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高華　著

版權信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高華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1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責任編輯：朱敏翎、張志偉

國際統一書號（ISBN）

978-988-17563-2-9（簡體版）

978-962-201-920-1（繁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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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發行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How Did the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By Gao Hua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Editors: Chu Man-ling, Cheung Chi-Wai

ISBN

978-988-17563-2-9 (Simplified Chinese)

978-962-201-920-1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er

Researc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g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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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頁

版權信息

前　言

重印自序

上編　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一、「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二、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

三、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異同點

四、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五、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分歧

六、黨權高漲，全盤俄化及毛澤東被冷遇

第二章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權力擴張和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預

一、毛澤東逐步掌控軍權、黨權

二、從毛、張（聞天）聯盟到毛、劉（少奇）聯盟

三、1931—1935年王明對毛澤東的認識

四、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　王明返國前後中共核心層的爭論與力量重組

一、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在處理國共關係及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上的分歧

二、毛澤東的理論攻勢與劉少奇對毛的支持

三、讓步與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

四、毛澤東與武漢「第二政治局」的對立

第四章　毛澤東對王明的重大勝利

一、毛澤東迂回反擊王明

二、關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

三、兩面策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

四、毛澤東的「新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五章　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一、毛澤東從斯大林《聯共黨史》中學到了什麽？

二、「挖墻角、摻沙子」：陳伯達、胡喬木等的擢升

三、「甩石頭」：毛澤東編「黨書」

下編　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

第六章　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與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一、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

二、與蔣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三、毛澤東最堅定的盟友：劉少奇及其班底

四、毛澤東手中「出鞘的利劍」：康生

五、毛澤東的「內管家」：任弼時、陳雲、李富春

六、扶植地方實力派：高崗的崛起

七、重新調整與毛澤東的關係：處境尷尬的軍方

第七章　上層革命的開始：毛澤東與王明的首次公開交鋒

一、窮途末路的國際派

二、進退失據的周恩來

三、初戰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第八章　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的發韌

一、動員「思想革命」：毛澤東究竟要做什麽？

二、凍結政治局，中央總學委的成立

第九章　從「延安之春」到斗爭王實味

一、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毛澤東與延安「自由化」言論的出籠

二、呼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王實味言論中的意義

三、風向突轉：毛澤東拿王實味開儀

四、毛澤東為什麽要給延安文化人套上「轡頭」？

五、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毛澤東「黨文化」觀的形成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傳和幹部教育系統的重建

一、重建「黨的喉舌」：延安《解放日報》的整風

二、陸定一、胡喬木與毛氏「新聞學」原則的確立

三、鄧發被貶黜與中央黨校的三次改組

四、彭真與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第十一章　鍛造「新人」：從整風到審干

一、教化先行：聽傳達報告和精讀文件

二、排隊摸底：命令寫反省筆記

三、審查在後：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

四、為運動重心的轉移作準備：毛澤東、康生的幕後活動

五、向黨交心：交代個人歷史

六、「脫褲子，割尾巴」：在雙重壓力下滌蕩靈魂

七、「得救」：「新人」的誕生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干、反奸與搶救運動

一、康生機關與1937年後延安的「肅托」

二、1940年的審干與幹部檔案制度的建立

三、「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

四、毛澤東的「肅反」情結：

五、毛澤東、中央總學委和中央社會部的關係

六、在「試驗日」裏制造出的「張克勤案」

七、「搶救」的全面發動與劉少奇進入「反奸」領導核心

第十三章　「搶救」風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據地

一、「搶救」的策略和手段

二、中直機關的「搶救」

三、軍直機關的「搶救」

四、西北局和邊匾系統的「搶救」

五、中央黨校的「搶救」

六、延安白然科學院的「搶救」

七、魯藝（延安大學）的「搶救」

八、晉察冀、晉綏、太行根據地的「搶救」

九、華中根據地的「搶救」

十、唯一未開展「搶救」的山東根據地

第十四章　進兩步，退一步：「搶救」的落潮

一、「審干九條」再頒布後「搶救」為什麽愈演愈烈？

二、中央主要領導幹部對「搶救」的反應

三、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與「搶救」的中止

四、甄別：在毛澤東「道歉」的背後

第十五章　「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

一、「毛澤東主義」的提出與修正

二、劉少奇等對毛澤東的頌揚

三、摧毀「兩個宗派」：對王明、博古、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的清算

四、修訂《歷史決議》：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體系

五、中共七大召開及博古、張聞天等人的公開檢討

六、毛澤東的勝利與中共新的領導核心

後　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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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42年冬春之際，在中共戰時首府延安，隨即在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開始了一幕延續多年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整風運動，由于這場運動是以延安為中心，又以在延安開展的運動最為典型，史稱「延安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歷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全黨范圍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是和毛澤東的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包括諸多方面內容的黨內整肅和重建的運動，它包含：

黨內上層的斗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

全黨的思想改造；

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

新制度的創設。

在上述幾個方面中，黨內上層的斗爭和領導機構的改組始終處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風運動發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卻在1942年以前的很長時間就已經開始。它最初表現為1935年遵義會議後至1937年間，毛澤東運用其在中共領導層中所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中共政策及領導機構作出的局部調整，這種局部調整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迅速轉變為毛澤東對中共政治路線、組織機構、精神氣質等方面所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變。1938年秋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對于毛澤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次會議，將毛澤東于1935年後在軍權、黨權方面的權力擴張予以合法化，使毛澤東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得到極大的加強。從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澤東操縱局勢演變、并使其黨內對手日益虛弱的權力再擴張的重要階段。這個過程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達到高潮，以毛澤東當面向王明發起挑戰，并獲得全勝而告結束。

在多年精心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的大幕終于在1942年初拉開。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運用其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

毛澤東在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沉重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其一系列概念與范式相沿成習，在1949年後改變了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經過多年的斗爭，毛澤東改變了他原先在中共領導層內孤立的處境，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結合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在劉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澤東使中共核心層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張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造成歷史上毛澤東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別于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異端」想法和他個人的專斷性格，經過實踐證明。毛澤東在軍事戰略方面的「異端」主張，大大有利于中共實力的擴展，這種結果，迫使中共黨內的親莫斯科派向毛澤東輸誠，同時，也將中共高級軍事將領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圍。毛澤東的專斷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親自參與領導的「肅AB團」大鎮壓，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紅色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後，面對復雜多變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暫時收斂了他的專斷個性，但是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控制力的不斷加強。其專斷個性在1941年後又再度復蘇，而此時，中共高層已再無可能對毛澤東的專斷行為予以有效的約束。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有意放縱其專斷的個性，使之有機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層，毛澤東以我劃線，創造并利用一切機會打擊異己；在延安和各根據地，毛澤東策動整肅全黨幹部的「搶救運動」，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澤東植入中共肌體的極左的審干、肅反政策，經過整風運動，演化為黨的性格的一部分，對1949年後的中國帶來長期不良的影響。

延安整風為毛澤東顯現其復雜詭奇的政治謀略提供了舞臺。毛澤東敢于突破中共歷史上的常規，其手法深沉老辣，對其對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敵謀略的運用，均達到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地步。毛澤東的謀略既來之于他對中國古代政治術的熟練運用，又源之于他對俄共「格伯烏」手段的深刻體會。在毛澤東的強力驅動下，通過1945年中共七大，毛將中共所有權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澤東的公共關係形象在整風前後也得到充分展現，伴隨日益升溫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氣氛，毛澤東有意識地在全黨和國人面前顯現自己的領袖姿態。在公眾場合和他與各方人士的會晤中，毛澤東常常扮演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誠懇、得體，從而贏得中共廣大黨員和國統區社會各界人士對他個人的普遍好感。但在黨內高層，毛澤東放縱其剛愎自負、桀驁不馴的個性，對昔日政敵睚眥必報，對黨內同僚峭刻嘲諷，由于毛澤東隨時調換他的兩副面孔，致使外界對他長期缺乏深切的瞭解。

發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但是在傳統意識形態術語的演繹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書的目的，并不在于對主流話語系統中有關整風運動的論斷展開辯駁，而是試圖通過對遠近各種有關延安整風運動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對延安整風運動進行新的研究，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斯是吾愿，是否達到這個目標。還有待讀者評判吧！

重印自序

拙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于2000年3月出版後，受到讀者的歡迎。兩年來，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對于他們的鼓勵和支持，我謹致以衷心的感謝。

延安整風運動是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但學界的相關研究卻較為薄弱，我在本書中嘗試性對其作出研究和分析，自是一家之言，歡迎讀者隨時賜正為禱。

此次拙著重印，特別要感謝一些學界前輩的指教。楊振寧、王元化、陳方正、吳敬鏈、韋政通，張灝、林毓生、張玉法、董健、魏良弢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與我探討拙著中涉及的若干重要問題，并對我的研究給予了寶貴的鼓勵和嘉許。金觀濤、劉青峰、熊景明、呂芳上、陳永發、劉小楓、許紀霖、蕭功秦、朱學勤、何清漣、陳彥、丁學良、徐友漁、黃英哲、唐少杰、錢文忠、錢永祥、梁侃、毛丹、李楊、張文中、錢鋼、吳東峰等先生還就我所從事研究的如何深入發展提出了積極的建議，他們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書初版時，由于電腦轉換簡繁體字的功能不盡完善，雖然對文稿做了多達七次的校核，仍留下若干文字的錯誤。此次重印僅限于文字錯訛處的更正。近兩年來，圍繞延安整風運動，又有若干新的史料問世，日後，當拙著出增訂本時，我將對其內容做全面的修正和補充。

在這裏，我要對殷毅、馬沛文、尉天縱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誠摯的謝意。拙著甫出版，殷毅、馬沛文先生就來信、他們不僅就拙著的內容和寫作與我進行了深入地討論，還特別指正了書中的文字錯誤。尉天縱先生也來信指正了書中一誤值的地名的錯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學的語言學專家，她的語言學方面的知識對本書的修訂有重要的啟發。

本書的修訂，由我的研究生黃駿協助做了電腦文字處理工作，特此致謝。

高　華

2002年5月12日于南京龍江寓所

上　編

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一、「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發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毛澤東長久以來對原中共中央不滿的一個總爆發。整風運動的起步有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它的近期的準備和醞釀，雖然可從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出臺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尋找到蹤跡，但其根源則可追溯到蘇維埃運動時期。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裏，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最高層之間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雙方既有過合作，但更多的卻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與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見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他因素——由毛的個性和工作作風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據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這些原因，中共中央對于毛澤東，一直是欲用不能、欲棄不舍。

毛澤東之在中國成為遠近聞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眾上了井岡山，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國民黨方面，毛固然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領；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則是創建了可使中共賴以生存的紅色蘇區的頭等功臣。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毛卻因其思想、行為中的「異端」色彩不大見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異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與表現。1927—1930年，是毛「異端」萌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視著毛澤東在江西的活動，盡管對毛的部分觀點存在疑慮。對江西共產黨區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的說來，對毛澤東的意見和毛在紅軍、根據地內的領導地位是承認和尊重的。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澤東對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這就是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最嚴重的形勢下，毛以極大的勇氣和智能開辟了一塊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發展了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軍隊，使中共在國民黨統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實現其政綱的地盤。1928年6月，在毛澤東未出席的情況下，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仍選毛為中央委員。在處理毛澤東與其他重要軍政領導人的關係問題上，中共中央也極為謹慎，一般都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為重。1929年9月，周恩來指導起草的著名的「九月來信」，在毛澤東與朱德間就紅四軍中前委與軍委的權限關係而發生的爭論中，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幫助恢復了毛對紅四軍的領導。[1-1]

1927—1930年毛澤東主要以軍事領導人聞名于中共，其活動基本上也是圍繞軍事武裝問題而展開，理論活動只是其軍事活動的一個側面。中共中央認為毛的理論觀點仍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路線的框架之內，毛并沒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為中心的總路線。

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區域和紅軍中享有實際的最高權威，中共中央對江西根據地的指示基本是通過毛澤東來貫徹和實行的。對于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據現實和自己的需要加以靈活的解釋，因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對毛并不構成直接和具體的約東。毛所領導的紅四軍是維系根據地軍隊、黨、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擔任的前委書記一職是紅四軍的最高職務。江西蘇維埃區域各級黨、政機構的多數負責人，和主力紅軍的各級領導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隨毛上井岡山，或較早參加井岡山和贛南、閩西斗爭的老同志。這些人雖然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充滿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識背景等方面卻和共產國際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著隔膜，他們對共產國際的尊崇和服從是以尊崇、服從毛澤東來實現的，因此，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只有通過毛澤東才能具體影響江西蘇維埃區域，而這種影響大體也處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隨著1930年後中共中央對江西蘇維埃區域的日益重視，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漸向江西傾斜，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幹部陸續被派往江西以加強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漸漸微妙起來。

中共中央原先為了中共的發展和紅軍力量的加強，一度隱忍了對毛澤東某些「異端」觀點和行為的不滿，現在，從江西蘇區不斷傳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對毛逐漸形成了某些消極性看法。

1、「農民黨」的問題

「農民黨」的問題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于1929年2月25日在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提出來的。楊克敏就中共在邊界地區的組織狀況寫道：「因為根本是個農民區域，所以農民黨的色彩很濃厚」[1-2]。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談到類似的情況：「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1-3]「農民黨」問題的嚴重性首先表現為江西共產黨區域的各級基層組織的成員絕大部分都是農民。

其次，參加中共黨組織的農民中還包含許多「幫會」分子。據楊克敏的報告，酃縣中共黨員三、四百人，「且多洪會中人」。[1-4]

第三，地方黨組織的家族化。由于根據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鄉村，而湘贛邊界的山地又基本上處于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環境下，家族——宗族組織就成為維系當地百姓社會生活的唯一重要紐帶，中共在鄉村的組織不可避免與這種家族——宗族結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員組成黨支部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

第四，由于黨組織成員幾乎全為農民，文化程度很低，許多人甚至是文盲，「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黨的思想訓練在實施中遇到極大的困難，許多黨員和基層黨組織表現出嚴重的「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黨的知識也難以接受，對此毛澤東極為感慨：「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1-5]

楊克敏的觀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是一個什麽樣兒，是一回什麽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麽事。」[1-6]

盡管毛澤東與楊克敏在對黨的「農民化」問題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兩人在對問題的性質及處理方法的認識上卻存在明顯的差別：

毛澤東只是提出黨的農民成分居多的事實，而楊克敏則認為邊界的黨組織是「農民黨」。毛認為，可以通過給農民灌輸通俗的革命知識將農民改造成布爾什維克；楊克敏則認為，由于農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識極度缺乏，「實在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楊克敏的看法實際上反映的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正統觀點，即認為，只有通過黨的工人階級化才能克服「農民化」對黨的危害。

毛澤東雖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過「農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對毛仍具有相當影響。由此出發，毛一度對黨的「農民化」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經過在湘贛邊界一年多的游擊戰爭和對農村經濟社會狀況瞭解的加深，毛逐漸消除了他對黨的「農民化」趨向的擔心。毛認為盡管農民知識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發揮作用；至于農民文化知識少，正可避免第二國際錯誤思想的影響。而更現實的問題是，在江西根據地幾乎不存在工人階級，即使勉強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員列為工人，和農民相比，在人數上也只占極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變了對邊界黨組織「農民化」的批評，轉而致力于對農民黨員的思想訓練。

對于毛澤東的這種通過政治訓練改造農民黨員的觀點，中共中央很難提出任何正式批評，一則因為毛澤東并未否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作用；二則如果按嚴格的蘇共標準衡量，蘇區的中共黨組織將不成其為共產黨；面對現實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輸使農民黨員布爾什維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對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解釋方面的靈活性卻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階級革命作用的同時，愈加突出強調農民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看來，毛已開始表現出「離經叛道」的趨向。

2、「軍黨」的問題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秋收暴動隊伍上井岡山以後，軍隊就成了維持蘇區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下，黨與紅軍已融為一體，軍隊實質上已成為中共黨組織的化身。

在紅軍中建立黨組織是毛澤東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而采取的一個重大措施。毛認為中共在1927年的失敗原因之一即是「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1927年10月，毛在永新縣三灣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縣親自主持了六個士兵黨員的入黨宣誓儀式。從此，在紅軍中大力發展黨員，成為中共一項最基本的制度。

與「支部建在連上」相配套的是繼續采用仿效蘇聯紅軍模式的北伐時代的黨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紅軍中的黨代表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從1931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此稱謂一直沿用至今。

軍隊的重要作用尤其體現在它實際上是地方黨的保姆和守護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贛邊界的地方黨組織基本處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頓的狀態，5月中旬，毛澤東在寧崗茅坪主持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此次會議正式確定「軍隊幫助地方黨發展」的方針，選舉了以毛為書記的邊界第一屆特委會，毛澤東從此一身兼軍隊和地方的最高領導。然而軍隊主力一旦轉移，地方黨的生存馬上就發生危機。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紅軍主力進攻湖南，導致「八月失敗」，邊界各縣黨組織和政權大部分解體。而一旦主力紅軍于9月重新占領該地區，所有的中共組織和政權即迅速重建起來。軍隊的作用如此顯著，地方黨組織隸屬軍隊系統的領導也就逐漸被認為是順理成章了。

對于中共軍隊在根據地對黨組織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態度是矛盾和復雜的。一方面，黨的領導人完全支持在軍隊中建立黨組織，也深知軍隊領導地方黨是艱苦惡劣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又對中共軍隊的農民化、軍隊對地方黨組織支配性的關係深感憂慮。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中雖然承認了毛澤東統領湘贛邊界紅軍與地方黨的最高權威，但對湘贛邊界黨和軍隊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評。中共中央對紅軍中農民成分的急劇增長表示嚴重的憂慮，認為「無論在政權機關或黨的指導機關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意識的影響」，要求毛澤東注意在紅軍「成分上盡可能增加工農和貧農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指示毛澤東必須「徹底地改造各級黨部及指導機關，多提拔積極的工農分子特別是工人分子參加各級黨部的指導機關」。中共中央還批評湘贛邊界的「蘇維埃政權，多是上層的委派的而無下層選舉的基礎」，責令毛澤東改變方式，「禁止黨部和軍隊委派蘇維埃」，「絕對防止黨命令蘇維埃的毛病」。[1-7]

中共中央關于改變紅軍成分，調整黨、軍隊與地方蘇維埃關係的訓令，實際上是一種仿效蘇共經驗的一廂情愿的空想。1928年湘贛邊界共產黨的狀況與1917—1918年的俄共與蘇俄紅軍的情形不啻相距萬裏。在湘贛邊界形成的由農民組成的紅軍，和在紅軍指導下建立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共產黨組織以及蘇維埃政權的三位一體，是客觀歷史環境的產物。這個以軍隊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是作為蘇共模式一個分支的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個基本形態，只是當時，它正處在剛剛成長的萌芽狀態，而不被正統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3、毛澤東的「書記獨裁」的問題

毛澤東既是湘贛紅軍的創始人，也是湘贛邊界黨組織的領導者，由于軍隊對邊界共產黨的存在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毛兼軍隊與地方黨負責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隨著毛身兼二職，全部權力逐漸集中到毛澤東手中，逐漸出現了對毛大權獨攬的議論。

曾經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的杜修經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而澤東同志又負軍黨代表責，個人精力有限，怎理得這多？[1-8]

一度擔任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裹，後來（楊）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角戲。⋯⋯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1-9]

和杜修經、楊開明議論毛澤東「書記獨裁」相聯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紅四軍的黨代表制，建立政治部體制，也包含了分散作為紅四軍總黨代表毛澤東權力的意思。1929年紅四軍內部圍繞朱德與毛澤東的權限范圍的問題終于爆發了一場嚴重爭論，雖然毛澤東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和戰術方針比較接近實際，但是由于他的專斷作風也十分明顯，紅四軍多數幹部對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見，[1-10]毛澤東曾一度被迫離開紅四軍，前往地方工作。最後，中共中央出于紅四軍統一和發展江西根據地的戰略考慮，決定在朱、毛之間支持毛作為紅四軍最高領導，才解決了這場領導機關內部的危機，但是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不安并沒有真正消除。

杜修經、楊開明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議論不是偶發的，它來源于中共中央，是處于轉折年代中共路線、方針和工作方式急劇變化的產物。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黨的作風上還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初期黨內民主化思想及其實踐的影響，因此對江西根據地的「書記獨裁」現象頗為不滿，所謂「群眾只認識個人不認識黨」，顯然是指只認識毛澤東而不認識黨。對此，中共中央別無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領導力量，嚴格防止農民黨的傾向」，「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一類的意見。

對于有關「書記獨裁」一類的議論和指責，毛澤東很不以為然。1927年「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大改組，瞿秋白曾建議毛去上海黨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主動前往艱苦的農村，為共產黨開辟一條新路。毛在湘贛邊界也經常向中央匯報工作，反觀上海中央領導人，論資歷不及昔日的陳獨秀，論工作成績也乏善可陳，卻在上海的「洋房」裏指手畫腳，只能徒增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的反感。

綜上所述，1927—1930年，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線方面并無大的矛盾，但已隱藏著若干不協調的因素：「農民黨」的問題，「軍黨」的問題，以及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問題，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在日後又發展為其他一系列新問題，導致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進一步復雜化。

注釋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69。以下稱《周恩來年譜》。

[1-2]《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6。

[1-3]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82。

[1-4]《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4。

[1-5]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79。

[1-6]《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6。

[1-7]《中央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第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48、253、256、250、252。

[1-8]杜修經：《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頁20。

[1-9]《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2、136。

[1-10]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171、205—207、348、357。

二、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

在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諸多矛盾中，有關肅反問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這個問題又十分敏感，無論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將各自在肅反問題上的責任言深說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還說了許多言不及義的話，造成了大量假說的流行。事實上，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極左的肅反觀和復雜的個人目的，直接參與領導了1930—1931年鎮壓「AB團」的行動。在極困難的形勢下，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作了許多努力，試圖糾正毛的錯誤，但是中共中央卻從左的理念出發，否定了項英的意見，全力支持毛澤東，從而形成了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後隨著肅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中共中央才著手調整政策，而與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聲。

江西蘇區的「肅反」運動淵源久遠，它最早萌發于1928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洗黨」。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為清洗對象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

「洗黨」將打擊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根據若干資料記載，清洗對象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分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準）。」[1-11]「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愿干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1-12]

如果說1928年9月在井岡山地區開展的「洗黨」規模較小，為時較短，那麽1930年2月以後席卷贛西南的「肅AB團」則是一場大規模的殘酷的黨內清洗運動，它直接導致了1930年12月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的爆發。

1、毛澤東的「肅AB團」與富田事變

1929年古田會議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一、中共中央對毛的明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軍事成功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1930年，毛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矛盾、留蘇幹部與國內幹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幹部與農民出身的幹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來自于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理論權威。只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市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為剛強，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什麽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于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對派。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于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沖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制，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李文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據湘贛國民黨軍隊正看手對井岡山進行第三次「會剿」的緊急形勢，決定撤離井岡山向贛南發展，在被譽為「東井崗」的東固與李文林部會合。

毛、朱與李文林部會合之初，雙方關係親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贛西南出現了復雜的局面。隨著1929年毛澤東率紅四軍兩度進出贛西南和彭德懷所率的紅五軍于1930年初分兵在贛西南游擊，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面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于「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

二、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并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并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并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準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于1930年2月6至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主持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紅五、六軍軍委，及其下屬各行委、中心區委、蘇維埃黨團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曾山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準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厲斗爭，這場斗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

一、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1-13]——這裏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由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出主力部隊，轉任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及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斗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1-14]

以此通告發布為標志，江西蘇區開始了持續兩年的「肅AB團」的斗爭，很快「肅AB團」的野火就迅速在贛西南蔓延開來。

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後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變」則發生在第一個階段的後期。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斗爭的概念，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央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

將一個黨內斗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斗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從而將對敵斗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斗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關于「各級領導機關已充塞地主富農」、「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的（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分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裏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

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1-15]

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輸于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贛西南特委首先選擇「工作消極，言論行動表現不好」的團特委發行科工作人員朱家浩作突破口，據贛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後，「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起初他堅決不肯承認，後「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分子全部破獲，并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這就是鼓動采用肉刑逼供和對「AB團分子」實行「殺無赦」。《緊急通告》說：

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團」分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

對于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1-16]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分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1-17]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1-18]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澤東因忙于主持軍中事務，并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采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1-19]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眾多的「AB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斗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將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激烈的國共斗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于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面，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了。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這麽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對派一并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AB團」運動。

就在贛西南肅「AB團」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也在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大開殺戒，開展了「打AB團」運動。

1930年10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在部分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余名「AB團」分子，[1-20]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隨朱德上井岡山後，曾在危急形勢下將被上司叛變拉走的隊伍重新拉了回來。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將其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有友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請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于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并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干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1-21]果不其然，這位聰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據蕭克回憶，在「肅AB團」達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師「沒干什麽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殺了六十人。十幾天後，該師又決定再殺六十多人，後經軍政委羅榮桓的援救，蕭克迅速趕往刑場，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幾人，「但還是殺了二十多人」。[1-22]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麽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著「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著手部署糾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根本改造」的利刃終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于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指示。「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澤東的一系列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并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引致毛的極大不滿，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于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并將參加「二全會」的人一律視為「AB團」分于，列入應予「撲滅」的范圍。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1-23]這張字條究竟是何內容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系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沖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系的人相繼被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後，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領導）——（此信其實是毛澤東所寫，大陸學者為避毛諱，有意隱去毛的名字），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并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1-24]

李韶九攜毛澤東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將第二封指示信派兩位紅軍戰士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的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指示信，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委實施總前委關于肅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和陳正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周冕（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劉萬清、任心達、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有的人被當場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現場指揮。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于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1-25]在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任心達、叢允中、段起風等「是AB團首領，并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于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1-26]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裏，李韶九（于9日離開富田）、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和總前委秘書長古柏（于8日到達）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曾山親自審訊段良弼，所得結果是抓出「AB團」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四十余人，[1-27]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布置將二十五人處決。

在這之前的12月9日，當總前委派來「協助肅反」的古柏趕到富田後，李韶九帶一個排警衛，押著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離開富田，于10日到達紅二十軍軍部所在地東固，立即與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貫徹毛澤東兩封指示信，「找得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李韶九、劉鐵超、曾炳春根據段良弼、謝漢昌被刑訊後的口供，認定紅二十軍174團政委劉敵是AB團分子。但因李韶九與劉敵是同鄉，李韶九雖然在談話中已點出劉是AB團分子，但是并沒有立即將劉敵逮捕，只是「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劉敵自己供認。劉敵在富田事變後，寫給中央的信中承認他在同李韶九談話後，即有了發動事變的念頭。劉敵并在信中陳述說，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來觀念不正確，無產階級意識很少的一個慣用卑鄙手腕，制造糾紛」的人。為了躲過馬上就要降臨的刑訊逼供，劉敵改用長沙口音對李韶九說，「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現在幸喜你老人家來了，我只有盡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認錯誤，我相信毛澤東同志總不是AB團，軍長總不是AB團，我總為你三位是追是隨，我個人還有什麽呢。」李韶九見劉敵這番表態，就放劉敵回去了。[1-28]

12月12日，富田事變爆發。這天上午早飯後，劉敵同獨立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秘密開會商量應對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認為，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來抓AB團是打擊贛西南黨的幹部「陰謀計劃的組成部分」，為了防止陰謀得逞，決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等人。會後，劉敵即至獨立營對戰士進行鼓動，率領全營紅軍戰士包圍了軍部，逮捕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後逃走，軍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鄉躲避。傍晚，謝漢昌、劉敵率紅二十軍軍部直屬獨立營沖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團分子」七十余人。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也被捉了起來（次日即被釋放，并被邀請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亂逃出富田，跑回家鄉。古柏也從「肅反機關跑了出來」。[1-29]古柏之妻曾碧漪、陳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這就是震驚江西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後，謝漢昌、劉敵等把所率領的紅二十軍帶到贛江以西湘贛蘇區永新、蓮花、安福一帶，繼續展開土地革命，并在吉安縣永陽成立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謝漢昌、劉敵采取了四項緊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攜二百斤黃金緊急趕往上海（實際帶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幾十兩」），[1-30]向中共中央匯報贛西南「肅AB團」及富田事變經過，請中共中央裁決。

二、通緝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認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濫抓「AB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緝拿歸案。

三、爭取贛西南特委下屬的湘贛蘇區西路行動委員會書記王懷的同情與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澤東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傳部長陳正人率一個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貫徹總前委兩封信的精神，準備逮捕行委書記王懷，但未果）。在王懷領導下的河西蘇區、紅二十軍的反毛行動受到普遍同情，王懷的觀點——紅二十軍行動不是反革命行為，而是「工人階級路線與農民路線兩條路線斗爭」，被迅速傳播開來。富田事變當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幾十年後對此還記憶猶新。他說，當時「河西蘇區黨員和群眾的思想極端混亂，甚至還影響到河東蘇區部分人民和部分黨員的認識也逐漸模糊起來」。[1-31]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的極端行為造成的影響是何等廣泛。

四、公開打出反毛澤東旗幟，并試圖爭取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的支持。謝漢昌、劉敵在向贛江西邊轉移途中，張貼大量標語和《告同志和民眾書》，指責毛澤東有「黨皇帝思想」，宣稱「黨內大難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未、彭、黃」的口號。12月20日，謝漢昌、李白芳、叢允中等在永陽鎮寫了《致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信》，這封信一方面譴責李韶九大抓AB團，對同志濫捕濫殺，同時又抨擊總前委偏護李韶九，還附上了偽造的《毛澤東給古柏的信》，離間毛與朱、彭、黃的關係。

《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普遍被認為是一封偽造信，當事人彭德懷的證據可能最有說服力。數十年後，彭德懷在獄中寫交代材料回憶此事時說：「這封信是富田事變的頭子叢允中寫的，他平日學毛體字，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同志寫信，年、月、日也是用漢字，不用羅馬字和阿拉伯字。」

這封偽造的毛澤東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後，一直未予公開，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關中央蘇區的歷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據目前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方來信，我們的計劃更要趕快的實現，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并進，并于捕殺後，即以我們的布置出去，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于拷問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懷）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系紅軍中AB團主犯，并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陳（指陳正人）三人，任何人不準告之10/12毛澤東。[1-32]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聞知此信有不同的反應。朱德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駐在黃陂，沒有直接領軍，因此「離間」能否成功，關鍵在于手上握有一萬兵力的紅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及其副手黃公略。

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懷接到謝漢昌等人的信并《毛澤東給古柏的信》，當即作出判斷，認定此是「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險惡陰謀」，彭德懷迅速草擬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簡單宣言」，宣稱「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性質的」，表示三軍團「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總前委領導」。

至于黃公略的態度則較為曖昧，據彭德懷回憶：“我講這段話時（指彭分析《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是偽造的假信）黃公略來了，大概聽了十來分鐘就走了。會後我問鄧萍同志，公略來干嗎？鄧說，他沒說別的。只說：‘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他就走了。”[1-33]

在彭德懷的解釋和說服下，紅三軍團的「情緒轉變過來了，把憤恨轉到對富田事變」，彭又把部隊開到距黃陂總前委所在地十五裏的小布，親自請毛澤東來三軍團幹部會上講話，以表示對毛澤東的堅決支持。

在富田事變後的緊張形勢下，彭德懷及三軍團對毛澤東的支持具有極重要意義，此舉鞏固了毛澤東已遭動搖的地位。但是事變領導人到處散布的反毛的輿論畢竟已嚴重損害了毛的聲望，毛澤東為了反駁贛西南方面的抨擊，親自出馬，毫無愧作，于1930年12月20日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在這封答辯信中，毛澤東堅持認為「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麽要亂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麽可以呢？」[1-34]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只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系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干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1-35]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布告：

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于富田。

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

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

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

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

趕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員。

實行擁蔣反共，反對徹底分田。

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

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

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

口裏喊得革命，骨子是個內奸。

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

這是斗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團結更堅。

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1-36]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征。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裏，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得到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2、歷時四個月的項英對毛澤東的糾偏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維埃區域中央局在寧都小布宣布成立，項英正式走馬上任，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由項英擔任代理書記，取消總前委和由毛澤東擔任的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毛澤東、朱德等參加中央局。在蘇區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時，還建立了歸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領江西和全國紅軍，項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至此，從黨的法理上，項英已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成為江西蘇區中共黨、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項英前來蘇區及蘇區中央局的建立，是處于轉折年頭的中共實現其將工作重心向蘇區轉移的重大戰略步驟，是落實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有關指示的具體行動。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前來匯報工作的周恩來，指示中共應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發出《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戰斗力和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務」。[1-37]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蘇區轉移，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如何協調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及如何評價毛在江西的工作。從這一時期周恩來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毛并不盡然滿意，但是周恩來卻常以自我批評的口吻談論這類問題。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我們過去一方面屢屢批評農民保守觀念的錯誤，另一方面反對單純軍事游擊式的策略，中央還特別提出割據的錯誤，對于根據地確實注意得比較少，這是工作中的缺點」。[1-38]

既然已經發現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強中央對蘇區的領導和紅軍中黨的領導。在9月29日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蘇區工作。次日，周恩來又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在紅軍中黨的領導要有最高權威。

1930年10月3日，六屆三中全會後的全黨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會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組成，周恩來為實際負責人），初步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余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派項英先行前往江西。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後確定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在周恩來未到達之前，由項英代理書記一職，以蘇區中央局為蘇區黨、軍、政最高領導機構。10月29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澤東：「蘇區中央局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毛澤東代理書記，朱德為紅一、紅三軍團總司令。目前一切政治軍事領導統一集中到中央局。」[1-39]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為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的具體措施已經落實就緒。為配合中共中央向蘇區的轉移，周恩來在9、10月采取了更為細致的部署：

在上海舉辦從蘇聯返國準備前往蘇區的軍事訓練班，一批軍政幹部如張愛萍、黃火青等參加學習後被派往江西蘇區。

安排從蘇聯學習返國的劉伯承、葉劍英、傅鐘、李卓然等把蘇聯紅軍步兵戰斗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譯成中文，并送往蘇區。

主持打通了比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成立了以吳德峰為局長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積極籌備建立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至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大功率秘密電臺和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至江西蘇區的無線電聯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蘇區的通訊渠道即將全部打通。

項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的身份，肩負加強中共中央對江西紅軍領導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線于1930年底抵達江西蘇區。

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產業工人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他于1921年在武漢加入中共後，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後的歷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項英對從蘇聯學來的馬列理論有著堅定的信仰，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感情」較深，個人性格和作風則比較拘謹和嚴肅。

1930年11月下旬，項英從上海出發，當他剛一抵達江西蘇區就聞知不久前在贛西南紅軍內部爆發了一場矛頭直指紅四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富田事變。

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成立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處理富田事變。1931年1月16日，發出《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采取的斗爭路線」;另一方面，又在相當程度上沖淡了毛澤東等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主張采取較為緩和的、有區別的政策，以緩和蘇區內部的緊張關係，避免紅軍的分裂。

《決議》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體現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上。項英認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均系AB團要犯」，彼等發動「富田事變」是「分裂革命勢力」「分裂紅軍」的「反黨行為」并決定「將富田事變的首領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開除黨籍」;但與此同時，項英又聲稱富田事變不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而是「無原則的派別斗爭」。并責令贛西南特委和紅二十軍黨委，停止黨內互相攻擊，聽候中央局調查處理。

如果說，項英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認識上采取了折中主義的立場，那麽，項英針對「肅AB團」擴大化的尖銳批評，幾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澤東的了。《決議》重點批評了「過去反AB團取消派斗爭中的缺點和錯誤」，并列舉其主要表現：「第一非群眾路線，許多地方由紅軍或上級機關代打」，「第二是盲動，沒有標準，一咬便打」。項英強調：今後「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黨在每個斗爭中都應以教育方式來教育全黨黨員。這樣才能使黨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1-40]

項英的上述態度與他對毛澤東的復雜的觀感密切相關。項英在大革命時期雖與毛澤東有過一些工作接觸，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對江西蘇區的認識全憑在上海中央機關所看到的來自蘇區的零散的報告和周恩來的介紹。項英在性格上較為直露和坦率，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因此，一經發現富田事變的原委，項英很快就掩飾不住對毛的不滿。但是，項英畢竟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十分瞭解毛在1927年後對黨與紅軍的貢獻及毛在江西蘇區所擁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蘇區，深知不能公開指責毛澤東，所以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判斷及處理方法上煞費苦心，既要考慮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又要堅決地制止、糾正毛在「肅AB團」問題上的錯誤。然而隨著項英逐漸熟悉江西蘇區的內情，他原先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進一步發生變化，對毛澤東的批評也日趨尖銳。

1931年2月4日，項英以蘇區中央局的名義發出《中央局給西路同志信》:「飛函王懷、叢允中等同志及各黨部派一人及有關係諸同志（如陳正人，紅軍學校等）來中央局討論，將一切得到一個最後的解決。」項英在這封信中還明確表示那種認為「二全會」是「AB團」會議的看法是錯誤的，[1-41]顯示出與毛完全不同的態度。項英這封信表明他已著手準備富田事變的全部善後處理工作。1931年2月19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第十一號通告，事實上修正了1月16日《決議》關于富田事變是段良弼等人領導的「反黨反革命」行動的看法：

中央局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斗爭的歷史和黨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客觀行動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地與AB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這種分析和決議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辨證論的運用，是鐵一般的正確。[1-42]

《通告》宣布開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黨籍，對其他人，只要「證明未加入反動組織（AB團），承認參加富田事變的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的條件之下，應允許他們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來」。

2月19日後，項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紅二十軍返回河東，毛澤東盡管感到項英的壓力，卻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時明顯處于下風，難以有所作為，只能暫取觀望之態，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揮和國民黨「圍剿」部隊的作戰中。

項英首先責成富田事變時躲回家鄉的紅二十軍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紅二十軍中去作說服動員工作。并隨帶中央局指示，通知贛西特委負責人和參加事變的領導人回蘇區中央局開會，并委派幹部去永陽解散由謝漢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

是否去蘇區中央局開會，這是關係到領導事變負責人的人身安全的關鍵性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項英的個人威望起決定性的作用。據曾山回憶，謝漢昌等對項英抱很大希望，「估計項英同志是支持他們的」，在這種預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間，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者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書記王懷，遵照項英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寧都黃陂蘇區中央局駐地參加會議，「向黨承認錯誤，請黨教育」，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匯報富田事變而未前往。紅二十軍的官兵也遵照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殲滅各地地主武裝，奪回被迫反水群眾」，但是等待他們的命運卻是他們和項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決了項英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評價及其處理方法，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紅二十軍、贛西南大批黨員幹部的出路只有一條：被槍斃！

3、「肅AB團」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團貶斥項英，支持毛澤東

根據迄今披露的資料顯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對富田事變作出反應。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上海中央內部圍繞「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從莫斯科中山大學返回，原先在中共黨內地位較低的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改組在和「立三路線」斗爭中「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以周恩來、瞿秋白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羅章龍分別為首的「江蘇省委派」和「全總派」，在一度與陳紹禹等聯絡反中央後，又轉而反對陳紹禹新提出的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主張。黨內各派別的爭論使中共瀕于分裂，最後，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達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強行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會議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陳紹禹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張國燾組成中央常委會，仍由向忠發擔任總書記一職，但從此中共中央實際由陳紹禹、周恩來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一致通過開除繼續反對中央的羅章龍的中央委員及黨籍，至此，開始了中共黨史上被稱之為「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在這次會議後，原有的黨內紛爭基本結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軌道。

一經解決了黨內的分裂危機，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處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討論富田事變問題。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富田事變。在這裏，有若干問題仍存有疑點：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變發生消息的？1931年1—2月上海中央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系還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開通了上海中央經香港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絡。有資料顯示，富田事變後，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報告富田事變真相，[1-43]毛是否對此作過反應？毛澤東在富田事變後，曾寫有《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否是給上海中央的？據八十年代後期披露的權威性資料反映，富田事變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在事變後即被段良弼開釋，攜在蘇區籌集的千兩黃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另有資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團委共三人去上海匯報富田事變經過，博古等會見了他們，并向中央常委會作過報告。博古判定，贛西南來人及其口頭敘述與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贛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體都是真實的。[1-44]盡管周恩來沒有接待過贛西南來人，但有一個問題基本可以確定，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來等已得知富田事變的有關情況，此時的周恩來已意識到在贛西南所發生事件的嚴重性質，并決定采取相應的組織措施。

周恩來在2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兩項決定：第一、立即給江西發一中央訓令「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第二，重新調整中共蘇區中央局人選，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常委。經過這次調整，毛澤東在蘇區中央局第二號人物的角色將由任弼時擔任，而剛剛在六屆四中全會擔任中央委員的留蘇派王稼祥則進入了蘇區中央局最高領導機構。[1-45]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舉行會議，決定由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組成委員會，研究富田事變的性質及處理意見。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三人委員會的意見，周恩來代表三人委員會發言：「贛西南的AB團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尚有動搖的和紅軍中的不堅定分子，在客觀上也可為AB團所利用」。[1-46]

會議決定：根據周恩來這一結論，由任弼時起草一信，要江西蘇區停止爭論，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派遣中央代表團前往蘇區處理富田事變，中央代表團有全權解決的權限。

2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由任弼時起草的致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于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在與敵人艱苦作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于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在中央代表團沒有到達以前，從總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紅軍黨部一直到各地黨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這一爭論，無條件地服從總前委的統一領導，一致的向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1-47]

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這封信，在兩個關鍵性的問題上，推翻了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決定，沉重地打擊了項英。

第一，否認了經中央政治局批準（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後的政治局）而剛剛成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合法性，剝奪了項英在江西蘇區的最高領導權。

第二，明確規定，在中央代表團抵達之前，毛澤東在江西蘇區享有指揮一切的最高權威，重新恢復了被取消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否認了1月中旬剛成立的項英領導的中共中央軍委的合法性（事實上，1931年1月30日，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已決定重新組成由周恩來為書記的新的七人中央軍委）。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組成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立即動身前往江西蘇區。作為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個高級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享有明確而全面的授權。為策安全，議定任弼時于3月5日出發，王稼祥3月7日啟程。

關于共產國際對富田事變的態度，至今沒有詳盡資料。1931年春，共產國際常駐中國的機構是設在上海的遠東局，負責人羅伯特系德國人，其人在共產國際地位較低，他的意見經常不被中共中央領導人重視和接受。早在1930年春由于中共中央與遠東局在「富農問題」等意見上的分歧，周恩來曾專程去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匯報。1931年夏秋，由于羅伯特向莫斯科匯報了李立三試圖把蘇聯拉入中國內戰的情報，以及遠東局對李立三的抵制，羅伯特在共產國際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以至于共產國際專門派遣米夫秘密來華主持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據有關資料透露，米夫于1930年12月抵華後，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時間，但迄今也未發現有關米夫對富田事變發表看法的任何資料。

只有一兩份資料間接透露了有關共產國際對富田事變的態度。根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一書透露：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提出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至于遠東局意見的具體內容如何，該書未作任何披露。但筆者根據周恩來在3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次日發表的《中央政治局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判斷共產國際遠東局對富田事變的大概意見是：一、富田事變是反革命行動。二、不應夸大敵人在內部進攻的力量。

筆者的這個判斷可從另一份資料中得到證實。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任弼時傳》透露：在1930年2月20日討論富田事變的政治局會議後，與中央政治局的意見相異，共產國際遠東局不同意貿然肯定總前委反「AB團」的行動，因此在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月23日的信中，沒有寫上總前委反AB團「一般是正確的」這句話。但是到了3月27日，遠東局改變了原有的看法，認定富田事變「是反革命的暴動，前委領導是對的」，甚至要求政治局與遠東局聯名發表對富田事變表態的決議。[1-48]這就是次日發出的《中央政治局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

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決議》究竟是誰起草的，迄今仍無直接資料予以證實，筆者分析周恩來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來在政治局內分工負責蘇區與紅軍的工作，從1931年1月起，周恩來起草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第一號通告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約七份有關涉及全黨政治路線、紅軍與蘇區工作，以及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信和電報。舉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來參與起草。《決議》體現了周恩來所特有的雖具強烈傾向性、但仍含折中色彩的思維及行事方式的風格，與周恩來在討論富田事變的2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精神基本一致。《決議》指出：「（富田事變）實質上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他的斗爭機關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在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斗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斗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決議》又說，「同時過分地估量反革命組織力量及它在群眾中的欺騙影響而減弱我們有群眾力量有正確路線可以戰勝階級敵人的堅強信心，這也是一種危險」。[1-49]1931年2月以後，中共中央及周恩來在對富田事變定性問題上一直持強硬態度，以任弼時為首的赴蘇區的中央代表團忠實地執行了周恩來的方針，而根本不知道隨後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來等對富田事變的看法又發生了新的變化。而具體改變肅反政策及糾正毛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則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後，此時，數千名紅軍將士和地方幹部早已被冤殺。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帶著六屆四中全會的文件，經閩西到達贛南，和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會臺。在任弼時等未抵達江西蘇區之前的3月18日，項英曾主持召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本是項英為加強蘇區內部團結而開的一次會議，也是鞏固其在蘇區領導權威的一個重要行動。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傳達剛剛收到的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的來信，具體討論的問題包括富田事變和「一、三軍團過去工作的檢閱」等。項英在談到蘇區中央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時，進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對的，我們應該清楚認識所有參加富田事變的人不一定個個都是AB團取消派，如果否認這一點是錯誤的。」[1-50]

然而，項英的意見在中央代表團抵達後立即被推翻。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下車伊始，馬上召開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傳達六屆四中全會文件和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的意見，作為「第一次擴大會議的繼續」。4月17日，由任弼時主持在寧都的青塘舉行中央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項英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央代表團起草的《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進一步肯定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更清楚的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所參加的反革命暴動。」

《決議》批評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調和路線」下成立的，指責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解決富田事變的路線完全是錯誤的」：

（項英）根本沒有指出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反而肯定富田事變不是AB團的暴動，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又說富田事變是由無原則派別斗爭演進而成的，更是大錯特錯。

由于推翻了項英對富田事變的分析和處理意見，中央代表團與毛澤東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關係。1931年5月，重新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澤東擔任書記。8月毛澤東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1931年10月11日，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中央，通報由毛澤東正式取代項英，主持蘇區中央局：

項英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派別斗爭，工作能力不夠領導。因此喪失信仰，中央局決定以毛澤東代理書記，請中央批準。[1-51]

與重新確立毛澤東領導權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審訊響應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開會的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人。在蘇區中央局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長江局派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代表，隨後與毛澤東結成密切關係）為首的審判委員會，「首先把富田事變頭子劉敵執行槍決」，然後，依次「公審」謝漢昌、李白芳、金萬邦、周冕、叢允中等，也一并處死。事隔三十年後，當年參加「公審」的曾山回憶了這次公審，他說：

在公審中，毫無逼供現象，被審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談他自己的意見。他們不承認是反革命組織，而肯定是一個反毛團的組織。[1-52]

決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人并不意味「肅AB團」運動已告「勝利完成」，相反，它標志著更大的「打AB團」風暴的襲來。1931年7月間，原在河西堅持游擊戰爭的紅二十軍在政委曾炳春和繼劉鐵超之後任軍長的蕭大鵬的說服教育下，服從中央局決定，回到蘇維埃中心區域的河東于都縣，但是等待他們的并不是歡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處決。蘇區中央局命令解散紅二十軍，扣押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長的全體幹部，「士兵被分編到四軍、三軍團去」。被扣押的紅二十軍幹部，大部分被當作「AB團取消派」受到「處置」（即槍決）。

在地方，「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團分子」，「有的被錯誤處置，有的被監禁或停止工作」。[1-53]繼毛澤東在1930年發動「打AB團」運動後，江西蘇區的「肅AB團」只因項英的堅決制止才停頓了四個月，又在1931年4月後如火如荼全面開展起來，并在五、六、七三個月達到最高潮。

為了貫徹落實蘇區中央局4月17日《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中提出的對「AB團」分子要「軟硬兼施，窮追細問」的精神，加緊了對所謂「AB團」分子的刑訊逼供。「所有AB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對犯人普遍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所謂「軟」，「就是用言語騙出犯人口供，⋯⋯所謂硬的方法，通常著雙手吊起，人向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等。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一百廿種之多⋯⋯」。[1-54]在運動中，被審人因經不住酷刑亂供亂咬，使「AB團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係，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肅反機關則捕風捉影，「甚至于公開的說，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之謬論」，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因之提拔幹部，調動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1-55]

當時在中央蘇區的鄧小平對此慘劇也有過評論。他說，「我對總前委之反AB團的方式亦覺有超越組織的錯誤，這種方法事實上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志不敢說話」。[1-56]

然而，在「肅AB團」的基礎上，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結成的友好合作關係，僅維持了七個月左右，一經解決了毛澤東與項英在「肅AB團」問題上的矛盾後，中央代表團和毛之間又逐漸產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個人權力與中央代表團權限的不明確，也加劇了雙方關係的緊張。至少在法理上，毛澤東是江西蘇區黨、軍隊、蘇維埃政權的最高領袖，而中央代表團的地位則不甚明確。從中共中央授權講，任弼時應是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但毛澤東已就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因此，無論是從實力基礎或是從蘇區中央局書記的法理權限講，毛已是蘇區最有權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團雖具權威，但只是處在一個監督者的地位。于是，在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蜜月終于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結束，從此雙方開始了長達三年零兩個月的對抗和沖突。

注釋

[1-11]劉克猶：《回憶寧岡縣的黨組織》，載余伯流、夏道漢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頁308。

[1-12]朱開卷：《寧岡區鄉政權和黨的建設情況》，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頁307。

[1-13]《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1930年4月4日），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76-77。

[1-14]《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2月16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173。

[1-15]《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34-35。

[1-16]《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46、648-49。

[1-17]《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26、631。

[1-18]《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110。

[1-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19。以下稱《毛澤東年譜》。另參見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90。

[1-20]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1-21]《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00—101

[1-22]《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1-23]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353；但據1987年中共吉水縣黨史辦的調查報告稱，李文林的父親只是富裕中農，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參閱《關于李文林被錯殺情況的調查》，載中共江西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第1輯，頁326。

[1-24]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98。

[1-25]《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1930年12月15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

[1-26]《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1-27]曾山：《為「富田事變」宣言》（1931年1月14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106。

[1-28]劉敵：《給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107—108。

[1-29]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斗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1-30]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11。

[1-31]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斗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1-32]見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2。

[1-33]《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66。

[1-34]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1-35]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1-36]《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85。

[1-37]《周恩來年譜》，頁183。

[1-38]《周恩來年譜》，頁185。

[1-39]《周恩來年譜》，頁192。

[1-40]《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1931年1月16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頁639-42。

[1-41]毛澤東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強調：「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

[1-42]轉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漢、陳衍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1-43]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86。

[1-44]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84。

[1-45]《周恩來年譜》，頁203—204

[1-46]《周恩來年譜》，頁205。

[1-47]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141；另見《周恩來年譜》，頁205。

[1-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09。

[1-49]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26；另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08。

