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去年春天，搭機從柏林飛往伯明罕，帆布背包裡揣著一本橄欖綠小書。我不時打開背包去探查包在防震牛皮紙袋裡的這本書，好讓自己放心它還在。歷經了七十餘年後，它終於要返家了，歸還給它前主人的孫女。前主人曾經小心翼翼地將藏書票黏貼在扉頁上，並在書名頁上寫了他的名字：理查．寇伯克（Richard Kobrak）。西元一九四四年底，他與妻子被驅趕登上前往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的最末一班火車，然後送進毒氣室。背包裡的這本小書並不珍貴；在柏林的二手書店裡，說不定只值幾塊歐元罷了。

然而，近日自擔任這本書的觀護人以來，便一直憂心驚慌，惟恐它突然遺失；止不住幻想而自尋苦惱，萬一把背包遺忘在計程車裡或它被偷了。這本書的價值毋關金錢，而是情感；再者，它對成長時缺少祖父的那些人是無可取代的。這本橄欖綠小書之所以擁有無上價值，是因為它是寇伯克僅存的財產。它是一本來自個人書房的藏書。悲慘的是，它只是等候返家的數百萬卷書當中的一本。在超過半世紀前，這批書就被悄無聲息地閒置至今。那些了解來源的人，總想抹滅對其主人的記憶，撕掉黏貼著藏書票的所有頁面，劃掉私人的題辭，並假造圖書館目錄；舉凡來自蓋世太保或納粹黨捐贈的字樣，全數以無名氏捐書人取而代之。

但很多書都留存了下來，可能是因為掠奪者分布太廣，而無意去閱覽這些遺跡。

最近數十年來，納粹竊取藝術品的故事相當受到矚目。二○○九年，我開始報導這件事，從斯德哥爾摩「當代美術館」（Moderna museet）

1

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

2

的一幅油畫〈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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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做調查，那幅畫曾在二次大戰期間失蹤。就如同這本橄欖綠小書，那幅畫曾經屬於一個德國猶太家族，但在一九三○年代末遺失了。我最初的調查主題後來變成納粹大規模掠奪藝術品，以及這些作品長達七十年的認領回歸大作戰；我的努力最終寫成了一本書，在二○一三年出版，書名是《強盜─納粹如何掠奪歐洲藝術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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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浸在這樁出於意識形態與貪婪的竊盜行為裡，我才了解到，不止藝術品與古董被掠奪，還有書。但這件事本身沒什麼值得奇怪的─納粹劫掠機構本就無所不盜。

讓我嘖嘖稱奇的第一件事是，它的規模極大，數以千萬計的書籍，在一場涵蓋大西洋岸到黑海岸的掠奪行動中消失無蹤。不過，還有另一件事也讓我驚訝，就是這些書的重要性似乎是在意識形態上。藝術品主要分散於納粹的領導階層裡，特別是希特勒和戈林

5

。這類藝術品旨在展示、宣示正當性，並且為納粹意圖在歐洲廢墟上打造的新世界賦予榮譽感；如他們所見，一個更美麗、更潔淨的世界。

可是，書卻別有用途。它們被竊取的目的非為榮譽感，也非純粹出於貪婪─而是為了更令人不安的理由。遍及全歐的圖書館和檔案庫，都被納粹德國

6

最位高權重的思想部長偷了，主事盜匪是親衛隊

7

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及納粹黨首領阿佛烈．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這個史上最龐大的偷書賊集團在戰爭期間精心策畫的行動。這場掠奪的目標是納粹運動的思想仇敵─猶太人、共產黨人士、共濟會、天主徒、政論家、斯拉夫人等。現今知道這個故事的人並不多，而且這樁罪行仍有極大部分懸而未決。我決定要追查這些失竊文物，於是踏上一趟跨越歐洲緜延數千里之行。此行部分原因是想了解，也想找出還有什麼遺留下來─以及佚失了什麼。我從巴黎的移民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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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到位於羅馬始於紀元之初而今下落不明的古代猶太圖書館。隨後，從海牙搜尋共濟會的祕密，到塞薩洛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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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一個被消滅的文明遺跡；從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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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到維爾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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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第緒圖書館：這些地方的人和他們的書被拆散又往往被摧毀；處處有線索，事實卻是少之又少。

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個訴說離散的故事─關於成千上萬座圖書館在二次大戰期間長久分崩離析的故事。曾是各種文集藏書一部分的數百萬卷書，現仍擺在遍及歐洲的書架上。可是它們遺失了內容的完整性。歷經幾世代打造而成的圖書館，曾是文化、語言學的骨幹，以及各族群、家庭和個人身分認同的核心，風華一時，而今只餘斷簡殘篇。圖書館無法憑藉自身能力復原，它們是創造與滋養它們的人與社會深思熟慮的成果。

而這也是本關於一群人的故事，他們發動了一場戰爭，意欲捍衛他們的文學遺產，拿性命賭注鋌而走險，也經常賠上生命。這些人都非常清楚掠奪他們思想的盜匪，無異於搶奪了他們的歷史和人性，歸根究柢，是要抹滅一切記憶。這些人曾不顧一切要把手抄本藏起來、把日記埋起來，只留下一本最心愛的書，一路相伴走上前往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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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絕路。我們之所以能記得這些曾經發生過的可怕劣行，要感謝這些人─包括那些賠上性命的人，還有那些倖存下來描述經歷並公諸於世的人。他們為所有被噤聲的一切填上了文字。我們現在生存的時代，是最後一批納粹大屠殺倖存者即將逝去的時代，只能盼著他們曾留存的足以讓我們繼續記憶。在寫本書時，我了解到這些回憶事關重大，它們是這些書遭到掠奪的重要原因。搶奪人們的文字和記述，等同於囚禁。

書的獨特性無異於藝術品，但是它們具有的價值卻能讓更多人了解。在我們的年代裡，書始終具有一種近乎精神象徵的價值。丟棄書仍被視為大逆不道。焚書，是最強烈的象徵性舉動，不啻摧毀文化。這個毀滅文獻的象徵，自有書以來便有，而一九三三年納粹的焚書堆昭然若揭。

人類與書之間堅不可摧的關係，和數千年來文字宣揚知識、情感與經驗休戚與共。文字逐漸取代口述傳統。我們因此能多保存一些、也能記載更久遠的事情；我們因此能滿足那想要更多、永難饜足的飢渴。閱讀書寫能力，以往是少數人的專門活動，曾被認為是巫術；擅長這類知識的人能和我們的祖先溝通，並擁有知識、威信和權力。我們與書的情感及精神關係，和書「如何對我們說話」有關。書是一種媒介，把我們和不論是生是死的人連結在一起。

美國奴隸長久以來被禁止學習識字，他們稱《聖經》─那些蓄奴的白種主人用來評判他們能力的方式─是「會說話的書」。當他們將《聖經》據為己用，拿來對抗蓄奴者時，幾乎成功得到解放。這部經典，既是壓迫者、也是解放者的工具。即使時至今日，全球衝突仍來自於對神聖經文的詮釋方式。這部書不僅轉化了知識與情緒─更是權力的來源。

這就是被德國一九三三年惡名昭彰的焚書煙霧籠罩，而始終迷濛晦澀的東西；當時，不見容於暴政的作者所寫的書全被丟進熊熊烈火裡。納粹反知識分子、文物破壞分子的形象在我們心中根深柢固，某種程度上不難理解，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都認為文學與文字本質是良善的。

即使是納粹也清楚，倘若說有什麼東西能比摧毀文字更具威力，那便是擁有並操控文字。書本裡有一股力量。文字如同武器，在砲聲都已停歇後還能持久高亢響亮。文字是武器，非僅止於宣傳一事，還能以記憶的形式不減威力。無論誰擁有了文字，他就有力量，不光是去詮釋它，還能書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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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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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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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mengarten（Utenw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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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underers–How the Nazis Stole Europe’s Art Treasures。

5

Hermann Wilhelm Göring，蓋世太保的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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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Reich，指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一九三三─一九四五），也稱德國第三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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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chutz（親衛）和Staffel（隊伍）兩字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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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migré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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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saloniki，希臘第二大城市，也是希臘北部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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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ha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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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nius，立陶宛的首都，也是第一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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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chwitz。

第一章　吞噬全世界的一把火

柏林

焚書之處，最終人也被焚燬。

─海涅（Heinrich Heine）

柏林倍倍爾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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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鵝卵石地面上，深陷著一塊鏽斑累累的紅色金屬牌，上面刻著這幾個字。柏林夏季的遊客流連在介於布蘭登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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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物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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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廣場，要去看全城最浮誇的奇景。這個地方依然讓人精神緊繃。廣場一角站著一名老婦人，白髮蓬亂，身上裹著一大面以色列國旗─大衛之星適巧橫亙在背。加薩走廊剛又爆發了另一場大戰。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七十年，三十多人聚眾示威，抗議歐洲再次死灰復燃的反猶太思想。

在寬闊時髦的林登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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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柏林洪堡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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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早早支好了桌板，只消幾塊歐元就能買到湯瑪斯．曼、圖霍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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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褚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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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翻舊了的二手書；一九三三年五月，這幾個作家的書就在這被扔進那場焚書烈火裡。桌板前是一排大小如鵝卵石的金屬牌。每張牌子上都有個名字：馬克斯．拜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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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昂．比圖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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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貝爾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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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都是該校校友。每個名字後面是日期和毋需贅言的地名：毛特豪森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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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奧斯威辛集中營一九四二年、特雷津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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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

海涅在戲劇作品《阿曼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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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句話，自二次大戰以來即被視為沉重的預言，它未卜先知的預告這裡即將降臨的人間慘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倍倍爾廣場，史上最廣為人知的焚書劇碼大戲開鑼；一場由納粹發動，象徵著集權主義壓迫、文化暴虐、殘酷思想戰爭的權力事變。焚書的烈焰同時也象徵著毀滅文化和猶太大屠殺其實密不可分。

同年初春，納粹就曾在德國點燃一把耀武揚威之火─一九三三年二月國會大廈之火，聲稱那是共產黨人士的傑作，德國遭受「十月革命」的威脅，隨即發動第一波大規模恐怖行動，逮捕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員、猶太人及政治反動分子。長年煽動反猶太人、反布爾什維克、反戰分子與四海文學思想的納粹黨報《民族觀察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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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加撻伐助火，為納粹奪權鋪路。

納粹早在一九三三年之前就已密謀文化事變，舉凡「不討喜」的電影和所謂「頹廢藝術」，無一倖免，飽受攻擊。一九三○年十月，前一年才榮獲諾貝爾獎的湯瑪斯．曼，在柏林「貝多芬音樂廳」一場公開朗讀會上，抨擊了這股瀰漫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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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遠方密報的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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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二十名納粹衝鋒隊員前往朗讀會，然後換上黑色無尾晚禮服混入聽眾。聽眾裡有不少右翼知識分子。有些聽眾對湯瑪斯．曼的演講報以如雷掌聲，但有些破壞分子起鬨叫囂。最後，氣氛火爆，以致湯瑪斯．曼不得不走後門離開現場。

威脅恫嚇一發不可收拾。湯瑪斯．曼家族及褚威格、普拉維耶夫28等作家不斷遭恐嚇電話和信函騷擾。作家的居所被肆意塗鴉。某些特定作家的門口有納粹衝鋒隊巡邏員站崗監控，一出門便遭跟監。

反動文學紛紛問世。一九三二年八月，《人民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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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一份作家黑名單，一旦納粹掌權，這些人將會遭到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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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年初，該報也發布了一份由四十位德國教授連署聲明，要求德國文學應受保護免於「文學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一九三三年冬季，納粹執政，對反動文學的重擊，從大街小巷轉移到國家機器。一九三三年二月，大總統興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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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一項美其名「旨在衛國護民」的出版品禁印法令；同年入春後，更進一步修訂嚴禁言論自由。第一批犧牲品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報章及出版品。繼任興登堡大總統大位的戈林，就曾主導剷除馬克思主義、猶太民族與色情書籍等所謂的「齷齪文學」。

也正是對文學的各種攻擊，延燒成五月的焚書事件─只是始作俑者並非納粹黨人，而是「德國大學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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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德國學生會的聯合組織；自一九二○年代以來，基本上有多個這類學生會曾表態支持納粹。這已非內戰期間德國右翼保守分子頭一回的焚書之舉。一九二二年，就曾有數百名學生聚集在柏林滕珀爾霍夫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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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燬齷齪文學；一九二○年，漢堡的學生燒掉一份《凡爾賽條約》複本，這是一次大戰後德國戰敗被迫簽署的投降條款。

納粹對文學的打擊，與保守派人士、右翼學生團體早已發動的攻擊不謀而合。對這些學生團體而言，焚書是德國傳統上用來表達蔑視與反抗的行為，這樣的手段在馬丁路德及宗教革命時早已用過。一九三三年四月，德國學生會宣布發起一項反對非德文學的運動，將希特勒比作新馬丁路德。馬丁路德曾藉《九十五條論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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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宗教改革，為了喚醒大家對它的記憶；學生會也在《民族觀察者報》刊登了自己的「十二條論綱」─《反對非德國精神》。

這些學生主張，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基於此理由，德國文學應該純粹化，並且去除異國的影響。他們表示，猶太人是德語的死敵，「猶太人僅能以猶太語的方式思考。猶太人若用德文寫作，根本是在欺世盜名。而以德文寫作的德國人若在思想上反德國精神，那麼他就是個叛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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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要求所有的「猶太文學」應以希伯來文印行，並且「從公共圖書館中徹底剷除非德國精神」。根據這些學生的主張，德國的大學院校應是「捍衛德國民族傳統的堡壘」。

他們的宣言開啟了掃蕩「非德」文學的全國行動。學生會服膺於各大學院校內的德國大學生組織，組成了「戰爭委員會」，在全德境內展開口徑一致的焚書行動。焚書要辦成慶典活動，而這些委員會要為他們的活動做宣傳、找人演講、收集柴火，並尋求來自其他學生邦聯與當地納粹領導單位的支援。抗拒這項工作的人，尤其是教師們，都會遭到恫嚇。戰爭委員會同時也張貼海報，上面寫著「今日作家，明日輪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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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的標語。

其實，戰爭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搜羅「齷齪文學」，並加以焚燬。學生聽命行事，從自己住家書房著手清理，而後擴及公共圖書館與地方書店，許多人都乖乖合作。一九三三年春，一份更全面的書籍與作家黑名單匯集完成。早在一九二○年代便參與右翼極端派學生團體的圖書館員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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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年時間編列出一份「值得焚燬」的文學書單；起草時僅列出十二個名字，但不久就擴充為一百三十一個作家，分屬於各個項目，包括共產主義者，涵蓋了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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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到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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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戰人士如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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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知識分子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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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曾在威瑪共和時期聲譽卓著的眾多文人和知識分子。

除了國家主義的批評者之外，歷史學家倘若持有違背納粹的史觀，也會被列入黑名單，特別是著作涉及一次大戰、蘇聯與威瑪共和這類主題時。再者，黑名單裡還有一些世界觀不見容於納粹的思想家，例如佛洛伊德和愛因斯坦。這兩位皆因發展「猶太科學」遭到攻訐。

除了「淨化」自己的書房，學生們也要求公共圖書館與地方性書店必須有所貢獻，丟棄他們所擁有的齷齪文學。很多情況是，大學註冊組、教師和學生合力清理學校的圖書館。

同時，在當地警力和納粹衝鋒隊的協助下，戰爭委員會採取更暴力的方式來霸占書籍。五月初，在焚書的前幾日，學生攻擊租書館和共產主義派書商。保守人士尤其痛恨前者，赫曼將其形容為「文學妓院」，在高尚的正常人中傳播猶太的猥褻墮落文學。自一次大戰以來，圖書館是個廣受歡迎的地方。在德國內戰數年間，經濟蕭條，通貨膨脹，越來越少的德國人買得起書。面對龐大借書需求，傳統的圖書館供不應求，因此導致一萬五千多家小型租書館應運而生。這些租書館提供便宜的租書服務，大量買進當時的暢銷書，例如湯瑪斯．曼的作品。這些「人民的圖書館」是學生眼中釘，納粹衝鋒隊當然不會輕饒。最常被用作宣傳的搜捕行動，是在柏林的一處公寓，屋主是「德國作家保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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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會向來致力於保護德國作家對抗審查制度與國家對文學的種種干預。五百多名會員在該公寓內的住所都遭到搜查與毀壞。有嫌疑的書籍不是當場遭沒收、就是銷毀；因社會主義文學傾向被捕的作家則遭到拘留。

最惡名昭彰的搜查行動就發生在焚書事件前幾天，近百名學生襲擊位於柏林蒂爾加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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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學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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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會是由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與克隆菲爾德（Arthur Kronfeld）兩位醫師創辦，進行開創性的性學研究，同時致力於提昇女權、同性戀與跨性別者的人權。瘋狂的三小時，學生們衝入公寓，在地毯上潑油漆，打破窗戶，在牆上塗鴉，毀損畫作、瓷器和家用品。他們搶走了書、學會的檔案資料，外帶大量相片，並拿走創辦人赫希菲爾德的半身像

45

。

早在一九三二年，許多猶太人和共產黨人士就已看準政治風向，自行動手清理書房，毀掉相片、通訊錄、信件和日記。共產黨人士更向黨員發出警告，倘若還藏有危險文件，那就把它們吞下肚。因此，小規模的焚書行動少說也有近萬，大家在爐子上、壁爐裡和後院起火燒掉自己的藏書。他們旋即發現說時容易做時難：焚書很花時間。與其焚書，很多人選擇將藏書丟棄在森林裡、溪流中或棄置大街─也有人把書以無名氏的名義郵寄到子虛烏有的地址

46

。

一九三三年過後，不論是自願或被迫，大批德國作家選擇流亡，包括湯瑪斯．曼和他的兄長亨利斯．曼（Heinrich Mann），以及德布林（Alfred Döblin）、西格斯（Anna Seghers）、雷馬克等數百人。到了一九三九年，兩千多位作家與詩人不得不離開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和奧地利。當中有許多人一去不返。然而，還有一大批人選擇留下。其中一些沒有做政治表態的人，後來被稱為「境內流亡」。他們留在德國境內，自己的祖國，可是選擇不再出書。抑或他們只出版審查委員許可的書：童書、詩集、歷史小說。還有些人在未取得「全國文學會」的會員資格前，不能出書；「全國文學會」是隸屬於戈培爾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下屬單位。

不過，也有一群作家選擇出任官職。一九三三年十月，多份德國報紙刊載了一份聲明書，由八十八位德國作家與詩人連署，標題是「德國作家的效忠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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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連署書表態支持德國近日脫離「國際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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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簽署的作家裡有現今幾已被遺忘殆盡的華特．布倫（Walter Julius Gustav Bloem）、漢斯．約斯特（Hanns Johst）和阿格涅．米蓋爾（Agnes Miegel），因為他們的成敗與所效忠的政權唇齒相依。

當時，唯有擁戴國家社會主義的作家們能榮獲書店的一席之位。否則，根本不可能涉足德國名望最高的文學學院、基金會和社團。納粹控制了全國讀書會，也就同時認領了新讀者。一九三三年，納粹經營的「古騰堡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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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兩萬五千名會員，然而僅區區數年，會員已增至三十三萬。像這樣以讀書會為根基，納粹才得以有效地將歌德、席勒，乃致國家主義、保守派和納粹的作家引薦給上千萬讀者。

宣傳部發動了德國史上空前、也可能在現代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場文學與政治運動。宣傳部每年頒發超過五十五座文學獎。

整個一九三○年代，戈培爾的宣傳部徹底控制了德國的出版業，囊括大約兩千五百家出版社，還有一萬六千個書商與二手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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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之務是要將猶太人的影響逐步根除，逐出學會、文學社團、作家的專業機構、出版社、書商和印刷廠。猶太的出版商、印刷商和書商統統要被「印歐語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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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給印歐語系的老闆。這類猶太印刷店有些是業界規模最大的，比方說朱力安．施普林格（Julius Springer）就是全球科技圖書的最大出版商。這項行動在一九三○年代循序漸進的進行著。最初在處理接手猶太人企業和排除猶太人時都還小心翼翼，惟恐傷及企業價值或引發國際干預，因此僅好言規勸猶太裔老闆們轉售，倘若拒絕，當局才會施加各種壓迫、騷擾和恫嚇手段。對出版商進行「印歐語系化」，為納粹黨、國家和個別的商人創造了豐厚財源，而到了一九三六年後，這項行動甚至被制訂成「紐倫堡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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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早在一九三三年初，納粹黨就已強制驅逐全國聲譽最卓著的作家流亡海外，但要消滅他們的著作卻要花相當長的時間。這個過程是漸進執行的，例如湯瑪斯．曼作品不斷再版，直到一九三六年被褫奪公民權才告終。要求德國出版商掃蕩他們的作者、防範新版書問世是一回事，操控二手書市場又是另一回事，這還不包括德國家庭原已擁有的藏書。在執行該項任務時，要完全清理掉這些書籍難如登天，而且在戰爭期間黑名單上的書依舊通行於市，即使是藏在櫃檯底下。對當權者而言，最具成效的手段是自我審查，也就是大家自行清理藏書。

另一種手段是，提供德國人新的文學作品。一九三○年代，每年約有兩萬部新作問世。舉凡宣傳部核定為「對大眾有教育助益者」，就會大量印行，還能拿到出版補助。以往發行量有限的書籍，在當時突然暢銷起來。單單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就創下八十五萬冊的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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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一九二五年出版時，僅售出九千冊而已。希特勒的最大主顧是德國政府，政府買了超過六百萬冊。納粹黨自己的出版商佛朗茲．厄爾公司（Franz-Eher-Verlages）除印行《我的奮鬥》，還出版羅森堡的《二十世紀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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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成了最成功的納粹黨營企業之一。

古典德國文學在納粹當政的第三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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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地位顯赫，代表作家諸如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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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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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強調並稱頌雅利安民族的散文與詩作，都是符合納粹意識形態的文類。這類作品偶會以合理方式呈現，但經常寫成諷刺猶太人、斯拉夫人、羅馬人、黑人和亞洲人的惡劣文章。這些文章往往會凸顯種族與個人品行的關聯性，換言之，猶太人本性是不可靠、貪婪又詭計多端的。污衊最成功的是漢斯．格林（Hans Gr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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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說《沒有空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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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中，格林認為德國人之所以輸掉一次大戰，是因為他們「生活空間不夠」；如果不能在歐洲和殖民地擁有更多土地，德國將無法充分發揮潛力。這本小說在納粹德國銷售近五百萬冊，書名還被政府用作政治口號。

＊＊＊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晚間十一點，柏林的學生手執火把，列隊走進歌劇院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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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舉著「性學研究學會」創辦人赫希菲爾德的半身像，宛如被罷黜國王的斷頭像。最後這張半身像被丟進火堆，和從「性學研究學會」搜刮而來的書籍一起燒掉。當晚，德國境內有九十處都燃起焚書烈焰。「德國大學生組織」對於如何組織與協調焚書行動，計畫縝密。這些行動均選在市中心的公共場所，而且很多城市還點亮了強力聚光燈來強化效果。柴堆是事前就堆疊好的，上面裝飾有列寧相片和威瑪共和時期的旗幟。

很多地方，黑名單上的書籍是以運堆肥的牛車送抵廣場，感覺就像是送進刑場。有些地方還將書釘在枷上。學生們穿著正式系服，佩戴各地學生會徽章，一同遊行的還有穿著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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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鋒隊、親衛隊及準軍事組織「鋼盔前線士兵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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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樂與軍歌響亮，比方說納粹戰歌〈國家社會主義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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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按照儀式將書籍丟入火堆，一面念誦事先準備好的九句「火咒」，咒文裡還會提到被譴責的作家名，並詳列其所犯的罪。

學生、教師、校長和當地的納粹領袖會對群眾發表演說，於是引來更多人群聚集。在柏林，大家相信聚集在歌劇院廣場的民眾多達四萬，其他城市據報也有近一萬五千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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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各活動現場直播的數字更多，戈培爾則是在廣播中對群眾演講。現場還有一組攝影人員拍攝活動點滴，影片稍後在全德各大戲院放映。

戈培爾才剛成立他的宣傳部，便私下慫恿學生主動出擊，就在赫曼所擬的黑名單成了官方文化政策。不過，對於如何執行文學政策，納粹的革命運動中有各種不同調的想法。某些派別的人士擔心國際會強力譴責焚書之舉。新上台的政權出現一股言之有理的恐懼，擔憂一九三三年春天遍及全德國的大量右翼革命會失控。即使是戈培爾仍要等到十拿九穩後，才公開支持這些行動。

焚書的意義超乎一切典禮，並非檯面上對德國圖書館與書架的整肅清理。戈培爾心知肚明焚書的象徵意義，不論是從歷史觀點或政治觀點來看，猶如新生德國的浸洗禮。透過火焚獲得滌淨，是新政權青睞有加的古老儀式。戈培爾在對柏林群眾的演說裡特別強調這點，聲稱「十一月共和的知識根基從此奠定，自瓦礫之中，新生命將如鳳凰凱旋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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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書之舉在德國四處此起彼落，持續至入夏。漢堡和海德堡等特定城市，也有多起焚書活動。不過當代的意見卻轉移了焚書的重要性。許多德國知識分子，如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Theodor Bö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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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漢斯．邁耶（Hans 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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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對這些活動淡然以對，將其視為僅是學生的可笑之舉，雖然令人非常厭煩。他們相信，焚書是革命意志狂熱的展現，新政權會擺脫這些事的。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焚書的評語言簡意賅，「只有我們的書嗎？從前他們會把我們的和他們的一起燒掉。」其他人則對政治現實的遞變，相當震驚。作家褚威格日後在其回憶錄中形容，它「簡直難以想像，即使早有預料的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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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上對焚書之舉眾說紛紜。約有四分之一人士漠視焚書事件，以「荒唐滑稽」、「毫無意義」、「幼稚」視之。有些人，例如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新聞週刊》與作家路德維希．劉易士（Ludwig Lewis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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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其為對思想本身的野蠻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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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烈的反應來自設於紐約的「美國猶太裔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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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焚書之舉代表當政者反猶太人，也是對猶太裔德國人施加迫害。為此美國各城舉辦示威遊行，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約有十萬人聚集紐約抗議遊行，是該城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動。

焚書的顯著力道與其透過媒體產生的滲透力，在當時已是勢不可擋，然而，由於它們和二次大戰「猶太大屠殺」

73

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戰後所引發的影響力更驚人。書籍遭焚雖非空前也非絕後，但是德國的焚書事件最終卻變成歷來審查制度與壓迫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並且只要焚書事件再度爆發，就會成為一項道德警示。在美國，近期相同案例發生於一九五○年代，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

74

的反共改革主張當道，美國眾多圖書館內凡是具顛覆傾向的書籍都被掃蕩一空，因而引發抗議活動。

焚書事件使納粹政權被冠上「文化蠻族」的臭名。焚書成了蔓延於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毀滅知識的象徵，那段期間內，納粹主義掌控了整個民族在語言、文化與創造力方面的抒發管道。不止如此，它們還顯示了納粹對敵人的種族大屠殺，除了有形物質，還包括文化。

與此同時，焚書的煙硝與其對文化的回響掩蓋了一些東西。後世對焚書事件的詮釋和納粹自己的解釋沒有太大差異，他們也認為焚書不過就是儀式性的運動和宣傳性質的演出。焚書的景象整體看來吸引力十足、效果張力強、頗具象徵性，以至於不該形諸於歷史。但是，焚書活動又變成殲滅文化的一種強有力隱喻，以致讓另一個使人不悅的事件相形見絀，那個事件就是納粹不單只是毀掉書籍，還做了更嚴重的事─他們同時也受到一股狂熱執迷所驅，收集書籍。

當德國焚書火焰的餘燼逐漸冷卻，納粹黨裡主掌知識與思想的核心人士開始籌備一項計畫。這項計畫並非要殲滅知識、文化與文學，而是要對付其他東西，其居心更為駭人聽聞。從各方面來說，一九三三年五月僅數萬本書遭到焚燬。可是，納粹黨所進行的劫掠卻沒收並劫持了更多的書，而且行動密不可宣。在學生肆意破壞柏林「性學研究學會」之後，衝鋒隊扣押該機構大多數藏書，超過萬本。然而，這些書沒被送往歌劇院廣場，而是送去衝鋒隊總部。

納粹不是要藉著消滅共產黨人士、社會共和黨、自由派、同性戀者、猶太人、羅馬人與斯拉夫人的文學與文化傳承，來消滅敵人。更貼切地說，納粹不是他們被指控的那種「文化蠻族」，也不是反知識分子。相反的，他們企圖創造一種新的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不是自由主義或人文主義價值，而是他的國家與種族。

納粹不反對教授、研究學者、作家和自由派人士；他們要的是拉攏對方來打造一支知識分子與意識形態的武士部隊，讓對方用他們的筆、學說和著作為武器，向德國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敵人開戰。

一九三六年三月，「猶太問題研究部門」

75

開幕啟用，致力於合法化當局的反猶太政策；它是瓦爾特．弗蘭克（Walter Frank）

76

主持的納粹歷史性機構「國立新德國歷史研究院」

77

轄下單位

78

，集中火力要向全世界證明德國的野心具有正當性，要以科學矮化德國的敵人，並且為第三帝國打造知識根基，成就千秋萬世大業。就如同羅馬帝國般，國家社會主義的基礎典範，不單只有武裝軍力和建築，同時也包含歷史學家與詩人，千秋萬世的帝國將不止在浴血石塊中崛起，也將因文字而屹立不搖。

這場戰役中，書籍並非尋常武器。納粹不光是想在戰場上，還想在思想場域上打擊敵人；對他們來說，這樣的勝利才能死而不僵，即使種族滅絕、猶太大屠殺結束後仍能長久延續。所以不光是要抹淨惡行，還要合理化他們的行動。但納粹若想取得勝利，就不能只是毀掉敵人的文學與文化資產─而是透過偷竊、霸占與扭曲，以及透過違背他們改弦易轍的圖書館與檔案庫、歷史、傳統和記憶。就是要搶奪撰寫他們歷史的權利。這樣的想法付諸行動後，遂成了全世界史無前例、規模最浩大的偷書陰謀。

13

Bebelplatz。

14

Brandenburger Tor。

15

Museumsinsel。

16

Unter den Linden，直譯為菩提樹下大道，為柏林知名大街。

17

Humboldt University。

18

Kurt Tucholsky，反納粹主義的德國作家。

19

Stefan Zweig，猶太裔心理分析派小說家，著有《一名陌生女子的來信》（Brief einer Unbekannten）。

20

Max Bayer。

21

Marion Beutler。

22

Alice Victoria Berta。

23

Mauthausen。

24

Theresienstadt。

25

Almansor，海涅的抒情詩。

26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7

Todd Kontje,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homas Man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3–74.

28

Theodor Plievier，德國戰爭小說家。

29

Völkischer Beobachter。

30

E.
Leonidas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p.
12, in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ed.
Jonathan Ro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31

Paul von Hindenburg。

32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33

Tempelhof。

34

Ninety-five Theses。

35

Völkischer Beobachter, April 14, 1933.

36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p.
14.

37

Wolfgang Herrmann。

38

俄國十月革命的領袖。

39

德國劇作家。

40

《西線無戰事》作者。

41

猶太裔德國哲學家。

42

Schutzverband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

43

Tiergarten。

44

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45

Rebecca Knuth, Libricide: The Regime- Sponsored Destruction of Books and Librar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p.
97.

46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p.
14.

47

Gelöbnis treuester Gefolgschaft。

48

League of Nations，一次大戰結束後所成立的國際組織，旨在維持世界和平，後被聯合國取代。

49

Buchergilde Gutenberg。

50

Jan-Pieter Barbian,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in Nazi Germany: Books in the Media Dictatorship,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
169.

51

Aryanization，也譯作「雅利安化」。

52

Nuremberg Laws，法案內容還包括剝奪猶太裔德國人的公民權、禁止他們與日耳曼或相關民族通婚等。

53

Jay Worthington, “Mein Royalties,” Cabinet issue 10, 2003.
http://www.cabinet magazine.org/issues/10/mein_royalties.php.

54

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

55

納粹德國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三年的正式國名為「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Reich），也稱為「第三帝國」（Drittes Reich）或國家社會主義時期。

56

十九世紀時德國詩人。

57

十八世紀德國文豪。

58

《格林童話》編者。

59

《Volk ohne Raum》。

60

Opernplatz。

61

Hitler-Jugend，簡稱HJ。

62

Stahlhelm。

63

Kampflied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64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p.
16.

65

Joseph Goebbels, Völkischer Beobachter, May 12, 1933.

66

德國文學家，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67

德國文學理論家。

68

Stefan Zweig, Varlden av i gar, trans.
Hugo Hultenberg, Stockholm: Ersatz, 2011, p.
395.

69

猶太裔美國作家。

70

Guy Stern, “The Burning of the Books in Nazi Germany, 1933: The American Response,” Simon Wiesenthal Annual, vol.
2, ch.
5.

71

Holocaust Encyclopedia, “Immediate American Responses to the Nazi Book Burnings,” https://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
ModuleId=10007169,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4.

72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73

Holocaust。

74

威斯康辛州參議員，被指控在冷戰期間以誹謗手段渲染共產主義對政府的滲透。

75

Forschungsabteilung Judenfrage。

76

納粹德國時期反猶太主義理論家、歷史學家。

77

Reichsinstitut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land。

78

Christoph Daxelmüller, “Nazi Concept of Culture and the Erasure of Jewish Folklore,” p.
79, The Nazification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 Folklore in the Third Reich,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4.

第二章　柏林市立圖書館的鬼魂

柏林

我被領進一條荒涼的長廊，長廊牆面髹漆的芥末黃，久經日曬後發白。到處掛著鑲在窄邊框裡的圖畫，是醫院或低階公家單位常見的那種空洞作品。長廊通往一個看似別無他用的房間，但它卻是連結更多通往四面八方的芥末黃長廊。這棟建築物宛若迷宮，亂無章法，像是一座中世紀的市鎮中心。這是有原因的。距離倍倍爾廣場僅數步之遙的「柏林中央圖書館」

79

，就蓋在其前身「柏林市立圖書館」

80

的廢墟上。這幢宏偉的建築坐落在施普雷河

81

中游的小島上，二次大戰期間遭到無所不用其極的砲擊被徹底摧毀。戰後，這座原位於蘇維埃疆域內的圖書館，就從廢墟中浴火重建。如今，它是一座頗自相矛盾的建築，浮誇的新古典主義門面，內部偌大的空間零星散置「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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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潢，更大區塊則是充斥著現代化風格。

經過許多扇漆成灰色的門，塞巴斯蒂安．芬斯特瓦爾德（Sebastian Finsterwalder）在其中一扇前停了下來，摸出一把鑰匙。芬斯特瓦爾德是這座圖書館的研究員，三十來歲，亂髮及肩，鉚釘腰帶，螢光黃鞋底，露指皮手套，他看起來像是剛從十字山

83

的夜店走出來的人。打開門，芬斯特瓦爾德朝我一笑，並且誇張地猛吸一大口荒廢圖書館的氣息：塵埃飛揚的空氣，乾癟的皮革，還有褪色泛黃的紙。這個房間塞了滿滿的書，密密麻麻的成排書架裡的書脊櫛比鱗次。我們走進其中一條走道時，必須側身才能通過汗牛充棟、緊貼肚皮的書堆。

「這其實已經整理過了。我們第一次進來時，到處堆滿書，遍地都是，亂成一片。數十年來，大家就只是把書往這個房間扔。這裡有四萬卷書。整理一遍要四個月。」他告訴我，指著一個書架，上面的每本書都用白色便利貼標註一個編號。

「我們懷疑這堆書裡有一些是偷來的。」芬斯特瓦爾德邊說邊伸出手臂往書架前一比，這個書架延伸出去約有二十座書櫃，直到房間的另一頭。

今天無人真正知曉，柏林的「中央與地方圖書館」裡到底藏著多少失竊的書。芬斯特瓦爾德領著我看了一個又一個房間，如出一轍的全塞滿了書。這幢龐大的建築是德國最大的公立圖書館，裡頭每個角落都堆著偷來的書，絕大多數都還未與高達三百餘萬卷的一般館藏書區分開來。而沒找出來的失竊書籍，仍有數萬餘部。

外觀看來，這些與其他書沒兩樣。它們涵蓋了童話故事、小說、詩集，有關於蕈菇、飛機和工程學的書，有歌本、辭典及宗教的文章。你必須翻開書本看看內容，才會知道這些書有何不同。往往從前幾頁就能辨別出來。

前幾頁你就會看到一枚或紅或黑的戳章；或是一張精美的繪圖藏書票，被書的主人黏貼在這本書的某個角落。這還能指出書本隸屬於哪套龐大藏書。有時你也會找到題辭、簽名或祝辭，就像在英國探險家史坦利爵士

84

的德文版《最黑暗的非洲》

85

書上，題辭以優美草書寫成：

致我摯愛的魯迪，祝賀他十三歲生日。

母贈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據芬斯特瓦爾德的說法，這本書的主人可能是一九一七年出生於柏林的魯迪．喬爾松（Rudi Joelsohn）

86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被驅逐到里加

87

，三日後便遭謀害

88

。

若你仔細查看扉頁，還會發現一個用鉛筆寫的、透著弦外之音卻昭然若揭的字母：J。一個導致這本書被送走並透露書主人命運的簡寫：猶太人的書。

芬斯特瓦爾德帶我進到他的辦公室，我們在那裡會晤一名年長男性。他看似舊時德國龐克樂團的成員，無視於悶熱的七月溽暑，身穿厚呢絨上衣，頭頂毛線帽。他的名字叫德特勒夫．博肯卡姆（Detlef Bockenkamm），是個自由派人士，也是圖書館的史籍藏書專家，同時也是挖掘圖書館內腐敗身世的第一人。現在有一組規模不大卻富有奉獻精神的研究員，致力於整頓並釐清該館的複雜背景。他們攜手合作，用人力的方式已經追查了館內萬冊藏書。沿著辦公室的一面牆邊排放著他們的辛勤成果。在一座薄板書架裡擺放著成堆書本，每疊都掛著一張便利貼，上面寫著名字：理查．寇伯克、阿諾．納德爾（Arno Nadel）

89

、斐迪南．努斯鮑姆（Ferdinand Nussbaum）

90

、阿岱爾．雷芬伯格（Adele Reifenberg）

91

，多不勝數。這些是芬斯特瓦爾德和博肯卡姆能鑑別出書主人的書本。

其中有個名字是我認得的，在一堆五冊書本的底下：安內烏斯．施茹德黛（Annæus Schjødt），她是一名挪威律師與堅決鬥士，一九四二年逃亡瑞典。戰後，正是施茹德黛主導了對挪威納粹國防部長維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的起訴與死刑判決。博肯卡姆與芬斯特瓦爾德尚未找出這些書在何時又為何會遭掠奪。不過，根據一些基本常識，他們不難猜測，這些書應該是在施茹德黛逃亡，蓋世太保或其他納粹組織從她家中搶走後運來德國。當年，這批書無疑是施茹德黛府中龐大藏書的一部分。在柏林，這批藏書變得支離破碎，其中有數本被捐贈或販售給「柏林市立圖書館」。竊取施茹德黛藏書並非特例。在這些書架裡全都是從遍及歐洲各個角落─舉凡納粹橫行汲汲營營於偷書之舉的地方─搜刮而來的。

相較於藝術戰利品，這些失竊的書籍非常不受重視。僅僅在近年才開始引起德國當局的些微興趣。多虧了博肯卡姆，柏林的「中央與地方圖書館」成了首批正視這個問題的圖書館之一。二○○ ○年初，他在撰寫論文研究該館內所發現的大批藏書票。由於要下架出售館藏書籍時，會先剪掉書本主人的藏書票，博肯卡姆才發現數百張寫著猶太人姓名且畫著裝飾花紋的藏書票，讓他不由得懷疑這些書究竟為什麼會被送來這裡。他也發現某些書的來歷，保守地說，非比尋常。

二○○二年，他發現大約七十五本書上蓋著「特里爾馬克斯故居博物館」

92

的戳章，那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所設立的博物館，早在一九三三年時便已封館，會員都遭下獄囚禁謀害或被迫流亡。博肯卡姆了然於胸，這些書可能是被人從該黨內部偷來的。他開始尋找更多來源可疑的書籍。館藏書籍裡到處都有這類書。博肯卡姆對該館失竊書籍的第一次估算，數量高達十萬部，不過稍後證實，真正的數字沒這麼多。

博肯卡姆還發現了令人不舒服的事，他的前任同事對這些書的來歷並非一無所知。剛好相反，他們曾想方設法要隱瞞，並消除這段歷史。很多書本的扉頁被撕掉，還有一些貼著書主人記號的標籤也被圖書館員撕破或刮除。書本都被依偽造的來源做分類，或註記為「無主書」。

柏林「中央與地方圖書館」，失竊贓書等待指認。尋找主人的後世子孫，過程往往曠日費時又複雜。

「我曾經和一名看來體面也願意談的老館員提到這件事。他坦承其中一些事，但不承認所有的事。他至死都守口如瓶。」博肯卡姆說。他的桌上放了一大本總帳簿，封面是灰色羅紋紙，上面有一小張白色標籤印著「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賈戈」。

這本總帳簿是博肯卡姆在二○○五年找出來的，是該館企圖遮掩歷史的重要鐵證。裡面羅列了兩千部書名，被歸類在二次大戰最後兩年內的館藏裡。賈戈這個名字指的是德國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民族學家兼探險家費多爾．賈戈（Fedor Jagor）。這批書因此都被標示了「J」。但這樣說不正確，因為這些書並不屬於賈戈所有。「J」字並不代表賈戈，而是「猶太人的書」。圖書館的登錄總目裡編號八九九的書，正是魯迪所擁有的那本《最黑暗的非洲》

93

。

這批多達兩千卷的書籍，被證實是該館在大戰期間掠奪而來的龐大藏書裡的一部分。儘管詳載該館管理方式的文件早在大戰期間佚失多年，但該批藏書的相關資料卻倖存了下來。一九四三年，該館從柏林的斯圖加特當舖

94

購入大約四萬部書籍，這些書籍的主人都是流亡猶太人，書被充公後賣給了當舖。其中最有價值的書都被「羅森堡任務小組」

95

、親衛隊和其他納粹組織霸占。剩餘的書被送到當舖出售。這個圖書館聯絡了柏林市政府，一開始以分文未付的方式索取所謂「冥頑不靈猶太人」的藏書，遭到拒絕，因為這些書屬於第三帝國所有，而出售書籍的收入可以資助「解決猶太人問題」；這句話在一九四三年只有一種意思，沒收猶太人的財產，就像是一個自我生財的計畫，可支付驅除、集中營和大屠殺所需要的花費。最後，圖書館以四萬五千德國馬克買進這批書。

總目裡最後一部書的登錄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就在那天，蘇聯的紅軍對柏林市中心發動了恐怖的砲轟攻擊，同一時間，還有數支軍隊朝柏林推進，展開了對柏林、也是對希特勒的最後攻擊；當天，希特勒正在總理辦公室歡度他的生日。

換言之，柏林坍成一片廢墟，「柏林市立圖書館」亦然。

「特別難以想像，當時還有一名館員坐在地窖裡，為偷來的書籍做編目。」芬斯特瓦爾德說。

編目工作在停戰日之後仍未完成。一九四三年購入的書籍登錄工作，挺過了砲擊，一直持續到戰後，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似的。唯一的差別就是，現今這批書籍不再貼著「猶太人的書」標籤，改貼「G」，是德文Geschenk（饋贈）的簡稱。

博肯卡姆發現，為一九四三年當舖購書做的編目工作，直到一九九○年代仍在進行。數年前，芬斯特瓦爾德和博肯卡姆開始在館內庫房搜索，找出這批購書裡尚未編目的數千部書籍，它們和默不吭聲填滿該館書架的藏書一樣，都是被竊占來的。

戰爭使然，這座圖書館已失去大量藏書；有些毀於轟炸，有一大部分在大戰接近尾聲時被撤離到波蘭與捷克，而得以倖存，但也有一些遭到俄國紅軍掠奪。藏書必須重建，在曾被夷為平地的柏林，遭到遺棄的書籍也的確數不勝數。戰後，圖書館裡的書若屬於黨員、政府當局、研究機構和第三帝國的其他組織所有，就會遭到充公。

舉例來說，甚至被視為「無主書」的館藏，若在遭到砲擊過的建築裡被找到，也要充公。這些書籍應當接受「圖書館救援組織」

96

徵用與分類，該組織坐落於柏林市立圖書館對街的一棟建築內，它會根據書本被拾獲的地點，貼上編號標籤，然後再分送到市內各圖書館去。

博肯卡姆的書單上列了兩百零九個拾獲處，但是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專家普羅爾（Peter Prölls）協助下，芬斯特瓦爾德整理出書本的拾獲處實際僅有一百三十個。

「在特定區域，根本不會有書留下來，它們不是被摧毀、撤離，就是被偷走了。」芬斯特瓦爾德說。

在他的辦公室牆壁上，有面牆貼著一張一九三七年的柏林舊地圖。芬斯特瓦爾德用各種顏色的旗子標出不同的拾獲地：綠旗子表示那裡的書籍被帶走了，紅旗子表示書沒被帶走，藍旗子則表示那些地方還沒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芬斯特瓦爾德和普羅爾攜手研究任務十分神祕的「圖書館救援組織」。借用了歷史偵探的手法，努力想找出被偷來的書如何被分送出去。最後發現，柏林市立圖書館成了這些「被救援的書」最重要的接收者。

「我們之所以接收了如此多這類書籍，是因為救援組織的主任和圖書館館長是好友。他們同為共產黨員，也都曾在戰爭期間入獄，因此有點任人唯親的意味在裡頭。」

當時，書籍真正的來歷並不是件值得操心的事，儘管多數書籍都來自於第三帝國最罪大惡極的犯罪組織。貼著「13」標籤的書來自戈培爾的宣傳部門，貼著「7」標籤的來自戈林的空軍單位

97

。標註「4」的書籍來自希特勒御用建築師與軍備部長亞伯特．史佩爾（Albert Speer）自家書房，而「5」則來自德國作家渥特．布倫姆（Walter Bloem）家中。身為德國一九○○年代初期最暢銷作家的布倫姆，曾是希特勒的狂熱支持者，甚至還發表過元首頌文。

博肯卡姆的清單上還有一些組織與被占領歐洲裡的偷書事件關係匪淺。標註「25」的書籍來自羅森堡轄下勢力龐大的「帝國占領區東部」

98

，它是管轄波羅的海諸國與蘇聯等國的地方政府部門。

羅森堡同時利用這個政府部門，來擴張個人組織「羅森堡任務小組」，藉此在東部地區設立無數個地方辦事處，進行對圖書館與檔案庫的掠奪。這個組織在柏林有數個倉庫，但它所竊取的數百萬卷書籍卻只有極少數於戰後仍囤放在柏林；絕大部分偷來的書都疏散到今天的波蘭。

「圖書館救援組織」列出極可能被充作倉庫的取書點，有多處已經證實也曾遭到洗劫，泰半是被紅軍當成戰利品偷走了；紅軍從德國境內四處搜括書籍。

戰後，救援組織主管埃爾斯納

99

參觀東德占領區荒廢的官署，在那裡的地窖發現了兩百個大口貨箱的書。但當工作人員約一週後返回原地想取書時，卻發現這些貨箱被撬開，絕大部分的書已經拿走。

在幾個最大量失竊圖書拾獲處中，有一個是標示「15」的救援組織，也就是說這些書來自和羅森堡爭相搜刮全歐圖書館的最大對手。精確地說，就是柏林「帝國中央安全處」

100

所建造的龐大偷書圖書館。該單位是德國國安單位，負責第三帝國包括國家與納粹黨的警察及情報調派事務。它是納粹德國最聲名狼藉的恐怖組織，頭目是希姆萊。顛峰時期，轄下有六萬名雇員，透過包括蓋世太保和「保安局」

101

等數個下屬單位，對國家的敵人進行監聽與監視。

這些單位裡有一個「第七局」

102

，全名為「意識形態研究與評估部門」

103

，負責深入偵測定位叛國者的動靜。第七局在位於愛森納赫大街

104

上沒收得來的全柏林最大共濟會旅社內，打造了一座圖書館，裡面裝滿了從歐洲搜刮來的書籍。該計畫野心勃勃，因此還順帶搜刮建築物。據估計，逼近三百萬部書籍被送往柏林

105

。戰後，在愛森納赫大街發現了其中約五十萬部。這座圖書館在戰爭最後的數年裡幾乎已被清空，剩餘的庫藏也已經毀於空襲轟炸。倖存的一些則被歸還給掠劫而來的國家，但尚有不知其數的卷冊仍散置柏林各圖書館內。

芬斯特瓦爾德拿起這些散置書籍的其中一部，讓我看扉頁上以鉛筆寫的「15」。那是一本淺藍色、有點破舊的自傳，作者是荷蘭哲學家史賓諾沙（Baruch de Spinoza），出版於一七九○年。書主人的藏書票也在裡面，上面畫著一個小小的精靈坐在一堆書上。這本書的主人一度曾是猶太裔德國作家兼新聞記者恩斯特．費德爾（Ernst Feder），他在威瑪共和時期活躍於知識分子圈。納粹掌權後，費德爾先是流亡到巴黎，接著在二次大戰爆發後又流亡到巴西，最後搬到里約熱內盧，鄰近褚威格的活動圈。這本特別的書籍之所以流落到保安局的圖書館，很可能是因為它的主題而非作者的緣故：史賓諾沙是猶太裔的哲學家。保安局圖書館的目標，在於收集能協助親衛隊、保安局深入研究叛國者─猶太人、布爾什維克黨、共濟會、天主徒、波蘭人、同性戀、羅馬人、耶和華見證人及其他少數族群的書籍、出版品和檔案。

由於「圖書館救援組織」根據來源給書籍貼上號碼標籤，博肯卡姆和芬斯特瓦爾德因此得以追蹤其中數千部書的來源。然而，這座圖書館也在戰後又從他處搜刮來數萬部書籍，而這些書根本無從查找來歷。直到二○○二年，博肯卡姆第一次注意到有這麼一批失竊的書，而圖書館在購進時並未調查它們來自何方。

博肯卡姆和芬斯特瓦爾德為「中央與地方圖書館」內失竊的書驗明正身，不論是從行政角度或是從數量驚人的研究付出來看，他們的努力簡直就像薛西弗斯（Sisyphean）推大石上山那樣，永無止境又徒勞無功，單單一本書就可能花費好幾星期的時間。這座圖書館的藏書來處多源，有戰前、戰爭期間及戰後的，每時期都有失竊的書。

「柏林市立圖書館」鮮少取得完整的套書，都是各個圖書館裡成千上萬殘存的書。基於這樣的原因，它的圖書館員們必須殫精竭慮的在成千成萬受難者裡，一個個追本溯源。即使確定某本書是失竊的書，也未必能確定它來自哪一個圖書館、是誰偷了它、主人又是誰。時至今日，他們已經從「圖書館救援組織」裡找出了兩百零三本書，但只有一百二十七本書有標記，能追查到前任書主。

此外，他們是在與前同事們進行一場回溯的戰鬥，數十年來，那些人不斷在抹煞、撕毀、偽造這些書籍的出處．只為了讓這些書融入館藏。不過，無論博肯卡姆或芬斯特瓦爾德都不肯輕易放棄，透過研究被撕下的殘篇破簡，以及與其他完好無缺的書比對顏色和大小尺寸，兩人就能鑑識出前任書主。

二○一○年，「中央與地方圖書館」開始進行有系統的館藏調查工作。在同事的協助下，博肯卡姆和芬斯特瓦爾德以人工方式檢查了近十萬冊書卷。根據博肯卡姆的估算，這座圖書館裡可能有超過二十五萬卷失竊的書籍。

這項任務裡最艱難的部分並不在於找出失竊的書，而是追蹤它們的主人或後世子孫。博肯卡姆和芬斯特瓦爾德找出來的失竊書籍中，僅三分之一有藏書票、簽名或戳章，能追溯到原書主人。想要找出倖存的難民或他們的繼承人來歸還這些書籍，無異於緣木取火。

一開始，他們努力地想為每本書找到主人。某些情形確實如願了，但最終證明這是件曠日廢時的任務。二○一二年，他們改弦更張，建置了一套可搜尋的資料庫，輸入失竊書的資訊、簽名及書主人標籤的圖像。

「我們改弦更張，想讓後世子孫們找上門。這套資料庫可以在Google上搜尋得到，因此很多在做家譜搜尋的人便找到了我們。非常管用，我們每個月都能歸還一些書。」芬斯特瓦爾德說。

芬斯特瓦爾德向我展示一份圖書總目，上面分門別類詳列了約兩萬部在戰時失竊的書。這些書都被標示著字母「J」，表示「猶太人的書」。

目前，這套資料庫擁有一萬五千冊書目，不過新書目仍在陸續增列中。所有書籍登錄完成還要數年光景。

然而，財源不足。這項計畫一直都由柏林市政府及資助出處研究的聯邦組織「來源研究所辦公室」

106

加以贊助。不過，分配給這項計畫的資金，一次只給幾年而已。

「區區數年其實只夠初步了解該如何著手這項工作。我們一切從零開始，所以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各個圖書館只對書籍內容有興趣，對於書籍出處卻毫不以為意，況且，藏書票和簽名仍未登錄完畢。」芬斯特瓦爾德說。

他指出，不論在地當局或圖書館，對處理失竊書籍的興趣缺缺，而且多數德國圖書館和公家單位都不想處理這個問題。

「既沒有什麼政治上的意願，也沒有資源能對此有所幫助。在德國境內成千上萬個圖書館中，約莫只有二十個曾主動調查過他們的館藏書。但沒有協力合作，圖書館各行其是。大家對藝術品比較感興趣，因為藝術品價值不菲。」芬斯特瓦爾德悲觀地說。

這些最後變成「柏林市立圖書館」裡的藏書，從金錢的角度來看，幾無例外，皆不值一文。它們都是平凡無奇的書，曾經被平凡無奇的人擁有過─小說、童書、歌本─在二手書肆只消幾歐元就能買到。可是，倘若能歸還，它們往往對個人具有莫大價值。

相對於圖書館裡尚有二十五萬部失竊的書，二○○九至二○一四年間，在一個歸還了五百卷書的地區裡，宛如滄海一粟。

「我們真的想要返還這些書，可是人力太少。以目前的情形來看，我們已經找出了一萬五千冊來歷可疑的書，而有三千部書卷被確定是失竊的書。倘若可行，要找到每一個繼承人需耗費我們數十年的時間。」博肯卡姆一面說、一面把一些美麗非凡的藏書票擺在書桌上。顯而易見，他深深愛上了這些藏書票，知道每一張的故事。透過這些圖片，他才開始揭露這座圖書館的過往。他向我展示一張藏書票，上面是一個天使擎著一對標槍在和兩條蛇打鬥；另一張藏書票上畫著一頭獅子吐著舌頭，昂首闊步；第三張是一個女人拿著鵝毛筆當武器，刺向一匹飛馬。這些標記大部分都會額外再畫著大衛之星，也會寫上猶太人的名字，諸如賀西（Hirsch）、博肯海默（Bachenheimer）及梅耶爾（Meyer）。它們是高度個人化的藝術品，許多圖畫描述的都是書主人的生活點滴，常常也是他們與閱讀、文化和文學的關係。而且，這些圖畫充滿著一個失落的世界，甚至是喪失的生命─再也無人能詮釋其意義─的象徵。那是個被打碎也被打散了的書與閱讀的世界。

「更糟的事，這項工作不可能完成。不可能！但我們仍須竭盡所能的去做。」他說。

這些失竊的書籍裡，有許多沒有可供辨認的記號。它們的命運如何，並非博肯卡姆和芬斯特瓦爾德能掌握的。或許有一天，它們的來歷能被鑑識出來，只不過機會相當渺茫。

「這些書籍猶如這座圖書館裡的鬼魂。我們知道它們是被偷來的，可是從誰那裡偷來的呢？」芬斯特瓦爾德無奈地聳聳肩。

雖然目前能歸還的在總數裡僅占很小的一部分，博肯卡姆仍覺得歸還每本個別書卷都是樁意義非凡的行動。在幾個案例裡，他們確實把書還給了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其中一個是瓦爾得．拉赫曼（Walter Lachman），猶太裔德國人，柏林在地人，一九四二年和他的祖母一同遭驅逐到拉脫維亞某集中營時，年僅十幾歲。祖母遇害，他則被移送到「伯根─貝爾森集中營」

107

，同一時間關押在此的還有知名兒童作家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

108

。一九四五年四月，就在英軍解放這座集中營的前一個月，安妮死了，可能是因為傷寒。拉赫曼當時也因傷寒重病纏身，但他努力求生。戰後，移民美國

109

。六十七年後，他接到朋友的一通電話，對方曾在德文雜誌《明鏡週刊》

110

讀到一篇文章，是關於「中央與地方圖書館」裡失竊的書。該雜誌引用了幾本書的其中一本，恰是拉赫曼的童書─一本猶太孩童的童話書，是老師送給他的

111

。

「他自己無法前來，不過他的女兒遠從加州來取這本書。他的童年除了兩張相片和一頂在集中營裡戴的帽子外，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他的女兒表示，父親從未真正談起過去種種，但當他拿回這本書時，一切都變了。這本書打開了他的內心世界，開始說起自己的故事。如今，他會到學校去跟學童們演講。」芬斯特瓦爾德說，他認為這僅是一個足以說明此項工作何以重要的例子。

「當我深究這些書籍的歷史，在網路上搜尋從裡面找到的名字，搜尋結果不斷指向奧斯威辛集中營。每一次的連結都導向奧斯威辛。我們無法讓死者復生，卻可以還給他們其他東西。一本書，或者一段回憶。」博肯卡姆看著桌上一字排開的藏書票，如是說。

＊＊＊

我抬眼看著來自巴比倫、高聳入雲的深藍色「伊什塔爾城門」

112

。但是我無暇讚嘆上面的金色公牛，因為帶路的年長棕髮女人健步如飛。這道城門她見過不計其數。「來源研究所」辦公室設於「佩加蒙博物館」

113

的側廳裡，距離中央與地方圖書館僅數百碼之遙；它是一個由聯邦政府管轄的單位，協助並資助博物館、圖書館、檔案庫及其他學術機構處理納粹時代文物出處問題。

我被帶去見辦公室主管，藝術史學家烏韋．哈特曼（Uwe Hartmann）。哈特曼是個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臉龐卻相當削瘦，銀白髮絲剪成短短的平頭，戴著半框眼鏡。他從一九九○年代期間便已著手研究與失竊藝術品相關的來源問題，而自該辦事處於二○○八年成立以來便在此主事。二○一三年，他還負責主持一個小組，專責鑑識多達一千四百件惡名昭彰的竊據藝術品；這批藝術品是最近因古爾利特（Cornelius Gurlitt）

114

才在慕尼黑被發現。古爾利特的父親是名畫商，曾為納粹工作。

哈特曼捲起了衣袖。即使數扇窗戶敞開，辦公室裡仍空氣悶濁。「來源研究所辦公室」提供資金讓這項工作得以在中央與地方圖書館內進行。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館藏裡有這批書籍。我們有能力辨識出戳章、簽名，還有藏書票。關於地窖裡的罪行一直以來議論不休，但我們什麼都沒做。」哈特曼說。

「中央與地方圖書館」絕非獨一的案例；它也不是對德國境內所發生的偷書事件採取主動態度的圖書館之一。這座圖書館所接收的書籍既非第三帝國時期最多、也非最具價值的。還有某些圖書館，特別是那些貌似具學術性的，會被納粹視為優先對象而給予大量書籍。不同於柏林市立圖書館這類公立圖書館，不對一般大眾開放的大學和研究型圖書館，也極有可能接收被禁的竊據文學。

在這類圖書館中有一個在偷書事件裡扮演非常積極角色的，是聲譽卓著的「普魯士國家圖書館」

115

，即今天所謂的「柏林國立圖書館」

116

─德國最大的圖書館，其歷史源遠流長，可追溯至十七世紀。館藏包括了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樂曲的原始手稿、最大一份的巴哈樂譜，以及西元前四○○年流傳下來、全世界最古老的描金本《聖經》經文。烽火連天的那數年裡，「普魯士國家圖書館」比「柏林市立圖書館」有辦法染指更具價值的書籍。這座圖書館的歷史是被一名叫做卡斯滕．敘多（Karsten Sydow）的博士生揭穿，他在寫於二○○六年的碩士論文裡，透露了館內的歷史類藏書可能有兩萬部是竊據而來的

117

。圖書館自己做過調查後，證實了大約有五千五百部書毋庸置疑是偷來的

118

。要不是紅軍曾劫掠過這座圖書館，肯定會有更多遭竊的書。據估計，館藏書籍有兩百萬部被帶去了蘇聯，其中包括絕大多數的猶太和希伯來文書籍與手抄本

119

。

在第三帝國時，「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同時也是竊書的重要分銷渠道。當局對於德國境內與被占領區裡成千近萬個遭劫掠的圖書館和檔案庫，有個非常清楚的分銷政策。最重要的收藏，也就是被認為具重大影響力的意識形態作品，由帝國中央安全局和保安局一同分享。因此，每遇到高價值的收藏品時，兩組織經常爭奪激烈。

除了這兩個組織，還有一串的納粹組織、學術機構及政府部門，爭相染指這些竊據的書，用以打造自己的圖書館。而其背後，還有層層疊疊的國家級圖書館、大學及其他學術單位。

納粹掌權後，「普魯士國家圖書館」被指派負責分銷從猶太裔德國人、社會主義人士、共產黨人士與共濟會人士偷來的書。隨後大戰爆發，期間這座圖書館仍持續同樣任務，對竊自法國、波蘭、蘇聯和其他占領區的書籍進行分銷。

「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將書籍分至三十多個德國大學圖書館

120

。不過，德國的圖書館也會從其他管道取得圖書。最常見的是，如果蓋世太保換地方黨部掃蕩被禁的機構時，地區性圖書館亦可分到一杯羹；書會被捐贈給當地城鎮的圖書館，充作「黨致贈的禮物」。在地的圖書館自然對它們所在地區較好的收藏品瞭若指掌，並深知哪些東西值得染指。然而，有些書籍是買來的，情況一如柏林市立圖書館，向城裡的當舖或「猶太人的拍賣會」購入，流亡的猶太人在別無選擇下會被迫賤價賣掉他們的財產。

「以這種管道流轉的圖書，範圍有多大，難以估計，因為這些書籍都已被拆散又併入如此之多的德文藏書內。比方說，一九六○年代東德因為財政窘迫，為了穩定德國馬克，將數量龐大的書賣給了西德。這批書之後被轉到了西德新成立的各大學。今天，這些藏書裡還能找到很多書卷，竊自猶太人、共產黨人士與共濟會人士。」哈特曼解釋道。

「德國的大型圖書館中，已經開始檢查自己的館藏達相當程度。可是，我們還有八千座較小型的圖書館，僅有一座來向我們申請補助以檢查其書庫。我們面對的是一項浩瀚巨量的工作。」

大多數的德國圖書館對館藏裡的竊據書籍，不是不感興趣，就是沒有意願把它們找出來。有位竊據書籍專家寄送表單給六百座圖書館，僅得到百分之十的回覆

121

。除了對這個議題普遍欠缺意願外，還有一個問題是資源有限，讓計畫寸步難行。德國也沒有任何法令可強制學術機構去審查它們的收藏品，雖然有人倡議應該要立法。這份工作全然出於義工性質。

最初，哈特曼的機構擁有一筆一百萬歐元的年度預算可供支配，二○一二年時金額曾增加為兩百萬歐元。然而，這筆錢必須與所有文化機構共用，大部分的錢都流向了博物館。到了二○一三年，他的機構已經贊助了一百二十九項計畫案，其中九十項是給博物館，只有二十六項是圖書館。他的機構不提供全額補助，僅提供分攤支出，結果導致許多規模較小的圖書館因為無法負擔而難以參與。

「不幸的事，媒體對藝術贓品的興趣遠遠超過贓書。一幅重見天日的大師巨作，動輒數百萬，必躋身報紙頭條，但孤零零的一本書毫無話題性，即便它的故事感人至深。」

哈特曼又指出書的另一個問題。

「藝術品通常都有來歷可查。老件都可在展覽目錄、拍賣登錄裡找到，或者藝評家曾提及。它們是可被追蹤的。但書幾乎不可能。如果上面沒有任何戳章，就會困難重重。因為書籍很少是獨一無二的。書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今天，藏身於德國圖書館裡的竊據書數字，誰也無法估算。

「這個問題難以回答。數千個德國圖書館都未曾清查它們的館藏，還牽涉到這數百萬冊書籍都必須以人工方式來清查。」

此外，也無法確定究竟有多少圖書館遭劫掠。數千座遭劫掠的圖書館不曾重建，所以它們的書籍也從未被歸還。

自納粹當政後，共濟會會社有數百萬部書籍遭竊。一九三六年，納粹親衛隊光是以共濟會會所劫掠而來的書冊所建立起的藏書，就高達五十至六十萬冊

122

。一九三○年代末，當德國的各個安全機關全統合於帝國中央安全局轄下時，這些書最後都落腳在國家安全委員會

123

的圖書館裡。

然而，相較於納粹對整個歐洲的蹂躪，這場偷書之舉規模並不算大。單是在法國，「羅森堡任務小組」竊據了七百二十三座圖書館的藏書，偷取超過一百七十萬部書籍。其中，有數萬部是古董書和中世紀的手抄本、搖籃本

124

古書，以及其他價值不菲的書冊與文稿

125

。

波蘭大概是受創最深的國家，據估計，學校與公共圖書館的藏書有百分之九十遺失。另外，私人與專業圖書館有百分之八十的館藏不翼而飛。也就是說，波蘭全國圖書館的藏書約有七十萬卷四散各方。根據某一項估計，波蘭所擁有的兩千兩百五十萬冊書卷，有一千五百萬冊去向不明，但不清楚這些書卷中多少比例是被偷、遺失或毀於大戰。

發生在蘇聯境內的偷書規模更難估算。根據現成可得的數據，不知所蹤的書籍簡直是天文數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做過估算，當時的蘇聯有高達一億部書卷遭毀或劫掠

126

。

遠不及戰後最終落入德國書倉的這些竊據的書。這批數量驚人的藏書，絕大多數是納粹他們親自偷取、分送和消滅的。最重要的是，勝利的滋味助長他們的氣焰。美國華府的國會圖書館曾派遣一支特別的代表團到德國，將超過一百萬冊書卷送回家

127

。紅軍最後總共劫掠了超過一千萬冊書卷。但沒人知道轟炸空襲毀掉的書有多少。位於市中心的圖書館最容易成為盟軍空襲砲火下的犧牲品。一般相信，德國總計遺失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藏書。

不過，儘管遺失了這些書，仍有大量失竊的書留在德國的圖書館裡。就如同中央與地方圖書館的例子一樣，來自於各納粹組織的書可以填補這些空缺。德國歷史學家格茨．阿利（Götz Aly）曾在二○○八年時估算過，德國圖書館裡起碼有一百萬部竊據而來的書卷

128

。這還是保守的估計，正確的數字很可能更高。就以中央與地方圖書館為例，只要圖書館開始有目標地清查館藏，數字通常會膨脹。我問哈特曼清查德國的藏書要花多久時間，他笑笑回答說。

「給學生講課時，我通常告訴他們這是一件要窮盡畢生的工作；需要進行數十年又數十年。接管圖書館和博物館的下一個世代，也將別無選擇的必須去處理這件事，因為這些任務承載著我們不能漠視的一段歷史。」

79

Zentral-und Landesbibliothek。

80

Berliner Stadtbibliothek簡稱BStB。

81

River Spree。

82

簡稱東德。

83

Kreutzberg，曾是西柏林最貧窮的地區，兩德統一後，成了最具異國風情的夜店區。

84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因從敦煌運走文物，而被中國政府視為竊賊的探險家。

85

In Darkest Africa，史坦利爵士在探險非洲後所寫的著作。

86

被納粹屠殺的一名猶太人。

87

Riga，拉脫維亞首都，二次大戰期間曾被蘇聯占領，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又被納粹德國占領。

88

Rudi Joelsohn, memorial book.
https://www.bundesarchiv.de/gedenkbuch/intro.html.en.

89

猶太裔樂理學家。

90

猶太裔紡織企業家，後逃到美國紐約。

91

猶太裔印象派畫家。

92

Karl-Marx-Haus Trier，位於德國特里爾，馬克斯出生地。

93

《In Darkest Africa》，英國探險家亨利．史坦利（Henry M.
Stanley）著作。

94

Städtische Pfandleihanstalt。

95

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非法掠奪猶太文物的納粹組織，簡稱ERR。

96

Bergungsstelle für 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en。

97

Akt nummer 512–515 och 515/1.
Inventarienummer C Rep.
120.
Landesarchiv, Berlin.

98

Reichsministerium für die besetzten Ostgebiete。

99

Günther Elsner。

100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簡稱RSHA，也稱為SS-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親衛隊國家安全部）。

101

全稱為「帝國元首親衛隊保安處」（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通稱帝國保安處（Sicherheitsdienst，縮寫SD）。

102

Section VII。

103

Department for Ideologic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104

Eisenacher Strasse。

105

Sebastian Finsterwalder and Peter Prölls, “Tracing the Rightful Owners: Nazi- Looted Books in the Central and Regional Library of Berlin,” in ‘Th e West’ Versus ‘The East’ or The United Europe?,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held in Poděbrady on October 8–9, 2013, ed.
Mečislav Borák.
https://socialhistory.org/sites/default/fi les/docs/grimsted-podebradyessay13 .pdf.
Documentation Centre for Property Transfers of Cultural Assets of WWII Victims, Prague, 2014.
pp.
92–102.

106

Arbeitsstelle für Provenienzforschung。

107

Konzentrationslager Bergen-Belsen，一般簡稱Bergen-Belsen。

108

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一般簡稱Anne Frank。《安妮日記》的作者。

109

Melonie Magruder, “A Holocaust Survivor’s Childhood Book Comes Home,” Malibu Times, July 22, 2009.

110

Der Spiegel。

111

Michael Sontheimer, “Retracing the Nazi Book Theft: German Libraries Hold Thousands of Looted Volumes,” Der Spiegel, October 24, 2008.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retracing-the-nazi-book-theft -german-libraries-hold-thousands-of-looted- volumes-a-586379-2.html.

112

Ishtar Gate，巴比倫城的八個城門之一。

113

Pergamon Museum。

114

古爾利特因為逃稅問題遭政府調查，無意間發現他家中藏有大批名畫。

115

Preussische Staatsbibliothek。

116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117

Heike Pudler and Michaela Scheibe, “Provenienzforschung/- erschließung an der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Bibliothek Forschung und Praxis, vol.
34, April 2010, pp.
51–56.

118

Cornelia Briel, Beschlagnahmt, erpresst, erbeutet.
NS-Raubgut, Reichstauschstelle und Preusische Staatsbibliothek zwischen 1933 und 1945,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3.

119

Rebecca Knuth, Libricide: The Regime- Sponsored Destruction of Books and Librar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p.
99.

120

Briel, Beschlagnahmt, erpresst, erbeutet.

121

Sontheimer, “Retracing the Nazi Book Theft.”

122

Regine Dehnel, “Perpetrators, Victims, and Art: The National Socialists’ Campaign of Pillage,” Eurozine, September 26, 2007.
http://www.eurozine .com/articles/2007-09-26-dehnel-en.html.

12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24

Incunabula，指歐洲在活字印刷術發明之最初半個世紀間所印刷的出版品。

125

Knuth, Libricide, p.
99.

126

Ibid.

127

Michael Dobbs, “Epilogue to a Story of Nazi- Looted Books; Library of Congress Trove of War Propaganda Included Many Stolen Jewish Work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5, 2000.

128

Sontheimer, “Retracing the Nazi Book Theft.”

