫的火焰中涅槃重生；愿这座新的家园，提供跨越数百年的避难所！”[5]他大声说完，抓起一把有纪念意义的银锤，准备在奠基石上敲击三下，以示第三帝国的到来。这是戈培尔期盼数月的宣传成果。然而，当希特勒的银锤砰地敲了第一声，相机快门纷纷被按下时，锤头开始摇晃。第三次，也是最后一锤落下时，锤头应声飞离了手柄。

希特勒火冒三丈地走下台，勒令影片制作人把这一幕剪掉，并要求媒体自行审查，不许公开这个唐突的失误。[6]仅仅几个月前还独立自主的德国媒体一致畏于压力，报道说“元首圆满主持奠基仪式，三次落锤，锤声如银铃般清脆”。[7]

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对戈培尔来说，奠基仪式的滑稽结局仍是某种胜利，向这位宣传部部长证明，曾经独立的机构现在是多么遵守他和希特勒仅在八个月前出台的政策。就在这次活动前几天，戈培尔要求记者加入他的帝国新闻协会（Reich Press Association）。该协会禁止本人或配偶非雅利安人者加入，一举将记者变成公务员；若抹黑政府声誉，将负法律责任。几乎无人对此提出异议。[8]戈培尔操起他那狡黠的幽默感，称之为“新现实”，这也是乔治·格罗斯和奥托·迪克斯曾经参加的艺术运动之名。[9]

普通德国人低估了戈培尔，误以为他喜好享乐，这样，国家就可以团结在元首一人身后。不过，希特勒核心集团内部成员长期目睹了戈培尔是如何为元首设计社会文化政策的。很多人对这位宣传部部长的飞黄腾达心怀不满，尽管默不作声。与希特勒不同，戈培尔看在眼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嫉妒我，没人喜欢我。”又加上一句：“呸！放屁！”[10]

自童年开始，戈培尔就养成了一些特殊品质，使他如今成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他有驾驭现行社会和立法体系的天赋，有对德意志文化优越性真正的信念，有作为语言大师和政治策略师卓越的真才实干，以及渐渐形成的反犹主义观念，这一切使得约瑟夫·戈培尔成为元首最可信赖也最危险的开路护航者。

1897年10月29日，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生于德国中西部小城雷特（Rheydt），在家中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父亲弗里茨（Fritz）在一家灯芯厂工作。母亲卡塔琳娜（Katharina）是家庭妇女。儿时他经常罹患肺炎，并且右足畸形，从而难以与其他小男孩打闹。然而，戈培尔独具社交技能，结交朋友易如反掌。学习德国历史和文学让他悟出，豪言壮语和德国浪漫主义能够燃起普通德国人心中潜藏的激情。[11]1917年4月，他进入波恩大学就读，选修课程包括艺术史、德意志民间传说、心理学和性病病因及预防。他爱喝啤酒，也爱打保龄球，后者成了日后他与希特勒共同的兴趣爱好。[12]

一战前，戈培尔还处在童年和少年期，没有表现出任何反犹主义征兆。戈培尔选择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是海德堡大学德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贡尔多夫（Friedrich Gundolf）。然而，这位著名历史教授终日忙于学术研究，因而将该候选学生转介给了同为德国犹太人的历史学家马克斯·冯·瓦尔德堡（Max von Waldberg）。瓦尔德堡接受了戈培尔的申请。戈培尔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论证说，浪漫主义作家威廉·冯·许茨（Wilhelm von Schütz）的作品，标志着德国人渴望一位得到德国浪漫主义滋养的政治和文化领袖，从而将自己的博士学位与德国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联系起来。“所有这些小人物，最微不足道的人们，迫切需要领导人，但没有出现一个能拥抱他们所有人的伟人。”他辩称。[13]1921年，年仅24岁的戈培尔获得博士学位后，决意去寻找这样一位领导者。

他在《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Landeszeitung）当记者后不久，便与一名叫埃尔泽·扬克（Else Janke）的教师开始了一段肉体关系。埃尔泽来自戈培尔的家乡，一战后，那里被英国、比利时和法国军队占领。“我需要把自己灵魂中的苦难写下来。”他对她抱怨说。埃尔泽觉察到他的焦虑后，送给他第一本日记本，于是戈培尔养成了一个持之以恒的习惯，一直坚持到21年后自杀之日。[14]他将1923年10月17日第一则日记献给埃尔泽：“我亲近体贴的爱人！是你让我振作起来。当绝望来袭，是你重新给我勇气。对你的感激之情，我无以言表。”[15]

然而，当埃尔泽提到自己母亲是犹太人时，戈培尔退却了，形容说，对她的“迷恋毁于一旦”。[16]他对自己的偏狭困惑不解，他从未认为自己反犹，可是现在，当意识到正在与一名犹太女人做爱时，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自在。他不愿让这段关系戛然而止，同时又心神不宁地感到，自己是“上帝派来等候圣言之人”，以便协助一位当代弥赛亚式人物，带领德国人重振雄风，就像施洗者约翰为他表弟耶稣所做的那样。[17]

1924年3月13日，戈培尔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及阿道夫·希特勒之名。起初，对于希特勒在大型集会上直白的咆哮，他不置可否。但当意识到自己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帮助希特勒吸引更多听众时，他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18]戈培尔认同希特勒关于德意志文化优越性的观点，包括这位元首坚信，“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移民使得古波斯、古希腊和古埃及成为超级强国。[19]在他首次提到希特勒两周后，他对埃尔泽的看法明显变差，开始称她为“胖包子”和被“犹太血统诅咒”的“情绪杀手”，并且认定自己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仍在梦想与之谋面，因此必须同埃尔泽一刀两断。[20]“我愿意娶她为妻，只要她不是混血儿。”他与埃尔泽分手后不久，在日记中总结说。[21]

1925年7月12日，戈培尔终于在魏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希特勒本人。“怎样的嗓音，怎样的手势，怎样的激情啊！正如我所盼望的那样。”他写道，还赞美希特勒“大大的蓝眼睛宛若星辰”，将他神化为“行将就位的领袖”，并补充说：“我已经准备好为他牺牲一切。”[22]二人立刻打得火热。1925年圣诞节，希特勒将一本皮面精装的《我的奋斗》作为礼物送给戈培尔。戈培尔时任纳粹党宣传报纸《民族自由报》（Völkische Freiheit）的文化政策记者，私下说希特勒文笔“拙劣”，“有时令人无法忍受”。然而在公开场合，他仍不厌其烦地推广此书。[23]

尽管《我的奋斗》十分畅销，大多数买它的德国人却没真正读过，因而并不知道，此书是如何在德国人将希特勒选上台整整九年前就详述其行动计划的。希特勒在书中辩称，历史上欧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战争都是受犹太人怂恿所致，其目的是分裂雅利安人。[24]他坚称，耶稣不是犹太人，而且本身是反犹的。[25]希特勒辩称，“犹太人”在历史上“始终只是其他民族身上的寄生虫”。还说，“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种族寻找新的寄生土壤”。[26]“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希特勒写道，住在欧洲的犹太人已经进化了，因此“外表已经变成欧洲人乃至人类了”，但其实他们是“堕落”的人种，在“文明”社会里制造出道德和文化脓包。[27]“当仔细剖开这样一个增生组织，就会发现一个犹太佬（Jüdelein），被突如其来的光线刺得眼花目盲，就像腐烂尸体中的一条蛆虫。”他使用了德语中相当于英语中“kike”（犹太佬）这样的蔑称。[28]

对此，戈培尔显得喜出望外。他辩称，“推动一场意识形态运动”的，不是一系列事实，而是“信念”，进而将希特勒的著作和演说比作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29]。“不言而喻的真理无须证明。”他辩称。[30]现在，戈培尔在纳粹党中大权在握，只在希特勒一人之下。这一时期，希特勒主动送给戈培尔一束深红色玫瑰和一辆六座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象征他们弥笃的友谊。[31]

1930年末，戈培尔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玛格达·匡特（Magda Quandt）。29岁的玛格达是他聘用的秘书，受过教育，修养良好，举止娴静，近期已和富有的实业家金特·匡特（Günther Quandt）离婚，二人有一名九岁的儿子哈拉尔德（Harald）。戈培尔与玛格达宣布订婚时，爱慕玛格达的希特勒泪流满面。戈培尔私下认为，希特勒“太柔弱”、太娘娘腔了，不能结婚生子。于是，这对情侣告诉希特勒，他们未来的孩子将取“H”打头的名字，以向他致敬。[32]1931年12月19日，这对情侣在玛格达前夫的田产上结为夫妇，希特勒担任伴郎。到1933年1月，这对夫妇已经有了四个月大的黑尔佳（Helga），并计划为黑尔佳的“阿道夫叔叔”生更多替身后代。

1933年1月纳粹党得胜后，计划在10月为德意志艺术之家举行奠基仪式，在这之前，戈培尔开始制定文化、种族和政治政策。一些外国人士担心，文化审查制度预示着险恶的政治和军事野心。为了缓解其担忧，戈培尔定制了一本精装的希特勒演讲集，书名是《新德国渴望工作与和平》（The New Germany Desires Work and Peace），并亲自为之作序。借助完美的英文译文，戈培尔声称，德国并非一战中唯一的侵略者，并强调了当时在英美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都受欢迎的政治化基督教。戈培尔警告说，如果共产主义或无神论胜出，可能会出现精神文化真空，声称德国基督徒“认为，基督教是我国的道德基础，而家庭是国家生活的基础”。他补充说，德国人希望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并且，他用斜体字强调说，“没有任何侵略意图”。[33]

在总理府内部召开的会议中，戈培尔敦促希特勒通过法律途径批准实施文化审查。他警告说，如果希特勒跳过这些步骤，政府将面临因抗议纳粹党违法而丧失执政资格的危险。戈培尔还鼓动希特勒更坚决地重申该党与共产主义运动做斗争的强烈愿望。这个发言要点得到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共鸣。

“这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同道中人有14年的时间来检验自己能干些什么，结果是一堆烂摊子，”希特勒在首次官方讲话中慷慨陈词，“现在，德国人民，给我们四年时间，然后审判并裁决我们吧。”[34]一些人担心，希特勒旨在成为终身独裁者。他通过自行设定最后期限，缓解了那些人的焦虑。

希特勒上任不到一个月，一场恐怖袭击给了他和戈培尔顺理成章的借口，以便从平民手中攫取更多权力。2月27日晚，一个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吕伯（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人在国会大厦纵火，并试图焚烧柏林其他三座建筑未遂。元首的策略师普茨·汉夫施滕格尔在附近看到火焰，立即打电话给正同希特勒一起用餐的戈培尔。（汉夫施滕格尔就是那位哈佛毕业生，其母凯瑟琳在慕尼黑举办的沙龙加深了希特勒在资产阶级中的根基。）

“告诉他国会大厦着火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叫。

“这是在开玩笑吗？”戈培尔问。

一旦由戈培尔独立彻查这次纵火案，范德吕伯就注定要被处决。尽管这名纵火犯已于1931年脱离荷兰共产党，但戈培尔利用这层关系，提出紧急立法，“以保护国家和人民”。纳粹无限期搁置了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以及未经审查邮寄信件和不受监听互通电话的权利。[35]政府还将25000个他们认定有恐怖主义威胁的人，投入一个专门建造的临时监狱，进行“保护性拘留”。公众对此感恩戴德。多达一万名潜在的恐怖分子，因邻居或同事告发，在3—4月被集中拘捕。[36]该法规通过72小时后，希特勒的冲锋队长径直来到《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Zeitung）办公室，警告编辑说，如果他们不停止有关元首的负面报道，该报将被封禁。采编人员纷纷辞职以示抗议，但面对纳粹威胁，董事会屈服了。希特勒十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概述的承诺又兑现了一条。他在书中对“险恶的新闻机构”大发雷霆，说他们被集体反对他和纳粹党的犹太人操控，所撰之文充斥着“造作的论断”和“精神鼠疫”，对欧洲大陆的危害甚于黑死病。[37]

国会纵火案和对再次发生恐怖主义威胁的畏惧，帮助纳粹在3月4日的选举中获得了43.9%的选票。这个选举日期是希特勒让年迈的保罗·冯·兴登堡总统拟定的。虽然选票增长了10%，纳粹党还是没能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但这将其他党派力量削弱到了无力翻身的地步。3月23日，希特勒要求议员们通过《授权法案》（Enabling Act），允许其内阁在没有议员参与的情况下亦可通过立法。该法案得到444张赞成票，仅94票反对。至此，德国议会正式把自己合法地变成了局外人。[38]

春夏两季，提高希特勒执政效力的计划进展顺利。1933年4月7日，内阁同意纳粹党在各州执行联邦授权的纳粹政策。而在此之前，州一级行政权是独立的。内阁还通过了《专业公务员恢复法案》（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 Restoration Act），允许纳粹党解雇非雅利安人政府雇员，并要求所有公务员使用纳粹礼（Hitlergrüß）或“希特勒万岁”来致意。这其中传递的信号显而易见：政府雇员现在必须保证效忠希特勒，而不是公民与法制。[39]

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德国文化部负责监管国家博物馆。此举曾让这些机构有章可循，并维持稳定。现在，由于纳粹能够在1933年春夏至初秋解雇20名博物馆馆长和策展人，这种监管产生了负面结果。[40]这些行动依照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概述的时间表推进，与“文化领域中表现出的政治体系崩溃”做斗争。据称，这些现象的背后推手是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就已出现。“防止人民落到精神错乱之境地，是政府的责任。”他写道。

希特勒和戈培尔开始通过1933年7月的《遗传性疾病后代预防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reditarily Diseased Offspring）来控制生育权。该项法律授权对政府认为有生育残疾后代风险的儿童和成人实施绝育手术。现年53岁的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是天主教徒，建议政府在登记绝育手术名单时，应征得本人或至少一名监护人的同意。35岁的戈培尔和43岁的希特勒对他置之不理。

深色皮肤的德国人旋即成为目标。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称，有色人种天生智力不足，只能供人“戏耍”，就像驯狗一样。这“是训练，就像训练狮子狗，而不是科学的‘教育’”，希特勒写道。[41]同一时期，戈培尔发表了一份题为“德国艺术家希望新政府做什么”的五点声明，其实在罗列政府希望他们做什么。推广“非德意志”艺术的博物馆馆长将被解聘。而且未来某一天，纳粹将会没收并展出“堕落艺术”，然后将之焚毁，就像他们在1933年5月10日烧光了引发争议的书籍。

对于一个一战后曾被誉为生机勃勃的当代艺术精神堡垒的国家，这是一次天翻地覆的转变。戈培尔开始要求德国艺术家帮他开展宣传工作，行之有效地让曾经自由的德国艺术界服从于政府目标。纳粹四处分发海报，宣扬亟需民众在11月12日对确认本国退出国际联盟一事投赞成票。海报上展现了希特勒与罗马教廷大使阿尔贝托·瓦萨洛·迪托雷格罗萨（Alberto Vasallo di Torregrossa）一同出席德意志艺术之家奠基仪式的画面，并引用迪托雷格罗萨之语写道：“‘很久以来，我并不理解你们。但经过长久努力，今天，我终于理解你们了！’今天，每一位德意志天主教徒也理解了阿道夫·希特勒，并在11月12日投票说‘是’！”[42]迪托雷格罗萨同希特勒合作，努力减轻有教养的天主教徒们的畏惧。他们成功了：95%的德国人投了赞成票。没有证据表明公投结果被篡改。即使有，以新闻界今日之处境，也不宜报道。

尽管成功拉拢了天主教神职人员，戈培尔明白，还需要通过文化举措来赢取德国民众的心。他将目标设定为，围绕大德意志艺术这个主题，为德意志艺术之家的开馆仪式策划一次展览，不仅可以庆祝该馆开张，还可以框定大德意志艺术的全部类型。

面临风险最为严峻的艺术家是埃米尔·诺尔德。他正密切关注着政治局势，就像其他艺术家正密切关注着他。诺尔德如今65岁左右，是德国在学术上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之一。年轻一些的艺术家将政府对他的态度视作自己未来发展的风向标。

诺尔德的个人背景和艺术哲学与希特勒十分契合，以至于这位年长的艺术家顺理成章且乐观地认为，自己将在希特勒为“大德意志艺术家”新筑的巢穴内觅得一席之地。与希特勒一样，诺尔德也曾被艺术学院拒之门外，为了维持刚刚起步的艺术生涯，为游客绘制明信片。尽管与希特勒不同，诺尔德已经建立了获利颇丰的艺术事业，但1898年报考慕尼黑艺术学院（Munich Art Academy）落榜，还是让他坚信，德国的艺术机构对雅利安艺术的优越性缺乏自信。[43]1906年，39岁的诺尔德参加桥社，在一部作品集中刊登了自己的作品。在艺术学院就读及魏玛共和国时期，格罗斯及其友人对这些作品赞赏有加。

诺尔德的艺术作品，在包括戈培尔在内的许多人看来，表现了坚毅沉着的日耳曼精神，这种精神是戈培尔与希特勒所倡导的雅利安文化的基石。在他1911年的蚀刻版画《森林之子》（Children of the Forest）中，一群孩子在树林里，光着身子围成一圈，翩翩起舞。他们可能是宁芙女神（nymphs）[44]，也可能是纯正的日耳曼青年，抑或是二者神秘的结合体。这幅作品反映了日耳曼人的精神信仰是，所有日耳曼的灵魂和精神在无形之中交织在一起，在大自然中随处可见。诺尔德创造的水彩画技法，旨在展现并颂扬德意志风光神秘的特性。1908年一个寒冷春日，他目睹自己湿润的水彩颜料在他直接放在室外地上、高吸水率特种纸上的结晶过程，十分好奇。“有时，我会在冰天雪地的晨暮微光中作画，享受地看着冻结的颜料如何结晶成星形和放射形线条。”他写道。[45]基尔美术馆购买了一幅诺尔德作于日本特种纸上的水彩画——《洪水，夜晚》（Flood，Evening）。画中，诺尔德运用黑色和灰色颜料，绘制触目惊心的阴影，以表现自己家乡弗里西亚低地平线上方的夜空。他运用回旋的绿色和深沉的黄色，描绘洪水泛滥的河流中看似要从画面奔涌而出的浑水。

尽管赞赏希特勒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诺尔德的艺术作品集还是拓展了两个在纳粹看来有问题的手法：人性化地描绘非雅利安人，不按经典方式描绘基督教。1913年，诺尔德前往新几内亚旅行，他没有像当时常见的那样，把当地人看作科学研究样本，而是描绘具有真正个性的村民，包括其服饰偏好、表情、年龄和姿势。随后，他前往马尼拉，对欧洲人是否生而高人一等这个问题提出质疑。“我们这些所谓有教养的人，真比这里的人好得多吗？”他喃喃自语。[46]在《舞者》（The Dancer）中，一名当地女子跳舞时劈叉下蹲，深棕色头发随之翻飞，棕色皮肤泛着光泽，虽然上身赤裸，却表情庄严。诺尔德并未神化她。

他最大型的宗教作品是1912年的鸿幅巨制《基督的一生》（The Life of Christ），为大多数同时代人眼中陈腐的基督教绘画主题注入了生命。诺尔德设计了一组三联画，这是天主教祭坛画的传统形式。其中，一幅大型作品叙述主要情节；两侧窄一些的画叙述次要情节。不过，诺尔德对这个形式进行了改进，在中央木版画两侧，别出心裁地各设立了一组四幅的小画，来讲述基督完整一生的故事。中央木版画则遵循经典的“三角”结构来描绘基督受难：基督位于中心；正在哀悼他的母亲位于左下角；为争夺基督财产而进行赌博的罗马士兵位于右下角。然而，诺尔德并未表现耶稣的安详沉静，而是表现了他受难时巨大的肉体痛苦。鲜血从他手脚渗出，耶稣挣扎着，却无法承受自己悬空身体的重量。备受折磨中，他胸膛隆起，肌肉肿胀。他两边各吊着两名罪犯，其中一人乞求并接受了基督的救赎。与传统绘画表现此人忘却痛苦、兴高采烈的画面不同，这名刚刚成为基督徒的罪犯显得正处于极度肉体痛苦中。受难画面两侧共八幅小型木版画，重点表现情绪像人类一样错综复杂的圣经人物。在表现耶稣诞生的画面中，圣母玛利亚把身上还带着血的耶稣抱起来。东方三博士来访时，她虽然很高兴，但因产后不适而紧捂髋部。在另一画面中，当十二门徒在耶稣复活后第一次见到他时，明显表现得困惑不解、心神不宁。

在诺尔德及其支持者心目中，这些对著名圣经故事更加现实主义的描绘使得基督教更接地气，而不是停滞不前。批评者则认为它们，往轻里说，是原始粗鄙；往重里说，是冥顽不灵的渎神。不过，在1912年，他们尚无胆量呼吁政府进行彻底审查。

然而，到1934年春，政府正在削弱各州权力，并通过立法从法律上限制德国公民权利。与此同时，曼海姆美术馆（Kunsthalle Mannheim）这家艺术机构正在热烈支持希特勒的艺术审查制度。此前，策展人会认为，创办一个以谴责参展艺术家为唯一目的的展览令人不齿。可是现在，与希特勒志同道合的策展人和博物馆馆长理直气壮地谴责“堕落艺术”。纳粹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们认为不爱国、淫秽、过于尊重非雅利安文化，以及只是艺术形式丑陋的作品。曼海姆美术馆举办了题为“文化布尔什维克图像”的展览。展品塞满了两个展厅，包括64幅绘画、2座雕塑和20件平面艺术作品。策展人把这些艺术品从画框中拿出，故意用不专业的方式悬挂，而他们完全清楚恰当的悬挂方式。作品标签上写着艺术家姓名、种族，以及购买该作的年份和价格。不出所料，入选艺术家包括格罗斯。但始料未及的是，策展人还把矛头对准了诺尔德。

对于自己的作品被纳入曼海姆展览，诺尔德大为震惊。尤其在同期，自己还入选了其柏林经销商费迪南德·莫勒（Ferdinand Möller）举办的题为“德意志艺术家三十人”的展览，这个展览得到了纳粹叫好，约瑟夫·戈培尔及其助手汉斯·维德曼（Hans Weidemann）还是合作组织者。戈培尔和维德曼还把诺尔德的艺术作品送往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并在宣传部举办的一次私人展览中对他进行宣传推广。[47]这种令人受辱的悬殊待遇清晰表明，诺尔德在德国艺术界中德高望重的元老地位岌岌可危，纳粹政府需要更加明确地框定“堕落艺术”的范畴。

德国一名卓越的雅利安女性收藏家格特鲁德·施蒂克福特（Gertrud Stickforth）致信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提议将诺尔德视作反犹主义者和德国犹太印象派画家马克斯·利伯曼艺术趣味的早期反对者。此时，利伯曼已是年近九旬的退休老人，身体虚弱，住在柏林，试图保持低调，以免引起像施蒂克福特这种艺术界内部反犹分子的注意，却未能如愿。施蒂克福特在致《人民观察家报》的信中写道，多年来，诺尔德“冒着本人名誉受损之风险”，倡导将犹太人排除出德意志艺术界。“他这种英勇行为招致犹太人群起而攻之。他是当之无愧的德意志之子！”她激动地说。[48]

尽管诺尔德是纳粹党丹麦分部早期成员，但在公众面前，对于希特勒的崛起，他保持了中立。“一旦涉及政治，我就非常无助。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还是左派。”他暗自忖度。[49]然而现在，诺尔德意识到，在“犹太问题”上不得不确定自己公开所持立场，由此赌上了自己的事业。对他来说，做出决定刻不容缓。到1933年10月奠基仪式举行之时，戈培尔变得不太确定诺尔德是不是大德意志艺术家。“诺尔德是布尔什维克，还是画家？这可以作为专题论文题目。”他写道。[50]

德国艺术家们已经明白，纳粹文化精英就要授予他们其中一些人“大德意志艺术家”的称号。这个称号不仅将表达来自戈培尔和希特勒的赞赏，还代表，在一个审查日趋严格的社会中，能够获准进行艺术创作并展出作品。而没有获得政府批准之人，将结束自己的艺术生涯，他们养家糊口的手段也将被扼杀。诺尔德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加主动地拥抱反犹主义、三缄其口，否则就得大声疾呼、反对歧视。

随着这种贻害无穷的氛围在艺术界蔓延，诺尔德开始将矛头对准与自己同龄且同为桥社成员的马克斯·佩希施泰因。佩希施泰因将新旧技法融会贯通，用以捕捉新德国的坚毅精神，因此广受赞誉。对于诺尔德，他一直是个威胁。佩希施泰因具有身为一战老兵的优势，而且距离诺尔德创作马尼拉土著肖像集不到三年，他也创作了描绘帕劳居民的同类作品。在普通行家看来，他的作品无疑更易鉴赏。同样，他的系列木刻版画《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因受土著岛民启发，也使用了看起来天然质朴的线条，却丝毫没有诺尔德在《基督的一生》中表现的痛苦和面部扭曲。那些痛苦画面令很多有兴趣购买作品挂在家里的普通德国人望而却步。

因此，佩希施泰因获得商业成功比诺尔德容易得多。1913年2月，年仅31岁的佩希施泰因已经开始同颇具影响力的古利特家族合作，这个家族盛产艺术品经销商和策展人。[51]他在弗里茨·古利特（Fritz Gurlitt）的画廊举办了大型个人作品展，展出了40幅油画和3扇彩色玻璃窗，从而与沃尔夫冈·古利特（Wolfgang Gurlitt）签下了梦寐以求的合同。合同约定，沃尔夫冈·古利特通过销售其艺术作品收取佣金，并每月给他稳定的预付款。[52]古利特家族为佩希施泰因提供了广阔空间来进行冒险的艺术创作，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画廊空间，也包括思维空间。佩希施泰因在沃尔夫冈·古利特画廊展出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画像，使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发展起来的马赛克镶嵌画艺术，当时是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的高峰。这幅具有审美吸引力的画像，展现的人体腹部柔软、曲线优美，但面部天然淳朴，与诺尔德的作品相似。一年后，赫赫有名的《艺术报》（Das Kunstblatt）刊登了这幅画的图像。[53]这又促成了佩希施泰因的作品在茨维考美术馆（Kunstmuseum Zwickau）的一次展览。策展人是该馆馆长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即沃尔夫冈的堂弟。这位馆长持进步立场，拒绝屈从于右翼保守派。佩希施泰因对此颇感欣慰，希望借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之力，德国艺术界“这片沙漠里或许能出现绿洲”。由于现在纳粹热衷于实施审查制度，艺术界的发展日趋迟缓。[54]

尽管纳粹对艺术界横加干扰，纳粹党敌视佩希施泰因的犹太裔和女性同事，佩希施泰因却因向往权势而决定对纳粹曲意逢迎，于是缄口不言。他知道，自己不为弱势艺术家仗义执言，将置他们于易遭迫害之险境。他写信给身在纽约的格罗斯，描述自己和新成立的帝国艺术家协会的其他成员默许纳粹对这群不受欢迎之人进行清洗。“嗯，我该怎么跟你说呢？这几百名成员中，没人反对，”他写道，“你看，我们就是这样！机动灵活，怎样？”[55]他出席一次会议时，正值纳粹在清洗对手。会上，凯绥·珂勒惠支被普鲁士艺术学院（Prussian Academy of Arts）除名，佩希施泰因拒绝为她辩护。他说，自己是一名雅利安男性，没必要拿稳定的事业来冒险，俯首听命也无可厚非。[56]

然而，此举适得其反，其事业开始走下坡路，而诺尔德的事业似乎倒在上升。到1933年秋，佩希施泰因知道了个中缘由：在戈培尔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诺尔德告诉一名公务员，佩希施泰因的姓氏以“施泰因”（stein）结尾，因而是犹太人，佩希施泰因本人在这件事上说了谎。现在，诺尔德决意彻底投身赤裸裸的反犹主义，以保住自己在艺术界的地位。佩希施泰因勃然大怒，要求诺尔德收回指控，并向戈培尔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雅利安血统。诺尔德寸步不让，而戈培尔则拒绝承担调查此事的风险。关于佩希施泰因可能并非纯种雅利安人的传言越来越盛，影响了这位艺术家的事业。德国收藏家对于购买其作，或是对之进行宣传推广，逐渐变得警惕。[57]佩希施泰因怒不可遏，写信对身在纽约的乔治·格罗斯说，现在，纳粹视他为文化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这正在毁掉其生计。佩希施泰因似乎没有察觉个中讽刺意味：格罗斯本人就是因被指控为布尔什维克而举家逃往纽约的。佩希施泰因没有像格罗斯那样流亡，而是保持沉默，希望纳粹最终会重新欢迎他，哪怕他们迫害了他的旧友。[58]

诺尔德力挫佩希施泰因的努力奏效了。戈培尔邀请他参加11月举办的帝国文化协会（Reich Chamber of Culture）成立仪式。同时，诺尔德及其夫人阿达（Ada）还接到了啤酒馆暴动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诺尔德夫妇造访柏林时，与希特勒手下的哈佛毕业生普茨·汉夫施滕格尔同住。普茨在自己柏林的公寓中挂了几幅诺尔德的作品，以示团结。让诺尔德到场，对戈培尔来说至关重要，他正在草拟1937年大德意志艺术展参展艺术家名单。为了支持诺尔德，这位宣传部部长最近在自己家里挂了几幅他的作品。不过，希特勒看过这些画，觉得它们令人不悦。[59]戈培尔知道，诺尔德的作品可能难以加工，因而猜测，对元首来说，最好的选择可能是会见这位艺术家本人。

聆听希特勒讲话、同已获希特勒认可的文化人物毗邻而坐，这些彻底让诺尔德变成了希特勒的拥趸。“我们见到了元首，第一次不用通过收音机，而是亲耳听他讲话。”他写信对友人说，还说他被希特勒响彻云霄的言辞迷住了。尽管军官中很多人看起来粗鄙不堪，希特勒的演讲却很有教养。“元首不但志存高远，还是行动的天才。”诺尔德说，他听从了希特勒的警告，即犹太人必须受到控制。“在人为制造的文化迷雾中，他仍被一大群黑影包围着。看似在不久的将来，红日就将从这里喷薄而出，驱散迷雾。”他写道。[60]

诺尔德决心为冲破迷雾出力。他搁下画笔，拿起钢笔，调转方向，开始努力迎合希特勒，慷慨激昂地写了一本回忆录，题为《多年的奋斗》（Jahre der Kämpfe），于1934年出版，公开向《我的奋斗》致敬。

与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样，诺尔德在此书中表达了对母亲的敬意，却对女性性欲怀有戒心。言及妻子阿达时，他公开表示，他担心妻子们的性欲具有“扼杀男性艺术家”的威力。[61]这种论调有违事实，多年来，阿达对丈夫别出心裁的需求和不安全感逆来顺受。“他天性显然比较沉闷呆滞、胆小笨拙。而她纤弱迷人、清新自然，体质堪称弱不禁风。但他们之间心照不宣，水乳交融。”一位诺尔德作品的长期收藏家评论说。[62]

诺尔德在回忆录中模仿了希特勒关于自然神秘力量的探讨，运用近乎伤感的古德意志词语描述道：“秋风起兮，樵夫纷至。刀劈斧砍，残酷无情。伐倒华木，令我心伤。响声雷动，华木倒地。横卧小径，溘然长逝。高耸树干，永失王冠。”他目睹制作木材的过程时，如是描述自己明显遭受的心灵创伤。[63]然而，这位艺术家在描写犹太人时，看法可没这么仁慈。虽然不及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那般刻毒，他还是详述了自己18岁时，在弗伦斯堡（Flensburg）平生第一次遇见德国犹太人的情形，形容此人“就是个奇葩”。[64]诺尔德还称，自己在柏林遇见过一名犹太研究人员，据他说，此人坚称，自己情不自禁要同每个单独与之相处的年轻姑娘上床。诺尔德写道，这证明犹太男人天生性变态。在《多年的奋斗》中，他还再次针对佩希施泰因，称之为“犹太人手中”媒体的“红人”。他还攻击一度受人尊敬的德国印象派画家马克斯·利伯曼，警告说，他及其他犹太人“智力高超”，却“几乎没有灵魂和创作天赋”。[65]

在《多年的奋斗》中，诺尔德还倡导，为了纯净的文化，应强制执行政府规定，包括优生计划。“一些人，尤其是混血儿，迫切希望人类、艺术、文化等一切都能融为一体。这样一来，全球人类社会将会由杂种、私生子和黑白混血儿构成。”他警告说。[66]最后一次使用华丽辞藻时，诺尔德模仿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论调写道，他“心中有上帝，炽热圣洁，一如基督之爱”。[67]此二人在其出版物中声称，自己的观念源自神启。

诺尔德这个胆大包天的宣言令相对保守的反犹分子大为震惊，包括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基希纳仍然住在瑞士，还在同抑郁症和长期无法创作的状态进行斗争。他私下认为，每个犹太人都缺乏创造力，因此，真正的德意志人“不能与之为友”。但他认为，诺尔德在公开场合这样固执己见并不合适。“很可悲，他是这样一个机会主义者（Conjunkturjäger），不过他一贯如此。”基希纳对一位朋友这样评论他，又补充说，诺尔德所获德国犹太人的支持，远甚于其他大多数艺术家。[68]

《多年的奋斗》出版后产生的实际效果无异于宣战。显然，戈培尔现在需要对诺尔德做出决断。他知道，这个决断不仅将决定诺尔德事业的成败，还将检验这位宣传部部长与元首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个人关系。对于是什么造就了大德意志艺术家这个问题，戈培尔现在倾向于做出相对宽泛的解释。依据这个标准，只要该艺术家是雅利安人，且创作内容符合纳粹意识形态，那么其新式乃至激进的艺术技巧都将被接纳。

在成为纳粹分子之前，戈培尔参加过一个关于文森特·梵高的讲座。其间，他赞扬这位荷兰人是“新艺术中最现代的人物之一”，甚至对导致梵高自杀的精神疾病进行了理想化描述：“所有现代艺术家——我这里并不是指三心二意、自以为是的半吊子，也不是指邯郸学步之人——或多或少都疯疯癫癫，就像所有思维活跃的人一样。”[69]年轻时，戈培尔还对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产生了兴趣。巴拉赫是重要的雕塑家和石版画家，其作品中的人物在唤起原始情感方面与诺尔德相似。其青铜雕塑《基督与约翰》（Christ and John）展现了耶稣正在拥抱表兄施洗者约翰。这件鼓舞人心的作品歌颂了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亲人之爱和赤诚情感。巴拉赫出生于汉堡附近，是一名一战老兵。在戈培尔支持、诺尔德参展的“德意志艺术家三十人”展览中，也有他的两座雕塑入选。[70]

关于纳粹主义文化局限性的辩论是在党内清洗的腥风血雨中进行的。这场清洗的高潮，是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大规模暴力行动，世称“长刀之夜”，又称“罗姆政变”。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总理后不久，准军事组织冲锋队中，一个人数不多但好勇斗狠的小团体开始给希特勒制造麻烦。当大多数纳粹分子都迅速偃旗息鼓，转而安心处理政务时，46岁的冲锋队联合创始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明目张胆地宣称，“德国革命”仍在进行。希特勒从不喜好革命语言，觉得听起来像共产主义者。他曾对罗姆、戈培尔、赫尔曼·戈林及其他顶层官员坚称，革命已经结束，他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立法者。[71]

罗姆却依然目中无人，1934年2月，他要求冲锋队控制国防。[72]到1934年夏，他已变得相当暴戾，致使希特勒意识到，这个莽夫正在危及纳粹党。希特勒担心发生政变，于是带着随从，出其不意视察位于巴伐利亚泰根湖（Tegernsee）湖滨小镇巴特维塞（Bad Wiessee）的汉塞尔鲍尔酒店，罗姆当时正同其拥趸待在那里。早晨6点半，希特勒破门进入他们的房间，这帮人因彻夜饮酒，正在呼呼大睡。希特勒挥舞着手枪，宣布罗姆是叛徒。他的亲信继而发现，罗姆的副手埃德蒙·海内斯（Edmund Heines）与一个比他年轻的纳粹党员在床上，加上罗姆是一名公开但谨慎的同性恋，这些事一并成了政治把柄。希特勒和戈培尔都不是特别讨厌同性恋，但罗姆行为不检，便于他们用合乎民意的方式诋毁他：冲锋队里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同性恋，因此必须被清洗。[73]希特勒的亲信把罗姆及其他五名冲锋队员送往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Stadelheim）监狱。

回到柏林市中心后，戈培尔打电话给戈林，用暗语叫他开始进行一次更大范围的清洗——“蜂鸟行动”（Operation Kolibri）。副总理冯·巴本对潜在的司法越权行为的担忧越来越恼人，但碍于其地位显赫，难以直接实施暗杀。纳粹杀手转而刺杀了其新闻秘书赫伯特·冯·博泽（Herbert von Bose），以示威胁，[74]并杀害了冯·巴本的发言撰稿人爱德华·容（Edward Jung），事后将其尸体丢在沟里。随后，他们将冯·巴本软禁在家中。年轻的纳粹分子身着统一的军大衣，头戴费多拉帽（fedora）[75]，进入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的府邸。施莱歇正在打电话，他们枪杀了他，又射杀了其妻伊丽莎白（Elizabeth）。[76]几小时后，在一个花园聚会上，希特勒趁与部长夫人们闲聊之际，宣布罗姆必死，而且必须让他自我了断。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纳粹分子交给罗姆一把枪膛里只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后，离开了其牢房。十分钟后，他们没有听见枪声，于是折返回来，射杀了罗姆。

到7月2日结束杀戮，纳粹至少刺杀了200人。德国人普遍感激其元首采取了果断行动，来保护他们免受其害。他们认为，这些势力原本有可能推翻他们几十年来第一个稳定政府。由于新闻记者接受了希特勒管控，而新教和天主教教会保持沉默，不明就里的人仍然无从得知，有些被害者只不过是直言不讳地反对希特勒的偏激政策。[77]普通德国人几乎没有想到“长刀之夜”对法治的践踏及其致命后果。

兴登堡总统的健康每况愈下，而德国人对元首的信任则与日俱增，导致倚重兴登堡的德国民众越发焦虑。希特勒要求德国人于8月1日投票表决，当兴登堡不再胜任时，希特勒是否应当代为履职。几小时内，86岁的兴登堡死于癌症并发症。隆重葬礼之后，89.9%的德国人投票赞成希特勒成为国家唯一行政首脑。军队宣誓效忠于他，而不是国家。[78]

两周后发出的纽伦堡集会邀请函，显示了什么将成为希特勒喜爱的艺术主题：肌肉、符合纳粹党标准的赤裸青年。500列火车载着225000个人前去为元首欢呼。他们的喊声如此真挚，以至于包括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内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印象深刻。“他们让我想起有一次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偏远地区，在一些‘摇喊’派（Holy Roller）[79]成员脸上看到的疯狂表情。”夏伊勒写道。[80]

1935年，纳粹将国土扩张和反犹主义合法化。根据《凡尔赛和约》，法国对萨尔区（Saarland）[81]的控制将于1月到期。当地50万选民对届时加入法国还是回归德国进行公投。结果，91%的选民自愿加入希特勒专政政权。[82]两个月后，希特勒对外国使馆宣布，他正在组建36个师的新国防军（Wehrmacht）。当时，英法两国分歧严重，并未强烈反对。[83]元首的自信让一度犹豫不决的反犹流氓重新活跃起来。现在，他们可以恐吓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很多曾因遭受歧视而流亡的德国犹太人，受到德国金融稳定的激励，同时低估了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歧视，在这个夏天又回到柏林。随着欺压犹太人的行径越来越多，希特勒决定，最有效的行动就是按兵不动。他断定：“人为地节外生枝毫无意义。”[84]德国温和派民众则开始对政府涉足暴力表示担忧，不是因为这些行为不道德，而是因为不合法。而政府得知后，只是将歧视合法化了。

7月中旬，在进一步全面修订法律前，希特勒和戈培尔去度了一个夏日短假以放松身心。“一起吃饭，然后在月光下散步、泛舟，氛围美好。我掌舵，在波罗的海中来回穿梭。元首很开心，能让他开心也令我愉快。”戈培尔在日记中喜不自胜地写道。[85]返回柏林后，纳粹党宣布，今后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德国犹太人不得雇用45岁以下的女人来家里工作，政府很快将定夺“部分”犹太人的地位。

8月，希特勒在德累斯顿参观了一场民间独立组织的堕落艺术展后备受鼓舞：艺术界的雅利安精英开始自发抨击与他们元首喜爱的传统风格和爱国主题相悖的艺术。他将“德意志艺术的未来”确立为1935年纽伦堡集会的重点主题。希特勒在演讲中对普遍真理信心十足，还命令宣传部部长将自己的讲话稿译成英文出版。对群众演讲时，他声称，德国人将这么多权力让渡给政府，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如此信任其元首来保护他们珍视的文化。“在未来某一天，当有可能从更加清晰的视角看待那些事件时，人们将惊讶地发现，在民族社会主义党员及其领袖们为了国家存亡进行生死之战的关头，他们首先想做的就是唤醒并恢复艺术活力。”[86]他如此宣称，并指出，纳粹党的文化与政治规划日渐与之配合，旨在为德国清除“乱抹颜料的浅薄之徒”。纳粹德国正在暴露其特性——决定需要被清除的人员名单。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解释说，一个国家的艺术反映了其公民基因的纯正。他私下对自己核心圈的人说，低等艺术家应该“在集中营里接受‘再教育’”。然而在公开场合，他只是辩称，自己正在挑战一些艺术家，“这些人的目的，一是为维护污秽和垃圾而在污秽和垃圾中打滚”，二是美化劣等人种“道德和肉体的腐败变质”，以便玷污德意志文化。他只是在保护德意志的安全，就像任何一个好领袖应该做的那样。[87]“就像没人会声称，为了维护神圣的个人自由权利，就应该放任刺客造成其邻居的肉体死亡。同理，没人有权仅仅因为声称拥有充分自由，可以践行其变态下流的胡思乱想，就有权获准造成一个人的精神死亡。”希特勒论述道。[88]

这次集会后，希特勒颁布了《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German Honor），为犹太人设定了有别于他人的公民等级，并加强了国家对这些“有缺陷”人口生命的控制。

该项法律由纳粹党顾问团起草，并将简短提要送呈元首过目，因为据其助手汉斯·维德曼记载，希特勒“厌恶阅读文件”。[89]希特勒为自己的想法设定了宽泛的原则，这一过程被称为“按照元首的旨意工作”（working toward the Führer）[90]。具体的种族歧视立法常常没有他的直接参与，但他指明了方式。[91]

这些法律一经通过，纳粹党的立法活动就暂停了十个月，以便筹备1936年奥运会。希特勒起初不想举办这场盛会，想到非雅利安人有能力挑战优等种族，心里便十分不悦。然而，戈培尔支持举办奥运会，认为可以借此向那些担心德国日益偏激的政策和扩军行动之人展示德国的宽容。

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里，普茨·汉夫施滕格尔作为元首的国际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92]，努力将希特勒的形象打造成修养良好的艺术家型政治家。他安排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在美国刊登希特勒的人物介绍。五光十色的元首特写和肖像开始在美国家庭的咖啡桌上出现。《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组希特勒的“抓拍”照：一张是在同自己的德国牧羊犬打闹，一张是在伏案工作，一张是在贝格霍夫阳光房里读报，还有一张是穿着“一件可能会被威尔士亲王嫉妒的格子外套”。[93]

《纽约时报》发文称赞希特勒对18世纪德意志艺术家的热爱，以及他在配色方案中显示出的卓越品位，说他目前偏好蓝色、白色和金色。《纽约时报杂志》[94]更是推波助澜，刊登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人物简介，题为《希特勒担任自己的建筑师》，称赞这位独裁者在贝格霍夫家中对绿色系配色方案的热爱。他在贝格霍夫的卧室中挂了一幅母亲的相片，在那里照料小仙人掌，培植樱桃树，画素描。这位杂志记者不吝溢美之词，却有失准确地将慕尼黑形容为“德意志的艺术圣地，1912年，希特勒曾去那里学习建筑”。[95]

同时，希特勒命令纳粹顽固分子，在奥运会筹备和进行期间，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要保持文明礼貌。这些人谨遵其命，甚至当一名欧洲犹太激进分子在2月刺杀了瑞士纳粹领导人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时，也保持克制，没有抗议。

奥运会结束后，戈培尔和希特勒继续为将于1937年夏举行的大德意志艺术展开幕式做准备。1937年1月中旬，德国报纸发表了一则向国内外德意志艺术家征集艺术作品的启事。候选人提交了15000件作品，数量之大，令人震惊。

德意志艺术之家最初的建筑师保罗·特罗斯特（Paul Troost）已于1934年1月去世，年仅55岁。奠基仪式上希特勒的银锤脱落后，他迷信地预言，自己将会英年早逝。他33岁的妻子兼同事格尔迪·特罗斯特（Gerdy Troost）也是专业建筑师，深得希特勒的信任和支持，接手了这个建筑项目，并于1937年4月完工。从建筑角度讲，这座旨在体现希特勒反动艺术规划的建筑，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博物馆建筑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建筑风格清晰明了又别具一格，布局有助于展示大幅作品，又不像其他许多博物馆那样喧宾夺主，抢了艺术品的风头。它雄伟壮丽，却又线条流畅；支撑天顶的廊柱令人想到经典的古希腊罗马建筑，却又诉诸简单线条，营造出现代感。

这座建筑占地面积55000平方英尺，墙面19000平方英尺，开阔却不深幽。[96]特罗斯特将取暖、通风、照明等现代设备管线隐蔽起来，营造出整洁氛围，同时也为自动火警装置留出了空间，以避免摧毁玻璃宫那样的灾难发生。她安装了电梯，来帮助年长的战争伤残老兵和带孩子的人士，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措施。[97]然而，入口处上方两段青铜铭文却设法传递出既蛊惑人心又威胁恫吓的信息：“艺术是一项崇高使命，需要痴狂”；“没人比自己的文化文献长寿”。[98]

“这座建筑美轮美奂。有一天，它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伟大的建筑。”戈培尔写道。[99]5月，戈培尔组建了一个专家评委会，包括格尔迪·特罗斯特和六名艺术家，其中还有44岁的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此人在纳粹分子中以“阴毛大师”闻名，因为在所谓浪漫裸体绘画中，他煞费苦心地对生殖器进行了客观描绘。[100]

6月上旬，评委会审阅来稿后，痛心地意识到，1930年代初，将有争议的艺术家和经销商从帝国文化协会逐出，加上希特勒对哪些属于“好”艺术所言不详，导致来稿整体水平相当平庸。将会成为大德意志艺术家的人大多是前辈艺术家的无聊翻版，几乎没有展现新的技巧。评委会警醒地意识到，如果艺术家继续沿袭这一脉络，德意志文化必将衰退，无法提升到希特勒预期的水准。

“这些雕塑还算差强人意，但有的绘画完全是灾难，”戈培尔看到备选作品后抱怨道，“元首出奇地愤怒。”这次审阅，对于戈培尔相对开明的艺术品位和对诺尔德与巴拉赫的偏好，都是个挑战。推而广之，这暴露了一个现实，即随着目前各种不同艺术观的噤声，对大德意志艺术组成类型的界定面临着变得死气沉沉的危险。[101]6月7日，希特勒与戈培尔一起乘火车时，闷闷不乐，责骂了评委会成员。“宁可把慕尼黑展览推迟一年，也不要展出这样的垃圾。”希特勒发火时，戈培尔把他的话记在了日记中。[102]最终，希特勒指定其个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重新挑选来稿。51岁的霍夫曼开始专心致志地完成使命。

戈培尔仔细考虑了如何完善德意志艺术之家开幕式及其展览——大德意志艺术展，然后主动向希特勒提议，组织一个堕落艺术展同期开幕，展览地点就设在德意志艺术之家附近。戈培尔的理由是，纳粹将借此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即如今职业艺术家分属两个对立阵营：好的艺术家和堕落艺术家。

希特勒同意了这项提议，给戈培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策展。这个展览将毁灭几十位艺术家的未来，而他们在1933年以前已经功成名就。尽管包括诺尔德和佩希施泰因在内的德国艺术家曾经渴望获得大德意志艺术家身份，但如今他们不仅有可能将被那个排外的圈子拒之门外，还会被元首毁坏名誉，作为堕落艺术家暴露在全国面前，生计也将被毁。戈培尔得到了大德意志艺术评委会的初始成员阿道夫·齐格勒的协助，希特勒对此人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描绘裸体赞赏有加。由于只有几周筹备时间，二人疯了似的忙着整理参展艺术家名单，入选者作品会被他们贬为堕落艺术的范例，希特勒正在将此类艺术清除出他的第三帝国。齐格勒乐此不疲，仔细审查了28个城镇中的32个藏品系列，从中挑选了650件艺术作品。[103]

7月9日，齐格勒正在全国四处飞奔，寻找堕落艺术品。而霍夫曼则在慕尼黑，为大德意志艺术展评估获准入选作品。当天，戈培尔携妻子及三女一子，于工作假期驱车前往贝格霍夫探望元首。当他们在前院停车时，希特勒已在那里等候。他亲切地同戈培尔之女希尔德加德（Hildegard）和霍尔丁（Holdine），及其独子赫尔穆特（Helmut）打招呼，不过显然，他最偏爱其长女黑尔佳。黑尔佳已经四岁了，懂事早熟。接下来几天里，这群人一起打牌，在希特勒的家庭影院看电影，欢欣鼓舞地讨论即将到来的展览。[104]戈培尔与希特勒前往慕尼黑，审阅霍夫曼所选556位艺术家的884件新展品。“现在选出的画作很美，甚至比雕塑还棒，”戈培尔在日记中满意地写道，“元首很高兴。”[105]那个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之门外的人，就要主宰第三帝国对伟大艺术品的取舍。他只首肯了6%的候选人，入选率比他申请美术学院那年的合格率还低。

大德意志艺术展于7月18日开幕，在一个队伍绵延七千米的盛大游行中，庆典开始。游行队伍中456匹骏马夺人眼球。6403名参与人员身着不同时代的精致服装，向德意志2000年的历史致敬。[106]元首站在一群崇拜者面前，头顶蓝天——臣服的记者们日渐称之为“希特勒天气”——淋漓尽致地回忆1933年德意志艺术之家奠基仪式，却略去了其间的银锤事故。

“四年前，在这座建筑的奠基仪式上，我们都知道，铺设的不仅是一座新建筑的基石，而且是必须为真正的新德意志艺术准备的地基。”希特勒高声说。[107]他指出，魏玛官员忽视了德意志文化的过去，又置其未来于危险之中，“但随着这个展览开幕，对德意志艺术的嘲弄，以及因此在文化上对我国人民的损害，已经趋于终结了”。然后，希特勒总结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发动一场毫不留情的清洗战争，来消灭导致我们文化衰退的最后因素。”[108]这些话令人心惊胆战地联想到他用来为种族灭绝进行辩护的措辞，而戈培尔闻之则欣喜若狂。“一场形式的狂欢，太棒了。我们全都深受感动，尤其是元首。”他记载道。[109]

评委会成员阿道夫·齐格勒有五幅作品入选大德意志艺术展。其中，《四元素》（The Four Elements）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其亮点是费尽苦心、几近客观地描绘了四名裸体女人的阴毛，齐格勒也因此闻名。

第二天，7月19日，在距德意志艺术之家几分钟路程的慕尼黑宫廷花园拱廊（Hofgarten Arcades），堕落艺术展拉开帷幕。希特勒和戈培尔选择由阿道夫·齐格勒来做开场白。齐格勒不辱使命，在发言中强力谴责德国博物馆把本国民众的血汗钱浪费在了这些艺术品上。

这两个展览开幕几天后，一个名叫彼得·京特（Peter Guenther）的17岁少年从德累斯顿来到慕尼黑观展。两个展览都让他刻骨铭心，于是他将自己的回忆记录下来，以飨后人。京特的父亲是一位文化评论家，1935年，因第二任妻子，也就是京特的继母是犹太人，而被纳粹封杀。京特长大后很仰慕现代艺术，还把梵高作品的复制品贴在自家墙上。走进德意志艺术之家后，他惊讶地发现，展厅内虽然观者三五成群，却十分安静，人们窃窃私语，仿佛置身教堂。据京特观察，“这显然是由于，展厅的规模、装饰、令人印象深刻的灯光，以及展品细心的陈列，营造出近乎教堂的氛围”。[110]

在希特勒的坚持下，此次展览没有将任何希特勒本人的艺术作品作为重头戏，只展示了元首七幅肖像画和五座半身像。[111]由于纳粹党自认是教会替身，基督教艺术也不在列，不过他们还是移用了基督教的象征体系和传统母题。一幅此类绘画的作者是赫尔曼·奥托·霍耶（Hermann Otto Hoyer）。这位艺术家籍籍无名，以至于此前从未得到媒体评介。他绘制的超现实主义画作《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引人注目，描绘了希特勒正在对一小群全神贯注的观众演讲。此画标题取自《约翰福音》开篇语，强调了纳粹视希特勒为基督式救世主的观念。

大德意志艺术展第一个展厅的亮点，是像三联画一样摆放的三幅作品。中间一幅是海因里希·克尼尔（Heinrich Knirr）绘制的肖像画，这个74岁奥地利人笔下的元首摆出传统政治家的姿势，身穿一套戴有纳粹党徽袖章的棕色制服，戴着一战勋章，一手叉在胯上，其身材之健美，令人不可思议。这幅画左侧挂着埃尔克·埃贝尔（Elk Eber）的作品《最后一枚手榴弹》（The Last Hand Grenade），埃贝尔45岁，生于巴伐利亚与奥地利交界地区。该作展现了一名手掌硕大的士兵，正要投出最后的武器，同时虔诚地注视着画框外克尼尔笔下健美的元首。右边挂着埃贝尔的《1933年2月23日点名》（Roll Call on 23 February 1933），画中两名身材魁梧的年轻纳粹，正在扣身上褐衫队[112]制服的衣扣。

下一个展厅陈列着希特勒喜爱的48岁奥地利雕塑家——约瑟夫·托拉克（Josef Thorak）的大型同性恋题材雕塑《同志关系》（Comradeship）。两个肌肉凹凸有致的裸体男人，十指相扣放在左边男人的生殖器上，雕塑高高耸立，凌越于观众之上。彼得·京特兴味索然：“我想，他们有意试图模仿我从书中了解到的著名古希腊雕塑，但作品缺少高贵气质和安详平衡，而我认为，这些才是那种艺术的卓越特征。”[113]托拉克雕塑两侧，摆放着墨索里尼、阿塔图尔克[114]和纳粹领导人的半身像。

京特漫步走进另一展厅，这里展出了此次展览中最受尊敬的一些绘画。聚光灯下是齐格勒的《四元素》，展示了四个无精打采、正在发呆的裸体女人。近处挂着最年轻的特色艺术家之一——泽普·希尔兹（Sepp Hilz）的一幅作品。该作展示了一名正在屋里脱衣的农妇，一只红白条纹的厚袜子还在脚上。这些裸体之“乏味”和写实，令京特震惊。即使在外行看来，它们的比例也显得不合常理。模特肩膀比她们几乎不存在的胯部还宽。乳房分得很开，胸部大小与男性一样。颈部虽然修长，却支撑着典型男性头颅尺寸的脑袋。“并不是我从小被教得一本正经，相反，我的母亲非常喜爱所有健康自然的事物。”京特说，而这些女人一点也不自然。[115]最终，他搜寻出因“不矫揉造作”而吸引人的作品，包括52岁的马克斯·埃塞尔（Max Esser）创作的野鸭青铜塑像，以及48岁的赫尔曼·盖伯尔（Hermann Geibel）创作的一座青铜塑像，该作展现了一名正在播放录音机的青春少女。