[1-50]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90年第6期。

[1-51]《蘇區中央局致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1931年10月11日），轉引自《任弼時傳》，頁212。

[1-52]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斗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1-53]《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1-54]《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

[1-55]《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

[1-56]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載中共中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三、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異同點

長時期以來，關于蘇區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是一個被嚴重搞亂的問題。根據傳統的解釋，造成蘇區「肅反」災禍的所有罪責，皆在王明與王明路線的身上，毛澤東與此毫無關聯。不僅如此，毛還被描繪成是與王明「左傾」肅反路線斗爭的英雄。然而歷史的真實卻與此相反，毛是蘇區極端的肅反政策與實踐的始作俑者。

其實在肅反問題上，毛與中共中央并無原則上的分歧，雙方都一致肯定肅反的必要性，但是隨看周恩來等較深入地瞭解到蘇區肅反的真相，中共中央開始調整肅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糾偏的措施。同時，原先對毛個人專權的懷疑也在逐漸增長，中共中央加強了對毛的防范，并果斷中止了針對革命陣營內部的大規模的肉體消滅行動。

1931年3月，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啟程赴贛後，中共中央在繼續強調富田事變「反革命性質」的同時，開始提及防止肅反「過火化」的問題。1931年7月下旬，隨任弼時等同赴江西蘇區的中央巡視員歐陽欽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蘇區存在大量「AB團」的論斷，并將此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1931年8月30日，周恩來在聽取歐陽欽的匯報後，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蘇區「反AB團斗爭是絕對正確的而必要」的同時，批評了在反「AB團」斗爭中存在的「簡單化」和「擴大化」的錯誤，強調：「不是每一個地主殘余或富農分子便一定是AB團」「不是每一個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擁護者，每一個落後的農民，每一個犯有錯誤傾向或行動的黨員或群眾便一定是AB團」。[1-57]

周恩來起草的這封信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被略去周的名字，作為王明路線的代表作受到嚴厲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責。[1-58]

周恩來的這封信之所以使毛澤東不能忘懷，蓋因為這封信對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任弼時等依據這封指示信中有關糾正「富農路線」的精神開始了對毛的不指名批評。

任弼時作為中央代表團團長，在贛南會議上傳達了周恩來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時已深深地卷入到「肅A13團」運動，因此贛南會議把重點放在檢討土地政策方面，而沒有深入檢討肅反工作。雖然在贛南會議的《政治決議案》和1931年12月5日蘇區中央局致各級黨組織的指示信中，都傳達了中共中央對蘇區肅反「擴大化」的批評，并且提出了「堅決的反對極有害的極錯誤的『肅反中心論』」的口號，但中央蘇區的亂打亂殺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蘇區大規模的「肅AB團」運動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後才真正得以停止。由于蘇區肅反與中共中央的「反右傾」路線及與蘇區領導層內部的斗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周恩來不得不采取較為縝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與毛澤東發生直接的對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強了蘇區中央局的權威，才將中央蘇區從肅反大恐怖中解脫出來。

周恩來具體瞭解肅反所造成的慘禍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從閩西進入到贛南的途中。此時閩西正在轟轟烈烈開展一場與贛南「肅AB團」平行的肅反運動——「肅社民黨」，這場斗爭的殘酷性及對閩西蘇區造成的巨大破壞，促使周恩來采取緊急措施，對蘇區肅反進行急剎車。

發生在閩西的「肅社會民主黨」事件起始于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運動規模、肅反手段及殘酷程度方面，都與贛南的「肅AB團」難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時間裏，大批紅軍幹部、地方領導人及普通士兵、群眾被扣之以「社黨分子」的罪名被鎮壓，遇害者總數達6352人。[1-59]由此引發了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傅伯翠脫離共產黨，擁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與富田事變類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變」。經這次肅反，閩西蘇區元氣大傷，黨員人數由原先的八千人，減至五千人。[1-60]

對于閩西的「肅社民黨」事件，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中央代表鄧發、閩西地方領導人張鼎丞、和中央代表團成員任弼時，各有其不同的責任。

受到共產國際「反右傾」路線影響，中共中央對待閩西「肅社民黨」的態度和對「肅AB團」完全一樣：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後，在繼續肯定「肅社民黨」的同時，重點轉向防止肅反的「過火化」、「簡單化」。

1931年4月4日，經周恩來修改的《中央對福建目前工作決議》發出，要求福建省委「依據國際路線和四中全會的決議在實際工作中進行全部的徹底的轉變」。[1-61]中共中央同日根據閩西給中央的報告，發出致閩粵贛特委信，對肅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積極的打入到黨的組織內和紅軍中來從事破壞（閩西的所謂社會民主黨、江西的AB團以及其他地方的改組派等），從蔣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個的聯系和計劃的」，要求各級黨組織應對他們采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1-62]

中共中央的4月4日來信，對閩西的肅反起到火上澆油的惡劣作用。這封信究竟是誰起草的，大陸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據有關線索分析，周恩來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如前所述，周恩來在政治局內分管蘇區和軍事工作，凡涉及蘇區及軍事方面問題的中央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來草擬，就在發出給閩粵贛特委信的當天，周恩來修改的中央對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發出。同日，周恩來還出席了討論湘鄂贛邊蘇區問題的政治局常委會。作為中央負責人，周恩來對閩西肅反的「過火化」、「擴大化」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

1931年夏，周恩來對蘇區肅反問題的認識發生明顯變化，在批評「肅AB團」問題上的「簡單化」、「擴大化」的同時，周恩來也對閩西的「肅社民黨」中暴露出的問題提出了較為直接的批評。

1931年9月中旬前後，由周恩來于8月29日起草的中央致《閩粵贛蘇區省委的信》送達閩西。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黨在閩西和其他地方是存在的」，又對閩西肅反提出了一系列的疑問：

（社黨分子）既然能廣泛的深入我們的黨團和紅軍中去，經迭次破獲和逮捕以後，仍然時常發現他們在我們組織中活動？為什麽一部分被欺騙的群眾抱著觀望的態度不能自動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產黨？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從你們一系列文件中找不到這些問題的最圓滿的回答。[1-63]

周恩來在肅反問題上的這種新態度，為他在抵達蘇區後對惡性肅反進行緊急糾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然而，在當時具有像周恩來這樣有靈活眼光的蘇區領導人少之又少，閩粵贛黨的最高負責人鄧發，就缺少周恩來的學養和眼光，他在主持閩西肅反時的狂熱態度，直接釀成了閩西肅反慘禍。

1930年12月，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選的中央委員鄧發到達閩西的龍巖，擔任新成立的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從隸屬關係上，鄧發應直接受蘇區中央局領導，但由于當時閩西與贛南尚未打通（1931年9月，閩西才與贛南蘇區打通，連成一片），鄧發實際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權。鄧發抵閩西後，即和當地幹部鄧子恢、張鼎丞、林一株、羅壽春等組成了新的黨與蘇維埃領導機構；全面負責起閩西蘇區的工作。

鄧發和項英都是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為加強蘇區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蘇區的。項英在前往贛西南的途中路經龍巖，曾與先期抵達的鄧發見面。項英抵達贛西南後，立即集中精力處理富田事變的後遺問題，未曾過問閩西的工作。

鄧發與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在中共早期歷史上，兩人都曾聲名顯赫。鄧發更因在省港大罷工期間擔任過工人糾察隊隊長，對「群眾專政」的一套較為熟悉。鄧發進入閩西蘇區後。一時頗看不慣在農村根據地中盛行的「流氓現象」和「流氓作風」，當鄧發看到蘇維埃文化部裏，竟有幹部抱著兩個女人睡覺，就憑直覺做出判斷，閩西黨和蘇維埃機關裏，已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當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由羅炳輝任軍長，譚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戰員在大會上呼錯口號的事件發生後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大會，有十幾名紅軍指戰員由于不瞭解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區別，在會上呼喊「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鄧發便毫不猶豫地發動了「肅社民黨」運動。同是六屆三中全會派往蘇區的中央代表，鄧發缺乏項英所具有的對復雜事物進行縝密分析和慎重判斷的能力，鄧發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熱的革命氣質導致閩西肅反的規模不斷擴大。

由鄧發主導的閩西肅反具有革命絞肉機的全部特征，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肅反的唯一手段就是處決；恐怖機器一經開動，就產生了自我驅動的內在動力，使其瘋狂運轉，不斷依次進入更高階段，結果是縱火者也與之俱焚——殺人者終被殺！

1931年3月2日，由處決原紅十二軍第100團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開了閩西蘇區肅反大恐怖的帷幕，肅反狂潮迅速波及紅軍、黨和蘇維埃各級機構，以及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系統，結果導致地方紅軍中大部分排以上幹部，閩西蘇維埃政府三十五名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50%，[1-64]段奮夫等一批閩西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和永定、龍巖、杭武等縣區的負責人都盡行被消滅。被害者中大多為二十幾歲的青年，閩西肅反第一個犧牲者林梅汀被殺時，年僅二十四歲。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隊、兒童團員，最小的只有十六歲。[1-65]許多五花八門的罪名，諸如參加了「社民黨」的「十毫子運動」、「食煙大同盟」、「姑娘姐妹團」、「找愛團」、「膳食委員會」，都成為被處決的理由。

在閩西肅反的犧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黨員幹部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也反映了蘇區肅反運動的一個帶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運動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幹部都是首當其沖的整肅對象。在1931年3月2日召開的閩西第一次公審處決大會上，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明確宣布懲處「社黨分子」的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斗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1-66]

由「肅社民黨」造成的空前「紅色恐怖」使閩西蘇區的黨員、幹部和普通群眾陷入一片驚恐之中，許多幹部和戰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漂洋過海以求避難，更多的人則紛紛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區。

傅伯翠是蛟洋農民暴動的領導人，曾任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員和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傅因在其家鄉古蛟區實行「共家制度」受到閩西黨組織的批評，其後，又因拒絕出席黨的會議和拒不服從工作調動，在1930年10月，被黨組織指稱為「第三黨觀點」而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鄧發擔任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後。在1931年2月宣布開除傅伯翠的黨籍，并派紅軍攻打傅的家鄉古蛟區，逼使傅伯翠走上擁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布第二十三號通告，宣布傅伯翠為閩西「社民黨」首領，古蛟區為「社會民主黨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區成為大批紅軍幹部戰士逃避捕殺的避難所。[1-67]

1931年春夏之交，閩西大規模的紅色恐怖已發展到動搖共產黨社會基礎的危險地步——在閩西政府所轄之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根據地的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在傅伯翠擁兵反抗之後，1931年5月27日，又爆發了在中共歷史上鮮為人知的「坑口兵變」。

「坑口兵變」的發生與被鎮壓，幾乎與贛西南的「富田事變」如出一轍。

在閩西大清洗的高潮階段，閩西杭武縣第三區（現屬上杭縣溪口鄉，太拔鄉）區委書記何登南、縣武裝第三大隊政委陳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黨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縣武裝第三大隊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丘子庭等率眾扣押了正在此巡視的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羅壽春，迫其書寫手令釋放被扣人員。當晚，李真等率領三大隊包圍區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員。同時又派出一部分人員前往白砂，以羅壽春的手令，將被關押的第三區人員帶回釋放。

以鄧發為書記的中共閩粵贛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為省委）得知「坑口事變」消息，立即認定屬于「反革命暴動性質」，隨即抽調新紅十二軍進攻杭武第三區，至5月29日，除少數人逃亡外，第三大隊的大部分人員被繳械逮捕，兩天前剛被釋放的人員又再次被捕。同日，閩粵贛省委作出決議，指示：「對于已經被捕的社黨，應多方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1-68]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隊絕大多數被捕幹部、戰士盡被處決。

5月29日的鎮壓雖然極為嚴厲，但是并沒有完全壓下閩西蘇區軍民對肅反的極度憤怒。6月1日，杭武縣第二區部分幹部與地方武裝又發動反抗，在此前後，永定的溪南和虎崗，也發生類似自發的反抗行動，但全部遭到鎮壓。[1-69]

鄧發作為中共閩西蘇區黨的最高領導人，對于所發生的這一切極端行為，應負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責任。

在閩西肅反問題上，擔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張鼎丞與充滿肅反狂熱的鄧發相比，其態度要相對溫和一些，但是他最終還是屈從于鄧發的意志。

張鼎丞是閩西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主要創始者，極為熟悉閩西革命歷史和幹部狀況，是閩西地方幹部的代表人物。鄧發抵達閩西後，張鼎丞作為鄧發的副手，有責任向鄧發介紹他所瞭解的閩西幹部的真實情況，并在肅反襲來時盡全力保護幹部。但是迄今為止，這類事例還很少披露。相反，所能發現的，盡是以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的名義所發布的肅反通告。在這類文告中，尤以張鼎丞在1931年2月21日發布的「裁字」第一號、第二號給閩西造成的危害最為嚴重。

在發動「肅反」之初，張鼎丞曾在文告中規定，社黨主要負責人，應扣留嚴辦，一般成員在交代其行為後，令其自首，處以禁閉和警告。[1-70]閩西政府還曾公布《反動政治犯自首條例》，明文規定凡在半個月內自首者，不論其職務高低，概行免去處罰。然而，這些規定并沒有真正實行，隨著處決權迅速下放，這類政策條令形同一紙廢文。

1931年3月18日，閩西政府發出第二十五號通告，修改了處決人犯需報請閩西政府批準的規定。明確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處決的」，可先行刑，再「補報到本政府追認」。[1-71]這個新規定，造成大處決迅速蔓延，蘇區各級組織甚至包括醫院，都有權隨意逮捕、處決「社黨分子」。而在當時的狂熱氣氛下，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結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亂招供，形成恐怖的「瓜蔓抄」，甚至在少先隊、兒童團也多次破獲「社黨」。

自1931年3月處決權下放後，在近一年的時間裏，肅反成了閩西一切工作的中心。閩西政府要求各地在兩個月內肅清「社黨」。在上級號召的推動下，各級組織均以捕人愈多，處決愈快為革命最堅決的標準，一些對運動稍有懷疑的幹部，迅即被草率處決。永定縣委負責人謝獻球、盧肇西、曾牧村等因「對特委將社會民主黨名單要他拘捕，完全猶疑不堅決的態度」，而被冠之以「杜黨」罪名處死。[1-72]為自保性命，各機關實際上展開了一場殺「社黨」的大競賽。一旦開了殺戒，殺一人與殺一百人都一樣，肅反幹部的瘋狂與內心恐懼交織在一起，只有通過殺更多的「社黨」才能舒緩心理的失衡。于是，「肅反」野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到周恩來抵達閩西後才被撲滅。

張鼎丞對閩西肅反慘禍應負的另一份責任還在于他對主持肅反大計的林一株沒有發揮應有的約束力。林一株為閩西地方幹部，是閩粵贛特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閩西肅反中，擔任權勢極大的閩西政府肅反裁判部部長，是一個令無數人聞之色變的人物。有論著稱，林一株「在處理一系列重大案件時，完全背著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1-73]這種說法有其一定的真實性，因為林一株直接聽命于鄧發，且有擅權之惡名。但是作為閩西黨的元老，張鼎丞應對本地幹部出身的林一株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約束力。將閩西肅反慘禍的全部責任推到鄧發和林一株身上，似乎張鼎丞與此毫無關係，顯然是說不通的。因為在閩西肅反中，張鼎丞始終處在安全和有權的地位。而在肅反高潮中，許多受害者都曾寄希望于張鼎丞能對林一株發揮某種約束力。

在收到周恩來起草的批評閩西肅反擴大化的8月29日來信後，閩西最高領導對林一株的約束力立時就顯現出來。鄧發等把肅反干將林一株等拋出來，送上斷頭臺，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林一株在肅反傳送帶上終于走到了最後一站。9月29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九十七號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閩西「社黨」特委書記，同時指稱羅壽春（閩西政府秘書長）、張丹川（閩西政府文化部長）、熊炳華（閩西政府勞動監察部長）等八人為閩西「社黨」核心人員，分別予以處死。

張鼎丞在閩西肅反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和態度，應是受到贛西南「肅AB團」的嚴重影響。這個時期，閩西與贛西南的交通雖未打通。但兩地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張鼎丞與毛澤東早在1929年就相識。率先在閩西打「社黨」的閩西地方部隊紅十二軍的主要領導人譚震林、羅炳輝都是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派來支持閩西的。在贛西南發起「肅AB團」，尤其在富田事變爆發後，張鼎丞的思想受到波動，繼而「頭腦發熱」應是不奇怪的。

對于閩西肅反慘禍，任弼時也有其間接的責任。1931年3月15日，正在閩西肅反走向高潮之際，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在前往贛西南途中路經永定縣的虎崗，任弼時向鄧發等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要求閩西「集中火力反右傾」。閩西本來就左禍嚴重，如今又再「反右傾」，只能使左禍連天。任弼時在對待鄧發與項英的態度上也完全不同，任弼時在抵達贛西南後，不滿項英對肅反的消極態度，下令免去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而鄧發則繼續擔任閩西最高負責人的職務，這助長了本來就夠左的鄧發，使其在極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毛澤東與閩西肅反有無關聯，這仍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但從時間上判斷，項英進入贛西南後，毛澤東被免去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毛并很快領導紅一方面軍與進攻蘇區的國民黨軍作戰，毛似無機會過問閩西肅反一事。

在另一方面，閩西肅反又是一件發生在贛西南眼皮底下、震動蘇區全局的事件，毛絕無可能不知道。1931年4月後，中央代表團支持毛，批判項英，贛西南的「肅AB團」運動再掀高潮，而此時，閩西「打社黨」運動正方興未艾，此恰可證明開展「打AB團」的合理性。毛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這場與「肅AB團」平行展開的「肅社黨」運動。

毛澤東深深卷入贛西南的「肅AB團」，沒有或較少涉入閩西「打社民黨」的事件，這些都決定了毛在對待這兩個事件的態度上，有著明顯的差別。

1931年9、10月後，周恩來起草的、包含有對「打AB團」過火化批評內容的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已經傳到江西蘇區，毛開始受到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的冷遇，毛逐漸調正自己的姿態，以擺脫不必要的干系。1931年11月，張鼎丞在瑞金參加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期間，向毛匯報閩西肅反工作，毛指示張鼎丞，必須立即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并撥款五千銀元，作為善後救濟費。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逐漸削奪與周恩來關係較為密切的鄧發的權力，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又利用閩西肅反「擴大化」一案，進一步打擊鄧發。對于自己未曾直接卷入的閩西「肅社黨」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肅反之必要性，將其問題定性為「擴大化」。

鄧發作為此案的直接當事人，在1945年就曾明確表示，「今天來看，不僅當時全國沒有什麽社會民主黨，連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難說。」[1-74]然而毛澤東卻不愿直接承認閩西「肅社黨」是一件冤案。

在1945年5月31日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未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1-75]在這裏，毛澤東雖然提到了肅反的痛苦性，但沒有正面涉及為「打AB團」和「肅社黨」冤死者平反的問題，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個人責任問題。即使這樣，毛澤東的這段話也長期未予公布。

毛澤東長期不為「肅社黨」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贛西南「打AB團」與閩西「打社黨」有極大的關聯，如果為「肅社黨」全面平反，勢必牽扯到為「打AB團」翻案，從而有損自己的聲譽。

1954年，中共福建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有關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對在閩西肅反中被錯殺的3，728人予以平反昭雪，并追認為烈士。[1-76]但在根本問題上，即閩西蘇區是否有「社黨」，「肅社黨」是否是冤案，則全部維持1931年的結論。直到1985年，在毛澤東去世九年後，這個問題才最終得以解決。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結論：閩西根本沒有「社會民主黨」，閩西「肅社黨」運動不是什麽「擴大化」問題，而純屬歷史冤案。1985年，原被定為閩西「社黨首領」的傅伯翠也得到平反。

贛西南的「肅AB團」案也是在八十年代隱去了毛澤東歷史責任後，才得到澄清。

毋庸置疑，周恩來對于蘇區肅反造成嚴重後果方面，應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但是在肅反問題上，周與毛的態度有著顯著的差別。

種種跡象表明，周恩來是從推行共產國際「反右傾」的理念出發而支持蘇區肅反，而無任何個人的動機；毛的行為則很難擺脫利用肅反剪滅異己的嫌疑。

周恩來正是因為從理念出發，當發生了贛西南「肅AB團」和富田事變後，在未深入瞭解實情的情況下，就匆匆發出中央指示信，客觀上助長了蘇區內已經蔓延的左禍。然而，毛則是極端的肅反運動的始作俑者，是毛發動在前，周支持在後。

周恩來在1931年8月就已把重點轉到糾正肅反擴大化方面，在進入中央蘇區後，用了幾乎三個月的時間，才使瘋狂運轉的肅反機器停了下來，毛則鮮有類似的表現。正是因為蘇區肅反問題牽涉面廣。涉及到領導人的過失責任等敏感問題，周恩來小心翼翼，既要顯出糾偏的決心，又隨時作出妥協，盡最大努力來維持黨的團結。

1931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目睹了閩西肅反慘禍、從永定赴長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決議，制止閩西的惡性肅反。周在信中說，「我入蘇區雖只三日，但沿途所經，見到閩西解決社黨所得惡果非常嚴重」，「目前問題已很嚴重，轉變非常困難」。周表示，自己決心「與此嚴重問題斗爭」。[1-77]

1932年1月7日，周主持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會讀通過《蘇區中央局關于蘇區肅反問題工作決議案》，嚴厲批評「總前委領導時期」在「肅AB團」問題上濫用刑法、「以殺人為兒戲」的嚴重錯誤，強調糾正「肅反工作中的路線錯誤」[1-78]

在收到周恩來的信後，上海中央于1932年1月21日就肅反問題給閩粵贛省委發出一封與周意見一致的指示信，責令鄧發領導的省委必須深刻檢查「過去在肅反的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蘇區中央局還在1932年2月29日致信閩粵贛省委和即將召開的省黨代表大會，再次批評閩西「在肅反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周恩來并派任弼時代表中央局前往長汀指導在3月初召開的閩粵贛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又派李克農具體負責糾正贛西南、閩西及紅一方面軍的肅反冤案。在周恩來的艱苦努力下，中央蘇區的大規模肅反在1932年3月才告基本停止。

周恩來雖在肅反緊急剎車方面措施有力，但在處理有關責任人時，態度卻極為謹慎。1932年春，對閩西肅反慘禍負有直接責任的鄧發被調至瑞金，擔任權力極大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局長一職。[1-79]任弼時則在周赴任後，出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在黨內的地位僅次于周恩來。鄧發與任弼時的過失，也許被視為是「好心辦壞事」，因為對于這兩人而言，都不存在利用肅反剪除異己的不良動機，因此與共產黨的黨道德和黨倫理并無沖突。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不宜開展過分的黨內斗爭，這或許是周恩來對任命鄧發、任弼時新職的考慮。

至于毛澤東，問題則比較復雜。周恩來小心翼翼，不去觸及毛澤東，而是將蘇區中央局、閩西省委（前閩粵贛省委）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放在一起進行批評。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周嚴厲批評了上述單位在肅反問題上所犯下的嚴重錯誤。1932年5月，國家政治保衛局將毛澤東的老對頭、原贛西南黨和地方紅軍負責人李文林處死。1932年1月2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作出《關于處罰李韶九同志過去錯誤的決議》，周知道李韶九是毛澤東的老部下，是造成贛西南肅反慘禍的禍首之一，[1-80]但只給予李韶九留黨察看六個月的極溫和的處分。周恩來主持的所有這類糾偏會議和主持制定的文件，均未直接批評毛，對曾山、陳正人等基本上也沒有觸及。1932年初，因原先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患病，蘇區中央局任命李富春接任，曾山繼續擔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老部下周興雖「有助長李韶九錯誤的事實」，也只是由江西省委給其「留黨察看」的處分，[1-81]張鼎丞也在1932年3月後，繼續留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

盡管如此，周恩來實際上對于毛澤東已有了新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以後又成為遷移至瑞金的中共中央一班核心人物彼此心照不宣的看法。1932年春，周恩來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李一氓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李克農、李一氓先後都擔任過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李克農、錢壯飛還先後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

在被稱之為王明路線占統治地位的1932—1934這幾年，由國家政治保衛局承擔中央蘇區內部的肅反事務，不再由各機關、單位和軍隊自己大搞肅反。國家政治保衛局在1932年5月30日處決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一批「AB團」首犯，以後又殺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1-82]但總的「工作情況比較平穩」。[1-83]中央蘇區再沒有開展過像「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一類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盡管中央蘇區大規模的「肅反」在1932年後已經基本停止，但是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內部仍然時斷時續地開展「反右傾」、「反托派」的斗爭，1932年6月後發生在瑞金的「工農劇社事件」即是一起典型的事例。

1932年6月，瑞金紅軍學校內的一些黨員知識分子發起組織了「工農劇社」，因在劇社章程中有「在總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下，配合紅軍目前的偉大勝利」幾句話，很快被蘇區中央局指控為進行「托派」活動。8月13日，鄧穎超代表中央局主持反托派斗爭大會，判定「工農劇社」偷運托洛茨基的「私貨」，因為所謂「社會主義」雲雲，就是否認了中國革命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全是托派的說法。鄧穎超還說，劇社章程沒提農民問題，這也是從托陳取消派的觀念出發的等等。在這天的斗爭會上，對工農劇社黨團會干事張愛萍等人開展了嚴厲的批斗。鄧穎超指責張愛萍「在反對反革命政治派別托陳取消派的斗爭中，他表現消沉不積極」，「非但未在黨的領導下，去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的嚴重性，去深刻揭發并改正自己的錯誤。相反的，在會後不久，⋯⋯對中央局將此事通知紅軍學校政治部表示不滿，⋯⋯企圖轉移斗爭的中心」。鄧穎超還指控張愛萍與「有重大嫌疑的人們（危拱之、王觀瀾）接近」，并說這是「他對托洛斯基主義犯了自由主義錯誤的根源⋯⋯。」[1-84]在這次批斗會後，少共中央局于8月17日給張愛萍書面嚴重警告處分，12月，蘇區中央局宣布開除危拱之等人的黨籍，給左權、張愛萍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1-85]所幸張愛萍、王觀瀾、危拱之等人犯事的時候已是1932年，如果早一年，他們一定會因此而命喪黃泉。1932年後，中央蘇區的肅反已用較緩和的方式進行，但是在鄂豫皖、湘鄂西，類似「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的大肅反運動仍繼續進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由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和由夏曦、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蘇區，是兩個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戰略根據地，「天高皇帝遠」，中共中央對兩地的領導必須通過張國燾、夏曦來實現。而此時的中央并沒有威權十足、足以號令四方的「皇帝」。加之張國燾也是具有某種梟雄氣質的領導人，一旦「肅反」成為其消滅異己、樹立自己權威的有利工具，他自不會輕易放棄使用。夏曦原是湘省一激進青年學生，全憑殺人樹威，才建立起他在湘鄂西的地位，當夏曦嘗到肅反的甜頭，已猶如鴉片上癮，非一般手段就可以讓其自行終止。

鄂豫皖（繼而在川陜根據地）、湘鄂西等地的惡性肅反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最終原因，是中共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妥協立場。中共中央是在肯定肅反的前提下，提出「擴大化」及「糾偏」問題的，因而使張國燾等有機可乘。1932年10月後，張國燾率部突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從鄂豫皖根據地向川北作大規模戰略轉移，中央對張國燾更是鞭長莫及。到了1933年，中央蘇區的軍事形勢也頻頻告急，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成為博古、周恩來等考慮的第一位問題，從而再難關注到對張國燾部及湘鄂西肅反的「糾偏」。

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對蘇區肅反問題的復雜性和微妙性一無所知，卻從階級斗爭的理念出發，大談蘇區「肅AB團」斗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王明甚至認為1932年後中央肅反已不如過去那般堅決有力了，批評蘇區中央局「對于反對反革命組織及其活動的斗爭和警惕性有減弱的傾向」。[1-86]如果是在1930—1931年，王明的這番話肯定會引起毛澤東的好感，只是現在形勢已大變。1932年後，毛澤東不再位居中央蘇區核心決策層，他已不需要為中央的政策承擔責任，而黨內對肅反不滿的情緒卻依然存在。幾年後，毛澤東把這股情緒導引至王明、博古、周恩來，以及鄧發、張國燾、夏曦的身上，儼然自己一身清白。當毛將黨和軍隊大權牢牢掌握後，知情人紛紛三緘其口，最終，肅反問題反而成為毛澤東打擊王明等的一根大棒。

注釋

[1-57]《周恩來年譜》，頁212。

[1-58]參見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8-59。

[1-59]《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1-60]《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閩粵贛省委并轉省代表大會的信》（1932年2月19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96。

[1-61]《周恩來年譜》，頁209。

[1-62]《中央給閩粵贛特委的信——閩粵贛目前形勢和任務》（1931年4月4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3。

[1-63]《中央致閩粵贛蘇區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349。

[1-64]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1-65]杭武縣蘇肅反委員會：《革命法庭》（1931年6月1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1-66]《共青團閩西特委對肅清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決議》（1931年4月6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1、193。

[1-67]傅伯翠脫離中共後，曾接受國民黨委任的（上）杭、（龍）巖、連（城）邊界保安總隊隊長職務。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出蘇區後，傅伯翠曾接濟過在贛、粵、閩堅持游擊戰爭的共產黨游擊武裝。1949年5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余人歸順中共。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發出通知，為傅伯翠平反，宣布其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的不實之詞。

[1-68]《中共閩粵贛省委關于杭武第三區事變決議》（1931年5月29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7。

[1-69]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7。

[1-70]《閩西蘇維埃政府通告第二十號》（裁字第二號）（1931年2月21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8。

[1-71]《閩西蘇維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號（裁字第四號）》（1931年3月18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1。

[1-72]參見《中共閩粵贛特委常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1931年2月27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286。

[1-73]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1-74]《鄧發同志在閩西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2月23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9。

[1-75]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若干問題說明》（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121。

[1-76]《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1-77]伍豪自中區來信》（1931年12月18日），載《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76—77。

[1-78]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18。

[1-79]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鄧發被任命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但正式組建機關是在周恩來抵達江西瑞金之後，時間約在1932年1至2月間。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制度是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建立的。

[1-80]1933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為汀州連城分區司令員，之後，李韶九被調往贛東北，擔任職務及最後結局不詳。

[1-81]《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81。

[1-82]《紅色中華》，1932年11月7日。

[1-83]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59。

[1-84]鄧穎超：《火力向著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與對它的腐朽的自由主義》，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編：《黨的建設》，第5期，1932年10月25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1934）》（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年），頁438—41。

[1-85]《中央局關于開除郭化玉危拱之羅欣然等黨籍與處分左權張愛萍同志的決議案》（1932年12月11日），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編：《黨的建設》，第6期，1932年12月30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1934）》，頁442。

[1-86]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64。

四、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諸多分歧中，有關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931年11月1至5日于瑞金召開的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不指名的批評了毛的有關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張，從而結束了中央代表團與毛長達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澤東關于土地問題的思想與實踐在1927—1931年幾經周折，發生過多次變化，其間毛曾一度制定過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還要激進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年後適時作出調整，轉而采取較為務實的現實主義方針。但是，毛有關土地政策的思想演變過程十分復雜，即便在毛的思想發生轉變之後，他在對待富農問題上的態度仍然十分激進，極左的色彩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只強調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沖突和抵制的一面。完全不提毛在土地與富農問題上曾持有的極左立場）。

標志毛澤東土地政策從較左的立場，轉向較具現實主義立場的文件，是1930年2月7日由毛親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

《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實風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1928年12月）、《興國土地法》（1929年4月）中的過左內容，明確宣布所有農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屬也可得到土地。後一條規定，是對共產國際有關主張的重大突破。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毛澤東在修正了共產國際某些極左方針的同時，又堅持了共產國際另一部分極左的方針，而與當時相對務實的中共中央的有關方針發生了沖突。

毛澤東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包括沒收農民土地；而中共六大關于農村土地問題的決定，則提出只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并不主張沒收農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導致毛嚴厲鎮壓贛西南黨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贛西南方面堅持中共六大有關「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立場。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恰又與共產國際的精神相符合。1930年8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提出《關于中國蘇區土地農民問題決議案草案》，明確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農民的私有土地。毛澤東在土地與農民問題上的某些相對務實的主張，往往與更激進的極左主張相依相存。毛澤東對富農問題的看法，就具有這種特征。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并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方針。

1930年6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批評了違背農民意愿興辦「模范農場」的錯誤，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并無任何差別，甚至言辭更為激烈。

毛澤東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種土地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要像對「第一種」（「半地主性的」）、「第二種」（「資本主義性的」）富農一樣，「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對于債務問題，僅僅四個月前制定的《二七土地法》還規定，工農貧民之間的債務仍然有效，到了此時，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張，提出「廢除一切債務」的口號。毛并認為「廢除高利貸」的口號是錯誤的。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的隊伍中「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1-87]

對于毛澤東在富農問題上的極左主張，六屆四中全會前的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贊成，但是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極左的方向急劇轉變。此時的中共中央已全盤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新路線，改變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面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根據共產國際新制定的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決議，和王明于1931年3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時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讀案》，開始貫徹比毛更激進的土地政策。該決議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原則，但隨即又將其貼上「非階級的」標簽。同時嚴厲批評給地主分田的方針「離開了土地革命的觀點」，宣布今後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給地主，富農只能分壞田。[1-88]同年8月30日，周恩來起草的給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信，批評中央蘇區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和沒有沒收富農的剩余農具）。[1-89]

接著，在瑞金召開的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再次按照周恩來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精神，對毛澤東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批評毛制定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原則，「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隨後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根據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土地政策開始在中央蘇區全面推行。

從1932年3月開始，在中央蘇區又展開了「土地檢查運動」，1933年，轉入查田運動。毛澤東雖被中央局責成領導這場運動，但毛因參與指揮戰爭，繼而在寧都會議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隨後長時間告假休養，直到1933年春毛才著手領導查田運動。

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的得力助手是王觀瀾。1931年王觀瀾自蘇聯返國進入中央蘇區，不久，被任命為《紅色中華》主編，但在1932年秋，王觀瀾被蘇區中央局指控有「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紅色中華》主編職務，調到中央臨時政府，協助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毛派王觀瀾深入到葉坪鄉（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進行調查研究，為毛提供了許多生動具體的統計資料，把運動「搞得有聲有色」。[1-90]

在已被削弱了部分權力的新形勢下，毛澤東對中共中央有關「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采取了靈活的態度，他沒有公開反對這項政策，因而，毛的若干主張也隨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年6月2日，蘇區中央局發表了毛起草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在以劃分階級成分為重點的查田運動全面推開後的七、八、九三個月，中央蘇區一共補查出一萬三千多名「地主」、「富農」，[1-91]其中有相當多的中農，甚至是貧農、雇農被錯劃為地富分子。

然而毛澤東畢竟長期在農村戰斗，對農村狀況遠比博古、周恩來等人熟悉。在查田運動中，毛較多注意防止「過火」的傾向。由于運動遭到群眾的「冷淡」，中央局在不違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原則下，接受了毛的意見，對查田運動作局部調整。1933年10月1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頒布毛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由毛主持制定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開始糾正查田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例如，勝利縣在毛的兩份文件下達後，就改正了錯劃地富共94戶。[1-92]

但是毛澤東對查田運動所作的調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轉，中央局懷疑毛的調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線。1934年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布了「訓令中字第一號」——《關于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其基本精神是「堅決打擊以糾正過去『左』的傾向為借口，而停止查田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訓令規定，「不論地主、富農提出任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無效」，「地主、富農利用決定上的任何條文作為翻案的武器，必須防止。他們的一切反革命活動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蘇維埃法律的制裁」。隨著這個訓令的貫徹，蘇區各地階級成分已經改正的農民紛紛又被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勝利縣在二十多天內，就把已經改變階級成分的1512戶中的890戶，重新劃為「翻案的地主、富農」，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農八十三家」。[1-93]

1934年2月以後的查田運動，隨著中央蘇區軍事形勢日益惡化。更趨極端。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地主一律被編入「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入「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一律驅逐出境」。許多農民懼于「紅色恐怖」，「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民黨統治區域。[1-94]到了1934年7月，情況甚至發展到「造成一種削弱蘇維埃政權的無政府狀態」，以至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撰文號召「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1-95]但一切已為時晚矣。此時，中共中央忙于部署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查田運動終告結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面，毛與中共中央的分歧，并沒有得到任何解決。

注釋

[1-87]《富農問題——1930年6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398-99、400、402、404、410、413。

[1-88]《蘇區中央局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案》（1931年8月21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445、448。

[1-89]《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于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1931年8月30），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361、357。

[1-90]參見蔡孝干：《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志社。1970年），頁103。

[1-91]毛澤東：《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載《斗爭》，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1-92]王觀瀾：《繼續開展查田運動與無情的鎮壓地主富農的反攻》，載《紅色中華》，1934年3月20日。

[1-93]高自立：《繼續查田運動的初步檢查》，載《紅色中華》，1934年5月7日。

[1-94]《人民委員會為萬太群眾逃跑問題給萬太縣蘇主席團的指示信》，載《紅色中華》，1934年4月10日。

[1-95]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頁178—79。

五、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後，毛澤東迫于中共中央的壓力，被迫表示服從中央的路線，但是這種「服從」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優勢的軍事作戰領域，毛曾多次公開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見。

毛澤東不是軍人，但是在長期的武裝斗爭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有關紅軍作戰的戰略戰術。事實證明，在紅軍處于劣勢的條件下，毛的這些主張對保存、發展紅軍實力極為有用。但由于毛個性專斷「處事獨裁」，在用人方面有較強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時期內，毛在紅軍中的口碑遠低于作風民主的朱德。[1-96]

中共中央不滿于毛的軍事作戰方針始于贛南會議期間，在這次會議上，曾經提出過紅軍中存在著有待糾正的「狹隘經驗論」及「忽視陣地戰、白刃戰」的「游擊主義的傳統」的問題。[1-97]但是贛南會議的主題是批評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檢討蘇區的軍事戰略問題。中央代表團對毛的軍事方針的批評只是隱約其辭，任弼時、王稼祥等當時還是標準的文職黨幹部，讓他們去討論自己未曾經歷過的軍事作戰問題，顯然沒有像研討具有理論色彩的土地政策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軍事專家周恩來，及一批在蘇聯學習軍事的幹部陸續進入中央蘇區後，中共中央與毛在軍事戰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漸顯現了出來，由攻打贛州而引發的有關軍事戰略問題上的激烈爭論，使毛與上海中央的沖突幾近白熱化。

攻打贛州的決策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932年1月9日，臨時政治局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號召「為占領幾個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爭斗」，同日，電令蘇區中央局「急攻贛州」。

周恩來對于是否執行攻打贛州的計劃，曾經有過數次變化。在未到蘇區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達贛南與毛交換意見後，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發電表示，在目前形勢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難。臨時政治局復電堅持原有意見，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發出訓令，決定攻打贛州。[1-98]

攻打贛州之役最後遭到失敗。1932年3月中旬，周恩來主持召開總結攻贛經驗教訓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集中兵力向北發展，打通贛東北的主張，但遭到否定。[1-99]會議采納了周恩來等多數人的意見，以贛江附近為中心，由彭德懷率紅三軍團組成西路軍向贛江西岸出擊，爭取打通湘贛蘇區；由毛澤東率一、五軍團組成東路軍，向閩西發展。4月20日，毛率軍攻占了閩南重鎮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蘇區在軍事上的最大勝利。

漳洲戰役的勝利，暫時減緩了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的不滿，但是隨著1932年6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和上海中央強令貫徹「進攻路線」，蘇區中央局和毛澤東圍繞軍事方針上的分歧重新尖銳起來，最終導致毛澤東的軍權被剝奪。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四次圍剿改變了以往的戰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以掃清中央蘇區的外圍；繼而重點進攻中央蘇區。為應付這種新的變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臨時政治局和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贛南會議上撤銷的紅一方面軍建制，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緊接著又仿蘇聯內戰體制，在人民委員會下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席的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作為戰爭動員和指揮作戰名義上的最高機關。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趕赴前方與毛澤東會合，後方則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1-100]

此時的毛澤東正集中全力指揮戰事，但權責并不明確，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軍委委員的身份隨軍行動。為此，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電中央局，建議以毛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其職權范圍為指揮作戰，行動方針的決定權則由周恩來掌握。對于周等的建議，中央局拒絕予以批準，堅持應由周擔任總政委一職。7月29日，周恩來致信中央局，再次堅持原有意見。周在信中說，如由他本人兼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使他改正錯誤」。[1-101]在周恩來的一再懇求下，中央局才照準周的提議，8月8日，任命毛為總政委。

毛澤東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漸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軍事戰略方針，這就是一切以保存、壯大實力為前提，絕不與敵打消耗戰；集中優勢兵力進攻敵之薄弱環節，「與其傷敵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在實際運用中，毛的這套作戰原則，經常表現為在敵進攻前，軍隊進行大幅度後退，這些又恰恰被臨時中央政治局視為是毛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等待主義」的集中體現。

1932年4月4日，張聞天（洛甫）發表著名的《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用「中央蘇區的同志」的代名，不點名地指責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僅「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1-102]4月11日，項英從江西秘密抵達上海，向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匯報蘇區工作，幾個常委在發言中都對蘇區工作提出嚴厲批評。有的常委認為，中央蘇區領導在革命基本問題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觀點」，「中央區的領導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有的常委在發言中認為「狹隘經驗論」的實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1-103]正是在這種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蘇區，批評蘇區中央局「不瞭解紅軍的積極行動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義」，命令對右傾「做最堅決無情的爭斗」。[1-104]

毛澤東對于臨時中央政治局4月14日來信極不以為然，他在5月3日復電蘇區中央局，明確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是完全錯誤的」。[1-105]但是，周恩來對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聽計從，在收到中央來信後，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會議，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評，隨即宣稱，「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徹底糾正中央局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106]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信，直接點名批評毛澤東，將其軍事主張定為「游擊主義」和「純粹防御路線」。宣稱「澤東及其他純粹防御路線的指揮者」的「消極態度」，是當前「極大的危險」，要求蘇區中央局：

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御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1-107]

兩個月後，上海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局及閩贛兩省委發出指示信。繼續批評中央局「沒有及時采取進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蘇區中央局「進行徹底的轉變」。[1-108]

面對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來不得不興兵作戰。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召開中央局會議，決定發動樂安、宜黃戰役，以威脅南昌，吸引圍剿鄂豫皖的國民黨軍隊。紅一方面軍攻占樂安、宜黃後，于8月24日進抵南城近郊，周、毛發現守敵強大，當即放棄攻城。從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軍分兵在贛江、撫河之間轉戰月余，這樣又受到中央局的嚴厲指責。

中央局堅持紅一方面軍應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則認為在目前形勢下紅軍應以「促起敵情變化」為方針，避免「急于求戰而遭不利」。[1-109]雙方電報往來十余次，互不相讓。9月29日中央局致電周、毛、朱、王，批評彼等的意見「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1-110]決定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會議。這次會議即是1932年10月在寧都召開的由周恩來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寧都會議對毛澤東的指責十分激烈。會議對毛進行了面對面的批評，尤其指責毛「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上的錯誤」。雖然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評估攻打贛州以來的幾次重大戰役，但是問題最後都集中到批評毛對黨機關的態度上，毛的比較正確的軍事主張被會議否定，與此有密切關係。在1931年贛南會議後，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與毛關係緊張的一個重要因素。蘇區中央局利用軍事戰略問題的爭論，一舉剝奪了毛的軍事指揮權。10月12日，中革軍委發布通令，調毛澤東「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等與會絕大多數蘇區中央局成員的批評與指責，唯有周恩來的態度較為溫和，在一些問題上為毛澤東作了辯護和開脫。

對毛澤東批評最尖銳的是在後方瑞金主持蘇區中央局的代書記任弼時和中央局成員項英。任、項根據臨時中央2月以來有關加速反「右傾」的歷次決議，尤其依據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兩次對蘇區中央局批評信的精神，尖銳指責毛澤東的「誘敵深入」軍事方針和向贛東北發展的主張是「專等待敵人進攻」的保守的「等待觀念」。[1-111]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隨周恩來、毛澤東在前方指揮作戰，同屬四人最高軍事會議，客觀上也必須分擔蘇區中央局對毛的批評，因此在寧都會議上并不積極，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時、項英等的看法。

周恩來作為前方四人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和前方負最後決定權的蘇區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反映了他一貫的作風和風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另一方面又從維護黨、紅軍的愿望出發，對毛澤東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來在發言中承認在前方的最高軍事會議，「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認為後方中央局任弼時、項英等所強調的「集中火力反對等待傾向是對的」；同時也批評後方同志對敵人大舉進攻認識不足，指出他們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周強調「澤東往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堅持毛澤東應留在前方。為此，周恩來提出兩種辦法供中央局選擇：「一種是由我負指揮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1-112]但與會「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上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後一種辦法。會議于是通過周恩來提出的第一種辦法，并「批準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113]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已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但周恩來卻因其在寧都會議上的折中態度受到蘇區中央局成員項英、顧作霖等的批評。1932年11月12日，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聯名致電臨時中央，報告寧都會議經過和爭論情況，其中涉及到對周恩來的看法：「恩來同志在會議前與前方其他同志意見沒有什麽明顯的不同，在報告中更未提到積極進攻，以準備為中心的精神來解釋中央指示電」，「對澤東的批評，當時項英發言中有過分的地方，但他（指周恩來——引者注）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我們認為恩來在斗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瞭解此弱點加以克服」。[1-114]

同一日，周恩來致電上海臨時中央，為自己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進行辯解：「我承認在會議上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的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但「會後顧、項等同志認為未將這次斗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斗爭戰線，我不能同意」。[1-115]

根據現存資料，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并沒有接受蘇區中央局對他的指責，11月26日，蘇區中央局在給上海中央的電報中也稱，毛「仍表現有以準備為中心的意見」，[1-116]然而根據臨時中央11月給蘇區中央局的復電卻又看出，毛在壓力下，在會議上曾被迫作出承認「錯誤」的表態：

澤東同志在會議上已承認自己的錯誤，必須幫助澤東同志迅速徹底的改正自己的觀點與吸引他參加積極的工作。[1-117]

毛澤東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自己犯下「錯誤」并離開了軍事指揮崗位，周恩來也是在肯定毛有錯誤的前提下，主張對毛采取較為寬和的態度，那麽繼續維護以周恩來為核心的蘇區中央局的團結就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了。1932年11月，臨時中央復電蘇區中央局，指出：「恩來同志在（寧都）會議上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為擊破敵之『圍剿』，領導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1-118]

繼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來集中糾正毛的肅反偏差，現在又在寧都會議上集中批評了毛的軍事作戰方針，毛在中央蘇區的權勢被一步步削奪。寧都會議結束後，蘇區中央局書記仍由周恩來擔任，當周在前方指揮作戰時，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則繼續由在後方的任弼時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達瑞金後，雖然局部調整了中央蘇區的領導機構，但是寧都會議後形成的權力格局基本沒有變動。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因在政治上蒙受打擊和患嚴重瘧疾，在長汀醫院休養達半年之久，周恩來曾數次請張聞天、博古勸毛回瑞金工作。[1-119]1933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瑞金，指示「要運用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瓦解敵軍和消耗敵人的戰術」，同時要求「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1-120]共產國際對毛的關照，對毛處境的改善有所作用，1933年春夏間毛返回瑞金，開始主管查田運動。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毛對一年前的寧都會議提出批評，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評擋了回去，重申寧都會議是正確的，并說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121]從此，毛未再予聞中央蘇區的軍事指揮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派代表前來蘇區聯絡商談雙方停戰之事時，毛才被允許參與某些重要軍事決策的討論。

根據1935年後的毛澤東的解釋，在關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軍的討論中，毛提議紅軍應向以江浙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出擊，以調動圍贛之敵，打破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同時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122]博古等人卻拒絕了毛的正確意見，導致中央蘇區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時陷于孤立，成為被迫長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澤東在福建事變期間的態度遠比上述解釋復雜的多。毛的有關紅軍出擊蘇浙皖贛的意見被否定，確實使打破「圍剿」失去了一個重要機會，但是拒絕與十九路軍合作則肯定加劇了中央蘇區軍事形勢的危機。

福建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在公開場合是堅決主張對陳銘樞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報告中說：

至于福建所謂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說他有一點革命的性質，不完全是反動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過是部分統治階級以及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政治之間用「第三條道路」的虛偽口號來欺騙人民的鬼把戲而已。[1-123]

如果說毛澤東的上述言論是在公眾場合依照中央路線而發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實想法，那麽在內部討論時，毛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據與毛關係一度十分密切、曾擔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回憶，在領導層討論陳銘樞、蔡廷鍇等人提出的要求與紅軍聯合行動的會議上，毛主張采取謹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與李濟深等先進行試探的會商」，反對周恩來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員到福州去舉行正式談判」的意見。[1-124]

龔楚的口述回憶只是提供了一種說法，是否完全確實，還有待新資料的發現和證實。[1-125]由于毛澤東當時不處于核心決策層，即使毛反對援助陳銘樞、蔡廷鍇，這個決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作出。

根據現有資料分析，導致與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實現，紅軍喪失最後機會，是由于共產國際及在滬的代表的錯誤指導，以及博古、周恩來的猶疑不決。

博古原是主張聯合蔡廷鍇的，并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博、周認為，應該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去實現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廣泛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1-126]1933年11月24日，周恩來致電瑞金的中革軍委，催促早為決定紅三、五軍團是否參加側擊向福建前進的蔣介石入閩部隊。[1-127]周并經中央同意，派出潘漢年作為紅軍代表，與十九路軍談判并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博古、周恩來的意見，并沒有獲得中共核心層的一致支持，[1-128]而在否定周、博意見的過程中，共產國際及駐華代表、中共上海局則起到決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產國際給瑞金來電，提出：「為著戰斗的行動的目的，應該爭取下層統一戰略的策略，國民黨的廣東派，以反日的武斷空話（護）符，隱蔽地為英帝國主義的奴仆，這種假象是應該揭穿的。」[1-129]這份電報對中共中央轉變對福建事變的態度有重要影響。在滬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阿瑟・尤爾特、軍事總顧問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指示，他們一致認為，蔡廷鍇與蔣介石之間不過是軍閥間的一般斗爭，中央應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斗爭來加強自己在內戰中的地位，不給蔡廷鍇以實際的軍事援助。[1-130]