第三章　歌德的橡樹

威瑪

惡魔因極度痛苦跪倒在地。去死吧，你這畜生，你這德意志帝國的象徵。而歌德呢？對吾輩而言，歌德已不復存在，希姆萊消滅了他。

─囚徒四九三五號日記

濃霧像一層不透明的薄膜籠罩著青翠的樹林。視線只及眼前十碼。我沿著皸裂的柏油路面前行。在濃霧模糊的邊緣看到有人，我小心翼翼地靠上前去。他們在喃喃低語。之後我才認出集中營的大門，還有一扇扇大門後方的一座座木塔，引人聯想起古老村莊裡的教堂。一扇扇鐵門上飾有讚頌詞「各得其分」

129

。這句道地諺語有極深遠的日耳曼文化淵源，它出現在馬丁路德和其他德國宗教改革思想家的文章裡，也是巴哈一部清唱劇

130

的劇名；該劇在一七一五年首演，地點就在距離我立足處僅四英里外、深具人文影響力的德國城市威瑪

131

。這句話可以被解釋成各種意思，不過在「布亨森林集中營」

132

的這些大門上，它所要傳達的意思毋庸置疑：所有人都該得到應得的。我自柏林往南跋涉了數小時，來到德國圖林根

133

的綠色心臟地帶。這一扇扇鐵門內坐落著火葬場，一幢灰色混凝土建築物，上頭雄踞著一根工法粗糙的磚造煙囪。數萬人葬身，灰飛煙滅。

布亨森林集中營，德國最大的集中營，位於埃特爾斯

134

山上，地處景色秀麗的落葉林間，這座森林素以白樺樹與古老橡樹名聞遐邇。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兼作家艾利．魏瑟爾（Elie Wiesel）

135

十六歲時，就是在這裡遭到驅逐，很久之後他重返此地時說：「但願這些樹能說話。」

136

魏瑟爾的意思是，迷人的埃特爾斯林區和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的噩夢，對比鮮明，格外反諷。魏瑟爾並非被囚禁於此的唯一一個未來諾貝爾獎得主。另一個獄友是匈牙利作家因惹．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他在小說《非關命運》

137

中曾描述過這段歲月。還有許多作家、詩人、藝術家、音樂家、建築師、學者與知識分子都曾留置於此。從被占領的歐洲各地送到布亨森林集中營來的囚徒，超過二十三萬人：納粹黨員的仇敵、猶太人、同性戀、波蘭人、羅馬人、精神疾病患者、輕微身障者、共濟會、天主教徒、罪犯，還有戰犯。他們之中有五萬六千人遭殺害；集中營的衛兵和親衛隊高級小隊領袖索莫

138

凌虐和處決手法無比殘暴。索莫被稱作「布亨森林劊子手」，因為他慣常將囚徒雙手綑綁吊在樹上，遍布林間綿延至北端的軍營。這種凌虐手法稱為吊刑，天主教審判異端期間也曾用過。

體重通常會使雙臂從胳肢窩扭脫。同時，據聞索莫和他的衛兵們會在林間走來走去，拿短木棒敲打無助囚徒的臉、腿和外生殖器。「這樣的虐待會讓一些囚徒瀕臨崩潰。許多人會哀求武裝親衛隊射殺他們，來擺脫這種極度的折磨。」倖存者威利．阿佩爾（Willy Apel）在作證時這麼說

139

。被折磨之人的喊叫呻吟聲此起彼落，以致這座林子有了「歌唱森林」之稱。

布亨森林裡有一棵樹意義非凡。我從火葬場沿著一排排俘虜營遺跡皸裂的混凝土地基走著。左邊是一度囚禁著盟軍戰俘、同性戀、耶和華見證人及軍隊逃兵的集中營。因裡面設有消毒室的大型磚造建築物讓人情緒低落，而我就在兩座軍營間看見了它：一根粗壯的灰綠色樹幹，它的根依然牢牢抓著地。粗糙劈削成的石碑上刻著銘文「歌德的橡樹」。

一九三七年，為了建造集中營而清理布亨森林時，武裝親衛隊的衛兵們留下了一棵橡樹未砍。有謠言傳說，歌德經常坐在這棵濃密壯碩的橡樹下。它並非圖林根唯一和這位舉國知名詩人有關的橡樹，然而，這棵特別的橡樹注定成為這座集中營、它的衛兵與它的囚徒非常特殊的象徵。歌德終其一生幾乎都住在威瑪，慣常騎馬到埃特爾斯做短程旅行；在一七○○年代，埃特爾斯是個廣受歡迎的浪漫一日遊去處。歌德告訴他的朋友和傳記作家約翰．愛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

140

，在這座林子裡讓他感到「心胸開闊、自由自在」。

最初在建造布亨森林集中營時，武裝親衛隊只打算把集中營命名為「埃斯特山集中營」。然而，這名稱受到威瑪中產階級的抗議咆哮，因為埃斯特素來具有歌德與威瑪古典主義的豐富內涵，不適合拿來為集中營命名。因為這樣，希姆萊便給這座集中營取了個子虛烏有的名稱：布亨森林，意謂白樺木森林

141

。

當地傳說，歌德就是在這棵樹下完成《浮士德》裡〈沃普爾吉斯之夜〉

142

篇章，魔鬼將浮士德帶到布洛肯峰

143

，參加女巫們的跨夜安息日。此外，傳聞說歌德就是坐在這棵樹下寫出了〈沃普爾吉斯之夜〉。他在一七七六年將文章連同信函寄給了他的紅粉知己史坦恩夫人（Charlotte von Stein），並附上出自〈埃特爾斯斜坡〉

144

的題辭：

汝自天堂下凡間，平息一切痛與悲；

誰人愁腸愁上愁，汝自加倍解煩憂；

凡塵喧囂累！憂喜跌宕幾時休？

恬靜謫仙人，速來入吾懷！

─引自朗法羅（Henry Wadworth Longfellow）英譯版

會不會，這對愛侶曾並肩坐在樹下？不過，另有一則錯綜複雜的傳說與此樹有關：據說這棵橡樹神奇地左右著德國的命運。只要這棵樹生意盎然，德國就不會亡。但如果樹倒了，德國國運就會衰退。

事實上，這棵橡樹始終象徵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一個是決議保存這棵樹的武裝親衛隊衛兵，另一個則是集中營的囚徒。對親衛隊而言，這棵橡樹是德意志文化傳統的命脈，代表著他們是真正的繼承人。鎮守集中營的親衛隊衛兵積極介入威瑪的文化生活。在歌德曾擔任主管的國家劇院裡，最好的座位總有一些保留給親衛隊衛軍團的「死骷將軍」

145

。清唱劇也會移師到布亨森林為衛兵勞軍演出。有一次上演浪漫輕歌劇《微笑之國》

146

─相當諷刺的是，此劇作家是集中營階下囚，奧地利劇作家保達

147

。保達稍後被遣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裡被衛兵活活打死。

對集中營許多階下囚而言，坐落在這座可怕煉獄正中央的這棵橡樹，代表著讓他們存活下去的夢想、幻想與希望。對根源於德國文化的囚徒來說，這棵樹象徵著比現在這個監禁他們的另一個更光明也更開明的國度。德國哲學家兼詩人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於著作《死亡的森林》

148

裡描述他在集中營的生活，描繪了這棵樹如何撫慰他的另一個分身，約翰尼生（Johannes）。

夜幕漸漸低垂，強納生又一次離開兵營間的通道，他們在那裡消磨傍晚時分。步行只消一分鐘，他便站在橡樹下，樹蔭據說也曾籠罩過歌德與史塔恩夫人。樹長在營地的某一條路上，這裡是唯一可以一覽底下大地的地方。明月高懸在綠意密布的山頭，集中營嘈雜的最後聲響，漸次消退成一片靜寂。

他望了望越發闃黑的天空，孤伶伶的，彷彿他是地球上僅存的一人，努力想記起所知的詩句，那個說不定也曾站立於此的人在一百五十年前所寫的詩句。那人的偉大依然耀眼，即使曾在五十歲時被鏈條鎖在廚房裡，也絲毫無損。「尊貴，樂善好施，且好心腸……」不，即使是這個也半分未減，只要還有一人自言自語複誦著詩句，並且保存詩句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149

對魏瑟爾來說，歌德體現著真正德國人的文化傳統，如一條燦爛耀眼的道路，雖然這個民族曾迷路，誤入森林裡的幽黯角落。集中營的許多倖存者都曾描述過這棵橡樹。法國藝術家與反抗鬥士里昂．德拉爾布（Léon Delarbre）常常坐在樹下，素描勾勒它的枝枒。

並非人人看法都如魏瑟爾。相反的，有人認為橡樹象徵著日耳曼文化固有的邪惡、象徵著壓迫與殘暴不仁。這些囚徒對橡樹與德國命運緊緊相連的傳說，深信不疑。它為他們帶來希望。營區的橡樹開始逐漸凋零死去。樹葉在某個冬天過後沒有發出新芽，而且樹皮脫落，最後樹幹泛白、乾枯，變得光禿禿。不過，橡樹仍舊屹立不搖，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的某一天，盟軍空襲轟炸緊鄰集中營的工廠。有一枚炸彈擊中了洗衣房，引發大火。不一會兒，火勢蔓延至這棵脆弱的橡樹。有名波蘭囚徒，我們只知其編號是四九三五，如此形容整個事件。

我聽見火勢劈啪作響、看見火花漫天飛舞：燃燒的橡樹枝枒倒落屋頂，在柏油紙上翻滾。我聞到焦味。囚徒們排成一條人龍，從井邊到起火點，傳遞著一桶桶的水。他們救了洗衣房，卻不救橡樹。他們的臉上透著一股神祕的雀躍神色、一股靜默的勝利之情：現在我們知道預言成真了。就在眼前，煙霧揉合了幻想，這不是一棵樹，而是一隻多臂惡魔，在烈火中哀嚎著。我們看見它的手臂斷了，軀幹越變越小，彷彿自己瓦解消融了。惡魔因極度痛苦跪倒在地。去死吧，你這畜生，你這德意志帝國的象徵。而歌德呢？對吾輩而言，歌德已不復存在，希姆萊已消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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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威瑪的國家劇院院前，佇立著歌德與席勒，雙眼望向浩瀚宇宙。歌德的手搭在朋友的肩上，席勒則伸出手去接歌德拿給他的桂冠。恩斯特．利歇爾（Ernst Rietschel）一八五七年創作的雕像，在當時極具代表性，而在一八○○年代中期，更被當作雛形來打造兩位大文豪遍及全國的許多其他雕像。在威瑪狂熱崛起之際，歌德與席勒的雕像活脫脫象徵著德國各地興起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

市中心邊緣有個伊爾姆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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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有多條蜿蜒林間的步道，林木的濃密綠蔭形成綠色隧道。其中一條通往一處開闊的草地，另一條通向一座怪異的花園，還有一條連接到巨礫砌成的滔滔湧泉，更有一條通往一座風景如畫的洞窟廢墟。這座公園詩情畫意、如夢似幻。自十八世紀末仿效英式花園建成以來，它幾無改變。詩人的白色花園洋房俯瞰著開闊原野，那是他移居威瑪的頭一年。當時，歌德早以他的首部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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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滿德國；散文情深意切，動人得教人難以抗拒，在那個求原因講理性、充斥啟蒙思想的時代，大為震撼。這種獻身給美、崇拜天地的浪漫思想，以及詩，已然成為日耳曼人自覺的重要觀點。同時，它似又暗自含藏陰鬱。這樣文化的繼承人，怎會在區區數世代裡、在歌德曾經安坐賦詩的同一處林子裡，吊死、凌虐、謀害人？一方面充滿光明，另一方面卻陰沉黯淡，它的形象通常被稱為「威瑪布亨森林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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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觀點形成了德國困境兩難的縮影，是德國的雙面神。這個自相矛盾被大量描繪在對布亨森林歌德橡樹的各種歧異觀點裡。

有些人惟恐古典主義年代的光環受損，一直希望德國文化的兩個面向能徹底分裂。在戰後絕大多數的時間裡，這個想法一直是威瑪地區的主要傾向。另一批人士則堅持，這種想法是將歷史簡化而成，甚至是歷史的謬論，理由很簡單，兩個面向在文化、哲學與文學根源上是相通互連。或許並非直接相關，但是國家社會主義助長並殘酷地剝削了部分想法，其根源是相同的：德意志國家主義與排斥啟蒙運動的理想。

高地德國的浪漫主義強烈抗拒啟蒙時期的冷酷無情。尤為重要的是，那些在耶拿大學所形成的思想。耶拿地處威瑪東邊約十二英里，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時，當時思想家如黑格爾（Friedrich Hegel）、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謝林（Friedrich von Schelling），自詡為對啟蒙運動的逆反應，開始闡述今天眾所周知稱為德國理想主義的思想。他們留下了大量的思想遺產，讓二十世紀的國家社會主義人士唾手可得─這些遺產當中影響力最巨的，就是透過精神的提昇，強調德意志的獨特性。影響力更大的是哲學家兼歷史學家約翰．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他是歌德帶到威瑪的偉大思想家之一，一直被視為是歌德創作浮士德的靈感人物。赫爾德獨一無二的人類靈魂思想及他特別強調愛國主義，對德意志國家主義的崛起具有關鍵影響力。赫爾德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讓德國文化疏遠當時強烈的法國影響力─十八世紀時歐洲文化由法國獨霸。常被奉為德意志國家主義之父的另一位哲學家費希特，覺得日耳曼民族擁有別具一格的特質，而且因為這個原因，日耳曼人應該「在人類歷史裡創造並引領一個嶄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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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希特早就充分闡述過反猶太主義：他認為，如果猶太人被賦予同等的公民權，日耳曼人的國家將會受到傷害─因為猶太人遍布全歐洲，他們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便持續擴散。在法國，猶太人被賦予了公民權，也開啟了猶太解放運動，歐洲的猶太人逐漸願意擺脫社區裡的孤立狀態，在語言和文化上融入歐洲社會。

十九世紀上半葉，德意志國家主義興起，最重要的目的是創造語言與文化上同種的德國。國家主義的情懷在一八四八年終於累積至高峰，當時有一波革命狂潮橫掃全歐。在德國，則有暴動的自由主義者、知識分子及日耳曼小國境內壓抑的菁英分子，但是全被保守的基本教義派鎮壓下來。

就是在這場革命餘波和政治黑暗期裡，利歇爾創作的歌德與席勒雕像接踵而至，佇立在威瑪的國家劇院前。

「在日耳曼土地上的自由之戰結束後，既未帶來政治上的自由，也未促成國族統一，於是平民百姓開始往文化上尋求他們依舊匱乏的替代品。比方說，他們為知識巨人豎立紀念碑，地點通常就在城裡最引人矚目處，這種榮耀在當時一直是王宮貴冑與武將獨有專屬。」德國藝術史家保羅．桑克（Paul Zanker）如此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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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前，為藝術家建造所費不貲的紀念碑並不常見，但是在革命後，三鎮兩城隨處可見歌德與席勒的雕像，猶如文學、國家主義運動的表徵。根據保羅．桑克的說法，這些作家和詩人的雕像被視為理想日耳曼人的代表、是衣冠楚楚的道德典範─不是赤身裸體、碰觸不得的希臘神祇，而是平民百姓。崇拜之情圍繞著這些紀念碑，鼓舞了報紙、繪本圖書及作家們豪華版作品全集的印行。保羅．桑克也寫道，就在這段活力四射期間，日耳曼人開始自視為「詩人與思想家民族」。保羅．桑克接著又說，這些紀念雕像不是用來誘騙大家挺身革命或抗爭，其目的恰恰相反；中產階級之所以豎立這些雕像，是要推廣百姓美德：守秩序，服從，並且忠於上級。一直服務於威瑪法院的偉大威瑪文豪，被認為是值得效法的理想範本。

國族詩人歌德體現了這些理想特質，十九世紀末注定要被改造成嶄新日耳曼國家的道德模範。舉凡不符合歌德這個形象的東西，通通要被埋藏在檔案庫的最底層，甚至要摧毀殆盡。歌德寫給拿破崙的那些逢迎拍馬信件要燒燬。歌德曾公開發言支持四海為家和國際主義，而這些思想在他身後，要重新詮釋成嚴格的國家主義者，特別是在一八七一年日耳曼公國成立後。歪曲事實的作法，同樣也發生在飽受痛苦的黑格爾、費希特和赫德爾身上，他們的思想被誤用、誇大，甚至造假，以便於讓國家主義合法化。

歌德對政治領域的批判，後來被右派人士用來打擊建立政黨與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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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左派人士視歌德為自由主義與議會制的支持者。歌德的靈魂爭奪戰一直持續到下一個世紀。威瑪內在的光明與陰暗面拉鋸激烈，而這場衝突的地點與舞台正是象徵性的這個：利歇爾創作的歌德與席勒雕像後方的國家劇院。

＊＊＊

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國會在威瑪國家劇院召開。來自約莫十個政黨逾四百名議員出席，坐在曾經一度屬於歌德與席勒的舞台前。他們來到這裡是為了拯救德國。這個公國，五十五年來曾強大得所向無敵，近來卻面臨瓦解。日耳曼人的國家，由俾斯麥（Bismar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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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鐵和血」統一而成，內部崩潰如紙牌屋。為了拯救德國，他們回到他們的家鄉，在威瑪集會。

大約是前一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德軍發動了「皇帝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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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前線展開大規模攻擊，企圖破解僵局。事實上，展現武力是為了贏得爭奪戰鋌而走險的最後一招。盟軍在夏季發動反擊，德國防線搖搖欲墜，眼看就要瓦解。一九一八年十月底，基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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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軍叛變，短短數日內，十一月革命已經擴散至整個德國境內。戰爭結束。可是，革命抗爭仍持續不斷，敵對的各方衝突連連，政治亂局令人喪膽，大失所望的德軍紛紛自前線撤回。德國的共產黨人士循著俄國前例組成了蘇維埃，一九一九年春季甚至企圖在巴伐利亞奪權。可是，德國社會共和黨起而反抗，還有民兵及由退役士兵與軍官組成的準軍隊也挺身反擊，他們從戰壕帶回了一種殘酷、無人性的暴力文化。

一九一九年二月，當議員齊聚威瑪，打算創立德國社會民主黨時，這些事件的陰影猶縈繞不去。他們的野心是要組成議會制的民主政體。皇帝退位後，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出任黨魁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組成臨時政府。艾伯特是個中庸溫和、講求實際的政治人物，曾為了要孤立極左派人士，不得已與國家主義派和極端保守主義的民兵結盟。把立憲代表遷移到省會所在地威瑪，一直都是艾伯特的主張；在威瑪成立新的憲政政府，從而創建了所謂的威瑪共和國。

選擇威瑪既是一種象徵意義、也是兼顧政治現實的舉動。在曾經發生所謂「一月起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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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爆發了反對艾伯特政權的戰爭。民兵軍團以驚人的殘暴不仁，鎮壓了柏林與慕尼黑的反對餘孽：由於共產黨員無法抵抗身經百戰的前線部隊，數百人在草率的處決下遇害。剛成立的德國民主憲政陷入血光之災，也因此，艾伯特想藉著歌德來洗刷血腥。艾伯特選擇了威瑪做為德國民主政治的誕生地，是為了讓新的民主制度與威瑪古典主義的高尚理想產生連結，為新政取得合法地位。

然而，選擇威瑪做為首都，不僅只是出於懷古幽情，同時也是文化新品牌的象徵，最終還可為新民主制度做定位。這場現代運動，絕大多數是以德國印象主義畫作呈現，滲透並活化威瑪共和國的文學、藝術、音樂、戲劇、建築及設計。在各個領域裡，新世代得以擺脫歷史的頑強陋規。不過，威瑪的文化卻成了日耳曼勢不兩立的兩大主張白熱化的爭奪焦點：一邊是現代主義、四海為家主義和民主制度，另一邊是對美的崇拜、暴力與法西斯主義。在文學上，一種嶄新的實驗式散文興起，它的標準主題是空虛、中產階級理想及父權主義的家庭結構、情感壓抑。這個無拘束的新運動釋放了壓抑的能量，為戰爭留下的心靈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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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生長不可或缺的氧氣。「這不只是一場打輸了戰爭。一個世界已經完蛋了。我們必須找出問題的徹底解決之道。」創立包浩斯學院的德國建築家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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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即使舊世界危在旦夕，但它卻永不認輸。現代運動隨即將威瑪和德國分裂成兩個政體。現代主義面臨來自舊帝國時代菁英階級─以傳統守護者自居的王宮貴冑、極端保守的中產階級，還有各大學院校─的滔天怒氣。新運動被看作是腐敗不道德的，甚至還有些人對所見所聞所讀認為是病態的。

來自保守派、國家主義人士及右翼極端分子的敵對派，對威瑪共和國其民主體制、文化和現代主義動員反擊，本質上非常暴力。

不同於共產黨與民主派人士，德國右派一直以來毫不妥協堅持真正的保守派革命。這是對現代主義的反抗，在他們眼裡，現代主義衝撞了生活領域，製造了行屍走肉的物質社會，剝奪了一切神奇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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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撲的勢力排斥唯物主義、理性主義，還有當時的資本主義，這些思想剷除了人際關係與理想主義。新世界腐蝕了至高無上的高貴與浪漫價值：榮譽、優美，還有文化。這個運動在戰前就已興起。許多人相信，一次大戰的結果將為傳統帶來重生。唯有戰爭方能扭轉江河日下的頹勢，讓這個國家淨化重生，並且迫使大家從唯物主義中覺醒，追求較高尚的精神生活。對這些保守派革命分子而言，一次大戰非關開疆拓土、爭奪自然資源或貿易霸權，它實際是一場精神之戰，要將法國文明從日耳曼文化中除之而後快。換言之，是一場法國啟蒙運動與日耳曼浪漫主義間的爭戰。

在那些抱持這種觀點與支持保守派革命的人之中，有一個是湯瑪斯．曼，長久以來就對民主體制持懷疑態度，甚至懷有敵意，因為他覺得民主體制違背日耳曼民族的天性。湯瑪斯．曼將戰爭理想化，認為戰壕裡的暴力生殺能讓現場的人鍛鍊出最好的人性。根據他的想法，戰爭最終能勸導「大眾」為更高遠的目標犧牲自己，藉以將自己轉化成「人」，「戰爭是治療我們國家文化理性崩壞的良藥。」湯瑪斯．曼這樣說。他夢想著有一個專制國家主義的國家，在其中權力與文化合為一體─他預言似地稱之為「第三帝國」。這類思想並未隨戰爭或戰爭的恐怖而消逝，也未隨著德國所經歷難以想像的損傷而消弭，完全相反地，反戰甚至是仰賴這類思想來爭取否決，而在威瑪共和國民主腐敗期間，甚至是這些觀點形塑出極端右派思想。保守派知識分子如湯瑪斯．曼者流，雖在觀念上稍有差異，但他們的激烈國家主義思想、對封建思想的念念不忘及把戰爭美化成更高尚的精神抗爭，卻使國家社會主義和更為現實的現實觀正當化。

文學以它本身的類型對現代主義採取反對行動，也就是所謂的「民兵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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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一九二○年代，德軍因受到凡爾賽條約束縛，不得擁兵超過十萬，因此，由返鄉士兵組成的民兵團體，目的就是填補德軍心靈上的空虛感。然而，民兵與威瑪共和的新體制格格不入，因為新體制唾棄舊有的軍人榮譽、服從與同袍情深的價值。他們在前哨的犧牲奉獻，如今顯得毫無意義。民兵軍團深信所謂的「刀刺在背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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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德國在西部前線並未戰輸，而是輸給了在家鄉扯後腿的人，即在「家鄉前線」的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他們在背後捅了這個國家一刀。這個論點在德國社會廣為流傳，最後變成了新成立的納粹黨最常提出的政治問題。

民兵文學出現在一九二○年代，是一種類型書，通常放在報亭或蔬果攤販售，書裡經常美化戰爭、暴力和雄性威武氣概，大戰期間大為暢銷，某些書籍甚至擁有廣大讀者。這類書籍不僅讓許多日耳曼人在戰後抒發痛苦、厭惡與憤恨的情緒，同時也代表著對某些東西─某個失落的世界─更深層的嚮往。

這類書籍的典型故事，不外乎某個中產階級背景的青年及他的自我發展之旅。青年因為對淺薄的唯物主義感到困惑，加上對所謂「家鄉前線」的當代城市生活感到心靈匱乏，想要追求更深刻的意義。在戰事前哨目睹死亡，使他覺醒，領悟到生命真正的意義，而所謂生命的意義就是他必須接受命運主宰，為祖先的土地、他的朋友與他們的血親，犧牲自己。在前線所體會的教誨形成了一種存在的、幾近宗教信仰的經驗。這一點也是「刀刺在背傳說」的根源：城裡無知的大眾拿起匕首從背部刺進滿懷榮譽心的士兵，以至於返鄉的民兵受盡羞辱，而心生厭惡。在這裡，退伍士兵面臨新興現代主義所有令他們作嘔的觀點：民主化、勞工權益，還有婦女解放。民兵文學的鬥爭理想─性壓抑、暴力行為的美化及對現代世界憎惡感─各方面都很接近，並能融入納粹的暴力思想體系。

可是，也有人持另一種觀點。在《西線無戰事》一書中，作者雷馬克檢視了前哨戰鬥的理想，戳穿了「榮譽」犧牲的空洞與謊言。他並且指出，接連不斷近身體驗死亡，會創造出親密友誼，但其中並無英雄主義，而這些朋友不過是毫無意義的命運促成的因緣偶遇。雷馬克本身也是退伍軍人，但他給了鼓舞浪漫主義的核心思想重重一擊。也因為這個理由，該書在一九二八年出版時，引發極端保守派和極端右派人士的激烈反應，因而它成了一九三三年第一批遭到焚燬的犧牲品之一。兩次大戰間，還有一種新興小說文體大張旗鼓的鼓吹種族主義、反猶太人，有些非常暢銷。文學成了傳播並建立法西斯世界理論的大眾媒體。日耳曼人是酷愛閱讀的民族，他們不止會在床頭放著湯瑪斯．曼的小說《布登勃洛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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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放早已不太知名的小說，如漢斯．格林（Hans Grimm）《沒有空間的人》和《青年團員瓊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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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納粹取得政權，當代的現代主義派和印象主義派人士的思想都與民兵寫作和平共存，全是美化暴力、反猶太人及主張種族主義的小說。暴力與進步思想間密切又緊繃的關係，常常出現在威瑪共和時期的文學和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有左派學說、自由派作家與詩人，例如湯瑪斯．曼兄長亨利希．曼、庫爾特．圖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hold Brecht），另一方面有右派極端分子與國家主義人士，諸如史特勞斯（Emil Strauss）、漢斯．卡羅薩（Hans Carossa）和漢斯．約翰斯特（Hanns Joh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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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是有些作家最後選擇中立。

最為難的處境要數中產階級、保守派知識分子，譬如湯瑪斯．曼這樣的人，不僅主張民主發展者介意他們，擁戴納粹的粗俗分子也把他們視為仇敵。一九二二年，在德國外交部長拉特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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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凶殘謀害後，湯瑪斯．曼眼看別無選擇，只好修正自己的立場，在柏林以相當公開的演講方式表明主張：德國民主共和國。演講中，他公開嚴拒威廉國王的皇室復辟野心，並轉向擁護威瑪共和。湯瑪斯．曼宣布，現今已看到民主體制其實比他之前所想更適合日耳曼人。這個轉變動機，來自他對於鼓舞政治暴力所產生的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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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可能是出於對「惡魔」的懼怕，而這個惡魔是由暴力、戰爭與德軍戰敗所形成的，如今在慕尼黑崛起成為激進的法西斯主義思想。

階級分明的陳腐德國，連同它的黷武主義、帝國思想和國族主張，受到戰爭的激化，又在「刀刺在背傳說」助長下，已經轉世重生為一個嶄新的政治運動。接著輪到了民兵，他們找到展現暴力的新管道，成為日益茁壯的國家社會黨代言人。

這個運動的目的，是要在威瑪共和猶稚嫩的新生階段就要占上風。納粹在一九二五年重新改組，因為數年前發動「啤酒館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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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利後，成了叛國賊。僅僅四年後，這個簡稱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勞工黨」，與稱霸圖林根的政黨結盟，首度贏得大選。當時的納粹領導人是德國內政部長兼教育部長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他實施了一套由羅森堡及其同夥所制訂的體制化極端種族文化課程，挑起對威瑪文化生活的猛烈攻擊。麾下的機構「德國文化戰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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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一九二八年，致力於合併全國大量的激烈右傾文化性組織，以剷除德國文化中的猶太與其他異族影響。在數年光陰裡，威瑪從現代思潮的自由實驗之邦，變成了納粹主義的朝聖殿堂。圖林根成了極端種族政治的測試區與模範邦，這股風潮很快地就席捲了整個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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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林根禁播改編成電影的《西線無戰事》，威瑪城堡博物館裡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法蘭茲．馬克（Franz Marc）、保羅．克利（Paul Klee）的作品皆被清空。史特拉汶斯基等作曲家被列入黑名單，一如所謂的「黑音樂」，像爵士樂。

就如之前的情況一樣，圖林根這個邦聯州已吸引了許多進步主義藝術家，如今又開始拉攏較邪惡的知識分子。弗利克拔擢優生學家漢斯．岡瑟（Hans F.
K.
Günther）成為基那大學的種族生物學教授，並暱稱為種族岡瑟或種族教皇，在當時被視為研究種族的卓越世界權威。很大的程度上，岡瑟的理論形塑了納粹種族政治學的根基。另一位種族理論學家是建築家兼文化評論家保羅．舒爾策─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他被任命為威瑪藝術學院的校長，該校就是原格羅佩斯創辦的包浩斯學院。寫過《藝術與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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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書的舒爾策─瑙姆堡認為，只有血統純正的藝術家能創造出真正的藝術。弗利克的得力助手、納粹鷹派分子文學家漢斯．塞格勒（Hans Severus Ziegler）也被延攬，做為文學、藝術與劇場的政治專家。數年後，他成為「席勒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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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也是威瑪國家劇院才華洋溢的院長。

同時，啟動了多方面的課程來將歌德「納粹化」，這需要相當靈巧，卻也非常費事。雖然國家主義派人士早在一八○○年代時就開始扭曲歌德的形象，但他仍被視為是人文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這些是當初威瑪共和創辦人所服膺的價值。歌德被令人不安的關係重重包圍，不止被懷疑與猶太人交好，甚至有謠言說歌德本身具猶太人血統。更有甚之，「歌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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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個威瑪學術機構與這位國家詩人間的關係，都有猶太人染指其中。比方說，「歌德與席勒檔案館」的前任館長尤利烏斯．瓦勒（Julius Wahle）教授，就是個猶太人。

還好，繼任的檔案館館長漢斯．巴赫（Hans Wahl）非常積極地擔負起「洗淨」歌德的任務，並且給予歌德在國家社會主義眾神廟中贏得尊榮席位。在此前數年，巴赫便已是「德國文化戰鬥聯盟」威瑪分部的一員。

巴赫打算額外多付出一點努力，來拯救威瑪偉大之子的名譽。身為歌德協會的副會長，他保證非雅利安人不得成為新會員，並且堅持該協會是「全德國所有文學社團裡最反猶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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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一九三○年代末葉前，這個文學社團不曾解雇它的猶太會員。這個社團努力想以它的期刊出版文章表明，這位詩人曾經預言過第三帝國的崛起，藉以徹底抹除歌德的人文主義氣息。巴赫認為，歌德不僅是個反猶太分子，同時也反對共濟會，這無疑是謊言─這位詩人自己還曾是共濟會會員。巴赫威脅所有認為歌德曾與猶太人友好的研究學者保持緘默。該協會會長朱利葉斯．佩特森（Julius Petersen）更進一步將歌德比作希特勒，說兩人都是「了不起」的政論家與藝術家。一九三二年，湯瑪斯．曼來到威瑪，出席歌德逝世百週年紀念會，厭惡地寫道：「威瑪成了希特勒主義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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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毀損歌德之舉還外加一筆，就是設立「歌德博物館」，資金全數由希特勒個人負擔。一九三五年，博物館開幕，位於歌德故居隔鄰一幢建築內。巴赫在入口處擺了一尊希特勒的半身像，以及一塊向贊助人致謝的恭維匾額。牆上有一幅歌德族譜，標示這位詩人擁有純正的雅利安人血統。

現今「歌德博物館」贊助人的痕跡已被全數清除乾淨。半身像移除，族譜也不在了。不過，在某一塊灌漿奠基石的某處，依舊有一枚希特勒的大勳章。

＊＊＊

「一切都是這場火引起的。」邁克爾．克諾赫（Michael Knoche）凝視著窗外說。這個房間位於屋頂，稱為「綠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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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覽美麗的伊爾姆公園。窗口大敞，蔥翠的七月綠意幾乎要蜂擁而入。克諾赫身著一套灰色格紋西裝，相貌謙沖，是德國最知名圖書館「安娜．阿瑪利亞公爵夫人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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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一七六一年，布倫瑞克和呂訥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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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瑪利亞公爵夫人將她的十六世紀城堡改成圖書館，供皇室藏書之用。這座洛可可風格的圖書館，如今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之一，隸屬於「威瑪古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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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監督威瑪的文學機構運作。

「一九九○年代初期來到威瑪時，我並不相信這裡會有竊據的東西。曾與一些猶太人機構聯絡過這類事情，可是我對他們說：『這裡沒這個問題。』一般的看法是這樣。但是這場火改變了它。」克諾赫說。

二○○四年九月某夜，一條受損的電纜線爆出火花，波及乾燥的屋梁。樓上是名聞遐邇的白色洛可可圖書館，裡面藏有易燃圖書數萬卷，引發大火。火勢蔓延至油畫，德意志帝國皇室五百年來的畫像。五萬五千卷圖書付之一炬，其中還包括十六世紀以來的首版書，舉世無雙。「安娜．阿瑪利亞公爵夫人圖書館」曾是歌德工作的所在，裡面藏有德國最多版本的莎士比亞劇作與《浮士德》。還有數萬部書籍慘遭濃煙、灼熱與水漬損毀。

「有些損失永難彌補；還有一些則需要數十年才能恢復。」克諾赫說，不過足堪寬慰的是，他努力搶救了圖書館裡的《古騰堡聖經》免於祝融之災。

圖書館重建了，但有數萬卷書仍被凍結，等待曠日廢時的修復工作。這場火不僅毀掉了德國文學遺產的一部分，事實上，火舌也波及了影響力不大的文學史藏書。

「火災過後，開始檢查館藏的每一部書。我們必須對損失有通盤的了解，因此細看舊的期刊，查核這些書刊是何時又是如何採購得來的。這些期刊表面上看來無半點不合法，但是卻有其他跡象，如戳章、聯絡方式及表示出處的東西……遂引發我們懷疑，這些書刊並非經由正當管道成為藏書，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

圖書館的清查工作顯示，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間，有超過三萬五千卷書被收入館藏，其出處可疑。這項新的資訊迫使「安娜．阿瑪利亞公爵夫人圖書館」和「威瑪古典基金會」徹底清查該批藏書的出處，以及戰爭期間這座圖書館的角色。長久以來，巴赫都被奉為威瑪的救星，也在威瑪歷史裡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爭議性之大，以致近年來曾舉辦完整研討會來專事探討其事蹟。

戰後，巴赫努力說服蘇維埃當局相信他是無辜的，即使曾加入納粹黨，又三令五申自己是反猶太人的激進派分子。巴赫不止在新政權成立時取回舊差事，甚至在一九四五年被拔擢為新成立的文化機構副會長，負責德國的民主重建工作，而第一件差事就是要在日耳曼文化中革除法西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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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還高陞為威瑪納粹檔案館館長。

巴赫的致歉，意謂著他在納粹時期扮演兩面人，以求拯救威瑪的文化遺產。深究之下，他其實是民主主義者，領導這個城市度過難關，在政治上做出他認為必要的妥協。戰後，巴赫維持一貫的目標，致力於「讓歌德在這段期間保持清譽」

185

。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巴赫所擁有的「非自願納粹分子」形象卻逐漸破滅。因為在納粹取得德國政權的前五年，巴赫就已經插手羅森堡的「德國文化戰鬥聯盟」威瑪分部。

有關「安娜．阿瑪利亞公爵夫人圖書館」近期的消息，也讓巴赫的謊言不攻自破。他的脫身之詞太輕率，簡直漏洞百出，在戰後，新政權為取得正當性，出於部分利益而相信他，就像威瑪共和與第三帝國一樣，都利用了歌德。然而歌德的實質再一次被賦予新的形式。曾在十年前把歌德扭曲成反猶太人分子的巴赫，如今再施展魔手，把這位詩人扭曲成社會主義英雄。

一九四九年，歌德誕生兩百週年，巴赫死於心臟病。為了表彰他守護歌德的精神傳統，獲得國葬尊榮，葬於「大公國王侯墓室」

186

，長眠在席勒與歌德之側。為了紀念他，將通往伊爾姆公園另一側歌德與席勒雕像的大街，以其名字命名，直到今日都掛著他的大名。

「他仍舊是威瑪最常被提起的人。對某些人來說，他是英雄，但對其他人……嗯，他不是一個受得起那些字眼的人。真相是，共產黨人士需要像巴赫那樣的人。他們需要威瑪。紅軍戰利旅

187

在德國四處盜取藝術與文化，但這個城市卻一點也沒破壞。彷彿威瑪是個聖地。」克諾赫告訴我。

今天有三名從事私人調查工作的專家正在全面清查整個「威瑪古典基金會」，以及數百萬部書籍、文件、書信、藝術品，還有該基金會所擁有的其他信託物件。我離開樓上的克諾赫辦公室，搭電梯下樓時，經過入口大廳，再下到地窖，甚至降得更深。在這座城堡底下有學術機構、圖書館、啤酒廳，還有歪斜的鵝卵石巷道、筆直漫長的地下墓穴，在地窟網絡裡向外四散出去；燈光映照在拋光的地板上相當美麗。今日，館藏裡最大的一部分被保存在這座神祕地窟內，光線、空氣與溫度都受到及精細的管控。

該基金會的兩位私人研究員呂迪格．霍夫（Rüdiger Haufe）和海克．克羅科夫斯基（Heike Krokowski），領我來到沿著道極長走廊倚牆而立的一座書架。他們把所「發現」的東西收集在此。

巴赫好歹也算是柏林圖書館的一名館員，自然笑納送上門的獨門好機會，竭盡所能擴充館藏。霍夫和克羅科夫斯基從書架上取下幾部書，向我展示猶太家族的美麗銘牌，他們曾定居於威瑪。這些書裡有一些是蓋世太保或納粹黨給的「餽贈」。另有一些則來自位於柏林國立圖書館內的中央分類站。還有一大批購自不道德的書商，他們從流亡的猶太人手上賤價買入，來自維也納和其他地方。

不過，巴赫也鍾情於一些特殊的收藏品─尤其是猶太商人阿瑟．戈德施密特（Arthur Goldschmidt）所擁有的寶物。以製造牲畜飼料致富的戈德施密特志不在商，而是收藏圖書。在納粹掌權的那個時期，他的書房擁有高達四萬卷藏書，其中最珍貴的是一套十七至十八世紀時約兩千卷的著名孤版年鑑。戈德施密特著迷於當時蓬勃出版的繪圖年鑑，從芭蕾舞和嘉年華會到昆蟲與農業，各種主題都喜歡

188

。這類年鑑的目標讀者往往是特定族群，還會附上重要的節慶或特定植物的開花日子。也有文學年鑑，以詩人和作家為主題。可想而知，歌德也對這個出版形式深感興趣，曾出版過自己的年鑑，而戈德施密特總是費盡心思取得首刷版本。一九三二年，戈德施密特出版了這套年鑑的目錄索引，書名是《歌德年鑑》

189

，這本書引起了巴赫的注意。因威瑪的歌德與席勒檔案館內藏書恰恰缺了這幾本年鑑。數年後，戈德施密特的公司被政府沒收，巴赫趁虛而入。戈德施密特為了保住自己的一條命，不得已將收藏賣給歌德與席勒檔案館。他預估這套藏書的價值最少有五萬德國馬克。巴赫告訴他，每本年鑑，檔案館只付得起一塊錢馬克，要求他必須心甘情願地奉獻犧牲，讓他的收藏能進駐聲名遠播的檔案館

190

。如同一九三○年代時眾多猶太人一樣，戈德施密特知道自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家業早已山窮水盡，他根本沒能力把這樣一套知名藏書運出境。戈德施密特別無選擇，只得接受巴赫的出價。在一份內部的報告裡，巴赫滿意得不得了，因為整件事「是一樁極其有利可圖的買賣，對貧乏的館藏額外增光，非常值得」。他還提到檔案館如何以這樣一個賤價購得該套藏書，「理由再明白不過了，因為戈德施密特是猶太人。」

191

直到一九三○年代末，戈德施密特家族才終於逃離納粹德國，流亡至南美洲，然後窮困潦倒的離開人世。

收藏家戈德施密特的藏書票，描繪在一次大戰時，他身為德國前線士兵的經歷。位於威瑪「安娜．阿瑪利亞公爵夫人圖書館」的其他收藏之中，還取得了整套珍貴無比的文學年鑑。

戰後，這套年鑑從歌德與席勒檔案館被移往「安娜．阿瑪利亞公爵夫人圖書館」

192

，這些價值連城的年鑑都僅標示A，代表其出處，代表書主人名字（Arthur）的縮寫。直到二○○六年，該圖書館開始展開調查時，才發現疑點重重。

「透過『歐洲竊據藝術委員會』

193

倫敦辦事處的協助，我們追蹤到後世子孫，然後他們到這裡查看了這套書。」霍夫說。

幾經協商，雙方同意讓這套書留在威瑪，但基金會將依照真正的價值，對該家族進行補償─最終圖書館為這套藏書支付了十萬歐元。

戈德施密特的案例，創下了歷來圖書館還書之舉最昂貴的補償紀錄。然而，縱使「安娜．阿瑪利亞公爵夫人圖書館」耗費近十年做調查，還有很多工作依舊未完成。這座圖書館非常努力地歸還了少數被竊據的書，但還有更多書被藏在威瑪小城地底墓窟。「我們計畫能在二○一八年前，完成我們對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間的清查工作。不過，屆時將還有戰後直到目前進來的藏書，要再展開檢查工作。坦白說，我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但清楚的是，至少還要再做上十年。大家有時提到這件事，都覺得這是要耗上一整個世代來做的。」在我離開克諾赫辦公室前，他這樣告訴我。

在地窟裡，霍夫與克羅科夫斯基不斷從架上取書放在面前的桌上。一如我即將造訪的眾多德國圖書館般，他們想把這些書區分開來，其實就具體的意義來說也是，彷彿它們被污染了。要把它們從圖書館的主體切割下來，單獨放在書架上，與其餘的藏書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免得傳染人家。近千部書被隔離在近千套藏書外。

霍夫給我看他們最近找到的一本書，是戈德施密特的收藏。裡面有他的藏書票，畫著一名士兵坐在一棵樹下，在讀書。書籤上的日期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圖中人物是戈德施密特自己，一次大戰期間曾為德國出征。或許是出於緬懷書本在戰壕裡曾帶給他恍如一夢的慰藉。每本書都訴說著一個故事，關於竊據、抹黑與悲慘命運。從好的方向想，是遷徙的故事，是保釋活命的故事；往壞處想，是一群人音訊全無，僅留這些書。我問兩位研究員，對於無法找到返鄉路的書，他們打算如何處置。霍夫和克羅科夫斯基互相對望，看來兩人都不曾想過。他們聳聳肩，彷彿在說，不曉得。或許，屆時它們就只是留在原地。

129

Jedem das Seine。

130

Cantata，也稱為「坎塔塔」，雖然中譯名是清唱劇，但其實有伴奏，而且包含了獨唱、重唱、合唱和樂隊演奏。

131

Weimar。

132

Konzentrationslager Buchenwald，也譯作布亨瓦德集中營。

133

Thüringen。

134

Ettersburg。

135

Elie Wiesel，也譯作維瑟爾。

136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German Chancellor Merkel, and Elie Wiesel at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June 5, 2009.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 ce/remarks -president-obama-german-chancellor-merkel-and-elie-wiesel-buchenwald -concent.

137

德文是Sorstalanság，英譯為The Man Without a Destiny，中文也譯作《無命運的人生》。

138

Martin Sommer。

139

David A.
Hackett (ed.), Der Buchenwald- Report: Bericht uber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Buchenwald bei Weimar, Munich: C.
H.
Beck, 2010, p.
188.

140

知名《歌德對話錄》（Gespräche mit Goethe）一書作者。

141

Klaus Neumann, Shifting Memories: The Nazi Past in the New Germa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
179.

142

Walpurgis Night，中歐與北歐的傳統節日，每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深夜舉行，字面直譯是「女巫之夜」。歌德《浮士德》的第一章就是〈沃普爾吉斯之夜〉。

143

Brocken，女巫之夜慶典的起源地。

144

The Slopes Of Ettersber。

145

Death’s Head。

146

The Land of Smiles。

147

Fritz Löhner-Beda。

148

Der Totenwald。

149

Ernst Wiechert, I dodens skog, trans.
Irma Nordvang, pp.
119–120.
Stockholm: Wahlström & Widstrand, 1946.

150

Prisoner no.
4935, “Über die Goethe- Eiche im Lager Buchenwald.”
Neue Zürcher Zeitung, November 4, 2006.
http://www.nzz.ch/articleEMAWX-1.73138.

151

Park an der Ilm。

152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153

Weimar-Buchenwald dichotomy。

154

Johann Gottlieb Fichte, Fichte: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

155

Paul Zanker, The Mask of Socrates: The Imag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Antiqu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4.

156

Wolf Lepenies, 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7.

157

全名是Otto von Bismarck。

158

Kaiserschlacht。

159

Kiel，德國北部城市。

160

January Uprising。

161

existential vacuum，直譯是「存在的真空」，意指心靈空虛、失去自我。

162

Peter Gay, Weimarkulturen 1918–1933, trans.
Per Lennart Mansson, Nova, Sweden: Nya Doxa, 2003, pp.
22–23.

163

Ibid., p.
24.

164

Ingemar Karlsson and Arne Ruth, Samhallet som teater, Stockholm: Liber, 1983, p.
56.

165

free corps literature。

166

Dolchstosslegende。

167

《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猶如德國人的《紅樓夢》。

168

Der Hitlerjunge Quex。

169

Karl-Heinz Schoeps, Literature and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2003, pp.
3–6.

170

Walter Rathenau。

171

Manfred Görtemaker, Thomas Mann und die Politik, Frankfurt: Fischer Verlag, 2005, p.
51.

172

Beer Hall Putsch，政變發生在一九二三年。

173

Kampfbund für deutsche Kultur。

174

E.
Alan Steinweis, “Weimar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4, no.
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02–14.

175

Kunst und Rasse。

176

Schiller Association。

177

Goethe Association。

178

W.
Daniel Wilson, “Goethe and the Nazi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4, 2014.

179

Ibid.

180

Green Castle。

181

Herzogin Anna Amalia Bibliothek。

182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183

Klassik Stiftung Weimar。

184

Inez Hedges, Framing Faust: Twentieth- Century Cultural Struggle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3.

185

Wilson, “Goethe and the Nazis.”

186

Historische Friedhof in Weimar。

187

The Red Army trophy brigades。

188

Jürgen Weber, “.
.
.
because Herr Goldschmidt is a Jew of course.”
Arsprototo, issue 1 (2013).
http://www.kulturstiftung.de/category/arsprototo/jahrgang -2013/ausgabe-12013/].

189

Goethe im Almanach。

190

Ibid.

191

Ibid.

192

Th e Anna Amalia Library’s predecessor before the war was the Central Library of German Classical Literature.

193

Commission for Looted Art。

第四章　希姆萊的圖書館

慕尼黑

乍一初見，佇立在慕尼黑路德維希大道

194

上的黃色龐然大物，看似一座凶神惡煞的堡壘，外牆裸露，窗小似縫。這幢巨大的磚造建築占據了整條街，裡面是「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

195

。歷史學家史蒂芬．凱爾納（Stephan Kellner）站在入口處迎接我；他臉上留著粗硬鬍碴，戴著一只金耳環。

「這樣最好走。」他說，領我走到堡壘外頭。我們繞著這幢建築物走，越過圖書館後方髒亂的公園。遠在公園的另一端是間小屋，半掩在常春藤底下。小屋的另一側，看得出是英吉利花園，一九三七年希特勒就是在這裡為他的博物館「德國藝術之家」

196

主持開幕典禮。過去的十年間，在這座位於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後方的小屋裡，凱爾納和他的同事們一直在檢查該圖書館的龐大藏書，特別是針對第三帝國時期內被竊據的書。這座圖書館藏書約千萬卷，前身是巴伐利亞王室的書房，甚至早在十六世紀就已是阿爾卑斯山以北最精良的圖書館。它的歷史收藏舉世聞名，包含出版於一五○○年前的最大一套書，亦即所謂的搖籃本印刷書籍。然而，如同德國眾多圖書館一樣，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也收了沉重的竊據品。

「對我而言，這不是嗜好，而是一種責任，攸關我的家族歷史。我的祖父是猶太人，曾住在這裡，但被迫移民到哥倫比亞。因此我覺得有義務來處理這件事。」凱爾納說，示意我進入一個房間，裡面有一張大桌子，上面的書整齊排放。

這次造訪前，我寄了一份希望清單給凱爾納，因為，巴伐利亞圖書館本身擁有一套珍本藏書，而這套書在納粹所竊據的第一批贓書裡。雖然這座圖書館就位在國家社會主義的誕生處；這座小城自一九三六年起，就由領有第四張納粹黨證的魯道夫．布特曼（Rudolf Buttmann）所領導，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因此占得先機，插手偷書之舉。一九三○年代納入館藏的第一批書，有些是屬於慕尼黑最傑出的猶太家族所有。這裡也有一些書來自宗教團體、共濟會及其他飽受納粹攻擊的團體。

「幾乎沒有成套完整的藏書被送來這裡。這裡的圖書館員只挑選最稀有的珍本，如一七○○年代印行的首刷版，或該館原本沒有的一些著作。」凱爾納告訴我。

其他還包括湯瑪斯．曼的個人珍藏，最後也進了這座圖書館。這些書是從他的寓所偷來的，他就住在英吉利花園的另一邊，沿著伊薩爾河岸步行可達。一九三三年春，湯瑪斯．曼在海外展開巡迴演講時，從新聞得知德國境內發動一波波逮捕知識分子的行動。家人建議他不要回國，因此湯瑪斯．曼在法國的蔚藍海岸暫時住了下來。六個月後，他那位於波斯基大街

197

的住家被充公

198

。

大戰結束後，美軍將一批高達三萬卷雜七雜八的書，移交給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其中有些已被整理妥當，扉頁攤開擺在桌上，這是我頭一次看到某些難以辨識的戳章。在扉頁題著書名「波蘭猶太人」的書上，我看到黑色印章的印文寫著「國立新德國歷史研究院，由歷史學家瓦爾特．弗蘭克（Walter Frank）領導」。這段文字環繞成一圈，圈裡是納粹的國家飾章，一隻大展雙翅的老鷹，鷹爪抓著一個上面裝飾了卍的花環。在《日耳曼國民的臉孔》

199

一書裡，是另一種老鷹戳章，更大，橢圓形，繞著圓周有一排字，「奧蘭斯堡松特霍芬圖書館」

200

，它是納粹黨的菁英學派之一。這是本攝影書，裡面是一幀幀黑白大頭照，全是風霜滿面、表情嚴峻的日耳曼人，有好幾張相片是側面剪影，鼻子輪廓特別清楚。我在展示的書籍看到的最後一枚戳章就簡單多了，一個藍色長方形，寫著「政治圖書館

201

。巴伐利亞政治警察」。

一本書上蓋著「巴伐利亞政治警察，自一九三三年由希姆萊領導」的戳章。在巴伐利亞邦所成立的祕密警察，是希姆萊打造的恐怖組織範本。

桌上的這些書都是個別的單本殘卷，早年劫掠的野心最終帶來全球最大宗的書籍竊據事件。這個野心計畫涵蓋上自研究院與菁英學派、下至祕密警察機構的思想軍事行動，也許我們可以將這些書視為該項計畫的考古遺跡。不妨把它們形容為「早期的殘卷」，因為這些戳章代表著當政者最早的種種圖謀，企圖打造思想上的知識學習課程，內容不僅涵括了要研究它的仇敵，還要在第三帝國內建立一套箝制思想、嶄新的文化研究與教育方式。

隨著時光流逝，當第三帝國開始迅速嶄露頭角，這些零星的意圖日益增長，繼而形成了更龐然、更具野心的大工程。而這項願景的共同點，瘋狂迷戀知識的所有權與收藏。桌上這些書是零星的原料，是納粹政權用來打造自一九三○年代初期就著手的一系列嶄新圖書館的零件。

如今，這套來自於出處全然不相干的藏書齊聚一堂，至於為何最終會落腳在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根據凱爾納的說法，原因至今成謎。這批書最有可能是被西方盟軍從為數眾多的一堆學院、公家機關及第三帝國的組織沒收而來。其中有許多被帶往美國，還有些被移交給德國的圖書館，以便於重建在戰時被摧毀的館藏。

「我們在這批藏書上看到這麼多的戳章，全是來自第三帝國內各個不同組織。這批書不斷造成衝突與對立，只因打造個人專屬圖書館在納粹運動中是一種身分的象徵。收藏書籍成了一種癖好，根源於極權主義思想試圖全面控制人民生活的欲望。同樣的極權主義思想也插手科學領域、也圖謀著重新規範各方各面。每一樣東西都必須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無一件事物，無一處倖免。他們不僅力圖用自己的結構與方法淘汰舊的，還企圖創造新的。把傳統的大學『納粹化』仍嫌不夠，他們得建造新的建築物、成立新的學校，然後傳授一種新的思想。」凱爾納這樣說。接著談到《我的奮鬥》在日耳曼社會裡的意義。「這本書鼓吹著要淘汰每一樣事物，要從零開始重頭來過，有種半宗教式的觀點。過去新婚夫妻會收到《聖經》做為賀禮，但現在他們會收到一本《我的奮鬥》。由此可見他們準備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蓋有橡皮圖章的書籍，無疑是在彰顯這股極權主義的強烈主張。有一本研究原住民育兒的人類學書籍上，蓋著巴伐利亞政治警察戳章，吸引了我的目光，它意謂著祕密警察其實野心更大，不僅止於共產主義與政治顛覆分子的研究。事實顯示，親衛隊這個政治警察組織，在第三帝國內打造了一塊初期的積木，做為實現那個目標的宣傳工具，將極權主義哲學推廣到淋漓盡致。

巴伐利亞政治警察最初是威瑪共和國分權警力系統的一環，各聯邦州在其中各有自己的獨立祕密警察部門。這個警力系統在第三帝國時期被徹底改革。一九三三年納粹當政時，慕尼黑的巴伐利亞政治警察自己任命了一位新首長：三十三歲的農學家希姆萊。

希姆萊成長於慕尼黑一個保守又嚴格的天主教家庭。在同學眼中，他個性內向、不擅社交，而且體弱多病，終其一生胃疾纏身。即使如此，他仍力圖從軍，但總是大失所望，停戰前仍無緣站上前線，因而選擇退伍，在慕尼黑工業大學專修農業學。

希姆萊很羨慕民兵軍團，因他們擊潰慕尼黑當地的共產黨人士。他開始傾向於極端右派的觀點，以反猶太主義、軍國主義和國族主義者自居，同時對宗教、神祕學及日耳曼神話產生濃厚興趣。一九二三年，在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

202

的引薦下，加入納粹黨，並經由對方的關係，與慕尼黑的極右派人脈越來越熟稔。羅姆是戰功彪炳的英雄，也是納粹黨準正規軍分支組織「衝鋒隊」的共同創辦人兼領導人。

在「啤酒館政變」失敗後，希姆萊被捲入騷亂中，他想盡辦法要免於牢獄之災，在一眾領導人不是逃亡、就是下獄之際，迅速趁虛上位。一九二五年當納粹重新改組時，希姆萊成了親衛隊的成員，親衛隊是衝鋒隊下屬的一支小型菁英保鏢，目的在保護希特勒的安全─包括來自運動內部的衝擊。起初，這支小型組織僅十二人左右。希姆萊不是步兵出身，但他對官僚、組織和計畫有過人天分。他對親衛隊有極清楚的規畫。一九二七年，他告訴希特勒，他想將親衛隊發展成一支血統純粹的菁英武裝部隊、一支忠心不二的軍團，也是一支只聽命於希特勒的思想先鋒組織

203

。希特勒則視希姆萊的計畫為制衡衝鋒隊的方法，因為衝鋒隊在威瑪共和國時期越來越無法無天。

有了希特勒撐腰，希姆萊在親衛隊裡平步青雲，一九二九年更被任命為親衛隊首領。當時，親衛隊已逼近三百名的隊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底，隊員更超過二十萬

204

。

親衛隊和衝鋒隊不同之處在於，衝鋒隊多是從勞工階層裡延攬隊員，而希姆萊則屬意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男子。他視親衛隊為一支種族和知識的菁英隊伍。想加入親衛隊，必須要能提出遠溯至一七五○年、無懈可擊的雅利安族譜證明。而且，有法律教育背景者優先任用。再者，個性殘酷、狂熱、忠貞不二和凶殘者為佳。

親衛隊還被灌輸希姆萊個人對歷史、神話與種族教條的興趣。成立親衛隊的靈感來自於歷史上的菁英族群，如日本的武士、條頓人的騎士團及耶穌會會士。親衛隊是雅利安的勇士階級，在這個階級裡，親衛隊的男子係全新的人類，是「超人」。一九三一年，希姆萊開始在親衛隊裡打造情報派系：帝國元首親衛隊保安處

205

，通常簡稱為SD（帝國保安處）。

一九三三年政權轉移後，威瑪共和期間的舊情治組織，開始併入納粹黨的網絡裡。當時，親衛隊的實質權限極大，可以擴張並滲透到日耳曼的社會裡。希姆萊極短的時間就握有德國境內所有的警力

206

。

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數年內，親衛隊無法無天的擴張，不可避免地造成與母體組織衝鋒隊的摩擦；衝鋒隊在一九三三年前就已是德國最大的軍事武力，成員堂堂突破三百萬人。希特勒因疑心羅姆在密謀政變想推翻自己，於是暗地裡給希姆萊一項任務，要其先發制人擊潰衝鋒隊。一九三四年六月底，親衛隊襲擊衝鋒隊的領導階層，痛快地炫耀了後來成為該組織正字標記的效率與殘暴。衝鋒隊高層約兩百人被捕或遇害，這就是後世所謂的「長刀之夜」

207

。

聯邦州級別的祕密警察更名為「蓋世太保」，這個名稱同時亦指戈林所成立於柏林的祕密警察部門。在這之前，帝國保安處早將總部從慕尼黑遷到了首都。這次遷移行動帶走了一份竊據文學書單，上頭寫著這套失竊的書籍不止二十萬卷

208

。

＊＊＊

一九三六年，在帝國保安處的新柏林總部裡，成立了一個全新形態的圖書館。打從納粹當政以來，各聯邦州內的祕密警察，加上親衛隊，一直緊盯著各地區的書市。舉凡文學評論、圖書館、圖書出版、圖書進口，乃至於對作者、書商、編輯與出版商的逮捕、迫害，無一不審查。成千上萬政敵的書都被查扣。但是另一方面，對如何處置這些文學作品卻欠缺有條理的計畫。唯一說得上具條理的方式，是其中有些書捐贈給圖書館，有些則被不同機構收藏。然而，一九三六年帝國保安處正式成立了一個研究型圖書館，負責柏林市內在政治上無用的文學作品，還僱用了不少圖書館員來製作藏書目錄

209

。

與此同時，希姆萊下了一道命令給德國所有的祕密警察部門，要求他們清查偷來的文學作品，即刻將這類物件送交給新成立的「所有政治不正確文學中央圖書館」

210

。該館不久便將範圍擴大為所有文學，就算是蛛絲馬跡也不放過─例如作者曾這樣或那樣反對過納粹思想。根據某位目擊者所言，時至一九三六年五月，該館藏書已增長為五十萬至六十萬卷

211

。

在一九三六年後，由於對帝國「內部敵人」的迫害加劇，導致文學作品的湧入量巨幅大增。一九三七年中期，帝國保安處逐步加強對教會和會眾的迫害。當局對教會中所謂的「政治活動」發動猛烈攻擊。有人認為教會密謀反叛納粹思想，應該禁止，不過希特勒仍不打算做得那麼絕。受迫害最嚴重的是天主教徒、福音派信徒，還有那些反納粹政權的神職人員。一九三八年三月併吞奧地利之後，親衛隊展開全國性掃蕩行動，肅清政治與思想異己。由帝國保安處分設的特戰突擊隊「奧地利作戰司令部」

212

，查扣各大機關組織、政府部門、政黨、學院，還有私人居所內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五月時，該突擊隊送往柏林的一列火車上，載了多達一百三十噸扣押的書籍與檔案資料。

一九三八年底，另一場驚心動魄的事件─水晶之夜

213

，再添一大批新收藏。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一場橫掃全國的大屠殺事件裡，千座以上的猶太教堂慘遭焚燬，兩千餘名猶太人被逮，並送進集中營

214

。這場事件同時在整個納粹德國境內，催生了新一波的焚書潮，而這一次遭殃的是猶太人的宗教文學作品。在數百座小城內，猶太教堂裡的圖書館遭到納粹和當地居民劫掠，他們拖出《妥拉》經卷、《塔木德經》和祈禱書扔到大街上，撕爛，踩踏，然後一把火燒個精光。就如一九三三年的情形，摧毀文學作品卻散發一股儀式性、慶典意味般的氣氛，而這股氣氛往往能吸引成千上萬圍觀群眾和加入者。在小城巴登

215

，納粹先是拿著《妥拉》在大街上來回踏步行軍，最後才丟進火堆。在維也納的猶太人區裡，從為數眾多的猶太教堂搶來的著作和宗教性手工藝品被集中置放，然後一起燒掉。在黑森邦

216

，《妥拉》經卷被攤放在街上，希特勒青年團

217

旗下的孩童們站在上面繞圈圈。在位於德國西部的小鎮黑爾福德

218

，孩童們用《妥拉》做成五彩紙屑，在民俗節大撒特撒。在其他城鎮，猶太教的經文據說被拿來當紙，或做成足球踢著玩。在法蘭克福，猶太人被迫撕掉《妥拉》、燒掉經卷和其他宗教性著作

219

。

縱使摧毀的規模龐大，但許多藏書被出其不意的手給搭救了。就如同在一九三三年的情況一樣，當時性科學研究所與檔案館裡最重要的藏卷，都被衝鋒隊在火苗前攔了下來。最重要的猶太藏書，有一些是從水晶之夜的全面劫掠中逃過一劫。眾多格外珍貴的檔案館與圖書館在某個密不可宣的命令下，遭到移除

220

。來自七十個不同的猶太教會，包括維也納的猶太社區組織「以色列人組織」

221

及位於波蘭弗次瓦夫

222

的猶太教神學院，逾三十萬部書籍慘遭竊據，送往柏林。

一九三九年，納粹政府裡不斷擴編的保安機構，展開一次全面性的改組，結果就是成立了「帝國中央安全局」

223

（簡稱RSHA）這個超組織，其中的警察與情報單位，如蓋世太保、帝國保安處和刑事警察

224

，全編列成一隊，打擊國家的仇敵。帝國保安處已著手打造的這座圖書館，如今落入專司調查政敵的新部門「帝國中央安全局第二處」手裡；親衛隊支隊長

225

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被拔擢為該處處長。身為第二處處長，西克斯表述該處圖書館的宗旨，「為了了解我們思想敵人的精神武器，有必要深入探討他們所創作的著作。」

226

但是這座研究型圖書館旋即就改編至帝國安全局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第七處，西克斯依然是該處主管。第七處是個更具體專精的研究部門，專司「思想研究與評估」

227

。

大戰爆發時，帝國中央安全局適才逮到大好機會出手偷書。一九三九年底，首批戰利品抵達，是來自波蘭的猶太文學作品，多達六大列火車。這些書籍全竊自同一座圖書館，所有者是「華沙大猶太教堂」

228

。單是波蘭，最終統計有數千座圖書館的書被竊

229

。第七處的行動越來越大，以至於戰利品必須存放在柏林埃瑟徹爾大街

230

與埃姆大街

231

上，那兩大幢同樣是霸占而來的共濟會會所裡。第七處的圖書館最後成立了許多部門，各自專精於各種仇敵，其中規模最龐大的是猶太文學部門。它還有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文學、反戰主義與基督教文學及各種零星黨派和少數族群。

大體上，第七處圖書館的主題相當於希特勒自己的興趣所在，涵蓋範圍不僅止於「國家仇敵」，而是更廣泛的對象，反映著希特勒與親衛隊的世界觀。在帝國中央安全局圖書館裡最引人好奇的藏書類別是神祕主義。大眾文學裡以聳動為訴求的紀實小說和書籍，經常粗鄙地挖掘親衛隊與神祕主義間的關係。不過，帝國中央安全局圖書館裡的神祕主義類書籍，確實是親衛隊最嚴肅看待的主題。帝國中央安全局尚未成立前，帝國保安處就已在籌設一個「神祕主義圖書館」，後來以此為根基，創立了該主題專門的圖書館「神祕主義世界文學中央圖書館」

232

。這個專門圖書館囊括了一個所謂「特殊訂單─H」的項目，專攻巫術與咒語。裡面諸多藏書外，還有一套神祕主義科學類書籍，謂之為「科學祕密」

233

，以及通神論

234

、門派與占星術。這類文學作品裡有許多可追溯到是來自被竊據的日耳曼共濟會教團。另一個分類「特殊訂單─C」，主題多屬半宗教性的，同時也包含一大套關於性學的情色作品與文學。不過，親衛隊掠奪的書籍並不限於第七處要的─非常矛盾的是，它也偷盜人類。多位猶太學者和知識分子被綁架到柏林的帝國中央安全局書庫，要他們在圖書館裡工作，有時還需為親衛隊解釋用希伯來文和意第緒語書寫的文章。

這座圖書館，或者正確來說，這些中央帝國安全局第七處轄下的圖書館，鐵錚錚證明了親衛隊與希特勒在多方面的極權主義野心。中央帝國安全局所進行的研究，不光是想增進他們對敵人的了解，才能更有效地一舉殲滅─再者，更是為了灌輸知識到親衛隊的思想和知識發展裡。親衛隊正在發動戰爭，對付它認定為猶太的唯智主義、現代主義、人文主義、民主主義、啟蒙運動、基督價值及世界主義。然而這場戰爭所採用的手段，不只是逮捕、處決和集中營而已。希姆萊將其組織視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教派，相當於十六世紀基督新教遍地開花後成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先鋒的耶穌會教團。根據希姆萊的世界觀，親衛隊將以同樣方式成為對抗納粹思想仇敵的堡壘。對納粹與知識的關係採取片面觀點的危險在於，它掩蓋了更加危險的東西：極權主義思想的欲望不僅是想統治民眾，還想統治他們的思想。一般常把納粹看作是精神失常的知識破壞狂。確實，在納粹當政時許多圖書館與檔案館，不論是毀於有計畫性的摧毀，或因戰爭連累間接受害。儘管如此，在希姆萊的圖書館陰影下，我們不得不提出下面這個問題：極權主義政權對知識的摧毀可怕，還是它對知識的渴望可怕？

194

Ludwigstrasse。

195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196

Haus der deutschen Kunst，現在更名為「藝術之家」。

197

Poschinger Strasse。

198

Hermann Kurzke, Thomas Mann: Life as a Work of Art: A Bio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64.

199

Das Deutsche Volksgesicht。

200

Ordensburg Sonthofen Bibliothek。

201

Politische Bücherei。

202

納粹早年創黨元老。

203

Chris McNab, The SS, 1923–1945: The Essential Facts and Figures for Himmler’s Stormtroopers, London: Amber Books, 2009, p.
18.

204

Roderick Stackelberg, Hitler’s Germany: Origins, Interpretations, Legac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16.

205

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以下內文中譯名簡稱為「帝國保安處」。

206

Werner Schroeder, “Bücherraub.
Strukturen des Bücherraubs: Die Bibliotheken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RSHA), ihr Aufbau und ihr Verbleib,”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vol.
51, 2004, pp.
316–324.

207

Nacht der langen Messer。

208

Ibid.
p.
316.

209

Jan-Pieter Barbian,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in Nazi Germany: Books in the Media Dictatorship,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
112.

210

Zentralbibliothek für das gesamte politisch unerwünschte Schrifttum。

211

Schroeder, “Bücherraub,” pp.
316–324.

212

Einsatzkommando Österreich。

213

Kristallnacht。

214

Michael Berenbaum, Th e World Must Know,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9.

215

Baden。

216

Hessen。

217

Hitler-Jugend，一般也簡稱HJ。

218

Herford。

219

Alan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The Nazi Imagination from Persecution to Genocid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15–117.

220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estitution of Confiscated Art Works: Wish or Re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held in Liberec on October 24–26, 2007, Tilia, 2008, p.
131.

221

Israelitische Kultusgemeinde。

222

Breslau。

223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RSHA。

224

Kriminalpolizei。

225

SS-Brigadeführer。

226

Schroeder, “Bücherraub,” pp.
316–324.

227

Grimsted, “Restitution of Confiscated Art Works: Wish or Reality?”
p.
128.

228

Great Synagogue of Warsaw。

229

Ibid., p.
132.

230

Eisenacher Strasse。

231

Emser Strasse。

232

Ibid., p.
144.

233

Geheimwissenschaftlichen。

234

Theosophy，中譯也作神智學，意謂「神聖的智慧」。

第五章　反對耶路撒冷的勇士

基姆湖

235

日耳曼人的神聖時刻近在眉睫，一等他們再度覺醒的象徵─畫著

卐

的旗幟─在帝國境內成為真正的信仰告解時。

─羅森堡

渡輪微微搖晃顫動，駛離它在小村普林

236

底下的碼頭船位。我在船艉最末端找了個位置坐下，就在日光甲板上，以便好好看看風景。甲板上很快地就被身著螢光色服裝的退休人士與彼此爭相疊坐的青春期學生們占滿，大家搶著要曬得到日頭的位置。湖面上漂著數以百計的點點白帆，正努力追逐著微弱的輕風。我從慕尼黑搭了一個鐘頭的火車直奔東南，景觀由農田轉為丘陵起伏，又逐漸繼之以山谷與群山─巴伐利亞的核心帶，滿眼半木造屋舍、蔥籠的山坡，還有冰雪封頂的阿爾卑斯山。從慕尼黑到貝希特斯加登

237

的半途上，在基姆湖畔的貝格霍夫

238

小鎮上，有幢希特勒的山間別墅。湛藍浩瀚的基姆湖源頭，來自阿爾卑斯山的融雪，常被喚為巴伐利亞海。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的凱爾納，在地圖上指出我要造訪的地方，就位於基姆湖的對岸。

尚未離開圍繞著普林小村的港灣，此處景色已相當醉人。湖的南端是阿爾卑斯山的一部分，所謂的「基姆高阿爾卑斯山脈」

239

，山峰聳立入雲一哩有餘，越過山巔便是奧地利。橫越過湖僅短短一瞬，渡船停泊在基姆湖中最大島海倫島

240

之畔。退休人士與學生們搶灘登陸，步上骸骨似漫長的防波堤，往島上著名的景點「海倫基姆湖宮」

241

而去。

這座宮殿是十九世紀由情緒變幻莫測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Ludvig II）所建，有一點仿效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但規格較小。路德維希二世在宮殿落成前便駕崩了，工程也因為國王花費鉅額資金而中途叫停。至於我自己來此的目的，則是去看另一個基姆湖同樣半途而廢的瘋狂建物─連半塊石頭都還未砌起來的一幢建築。這可能是我仍獨留渡船的原因。動作緩慢卻滿懷期待的年長婦女們紛紛搶灘上岸，遊遊蕩蕩前去海倫基姆湖宮，埋首於她們的導覽書對鏡廳與全球最宏偉的邁森瓷水晶燈的說明。

渡輪繞過了海倫島後，景觀豁然開朗，從湖的此岸可遠望至彼岸。同時，我也能看見這幢無影無蹤的紀念碑，就位於南邊基姆小村與北岸湖畔的塞布魯克

242

之間，一個凸出的海岬。羅森堡預定建造大學「納粹高校」

243

的這個地點，是經過千挑萬選的。高速公路蜿蜒於基姆湖南岸與基姆高山腳邊起伏有致，基姆高連接德國南部地帶，貫通東西。交通建設「帝國高速公路」

244

始建於一九三四年，預計用柏油將德國全境連接起來。

一九三八年強占奧地利之後，這條高速公路開始延伸至維也納，視同一種團結姊妹王國之舉。凡是取道這條公路南下旅行的人，只要看得到基姆湖，便能看見這幢建築。儘管這座大學從不曾起造，亦能想見它在當代人眼中的模樣。建築師的藍圖與模型相片都保存在美國華府的國會圖書館裡

245

。羅森堡委任赫曼．吉斯勒（Hermann Giesler）與納粹德國最知名的建築師亞伯特．史佩爾（Albert Speer）攜手合作。建築藍圖與模型顯示，它將會是一座雄偉的建築群，由數棟建築物連通而成。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建築的入口，那裡是一座高塔，較兩側足足高了四倍。高塔的頂端形如古典派寺院。這是第三帝國時期最盛行的建築風格，一種以巨大、幾近蠻橫比例來表現的嶄新古典主義。這座建築群的目的就是要震懾並威嚇觀賞者，使之屈服謙遜。

「高校理應有朝一日成為國家社會主義人士與思想研究、思潮的中心。」希特勒宣稱

246

。

雖然這座建築群沒有建成，但高校計畫的另一個觀點卻無疑地付諸執行。畢竟，在基姆湖東岸蓋個學校只是建築式樣上的示威、只是思想研究計畫的有形軀殼，很久以前就曾經執行過。

在思想產製、研究與教育方面，羅森堡後來變成希特勒最強勁的對手。這兩個男人為了歐洲的圖書館與檔案庫劍拔弩張、大打出手。大戰期間，兩人的組織各自展開株連甚廣的偷書行動，透過遍地普設的特殊突擊單位與地方辦事處，西起大西洋岸，東抵伏爾加格勒

247

，北達史瓦巴

248

，南下希臘、義大利。如同帝國中央安全局第七處的行動，受到主管與其世界觀所影響，羅森堡的組織─羅森堡辦公室─所資助的各種研究與圖書館計畫案也充分反映了他的想法。希姆萊與羅森堡爭相成為這項運動的主要思想源頭，但他們的觀念與想法有某種程度上的歧異。希姆萊著迷於神話，甚至是超自然的觀點，而羅森堡狂熱迷戀著他自以為是的猶太人世界陰謀論。若論思想產製，相較下，羅森堡的野心更堅決也更雄心萬丈。

高校是一項浮誇的企圖，意欲打造多種全新的科學，以及一種新的科學家。國家社會主義的科學觀要包含並普及到一切的訓練裡─建立在只有一個獨一無二且種族純正的「日耳曼科學」的前提上。

不過，羅森堡最重要的計畫案，是他企圖給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建立一個哲學的架構，為這個運動取得不單是在德國、同時也是國際上的認可

249

。一九三三年納粹執政時，並沒有哪個運動擁有充分發展的思想方法；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包括形形色色、各式各樣又相互矛盾的意見和團體，從保守的國族主義人士到激進的種族思想家；有社會主義脈絡，在納粹的工會運動裡也有工團主義的傾向。黨的領導階層同時包含了回歸懷舊派，也有世界觀相對現代化的派系，某種程度上能接納藝術的現代主義。

在奪權的過程中，納粹黨曾吸收了一連串的右派運動與組織。它有大量黨員早期曾是其他極右翼黨派的成員，在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占上風時才投靠過來。運動中，不同勢力與派系不斷企圖把黨往不同的政治取向拉扯。除了少數已經強硬的觀點外，國家社會主義尚未發展成熟，也因此可塑性高。在整個第三帝國時期裡，納粹黨內始終有著政治的歧見，可是久而久之這些歧見變得越來越無所謂了，而且也毋須再容忍差異性。鞏固這個雜亂的政治運動的永恆核心，是希特勒自己，還有以元首為形式的領導原則。它就是所謂的「元首原則」，對領袖的盲目絕對服從，也是納粹思想最重要的支柱。

這個頗具爭議的原則，根源於對日耳曼人的一個觀念：若沒有一個魅力超凡的領袖，日耳曼人只是一團無法統治的散沙；唯有他們堅定臣服於元首，才能轉變成一個團結的民族，建立目標與方向，完成使命。根據這樣的觀念，領袖的正當性來自於民眾的內心意願、他們的精神與他們的心靈。而民主政治恰恰相反，是受到一般人的意願所領導，只不過是一群腐敗的罪犯，就像沒有牧羊人的一群羊。

沒有領導原則，這個運動便會因內部不和而四分五裂，也甚至很可能在一開始就無法團結一致。黨內派系、組織與領導階層不停鬥爭，衝突的起因無所不有，從如何對猶太人、如何定義，到爭辯日耳曼的表現主義。最後分析時，通常是希特勒，而不是某個明確的思想，止亂禁非。

身為領導崇拜的核心人物，希特勒變成一個思想教主，可惜他自己的立場並沒有那麼明確。很多時候，他寧可置身思想鬥爭之外，甚至會在納粹運動中煽動一些可操控的紛爭，來挑撥派系，彼此反目。

在一九三三年奪權後，納粹黨必須將它的政治願景轉型為實際的政治手腕。另一個要面對的難題是，大量湧入的新黨員，造成大家恐慌於這部政治機器會被機會主義者和滲透者淹沒。還有一個幾近於偏執狂的觀點是，認為這類黨員會稀釋了「真正的願景」。一九三○年代初期，思想上雜亂紛陳被看作是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黨的組織機構部長」

250

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就曾向羅森堡抱怨過「這個運動中的嚴重分裂是關於如何看待世界」

251

。希特勒也明瞭這個思想分崩離析的問題。黨該如何在不喪失它的思想精神下，鞏固權力，並處理成千上萬湧入的新黨員？因此，他在一九三四年任命羅森堡掌管納粹的精神與思想發展和教育。羅森堡的官方頭銜是「納粹黨精神與思想研究之元首代表」

252

。同年，柏林成立了一個組織，名稱是「羅森堡本部」

253

。不過，之後改以「羅森堡辦公室」做為中央管理機構名稱，來涵蓋各種計畫案、頭銜及黨內的羅森堡組織。

鞏固羅森堡穩坐思想家第一把交椅的是，一九三○年他出版的《二十世紀神話》

254

。他同時延攬了一群研究員、思想家、種族專家和哲學家，才華智識都比他出色許多─他們的目的是協助打造、成立並捍衛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傳統。

羅森堡的思想家地位奠基於他是建國運動倖存的「老戰馬」

255

身分，既是字面上也是政治上的意思。羅森堡之所以能生存，部分原因得自於他對希特勒的忠貞不二，同時也因為他從未對希特勒在黨內的地位構成任何威脅。羅森堡不參與現實政治，實際上他比較像是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羅森堡的真正悲劇在於，他真的信奉國家社會主義。」德國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如此寫道

256

。

＊＊＊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歲的羅森堡住在一間距莫斯科一小時車程外的公寓。之前數年，他在列巴爾

257

（今改稱塔林）的工業大學裡，就讀建築學。一九一五年，俄羅斯人在前線開始進犯愛沙尼亞，學校師生很快被撤離到俄羅斯帝國的內陸區域。一九一七年，羅森堡畢業前夕，他花了好幾天研究歌德、杜斯妥也夫思基、巴爾札克和印度哲學。這個認真又反求諸己的學者，似乎並不了解在俄羅斯帝制內的社會衝突，也不知道狂熱的革命浪潮旋即在這個國度內爆發開來。「二月底，罷工與缺糧暴動的消息傳來，接著某天俄國革命

258

一觸即發。」

259

起初，盧森堡受氣氛感染也熱血沸騰，甚至來到莫斯科，加入成千上萬擠滿大街小巷的群眾，陷在一種集體的「歇斯底里狂喜」之中。他在回憶錄中描述，他對「腐敗」的沙皇政權終於瓦解感到如釋重負。然而，當歡欣慶祝繼之而來的是無政府狀態和四分五裂，還有布爾什維克黨時，他則有了另一番感受

260

。一九一七年，革命年夏季裡的某一天，他端坐在房裡研讀功課，一個陌生男子進來把一本書放在他的桌上。書是以羅森堡嫻熟的俄文寫成，描寫據說是在一八九七年所舉行的祕密猶太人會議，《錫安長老會紀要》

261

。對羅森堡而言，這份文件起了關鍵作用。根據他的看法，這本書揭露了沙皇滅亡的真正遠因。革命的起因不是受到日耳曼工人教唆，也不是農民起義反對壓迫人民的沙皇，其實是出於猶太人密謀已久的統治世界大詭計。

十九世紀時，俄羅斯帝國內曾有過一波波針對人口眾多的猶太人所進行的大規模迫害。沙皇政權一方面曾公開譴責攻擊猶太人的行為、一方面卻暗地裡支持慫恿這些行為，當作是孤注一擲的政治籌碼，寄望著讓一個擁有多元文化與多樣種族而搖搖欲墜的帝國，因反猶太人主義得以團結起來。希望藉著將仇恨轉移到猶太人身上，掩蓋真正的問題。這些煽動迫害行動的人，通常都是反猶太人的國族主義者，他們認為猶太人是「革命的」元素。

俄羅斯極右派在宣傳活動的最初階段，開始利用「猶太革命家」，這為國家社會主義帶來影響力極大的資產。到了二十世紀初，惡名昭彰的沙皇情報與保安機構「奧克蘭那」

262

製作了一份文件，在兩次大戰間於德國境內廣為散播，這份文件正是一九一七年落入羅森堡手裡的同一份。《錫安長老會紀要》聲稱記述了十九世紀末所舉行的一場祕密會議始末，會中一群有權有勢的猶太人，亦即所謂的錫安長老，誓言要統治全世界。藉由滲透與腐化，猶太人能爭取到其他人的支持，包括資本主義者、自由派人士、共濟會會眾及共產黨，進而以背後靈的方式掌控世界於無形。

對羅森堡來說，讀到這份文件是其人生的關鍵時刻，因身為執政的少數族裔，自以為飽受革命威脅。他成長於列巴爾，波羅的海日耳曼族，是日耳曼裡的少數族裔，自中世紀以來至條頓騎士團與漢薩同盟，就一直掌控著該區域。城市受到一群日耳曼中產階級操控，而鄉鎮又被日耳曼貴族地主們把持，長久以來操控著一大群封建制度下的波羅的海與斯拉夫農民。波羅的海的日耳曼人自認比他們的鄰居們更文明。正如經常發生在流亡團體的情形一樣，原鄉的形象既受到珍惜又被加以浪漫化，成了所謂「祖國」的概念。在羅森堡心目中，德國是一個美夢、一個綺夢幻想，是一個由實踐著席勒與歌德精神的理想化民族所組成的社會。威瑪的古典主義恰是波羅的海日耳曼人身分認同的核心。

羅森堡成長於多種族的沙皇俄羅斯時代，這對其日後的思想有著關鍵性的影響。雅利安民族的優越感、布爾什維克猶太人的陰謀論及日耳曼民族與生俱來就有往東拓展的權利，凡此種種思想都源自於他的生長背景。後來，在《二十世紀神話》書中，他論及俄羅斯無論如何都應該感激它的雅利安入侵者：維京人、漢薩同盟及波羅的海日耳曼人，因為若沒有他們在青史現身，俄羅斯早已是瓦解分裂、一片混亂的無政府，就像它在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之後的情形

263

。

《錫安長老會紀要》剛好強化了這位波羅的海日耳曼青年的思想與誤解。自詡為高度日耳曼文化的忠實支持者，早已讀過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264

所作的《十九世紀的基礎》

265

，甚至日後還試圖改寫成國家社會主義版本。

張伯倫是英國文化哲學家，在日內瓦求學期間著迷於日耳曼文化。後定居拜羅伊特（Bayreuth）

266

，娶了華格納繼女琵洛（Eva von Bülow-Wagner）為妻。張伯倫的長篇傑作出版於二十世紀初，在長達四百多頁的滔滔論述中，他努力想建立一個橋接論證，將日耳曼文化的理想主義與雅利安人的種族神話結為一體。比方說，他根據十九世紀最重要的種族思想，法國伯爵外交官戈平瑙

267

和他所寫的歷史哲學著作《人種不平等論》

268

。非常像生物分類學之父林奈

269

在植物園裡所做的事情，戈平瑙試著把人類分成不同種族。他認為，歷史的主要原動力並非經濟，而是種族的鬥爭

270

。

根據戈平瑙的理論，不同種族是勢不兩立的，而對西方社會最大的威脅則是來自於種族之間的雜交─雅利安人的高貴血統被低等的民族稀釋了。他的看法是，十九世紀對社會改革、民主主義與平等的呼籲，在在顯示這種墮落已然迫在眉睫。人性，從此將淪於一種更獸性、更沒有教養的文化。戈平瑙對於人類迅速沉淪的啟示錄般觀點，令張伯倫十分震撼。半個世紀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將這個人性崩潰的原因歸咎於猶太人；這樣一個觀點，其實岳父華格納早在所寫的小冊子《猶太教音樂》

271

中做過如此主張。華格納認為，猶太人藉著滲透西方文化，已經開始瓦解深植於民族的真正文化

272

。在《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中，張伯倫試圖將戈平瑙的種族理論與華格納的反猶太思想做融合。在張伯倫的世界觀裡，日耳曼人與猶太人是截然不同的兩極，在善與惡之間做一場歷史性的鬥爭。魁梧金髮藍眼的日耳曼人，天生充滿理想，服膺責任、自由與忠誠等等。而猶太人代表相反的一方，特別是他們傾向於毀滅純粹與美。

羅森堡因此自詡為張伯倫理念的繼承人，同時也對解決「猶太問題」提出了更多實際的方法。根據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一九一六年夏天，羅森堡與年輕妻子希爾妲在莫斯科城外租了一間屋子，動筆寫出了《二十世紀神話》

273

。

如同其他波羅的海日耳曼人一樣，羅森堡希望德軍能將愛沙尼亞自布爾什維克黨手中解放出來，這個希望在一九一八年二月終於如願。不過，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意志帝國一崩解、波羅的海日耳曼人一表態，盼著波羅的海日耳曼人能一統於他們元首麾下的指望就破滅了。就在同一月份裡，羅森堡決定背棄他的祖國，回到他認為是精神原鄉的地方

274

。十一月底離去前，羅森堡在列巴爾的市政廳發表他的第一次公開演講，這次演講主題讓他正式晉身為政治家：猶太問題與猶太人和馬克斯主義之間的關聯性。

和許多波羅的海移民一樣，羅森堡定居在慕尼黑，那裡住了他的很多朋友。慕尼黑的極右派圈圈，成了羅森堡的猶太─布爾什維克陰謀理論絕佳的培育環境。羅森堡想寫出他的俄羅斯經驗談，不久便與慕尼黑極右派圈子裡的要角，劇作家兼新聞記者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搭上線。羅森堡說，他對埃卡特說的第一句話是「你需要打擊耶路撒冷的勇士嗎？」

275

。

不久，羅森堡加入了埃卡特那名不見經傳的政黨「納粹黨」（NSDAP），成了第一批黨員。也就是在埃卡特府上，羅森堡首次見到了三十歲的前下士希特勒。根據羅森堡的說法，他們談到了布爾什維克如何危害國家，一如基督徒如何危害羅馬帝國一樣。這兩個人都未曾公開承認過受到對方的影響，雖然雙方始終保持友好情誼，但兩位理論家都不曾給過對方正面的肯定。