年轻的京特认识到，展品僵化，甚至内容落后，该展览的陈列布局和这座博物馆建筑却能推陈出新。一条标识清晰的红线引领参观者穿过40间展厅，终点是一座现代美食厅。里面有一间电气化厨房和一间酒吧，这些都是1937年的新发明。展厅中的长条地毯打造出整洁外观。悬挂的作品之间很好地保留了足够空间，以便人们舒适地观赏每件作品。每幅作品的信息卡片并非让人分心地贴在墙上，参观者可坐在每间展厅中央舒适的长椅上观看，对于短暂的歇息非常合适。

离开展览时，京特注意到，他的展览补充目录中夹着一张红色卡片，上面是堕落艺术展广告，写着：“审视！自己评判！”于是他走了不远，来到宫廷花园拱廊，悄悄溜了进去，因为按照规定，该展览禁止未成年人参观。与大德意志艺术展的豪华布局相反，宫廷花园里的考古学院展厅空间狭小，房顶低矮，照明很差，造成一种会引发幽闭恐惧症的氛围。[116]墙上文字并非作品信息，而是一堆用杂乱无章的硕大字体涂写的标语，内容包括“每件都令人抓狂！”“连博物馆大佬都叫这‘德意志人民的艺术’！”[117]阿道夫·齐格勒布展时，将作品划分成九个主题，分别是：总体上劣质的颜色或形式、渎神、无政府、侮辱军方、性变态、将有色人种错误表现为完好人类、正面描绘精神和身体残疾、犹太艺术家，以及邪恶的“主义”，包括达达主义、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尽管德国人很快就会将这个展览称为堕落的犹太艺术之一，但其实，112位遭谴责的艺术家中只有六人是犹太人，这些被批判的艺术家大多都是雅利安人。

策划该展时，纳粹首先考虑的是羞辱尚在人世的艺术家。《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的作者马克斯·利伯曼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德国犹太艺术家，已于1935年去世。他被艺术家同事免除了艺术学院荣誉院长一职，此后变得严重抑郁。由于利伯曼一度风靡的作品已经被禁，以至于现已被大多数人遗忘，戈培尔没有意愿，也没有动机，去让人们重燃对他的兴趣。

一些艺术家在希特勒掌权前得到戈培尔的钦慕，但他们的遭遇最为严酷，因为这位宣传部部长急于证明自己绝对忠于元首的眼光。第一展厅的主题是宗教艺术，对于戈培尔是否已然认可埃米尔·诺尔德孤注一掷的反犹立场，这间展厅给出了明确答案。十几岁的京特在那里目睹了这位69岁艺术家的作品。到那时为止，这位艺术家在德国一直备受尊敬。诺尔德《基督的一生》三联画横跨了整整一面墙，纳粹在旁边墙上胡乱涂写着：“在温和派治下，目空一切地嘲弄上帝。”[118]该展览总共展出了36幅诺尔德的作品，比其他任何一位艺术家作品都多。

第三展厅重点表现“揭示犹太种族的灵魂”这一含混主题。其中坐落着恩斯特·巴拉赫的青铜雕塑《基督与约翰》，戈培尔年轻时对他赞赏有加。高中生京特在一战后出生，他认为，现在看到的艺术作品直面一战创伤的方式反映了自己的日常见闻，这令他十分不解。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的《一个士兵的自画像》和奥托·迪克斯的《战争致残人士》毗邻悬挂。墙上还挂着《战壕》，康拉德·阿登纳担任科隆市长时，曾在全市禁售此画。

虽然不敢明言，但京特对奥托·迪克斯的印象尤为深刻，展览上有他20幅作品，包括《马尸》和《铁丝网中的尸体》。京特明白，如果从未见过这样一贫如洗的战争伤残人士，可能会相当震惊，但他指出，柏林或德累斯顿居民经常见到“腿部截肢，或是有其他明显伤残的人士，坐在街边卖鞋带或者火柴”。他回忆说：“妈妈经常给我一枚硬币，让我放到他们摆在面前的帽子里。”[119]

第四展厅的绘画多种多样，未按主题陈列，包括奥斯卡·科科施卡1914年的作品《风中的新娘》，即该艺术家当年与情人阿尔玛·马勒的画像。如今此画遭到纳粹诋毁，因为马勒的亡夫，即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是犹太人。京特看过了基希纳在《夜间病人》中对自己战后抑郁症的剖析之后，进入第五展厅，纳粹在这里布展的主题是“病态心灵看到的自然”和“疯狂变成了方法”。其中，在诺尔德绘画《小公牛》的对角线上挂着基希纳的《月光下的冬景》，附近是基希纳1913年美化妓女的作品——《街上的五个女人》。

纵观这间展厅，显而易见，即使战后试图描绘他们认为无害题材的艺术家，只要其艺术作品偏离了希特勒心目中对雅利安文化和完美雅利安身体的理想描绘，哪怕只是稍有偏差，也正成为矛头所向。创作了表现“泰坦尼克”号海难大型绘画的艺术家贝克曼，战后努力创作杂技演员的肖像画和乐器静物写生。他深信，这两个主题不会引发争议。纳粹没能找到他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驯狮人》，这幅栩栩如生的纸上水粉画描绘了一名马戏团驯兽员正在训练一头狮子表演杂耍。但第五展厅中挂着其他杂技演员肖像画，甚至还有一幅萨克斯静物写生。希特勒憎恶这件乐器，认为它代表对德意志音乐的“黑人化”。

京特在人群中蜿蜒前行，从狭窄的楼梯下到一个地下墓穴般的回廊中，这里满是绘画和纸上作品，全都挤在墙上。马克斯·佩希施泰因系列画《主祷文》中的作品，同迪克斯的妓女肖像画《莱奥尼》挂在一起。这里还有乔治·格罗斯1927年的蚀刻版画《闭上嘴，做你该做的事》，也是此次展览中他20幅作品中最知名的一幅。格罗斯作品周边墙面上，是其出版商威兰·黑茨菲尔德关于共产主义潜在价值的语录。

京特没有注意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细节，即有一位艺术家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展览中。50岁的柏林人鲁道夫·贝林（Rudolf Belling）在自己大部分作品被纳粹没收后，于1937年初搬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次他提交了1929年创作的著名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的塑像。这位德国拳击手是1930—1932年重量级拳击比赛世界冠军，并于1936年击败了乔·路易斯（Joe Louis）。霍夫曼接纳了此作，并在大德意志艺术展中隆重推出。显然，这是在标榜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然而同时，齐格勒又在堕落艺术展上摆放了贝林受立体主义启发所创作的《三人组》（Triad）和一件光滑的黄铜作品，此作塑造了一名迷人女性的头部。[120]

当一名“记者”悄悄向党内官员指出这个矛盾之处时，纳粹移走了贝林那件“堕落的”作品，而在展览中保留了其典范之作。[121]新闻界则在报道中恪守党规。7月20日，《柏林晨报》（Berliner Morgenpost）头版文章将堕落艺术展品说成是“一个忧郁年代的劣质产品”，这个年代里，布尔什维主义和业余艺术在欢庆胜利。[122]

诺尔德、科科施卡、迪克斯、佩希施泰因、基希纳及其他数十名艺术家的作品出现在堕落艺术展上，这给他们的事业敲响了丧钟。他们原本希望能在纳粹掌权后继续在欧洲谋生。他们总共有数千件艺术作品被纳粹没收，以供堕落艺术展选择。1937年该展在慕尼黑闭幕并准备开始全国巡展前，参观者已逾200万人，直到1963年，《蒙娜丽莎》到曼哈顿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这个数字才被超越。

相反，从7月开幕到10月31日闭幕，大德意志艺术展总共只吸引了554759名参观者。[123]其间展览的艺术作品被挂起来出售。这与纳粹对堕落艺术展所涵盖艺术家日趋严格的审查，共同表明了政府操纵艺术市场的企图：它宣称，雅利安人的作品价值连城，同时谴责并没收所谓的堕落艺术品。“这些作品溢价十倍，大型德国公司和实业家被勒令购买这些他们并不想花重金拥有的展品。”埃米尔·诺尔德火冒三丈，向一位友人控诉这些在德意志艺术之家展出的“廉价而平庸的绘画和雕塑”。“以前可能从未发生过这种打着国家幌子的艺术骗局。”他补充道。[124]

他是对的。

到7月22日，德意志艺术之家开展三天后，共售出总价25万帝国马克的艺术品。最终，德国人那年总共花了75万帝国马克，从德意志艺术之家购买了约500件作品。[125]元首本人也突然莅临销售现场：他是最大的支持者，花了268449帝国马克，买了若干作品，具体数量不详。[126]戈培尔也突然加入：他为宣传部买了价值5万帝国马克的艺术品，并购买了价值20万帝国马克的个人藏品。“元首买走了不少美丽的东西，但那里还有很多，”戈培尔写道，并说，“它们当中有很棒的东西。”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艺术品，主要由想要讨好纳粹政权的德国公司购买。[127]人们对大德意志艺术展品根本没有真正的热情，销售大多是人为操控的。

尽管如此，诺尔德并未放弃讨好纳粹。他继续向戈培尔抗议，说自己是一位真正的德意志艺术家，应当为现行政权所珍惜。“为此，我非常努力，尤其是因为，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前，我几乎是唯一公开与外国对德意志艺术的渗透和行为不端的艺术品经销商进行斗争的德国艺术家。”他写信对戈培尔说。[128]诺尔德退居德国北方弗里西亚内陆偏远地区，忙于撰写一部600页的回忆录，此书将于20年后出版。其中，涉及1933—1945年的所有内容都被顺理成章地略去了。

住在布拉格的奥斯卡·科科施卡很快逃到了英格兰。奥托·迪克斯携全家隐居在瑞士边境康斯坦茨（Constance）湖畔别墅中，期望纳粹能忘了他。马克斯·佩希施泰因逃脱侦查若干年，直到被纳粹征召进入国家民兵组织——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

因被纳入堕落艺术展而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在与抑郁症和失眠症斗争多年后，1938年6月14日晚，他告诉伴侣埃尔娜（Erna），自己要开枪自尽。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后，他越来越担心纳粹会入侵瑞士并逮捕他，无法自已，这是在堕落艺术展中遭受严重诬蔑后生出的恐惧。埃尔娜立即去给他的医生打电话求助。然而，就在这个当口，他走出门，扣动了扳机。“他选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日子，”几天后，埃尔娜回忆说，“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历尽折磨。”[129]

1938年夏，事业落魄的马克斯·贝克曼前往伦敦，就审查制度对英国艺术界发出警告。在德意志艺术之家和堕落艺术展开幕以后的一年里，这个制度越发严格。贝克曼提醒说，如果其他国家没有积极反对，已经占领德国艺术界的集体主义将会蔓延至德国社会其他领域。“对全人类最大的威胁是集体主义，它无孔不入，企图把人类的幸福感和生活方式降低到蝼蚁的水准。我正在倾尽全力抵制这一企图。”他再三呼吁，还是没有成功。[130]

艺术界的大多数人都充耳不闻。与此同时，希特勒和戈培尔继续推进计划，处理他们从德国各地博物馆和相关机构窃取或没收来的成千上万件艺术品，并觊觎着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私人藏品。他们的野心不限于德国。这两人的目标都是借助军事扩张入侵其他欧洲国家，获得这片大陆上的顶级艺术藏品，从而能够重写欧洲艺术史，以支持他们的日耳曼偏见。他们意识到，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组织一支由精明老练的博物馆馆长和艺术品经销商组成的团队，来帮他们实施艺术品劫掠，这也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艺术品劫掠。

[1]No author，“Statement by the Reich Press Office of the NSDAP，” Völkische Beobachter，7 August 1933，quoted in Peter Longerich，Goebbels：A Biography（New York：Random House，2015），235.

[2]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6 February 1924，” in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ed. Elke Fröhlich（Munich：K. G. Saur，2004），vol. 1，pt. 1，89.

[3]Richard J. 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How the Nazis Won Ove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 Nation（London：Penguin Books，2006），280.

[4]Ines Schlenker，Hitler’s Salon：The Große Deutsche Kunstausstellung at the Haus der Deutschen Kunst in Munich，1937-1944（Oxford，UK：Peter Lang，2007），38.

[5]Schlenker，Hitler’s Salon，50.

[6]Wolfgang Willrich，Säuberung des Kunsttempels（Munich：Lehman，1938），84-85，quoted in Olaf Peters，“Genesis，Conception and Consequences，” in Degenerate Art：The Attack on Modern Art in Nazi Germany，1937，ed. Olaf Peters（New York：Prestel，2014），106.

[7]Anton Sailer，Münchener Aufzeichnungen：Tatsachen und Gerüchte（Munich：Süddeutscher Verlag，1976），quoted in Schlenker，Hitler’s Salon，50.

[8]Longerich，Goebbels，241.

[9]Longerich，Goebbels，279.

[10]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8 April 1931，”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2/I，394.

[11]Longerich，Goebbels，5，6.

[12]Longerich，Goebbels，11，18.

[13]Joseph Goebbels，Doctoral Diploma：21 April 1922，NL 1118/128，Nachlass Joseph Goebbels，Bundesarchiv，Koblenz，Germany，quoted in Longerich，Goebbels，22.

[14]Joseph Goebbels，“Erinnerungsblätter，”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1，29，quoted in Longerich，Goebbels，4.

[15]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7 October 1923，”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29.

[16]Joseph Goebbels，“Erinnerungsblätter，”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25，quoted in Longerich，Goebbels，24.

[17]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5 July 1923，”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quoted in Longerich，Goebbels，43.

[18]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3 March 1924，”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1/I，107.

[19]Frederic Spotts，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New York：Overlook Press，2004），17.

[20]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4 March 1924，”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1/I，112；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6 March 1924，”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1/I，114；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9 March 1924，”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1/I，115.

[21]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8 June 1925，”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1/I，312.

[22]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2 July 1925，”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quoted in Longerich，Goebbels，59.

[23]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0 May 1931，”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2/I，403.

[24]Adolf Hitler，Mein Kampf（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9），826-830.

[25]Hitler，Mein Kampf，423.

[26]Hitler，Mein Kampf，419，420.

[27]Hitler，Mein Kampf，67.

[28]Hitler，Mein Kampf，75.

[29]《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中，耶稣基督在山上对信徒说的话。其中关于“八福”的说法成为基督徒的言行准则。——译注

[30]Joseph Goebbels，“15 March 1927：Propaganda in Wort und Bild，” Nationalsocialistische Briefe，quoted in Longerich，Goebbels，79.

[31]Longerich，Goebbels，71，78.

[32]Longerich，Goebbels，151，158.

[33]Joseph Goebbels，“Introduction，” in The New Germany Desires Work and Peace：Speeches by Reich Chancellor Adolf Hitler，the Leader of the New Germany（Berlin：Liebheit & Thiesen，1933），n.p.

[34]伊恩·克肖所著《希特勒传》（伦敦诺顿出版公司，2010年），共969页，是两卷本原著的缩写本，原著共1450页，包含10000余条脚注。克肖的缩写版本删减了原著中450页脚注。在请教克肖本人后，作者确认其研究方法严谨细致，引用此缩写版传记足以符合学术研究规范。对原作脚注有兴趣的读者，应当查阅克肖两卷本的原始传记《希特勒传》263、264页。

[35]Kershaw，Hitler，276.

[36]Kershaw，Hitler，276，279.

[37]Hitler，Mein Kampf，76.

[38]Kershaw，Hitler，282.

[39]Kershaw，Hitler，293.

[40]Stephanie Barron，“1937：Modern Art and Politics in Prewar Germany，” in Degenerate Art：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ed. Stefanie Barron（Los Angeles，CA：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1991），9.

[41]Hitler，Mein Kampf，640.

[42]Sabine Brantl，ed.，Haus der Kunst 1937-1997：Eine historische Dokumentation（Munich：Haus der Kunst，1998），30，quoted in Schlenker，Hitler’s Salon，48.

[43]Jonathan Petropoulos，Artists Under Hitler：Collaboration and Survival in Nazi German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156.

[44]古希腊神话中的自然神，是山、水、树等的化身。——译注

[45]Emil Nolde，Jahre der Kämpfe，rev. 5th. ed.（Cologne：DuMont，1985），90，quoted in Emil Nolde，ed. Peter Vergo and Felicity Lunn（London：Whitechapel，1995），10.

[46]Hans Fehr，Emil Nolde：Buch der Freundschaft（Cologne：M. DuMont Schauberg，1957），86.

[47]Petropoulos，Artists Under Hitler，143.

[48]Gertrud Stickforth to Emil and Ada Nolde，19 June 1933，Archives：Stiftung Seebüll Ada und Emil Nolde（ANS），quoted in Bernhard Fulda and Aya Soika，“Emil Nolde a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Dictatorship，” in Peters，Degenerate Art，190.

[49]Fehr，Emil Nolde，66.

[50]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 July 1933，”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 pt. 2/Ⅲ，219.

[51]Exhibition catalogue，Kollektiv-Ausstellung Max Pechstein Berlin，ed. Fritz Gurlitt（Berlin：No publisher，1913），referenced in Bernhard Fulda and Aya Soika，Max Pechstein：The Rise and Fall of Expressionism（Boston：De Gruyter，2012），127.

[52]Fulda and Soika，Max Pechstein，128.

[53]Fulda and Soika，Max Pechstein，200.

[54]Letter，Max Pechstein to Hildebrand Gurlitt，25 June 1925，Archiv der Kunstsammlungen，Städtische Museum Zwickau，Dusseldorf City Archives，Dusseldorf，Germany，quoted in Fulda and Soika，Max Pechstein，258. Also see Fulda and Soika，Max Pechstein，243.

[55]Letter，Max Pechstein to George Grosz，28 March 1933，George Grosz Archives，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quoted in Fulda and Soika，Max Pechstein，297.

[56]Fulda and Soika，Max Pechstein，297.

[57]Fulda and Soika，Max Pechstein，302.

[58]Fulda and Soika，Max Pechstein，305.

[59]Albert Speer，Inside the Third Reich：Memoirs by Albert Speer（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27.

[60]James A. Van Dyke，“Something New on Nolde，National Socialism，and the SS，” Kunstchronik 65，no. 5（May 2012）：265-270.

[61]Nolde，Jahre der Kämpfe，28.

[62]Gustav Schiefler，Meine Graphiksammlung（Hamburg：Christians Verlag，1974），46.

[63]Nolde，Jahre der Kämpfe，33.

[64]Nolde，Jahre der Kämpfe，101.

[65]Nolde，Jahre der Kämpfe，101，120，124.

[66]Nolde，Jahre der Kämpfe，123.

[67]Nolde，Jahre der Kämpfe，133，quoted in Vergo and Lunn，Emil Nolde，33.

[68]Ernst Ludwig Kirchner to Gustav Schiefler，20 December 1934，in Ernst Ludwig Kirchner，Briefwechsel 1910-1935/1938，ed. Wolfgang Henze（Stuttgart：Belser，1990），706.

[69]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3 December 1923，”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1，60.

[70]Petropoulos，Artists Under Hitler，37.

[71]Kershaw，Hitler，303.

[72]Kershaw，Hitler，305，306.

[73]Spotts，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111.

[74]Kershaw，Hitler，312.

[75]低顶卷边软呢帽，帽顶有纵向折口。——译注

[76]Kershaw，Hitler，312.

[77]Kershaw，Hitler，315.

[78]Kershaw，Hitler，318.

[79]始于19世纪中期，一些新教成员做礼拜时，通过舞蹈、摇摆等狂热和迷乱的动作，来表达对圣灵的体验。——译注

[80]William L. Shirer，Berlin Diary：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1934-1941（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1），17.

[81]位于德国西部，因萨尔河流经本地而得名。与法国接壤，历史上一直是德法争夺之地。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该地区成立自治政府，由国际联盟管辖，经济实际上由法国控制。——译注

[82]Kershaw，Hitler，333.

[83]Kershaw，Hitler，335.

[84]Kershaw，Hitler，339，340.

[85]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3 July 1935，”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3/I，261.

[86]Adolf Hitler，“Art and Politics：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Seventh National Socialist Congress，Nuremberg，September 11，1935，” in Liberty，Art，Nationhood，ed. Adolf Hitler（Berlin：M. Müller & Sohn，1935），33，34.

[87]Hitler，“Art and Politics，” 46，47.

[88]Hitler，“Art and Politics，” 46，47.

[89]Kershaw，Hitler，326.

[90]出自伊恩·克肖的同名著作，该术语用以解释第三帝国的行政方式，即希特勒下达命令时含混不清，下属的职权范围也互有交叠，各自依照自己对希特勒命令的揣测行事，常常产生矛盾或乱局，再由希特勒最终裁定。——译注

[91]感谢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创造了这个术语。

[92]即政治公关顾问，通过一系列公关手段影响传媒报道，从而改变舆论。——译注

[93]“Speaking of Pictures：Jugend um Hitler，” Life，6 December 1937，6-9.

[94]《纽约时报》的周日增刊。——译注

[95]“Hitler His Own Architect：He Practices His Art on a Simple Chalet，” New York Time Magazine，13 October 1935.

[96]Schlenker，Hitler’s Salon，54.

[97]Schlenker，Hitler’s Salon，61.

[98]Schlenker，Hitler’s Salon，61.

[99]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6 June 1937，”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4，170.

[100]Schlenker，Hitler’s Salon，119.

[101]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6 June 1937，”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4，170.

[102]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7 June 1937，”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4，171.

[103]Katrin Engelhardt，“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Kunst’ in Berlin 1938：Rekonstruktion und Analyse，” in Angriff auf die Avantgarde：Kunst und Kunstpolitik im Nationalsozialismus（Berlin：Akademie Verlag，2007），94，quoted in Longerich，Goebbels，348.

[104]Longerich，Goebbels，348，349.

[105]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2/13 July 1937，”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4，216.

[106]Schlenker，Hitler’s Salon，67.

[107]Adolf Hitler，“Rede zur Eröffnung der ‘Großen Deutschen Kunstausstellung’ 1937，” in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1937：Nationalsozialismus und “Entartete Kunst”（Munich：Prestel Verlag，1998），242.

[108]Hitler，“Rede zur Eröffnung der ‘Großen Deutschen Kunstausstellung’ 1937，” 252.

[109]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9 July 1937，”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224.

[110]Peter Guenther，“Three Days in Munich：July 1937，” in Barron，Degenerate Art，34.

[111]Zentralinstitut für Kunstgeschichte and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and Haus der Kunst，“Trefferliste：Große Deutsche Kunstausstellung，” GDK-Research，2011，accessed 26 December 2018，www.gdk-research.de.

[112]冲锋队因其制服为褐色，又称褐衫队。——译注

[113]Guenther，“Three Days in Munich，” 34.

[114]即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组织土耳其国民运动，并领军打败协约国军队，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进行世俗化改革，推动土耳其成为现代国家。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土耳其人之父”。1934年，土耳其国会授予他此姓。——译注

[115]Guenther，“Three Days in Munich，” 35.

[116]Guenther，“Three Days in Munich，” 36，38.

[117]读者如对整个展览的详细布局感兴趣，可参考Marion-Andreas von Lüttichau，“Entartete Kunst，Munich 1937：A Reconstruction，” in Barron，Degenerate Art，45-80中的蓝图。

[118]Lüttichau，“Entartete Kunst，Munich 1937.”

[119]Guenther，“Three Days in Munich，” 40.

[120]Ines Schlenker，“Defining National Socialist Art，” in Peters，Degenerate Art，100；Lüttichau，“Entartete Kunst，Munich 1937，” 55.

[121]Schlenker，“Defining National Socialist Art，” 100.

[122]No author，Berliner Morgenpost，20 July 1937；no author，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25 February 1938，quoted in 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173.

[123]Schlenker，Hitler’s Salon，80.

[124]Emil Nolde，Reisen，Ächtung，Befreiung，1919-1946（Cologne：DuMont，1967），121.

[125]Schlenker，Hitler’s Salon，82，83.

[126]Schlenker，Hitler’s Salon，199.

[127]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7 April 1937，”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4，98；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18 July 1937，”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1，pt. 4，223.

[128]Emil Nolde to Joseph Goebbels（2 July 1938），R 55/21014，doc. 64，Bundesarchiv Berlin-Lichterfelde，quoted in Petropoulos，Artists Under Hitler，155.

[129]Kirchner Museum Davos，1992，news release，Biography Ernst Ludwig Kirchner，accessed 29 November 2018，www.kirchnermuseum.ch/fileadmin/Inhalte_Redaktoren/Bilder_Inhalt/E.L.Kirchner/Biography_E.L.Kirchner_english.pdf.

[130]Max Beckmann，“On My Painting（First Read in London，21 July 1938），” in Max Beckmann：Self-Portrait in Words，ed. Barbara Copeland Buen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305.

第五章 近墨者黑

“有时，灵魂也可以变成金钱。”

——出版人海因里希·埃勒曼（Heinrich Ellermann）致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20岁出头的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还是一名士兵。他在一页未注明日期的纸上写道，“在危险至极的时刻”，人类“冻结”了他们的情绪，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变成“一台思维清晰、冷酷无情的机器”。[1]这项技能被希尔德布兰特弃置了20年，直到1938年秋。面对一个力图摧毁他曾精心呵护的现代艺术的政权，对他来说，运用自己的人脉，帮助纳粹瓦解那个他一度极具影响力的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利可图。

希尔德布兰特生于1895年9月15日，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史学家科尔内留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和妻子玛丽（Marie）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这个家庭长期浸淫在德意志艺术世界中。科尔内留斯是德累斯顿受人尊敬的萨克森皇家理工学院（Königlich Säch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教授。全家住在当地时尚优雅的凯西泽大街（Kaisitzer Straße）一座宏伟别墅中。祖父路易斯（Louis）已年过八旬，曾是一名风景画家，作品为上中层阶级所喜爱。

儿时，希尔德布兰特随母亲去看过一次桥社艺术家作品展。埃米尔·诺尔德曾是该画派成员，受到学生时代的乔治·格罗斯的钦佩。即使在这么小的年纪，希尔德布兰特也已经懂得欣赏桥社艺术家是如何挑战传统的。参观之后，希尔德布兰特与父亲讨论这个展览时，科尔内留斯预言，桥社艺术家将代表自己孩子这代人的新鲜气息，就像德国犹太艺术家马克斯·利伯曼和德国基督教艺术家洛维斯·科林特曾为科尔内留斯这代人代言。希尔德布兰特听后兴奋不已。

一战前不久，父亲任教的艺术学院接收希尔德布兰特入学就读。这所学校给了他一个机会，只要德国能迅速赢得战争，他就不必去服兵役。然而，希尔德布兰特和哥哥[2]维利巴尔德一腔热血，志愿上前线。这种热情，曾经也吞没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乔治·格罗斯。不过，与格罗斯及其艺术家友人一样，古利特对战争的幻想也很快破灭了。1917年10月，军方将22岁的古利特调至立陶宛从事文职工作时，在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在那里，希尔德布兰特负责对当地人宣传德意志艺术和文化的优越性。当时，他写信给维利巴尔德说，这份工作令他渴望战后在“某个市镇，或是其他拥有重工业现代化生活之地”担任博物馆馆长。他能影响当地对艺术或高雅文化漠不关心的蓝领工人的思维方式，燃起这些下里巴人对当代艺术的热情。[3]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此后，希尔德布兰特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学习艺术史，之后返回德累斯顿，在父亲帮助创立的建筑史料馆（Architectural History Collection）工作。拜其父人脉所赐，他的事业蓬勃发展。然而，他们的家庭生活遭遇了不幸：希尔德布兰特的姐姐[4]科尔内利娅（Cornelia）自杀身亡。诱因似乎是与身为有妇之夫的情人分手，此人长她十岁，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艺术评论家。[5]

1925年4月1日，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成为阿尔贝特国王博物馆（König Albert Museum）馆长。该馆位于茨维考，即濒临捷克边境的工业小镇。古利特年仅29岁，就已实现了1919年从事部队文职工作时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这个职位让他有机会展示独特的策展风格，他希望借此吸引更有名望的博物馆注意。在茨维考任馆长早期，古利特采取的立场，与柏林和汉堡那些权力更大、更传统、资金更充裕的博物馆背道而驰。他直言不讳地建言说，一位博物馆馆长，不应只扮演“古代宝藏忠诚的守护者和宣传者”，还应当引导参观者，尤其是本地人，了解产生于他们自己时代的艺术之优点。他宣称，自己想成为一个工业地区首位展出抽象艺术的博物馆的馆长，从而直截了当地向当权派发出挑战。[6]

古利特精明地独创了一个盈利系统，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得以推广当代艺术。在丰富茨维考藏品的同时，他也充实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他会像策展人一样举办展览，也会鼓励销售，并亲自担任经纪人。在一张摆满纸张和小雕像的深色大木桌前，他成功组织了推介艺术家的展览。当时，这些艺术家卷入了一些有争议的政治斗争，尤其是马克斯·佩希施泰因和凯绥·珂勒惠支，他们对古利特的支持表示欢迎。当时已经50岁出头的珂勒惠支正因儿子彼得战死沙场而茫然无措。年近40岁的佩希施泰因刚刚创作了基于1914年帕劳之行的作品。佩希施泰因作品展获利尤丰，不仅因为大批德国人购票参观，还因为展览期间，古利特成功撮合出售了正在展出的作品。该销售方案给了博物馆十个点回扣，并给古利特本人带来一笔佣金。[7]他既是策展人，又是经销商，巧妙模糊了这两种职业的界限。此举尽管合乎法律，却被德高望重的欧洲馆长们认为有道德问题。

成功举办这些展览后，古利特开始招募富有的赞助人向茨维考博物馆捐款。作为交换条件，他会就买卖哪些私人藏品向这些赞助人提供建议。这个交换方案运转良好。德国犹太商人扎尔曼·朔肯（Salman Schocken）在茨维考博物馆展出了自己的私藏。古利特还为另一名德国犹太收藏家莱奥·莱温（Leo Levin）安排了同类展览。[8]展示富有藏家所持艺术品的能力，提高了该馆社会地位并增加了经济收益，同时也提高了朔肯和莱温藏品的价值，还给古利特本人创造了利润。不久，他将艺术品咨询生意扩展到了德累斯顿。在那里，他还担任了德国犹太实业家库尔特·基希巴赫（Kurt Kirchbach）的顾问。[9]

尽管为该馆创造了更加坚实的资金基础，古利特还是惹恼了茨维考的退休人员。他们抗议古利特正在把他们心爱的博物馆里静谧的风景画和肖像画，替换成了他们眼中由激进的年轻艺术家创作的怪诞艺术，而古利特个人正从这群人身上获利。古利特通过出售本馆永久藏品中他认为低于一般水准的老派作品来平衡该馆预算，包括一幅威廉·库纳特（Wilhelm Kuhnert）的作品，结果引发了争议。虽然库纳特的作品在德意志艺术伟大经典中并非举足轻重，但他绘制的动物场景既形态逼真，又具备情绪感染力。茨维考传统人士非常热爱其画作。[10]抛售库纳特作品后，古利特还策划了一些情色主题展，包括1928年举办的一场关于性病历史的展览。对于像茨维考这样的小城来说，这可谓大获成功。但也可以想见，这个主题触怒了较为保守的市民。[11]

冲突在所难免。茨维考地方官员、古利特支持者和他本人，相互写了几百页密密麻麻的信件，争论他是否应当离职。最后，1930年4月1日，他失去了馆长职位，被茨维考那些认为他是一个粗俗民粹主义者的人解聘了。

古利特很快重整旗鼓。他得到了汉堡艺术协会（Hamburg Art Association）会长一职，因此喜不自胜。他和妻子海伦妮（Helene）想要孩子。1932年12月28日，海伦妮诞下了他们的儿子。夫妇俩给他起名科尔内留斯，也就是古利特八旬老父的名字。在汉堡工作时，古利特继续支持女性艺术家，为50岁出头的德国犹太艺术家格蕾琴·沃尔威尔（Gretchen Wohlwill）举办了一次展出。他仍像在茨维考一样，模糊策展人与经销商之间的界限，出售展品并谋取私利。1933年，希特勒掌权仅几个月后，该协会上层就解雇了古利特，因为他热爱先锋艺术，并拒绝在办公楼外悬挂纳粹旗帜。古利特并不气馁，开始一心一意操持艺术品交易。

现在，由于希特勒已经上台，不关心政治且持不可知论的古利特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虽然他名义上是新教徒，但其祖母是犹太人，导致他在纳粹精英眼里是个混血儿（mischling）。不过，尽管已被归入“次等混血儿”，他仍在继续交易现代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不久将被希特勒宣布为堕落艺术品。1935年，古利特家里再添人口，降生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他和海伦妮给她取名妮可林·贝妮塔·雷娜特（Nicoline Benita Renate）[12]。同年，他安排了一个由25件作品组成的展出，作者是瑞士犹太艺术家卡尔·巴尔梅（Karl Ballmer），从而帮助这位时年45岁左右的艺术家，在其事业动荡不定时，维持了些许财务安全和学术声望。[13]对巴尔梅的支持令一名前来参观的巴尔梅粉丝心怀感激，此人名气更大，就是日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到1937年初，希特勒令约瑟夫·戈培尔在德国各地博物馆搜集现代艺术作品，以筹备当年秋天的堕落艺术展之后，古利特开始明白，作壁上观是不可能的：他只能要么离开这个国家，参加抵抗运动，进而隐姓埋名；要么与纳粹合作。日后他会坚称，作为四分之一个犹太人，自己选择了蛰伏。而事实上，他积极图谋破坏那个他曾经扶持的市场，不是为了求生，而是为了赚取百万帝国马克。

当面临重大危险时，古利特变成了自己20年前形容的模样：“一台思维清晰、冷酷无情的机器”。

到1938年初，元首已经准备好加速推进他的欧洲扩张计划。2月12日，他在贝格霍夫会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Kurt Schuschnigg）。希特勒对舒施尼格单方面宣讲了两个小时——而不是与之交谈。[14]他对舒施尼格咆哮时，他在贝格霍夫的随员能听得很清楚。“我生为一个奥地利人，上天派我来创建大德意志帝国（Greater German State）！而你挡了我的路！我要灭了你！”[15]三天后，舒施尼格默许了希特勒将纳粹党在奥地利合法化的要求，以及一项将由希特勒操控的联合外交政策。到3月11日，舒施尼格已经辞职。3月12日，德军在数小时内穿越了巴伐利亚与奥地利边境，受到当地居民热烈欢迎。大德意志到来了。士兵们称这次军事行动为“鲜花战争”，因为奥地利妇女纷纷向他们投去无数花环。[16]这次吞并后，德国实际已与意大利和匈牙利接壤，而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全被包围。

很快，希特勒视察维也纳。他巡视了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20年前，作为一名落榜艺术生，他曾在此徘徊。他记得自己走进阿尔弗雷德·罗勒教授办公室外门厅的时刻，就是在青年希特勒报考美术学院失利后，林茨的邻居帮他联系的那位艺术专家。如今年近五旬的希特勒回忆韶华岁月时，调侃起了自己没进罗勒办公室的决定。“也许他会立刻收下我。但我不知道这是否对我更好：一切都会容易得多！”希特勒讥讽道。[17]

德奥合并后，纳粹大规模搜捕维也纳犹太社区成员，正是那些25年前出资建设“暖房”和流浪汉避难所的社区，青年希特勒还曾借宿其中。不过，元首私下愿意抛开自己公开崇尚的种族主义信条来帮助一个人：爱德华·布洛赫，那个在他母亲克拉拉与癌症抗争期间，尽管无力回天，还是尽力救治她的医生。纳粹吞并奥地利时取消了其行医资格，之后布洛赫陷入财务困境。他深信，自己遭受迫害源于可怕的误会，于是向希特勒求助。希特勒将他及其妻子置于盖世太保的庇护之下，直至1940年他们能够移民美国。[18]

萨穆埃尔·莫根施特恩则没有这么幸运。当未来元首还是维也纳一名苦苦奋斗的艺术家时，莫根施特恩是其画作最持久的买家。[19]1938年，他的画框作坊被非犹太裔维也纳人无偿接管。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被彻底禁止工作，以至于没有收入来支付办理出境签证所需的“帝国飞行税”。令人注目的是，莫根施特恩仍持有当年的收据，证明他在经济上支持过青年希特勒——而且证明了，当时希特勒艺术作品的买家大多都是奥地利犹太人。这个退休老人写信对身在柏林的希特勒说，他知道希特勒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请求获准携全家离开这个国家，并主动提出不带走自己的财产。“敬请审核并批准吾之申请。敬上。”莫根施特恩写道。邮差把此信交给了希特勒秘书，秘书送到了总理府邮政部门，它继而被移交至财政部，并在那里被归档，然后被人遗忘。[20]萨穆埃尔·莫根施特恩及妻子后被移送至一个犹太人隔离区，莫根施特恩在那里去世，其遗孀继而被驱逐至一个集中营，不久后也暴毙。[21]

至此，德国和奥地利艺术品经销商虽然因希特勒权力扩张带来的机会而兴高采烈，却也开始担心，购买纳粹没收的艺术品可能产生法律风险。得知他们的忧虑后，纳粹于1938年5月31日通过了《没收堕落艺术产品法》（Law for the Confisc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Degenerate Art），使得从私人和公共藏品中没收堕落艺术品，无论是既往还是将来都成为合法行为，纳粹也无需向艺术品被没收者提供赔偿。这一法律的通过，拉开了纳粹从德国各地100多家画廊和博物馆，掠夺5000幅绘画和12000件其他艺术品的帷幕。尽管纳粹将其中很多作品烧毁，但他们计划将剩余艺术品销往欧洲大陆各地，以增加外汇储备。他们的逻辑是，在征服了购买这些作品的国家后，他们最终可以再销毁这些作品。而通过买卖这些堕落艺术品流进德国的外汇储备，将有助于筹集侵略欧洲他国的资金。[22]

1938年夏，约15万德国犹太人，相当于德国犹太人的四分之一，逃离了祖国。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移民北美，但其中三分之一还是在西欧寻求庇护。1938年7月6日，一场讨论这些移民问题的会议在法国时尚度假胜地依云小镇召开。包括法、英、美在内的32个国家，用九天时间，同来自新西兰、墨西哥等远离希特勒政权的小国政要进行友好交流。他们用本国纳税人承担的费用，享受着皇家酒店（Hotel Royal）的奢华条件，讨论如何处理如洪水般涌来的德国犹太难民。与会者在当地逗留良久，最终决定不采取任何举措。犹太难民背井离乡，却没有现成的避难所。[23]

依云会议之后不久，希特勒开始迫使境内德国犹太人进行“自我消灭”。纳粹党吊销了约80%德国犹太医生的行医执照，并禁止其余医生诊治非犹太德国人。[24]限制犹太律师、银行家和商人职业活动的法律也得以通过。在希特勒掌权前约半个世纪里，犹太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一直可以组织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作品展，创建多样化藏品系列，既有传统旧作，也有大胆的新风格。这些专业人士，虽然大多对迁离德国仍犹豫不决，但已开始钻研，如果这一时刻到来，该如何变卖自己的艺术资产；如果再次陷入贫困，该如何供养全家。

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打算趁机利用他们的困境。

到夏末，约瑟夫·戈培尔公布了他和希特勒为没收堕落艺术品制订的计划，宣称政府已经在私人会议上决定，这些作品将供销美国人和德国以外的欧洲人，以换取外汇。“我们希望借此，至少从这堆废物上挣点钱。”戈培尔写道。[25]8月，古利特得知了该计划。当时，戈培尔安排在美丽堡（Schloss Nieders-chönhausen，又称申豪森宫）囤积之前没收来的780件绝佳大幅绘作和雕塑，以及3500件纸本小幅作品，同时将16000件作品置于柏林科佩尼卡街（Köpenicker Straße）一个空仓库中。[26]纳粹还在柏林歌剧院外集中焚毁了近5000件作品。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那些仓库及希特勒艺术品海外销售计划后，到戈培尔的宣传部毛遂自荐，希望与之合作，变卖这些艺术品。[27]

此后不久，希特勒政府委托四名艺术品经销商协助销售艺术品，以筹集资金。他们是费迪南德·莫勒、伯恩哈德·博默（Bernhard Böhmer）、卡尔·布赫霍尔茨（Karl Buchholz）和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

世界各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准备好去帮助那些遭受纳粹迫害的人，甚至没有考虑到受害者资产，以及被从德国公共和私人藏品中没收艺术品的命运。他们也几乎没有准备来准确估量那些希特勒厌恶之人的际遇。1938年8月，由纪尧姆·法夫雷（Guillaume Favre）上校领导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参观达豪集中营后，还撰写了一份正面报告。[28]

9月29日至30日，绥靖政策愈演愈烈，英、意、法、德四国代表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吞并苏台德（Sudetenland）地区。该地区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当地德意志人口众多。没有任何捷克斯洛伐克本国代表参与签订该协定。内维尔·张伯伦的默许令希特勒大悦。这位英国首相比希特勒年长20岁。党卫队军官向他行纳粹礼时，他低三下四地点头接受。张伯伦走进洽谈室时，希特勒不屑于起身。他和戈培尔还故意把张伯伦的座位安排在阴影笼罩之处。张伯伦离开洽谈室时，党卫队军官再次向他行纳粹礼，他甚至还脱帽回礼。[29]这个绝妙画面让绥靖政策跃然眼前。

希特勒为此大悦。9月30日，他邀请张伯伦到自己在慕尼黑的公寓摆拍照片，从而打造了一幅令人瞠目的宣传画面。[30]照片中，这个一脸困惑的英国人坐在沙发上，元首居高临下站在一旁。背景是德意志艺术作品，其中一幅出自爱德华·冯·格吕茨纳（Edward von Grützner）之手，这位古怪的德意志画家擅长绘制醉酒修道士的肖像画。格吕茨纳逝于1925年，希特勒与之素未谋面，却十分迷恋这位怪诞的艺术家，以至于在《我的奋斗》中对他大加赞扬。这张照片具有振聋发聩的象征意义：老古董张伯伦在希特勒宅邸歇息；年轻的元首自信而立，炫耀着四周环境，看起来就像一个新国家的化身。

那年秋天，一战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会见希特勒后，在英国新闻媒体上盛赞其人。“无论一个人怎么评价他的手段——当然，他们一定不是议会制国家民众——都不会质疑，他已经使人民的精神发生了奇妙转变。”乔治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并称希特勒政权是“一个奇迹”。提及德国重整军备的话题时，他预言，德国“至少要十年”，才能将军队壮大到法国同等水平。至于苏联，他语带嘲讽地写道：“与其说德国准备侵略苏联，不如说她准备对月球进行军事远征。”尽管这位英国政客顺带承认，“公众对政府的抨击”遭到了“无情”审查，他却赞美希特勒“生气勃勃的迷人个性”和“无所畏惧的心灵”，并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没有从德国民众那里听过对他的批评。[31]

像大多数欧洲政客一样，劳合·乔治上当了。

9月30日拍完这张照片仅一周后，一名17岁的波兰犹太人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得知父母在希特勒新政下被从德国驱逐至波兰后，拿着一把左轮手枪来到巴黎的德国大使馆，朝他能找到的第一个德国外交官开了致命一枪。死者名叫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m Rath），是一名年轻的下层官员。希特勒抓住了这起刺杀事件制造的机会。对纳粹来说，事发巧合，恰好在希特勒发表纪念1923年啤酒馆暴动年度演说的前一日。戈培尔暗中怂恿了一系列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暴力复仇行动。当反犹纵火袭击席卷德国各地时，无数城镇的消防员冲到犹太人房产失火现场，保护附近雅利安人的房屋。德国警察逮捕了约三万名德国犹太男性，将他们遣送至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及其他集中营。政府要求犹太家庭交出他们的轻武器，大多数人都服从了。有三百名犹太人自杀，而被反犹分子杀害的有一两千人。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都未发表谴责言论。[32]

柏林人用他们典型的讽刺型幽默，称这个晚上为“帝国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因为犹太人窗户的碎玻璃在人行道上闪闪发光，就像摔碎的水晶吊灯。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则称之为“碎玻璃之夜”（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

现在，对于德国犹太学者、商人和其他富裕职业人士来说，如果继续留在德国，显然只有死路一条。然而，他们惊恐万分地意识到，对自己这个受迫害群体中大多数人来说，现在逃往国外为时已晚。持有大量艺术藏品或房地产的德国犹太人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因为纳粹骨干开始把矛头对准他们。以他们目前的处境，无论从逻辑上还是法律上，都无法保护自己价值连城的财产。这种恐慌情绪侵袭的不仅是成年人，还有他们的孩子。因为纳粹开始拆散各个家庭，而他们周围非犹太人邻居和朋友也开始听从反犹指令。

13岁的克劳斯·金特·塔尔诺夫斯基（Klaus Günther Tarnowski）就是一个被这种恐慌情绪裹挟的孩子。塔尔诺夫斯基住在德国东部繁华城市布雷斯劳。不久前，在当地犹太会堂举行了他的成人礼。在那里做礼拜和遇到犹太教节日时，他会用自己的教名戴维·托伦。他的父母格奥尔格·马丁（Georg Martin）和玛丽·希尔德加德［Marie Hildegard，父姓弗里德曼（Friedmann）］，不仅采用塔尔诺夫斯基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传统犹太姓氏托伦的德国东部版本——而且给克劳斯和他17岁的哥哥汉斯·赫尔曼（Hans Hermann）都起了传统德国名字。

格奥尔格和玛丽做出这个决定，不是因为耻辱或者畏惧，而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格奥尔格是一名一战老兵，因为在战场上英勇无畏，赢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他战后回到家乡，出版了很多诗歌和剧本，这些戏剧还得以在布雷斯劳上演。现年45岁左右的玛丽不只是一名家庭主妇，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钢琴家和网球手。这对夫妇在布雷斯劳交游广泛。他们让儿子彼得在当地一所声名卓著的学校就读，该校学生大多是天主教徒。作为志得意满的德国人，他们从未想到，友好谦和的邻居会变得同纳粹政府那样的反犹政权沆瀣一气。甚至当纳粹掌权、反犹情绪高涨时，塔尔诺夫斯基一家还视之为暂时的逆流：像其他很多德国犹太人一样，60岁的格奥尔格开始戴着他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走遍布雷斯劳，深信此举会向反犹主义者证明自己的拳拳爱国心。

在布雷斯劳，德国犹太老兵的民族主义热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一战期间，格奥尔格因遭沙林毒气袭击而神经受损。同样来自布雷斯劳的德国犹太人弗里茨·哈贝尔（Fritz Haber）曾协助研发这种化学毒剂，并作为“沙林之父” 闻名全国。哈贝尔是犹太人一事，助长了布雷斯劳当地反犹分子散布的谣言。谣言说在一战中服役的犹太人，其实是被一个国际秘密犹太组织安插进军队的，目的是协助拘禁“真正的”德国人。不管怎样，当十几岁的克劳斯问起父母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时，格奥尔格和玛丽看起来真的都不担心。“没人认为希特勒会坚持很久。”半个多世纪后，克劳斯·塔尔诺夫斯基伤感地回忆说。那时，他已合法地把姓名改成了戴维·托伦。[33]

1938年秋，克劳斯一心就是学业、自己擅长的空手道和一个名叫阿妮塔（Anita）的女同学，她也是布雷斯劳犹太居民。克劳斯和阿妮塔自幼儿园起就互有好感。如今刚刚步入青春期，放学后，二人常常牵手而行。11月9日是个星期三，克劳斯从学校动身，去教练那里上每周一次、傍晚7点的空手道课。教练是一名朝鲜移民。让这个男孩吃惊的是，他的教练说今天不上课了：纳粹认为，朝鲜人也是优等人种，因而已经招募他加入冲锋队。“你现在回家，避开街角，因为今晚将有坏事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他如此告诉克劳斯，并透露说，冲锋队正计划砸碎犹太人商店橱窗，然后放火焚烧。克劳斯往家飞奔，途中看到一个刚去过犹太会堂的犹太朋友，于是警告他，破坏行动就要来临。两人在去克劳斯家的路上，看到一些冲锋队员正往准备要砸碎的橱窗上做记号。这些人发现这两个男孩后，朝他们冲过来。克劳斯的武术训练派上了用场，他踢了其中一个人的生殖器，然后抓起他朋友的手跑回了家。全家人躲在里屋，听着消防车警笛在暗夜中呼号而过。

第二天清晨，盖世太保来敲他们家门，声称要逮捕克劳斯的父亲，罪名待定。对克劳斯来说，这是个恍然若梦的时刻。这些人朝他和他母亲微笑，而且，据他日后回忆，他们“彬彬有礼”。[34]玛丽惊魂稍定后，打电话给她叔叔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n）。这位80岁出头的退休老人是个富有的鳏夫，靠制糖业和制砖业发了财，现同女儿夏洛特（Charlotte）住在附近。弗里德曼听说格奥尔格被捕，不仅大为震惊，而且顿生警觉，因为那天早上，格奥尔格本该代表他将其一万英亩地产中的一部分卖给一名纳粹官员。弗里德曼试图借此安抚希特勒的骨干。现在他担心，那名官员会转而对付他们全家，包括玛丽和她的儿子们。

那名官员狂打了几通电话后，找到了格奥尔格，并把他带到那块地产处。玛丽和克劳斯正在那里等着见他。大人们商议买卖时，克劳斯吃着纳粹给他的巧克力，在这座房子里闲逛。虽然他初来乍到时胆战心惊，但他父亲镇定地同他打招呼，并招呼他吃些糖果，享受这个“意想不到的学校假期”。克劳斯穿过每个房间，与这座房子道别，他们全家在这里开心地度过了大部分休闲时光。古朴的桌子上摆放着精致的大理石雕像和富有异国情调的非洲牙雕。墙上挂着德国和法国的印象派作品——该画派是他叔公[35]的心头好。弗里德曼有一幅洛维斯·科林特描绘一名政客的钢笔画，一幅卡米耶·毕沙罗的河流风景油画，以及一幅出自马克斯·利伯曼之手的肖像画，该作描绘了一名正在做针线活的姑娘。

克劳斯道别时，最依依不舍的是利伯曼1901年的画作《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它挂在一个阴暗的附楼里，以避免日照。克劳斯对这位艺术家了解不多，但这是他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叔公教过他骑马。这个男孩喜欢遥想未来某天，他俩能启程去那个海岸，就像画中人一样在那里骑马。天色渐晚，他壮起胆子，走出附楼，去同父亲道别。这桩买卖完成后，盖世太保匆匆把格奥尔格押上他们的奔驰车，因为他们接到警告说，下一班开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列车将于傍晚7点准时出发。格奥尔格对儿子说，这只是一次例行出差，让他不用担心。

1938年11月12日，纳粹政府勒令德国犹太人支付10亿帝国马克，以补偿政府为“帝国水晶之夜”所致破坏提供的清理“服务”。而这次破坏行动，其实正是政府暗中怂恿的。12月3日，政府把由非犹太人接管犹太人生意的行为合法化，正如纳粹党5月颁布的将没收堕落艺术品合法化的法律一样。纳粹做出这一改变，是为了平息非犹太德国人的抱怨。他们对犹太企业遭受的袭击感到震惊，并非因为这些行为有多残忍，而是因为它们未经法律许可。现在，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破坏德国犹太人的财物和资产了。

纳粹政府同时立法明确规定，如果婚姻中丈夫是犹太人，但孩子从小是基督徒，那么就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的婚姻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且古利特是为希特勒效力的艺术品经销商，因而受到保护。这份工作迄今为止获利颇丰，是因为他不仅为元首，也为自己达成了买卖。

1938年12月，古利特购买了23幅阿道夫·门策尔（Adolph Menzel）的画作。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艺术家，以精准细致的素描和蚀刻版画著称。这些画的卖方是沃尔夫森（Wolffson）家族。他们都是德国天主教徒，因其犹太血统而遭纳粹迫害，急需资金来筹划并实现移民美国。古利特在评估这些作品品质方面非常专业，尤其是具有优雅拱形曲线的《一座哥特式教堂的内庭》（Interior of a Gothic Church）和《屋顶》（Roofs）。后者展现了古色古香的萨克森小镇尚道（Schandau）中引人入胜的奇特屋顶。古利特利用沃尔夫森家族的燃眉之急，仅用150帝国马克买下《一座哥特式教堂的内庭》，用300帝国马克买下《屋顶》，分别约合当时60美元和120美元。然而买下这些画后，古利特迅即以1400帝国马克转手出售了《屋顶》，利润率高达367%。至于《一座哥特式教堂的内庭》，他决定自己留下。[36]

正当德国人庆祝1939年新年到来之时，种种迹象清晰表明，战争即将爆发。德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铝生产国。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表明对军事装备需求激增。对犹太人的压制仍在继续，希特勒明确表示：“必须消灭我们当中的犹太人。”1月21日，元首直截了当地告诉捷克外交部部长这一点，并在1月30日国会演讲中重申。[37]

3月15日，希特勒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赫（Emil Hácha），要求他签署协定，同意让其祖国变成德国保护国。哈赫拒绝后，希特勒冲他咆哮道：“如果你不签字，德国轰炸机将把布拉格夷为平地！”这个恐吓致使哈赫当场晕厥，只能靠希特勒的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Theodor Morell）来帮他复苏。之后，希特勒的一名助手将水笔塞到哈赫手里，哈赫屈服了。午夜时分，希特勒硕大的豪华奔驰轿车疾驶进入布拉格。与得到大多数奥地利人支持的德奥合并不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令当地居民深恶痛绝。这次侵占的土地使德国比史上任何时期德意志的疆域还要大。在布拉格城堡区（Hradčany），希特勒迈步走出轿车，在车灯照耀下，站在城堡门前。城堡看似飘忽不定，悬浮在布拉格屋脊上。他走进城堡，命令在场的人把所有能找到的食物和酒水拿上桌来，招待其手下。当从自己顾问那里听说，内维尔·张伯伦为希特勒的行动感到震惊时，元首由衷不解。“我不明白，为何伦敦方面如此惊讶，他们一定知道这事会发生。”他对手下说。[38]

几周后，1939年4月20日早上8点，希特勒醒来，准备去庆祝他的五十大寿。工作人员已经在总理府摆满了鲜花和异域植物。元首走进弗拉迪斯拉夫大厅（Great Hall）[39]时，乐队开始演奏他最喜爱的巴伐利亚军乐《巴登韦勒进行曲》（Badenweiler Marsch），接着演奏国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40]。然后，大家向希特勒觐献生日礼物，包括坦克、野战炮和飞机的玩具模型。他饶有兴致地把玩这些新玩意儿，然后参加了为他举行的阅兵式。

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度过了1939年的惬意之夏。这个巴伐利亚度假胜地让元首感到骄傲又快乐。他精心挑选的装饰品，令人想到一个不落俗套却又简单朴素的德国家庭，且没有炫耀大国气派之痕迹。弗拉迪斯拉夫大厅的亮点是一件17世纪的哥白林挂毯（Gobelins）[41]。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一张硕大的木桌周围，有一些放着红色靠垫的安乐椅。楼下，希特勒安装了一条保龄球道。[42]他定期接受记者们来贝格霍夫参观并拍照，不仅包括被宣传部掌控的德国记者，还包括美国记者，他们是元首的公关官员——德裔美国人普茨·汉夫施滕格尔，动用自己在哈佛的人脉尽力争取来的。

自从1936年8月，《时尚》杂志刊登了一篇希特勒传略后，他的风格和对艺术的热爱就成了美国民众关心的话题。在这份权威时尚杂志刊文中，时尚专家们称贝格霍夫是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小镇的隐居地”，并重点展示了一组他那些印着纳粹党徽的厚实抱枕的照片。此文声称，希特勒不只是一名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掌控艺术的人”，他坚信日耳曼艺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3]希特勒竭力使贝格霍夫看似一座不事张扬却又时尚优雅的瑞士小屋：庭院里铺着采自温特斯山（Mount Untersberg）的红色大理石，书房里醒目地挂着他父母的油画肖像。[44]