周恩來、博古等對于來自上海的意見并非從一開始就全盤接受，雙方曾互相爭論，電報往來不絕。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給福州中心市委與福建全體同志發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對關門主義的左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產國際10月25日來電後，馬上轉變立場，在11月18日再次給福州黨的書記發了一封與前信內容完全相反的信，該信大罵十九路軍，聲稱他們與中共的停戰合作只是「一個大的武斷宣傳的陰謀」。[1-131]顯然，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周恩來、博古作了讓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見。[1-132]至于李德，據他稱，雖對他的頂頭上司弗雷德的計劃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認，他還是貫徹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決策層圍繞福建事變而發生的爭論中，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共對莫斯科的嚴重依賴和中共組織結構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達瑞金，與周恩來等會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幹部盛忠亮、李竹聲等也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從法理上講，在瑞金的中央局即應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屆五中全會召開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經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活動，而共產國際駐華軍事總顧問弗雷德・施特恩經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從上海向瑞金發指示電。周恩來在前線收到弗雷德以中共臨時中央名義發來的有關軍事作戰計劃的第一份電報，是在1933年4月14日。[1-133]在1933年9月李德抵達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發出四份干預蘇區軍事行動計劃的電報。[1-134]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達上海，以後在西班牙內戰中以「克勒貝爾將軍」之名而著稱。李德以後抱怨他是替弗雷德受過，似乎弗雷德更應為蘇區軍事失敗而負責，而回避了他自己所應負的重大責任。

至于毛澤東，有關福建事變的爭論卻改善了他的處境。在這一時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處于有權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蘇區軍事形勢日緊。毛的有關意見又逐漸被重視，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顯增強，這為他一年多後的復出埋下了伏筆。

注釋

[1-96]《龔楚將軍回憶錄》，頁207、357；另參見《黃克誠自述》，頁100—101。

[1-97]《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59。

[1-98]《周恩來年譜》，頁216-17。

[1-99]《彭德懷自述》，頁175-76；另見《周恩來年譜》，頁218。

[1-100]《周恩來年譜》，頁223。

[1-101]《周恩來年譜》，頁223-24。

[1-102]《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216。

[1-103]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290。

[1-104]《周恩來年譜》，頁219。

[1-105]《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79。

[1-106]《毛澤東年譜》，頁375；另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20。

[1-107]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電最早收于1932年7月1日蘇區中央局出版的《為實現一省數省革命首先勝利與反機會主義的動搖而斗爭》小冊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編輯出版的《六大以來》也收錄了此文，1991年復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沒有批評毛澤東的文字。據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開出版小冊子，此電文中有關涉及毛澤東的內容已被蘇區中央局所刪節，上述有關批評毛的電文轉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頁305。該書引用的這段電文沒有標明原始出處。

[1-108]《周恩來年譜》，頁223。

[1-109]《周恩來年譜》，頁228。

[1-110]《周恩來年譜》，頁230。

[1-111]《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530。

[1-112]《周恩來年譜》，頁231。

[1-113]《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530。

[1-114]《周恩來年譜》，頁233-34；另參見《任弼時傳》，頁245。

[1-115]《周恩來年譜》，頁233；另參見《任弼時傳》，頁244。

[1-116]《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91。

[1-117]《周恩來年譜》，頁234。

[1-118]《周恩來年譜》，頁234。

[1-119]《周恩來年譜》，頁245。

[1-120]《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1933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98。

[1-121]《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03。

[1-122]參見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頁236。

[1-123]《紅色中華》，1934年8月1日。

[1-124]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頁364。關于龔楚和他的回憶錄《我與紅軍》一書的史料價值問題，楊尚昆在1984年7月9日的一次內部談話中曾說：「有一個叫龔楚的，在井岡山時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蘇區時是作戰處長。此人在三年游擊戰爭中被捕叛變，還帶敵人去抓陳毅。後來，龔楚寫了《我與紅軍》一書，在台灣、香港廣為流傳，書中寫了他是怎樣參加紅軍和在紅軍中做了些什麽工作。建國後我看了這本書，曾問過陳老總（指陳毅——引者注），他說龔楚的歷史就是那個樣子，叛變前的那一段歷史基本上是確實的。」見楊尚昆：《在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84年7月9日），此講話稿經楊尚昆修訂，并征得楊本人同意後發表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

[1-125]龔楚在1978年出版的《龔楚將軍回憶錄》中修正了他在《我與紅軍》一書中有關蘇區核心層對福建事變爭論的敘述。龔楚稱他前書有誤，「是因當時記憶錯誤所致」。在《龔楚將軍回憶錄》中，毛澤東被改為「主張立即派大員到福州舉行正式談判」。筆者認為，龔楚的更正應予以重視，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與紅軍》中的有關敘述，的確可從另外的資料得到證實，故本書傾向于接受前一書的論斷，并認為此一問題的徹底澄清還有賴于新資料的發現。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513、515。

[1-126]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84、85；另參見龔楚：《我與紅軍》，頁364。

[1-127]《周恩來年譜》，頁254。

[1-128]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85。

[1-129]引自方長明：《試述共產國際與我黨對閩變的策略》，載《黨史資料與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1-130]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85—86。

[1-131]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事變檔案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20-21、133。

[1-132]據當時任中共駐十九路軍聯絡員張雲逸的回憶，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設法爭取拉點隊伍過來」，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戰。參見張雲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載《福建事變檔案資料》，頁226。

[1-133]《周恩來年譜》，頁245。

[1-134]《周恩來年譜》，頁245-46、249-51。

六、黨權高漲，全盤俄化及毛澤東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團舉行贛南會議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中央紅軍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黨權大張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威得到完全確立和鞏固，沒有任何軍事閱歷、文職黨幹部出身的博古、張聞天等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老幹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澤東領導的軍隊。中央蘇區彌漫著「以俄為師」、全盤俄化的氣氛，而蘇區的創造者、黨與軍隊的元老毛澤東則備受壓抑和冷落。

在原先由毛澤東一人說了算的江西蘇區，中共中央迅速在組織上建立起黨對毛澤東的優勢。1931年春，繼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之後，大批幹部被陸續派往江西，其中許多人為留蘇返國幹部，計有劉伯承、葉劍英、朱瑞、楊尚昆、凱豐（何克全）、李伯釗、伍修權、肖勁光、劉伯堅等，林伯渠、董必武、聶榮臻、阮嘯仙等一批老幹部也在這一時期被調往江西，他們分別擔任了黨、軍、政、青等機構的領導職務。1933年1月，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抵達瑞金，在此前後，張聞天、劉少奇、陳雲、羅邁（李維漢）、瞿秋白等也先後到達。博古、張聞天等到達後，和以周恩來為首的蘇區中央局會合，于1933年6月，組成了中共中央局，實際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蘇區順利地確立起領導權威，是與周恩來等的配合、協助分不開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來的力量舉足輕重，缺乏蘇區經驗的博古、張聞天等，離開周的支持是很難維持下去的。由于周恩來與留蘇派形成了實際上的聯盟，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局中明顯處于劣勢。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派與國際派的政治結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在中央常委（書記處成員）中，國際派的博古、張聞天與老幹部派的周恩來、項英達成了權力平衡，毛澤東則未能進入這四人權力核心。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還進一步削弱了毛澤東的權力基礎。毛所長期擔任的政府主席一職被分割為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主席兩職。由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職，幾乎成為一個虛職。

毛澤東之成為「毛主席」源自1931年11月7日，他開始擔任新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中央執委會主席。在以後的幾年中，中央執委會下雖設立了人民委員會，但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套機構，毛基本上以中央執委會主席的名義行事。經中央局同意，毛陸續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鄧子恢、王觀瀾、[1-135]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內擔任人民委員或副人民委員，但是在博古等發動的反「羅明路線」斗爭中，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職。毛的老部下張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蘇維埃主席，譚震林也被調離福建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工作崗位，毛成了一位「光桿司令」。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對防范毛澤東在軍隊中的影響，給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蘇區，在未抵達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級軍事幹部瞭解對朱、毛的看法。龔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雖具領導政治斗爭的才智和對軍事戰略的卓見，但其領導方式多有獨裁傾向。[1-136]博古到了瑞金後，為消除所謂「游擊主義」對紅軍的影響，指示周恩來等依照蘇聯紅軍的建制，對中央紅軍的作戰訓練、軍事教育開始了有系統的改造。過去，中革軍委主席一職雖長期由朱德擔任，但掌握軍隊實權的則是副主席周恩來。博古抵達瑞金後，周對軍隊的領導權開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項英參加中革軍委，由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前方軍事行動的決定權，改由後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達後，周的決策影響力進一步縮小，紅軍最高決策權又被轉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軍權，也許與周對毛的溫和態度有關。在周被削軍權的同時，對毛態度冷淡的項英被允許參與軍隊的決策，毛則完全被排斥于軍委之外，甚至連軍委委員也不是。在軍委總參謀部，正副總參謀長也分別由曾留學蘇聯的劉伯承與葉劍英擔任。劉、葉與毛在1931年以前幾乎沒有接觸，而與周恩來卻有較深的歷史淵源。

中共中央還利用自己在幹部上的優勢，在中央蘇區建立起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系統。在1931年以前，蘇區的所有宣傳鼓動工作全部在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統轄之下，毛享有充分的發言權和解釋權。留蘇幹部進入蘇區後，出現瞭解釋權轉移的明顯趨勢。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至瑞金後，國際派迅速在自己的強勢領域——宣傳解釋馬列方面行動起來，建立起一系列機構和學校。張聞天擔任了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長（1934年1月後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局黨校校長，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等職。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的主編也從王觀瀾改由沙可夫擔任。國際派還創辦了《青年實話》、《蘇區反帝畫報》等一系列報刊。由國際派控制的黨刊，在配合對毛的影射攻擊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鄧、毛、謝、古」的斗爭中，中央局黨刊《斗爭》直接批判《毛澤覃同志的三國志熱》，明顯影射毛澤東。凡此種種，皆是觸發毛在幾年後攻讀馬列、繼而奪回解釋權的動因。

在共產國際的強大影響下，蘇聯之外的另一個蘇式社會在江西蘇區建成并初具規模。中共在中央蘇區建立起一套直接脫胎于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動員及意識形態體制。在中央蘇區內，黨的領導機構——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變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處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會下，設立了黨的軍事決策指揮機構中革軍委，下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屬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務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和中央機關刊物《斗爭》編輯部。中共中央還直接指導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設有領導少年兒童的組織——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

政府系統的創設也依照于蘇聯的體制。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權限范圍完全類似于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毛澤東的地位，猶如蘇聯名譽元首加裏寧；張聞天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如同莫洛托夫所擔任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人民委員會之下，也盲目仿效蘇聯，畫床架屋設置了十七個人民委員部及有關委員會。中央蘇區管轄的江西省、湘贛省、福建省和閩粵贛省，也依此例設立了名目繁多，而實際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機構。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央蘇區彌漫著濃厚的俄化氣氛，許多機構的名稱都有鮮明的俄式色彩。在黨的教育系統，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軍隊內，有少共國際師、工人師和紅軍大學。以後又為了紀念被控參與指揮廣州暴動而遭國民黨殺害的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西史，將紅軍大學易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在肅反保衛系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在政府教育系統，有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高爾基戲劇學校、高級列寧師范學校、初級列寧師范學校，和眾多的列寧小學。在中央蘇區，還有「蘇區反帝總同盟」和號稱擁有六十萬成員的「蘇聯之友會」。每逢列寧誕辰、十月革命紀念日、國際勞動節等眾多的國際共運紀念日，都要舉行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會上，不僅要組成大會主席團，選出國際共運和蘇聯著名人物作「名譽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裏寧、合爾曼、片山潛、高爾基等都列為大會的名譽主席），還要發出「致蘇聯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電」。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蘇區的形勢已極端危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主席毛澤東已被完全排擠出核心決策層，他「日夜憂思，對時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後，來到南線的于都視察，[1-137]在這裏他會見了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時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毛澤東對龔楚說：「龔同志！現在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毛竟凄然淚下！[1-138]

所有這些表明，力圖在中共黨內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博古等留蘇派，在政治上已經取得了對毛澤東的完全優勢。然而，博古等的成功僅是一種虛幻的假象，留蘇派最缺乏的是軍事方面的成功。在國民黨軍隊大舉圍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實質性的軍事勝利，其一切成功都猶如建筑在沙灘上的樓閣，一遇風浪，終將被摧毀。

注釋

[1-135]王觀瀾1931年自蘇聯返國進入中央蘇區，長期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工作，與毛私交其篤，毛稱其為「真正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參見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1-136]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頁356—57。

[1-137]《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33。

[1-138]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550。

第二章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權力擴張和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預

一、毛澤東逐步掌控軍權、黨權

毛澤東自詡為「以其道易天下者」，[2-1]「道」者，個人對改造中國社會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負也。那麽，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實現的「道」，其具體內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為一個已接受共產主義基本概念的中共領導人，致力于結束國家分裂混亂局面，創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價值符號的公平、正義的社會，這或許距毛當時所要實現的「道」不至相差太遠。然而，此「道」與被時一般共產黨人之「道」并無多少差別。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時的毛已開始萌發若干有別于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片斷想法。毛基于多年在鄉村領導農民革命之體驗，已具體感受到在共產國際指揮下之中共中央諸多政策和實踐與中國社會環境之間存在嚴重沖突，而由此沖突顯示出的中國社會環境對莫斯科理論之拒斥，將嚴重阻礙中共在中國社會扎根、斷送中共取國民黨天下而代之的大業宏圖。

對于胸懷濟世之志，如毛澤東這樣的聰秀之人，「道」之產生并非太難，其乃源于對現實的直接感悟，只要將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難者，實現其「道」必先有其憑借，即所謂有道無恃，道乃虛空，有恃無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術（策略、方法）、勢（地位、權力）于一體，方可出現運動中的良性循環，并漸次向理想境界邁進。

如果說，1927年以前的毛澤東對上述三者之有機關係尚無直接感觸，那麽到了1935年，在歷經開創紅色根據地的萬般辛苦和多年黨內斗爭的沉浮後，毛對其間關係之體認就深鏤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澤東這個「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裏去，「搞得很臭」的「菩薩」，在遵義又開始「香起來」，[2-2]并被大家撿了起來，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義不容辭，在遵義會議後立即就行動了起來。

極具現實感的毛澤東深知，在1935年，他實現其道的唯一憑藉就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然而，遵義會議及以後陸續發生的中共核心層人事變動，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決策和指揮系統第一次獲得了發言權和決定權，離執掌黨和軍隊「最後決定權」的距離尚遠，這種狀況雖非令毛滿意，但在當時，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臨危急存亡的緊急關頭，毛選擇了「見好就收」的方針，主動放下黨內分歧，將全副精力用于對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勢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對國民黨的軍事追擊，維持中共及其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但是對毛而言，事實上卻存在著并行的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是對付國民黨的外部戰線。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縛國民黨之「蒼龍」。在中共未奪取政權之前，威脅中共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蔣介石政權。因此，如何回擊并打敗國民黨，不僅是毛須臾不能忘懷的首要問題，也是毛用以凝聚、駕馭和統一全黨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驅動力量。

與第一條戰線相比，第二條戰線雖不那麽凸顯，卻同樣重要——這即是黨內斗爭的戰線。顯而易見，欲易蔣介石政權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軍隊，則一切免談。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中共軍隊的主要創造者之一，但是，毛對江西中央紅軍的實際控制力在1932年後的中共上層斗爭中逐漸被削弱，以至最終喪失。軍隊高級領導人受到黨的影響，對毛澤東漸趨疏遠，直至遵義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對軍隊的影響力仍是晦暗不明。將毛與軍隊領導人聯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點，就是雙方對1934年後中共軍事指揮的不滿。因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獲勝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將其分散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重新聚合起來，將他在遵義會議上所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落實到對軍隊的掌握與控制上。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號稱十萬，實則八萬，自江西突圍，行至遵義時，因戰斗傷亡、脫隊，人數已減至三萬多人。領導這支軍隊的紅軍將領，分別是紅一軍團總指揮林彪和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而由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和由賀龍、任弼時、蕭克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分別處于單獨作戰狀態，林、彭所率軍隊實際上是此時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澤東急欲駕馭的軍方兩個最重要的將領。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期改組中央機構階段，進入了中央常委會，但是紅軍的指揮權仍歸周恩來。毛澤東開始利用戰爭的緊急環境，有步驟地擴張自己在軍事指揮方面的影響力。1935年3月4日，在張聞天的提議下，中革軍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的名義簽發命令，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2-3]這個建制與任命，雖然沒有改變周恩來的最後決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澤東事實上已開始以政治委員的身份，擔負前敵總指揮的職責。

毛澤東就任前敵總指揮一職，是邁向掌握軍權的關鍵一步，但是幾天以後，圍繞是否攻打打鼓場，毛澤東的意見與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及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等發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剛擔任沒有幾天的前敵總指揮被撤消，由彭德懷暫代。[2-4]

在這決定毛澤東前途的關鍵時刻，毛毫不退縮，他于當晚找周恩來詳談，使周恩來接受了他不進攻打鼓場的主張。[2-5]緊接著，毛澤東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的理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并得到了張聞天的贊成。[2-6]1935年3月12日，張聞天在茍壩附近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將成立「三人團」的提議提交會議討論。會議批準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至此，毛澤東才正式進入軍委最高領導機構。

毛澤東在短短的一、兩天時間內，以堅強的意志力，挽回頹勢，更進一步擴大戰果，當仁不讓，毛遂自薦，提議組成有自己參加的新「三人團」，并通過黨的會議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順地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領導決策者之一。

毛澤東進入新「三人團」後，迅速使自己處于核心決策的重要位置。在3月至5月的兩個月時間裏，毛澤東以大踏步回旋轉移的指揮戰略，集中中央紅軍在黔、滇、川之間穿插運動，其間，既有勝利，也有戰斗失利。頻繁的戰斗和就地打圈的戰略，使部隊疲憊不堪，更遭致紅軍高級將領的埋怨和不滿。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澤東部署的攻打會理城的戰斗，屢攻不下，這時紅軍領導層對毛的不滿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給周、毛、王「三人團」寫了一封信，提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2-7]

林彪的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紅軍處于緊急狀態下寫出的，并無與毛澤東有意作對的念頭。在以往的歷史上，林彪與毛從無個人過節，林彪的這封信純系出自他對紅軍前途的考慮，表達的是當時紅軍中普遍存在的情緒。

無獨有偶，類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對毛澤東指揮才能的懷疑、不滿情緒在其他中共領導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劉少奇到紅三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覺到部隊中彌漫著對「只走路不打仗」的強烈埋怨的情緒。他將瞭解到的軍中情緒，結合自己的意見，給中央軍委發了一個電報，劉少奇拿著電報要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和三軍團政委楊尚昆簽字，彭德懷認為電報所述內容與他的看法不同，拒絕簽字，楊尚昆則在電報上簽了字。[2-8]

在新「三人團」中，王稼祥與毛澤東關係較為密切，但是他對毛的指揮方法也存有疑竇。還在新「三人團」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戰指揮問題，與毛發生爭論。王稼祥還經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2-9]新「三人團」成立後，王稼祥對毛指揮部隊大幅度運動不以為然，他向張聞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2-10]

林彪的信和劉少奇的電報，對毛澤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所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這個事件性質之嚴重，不僅在于它顯示了對毛澤東的不滿已蔓延至當時中共中央所賴以依靠的唯一軍事力量——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而且這種不滿正向中央核心層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剛剛獲得的軍權極有可能被再度削奪。

毛澤東迅速采取行動，正面反擊這股由林彪領頭的反毛風潮，他既不采取與林彪等私下溝通的方式，也不逐個向中央核心層成員解釋、征詢意見，而是將問題直接挑明。毛向張聞天建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得到了張聞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方式，以黨的名義將對自己的不利輿論打壓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評林彪等人「右傾」、「動搖」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理郊外召開。與會者僅有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及一、三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這次會議名義上的主角是張聞天，他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報告大綱，嚴厲指責林彪等人對毛軍事指揮的懷疑是右傾。在這個時刻。毛頗需要張聞天所擅長的理論語匯，只要將這股對自己不滿的風潮壓下去，扣什麽「帽子」都無所謂。

也許考慮到張聞天僅是一介書生，還不足以震懾林彪等武將，毛澤東全然不顧自己是當事人的身份，親自出馬。嚴厲指責林彪、劉少奇，稱彼等信和電報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2-11]毛并認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將事先毫不知內情的彭德懷看成是幕後挑唆者。[2-12]毛在利用了張聞天作為反林彪、劉少奇的主攻手以後，迅速再將矛頭轉向張聞天。毛不能容忍張聞天扮演黨內最高仲裁者的角色，決意利用這個機會打擊一下張聞天的威信。毛在講話中暗指張聞天去三軍團，與彭德懷勾結反毛。[2-13]這次會議以肯定毛的軍事指揮、毛大獲全勝而結束。面對毛澤東的無端攻擊，彭德懷、張聞天抱著「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一切以大敵當前，內部宜安定為考慮，在會上和會後都未予以說明和解釋。[2-14]

會理會議對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地位的確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說遵義會議意味著毛澤東獲得了政治上的勝利，使毛進入了中共最高核心層，那麽會理會議則標志著毛已將他在政治上的勝利具體落實到對軍權的控制之上，從此，毛成為事實上的軍隊最高領導人。毛用其堅強的意志力，將紅軍最重要的將領林彪與彭德懷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層中處于不可批評的地位。毛澤東在會理會議前夕及會議上的行動，將剛剛獲得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置放于一個尷尬的境地，使代表黨的張聞天成為某種點縀和不具實際權威的象征人物。毛實際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己成為中共第一號人物，而這一切都是在周恩來對毛的妥協、退讓下實現的。

會理會議也給日後中共核心層的內部關係造成復雜影響，埋下了毛澤東對彭德懷、張聞天懷疑、猜忌的種子。毛與彭德懷共事很久，兩人個性殊異，雙方雖在1931年後關係疏遠，但是并無明顯矛盾和沖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認定彭德懷城府很深，從此對彭深藏防忌之心。會理會議後，毛將曾參與劉少奇電報一事的楊尚昆調出三軍團，而改派自己的老故舊李富春任彭德懷的政委，實負監軍之責。毛對張聞天素無好感，僅是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張暫時聯合。毛對張的固有成見，使他在指責過劉少奇以後，將劉輕輕放過，并聽信了劉少奇對張聞天參與和彭勾結的猜測和判斷。劉與軍隊素無淵源，在軍中不具資望，毛并不認為劉少奇有在軍中掀風作浪的能力。劉少奇為脫身，迅速將責任推到張聞天身上，使剛剛開始的毛與張的政治結合蒙上了陰影，[2-15]也使毛對劉與張的對立關係有了新的認識。但是劉少奇電報一事，還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計，為避免劉少奇在軍中培植影響，會理會議以後，劉少奇也被調出三軍團。

1935—1936年，毛澤東將其側重點主要放在對付國民黨的第一條戰線，在毛的努力下，紅軍阻遏了國民黨對陜北的軍事進攻，使中共的生存環境獲得了明顯改善。毛在軍事上的成功，對其政治生涯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只是以擅長指揮軍事而著稱于中共黨內，人們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諳中國傳統兵法并將其靈活運用于開創中共根據地和發展中共武裝。毛在遵義會議上之所以復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軍事行動屢屢受挫，軍事指揮已捉襟見肘，黨和軍隊的前途萬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無奈，請毛出山，試看毛能否使中共脫離險境。而在當時，黨的上層，從來也未將黨領袖之名義與毛的名字聯系起來，更遑論想象毛登上軍事指揮崗位即不再下來，并將其在軍事指揮上的影響力迅速向政治和黨務領域延伸。

從主要擔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以及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環境下變化的產物，又與毛所占據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這也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狀態下發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在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看直接的影響。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蘇聯體制，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三個系統中，黨機關的權力至高無上。博古雖是一介書生，對軍事指揮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卻完全將軍事系統置于自己的領導之下。擔任軍事領導的周恩來、朱德、項英等嚴格遵循共產黨紀律，在作出任何重大軍事部署前，均請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發揮的作用雖然極大，但他并不參與政治決策，其對紅軍的軍事指揮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報，并知會周恩來後，再發出作戰命令，盡管他的個人意見一般均是最後意見。長征前夕，戰況瞬息萬變，形勢極端危急，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系統全部并入軍隊，全部權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的「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但在1935年3月，又根據毛的提議，重新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然而，「新三人團」的體制卻不同于「老三人團」，代表黨的張聞天并不在「新三人團」之列。遵義會議原來決定，周恩來是代表黨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者，毛澤東輔助周工作，[2-16]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來與毛澤東調換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輔助者！本來，王稼祥因傷重，很少參與決策，這樣毛就成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軍事指揮者。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軍隊與黨已溶為一體，當毛置身于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實際上他已處于隨時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毛澤東作為中共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塊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辟者，在中央紅軍中擁有廣泛的幹部基礎。毛所擁有的與軍隊的這種特殊關係能夠確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時，也可以對軍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與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不同，毛還是參與建黨的元老，他是碩果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黨內歷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深厚，除張國燾之外，1935—1936年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都無法與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歷和地位，就黨的全局性的方針政策和其他非軍事性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遭到越權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澤東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中越來越處于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

在大敵當前，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澤東對黨的大政方針保持著高度的關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風險，謹慎地在莫斯科劃定的禁區前穿插迂回，努力維持著中央領導層的穩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時機，利用戰時狀態提供的機會，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特殊地位，有條不紊、小心翼翼地對黨的重要機構進行局部調整。

一、在中央核心層，毛繼續保持同「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大規模調整政治局需事先報經共產國際的批準）。但是，從莫斯科返國幹部的具體工作，大多只限于黨的宣傳系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系統和地方工作系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軍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個別軍隊領導被吸收參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幹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則逐漸成了慣例。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擴張黨權的第一個大動作出臺，由毛而非張聞天。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傳達瓦窯堡會議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見美國記者斯諾。

二、毛將與周恩來等關係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較深情感聯系的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他次要工作，[2-17]將原由政治局直接領導、因長征而不復存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時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領導，將這個關鍵機構予以恢復，并劃歸于自己管轄之下。[2-18]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鄧穎超負責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共中央秘書處，并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原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系統，將原由鄧穎超負責的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置于自己的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之下。[2-19]

四、毛深知掌握與莫斯科來往秘密電訊對其政治生涯的極端重要性，從1935年末開始，毛就直接控制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而不容其他任何領導人插手，[2-20]從而確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獲得任何人無法得到的優勢與便捷。

毛澤東對軍權與黨權的蠶食，是在張聞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張聞天的黨的領袖地位，以公開的形式進行的，遵義會議後產生的毛澤東與張聞天的政治結合，為毛澤東擴張自己的權力提供了合法的掩護。

注釋

[2-1]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南寧：灕江出版社，1987年），頁319。

[2-2]《毛澤東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日本社會黨人士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南京：南京大學印行，無出版日期），頁4。

[2-3]《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0。

[2-4]張聞天：《我的思想檢討》（1969年6月28日、《關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點材料》（1972年3月28日，轉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

[2-5]《周恩來年譜》，頁277。

[2-6]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9。

[2-7]《彭德懷自述》，頁198。

[2-8]《彭德懷自述》，頁198。

[2-9]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

[2-10]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1。

[2-11]《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5。

[2-12]《彭德懷自述》，頁199。

[2-13]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2。

[2-14]《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3。

[2-15]毛澤東固執己見，認定張聞天在會理會議前夕唆使彭德懷、林彪反對自己，1941年後多次在核心層會議上就此事指責張。被毛無端指責的張聞天一直忍辱負重，不予辯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時，張才在呈毛閱讀的《整風筆記》中作了自我辯解。張寫道，「現在大致可以判明，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XXX同志的造謠！（林、彭二同志關于此事有正式聲明）」。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3。張在此處提到的XXX同志極大可能是指劉少奇。從三十年代初開始，劉少奇就與張聞天長期處于對立狀態，有許多資料證明，劉少奇利用一切機會散布對張的不滿。1966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胡喬木揭發劉少奇在延安時曾在私下談話中影射攻擊毛澤東，劉少奇當即加以澄清，說自己當時只是針對張聞天，而非毛澤東。

[2-16]參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2。

[2-17]1935年9月下旬，鄧發改任由原中央機關和紅軍總政治部機關組成的陜甘支隊第三縱隊政委，11月，紅一方面軍番號恢復後，鄧發主要負責紅軍的籌糧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蘇聯。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93、306。

[2-18]長征開始，國家政治保衛局除少數負責人隨首腦機關行動外，其他工作人員均被并入各軍團，國家政治保衛局只留下名義，工作權限已大大縮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為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原執行部長李克農被調作聯絡西北軍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該年年底，國家政治保衛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軍政治保衛局接替。

[2-19]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秘書處，軍委秘書處均被裁撤，其遺留工作由中央軍委機要科承擔。1935年中共中央遷到陜北瓦案堡後，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書機構漸次恢復，原來僅有的機要機構——中央軍委機要科一分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其實當時尚無中央社會部這個機構，此處所講的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實際上就是原國家政治保衛局管理的機要系統——筆者注），上述三個單位統歸王首道領導。參見費雲東、余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86-87、204；另參見《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97。

[2-20]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45；另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203。

二、從毛、張（聞天）聯盟到毛、劉（少奇）聯盟

建立在反對原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三人團」基礎上的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政治結合是在遵義會議及其後形成并逐漸得到鞏固的。為了反對博古等人的極左的領導，從1934年10月起，毛澤東就加緊了與張聞天的聯絡，在毛的啟發和誘導下，張聞天和王稼祥相繼從原中央政策的擁護者轉變為批評者，成為毛要求改變中央領導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鼓勵張聞天與博古、李德展開面對面的斗爭，讓張聞天在會議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會議決定由張聞天起草決議，此舉使張聞天在黨的核心層內的作用明顯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張聞天取代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至此張聞天成了事實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中共核心層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張聞天與莫斯科有較深的歷史淵源，且是中共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此舉不僅可以減緩莫斯科對中共領導層變動可能產生的不安和疑慮，更可以向全黨，尤其是向那些與近幾年黨的方針、政策有較多牽涉的軍政幹部顯示黨的路線的連續性，從而盡量減少中央改組在黨內引起的震動，加強黨在極端困苦條件下的團結和統一。在張聞天成為中央總負責人之後，1935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也取代了周恩來在紅軍中的最高軍事指揮地位。至此，毛澤東與張聞天，一個全力掌管軍事，一個集中精力于黨務，兩人開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毛澤東和張聞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兩類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鄉野打游擊，深受中國農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于高度自信的沉穩和持重，又帶有頗為濃厚的「山大王」氣息；而張則是「紅色教授」型的知識分子。1935年以前，張聞天對毛雖未予以高度重視，但亦無明顯的成見；然而，毛對張則有一種類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張等僅憑背了一麻袋馬列教條，卻在莫斯科支持下來蘇區奪權；毛更反感張以理論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報告問世，給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毛和張雖在反對博古中央的基礎上，達成了一種戰略合作的關係，但毛從未將張放在眼裏。張聞天在軍中毫無基礎，其政治資源主要來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對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張聯盟中，張只是一個弱勢的合作對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傾斜。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開始注意掩飾其個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觸及到利害關係，毛性格中的那種剛愎自用、猜忌防范心重的特征立時就暴露出來，毛在會理會議上的表現即是明顯的例證。

從毛這方面看，毛張聯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過與張聞天的合作，聯合了暫時還占據黨機關的「教條宗派分子」博古、凱豐等，運用黨的權威挫敗了當時毛的頭號對手——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在毛、張合作共事的幾年裏，對毛個性已有瞭解的張聞天盡量避免與毛發生正面沖突，對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諷一再忍讓。[2-21]張聞天之對毛奉命唯謹，主要是出于對共產黨事業的考慮，在另一方面也與其個性溫厚有關，但同時亦是因為他已為自己創造了毫無依托的虛弱地位。張聞天乃一書生型領導人。置身于嚴酷的戰爭環境，只能唯毛馬首是瞻，盡管張聞天還堅持著最後一兩個陣地不愿輕易放棄。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在求「勢」的過程中，熟練操用各種謀略，已將許多大權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難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線方針方面，毛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在黨內同僚的壓力下，他只能隱忍內心的不滿，違心接受對中共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是橫亙在毛澤東面前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不僅因為它來自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擁護和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也是毛澤東與張聞天政治結合的基礎。[2-22]在軍事壓力緊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為了長遠目標同時也出于現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了1937年，再繼續維持這個結論，就愈發顯得強人所難了。

這個結論之所以要修正，是因為它關係到毛澤東能否實現其「道」，從而為黨及其個人在政治前途上開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結論，便無從摧毀「教條宗派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毛就難以順利地推行他改造黨的一系列設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無從建立。

然而，推翻此結論存在很大的難度，除了共產國際這一外部障礙外，在國內最大的障礙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張聞天。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幾乎本能地將自己的政治前途與這個評價聯系在一起，斷言「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將直接打擊他和其他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威望，嚴重動搖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因此必然遭到張聞天的強烈反對。

1937年初，黨的發展、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政治結合，以及毛的思路皆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變化過程中，隨著國內和平局面的到來，國民黨軍事壓力的舒緩，解決戰時狀態下無暇顧及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機遇正在出現。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掌軍、張聞天管黨的格局早已發生重大變化，張聞天顯示出他的作用僅限于黨的理論和宣傳教育領域。經過幾年的磨合，毛與周恩來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關係，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新的角色，張國燾在黨內斗爭中的失敗已成定局。現在毛已十分具體地感受到張聞天給他帶來的困窘。對于毛而言，在新的時空環境下，繼續違心地接受令其厭惡的對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將越發勉強，可毛又懼于在條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盤托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從而將自己置于和張聞天及一批黨的高級幹部發生正面沖突的尷尬境地。就在這關鍵的時刻，1937年春夏之際，劉少奇站了出來，就黨的十年路線問題向張聞天發起挑戰。劉的出現打破了中樞層沉悶多時的僵局，并最終導致了毛、劉政治結合的確立。

促成毛劉政治結合的契機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歷史問題向張聞天陳述自己意見的兩封信。劉少奇在這兩封各長達萬言的類似政治意見書的長信中，大膽地突破了共產國際和遵義會議關于「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尖銳批評了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來，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共的極左錯誤。

劉少奇的長信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

一、劉少奇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左傾』錯誤」，[2-23]劉少奇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例，猛烈抨擊了廣州、武漢時期工人及民眾運動中已達「駭人」地步的「左傾」狂熱。[2-24]劉的上述看法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歷次決議嚴重相違。

二、劉少奇雖然沒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來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但反復抨擊中共「十年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并且強調十年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劉少奇特別集中抨擊了中共有關白區工作的方針，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線。

三、劉少奇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十年歷史，并且詳細述說自己因堅持「正確」主張而遭「打擊」的經歷，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2-25]

劉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給張聞天寫信之前是否征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或得到毛的鼓勵，至今雖無確切的史料證明。但根據現有資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派劉少奇為中央駐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劉少奇偕其妻謝飛，從陜西臨潼乘火車前往北方局機關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達。1937年2月，劉少奇又隨北方局機關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底返回延安。這期間劉少奇雖未返陜北，[2-26]但是1936年後，在北方局和陜北之間已建立了電臺和信使聯系。據1996年出版的《劉少奇年譜（1898—1969）》披露，1936年10月1日、12月2日毛分別三次致電劉少奇，毛還在10月22日寫信給劉少奇，[2-27]毛、劉通過電臺交換有關對全局性問題的看法，已具備基本條件。[2-28]

且不論毛澤東是否曾對劉少奇寫信的舉動表示過支持，劉少奇給中央寫信都應被視為是一個重大舉動。劉少奇決定向張聞天陳述自己政治意見的動機，一方面是劉少奇多年來就不滿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與劉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間遭遇到黨內左傾分子對新政策的強烈抵抗有關。[2-29]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即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處在調整政策的關頭，中共中央內還未真正形成某個人的絕對政治權威。張聞天雖是黨的總負責人，但其權力有限，其他中共領導人大都是獨當一面；毛澤東盡管處于上升狀態，但當時也并非是大家一致公認的唯一領袖。[2-30]因此劉少奇給張聞天寫信，不僅不會遭遇到黨的歷史上屢屢發生的黨員因向中央陳述意見而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厄運，相反，卻有可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很清楚，在對黨的十年歷史的看法上，毛澤東與自己有很多共同語言。

劉少奇的長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層引起軒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兩次開會都討論了白區工作問題。張聞天對劉少奇的意見極不以為然，一些同志隨聲附合，認為劉少奇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是替陳獨秀洗刷，是陳獨秀的「應聲蟲」。還有人指責劉少奇受到了張國燾的影響。[2-31]對于劉少奇有關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錯誤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也都認為言過其實。在一片責難聲中，只有毛澤東一人站出來替劉少奇講話，稱「劉并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毛的態度鼓勵了劉少奇，使劉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動，在1937年5、6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當面向張聞天發起挑戰。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白區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由于劉少奇與張聞天的激烈爭論，其間曾一度中斷，後在毛澤東有傾向的調和下，會議才得以繼續進行。

從5月17日到5月26日，是白區工作會議的第一階段，會議圍繞劉少奇《關于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劉少奇報告的主要內容是重復3月4日給張聞天信中的精神，著重批評十年來黨在白區工作指導中的「左」的傳統。劉的報告激起強烈反響，張聞天、博古、凱豐、陳賡等都表示難以接受劉少奇的看法，認為劉少奇的批評，充滿托陳取消派攻擊共產國際，攻擊中共的論點。[2-32]柯慶施在發言中，更是指看劉少奇的鼻子罵他是「老右」。[2-33]許多代表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的觀點，不同意劉對白區工作的總體評價，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的「總路線是正確的」。[2-34]

由于會議上出現的緊張激烈的爭論，中央書記處宣布會議暫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區工作會議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基本問題召開會議，博古、凱豐在發言中都否認劉少奇提出的有關白區工作存在著一貫的左傾盲動主義和關門主義傳統的說法，只有列席會議的彭真支持劉少奇的意見。[2-35]一時形勢對劉少奇明顯不利，然而毛澤東在關鍵時刻助了劉一臂之力。在6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毛作了支持劉少奇的重要發言，他一反不久前回避劉張爭論的態度，明確表示劉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稱贊劉在白區工作方面「有豐富的經驗」，說劉系統地指出了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言過的病癥，是一針見血的醫生。毛甚至稱贊劉少奇「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幹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中的辯證法」。[2-36]毛避而不談十年政治路線問題，而是針對反對派集中批評劉少奇只講缺點、不講成績，首先談了中共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在談論了黨的優秀傳統後，毛著重指出黨內「還存在看某種錯誤的傳統」。強調「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從而全面肯定了劉少奇的觀點，在劉張爭論中有力地支持了劉少奇。[2-37]由于毛澤東在發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關過去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是否犯了十年一貫的「左」的錯誤這個敏感問題，因此毛的意見得到包括張聞天在內的與會者的一致同意，并成為下一階段白區工作會議的主調。

1937年6月6日，白區工作會議繼續開會，會議進入第二階段。張聞天有意識淡化毛澤東在6月3日講話的傾向性，抓住毛講話中對自己有利的內容，堅持自己的觀點。[2-38]他根據自己理解的6月1至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張聞天強調「實踐中的某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區工作所犯的錯誤性質不是政治路線錯誤，「不是由于什麽一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傾向」，「而是在領導斗爭中有時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過是整個領導群眾策略與群眾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錯誤，而不是整個領導的錯誤」，黨「堅決領導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張聞天堅決反駁劉少奇對中共中央在白區工作中反對「合法主義」的批評，堅持認為「過去黨反對合法主義的斗爭，仍然是對的」，強調指出，「過去一切非法斗爭，是必要的與正確的，而且過去主要的斗爭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張聞天不無影射地批評劉少奇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一樣，「以每次革命斗爭的成敗的結果來判斷革命斗爭的價值」，把失敗的斗爭看成「無意義」或「謾罵一頓『盲動主義』完事」，指責劉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眾的革命斗爭，就是結果失敗了，仍然有看他的巨大意義」。張聞天批評劉少奇把「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作為「鋼鞭」，全盤否定中共十年白區工作的成就，強調指出，「每一斗爭在勝利或失敗之後，必須詳細的研究其經驗與教訓，切不要拿簡單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動主義、冒險主義、機會主義）去代替對于最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對黨內所存在的「各種不正確思想，應有確當的估計，不要夸大或縮小，或任便給同志們『戴大帽子』」。[2-39]

張聞天的報告獲得參加白區工作會議代表的一致擁護，在暫時不利的形勢下，劉少奇被迫退卻。6月9日和10日，劉少奇在會議上作結論報告，表示同意張聞天的報告，并且對自己的前一報告作瞭解釋和自我批評：「我在會上作的報告，著重是批評『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并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因為主要是批評錯誤這一方面，沒有說到其他方面，并且對某些問題缺乏具體分析，有些地方說過火了」。[2-40]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劉少奇、張聞天圍繞黨的十年歷史和白區工作評價問題展開的爭論并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劉少奇試圖通過檢討黨的歷史問題，改變對十年政治路線評價的目的暫時遭到挫折。但是劉少奇、張聞天的爭論給中共帶來了深遠影響，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分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全面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輿論。毛澤東從這次爭論中吸取了豐富的經驗，他終于體會到「教條宗派分子」在黨內的影響絕非一朝一夕經過一次會議就能清除。打倒「教條宗派集團」除了需要在理論上進行細致深入的準備外，還要在組織上進行精心的安排。

劉少奇與張聞天爭論的另一結果是擴大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和知名度。劉少奇雖屬黨的老資格領導人之一，但因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在江西時期的兩年僅負責領導全國總工會執行局，較少參與重大軍政問題的決策，劉與當時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周恩來、張聞天等的關係又較為疏遠，因而在一個時期內，劉少奇在黨和軍隊的影響力不大。與張聞天的爭論充分展現了劉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論水平，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對劉少奇有了新的認識。

對于劉少奇與張聞天的爭論，毛澤東的態度既明確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爭論之外，但對劉少奇明顯表示同情，毛希望劉少奇的意見能被中央領導層所接受；後期，則擔心劉少奇承受不住張聞天和黨內的巨大壓力，于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聲援劉論點的重要講話。但是當毛看到劉的有關看法遭到普遍反對，遂決定從長計議。毛在這次論戰中發現了劉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劉在白區工作方面的豐富經驗；其次，毛也看到了劉的理論能力，劉甚至能夠引人入勝地分析十年「左」的傳統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與哲學方法上的錯誤」，即「形式邏輯」是造成「許多錯誤的根源」，這給毛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毛并沒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對劉少奇的支持上，因為時機還不成熟。現在毛更愿意做黨內爭論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經打破，矛盾的蓋子已被揭開，張聞天受到了強烈震動，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對爭論所持的折衷調和態度而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團結張聞天。為了防止張聞天和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結合，加速「教條宗派政治組織上的分裂」，維持和加強與張聞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這些考慮，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後，劉少奇并沒有立即被提拔進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委會），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繼續擔任已從北平遷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雖然離開中樞，但毛張聯盟從此走向解體，而毛、劉長達三十年政治結會的基礎卻因此爭論而告奠定。毛、劉與毛、張同是政治上的結合，但是兩種政治結合之間卻有顯著區別。

第一，毛張結合是戰時非常狀態下的臨時組合。1935年初。為了共同的政治目標，毛澤東和張聞天有意忘卻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劉結合也是一種政治結合，但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不存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正是對原中央政治路線及其領導人的不滿。使毛與劉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劉之間就圍繞此問題彼此交換過意見，并達成了一致的看法。與毛張結合相比，毛劉結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礎。[2-41]

第二，毛澤東與張聞天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毛劉不僅有同鄉之誼，而且，早在1922年毛、劉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聯系。

第三，毛張結合是兩個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結合。但1937年，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則遠遜于毛和張聞天。因此毛劉結合是一種以毛為核心、劉為輔助的政治結合，而非兩個地位相當人物的平行結合。

毛劉結合的上述特點保證了毛以後在向「教條宗派分子」發起挑戰時可以得到劉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劉的結合也預示著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領導人兩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聲。

然而；歷史的發展并非直線。就在毛澤東一路凱歌行進的1937年，也有壞消息傳來，遠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即將攜共產國際新方針返國，正待毛澤東加緊對中共重大方針、政策進行調整之際，半路上卻殺出了一個程咬金，毛澤東面臨著1935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注釋

[2-21]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32。毛澤東對洛甫的輕蔑態度在五十年代後期完全公開，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給張聞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還不斷數落洛甫。

[2-22]張聞天在1943年整風期間寫的筆記中指出，「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曾成為不可能。」參見《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2-23]參見劉少奇：《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02。

[2-24]參見劉少奇：《關于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0日），載中固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

[2-25]參見劉少奇：《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05-17。

[2-26]1937年3月4日，劉少奇致張聞天的信寫于北平，3月18日前劉仍在北平。周恩來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兩次致函劉少奇，并轉河北省委，要劉少奇等負起對留平、津地區的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58—59。

[2-27]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160、169、163。以下簡稱《劉少奇年譜》。

[2-28]劉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駐北方局代表時握有與陜北聯絡的無線電密碼本。據當時擔任劉少奇譯電員的郭明秋回憶，她經手翻譯的劉少奇給陜北的電報，上款大都是洛甫（聞天）、恩來，「有時也直接接發給毛主席」，署名則是胡服（這是劉少奇在黨內長期使用的化名）。參見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載《懷念劉少奇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85。

[2-29]1936年3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達天津，不久又擔任了北方局書記，著力糾正北方局「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劉少奇領導的糾偏工作，除了思想糾偏之外，還包括糾北方局領導機構的改組，因而引起北方局內部的爭論。劉少奇上任後，任命彭真（1928年彭真與劉同在天津的中共順直省委工作）取代柯慶施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任命陳伯達為宣傅部長。劉的這些措施激起柯慶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領導人的不滿，劉在黨內頻頻發表文章，不指名批評柯慶施等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從而埋下柯慶施與劉少奇長期不和的種子。

[2-30]劉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給張聞天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澤東，劉且寫道：「我國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劃（畫）虎不成。」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17。由此可見，安時毛的權威并未得到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的一致承認。

[2-3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75。

[2-32]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1年），頁189；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258—59。

[2-33]楊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懷念少奇同志》一文中，雖末點出柯慶施名。但他所稱的「那個堅持『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人」明齟指柯慶施。參見《緬懷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5。

[2-34]出席白區工作會議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東、綏遠等地黨組織的負責人及廣東代表約三十人。彭真作為華北代表團團長，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的助手。華北代表團的代表有柯慶施、高文華（原河北省委書記，兼原北方局書記職能）、吳德、李昌、李雪峰、黎玉、烏蘭夫等。據參加過這次會議、1936年5月被任命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的黎玉回憶，劉少奇的報告「對『左』的錯誤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關「白區損失百分之百」的說法「有點過頭」，因為參加會議的「北方黨組織的代表這麽多，就說明白區的損失不能說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當時參加會議部分代表的觀點。參見黎玉：《抗戰前夕在延安召開的白區工作代表會議》，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2—43；另參見陳紹疇：《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述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95。

[2-35]中共山西省黨史研究室編：《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頁8。

[2-36]《劉少奇傳》，上，頁26。

[2-37]《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3；另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72。

[2-38]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71。

[2-39]張聞天：《白區黨目前中心任務》（1937年6月6日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報告之一部分），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234-36、238-39、261、263。

[2-40]參見陳紹疇：《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述略》，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頁298；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3。

[2-41]據1931年秋至1932年底與劉少奇同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一度與劉少奇夫婦同住的張瓊的回憶，劉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區工作的策略問題寫信給毛澤東，批評中共中央的左傾錯誤。不久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來一封很長的回信」，表示贊成劉少奇提出的穩健主張。參見張瓊：《劉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載《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8、47。

三、1931—1935年王明對毛澤東的認識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後，逐步控制了中共軍隊，并大大加強了他對中央機關的影響力，但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澤東尚未能將他的勢力延伸到中共領導機構的另一組成部分——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優勢，在中共黨內獲有崇高的威望，毛澤東將不得不與從未謀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團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員，他們是1931年11月7日抵達莫斯科的王明，1933年春抵達的康生（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委員），和1935年8月抵達的陳雲（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委員）。工人出身的陳郁雖是六屆四中全會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員，但陳郁因在1930年未一度參與羅章龍派的活動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罰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并不參加代表團的實際工作。除了這四名政治局委員，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吳玉章、李立三、林毓英、饒漱石、趙毅敏，和1933—1935年赴蘇的中國蘇區代表團成員高自立、滕代遠、白區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團成員同時還兼任中國各赤色組織駐莫斯科的代表，黃藥眠、饒漱石先後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林毓英任中國赤色工會駐赤色工會國際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集中了中共在蘇區以外最龐大的領導陣容。

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在蘇聯期間，正是國內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向江西蘇區轉移、共產國際蘊釀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新方針的時期，保持與國內聯系信道的暢通成為代表團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中共代表團通過兩個渠道與國內的中共中央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一、開通大功率無線電秘密電臺、中共代表團通過共產國際的電臺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電臺，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地下電臺保持經常的秘密聯系。因距離遙遠和技術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與江西瑞金沒有直接的電訊聯系，而必須通過在上海的秘密電台中轉。遠東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遷江西後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別有自己的秘密電臺，遠東局給瑞金的電報須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電臺翻譯轉送。代表團與國內的電訊聯系在紅軍長征後中斷。1935年末林毓英攜密碼本自蘇聯秘密返回陜北，國內與莫斯科的電訊初步恢復，而當1936年劉長勝再攜密碼本回到陜北後，在陜北的中共中央與代表團的電訊聯系就得到完全恢復。

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團通過回國的中共黨員向國內的領導機構傳遞重要的信息，1933年公開赴蘇訪問的著名新聞記者、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就曾為中共中央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傳遞情報。共產國際并借助在中國國內的中共組織的協助，招募中共黨員為其搜集情報，這些直屬莫斯科指揮的中共黨員，間或也為莫斯科與上海的中共中央傳遞消息。[2-42]

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按照中共的組織原則，代表團的主要職責是代表中共與共產國際聯絡，向中共傳達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起上傳下達的橋梁作用。代表團的另一項工作職責是領導在蘇聯學習、工作的中共黨員。從1931年11月王明赴蘇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下述三個方面：

一、在共產國際內展開對中共及中國工農紅軍的大規模宣傳。王明自抵蘇聯後，以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經常在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發表文章，宣傳中共主張，介紹蘇區各方面情況。1932年王明指派蕭三以詩人身份參加在蘇聯哈爾科夫召開的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大會，與高爾基、巴比塞等著名左翼作家聯絡，以擴大中共的影響。1935年，王明又指派吳玉章、饒漱石等前往巴黎，創辦中共報紙《救國報》（後易名為《救國時報》）。王明并以其在共產國際分工主管拉美共產黨事務的便利，指導美國共產黨內的中共支部，在美國創辦華文報刊。

二、領導在蘇聯的中共黨員。三十年代在蘇聯仍有不少中共黨員，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寧學校和莫斯科的外國工人出版局中國部等單位。在遠東地區也有一批中共黨員在蘇聯各單位工作。由于在蘇聯的許多中共黨員同時又是蘇共黨員，中共代表團所能領導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分中共黨員，莫斯科以外的黨員基本上歸蘇共領導。