經過很久以後，希特勒才發表意見，表示羅森堡是一個思維方式「甚為處心積慮」的波羅的海日耳曼人，而羅森堡則從不稱讚《我的奮鬥》

276

。但希特勒在一九三七年頒發新設立的「德國國家藝術與科學獎」

277

給羅森堡時，確實間接承認了羅森堡的角色是納粹思想的主要建築師之一。該獎是納粹德國企圖取代諾貝爾獎而設立的；自一九三五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曾待過德國集中營的奧西茨基，希特勒就下令禁止德國人接受任何諾貝爾獎項。羅森堡獲頒新獎是「因為他協助在科學與直觀上，建立並鞏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全球觀點」

278

。

羅森堡對思想發展的實際影響，是在歷史學家們自二次大戰以來一項遲遲未決的爭議。根據史學研究的風潮不同，他在納粹政權裡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戰後，他被看作是整個意識形態背後的邪惡智囊。後來在一九六○年代，由於普遍史觀不再著重性格描述，以期找出結構與社會的機制，因此他的角色受到貶抑。到了二○○○年代，羅森堡曾一度又受到矚目，尤其是受到德國歷史學家恩斯特．派博（Ernst Piper）大量的理論與自傳研究影響所致；派博著有《羅森堡：希特勒的首席思想家》

279

，認為盧森堡對傳播反猶太宣傳、使陰謀理論成為「真有其事」及在德國境內建立猶太─布爾什維克陰謀上，居功厥偉。出於這些理由，派博覺得稱羅森堡為首席思想家理由充分，雖然這個說法常受到其他歷史學家的質疑。

歷史學家長久以來都認定，希特勒來到慕尼黑時，無疑已經是反猶太與反馬克思主義者。自一九九○年代起，越來越多歷史學家指出慕尼黑的精神與革命氣候，對希特勒產生轉化效果，把他變成一位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比方說歷史學家沃爾克．烏爾里希（Volker Ullrich）在他的重大著作《希特勒：崛起的歲月》

280

中，就是抱持這種看法。根據這樣的觀點，更為世俗的羅森堡必定曾產生莫大影響力

281

。

很可能，要不是羅森堡，就是埃卡特，曾給了希特勒《錫安長老會紀要》，因這本書給希特勒帶來關鍵性影響，無異於數年前對羅森堡的影響。不久，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各大啤酒屋針對猶太─布爾什維克陰謀論，發表了公開演說。

陰謀論的想法在當時早具有爆炸性的威力。許多人認為，俄羅斯所發生的革命運動，不止是右派極端分子的示威行動而已，事實上，革命撼動了中產階級腳下的根本。藉由把革命行動說成是一個猶太人的陰謀，對立於勞工階級要求社會與經濟變革，讓納粹取得踏出他們狹隘圈圈的正當性。

希特勒最終任命羅森堡為黨報《人民觀察家》

282

的總編輯，羅森堡在位直到一九三七年。

羅森堡找到人生的使命，帶著滿腔熱血、高昂鬥志投身慕尼黑極右派圈圈。在一九二○年代期間，確實有作者署名為羅森堡的大量論文、文集與書籍問世，它們大多數異曲同工只探討一個主題：猶太人。其中《錫安和猶太世界政治長老議定書》

283

是他對《錫安長老會紀要》的註釋版本。它雖不是第一本德文版，但羅森堡的書非常暢銷，一年內再版了三次。兩年後，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引用了其中文字做為反猶太人主義的基礎論點，進行大肆攻擊。原版的《錫安長老會紀要》早被披露係偽造之作，但希特勒仍斥其為猶太人的宣傳活動，「從猶太人的嘴裡揭露了這些內幕，非常不恰當。最重要的是，它們所揭露的，驚悚無疑的事，是猶太民族的本性。」

284

戈培爾本人相信《錫安長老會紀要》是偽作，在他的日記裡做了史實研究，相信「是天性，但非實際上根據議定書所說的真相」，這個說法成了納粹運動的老生常談

285

。

一九三○年，讓羅森堡穩坐納粹首席思想家寶座的作品《二十世紀神話》問世，恰如數十年前張伯倫企圖想做的事一樣，羅森堡開創了屬於他的時代的哲學。不過，他同時也試圖想解決一個問題。

國家社會主義缺乏一個哲學性的基礎。納粹根本沒有什麼馬克思或某一種「神聖的文字」來做為立論基礎。誠然，《我的奮鬥》已經在納粹德國擁有近似聖經的地位，可是不像馬克思與恩格斯，希特勒並沒有創立過基本的或經久不變的哲學系統，能在他身後五十年或百年仍適用不悖。希特勒喜歡談論千年帝國的想法，然而在《我的奮鬥》裡，他多半專注於日常事務：威瑪共和國、猶太人、凡爾賽條約、布爾什維克黨及東向擴張。這些都是政治上的考驗，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得到解決。但是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羅森堡想填補這項空白。

《二十世紀神話》沒有《我的奮鬥》那種政治火力。它也是精心推敲之作，用語張狂，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恰如希特勒對這位作者的形容一樣，「甚為處心積慮。」它的立論基礎言簡意賅得簡直平淡無奇：善（雅利安人）與惡（猶太人）之間的終極鬥爭。這場鬥爭猶如劃過西洋史上的一道紅線。在這樣的觀點上，羅森堡絕大部分並未和張伯倫分道揚鑣；唯一起了作用的差異是，羅森堡把種族神話當成了政治手段來用。

羅森堡想要建立的不全然是一個嶄新的哲學基礎，而是一個新宗教。《二十世紀神話》裡莊嚴的語言，幾乎就像系出於《舊約聖經》，是深思熟慮的詭計。羅森堡企圖喚起一則預言，一個根植於神話骨架的種族理論，「今日一個新的宗教攪動並喚醒─血統神話，深信捍衛血統無異於捍衛一個人的神賜天性。」盧森堡認為，「白色人種」終於勝利了，而它將會取代「舊的聖禮」

286

。

和張伯倫相同，羅森堡認為種族會傳承品質，而愛自由、榮譽、創造力及一種真正的意識感，只可能存在於「白色人種」裡。這些品質之中第一流的是「英勇的意志」。新的日耳曼人正是訴諸這個概念而形成的，一種英勇的人透過血統緊繫於他的土地─隨時隨地能犧牲自己，英勇而死。在雅利安與猶太兩個極端種族的中間，羅森堡接著區分出其他種族，諸如阿拉伯人、中國人、蒙古人、黑人及印度人，在每一個種族分類裡詳述了他們的德行與開創性成就。無可否認的，阿拉伯人曾創造出美麗的花葉紋飾，但「這並不是真正的建築學，只是手工藝」

287

。在白人品質出現在其他種族時，它的原因是出於模仿或與白人種族混血所致。另一方面來看，猶太人欠缺形成較高等文化的一切能力「總括而言，因為猶太人種缺乏一種能孕育出較高等品格的靈魂」

288

。

血統的神話並非是個別獨立的看法。因為雅利安人的血統和一個更高等的集體「種族靈魂」息息相關。就是這個靈魂將所有雅利安人綁在一起。「這個種族上內在相連的靈魂，是所有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意志力與我們行動的準繩。」對羅森堡來說，個人主義與普遍主義同樣具破壞性。「人類憑他一己之力，一無是處。唯有當他與成千上萬他的種族們在意識與靈魂上合為一體，他才有品格可言。」羅森堡進一步宣稱，哲學史一直以來都忽略這個血統神話，因為它無法被放在一個理性的系統裡陳述。想以理性、符合邏輯的方式來理解這個「種族靈魂」，根本不可能，因為「種族摸不到─它是一種內在的聲音、一種感覺、一股意志力。日耳曼人必須覺醒傾聽他們血統裡的聲音。」羅森堡以一則這終將發生的預言做為其著作的結論，「一旦日耳曼人覺醒的符號─畫著卐的旗幟─成為帝國唯一真正的信仰告解時，日耳曼人的神聖時刻便將到來。」

289

＊＊＊

一九三四年，羅森堡出掌納粹的精神和思想發展與教育部門。一個月後，他在柏林科羅爾劇院

290

發表演說；在國會大廈遭祝融之災後，德國議會便遷移至此。全國的納粹黨地方長官齊聚一堂，來這裡聽他演講。羅森堡站在講台上說：「假如我們僅滿足於統治這塊國土就足矣，那麼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將難以完成它的目標。在這個國家裡，政治改革無疑早已完成，但是將有智慧與靈性的人類觀念鎔鑄出來，卻才正要起步。」

291

這正是他在《二十世紀神話》裡所闡述的宗旨，而現在就要付諸執行。「這是我們世代的偉大任務：在這個新的生命神話基礎上，創造出新人類。」

292

要完成這種靈性轉化，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第三帝國的教育體系。宣傳運動能夠影響民眾，但教育可從最根本處改造人們。一九三三年後，從幼稚園到大學，各級別的傳統學校體系都被納粹化。納粹黨員會視察學校系統，將之視為第三帝國極重要的思想武裝設備的一環，但這件事被當成長期目標─是要形塑子子孫孫的改造大計。

第一優先措施裡有些是可想而知的。其中一個是「清洗」學校體系內的猶太影響，對象包括教師與同學。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已經有一則法令規範限縮公立學校內猶太學生員額。這項清洗工作很多是有組織性地執行，除了拒絕猶太裔學生申請學校，還有無故解聘猶太裔教師。在大學院校裡，擁護納粹的學生聯盟攻擊猶太裔教授，要求對方辭職。那些堅不去職的人就會遭到歧視與羞辱。此外，柏林學生聯盟還要求所有與猶太相關的研究，只能以希伯來文印行，這是在揭露所謂猶太人滲透陰謀的同時，同步禁止猶太人使用德語的一個方式

293

。即使是被任意處置的教師，也都成了這項知識計畫的目標。不只猶太人和自由思想家被排除在學校體系之外，納粹還反對婦女接受較高的教育，因為納粹相信教育會讓婦女要求平等權。在納粹的世界觀裡，婦女的主要角色就是繁衍孩童，成為新的「優等民族」

294

。

一九三六年，猶太裔教師被明令禁止在公立學校任教；一九三八年更禁止所有的猶太人進入大學─即使是當學生。在最重要的大學院校裡，納粹和親納粹的思想家都被授予顯赫的職位，其中有很多都是羅森堡人脈圈子裡的人士，包括克里克（Ernst Krieck）和包姆勒（Alfred Baeumler），兩位第三帝國裡最重要的納粹教育學者，也是設計德國新學校體系的始作俑者。納粹政權從知名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取得特定的正當性，海德格在一九三三年加入納粹，並出任弗萊堡

295

大學的神學院院長。

第一批大規模的改革之一，是學校體系的中央集權制；之前，學校體系一直都非常分權，一如德國多數的事物一樣。中央集權是讓教育體系服膺於納粹教條的必要手段，將會使德國空前絕後地一統於第三帝國的統治下─納粹當局極權主義不遺餘力創造「一個民族」的結果。

納粹掌權時，德國的學校與大學院校體系都是舉世一流的。沒有其他學校體系曾製造出比德國更多諾貝爾獎得主。一九三三年之前，德國曾贏得三十三座諾貝爾獎，美國僅得過八座。波耳在哥廷根大學

296

擔任訪問學者期間，該校被譽為全球最頂尖的理論物理學中心。對納粹來說，問題就是諾貝爾獎項不成比例地被大量授予德籍猶太人，例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297

、古斯塔夫．赫茲（Gustav Hertz）

298

和保羅．海澤（Paul Heyse）

299

。

就如同張伯倫和羅森堡根據遺傳或種族上的藝術、建築能力，，乃至於一般品格為人做分類，每一個種族都擁有其獨一無二的「物理學」與「科學」。一九○五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納粹的德裔物理學家菲利浦．萊納德（Philipp Lenard）在一九三○年代期間，以四巨冊著作發表這些理論。萊納德提出了如「日本的物理學」、「阿拉伯的物理學」、「黑人的物理學」、「英國人的物理學」及「雅利安人的物理學」─只有最後一個才是如假包換的。而在所有物理學當中最具破壞性的是「猶太人的物理學」，「猶太人企圖到處創造自相矛盾的理論，徹底消融現存關係，以至於可憐天真的日耳曼人完全搞不懂它。」

300

在文化領域上情況也類似，一直有種概念認為科學年久失修、「真實性支離破碎」，一如教育部長伯納．魯斯特（Bernhard Rust）所言，這都得怪害人不淺的猶太人

301

。換言之，相對論的理論太令人費解，以致難見容於納粹的極權主義世界觀，因為納粹矢志要將支離破碎的世界重修完整。可預期的是，羅森堡認同並捍衛萊納德的理論。這些扭曲的想法有個確定無誤的結果，就是延緩了納粹對原子能的研究。然而諷刺的是，愛因斯坦、波耳和歐本海默卻在德國各大學院校大量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最後做了第一顆原子彈給美國。

儘管德國的學校體系是國際公認的卓越，但納粹化卻幾乎沒有遭逢內部阻力。其原因之一是，教師與學生們也強烈支持納粹。據信，有多達三分之一的教師在納粹掌權時是支持的，比例高過其他職業。教師長久以來被納粹視為社會的關鍵族群，且在一九二九年就已經組成了替代性協會「國家社會教師聯盟」

302

，目的是督促教學群走向合適的思想正軌。一九三三年後，「國家社會教師聯盟」成了第三帝國內唯一的教師協會。

在接下來的學校體系哲學與教育學根基和價值的轉化過程裡，「國家社會教師聯盟」成了由上而下的重要工具。教科書要重寫，科目要置換，而且最重要的是大腦要重新教化。

和軍隊一樣，教師必須要宣示效忠元首。「國家社會教師聯盟」恰如其分地由前民兵團士兵史金領導，並成立了訓練營，將教師送進來再訓練。到了一九三七年，這樣的訓練多達四十個。根據某位英國觀察家的研究，訓練營內所採用的最重要思想資料素材，就是《我的奮鬥》與羅森堡的文章。校園裡設立了新科目，例如「種族衛生學」。根據羅森堡的說法，其目的是納粹思想必須普及到全部課程的每個角度，從歷史到數學。

教師實際上成了自己教室裡的「元首」，很多教師自願穿上黨的制服去學校。在納粹黨員的掌控下，教室成了極權主義國家的縮影，總要懸掛希特勒肖像，而且上學、放學都要行納粹禮─在特定情況下每堂課都要這麼做。第三帝國的教育，不僅要求學校體系裡教師確保學生都受到監控，還要求學校裡的學生必須監察他們的老師。表達「非德國」意見的教師會遭學生向希特勒青年團或蓋世太保提出檢舉。

整個一九三○年代裡，羅森堡雖沒有親自領導研究與教育建設的改革，但無可否認他像個思想幽靈在整個過程中盤旋不去。羅森堡寫過一本手冊《思想指揮棒》

303

，簡潔地描述了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觀基礎。這本書意圖成為整個德國學校體系的基本說明書。教育部長魯斯特並確保每所學校的圖書館都有一本《二十世紀神話》

304

。現行學校體系的納粹化在第三帝國時期裡從未完成，但我們應該將這些改革，看作是羅森堡等納粹黨員所設想之極權主義烏托邦的草創期。新人類只可能出現在那些完全沒被昔日墮落所污染的人當中：換句話說，就是兒童。

為了塑造能帶領第三帝國開創未來的世代，傳統的學校體系是不夠用的。為了創造一個本質上的新人類，需要一種全新的學校。正因如此，一九三○年代，許多菁英學校被設立了基礎建設：國家社會主義培訓城堡之一的奧蘭斯堡

305

和希特勒學校。第一所希特勒學校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元首誕辰那天落成啟用。想取得入學資格的學生必須表現出領導能力，還要繳交一份嚴密的種族與醫學檢查。現存的十二所希特勒學校裡的教師，通常來自於親衛隊、衝鋒隊、蓋世太保和其他納粹恐怖機關。

年少的男孩接受這種教育後，就能進入四所奧蘭斯堡學校的其中一所就讀，這類學校只收年紀在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的黨的心腹；雀屏中選的學生都需經過艱辛的思想與軍事訓練。訓練不止包括藉由跳降落傘之類活動所做的一般性學生勇氣試驗，還要在黨務機構裡實習。和親衛隊一模一樣，要激發學生的殘酷無情和理智。「對我們來說，魯騰會戰

306

無異於一場品德大戰，一如《浮士德》或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羅森堡這樣宣稱

307

。

緊接在希特勒學校與奧蘭斯堡計畫之後，是第三帝國最後階段的羅森堡納粹高校

308

。這個想法出自於這些青年畢業生將成為未來第三帝國的領袖。他們的學校生涯將把他們鎔鑄成一個思想的兄弟會組織─或者也可以稱之為納粹的騎士團。納粹相信有必要創造一個「統治階級」，而這就是千年帝國的思想得以保存、不受侵害的方法。同時，這些學校也是控制現有領導階層遺產的途徑。

如同一些納粹分子所指出的，每當有人嘗試要將智能和有形的能力融合一體時，總會遇到一個明顯的問題─畢竟，智能總是占上風；當代統治階級鮮少是一流的身強體健典範─很難在親衛隊同事中找到和希姆萊一模一樣的下巴。領導階層的血統純正也相當可疑，常常受到高度保密。說到底，納粹的菁英分子是一群病懨懨的傢伙。戈林臃腫肥胖又嗎啡上癮；戈培爾有內翻足；希特勒有慢性胃病，晚年時又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症。納粹的領導階層談不上是「歃血為盟的兄弟」，反倒是一群惡狼，隨時伺機想撲倒對方。希特勒曾打造了達爾文主義的領導文化，在第三帝國這項的極權主義體系裡竟奏效了；揉合狡猾、詭計、恐怖活動、阿諛、不忠、官僚技巧及冷酷殘忍的第三帝國式極權主義，講求的是一個人如何攀上頂峰，根本無涉身強體健或血統純正。迷失在他們的新人類雅利安烏托邦裡，看不見在納粹德國裡通往權力的王道，唯有好勇鬥狠。

＊＊＊

直到一九三○年代末，羅森堡才等到了他的輝煌時刻。在早期的數年光景裡，羅森堡只是個有名無實的官員，辦公室在大蒂爾加滕公園

309

附近，不大不小，手下部屬少少幾人。但是慢慢的，羅森堡想方設法、接二連三掌管越來越多職務。身為思想工作的頭子，他有的是機會去干預一大堆政府部門。只要看見哪裡違反他們所奉行的思想法則，他就在那裡揮舞他的教鞭。他依舊身兼《人民觀察家報》總編輯，善於利用做為思想鬥爭工具，而這使得其他納粹領導階層無法完全漠視這位狂妄的波羅的海日耳曼人。

羅森堡的作用猶如思想坦克，執行著意識形態的監視、遊說活動與研究。底下有分支機構負責教會問題、視覺藝術、音樂、教育、劇院、文學、古代史、猶太人，還有共濟會。一九三四年有個特殊分支機構成立，專司處理科學方面的疑難雜症，主其政者包姆勒制訂了一種全新科學的基本原理。「科學不是一種表象知識，而是從英雄智識的洞察力所產生的一種創新。」包姆勒在一次演講中說

310

。根據他的說法，邏輯與理性都在科學裡發揮作用，而現在唯有受到英雄智識的驅策才能往前邁進。事實上，這與羅森堡和民兵團作家們所主張的是同一個老派的「英雄主義」。

英雄科學的內在本質就是政治的，包姆勒將新的科學家與舊的做了一番比較。傳統科學家，被稱為「理論人」，特徵是被動。相反的，新的科學家，稱為「政治人」，係出於他的活力、指導力及參與心挺身而出。包姆勒的看法是，科學家不應該自己局限在對世界做客觀的觀察上，而是應該主動尋求方法塑造它。他在這裡陳述的是一種嶄新的科學家、一個出於自願的政權工具─這非常重要，為過多的國家社會主義神話、謊言與陰謀，締造科學的正當性

311

。

羅森堡的高校與研究計畫，在一九三七年獲得希特勒批准。這所學校已經在羅森堡內心醞釀多年。一九三五年時，在組織的信件往來中，高校計畫就曾被提及。恰如未來領袖的教育不能託付給傳統的學校體系，未來的科學也必須以同樣方式加以培育。吉斯勒的新校藍圖與模型呈給了希特勒，他親自審核，並且核准了這項計畫。也是希特勒本人決定應該建造在基姆湖東岸。和所有其他的納粹菁英學校一樣，納粹高校也將直接受黨的控制。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高校首先是要實踐羅森堡的畢生任務：為國家社會主義創造哲學與科學的基礎。羅森堡覺得他已經找出了納粹運動的弱點。即使納粹黨已致力於培育一個全新的統治階級，但仍不足以確保這項運動前途光明。羅森堡痛苦地意識到，鞏固第三帝國的，最終將是元首信條，而非國家社會主義本身。如同羅森堡在一九三四年一次的演說中所指出，希特勒不可能永遠領導納粹運動。因此，他說：「我們將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打造足以永保這個國家千百年的架構。」

312

人類會成長、改變並死亡，但理念是不朽的。到最後，只有某個強韌的思想基礎能保證千年帝國得以綿延。納粹必須創造在思想上足夠強壯、經久耐用的架構，並能超越元首的死亡。羅森堡的願景是納粹高校，被譽為「國家社會主義第一流的研究、教育與教誨中心」，能夠成功扮演這座思想大教堂的基石。

235

Chiemsee，巴伐利亞州的一個湖泊，也稱「巴伐利亞海」。

236

Prien。

237

Berchtesgaden，位於阿爾卑斯山腳下，素有希特勒鷹巢之稱。

238

Berghof。

239

Chiemgauer Alpen。

240

Herreninsel，也稱男人島。

241

Herrenchiemsee。

242

Seebruck。

243

Hohe Schule der NSDAP。

244

Reichsautobahn。

245

“Models for a Nazi party school on the Chiemsee and for buildings on the Adolf Hitler- Platz in Weimar,” c.
1939,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OT 8613 (G) [P& P],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https://www.loc.gov/item/2005683331/.

246

Nuremberg Trial Proceedings, vol.
7, February 6, 1946.
The Avalon Project.

247

Volgograd，俄羅斯南部城市，後更名為史達林格勒。

248

Spitzbergen，位於北極，挪威的最北境。

249

Ingemar Karlsson and Arne Ruth, Samhallet som teater, Stockholm: Liber, 1983, p.
82.

250

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

251

Jan-Pieter Barbian,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in Nazi Germany: Books in the Media Dictatorship,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
117.

252

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 für die gesamte geistige und weltanschauliche Erziehung。

253

Dienststelle Rosenberg。

254

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55

意謂老前輩。

256

Joachim Fest,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
163.

257

Reval。

258

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遜位，俄羅斯帝國瓦解，也揭開了十月時俄國大革命的序幕。

259

Alfred Rosenberg, Pest in Russland, Munich: Franz Eher, 1938, p.
16.

260

Robert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London: B.
T.
Batsford, 1972, p.
17.

261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262

Okhrana。

263

Alfred Rosenberg, 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1, p.
65.

264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265

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266

德國巴伐利亞的城市名，以華格納音樂節著稱。

267

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268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269

Carl von Linné。

270

Karlsson and Ruth, Samhallet som teater, p.
90.

271

Judaism in Music，德文「Das Judenthum in der Musik」直譯為「猶太音樂」。

272

Ibid., p.
93.

273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p.
17.

274

Ibid., pp.
20–24.

275

Alfred Rosenberg, Dietrich Eckart: Ein Vermaechtnis, Munich: Franz Eher, 1928, p.
45.

276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London: Orion Books, 1970, p.
96.

277

Deutscher Nationalpreis für Kunst und Wissenschaft。

278

Ernst Piper, Alfred Rosenberg: Hitlers Chefideologe, Munich: Karl Blessing Verlag, 2005.

279

Alfred Rosenberg: Hitler’s Chief Ideologue。

280

Die Jahres des Aufstiegs。

281

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Die Jahres des Aufstiegs, Frankfurt: Fischer Verlag, 2013.

282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83

Die Protokolle der Weisen von Zion und die jüdische Weltpolitik。

284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D.
1, En uppgorelse, trans.
Anders Qviding, Stockholm: Hägglunds förlag, 2010, p.
322.

285

Holocaust Encyclopedia,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4, 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
ModuleId-10007058.

286

Rosenberg, 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66.

287

Ibid., p.
201.

288

Ibid., p.
15.

289

Ibid., p.
381.

290

Kroll Opera House。

291

Alfred Rosenberg, Gestaltung der Idee, Munich: Zentralverlag der NSDAP, 1943, p.
53.

292

Rosenberg, 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4.

293

Kristie Macrakis, Surviving the Swastika: Scientific Research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9.

294

Master Race。

295

Freiburg。

296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Göttingen，下薩克森州五大城之一。

297

一九二一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298

一九二五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299

一九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300

Philipp Lenard, “Great Men of Science,” p.
105, Physic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An Anthology of Primary Sources, Basel: Birkhäuser, 1996.

301

Macrakis, Surviving the Swastika, p.
75.

302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

303

Ideological Theses。

304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p.
128.

305

Ordensburg。

306

Battle of Leuthen，普魯士與奧地利在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的一次戰役，普軍大勝。

307

Ibid., p.
154.

308

Franz Albert Heinen, Th e Ordensburg Vogelsang, Berlin: Christoph Links Verlag, 2014, p.
17.

309

Tiergarten，位於柏林，是德國第三大公園。

310

Frank H.
W.
Edler, “Alfred Baeumler on Hölderlin and the Greeks: Reflections on the Heidegger- Baeumler Relationship,” Janushead, vol.
1, no.
3, 1999, part 1.

311

Ibid., vol.
2, no.
2, 1999, part 12.

312

Simon Gerd, Chronologie Hohe Schule der NSDAP, Universität Tübingen, 2008.

第六章　對以色列大災難的慰藉

阿姆斯特丹

烏德．斐瑟（Wout Visser）把一個棕色小盒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打開盒蓋，接著取出一本邊角破損、淺棕色皮革裝幀的書。

書的封面，長方形的框框裡印著花葉紋飾，微微透露出它的內容。它看似小巧也不特別稀有，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產物，二手書肆經常可見─除了左上角有個長達半吋醒目的洞、大約指尖寬的窟窿，把皮封面挖了去。我輕巧地翻開書頁，注意到這個窟窿不止穿透了封面，還一路穿過扉頁，那裡原該印著作者的名字─葡萄牙籍猶太作家繆爾．烏斯克（Samuel Usque）。我捧著這本書就著高聳大窗透進來的光線，看到那個窟窿一路穿透到書的最後一頁，擠壓的力道導致紙張凹陷龜裂。旋轉扭曲的子彈烙下了一道紫銅色，環繞窟窿周邊。過去這七十年間，彈丸就這樣不偏不倚地卡在這個位置。

「這本書是被偷走的，連同這座圖書館的其他藏書都被納粹送到德國。我們相信子彈是在德國境內發射的。」斐瑟說，他年約四十，穿著吊帶褲，蓄著不明顯的山羊鬍。他是阿姆斯特丹大學圖書館裡特殊藏書部門的館員兼研究員。特殊藏書坐落於一幢三層樓高的磚造建築內，毗鄰美麗的辛格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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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坐在這所大學裡最知名的館藏閱覽室之一，「珍寶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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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庫，也就是斐瑟所謂的「子彈書」所屬書目。

在珍寶經典藏書中，這本書擁有一個近乎傳奇的地位，引發無數討論，包括是誰開槍射擊這本書。法醫的鑑識結果只是加深了它的傳奇性，因為子彈不是由德國來福槍射出，而是從一把英製衝鋒槍。甚至可以追查到，槍擊事件是發生在距離法蘭克福北方約十二英里處的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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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裡。

在參觀「珍寶經典」前數小時，我剛抵達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從慕尼黑取道法蘭克福與科隆，搭乘了七小時的火車。途中令我倍感訝異的是，跨越邊界竟如此輕而易舉。這裡沒有天然國界，譬如濃密的森林和山巒起伏的阿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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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爾卑斯山綿延入南。相較之下，佛蘭芒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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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如高速高路，希特勒和他的將官們對這點知之甚詳。荷蘭在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時宣布中立，處心積慮想在一次大戰中明哲保身，當時德軍只得取道比利時。德國人事後之明，知道這是一次軍事與策略上的嚴重失誤，德軍因此遭到比利時的凶殘抵抗而延誤多時。希特勒不想重蹈覆轍。荷蘭就杵在德意志國防軍前進巴黎的途中，這一點注定了它在一九四○年五月的厄運，也注定了珍寶經典與更多阿姆斯特丹知名圖書館的下場。

阿姆斯特丹裡的圖書館，標舉著一種獨一無二的文化，那是由信仰、知識及自中世紀以來便是這座海上貿易之城的註冊商標─經濟自由─形塑而成。喀爾文教派、浸信會、貴格會、胡格諾派，連同知識分子與自由思想家們，都在這座自由城市的阿姆斯特爾河畔安身立命。其中兩大難民群甚至在這座城市留下了他們的印記：逃離東部大屠殺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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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迫離開伊比利半島的塞法迪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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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時，阿姆斯特丹曾是西歐少數幾個能夠讓猶太人自由居住的地方，因此之故，這座城市被譽為西方耶路撒冷。

十七世紀時，移民是荷蘭蓬勃發展成為國際強權的重要推手。阿姆斯特丹的商業活動顯得舉足輕重，更是荷蘭的國力根基。這座城市成了經濟革命的誕生地。全世界第一間多國企業「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是立足於此，還有全球第一間證券交易所和第一家國立銀行。

多虧了這些新成立的機構，十七世紀的荷蘭才能稱霸於世界貿易場上，特別是和亞洲的香料交易。塞法迪猶太人之所以能在國際貿易快速崛起，正是得力於他們早與拉丁美洲西班牙語區及不久後與亞洲都建立了貿易網絡。不過，這也是因為工會體對新手設限所致。使得許多塞法迪猶太人轉而擁抱新經濟，因為新經濟的利潤更為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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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城內最大的財源，有些是靠這些移民建立起來的。而它所擁有的卓越圖書館，有些也要歸功於他們。

烏克斯的《以色列大災難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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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珍寶經典藏書裡的神祕彈孔書。咸信子彈是在德國射擊的，在偷書事件發生的地方。

1

Consolation for the Tribulations of Israel

阿姆斯特丹的自由氣息不止接納少數族群，也幫助了出版商。自由和貿易，讓荷蘭在十七世紀化身為歐洲的知識中心，成為一個傳播集散地，供印刷業嘗試新穎、刺激又危險的新點子。自由思想家、作家、哲學家和宗教的少數族群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出路，可以出版在歐洲其他地區會被逐出教會、遭到迫害的東西。從阿姆斯特丹藉由全世界最大的商船隊伍，讓他們的作品得以印行，並海運到歐陸各地。

荷蘭政府之所以如此寬容，不是出於理想主義，而是為了經濟繁榮。只要有人願意付錢埋單，幾乎沒人會擔心印刷什麼東西，而且，對貿易帝國而言，銷售理念也是一門好生意。況且，除了自由思想家之外，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也為極權主義統治者和宗教狂熱者提供服務。俄國的彼得大帝授予阿姆斯特丹一名出版商十五年獨賣所有俄羅斯文學作品的壟斷權。和其他君王一樣，他也畏懼危險的出版商，所以寧可讓他們與俄羅斯保持安全距離。十七世紀時，荷蘭成了知名的「歐洲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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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也成了猶太文學重鎮。當時，瑪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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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荷蘭開設印刷廠的第一個猶太人，他的父母為了逃離葡萄牙的宗教裁決所而流亡到此。瑪拿西不光只是一個印刷商，他還是作家、拉比，更是國際人脈資源豐富的外交家。再者，是瑪拿西私下說服了康威爾，讓十三世紀末在英格蘭被驅逐的猶太人，能在一九五○年代時重返故鄉。瑪拿西是哲學家史賓諾沙的老師，並與畫家林布蘭私交甚篤。瑪拿西和其他印刷廠供應價錢便宜的書籍給遍布歐洲的猶太少數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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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差不多擁有整套瑪拿西在十七世紀出版的書籍。相信還有很多遺失了，但我們也有阿姆斯特丹很多其他猶太裔印刷商出版的書。全世界沒有別的圖書館擁有像這樣收藏。」斐瑟說，在珍寶經典閱覽室裡圍繞我們的書架前比畫著，書架上是一套很有代表性的選集，主題是歷史、宗教和哲學。不過，在這裡看到的僅只是這座圖書館的鳳毛麟角，這座圖書館裡藏書高達十萬冊，外加數千種猶太文期刊、宣傳小冊子、手稿及檔案資料。其他年代最古老的是記載十三世紀時猶太人節慶、宗教活動與傳說故事的手稿。在珍本之中，有伊斯坦堡印製的第一本書，年代遠溯至一四九三年的一卷古版書《四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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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記載十四世紀的猶太法律，作者是雅各布．本．阿瑟（Jacob ben Asher），印刷者是一四九二年遭驅逐後落腳於鄂圖曼帝國的塞法迪猶太人。一五○○年前印刷的書籍被稱為搖籃版，因為此後的印刷術採用的是活字版。這些書籍當中有許多是碩果僅存的孤本，要不就只有幾本傳世。大家認為，荷蘭地區現存的一百五十本希伯來文書籍，都是在一五○○年前印刷的，其中有三十四本被收入「珍寶經典」文庫裡。這套藏書也包含十五世紀時阿拉伯哲學家魯世德（Averroes）對亞里斯多德科學著作所做評論的手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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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今天這套藏書非常傾向於荷蘭的猶太人歷史，但這座圖書館的館藏最初卻是從德國拖過來的。

「它的起源與十九世紀中葉的羅森塔爾（Leeser Rosenthal）有關。他是出生波蘭的拉比，在漢諾威一個城中首富家裡工作，使得他有機會在當時壯大自己的藏書。他收藏德國籍猶太人的歷史、宗教著作，還有猶太人的啟蒙運動。」斐瑟說。

猶太人的啟蒙運動，或稱為「哈斯卡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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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曾受到法國啟蒙運動啟發的猶太人所發起的知識運動。發起人是德國籍猶太人孟德爾頌（Moses Mendelssohn），他試圖將猶太人的宗教虔信與當時哲學的理性主義相結合。這個運動鼓勵猶太人打破他們的文化孤立，透過學習新語言，並接受科學和藝術上的新專業，融入歐洲社會。

一八六八年，羅森塔爾去世，之後他的藏書隨著他的兒子遷徙到阿姆斯特丹，而落腳在荷蘭。

「羅森塔爾過世時，他的家族想要賣掉藏書，可是無人問津。他們向德國首相俾斯麥提出請求，希望能捐出藏書給柏林的帝國皇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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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俾斯麥一口回絕。」斐瑟說。

羅森塔爾的藏書，在當代被譽為德國境內最精美的猶太民族私人藏書。這套書有六千冊及一套手抄本。一八八○年，羅森塔爾家族決定將藏書捐給阿姆斯特丹大學，並出資僱用了一名圖書館員，這件事一直持續到一次大戰爆發為止，當時他們因為投資匈牙利鐵道失利導致破產。

這套藏書安頓在阿姆斯特丹後迅速擴充，增補了荷蘭籍猶太人的文學作品。到了二次大戰前，這套館藏已經倍增數次。「阿姆斯特丹有些私人猶太裔收藏家把他們的書藏在珍寶經典裡，希望能倖免於難。我們認為他們有些書仍在這裡面，可是找不出來。」斐瑟說。數年前，他被要求要追查遺失的藏書。

圖書館的館長韋爾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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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姆斯特丹的收藏家們關係良好，負責追查這批祕密藏書。

「韋爾維曾寫過一個案例，據說有位收藏家『捐出了』他的書房，倘若他回來，就可以取回藏書，否則就留給圖書館壯大收藏。這只是其中一例。但我們從來沒能找到這些合約，我相信戰後合約都被銷毀了，當時都以為書主人永遠不會回來了。」

在阿姆斯特丹多達八萬猶太人口中，僅十五分之一躲過了猶太大屠殺。

「戰後，韋爾維對這件事守口如瓶；館方從不曾明確計算有多少這樣的書留在館藏裡。必須承認，我的調查工作一事無成。這個祕密隨他灰飛煙滅了，如今為這座圖書的黑暗史再添一頁。」斐瑟說。

斐瑟打開珍寶經典自一九四○年以來的總帳目。在五月份納粹入侵荷蘭之後，新送來的書籍陸續進行編目，耗時六個月。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人登錄了一本書，是耶路撒冷大學創辦人之一列赫爾（Eliezer Rieger）所著的《巴勒斯坦的希伯來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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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塊六毛五荷蘭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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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這本書是帳目上的最後一條書目，之後帳上只剩空白行線。往後六年，皆無新書登錄。就在那一天，珍寶經典的閱覽室被納粹的保安處關閉了。圖書館內的猶太裔工作人員，也是館內多數員工，立刻無預警遭解職，包括館長路易斯．希爾榭（Louis Hirschel）；他寫了一封信給朋友，「這意謂著卓越的珍寶經典史暫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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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珍寶經典」文庫數百碼外，就在皇帝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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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矗立著一幢三層樓高的白色石砌建築。從我找到的一九三○年代黑白相片來看，這幢屋舍沒有明顯改變。今日它是媒體與藝術學院「THNK創意領導學院」，雖然這幢位於皇帝街二六四號的屋舍，既非運河邊最古老，也不是最美麗的，但它卻坐擁了一段最受人矚目的故事。

一九三○年代，這幢屋舍曾是檔案館與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救亡圖存中心。矛盾的事，同一幢屋舍在短短數年間，卻搖身變為全球規模最大的檔案資料與書籍竊盜中繼站之一。

一九四○年，就在荷蘭投降後數週，保安處的職員來到皇帝街，封鎖了這幢白色屋舍。這個決定不是出於巧合。這幢建築物是「國際社會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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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成立於一九三五年，創辦人是「荷蘭貿易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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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屈一指的經濟史教授波斯蒂默斯（Nicolaas Wilhelmus Posthumus）。該校的宗旨是收藏，或拯救左派政治運動的檔案資料，諸如工會和社會主義黨派，以及重要的私人藏書。

今天，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坐落在阿姆斯特丹東側海港一幢時髦的辦公大樓內，遠望下，它看似以回收厚紙板築成。我和該所研究員赫布．桑德斯（Huub Sanders）相約大門見。他解釋道，因為涉入一九七○年代的左派運動，他才和這所機構有了關係。「引起我興趣的是，為何馬克思檔案會出現在阿姆斯特丹。」桑德斯笑著說。這個問題牽涉到一九三○年代，這所機構的成立和熱情洋溢的創辦人波斯蒂默斯脫不了干係。「波斯蒂默斯只蒐羅經濟與社會史的原始資料。早在一次大戰前，他就已經著手收集經濟學領域內的資料。」

可想而知，這所機構無疑會是納粹在荷蘭掠奪書籍的頭號犧牲品。波斯蒂默斯成立這家研究所，是為了給橫行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找到解決辦法。從蘇聯、德國和義大利爆發的難民潮，在整個一九三○年代紛紛流亡到西歐。難民帶來寶貴的文件、檔案和書籍。波斯蒂默斯的遠見就是透過設立這所研究機構，為這些屬於同時遭受法西斯主義與布爾什維克黨無情獵殺的社會主義者、工會及勞工運動檔案，建立一個安全的港灣。

「波斯蒂默斯是擔任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他自己就奉行社會主義，而且同時擁有政治與學術方面的國際人脈。他的動機就是想拯救這批勞工運動的歷史遺產。」桑德斯邊說邊走進載貨升降梯，然後下到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內部。在長達數千呎的暗灰色書架上，貯放著全球最大規模的社會史檔案：總計包含了四千套不同的檔案，從國際特色組織、綠色和平組織到歐洲工會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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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還包含了數百萬種期刊與雜誌。在一座書架上，有一個個棕色紙包，裡面是一九三二年以來的瑞典期刊《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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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得驚人的檔案館裡有一套獨一無二、價值不菲的資料，是波斯蒂默斯與一小群同事在一九三○年代晚期數年間想盡辦法取得的。桑德斯領我來到一座覆蓋著遮光罩的書架前，手勢誇張地掀開布幕。文件整齊排放在玻璃後方。

「這是《共產黨宣言》的手稿。」桑德斯說，指著幾張顏色泛白的紙，整齊的手繪線上，手寫筆跡微微向前傾斜著。冷不防嚇了我一跳，問他這真的是「唯一的那一份嗎？」。

「我認為只可能有一份。」桑德斯笑笑說。

在太多修訂和增補覆蓋下，這幾張紙有些模糊難辨。不過我認出了馬克思的簽名。同時，明顯可辨的幾頁手寫稿是出自《資本論》及一八六四年成立的「第一國際」草案。另外，還有一些托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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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寫的文件。

馬克思與恩格斯檔案館擁有超過五座書架之多的資料、筆記、手稿及兩人間往來的大量書信。這座檔案館是由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建立的，一九三三年連同該黨檔案館從德國走私出境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在德國的資產全數遭到沒收，手頭拮据，走頭無路只好賣掉這套檔案。最大的潛在買主是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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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就是史達林；凡是能溯及這個思想主張創辦人的檔案，全都被瘋狂收藏到此。

「他們會不計代價收購。不過還好納粹黨明瞭，若賣給史達林會顏面掃地。這才讓波斯蒂默斯有機可乘買下。」桑德斯說。

波斯蒂默斯從納粹黨手中取得了第一國際的文件，連同社會民主黨自己的檔案。波斯蒂默斯想要拯救社會主義在歐洲的歷史遺產任務，空前圓滿達成。早在弗朗明哥舉兵攻占加泰隆尼亞之前，無政府工團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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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檔案就已經撤出西班牙。奧地利被納粹占領後，許多社會主義檔案也獲得保全。私人典藏每一份都令人難忘─這所研究院掩護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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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耐特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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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檔案資料。此外，屬於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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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國大革命重要檔案也收藏在此。

波斯蒂默斯同時也在巴黎和牛津設立分院。巴黎辦公室曾收受了一套托洛斯基非常重要的論文，捐贈人是他的兒子謝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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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證據顯示威脅左派的非只有右派，當時，史達林的恐怖情報組織「總參謀部情報總局」，也稱「格魯烏」（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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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強行進入位於米什萊大街上的巴黎辦公室，掠奪了許多托洛斯基的重要文件。不過，與商店內的偷書事件相較，這次的規模僅屬中等。納粹政府已經注意到這所研究院竟然明目張膽的在納粹德國眼下私藏珍貴的檔案資料。「在德國的報告書中，這所研究院被形容為『馬克思主義者掙扎抵抗法西斯主義者的知識中心』，這也是納粹要插手研究院收藏品的原因。」

對納粹黨員而言，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檔案是「聖杯」。身為猶太人，又是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思被譽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統治世界陰謀的幕後首腦。波斯蒂默斯的研究院也是這個大陰謀的一環，在研究院關閉後，一份報告寫著，對荷蘭的侵略已經阻撓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全球性組織」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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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蒂默斯意欲拯救歐洲勞工運動歷史文獻的任務，在一九四○年夏天皇帝街二六四號遭查封時，以悲劇收場，倉促喊停。波斯蒂默斯不但眼睜睜看著檔案館被洗劫一空，還遭到解職，然後由羅森堡新成立的組織「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進駐，成了羅森堡在荷蘭執行偷書行動的總部。「領袖」是羅森堡在納粹黨內的階級標記，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內第二高的位階。領袖們是黨內最高階級，直接聽命於希特勒。

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成立於一九四○年六月，因西線戰事大捷而設。大戰爆發拖延了基姆湖附近納粹高校的建築工程，不過，高校成立的準備工作不受影響，持續進行著，甚至隨著戰事威脅升高更加緊鑼密鼓。

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寫的《共產黨宣言》第一份草案。阿姆斯特丹馬克思與恩格斯檔案館受到納粹垂涎，幸而來得及將其安頓在英國。

羅森堡的思想活動，之前只專注於國內事務，如今擴大為國際行動。一九三九年之前，納粹致力於打擊內部敵人，諸如德國籍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員、自由主義者、共濟會和天主教會眾。隨著德意志國防軍所向皆捷之故，這場思想戰今已殃及全歐洲。

納粹從兩個層面發動戰爭：第一個是用傳統手段，在軍事衝突裡出兵攻擊別人，第二個則是向思想相左者開戰。後者並非發生在戰場上的衝突，而是默不出聲的鬥爭，是無形、恐怖活動、煎熬虐待、謀殺和流放，他們的前線士兵是蓋世太保、保安處和其他的政府恐怖機器；一種意圖清算而非殲滅的鬥爭。在東部前線上，最初是波蘭，但後來殃及蘇聯，傳統戰與思想戰首度合為一體，戰況慘烈。

發動思想戰，不光只是利用恐怖活動，由於它還牽涉到理念、記憶與思想的鬥爭，是一場捍衛並正當化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的戰鬥。在這樣的戰爭中，可以說，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動員了有學術基礎的士兵。這個組織先天就永遠不會沾到血腥、殘暴的行為，因為那些齷齪事是親衛隊幹的。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只在齷齪底定後插手。該組織在一九四○年夏季成立時，羅森堡已經相中了十來處高校可能的預定地。對他而言，基姆湖畔的高校綜合校舍，只不過是以建築揭露某個野心更大的計畫罷了。一連串遍布於全國各城鎮的外部研究所，作用宛如這座高校大傘下的獨立個體，透過它們，高校就像一隻八爪魚大展它的觸手，掌控著第三帝國。規畫中的獨立研究所至少有十家，每一家各有專司的研究領域：

慕尼黑：印歐史研究所

斯圖加特：生物與種族研究所

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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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所

漢堡：思想殖民研究所

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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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格拉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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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民間傳說研究所

布拉格：東方研究所

勒姆希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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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特研究所

史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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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日耳曼主義與高盧主義研究所

法蘭克福：猶太問題研究所

上述最後一個研究所是裡頭涵蓋面最廣的，也是唯一一個在戰時正式開幕的。一九四一年三月，羅森堡在法蘭克福為這家研究所揭幕，並召開一次猶太問題會議。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要擔負的重責大任，就是保全占領區內的檔案資料與圖書館藏書，以便這些研究所使用。不過，還有其他計畫是打算在高校設立一座雄心萬丈的圖書館：高校中央圖書館。一九三九年，羅森堡曾屬意渥特．葛羅斯（Walter Grothe）出任校長兼館長，負責建立庫藏書。葛羅斯是一位文獻學家，之前在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圖書館工作，該館是十九世紀時由羅斯柴爾德貴族在法蘭克福的親族所成立。

葛羅斯在一九三一年加入納粹黨，還擔任受過納粹黨修辭訓練的黨發言人。根據一份一九四一年十月的文獻顯示，葛羅斯如此描述高校中央圖書館，「目的是要創造出第一座偉大的科學性國家社會主義圖書館，一座嶄新種類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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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一月，希特勒下令，戰爭期間高校工程應該如何推展：

「它（高校）的工程在戰後才動工。但是為了促進準備工作，我命令帝國領袖羅森堡啟動這項預備工作─特別是使圖書館的研究和工作能夠持續下去。國內或黨內任何部門若與這項任務有關，都應當全力配合，努力達成目標。」

六個月後，羅森堡被任命在占領區內執行以下任務：首先，扣押並沒收被視為有價值的「無主猶太人財產」的文化性手工藝品。其次，搜索公立圖書館與檔案館，找出珍貴資料送往德國。最後，找出並沒收屬於教會和共濟會教團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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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年夏季，位於巴黎的羅森堡任務小組成立了一個總部，來統轄西歐占領區，稱之為「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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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又在西歐設置了一個操作體系，起用眾多當地工作小組，任務是搜查、分類並沒收資料─稱之為「主要工作組」。每個小組各自負責所屬地區：法國、比利時和荷蘭。在這些小組底下，還有無數特勤單位，各司不同種類的資源。美術特務專司藝術品，而其他部門分別鎖定於音樂、教會、考古學及古代史。音樂特務專司掠奪樂器、活頁樂譜及音樂文學；單單在法國一地就竊據了八千部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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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森堡任務小組所設立的第一個部門是「高校圖書館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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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書館小組的負責人是高校中央圖書館館長葛羅斯及羅森堡法蘭克福研究所所長格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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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的職責，就是要在西歐劫掠千座以上大型圖書館。

在阿姆斯特丹皇帝街上，羅森堡任務小組聘用數十位員工，成立了一個相當具規模的執行單位─領導者是強悍的「親衛隊突擊隊大隊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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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勒（Alfred Schmidt-Stähler），此人慣用納粹風格的北歐符文字母來簽名字的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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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為豪。而親衛隊的人馬也在羅森堡部門底下做事，這樣的安排則是第三帝國內權力結構一個更複雜的事。雖說誰付薪水，就效忠誰，但是親衛隊的人馬卻遍布納粹德國所有地區與黨的機器內。

之後在一九四○年秋，羅森堡任務小組被指派負責掠奪法國的藝術品，這件任務成了戰爭期間該組織最大規模的竊據行動。然而，對羅森堡而言，竊取藝術品只不過是個前奏小插曲。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沒收來的藝術品大多數被賣掉，或者存放在希特勒位於林茲的希特勒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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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交給戈林位於卡林宮的私人收藏。各處運來有利可圖的藝術品，希特勒會加以分配。這項任務之所以落到羅森堡任務小組身上，其實並非一定如此，只是因羅森堡對於保存藝術品毫無計畫也不特別感興趣。

但輪到了書籍、檔案資料和文獻，情況就截然不同。羅森堡任務小組和羅森堡汲汲營營與大排長龍的競爭對手做凶殘的官僚鬥爭，兩方巨頭一個是親衛隊、一個是帝國中央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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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處。兩大競爭藏書計畫在對決時，無所不用其極地動用各種手段來發動內部衝突：詭計、謊言、阿諛、拉攏，還有精明地討價還價。但在這個第三帝國兩大組織與領袖間的競爭過程中，最常見的是較勁─換句話說，就是看誰捷足先登。親衛隊仗著龐大兵力和警力，明顯占了上風。羅森堡的組織連一支自己的軍隊都沒有，然而他通過一些戰略聯盟來緩解了這種不平衡，最重要的是戈林。因為戈林大概是納粹領導階層裡最不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人，但聯盟確實符合他們的共同利益。羅森堡取得了他需要的兵力與納粹德國空軍提供的運輸，而戈林可以予取予求拿走藝術品裝滿他的私人火車。

納粹的掠奪行動規模之大與密集程度，必須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它的暴力來源是第三帝國凶殘的內在活力。可是為了避免這種競爭衍生為純粹的無政府局面，必須要有規矩和規定來加以控制。基於這個理由，親衛隊與羅森堡結為邪惡聯盟。希姆萊得以取得對情報工作大有助益的圖書館與檔案館─也就是說，有助於保安處和蓋世太保打擊國家仇敵的資料。羅森堡得以取得具有思想研究價值的圖書館與檔案館。簡言之，這項聯盟可被看作是在歷史資料與當代資料之間的一次細分。但在現實中，事情永遠不可能這麼簡單。

第一場戰役是一場持久苦戰，爭奪的是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價值不菲的檔案庫。海德里希想盡辦法要為帝國中央安全局保全檔案庫，而駐紮在荷蘭的帝國行政官英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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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它保存在荷蘭。納粹勞工陣線的領袖勞伊（Robert Ley）自認他的組織才是擁有這項社會主義遺產的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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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卻是羅森堡任務小組贏得戰役取得檔案庫，這無疑直接冒犯到帝國中央安全局的勢力範圍，但因為希特勒表態支持羅森堡─因為羅森堡任務小組已經實際上占有這批財物。羅森堡任務小組是第一個進入該研究所巴黎辦公室的組織，裡面藏有俄國流亡分子最重要的收藏。巴黎淪陷僅僅三日，這個辦公室就遭到洗劫。不過，縱然已經先發制人，羅森堡任務小組在政治角力上卻失去這座檔案庫的掌控權，取得主宰權的則是親衛隊。

羅森堡任務小組對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做過粗略評估後，確認這批文物是在荷蘭最大的戰利品。光是研究所內的圖書館就有超過十萬卷藏書，而檔案館擁有的資料擺滿至少長達一百八十碼的書架。直到一九四三年，羅森堡任務小組才將所有東西打包成九百大箱，以火車和貨櫃船遣送回德國。然而，羅森堡任務小組卻一直找不到檔案館內的關鍵文獻：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文件。

「在一九三八年簽署慕尼黑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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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西方勢力把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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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希特勒，波斯蒂默斯認為大戰勢在必發，因此把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檔案運到牛津的研究所分院。我們不能不說他確實有先見之明。」桑德斯端坐辦公室內說。

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的職員們也都還有時間銷毀會使人身敗名裂的資料，例如與德國政治犯往來的信。波斯蒂默斯被親衛隊抓起來盤問，但他並不熱中於政治活動，被視為學術人士，想方設法脫了身。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雖有損傷，卻阻止不了波斯蒂默斯立刻著手收集另一套藏書。

「真是難以置信，他想盡辦法成立了一所新的研究所，開始收集關於戰爭的資料，儘管戰事還如火如荼。他本性就好收藏，從不顧慮情勢條件。一九四五年五月，就在荷蘭重獲自由後三日，這家研究所正式開幕，如今名稱是『荷蘭國家戰爭檔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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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荷蘭重獲自由後，波斯蒂默斯回到了皇帝街二六四號，那裡面空無一物，所有東西蕩然無存，被搜刮一空。納粹甚至連家具也沒放過。」

＊＊＊

距離林布蘭博物館不遠處，就是葡萄牙猶太會堂

366

，它是一座十七世紀的巨大磚造建築。曾被形容為舉世最美的猶太會堂，是紀念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猶太人的一座遺跡。會堂外，我見到了七十來歲的胡格沃德

367

，他說話時揮舞著雙臂，宛如指揮家。現已退休的胡格沃德是珍寶經典藏書的前館長，他以安頓阿姆斯特丹猶太人藏書與其戰時劇變的財物為畢生職志。

猶太會堂被一排低矮的磚造建築團團圍住，它的功能相當於圍牆。我跟隨胡格沃德走進會堂外圍屋舍的其中一戶，那是遠近馳名的「生命之樹圖書館」

368

所在─正是我此行的目標。它是全世界仍開放的最古老猶太圖書館，自十七世紀以來，始終是這座城市裡塞法迪猶太人族群文化與知識的心臟。

「這座圖書館已有近四百年歷史。一開始是讓西班牙與葡萄牙流亡至此的猶太人上學使用。」胡格沃德說。館內三間大型閱覽室燈光昏暗，四周環繞著頂天立地的書架，金黃褐、酒紅及鈷藍。透過挑高的鏤空八角形天窗，可以瞥見圖書館的二樓，連著一座美麗的木造螺旋梯拾級而上。

「這座圖書館絕無僅有，這幢建築物是特別為這座圖書館建造的，特意引入自然光線。當然，明火照明很危險。」胡格沃德說，手朝上指向天窗。

生命之樹圖書館之所以絕無僅有，是因為它反映了許多塞法迪猶太人當時乍到阿姆斯特丹時，遭逢的危急存亡處境。「許多塞法迪猶太人都已改信天主教，結果突然間又來到一個讓他們能夠信奉原信仰的地方，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必須重新找回自己的認同，因此藉著閱讀、寫作和熱烈辯論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到底是誰？猶太教的信仰是否比天主教更接近真相？這座圖書館正是那個追尋過程的產物。」我們在圖書館的閱覽室內坐了下來，胡格沃德解釋道。

塞法迪猶太人的身分認同，形塑於人類史上一段名副其實的黃金年代。西班牙籍與葡萄牙籍的猶太人將一種特殊的教育文化帶到他們的新家鄉─那是多年來歐洲最精良的一種教育文化。

伊比利半島被阿拉伯人稱之為「安達魯斯」

369

，七世紀初被北非穆斯林征服，開啟了一個幾乎長達五百年的伊斯蘭優異文化時代，藝術、天文學、哲學、文學與詩，各個領域無一不傑出─一切都要歸功於自東方傳來的一項發明。中國人早在西元前二○○年就已經發明了造紙術，不過是穆斯林把它帶到歐洲

370

。紙的傳播促進了穆斯林的翻譯運動，使得古代留下的各種教誨得以翻印，並翻譯成阿拉伯文。哈里發資助大多數的翻譯工程，派遣有學問的人到世界各地蒐羅手抄本。這項運動的重鎮就位於巴格達的「智慧宮」─在穆斯林世界裡，它相當於亞歷山大圖書館─來自羅馬、希臘、中國、波斯與印度的文學在此翻譯、翻印、加以評註。絕大多數的翻譯工作是由敘利亞基督徒與猶太人完成，他們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

西班牙的哥多華是這項翻譯運動的另一個重鎮。統治伊比利半島的伍麥亞王朝

371

和統治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不止在軍事武力上彼此較勁，在文化上亦然。十世紀時，哥多華擁有舉世規模最大的圖書館─伍麥亞圖書館坐擁約四十萬卷藏書；早在紙張廣泛流通前數百年前便已如此，在基督教歐洲裡堪稱出類拔萃。

安達魯斯同時也是猶太文化的黃金歲月。恰如在巴格達一樣，很多譯者都是猶太裔學生和學者。雖然他們的統治者是穆斯林，但猶太人的社區享有高度自主權，而猶太裔的知識分子致力於哲學、藥學、數學、詩歌與宗教研究。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猶太裔知識分子、譯者和學者生活在穆斯林世界，原因在於猶太人獨一無二的學術文化，這種文化即便在當時也已經存在超過千年歷史，它根源於宗教與哲學，探討人該如何理解，並在生活上依循《妥拉》。

安達魯斯時期，許多學有專精的猶太人都在皇宮位居要職。然而，縱然享有比在基督信仰的歐洲更大的自由，但他們並不能完全免於迫害。西元一○○○年後，安達魯斯向來穩定的政局開始出現動盪，塞法迪猶太人的不安逐步升高。一○六六年，居住在格拉納達的猶太人遭穆斯林暴民屠殺，盡數滅絕，令塞法迪猶太人驚駭莫名。一四九二年，最後一個穆斯林要塞淪陷在基督教徒的西班牙手裡，眼見大禍臨頭。基督信仰的征服者給了該城猶太居民三個選擇：改信天主教就能獲准留下，若不從就要被逐出西班牙。第三個選擇則是，倘若他們既不改宗也不移居國外，就是死路一條。大多數的塞法迪猶太人都決定東遷至威尼斯、貝爾格勒和塞薩洛尼基重起爐灶。而其他一些人，包括後來也被逐出葡萄牙的葡萄牙籍猶太人，則選擇西移

372

。

但是，有數千名猶太人決定改宗留下。縱使做出退讓，這些被蔑稱為「豬佬」的新天主徒卻永遠受到排擠。十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不斷無情騷擾，有成千上萬的「豬佬」慘遭凌虐和火刑。最後，絕大多數的「豬佬」不得已只好遷徙，卻發現流亡途中要承受更多的羞辱和孤立，因為他們往往也受到猶太人族群的排斥。

這些被雙面夾攻的人有很多決定落戶荷蘭，因在這裡所受的寬容比在其他地方多。這群人正是珍寶經典彈孔書的主題。作者烏斯克

373

是一名葡萄牙的「豬佬」猶太人，而這本寫於一五五三年的《對以色列苦難的慰藉》，是給豬佬猶太人在宗教上自助的書。書裡敘述猶太民族長年的苦難，唯有研讀《妥拉》和先知的書才能獲得慰藉。烏斯克認為，豬佬想從痛苦中得到解脫的唯一方法，就是坦然回歸並擁抱猶太人的信仰。大多數遷徙到荷蘭的猶太人的確都這麼做了，但同時維持某種程度自己的獨特文化。

「塞法迪猶太人帶到這裡的是，在西班牙時於猶太人、阿拉伯人、基督徒，甚至是古老文化之間已產生的文化標籤。從這裡的手稿上那些美麗插畫就可看見其所受的影響。驚人豐富的花卉圖案，靈感來自穆斯林藝術，極可能是受到故國文化的影響所致。顯然他們不僅僅只是想繼續過日子，也想記住失去的土地。」生命之樹圖書館的一名館員瓦恩克說，他剛加入我們在閱覽室的談話。

這座圖書館成立於一六一六年，現今擁有約三萬卷藏書及超過六百卷手抄本，最古老的一卷，年代可上溯一二八二年。這套藏書主題廣泛：詩歌、文法、書法、哲學、神祕主義和宗教。「這座圖書館呈現了四百年間，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猶太人的發展過程。在這裡可以追尋到那個族群經歷過的精神、宗教與文化變遷。」胡格沃德這樣對我描述。

在較大型的猶太人社會裡，曾經改宗基督信仰的塞法迪猶太人有自己的社區和文化認同。他們一直都是少數族群，即使是在廣大的猶太人口中亦然。不過歷經了數百年後，一如發生在一四九二年的西班牙，大屠殺也向「西方耶路撒冷」叩門。

「事實是，在一九四○年初占領之時，什麼事也沒發生，生活如常，文化活動照舊，大家書照寫、研討會照開、戲照演。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但如今我們有了後知之明。因為大家如此習慣於自由和寬容，以至於一朝被剝奪時毫無概念。」瓦恩克說。

「一切來得迂緩。猶太人被一步一步地隔離開來，就像納粹在德國的所作所為。」胡格沃德插話說。

羅森堡任務小組並不急於扣押猶太人的圖書館。只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動過一次手，目標針對最重要的猶太人收藏。第一年，任務小組主要鎖定政敵，例如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教會和共濟會教團。猶太人的收藏在一九四一年被盯上是意料中事，因為這時政策開始緊縮。從這年開始，荷蘭的猶太人被迫要登記，並且在二月之前，進行第一次驅逐猶太人到布亨森林集中營的行動。八月，保安處查封了許多猶太圖書館，包括閱覽室早已停止開放的生命之樹圖書館和珍寶典籍館。屬於阿姆斯特丹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珍貴圖書館「猶太學院」

374

也被查封。圖書館員只服務親衛隊與羅森堡任務小組的成員，不過，這些德國人完全不知道一些最寶貴的書籍早被藏了起來。

六個月前，葡萄牙的教會便已挑揀出最珍貴的藝術品，送去了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建在海岸沙丘底下的地堡，同時將生命之樹圖書館的書和手抄本，用五大個板條貨櫃箱裝好，包括八部搖籃版古書、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六十卷手抄本及超過一百五十本版畫插圖。貨櫃箱被放在阿姆斯特丹司普斯特拉街

375

上的卡斯聯合銀行

376

金庫裡

377

。之所以做這些預防措施，並不是要防範掠奪，這些並不在當時的考慮之列，純粹只是害怕圖書館可能遭到空襲損壞或摧毀。

韋爾維

378

對珍寶經典的搶救工作是出於意識到局勢不穩定。這座圖書館的前任館長賀歇爾

379

早就擬出一份最珍貴著作必須搶救的清單。兩人通力合作潛入查封的建築內偷運東西，包括近六十卷手抄本、二十部左右的搖籃版古書及史賓諾沙繪於十七世紀的畫作，全數藏在地窖

380

。同時他們還把圖書館的書目藏了起來，如此一來，羅森堡任務小組就無法核對有什麼東西遺失了。

羅森堡任務小組汲汲營營想染指生命之樹圖書館和珍寶經典，這點可從其位於荷蘭的各總部在這些圖書館被查封的同一個月裡所送出的每週匯報可見一斑。

之前毫無頭緒的資料，可能可以從這裡的克倫威爾時代文獻裡找到，一則是出自一六六八年所謂的輝煌革命，一則出自英國與荷蘭同盟。特別是，從克倫威爾與猶太人的關係可歸納出新結論─很可能猶太人對英國情治單位的創建甚具影響。

381

這份匯報證明了羅森堡任務小組如何著魔於思想工作。這些圖書館和檔案館並不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的財產」而遭竊，而是因為它們可能為猶太人一統世界的陰謀理論提供佐證。納粹對猶太人與英國人的關係深感興趣，是有特殊原因的。希特勒和羅森堡都很仰慕大英帝國，也對一個少數族群竟能統治人口數高達數億的印度感到好奇。羅森堡費盡心思，最後才得以和大英帝國締結了一個反布爾什維克協定。甚至，希特勒也彈同調。與大英帝國開戰，對方頑固嚴拒和談，「猶太人的影響」要負部分責任。拉比瑪拿西（Manasseh ben Israel）的外交策略，讓克倫威爾同意猶太人重返英格蘭，這件事被看作是猶太人影響的證據。

「真是荒謬至極的觀點。事實上，真正的敵人是英國與猶太人的關係。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這就是納粹看待事情的方式、這就是納粹把所作所為正當化的方式。在最後的分析裡，他們想要證明納粹主義是對的、要證明這就是他們行事的邏輯。」胡格沃德解釋道。

一九四二年，生命之樹圖書館和珍寶經典來了一位訪客叫做波赫

382

，他是羅森堡在前一年所指派，位於法蘭克福的「猶太問題研究所」所長。波赫以前曾經當過天主教神父，但後來改宗國家社會主義。一九二○年代晚期，他還曾是一名前途看好的《聖經》學者，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先知以西結。一九三○年代初期，他曾住在耶路撒冷數年，研讀聖經考古學。

一九三四年波赫回到德國，為了結婚放棄神職還俗，同時開始在反猶太的期刊，如《先鋒報》

383

上發表文章。非常古怪的是，在他之前做研究時期，從未表達過任何反猶太的想法，因此他要不是個機會主義者，就是個人發展出反猶太主義思想，等到希特勒當政後才敢表明。波赫曾針對《塔木經》發出特殊警告，還曾以此為題，寫過一本反猶太的書

384

。

波赫提倡「沒有猶太人的猶太研究」─這讓他進入了羅森堡的社交圈及法蘭克福的猶太問題研究所，後來成了羅森堡小組裡最厲害的偷書賊。

一九四二年，波赫做完檢查，決定生命之樹圖書館與珍寶經典應該被移到法蘭克福的研究所去。一九四一年秋，羅森堡任務小組和帝國中央安全局也開始竊據荷蘭的私人書房。遭竊的知名藏書之一，是聖經學者以撒克．塞利格曼（Isaac Leo Seeligmann）的書房；他的父親是在一九四○年辭世的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席格孟．塞利格曼（Sigmund Seeligmann）。以撒克繼承了歐洲最精美的私人猶太藏書之一，本身是文獻學家和猶太史教師，追隨父親的步伐，也打造了令人欽佩的藏書。父子倆的藏書加起來總共有兩萬至兩萬五千卷

385

。帝國中央安全局掌控的是以撒克．塞利格曼的蒐藏，很可能是因為他父親曾是知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羅森堡任務小組竊據的另一套珍貴猶太藏書，屬於銀行家梅保羅所有；納粹德國攻占荷蘭的同一日，他與妻子服食氰化物自殺。

一九四二年，羅森堡任務小組與「移民局中央辦公室」

386

著手進行所謂的「M行動」

387

；移民局中央辦公室的功能是，負責將荷蘭籍猶太人送進集中營。這項行動包括遭驅逐的猶太人住宅全數遇劫，偷來的家用品被送去補給東部的德軍和居民。史達勒在一份匯報中寫道，羅森堡任務小組於荷蘭成功劫掠了兩萬九千次

388

。大多數案例裡，這些住宅的家具和物品全被洗劫一空，東西以火車或船隻運到德國或東歐。這項行動也洗劫了荷蘭猶太人的文學遺產，連床頭邊最小的書櫃或散置的書冊都不放過。據估計，羅森堡任務小組大約偷走了七十萬至八十萬卷書。其中一些被分送給荷蘭的學校，或轉交當地的納粹黨

389

。另一些出售或運送到德國。

直到一九四三年中葉，羅森堡任務小組才終於將生命之樹圖書館的藏書全部打包完畢。更糟的是，館員忘了把藏在銀行金庫的文獻清單收好，被發現了。會眾的祕書被押送到銀行，由任務小組和保安處職員隨行，到金庫沒收大部分的書冊與手抄本。八月，這座圖書館的館藏物分成一百七十個大貨櫃箱，裝上一列火車運往法蘭克福。

隔了一年，珍寶經典被運離阿姆斯特丹，因為這座圖書館已變成另一個爭議主題。館內藏書原屬於阿姆斯特丹大學所有，所以是公家財產，而非屬於猶太人。阿姆斯特丹的前德國籍市長都站出來想搶救這套藏書，把它留在荷蘭。韋爾維趁著唇槍舌戰一陣混亂，伺機偷走了先前被藏在地窖裡的文獻。一九四三年秋天，阿姆斯特丹大學開始將其他的珍貴收藏，疏散到哈倫城外贊德福特

390

旁沙丘底下的地堡內。韋爾維打算把珍寶經典的手抄本藏匿在這些書裡，就可保其安然無恙

391

。儘管抗議連連，但誰也阻擋不了任務小組染指珍寶經典。「一旦涉及猶太的東西，財產法形同虛設。」這是羅森堡對阿姆斯特丹市長所說的最後一句話。一九四四年六月，珍寶經典被分裝成一百四十三個貨櫃箱，裝上一列火車東去。

對荷蘭籍猶太人的大規模流放始於一九四二年中，他們絕大多數被送進了韋斯特伯克中轉營

392

。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幾乎每週二都有一列運貨列車開往東邊。總計有六十八列火車，載送了五萬四千九百三十人前往奧斯威辛─伯肯諾納粹集中營；十九列火車載運了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前往索比布爾集中營

393

。絕大多數人在抵達目的地時就遭到殺害

394

。其他的火車上載運相對少的乘客，開往伯根─貝爾森集中營

395

和特雷津集中營

396

。兩年後，荷蘭四分之三的猶太人被滅絕了。塞法迪猶太人裡，僅八百人逃過一死。

珍寶經典的館長希爾榭和塞利格曼都在這批流放者裡，兩人及其家人一同被送往韋斯特伯克中轉營。根據塞利格曼一位探視過他的同事描述，塞利格曼在被拘留的營房內奮力整理一份參考書目，做為他撰寫荷蘭猶太史的基礎。「在幽黯的營房內，身處悲慘苦難，因無法取得其他文學作品下，他在一張張小紙片上寫出一份包羅萬象的書目。」

397

希爾榭和他的妻子及四個孩子被流放到波蘭。一九四四年三月，妻子死在索比布爾集中營。希爾榭倖存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大概是因為他被挑做奴工，因此多苟活了數個月

398

。塞利格曼很「幸運」，他的名字被列入「特選」猶太人，要被移送到納粹的「模範集中營」，特雷津集中營。出於一個不尋常的巧合，就在大戰告終前，塞利格曼和他的藏書重逢了。

313

Singel canal。

314

Bibliotheca Rosenthaliana。

315

Hungen，德國黑森州小鎮名。

316

Ardennes，區隔比利時和盧森堡國界的森林。

317

Flemish lowlands。

318

Ashkenazi Jews，特指中世紀德國萊茵蘭一帶的猶太人後裔。

319

Sephardic Jews，特指十五世紀前定居在西班牙的猶太人後裔。

320

Jonathan Israel, Conflicts of Empires: Spa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World Supremacy,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03, p.
324.

321

Brian Pearce and A.
D.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The Crucial Phase, 1620–162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18.

322

Menasseh ben Israel。

323

Harm Den Boer, “Amsterdam as Locus of Iberian Printing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
87, in Th e Dutch Intersection: Th e Jews and the Netherlands in Modern History (ed.
Yosef Kaplan),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324

Arba’ah Turim。

325

K.
Adri Off enberg (ed.), Bibliotheca Rosenthaliana: Treasures of Jewish Booklor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20.

326

Haskalah。

327

Kaiserliche und Königliche Bibliothek。

328

Helm de la Fontaine Verwey。

329

Hebrew Education in Palestine。

330

一元台幣約等於○．二三荷蘭盾。文中所說的購書價大概是十一塊半新台幣。

331

J.
Frits Hoogewoud, “An Introduction to H.
de la Fontaine Verwey’s Bibliotheca Rosenthaliana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Omnia in Eo: Studies on Jewish Books and Libraries in Honor of Adri Offenberg Celebrating the 12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bliotheca Rosenthaliana in Amsterdam, Leuven, Belgium: Peeters, 2006, p.
55.

332

Keizersgracht。

333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IISG)。

334

Nederlandsche Handelshogeschool。

335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336

Arbetaren。

337

Leon Trotsky。

338

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

339

anarcho-syndicalist。

340

Mikhail Bakunin，有「俄國現代無政府主義教父」稱號。

341

Max Nettlau。

342

Mensheviks，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裡的派系。

343

Lev Sedov，托洛斯基第二任妻子所生，謝多夫從母姓。

344

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首字母縮寫為ГРУ，換成拉丁字母是GRU。

345

Jaap Kloosterman and Jan Lucassen, “Working for Labour: Three Quarters of a Century of Collecting at the IISH,” in Rebels with a Cause: Five Centuries of Social History Collected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Aksant, 2010, p.
17.

346

Halle，薩克森州城市名。

347

Münster，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州北部的城市名。

348

Graz，奧地利城市名。

349

Römhild，德國圖林根州城鎮名。

350

Strasbourg，法國大東部城市名。

351

Simon Gerd, Chronologie Hohe Schule der NSDAP, Universität Tübingen, 2008.

352

Ibid.

353

Amt Westen。

354

Michael Curtis, Verdict on Vichy: Power and Prejudice in the Vichy France Regime, New York: Arcade, 2003, p.
149.

355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econstructing the Record of Nazi Cultural Plunder,” Amsterdam: IISH, 2011, p.
30.

356

Wilhelm Grau。

357

SS-Sturmbannführer。

358

納粹的卐字符號，有一說起源於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德文起首字母都是S，兩個S相交即成卐。而在北歐符文字母中S恰指驅除魔鬼的太陽，與納粹宗旨相符，因此作者所謂納粹風格的符文字母，指的就是卐。

359

Führermuseum。

360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簡稱RSHA。

361

Arthur Seyss-Inquart。

362

Kloosterman and Lucassen, Working for Labour: Three Quarters of a Century of Collecting at the IISH, p.
14.

363

Munich Agreement。

364

是把捷克斯洛伐克所屬的蘇台德區劃給了希特勒。簽署協定時，捷克斯洛伐克並不在場，等於是被犧牲。

365

Instituut voor Oorlogs-, Holocaust- en Genocidestudies。

366

Portuguese Synagogue。

367

Frits J.
Hoogewoud。

368

Biblioteca Ets Haim。

369

Al-Andalus是歷史名詞，指七至十五世紀由阿拉伯人和北非穆斯林（也就是摩爾人）統治下的伊比利半島。安達魯西亞（Andalucía）是地理名詞，是西班牙的一個自治州名。

370

Matthew Battles, Library: An Unquiet History, New York; London: Norton, 2003, p.
64.

371

Umayyad。

372

Meyuhas Alisa Ginio, Jew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fter 1492,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8.

373

Samuel Usque。

374

Bet haMidras。

375

Spuistraat。

376

Kas-Associate。

377

Frits J.
Hoogewoud, “The Looting of a Private and a Public Library of Judaica and Hebraica in Amsterdam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Cases of Ets Haim/Livraria Montezinos and Bibliotheca Rosenthaliana,”in Jewish Studies in a New Europe, Copenhagen: C.A.
Reitel A/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8, pp.
379–390.

378

Fontaine Verwey。

379

Louis Hirschel。

380

Ibid.

381

Ibid.

382

Oswald Ludwig Pohl。

383

Der Stürmer。

384

Alan E.
Steinweis, Studying the Jew: Scholarly Antisemitism in Nazi Germ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15–116.

385

Frits J.
Hoogewoud, Dutch Jewish Ex Libris Found Among Looted Books in the Offenbach Archival Depot (1946).
Leiden; Boston: Brill, 1998.

386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387

M是德文Möbel（家具）的縮寫。

388

Grimsted,“Reconstructing the Record of Nazi Cultural Plunder,” p.
253.

389

E.
Leonidas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 –1945,” p.
30, in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390

Zandvoort。

391

Frits J.
Hoogewoud, “Omnia in Eo: Studies on Jewish Books and Libraries in Honour of Adri Offenberg Celebrating the 12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bliotheca Rosenthaliana in Amsterdam,” pp.
50–51.

392

Westerbork transit camp。

393

Sobibór。

394

Holocaust Encyclopedia, “Westerbork,”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4, 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5217.

395

Bergen-Belsen。

396

Theresienstadt。

397

Hoogewoud, “Omnia in Eo,” p.
56.

398

Levie Jehuda (Louis) Hirschel: www.dutchjewry.org.