即便在“碎玻璃之夜”暴行发生后，美国编辑们还一门心思报道希特勒的时尚风格和艺术趣味。1939年夏，《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希特勒传略，标题浮夸，叫《神秘的欧洲男人！》。此文着重介绍了他对儿童福利的“强烈关注”，举例说他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人员生第一个孩子时，额外发给他们80—100美元，以购置新婴儿车。“他们说起希特勒嘘寒问暖并慷慨解囊时，眼睛熠熠生辉。”《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记者写道。这篇文章还不经意提起希特勒对艺术的热情和将德意志艺术影响扩展至全欧洲的计划。“他满心欢喜沉浸在这些计划中时，压力得以缓解。然后他转过身去，用焕然一新的力量去解决日常问题。”《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洋洋洒洒地写道。这位记者强调，希特勒正在筹备“德国年轻艺术家绘画、版画和雕塑”系列藏品，以供品鉴。此文还不经意提到，元首热衷于绘制喷泉和树叶素描，以及举办讨论艺术的招待会。“同性恋聚会层出不穷，”这位记者写道，“德国许多最著名的艺术家帮助美化这些聚会。”据该报称，这些艺术家会“自豪地告诉你：‘元首能置身于他的艺术家中、忘却政事烦恼时，欢乐至极。我们比许多自视甚高的政客更加亲近他’”。[45]

不为《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所知的是，那年夏天，希特勒正在完善计划，为林茨未来的元首博物馆搜集艺术品。自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梦想着创建这座博物馆。妈妈分发餐食时，他坐在餐桌前，就在为它画平面设计图。如今，希特勒邀请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Gemäldegalerie）受人尊敬的60岁馆长——汉斯·波瑟（Hans Posse）来贝格霍夫见面。

希特勒对波瑟信心十足。起初，波瑟试探性地支持现代艺术家。1920年代，比他小[46]16岁的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与茨维考传统派斗争时，波瑟对他表示支持。波瑟是1922年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德国展馆负责人。其间，他推出奥斯卡·科科施卡作为德意志艺术的门面。然而，一旦希特勒掌权，波瑟就改弦更张，即刻关闭了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现当代艺术品部。

虽然1934年波瑟申请加入纳粹党时被低级别官员拒绝，理由是他支持堕落艺术家，希特勒现在却搅浑水，将此事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混乱所致。波瑟奉承希特勒的艺术品位，并信誓旦旦地表达衷心，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1939年6月下旬，希特勒让波瑟负责绝密的元首博物馆计划，并向他解释说，该馆将陈列精选的雅利安艺术作品，尤其是19世纪以后的作品。1937年7月，德意志艺术之家开馆，下一步自然就是实施这个计划。

元首开诚布公地对波瑟承认，该馆的永久藏品将不只包括德国国有作品，还将包括从非雅利安人私人藏品和纳粹将要入侵国家公共藏品中查抄来的作品。波瑟没有质疑这是否合乎道德，但明显担心，执行这个任务必然会触犯法律。为了打消其疑虑，希特勒安抚他说：“我会给你提供一切必需的法律文件和权限。”[47]希特勒核心圈承认，该计划将耗费无数时间和金钱。

在波瑟成为元首博物馆计划负责人的同时，还有另一位前人文历史学家如今正在趁机与纳粹合作，破坏自己曾经帮助创建的现代艺术界，此人就是古利特。他与波瑟相识多年，而且仍在潜心销售被纳粹没收的艺术品。波瑟上位让他在希特勒核心圈获得了新的人脉。二人交情匪浅，1938年，波瑟还参加了古利特亡父科尔内留斯的葬礼。[48]

1939年6月30日，波瑟上任四天后，纳粹在瑞士卢塞恩湖畔富丽堂皇的国家大酒店（Grand Hôtel National），举行了为时三小时的拍卖会。会上使用了德、英、法三种语言，纳粹的目标是将没收来的艺术品变现。尽管世界各地几十名经销商和策展人联合抵制此次拍卖会，但来自比利时、瑞士、法国和美国的艺术界精英还是悉数到场，包括亨利·马蒂斯之子皮埃尔（Pierre），他是常驻巴黎和纽约的艺术品经销商。在其陪同下，著名报业巨擘普利策之孙[49]小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Jr.）也来到现场。

纳粹选择瑞士拍卖商特奥多尔·菲舍尔（Theodor Fischer）来主持此次拍卖会。他是唯一经验丰富、具有国际关系而又非犹太人的瑞士经销商。同古利特和波瑟一样，菲舍尔也曾支持包括爱德华·蒙克和奥斯卡·科科施卡在内的先锋艺术家。如今，这位拍卖商急着凭借自己的人脉谋取私利，根据拍品各自价值，收取15%、12.5%或7%不等的佣金。[50]纳粹让他不要提及第三帝国与此次拍卖会的关系，以便吸引更多买家。不过，国际艺术界对这些艺术品来源一清二楚。

菲舍尔制作了一份拍品目录，介绍125件待拍的绘画和雕塑。他将108幅绘画中的很多作品重新装裱，于5月17—27日进行为期十天的预展。他向每位参观者收取三瑞士法郎，总共卖出300张票。古利特没有参加此次拍卖会，但帮助巴塞尔艺术博物馆（Kunstmuseum Basel）馆长格奥尔格·施密特（Georg Schmidt），鉴别了他有兴趣购买的艺术家作品。[51]

最重要也最昂贵的待拍品是文森特·梵高1888年完成的一幅自画像，系从慕尼黑新州立美术馆（Neue Staatsgalerie）没收而来。该作以四万美元的价格，售予美国犹太实业家莫里斯·韦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此人继而将之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这是一个很高的价格，虽然比预估价低了8000美元，但此次拍卖会只卖出了70%的待拍品，远低于88%的成交率，因而表明在艺术界仍是一次巨大成功——尽管这么说有一点武断。[52]这些艺术品品质之卓越，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大多数国际艺术品经销商、博物馆馆长和收藏家到场，只是出于好奇。他们最终觉得，纳粹获得这些作品的途径，即便手续合法，也还是有道德缺陷。购买它们会带来麻烦，并损害自己的国际声誉。

乔治·格罗斯仍然流落在长岛，他的两幅绘画仅以总共980瑞士法郎的价格售出，相当于220美元。一幅卖给了纽约经销商库尔特·瓦伦丁（Curt Valentin），另一幅则卖给了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博物馆（Koninklijk Museum voor Schone Kunsten）。[53]科科施卡的八幅作品被卖给了法国、瑞士、瑞典、美国纽约和俄亥俄州的经销商、博物馆和收藏家。埃米尔·诺尔德有七幅作品待售，除两幅未售出，其他每幅卖了1800—3500瑞士法郎不等。马克斯·佩希施泰因的两幅绘画没能售出，一名瑞士医生仅以820瑞士法郎买下了其另一幅画作，不到估价的一半。[54]

不过，这次拍卖还是为纳粹创收50万瑞士法郎，相当于当时11.3万美元。数小时后，菲舍尔撮合销售了一幅未能在拍卖区售出的作品：巴勃罗·毕加索1902年所作的《喝苦艾酒的人》（Absinthe Drinker），额外增加了4.2万瑞士法郎（9500美元）收入。

拍卖会后不久，夏天渐渐过去，希特勒邀请国际联盟专员卡尔·布尔克哈特（Carl Burckhardt）来贝格霍夫参观。国际联盟由伍德罗·威尔逊创建，是联合国的前身。希特勒仍自诩为被迫从政的艺术家，目的是让德国恢复在文化上应有的优势地位。“噢，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作为一名艺术家待在这里工作，”希特勒说，“毕竟我是一名艺术家。”[55]

现在，希特勒准备好将权力延伸至整个欧洲，以便巩固德国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元首断定，实施他的优生计划和准备入侵波兰的时机已经成熟。

入侵波兰前不久，德国医生用一小群新闻媒体和外交人员不太关心的孩子做过实验，也就是德国非犹太残疾儿童。纳粹要求家长、医生和助产士登记有缺陷的未成年人，从严重残疾，到定义不清、非医学性诊断的“白痴”。医务人员每报告一个孩子，都会得到一笔政府发放的奖金。医生将这些未成年人分派到36家公立诊所，对其父母们的抗议不予理睬。经过几个月，医务人员用饥饿和药物杀死了5000名儿童。通过这种手段及其详细报告，他们帮助纳粹完善了组织、杀戮和处置被害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56]

希特勒的安乐死计划代号为“T-4行动”，因实施该计划的办公室位于柏林蒂尔加滕街（Tiergartenstraße）4号而得名。现在，这项计划开始授权杀害非犹太成年人，他们被纳粹医生界定为拥有“不值一活的生命”。政府授权党卫队军官把成千上万精神病人驱赶到偏远地带，在那里开枪射杀这些成年人，其中很多人被捆在拘束衣里。此后，39岁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亲自前往视察一项任务执行过程。政府雇员将几名病人置于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中，用一氧化碳毒杀他们。这是史上首次记载用于集体屠杀的毒气室。[57]30岁的党卫队军官赫伯特·朗格（Herbert Lange）许诺，其手下每杀害一个人，就可以得到十帝国马克的奖励。据他估计，每条人命换来的钱足够他们给自己孩子买一件圣诞或生日玩具。[58]被杀害的病人中半数来自新教或天主教教会运营的医院。[59]不久，德国各地疗养院火葬场附近的居民开始发现每天空气中都飘浮着烟尘。当时住在德国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甚至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些杀人事件。

记者们试图揭露希特勒在德国境内的暴行和国土扩张计划，而美国国内的编辑却将这些报道束之高阁。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召集最高军事顾问，敲定入侵波兰计划。48小时前，《纽约时报杂志》刚刚刊登了一篇关于他在贝格霍夫居住的文章，将这座瑞士小屋的氛围形容为“乐而不淫”，并报道了这位独裁者对巧克力和溪红点鲑的热爱。[60]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大军入侵波兰。刚开始，该行动震惊了普通德国人。威廉·夏伊勒在他采访的德国人脸上看到了“错愕和沮丧”。[61]然而，仅仅七天后，德国军队怀着反犹狂热，席卷了几乎毫无防备的波兰。与此同时，据夏伊勒记载，“普通德国人开始好奇，这究竟是不是一场世界大战”。尽管英法两国名义上已宣战，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帮助波兰人，或是把枪口对准德国。“那是战争吗？”夏伊勒在一个周末说，“一周前的今天，我看到一张张拉长的脸。而这个周日，它们拉得没那么长了。”[62]

1939年9月11日发行的美国《生活》杂志中，还出现了一种论调，即此次入侵虽然令人遗憾，却可以控制。该杂志编辑们在一篇长文中承认，“此刻，欧洲陷入了招致战争的昏暗僵局”。文中分析却在谴责《凡尔赛和约》的严酷条款，尤其是英法两国倡导的条款。编辑们辩称，那些条款迫使德国人选举了一个激进的领导人，此人代表愤怒的少数派，他“告诉德国人，提出要求比摇尾乞怜更好”。此文结论是，美国应避免插手欧洲事务。“在上一次战争中，我们试图借助武力，为世界维持民主、和平与正义。然而，当战争结束时，我们像其他人一样疲惫不堪、满腹愁肠，”他们写道，“如果这次我们置身事外，那么当战争结束时，我们或许有力量也有精神去帮助精疲力竭的欧洲人民，为他们的孩子，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63]

希特勒在美国主流媒体面前以文化人物自居的策略大获全胜，甚至在10月30日，入侵波兰两个月后，他还成功让《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此文分析了元首的艺术偏好，称赞其品位比臭名昭著的艺术劫掠者拿破仑更高。他们言辞委婉地褒奖说，希特勒正在“用自己喜爱的模式，塑造欧洲一切艺术”。该杂志还用怅然若失的古怪口吻，捕风捉影地推测说，一战前，希特勒搬到慕尼黑时，当地对他不屑一顾的艺术家们也许要为他如今的穷兵黩武负责。下一期《生活》杂志引用了一封V.泽弗里德（V.Seefried）夫人致编者信称，“在家装方面，阿道夫肯定胜罗斯福家族一筹”。[64]

希特勒大悦，继续推进重塑欧洲计划。

1939年大部分时间里，古利特很少进行专业交易，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妻子及七岁的科尔内留斯和四岁的贝妮塔两个年幼的孩子身上。不过他知道，纳粹正在搜捕成千上万的眼中钉。于是，到那年年底，他准备从纳粹强制这些受害者弃置的财物中谋利。他撮合销售了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茨·马克（Franz Marc）1913年绘制的《动物的命运》（Fate of the Animals）。画布上惊心动魄的红、蓝、绿三色光芒相互交织、千变万化，环绕着一匹脖颈细长的母马。马头高昂，伸向天空。此画莫名其妙地被纳粹没收，出售前被埋没在一间政府仓库中。古利特把它卖给了巴塞尔策展人格奥尔格·施密特。施密特之前联系该经销商，希望为瑞士购买被没收的艺术品。古利特收了施密特6000瑞士法郎，却告诉德国政府只收了5000瑞士法郎。他私吞了额外1000瑞士法郎，还收取了施密特900瑞士法郎“佣金”，这点他没向德国政府透露。古利特销售《动物的命运》是一宗罕见案例，因为经销商在交易期间保留了完整的相关资料。概言之，在其他交易中，他费尽心机，销毁了揭示自己罪行的证据。这些资料会暴露他是如何利用被纳粹没收艺术品之人，或是如何狠宰了纳粹一刀的。[65]

1940年4月9日，德军开始入侵挪威和丹麦。数小时后，丹麦军队投降。尽管攻占挪威的时间比预期要长，第三帝国还是很快调转矛头，开始入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1940年5月10日，德国对这三个国家发动的侵略，以及当月15日荷兰的投降，向古利特和元首博物馆计划负责人汉斯·波瑟表明，很快就可以购买或掠夺荷兰艺术品，而且在法国，这种机会可能也将到来。不过，这些战役也让英国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军力。

古利特全家当时虽然住在汉堡，却毫发未伤。这位艺术品经销商正专注于同宣传部进行一桩大买卖。1940年5月22日，交易达成，他购得了纳粹从受人尊敬的德国博物馆没收来的堕落艺术品。古利特动用自己在瑞士撮合交易积攒下来且未被纳粹发现的现金，仅用4000瑞士法郎就购买了259件作品，与在廉价商品区购物花的钱差不多。

此次新获赃物中包括几件大幅绘画和小件纸本作品，古利特决定自己留下。这些作品的作者几乎都是他曾经仰慕的艺术家。现在他们的不幸遭遇却为古利特所利用。在数量方面，这是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进行过的最大一宗私人藏品交易。这批作品包括马克斯·贝克曼1920年的铜版画《戴钟形帽的老媪》（Old Woman with Cloche Hat）。这幅异趣横生的作品展现了一个时髦傲慢的女人，趾高气扬地戴着一顶华丽帽子。纳粹取之于汉堡美术馆后，认为它只值0.8瑞士法郎，约合1美分，相当于除纸钱外一文不值。[66]古利特还得到了贝克曼1934年的水彩画《赞德福特海滩咖啡馆》（Zandvoort Beach Café），这幅五颜六色的画像描绘了一名黑人男性与一名白人女性，在海滩上寻欢作乐。赃物中还有埃米尔·诺尔德的一幅石版画，描绘了一名衣着粗陋的红发丹麦人。与之一道被纳粹从基尔美术馆没收的，还有诺尔德的一幅水彩画，表现了令人难忘的洪水画面。除乔治·格罗斯的两幅水彩画之外，这组精选作品还包括一幅凯绥·珂勒惠支悼念一战阵亡将士的经典之作，以及一幅出自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之手的裸体画，此画被纳粹从阿尔贝特国王博物馆没收而来，就是茨维考那家因古利特在希特勒掌权前拒绝同纳粹合作而解聘他的博物馆。

1940年5月下旬，比利时向希特勒投降。6月14日，德军未遭反抗占领了巴黎。“柏林对夺取巴黎的新闻处之泰然，一如在这场战争中夺取其他所有地方。”夏伊勒在日记中评论说，并提及，自己去这个首都某湖泊游泳时，一名报童前来报告巴黎陷落，那里的大约500名德国人里只有三人分心去读了相关新闻。[67]1940年7月10日，维希政府上台，法国被一分为二：一块是被德军占领的北方大西洋沿岸地区，另一块是由法国管理的中南部地区。维希政权默许希特勒劫掠法国艺术品。于是，希特勒委任汉斯·波瑟组织实施行动，以为元首博物馆夺取法国境内艺术品。

与此同时，古利特正在继续买卖堕落艺术品，并从自己不断增加的客户群中接受特殊订单。他虽然并不知晓仍属机密的元首博物馆计划具体细节，但听说了波瑟正在购买或没收法国境内作品。这些作品与1937年大德意志艺术展品风格一致。11月中旬，他前往荷兰和比利时，在致友人信中言辞隐晦地说，他打算“拜访一些老客户，他们还是一直对某些画感兴趣”。这是一个常见婉辞，暗指能在国外销售的堕落艺术品。[68]

1940年12月，古利特与波瑟直接合作，这是他首次正式记录此类案例。波瑟代表一位客户来找古利特，此人想为赫尔曼·戈林购买一件最后一刻的圣诞礼物[69]，预算高达25000帝国马克。“鉴于戈林元帅拥有海量藏品，当务之急是，找到仍将令他赏心悦目之物。”古利特致信波瑟说。[70]他花时间帮波瑟从科隆挑选了一件中世纪彩绘玻璃作品。波瑟知道，戈林将会爱不释手。二人在数小时内相互致信，这种合作速度足见他们过从甚密。这也是古利特进行纳粹批准的艺术品交易首次被记录在案。

撮合这宗圣诞交易令古利特信心倍增，激励他去发掘其他途径，以通过销售未被归为堕落艺术的作品获利。三个月后，他卖给波瑟一幅自己祖父路易斯·古利特的作品。路易斯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逝于1897年。波瑟完全相信古利特的鉴别能力，于是将该作卖给了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此人是希特勒的建筑顾问，也是第三帝国军备部部长。[71]

到1941年3月，古利特已经准备好与纳粹达成另外至少八宗交易中最重要的一宗，相关文件得以保存到战后。在这宗交易中，他用符合希特勒口味的艺术品换取了堕落艺术品。关于元首博物馆计划的传言已在经销商、收藏家和策展人中沸沸扬扬——虽然大众和新闻媒体对该计划仍然一无所知。古利特惊人地用三幅19世纪画作和三幅16世纪版画换得了42幅作品，作者分别是科科施卡、诺尔德、贝克曼、科林特和奥托·迪克斯。这桩买卖不但证明了古利特的商业敏感度，而且证明，纳粹为了给元首购买老大师及传统艺术作品，孤注一掷，全然不顾作品品质和艺术家名望。[72]

1941年6月22日，德国在东线战场启动了“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此后，波瑟愈发努力地为元首博物馆筛选艺术品，迫不及待地取悦希特勒。虽然古利特还不是元首博物馆计划官方经销商，但到1941年秋，他定期前往巴黎，试图觅得符合希特勒审美观的艺术品，以便转手卖给德国博物馆。[73]

1941年，纳粹成功地在整个欧洲大陆迫害欧洲犹太人，为市场提供了大量艺术品。从大师之作到素描和一些次要作品，作者既有老大师，也有被冠以堕落之名的艺术家。过去一年里，希特勒收紧了他所占领地区的法律。现在，纳粹禁止第三帝国的欧洲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社交；禁止犹太男性剃须，甚至禁购剃须皂；禁止纳粹占领地区所有犹太人参观博物馆、购买鲜花、穿皮草大衣和在餐厅就餐，违者均可被处以极刑。纳粹党设置这些规定，是为了打压欧洲犹太人的士气，让他们孤立于社会其他成员之外，并让他们的肉身在街坊四邻看来像“亚人类”。

现在到处都在逮捕犹太人，因此，普通德国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身边成千上万居民瞬间消失了。1941年圣诞季来临之际，德国几名天主教主教联名致信希特勒，言辞谨慎地反对纳粹在第三帝国各地杀害身体虚弱和精神残疾的人。虽然主教们没有特指德国犹太人，但这些神职人员心里清楚，希特勒迫害的对象也包括他们。然而，枢机主教阿道夫·贝尔特拉姆（Adolf Bertram）阻止这封信发出，因为他不愿触怒希特勒，认为此人正在进行一场针对异教种族的正义战争，正是这群人的祖先杀害了耶稣基督。

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美军舰队后，波瑟和戈培尔为元首博物馆所做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而且，由于欧洲以外国家更广泛的军事参与，希特勒愈发坚信，他的艺术之战在全球都很重要。同月，盟军再次轰炸汉堡，这次严重损坏了古利特的住宅。不过，由于英国皇家空军预先抛撒传单，提醒市民轰炸即将开始，他有足够时间来保护其艺术品和资料免受损坏。

随后，古利特一家计划搬到希尔德布兰特儿时旧居——德累斯顿凯西泽大街26号。1938年其父去世后，其母一直独居于斯。在此焦头烂额之际，希尔德布兰特还能完成一桩与科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的买卖，且获利颇丰。他卖给该馆32件法国重要艺术家的作品，作者包括欧仁·德拉克鲁瓦、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埃德加·德加、爱德华·马奈、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和奥古斯特·罗丹。对于古利特究竟如何在法国购得这些作品，以及它们此前的归属，该馆没有兴趣。这名经销商也没有保存会暴露自己如何得到这些作品的证据。[74]

1942年初，纳粹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正式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到1月20日万湖会议召开时，力度臻于极致。纳粹党在柏林西部富人区万湖一幢美丽的湖滨别墅中，召开了此次会议。用戈培尔的话说，必须“准备开始行动”了，连中立国瑞士最后也不能例外。戈培尔和希特勒没有到会。会后，与会人员开了一瓶白兰地庆祝。[75]同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赞叹不已地写道，灭绝行动力度加大和美国参战后，希特勒只会更加专心致志地创建一个雅利安文化世界。“元首非常痴迷音乐、戏剧和文化休闲。”他写道，并指出，希特勒认为同堕落文化作战与为扩张帝国领土而战同等重要。[76]

万湖会议结束几周后，第一批受害者被从斯洛伐克和法国押送至奥斯维辛。[77]纳粹开始用齐克隆B毒气杀害他们。被害人至少要两分钟才会死亡。首次针对雅利安残疾儿童，以及其后针对雅利安成年人中的“亚人类”公开系统实施T-4计划后，纳粹用齐克隆B在600名羸弱的苏联战俘身上进行试验，之后用这种毒气成功杀害了900名健康的苏联战俘。[78]“这里实施的过程异常野蛮，不会描述更多细节，那里不剩多少犹太人了。”一周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并总结说，须主动“清除”60%的欧洲犹太人，剩下40%将被征作劳工奴隶，直到累死。[79]

十几岁的克劳斯·塔尔诺夫斯基，就是那个叔公戴维·弗里德曼拥有马克斯·利伯曼《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的男孩，全家被在奥斯维辛实施的“最终解决方案”消灭。1939年8月，格奥尔格和玛丽尚能在最后一批前往瑞典的“儿童转移”之行中为克劳斯安排一个位子。“儿童转移”计划的作用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地下铁路”：非犹太德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犹太青少年送往未被纳粹控制的国家。1939年，克劳斯的哥哥汉斯已经18岁，没有资格参加该计划，不过他设法逃到了安全的英国。

1942年初，戴维·弗里德曼在布雷斯劳寿终正寝后，纳粹政权盯上了他的财产，包括那幅利伯曼的画。他的藏品令纳粹大为惊讶，一名官方鉴定师指出，这些东西“一定是在专家指导下，经过大约六年时间被集中起来的”。又说，“有整整一个系列作品，在和平时期定会立即创造外汇”。[80]纳粹官员旋即查抄了其财产，并将其女夏洛特驱逐至德国北部女子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当奥斯维辛开始用毒气实施屠杀后，纳粹把夏洛特转送到那里，很快将她杀害。大约在这段时间，住在瑞典的克劳斯再也没收到父母寄来的明信片，他知道出事了。后来他得知，他们也被驱逐到奥斯维辛，之后被立即杀害。[81]

几周内，布雷斯劳地方博物馆馆长科尔内留斯·米勒-霍夫施泰德（Cornelius Müller-Hofstede）联系了古利特。几个月来，这位馆长一直收到古利特的来信，信中恳求他传递任何有关被没收艺术品的销售信息。米勒-霍夫施泰德言辞委婉地通知古利特，一些作品即将上市。此后，他撮合了一笔交易，售出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售价不明。

1942年11月11日，德军接管法国维希地区，意在嘲讽一战停战纪念日。古利特的权力也即将扩大：12月7日，正值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之际，汉斯·波瑟与口腔癌持续数周的斗争终告失败。他的离世令许多熟人大为震惊，包括古利特。波瑟不知疲倦、不断地为希特勒效力，虽然显得精疲力竭，却几乎无人察觉他已病入膏肓。三年里，波瑟已为元首博物馆积攒了约2500件艺术作品，但希特勒想要更多。

如今，波瑟的离世给希特勒的元首博物馆计划留下一个空缺，古利特希望由自己来填补。

[1]Undated diary entry，Hildebrand Gurlitt，Schriftlicher Nachlass Cornelius Gurlitt，N 1826_55（Salzburg Archives），quoted in Meike Hoffmann，“The Long Shadows of the Pas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Hildebrand Gurlitt’s Life，” in Gurlitt：Status Report，ed. Kunstmuseum Bern，Bundeskunsthalle（Munich：Hirmer，2017），16.

[2]原文讹作“弟弟”。根据前文说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及各自生卒年可知应是哥哥。——译注

[3]Hildebrand Gurlitt to Wilibald Gurlitt，16 October 1917，Gurlitt Estate，TU Dresden，126/045，quoted in Hoffmann，“The Long Shadows of the Past，” 18.

[4]原文讹为“妹妹”。——译注

[5]Jürgen Paul，Cornelius Gurlitt：Ein Leben für Architektur，Kunst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ädtebau（Dresden：Hellerau Verlag，2003），51.

[6]See Vanessa-Maria Voigt，Kunsthändler und Sammler der Moder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Die Sammlung Sprengel 1934 bis 1945（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g，2007），134.

[7]Michael Löffler，Hildebrand Gurlitt：Erster Zwickauer Museumsdirektor（Zwickau：Städtisches Museum，1994），22，quoted in Voigt，Kunsthändler und Sammler der Moder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134.

[8]Voigt，Kunsthändler und Sammler der Moder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135.

[9]Meike Hoffmann and Nicola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Hildebrand Gurlitt，1895-1956（Munich：C. H. Beck，2016），130-133.

[10]Voigt，Kunsthändler und Sammler der Moder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135.

[11]Gurlitt：Status Report，324.

[12]原文讹作Renate Nicoline Benita。——译注

[13]Beat Wismer，Karl Ballmer，Der Maler（Aarau：Argauer Kunsthaus，1990），61.

[14]See Richard J. 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How the Nazis Won Ove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 Nation（New York：Penguin Books，2006），649.

[15]Henrik Eberle and Matthias Uhl，eds.，The Hitler Book：The Secret Dossier Prepared for Stalin from the Interrogations of Hitler’s Personal Aides（New York：PublicAffairs，2005），26.

[16]Rochus 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The Memoirs of Hitler’s Bodyguard（London：Frontline Books，2015），24.

[17]Adolf Hitler，“Monologe：15/16 Januar 1942，” in Monologe in Führerhauptquartier，1941-1944，ed. Werner Jochmann（Hamburg：A. Knaus，1980），200.

[18]Eduard Bloch，“My Patient Hitler，” Collier’s Magazine，15 March 1941，11；see also Brigitte Hamann，Hitler’s Vienna：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New York：Tauris Parke Paperbacks，2010），36，37.

[19]Testimony（no first name）Pichler to NSDAP Central Archive，NS 26/20，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356.

[20]Letter，Samuel Morgenstern to Adolf Hitler，Gew. 2，755/Box 216，Administration of Property Archives，Vienna，Austria，quoted in Hamann，Hitler’s Vienna，357.

[21]Hamann，Hitler’s Vienna，358，359.

[22]See 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176.

[23]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555，560.

[24]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575.

[25]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9 July 1938，”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ed. Elke Fröhlich（Munich：K. G. Saur，2000），vol. I，pt. 5，399.

[26]Stephanie Barron，“The Galerie Fischer Auction，” in Degenerate Art：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ed. Stefanie Barron（Los Angeles，CA：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1991），135.

[27]Meike Hoffmann，“Saboteur und Profiteur：Hildebrand Gurlitt als Händler ‘entarteter’ Kunst，” in Markt und Macht：Der Kunsthandel im “Dritten Reich，” ed. Uwe Fleckner，Thomas W. Gaehtgens，and Christian Huemer（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17），2：141-165.

[28]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61.

[29]Eberle and Uhl，The Hitler Book，34，35.

[30]See Despina Stratigakos，Hitler at Hom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56.

[31]David Lloyd George，“I talked to HITLER，” Daily Express，17 September 1936.

[32]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582-595.

[33]戴维·托伦对作者所说，2015年11月和2018年6月。

[34]戴维·托伦对作者所说，2015年11月和2018年6月。

[35]原文讹为“叔叔”，应为叔公。下段及后文中的叔公亦如此。——译注

[36]Britta Olényi von Husen，“‘They Are the Finest Ones，for Which I Had Set the Highest Prices’：Adolph von Menzel in the Collection of Albert Martin Wolffson，” in Gurlitt：Status Report（Munich：Hirmer，2017），130，132.

[37]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575，604.

[38]Eberle and Uhl，The Hitler Book，42.

[39]即Vladislavský Sál，建于1490—1502年，是中世纪时布拉格城堡内面积最大的大厅，用作国王会议厅，或举办议会、宴会、节日庆典等大型活动。——译注

[40]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首句。——译注

[41]法国哥白林工厂制作的手工编织挂毯，17世纪时，该厂是法国宫廷御用装饰品制造商。——译注

[42]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65.

[43]No author，“Hitler，Mussolini and Eden—in Retreat，” Vogue，15 August 1936.

[44]Stratigakos，Hitler at Home，90，254.

[45]John Dickson，“Europe’s Man of Mystery！”，Chicago Daily Tribune，6 August 1939.

[46]原文讹为“大”。——译注

[47]Frederic Spotts，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New York：Overlook Press，2004），187.

[48]Birgit Schwarz，“Hildebrand Gurlitt and the ‘Special Commission Linz，’” in Gurlitt：Status Report，50.

[49]原文讹作普利策之子。——译注

[50]Stephanie Barron，“The Galerie Fischer Auction，” in Barron，Degenerate Art，138.

[51]Barron，“The Galerie Fischer Auction，” 138.

[52]Barron，“The Galerie Fischer Auction，” 141.

[53]Barron，“The Galerie Fischer Auction，” 155.

[54]Barron，“The Galerie Fischer Auction，” 165-167.

[55]Carl J. Burckhardt，Meine Danziger Mission 1937-1939（Munich：G. D. W. Callwey，1960），344.

[56]Götz Aly，“Der Mord an behinderten Hamburger Kindern zwischen 1939 und 1945，” in Heilen und Vernichten im Mustergau Hamburg：Bevölkerungs-und Gesundheit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ed. Angelika Ebbinghaus，Heidrun Kaupen-Haas，and Karl Heinz Roth（Hamburg：Konkret Literatur，1984），151；Hans-Walter Schmul，Rassenhygiene，Nationalsozialismus，Euthanasie：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Verlag，1987），188-189，quoted in 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81.

[57]Volker Riess，Die Anfäng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n den Reichsgauen Danzig-Westpreussen und Wartheland 1939/40（Frankfurt am Main：Universität Stuttgart，1995），355-358.

[58]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76.

[59]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94.

[60]Hedwig Mauer Simpson，“Herr Hitler at Home in the Cloud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20 August 1939.

[61]William L. Shirer，Berlin Diary：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1934-1941（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1），201.

[62]Shirer，Berlin Diary，207.

[63]No author，“Europe’s Children，” Life，11 September 1939.

[64]No author，“Paintings by Adolf Hitler，” Life，30 October 1939.

[65]George Kreis，“Entartete” Kunst für Basel：Die Herausforderung von 1939（Basel：Wiese Verlag，1990），53.

[66]Meike Hoffmann，“Case Studies：Max Beckmann，Old Woman with Cloche Hat，1920，” in Gurlitt：Status Report，111.

[67]Shirer，Berlin Diary，404.

[68]Letter，Hildebrand Gurlitt to Rolf Hetsch，no file number listed，Federal Archives：Berlin（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04.

[69]指临近圣诞节到来时，送给亲友的礼物。——译注

[70]Letter，Hildebrand Gurlitt to Hans Posse，10 December 1940，B323-134，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and letter，Hans Posse to Hildebrand Gurlitt，12 December 1940，B 323-134，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Catherine Hickley，The Munich Art Hoard：Hitler’s Dealer and His Secret Legacy（London：Thames & Hudson：2015），76.

[71]Letter，Hildebrand Gurlitt to Hans Posse，15 January 1941，B 323/134，no. 376 and 19 March 1941，no. 374，and Hans Posse to Hildebrand Gurlitt，21 March 1941，no. 373，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Schwarz，“Hildebrand Gurlitt and the ‘Special Commission Linz，’” 50.

[72]Hildebrand Gurlitt，business contract，12 March 1941，no file listed，Federal Archives：Berlin（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193，194.

[73]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08，209.

[74]Katja Terlau，“Hildebrand Gurlitt and the Art Trade During the Nazi Period，” in Vitalizing Memory：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rovenance Research（Washington，DC：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2005），165-170.

[75]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264-266.

[76]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0 January 194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152，154.

[77]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301.

[78]Peter Longerich，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Hitler und der Weg zur “Endlösung”（Munich：Piper Verlag，2001），124.

[79]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7 March 194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561.

[80]Inventory List，District President in Breslau，28 June 1941，Peter Toren Family Archive，Washington，DC.

[81]戴维·托伦对作者所说，2015年11月。

第六章 文化同谋

“我了解古利特博士的性格，根据以往经验，我可以断定，他的坚定决心和处世能力是他迅速可靠地执行任务的绝佳保证。”

——赫尔曼·福斯，元首博物馆计划第二任负责人

汉斯·波瑟死于癌症后，阿道夫·希特勒本来很容易可以降低对元首博物馆的热情。军事领导层迫切希望元首能放弃该计划，专心致志赢得战争。然而在与将军们开战情会期间，希特勒心不在焉，时不时转身去同约瑟夫·戈培尔讨论艺术。戈培尔在1943年1月23日的日记中提到，“尽管”苏联战场“形势严峻”，且希特勒“严重过劳”，“元首仍然一如既往对这些艺术品敞开心扉，并密切关心何时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其中”。[1]

一周后，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在斯大林格勒投降。

仅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德双方就共阵亡约200万人。对苏战争是纳粹向东方扩张的顶峰，其结束标志着这是德国能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面对奇耻大辱和难以挽回的败局，希特勒变得愈发沉迷于在林茨建造元首博物馆的计划。他安排时间去了一趟家乡，参观了当地歌剧院。这是他自儿时以后，首次到访该剧院。当年，他经常坐在顶层楼座。现在，站在那些便宜的座位中间，元首做了整整五分钟白日梦，想象他的元首博物馆将如何吸引不计其数的人，来到他少时生活的城市。他的工作人员环立四周，静静等候。“有时，他做梦似的凝视天空，目光茫然，形容倦怠。”希特勒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说。[2]在苏德战争最后时日，希特勒完成了除元首博物馆外，许多未来在林茨的建筑规划：天文馆、酒店、社区中心、展览馆、音乐厅、图书馆、兵器博物馆和露天体育场。他对随从解释说，自己默默无闻的家乡将因这些建筑变成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中心。

找人接替汉斯·波瑟来负责元首博物馆计划，成了希特勒的头等大事。1942年12月波瑟去世后，他的遗孀联系希特勒的工作人员，说波瑟得知自己患癌症无可救药时，再三叮嘱她，58岁的艺术史学家和经销商赫尔曼·福斯（Hermann Voss）将是接替他的可靠人选。希特勒得知后，立即安排接见了福斯。

尽管在希特勒掌权前，福斯表达过反纳粹观点，但德国人选择纳粹党执政后，他便开始逢迎讨好纳粹艺术精英，甚至还在1939年给党卫队做了一次讲座，称赞新的纳粹文化观。[3]福斯在研究德意志早期绘画方面涉猎广泛，并且是研究希特勒欣赏的意大利老大师的专家。到1941年，福斯同纳粹政权的沆瀣一气，不仅是在思想观念上，而且付诸行动。他恬不知耻地为纳粹评估属于德国犹太人的艺术品。这些犹太人或是逃离了本国，或是被政府驱逐到集中营。于是，他顺理成章成了填补波瑟空缺的人选，出任元首博物馆计划负责人。其工作团队现在常被称为林茨特别委员会（Sonderauftrag Linz）。

会见福斯时，希特勒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解释自己儿时的梦想时，他上气不接下气，说自己梦想在林茨创建一座博物馆，尽收大德意志艺术精华。尽管波瑟去世并享受了国葬，元首博物馆计划的细节却仍是国家机密。福斯很快意识到，希特勒已经同意由他继任了，于是在聆听元首训话的同时，他开始思考能够协助自己组织馆藏的潜在人选。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瞬间出现在他脑海中。

古利特比这位新负责人小11岁，二人不仅已相识几十年，而且研究风格相得益彰。福斯厌恶旅行，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以及在办公室研读文件。而古利特喜欢四海为家，并且因这种生活方式不断变换日程。福斯对巴黎的魅力从来不以为然，他知道古利特喜欢那里，这样一来，他正好不必亲自造访“光之城”（City of Light）[4]。

在与希特勒会面后数小时内，福斯就联系古利特，向这个47岁的人提供了其梦寐以求的机会：在元首的直接指挥和保护下工作，加上公费的巴黎之行。[5]古利特已经在培植国际人脉，他认为这些人有助于自己获此机会。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准备打入元首博物馆计划核心圈，因为他知道，这样不但可以为该计划购买作品，从而得到发现者酬劳，还有机会顺带给自己买些东西。

自1943年初以来，古利特一直在同艺术史学家埃哈德·古佩尔（Erhard Göpel）合作。此人和他一样，战前也是先锋艺术支持者，他已经认识古利特几十年，现在是德军占领区（尤其是荷兰）受纳粹保护的艺术品经销商。由于纳粹控制了欧洲大部分艺术品市场，古佩尔像福斯和古利特一样，正在积极运用自己有关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知识去辅佐希特勒。他推崇古利特的专业水准，甚至安排古利特获得证明文件，证明他是纳粹文化计划支持者，受到保护，以便出国走动。[6]古佩尔致信古利特，谈及自己在德国犹太人遭迫害地区所获作品时，有意语焉不详。在一封写自巴黎的信中，他称一幅已故德国现实主义画家威廉·特吕布纳（Wilhelm Trübner）所作肖像画，是从“将它带到法国的柏林侨民”那里购得的。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婉辞，指的是逃离德国的欧洲犹太人。[7]福斯被任命为元首博物馆计划第二任负责人之前几个月里，古利特还同荷兰艺术品经销商特奥·赫尔姆森（Theo Hermsen）建立了联系。赫尔姆森娴熟地购买被没收的艺术品，进而转销至声名显赫的维也纳拍卖行多禄泰（Dorotheum）。该行是奥地利迄今为止获准销售奥地利犹太人被没收艺术品的最大机构。

古利特精心策划，在德国驻巴黎管理部门内部建立人脉。甚至在成为元首博物馆计划工作人员之前，在一次法国之行中，古利特就与纳粹资助的文化推广组织德意志研究所（Deutsch Institut）所长卡尔·埃普坦（Karl Epting）密切合作，在巴黎创办一个题为“德意志艺术家水彩画和纸上作品”的展览，旨在教导法国人了解雅利安艺术。古利特出借自己的私藏参展，并安排在法国巡展。不过，他帮助埃普坦举办该展，更为现实的目的有两重：一是便于进一步与纳粹勾结；二是在提高这些艺术品声誉的同时，让它们变得更值钱。他的藏品展览得越多，就越值钱，他从被迫出售或被盗走这些作品的原主所遭迫害中获利也越多。

福斯和古利特迅速展开合作，继续波瑟的工作。福斯在德累斯顿上班，一边履行新职责，一边继续兼顾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馆长工作。古利特则准备启程前往饱经战火的欧洲。

现在，希特勒对波瑟的继任者十分放心，于是1943年春去贝格霍夫小住。对他手下将领们而言，当前的战争是一场防守战，但希特勒仍表示乐观。在修身养性的山居，元首及其随员一边召开军事和文化会议，一边享受充裕的闲暇时光。

希特勒平日晚睡晚起。近侍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上午11点前后将元首的报纸和官方通讯放在其卧室外的椅子上，以此开启悠闲的叫早过程。希特勒会花个把小时浏览这些报纸，下午1点前后再下楼用“早餐”。午餐则于下午2点半开始，餐食包括元首喜爱的亚麻籽泥粥、格兰诺拉麦片（granola）[8]和蔬菜汁。他时不时拿炸薯条蘸着炼乳和初榨亚麻籽油吃。他和客人坐在一张鲜花点缀的餐桌前，花是埃娃·布劳恩在外面采的。客人们享用着德国传统餐食，一顿标准餐包括香草醋汁炖牛肉、土豆泥和一份简单的沙拉。[9]过去，希特勒在午餐时喜欢喝一杯啤酒或红酒，但由于体重增加，他现在戒酒了。[10]

埃娃·布劳恩以贝格霍夫的女主人自居。“那里是一种类似家庭的氛围，成人在晒太阳，孩子们围着他们里里外外疯跑，狗在狂吠。”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容格（Traudl Junge）说。[11]希特勒与布劳恩的浪漫情事在其密友圈子中是个公开的秘密，只是未向公众透露。甚至在希特勒随员周围，这对情侣也避免做出任何亲密举动。不过，布劳恩是唯一有权取笑希特勒的人。她调侃他在饮食上过于自律，而他会反唇相讥，说她真该多吃点，以便保持适合传统雅利安女性的娇美体态。“我刚认识你时，你是那么丰满迷人，可现在你真是骨瘦如柴。所有女士都说要为悦己者容，却尽其所能变成男人不喜欢的样子。”一次吃饭时元首说。[12]

下午，希特勒会画些景观图和元首博物馆的平面图。[13]安坐办公室时，他会听见埃娃·布劳恩的苏格兰牧羊犬尼格斯（Negus）和斯塔西（Stasi）跑过山坡上茂密的草地，冲着小鹿和其他野生动物吠叫。这些动物极其温顺，只有当苏牧犬离得很近时，它们才会走开。[14]傍晚，这群人经常在希特勒的保龄球道打球。希特勒严禁任何人透露这项设施的存在。“如果保龄球协会闻风，”他对近侍林格说，“他们就会让我担任每个俱乐部的名誉主席。”[15]

餐后，这群人聚在宽敞开阔的客厅，客厅硕大的书架上放着百科全书。他们很少细读西方经典，几册《我的奋斗》更是少有人问津。墙上挂着中世纪挂毯，壁炉上方是一幅安瑟尔姆·费尔巴哈为他那位昵称“南纳”（Nanna）的意大利情人——安娜·里西（Anna Risi）画的肖像。希特勒欣赏费尔巴哈的写实风格。“她的双手光滑润泽，在画中活灵活现。”他赞叹道，并提出战后，他想把贝格霍夫陈设的作品作为重点展品在林茨的博物馆推出。一堵边墙上挂着希特勒喜爱的外甥女吉莉（Geli）的画像。1931年，她在舅舅家饮弹自尽。

晚间的闲叙一直持续到凌晨四五点，元首博物馆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我要把林茨变成一个杰出城市，还要为它建一座观者如堵的画廊。”一天晚上，他对特劳德·容格和朋友们说。希特勒并未在贝格霍夫挂太多艺术品，他认为这里是其私人休养居处，不是公共场所，挂太多专供元首博物馆的艺术品不太合适。“我权当挂在这座房子里的画都是暂借的，它们照亮了我的生活。”他解释说。[16]

晚间，随员们畅聊艺术和音乐时，希特勒的德国牧羊犬布隆迪（Blondi）会表演大量戏耍来取悦他们。希特勒最喜欢的一个表演是，叫坐在他椅边的布隆迪“扮演女生”。于是布隆迪会转向他，把爪子放在他椅子扶手上，模仿一个端坐在课桌前的女学生。[17]

正是在这样一个谈论艺术和音乐的晚上，有人当面质问希特勒对欧洲犹太人的处置方式，这是唯一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同类事件。希特勒的官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之女亨丽埃特·霍夫曼（Henriette Hoffmann）及其丈夫——希特勒青年团团长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到访。谈话中，亨丽埃特沉默片刻后转向希特勒，脱口而出：“我的元首，前几天，我在阿姆斯特丹看到一列火车，载满了被驱逐的犹太人。这些可怜人看起来糟透了。我确信他们正在遭受折磨。您知道这些事吗？您允许这么做吗？”一阵无声的尴尬后，希特勒起身道了声晚安便走出房间。屋里继续鸦雀无声。后来，亨丽埃特被禁入贝格霍夫。

令亨丽埃特·霍夫曼如此忧心忡忡的领土扩张和种族灭绝计划，没有显露任何中止迹象。1943年春末夏初，纳粹试图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致命损失中恢复元气，于是德国制造业马力全开。50岁的军备部部长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因飞机失事离世后，阿尔贝特·施佩尔从希特勒的建筑设计师变身为战争设计师，重新组织武器装备的生产，将生产一艘U型潜艇的时间从42周缩短到16周。第三帝国正以月产约1000架的速度生产飞机，产量是18个月前的两倍。与此同时，苏联人则以四倍优势击败德国的坦克产量。[18]这预示着战争时间将会延长。

为元首博物馆掠夺展品的速度也在加快。虽然越来越多的德国男性应召入伍，甚至包括中年人，福斯还是悄悄安排古利特及其他约12名职员获准免服兵役，以便专心致志为希特勒购买艺术品。[19]福斯在掠夺陌生欧洲犹太人的同时，也在保护自己战前的朋友。暮春时节，他前往荷兰会见艺术史学家维塔莱·布洛赫（Vitale Bloch）和75岁的柏林画廊前馆长马克斯·J.弗里德兰德（Max J.Friedländer）。此二人设法逃脱了纳粹搜捕。福斯告诉布洛赫与弗里德兰德，如果遇上当局找麻烦，就与他联系。纳粹及其拥趸愿意放过他们个人同情的犹太人。而那些连这种丁点好运也没有的人，则在劫难逃。[20]

1943年中期，元首博物馆工作团队忙着为一桩到那时为止最大也最棘手的买卖做准备：确保查抄333件艺术作品。它们是已故法国犹太艺术品收藏家阿道夫·施洛斯（Adolphe Schloss）留给妻子露西（Lucie）的遗产。露西的家人觉察到纳粹威胁将至，因而于1939年将这批以绘画为主的珍宝藏在了尚邦城堡（Château de Chambon）。这座雅致的乡间别墅坐落在巴黎以南60英里处，属于其家族友人。发现并查抄所谓施洛斯藏品的并非德国官员，而是法国官员，他们希望将这些绘画留在本国，以供法国雅利安人欣赏。然而，这些作品中很多出自风格为希特勒所欣赏的荷兰大师之手，因而引起了元首随员的兴趣。这些作品包括彼得吕斯·克里斯蒂（Petrus Christus）的一幅圣殇图，克里斯蒂是15世纪荷兰东部艺术家，以现实主义绘画闻名；扬·戈萨特（Jan Gossaert）的一幅维纳斯像，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戈萨特因在华丽织物上的作画技巧而声名大噪，那些画布上的图像看似呼之欲出；还有其他许多荷兰代表画家的杰作，包括彼得·保罗·鲁本斯和安东尼·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21]

艺术品收藏家和经销商保罗·罗森贝格也是一位富有的法国犹太人，对其藏品的成功掠夺使纳粹相信，劫掠施洛斯藏品同样会一帆风顺。

保罗·罗森贝格生于1881年，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是具有顶级影响力的法国艺术品经销商之一。1910年，罗森贝格的画廊在巴黎八区博埃西街（rue la Boétie）开张，这个区也是香榭丽舍大街和凯旋门所在地。该建筑内庭宽阔，天顶甚高，窗户可以透进充足的阳光，柔软的棕色窗帘又很容易拉上，以保护脆弱娇贵的作品。罗森贝格因自己签约的第一批艺术家中有一名女性而引以为傲。她是30岁的玛丽·洛朗森（Marie Laurencin），在巴勃罗·毕加索所在的立体主义绘画圈从事艺术创作。罗森贝格还与毕加索和亨利·马蒂斯敲定了独家代理合同，以示对他们的支持。尽管其他很多老牌经销商对此表示怀疑，罗森贝格还是引以为豪地把独家代理的先锋艺术家作品挂在自己画廊的一楼。不过他也意识到，很多客户会排斥这些较为大胆的作品，于是在二楼重点展示了19世纪的大师之作，作者包括保罗·塞尚、埃德加·德加、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奥古斯特·罗丹、爱德华·马奈和克劳德·莫奈。[22]

1937年慕尼黑堕落艺术展引起了罗森贝格的警觉。他提醒自己的员工，不要在其后瑞士卢塞恩的拍卖会上购买被纳粹没收的堕落艺术品。不过，罗森贝格直到1939年才充分感受到威胁，从而开始认真保护自己的藏品。尽管受到欧洲日益高涨的反犹浪潮侵扰，而且希特勒已在德国颁布了相关法律，罗森贝格还是乐观地认为，法国不会被纳粹入侵。他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合作，组织首次毕加索重要作品回顾展，将这位立体主义大师的作品送往纽约。1939年秋，他还将毕加索几幅作品送往法国中部中型城市图尔（Tours），由当地一位朋友妥善保管。

认识到纳粹威胁与日俱增后，罗森贝格决定于1940年2月离开巴黎，在波尔多一个很小的郊区弗卢瓦拉克（Floirac）为妻儿租房安家。三个月后，1940年5月，马蒂斯登门洽谈业务，与罗森贝格在其所租房屋外一棵百年雪松下聊天。马蒂斯对希特勒的崛起义愤填膺，形容说，以前“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我却浑然不觉”。[23]可是现在，他抱怨说，狂风暴雨变得让人无法视而不见了，这将导致他日后职业生涯不堪重负。不久前，由于担心自己家庭和画作的安全，罗森贝格取消了巴黎的毕加索和马蒂斯作品展。马蒂斯为此火冒三丈，而毕加索则视之为警示信号，提醒艺术家们，应该创作具有政治煽动性的作品来反对法西斯主义。马蒂斯来访后，罗森贝格更加惴惴不安了。不仅是大多数同胞，连他的朋友和商业伙伴马蒂斯也都麻木不仁。“总而言之，人们所言甚少，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尽管他们很害怕。”马蒂斯这样概括大多数法国人的情绪。[24]

罗森贝格采取行动，在波尔多以东22英里处的利布尔讷（Libourne）租了一个银行保险库。他断定这是一个安全处所，因而将自己162幅最珍贵的画作保存于此。这些艺术品包括德拉克鲁瓦、塞尚、毕加索、莫奈和马蒂斯的杰出作品。藏品中最为夺目的画作之一是马蒂斯1921年绘制的布面油画《持扇女子》，描绘了一名肤如凝脂的深发女子，身着印花衬衫，正在摇扇祛暑。

罗森贝格将作品存在保险库后，终于意识到，一旦为全家弄到护照，就应立即逃离法国。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几天之内，拥戴希特勒的艺术品专家来到罗森贝格的画廊，发现这位经销商已经不在那里，大失所望。纳粹迅速制订计划，将此画廊改造成他们的犹太问题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ewish Questions）。该机构将协助建造法国犹太人隔离区。在罗森贝格用以展示其珍宝最显眼的一面墙上，他们挂了一幅巨型木版画。画中是一名裸体女人，代表了法国。她拿着一面法国国旗，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一只代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秃鹫正要啄死她。画的下方写着：“法国人，救我！”[25]

纳粹旋即开始搜捕这名经销商，不仅希望抓到他本人及全家，还想找到其海量艺术藏品。不过，罗森贝格全家正经由里斯本逃往纽约市，最终于1940年秋抵达曼哈顿。一年后，1941年9月，纳粹找到了罗森贝格在利布尔讷的保险库，问询该行法国雇员后，他们将这些画作编目，并转移到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Jeu de Paume）。

查抄罗森贝格藏品两年后，纳粹于1943年组织了施洛斯藏品大甩卖。他们希望法国艺术界的雅利安精英俯首听命，就像查抄罗森贝格保险库时遇到的那样。然而，法国的策展人，尤其是受雇于卢浮宫者，正在千方百计地获取施洛斯全部藏品。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进行细致入微的洽谈。洽谈一直持续到1943年底。虽然按理说，纳粹可以随心所欲地劫掠法国博物馆。但他们知道，这么做会激起法国人的强烈愤怒。此时正值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在被征服国家保持和平非常重要。虽然任何抗议者都必遭挫败，但镇压会转移兵力，而这些兵力在别的地方又不可或缺。

古利特的商业伙伴之一埃哈德·古佩尔，得知卢浮宫策展人渴望占有施洛斯全部藏品后，于4月26日致信希特勒的私人助理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敦促纳粹撮合交易，为元首博物馆购买了其中至少一部分作品。[26]

当希特勒的艺术团队正在处理具体细节，以解决施洛斯藏品纠纷时，古利特也在忙着从经销商特奥·赫尔姆森那里购买巴黎城内的艺术品。赫尔姆森则在为多禄泰购买遭劫艺术品。古利特的目标是同时为自己和元首博物馆购买艺术品。尽管他销毁了详细记录其个人交易的证据，但显然，交易数量庞大。6月16日，赫尔姆森在致古利特信中证实了这点。两人不久前会面后，他写了这封充满溢美之词的密信：“鉴于我们的商洽，特致信以表谢忱！感谢您从我这里，或是经过我手，购买了这么多绘画类作品。”[27]

尽管元首博物馆计划仍是国家机密，甚至在波瑟的国葬中也未被提及，但希特勒还是满心希望，战后该馆能为日渐消沉的“德意志民族”带去安慰。人民需要激励。遭遇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和国内战场日益猛烈的轰炸后，希特勒渐失民心。过去，父母们一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年长一些的儿子送去打仗，但如今，战火烧到家园，吓坏了他们的女儿和幼子。党卫队内部注意到，使用“希特勒万岁”来致意的情况骤然减少。

古利特和妻子带着现年十岁的科尔内留斯和七岁的雷娜特住在德累斯顿。他们接到了汉堡友人的大量来信。轰炸令朋友们惊慌失措，而且看起来，他们并不知道古利特为元首做的事情。“英国人做事异常精准。我相信，一场自然灾害也几乎无法在大约六小时内取得他们的成果。如果这场风暴无休无止，贫穷的德意志还能剩下什么？欧洲堡垒（Fortress）[28]要穷到连屋顶都没了！”一位友人在8月20日的信中写道。一位默克公司（Merck）[29]的医生在表达沮丧之情时说：“我们要忍受这一切到什么时候？怎么忍受？什么时候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我打赌，我很难活着看到这天了。”“我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真是奇怪。”另一位朋友在明信片背面写道，并敦促德国人尽其所能为希特勒分忧，因为元首只知道“战斗、工作和操心”。[30]

与古利特联系密切的还有部队军官。这一时期，他们写给古利特的信都在描述低落的士气。驻布拉格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库尔特·费赛尔（Kurt Fessel）致信古利特，痛述汉堡轰炸导致他有孕在身的姊妹流产。汉堡居民卡尔·M.H.维尔肯斯（Carl M.H.Wilkens）是驻卢斯克的指挥官，此地位于今天的乌克兰。维尔肯斯表达愤懑之情时说，在东欧的处境令他如此厌倦，以至于无法一心只为汉堡遭受的创伤而痛惜。“我深受触动，然而，东部地区的生活大大冲淡了我的苦楚。我已经很少真切意识到，自己在汉堡的家如今已被摧毁了。”他写道。