三、配合蘇共清黨，在莫斯科中共黨員中厲行肅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就曾密切配合校長米夫和蘇聯秘密警察「格伯烏」，將持不同意見的中國學生投入監獄，或送至西伯利亞和北極地區勞改。[2-43]三十年代初，斯大林開始大規模鎮壓在蘇華人，莫斯科華僑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處死，「新經濟政策」後一度興起的華人商業繁榮的局面頓時消失殆盡，中國人在蘇聯的處境日益艱難。[2-44]遠東地區的鎮壓則更為殘酷，許多進入蘇聯境內的東北抗日游擊隊員被當作「日本間諜」投放到勞改營。[2-45]1934年後，蘇聯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黨運動，王明、康生緊緊跟上，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內也展開類似運動，代表團成員楊之華（瞿秋白之妻）、曾涌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擊。[2-46]

四、援救西路軍。1937年初，中共代表團爭取到共產國際的大量軍火援助，以接濟準備進入新疆的西路軍。計有五萬支步槍，上百挺輕重機槍和幾十門大炮。陳雲、滕代遠、馮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圖，等待西路軍的訊息，後因西路軍失敗，此事告吹。[2-47]

中共代表團除了上述四個方面的工作以外，還有一項特別的工作，這就是指導中共滿洲省委。1932年後，因日本侵占東三省，中共滿洲省委已無法與上海中央局正常聯絡，轉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直接領導。王明等曾多次發出給滿洲省委的指示信，并派人潛入東北。滿洲省委和抗聯也多次派人去蘇聯向代表團匯報工作。

中共代表團領導滿洲省委是特殊形勢下的一個例外——滿洲省委與莫斯科的聯絡遠比與上海的聯絡更便捷。按照中共組織原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無權干預中共國內的事務，但是在事實上，以王明為團長的代表團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對國內領導層的影響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對國內的影響主要源之于他的共產國際背景和當時他在國內項導層中所擁有的政治優勢。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產國際一手扶植起來的中共領導人。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強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指定為政治局委員，緊接著王明赴蘇，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便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東方部副部長、部長，因而被公認是「國際路線」的代表。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產國際的化身，王明所擁有的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可以隨時向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中共，表述其個人的意見。

王明在國內有一批盟友，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線」的英雄，與王明一道進入中共領導層，稍後返國的張聞天在政治上也屬于王明、博古集團。在王明赴蘇後，博古等人都成為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他們與王明的關係是一種「聲氣相求」、「共存共榮」的政治盟友關係。由莫斯科一手操辦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評價，將其稱之為「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開始」，成為王明、博古等領導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據。王明作為六屆四中全會上臺的一批人的精神領袖，對在國內的博古等人無可置疑地具有影響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對國內的中共中央實行遙控？從現在已披露的歷史資料看，王明和代表團一般不對國內的具體活動進行直接干預，但是在某些時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問題向江西表達自己的意見。在1931至1935年，王明與國內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導致王明與國內產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產國際即將開始新的策略方針從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張，但是，國內的博古等人仍堅持舊有路線，拒不同意調整方針。

王明在莫斯科對他在國內的盟友一直持堅定的支持態度，對毛澤東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多有貶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產國際的講壇上高度稱贊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總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1932年3月31日，王明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上發言，他宣稱：

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執委這個全會上，完全有權利高興地向一切兄弟黨說：我們黨在其布爾塞維克中央領導之下，現在達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歷史當中空前未有過的統一，團結和一致。[2-48]

與王明對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對毛澤東的排斥態度。據王明在中山大學的同學陳修良等人回憶，早在1928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過「山溝溝裏出不來馬列主義」。[2-49]

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主持召開「寧都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軍權被剝奪，毛的軍事主張也被指責為「右傾」和「保守主義」。會議後，在上海的博古、張聞天迅速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王明很快在共產國際的講臺上，對博古等作出呼應。他用幾乎與博古、張聞天完全一樣的語言，指責「黨內一部分分子，對于國民黨軍事圍剿和日漸逼近的帝國主義對蘇維埃革命的公開武裝干涉表示悲觀、失望和消極的情緒和觀點」，表示堅決支持「黨在中央的領導之下」，對「目前階段的主要危險——右傾傾向」進行斗爭。[2-50]

王明與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漸發生變化，王明開始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和國內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同意下，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提議調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對富農的政策和工商業、勞動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絕。

1932年3月，王明發表文章，第一次公開批評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責國內蘇區「時常不斷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經由基本農民群眾分配過的土地」是一種「表面好象『左』的。實際上非常有害的傾向」。王明還指出「對中農的關係不正確」，是中央「最重要的」「弱點和錯誤」。[2-51]

1933年1月，王明進一步批評國內蘇區對富農采取的全面沒收的政策。王明指出，采取這種「左」的立場是混淆了革命的階段，「認為在蘇區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了」。王明還尖銳批評中央蘇區禁止自由貿易，嚴重損害了蘇區的經濟，明確要求糾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觀點，制定靈活的、能夠反映各地區差別的經濟政策。[2-52]

博古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見完全置之不理，與一般人所想象的情況絕然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問題上都對王明亦步亦趨。此時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蘇區第一號人物的地位，在日益嚴峻的形勢下，博古更加堅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來博古的立場在蘇區內部就已受到張聞天的質疑，[2-53]現在連王明也提出批評，但是，博古對所有這類批評都采取了堅決「擋回去」的態度。博古的僵硬立場引致王明的強烈不滿，正是在這個時刻，王明對毛澤東的態度也從冷淡轉向熱烈。

王明對毛澤東態度的轉變，大致以1934年為界。在這前幾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對毛澤東的「批評」、「幫助」。王明自認為在黨內的基礎鞏固，對毛澤東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認識，也還沒有將毛視為是自己政治上的對手。在這個階段，王明對毛澤東輕視、忽略有之，但認為王明出于防范毛澤東的個人動機，在莫斯科處心積慮貶損毛，則未免言過其實，也缺乏事實依據。1934年後，隨著王明對博古不滿的加深，王明對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王明開始在共產國際的講臺上宣傳毛對中共的貢獻。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試圖返回國內進入中央蘇區，但最終因知曉王明返國計劃的上海地下電臺臺長被國民黨逮捕，王明返國計劃被迫取消。[2-54]為了修補因長期脫離國內艱苦斗爭而對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損害，在毛澤東已受到黨內批評、權力被削弱的情況下，王明向毛澤東援之以手，不僅可以進一步擴大自己在黨內核心層中的影響，更可使自己在黨內矛盾中處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從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陸續做出一些姿態，試圖建立起和毛澤東較為親善的關係。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評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問題，諸如在蘇區發動針對毛澤東的「反羅明路線」斗爭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嚴重弱點」，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對于缺點和錯誤的過分和夸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都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沒有一個白區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領導之下的群眾團體的黨團，不被指出過（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嚴重的或不可容許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的、兩面派的錯誤，⋯⋯決沒有領導機關的路線正確，而一切被領導的機關的路線都不正確的道理，此種過分和夸大的批評，既不合適實際，結果自不免發生不好的影響，⋯⋯B、對于黨內斗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蘇區反對羅明路線時，有個別同志在文章中，客觀上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于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係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聯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這樣在客觀上不是使羅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爭中可以避免的糾紛和困難。[2-55]

王明、康生雖然沒有完全否定「反羅明路線」的斗爭，但是這封信還是使已進行一年的「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停了下來。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當年1月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讀案》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長信，在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對第五次反圍剿政治意義的評估、擴大百萬紅軍，以及有關對「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解釋等三個重要問題上，都存有「問題」，「很容易引起不正確的結論」。[2-56]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對博古的這類批評，不僅未被承認，反而將其定為是王明的主張，王明當年對政治局的批評意見，幾乎被毛澤東全盤接受下來，只是已被當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寫信給中央政治局，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轉移前來自遠方的最後一次信息。王明在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準備召開七大以及對西北問題的指示後，專門談及共產國際出版毛澤東文集的事宜：

毛澤東同志的報告（指毛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經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與這報告同時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澤東同志三篇文章（我們這裏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個小小的文集，題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有極大的作用。[2-57]

隨後，在中共代表團的協助下，共產國際又出版了《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書，收有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等文件，并譯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蘇聯和世界各國發行。這樣，在整個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人能夠有資格在蘇聯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澤東。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來信後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及八萬六千名紅軍開始撤離中央蘇區。對于這一決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蘇區軍事戰略重鎮廣昌被國民黨軍攻占後，中央書記處在瑞金召開會議，決定將主力撤離江西，進行戰略轉移，并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準。[2-58]在共產國際復電批準轉移計劃後，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以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的「三人團」，負責戰略轉移的全部準備工作。從1934年10月上旬紅軍長征開始，瑞金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就已中斷。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過上海日文新聞聯合通訊社11月14日發布的消息，才知道紅軍開始長征。

王明在這種形勢下，進一步加強了他對國內中共中央的批評。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作（六次戰爭與紅軍戰略）的報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這封信因為紅軍已開始長征，未能傳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報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國內形勢「新特點」的錯誤，尤其在軍事問題上存在「許多錯誤和弱點」。王明還批評了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的方針，宣稱由于沒能援助十九路軍，最終導致閩變的失敗，從而加劇了紅軍沖破蔣介石圍剿的嚴重困難。在中央紅軍撤出江西蘇區的背景下，王明對中共中央的這些批評，與已經形成的嚴重危機有密切關係，同時，也是他與博古等在一系列問題上分歧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在一段時間內，王明并不知曉（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陳雲一行抵達莫斯科後，才獲知有關遵義會議的詳情的），王明盡了很大努力，試圖恢復與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個熟悉無線電通訊的波蘭人前往中亞的阿拉木圖，李立三專門派了兩批人，攜帶無線電密碼本經新疆回國尋找紅軍，但都未獲成功。[2-59]此時的王明并不知道博古已經下臺、毛澤東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繼續在一些重大場合中向毛澤東表示敬意。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作關于中國革命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例舉了十三個中共領導人的名字，將他們稱之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材」。在這份名單中，毛澤東位居第一，而博古僅排在第十二位。[2-60]

縱觀王明在1931—1935年對毛澤東的認識及態度變化的過程，可以發現，王明對毛澤東看法的轉變是與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漸擴大互相聯緊的。1932年後，王明受到共產國際調整政策的影響，其原有的極左思想發生明顯變化，而在國內的博古因消息閉塞，兼之頭腦僵化，卻繼續恪守共產國際舊時的政策。王明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對黨內高層關係的復雜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于是改善并加強與國內毛澤東的關係，就成了1934年後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動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黨內所處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準備，和毛澤東等其他領導人攜手合作。

注釋

[2-42]三十年代初，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蘇聯著名間諜佐爾格主持，1932—1933年佐爾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動，佐爾格去日本後，遠東情報局由華爾敦主持。遠東情報局于1935年春被國民黨破獲。參見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頁279；另見于生：《轟動一時的神秘「西人案」》，載《革命史資料》，第3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頁156—64。

[2-43]參見莊東曉：《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載《廣東文史資料》，第33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斗爭》，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澤民：《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載《革命史資料》，第1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有關反映中國留蘇學生在蘇聯流放、勞改的資料有馬員生的《旅蘇紀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的《革命與流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姚艮：《一個朝圣者的囚徒經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2-44]莫斯科廣播電臺，1993年1月3日23：20華語廣播。

[2-45]參見姚艮：《一個朝圣者的囚徒經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315。

[2-46]參見孔原：《懷念敬愛的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8；另見蹇先任：《38年留蘇紀事》，載《革命史資料》，第15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139。

[2-47]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42—43。

[2-48]參見王明：《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國當前的主要任務》，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12。

[2-49]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斗爭》，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頁56。

[2-50]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61、364。

[2-51]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61、364。

[2-52]王明：《中國蘇維埃區域的經濟政策》，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2—23。

[2-53]程中原：《張聞天傳》，頁168-70。

[2-54]據1934至19SS年擔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的盛岳（盛忠亮）回憶，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共產國際多次來電，要求為王明進入中央蘇區加緊準備香港——汕頭——閩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為此曾兩次派人前往香港進行布置，但最終因上海地下電臺臺長被國民黨逮捕，王明返國計劃被迫取消。參見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杜，1980年），頁269。

[2-55]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4月20日），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226—17。

[2-56]《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8月3日），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255—57。

[2-57]《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轉引自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84。

[2-58]《周恩來年譜》，頁262。

[2-59]參見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15。

[2-60]參見王明：《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1935年8月7日，載《王明言論選輯》，頁449。1937年王明返國後，對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才」的中共領導人中，刪去了張國燾的名字，增補了董必武、徐特立兩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參見《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漢口：中國出版社，1938年）。

四、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奉命離開正在長征中的中央紅軍，于5月輾轉到達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後，陳雲與已在上海的陳潭秋、楊之華、何實山等會合，作為中共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代表，經由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秘密安排，在滬搭乘蘇聯貨輪，前往海參崴，于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之日的8月20日到達莫斯科。在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駐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幹部，前中央提款委員劉作撫，化名陳剛也抵達莫斯科。從陳雲那裏，王明第一次瞭解到有關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全部詳情。從此，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錯綜復雜的關係。

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圍繞統一戰線問題產生的意見分歧，始終占據突出的位置，成為日後毛、王公開沖突的導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奉行共產國際的關門主義政策，號召建立下層統一戰線，「武裝擁護蘇聯」王明對此政策的推行負有完全的責任。從1931年11月王明抵蘇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這項政策，但是從1933年初開始，隨著共產國際政策的調整，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觀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進而成為中共領導層中倡議轉變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這次會議鑒于歐、亞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嚴重形勢，開始修正過去的一些僵硬的觀點，認為存在著爭取社會民主黨下層群眾、建立工人統一戰線的可能性。王明受到這次會議的啟發，逐步醞釀在中國也調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澤東、朱德的名義，起草了著名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明確宣布，中共愿與國民黨外的一切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政治黨派進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給中共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史稱「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同年春，王明還參與指導國內的中共組織與馮玉祥的聯絡活動。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應關注「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并隨信附上他們起草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內戰」的文件，經宋慶齡等1779人簽名，于1934年4月20日發表後，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到了1934年春共產國際預備召開七大期間，王明思想轉變的步伐進一步加快。該年春，共產國際加緊醞釀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產國際的這一新動向，對王明產生了重要影響。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關門主義、改變打擊中間階層的過左政策的主張。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條件與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號召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年10月，王明在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廣泛協商討論後，起草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報紙《救國時報》發表，把統一戰線的范圍擴大到除蔣介石以外的國內一切黨派，包括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而到了該年底，王明在《救國時報》撰文，宣傳「聯蔣抗日」，將蔣介石也納入到統一戰線的范圍。

然而，根據現有的資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對于王明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見，并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由于國內反應冷淡，王明還托從莫斯科返國的同志向國內領導機關傳達口頭信息。

1933年秋，王明與即將返國的中國共青團駐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黃藥眠談話。王明說，中共應在戰略上實行轉變，逼迫蔣介石抗日。王明又說，國民黨雖是我們的敵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敵人，由于日本已損害了國民黨的利益，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英美派利益，國民黨中下層，甚至高級軍官都可能贊成統一戰線。王明進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開局面，就是因為黨的政綱與最廣大群眾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眾的掩護和支持。[2-61]

王明的這番談話給黃藥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此時的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觀點與王明并不一致。當黃藥眠向米夫辭行時，米夫要他轉告國內「還是照舊的方針領導」。[2-62]黃藥眠返回上海後，迅速把王明的意見轉告給當時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人黃文杰，上海局又通過地下電臺將此意見向江西蘇區作了傳達，[2-63]但是王明的建議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領導人的任何響應。

由此可見，從1933年初開始，隨著共產國際醞釀策略轉變，王明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聯系中國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的形勢，為中共設計了一條新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有別于舊時以國共兩黨斗爭為主題的路線，其核心是，共產黨在國內階級關係發生新變化的形勢下，應加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應改變過去的關門主義和一系列過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運動中去，并在這場運動中發展壯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來自于共產國際，另一方面，也有他個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產國際遠一些，這也是國內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見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王明在莫斯科頻頻談論統一戰線問題時，遠在中央蘇區的毛澤東正處于沒有發言權的地位，故而未見毛澤東有任何談論統一戰線問題的論述。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後，面對紅軍嚴重被削弱及國內的新形勢，毛澤東正急謀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時，張浩（林毓英）化裝潛入陜北，帶來共產國際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與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瓦窯堡會議的召開。然而，毛、王雖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人的側重點卻大相逕庭，毛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考極具現實主義色彩，而王明則對之過于理想化。

毛澤東迅速接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但是，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利用統一戰線，首先緩解陜北的剿共危機，解決紅軍和共產黨的生存問題，繼而謀求共產黨和紅軍的更大發展。在瓦窯堡會議後，毛決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進攻陜北蘇區的東北軍、西北軍的白軍工作委員會，以謀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成效。

王明在萬裏之遙的莫斯科，則遠比毛澤東「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陜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統一戰線的重點放在爭取全國范圍內實現國共合作抗日，頭號爭取對象就是蔣介石。1935年8月20日，陳雲抵達莫斯科後，王明才真正瞭解到紅軍的實力已大大受挫，緊接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于8月25至27日連續召開會議，決定把反蔣抗日統一戰線，改為聯蔣抗日統一戰線。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不斷刊文，呼吁國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國時報》連載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正式提出「逼蔣抗日」的主張。只是當傳來蔣介石在1935年12月鎮壓北京學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後，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蔣抗日」的口號。

毛澤東和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差異自1936年後逐漸顯現出來。毛澤東力主利用一切反蔣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則強調支持蔣介石為全國抗戰的領袖，堅決反對各地方派的反蔣活動。1936年下半年，圍繞「兩廣事變」，毛澤東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終于爆發。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以「反蔣抗日」為由，發動「兩廣事變」，中共聞之消息，立即表示支持，稱其具有「進步的與革命的性質」。[2-64]6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提出以中共為中心，與西南建立抗日聯軍的主張，并且強調「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與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2-65]與此同時，毛澤東積極推動與包圍陜北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談判，6月，中共方面已與張學良、楊虎城部簽訂了停戰秘密協定。然而，中共聯絡西南的活動并不順利，西南方面拒絕了中共的建議。7月，兩廣方面與蔣介石妥協，事變得到平息。盡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獲，毛澤東不費一兵一卒，解決了陜北的生存危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幫助毛澤東做成了這筆「無本生意」。

但是，毛澤東的上述活動卻遭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責。兩廣事變爆發後，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發表社論，譴責事變是「日本人試圖煽起中國內戰，以便利于掩蓋對華北新的進攻」的一場陰謀。[2-66]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發表批評中共的講話，他說，「不能說，在政治方面，在我們在中國所遇到的這種復雜的情勢下，他們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領導人——引者注）和做好了準備」。季氏強調將抗日與反蔣并舉是「錯誤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聯合反蔣也是「錯誤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蔣抗日」的方針，并給國民黨發出公開信，表示自己愿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立場。季氏重申，中國現階段一切均應服從反日斗爭，他并建議中共以「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代替「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口號。[2-67]

季米特洛夫對中共的指責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轉含蓄地批評國內同志恪守過時的反蔣抗日的政策，王明問道：「為什麽中共不可以與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2-68]

這場圍繞兩廣事變而引發的「反蔣抗日」問題的爭論，以毛澤東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見而告結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的公開信，倡議建立國共統一戰線。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通知，決定采用「逼蔣抗日」的方針。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以「民主共和國」代替「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

這是毛澤東主政中共後第一次與莫斯科打交道，它給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此，毛澤東有了自己對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這就是對「遠方」的指示，適合口味的就辦，不適合口味的就拖延不辦；如果「遠方」的壓力太大，則采取偷梁換柱的方法，對其做過加工後再執行。總之，務求莫斯科的指示與中共的發展不致有太大的沖突，更不能與加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相沖突。毛澤東最後接受「逼蔣抗日」的方針及和平處理西安事變，[2-69]就是依據了這種策略。結果，莫斯科雖對毛澤東陽奉陰違不滿，但都因毛澤東最後還是貫徹了「遠方」的意圖而原諒了毛。

毛澤東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對季米特洛夫無可奈何，但是，對王明則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澤東對王明雖無好感，但兩人并沒有直接打過交道，與毛交惡的是博古、張聞天等人。現在王明跟著季米特洛夫的後面鸚鵡學舌，指責國內同志，這就與毛澤東發生了對抗。只是1936年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還未完全確立，王明在國際國內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澤東還無力與王明正面沖突，但是，王明的舉措已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為了防范王明影響的擴大，從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開始在核心層散布對

王明的不滿，[2-70]公開向黨內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跡，毛已預感到他在黨內的真正對手是王明。

注釋

[2-61]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19—20、243；221。

[2-62]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19—20、243；221。

[2-63]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頁244。黃文杰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擔任組織部長，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黃文杰接替叛變國民黨的原中央局書記盛忠亮擔任中央局書記兼組織部長，1935年2月19日黃文杰被捕，1937年「七七事變」後獲釋，參加中共長江局工作。

[2-64]《中央關于兩廣出兵北上抗日給二四方面軍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載中央檔案館編：內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0冊，頁25。

[2-65]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3日發出的黨內文件《關于當前政治形勢》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處引文轉引自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K・庫庫什金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載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32。此段引文的真實性可以從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朱德名義發表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確定，該宣言激烈抨擊蔣介石「處處替日本帝國主義為虎作倀」，表示中共愿「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只是這份對外發表的公告沒有像黨內文件那樣，直接表明抗日應以中共為「中心」。參見中央檔案館編：內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0冊，頁30、31。

[2-66]A・康托洛維奇：《是煙霧還是挑釁》，載蘇聯《消息報》，1936年6月10日，轉引自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91。

[2-67]參見A・季托夫：《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兩條路線斗爭》；K・庫庫其金：《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載《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70—72、334-35。

[2-68]王明：《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斗》（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紀念和中共新政策實行一周年而作）（又題為《新中國論》），見《共產國際》（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2-69]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中共「必須保持同張學良的接觸」，但明確表示反對中共關于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打算。參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8月15日）》，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變發生後，共產國際于1936年12月16日致電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須「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一沖突」，并提出「張學良的發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客觀上只會有害于中國人民的各種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只會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批評中共以前對蔣介石采取的錯誤方針，敦促中共必須「徹底擺脫這種錯誤方針」，并且認為中共直至1937年1月還在「執行分裂國民黨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針」。參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70]Edgar Snow: Rcd Star Over China（London: Random House; 1979）, P505.

第三章　王明返國前後中共核心層的爭論與力量重組

一、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在處理國共關係及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澤東利用劉少奇向張聞天發起試探性的攻擊遭到挫折，這表明在通往中共領袖的道路上，毛澤東還有待克服重重障礙。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後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形勢發生劇變，毛澤東迅速擱置對十年內戰期間黨的歷史經驗的討論，全力應付眼前的局面。

抗戰之初，中共獲得了合法地位，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最關心的問題有兩個：這就是如何處理國共關係，使中共的實力，尤其是中共軍隊的實力借抗戰得到發展；以及如何統一在新形勢下黨內高層的認識，進一步強化自己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地位。然而事態的發展并非總是朝著有利于毛的方向發展。從1937年8月下旬開始，圍繞國共合作方針及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毛澤東與周恩來等產生了意見分歧，這種分歧在洛川會議上首次表現出來，繼而又表現為毛澤東與周恩來及與以朱德、彭德懷為首的八路軍總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為確定在抗戰期間的政治路線和軍事方針，在陜北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黨和軍隊領導人共二十三人。數十年來，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這次會議都被解釋為「毛澤東思想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然而歷史事實是，毛的意見在洛川會議上并沒有得到黨內高層的一致擁護，周恩來等的主張卻獲得與會者的普遍共嗚。

洛川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評價國民黨的抗戰及確定中共對國共合作的原則；中共究竟應以「山地游擊戰」、抑或是「運動游擊戰」作為軍事戰略方針。

分歧的一方為毛澤東、張聞天，另一方為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

毛澤東認為，國民黨反動本質并未因抗戰而改變，因此國民黨的抗戰必然失敗。毛認為蔣介石進行的只是一場半心半意、單方面的局部戰爭，這場戰爭無疑會歸于失敗，國民黨遲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國民黨軍隊一部分繼續作戰，就會遭到日本毀滅性的打擊，這樣中共就要在全國起領導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國民黨而必須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獨立和自主，一旦情況允許或必要，就起來反對它。[3-1]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除了得到張聞天一人的明確支持外，周恩來等多數與會者均表示異議。

周恩來在發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軍的獨立只能是相對的，中共不應公開對抗南京的命令，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中共應積極抗戰，信守向國民黨許下的精誠合作、共同爭取全勝的諾言。

周恩來對毛澤東有關國民黨必定會投降日本的論斷也持異議。周恩來認為，「蔣介石既已開始抗戰，就決不會中途妥協」，鑒于蔣介石秉性倔強以及國內外形勢，沒有什麽可不放心的。[3-2]

在洛川會議上，引起爭議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共在抗戰階段究竟應制定何種軍事戰略方針。早在8月1日，毛與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等，提出中共軍隊應「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3-3]8月4日，毛與張聞天又致電正在山西雲陽鎮的周恩來、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軍隊「應執行側面的游擊戰」，毛并強調，「對此方針游移是必敗之道」。[3-4]8月5日，毛、張再致電周、朱、博古、彭德懷、任弼時等，提到「紅軍擔負以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消滅敵人的一部」，但是，毛緊接著又強調，紅軍只宜作側面戰，而不是「獨當一面」。[3-5]8月9日，毛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楓的電文中更是具體指導道，在與國民黨方面交涉時，「要有謙遜的態度」，「不可隱瞞紅軍若干不應該隱瞞的缺點」，「例如只會打游擊戰，不會打陣地戰；只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只宜于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于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3-6]毛澤東為共產黨和紅軍的前途深謀遠慮，極為擔心中共軍隊將在對日作戰中吃大虧。他知道黨內許多高級幹部已被愛國主義沖昏了頭腦，可是毛又不能把話說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屬反復解釋，百般勸說。毛澤東在8月22日的發言中強調，中共必須把國內戰爭時期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為游擊軍和游擊戰，八路軍的任務是分散兵力，用來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至于和日軍作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3-7]

周恩來不同意毛有關八路軍避開日軍進攻只進行游擊戰的主張，他提議應以「運動游擊戰」作為軍事戰略方針。周恩來說，「還是運動游擊戰好」。[3-8]周恩來認為，如果避開日軍，那會給黨的聲譽帶來損害，似乎中共沒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軍在這種運動戰中，蒙受相當的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這可以在全國人民面前，證明我們努力抗戰」。[3-9]

朱德、彭德懷支持周恩來的意見。朱德認為在保持中共軍事獨立性的同時，在一些重大戰略問題上應服從南京軍委會，這樣做對于中共有切實的好處，八路軍可以從南京得到軍餉和裝備。朱、彭還提出，中共軍隊應與國民黨軍隊真誠合作，八路軍應避免陣地戰，但是應進行把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的戰爭，即「運動游擊戰」。[3-10]

毛澤東處于少數地位，不得不暫時退卻。在張聞天的調和下，洛川會議用妥協的辦法，盡量彌合毛澤東與周恩來等的分歧。在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問題上，張聞天聲稱，國民黨所進行的戰爭雖然隱藏著失敗的極大危險，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喚起千百萬群眾支持統一戰線，最後的勝利則是肯定的。[3-11]張聞天的這種折衷性的表述，被與會者一致接受。

洛川上會議對于軍事戰略方針雖然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但是也形成了某種折衷性的意見，這就是，八路軍先在山西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戰，當前線不守時，八路軍再分散到整個華北地區，依毛澤東的意見開展活動。[3-12]

在洛川會議上，毛與周的分歧以雙方的互相讓步而得到暫時的解決。周恩來在洛川會議上，雖然對毛在國共關係等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分意見與周恩來并無沖突，周也同意在兩黨關係上要進一步沖破國民黨的限制，要堅持中共對紅軍的領導。[3-13]然而，周恩來在洛川會議上的言論卻引起毛澤東的嚴重不安，毛十分擔心周的主張將會對紅軍將領產生影響，但是會議期間的一些重要組織措施，又減緩了毛澤東的憂慮。1937年8月23日，新改組的中央軍委成立，毛澤東正式擔任了書記一職（實際上稱「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書記（「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順地成為黨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洛川會議并決定由周恩來擔任負責與國民黨談判、領導國統區中共組織的長江沿岸委員會書記，周將主要在國統區工作。這項安排也有利于毛，從而為毛澤東加緊在八路軍貫徹自己的主張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洛川會議一結束，朱德、彭德懷率領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一二〇師、第一二九師迅速開進山西。事態的發展完全不出毛澤東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時組成的前方中央軍委軍分會（亦稱「華北軍分會」）果然受到周恩來的影響，提出了「運動游擊戰」的口號（「運動游擊戰」又稱「游擊運動戰」）

洛川會議後，周恩來于8月29日抵達西安，原準備和博古、彭德懷去南京，與國民黨繼續談判，并籌組中共長江沿岸委員會。8月30日、31日，毛澤東兩次急電周，要周勿去南京轉赴太原，與閻錫山會談有關紅軍入晉事宜。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周恩來因不滿意洛川會議，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說有誤，蓋因張國燾當時并不完全瞭解毛、周之間的秘密聯絡。[3-14]在百廢待舉的非常時刻，毛似乎只圖發揮周的外交與組織才干，而疏忽了周恩來留晉可能將對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產生的復雜影響。

1937年9月7日，周恩來與閻錫山在代縣會談，隨後又轉赴大同會見傅作義，就八路軍入晉後的活動區域、指揮關係、作戰原則與閻、傅達成協議，雙方商定八路軍將以游擊運動戰作為作戰原則。周并主動提出將派八路軍一一五師配合閻軍，布防平型關一帶，在側翼待機殲敵。彭德懷在與閻錫山會見時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9月13日，周恩來將和閻錫山談判情況電告毛澤東、張聞天，要求派八路軍兩個師迅速集中徠源、靈丘、阜平地區，依靠太行山發展游擊運動戰。[3-15]

此時周恩來提出的「游擊運動戰」已從原先的「運動游擊戰」後進一步，顯示了周對毛的讓步。盡管周恩來的立場已有明顯軟化，但是，周恩來所表現出的與國民黨合作的熱情仍使毛澤東極為憂慮，毛澤東沒有回復周要求派八路軍兩個師援晉的電報。[3-16]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連電示周、彭等，反復強調中共應保存力量，「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3-17]避免與日軍發生正面沖突，在軍事上。保持高度行動自由，「用游擊戰斗配合友軍作戰」，[3-18]盡速向敵後挺進，創建共產黨根據地。

1937年9月17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各師正副師長，再次強調：

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進擊戰爭的決定作用。[3-19]

9月21日，朱德、任弼時、鄧小平、左權等率八路軍總部到達太原。當晚，任弼時、鄧小平等與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及彭真等人開會討論八路軍行動方針問題。就在同一天，毛澤東再電彭德懷，以極為強烈的語氣，分析了華北抗戰的形勢，指出不管閻錫山與日軍「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評黨內有個別同志被暫時的情況所迷惑，沒有深刻認識「這種客觀必然趨勢」而把紅軍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軍的正規抗戰。毛警告道，如果照此辦理，「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于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3-20]毛責成彭「對個別同志不妥的觀點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于一致」，并敦促彭要「從遠處大處著想」。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反復告誡道：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作用，這就是具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不是運動戰）。

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產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3-21]

遠在延安窯洞的毛澤東對于前方的周恩來和紅軍諸將領能否執行自己的指示毫無把握，于是只能依靠電報不斷陳述自己的一貫主張。9月25日，毛澤東急電周恩來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楊尚昆、朱瑞等，重申「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3-22]同日，毛澤東又致電朱德、任弼時、周恩來，提醒他們勿將紅軍實力暴露出來，以免遭受不測：

目前紅軍不宜過早暴露，尤不宜過早派遣戰術支隊，⋯⋯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請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并養精蓄銳，待必要條件具備時實行。[3-23]

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所提的「尤不宜過早派遣戰術支隊」，實際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

盡管毛澤東飛檄傳書，三番五次急電周恩來、彭德懷等，勸說他們務必克服求戰心理，愛護、保存共產黨歷經千辛萬苦才保存下來的那股血脈——不到三萬的紅軍兵力，[3-24]但是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仍然堅持要配合國民黨抗戰。在周恩來的積極策劃下，1937年9月23日，進駐五臺山的八路軍總部命令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右翼配合閻軍作戰，一二〇師從左翼馳援駐守雁門關的閻軍。同日，華北軍分會常委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將有關軍力部署電告毛澤東。[3-25]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師在林彪指揮下，在晉東北的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板垣師團第21旅團。殲敵千余人，取得八路軍出征後的第一個重大勝利。顯然，一一五師首戰平型關是貫徹了周恩來等關于八路軍配合友軍作戰及「運動游擊戰」軍事戰略方針，而和毛有關避免與日軍正面作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大相逕庭。但是由于平型關戰斗大大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贏得國內外輿論的高度評價，毛澤東也表示了高興。盡管華北軍分會9月23日給毛的電報和周恩來于9月24日向毛澤東、張聞天發出的八路軍參與平型關戰斗的軍力布置的電報，都未得到毛澤東的復電。[3-26]

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平型關戰斗長期被描述為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而獲勝利的一個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開的「華北座談會」上，彭德懷被指控在抗戰初期違背毛澤東軍事戰略方針而遭受嚴厲指責，朱德、任弼時等也被迫對此作了「自我批評」[3-27]林彪卻絲毫未受牽連。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發，官方才把林彪與彭德懷并列，指責彭德懷、林彪是「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黨史編纂學仍未公開批評平型關戰斗，因為在批判了彭德懷領導的1940年「百團大戰」後，再否定平型關戰斗，將有損毛澤東和中共抗戰的形象。

平型關戰斗的勝利及其廣泛的政治影響，突出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堅持「運動游擊戰」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澤東對原堅持的觀點產生了稍許動搖，毛在固守原有的游擊戰主張的同時，對運動戰不再絕對排斥。平型關戰斗後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閻（錫山）必要求我軍與他配合來打一仗，為了給晉軍以更好的影響，如果在確實有利的條件下，當然是可以參加的」。[3-28]

自平型關戰斗獲勝後直至10月中旬，毛澤東對周恩來有關建議八路軍配合國民黨作戰的電報轉而采取較為積極的態度。10月4日，毛致電朱、彭、任弼時等，指示「對于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應采取愛護協助態度，不使他們擔任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資缺乏」。[3-29]次日，毛復電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關調王震旅歸還賀龍師建制，以加強閻軍抵御日軍進攻忻口的建議。10月14日，毛復電批準周在10月12日有關調張宗遜旅主力及劉伯承師先頭團截擊日軍後方，配合晉軍中路作戰的建議。[3-30]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還說，「現在八路軍采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與運動戰」。[3-31]

毛澤東對運動戰態度的松動，大大鼓舞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1937年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軍以「運動游擊戰」作為作戰的戰略方針。[3-32]這份文件還含蓄地批評了那種認為抗戰必然導致失敗的觀點是「宿命論」，主張八路軍在保衛太原的戰斗中應配合、支持友軍作戰。[3-33]10月下旬，在周恩來的積極組織和毛澤東的默認下，八路軍三個師全部出動，配合國民黨發起忻口會戰，重創日軍，取得重大戰果。

毛澤東對八路軍采取「運動戰」作戰方式的默許和寬容，隨著山西抗戰形勢的變化而很快結束。1937年10月中旬後，山西形勢日趨惡化，毛澤東又迅速退回到原來的立場，重談游擊戰，毛甚至更進一步，開始批判起「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1937年10月13日，毛澤東、張聞天把給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潘漢年的電報同時轉抄周恩來。毛、張在這封電報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責「同國民黨和平共居」，「只知同國民黨統一，處處遷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錯誤政策作斗爭」的「投降主義傾向」。10月17日，毛與張聞天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告周恩來：「軍分會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3-34]同日，毛、張又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義的危險，開始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的論斷。[3-35]毛澤東、張聞天雖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電文和中央書記處10月17日指示所內含的對周恩來警告之涵義，則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來對來自毛澤東、張聞天方面的訊息迅速作出反應，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堅持同閻錫山合作，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的來電後，于10月21日給延安復電，聲稱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針，在黨內軍內既反右傾，又反『左傾』」。[3-36]

周恩來的辯解在山西抗戰日趨惡化的形勢下顯得十分軟弱，11月18日，日軍侵占太原，國民黨軍紛紛撤退，八路軍配會國民黨軍作戰的條件已不復存在，客觀形勢迫使八路軍開始分散兵力，逐步從運動游擊戰轉到游擊戰的作戰形式。這使毛澤東更加確信自己原先對國民黨抗戰的分析和所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會議的講話中舊事重提，他針對10月8日華北軍分會訓令中對抗戰「宿命論」的批評，指出，公開批評中央是失敗主義是不對的。[3-37]盡管華北軍分會所講的「宿命論」主要是針對以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電報中實際上也是持這種觀點，因而毛將這種批評看成是針對自己的。使毛難以容忍的是，八路軍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進行了幾次集中作戰。1938年2月，彭德懷指揮的八路軍為配合閻錫山「反攻太原」和在晉東南為粉碎日軍九路進攻，繼續采用了集中作戰的運動戰形式。周恩來則走得更遠，1938年6月15日，周恩來從漢口給毛發電。提議八路軍集結較大兵力于一些較大城市附近，以調動日軍和打擊日軍增援部隊。毛雖然并不完全反對在有利條件下八路軍也可以打運動戰。但他的主旨與周恩來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對這份電報的反應是，避開周的具體要求，告誡周在具體作戰方面「需全依敵我當前實際條件而定，不因人家議論而自亂步驟」。[3-38]周恩來等對配合國民黨作戰所持的積極態度，加深了毛澤東對周恩來、彭德懷的不滿，成為數年後周、彭在整風運動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37年8、9、10三個月，毛與周等圍繞共產黨軍隊是否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及中共應采取何種軍事戰略方針而產生的分歧，對毛、周關係，尤其對毛、彭關係，投下了沉重的陰影。在中共核心層，除了張聞天與毛澤東站在一邊，只有劉少奇旗幟鮮明地支持毛。

注釋

[3-1]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現在可見的毛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為中央宣傳部寫的宣傳鼓動提綱。該提綱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據《毛澤東年譜》和《張聞天傳》稱，1937年8月9日，毛澤東對原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綱領」加上了補充意見，擴充為十條。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2；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86。但是李德卻說《十大綱領》系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經過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批準而頒布的。本處引用的毛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出自李德：《中國紀事》，頁288—89。李德聲稱，有關洛川會議上的爭論情況，是參加會議的博古告訴他的。毛澤東起草的宣傳大綱除了包含《十大綱領》的內容外，還加上了由他撰寫的「甲、乙、丁」部分，這一部分構成了毛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導言和結語。毛在導言和結語中融入了他對《十大綱領》的補充，這就是對國民黨「單純政府抗戰的方針」的批評。另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第330頁的注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87。

[3-2]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89；另參見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1939）》。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0。

[3-3]《毛澤東年譜》，中卷，頁8。

[3-4]《毛澤東年譜》，中卷，頁9。

[3-5]《毛澤東年譜》，中卷，頁9。

[3-6]轉引自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2。

[3-7]《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5；另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87。

[3-8]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78；另參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2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71。

[3-9]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90；另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1939）》，原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0。

[3-10]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290。

[3-11]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290；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90。

[3-12]在張聞天的調和下，洛川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沒有提及八路軍應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作為自己的軍事戰略方針，這反映了在洛川會議上圍繞軍事戰略問題而發生的爭論尚未最後解決。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25-26。

[3-13]（原書無注）

[3-14]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09。

[3-15]《周恩來年譜》，頁381。

[3-16]根據對《周恩來年譜》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電報采取兩種方法處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軍增援國民黨軍的電報，毛一般不予回復；周建議組織游擊戰爭，向山地轉移的電報，毛均立即復電表示同意。

[3-17]《1937年9月1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37。

[3-18]《1937年9月16日毛澤東致林彪等》，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38。

[3-19]《1937年9月17日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等》，載《毛澤東軍事文選》（北京：戰士出版社，1981年），頁83。

[3-20]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39。

[3-21]《關于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原則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39-40。

[3-22]《關于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193年9月25日毛澤東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53。

[3-23]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51。

[3-24]長久以來，國共雙方都激烈指責對方消極抗戰，強調自己獨力支撐抗戰，取得打敗日帝的勝利。國民黨方面宣稱，1937年9月26日毛澤東曾對八路軍發出下列指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參見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11分冊（台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頁117。前蘇聯方面的論著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前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高級官員羅滿寧以奧・鮑裏索夫的筆名出版的《蘇中關係（1945—1980）》披露，毛在抗戰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軍「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來和國民黨斗，用七分力量來發展自己」，參見《蘇中關係（1945—198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頁100。對台灣和蘇聯方面的這類言論，大陸方面既不承認，也未正式否認。1976年4月，「四人幫」在上海的寫作組為了影射周恩來，化名「史鋒」出版了《反封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斗爭》的小冊子，在刪去了毛澤東最鮮明的幾段話後，首次不加引號地公布了毛澤東在1937年9月21日電報的精神。參見史鋒：《反封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斗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頁24。由于史鋒的小冊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電報，很快引起蘇聯方面的重視，他們認為毛的電報證明了蘇聯方面六十年代以來對毛消極抗戰的批評。參見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1939）》，原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1。

[3-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07—408。

[3-26]毛澤東在1937年9月24日沒有就周恩來報告的有關八路軍參與平型關戰斗的軍力布置的電報作出答復，但是在同一天毛給周恩來、朱德的電報中卻強調山西地方黨目前應將工作重點放在五臺山脈，立即組織地方支隊和群眾組織，一切工作應在敵占太原的設想下作布置的出發點。顯然，當時毛與周恩來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83；《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3。

[3-27]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另參見《任弼時傳》，第410。

[3-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澤東這份電文在《毛澤東年譜》中卷被略去。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5—26。

[3-29]《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7。

[3-30]《周恩來年譜》，頁385-86。

[3-31]《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4。

[3-32]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73；另參見《彭德懷自述》，頁222-23。

[3-33]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3-34]《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1。

[3-35]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65、372。

[3-36]《周恩來年譜》，頁387。

[3-37]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3-38]《毛澤東年譜》，中卷，頁78。

二、毛澤東的理論攻勢與劉少奇對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對于毛澤東是一個憂多于喜的時刻。在毛澤東一再敦促和反復勸說下，周恩來等雖然在軍事戰略方針問題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但在如何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等問題上仍固守與國民黨積極合作的方針。毛與周恩來等的分歧尚未最後解決，又有一個更棘手的難題困擾著毛，這就是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將返回延安，毛已預感到在黨的核心層中一場風暴即將來臨。

為了防止周恩來與即將返國的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結成同盟，同時也是為了爭取黨內更多高級幹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毛澤東決定主動出擊，向反對派發起進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飛抵迪化（烏魯木齊）的前兩天，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報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在這個報告中，毛繼續發展他在洛川會議上對國民黨抗戰方針的批判，毛認為，上海太原失陷已證實了他關于國民黨很快會失敗的預言。毛聲稱，國民黨的「片面抗戰」雖然也帶有「革命性」，但卻是「一定失敗的」。目前抗戰已進入一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其依據就是日軍進攻不斷獲勝。

毛澤東這個報告最引起黨的幹部驚駭的是他對黨內「階級投降主義」的指責。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詞語，將黨的核心層內與自己相左的主張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甚至聳人聽聞地把它稱之為「階級投降主義」，并將其說成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客觀同謀者。毛正式宣布，右傾投降主義已成為中共黨內的主要危險。

毛澤東還少有的對中共軍隊進行了批評。作為黨在軍隊方面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難以抑制他對彭德懷等的強烈不滿，毛開始譴責起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的傾向」，聲稱其表現為八路軍中有人以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隨後毛話鋒一轉，又表揚八路軍執行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盡管毛明知八路軍進行的是「運動游擊戰」，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懷等改弦易轍。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對彭德懷等猛擊一掌後，仍竭盡全力爭取彭德懷等接受自己的主張。

正當毛澤東孤軍作戰時，劉少奇給予了他寶貴的支持。

劉少奇未參加洛川會議。1937年7月28日，劉少奇以北方局書記的身份抵達太原，主持剛遷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這個階段，劉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群眾抗戰和支持薄一波聯絡閻錫山、建立山西新軍的方面，而與朱德、彭德懷領導的八路軍較少發生直接聯系。

劉少奇雖沒有卷入到洛川會議上的爭論，但是他在兩個重大問題上的觀點卻與毛澤東十分接近。

劉少奇支持毛澤東對國民黨的政治判斷，并進一步主張對國民黨進行左、中、右三派的劃分。1937年9月20日，劉少奇在與周恩來聯名給毛澤東、張聞天等的電報中（此份電報基本反映的是劉少奇的觀點，在《周恩來年譜》中未提及此電報），提出中共在山西統一戰線中的策略應是「鞏固左派，聯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區分左、中、右派的標準則在于他們是否「能聽取我們的意見」。[3-39]劉少奇的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黨對統一戰線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澤東在劉少奇的來電上批示，「如此類電報須絕對保守秘密」。[3-40]抗戰之初，中共領導人一般都認為，評價國民黨的標準只是看其對抗戰的態度，雖然張聞天在洛川會議的補充報告中提過國民黨內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問題，但張劃分國民黨「左、中、右」三派的標準仍是對抗戰的態度，張并將蔣介石封為「中派」。[3-41]然而劉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澤東的思路，啟發了他稍後詳細論證這個問題。在對國民黨及其領導抗戰的評價方面，劉少奇和毛澤東一樣，是屬于「悲觀派」，而和周恩來等「樂觀派」有明顯的區別。

劉少奇對毛澤東有關開展游擊戰的主張也同樣給予了堅決支持。抗戰爆發後，劉少奇是中共黨內最早提出進行游擊戰的少數人之一。1937年8月3日，劉少奇致電張聞天，匯報他已下達在平、津發動游擊戰的指示。[3-42]9月28日，在接到毛澤東關于「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電報的三天後，劉少奇致電張聞天，通報他已下令平、津黨組織「動員大批幹部同志與抗日游擊分子下鄉，發展領導游擊」。[3-43]太原失守前的10月16日，劉少奇又發表了日後引起黨內高層爭議的《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一文。

對于發展中共武裝問題，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樣都極度重視。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舉行的八路軍負責人與北方局領導人聯席會議上，劉少奇提出要「擴大八路軍到擁有數十萬人槍」的意見。[3-44]據楊尚昆和當時任北方局軍委書記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舉行的華北座談會上的發言，在八路軍是否要配合閻錫山軍隊打仗的問題上，華北局（即是北方局——筆者注）負責人主張八路軍應分散打游擊，發動群眾，因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3-45]11月17日，劉少奇和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擴大紅軍要成為華北全黨及紅軍全體指戰員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須計劃在三月內擴大到十萬，半年內擴大到二十萬」。[3-46]而在這之前的11月1日，劉少奇向延安報告，四個月內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幾支中共領導的較大的游擊隊，人數達六、七千人，[3-47]隨後華北地區中共地方武裝迅速發展，幾乎遍布華北所有地區，人數達到數萬。

在毛澤東暫時處于少數地位、周恩來的看法在黨內占上風的時刻，劉少奇的態度對毛是一個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對形勢的估計及黨的任務等問題上，劉少奇的意見仍與毛有一定的距離。例如，劉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給張聞天的電報中雖提出開展游擊戰的建議，但對游擊戰的認識與毛并不完全一致。劉少奇認為進行游擊戰的目的是「響應抗日軍的武裝斗爭」，配合「武裝暴動，收復平津」。[3-48]劉少奇在動員平津黨員下鄉打游擊的同時，還指示「改組完全公開的同鄉會并加入漢奸團體」。[3-49]劉少奇提出此問題雖然在主觀上是為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劉的這個建議畢竟太顯眼，極易引起誤解，造成劉少奇缺乏原則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劉少奇在《抗日游擊戰爭中的各種基本政策》一文中雖然強調「游擊戰爭是令後華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爭形式」，但在11月17日給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中又提出「爭取華北游擊戰爭勝利，重復轉變為正規戰」，[3-50]而與毛的主張不盡一致。盡管劉與毛的認識存在若干差異，然而在毛澤東急需黨內高層積極支持的時刻，這些差異絲毫不影響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重視。

盡管毛澤東已獲得劉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黨內上層的態勢并沒有朝著有利于毛的方向發展，隨看王明抵達延安日期的日益臨近，毛的憂慮愈益強烈。毛憑著自己對黨內斗爭歷史的深切瞭解和對眼前黨內爭論的判斷，確信中共上層內部的關係將隨著王明返國而發生新的組合，一批與自己意見不合的同志將會聚集在王明的周圍。

毛澤東對王明素無好感，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獲得黨內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壟斷了與斯大林的聯系，「挾天子以令諸侯」。毛更難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論家自居，獨霸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毛澤東雖還不知王明返國將攜帶莫斯科什麽新指示，但從一年前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干預就可判斷，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將關注中共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方針，而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張不盡相同的。

在這微妙的時刻，毛澤東最不放心的是周恩來、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來、博古、張聞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國際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在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張聞天的全力支持。對于在軍中毫無基礎、其聲望和權威都因劉少奇的挑戰而遭到削弱的張聞天而言，要維護現有地位的唯一途徑，只能是繼續與毛合作。對于毛澤東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對較弱，博古自遵義會議被趕下臺後，聲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與王明合流，若無周恩來的支持，也掀不起風浪。周恩來是核心層中最重要角色，周在黨內軍內擁有雄厚的基礎，周和朱德、劉伯承等一貫在國際派和毛之間搖擺，雖然在更多的情況下，周恩來等對毛多作妥協和讓步，但抗戰以來，周的看法與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極有可能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澤東最為艱難的日子。他只能抓緊時間，主動出擊，在王明將回國而未回國之際，把自己的理論石塊先甩出去，同時嚴密控制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嚴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對莫斯科指示靈活處理，「為我所用」。一切該做的毛澤東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王明。[3-51]

注釋

[3-39]《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9。

[3-40]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92、193。

[3-41]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89。

[3-42]劉少奇：《為發給各地指示信給中央的報告》（1937年8月3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1；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3。

[3-43]《劉少奇致洛甫電》（1937年9月25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42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0。

[3-44]《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0。

[3-45]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3-46]《劉少奇、楊尚昆致毛澤東、洛甫電》（1937年11月17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8；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9。

[3-47]參見馬齊彬等：《劉少奇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291；但是在《劉少奇年譜》中，這個數字被籠統為「數千人」，頁196。

[3-48]《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6、191。

[3-49]《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6、191。

[3-50]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1、197。在《劉少奇年譜》中，對劉這句話予以刪節，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9。

[3-51]何松：《當王明回到延安時》，載魯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華社，1938年），頁57。

三、讓步與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陳雲等在蘇聯顧問的陪同下乘蘇聯大型軍用飛機抵達延安，在機場受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張國燾等領導人和千余名延安幹部戰士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機場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發表講話，將王明等稱作是「馬克思給我們送來了天兵天將」。[3-52]「天兵天將」既已下凡，當然要傳達「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會議，由王明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并進而檢討抗戰以來黨的路線，此次會議王明的主張在黨的核心層中占據了上風，史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