第七章　追捕共濟會祕密

海牙

「想了解煉金術，你必須先問問自己這個問題：什麼是金子？它是你要追尋的金屬，還是別的東西？煉金術是對生命大奧祕的其中一個探索，也就是，長生不老的祕密。」

在講解煉金術最深層的本質時，皮彭布羅克面露警戒神色，彷彿在跟自己確認我有沒有聽懂。我不確定自己聽懂了沒有，但即使如此，我依舊對他的答覆猛點頭。

「可是，長生不老究竟意謂什麼？是在地球上長生不老，還是靈魂昇華進入永恆光照？煉金術是在追尋生命最深層的意義。」皮彭布羅克接著說。他個頭短小、銀髮蒼蒼，是個共濟會會員。抱著一部很大的書，書的尺寸之大，必須兩人聯手才能翻動書頁。當皮彭布羅克打開這本厚達八吋的書冊時，他的同事沃德

399

戒慎恐懼地翻動泛黃到幾成棕色的書頁。每頁或隔頁都配有華麗的木刻版畫插圖，畫面稀奇又恐怖。蛇在人類身旁扭動。一片曠野上遍地骨骸，圍繞著成群的鳥。龍互相吞噬。一群暴民手執棍棒與長矛，攻擊一個俯臥在地的男子。鴿子搭弓射箭。星辰，天使，植物，還有我從未見過的記號。這部書是《奇異化學誌》

400

，一七○二年煉金術文學作品選集，由醫學博士尚賈克．曼吉

401

編纂。這部奇異的著作與我們所在之處恰成鮮明對比─這屋裡缺氧，狹窄如穴又無窗。淒涼的灰色金屬書架，沃德和皮彭布羅克擠來擠去，給你一種感覺，好像你是在某個被遺忘的查帳員檔案室裡。但是，除了這些乏善可陳處，這屋裡有歐洲最罕見的關於共濟會、煉金術、巫術、上古的祕密、大教堂工匠及聖殿騎士團的藏書。

共濟會「荷蘭的大東方」

402

會館，創建於一七五六年，位於海牙市中心一扇不具名的墨綠色大門內。數十年前，如同許多的共濟會一樣，開始對外開放曾經神祕無比的活動。這間會館如今是「共濟會文化中心」，裡面有一間閱覽室和一座共濟會的博物館。這個會團坐擁收藏兩萬餘卷，都是關於共濟會的珍貴手工藝品：古董徽章、藝術物件、畫作及蝕刻版畫。但是這個會館最著名的收藏是「克洛斯藏書」─全世界最古老的共濟會圖書館。這套藏書原屬於德國醫生兼歷史學家、共濟會會員克洛斯，他在十九世紀初建構了這套藏書。「克洛斯是藏書迷，收集關於共濟會及主題對共濟會會館有利的書籍與手抄本。他很用心在歐洲經營這套主題最卓越的藏書。」皮彭布羅克說，他是這座圖書館的館長。克洛斯辭世後，荷蘭的弗雷德里克王子買走了這套藏書，再捐給自己擔任會長職位的共濟會會團。克洛斯藏書包含了七千卷書和兩千卷手抄本。

除了那套藏書，這裡還有關於共濟會兩百五十年歷史的大量檔案資料，以及八十多個已經不存在的荷蘭共濟會會團資料。如今，這套藏書滿滿占據了約八百碼長的書架。「克洛斯蒐集書與手抄本，是為了替共濟會追本溯源，最初儀式如何制訂、最早何時形諸文字、如何演變及什麼是共濟會真正的儀式。」沃德說，他是會團的圖書館員。

共濟會是納粹深感興趣的主題，不過縱使如此，第三帝國對共濟會的攻擊卻鮮少被深究。納粹在德國執政後，共濟會會團是第一批遭到攻擊的組織，不過在同一時間裡對共濟會的迫害，雖有一些例外，但多不如對付猶太人和政敵那般有系統和暴虐。納粹之所以反對共濟會會團，毋寧說是對共濟會進行精神上的打擊，因為共濟會的精神被看作是思想而非種族問題，不同於猶太人、羅馬人和斯拉夫人。換句話說，納粹把共濟會當成一種現象，想除之而後快，不過僅小規模地真正殃及共濟會會員。

戈林早期曾公開宣稱「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裡，無共濟會會團容身之處」

403

。最初，當局想以各種手段迫使會館解散或拋棄共濟會，以換取其他東西。曾經是或一直是會員的人，不准加入納粹黨。共濟會會員也會遭受騷擾或抵制，如果在公家單位工作也經常因此被開除。然而，很多人後來又能重操舊業。

當時，共濟會在德國的活動很活躍，會員超過八萬人，仍在不斷攀升。許多會員在德國社會裡都曾位高權重。有些大型會團早在一九三三年就開始進行調整，更名為「腓特烈大帝國家基督會團」

404

或「德國基督友好會團」

405

。當局要求會團要停止使用「共濟會」這個詞、斬斷所有的國際關係、排除非雅利安人血緣的會員、對外開放他們的祕密活動並停止與〈舊約〉有關的儀式，否則一切活動叫停。

一九三五年，共濟會的會團全數被查封，貼上「國家仇敵」的封條。連同這個，德國的共濟會組織被解散、財產被充公。希姆萊對會團充滿興趣，指揮保安處和蓋世太保沒收共濟會藏書與檔案資料。這些贓物後來成了帝國中央安全局第七處的神祕藏書系列

406

。

也正是在一九三○年代，許多共濟會會館被改成博物館舉辦展覽會，以貶低共濟會。其中一例是聲名狼藉的「頹廢藝術」

407

，它是納粹在一九七年舉辦的一場現代「退化」藝術展。「羞辱之展」是納粹不斷在宣傳運動中重複的概念。在關於藝術的「羞辱之展」外，類似活動也在爵士樂與猶太文化等主題上做文章。一九四二年，「蘇聯的天堂」展盛況空前，展出物件都是入侵蘇聯時帶回來的戰利品。此次展覽在一個大型的亭子形帳棚內舉行，占地九千平方碼。目的是要強調俄國在布爾什維克政權下既貧窮又悲慘。根據報導，大約有一千三百萬德國人參觀了這次展覽

408

。「羞辱之展」不僅僅是要嘲弄羞辱他們的目標對象，同時也是一種預防措施。在對共濟會的展覽裡，是想讓德國民眾走近這些神祕社團裡的房間，讓會團的祕密蕩然無存；展示的概念是要呈現這些會團祕密致力於非日耳曼、有悖常情的猶太儀式，而這些都會對國家造成威脅。並且特別強調他們的儀式用具，諸如人類骷顱頭、人骨、希伯來文，還有其他「東方」的東西。尤其有個相當聳動的焦點，是共濟會都會執行的祕密歃血儀式。這類博物館中規模最大的是位於肯尼茲被充公的會館，根據報導參觀人次破百萬。

事實上，共濟會的會團在政治上從未對國家社會主義者造成過威脅。大多數的會團對政治不聞不問。不過，在納粹的〈啟示錄〉世界觀裡，共濟會在猶太一統世界的陰謀裡，扮演著一個特殊角色。數百年來，祕密社團一直在密謀打倒德國。

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在一九三五年報導解散共濟會會團時，安上了一個驚人的罪名：共濟會曾經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根據這份報導，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

409

一九一四年在塞拉耶佛遇刺身亡，就是共濟會一手策畫的

410

。此後，共濟會還曾陰謀脅迫德國參戰，讓德國一敗塗地。

兩次大戰間，這樣的陰謀論在德國的右派社交圈裡甚囂塵上。德國一次大戰時的主將魯登道夫

411

，曾在大戰最後數年裡產生關鍵影響力，是公開撻伐共濟會最厲害的人之一。在大戰最後一年，魯登道夫是德國最有權勢的人，一九一八年在西線條發動攻擊全出自其計謀與指令，當時德國不惜彈盡糧絕，想在此役做最後一搏。誰知攻擊失敗，不僅導致德國防線潰解，自己也精神崩潰。一九一八年秋，談判停戰協定未果，被德意志皇帝摘除職務。

同年十一月，德國爆發革命。魯登道夫持假護照逃亡瑞典，藏匿在瑞典地主與馬術家歐爾森

412

位於海斯勒霍爾姆

413

的鄉村莊園，等候革命結束。喪氣、流亡、對不光彩的〈凡爾賽條約〉大失所望，他開始撰寫戰爭回憶錄。這本書在一九一九年出版，成了「背後捅刀」傳說的資訊來源之一，那次事件大大扭轉了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命運。魯登道夫無能承擔自己在各役的敗績，於書裡辯稱，這一切都怪大後方的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者和共濟會背後捅刀；若沒有人扯後腿，德軍本該大贏。

魯登道夫泥足深陷於齷齪黑暗的陰謀論，並未隨著回憶錄的出版中止。不久，他被引薦進入慕尼黑與納粹黨的極右派社交圈裡。一九二三年，納粹發動「啤酒館政變」想奪權，政變裡，魯登道夫一路追隨希特勒左右欲推翻政府。只不過和希特勒不同的是，他逃過了牢獄之災。

一九二○年代，魯登道夫開始把共濟會視為一統全球陰謀的根源。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揭開祕密消滅共濟會》

414

，書中進一步推展了他的陰謀論。魯登道夫是該書唯一的稿費作者，實際上是他與妻子瑪蒂爾德合著；若有機緣，瑪蒂爾德會是個更加狂熱的共濟會死對頭。後來她也出版了自己的政治宣傳小冊子《莫札特的生活與暴斃而亡》

415

，聲稱這位作曲家是遭到共濟會兄弟們謀害，因為他違背了會團守口如瓶的誓言。她還宣稱，馬丁路德和席勒同樣死於共濟會之手

416

。

魯登道夫深信不移，認為共濟會擁有超自然力量，可藉此對整個日耳曼國族與人民造成威脅。他們還相信自己已經掌握到共濟會的把柄，對方正透過國際組織，在戰爭期間將德軍的機密洩漏給國家仇敵

417

。魯登道夫在回憶錄中理所當然的推論，共濟會會團的幕後黑手是大英帝國。

《揭開祕密消滅共濟會》還有一個意料之中的角色呼之欲出：猶太人。根據魯登道夫夫婦的說法，整個共濟會運動事實上是由猶太人發動並操控的，會館保密至上，是為了遮掩這股猶太人的影響力。魯登道夫夫婦的推論是，儘管會館功能像是猶太利益的經銷商，但共濟會不是正式的猶太人，而是「人造猶太人」

418

。同時這對夫婦也相信，猶太人已經和耶穌會達成祕密協定，要聯手操縱全球經濟

419

。

這本書並未得到魯登道夫預期的喝采叫好。多數報章對他的理論不以為然，覺得離經叛道又古怪，甚至覺得他有點可憐。《不萊梅日報》

420

甚至批評暗諷這位老將軍已經「心理出問題了」

421

。

不過，在右派社交圈裡倒是有不少人讚賞魯登道夫的想法，這個圈子裡，疑點重重的陰謀論早已根深柢固。猶太共濟會陰謀論讓他們肅然起敬，宛若會館本身一樣不容質疑。最常見的說法是，共濟會最早成立於工會中，在中世紀時由自由職業的天主教工匠組成。這個說法是否就是共濟會會團的起源，一直無法獲得證實，不過共濟會運動的神話是根據這個說法而來。會館起源於十八世紀初期，當時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引發人們對存在、神祕主義和靈性─連同各種社團─的興致與探討。那時公然質疑教會是非常危險的，因此，十七至十八世紀期間，無數的宗教、靈性與哲學性社團紛紛成立，大家在社團裡關起門來討論並交換這類潛藏危險的理念。

海牙「克洛斯圖書館」（Bibliotheca Klossiana）的共濟會會員向我展示，一本知名館藏的書─插畫版的《奇異化學誌》（Bibliotheca chemica curiosa）。

英格蘭總會

422

成立於一七一七年，咸信是全球最早的共濟會總會。共濟會從英格蘭拓展到法國，之後遍及歐陸。共濟會會團致力於從哲學和宗教的探索，來傳播理論與靈性的知識。當時，人們對超自然、魔法、降神會的興趣死灰復燃，這些也影響了各種會團。不過，會團並非單純只做靈性對話的俱樂部，它們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社會菁英階層的封閉式社團，婦女與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全被排除在外。

從一開始，保密至上、典禮儀式、深奧的氣質及會員多是傑出人士，製造出許多廣為流傳的謠言和陰謀論。一七三○年代末，共濟會第一次受到正式的譴責，教宗克勉十二世對共濟會反天主教信仰的作法表示不以為然。一開始，對共濟會的批評都以宗教為出發點，可是，經過法國大革命之後，批評開始摻雜政治觀點。舉凡政治亂局總要找替罪羔羊，共濟會和巴伐利亞光明會

423

被鎖定是亂局的陰謀者和始作俑者。經過十九世紀的發展，批評的因素裡多了國家主義的觀點。由於不少會團都是國際性組織，這樣的現象被國家主義者看成會對民族團結造成威脅。

據稱所謂共濟會與猶太人的關聯，事實上極為怪異，因為許多會團，特別是那些信奉基督的，是拒絕猶太人入會的。在比較人性化的會團裡，直到一八五○年代才開始准許猶太人入會

424

。一九三三年時，咸信德國境內有八萬所共濟會，約莫僅三千所可能具有猶太背景

425

。

十九世紀時，極右派和保守派的圈子裡盛行一個觀點，大意是說猶太人出於自己的目的，在逐步滲透並操縱共濟會的意識形態。還說，許多會團支持啟蒙運動的理想，比方說平等、對未來抱積極信念等，實則在為「猶太人的利益」設想，為解放猶太人清除障礙。人們相信，共濟會與猶太人合謀，意圖推翻教會與君主制度，為猶太人開創平等人權。

二十世紀初，共濟會插手每一項受指控的陰謀。在法國，共濟會被指稱涉入屈里弗斯冤獄案

426

；猶太裔法國砲兵軍官屈里弗斯被控從事間諜活動─判刑證據卻是偽造的。在俄國，共濟會於《錫安長老會紀要》中是猶太人接管世界的要角。在英國，共濟會被控與開膛手傑克有關。

奧地利政治家維希特

427

在一九一九年寫了一本備受讚譽的書：《共濟會─世界革命─世界的共和國》

428

。「人造的猶太人」一詞就是維希特創造出來的

429

，他還提出證據，說奧匈帝國的王儲在一九一四年被一群共濟會和猶太人設下的詭計所謀殺。

魯登道夫和維希爾在羅森堡處不難找到接納與支持。羅森堡自己在一九二二年也出版了一本書《共濟會、猶太人、耶穌會與德國天主教會的罪行》

430

。在《二十世紀的神話》一書裡，他指控共濟會散播「寬容與人道主張，例如猶太人或土耳其人享有與天主徒同等權利」。在羅森堡的種族神話世界觀裡，這是極為可怕的思想。他聲稱，就是共濟會「在十九世紀主導了民主革命」。正是這種共濟會所擁護的極度人道主義，才造成民主主義、種族和道德沉淪，導致「每一個猶太人、黑鬼，甚至黑白混血兒，都可以在歐洲國家成為享有同等權利的公民」

431

。

希姆萊相信共濟會會館裡有在舉行歃血儀式。巴伐利亞政治警察

432

在一份報告書裡曾詳細描寫歃血的方式，「新會員自己割破大拇指將血滴在聖餐杯裡，再混入葡萄酒及其他兄弟們（第一次參與這項儀式者）的血。接著新會員喝下這杯液體，吸收所有其他共濟會會員們的血，包括猶太人在內。透過這項儀式，猶太人的勝利也就大功告成。」

433

同一時期，親衛隊裡對共濟會充滿一股詭譎的迷戀。希姆萊既視共濟會為國族仇敵，也視為知識與靈感的來源。因此，一九三○年代從德國共濟會會團裡偷來的文學作品裡，很大一部分都落入了帝國中央安全局之手，是眾所周知的事。希姆萊對共濟會的儀式、祕密和象徵主義非常感興趣，他想在安全局裡再現屬於他自己但毫無差異的儀式及會團。

二十世紀時，第一個嚴禁共濟會的並不是納粹。兩次大戰期間，大多數新興的極權主義政權，都視共濟會為眼中釘。在義大利，墨索里尼控訴共濟會與法西斯主義為敵，因此查禁了共濟會，蘇聯和佛朗哥所統治的西班牙亦然。在納粹德國裡，海德里希在帝國中央安全局內，為共濟會成立了一個特殊專屬部門，負責登記德國共濟會會員的員工之一就是艾希曼

434

。究竟有多少德國共濟會會員慘遭納粹迫害，實難估算，因為許多成員僅因其他政治活動也遭拘留或送進集中營。

共濟會是反對海內外仇敵的重要宣傳工具。德國的政治宣傳中，經常提到英國首相邱吉爾與美國總統羅斯福都是共濟會會員。德國陸軍元帥包路斯

435

在史達林格勒被俘時，和希特勒軍團的下場截然不同，德國的政治宣傳裡誣指包路斯是「最高階層的共濟會會員」

436

。然而，納粹並不曾尖銳地指控同樣是共濟會成員的歌德、莫札特和腓特烈大帝

437

。

＊＊＊

一九四○年夏天，阿姆斯特丹的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清查出荷蘭共濟會會館間的關係。在他們的完整清冊上，有三十一所共濟會總會和十所分會屬「人權會社」

438

所有，該會社是一個男女均收的共濟會會團。另外，還有三十五個地方性「祕密共濟會會員獨立會」

439

及十五個扶輪社。九月初，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發動了一連串一致性搜捕行動，以海牙大東方共濟會為首要目標。除了著名的藏書，這所共濟會總會下轄眾多地區性會館，總會員人數超過四千。「一九四○年九月四日，所有會員被召入會館，還要把會員標章帶來。若不照辦就要被抄家。」皮彭布羅克告訴我。會員們登記完畢後，會館就被查封了。多數會員都獲釋返家，除了大東方會館的會長湯家倫

440

，他被拘捕送往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沒有保住性命。

共濟會的財產全數遭到扣押，包括建物、標章及藏書。和在德國一樣，共濟會的會館最後都淪為納粹組織的辦公室、倉庫或調度中心

441

。

從德國輸出的另一個主題是「羞恥展覽會」概念，在荷蘭被侵占者用作對抗猶太人、共濟會和布爾什維克黨博取民眾歡心的工具。在巴黎，反共濟會的展覽於一九四○年六月揭幕，而布魯塞爾一年後也舉辦了類似展覽。

在法國，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籌備竊據共濟會會館的時間，早於荷蘭的行動。甚至在軍事行動還如火如荼時，羅森堡就已派遣人員前往法國，為即將發生的扣押行動做初步考察。一九四○年六月十八日，密使之一艾伯特教授呈報，他已經占領了法國最大的共濟會會館

442

，位於巴黎卡岱街

443

上的「法國大東方共濟會」

444

。

一如荷蘭，法國與比利時的共濟會徹底遭到竊據。丹麥、挪威、波蘭、奧地利、希臘及巴爾幹，會館全被查抄一空。

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和帝國中央安全局之間，對於誰有權取得共濟會的藏書與檔案資料，有著很厲害的小衝突。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通常擁有優先權，這迫使安全局不得不交出已經扣押的共濟會文獻。從安全考量上來看，這點很重要，因為藉由取得會員名冊、通訊錄和其他資料，就能清查出共濟會的國際人脈關係。但是，顯然「羞恥文學」才是親衛隊最感興趣的共濟會資產。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已經收集了相當可觀的收藏，都是從德國共濟會搜刮而來─早在納粹當政前，德國共濟會會員數就已躍居全球第二大寶座

445

。從德國會館竊據而來的書籍與檔案資料，數量十分龐大，相當驚人，主題都與帝國仇敵有關，最後都落入位於柏林的帝國中央安全局第七處的圖書館。

帝國中央安全局在德國的藏書裡早就發現了大量資料，足以讓親衛隊當作是一統世界陰謀與羞恥文獻的佐證。有一份這樣的檔案資料是搜自哥達「恩斯特羅盤」共濟會會館的「瑞典書箱」

446

。這是一套光明會

447

在十八世紀末所持有的文獻與書信資料。這個祕密會社瀰漫著各種傳說，由德國哲學家維索茲

448

創立，宗旨是要在知識分子與決策階層之間，以啟蒙運動的基本價值達成共識，進而鼓吹以循序漸進的精神進行理性的社會改革。維索茲的組織在這個目標族群裡吸收堅定分子，他們視光明會為一個研究機構，致力於發展一個菁英階層，成員裡的忠貞核心小組都能實踐人性提昇的最高理想。

光明會在一七八五年被巴伐利亞州查封，多名成員被捕下獄。然而，儘管會社的壽命不長，但大家都相信光明會由明轉暗，很快地，陰謀論就傳播開來。

蘇格蘭哲學家兼陰謀論者羅比遜

449

在其著作《陰謀的證據》

450

裡，指控光明會曾在歐陸滲透共濟會，並且發動法國大革命。一七八○年，光明會慫恿共濟會與其合作，這被視為光明會偽裝在共濟會底下從事顛覆活動的證據。「瑞典書箱」所包含的文獻記錄著光明會仍活躍的那個年頭，裡面有成員身分的資訊。薩克森─哥達─阿爾滕堡

451

公爵恩斯特二世

452

因覺得文獻內容過於敏感，所以把它們送去瑞典的友人處。在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室保證這套光明會的檔案將受到保護不會公開。在光明會成員名冊上有一人竟然就是歌德。「瑞典書箱」一直保存在瑞典，直到一八八三年被送回德國，最後落腳在共濟會「恩斯特的羅盤」會館，一九三○年代淪入蓋世太保之手。

在歐陸，鮮少有共濟會的藏書在廣度與深度上能與海牙「克洛斯圖書館」抗衡。對於想研究共濟會起源的人來說，它是全球最重要的地方之一。這座圖書館同時也收藏了共濟會會員們所研讀的資料，譬如關於自然歷史、生物學、哲學及各種文化史與其起源的書籍─十七至十八世紀時研究原住民及其宗教與祭祀儀典的著作。這些之外，還有古希臘的悲劇作品。這座圖書館對共濟會的活動絕對是至關重要的。透過這樣的資料，會員對自己可以有新的認識。「這是一種淨化的方式。」克洛斯圖書館館員沃德說。

在各種關於魔法、神智學、占星術、煉金術、祭典、音樂、歌曲與象徵主義的書籍之外，克洛斯圖書館還擁有全世界最豐富的反共濟會文獻。不過，這座圖書館的價值並不僅在於書寫的文獻，還包括大量的插畫、蝕刻畫及演示如何進行祕密祭典的圖片。

克洛斯圖書館的珍品收藏裡，有五冊蘇格蘭人安德森

453

寫於十八世紀初、版本最古老的著作《共濟會憲章》

454

，它是大不列顛共濟會體系的成形基礎。圖書館裡另一部被當作神話般的文獻是《科隆憲章》

455

，據說寫於一五三五年。這份文獻以拉丁文寫成，證明了在十六世紀時共濟會的活動就已經十分活躍。傳聞這份文獻是十七世紀中期在阿姆斯特丹被發現，藏在一個有三道封印下、並用三道鎖鎖住的櫃子內。十九世紀時這說法在共濟會成員間廣為流傳。克洛斯是第一個有機會親炙這份文獻的人，也是能揭穿這個說法係屬子虛烏有的其中一人。

納粹也很感興趣的還有從已消失的會團所取得的龐大檔案資料，原屬共濟會「荷蘭的大東方」會館所持有，眾多與東印度公司有關聯的資料。這座會館的檔案庫裡還有一些具相當價值的東西，那是一套目錄卡，上面是十八世紀以來荷蘭共濟會某會團成員的資料

456

。

一九四○年查抄之後，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的荷蘭部門向上呈報，行動獲得重大成果。十多萬卷書籍和其他資料被扣押

457

。此外，還有在「荷蘭的大東方」發現的藝術品與儀式所用工藝品，包括會長所持的金錘。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曾估算過，金錘價值三千帝國馬克

458

。

至於什麼是最耀眼的獎盃，毋庸置疑，「想知道珍品無數的克洛斯圖書館多有價值，我們只要記得，一九三九年美國共濟會曾出價五百萬美元欲收購荷蘭的大東方藏書。」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459

。不過，不止財務上的價值受到了強調，實際上被竊據的書籍據說還具有「非比尋常的科學價值」，「任何人都能毫不遲疑地說出，納粹的高校圖書館不費吹灰之力便能提供相當可觀的珍寶，使得這座圖書館在研究猶太人與共濟會問題上，取得領導地位。」

460

但是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不僅僅靠大東方藏書做到這點，還同時從建物裡搬光了足以容納三萬卷書的鐵架。

399

Theo Walter。

400

Bibliotheca Chemica Curiosa。

401

Jean-Jacques Manget。

402

Grootoosten der Nederlanden。

403

Christopher Campbell Thomas, “Compass, Square and Swastika: Freemasonry in the Third Reich,” thesis, Texas A&M, 2011, p.
55.

404

National Christian Order of Frederick the Great。

405

Paul M.
Bessel, “Bigotry and the Murder of Freemasonry,” www.bessel.org/naziartI.htm.

406

Holocaust Encyclopedia, “Freemasonry Under the Nazi Regim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4, 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7187.

407

Entartete Kunst，也譯作「退化藝術」。

408

Wendy Lower, Hitler’s Furies: German Women in the Nazi Killing Field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p.
34.

409

Franz Ferdinand。

410

Jimmy Koppen, “The Conspiracy of Freemasons, Jews and Communists: An Analysis of the French and German Nationalist Discourse ( 1918–1940),” thesis, Free University, Brussels, 2009.

411

Erich Ludendorff。

412

Ragnar Olson。

413

Hässleholm，瑞典南部城市名。

414

Eradication of Freemasonry Through Uncovering of Its Secrets。

415

Mozart’s Life and Violent Death。

416

Jimmy Koppen, “The Anti- Masonic Writings of General Erich Ludendorff,” thesis, Free University, Brussels, 2010.

417

Ibid.

418

künstlicher Jude。

419

Ibid.

420

The Bremer Tageblatt。

421

Ibid.

422

Grand Lodge of England。

423

Illuminati。

424

Leo XIII, “The Letter ‘Humanum Genus’ of the Pope, Leo XIII, against Free-Masonry and the Spirit of the Age, April 20, 1884.”
Trans.
Albert Pike.
Charleston: Grand Orient of Charleston, 1884.

425

Holocaust Encyclopedia, “Freemasonry,”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4, 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7186.

426

Dreyfus Affaire。

427

Friedrich Wichtl。

428

The Freemasons of the World—World Revolution—the World Republic.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ts End。

429

Koppen, The Conspiracy of Freemasons, Jews and Communists.

430

The Crimes of the Freemasons, Jews, Jesuits, and German Christianity。

431

Alfred Rosenberg, 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1, p.
116.

432

BPP可以是Bavarian political police的簡稱，也可以是巴伐利亞人民黨（Bavarian People’s Party）的簡稱。

433

Thomas, Compass, Square and Swastika, p.
134.

434

Adolf Eichmann。

435

Friedrich Paulus。

436

Bessel, “Bigotry and the Murder of Freemasonry.”
16.
Thomas, Compass, Square and Swastika, p.
134.

437

Thomas, Compass, Square and Swastika, p.
134.

438

Droit Humain。

439

Odd Fellows。

440

Hermannus van Tongeren。

441

István Fodor, et al.
(eds.), Spoils of War, No.
3.
Bremeb: Koordinierungsstelle der Länder für die Rückführung von Kulturgütern beim Senator für Bildung, Wissenschaft, Kunst und Sport, No.
3, 1996.

442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Reconstructing the Record of Nazi Cultural Plunder,” p.
27.

443

Rue Cadet。

444

Grand Orient of France。

445

Fodor et al., Spoils of War, p.
18.

446

Schwedenkiste。

447

Illuminati，也譯作光照派，巴伐利亞祕密組織。

448

Adam Weishaupt。

449

John Robison。

450

Proofs Of A Conspiracy。

451

Sachsen-Gotha-Altenburg。

452

Duke Ernst II，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丈夫是他的兄長。

453

James Anderson。

454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

455

Charter van Keulen，英語為Cologne Charter。

456

Cultural Masonic Centre Prins Fredrik: Archives, Library and Museum of the Grand East of the Netherlands, p.
6.

457

Irvine Wiest, “Freemasonry and the Nuremberg Trials.
A Study in Nazi Persec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at the Fifteenth Annual Cons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Blue Friars,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959.

458

帝國馬克只通行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的西德，後來就被德國馬克所取代，六月二十三日在東德又被東德馬克取代。初期帝國馬克一元可兌換德國馬克一元，但後期因通貨膨脹，匯率波動甚大。

459

Ibid.

460

Ibid.

第八章　列寧曾在此上班

巴黎

庫珀明茨

461

在書目上快速移動他的手指，一面在一排排書架間緩緩挪動身體，一面對著自己默念書名，直至找到他要的。他拿出一本米白色布面精裝書，天花板上的燈泛著奶黃昏光，照得書名更加難以辨識。牆外就是內院，牆上有厚厚的遮光簾，庫珀明茨拉開窗簾，高高捧起書脊就著日光。書名是《猶太民族世界史》，作者是猶太裔俄國歷史學家兼政治激進分子杜布諾

462

；他在一九四一年慘遭親衛隊謀害身亡。書脊底端黏貼著一小張標籤，上面寫著「B.
z.
Erf.
d.
Jud.
Frankfurt a.
Main」這幾個字。扉頁上蓋著一枚字樣雷同的藍色圖章，但用的不是縮寫，「法蘭克福大學圖書館法蘭克福學院」。這是我頭一次看到羅森堡的法蘭克福學院戳章。就連學院圖書館的書目編號都保存完好，「42/1941」，字跡潦草倉促卻清晰，以削尖的鉛筆寫成。

庫珀明茨把書擺回去時，我看到書架上另一些同樣來自法蘭克福學院的標籤。有些看起來幾乎是新的，但有些卻有著程度不一的破損。這些書籍有許多自二次大戰以來便已存放在此，幾乎無人聞問。

「我們這裡有數千卷標記著納粹戳章的書籍。」庫珀明茨告訴我，英語說得結結巴巴，帶著明顯的法語腔。

從海牙的共濟會離開後，我搭乘快車南下巴黎。就在法國的首都，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和帝國中央安全局發動了西歐規模最大的一場偷書行動。帝國中央安全局掠奪藝術品的總部就在巴黎市中心，強徵而來的「國立網球場現代美術館」

463

內；數以萬計的藝術品運到此地做分類、編目，然後送回德國。在所有竊據圖書館與檔案庫的行為中，最厚顏無恥的掠奪行為就是發生在巴黎這裡。受害者之一是位於蒙馬特南邊、巴黎布魯耶爾街

464

四十五號的「普世以色列人同盟」

465

，我與庫珀明茨相約在此，他是該機構圖書館與檔案庫的館長；身材短小，頭髮稀疏，年約五十五，在此研究戰爭期間下落不明的藏書已經數年。

「普世以色列人同盟」的成立，是所謂「大馬士革事件」

466

的部分產物，那是發生於一八四九年的一場大屠殺事件。起因是，謠傳在大馬士革有一位天主教僧侶被人當作活人獻祭遇害，而猶太人是幕後主使。城裡的猶太教堂遭暴民攻擊，無數猶太人被捕下獄，慘遭虐待酷刑，包括牙齒被拔掉。這一串事件引起國際矚目，還派出一支猶太人代表團前往斡旋。

「那是一次很重要的事件，因為是第一次有猶太人發起國際行動，來協助中東地區的猶太同胞。因此之故，才萌生設立這個同盟機構的想法，為的是它可以維護並強化各地猶太少數族群的權益。創辦人全部是法國大革命之子，個個都是合法歸化法國公民的第一或第二代猶太移民，與法國公民擁有同等權利。這個組織正是要宣揚這些理念。」庫珀明茨解釋道。

這個同盟協助了猶太人逃離沙皇時期的俄國大屠殺，並幫助他們在法國和美國重新安頓下來。不過，它最重要的任務是為猶太子弟建立一個國際學校體系。二十世紀末，已經在北非、中東與東歐創設了大約一百所學校，學生數高達兩萬四千人。它的教育方式大部分來自於創辦人的啟蒙運動理想：法國文化、語言和文明。但是，這個同盟也非常清楚地與新興的猶太復國主義分子保持距離；復國主義者主張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人的國家。

「同盟致力於讓猶太人與他們的國家能融合在一起。在法國，我們稱為『重生』，以現代西方文化，協同猶太知識與文化，重新建立認同。」庫珀明茨解釋。出於強烈的教學企圖，圖書館應運而生。「創辦人想蒐羅世界上現存的各種猶太文化知識及猶太人的歷史。藏書中最珍貴的手抄本，是來自開羅、寫於九世紀時的著作，還有一些是十二世紀時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

467

的文章。然而，這座圖書館最廣為人知的是它的現代藏書、期刊、小冊子和報紙。裡面有幾乎是一整套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間出版研究猶太問題的書與著作，包括反猶太的出版品，同時，該館還收藏了一八九○年代惡名昭彰的屈里弗斯事件相關文獻。

「一九三○年代時，這裡是歐洲最重要的猶太圖書館，說不定還是舉世最具影響力的；它收購並蒐羅所有涉及猶太人議題的出版品，不論是研究或主題。」

為了典藏越來越多的藏書，因此在一九三○年代於巴黎魯耶爾街建了一座圖書館。我們所在位置的這座圖書館有八層樓高，是一座功能主義風格的塔樓，坐落在一幢宏偉的巴黎式建築裡的內院。低矮的天花板與狹窄連接樓面幾乎讓人幽閉恐懼症發作的樓梯，教人想到書籍的多層停車庫。這幢建築於一九三七年竣工，不久便收納了同盟藏書約五萬五千卷，還有大量的檔案資料與期刊收藏。

然而新圖書館服役的時間極短。很快地，書架就被入侵的德國軍方填滿種類迥異的書。

被委派在西歐，主導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西部」辦公室的男爵馮貝爾

468

，一九四○年六月率德軍抵達巴黎。起初，德國政府的辦事處設在康莫德瑞酒店

469

，但後來遷往耶拿大街

470

一處從猶太銀行世家沒收而來的宅邸內

471

。

男爵馮貝爾貴族出身，一次大戰期間成為戰俘，因而學會了法語，他活脫就是諷刺漫畫裡的那種普魯士貴族，見過的人形容他經常穿著馬甲、刷得發亮的靴子、戴著單片眼鏡

472

。

「普世以色列人同盟」早有警覺搶救藏書，只是，和許多其他圖書館、機關行號與收藏家一樣，誤判了真正的威脅。同盟在地窖裡建了一個掩體，意欲保護最珍貴的藏品不被空襲毀損，然而卻擋不住掠奪惡行。當巴黎在一九四○淪陷前，千鈞一髮之際，手抄本和檔案資料被裝上一部卡車，試圖運往波爾多。但卡車自始至終都沒有抵達目的地。

「沒人知道卡車究竟遇到什麼事，但透過我們努力取得的蛛絲馬跡判斷，似乎是德軍劫持了這輛車。」

一九四○年夏天，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查封了魯耶爾街四十五號的辦公室，發現巨量巴黎最珍貴的猶太收藏，完好無損的擺在書架上。和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一樣，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也強徵了這個組織的房屋。到了一九四○年八月，魯耶爾街的圖書館已經打包成貨櫃箱，等待運送回德國。大多數的藏書被送到了法蘭克福的猶太問題研究所。「普世以色列人同盟」空蕩蕩的書架很快就被其他竊據而來的藏書填滿，因為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打算用這裡當書庫。

到了一九四○年九月，偷書事件七個月後，羅森堡終於有了一份滿意的報告，因為在巴黎得手了相當可觀的戰利品。在其他物件當中，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也扣押了一些原屬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

473

的珍貴收藏

474

。更查封了羅氏家族在巴黎的知名銀行「法國羅斯柴爾德銀行」

475

，該銀行曾是全球最大的銀行之一，已有百年以上歷史。這間銀行的龐大檔案庫，據說用了七百六十多個貨櫃才裝滿。從納粹的觀點來看，這批資料是「研究」猶太人的世界資本主義網絡的無價之寶。除了羅氏家族的財物外，猶太裔知識分子如布魯姆

476

、曼戴

477

、魏絲

478

和魯賓絲坦

479

的藏書也遭竊。這些藏書裡有許多具有重大的歷史與文化價值，包含了有文學家普魯斯特、紀德、馬爾羅

480

、瓦樂希

481

及藝術家達利、鋼琴家蘭多芙絲卡個人題辭的首刷版書籍

482

。

巴黎的「法國拉比學院」

483

上萬卷書籍失竊，包括了一套極其珍貴的《塔木經》藏書；同時，「法國猶太社團聯合會」

484

也被偷了四千卷書。猶太教堂與猶太裔書商也遭劫掠，譬如利普舒茨書店

485

多達兩萬卷的庫藏書被掠奪一空。

只有少數藏書趁偷書賊不備之際溜掉。比方說由東歐移民創辦的小巧圖書館「意第緒文化之家」

486

，蓋世太保未搜查到藏匿書刊的地窖。但這不足以令人感到寬慰，因為這座圖書館僅區區三千卷藏書

487

。

在法國的偷書行動規模龐大。據估計，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竊據了七百二十三座圖書館，裡面的藏書量超過一百七十萬卷

488

。然而，當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在法國發動它的「M行動」，劫掠流亡或驅逐的猶太人住家時，偷書總數再次激增。單單巴黎一處，就有兩萬九千戶公寓遭到全面洗劫，所有東西一概裝箱以火車東運

489

。

像這樣有步驟的掃蕩，並刪除歐洲猶太族裔存在痕跡的，還有非常惡毒的手段。個人遺留下來的每樣物品，書信、相片和筆記本之類的全被沒收、隨意亂丟、燒掉或送進紙廠絞成紙漿。洗劫一空的私宅住進新主人，彷彿曾住在裡面的猶太人，他們的生活、回憶和所思所想從未存在過。

「M行動」究竟竊據了多少私人書房和藏書，無從得知，不過必然直逼數百萬之多。這項行動規模之大，大到必須設置三座處理站，由奴隸工以人力為這些扣押的財物進行分類、修補和打包裝箱。其中一個處理站位於巴黎十三區的一個倉庫內，德國人稱之為「奧斯特利茨百貨公司」

490

，意欲暗諷影射精品百貨公司「拉法葉」

491

。扣押財物的處理工作一直持續到一九四四年八月同盟國聯軍兵臨巴黎的那一刻才結束

492

。

「普世以色列人同盟」圖書館內的一本藏書，上面標註著羅森堡猶太問題研究院的標籤還貼在書脊上。這座圖書館在大戰期間遭到洗劫，藏書被送去法蘭克福，收入法蘭克福研究院收藏。

另一次不同指令下的文學作品大掃蕩，發生在納粹已經強占的亞爾薩斯─洛林

493

區。納粹在這裡掠奪了所有的法國文學著作，企圖將該地區「日爾曼化」，清除掉法國文學與語言

494

。

雖然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扣押了絕大部分在法國的掠奪品，但帝國中央安全局也沒有空手而歸。任務小組從較活躍的猶太組織竊占而來的許多圖書和檔案，稍後全移交給了中央安全局，其中包含亞爾薩斯特定的某些檔案。猶太問題研究院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式揭幕，並召開了一場討論會，在此之前，許多的巴黎藏書就已經運抵法蘭克福。

在開幕演說上，羅森堡大肆吹噓這座研究院擁有全世界最精良的猶太藏書，「這個圖書館的一部分，就已包含猶太人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大量文獻和在歐洲的政治發展。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猶太學圖書館。在未來歲月裡，這套典藏將會以最有目標性的方式加以擴充。」

495

書上蓋有「普世以色列人同盟」戳章的書不多，因此有時間能加以編目。但流入的竊據藏書卻遠遠超出工作人員能應付的數量。到了一九四三年，僅五十萬卷書運抵法蘭克福

496

。

歷史學家傅利曼

497

認為，對納粹而言，掠奪猶太圖書館和機構，積極參與高等教育和其他智力活動，是很重要的事。藉著掠奪，能達到雙重效果，一則剝奪猶太族裔的文化基礎與學習，另一則能豐富納粹的思想研究。從這個角度來看，「普世以色列人同盟」穩居首要目標無誤。

＊＊＊

計程車司機突然停了下來，指著前方小巷。我有點躊躇。這不像是條會有知名圖書館的街道，放眼只見烏煙瘴氣、龜裂處處的污濁露台，似隨時都要分崩離析。我從一信封裡取出地址，只是我現在人在這城市的另一端，拉丁區的南部。街上的建築物讓人聯想到低收公共住宅，但同時卻又有某種新藝術運動的勻稱建築風格。稍後我發現這批房舍興建於戰後，為了提供無家可歸的巴黎人遮風蔽雨。

抄在小紙條上的門牌號碼領我來到一幢公寓，毫不起眼的大門，有兩個散步的路人剛離開。花了些許時間尋找人家給的一長串名字後，我發現就在米湘

498

和切弗爾

499

寓所之間，有一張歪斜的小貼紙寫著「俄羅斯屠格涅夫圖書館」

500

。以前我曾看過這麼名稱，在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從巴黎送出的報告上，但我不確定這座圖書館是否依然存在，直到我看到歷史學家格林斯泰德

501

所寫的一篇很長的論文，探討它那既悲慘又迷人的命運。

在公寓一樓，我見到了卡普蘭

502

，一位上了年紀、走路拄著柺杖的女性，滿頭烏黑秀髮，雙唇紅潤。她是圖書館館員，兼經營圖書館的協會會長。

我的雙眼好一會兒才適應黑暗，因為只有微弱的日光透進又小又緊閉的窗戶。這幢公寓塞了滿滿的書，從地板堆到了天花板。書架間是泛黃的俄羅斯作家胸像、老舊皮箱、垃圾袋，還有破破爛爛的桌燈。有個角落躺了一個俄羅斯破爛玩偶和一個木雕的東正教教堂模型。數百卷擠不進書架的書堆疊在地上或桌上，因重壓而凹陷。

「喏，我們的地板與眾不同，書本是很重的。」卡普蘭說，間或用柺杖奮力戳在地毯上，然後敲了好幾下。

「俄羅斯屠格涅夫圖書館」原屬於戰爭中淪為偷書犧牲品的某個圖書館，「移民圖書館」

503

。數百年來，巴黎始終是吸引政治與知識難民的城市：藝術家、作者及其他能找到路子來到這裡的人，都在尋求一個能自由表達思想與言論的地方。無政府主義者、共產黨員、政治異議分子、無國籍的貴族、舊日君王和獨裁者，都在不同時間裡落腳在巴黎。

十九世紀時，這個城市接納了一批來自東邊的政治移民。這批最早的居民中有些是波蘭人，他們是在一八三○年意圖重建自由波蘭國度的華沙暴動後，被迫逃離；一七九五年，自由波蘭便已不復存在。落戶在巴黎的那些人當中，有波蘭王子兼政治家恰爾托雷斯基

504

。他在拿破崙時代曾是駐沙皇俄羅斯的外交官，但在一八三○年參與叛亂，還被選為第一任波蘭總統。一九三一年政變爆發後，超過六千名官員、政客和知識分子被迫逃離，在巴黎被稱之為大移民潮。恰爾托雷斯基所居住的塞納河畔蘭伯特府邸，成了波蘭移民的大本營，再度發出反對之聲，要創建獨立的波蘭國。一八三八年，波蘭圖書館成立，旋即就成了波蘭裔法國人多采多姿的文化中心，諸如性格鮮明的蕭邦、喬治桑、克拉辛斯基

505

，還有浪漫的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

506

。這座圖書館成為波蘭境外最大的自治波蘭文化研究機構，以及波蘭人爭取獨立的重要象徵。

波蘭人並不是來自沙皇俄羅斯的唯一流亡族裔。十九世紀時，還有一批政治與知識分子難民逃出俄羅斯，落腳在巴黎。早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起義」

507

之後，便有一大群俄羅斯作家被沙皇驅逐出境。一八九○年末，政治動盪頻繁之際，有許多人移居海外。沙皇實施嚴格的戶口審查，導致巴黎形成了一種獨立的文學氣氛與出版環境

508

。不久，這項活動的重心圍繞在「俄羅斯屠格涅夫圖書館」。該座圖書館成立於一八七五年，由俄國革命黨人羅帕欽

509

在同胞屠格涅夫的協助下創立。屠格涅夫當時就住在巴黎。

「德國不止想要創辦一座圖書館，而是還想要給革命青年籌建一個聚會場所。這裡雖說是一個俄國圖書館，但它完全獨立於俄國之外。這座圖書館始終維持這樣的想法，直到今日。」卡普蘭領著我進到一間小小的閱覽室。有一面光禿禿的牆，只掛著屠格涅夫的胸像。

羅帕欽是第一個受到馬克思與恩格斯影響的俄國革命黨人。此前，他曾遭沙皇政權監禁，並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斯塔夫羅波爾

510

。然後千辛萬苦從那裡逃亡到法國，並且加入了「國際工人協會」

511

。

「俄羅斯屠格涅夫圖書館」的基本館藏都是由屠格涅夫所提供，他捐出部分的書，並在巴黎舉辦了一場白日音樂會募集捐款與捐書。這座圖書館目前的名稱是在一八八三年屠格涅夫過世後命名的，它經常舉辦讀書會、音樂會、展覽及革命黨人的耶誕晚會。

「它是歐洲最大的俄羅斯圖書館之一。其他城市也有俄羅斯圖書館，不過都難以為繼。而這座圖書館是這些現有的俄羅斯圖書館中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它獨具一格，因為俄國從未給予任何金援，僅仰賴各個俄羅斯流亡族裔的支持而存活─通常是靠大家捐書或在圖書館內擔任義工。」

這座圖書館和濃厚的革命氣息，是孕育數代俄國革命的苗圃。一次大戰前，曾有一名俄國革命黨人在館內工作，名叫烏里揚諾夫

512

，就是後來的列寧

513

；他在一九○八年無奈地抵達巴黎，非常痛恨這個城市，罵它是「糞穢坑」

514

。

「屠格涅夫圖書館」成了以巴黎為基地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非常重要的聚會場所。甚至在一九一○年列寧還親自擔保，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515

的藏書與檔案庫轉移到這裡。

「沒有任何單一一個政治團體能獨霸這個圖書館：布爾什維克黨人、孟什維克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及無政府主義者，五顏六色，面面俱到。他們彼此在政治上是死對頭，但是在這個圖書館裡，他們卻能開會，也能進行辯論。這個圖書館超越了思想歧異；在這裡，維繫核心的是俄羅斯文化。」卡普蘭這樣對我說。

俄國革命對屠格涅夫圖書館造成負面影響，當時，全城的革命黨人都離開了巴黎，倉促趕去參加叛亂。可是在革命之後，這些俄國流亡人士很快就被一群為數眾多的新流亡團體所取代；數以萬計的俄國新流亡人士湧入巴黎。其中最大的一群是白俄羅斯移民，他們背景不一，有貴族、中產階級、極端保守主義人士、知識分子、軍事參謀人員及傳教士。他們之所以團結一致，是為了反對共產主義者。但是還有社會主義者在這裡，他們有許多人和之前的俄國流亡移民一樣─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及社會民主黨人，他們不得不在布爾什維克黨人奪權後加入革命行列，只為了能被強制放逐。

其中一個正是卡普蘭的父親，馬扎科廷

516

。「我的父親是俄國歷史學家兼社會主義人士，在布爾什維克黨奪權之前，曾參與發動革命。但他拒絕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所幸內戰後，列寧允許一小隊有功於革命的知識分子離開俄國，名額不到兩百人，而且下不為例。」卡普蘭說。馬扎科廷和妻子以難民身分來到布拉格，卡普蘭就在當地出生。「顯然，他被蘇維埃政權歷史徹底除名。」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的俄國知識分子以屠格涅夫圖書館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新的社交圈，他們許多都是在蘇聯時期失寵的作家、記者和藝術家。那是這個圖書館的全盛時期─當時巴黎成了俄國流亡族裔的首府。以屠格涅夫圖書館為中心的社交圈，包括了作家奧西金

517

、阿爾達諾夫

518

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蒲寧

519

（經營該館的基金會董事長）。

有了這一波新移民，館藏大幅增加。二十世紀初，這個圖書館藏書約有三千五百卷，到了一九二五年已激增至五萬卷，十年後藏書又倍增一輪。不久，屠格涅夫圖書館儼然躋身為不折不扣的卓越俄羅斯圖書館。隨著該館聲名遠播，也獲得了更多支持。一九三○年代，巴黎市政府提出，讓該館從恩典谷大街毫不起眼處，遷移到位於伐木大街

520

上華麗的科爾伯特飯店

521

。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曾經遭俄國禁止的書刊。它是出了名的流亡文學圖書館。」卡普蘭解釋道

522

。

除了俄國流亡文學，這座圖書館還典藏了伏爾泰、拉羅希福可

523

及俄國作家卡拉姆津

524

的首刷書，連同具有不菲歷史價值的一五五○年沙皇四世修訂版《法典》

525

，該法典上有歷史學家兼政治家塔季謝夫

526

的評論。館藏還有流亡俄國作家的私人檔案資料與文獻，以及蒲寧、列寧等人註解與簽名的書籍。在兩次大戰期間，還有一批流亡圖書落腳巴黎：彼得留拉

527

的藏書。彼得留拉是烏克蘭記者、作家兼政治家，一九一七年時曾參與建立國怍短暫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528

，意欲讓烏克蘭脫離俄國與革命的陰影，獨立自主。彼得留拉的共和國留下了一灘屠殺猶太人的血腥殘局，聲名狼藉，延續至二次大戰納粹的猶太大屠殺。在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短暫國怍期間，發動超過一千三百次的迫害行動，數以萬計的猶太人遇害

529

。當紅軍攻占烏克蘭時，彼得留拉被迫逃亡，一九二四年落腳巴黎拉丁區，在當地成立烏克蘭國民共和國

530

流亡政權。他想效法屠格涅夫圖書館和波蘭圖書館，遂成立了烏克蘭圖書館。然而，這個圖書館計畫還來不及正式啟動，彼得留拉就遇刺身亡

531

；兇手是猶太裔俄國流亡分子施瓦茨巴德

532

。

彼得留拉遇刺後，有一座圖書館以紀念他的名義成立，它就是一九二九年揭幕的「烏克蘭彼得留拉圖書館」，位於多韋涅圖爾大街上的一幢公寓內，收藏了烏克蘭政府及其領導人的一套重要檔案文獻，還有彼得留拉的私人藏書。大戰在一九三九年爆發前，該館約有一萬五千卷藏書，相較之下，屠格涅夫圖書館有十萬卷，波蘭圖書館則有十三萬六千卷。

這些流亡人士的圖書館，為這些少數族裔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它們為那些失去語言和文化之人扮演文化故鄉的角色，不止守護住失去的文化，還有個更大的意義，是成為這些人的集會場所，使語言和國族認同得以延續，並發揚光大。從這個角度看，它們絕對至關重要。同時，它們也被當作是一種反抗運動。對波蘭人而言，波蘭圖書館是在搶救波蘭文化的一種手段，因為波蘭文化一直飽受日耳曼化與俄羅斯化的強烈壓迫─尤其是，在使用波蘭語的區域裡，遭受迫害、犧牲與貶抑。

這些圖書館同時也象徵著另一個版本的書寫史，指向另一個俄國、另一個波蘭，保存了若非如此早已亡佚的故事。在這些流亡圖書館裡，俄羅斯、波蘭和烏克蘭的文學作品得以繼續發展，被閱讀、討論和批評。對那些不但失去祖國也失去讀者的詩人、作家和記者們來說，這點格外重要。然而，一場浩劫正等待著巴黎興盛的流亡族裔，它來自於一個敵人，這個敵人不僅想扼殺和偵察，還想夷平並徹底消滅俄羅斯、波蘭及烏克蘭文化。

＊＊＊

一九四○年一個秋日清晨，俄國流亡作家貝蓓洛娃

533

從位於巴黎郊區的小屋，騎著腳踏車進到巴黎市區。一九二二年她與詩人兼評論家喬達斯維奇

534

一起移民至此。他們在巴黎結交了一群窮困卻傑出的年輕流亡作家，例如納博科夫

535

和茨維塔耶娃

536

。貝蓓洛娃在流亡期間活躍於社交活動，後來以短篇小說著稱於世，作品敘述兩次大戰期間俄國移民在巴黎的生活。

貝蓓洛娃經常這樣騎著腳踏車外出買牛奶、馬鈴薯和書籍。一個多月前，她從屠格涅夫圖書館借出一本哲學家叔本華的書，是俄文譯本。這天，她正想去還書。

「科爾伯特飯店坐落在鄰近聖母院的一條小巷內。我進去時，早上還不到十點。整個庭院裡擺滿粗糙的貨櫃木箱，長長的宛如棺木。三十六座木箱或立或臥，全是空的。我敲了敲門房的窗，她認識我的；我問可不可以把書留到下午四點再還。她回了我一臉的暴躁神情，『他們在這裡。』

「我立刻跑上樓梯。所有的門統統敞開著。動作有節地飛快又有效率，書被打包起來。我嚇壞了。儘管如此，我還是問了不該問的德國人，發生什麼事，雖然再清楚不過了。對方禮貌回我，這些書要被運走。去哪兒？為什麼？沒有人回答。」

537

貝蓓洛娃踩著腳踏車飛奔前往馬克拉科夫

538

的家。馬克拉科夫是俄國老政治家、民主黨人外交家，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黨成功奪權時，剛好在巴黎擔任俄國駐法大使。他霸占了俄國大使館七年之久，直到法國政府迫於情勢承認蘇聯，並且把他趕出去為止。

經過圖書館委員會主席、歷史學家奧季涅茨

539

與眾人內部商議，他們決定搶救圖書館的唯一辦法，就是向他們的次要敵人史達林求援。奧季涅茨匆忙趕往俄國大使館，設法阻止這場掠奪。在大使館內，他被帶去一個又一個房間。奧季涅茨問能否見領事或面見大使本人。他跟一個又一個再一個的人講，甚至沒有半個人曾表明身分。一而再，再而三，他一遍遍解釋拜訪的理由：為了搶救俄國圖書館。

「它是屠格涅夫成立的，」他解釋，「《父與子》和《羅亭》的作者，當時他住在巴黎。」然而，他們的雙眼依舊茫然。他繼續說，「重要的是，事不宜遲，書就要被運走了……」大使館工作人員只是聳聳肩，「這對我們有什麼重要性？不過就是移民寫的戲劇作品！」

「說時遲那時快，」奧季涅茨告訴我，「我有個點子。我解釋說列寧曾經在這座圖書館裡上班。我說，館裡的有些書在空白處會有他寫的註解，還有一些書是他捐給圖書館的，甚至他坐過的椅子都還在那裡！」他坦言，他的想像力從未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大家開始為我跑來跑去採取行動。他們叫來其他人手。我必須再次重申剛所講的列寧事蹟。」

他這樣說完故事的結尾。「他們帶我走進一個又一個新的門裡。他們不斷開門又關門。有人向我保證會干預此事，可是我並不完全採信。打個電話不就解決了嘛！那晚我和一群朋友待在濱海布洛涅

540

。隔日去到科爾伯特飯店時，一切都完了。箱子全運走了，所有的門都緊閉，並加上封條。最大的俄國流亡圖書館已經不在了。」

541

圖書館員卡普蘭展示被歸還的俄國屠格涅夫圖書館數部藏書之一。絕無僅有的流亡圖書館，曾是列寧的工作地之一，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到洗劫，藏書支離破碎。

貝蓓洛娃留著她的叔本華。另一個移民，歷史學家諾克林

542

也目睹了這場浩劫。從貨櫃木箱的數量來判斷，他估計被運走的書籍與檔案資料高達九百個貨櫃

543

。但是其他的消息來源則說數量沒那麼多。根據諾克林的說法，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也竊據了畫作、塑像和肖像。不過有幾樣東西逃過一劫，被圖書館員科特賈里夫司塔哈

544

盡力搶救下來，其中包括了無政府主義創始人克魯泡特金

545

和哲學家巴枯寧之間的往來信件。

桌上擺著兩次大戰期間的書目，卡普蘭翻開其中一冊；這些也是逃過納粹一劫的書刊，但它們其實是在數年前才在科爾伯特飯店地窖內一個老舊的厚紙板箱子裡找到的。這些書目可以證實在戰前藏書之寬廣，不僅有文學書籍，還有從地理到經濟、法律等無所不有的收藏。

卡普蘭還描述了類似遭遇也發生在波蘭圖書館，該館距離科爾伯特飯店僅數步之遙，坐落在聖路易大街上一幢十七世紀的建築內。波蘭圖書館才剛剛歡度百年館慶，擁有十三萬六千卷藏書，以及一萬兩千幅繪畫、一千卷手抄本、兩千八百幅古地圖、一千七百枚波蘭錢幣與紀念章和豐富的相片檔案資料

546

。這是無價典藏，象徵著自由的波蘭文化歷經一整個世紀的流亡，費盡千辛萬苦累聚而成。

館藏還包括了古騰堡印刷的《佩爾普林聖經》

547

，是一九三九年在波蘭戰役

548

後搶救下來的。在文學上，古騰堡印刷的《聖經》等同於繪畫上的達文西作品。這部《聖經》分為兩卷，是古騰堡於十五世紀中葉時印製的，被奉為歐洲印刷書第一個意義非凡的版本，現僅存二十部完整無缺的刷本。雖然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就再無《古騰堡聖經》在市場上流通，不過當今行情據估計超過三千五百萬美元。所謂的《佩爾普林聖經》之所以名聞遐邇，是因為它具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印記，咸信是由於印刷時會印出活字模的一小部分

549

所致。《佩爾普林聖經》鑲嵌黃金，以紅色小山羊皮裝幀。它同時也是碩果僅存還保有十五世紀原始裝訂方式的九部古騰堡《聖經》之一

550

。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這部《聖經》當時收藏在波蘭的佩爾普林圖書館；佩爾普林是波蘭西部地區一個小鎮，眼看就要被殘酷的日耳曼化併入第三帝國。納粹把古騰堡《聖經》當作是德國的國寶，無論如何都要歸還給帝國。正因為如此，身為波蘭唯一一部古騰堡版本的《聖經》，《佩爾普林聖經》成了眾所覬覦的獎品。佩爾普林神學院的利特克

551

神父對此心知肚明，而深感痛苦，他找了當地的馬鞍師傅做了一個皮匣子，內藏暗格，把兩卷《佩爾普林聖經》藏在裡頭；兩卷書重達了九十磅。一九三九年十月，波蘭淪陷，《佩爾普林聖經》被偷渡上了一艘裝滿穀物的貨櫃船，開往法國與波蘭圖書館。托運貨物中還夾帶了從國立華沙圖書館搶救出來的一些珍貴圖書

552

。

收到波蘭寄來的報告後，波蘭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對於波蘭一旦淪陷會發生什麼事知之甚詳。一九四○年五月，德軍攻占了法國北部的亞眠市

553

，《佩爾普林聖經》再次被撤走。六月初，一輛卡車載著一批包括《佩爾普林聖經》在內的波蘭文學遺產，奔馳南下，書籍被卸載在一艘小型的波蘭蒸氣船上，就在德國襲擊小鎮前數小時，小船溜出了停泊碼頭，並奮力越過充斥著德國潛艇的英吉利海峽。《佩爾普林聖經》終於安全了

554

。

然而，波蘭圖書館的藏書因過於龐大而難以全數搶救，但撤走了最重要的物件：繪畫和地圖，而詩人密茨凱維奇

555

的原始手稿則分散藏於法國各個圖書館內。儘管如此費盡心思，留在聖路易大街建物內的大批藏書，還是在巴黎淪陷後兩天內盡數遭德國保安警察搜查一空

556

。

兩個月後，八月二十五日，館員們從巴黎辦公室前往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根據事件目擊者圖書館館長、歷史學家普拉斯基

557

的描述，整個工作由三名羅森堡辦公室的人員監督，動員約四十名法國工人，將藏書裝進類似貝蓓洛娃在屠格涅夫圖書館所見到的那種貨櫃木箱內。每一個箱子內的東西都被詳細登記，總計裝滿七百八十個箱子，而其中七百六十六個箱子裝了書籍、報紙及其他印刷資料

558

。

一九四○年十月，藏書被運到巴黎北區的夏佩爾

559

，再裝進駛向德國的火車。這一次，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也必須和另一個組織分享贓物，它是「柏林─達勒姆出版社」

560

，從事東方研究的「普魯士國家檔案館」底下的一個部門

561

。做為一門研究領域，該部門早在一九三三年前就已存在，然而，它現今的目的卻是促進德國的東向拓展。波蘭圖書館的大部分館藏都被送去了「柏林─達勒姆出版社」。

「烏克蘭彼得留拉圖書館」同樣慘遭洗劫。一九四一年一月，位於多韋涅圖爾大街上的該館藏書與檔案資料，短短三日內被掃蕩一空，裝箱送往布魯耶爾街

562

四十五號的「普世以色列人同盟」。

起初是打算要將烏克蘭彼得留拉圖書館的藏書送到柏林的帝國中央安全局，可是經過評估，結論是它無關乎情治需求。於是這些書便被移交給了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羅森堡在他的柏林轄下為這批書找到一處新館─羅森堡辦公室底下的一個研究型圖書館「東方圖書館」，該館蒐羅一切與布爾什維克黨和俄國、東歐相關的一般資料。屠格涅夫圖書館藏書最後也被送到此地。這些來自「西方」的移民圖書館為該處奠定了館藏基礎，而在入侵蘇聯之後，開始呈級數倍增

563

。

歷史學家格林斯泰德

564

認為，從某個角度來看，納粹掃蕩巴黎的流民圖書館，是為侵略蘇聯預作準備，而侵略一舉早在一九四○年遮遮掩掩的祕密付諸行動；這些圖書館被視為有助於即將大動干戈的可貴情資來源

565

。

＊＊＊

卡普蘭起身，拄著柺杖走向一座有著霧面玻璃門的灰色鐵製櫥櫃，隨即打開櫃門。她伸手在裡面的書脊上快速滑動指尖。我驚訝，這些書為何如此破舊？有些書脊已經裂開，裝訂崩散，線頭暴露在外。有些書狀況極差，若非書架撐著，早已四分五裂。它們既非古書、亦非珍寶，不過生命力強韌─顛沛流離。有些是戰前隨著俄國難民而來，從此闊別東方久久，在歷經六十餘年後才返回了巴黎的家園。

至於卡普蘭，她是隨同二次大戰後第三波流亡人士來到巴黎，當時她的家族離開的東歐即將被困於鐵幕之內。一直要到一九八○年代，蘇聯共產黨進行經濟改革之後，才再度返回祖國。在那之前，她已經參與了屠格涅夫圖書館的工作，然後在十五年前退休開始，她成了該館的守護人。

「戰後，一片空蕩蕩。所有東西全被偷光，也因為這樣，我們不被允許保有科爾伯特飯店。我的意思是，那裡面沒有書需要保存。但是後來，慢慢地，我們開始重建館藏，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又能夠在市政府捐贈的這幢公寓內開辦這座圖書館。」卡普蘭告訴我。

屠格涅夫圖書館從未能夠重建藏書，恢復到能與戰前媲美的規模。不過，這座圖書館在一開始修復時，其定位就是一個與祖國息息相關但獨立自主、反抗者的文學風景。冷戰期間，再度蒐羅在蘇聯黑名單上俄國作者的文學作品。時至今日，這座圖書館與俄國毫無關係，卻能靠著巴黎市政府給予的微薄年度補助存活下來。

「已經足以支付租金和一些購書支出。可是這座圖書館一直都很貧困。大家在這裡工作常常是不支薪的。這是文化的一部分。我認為我們能夠延續下去。畢竟我們已經歷過太多，而且也都活了下來。」卡普蘭一面以俄國腔法語說道、一面衝著我笑。

「有謠言說，德國人偷了這座圖書館要獻給史達林─當作禮物以示友好。那是當德國和蘇聯還是盟友時的說法。但事實根本不是這樣。羅森堡對這座圖書館興趣甚高。畢竟，他是講俄語的，而且曾在莫斯科念過書。所以他們才要奪走它。」

461

Jean-Claude Kuperminc。

462

Simon Dubnov。

463

Jeu de Paume。

464

rue la Bruyère。

465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

466

Damascus affair。

467

Maimonides。

468

Baron Kurt von Behr。

469

Hotel Commodore。

470

avenue d’Iéna,。

471

Jean- Marc Dreyfus and Sarah Gensburger, Nazi Labour Camps in Paris: Austerlitz, Levitan, Bassano, July 1943–August 1944,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1, pp.
9–11.

472

Ibid.

473

Rothschild，猶太裔金融豪門。

474

Sem C.
Sutter, “The Lost Jewish Libraries of Vilna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p.
221, in Lost Libraries (ed.
James Rave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75

de Rothschild Frères。

476

Léon Blum。

477

Georges Mandel。

478

Louise Weiss，作家、女性主義者。

479

Ida Rubinstein，舞蹈家。

480

André Malraux。

481

Paul Valéry。

482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he Road to Minsk for Western ‘Trophy’ Books: Twice Plundered but Not Yet Home from the War,”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9, no.
4, 2004.

483

Ecole Rabbinique。

484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Juives，簡稱FSJF。

485

Librairie Lipschutz。

486

Bibliothèque Medem。

487

Gilles Rozier, “The Bibliothèque Medem: Eighty Years Serving Yiddish Culture,” Judaica Librarianship, 2004, pp.
4–15.

488

E.
Leonidas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p.
31,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ed.
Jonathan Ro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489

Michael Curtis, Verdict on Vichy: Power and Prejudice in the Vichy France Regime, New York: Arcade, 2003, pp.
148–149.

490

Lager Austerlitz。

491

Galeries Lafayette，也譯作「老佛爺」百貨公司。

492

James Cowan, “Sebald’s Austerlitz and the Great Library,” in W.
G.
Sebald: Schreiben ex patria (ed.
Gerhard Fischer), Amsterdam: Rodopi, 2009.

493

Alsace-Lorraine，素有爭議的法德邊界地區。

494

Rebecca Knuth, Libricide: The Regime- Sponsored Destruction of Books and Librar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pp.
92–93.

495

Sutter, “The Lost Jewish Libraries of Vilna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p.
222.

496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Reconstructing the Record of Nazi Cultural Plunder,” Amsterdam: IISH, 2011, p.
30.

497

Philip Friedman，猶太裔波蘭學者。

498

Missoux。

499

Chauvell。

500

Bibliothèque Russe Tourguéniev。

501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502

Hélène Kaplan。

503

émigré libraries。

504

Adam Czartoryski。

505

Zygmunt Krasiński。

506

Adam Mickiewicz。

507

Decembrist revolt。

508

John Glad, Conversations in Exile: Russian Writers Abroa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1992, pp.
271–273.

509

German Lopatin。

510

Stavropol，又稱為「十字之城」。

511

史稱「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是一八六四年建立的國際工人聯合組織。

512

Vladimir Ilyich Ulyanov。

513

列寧是他的筆名。

514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London: Pan, 2010, p.
189.

515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516

Venedikt Mjakotin。

517

Mikhail Osorgin。

518

Mark Aldanov。

519

Ivan Bunin。

520

rue de la Bûcherie。

521

Hotel Colbert。

522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he Odyssey of the Turgenev Library from Paris, 1940–2002.
Books as Victims and Trophies of War,” Amsterdam: IISH, 2003, p.
24.

523

François VI, duc de La Rochefoucauld，法國作家。

524

Nikolay Karamzin。

525

Sudebnik。

526

Vasily Tatishchev。

527

Symon Petljura。

528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

529

Avraham Greenbaum, “Bibliographical Essay,” p.
381, in Pogroms: Anti-Jewish Violence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30

Ukrainian National Republic。

531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The Odyssey of the Petliura Library and the Records of the Ukrainian National Republic During World War II.”
Text from Cultures and Nation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Honor of Roman Szporluk (ed.
Zvi Gitel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2000, pp.
181–208.

532

Shalom Schwartzbard。

533

Nina Berberova。

534

Vladislav Chodasevich。

535

Vladimir Nabokov。

536

Marina Tsvetajeva。

537

Nina Berberova,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Turgenev Library,” trans.
Patsy Southgate, Grand Street, no.
41, 1992, pp.
94–101.

538

Vasily Maklakov。

539

Dimitri Odinets。

540

Boulogne。

541

Ibid.

542

Nikolai Knorring。

543

Grimsted, “The Odyssey of the Turgenev Library from Paris, 1940–2002,” pp.
36–37.

544

Marija Kotljarevskaja。

545

Peter Kropotkin。

546

Hanna Laskarzewska, La Bibliothèque Polonaise de Paris: Les Peregrinations de Collections dans les Annees 1940–1992, Paris: Bibliothèque Polonaise, 2004.

547

Pelplin Bible。

548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斯洛伐克與蘇聯軍隊入侵波蘭。十月初，德、蘇兩國占領波蘭全境，被視為二次世界大戰近因。

549

因活字排版較為寬鬆，故打印出來時會印出字模的一小部分，這使得歷史學家得以推斷古騰堡使用的字模形式。

550

Sem C.
Sutter, “Polish Books in Exile: Cultural Booty Across Two Continents, Th rough Two Wars,” pp.
144–145,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ed.
Jonathan Ro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551

Antoni Liedtke。

552

Ibid., pp.
144–147.

553

Amiens。

554

Ibid., p.
148

555

Adam Mickiewicz

556

Laskarzewska, La Bibliotheque Polonaise de Paris.

557

Franciszek Pułaski。

558

Ibid.

559

La Chapelle。

560

Publikationsstelle Berlin-Dahlem。

561

Astrid Eckert, The Struggle for the Files: The Western Allies and the Return of German Archiv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9–100.

562

rue la Bruyère。

563

Grimsted, “The Odyssey of the Petliura Library and the Records of the Ukrainian National Republic During World War II,” pp.
181–208.

564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565

GGrimsted, “The Odyssey of the Turgenev Library from Paris, 1940–2002,” pp.
38–34.

第九章　下落不明的圖書館

羅馬

「書目中心」

566

裡面冷颼颼。我跟在圖書館員吉賽爾．莉維（Gisèle Lèvy）身後下樓梯，她是個頂著一頭篷大鬈髮的開朗女性。我們拾級而下，進入一間全白水泥牆的房內。即使還沒踏進屋裡，我就嗅到了老舊實驗室的獨特氣味：乾燥的皮革，仿皮紙，墨水。書架上是暗棕色皮面的厚實精裝書，讓我聯想起虯結纏扭的老樹幹。就在其間擠著發黃的羊皮紙帶，宛如古老的銀白樺木。這些書籍有些好似歷經百年滄桑而四分五裂─書封裝訂鬆落，脫離了書脊，穿線凸露如乾硬的韌帶，皮革書封層層碎裂剝落。每一本書各有獨一無二的朽壞方式。同一段時期印製的書卷朽壞方式亦不相同，有些書脊脫落，有些破舊得比較古色古香。

「書目中心」位於羅馬台伯河畔西岸一幢十八世紀的老屋內，離西斯托橋

567

不遠。它是個多采多姿的文化中心，隸屬於「義大利猶太人社區聯盟」

568

。要進入其中，必須通過重重上鎖的門，這些門基本上等同於防盜門。這種經驗我並不陌生。這趟旅行中，我所造訪的每一個猶太裔的中心、猶太教堂、圖書館及博物館，都有類似的防盜系統：監視攝影機、閘門、懷疑的眼神及盤問。防盜慣例通常有點像機場那樣，有金屬探測器、X光掃描機、隨身物檢查，有時候還要搜身。在歐洲的猶太機構都成了堡壘。看透了這點，讓人對歷史的連續性心生反感。台伯河對岸，離這裡不遠處，就是始於十六世紀的昔日羅馬猶太區。小區不到七英畝

569

，以前四周高牆環繞，裡面住著猶太裔羅馬人。這些居民只准白天外出，天黑就必須回到區內，入暮時分閘門便會上鎖。這項規定持續了三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末才解除。在「書目中心」的地窖裡，莉維從書架裡要找出一本書。

「找到了。」她說。

她沒有拿出某一卷大部頭的書，而是一小本仿皮書，只有她的巴掌大。她小心翼翼把書翻開，書頁翻動時發出薄脆的沙沙聲。書的中央部分有一整個單元不見了，彷彿被咬掉了一大口。「說不定是被老鼠啃食掉的，老鼠最愛書了。每次去老的圖書館，都會看到鼠輩竄逃。我也跟著逃之夭夭。」莉維說，大笑著。

「這是一本《塔納赫》

570

，猶太人的聖經，一六八○年在阿姆斯特丹印製的。我們對這本書所知不多，只知道它曾經屬於一個芬齊（Finzi）家族所有，該家族曾住在佛羅倫斯。」莉維邊說邊讓我看用墨水寫著芬齊的封面內頁。

這本老鼠啃食過的書，身世成謎。它在現身於法蘭克福城外的洪根

571

小鎮後十年，才回到羅馬。大戰結束後，這本小書落在洪根鎮上唯一的猶太倖存者杰若米．歐本海默（Jeremias Oppenheim）手裡。二○○五年，在一次關於竊據財產的會議中，這本書曾被交給一名義大利代表。但何以最終落入歐本海默手上，就無人知曉。

「你看這裡的戳章。」莉維說，並指給我看一枚橫在書脊上的華麗小戳章，已然褪色泛黃，旁邊寫著義大利文「義大利拉比學院圖書館」

572

字樣。

猶太裔會眾在「書目中心」保存它的文字和文學傳統。最珍貴收藏來自「義大利拉比學院圖書館」的書籍，該圖書館是成立於一八二九年的一座拉比學院所有

573

。這座學院是義大利歷史最悠久的拉比學院之一，至今依然相當活躍，雖然學生再也多不起來。

「學生之少，屈指可數。他們白天去上一般的學校，下課或週末才來這裡上課。」

拉比學院的圖書館，收藏了十六世紀以來龐大的猶太作品，包括許多猶太裔義大利知名出版商的產物，例如宋西諾出版社（Soncino Press）、迪加拉（De Gara）、布拉加丁（Bragadin）、邦貝格（Bomberg）及文德拉明（Vendramin）。館內還有來自荷蘭阿姆斯特丹、德國法蘭克福、希臘薩洛尼卡和立陶宛維爾紐斯

574

等其他猶太文化出版商印製的猶太書籍。義大利拉比學院的拉比們遍訪歐洲，買書壯大收藏。莉維要我看書架上一套完好結實的十卷裝《塔木經》。淺棕色皮革書封上已經有著歲月留下的花白鏽澤。「這是極為罕見的珍本，來自瑞士巴賽爾

575

，出版於一五八○年。」她簡明扼要的向我介紹這套書。

這本老鼠咬過的小《塔納赫》猶太聖經，二十一世紀初才又重返羅馬。儘管不斷追查，珍貴無比的「猶太社區圖書館」

1

藏書卻消失無蹤。

1

Biblioteca della Comunità Israelitica。

書目中心的歷史類藏書多達八千五百卷，有些來自義大利各地小型的猶太教堂。十九世紀義大利統一時，猶太人獲准自由移居到威尼斯、佛羅倫斯或羅馬等城市。莉維又帶我看了許多這類書籍的書架，有來自小地方如比薩、西恩納

576

古城，和位於托斯卡尼、曾因猶太人聚居而有「小耶路撒冷」美譽的小鎮皮蒂利亞諾

577

。

書目中心的這套藏書訴說著義大利猶太人的遭遇。非僅是書頁裡描述的故事，也是外觀上痕跡遺留的歷程。

莉維拿出一本笨重的皮革裝訂書，翻開前扉頁，上面用墨水寫滿了字、文句、符號，還有凌亂潦草的字跡。雖只是備忘錄，卻美麗無比─層層疊疊的文字和簽名。

「古時候紙張稀少，所以他們在書上面做筆記。這些人名，有些是書的主人。書也被當作日記本用。這裡寫著『吾兒上週成婚』，」莉維指著另一堆潦草字跡，「這裡寫著『今日吾孫行割禮』。」

578

這本書出版於一七四五年，上面有來自比薩某個塞法迪猶太家族數代人的筆記。

「這本書是在阿姆斯特丹印製的，義大利的塞法迪猶太人經常從那裡買書。」

二十世紀初，義大利拉比學院圖書館坐落於台伯河對岸、朗格塔維爾大街上，一幢壯麗的猶太教堂一樓內。這座教堂的巴比倫─敘利亞建築風格十分引人注目，建於十九世紀末，為紀念猶太區而建，象徵著羅馬猶太人重新獲得的自由。不過，這座教堂裡還有另一個圖書館，與拉比學院同樣歷史悠久，但更為珍貴─屬於羅馬城內猶太會眾所有，卻在大戰期間消失後無跡可尋的一座圖書館：猶太人社區圖書館

579

。藏書中包含了歐洲最古老的猶太會眾文學、宗教及文化遺產。在其他收藏之中，還有關於中世紀羅馬猶太人的知識與宗教生活的手抄本─以及很大一套的搖籃本，裡面包括塞法迪猶太人從西班牙購入的罕見珍本

580

。

它是一座承載著羅馬猶太人文化標記的圖書館。不同於世上大多數的猶太人，羅馬猶太人並非系出於塞法迪猶太人或中歐的阿什肯納吉猶太人（Ashkenazi Jews）。據說，羅馬的第一位猶太人首次出現於西元前一六一年，是馬加比起義

581

的首領猶大．馬加比（Judas Maccabeus）送來的；馬加比想要尋求羅馬支持對抗塞琉古帝國

582

。在基督誕生前，擁有多個猶太教堂的猶太社區，便已在羅馬站穩根基。

後來，羅馬帝國野心勃勃直取東地中海地區，占領猶地亞（Judea）

583

，納入帝國疆域。接下來數百年間，猶太人幾度起義，卻次次慘敗。羅馬殘暴對待叛變，慘絕人寰。

在戰爭中逃過一死的那些人中，有很多被貶為奴隸，還有一些則離開飽受蹂躪的猶地亞，安頓在羅馬帝國的其他地區，或者流亡東遷至波斯。不久，留在猶地亞的猶太人便成了弱勢族群。耶路撒冷被更名為異教徒的「依麗亞城」（Aelia Capitolina），猶太人不准入城。歷史上，猶太人被放逐後，開啟了長達兩千年的「猶太人流散史」。然而，在學術研究上，「流散」則是更長且更複雜的一段歷程。猶地亞地處歐亞非之間的戰略位置，意謂著這個地區數千年來不斷遭受各種民族的入侵，埃及人、亞述人、巴比倫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它的居民因戰爭蹂躪所導致的遷徙離散，始終不斷

584

。

早期的羅馬猶太人社區發展蓬勃。其他的會眾也逐漸遍布全義大利，他們多半是重獲自由的奴隸。中世紀中期，義大利猶太人發展出豐富的文學性文化，不單是透過與西班牙塞法迪猶太人接觸所致。猶太裔阿拉伯的思想家翻譯著作，對基督文化也有巨大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邁蒙尼德（Maimonides），常被奉為中世紀最舉足輕重的猶太裔哲學家。邁蒙尼德致力於證明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理論符合猶太教的信仰。這個觀點深深影響了神學家聖多瑪斯（Thomas Aquinas）

585

，聖多瑪斯也做過類似的論證，意欲證明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符合基督教教義

586

。

中世紀中葉，也就在此時，天主教會逐漸出現壓抑與反猶太人的政策。箇中領導人物是教宗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為歷任教宗中最有權勢與影響力的一位，曾發動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587

，並在歐洲無情迫害異教徒。一二一五年，他召開中古時代影響最劇的一次宗教會議「第四次拉特朗公會議」

588

，修訂教規。會中決議，猶太人不得擔任公職，因為他們犯了殺害基督的罪，不適合為基督徒做任何決定。猶太人也必須穿著有別於基督徒的明顯服裝。稍後的另一場會還決議猶太人應該在胸前佩戴一塊手掌寬的布標。諾森三世於一二一五年所下的教令，就是時隔七百年後，猶太人被納粹強制佩戴之黃星標章的起源

589

。

後來接任諾森三世的多位教宗都同彈此調，包括他的姪兒教宗額我略九世（Pope Gregory IX）。額我略九世於一二三四年重申「永恆奴隸猶太人」的教條主張，堅持猶太人應被嚴禁從事一切政治活動，並要成為政治奴隸，直到最後審判來臨；該主張禁絕猶太人發揮社會影響力，直到十九世紀才解除。教宗額我略九世正式設立宗教裁判所，主要是打壓卡特里派

590

信徒，當然，還包括猶太人

591

。

十六世紀時，來自西班牙與葡萄牙成千上萬的猶太難民，來到義大利與梵諦岡境內尋求庇護。起初，多虧了寬容大量的教宗們，他們受到接納。這批難民中，有許多是翻譯家、詩人與教師─包括歷史學家塞繆爾．烏斯克（Samuel Usque），阿姆斯特丹遭子彈射擊之書的作者。教宗利奧十世（Pope Leo X）允許義大利猶太人印製《塔木經》。然而，羅馬的猶太人社區還來不及喘息，十六世紀中葉，反革命就已在天主教會中蔚然成形，捍衛真正信仰、反對異端新教徒的勢力崛起。精神上的防禦使一種難容異己的宗教氣氛節節高升，而這股風向也掃向了猶太人。

一出手就是對猶太文學發動攻擊。十六世紀初的義大利，猶太文學已相當興盛，還有多家猶太人出版社。就在一五五三年九月九日猶太新年這天，教宗下令，沒收並燒燬所有版本的《塔木經》與相關著作。在一份教宗詔令

592

裡，《塔木經》被貼上褻瀆基督信仰的標籤。羅馬的鮮花廣場

593

上，宗教裁決所把從城裡猶太人家庭扣押而來的書籍與著作堆成小山。費拉拉

594

、佛羅倫斯與威尼斯這些猶太人的印刷重鎮，也都有焚書事件。數千部《塔木經》被火舌吞噬。在羅馬，再無以希伯來文印製的書籍了

595

。

猶太文學受到宗教裁決審查處處刁難，書目中心的地窖裡留有這些事件的蛛絲馬跡。莉維拿了一本書，指著被宗教裁決所劃掉的內文給我看。「假如書裡提到『我們的神是唯一的神』，這句話就會被塗掉。但凡可能被認為是對天主教會的批評文字，一律不准寫下來。宗教裁決所的檢查員本身並不懂希伯來文，但他們會利用改宗天主教的拉比們。所以常常是『猶太人』審查其他的猶太人。說來真是悲哀。」

圖書館裡的其他書籍也都承受過這些迫害。莉維取出一本仿皮精裝書。書頁的邊緣處紅色部分已經褪色，但我馬上就注意到，白色的封面上寫著兩行手寫字。

「義大利有非常多的迫害屠殺事件，特別是發生在中世紀，當時猶太教堂慘遭劫掠焚燬。那時的羊皮紙相當珍貴，因此寫在羊皮紙上的猶太人著作都被盜賣給教會，回收原料來書寫或裝訂書籍。」莉維解釋。這種作法格外卑劣，因為他們往往用的是《塔木經》的書卷。「《塔木經》是神聖的。書即使破了，也沒有人會丟棄它，只會慎重恭敬地加以掩埋。因此，每當有猶太人遭到處決，當務之急便是搶救他們的《塔木經》，那幾乎和搶救人命一樣重要。」