当汉堡约80%地区遭到轰炸时，古利特的朋友们告诉他具体受损情况。“亲爱的博士，我想尽快让您知悉，您在老拉本大街（Alte Rabenstraße）的房子已经付之一炬了。”一位名为拉特延（Ratjen）博士的公证人在一张明信片上写道。该明信片上贴着印有希特勒头像的紫色邮票，并盖了庆祝摧毁3200万吨盟军航运物资的纪念邮戳。建筑师朋友维尔纳·卡尔莫根（Werner Kallmorgen）则直截了当地写道：“再也别回汉堡，这里惨不忍睹。”[31]

读了这批信后，古利特忍痛不语，迅速为元首博物馆达成了新的交易。据其8月25日发货单记录，他卖给元首博物馆约20件作品，包括一幅范戴克的作品，售价为25万帝国马克；一幅安格尔绘制的肖像画，售价为30万帝国马克。[32]

几周后，他的团队就施洛斯藏品与法国人达成了交易。纳粹允许卢浮宫从中挑选49幅绘画，而元首博物馆挑选了262件艺术品，其中大多是绘画。之后，纳粹转了5000万法郎给负责法国犹太人家庭财产变现的法国政府办事处，用以处理“犹太问题”。剩下22幅画作卖给了法国艺术品经销商让·弗朗索瓦·勒弗朗（Jean Francois Lefranc），任由他分销。继承这批藏品的犹太寡妇露西·施洛斯全家一无所得。希特勒的艺术品团队继而将所掠夺的作品转移至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防空洞，等待战后元首博物馆在林茨落成、能够展出之时，再取出来。[33]

到1943年底，古利特遍访被纳粹征服的地区，他为自己购置艺术品的买卖随之日益增多。六年前，即1937年，他在柏林购得了自己半数左右的艺术品，远超在其他城市所得。如今，仗着持有元首博物馆工作证件，以及能够轻易前往被占领国搜寻当地市场，他每年约70%的艺术品可以在巴黎购得，卖家主要是荷兰经销商特奥·赫尔姆森。古利特还有约20%的藏品购于赫尔姆森的另一业务区域——海牙。这个战争投机客小集团培植人脉之广，由此可见一斑。[34]

大约在这段时间，古利特为自己的私藏买进了几幅令人赞叹的画作，均出自受人尊敬的老大师之手，包括小扬·勃鲁盖尔（Jan Brueghel the Younger）一幅作于1630年代的光彩熠熠之作，描绘了荷兰村民正在欢迎水手归来。铜板上，油彩绘制的湛蓝海水和农民五彩缤纷的衣着绚丽斑斓。其他来自低地国家的作品包括一幅伊萨克·范尼克伦（Isaak van Nickelen）质朴的布面油画，大约作于1696年，描绘了荷兰哈勒姆圣巴沃教堂（St. Bavo’s Church）明亮洁白的拱门。还有一幅佛兰德艺术家小弗兰斯·弗兰肯（Frans Francken the Younger）描绘迦南婚礼[35]的板面油画，作于17世纪早期，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婚礼来宾的华丽衣着。

毋庸置疑，即便他为这些画付了一些钱，也只是其实际价值的零头，而且，钱可能也没有交到真正的主人手里。荒谬的是，如果不用赃款换取自己在希特勒元首博物馆计划中担任高级职务，战争期间，古利特本可以用自己的薪水再多买1000件艺术作品。

到1942年底，希特勒基本已淡出公众视线。过去20年来，他举行大型政治集会时如鱼得水，像是在即兴发言，面对人山人海的虔诚拥趸发表激情四射的演说。如今，虽然当他例行公事或在特殊场合现身时，仍有为数不多的民众前来观看，但他知道，在可预见之未来，笼罩全国的阴郁情绪不会好转。截至年底，他仅发表了两次公开演讲，相比之下，1942年有五次，1941年有七次，1940年有九次。[36]西西里岛已被迫移交给英美军队，而盟军的轰炸还在继续摧毁德国城市。此后，希特勒的将军们变得愈发焦虑。

然而，在1943年和1944年，希特勒对艺术的热情还是有增无减，正如戈培尔在1944年1月25日一则日记中总结的那样。此前一次会议期间，他与希特勒讨论了“有关文化和艺术生活的一千零一个问题，元首对这些问题绝对着迷”。与千百万德国同胞不同，戈培尔对元首的倾慕一如既往。“我很惊讶，他对成百上千的细节是那么了如指掌。”他说。[37]

希特勒热情不减的主要原因是，在日益加剧的挑战导致军队泥足深陷的同时，元首博物馆经销商正在快马加鞭。1月底，福斯从古利特那里为该馆购买了几件作品。其中一幅是来自威尼斯的《大运河风光》（Scene of the Grande Canal），作者是18世纪威尼斯古典主义画家弗朗切斯科·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售价为6万帝国马克。另一幅是来自威尼斯一套描绘酒神节的系列画，约作于1510年，作者不详，售价为3万帝国马克。[38]福斯还从古利特那里购买了《风车、溜冰和冰球手冬景图》（Winter Landscape with Windmills，Skating，and Ice Hockey Players），这幅迷人的风景画出自荷兰17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彼得·雅各布兹·科德（Pieter Jacobsz Codde）之手，售价为2万帝国马克。另有一幅《火鸡图》（Landscape with Turkeys），售价为7.5万帝国马克，作者朱塞佩·克雷斯皮（Giuseppe Crespi）是17—18世纪的艺术家，以标新立异的光线处理闻名。古利特从巴黎经销商古斯塔夫·罗赫利茨（Gustav Rochlitz）那里购得此画，并未询问其货源。至于以上其他几幅作品，由于古利特私人文件中没有保留收据，货源和购买方式都不得而知。

加入元首博物馆计划前，古利特已经能够从交易中获利。虽然他必须对每一笔从元首博物馆预算转至他工作账户的资金做出说明，但他也能用通过灰色交易挣来的私房钱购买画作，并声称在为福斯工作前，就已经在未登记的销售活动中购得了这些画。如果之后他再转手将这些画卖给元首博物馆，就比只收取佣金获利丰厚。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得到了双份报酬。古利特以1.2万帝国马克的价格，将19世纪奥地利浪漫主义画家莫里茨·冯·施温德（Moritz von Schwind）一幅素描卖给了福斯，而他买入时只掏了1000帝国马克。[39]

古利特号称不知疲倦的员工，尽管是个喜怒无常之人。“有时他就像电影里的悍妇一样暴跳如雷，但继而又非常和善。”古斯塔夫·罗赫利茨在写给福斯的信中抱怨说。以前，罗赫利茨卖艺术品给古利特，收到的是来自其个人账户的资金。现在，他也会与古利特合作，保障他以福斯的名义使用元首博物馆的资金交易。[40]古利特虽然时常发火，却对帝国艺术部（Reich’s Chamber of Art）[41]信心十足。该部门完全相信他的办事效率和艺术鉴赏力，对于他提出的在数小时内拨款购买艺术品的请求，照例都会回应并批准。[42]1944年3—4月，古利特使用元首博物馆的资金，购买了53幅绘画以及约20幅素描、微型画和色粉画，总价约1700万帝国马克，并因此得到了一笔发现者酬劳，金额不详，有可能是总价的15%左右，这是他的佣金标准。[43]

在公开场合，古利特对于从艺术界消失的犹太人表现得漠不关心。当被柏林艺术品经销商保罗·勒默尔（Paul Roemer）问及德拉克鲁瓦一幅纸上作品来源时，他简短回答说：“我不再认识卖给我那幅画的人，也许是一名已经入土的非雅利安商人，所以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此言暗示，该作原主可能是犹太人，很可能现已不在人世。[44]

1944年，希特勒及其随员搬到贝格霍夫过春天，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去那里。希特勒下令继续迅速购买合适的艺术品。至此，他已经花了9260万帝国马克来搜集元首博物馆藏品，但仍在梦想购买更多。一位知名魔术师受埃娃·布劳恩之邀，为来宾们表演。不过，没有什么戏法能够掩饰那个夏天的战况。[45]到6月6日，也就是“霸王行动”D日（D-day）[46]结束为止，15.5万名官兵和1.6万辆盟军车辆成功挺进诺曼底。盟军登陆，使得在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继续搜刮艺术品的计划受到威胁。福斯致信古利特时强调了这点，并指示他以后在巴黎德国使馆帮助下，通过外交渠道运送艺术品。[47]古利特不顾盟军部队正向巴黎推进，于1944年夏达成了一桩大买卖：购买法国博韦（Beauvais）挂毯，总价在220万至313万帝国马克之间。其发现者酬劳高得惊人，达到15.65万帝国马克。[48]

盟军开始收复法国时，古利特勇往直前的热情令福斯大为震惊。也许他明白，拥有战时机会的日子即将结束。他给两个自其父科尔内留斯生前就同他家关系密切的朋友写了一封谨慎乐观的信。“明年究竟会给咱们所有人带来什么呢？一个人根本不能制订任何计划，只能等待观望命运带给我们什么，希望不再是这么沉重的东西。”他若有所思地写道。[49]

直到1944年夏日以前，希特勒还自信将立于不败之地。纪念1938年11月8日慕尼黑啤酒馆暴动15周年当天，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Johann Georg Elser）试图刺杀希特勒，差一点成功。除此之外，希特勒已经躲过了两次暗杀：一次是1943年3月13日，亨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试图引爆飞机未遂；一次是1943年3月21日，陆军上校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冯·格斯多夫（Rudolf-Christoph von Gersdorff）将一个装有炸药的包送到柏林一个苏联被缴军事装备展览上，刺杀希特勒未遂。[50]

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再度逃过了一次暗杀。这次策划人是36岁的中校[51]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伯爵。他将一枚炸弹装上延时雷管后放进一只公文包，然后将包留在东线战场军事指挥部“狼穴”（Wolfsschanze）[52]的一间营房中。希特勒当时正在那里开会，虽然公文包引爆，他却几乎没有受伤。这次暗杀让他愈发感到自己无所不能，并对反对派嗤之以鼻。“如果这个施陶芬贝格拔枪射倒我，那他还是条汉子。可他是个可怜的懦夫！”他对一名副官说。[53]施陶芬贝格很快被找到并当即被处决。

他对女秘书特劳德·容格宣称：“更多证据表明，命运选择了我来完成使命，否则我活不到现在。”希特勒为他看似不朽的生命欢欣鼓舞，还把自己的破制服当作纪念品送给埃娃·布劳恩。[54]

1944年8月25日，美军解放巴黎。此前不久，古利特在“光之城”进行了最后一桩大买卖，购买了总价61万帝国马克的艺术品。这些作品具体是些什么不得而知；它们是为古利特个人私藏，还是为元首博物馆所购，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也无从知晓。但是，这笔买卖无疑表明，为了自己赚钱，古利特渴望继续同希特勒政权合作。而很久以前，其他许多前往德国境外执行任务的同伙以出行条件越来越危险为由，已经收手。[55]

截至此时，古利特很可能已经买到了几十幅法国顶级现代艺术家作品，战后也一直将它们留在自己的永久藏品中，这些作品包括几件雕塑、绘画和最受尊敬的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纸上作品。他小心翼翼地把一座易碎的三英尺高软木塞蜡像（wax-and-cork statue）[56]带回德国，该作出自埃德加·德加之手，塑造了一个正在洗澡的女人。另外还有至少四件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一幅代表性肖像画，描绘了身姿轻盈的芭蕾舞者正在排练。古利特还购买了爱德华·马奈1883年一幅惊心动魄的画作——《暴风雨中的大海》（Sea in Stormy Weather）。该作展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两艘正在同暴风雨搏斗的帆船。还有一幅马奈作于1864年前后的色粉风景画《圣阿德雷斯风光》（View of Sainte-Adresse）。另有三幅卡米耶·毕沙罗的作品，一幅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描绘一名深发裸体少女的肖像油画，以及至少六幅雷诺阿的其他作品。古利特还弄到了至少五幅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的作品，包括一幅1850年前后描绘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让·茹尔内（Jean Journet）的肖像画。

点彩派画作颇为罕见，因为其风格是在画布上通过成百甚至上千个小点来构图。掌握并运用这个技巧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然而，古利特买到了点彩派大师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的至少五幅作品，包括表现迷人河船景观的《克利希码头》（Quai de Clichy）。

古利特迷恋绘画和雕塑，经销商和收藏家普遍认为，它们更能代表一位艺术家的最高成就，因此在市场上也更值钱。不过，古利特认为，纸上作品具有更易运输的优点。而且，木刻版画、石版画和蚀刻版画尤其难以追遡，因为艺术家制作的通常都是限量版。古利特所藏罗丹作品，除了一座绝妙表现了一名下蹲女子的大理石雕像、一件塑造古希腊神达那俄斯（Danaus）之女的青铜作品，以及一尊赤土女陶俑，其他皆为迷人的纸上作品，共约30幅，都是为制作众多雕塑作品预先绘制的手稿。此外，古利特还得到了至少六幅保罗·高更的木刻版画。其中一幅描述了希腊神话中有关欧洲大陆起源的故事，即宙斯诱奸了名叫欧罗巴的凡人女子，让她怀上了未来的克里特之王米诺斯。

战后，在国际艺术界，“劫掠欧罗巴”（The Rape of Europa）成为德国人查抄和抢劫艺术品的简称。

保加利亚觉察到曾经强大的德国国防军正在衰落，遂于9月8日向德国宣战。希特勒明白，第三帝国眼下急需更多军队。于是，纳粹关闭了几乎所有企业，让男性得以上前线。多年来，德国公司自剥削欧洲犹太人开始，就一直充分利用被迫干活的劳动力。拜耳医药公司用每人700帝国马克的价格，从奥斯维辛购买犹太妇女，把她们当作接受药品试验的小白鼠。规模最大的女子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紧邻柏林，那里的医生给这些女性注射产气杆菌和葡萄球菌，并在久负盛名的医学会议上提交有关她们所受折磨的报告。西门子公司将囚犯当作奴隶使用。德固赛黄金贸易公司（Degussa Goldhandel）从在奥斯维辛被杀害的犹太人牙齿中取出镶牙金料，熔铸成金条。偷来的黄金相当于德固赛公司1940—1944年黄金增量的95%，其中很多取自德国犹太人的牙齿。[57]

到1944年底，德国工业中体格健壮的男性劳动力已经消耗殆尽。此时，私营公司接受纳粹政府帮助，也开始招收欧洲非犹太人。宝马公司使用了16600名来自纳粹入侵地区的工人。[58]戴姆勒-奔驰公司招收了约6000名背井离乡甚至是被绑架来的工人，让他们制造飞机发动机和其他军事设备。[59]克虏伯公司利用纳粹党内关系，将难民转移至该公司在埃森市附近的工厂，这些工人大多是斯拉夫人和东欧人，厂里提供的居住条件极其恶劣。[60]

尽管工人和物质资源都已捉襟见肘，希特勒却坚持认为，元首博物馆计划不会搁浅。9月12日，帝国文化部致函古利特家族生意正式所有者——古利特的妻子海伦妮，让她放心，“艺术出版商和经销商免于停业”，她被正式“授权一如既往地开展业务”。[61]这封信令她甚感宽慰。为了科尔内留斯和贝妮塔，她已经在努力保持平常心。两个孩子现年分别是11岁和9岁，像其他德累斯顿学童一样，他们必须把身份证挂在脖子上，以免被炸得面目全非后无法辨认。

海伦妮的丈夫继续经常外出，留她独自持家。1944年，古利特频频前往巴黎，德国政府只得用旅行支票的形式向他发放战时定量供给。不过，他在巴黎的时光并非只用于工作，还用于同小他18岁的苏联人奥尔加·肖韦（Olga Chauvet）发展一段婚外情。肖韦已同丈夫分居，住在富尔街（rue de Four）。其夫是瑞士外交官，生于日内瓦富有的肖韦家族。虽然巴黎官员战后提交给盟军的报告对此事有所提及，但海伦妮是否听说过丈夫的不忠行为，就不得而知了。[62]

在这段时间，古利特继续为元首博物馆工作，卖了六幅画给福斯，包括弗朗茨·斯奈德斯（Franz Snyders）的一幅静物画，售价为7万荷兰盾。[63]他还购得了亨德里克·范施特鲁克（Hendrik van Struck）的一幅描绘水果和酒杯的静物画，以及希罗尼穆斯·哈勒（Hieronymus Galle）一幅描绘春日花环的画作。售价均为2万荷兰盾，具体卖家不得而知。[64]

对于通过可疑途径为自己秘藏买入了其艺术作品的艺术家，古利特并未望而生畏。1944年秋，他前往阿姆斯特丹，拜访60岁的马克斯·贝克曼。多年前，贝克曼被希特勒贴上堕落的标签，被没收的作品现身于1937年慕尼黑堕落艺术展。生计被毁后，贝克曼深陷财务危机。于是古利特用合适的价格买下了他的《酒吧，棕色》（Bar，Brown），还多带回了几件其他作品，供慕尼黑经销商金特·弗兰克（Günter Franke）销售。[65]

虽然古利特仰慕贝克曼已久，此举却并非毫无私心。他深知，鉴于如今这场战争必将以盟军胜利告终，他需要显示自己在战争期间帮助过受迫害的艺术家。

贝克曼并不知道，古利特至少拥有他六幅艺术作品，都是纳粹从博物馆没收来的，包括《赞德福特海滩咖啡馆》和《戴钟形帽的老媪》。这些作品原先存放在那个约多达238件藏品的秘密仓库中。1938年5月，古利特从纳粹手里买下了它们。古利特有权进入存放被没收堕落艺术品的仓库，他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购买了至少31幅奥托·迪克斯的作品，包括1923年描绘一名妓女的肖像画《莱奥尼》、1924年《战争》系列中的《马尸》和《铁丝网中的尸体》。这位经销商还得到了至少50幅埃米尔·诺尔德的作品，包括1911年描绘童话场景的《森林之子》，以及《洪水，夜晚》和《舞者》。诺尔德如今依然住在德国北方与世隔绝之地。虽然并不是特别欣赏乔治·格罗斯的艺术作品，古利特还是发现了其价值，并费尽心机地获得了他至少47件纸上作品。其中一些是他从柏林一座存放堕落艺术品的仓库中弄出来的，包括1919年的石版画《条顿人的头颅》（Heads of Teutons），纳粹从德国中西部黑森州威斯巴登市拿骚博物馆（Nassauisches Museum）掠走了该作。

更符合古利特口味的是马克斯·利伯曼的作品，他购买了至少79件。到1944年底，其中所有或绝大部分作品很可能仍在他手上。除了属于戴维·弗里德曼的画作《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古利特所购的重要作品还包括两幅利伯曼的自画像和《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的色粉版本。

至战争结束，古利特积攒的其他成百上千件艺术作品，出自1590年代到1940年代早期各个时段、各种流派的许多艺术家之手。这些艺术家大多来自德意志，法国和低地国家次之。不过，他也得到了更边远地区的作品，包括来自不明非洲国家的仪式面具，甚至还有少量精选的日本作品。这些令人赞叹之作，有两幅出自菱川柳谷之手，一幅是作于19世纪早期的彩色木刻版画，描绘了一名身着和服坐在桌边的女子；另一幅是作于1814年的彩色木刻版画，描绘了一个被熊熊火焰吞噬的幽灵。

到1944年10月，对于盟军登陆，希特勒愈发感到焦虑。他在施陶芬贝格暗杀失败后一度拥有的天下无敌感消失殆尽。他终于意识到，盟军是个威胁，很可能让他的千年帝国早早蒙羞而终。于是，他双手开始颤抖，晚上越来越依赖安眠药助眠，白天则服用兴奋剂以维持精力。到11月，他的健康状况不稳定，导致无法长时间公开露面，只能派党卫队44岁的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慕尼黑纪念1923年啤酒馆暴动的典礼上，对“元老”（Old Fighters）[66]们发表一年一度的演讲。元首留在柏林，命令戈培尔削减帝国文化部75%的预算。这个举措严重影响了剧院、管弦乐队和报纸的运营。

不过，元首博物馆计划未受影响。12月2日，希特勒与戈培尔交谈了五个小时，讨论帝国未来的艺术。“元首正在推行非常宏伟的计划，事关文化生活的重建，”戈培尔说，“因此，元首决心，战后将在文化领域全面从头开始。”[67]

苏军正在包围柏林，并迅速破坏纳粹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希特勒却坚信，元首博物馆必将落成。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接管奥斯维辛，那里有7000名囚犯尚在人世。苏军发现这些幸存者时，他们正绕着地上600具腐烂尸体转悠。红军在那里时，还将德国人储存的7.7吨头发整理编目。德国人可能准备战后把它们卖给假发商。[68]

最后，元首博物馆计划终于告终。汉斯·波瑟与赫尔曼·福斯总共花费了至少7000万，很可能高达9000万帝国马克，为元首博物馆购买成千上万的作品。不过，福斯并不想为希特勒激情所致的计划冒生命危险。[69]1945年初，他搬到距德累斯顿12英里的韦森施泰因城堡，该城堡已有800年历史。他希望在那里可以避免被驻扎在远处要塞的盟军发现。福斯很快捎信给古利特，告知自己的行踪。当时，古利特仍同海伦妮及子女科尔内留斯和贝妮塔住在德累斯顿。

截至战争结束，古利特为元首博物馆达成了约3800宗交易。排名最接近他的人的交易量仅相当于其零头：费迪南德·莫勒约850宗，卡尔·布赫霍尔茨约880宗，伯恩哈德·博默约1200宗。[70]古利特执行这些任务究竟赚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他为元首效力，肯定获利甚丰，足以让他和妻子就此退休、子女永远不用工作还可富足终生。

除了从这些交易中获利，战争期间，古利特还为其个人私藏积攒了约1000件作品。预料到盟军将要袭击德累斯顿后，他自1944年初就已经在与一家专业搬家公司合作，用大约40只箱子将550千克左右藏品运至城外一个安全场所。此外，他还将一些作品存放在德国东部一间磨坊里。[71]尽管他煞费苦心地计划如何藏匿自己的艺术品，却没有兴趣保存证明这些作品来源的记录。如果原主是自愿出售，那么来源记录将大大提升艺术品的价值。因此，古利特没有保留证据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想掩盖积攒私藏的疑点。

现在，保护这些艺术品及其他财产成了古利特的当务之急。他决定不再扩充自己的藏品，尽管十分不情愿。德累斯顿已经危在旦夕。

[1]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3 January 1943，”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ed. Elke Fröhlich（Munich：K. G. Saur，1993），vol. 2，pt. 7，162，181.

[2]Albert Speer，Spandau：The Secret Diaries（New York：Pocket Books，1977），190.

[3]Kathrin Iselt，Sonder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Der Kunsthistoriker und Museumsmann Hermann Voss（1884-1969）（Cologne：Böhlau Verlag，2010），114.

[4]指巴黎，既是因为巴黎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领头作用，也因为巴黎是世界上最早安装煤气灯的城市之一，入夜后全城灯火辉煌。——译注

[5]Document regarding Hildebrand Gurlitt’s payments from the Führermuseum Project，no file listed，10 March 1944，Federal Archives Berlin（Reichsstelle Papier-und Verpackungswesen），quoted in Meike Hoffmann and Nicola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Hildebrand Gurlitt，1895-1956（Munich：C. H. Beck，2016），214.

[6]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15.

[7]Letters，Erhard Göpel to Hildebrand Gurlitt，15 January 1943 and 22 Jaunuary 1943，no file listed，Dusseldorf City Archives（Mahn-und Gedenkstätte），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14.

[8]混合多种坚果和果干的燕麦片。——译注

[9]Traudl 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A Firsthand Account of Life with Hitler（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11），65.

[10]Heinz Linge，With Hitler to the End：The Memoirs of Adolf Hitler’s Valet（New York：Skyhorse Publishing，2009），55-57.

[11]Rochus 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The Memoirs of Hitler’s Bodyguard（London：Frontline Books，2015），68.

[12]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66.

[13]Linge，With Hitler to the End，25.

[14]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68.

[15]Linge，With Hitler to the End，24.

[16]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79，100.

[17]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92.

[18]See Richard 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London：Penguin Books，2008），328.

[19]Letter，Linz Special Commission to Reich Ministry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8 May 1943，B 323-123，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Catherine Hickley，The Munich Art Hoard：Hitler’s Dealer and His Secret Legacy（London：Thames & Hudson：2015），87.

[20]Vitale Bloch，“Erinnerungen（Persönliches und Kunsthistorisches），” in Hommage à Hermann Voss，no editor listed（Strasbourg：Impr. strasbourgeoise，1966），45-52.

[21]No author，“Collection Schloss：Archives et patrimoine，” Diplomatie France，article undated，accessed 22 December 2018，diplomatie.gouv.fr/sites/archives_diplo/schloss/sommaire_ang.html.

[22]Anne Sinclair，My Grandfather’s Gallery：A Legendary Art Dealer’s Escape from Vichy France（London：Profile Books，2012），24.

[23]Letter，Henri Matisse to an unidentified acquaintance，2 April 1939，no file listed，Getty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Art，Santa Monica，California，quoted in Hilary Spurling，Matisse the Master：A Life of Henri Matisse：The Conquest of Colour，1909-1954（London：Hamish Hamilton，2005），385.

[24]Letter，Henri Matisse to Pierre Matisse，16 March 1938，no file listed，Pierre Matisse papers，Pierpont Morgan Library，New York，quoted in Spurling，Matisse the Master，379.

[25]Sinclair，My Grandfather’s Gallery，34.

[26]Iselt，Sonder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256.

[27]Theo Hermsen to Hildebrand Gurlitt，16 June 1943，in file provided to the author by a confidential German source.

[28]纳粹自我宣传词语，指他们占领的欧洲大陆与英国对峙。——译注

[29]德国生物医药公司。——译注

[30]（Signature unintelligible）to Hildebrand Gurlitt，1943；file provided to the author by a confidential German source.

[31]File provided to the author by a confidential German source.

[32]Letter，Hildebrand Gurlitt to Linz Special Commission，25 August 1943，B323-134，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and letter，Hans Gerlach to Robert Oertel，8 December 1943，B323-133，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Hickley，The Munich Art Hoard，78.

[33]Iselt，Sonder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257.

[34]Johannes Gramlich and Meike Hopp，“Hildebrand Gurlitt as an Art Dealer During the Nazi Period，” in Gurlitt：Status Report，ed. Kunstmuseum Bern，Bundeskunsthalle（Munich：Hirmer，2017），36.

[35]据《新约·约翰福音》所载，耶稣在迦南参加一场犹太婚礼时变水为酒。——译注

[36]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508.

[37]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5 January 1944，”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2，pt. 11，170.

[38]Document，“Übernahmebescheinigung，ausgestellt von Hermann Voss，” 31 January 1944，R 8 XIV/12，Bd. 2，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Iselt，Sonder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295.

[39]Receipt，Hildebrand Gurlitt to Linz Special Commission，4 April 1944，B 323-134，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Hickley，The Munich Art Hoard，90.

[40]Letter，Gustav Rochlitz to Hermann Voss，Febuary 1944，B323-147，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Hickley，The Munich Art Hoard，81.

[41]第三帝国文化部分支机构。——译注

[42]See Iselt，Sonder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291.

[43]Iselt，Sonder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296.

[44]Hildebrand Gurlitt to Paul Roemer，11 March 1944，Berlin：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

[45]Henrik Eberle and Matthias Uhl，eds.，The Hitler Book：The Secret Dossier Prepared for Stalin from the Interrogations of Hitler’s Personal Aides（New York：PublicAffairs，2005），138.

[46]指诺曼底登陆日。D指Designated，设计好的。——译注

[47]Report，6 July 1944，file shown to author by a confidential source，2015.

[48]Hermann Voss to Reichsstelle Papier，1 July 1944，B323-134，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and receipt，Kunstkabinett Dr. H. Gurlitt to Linz Special Commission，26 June 1944，B323-134，Bundesarchiv Koblenz，Koblenz，Germany，quoted in Hickley，The Munich Art Hoard，80.

[49]Letter，Hildebrand Gurlitt to Erich and Arno Krause，6 July 1944，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24.

[50]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635.

[51]原文如此，施陶芬贝格已于1944年7月1日被晋升为上校。——编注

[52]因希特勒本人用狼作绰号而得名。——译注

[53]Linge，With Hitler to the End，159.

[54]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30，135.

[55]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19.

[56]德加在正式作画前，经常用软木塞制作所画对象的模型。——译注

[57]Jonathan Steinberg，The Deutsche Bank and Its Gold Transac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Munich：Beck，1999），quoted in 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345.

[58]Horst Mönnich，The BMW Story：A Company in Its Time（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91），283-284，quoted in Adam Tooze，The Wages of Destruction（New York：Viking，2006），519.

[59]See Bernard Bellon，Mercedes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249-251.

[60]Ulrich Herbert，Hitler’s Foreign Work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09-211.

[61]Letter，Reich Chamber of Culture to Helene Gurlitt，12 September 1944，Private Archive，Berlin，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25.

[62]Michel Martin，Rapport Docteur Hildebrand Gurlitt，1946，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Paris，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08.

[63]Iselt，Sonder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271.

[64]Iselt，Sonder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282.

[65]Max Beckmann，Notebooks 1904-1948，Diaries 30.06.1944-31.12.1944，Archives of American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Washington，DC，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15.

[66]译自德语Alter Kämpfer，指啤酒馆暴动以前加入纳粹党并一直保持忠诚的纳粹党员。——译注

[67]Joseph Goebbels，“Diary Entry：2 December 1944，” in Fröhlich，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vol. 2，pt. 14，327.

[68]Sybille Steinbacher，“Musterstadt” Auschwitz：Germanisierungspolitik und Judenmord in Ostoberschlesien（Munich：K. G. Saur，2000），123-128.

[69]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588.作者注：元首博物馆计划所耗资金总额的精确数据难以查悉。埃文斯的数据系依据诸多事实谨慎做出的保守推断。

[70]Meike Hoffmann，“The Long Shadows of the Pas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Hildebrand Gurlitt’s Life，” in Gurlitt：Status Report，22.

[71]Bill to Hildebrand Gurlitt，Mahn-und Gedenkstätte Düsseldorf，Dresdner Transport-und Lagerhaus-Aktiengesellschaft，Stadtarchiv Düsseldorf，Düsseldorf，Germany，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28.

第七章 修正主义历史

“享受战争吧，因为和平会很可怕。”

——战争晚期德国常见的玩笑

1945年2月中旬，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让母亲和妻儿上了一辆卡车，车上装了一些20世纪早期最珍贵的艺术作品。49岁的古利特坐在驾驶座上。这位希特勒的经销商行车缓慢，却心急如焚地驱车赶往韦森施泰因城堡。元首博物馆计划中他的上司赫尔曼·福斯正藏身于这座德累斯顿市外的庄园。

从2月13日最后几个小时到情人节早晨，英国皇家空军773架轰炸机从德累斯顿上空投下了65万枚炸弹，把这座曾经风景如画的城市变成了烈火炼狱，致使8万座住宅和建筑被毁、2.5万人丧生。皇家空军的行动持续向德军施压，迫其投降。

带着数量如此可观的艺术品离开城市，对古利特来说危险重重，尤其还是同妻子和两个孩子一道出行。苏联士兵因自己的同志、家人和被希特勒迫害之人的遭遇满腔怒火，决意报复。妇女，甚至像古利特9岁女儿贝妮塔这样年幼的女童，也不一定能逃脱他们的轮奸。到战争结束为止，红军损失了1100万人。于是，针对几千名德国妇女儿童的暴行，看似是以牙还牙。

尽管面临这些风险，古利特还是冒险启程前往韦森施泰因城堡。在那里，他与福斯当即决定放手一搏，前往250英里之外的阿施巴赫城堡（Schloss Aschbach）。那里是他们的熟人冯·波尔尼茨男爵的住所，位于德国西南部。这次，古利特没带其八旬老母玛丽。她年老体弱，不堪长途跋涉，于是独自返回德累斯顿，住在被炸毁的地下掩体里。

古利特和妻儿再次装好他们的卡车。因汽油不足，只能收集木片作燃料。噼啪作响的卡车沿着遍布弹坑的公路，驶向那座新的庄园。科尔内留斯和贝妮塔在车斗里与那批艺术品相偎而坐。一到目的地，这群人就被冯·波尔尼茨迎进庄园。在那里，海伦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在家给孩子们上课。而她的丈夫现在既不能工作，也不能出行，试着摆脱无聊而不得。海伦妮不知道如何向孩子们讲授有关元首的内容。据她所知，希特勒仍在为国而战，但显然，盟军很快就会宣布胜利。

1945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最后一次仰望苍穹。

元首为庆祝自己的56岁生日，暂时离开自1月中旬开始就一直居住的地堡，去给已经开始同苏联坦克作战的儿童兵佩戴奖章。[1]这些来自希特勒青年团的新兵列队接受检阅时，元首笑逐颜开。25岁的元首秘书特劳德·容格竭力掩饰内心的惊恐。“他打算靠那种方式抵抗吗？”她暗自寻思。[2]希特勒回到地堡，用一杯上好香槟为自己庆生，并宣告他永不离开柏林。[3]

听到这个决定，埃娃·布劳恩闷闷不乐。不过很快，这个33岁的女人眼里冒出一团火，容格瞬间识别出这股激情。“她想再庆祝一番，即便在已不剩什么可以庆祝时。她想跳舞、喝酒、遗忘。”容格说。布劳恩狂奔着穿过地堡大厅。大厅墙上挂着价值连城的艺术作品，都是希特勒计划在林茨展出的藏品。希特勒指示随员把它们挂在地堡中的办公场所，以提醒在此居住的人，莫忘未来的元首博物馆。[4]布劳恩召集了一小群包括容格在内的年轻工作人员，让他们在总理府一楼集合。他们在那里跳舞，香槟横流，只有当外面发生爆炸、留声机需重启时才会暂停。“这是一次幽灵举办的聚会。”容格说。[5]

希特勒的随员明白，盟军已经胜券在握。苏联军队迅速从北方逼近，这座城市被炸得粉碎。而组成德国军队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希特勒与地堡中其他人员的谈话，越来越多地围绕其德国牧羊犬布隆迪、布劳恩的苏格兰牧羊犬和艺术展开，还包括其随员千辛万苦送进地堡的元首博物馆模型。“那几周里，不论何时，白天还是黑夜，他只要有机会就坐在这个模型前，（他仿佛正站在）应许之地，其大门将向我们敞开。”一名副官说。[6]

希特勒生日次日，32岁的近侍海因茨·林格破例在上午9点半就早早叫醒他，告诉他苏军正在炮轰柏林。“苏联人已经这么近了？”希特勒惊呼。[7]第二天，在战情会上，他咬牙切齿地说：“战争失败了。”[8]布劳恩立刻用安慰小孩的口吻对他说：“可是你知道，我会陪着你。”希特勒两眼放光，吻了她的嘴唇。这是亲信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目睹他这么做。[9]

埃娃·布劳恩同其他两个女人去外面抽烟，遛布隆迪。她在外交部周围灌木丛边一处隐秘之地，发现了一座柔美的那伊阿得斯（naiad）[10]青铜雕像。啁啾的鸟儿围着雕像四周的黄水仙上下翻飞。布隆迪在草地上玩耍时，这几个女人闷闷不乐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待警报再次响起，又跑回地下。

回到地堡后，埃娃向阿道夫说起那伊阿得斯雕像。“它要是放在我花园的池塘边，一定看起来很棒。如果一切安好，我们离开柏林，请一定为我买下它！”她恳求说。[11]希特勒平心静气却态度坚决地责怪布劳恩想要据公有雕塑为己有，并解释说，那座雕塑属于人民，属于他过去12年里创建的革命性博物馆系统。

数小时里，地堡中不但充斥着外面传来的尖锐警报声，还有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六个孩子被他们转移进地堡时欢快的尖叫声。几个孩子分别是12岁的黑尔佳、11岁的希尔德加德、9岁的赫尔穆特、8岁的霍尔丁、6岁的黑德维希（Hedwig）和4岁的海德龙（Heidrun）。[12]他们的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反而令希特勒的工作人员愈发感到局势紧张。特劳德·容格试着引开这些孩子，把他们带到工作人员为希特勒存放生日礼物的地方，这些礼物中有国内青少年赠送的儿童玩具。[13]希特勒开始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地堡大厅里没头没脑地乱转，布隆迪始终寸步不离。戈培尔的孩子们大叫着吸引“阿道夫叔叔”的注意。这个意想不到的学校假期让他们兴奋不已。[14]

4月25日，赫尔曼·戈林发来电报，宣称自己将于4月26日成为元首。戈林的理由是，希特勒在地堡中无法了解地面上的战况。希特勒的助手们对这个僭越之举深感不安，开始销毁希特勒在柏林的个人文件，包括证明为元首博物馆购买艺术品的记录。[15]

地堡中的人开始随意聊起最佳自杀方式。“最好的办法是朝你自己嘴里开枪。你会脑袋开花，一无所知。”希特勒说。这令埃娃·布劳恩惊恐不已。“我想死后也是一具美丽的尸体。”她坚持己见。[16]

几分钟后，希特勒让容格记录他的遗嘱。容格原以为会是忏悔反省和自我辩解，实际却是，希特勒批评德国人民，在他义愤填膺地发表长篇演说、讲述自己的艺术家和策展人身份的重要性之前，他们对建立第三帝国热情不足。他坚称：“我从多年来所购藏品中遴选画作，并非怀揣私心，只为扩充多瑙河畔林茨的一座画廊。那里是我的故乡，实现这个遗愿是我的热望。”[17]

希特勒曾对埃娃·布劳恩说，赢得战争后就会娶她，这样他们就能在贝格霍夫退休。在林茨修建元首博物馆时，他会在贝格霍夫重新拿起画笔，同时撰写回忆录。[18]现在，希特勒即将履行迎娶布劳恩的诺言。戈培尔全家和希特勒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婚礼。主持婚礼的神父修改了婚誓，让他们不用说诸如“至死不渝”这样的誓词，毕竟他们死期将近。[19]二人宣誓之后，人们一边享用香槟、三明治和茶水，一边为他们庆贺。当被别人称作“希特勒夫人”时，布劳恩两眼生辉。[20]

接着就开始为希特勒和布劳恩自杀做准备。第一步是通过毒杀布隆迪来测试氰化物胶囊的效果。元首的医生把布隆迪引进卫生间，继而一股杏仁烧焦的气味迅速飘散到门厅，这是氰化物起效的味道。[21]

之后不久，晚间11点前后，工作人员向希特勒通报，意大利抵抗运动人员刺杀了61岁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及其33岁的情妇克拉拉·佩塔奇（Clara Petacci）。二人尸体被倒挂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供人们羞辱和拍照。“如果希特勒需要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以便实施自杀，可能就是这件事。”希特勒的保镖罗胡斯·米施（Rochus Misch）说。[22]

4月30日清晨，地面上的爆炸导致地堡剧烈震动。于是，元首赴死前的准备工作提速了。希特勒正式同工作人员道别，并与特劳德·容格共进了最后一次午餐，然后把近侍林格和司机埃里希·肯普卡（Erich Kempka）叫到一旁，吩咐二人将他和布劳恩的尸体烧掉，以免他们遭遇墨索里尼和佩塔奇的命运。

“现在我要对自己开枪了。你们知道各自的义务。”希特勒边说边敬了最后一个礼。[23]布劳恩穿着元首最喜欢的连衣裙——一条领口镶着玫瑰花的黑色礼服裙，还精心做了头发。[24]戈培尔9岁的儿子赫尔穆特吃黄油面包时，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枪声。“正中靶心！”他喊道。[25]

近侍林格觉察到开枪后，走向希特勒和布劳恩的卧室。进屋后，他看见希特勒右边太阳穴有一处硬币大小的创口，右脚边有一把7.65毫米口径的瓦尔特手枪，左脚边有一把6.35毫米口径的手枪，可能作为备用。[26]布劳恩的左轮手枪放在桌上。不远处是一张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年轻时的照片。[27]布劳恩坐在沙发上，因氰化物的效力，她双腿绷直，面部扭曲。[28]她用过的氰化物胶囊包装铜盒掉在沙发附近地板上。“它看上去就像一支空口红。”容格偷觑屋内时想。[29]

屋外，住在地堡里的人们把希特勒和布劳恩并排摆放。不远处炮火连天，肯普卡打开油瓶，先把希特勒手臂摆正，再把汽油倒在这对新婚夫妇身上。布劳恩的衣襟随风飘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将一块浸了汽油的破布点着，从几英尺外扔到尸体上。“火舌逐渐开始吞噬尸体。”他说。

这群人最后一次致纳粹礼，他们右臂高高举起，指向空中。[30]“几天前，还是帝国至尊，现在却成灰烬，随风而逝。”容格目睹尸体被焚时暗想。几小时后，苏军向远在国内的约瑟夫·斯大林报告了希特勒的死讯。没能让敌人束手就擒，令斯大林十分恼火。[31]

下午5点前后，玛格达·戈培尔开始悄无声息却干净利落地给自己的孩子们换上白色睡衣。她用现在时态赞扬他们的“阿道夫叔叔”，仿佛他还活着。

保镖米施本人初为人父，看着狭小住所中的景象，明知这些孩子即将面对死亡，却为自己开脱了与此事相关的一切罪责。“我知道这是一个母亲和自己孩子的生离死别，但我不想看。戈培尔夫人正在为她的孩子们赴死做准备。”他说，并力图避免因4岁海德龙懵懂的表情而想起自己年幼的女儿。[32]于是他生出了一种刻意的冷漠之情：“最好闭嘴时，我什么也不问；不过，就算我能问，我也没问。”[33]傍晚7点，米施看到玛格达·戈培尔在桌边打牌。她两眼通红，却没有眼泪。约瑟夫·戈培尔走近她，表情凝重，一言不发。[34]离开地堡前，米施开始在门厅来回踱步，不停抽烟，结果很快就被苏军逮捕，送进了劳改营。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最终被释放。[35]

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容格也心急如焚地要离开地堡。她向希特勒卧室里望了最后一眼，看见布隆迪的狗链摇摇晃晃挂在衣架上。“它看上去就像个绞架。”她想。回到大厅后，她发现希特勒那幅价值连城的腓特烈大帝肖像不见了，屋里有人逃跑时卷走了它。[36]当戈培尔准备射杀妻子并自杀时，容格向自己家乡慕尼黑逃去。她预计亲友们会谴责她曾与希特勒同流合污。然而，谴责从未发生。

一周后，1945年5月7日凌晨2点41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在德国降书上签字，这场战争于1945年5月8日正式结束。同盟国和被解放国称这一天为欧洲胜利日（Victory in Europe Day），简称VE日。而德国人则称之为“零时”（Stunde Null），这个词一语双关：一方面，他们失去了一切；另一方面，他们现在有机会重建一个新德国，看似是从零开始。

不过，战争投机客们其实不用从零开始。无论他们买卖军火、汽车、艺术品，还是其他工业品，一些幸运儿退出战争舞台时已腰缠万贯，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在“零时”期间，他们主要操心的是如何把自己描绘成受希特勒迫害之人，以便面对任何一个受命调查其战时行为的同盟国组织时，都能隐瞒自己的既得利益。

对于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而言，这样的组织就是盟军夺宝队。

盟军夺宝队由同盟国约400名艺术专家组成，他们构想了这个文物、艺术和历史档案计划。这些历史学家主要由美国政府资助。对于希特勒企图根除自己眼中一切堕落艺术，他们一直深感不安。1943年，美国民间游说联邦政府，如果盟军取胜，就开始研究如何保护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工艺品。该计划初始阶段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尽管该基金会只给了16500美元，用以支付该计划在纽约和华盛顿工作人员的工资。[37]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吝啬情有可原。战争史上没有动用政府基金来保护即将战败国境内文化的先例，更不用说民间捐款。对于艺术专家随军执行任务这一突发奇想，盟军军官大为恼火，他们心系保护生命，胜过保护没有生命却有重要文化意义之物。一名盟军夺宝队成员概括了这种情形：“我怀疑，是否需要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来完成此项工作。因为它充其量是锦上添花之事，而且军方也不会接受很多艺术专家跑来跑去，试图叫他们别弄坏什么东西。”[38]

古利特藏身于冯·波尔尼茨的庄园阿施巴赫城堡，听说关于盟军夺宝队的传言后，担心他们会找到自己。他和海伦妮还对居住条件满腹牢骚，尽管他们心知肚明，与“零时”期间其他德国人相比，他们算是吉星高照了。

古利特一家居有定所，这是普通人在战后难以企及的：国内40%的家庭住宅都已被毁。[39]冯·波尔尼茨庄园周边地带属巴伐利亚上弗兰科尼亚（Upper Franconia）区，当地人声嘈杂。但其他地区喧嚣景象之触目惊心，较这里犹有过之。

现在，德国各地强奸案频发。盟军法庭裁定284名英美士兵犯有此项罪行。[40]希特勒生日当天，在距阿施巴赫城堡100英里的斯图加特附近，来自北非的法国军队强奸了约260名少女和成年妇女。[41]不过，很多强奸犯来自苏军。他们通常强迫男人们看着自己妻女或姊妹被强奸，如果男人试图干预，他们就将这些男人和女人一并杀害。

对于集中营幸存者而言，恐怖经历仍在继续。因为他们力图在欧洲同胞中重新树立人格尊严和个人身份，而这些同胞曾经协助实施对他们的迫害，战后也没有意愿帮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英美两国工作人员虽然热切地想要帮助希特勒的受害者，却无力应对这些幸存者在情感、精神和肉体上曾经遭受的痛苦。在达豪集中营，《时代》杂志记者悉尼·奥尔森（Sidney Olson）目睹到，被虱子啮咬后感染斑疹伤寒的男囚欢呼雀跃地宣称，他们联合起来杀了两名德国士兵。这一幕令盟军士兵感到费解。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一名英军犹太裔随军牧师描述士兵猝不及防看到营中行尸走肉般的囚犯时写道：“他们强行前进时，瘦骨嶙峋的四肢动作不稳、极不协调。”[42]使用美国纳税人基金帮助德国人重建国家的想法，难以得到理解。

在这些战后恐怖阴云下，古利特的老友冯·波尔尼茨很乐意接待这位经销商的全家，但对所谓“犹太人庄园入侵”一事甚为不满：盟军把他的部分地产分给一小群希望移民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人居住。盟军没收了他的一些房屋，用来给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上课，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希伯来语、农业基础和与迁徙有关的后勤知识。[43]

古利特写了一堆信，抱怨生活条件较之从前如何不堪。“相信我，我们这里不是天堂。虽然土豆、面包和面粉足够，但其他一切都受限，而且没有特殊配给，比如鱼肉等！”他写信对一位朋友说。[44]在写给堂兄弟的信里，他抱怨说：“这里有吃的，也很安静，但仅此而已。诗意地说，这里的原始状态有失体面。一个人形单影只，难以名状。”[45]

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现年12岁，妹妹贝妮塔9岁。由于父亲的地位，他没有被征召为儿童兵，而很多与他同龄的男孩却没能逃脱这个厄运。两个孩子虽然因战争而情感受挫，身体上却毫发无损，而且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也始终衣食无忧。但这些对其父母而言还是不尽如人意。尽管大多数学校秩序混乱，庄园里却有机会请家庭教师来上课，但古利特还是写信对堂兄弟抱怨说，“孩子们（在室外玩耍）越晒越黑，却一点也没”通过学习“变聪明”。[46]最让为人父母的希尔德布兰特和海伦妮·古利特担心的是，别的大人开玩笑说，贝妮塔的名字是贝尼托（Benito），这可是不久前被刺杀的墨索里尼的名字。[47]海伦妮·古利特甚至还厚颜无耻地致信银行家和艺术品收藏家海因里希·阿恩霍尔德（Heinrich Arnhold）的遗孀莉萨·阿恩霍尔德（Lisa Arnhold），声称古利特一家历经千辛万苦，请阿恩霍尔德送些衣服鞋子给科尔内留斯和贝妮塔，再给些缝纫线。[48]而丈夫去世后，阿恩霍尔德带着孩子在欧洲辗转迁徙，只为在逃往美国前躲避纳粹。

与此同时，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一直在担心，盟军夺宝队不仅会找到并没收他带到阿施巴赫城堡的少量藏品，而且会发现他大部分宝藏。他能为这一刻做的只有等待和期许。

没过多久，深度参与希特勒事业，或是积极为之提供帮助的欧洲人，就开始讲述他们改编的自己战时作为——这些诡计对第三帝国的受害者造成了极大伤害。

战争期间，普通德国人支持希特勒的现象相当普遍，结果连希特勒骨干圈的人都因未遭同胞谴责而深感震惊。与此同时，那些勇于反抗希特勒的人物故事也开始流传。

特劳德·容格回到家乡慕尼黑后，听说了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的事迹。这个和她同龄的慕尼黑人冒着生命危险警告德国人，提防希特勒的屠杀政策——正是容格用她的打字机记录下来的那些政策。纳粹政权因其激进行为，将她斩首。对于自己没有显示出朔尔般的勇气，容格既感愧疚，又自我辩解。想到这些，容格本以为，知道她做过希特勒秘书的慕尼黑人民会唾弃她。然而，令她大为震惊的是，自己的巴伐利亚同胞装作她与纳粹毫无瓜葛，更不会提希特勒临死前与她的直接接触。[49]

容格准确找到了个中缘由，即大多数德国人意识到，让同胞为希特勒的崛起和屠杀负责，意味着需要检视自身的战时作为——或不作为。“我们都在展望未来，并力图抑制或淡化对过去经历的记忆——顺便说一句，效果显著。”容格说。[50]

古利特从未像容格一样清晰阐述对自己成为纳粹帮凶一事的看法。但他深知，盟军打算郑重其事地全面调查希特勒的计划。不过，他也知道，盟军夺宝队是盟军这个庞然大物中的一小群先行者，盟军试图在短时间内对千百万人进行评估。尽管古利特始终心神不宁，但他知道，太多德国人曾经协助纳粹或成为其行动帮凶，盟军无法一网打尽；即便他们能做到，悉数惩罚这些人也形同惩罚大半个国家。

1945年7月，英、苏、美三国首脑在波茨坦采西林霍夫宫（Cecilienhof）举行会晤，就“5D”达成一致意见，即“去军事化、去纳粹化、民主化、去中心化和去卡特尔化”[51]。由于此次会议及“零时”期间的身边见闻，古利特决定孤注一掷，寄希望于能对盟军夺宝队编造谎言，而对方没有足够资源来证实或证伪，从而保住自己的未来和艺术宝藏。

盟军夺宝队首先调查古利特的顶头上司赫尔曼·福斯。此二人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关系密切，都知道盟军如何处置福斯将成为他们最终调查古利特的判例。福斯对盟军夺宝队说过的台词，古利特将会学舌：战前，他支持现代艺术；希特勒崛起前，他同犹太人艺术品经销商合作；因此，他是希特勒政权的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

这是一派胡言，盟军夺宝队觉察到福斯企图使诈。“福斯把自己描述成坚定的反纳粹人士。他接受林茨的职位，只是想保护那些画作，然后悉数登记在册，原封不动地交给盟军，他觉得盟军必将赢得这场战争。”他们在福斯的审讯档案中这样记录。[52]福斯声称，他对自己负责的那个元首博物馆计划的性质知之甚少，并对盟军说，他几乎不认识其前任汉斯·波瑟，也不知道元首博物馆的艺术藏品可能会包括从犹太人、被占领地区或其他博物馆处没收来的艺术品。福斯说，成为元首博物馆计划负责人时，得知藏品中甚至有些作品是强行从希特勒的受害者那里购得或是直接没收来的，他大为“震惊”。但他辩解说，这不是他的问题，因为是在他履职前发生的。审讯人旋即注意到福斯油腔滑调、言之不实的花招，讽刺说：“他一直靠记不清来解释其证词的前后矛盾，不利于改善审讯气氛。”[53]盟军夺宝队将福斯的想法概括为：“他说被查抄的画作一定会各得其所，落于谁手又有什么区别呢？”[54]他们进而认为，福斯代表了德国人对于霸占德国犹太人及其他希特勒受害者财产行为的集体认知。“福斯采取了根深蒂固的德意志观念，即艺术史是纯粹的科学，一个人追求它时，可以不用承担外在的道德责任。”他们指出。[55]

福斯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对我来说，事情就像脱缰野马，无法阻挡。”[56]

当盟军发现一封福斯写于1943年12月16日的信时，愈发起疑。福斯在信中暗示，德国可能战败，并开玩笑说，艺术品经销商将能“免于”为其行为负责。而当福斯郑重其事地向盟军献上一首他为盟军写的诗时，他们目瞪口呆。诗中，他毫无讽意地表达了对艺术与和平的热爱，以佐证其反纳粹立场。[57]盟军夺宝队满腹狐疑，注意到他们没把福斯视作“救星”或战争英雄，令他看起来十分沮丧。[58]

盟军夺宝队写了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作为福斯档案的总结。“他始终回避关于接受（元首博物馆）职位的道德责任问题”，辩称元首博物馆计划的策划者是那些位高权重之人，因而“要求免于因”[59]参与“艺术史上最处心积虑的远征收购而被起诉”[60]。盟军没有采纳福斯只是“同行者”的观点，总结说：“他本有机会阻止事态发展，但他没有，即便他信息足够通畅，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61]福斯“把脏活留给别人，也不提太多问题，以便保持自己手脚干净”。他们写道，并明显在暗示，这种想法可能适用于元首博物馆计划工作团队全体人员。[62]“简言之，”盟军夺宝队总结说，“福斯把自己描绘成，既是负责挽救德累斯顿和林茨画作的重要人物，又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不关心幕后之事。”[63]

盟军夺宝队向上级建议，以“潜在战争犯”之名拘押福斯。[64]这份报告提交几周后，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成立了去纳粹化政策委员会（Denazification Policy Board），在黑森、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三州行使职责，福斯的案子也被移交给克莱处理。然而，克莱的下属撤销了此案。于是战后，福斯继续在艺术界乐享长盛不衰的事业，直到1969年去世。克莱断定，惩处曾经实施暴力犯罪的希特勒拥趸，应优先于调查惩处福斯这样的非暴力罪犯。正是这个决定，成了处理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案的判例。

当局调查一群嫌疑人时，通常会出现两种局面：典型情况是，犯罪嫌疑人事先没有商量对策，因而在审讯期间相互攻讦；然而，在一些罕见案例中，嫌疑人团伙事先拟定计划，确定他们想要讲述哪个版本的故事。从后一种意义上说，纳粹德国精英艺术界是个天衣无缝的“卡特尔”。一旦纳粹投降，盟军夺宝队找到福斯，该负责人就“供出”古利特在希特勒的艺术品经销商中排名前三，看似一副与盟军合作的姿态，实为两人的预谋。

对福斯的调查展开后，古利特知道自己很快也将被调查，于是立即在世界各地找人给他写品行证明书。很多为他写证明书的人，由于自己曾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担心如果不支持他，他也许会建议盟军也对他们展开调查，因而迫不得已为他证明人品。古利特还厚颜无耻地向欧洲犹太人和纳粹政权其他受害者索要自己的品行证明书。这些人早早逃离了欧洲，才得以幸免于难。然而如今，在一个残酷的历史转折点，他们不知道希尔德布兰特正是那个逼他们远走他乡的政权的帮凶。

于是，古利特的品行证明书分为两类：一类来自其他参与希特勒艺术品劫掠罪行之人；一类来自已经逃离第三帝国，对古利特战时行为一无所知之人。

在第一类人中，弗赖堡艺术史研究所研究员罗伯特·厄特尔（Robert Oertel）作证说，他自开战很久以前就认识古利特，福斯从古利特那里购买艺术品，“就像从其他无数德国艺术品经销商那里购买艺术品一样”。厄特尔补充说，古利特与从欧洲犹太人处查抄的艺术品没有任何关系。关于希特勒元首博物馆计划，“古利特博士除了单纯的生意往来，从未在其中占据过特殊地位，也没有执行过任何任务”。厄特尔没有提及，他本人曾不择手段，争取一个同古利特和福斯合作的职位，以便成为一名为希特勒服务的低阶艺术品经销商。[65]卡尔斯鲁厄美术馆（Kunsthalle Karlsruhe）馆长库尔特·马丁（Kurt Martin）写道，古利特是反纳粹人士，他“确信，（古利特）作为一名在境外交易的商人，始终行为端正”。马丁没有透露，他曾经安排自己供职的美术馆接受从欧洲犹太人那里查抄来的艺术品。[66]