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對「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長期持否定態度，對會議主要內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黨史著述中，一般將這次會議列入「毛澤東反對王明右傾投降路線」或「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論點：一是全盤否定王明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指斥其為「系統的投降主義主張」；第二，絕口不提王明的報告獲政治局一致通過，以及會議所通過的一系列決定。1987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在對王明報告的評價上首次發生變化，在繼續指責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同時，開始承認王明的報告「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3-53]官方權威的黨史研究部門局部修改對王明報告的評價，主要是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它意圖表明抗戰之初，中共就懷有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真誠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召開以來第一次有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也是1931年後中共的國內領導機構與派駐莫斯科的代表團實現匯合後召開的第一次會議。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召開，是中共中央事先議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壓力。1937年11月初，毛澤東就已知王明即將返國的信息，毛估計王明返國後必定要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召開政治局會議一事不可避免，盡管毛內心十分不悅，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員發出電報，通知他們返回延安參加會議。1937年11月5日，毛發電報給周恩來，催促周來延安開會。[3-54]11月15日，毛在給周恩來等的電報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開會事。[3-55]遠在南昌的項英，如果不是較早接到開會的通知，是來不及趕到延安準時參加會議的。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一次嚴肅的黨的核心層的會議，它改變了遵義會議後政治局開會一般多邀請重要軍事幹部參加、常以政治局擴大會議形式開會的慣例。出席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共十二人，他們是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康生、陳雲、彭德懷、劉少奇、項英、張國燾、凱豐。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但作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四名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缺席：

朱德、任弼時在山西八路軍總部，

鄧發在新疆迪化（烏魯木齊）主持八路軍辦事處。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療。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主持人是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主角。在12月9日會議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關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報告。王明在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強調中共必須加速轉變內戰時期的策略，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論及抗戰以來中共政治方針時，王明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公開點名指責了劉少奇。

王明在報告中批評洛川會議沒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他認為不恰當地強調「片面抗戰路線」和「全面抗戰路線」，將抗日與民主、民生問題并列，都是不對的。王明說，群眾運動要取得合法地位，應去國民黨政府備案，在抗日條件下，不怕國民黨的限制。王明舉洛川會議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將「抗日的民族團結」放至第十條作為證據，指責洛川會議對國共合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過分強調了獨立自主。王明還說，洛川會議雖主張發動群眾，卻沒有找到發動群眾的具體方法，即沒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

王明批評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對國民黨的進步認識不足。王明認為，國民黨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聯共是根本轉變。王明強調中共參加政府的條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國民黨抗日，中共就可以參加政府。王明還認為，把復興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對的，因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對外侵略，而復興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報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澤東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提出的某些論斷。王明認為，所謂盧溝橋事變前黨的主要危險是「左傾」、之後是「右傾」的分析，夸大了右傾的危險，是一種機械論。王明認為：在報告大綱第十九條中的提法——即「是共產黨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也是不對的。因為歷史上沒有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的事情，應提「共同領導」。王明表示不應空喊領導權，空喊只會嚇走同盟者。王明還反對在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中劃分左、中、右，認為只可劃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對章乃器的批評，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號召、多建議」口號不無可取之處，中共應與國民黨采取商量建議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號召要這樣辦，那樣辦。

如果說王明對毛澤東還多少有所顧忌，未敢直接點名，只是就毛撰寫的1937年11月12日大綱進行了批評，那麽，他對劉少奇就沒有這麽客氣了。王明點名批評劉少奇在《抗日游擊戰爭中的各種基本政策》一文中對國民黨提出的各項要求「過高」、「過多」，而沒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問題。王明認為，中共目前應與國民黨「求同而非立異」。[3-56]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充當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報告基本上是「宣達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對中共當前任務的觀點。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國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見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鄧發。斯大林出于對蘇聯安全的考慮，指望中國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國戰場的泥沼而無力進攻蘇聯。[3-57]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談道，中共應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3-58]斯大林認為，中共力量薄弱，無法充當統一戰線的核心，蔣介石則可充當這個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惱蔣介石，而要全力加強與國民黨的合作。對于毛澤東，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3-59]且十分懷疑毛澤東是否能夠忠實貫徹莫斯科的戰略意圖，因而派其門徒王明返回中國，監督中共執行這個聯合國民黨的新方針。對于王明所肩負的使命，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給予清楚的闡釋。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形勢的會議上，對中共能否轉變政策信心不足。他認為。由于中共過去領導紅軍為建立蘇維埃而斗爭，現在同時還是這些人卻要執行另一種政策，對于中共這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需要能在國際形勢中辯明方向、有朝氣的新人去幫助中共中央」。[3-60]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裏，王明正是這樣一個合適的人選。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躊躇滿志，毛澤東為歡迎他回國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態麻痹了王明，[3-61]無形中膨脹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識，使王明陷入了錯誤的判斷。王明在報告中無視毛的權威，將他個人自1934年以來與毛修好的努力毀于一旦。王明以為劉少奇沒有實力，以批劉來影射毛，也造成嚴重的後果，促使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反對王明的基礎上進一步加緊聯合。

所幸，這一切對于王明還是未來的事，現在則形勢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一致擁護王明的報告，連毛澤東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報告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發言中，對毛澤東抗戰以來的言論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周恩來說：四個月來未能推動抗日統一戰線更大的發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戰必然失敗論」。不應把片面抗戰、全面抗戰對立起來，硬要請片面抗戰必然失敗，以後全面抗戰必然勝利，這不符合辯證法。[3-62]

周恩來認為，以山西情況為例，由于沒有實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戰、不利于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及行動。[3-63]周提出，把獨立自主發展到各方面會妨害統一戰線，應公開指出并糾正統一戰線中的錯誤，使友黨更加信任和佩服我們。[3-64]

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與會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觀點，形勢明顯對毛澤東不利。他強忍心中的不快，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對王明、周恩來作出妥協姿態。毛在會議的發言中承認存在著王明所批評的「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的情況。[3-65]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主張，但是，毛并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立場，仍堅持認為在國共兩黨之間存在看「誰吸引誰」的問題。[3-66]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所發生的一切，證實了毛澤東早些日子對黨內形勢的預測：隨著王明返國，將有一批政治局委員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圍。為了應付這種局面，毛澤東實際上早已有所準備，從12月上旬就對自己在統一戰線方面的立場作了局部調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達延安後的第八天，毛澤東就與周恩來、彭德懷，聯名致電八路軍總部，要求堅決執行統一戰線方針，加強部隊的統戰教育。在這份電文中，毛尤其強調八路軍應與閻錫山及地方行政機構多方溝通，避免發生摩擦，指示八路軍停止自行征糧、征布，所需物品改為「向政府借撥」。[3-67]盡管毛澤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已有所軟化，但仍未能減緩王明等在會議上對自己的進攻。

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暫時處于下風，王明雖然獲得普遍響應，但王明獲得的成果也僅此而已。毛澤東、王明一時勢均力敵，誰也不具特別優勢。會議宣布改組中央書記處，決定不設總書記一職，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事實上形成了毛澤東、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權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公布了有十六人組成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名單。他們分別是：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王稼祥、任弼時、彭德懷、項英、劉少奇、康生、陳雲、鄧發、凱豐。[3-68]

據張國燾回憶，這份名單是得到斯大林批準，由王明在會議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沒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單，毛澤東「似感不安」。但是毛對這份名單并未表示反對意見，其原因可能是這份新名單與原有政治局成員的構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沒有將新人塞入這份名單。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員中，絕大多數都是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委員，關向應原為六屆五中全會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此次未進入政治局。彭德懷、張浩于1936年1月進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張浩參加政治局會議。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動員張國燾北上的使命完成後，他的政治局委員一職也就停止了。在王明拿出這份名單宣布後，毛澤東并沒有完全放下心來，他要試探一下王明。毛在會上「極力推崇王明為中共中央領袖，⋯⋯力主將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則竭力表明，他提這份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思。[3-69]經這番試探，毛澤東已知王明確無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堅持了。

對于毛澤東而言，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兩件令人快慰之事，這就是會議決定終止黨中央「負總責」之人的設置，剝奪了張聞天實際擔任的總書記一職，[3-70]并把周恩來逐出了中央書記處。[3-71]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書記處長期承擔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成立的中央書記處由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項英四人組成，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由博古在書記處負總責。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書記處，毛澤東、王稼祥進入書記處，項英因留在江西，事實上停止了書記的職權，新的書記處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員，由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人，即實際上的總書記一職。這種人事安排一直持續到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不設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由總書記變為書記之一，地位明顯下降，在毛澤東暫時處于守勢時，毛寧愿此位空缺。會議還免去了周恩來長期擔任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新成立的書記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組成。從蘇聯返國的王明等三人，在書記處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從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風。原中央書記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書記的職務。

周恩來離開中央書記處標志著周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影響已明顯減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較差，還是他想和過去的路線撇清關係，王明眼看看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這三位過去路線的代表人物離開書記處竟毫無反應。周恩來地位的下降顯然符合毛澤東的心意，毛反感周恩來向王明靠攏，而無援周之意，毛將樂意看到周恩來與王明的關係出現裂縫。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對張聞天的打擊十分沉重。張聞天本來就對王明返國抱有警惕，擔心王明將取代自己成為黨的總書記，如今不設總書記一職，使王明、張聞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張聞天對王明的不滿也急劇加深，毛澤東將坐山觀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內訌，從這個意義上說，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達成的毛澤東、王明共治的局面，還體現在會議決定成立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等有關人事安排上。該委員會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員，還包括了數名黨的元老和重要的軍政幹部，由毛澤東擔任委員會主席，王明擔任書記。在準備委員會之下，另成立由書記處五名書記組成的秘書處，周恩來、博古、項英等皆被排除在外。[3-72]

毛澤東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遭到遵義會議以來最大的挫折，毛澤東的權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擊，政治局幾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張，使王明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影響急劇擴大。毛澤東將被迫與王明進行合作，形成了對毛極不情愿的毛、王體制。在這種體制內，毛澤東暫時不占優勢，而王明的地位則相對穩固。

在毛澤東暫時處下風的時刻，毛對自己的前途并沒有任何的悲觀。毛牢牢掌握著軍隊和與莫斯科的電訊來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勢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來等對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將王明與周恩來等結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見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結合，因此，一旦形勢轉變，周恩來等將會改變看法，轉而支持自己的主張，彭德懷等也會迅速轉變過來，周與王明的結合也就會隨之結束。此次會議決定王明將率代表團前往武漢與蔣介石會談，并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此項決定也有利于毛澤東。王明遠離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現「二主并立」、分庭抗禮的尷尬局面。對于張聞天等人，毛澤東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斷定張聞天因利害關係絕不會與王明「重結二度梅」，毛且作好準備，等看看他們互相火并。至于王明，則有很多理由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結果而高興。首先，他的報告被與會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們都對他表示了熱誠的歡迎；其二，政治局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贊代表團「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政策的確定與發展上給了中央以極大的幫助」，[3-73]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團，也就是對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會議上得到確定，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由于自己顯示了政治領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國際背景，爭得了在政治上「幫助」毛澤東的資格，跟隨自己從莫斯科返國的康生等也都成了書記處成員；其四，會議決定成立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談判，這將使王明成為國內活躍的領袖人物。

在勝利的喜悅中，王明沒有看見籠罩在他頭上的烏雲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證爭得蘇聯軍援，對他不滿的氣氛已經悄悄出現。

早在江西時期，中共就迫切希望從蘇聯獲得軍援，但蘇聯一向口惠而實不至，令中共軍政領導人大為失望。1933年，中共聽信了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團顧問弗雷德（駐上海）和李德的許諾，在瑞金花費大量人力修建了機場，準備迎接蘇聯軍用飛機的降落，結果是望斷秋水，空歡喜一場。[3-74]1936年8月25日，陜北局勢危急，紅軍財政、糧食已達最後極限，毛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聯名，急電王明，希望王明向蘇方請求給紅軍提供飛機、大炮，[3-75]以實現紅軍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的計劃，此項求援也因各種條件的制約，最後也未能落實。所有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

抗戰爆發後，蘇聯對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軍事援助，但恪于「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限制，對中共基本沒有提供軍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領袖們普遍反感的是，當源源不斷的蘇聯軍火沿阿拉木圖——迪化（烏魯木齊）——蘭州公路，向重慶運去的時候，蘇聯軍用飛機只給延安送來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寧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機槍、藥品、大型無線電臺等。于是領導人抱怨——「書籍給了無產階級，軍火給了資產階級」。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袖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蘇聯能否給中共實際的援助。王明為斯大林的對華政策作瞭解釋，表示蘇聯不大可能給延安軍援，王明的答復令所有人失望。[3-76]對蘇聯不滿的情緒已經存在，只要稍加鼓動，十分容易將矛頭轉向王明，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來的，可是在幫助國內的斗爭中又作出什麽具體貢獻呢？蘇聯不給中共軍火，難道與王明的無能沒有關係嗎？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取得的勝利使他對自己的前途充滿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員們支持他的一面，而沒看到這種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與多數政治局委員只存在一般的工作關係，并無歷史淵源、個人友誼作這種關係的基礎。他忘記了，這種建立在政見一致基礎上的政治上的結合，經常會因形勢變化、人際關係等因素而處于波動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個深受俄化教育的共產黨新貴，對這種世故哲學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中共核心層的內部關係十分微妙，盡管王明影響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穩定性，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并沒有把「寶」押在王明一邊，而是謹言慎行。在毛澤東、王明之間猶疑搖擺。

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對王明的態度是友好的，但他們對毛澤東也很尊敬，且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沒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陳雲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雖然多年來與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卻小心翼翼，實際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澤東與王明各自的實力陣容，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準備。陳雲雖與王明共事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關係，與王明談不上志同道合。沒有任何證據可顯示康生、陳雲會在政治上繼續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這位中共在江西時期的捷爾仁斯基，早在遵義會議後就已權勢大減。鄧發因狂熱肅反，在黨內、軍內積怨甚多，加之鄧發與周恩來關係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澤東、張聞天打發去了蘇聯，他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一攤子也早由毛澤東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鄧發擔任了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代表，已遠離權力核心，鄧發甚至連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也未能參加。鄧發對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實際的幫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親密戰友，多年來與毛澤東對壘，對王明返國自然是由衷的高興，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講的一些話卻使博古很不滿意。王明為了顯示自己一貫正確和立場公正，對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尖銳的批評。[3-77]王明此舉只能使博古對自己徒增不滿，從而影響兩人的關係。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項英一人。項英多年來就對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存有嚴重的懷疑，長征前夕，項英曾預感到毛將利用黨的危急形勢，奪取最高領導權。[3-78]1937年12月，項英從南方趕赴延安，與分手三年多的戰友們重逢，并參加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在項英的眼中，王明無疑是值得信賴的黨的領袖，更是抗衡、制約毛澤東的最佳人選，因而，項英真誠的擁護王明。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由項英任書記中共東南分局，在黨的關係上，直屬長江局領導，新四軍則受延安和長江局雙重領導，項英對這項安排由衷地滿意。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投下了長長的陰影，王明在嚴重冒犯了毛澤東之後，也許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視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黨內頭號敵人。正當王明自鳴得意，陶醉在眼前的勝利時，毛澤東則在妥協、退卻煙幕的掩護下，為打敗王明臥薪嘗膽、積蓄力量。

注釋

[3-52]劉家棟（陳雲在延安時期的秘書）：《陳雲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1。

[3-53]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28。

[3-54]《毛澤東致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1937年11月5日），載《周恩來傳（1898—1949）》，頁391。

[3-55]參見《毛澤東致周恩來等電》（11月15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94。

[3-56]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至今仍沒有完全公開。《六大以來》收有他在12月9日會議上所作報告提綱《如何進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但是王明在會上另有口頭報告。這個口頭報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12月9日），近年來在少數權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內容，詳見《周恩來年譜》，頁3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1949）》，頁392；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6—507。

[3-57]參見王稼祥：《我的履歷》（1968年5月），轉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對六屆六中全會的貢獻》，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435。

[3-58]《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5。

[3-59]瓦・崔可夫（1940年任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和蔣介石的蘇聯總軍事顧問）：《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頁34—36。

[3-60]《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8月10日），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61]據1937年11月29日隨王明飛抵延安的王明的警衛員李光燦回憶（陳光燦原為西路軍戰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軍駐迪化辦事指派為王明的警衛員，在迪化登機護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後，毛澤東等在陜北公學主持召開歡迎大會，毛在講話時「很熱烈，很興奮⋯⋯好象喝了點酒」。參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287。

[3-62]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63]《周恩來年譜》，頁393。

[3-64]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65]《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7。

[3-66]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的全文。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發言的少量片斷散見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權威論著中，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此處資料來源于馬齊彬（前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抗戰初期的王明投降主義路線錯誤》，載《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8。

[3-67]參見《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朱德、任弼時、鄧小平等電》（1937年12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0-401。

[3-68]參見王建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頁296。

[3-69]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24-25。

[3-70]張聞天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聲明，說明自己從1937年12月後即不再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之職。這個聲明實際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張聞天的名義在武漢發表的，此亦說明王明回國後張聞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後清算王明在武漢「鬧獨立性」時，卻沒有就此事特別指責王明，蓋因剝奪張聞天「總負責」的名義亦符合毛澤東的心愿。

[3-71]有關周恩來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被免除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事，可從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過的準備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得到證實。該決議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組成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周恩來雖被列名在內，但是在準備委員會下設立的組織秘書處成員只有中央書記處的五名書記，周被排除在外。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6—407。

[3-72]參見《中央政治局關于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7年12月13日通過），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5、406。

[3-73]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2。此決議如同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所通過的其他決議一樣，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長期被隱瞞，直到八十年代後才陸續予以公開。

[3-74]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86。

[3-75]《周恩來年譜》，頁318。

[3-76]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18、420。

[3-77]王明在1937年12月10日下午的會議上作關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王明在會議快結束時說：「我們現在估計黨中央的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要估計到較大的錯誤便是五中全會的決議。」參見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303。

[3-78]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117—18。

四、毛澤東與武漢「第二政治局」的對立

1937年12月18日，僅距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閉幕四天，王明、周恩來、博古等率領中共代表團就抵達武漢。12月23日，中共代表團與中共長江局舉行會議，決定將兩個組織合并，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

中共長江局是陜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組織機構，在長江局集中了當時十六名政治局委員中的五人，他們分別是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以及1938年4月調入的凱豐。在長江局擔負領導工作的還有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調任中共駐西安辦事處代表），以及葉劍英、鄧穎超、李克農、吳克堅、廖煥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間的秘書）等。

長江局是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成立的最重要的機構。長江局擔負著領導南中國中共地下組織和新四軍的工作，承擔與國民黨談判以及聯絡社會各界的繁重事務。長江局還公開出版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和黨刊《群眾》。[3-79]由于長江局工作范圍極其廣泛，對中共全局性的路線、方針發揮看重大影響，其領導人在中共黨內聲名顯赫，所以長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稱呼。

中共長江局的核心靈魂是王明和周恩來。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得到周恩來的有力支持，會議之後，王明與周恩來在黨內的影響明顯增強。王明、周恩來抵漢後，立即展開緊張的工作，全面落實、貫徹「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關于加強國共合作、鞏固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從而與毛澤東的矛盾進一步擴大。

王明、周恩來強調中共應盡力維護同國民黨的友好關係，與國民黨「開誠合作」，對國民黨的意見「一般宜采取贊助的立場」。特別在成立地方政權問題上，中共應事先征得國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國民政府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對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不向國民政府備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評，認為此舉「對全國統戰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3-80]

在軍事問題上，王明、周恩來主張中共領導的武裝游擊隊應取得合法地位，他們并且認為中共軍隊應積極配合國民黨軍作戰，應抽調八路軍主力參加對日作戰。1938年1月11日，周恩來、葉劍英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建議調劉伯承師或林彪師，待日軍進攻鄭州緊急時，渡黃河參加隴海路西段的戰斗。[3-81]

王明、周恩來在中共參加政府問題上的態度也和毛澤東存在差別。抗戰爆發後，毛澤東、張聞天對中共參加政府事一直持謹慎、保守的態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共產黨員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提出在國民黨未改變其一黨專政實質前，中共參加政府只會模糊其階級性質。毛澤東、張聞天的這種立場對王明也產生了影響。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漢以毛澤東名義發表《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再次重申中共不參加政府的立場，但是王明并不反對個別中共領導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1938年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蔣介石邀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因知道中共中央有關禁令，一再推辭，但蔣介石仍堅持原有意見。1月11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告知以上情況，并請延安考慮具體意見，實際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許共產黨員參加政府的成命。毛澤東等對王明、周恩來等的來電，拒不答復，顯示毛堅持原有立場的態度。王明、周恩來、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復電的情況下，于1月21日再電中央書記處，陳述周恩來擔任此職，將有利于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如果屢推不就，會使蔣介石、陳誠認為共產黨無意相助。對這份說理透徹，言辭懇切的電報，毛澤東照樣不復電。在延安拒不表態的情況下，長江局決定，周恩來代表中共擔任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1938年2月6日，軍委會政治部成立，周恩來出任副部長。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才正式批準周恩來擔任此職。[3-82]

王明、周恩來等在長江局的聯合行動，構成了對毛澤東權威的嚴重挑戰，長江局不僅對中共全局性的方針起看重要影響，對中共組織問題也曾一度擁有決定權。王明、周恩來聯手，打破了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後一手獨攬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澤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得不按長江局的意見辦。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來等壓力下，毛澤東被迫同意召開政治局會議，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提議2月20日前後召開政治局會議，以研究國共關係中出現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3-83]

王明、周恩來等在這封電報中提到的國共關係中的「新的嚴重問題」，是指1938年1月後，在國民黨內出現的反共輿論。1月23日。代表國民黨出席國共兩黨關係委員會的康澤，劉健群當著王明、周恩來的面，指責八路軍在華北「游而不擊」。隨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報紙出現攻擊中共的言論。1月17日《新華日報》營業部及印刷廠被一批身份不明的人搗毀。上述情況引起王明、周恩來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緊急通報武漢的最新動向，提議召集政治局會議，商討有關對策。

然而，對長江局的這份電報毛澤東仍是不予回答。毛澤東在無力正面反擊不同意見時，慣于用這種「留中不發」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立場。

在遲遲未接到延安復電的情況下，2月15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又一次致電中央書記處并任弼時、凱豐、朱德、彭德懷，提議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兩個議題：抗戰形勢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問題。[3-84]

王明、周恩來、博古似乎估計到毛澤東仍將會對彼等建議采取消極態度，索性將電報發給書記處和書記處以外的政治局委員，試圖用政治局集體的力量，迫使毛澤東同意長江局的建議。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再次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舉行政治局會議的日期為兩天，「由王明、恩來將長江局會議討論結果，向政治局建議，會完後立即返漢」。[3-85]面對王明、周恩來的持續壓力，毛澤東被迫退卻，最後，不得不接受了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建議。

王明、周恩來等在召開政治局會議一事上的態度，引致毛澤東的強烈不滿。毛認為，這是王明、周恩來造成既成事實，逼其就范。幾年後，毛回憶1938春發生的這次事件時說，「三月會議，長江局先打一個電報，規定議事日程，決定某某要人回長江局工作，這種態度我很不滿意」。[3-86]只是這些都是後話，當時毛澤東雖然極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來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了會議；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對王明、周恩來等讓步。

三月政治局會議批準了王明、周恩來提出的加強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在參加會議的八名政治局委員中，毛澤東、張聞天、任弼時對王明的報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見，王明、周恩來、凱豐、張國燾的意見則基本一致，康生的態度模棱兩可。周恩來在支持王明意見的方面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應向蔣介石建議，確立「以運動戰為主，包括陣地戰，以游擊戰為輔」的軍事戰略方針，以及「組織新的軍隊」的意見。[3-87]

三月政治局會議在王明、周恩來等的努力下，把加緊籌備中共七大列入黨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務。「在最近時期內」召開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一項重要決定，王明、周恩來對落實這一決定十分重視。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發布為召集黨的七大告全黨同志書和告全國同胞書；向地方黨組織發布進行七大工作準備的指示；成立大會報告的準備委員會；責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報告的政治提綱和專題論文。在毛澤東暫處守勢的形勢下，召開七大無疑會進一步削弱毛的影響力。令毛稍許寬慰的是，三月政治局會議沒有明確中共七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人和報告人。

三月政治局會議對毛澤東的又一打擊是，會議否決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見，同意王明返回武漢繼續主持長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會議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3-88]毛澤東公開的理由是，應考慮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需要。但是實際上，經過近三個月時間的觀察，毛已完全領教了王明、周恩來結合的厲害。把王明調回延安是一箭雙雕，不僅可以切斷王明與周恩來的聯系，還可以使王明在延安無所作為，無事可做。對于毛的這項提議的真實用意，王明似有警覺，他在3月1日的會議上，明確表示自己希望繼續在武漢工作。[3-89]會議最後對毛澤東的建議進行表決，以五票反對，三票贊成，作出最後決定，調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去長江局工作，王明在漢一月後返延。[3-90]面對多數人的意見，毛只得暫時擱置自己的計劃。

三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加強了王明、周恩來在黨內的影響，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響。會議一致同意，由王明代為起草會議的總結，[3-91]會議還決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預定在三月下旬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中央書記處并最終批準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對于王明、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毛澤東無時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電告延安，但幾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復，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將建議書送交國民黨方面。一天後，延安中央書記處來電，批評此信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賀信。王明、周恩來等長江局全體領導成員共同署名，于4月1日給延安復電，指出來電太遲，且大會已于4月1日結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這份文件，「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3-92]1938年6至7月，延安與長江局的沖突又起，中央書記處來電，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來、博古等聯合發表的《我們對于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底意見》。長江局復電延安，堅持原議，雙方互不相讓，電報往來不絕，幾成「電報戰」。[3-93]在延安發往長江局的電報中，毛澤東故意隱身在後，多以書記處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聯合署名的形式發電，在署名排列順序上，特意將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後一位。盡管毛是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長江局的壓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黨內首席角色的色彩。[3-94]

毛澤東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來的成功，使得長江局的影響開始超出華南、華中的范圍，向八路軍和華北地區擴散。1938年春，彭德懷在八路軍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精神。彭德懷檢查過去黨「對國民黨的基本轉變認識不夠」，認為「機械地劃分某一時期以左傾或右傾為主的階段論是不正確的」。[3-95]幾年後，毛澤東抓住彭德懷這些話，要彭德懷承認在抗戰初期執行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并把彭德懷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報告，作為黨內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來》一書。其實，彭德懷只是根據張聞天交給他的一份經由中央書記處草擬的傳達大綱，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在八路軍五四三旅團級幹部大會上，照本宣讀了一遍。[3-96]

依照毛澤東的邏輯，在這個階段，彭德懷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實上，軍隊和地方的領導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還另有一個「毛澤東的正確路線」。1938年1月7至8日，毛澤民在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精神。[3-97]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晉邊區分局書記彭真在邊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作《關于全國抗戰形勢和爭取抗戰勝利方針》的報告，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1938年5月，鄧小平也批評了晉中地區的向地主借糧運動，指出這是「破壞農村統一戰線」的「左」傾錯誤。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懷、楊尚昆、彭真、鄧小平在華北部分地區，還展開了反對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斗爭。

在毛澤東和長江局對抗的日子裏，張聞天仍然堅定地站在毛的一邊。毛還發現了另外幾個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時期的老熟人任弼時，另兩位是與王明一道剛從蘇聯返國的康生和陳雲。至于毛澤東志同道合的盟友則非劉少奇莫屬。劉少奇雖然沒出席三月政治局會議，但其觀點與毛幾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就將劉少奇緊急召回延安，以加強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澤東為了讓劉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書記處作出北方局領導人員分工的新決定，明確規定胡服（劉少奇）在延期間，仍然擔負華北黨的領導工作，所有情況須直接向胡服報告。[3-98]1938年7月10日，劉少奇寫信給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劉少奇在信中告誡道：「國民黨與閻錫山至今不承認統一戰線，因此在文件和宣傳上以少說或者不說統一戰線為好」。[3-99]對于政治局同事們的表現，毛澤東不動聲色，一一看在眼裏，在清冷的延安窯洞裏，毛在緊張地作著各項準備，等待著反擊日子的到來。

注釋

[3-79]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共產國際，匯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經過及人事安排事項，并要求共產國際派曾在巴黎辦中共報紙《救國時報》的吳玉章、蕭三、廖煥星回國辦《新華日報》。

[3-80]《周恩來年譜》，頁398、402。幾年後此封電報被當作「王明投降主義」的罪證受到嚴厲批判，建國後在略去周恩來等名字後，反復受到批判。

[3-81]《周恩來年譜》，頁399。

[3-82]《周恩來年譜》，頁399、401、406

[3-83]《周恩來年譜》，頁401—403。

[3-84]《周恩來年譜》，頁404。

[3-85]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86]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87]長江局時期，王明、周恩來等對運動戰、陣地戰的強調乃是作為一種建議向國民黨提出的。并非像中共黨史編纂學有意曲解的那樣，是企圖把此方針強加給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毛澤東也提出過類似意見。1938年1月13日，毛曾說，「為什麽說游擊戰為輔呢？因為游擊戰不能最後消滅敵人。所以，現在要以運動戰為主，陣地戰、游擊戰為輔。」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5；另參見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3-88]參見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兼談王明是怎樣當上書記的》，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85。

[3-89]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發言中談到他當時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參見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340。

[3-90]參見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兼談王明是怎樣當上書記的》，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85。

[3-91]參見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兼談王明是怎樣當上書記的》，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85。

[3-92]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93]《周恩來年譜》，頁414、416。

[3-94]1938年上半年，凡發往北方局和八路軍的電報，毛澤東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發往長江局的電報排名順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後一位。

[3-95]參見彭德懷：《目前抗戰形勢與爭取抗戰勝利的方針——中央政治局12月會議總結與精神》（1938年春），載《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916、919—20。

[3-96]《彭德懷自述》，頁226。

[3-97]《謝覺哉日記》，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04。

[3-98]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77。

[3-99]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頁365。

第四章　毛澤東對王明的重大勝利

一、毛澤東迂回反擊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國到1938年春夏之間，王明和周恩來等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形成的共識，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扭轉了中共核心層原由毛澤東主控的氣氛，迫使毛澤東不得不作出擁護中央新方針的姿態。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強調「獨立自主」的調門，轉而發表若干支持統一戰線的言論。1937年12月24日，毛致電邊區各軍政首長，要求在與國民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口號下」，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避免譏笑與諷刺」友黨、友軍。毛甚至提出，中共應「幫助政府進行征兵動員」，「沒收漢奸財產及處理漢奸，必須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給他們處理」。[4-1]1938年1至3月，毛澤東在接見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會上幾次發表演講，都沒有再宣傳自己過去所堅持的主張。毛澤東在1938年初春的這類言論，以後都沒收入《毛澤東選集》。

如果將毛澤東上述言論視為他已改變了原有的觀點，轉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張，那就大錯特錯了。毛澤東實際上一天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意見，他只是在與己不利的形勢下，被迫在公開場合調整了自己的態度。在私下裏，毛澤東卻在精心地準備向其對手發起反擊。

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加緊醞釀反擊王明等的「炮彈」，毛澤東的「炮彈」就是他在5月寫成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論持久戰》的演講。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有完整的論文結構。毛澤東針對抗戰以來中共黨內以王明、周恩來為代表的強調運動戰的觀點，詳細論述了游擊戰爭在抗戰中的重大戰略作用和對共產黨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意義，完善了他在洛川會議上及以後在游擊戰問題上的主張。[4-2]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的一篇演講大綱，在這篇演講中，毛不指名地批評周恩來等人在抗戰初期「懷疑」、「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周恩來過去曾批評過孤立強調游擊戰的看法是「機械論」的觀點，現在也被毛單獨拎出來，被指責為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毛在演講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氣，將黨內的不同意見一概視之為旁門左道。

毛澤東發表上述兩篇論文正逢其時。1938年春，日軍已開始進攻武漢外圍，長江局在王明、周恩來的領導下，正配合國民黨展開轟轟烈烈的「保衛大武漢」的活動。但是，毛澤東根本不相信「東方馬德裏」能守住。他認為，國民黨丟失武漢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此將有力證明毛澤東有關「國民黨片面抗戰必然失敗」的論斷，也是對鼓吹「保衛東方馬德裏」的王明，周恩來的沉重打擊。正因為毛的文章暗藏玄機，王明、博古、項英、凱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4-3]

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有關只有開展游擊戰，建立根據地才能壯大中共的意見，已日益被事實證明是有遠見的。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雖處于少數，但他對派遣八路軍東進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澤東與劉少奇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朱瑞等，責成他們「必須立即組織以八路軍名義出現的游擊兵團」，為八路軍主力轉移至華北各地區事先作好準備。同日，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又致電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黨領導下的有戰斗力的若干游擊兵團」，「創造冀晉豫邊區」。[4-4]毛澤東還采取措施，嚴防王明等對八路軍的干預，在發給軍方將領的電報中，毛澤東總是將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顯示他對鞏固自己在軍中個人影響的極度重視。盡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處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階段，但在毛的隔離下，王明在軍隊中沒有擔任任何領導職務。

在毛澤東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賀龍、聶榮臻等率八路軍陸續深入華北各地，相繼建立了共產黨的根據地，僅一年時間，八路軍就從1937年9月的不足三萬人，發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萬人。[4-5]中共武裝發展壯大的事實，使朱德、彭德懷等八路軍領導人信服了毛澤東，因而放棄了過去的觀點，轉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

八路軍高級軍事將領回到「正確路線」，使毛澤東大大舒緩了一口氣，但還有一個更大的障礙橫亙在毛的前面，這就是如何調整與莫斯科的關係問題。

在毛澤東為奪取中共最高領袖而展開的斗爭中，如何處理與莫斯科的關係一直是最為棘手的問題。隨著王明的返國，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影響明顯加強，王明「拉大旗，做虎皮」，處處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對毛的活動造成嚴重的掣肘。毛澤東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執掌中共最高領導權，幾乎是不可能的。為此，毛暫且壓住對斯大林的不滿，竭力顯出順從的姿態，同時又施展種種手段，以圖贏得莫斯科的好感與支持。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遣任弼時赴蘇聯，客觀上為毛「借洋師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提議派任弼時赴蘇匯報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屆四中全會上，兩人同時進入政治局，王明返國後，任也和政治局其他同事一樣，對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表示擁護，于是王明就認為任是自己可以聯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層風雲可以瞬息萬變，到了1938年春，已有跡象顯出任已明顯偏向毛澤東一邊，而王明竟渾然不知。于是王明無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稱快的事，毛實在有太多的理由為王明的這項提議感到高興。任弼時是受到共產國際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蘇三年，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東方大學）學習期間，曾出席過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任弼時又被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指定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與毛澤東也有較深的歷史淵源，他早年曾參加由毛組織的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并由毛推薦，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中共發起組織的掩護機構）學習俄語，旋被派往蘇俄留學。1931年春，任弼時被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蘇區，一度全力支持毛，打擊了毛的對手項英，與毛的關係又親近了一層。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時在一度搖擺後，較早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作了選擇，明確支持毛的各項主張，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公開站在毛澤東一邊，反對王明前往武漢工作。由于任弼時既為莫斯科信任，又與毛澤東接近，遂被毛視為是派往莫斯科充當高級說客的最佳人選。

幾乎在任弼時前往蘇聯的同時，1938年4月下旬，毛澤東也向即將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劉亞樓交代了任務。毛為了考察劉亞樓及提高劉的「覺悟」，已讓劉在自己的身邊幫助整理文件三個月。毛向劉亞樓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讓你去做：把我黨歷史上的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把我黨當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直接向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匯報，并多帶幾套《實踐論》、《矛盾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并請他轉呈斯大林。劉亞樓當時只是一名年輕幹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論對任弼時了。[4-6]

1938年3月5日，任弼時從延安出發，在西安搭乘蘇聯運輸卡車，于蘭州搭乘蘇聯飛機經迪化抵達莫斯科後，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主席團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報告大綱。任弼時的這份大綱巧妙地揉和了毛澤東和王明的觀點，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時機，為毛澤東在共產國際打下了楔子，「掛上號」。

任弼時在「大綱」中高度評價了王明返國後傳達的季米特洛夫有關發展中國統一戰線的指示。他聲稱，中共黨內原先對統一戰線的認識存在「某些不足夠的地方」，對國民黨有「深刻成見」，與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以後乃漸減少」。任弼時說：中共已「認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張，在發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後，「國共兩黨關係，在基本上有了進步」。[4-7]

「大綱」對王明、周恩來等提出的「保衛武漢、河南與陜西」的口號，也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任弼時強調，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務中」的「最中心的一環」。他還表示，中共中央將「糾正『左』的關門主義的工作方式」，「決定于最近半年內，召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然而，任弼時此次赴蘇的目的，絕不是為王明等做「宣傳員」，他之所以在給共產國際的匯報大綱中反映王明等的觀點，乃是王明的主張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和三月政治局會議所接受，已成為現階段中共的主導性方針。盡管如此，任弼時仍不失時機地要將毛澤東的看法反映出來。「大綱」指出，「蔣介石和國民黨內一部分人，不愿國共兩黨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圖在合作中削弱共產黨」，因此，中共將「以最大努力，擴大八路軍和新四軍」，「鞏固共產黨在八路軍、新四軍中的絕對領導」，「阻止外界惡劣影響的侵入」。[4-8]

任弼時的「大綱」送交共產國際後，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裏，沒有得到任何反應。任弼時當機立斷，迅速調整策略，在送給共產國際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時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一份關于4月14日報告大綱的「補充說明」。任弼時在這份「補充說明」中，提高了對王明的熱度，進一步陳述了王明的觀點。「補充說明」突出強調了王明返國後，在對中共中央完善統一戰線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任弼時明確指出，在王明返國前，之所以造成國共摩擦，除了國民黨方面的因素外，中共「過分強調了獨立自主、民主與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時表示。令後中共的迫切任務就是將廣大群眾組織到統一戰線的各種群眾組織中去。[4-9]任弼時在這份「補充說明」中，雖然對王明及其思想觀點作出進一步的肯定，但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時的目的是要盡量消除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懷疑，力爭共產國際盡早批準4月14日提交的報告大綱。正是由于任弼時1938年春給共產國際的上述兩份報告對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多有贊譽之詞，所以幾十年來一直未予公開。

任弼時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見影的結果，中和了王明與毛澤東觀點的4月14日報告大綱和5月17日的「補充說明」，終于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了《關于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對于毛澤東，這個決議案中最有價值的一段話就是共產國際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4-10]

毛澤東當然清楚，這段話中的「政治路線」實指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以來的中共路線，但毛卻可以對之「移花接木」，因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沒有改變，對中共政治路線的褒揚，完全可以解釋成是對毛的路線的肯定。

事實上，毛澤東非常瞭解共產國際在他與王明的爭執中，是明顯偏袒王明一方的。共產國際在6月11日的決議案中，要求中共「誠實」、「誠懇」、「積極」、「用一切辦法」幫助國民黨，甚至提出了中共應協助國民黨，「實行征兵制」，「建立新軍」，「發展國防工業」等一系列與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議。然而，毛澤東仍然可以接受這個建議，因為對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練就了一套靈活應付的本須，或將其擱置一邊，或避重就輕，總之毛不會讓莫斯科束縛住自己的手腳。

在獲得初步的成功後，任弼時在莫斯科展開了第二步行動，現在任弼時已毫無必要再向共產國際大捧王明了，任轉身一變，開始為改變王明對共產國際的「錯誤影響」四處奔走。他滿懷熱情地充當起毛澤東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廈（共產國際辦公所在地及駐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代表團駐地）的游說客。據當時擔任任弼時俄文翻譯的師哲回憶，任弼時不僅親自到各國共產黨駐蘇代表團去宣講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還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黨員幹部分別派到各國代表團去介紹「毛澤東的革命理論」。[4-11]

師哲回憶道，任弼時在向共產國際提交了匯報大綱後，曾寫過一份有關中國情況的報告，專門介紹毛澤東的貢獻。其中「斷定說，只有『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師哲的回憶沒有引證任何文獻資料，恐是師哲根據任弼時當時的政治態度，把任弼時5月17日提交的「補充說明」誤以為是任弼時向共產國際舉薦毛澤東。因為迄今為止，只見到任弼時向共產國際提交的4月14日「報告大綱」和5月17日「補充說明」，而未見師哲所言的任弼時這份舉薦毛澤東的補充報告。如果確實有這份報告，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一定會將其在黨的領導層中公開。

任弼時在莫斯科的活動在促使共產國際加深對毛澤東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產國際顯然未能如毛澤東、任弼時之愿，明確承認和支持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袖。相反，莫斯科卻對毛澤東與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對中共的損害，表現出強烈的憂慮。在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有關中共代表團的決議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領導層特別要警惕：「日本偵探及國民黨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陰謀詭計」，「在中共領導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紛亂的企圖，來破壞中共領導的集體工作」。[4-12]因此，任弼時仍有必要繼續留在莫斯科，為毛澤東繼續作改善形象的公關工作。不久，任弼時未竟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時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圓滿完成，他就是原屬王明集團、後跳槽至毛澤東營壘的王稼祥。

注釋

[4-1]《毛澤東、肅勁光、譚政致邊區各軍政首長電》（1937年12月2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8—409。

[4-2]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原是為延安解放社編印的《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一書所寫的第七章。最早刊載于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時，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4-3]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頁192。

[4-4]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75—80。

[4-5]《彭德懷自述》，頁229。

[4-6]劉亞樓赴蘇後，曾參加了1939年共產國際討論李德問題的委員會，「并認真穩妥地完成了毛澤東交給的任務」。參見楊萬青、齊春元：《劉亞樓將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頁175—76。

[4-7]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經中共長江局集體討論通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在武漢發出《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毛澤東當時并未加以反對，以後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後，此宣言被指責是王明等背著中央發出，集中體現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主張，受到長期批判。參見史鋒：《反對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斗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頁34。

[4-8]任弼時給共產國際的上述兩份報告，因對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多有贊譽之詞，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鵬等編輯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參見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頁104-105、110-111、113；122。

[4-9]任弼時給共產國際的上述兩份報告，因對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多有贊譽之詞，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鵬等編輯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參見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頁104-105、110-111、113；122。

[4-10]《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1938年6月），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頁863。

[4-11]1978年11月，師哲的回憶，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6。

[4-12]《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1938年6月），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頁863。

二、關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

毛澤東在為爭取中共最高領袖而進行的持續斗爭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憑著他個人的政見主張，嫻熟運用各種謀略，吸引、爭取了許多昔日屬于對立營壘的黨內高層人物，使他們成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較早被毛澤東爭取過來的原王明集團的重要成員。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帶回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關于「承認」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4-13]王稼祥傳達的莫斯科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滿強烈親蘇氣氛的中共黨內所發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簡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對毛澤東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書。從此塵埃落定，毛澤東雖未立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已成為事實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則完全喪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開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終被毛澤東一腳踢進「歷史的垃圾堆」。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獲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與王稼祥在莫斯科開展的積極活動分不開的。王稼祥是為醫治內戰期間所受的槍傷，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蘇聯輪船前往蘇聯的。[4-14]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後才真相大白。198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紀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稱，王稼祥赴蘇系受「中央派遣」，「向共產國際領導人介紹中國革命情況，包括他個人對中國黨的領導的看法」。[4-15]三十年代曾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師哲也說，王稼祥是「身負重任」來到莫斯科的。[4-16]這裏涉及到一個關鍵問題，王稼祥赴蘇向共產國際陳述他「個人」對中國黨領導的意見，究竟是誰授權的？在王稼祥啟程赴蘇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周恩來和博古。張國燾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評，已心灰意冷，[4-17]周恩來、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軍、東北軍交涉。在毛澤東和張聞天兩人中，張聞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陳述王個人對中國黨領導的看法，可能性極小。答案只能是一個，是毛澤東授意王稼祥去共產國際開展要求改變中共領導的活動，也唯有毛澤東才會這樣做。

王稼祥這次在蘇聯居留有一年時間。王稼祥抵蘇後，王明已準備返國，從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擔任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直至1938年3月任弼時抵莫斯科，才轉由任弼時接任該職。據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與他及任弼時進行了一次重要談話。這次談話并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因此無從考證季氏與王稼祥、任弼時會談的具體時間和地點。據王稼祥說，季米特洛夫談了以下一段話：

「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實際斗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4-18]

關于季米特洛夫對王稼祥請的這段話，前蘇聯中國問題專家季托夫對它的真實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1939）》一文中聲稱，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澤東和王稼祥聯手搞的「陰謀詭計」。季托夫說：

共產國際根本沒有（決定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那個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為毛澤東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為了完成毛澤東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產國際個別工作人員（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進行了交談。曾談到似乎中共中央認為必須選毛澤東當黨的總書記。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并沒有提出什麽建議，認為這個問題應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4-19]

在沒有進一步史料證實季托夫的「偽造說」以前，筆者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這一說法。雖然「口信」一事確實存有不少疑點，例如，在共產國際6月11日通過的《關于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中并沒有涉及對中共領導人個別評價的內容，為什麽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會在如此敏感的重大問題上，向王稼祥個人作出明確的表態？為什麽共產國際竟會沒有這次會見的正式文字記錄？種種跡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講述的這番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見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認。因為，如果不經斯大林，季氏似無膽量在如此重大問題上自作主張。1938年，蘇聯正處于「肅反」大風暴中，王明的後臺與恩師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敵」的罪名遭到處決。季氏利用這一機會，或為顯示其「革命的原則性」，有意對王明表示輕慢；或受「階級斗爭」之習慣思維之影響，對王明表示某種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雖與王明私交其篤，王明唯一女兒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給季氏撫養，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風中，飽受寄人籬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輕侮的季氏于驚恐中欽羨毛澤東所創造的革命功業，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1938年屬意毛澤東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國只是為了「幫助」毛，而無趕毛下臺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對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卻無懲治王明的念頭，因為從各方面資料看，斯大林對王明關懷備至幾十年可謂不變。

王稼祥帶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學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歷史資料的情況下卻斷言，王稼祥回國帶來了「共產國際從組織上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袖的重要文件」。[4-20]向青教授的上述敘述是完全錯誤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遺孀朱仲麗也只是說，王從莫斯科帶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見」。如果共產國際果真有這份「從組織上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袖的重要文件」，毛澤東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難道會將其束之高閣？事實是，當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後，毛澤東就立即決定召開中央會議，讓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員鄭重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季氏為共產國際總書記，即是共產國際的化身）。毛澤東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確有共產國際的書面意見，毛一定會在一定的范圍內正式公布，絕不會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國出版的各種文件集中，都沒有這份「文件」。可見，1938年7月，共產國際沒有頒布過承認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時確實帶回了一份共產國際文件，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說的那個子虛烏有的東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的《關于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帶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對毛澤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毛澤東終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認。現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強，下一步就是要對王明等發起全面反擊，來鞏固自己的中共領袖地位。

注釋

[4-13]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1938年9月），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70—71。

[4-14]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蘇，于1937年春抵達的說法是錯誤的。參見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論文集》，頁389；另參見鄭育之：《王稼祥在上海養傷的日子裏》，載《回憶王稼祥》，頁78—81。鄭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婦均為中共地下黨員，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滬等候蘇聯輪船的三個月裏，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4-15]胡耀邦：《深切地紀念王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頁2。

[4-16]師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憶王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頁83。

[4-1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29。

[4-18]王稼祥（遺作）：《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載《人民日報》，1979年12月27日。

[4-19]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1939）》，原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6-57。

[4-20]參見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論文集》，頁391—92。

三、兩面策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關于選舉中央委員問題的講話時，把遵義會議與六屆六中全會相提并請，稱之為黨的歷史上「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并強調：「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4-21]六中全會的召開與王稼祥回國有密切的關係。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蘇聯軍用飛機經新疆迪化飛抵蘭州，經陸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澤東轉達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現在毛澤東認為到召開黨的重要會議的時候了。

然而，召開什麽樣的會議，卻令毛澤東頗傷腦筋。本來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都已通過決議，在近期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王稼祥已帶回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季米特洛夫口信，眼前正是國共合作比較順利的時期，參加七大的代表前來延安并不特別困難，召開七大的時機已經成熟。

但是，毛澤東并不想在這個時候召開中共七大，因為此時召開七大，還不足以一舉消除王明及其勢力。毛澤東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沒有把王明搞下臺的意思，他只能在莫斯科劃定的范圍內活動。王稼祥帶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雖然提及中共領導機關要以毛為首解決問題，但同時又強調中共領導層應加強團結，「不應花很久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于總結十年經驗，「要特別慎重」。共產國際尤其告誡中共領導層，要謹防日寇挑撥中共主要負責人之間關係的陰謀。[4-22]這就是說，利用共產國際的招牌，孤立、打擊王明的時機尚未到來。在王明影響仍然十分強大的1938年秋，如果貿然召開中共七大，很難保證毛澤東能獲得全黨的一致擁戴，從而一勞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權力。正是鑒于這種考慮，毛澤東決定不開黨的七大，而是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

為了「開好」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做了精心的準備。在8至9月間，毛抓緊起草在中央全會上的政治報告——這是毛參加中共十七年後，第一次在黨中央全會上做政治報告。毛還向長江局發電，通知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等來延安聽取共產國際指示的傳達。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們嚴密封鎖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內容。[4-23]

1938年9月10日，毛澤東笑容滿面，站在延安各界歡迎王明、周恩來、博古、徐特立隊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還是毛澤東，卻在少數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語言，不指名地諷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門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討好國民黨）。[4-24]但是在歡迎王明等的隊伍裏，毛澤東卻顯得熱情誠懇，儼然在迎接久別重逢的親密戰友。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關于任弼時報告的決議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開會，確定六屆六中全會的議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運用剛剛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對中共組織機構進行了重大調整。會議決定撤消長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來任書記，王明的長江局書記一職被無形中止；將東南分局升格為東南局，由項英任書記，東南局直屬延安領導；繼續保留北方局，并新設立中原局，由劉少奇一身兼任這兩個中央局的書記。[4-25]

1938年9月29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正式開幕，這次會議具有比較隆重的外觀形式，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員缺席：任弼時在莫斯科，鄧發在迪化，凱豐在武漢留守中共代表團。原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已脫離中共，投奔國民黨。大會主席團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員組成，秘書長由李富春擔任。全會前後共開了四十天，是至那時為止中共中央所召開的歷時最長的一次會議。在會上作報告、發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幾乎占了與會者的三分之一。

六屆六中全會的靈魂人物是毛澤東。會議之初，由王稼祥作了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政治局向會議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以後未全文收入毛澤東主編的《六大以來》，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為什麽不愿意將《論新階段》全文收入《毛選》？[4-26]毛為什麽意欲人們忘掉這個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論新階段》中包含了大量與王明相一致的觀點，而依照中共黨史編纂學的解釋，毛澤東正是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徹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的言論和行為，集中展現了他變幻多端、前後矛盾、出爾反爾的政治性格。毛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鞏固個人的權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過其政敵的所有政治主張；他也可以一瞬間完全變臉，說出前後判若兩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語言。