根據莉維的說法，在波隆那、帕爾馬

596

、費拉拉和拉溫納

597

附近地區的古老圖書館裡，今日仍看得到以羊皮紙裝訂的書籍上清晰可辨的希伯來文字跡。「這些書對我們來說是無價之寶，因為一頁頁回收再利用的羊皮紙，都保存著失落的文化碎片。有時候你會發現，有些書用的是同一批來源的羊皮紙，於是你可以把碎片拼起來找出它的源頭，以及上面的文字是誰寫的。」攤在我們面前的這些文字，有希伯來文，也有塞法迪猶太人所使用的西班牙猶太方言「拉迪諾文」

598

。「很容易看到塞法迪猶太人寫這樣的文字；希伯來文在形式上與阿拉伯文非常近似。」莉維邊說邊用手指滑過字裡行間。

一五五三年焚書事件後，僅僅兩年，另一樁慘劇再度降臨羅馬的猶太人身上。教宗保祿四世（Pope Paul IV）頒布詔令「鑑於如此荒謬」

599

，剝奪了猶太族裔的權利。保祿四世的說法是，讓猶太人─因為自作孽招罪，被判生生世世為奴─生活在基督徒當中並享有同等權利是荒謬的，猶太人應當要讓大家看到他們「因為行為犯錯以致為奴」

600

。

猶太人沒有權利擁有財產，而且被迫只能從事不需要技能的營生，譬如收撿破爛、典當東西，要不就是處理魚貨。猶太裔男子被迫要戴著尖尖的黃色帽子、女子則需披著黃披肩。猶太人不得聚餐、同歡，也不得以任何方式與基督徒稱兄道弟。並且在安息日，也就是每週六，都必須上教堂聽天主教會布道，目的是要鼓勵他們改宗。

「鑑於如此荒謬」詔令在羅馬城裡劃出了猶太區，位置在台伯河岸至屋大薇門廊

601

間一塊長年飽受氾濫澇災之地。衛生堪虞，加上空間窘迫，意謂著這裡傳染病肆虐。一六五六年，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死於黑死病

602

。每晚入夜後便大門深鎖的羅馬猶太區，無異像是一座巨大牢籠。

拿破崙崛起，才為義大利猶太裔帶來自由曙光。法國大革命期間，猶太族裔有史以來首度被賦予和義大利公民同等的權利。拿破崙在歐陸各地實施這項「徹底新政」，禁絕猶太區的存在、撤除所有的禁令，並且給予猶太教與基督教同等地位。他甚至要求教宗卸除一切世俗權力。

然而，這些自由隨拿破崙而來也隨他而去。庇護七世（Pope Pius VII）一待復職，便把全城猶太人鎖在猶太區內，隨即恢復宗教裁決所。不過，十九世紀時，時代不再站在政教合一這邊，因為自由、社會與民主運動已經站穩腳跟。中世紀的猶太區、禁令和奴隸制度在整個歐洲銷聲匿跡。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運動中，許多歐洲猶太裔重獲人權。即使是在義大利境內，反猶太的禁令逐漸被取消，而且猶太區的規定也不復存在。政教合一制度負隅頑抗這項新發展，直至全面潰敗。一八七○年自由降臨，義大利軍隊走進羅馬城，結束了政教合一的局面。事實上，在納粹對猶太人設立隔離區，並再度制訂禁令之前，羅馬的猶太區是歐洲這類產物的最後一個。

十九世紀晚期，連同周邊大多數衰敗的鄰里，猶太區周圍的高牆也跟著被毀。不過，有一座文學寶庫被人從毀壞的猶太區裡搶救了出來；它躲過宗教裁決所的扣押與焚書之災，在當地苟延殘喘了數百年。

從猶太教堂、學校和住家所收集而來的猶太人著作、手抄本與書籍，被集中起來成為猶太人社區圖書館的建館基礎

603

。這座絕無僅有的圖書館見證過羅馬城裡猶太人的歷史悲劇。不止是義大利猶太人在歐洲最古老的猶太人社區的文化子嗣，被隔離期間還發展出自己的方言，幾乎是自成一格的一種語言：猶太─羅馬方言，亦即拉迪諾語，源自於中古時代

604

。

猶太人社區圖書館的藏書從未有過完整的書目，唯一例外是，一九三四年時猶太研究學者以賽亞．桑尼（Isaiah Sonne）將較珍貴的部分編纂出一份為數不多的文獻資料。在二次大戰爆發前，這座圖書館藏書約莫七千萬卷，包括舉世無雙的手抄本和書籍；有十六世紀時義大利印刷廠的搖籃本和書籍，包含由政教合一期間曾遭教宗查禁的印刷廠松奇諾出品的二十一卷稀有珍版《塔木經》

605

，以及其他知名猶太印刷廠布拉加丁、邦貝格的出版品，還有猶太詩人、拉比兼醫生梅瑟．利吉（Moses Rieti）的中世紀手抄本作品；利吉曾是十五世紀時教宗庇護二世的私人醫生。在十四世紀的醫藥與天文學手抄本之外，還有塞法迪猶太人購自西班牙的眾多書籍，包括一部一四九四年印行的葡萄牙文搖籃本。

這座圖書館是猶太人在羅馬兩千年的文學餘光，是一份不止訴說該城猶太人歷史的遺產，也是基督信仰肇始的歷史。一如羅伯特．卡茨（Robert Katz）在其著作《黑色安息日》

606

裡所描述的，「已知現存資料中，只有寫於基督誕生之前，或寫於凱撒、諸位帝王與早期教宗的年代。還有來自中世紀的雕版印刷、最早期印刷廠的圖書及歲歲年年傳承下來的文件與文獻。」

607

＊＊＊

達里奧．德塔斯奇（Dario Tedeschi）把手窩起來放在耳朵後面，對我面露疑惑神情。我再試了一次，把每一個音節慢慢又念了一遍。他認命地搖了搖頭。他身穿漿挺的白襯衫，兩個袖子高捲至手肘處。窗外，滿眼盡是羅馬城內的大學建築。我們在他的法律事務所內─寬敞明亮、布置簡約的辦公室。我不確定年逾八十的德塔斯奇是否聽不見我在說什麼，抑或只是聽不懂我講的英語。也許兩者都有一點。最後，他給了我一支筆。採訪變得有點怪，我在紙條上寫下要問的問題，他仔細看了幾分鐘後才能費力地回答。

「猶太人社區圖書館內有極為重要、稀有的書。我們認為它是義大利最為重要的猶太圖書館，甚至也是舉世之最。」德塔斯奇說，把一本書放在桌上，書名是《一九四三年遭竊羅馬猶太社區書目遺產重建委員會報告》

608

，義大利政府針對猶太人失竊財產所做的調查報告。和許多歐洲國家一樣，義大利也在一九九○年末責成一個公共委員會，調查二次大戰時對義大利猶太人財產的掠奪。德塔斯奇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也是敦促要格外調查猶太人社區圖書館失蹤事件的其中一人。「我個人對這個事件很有興趣；因為我自己就是個羅馬猶太人。家父的雙親死於大屠殺。而且關心這座圖書館的不止於羅馬的猶太會眾，整個義大利都很關注。」德塔斯奇說。

直到那個時候，無人知曉猶太人社區圖書館為何消失。戰後曾費了一番努力找尋其藏書，卻一無所獲。遲至二○○二年，在猶太會眾的施壓下，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致力於尋找猶太人社區圖書館，因為該館「整個都是義大利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產」

609

。

德塔斯奇時任「義大利猶太人社區聯盟」

610

的主席，被選為調查工作負責人。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歷史學家、檔案學家和公職人員，歷經數年偵察工作，發現了圖書館神祕失蹤的許多新線索。

「我們找到文獻，確定是羅森堡偷走了整座圖書館。但不可思議的是，顯然他們並非只偷了一座圖書館，而是兩座，連同義大利拉比學院圖書館。但為什麼只有一座圖書館被歸還？我們要解答的是這個問題。」德塔斯奇告訴我。

偷書，以及造成它的環境氣氛，是羅馬猶太人漫長史頁上另一章悲劇。墨索里尼和他的國家法西斯黨

611

在一九二二年取得政權，當時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反猶太運動的跡象。恰恰相反的是，政府當局獲得眾多義大利猶太人的支持，該黨內甚至有好幾位高階領導人是猶太人─比方說財政部長基多．姜格（Guido Jung）

612

。但是在法西斯運動中存在著一大股密集的種族意識形態。直到一九三○年代晚期，當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透過結盟，組成軸心國，義大利當局才開始露出真面目，公然反猶太人。一九三八年，法西斯黨人仿效「紐倫堡法案」

613

，實施了種族法，其中一條禁令就是不准猶太人在官署擔任公職，也不准與猶太人通婚

614

。

義大利在一九四○年參戰時，加速了對猶太人的迫害。納粹德國開始對義大利施加壓力，要求「解決猶太人的問題」，也願意代勞劊子手角色─所有的義大利法西斯黨人都應該要把猶太人趕上火車，送到北方。

儘管反猶太人主義甚囂塵上，但義大利一般大眾裡有許多團體、軍隊，甚至法西斯黨人，都對德國的種族權謀心生厭惡。雖然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義大利的軍隊仍拒絕參與滅族大屠殺。因此，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間，數千名猶太難民前往義大利所占領的南斯拉夫、希臘和南法尋求政治庇護，當時這些地區都遠較德國境內安全。

義大利當局同時也撤退了四千名猶太人到義大利南部，他們在當地保全性命度過大戰。

一九四三年七月墨索里尼的倒台，鎖住了義大利猶太人的命運。同一個月，西方同盟國登陸西西里，義大利人對領袖的信心與他們對戰爭的壯志全數耗盡。九月，義大利向同盟國投降，長久以來對義大利心存疑慮的納粹德國立刻發動攻擊。墨索里尼獲釋，並重新掌權，但他只不過是占領者的傀儡罷了

615

。德國入侵，劇烈改變了四萬三千猶太人的處境，他們最後落入了德國侵略者的手裡。

一九四三年九月底，新近被指派為羅馬祕密警察頭子的赫伯特．開普勒（Herbert Kappler），召集全城的猶太領袖。他向對方保證，居住在羅馬的一萬兩千名猶太人不會遭到流放，只要他們能在六小時內湊齊五十五公斤黃金做為贖金。數千猶太人蜂擁齊聚猶太教堂，留下耳環、結婚戒指、項鍊及其他各種金子。在限期內，將收集來的黃金上繳給位於維爾塔索大街上的親衛隊總部，可是，事實上勒索純是詐欺，因為驅逐令早已祕密送達

616

。

在付完贖金的隔日，大約二十名親衛隊員突襲了在仙馳台伯河岸

617

的猶太教堂，席捲了它的財物，還沒收了它的檔案資料及其他東西，包括城裡猶太人的名冊與住址。幾日後，猶太教堂來了兩個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的人員，要來檢查義大利拉比學院圖書館和猶太人社區圖書館

618

。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早就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執行義大利的任務，稱為「義大利特種部隊」

619

。造訪猶太教堂的其中一人是約翰內斯．波爾（Johannes Pohl），來自法蘭克福的猶太問題研究院轄下的希伯來部門；前一年，正是這位波爾去為阿姆斯特丹的生命之樹與珍寶圖書館進行估價

620

。不出數日，更多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的人員來到這裡，開始為藏書做估價。

後來有位目擊者，猶太裔記者兼文學評論家賈科莫．德貝內蒂（Giacomo Debenedetti）描述了這幾天所發生的事：

有個德國官員檢查了藏書，彷彿這批藏書是精美刺繡；他撫摸著莎草紙和搖籃本、翻動手抄本和稀有版本的頁面。他對這些書卷等級有別的關愛與留意程度，全取決於它們的價值高低。這些著作絕大多數都已字跡模糊。然而，當他翻開書頁時，雙眼緊盯住它們不放，眼眸圓睜，閃爍如光，彷彿是一個熟悉主題的讀者，充分了解如何找到需要的篇章或一、兩行深具啟發作用的句子。在他優雅的雙手裡，這些古書娓娓說起話來，彷若正承受著不見血的拷問。

621

羅馬書目中心內一本一七四五年出版的書，上面有比薩一個塞法迪猶太家族好幾世代所寫的註解。

猶太教堂的書記羅西娜．索拉妮（Rosina Sorani）是另一名目擊證人。檢查完兩套藏書後，之前撫摸搖籃本的同一位官員告訴索拉妮，沒收藏書，數日內要送走。他還威脅她，如她在日記所寫的證詞，說「所有東西都必須一五一十留在原地，如果有誤─妳就死定了」

622

。

陷於絕望、急於搶救圖書館的猶太會眾們，只得向義大利法西斯黨人求助。只是一切盡是徒勞。當權的法西斯黨披上日耳曼的防護外衣，它的反猶太黨羽已經進入了領導階層。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三日清晨，兩大列早被停放在羅馬城內電車軌道上的德國火車，沿著台伯河朝猶太教堂移動。索拉妮和同事鋌而走險，快速藏起最珍貴的東西。金銀製成的宗教藝術品被藏在牆裡頭，而數卷價值不菲的手抄本被偷渡到鄰近的「芙麗賽里安娜圖書館」

623

。隔日一大早，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的人員帶了一大群工人前來，花了一整天裝滿兩大貨櫃車─自此銷聲匿跡。幾個月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們又回來取走原先留下的東西，特別是義大利拉比學院圖書館絕大部分的藏書。

慶幸的是，德國人沒有發現藏起來的東西，不過羅馬猶太人既沒有時間對此感到竊喜，也來不及悲痛失去藏書。親衛隊突擊大隊領袖開普勒下了另一道命令，又來了其他的鐵路貨車。就在第一趟清運猶太教堂之後兩日內，十月十六日的安息日一早，開普勒的大隊人馬掃蕩了羅馬城裡數百戶猶太人家。超過千人被捕入獄，大多是婦女與孩童。他們被帶往距離梵諦岡與聖伯多祿大殿

624

數條街外的軍校，整個週末都扣押在那裡。有一名懷有身孕的婦女被迫在軍校外的院子裡分娩，因為守衛拒絕帶她去醫院。到了週一，囚犯們搭上一列貨櫃火車，送往奧斯威辛─伯肯諾納粹集中營；得以倖存的僅僅數人

625

。

教宗庇護十二世對大屠殺置身事外，也未提任何官方抗議。在德國占領期間，教宗的角色至今仍讓人議論紛紛，不過，極有可能是他不敢得罪軸心國，因為這樣將危及梵諦岡的中立地位

626

。

不過，納粹面臨較多的反抗是來自於義大利社會的其他部分。羅馬的警察拒絕參與搜查猶太人，而且羅馬的平民百姓甚至敞開家門接納難民。很多猶太人也能在修道院、教堂與其他天主教的機構裡獲得庇護，這全要歸功於傳教士和僧侶私下的奉獻。縱使密報藏匿的猶太人可以領賞，但開普勒的勢力只能再逮捕八百名猶太人。數千猶太人設法藏匿在羅馬城內，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這座城市恢復自由為止。

一九四七年三月，拉比學院圖書館的藏書以當初被移走的相同管道回到原地，從德國搭火車回來。一直到二○○五年遭鼠輩啃噬過的猶太聖經歸還之前，大家以為一九四七年所有藏書便都已物歸原主。德塔斯奇和他的委員會，就是要在工作中重新評估這個假設。「結果完全出乎意料。」德塔斯奇告訴我，「而我們證實了，戰後並非所有東西都歸還了。我們所知的是，拉比學院圖書館被運到法蘭克福，那裡也就是這座圖書館在戰後被發現的地方。可是從羅馬到德國的途中，猶太人社區聯盟圖書館卻被送往別處。」

拉比學院圖書館被送到法蘭克福猶太人問題研究院，交給了波爾的猶太文學部門。問題是，猶太會眾的藏書為什麼沒有送到同一處？德塔斯奇耗費七年光陰努力找尋答案，但針對歐美跨洲檔案館、圖書館和藏書做過大量調查後，這座圖書館的命運仍彌封在無法穿透的歷史濃霧中。

過程中，發現了零零星星的線索，但斷簡殘篇、一無所獲。桑尼在一九三四年所做的藏書目錄，現身於耶路撒冷的國家圖書館。「我聯絡上在耶路撒冷國家圖書館工作的一位朋友。有天，他在館內找到一本書，寄來書的相片。書看起來像一本期刊，以義大利文寫成，記錄了一套藏書。我認得這個筆跡，於是他寄來更多相片，這才恍然大悟那是書籍目錄。」莉維說，她也是尋找這座圖書館的委員會成員之一。紐約的猶太教神學院裡找到了兩部印著這座圖書館戳章的手抄本，是該校在一九六○年代時購入的，卻無法說明它是如何買到這兩部書。有傳聞表示，這座圖書館的戳章也曾出現在其他藏書上，但這點永難加以證實。

二○○九年，這個找書委員會交出了最終的報告，結論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從猶太教堂被偷走的藏書，運送路徑極可能不同。十二月時，火車抵達法蘭克福研究院，載著猶太人社區聯盟圖書館藏書的十月火車，可能繼續駛往柏林。不過這些結論純屬推測。和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在義大利運作有關的一切書信往來，早毀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柏林空襲。不過，倘若德塔斯奇的委員會是正確的，那麼它也就能解釋該座圖書館消失的理由。送往法蘭克福的書，與送往柏林的書，命運天差地別。

566

Centro Bibliografico。

567

Ponte Sisto。

568

Unione delle Comunità Ebraiche Italiane。

569

不到二．九公頃。

570

Tanakh，基督徒稱之為《希伯來聖經》、《舊約聖經》，但在猶太人心目中，《塔納赫》並不是「舊的」聖經。

571

Hungen。

572

Biblioteca del Collegio Rabbinico Italiano。

573

Wayne A .Wiegand and Donald G.
Davis Jr.,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323.

574

Vilnius。

575

Basel。

576

Siena。

577

Pitigliano。

578

Male circumcision.

579

Biblioteca della Comunità Israelitica。

580

Stanislao G.
Pugliese, “The Book of the Roman Ghetto under the Nazi Occupation,” p.
52,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ed.
Jonathan Ro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581

Maccabean Revolt。

582

Seleucid Empire。

583

自古以色列南部山區的通稱。後為約旦王國疆域。

584

Zvi Ben-Dor Benite, Th 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7–18.

585

學術上通常只譯為聖多瑪斯。

586

Salah Asher, “A Matter of Quotation,” pp.
170–78, The Italia Judaica Jubilee Conference (eds.
Shlomo Simonsohn, et al.), Leiden; Boston: Brill, 2012.

587

Fourth Crusade。

588

Fourth Lateran Council。

589

Jacob D’Ancona, The City of Light, New York: Citadel, 2003, pp.
23–24.

590

卡特里派（Catharism），又譯作純潔派，始於中世紀的基督教派。

591

Matthew Fishburn, Burning Book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4.

592

Papal bull。

593

Campo dei Fiori。

594

Ferrara。

595

Kenneth R.
Stow, “The Burning of the Talmud in 1553, in the Light of Sixteenth Century Catho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Talmud,”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34, 1972, pp.
435–439.

596

Parma。

597

Ravenna。

598

Ladino，拉迪諾語融合希伯來語和亞拉姆語，並受到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及希臘語影響，這些地區都是塞法迪猶太人流亡所經之地。

599

Cum nimis absurdum。

600

David Berger, “Cum Nimis Absurdum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pp.
41–49.
New Series 70, 1979.

601

Porticus Octaviae，屋大薇是羅馬帝國的開國君主奧古斯都的姐姐。

602

Kenneth R.
Stow, Popes, Church, and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Confrontation and Response,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2007, p.
51.

603

Pugliese, “The Book of the Roman Ghetto Under the Nazi Occupation,” p.
51.

604

Seth Jerchower, “ Judeo- Italian.”
The Jewish Language Research Website, Bar-Ilan University.
http://www.jewish-languages.org/judes-italian.html.

605

Pugliese, “The Book of the Roman Ghetto Under the Nazi Occupation,” p.
52.

606

Black Sabbath。

607

Robert Katz, Black Sabbath: A Journey Through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London: Arthur Barker, 1969, p.
120.

608

Rapporto Sull’Attività della Commissione per il Recupero del Patrimonio Bibliografico della Comunità Ebraica di Roma, Razziato Nel 1943。

609

Commission for recovery of the bibliographic patrimon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Rome stolen in 1943,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ission for Recovery of the Bibliographic Patrimon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Rome Stolen in 1943.
Translated by Lenore Rosenberg.
Governo Italiano, 2009.
p.
15.
http://presidenza.governo.it/USRI/confessioni/doc/rapporto_finale_eng.pdf.

610

Unione delle Comunità Ebraiche Italiane。

611

National Fascist Party。

612

Pugliese, “The Book of the Roman Ghetto Under the Nazi Occupation,” p.
48.

613

Nuremberg Laws，該法案條文為保護德國血統和德國榮譽法，因此禁止與猶太人通婚。

614

Susan Zuccotti, The Italians and the Holocaust: Persecution, Rescue, and Survival,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p.
33.

615

Michele Sarfatti and Anne C.
Tedeschi, The Jews in Mussolini’s Italy: From Equality to Persecu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p.
179.

616

Ibid., pp.
186–187.

617

Lungotevere de’ Cenci。

618

Pugliese, “The Book of the Roman Ghetto Under the Nazi Occupation,” p.
52.

619

Sonderkommando Italien。

620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ission for Recovery of the Bibliographic Patrimon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Rome Stolen in 1943, p.
30.

621

Pugliese, “The Book of the Roman Ghetto Under the Nazi Occupation,” p.
52.

622

Ibid., p.
52.

623

Biblioteca Vallicelliana。

624

Saint Peter’s Basilica。

625

Robert G.
Weisbord and Wallace P.
Sillanpoa, The Chief Rabbi, the Pope, and the Holocaust: An Era in Vatican- Jewish Relation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11, pp.
61–66.

626

Joshua D.
Zimmerman, Jews in Italy Under Fascist and Nazi Rule, 1922–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31.

第十章　支離破碎的民族

塞薩洛尼基

627

一陣傾盆大雨將磚頭暈染成暗紅色。羅馬皇帝伽列里烏斯（Gaius Galerius Valerius Maximianus）的宮殿遺址，占據著希臘港都塞薩洛尼基的一整條大街。今天，這座羅馬廢墟儼然是優美的戶外博物館。建於西元前三○○年的宮殿殘破洞開，我可以一眼望穿，直視皇帝的浴室和交誼花園

628

。在直徑長達二十七公尺多的偌大正殿裡，仍遺留著美麗的大理石地板。整座皇宮建築保存最為良好的部分，是幾乎完好無缺的圓形大廳，那是一幢圓形的磚造建物，以厚達五．八公尺的牆，挺過了兩千年來的戰爭、氣候變遷和地震。

打從一開始，這座建築物就是異教徒的寺廟，只不過後來被君士坦丁大帝改成了全世界最早的教堂之一。一千年後，奧圖曼人將圓形大廳改作清真寺，如今，建於十六世紀的宣禮塔依舊聳立。圓形大廳見證了塞薩洛尼基漫長的文化史與宗教多樣性：一個坐落在歐亞分界上的港都，留下了不同統治者的標記─希臘人、羅馬人、拜占庭人及土耳其人

629

。這些民族都以他們的紀念碑和廢墟在這個城市留下標記。不過，其中有一個文化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而它從十六世紀開始，統治了這個城市長達兩百年。

這個被抹去的文化，很難找到痕跡；導遊書上既無路標也無細節。不過，它就在那裡，只要你曉得往何處去尋。距離伽列里烏斯壯麗的皇宮廢墟不遠處，有一幢毫不起眼的建築物。在一座廣場的角落，有間骯髒又灰頭土臉的電動腳踏車廠，它的牆壁和屋頂畫滿塗鴉。就在車廠後頭，有一面黑色板岩砌成約膝蓋高的矮牆，黑色板岩上有一塊大理石，縱使腐蝕髒汙斑駁，猶能見到浮雕的葉紋圖案。側面稍遠處，放置了另一塊大理石，看似曾是科林斯柱底部的殘跡。我在牆面延伸至大街上的石造建築上發現另一塊更有力的殘跡─一塊八英寸高的大理石板，上面刻了一些模糊的字跡，不是希臘文，而是希伯來文。這塊石板是一塊摔破的猶太人墓碑，是直到最近才存在於此的某個族裔的碎片。也或許，這塊石頭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某個寒冬清晨被劈得四分五裂的，當時有五百名希臘工人帶著木槌、鐵條桿和炸藥，來到這座位於城外東牆邊、離這裡不遠的古老猶太人墓園

630

。

咸信塞薩洛尼基的猶太墓園一直是歐洲規模最大的，占地八十六英畝，有五十萬個墓地，最古老的一個是十五世紀。長久以來，城裡的希臘政客們都希望移走墓園，因為大家覺得它妨礙了塞薩洛尼基的發展。可是猶太團體始終反對。一九四一年，德軍占領了塞薩洛尼基，希臘當局和納粹聯手採取行動。經過數週有規畫性的破壞，這座「龐大的墓群瓦礫碎石四散，滿目瘡痍，無異於歷經空襲或慘遭火山爆發毀滅的小鎮」，當時一位目擊證人如此寫道

631

。

美國駐伊斯坦堡領事伯頓．貝里（Burton Berry）在報告中寫著「毀壞墓園的任務匆促完成，以至於沒有幾個猶太人能找回家人親友的遺骸。新近下葬的死者則被丟去餵了狗」

632

。根據另一位目擊者的說法，「它的蹤跡被毀滅殆盡。人們在墓地間奔跑著，哀求破壞者留下親友的遺體；他們淚流滿面撿回遺骸。」

633

數十塊破碎的墓碑被充作大理石場，接下來的數年裡成了建築原料的來源。納粹是第一個做這種病態交易的。他們曾以墓碑建造了一座游泳池。不過，這些石塊絕大多數是被希臘人自己拿去用，修繕房屋，蓋廁所，給學校的院子鋪地板，甚至在港口蓋了一座帆船俱樂部。該城的戲院前廣場，也鋪了猶太人的墓碑。就連希臘正教的教堂也用了這些殘塊：塞薩洛尼基城裡和周圍的十七座教堂，都曾向當局要求使用猶太墓園的大理石

634

。

今天，塞薩洛尼基遍地可見遭毀墓園的破石塊。它們的歷史多半被天氣侵蝕、磨平，要不就是遭到亂劈濫砍，不過也有些時候─比方說這塊石板牆，藏身於破敗電動腳踏車廠後頭屎尿滿溢、臭氣沖天的小巷弄─無法消除它們的根源。這塊石板牆並非建於戰爭期間，而是建於一九六○年代，當時由猶太墓園供應的石塊仍源源不絕。

來自塞薩洛尼基被破壞的猶太墓園的墓碑殘跡。戰爭期間，墓地被夷為平地，石塊被充作建築原料；是這座城市被抹掉了猶太社區極為稀少的遺跡之一。

這些散落四處的碎片，是塞法迪塞薩洛尼基人

635

的遺跡，他們曾是東地中海一帶最為龐大也最富裕的族裔，長達數百年之久。此城以塞薩洛尼基為名，歷史悠久，是猶太人的知識重鎮，它的拉比、學院、報章和印刷廠聞名於世。但這座城市不僅止於此；事實上，它還是舉世無雙的大型城區，猶太人在其中並非少數族裔。

這趟旅途中，我頭一次沒去造訪圖書館，因為這裡沒有半座圖書館可訪。歷經掠奪、毀城、大屠殺，塞薩洛尼基沒有留下什麼給後世子孫。一九四二年，有五萬五千名左右的猶太人安居在此，只有數千人撿回一條命

636

。

今天，塞薩洛尼基是個不折不扣的希臘城市，只存在少數系出於塞法迪塞薩洛尼基人的猶太會眾。一直要到晚近數年，該城才重拾起大量被遺忘的猶太歷史。二十一世紀初期，塞薩洛尼基成立「猶太博物館」，以緬懷這段失落的文化。它是一座規模相當小的博物館，坐落在舊時猶太區內少數重建後的巷道內，一幢建於二十世紀的美麗屋子裡。館內一樓有一房間窗戶迎向街上的柑橘樹，裡面坐著的就是館長埃里卡．澤穆爾（Erika Perahia Zemour）。見到她時，她顯得焦灼激動；她發現，近來甫建造好的猶太墓園紀念碑上，銘文刻錯了。

「真是氣壞了！我們花了七十年才讓紀念碑建成，昭告大眾這裡的過往事蹟。誰知它竟然寫錯了。簡直難以置信！匾上說是德國人毀掉了墓園，把墓碑石塊拿去當建築原料。錯得一塌糊塗。是希臘人砸爛了墓園，用掉絕大部分的石塊。這裡的人都是這樣解釋的。」澤穆爾盯著我的眼睛，抽著西紅色的電子香菸，吞雲吐霧。

在博物館裡，大家費盡心思想把失去的收集回來；有一些是未遭破壞的墓碑、相片、宗教藝術品及從大屠殺裡逃過一劫的一些書。不過為數不多。在塞薩洛尼基被掠奪的東西，大多數都找不回來了。

「塞薩洛尼基是猶太人在東地中海區域的學習與思想傳播重鎮。奧圖曼帝國的第一批印刷廠，有一些就是開設在這裡，就在塞薩洛尼基，創辦人正是塞法迪猶太人。奧圖曼帝國所發行的第一份報紙，也是塞薩洛尼基出版的。」澤穆爾告訴我。塞薩洛尼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大型的猶太聚落，就在於這裡的猶太人享有獨一無二的自由，能發展自己的事業。「這裡是歐洲唯一一處，能真心歡迎自西班牙逃亡的塞法迪猶太人。而大屠殺時逃自歐洲其他地區的猶太人也來到這裡。這裡沒有猶太區，也沒有禁令。塞薩洛尼基的猶太人可以投身任何他們選擇的行業。這點讓這座城市顯得與眾不同。」澤穆爾告訴我。

塞薩洛尼基以「猶太之母」著稱。這個名號是豬佬

637

猶太人塞繆爾．烏斯克（Samuel Usque）所創，他在十六世紀時形容塞薩洛尼基是猶太人的天堂，而歐洲其他地區則是「我在地球上的地獄」

638

。

遠古時期，這裡已有一個猶太人的聚落，甚至《新約》裡保羅的〈哥林多前書〉就曾提及塞薩洛尼基，文中保羅想勸說該城的猶太人改宗，引發了一場暴亂。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大帝敗給了奧圖曼土耳其人，穆罕默德二世使用暴力手段，將數千塞薩洛尼基居民強行遷至建在君士坦丁堡廢墟上的新首都伊斯坦堡，使得塞薩洛尼基人口驟減。根據奧圖曼帝國的名冊，一四七八年塞薩洛尼基連半個猶太人也沒有

639

。不過，當一四九二年猶太人被西班牙驅逐出境時，他們深受蘇丹的歡迎，認為這些教養良好的塞法迪猶太人將是快速開發奧圖曼帝國的資產。許多猶太的翻譯家、醫生和銀行家都在朝廷任職。當時，奧圖曼帝國的寬容所創造的許多好處眾所周知。法國地理學家尼古拉（Nicolas de Nicolay）在一五五○年造訪伊斯坦堡，並寫道：

對於基督教會的巨大損傷與破壞，（猶太人）教導了土耳其人若干新發明、手藝和戰爭武器，譬如製造大砲、火繩槍、火藥、射擊和其他軍火；他們同時也在當地打造印刷機，是在那些國度裡前所未見的。在那機器平台上他們放上字，做出輕盈的書籍，用各種語文印出來，有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希伯來文，對他們而言仿如出於本能。

640

一四九二年，第一批塞法迪猶太人自馬約卡島

641

來到塞薩洛尼基。不久，其他人前仆後繼隨之而來，有來自歐陸的，以及之後來自普羅旺斯、義大利和葡萄牙的。在一五一九年之前，數萬移民來到此地，而猶太人已然是多數族群。到了十六世紀初期，塞薩洛尼基有二十五座猶太教堂

642

。塞法迪的影響力之大，使得塞薩洛尼基堪稱為希臘海岸線上的猶太裔西班牙殖民地，他們在當地的語言和文化均保存完好無損。

然而，就算是猶太人在奧斯曼帝國享有比在基督教歐洲更大的自由，但他們依然無法與穆斯林平起平坐。奧圖曼這個國家鮮少讓自己捲入涉及帝國境內各少數族裔的宗教問題；一如其他的宗教團體，猶太人也被允許擁有自己的法庭。在塞薩洛尼基，平民社會的事務是由一群傑出又具影響力的拉比們負責管理。這些拉比負責審判每一件事，小自財產所有權，大到通姦問題，他們會依據複雜又廣泛的猶太法典著作，找出解決之道來處理法律和道德紛爭。除了從西班牙進口整套的藏書，塞薩洛尼基的拉比們也會蒐羅著作、手抄本，以及來自歐洲猶太人的教育重鎮，如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克拉科夫

643

和維爾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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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籍。塞薩洛尼基的第一家印刷廠創立於一五一三年，印製猶太─西班牙語和希伯來文的出版品

645

。十六世紀初期，第一所官方研究《塔木經》的學校「塔木德妥拉猶太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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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未幾便名聞整個猶太世界。這座學校擴展迅速，成了一個龐大的教育機構，擁有兩百名老師、數千名學生，還有一座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以及自己的印刷廠。

在這座知識的溫室裡，塞薩洛尼基成為先進國度，當時猶太哲學、古典文學、阿拉伯科學及義大利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薈萃於此。他們的高水準教育讓塞薩洛尼基的拉比們在整個歐洲被競相邀聘，炙手可熱。

之所以能創造這個文化顛峰，其先決條件是因為城市經濟力旺盛，這裡是東地中海的重要港口之一。十六世紀是這座城市的黃金時期，之後的數世紀，由於出現新的貿易路線、族裔間宗教分歧，加上奧圖曼帝國逐漸瓦解，隨之沒落。不過，該城仍是個文化熔爐，其核心是塞法迪文化。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塞薩洛尼基是全世界最大的猶太之都。到了十九世紀，它復甦了，而且是奧圖曼帝國工業發展的最前線。只是，當時它不是以宗教或文化的身分，而是以政治身分拔得頭籌。塞薩洛尼基猶太族群對自由、身分認同和自治的強烈意識，導致了十九世紀末政治的蓬勃發展，形成強而有力的工會，日報、政治團體、各種社團激增。許多猶太裔勞工加入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運動。猶太復國主義也在塞薩洛尼基吸引眾多追隨者，二次大戰爆發前，這座城市裡約有二十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

後來成為以色列國父的戴維．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許多人一樣，年輕時也是來塞薩洛尼基求學的。身為東歐猶太人，本古里安深受塞薩洛尼基的影響：那是一個完全迥異於他生長的文化。在塞薩洛尼基，猶太人不需要在同化和孤立做出二選一，他們可以自由從事喜歡做的事情。在塞薩洛尼基，「猶太人能從事所有行業。」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並提到，「（它是）一個猶太人之都，卻不像世上其他任何一個，甚至不像以色列

647

。」

648

這對本古里安猶如醍醐灌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塞薩洛尼基，他看到自由的猶太人有多麼能幹。對他而言，塞薩洛尼基的猶太人正是「新猶太人」的象徵，這就是猶太復國主義所追求的宗旨。

澤穆爾在她的書桌上攤開三份泛黃的報紙。其中一份是希伯來文、一份是法文，第三份是猶太─西班牙文。三份報紙均由塞薩洛尼基印行，它們見證了上世紀末該城政治的暗潮洶湧。塞薩洛尼基所發行的報紙，比奧圖曼帝國境內的其他城市都要多。現在成為博物館的建物，過去曾是桌上其中一份法文報紙《獨立報》的總部。

「這份報紙，」澤穆爾指著另一份報紙說，「是用西班牙文寫的，可是用得是希伯來文的字母。二次大戰前，猶太─西班牙文是這裡大多數猶太人所講的一種語言。」澤穆爾現今仍居住在塞薩洛尼基，擁有塞法迪猶太人血緣的兩千少數族裔中的一個。

一九○○年，拜快速的工業發展所賜，塞薩洛尼基曾是文化與種族熔爐，人口暴增。當時住在此地的八萬猶太人，占城裡總人口約一半之多，其餘一半則包含土耳其人、保加利亞人、亞美尼亞人及塞爾維亞人。該城是巴爾幹半島最現代化、最工業化的地區，卻也是奧圖曼帝國境內政治最不穩定的區域。一九四一年，納粹兵臨塞薩洛尼基之際，也讓城裡歷經一連串漫長災難的塞法迪族裔跌落絕望深淵，數百年來頭一回，他們成了少數族裔。羅森堡的突擊隊小組還發現了，城裡眾多著名的圖書館早已遭到破壞。

＊＊＊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一縷黑煙盤旋在塞薩洛尼基的土耳其區上空。這場火災起於某個開放式廚房的星星火苗，火星點燃一堆乾草

649

。在塞薩洛尼基市中心人口稠密處，火舌蔓延。有位英國新聞記者哈里．柯林森．歐文（Harry Collinson Owen）曾描述，大海被一桶桶爆炸的葡萄酒染得火紅，城裡的宣禮塔矗立在火焰之中，宛如「根根白色的針」。他看到的景象「荒誕又悲痛，嚎啕大哭的家人，凡火苗竄越之處，四分五裂的房子東倒西歪，在風中搖搖欲墜；而窄巷裡，一輛輛騾子拉著車絡繹不絕，載著笨重的貨物緩緩移動」

650

。

碼頭旁住戶稠密的老舊街道受創最嚴重，這些都是猶太人的報社、學校，還有六間猶太教堂，多半是十六世紀初期所建。一萬五千名塞薩洛尼基的猶太人眼睜睜看著他們的家園、財產和事業慘遭火舌吞噬。就連專精猶太歷史的知名「前進黨」

651

圖書館也付之一炬

652

。

這場大火引發的政治效應，對塞法迪族裔無疑是另一場災難。一九一三年，在兩次巴爾幹戰爭

653

結束後，塞薩洛尼基被割讓給希臘。根據希臘首相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的說法，一九一七年的那場大火來得像是「神助主持公道」。希臘政客如今得以在曾是奧圖曼人和猶太人的基礎上，打造一座現代化的希臘城市

654

。燒燬的房屋一概沒收，在當地住了數百年的猶太家庭不准回家。取而代之的是，數萬人搬到城外郊區和貧民窟。很多猶太人都認為他們失去了塞薩洛尼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年間，數萬名猶太人離開這裡，移民去到法國、美國和巴勒斯坦

655

。

雖然古老的塞薩洛尼基泰半已毀，但納粹卻對這個「猶太之都」格外著迷。羅森堡依舊認為塞薩洛尼基是「最重要的猶太中心之一」，而且是一個比較有「種族混亂，肇因於世界主義觀和猶太人的財力」

656

。讓納粹專家們特別驚訝的是，他們找不到文獻記載這個城市裡曾經有過一個猶太區。

一九四一年，當希臘向德軍投降時，羅森堡從羅森堡任務小組派了一支隊伍來到塞薩洛尼基，由猶太專家約翰．波爾（Johannes Pohl）領軍。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該機構在塞薩洛尼基的前美國領事館原址成立了辦公室。不過，羅森堡任務小組的運作，非僅限於塞薩洛尼基─還涵蓋了整個巴爾幹地區，因為數百年來在地中海的這塊區域，始終都有小型的猶太聚落

657

。

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一月間，約三十名來自羅森堡任務小組的學者和專家，在保安處和德意志國防軍

658

的武力支援下，掃蕩了希臘的猶太社區。總計，查抄了五十五座猶太教堂、學校、報社、書商、銀行，同時還有其他機構的資料也遭沒收。羅森堡任務小組更進一步確定了約莫六十名的「傑出猶太人士」，在他們的住所裡搜查書籍、手抄本和檔案資料

659

。

在塞薩洛尼基的掠奪更為仔細，因要收集資料來研究塞法迪猶太人。主要是納粹對他們的經濟往來與商業本領深感興趣。在瓦爾特．弗蘭克（Walter Frank）的「猶太問題研究院」委任下，專家赫爾曼．凱倫本斯（Hermann Kellenbenz）寫過關於塞法迪猶太人經濟長才的研究論述；「猶太問題研究院」是弗蘭克「新德意志歷史國家研究院」其下部門，與羅森堡的法蘭克福研究所是競爭對手。

自十六世紀以來，這個城裡的卓越猶太家族便將擁有一座圖書館視為身分地位的象徵。許多圖書館和私人藏書都是數世紀以來經年累月的心血結晶。羅森堡任務小組扣押的第一座圖書館屬於約瑟夫．內哈馬（Joseph Nehama）所有─歷史學家兼該城「全球猶太人聯盟」

660

學校校長─他收藏了一大套猶太歷史的著作。戰前，內哈馬領導一群猶太會眾，主張猶太人應該留在塞薩洛尼基。遭竊據的藏書還包括首席拉比茲維．科特思（Zvi Kortezs）所有的一千卷研究阿拉伯語猶太哲學的珍貴書籍，以及歷史學家麥克．莫爾霍（Michael Molho）的許多猶太珍本圖書。莫爾霍最重大的貢獻是在一九三○年代，開始於猶太人墓園製作墓誌銘文獻─若想到墓園後來被摧毀殆盡，這不啻是一項驚人價值的計畫；所幸，這項辛勤付出逃過書劫。

兩百五十卷價值連城的《妥拉》經籍從城裡的猶太教堂失竊了，連同一大套一大套十六世紀印行的宗教文學、搖籃本古書及以塞薩洛尼基語寫成的書籍。這批《妥拉》經籍裡，有些是中世紀的古書，隨同塞法迪猶太人自伊比利半島來到塞薩洛尼基，其內文以裝飾精美的阿拉伯─塞法迪風格寫成，鑲金嵌銀，由文藝復興時期的猶太商賈和藝術家印製。它們是一九一七年焚書浩劫裡被搶救出來的第一批書籍。就連拉比「正義法庭」

661

的圖書館都遭竊據了兩千五百卷書。

塞薩洛尼基最大「合庫」銀行的檔案資料，是羅森堡任務小組特別重要的目標，因它擁有的文獻，可以讓納粹追查出塞法迪猶太人的經濟網絡。

究竟有多少東西在塞薩洛尼基遭到竊據，並沒有現成的數字，不過根據歷史學家馬克．馬佐華爾（Mark Mazower）的研究，應該有數萬卷書籍、手抄本和搖籃本失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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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的圖書館中有一套很重要的藏書，是屬於拉比哈哈姆．哈比．哈比卜（Haham Haim Habib）所有；這套藏書是由其家族歷經數代累積而成。哈比．哈比卜是這座城市數一數二的正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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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曾因在某個場合中為了宗教信仰緣故拒絕和希臘女王握手而聲名大噪。哈比．哈比卜的圖書館擁有宗教、哲學、歷史和猶太法律等書籍八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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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書惡行策畫嚴密，連小型的圖書館都沒能逃過一劫。舉例來說，有個猶太學校老師們的圖書館遭到掠奪，雖然它的藏書僅區區六百冊，而且主要是語言教學和現代文學類書籍。

絕大多數但非所有遭竊藏書都被載回德國。在兩百五十卷被沒收的《妥拉》經裡，有一百五十卷送往德國。不過，剩餘的一百卷，從研究角度來看較無價值，因此在塞薩洛尼基就地燒掉。不知原因為何，哈比．哈比卜的藏書也慘遭同樣下場，在納粹的居留營內付之一炬

665

。

在歐洲，將猶太人驅逐流放到占領地波蘭境內集中營的真正行動，始於一九四二年。但是在希臘，流放之舉因義大利人拒絕配合而受到耽擱。親衛隊堅持要在希臘「解決猶太人的問題」。希姆萊早在一九四一年便警告過希特勒，說像塞薩洛尼基這樣一大群猶太人，對帝國是一大威脅。負責流放行動後勤支援的親衛隊突擊隊大隊領袖艾希曼，終於失去耐性，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派遣狄特．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和阿洛斯．布倫納（Alois Brunner）到塞薩洛尼基；兩人是親衛隊裡最冷酷無情又殘暴的劊子手。被艾希曼稱為「我的得力助手」的布倫納，曾在維也納執行過數萬名猶太人的流放任務，並曾親手處決了奧地利著名銀行家西格蒙德．博塞爾（Sigmund Bosel）；博塞爾被人從維也納的醫院拖出來時，身上還穿著病人服。戰後，布倫納逃到敘利亞，在當地擔任政府顧問。根據人權組織「西蒙威森索中心」

666

的紀錄，布倫納很可能在二○一○年以九十八歲高齡死於敘利亞。

抵達塞薩洛尼基後，威斯里舍尼和布倫納就在市中心外一處別墅成立了指揮總部，掛上黑色的親衛隊旗幟。進城後過了兩日，隨即禁止所有年滿五歲的猶太人使用電話、搭乘有軌電車或在公共場所走動

667

。同時，威斯里舍尼著手計畫，在塞薩洛尼基設立前所未有的東西：猶太區。一個位於城西，另一個則是在東郊。

同一時間，在強徵的猶太工人協助下，親衛隊於火車站旁建造了一座轉運營，四周以鐵刺網圍住。轉運營圍繞著一個原就存在的猶太區而建，裡頭的猶太人成了第一批被驅逐的對象。

到了三月之前，威斯里舍尼和布倫納已經強迫城裡絕大部分的猶太人遷入這些猶太區，在這裡與世隔絕。數千名該城的猶太人，泰半是青年和婦女，費盡千辛萬苦跨越義大利占領區，或逃進馬其頓共和國的山區裡，加入「民族人民解放軍」

668

，參加希臘共產黨人的反對運動。

就在威斯里舍尼和布倫納進城後一個多月，首列火車出發了，八十節滿載的貨櫃車廂裡塞了兩千八百人。離去前，親衛隊要求他們將希臘幣全兌換成波蘭幣。其實，這是一場騙局，他們收到的都是偽幣。不過，在即將前往的地方，根本也用不到錢。他們被告知是要去波蘭第二大城克拉克夫

669

，但真正的目的地卻是奧斯威辛─伯肯諾納粹集中營。相隔兩日，第一班火車出發了。猶太人的勞工階層被優先送走，藉以散播充滿希望的謠言，取信較富裕的猶太區居民，以為只有「共產黨員」才會被送去波蘭。到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中旬，塞薩洛尼基只剩下兩千名猶太人。威斯里舍尼和布倫納把「有特權」的猶太人留在最後：拉比、地方領袖、富商及被親衛隊組織起來當作額外武力的猶太人警衛等通敵者。要瓦解並謀殺一個民族，這樣做相當諷刺卻效果奇佳。被留到最後的全是領導者，是那些以各種方式凝聚社會的人。出於自我保護、天真爛漫或欠缺意識到自己處境危險的能力，這些領導者勸說其他人順從越來越荒謬的要求，而這些要求把他們一步一步地送進了毒氣室。

當然，即使那些被留到最後的人也難逃一死。當領導者再無人可領導時，就輪到他們自己。當中不少較富有者都受到親衛隊的嚴刑拷問，逼出所有金子或貴重寶物的藏匿處。嚴刑過後，這些「有特權」的猶太人就被送到伯根─貝爾森集中營

670

。

四萬四千名塞薩洛尼基猶太人被流放到奧斯威辛─伯肯諾納粹集中營

671

。就在他們抵達集中營後數小時，多數人便已氣絕，假如他們能抵達目的地，因為有很多人死於前往波蘭漫漫旅程中密不透氣的滿載貨櫃車廂內。塞薩洛尼基猶太人不尋常的高死亡率，始終被解釋成他們有許多人在抵達時狀況極差，因此直接送進了毒氣室。

一九四三年短短數月間，擁有四百年歷史的塞法迪塞薩洛尼基城消失無蹤。威斯里舍尼和布倫納在夏天結束後，向艾希曼回報了「猶太人已清除」，終結了猶太人。但這並非全然是真的。當時塞薩洛尼基城裡仍有十五名與希臘人通婚的猶太人，他們因此獲准苟活下來。只不過狀況並不安穩。其中一人因為妻子死於難產，立刻遭到驅逐，唯新生兒獲准留下

672

。

大約有一萬三千名塞薩洛尼基猶太人因被挑中當奴隸工，而在奧斯威辛─伯肯諾納粹集中營逃過了毒氣室。但他們的命運也不值得羨慕。來自塞薩洛尼基的許多婦女和孩童，成為數月前開始到集中營任職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的實驗犧牲品。塞薩洛尼基的婦女，有些已懷有身孕，她們的子宮內都被植入了癌細胞，而男性則切除了睪丸。還有些人被拿來做傳染病實驗。有三百名年齡介於十六至二十歲的塞薩洛尼基年輕女子經歷了這個實驗，全數在一九四三年前香消玉殞。在奧斯威辛─伯肯諾納粹集中營內所做過的醫學實驗裡，咸信有四分之一的犧牲品都來自塞薩洛尼基的猶太人

673

。

而塞薩洛尼基的一些男子被選中為「滅絕營」

674

這樣的單位做事，負責抬出毒氣室內的死者，並將遺體掩埋。在集中營裡與來自塞薩洛尼基猶太人有過接觸的人士都曾自白過對他們的印象，包括猶太裔義大利國寶作家兼化學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

我們身旁是一群希臘人，是那些令人敬佩和可怕的塞薩洛尼基猶太人，不論堅定的或做賊的、英明的或凶殘的，還是團結的，都堅決求生，如此冷酷的對手在竭力爭取免於一死；那些曾經征服廚房和庭院的希臘人，那些讓日耳曼人敬畏、讓波蘭人畏懼的希臘人。他們待在集中營內已經第三年了，比任何人都明瞭集中營代表什麼意思。現在他們圍成一圈站著，肩靠著肩，吟唱著他們永無休止的讚美詩。

675

戰後，僅不到兩千人苟活下來，並重返塞薩洛尼基。只是沒有什麼在等著他們回去。倖存者大多數孤零零地返鄉，他們的家人和親戚都在集中營裡消失不見了。他們在塞薩洛尼基的宅邸、公寓和公司行號全被希臘人據為己有；希臘人從日耳曼人手中買了這些財產。新成立的右派希臘政府立法阻斷了他們要回失去財產的指望。一名倖存者描述，在塞薩洛尼基「連個能為我們祈福的拉比都沒有」

676

。

多數人選擇轉身離去，因為他們受不了住在一個「被奪魂攝魄的城市」裡，澤穆爾這樣說。塞薩洛尼基族裔的豐富文化和文學傳統也難以復返。它最了不起的部分已經支離破碎、消失無蹤，獨留戰後現身於塞薩洛尼基坊間一頁頁猶太人的著作，和斷簡殘篇的《妥拉》經卷；紙被充作製鞋的填充物，而羊皮紙用來做鞋底

677

。

627

Thessaloniki，希臘的第二大城。

628

pleasure gardens，是羅馬帝國時期，皇宮對外開放的花園。

629

Turks，因為在中國史上只有建立突厥汗國的人稱為突厥，其餘突厥語的部落稱為鐵勒，因此此處譯成土耳其人。

630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6, p.
398.

631

Leon Saltiel, “Dehumanizing the Dead: The Destruction of Thessaloniki’s Jewish Cemetery in the Light of New Sources,” Yad Vashem Studies, vol.
42, no.
1, 2014, pp.
11–46.

632

Ibid.

633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p.
398.

634

Saltiel, “Dehumanizing the Dead,” pp.
11–46.

635

Saloníki。

636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p.
398.

637

Marrano，中世紀時對伊比利半島上改宗基督教的猶太人的蔑稱。

638

Ibid., p.
50.

639

Gilles Veinstein, Salonique 1850–1918: La “ville des Juifs” et le reveil des Balkans, Paris: Editions Autrement, 1992, pp.
42–45.

640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p.
48.

641

Mallorca，位於加泰隆尼亞。

642

Ibid., 36–54.

643

Kraków，位於波蘭。

644

Vilnius，立陶宛首都。

645

Yitzchak Kerem, “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Books in Salonika in the Holocaust,” p.
60,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ed.
Jonathan Ro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646

Talmud Torah Hagadol。

647

Eretz Israel。

648

Leah Aini, “No Other Jews Like Them,” Haaretz, August 12, 2010.

649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p.
298.

650

Ibid., pp.
298–301.

651

Kadima。

652

Kerem, “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Books in Salonika in the Holocaust,” p.
300.

653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間，巴爾幹半島先後發生兩次戰爭。第一次是巴爾幹同盟，包括希臘、保加利亞、黑山、塞爾維亞，聯手攻打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第二次是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土耳其和保加利亞之間互相對戰。

654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p.
60.

655

Vilma Hastaoglou- Martinidis and Rena Molho, Jewish Sites in Thessaloniki: Brief History and Guide, Athens: Lacabettus Press, 2009, p.
18.

656

Kerem, “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Books in Salonika in the Holocaust,” p.
59.

657

Aini, “No Other Jews Like Them,” Haaretz, August 12, 2010.

658

Wehrmacht。

659

Kerem, “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Books in Salonika in the Holocaust,” p.
60.

660

Alliance Israelite Universelle。

661

Beth Din Tzedek。

662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p.
394.

663

Orthodox。

664

Kerem, “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Books in Salonika in the Holocaust,” p.
62.

665

Ibid.

666

Simon Wiesenthal Centre，紀念在二次大戰被納粹殺害猶太人的國際人權組織。

667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p.
400.

668

ELAS，Ethnikos Laikos Apeleftherotikos Stratos的簡稱。

669

Kraków。

670

Steven Bowman (ed.), The Holocaust in Salonika: Eyewitness Accounts, New York: Bloch, 2002 p.
160.

671

Paul Isaac Hagouel, History of the Jews of Thessaloniki and the Holocaust, West Ches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p.
17.

672

Bowman, The Holocaust in Salonika, p.
166.

673

Steven Bowman, The Agony of Greek Jews, 1940–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04–108.

674

Vernichtungslager。

675

Primo Levi, If This Is a Man, New York: Th e Orion Press, 1959, p.
80.

676

Braha Rivlin, “Retorno del Inferno,” Aki Yerushalayim, no.
49–50, 1995.

677

Kerem, “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Books in Salonika in the Holocaust,” p.
63.

第十一章　萬人塚是一座造紙坊

維爾紐斯

手裡拿著一張打印出來的地圖，我找到了要去的地址，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維烏斯奇奧街十八號

678

。對於會見到什麼，我一無所知。也許是始終吸引大家前往歷史重鎮所見到的同樣東西；一片曾歷經征戰的草原，抑或是曾創作某部意義非凡小說的一家咖啡館。這類地方之所以魅力無窮，正是因為它讓我們得以身歷其境歷史現場及描摩角色的人們。在我們的想像裡，它們似乎為分隔彼我的時光鴻溝，架起了一座橋梁。

在維烏斯奇奧街十八號，一幢樓高九層的新建摩登大樓，落地黑玻璃窗直達天花板。文藝青年、極簡主義無國界餐廳、夜店，讓維爾紐斯洋溢嶄新的青春氣息。然而對那些深知內情的人來說，這個地址讓人聯想起截然不同的事。在維爾紐斯心靈受創最深的一頁青史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那些歲月裡，這條街的名字不是像這樣拼音的，它的發音是弗羅茨瓦夫，因當時維爾紐斯是波蘭屬地。它是「意第緒科學院」

679

所在地，簡稱YIVO。科學院位於一幢石砌建築內，在寬敞門廳迎接訪客的第一樣東西是一份世界地圖，上面標記了這座科學院與其分院機構。一九四二年，當羅森堡任務小組占領這棟建物時，它是德軍的軍營；那時，高懸在世界地圖上方的是一面畫著老鷹與卐字號的德國國旗

680

。在房間內，羅森堡任務小組發現地上盡是毀棄的圖書與報章。不過，在地窖裡找到了真正的搜查目標：軍隊入駐時，被扔在那裡的數萬卷書籍與期刊。

被丟進地窖裡的是東歐最重要的猶太人藏書。這套藏書是一項雄心萬丈意欲搶救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文學、文化與歷史遺產的計畫成果。與其稱之為計畫，毋寧說是一項始於十九世紀的運動。

不同於西歐，十九世紀時這裡的猶太人享有公民權，而多數的東歐猶太人直到二十世紀初依然生活在自中世紀以來並無多大改變的狀態下。對猶太人實施的許多禁令中，最扼殺他們的，莫過於剝奪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至少，西蒙．杜布諾（Simon Dubnov）

681

是這麼認為的。

一八六○年，杜布諾出生於俄羅斯的姆斯齊斯拉夫

682

小鎮內的猶太人特區

683

。和其他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一樣，他的母語是意第緒語，也就是中世紀時期德國猶太人第一個使用的德語，它以當時口語的德語為基礎，加上來自希伯來語、亞美尼亞語和斯拉夫語的影響，所形成的一種語言。杜布諾念的是猶太語學校，期間還學了俄語，不過在十九世紀末，他的學校生涯被一道剝奪猶太人受教權的新法規給腰斬了。杜布諾持續自學歷史和語言學，用假文件想方設法逃離猶太人特區，前往聖彼得堡。

不久，他成了出色的新聞記者、激進分子兼自學成功的歷史學家，將俄國猶太人的困境形諸文字。杜布諾尤其致力於為俄國猶太人爭取教育權，他認為，這是取得自由的唯一途徑。

不過，杜布諾同時也努力地喚起猶太人重視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他將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形容為「未成年的兒童」，對自己在東歐長達八百年的歷史一無所知。讓杜布諾最憂心忡忡的是，這段歷史眼看就快要消失了，因為古老的猶太文獻和書籍總是被忽視、被破壞，「它們躺在閣樓裡、夾雜在廢物堆裡，要不就是亂七八糟堆在討人厭又骯髒的房間裡，與壞掉的家庭用品和抹布為伍。這些手抄本漸漸破爛了，被鼠輩亂啃，又被無知的傭人和小孩一頁頁撕下做為他用。一言以蔽之，如此年復一年，它們正從歷史上消失殆盡。」一八九一年杜布諾在一本小冊子裡如此寫道。為了保存即將消失的東西，他發起了一項「考古大探險」，收集、維護這批散落東歐各處的猶太文學，並且製作書目。在宣傳小冊裡，他洋洋灑灑、滿懷熱情的敦促猶太人參與這項史詩般的考察，「讓我們起而行動，把它們從流亡四散的地方找回來，為它們整理分類，把它們印刷出版，並且以它們為根基，打造我們歷史的殿堂。來吧！我們來搜尋調查吧！」

684

杜布諾響亮的號召引起廣泛注意，即使還要經過數十年，這項調查任務才能發揮重大影響力。但和杜布諾一樣，其他東歐的意第緒知識分子開始了解拯救意第緒文化的迫切性。

這項文化不僅受到漠視所傷，還受到兩個新興的當代運動所攻擊，一個是心心念念要創造「嶄新猶太人」的猶太復國主義人士；一個是同化運動，意謂著會有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選擇放棄自己的猶太身分認同。後來主導成立「意第緒科學院」的運動，企圖對抗上述兩股潮流。隨著越來越多猶太人決定接受同化，也興起一股搶救受威脅文化的勢力，這股勢力同樣反對復國主義人士想淘汰意第緒語、拉丁諾語和猶太─波斯語等猶太語言和方言，代之以現代希伯來語─也就是今天在以色列所使用的語言─的企圖。

有一群年輕世代的猶太歷史學家、作家、人種學家和激進分子，開始承擔起杜布諾所呼籲的研究任務。就在一次大戰爆發前的數年裡，猶太裔俄國作家與民俗學專家西蒙．贊夫．拉普柏特（Shloyme Zanvl Rappoport），亦即廣為人知的安斯基（S.
Ansky），曾帶領探查隊深入烏克蘭各個小村落，建檔記錄意第緒語的歌謠、諺語和故事數百小時。隨著這些族裔在俄國革命後淪入彼得留拉政權手裡，並慘遭迫害，安斯基所作的文獻成了刻畫時代的無價至寶。

「意第緒科學院」在一次大戰過後逐漸成形。一九二四年，語言學家兼歷史學家諾徹姆．謝蒂夫（Nohum Shtif）勾勒出成立一所意第緒研究院的藍圖。院內分門別類設置歷史科、哲學科、教育學科及經濟學科，並各成立一座檔案館和一座圖書館。該院的任務是要給予意第緒語合法地位，同時還要將這個語言現代化，以確保其千秋萬世使用不輟。

次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意第緒科學院」在柏林成立，院內還有兩位主力的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埃利亞斯．切克里克沃爾（Elias Tcherikower）和馬克斯．魏因賴希（Max Weinreich）。學院總部設在維爾紐斯，那裡是東歐意第緒文化的歷史重鎮。

二次大戰前，維爾紐斯傲視群倫，擁有一百零五座猶太教堂與聚會所，還有六份猶太文日報；猶太人口高達六千，占全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數百來來，拉比、猶太作家、知識分子及藝術家無不趨之若鶩，齊聚在這裡。傳言，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在遠征俄國時途經該處，他讚譽維爾紐斯是「北方的耶路撒冷」

685

。

該城最負盛名的居民是十八世紀時的拉比所羅門．扎爾曼（Solomon Zalman），也稱為維爾納．加翁（Vilna Gaon）。當時，他被譽為《妥拉》和《塔木德》的最佳詮釋者之一。和他擁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對手是正統派的哈西迪猶太教，該教傳播方式與十八世紀的基督教福音派如出一轍。維爾納．加翁屏棄哈西迪派強調奇蹟、鼓勵信徒閱讀世俗資料與科學，以及對信仰較情緒化的訴求。

二十世紀初，維爾紐斯已經發展成為猶太人對抗迫害、反對禁令的文化與政治中心。一八九七年，立陶宛、波蘭和俄國成立了「猶太工人總聯盟」

686

，成為致力於改善猶太人權的一個世俗性社會主義政黨。該黨經常被稱為「崩得」

687

，提倡將意第緒語做為立陶宛、波蘭與俄國猶太人的首選語言

688

。

維爾紐斯是個充滿活力的活躍城市，有新興的猶太學校、圖書館、劇院、出版商和報紙。兩次大戰間，維爾紐斯成了復興意第緒文學運動的搖籃。戰後，它被併入了重生後的波蘭，發展更趨蓬勃。年輕的文藝青年是一群富有實驗精神的猶太詩人和作家，包括沙姆．普蘭（Chaim Grade）和亞伯罕．蘇茲克維爾（Abraham Sutzkever）。

一九二○年代，對「意第緒科學院」專家們所要執行的任務而言，維爾紐斯是無可取代的重要地點。學院一切從零開始，沒有政府奧援，而且草創階段時總部甚至落腳在魏因賴希位於維爾紐斯城內的公寓裡。

不過，很快地海外資金紛紛匯入，來自美國、南美和德國捐款人，他們有很多都是阿什肯納茲移民。多虧這些支援，學院才能在一九三○年代初期遷入位於維烏斯奇奧街十八號的屋舍，得以容納快速增加的館藏。各地分院也在柏林、華沙和紐約陸續揭幕。一小群歷史學家、人種學家、文獻學家、文學專家、哲學家、作家和其他猶太知分子，摩拳擦掌欲拯救被漠視的東歐文化珍貴遺產。其中之一正是杜布諾，而今他終於親睹自己三十年來的夢想獲得實現。

這所學院是眾多收藏家膜拜的殿堂，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文獻、相片、紀錄及其他與意第緒文化相關的物件被保存、收集，並在此做研究。

「意第緒科學院」的任務，與歐洲諸國興起的運動有許多共同處，當時浪漫主義和潛而不發的民族主義激起了一股對民俗文化的新興趣。早期的開路先鋒如芬蘭醫生艾里阿斯．隆洛特（Elias Lönnrot），遠赴卡累利阿

689

採集童話，最後被他寫進了史詩名作《卡勒瓦拉》。過了一百年後，熱切程度與民族主義的潛藏內涵依舊，但學院所使用的方法更為科學化。院內的民俗學團體是最活躍的一支隊伍，在一九二九年之前就已收集到五萬五千篇以意第緒語寫成的傳說故事、長篇故事與歌謠

690

。

不過，「意第緒科學院」不光是一個維護文化遺產的學術機構，同時還肩負收集當代意第緒文化資訊的任務，並發起了一個語言學的革命運動：將意第緒語的拼音方式標準化；敦促各國使用此種語言的人，將當地風俗整理成文獻資料，再把素材交給「意第緒科學院」。根據歷史學家塞西爾．庫茲尼茨（Cecile E.
Kuznitz）的研究，與其說該學院是歷史學的研究計畫，不如說它是個未來大計。

身為它所發起的文化運動中最具威信的研究機構，意第緒科學院遠遠超出了收集歷史文獻或出版學術專題著作的範疇，而是扮演起重新定義現代世界裡猶太民族的一個核心角色……把眼光放在未來……希望猶太人的知識唾手可得，因此意第緒科學院的領導階層方能超越現有經濟與政治藩籬，以他們的猶太文化願景來守護其信仰。

691

一九三○年代末，院內收藏的資料已經成長到必須加蓋一幢側廳的程度。短短十三年間，意第緒科學院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與該院緊密相關的收藏家團體遍布世界各地，高達五百個之多。大戰爆發前，據估計檔案館已經坐擁約十萬卷藏書及十萬個物件：手抄本、相片、信件、日記和其他的檔案資料

692

。這間學院同時也打造了全世界最龐大的東歐猶太文化與人種學的手工藝藏品。此外，該院還蒐羅了一大套百件猶太裔藝術家的作品，譬如夏卡爾（Marc Chagall）；夏卡爾也是該學院最知名的贊助人與收藏家之一，並列齊名的還有佛洛伊德和愛因斯坦

693

694

。

＊＊＊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就在蘇維埃攻擊波蘭的兩天後，紅軍攻占維爾紐斯。波蘭的命運取決於八月的最後幾日，當時納粹德國和蘇維埃簽署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695

，形式上這是一個互不侵犯協定，但骨子裡卻有一個附帶條款，希特勒與史達林私下將東歐瓜分了。當時，逾五十萬的紅軍越過邊界，波蘭軍隊多已被擊潰，距離德軍上一波的攻擊僅相隔數週。

遭到侵略後，維爾紐斯被割給了立陶宛；立陶宛始終視維爾紐斯為自己的古都。然而這樣的演變為期不長，因為一九四○年紅軍也攻打了立陶宛。在一連串的殘暴突襲下，蘇維埃當局對他們的敵人─無論是真實或想像的─痛施壓力。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間，數十萬波蘭及立陶宛百姓，其中夾雜著數萬名猶太人，遭到蘇維埃統治者流放到東邊。

遭到最嚴厲痛擊的是猶太裔雇主與工廠老板，他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財產被充公，卻仍難逃流放之刑；維爾紐斯多數的私人公司與企業老板都是猶太裔。新政權也禁止在維爾紐斯自由地表達猶太文化。以希伯來文教學是違法的，一如宗教機構與組織也不得使用希伯來語。所有以意第緒印行的報紙都遭到勒令停刊，只剩下《維爾納真理報》（Vilner emes）未被查禁。猶太族裔的「民族主義」，連同在少數族群中的民族情感意見等等，都遭到有系統地壓抑。「意第緒科學院」被收歸國有，重新命名為「猶太文化學院」

696

，並被吸納到蘇維埃的學術體系內，表面上隸屬於立陶宛科學學會

697

，收編在新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立陶宛共和國麾下。

「意第緒科學院」的研究員、學院期刊《猶太文學要聞》

698

編輯札爾曼．雷岑（Zalmen Reyzen）遭蘇維埃當局下令逮捕，一九四一年槍決

699

。

不過，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時，學院創辦人兼院長魏因賴希因前往哥本哈根開會而逃過一劫。魏因賴希立刻離開歐洲，前往紐約成立新的「意第緒科學院」總部。那時，這是碩果僅存的分院。它的柏林辦公室早已在納粹掌權後被迫解散，而華沙的業務也於一九三九年隨當地淪入納粹毒手而停頓。

在蘇維埃政權下，維爾紐斯的「意第緒科學院」被收歸國有，不再獨立自主，但是還有更雪上加霜的禍事等在那裡。究竟是何事，可從納粹占領區的波蘭境內窺知一二。

波蘭在一九三九年投降後數週內，波蘭圖書館內的收藏就開始遭到掠奪。只不過這次出手的並非專司偷書的羅森堡任務小組，因為這個任務小組要到一九四○年夏天才會成立。

這次的執行者是一個特殊單位「保爾森派遣隊」，隊長是親衛隊軍官彼得．保爾森，他同時也是名考古學教授。保爾森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遣送日耳曼的文化寶藏返回祖國，例如克拉科夫

700

聖母大殿

701

內，維特斯特斯（Veit Stoss）

702

創作的祭壇木雕。

突擊隊員也查抄了位於佩爾普林

703

的神學院，找尋據說在那裡的《古騰堡聖經》，卻發現它早被安東尼．利特克（Antoni Liedtke）神父偷偷運走。等到親衛隊驚覺聖經已從手中溜走時，為了報復，便在附近一處製糖廠的爐子燒燬佩爾普林的藏書

704

。剩餘的書籍被送到位於波茲南

705

一座權充書庫的小教堂。這座教堂最後保全了上百萬本遭竊的波蘭圖書。

「保爾森派遣隊」很快就把注意力轉移到猶太人與波蘭人的機構、博物館、圖書館及猶太教堂。納粹對西歐與南歐占領區內讓猶太人與思想敵人痛心疾首的竊據之舉，是經過挑選的，但是對波蘭的掠奪卻完全不同。在波蘭，偷書行動普及所有人，理由是納粹對西線與東線採取不同的軍事行動。丹麥人、挪威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及英國人都是雅利安種，親如兄弟之邦，可望有朝一日能共組國家社會主義歐洲。納粹視自己為解放者，拯救這些人免受全球猶太人的毒害。納粹當局投入重大物力財力做宣傳，目的就是要贏得西歐「兄弟之邦」人民的青睞，為其思想目標驗明正身。

東歐發生的戰爭大同小異。居住在東歐的數百萬猶太人並非絕無僅有的敵人─同樣，廣泛來說，整個斯拉夫族裔也不是。但在東歐，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間才能自我拓展。也就是說，歐洲未來不會有波蘭或波蘭人存活的空間。偷書，就是這道政治界線所帶來的後果；剝奪波蘭人所有形式的高等文化、學習、文學和教育，也是這道界線的結果。這麼一來，它的人民在知識上就會變成弱智人類。

掠奪與「知識分子行動」

706

密不可分。這項行動的目的是在摧毀波蘭文化與教育，採取的手段是消滅擁有者。純就字面上來看，這項企圖就是要藉著謀害社會上的知識、宗教與政治菁英，將波蘭社會結構「斬首」。一九三九年甫入侵波蘭，納粹隨即發動了知識分子行動，而且早握有一份事先準備的名冊「波蘭特別起訴書」

707

，羅列了約莫六萬一千個名字。這份名冊包括政治家、企業家、教授、教師、新聞記者、作家、貴族、演員、法官、傳教士及軍官，同時還有參加過一九三六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多名備受矚目的運動員

708

。

對學者、教師、作家、新聞記者和傳教士的扣押與謀害，是和掠奪圖書館、大學、教堂及私人藏書攜手並進。在波蘭的劫掠規模十分龐大，竊據的書籍估計有兩、三百萬之多。這些失竊的書籍中，最為珍貴的是逾兩千卷的搖籃本，全數運往了德國

709

。

由於這些行動目標都是智力征服，所以就連在納粹觀點裡毫無「研究」用處的書也難逃一劫：教科書、童書和文學著作，通通遭到有系統又計畫周詳的斬草除根。也因此，在波蘭竊據的書籍有多少，被消滅的就有多少。有人估計，約莫一千五百萬卷波蘭圖書在此次行動中毀滅殆盡

710

。超過三百五十座圖書館的書庫都被送進了造紙廠絞碎成紙漿

711

。

波蘭的這場戰爭既殘暴又蠻橫，許多史上最珍貴的叢書遭大批銷毀。受創最嚴重的是華沙最卓越的圖書館。一九四四年華沙起義

712

期間，德軍一把燒掉數套叢書，包括創立於一七四七年，波蘭最古老的公立圖書館「扎武斯基圖書館」

713

。這數套叢書約四十萬卷書籍、地圖和手抄本，僅不到百分之十倖免於難。一九四四年十月，德軍放火燒燬國家圖書館裡的史籍藏書，八萬幅十六至十八世紀間的早期版畫灰飛煙滅。還不止這樣，十萬幅圖畫與蝕刻版畫、三萬五千冊手抄本、兩千五百部搖籃本及五萬頁樂譜和劇本，也盡數遭火舌吞噬

714

。

就連擁有三十五萬卷藏書的華沙軍事圖書館，也沒能逃過祝融之災。主廳裡的波蘭移民圖書館「瑞普斯維爾波書庫」

715

，十九世紀在瑞士創立，一九二○年代才搬回波蘭。

消滅波蘭文學遺產的行動，成果令人驚駭莫名。專家們曾估算過，波蘭境內的書籍有百分之七十不是遭銷毀、就是在被竊據的過程中下落不明。屬於公立圖書館或學校的藏書，逾九成要不消失蹤影、要不被毀屍滅跡

716

。

猶太裔波蘭人和他們的文化受創至深。戰前，猶太裔人口超過三百萬，一九四五年卻只剩下十萬名活口。和波蘭藏書的下場相去不遠，猶太人在波蘭的圖書館不單遭竊據，還被摧毀殆盡。下落不明但最珍貴的圖書館之一，是位於盧布林

717

猶太神學院內遠近馳名的「塔木德圖書館」

718

。曾參與摧毀它的一名納粹分子見證了整個過程。

對我們來說，摧毀波蘭最了不起的塔木德學院是一項殊榮……我們把偉大的塔木德藏書扔出屋外，用貨車載去市場，然後在那裡放火燒掉。熊熊烈焰持續長達二十小時的燃燒。盧布林的猶太人聚集圍觀、痛苦嚎哭。他們的叫喊聲幾乎淹沒了我們的聲音。接著，我們召來軍樂團，士兵們的歡聲雷動淹沒了猶太人的哭嚎。

719

就連在波蘭的圖書館裡，猶太裔作家所創作的猶太文學作品與書籍也一概拿走。

「查禁猶太裔波蘭人的著作，主要的用意就是為了根除波蘭文化中殘餘的猶太影響。納粹甚至認為介紹猶太人的地方導覽書都是危險又不懷好意的。」歷史學家馬利克．索爾卡（Marek Sroka）寫道，他一直在研究波蘭猶太圖書館遭毀一事。索爾卡認為，「有計畫地消滅猶太對波蘭乃至歐洲文明在文化與文學上的貢獻，就日耳曼人看來，幾乎變得和對猶太族裔進行種族滅絕同等重要。」

720

對於摧毀波蘭最重要的猶太與波蘭藏書一事，有一說其原因是這場掠奪之舉缺乏良好規畫所致。羅森堡任務小組當時並未參與運作。但可以把它解釋成，一切都是出於戰爭侵略冷酷凶殘的本性。事出倉促，一發不可收拾。

掠奪摧毀猶太人圖書館的規模大小，與滅絕猶太裔波蘭人息息相關。不止猶太教堂、學校和機構遭劫，連猶太百姓家也無一倖免；大到私人藏書，小到最貧窮人的少少幾本書。一九四二年，當納粹開始大規模將猶太人流放到死亡集中營時，猶太區遭封鎖，殘存的書籍一概被劫被燒，或者被送進造紙廠。猶太區被清空時，又發現居民孤注一擲企圖搶救一些書籍。舉例來說，從克拉科夫猶太教堂搜出的一百五十卷《妥拉》，原本被藏在一家葬儀社閣樓裡，一個特別打造的夾層內。這批經卷絕大多數被焚燬

721

。

在華沙，保爾森特遣隊從「大猶太教堂」

722

掠奪了三萬卷書。它是歐洲最大的猶太教堂之一，之後被充作倉庫，堆放從華沙城五十五座圖書館所偷來的眾多書籍

723

。

一九四三年四月，華沙猶太區內的剩餘猶太族裔發生暴動。這時候，猶太族裔的人口僅剩五萬五千人，前一年還有近五十萬人。暴動基本上是鋌而走險，全然不指望能成功，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鼓吹暴動的男男女女們對下場會如何全都心知肚明。絕大部分在被逐出猶太區之際，就已捐軀。

這場暴動是被熊熊烈火撲滅的，親衛隊用噴火器和手榴彈助陣，一間間燒掉了猶太區的房子。五月十六日，暴動被控制；在親衛隊集團領袖尤爾根．史特魯普（Jürgen Stroop）一聲令下，工兵們開挖大猶太教堂。波蘭記者卡齊米．莫克扎爾斯基（Kazimierz Moczarski）戰後曾與史特魯普在獄中同監，克扎爾斯基在接受他的採訪時這樣描述事件過程。

眼前簡直是一片奇觀。宛如劇場上盛大的一幕。我的手下和我遠遠站著，我手握著可以同步引爆所有炸藥的電力裝置。耶穌會信徒要求不要出聲。我飛快掃視一遍勇武的官兵們，他們既疲憊又渾身髒汙，建築物熊熊火光映襯出他們的剪影。我故布疑陣的大喊：「希特勒，萬歲！」隨即摁下按鈕。一陣雷鳴般震耳欲聾的砰然巨響，彩虹般五顏繽紛四射，爆炸火球高升入雲，對我們大勝猶太人，無異是一次難忘的禮讚。華沙猶太區煙消雲散了。希特勒和希姆萊的宿願得償。

724

＊＊＊

侵犯波蘭後兩年，同樣冷酷無情的掠奪與消滅行動再次大規模重演。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納粹德國開始執行「巴巴羅薩行動」

725

；該行動是進攻蘇聯的軍事代號。在此之前，羅森堡與希姆萊都已經打造出機能極佳的掠奪組織，而今他們的「專業」目標指向了東邊前線。羅森堡任務小組儼然是第三帝國效率最佳的掠奪組織。由於羅森堡已晉升納粹政權統治集團，羅森堡任務小組連帶也取得優勢地位。在涉及東方有關問題時，希特勒向來以巴爾幹日耳曼人為黨內意見權威。現在進攻之勢箭在弦上，希特勒終於給了一個恰如其分的部門讓羅森堡負責：德國東方占領區政府部門

726

。這個單位的功能，是要建立並執行蘇聯境內占領區裡的平民政府。

德國政府部門將掌控納粹之前在東方占領區所成立的「東方總督轄區」

727

。羅森堡曾提議，把蘇聯劃分成數個更小區域，讓這片遼闊的大地便於管理。戰爭期間，總共有兩處以這個想法分割成的六個區域。一處是由波羅的海區、白俄羅斯區及西俄羅斯區的一小部分共同組成的「東方總督轄區」；另一處是「烏克蘭總督轄區」，包含了現在烏克蘭境內數個區域。還有其他四個總督轄區，各以莫斯科、高加索、中亞及窩瓦河流域為中心。

名義上，職位的晉升給了羅森堡巨大的權力，但實際上其影響力始終受制於希特勒。羅森堡和元首很快就為了如何更有效管理東方人民而鬧翻。

羅森堡把斯拉夫人視為雅利安族裔，誠然是從最低限度來看。他相信，德國想要掌控遼闊的俄羅斯領地，就必須與曾經被迫投降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策略結盟。他提報給希特勒的計畫是，德國人要把自己塑造成解放者，並將強烈反共人士與反俄情緒，轉移去對抗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尤其是烏克蘭人，羅森堡覺得他們可以被策動成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盟友。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應該要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也應獲准在納粹領導政權下成為附庸國。