古利特还提交了一份汉堡律师瓦尔特·克莱门斯（Walter Clemens）1946年1月写的证明，此人作证说，“毋庸置疑，（古利特）一直毫无保留地反对纳粹主义”，“他的宅邸就是一座文化中心”和“进行自由艺术创作与思想表达的避难岛”，在那里，各式各样的观点都能“得到理解和尊重”。[67]不久前，盟军恢复了克莱门斯的律师执业资格。因此对他来说，安抚古利特是利益攸关之事。否则古利特可以告发他是亲纳粹分子，引发对克莱门斯本人在第三帝国时期所做工作的重新调查。

古利特求助的欧洲犹太人和希特勒政权的其他受害者，很可能不知道他战时的买卖，而且无疑迫切希望保留他们在德国艺术界仅存的人脉，以备万一被遣返回国之用。纽约德裔学者吉多·舍恩伯格（Guido Schönberger）在自己上东区的家中，字斟句酌地写了封信，称“希特勒掌权时，（古利特）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通过妥协[68]获取更优越的地位”。[69]战前住在慕尼黑的奥地利犹太人阿尔宾·冯·普里布拉姆-格拉多纳（Albin von Prybram-Gladona）在一个集中营待过，并于1938年逃往法国，参与当地抵抗运动。他担保，希尔德布兰特是一名“热切诚挚的反纳粹人士”。[70]

古利特还指使1942—1944年担任他秘书的马娅·戈特黑尔夫（Maja Gotthelf）为他担保。戈特黑尔夫说，自己是一名“混血犹太女性”，并主动承认，鉴于自己在纳粹德国的弱势地位，能被古利特雇用，令她感激不尽。她还做伪证说，自己从未使用“希特勒万岁”在古利特信件上落款。[71]

战争期间，古利特去阿姆斯特丹拜访过流亡国外的艺术家马克斯·贝克曼。甚至连贝克曼也不知道，古利特藏品中有很多他本人的作品。这位艺术家还给古利特写了一封表示支持的信，宽慰他说：“我很欣慰，你逃脱了地狱，仍然活着。”[72]

到1945年11月中旬，这些证明书大多准备就绪。当时，盟军夺宝队没收了古利特随身带到阿施巴赫城堡的艺术品。此前，古利特处心积虑将这些藏品组合在一起，确保其中既包括值钱的作品，也包括来自新几内亚、尼泊尔和一些不明非洲国家籍籍无名、相对便宜的神像和雕塑。被盟军夺宝队没收并登记在册的这些作品，约占古利特藏品的7%，其中有一座奥古斯特·罗丹的雕塑、一幅凯绥·柯勒惠支的圣殇图、两幅乔治·格罗斯的作品、马克斯·贝克曼的《驯狮人》和马克斯·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

通过这个诡计，古利特对盟军隐匿了自己约93%的藏品。然而，传言在阿施巴赫城堡周边的小村庄不胫而走。几周后，盟军夺宝队收到一条消息来源出人意料的密报，告发古利特在欺骗他们。1946年4月29日，守林员卡尔·格吕尔（Karl Gruell）致信巴伐利亚州长、财政部部长和盟军夺宝队，说他注意到，盟军九天前发表声明称，普通德国人如果知道，有人在二战期间“抢劫或者转移纳粹受害者的财产”，应予以举报。“我知道——就像我们本地社区尽忠职守的（政府）机构一定也知道——1945年3月，来自德累斯顿的古利特博士来到这里，有两辆卡车随行，上面满满当当装着大约100个（板条箱）。”他说。格吕尔暗示，古利特的箱子里装着值钱的法国艺术品、铜版画和善本书，这已尽人皆知，因此，即便作为一名地位低下的守林员，他也知道此事。[73]格吕尔提醒说，流布甚广的传言是，古利特藏匿的艺术藏品大约价值1200万德国马克。[74]不过，格吕尔无从知晓，古利特交给盟军夺宝队的约100件作品，总价值可能就已接近这个数，他所藏约1000件作品的总价则远在格吕尔的估价之上。

盟军夺宝队要求古利特对格吕尔的话做出回应，不过没向他透露这位守林员的真实身份。6月18日，古利特笔述说，自己只是一名为德国博物馆和“机构”工作的低阶经销商，而且他所有商贸记录和信函都在德累斯顿轰炸中被毁掉了。因此，他声称，让他证明合法拥有自己的艺术品会“极其困难”。即使忽略古利特故意不保留其交易记录这一事实，大多数艺术品经销商也大略知道自己于何时何地购买了艺术品，尤其是那些市价最高者。古利特其实在暗示，自己得了严重健忘症，至少关于其艺术宝藏的记忆丧失了。[75]

9月26日，盟军夺宝队在档案中记录，他们要求古利特发誓，自己没有任何购自外国的艺术品。当然，即便是古利特，也不能发这个誓。[76]他的审讯官写道，他们“收到消息”说，古利特有11幅马克斯·利伯曼的绘画和素描，是战争期间他在巴黎购买的，但他交给盟军夺宝队的作品目录没有包含这些作品。审讯官没有提及该消息来源。其实，盟军夺宝队不知道，古利特拥有约70幅利伯曼的作品。他从未被要求说明拥有多少幅利伯曼的艺术作品，可见盟军中这个人手不足的团队正在尽力完成多么难以招架的任务——他们必须发疯似的筛查浩如烟海的资料，这些资料均涉及几十名欧洲人可能实施过的劫掠。

目睹盟军夺宝队工作量如此巨大后，古利特向法国艺术史学家罗丝·瓦兰德（Rose Valland）求助。巴黎被纳粹占领后，为数不多的女性为保护艺术品不被古利特这样的德国人巧取豪夺而留在那里工作，瓦兰德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她是盟军夺宝队的一名长官，也是古利特案调查分队要员。于是，10月1日，古利特给她写了封摇尾乞怜的信，夸夸其谈地分析可能是谁促成了希特勒实施艺术品劫掠，却绝口不提自己参与元首博物馆计划的事。[77]法国政府与盟军夺宝队缺乏合作，即便队中还有瓦兰德这样的法国公民，这是古利特骗术能奏效的重要原因。法国政府致函盟军夺宝队，对古利特案表示关注，他们注意到，古利特向巴黎归还了69幅不当所得的画作。然而，他在巴黎购买的绘画超过200幅，向他转卖这些画作的巴黎经销商可能是在可疑情况下购买了它们——这一点与古利特告诉美国人的情况完全不符。法国官员认为，古利特在巴黎不但为元首博物馆购买了画作，也积攒了个人私藏。“它们丢了吗？”法国官员质疑这些画作的去向，并补充说，“我们认为没丢。”言下之意是，古利特仅对盟军如实交代了自己一小部分藏品。[78]他们进而向盟军夺宝队提交了一份文件，陈述说：“古利特可能还从（法国）购买了其他画作，但没有出现在清单上。”

然而，由于盟军夺宝队资源匮乏，这条忠告被搁置下来，遗留在盟军夺宝队的档案中，渐被淡忘，直到21世纪。

战争结束19个月后，盟军开始逐渐停止对德国施以惩罚，而致力于重建这个国家，加强西欧实力，以做好应对可能来自苏联侵略的准备。战争期间，由于饥荒、种族灭绝、疾病和战斗而死亡的人口总数在5000万到8000万。不过，与这个数字相较，受到惩罚的德国人微乎其微。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仅判处12名纳粹被告死刑。

古利特知道，纽伦堡审判结果让同盟国很多民众感到，正义已经得到伸张，现在是时候翻过西方历史上这艰难的一页了。1947年，这种心理开始助古利特一臂之力。尽管目击者仍对盟军夺宝队坚称，古利特往阿施巴赫城堡转移了约100个箱子，他却再三称自己只带了25个，并已上交了全部藏品。“我从未藏匿艺术品或其他东西。”他做伪证说。

通过坚称自己只有“极少量画作[79]”，古利特的秘密其实已昭然若揭。战争期间，他意识到，购买成百上千的纸上作品是避免因可疑交易而受罚的最佳途径。它们便于运输和藏匿，常被贬称为不如绘画重要，而且较难被调查者追溯来源。[80]1947年3月9日，盟军夺宝队成员埃德加·布赖滕巴赫（Edgar Breitenbach）建议正式驳回守林员格吕尔的密报，盟军接受了这个建议。[81]

到1948年中期，盟军夺宝队疲惫不堪、资源匮乏，令古利特更加肆无忌惮地鼓动他们宣布自己无罪。6月，他交给他们一份声明，再次谎称自己所有艺术品都购于1942—1944年，关于它们来源的所有线索都已在德累斯顿轰炸中被毁，而且他无法记起与它们来源相关的任何信息。[82]他还附上一份个人传略，说他曾经“与纳粹党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强调，在希特勒崛起前，自己时任左倾的茨维考博物馆馆长。[83]

这个伎俩收效显著。1948年夏，盟军夺宝队正式驳回波尔尼茨庄园周边目击者对古利特的指控。“我司代表已反复详尽质询古利特先生在被正式占领国家的艺术品收购行为，以及关于卡尔·格吕尔对他的指控。”他们于7月总结陈词道。8月，又补充道：“我司认为，业已从古利特处尽悉一切所需信息。”[84]

盟军夺宝队不在其位，无法申请更多资源来调查古利特和其他几十名嫌疑人，虽然他们怀疑，这些人可能在战争期间积攒了劫掠或是没收来的艺术藏品。到这个时期，盟军夺宝队主要资助方——美国，将精力过多地用在1949年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及监督德国战后首次大选。

古利特变得越来越有耐心。1950年11月6日，他写信联系当局说：“敢问我需要履行哪些手续才能拿回这些艺术品，您能否给我一份这些被没收艺术品的清单？”[85]于是盟军夺宝队给了他一份他们逐条记录并准许公开的详细目录。1950年圣诞节前，他们归还了古利特115幅绘画、12幅素描和72件其他作品，古利特声称这些是他的全部藏品。

这些作品包括贝克曼的《驯狮人》和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这个时期，古利特还购买了亨利·马蒂斯1921年创作的《持扇女子》。战争期间，纳粹从保罗·罗森贝格的利布尔讷保险库中掠走了这幅深发女子的肖像画。正是这三幅作品，将在半个世纪以后引发对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之谜的大揭秘。

盟军夺宝队被古利特欺骗，并不能说明他们是不称职的艺术专家，而是显示了，这个由甘愿奉献的历史学家组成的小型团队在试图为海量艺术品编目时，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压力。虽然这个团队有约400名成员，主要资金来自美国，但其成员来自14个国家，常常说着不一样的语言，检查数以百万计的物品。

战后德国的不光彩之处在于，众多德国人或是积极协助纳粹，或是与之同流合污，要让这么多人全都受到处罚，需要毁灭欧洲部分地区的经济。而面对苏联日渐强大的威胁时，这些地区对促进北约发展至关重要。这点令盟军有苦难言，却让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据此为己所用。即便只处罚纳粹党正式党员和希特勒的狂热拥趸，也必将导致全国10%的人口被起诉。[86]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特勒死而不僵：他煽动仇恨的运动相当成功，即使全面去纳粹化，也无法撼动其影响。其后果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影响德国和希特勒的受害者。

盟军夺宝队成员理查德·F.霍华德（Richard F.Howard）的话颇具先见之明。他预言说，尽管其团队付出了努力，希特勒对艺术的狂热却仍将长期影响国际艺术界和德国在全球社会中的地位。他告诫说：“今天，‘堕落艺术’仍然拥有合法地位，令人费解。就像见证它生根发芽的时代和环境令人费解一样。”[87]

[1]Rochus 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The Memoirs of Hitler’s Bodyguard（London：Frontline Books，2015），145.

[2]Traudl 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A Firsthand Account of Life with Hitler（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11），159.

[3]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59.

[4]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57.

[5]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60.

[6]Henrik Eberle and Matthias Uhl，eds.，The Hitler Book：The Secret Dossier Prepared for Stalin from the Interrogations of Hitler’s Personal Aides（New York：PublicAffairs，2005），205.

[7]Eberle and Uhl，The Hitler Book，225.

[8]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151.

[9]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62.

[10]古希腊神话中代表江河湖泊、山泉等的女神。属于宁芙的一种。——译注

[11]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64-165.

[12]作者注：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的孩子生日分别是：黑尔佳，1932年9月1日；希尔德加德，1934年4月13日；赫尔穆特，1935年10月2日；霍尔丁，1937年2月19日；黑德维希，1938年5月5日；海德龙，1940年10月29日。他们皆死于其父母之手。

[13]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68.

[14]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155；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71.

[15]Erich Kempka，I Was Hitler’s Chauffeur：The Memoirs of Erich Kempka（London：Frontline Books，2010），61.

[16]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77.

[17]Adolf Hitler，“Mein privates Testament：29 April 1945，4.00 uhr，” in Adolf Hitlers Tamente，ed. Gert Sudholt（Leoni am Starnberger See：Druffel，1977），n.p.

[18]Heinz Linge，With Hitler to the End：The Memoirs of Adolf Hitler’s Valet（New York：Skyhorse Publishing，2009），41.

[19]Kempka，I Was Hitler’s Chauffeur，70.

[20]Linge，With Hitler to the End，194，195；Kempka，I Was Hitler’s Chauffeur，70.

[21]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167.

[22]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168.

[23]Kempka，I Was Hitler’s Chauffeur，75；Linge，With Hitler to the End，199.

[24]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87.

[25]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87.

[26]Eberle and Uhl，The Hitler Book，271.

[27]Kempka，I Was Hitler’s Chauffeur，89.

[28]Linge，With Hitler to the End，199.

[29]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88.

[30]Kempka，I Was Hitler’s Chauffeur，80.

[31]Eberle and Uhl，The Hitler Book，xvi，xvii.

[32]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176，177.

[33]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7.

[34]Misch，Hitler’s Last Witness，177.

[35]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92.

[36]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92.

[37]Lynn H. Nicholas，The Rape of Europa（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220.

[38]Nicolas，The Rape of Europa，224.

[39]Ian Kershaw，To Hell and Back：Europe，1914-1949（London：Penguin Books，2015），470.

[40]J. Robert Lilly，Taken by Force：Rape and American GIs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07），117，118.

[41]Volker Koop，Besetzt：Französische Besatz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Berlin：BeBra Verlag，2007），40.

[42]William I. Hitchcock，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2009），302，quoted in Frederick Taylor，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London：Bloomsbury，2011），167.

[43]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31.

[44]Letter，Hildebrand Gurlitt to Horst Meixner，no date，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32.

[45]Letter，Hildebrand Gurlitt to Wolfgang Gurlitt，12 June 1945，private archive，Berlin/Munich，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39.

[46]Letter，Hildebrand Gurlitt to Wolfgang Gurlitt，12 June 1945，private archive，Berlin/Munich，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41.

[47]Letter，Karl Ballmer to Hildebrand and Helene Gurlitt，14 August 1948，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42.

[48]Letter，Helene Gurlitt to Lisa Arnhold，1947，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32.

[49]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23.

[50]Junge，Hitler’s Last Secretary，1-2.

[51]这五个词的英文均为D开头。——译注

[52]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1945，Monuments，Fine Arts，and Archives（MFAA），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074.

[53]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269.

[54]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136.

[55]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289.

[56]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301.

[57]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321.

[58]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257.

[59]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289.

[60]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269.

[61]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301.

[62]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239.

[63]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289.

[64]Detailed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12：Hermann Voss，15 September 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97308.

[65]Letter，Robert Oertel to Hildebrand Gurlitt，1945，Hildebrand Gurlitt Papers，Bundesarchiv Berlin，Berlin，Germany.

[66]Letter，Kurt Martin to Hildebrand Gurlitt，1945，Hildebrand Gurlitt Papers，Bundesarchiv Berlin，Berlin，Germany.

[67]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81232.

[68]下画线为原文所加，后同。——译注

[69]Letter，Guido Schönberger to Hildebrand Gurlitt，Hildebrand Gurlitt Papers，Bundesarchiv Berlin，Berlin，Germany.

[70]Letter，Albin von Prybram Gladona to Hildebrand Gurlitt，c.1946，Hildebrand Gurlitt Papers，Bundesarchiv Berlin，Berlin，Germany.

[71]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81242.

[72]Letter，Max Beckmann to Hildebrand Gurlitt，c. 1946，Hildebrand Gurlitt Papers，Bundesarchiv Berlin，Berlin，Germany.

[73]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5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70055181.

[74]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5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70055082 and www.fold3.com/image/270055099.

[75]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5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70055121.

[76]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5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70055392.

[77]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5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70055636.

[78]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3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70055601.

[79]此处指非作于纸上的画作。——译注

[80]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3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70055441.

[81]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70055259.

[82]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81199.

[83]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81211.

[84]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70055191 and www.fold3.com/image/232020673.

[85]Collection：Gurlitt（Gurlitt Coll.），MFAA，NARA（Fold3），accessed 4 January 2019，www.fold3.com/image/231980918.

[86]Kershaw，To Hell and Back，483.

[87]“So-Called ‘Degenerate Art，’” APO 742 to Information Control Division，Office of Military Government for Wuerttemberg-Baden，APO 154，4 February 1947，NARA，Restitution Branch，Economics Division，Office of Military Government for Germany，Washington，DC，quoted in Hoffmann and Kuhn，Hitler’s Kunsthändler，259.

第八章 我们诚挚的慰问

“一个人毁掉久居的家时，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在摧毁亲密之物，就像蜗牛或贻贝在摧毁自己的壳。”

——乔治·格罗斯形容流亡

阿道夫·希特勒“垮台”的新闻传到美国后，美国人大多为击败第三帝国而欢欣鼓舞，策划举行游行和聚会，来庆祝他们在海外作战的小伙子们终于凯旋。在纽约市，群众情绪激昂，这种气氛却导致乔治·格罗斯抑郁症剧烈发作。格罗斯现年51岁，与妻子埃娃住在长岛亨廷顿镇。自12年前携全家迁至美国以来，这位流亡艺术家一直在与周期性发作的严重抑郁症斗争。二战欧洲胜利日开启了这个病新一轮周而复始的循环。格罗斯的抑郁症沿着清晰的轨迹发展：逃脱纳粹威胁后满心欢喜；接着因朋友们遭受迫害而心生愧疚，这些朋友和他一起反对希特勒，却没能逃离第三帝国；这种情绪继而转变成对流亡生活的焦虑，以及对纳粹严重毁坏其事业的愤怒；最后，格罗斯觉得，美国欢迎他，他也由衷欣赏美国，然而，在这里安全的生活中体验所有这些情感，反而令他产生了严重的负罪感。他继而酗酒，并躲在办公室，试图以此应对压力。酒后，他从不虐待妻儿，但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一旦清醒，他又会继续开始这种周而复始的状态。到1945年，这种恶性循环日渐频繁且愈演愈烈，终将要了他的命。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仅三天后，格罗斯写信给还困在德国的朋友和前出版商威兰·黑茨菲尔德，强调说，他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庆祝胜利，但感到这种胜利情绪就像国家提出的要求，让他自己的悲伤和焦虑无处安放。当部队开始揭示战争的恐怖面目时，很多纽约人并不想关注这些希特勒受害者遭受的创伤。“他们找到了最早建立的集中营，而我们不愿去谈论正在波兰遭受折磨的百万民众”及其他营区，他写道，并承认自己正处在虚无主义阶段，“这可能只是在表明，既然（我已）历尽劫难，命运便对此视而不见”。[1]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后，美国才加入战争。而对乔治·格罗斯而言，战争已持续了31年。自从德国1914年参加现在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格罗斯的生活就被心理创伤和感情痛苦的无尽旋涡裹挟。整个战争期间，他不但因自己的艺术作品和政治激进主义不足以阻止希特勒崛起而深感内疚，还因大多数德国人无视、低估或支持纳粹政权而感到愤怒。

像其他大多数背井离乡的欧洲人一样，格罗斯和埃娃体会到了流亡的痛苦。之后几十年里，这个现象并未在欧美社会中得到广泛讨论。在西方国家以往历史中，从未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出现大批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现象。接收这些流亡人士的主要是英美两国。这两个国家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心理学家和普罗大众，都没有足够能力去识别或理解这种特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种状况不仅对格罗斯，而且对整个艺术世界都影响深远。二战促使艺术和时尚界中心转移到纽约，再也不会留在巴黎或柏林。美国将主宰艺术和时尚领域。美国艺术和时尚的创作者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除了那次夏威夷遇袭，他们从未在自己国土上见过战争。格罗斯终其一生去保护的欧洲现在已经死了，那里遍地废墟。他一直希望，这块大陆变成由经济繁荣的国家联结成的和平之网，各个国家因避免未来战争而受益。然而，实现这一愿景，还需要很多年。

1933年秋，乔治·格罗斯的儿子彼得和马丁［家人叫他马蒂（Marty）］一到美国，全家就搬进了长岛贝赛德（Bayside）住宅区的一所房子。格罗斯让他的儿子们深深铭记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性。虽然蹩脚英语令他十分难堪，但他还是尽可能多开口，直到最终口语变得流利。“他很喜欢美国，”马蒂·格罗斯日后回忆说，“他非常强调住在美国和做美国人。”埃娃也在努力学英语，不过在家时，仍同儿子们说德语。她还学习美式烹饪，同时也确保让彼得和马蒂对德国菜保持好胃口。“我们在家很‘德国’，”马蒂回忆说，“我妈妈有雷达，不论我们在哪里，她都能打探到德国肉贩。”[2]

格罗斯要为创作一批新的艺术作品寻找主题，因为觉得不宜将自己过去的讽刺风格用在美国。他曾用这种风格嘲弄德国社会，而美国挽救了他，使其未来不至于“只有惊骇、恐怖和羞辱”，他在笔记本中写道。[3]格罗斯用以警示法西斯主义的一流绘画大多身陷柏林。正是这些艺术作品令他在美国声名大噪。当地报纸杂志的读者在许多出版物中见过这些作品的复制图像。

1934年，格罗斯重启他的“圣战”。虽然无法在美国展出自己的早期作品，但他毫不退缩，致力于呼吁美国对希特勒提高警惕。通过德国友人来信，格罗斯得知，德国犹太作家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凌晨被纳粹分子从床上拽起，于1934年7月在奥拉宁堡集中营一间公厕中被棒打至死。格罗斯创作了一组关于米萨姆的三联画，题为《他是作家！》（A Writer Is He！）。其中一幅作品中，一名纳粹流氓正在猛踢这位56岁的作家，当时米萨姆还穿着睡衣，另一名纳粹则在一旁大笑着观看。在另一幅作品中，笑容狰狞的看守用步枪抽打米萨姆，一只德国牧羊犬则在扑咬米萨姆颤抖的双腿。远景中，两名中产阶级市民站在集中营外一座房子附近，这显然是在驳斥关于普通德国人对集中营一无所知的说法：奥拉宁堡集中营并不偏远，就坐落在柏林郊区，濒临住宅区街道尽头。在第三幅作品《审讯之后》（After the Questioning）中，格罗斯描绘了米萨姆被害后的场景，也就是集中营看守草草将现场伪装成自杀现场后的画面。该作展现了两名纳粹看守离开酷刑室时，鲜血溅在墙上，他们的军靴淹没在被害作家的鲜血中。[4]

然而，这些生动逼真的艺术作品令美国人十分反胃，以至于出版商不愿发行。格罗斯因此怒不可遏。他写信对黑茨菲尔德说，虽然他理解，这些画面是“恐怖场景”，但对纳粹暴行的描绘“需要一定的真实性”。尽管如此，由于已经客居他乡，他还是对黑茨菲尔德表达了一种矛盾而又发自肺腑的热切愿望，即希望保护自己的祖国。尽管不久，他就会抛却这种欲说还休的羞怯之心。[5]

1934年，格罗斯创作了另一幅作品《和平》（Peace），其中完全没有令美国人视之不快的性与暴力。在此作中，格罗斯预言，德国会成功迫使其他强国满足希特勒巧取豪夺的愿望，从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中，三辆轿车被后面一辆引擎盖上印着纳粹党徽的轿车驱使，在马路上飙车。前面三辆车上印着日本帝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旗帜。马路边，一个和平天使在大雨中浑身湿透，用滴水的翅膀举着一根芦苇秆，上面涂写着“和平”，以示哀求。她挥舞着芦苇秆，试图叫几个国家停车，却徒劳无果。格罗斯创作这幅作品时，恰逢西班牙内战爆发两年前，第二次中日战争[6]爆发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年前。而当时，这幅作品看上去荒谬绝伦、不可理喻，没有机构愿意出版或展出。[7]

格罗斯再次致信黑茨菲尔德，抱怨说：“最亲爱的威兹（Wiz）[8]，我认为只有很少志趣相投的（美国人）对我的‘艺术’感兴趣。”他在信中说，当美国人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影来娱乐和思考时，他的抗争就更加困难了。[9]不过，他还是对黑茨菲尔德说，无论如何，他仍希望融入美国文化。

格罗斯冒险回了趟欧洲，以缓解乡愁，同时减轻把体弱的母亲留在家乡的内疚。当年，由于没有预见战争，格罗斯的母亲不想移民，不过她还是敦促儿子逃走，因为他和家人收到了纳粹的死亡威胁。1935年5月至9月，格罗斯造访法国、荷兰和丹麦，安排在德国之外与母亲相见。受此行启发，他创作了一系列描绘轮船失事和海难的作品，隐喻欧洲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希望以此引起美国民众对此事的关注。然而，这些作品没能卖掉。对美国人来说，这个主题过于压抑。很多人认为，格罗斯移民美国，主要是为了事业发展，而非遭受迫害所致。对于此类迫害的危险性，他们大多仍不以为然。[10]

尽管感到漂泊无依，格罗斯还是看好1936年。他预计这年会看到自己的作品集《空窗期》（Interregnum）在美国出版，其中包括64幅1918—1936年绘制的素描，主题是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德国和美国公众都从未见过其中大部分作品。他希望这部作品集会取得和在德国一样的成功——不仅在收益上，而且能催生文化反思和政治变革。

在《理性的声音》（The Voice of Reason）中，这位艺术家讽刺了认为纳粹能被语言而非武力阻止的想法。在这幅素描中，一名知识分子头戴尖帽骑在魔法扫帚上，在穿着纳粹马靴从他身边路过的德军面前相形见绌。格罗斯的忠告是，纳粹主义极其恶劣，无法仅靠语言阻止。在《拼图玩具》（Jigsaw Puzzle）中，他提醒美国人，不要把共产主义苏联视作长期盟友。该作以古罗马神雅努斯（Janus）[11]为原型，展现了一个一分为二的人体。右边身体是一个立眉竖目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头戴军帽，背挎步枪，手握尖刀。另一半身体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他面带微笑，但攥了一把藏在一束和平芦苇中的斧头。格罗斯的意思很明确：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美国的敌人。日后，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后，冷战开始。而几十年前，格罗斯就警告说，共产主义将成为下一个威胁。

在1936年出版这种具有煽动性的作品，对格罗斯来说风险很大。由于纳粹政府将德国公民对第三帝国的批评视作犯罪行为，只持有德国护照的格罗斯有被引渡的风险。虽然概率较小，但这是他给自己额外找的麻烦。

格罗斯希望得到美国文化界要人的支持，于是，1936年7月，他致函欧内斯特·海明威，请其为《空窗期》作序。他赞扬了海明威的文风，然后礼貌地解释说，自己逃离法西斯政权后，为了立足，历经困苦，而法西斯主义正是这位37岁作家强烈反对的意识形态。“我想，像您这样的作家（自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能够写出一篇比博学的‘艺术史学家’或某些专业家伙好得多的文章。”格罗斯写道。[12]海明威始终没回信，于是，格罗斯决定，在没有著名知识分子支持的情况下出版作品集——而在柏林，他得到过这种支持。

作品集发布会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出版商定价过高。50美元的价格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承受范围。美国工人阶级每周薪水约为14美元；而在德国，格罗斯的粉丝主要由工人阶级构成。雪上加霜的是，即便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大多也对欧洲政治一无所知，导致没有题释和注解且题材又非常具体的社会讽刺作品无人问津。计划销售280册，结果仅售出40册。由于格罗斯还在学英语，因而知道新闻媒体鲜有报道，甚至连《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都称，该作品集对欧洲政治表达了不切实际的消极观点。

《空窗期》是格罗斯最后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集。它没有加强作者本人对美国艺术界的信任，反而向他揭示了一个巨大鸿沟，鸿沟一边是他想要融入美国文化的热望，一边是他面对的语言和文化屏障。

1936年12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奇幻艺术、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展览。此后，格罗斯面临的挑战变得更为严峻。超现实主义流派在美国更为流行，这部分展品得到了更透彻的研究和阐释，其视觉效果也更富娱乐性。而对于达达画派的展品，展方却没有介绍该画派的起源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艺术家常常有意制作含义不明的艺术品，旨在展示一战后，欧洲如何被混乱无序的政治裹挟，种族观念变得越来越狭隘。格罗斯曾是该运动成员，而在美国人看来，这个运动毫无意义。格罗斯和黑茨菲尔德曾用德语解释了达达画派的宗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却偷懒，没有进行全文翻译。更有甚者，该馆还将这些作品置于像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这样受人尊敬的古典名画家的名作旁，导致此次展览将三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运动搅和在一起，弄成了个大杂烩。结果很不幸，达达主义运动坚定支持为全世界犹太人争取平等权利，却苦无知音，继而还遭到著名美国犹太评论家保罗·罗森费尔德（Paul Rosenfeld）的奚落：“达达画派其实是反艺术的。世界再三试图贬低和轻视艺术，该画派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又一续作。参与其中的艺术家或是受过伤害、满心怨怼，或是可能纯属懒惰与好妒。”[13]对格罗斯而言，这给1936年画上了一个令人悲恸的句号。此后几年，他的职业发展取得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成功，却都无法缓解其焦虑。

1937年上半年，格罗斯心如刀绞。在流亡期间听说堕落艺术展后，他感到自己没能阻止纳粹党崛起，因而变得抑郁。他试图向自己信任的德国犹太人艺术品经销商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讨教，却得知58岁的弗莱希特海姆逃到伦敦后，因压力过大而身体虚弱，一次在冰面上滑倒后身亡。“我六神无主。”格罗斯写信对一位滞留在柏林的友人说。

帮助其他一些成功抵达美国的德国异议人士让格罗斯获得了些许安慰。1937年7月，他匆匆赶到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会见友人——德国犹太作家赫尔曼·博尔夏特（Hermann Borchardt）。博尔夏特逃离了达豪集中营，过程惊心动魄。他“坐在那里，惊慌失措，没穿外套，在衬衫外披了件雨衣，那个模样在炎炎烈日下十分惹眼”，格罗斯说。[14]他邀请博尔夏特住在自己家，还用粉笔为他画了一幅美丽的素描，技艺精湛地展现了博尔夏特身体瘦弱却充满力量，有些痛苦却铁骨铮铮。他穿着一件宽松白衬衫，期待实现美国梦。这幅作品充满了希望，正是美国人喜爱的那种圆满结局。然而，该作还是无人问津，因为让潜在买家着迷的是像巴勃罗·毕加索和萨尔瓦多·达利这种作品更加引人注目的艺术家。

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对格罗斯的努力视而不见。1937年，他获得了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的资助，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可以让他在未来两年里全心投入艺术创作，格罗斯从中看到了希望。他继续尝试寻找能够吸引美国人的艺术风格，而又不用回避自身的文化渊源。1938年夏，他更加迫切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因为当时，纳粹剥夺了格罗斯夫妇二人的德国国籍，致使他们成了没有任何国籍之人。美国国务院迅速为他召开了一次入籍听证会。格罗斯听说德国犹太人因11月9日国会纵火案而遭到骇人听闻的迫害后，当即悲痛欲绝。这一暴行令他耻于生为德国新教徒。[15]但他没能正确处理自己的悲伤，导致久久无法释怀，愈发依赖酒精和尼古丁来解忧。他有一幅罕见的自画像，题为《本人和浴镜》（Myself and the Bathroom Mirror），画中，在长岛道格拉斯顿（Douglaston）街区自己的新家里，格罗斯凝视着嵌在浴柜中的镜子。他在家里存放了五花八门的酒瓶，这等于承认，他的艺术创造力、压力释放和酒精依赖已经难解难分。这幅作品得到了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赏识，得以在该学院博物馆展出。

埃娃觉察到了格罗斯的苦恼，于是组织全家去科德角（Cape Cod）度假。1939年夏天离开纽约，这个出行时间令格罗斯十分开怀，让他想起了儿时前往波罗的海的旅程。“我的画映照出我的情绪，我又快乐了。”格罗斯20年后这样评价他的科德角之夏。[16]假期里，现年13岁的彼得和9岁的马蒂在浪花中嬉戏，格罗斯在一旁为他们画素描。他兴致勃勃地同他的儿子们探索海滩，让他们感受到了父爱。马蒂说，父亲“无法遏制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这令他们十分开心。[17]格罗斯还创作了一系列科德角海角处沙丘的精美素描。在一次纽约的展览上，他将埃娃裸体在这个海滩上睡觉的素描与一幅含蓄的性感作品放在一起。她的阴阜令人联想到沙丘的形貌。该作意在向他深爱的妻子，也是他孩子的母亲，献上感人至深的颂歌。即便按照希特勒的标准，这幅画也会被视作温文尔雅之作。然而，性征，尤其是一位母亲的性征，令美国普罗大众颇为不悦。他的科德角作品中有一幅被芝加哥艺术学院授予令人尊敬的沃森·F.布莱尔奖（Watson F.Blair Prize）和可观的600美元奖金，但其他作品都卖得不好。

令格罗斯怒火中烧的是，在他举办科德角作品展的同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了巴勃罗·毕加索两年前刚刚创作的反战绘画《格尔尼卡》（Guernica），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称之为唯一重要的反法西斯艺术作品。这意味着，乔治·格罗斯过去20年来付出的一切努力和牺牲被打了一记耳光。而且说明，巴尔没有兑现帮助格罗斯融入纽约上流艺术界的承诺。格罗斯原本试图通过科德角主题艺术作品，创造出美国人可能会喜欢的那种快乐艺术。如今，认识到欧洲爆发战争的威胁日益逼近，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公众却宣称，除了毕加索，没人在创作反法西斯艺术作品。而事实上，毕加索过去几年都在创作与政治无关的艺术作品。

格罗斯大失所望，但并不服输，继续创作准确预测国际军事政策的艺术作品，而这些走向甚至连美国战争部都没有预见到。他几乎可以肯定自己的作品卖不掉，但无法逃避的道德感推动他一定要向世界发出警告。1940年，他创作了一幅作品，不受重视，未能出版。在该作中，格罗斯描绘了希特勒带着自杀的枪伤坐在扶手椅中，身边有把手枪。元首身后挂了幅海报，表明德国发动了一场针对苏联的失败战役。这个具有先见之明的画面令人不寒而栗，因为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刚刚签署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承诺保持中立。直到格罗斯完成这幅纸上作品一年后，希特勒才撕毁了该协议。[18]

1941年，由于经济窘迫，格罗斯重返讲坛。他喜欢教书，因为热爱与学生互动。但这也让他有一种失败感，因为没能通过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挣到足够的钱。他终于设法发表了一幅素描，精心刻画了德国集中营中一名囚犯的勇气。这名囚犯穿着狱服，站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形容憔悴，没有头发，但求生意志顽强。格罗斯从博尔夏特那里收集到这些细节，就是那位从达豪集中营逃出来的朋友。该作描绘的事实比美国同期新闻报道准确得多，那些报道大多对希特勒的暴行不闻不问。

日军袭击珍珠港几个月前，格罗斯预言说，轴心国很可能会发动一次空袭，将会迫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参战，同时让美国人觉得自己愚不可及，因为没有提前发现威胁所在。在纸上钢笔画《一撮堂吉诃德》（A Handful of Don Quixotes）中，一名骑着小马驹的美国男子挥舞旗帜，呼吁“让美国远离”战争；而同时，轴心国飞机蜂拥而至，轰炸他所在的山丘。作家本·赫克特（Ben Hecht）在自己的书里刊登了这幅画，但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政府参与欧洲战争仍然就像痴人说梦。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遭袭，2300多人丧生，格罗斯忍住了公开说出“我早就告诉过你”的冲动。[19]

出于无所畏惧的天性，格罗斯对记者坦陈自己流亡期间的抑郁和焦虑，并表示，对自己近期失败有所觉察时，他仍不放弃希望。尽管1942—1943年其作出现在逾15次展览中，格罗斯还是无法售出其中很多艺术作品。1943年2月，他接受《艺术文摘》（Art Digest）首席记者海伦·博斯韦尔（Helen Boswell）采访，对自己遭受的折磨直言不讳。“我被撕成两半，”他对博斯韦尔说，“就像住在一个鬼屋里，你既不能逃走，又不能遗忘。”[20]

这年年底，《纽约客》刊登了三篇聚焦格罗斯的长文，作者是理查德·O.博耶（Richard O.Boyer）。该系列文章开篇即宣称，“乔治·格罗斯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翔实记载了他成功移民美国的过程。博耶记述说，格罗斯的妻子“美丽丰腴”，他们有一幢两层楼房子和一个漂亮花园，还有一台新割草机和一只活泼的苏格兰梗犬，名叫庞奇（Punch）。[21]此文还提到，格罗斯成功培养了两个聪明礼貌的儿子，他们就读于有口皆碑的德怀特学校（Dwight School）和安多弗菲利普斯中学（Phillips Andover Academy）。博耶不知道的是，格罗斯现在力争让儿子马蒂不但要掌握英语，还要理解《纽约客》上的漫画。这位艺术家认为，它们是精湛的美式讽刺作品的巅峰。[22]

然而，博耶指出了格罗斯内心的一些煎熬：形容他是“一位紧张不安的德国中年人，砖红色的脸上有一双疑神疑鬼的蓝眼睛”。博耶评论说，格罗斯身为一名归化入籍的艺术家，内心焦虑，压力重重。[23]他觉得一名“艺术家必须找到并确认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额外意义”，并自己肩负起这个重担。[24]博耶提到了“郊区狂人”（demons in the suburbs）这个说法，指出格罗斯变得沉迷于剖析恶之本质。这名记者把这位艺术家描述成，全身心投入学习如何成功融入美国文化，而无暇为流亡中遭受的打击暗自神伤。

博耶说，晚上，格罗斯时而试着通过阅读励志书籍放松心情，例如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友谊和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时而着迷于恐怖书籍和关于连环杀手的非虚构作品。这位艺术家不懈寻找那个导致如阿道夫·希特勒般邪恶的“东西”。他在文学上的追求也是这种寻找活动的一部分。[25]他用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艺术作品的复制品装饰工作室。罗克韦尔只比他小一岁，作品与格罗斯本人充满创伤、死亡和破坏的作品截然不同。格罗斯用罗克韦尔的作品来象征一种安定妥帖的日常状态。[26]

“真的谈起自己时，格罗斯小心翼翼、迟疑不决，举止就像一个人在抚弄青肿的皮肤。”博耶写道。[27]这组系列文章注意到了创伤后应激反应症状，不过比第一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试图定义这种受创伤者经常表现出的压力，整整提前了九年。

不过，当时没有一套现成术语可以用来描述格罗斯的痛苦。这位艺术家怒气冲冲地对博耶说，本来可以阻止希特勒掌权，以及千百万人因此遭到的屠杀。《纽约客》此文提及这一观点时不置可否，轻蔑地挖苦说：“格罗斯觉得，如果世界上其他人像他一样善于观察，每个人都会早在1919年就知道法西斯主义即将到来。”博耶写道，仿佛格罗斯这么说是事后诸葛亮，而不是多年来一贯发出的警告。[28]

博耶系列文章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题为《来自柏林的北方佬》，开篇声称，此文将聚焦于格罗斯当前的工作。然而，整篇文章自始至终仍然聚焦于希特勒掌权前格罗斯的生活。事实上，在所有这三篇文章中，博耶没有描述任何格罗斯1933年赴美后创作的艺术作品。虽然在这几篇格罗斯的传略中，对这位艺术家赴美原因的评述即便有瑕疵，也堪称目光敏锐，却没有让读者了解格罗斯的当下作品，以及他在美十年间将希特勒对美国威胁广而告之的持久努力。[29]

《纽约客》文章发表后，1944年，格罗斯写信给友人，表达了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的感受：“我的工作越深入，就越会发生变化。顷刻间，到处都是熊熊烈火和断瓦残垣。”并指出，“有时，我觉得自己与这个时代完全不合拍”。[30]

1945年春，战争接近尾声，格罗斯的焦虑没有减轻，反而更甚，尤其在儿子彼得参加美国武装部队与纳粹作战后。这位自豪的家长难以忘怀艺术家同伴凯绥·珂勒惠支的痛苦经历。她的儿子也叫彼得，参加一战后很快阵亡。彼得·格罗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继而从哈佛大学毕业。但他参军期间给格罗斯造成的压力加重了其思想负担。51岁的他为事业和家庭的未来担惊受怕，试图靠喝更多酒来掩饰痛苦。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后，他的美国朋友们如释重负。现在，他们可以摆脱战争压力，欢庆胜利了。而此时，格罗斯却较以往更受战争困扰，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

他写信给一位仍在德国的朋友，述说自己深受挫折。因为他的新作《该隐》（Cain），可能是有史以来对希特勒最好的注解之一，被一个迫不及待要从二战中走出来的国家置之不理。格罗斯把自己战争主题的作品，与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同类作品相比。戈雅在其笔下暴行真实发生的时代所创作的作品也被低估了。格罗斯将这幅作品命名为《该隐》，是有意反驳将希特勒等同于撒旦的流行观念。他认为，将希特勒称作“撒旦”或“恶魔”，是在神化这个元首，而淡化一个事实，即他是凡人，是人类同胞使其暴行得以实施。与大众观点不同，格罗斯将希特勒比作亚当和夏娃之子该隐。在《创世纪》中，该隐嫉妒弟弟亚伯的成功和虔诚而将其杀害。格罗斯认为，这贴切隐喻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他在信中解释说，在自己这幅画中，德国犹太人和幼小的孩子成堆倒在希特勒脚下，他们都是“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很久以前就被变成了令人厌恶的骷髅”。远景是遭受轰炸、正在燃烧的城市，希特勒现在已经意识到将被盟军击败，正“坐在自己亲自设计的地狱般的环境里。他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也收获了仇恨”。格罗斯这样描述此作。“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留给后人的纪实作品——也许是个梦魇，却惟妙惟肖。”他在信中总结道。[31]

这位艺术家感到心力交瘁，即便得到匹兹堡的卡耐基学院授予的700美元奖金，也不足以开心很久。与此同时，1945年10月，他得知母亲和姨妈已离世六个月，她们皆死于1945年春盟军对柏林的最后一轮轰炸。格罗斯与她俩关系都很亲密，因而心情悲恸，却又感到无法公开表达哀思。美国人几乎没有去想成千上万德国国民在战争结束时死去，大多是妇女儿童。造成这些人员伤亡的是通过轰炸形成的火力网。制定这一战术是为了让第三帝国尽快投降，虽然势在必行，却也相当血腥。想到自己家庭付出的代价，格罗斯的心被劈成了两半：作为一名反纳粹人士和刚刚拿到美国护照且热爱该国的移民，他理解这些轰炸在所难免，但它们让他家破人亡。他的妻子看到丈夫如此抑郁，也和他一样痛苦，虽然她娘家人幸免于难且毫发无损。其实，成千上万美国人也在哀悼在欧洲阵亡的美军将士。不过，与格罗斯不同的是，他们可以自我安慰说，本国小伙子们的牺牲是为了惩恶扬善，比起做战争炮灰要英勇得多。

总的来说，希特勒战败后，美国洋溢着强烈的乐观情绪。战争刺激了经济。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确保美国在战时尽管实行配给制，却仍能保障发明创新，并于现在投入生产。格罗斯简洁明了地将美国战后气氛形容为，对诸如“超市”之类新事物的迷恋和冰柜带来的奢侈享受被一种日渐强烈的焦虑束缚，这种焦虑与本国作为一个拥有核能力且日渐壮大的世界强国地位有关。[32]与此同时，柏林尸横遍野，为日益猖獗的老鼠提供了饲料。这座城市曾是世界强权所在地，如今却成了一望无际的废墟。格罗斯现居地与故土已呈天壤之别。

1945年10月，最后一次大型乔治·格罗斯作品回顾展在美国艺术家画廊（American Artists Galleries）举行，展出了约70幅艺术作品。格罗斯和儿子马蒂一起花时间研读《纽约客》漫画，终于有所收获。他终于掌握了用英语说双关语的能力——这是学习外语最难的任务之一——于是，他将此次展览命名为“方寸大乱的世界中我的方寸之地”（A Piece of My World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33]。此次展览还反映了这位艺术家在另一层面上取得的进步：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是一位女性——佩根·沙利文（Pegeen Sullivan）。尽管格罗斯在支持包括妻子在内的女性表达性欲方面，以及在努力推动凯绥·珂勒惠支、汉娜·赫希等女性同行进行艺术创作方面，一直超前于时代，但在移民美国之前，他并不习惯于认为，在身先士卒地从根本上塑造艺术世界方面，女性拥有能与他匹敌的智能。

格罗斯同沙利文建立职业关系，表明这位艺术家有能力改变自己对职场女性的看法。二人都向往温馨的友谊。沙利文定期来同乔治、埃娃和马蒂一起吃饭。当父亲用他最喜好的恶作剧捉弄沙利文时，十几岁的马蒂会咯咯直笑：一向节俭的格罗斯会购买高价红酒，用来晚上在家与埃娃推杯换盏；然后在沙利文或其他朋友来他亨廷顿的家聚会前，把批量购买的便宜红酒灌进以前装贵酒的空瓶子。马蒂稳稳端着瓶子和漏斗，格罗斯把那些便宜酒倒进去。“乔治，亲爱的，你有啥秘密？这酒真棒！”马蒂听见沙利文边抽雪茄边喊，他和父亲则强忍欢笑。[34]

在为回顾展“方寸大乱的世界中我的方寸之地”目录所撰前言里，沙利文赞扬格罗斯坚持竭力警告公众，提防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非正义。“这些画作对过去30年来的生活，发表了嬉笑怒骂而又深刻精辟的评论，由此构成了一份独特的艺术和社会学档案。”她写道，并指出，它们显示了格罗斯是如何用自身性命和生计来冒险的，因为他试图“大声疾呼，警告人们提防纳粹主义的膨胀”。正是纳粹主义运动窃取了他数以百计的艺术作品，它们至今在德国无迹可寻。[35]格罗斯对新闻媒体和参观者强调，自己的艺术作品是有用意的，通过观看可以理解其明确主旨，这一点与日渐兴盛的抽象艺术运动截然不同。“我的画是可以‘解释’的。”他说，并把它们比作圣经寓言。[36]

此次回顾展同名作品作于1938年。格罗斯逃到美国后开始经历梦魇，于是试图用艺术来疗愈。他形容在梦中，“恐惧再次来袭，所有被我关进密室的坏东西都从那个血淋淋的屋子里又冒了出来。于是，那些记忆涌入我的画中：人们在沼泽和血雾中跋涉穿行，骨骼嘎嘎作响，身形日渐消瘦。沟壑平坦且长，没有尽头，也不会消失。燃烧的农舍浓烟滚滚，噼啪作响，发出刺目火光。火光中，人们在死寂的大地上一路小跑，没有希望，也没有目标，就像幽灵一样”。[37]

回顾展还包括格罗斯试图警告美国人提防纳粹威胁而创作的其他重要作品，尽管他的警告没能奏效。其中，《地狱》（The Pit）被格罗斯视为他在美创作的最重要的绘画，因为它简要概括了格罗斯职业生涯的关键点。该作其实是画在一块长5英尺、宽3英尺画布上的几幅画，使用了鲜艳的红、黄、棕色调，与15世纪晚期耶罗尼米斯·博斯描绘末世景象的画作色调相仿。这几幅画按顺时针排列：第一幅描绘了一名参加过一战的德国残疾老兵；其后一幅描绘了一名肥胖妓女在与一名无脸男子交媾，代表了一战后德国滋生的罪恶；再后面一幅画描绘了三具吊在绞架上的尸体，分别施以黑、白、红三色，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官方色；在几幅表现死亡、爆炸和谋杀的画面之后，格罗斯画了一个保险箱，从中掉出一系列书籍。到1946年这个时候，媒体已经广泛报道，美国大兵在慕尼黑打开希特勒的保险箱时，失望地发现里面只装了几本《我的奋斗》。画布上还有一名正在乞讨的老妇和一具残缺不全的女性躯体，可能反映了格罗斯仍在哀悼母亲和姨妈。这幅画中央，熊熊烈火包围着一个胖子，此人坐在暗棕色和栗色相间的泥潭上，正在咕咚咕咚喝酒。

《地狱》很难不被视为显示了格罗斯本人的绝望，以及他因此遭受的致命打击。此画很快被威奇托艺术博物馆（Wichita Art Museum）购买，成为该馆永久藏品。总的来说，这次展览表明，美国艺术界默认了格罗斯关于希特勒的警告是正确的。

不过，美国人还没准备好赞同格罗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说法，他称之为对美国最新也最大的威胁。这位艺术家并非唯一担心极左运动的人。前一年，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用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写作并出版了《动物农场》，随后还将于1948年出版《1984》。与作家奥威尔一样，艺术家格罗斯也面临来自精英评论家的抵制。他们不相信，一起打败希特勒的盟友苏联现在成了敌人。“我们应当习惯‘战争’，就像习惯铁路、飞机、电话、收音机和电冰箱一样。”格罗斯说。[38]

为回顾展撰写序言的黑茨菲尔德也淡化了格罗斯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因为黑茨菲尔德本人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与格罗斯其他很多画展一样，报道此次展览的记者们对德国政治的复杂性缺乏了解，而这对理解其作品意义至关重要。著名艺术评论家爱德华·朱厄尔（Edward Jewell）在《纽约时报》撰文，力斥格罗斯的绘画技巧，而不是关注其作品主题的正确性。[39]

到1943年，格罗斯画一幅大型油画，可以挣到2000—5000美元；画一幅水彩画，可以挣到200—500美元。[40]加上授课工资，他能够保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其年收入起伏仍然较大，从而助长了他的焦虑。[41]“我很现实地自问：‘你一周挣多少？’——这足以让我自认是个失败者。”格罗斯在自传《少说对，多说不》（A Little Yes and a Big No）中写道。此书由戴尔出版社（Dial Press）于格罗斯回顾展同期推出，[42]得到了《纽约客》的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盛赞，威尔逊着重标注了书中涉及魏玛共和国的部分。“我从未读过其他类似的书，让我体会到，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那些年里，德国的生活令人多么难以忍受。”他赞扬道。[43]不过，即使在柏林艺术大学向格罗斯提供了研究生课程的教职后，他仍未盼着回国。“我决定丢掉以前的‘德国’个性，就像丢掉一套破旧西服。”他在自传里说。如今，他感到对德国怀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苦楚”，而他渴望心如止水。“在德国经历了所有那些疯狂忙乱的岁月后，对我而言，美国看上去很正常。而我就想变得像正常人一样。”[44]

尽管罹患抑郁症，性格也愤世嫉俗，格罗斯还是觉得，在美国艺术界培养青年人才至关重要。指导学生之外，1948年，他还同意让一名身材细长、笨手笨脚的20岁男子替《展望》（Look）杂志为他拍照。该出版物称，经博物馆馆长和艺术评论家投票，格罗斯被评为美国在世十大最重要艺术家之一。这位艺术家同那名踌躇满志的摄影师相处甚欢。与格罗斯本人年轻时一样，这个年轻人上学时也成绩平平，却向往创作批评社会弊端的讽刺艺术作品。《展望》刊登的那幅照片，展现了在曼哈顿一条人行道中央，乔治·格罗斯岿然不动坐在椅子上——几步之外是一块“禁止停车”的指示牌。这幅俏皮的肖像照代表了年轻的斯坦利·库布里克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突破。他继而执导了《奇爱博士》和《全金属外壳》。这两部影片就战争后果发出警告，并像格罗斯绘画中的意象一样，严肃态度与黑色幽默并行不悖。库布里克视格罗斯为启发灵感之人，因而珍藏了这张成就其事业的照片，余生都贴在他的个人剪贴簿中。[45]

格罗斯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教授的年轻人，大多与库布里克相去甚远，这令他颇为恼火。与那位雄心勃勃的导演不同，格罗斯的学生迷恋纽约艺坛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波洛克现年37岁，比格罗斯小19岁。在波洛克和时年46岁的马克·罗思科（Mark Rothko）这样的艺术家中，虚无主义日渐风靡，直接导致抽象艺术越来越流行。与格罗斯一样，波洛克和罗思科也会酗酒。但与德裔美国人格罗斯不同的是，他们脾气火暴，并有严重厌女倾向。他们倡导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这是一个摒弃社会评论的艺术运动，对刻画各种人物形象和象征符号不屑一顾。在格罗斯看来，这种艺术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形式。而罗思科、波洛克和其他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也没反驳他这个看法。

由于三年前“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的提出，到1950年，冷战虽然才徐徐拉开帷幕，却无疑已经清晰可见。第33任美国总统提出的“杜鲁门主义”极力倡导反对苏联的地缘政治扩张。格罗斯希望自己的学生奋起反抗苏联的威胁，而不是转向不切实际的虚无主义，却无法说服他们。他心烦意乱，不过仍保持着幽默感，绘制了一幅自画像。画中，他本人被虫蠹蛀蚀的画布包围着，扬眉怒目瞪着观众，脸拉得老长，嘴里叼了一支油画笔。自画像中所描绘的画布破损，隐约露出一只老鼠的身影。

战争结束六年后，乔治和埃娃·格罗斯于1951年春回了趟德国，这是18年来他们首次回国。虽然埃娃为此激动不已，但她知道，此行会扰乱丈夫的心绪。格罗斯的姐姐克拉拉不久前去世，拜其一小笔遗产所赐，这对夫妇才得以负担旅费。格罗斯10岁时，克拉拉送给他一套油画颜料，因为看出他具有天赋，而当时，几乎没有别人具此慧眼。[46]1951年5月至11月，埃娃和乔治用克拉拉的遗赠资金，走遍了德国，还纵贯荷兰、法国、意大利和瑞士。

战后的柏林在格罗斯眼里十分怪异，尽管与朋友和所爱之人取得联系时他很开心。6月下旬，太阳要到晚上10点才落山。他和自己以前的出版商威兰·黑茨菲尔德一起散步。分别多年后再次相见，令他欢欣鼓舞。然而，回德国后，他感到痛苦无处不在。一周后，他和马克斯·佩希施泰因开怀畅饮，结果不知怎么打碎了两颗牙。佩希施泰因就是那位被埃米尔·诺尔德对约瑟夫·戈培尔错称为犹太人的艺术家。自己那么多艺术作品在柏林销声匿迹，让格罗斯大为光火。他并不知道，其中很多被扣留在那些支持希特勒政权的同谋的家里，其中包括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而到此时，古利特已被盟军夺宝队宣布无罪，并无意归还格罗斯及其他人创作的作品。

格罗斯造访柏林期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二战给自己财务状况造成的破坏：自己1933年以后创作的素描，每幅售价约150美元，但1933年以前的作品，市值约为1500美元。[47]虽然德国经销商和收藏家连其中最便宜的也买不起，但美国买家正在竞相购买其早期作品。然而，格罗斯不知道这些作品大多身在何方。这次行程结束时已经入冬，格罗斯注意到，他和埃娃感觉就像“幸存者”重返德国，而回到美国，让他安心落意。[48]同儿子马蒂谈话时，他表达了回德国后的痛苦。“他巧妙周旋，摆脱纳粹，逃了出来。但事情从来不会尽遂人愿。”马蒂·格罗斯这样概括与父亲关于返乡之行的谈话。[49]