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使用了與王明幾乎類同的語言，毛指出「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可想象的」，他稱贊國民黨「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領袖」。[4-27]并高度評價抗戰以來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中國已「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毛強調在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于領導與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記了他本人自洛川會議以來一貫宣傳的「片面抗戰必然失敗論」，而談起國民黨的「光明前途」。毛批評「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對于國民黨存在看一種不正確的觀察，他們對于國民黨的前途是懷疑的」，毛鄭重號召全黨必須「全體一致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4-28]

毛澤東為了充分顯示中共和他本人對改善國共關係的誠意，向國民黨提議，共產黨員在保留中共黨籍的條件下，公開參加國民黨。毛并表示，中共將主動向當局提交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名單。毛向國民黨保證，中共不在國民黨軍隊中組織黨支部，也不在國民黨黨員中征收共產黨員。[4-29]

毛澤東的最驚人之筆是他在六中全會開幕的當天——1938年9月29日，寫給蔣介石的一封親筆信。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表示對蔣介石「欽佩無既」，聲稱對「先生盛德」，「凡在國人，無不崇仰」。[4-30]毛的這封信由周恩來于10月4日在武漢當面交給了蔣介石，但從未收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書信選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來年譜（1898—1949）》時，才提及此事，但仍沒有全文公布該信的內容。[4-31]

毛澤東自抗戰前夕就強調中共應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高度的獨立自主，七七事變後，毛更是堅決維護自己的這一政治主張。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後，毛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雖有稍許軟化，但其初衷始終未變，為什麽到了六屆六中全會，毛竟會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毛難道真正轉變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澤東所有這類言論都是違心之言，這是他在當時復雜、微妙的形勢下，為應付斯大林和中共黨內的不同意見，為麻痹蔣介石而精心設計的謀略手段。

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是送給斯大林的一份禮物。毛清楚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視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關于任弼時報告的決議案，對此問題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實上已承認毛為中共領袖的形勢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從的姿態。毛甚至還可以走得更遠一些，以顯示自己對國共合作的誠意，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誰還再能批評毛澤東對國民黨缺乏合作誠意！對毛澤東而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毫不困難，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高領導權，對國民黨說什麽好話都無所謂。

毛澤東的《論新階段》也是說給蔣介石聽的，其目的是為了麻痹蔣介石，但是毛這次卻碰上了真正的對手。和毛絕不信任國民黨一樣，蔣介石也絲毫不相信共產黨。蔣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澤東的意圖。蔣介石在接到了周恩來轉交的毛親筆信的當天，在日記中寫道：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兩黨長期合作』，閉口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口吻，反使我產生疑慮」。「于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慘痛經驗，是不能再上當了」。[4-32]

1938年12月6日，蔣介石的見周恩來，對10月4日周轉交的毛澤東親筆信中的四點建議作出答復。毛在信中提議：一、停止兩黨的斗爭。二、共產黨可以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黨籍。蔣介石提出，跨黨不贊成，共產黨既行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合并為一個組織。如果辦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蔣介石的建議被周恩來拒絕，周表示中共除了跨黨外，不可能加入國民黨。[4-33]

毛澤東以虛虛實實、半真半假的態度試探蔣介石，蔣介石則以不硬不軟的態度回應毛澤東，其實兩人心中都有譜，國共兩黨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黨內合作的年代。毛澤東本來就沒有對此當真，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原本就是作給人看的。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蔣介石不愿上鉤，毛澤東也就順手將其擱置一邊了。

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數十天內，毛澤東四面八方。席不暇暖，為應付內外形勢，費盡了心機。一方面，毛要虛應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國民黨；另一方面，他更急于利用來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毛深知來自莫斯科的「支持」很不牢靠，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難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後還不是都被莫斯科所廢嗎？眼下，共產國際雖然承認了毛的領袖地位。但是，說不定轉眼間莫斯科就會改變主意。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趕快造勢，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領袖的既成事實，并使之不可動搖，即使莫斯科日後反悔，也將對毛無可奈何！

毛澤東必須首先亮出自己的觀點，以集合同志，把王明孤立起來。然而，在1938年毛澤東要做到這一點，卻非易事。不久前毛澤東剛做的報告《論新階段》還在與會者的耳畔回響，由于毛澤東自己的語言已被淹沒在王明理論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數與會者尚不能分辨毛與王明的差別。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當著他們的面，亮出自己的觀點，又與《論新階段》自相矛盾，一時似乎又拉不下臉面。毛澤東終于想出一條妙計。9月30日，毛以轉交致蔣介石親筆信為由，先將周恩來支去武漢。10月初，周恩來、凱豐自武漢來電，提議王明等速來武漢，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4-34]毛順水推舟，又讓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慶（國民黨中樞機構此時已從武漢遷至重慶）。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不在延安使毛澤東大暢所欲，這樣，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將自己的真實觀點在黨中央全會上和盤托出。

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來、博古等缺席的情況下，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閉幕式發表了不指名抨擊王明、周恩來的重要演說。六中全會會議期間，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澤東的威望迅速上升，許多煩導人，包括王明都發表了支持毛為中共領袖，贊頌毛的言論。毛澤東利用會議期間這種有利于自己的氣氛，將批評矛頭驟然轉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場合，剛剛在《論新階段》報告中談過加強統一戰線的意見，現在他卻直言不諱地宣稱，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4-35]

毛澤東在不到一個月前，在同樣的黨的高級幹部面前，親口說過擁護蔣委員長一類話，現在卻改口抨擊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毛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六中全會閉幕式上完全成功，與會的黨的高級幹部竟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至此，毛終于看清自己在中共黨內的主宰地位已經基本確立，「勢」既形成，其「威」立時顯現，即使黨內仍有不同意見，在毛的權勢下，也只得噤口。

毛澤東在11月5日至6日的閉幕式上還拉上劉少奇，毛稱贊劉少奇道，還是少奇講得對，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實際是「一切經過閻錫山」、「一切經過國民黨」。毛指責道，這是忘記了黨的獨立自主方針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提出對國民黨應采取「先斬後奏」、「先奏後斬」、「不斬不奏」、「只斬不奏」的靈活策略，最終目標是爭取壯大中共武裝，為未來的勝利奠定基礎——毛澤東終于講出了被壓抑很久的心裏話！

毛澤東利用王明等缺席，將自己的真實觀點公開表達出來，這是毛澤東取得的對王明的重大勝利。但是，王明的觀點畢竟沒有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觀點。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該決議案批準了「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于一切」的口號。同時宣布，國共合作最好的組織形式就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中共愿向國民黨當局交出中共黨員名單。決議案再次重申，「不在國民黨中及國民黨軍隊中建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決議案沒有充分反映毛澤東在閉幕式講話中有關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內容，而是根據《請新階段》報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會上報告的精神，提出各級黨組織應防止統一戰線中的「左」、「右」兩種傾向，保證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強調不要給黨內同志亂加「左」、「右」的帽子。[4-36]決議案還正式宣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會至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4-37]毛澤東對于這個結論雖然很不情愿，但在當時也只能違心接受。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顯示，毛仍然受到黨內不同意見的牽制，毛澤東還需找到能夠在政治上制敵于死命的武器。毛終于找到了這個武器，它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注釋

[4-21]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大會上的講話（1945年6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20-21。

[4-22]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1938年9月），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70—71。

[4-23]參見朱仲麗（王稼祥遺孀）：《黎明與晚霞》（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頁287-88。

[4-24]朱仲麗：《黎明與晚霞》，頁286；另參見蕭勁光：《服從真理，堅持真理——回憶王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頁12。

[4-25]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19。

[4-26]收入《毛選》第2卷的部分內容易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且這一部分也作了大量刪改，有關「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等有關內容已被盡行刪去。

[4-27]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595；560、595—96、606；629。

[4-28]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595；560、595—96、606；629。

[4-29]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595；560、595—96、606；629。

[4-30]毛澤東1938年9月29日致蔣介石親筆函，載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1985年）頁694-95。

[4-31]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一書披露，周恩來于1938年10月4日見蔣介石時，除了轉交毛澤東信件外，還送交了王明給蔣介石的信件。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0。

[4-32]蔣介石：《蘇俄在中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頁71；另見《蔣總統秘錄》，第12冊，頁74。

[4-33]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7、420。

[4-34]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7、420。

[4-35]《毛澤東年譜》，中卷，頁94。

[4-36]《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193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755、753—54、758。

[4-37]毛澤東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稱「遵義會議糾正了在五次『圍剿』斗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但又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并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

四、毛澤東的「新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毛澤東經長期醞釀，為徹底打倒王明和黨內的留蘇勢力，鏟除中共黨內根深蒂固的對斯大林的崇拜，最終確立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導師」地位，而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一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口號。毛通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口號，為自己所有「異端」觀點尋找到解釋的依據，它集中體現了毛本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觀點和態度，構成了漸趨成型的毛主義的理論核心。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講臺上，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看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堅持瞭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喝，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4-38]

毛澤東的上述言論，邏輯嚴密，言簡意賅，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階段，完全契合中共幹部黨員的心態，極具正當性和鼓動性。對于參加六中全會的許多中共領導幹部來說，他們似乎并不完全瞭解毛的這番講話實際上已標志中共戰略思想正發生重大改變。他們也沒有覺察到毛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講話掩藏著不久後將向黨內留蘇派勢力開儀的預兆。時下，他們都樂意聽到毛這種令人耳目一新，充滿民族自尊感的話語。

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他積蓄已久看法的總結與升華。毛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吸取、應用馬列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將其與中國歷史的重大遺產——農民造反，「馬上打天下」的傳統融匯統一，使之轉化為由共產黨領導的、以推翻國民黨統治為基本目標的現代農民大革命。作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論及經驗，雖在毛將中國傳統遺產轉化為現代農民革命戰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論及其經驗與毛的觀念和行動又常有不合之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它不僅為毛所有的觀點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也給毛創造了自由活動的廣闊的空間，它更有助于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

毛澤東從不諱言自己負有解救中國人民、再造中國的歷史使命，他也從未懷疑過自己具有別人無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這種強烈的「舍我其誰」的自信力與堅強的個人意志力一旦結合。確實使毛澤東產生了一種「能強迫歷史朝他的理想邁進」的力量。[4-39]1935年後，毛逐漸控制了中共的實權，進而迫切需要創造一個在理論上能為自己自圓其說的解釋系統。同時，熟知中國傳統的毛澤東也深知，欲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僅手握兵符還不夠，還需要成為能為廣大追隨者提供精神資源的「導師」。換言之，有「君」之實，而未有「師」之名，是令毛澤東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樣創建「師」之理論體系，如何使之達到「君師合一」，就成為長期困擾毛思緒的一大難題。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僅表明毛澤東的解釋系統已初建成功，而且標志著毛為確定自己的「導師」（教主）地位而進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毛澤東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主要出自他長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資料顯示，毛之所以能提出這個命題，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啟發有關。梁漱溟與毛澤東相識于五四時期的北京，兩人均未出國留洋，也未受過國內正規大學的訓練，都是自修型知識分子出身。1938年1月，這兩位在政治思想和個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窯洞卻有過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談。[4-40]

梁漱溟是一個新舊雜糅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一生汲汲于融匯民主、科學與中國固有文明，以濟世的情懷，長期徘徊于學術與政治之間。毛澤東則并非是一單純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此時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袖，毛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情有獨鐘，但是他的這種態度卻完全服從于現實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諱地向毛澤東表明，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必要性存在懷疑。他認為，中國的共產革命是從外來引發的，而非內部自發。由于中共不瞭解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近代社會均非同物，而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才造成中共過去十年勞而無功，僅靠中共軍隊維持黨的生命。梁氏認為，抗戰後，因中共放棄對內斗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中共才「聲光出于各黨之上」。梁氏希望今後中共要「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不要再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4-41]

毛澤東對梁氏所言，「笑言相謝」，稱贊道，「很可感」。梁氏所論雖從根本上否認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卻與毛不謀而合。毛在內心中早就對中共黨內的全盤俄化持有異議，且認為正是靠著軍隊，才挽救了共產黨。至于梁氏關于中國社會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貿然否認，而是予以「相當承認」，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國特殊性而忽略中國之與世界各國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會均存在的階級、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4-42]毛并表示贊成梁氏《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中不搞上層表面文章的「憲政運動」，而從改造社會的基層入手，從農村入手的主張。[4-43]

毛澤東出于意識形態的限制，不可能對梁漱溟的觀點全然贊成。但是兩人說話投機，在思想和觀念上有許多共鳴卻是不爭的事實。毛和梁都具有強烈的中國歷史文化意識，在精神和氣質上都具有濃厚的中國色彩，但是，毛畢竟不是一個單純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見到的毛澤東，待人接物謙恭有禮，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剛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則要在十五年後才能真正領教，當然這是後話了。

在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1938年，真正能夠一眼看穿毛之動機的人，在中共黨內唯有王明。1938年10月20日，王明應部分與會代表的要求，在前一階段作過《共產黨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後，再一次在六中全會上做《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王明在發言中表示擁護毛的意見，但是他又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實行中可能出現的偏差憂心忡忡。王明提出，在使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應注意五個方面的問題：一、首先應學習馬列主義；二、不能庸俗化和牽強附會；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論和煩瑣哲學代替唯物辨證法；四、不能以中國舊文化舊學說來曲解馬列主義；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誤解之下，來忽視國際經驗的研究和應用。[4-44]王明的上述看法顯然出自其親莫斯科的立場，表達了中共黨內留蘇勢力對毛澤東有可能利用這個口號背離正統馬列的警戒和擔心。

然而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確可發現，這個口號對中共的作用是雙重的。毛澤東提出這個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發展壯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隨這個口號，中國傳統中的某些消極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體內，給黨自身帶來了長期的困擾。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論的準備，黨內一直存在著輕視理論的根深蒂固的傳統。1927年後，中共長期戰斗在落後的農村邊遠地區，其階級構成發生重大變化，農民黨員的比重在黨內占了壓倒優勢，早已養成農村軍事性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提出，為中國傳統因素大規模浸潤中共正式打開了大門，使原來就深受農民造反傳統影響的中共，更加顯現出農民化的色彩。「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這種雙重作用，在中共以後的歷史和1949年後中國的歷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證實。

但是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澤東抓住「中國化」這面旗幟，已使自己處于完全主動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認」大大提高了毛澤東的威望，毛澤東「奉天承運」，一手牢牢掌握中共軍隊，一手揮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大旗，名正言順，師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無以自拔的窘境。

注釋

[4-38]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658—59。

[4-39]參見白修德著，馬清槐、方生譯：《探索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頁177。

[4-40]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麽》（1941年），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144—45；138、147—48；154。

[4-41]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麽》（1941年），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144—45；138、147—48；154。

[4-42]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麽》（1941年），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144—45；138、147—48；154。

[4-43]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317—19。

[4-44]王明：《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1938年10月20日）；載《王明言論選輯》，頁637—38。

第五章　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一、毛澤東從斯大林《聯共黨史》中學到了什麽？

從1935—1938年，經過四年的艱辛努力，其間雖有曲折和暫時的失意，毛澤東畢竟在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凱歌行進，到了1938年底，毛已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裏，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須臾不得安寧——這就是毛還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解釋權——給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在共產黨內，解釋權則尤其重要，誰獲得對馬列經典的解釋權，誰就控制了黨的意識。換言之，即使擁有軍權和黨權，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解釋之重要，不純取決詞語本身的內容及其意義，更在于詞語與現實的聯系，以及詞語概念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長期以來，在留蘇派的經營下，俄化概念在中共黨內早已形成一種特有的精神氣質和濃厚的親蘇氣氛，成為籠罩在黨之上、阻遏一切創新精神的沉重低氣壓。王明、張聞天等不僅憑借這種氛圍扶搖直上，且沾沾自喜，儼然以圣杯看守人和護法大師自居，將一切獨創思想均視為旁門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後快。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毛對此除了憤慨而毫無辦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傳，在他們眼中，毛澤東的那一套豈只是離經叛道的「狹隘經驗主義」，簡直就是難登馬列之堂奧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的毛澤東決意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且一嗚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對手就此噤口。還在1910年，當毛還是湘鄉東山學堂學生時，他就借一首「詠蛙」詩而明其心志：

獨坐池塘如虎距，

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蟲兒敢作聲！[5-1]

而在毛澤東已初建其大業之後，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黨內還存有的那種精神指導系統。緊懷「傳教」之志、兼有辦事之才的毛，對自己及對手之特長均有極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優勢非在于此——馬列經典讀得畢竟比那些洋學生少；但毛又極具自信，他之基于對中國歷史及其文化傳統深刻洞悉和體認，而對馬列幾個重要概念的融匯，在其實際功用價值上遠勝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書生的紙上談兵。在毛看來，留蘇派攻「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其胸中茫然無有」，僅是憑借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黨的意識形態，繼而奪取了黨權和軍權。毛卻要反其道而行之，憑其個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軍權和黨權，最後攻占意識形態陣地。

1938年10月，當毛澤東已先讀了一批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義的解釋課本——米丁、愛森堡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之後，[5-2]毛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講臺上向全黨發出開展「學習運動」的號召。

學什麽？一言以蔽之，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之產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態度和工作方法。可是當時既無「毛澤東思想」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遠距離觀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貢獻，況且，毛也難于將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和盤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語又止的境地。

然而這一切對于經歷過無數風浪的毛澤東，又實在算不了什麽。1938年末，來自莫斯科任弼時的一份報告給了毛重要啟示，幫助毛擺脫了這種困窘。任弼時向延安通報，莫斯科剛剛出版了斯大林編著的《聯共黨史》，建議中共中央立即翻譯。[5-3]幾個月後，當毛讀了這本《聯共黨史》後，如獲至寶，迅速向延安的各級幹部發出號召：學習《聯共黨史》，做斯大林的學生！

毛澤東對《聯共黨史》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據當時擔任毛軍事秘書的郭化若回憶，毛在一個幹部會上說：「《聯共黨史》是本好書，我已讀了十遍。奉勸各位也多讀幾遍。」[5-4]

從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澤東不下十數次號召全黨學習《聯共黨史》。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著名演講，提議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研究馬列主義，「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毛稱贊道：

《聯共黨史》是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5-5]

1942年，毛澤東更將該書稱之為「馬列主義百科全書」，把其列入《整風文獻》，以後又將其列入《幹部必讀》一類的學習叢書。1949一1956年，《聯共黨史》甚至成為中國所有高等院校學生必修的政治課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榮的地位才被《毛澤東選集》所取代。

毛澤東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聯共黨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發乎真心？毛澤東對斯大林有著很深的不滿，眼下正在加緊趕制反對王明的炮彈，為何卻對王明的精神導師——斯大林的大作這般推崇備至？乍看似乎令人費解，毛澤東和王明這兩個政治上的對手，在歌頌斯大林的《聯共黨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年5月20日，王明當著毛澤東的面，在延安召開的中央幹部教育部學習動員大會上作的主報告就是「學習聯共黨史的重要意義」，[5-6]王明偏愛《聯共黨史》尚在情理之中，那麽毛澤東呢？

毛澤東高度評價《聯共黨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聯共黨史》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開展黨內斗爭有用的經驗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來為毛的政治目標服務，為毛奪取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輸送彈藥。

《聯共黨史》全稱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斯大林為在政治上徹底消滅異己、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而下令編纂的。這部書經斯大林親自修改、審核，于大鎮壓達到頂點的1938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參與，精心組織了這部書的寫作和出版，斯大林同意將這部書歸于他的名下。[5-7]

對于這本堪稱斯大林主義標本的《聯共黨史》，毛澤東立時發現了它的巨大價值。毛澤東高度欣賞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態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聯共黨史》中有選擇地利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一樣，毛只專注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把馬克思主義通俗化方面，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堪稱一流大師。斯大林擅長于將馬克思主義化的為幾個概念，毛澤東則精于對馬克思主義作簡化處理，尤其善于把中國民間俗語、俚語引入到馬克思主義。斯大林發明「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毛澤東則有名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造反有理」！從《聯共黨史》簡明、程序化的敘述中，毛澤東獲益非淺。不久，他就依據《聯共黨史》的結束語部分，在中共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起《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報告了。

《聯共黨史》為了維護斯大林一貫正確的形象，任意剪裁歷史，這也適應了毛澤東急欲重寫以自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的政治需要。《聯共黨史》把蘇聯共產黨歷史描繪成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生死搏斗的歷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個人作用。全書提到斯大林、列寧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余次，介紹斯大林、列寧著作以及引用他們語錄的篇幅占了全書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頁左右。這一切都吸引著自認為是黨的正確路線化身的毛澤東的強烈興趣，給了他豐富的啟示。在毛的親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時、胡喬木等以《聯共黨史》為藍本。以中共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為綱，編寫出《聯共黨史》的中國版：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第一個歷史總結文件——《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只有毛澤東才是中共正確路線的代表（在1945年8月修改稿中，將劉少奇也增添為正確路線的代表），其他黨的領導人，非「左」即右，至于廣大黨員則成了黨的領袖的陪襯物。

《聯共黨史》以斯大林的個人意志作為評判是非的唯一標準，竭力丑化、貶低黨的其他領導人，這又和毛澤東自大、專斷的性格相吻合。《聯共黨史》把所有與斯大林意見相左的黨的元老，一概斥之為「機會主義」、「人民公敵」、「叛徒」、「賣國賊」、「特務」、「暗害者」，為斯大林大規模屠殺老布爾什維克，實行社會恐怖，制造了理論依據。抗戰階段的毛澤東尚處于「打天下」的創業時期，革命成功還要依賴于全黨齊心協力，因而只能有選擇的學習斯大林的黨內鎮壓經驗。但是，毛澤東還是從《聯共黨史》學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不久他就用「機會主義」、「經驗主義」、「教條主義」，指控黨的其他領導人。在毛的高壓下，絕大多數黨的領導人出于對黨內團結的考慮，都自覺或違心地接受了這些指控，從此，他們的「小辮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隨時根據需要任意處置他們，自己卻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毛澤東從《聯共黨史》中尋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以領袖為中心的革命戰略與策略，以這個中心為基軸，加強黨的思想和建設的具體途徑，展開黨內斗爭的方針與方法等。從這本書中，毛徹底瞭解了做一個斯大林式的領袖所必須具備的特殊素質，這就是：以鐵腕統治全黨，用意識形態為這種統治服務。對于這類問題，毛本來就不生疏，現在又有《聯共黨史》作依據，毛更加充滿自信。

如果說《聯共黨史》從政治功利性的角度豐富了毛澤東的革命戰略和策略思想，那麽斯大林的哲學狙擊手米丁、尤金，則為毛主義的哲學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領導人中，毛澤東是較少受馬列教義束縛，思維最自由、最活躍的一位。毛青年時代深受中國傳統哲學影響，尤其重視陸王心學，正由于毛與中國傳統哲學始終保持一條溝通的渠道，他的有異于莫斯科正統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時涌現。但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創見的觀點和主張卻遭到黨內留蘇派的貶損。心高氣傲的毛澤東決不甘心僅僅做一個「實踐家」，他也要進入馬列主義理論家的殿堂。既為共產黨員，就不能另辟新徑，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使自己的觀點系統化和理論化。

1937—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如饑似渴地鉆研由博古、沉志遠等從俄文翻譯的唯物辯證法一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程。[5-8]然而，毛所讀的幾乎都是當時蘇聯官方哲學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義問答式的「解釋學」。

這樣就不可避免造成互為矛盾的結果。一方面，由于毛澤東主動的迎合，他的活潑的思維被無形地壓入進米丁、尤金等教條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線性和獨斷性的思維方式對毛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分為二」、「無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簡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應對世界萬物的準則；另一方面，由于毛澤東研讀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迫于外在壓力，并非完全出于個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畢竟難以被斯大林式的「神學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經常「越軌」，不時跳出斯大林的緊箍咒而呈汪洋恣肆狀，正是在這個時期，毛寫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學論著《實踐論》和《矛盾論》。總之，在抱定「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夠從「本本」的片言只話中，獲取靈感，將其引申開來，借洋調翻出中國曲；或者公然藐視「本本」而自譜新調。于是，創新開掘與僵硬保守并存，兩者互為補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顯著特征。在這個過程中，毛思想開始具有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外觀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則在毛主義哲學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腳手架的作用。

毛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關係頗為復雜，將兩者完全等同，或將兩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實。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學習運動而言，毛之思想與斯大林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乃是證據確鑿。在斯大林的堂奧中，毛不僅發現了打擊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為自己理論的系統化找到了凝固劑。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邊用斯大林打擊王明，另一邊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體系。一旦斯大林也能為毛所用，那麽斯大林的教條主義，毛也就食之如甘飴了。確實，毛的移花接木術已達到爐火純青、造化無窮的境地。由此看來，毛之所為斯大林的學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注釋

[5-1]轉引自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頁325。

[5-2]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該書收錄經毛澤東批注的哲學讀本共十一種，其中抗戰初期閱讀的達九種。

[5-3]參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卷，頁48；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36。

[5-4]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載《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回憶與評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頁157。

[5-5]毛澤東1941年5月19日的演講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公開發表時，已作了修改和補充。1953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時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年版本將毛發表演講的時間模糊為1941年5月，把《聯共黨史》改為《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并刪去毛原文中「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一段話。參見《整風文獻》（訂正本）（上海：新華書店，1950年），頁56。

[5-6]延安《新中華報》，1939年5月26日。

[5-7]前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德裏・特裏安東諾維奇・沃爾裏戈諾夫在其所著《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書中，利用蘇共中央檔案，詳細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寫《聯共黨史》的背景及其經過。參見《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頁576。

[5-8]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載《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回憶與評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頁576。

二、「挖墻角、摻沙子」：陳伯達、胡喬木等的擢升

經過政治上、理論上的艱苦努力，1940年毛澤東通過發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後易名為《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共黨內已贏得首席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地位。現在毛要實施他醞釀已久的計劃，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對中共理論宣傳部門的控制。

如果對王明等在中共黨內發跡的歷史稍作回顧，不難發現，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識形態起家的。他們首先因為熟讀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從留蘇學生中脫穎而出；繼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為中共領袖；復以意識形態開道，得以鞏固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是故，意識形態成為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唯一真正具有優勢的領域，也是他們看家護院僅有的一塊陣地，中共理論、宣傳部門長期由王明等留蘇派把持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王明、張聞天等雖然在政治上開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的失勢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識形態主要部門仍由留蘇派或與留蘇派關係密切的人所掌握：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副部長凱豐

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部長張聞天

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黨校委員會：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鄧發

中央馬列學院：院長張聞天

中國女子大學：校長王明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主編張聞天[5-9]

對于王明、張聞天等控制中共意識形態部門的現象，毛澤東一直予以相當的容忍。毛作為「策略大師」，十分明白區分在掌握實際權力與精神指導權力之間的輕重緩急關係。1935—1938年，毛既是順其自然，又是自覺促成，對張聞天領導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不表示任何異議，毛的當務之急是將留蘇派從權力核心地帶引開，先鞏固軍權，進而奪取黨權。毛深知，一旦有了軍權和黨權，再獲取意識形態解釋權乃水到渠成。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終于使毛如愿以償地成為黨的領袖，張聞天正式被剝去了黨的總負責人的頭銜，轉而負責黨的理論宣傳、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澤東召回延安。為了將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監督之下又不讓他掌握實權，毛讓王明擔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的閑職并兼任了幾個中央文宣方面的職務，從表面現象上看，六中全會後，留蘇派在黨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力反而得到增強。

面對這種復雜局面，毛澤東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繼續拉住張聞天，竭力分化張聞天與王明的關係；同時對張聞天領導的部門，「挖墻角，摻沙子」，提拔一些在黨內根底較淺的青年理論新手，為日後取代張聞天等留蘇派，儲存幹部隊伍。

張聞天自六中全會後，在黨的核心層內的影響已明顯下降，他轉而將全付精力轉入到意識形態領域。此時正值毛澤東號召全黨開展「學習運動」，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延安編譯出版了《馬恩叢書》十冊，和《列寧選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研讀原典，一時間，學習馬列理論在延安蔚為風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習運動」之開展，竟使得六中全會之後頗感失落、壓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和中央統戰部幾間窯洞裏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馬列才華的機會再次來臨，竟然四處報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機關、學校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王明之風頭仍健，其實并無任何意外。六中全會之後，王明仍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成員。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包含了王明大量的政治觀點，毛為了向斯大林顯示其忠誠以及為了擴大中共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影響，通權達變，比王明更積極地主張加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六中全會後，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勢，而無意識形態受挫之感。

毛澤東對王明等的大出風頭一時也無可奈何，站在共產黨的角度，「學習運動」不學馬列又學什麽呢？于是毛澤東眼看看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譯出版，對張聞天的不滿更加強烈。

站在毛澤東的立場，張聞天舊錯未改，又添新錯，十足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教條主義分子。「學習運動」開展以後，張聞天不僅沒有運用他所擅長的理論知識鼓吹毛的新貢獻，也沒有將其對王明的不滿上升到理論批判的高度。更有甚者，張聞天一手掀起延安學習馬列原著的熱潮，言不及義，紙上談兵，竟給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臺，究其實質，純粹是對「學習運動」別有用心的誤導，目的是讓張聞天、王明等這批「學閥」、「黨閥」繼續霸占黨的文宣陣地。

其實，1938年後毛澤東在中共意識形態所占空間已大幅增進，掌管黨的理論和宣傳工作的張聞天主動給毛讓出了最重要的權力：據當時張聞天的副手吳黎平（即吳亮平）回憶，六中全會後，中央內部已有規定，凡在延安《解放周刊》、《共產黨人》等刊物發表重要文章，一概須經毛事先審閱批準，[5-10]而毛的講話、文稿無不刊登在黨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澤東所要求意識形態部門的決不僅是這些，他的終極目標是改變中共氣質。他要實現對意識形態的全部占領——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將毛文章放在頭版頭條，或使毛擁有審稿權，并不能立時改變中共黨內早已固定化的那種以俄為師的精神氣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個人與由張聞天等營造的氣氛之間所存在的那種隔離狀態，這種隔離狀態與毛毫無親和性，卻能制造無數「又臭又長」，充滿腐氣的「黨八股」，且使留蘇派從容操縱全黨的精神信仰系統。在這堵巨大的精神壁壘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體根本無從普及和推廣，更遑請取其地位而代之！

毛澤東對于張聞天的個性和為人都瞭解其深。盡管在毛內心中，一直將張聞天與王明等量齊觀，均視為是莫斯科教條主義集團的一路貨色。但是，張聞天畢竟與王明分手較早，多年來對自己言聽計從，驟然對張聞天下手，必定會引起黨內高層的震動，反而對自己不利。因此，毛只能繼續留用張聞天，再徐圖良策。

1939年3月22日，經過毛澤東的倡議，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黨報委員會中的出版科（解放社）從黨報委員會中劃出來，另設立中央出版發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據地黨的出版物的政治審查和管理事務，由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富春兼任部長一職。李富春是毛澤東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職，是削弱分散張聞天權限的一個重要舉動。

然而，李富春長期從事黨務工作，并不擅長馬列理論，他所領導的出版發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雖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論，在宣傳毛的貢獻方面，一時乏善可陳。

毛澤東似乎早已預料到會出現這種「脫節」的局面，他并沒有顯出任何緊張和焦慮。因為此時在他的周圍已經采集了陳伯達、艾思奇、胡喬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論家，只是這些人歷練尚淺，還不能將彼等馬上擢升到文宣部門的領導崗位。

被毛澤東慧眼發現，日後成為他的理論班子中堅的「秀才」由兩類人組成，第一類：有留蘇背景，但又與王明、博古等無歷史淵源的陳伯達等；第二類：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中的活躍分子艾思奇、胡喬木，何干之等。這兩類人的共同特點是，都未參加過蘇區的軍事斗爭，在黨內地位不高。

在毛澤東身邊的這批「青年學士」中，較受毛欣賞和重視的是陳伯達和胡喬木。陳、胡二人因對毛助力最大而備受毛的信賴，分別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調入身邊，擔任中央政洽局秘書和毛澤東個人的政治秘書，從而在中共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陳伯達對毛澤東的最大價值，在于他從理論方面豐富了毛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為毛澤東新理論的完善立下了汗馬功勞。

被毛澤東所吸引的正是陳伯達著述中所顯示出的民族化共產主義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達、陳翰笙、王亞南、胡風等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譯述活動，吸引了廣大青年。但是陳伯達與李達等有所不同，陳伯達不是一般性做些馬列著作的譯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看明顯的獨創性。陳伯達師承著名的文史專家吳承仕教授，他較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哲學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論家中獨樹一幟。

陳伯達在1933年秋撰寫的《論譚嗣同》小冊子裏，竭力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原理去解釋譚嗣同思想，提出在譚嗣同思想中「有初級唯物主義和不完美辯證法的痕跡」。[5-11]陳伯達甚至還提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成為中國偉大思想繼承者的看法，[5-12]實際已接近「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無疑是空谷足音。

陳伯達著述中所體現的民族化共產主義的傾向，在由他參與發起的「新啟蒙」運動中得到進一步體現。[5-13]「新啟蒙」運動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陳伯達、艾思奇、周揚、何干之、胡喬木等左翼人士，為反對國民黨倡導的「民族復興運動」，在北平、上海等地，開展的一場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運動。陳伯達雖然高度評價了「新哲學」（指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的意義，但他同時又尖銳批評了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嚴重不足。陳伯達認為，左翼人士應進行自我批判，因為他們「不能用辯證法來解釋中國的現實生活」，沒能對中國傳統思想作出深入、系統的分析和批判，[5-14]以至國民黨仍然可以將中國傳統思想作為維護統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中國傳統思想愚弄中國人民。陳伯達強調，中國現代文化一方面應從中國傳統思想中汲取優秀美好的成分；另一方面，應吸收世界偉大的文化傳統和成就，在馬列主義的框架下，把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與先進的外國文化結合起來。[5-15]

陳伯達所具有的中國古典哲學的學養和對民族化共產主義問題別具一格的看法，終于被毛澤東所發現。在民族化共產主義方面，毛澤東和陳伯達有著太多的共鳴。毛一經識得陳伯達，頗有相見恨晚之感。一時，毛、陳書信頻頻往來，縱論孔孟、墨子思想。[5-16]此時的毛澤東正急欲把自己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點理論化、系統化，只是苦于沒有助手，陳伯達的出現，恰好填補了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達延安一年半後，陳伯達被毛澤東從馬列學院教書的崗位上解放出來，一步躍升為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從此正式成為毛的首席理論助手。當陳伯達跨入權力中樞後，他的個人品質迅速被他周圍的權力至上的氣氛所毒化。陳伯達在這種「中國化」的環境中，也從一位樸素的教書先生，很快墮落成為一個利欲熏心的權力崇拜狂。[5-17]

與陳伯達以理論學養獲知于毛澤東不同，胡喬木主要是憑其走筆成章的能力及簡練的文字功夫被毛錄用為政治秘書的。胡喬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中堅分子，因長期身居幕後，其文名遠遜于當時的周揚、艾思奇、陳伯達。當胡喬木于1937年秋初抵延安後，中央組織部對他并沒有特別重視，而是將其分配到遠離延安、位于陜西涇陽縣的安吳堡青年幹部訓練班作馮文彬的助手，擔任青訓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聯合會（共青團解散後，中共領導青年運動的組織，代行共青團職能）宣傳部長。[5-18]

在安吳堡的兩年，是胡喬木政治上失意的兩年，胡喬木幾乎沒有和毛澤東接觸的機會。青訓班的主要幹部大多為經歷過長征的老紅軍，與胡喬木的氣質、興趣相去甚遠。193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來的中央青年部，由陳雲任書記，馮文彬任副書記，胡喬木也被吸收進中央青委，[5-19]從而和陳雲結上了工作關係。1939年7月，胡喬木在安吳堡閑置了兩年後，[5-20]終于回到了延安。此時陳伯達已擔任了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而胡喬木仍默默無聞。但是有了陳雲的扶持，胡喬木漸漸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1939年4月16日，《中國青年》雜志在延安復刊，胡喬木參加了該刊的編輯領導工作，逐漸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吳堡青訓班基礎上，正式建立了由陳雲任校長的「澤東青年幹部學校」，胡喬木成為該校的實際負責人，從此與毛澤東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

1941年，胡喬木正式被調入楊家嶺，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主要為毛的演講稿做文字修辭方面的加工整理，根快成為毛須臾不可離開的助手。剛入中樞的胡喬木言談舉止極為謹慎，較少拋頭露面，直到1942年整風高潮中，毛把胡喬木派往中央宣傳部。代行原由凱豐代理的部長一職，[5-21]使胡喬木一夜之間成為延安的知名人物。

與陳伯達、胡喬木相比，同胡喬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學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為遜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學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們剛抵延安的頭幾年，也蒙毛澤東的熱情款待，被安排在陜北公學、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貼二十元和配備一名警衛員的待遇，[5-22]毛澤東并不時移樽與他們就一些哲學、理論問題進行討論。在一段時期內，毛對艾思奇特別重視，除經常書信往來外，還不時邀艾思奇在毛的窯洞挑燈夜談。但是時間一長，毛對艾思奇等的興趣就大減了。毛雖然欣賞艾思奇對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化解釋，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沒有豐厚的底蘊，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條主義，「通俗化」幾乎成了「教科書化」的代名詞。何干之雖然著述頗豐，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經想請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論秘書。但何干之一則書生氣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5-23]二則何干之為文過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順其意愿，不再強邀何干之入幕。王學文資格最老，革命歷史和理論學養都較深厚，但為文為人都過于學究氣，「教條主義」色彩較為濃厚，也不適合放在身邊工作。[5-24]

毛澤東雖然對艾思奇、何干之、王學文等有所失望，但在當時，毛對彼等并不求全責備，相反，毛積極吸取他們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內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後易名為《轉變期的中國》）小冊子中，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觀點，雖來源于共產國際，但其表述簡潔、明了，對毛以後寫作《新民主主義論》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對于這些不屬留蘇派、來自于上海亭子間的理論家，毛澤東用其長，棄其短，1938年後，他們陸續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門的領導職務。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為邊區文化界協會主席，馬列學院成立後，艾思奇又擔任了該院的哲學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擔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1940年他又被任命為新創刊的《中國文化》主編。何干之被任命為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王學文則在1938年秋擔任了馬列學院副院長兼教務主任。

1939—1941年，毛澤東采用「挖墻角、摻沙子」的策略，步步為營，將自己的影響力逐步滲入到由留蘇派控制約中共理論宣傳教育部門。毛將陳伯達、胡喬木網羅在身邊，猶如猛虎添翼，現在毛澤東要將「學習運動」引向縱深地帶——為開展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直接向王明等發起挑戰制造炮彈。

注釋

[5-9]參見王建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頁331—34。

[5-10]參見吳黎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的前前後後》，載《懷念劉少奇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291。從《毛澤東書信選集》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已形成這種制度，1939年初，張聞天為發表陳伯達的《論孔子的哲學思想》致信毛，請毛審閱陳文。2月20日和22日，毛在審閱了陳伯達文後，兩次寫信給張聞天，談對陳伯達文章的修改意見。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頁144—51。

[5-11]Raymond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5; 26—27

[5-12]Raymond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5; 26—27

[5-13]1936年9月10日，陳伯達在上海左翼刊物《讀書生活》四卷九期發表《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于新啟蒙運動的建議》，10月1日，又在《新世紀》一卷二期發表《論新啟蒙運動》；陳伯達的這兩篇文章正式掀起了新啟蒙運動的討論。

[5-14]參見Raymond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p.30—31；另參見何干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載《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01-402。

[5-15]參見Raymond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p.30—31;另參見何干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載《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01-402。

[5-16]參見《毛澤東致陳伯達》（1939年2月1日），載《毛澤東書信選集》。頁140—42。

[5-17]陳伯達在1940年延安有關「民族形式」的討論中，對與己觀點不同的王實味無限上綱，暗指王實味是異己分子。陳伯達在與朋友相談時，提到「最要緊的是跟人，跟準一個人」。參見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69-19；另參見于光遠：《初識陳伯達》，載《讀書》，1998年第6期。

[5-18]由西北青年救國會出面創辦，實則由中共中央青年部（中央青委）領導的青年幹部訓練班，原設陜西涇陽縣雲陽鎮，1938年1月遷到雲陽北的安吳堡，史稱「安吳堡青訓班」。有關胡喬木在安吳堡青訓班的活動，參閱共青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共青團陜西省委青運史研究室編：《安吳古堡的鐘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2、28、240、247。

[5-19]中共中央青委由陳雲、馮文彬、李昌、劉光、喬木、高朗山、黃華、宋一平組成。參見《馮文彬給黃華、宋一平的信》（1938年5月16日），載《安吳古堡的鐘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頁23-24。

[5-20]胡喬木自述，他是1938年8月返回延安的，但根據依檔案編寫的《安吳古堡的鐘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一書記載，胡喬木返回延安的時間應是1939年7月，胡記憶有誤。另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7。

[5-21]參見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載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121。

[5-22]參見成仿吾：《何干之文集序》，載《何干之文集》，頁3。

[5-23]胡華、劉煉（何干之遺孀）：《何干之》，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1卷，頁266。

[5-24]24據劉雪葦回憶，王學文在馬列學院用蘇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做課本，「講得很拘謹，論點、要義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照原書念」。雖然劉雪葦聽王學文課「津津有味」，但同學中卻有人「打瞌睡」。參見劉雪葦：《在延安馬列學院三班聽課的回憶》，載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124。

三、「甩石頭」：毛澤東編「黨書」

1940年末，毛澤東決定扭轉學習運動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機關「空對空」的純學理討論的空氣。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搶王」，暫時放過黨的中下層幹部，先將黨的高級幹部從單純讀書的氛圍中解脫出來，把他們引入到對敏感的黨的十年（1927—1937）歷史的討論中去，進而把野火燒向王明、張聞天。

毛澤東此舉帶有「玩火」的性質。1938年共產國際在對中共的指示中明確告誡中共領導層，應慎重對待黨的過去歷史問題的討論，以避免發生不必要的爭論，從而影響黨的團結。三年前共產國際的指示，雖言猶在耳，毛澤東卻毫不在意，經過近幾年的經營，毛的權力基礎又有新的加強，他要先行一步，試探一下其他領導人的反應。

1940年12月，毛澤東正式提出了隱藏在胸中多年的觀點，12月4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首次對蘇維埃後期極左的政策作出判斷，認為這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會上馬上產生爭論，張聞天等不同意蘇維埃後期錯誤是路線錯誤的判斷。[5-25]面對張聞天等的反對，毛稍稍調整了自己的言論，12月25日，毛在以後以《論政策》之名發表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并提及其在十一個方面的表現。在這裏，毛放了一只觀測氣球，他使用的是比較籠統、含混的「蘇維埃運動後期」的概念，而沒有明確指明其時間段是從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至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他用「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來代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正式判斷。

毛澤東之所以選擇在此時提出自己的觀點，是基于他對其政治對手內部分裂狀況之準確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領導層內頑強堅持對原政治路線評價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與毛長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與毛關係密切的張聞天。至于王明，則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嚴重錯誤的看法。[5-26]盡管王明只是重復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觀點，但王明此時舊話重提，卻完全是為了與在國內的原同事博古、張聞天撇清關係。對于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互相攻訐、競相推卸責任，毛看在眼裏，卻絲毫沒有表示他個人對王明的欣賞和支持，畢竟使毛感到威脅的是在國際共運中聲名遠揚的留蘇派之精神領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自己站在一邊的張聞天。眼下形勢早已變化，王明正不時向毛示好，且將毛從「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升格為「偉大的理論家」。[5-27]只有張聞天一人還在頑強抵拒毛為修正歷史結論所作的努力，這種情況迫使毛不得不另圖他策。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澤東用了半年時間精心準備了一塊砸向王明等留蘇派的「石頭」，這就是黨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來》。

《六大以來》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聯共黨史》影響、經毛澤東精心編排的中共歷史文獻匯編。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完成于1941年6月，全書編成于1941年12月。[5-28]《六大以來》共收入各種文獻凡五百一十九篇，約二百八十萬字，收入文件的時間跨度，從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開到1941年11月。

這套文獻集的最大特點是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在胡喬木、王首道的幫助下，毛澤東以中共黨內所謂的「兩條路線」為經緯，以此觀點來編排史料。該書將毛澤東樹為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將王明、博古等列為錯誤路線的代表。全書共收入毛的文章、講演、報告共五十五篇，占全書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對王明、博古、張聞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細致的取舍，擇其一部分，作為「反面教材」收入讀書。毛澤東對周恩來在抗戰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動，也絲毫未忘卻，在《六大以來》中將周恩來順帶捎上。該書全文收錄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來和王明、博古聯名發表的《我們對于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的意見》一文，作為周恩來對「錯誤路線」附和、妥協的證據。相比之下，劉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漲，在《六大以來》裏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該書收錄了劉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編排入「正確路線」一方。周恩來單獨發表的文章僅收錄一篇。毛通過此舉向全黨高級幹部明確表示，只有劉少奇才是毛「正確路線」的真正擁護者。

毛澤東為表明自己一貫正確，對于收入《六大以來》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選擇，將一切有礙于自己「形象」的文字盡情作了刪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黨的政治路線的文字，對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發表的一些文章還作了細心的剪裁。毛只選錄了他在1934年1月全國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一小部分，易名為《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來》。毛對《論新階段》更是大動手術，他只截取報告中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獨立自主」的若干節，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將其收入《六大以來》。

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在編輯《大大以來》的過程中，毛澤東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個別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腳。《六大以來》收入的由任弼時主持通過的《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該文件原來的形成時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來》時，卻被改為1931年3月。[5-29]這個改動非同尋常，它掩蓋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支持毛澤東、與毛聯手共同反對項英的歷史真相。毛之所以選中這份決議案，乃是該文件批評了毛所主張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政策，正好從反面說明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線分歧。把通過該決議案的時間改為1931年3月，是為了強調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團，下車伊始，就反對毛的正確主張，而毛長期遭受中央的錯誤壓制。毛將這個決議案收入《六大以來》，也是給任弼時一個警戒；使其明白，他在歷史上也和錯誤路線沾過邊。

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其理由是為召開七大作資料準備，[5-30]毛澤東的這個大行動得到了任弼時的全力支持。任弼時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後，在共產國際總部居留兩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時回國後，立即進入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中央書記處（相當于政治局常委會），到當年的7、8月，又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負責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成為毛澤東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時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共產黨人。從三十年代後期始，任弼時對毛澤東的智能和謀略愈益欽佩，認為在中共黨內唯有毛澤東堪負領袖重責，并且相信只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時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較早就作出了選擇，在毛澤東比較困難的1938年初春，任弼時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從而獲得毛的信任。

任弼時也有其難言之隱。盡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時曾與毛澤東真誠合作，一同聯手反對項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後，卻是由他具體貫徹六屆四中全會後的政治局路線，給毛扣上了「狹隘經驗主義」的帽子。任弼時對三十年代初期曾經給毛造成的傷害一直深感內疚，多年來主動與毛靠攏，試圖爭取毛的諒解。1938年3月。任弼時赴莫斯科後，為突出毛在共產國際的影響，竭心盡力，成效顯著。返回延安後，任弼時更是全力輔佐毛，處處從中共的長遠利益著眼，對毛的活動都從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時出于維護黨的利益而支持毛澤東，這并不意味他就欣賞毛澤東的一切。任為人正派，有時頗看不慣毛的所作所為，[5-31]只是出于各種復雜因素的考慮，對毛的一些過分之舉，任弼時多佯裝不知而已。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派往江西蘇區的中央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絕不會把他主持的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日期忘記，正是由于任弼時的妥協態度，毛才敢于公開修改那次會議的日期。

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澤東反擊王明的活動已臨近決戰的前夜。毛一方面加緊編輯《六大以來》，同時，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斷地亮出自己批評前中央政治路線的觀點，為正式向王明等攤牌制造輿論。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義，下令組成由一百二十人參加的黨的高級幹部學習組，其中有重要幹部四十多人。開始討論黨的歷史經驗問題，將對王明等的包圍圈進一步收緊。一旦觀測到留蘇派沒有動靜，尤其是留蘇派的後臺斯大林竟也毫無動作，毛迅速將陣地從黨的十年歷史問題移到當前。這次毛不再將王明、張聞天分開，而是要讓這些「理論大師」立時呈現原形。毛決定徹底摧毀王明等賴以在黨內坐大的基礎——他們所擁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號！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當看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發起新的一輪攻擊。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他要求徹底扭轉1938年後開展的學習運動的方向，「廢止孤立地、靜止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而代之以學習當代最高綜合的馬列主義——斯大林的《聯共黨史》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在向王明發起的最新挑戰中，一組組最具隱喻性和挑戰性的新詞匯被毛創造出來——「言必稱希臘」、「希臘和外國的故事」、「教條」、「留聲機」，盡管皆有其針對意涵，卻并不明確所指，這就更加容易在詞語與現實之間引發疑問和聯想，從而猛烈動搖王明等的老語匯的神圣地位，為毛通過改變詞語、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掃清障礙。

緊接著，1941年6月，毛澤東將《六大以來》的第一部分編輯完畢，該書立刻成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塊石頭。兩年後，毛澤東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回憶起《六大以來》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應，他說：

1941年6月編了黨書，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召開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錯誤。[5-32]

「許多同志解除武裝」，固然和《六大以來》一書對黨的核心層造成巨大的精神沖擊有關，但是，毛澤東為配合該書的出版而精心策劃的一系列活動，也極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進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輸誠，別無其他出路。

從1941年春開始，毛澤東連續推出幾個重大舉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作出《關于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一舉端掉王明、張聞天等最後幾個輿論陣地。該《決定》聲明，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書籍和小冊子，停止出版《中國婦女》、《中國青年》和《中國工人》三家刊物。[5-33]毛為了顯得「一碗水端平」，將胡喬木負責的《中國青年》與另兩個刊物一并停刊，使領導《中國婦女》、《中國工人》的王明、博古、鄧發等人，明知其中有詐，也無言可說。

1941年9月1日，毛澤東又將上述謀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銷由王明擔任校長的中國女子大學，將女大與陜北公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合并為延安大學，把王明擔任的最後一個可以拋頭露面的職務巧妙地剝奪掉。

毛澤東且對手無縛雞之力的王明如此處心積慮，對于那些手握兵符、統兵一方的八路軍將領就更不放心了。為了防止彭德懷領導的八路軍在前方可能會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擊任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圖，毛責成王稼祥、王若飛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該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懷和各根據地領導人以及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南方局，必須一切聽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動」，「在組織上搞獨立王國」。毛并威脅彼等應吸取張國燾「身敗名裂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十分瞭解這些長期獻身革命事業、無比珍惜自己革命歷史的高級幹部的心理特點，以黨和革命的名義，將他們牢牢控制在手裏。

現在，一切都已準備就緒，一場大規模的黨內整肅風暴即將來臨！

注釋

[5-25]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35—36。

[5-26]王明：《論馬列主義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原則》，原載延安《共產黨人》，1940年第12期，引自蔡尚思主編、姜義華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88。