這是個可行的計畫，羅森堡似乎就這麼一次懂得強權政治。也或許，他的計畫根據的是實際的經驗而來，對於俄羅斯帝國境內人民與文化的複雜性，他瞭若指掌。但和其他納粹領導階層不同的是，他曾親眼見過浩瀚的俄羅斯與烏克蘭大草原。這是個大計畫，一旦付諸行動，很可能會改變戰局。

可惜，計畫從未獲得納粹領導者的青睞。就希特勒與希姆萊所關心的問題來看，給斯拉夫人自治權─更不用說，接納這些「弱智人類」成為真正的戰友─簡直是天方夜譚。希特勒在一次會議中的談話，被記錄在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的指令裡，希特勒表達了他對斯拉夫族裔的看法，就是「天生的奴隸」

728

。不單是希特勒與希姆萊反對羅森堡的東境政策，就連戈林和馬丁．鮑曼也不贊同。面對這麼難以應付的反對聲浪，羅森堡是半點機會也沒有。

總督轄區的領導人們均是由希特勒直接遴選，也直接聽命於他，這點導致羅森堡的權威盡失。

最殘暴不仁的納粹分子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被任命為烏克蘭總督轄區的領袖。「要是遇見某個配與我平起平坐的烏克蘭人，我會射殺他。」他用這樣的話來總結他對新問題的觀點。根據科赫的想法，「就連最低等的日耳曼工人，在種族與生物學上都要比這裡的族裔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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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的歸納式政策，引發了外界對日耳曼民族的負面觀感，羅森堡早就預測到會有這樣的後果。當斯拉夫人明白，就連採取鎮壓手段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各方面都好過納粹時，反抗占領霸權和其消滅政策的力量銳不可擋。

羅森堡的職權遭到削弱，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他在兩個已經設立的總督轄區內都缺乏資源。權力的真空狀態被希姆萊和親衛隊填滿。自從大戰爆發以來，親衛隊的影響力幾乎在各方面都受到鞏固。希特勒根本就不信任德意志國防軍的將領們，因此逐步地將權力移轉給他那忠貞的禁衛軍。

鞏固希姆萊職權最有力的，莫過於組織的軍事部隊「武裝親衛隊」

730

，這支部隊自一九三九年以來便不斷壯大，到了大戰尾聲已擁有近百萬兵力。在東線邊境爆發的殘酷戰事上，這支武裝親衛隊代勞了德意志國防軍的許多任務。其中之一是攻打所謂的東歐「游擊隊」

731

，但它實則是在執行種族清除政策。

縱使羅森堡企圖影響東線政策失敗，但羅森堡任務小組在蘇維埃轄區內的大成就，仍讓他得到了慰藉。希特勒曾給予羅森堡任務小組絕對的託管權，使它得以徹底搜索「圖書館、檔案館、共濟會會館及其他各式各樣思想與文化組織，鑑定出有用的資料加以沒收，以做為納粹黨用於高等學校的思想領域和研究工作上」。

大體上，羅森堡任務小組獲得授權，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掠奪。元首也下令德意志國防軍要協助它執行任務。和在西線邊境的慣例不同的是，羅森堡任務小組如今成了「輔助部隊」

732

，換言之，它輔佐軍隊。在西線邊境，德意志國防軍通常與掠奪之舉保持距離，甚至主動違抗掠奪，因為多數將領覺得那麼做有損軍譽。

但是在蘇聯，德意志國防軍的這種道德姿態卻相當低。

在西線，掠奪之舉一直被限制在明確特定的族裔：猶太人、共濟會人士與政敵─屬於「一般」法國人、荷蘭人和丹麥人的財產則大半受到敬重。在東線，遊戲規則卻截然不同。抵制所有實用主義下，羅森堡親身參與了掠奪行動，有條不紊卻殘忍無情─根源於他對布爾什維克黨的私怨，如他在紐倫堡審判中的證詞所說：「因為在我們的世界觀裡，東線那些我們視為對手或仇敵的人們，不同於在西線的人。西線有特定的猶太組織和共濟會會堂，但東線除了共產黨，就沒有別的。」

733

在羅森堡眼中，共產黨的財產必須被視作「猶太人的」，因為布爾什維克黨所建立的政權，是猶太一統世界陰謀的一部分。

儘管地位堅不可摧，但羅森堡任務小組在蘇聯並非所向無敵。隨著局勢的進展，特殊任務部隊「昆斯伯格特遣隊」

734

會緊緊尾隨著三大軍團

735

，突襲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將所得資料運回柏林。正式的編制上，這三大軍團受轄於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外交部門，可是這些單位卻是由一名親衛隊突擊隊大隊領袖，歷史學家埃伯哈德．昆斯伯格（Eberhard von Künsberg）男爵所率領。

三大軍團組成了一支先遣隊伍，後頭再由更滴水不漏的慣例作業進行掠奪。「昆斯伯格特遣隊」掃蕩重大目標，而且和本書之前提及在波蘭的鮑爾森特遣隊如出一轍，被視為「日耳曼的」工藝品名列掠奪清單前茅。其中包括安格拉．舍魯特（Andreas Schlüter）的知名作品，放置在列寧格勒市郊葉卡捷琳娜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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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琥珀宮」

737

。沙皇宮殿裡數以萬計的書籍，裝箱後貼上「沙皇圖書館」

738

的標籤運到德國。昆斯伯格緝獲所得之後，移交給羅森堡任務小組，包含了竊自沙皇皇宮的書和大批沒收而來的猶太文學作品

739

。

羅森堡任務小組的掠奪手法比較具學術色彩，會依據對學術機構、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所做審查而定。這種掠奪方式是有方法、仔細審查過的，而且是有選擇性的。一九四一年夏天到秋天，納粹派遣專家前往蘇聯，做初步的調查，並編列了一份份珍貴藏書的清冊。這些專家中，有一位是波羅的海德國檔案學家戈特利布．內伊（Gottlieb Ney），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在蘇聯占領區內評估圖書館藏品。內伊任職於德意志高校圖書館，戰後遷居瑞典，在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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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檔案管理員。

羅森堡任務小組成立了三個不同的主要工作組：東方工作組（波羅的海地區）、中部工作組（白俄羅斯和俄羅斯西部）及烏克蘭工作組。辦公室設在里加

741

、明斯克

742

和基輔，執行跨地區的掠奪任務，這些地區包含了大多數東歐猶太人仍居住的猶太聚落。

某種程度上，羅森堡所聲稱的東歐「只有」共產黨是對的。蘇維埃政權早幫納粹偷書賊清理出一條大道，因為絕大部分的藏書都已遭到沒收充公，而且共濟會成員與類似組織被禁。戰利品中有很多不是變賣給西歐，就是被歸入了公立圖書裡。納粹因此專注在竊據公立學術機構，因為那裡擁有最豐富的藏書

743

。

在蘇維埃短暫的政權下，波羅的海地區和波蘭東部也被國有化波及；意第緒科學院只是其中一例。國有化主要是針對公有藏書、學術機構和宗教團體，不過國家盜用私人財產，到目前為止還未發生

744

。

羅森堡任務小組在蘇聯境內發動的掠奪行動，既野心勃勃又株連廣泛。根據該機構的一份內部報告，被搜查的學術機構高達兩千兩百六十五所。這項任務不光需要與德意志國防軍和保安處長遠的合作，還要仰仗來自德國學術機構的檔案管理員、圖書館員與專家們。

舉例來說，在烏克蘭工作小組裡，有一百五十名專家在組織數百次圖書館、公立藏書、大學、教堂、皇宮和猶太教堂的竊據行動

745

。蘇聯境內的宗教機構，先前便已慘遭布爾什維克黨人騷擾，如今受創至深。數千名傳教士要不是遇害身亡、要不就是被蘇維埃政府送進西伯利亞的集中營。據統計，納粹組織大約盜取了一千六百七十座俄羅斯東正教教堂、五百三十二所猶太教堂，還有兩百三十七間天主教教堂。

除了特別青睞猶太的藏書，他們還特別喜歡屬於共產黨所有的檔案館和圖書館。帝國中央安全局要所有具知識價值的東西，至於其他的資料就歸羅森堡在東歐的「東方圖書館」計畫所有，還有竊自巴黎「移民圖書館」的藏品也歸到這裡。除此之外，其他從事東方研究的學術單位，譬如「萬湖學院」

746

、位於弗次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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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歐學院」

748

，也分享了自蘇聯掠奪而來的戰利品。

在明斯克有數百座圖書館遭到洗劫，單單是列寧圖書館藏書就能裝滿十七座的火車貨廂

749

。在基輔，所謂的革命檔案館─俄國大革命的龐大史料─被盜走了。這個檔案館裡還包含了來自彼得留拉所領導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750

的文獻。羅森堡任務小組繼而想盡辦法取得共產黨對斯摩倫斯克州

751

所作的完整檔案資料，總計長達一千五百碼書架

752

。

這批資料不光是被指定用於特殊目的，來製作反布爾什維克黨的宣傳資料；根據羅森堡任務小組的一份公告說明，它之所以遭竊，是因為「日耳曼人必須更了解布爾什維克黨才能打敗它」。位於柏林格特勒登大街上的「東方圖書館」，成了這項研究的首要樞紐。在一九四一年，侵略後第一年，這座圖書館便已經收納了多達五十萬卷圖書。羅森堡任務小組里加辦公室，運來了高達二十萬卷書籍，同時，斯摩倫斯克

753

遭竊了逾三十萬卷藏書

754

。東方圖書館也蒐羅大量檔案資料、相片、報紙、期刊與地圖。

恰如波蘭所發生的慘劇一樣，在蘇聯境內遭毀的資料，大幅超過失竊的數量。有專家估計，納粹在戰爭期間很可能摧毀了近一億卷圖書，其中泰半是在蘇聯

755

。

世界史上最殘暴的一場衝突，就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納粹德國與蘇聯的戰爭，有三千萬人在戰場上喪命。從物資與文化觀點來看，這場戰役留下空前的荒蕪。一部分要歸咎於紅軍自己，它採用了傳統俄羅斯的焦土戰術，絕不留給敵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而且，焦土還會遭撤退的德國人再燒光一次。

納粹在斯拉夫民族挑起戰火的目的，就是要殲滅並剷除對方。與納粹研究無關的數千萬卷書籍也遭到銷毀。由於戰利品豐碩，篩選的過程相形下非常嚴格。

重要的文化與歷史象徵，例如皇宮，也被有計畫性的摧毀。希特勒的目標是要將蘇聯大型城市完完全全夷為平地。文化之都列寧格勒（亦即聖彼得堡），被希特勒視為亞洲民族「邁入歐洲的門檻」必須摧毀，讓人民活活餓死。波羅的海地區最終將被第三帝國併吞。布爾什維克黨的大本營莫斯科，要從地表剷除，然後在原地打造一座人工湖取而代之─納粹曾計畫打開伏爾加運河

756

的水閘門淹沒整個區域

757

。甚至，基輔也要被夷平。希特勒的計畫是，克里米亞半島和烏克蘭南部大片區域上的居民要全數清空，空出地方做日耳曼人的殖民地。

即使像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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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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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西部）及伏爾加殖民地，也要被第三帝國併吞；這些地區一直以來都是蘇聯旗下獨立自主的蘇維埃共和國，境內人民是一支日耳曼少數族裔，十八世紀時定居在俄羅斯。這樣才能在東邊開闢出給日耳曼人居住的生存空間。如同在波蘭一樣，這個計畫是要在新的德國霸主統治下，將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哥薩克人和其他種族貶為奴隸。在這些即刻要併入第三帝國的區域內，現有的百姓將被驅逐或殲滅，為日耳曼居民鋪路。而任何能讓人聯想到前一個文化之物，都必須被徹底抹除。

這時，納粹的研究員們持續不斷搜尋─往往一無所獲─能給予納粹併吞之舉正當理由的蛛絲馬跡。除了烏克蘭，再無別處曾遭逢這樣的摧毀與掠奪的慘劇。根據某一項估計，大戰期間約有五千萬卷書籍在這裡被摧毀殆盡

760

。

＊＊＊

街上，石牆上一扇窗的上方，石頭的顏色因經久日曬後褪了色。窗下，仍可辨識出幾個模糊卻優美的希伯來文字母。維爾紐斯的猶太區藏匿在一層薄薄的黃漆底下─街上低矮的石砌房屋別致如畫，中世紀的巷道蜿蜒有致。這些房屋似乎自戰後就無人聞問；有些已然塌陷，屋頂彎曲變形，似隨時要四分五裂。今天，沿街的素食餐廳夾在脫衣舞孃俱樂部和小型書籍出版商之間，這個路段一度曾是猶太人的維爾紐斯市中心。

我一路走在這條過去稱為斯特拉蘇納

761

的大街上，戰後，它被更名為「薩莫吉希亞街」

762

。這條街最早是以猶太拉比、研究學者兼商人馬蒂亞斯．斯特拉蘇納（Mathias Straszuna）命名的，他是十九世紀時維爾紐斯傑出的知識界名人。其成就包括拓展維爾紐斯城內的猶太教育體系。不過，其名聲是來自於他所創辦的圖書館。斯特拉蘇納通曉德文、法文、拉丁文和俄文，他的圖書館無所不包，從中世紀的希伯來文手抄本，到文學著作、詩作、旅遊書及科學的學術論述。他在一八八五年辭世之際，將圖書館捐給了維爾紐斯的猶太會眾，數年後圖書館便對外開放。透過後來的捐贈，該館很快就躋身成為東歐最頂尖的猶太圖書館；全球各地研究專家、歷史學家和拉比們都被它具歷史價值的藏書吸引而來。

作家赫茲．阿布拉莫維奇（Hirsz Abramowicz）認為，維爾紐斯之所以能成為意第緒文化跳動的心臟，這座圖書館居功厥偉

763

。阿布拉莫維奇自己就曾多次造訪，對館員凱寇．倫斯基（Khaykl Lunski）極為讚賞；倫斯基是個古怪又有點傳奇性的人，以館為家，睡在猶太區內大教堂旁的側樓裡。他的腦袋裡裝著一整套藏書，「他對每一篇宗教著作、每一篇世俗論述及每一份期刊都瞭若指掌。」已經有研究主題的專家或作家都應該和「無可取代」的倫斯基見上一面

764

。

根據阿布拉莫維奇的說法，倫斯基總是穿同一套服裝，只吃「一小口黑麥麵包配餌大的一丁點鯡魚，就能終日飽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當德意志國防軍攻占維爾紐斯時，年近六十的他猶在館內工作不懈。「巴巴羅薩行動」─納粹德國攻打蘇聯─兩日前就已爆發。幾乎未見兵戎相向，維爾紐斯就被占領了，因為紅軍決定在德軍挺進之前先行撤退。

一九四一年七月，羅森堡派遣研究員赫爾曼．哥特哈特（Hermann Gotthardt）到維爾紐斯。起初，哥特哈特把自己當作是在文化方面對這個城市深感興趣的遊客或準備寫論文的學者。他造訪了城裡的博物館、猶太教堂和圖書館，來建立自己對現存猶太會眾的概念，並且採訪了一些雇員，也和城內一些猶太專家打聽消息。到了七月底，他已經做完整體評估，於是要求蓋世太保扣押三個人：蘇維埃短暫政權下的「意第緒科學院」院長、語言學家兼新聞記者諾亞．普里盧斯基（Noah Prilutski）和意第緒語新聞記者兼該城人種志博物館「安斯基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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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伊萊雅．戈德施密特（Elijah Jacob Goldschmidt）。第三人就是斯特拉蘇納圖書館館員倫斯基。接下來的數星期，這三人每天都要從蓋世太保總部的牢房裡，送到斯特拉蘇納圖書館來，被迫為城裡最珍貴的著作編寫清冊。

同一時間，圖書館的窗外，一場大屠殺慘劇正在上演。七月時，親衛隊的一支暗殺部隊「艾因薩茨軍團」

766

抵達維爾紐斯，逮捕了五千名猶太人。當時，以每次一百人的方式，這些猶太人被帶往位於維爾紐斯南方六英里處，一個度假小城波納爾

767

。大戰爆發前，紅軍就在此地挖掘大型坑洞，用以貯放油箱，因為附近有個空軍基地。這些猶太人被要求脫光，然後每次十到二十人被帶往坑洞邊射殺。坑裡的屍首僅覆蓋上薄薄的一層沙，然後就再射殺下一批死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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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也組織立陶宛志願者成立謀殺單位「專案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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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下遭逮捕，通常在猶太假日時被處決。老人、病患和其他被視為「無生產力」的人，都要被除之而後快。絕大部分的受難者都被埋在波納爾小城裡的坑洞，坑裡葬著七千名蘇維埃戰犯，還有約兩萬名被殺害的波蘭人。

不久，婦女和兒童也遭到逮捕，被帶到波納爾的處決坑。到了八月，當戈德施密特、普里盧斯基和倫斯基完成了哥特哈特要求他們做的工作時，遇害的維爾紐斯猶太人已有數千名。哥特哈特帶著清冊回到柏林後不久，蓋世太保就射殺了戈德施密特、普里盧斯基。但不知為何，倫斯基卻被釋放

770

。

很快地，羅森堡的爪牙們便知道了，對東方的掠奪需要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手段。純就數字上看這些圖書館、檔案館和其他收藏，真的是太過龐大，這一點與哥特哈特在維爾紐斯的心得不謀而合。要以在巴黎或羅馬所執行的那種單一一次掃蕩行動來扣押如此大量的資料，非但行不通，也不切實際。還有另一個難題是，沒有通曉希伯來文與意第緒語的德國人，難以挑選哪些書籍對未來的研究是有幫助。解決這些難題的方式，非常變態殘暴，而這也是納粹性格的本質─他們把工作交給受難者來做。

一九四二年四月，法蘭克福「猶太問題研究院」的波赫帶了另外三名「猶太專家」來到維爾紐斯

771

。當時，碩果僅存的維爾紐斯猶太人只剩三分之一；四萬名猶太人都已在一九四一年夏秋時遭「艾因薩茨軍團」處死了。就在波赫抵達前夕，大屠殺的腳步開始趨緩。同時，德意志國防軍和德國的軍事工業需要更多奴工，因此親衛隊開始改變大屠殺的策略，不採射殺，改採流放集中營。倖存的兩萬猶太人被關進了猶太區裡擁擠不堪的猶太營

772

。

一九四二年初，一股風雨前的寧靜氣氛瀰漫在猶太營內，盡可能讓生活恢復到一種正常狀態。猶太營內甚至設置了一座圖書館，由館員赫爾曼．克魯克（Herman Kruk）主其事。這座圖書館，顯然是對營內居民精神抵抗的示威，就設在大屠殺處決場的正中央。圖書館位於斯特拉蘇納街六號的一幢建築內，今天仍佇立原地。紅磚紅泥，雖然明顯坍塌，但它始終都是街上最宏偉的建築。

猶太營的居民都把他們的書、檔案資料和藝術品捐給了這座圖書館。但還有一些書是從遇害居民棄置的公寓內被帶走的。坐落在斯特拉蘇納街六號的建築，不僅是一座圖書館，同時也是知名的「猶太藝術與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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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收藏了四萬五千卷書籍外，該建築還設有書店、博物館、檔案館及研究部門。暗地裡，納粹犯罪的證據都被一一採集。目擊者寫下他們的日記，而德國人的命令與其他文獻都被保管好。有一群作家開始為猶太營寫史。

「儘管痛不欲生、苦不堪言，猶太營的環境困難重重，但一顆文化之心在此跳動不已。」克魯克在日記中寫著。營內數千名猶太人到圖書館來借書。就在圖書館歡慶借閱書籍滿一萬本當日，十五歲少年伊兹科沃克．魯達舍維奇在他的日記寫道，閱讀給這些居民同時帶來了希望與安慰。「數以萬計的人在猶太營內閱讀。閱讀已成為營內最美妙的消遣。書本給人一種自由的感受，書本把我們和世界連接起來。借書萬本是猶太營引以為傲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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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魯克會仔仔細細記錄圖書館的活動，誰借了書、什麼書最受歡迎等等。他發現，有一群讀者在找與他們同病相憐的書。猶太人在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期及宗教裁判所都是相關主題，但是他們最喜愛的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另一群讀者剛好相反，他們要的是「帶他們遠離現實，去到遙遠國度」的文學作品。兩類讀者的閱讀動機都很強烈，「人類可以忍受飢餓、貧窮和痛苦，但無法忍受與世隔絕。因此，更甚以往，對書本與閱讀的需求達到顛峰。」克魯克寫道

775

。

就在這段猶太營內相對平靜的日子裡，羅森堡任務小組啟動了它的行動。十二名學問淵博的猶太人被挑去當奴工。其中一個就是倫斯基，他又逃過了秋季處死一劫。

克魯克和一名他在「意第緒科學院」的同事，文獻學家兼歷史學家澤利格．卡爾馬諾維奇（Zelig Kalmanovitj）被指派為工頭。猶太區外的分揀站，設在維爾紐斯大學圖書館所屬的一幢建築物內。

這批奴工的任務包含將文學珍寶做分類、裝箱，然後運到德國去。竊自斯特拉蘇納圖書館的第一批托運貨品，高達四萬卷書籍。克魯克、卡爾馬諾維、倫斯基和其他奴工面臨一個抉擇，不過選哪個都很糟。

他們被迫挑選出價值最高的藏書，並且做成書目，如此就能對研究工作有所貢獻，但這麼做根本是在為大屠殺找尋正當性。另一個選擇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落選的書本要被送去附近的造紙坊搗成紙漿。

要不就協助納粹「拯救」最具價值的書籍，要不就拒絕，然後眼睜睜看著這些著作永遠消逝。「卡爾馬諾維和我不知道我們到底是救世主、還是挖墓工。」克魯克在他的日記沮喪地寫道

776

。

為這群奴工注入力量的是，不管如何他們都要搶救這批文化遺產；之後這群奴工變成了猶太營區裡眾所周知的一支「紙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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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很快地，竊自猶太教堂書籍及偷自維爾納．加翁（Elijah ben Solomon Zalman）圖書館的一套珍貴藏書陸續運抵。

偷書行動所向披靡，因此羅森堡任務小組很快便擴大行動。一九四二年春天，納粹在維沃斯基歐街十八號的「意第緒科學院」成立了第二座分揀站。紙旅部隊人員增加到超過四十人，時年三十九的詩人亞伯拉罕．薩茨凱弗（Abraham Sutzkever）也在其中。薩茨凱弗學養豐富，歪戴著黑框眼鏡，如宗教信仰般信奉著語言的力量，這些讓他在以意第緒文創作的「青年維爾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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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成為青年詩人們的首腦。

羅森堡任務小組把從鄰近村鎮搶奪而來的書籍都送到這兩個分揀站。他們非常審慎地檢查分揀工作，「如同猶太大屠殺一樣，摧毀的猶太書籍都要寫進紀錄裡，然後隔週上繳報告，裡頭包含送了多少書去德國、多少書去造紙坊的統計數字，所有的書還要以語文和出版年分做細分。」歷史學家大衛．菲許文（David Fishman）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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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旅」不可能以挑出珍貴性較低的書籍來搶救更多書，因為羅森堡任務小組事先設下了特定的限額，必須銷毀大約三分之二的書。克魯克在他的日記裡寫著，這項工作簡直是「錐心之痛」，工作小組裡的成員在執行迫不得已的任務時，總是眼眶含淚，「意第緒科學院正在垂死邊緣；它的萬人塚是一座造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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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茨凱弗形容在維沃斯基歐街十八號的差事宛如「我們猶太文化的波奈爾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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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警衛的監視下，「我們在為我們的靈魂挖掘墳墓。」

782

一開始時「紙旅」成員們曾伺機起而抗爭。其中一個是被動式抗爭：只要德國人一離開這幢建築物，成員們就停止工作。在意第緒科學院建築內工作的薩茨凱弗，常以意第緒語讀詩給大家聽。成員中有幾個人在猶太營拘留期間，仍持續寫詩、論文和期刊。薩茨凱弗事後說，那是攸關生死存亡的問題，「我認為，一如虔誠的猶太人篤信彌賽亞，只要我持續寫作，只要我還是個詩人，我就手握了一個足以對抗死亡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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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紙旅」開始進行主動式的抗爭，偷渡珍貴著作。每日下班之際，在被帶回猶太營之前，薩茨凱弗和其他成員會把手抄本藏在衣服內。白天這麼做比較不危險，因為押解他們的警衛是猶太營的警察。也正是這批心知肚明的警察給了這個小組取的綽號。「紙旅」是紙的戰士，置生死於度外，偷渡了一份又一份的文獻到營內。「其他猶太人看我們這樣做，都覺得我們是瘋子。他們把食物藏在衣服和靴子裡走私到營內，但我們卻是走私書籍和破紙片，有時候是一部《妥拉》。」小組的一名成員寫道

784

。

薩茨凱弗是組裡最積極的走私犯，曾想盡辦法要帶走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一本日記。想出要德國人同意銷毀「多餘的紙」這個主意的人也是他。薩茨凱弗說服了德國人，把這些多餘的紙放進猶太營的爐子裡燒燬。獲准後，各式各樣的「垃圾」被搶救下來，諸如托爾斯泰、高爾基（Maxim Gorky）、加翁的信件與手稿，還有夏卡爾的畫作都因此獲救。

儘管如此冒險犯難、勇氣十足的付諸行動，但仍有難題：紙旅只不過是把書籍與手抄本從一個監獄偷渡到另一個監獄罷了，這些藏品之後要如何移出去？克魯克把一些藏品藏到了猶太營的圖書館裡，而薩茨凱弗則將他的資料分散放在好幾個藏匿點，包括藏在他的公寓壁紙後面。最令人拍案叫絕的藏匿點是改造後的掩體，想出此方法的是工程師格爾森．阿布拉莫維奇（Gerson Abramovitsj）。掩體深達地底六呎，有電力，也有自己的通風系統。阿布拉莫維奇建造這座掩體，是為了藏匿他那身障的母親不被納粹逮捕。不久，他的母親便有了手抄本、書信、書籍和藝術品作伴，這些統統深埋在地板下

785

。「紙旅」設法再將這些資料偷運出猶太營，多半仰賴立陶宛圖書館員歐娜．西梅特（Ona Simaite）；她假借要來取回猶太學生尚未歸還的借書，騙進了猶太營。離開時，她便帶走珍貴的書籍與手抄本。而她還藏匿了一名猶太女孩，不過在一九四四年被捕。西梅特遭扣押刑求，流放到達豪

786

的集中營，但她努力求生，熬過戰火

787

。

薩茨凱弗不光偷運書籍，也走私軍火。他是祕密組織「聯合黨派組織」

788

成員，這是設立於猶太營內的一支猶太武裝抗爭團體，它的座右銘是「我們不容自己被宰割如羔羊」。在「意第緒科學院」裡工作時，薩茨凱弗藉助於立陶宛人脈，取得槍枝與半自動步槍的零件，偷渡進猶太營裡組裝。

「紙旅」成員假以時日變得越來越有膽識，開始夾帶大部頭資料。彷彿是最後的孤注一擲，他們開始把書藏在真正的「意第緒科學院」大樓內。一九四三年春至一九四四年九月間，「紙旅」成功地偷運出數千卷書籍與手抄本。不過，歸根究柢，被搶救的只有數以十萬計的書籍中未被送進造紙坊、也未運去德國的極小一部分書籍與手抄本。

＊＊＊

一九四三年夏末，「紙旅」成員們知道他們的工作很快就要結束了。已經沒有圖書館藏書送來做分揀，同時羅森堡任務小組也開始中止任務。

卡爾馬諾維在八月尾聲時，在日記上寫下最後一則文章，「整個禮拜，我都在做分揀書籍的事，數以千計的書，用我的雙手把它們丟進垃圾堆。在意第緒科學院的閱覽室裡有一堆書，那是書塚、是弟兄的墳塋，被歌革（Gog）和瑪各（Magog）

789

所挑起的惡戰折磨得痛苦不堪，命運一如它們的主人……只要我們能搶救的，就能在神的庇祐下倖存！當我們以人類之姿回到此地時，將能再次見到它們。」

不只羅森堡任務小組的任務逐漸減緩，德國東部的集中營也如此。一九四三年冬天，在史達林格勒一戰失利後，德軍處於撤退狀態。這表示德國在東部的軍事裝備工業將解散，數百萬奴工將成過剩人力，許多奴工被直接送進毒氣室。

一九四三年春天，在華沙爆發猶太人的暴動，這讓希姆萊很緊張。他有正當的理由懷疑，其他猶太營的猶太人正在策動武裝叛變。暴動後數週，希姆萊簽署了一項命令，要終止在波羅的海區域的猶太營。維爾紐斯的猶太營，因為被德國情治機構視為最可能叛變的巢穴，必須盡快摧毀殆盡。

流放維爾紐斯剩餘猶太人的行動，始於一九四三年八月初。猶太營必須在兩個月內清空。年輕力壯者被送去集中營做一些挖掘戰壕的活兒。年邁、年幼或有病在身者一律格殺勿論。

然而，在清空猶太營之前，「聯合黨派組織」的一百八十名成員逃了出去，藏匿在維爾紐斯郊外的森林內。薩茨凱弗也在其中，他帶著妻子和另一名「青年維爾納」組織的詩人西尼珥賀．卡克澤金斯基（Shmerke Kaczerginski）逃了出去。在猶太營裡，薩茨凱弗已經失去了他的母親與新生兒子，他們被納粹囚禁在營區醫院裡。

薩茨凱弗飛出牢籠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莫斯科。一九四四年初，蘇聯最負盛名的作家兼新聞記者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協助薩茨凱弗和他的妻子逃去了莫斯科。一架輕型蘇維埃飛機勉力跨越邊界，降落在維爾紐斯郊外森林裡冰封的湖面上。冒著德軍連連砲火，成功返抵蘇聯境內。愛倫堡在共產黨黨報《真理報》

790

報導了薩茨凱弗的事蹟，是蘇聯境內媒體首度披露猶太大屠殺的真相。

不過，猶太營內大多數人和「紙旅」都未能逃脫。在波奈爾刑場內，親衛隊不斷執行大規模處決。在這段期間的尾聲遭處決的其中一人，正是十五歲的日記作者魯達舍夫斯基。與此同時，親衛隊舉辦了一場規模浩大的宣傳活動，來遮掩大屠殺。一九四三年九月，附近一處集中營施圖特霍夫（Stutthof）的死囚，被迫到波奈爾刑場挖掘數萬具腐爛屍體。屍體在熊熊烈火與灰燼中燒燬，再連同沙塵一同掩埋。奴工花了數個月的時間，才埋完十萬名遇難者的骨骸。

早在一九四一年，「意第緒科學院」的精神領袖西蒙．杜布諾夫（Simon Dubnow）便已遭殺害。大戰爆發之際，杜布諾夫已屆八十高齡，他在一九三○年代時定居於里加，創作他的回憶錄。一九四○年，知道大難臨頭的友人們幫他取得瑞典護照。一九四一年納粹占領里加，杜布諾夫被逐出公寓，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藏書遭到沒收。他和城裡的其他猶太人一起被關進猶太營。一九四一年初，親衛隊強迫兩萬四千名猶太人離開猶太營，到里加郊外的倫巴拉

791

。在此，蘇維埃戰俘已經挖了六個大坑洞，他們就在這裡遭到處決。杜布諾夫因為病魔纏身，無法徒步數里到當地，因此在大街上遭到一名蓋世太保軍官射殺。根據目擊者證詞，杜布諾夫直到斷氣前猶敦促猶太區囚徒們，「猶太人，要寫下紀錄保存好。」

至於倫斯基如何亡故卻無人知曉。有一位目擊證人說，他和他的女兒一同被驅逐到「特雷布林卡滅絕營」

792

；另一名證人則說，他在一九四三年九月遭毒打致死。「紙旅」首腦卡爾馬諾維奇被移送到位於愛沙尼亞的瓦伊瓦拉

793

集中營，一九四四年葬身當地。克魯克被流放到愛沙尼亞的拉葛帝

794

勞改所

795

。他到死之前都持續寫日記。九月十七日，他寫著「我把手稿埋葬在拉葛帝，在警衛室對面舒爾曼先生的營房裡。有六個人出席了這場葬禮」。克魯克已經意識到自己的下場。隔日，他和兩千名囚徒被迫抬著木頭到附近一座森林裡。木頭擺成長長一排，囚徒們被要求坐在上面。他們為自己堆起了火葬場。親衛隊警衛們從頭部射殺這些囚徒後，再排上另一排木頭，叫另一批囚徒坐上去，然後燒燬這些屍體。可是，數日後紅軍抵達現場，未完全焚燬的屍體依舊堆積如山。一位目睹克魯克「葬禮」的目擊者逃脫，日後回來挖走了他的日記本。

那時，維爾紐斯已被紅軍解放。一九四四年七月第一週，這裡遭到一次軍事攻擊，到了七月十三日，最後的納粹餘孽撤退了。解放者包括了薩茨凱弗和卡爾馬諾維奇，他們加入猶太游擊隊組織「復仇者」

796

。戰役甫結束，他們就開始尋找藏匿起來的手抄本和書籍，卻發現位於維烏斯奇奧街十八號的「意第緒科學院」在慘遭空襲後，成了被燒得千瘡百孔的廢墟。克魯克在猶太營內圖書館的藏匿點早被發現，書籍全拿到院子裡燒掉了。不過，祕密掩體並未被毀。薩茨凱弗和卡爾馬諾維奇從地板下方挖出手抄本、書信、日記和一捆托爾斯泰的著作。在不斷挖掘當中，地底下突然出現一隻手。曾經藏匿在掩體內的一名猶太人已命喪黃泉，有人將他埋在書堆裡。

678

Vivulskio gatvé 18。

679

Yidisher Visnshaftlekher Institut。

680

David E.
Fishman, “Embers Plucked from the Fire: The Rescue of Jewish Cultural Treasures from Vilna,” p.
69,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ed.
Jonathan Ro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681

俄羅斯猶太裔歷史學家。

682

Mszislau。

683

Jewish Pale of Settlement。

684

Ibid., pp.
66–67.

685

Shivaun Woolfson, Holocaust Legacy in Post- Soviet Lithuania: People, Places and Objects, London: Bloomsbury, 2014, p.
34.

686

General Jewish Labor Bund。

687

Der Bund。

688

Susanne Marten-Finnis, Vilna as a Centre of the Modern Jewish Press, 1840–1928: Aspirations, Challenges, and Progress, Oxford; New York: Peter Lang, 2014, pp.
59–60.

689

Karelia。

690

Cecile Esther Kuznitz, “YIVO,” The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http://www.yivoencyclopedia .org/article.aspx/YIVO.

691

Cecile Esther Kuznitz, The Origins of Yiddish Scholarship and the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quoted in Marek Web, “Operating on Faith: YIVO’s Eighty Years.”
Yedies, no.
199, 2005.

692

“Special Masters for Holocaust Victims Assets Litigation,” YIVO, 2005.

693

Carl J.
Rheins, “Recovering YIVO’s Stolen Art Collection,” YIVO News, no.
191, 2000–2001.

694

Albert Einstein, “Letter of support for the YIVO Institute by Albert Einstein,” April 8, 1929, YIVO digital archive, Document no: RG 82/yarg82f2243d002.

695

Molotov-Ribbentrop Pact。

696

Institute for Jewish Culture。

697

Lithuanian Academy of Science。

698

YIVO-bleter。

699

Avraham Novershtern, “Reyzen, Zalmen,” The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http://www.yivoencyclope dia.org/article.aspx/Reyzen-Zalmen.

700

Kraków，波蘭第二大城。

701

St.
Mary’s Basilica，也稱為Church of the Virgin Mary。

702

十五至十六世紀德國知名雕刻家。

703

Pelplin，波蘭城市名。

704

Sem C.
Sutter, “Polish Books in Exile: Cultural Booty Across Two Continents, Th rough Two Wars,” p.
149,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ed.
Jonathan Ro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705

Poznań，波蘭中西部小城。

706

Intelligezaktion。

707

Sonderfahndungsbuch Polen。

708

Maria Wardzyńska, Był rok 1939.
Operacja niemieckiej policji bezpieczeństwa w Polsce.Intelligenzaktion,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2009.

709

Sutter, “Polish Books in Exile,” p.
149.

710

Hans van der Hoeven and Joan van Albada, “Memory of the World: Lost Memory: Libraries and Archives Destroy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ESCO, 1996.

711

Sutter, “Polish Books in Exile,” p.
149.

712

Warsaw Uprising。

713

Biblioteka Załuskich，Załuskich是人名。

714

Joanna Pasztaleniec-Jarzyńska and Halina Tchórzewska-Kabata, Th e National Library in Warsaw: Tradition and the Present Day, Warsaw: Biblioteka Narodowa, 2000, p.
9.

715

Rapperswil Library。

716

Marek Sroka, “The Destruction of Jewish Libraries and Archives in Cracow During World War II,” Libraries and Cultures, vol.
38, no.
2, 2003.

717

Lublin。

718

Talmudic library。

719

Rebecca Knuth, Libricide: The Regime- Sponsored Destruction of Books and Librar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iden; Boston: Praeger, 2003, p.
84.

720

Sroka, “The Destruction of Jewish Libraries and Archives in Cracow During World War II.”

721

Ibid.

722

Great Synagogue。

723

Knuth, Libricide, p.
84.

724

Kazimierz Moczarski, Conversations with an Executione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4, p.
164.

725

Unternehmen Barbarossa，Barbarossa（紅鬍子）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綽號。

726

Reichsministerium für die besetzten Ostgebiete，簡稱RMBO。

727

Reichskommissariat Ostland，簡稱RKO，二次大戰時，納粹德國在波羅的海三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與白俄羅斯部分地區所建立的政權。

728

Hugh Trevor- Roper and Gerhard L.
Weinberg (eds.),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Secret Conversations, New York: Enigma Books, 2013, p.
27.

729

Norman Davies, Europe at War 1939–1945: No Simple Victory, London: Pan Macmillan, 2008, p.
306.

730

Waffen-SS，全稱為Die Waffen Schutzstaffel，俗稱「黑衫軍」。

731

泛指二戰時遍布東歐的反納粹、義大利法西斯的非正規部隊。

732

Wehrmachtsgefolge。

733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econstructing the Record of Nazi Cultural Plunder,” Amsterdam: IISH, 2011, p.
33.

734

Sonderkommando Künsberg。

735

應指德意志國防軍、武裝親衛隊和羅森堡任務小組。

736

Catherine Palace。

737

Amber Room，普魯士首任國王腓特烈一世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皇宮以琥珀打造的宮殿，金碧輝煌，後被腓特烈威廉一世送給沙皇彼得一世，做為普俄聯盟的禮物。置放在聖彼得堡（即列寧格勒）郊外，價值超越黃金，後被德軍拆解輾轉多次運送，大戰期間下落不明至今。

738

Zarenbibliothek Quatchina。

739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Library and Archival Plunder by the 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 Holocaust Genocide Studies, no.
19, 2005.

740

Lund

741

Riga，拉脫維亞的首都。

742

Minsk，白俄羅斯的首都。

743

Grimsted, “Reconstructing the Record of Nazi Cultural Plunder,” p.
23.

744

Yitzhak Arad, The Holocaust in the Soviet Un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9, pp.
413–414.

745

Leonidas E.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p.
31,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ed.
Jonathan Ro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746

Wannsee Institute，萬湖是地名，位於柏林西南方。

747

Breslau，波蘭城市。

748

Institute for Eastern Europe。

749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750

Ukrainian National Republic。

751

Smolensk Oblast，俄羅斯聯邦州名。

752

Ibid.

753

Smolensk，俄羅斯西部城市名。

754

Grimsted, “Reconstructing the Record of Nazi Cultural Plunder,” p.
23.

755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p.
32.

756

Volga Canal。

757

Jörg Ganzenmüller, “Blockade Leningrads: Hunger als Waffe,” Zeit Online, July 18, 2011.
http:www.zeit.de/zeit-geschichte/2011/02/Kriegsziele-General plan-Ost.

758

Baku，亞塞拜然的首都。

759

Galicia。

760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p.
31.

761

Straszun。

762

Žemaitijos gatvę，立陶宛的歷史區。

763

Hirsz Abramowicz, “Khaykl Lunski,” pp.
260–264, Profiles of a Lost World: Memoirs of East European Jewish Life Before World War II,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764

Ibid.

765

S.
Ansky Museum，安斯基是白俄羅斯猶太作家。

766

Einsatz group，艾因薩茨意謂任務。

767

Ponar。

768

Joseph H.
Prouser, Noble Soul: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Vilna Ger Tzedek Count Walenty Potocki,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LLC, 2005, pp.
1–3.

769

Ypatingasis Būrys。

770

Fishman, “Embers Plucked from the Fire,” p.
68.

771

Ibid.

772

ghetto之前通譯成猶太區，此處特別譯成猶太營以示區別。也有其他文獻譯為貧民窟，但不適合內文。

773

The Museum for Jewish Art and Culture。

774

Yitskhok Rudashevski, Diary of the Vilna Ghetto,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Council, 1991, pp.
77–78.

775

Herman Kruk, “The Ghetto and the Readers,” pp.
192–197,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ed.
Jonathan Ro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776

Fishman, “Embers Plucked from the Fire,” p.
69.

777

Die Papier Brigade。

778

Yung Vilne。

779

Ibid.

780

Ibid.

781

Ponar，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十萬名維爾紐斯的猶太人在此遭槍決。

782

Web, “Operating on Faith: YIVO’s Eighty Years.”

783

Joseph Berger, “Yiddish Poet Celebrates Life with his Languag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85.

784

Fishman, “Embers Plucked from the Fire,” p.
71.

785

Ibid.

786

Dachau，德國南部中世紀古城，納粹德國在此設置國內第一座集中營，專門用來關押政治犯。

787

“Ona Simaite,” Shoah Resource Center,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Holocaust Studies, www.yadvashem.org/odot_pdf/Microsoft%20Word%20-%20 6025.pdf.

Web, “Operating on Faith: YIVO’s Eighty Years.”

Yitzhak Arad, In the Shadow of the Red Banner: Soviet Jews in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Jerusalem; New York: Gefen, 2010, p.
205.

Joseph Berger, “Abraham Sutzkever, 96, Jewish Poet and Partisan, Di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0.

Ruth Wisse, “Abraham Sutzkever,” Holocaust Literature: Lerner to Zychlinsk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234–1237.

Saul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8, p 633.

Fishman, “Embers Plucked from the Fire,” p.
73.

788

Fareynikte Partizaner Organizatsye，意第緒語，簡稱FPO，是猶太人黨派所組成的地下組織。

789

歌革與瑪各是猶太教末世論所謂的彌賽亞的敵人，被彌賽亞打敗後，宣告彌賽亞時代降臨。

790

Pravda。

791

Rumbula。

792

Treblinka，在德國戰區波蘭境內。

793

Vaivara。

794

Lagedi。

795

forced-labor camp。

796

Nekome。

第十二章　塔木德單位

特雷津集中營

797

站在橋上，水底河沙上淡棕色的魚背清晰可見。魚兒不時旋轉調頭，鱗片向著太陽折射出粼粼銀光。橋的另一端，我看到帶著孩子的人家，躺在通往奧赫熱河

798

的露天沙坑上。時值仲夏，水位很低。孩童們跳入河裡，任由水流一路帶往平靜的流域。遠方的下游，河畔綠樹絕跡處，兩萬兩千名集中營囚徒的骨灰就在那裡被亂拋入河。

屏障在德國與捷克邊界的齊陶

799

山脈，往南約十二哩處，佇立著昔日霍布斯堡的堡壘和衛戍城特萊辛施塔特

800

，也就是今天的特雷津

801

。在巴士停靠用的停車場上，你可以買到飲料、鑰匙圈，還有集中營囚徒們在帳棚內的明信片。然而，今天幾乎沒有遊客，溫度計直飆華氏一○四度，城裡大街小巷宛如恐怖的不毛之地，除了幾個女孩騎著腳踏車，車籃內放著捲起的毛巾，直奔河邊而去。這些日子裡，除了少數幾棟因蘇維埃式蕭瑟而引人矚目的公寓外，只有兩千人曾住在這幢星狀堡壘的城牆內。

戰爭期間，親衛隊在這些城牆內打造了有史以來最怪誕的集中營。絕大部分的德國集中營都大同小異，按著親衛隊上級領袖西奧多．艾克（Theodor Eicke）設計的模式打造；艾克是達豪集中營指揮官，達豪是第一個集中營，成立於一九三三年。艾克在這裡提升結構與文化內涵，以便成為未來所有集中營的運作模式。

特雷津，既是集中營也是個猶太營，有眾多不同的功能。它也用作收集營和轉運營。從這裡流放出去的人，之後大多被送到波蘭占領區的滅絕營。有時特雷津也充當模範營，用於德國的宣傳活動裡。

衛戍城是十八世紀末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所建。在緊連該城的較小型堡壘裡，曾關著最知名的一次大戰囚犯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一九一四年他在塞拉耶佛

802

射殺了奧匈帝國王儲，引爆了世界大戰。

一九四二年，為了清理空間建造集中營，親衛隊強制驅逐住在特雷津的七千名捷克人。曾經保衛著城堡的城牆與護城河，如今成了巨大監獄的邊界。在這個模範集中營裡，猶太人可以住在一般房屋裡，穿著日常的百姓服裝，這表示特雷津非常像個猶太區。一如其他的猶太區，這裡也有「猶太長老會」

803

，一個在親衛隊監控下進行自治管理的猶太議會。

許多被送到特雷津的人都是從德國境內、西歐和東歐「挑選」出來的，其中包括前公職高官的猶太人或一次大戰的退伍軍人。不過，最突出重要的一群─從宣傳活動的觀點來看─是由藝術家、演員、導演、音樂家、作家、學者及其他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其中一人就是艾薩克．塞利格曼，來自阿姆斯特丹的聖經學者兼藏書家，他和家人一起被流放至此。

在德國的宣傳活動中，特雷津被展示為「元首送給猶太人的城市」。其後，為了宣傳著想，納粹還在此開了一家銀行和數家店舖，並打造了兒童遊樂區。這裡甚至還有當地的「集中營貨幣」，稱為「特雷津克朗」

804

，創造獨立自主的內部經濟形象。

營中生活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是眾多的文化活動，不論集中營指揮官和員工們都很鼓勵這些活動。位於營區地址編號「L304」的一幢兩層樓黃色石造屋裡，就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設立的「特雷津猶太營圖書館」

805

，樓上是休閒中心，琳瑯滿目的集中營活動就是在這裡舉辦的。休閒中心有劇場表演活動，也有音樂會和演講。這裡不愁沒有演員、音樂家和作家。當年才華最出眾者都被流放到這個集中營來，包括奧地利演員賈羅．菲爾特（Jaro Fürth）、劇作家艾爾莎．伯恩斯坦（Elsa Bernstein）及鋼琴家愛麗絲．赫茨索默（Alice Herz-Sommer）。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有五名以上的團員也被送來了特雷津，其中有前小提琴首席演奏家尤利烏斯．斯威特卡（Julius Stwertka）

806

。集中營裡甚至組成了一支猶太人的爵士樂隊「猶太營浪蕩子」。

特雷津猶太營圖書館在一九四二年揭幕，擁有四千卷藏書，都是納粹從柏林的拉比學院等地偷來的戰利品。之前就有書籍陸續運到特雷津，這些是從猶太教堂、猶太家族、教會和共濟會會堂竊占而來的。不過，絕大部分的書籍都是囚徒們自己帶來的，每有新湧入的人就會帶來更多書。猶太人獲准可以在流放時帶著少得不能再少的財產，很多人便選擇打包一、兩本自己喜歡的書本。到達集中營時，這些書本立刻被沒收，上繳給猶太營圖書館。一年內，這座圖書館的收藏激增到五萬卷；到了一九四四年，已經坐擁了十二萬卷書

807

。

納粹的宣傳活動特別喜歡強調集中營內的文化生活。這種弄虛作假的樣板工程，在一九四四年接待紅十字會到訪時達到高潮。前一年，親衛隊就已開始預作準備，執行「美化工程」，包括營區翻修、屋舍重新粉刷及栽花植樹。囚徒們可以領到更大份的口糧，以便看起來像豐衣足食。同時五月份，把七千五百零三名猶太人從特雷津流放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好讓營中看起來比較寬敞。

紅十字會之所以前來造訪，是因為丹麥和瑞典施壓所致。當督察在一九四四年六月抵達特雷津時，這裡一片恬靜，踢著足球賽，聽著音樂會，還有猶太兒童唱詩班為訪客吟唱。廣場上飄揚著猶太營浪子樂隊演奏的爵士樂，儘管爵士樂早在第三帝國境內遭禁，被視為「下流的音樂」。粉飾太平的還有語言，集中營的名稱從特雷津猶太營改為「猶太定居點」

808

。

有鑑於本次造訪，納粹開始製作一部宣傳影片，片中集中營被形容成「為猶太人提供健康的聖地」。很是諷刺的，營中囚徒還被徵召在親衛隊領導下製作這部影片。猶太囚徒們要負責撰寫劇本、導演和配樂，音樂同樣由猶太營浪蕩子樂團負責

809

。這部電影的片名是《元首送給猶太人一座城市》

810

，由猶太裔德國演員兼導演庫爾特．蓋隆（Kurt Gerron）執導；蓋隆曾在一九三○年與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合演《藍天使》

811

一片而聲名大噪。

在這部電影殘存的某個片段裡，可以看到圖書館粉墨登場的身影，館長埃米爾．烏提茲（Emil Utitz）在訓話時，圖書館員正埋頭苦幹編寫著書目。圖書館在片中也有了新名稱，不再叫「特雷津猶太營圖書館」，改稱比較中性的「中央圖書館」

812

。

然而，紅十字會的督察前腳才離開集中營，劇院的布景就拆了，流放立刻恢復進行。在模範猶太營的形象背後，就是一個集中營，幾乎無異於任何一個集中營，它的本質就是飢餓、疾病、奴工、刑求和擁擠不堪。粉飾太平後，很快地猶太人電影團隊就在九月份遭到流放。至於蓋隆和浪子樂隊的成員，則在一九四四年末，被趕上特雷津開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最後一班列車

813

。

被送進特雷津集中營的十四萬四千名猶太人當中，僅一萬七千人熬過戰火倖存下來。大約有三萬三千人死於實際的集中營裡，而有近九萬人則被逐去奧斯威辛集中營。很多人死於大戰尾聲營內爆發的傷寒大流行。圖書館的借閱書籍為疫情推波助瀾，讀者一個又一個染病；猶太營圖書館裡數萬卷受感染的書本，最後不得不焚燬。不過，這座圖書館同時也毀於頻繁的流放，「每一列火車帶走一千卷書，因為每個人都帶個一、兩本離開……我無計可施。」館長烏提茲寫道

814

。即便很多人都知道或起碼感覺得到下一步的遭遇，但他們仍想帶著一本書上路。

其實，在特雷津集中營裡還有一座祕密圖書館，它沒有出現在宣傳影片中，只有特定群體能使用它。它是一座截然不同的圖書館，擁有截然不同的價值。

＊＊＊

藉助於一張戰時地圖，我努力穿梭在特雷津的大街小巷間尋找方向。集中營的痕跡依舊處處可循；在某些巷道街角上，可辨識出以黑色字母所寫成的老「街名」，用的是集中營的縮寫方式：「街區C.V/Q2-09-15」。我徒步路過一幢城裡最美的房屋之一，那裡曾是營內猶太裔丹麥人住過的地方。

就在南面的牆邊外，離火葬場不遠處，有一座小小的石頭屋，沿著山牆的勾縫水泥剝落了。被一道荒廢的籬笆圍起的小院落裡，番茄藤、醋栗叢、葡萄樹蜿蜒攀爬上了堡壘的城牆。有一群人曾在這裡幹活，他們正是親衛隊所指的「書版團」

815

。

一九四三年四月，親衛隊下令要猶太學者組成一支特殊的隊伍，裡面包含了拉比、神學家、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集中營裡的其他囚徒都在附近礦坑敲著煤塊或製造軍服，而這支「書版團」卻是忙著幫親衛隊將偷來的書編寫書目

816

。和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一樣，親衛隊也沒有人能讀、能譯又能為沒收而來堆積如山的著作編寫書目。特雷津集中營裡有很多猶太裔學者，親衛隊覺得理應一用。另有一個不能明講的理由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天，親衛隊已經清除它在柏林的書庫，因為首都空襲太多。特雷津集中營雀屏中選成為眾安全地點之一。

「書版團」之於親衛隊，就像「紙旅」之於在維爾紐斯的羅森堡任務小組，而且一如在維爾紐斯、在猶太營的黑話裡，任務小組有完全不同的一個名稱，「塔木經單位」。總計約有四十名猶太學者被召入其中。

歐洲最頂尖的一些猶太學者被「延攬」到塔木經單位裡。捷克猶太學專家兼藏書家奧托．穆內萊斯（Otto Muneles）被指派為書版團團長。在此之前，他曾任職於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和卡夫卡（Franz Kafka）是校友。其他的成員還有摩西．納哈爾蒂比（Moses Woskin Nahartabi），是德國萊比錫大學的閃語教授；還有一位是來自阿姆斯特丹的歷史學家兼藏書家艾薩克．塞利格曼（Isaac Leo Seeligmann），他與父親西格蒙德．塞利格曼（Sigmund Seeligmann）的藏書在一九四一年遭扣押後，被沒入柏林的帝國中央安全局圖書館。一九四三年，帝國中央安全局將猶太文學部門的部分藏書移到特雷津集中營，交到塔木經單位手上

817

。塞利格曼竟在這批高達六千卷藏書中，與自己的書重逢。

818

「書版團」的成員似乎也被維爾紐斯的「紙旅」感染了同樣的道德困境。這份工作確實是在保存他們的猶太遺產，從中得到了慰藉，但卻是在為一個比任何人都覺得有責任消滅猶太人的組織工作。這份工作像在天平兩端搖擺，既要滿足他們的「雇主」，又要做對的選擇。而且深知任務完成之際就是死期，讓他們痛苦不已。因此，刻意降低了生產力。

雖然塔木經單位享有集中營當局給的一定程度特權，卻仍飽受流放的威脅。塔木經單位通常都會獲得豁免，不過親衛隊會有意識地利用威脅感來製造不安。

一九四四年，書版團裡最負盛名的成員納哈爾蒂比及其家族，被驅逐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去。

對其他人來說，豁免既是逃脫也是詛咒。塔木經單位的實際首腦穆內萊斯，眼睜睜看著全家遭到流放；其後在得知他們的命運，穆內萊斯自願要隨家人同去，卻遭到拒絕。每次宣布新的流放名單，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名冊上，可是請求每次都遭拒絕

819

。

塔木經單位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到親衛隊拋棄這座集中營為止，但也就是在納粹德國投降前數日而已。那時，書版團已為將近三萬卷書編寫好書目，每一本書脊上都小心翼翼地貼上黃色標籤，手寫著序號。集中營在倉促中被棄而不顧，也因此親衛隊甚至沒帶走已編好書目、裝進多達兩百五十個貨箱的書籍。

＊＊＊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近午夜時分，前所未見最龐大的敵軍轟炸機艦隊進入德國領空。這是一項新戰略，主張攻擊不止要對準德國兵工廠，也要同時針對在裡面工作的人─換言之，平民百姓勞動人口。攻擊的目的是要轟炸在自己家裡的德國人，以斬斷他們持續再戰的念頭。過了九十分鐘，在中世紀古城科隆上空，約有一千五百噸炸彈如雨傾盆。古城引發了兩千五百起火警，導致五萬五千人無家可歸。這次的行動開啟了接下數年的空襲模式，用的是更具毀滅性的炸彈來攻擊德國境內大城小鎮。戰略奏效激勵了西方同盟國，它們開始把注意力瞄準柏林，這個第三帝國政治與行政的核心所在。

數以百萬計偷來的書被收藏在遍布全城的各個倉庫裡，這些書是一觸即發的火焚煉獄。據估計，一九四三年帝國中央安全局的國家仇敵文庫旗下的猶太部門，坐擁了多達二十至三十萬卷藏書，包含了竊自全歐學校、猶太教堂與神學院的猶太文獻及卓越的私人藏書，例如艾薩克．塞利格曼（Isaac Leo Seeligmann）、鋼琴家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和猶太裔法國作家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的收藏

820

。

湧入的書量龐大得讓親衛隊只來得及幫極小一部分沒收來的猶太文獻編寫書目。況且，也沒有足夠的書架能容納藏書，堆積如山的多數書籍，放在柏林市埃瑟徹爾大街上霸占來的共濟會會堂內房間裡。

一九四三年，帝國中央安全局和羅森堡任務小組，同時都把它們的收藏撤出柏林。不但清空了書庫運走，連同整套的掠奪作業系統，包含分揀、做書目和研究工作，也一併移走。一九四三年八月，帝國中央安全局負責思想研究的第七處，將多數藏書搬遷到親衛隊占據而來的多處城堡裡；這些城堡主要位於德國、波蘭與捷克邊界的西利西亞

821

。第七處的猶太部門裡一部分尚未編目的藏書，被送到了特雷津集中營，其餘的則運去了位於巴伐利亞賴興堡

822

外的一座古堡。帝國中央安全局共濟會文獻處的部分藏書，包括它的超自然文庫在內，都被移送到希姆萊最鍾愛的城堡斯瓦瓦

823

；而檔案資料被送去了維爾卡努夫

824

，資料之多塞滿了一座城堡，外加一座釀酒廠

825

。還有一批所謂的「瑞典箱」

826

藏書，亦即光明會的檔案資料，被撤送到西利西亞。新的總部全數轉移到捷克利帕

827

東邊九哩處的米蒙堡

828

。總計，竊據而來的藏書大約裝在中歐近十座的城堡和要塞裡。

塔木德單位並不是帝國中央安全局第一次利用知識分子當奴工。一九四三年，在柏林的圖書館開始被撤走前，早就有個猶太小組在第七處做事，連續好幾年為藏書做編目。而且，早在一九四一年時，親衛隊就曾綁架八名猶太知識分子，強迫他們在位於埃瑟徹爾大街

829

上的第七處所屬書庫工作；其中一個是恩斯特．格茹馬赫（Ernst Grumach），之前是柯尼斯堡

830

大學的文獻學教授。

一九四三年春天又成立了另一個工作小組，成員是十九名猶太學者。雖然他們都在柏林市中心工作，但情況並不比在集中營裡好。猶太員工受到親衛隊保安處嚴密監控，一天要被鎖在特殊的房間裡長達十六小時，禁止和其他德國人講話，甚至有自己專屬的「猶太人馬桶」。飽受死亡威脅和肉體虐待是日常例行公事，而且「這些猶太裔的強制苦力沒有人知道，當他走進這幢圍籬高築的建築物時，還能不能活著出來」。格茹馬赫自白道

831

。

最初，格茹馬赫的小組全部埋首於書籍編目與分類工作，這些書從歐洲各個占領區來到埃瑟徹爾大街。然而一旦開始進行大撤退，他們的工作內容便轉為幫書籍打包和裝箱，準備運輸─相當吃重的差事，上了年紀的學者往往難以負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英國皇家空軍開始對柏林進行空襲。最致命的一擊發生在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夜，大蒂爾加滕公園

832

、夏洛特堡

833

、舍恩貝格

834

和斯潘道

835

都遭到轟炸。瞬間引發的大火導致十七萬人頓失所居。那一夜，威廉皇帝紀念教堂

836

被砲火擊中，教堂被炸毀的尖塔成了今日柏林最著名的紀念碑。

帝國中央安全局在埃瑟徹爾大街的書庫，距教堂僅半哩之遙，也被炸毀，大量尚未撤走的書籍因而付之一炬。根據格茹馬赫的說法，在這幢建築物裡的猶太藏書絕大多數遭到摧毀，裡頭包含了維也納與華沙猶太會眾的藏書。

就是這一批猶太裔奴工搶救了碩果僅存的一切。格茹馬赫說，當建築物深陷火海時，他們開始動手搶救，而猶太奴工「是被送進著火的屋裡，在天花板變形、隨時瀕臨塌陷的房間中抬出笨重的家具」

837

。

儘管滿城火海，但柏林還有大量的書籍散置在各個書庫、掩體和地窖裡。打包並運送書籍的工作仍持續進行，「一直做到俄國人快要兵臨柏林為止。」

838

在此之前，雖然最重要的收藏都已撤離，但大戰結束時，仍有高達五十萬卷書籍被貯放在帝國中央安全局的書庫裡。這些書籍有很多都是「科學圖書館搶救中心」

839

蒐羅而來並分送給柏林各個圖書館的。它們之中有一些最後棲身於「中央和地方圖書館」

840

，過了七十年後，塞巴斯蒂安．芬斯特瓦爾德（Sebastian Finsterwalder）和德特勒夫．博肯卡姆（Detlef Bockenkamm）才讓它們從無人聞問的卑微之境重見天日。

＊＊＊

一九四三年夏天，羅森堡也開始清空他在柏林與法蘭克福的書庫。羅森堡辦公室的各個指揮部，移往柏林的波茨坦廣場西邊。羅森堡的組織膨脹了，如樹幹般分成兩條枝幹；每一條枝幹都長出了新芽，也就是新計畫、新措施和新單位。到了一九四三年，數百萬偷來的書是根據羅森堡各個圖書館計畫蒐羅而來，野心最大的莫過於法蘭克福研究院的猶太圖書館、高校的中央圖書館及鑽研東方問題的東方圖書館。

法蘭克福學院成立了歐洲大陸「最優秀的猶太圖書館」，美籍歷史學家派翠西亞．格林斯泰德（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如此形容

841

。一九四一年，學院開始營運的第一年，兩千一百三十六個貨櫃箱的贓書運抵。情況一如處理其他叢書方案，不斷湧入的書流和員工處理的時間，永遠有很大的落差。書量之大，大到可能需要納粹的圖書館員和檔案管理員耗上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編目工作。在前述的兩千餘貨箱贓書中，學院只來得及整理七百個、為約莫兩萬五千卷書編書目；編完書目的，大概僅占十分之一。

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法蘭克福學院已經收納逾五十萬卷叢書，有不少是約翰內斯．波爾（Johannes Pohl）的功勞

842

。波爾早年是天主教的神父，曾親自造訪並扣押歐洲許多最重要的猶太圖書館；在阿姆斯特丹，他沒收了猶太圖書館「生命之樹」和「珍寶經典」文庫；在巴黎，他負責監視竊據普世以色列人同盟所屬叢書；還有在羅馬，羅森堡任務小組查封了義大利拉比學院的圖書館。在特雷津，猶太族群失竊的書超過千卷。波爾在一九四三年初來到特雷津，親自押送猶太會眾的一些檔案資料回法蘭克福。

火車一列接一列，從蘇聯和東歐駛出，拖著偷來的猶太檔案和圖書─多半是竊自一九四三年之前就已經被摧毀的社區。書來自基輔、明斯克、里加，還有數百個散置其間較小的城鎮。最重要的是，這些書全來自於維爾紐斯。

一九四三年下半葉，納粹開始從法蘭克福撤退。法蘭克福由於位居西邊，又擁有重要的兵工廠，是同盟國特別看重的空襲目標。大戰期間約二十次空襲，將法蘭克福這座德國最大的中世紀名城，炸成了斷垣殘壁、一片瓦礫。不過鄰近地區未受波及，法蘭克福學院位於洪根小城，大約在法蘭克福北邊三十一哩處，學院的藏書分散存放在八個不同書庫。學院在一息尚存的最後兩年裡藏書激增，因為當時德國開始撤退，東部與西部的叢書都跟著大搬遷。據統計，一九四五年，洪根坐擁了大約一百萬卷藏書，這還不包括大批的檔案資料與猶太宗教藝術品

843

。

羅森堡任務小組偷來的書籍與檔案，被法蘭克福學院和柏林的各個不同部門瓜分；法蘭克福學院接收到許多極為重要的猶太文獻。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在柏林成立了所謂「圖書分揀中心」，由它盤查庫存書，並決定該送往何處。這項工作導致了一個悲劇，許多套書被拆散，四分五裂。就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的想法，讓偷來的套書保存完整根本毫無意義。這項措施的觀點就是要建立完全嶄新的套書。受到這個觀點影響最大的是較小卻專精的套書，這類套書裡，主題涉及「猶太的」可能被放置一旁，留給法蘭克福學院，而其餘的則被送去給東方圖書館或高校的中央圖書館

844

。在書籍和檔案資料方面，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會主動或被動的和其他機構、學術機構、大學和圖書館共享。然後，羅森堡辦公室內部還會再依不同計畫瓜分這些資料。瓜分的結果，很多套書，譬如來自維爾紐斯和特雷津的書，最後分散數地。這般支離破碎的分割，本身就足以摧毀它，很多叢書慘遭永難重組的下場。

除了法蘭克福學院外，「高校中央圖書館」

845

也是最重要的叢書接收單位。該館藏書是羅森堡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開始從柏林撤出的第一批圖書之一。起初，該館遷移到安尼海姆大飯店

846

，位於奧地利南部的奧西阿赫湖

847

，但旋即又搬到坐落在格蘭河畔聖法伊特城

848

外的坦岑貝格大城堡

849

。身為羅森堡圖書館計畫的皇冠珍寶，「高校中央圖書館」接收了一些最優異的藏書。不過，該館館藏基本上來自從德國學者─包括東方學學者和胡戈．格羅特（Hugo Grothe）─取得兩套藏書；格羅特曾在二十世紀初鼓吹種族滅絕論，以便日耳曼人能在殖民地取得生存空間。該館還收藏了教會歷史學家烏爾里希．斯圖茨（Ulrich Stutz）的書及拿破崙專家弗里德里希．凱瑟森（Friedrich Max Kircheisen）的收藏。羅森堡也把自己的藏書添了進去。不過，這些叢書在大戰期間只為「高校中央圖書館」累積小部分的館藏。位於坦岑貝格大城堡的高校中央圖書館，總計接收了五十至七十萬卷書

850

。

這批叢書可被視為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在戰爭期間偷竊的代表之作，它的書幾乎來自有任務小組運作的國家：法國、荷蘭、蘇聯，還有比利時、希臘、義大利、波蘭和南斯拉夫。甚至有書是竊自英屬海峽群島，德國曾在一九四○年占領當地

851

。

法蘭克福學院並未取得全部的猶太文獻；有很大一部分去了高校中央圖書館，包括一些珍貴的私人收藏，譬如隸屬於法國金融鉅子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的書。高校中央圖書館從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接收了近九百口貨箱的資料，其中有該研究所絕大部分的報紙與期刊收藏

852

。此外，該館還從蘇聯手中接收了寶貴的藏書與檔案資料，比方說，竊自列寧格勒城外數座皇室宮殿的三萬五千卷書。就連在諾夫哥羅德

853

和基輔霸占而來的極希罕又古老的印刷品，也被送到坦岑貝格大城堡；包含成立於二世紀的基輔洞窟修道院

854

所擁有的書。

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的主要書庫，既不在奧地利，也不在洪根，而是在波蘭西南方的小鎮拉齊布日

855

。拉齊布日是上西利西亞的主要市集，是個中世紀初就存在的古鎮。如同在這些邊疆地帶裡的許多地方，它的人口種族混雜，有捷克人、波蘭人與日耳曼人。這裡之所以雀屏中選成為書庫有個重要原因是，小鎮位居柏林、克拉科夫

856

和維也納之間，戰略地位特殊。再者，水運四通八達─奧得河

857

流經小鎮後注入波羅的海。一九四三年五月，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的員工抵達拉齊布日預作準備，數月後，從柏林出發的首班火車，拖運了十節車廂的書和檔案資料抵達此地

858

。更多的書籍走的是水路，超過六千口貨箱的資料靠奧得河上的駁船搬運至此。

該組織的新指揮中心設立在河畔一座方濟各會修道院內，而東方圖書館的叢書則裝進一座浴場裡。還有一家銀行、小鎮圖書館、猶太教堂及數座倉庫，統統被裝滿了書。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各個部門隨之而來，印刷部、音樂部、通俗文化部和科學部如法炮製，也遷到了拉齊布日。空間很快就不夠用，這表示他們必須搬離小鎮，到郊區另覓建築；在眾多地點外，還徵用了一座菸廠，連同附近數座城堡。一列列火車滿載「M行動」從猶太人公寓偷來的家飾品，提供了圖書館各部門的需要。解散行動是為了設法掩飾他們的運作。比方說城堡的主人獲准留下充當居民，以便維持外觀上的正常狀態。

負責做分類工作的分揀站也搬到了拉齊布日，意謂著所有的贓書和偷來的檔案都被送到這裡進行分類。同盟國在諾曼地登陸成功，加上紅軍在東邊前線挺進，代表巨量的書籍是在大戰最後數年才運抵拉齊布日。一九四四年夏天，分揀站核對過的一份藏書清單上，包含了知名法籍猶太人所有的東西，其中有法國國家圖書館前館長朱利安．凱恩（Julien Cain）及法國筆會祕書長班傑明．克雷米厄（Benjamin Crémieux）─兩人被流放到布亨森林集中營

859

。此外，法籍猶太政治家萊昂．布魯姆和作家紀德（André Gide）的檔案資料最後也棲身在拉齊布日。

拉齊布日的活動中，有個很重要的部分，是以東方圖書館為中心；在蘇聯的掠奪導致這個圖書館藏書大量激增。東方圖書館的藏書被貯存在猶太教堂和其他六個建築物內。龐大的列寧圖書館，從明斯克搭載了十七節火車貨櫃前來，被轉移到拉齊布日鎮外的一座菸廠。數十萬的其他圖書與期刊被存放在離拉齊布日不遠的中世紀古堡「普勒斯城堡」

860

。屠格涅夫與彼得留拉的藏書，連帶國家領袖羅森堡任務小組在西部找到的一些其他移民藏書，填滿了猶太教堂內的好幾個房間。打算在西部打造等同於東方圖書館的計畫，也就是所謂的「西區圖書館」

861

始終未能實現

862

。書籍不斷運入拉齊布日，直到大戰接近尾聲的最後一刻。就連德國人似乎也不知道，東方圖書館究竟有多少書集中來到了拉齊布日。根據某些估算，其數字起碼有兩百萬卷，甚至說不定還更多。

797

Theresienstadt。

798

Ohře。

799

Zittau，德國地名，位處德國、波蘭、捷克三國邊境。

800

Theresienstadt，這是特雷津的德語發音，後文一律統一翻譯成捷克發音「特雷津」。

801

Terezín，這是捷克語發音。

802

Sarajevo。

803

Judenrat。

804

Theresienstadt-crowns。

805

Ghettobücherei Theresienstadt。

806

Luke Harding and Louise Osborne, “Vienna Philharmonic and the Jewish Musicians Who Perished Under Hitler,” Guardian, March 11, 2013.

807

Michal Bušek et al., Hope Is on the Next Page: 100 Years of the Jewish Library in Prague, Prague: Jewish Museum, 2007, p.
37.

808

Jüdisches Siedlungsgebiet。

809

“Nazi propaganda film about Theresienstadt/Terezín,” Steven Spielberg Film and Video Archiv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Film ID: 140.

810

Der Führer schenkt den Juden eine Stadt。

811

The Blue Angel。

812

Zentralbücherei。

813

Robert Skloot, “Staying Ungooselike: The Holocaust and the Theatre of Choice,” p.
248, Jewish Theatre: A Global View (ed.
Edna Nahsh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09.

814

Bušek et al., Hope Is on the Next Page, p.
44.

815

Bücherfassungsgruppe。

816

Ibid., pp.
38–39.

817

Ibid., p.
41.

818

這句話在原文中是下一段的開頭，但語意上似乎放在此段結尾更適合。

819

Ibid., p.
63.

820

Dov Schidorsky, “Confiscation of Libraries and Assignments to Forced Labor: Two Documents of the Holocaust,” Libraries and Culture, vol.
33, 1998, pp.
347–388.

821

Silesia。

822

Reichenburg。

823

Schlawa，今更名為Sława。

824

Wölfelsdorf，今更名為Wilkanów。

825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estitution of Confiscated Art Works: Wish or Re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held in Liberec on October 24–26, 2007, Prague: Tilia, 2008, pp.
144-145.

826

Schwedenkiste。

827

Česká Lípa，城市名。

828

Schloss Niemes，米蒙是捷克語發音，文中原文採德語拼音，中譯為尼米司。

829

Eisenacher Strasse。

830

Königsberg，位於俄國境內。

831

Schidorsky, “Confiscation of Libraries and Assignments to Forced Labor.”

832

Tiergarten，柏林市區一座城市公園。

833

Charlottenburg。

834

Schöneberg。

835

Spandau。

836

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 on Kurfürstendamm。

837

Ibid.

838

Ibid.

839

Bergungsstelle für 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en。

840

Zentral- und Landesbibliothek。

841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Library and Archival Plunder by the 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 Holocaust Genocide Studies, vol.
19, no.
3, Winter 2005, pp.
390–458.

842

Ibid.

843

Anne Rothfeld, “Returning Looted European Library Collection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Offenbach Archival Depot, 1945–1948,” RBM: A Journal of Rare Books, Manuscrip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vol.
6, no.
1, 2005.

844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845

ZBHS。

846

Grand Hotel Annenheim，位於奧地利。

847

Lake Ossiach。

848

Sankt Veit an der Glan。

849

Tanzenberg。

850

Evelyn Adunka, “The Nazi Looting of Books in Austria and Their Partial Restitution,” www.lootedart.com/MFVALY48822.

851

Ibid.

852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853

Novgorod。

854

Kiev Monastery of the Caves。

855

Ratibor。

856

Kraków。

857

Oder。

858

Adunka, “The Nazi Looting of Books in Austria and Their Partial Restitution.”

859

Alan Riding, And the Show Went On: Cultural Life in Nazi- Occupied Pari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0.