如今，柏林成了一个分裂的城市，这让格罗斯深感不安。这是战争引发的一个意外事件，德国被美苏分别控制。共产党人并未提早十年就修建柏林墙[50]，但东西柏林之间的差距已经显而易见。不过，尽管西柏林无疑更加繁荣，也显然不会再是曾经的艺术重镇了。格罗斯意识到，艺术市场正在重建秩序，永久离开法、英和德国，来到了美国曼哈顿；迁回德国将进一步伤害自己的事业。艺术界精英现在视德国为一潭死水。

格罗斯如今已经59岁，他向马蒂吐露了自己的忧虑，担心永远无法再次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担心情有可原，其事业因纳粹而脱离正轨，因而会局限于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创作的艺术作品。“他认为很多艺术家只有一技之长——他们做一件事，然后再也不做别的——而他厌恶只有一技之长。”马蒂说。[51]

回到美国后，格罗斯取得了他向往多年的商业成功，他受达拉斯百货大亨利昂·哈里斯（Leon Harris）委托，创作一组四幅的系列画和几幅素描，来描绘得克萨斯。这是一项令人愉悦的消遣活动。格罗斯喜爱得克萨斯式幽默，其与他本人性格相仿——直来直去，有点无礼，但终究令人愉快。他花时间在达拉斯到处游逛，请待人宽厚的当地人为他的五分钟速写摆造型。这是他几十年前在巴黎学到的一种绘画技法。得克萨斯人发现，他为人有趣，魅力四射。甚至有人送给他一顶斯泰森牛仔毡帽，令他激动不已。

哈里斯在达拉斯艺术博物馆（Dallas Museum of Art）为格罗斯创作的这些艺术作品安排了一次展览，题为“达拉斯印象”（Impressions of Dallas）。这些作品绝佳地展现了格罗斯的观察能力。在美生活12年期间，他变得越来越欣赏美国的非洲文化，比起他刚到美国时态度进步很多。尽管现在，他本人已经成了美国人，但其德国渊源还是令他造访和描绘达拉斯非裔美国社区的方式，与同时期美国土生土长的人不同。在水彩画《达拉斯黑人社区一瞥》（A Glimpse into the Negro Section of Dallas）中，这位艺术家用棕、金、黑、红四色构成大胆色调，将一群得克萨斯黑人描绘成了具备个性和尊严的个体。近景中，一名年轻黑人女性留着时髦的波波头，涂着入时的红色唇膏，在向左走。一名衣冠楚楚、年龄稍长的男子头戴费多拉帽，身穿黄蓝相间的时髦外套——很像格罗斯本人喜爱的类型——在向右走。远景中有一间热闹的酒吧。

格罗斯从哈里斯那里挣到了丰厚的15000美元，使他得以于1953年还清了长岛住宅的贷款。他在日记中评论这项成就时说，为埃娃和他自己买下这幢房子，是美国梦的完美体现。

不过，接踵而至的又是一桩官僚作风带来的烦心事——这次来自美国。在拥有自己房子的同时，格罗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FBI）长达两年的调查。FBI官员要求他填写大量表格，以确认他不是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这让格罗斯怒火中烧，因为他很早就直言不讳地批评共产主义。他提醒人们反对这个意识形态已经20年了。[52]红色恐慌（Red Scare）[53]效应也影响到美国艺术界对格罗斯的态度。曼哈顿的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策划了一个格罗斯作品回顾展，在堪萨斯城、帕萨迪纳和旧金山巡展。但策展人拒不突出展示多年来格罗斯艺术作品中对共产主义的批评。他们担心这么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发现格罗斯在1920年代初短期做过一名和平主义的共产党员，从而导致FBI调查这些博物馆。

格罗斯在报上读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购买萨尔瓦多·达利一幅画作的价格高达1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于是，他联系了一位律师，看看能否向德国政府寻求赔偿，不仅涉及纳粹从博物馆没收的他的艺术作品，而且涉及1933年他逃走后，纳粹直接从其工作室窃取的作品。他没能得偿所愿。格罗斯意识到，东西德都觉得，阻碍对希特勒政权受害者的赔偿计划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到1956年初，尽管竭尽所能，格罗斯还是堕入了一种虚无主义，正是他提醒学生提防的杰克逊·波洛克和马克·罗思科奉行的那种虚无主义。过去几年来，格罗斯对波洛克的鄙视与日俱增，尤其当波洛克取得更多商业成功时。他私下称波洛克为“口水直滴的人”（the dribbler），或是更俏皮的“滴水的杰克”（Jack the Dripper）[54]。与此同时，格罗斯嫉妒波洛克看似完美无缺的生活。[55]不过，在这一点上，他错了：几个月后，波洛克酒后神志不清，驾车翻出了公路，导致自己和一名行人死亡。

如果说波洛克面临的破坏性是内化的，那么格罗斯面临的就是遍及全球的。世界令他失魂落魄，但他珍视家人。格罗斯有一位相互深爱的妻子。他由衷为儿子彼得和马蒂自豪，与他们的关系也亲密无间。同他们、埃娃、彼得的妻子莉莲（Lillian）及其刚诞下的女宝宝卡琳（Karin）一起庆祝圣诞，令他深感安慰。他拼命想要开心起来，那几天里他做到了。然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唱过圣诞颂歌、打开礼物、孩子们各自回家之后，生活又举步维艰。他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胡乱写下一首断章残篇的诗，来表达对未来的想法：

全都结束了——

什么都丢了——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解决

结束了

什么

都没有[56]

现在，格罗斯每八个星期花35—50美元，在当地一家酒类商店大量买酒。这笔钱大约是当时一个普通三口之家采购日用品花销的三倍。埃娃鼓励他去参加当地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他去了，但发现没有效果。他的儿子们尽力帮助他，他也开诚布公地表示需要他们的支持。

压垮格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始于他参加亨廷顿本地一次艺术展评委会。他担任评委，旨在为自己的社区效力，却听到其他评委讽刺参赛的非抽象艺术展品，还抱怨格罗斯的艺术已经过时。格罗斯大为震怒，之后他对马蒂说，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不称职且没能力的父亲、丈夫和祖父。“老实说，我只是一只哑巴狗——只能撒手。”他对儿子说。[57]

乔治·格罗斯正在教授艺术界新秀。艺术学生联盟中，他的学生包括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和詹姆斯·罗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但他觉得，这些都属于过去的事了。

于是，1958年秋，乔治和埃娃·格罗斯决定搬回西柏林。这是流亡25年后，为最终回国而采取的试探性步骤。埃娃娘家人仍在柏林，尽管她感激美国给予她和丈夫、孩子的一切，却也从未摆脱刻骨的乡愁。格罗斯的创作动力暂时恢复了。他跑到二战遗留至今的碎石乱瓦堆上，一坐几个小时，满腔怒火地画下这座城市中的废墟。

格罗斯那充满政治意味的幽默感也复苏了，现在被他用来对付战后政府，该政府想要忘掉这次劫难之源。他在柏林《电讯报》（Telegraf）上写了一个专栏，就关于如何处理西柏林被炸毁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Wilhelm Memorial Church）的争论发表意见。一些西柏林人想要进行彻底修复，而其他人想将其拆毁。格罗斯提了一个与众不同、尖酸刻薄的建议：“我想，人们应该保持仅存的（教堂）塔楼原封不动，作为铭记现实的标志，而不是彻底修复。”然后，他继续用尖刻的讽刺口吻提议，把它变成观光胜地。他建议说，也许可以用金银币来装饰这些二战遗迹。“人人都会谈论这座‘理想的城市’，很快就能把几百万成本挣回来。”他挖苦说。[58]可能他没想到，自己的建议会被当真。但除了言过其实的金币一说，西德政府完全采纳了格罗斯预言他们将会实施的那些政策。这座教堂仅存的塔楼被小心翼翼地加固，并被官方指定为用以铭记二战之可怖的纪念物。前往该教堂参观的人最终会小心翼翼地在货摊中穿行。这些摊位兜售着俗丽的珠宝首饰、纪念品和小玩意儿，从中谋取暴利，并向政府缴纳其中部分利润。

1958年临近岁末时，他们回到长岛。埃娃致信黑茨菲尔德，谈论格罗斯的抑郁症，称永久迁回柏林是最佳对策。埃娃承认，格罗斯的抑郁症主要源自他觉得曾经管控他的政府剥夺了其财产和事业。她致函德国政府，恳求他们以某种形式予以赔偿。“我们惊骇地得知，德国人已经毁了我丈夫大多数（艺术）成果，”她写道，并说，“理所当然，我只能称，纳粹毁了我们的生活。”她指出，移居国外“彻底改变”了乔治·格罗斯。1920年代他们结婚时，格罗斯朝气蓬勃，如今变得郁郁寡欢、万念俱灰。“当我们接到消息说，他一生中很大一部分作品都被纳粹付之一炬，（他）彻底崩溃了。从那天起，他一蹶不振，”她写道，并总结说，“我认为，纳粹不仅毁了他一生中很大一部分作品，而且彻底毁了他的健康。”[59]西德政府最终授予乔治和埃娃·格罗斯117437马克，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慰问。但这笔钱与格罗斯遭受的经济损失相较，微不足道。[60]

到1958年底，埃娃觉得，这个家为乔治牺牲得够多了，回到德国对她的婚姻会有好处。[61]这对夫妇谈了几次话，决定迁回柏林。于是把他们长岛的房子卖了约两万美元，为迁居提供资金。

1959年5月，纽约的美国艺术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授予乔治·格罗斯平面艺术金奖（Gold Medal for Graphic Arts）。这对任何一位美国艺术家都是一项巨大成就，尤其是一位外国出生的艺术家。格罗斯走上讲台，对观众发表演说。观众包括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身边是他那位迷人的演员妻子玛丽莲·梦露。

格罗斯的获奖致辞是一曲激动人心、一气呵成的绝唱。他实话实说、不留情面，又妙趣横生、纡尊降贵地恳求人们，去推动这个他逐渐爱上的国家谋取进步。他提醒观众，26年前，他作为一名德国人来到纽约；现在，他即将作为一名美国人离开这里。

格罗斯在讲台上来回踱步，令观众兴致盎然又不大自在。“一名艺术家的一生，是一个关于不断成长、保持好奇心、持续观察并探索的故事。”格罗斯开始演讲，他论述说，为艺术做贡献，必然需要创作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这意味着，对普罗大众来说，一幅与历史无关的画索然无味。”他说，继而话题过渡到对抽象艺术的批评。格罗斯言辞恳切，但保持礼貌，明显表现得有所克制。“断然抛弃现实是件危险的事。”他就该运动的虚无主义倾向发出警告。“我经历过（生活中）不为人知的快乐、恐惧和焦虑。”格罗斯说。不过，他停顿片刻，想了一下自己的生涯，指出有一个时刻让他感到由衷满足和充分被爱：他与埃娃和儿子们在科德角度过的那个夏天。“我满心欢喜，内心安详。”他说。[62]观众们无从得知，提及那个夏天，是他向埃娃过去40年来付出的爱情与忠诚致敬的方式，这是他们之间独有的秘密。

一周后，埃娃和乔治·格罗斯动身前往西柏林。他们携带的行李箱还是逃往美国时用的那几个。如今它们变旧了些，颜色也暗淡了。[63]埃娃指望在柏林落脚的社区至少与他们当初离开前住的差不多，这也是乔治的愿望。

但这样的地方无处可寻。

奥托·迪克斯因描绘一战骇人画面的作品而树立声望。1945年50岁出头时，他被征召进人民冲锋队，之后被法国人抓捕，遣返柏林时情绪崩溃。他是格罗斯为数极少还在德国的友人之一。格罗斯的很多朋友如今被迫在他们当年流亡的国家生活。埃尔温·布卢门菲尔德——就是多年前半裸身子，在格罗斯浴缸中苏醒的那位朋友——已经移居纽约，成为一名成功的时尚摄影师。鉴于柏林在艺术界的地位已经衰落，他无意回国。希特勒掌权后，奥斯卡·科科施卡逃往布拉格，继而去了伦敦。他也被抑郁症深深困扰，无法自拔，因为后悔没有尽更多努力，投身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并觉得自己对所在社会实施的暴行也负有责任。[64]科科施卡接受了英国国籍，不想搬回德国。

乔治和埃娃在应对回国后所受震动的同时，还不得不面对他们众多友人和同胞已经离世的现实，这大多是希特勒的政策所致。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逃到瑞士，陷入抑郁症，于1938年6月开枪自尽。格罗斯的赞助人——外交官哈里·凯斯勒在希特勒掌权后一直待在德国境外，滞留在马略卡岛（Mallorca），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和反纳粹立场，不敢返回第三帝国，1937年11月，在里昂一家诊所去世。凯绥·珂勒惠支的家在1943年轰炸中被毁，她一直坚持到1945年4月，希特勒死亡两天后才去世。珂勒惠支从未真正摆脱一战时的丧子之痛。德国犹太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到处公开赞扬格罗斯，他逃到瑞典，罹患抑郁症，1935年圣诞节到来五天前，在西南部的欣多斯（Hindås）因用药过量而亡。在慕尼黑德意志艺术之家开馆后，马克斯·贝克曼意识到自己的性命和生计都危在旦夕，于是离开了德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曾试图为他提供一个教授夏季课程的教职。然而那时，美国政府已经严控签证，导致他没能获签。他转而逃到阿姆斯特丹，二战期间，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去那里拜访过他。贝克曼最终得以迁居美国。在那里，他没能承受流亡的压力，1950年圣诞节两天后，在纽约一条人行道上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他正在前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路上，他的一幅绘画终于得以在该馆展出，正要去那里观看。他在九泉之下并不知晓，自己被没收以及经可疑途径买走的作品，很多成了古利特的非法藏品。

回到柏林后，格罗斯还试图寻找自己数以百计的作品，它们或被从博物馆没收，或被从其工作室盗取。他知道，其中很多可能毁于轰炸或是疏于保管，但有些可能仍完好无损。像贝克曼一样，格罗斯也不知道，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购买了几十幅他的艺术作品，以及其他艺术家的成百上千件作品。

古利特与被他利用的艺术家不同，他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战后时期。1940年代末，他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艺术协会（Kunstverein）主席。该组织同意他的观点，即其成员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行为应当被一笔勾销。

只有一个家庭得知他们的艺术品为古利特所藏：德国犹太律师和艺术收藏家阿尔贝特·马丁·沃尔夫森（Albert Martin Wolffson）的后人。1938年12月，古利特购买了受人尊敬的19世纪德国蚀刻版画家阿道夫·门策尔的23幅画作。这次销售是被胁迫进行的。沃尔夫森全家迫切需要钱，以免被逐入集中营，并支付前往纽约的路费。古利特趁火打劫，购买这批藏品的价格与其实际价值相比微乎其微。购入门策尔的作品后，古利特旋即将其中的《屋顶》以1400帝国马克的价格，卖给了科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而他购买时，仅向沃尔夫森全家支付了300帝国马克。战后，沃尔夫森一家向古利特本人求助，请他帮忙寻找《屋顶》和他们家族其他的艺术品。古利特仅通过律师回复说，他不知道这批藏品的去向。[65]

到1959年初，虽然乔治·格罗斯已经得知古利特囤积了自己的大量艺术作品，但等他回到德国后，再想质询这名经销商，已为时太晚。在柏林会见一名出版商后，总是拒绝让配镜师为自己矫正视力的古利特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冲进对面车道，撞上一辆卡车后，汽车损毁，他最终死于1956年11月9日。这名61岁的经销商留下了妻子海伦妮、23岁的儿子科尔内留斯和21岁的女儿贝妮塔。

诡异的是，他的卒日距1918年11月9日革命整整38年，那场革命在一战后终结了德皇威廉政权；距1923年11月9日阿道夫·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失败整整33年；距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即“碎玻璃之夜”，整整18年，那次事件开启了对欧洲犹太人的正式迫害，从而使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得以囤积海量艺术藏品。

为了弄清自己的艺术作品究竟遇到了什么神秘事件，格罗斯试着支持埃娃叶落归根的愿望。但对故国，他已有疏离之感，它看上去就像一个迥异之地。沿街行走，他痛心地意识到，自己是屈指可数留下来的人之一。那么多人，从青春年少到上了年纪，在战争最后时刻都被希特勒征召入伍。大多数德国人声称，自己全然不知希特勒在肉体上迫害欧洲犹太人和其他被元首视作“亚人类”的人，这让格罗斯深感愤怒。这位艺术家称他们为“满口仁义道德”的骗子，而且常常当面这么说。[66]此举有违社交惯例，但格罗斯所言属实：德国人怅然若失地进入了一个集体失忆的年代。

一战期间，格罗斯搞过那个假扮“荷兰商人”的恶作剧。30年后，1959年6月，他又在一家德国餐馆制造了一个场面，以此迫使德国人面对现实，即他们绝大多数人在实施希特勒政策方面或是与之合作，或是参与共谋，导致百万人丧生，并毁了更多人的生活。那天，格罗斯确保周围人都能听到他说话后，开始高声称赞阿道夫·希特勒是德意志的大救星和守护者。他特地运用了纳粹掌权时期使用的词语与口号。[67]

屋里变得鸦雀无声，始终没人说话。

格罗斯愁肠满腹，但再次证明，自己的政治和心理直觉敏锐过人。他能看见德国必须与之搏斗的魔鬼。

然而，他无法继续亲自与之搏斗了。1959年7月5日，格罗斯夫妇和一些密友外出吃饭喝酒。餐后，他们共饮杜松子酒，格罗斯边喝酒，边吸着哈瓦那雪茄。埃娃称自己要回去睡觉，于是这群人为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埃娃回到了他们在萨维尼广场（Savignyplatz）暂住的房子，位于这个分裂城市中的夏洛滕堡区。离开时，她轻声建议格罗斯同她一起回家，但他没有答应。

余下的人继而前往夏洛滕堡区的主要文化场所——迪纳斯（Dieners）餐厅。格罗斯是那里的常客，与餐厅老板相谈甚欢。不过，这位艺术家看起来郁郁寡欢。他们又喝了很多酒。最终，格罗斯同其他人返回萨维尼广场。他拥抱了朋友们，然后打开公寓楼门，转身抬起帽子说：“女士们，先生们！”说完冲他们眨了眨眼，门随即关上了。[68]

接着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格罗斯显然酩酊大醉，貌似跌倒在楼梯上。但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他因撞击受伤而死。7月6日黎明时分，一名报童在邮箱附近发现，他已经因自己的呕吐物窒息而死。现场看似并非一个人受伤严重，以至于无法起身向妻子求助，倒像是一位艺术家极度疲惫而无力这么做。

有人（可能是这个报童）向埃娃报信后，几个人将他抬上楼。66岁的乔治·埃伦费尔德·格罗斯已经撒手人寰。本市验尸官将其死因登记为心力衰竭。

埃娃失魂落魄，打电话给尚在美国的马蒂和彼得。29岁的马蒂住在芝加哥，现在是一名成功的爵士乐音乐家，闻讯立即安排回国安慰母亲。他深感错愕，但并不惊讶。他知道父亲的饮酒程度和正在与之搏斗的心魔，不过父亲从来没有赴死的愿望和自杀倾向。

五天后，正午时分，乔治·格罗斯安葬于柏林公墓。他的离世对埃娃造成了永久打击。从身体状况上说，过去几年来，她比丈夫虚弱得多，因此她总以为自己会先行离世。格罗斯去世仅一年后，几乎在同一天，埃娃与世长辞。家人将她与其夫毗邻而葬。半个世纪后，马蒂仍然认为，她的离世乃痛失一生挚爱所致。

格罗斯去世几十年前，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作品的译者、法国艺术评论家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69]这样评论爱伦·坡：“今天我们的部分快乐之源，正是他的死因。”[70]在某种程度上，这话同样适用于格罗斯。与爱伦·坡一样，他也非常情绪化，郁郁寡欢，依赖酒精。然而，格罗斯终其一生，为创建一个更加包容、较少种族偏见的世界而战，不断推动德国面对过去和现在的过错，尽管他知道这么做的代价是自己的事业受到影响，并遭受心理崩溃。

1943年，最后一次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格罗斯承认，自己应对工作压力的方式不利于身心健康。然而，他对该刊说，正是因为在逃往美国之前那些年里，他为反抗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暴力行径大声疾呼，才最终流亡海外。即便如此，他也不会改变自己做的这一切。“在最后审判日（Judgment Day），”他对该刊说，“我不会收回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该刊虽然并非刻意为之，文末引用的一段墓志铭却预言了他的死亡——虽然表面上是指他的未来——《纽约客》认为，当他辞世时，这篇墓志铭适用于他。这是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译写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墓志铭的诗行[71]：

在那里，难耐的愤懑

无法再划破他的胸膛

如果你有胆，就效仿他吧

世间执迷不悟的旅人，他

效力的，是人类的自由

[1]George Grosz to Wieland Herzfelde，23 April 1945，in 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ed. Herbert Knust（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Verlag，1979），340.

[2]马蒂·格罗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3]George Grosz，A Little Yes and a Big No（New York：Dial Press，1946），294.

[4]Juerg M. Judin，George Grosz：The Years in America（1933-1958）（Berlin：Hatje Cantz Verlag，2009），74-79.

[5]George Grosz to Wieland Herzfelde，8 March 1935，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213.

[6]此处指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译注

[7]Judin，George Grosz，132.

[8]威兰的昵称。——译注

[9]George Grosz to Wieland Herzfelde，8 March 1935，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212.

[10]Judin，George Grosz，52.

[11]古罗马门神，有前后两张面孔，分别象征开始和结束。——译注

[12]George Grosz to Ernest Hemingway，24 July 1936，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248.

[13]Paul Rosenfeld，“Exhibition ‘Fantastic Art，Dada and Surrealism，’ a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Republic，6 January 1937.

[14]See Ezra Mendelsohn and Richard I. Cohen，eds.，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ewry，vol. 6：Art and Its Uses：The Visual Image and Modern Jewish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21.

[15]M. Kay Flavell，George Grosz：A Biograph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181.

[16]George Grosz，“Notizen für eine Ansprache：1958”（unpublished notes，1958）in George Grosz：Leben und Werk，ed. Uwe M. Schneede（Stuttgart：Verlag Gerd Hatje，1975），130.

[17]马蒂·格罗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18]Judin，George Grosz，72.

[19]Judin，George Grosz，150.

[20]Helen Boswell，“Grosz Paints What He Can’t Forget，” Art Digest（15 February 1943）：7，quoted by Barbara McCloskey in Judin，George Grosz，13.

[21]Richard O. Boyer，“1—Demons in the Suburbs，” New Yorker，27 November 1943.

[22]马蒂·格罗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23]Boyer，“1—Demons in the Suburbs.”

[24]Boyer，“1—Demons in the Suburbs.”

[25]Boyer，“1—Demons in the Suburbs.”

[26]Boyer，“1—Demons in the Suburbs.”

[27]Boyer，“1—Demons in the Suburbs.”

[28]Boyer，“1—Demons in the Suburbs.”

[29]Richard O. Boyer，“3—The Yankee from Berlin，” New Yorker，11 December 1943.

[30]George Grosz to Ben Hecht，21 May 1944，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334，335.

[31]George Grosz to Estelle Mandel，15 March 1945，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345，346.

[32]George Grosz to Herbert Fiedler，February 1946，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364-368.

[33]Piece和Peace谐音。——译注

[34]马蒂·格罗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35]Pegeen Sullivan，Catalogue：A Piece of My World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New York：AAA Galleries，October 1946），n.p.，quoted in Flavell，George Grosz，249.

[36]George Grosz，Press Statement：A Piece of My World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New York：AAA Galleries，October 1946），n.p.，reproduced in Flavell，George Grosz，320.

[37]George Grosz，“A Piece of My World II/The Last Battalion，” in Judin，George Grosz，192.

[38]George Grosz to Ulrich Becher，20 May 1947，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394.

[39]Flavell，George Grosz，250.

[40]Boyer，“3—The Yankee from Berlin.”

[41]Boyer，“3—The Yankee from Berlin.”

[42]Grosz，A Little Yes，304.

[43]Edmund Wilson，“Book Review：George Grosz，” New Yorker，4 January 1947，6-70.

[44]Grosz，A Little Yes，301.

[45]关于库布里克剪贴簿此页的复印件，见Judin，George Grosz，260。

[46]Richard O. Boyer，“2—The Saddest Man in All the World，” New Yorker，4 December 1943.

[47]Boyer，“3—The Yankee from Berlin.”

[48]马蒂·格罗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另见Flavell，George Grosz，271。

[49]马蒂·格罗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50]柏林墙建于1961年。——译注

[51]马蒂·格罗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52]Alexander Kluy，George Grosz：König Ohne Land（Munich：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17），349.

[53]指1950年代前后美国第二次反共风潮。——译注

[54]波洛克采用滴画法（drip），取此双关之意。——译注

[55]George Grosz，Diary 1955，MS Ger. 206/1094，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quoted in Kluy，George Grosz，350.

[56]George Grosz，Diary 1955，MS Ger. 206/1094，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quoted in Kluy，George Grosz，350.

[57]George Grosz，Diary Entry：27 September 1956，Diary 1956，MS Ger. 206/1102，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quoted in Kluy，George Grosz，351.

[58]George Grosz，“Manhattan-Ballade in Berlin，” Telegraf（Berlin），Number 203，Issue 13，7 September 1958，25，quoted in Kluy，George Grosz，360.

[59]Letter，Eva Grosz to German Government，19 August 1958，George Grosz Archive，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quoted in Ralph Jentsch，Alfred Flechtheim George Grosz. Zwei deutsche Schicksale（Bonn：Weidle，2008），91.

[60]No author，Receipt，MS Ger. 206/1115，Folder 5 in 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quoted in Kluy，George Grosz，362.

[61]马蒂·格罗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62]George Grosz，“You Mistake Me for an After-Dinner Speaker，” 20 May 1959，in George Grosz，Berlin-New York，ed. Peter-Klaus Schuster（Berlin：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1995），310，311.

[63]马蒂·格罗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64]Flavell，George Grosz，185.

[65]Britta Olényi von Husen，“‘They Are the Finest Ones，for Which I Had Set the Highest Prices’：Adolph von Menzel in the Collection of Albert Martin Wolffson，” in Gurlitt：Status Report，ed. Kunstmuseum Bern，Bundeskunsthalle，130.

[66]George Grosz to Elisabeth Lindner，17 March 1949，in Knust，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426-429.

[67]Judin，George Grosz，58.

[68]Kluy，George Grosz，378，379.

[69]波德莱尔更主要的身份是法国象征派诗人。——译注

[70]Charles Baudelaire，“Edgar Allan Poe，His Life and Works，” in Selected Writings on Art and Artists（New York：Penguin Books），184；Flavell，George Grosz，266.

[71]叶芝将斯威夫特用拉丁文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诗化，并稍做修改，收入了自己的诗集。——译注

第九章 希特勒最后的人质

“没人比自己的文化档案更长寿。”

——阿道夫·希特勒

2012年2月28日黎明时分，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在自己慕尼黑的公寓中起身，慢吞吞地去厨房倒水。他搬到慕尼黑已经30年了，今天与往常几乎一模一样。一张摇摇晃晃的餐桌靠在墙上，桌下塞着独独一把椅子，桌上一如既往摆着一人份的餐垫。厨房里有几个塞得满满的垃圾袋要扔——这是一项让这位79岁老人心生畏惧的家务活。他对邻居抱有很强的警惕心。他最喜爱的声音是万籁俱寂，就连自己的呼吸声似乎都会打扰他。科尔内留斯没有电视，几乎不听广播，也从未用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他不去餐厅，很少购买新鲜蔬果，而是购买罐头食品，并颇费心思地定量食用。他只是偶尔会去离家十分钟步程的咖啡馆，享用些咖啡和蛋糕来犒劳自己。这家店温馨舒适，橱窗里摆着一个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点头娃娃。[1]

科尔内留斯是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的儿子。大多数时间，他安静地坐在一把破旧的棕色椅子上。这并不是在做灵修，尽管儿时他想过要成为一名修道士。但在他内心，任何形式的社会价值观，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观念，很久以前就崩溃了。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以及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只是觉得独自静坐时，生活才是最安全的。

科尔内留斯最担心的是密探。街道上、走廊中、杂货店里任何人都可能是密探。他没有用“爱”这个词，但他觉得同妹妹贝妮塔关系笃厚，这是他唯一在世的直系亲属。自1945年2月轰炸期间随父母逃亡以来，他们就相互照顾。

半个世纪后，古利特静坐时，连微弱响动都能敏锐觉察。所以当听到脚步声，以及随后自家的叩门声和门铃声时，他惊恐万分，没有应答。[2]

门铃响了几秒，忽然，房门被强行打开。科尔内留斯站起来，面色苍白，浑身颤抖。他穿着一件旧式睡袍，薄脆如纸的皮肤映衬着深邃的蓝眼睛。几个陌生人闯进来后，递给他一张搜查证，命令他坐着不许吭声。他想：密探终于来了。[3]其实，他们是政府税务和海关官员。不过，他们已经监视他一年多，用多个闭路电视摄像头拍摄了他，还拍摄了他所在公寓楼中的邻居们。

古利特局促不安地坐在他那把暗棕色椅子上时，这些官员望向他右边，发现书橱旁的桌子上有一座奥古斯特·罗丹的大理石雕像。他们进一步搜查了这间公寓，震惊地发现了1000多件艺术作品，一些被堆在木头架子上，其他的放在一个专门定制用来存放纸上作品的壁橱里。70年前，亨利·马蒂斯的《持扇女子》被纳粹从保罗·罗森贝格那里掠走。这幅画现在正卷着放在一个板条箱里，塞在一堆番茄罐头中间。客厅墙上挂着马克斯·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这是从戴维·托伦的叔公戴维·弗里德曼那里劫掠来的。

整整一年前，中级海关官员开始调查科尔内留斯，怀疑他在从事纳粹劫掠的艺术品的交易。然而现在，他们听命于其上司——巴伐利亚州税务检察官赖因哈德·内梅茨，仅出于税务目的对这些作品进行估价。内梅茨认为，查证这些作品的合法拥有者与自己的职责无关。

在这个2012年2月28日的早上，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官员们乘坐一辆小货车而来，看到这个小公寓中艺术品的数量后，他们意识到，需要一个卡车车队才能带走这些劫掠品。

这些警察和海关官员带着古利特家的艺术宝藏离开三天后，科尔内留斯抓起日记本，草草写下一行简洁的话：“破门而入。海关调查员。”[4]接着，当他回忆往事时，又陷入了沉寂。

在这次公寓被搜查前，对科尔内留斯·古利特而言，上一次精神受创事件是1956年11月9日父亲离世。当时闻讯后，他在日程表上只写了几个简单的词：“早上6点30分，父亲去世。”[5]之后，他即刻从科隆的大学退学。23岁时，他继承了价值8万德国马克的资产，约合2019年的15.7万美元。他草草写下，他决定“永不”自己挣钱，也不“勤勤恳恳从事一份合乎情理的职业”。他对自己的理由直言不讳：“我极度自私，不想自我提高。”[6]他认为父亲的艺术品是一笔可观资产。这个看法，在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去世后家人收到的近100封吊唁信中可见一斑。这些信大多没有提及1933—1945年的事。[7]

希尔德布兰特去世后，他的欧洲生意伙伴热切想要帮忙变卖其藏品，并对科尔内留斯及其母亲百般恭维。战时在巴黎的纳粹特务鲁道夫·施莱尔（Rudolf Schleier）来信说，“战争期间，在巴黎的艰难岁月中”，他同古利特合作，“开始欣赏他”讨论和解决他们“共同问题”的能力。[8]另一封信来自科隆经销商安恩·阿贝尔斯（Aenne Abels）。草草提了下古利特之死后，他表示，希望古利特一家雇他分散变卖其部分宝藏，尤其是马克斯·利伯曼的作品，并特别提到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9]

这些来信令科尔内留斯洞若观火。现在自己责无旁贷，必须小心处理父亲的资产，既要维护家族的公众声誉，又要悄无声息地在灰色市场上出售其藏品。起初，他着力于在遗产问题上误导财政官员。海伦妮·古利特从丈夫那里继承了70万德国马克的流动资产，她申报并缴纳了相关税款。她也就古利特的藏品进行了税务申报，但仅将这部分财产估值为1.2万德国马克，相当于其真实价值的零头。此举平息了当局的疑虑。[10]

父亲去世后两年来，科尔内留斯与母亲同住，在杜塞尔多夫四处游荡。他对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涯不再胸怀大志，尤其在为情所伤之后：一次，他在本地某博物馆对一名女子吐露爱意，却未被接受，从此再也没向任何人示爱。

1959年春，都只有20多岁的科尔内留斯和妹妹贝妮塔，去巴黎完成一个像电影里一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务。他们拜访了与其父合作过的经销商拉斐尔·热拉尔（Raphaël Gérard），取回了价值约19万德国马克的2500枚金币。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将这些金币塞进旅行背包，背到银行，然后兑换成现金。[11]在从热拉尔那里取回金币的同一时期，古利特家收到了两封来自德国联邦对外赔偿办公室（Federal Office for External Restitution）的信函。该机构的职责是继续完成盟军夺宝队的工作。此办公室调查了被怀疑是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在法国为元首博物馆购买的艺术品。科尔内留斯把信扔了，对母亲说：“没什么重要的信，又是德国联邦对外赔偿办公室寄来的。”并补充说：“这真是太蠢了。”[12]

科尔内留斯坚信，父亲购买这些艺术品时履行了合法手续。他推断，战争已经结束，而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是一位保护这些艺术品免遭毁坏的英雄。而且，古利特家拥有这些作品的时间已经够长，原主们应该既往不咎。

海伦妮·古利特也和儿子一样坚信不疑。1960年，她决定从杜塞尔多夫搬到380英里以外的慕尼黑，她可以在那里重新开始。她在当地买了两所公寓，并答应为科尔内留斯出资，在其他地方购买第三处住所。科尔内留斯在萨尔茨堡找到一块6400平方英尺的地，位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脚下，距慕尼黑90英里。他设计了一座两层楼房，面积有1000平方英尺，围着白色的尖桩栅栏。[13]

1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科尔内留斯首次来到他新建的山间小楼。之后几个小时里，在他看来，自己似乎已经摆脱了过去。厨房里一个尖端科技的电冰箱和新的烤箱惹人注目。二楼是一间办公室和一间小卧室。卧室里摆了一张小床，只够他一人容身，不足以容纳伴侣。四壁空空如也，洁白无瑕。

然而，就在次日，一辆搬家卡车运来250件他父亲的藏品，是其所有藏品中——也是欧洲历史上——最珍贵、最具历史价值的大师之作。

被搬进这座房子的有巴勃罗·毕加索和爱德华·蒙克各五幅作品。搬运工还搬进了瓦西里·康定斯基、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马克斯·贝克曼的纸上作品。科尔内留斯·古利特运来了许多绘画，用以装饰墙壁：三幅古斯塔夫·库尔贝的作品，包括一幅夺目的肖像画，刻画了一名围猩红围巾的牧羊人，装裱在华丽的金质画框中；一幅爱德华·马奈的海景图，画中灰色的天空动人心魄，碧绿的海浪翻腾着泡沫；一幅卡米耶·毕沙罗的塞纳河岸风光图；两幅欧仁·德拉克鲁瓦的作品，其中一幅描绘了一名耀眼的骑士骑着矫健的灰色骏马；一幅埃德加·德加的代表性色粉画，描绘了巴黎的芭蕾舞者们正在整理秀发。六幅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作品遍布房内各处，包括一幅极具魅力的肖像画，刻画了一名手拿烟斗的农民。

在某些方面，科尔内留斯的新客厅看起来平淡无奇。一张咖啡桌前放了张丹麦式躺椅，下面垫着波斯地毯。鸽灰色墙上嵌着浅色书橱，里面摆着历史文化书籍。然而，在这些乏味家具之间悬挂或摆放的东西，日复一日地提示着希特勒的元首博物馆计划，以及科尔内留斯之父参与该计划的历史。

《海滩上的两个骑手》仍挂在他母亲的一所慕尼黑公寓里。不过，科尔内留斯把马克斯·利伯曼其他九幅作品带到了萨尔茨堡，包括两幅与众不同的自画像。他将约25幅埃米尔·诺尔德的作品、20幅乔治·格罗斯的作品和30幅罗丹的素描藏在房内各处抽屉中。科尔内留斯的躺椅后立着一尊易碎的雕像。该作出自罗丹之手，塑造了一名手里捧球的女子。雕像被安置在一个袖珍基座上。

科尔内留斯在奥地利刚一安顿妥当，就开启了离群索居的生活，继而一发不可收拾。“事实是，只有死人最好相处。一个人只能忍受极少数活人。大多数人都是潜在的凶手、暴徒、强盗、无赖，以及那些将他人殴打至死之人。”他写信对母亲说。[14]有时，他因这种世界观暗自神伤，另一些时候则表现得极度愤怒，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变得暴戾。当母亲提议与一位朋友同来这座她名下的房子看望他时，他勃然大怒。“我对那个没兴趣！！”他写信对她说，“现在我还得琢磨怎么买菜做饭，应付愚蠢的聊天。”他写道，并在落款后又加了一个附笔：“我要独自一人的平静安宁。”然后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两道着重线。[15]

1961年，科尔内留斯与贝妮塔及其男友尼古劳斯（昵称克劳斯）·弗拉斯勒（Nikolaus “Klaus” Fräßle）共度圣诞。贝妮塔在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学习艺术史时，遇见克劳斯，并有了结婚打算，因而希望这两个男人能融洽相处。贝妮塔对科尔内留斯的社交恐惧症非常敏感，看到他与克劳斯很合得来，才松了口气。然而，这对情侣离开的那天早晨，科尔内留斯斩钉截铁地告诉妹妹，从今往后，只欢迎她和母亲来萨尔茨堡，不欢迎克劳斯。他认为没有必要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

贝妮塔大惊失色，不愿与克劳斯分手，但答应再也不带他来哥哥身边。她和母亲应允一个季度来看他一次。海伦妮还花钱雇了一个女佣，到他家打扫卫生。[16]她认为，如果照顾好科尔内留斯的衣食住行，就可以鼓励他大胆走出家门，更多地接触萨尔茨堡社会。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何贝妮塔适应了战后生活，而他没有。“你已经把自己折腾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偏执狂，”海伦妮写信对儿子说，“世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如此神经过敏？”

他没有回信。[17]

科尔内留斯透过自家窗户观望邻居，不过，只有在自己的财产有被他们侵犯的风险时，他才会这么做。他在一则寻常日记中写道：“//邻居小孩在踢足球/把我的栅栏当‘球门’/球不止一次越过球门，进入花园，击中花儿等/猛撞花园门//。”[18]归根到底，他过着一种单调却很规律的日常生活。他只在天黑后散步，以免引人注意。此外，他每两周才离家一次，外出采购食品并将自己的西服送去自助洗衣店。

1967年五旬节（Pentecost）[19]，科尔内留斯回慕尼黑探望母亲和妹妹。海伦妮两处公寓所在广场不久前被命名为阿图尔·库切尔广场（Artur Kutscher Platz），以纪念这位1960年去世的纳粹剧作家。科尔内留斯回来后不久，母亲被诊断出患了癌症，到新年前夜，显然已病入膏肓。科尔内留斯待在母亲身边，本着孝道，在日记中记录下和“妈咪”在一起的时光。1968年1月末，海伦妮去世，科尔内留斯和贝妮塔都在场。

对于母亲的去世，兄妹二人反应迥异。

现年35岁的科尔内留斯缩回了与世隔绝的个人天地，而贝妮塔却开始心神不宁，无法自已。现在，她认为父亲的藏品及其带给他们的财富是不祥之兆。“我感觉到（这些艺术品）被诅咒包围着，就像瓦格纳的‘指环’。”她对科尔内留斯说。她提到的理查德·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魔法指环是一件宝物，能赋予其主人统治世界的力量，而代价是失去平静与安宁。“除了焦虑、愤怒、担心和冲突，我们从这里还（继承到了）其他东西吗？”[20]

尽管贝妮塔主动疏远这些藏品，却还是感到无力拒绝其诱惑。科尔内留斯从海伦妮那里继承了其萨尔茨堡住宅的产权，贝妮塔则继承了慕尼黑的两套公寓。二人各继承了34万德国马克的等值财产，相当于现在近50万美元。对于在这两套公寓里居住，贝妮塔颇感不安：这么多年后，父亲成堆的艺术品还靠在墙边。不过，她也不愿变卖它们，于是把钥匙交给科尔内留斯保管。此外，贝妮塔还拿了22件艺术品到自己家，也就是她和现已成为她丈夫的克劳斯的住所，位于斯图加特市外科恩威斯特海姆（Kornwestheim）。[21]

科尔内留斯明白，为了维持他们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他必须每几年就卖掉一件中等价位的艺术品，既能满足生活所需，又不至于引起怀疑。到1971年，他已经得出结论，与德国和瑞士经销商合作是最隐秘的。他与其中两家拍卖行接洽，分别是斯图加特克特雷尔艺术拍卖行（Ketterer Kunst）和瑞士伯尔尼科恩菲尔德画廊（Galerie Kornfeld）。这两家拍卖行将成为未来40年里科尔内留斯主要的交易场所。

他致函沃尔夫冈·克特雷尔（Wolfgang Ketterer）后，这位拍卖商的妻子到科尔内留斯在慕尼黑的公寓，与之会面，并在桌上放了9万德国马克现金，拿走了马克斯·贝克曼的《酒吧，棕色》。这位流亡艺术家于1944年在阿姆斯特丹绘制了这幅布面油画，之后被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买走。对于此次及未来所有交易，克特雷尔承诺予以“严格自由裁量权”，即科尔内留斯无须提供其家族如何购得艺术品的信息，这令科尔内留斯大为宽心。[22]日后，《酒吧，棕色》跻身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永久藏品之列。

科尔内留斯与埃伯哈德·科恩菲尔德（Eberhard Kornfeld）之间的磋商也不为人知。这位中年经销商亲自从瑞士来到慕尼黑，购买几幅贝克曼、基希纳和诺尔德的水彩画和版画，交易于1971年7月达成。科尔内留斯选择于11月9日——他父亲的忌日——前往伯尔尼，拿回他的7.1万德国马克现金。[23]

科尔内留斯与克特雷尔艺术驻杜塞尔多夫拍卖行之间具体的非法交易量，不得而知。不过，几乎可以肯定，他通过伯尔尼科恩菲尔德画廊出售的作品数量要多得多。科尔内留斯发现，波谲云诡的瑞士艺术界的相关政策甚得其意。而且可以选择将收入存入一个瑞士银行秘密账户，这更让他得心应手。[24]科恩菲尔德是科尔内留斯毕生过从最密的朋友。二人在信中互相开着陈年玩笑，尽管他们总是一本正经地互称“您”，而非随意说“你”。从1971年到1991年，科尔内留斯至少在科恩菲尔德画廊售出30幅油画、木刻版画、水彩画和色粉画。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偏爱纸上作品，如今得见其精明所在：战时，它们比油画或雕塑更易运输，而且在拍卖行不易引起注意，因为单件作品不会卖出惹眼的高价。这些特点，让科尔内留斯在战后出售来路不明的艺术品时同样从中受益。

这30幅画总共卖了132.1万瑞士法郎，科恩菲尔德从中收取10%的佣金，古利特留下了剩下的约118万瑞郎，约合当时78.7万美元。这些作品包括三幅埃米尔·诺尔德的木刻版画、四幅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的作品、一幅奥托·迪克斯的作品和一幅马克斯·贝克曼的水彩画。售价最高的是埃德加·德加的色粉画《浴女》（Woman at Her Toilette），卖出了60万瑞士法郎。[25]

交易进展顺利，但科尔内留斯一定害怕暴露。因为这些年里，他对密探的恐惧与日俱增。他警告贝妮塔，再也不要给他寄明信片，让她把信装进信封前先用锡箔封住。他的百叶窗一直关着，并用黑色织物遮上。“我只想知道，是哪伙烂人一直在监视我。”他对她说。[26]

最终，科尔内留斯的焦虑和躲避无中生有的侦查行动的迫切之需，将贝妮塔推到了与之决裂的边缘。在她看来，科尔内留斯的焦虑毫无根据。“你写信（向我）发出了声明，希望我像个机器人一样（执行），荒唐至极，”她最终写信对古利特说，“似乎我已无能为力，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人能怎样再帮你。”不久，科尔内留斯彻底将贝妮塔逐出了自己的生活。1990年代，贝妮塔最后一次尝试打破他与世隔绝的状态，前往萨尔茨堡看望他，而他甚至拒不开门。古利特看到她在门外后，从窗边转身走开了。次日，她再次登门时，科尔内留斯已经在前门上钉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我不想见任何来客。”[27]

科尔内留斯的自我隔绝于2010年9月22日告终。那天，他从慕尼黑出发去苏黎世。早上，他乘坐第196列欧洲城际高铁抵达瑞士，然后直奔他开户的银行，该行前身是瑞士银行公司（Schweizerischer Bankverein），现隶属瑞银集团（UBS）。他取了9000欧元，其保险箱中有1.8万欧元现金和约290枚金币，这些金币大约价值25万欧元。无人知晓他是否还有其他银行账户。几小时后，他坐上了返回慕尼黑的第197列欧洲城际高铁。

乘客和警察都戏称第196和197列欧洲城际高铁为“黑市特快”（Black Market Express），因为资产能够经由此次列车轻易进出瑞士。不过，德国财政部已经开始对乘客进行严打，以满足本国日渐扩大的福利资金需求。

晚上9点前后，列车飞驰经过德瑞边境康斯坦茨湖畔豪华度假区，德国海关官员从科尔内留斯落座的车厢穿行而过。科尔内留斯精疲力竭，几周前，当地一名医生诊断他“心脏虚弱”，敦促他去找专家诊疗。科尔内留斯不知所措，在与贝妮塔断绝来往几十年后重新联系了她。贝妮塔帮哥哥安排去看了一位心脏病专家，该专家诊断他是“冠状动脉钙化和心脏瓣膜缺损”，并提议了一种治疗方案。[28]尽管感到自己身体越来越虚弱，科尔内留斯还是不相信医生，并拒绝照护。

就在这时，德国海关官员检查了科尔内留斯的护照，注意到他只在苏黎世停留了几个小时，并发现其信封里有9000欧元。当海关人员询问他这些钱是如何挣来时，他说是二战结束前，他父亲在科恩菲尔德画廊的一笔销售收入。

这几名官员无可奈何，只得让他离开。他们准确推断出，他是个古怪老头，不习惯与官方交谈。然而几天后，其中一位初级官员回到办公桌前撰写此次搜查的例行报告时停了下来。这名初级官员意识到，在搜查期间，没人询问科尔内留斯·古利特一个问题，而二战后出生的德国人从小就被教导永远不要问长辈这个问题：“二战期间，你家是做什么的？”

这名官员做了一件科尔内留斯闻所未闻的事，两年后，在全球很多国家，这一快速反应被用很多种语言重复操作了成千上万次：他在一个搜索引擎中键入“古利特”、“艺术”和“纳粹时期”，然后按下“回车”。

2010年，互联网上关于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的内容甚少，这名初级海关官员浏览后，正确地推断出，科尔内留斯可能持有其父在二战期间购买的成百上千的艺术品，并正在进行抛售。严格来说，这位初级官员的职权范围并不涉及194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前获取的财物。但是，如果科尔内留斯·古利特拥有纳粹劫掠的艺术品，那么在他看来，基于道德考量，应当予以正式调查。

这位初级海关官员写了一份报告，告诫说，需要对官僚机构敲响道德警钟：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可能拥有堕落艺术品或被劫掠艺术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29]他恪尽职守，将报告呈送给慕尼黑一名高级官员，此人认同科尔内留斯的财产“可能源自与纳粹德国艺术品销售相关的罪行”，科尔内留斯可能将与之相关的财产存在了瑞士。[30]这位高级官员虽然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官僚，但对于艺术品灰色市场上的暗流涌动知之甚少，因为他经手的案子大多是关于武器、冒牌时尚商品和毒品的。不久，他就会愕然地得知，科尔内留斯合法拥有从遭奥斯维辛毒气杀害的欧洲犹太人那里偷来的艺术品的权利，比合法拥有枪支、冒牌公文包或大麻的权利还要大。

这名高级官员对科尔内留斯的模样感到好奇，于是2010年11月第一周，他坐在阿图尔·库切尔广场上，等待这位神秘老者离开他的公寓。一天下午，机会出现了，现年77岁的科尔内留斯步履蹒跚地购物归来，身后拖着一辆满载食品的手推车，面容阴冷。

这位德国高级官员并不知道，科尔内留斯怒气冲冲，是因为他从萨尔茨堡回到慕尼黑的起因是，当地一名邻居报警说他失踪后，警察撬开了他家门锁，向屋内张望，没有发现异常后，奥地利警方更换了门锁，看似对于房里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并未过于好奇。但此次破门而入令科尔内留斯焦躁不安。对他来说，这是个不祥之兆。换言之，是他被盯梢的明证。

这位慕尼黑高级海关官员恶补了关于《华盛顿原则》的知识。这套总共11条的准则，于1998年12月3日由44个国家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签署，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也在其中，他们承诺调查并归还纳粹劫掠的艺术品。《华盛顿原则》规定，“被纳粹没收的艺术品”一经发现，“即当予以鉴定”。“相关记录和档案应当公开并允许研究人员查阅”。“对于被纳粹查抄后未能归还原主的艺术品，应尽可能向公众宣传，以便找到该艺术品战前所有者或继承人”。[31]

1998年此次会议后仅过了几个月，德国文化部部长就将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标注为希特勒麾下要员，建议德国政府调查这名经销商及其藏品来历，却没有获得一丝反响。如今已是2010年，海关机构向瑞士同行求助无果后，再次发出请求，重申此案涉及洗钱和纳粹劫掠艺术品变卖，看起来违反了《华盛顿原则》。然而，他们始终也没得到苏黎世方面的回复。[32]

由于未被理睬，2011年3月，这名高级官员转而向奥格斯堡检察官赖因哈德·内梅茨求助。事实证明，内梅茨体现了德国人的普遍思维，即认为法条的书面含义与道义精神无关——即便是在涉及犹太人大屠杀的案件中。巴伐利亚政法界人人皆知，内梅茨是铁石心肠的“为法律效力的斗牛犬”，对于同媒体交流嗤之以鼻。对他来说，自己在古利特案中承担的职责，与第三帝国可怖的贻害无关。犹太家族花了70年寻找他们惨遭纳粹杀害的至亲被抢走的艺术品，这些事迹看似并未打动内梅茨。他知道，即使科尔内留斯的确拥有纳粹劫掠的艺术品，受害人要求物归原主的追诉时效也在1970年代就已届满。

对内梅茨来说，古利特案纯属一起逃税事件，因此他决心要从古利特艺术宝藏中抽取一笔税款，上缴德国国库。不过，他的调查不久即告搁浅。由于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科尔内留斯触犯了任何法律，瑞士方面不愿透露与之相关的财务信息。而奥地利方面称，科尔内留斯作为一名萨尔茨堡居民，已在当地缴纳了税款，不予理睬要他们承担的更多责任。

内梅茨需要证据证明，科尔内留斯·古利特正在抛售其父档案中记录的艺术品。他明白，如果有了这个证据，就能成功起诉科尔内留斯逃税，而此项罪名在德国没有追诉时效的限制，只要被告尚在人世。

由于科尔内留斯心脏状况继续恶化，2011年6月，医生建议他进行手术。虽然拒不接受手术，但他意识到，需要多储备些现金，以用作医疗费用。多年来，他在慕尼黑市外30英里处拥有一块土地，计划最后用来建造第二幢小别墅。他决意长期待在慕尼黑，以免因前往萨尔茨堡平添压力，于是以1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块地。此外，他决定再出售一件艺术品。

2011年9月，他联系了科隆的伦佩茨（Lempertz）拍卖行。起初，他想抛售马克斯·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然而，他难以将它从墙上取下来，于是转而选择出售《驯狮人》。马克斯·贝克曼于1930年创作了这幅栩栩如生的纸上作品，被科尔内留斯的父亲于1934年买走。前一年，纳粹开始污蔑贝克曼是“堕落艺术家”。

科尔内留斯给伦佩茨去电几日后，一名专业人员到慕尼黑拜访了他。她发现他“亲切友好，富有魅力”。但接待她的公寓看上去就像滞留在1960年代末，这让她有些局促不安。[33]当她引导科尔内留斯谈论自己父母时，他竟然用了现在时态，仿佛他们都还活着。甚至他说话的方式都显得异常，不过她没法探明个中缘由。日后，她会疑云尽释：过去60年来，科尔内留斯与人交谈甚少，结果言谈中仍然包含旧时辞令。

科尔内留斯称，《驯狮人》乃其“至宝”，是深爱的母亲送他的礼物。[34]这位专业人士检查此画时发现上面布满灰尘，左侧边缘还有两处小裂缝。尽管如此，它显然仍是炙手可热的猎物。贝克曼很多理性的作品色调深沉浑浊，《驯狮人》则截然不同，题材激越，运用了鲜艳欲滴的亮色。在黑白条纹背景衬托下，一头鬃毛飘垂的雄狮蹲坐在凳子上，爪子托着下巴。一名赤膊的马戏团驯兽员用一杆长矛迎面指着它，手叉在胯上，姿势颇具戏剧效果。他穿着向日葵黄的马裤，双腿叉开，摆出搏斗的架势。

这名专业人员迅速修补了该作的瑕疵，然后大张旗鼓地将它纳入2011年12月的销售目录，届时正值节日季。德国犹太律师马库斯·施特策尔（Markus Stötzel）细读这份目录时发现了《驯狮人》，立即致函该拍卖行，说明该作属于其客户和老友——美国人迈克·赫尔顿（Mike Hulton），此人现在是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财产的继承人。施特策尔寄给该拍卖行一份弗莱希特海姆1933年寄给乔治·格罗斯的明信片复本，上面写了关于《驯狮人》的事，他希望这条消息能让此次拍卖暂缓。

伦佩茨的法律专家卡尔-萨克斯·费德森（Karl-Sax Feddersen）婉言告知施特策尔：弗莱希特海姆逃亡期间丢失的几十件作品并不涉及法律问题；甚至，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购买该作时知情与否，也无关法律。对此，身为律师的施特策尔业已知晓。施特策尔能否提供更多证据，证明该作属于弗莱希特海姆家族，在法律上都无关紧要，因为要求归还贝克曼这幅作品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

不过，伦佩茨担心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于是，该拍卖行提出将售价金额的30%交给弗莱希特海姆家族，施特策尔将从中提取一笔费用。距离拍卖会举行日期不到两周，该拍卖行知道自己已占上风。如果弗莱希特海姆家族不接受这个条件，此作将被出售，从而有可能再度销声匿迹。德国法律不但会对新主人身份加以保密，还会保障其持有该作的权利。

弗莱希特海姆家族接受了这个条件，该拍卖行将估价定在28万至30万欧元之间。此作十分抢手，12月2日，以87.12万欧元的惊人价格售出，几乎打破了贝克曼单幅纸上作品售价的最高纪录。弗莱希特海姆家族继承人得到21.6万欧元，科尔内留斯·古利特挣了45万欧元，其余归伦佩茨拍卖行所有。这个结果令科尔内留斯大为光火。他对该行拍卖人说，弗莱希特海姆家族成员对他父亲是个“威胁”，他坚称自己的父亲才是真正遭受希特勒迫害之人。[35]