[5-27]王明：《學習毛澤東》，延安《新中華報》，1940年5月7日。

[5-28]《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選集本兩種，選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組成，均分為上、下兩冊，十六開本，由延安新華印刷廠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來》全集本僅印了五百套，發行到幾個中共中央局、軍委等少數單位，不對個人發放。選集本逐一編號、登記、分發給黨的高級幹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國民黨軍隊進攻下，撤離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辦公廳保留幾部，其余全部銷毀。1952、198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對該書作若干調整、補充後，兩次予以重印，由內部控制發行。參見裴淑英：《關于《六大以來》一書的若于情況》，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1期。

[5-29]《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129。1931年3月18日至21日，項英以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身份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來，沒有形成會議決議就宣布暫停會議。4月17日，任弼時等到達寧都縣與項英、毛澤東等會合，蘇區中央局再舉行一天的會議，作為前一月擴大會議的繼續。此次會議形成五個文件：—、（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二、《土地問題決議》；三、《關于一、三軍團工作總結的決議》；四、《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五、《共青團工作的決議》——沒有《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召開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此次會議的政治決議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編輯《六大以來》時，毛對這份決議案也作了剪裁，毛只將該文件的第一部分收入《六大以來》，而略去了第二、三部分，因為該決議案第二部分「中央蘇區過去工作的檢閱」明確提到「蘇區黨代表大會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將這些內容收入《六大以來》，就不能把該文件的日期寫成1931年3月。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451。

[5-3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76。

[5-31]王明：《中共五十年》，頁54。

[5-32]逄先知（1950—1966年曾負責管理毛澤東的圖書）：《關于黨的文獻編輯工作的幾個問題》，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3期。

[5-33]《中央關于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1941年3月26日），載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頁539。

下　編

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

第六章　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與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一、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隨紅軍長征至陜北，經過數年的經營，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萬七、八千人，市區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三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他們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區。[6-1]

在中共的設計下，依照瑞金時代的經驗，延安人口構成中的這兩部分都已被充分地動員和組織起來。在邊區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黨政機構和群眾團體，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邊區黨委（西北局）、邊區政府一直下達到市、區、鄉黨組織，直至農村中的黨支部。邊區自衛軍在各區、鄉、村都有基層組織，他們不僅從事農業生產。還擔負起檢查路條、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衛任務。

延安的三萬多幹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分屬于不同機關和學校的這幾萬名幹部，雖然生存在延安和邊區的環境中，卻自成體系，與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來；構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中共幹部群體。

中共幹部群體的獨特性，首先在于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中共黨員，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第二是他們都是「公家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伙食單位」，過看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識形態化與中共的性質及抗戰後延安環境的變化有密切關係。中共原本就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為號召的政治和軍事集團，意識形態是維系其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動力，1937年後，大批知識青年就是沖著中共的意識形態而投奔延安的。為了安置和訓練大量來延的知識分子，中共在延安創立了十余所各類學校，其數量與規模遠遠超過瑞金時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幾乎成了一座學校城，各類學校作為中共意識形態的訓練和傳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馬列學院、中央黨校、陜北公學、抗大總校、中國女子大學、魯藝、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中央組織部訓練班、中央職工委員會訓練班、西北公學（棗園訓練班）、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軍事學院、炮兵學校、軍委機要學校、西北行政學院、新文字幹部學校等，這些學校與國統區的所謂「正規學校」完全不同，不僅學時較短，課程設計也主要以思想訓練為主，因此，大量的學校又強化了延安的意識形態氛圍。

生活在延安的幹部群體在各自的機關、學校過著一種基本生活用品依賴于平均分配的供給制生活。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對中共軍隊尚有經費撥出。[6-2]1939年後，國共關係惡化，邊區開始被國民黨軍隊封鎖，國民政府撥給中共軍隊的經費也時斷時續，1940年後更完全中斷，造成邊區和延安的物質供應出現極嚴重的困難。

邊區一百五十萬居民要養活近十萬的中共部隊和幹部，負擔極重。為了舒緩糧食壓力，1939年抗大總校和陜北公學遷移至華北辦學。中共為了徹底解決物資供應困難的局面，在1939年後發起生產運動，到1940年後更掀起大生產運動，同時各機關、單位紛紛興辦了各類經濟實體，以解決單位內部的物資供應。作為戰時環境下為解決生存而采取的一項特殊措施，中共還以「特種物資」的名義，「種某物」，「甚至發展到某貨內銷」。[6-3]

1939年後，延安的物質生活已十分艱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卻十分豐富，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後，馬上就發現自己置身于紅色理論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創辦了一批報刊，計有《新中華報》（1941年擴大為《解放日報》）、《解放》周刊、《共產黨人》、《八路軍軍政雜志》、《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中國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單位——解放社還出版了《馬恩叢書》等各種理論和政治宣傳讀物。1939年蕭三從蘇聯返回延安，辦起了俱樂部。迅速將交際舞傳播了開來，交際舞會、京劇晚會、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達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種活潑、歡快的氣氛，除了間或有日軍的空襲，延安似乎已遠離戰時生活環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幹部占據了極重要的位置。所謂「老幹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歲至三十多歲，他們一般都經歷過長征，現在擔負著各機關、學校的領導工作。1941年後，延安將許多高級幹部從各根據地調來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另外也帶有儲存、保養高級幹部的意圖。中共中央為了照顧擔負領導職務的老幹部，專門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員會，為他們提供較好的物質與醫療服務。延安的兩個主要醫院：邊區醫院與中央醫院的服務對象也有差別，中央醫院主要為領導幹部及其家屬服務，間或也為經組織介紹的一般幹部治療。為了照顧老幹部的身體，1940年延安光華農場建成，裏面存養了一群從華北根據地遷來的荷蘭奶牛，享有特灶供應的老幹部每天都可享有鮮牛奶供應。

隨著抗戰初期延安的抗戰救亡氣氛慢慢轉變為日常生活的氣氛，延安「公家人」內部的關係也逐漸發生變化，不僅老幹部與新幹部之間存在著許多矛盾，即使老幹部間也是飛短流長，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還比較親密，[6-4]盡管氣氛已與1937—上938年很不一樣。

1940年後，三萬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來，黨在思想上、行動上和生活上全面地照管著他們，此時延安與大後方的交通已經中斷，除非經組織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幹部已不能返回國統區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區，在這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個人離開組織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

作為中共最高領袖的毛澤東，有理由為在延安建成的新社會感到高興和滿意，毛對延安的這一切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江西瑞金就初步形成了這樣一個社會，只是那時地狹人少，又面臨緊迫的戰爭環境，毛且不是那個社會的真正主人，因而那時毛高興不起來。現在斗轉星移，中共已今非昔比，毛更成了黨的最高領袖，他焉能不真正喜悅？數年前丁玲在保安曾以「小朝廷」當面向毛描述了她對陜北蘇區的觀感，毛就對這個說法「很感興趣」，[6-5]現在毛當然不會在乎蔣介石說邊區是什麽「國中之國」、「封建割據」，毛就是要在邊區創造一個「國中之國」，未來還要奪取全中國！

注釋

[6-1]據《謝覺哉日記》稱：1938年9月他詢問延安市市長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學生、幹部、部隊有二萬多。查1939年仍有許多外來青年進入延安，1939年末後，外來青年來延安人數急劇減少，這樣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學生、幹部人數就達到三萬人左右。另據胡喬木稱，抗戰爆發後來延安的同志共四萬人。筆者認為，這四萬人包括在邊區各縣工作的外來幹部，在延安的幹部一般估計在三萬左右。參見《謝覺哉日奇》，上，頁273—27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9。

[6-2]在1938年，延安各機關、學校的生活條件總的情況還不錯，中組部的幹部一周能吃一頓大米，兩頓白面，其余都是小米，每周還能吃二、三次肉。參見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71。

[6-3]《謝覺哉日記》，下，頁734；另參見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頁111、155—56；另參見周維仁：《賈拓夫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頁77。

[6-4]參見王惠德：《憶昔日》，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76。

[6-5]李銳：《憶丁玲》，載李銳：《直言》（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頁368。

二、與蔣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年春夏，毛澤東向國際派進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緒，他的關注目標轉向了外部，這就是重慶的國民黨政權和遠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斷清楚蔣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將作出的反應，再最後決定自己的行動。

在中國歷史屢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類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澤東在抗戰前期對蔣介石的策略就堪稱是這類故事最成功的范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萬人的兵力，暫時向蔣介石作出妥協的姿態，贏得整軍修武、鞏固內部的時機。即將展開的延安整風，就是毛利用國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飭內部的重大舉動，毛要抓住時機，先行打掃自己的後院。

在八年對日抗戰時期，毛澤東與蔣介石的關係可大致劃為兩個階段。1937—1940年，可稱上是中共向國民黨妥協的階段，1940年後，則是從妥協走向分庭抗禮的階段。在1937—1940年，毛澤東為了發展中共軍事實力，不圖虛名，與蔣介石虛與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軍的實力，在兩三年內得到迅速的發展。隨著中共實力的壯大，毛澤東不愿意再繼續扮演「勾踐」的角色，他要和蔣介石一比高低，讓中國同時出現兩個「太陽」。1943年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對國民黨駐延安聯絡代表徐復觀（當時名徐佛觀）說：「再過五年、八年，看鹿死誰手！」[6-6]

「天無二日，人無二主」，讓蔣介石承認中國有兩個「太陽」，絕非易事，至少要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太陽」。然後才有可能與國民黨的「太陽」一決雌雄。從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就為實現這個目標進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勢對毛十分有利。

從陜北的外部環境看，中共軍隊與日軍基本處于膠著狀態，自1940年8月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後，八路軍與日軍沒有再發生那種震動全局的大規模戰斗，此種情況正可使毛澤東騰出手來將大批幹部調來延安學習。加之日軍距中共腹地陜甘寧邊區比較遙遠，毛完全可以利用這局部和平的時機，加緊整肅內部。

對于國民黨，毛澤東始終保持高度警惕。[6-7]然而，毛有充分的把握，確信蔣介石不敢在蘇、美、英三國的壓力下，冒險進攻陜甘寧邊區。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特機構的中共秘密情報人員，隨時可將蔣介石的動態提前報知延安，[6-8]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毛澤東判斷蔣介石根本無法插手中共內部的斗爭，蔣介石雖樂意看到中共內部自相火并，但只會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毛澤東對蔣介石知之甚深，他對蔣介石的估計基本符合實際。四十年代初，國民黨雖然對中共內部的矛盾知之甚詳，但在整風運動期間、國民黨始終處于旁觀的立場。

作為中共老對頭的蔣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後，一直高度重視刺探中共內部情報。國民黨獲知中共情報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國民黨的原中共自首人員。自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共產黨後，從1932年開始，國民黨逐漸調整鎮壓中共的政策，將對共產黨員的肉體消滅與脅迫反省、自首相結合。據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統計，從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國民黨抓獲的中共黨員共4，505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國民黨捕獲和向當局自首的共產黨員約兩萬四千余人，辦理「自新」手續的赤色群眾三萬人。[6-9]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國民黨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繼任書記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國民黨。從李竹聲、盛忠亮等被捕、叛變的中共幹部那裏，蔣介石獲知了在中共黨內存在著留俄派與老幹部派的尖銳斗爭。由共產黨變節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辦的《社會新聞》、《現代史料》也向社會公布了有關這方面的大量材料。[6-10]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獲知中共內部情況的最重要來源，是1938年投奔國民黨的原中共高級領導人張國燾。蔣介石從張國燾那裏，完全掌握了1937年後有關毛澤東與王明、周恩來等意見分歧的情報。

蔣介石獲取中共情報的另一條渠道是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觀察員。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後，蔣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駐了國民黨聯絡機構和聯絡參謀。在中共情報及反間諜機關的嚴密控制下，國民黨駐延安觀察員雖無從獲得中共重要機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觀察之便，捕獲到中共若干戰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後，以「現代新儒家」享譽臺、港及海外的徐復觀曾在1943年作為國民黨聯絡參謀駐延安近一年。徐復觀在延安期間，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葉劍英等皆有接觸，對中共勵精圖治留有深刻印象。[6-11]1943年10月下旬，徐復觀返渝後，在與侍從室、軍統局高級人員交談時，「歷述延安荒謬狂悖之情形」，認為對中共問題「非用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現狀下，前途并不可樂觀」！徐復觀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見書，上報蔣介石、何應欽，受到蔣氏的重視。蔣介石曾在徐復觀意見書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冊子，在少數高級情報人員中傳閱。[6-12]

蔣介石雖然大致瞭解中共內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觀火之外，別無其他選擇。蔣介石十分清楚，他對中共政策的制定毫無影響力。從蔣介石的內心而論，他也只會對即將發生的中共內部的整肅斗爭興高采烈，蔣介石實在希望中共因毛澤東與王明等沖突而四分五裂。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心態完全把握，他雖不時電示在重慶的周恩來與蔣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并沒有將蔣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視的還是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態度。

1940年2月後，隨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離開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經沒有正式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從此，莫斯科與中共間的聯絡，基本上就由延安與莫斯科之間的電臺和蘇聯派駐重慶和延安的機構承擔。

在這一時期，蘇聯獲知中共情報的渠道主要有五條：

一、蘇聯駐重慶大使館及蘇聯塔斯社駐上海分社。抗戰期間，蘇聯對華情報工作除了收集侵華日軍活動及國民黨各項動態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與美國聯系的情報。1942年蘇聯情報機構與重慶軍令部第二廳聯合創辦「中蘇情報合作所」，蘇方派有幾十名技術人員參與其事，主要負責收集淪陷區日軍情報。蘇聯并通過駐華大使、格伯烏中將潘友新及駐華武官羅申，與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駐上海地下組織保持秘密聯系。蘇聯并在上海創辦中文刊物《時代》，由老資格情報人員羅果夫領導，[6-13]主要搜集日本情報，但也通過劉曉、劉長勝、潘漢年間接瞭解中共活動情況。

二、蘇聯駐蘭州的外交和軍事代表處。抗戰開始以後，蘭州成了蘇聯援華物資輸入中國的交通樞紐，蘇聯空軍在蘭州設立了機場，為此蘇聯在蘭州設立了辦事機構。該機構與中共駐蘭州辦事處保持密切聯緊。中共通過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向蘇共提供過若于中共內部情況的情報。[6-14]1956年，蘇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檔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會議記錄。[6-15]以後擔任蘇聯駐延安觀察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孫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蘇聯駐蘭州軍事代表處的副代表。

三、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從1934年起，蘇聯利用盛世才將其勢力大規模滲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內派駐大批政治、經濟、軍事顧問，蘇聯紅軍「紅八團」長期駐守哈密。斯大林為長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蘇共，但不允許盛世才參加中共。[6-16]蘇聯情報機構在新疆有極廣泛的活動，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動情況及中共中央內部情報。

四、蘇聯駐延安聯絡小組。1939年後，蘇聯在延安即設有聯絡人員，從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產國際聯絡員、蘇軍情報組和塔斯社記者身份任聯絡小組負責人，該聯絡組實際上是斯大林派駐延安的情報機構，有電臺譯電員、醫生等五、六人。

五、蘇聯在東北、華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報網。參加情報網的中共黨員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與中共直接發生聯系，主要為蘇聯搜集有關日軍的情報。

蘇聯雖然通過在中國派駐的上述機構，積極搜集中國情報，但由于1940年歐洲戰爭形勢日益尖銳，蘇德隨時可能爆發戰爭，因此，斯大林更多地關注歐洲戰場和蘇聯國內的戰爭準備事務。

作為國際共運領袖的斯大林，對于中共內部三十年代中期後的變化，即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崛起及逐漸控制中共，總的說來，是樂觀其成的。尤其從1938年起，中共的立場和觀點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當然瞭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師、共產國際前東方部部長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準備對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澤東在涉及蘇聯等問題的立場與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對延安說些什。

但是到了1941年後，情況卻發生了變化，斯大林發現，已經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澤東對來自莫斯科的指示陽奉陰違，而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衛蘇聯、支持蘇聯等重大問題。毛澤東采用拖延、回避、指東道西等種種方法，拒絕出動八路軍進攻駐扎在華北和中蒙邊境地區的日本軍隊。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1年初至也43年，莫斯科曾多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出電報，要求中共在防止日軍進攻蘇聯問題上與蘇軍協調行動。莫斯科并且具體要求毛派出八路軍大部隊破壞華北鐵路。向日軍發起進攻，以減輕日本軍隊對蘇聯的壓力。[6-17]

對于斯大林所有這類要求，毛澤東均未作出肯定答復，而是用種種辦法加以搪塞。斯大林實在小看了毛澤東，他怎麼會做這種雞蛋碰石頭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國際主義」的大話「套」毛澤東，他就是不上鉤。直到這時斯大林才發現，毛澤東原來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已為時晚矣，因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對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雖然強烈不滿，卻毫無辦法！

毛澤東知道自己已經得罪了斯大林，卻并沒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離不開蘇聯的支持，自己絕不能意氣用事，雖然在涉及中共軍隊和其個人領導權等基本問題上，毛堅持己見，絕不讓步，但在其他次要問題上，毛卻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主動向斯大林示好，爭取斯大林個人對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有損中國利益的《蘇日中立條約》，激起中國朝野強烈的不安。三天後，中共通過新華社正式發表意見，稱贊該條約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并且對蘇日聲明中有關「互不侵犯滿洲與外蒙」的說辭予以充分理解，宣稱蘇聯此項舉措「對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舉，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6-18]

1941年6月，受周恩來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閻寶航（以東北救亡總會負責人身份在重慶活動），探悉希特勒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絕密消息，周恩來立即將此情報電告延安，毛澤東迅即電告斯大林。[6-19]事後斯大林曾致電毛澤東，表示感謝。[6-20]

毛澤東除了向斯大林及時通報中國戰場有關情況，還十分重視和蘇聯駐重慶人員保持良好的關係。在毛的關照下，周恩來經常約見潘友新、崔可夫、羅申，交換對國內政局的意見（蘇聯駐重慶外交官在向莫斯科匯報中國政局時必須堅持「階級立場」，蘇駐重慶使館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國國內社會輿論對中共的批評而受到蘇外交部的嚴厲指責）。[6-21]毛澤東本人也經常在延安與弗拉基米洛夫進行長時間的晤談，試圖吸引蘇聯駐延安代表對毛的主張的理解與好感，并通過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傳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6-22]

毛澤東對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態皆出于一個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強自己在中共中央內的地位，在即將向留蘇派發起進攻時，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行動的時機終于到來了。現在斯大林已陷于戰爭的泥沼而無暇東顧，莫斯科鞭長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駐延安的「眼線」虎視耽眈，緊緊盯住毛澤東，那也無濟于事。毛澤東將立即采取行動，對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實行遠交近攻：鏟除其在中共黨內的門徒，而仍將斯大林奉為門神。

注釋

[6-6]參見1943年11月1日唐縱日記，載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頁389。

[6-7]1939年後國共沖突加劇，毛澤東密切注意國民黨可能發動的反共進攻，經常提醒中共負責幹部作好國共關係破裂的最壞打算。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72、474。

[6-8]抗戰時期，中共的情報工作分為三個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系的系統：一、以康生為核心的中央社會部；二、以周恩來、李克農、吳克堅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敵後委員會（吳克堅情報系統）；三、以潘漢年為核心的滬、港情報系統（華南情報局）。康生具體協調這三個情報系統，然而周恩來因長期在國統區擔負黨的最高領導，他也對全黨的情報工作負重要責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敵後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敵後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負總責，康生副之。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67-68。周恩來、李克農在國民黨各重要機構、各地方實力派中建立和發展了許多極其重要的戰略情報關係，周恩來、董必武于1938年初派遣熊向暉打人胡宗南部。熊逐步獲得胡的信任，擔任了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將許多絕密情報報送延安。參見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22—23、25。中共黨員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後也一直在西安從事情報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軍事情報。參見王超北口述、師寧編寫：《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年以「內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監獄，文革後獲釋。屬于吳克堅系統的沈安娜從1938年就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以其速記特長搜集大量情報，國民黨在此階段召開的歷屆中央全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所有秘密都經沈安娜報送延安。參見薛鈺：《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9]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35年2月21日），載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3輯（台北：文星書店，1962年），頁1；另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冊，頁260。

[6-10]《社會新聞》的創辦者為原中共自首人員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蘇聯接受「格伯烏」的訓練，返國後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迅速轉向，成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上海區直屬情報員。不久奉陳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興書局編輯《社會新聞》。《現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後主持者也是調查科。

[6-11]徐復觀：《劉少奇平反與人類的良知良識》1980年3月4日），載《徐復觀雜文續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頁218。

[6-12]參見1943年11月1日唐縱日記，載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頁388、386注釋1。

[6-13]羅果夫約在抗戰初來華，以上海為中心進行情報工作，1941年8月在滬創辦《時代》，次年11月創辦《蘇聯文藝》，吸納部分中共地下黨員參加編輯工作，計有姜椿芳等。羅果夫于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駐華記者的身份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6-14]參見伍修權（時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回憶與紀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68。

[6-15]裴桐（前中央檔案館副館長）：《一九五六年赴蘇聯接收檔案追憶》，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

[6-16]1944年12月19日唐縱與盛世才的談話，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頁478。

[6-17]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55、72；另參見《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13—15。

[6-18]1941年4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就《蘇日中立條的》發表聲明，宣稱東北三省及外蒙古為中國領土，決不承認第三國之間妨害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協定。沈鈞儒、王造時等知名人士欲在報刊公開發文，對《蘇日中立條約》表示遺憾，後在周恩來的勸說下作罷，但知識界對蘇聯的懷疑并未真正化解。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頁203。

[6-19]閻寶航五十年代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其子閻明復長期擔任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的俄文翻譯，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統戰部部長，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職，現任中華全國慈善總會負責人。文革期間閻寶航父子均以「蘇修特務」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監獄，閻寶航病死于獄中。參見《周恩來年譜》，頁507。

[6-20]參見薛鈺：《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21]據崔可夫回憶，自他于1940年底赴重慶履任後，即與周恩來、葉劍英有密切的接觸。參見瓦・伊・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頁49—50；《周恩來年譜》，頁473、485。另參見安・麥・列多夫斯基：《在中國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筆記》，載俄國《近代史和現代史》雜志，1993年第6期。

[6-22]參見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20。

三、毛澤東最堅定的盟友：劉少奇及其班底

毛澤東發動黨內斗爭的基本策略一向是，為了打擊主要敵人，團結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們作為貫徹自己意見的工具。開展延安整風運動，就是毛這類斗爭策略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操練，在這次戰役中，毛的最堅定的盟友和幫手就是劉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在反對張聞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毛澤東、劉少奇聯盟，在以後的一年中得到進一步的加強。1938年3月，毛澤東為加強自己的力量，特地將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受到王明指責的劉少奇調回延安。劉少奇回到延安後，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在1938年上半年毛澤東與長江局的爭斗中，旗幟鮮明地站在毛的一邊。劉少奇抑制不住對王明的強烈不滿，經常在中央工作人員面前指名道姓抨擊王明。據當時擔任中央秘書處負責人的王首道回憶，在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劉少奇曾向他們說過：「我們北方局，不僅成為抗日的根據地，也是支持毛澤東同志與王明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的根據地。」[6-23]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劉少奇對王明的態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會制定的有關「各政治局委員不得有破壞政治局和其他委員的威信之言論行動」[6-24]的決定，除了不時在部下面前訴說自己昔日受壓的經歷外，還在許多場合不指名的對王明進行攻擊，稱其是「披了馬列主義招搖撞騙，是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6-25]

劉少奇對王明所持的勢不兩立的立場，被毛澤東一一看在眼中，1938年9月下旬。劉少奇終于得到回報，他同時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兩個中央局書記的要職。在一個短時期內，劉少奇雖兼看北方局書記的職務，但他工作的重心卻轉移到了華中。1939年1月28日，劉少奇到達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迅速組建了中原局領導機關，具體落實毛有關開辟華中的重大戰略行動。

毛澤東派遣劉少奇去華中，首先是因為毛信任劉少奇，在對一系列引起黨內爭議的重大問題的看法上，劉少奇與毛完全一致。劉少奇積極支持毛有關加速發展中共武裝的意見。根據檔案記載，從1938年春至11月中旬，劉少奇單獨或與毛澤東、張聞天聯名發往各戰略區，指導創建根據地的電文、信件多達百余件。[6-26]劉少奇抵達竹溝後，又于1939年11月下旬，將中原局機關移至皖東，全力「招兵買馬」，開辟了皖東、蘇北根據地。劉少奇還提議山東八路軍派一部南下，新四軍派一部北上，一年後，實現了兩部在蘇北的會師，壯大了中共在華中的實力。劉少奇還經延安批準，積極部署對日偽的策反工作。1941年12月，劉少奇親自派遣新四軍情報人員馮少白秘密前往日軍占領下的上海，[6-27]與李士群、周佛海、陳公博等聯絡。取得一定的收獲。不久，在潘漢年具體策劃下，開辟了蘇北和上海、南京、鎮江之間的物資供應和人員往來的地下信道。

毛澤東委派劉少奇負責中原局的另一個目的是利用劉少奇牽制項英，以求進一步削弱項英的權力。毛澤東對項英長期抱有深刻的疑懼，然而項英雄厚的革命歷史和因堅持三年江西游擊戰爭在黨內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時無從對項英下手。1938年9月下旬，在宣布設立中原局的同時，中共中央決定將項英領導的中共東南分局升格為東南中央局，仍由項英擔任書記。1939年7月3至8月25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表彰了項英領導下的東南局，這些都顯示了毛對項英的安撫和讓步。[6-28]但是，毛絕不會坐等項英實力的壯大而無動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順應政治局多數人的意見，對項英的工作表示滿意的同時，針對項英的活動也在公開進行，設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項英的一項重大舉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圍包括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廣大地區，原屬長江局和東南分局主管，現在將其劃歸于劉少奇的工作范圍，明顯地削弱了項英的權力。

劉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後，很快在新四軍軍力調配問題上，與項英產生了意見分歧，在劉少奇與項英的對抗中，毛澤東堅決站在劉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年以前，劉少奇幾乎從未涉足軍隊，劉少奇的資歷與聲望，皆不足與擁有豐富軍事和黨務經驗的項英相抗衡。1940年夏，為了擴大自己在新四軍的影響并支持劉少奇，毛利用調解項英與葉挺矛盾之際，任命與劉少奇關係密切的饒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擔任東南局副書記（東南局原不設副書記職）。1940年11月，毛又內定撤除項英的職務，將東南局與中原局合并，組成華中局，由劉少奇擔任書記，只是懼于項英的反應，這個決定才未急于出臺。12月31日，中央書記處決定「山東分局歸中原局管轄，中原局統一領導山東與華中」，[6-29]這個決定事實上完全架空了東南局，使其名存實亡。幾天以後，「皖南事變」爆發，1月9日，劉少奇致電延安，提議中共明令撤項英職，毛澤東1月10日復電，表示目前撤項英職一事暫不必提。[6-30]隨後幾個月。劉少奇在華中主持了清算項英等「錯誤」的斗爭，1941年1月27日，延安宣布合并東南局與中原局，成立華中局，由劉少奇任書記，饒漱石任副書記。

毛澤東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攜劉少奇，劉少奇則以加大對王明的批判回報毛澤東，毛劉兩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劉少奇成為毛澤東棋盤中炮打王明的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閉幕辭中提到劉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說得好」，「如果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

1939年4月，劉少奇離開河南確山縣竹溝鎮返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從8月7日至12日，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講，該演講包含對王明等的影射攻擊，立時受到毛澤東的贊賞。毛稱其演講稿「提倡正氣，反對邪氣」，下令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發表。[6-31]

由于得到毛澤東的鼓勵，劉少奇對王明的態度更趨激烈和嚴厲。1941年7月，身任新四軍政委和華中局書記的劉少奇，在鹽城配合毛澤東，也向國際派發起攻擊。7月2日，劉少奇作《論黨內斗爭》的演講。7月13日，劉少奇給宋亮（孫冶方）覆信，不指名地抨擊王明等人。劉少奇順應黨內幹部要求緩和黨內斗爭的心理，譴責王明等在黨內人為制造斗爭，「借用布爾什維克的名義和形式在黨內進行投機」，是一伙嗜好斗爭的「斗毆家」。劉少奇還公開指責不久前在皖南事變中遇難的項英等人，「依仗他們的部隊和槍桿子——向黨鬧獨立性，向黨宣告獨立。」

劉少奇敢說敢為，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賞識，在毛的默許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幹部組成的劉少奇的部屬在中共黨內逐漸崛起。劉少奇原先在中共黨內并無個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劉少奇擔任北方局書記期間，在劉的周圍才逐漸形成一個圈子。1938年後，隨著劉少奇地位上升，劉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出任了由楊尚昆任書記的北方局下屬晉察冀邊區（後升格為中共晉察冀分局）書記一職。原北方局成員劉瀾濤、黃敬、林楓、安子文、姚依林、胡錫奎、林鐵、劉仁、李葆華、李大章、宋一平、劉錫五等分別擔任了晉察冀、太行、晉綏等根據地黨的領導職務。這樣，在中共黨內就出現了一個以劉少奇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劉少奇的班底。

劉少奇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劉少奇對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無保留的，劉在個別重要問題上，仍持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劉少奇是中共黨內最早承認和宣傳毛澤東貢獻的人，但是在這一時期，劉少奇只是把毛視為是黨的卓越的領導人，還未將其稱之為「偉大領袖」。劉當然知道毛寫過一系列論著，然而在1941年他卻宣稱，在中共黨內，「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6-32]劉少奇的這番言論，與他1943年後竭力鼓吹對毛個人崇拜的論調，有如天壤之別。

對于批判「教條主義」的問題，劉少奇與毛澤東也有微妙的差別。劉少奇沒有如毛澤東那般，將教條主義視為頭號敵人，而是認為在中共黨內存在著「強調在實際斗爭鍛煉」、「反對專門理論研究的空氣」。劉明確表示，將埋頭學習馬列理論的同志指責為「學院派」是「完全錯誤的」。劉甚至放言，「一直到現在」，中共「缺乏理論的弱點仍然未能克服」。[6-33]劉少奇的這些論調與毛澤東將留蘇理論家視為「連豬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論調，顯然是不協調的。

在對待「國際主義」的態度與保存中共實力等問題上，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蘇德戰爭爆發後，劉少奇、陳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電毛澤東，表示「如日本向蘇聯進攻，我們應號召全國向日寇反攻，即使國民黨不積極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須獨力反攻，以牽致「制」日本，敵後某些據點可能放棄」。7月18日，毛澤東復電劉少奇，提出：「反攻口號是對的」，「但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6-34]

盡管劉少奇在1941年對毛澤東仍然持有某種保留，兩人在批評留蘇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別，劉少奇在保存中共實力方面的意見也不如毛那般「老道」，但是雙方的政治目標卻是完全一致的。對于劉少奇某些不入耳的言論，毛澤東并沒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幫手之際，放眼黨內，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語言的，唯劉少奇一人。劉批評經驗主義的意見，只需毛澤東稍作調配，就可以制成進攻周恩來等的武器。因此，毛劉政治聯盟并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這樣，當1942年3月，劉少奇把領導新四軍和華中局的責任委托給饒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後，劉少奇就成為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的最重要的助手，劉少奇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立即進入中央書記處，成為在地位上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號領導人。

注釋

[6-23]王首道對劉少奇的這段描述可能有點言過其實，雖然劉少奇對王明不滿，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概念當時還沒有發明。參見王首道：《堅定地站在正確路線一邊》，載《懷念劉少奇同志》，頁6。

[6-24]《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1938年11月6日通過），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763。

[6-25]參見《王首道回憶錄》，頁216。

[6-26]參見馬齊彬、陳紹疇：《劉少奇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5期。

[6-27]《劉少奇年譜》，上卷，頁385。馮少白（馮龍）當時在新四軍參謀處擔任科長，因馮的姑父邵式軍（盛宣懷外孫）任汪偽政府稅務署署長，與汪政權高層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劉少奇選派執行此重要戰略任務。從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馮少白多次進入上海、南京，除了爭取物資、錢款資助外，還與汪政權高層人物秘密接觸，試圖爭取周佛海、陳公博起義。1943年3月10日，陳公博會見馮少白，給了馮一本電報密碼，責成邵式軍建立與新四軍聯絡的電臺。由于周怫海早與戴笠系統掛鉤，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動最終失敗。1945年8月，邵式軍被中共地下人員接到淮陰，其部分財產（黃金數百條）被安全轉給中共地下黨。參見馮少白：《抗戰時期四進敵占區進行偵察和策反等工作的回憶》，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頁54—63。另見施巖：《關于馮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經過及其結果》，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3輯，頁133—38。

[6-28]《周恩來年譜》，頁446—48。

[6-29]《劉少奇年譜》，上，頁321、324。

[6-30]《劉少奇年譜》，上，頁321、324。

[6-31]吳黎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的前前後後》，載《懷念劉少奇同志》，頁291—92。

[6-32]劉少奇的這句話見于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共華中局內部刊物《真》第2期。六十年代初劉少奇對此文作了修改，將這句話刪去。參見《答宋亮同志》，載《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8—20。

[6-33]《答宋亮同志》，載《劉少奇選集》，上卷，頁218—20。

[6-34]《劉少奇年譜》，上，頁362。

四、毛澤東手中「出鞘的利劍」：康生

如果說在毛澤東與王明的斗爭中，劉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邊。是因為劉少奇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觀點與毛一致，毛、劉在反對王明的基礎上結成了政治聯盟的關係，那麽，康生與毛澤東的關係則完全是另一種性質。康生是因其望風轉舵，出賣王明，和竭力撮和毛與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擁有的蘇聯「格伯烏」經驗，而得到毛的特別信任和重用，繼而成為毛手中的一把利劍。

毛澤東與康生素無淵源，1937年11月底康生與王明等飛返延安之前，毛甚至從沒見過康生。由于康生與王明曾有過的密切關係。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沒有立即贏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遠至親密。大約經歷了半年的時間。

康生在中共黨內最早以趙容聞名，1925年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參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來、顧順章等一同領導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秘密遷到上海後，康生曾在中央組織部，江蘇省委組織部工作。1931年1月，被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為中共「肅反專家」就聲名顯赫。1931年4月，顧順章事件發生後，中央特科的工作機構進行了重新改組。9月，留滬的部分負責幹部組成了有康生參加的六人臨時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從此就改由陳雲、康生、潘漢年組成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

指定康生參與領導中央特科，與他在上海三次武裝起義期間曾經負責過工人「打狗隊」有關。1932年陳雲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後，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負責人。

從1931年末至1933年7月康生離滬赴蘇，康生在上海的活動主要就是鎮壓中共變節分子，以及和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斗法。由康生領導的「紅隊」（取「紅色恐怖」之意）刺殺了國民黨「調查科」上海直屬情報員史濟美（馬紹武）和一批共產黨轉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強烈震動。「紅隊」成員有王世英、項與年（八十年代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之父）、鄺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長，李士英曾先後擔任過上海公安局局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和江蘇省副省長等職。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環境日趨惡化，無法在滬立足而轉道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成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蘇聯居留四年期間，竭力吹捧王明，同時實地學習蘇聯鎮壓機關格伯烏的經驗，在中共留蘇人員中歷行「肅托」，[6-35]成為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蘇聯「格伯烏」全面熏陶的「專業人士」。在1935年8月舉行的共產國際七大上，康生被任命為共產國際中央執委會候補委員。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經歷表明，他和毛澤東沒有任何工作和歷史關係。因此，當康生返回延安後，毛澤東在一段時間裏，和康生只是維持看一般的工作關係，毛辯言鑒貌，仔細觀察康生的表現。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康生與王明、陳雲一同進入了中央書記處，由此參與了核心決策，但是康生長期脫離國內斗爭，不可能在書記處內擁有較多的發言權，他的具體工作則在中央職工委員會和「敵區工作委員會」。毛知道康生是黨內老牌的情報和肅反專家，有意發揮其專長，但是，毛又讓康生兼任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一職，在幾乎沒有產業工人的陜甘寧邊區，此職無疑只是一個虛銜。此時，毛澤東對康生還不知虛實，只能用這一實一虛的方法試探、等待康生。

時年三十九歲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裏，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後臺，其地位無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還沿著在莫斯科時緊跟王明的慣性，在延安繼續吹捧王明。據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回憶，當康生陪同王明給設在棗園的敵區幹部訓練班受訓的幹部作報告時，康生「領導我們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上。』」[6-36]司馬璐回憶的這段史實，當發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為王明在1937年12月離延安赴武漢後，只是在這個時間因出席「三月政治局會議」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時，黨內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康生絕不會再呼喊「王明同志萬歲」。

然而，康生畢竟在中共上層機關工作多年，具有觀察政治風雲的豐富經驗，經過一段揣摩和悉心的識別，康生發現毛澤東雖然在政治局內暫時處于下風，但毛對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極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黨內、軍內并無堅實的基礎，康生認定王明決非是毛的對手，中共領袖必屬毛無礙。康生一經掂量、估算，馬上采取行動，拿出過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澤東的見面禮，以換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康生小心翼翼地邁出了投向毛澤東的第一步。康生表態支持毛有關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見。盡管毛澤東、康生、任弼時在會上提出的這項動議因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未獲通過，但是，康生試探的目的已經達到，在毛澤東暫時處于少數的時刻。助了毛一臂之力，從而獲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投給毛澤東的一票，立即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一個月後，康生被委任為中央黨校校長，離開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職工委員會。

從「三月政治局會議」至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半年時間裏，康生加緊了和毛澤東的聯系，康生和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陳雲采取聯合行動，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或他們五人聯名的形式，不斷向以王明為首的長江局提出批評性的意見。康生已愈來愈明顯地和王明拉開了距離。

康生雖然已經逐漸獲得毛澤東的青睞，但一時還未握有實權，不久，康生力排眾議，全力支持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從而一舉獲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從此出現了重大的轉折。

1939年2月，毛澤東正式任命康生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報和政治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毛將瑞金時期長期擔任政治保衛局局長的鄧發打發去中央黨校作校長，而將此重責委之于康生，一則顯示毛對康生的信任，二則分散了周恩來對情報工作的領導權（周恩來此時兼任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

在毛澤東的庇蔭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熱的人物。以中共的「捷爾仁茨基」（蘇聯十月革命後肅反機關「契卡」的首任領導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將延安的保衛機構分門別類建立和完善起來。社會部開始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秘密布設情報偵察網，吸收可靠黨員擔任「網員」。1939年，中央社會部在延安「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基礎上又創辦了一個培養情報人員和肅反幹部的秘密學校，對外稱「西北公學」，康生實際上是該校的校長。

顯而易見，康生之于毛澤東是極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變，對屬下一向猜忌、防范的性格而論，和毛毫無歷史淵源，又無戰功和長征經歷的康生，能長期獲毛的信任是極其罕見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關係的性質，完全不同于毛與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關係。毛與劉少奇、任弼時等人的關係，從本質上說，主要是一種政治盟友的關係，而康生之于毛，則猶如家臣。康生對毛澤東的絕對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輕而易舉將康生與其他政治局委員區別開來。對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體會某些難言之隱而主動為主人分憂；康生又能雷厲風行，堅決貫徹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實在是為人主者手中須臾不可離身的一把利劍。

經過幾年的磨練，1941年的康生早已鐵定了心，做毛澤東的貝利亞（葉若夫被處決後的蘇聯最高特工頭目）。此時的康生，威風凜凜，經常身看俄式皮夾克，足蹬長皮靴，手牽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鏢親隨，[6-37]已成為延安最令人恐懼的人物。他猶如一頭猛犬，隨時準備聽候主人的吩咐，向敵人猛撲過去。

注釋

[6-35]參見仲侃：《康生評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2年），頁47—51。5、57—60。

[6-36]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香港：自聯出版社，1967年），頁72。

[6-37]司馬璐：《斗爭十八年》（全本）（香港：亞洲出版社，1952年），頁69、74。

五、毛澤東的「內管家」：任弼時、陳雲、李富春

毛澤東所構思的整風運動包含了「破」和「立」的雙重內容：一方面，毛要在這場黨內斗爭中剪除其政治上的對手；另一方面，毛還要創立以自己思想為中心的中共新傳統，并將這兩方面的成效有機地結合起來，最終為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而服務。如此艱巨的任務，絕非劉少奇、康生、陳伯達、胡喬木等少數人參與就能完成，毛還需要其他一些幹部和工作機構來協助自己，他們應該運用某些機關的力量，堅決貫徹毛的意圖，創設制度，培養新人，支持和配合毛的行動。在四十年代初，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及其領導下的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實際上扮演的就是毛的「內管家」的角色。

中共是依照蘇共模式組建起來的高度組織化的政黨，在理論上，黨的中央機關應是領導全黨的最高司令部。1927年後，中共逐漸轉移至農村，長期艱苦的軍事斗爭，使軍隊在黨內的作用明顯加強，但是在留蘇派主政的瑞金時期，中央機關及其領導人的權威仍是不容挑戰的。長征開始，中共領導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黨和政府系統全部并入軍隊，軍隊與黨實際已溶為一體，打破了黨機關至高無上的局面。然而，隨著長征結束和延安時代的到來，一度因客觀戰爭形勢而被取消的黨機關又漸次恢復，特別到了抗戰爆發，中共力量獲得迅速發展，黨的各種機構的工作任務極其繁重，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又新創立了一些黨的機構。這樣，就使由留蘇派掌握的黨機關的作用再一次凸現出來。

對于留蘇派控制的黨機關力量的復活，毛澤東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毛不愿過分刺激張聞天等人，在形式上對中央機關的格局采取維持現狀的態度；但在另一方面，毛又抓緊時機，利用自己在中央核心層已擁有的優勢地位，果斷地對黨的重要機構進行局部調整。中央秘書處和中央組織部就是毛的局部調整戰略的主攻目標。

1935年後，在中共組織系列中，中央秘書處是除軍隊以外最重要的機構。中央秘書處在瑞金時期只有少量工作人員，由擔任中央秘書長的鄧穎超主管，主要負責文電收發（包括與共產國際及上海中央局的電臺聯絡），保管、承擔會議記錄等秘書性質的工作。由于軍事斗爭在蘇區占據頭等重要的地位，中央秘書處主要圍繞中央軍委工作。當時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的毛澤東，僅有一個工作人員兼收發，其他中共領袖也無專門的秘書機構為之服務。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進入中央軍委和中央常委會（書記處），中央秘書處局部恢復建制，其作用開始日益突出。1935年6月，毛讓自己過去的秘書王首道參加了兩河口會議的秘書工作（王首道在瑞金時期曾一度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其後，毛任命王首道負責中央秘書處，并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9月，毛通過調離鄧發、李克農的工作，停止了鄧發所擔任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和李克農擔任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的職務。毛將原由政治局直接領導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并派出王首道擔任該局領導。此時的中央秘書處，除了掌管機要文電外，還兼管政治保衛工作。毛通過這些措施，將黨、軍隊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和肅反情報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37至1939年，中央秘書處繼續由王首道負責。王首道忠實地履行了他作為毛澤東執行秘書的職責，除了掌管文電收發、聯絡各方、照顧毛和其他在延安政治局委員的生活起居等各項工作外，王首道還親自擔任政治局會議的記錄員。1937年底，王明返國後召開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即由王首道擔任會議記錄。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雖處下風，但是其權力并未受到真正動搖。會議結束時，毛命王首道收回所有與會者的筆記本，由王首道代為保管。而事實上，由王首道收回的與會者筆記本以後一直未退還本人。[6-38]

盡管王首道對毛澤東忠心耿耿，但在紛繁復雜的新形勢下，中央秘書處的工作似乎難以適應新的環境和新的需要。抗戰爆發後，原由中央秘書處兼管的政治保衛工作的職能又劃歸了邊區保安處和繼之成立的中央社會部，中央秘書處的職權范圍有所縮小。自此以後，中央秘書處基本處于維持現狀的局面。為了加強中央秘書處作為毛澤東的耳目和中樞機構的作用，1939年，毛澤東調其老友、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富春兼管中央秘書處，由王首道作李富春的助手。這樣，在1940年5月任弼時就任中央秘書處領導之前，李富春實際上成了中央秘書處的主管。

毛澤東對中央機關另一個重要部門——中央組織部，也不失時機，進行了改組。1935—1937年，中組部部長由博古擔任，在這段時期，中組部的工作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因為在戰時環境下，幹部調配基本由軍委掌握，紅軍抵達陜北後，外來人員極少，集中于陜北的都是經歷過長征考驗的紅軍指戰員，中組部的日常業務中的一項，諸如對幹部進行政治審查，已失去了工作對象。因此，作為中組部部長的博古，其主要工作崗位是在中央書記處而非在中組部。「七七事變」爆發後，大批外來人員進入延安，中組部面臨大量的幹部審查、分配等工作，持續幾年的冷清局面立即改觀，中組部成了延安最熱鬧、工作最繁重的部門之一。恰在此時，陳雲隨同王明、康生返回延安，博古又要前往長江局，毛澤東遂將中組部部長一職交由陳雲擔任，并派李富春任副部長，配合陳雲開展工作。

陳雲，原名廖陳雲，一度與項英齊名，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工人階級的高級領導人。1933年初，陳雲進入中央蘇區，在1934年1月舉行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并兼任白區工作部部長。1935年2月，陳雲受張聞天的委托，離開正在長征中的紅軍，秘密轉赴上海，準備恢復上海黨組織，并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渠道。陳雲抵滬後，與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浦化人接上關係，從浦化人處瞭解到中共在滬組織已全部被國民黨破壞，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已將工作人員撤出上海。陳雲由此判斷，恢復中共在滬活動的條件還未成熟。恰在此時，浦化人通過特殊渠道，接到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要求國內派人組團前往蘇聯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通知，陳雲遂于7月左右，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和楊之華、陳潭秋等，乘船秘密前往蘇聯海參崴。1935—1937年，陳雲在蘇聯期間，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主要成員，但與久居莫斯科從未返國的王明、康生不同，陳雲受中共代表團指派，提前于1937年春返回新疆，組織營救進入新疆的西路軍余部。陳雲在星星峽親自迎接了原西路軍高級將領李先念等人。陳雲1937年春的新疆之行，為他贏得了中共軍方將領的廣泛敬意。

陳雲返回延安後，繼續擔任政治局委員，并且進入了書記處，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崗位是在中央組織部。陳雲在初抵延安的一個短時間內，曾和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一樣，支持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關于加強國共統一戰線的方針，但是陳雲回頭較早，從1938年3月就轉變了立場。1938年3至8月，在毛澤東與長江局的對立中，陳雲與在延安的中央書記處其他成員步調一致，堅決站在毛澤東的一邊，成為毛的新盟友。

陳雲、李富春領導的中組部，其主要工作是對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的各類人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根據審查結果，分配、安置他們的工作。陳雲和李富春擔當的是毛澤東在組織人事領域監護人的角色。

「七七事變」後，一批從國民黨監獄釋放出來的共產黨員和大批青年學生紛紛前往延安，這種現象使黨的領導人既喜又懼。喜的是，延安道上，人流如潮，足以說明黨的事業興旺發達，而面臨大轉變的黨正急需大批青年幹部；懼的是不知在這些來延人員中是否裏夾有國民黨的暗探和奸細。為了保證來延人員的政治可靠性，中央決定對所有來延人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于是，這就成了中組部的頭等重要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底，中組部設有幹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書處三個下設機構，由王鶴壽任幹部科科長，劉錫五任地方工作科科長，鄧潔任秘書長，在這三個機構中，主要由幹部科負責對來延安的幹部進行政審和分配。

中組部對來延人員的政審分為四個階段：

一、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對釋放出獄人員和自愿申請去延安的青年學生進行初審。1937年8月底至10月，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憑名單向國民黨當局交涉，從南京國民黨軍人監獄和蘇州反省院陸續營救出一百余名中共原負責幹部。由首批出獄的黃文杰、劉順元、劉寧一、王鶴壽、方毅、夏之栩等，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組成考察去延人員的審干小組，對申請去延人員進行逐個的政審。[6-39]其工作流程是，出獄人員需寫出個人獄中表現的書裏材料，并向審干小組提供其他出獄人員在獄中表現的資料。審查小組根據本人的書面材料、口頭敘述和其他人的旁證，對申請去延安的人員作出不同的處理：獄中表現堅定的人員，送延安或直接留國統區工作；獄中表現有些問題、需進一步審查的人員，也送延安；獄中表現不好，有叛變自首行為的人員，要其留下通訊地址，再動員其「回家去抗戰」。[6-40]經過審查小組的遴選，從一千余被釋放人員中，挑出七百多人介紹去延安。

對申請去延安的青年學生的審查，則比較簡單和寬松。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組織或外圍組織介紹信的青年學生，在經過八路軍南京辦事處的逐個政審後，一般都予介紹去延安。

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到南京辦事處轉來的審干小組對去延人員的「鑒定表」後，對持介紹信前來的人，再進行一對一的個別談話，此謂復審。然後將其集中分送西安附近的涇陽縣雲陽鎮進行下一步的審查。也有個別人員是直接經西安轉送延安的。

三、中組部在涇陽縣雲陽鎮設有接待站（檢查站），負責對去延人員進行嚴格的三審。領導審查小組的人員有馮文彬、王觀瀾、劉輯武、胡喬木以及剛從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調來的王鶴壽等。在雲陽鎮的審查重點是盤問出獄人員在國民黨獄中期間是否寫過「悔過書」。1937年12月，原中共駐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黃藥眠，在雲陽鎮就經歷了這樣一番嚴厲的審查：

同我談話的是劉輯武。他問我：「你寫過悔過書沒有？」我忠實地回答：「寫過。但是我沒有出賣組織。只表示以後不再搞政治了，也不擁護國民黨。當時許多領導人都叛變投降，釋放出去了，而我則被認為實質上是堅持共產黨的立場，所以交軍法處，叛處一等有期徒刑十年」。談完以後，劉輯武就說，「你寫個書面報告來吧！」一個星期以後，他就根據我的報告，表達了他的意見。并問我還有什麽補充，還有什麽不老實的地方，并說老實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希望我注意。最後，他還要知道一些當時被釋放的人現在的情況。再過一星期，他就找我做第三次談話。他說，他們決定把我送到延安去解決我的問題。當時我有點猶豫，我說：「還是給我遺散費，我回廣東去好了。」他說：「不，你還是到延安去吧！」[6-41]

在雲陽鎮接受審查的去延人員，一般也面臨三種安排。「沒有問題」，或「雖有問題，但不太嚴重」的釋放人員，大多數被派往延安，接受下一階段的審查，并等待分配工作。有較嚴重歷史問題的人，則發給路費，勸其返鄉或去大後方參加抗戰。青年學生中的一部分則被留在雲陽裏的青年幹部訓練班（不久即遷至安吳堡）接受政治審查和政治訓練，而在雲陽鎮接待站負責審查工作的馮文彬和胡喬木，同時又是雲陽青訓班的負責人。

通過雲陽鎮檢查站政審的人員，前往延安的方式也有兩種：社會知名度高、年齡較大的人員，可以乘大卡車前往；其他則一律步行前往，由雲陽鎮至延安，的八百余華裏，徒步需九至十天的時間。