860

Schloss Pless。

861

Westbücherei。

862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第十三章　沒有猶太人的猶太學研究

拉齊布日─法蘭克福

一九四一年，當猶太問題研究院在法蘭克福揭幕時，大家都覺得，這將不只發生在一座具象徵作用的城市裡，也將發生在一幢獨特的建築物裡。這所研究院搬進了位於博肯海姆蘭德大街六十八號，羅斯柴爾德家族所屬的豪宅內

863

。根據羅森堡的想法，那座最重要的反猶太人研究院，在法蘭克福而非其他地方揭幕，象徵羅斯柴爾德家族對這座城市的影響力劃下句點

864

。

十八世紀末，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祖輩邁爾．羅斯柴爾德（Mayer Rothschild）就是在法蘭克福奠定了金融王朝家族的基石。從這裡開始，他派自己的兒子們橫跨歐洲，靠著家族的關係人脈網，打造了一個勢力龐大的金融新王朝

865

。一如納粹黨人看待法蘭克福一樣，這座城市是全球性惡魔的誕生地─就他們而言，沒有其他家族像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體現過猶太人財政的破壞性貪婪，而在這個「惡魔」的心臟安插「猶太問題研究院」，同時具有象徵與實質意義，要把猶太人一統世界的陰謀，從它最重要的根部一舉拔除。

法蘭克福的納粹黨籍市長弗里德里希．克萊布斯（Friedrich Krebs），曾利用羅氏家族的圖書館誘惑羅森堡前來這裡。克萊布斯在信中寫道：「這套藏書的建立時期，正值法蘭克福的政治與文化生活深受猶太人影響，但到了這個時期，這座圖書館則能提供獨一無二的機會，來研究猶太教和猶太問題。」

866

這是納粹毋須偷竊的一座猶太圖書館。相反地，法蘭克福研究院始終坐擁自己的藏書，直到一九四三年開始大撤退為止。和帝國中央安全局第七處及羅森堡辦公室的其他部門差不了多少，戰爭期間，法蘭克福研究所並沒有做什麼實際的研究工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把時間與精力花在處理運送、貯存、分揀和書籍編目上。永續的研究要等到戰後再來做，那時可以好好研讀，並評估從帝國仇敵偷來的豐富資料

867

。

就如基姆湖畔的高等學校，一眾在高校庇護下展開的研究院計畫，也預定將在來日，等德國凱旋大勝日啟用。但縱使有多所研究院尚未啟用，仍處於籌備階段，卻已開始接收文獻、檔案和其他偷來的資料。

戰時最重要的任務是真實不虛的搶劫，搶劫供應了龐大的資料給研究院用於戰後做研究。資料被分配到多處，其一是斯圖加特

868

的「生物與種族研究院」

869

、慕尼黑的「印歐思想史研究院」

870

及漢堡的「思想殖民研究所」

871

。由於在蘇聯奪取了共產黨所屬的大量書籍和檔案，一九四四年原本計畫再成立一所新的研究院

872

「布爾什維克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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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高校的研究院最後僅「猶太問題研究院」付諸實現，在戰時營運。因研究日耳曼民族、塞爾特民族和宗教可以等到戰後，但猶太問題太過重要無法推遲。廣義來說，這所研究院啟用的時間，正值猶太大屠殺計畫即將實施，這點並非巧合。

雖然蒐羅資料至關重要，但仍有一定分量的研究工作要進行。一九四三年大撤退之後，這所研究院的研究部門搬進了洪根的中世紀城堡內；城堡融合了獵宮與童話城堡風格，紅磚建築角樓環繞。該機構允許城堡所有人索姆─布勞恩費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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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繼續留下，掩護它的運作。在整個大戰期間，研究院和德國占領區內涉及猶太人和反猶太法規的政治開發單位聯繫密切，並經常收到外交部和領事館的祕密報告

875

。同一時間，猶太問題研究院的「猶太專家」會提供他們所知的各種不同猶太文化，給即將接觸猶太人的德國人。

最初，法蘭克福研究院也會根據從全歐洲搜刮來的豐富資料，埋首於做研究、寫文章和著書。透過打造出歐洲或許是全球最頂尖的猶太藏書，該研究院的專家們擁有左右未來猶太研究形態的權力。這些研究的觀點在一九四二年刊載於黨報《人民觀察家》的一篇文章昭然若揭。「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猶太人的猶太研究。」

這項研究最重要的披露處，是研究院本身的期刊《世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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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期刊每月發行，自詡為「報導全球政治、民俗文化與各國猶太問題的月報」。第一期印行了六千本。它的訂戶絕大多數是教師與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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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期刊同時也出版特殊主題的特刊。一九四三年二月號，強調法國的猶太問題，由法國反猶太人的通訊記者撰文。這一期也發行了法文版。之所以有這份特刊，是因為該研究院從法國賺了大錢。

在另外的那幾期裡，有一期刊載了一篇對德籍猶太裔詩人海涅書信的「分析報告」，該信是他寫給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James de Rothschild）請求金援。另一篇文章分析了愛因斯坦在一九二五年成立於耶路撒冷的猶太大學所主持的評論。愛因斯坦親自出任該校董事。兩篇文章都提及了羅森堡任務小組已在巴黎成立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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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兩篇文獻並未揭露什麼值得一提的陰謀，卻被利用來暗示猶太人密不可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組織。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所謂的陰謀，也不需要。這是信者恆信者在消遣其他信仰者罷了。每一條小到幾乎沒有關聯的關聯，都會被當作是一統世界陰謀的線索。研究工作也充滿同類的哲學方法，亦即戈培爾對《錫安長老會紀要》所採取的態度─堅不可摧的乃在於它是天生固有，而非實際真相。

研究院的期刊裡還有一些文章，依據的是新近發現的資料及專家所做的考察訪問而來。希伯來文庫的館長波爾，寫了一篇關於他在維爾紐斯研究「蘇聯的意第緒文學」的心得。波爾也常以希臘文和烏克蘭文出版猶太文化的短篇研究報告。這所研究院裡的其他研究員，則致力於研究猶太裔布爾什維克黨的陰謀，或猶太裔的宗教謀殺案。

除了《世界鬥爭》之外，法蘭克福研究院還出版書籍、著作與文章選集，尤其特別注重手冊的印行，其代表作為《猶太人的音樂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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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出版的還有《猶太人的戲劇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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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者是文學學者伊麗莎白．弗倫澤爾（Elisabeth Frenzel），她曾在一九四三年出版《劇院裡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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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弗倫澤爾深受德國的明星種族專家、「種族教父」漢斯．岡瑟（Hans F.
K.
Günther）影響；她的《劇院裡的猶太人》曾被德國文學大師約亨．霍艾許（Jochen Hörisch）形容為第三帝國「最糟的反猶太人出版品」。手冊的功用是為了辨識出在劇場和音樂上猶太人的影響，以便於將其從日耳曼文化中去除。手冊的目標讀者是這些領域的專業人士，諸如劇場導演和音樂教師，以免他們不經意創作的文章或作品具有「猶太人的」本質。

雄心勃勃出版計畫，還鎖定了猶太營和反猶太主義的歷史書。以前者來說，法蘭克福研究院要求東歐在地的管理員提供各個猶太營的地圖。法蘭克福研究院還極有可能在一九四二年於羅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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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相對較不為人知的分院「東歐問題研究所」，來參與史書計畫。東歐問題研究所的所長是神學教授阿道夫．弗蘭克（Adolf Frank），該所是一個特殊部門，功用在對羅茲的猶太營「執行研究工作」，只要該營還存在。該所僱用了三名員工，也負責收集資料做反猶太人的展覽。比方說該所曾在地方報紙刊登分類廣告，「收購猶太人的資料」

883

。

法蘭克福從未舉辦過任何展覽，但拉齊布日卻辦得很轟動。這是因為一九四三年之前，羅森堡辦公室在柏林的各個研究所與宣傳部門，都隨著藏書一起撤退。就連羅森堡任務小組在蘇聯的當地分部，也被迫隨德國撤退。不僅是書籍與檔案資料，就連當地學術界人士與專家們也一併疏散，包括烏克蘭教授們及其家人，都從基輔遷到了拉齊布日

884

。

拉齊布日的研究活動重點，集中在東歐諸國及東方圖書館所蒐羅到的大量直接相關資料。研究主題涵蓋蘇維埃體系或有爭議性的反布爾什維克黨宣傳文件，好比「反布爾什維克黨的戰鬥」與「布爾什維克黨的真面目」。尤其重要的是，研究是為了證明布爾什維克黨的真正目的，以及隱藏在意識形態背後的猶太人大陰謀。這些研究的領導人是圖書館員史學家格哈德．旺德（Gerd Wunder），他之前一直被派駐在巴黎和里加，負責扣押圖書。旺德的研究部門「中央第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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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設立在拉齊布日鎮外的普勒斯城堡，東方圖書館大部分的藏書也已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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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德同時忙著根據查扣的傑出猶太人資料撰寫「個人檔案」，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瓦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和愛因斯坦等人。他還在結論裡做了一份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族譜，上面加註了他們的人脈關係。

在旺德的研究單位裡，最驚人的是納粹官員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所舉辦的盛大祕密展出計畫，內容涵蓋了羅森堡任務小組在大戰期間所竊據的大規模資料。這項計畫同時也是羅森堡任務小組與中央第四部聯手的成果。展覽分成各個不同部分，呈現來自法國、荷蘭與蘇聯的贓書，其中又以蘇聯的展覽品最多。此外，還有涉及特雷津猶太族裔、羅氏家族與共濟會的特殊陳列品。展出的資料、海報、相片與繪圖中，有一些倖存至今。它們代表著納粹所培育的想法與概念，顯然也直接反映了領導人的世界觀。相片的呈現方式相對傳統，搭配海報及挑選過的檔案與藏書資料的各種表格

887

。

在共濟會的資料裡，有些涉及了前美國總統小羅斯福與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兩人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便是共濟會會員。其餘的展品中，有一份小羅斯福在共濟會大會的演講稿，還有一封邱吉爾寫給法籍猶太政治家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的信─布魯姆當時被囚禁在布亨森林集中營。

這批倖存的展覽資料最生動的部分，是描繪出一張密密麻麻的蜘蛛網，將一統世界陰謀圖像化，上面的大衛之星─共濟會的符號─和錘子與鐮刀，代表一眾人等，例如拉特瑙、塞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托爾斯泰、列寧及羅氏家族。這些人是羅森堡所謂的惡魔，布下天羅地網欲將整個世界團團圍繞在它邪惡的大陰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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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看來，他們是羅森堡構築了近三十年陰謀論調的圖像化；它是一項全面性的大陰謀，無一事不相關。仇敵如社會主義者、布爾什維克黨、共濟會會員、天主教徒和資本主義人士，連帶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政客統統被猶太人羅織的一張包羅萬象的網子，牽連在一起。

對於反猶太人思想而言，這張蜘蛛網就是最有力的隱喻，因為猶太人始終都和蜘蛛聯想在一起；蜘蛛這種寄生蟲從人類、文化和國族吸取血液。這個蜘蛛亦欲在好幾個不同的層面上起作用；它擺明是比喻著猶太人在經濟上的強取豪求、比喻著種族混雜和雅利安血統受到玷污及古老的「血譭謗」─亦即宗教上的孩童獻祭儀式。

展覽中還有一幅海報畫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族譜圖，遠溯至他們的始祖詹姆斯．羅斯柴爾德（James Mayer de Roths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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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氏家族的經濟「世界統治權」說法始於十八世紀，也就是猶太人密謀在西方世界主宰全球經濟的核心概念，同時在東方世界則是由布爾什維克黨為核心發動攻擊。第三帝國被擠壓在這些勢力強大的仇敵當中，要不屈不撓奮鬥，求取日耳曼人與日耳曼民族的自由，根據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觀，挑起攻擊性戰爭的，向來都不是納粹帝國，納粹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採取防衛抵抗罷了。相反的，引發挑釁的是在西方的「猶太金融」及在東方的「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大戰之前，一九三九年一月，希特勒就已在德國國會大廈的一次演說中表明，「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國際金融猶太族，將再一次成功地把各民族推入一場世界大戰中，但其結果將不是使地球布爾什維克化，也非猶太族人的勝利，而是猶太人在歐洲徹底遭到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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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所謂的「連根拔除」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解決之道」並不是同一個；這一個猶太問題的解決之道要留待後續的階段才會成形。最初，猶太問題無關乎滅絕，只是從德國─而後從歐洲─的社會與文化所有領域將猶太人驅之而後快。一九三○年代，這個解決之道是法律上、社會上、文化上與經濟上的隔離，它的目標是強制猶太人移民。其他計畫還包括將歐洲的猶太人遷移到某個「保留區」。檯面上提議的地區有中亞、巴勒斯坦和馬達加斯加。猶太大屠殺這個解決方案，是一九四一年中葉才出現的。

在羅森堡領導下的研究工作，亦步亦趨地走在這條路上─在對抗猶太族人的戰鬥中，研究員被看作是「知識上的」戰士，從遭竊的圖書和檔案資料中予取予求他們的彈藥，進而從內部摧毀猶太人的大陰謀。透過在歐洲遍地掠奪猶太民族的歷史、文學與文化的資產，羅森堡及最後是猶太問題研究所，逐漸打造出基礎；未來在這個基礎上，他們便能就滅絕猶太民族一事，為自己辯護，並取得正當性。完成後的研究報告不過是假科學，處心積慮要將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奉為金科玉律的子虛無有、誤解和偽史，羅織成事。

這些是目的昭然若揭的「研究」。一九四一年法蘭克福研究院啟用時，院長威爾海姆．格勞（Wilhelm Grau）在演說中描述了他願景中沒有猶太人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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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格魯出版於一九三七年的著作《德國史上的猶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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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和希特勒一樣，他譴責猶太人挑起戰爭。格魯認為，這是一場唯有在「猶太問題」獲得解決才能終止的戰爭。

一九四四年，宣傳部下令格魯的繼任者克勞斯．施克特（Klaus Schickert）博士，承襲他一九三七年關於匈牙利猶太問題的著作和博士論文，撰寫《匈牙利的猶太問題：十九至二十世紀猶太人的同化和反猶主義運動》；他替猶太大屠殺找到的「知識上的」正當理由再清楚不過。這本書的寫作時間，正值匈牙利籍猶太人被流放到奧斯威辛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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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克特早期曾在布達佩斯協助成立一間反猶太人的研究院，該院在一九四四年德國占領匈牙利之後，被改造成國家研究院。院裡的成員都在新政府位居要職、手握大權，能隨時執行反猶太政策。

羅森堡的野心是要呈現猶太人在德國與歐洲的「真正歷史」。不過，如果想了解「猶太人」何以是首要敵人，我們必須先知道，以納粹德國的意識形態來看，猶太人的歷史，同時也是日耳曼人的歷史。「要為現代和當代德國人與歐洲人寫史，必須將猶太人的問題納入其中，這樣的說法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格魯寫道，他認為猶太人的問題要追溯至中古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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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德國史，必須以猶太人與日耳曼人間這個千年鬥爭為基礎。「藉由研究日耳曼民族與外來的猶太主義之間這段艱辛但終將獲勝的奮鬥，我們才能好好了解日耳曼人的性格。透過這樣的方式，不止能增進知識，還能鞏固我們對國家的忠誠。」艾希斯特．福爾克馬爾（Volkmar Eichstät）寫道；他是圖書館員，任職於納粹歷史學家沃爾特．弗蘭克斯的（Walter Frank）「國家新德國史研究院」

895

。

戈培爾的宣傳部在一九四四年說得更明白，「猶太問題是世界史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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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戈培爾、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和羅森堡所斷言的，推動歷史的根本動力，是種族之間的鬥爭─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種族思想同義詞。在這種鬥爭的核心裡，是雅利安人與猶太人互為最大的仇敵。在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觀裡，猶太人是歷史惡魔的化身，種族雜交，毀滅一切，是日耳曼人衰弱、支離破碎及痛苦的根源。

為了嶄新德國的崛起，必須在有形與象徵意義上皆打敗這個千年夙敵。「納粹之所以迫害猶太人，因為他們是來自德國與歐洲基督教文明內部的一個關鍵因素。」歷史學家阿隆．肯尼諾（Alon Confino）寫道。「猶太人使納粹在善與惡之間的搏鬥有了一切意義：仰賴猶太人滅絕以開創納粹文明的彌賽亞式奮鬥。開創與滅絕糾纏不清，互相賦予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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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不是唯一一場有形的滅絕，同時還是一場記憶與歷史的鬥爭。羅森堡的計畫在這件事上扮演著主導角色。竊據書籍與檔案資料則位居這場掌控記憶的戰鬥核心。這點也使得偷書一舉不同於對藝術品等其他的擄掠豪奪。藝術也有思想在裡面，但只在象徵意義上。藝術作品是獎牌，榮耀著領導階層與國家。藝術也反映國家社會主義理想與新人類，給予正當性。可是，真正的意識形態是靠著書和檔案資料來加以鞏固的。以書寫文字來控制記憶與歷史，便可隨意打造未來。

納粹千方百計要滅絕猶太民族，但不是對方的記憶。「猶太人」將永遠是一個歷史與象徵上的仇敵。這個法蘭克福研究院的目的，是羅森堡早在一九四一年的就職典禮演說上就強調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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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演說中預測，有朝一日終會有一個世代，即使是在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未來裡，都會自有公斷。有鑑於此，猶太人的歷史、他們的意義與罪行都應該受到保存，而德國民眾被迫捲入殘酷戰爭的委屈終將昭雪。基於這些理由，猶太文化中的重要表達方式─書籍與檔案資料─只被竊據但沒有被摧毀。為了能夠書寫千年鬥爭與最終勝利的歷史，這些文獻是不可或缺的。鑑於這是賦予納粹運動重要意涵的鬥爭，猶太人的記憶必須永保鮮活，做為其身後長久的邪惡象徵。肯尼諾在他的《一個沒有猶太人的世界》書裡寫道：

在凱旋勝利後還記得猶太人，確實非常重要，因為要徹底清算猶太人，光靠有形的殲滅是無法辦到的，必須同時打敗猶太人的記憶與歷史。在戰爭中得勝，可以消滅所謂的世界猶太族在白宮和克里姆林宮的勢力、消除德國社會裡的猶太種族威脅，但是納粹主要對抗猶太人的，並非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影響力。這是一場身分之戰，要以納粹盜用猶太人歷史、記憶與書籍的方式得到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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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記得，本身就是一種抗爭行動，既有價值又意義深遠。維爾紐斯的猶太營圖書館員克魯克在一九四四年罹難前，將他的日記埋在愛沙尼亞勞動營時，就某方面來說，便是企圖以他的記憶力擊敗迫害他的暴力行凶者。儘管維爾紐斯「紙旅」和特雷津的「塔木德單位」的作為很矛盾，但是這兩群人都在為他們「終究是在保存自己歷史」的想法裡找到一線指望。

對於這種為記憶、文字與書籍而戰，有另一個極為相似的看法。畢竟，這是世界兩大最有文采與知識民族的戰鬥─兩大「書的民族」。華沙的猶太裔教師卡普蘭也在日記中寫下類似觀點。

我們要對付的是一個具高度文化的國家，它是「書的民族」。德國已然成了精神病院─為書而狂。隨你怎麼說，我懼怕這樣的人！偷書是因某種意識形態而來、因本質上是精神層面的世界觀而來，無法以力氣和耐力等閒對之……納粹不僅搶了我們的物質財產，還洗劫了我們「書之民族」的好名聲。納粹有書又有劍，這就是它的力量與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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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蘭的日記或許很具象徵性，因而被留了下來，成了納粹入侵前後，對華沙猶太人生活一份最重要的見證。一九四二年，卡普蘭意識到他可能就要遭到逮捕時，就將日記偷偷帶出。日記上的最後一則文章寫道：「一萬三千人被捕後送走，其中有五千人自由選擇去處。他們滿懷對猶太營生活的記憶，一段飢餓與恐懼命在旦夕的生活。他們從捕獸器脫逃。倘若可以，我也願如他們一樣！萬一我一命嗚呼，我的日記下場又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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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帝國中央安全局的第七處，還有其他的計畫持續進行著，直到大戰結束，方才告終。不過，在帝國中央安全局裡所進行的研究，各方面都很不一樣，比較奇異古怪。一如羅森堡對現實的願景都滲透在他的一切活動裡，帝國中央安全局的研究所抱持的觀點，也清楚反映希姆萊對共濟會與神祕主義的特殊癖好。

帝國中央安全局裡的文獻與研究計畫，被疏散到中歐好幾座城堡。在米蒙堡裡，第七處已開始動手編纂超自然科學的書目─「祕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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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庫。書目多達四百餘頁，總計七千卷書和一萬八千卷期刊，主題包括天文學、招魂術、神祕主義、預言、催眠、煉金術、享樂主義和解夢。帝國中央安全局最感興趣的研究計畫編目在「獅子座」名稱底下，計畫主持人是親衛隊突擊隊大隊領袖維爾納．高奇（Werner Göttsch），是該局局長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Ernst Kaltenbrunner）最信賴的人馬之一。一九四二年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在捷克遇刺後，就由卡爾滕布倫納繼任。

高奇之前任職於帝國元首親衛隊保安處的外交部門，不過在他罹患肺結核後，軍旅生涯停滯不前，因此改弦易轍，被派去第七處負責特殊的研究任務，專司調查共濟會文獻中的超自然資料，由親衛隊少校漢斯．里克特（Hans Richter）協助他。里克特是共濟會專家，曾經負責為巫術與魔法部門編纂書目。他列了一份書單要高奇閱讀，主題不外乎魔法、心電感應和招魂術等，甚至包含了色情書刊。從柏林疏散之後，位於捷克的十五世紀城堡「新法爾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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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數個房間，都提供給高奇的最高機密計畫使用，並建有一間小型的超自然文庫。負責該部分運作任務的里克特對外募集重要著作；這些著作原本是與其他被扣押的藏書放在一起，之後才被帶來此處。這裡的藏書甚至包括了帝國元首親衛隊保安處的祕密報告；一九三○年代，該處還曾在德國境內豢養了各式各樣的人智學小組

904

。

戰後審判時，第七處最後一任處長保羅．迪特爾（Paul Dittel）聲稱，「獅子座」研究計畫是為了創造與親衛隊有關的「某種共濟會會團或神祕宗派」。

迪特爾表示，卡爾滕布倫納力圖打造一個兄弟會式的納粹會團，會員們可自由投身於任何他們想做的事，卻又同時保有對帝國的效忠，發揮「觀察者與爆料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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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迪特爾的說法，高奇的調查工作是要開創這樣一個組織的必要基礎，大抵不過是研究共濟會如何透過儀式與神祕性，來建立弟兄的忠誠度。當時正值德國在戰場上即將一敗塗地之際，但親衛隊的最高層領導人仍給了這項計畫最高優先權。這點似乎意謂著「會團」或許能在後納粹德國境內，發揮地下工作的作用。

還有另一項已運作許久的計畫是希姆萊的「女巫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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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三○年代中葉便已開始執行。研究巫術的計畫稱為「女巫─特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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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調查女巫與迫害事件。希姆萊曾下令，要求這個主題應該要具有「科學調查」性質。親衛隊頭子之所以對此興趣高昂，其中有一個原因應該是他的先祖瑪格麗斯．希布勒（Margareth Himbler）曾被控為女巫，一六三二年在巴德梅爾根泰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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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活活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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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衛隊有十多名全職研究員幾乎耗費長達十年的時間投身「女巫─特別命令」計畫，從兩百六十座圖書館與檔案館裡，過濾出有關巫術、審判儀式、目擊證人證詞與自白的資料。這些資料被編纂成卡片索引，亦即「女巫索引」，其中每一名「女巫」都各據一方，有專屬單元，包含她的歷史、族譜和下場。索引採用受害人紀錄的形式，事實上的確也是。

希姆萊把女巫審判看作是北歐與南歐文化間千年鬥爭的結果。根據希姆萊的主張，這種迫害始終都是天主教會在打擊北歐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攻擊、摧毀古老日耳曼習俗。女巫象徵著北歐人的「民俗文化」，就希姆萊的觀點來看，這種文化與南方以地中海為基礎、根源於猶太世界的基督信仰完全對立。

這個說法有一定程度是真的─這些女性很多的確是因為她們被控施展魔法與基督教之前的異教徒儀式。然而，不完全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希姆萊懷疑女巫審判是猶太意欲真正摧毀日耳曼文化，遂行其一統世界大陰謀的一環。在親衛隊的世界觀裡，女巫是雅利安人的殉道烈士、是起而抵抗「閃族祭司」的北歐女戰士

910

。

某種程度來說，「女巫─特別命令」研究在第三帝國統治期間受到重用。戈培爾曾坦承，為了取得攻擊天主教會的正當性，獵殺女巫很有宣傳價值。在納粹的閱兵與宣傳表演中，女巫甚至被奉為日耳曼的女英雄。

納粹曾僱用作家弗里德里希．蘇庫普（Friedrich Soukup），以獵殺女巫為主題，為年輕讀者撰寫輕小說或歷史小說，譴責教會。據說，蘇庫普根據研究所得，提出一份野心勃勃的三部曲寫作計畫，不過始終沒動筆。「女巫─特別命令」計畫中，關於迫害女巫的文獻，堪稱歐洲最詳盡的研究。這份計畫耗時九年，期間的卡片索引數量龐大，激增為三千六百名女巫的生平資料。更有甚者，為此還打造了一間檔案館兼文庫，收納了十五萬份文獻與圖書。大戰過後，希姆萊的「女巫索引」不翼而飛，也被淡忘─直到一九八○年代才被德國歷史學家格哈德．蘇曼（Gerhard Schormann）在波蘭發現，重見天日。

根據蘇曼的研究，這項計畫具雙重目的。一則，它是種宣傳資料；再則，是想重現並保存已經失落的日耳曼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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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古怪的是，蘇曼的巫術研究儘管有許多學術上的缺失，卻在獵殺女巫的現代研究領域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價值，因為它匯集了非常大量廣泛的歷史資料。「身為歐洲絕無僅有的親女巫先驅，納粹帝國也對巫術普遍認知與某些盛行的巫術作法形式，發揮了長久的影響力。」美國歷史學家邁克爾．貝利（Michael David Bailey）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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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曼最後將希姆萊的「女巫索引」用在他對德國女巫審判的研究上。

猶太文獻也被送去米蒙堡，不過這批資料似乎只是囤放起來，不像神祕主義的文獻那般受到抬愛。對此，歷史學家格琳絲泰德認為，在帝國充斥著「完全戰爭」概念下的時代裡，納粹對神祕主義的興趣絕不可被輕忽為「無關緊要的危言聳聽」，相反的，應該把它看作是親衛隊菁英分子在大戰尾聲舉足輕重的大事。「或許，帝國中央安全局的領導階層們，諸如我們現今知道曾在那時暗地試探求和的希姆萊與卡爾滕布倫納，不曾為了換取生存或振興他們的任務，而放棄追求宗教或異教的資料。而當時，圍繞他們的世界正在摧毀納粹帝國和他們要捍衛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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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完全戰爭攻抵了親衛隊的一干城堡。一九四五年四月，第七處的人員被召赴前線，參與第三帝國的最後一場戰鬥。

＊＊＊

儘管德國不斷從各前線撤退，但羅森堡辦公室裡並不打算放棄對抗世界猶太族。不管未來會如何，這項工程依舊固若金湯。在大戰逼近落幕階段，羅森堡開始規畫最後一項浮誇大計，此計既不切實際，更是無用至極：在一九四四年召開的一次反猶太人國際會議，主題是「當代全球政治中的猶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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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這項計畫合情合理，羅森堡不惜與他在帝國中央安全局內的死對頭─宣傳部和外交部─聯手。法蘭克福研究院的院長克勞斯．施密特（Klaus Schickert）被任命編纂《猶太人政治世界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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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該書預計在會議時出刊。它是一部文集，意欲呈現猶太人如何操控政治發展，因此應該為挑起大戰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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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西方同盟國成功登陸諾曼地後一週，在一份機密文件中描述了國際會議的種種計畫

917

。這份文件的執筆人是羅森堡最信賴的親信之一漢斯．哈格邁爾（Hans Hagemeyer），他同時也負責規畫會議。根據這份文件所載，希特勒個人已經批准該項計畫，也決定會議地點在克拉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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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邁爾並詳述了會議細節。除了一連串的「猶太專家」外，還有德國部長們的演講；柏林愛樂交響樂團也將在威廉．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率團指揮下登台演出。

此外，該會議還將邀請「傑出的歐洲人士」出席，還有歐洲內外各國代表們。有些名單已經擬好了，包括了歐洲卓越的反猶太人主義者、法西斯主義人士和納粹黨人。義大利通俗文化部部長費爾南多．梅扎索馬（Fernando Mezzasoma）也將出席，此君在義大利，相當於德國的葛培爾。荷蘭的來賓是當地納粹黨，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黨黨魁與創辦人安東．米塞特（Anton Mussert）。法國維希政權的教育部長、詩人亞伯．波納德（Abel Bonnard）也會共襄盛舉。哈格邁爾特別提到，羅森堡已經飛往挪威，「以便親自邀請總理維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阿拉伯世界的代表有耶路撒冷大穆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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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侯賽尼（Haj Amin al-Husseini），他曾在一九四一年逃亡到納粹德國，試圖遊說希特勒將猶太大屠殺擴及至中東。根據哈格邁爾的紀錄，發送給各代表的邀請，已經得到瑞典、羅馬尼亞、瑞士、西班牙與葡萄牙的確認，但沒有寫出誰將出席。他表示，會議籌備工作在極機密下進行

920

。

法蘭克福研究院自開幕以來，便一直積極開拓國際人脈，從開幕典禮的賓客名單便可見一斑；丹麥、匈牙利、羅馬尼亞、荷蘭、比利時和挪威皆有代表前來祝賀。該院建立了歐陸反猶太人組織與權威的聯絡名單網，來協助對一般大眾宣揚反猶太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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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經常利用在地的反猶太主義人士、種族主義者和機構等，這些經常收取德國贊助的單位。有時，也在檯面下動手腳，比如法國的猶太問題研究院，該院院長是法國人保羅．塞茲耶（Paul Sézille），受到親衛隊監視，卻又收受德國大使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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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研究院是被利用做為德國反猶太權謀的典範，曾於一九四一年在巴黎舉辦反猶太展覽「猶太人與法國」，打算要展示猶太人如何滲透社會，並腐化法國文化、民族習俗與傳統。

猶太問題研究院與法蘭克福研究院合作密切。它的督察是親衛隊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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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奧多．丹內克（Theodor Dannecker），曾建議把猶太問題研究院變成羅森堡高校的分校，但未能實現。不過，法蘭克福研究院曾協助法國同事，以《世界鬥爭》為範本，製作期刊《法國和世界的猶太人問題》

924

。

事實上，哈格邁爾的文件顯示，一九四四年預計在克拉科夫舉辦的會議，不僅僅只是個反猶太研究會議，它還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目的。哈格邁爾寫道，雖然整個活動貌似「歷史與科學會議」，但它的真正目的是要「成立一個調查並打擊猶太族的國際性機構」。換句話說，是一個反猶太人的聯合國

925

。希姆萊、約阿希姆．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

926

、戈培爾、漢斯．法郎克（Hans Frank）

927

都是這個國際組織的榮譽會員，還有梅扎索馬、米塞特、波納德及耶路撒冷大穆夫提

928

侯賽尼一眾知名人士。該組織將對抗「親猶太運動」，並揭發同盟國其實是在為「猶太一統世紀」而奮戰

929

。

問題是，羅森堡想以這種反猶太人的情誼團結在一起的歐洲諸國，很快就在一九四四年分裂了。那年年底，納粹德國是唯一出席國。希特勒在了解羅森堡的政策無效後，宣布取消會議。

一九四四年年初，紅軍在占領列寧格勒長達八百七十二天後，解放了列寧格勒。蘇聯在那年夏天重獲自由，而到了八月，紅軍兵臨華沙，被史達林擋了下來。將近半年時間，東部前線風平浪靜，但紅軍卻在這段期間集結龐大資源，預備發動一場持久戰。六百萬兵力移防到了前線，幾乎是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攻打蘇聯時所用人力的兩倍。

在拉齊布日，似已嗅到了風雲將起。一九四四年年底，納粹再度將藏書疏散到巴伐利亞。然而，到了這節骨眼，想把囤放在拉齊布日的數百萬卷藏書快速移走，非常不切實際。歷經一年半的努力，仍舊不足以讓納粹把書籍從柏林撤走。只是，在最後數個月內，羅森堡任務小組究竟疏散了多少藏書，很難確定。撤書工作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一月的第一週，當時紅軍已經進城。不尋常的是，在那個即使對納粹最痴迷的人來說，第三帝國大勢已去，親衛隊和羅森堡任務小組竟還在忙著處理藏書。要解釋這件事，可從意識形態與非常人性角度到答案。

這些組織都是納粹運動的知識衛兵，長期以來都被當作是真正信奉者的一種聚集點。它們靠著國家社會主義的中樞核心而生，裡面有迷思泥沼、歷史謬誤和陰謀理論，凡此種種，都是這些組織要透過它們的「研究調查」找到穩固基礎，獲得證實並成立。在這些環環相扣的宿命論裡，犯了死不悔改的罪，甚至僅就字面上來說也是。同一時間，他們很可能也有非常人性化的理由，必須繼續處理藏書。無論如何，只要這件事具有正當性，他們就不必上前線當砲灰。被送去東部前線，簡直與送死無異。

一九四五年一月，波蘭普勒斯城堡的藏書開始疏散。可是到了月中，蘇聯發動反擊，兩百萬名紅軍一路挺進波蘭；羅森堡任務小組的成員必須躲過進城的俄國人逃命，而數千卷書就被遺棄在普勒斯火車站

930

。二月初，拉齊布日的員工也在砲兵轟炸下被迫逃亡；當紅軍占領了拉齊布日時，奧德河畔駁船仍在原地，滿載書籍。原本納粹打算燒掉一定比例的書，也已囤積好充足的汽油，但不知為何轉而拋棄這些書

931

。

羅森堡在另一處前線洪根的工作，也持續做到最後一刻，法蘭克福研究院仍出借書刊給研究員、大學院校和其他研究機構─借書紀錄顯示，圖書館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仍持續運作中；但那時紅軍就在柏林外面，而西部前線離法蘭克福僅區區一百二十四哩

932

。法蘭克福研究院還在採購下個月需要的藏書。

一九四五年四月初，美軍第五步兵師

933

抵達洪根，占領了城堡。不久，巨大的書庫就被發現了。找到藏書的小隊隊長是三十二歲的陸軍中尉，名叫羅柏．施費德（Robert Schoenfeld）；他是生在波蘭的猶太人，一九三九年逃離納粹德國，移民美國，職業是律師

934

。很可能就是這一刻，施費德隊上小兵帶著英國製的自動步槍，一路衝進暗無天日的書庫，射出一發子彈示警，卻射中一口貨箱，子彈射穿「珍寶經典」裡的一本書，葡萄牙籍猶太作家烏克斯的《以色列大災難的慰藉》。

863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Library and Archival Plunder by the 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 Holocaust Genocide Studies, no.19, 2005, pp.
390–458.

864

Ernst Piper, “Die Theorie des mörderischen Wahns,” Frankfurter Rundschau, October 12, 2005.

865

Steven Topik and Kenneth Pomeranz, Th e World Th 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208.

866

Sem C.
Sutter, “The Lost Jewish Libraries of Vilna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p.
222, Lost Libraries (ed.
James Rave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867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he Odyssey of the Turgenev Library from Paris, 1940–2002.
Books as Victims and Trophies of War,” Amsterdam: IISH, 2003, p.
38.

868

Stuttgart。

869

Biology and Racial Studies。

870

Institute of Indo-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871

Institute of Ideological Colonial Research。

872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873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s Bolsjewismus。

874

Solms-Braunfel。

875

Patricia von Papen- Bodek, “ Anti- Jewish Research of the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in Frankfurt am Main between 1939 and 1945,” pp.
155–173, Lessons and Legacies VI: New Currents in Holocaust Research,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4.

876

Der Weltkampf。

877

Ibid.

878

Sutter, “The Lost Jewish Libraries of Vilna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p.
220.

879

Lexikon der Juden in der Musik。

880

Lexikon der Juden auf dem Theater。

881

Der Jude im Theater。

882

Lodz，波蘭第三大城。

883

Jan Björn Potthast, Das judische Zentralmuseum der SS in Prag: Gegnerforschung und Volkermor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2002, p.
180.

884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885

Hauptabteilung IV。

886

Ibid.

887

Ardelia Hall Collections, Records Concerning the Central Collecting Points, Offenbach Archival Depot, 1946–1957,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M1942, Section 1, photos 15–17.

888

Ibid., photo 12.

889

Ibid., photo 13.

890

Alon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The Nazi Imagination from Persecution to Genocid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51.

891

von Papen- Bodek, “ Anti- Jewish Research of the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in Frankfurt am Main between 1939 and 1945,” pp.
155–173.

892

Die Judenfrage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893

Ibid.

894

Wilhelm Grau, “Die Geschichte des Judenfrage und ihr Erforschung,” Blatter fur deutsche Landesgeschichte 83, no.
3, 1937, p.
167, quoted in A.
Confino, A World W ithout Jews, p.
110.

895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ew Germany。

896

Ibid., p.
194.

897

Ibid., p.
196.

898

Ibid., p.
177.

899

Ibid., p.
241.

900

Chaim Kaplan, Scroll of Agony: The Warsaw Ghetto Diary of Chaim A.
Kaplan, Trans.
Abraham Katsh,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pp.
90–91.

901

Ibid., pp.
399–400.

902

Geheimwissenschaftlichen。

903

Neufalkenburg。

904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Sudeten Crossroads for Europe’s Displaced Books: The Mysterious Twilight of the RSHA Amt VII Library and the Fate of a Million Victims of War,” Restitution of Confiscated Art Works: Wish or Reality?, ed.
Mecislav Borak, Prague: Tilia, 2008, pp.
160–161.

905

Ibid., p.
142.

906

Hexenkartothek。

907

Hexen-Sonderauftrag。

908

Bad Mergentheim。

909

Katarzyna Leszczyńska, Hexen und Germanen: Das Interess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n der Geschichte der Hexenverfolgung,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9, p.
52.

910

Michael David Bailey, Magic and Superstition in Europe: A Concise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pp.
235–237.

911

Leszczyńska, Hexen und Germanen, pp.
18–20.

912

Bailey, Magic and Superstition in Europe, pp.
235–240.

913

Grimsted, “Sudeten Crossroads for Europe’s Displaced Books,” pp.
162–163.

914

Jewry in Global Politics in Our Time。

915

A Yearbook of Jewish World Politics。

916

von Papen-Bodek, “ Anti-Jewish Research of the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in Frankfurt am Main between 1939 and 1945,” p.
170.

917

Hans Hagemeyer, “Preparations already mad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
IV, Document No.
1752-PS.
Avalon Project.
Letter dated June 15, 1944.
http://avalon.law.yale.edu/imt/1752-ps.asp.

918

Kraków，波蘭第二大城。

919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官職名。

920

Ibid.

921

von Papen- Bodek, “Anti- Jewish Research of the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in Frankfurt am Main between 1939 and 1945,” p.
163.

922

Ibid.

923

SS–Hauptsturmführer。

924

La question juive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

925

Hagemeyer, “Preparations already mad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926

納粹德國的外交部長。

927

納粹的辯護律師，後成為高階領導人之一，曾任波蘭總督。

928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官職名。

929

Ibid.

930

Grimsted, “Roads to Ratibor.”

931

Ibid., “The Odyssey of the Turgenev Library from Paris, 1940–2002,” p.
45.

932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econstructing the Record of Nazi Cultural Plunder,” IISH Research Paper 47, 2011, p.
427.

933

Fifth Infantry Division。

934

Violet Brown and Walter Crosby, “Jew Finds Hebrew Collection Nazis Stole in Lie Drive,” Brooklyn Daily Eagle, April 9, 1945.

第十四章　一馬車的鞋子

布拉格

布拉格市中心，在杜斯尼

935

與維森斯卡

936

兩街交會處的一個小廣場上，卡夫卡騎在一個無頭雕像上。黑色銅雕靈感來自大作家的短篇小說《爭吵》

937

，故事裡敘事者像騎馬一樣，騎在一個看似無敵的對手肩上，征服了他。

雕像成了景點。在這標誌性的國家作家前，一群俄國遊客輪流拍照。這個地方充滿象徵主義：卡夫卡家族曾住在杜斯尼街上，而此處是布拉格昔日猶太區的心臟，距離西班牙猶太教堂僅數碼之遙。在中世紀東歐風格的猶太教堂前，佇立著一幢相當摩登的建築物：灰黃相間、實用風格的布拉格猶太博物館。館員兼研究員麥可．比塞克（Michal Bušek）坐在二樓的一個房間裡，年約三十餘，光頭，鬍子修剪整潔，身穿格子短褲。書桌旁放著一部推書車，上面滿滿裝著又舊又破的書本。所有的書都有個慘白的標籤，貼在書脊下方的位置，手寫著「Jc」或「Jb」字樣，後頭跟著一串數字。這些是「塔木經單位」在特雷津編目的書籍，「J」是猶太文化「Judaica」的縮寫。

「納粹知道這些書對猶太人極其重要。因為閱讀使人成為人。不讓你閱讀等於偷走了你的思想。他們想用剝奪猶太人最重要的東西，來摧毀猶太人。」比塞克說，盯著推書車看。他正在核對戰後流落到猶太博物館的龐大藏書，工程浩大，只做到一半；這裡面有一些書來自特雷津。「我察看書主的記號，諸如藏書票、戳章、註記，把這些東西鍵入我們正在做的資料庫。」

這項工程像極了德國眾圖書館也在進行的事。相當曠日廢時，因為每本書都要仔細核對，找出之前書主的記號。不過有時也頗容易，比方說書裡有一張顯眼的藏書票，寫了全名。有時能找到簽名、贈與人或讀過該書之人寫的幾行字。但上述情形純屬例外。很多書根本找不到前書主的半點蛛絲馬跡。有時候，名字被劃掉，藏書票被撕毀。

「第一個步驟是要鍵入名字和書號。接著，在資料庫裡打進所有關於這本書的詳細情形，包括書名、出版年分，甚至拍下書的照片。最後，每一本書都會有一則詳細描述。」比塞克告訴我。他粗估，做好第一個步驟約得花一年光陰，而第二個步驟將更久。希伯來文的內容也會被輸入資料庫裡，做這件事需要用到一種特殊的軟體系統，他解釋著，以現實情況來看，這個軟體是非它不可的，因為很多書都是以希伯來文寫成，不僅限於從「塔木經單位」來的。這套藏書裡有較多的書主記號，因為它們來自一些重要的典藏品。

這些書被「解放」了七十年，但這項工作現在才做，意味深長；不論是歸還所有的書，還是戰後降臨在眾多藏書身上、被擱淺於蘇聯邊境的悲劇下場。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其實是極少數曾深陷鐵幕的國家中，主動參與這項計畫的機構。

戰後，一九四五年時來自特雷津集中營的多數藏書，都被移送到位於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這座創建於一九○六年的博物館，一九三九年曾被納粹占領，但被獲准在某個範圍內可持續進行活動。大戰期間，這座博物館變身為收集站與分揀站，處理竊自流放猶太人社區的書籍和宗教藝術品。「從猶太教堂偷來的一箱箱贓物都被送來這裡，由一群猶太研究員負責編纂書目，並分類。猶太人和納粹的辦事程序不太一樣；猶太人想搶救這些藝術品，因為他們盼著戰爭快快結束。但納粹卻想成立猶太博物館，來展示猶太人有多麼古怪又與眾不同。」比塞克說。

有好幾年的時間，這座博物館成了猶太文化的大型搶救中心。在納粹壓迫下做著可恥的工作，所能得到的回饋就是為子孫保存了數千卷書籍和歷史、宗教物件。其中很多都來自早已灰飛煙滅的猶太社區。猶太人口，戰前估計超過三十萬，爾後少到僅原來的六分之一。大多數的猶太人死於大屠殺，其他則是離開後一去不回

938

。

捷克，是蘇聯邊界唯一獲准在戰後成立獨立共和體制的國家，雖然國祚不長。這表示，那些淪落至此的藏書，既符合西歐普遍執行的還書哲學，也應順從於東歐截然不同的措施。結果，它做了半歸還的折中。

一九四五年，被遺棄在特雷津的書籍送到了布拉格的博物館，該館文庫的館長恰是塔木經單位倖存者之一的奧托．穆內萊斯（Otto Muneles）。偷來的書也來自其他地方。在捷克邊界屬捷克境內的親衛隊一干城堡裡，包括新法爾肯堡和米蒙堡在內，就發現了數十萬部當初由帝國中央安全局撤走的書

939

。

戰後被移送此處的書籍，現今僅小部分被留下來。比塞克一直很想知道這些書的遭遇。「很難了解。那時留下的文件並不多。我們只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的一本小帳冊。」他說。從特雷津和其他納粹書庫，約有高達十九萬卷書被撤到了這裡。「有些書在戰後又移交回去，但以今天來看，這樣的還書程序並不恰當。當時沒有人檢查這些書曾經屬於誰，或它們從哪裡來。因為沒有工作人員做這件事，也沒有地方來做。整座博物館的員工僅區區兩、三人。」

根據比塞克的說法，這些書被散置多處；有些被分配給捷克各個猶太教堂，而有些被送回以色列。「無證據顯示書籍有經過核對。絕大部分的書仍留在當初納粹打包的貨箱裡。我相信，他們不過就是隨手拿一口貨箱，也沒好好檢查裡面是什麼，就送走了。大家來博物館問：『我們可不可以拿走五十五本書？』然後就如願以償。」也有很多書被猶太人的機構取走，比方說專司分配竊占猶太資產給猶太人社區的「以色列文化重建機構」

940

。遺留在特雷津猶太圖書館裡較大的一部分藏書，就是以這個方式分發出去的

941

。

意義更為重大的其中一項計畫，後來成為以色列國家圖書館的部分藏書，最初來自於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它是一項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救援計畫」，在剛經歷猶太大屠殺後，餘悸猶存中，數十萬倖存者返回了以色列，也設法要把歐洲的猶太文化遺產帶回去

942

。一九四六年年底，希伯來大學的圖書館館長雨果．貝格曼（Hugo Bergmann）與穆內萊斯一同拜會了米蒙堡的帝國中央安全局書庫。他們估計，城堡裡有六十五萬卷書籍。

「有些書是猶太文的，其他還有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書。我看到有從修道院來的天主教叢書，還有神智學的書、社會主義的書，不一而足……我在城堡的閣樓裡還找到了一個我無法辨識的荷蘭文檔案庫，被亂扔在地上。還有意第緒文的報紙，有成捆的，也有裝箱的，全來自於維爾紐斯的意第緒科學院。」貝格曼在報告中寫道

943

。他從捷克帶了大約四萬至七萬卷猶太文的書回到以色列。數字不確定，因為有很多箱子被貝格曼偷走，而他也偷偷藏了一些價值不凡的手抄本

944

。

戰後數年，這麼多書之所以留在捷克，要歸功於博物館和猶太會眾們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是捷克政府對於還書的作法，態度多所保留。「一般來說，捷克政府對書歸原主的問題，採取消極態度，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會把一些人或機構迫切要求歸還財產的期望，貼上『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的標籤，或其他在當時較恰當的字眼。」一位美國觀察家這樣寫道

945

。也因此個別私人就更難要回他們的書。而成功歸還給某家族的，在戰後捷克僅止一例

946

。

有一批仍留在布拉格的六千卷叢書，是來自帝國中央安全局第七處的希伯來文庫，也就是「塔木經單位」的工作所在。比塞克並不知道這批書究竟還有多少仍留在猶太博物館。「可能有三萬卷，但我們不確定。我們現正在為它們做編目。大戰結束後，穆內萊斯似曾把這些書從其他藏書中挑了出來，好讓它們留在布拉格。」比塞克和同事們還在館藏裡發現了遭竊的書來自歐洲各地。「絕大多數是從柏林、布達佩斯、華沙、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城市的猶太會眾處竊據而來。我們發現，有超過三千八百本書來自維也納，是從會眾們和個人處偷來的。」比塞克邊說邊從推書車裡抽出兩本書，指著上面「維也納猶太社區」的戳章給我看。書上還有一枚藏書票，顯示這本書是薩洛．科恩（Salo Cohn）捐贈的，二十世紀前，他一直是維也納猶太會眾的領袖。

布拉格猶太博物館內的書籍，仍保有特雷津「塔木經單位」留下的標記。

接著，比塞克領我走進圖書館的閱覽室。最寶貴的歷史文獻被鎖在側面裝有玻璃的附設隔間裡。以皮革和灰色羊皮紙裝幀的厚厚書卷，要戴上白手套才能碰觸。比塞克取出我需要的那一卷，來自阿姆斯特丹的一冊書。他把薄薄的書本放在白色閱覽桌上，書封嚴重龜裂，有如霜花，讓人聯想起奧古斯特．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表現主義風格中海的圖案。書名是《邁蒙尼德醫生與神學家的鬥爭》

947

─中世紀哲學家邁蒙尼德和他所主張的世俗研究

948

。

封面裡有一張藏書票。看似昨日才黏上，雖然它應該有近百年的歷史。藏書票的白色背景上，畫著一顆大衛之星，兩側各是一隻牡鹿和一隻後腿著地呈躍起之姿的獅子。底下寫著一個名字：西格蒙德．塞利格曼

949

。這個符號非常像是引用《米書拿》

950

的文句，「如瞪羚般強壯，如雄獅般堅強，執守著上帝在天堂的意願。」

書脊上貼著一張標籤「Jb812」，是塔木經單位黏上的。說不定，還是艾薩克．塞利格曼親自在父親的書上黏貼的標籤。比塞克向我展示了一本傳記，傳主是塞法迪宗教哲學家烏列爾．阿科斯塔（Uriel Acosta）；他在一六一七年逃離大屠殺後，定居荷蘭。書的作者，葡萄牙歷史學家阿圖爾．巴斯托（Artur De Magalhães Basto）在書裡特別寫了獻辭給西格蒙德．塞利格曼。西格蒙德自己則簽名在書的三分之一處，一段《古蘭經》的德譯文旁。

這套塞氏藏書在阿姆斯特丹遭到羅森堡任務小組掠奪，被瓜分給帝國中央安全局多處的書庫。除了特雷津的那些書以外，其他部分被散置在多處城堡裡，包括米蒙堡。貝格曼從塞氏藏書中帶走了大約兩千卷到以色列，同時，較少的一部分則留在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此處的塞氏藏書，比塞克大致已鑑識出六十卷。然而，藏書中的更大一部分，戰前預估大概有兩萬至兩萬五千卷，卻始終下落不明。說不定，這批書四散在德國第三帝國境內，抑或在大戰期間已被扔掉、在柏林空襲中付之一炬。

艾薩克．塞利格曼逃過了特雷津集中營的死劫，一九四五年回到阿姆斯特丹。倘若他曾千方百計想從捷克找回他的書，這念頭恐怕很快就被「鐵幕」阻擋於外。特別是，捷克在隨後的事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當時捷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š）企圖將他的國家定位為東西方的橋梁，因為捷克是個自由的共和國。但不久這個政治上的計畫就窒礙難行。受到國會多數黨杯葛及有蘇維埃撐腰的共產黨積極鼓動，新興的共和國政局動盪。一九四七年，捷克接受了聯合國「馬歇爾計畫」

951

的協助─重建的金融援助。可是，克里姆林施壓強迫國家領導階層改弦易轍。六個月後，一九四八年年初，共產黨在一場由莫斯科暗助的政變中成功奪權。沒多久，猶太博物館和裡面的藏書統統被充公。

「在那之後，一切還書計畫基本上都停擺了。」比塞克解釋。共產黨無法完全關閉猶太博物館，因為它太過知名，但不論是研究工作或展覽活動，都被限縮到極少的程度。這座博物館十分強調特雷津。可是在共產黨的說法中，特雷津只不過就是一間戰犯營，而非猶太人的集中營。共產黨人同時也選擇賣掉部分猶太文獻，包括賣給西歐的珍貴《妥拉》經卷。「這些文獻對他們毫無意義。政府需要錢，共產黨人要銀兩，於是就決定賣掉。」猶太圖書館被變成光桿的研究院，所有活動都要受到當局的審慎控制，遊客和借閱書籍全須登記。「幾乎沒有人會來這裡。研究人員也不敢來這座圖書館。」比塞克解釋。

儘管景況淒涼，但在大屠殺時失去了一整個家族的穆內萊斯，卻持續在這裡以館長的身分埋首工作，直到一九六○年代辭世為止。他耗盡了近二十年光陰，孜孜不倦整理著猶太文獻。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完完全全投入這份工作，彷彿這些四分五裂、被竊遭劫的書能以某種方式撫慰他。「就好像看見一個幽靈漫步穿梭在這滿坑滿谷都是書的房間裡，無人來讀或研究它們……而穆內萊斯博士依舊懷著美夢，要打造一座浩瀚的圖書館，獻給曾經住在這裡而今不在的猶太人，做為紀念碑。」

952

阿姆斯特丹的塞氏藏書裡一本書上的藏書票。大戰期間，這本書被移交到特雷津集中營，之後流落到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直至今日。

＊＊＊

戰後，捷克當局核對了捷克境內親衛隊城堡裡的贓書，那時就已發現有相當多的資料不翼而飛，其中包括竊自法國維安單位的大批檔案；蓋世太保原將這批檔案藏匿在鄰近捷克利帕區

953

的奧維列比奇城堡（Oberliebich）。事實上，這個書庫早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就已被紅軍的情治組織「施密爾舒」

954

破獲。蘇維埃的維安單位「內務人民委員部」

955

的頭子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y Beria）曾從莫斯科派遣檔案員來查扣這批資料，夏季時以二十八個火車貨廂滿載著檔案資料，運回莫斯科，在莫斯科以此為基礎，成立了一座新的祕密檔案館，「蘇聯中央國家特殊存檔館」

956

。這是史達林用來貯放戰利文獻的特別檔案館，裡面充斥著從德國與東歐各式納粹書庫沒收來的大量文獻資料

957

。

一九四五年二月，紅軍長驅直入德國，史達林簽署了一項最高祕密指令，促成了「戰後賠償」的「特殊委員會」。史達林固然早在一九四三年便和同盟國簽署過一項協定，禁止掠奪文物─可是這項協定並未被遵守。

「特殊委員會」儘管名稱清白純真，實則卻開始動手洗劫，其規模和他們的競爭者納粹是五十步笑百步。史達林認為德國必須以實物抵償蘇聯所受到的巨大損壞，償付蘇維埃侵占對等總額；為了避免破壞與同盟國的關係，侵占行動必須祕密進行。

執行掠奪行動的單位稱為「戰利旅」，相應於德國的單位，基本上沒兩樣。這些單位的組成分子包含蘇維埃檔案員、圖書館員、科學家和其他專家。諸如藝術品、檔案資料與書籍等文物，僅占贓物中的一小部分。負責分派掠奪行動的政府專屬部門曾計算過，單單在一九四五年，就有約莫四十萬節滿載贓物的火車貨廂駛往蘇聯。其中有一些是物歸原主的的蘇聯財產。根據一九四五年從德國送往烏克蘭的一份物品清單，貨櫃內容五花八門：十一節貨廂的實驗器具，一百二十三節貨廂的交通工具、兩噸半的科學書籍，七十五節貨廂竊自德勒斯登美術館的畫作、十二噸瓷器廠「威爾納與索恩」

958

出品的盤子，還有四十六節貨廂裝著拆開的印刷機，二十七節貨廂裝滿生產相紙工廠的零件

959

。

紅軍裡的士兵、軍官和將領們還進行了大規模的洗劫─某種程度上是官方准許。士兵們有的是機會，不斷把贓物寄回家。高階軍官和將領搶得最凶。史達林的高層將領格奧爾基．朱可夫（Georgy Zhukov）用了好幾輛火車來裝他的戰利品；這位史達林麾下戰功彪炳的英雄瞬間致富，而史達林後來就是憑這件事罷免了他。

不過，更多計畫周詳的掠奪行動都是由「戰利旅」來執行，其下屬各單位被派赴中歐大小城堡蒐羅戰利品。城堡裡的家具、藝術品、雕像、鋼琴、瓷器和所有能搬的東西全被一掃而空。也包括書。負責扣押書籍的是「戰利旅」裡的特殊圖書館單位，他們遍訪德國和波蘭境內數百座圖書館，還有羅森堡任務小組及帝國中央安全局為了往東部疏散藏書所成立的各大書庫。偷書單位，由蘇聯國內較大型圖書館的一群代表組成，帶頭者是瑪格麗塔．魯多米諾（Margarita Rudomino），她是莫斯科外國文學圖書館館長。

一九四六年春，魯多米諾在一份報告中提到，約有四千至五千口貨箱的書籍已經入庫於波蘭的梅斯沃維采

960

。這批書很可能就是羅森堡任務小組從拉齊布日疏散的主要藏書，因為拉齊布日距離梅斯沃維采僅區區三十七哩。這批書究竟是羅森堡任務小組在大戰即將告終時撤走的，抑或是紅軍在一九四五年春所劫掠的，報告中並未特別提到

961

。

在普勒斯城堡，也就是羅森堡任務小組雇員們躲避前線敵火處，「第四烏克蘭陣線」

962

的一個小隊，截獲了大約十節火車貨廂的書籍、期刊與檔案資料，裡面有多達約十五萬卷書籍和十萬份文件。知名的普勒斯城堡圖書館裡藏書十萬卷，也被他們裝箱運走了。

「戰利旅」破獲的羅森堡任務小組藏書，有一大部分來自明斯克、斯摩倫斯克、基輔及蘇聯境內其他地方。但是，這批藏書裡也有一些是來自西歐，包括後來被併入東方圖書館的巴黎移民圖書館。一九四五年七月，紅軍就曾在一份報告中陳述過，來自於巴黎的屠格涅夫圖書館，被發現流落到梅斯沃維采。這裡有「據估計一百萬卷俄文及外文書籍」

963

。屠格涅夫圖書館並未被歸類為戰利叢書，因為它是「俄國人的」，是蘇維埃的財產。

在梅斯沃維采書庫，似乎也沒有任何特殊指令─數千口貨箱隨意貯放，雜亂無章。「戰利旅」的某位成員表示，這批藏書有一部分是士兵偷來的。有時「大家各取所需」，魯多米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許多較為古老的珍貴書籍與手抄本，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佚失

964

。

某些地點的書庫一旦被破獲了，「戰利旅」還沒來不及取得，收藏品就已遭士兵破壞。「曾被波蘭前線部隊占領的莊園宅邸，貨箱全被打開。很多書散落在庭院裡，任憑日曬雨淋，無人看管，很多書被毀了、破損了、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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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書籍被運往東部後，才會對這些藏書進行有條理的疏運處理。一九四五年秋，四十五節火車車廂從梅斯沃維采輸運了近一百萬卷書到明斯克。除了梅斯沃維采，「戰利旅」在波蘭還追查到其他的藏書點，從中運走了三百萬卷左右的書籍到蘇聯。不僅如此，還包括了數千座檔案架的檔案資料，送到了史達林位於莫斯科的檔案館，其中有一些來自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及羅斯柴爾德家族好幾個檔案館

966

。

「戰利旅」還扣押了很多最精良的德文藏書，最後都運回了蘇聯，包括柏林國立圖書館、柏林中央和地方圖書館、布雷斯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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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圖書館，還有威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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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房。從柏林、德勒斯登和布雷斯勞，超過一百節火車貨廂的書籍被運走，數百座德國圖書館遭洗劫一空

969

。

位於莫斯科的列寧圖書館，最後搖身一變成了單一最大的戰利書接收處，據說坐收了將近兩百萬卷書。德國被扣押的書當中，最珍貴的中世紀手抄本、搖籃本和一部《古騰堡聖經》，特別以空運的方式，分了好幾趟送回莫斯科。

大戰過後，「戰利旅」裡的圖書單位估計，大約運回了一千萬至一千一百萬卷書。不過，這個數字尚不包含被偷走的全部書籍，因為其他的戰利單位也大舉掠奪，但更強調在霸占科學設備等等─包括學校、實驗室、大專院校、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機構的藏書與檔案。竊取藝術品的戰利單位，也竊取博物館的圖書。除此，紅軍士兵也偷數額龐大的書籍。

歷史學家格林斯泰德曾寫道，蘇聯的「戰利旅」通常分不清楚哪些是從德國圖書館偷來的書、哪些是納粹組織先前從各占領區偷來。

不幸的是，和蘇聯「戰利旅」掠奪過的其他地區類似，這些書也蒙受影響；被運到蘇聯的很多工廠、機具、儀器、工具和科學裝置，乏人聞問。主要是因為缺乏技術人員，看不懂使用說明手冊，或者欠缺同樣一套獨特的標準，以及其他邏輯性、技術性和操作性問題，往往導致設備無用武之地。至於缺乏合適的保管方式，意謂著數以百萬計的戰利書被棄置在蘇聯境內的寄放處。諸如基輔、明斯克和列寧格勒等城市，都面臨滿目瘡痍、苦不堪言的窘況。明斯克市中心只殘存少數幾幢建築物，可是卻有將近五十萬卷書被運到這座廢墟來。在莫斯科，數百萬的德國書籍就被丟在西南邊的烏茲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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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廢棄教堂裡，自生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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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書也境遇可憐，不堪使用。比方說提比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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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學會曾收到大約十萬卷受到嚴重雨害的德國戰利書。

有好幾百萬批戰利套書被拆散，單冊單冊的被分配給遍布於蘇聯的各個圖書館。即使這樣分配也引發重重問題，因為圖書館經常接收到主題濫竽充數的書籍，有些書的語文讀者根本就看不懂。有一份蘇維埃戰後報告曾描述，某座化工廠的工人圖書館收到古希臘文學叢書，而另一座圖書館則收到充公的法國時尚雜誌。甚至有工廠收到真人大小或兩倍大的希特勒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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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贓物的分配一片混亂，就連蘇聯的圖書館員在當時也開始質疑整個工作的目的何在。沒人知道，戰後有多少受損書籍被清除掉。書籍同時也要接受政治評估，而「政治危險的」、「頹廢的」、「中產階級的」文獻都要剷除。

巴黎屠格涅夫圖書館的命運堪稱典型。和許多其他文獻大同小異，該館藏書一樣支離破碎；有些書流落到莫斯科，而大部分藏書則被送去了明斯克。該館半數叢書，將近六千卷，被送到位於梅斯沃維采南部萊格尼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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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紅軍軍官俱樂部─西利西亞駐軍的各個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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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配送贓書的工作宛若災難，雜亂無章。

發現失誤時，贓書裡較好的部分如手抄本、首刷版及知名作家簽名版與題辭版等等，都被挑出來送去莫斯科的列寧圖書館。再者，舉凡有關列寧和蒲寧的書籍統統要區分出來。不過絕大部分的書都留在萊格尼察。一九九一年蘇聯垮台後，有一名一九五○年代中葉在這裡接受審判的俄國軍官弗拉基米爾．薩匈寇（Vladimir Sashonko），曾透露這些書的下場。

根據薩匈寇的證詞，這些書有很多都蓋上「屠格涅夫圖書館─聖寵谷

976

九」的戳章。有天，一位負責圖書館的陸軍中尉解釋說，他們「已經收到莫斯科的命令，要在壁爐裡燒掉這些書」。薩匈寇搶救了其中一本，把它帶回家當紀念品，可是其餘的統統被燒燬了。「慢慢地，屠格涅夫圖書館灰飛煙滅了，安息在萊格尼察……和數百萬魂歸法西斯主義集中營的不幸生命同赴火葬場，共賦悲曲。」

977

＊＊＊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羅森堡漫步於弗倫斯堡峽灣海邊，這裡是德國與丹麥的邊界。這個峽灣是波羅的海最西端，五月的景致甚美，是乘船聖地。戰火看似遙不可及。羅森堡在最後一刻離開了柏林，而柏林被炸得粉碎。他住進弗倫斯堡一間旅館。弗倫斯堡是少數幾個毫髮無損的德國城市，希特勒的繼任者卡爾．多尼茨上將（Grand Admiral Karl Dönitz）在這裡成立了納粹德國末代政府。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多尼茨終於出面代表第三帝國投降。在海邊散步的羅森堡，正思考著他應該面對的命運。自殺的念頭，當然曾縈繞他的腦中，一如其他的納粹頭子。他的口袋裡揣著數支裝了氫化物的安瓶。

最後一年裡，羅森堡目睹了帝國的瓦解了。紅軍收復蘇聯疆域故土時，羅森堡的國家占領區東方部長一銜，不啻空留其名、一無是處。曾幾何時，他在東邊的浩瀚王國，還有緊緊相繫的種種美夢，一開始是被希特勒，接著是被史達林，一點一點化為烏有。他最恐懼的敵人，他矢志戰鬥的帝國，已經奪走了他的愛沙尼亞，如今也要吞沒德意志祖國大地。

一九四四年二月，搭乘私人火車「哥得蘭島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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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森堡最後一次訪視他的東方亡國，還未抵達列巴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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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希特勒召回。他不在期間，柏林的各指揮部慘遭空襲摧毀。之後，羅森堡必須在火車上辦公，而火車就停靠在柏林郊區。春天，他繼續操辦將於克拉科夫召開的代表大會，可是就連這件事也在夏天被奪走了，希特勒取消了這項活動的一切計畫

980

。羅森堡想方設法要與元首會晤，打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起，他就一直沒和對方面對面。然而，接近希特勒的機會卻完全操控在他的另一個死對頭─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手上。羅森堡不斷抱怨當局對東方的政策，早引發元首及其他領導階層對他的嫌隙。希特勒已指派之前駐防在烏克蘭的帝國指揮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對波羅的海地區進行同樣殘暴的剝削與掠奪。羅森堡必須遵守嚴格命令，不得干涉科赫的任務。

羅森堡想盡辦法要見元首，卻不得其門而入，即使他千方百計避開鮑曼，直通希特勒的女祕書，依然未果。十月時，他徹底放棄，寫了一封忿忿不平的信，信中辭去了東方占領區的帝國部長一職。希特勒毫無回應。大戰最後數月，羅森堡住在家族宅邸裡的地窖內，而房子的屋頂早被空襲轟爛了。他的時間都花在菜圃裡，種植各式各樣的青菜，而他想必很清楚，自己很可能永遠無法採收。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一次與一干領導階層開會時，希特勒最後一次見到羅森堡；會中元首提到一種「祕密武器」，能為他們贏得勝利。那是最後一根稻草，讓國家社會主義狂熱分子在垮台前緊緊相擁。兩人並未交談，而羅森堡對希特勒的奇蹟武器非常不以為然。

三月，希特勒青年軍團的將領亞瑟．阿斯克曼（Artur Axmann）來看羅森堡；他們堅決到打算在阿爾卑斯山發動游擊戰。阿斯克曼想取得羅森堡的協助，可惜這位首席思想家早已心灰意冷。阿斯克曼問羅森堡，究竟是什麼做錯了，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本身，還是對它的解釋。羅森堡則譴責他的黨內戰友，「我告訴他，這是偉大的思想被渺小的人濫用了。希姆萊就是那罪大惡極的代表。」他過世後才出版對希特勒批判的《大德國，夢想與悲劇》

981

一書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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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個人層面來說，羅森堡已經從一次又一次遭受拒絕的忍受中放棄了，但在個人思想上，他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毫無半點懷疑。

四月二十日，羅森堡奉令離開柏林，儘管他聲明自己願意留下直到最後。可是，宛如一條被遺棄的狗，面對元首下達的最後一道指令，他屈服離開了。數月後，漫步於靠近弗倫斯堡的美麗海邊，羅森堡終於從口袋裡拿出他的氫化物安瓶擲入大海。他決定要和他的死對頭會上一面

983

。

但希姆萊可沒有這樣的打算。他刮掉了小鬍子、戴上獨眼罩、換掉制服，還改名叫海因里希．希特爾齊格爾（Heinrich Hitzinger）─但很快就被英軍以形跡可疑逮捕，之後他也坦承不諱。五月二十三日，希姆萊用藏匿在口腔裡的安瓶，於漢堡南部呂訥堡的一處監獄自殺身亡。

羅森堡回到旅館，寫了一封降書給英軍指揮官伯納德．蒙哥馬利（Field Marshal Bernard Montgomery）。

羅森堡被捕後，移送到基爾接受審訊。史達林與邱吉爾都主張對納粹領導階層處以斬立決。此外，一九四三年同盟國在德黑蘭舉行的會議中，史達林就曾提議過，五萬至十萬名德國軍官應該槍決─但小羅斯福對這項提議不以為然。一九四五年春，隨著同盟國勝利在望，支持對德國戰犯進行國際審判的聲浪逐漸增大。同盟國之間進行協商後，決定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國家社會主義人士舉辦年度集會的紐倫堡，進行審判。

羅森堡是坐在被告席上二十三名高階納粹黨人之一。檢方對這位前思想首長判處了四大最嚴重的罪名：計畫挑起進攻戰爭、擾亂和平、戰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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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違反人性罪。羅森堡聲稱自己在這四項指控上，無罪。

紐倫堡大審還在進行期間，同盟國便已著手整頓羅森堡掠奪行動所留下的一片混亂。被賦予信任挑起重責的是「紀念碑及藝術品歸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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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稱為「大尋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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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軍的一支特殊小隊，其任務就是要保護歐洲文化遺產。二次大戰的主要戰場在兩條前線。盟軍在一九四三年進犯義大利、一九四四年入侵法國之後，這支小隊就花了很多時間從自己的部隊手中搶救紀念碑和文化珍寶，因為部隊往往不知道自己開火打到了什麼。在侵入德國後，這支小隊轉而花較多時間處理在倉庫、礦坑、穀倉、城堡和地窖所破獲，數量驚人的竊據藝術品、古董和書籍。

「大尋寶家」設置了多個倉庫來為這些文物做分類，並為收復的寶物做鑑識工作。掠奪而來的藝術品、古董及其他工藝品，都被集中放在慕尼黑的納粹黨部大樓裡。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圖書館充作早期的倉庫，但是大批的書籍很快就需要小隊另覓更大的場所。他們在美茵河畔奧芬巴赫

987

找到一個適當的空間，位於法蘭克福郊區，德國工業巨擘「法本公司」

988

總部所在地。這座大集團總部，是歐洲規模最大的複合式辦公空間，如今被充作贓書與檔案資料的全新中央倉庫：奧芬巴赫檔案倉庫

989

。運作大權交給了華府國家檔案館一位才華洋溢的檔案員西摩．彭慕藍（Seymour J.
Pomrenze），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抵達法蘭克福，當時城裡正遭逢一場猛烈轟擊而滿目瘡痍

990

。彭慕藍有猶太人血統，他的家族在一九二○年代初期逃到了烏克蘭。他在奧芬巴赫面臨了巨量的工作。

我對奧芬巴赫檔案倉庫的第一印象是，場面驚人浩大。站在一大片看不到盡頭的貨箱和書海前，只覺凌亂的嚇人。我該怎麼處理這些資料？我該如何順利完成我的任務？然而，除了這一大團亂七八糟的東西，還有一個更龐大的任務。的確，唯一能辦到的，就是盡快的將這些東西物歸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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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藍受僱於「紀念碑及藝術品歸存計畫」另一名參與者萊斯里．波斯特（Leslie I.
Poste），此人是「奧芬巴赫檔案倉庫」的幕後首腦。一九四三年，「大尋寶家」小隊一抵達歐洲，就致力於搶救藝術品、紀念碑和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直到一九四五年波斯特被延攬進來後，才注意到圖書。在彭慕藍到任之前，波斯特已經耗掉了近半年的時間，開車奔波了數萬哩，往返於歐洲各個第三帝國廢墟，找尋被劫持的叢書與檔案資料。

彭慕藍在「奧芬巴赫檔案倉庫」組成了一支工作小組，裡頭有兩百名檔案員、圖書館員和工人，大家開始在「無盡的」書海裡清理出他們的通道。這裡警衛森嚴，每天下班離開時，都要接受搜身檢查。彭慕藍坦言，確實有人順手牽羊，尤其是小書，很容易藏起來。「大尋寶家」開發出一款辨識書籍的輸送帶系統，將書籍的藏書票和書主的其他標記拍照存檔。從書堆裡篩揀出來的藏書票，比較普通的由一組較不專業的工人負責幫忙拍照，而比較不尋常的則送交專家檢查。用這樣的方式，汗牛充棟的龐大書堆很快地被區分成已辨識和未辨識兩類。前者的書籍會被立刻包裝，送去負責相關國家歸還文化的軍官處

992

。

工作所得的數千幅藏書票相片，至今仍存放在美國華府的國家檔案館裡。一九四六年三月前，彭慕藍在奧芬巴赫的工作團隊就已分揀出一百八十萬件文物。同一個月，有些文物已經開始進行歸還。不過，歸存計畫並未完成。一心想要盡快解決問題的盟軍，主張採取簡單的歸存方式，亦即將每一套文物還給遭竊的該國政府。用在隸屬現存研究機構的大批完整文物歸還上，這個方式十分有效。

一九四六年春天已經歸還的兩套叢書，是來自阿姆斯特丹的「珍寶經典」和「生命之樹」。這兩套書在洪根被尋獲，當時仍裝在羅森堡任務小組打包的貨箱裡；由於這兩套書一直到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才被移送德國，法蘭克福研究院始終沒有時間來檢查這些叢書，以致它們被直接送進了洪根的倉庫。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首批托運叢書送抵阿姆斯特丹，只可惜這次的歸存蒙上一層哀傷的陰影，因為「珍寶經典」的前任館長路易．赫歇爾（Louis Hirschel）和他的家人早在波蘭遇害。曾在該館工作的博學圖書館員與《聖經》研究員，都是猶太裔知識界菁英，碩果僅存者寥寥無幾。繼任赫歇爾職位的重擔落在特雷津的塔木經單位一名倖存者，艾薩克．塞利格曼身上。

對塞利格曼而言，他喪失了自己的藏書；對阿姆斯特丹而言，它喪失了比例很高的猶太裔人口。這項任命是一種撫慰，儘管微不足道。不過，透過這套藏書歸存阿姆斯特丹，這座城市的猶太文化身分認同也同時恢復了

993

。若沒有這些書，在這座「西方耶路撒冷」裡長達四百年的猶太宗教、知識與經濟史，也將一併喪失。

另一批較受人矚目的文物歸存，是阿姆斯特丹的國家社會史研究所的藏書。由於納粹內部角力的關係，國家社會史研究所的藏書與檔案資料相當晚才離開荷蘭，大約是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間，這也意謂著它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仍在貨箱裡未曾開封。有些資料非常晚才疏散，因此破獲時都還留在北德渡船裡。在洪根和奧地利的坦岑貝格城堡破獲了數百口貨箱，因為中央圖書館將藏書撤退到這裡來。英軍將坦岑貝格城堡的書歸還給奧地利，奧地利則成立了一個類似於奧芬巴赫的歸存計畫。

不過，國家社會史研究所的有些資料，卻流落到莫斯科的史達林特殊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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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所的檔案都是有關勞工運動、工會與社會主義領導人的文獻，蘇聯對此格外感興趣。長久以來，阿姆斯特丹的國家社會史研究所始終認為這批遺失的檔案與書籍早就毀於戰亂。直到將近五十五年後，文獻重見天日，才推翻之前的想法。我在國家社會史研究所與桑德斯見面時，他詳述了過程，「最神奇的部分是，這批檔案資料絕大多數是戰後才回來的。最終，損失非常小，僅僅只有大約百分之五。損失的部分是被運去了蘇聯，托爾斯泰的作品也是去了那裡，在一九三○年代被蘇聯祕密警察劫持的。」

另一套完好無缺、物歸原主的藏書是《共濟會百科全書》─海牙的荷蘭大東方共濟會所有的藏書。這套藏書在一九四六年被歸還到奧芬巴赫檔案倉庫。可是共濟會會團有些檔案卻下落不明，很久以後才又現身，原來已被收入史達林的檔案館裡。

若說荷蘭走運，那麼法國就是半點好運也沒沾到。除了屠格涅夫圖書館，彼德留拉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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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遺失了，而且似乎是因撤退而遭逢同樣下場。這批檔案最後流落在基輔及史達林的戰利品檔案館裡，存放在「烏克蘭國家主義人士」專屬部門

996

。

例外的是波蘭的移民圖書館「巴黎波蘭圖書館」。不清楚的是，在停戰期間，它的這批藏書下落是在東德、還是波蘭？不論在哪一處，這批書於一九四五年落入波蘭人手中，被帶到了華沙的國家圖書館。這批書很可能是因為被誤認成「波蘭人的財產」，而從「戰利旅」的覬覦中逃過一劫。歷經漫長的斡旋和外交施壓後，巴黎的波蘭遺民才在一九四七年取回部分叢書。不過，送回去的也不是一套完整叢書，原先的套書有十三萬六千卷，而送回的僅四萬兩千五百九十二本書、八百七十八份手抄本、八十五幅畫作及一千兩百二十九冊期刊。其餘的不知所蹤

997

。

「普世以色列人同盟」的同仁們回到位於巴黎布魯耶爾街四十五號的總部時，大樓不是空空如也。書架上仍舊裝滿了書，不過這些並非聯盟自己的書，而是羅森堡任務小組劫持後遺留的文物。「普世以色列人同盟」的部分藏書反而被發現在奧芬巴赫檔案倉庫和坦岑貝格城堡。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一去不返，因為就連戰前時期的目錄、庫存單、書卡和書目也不翼而飛。戰後，圖書館員估算過，約有半數的書籍都已歸還，其餘的被拿走，下落不明。」聯盟圖書館館長庫珀明茨說。

就連檔案資料也遺失了好多。半個世紀後，蓋著該館戳章的文獻現身於明斯克、莫斯科與立陶宛。全部加起來，彭慕藍和他的同事們從奧芬巴赫檔案倉庫裡，歸還了大概有兩百五十萬卷書。另外的五十萬卷書，則是由英軍從坦岑貝格城堡歸還的

998

。

儘管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但物歸原主的贓書，在被劫持的文物中只占很小比例。從奧芬巴赫檔案倉庫，僅三十二萬三千八百三十六卷書送返法國，和估算中失竊的一百萬七千卷相去甚遠，這還不包括那些被羅森堡任務小組的「M─行動」洗劫一空的巴黎公寓所失竊的東西。比利時被掠奪了數十萬萬卷書，但歸還的只有一百九十八口貨箱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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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土地雖小，卻收回最多的書：三十萬九千卷。同盟國也把書歸存給義大利、德國、捷克、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和希臘。

塞薩洛尼基遭洗劫的圖書館與檔案館，僅約莫一萬卷書被交還給希臘，但也並非都能如願的回到原主手上。我在塞薩洛尼基會晤「猶太博物館」館長澤穆爾時，她表示了意見，「我不認為有任何一本書回到了塞薩洛尼基，從來都沒有。被遣送返國的書存放在雅典，然後不見了。沒有人知道它們在戰後流落何方。我們曾想盡辦法去找，可是一無所獲。極有可能，它們被雅典的猶太會眾們拿走了。」

另一方面，同盟國破獲了一大批來自希臘的猶太檔案資料。「總數高達十七噸的檔案資料以船運往雅典，其中有七噸去了特雷津。不幸的是，戰後有人把這批書的絕大部分送去了耶路撒冷。再者，美國也錯將塞薩洛尼基失竊的資料送到紐約的意第緒科學院。不過，很多資料同時也流落在莫斯科。我們這裡所剩無幾，而絕大多數的藏書四散在世界各地。」澤穆爾告訴我。

最後，在偷書之舉裡受創最重的是私人藏書。它們很少被編目，因此在辨識上困難重重。倘若書本上沒有原書主的記號，那麼在執行上就完完全全不可能追根溯源。

同盟國的歸存方式，主張最後階段的還書交由各國政府執行，只是一旦涉及還書給個別書主時，這個方式根本行不通。機關行號與研究所有固定地點，也能對當局施壓，並取得補償；而個人通常會搬遷，同時很多人會改變國籍，導致歸存作業一點也不輕鬆。

再有，各國的歸存當局也要為作業窒礙難行負部分責任。舉例來說，比利時的歸存當局「經濟復甦辦公室」

1000

對歸還私人藏書毫無建樹，即使奧芬巴赫檔案倉庫已經鑑識出書籍原主的身分

1001

。為此合理的解釋是，大戰結束後，和歐洲各國的許多歸存機構一樣，比利時的經濟復甦辦公室集中心力在金錢的補償上，優先處理比書籍更珍貴的物品，例如藝術品、珠寶和黃金。

在戰後，要求返還書籍的私人藏書原主泰半無功而返。就算能取回什麼書籍，也通常是一大套叢書裡的數冊而已。比方說，有一位比利時公民瓦萊麗．瑪麗（Valérie Marie）原有兩千卷藏書，卻只收回六十一冊。另一個例子是薩爾瓦托雷．范維恩（Salvatore Van Wien）的六百卷藏書，只收回八本。

即使某一套叢書的來源已都確認無疑，比利時經濟復甦辦公室也不主動尋找書主人。這種對歸存作業採取消極態度，也是其他許多國家處理書籍的特徵

1002

。到了一九四○年代晚期，比利時經濟復甦辦公室開始把無人認領的書賣掉。

同盟國最後返還了數量相當多的套書給蘇聯，這些主要都是從共產黨的許多國家機構劫持而來的。一九四六年八月，奧芬巴赫檔案倉庫送回了將近二十五萬卷書給蘇聯；還有好幾列滿載書籍的火車運往坦岑貝格城堡。遺憾的是，對方送還的書卻少之又少

1003

。

但是同盟國自己也並非全然無辜。有近一百萬卷書被送去了美國華府的國會圖書館。好幾個大型的美國圖書館甚至派代表前往歐洲來擴充藏書。有些書是買來的，但許多德國叢書都是扣押來的─有時候原因不清不楚。從納粹黨個人、機關行號或公立研究所劫持來的書，視為「敵人的文獻」和「宣傳品」。譬如，猶太問題研究所的「勞動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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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萬卷書被送去華府。根據規定，凡納粹竊據的書籍一律不得從德國帶出境。這條規定在很多情況下根本不適用，特別是那些沒有原主記號的書。過了好一段時間之後，被偷的書甚至也被帶去了美國

1005

。

可以確定的是，有很大量的書是被美國、法國和英國的軍隊劫持的，情況一如發東線戰場沒兩樣。隨同「大尋寶家」在一九四五年抵達歐洲的檔案專家薩金特．查爾德（Sargent Burrage Child），在一封書信中指控，遍布德國的美國大兵都在「解放書籍」。「現在我對北方人洗劫南方的古老傳說了解更深了。他們的子孫，也是洋基佬的子孫，如今正在做著同樣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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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芬巴赫檔案倉庫和坦岑貝格城堡完成第一輪篩揀時，有數十萬卷無法鑑別原主的書留在原地。彭慕藍和他的同事們經常不由得捫心自問，到底這些書的主人是不是還活著，能物歸舊主嗎？正如彭慕藍的繼任者艾薩克．本科維茨（Isaac Bencowitz）所說，這些書有很多都是已遇難的各族群和民眾的遺物。

分揀室裡，分揀工就像是要把支離破碎的羊拼回原樣般，將收齊成套的某一箱書送到我面前─書，來自波蘭某個久遠的小鎮圖書館，或某個已經滅亡的猶太學院「葉史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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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卷令人悲痛唏噓……彷彿自從被毀屍滅跡以來，它們就在竊竊私語，訴說著嚮往和盼望……我不禁肅然起敬，動作輕柔宛如它們曾屬於最近剛辭世的某個心愛的人般，將它們理好裝箱。

1008

奧芬巴赫檔案倉庫的主管們遇到了一個進退維谷的難題。歐洲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面目全非。族群已被消滅，全部的人口都遭到驅逐，地理上的疆域被重劃過。在執行歸存計畫時，歐洲史上也正掀起最大的難民潮，中歐和東歐有近三千萬人流亡或遷入

1009

。遍布歐洲的數千個猶太族群下落不明，尤其是在東歐。很多倖存者並未返鄉回到他們的家園，東歐這情形又特別嚴重；在很多情況下，戰爭並未改變這裡根深柢固的反猶太主義。一九四六年，波蘭的凱爾采

1010

曾謠傳猶太人綁架並殘暴殺害一名波蘭男孩，而爆發一場大屠殺─僅僅在集中營解放的次年，中世紀的荒誕傳說再度復甦。暴動中，有四十二名猶太人被射殺或活活打死。施暴者是波蘭市民和共產黨的保安官。數十萬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登上飛機，他們大多數飛往巴勒斯坦、南非或美國，開啟新生活或與親人團聚。

在奧芬巴赫檔案倉庫的數十萬猶太書籍被視同「無主書」，需要有個特殊的解決方法，於是有賴一個稱為「猶太文化重建公司」

1011

提供協助。該公司成立於一九四七年，資金來自各式各樣的猶太族群，主事者是享譽國際的歷史學家薩洛．巴倫（Salo Baron），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也是執行委員會一員。

一九四九年，當時多數可鑑識的叢書都已經返還了，剩下約五十萬卷書被移交給「猶太文化重建公司」，做為協助重建猶太社區與會眾之用。戰後數年間，這些書將追隨猶太難民與移民潮遷徙。最大的一部分，將近二十萬卷書，被送到以色列，而另外一批近十六萬卷書則送去了美國

1012

。有些書還被送去英國、加拿大、南非及南美許多國家：阿根廷接收了五千零五十三卷書；玻利維亞，一千兩百一十八卷；厄瓜多，兩百二十五卷。這些書主要流入會眾手裡，不過也有相當數量進到學校。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接收了一大批珍貴典籍與手抄本。按規定，收受方不得販售這些書，而且在許多國家裡，這些書都貼上了特殊的藏書票。以流傳在加拿大會眾的書為例，在全部的兩千零三十一卷書上，內頁都寫著「本書曾屬於在歐洲大屠殺時遇害的某位猶太人」字樣