伦佩茨的专业人员取走《驯狮人》仅仅几天后，一位法官签发了搜查令，授权闯入科尔内留斯的公寓，搜寻其逃税证据。

这次突击搜查后，科尔内留斯惊魂未定，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安慰。他坐在椅子上，聆听寂静。尽管如今，他盯着的是被政府官员清空的板条箱。他从未被控犯罪，也没有雇请律师。他告诉后来与之会面的人，他不知有此权利。2012年5月3日，贝妮塔因乳腺癌去世，科尔内留斯看似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直到18个月后，他的秘密赫然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头版。

2013年11月3日，德国《焦点》周刊——该刊是《时代》周刊式文章与名人八卦的奇异混合体——刊登的一则新闻，打破了包围着古利特家的寂静。这则新闻称，内梅茨持有1200件之多的“慕尼黑艺术品囤货”（Munich Art Hoard）已约两年。囤货主人是一名形同鬼魅的八旬隐士，其父曾为希特勒效力。

撰写这篇文章的几名记者勇气可嘉，但并非艺术专家，因而将古利特宝藏的价值严重高估至10亿美元。不过，创作这批藏品的艺术家姓名已经外泄，包括马蒂斯、雷诺阿、贝克曼、科科施卡和诺尔德。该藏品系列显然包含历史学家原以为被毁或完全未被研究过的作品。如果公之于众，随之而来的惊天揭秘都将对这些艺术家遗产的市场价值和历史地位产生影响。

在德国新闻法规治下，《焦点》周刊的这次揭秘风险很大。该刊不仅曝光了政府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无论对象多么有限——而且揭示了被调查者身份。德国法庭经常采用封口令来禁止国内新闻媒体发声，然而，一旦此事传出，就再无可能控制国际传播。不久，科尔内留斯·古利特门前的草坪上挤满了心怀好奇的艺术爱好者、记者和纳粹猎人[36]。

《焦点》周刊此文登出后一周里，相继出现了其他许多介绍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背景的文章，说他是锐意创新的茨维考博物馆馆长，为希特勒效力，还报道了他对盟军夺宝队说过的谎话。这些报道表明，尽管德国在1998年华盛顿会议上签署了《华盛顿原则》，但对本国有关艺术品归还的法律体系几乎只字未改。对于政府藏品中的纳粹劫掠艺术品，该国称，有继承权的人负有举证责任，以证明那些艺术品是被劫掠或被胁迫“出售”的。而且，他们的所有声明须由一个委员会裁定。该委员会包括的博物馆工作人员，恰恰来自被这些继承人指控占据了其家族艺术品的博物馆。该委员会的行事惯例违反了《华盛顿原则》第四条，即“鉴于时过境迁，以及犹太人大屠杀时代的环境，关于（艺术品）来源，不可避免会出现分歧或模棱两可的情况，对此应予以考虑”。[37]

在这个爆炸性丑闻初露端倪的阶段，美国国务院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的专家，包括起草《华盛顿原则》的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Stuart Eizenstat）在内，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敦促身处幕后的德国政府公布有关古利特宝藏的信息，这样一来，艾森施塔特及其团队便可顺理成章地放出最后一招——对德国进行公开劝告。即便该新闻已在世界范围内不胫而走，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声援团体要求内梅茨和安格拉·默克尔总理都应就古利特案发表公开评论，两位领导人还是再三推脱。这些德国公务员甚至使用更为晦涩的辞令，拒不承认德国应加大归还被纳粹劫掠和查抄艺术品的工作力度。更有甚者，他们还禁止下属言及他们的行为，哪怕只是间接提起。

关于德国政府两年前就已从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公寓没收了1000多件艺术品并秘而不宣的消息传出几日后，内梅茨召开了唯一一次新闻发布会。与他一同出席发布会的迈克·霍夫曼（Meike Hoffmann）是柏林自由大学的艺术史学家，受内梅茨之托对古利特囤货进行研究。尽管《华盛顿原则》规定，如果德国发现潜在的遭劫艺术品，“应当提供”充足“资源和人力予以查证”，霍夫曼却一直独自工作，且居住地距这些艺术品所在地有五个半小时的路程，还要抽时间去大学教授排满的课程。不出所料，她进展甚微。

对于古利特案走漏风声，内梅茨深感烦恼。更为恼火的是，全世界这么多人，包括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声援团体，认为他的调查关乎历史，而非一宗常规逃税案件。“我们认为自己的职责与历史无关。”这名检察官称，无视《华盛顿原则》第七条，即“应当鼓励那些”艺术品被窃的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挺身而出，将其追讨被纳粹查抄艺术品的声明公之于众”。[38]

内梅茨希望参加此次发布会的人能少则少，于是没有将举办地选在交通便利的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而是选在了他的家乡——小城奥格斯堡。此地最出名的是一座设计精巧的木偶剧院。发布会上，内梅茨拒绝回答基础性问题，也不提供此案的正式记录。照此进展，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在看到其艺术品被归还前就去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他的助手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着急。”[39]

迄今为止，古利特藏品引发的回应中，最深刻、最令人动容的来自犹太家族。他们持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其被纳粹劫掠的艺术品的确在古利特宝藏中，而他们一度以为这些艺术品已经丢失。戴维·弗里德曼的后代戴维·托伦是马克斯·利伯曼《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的继承人；罗森贝格家族拥有的亨利·马蒂斯的《持扇女子》，在法国被纳粹掠走。他们都理直气壮地表示愤慨。

关于古利特宝藏的新闻公之于众几天后，戴维·托伦的电话响起。当时，他正坐在纽约曼哈顿直插云霄的公寓里。一位朋友来电询问，新闻媒体上广为流传的那幅利伯曼的画，是不是托伦几十年来竭力寻找的那幅。

此时此刻，托伦脑海中瞬间涌现出自己在纳粹德国度过的童年时光。让他尤为心潮起伏的一幕是，他13岁时名叫克劳斯·塔尔诺夫斯基，父亲格奥尔格被纳粹逐至集中营前，帮托伦的叔公戴维·弗里德曼代理了卖地给纳粹的“买卖”。其间，托伦曾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海滩上的两个骑手》。

1939年8月，这个小伙子经由“儿童转移”前往瑞典。在那里，他收到母亲寄来的明信片，直到父母都被逐至奥斯维辛，继而被毒气杀害。长他四岁的哥哥彼得·塔尔诺夫斯基因超龄而丧失了“儿童转移”的资格，转而设法去了伦敦，并改名彼得·塔恩斯比（Peter Tarnesby）。战后，克劳斯从瑞典去了以色列，改名戴维·托伦。他在特拉维夫为一名专利律师工作，后来遇到了妻子萨拉（Sarah）。萨拉年近30岁，是纽约犹太人。1950年代中期，夫妻二人搬到纽约市，1959年生下儿子彼得。

作为一名国际专利律师，托伦多年来与德国公司合作时都很不情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杀了我父母。我与他们合作，但我不喜欢德国人。”他决绝地说。美国出台“马歇尔计划”后，托伦意识到，德国可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他希望这个国家会借助其繁荣的经济赎罪并行善。

然而，几十年来，托伦目睹再次富裕起来的德国政府是如何逃避责任，不去帮助犹太家族索回遭劫艺术品的。甚至1998年签订《华盛顿原则》后，德国官僚还继续要求欧洲犹太人提供浩繁的证据。而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逃离纳粹政权时无法携带这些证据，它们后来都被纳粹销毁。

让托伦感到痛苦的还有，他逃亡时的确随身携带了许多信件、照片和明信片，包括纳粹将其父母赶进毒气室前母亲的绝笔信。托伦将它们保存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箱中，他认为那里最安全。

然而，纽约夏末秋初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托伦快到曼哈顿办公室时，看到滚滚浓烟从其办公楼喷涌而出。这一天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北塔54楼中，托伦的传家宝即将灰飞烟灭。

托伦得知古利特宝藏时怒从中来，不仅因为这勾起了他的痛苦回忆，而且因为，德国政府以“保护数据”为由，对此秘而不宣已近两年。“他们尽力保护谁的数据？——一个坏人的，还是我家的？”他怒不可遏地说。[40]

《海滩上的两个骑手》重新现身，也惊动了戴维·托伦之子彼得。彼得现年55岁左右，也是一名专利律师，住在华盛顿特区。他儿时就从父母那里得知祖父母的勇敢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我一直铭记在心，从未忘怀。”现在，千里之外，有一个有形的东西在提醒托伦一家，对于戴维而言，战争并未结束。这家人原以为已经丢失的50幅画中，有一幅仍然在世，并等着回家。

彼得·托伦在报纸头版看到《海滩上的两个骑手》时大吃一惊。他以为家里丢失的艺术品中没有一件能失而复得。“这太出乎意料了。”他说。[41]几天之内，戴维和哥哥彼得·塔恩斯比向德国政府出示了证据，说明当弗里德曼家族财产遭纳粹劫掠时，他们是其财产唯一的继承人。他们提供了一份纳粹写的关于这些藏品的文件，一名官员注意到上面写着，“应当着重说明，尤其在这批画作中，有整整一个系列作品定会立即创造外汇”。将之与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卷宗相互对照，显而易见，关于《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的来源，古利特欺骗了盟军夺宝队。古利特的卷宗如今可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

与此同时，由乔治·克鲁尼、凯特·布兰切特、约翰·古德曼和马特·达蒙领衔主演的电影《盟军夺宝队》，近期在德国收官。该片制作经费中，来自德国政府的出资和财政补贴高达800万欧元。由于该片宣传力度开始加大，一个难堪的问题悬而未决：在现实生活中，德国政府用于弥补盟军夺宝队工作缺憾的努力和金钱，比得上他们用来追捧银幕上盟军英雄的吗？

德国政府回复了托伦一家，让他们等待，并提到了两年之久的税务调查。

“我以为这幅画会很快归还，”彼得说，“我太天真了。”[42]

玛丽安娜·罗森贝格（Marianne Rosenberg）是收藏家和艺术品经销商保罗·罗森贝格的孙女，其父是保罗的儿子亚历山大。1940年夏，纳粹入侵法国后，保罗逃到了美国。此后，他在创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的帮助下经营事业，在曼哈顿现代艺术界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他致信亨利·马蒂斯说，自己已安全抵达纽约。这位艺术家接到此信后，主要担心的是，自己这位前经销商留下的犹太人资产将会如何影响他本人的事业。让马蒂斯大为恼火的是，女儿玛格丽特（Marguerite）像罗森贝格的儿子亚历山大一样，参加了欧洲抵抗运动。虽然亚历山大本可随父亲逃到美国，但他坚决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体格强健的男性，应当参加自由法国军队（Free French Forces），抗击纳粹威胁。[43]

1944年8月，战争即将结束，亚历山大无意中在一列火车上重获几箱属于他父亲的艺术品，这是纳粹准备撤离巴黎时装上火车的。这起失而复得的事件于1964年被改编成故事片《火车》，由伯特·兰开斯特（Burt Lancaster）扮演亚历山大。如今战争已然结束，亚历山大觉得需要回到家人身边，于是在1946年迁居美国，并于1948年2月29日与伊莱恩成婚。他开玩笑说，这个结婚纪念日几年才轮一次，可以省得他年年为她买礼物。大约在这一时期，他回过一次法国，碰到的每个人都称自己参加过抵抗运动，这令他“作呕”。亚历山大返回美国，他认识到，艺术市场已经永久转移到了纽约，于是决定在曼哈顿安家，因为他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艺术品经销商。他坚持让玛丽安娜从小在美国接受法国教育。不过，尽管女儿持有法国和美国双重护照，他本人却从未加入美国籍。1959年，父亲去世后，亚历山大继续努力寻找家里被盗的艺术品，其中大部分仍然不知所踪。[44]他余生都在苦苦追寻它们，直到1987年在伦敦去世。

父亲去世时，玛丽安娜已经取得了巴黎第二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 Ⅱ）法学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日后，她成为一名成功的国际金融律师，还养育了两个孩子。像父亲以前所做的一样，她继续寻找家族艺术品，同样让自己的孩子将此事的重要性铭记在心。

在税务检察官赖因哈德·内梅茨那个气氛紧张的新闻发布会后不久，玛丽安娜接到专攻艺术品归还事务的家族律师——克里斯托弗·马里内洛（Christopher Marinello）的来电。他在曼哈顿酒店房间喝咖啡时，在报上看到一张画质低劣的模糊照片，上面是马蒂斯的《持扇女子》。尽管画面粗糙，但图像确凿无误：这幅肖像画描绘了一名面色苍白、仪态大方的大眼睛深发女子，此作就在古利特宝藏中。

“他们有那幅画——你的画。”马里内洛对玛丽安娜说，他是个性格外向的意大利裔美国人。玛丽安娜长期以来对马蒂斯的遭遇心怀好奇，祖父小心翼翼地将160件艺术品存在法国南部银行保险库里，其中一幅就是马蒂斯之作。

玛丽安娜开始逐渐了解过去70年里《持扇女子》的遭遇。1941年9月，希特勒的艺术品专家从那家银行窃取了这幅肖像画，然后将它转移至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后来又送到法国边境富饶的温泉小镇巴登-巴登存放。这以后就无迹可寻了，直到现在。

罗森贝格家族并不知道，1956年，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在父亲车祸后曾想将《持扇女子》出售，他判断此作是古利特藏品中最值钱的作品之一，他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位法国经销商，也是他们家的朋友，告诫他不要卖。即使在灰色市场上，《持扇女子》也太过“烫手”而不能出售，因为罗森贝格是声名卓著的经销商。科尔内留斯心有不甘地接受了这位经销商的建议，最终将《持扇女子》卷起来，塞进了他慕尼黑公寓厨房存放西红柿罐头的板条箱里。

2013年11月，有一事立刻变得明朗起来：《持扇女子》将充当德国政府处理古利特全部藏品的判例。在遭劫艺术品中，有1%仍留有确凿的所有权证明，这幅肖像画就在其中。而且此作原主所在家族懂得索回被劫艺术品需要哪些法律文书，也有进行司法斗争的资金保障。罗森贝格是一名专业经销商，惯于保存详尽的存货目录。意识到自己和家人须逃往美国后，他深谋远虑地将自己的文件也送到国外。从市场角度说，马蒂斯这幅画是古利特藏品中最值钱的作品之一，可能值小几百万美元。不过，鉴于此画战后诡异的行踪，以及人们对它日渐浓厚的兴趣，其价格很可能被推得更高。

尽管艺术界的经销商、收藏家和研究人员不好意思正式开口，但他们想的都一样，并在伦敦和纽约香槟横流的聚会上再三提起：如果德国没有雷厉风行地归还《持扇女子》，那么资金和证据不足的家庭几乎将不可能重见其艺术品。即便是罗森贝格家族，没过多久也承认，要求归还他们被盗的作品将是一场逆行之战。

古利特宝藏唯一的研究者迈克·霍夫曼在20个月前就知道，纳粹从罗森贝格那里掠走了《持扇女子》。发现这一点着实不难。《持扇女子》被登记在德国政府关于遭劫艺术品的官方数据库中，自从接手为这些藏品估值的项目以来，她一直在查阅该数据库。

即便在古利特宝藏已尽人皆知近两周后，德国联邦政府仍然三缄其口，视之为“巴伐利亚地方事务”。与此同时，巴伐利亚官员仍然行动迟缓，躲闪推脱。他们支持内梅茨的逻辑：此案没有重大历史意义，与德国其他成千上万税务调查并无二致。

美国国务院犹太人大屠杀问题办公室开始失去耐心。德国政府看起来意识不到其行为的冷酷无情，这令美国国务卿约翰·凯利的犹太人大屠杀问题特别顾问——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颇为失望，他公开敦促德国，公布古利特公寓中作品的完整目录。巴伐利亚官员已经勉强承认，他们标注了至少590件可能是遭劫的艺术品，但公开目录中只有25件。

与此同时，科尔内留斯·古利特接受德国最受尊敬的周刊《明镜》采访，这将是他接受的唯一一次采访。其间他辩称，自己现在卷入的闹剧是希特勒的责任，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英雄，[45]并矢口否认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曾经买卖被劫艺术品，无论是为他自己，还是为希特勒。

“那种事会令他作呕。”科尔内留斯说。[46]

然而，几乎就在同一刻，他又说，即使证实其藏品是从欧洲犹太人那里劫掠而来，他也不会归还。“我不会自愿归还任何东西。不！永远不！”他执迷不悟地说。[47]

尽管此言卑鄙、恬不知耻，他话中另一个观点却得到德国庸众由衷的共鸣，让他看起来值得同情，甚至还可能是个受害者。“他们暴露我的财产，这是什么政府？”他虚张声势地诘问道。[48]科尔内留斯声称，如果他真有罪，政府肯定应该在过去20个月内起诉他，而不是无限期扣留其财产。

2013年光明节（Hanukkah）[49]从11月27日开始，次日就是感恩节。关于古利特的惊人发现被公之于众仅仅24天，而对于彼得·托伦和玛丽安娜·罗森贝格来说，却度日如年。因为压力过大，戴维·托伦出现了病理性口臭。他写了很多信给英格博格·贝格伦-默克尔（Ingeborg Berggreen-Merkel，与安格拉·默克尔总理无关），她是不久前德国成立的古利特宝藏特别研究小组负责人。托伦在信中表示，德国政府扣留《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已达两年之久，却仍未宣布它是被劫画作，这是对他的侮辱。

尽管贝格伦-默克尔宣称该小组旨在增加行政透明度，她却只同意接受了一次正式采访，采访方是《明镜》周刊。本次采访内容用德语刊登，让不能娴熟掌握德国法律语言（legal language）[50]的人一头雾水。《明镜》丝毫没问贝格伦-默克尔涉及一个荒唐事实的问题：即便她的工作小组宣布《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和《持扇女子》是被劫掠的，也无法强迫科尔内留斯将它们还给托伦和罗森贝格家族。这个工作小组名不副实，看上去纯属摆设。“如果你们继续以这种蜗牛速度检查有嫌疑的绘画，那么大约要花82年，那时我们都死了。但我怀疑，这正是你们的意图。”现已年近九旬的戴维·托伦愤愤不平地写信对贝格伦-默克尔说。

《华盛顿原则》第十一条宣称，各国应当“建立本国处理程序，来解决”有关纳粹劫掠和查抄艺术品的争端。[51]然而，德国的主流态度是，每年在年度演讲和纪念活动中要铭记犹太人大屠杀，同时又认为大屠杀的受害者应当打消索回其被盗财产的念头。彼得·托伦传神地将这种思维概括为：“为什么这些该死的犹太人一直念念不忘他们75年前拥有的艺术品呢？”[52]

圣诞节前两天，德国司法系统终于介入此案——为了科尔内留斯的利益。他的医生对其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此后，慕尼黑一个法院指定当地律师克里斯托夫·埃德尔（Christoph Edel）担任其代理人。埃德尔脾气暴躁，留着军人式的短发，不苟言笑。他带了一群形形色色的顾问：助理律师汉内斯·哈通（Hannes Hartung）懒洋洋的面容就像在傻笑；公关顾问是态度温和的斯特凡·霍尔茨英格尔（Stefan Holzinger），对他而言，古利特案代表其事业上最大一次飞跃。很多德国人仍然称科尔内留斯·古利特是“幽灵”，霍尔茨英格尔便立即为他建了个网站，让这个“幽灵”现身。他放在网站上的肖像是一张老照片，上面这个银发碧眼的男人西装笔挺，貌不惊人。[53]

科尔内留斯在自己公寓中独自度过了2013年圣诞节，自从母亲去世后，年年如此。他身体越来越虚弱，需要住院来应对各种心脏问题。其律师团一名成员到医院探望他。尽管科尔内留斯身体虚弱，且平时举止温和，此时却暴跳如雷，令这名顾问大为震惊，说他“感觉像是受了巴伐利亚的迫害”。显而易见，科尔内留斯想指斥德国在迫害他。[54]

出人意料的是，触发他报复心理的竟是英格博格·贝格伦-默克尔。到2013年圣诞，税务检察官内梅茨知道，调查没有找到税务欺诈证据，针对科尔内留斯的案子愈发棘手。贝格伦-默克尔意识到，政府很快就得解禁这些艺术品，于是联系科尔内留斯，安排与之会面。她本以为成功约见的可能性不大，但竟得到了应允。见面时，她婉言建议科尔内留斯起草一份遗嘱，将其艺术品捐赠给某个机构，以扭转公众对古利特这个姓氏的负面印象，并建议他遗赠给德国一家博物馆。贝格伦-默克尔认为，这次会面中进行了友好“祥和”的交谈。离开后，她觉得已经取得进展，有可能为自己已效力30年的本国博物馆系统获得一笔数量庞大的捐赠。[55]

然而，科尔内留斯心怀诡计：他接受了贝格伦-默克尔的建议，再用它来拒绝她和自己的祖国。除了其律师团外无人知晓的是，他当即打电话让一名公证人来医院，于2014年1月9日签署了一份秘密遗嘱，将自己全部藏品遗赠给伯尔尼美术馆。在未来五个月里，除了科尔内留斯及其律师团三名成员和公证人，其他人对这份遗嘱都一无所知。等有人得知后前来询问科尔内留斯，为何选择将其宝藏遗赠给瑞士的伯尔尼美术馆时，他已不在人世。

德国的圣诞季颇为漫长：白领职员和政客停止办公，直到彻底用完他们最少30天的法定假期。往年，48岁的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温弗里德·鲍斯巴克（Winfried Bausback）历来如此，但2013年有所不同。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古利特案，想到它如何阐释德国对二战所负责任中悬而未决的道德问题，以及它将留给自己孩子的遗产。

作为一名自豪的巴伐利亚人，他所处的文化地位一直比较独特：与德国其他大部分州不同，巴伐利亚人特立独行，喜欢打猎和做礼拜，并以他们的文化为荣。然而，鲍斯巴克知道，巴伐利亚人——乃至德国人——只有努力纠正纳粹德国的非正义行为，才能以自己所继承的遗产为荣。他对古利特案的了解仅来自新闻媒体。此案激怒了他，因为其手下检察官赖因哈德·内梅茨是在奉命向他汇报所有在手案件，尤其是那些与古利特宝藏案一样在文化上引起争议的案子。

正是鲍斯巴克成立了贝格伦-默克尔领导的特别工作小组。是他，而不是默克尔总理或其副手，会见了以色列和美国外交官，听取他们对古利特案困局的忧虑。[56]这名司法部部长不是艺术专家，然而对他来说，此案事关本州声誉，他热爱这个州，作为一名公务员，也代表着这个州。本着务实的精神，鲍斯巴克怀疑外面是否只有一个“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很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同类。要求归还被纳粹劫掠艺术品的诉讼时效在1970年代就已届满，这给将那些“未来的古利特”绳之以法的努力造成了道德上的灾难。鲍斯巴克怀疑，科尔内留斯只剩几个月的命，想在死前看到自己的艺术藏品，于是指派贝格伦-默克尔去同古利特及其律师团队协商，如何处理其宝藏中显然是被纳粹劫掠的艺术品。于是，贝格伦-默克尔于圣诞节前后拜访科尔内留斯，商讨这位老人的遗嘱。

鲍斯巴克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是因为其官僚同事们指望他为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主持公道，而是因为赋予税务调查以道德义务的观念，与德国依照惯例行事的传统相左。但鲍斯巴克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向德国文化部部长莫妮卡·格吕特斯（Monika Grütters）施压，让她代表联邦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格吕特斯在柏林的办公地点，距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办公室仅几步之遥。2014年2月11日，政府突击搜查古利特所在的慕尼黑公寓两年后，格吕特斯发表声明说，古利特丑闻暴露了德国艺术品归还体系中的几个严重问题，政府低估了该丑闻中的“情感因素”，需要开始“重新赢得信任”。[57]

她宣称，德国将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心，来调查博物馆藏品中纳粹劫掠的艺术品。尽管用词谨慎，她还是承认，德国博物馆在梳理藏品中被劫掠或查抄艺术品时“有点忸怩”，并说该中心每年将得到约10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文化部部长格吕特斯发表声明仅几小时后，媒体得到消息，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律师团队近期去过他在萨尔茨堡的家，将他存放在那里的250件艺术品用一辆货车运送到了一个秘密地点。科尔内留斯已经多年没回那个家了，其律师团队打开房门时，屋里空气潮湿，一股霉味。一个角落里堆着科尔内留斯最后一次在家时留下的一堆垃圾。虫子没有遍布全屋，房里作品也未失窃，算是小小的奇迹。这些艺作包括18幅格罗斯的作品、30幅诺尔德的作品，以及许多主要出自法国大师之手的作品，作者包括莫奈、雷诺阿、德加和罗丹。

关于这座几近弃置的房子里藏匿珍宝的消息，在文化部部长格吕特斯宣布建立文化中心的日子里泄露出来，给她的宣言蒙上了一层阴影，并再度显得德国政府能力低下。科尔内留斯的律师团队兴高采烈地宣称，他们已将这些作品保存在德国国外，从而脱离了内梅茨检察官的管辖范围。德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了解科尔内留斯在萨尔茨堡的家中藏有哪些作品。现在，全世界有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的名录。艺术界人士越来越多地用“狗屎秀”（Scheißsturm）来指称古利特丑闻。现在的风波让这个称谓更加可信了。

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鲍斯巴克还没准备放弃希望。他在阅读格吕斯特部长声明时注意到，她承诺将鼎力支持延长追讨1933—1945年，从欧洲犹太人和其他受迫害群体那里所窃艺术品的诉讼时效。然而，为了将此立法，须由默克尔总理或一名联邦参议员向联邦参议院提交法案，而默克尔不会改变不介入古利特丑闻的方针。于是，2014年情人节，鲍斯巴克走上了联邦参议院议席。与此同时，古利特的律师们正式向政府提出申诉，要求如果不能起诉古利特犯有实际罪行，就归还其艺术品。

鲍斯巴克不是一个经常演讲的人，但这次，他做了一个简洁明了的演说。他先扼要回顾了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为希特勒效力一事，以及2012年2月28日对科尔内留斯·古利特房子实施的突击搜查，然后提出质疑：“今天，这些画作属于谁，在什么条件下，它们可以被还给纳粹艺术品窃贼的受害者或其继承人？”

鲍斯巴克提到了一个词，很多犹太人和犹太人大屠杀时期艺术品的研究人员用它来指称被掠夺且尚未归还原主或其继承人的艺术品，这个词就是“希特勒最后的人质”。[58]

“对于德国如何着手处理这些事务，全球万众瞩目。”[59]他继续说，又强调，在此紧要关头，国外千百万人正看着德国，所以迅速取得进展至关重要。“今天，联邦参议院应当致力于此。”他恳请道，并指出，允许犹太人向德国政府索赔的法律诉讼时效也已届满。

为了推动至少一丝变革，司法部部长鲍斯巴克倾尽心血，并押上了自己大部分政治资本。他坚信，对他这代人来说，古利特案是一块试金石，能向世界其他国家显示德国如今是同情、正义和赎罪的灯塔。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他的演讲，是德国政治家在议会议席上唯一一次涉及古利特案的发言。他总结陈词后，联邦参议院没人起立支持，或者哪怕是质疑其建议，该提案随之化为泡影。

接着即由社会民主党——德国唯一反对希特勒，并在二战后存活下来的党派——党员安杰莉卡·施瓦尔-迪伦（Angelica Schwall-Düren）发言。她发起了一个官僚主义的烦冗讨论，内容是评估成文的房地产管理方针的监管程序。

六周过去了，鲍斯巴克继续尝试推动他的部长们与科尔内留斯的律师们进行私人会谈。如果他不能改变法律，他想，至少可以在这个个案上发挥作用。不久，科尔内留斯律师团队中一名主要律师汉内斯·哈通，与一名新来的律师蒂多·帕克（Tido Park）之间频频发生冲突。帕克觉得，古利特应当将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还给托伦家族，将马蒂斯的《持扇女子》还给罗森贝格家族；而哈通则想让古利特出售这些画作，然后将部分收入交给这两个家族。[60]

玛丽安娜·罗森贝格坚决反对破天荒为自家被盗艺术品付费。“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购买自己拥有的作品？”她据理力争。“购买你自己的东西叫作‘赎回’（ransom）。我们不会纵容这种做法。”她声明说。[61]

2014年3月下旬，帕克的观点占了上风。其时，位于挪威霍维科登（Høvikodden）的海尼-翁斯塔艺术中心（Henie Onstad Art Center），将亨利·马蒂斯《壁炉前的蓝衣女子》（Woman in Blue in Front of a Fireplace）还给了罗森贝格家族。花样滑冰奥运冠军索尼娅·海尼（Sonja Henie）和丈夫航运大亨尼尔斯·翁斯塔（Niels Onstad），1950年代在法国购买了这幅作品，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该作是被劫作品。因为这是一次“诚实的购买”，在挪威法律下，该艺术中心有权保留此作。最开始，该馆对于放弃这件镇馆之宝犹豫不决。不过，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里（Erna Solberg）借助公众压力的影响敦促说，归还此作在道义上是正确决定。索尔贝里的举措成功了，该馆将《壁炉前的蓝衣女子》还给了罗森贝格家族。此画作者马蒂斯也是罗森贝格家族仍在努力向德国追讨作品的作者。相形之下，德国政府显得行动尤为迟缓。

罗森贝格家族请求默克尔总理效仿索尔贝里首相的做法，来帮助他们家族。然而，默克尔总理和文化部部长格吕特斯仍然不愿插手此事。[62]

此时，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心脏状况正在不断恶化。回自己公寓前，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里面配有一张医院床位、几名全职护工和一名保镖。得知科尔内留斯生命垂危，司法部部长鲍斯巴克明白，要确保达成协议，以便科尔内留斯去世前可以重见其艺术品，时间越来越紧迫。他交给科尔内留斯一份六页纸的合约，这位八旬老者在2014年4月5日那个周末过目。合约规定，无论谁继承其艺术品，都同意让贝格伦-默克尔的工作小组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相关费用将由德国及巴伐利亚州纳税人承担。

与鲍斯巴克不同，科尔内留斯知道，一旦自己离世，依照他1月订立的遗嘱，他那约1200件艺术品将归瑞士伯尔尼美术馆所有。所以他好奇，为什么还要关心从欧洲犹太人劫掠来的1200件艺术品将会发生什么事呢？瑞士一定不关心。[63]

科尔内留斯从未用过智能手机和电脑，对互联网概念也始终一无所知。尽管如此，通过阅读纸质报纸，他也一清二楚，自己的姓氏已经在全世界臭名昭著。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战争英雄和希特勒的受害者，因此决心尽其所能为希尔德布兰特的遗产挽回颜面。

4月7日午后不久，科尔内留斯在这份文件上签字。48小时内，检察官内梅茨办公室将其藏品解禁，他们说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并指出，科尔内留斯的律师团队应当去一个由纳税人出资的仓库收取这些艺术品。[64]政府继而中止了相关税务调查。

几周后，2014年5月6日，科尔内留斯的保镖站在房门外，听到这位老人在客厅绊倒，于是走进公寓，扶他到床上。几小时后，81岁的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在睡眠中死于心力衰竭，他的保镖和至少一名护工在场。他已故妹妹贝妮塔的丈夫克劳斯·弗拉斯勒安排将他葬于杜塞尔多夫，紧挨着希尔德布兰特和海伦妮·古利特——科尔内留斯毕生竭力保守着他们在战争期间的秘密。

科尔内留斯去世仅几小时后，瑞士伯尔尼美术馆馆长马蒂亚斯·弗雷纳（Matthias Frehner）正在参加工作例会，其助手进来告诉他，一名自称是科尔内留斯·古利特代理律师的德国中年男子来电，通知弗雷纳，坐落在寂静的瑞士首都的伯尔尼美术馆这座小型机构，是古利特艺术宝藏的唯一继承者。弗雷纳不以为然，他推断，这名来电者的声明太过牵强，显然是个恶作剧。

弗雷纳年近六旬，是一名严肃深沉的瑞士学者。次日清晨，他坐在办公室桌边，透过身边巨大的窗户俯瞰楼下绿草如茵的阿勒河（Aare River）堤岸。他注意到，天气渐暖，本地少年们不久将会频频来到这片堤岸，边喝啤酒边打情骂俏。虽然伯尔尼是本国首都，但瑞士联邦实行的是权力分散的政治体系，各州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这座博物馆主要收藏瑞士艺术家的作品，由于他们没有经过战争和政治动乱的洗礼，大多只是画些老套的田园风光，展现奶牛和牧场。弗雷纳在喝意式浓缩咖啡时，电话铃响起。来电者是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律师克里斯托夫·埃德尔。他对这位馆长说，昨天他真的打过电话，科尔内留斯将约1200件艺术品遗赠给伯尔尼美术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将对每件作品来源进行研究，相关费用将由德国纳税人承担。任何一件被劫艺术品的合法继承人，如果能被找到，都将物归原主，余下的则属于该馆。这些藏品的作者都是欧洲杰出大师，它们至少值数千万欧元。

弗雷纳目瞪口呆。如果拒收这笔遗赠，他不知道它们将被如何处理。而如果接受，这座默默无闻的小型机构顷刻间就会变得举世闻名，并将长期被重新定义为这批可疑珍宝的家园。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贝格伦-默克尔敦促弗雷纳接受科尔内留斯的馈赠。她警告说，如果他拒收，这些作品可能会被科尔内留斯遍布欧洲的远房亲戚瓜分。这座瑞士博物馆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栖身之所，使之得以淡出德国公众的视线和脑海，因为德国政府对古利特家族调查案的处理太过拙劣，令德国民众深感不快。于是，弗雷纳请本馆董事会做好正式投票的准备。

6月上旬，德国古利特工作小组正式宣布，《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和《持扇女子》是遭劫艺术品，依法分属托伦家族和罗森贝格家族。于是，这两个家族以为，现在终于可以立即收回这些作品了。

他们错了。

德国政府宣布，在伯尔尼美术馆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笔遗赠之前，相关艺术品归属待定。他们将“人质”扣留在政府的仓储设施中。

科尔内留斯死后，伯尔尼美术馆董事会花了六个多月才决定接受这批藏品。“如果你们在他去世前对我们说：‘你们愿意处理某位隐士的这些藏品吗？他的父亲为纳粹工作，这一点将和你们永远联系在一起。’我们会说：‘没门。’但最后，像这样无意而为的事发生，你当然要投票决定是否接受。”一名董事会成员总结说。[65]

几周后，德国政府最终授权将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归还给托伦家族，将《持扇女子》归还给罗森贝格家族。

罗森贝格家族比托伦家族更加富有，他们留下了马蒂斯的画。而托伦家族决定拍卖《海滩上的两个骑手》。戴维·托伦的哥哥彼得·塔恩斯比于2014年去世。当时，全家仍在为追讨这幅艺术作品而斗争。如果只有戴维·托伦和彼得·塔恩斯比两名继承人，可能只需要达成一项协议，由兄弟中一人保存该作即可。然而现在，彼得的众多亲戚都成了共同继承人。由于古利特宝藏事件引发众议，此作市价尤为可观，遗产税之高令无人敢于继承，只得出售。

托伦家族联系了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前者给出的佣金率（contingency rate）更好，即成交价达到100万时约为12.5%，以上部分为5%。他们选择了苏富比，于是该拍卖行安排在其伦敦总部每年6月的拍卖会中销售此作。[66]

通常，苏富比可能会有时间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送往纽约。但这次，物归原主、验明正身和拍卖会之间，时间间隔过于紧凑。不过，即便这家史上有名的拍卖行将此作送到曼哈顿，让戴维·托伦重新得见，也为时已晚。

在寻找此画的过程中，他已经失明了。

2015年6月24日傍晚近7点，彼得·托伦和他22岁的儿子本（Ben）在苏富比伦敦总部为他们预留的位子上就座。尽管围绕古利特的艺术宝藏，时而令人受挫，时而峰回路转，但对彼得来说，作为家族代表替父亲来到这里，意义十分重大。他的父亲如今过于虚弱，已经不堪伦敦之行。对彼得同样重要的是，让本铭记他们家族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67]

观众鱼贯而入，在面对拍卖台的位子上各自落座。台上的拍卖师亨利·温德姆（Henry Wyndham）是一名高个子英国人，浓密的花白头发根根分明，他即将主持此次拍卖。20多年里，温德姆在这家拍卖行经手过远比利伯曼这幅作品值钱的大师之作。2010年2月，他主持拍卖，售出瑞士[68]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一座雕像，售价为1.04亿美元，在当时创造了该行拍卖价的最高纪录。2012年12月，他主持拍卖时，亿万富豪、金融家利昂·布莱克（Leon Black）以4790万美元买下了拉斐尔的《先驱》（Head of an Apostle），使之成为最昂贵的纸上作品。温德姆和托伦家族知道，利伯曼的作品永远卖不到那么高的价格。不过，尽管艺术界对贾科梅蒂和拉斐尔怀有几近宗教式的崇拜，《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背后的故事也会使该作在潜在买家中获得强烈共鸣。

环顾四周，彼得·托伦目睹了苏富比的气氛如何奇异地混合着低调与奢华。新闻媒体聚集在厅内一面墙前。年轻记者一边查阅关于这些艺术品注解的电子表格，一边在用自己公司的苹果手机接电话。电话中，编辑要求他们在拍卖会期间不断发推特。苏富比的专业人员们——即便是年长发福之人——全都生得仪表堂堂，发型考究，穿着裁剪精良的西装，表情机警而又放松自如。看起来厅内人人相识，却无人显得过于爱好交际。“一切都是那么奇异，那些打扮极其考究的女性身着低领连衣裙，戴着华贵的首饰。”彼得·托伦说。[69]

苏富比预估，《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售价在550390—864900美元。温德姆开场叫价377400美元，39秒内，价格飙涨。报价停顿了12秒，在顶级拍卖会的狂热气氛中，这是个冗长的间歇。温德姆耐心等着价格再度攀升。竞价开始后1分33秒之内，三名可能成为买主的人将价格推高至140万美元。漫长的停顿还在继续。显而易见，买家们在权衡《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背后的故事和该作本身的投资潜力。报价达到170万美元时再次停顿，而后又再次蹿升，直至295万美元。该作最终售予通过电话出价的L0014号买家。

马克斯·利伯曼《海滩上的两个骑手》拍卖大获成功。托伦家族为追讨自己艺术品而战的事迹，将成交价推至其保守估值的五倍多，远高于托伦家族甚至苏富比的预期。“从各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次令人惊叹的经历。”彼得·托伦说。[70]

《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出售后，彼得和本观看了之后22件作品的拍卖，包括一幅亨利·马蒂斯的肖像画，成交价为280万美元；一幅埃德加·德加描绘法庭上两名罪犯的画作，成交价为762700美元。这个晚上，几乎所有最为成功的艺术家都在78年前被阿道夫·希特勒贴上了堕落的标签。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现在被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竞相争夺，希特勒曾经憧憬着他的帝国将这些国家吞并后持续千年。与世长辞的元首几乎做梦也想不到，竞逐这些作品的还有来自俄罗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新贵藏家。

温德姆敲定当晚最后一件作品价格的锤音刚落，本和彼得·托伦就徐徐走出门，踏上了苏富比门前新邦德街（New Bond Street）的人行道。彼得明白，他们家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是谁买下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他或她希望始终隐瞒身份。不过，对彼得而言，“最古怪的部分”是，看到此画去往这个新家，他竟然感到心满意足。他知道，有些人会批评他们家出售此作之举，但他们无法承担留下它的费用。虽然出售并不全是他们的决定，但这笔买卖，还是让这个家族从他们悲伤的过往获得了某种情感上的解脱。

在去吃寿司以行庆贺的路上，彼得心潮澎湃。他应当如何理解自己家族所经历的一切呢——从祖父母在奥斯维辛被杀害，到父亲戴维因此经受的创伤。彼得想知道，作为一名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他该如何处理父亲的创伤对他本人造成的各种影响。

不过，彼得最终关注的是，全家为寻找《海滩上的两个骑手》所付出的努力，让他们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紧密。并且，希特勒给数以百万的人造成了痛苦，通过此事，他们在应对这种痛苦的漫长过程中前进了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彼得对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一切作为都无能为力，但还是为他感到些许遗憾。当然，其中也交织着愤怒。科尔内留斯一生中本可以多做很多事，但他没有。彼得·托伦意识到，他感受到了某些科尔内留斯从未真正拥有的东西：爱与被爱的感觉，以及人生在世真正的使命感——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不仅要保护自己家族的过去，更要延续其未来。

是时候在返回华盛顿特区的飞机上思考这一切了。不过，此时此刻，彼得和本感到心中温暖如春、舒适惬意。他们彼此分享的不仅有寿司，还有一种苦乐参半的满足感，那就是，《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即便不再属于他们，也已经被从牢狱中解救出来。阿道夫·希特勒、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和德国政府劫持了它70年。

希特勒最后的“人质”之一，终于获得了自由。

[1]与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关系密切的德国机密人士对作者所说，2014年春。

[2]与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关系密切的德国机密人士对作者所说，2014年春。

[3]与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关系密切的德国机密人士对作者所说，2014年春。

[4]与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关系密切的德国机密人士对作者所说，2014年春。

[5]Agenda calendar，Cornelius Gurlitt，9 November 1956，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Maurice Philip Remy，Der Fall Gurlitt：Die wahre Geschichte über Deutschlands größten Kunstskandal（Berlin：Europa Verlag，2017），405.

[6]Cornelius Gurlitt，Letter to N. N.，October 1960，Salzburg Archives，Salzburg，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06.

[7]See letters to Hildebrand and Helene Gurlitt，November 1956，#257-259，Hildebrand Gurlitt Papers，Berlin Library，Bundesarchiv（Berlin Federal Archives）.

[8]Letter，Rudolf Schleier to Helene Gurlitt，12 November 1956，#409，Hildebrand Gurlitt Papers，Berlin Library，Bundesarchiv（Berlin Federal Archives）.

[9]Letter，Aenne Abels to Helene Gurlitt，23 November 1956，#615，Hildebrand Gurlitt Papers，Berlin Library，Bundesarchiv（Berlin Federal Archives）.

[10]Letter，Benita Fräßle-Gurlitt to Cornelius Gurlitt，19 February 1967，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05.

[11]Remy，Der Fall Gurlitt，408-410.

[12]Letter，Cornelius Gurlitt to Helene and Benita Gurlitt，August 1959，Düsseldorf Stadtarchiv，Dusseldorf，Germany，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23.

[13]Letter，Helene Gurlitt to Cornelius Gurlitt，31 May 1965，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10，411.

[14]Letter，Cornelius Gurlitt to Helene and Benita Gurlitt，no date（likely September 1963），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17.

[15]Letter，Cornelius Gurlitt to Helene and Benita Gurlitt，September 1961，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17.

[16]Letter，Benita Fräßle-Gurlitt to Cornelius Gurlitt，15 November 1967，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18.

[17]Letter，Helene Gurlitt to Cornelius Gurlitt，30 March 1962，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19.

[18]Calendar，Cornelius Gurlitt，9 April 1966，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24.

[19]复活节后第七个周日，在基督教中是圣灵降临日。——译注

[20]Letter，Benita Gurlitt to Cornelius Gurlitt，14 November 1974，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28.

[21]Remy，Der Fall Gurlitt，427.

[22]Remy，Der Fall Gurlitt，427.

[23]Calendar，Cornelius Gurlitt，9 November 1971，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31.

[24]德国机密人士对作者所说，2014年春。

[25]Oliver Meier，Michael Feller，and Stefanie Christ，Der Gurlitt-Komplex：Bern und die Raubkunst（Zürich：Chronos Verlag，2017），311.

[26]Letter，Cornelius Gurlitt to Benita Gurlitt，November 1974，Gurlitt Family Private Archive，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33.

[27]Remy，Der Fall Gurlitt，435.

[28]Remy，Der Fall Gurlitt，438.

[29]Remy，Der Fall Gurlitt，438.

[30]Customs report，2 November 2010，quoted in Remy，Der Fall Gurlitt，442.

[31]“Washington Conference Principles on Nazi-Confiscated Art：3 December 1998，” US Department of State，accessed 2 December 2018，www.state.gov/p/eur/rt/hlcst/270431.htm.

[32]Remy，Der Fall Gurlitt，446.

[33]Author’s reporting note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013.

[34]Author’s reporting note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013.

[35]Author’s reporting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013.

[36]自发在世界各地搜寻曾经的纳粹分子并将之绳之以法的民间团体。——译注

[37]“Washington Conference Principles on Nazi-Confiscated Art：3 December 1998.”

[38]Marcus Walker and Mary M. Lane，“Furor over Hidden Art Is Unwelcome Distraction for German Prosecutor，” Wall Street Journal，10 November 2013.

[39]Walker and Lane，“Furor over Hidden Art.”

[40]戴维·托伦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彼得·托伦（戴维·托伦之子）对作者所说，2015年11月。

[41]彼得·托伦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42]彼得·托伦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43]Hilary Spurling，Matisse the Master：A Life of Henri Matisse：The Conquest of Colour，1909-1954（London：Hamish Hamilton，2005），393.

[44]玛丽安娜·罗森贝格对作者所说，2018年7月。

[45]Özelm Gezer，“Die Liebe seines Lebens，” Der Spiegel 47/2013，127.

[46]Gezer，“Die Liebe seines Lebens，” 129.

[47]Gezer，“Die Liebe seines Lebens，” 130.

[48]Gezer，“Die Liebe seines Lebens，” 130.

[49]犹太教节日，用以纪念古代以色列人在马加比家族带领下，从希腊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每年从犹太历9月25日开始持续八天，大约在公历每年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期间。——译注

[50]在立法和司法工作中使用的特定专业语言，源于又有别于全民共同语。——译注

[51]“Washington Conference Principles on Nazi-Confiscated Art：3 December 1998.”

[52]彼得·托伦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53]德国机密人士对作者所说，2013年初。

[54]Author’s reporting note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2014.

[55]Author’s reporting note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2014.

[56]Author’s reporting note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2014.

[57]Mary M. Lane，“Germany to Comb Museums for Nazi-Looted Art，” Wall Street Journal，12 February 2014.

[58]Official Minutes，German Bundesrat，Sitzung（Session）919，14 February 2014.

[59]Official Minutes，German Bundesrat，Sitzung（Session）919，14 February 2014.

[60]Author’s reporting note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2014.

[61]玛丽安娜·罗森贝格对作者所说，2018年7月。

[62]Mary M. Lane，“Norway Returns Looted Matisse，” Wall Street Journal，22 March 2014.

[63]德国机密人士对作者所说，2014年5月。

[64]Author’s reporting note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2014.

[65]瑞士机密人士对作者所说，2014年10月和11月。

[66]戴维·托伦对作者所说，2015年11月。

[67]彼得·托伦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68]原文为意大利，而此雕塑家出生于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瑞士领土博尔戈诺沃，虽起了意大利名字，但各种资料中均称其为瑞士人。——译注

[69]彼得·托伦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70]彼得·托伦对作者所说，2018年6月。

后记 一切照旧

“所有罪恶都植根于懒惰、愚蠢或贪婪。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确定了，它主宰一切。”

——马蒂·格罗斯，乔治·格罗斯之子

2018年10月，距我最早开始为《华尔街日报》报道古利特案已经五年。六天前，我庆祝了自己31岁生日。我从住了好些年的柏林东部时尚街区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打车去柏林市中心米特区（Mitte）。在那里，我走进了一个古利特宝藏作品展，地点在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Martin-Gropius-Bau）。这个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博物馆建于1881年。二战期间，轰炸摧毁了附近其他大部分建筑，它却屹立不倒。

德国政府在展馆各处悬挂了约1200件古利特藏品中的200幅画作，我已经花了成千上万个小时研究这些作品。展品大多出自被希特勒贴上了堕落标签的艺术家之手，对于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和遗产，我已然烂熟于心。埃米尔·诺尔德的《洪水，夜晚》挂在古斯塔夫·库尔贝描绘让·茹尔内的大型肖像画上方。不远处是凯绥·柯勒惠支的圣殇图及炭笔画《母亲和死去的孩子》。展览中还有几幅乔治·格罗斯的街景图，画中妓女们的鲜红裙装和黄色街灯的流光溢彩，在真迹中比在任何复制品中都显得更为夺目。

在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展出的还有几幅马克斯·贝克曼的作品，包括《戴钟形帽的老媪》、《赞德福特海滩咖啡馆》和其他几幅纸上作品。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从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没收自德国各地小博物馆的藏品中购得了它们，也导致如今这些地方博物馆在财政上再也无力用其他品质相似的艺术作品，来填补这些藏品空缺。

马克斯·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和亨利·马蒂斯的《持扇女子》没有展出，因为罗森贝格家族不愿出借《持扇女子》，而托伦家族不知道具体是谁在2015年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得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不过，应沃尔夫森家族要求，遭劫的阿道夫·门策尔的《屋顶》出现在展览中。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从沃尔夫森藏品中夺得此作，2017年，它终于被沃尔夫森家族收回。

在展厅中穿行而过时，我回想起文化部部长莫妮卡·格吕特斯的长篇演讲。古利特丑闻浮出水面时，她正坐在部长位置上。几周前，她在本次展览开幕式上做了这个演讲。

格吕特斯的发言的确表明，德国政府在归还纳粹劫掠的艺术品一事的态度上取得了些许进步。官僚主义混淆视听五年后，格吕特斯终于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不“只是‘纳粹时期的一名艺术品经销商’”，作为希特勒手下四名为元首博物馆计划效力的主要艺术品经销商之一，也是一名“机会主义者”。她还指出，政府成立的顾问委员会——2003年才成立——是为了在希特勒的受害者和据称拥有纳粹劫掠艺术品的德国博物馆之间进行斡旋。政府对该委员会做出了十分必要的改变。从2016年开始，该委员会成员任职不再是终身制。她的部门还扩大了该委员会的董事会规模，吸纳了少量新成员，这些成员不属于被该委员会掌控命运的博物馆。不过，总体而言，格吕特斯的开幕式演讲揭示出，她所代表的德国政府官员一开始就对古利特案处理不当，自那以来真正做出的改变是多么微乎其微。

美国没有设置文化部部长这个职位。在德国，该职位负责管理全国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其中大多数机构的运营资金主要来自纳税人，而没有捐赠、赞助或私人研究基金支持。文化部部长负责制定国家文化政策，包括Wiedergutmachung，这个婉辞大致可译作“制定更好的政策”，意指德国如何在行政和立法层面上为二战赎罪。

格吕特斯部长的演讲自始至终都未公开承认德国政府犯有过错。她拒不承认德国在发现古利特宝藏后，错误地对此秘而不宣。她继续坚称，这是巴伐利亚地方事务，应当由当地官员进行解释——尽管这些官员同样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并将责任推还给她，毕竟在德国文化事务上，她的话才是本国政府最强音。虽然吹嘘了法治的重要性，格吕特斯却拒不承认，德国扣留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私藏已逾两年，而且没有告知他本人所享有的法律权利，也没有起诉他。

在2018年秋的演讲中，格吕特斯终于表示痛惜，本可帮助鉴别古利特宝藏中遭劫艺术品的物证和人证都已错失。她声称：“矗立在每一件被劫艺术品背后的是某个个体的命运。对于纳粹恐怖政权的受害者及其后人，承认这一点，是我们应当给予的补偿。”然而，她没有说明，为何德国政府对古利特宝藏秘而不宣长达两年多，从而妨碍了对这些艺术品的调查，而她现在所呼吁的正是这一调查。

在诺尔德《洪水，夜晚》附近，挂着一幅马克斯·贝克曼的自画像，我仰视这幅画时，感受到的冲击就像听到格吕特斯在演讲最后奇特的跑调。当时，她引用了贝克曼1938年《关于我的绘画》（About My Painting）一文中的原话。在这篇文章中，贝克曼对集体主义思想和逃避个人责任的危险性发出警告。80年后，格吕特斯重申贝克曼的警告，即官僚集体主义[1]是“对全人类最大的威胁”。不仅如此，这位文化部部长还通过引述贝克曼的文章称，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是，当一个待其选民如“蝼蚁”的国家的政府规定受到选民挑战时，“你的幸福或生存机会将会被这个国家挫败”。“我在全力抵制这一企图，”她引述贝克曼文章的结尾说，然后用她自己的话总结道，“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我们的民主体制也具有这种力量。愿‘现状汇报：古利特’（Status Report：Gurlitt）这个展览也能为此做出贡献！”

1937年，德意志艺术之家开馆，堕落艺术展同时举办。在堕落艺术展中，德国政府展出了他们没收的21幅贝克曼的画作，包括石版画《爱人》。次年，贝克曼写就此文。如今，在德国政府主办的另一个展览中，我看到了这幅石版画，而德国至今仍未厘清其来源。贝克曼用所谓蝼蚁国家的说法来批评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正是这种官僚主义，导致他无法在1950年去世前索回自己的艺术作品。

文化部部长格吕特斯在演讲中引述马克斯·贝克曼之文后，我重读此文，发现他在伦敦发表该文一年后，德国入侵波兰。贝克曼试图警告其他国家，提防在他祖国肆虐成风的官僚集体主义。在1938年演讲开头，贝克曼解释说，不关心政治的民众极易成为政府非道义合法化的牺牲品。这位艺术家承认，自己并非研究政治的专家，但称“尽管如此，我知道这里有两个世界：灵魂的居所和政治的现实”。

这令我大吃一惊，贝克曼发出的警告与2013年米夏埃尔·弗朗茨（Michael Franz）对我说过的话如出一辙。弗朗茨是德国政府被劫掠艺术品委员会行政首长。他对我说：“有两条不同的规则：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它们各行其是，迥然不同。”[2]弗朗茨是政府官员中罕见愿意公开宣称这点的人。不但是在2013—2014年古利特丑闻逐渐公开期间，自那以后他也这么说。

2014年2月，几次尝试约见遭拒后，我在俯瞰德国议会的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府中格吕特斯部长办公室，见到了部长本人。格吕特斯终于首次对一家出版物承认，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德国负责艺术品归还的机构“在公关活动中，一直有点羞羞答答”，并补充说，“这事关挽回信任”。

如今，五年多后，我想知道，如果在我写这本书时，古利特丑闻被公之于众，而托伦、罗森贝格和弗莱希特海姆家族仍得不到比过去几十年来更多的法律保护，那么这对“挽回信任”意味着什么呢？

这些年来，德国很多联邦、州和地区各级官员在私下交谈中，对我承认了这个现实。战后德国，道德与法制各行其是。当涉及劫掠艺术品归还事宜时，官僚集体主义阻止公务员个人冒头声援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人。这些几十年前政府暴行的受害者，如今已不再属于这些公务员所代言的公民。

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温弗里德·鲍斯巴克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例外。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就住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鲍斯巴克是直接向德国最高立法机构联邦参议院请愿的政治家，提出修改索还被劫掠艺术品的追诉时效。这个追诉时效袒护了像科尔内留斯·古利特这样的个人。在2014年情人节对德国联邦参议院发表演讲时，鲍斯巴克从美国文学中引用了威廉·福克纳1951年小说《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 Nun）中的名言：“旧日从不会消亡，甚至不会逝去。”尽管鲍斯巴克只身请愿，却没有一个政客——包括文化部部长莫妮卡·格吕特斯——支持他的立法提案。该法案本可阻止“一个未来的古利特”效尤科尔内留斯：在承认持有纳粹劫掠的艺术品的同时，炫耀法律如何保护他，胜过保护那些被窃取了这些作品的受害者。

2018年10月，我观看了柏林的那个展览。几个月前，我造访原西德城市波恩和瑞士首都伯尔尼——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将其宝藏遗赠给的伯尔尼美术馆所在地——首次观看古利特藏品。起初，我颇感欣慰，因为每幅作品旁边墙上的标牌详述了该作来源，即它被从该艺术家工作室掠走后直至今天的历程。

然而，我注意到了一个不和谐画面，源起是一幅栩栩如生的静物油画。此画约作于1885年，描绘了一个樱桃罐头，两边是一方古朴的白色餐巾和两个利口酒杯，作者是巴黎现实主义艺术家弗朗索瓦·邦万（François Bonvin）。此作及展览中其他几幅作品标牌上的注释都比较隐晦，包括一幅马克斯·利伯曼描绘柏林一座花园的色粉画。每个标牌上最后一条说明该作目前所有者的注释都含混不清地写着：“继承自一个私人收藏，德国南部。”

我耳边仿佛响起了警钟。于是我致电举办此次展览的波恩美术馆馆长赖因·沃尔夫斯（Rein Wolfs），劝说了他几分钟后，沃尔夫斯向我证实，这些标牌上的婉辞，正如我所怀疑的，暗指这些作品属于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唯一手足贝妮塔·古利特的丈夫克劳斯·弗拉斯勒。

这个纳税人出资的展览为何不在标牌上直言这点呢？我问。

沃尔夫斯面露难色，说虽然本展览和该馆的确由纳税人出资，“但在这件事上，作为一家联邦机构，我们不想宣扬”，宁可重点介绍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的生平。他公开承认，“科尔内留斯一事，引起了人们对”道德问题和“正义问题的质疑”，而这些问题是他不愿面对的。

“这事这么说吧，我们想举办一个关于艺术本身的展览，而不是关于艺术引起的风波。”他说。[3]换言之，为希特勒的受害者及其后人维护正义而战，或者哪怕只是改善司法公正，也不是他的事。

与沃尔夫斯的谈话让我明白，他、格吕特斯和整个德国立法机构始终在互相推诿，而不是承担起修正这个崩坏的归还体系的责任。立法机构声称，这个问题应由文化部解决；文化部说，应由立法机构解决；而政府出资的博物馆说，他们没有义务公开谈论政治事务，即便是那些显然源于他们所监管文化事务的问题。

在本书收尾之际，我几乎越来越痴迷于寻找与邪恶为伍终致邪恶本身的发展轨迹。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当然绝对是邪恶所在，但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呢？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呢？仍然拒绝修正其崩坏体系的德国公务员呢？没有坚持要求他们这么做的选民呢？

我花了数个钟头，与玛丽安娜·罗森贝格、戴维·托伦及其子彼得·托伦、乔治·格罗斯之子马蒂探讨这个问题。对此，他们都有细致深刻的见解。我们一致认为，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无疑是个战争奸商。不过与其他人不同，戴维·托伦对希尔德布兰特的战时作为抱有些许同情。而他的儿子则更坚决地要让希尔德布兰特承担罪责。彼得·托伦的论断是：“他与那个魔鬼共舞，支持一个邪恶政权。” 对此，马蒂·格罗斯更加直言不讳：希尔德布兰特“知道（希特勒）是个什么样的王八蛋，却为了商业利益去支持他”。

即使一个人真的相信，由于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是四分之一个犹太人，所以的确曾试图将艺术品从希特勒政权手中拯救出来，并被迫为希特勒工作——玛丽安娜·罗森贝格称这种观点为“一派胡言”——也一望即知，当战后这些艺术品脱离危险时，希尔德布兰特仍就其藏品相关事宜，对盟军夺宝队、德国新政府和希望找到自家遗失珍宝的欧洲犹太家族一再撒谎。

在了解了更多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私人生活细节，并与认识他的人交谈后，我逐渐相信，童年的战时经历很可能给他造成了严重心理创伤。但这可以成为他协助其父占有、藏匿，甚至宣称拒不归还纳粹劫掠的艺术品的理由吗？我认为不可以。但我理解那些认为可以的人，因为我们没人能真正了解他究竟受了何等创伤，而且如今，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当我问玛丽安娜·罗森贝格对邪恶本质的看法时，她用自己特有的简洁而自信的俏皮话答道：“我不知道一个人如何用‘更邪恶’或‘不太邪恶’来区分邪恶。我认为说到底，这无关紧要。”她继续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得到了教训，以及是否在运用那些教训；有没有用那些教训引导公众去了解往事”。

离开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展览后，我动身返回普伦茨劳贝格，去魏因贝格（Weinberg）整理该展览相关信息。魏因贝格是我在住处附近最喜欢的咖啡馆兼酒吧。2009年，我第一次来德国完成本科学业。我先在美联社做记者，之后去了《华尔街日报》，再后来为《纽约时报》工作。我常在德国国外面临一个刻板认知，即德国仍然充斥着粗鄙的纳粹分子或邪恶的反犹分子，而我一直在反对这种成见。即便作为一名自豪的弗吉尼亚人及美国人，我也常常觉得，这么做并不及德国人的爱国之心。

然而，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对于罗森贝格的质问，即德国是否真的从古利特丑闻中吸取了教训，继而采取足够措施，防止出现“未来的古利特”，答案是响亮的“没有”。

在德国从古利特案吸取教训，在希特勒最后的“人质”得到承认、被释放和返还以前，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道德污点仍将留在德国。

林美

2019年9月

[1]此处特指纳粹党领导下的官僚集体主义。——编注

[2]Author’s reporting notes for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013.

[3]赖因·沃尔夫斯对作者所说，2018年3月。

时间线

粗体代表重要世界历史事件

楷体代表重要艺术史事件

宋体代表重要个人事件

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给予维也纳犹太人平等公民权利

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出生

1893年7月26日——乔治·格罗斯出生

1895年9月15日——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出生

1897年10月29日——约瑟夫·戈培尔出生

1901年——马克斯·利伯曼（生于1847年）绘制《海滩上的两个骑手》

1903年1月3日——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死于肺出血

1907年12月21日——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希特勒死于癌症

1909年秋——乔治·格罗斯被德累斯顿美术学院录取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苏菲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1914年11月——乔治·格罗斯和阿道夫·希特勒报名参加德军

1918年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纪念日，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1921年——亨利·马蒂斯（生于1869年）绘制《持扇女子》

1923年11月8—9日——阿道夫·希特勒发动慕尼黑暴动失败

1925年4月1日——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成为茨维考阿尔贝特国王博物馆馆长

1925年7月12日——约瑟夫·戈培尔与阿道夫·希特勒首次见面

1928年12月——柏林一法庭以诽谤耶稣基督为由判罚格罗斯，并自称是基督在地球上的代表

1932年12月28日——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出生

1933年1月12日——乔治和埃娃·格罗斯逃往纽约，不久后将他们的两个儿子接来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总理

1933年2月27日——马里纳斯·范德吕伯在国会大厦纵火

1933年10月15日——阿道夫·希特勒为德意志艺术之家奠基

1937年7月18日——大德意志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

1937年7月19日——堕落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

1938年3月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

1938年11月9—10日——“碎玻璃之夜”，或称“帝国水晶之夜”

1939年6月末——阿道夫·希特勒开始实施元首博物馆计划

1939年6月30日——瑞士菲舍尔画廊举行纳粹劫掠艺术品大型拍卖会

1939年8月——戴维·托伦（生于1925年，原名克劳斯·塔尔诺夫斯基）在最后一轮“儿童转移”行动中前往瑞典

1939年秋——阿道夫·希特勒实施T-4行动，这是他为“最终解决方案”进行的“试点项目”，试验对象是非犹太人中有精神疾患的病人和残疾儿童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

1940年6月14日——德国占领巴黎，未遭抵抗

1940年夏——法国犹太人保罗·罗森贝格（生于1881年）从法国逃往纽约

1941年9月——纳粹查抄保罗·罗森贝格在法国的银行保险库，窃取其中亨利·马蒂斯的《持扇女子》及其他100余件艺术品

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

1942年1月20日——纳粹官员在万湖会议上制订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计划

1943年初——希特勒任命赫尔曼·福斯为元首博物馆计划负责人，福斯旋即聘用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

1944年8月25日——美军解放巴黎

1945年2月13—14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累斯顿

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自杀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

1950年末——盟军夺宝队结束对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多年的调查

1956年11月9日——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去世

1959年春——乔治和埃娃·格罗斯搬回柏林

1959年7月5—6日——乔治·格罗斯去世

1961年8月——开始建造柏林墙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1998年12月3日——德国在《华盛顿原则》上签字

2001年9月11日——帮助证明戴维·托伦是马克斯·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继承人的家族文件，在双子塔中被毁

2010年9月22日——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在从苏黎世开往慕尼黑的列车上，被海关官员检查

2012年2月28日——德国警方和税务当局突击搜查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在慕尼黑的公寓

2013年11月——古利特宝藏事件被公之于众

2014年5月6日——科尔内留斯·古利特死于心力衰竭

2015年5月——亨利·马蒂斯的《持扇女子》被归还给保罗·罗森贝格的继承人

2015年6月24日——在苏富比拍卖行，戴维·托伦以29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海滩上的两个骑手》，成交价是最低估价的五倍多

致谢

“尽人事，听天命。”

——我的外祖母伊丽莎白·韦特莫尔·麦克弗森·科布伦茨（Elizabeth Wetmore MacPherson Coblentz）最喜欢的格言

2014年5月21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劳伦·夏普（Lauren Sharp）的电子邮件。信中，她自我介绍是库恩项目［Kuhn Projects，现称埃维塔斯创意管理（Aevitas Creative Management）］文学代理人。劳伦读了我在《华尔街日报》上有关希尔德布兰特和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头版文章。过去五年里，她一直在支持我的写作和事业，坚定地鼓励我。

我在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Affairs）的出版人和编辑——克莱夫·普里德尔（Clive Priddle）和雅典娜·布赖恩（Athena Bryan）娴熟地指导我的写作，使文稿得以成形，同时又保持完整统一。他们和我一样都有幽默感，从而使完成一本主题如此严肃的书变得较为轻松。布鲁克·帕森斯（Brooke Parsons）、米格尔·塞万提斯（Miguel Cervantes）和查尔斯·科尼尔斯（Charles Conyers）确保读者知悉本书信息，并了解其内容。

皮特·加尔索（Pete Garceau）融合了我的建议，设计出美学效果强烈的封面，同时也尊重阿道夫·希特勒的受害者，将其形貌打造成今日读者之所见。项目编辑梅利莎·韦罗内西（Melissa Veronesi）和文字编辑珍·凯兰（Jen Kelland）修改初稿直至定稿，使之成为一本“真正的书”。

比起在行文上经受的磨难，更糟的是我在写作中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体验了希特勒施加的痛苦。马蒂·格罗斯、戴维·托伦、彼得·托伦和玛丽安娜·罗森贝格不惜花费时间，向我慷慨坦陈他们的回忆。玛丽安娜的律师克里斯托弗·马里内洛也提供了富有见地的宝贵信息。

我在没有任何研究人员协助的情况下撰写了本书。以下博物馆及其馆员让我得以查阅主要文献资料，在此由衷致谢：华盛顿与李大学莱本图书馆（Washington & Lee University’s Leyburn Library）的伊丽莎白·塔夫（Elizabeth Teaff），布里斯托尔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Bristol Library）的丹（Dan），研究图书馆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的凯文·威尔克斯（Kevin Wilks）和贝萨妮·贝茨（Bethany Bates），杜克大学珀金斯图书馆（Duke University’s Perkins Library）的海迪·马登（Heidi Madden），哈佛医学院图书馆（Harvard Medical School Library）的杰西卡·墨菲（Jessica Murphy），哈佛霍顿图书馆（Harvard’s Houghton Library）的威尔·格雷格（Will Gregg），叶史瓦大学（Yeschiva University）的玛丽·安·丽娜汉（Mary Ann Linahan）和利娅·阿德勒（Leah Adler），利奥·贝克研究所（Leo Baeck Institute）的劳伦·保斯蒂安（Lauren Paustian）和金杰·巴尔纳（Ginger Barna），圣母大学赫斯伯格图书馆（University of Notre Dame’s Hesburgh Library）的罗伯特·库斯默（Robert Kusmer），瑞士伯尔尼美术馆的戴维·奥斯特（David Oester），以及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来自美国、奥地利、以色列、德国和瑞士的机密人士为我提供了重要信息，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

在柏林，简（Jan）、本内迪克特（Benedict）、肖恩（Sean）和沙恩（Shane）阅读了本书初稿，给我鼓励，并就有关德国历史的内容提出了专业的修改建议。

菲莉丝（Phyllis）送给我第一本日记本，点燃了七岁的玛丽对写作的热爱。

我在伦敦做研究时，安妮（Anne）和特伦斯（Terence）热情接待了我。

生活中，我的父母就本书初稿提出了很多学术建议。芭芭拉·J.（Barbara J.）和阿尔（Al）为本书，尤其是序和后记，增添了他们新颖的洞见。芭芭拉·J.用几年时间，帮助我（在大部分时间里）成功保持头脑清醒。我的发小蕾切尔（Rachel）、阿什莉（Ashley）和伊丽莎白（Elizabeth）为我的新闻事业和文学抱负加油鼓劲。阿什莉的父母在很多方面给予我支持。

我的丈夫戴维（David），以及我们的德国牧羊犬和苏格兰梗犬斯特拉（Stella）、布莱克（Blake）和杰克斯·麦克法兰（Jex MacFarlane），还有戴维的父母，给予我无尽的爱与鼓励。戴维读了多遍本书初稿，并谨慎建议，不要让纳粹题材书籍出现在卧室床头柜上。

参考文献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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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匿名，2013—2018年。

玛丽安娜·罗森贝格，2018年7月。

马蒂·格罗斯，2018年6月。

戴维·托伦，2015年11月，2018年6月。

彼得·托伦，2015年11月，2018年6月。

赖因·沃尔夫斯，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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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以下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els，Aenne，225

Absinthe Drinker（Picasso），141

abstract art/Abstract Expressionism，53，58，125，207，210，214，217

Adenauer，Konrad，75，118

After the Questioning（Grosz），196

Aktion，Die（periodical），59-60

Alldeutsches Tagblatt（newspaper），21

Alley，The（Munch），33

Alt，Rudolf von，16

Altenberg，Jakob/Adele，25-26

Americana Magazine，86

Animal Farm（Orwell），208

anti-Semitism

　arrests/prohibitions，130，147

　assassination（1938，German embassy，Paris），132

　companies using forced labor/experiments，168

　family separation，133

　firearm confiscations，132

　increasing in Europe，76，158

　increasing/post-World War Ⅰ，61，66，82

　Jewish European refugees/Évian conference，129-130

　murders/church response，132

　murders/Nazi response，108-109

　“self-extermination，” 130

　takeover of Jewish German businesses，135-136

　Toren（Tarnowski）family example，133-135

　Viennese politicians/“managing Jews，” 25

　Wannsee conference，148

　World War Ⅰ veterans，133-134

　See also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concentration camps；“Degenerate Art”；“Degenerate Artists”；Goebbels，Joseph；Nolde，Emil；specific individuals/events

Apocalyptic Landscape（Meidner），31

Arendt，Hannah，72

art

　German government censorship，45，60-61，65，69，72，75，79

　“individuality，” 34

　women’s sexual empowerment，72-74

　See also “Degenerate Art”；“Degenerate Artists”；“Great German Art”；“Great German Artists”；Nolde，Emil；specific art/artists；specific movements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 dealers list，130

　auction/sales（1939），139-141

　conquered/occupied countries，129，139，144，145-146，148，154，158-161，165，166-167

　“Degenerate Art，” 97，109，117-122，130

　exhibition in 2018/Grütters remarks，259-263

　Hitler/Goebbels plan，122，130

　Jewish Europeans/collections，132-133，135，139，147，149，152，153-154，157-161，162

　Law for the Confisc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Degenerate Art（1938），129

　See also Gurlitt，Hildebrand；Posse，Hans；Voss，Hermann；specific individuals

art，restitution

　art museums，6-7，248

　German government document demands/time，237，239，240-241，244

　German government problems（summary），2-4，5-8，260-265，266

　Holocaust advocacy groups，238

　Norway returning art，250-251

　statute of limitations，5，234-236，248，249-250，263

　taxes，4，224-225，241，244，246，248

　Washington Principles，2，233-234，238，239，240，245-246

　See also specific individuals/artworks

Aryans description by List，21

Aschinger’s beer saloon，Berlin，31-32，36

Association of German Artists（governmentrun），45

At the Shooting Gallery（Mammen），73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5，148，149，168，171，233，240，256

Austria

　Hitler’s annexation，127-129

　movement to unite with Germany，14，15

Bar，Brown（Beckmann），169，230

Barlach，Ernst，106，112，118

Barr，Alfred，86，158-159，201，242

Bathing Boys（Liebermann），46

Baudelaire，Charles，221

Bausback，Winfried

　background，247

　Gurlitt art trove，247-248，249-250，251-252，263

Bayer Pharmaceuticals，168

Beckett，Samuel，127

Beckmann，Max

　art，12，39，90，118-119，169，187，227，230，237

　collectivism warning，121-122，261-262

　as “Degenerate Artist”/Nazis，12，90，118-119，169

　later life/death，218

　Gurlitt/looted or confiscated art，12，145，146，169，187，227，230，237，260，262，264

　World War Ⅰ，40

Belgium invasion，144

Bell，Johannes，54

Belling，Rudolf，119

Bergen-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181

Berggreen-Merkel，Ingeborg，245，246-247，248，251，253

Berlin Secession，45，50

Berliner Morgenpost（newspaper），119

Bertram，Adolf，Cardinal，147

Black，Leon，254-255

Blair，Eric（Orwell，George），208

Bloch，Eduard，17-18，128

Bloch，Vitale，157

Blumenfeld，Erwin，57-58，217

BMW，168

Böhmer，Bernhard，130，171

Bonvin，François，264

Borchardt，Hermann，199-200，202

Bormann，Martin，160

Bosch，Hieronymus，199，207-208

Boswell，Helen，202

Boyer，Richard O.，202-204

Braun，Eva

　at Berghof，155，165

　in bunker/suicide，174-176，177-178

　Hitler relationship，155，165，166，174-176，177-178

　Negus/Stasi（dogs），155，175

Breitenbach，Edgar，190

Bride of the Wind，The（Kokoschka），59，118

Brücke artists/movement，35，36，77，99，102，124

Brueghel，Jan（the Younger），162-163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132，135

Buchholz，Karl，130，171

Burckhardt，Carl，141

Busch，Wilhelm，32

Cain（Grosz），204-205

Caution，Don’t Stumble（Grosz），63

Cézanne，Paul，158，159

Chamberlain，Houston Stewart/wife，21，69，80

Chamberlain，Neville，131，137

Chauvet，Olga，169

Chicago Daily Tribune，138

Children of the Forest（Nolde），99，169-170

Christ and John（Barlach），106，118

Christus，Petrus，157-158

class disparity，Germany，34-35，80

Clay，Lucius，185

Clémenceau，Georges，54

Clemens，Walter，186

Codde，Pieter Jacobscz，164

collectivism，121-122，261-262

communism，Germany

　attempted putsch，48-49

　goals/views，48，49

　violence against，49-50，52-53，60

　See also specific individuals

Company at the Table（Nolde），35

Comradeship（Thorak），116

concentration camps

　companies using forced labor/experiments，168

　deportations to，132，135，148，149

　escapes，199

　liberating/survivors，171，181，187，194

　murders，129，148-149，196

　Red Cross committee visiting Dachau/report，131

See also Auschwitz；Bergen-Belsen；Dachau；Oranienburg；Sachsenhausen；specific concentration camps

Coquette，The（Höch），73

Corinth，Lovis，45-46，124，135，146

Corpse in Barbed Wire（Dix），75，118，169

Courbet，Gustave，11，167，227，259

Crespi，Giuseppe，164

Crowninshield，Frank，83

Cubism，117，119，158

Czechoslovakia and Hitler，131，137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131，132，181，199，202

Dada movement/artists，45，48，60，72-73，117，199

Daimler-Benz，168

Dali，Salvador，200，213

Dallas Museum of Art，212

Dancer，The（Nolde），99，169-170

Darwin，Charles，19-20

Degas，Edgar，2，11，46，148，158，167，231，249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1937），113，117-120，199

　Hitler’s plan/storage，130

　Nazi confiscation，97，109，117-122，129，130

　Nazi definition，100-101

　origin of the term，20-21

　See also “Degenerate Art”；specific artworks

“Degenerate Artists”

　descriptions/examples，11-12，20-21，110

　exhibition（1937），117-120

　Sotheby’s auction（2015），255-257

　See also “Degenerate Artists”；Beckmann，Max；Dix，Otto；Grosz，George；Nolde，Emil；specific individuals

Degussa Goldhandel，168

Delacroix，Eugène，148，159，227

Denmark invasion，144

Deutsches Volksblatt（newspaper），21

Dix，Otto

　artistic output，12，39，65-66，74-75，90，91，118，120，146，169

　as “Degenerate Artist”/Nazis，12，90，91，118，120

　later life，121，217

　Maria（partner），child，74

　World War Ⅰ，39，40，64-66，74-75

Dr.Strangelove（film），209

Dresden Academy of Fine Arts，32-39

Eber，Elk，115-116

Ebert，Friedrich，49，83

Eclipse of the Sun（Grosz），76-77，86

Edel，Christoph，246，252-253

Eizenstat，Stuart，238，244

Elser，Johann Georg，165-166

Enabling Act（1933），96

End of the Road，The（Grosz），38

Entartete Kunst. See Degenerate Art

Epting，Karl，154

Esser，Max，116

eugenics program beginnings，141-142，148-149

euthanasia. See Tiergartenstraße 4

Expressionism，59，60，77，117，144

Fantastic Art，Dada and Surrealism（Grosz exhibition），199

Fate of the Animals（Marc），144

Faulkner，William，263

Favre，Guillaume，131

Feddersen，Karl-Sax，236

Feuerbach，Anselm，16，155-156

Fiedler，Herbert，36

Fischer，Theodor，140，141

Five Women on the Street（Kirchner），37，118

Flechtheim，Alfred

　death，199

　description/background，62

　Grosz，62-63，199

　heirs，236

　Lion Tamer，The，236

Flood，Evening（Nolde），99，169-170

Focus magazine，2，237

For the Fatherland，to the Slaughter House（Grosz），72

Four Elements，The（Ziegler），114，116

Fragonard，Jean-Honoré，11

Fräßle，Nikolaus “Klaus，” 228，230，252，264

France

　appeasement to Germany/Nazis，131

　auctioned stolen art，140，141

　declaring war against Germany（World War Ⅱ），142-143

　Évian conference，129-130

　German reparations/actions，70

　looting of French art beginnings，145-146

　Nazi invasion，144

　prostitutes/prostitution in Paris，20

　resistance，187，242

　social Darwinists，20

　Vichy government，145，150

　World War Ⅰ and，27

　See also specific art，specific individuals；Versailles Treaty/peace conference

Francken，Frans，163

Franke，Günter，169

Frankfurter Zeitung（newspaper），66，96

Franz Ferdinand，Archduke/Sophie（wife），27，55

Franz Joseph Ⅰ，Emperor，14，16，19

Franz，Michael，262

Free French Forces，242

Frehner，Matthias，252-253

Freikorps，49-50，60

Friedländer，Elfriede，49

Friedländer，Max J.，157

Friedmann，Charlotte，134，149

Friedmann，David

　background/death，134，149

　Tarnowski（Toren）family/art and land，135，149，170，224

Friedmann，Marie Hildegard. See Tarnowski，Marie Hildegard（née Friedmann）

Friedrich，Caspar David，89-90

Führermuseum Project

　Hitler’s strategy，7，9，10，12，138，151，152，155，156，161，168，171，175，176-177

　money spent/deals made（summary），171

　secrecy/rumors of，10，145-146，153

　See also art，looted or confiscated；Gurlitt，Hildebrand；Posse，Hans；Voss，Hermann；specific individuals

Fulfillment Policy，61

Full Metal Jacket（film），209

Galle，Hieronymus，169

Gauguin，Paul，167

Gay Science，The（Nietzsche），39

Geibel，Hermann，116

George，David Lloyd，131-132

George，Stefan，67

Gérard，Raphaël，226

Germany，a Winter’s Tale（Grosz），44

Germany/post-World War Ⅰ

　child prostitution/prostitution，65-66

　culture（summary），58

　desire for stability，74

　divisions，63，66，67-68

　economic problems/hyperinflation，62

　hatred，62

　Hitler/right-wing politics，66

　homeless shelters，66

　pan/“pure” Germanic culture，15

　riots，44，48-50，59

　veterans，58，63，64，66

　women’s sexual empowerment，72-74

　See also specific ideas/events；specific individuals/organizations

Germany/post-World War Ⅱ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180-181

　fate of artists，217-218

　government actions/views on stolen art，238，247-248，249-250，251，260-263，264-265，266

　Grosz（George/Eva）repatriation/life and，217-218，219-221

　Nuremberg Trials，190

　punishment，189-190，191-192

　rebuilding，189

　See also Monuments Men；specific individuals；specific art

Gersdorff，Rudolf-Christoph von，166

Gershwin，George，83-84

Gert，Valeska，73-74

Giacometti，Aberto，254

Girl Before a Mirror（Dix），65

Gladona，Albin von，187

Glaspalast/fire，89-90，112

Glimpse into the Negro Section of Dallas，A（Grosz），212

God with Us（Grosz），60-61，67，79

Goebbels，Fritz，92

Goebbels，Joseph

　anti-Semitism，82，89，92，93，132，148-149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87，89，90，91，95，97，99，102，106，112，122，147，151，163，171，260

　background/description，80，81，89，90，91-93，265

　diaries，92-93，114，148-149，151，163

　Hitler friendship，94，105，113-114，163

　murder of children with wife，176，177，178-179

　Nazi policies，80-81，87，90，91，92，95-96

　Olympics，110

　wife/children（Magda/Helga，Hildegard，Holdine，Helmut，Hedwig，Heidrun），94，113-114

　See also specific events/Nazi activities

Goebbels，Katharina，92

Goebbels，Magda（née Quandt），94，176，177，178-179

gold stolen from Jewish Europeans，168

Göpel，Erhard，153-154，160

Göring，Hermann，107，146，176

Gossaert，Jan，158

Gotthelf，Maja，187

Gray，Edward，28

Great German Art/House of German Art building description，111-112

　Goebbels/Hitler，7，81，87，89，90，91，95，98，112-113，114

　Hitler/silver hammer incident，89，90-91

　opening exhibition，114-117，121

Great German Artists/House of German Art

　opening exhibition，114-117

　selection process，111-114

　See also Eber，Elk；Hoyer，Hermann Otto；Ziegler，Adolf；specific individuals

Great War. See World War Ⅰ

Grosz，Eva

　America move/life，85-86，193，194，195，200，201，206，212，213，214，215

　death/husband’s death，221

　Germany repatriation/life，214-216，217-218，219

　marriage，72

　Nazi effect on husband’s career，214-216

　trip to Germany（1951），210-212

Grosz，George

　artistic manifesto，30，32-38

　artistic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Ⅰ，12，41-47，50，51-52，53，58-63，66-67，72，76-77，84，86，119，194，195

　background/childhood，31-34，37

　censored art/court trials，60-61，72，79

　Clara（sister），31-32，210

　communism，48，49，50，51，62

　death，220-221

　as “Degenerate Artist，” 12，119，170

　description/character，30，32，37，40-41，42-44，58，209，210，215，220，221-222

　“Dutch entrepreneur” prank，30，41，220

　education，32-36，37-38，124

　Flechtheim，Alfred/business partnership，62-63

　Germany repatriation/identity，215-216，217-221

　hiding from Nazi government，53

　Hitler/Nazi impact on career，66-67，71，75-77，78-79，82，83，85-86，87，90，91，193-194，211-212，213，215-216

　lifestyle，30，37，38-39，41-42，51，57-58，58，80

　marriage/views of women，72

　Old Masters，32，34，35

　parents，31-32

　sketching techniques，37-38，212

　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12，141，170，218，228，248-249

　trial with German army，60-61

　trip to New York（1932），83-84

　Versailles Treaty/Germany，54，55，56

　views of women，72，84，206

　views of war，29，30，31，40-42，52，56，57

　See also specific artworks；specific individuals

Grosz，George/America

　art description/views，196-199，200-201，202，204-205，206，207-209，210，215

　awards/honors，201，205，216-217

　Borchardt friendship，199-200

　Cape Code vacation，200-201

　deaths of mother/aunt，205

　depression/alcohol，193-194，195，199，200，202，204，205-207，213-214，215-216

　family dynamics，200-201，213-214

　integration/cultural adjustment，85-86，103，104，193-210，212-217

　Kubrick photograph，209

　New Yorker profiles，202-204，222

　Punch（Scottish Terrier），202

　return to Germany（1951），210-212

　US citizenship，200

　views of African Americans，84，212

　warnings on fascism/communism，196-198，201，202，203-204，207，208，210，213

Grosz，Karl，31

Grosz，Marie，31-32，197，205

Grosz，Martin（“Marty”）

　America move/life，86，195，200-201，203，206，207，221

　parental dynamics，195，201，211-212，214，221

　views on evil，259，265

Grosz，Peter

　America move/life，86，195，200-201，204，213，221

Gruell，Karl，187-188，190

Grütters，Monika，248，249，251，260-263，264-265

Grützner，Edward von，131

Grynszpan，Herschel，132

Guardi，Francesco，164

Guenther，Peter

　background，115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117，118，119

　Great German Art exhibition，115，116，117

Guernica（Picasso），201

Gundolf，Friedrich，92

Gurlitt，Benita（Renate）

　brother（Cornelius），224，226，228，231，232

　childhood，11，127，143，161，168，171，173，174，181

　death，237

　description，228

　father’s death/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219，226，229-230

　husband（Klaus），228，230，252

　inheritance，229

Gurlitt，Cornelia，124

Gurlitt，Cornelius（elder），123，124，139，148

Gurlitt，Cornelius（younger）as adult

　Bausback contract（“deathbed deal”），251-252

　contemporary views on Gurlitt art trove，265-266

　death/burial，6，247，252

　description/character，225，246

　health/heart problems，232，235，246，251，252

　inheritance from father（Hildebrand），219，225

　investigations/task forces，224-225，234-235，237，238，244，245-247

　lawyers/estate planning（“deathbed deal”），246-247，252-253

　legal rights，5，233，238，245，263

　lifestyle/isolation，3，223-224，226，228-229，237，246，251-252

　media coverage，2，237-239，243，244-245

　mother（Helene），225，226-227，228，229

　raid on apartment，3，224-225，237

　real estate，3，227-229，248-249

　selling art，3，230-233，235-237，243

　sister（Benita），224，226，228，231，232

　views on father/Gurlitt art trove，5-6，224-226，227-228，236，244-245，251-252

　See also Bausback，Winfried；Nemetz，Reinhard；specific art

Gurlitt，Cornelius（younger）as child

　birth，126

　trauma/consequences，265-266

　wartime experience/education，11，12，161，168，171，173，174，181

Gurlitt，Fritz，102

Gurlitt，Helene

　husband’s death/her inheritance，219，225，226

　illness/death，229

　letter to exiled Jewish European widow，181-182

　misleading officials，226

　Munich real estate，226-227，229

　relationship with son，225，226-227，228，229

　role as wife/mother，9，126，127，143，168，169，174，181-182，219

Gurlitt，Hildebrand

　background/youth，123-124

　description/character，11，123，125-126，127，153，164-165

　Dresden bombing（1945），9-10，11，148，173

　extramarital affair，169

　Hamburg bombings，144，147-148，161-162

　Helene（wife），9，126，127，143，168，169

　money-making schemes，125-126，136

　mother，9，11，148

　Nazi flag/views thereof，125-126

　positions between wars，103，124-127

　postwar life/death，218-219

　protecting his art collection，10-12，172

　World War Ⅰ，123，124

　Zwickau museum/controversy，103，124-126，139，145，190

Gurlitt，Hildebrand/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 beginnings in the art world，2，130，136，143-146，147-148，149，160-161，162-163，164-165，168-170，218，257，260

　deals made（summary），171

　finder’s fee/commission rate，153，164，165，171

　Führermuseum inner circle/credentials，2，10，153-154，157，162，163

　money-making schemes/personal art collection，136，143-145，146，153，160-161，162-163，164，166-167，169-170，172，218，219

　provenance of collection，11，144，148，160，164，165，172

　Schloss Weesenstein，10-12，173-174，181

　See also Monuments Men/Hildebrand Gurlitt；Voss，Hermann

Gurlitt，Louis，123-124，146

Gurlitt，Marie，123，126，174

Gurlitt，Wilibald，124

Gurlitt，Wolfgang，102-103

Gustloff，Wilhelm，111

Haber，Fritz，133-134

Hácha，Emil，136-137

Hamburg bombings/consequences，144，147，161-162

Hanfstaengl，Catherine，69，70，80，95-96

Hanfstaengl，Ernst（“Putzi”）and Helene（wife），69，71，95-96，110-111，137

Hanisch，Reinhold，25，26

Harris，Leon，212

Hartung，Hannes，246，250

Häusler，Rudolf，26-27

Hausmann，Raoul，73

Head of an Apostle（Raphael），254-255

Heads of Teutons（Grosz），170

Hemingway，Ernest，198

Henie，Sonja，250-251

Hermsen，Theo，154，160-161

Herzfelde，Wieland

　communism，48，49，50，119

　jailing of，53

　lifestyle，30-31，57

　postwar partnership with Grosz，194，196，197，199，208

　publishing Grosz，29，30，42，43，48，49，50，52，60-61，79

　World War Ⅰ/war views，29，30

Hilz，Sepp，116

Himmler，Heinrich，142，170-171

Hindenburg，Oskar von，87

Hindenburg，Paul von

　death/Hitler’s rise to power，87，108

　elections/age，75-76，85，96

　official portrait/Liebermann，77-78

Hitler，Adolf

　American media prewar coverage of，111，142，143

　“annihilation of Jews，” 136，148

　assassination attempts of，165-166

　Berghof，111，113，127，137，138，141，142，154-156，165，177

　birthdays，fiftieth，fifty-sixth，137，174

　Blondi（German Shepherd），156，175，176，177

　bowling，92，137，155

　dietary preferences，154-155

　in bunker/suicide，174-178

　Geli（niece），156

　health problems（by October 1944），170-171

　Henriette Hoffmann’s confrontation of，156

　List/List Society，21

　mother（Klara），12-18，128，178

　propaganda，110-111，131，137-138，142，143

　resistance to，165-166，182，242

　retreat from public（by end of 1942），163

　romanticizing war，14，31

　World War Ⅰ，27-28，29，39

Hitler，Adolf/art

　artworks mocking him，66-67，69

　artwork as adult，41，155

　artwork as teenager，14，16，17，18-19，25-26

　See also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Degenerate Art/Degenerate Artists；Führermuseum Project；Great German Art/Great German Artists；specific events/actions；specific individuals/entities

Hitler，Adolf/between World Wars

　anti-Semitism，67-68，69，78，108-109，110

　becoming Chancellor/Nazi celebrations with torches，87

　becoming “Der Führer，” 80

　communism，67-68

　democracy，68

　description，67，69，91，119

　German reparations/French anti-German policies，70

　introduction to Goebbels，80-81

　obtaining German citizenship，85

　parlor/salon rants，69

　need for national crisis，80-81

　prison life，80

　propaganda before Olympics（1936），110-111

　Putsch failure，67，70-71，80，219

　rallies，67-68，82-83，85，108，109-110

　See also Goebbels，Joseph，Nazi Party/NSDAP；Nazis；specific individuals/entities

Hitler，Adolf/childhood and youth

　Akademie der Künste，16，17，25

　career failure with Roller，18-19

　description/character，14，15，19，25，26

　education，14，15

　military service enrollment/humiliations，26-28，29

　move to Vienna，15-16

　move to Munich，27

　nationalism/pan-German racial views，14-15，19，21，24-25，26

　post office job offer，18

　relationship with father，12-14

　relationship with mother，12-13，14，15，16，18

　religious/Catholic beliefs，13，14，90

　selling postcards/art，25-26

　shelters in Vienna/money problems，23-25，26

　Vienna life，16-17，19，22，23-26

　Vienna visit（1906），15-16

　World War Ⅰ beginnings，27-28

Hitler，Alois

　background，12

　death，14

　description/character，12，13

　name change（from Hiedler），12

Hitler，Alois（Jr.），12-13

Hitler，Klara

　background/description，12

　illness/death，15-16，128

　Johanna（sister），13，18，26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Adolf，12-13

Hitler，Paula，12-13，18，19，25

Hitler the Savior（Grosz），66-67

Hitler Youth，90，156，174

Hitlergrüß/“Heil Hitler” greeting，97，131，161，178

“Hitler’s Last Hostages” phrase，249

Höch，Hannah，53，72-73，206

Hoffmann，Heinrich，113，156

Hoffmann，Henriette，156

Hoffmann，Meike，238，244

Holzinger，Stefan，246

Horse Cadaver（Dix），74-75，118，169

House of German Art. See Great German Art/Artists

Howard，Richard F.，192

Hoyer，Hermann Otto，115

Huelsenbeck，Richard，44，45，57

Hulton，Mike，236

Ibsen，Henrik，76

Imaginary Bridge（Höch），73

Impressionism/artists，1，12，35，39，45，46，77，101，135，166-167

Impressions of Dallas（Grosz exhibition），212

In Memory of Rosa Luxemburg and Karl Liebknecht（Grosz），50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Hoyer），115

Ingres，Jean-Auguste Dominique，148，162

Interior of a Gothic Church（Menzel），136

Interregnum（Grosz），197，198-199

Jahre der Kämpfe（Nolde），104-106

Janke，Else，92-93

Jewell，Edward，208

Jigsaw Puzzle（Grosz），197-198

Jodl，Alfred，179

Jung，Edward，107

Junge，Traudl

　Hitler，155，156，166，174，175，176

　postwar，182-183

Kandinsky，Wassily，27，227

Keep Your Mouth Shut and Do Your Duty（Grosz），78，119

Kempka，Erich，177

Kerry，John，244

Kessler，Harry

　description/views，47，50，52，58，83

　German art/position，47

　Grosz，47，50，52，58，217

　imperial palace，47-48

　later life/death，218

　Versailles Treaty/Germany，54，56

Ketterer，Wolfgang/Ketterer Kunst，230

Kindertransport program，149

Kirchbach，Kurt，126

Kirchner，Ernst Ludwig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36-37，40，64，118，120，145，227

　as “Degenerate Artist，” 118，120

　Erna（partner），121

　postwar life/problems（summary），63-64

　suicide，121，217

　World War Ⅰ，40

Kläger，Emil，22-23

Klee，Paul，27

Klimt，Gustav，20

Knickerbocker，Hubert Renfro，82-83

Knirr，Heinrich，115-116

Kokoschka，Oskar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16-17，34，59-60，118，120，125，139，140，141，146，237

　as “Degenerate Artist，” 17，118，120

　Grosz’s views of，59-60，77

　later life，121，217

Kollwitz，Käthe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12，50-51，90，103，145，187

　communism/views，50-51

　death，218

　as “Degenerate Artist，” 12，90，103

　Peter（son）/his death，51，125，204，218

Kornfeld，Eberhard/Galerie Kornfeld，230-231

Kristallnacht/consequences，132-133，134，135-136，219

Krupp（steel），168

Kubrick，Stanley，209

Kuhnert，Wilhelm，126

Kunstmuseum Bern

　art description，252

　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 provenance，264

　Cornelius Gurlitt’s will/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6，247，252-253，264

Lady Chatterley’s Lover（Lawrence），47

Lancaster，Burt，242

Landscape with Turkeys（Crespi），164

Lange，Herbert，142

Last Hand Grenade，The（Eber），115-116

Laurencin，Marie，158

Law for the Confisc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Degenerate Art（1938），129

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reditarily Diseased Offspring（1933），97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German Honor（1935），110

Lawrence，D.H.，47

League of Nations，54，75，98，141

Leonie（Dix），65，169

Levin，Leo，125，126

Liebermann，Max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2，3，12，45，46，77-78，101，105，117，124，135，149，170，187，188，191，224，225，227，235-236

　as “Degenerate Artist，” 12，105，117

　Hindenburg’s official portrait，77-78

　See also Two Riders on the Beach（Liebermann）

Liebknecht，Karl

　assassination，49，50，51，52，60

　as communist，48-49

Life magazine，111，143

Life of Christ（Nolde），99-100，117-118

Linge，Heinz，154，175，177，178

Lion Tamer，The（Beckmann），12，119，187，191，235-237

List，Guido，21

List Society，21

Little Yes and a Big No，A（Grosz autobiography），209

Look magazine，209

Lord’s Prayer，The（Pechstein series），64，102，119

Lossow，Karl，70

Louis，Joe，119

Love Scene（Kirchner），37

Lovers，The（Beckmann），262

Ludeke，Kurt，69

Lueger，Karl，25

Lugert，Emanuel，14

Luxemburg，Rosa

　assassination，49-50，52，60

　as communist，48-49

Mahler，Gustav/Alma，59，118

Mammen，Jeanne，73-74

Manet，Édouard，158，167，227

Marc，Franz，27，144

Marinello，Christopher，243

Marshall Plan，240

Martin，Kurt，186

Matisse，Henri/art，2，38，140，158，159，191，237，242，250-251

　See also specific art

Matisse，Marguerite，242

Matisse，Pierre，140

Max and Moritz（children’s book/Busch），32

medical experiments/reports and medical conferences，168

Meidner，Ludwig，30-31，42

Mein Kampf（Hitler），14，22，80，93，94，96，97，104-105，131，155，208

Mendelssohn-Bartholdy，Felix，25

Menzel，Adolph，136，260

Merkel，Angela，4，5，6，238，247，248，249，251

Miller，Arthur，216

Misch，Rochus，177，178，179

Möller，Ferdinand，101，130，171

Monet，Claude，1，158，159，249

Monroe，Marilyn，216

Monuments Men

　deception by Voss of，183-185

　description/role，10，179-180，183，191

　limited resources，179-180，191

　Office for External Restitution，226

Monuments Men/Hildebrand Gurlitt

　deception/lies，185-189，190-191，238，241，265

　Gruell，187-188，190

　Gurlitt’s concerns，10，11，179，180，182，183

　Gurlitt’s reference letters，185-187，189

Monuments Men，The（film），241

Morgenstern，Samuel/wife，25-26，128-129

Mother with Dead Child（Kollwitz），51

Mühsam，Erich，196

Müller，Herman，54

Müller-Hofstede，Cornelius，149

Müller，Karl Alexander von，70-71

Müller，Richard，35

Munch，Edvard，33，45，140，227

Munich Agreement，131

Mussolini，Benito，177，181

Myself and the Bathroom Mirror（Grosz），200

Napoléon Bonaparte，143

Nazi Party/NSDAP

　dependence on Hitler，80

　description（1923），67

　elections（1930），82

　effects of financial crash on party politics（1929），81

　victory（1933），95

　See also specific individuals

Nazis

　homosexuals，107

　marriage laws，136

　power expansion，89-91，95-98，100-101，108-109

　press control，91，119

　spiritual authority，90，115

　status in Germany（1932），84-85

　undermining organized religion，90

　See also specific individuals

Nemetz，Reinhard，234，249

Nemetz，Reinhard/Cornelius Gurlitt art trove

　Bausback，247

　indefinite holding of Gurlitt art trove，237，240-241

　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Gurlitt tax evasion，4，224-225，234-235，237，238，244，246，249

　press conference，3-4，238-239，243

　rejection of Washington Principles，239

Netherlands invasion，144

Neue Freie Presse（newspaper），20-21

Neue Jugend（newspaper），43

Neumann，Josepf，26

New Germany Desires Work and Peace，The（Hitler’s speeches/Goebbels foreword），95

New Republic，198

New York Times，111，208，266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11，142

New Yorker，83，202-204，209，222

New Yorker cartoons，203，206

Nietzsche，Friedrich，39，65

Night of Broken Glass. See Kristallnacht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106-108

nihilism，39，41，42，48，58，62，64-65，210，213

Nineteen Eighty-Four（Orwell），208

Nolde，Emil

　Ada（wife），104，105

　anti-Semitism/Jahre der Kämpfe，104-106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35，77，87，98-100，124，141，145，146，169-170，227，237，249

　background，98-99

　denouncement of Pechstein，102-104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117-118，120

　Great German Artist vs. Degenerate Artist，87，98，101-102，103-106，113，117-118，121

　Hitler/Goebbels，87，99，102，103，104-106，112，121

　retreat/memoir，121

Nordau，Max，20-21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191-192

Norway

　invasion by Germany，144

　Norway/returning art，250-251

Noske，Gustav，52

NSDAP. See Nazi Party/NSDAP

Nuremberg rally（1935），108，109

Nuremberg Trials，190

Oertel，Robert，186

Office for External Restitution，226

Old Woman with Cloche Hat（Beckmann），145，169，260

Olson，Sidney，181

Olympics preparation（1936），110-111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Darwin），19

On the Waves of Love（Munch），33

Onstad，Niels，251

Oranienburg concentration camp，196

Orpen，William，54

Orwell，George（Blair，Eric），208

Pabst，Waldemar，49

Park，Tido，250

Peace（Grosz），196-197

Pearl Harbor attack/consequences，147，194，202

Pechstein，Max

　art/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12，36，64-65，102-103，113，119，120，125，141

　as “Degenerate Artist，” 12，113，119，120

　Grosz/Nazis，103，104

　Gurlitts，102-103

　Nolde attacking，102，103-104，105

　postwar life（summary），52，64

Petacci，Clara，177

Peter，Eva，72

　See also Grosz，Eva

Picasso，Pablo，1，2，141，158-159，200，201，227

Piece of My World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A（Grosz），207，208

Pillars of Society，The（Grosz），76-77，78，86

Pimp and Prostitute（Dix），67

Pissarro，Camille，135，167，227

Pit，The（Grosz），207-208

Pleite，Die（magazine），52，53

Poe，Edgar Allen，221

Poetsch，Leopold，14-15

pointillists，167

Poland invasion，145

Pollock，Jackson，210，213

Posse，Hans

　background，138-139

　death/funeral，150，152-153

　Führermuseum/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138-139，144，145-146，147，150，152，183

　widow of，152

Potato Eaters，The（van Gogh），35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 Restoration Act（1933），97

Pulitzer，Joseph，Jr.，140

Quai de Clichy（Signac），167

Quandt，Günther，94

Quandt，Magda，94

　See also Goebbels，Joseph

“Rape of Europa，The” meaning，167

Raphael，254-255

Rathenau，Walther，61

Räuber，Die（Grosz portfolio），61-62

Rauschenberg，Robert，214

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149，168

Reich Press Association，91

Reichskristallnacht. See Kristallnacht/consequences

Reichstag fire（1933），95-96

Renoir，Pierre-Auguste，2，148，158，167，227，237，249

Requiem for a Nun（Faulkner），263

Risi，Anna，155-156

Rochlitz，Gustav，164

Rockwell，Norman，203

Rodin，Auguste，11，148，167，187，249

Röhm，Ernst，107-108

Roll Call on 23 February 1933（Eber），116

Roller，Alfred，18-19，128

Roofs（Menzel），136，219，260

Roosevelt，Franklin D.，202

Rosenberg，Alexandre/Elaine，5，242

Rosenberg family and looted/restituted art，5，6，242-244，245，251，253-254

Rosenberg，Marianne

　background，242-243，245

　discussions on evil/Nazi art looters，265，266

　looted art，245，250

Rosenberg，Paul

　art collection/Nazis stealing，5，158-160，224，242

　provenance documentation，5，243-244

　background，158

　escape with family，159，160，242，243-244

Rosenfeld，Paul，199

Rosenquist，James，214

Ross，Harold，83

Roth，Joseph，66

Rothko，Mark，210，213

Rottmann，Karl，16

Rubens，Peter Paul，59，158

SA（Sturmabteilung），70，85，107，134

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132

Scene of the Grande Canal（Guardi），164

Scheidemann，Philipp，55

Schiele，Egon，20

Schirach，Baldur von，156

Schleicher，Kurt von/Elizabeth，107

Schleier，Rudolf，225

Schloss，Adolphe，157

Schloss art collection

　description/attempts to protect，157-158

　French/Nazi collaboration，158，160，162

Schloss，Lucie，157，162

Schmeling，Max，119

Schmidt，Georg，140，144

Schocken，Salman，125，126

Scholl，Sophie，182

Schönberger，Guido，186-187

Schönerer，Georg von，25

Schuschnigg，Kurt，127-128

Schütz，Wilhelm von，92

Schutzstaffel（SS），75，131，142，148，152，161，170

Scream，The（Munch），33

Sea in Stormy Weather（Manet），167

Self-Portrait as a Soldier（Kirchner），40，118

Sexual Ethics of Communism（Friedländer），49

Shirer，William，108，142-143，145

Shungyosai Ryukoku，170

Sick Man at Night（Kirchner），64，118

Signac，Paul，167

Sinking of the Titanic，The（Beckmann），39，118-119

Skarbina，Franz，48

Skat Players（Dix），65

Snyders，Franz，169

social Darwinism

　description，19-20

　nationalism/right-wing ideology，20-21，69

Social Democratic Party（SPD）

　communists，49

　postwar Germany，49

　Viennese shelters，23

Solberg，Erna，251

Sotheby’s，6，254，256，260

SPD. Se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eer，Albert，146，152，157

Spiegel，Der（magazine），244-245

SS. See Schutzstaffel

Stalin，Joseph，178，201

Stalingιad battle/consequences，151-152，156-157，160，161，178，201

Stauffenberg，Claus von，166，170

Sterl，Robert，33

Stickforth，Gertrud，101

stock market crash（1929），81

Stötzel，Markus，236

Struck，Hendrik van，169

Sturmabteilung（SA），70，85，107，134

Süddeutsche Zeitung（newspaper），75

Suicides（Grosz），43

Sullivan，Pegeen，206，207

Sunday，Billy，82-83

Surrealism，199

swastika

　Hitler/artwork criticism，67，76-77，80，82，115，138，196，197

　List Society，21

Swift，Jonathan，222

T-4. See Tiergartenstraße 4

Tarnesby，Peter

　as child/youth，133，135，149

　death，254

　escape from Germany，149，240

　as heir to looted art，5，241

　name change，240

　See also Tarnowski，Peter（Hans Hermann）

Tarnowski，Georg Martin

　arrest，134-135

　concentration camps/death，5，135，149，240，256

　Friedmann’s artwork，135

　patriotism，133

　World War Ⅰ/Iron Cross First Class medal，133

Tarnowski，Klaus Günther. See Toren，David

Tarnowski，Marie Hildegard（née Friedmann）

　concentration camp/death，5，149，240，256

　description/activities，133

　husband’s arrest，134，135

　patriotism，133

　Tarnowski，Peter（Hans Hermann）. See Tarnesby，Peter

Thorak，Josef，116

Tiergartenstraße 4

　description/murders，142，148-149

　first use of gas chambers，142

　Soviet POWs，148

　See also eugenics program

Time magazine，181，237

Titanic sinking，39

Todt，Fritz，157

Toren，Ben，254，256，257

Toren，David

　as child，133，134，135，149

　discussions on evil/Nazi art looting，265

　Friedmann（great uncle）art collection，135，224

　health problems，245，254

　on Hitler，134

　Kindertransport，5，149，240

　parents’deaths，149

　Sarah（wife），240

　as looted art heir/restitution difficulties，239，240，245，246，253，256

　Twin Towers attack（September 11 2001），5，240

Toren family and 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5，6，239，240，245，246，253，254-257

Toren，Peter

　background，240

　discussions on evil/Nazi art looting，265

　looted art/Sotheby’s auction，241，245，254-257

Torregrossa，Alberto Vasallo，di，98

Train，The（film），242

Trench，The（Dix），75，118

Tresckow，Henning von，166

Triad（Belling），119

Tristan und Isolde（Wagner），15

Troost，Gerdy，111，112

Troost，Paul，111

Trübner，Wilhelm，153-154

Tucholsky，Kurt，58，60，218

Two Nudes on a Bed（Kirchner），37

Two Riders on the Beach（Liebermann）

　description/as Degenerate Art，46，117

　heirs/restitution，5，6，239-241，245，250，251，253-254

　Sotheby’s auction，6，254-257，260

　as looted art/journey to restitution，12，135，149，170，187，191，224，225，227，235，239，245

Twombly，Cy，214

United Nations，141

Valentin，Curt，141

Valland，Rose，189

van der Lubbe，Marinus，95-96

van Dyck，Anthony，158，162

van Gogh，Vincent，1，31，35，106

van Nickelen，Isaak，163

Vanity Fair，83

Versailles Treaty/peace conference

　dates/significance to Germans，52，55

　humiliation of Germany，53-56，74，108，143

Vienna

　“charity” balls，22-23

　class disparity，22-23

　ethnic minorities，22-23

　Jewish Viennese and 1867 edict，19

　shelters/Wärmestuben，23，24-25，26

　xenophobia，24

View of Sainte-Adresse（Manet），167

Vogue magazine，138

Voice of Reason，The（Grosz），197

Völkische Beobachter，55，101

von Liebenfels，Jörg Franz，22

von Papen，Franz，86，87，97，107

von Pölnitz，Baron，11，174，181

von Tirpitz，Alfred，31

von Waldberg，Max，92

Voss，Hermann

　background/description，152，153，157

　Führermuseum/confiscated or looted art，151，152，157，171

　Gurlitt，151，153，154，157，164，165，169，185，186

　Monuments Men，183-185

　postwar，185

　Schloss Weesenstein，171，173，174

Wagner，Richard，15

Waldmüller，Ferdinand，16

Wall Street Journal，1，2，3，5，6，259，266

War Cripples，The（Dix），65

war profiteers，30，61，162，179，265

　See also specific individuals

War，The（Dix series），74-75

Washington Post，46

Washington Principles/Germany’s adherence to or lack thereof，2，233-234，238，239，240，245-246

Weavers’Uprising，A（Kollwitz），50-51

Wehle，Raphael，34

Weimar Republic，57，76，97，99，208，209，212，218

Wertheim，Maurice，140

Westdeutsche Landeszeitung，92

“whores” term，22

Wiedemann，Hans，110

Wilhelm Ⅱ，Kaiser

　abandoned palace，47-48，49

　abdication/consequences，44-45，46，47-48，49，219

　art/German culture，46，48，51，77

Wilson，Edmund，209

Wilson，Woodrow，54，141

Winter Landscape in Moonlight（Kirchner），64，118

Winter Landscape with Windmills，Skating，and Ice Hockey Players（Codde），164

Wohlwill，Gretchen，126

Wolffson，Albert Martin，218

Wolffson collection/family，136，218-219，260

Wolfs，Rein，264-265

Woman at Her Toilette（Degas），231

Woman in Blue in Front of a Fireplace（Matisse），250-251

Woman with a Fan（Matisse），3，5，159，191，224，239，243，253-254，260

World War Ⅰ

　background，38-39

　beginnings/countries involved，27

World War Ⅰ/Germany

　humiliation/postwar terms，47，52，53-56

　Jewish German veterans/anti-Semitism，133-135

　toxic chemicals/poisons，133-134

World War Ⅱ

　Allied bombings of German cities，9-10，144，147-148，161-162，163，173，205

　appeasement by European leaders，131-132

　Catholic church，147

　complicity of non-Jewish Germans，182-183，191-192，194，220

　D-day（6 June 1944），165

　death statistics，189

　Germany’s surrender，179

　Hitler’s cultural war/art，148，151

　punishment of Germans，189-190，191-192

　rapes，173-174

　Russian campaign，151-152

　See also specific actions；specific individuals/organizations

Writer Is He！，A（Grosz），196

Wyndham，Henry，254-255，256

Yeats，William Butler，222

Young Oxen（Nolde），35，118

Zandvoort Beach Café（Beckmann），145，169

Zero Hour，179，180，183

Ziegler，Adolf，112，113，114，115，116，117，1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特勒最后的人质：被劫掠的艺术品和第三帝国的幽灵/（美）林美（Mary M. Lane）著，吴新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12

书名原文：Hitler’s Last Hostages：Looted Art and the Soul of the Third Reich

ISBN 978-7-5228-0412-5

Ⅰ.①希… Ⅱ.①林…②吴… Ⅲ.①艺术史-研究-德国 Ⅳ.①J151.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63950号

希特勒最后的人质：被劫掠的艺术品和第三帝国的幽灵

著者/〔美〕林美（Mary M.Lane）

译者/吴新婷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成琳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2.75 插页：0.5 字数：290千字

版次/2022年12月第1版 202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28-0412-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0-4592号

定价/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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