1013

。

＊＊＊

一九四七年二月，有一位名叫路西．達維多薇琪（Dawidowicz, Lucy S.）的年輕美國歷史學家來到奧芬巴赫檔案倉庫。她的任務是要挑選一些較不珍貴的「無主書」，發送給大屠殺倖存者的難民營，這些地方對書籍有很大的需求。然而，在動手挑書時，達維多薇琪發現了一些她認得的書和檔案資料。

達維多薇琪是波蘭猶太移民的第二代，一九三○年代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歐洲猶太史。為了學好意第緒語，她在一九三八年前往維爾紐斯，在意第緒科學院工作

1014

。日後，她曾形容自己造訪維爾紐斯時「想法充滿浪漫色彩，以為整座城市將會成為資金無虞的全球意第緒文化中心」。她又描述了在著名的斯特拉順圖書館

1015

所見到的景象，「每一天，你都會看到，在閱覽室裡的兩張長桌邊，上了年紀、德高望重的前輩，蓄著落腮鬍，戴著小帽，埋首於《塔木德》經文間；一旁坐著光頭青年男女，天氣熱時甚至光著膀子。有時你會聽到老人家嘀咕抱怨世態不古，年輕人只是傻笑著。」

1016

達維多薇琪在一九三九年八月離開維爾紐斯，僅僅數週後，大戰爆發，滅絕維爾紐斯猶太人的浩劫於焉展開。

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之際，意第緒科學院的創辦人之一馬克斯．魏因賴希（Max Weinreich）人在哥本哈根，正打算前往該學院在紐約當地成立的總部。因為與魏因賴希和其他意第緒研究員接近，達維多薇琪便開始為科學院工作。在意第緒科學院的新總部裡，大家都憂心忡忡，擔憂歷經數十載才累積而成的無價珍藏文獻，從此毀於一旦。意第緒科學院的成立初衷，是要鞏固並發揚意第緒文化，當時卻瀕臨無以名狀的悲慘下場；不再是發揚一個活生生的文化，反倒是要從一個失落的文明裡搶救出一些什麼東西。生生不息的偉大意第緒文化淪入猶太大屠殺之首。在以色列，希伯來文是優勢語文，但是當這個新興國家必須創造一個強有力的語言與文化身分認同時，卻將意第緒語拒於門外。

一九四七年，達維多薇琪開始在奧芬巴赫檔案倉庫裡，對堆積如山的書做篩揀工作，見到了以前在維爾紐斯曾經看過的書和檔案

1017

。「一股幾近於神聖的感覺流竄在我體內，彷彿碰觸到某種聖潔崇高的東西……從那個世界存活下來的每一本書，都成了史料、文化的工藝品，同時也是對一場謀殺文明的見證。」達維多薇琪在回憶錄中寫道。穿梭於書海間，她滿懷敬意，同時也明瞭到「這堆數十萬卷書與宗教文物，散發一股死亡的腐臭，它們失去了父母，成了它們遇害主人的無聲遺跡」

1018

。

達維多薇琪發現的藏書包括期刊、書籍，還有歷史與人種志的文獻，都是由意第緒科學院的研究員在俄羅斯、烏克蘭、波蘭、立陶宛各社區裡蒐羅而來的；這些社區都已不復存在。這裡面有詩、書信、相片、錄音，也有意第緒語創作的歌曲。在這些堆積如山的資料裡，她也發現了斯特拉順圖書館的遺物，是一些珍貴的宗教書籍與手抄本。

經過協商後，決議不將這批文獻歸還給立陶宛，因為早在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前，斯特拉順圖書館就已遭布爾什維克黨收歸國有；取而代之的是，將文獻送去意第緒科學院在紐約的新總部。意第緒科學院同時也努力想取得斯特拉順圖書館這批文獻的所有權，因為這批文物是「無主書」。大戰開打時，維爾紐斯的猶太人總數約莫有六萬，但倖存者寥寥可數。一九四九年七月，這個「文明」的斷簡殘篇被裝進了四百二十口貨箱離開了歐洲，搭上美國先鋒灣號潛艦

1019

。

要說維爾紐斯的猶太文化徹底消失並不正確，但不把書送回當地，確有其他更具說服力的理由。由於同一時間裡，在維爾紐斯尚有另一個以意第緒科學院名義所進行的搶救作業正在進行，搶救的對象是被「紙旅」中猶太裔分揀工偷渡出去或藏匿起來的那些書，以及詩人游擊隊員亞伯拉罕．蘇茲克維（Abraham Sutzkever）和西米爾克．卡齊爾金斯基（Shmerke Kaczerginski）在猶太營地窖內挖出來的資料。就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維爾紐斯重獲自由後兩週，他們成立了猶太藝術與文化博物館。該館就設在前猶太營內未遭共產黨收歸國有的一幢建築內；也就是位於斯特拉蘇納大街六號，曾是猶太營圖書館所在地。

接下來好幾個月，出任博物館館長的蘇茲克維和一群義工，想盡辦法搶救更多藏匿起來的寶物。最重大的發現是在當地造紙坊裡，找到了來自意第緒科學院的二十噸紙，以及其他還來不及被絞碎成紙漿的猶太文獻。另一批三十噸的紙被發現在負責清算建築廢墟的政府單位裡。曾協助暗地裡藏匿資料的維爾紐斯市民，交出了裝滿馬鈴薯的麻布袋，裡面全是書本與手抄本。驚人的是，他們千方百計蒐羅了兩萬五千卷以意第緒語和希伯來文寫的書籍、一萬卷以其他歐洲語文寫成的文獻及六百口麻布袋的檔案資料

1020

。

搶救這些珍貴書籍與文獻的工作，全部仰賴義工們的幫助。蘇茲克維向蘇維埃當局請求給予實質與財務上的援助，都石沉大海。反而，想在維爾紐斯重建猶太文化身分認同的種種努力，竟還招致猜疑，之後甚至引來敵意。在蘇維埃的體系裡，別無其他身分認同可言。

蘇茲克維是第一個看透情況的人，知道這些費盡千辛萬苦從納粹手中搶救出來的寶藏，眼前又要再次搶救。一九四四年九月，他遠赴莫斯科，親自偷渡了一些文物。眾多東西裡他還帶了遇害身亡的克魯克日記。透過海外通訊記者的協助，他寄了一個包裹給位於紐約的意第緒科學院。

卡齊爾金斯基比較同情新政府，因此取代了蘇茲克維成了博物館的館長。但隨著蘇聯祕密警察成了博物館常客，他也不得不承認事情不對勁。祕密警察禁止圖書館出借任何圖書，除非政府的審查官許可。可悲的是，卡齊爾金斯基送去審查的書籍全部一去不復返。

卡齊爾金斯基發覺之前破獲的三十噸書籍和檔案資料，居然被運上開往造紙坊的火車。他急忙奔赴月台，企圖從開放的車廂裡，搶救一些屬於意第緒科學院和斯特拉順圖書館的著作。只不過，正當他在連絡當局設法制止運輸時，火車開動，而一車的書全數毀了

1021

。

「那時候，我們這群博物館裡的行動派分子有了怪誕的認知─我們必須再次搶救我們的寶藏，把它們送離此處。要不然的話，它們就要消失了。就算是最好的狀況，它們也不過是逃過一劫，但永無在猶太人的世界裡重見天日的可能。」卡齊爾金斯基寫道

1022

。

蘇茲克維和幾個猶太行動派分子於是開始偷偷摸摸地偷渡最珍貴的部分文獻，而卡齊爾金斯基則繼續表面維持蘇維埃好公民的形象，私下卻籌謀著藏書的未來。行動派分子們一個接一個逃去了西方，用盡詭計盡可能帶走最多資料。到了一九四六年，蘇茲克維和卡齊爾金斯基兩人行囊滿滿的離開了維爾紐斯。但悲痛至極的是，他們也不得不拋棄絕大多數的文獻，再度眼睜睜看著它們落入極權主義當局手裡。就在他們逃脫後不久，蘇聯祕密警察就突襲博物館，並加以扣押；館藏被裝上卡車運往城裡的一座古老教堂，扔進地窖內。

卡齊爾金斯基和蘇茲克維一路遠赴巴黎，在那裡將搶救下來的東西都寄到了紐約。接著這兩位好友，曾一同逃過納粹的占領，又在森林游擊戰、蘇維埃政權下撿回一條命，現在必須分道揚鑣了。卡齊爾金斯基移民到阿根廷，而蘇茲克維遠走巴勒斯坦。不過，在離開歐洲之前，蘇茲克維出面公開作證，控訴那些摧毀他們悠久文化的人。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他步上紐倫堡大審判的證人席，以母語作證─他的意第緒語從一開始就被法官否定，要求他講俄語。為了抗議這項決議，和其他目擊證人一樣，儘管被告知數次，但他仍拒絕坐下。他要一直站著，就像在背誦聖經經文一樣。「在這次作證前，整整兩個晚上我徹夜難眠。眼前看到我的母親在奔跑，赤身裸體穿越大雪冰封的田野；她遍體鱗傷的身上汩汩淌著溫熱的血，血從我房間四面八方的牆壁上滴落下來，吞沒了我。情何以堪。是飽受煎熬最難受，還是渴望復仇血恨最難受？」

蘇茲克維在證詞中講述了維爾紐斯猶太人的滅絕，還有他是如何在猶太營裡從第一天熬到最後幾日。他談到自己的母親，母親如何自某一天便消失不見了，而他又是如何在母親公寓裡尋找她卻一無所獲，只見到桌上祈禱經文攤開著，旁邊放著一杯沒有喝的茶。

後來他知道了母親的下場，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時納粹曾送給猶太人一個「禮物」。滿載著破鞋子的車子拉進了猶太營。沒多久，蘇茲克維寫了一首詩，題為「一貨車的鞋」：

車輪轉呀，轉著─

它們轉來了什麼呀？

它們為我轉來了一車滿滿

滿滿顫抖的鞋。

滿滿一車如婚禮之車

披著夕陽的光輝，

鞋子─堆疊如山，跳著舞，

如人們開著舞會。

是有一場婚禮嗎，還是佳節

抑或是我弄錯了？

瞥一眼我就認出了這些鞋，

我驚駭莫名瞧著它們。

鞋跟舞踢踏

「要去哪兒，要去哪兒，到底？」

「從古老的維爾紐斯大街來，

要被他們送往柏林去。」

我毋須探問是誰的鞋，

但我的心開了口：

喔，鞋呀鞋請為我吐實情

腳都去了哪兒？

那些短靴的腳

綴著的鈕釦如朝露。

那些拖鞋的孩童們

那雙鞋的女子

兒童鞋處處可見─

我為何看不見一個孩童？

那裡為何有新娘鞋

卻沒有新娘穿著它？

混跡兒童破靴當中

我母親的鞋這般美麗！

她只在安息日才著這雙鞋。

鞋跟舞踢踏

「去哪兒，去哪兒，到底？」

「從古老的維爾紐斯大街來，

要被他們送往柏林去。」

＊＊＊

羅森堡端坐在被告席上。十年前，在紐倫堡這裡，他接受頒發德國國家藝術與科學獎，這個獎等同納粹的諾貝爾獎。對他的獻辭如下所述：「由於他在成立並鞏固不論是科學上或直觀上的國家社會主義世界大計上協力卓著。」囚在紐倫堡監獄裡的日子，並未讓他改變信念，也未令他懊悔崩潰，但給了他反省機會，審視究竟哪裡出了錯，而他也看到了失誤所在。除了希特勒周遭領導階層在思想上的腐敗之外，羅森堡覺得是所謂的元首崇拜造成第三帝國垮台。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太過直接了當地落在一個人的肩上。以往，這些想法讓他喜不自勝，但說出口可是會招致危險的。對羅森堡來說，國家社會主義始終都是在鬥倒知識分子，也是能強化運動前途的意識形態根基。羅森堡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可能是對的，不過也是既天真又理想化的─沒有了「元首崇拜」，帝國極有可能自我毀滅，因為更多人追隨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教條。

羅森堡「一直活在一個不真實的哲學世界裡。他完全沒有能力妥為安排當下極其真實的狀況，而且還不斷以漫無目的的言論逃避它」。在羅森堡入獄期間為他做檢查的心理學家之一道格拉斯．凱利（D.
M.
Kelly）說。

羅森堡的律師雷夫．湯瑪斯（Ralph Thomas）想在審訊中試圖讓他認罪、否認自己的思想，卻半點也無計可施。羅森堡雖然不是貝托爾德．斯佩爾（Albert Speer）

1023

，但也不像烏利希．里賓特洛甫（Ulrich von Ribbentrop）

1024

和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Ernst Kaltenbrunner）

1025

那樣潰不成軍。相反的，他十分冷靜。不同於與他同案的被告，羅森堡沒有自殺的傾向，「沒有沮喪或自殺的跡象。情緒完全如常。」威廉．鄧恩（William Harold Dunn）寫道；他是負責對羅森堡做醫藥與心理評估的醫生。羅森堡給人的印象是，狂熱且不屈不撓，固守著他自己的理論，也幾乎不受審判過程揭露的納粹黨殘暴與罪行所動搖。

審判進行中，放映了一部攝自集中營的影片，羅森堡把頭轉開不願觀看。在獄中的所有時間都用來寫他的回憶錄，書中他修正了「德國是猶太陰謀受害者」的這個想法─果不其然現在猶太人贏了。他自己的奮鬥都僅僅是一種防禦，以抵抗這項世界陰謀。羅森堡不認任何一條罪名。他不覺得忠於自己的思想是有罪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歐洲人對我們這個世紀的問題所給予的解決之道。它是最高貴的思想，為了它，日耳曼人可以奉獻他的才能。」在獄中他寫著。

雖然羅森堡並不如希姆萊、戈爾、海德里希等其他納粹領導階層，那樣直接參與規畫戰爭或大屠殺，但是身為思想領袖，他的角色太過錯綜複雜，難以規避判決。羅森堡數十年來鼓吹的反猶太陰謀理論與種族思想，因此對各種事件都難辭其咎。而使他深信不疑的，主要得力於他升任帝國東方占領區部長一職。雖然眾所周知，羅森堡始終抗拒下重手的行動，不過他也毫無作為未加阻止，而且直到最後他都還在其位，這點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審判進入結辯階段時，律師總結中曾提及。

「羅森堡真正的罪行不在於他舉措軟弱，而是他像個強人似的寫作和講演。」某位歷史學家表示。羅森堡被控四大罪名，判處死刑。

他的親信遇上量刑寬大許多的法官，逃過死劫─這些納粹研究員從周遭竊取了世界，還協助打造了羅森堡的思想大教堂。他們絕大多數都能重返學術界或其他行業工作。法蘭克福研究院甫創立的前幾年擔任院長的格勞，最後在出版業謀職，並在一九五○年代當上了印刷廠廠長。他的繼任者施克特則出任科隆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在拉齊布日領導研究工作的史學家旺德，戰後給自己重塑品牌稱為「社會歷史學家」。捨棄「種族問題與猶太民族」這類書名，他持續出版的書有《南美洲與歐洲的歷史淵源》

1026

。

有些研究員則高調得很，譬如歷史學家赫爾曼．凱倫本斯（Hermann Kellenbenz）。戰後有一度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非常活躍，之後成了國際敬重的經濟問題史家。他創作不輟，專研塞法迪猶太人的經濟事務，但不碰思想清洗的議題。

約翰．波爾（Johannes Pohl）是法蘭克福研究院的「猶太專家」兼竊占頭子，戰後任職於弗朗茨施泰納出版公司

1027

，它是德國很受人敬重的科學出版商；從他發表在天主教期刊上的論文來看，他似乎已經改回最早的宗教信仰。波爾詳細寫出了在前線進行的各式洗劫劣行，所列出的地點以前都屬「機密」，後被用來做為紐倫堡審判羅森堡的證據。可是波爾本人自始至終未曾被判刑。

判決定讞後兩週，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凌晨時分，羅森堡被押解出牢房，走進監獄的內院。十大戰犯一個接一個被帶到刑場。唯一逃過刑罰的是戈爾；就在行刑前兩小時，他吞下夾帶進來的氰化物安瓶。繼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步上刑場的是帝國中央安全局的局長卡爾滕布倫納，接著輪到思想部長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

「羅森堡環顧刑場，他形容憔悴、雙頰凹陷，棕色面容看來髒污，但他並未露出緊張神色，步伐沉穩的直走到絞刑台。除了唱自己的名字及對『有沒有什麼要說的』的提問回答『沒有』外，半句不吭。儘管他公開聲稱過自己是無神論者，仍由一名新教牧師陪同；牧師尾隨他走到絞刑台，站在身旁禱告。羅森堡面無表情的看了牧師一眼。九十秒過去後，他已吊掛在絞索末端擺動著。十名受刑人當中，羅森堡的處決最快速俐落。」美國記者霍華德．史密斯（Howard K.
Smith）寫道；他負責做處決的報導。

和其他人一起，羅森堡的遺體被送去慕尼黑，在東公墓

1028

裡進行火化。同一晚，夜色遮掩下，受刑人的骨灰隨伊薩爾河

1029

逝水天涯。

935

Dusni

936

Vezenska

937

Description of a Struggle。

938

Tomas Sniegon, Vanished History: The Holocaust in Czech and Slovak Historical Cultur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4, p.
214.

939

Andrea Jelinkova, “Books in the Terezín Ghetto and their Post- War Fate,” Judaica Bohemiae, 2012, pp.
85–107.

940

Jewish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c.，簡稱JCR。

941

Ibid.

942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Sudeten Crossroads for Europe’s Displaced Books: The Mysterious Twilight of the RSHA Amt VII Library and the Fate of a Million Victims of War,” p.
165, Restitution of Confiscated Art Works: Wish or Reality?, ed.
Mecislav Borak, Prague: Tilia, 2008.

943

Ibid., p.
165.

944

Ibid., pp.
172–174.

945

Lucy Schildkret to Joseph A.
Horne, “Subject: Restitutable books in Czechoslovakia,” April 19, 1947.
Records Concerning the Central Collecting Points (“Ardelia Hall Collection”): Offenbach Archival Depot, 1946–1951.
M1942, Roll 006, p.
101.
https://www.fold3.com/image/232161141/.

946

Grimsted, “Sudeten Crossroads for Europe’s Displaced Books,” p.
175.

947

Der Mediciner Maimonides im Kampfe mit dem Theologen。

948

Frits J.
Hoogewoud, “Dutch Jewish Ex Libris Found Among Looted Books in the Offenbach Archival Depot,” Dutch Jews as Perceived by Themselves and by Others: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Netherlands, Leiden; Boston: Brill, 2001, p.
254.

949

請參閱〈第六章〉與〈第十二章〉。

950

Mishnah，猶太教經典之一，將口傳《妥拉》（Oral Torah）寫成文字集結而成。

951

The Marshall Plan。

952

Michal Bušek et al., Hope Is on the Next Page: 100 Years of the Jewish Library in Prague, Jewish Museum, Prague, 2007, p.
63.

953

Česká Lípa。

954

SMERSH，俄語中意謂「間諜死神」。

955

NKVD，等於祕密警察。

956

Tsentral’nyi Gosudarstvennyi Osobyi Arkhiv，簡稱TsGOA。

957

Grimsted, “Sudeten Crossroads for Europe’s Displaced Books,” p.
180.

958

August Wellner & Söhne。

959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rophies of War and Empire: Th e Archival Heritage of Ukraine, World War II,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stit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51.

960

Mysłowice。

961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he Odyssey of the Turgenev Library from Paris, 1940–2002: Books as Victims and Trophies of War,” Amsterdam: IISH, 2003, p.
48.

962

Fourth Ukrainian Front。

963

Ibid., pp.
50–51.

964

Ibid., pp.
52–53.

965

Ibid., p.
59

966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he Road to Minsk for Western ‘Trophy’ Books: Twice Plundered but Not Yet Home from the War,”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9, no.
4, 2004.

967

Breslau。

968

Kaiser Wilhelm II。

969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racing Trophy Books in Russia,” Solanus 19, 2005, pp.
131–145.

970

Uzkoye，莫斯科西南部一處歷史莊園。

971

Ibid.

972

Tbilisi，現為喬治亞首都。

973

Grimsted, Trophies of War and Empire, pp.
259–260.

974

Legnica。

975

Grimsted, “The Odyssey of the Turgenev Library from Paris, 1940–2002,” p.
56.

976

Val-de-Grâce，巴黎第五區的一所軍醫院。

977

Ibid., p.65.

978

Gotenland。

979

Reval，位於愛沙尼亞北海岸，前蘇聯時期改稱塔林（Tallinn）。

980

Robert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London: B.
T.
Batsford, 1972, p.
214.

981

Grossdeutschland, Traum und Tragödie。

982

Alfred Rosenberg, Grossdeutschland, Traum und Tragödie, Selbstverlag H.
Härtle, 1970, p.
180.

983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pp.
216–217.

984

war crimes。

985

Monuments, Fine Arts, and Archives Program，簡稱MFAA。

986

The Monuments Men。

987

Offenbach am Main。

988

I.G.
Farben AG，全名「染料工業利益集團」（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

989

Offenbach Archival Depot。

990

Seymour J.
Pomrenz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e Offenbach Archival Depot, 1946–1949: Fulfilling International and Moral Obligations,” Washington Conference on Holocaust Era Assets, ed.
J.
D.
Bindenagel, Washington, DC: Dept.
of State, 1999, pp.
523–528.

991

Ibid.

992

Ibid.

993

Herman de la Fontaine Verwey, “Bibliotheca Rosenthaliana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in Omnia in Eo: Studies on Jewish Books and Libraries in Honor of Adri Offenberg, Celebrating the 12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bliotheca Rosenthaliana in Amsterdam, Leuven: Peeters, 2006, pp.
70–71.

994

Jaap Kloosterman and Jan Lucassen, “Working for Labour: Three Quarters of a Century of Collecting at the IISH,” p.
14, in Rebels with a Cause, Amsterdam: Askant, 2010.

995

Symon Petljura Library。

996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he Odyssey of the Petliura Library and the Records of the Ukrainian National Republic During World War II,” pp.
181–208, Cultures and Nation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Honor of Roman Szporluk (ed.
Zvi Gitel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2000.

997

Hanna Laskarzewska, La Bibliotheque Polonaise de Paris: Les Peregrinations de Collections Dans les Annees 1940–1992, Paris: Bibliothèque Polonaise, 2004.

998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eturned from Russia: Nazi Archival Plunder in Western Europe and Recent Restitution Issues, Builth Wells, Wales: Institute of Art and Law, 2013, p.
207.

999

Ibid., p.
206.

1000

Office de Récupération Economique。

1001

Ibid.

1002

Ibid., p.
209.

1003

Grimsted, “The Road to Minsk for Western ‘Trophy’ Books.”

1004

working library。

1005

Michael Dobbs, “Epilogue to a Story of Nazi- Looted Book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5, 2000.

1006

Ibid.

1007

Yeshiva。

1008

Sem C.
Sutter, “The Lost Jewish Libraries of Vilna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p.
231, Lost Libraries (ed.
James Rave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009

Paul Robert Magocsi, Historical Atla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eattle;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pp.
164–168.

1010

Kielce。

1011

Jewish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1012

Ibid.

1013

Ibid.

1014

W.
Gelles,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and the Author of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and ‘From That Place and Time.’
” Publishers Weekly, December 5, 1989.

1015

Strashun Library。

1016

Lucy S.
Dawidowicz, From That Place and Time: A Memoir, 1938–1947,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p.
119.

1017

Walter Ings Farmer, The Safekeepers: A Memoir of the Arts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0, p.
101.

1018

Dawidowicz, From That Place and Time, p.
316.

1019

SS Pioneer Cove，SS放在船隻字首應該是軍艦裡的潛艦縮寫。

1020

David E.
Fishman, “Embers Plucked from the Fire: The Rescue of Jewish Cultural Treasures from Vilna,”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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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Ibid.

102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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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希特勒的裝備部長。

1024

納粹德國的外交部長。

1025

納粹親衛隊將領，希特勒的重要特工。

1026

South America and Europe’s Historical Relations。

1027

Franz Steiner Verlag。

1028

Ostfriedhof。

1029

River Isar。

第十五章　要回家的書

柏林─坎諾克

1030

少有城市如三月的柏林這般黯淡。上一次來到布萊特大街

1031

時，夾道青蔥綠樹遮掩了博物館島醜極的那一側。這座島的南部甚至連名稱都不一樣，只簡單喚作「施普雷島」。芬斯特瓦爾德在「中央與地方圖書館」門外踩熄他的菸屁股。

從這裡展開旅程以來，至今已逾六個月。數週前，我收到芬斯特瓦爾德寄來一封電子郵件。某個東西現身了。

走在通往辦公室的路上，芬斯特瓦爾德告訴我這座圖書館所發生的其他事，館裡正逢巨變。不止書籍要數位化，現在連一些圖書館員都要被機器人取而代之。編纂書目的作業將交給外包公司用機器來做。這樣比較省錢。但芬斯特瓦爾德說，很多職員必須面臨資遣；他是工會裡的活躍分子。

在中央與地方圖書館內進行的書籍歸存計畫會如常照舊。只不過，誰也不知道還能做多久。芬斯特瓦爾德和同仁們仍得經年累月苦幹，才有辦法鑑識出藏書裡那些被偷來的書。

「我們不知道還剩多少時間。我們的老板不斷說，這項計畫終有一天要告一段落。通常，在德國做的歸存調查最多只進行兩、三年。不過，這件事無法在短期內完成，畢竟它是一件跨世代的工程。每個人都心知肚明。」

辦公室別來無恙，唯一不同的是同事博肯卡姆不在那兒了。他住進了醫院。「他在一場意外中摔壞了髖關節。」芬斯特瓦爾德告訴我。至於他自己，仍奮鬥不懈，正在撰寫一篇新的研究論文，也架設了一個網頁，發表他和同仁在檔案堆裡的收穫。除了其他一堆事之外，一九四三年這座圖書館出手標下大約四萬卷書曾遭劫持的書，這批原屬於柏林被驅逐的猶太族裔所有。

「這裡再清楚不過的是，花錢買的書是要納入『猶太問題解決之道』文庫。圖書館很清楚錢該怎麼花。」芬斯特瓦爾德說，把信拿給我看。

倚牆而立的書架上分門別類，貼有藏書票的書來歷五花八門，還有一些新編目、成堆成疊的書。一本有著「羅爾．華倫堡」簽名字樣的書，立刻攫住了我的目光。芬斯特瓦爾德不曉得這本書為何會流落至此，他也不曉得「羅爾．華倫堡」是何許人，只知道這是一本被偷的書。經由與失蹤的瑞典外交官華倫堡做過字跡比對後，我們確定這應該是另一位華倫堡。

芬斯特瓦爾德從桌上一個白色紙箱裡，拿出他近期正在調查的另一樁藏書收穫。他小心翼翼翻開書頁，我看見書頁上寫滿了斜體草書─厚厚的牛皮紙上墨水寫成的字大而美，錯綜複雜。一枚印有三朵百合花飾的戳章透露了它的來歷。「這是一本教區記事錄

1032

，來自法國的一個小教區維爾貝魯

1033

。裡面記錄了誰結婚或受洗，涵蓋一七五一年至一七七一年間。一九四五年，它被當作禮物致贈給這座圖書館，不過我們不清楚緣由。很顯然它並不屬於這裡，而是在大戰期間被人偷走的。」他解釋。維爾貝魯位居法國北部的香檳─阿登區

1034

，毗鄰比利時邊界。二○一○年，當地有八十五位居民。

很可能是這樣，相較於德國其他所有圖書館，說不定在整個歐洲，中央與地方圖書館都擁有更多來自分散各地的遭竊贓書。這座圖書館曾以整批整批的方式，採購納粹德國從成千上萬猶太人家洗劫來的書籍，除此之外，它在戰後還負責接管了從柏林市一百三十個不同地方蒐羅而來的書─有的來自個別的納粹官員、研究所、公署，還有的來自好幾個納粹圖書館，包括第七處位於埃瑟徹爾大街的書倉，猶太裔奴工曾在那裡做分揀和打包工作。至於，原先共濟會會堂所在地的空襲廢墟裡，究竟有多少書還留在原地，無人知曉。另外，戰後還進來了很多失竊的書，都是一大捆一大捆向書商買來或獲贈的「禮物」。這座圖書館的藏書當初曾被疏散到一些書倉，裡面的書數十年來無人聞問。芬斯特瓦爾德解釋說，有數萬卷書曾被帶去柏林外的一座穀倉，在裡頭一待便是四十年。

這座圖書館的前身「柏林市立圖書館」，就是靠這些失竊四散的文獻，在戰後填補空缺、重建館藏─空缺有一部分是因空襲造成的損失，但同時也是因為「戰利旅」把相當大量的藏書運去了蘇聯；芬斯特瓦爾德認為這部分的文獻已是有去無回，無法彌補。他現在相信，更重要的是，這座圖書館必須面對自己的歷史。可是，要從這幢建築物所發現的百萬卷書籍裡，找出大概四分之一的原書主人翁，簡直是偵探做的工作，況且迄今世上還沒有編目機器人能助一臂之力。

究竟這是什麼樣的事？是關乎要鑑別圖書館裡一些曾遭到不斷拆散、四佚、分類又任其自生自滅，甚至，不誇張，被炸毀的館藏。「我們有很多書，上面殘留著大砲碎片。」芬斯特瓦爾德說。

這是攸關文獻支離破碎到小得不能再小的殘骸。這裡的書來自數千座圖書館，卻只是每套叢書裡的單獨一冊或數本而已。這些曾經一度是某座完整文庫的斷簡殘篇，將我的思緒帶到了特雷津被摧毀的猶太墓園；我想起，將擊碎的墓碑拿去為小鎮砌牆造屋融為一體的事。就是同一回事，「中央與地方圖書館」賴以重建的正是碎片與遺跡。基座大體上是看不見的，可能就像是髒污的腳踏車庫後面那道低矮的石板牆，也可能像是扉頁上被人遺忘的藏書票，陳述著這些斷簡殘篇曾經隸屬過什麼東西或是誰。

繼偷竊後隨之而來的是摧毀，既有深思熟慮的那一種，也有戰爭使然的後果。文獻有的消失在造紙坊的絞碎機裡，也有的被炸得粉身碎骨、付之一炬，還有的則是被遺忘在書倉、穀倉和淹水的地窖裡腐爛。然而，更嚴重也無法估量的毀損歸咎於廣為散布所造成的結果。儘管有些四散的書依然擺在這裡或那裡的圖書館書架上，但它們都丟失了上下文；它們曾是某些套書的一員，而套書本身自成其價值─斷簡殘篇必須在套書裡，才能成就更偉大的整體性。

從史達林在莫斯科的祕密檔案館裡，歸存回到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的檔案資料箱。蘇聯垮台後，莫斯科被發現坐擁大量書籍與檔案資料。

廣為散布是偷竊者蓄意巧製的計謀。唯有將這些套書破壞掉，他們方能打造出新的。很多套書文獻都是歷經數十載、甚或數百年光陰，小心翼翼蒐羅累積而成。是好幾個世代博學多識的收藏家與讀者才締造的成果。這些套書同時也訴說著曾擁有並珍愛它們主人的故事：他們閱讀些什麼、他們的所思所想及他們有過的夢想。有時他們會在書頁上留下端倪，或是畫底線，或是寫筆記，或是在頁邊空白處做註記。許多讀者為他們的書設計製作精美的藏書票，在在證明他們對藏書的細心呵護，並引以為榮。每一部套書本身自成一個獨一無二的文化，敘述創作者的世界，一旦套書四分五裂，這些也蕩然無存。這些書是某些套書的斷簡殘篇，曾幾何時屬於某個世界。

然而，它們也是個人的殘骸碎片。上回來到此地時，發現這套文獻真相的圖書館員博肯卡姆告訴我一些事，旅途中始終耿耿於懷；他發現，這些被遺忘的書都指出同一個答案，「每一次，線索都指向奧斯威辛集中營。」可以說，這裡不僅僅是一座圖書館，更是一個紀念館，緬懷著那些連墳墓都幾乎沒有的人們；看透了這點，令人惴惴不安。某些情況下，這些書是這批人身後遺留的唯一物品。

這些書絕大部分是無聲無息的，它們難以承載主人很多事。頂多，是殘頁碎片，一張字條，或許有個名字。名字往往太常見，但遇難者人數卻太多。芬斯特瓦爾德和他的同仁所能做的，就是將細節鍵入資料庫，然後交給時間。數千卷書等候在此，全部都能搜尋得到，宛如一張網，等待某處某人自投羅網。常常是來了一封電子郵件，然後某本書才被翻開。

在我面前的桌上躺著一本書，很久以前它的線索追蹤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便再無下文。這是一本橄欖綠的小書，隱約有著金色浮雕圖案：一束小麥前有把長柄大鐮刀。前次我造訪時，它便已擺在芬斯特瓦爾德書桌後方的書架上。書名是《法律、國家與社會》

1035

，作者是保守派政治家喬治．馮．赫特林（Georg von Hertling），是一次大戰晚期局勢動盪不安時巴伐利亞王國的總理大臣。扉頁上有一枚樣式簡單的藏書票，圖框裡寫著名字：理查．寇伯克（Richard Kobrak）。書名頁的右上角處，有人─大概是寇伯克自己─用鉛筆又寫了這個名字。一如「中央與地方圖書館」裡眾多的書籍，很難說這本書來自何方。

「事情非常複雜。幾年前，我們發現了這本書，它大約是一九五○年左右來到這裡的。」芬斯特瓦爾德說，邊拿出一本書目，裡頭約莫有一千本已經完成編目的書，全部來自同一個源頭，一個名叫東布羅夫斯基（Dombrowski）的人。「真是一套古怪的藏書，裡面有很多是失竊的書，可是剩下的其他書根本不可能遭劫持，因為它們是戰後才出版的。我們完全無法確定來自何方。東布羅夫斯基發音像是波蘭文，但在德國也並非是個全然罕見的名字。而與猶太營有關的，確實有一位東布羅夫斯基，也許就是他。」

圖書館在一九五八年開始為藏書編纂書目。「正是因為那樣，這類書籍多半才會被發現。還有一件事也很古怪，它們擁有自己的一份書目，但這裡通常不會這麼做。」芬斯特瓦爾德邊說邊翻頁查找編號七六六的一本書─寇伯克的書。這份書目至今都還在使用，因為有了這份書目，我就能走進書架找到書。它們大部分都還在這裡面。我開始瀏覽這些書，找尋書主人的記號。它們來自東南西北、眾多不同的套書，在戰前和戰時都曾經被拆散過。接著我為書拍照，存檔在我們的功用資料庫裡。寇伯克的書是其中一本。」

「中央與地方圖書館」裡所發現的書籍，有一些來自鼎鼎有名的人物和圖書館。書架上，有幾本書是享譽全球的鋼琴家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所有，包括一套十四行詩，上面有巴西詩人羅納德．德卡瓦略（Ronald de Carvalho）親筆題辭。不過這裡絕大多數的書都是平民百姓所有。

在各式各樣的檔案館搜尋寇伯克，並沒有得到太多資訊。在一份家譜登記冊上，我發現了短短數行字，「寇伯克博士生於一八九○年。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大戰期間他從柏林被趕上運輸車『I/90』號，流放到特雷津集中營。之後，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又被趕上運輸車『Er』號，從特雷津流放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寇伯克博士喪命於浩劫

1036

。」

1037

多虧了既可怕又一絲不苟的納粹官僚作風，相較起來，我們對用來流放的火車運輸編號之清楚程度，更甚於對寇伯克這個人。在數百萬被送去就死的人當中，某個人只是區區一個代號。絕大多數情況下，別的什麼都沒有。

館藏裡這些被竊據的書只有編號，讓芬斯特瓦爾德和他的同仁難以深入追查。「有時我們很積極想找到書主人，可是往往只能把書鍵入資料庫，盼著如果還有後代子孫的話，有人能發現它們。」他說。然而，就在二○一四年六月我頭一回造訪後的一個月，圖書館突然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有人發現了芬斯特瓦爾德鍵入資料庫編號七六六這本書。信件來自地球的另一端，來信者是一位在夏威夷研究登革熱的女性科學家。她本身並非後世子孫，但她相信、她知道書屬於誰。她嫁入寇伯克家族另一支系，是理查．寇伯克的一位兄弟的家族，對方在一九三○年代從納粹德國移民至夏威夷。同年年底，芬斯特瓦爾德告訴我，英格蘭寄來的另一封電子郵件，寄信者是名叫克莉絲汀．艾爾斯（Christine Ellse）的女性，她說自己是理查．寇伯克的孫女。

我在德國的一個資料庫裡找到了稍多一點的查德．寇伯克資料，他在一九三三年之前服務於柏林市政府，擔任律師兼公務員，娶了小他三歲的夏洛蒂．寇伯克（Charlotte Kobrak），夫妻倆有三個孩子。不論是理查或夏洛蒂，確切的遇難日不明。我們只知道，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他們搭上從特雷津開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最末一班運輸車。

很可能如同一九四四年秋天的數十萬人，他們隨即被送進了毒氣室。但可以想見，這對夫婦的三個在大戰開打時年僅十來歲的孩子，逃過了一劫。但，是如何保住小命的？

芬斯特瓦爾德將橄欖綠的小書塞進了一個防震牛皮紙袋，附上兩份合約書；合約有兩頁，上面記載了「中央與地方圖書館」轉移該書給所有權人「寇伯克博士的子嗣」。

一九三九年，理查．寇伯克（Richard Kobrak）千方百計帶著他的三個孩子逃出德國，包括克莉絲汀的父親赫爾穆特．寇伯克（Helmut Kobrak）。然而，他一踏上英格蘭的土地，就依「敵國僑民」罪名遭驅逐出境到澳洲。

近來，左派政黨「德國左翼黨」

1038

與環保政黨「綠黨」

1039

向德國聯邦議院

1040

提案，認為在德國的納粹受害者應該有更好的方式來收復遺失的財產，可是芬斯特瓦爾德不相信這個議案會通過。「在德國，大家的心態是，我們已經做了賠償。很不幸的是，以有意義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並不具任何政治利益。」有鑑於此，芬斯特瓦爾德和博肯卡姆對於歸存這些書籍，始終是積極的行動派。儘管資源有限，加上官僚阻礙，他們仍不斷挖掘曝光這批墓園的書。

這批書自一九九○年代重見天日後即引來媒體矚目。它的歸存問題主要在於，這些藝術贓物數量驚人、價值數百萬，歸還與法律上引起諸多衝突。比方說瑪麗亞．阿爾特曼（Maria Altmann）勝訴的官司；她向奧地利政府要求認領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的一些曠世傑作。二○○六年，歸還的五幅畫作賣出了三百二十五萬美元天價。這些案例牽扯了博物館、政府及利用生還者與繼承人正當的要求卻想大發不義之財的律師間齷齪的勾當。畢竟，這些案例與不時爆出的天價交易，已經讓歸存問題的道德立場蒙上陰影，也讓歸存的反對者有機會火力大開加以抨擊，因他們始終認為整個作業其實出於利欲薰心。呼籲訂出歸存「期限」的聲浪不曾停止；在這些案例中承擔道德責任的那些人─藝術掮客、博物館和政府單位─也希望如此。

在芬斯特瓦爾德位於「中央與地方圖書館」裡儉樸的辦公室，我們遠離各種令人瞠目結舌的案例，能較貼近整個歸存議題的核心。在這裡，歸存財產─自數年前開始進行以來已有數百件案例─大多在無人關心下進行。沒有頭條新聞，沒有醜聞，也吸引不了報酬豐厚的律師事務所。絕大部分的案例裡，郵資的花費超過了返還書籍真正的價值，徹底超脫於備受資本驅動的藝術市場。這些書籍的價值在別的東西上，難以用貨幣字眼來計算。芬斯特瓦爾德及其同仁關心的是，他們的工作─歸還某一樣遺失的東西，一本又一本的書─具有道義責任。

「以色列的人問過我，為什麼不乾脆把這些猶太家庭的書籍捐給以色列的國家圖書館就算了？可是，只要有可能找到繼承人或生還者，通常都找得到的，我想我們就應該把書交還給他們。我認為這才是正途。之後，他們願意的話，可以把書捐出去，但那不是我或以色列哪個圖書館可以決定的事。」

我把裝著橄欖綠筆記本的牛皮紙袋放進背包裡。一股沉重的責任感油然而生，但很快地它就自行轉化成別的東西。幾日後，我在柏林登機，飛往英國伯明罕，書依然收在背包裡。我幾乎沒碰過它。不過，最後這幾日，我好多次打開背包，盯著這個牛皮紙袋看了又看，確保它原封不動。我不曉得它將歸往何處，也不知誰會想偷走它。但是一想到它會不會不翼而飛，我就坐立難安。無可否認，這本橄欖綠的小書不是什麼寶貝─倘若它是，或許事情會容易處理些。要是那樣的話，弄丟了還可以找到替代品，可惜它無可取代。

囤積在柏林城外的書不只是爛掉而已。一九九○年十月，俄羅斯文化期刊《文學報》

1041

披露，有兩百五十萬卷德國的戰利書被棄置遺忘在莫斯科城外烏茲科耶的一座教堂裡。數十載的荒廢、寄生蟲害和日益累積的鴿子糞便，早把那堆書變成了爛紙漿

1042

。這篇文章不只在蘇聯、也在德國引起廣大的回響。它把德國大規模劫持文物的惡行首度公諸於世；這全拜「開放政策」

1043

所賜，它是當時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推行的透明化與公開化政策，目的是為了促進蘇聯體制現代化。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與創新政策，最終加速了蘇聯的瓦解。尤其是，開放政策暴露其體制上的缺點，削弱了它的正當性。

這同時也是大戰期間戰利掠奪事件的資訊首度曝光。戰後期間，曾見到這批收藏有些已物歸原主，不過這樣的規定只適用於「東方集團」

1044

內各國。歸存向來不成問題，特別是對西方國家或對曾經流入史達林祕密檔案館內的資料來說。

接踵而來的蘇聯檔案館曝光，不僅對納粹用來查扣數以百萬計德國文獻為手段行竊占之實提供了新見解，同時也揭露了多年來始終以為毀於戰爭中的數百萬書籍與多達數千座資料櫃的檔案資料，其實仍滯留在蘇聯境內好幾座不同的書架上。

連同這批戰利書的悲慘命運也被揭露了。戰利書早已殘破、腐爛或被丟棄。它們慘遭檔案員、審查員和圖書館員的掃蕩，這和一九三○年代納粹德國對「墮落文學」的所作所為一模一樣。往往是同一本書都被兩方挑中，要不是打入資產階級，就是打入墮落文學

1045

。

蘇聯垮台後，這些戰利書的歸存問題再度被提起。一九九二年俄國與德國的圖書館召開一次會議，開始著手作業。俄羅斯的代表裡有幾位來自外文戰利書的最大收受者，包括「全俄國立外國文獻圖書館─外國文學圖書館」

1046

，亦即「瑪格麗塔魯多米諾全俄外國文學國立圖書館」

1047

。魯多米諾是戰時這批德國贓書的監管人，基於開放政策的精神，該館為遭扣押的十六世紀珍貴經典製作了一份公開書目

1048

。

俄德兩方的會議，促成了調查珍貴古書返還委員會的設立。其他國家如荷蘭、比利時、匈牙利、挪威、波蘭、奧地利與法國，也都與新的俄羅斯聯合政府展開談判，以收復遺失的書籍與檔案文獻。和烏克蘭、白俄羅斯也有類似的談判，這兩地也曾接收了數百萬卷的戰利書。

包括「全俄國立外國文獻圖書館─外國文學圖書館」在內，許多圖書館自動自發加入行列，並且在一九九二年會議前，歸還了六百零四卷納粹竊據的書給阿姆斯特丹大學

1049

。荷蘭、比利時與法國聯手合作，鑑識並歸還遺失的檔案資料，這批資料據說被囤積在俄羅斯某處。至於俄國大規模檔案掠奪事件之所以公諸於世，是因為和法國接觸返還莫斯科史達林祕密檔案館內七千座檔案櫃資料一事曝光。其他資料還包括法國祕密警察與法國共濟會會團的檔案，以及法國社會黨總理布魯姆、年鑑學派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羅斯柴爾德家族法國支系等所有的私人檔案。交易是有價的。除了三百五十萬法郎現金之外，與俄羅斯相關的檔案資料也要由法國來移交

1050

。

來自俄國檔案館價值不菲的文獻也逐漸現身。俄國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將數批大戰期間卡廷

1051

大屠殺的祕密檔案交還給波蘭；當年蘇聯祕密警察「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決了兩萬兩千波蘭人，包括數千名波蘭官員。

然而，一九九○年代初期數年東西方所建立的關係，很快被拋諸腦後。雖然俄國總統葉爾欽曾針對歸存作業與相關諸國達成協議，但俄國議會卻開始猛烈批評總統的開放政策。

反對聲浪主要來自右派國家主義者與共產黨人士，兩者皆反對任何一種方式的歸存作業。不久，反對派人士取得了議會多數席位，一九九四年凍結了進行中的法國檔案歸存作業。在此之前，已有三分之一托運文物移交還給了法國，可是已經出發前往莫斯科的數輛卡車卻空車而返。法國已經支付給俄國的鉅額款項，原本將用來製作文獻的微膠捲，檔案館始終沒收到，大概也在匯款途中不翼而飛了

1052

。

歸存計畫的反對派人士聲稱，「戰利旅」帶回俄國的珍品不是劫持的，而是「被蘇聯軍隊解放的」，因此送去蘇聯乃天經地義。當時甚囂塵上的心態是，俄國沒有義務交還任何東西。不過，國內對這樣的抗議卻意見不合，眾多學者、圖書館員及最重要的是葉爾欽政府都認為，為了與西方重修舊好，必須做好某些歸存作業。只是，俄國的國家主義者與共產黨嚴拒這類論點，進而採取更激烈的抗爭手段阻撓歸存計畫。共產黨的黨報《真理報》

1053

就刊出這樣的標題「俄國人民是不是又再度遭到掠奪？」

1054

。

那些原屬於前蘇聯的各國裡，面對要不要返還四散的珍貴戰利品，在敵意高漲、冷漠無感和希望發揮合作精神等態度間，呈現拉鋸戰。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國家採取類似俄國的態度，而喬治亞則在一九九六年歸還了九萬六千卷戰利書給德國；亞美尼亞起而效尤，也把書還給了德國

1055

。

一九九六年，俄國加入「歐洲理事會」

1056

，僵局可望有轉機。俄國入會的條件之一是，它必須就歸存問題與其他歐洲諸國展開協商。可惜期望過高，很快便落空。同年七月，俄國議會早已推動立法，企圖將所有的戰利珍寶「收歸國有」，從而無法歸還。葉爾欽宣稱俄國的國際名聲危在旦夕，否決了法案。可是，俄國議會再度重提法案。有位國會議員公然指稱，歸還這些珍寶無異於「在兩千七百萬陣亡蘇聯人民的墓碑上吐口水」

1057

。另一名極端國家主義的議員抱怨葉爾欽屈從「當年一如現在都是法西斯流氓的」德國人。縱使蘇聯已經瓦解，但對於「偉大衛國戰爭」

1058

的情懷卻絲毫未減

1059

。一九九七年，葉爾欽的否決被翻案了，但是這位總統拒絕簽署法案，通過立法。一九九八年，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

1060

終於迫使葉爾欽簽署立法。新法不僅停止對西歐的歸存作業，同時也暫停了歸還從前蘇聯「東方集團」內竊據而來的大量工藝品。

另一個越來越惡化的局勢是，俄國再度禁止西歐研究人員使用蘇聯的檔案資料，這使得要追查失竊珍寶難如登天。開放政策如曇花一現，倒退成像是「老蘇聯路子」的機密文化。

儘管俄國的反歸存法案有效地停止歸還戰利珍寶，但收復小型收藏仍有其可能性，即使這麼做往往既複雜又所費不貲，還要動用外交手段、法律漏洞，也有一些案例純屬賄賂，條件就是絕口不提政治性用語「歸存」兩字即可。俄國議會早期曾接受一樁列支敦斯登

1061

這類「歸還」檔案的要求。一九九六年，俄國與列支敦斯登皇室家族達成協議，歸還對方流落在莫斯科的文獻。然而，這卻非關歸存計畫，因為俄國議會認定這是交換。一九一八年，皇室家族購買了布爾什維克黨謀害沙皇的一批珍貴文獻，以俄國付款期限為由做為交換；這批文獻被藏匿在巴黎某銀行保險庫裡長達七十年，近年才在蘇富比拍賣會上露臉，拍出五十萬美元高價。

這次的案例開啟了嶄新階段，以「交換」取代「歸存」。不久，就會出現更多這類交換檔案與圖書的案例。只是這類交換並非新創見，它比較像是舊蘇聯體制期間的「復歸權」（reversion），當時政府會以書信或書籍等資料來換取它想要的東西─尤其是與列寧和馬克思有關的，幾乎可以不計代價。比方曾有一例，政府願意以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畫作換取列寧的親筆簽名。

在新俄羅斯，列寧主義已被國家主義淘汰，因此皇室的遺產彌足珍貴。俄國人的姿態就是，戰利珍寶是被紅軍解放的，非掠奪而來，基於這個理由，想收復任何東西都必須付出賠償。聖彼得堡的艾米塔吉博物館

1062

館長曾對英國報紙發表意見，「倘若這些畫作在一九四五年之後還留在德國，它們早就被課徵兩、三倍於現在的遺產稅了。對我來說再清楚不過的是，身為這些作品保管者的俄國人，比德國人更有資格擁有這批珍寶。」

1063

一九九九年，大英帝國提出以沙皇尼古拉二世遭謀殺的機密文件，交換英國戰俘於德國集中營的文獻，在避開敏感的「歸存」概念下，經過一番努力，成功地收復之前封鎖的剩餘檔案。二○○○年，好幾輛卡車的資料被歸還；其中包括屬於巴黎「普世以色列人同盟」的一些文獻資料，數量超過三萬四千卷。

荷蘭與比利時在歷經長期談判後，也收回了一些檔案。比利時人支付了十三萬美元給俄國人，做為在法律上具追溯效力的租金，名目是「保存與收藏」這些檔案長達五十年。

荷蘭人早在一九九二年就與葉爾欽達成協議，但受到俄國議會阻攔。其解決方案經過曠日廢時又徒勞無功的談判，終於在二○○一年呈遞給荷蘭女王畢翠克絲（Queen Beatrix），與葉爾欽的繼任者普丁總統簽署同意書。荷蘭國家檔案館的館長曾聽某位以色列大使提及，俄羅斯政府熱愛皇室的魅力。同年稍晚，首批檔案箱陸續抵達荷蘭。資料豐富，超過三千個卷宗，包含了數十萬卷文獻，絕大多數是屬於一連串猶太組織與學術機構，諸如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及位於海牙的荷蘭大東方共濟會。然而，這批資料並非無償歸還，荷蘭必須支付超過十萬美元的檔案館租金、行政開銷及俄羅斯檔案館製作資料微卷膠片的費用

1064

。

事實證明，個人幾乎不可能收復資料，唯有一個特例：羅斯柴爾德家族。早在一九九三年，有位研究員在史達林的特殊檔案館裡，查找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相關文獻，無意中發現這個名門豪族在奧地利與法國都有旁系子孫。一九九四年，就在法國合約書與立足巴黎的「羅斯柴爾德銀行」金融鉅子檔案差不多送回法國的這一天，俄國議會爆發激烈辯論，阻擋了所有的歸存作業。羅氏家族的這批文獻被帶往倫敦的「羅斯柴爾德檔案館」，該館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便大量收集並貯藏這個知名家族的檔案。

但是，奧地利簽署的合約卻仍滯留在莫斯科，合約事關十九世紀全球最強大的工業與金融家族的稀世歷史資料。這批檔案文獻還包含了一些羅氏家族早年的資料，遠溯至該家族在法蘭克福時先人邁爾．羅斯柴爾德（Mayer Amschel）白手起家的事蹟；邁爾在一七六○年代時跨足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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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氏家族的文獻不僅對該家族意義重大，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也對編撰十八世紀末至一次大戰間的歷史至為重要。

想要走法律歸存程序，從俄國檔案館取回這些文獻，幾乎是無望的，這條路已經對外界關閉了。幸而，有別的路可走，也就是提供某些讓俄國當局無法抗拒的東西，最後，打開通關的門票原來是一批俄國情書珍藏。一九九九年夏天，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寫給他第二任妻子多爾戈魯卡婭公主（Princess Yekaterina Mikhailovna Dolgorukova）的五千封稀世情書，出現在佳士得拍賣會上，被羅氏家族以十八萬英鎊標得。據說，俄國政府的檔案館對這批文物很有興趣，但缺乏資金購入

1066

。魚餌起了大用，羅氏家族的籌碼立刻讓談判暢行無阻。

一如其他幾宗交換案例，俄國政府有充分理由歸還這批檔案，換言之，只要文物是在波蘭而非德國遭到扣押便可。在俄國，想把任何東西歸存給舊有的「法西斯主義人士」（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絕無可能。但是，反歸存法案有一則條款，聲明對納粹受害者可給予特例。俄國政府發現羅氏家族的文件並非戰利品後，文物便在二○○一年順利返還。而沙皇的情書「抵銷」了這批檔案的保管費。

儘管有些文獻已經歸存，但仍有許多滯留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檔案館內，包括特雷津猶太族裔失竊的文獻。有非常多的協議並未重啟，而俄國的政治局勢又讓進一步的調查窒礙難行。縱使，在蘇聯解體後有一些遭竊的檔案資料物歸原主，可是在很大程度上，數以百萬計的戰利書卻幾乎回不去。一九九二年歸還給荷蘭的六百零四卷書籍，成了俄國照章行事「歸存」書籍的孤例。

早在一九九一年之前就有資訊顯示，還有更多、更珍貴的圖書館部分館藏，仍舊在前蘇聯境內。其中之一是巴黎的「屠格涅夫圖書館」。然而不久就發現，其相關藏書早已無可救藥地被分散在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一九八○年代，蓋有「屠格涅夫圖書館」戳章的書籍現身於莫斯科的舊書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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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發現了有十五卷書流落在俄羅斯中部沃羅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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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圖書館，而有另一卷出現在烏克蘭東部盧干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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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圖書館。甚至，俄羅斯最遠的東邊島嶼、位於日本北方的庫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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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所圖書館裡，也發現了零星數冊

1071

。有些書之所以能離開俄國，可能是透過交換或拜俄國移民所賜。比方說「屠格涅夫圖書館」裡有兩卷藏書出現在美國加州的史丹佛大學裡。

二○○一年，「屠格涅夫圖書館」歡度開館一百二十五週年，但它失竊的十萬卷藏書，竟然只有區區一卷回到了巴黎。在一九九○年代歸還給荷蘭的六百卷書籍裡，有一部《聖經》內頁蓋有該館戳章。極有可能因為這部《聖經》是荷蘭文版，才被意外送去了阿姆斯特丹。二十一世紀初期，已經可以確定「屠格涅夫圖書館」藏書尚有八千至一萬卷仍在俄國國家館藏裡，主要是位於莫斯科的前「列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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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後，一百一十八卷書終於被送返，今日才得以在巴黎的這座圖書館裡看到它們。它們之所以能物歸原主，全係法律漏洞幫了大忙，也就是說，它們不適用於俄國議會通過的反歸存法案。這批書最早在波蘭被發現，而在一九八○年代被波蘭當作禮物致贈給蘇聯共產黨，也因此，它們不是法律所保護的「戰利書」。二○○二年底在莫斯科被交還給法國大使館。

較悲慘的案例大概就屬「猶太社區圖書館」，亦即猶太會眾在羅馬消失無蹤的藏書。在會眾施壓下，義大利政府於二○○二年成立調查委員會，斷定該批書「並非難以想像」被帶去了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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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書原放置在羅馬台伯河濱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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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教堂的姊妹館「義大利拉比學院圖書館」內，曾一度現身洪根，之後被移交給「奧芬巴赫檔案庫」。從此杳無音訊，藏書的下落始終成謎。如此重要的一套叢書，絕無可能在奧芬巴赫檔案庫進行分揀時被錯過─因為書上清清楚楚蓋著圖書館的戳章。

委員會的調查結論是，這套藏書在一九四三年時分兩階段被送出，拉比學院圖書館的藏書最後到了法蘭克福，而載送猶太社區圖書館文物的火車走的是另一條路線。最有可能的假設是，這批書去了柏林，若非進了羅森堡任務小組，就是落入帝國中央安全局之手，再從柏林往東撤退，到波蘭、蘇台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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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西利西亞。不過，這個假設無法找到佐證，因為羅森堡任務小組和親衛隊在義大利活動的相關文件，絕大部分都已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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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進一步調查始終沒找到藏書下落的蛛絲馬跡，不過仍有跡象顯示文獻被帶去蘇聯，極有可能去了莫斯科。

基於這個原因，二○○五年調查委員會開始追查俄國各大藏書，找尋這批文獻，只是這麼做要和政權最高階層進行斡旋。俄國檔案館不允許委員會自己的研究員進入─調查工作必須交由某個俄羅斯的「政黨」來做。二○○七年，雙方達成協議，委員會在銀行擔保下，支付三萬歐元給莫斯科的「外國文學圖書館」，換得閱覽權。外國文學圖書館提交了三份報告，但都被委員會以資料不足打回票，因為這裡面大都是些已知資料來源、檔案與叢書的參考資料。二○○九年，委員會提出了自己所作的報告，卻連半本書也沒找到。既然無法證明這批書能在前蘇聯境內找回來，委員會無奈宣布若要繼續調查下去，除非「撤銷委員會在俄羅斯檔案館調查期間所遭受的諮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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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現今的政治氣氛下，俄國並無意開放檔案館，也無意重啟歸存計畫。而在可預見的未來，這樣的政治情勢也不可能有所改變。在轉機到來前，數百萬卷戰利書─雖然無人確知數目多少─將會滯留如「戰俘」，就像歷史學家派翠西亞．格林斯泰德（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選擇這樣看待，「今天，在俄國，全然沒有意願歸還這些書給失竊的國家或家族。不過，我們只要了解，這些書仍舊在那裡代表著來自歐洲的文化傳承，是一座紀念碑，獻給人類史上毀損的圖書館和源於一場可怕戰爭而導致的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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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漫長等待，英國伯明罕城外坎諾克（Cannock）的克莉絲汀．艾爾斯（Christine Ellse），終於捧著她祖父的書。這本書是理查．寇伯克（Richard Kobrak）唯一被歸還的遺物。

＊＊＊

克莉絲汀捧起一疊A4紙，她在上面用綠色簽字筆以大寫寫了我的名字。其實不必如此，因為坎諾克的小車站裡只有我們兩人。不過稱它為車站有點誇大，因為它只是個提供柴油車喘口氣的休息站，也正是這輛車把我從伯明罕送來此地。坎諾克位於英格蘭中部的史丹佛郡（Staffordshire），是個古老的煤礦鄉，磚造房屋築有陽台，是當年煤業還是小鎮經濟命脈時所建。但是經過了柴契爾時期，現今一片蕭條寂寥。

「大家都說我們擁有全英格蘭最高的生育率，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克莉絲汀說，她正開著車載我去不遠處的祖厝，就在坎諾克唯一一條「夠標準的」街上，她笑著說。克莉絲汀是個又高又瘦的女性，年約五十來歲，談吐有著英格蘭人所謂的「風趣」，在附近的學校擔任音樂教師。

克莉絲汀在米色皮沙發上坐了下來，深深吁了一口氣。屋外花園遼闊，邋遢蓬亂。她雙手捧著這本橄欖綠的小書，看了許久後，再看著我。

「今天我在臉書上寫著，我在等這本書。原本還想做點別的事，可是統統不順。我一直一直都在等著這本書回來。我也一直問自己，為什麼？我是說，其實我根本沒辦法讀它，它寫的是德文。我真的只是想要它吧，我覺得。雖然我是基督徒，卻始終覺得自己非常像猶太教信徒。每次一講到猶太大屠殺，沒有一次不哭的。覺得自己跟這些事息息相關。」克莉絲汀邊說邊翻著書頁，每翻一頁，停一會兒，才又翻到下一頁。

「我非常感激這本書，因為……我知道我的英國裔外祖父。他們活著，然後死去。沒有祖父，很正常。很多人都沒有，可是卻有點那麼不尋常。我沒有他們的相片。這裡有個洞，情感上是真空的，希望你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始終有什麼東西懸在半空中、有什麼東西沒有表達出來。」克莉絲汀說，捏緊這本書。

「你知道嗎？我父親從不提這件事，關於過去、戰爭。但是我的姑母卻是無時不刻不斷說起。她是兄弟姊妹中最年長的，因此也是他們當中最「日耳曼的」。她應付這件事的方式就說出來；而我父親卻是用沉默來處理它。我從小就知道發生了很可怕的事。我知道祖父母死於戰爭。後來我發現他們是被毒死的，只不過小孩子並不曉得那代表什麼意思。聽起來像個故事，但你不了解它。之後，我又知道他們死在奧茲威辛集中營。等我長大後才明白，才掌握到關鍵所在。發現他們在毒氣室停工前十天才遇難時，我非常難過。那真是令人痛苦難忍。我想像著自己就搭著那輛火車，挨餓受凍，然後直接被送進了毒氣室。那讓我感到崩潰，而且永難平復。」

克莉絲汀站起身來，走到一張桌子旁，桌上攤放著她的家族史卷宗和檔案。這批文獻有很多是德國歷史學家托瑪斯．翁格勞貝（Tomas Unglaube）給的；翁格勞貝一直在研究寇伯克家族。她從其中一個卷宗取出了一張家族相片，二次大戰爆發前拍攝的。相片右側坐著理查．寇伯克，是個圓臉的老人，蓄著整潔的鬍髭，雙手緊握。他的妻子夏洛蒂坐在正中間，對著相機微笑，兩鬢灰白。三名子女圍著夫妻倆站立，女兒珂兒（Käthe）和伊娃瑪麗亞（Eva-Maria），以及克莉絲汀的父親赫爾穆特（Helmut），把手擺在父親肩上，拍照時他年約十八、九歲。

一九二七年，寇伯克家族從波蘭的弗次瓦夫（Breslau）遷居德國柏林，當時理查在柏林市政府找到一份工作。寇氏一家是基督徒，未曾認定自己是猶太人。戰後五十年，最年長的姐姐珂兒寫了一本回憶錄，克莉絲汀拿給我看。

在希特勒出任總理後的這個星期天，父母親說出了我們的猶太裔背景。兩人都不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他們在教堂結婚，也從未見過任何猶太教的習俗，還教導我們子女要以基督教方式禱告。可是他們的祖父母一直都是猶太教徒，因此，根據希特勒的定義，他們也是猶太教徒，並且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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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之前，理查就已經被降職去做較無足輕重的職務，不過之所以還能保住飯碗，是因為他在一次大戰期間曾在德國軍隊裡當過前線戰士，獲頒鐵十字勳章

1080

。然而，一九三六年時，《紐倫堡法案》一通過，四十五歲的理查就被強迫退休。珂兒描述了她的家庭在一九三○年代時的生活，以及她如何在逐漸被孤立中成長的過程。

我以前在學校裡是個風雲人物，可是我擔心假如我的朋友們發現了，他們就再也不願意和我往來了。因為那樣的理由，我對真正的友誼保持距離，也不再去或請老朋友在家聚會。和猶太人往來，很可能讓他們或他們的父母陷入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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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慘。在父母說出來之前，這些孩子並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但我不明白他們為何留下來，為什麼不移民？我的祖父是個聰明人，怎會犯下如此大錯？他以前是個高階的市府官員。難道他看不到風雲即將變色？」

克莉絲汀的姑母在錄音回憶錄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她的答案或許也適用於許多選擇留在納粹德國的人。

原因是我父親的堅持己見：我們是德國人，我們屬於這裡，而希特勒（那個蠱惑人心的奧地利政客）不會把我們趕走的。他和他那些瘋狂的思想不會永遠都在。我一向聰慧又政治消息靈通的父親，竟犯了這樣一個判斷上的致命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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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誰都能看出來，在珂兒的日記裡，羅網緩緩收緊。她的父親丟了工作，朋友們被蓋世太保押走，兄弟姊妹一個接一個不能上學。身為退伍軍人子女，他們家的小孩還能去上課，但其他猶太裔孩子全被踢出學校。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爆發了「水晶之夜」襲擊猶太人事件後，就連理查也不得不承認前景堪憂。但是一切為時已晚。就在大戰開打前數月，寇氏家族千方百計想把孩子送走。家中最年幼的女兒伊娃瑪麗亞在「難民兒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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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走，而赫爾穆特和珂兒分別以工作簽證與學生簽證離開。珂兒是最後離開的，在八月初，時值宣戰前一個月。

「在了解到苗頭不對時，一切都太晚了。我的祖父母不惜一切代價要把孩子送出去，不幸的是，自己卻沒有設法逃走。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為自己打算。」

大戰爆發後，孩子與滯留德國的父母親間聯繫時有時無。他們常寄來一封信，但信中只給孩子們「零碎的訊息」。孩子們知道父母已被逐出家門，搬到夏洛特堡一個僅有一間小臥房的公寓；祖母失蹤，很可能被驅逐到「東方」去；還有，他們幾乎沒有食物。珂兒收到的最後一張明信片，寄自特雷津集中營，他們的父母在一九四三年被流放到那裡。之後便音訊全無。這本橄欖綠小書《法律、國家和社會》很可能就是在寇柏林寓所失竊的，當時被驅逐的猶太人家中也慘遭掃蕩。書是如何輾轉從那裡到了「柏林市立圖書館」的，過程成謎。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它只不過是遭扣押、分揀後出售的數十萬卷藏書的一本。

寇氏姊妹在英格蘭被安置於各種寄養家庭裡，繼續就學。可是克莉絲汀的父親赫爾穆特時年十九歲，遭政府拘留。

「大戰爆發時，他被英國人逮捕。英國人擔心既然他是『德國男孩』，就是敵人。起初，被流放到曼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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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和其他德國人被送上一艘船，要運往澳洲，扣留在當地。」

一九四○年夏天，他與兩千五百四十二名外國敵人被祕密送上惡名昭彰的「敦拿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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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兵船，運往澳洲扣留。這兩千餘名「外國人士」，有一些是猶太難民，年紀介於二十六到六十歲之間，他們在歐洲逃過了納粹一劫。船上顛簸了五十七日，每日都恐怖至極。

這艘船嚴重超載，吊床互相撞來撞去，很多人被迫睡在桌板上或地上。二十個人要共用一塊肥皂，十個人輪流用一條毛巾……茅廁氾濫成災，瘧疾席捲全船。肉體受虐、被槍托毒打是家常便飯。有一名難民夜裡想上廁所，但這是禁止的，因此肚子挨了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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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穆特後來被釋放，想盡辦法回到歐洲，可是他所搭乘的船卻被英國強征軍用。

「英國人把他丟包在（印度）孟買。他當時二十歲，沒工作，沒錢，無家可歸。他告訴我，他在街上走了三天三夜。終於，在棉花工廠找到了一份差事，但始終沒能回到英格蘭，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得償所願。他也從不提在『敦拿號』上的事，很可能是受到極大的精神創傷。要不是我自己做調查，也不會發現這些事。」克莉絲汀說。

她告訴我，她父親畢生至痛就是未能受教育。

「我不認為他能釋懷。他以前在學校才華洋溢，卻不得不放棄。他一直夢想成為醫生。他長袖善舞，但仍有普魯士人對正義與責任的理想情懷。我能想像他成為醫生的樣子，可是他卻只能在倫敦的珠寶業工作。他熱愛閱讀，是個不折不扣的書呆子。每次不管去哪度假，都會帶上一整箱的書。」

克莉絲汀的父親赫爾穆特死於一九九四年，她從那時開始調查家族事蹟。過去十年間，透過翁格勞貝的協助，她一直嘗試著勾勒父親與祖父的生活。一疊疊檔案和卷宗、一張張從檔案裡抄寫的紙片堆滿書桌，但也只是她想努力組合起來的部分資料罷了。

「今年，翁格勞貝不斷寄來一箱箱包裹，裡面全是相片、研究論文和文獻資料。之後，我們嘗試著把一切組合起來，就像一片片拼圖。我只知道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某些觀點，因為他不願意講的事情太多了。只有一回他鬆口。那是耶誕節，我苦惱著，心煩意亂，不想和別人說話。於是他走到我身邊，告訴我關於『水晶之夜』的事。當時他年僅十四，擔心被捕，所以逃跑了，然後在一個又一個藏身處徹夜不停地走來走去。」

夜幕低垂，我們已經談了好幾個小時，決定明日再敘。她的丈夫馬克．艾爾斯（Mark Ellse）始終在這個蕭條的花園裡作陪，後來還開了一瓶波爾多紅酒。他很健談，是個退休校長，穿著室內便鞋和浴袍走過來走過去。

「咱們得喝最棒的酒，慶祝一下！」

克莉絲汀給我們做了砂鍋燉鹿肉，搭配烤馬鈴薯和小洋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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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退下進客房前，她指著掛滿屋子的姑母伊娃瑪麗亞的畫作給我看─表現主義風格的田園畫，色彩鮮豔，有很多南法的主題。

「她是最小的一個，所以變得很英國人，極端反德國，絕不在有生之年踏上德國土地過夜，再也不願跟德國有任何關係。」

克莉絲汀站在廚房，埋首於一本酒紅色封面的書裡，書頁從上到下滿滿全是小巧整齊的藍色筆跡。那是她姑母珂兒的日記。

「大戰期間，她不斷寫著日記。第一篇始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她在那日踏上英格蘭，最後一篇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克莉絲汀一邊說、一邊以餐巾拭著眼角。她說她每讀必哭，儘管近幾年已經稍好一點。她把祖父的橄欖綠小書擺在姑母的日記旁，我問她為什麼想要這本小書？

「因為我連一點他的東西都沒有。我有姑母的相片。我有一條帶個破洞的波斯地毯，是祖先留下的。我有父親的東西，可是我們沒有祖父母的任何東西。可是情感上，我和他們緊緊相依。我不知道會用這本書做什麼，就只是想要看看它、拿著它。這對我很重要。」克莉絲汀說。

她想讀一段姑母日記裡的話，於是翻到最後一篇，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後姑母再也沒寫任何東西，因為她發現了「真相」，克莉絲汀解釋道，接著開始朗讀。

俄國人占領了整個東普魯士和西利西亞全境。他們立足於奧地利國土，並深入南斯拉夫。這看似大勢已定─堪可慰藉。我們聽說集中營裡有數千人被釋放到瑞士─之後會不會釋放更多？你們會不會身在其中？好多好多疑問，好多焦慮─可是唯一的答案卻是「等等看吧！」，就像學校裡的路易．帕爾默（Louis Palmer）說的「恆信不移！」。明天是復活節，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懷著希望。

1088

1030

Cannock，英格蘭城市名。

1031

Breite Strabe。

1032

parish register。

1033

Verpel，法國北部地名。

1034

Champagne-Ardenne。

1035

Recht, Staat und Gesellschaft。

1036

Shoah是猶太人對猶太大屠殺的稱呼。猶太人大屠殺在英語和德語的名稱是「Holocaust」，字源於希臘語，意謂用火犧牲。猶太人則以希伯來語稱之為「Shoah」，意謂浩劫。

1037

Richard Kobrak, ID: 123546.
Ancestry.com.

1038

Die Linke，成立於二○○七年六月。

1039

Die Grünen，全球最早的綠色政治組織。

1040

Bundestag。

1041

Literaturnaya Gazeta。

1042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rophies of War and Empire: Th e Archival Heritage of Ukraine, World War II,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stit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57.

1043

Glasnost。

1044

Eastern bloc，冷戰期間西方陣營對中歐及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稱呼。

1045

Ibid.

1046

Vserossiyskaya Gosudarstvennaya Biblioteka Inostrannoy Literatury im。

1047

Margarita Rudomino All-Russia State Library for Foreign Literature。

1048

Ibid., p.
258.

1049

Ibid.

1050

Ibid., p.
394.

1051

Katyn。

1052

Ibid., p.
396.

1053

Pravda。

1054

Ibid., p.
400.

1055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he Road to Minsk for Western ‘Trophy’ Books: Twice Plundered but Not Yet Home from the War,”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9, no.
4, 2004.

1056

Council of Europe，一九四九年五月由愛爾蘭、比利時、丹麥、法國、荷蘭、盧森堡、挪威、瑞典、義大利和英國組成。

1057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Returned from Russia: Nazi Archival Plunder in Western Europe and Recent Restitution Issues, Builth Wells, Wales: Institute of Art and Law, 2013, p.
291.

1058

Great Patriotic War，意謂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德蘇戰爭，是二次大戰的主幹戰爭之一。

1059

Grimsted, Trophies of War and Empire, p.
403.

1060

Russ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1061

Liechtenstein。

1062

Hermitage Museum，又譯作隱士廬博物館。

1063

Tanya Chebotarev and Jared S.
Ingersoll (eds.),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14–119,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Bakhmeteff Archive of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064

Grimsted, Returned from Russia, p.
245.

1065

Ibid., p.
289.

1066

Chebotarev and Ingersoll,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17–119.

1067

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 “The Odyssey of the Turgenev Library from Paris, 1940–2002.
Books as Victims and Trophies of War,” Amsterdam: IISH, 2003, p.
14.

1068

Voronezh。

1069

Luhansk。

1070

Sakhalin，俄語稱「薩哈林島」，日語稱「樺太島」，庫頁島是中文稱呼。

1071

Ibid., p.
90.

1072

Ibid., p.
96.

1073

Commission for recovery of the bibliographic patrimon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Rome stolen in 1943,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ission for Recovery of the Bibliographic Patrimon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Rome Stolen in 1943.
Translated by Lenore Rosenberg, Governo Italiano, 2009, p.
6.

1074

Lungotevere de’ Cenci。

1075

Sudetenland。

1076

Ibid., p.
26.

1077

Ibid., p.
43.

1078

Grimsted, “The Road to Minsk for Western ‘Trophy’ Books.”

1079

Käthe Kobrak: Diary, August 10–15, 1995, private collection.

1080

Iron Cross。

1081

Ibid.

1082

Ibid.

1083

Kindertransport。

1084

Isle of Man，位於英格蘭與愛爾蘭之間的海。

1085

Dunera。

1086

Alan Parkinson, From Marple to Hay and Back.
Marple Local History Society, 2002.
http://www.marple-uk.com/misc/dunera.pdf.

1087

brussels sprouts。

1088

Käthe Kobrak: Diary, August 3, 1939–March 31, 1945, private collection.

致謝

要答謝的人士難以計數。太多人慷慨貢獻了他們的知識與時間。基於這個理由，我謹謙卑向玉成本書的所有人致謝，特別是曾接待過我的圖書館員、檔案管理員和研究人員，他們為我開放藏書與資料，慨然分享他們的研究、意見與人脈。

感謝我造訪德國時為我帶路的圖書館員與研究員，尤其是柏林「中央與地方圖書館」的芬斯特瓦爾德（Sebastian Finsterwalder）和博肯卡姆（Detlef Bockenkamm），這兩位無怨無悔、不辭辛勞、致力於歸還館內數十萬卷失竊的書籍，對此我至感敬佩。同時，也要感謝柏林「來源研究中心」（Arbeitsstelle für Provenienzforschung）的藝術史學家烏韋．哈特曼（Uwe Hartmann），以及威瑪「安娜．阿瑪利亞公爵夫人圖書館」（Herzogin Anna Amalia Bibliothek）的Michael Knoche、Rüdiger Haufe和Heike Krokowski，還有慕尼黑「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的Stephan Kellner。

在荷蘭的部分，我要向「珍寶經典」前圖書館員Frits J.
Hoogewoud致上特別的謝忱，他對阿姆斯特丹猶太文獻遭竊一事所做的調查無比珍貴─他並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觀點助我寫作。此外，我想感謝在「珍寶經典」文庫工作的Wout Visser、在「生命之樹」文庫的Heide Warncke及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的Huub Sanders。也要萬分感謝「共濟會文化中心」（Cultureel Masonniek Centrum）的Jac Piepenbrock和Theo Walter，他們帶領我一窺「共濟會百科全書」文庫。

在巴黎的部分，我要感謝「普世以色列人同盟」圖書館館長與檔案員Jean-Claude Kuperminc，他給了我數次機會參與還書。也要熱烈感謝「屠格涅夫圖書館」監管人兼圖書館員Hélène Kaplan，與她會晤畢生難忘，還有幸恭聽她詳述該館的悲慘遭遇。同時要真心感謝「波蘭圖書館」的Witold Zahorski及美國伊利諾大學歷史學家兼圖書館員Marek Sroka，提供了「波蘭圖書館」的佐證資料。

在羅馬惠予我協助的部分，我要謝謝Dario Tedeschi，他帶領義大利政府的委員會尋找遺失的「猶太社區圖書館」（Biblioteca Comunità Israelitica），以及「書目中心」（Centro Bibliografico）的Gisèle Lèvy，她幫助我深入了解義大利猶太人令人讚嘆的豐富文學史。

在塞薩洛尼基，我要謝謝「猶太博物館」的Erika Perahia Zemour及獨立研究員Paul Isaac Hagouel，他豪爽的與我分享他對塞城猶太史舉世無雙的研究成果。而在維爾紐斯，我要格外感謝立陶宛的猶太會眾總長Faina Kuklainsky，他敞開雙手接待我。

在南斯拉夫，圖書館員Michal Bušek惠我良多，他迎我進入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他對塞城，圖書館各單位的調查無比珍貴。還要向「特雷津歷史處」的Tomáš Fedorovič和「文獻中心」的Renata Košťálová致謝，他們對二次大戰發生於捷克生的偷書事件貢獻了真知灼見。

我也要向那些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呈現在本書裡的故事致謝。尤其要感謝「紐倫堡市立圖書館」（Stadtbibliothek im Bildungscampus）的Christine Sauer博士、維也納大學圖書館（Fachbereichsbibliothek Zeitgeschichte Universität）的Christina Köstner-Pemsel及奧地利國家圖書館（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的Margot Werner。

我也要熱烈感謝Richard Kobrak的孫女Christine Ellse，她招待我參訪她那坐落於伯明罕城外坎諾克的祖厝，跟我分享她的家族故事。

我虧欠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所副教授Patricia Grimsted Kennedy莫大恩情，他同時也是（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榮譽研究員；她對二次大戰叢書與檔案支離破碎所了解的詳情與描繪，無人能出其右。她所貢獻的論文、報導和人脈對我至關重要。同樣舉足輕重的是她以這些主題所著述的書籍，是任何想更深入探討這個複雜問題的人必讀之書。我尤其要推薦《戰爭和帝國的戰利品：烏克蘭的檔案遺產、全球與歸存的國際政治操弄》（

Trophies of War and Empire: The Archival Heritage of Ukraine, Wor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stitution

）（2001），與《從俄羅斯歸還：西歐的納粹檔案掠奪和最近的賠償問題》（2013）（

Returned from Russia: Nazi Archival Plunder in Western Europe and Recent Restitution Issues

）。

我還要謝謝那些努力促成本書的人士：我的出版商Norstedts，特別是我的發行人Stefan Skog，他在初次見面便已對本書信心十足，以及我的兩位卓越的編輯，Ingemar Karlsson和Malin Tynderfeldt。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我要感謝那些以各種方式提供見解與查證事實的人。謝謝作家Artur Szulcs廣泛的討論；謝謝哥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文學與思想史學系（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讀者Andreas Önnerfors，提供了珍貴的共濟會見解。還要謝謝瑞典南德爾恩大學（SödertörnUniversity）思想史講師Anders Burman、歷史與當代研究學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tudies）教師Erik Tängerstad及Axl Books的發行人與SITE的編輯Staffan Lundgren，在威瑪古典主義、德國理想主義和歌德方面給予重要的見解。

感謝Författarfonden、Natur & Kultur及San Michele Foundation基金會，在各方面給予贊助與協力，促成本書。

Anders Rydell，二○一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