四、去延人員抵達延安後，中組部很快派人前來談話，再次對來延人員進行一對一的逐個審查，此是政審的第四個階段。這時中組部已收到雲陽鎮檢查站轉來的材料，對來人的政治情況已基本掌握，于是中組部就依據轉來的材料和每人的業務特長對來延人員進行工作安排。到了這一步，才算是正式進入了延安。

司馬璐[6-42]和黃藥眠在延安中央組織部受到的不同接待，反映了來延人員原先的革命資歷不是決定其今後政治命運的關鍵因素，而能否獲得黨的信任，完全取決于其個人在國民黨監獄中的表現。

在中組部的眼中，司馬璐雖是一個參加革命不久的新同志，但他出身好，政治面目清楚。司馬治璐出身于蘇北海安縣貧苦農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被地方民團以「通匪」罪名殺害，在社會底層爬滾幾年後，司馬璐于1935年參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圍組織，并加入了共青團。1937年初。司馬璐被黨組織派往位于鎮江的由國民黨江蘇省省主席陳果夫作後臺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開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馬璐被捕，由于未暴露身份，在坐牢一個月零七天後被交保釋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後，司馬璐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和雲陽鎮審查小組的審查，輾轉前往延安，因病在邊區醫院治療數月後，于也8年3月，在延安中組部受到陳雲的親自接見。

陳雲向司馬璐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在鎮江是否加入了國民黨？第二，被捕後是否寫過「悔過書」？在得到滿意的答復、并仔細審閱過有關司馬瑞的書面材料後，陳雲親自分配司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機構——位于棗園的中共「敵區工作委員會」，向康生的助手曾希圣（時任「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秘書）報到。[6-43]

與司馬璐相比，黃藥眠雖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并曾出任過黨的高級職務，但因黃藥眠被捕後曾在獄中寫過「悔過書」，從此就失去了黨的信任。接待黃藥眠的不是中組部部長陳雲，而是中組部的一般工作人員。據黃藥眠回憶：中組部工作人員對他談了下面一番話：

「看了你的材料以後，我們認為你是在敵人面前屈服。這是你歷史上的一個政治污點。關于黨籍問題，以後再解決。現在先分配你到新華社去工作，作翻譯。」

「我問他：『你所說的黨籍問題以後再解決，是恢復黨籍，還是重新入黨？』他的答復是：『重新入黨』。我心裏想，所謂重新入黨，就是十年黨齡丟了。坐了三、四年監，還要留下政治污點，我從前也搞過黨的工作，我是很懂得這句話的具體含義。」

黃藥眠申辯道：「你說的留下政治污點，我是不能接受的，從我個人這件事，孤立地看，你這個估計是對的，但從當時的整個形勢看，上海黨、團中央局，幾乎全部垮臺，紛紛自首叛變的時候，就只有我一人判處十年徒刑，現在對我的處理，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說的⋯⋯國民黨把你們當作

共產黨來軍法處理，而將來共產黨又會把你們作為叛徒處理嗎？」

中組部工作人員回答說：

「我沒有說你是叛徒，只是說你在敵人面前屈服。現在是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無法進行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所以暫時就這樣吧，你先去上班吧！」。[6-44]

黃藥眠的安置情況屬于中組部分配的第一種類型：對有特殊專長的來延人員，雖有歷史問題，但已基本審查清楚，可直接分配工作。黃藥眠通曉英、俄語，曾在莫斯科作過翻譯，因此被分配至新華社。可謂專業對口。

另一種分配類型是，將來延人員先分配到抗大、陜北公學或中央黨校，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學習和審查後，再分配具體工作。建國後曾長期擔任江蘇省省長的惠浴宇1937年冬經武倒裏路軍辦事處的介紹，到達延安。惠浴宇是1928—1930年江蘇省海州地區黨的領導人，1930年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國民黨釋放出獄。惠在獄中無任何「自首」、變節行為，他的這段歷史已由在延安的當年獄中難友提出證明，因此惠浴宇在經歷了一段審查後于1938年4月被分配至抗大總校，并被告知，他可以重新入黨，惠浴宇就在這種情況下于1938年重新入黨。以後惠浴宇在其他同志的鼓勵下，給當年江蘇省委負責人陳雲寫了一封信，請陳雲為他1928—1930年的黨籍作出證明。陳雲接見了惠浴宇，與他進行了詳細的談話，最後肯定了惠浴宇的黨籍，這樣，惠的黨籍就從1928年算起。不久，惠浴宇就從延安抗大總校被分配至皖南新四軍總部。[6-45]

第三種分配類型是，對那些有較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一時又不易審查清楚，但在政治上表現左傾的人員，則勸其返回國統區活動。

陳雲、李富春創立的幹部審查制度，猶如一道堅固的攔河大壩，經過層層的沖刷，已盡可能將「可疑」分子排拒于延安之外。被允許留在延安效力的「有問題」人員，則盡在組織的控制與掌握中。在陳雲、李富春的主持下，中組部的各項工作井然有序，有條不紊，與康生領導的肅反機關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但在1938—1939年，中組部的幹部審查和安置工作，尚有若干靈活性，因而給許多去延人員留下不錯的印象。

例如，李富春對因在延安備受冷遇、歧視而決定回到國統區的黃藥眠就曾給予誠懇的挽留。1938年春，分配到新華社工作的黃藥眠因心緒不佳，病臥在床，而黃藥眠的上級、昔日在莫斯科的舊友徐冰（邢西萍），則因黃藥眠有「歷史問題」，對黃十分冷淡，不僅對黃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不聞不問，甚至將黃藥眠退回了中組部。走投無路的黃藥眠，只得寫信向昔日的舊友周揚求助，在周揚的關照下，黃藥眠一度「寄食」在邊區文藝家協會。不久，心灰意冷的黃藥眠向中組部提出申請，要求去國統區作文化工作，很快得到批準。正當黃藥眠準備啟程時，遇到了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1929年，黃在中共江蘇省委工作期間，李富春是黃的上級。在李富春的熱情挽留下，黃藥眠改變主意，決定繼續留在延安。然而黃藥眠在中組部辦交涉時仍受到冷遇，又使黃產生疑慮，覺得李富春「怎麼會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延安」？「是誰派工作人員和（自己）談話的呢」？最後，黃藥眠抱定「要革命也不一定要在延安」的決心，一氣之下離開了延安。[6-46]

黃藥眠因受不了中組部工作人員的冷落和歧視，負氣離開延安，從他個人而言，是黃的自尊心和清高與黨嚴格的審查制度不相合拍，沒能經受住黨的「考驗」。其實，中共對從事白區工作的幹部實行嚴格的審查，是一項廣泛應用于任何人的政策，并非僅僅針對黃藥眠，即使那些從未被國民黨逮捕，地位較高的幹部也得經受中組部或其他部門的「過濾」，楊子烈和王世英在延安受審查的情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楊子烈是張國燾夫人，也是1921年參加中共的黨內元老之一。楊子烈從二十年代初起就廣泛參加了中共領導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她不僅是中共婦女運動領袖之一，還曾經兩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張國燾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楊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組織遭國民黨破壞後，楊子烈失去了組織聯系，她先返鄉避亂，又重返上海學產科，直到國共合作實現後才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帶著兒子輾轉來到延安。楊子烈歸隊後，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組部恢復她的黨籍，盡管楊子烈是中共老幹部，她的丈夫張國燾此時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邊區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組部還是要調查她與組織失去聯系後的種種表現，同時要在工作中考驗她。楊子烈被分配到邊區政府做政治教員，她還義務在邊區的中央醫院做產科醫師。盡管楊子烈工作熱情積極，受到院長傅連章的高度評價，但她的黨籍仍未能恢復。蔡暢當時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組部工作，參加了對楊子烈脫黨後一段歷史的審查，雖然蔡暢與楊子烈是相識十多年的熟人，對楊子烈的過往歷史十分瞭解，但也未能解決她的黨籍問題。[6-47]直到I938年6月，毛澤東批準楊子烈攜子離開延安，前往武漢投奔張國燾時，她的黨籍一直未能恢復。

如果說楊子烈是因其在地下工作時期曾失去黨的關係，到延安後不被黨信任，那麽王世英一度受到黨的冷落，則是因為中共黨內對從事白區地下斗爭同志存在看根深蒂固的歧視、懷疑的傳統。

王世英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員，在康生赴蘇聯之前，長期在康生領導下從事政治保衛和反間諜的特工斗爭。1935年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國民黨兩次大破壞後，王世英率臨時中央局轉移至天津，繼續開展秘密工作。1936年後，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聯絡局（又稱「中共華北聯絡局」）副局長，受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派遣，代表中共與李宗仁和閻錫山等進行秘密聯絡，又以紅軍代表身份在太原主持秘密機關——紅軍駐太原辦事處，為中共打開局面、拓展生存空間作出了重大的貢獻。1937年後，王世英代表中共駐太原和晉東南，與閻錫山交涉周旋，同時多方搜集閻方情報，直到1938年初返回延安。

王世英是中共高級幹部，從未被國民黨抓獲，1936年後，一直與延安保持電訊聯系，按照常理，他從前方返回，應受到熱情的接待和慰問。但事實是，王世英住在招待所裏，「好多天沒人過問，自己去找組織，也沒人管」。[6-48]延安究竟發生了什麽事？為什麽對王世英這樣重要的幹部竟不聞不問？

王世英到延安的時候正是延安上層處在微妙變動的時期，1937年底至1938年初，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意見一時在中央政治局占了上風，毛澤東被迫采取守勢，然而王明等的返回并未真正動搖延安的政治格局，過去的一套制度仍在有條不紊地運轉，陳雲、李富春主持的中組部并沒有一天停止工作。毛澤東或許太忙，一時顧不到王世英。但將隨同王世英一同返回延安的部下抓起來，就無法依「常理」解釋了。1938年春，王世英的一個部下簫明被定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個部下劉雅潔則被驅逐出根據地，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在延安也被過去的熟人躲而避之。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歸根到底只有一個原因：黨組織對他存在懷疑。王世英雖是中共特科重要幹部，也從未失去組織關係，但是，他不像前特科幹部李克農、陳賡等人那樣曾經進入中央蘇區，經歷過戰爭和長征的考驗，在那個時期延安上層領導的思維中，只有參加過長征的幹部才是可以信任的，對其他人的信任都要打個折扣。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長達四個月，畢竟王世英不是一般的白區幹部，中共也需要王世英豐富的情報和統戰經驗，加之對王的審查也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毛澤東終于接見了王世英并聽取了他的工作匯報。在毛的過問下，王世英進入了馬列學院第一期學習，兩個月後又被派往山西，擔任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主任。

近似于王世英情況的還有賈拓夫。雖然他是唯一參加長征的西北地區黨的元老，1937—1939年擔任中共陜西省委書記，但在他奉調回延安後，卻被降為西北工委委員兼秘書。真正的原因乃是中央接到告發，對1931年賈拓夫被捕事產生了懷疑，從此開始了對他的秘密調查。1941年10月9日，毛澤東致信賈拓夫：「你已知道，對你的懷疑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是對的，但我們現在已決定取消對于你的政治上的懷疑，恢復對于你的完全信任。」[6-49]隨後賈拓夫被任命為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秘書長。

四十年代初，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已全部納入制度化的軌道。中直機關的幹部由中組部及各直屬單位幹部科管理，軍隊幹部統歸軍委總政治部管理，邊區幹部由邊區黨委組織部及以後的西北局組織部管理。從1938年底至整風運動前夕，中央組織部的規模又有了擴大，在原有的幹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書處之外，新增了交通工作科（1940年并入中央出版發行部）、總務處。中共中央并決定由中組部代管中央黨務委員會，掛靠在幹部科。中組部的工作人員也從原來的十多人，發展到六十余人。陳雲、李富春運用機關力量，甄別、調配幹部，力圖使在延安的黨員幹部各得其所。陳雲還為延安的幹部作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報告，要求新老黨員忠實于黨的路線和紀律。中組部成了毛澤東基本可以放心的後方基地。

和中組部情況相類似，中央秘書處在任弼時接任後，面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0年5、6月間，任弼時被政治局任命為中共七大籌委會秘書長，實際履行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職責（1941年9月，任弼時才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在中央秘書處的基礎上，于1941年9月正式創建了中共中央的中樞機構——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下設秘書、警衛、總務（行政）三個處，由任弼時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擔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實際履行中辦主任的職責。中央辦公廳除了負責機要文電、文件草擬、聯絡各地等幕僚性業務，它的另一功能就是為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提供生活服務。任弼時親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幹部待遇制度，將中共黨內事實上存在的等級差序，用物資分配的形式具體體現出來，并使之進一步明確和固定化。延安的伙食制度并非始于1940年，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若干規定。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戰士每人每天伙食標準為五分錢，一般幹部為七分錢。棗園「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即以後的社會部）的工作人員為一角五分，此是當時延安一般幹部最高的伙食標準。軍隊團級幹部和邊區廳級幹部的伙食標準為一菜一湯，師級和中央黨機關部級幹部為兩菜一湯。政治局委員則為四菜一湯。

確定不同人員享受不同的物質待遇，是一個頗為復雜的問題。任弼時具體籌劃，親自決定享受小灶待遇的人選，明確規定只有中央委員或相當于中央委員的軍政負責幹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資格。王若飛因做過陳獨秀時代的中央秘書長，長期在黨內遭到排斥，四十年代初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中央黨務研究室（名義上專管各根據地黨的工作，實際上僅是一個政策研究機構）的負責人，因而被列入吃中灶的檔次。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應和其他生活物資的需要，還開辟了從各根據地和國統區調配物資進入延安的供應渠道。[6-50]延安高干供應制度的建立，對于正在形成的以毛為中心的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此制度的作用，不僅在于它能夠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確保對黨的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王明最熱烈的聽眾）自視清高的傲慢。從此，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期已經結束，中共已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新時代。

1941年，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和毛澤東的關係已經完全確定，他們所領導的部門成為在政治上支持毛的重要陣地。此時，任弼時已是在延安地位僅次于毛的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陳雲則以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身份，領導中央組織部、中央青委和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李富春雖非政治局委員，但他的實際權力卻大大高于許多政治局委員。作為毛的故交，李富春所擔任的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和中組部副部長等職，使他成為延安少數幾個與毛關係最密切的人物之一。在即將到來的毛澤東與王明的交鋒中，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將忠實履行他們作為毛澤東盟友的職責，全力擁戴和支持毛。

注釋

[6-38]1950年6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王明同志的決定》，責成王明必須對所犯歷史錯誤作出書面檢討，王明在同年8月17日給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寫信，要求查閱舊時筆記本和有關報刊。王明提出，1937年12月會議散會時，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筆記本都收下，不準帶出去。我的筆記本也被收下去了，以後并沒有歸還。參見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56。

[6-39]參見劉順元：《關于八路軍駐京辦事處的點滴回憶》，載《抗戰初期的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69。

[6-40]劉寧一：《1937年八路軍辦事處向國民黨交涉釋放政治犯的情況》，載《抗戰初期的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頁71、78。

[6-41]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頁433。

[6-42]司馬璐早年參加中共，1939年6月因「托派」嫌疑被送出延安，第二年被恢復黨籍，1942脫離中共并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49年前往香港創辦《展望》半月刊，逐漸成為香港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編著有《中共黨史暨文獻精萃》。司馬璐于八十年代遷往美國，現居紐的。

[6-43]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香港：自聯出版社，1967年），頁69。

[6-44]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頁435—36。

[6-45]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記錄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95-99。

[6-46]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頁441—42。

[6-47]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澤》，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46—47；另參見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原名《往事如煙》）（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年），頁344—45。

[6-48]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47。該書經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審核，國家安全部情報史研究處原任處長賀若淵、規任處長謝建華等作了大量的審定工作，全書經國家安全部審定。

[6-49]周維仁：《賈拓夫傳》，頁72。

[6-50]據師哲回憶，為了滿足江青要穿用寧夏灘羊皮制作皮衣、皮褲的要求，中央辦公廳運用保安處的外勤，冒看危險，去馬鴻逵統治的寧夏去采買。江青要吃阿膠，中央辦公廳通過關係去山東采購，經香港和中共駐重慶辦事處才輾轉送到延安。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69。

六、扶植地方實力派：高崗的崛起

在毛澤東集合中共黨內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發起進攻時，高崗作為陜北地方紅軍的代表，是毛急欲爭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在整風運動前夕和整風期間，高崗從一地方黨和軍隊領導人，一躍成為黨內的顯赫人物，他的崛起，完全依賴于毛的悉心已栽培和提拔。

高崗之被毛澤東看中，是毛的主觀需要和高崗所具有的特殊優勢互相結合的結果，在陜北幹部中，唯有高崗具備毛澤東所需要的各項素質和條件，因而成為毛澤東提拔、重用的對象。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初抵陜北，毛澤東急需陜北黨和紅軍的支持，以幫助中共中央在陜北立下腳跟。高崗是陜北地方紅軍中較大的一支——劉志丹部的主要骨干，劉志丹在陜北地區具有廣泛的影響，當劉志丹于1936年「東征」陣亡後，高崗就成為原劉志丹部的主要領導人。為了顯示中央紅軍與陜北地方紅軍的團結一致，毛澤東必須從當地紅軍中挑選出代表人物，給予適當的安排，以鞏固中央後方，而高崗正符合這個條件。

高崗在黨內斗爭中的經歷，也是毛澤東任用高崗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共在陜北的黨組織因歷史的因素和戰爭環境造成的彼此分割，長期未能實現統一。這種情況造成陜北幹部之間一直存有隔閡和不和。1935年2月，中共在陜北的兩個組織：陜北特委和陜甘邊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陜北、陜甘邊兩塊根據地和兩支紅軍，由陜甘邊方面的劉志丹擔任西北軍委主席，高崗擔任副主席。在西北軍委下設立前敵總指揮部，也是由劉志丹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6-51]

1935年7月，原左聯成員朱理治以上海中央局駐北方代表的身份，由北方局派出，到達陜北，開始依靠原陜北特委以郭洪濤為首的一批幹部，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聶洪鈞到達陜北，組成以朱理治為書記的「滬局與北局派駐陜北蘇區代表團」，成為中共在陜北的最高領導機構。9月中旬，徐海東、程子華率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陜北，程子華也參加了以朱理治為首的代表團。朱理治還改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委，任命聶洪鈞為西北軍委主席，成立中共陜甘晉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濤任正副書記。此時，劉志丹、高崗雖受到朱理治、郭洪濤的排斥，但仍未被完全剝奪權力，劉志丹擔任了由紅二十五軍和陜北地方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組成的紅十五軍團的副軍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但劉、高很快就被卷入到肅反狂潮中。在1935年9至10月間，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指使西北保衛局局長戴季英等，在紅二十五軍團發動肅反，逮捕了劉志丹和高崗等人。

1935年11月3日，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在聽取了前來迎接的程子華、郭洪濤、聶洪鈞的報告後，下令對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暫緩處理，并立即派王首道全權處理劉、高案件。經過以博古為首的中央黨務委員會審查陜北肅反五人委員會的復查，宣布對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等平反，并給陜北肅反的直接責任者聶洪鈞、戴季英以黨紀處分。受過舊中央「錯誤路線」的打擊，又得到毛澤東解救的高崗，可以十分自然地接受毛對舊中央政治路線的批判，成為毛向王明等進攻的一名主攻手。

高崗受到毛澤東重用的另一個原因是高崗身上的鄉村小知識分子氣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毛澤東周圍的中共領導人，大多數都有留蘇或在國內大城市求學受教育的經歷，這批人在性格和氣質方面，往往和出身農家而從未出過洋的毛澤東多有不合，而高崗的氣質則與毛澤東有較多的親和性。高崗原名高碩卿，陜西榆林縣人，初等師范畢業，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共陜西地下省委負責人賈拓夫和北方局代表孔原（陳鐵錚）的領導下，在西北地區長期從事兵運和參加領導中共地方武裝的工作，在一批文化程度較低的陜北武裝同志中間，高崗和劉志丹是其中少數具有一定的理論和政策水平的幹部之一。高崗從沒出洋留學，也沒去過上海、北平、南京等國內大城市，和留蘇派毫無瓜葛。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高崗協助劉志丹，獨當一面，屢敗屢起，始終保持住一支數百人的紅軍隊伍和一塊根據地，足以說明高崗頗有韜略而非「教條主義者」之流。高崗在個性上，既有小知識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農民無產者的狡黠和粗鄙，他尤其鄙薄在非武裝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幹部，和當時許多黨的領導幹部對知識分子表示尊敬、重視有所不同，高崗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極為輕慢，這些都使毛澤東感到高崗與自己在氣質上有某種相似，而易引起毛的好感。

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高崗在毛澤東的栽培下，已逐漸在陜北地方幹部中脫穎而出。1937年5月1日，高崗被指定為中共陜甘寧特委常委（1938年1月，陜甘寧特區政府又恢復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名稱，特委會相應改為邊區黨委）。9月，中共中央指定高崗等七人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成員。1938年10月，高崗以陜北黨組織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這是高崗第一次參加中共的重要會議，表明高崗政治地位的上升。六中全會剛閉幕，高崗就正式取代了郭洪濤，擔任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這是一個地位十分重要、類似于中央局書記的職位。中共元老王若飛因在政治上失勢，多年屈居于高崗之下，擔任邊區黨委宣傳部長。

毛澤東為了支持高崗的工作，特意將多年來與高崗不和的郭洪濤、朱理治調開。1935年11月後，毛為了立足陜北，對原陜北黨領導人長期未予觸動。郭洪濤除擔任陜甘寧省委和邊區黨委書記，還被中央任命為中組部副部長，一直到1938年10月。1938年11月後，毛將郭洪濤派往山東，任命郭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一年後，郭洪濤被調回延安。朱理治在1938年後被任命為中共中原局副書記，負責開辟鄂豫邊根據地，并擔任了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政委，與任司令員的李先念齊名，朱理治從此和李先念、陳少敏、陶鑄等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和個人關係。但是毛不愿看到朱理治在開疆辟土中建功立業，1940年也把朱理治調回了延安。兩年後，朱理治成了毛澤東、高崗開儀祭旗的第一個犧牲品。

在戰爭年代，中共幹部在黨內獲得地位，最重要是看其在黨的武裝斗爭中所作的貢獻。而給不給幹部領導武裝斗爭的機會，則要看毛澤東對這個幹部是否信任。毛澤東既可以給予幹部機會，也可以不給，甚至給了某個幹部這個機會，還可以收回。朱理治的情況就屬于最後一種，賈拓夫和孔原的情況則屬于另一種。賈拓夫是高崗的老上級，1934年前往中央蘇區瑞金參加第二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一度作過陳雲的助手，擔任過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相當于副部長），後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盡管賈拓夫身為中共西北地區的元老，但賈拓夫從未被毛澤東委以軍隊職務，到延安後，賈拓夫在黨內的地位長期在高崗之下。孔原原先也是高崗的上級。孔原在隨陳雲于1935年夏赴蘇聯前，長期領導中共北方局，朱理治前往陜北，即由孔原派出。然而孔原從沒擔任過一個戰略區獨當一面的軍政領導職務，其在黨內地位也一直在高崗之下。毛澤東對高崗的態度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況。1938年，毛澤東任命高崗擔任領導陜北地方部隊的陜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隨著毛對高崗信任的進一步加深，1939年6月，毛又任命高崗擔任了八路軍留守兵團的政委。由蕭勁光任司令員的八路軍留守兵團，下轄三個旅和二個警備（保安）司令部（王震的三五九旅即歸八路軍留守兵團統轄），是守衛邊區唯一重要的軍事力量，毛澤東將與自己素無淵源的高崗派任如此重要的職務，顯示了毛對高崗的特殊信任。

在毛澤東的扶持和關照下，高崗在邊區和軍隊中的地位迅速加強。1940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將陜甘寧邊區黨委升格為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任命高崗為書記。1941年5月13日，中央書記處又將邊區中央局與中央西北工委統一為西北中央局，由高崗任書記，此時高崗在黨內的地位已高于黨的元老、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恩來、劉少奇等大局書記平起平座了。

高崗在邊區黨和軍隊中地位的確立，加速了一個以高崗為中心的西北地方幹部系統的形成。因歷史和工作關係而與高崗接觸密切的幹部，例如習仲勛、馬文瑞、劉景范（劉志丹之弟）、張秀山、張邦英、王世泰等分別擔任了邊區黨、政機構的負責人。而在歷史上曾和高崗有過矛盾的幹部，則受到高崗的排斥。中共西北武裝斗爭最早參加者和領導者之一的閻紅彥因多次向延安有關部門揭發高崗在1932年6月臨真鎮戰斗中臨陣脫逃的舊事而遭到高崗的打擊。[6-52]閻紅彥因此于1938年和1940年兩次被調離工作崗位派往馬列學院和八路軍留守兵團軍政研究班帶職學習。毛澤東、劉少奇等其他中共領導人清楚知道閻紅彥反映的有關高崗歷史「污點」的全部事實，但對高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這也完全符合毛一貫的用人之道，即「歷史問題」可大可小，關鍵要看跟什麽人，站在什麽線上，只要大節無虧，在政治上又對自己有大幫助，具體「小疵」可一筆帶過。反之，若在政治上不和自己站在一邊，即使無任何歷史問題，也會被棄之一旁。十余年以後。高崗事發，毛澤東將閻紅彥昔日揭發高崗的舊事重提，并讓閻紅彥在中央會議上揭發高崗的「反黨陰謀」，[6-53]毛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足見一斑；只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高崗對于毛澤東的提拔和重用心存無限感激，他清楚知道，若無毛的鼎力相助，自己絕不會成為邊區黨的領導人。為了鞏固自己「西北王」的地位，進而在黨內謀求更大的發展，高崗除了全力支持毛澤東，別無任何選擇。頭腦靈活的高崗幾乎不需要點撥就可發現毛澤東在黨內的頭號對手是王明，他要在對王明的態度上，向毛表明自己的立場。1941年夏，中央政治局分工王明指導中共西北局，王明在短時間內曾經過問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工作。據《謝覺哉日記》記載，1941年8月24日，王明曾在邊區政府談糧食問題。[6-54]高崗對王明雖然表面客氣，但卻在毛澤東面前講王明的壞話，他對毛說：「原來我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什麽好東西，卻不知道這是禍從天降。」[6-55]高崗用這句話，向毛獻上了自己的忠心。毛澤東看準了高崗全部的心理活動，用地位、權力、名譽將高崗緊緊拴住。毛將把高崗作為反對王明、博古的一門鋼炮來使用。毛深信，在向王明等的進攻中，高崗將隨時聽從自己的召喚。

注釋

[6-51]雷雲峰等：《陜甘寧邊區大事記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頁50—51。

[6-52]臨真鎮位于延長縣西南的八十裏處，是一個山區小鎮。為執行陜西省委攻打韓城的命令，1932年6月3日，劉志丹領導的陜甘游擊三支隊向臨真鎮發起進攻，擔任三支隊二大隊政委的高崗在戰斗危急中，帶領十余人，臨陣脫逃，使戰斗「前功盡棄，轉勝為敗」。戰後。隊黨委決定開除高崗的黨籍，并下令通緝高崗，後高崗返隊，受到劉志丹的批評和「留黨察看」的處分。參見畢興、賀安華：《閻紅彥傳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9—60、110；112—13。

[6-53]參見畢興、賀安華：《閻紅彥傳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9—60、110；112—13。

[6-54]《謝覺哉日記》，上，頁335。

[6-55]參見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66。

七、重新調整與毛澤東的關係：處境尷尬的軍方

中共軍隊在毛澤東發動的整風運動中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地位：一方面，軍隊是毛依靠的最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軍隊的某些主要幹部又是運動的整肅對象。軍隊所處的尷尬境地，使軍隊領導人左右為難，進退失據，在經歷一番痛苦的抉擇後，才重新調整并適應了與毛的關係。

從二十年代後期中共有了自己的軍隊開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共軍隊內部一直存在兩種力量的微妙平衡。第一種力量姑且名之為「紅色軍事專家派」，這一派的首領是周恩來。屬于周恩來系統的軍事幹部由三方面人員組成：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從蘇聯軍事院校學成返國，經由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分配至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的幹部；二、出身黃埔軍校，參加南昌暴動被打散後，再由周恩來分配至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的幹部；三、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後，與周恩來密切配合或在周領導下的軍事幹部。中共軍隊內部的第二種力量可以稱之為「井岡山派」，這一派的首領是毛澤東。屬于毛澤東系統的軍事幹部則由四部分人員組成：一、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參加秋收暴動的農軍和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的余部；二、1928至I931年聚集在毛周圍的贛南、閩西地方紅軍；三、1928年4月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的參加南昌暴動的余部；四、1928年7月平江暴動後上井岡山的彭德懷部。

由周恩來和毛澤東分別代表的中共軍隊中的這兩股力量各有其特點。「紅色軍事專家派」的內部關係較為松散，派系色彩比較淡化，周恩來的個人感召力和周在中共黨內的革命歷史，是維系這一派軍事幹部的主要動力。由于「紅色軍事專家派」的許多幹部曾在蘇聯學習過，他們一般對蘇聯和共產國際有較深的感情。「井岡山派」的內部關係則比較復雜，毛澤東固然是這一派當之無愧的領袖，但是由于毛的專斷性格與朱德、陳毅多有沖突，在一個時期內，毛的權威受到朱、陳的抑制。1929年後，毛利用各種手段強化了自己在「井岡山派」中的領袖地位，并在自己身邊聚集了一批軍事幹部，但卻遺留下大量的個人恩怨。到了周恩來抵達中央蘇區後，一批對毛不滿的軍事幹部重又聚攏在周恩來的周圍，使得毛一時形單影只，處境頗為窘迫。

中共軍隊內的兩股力量在周恩來抵達瑞金後，經過周的精心調和，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下，逐步融為一體。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不放過任何機會，努力爭取改善與毛的關係，至于一般高中級軍事幹部更不存在藩籬之隔。周恩來極為注意利用黨的權威加強軍隊內部的團結，在周的領導下，軍隊一直保持高度的統一。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從現實需要出發，也深感運用黨的權威對維系軍隊團結的極端重要性，因此軍隊內部的這種團結局面在遵義會議後仍然維持。1935至1936年，毛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密切合作，運用中共中央的權威，處理并最終解決了張國燾的分裂問題。1937年春，隨著西路軍的最終失敗，中共軍隊的統一基本完成。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共軍隊完成統一時，作為黨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其個人對軍隊的控制卻相對減弱了。1937年秋以後的一段時期內，毛澤東對八路軍的指揮一度失靈，毛對新四軍更是鞭長莫及。由項英指揮的新四軍，對王明、周恩來領導的長江局言聽計從，而與毛則貌合神離，這一切都引致毛對軍隊領導人的強烈不滿。

毛澤東對軍隊領導人的不滿，并非僅限于他們在抗戰後的表現，這種不滿還和歷史上的矛盾復雜地交織在一起。毛是一個自尊心極強、報復心也極強的人，只是因為眼前的現實需要，他才容忍下他們昔日對自己的冒犯。在中共軍隊內真正獲毛信任的幹部屈指可數。

毛澤東最寵信的軍隊將領首推林彪。自1929年林彪在朱、毛紛爭中當面指責朱德、積極擁戴毛澤東以後，林彪就獲得了毛的特殊信任。毛之對于林彪，猶如父親，對其過失從未真正計較。遵義會議後，林彪認為毛率紅軍四渡赤水，使紅軍過于疲勞，寫信給中央要求以彭德懷取代毛作軍隊指揮。毛不責怪林彪，卻將怒火發向與此毫無關聯的彭德懷。毛看重林彪英勇善戰，戰功卓著，對林彪的倚重和愛護超過任何軍事將領。1938年6月，林彪遵毛的指示，赴蘇聯治療，直至1942年2月8日才返回延安。當林彪返回延安時，毛更親自迎接，使在場的許多人驚愕不已。因為1940年周恩來和朱德從外地返回延安時，毛澤東都不曾親自迎接。1942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為林彪舉行盛大歡迎大會，與會者達千余人。林彪在致詞中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話說，「季米特洛夫說：蘇聯的黨，由于團結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圍，而有今天偉大的聯共黨，中國的黨，應該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以便建設起偉大的中國黨，建設起偉大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在這次歡迎大會上，林彪還表態堅決支持整風運動，號召全黨應效忠毛澤東。他說，「我們在政治思想，應如毛澤東同志最近所號召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要來一個堅決徹底的轉變，建設無產階級立場的唯物主義方法的黨⋯⋯我們忠實于我們的民族。忠實于我們的黨，忠實于我們的領袖。」[6-56]林彪以青年將領的身份受如此超規格的隆重歡迎，且已會搬出共產國際領導人來鼓吹毛澤東，這只能說明毛、林關係之密切和林彪已獲毛的「路線交底」。1942年底至1943年7月，毛澤東命林彪代表自己與蔣介石在西安、重慶數度會面，隨後又讓林彪在延安靜養，以備將來與蔣介石逐鹿中原，再分天下時領兵出山。

毛澤東對彭德懷則愛恨交加。彭是為中共奪取政權出力最多的將領之一，但為人耿直，不善逢迎。毛愛其驍勇善戰，對中共事業忠心耿耿，但又恨其「不聽話」，自尊意識、獨立意識強烈，而常視其為頭有反骨的魏延。1937年後，毛讓彭出任八路軍副總指揮，但彭卻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間，為八路軍出兵山西及華北事，多次打電報向王明領導的長江局請示匯報工作。在毛看來，彭德懷此舉無疑是另尋黨內靠山，而與自己分庭抗禮。其實，毛對彭德懷的意見多屬誤解。1937年底，八路軍出兵山西，涉及與閻錫山和國民黨的各種關係，彭德懷向當時黨內實際主管統戰和國共關係事宜的長江局請示應對方針，完全是在工作范圍之內的正常關係。但是毛卻認定彭對自己權威并未真正心院誠服，執意要讓彭德懷在整風運動中洗一個燙水澡。

作為「紅軍之父」的朱德，在中共軍內的地位十分尷尬，在毛澤東的眼中，聲望卓著的朱德實際上是無足輕重的。自從1929年朱德就軍內民主化問題與毛發生爭論并遭失敗後，朱德就被籠罩在毛澤東的身光之下，在制定重大政策方面很少發揮影響。朱德性格敦厚，為人隨和，雖然對毛大權獨攬、獨斷專行不乏意見，但為了維護「朱、毛」團結一致的形象和中共的最高利益，對毛一向忍讓，從不與毛公開對立。朱德和周恩來、彭德懷也維持著良好的工作和個人關係，即使對王明、博古等新一代黨的領導人，也多持善意的態度。王明返國以後，朱德對加強中央的集體領導抱有希望，但是很快就傳來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為中共領袖的「口信」。朱德對毛表示支持，同時也委婉地向毛進言，希望毛能夠察納雅言。1938年9月26日，朱德在為聽取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口信而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言，他說：「黨內同志要實行正確的自我批評，黨員要維護對黨的領袖的信仰。因此領導同志要有接受批評的精神。領袖要聽人家說自己的好話，同時還要聽說自己不好的話。」[6-57]朱德的這番話，實際上將他對毛澤東的微妙態度曲折地表達出來。1940年5月，朱德從太行山八路軍總部返回延安，其個人對前方八路軍的影響已完全被切斷。盡管朱德對毛已無任何妨礙，但毛仍對未德懷有某種戒心。作為中共的一種象征，朱德雖繼續享有八路軍總司令的崇高榮譽，但中共所有軍政大權均在毛的掌握中。

毛澤東對于劉伯承、聶榮臻、朱瑞的態度是有親有疏，區別對待的。劉伯承、聶榮臻、朱瑞都是具有留洋經歷、且與周恩來有較密切歷史關係的高級軍事幹部，屬于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紅色軍事專家派」。他們自三十年代初陸續進入中央蘇區後，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擔負著保衛中央蘇區沉重的任務，對當時黨的路線方針不起重大作用。劉伯承、聶榮臻等在瑞金時期，與毛澤東的關係雖不密切，但也無任何個人沖突。遵義會議後，劉伯承在對待毛的態度上，既高度尊重，又不失個人尊嚴。抗戰開始後，劉伯承、聶榮臻、朱瑞等分別被賦予開辟幾個戰略區的重任，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在上述三人中，毛對聶榮臻較為親近，而對劉伯承、朱瑞則相對疏遠。聶榮臻在抗戰後，比較努力執行毛的指示，在召兵買馬、開疆辟土中成績顯著，因而獲得毛的贊賞。毛對劉伯承的情緒更多由歷史因素造成。劉伯承在瑞金時期，積極仿效蘇聯紅軍正規化的經驗，又長期擔任紅軍總參謀長，在寧都會議上，劉伯承曾贊成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兼之劉伯承嚴謹的紅色軍人的氣質，都在使毛對劉伯承產生一種疏離感。朱瑞是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候補委員，作為瑞金時期一名出色的「紅色指揮員」，在抗戰之初的用人之際，被毛澤東委之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但毛又對這位畢業于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院的留蘇生放不下心，不久即派自己的老部下羅榮桓出師山東。山東中共武裝力量長期未能實現統一指揮，開疆拓土不盡順利，個中原因十分復雜，但毛卻認定山東局面未盡理想的責任全在朱瑞這個「教條主義者」的身上。

毛澤東對于早年出身綠林豪杰、與自己毫無淵源的賀龍倒是頗為欣賞和信任的。在毛的眼中，賀龍是屬于不喜讀書的莽張飛一類人物。加之，賀龍在毛與張國燾的對立中堅定地站在自己的一邊，對毛的新權威表示充分的尊重。因此，賀龍不是毛在整風運動中要觸及的對象。

毛澤東對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態度是頗含深義的。西路軍失敗後，毛讓徐向前留在延安，而將原四方面軍的將領劃歸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一二九師指揮，只給徐向前一個副師長的頭銜。1939年，毛命徐向前以八路軍第一挺過縱隊司令員的身份，帶領百余人的隊伍進入山東，一年後旋即將徐向前召回延安。返回延安後，毛任命徐向前為留守兵團副司令員。徐向前除了偶而參加會議，基本處于休養狀態。毛澤東仍在繼續觀察徐向前。

在整風前夕，以「參座」著稱于中共黨和軍隊的葉劍英。在中共上層的地位是頗為微妙的。葉劍英是中共為數不多的軍人政治家，曾在蘇聯學習。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葉劍英曾與劉伯承一同在蘇聯遠東軍司令員加倫將軍麾下工作。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後，葉劍英長期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紅軍總參謀部的工作，屬于「紅色軍事專家」。紅軍長征結束後，葉劍英協助周恩來開展對西北軍、東北軍的統戰謀劃，以後又是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成員之一，基本上已脫離了軍隊系統，直至1942年返回延安，重新參與軍委幕僚。盡管葉劍英既不統兵打仗，也無個人的幹部班底，但他有留蘇、和王明、周恩來合作的經歷。因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和葉劍英沾上邊。由于葉劍英并非決策人物，在長征期間毛與張國燾的斗爭中，曾助毛一臂之力，因此葉劍英將在整風運動中受到一定的觸及，而非急風暴雨式的批判。

毛澤東在中共軍中最不信任的對象是項英。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不久，項英遇難，毛在軍中最大的障礙已經排除。可是毛對新四軍代軍長陳毅也心存芥蒂。毛長久不能忘記1929年陳毅與朱德合作反對自己的往事。毛需要看到陳毅對當年這段歷史公案的新認識，因此，陳毅也將是延安整風運動的觸及對象。

由此可見，在四十年代初毛澤東與中共高級將領錯綜復雜的矛盾中，歷史因素和毛的個人好惡占據很大的比重。這些矛盾又和毛澤東與王明、周恩來的矛盾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毛為了一并解決這些矛盾，「畢其功于一役」，巧妙地運用自己身兼黨、軍領袖的雙重身份，使自己處于任何人也無法反對的地位。

毛澤東在軍隊高級幹部面前，經常以黨領袖的面目出現。毛告誡他們必須時刻牢記「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實質是提醒軍方，不得無視毛的個人權威，必須無條件服從毛。抗戰爆發後，毛沿用中共治軍的傳統方法，并賦于新的內容。毛將忠實于自己的黨的高級幹部派往幾個大戰略根據地擔任政治委員。由鄧小平在太行山協助劉伯承，由劉少奇的老部下彭真在晉察冀協助聶榮臻。由劉少奇、饒漱石在華中協助、監督陳毅。這些皆是毛旨在鞏固自己對軍隊領導的重大戰略安排。

在更多的場合，毛澤東又以軍方代言人自居。他警告黨的高級領導人，「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6-58]公開羞辱手無一兵一卒的王明、博古等。毛以軍隊為後盾，逼國際派交權，使王明等步步退卻，無任何招架之力。

毛澤東的第二副面孔，符合軍方的利益，有利于擴大軍隊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因此，盡管軍隊一些主要領導人本身也是整風運動所要觸及的對象，但是毛仍可以獲得中共軍隊對整風運動的支持。

于是，擺在中共軍隊高級領導人面前的路只有一條，平靜地等待即將到來的整風運動的風暴，從速調整與毛澤東的關係，全力支持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袖。

注釋

[6-56]《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日。

[6-57]參見《朱德年譜》，頁198。

[6-58]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頁511。

第七章　上層革命的開始：毛澤東與王明的首次公開交鋒

一、窮途末路的國際派

1938年9月，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在中共上層猶如引發了一場七級強地震，對王明等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中共核心層隨即發生急劇的分化和新的組合。毛澤東雖未正式出任黨的總書記一職，但從此他已理直氣壯、當仁不讓地獨攬中共黨、軍一切大權。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顯現分裂跡象的王明營壘更加分崩離析，王明等開始喪失與毛爭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漸衰竭下去。

作為毛澤東頭號政治對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從重慶返回延安後，實際上已被毛澤東鎖在籠中。從莫斯科返國後，王明在政治上的風光歲月僅僅維持一年，王明初抵延安時的那種熱烈、歡快的氣氛早已煙消雲散，現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澤東的安排，在某些節慶場合出來點縀一番，其政治上的權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澤東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勢是一步步進行的。六屆六中全會後，王明仍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成員，在六中全會後還新兼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從重慶返回延安後，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為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央黨校委員會等三個機構的主任，王明并擔任了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女子大學校長。從表面上看，王明一時擔任了許多重要職務，然而，王明的這些職務大多為空頭閑職。1939年後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已完全由毛澤東控制，開會時間、會議議程等一切皆由毛決定，旁人不得置喙。至于中央統戰部，則是延安的一個冷清衙門。統戰部下轄三個科：幹部科、友軍科、各黨派科，然而中共有關與國民黨統戰的所有大政方針，全由毛澤東親自掌握，周恩來則起著輔佐毛及執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極為有限。延安的中央統戰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長柯慶施、南漢宸（1939年9月至1941年初任統戰部副部長，1941年2月調往邊區政府任財政廳廳長）以及少數工作人員。除了有時配合延安交際處出面接待幾個來訪的國統區知名人士外，統戰部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指導延安的中國女子大學，統戰部的領導，從王明、柯慶施到幹部科科長徐一新（即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職。原先中央統戰部對邊區黨委統戰部也負有指導責任，1933年，時任邊區黨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部長的王觀瀾表示反對王明提出的邊區也是統戰區的觀點，引起與王明的爭論。毛澤東一錘定音，決定新設邊區統戰委員會，由王觀瀾任主任委員，宣布今後邊區統戰問題由該委員會領導，大事直接請示中央，將王明任部長的中央統戰部的最後一點權力也徹底剝奪乾淨。[7-1]中央南方委員會、東北委員會這兩個機構更是形同虛設。南方工作委員會成立于1939年底，本來是為了加強對國統區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但事實上有關南中國黨的工作，基本由設在重慶的中共南方局領導。在抗戰階段，延安與東北的直接聯系很少，特別是東北抗聯失敗後，中共在東北的工作幾乎完全停頓，為此，1942年中組部曾挑選177名東北籍幹部前往東北開辟工作。被派往東北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主要為蘇聯情報機構服務，間或也與延安發生電訊聯系，但是在日軍嚴密控制下的偽滿洲國，從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黨員很難開展工作，多數秘密機關被日軍破獲，因此設立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虛應人事。任命王明負責中央黨校工作委員會，卻是毛澤東的別出心裁之舉。毛以此舉有意挑起王明與張聞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漁人之利。王明真正負責的工作崗位，只是中央婦委和中國女子大學。而安排王明擔任中央婦委書記和女大校長，則有明顯羞辱王明的含意。

對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澤東無絲毫顧惜之意，反而謀求對王明的進一步打擊。王明領導的中央婦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慶樹，擔任常委的蔡暢、帥孟奇，不時就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和王明發生沖突。一度在國際和國內政治舞臺上風光十足的王明，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開婦委保育工作會議。王明任校長的中國女大也受到種種限制，在解決生源、人員借調、學生分配等許多問題上，都碰到不少麻煩。1941年2月13日，王明為女大畢業生分配事寫信給陳雲，提議中央組織部將調做其他工作的女大畢業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來延的女學生均送入女大學習。次日，陳雲覆信給王明，規勸王明「彼此以服從中央書記處多數同志通過的決定為好」，陳雲在信中說，「女大是我黨的學校，全部學生都應歸中組部在中央總的意圖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將女大視為自己的私人范圍。陳雲向王明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婦女工作是全黨工作的一部分，我是黨的工作者，我的責任和我的要求，也僅僅是『一視同仁』四個大字」。[7-2]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婦委書記的職務，由蔡暢接任。9月1日，創辦兩年、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中國女大被合并進延安大學。蔡暢上任伊始，馬上將婦委中原在中國女大學習的女幹部召集在邊區政府交際處會議室開會，「瞭解一下王明當女大校長時，有什麽錯誤言論」。[7-3]在蔡暢的領導下，中央婦委開始批判王明在領導婦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對付王明最厲害的措施是切斷王明與莫斯科的聯系渠道。毛獨握與斯大林的通訊系統，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據師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時在莫斯科時，共產國際機要處交給他兩套機要密碼，由周恩來于3月隨身帶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與莫斯科新的通訊系統正式開通，「效果良好，通訊準確無誤」，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權使用」。掌握這個絕密的通訊系統的機構，對外稱「農村工作部」，又叫「農委」，設在中央警衛團附近的小砭溝，部長為吳德峰，副部長是帥孟奇。毛澤東為了避人耳目，任命王觀瀾為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主任，其實王觀瀾并不參與此事，吳德峰才是真正的負責人。但是，作為中央機要局局長的吳德峰也不能與聞毛與斯大林電報往來的內容。參與電報翻譯的只有極少數中央社會部工作人員，如師哲等一、二人。極端機密的電報則由任弼時翻譯，直呈毛澤東，從而避開了師哲。

在毛澤東的嚴密封鎖下，身為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的王明，獲知共產國際的信息，只能通過毛澤東的口頭傳達。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員傳達共產國際的來電，是全文傳達還是部分傳達，是向個別人傳達，還是向全體政治局委員傳達，這些全憑毛的個人意愿決定。為了防范王明與蘇聯和外界聯面，毛還嚴格限制王明前往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只是因為得到周恩來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慶舉行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7-4]，而在這以後，王明就再沒有去過重慶。

王明在六中全會後的一段時期內，似乎并無政治上受挫的明顯跡象，但隨著毛針對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陸續出臺，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圖所在，只是有口難言，無力還手。1939年春夏之際，當毛澤東攜帶江青，由兩名貼身衛士隨從，乘坐當時延安唯一的一輛小包車——海外華僑捐贈八路軍前線將士的救護車，風馳電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時，人們看到的王明則是形單影只，「時常獨自漫步街頭，也不帶一名警衛，低著頭，不發一言地，沉重的腳步聲中若有所深思」。[7-5]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趨敗落，從1939年始，他就開始調整對毛澤東的態度，試圖以向毛示好的行動，改善自己的處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來。1940年，王明連續發表兩篇文章，不惜對毛阿謀奉承，吹捧毛對「發展馬列主義理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甚至加封給毛三個頭銜：「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偉大的理論家」。王明認為，自己的言行至少會化解毛對他強烈的敵意，從而緩和并改善與毛的關係。

王明的這番表演十分拙劣，這種喪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為，使其在毛澤東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余，不僅毫不領情，反而視王明為一具可以任意擺弄的政治僵尸。1940年，因熱烈吹捧毛澤東，王明的處境有所改善，毛澤東對王明還作出某種善意的姿態。該年，原紅一方面軍幹部黃火青從新疆返回延安（黃曾加入西路軍，後進入新疆），毛在接見黃火青時，特別關照黃一定要去看望王明。[7-6]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企圖論證自己在黨的歷史上的地位。王明還憑籍其對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廣作報告。在當年的延安知識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個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懸河的王明，作起報告來條理清晰，出口成章，幾個小時的報告可以不要講稿。報告完畢，「再從頭到尾歸納一遍，一二三四大項，下邊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對照記錄竟能絲毫不錯」，有時一席演講，竟受到數十次掌聲的歡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論水平」贏得了延安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尊崇，人們普遍認為王明是「天才」，被公認為是「活馬列主義」。[7-7]這一切不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沖得一干二凈，更增添了毛對王明的憎惡。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較舒暢的幾年，主要乃是博古遠離延安，長期與周恩來在南京、武漢、重慶從事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六中全會後，王明被調回延安，但是博古繼續留在重慶，擔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重慶的南方局繼續保持著長江局時期機關內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氣，絲毫沒有在延安和其他根據地普遍存在的「書記專政」的現象。生活和工作在這種與延安迥異的氛圍中，[7-8]博古暫時忘卻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暢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終于結束。這時，國共關係正因新四軍北調問題而處于緊張狀態。毛澤東判斷國民黨即將與中共全面決裂，11月3日，毛及中央書記處復電周恩來及南方局，命博古、凱豐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後，重新回到他原先擔任的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的工作崗位，1941年5月，被責成領導新華社和《解放日報》，從此，毛澤東將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博古與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領略毛那種「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領導氣勢。對他而言，忍受毛的權勢，雖比王明相對容易一些，但終難氣平。所以博古的反應就具有了兩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氣力不抵毛澤東，在返回延安後，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裝，心如枯井，任由毛隨意擺布；另一方面，博古對蘇聯的干預還抱有一線希望，在毛和康生的嚴密監視下，仍和蘇聯派駐延安的情報人員保持斷斷續續的來往，將自己對黨內問題的看法悄悄傳送給莫斯科。蘇聯當時派駐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記》一書中曾描述過，博古如何躲過康生情報機構的監視，來見蘇聯人時的那種膽戰心驚的狀態。[7-9]弗拉基米洛夫的敘述得到師哲側面的證實。據師哲回憶，弗拉基米洛夫對他不止一次地說，「博古對他幫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國際、中國國內和黨內許多復雜問題的來龍去脈」。[7-10]

作為原國際派第三號人物的張聞天，由于長期和毛澤東合作，他的處境要明顯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後，張聞天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從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早在1937年毛澤東、劉少奇政治聯盟剛建立時，毛與張聞天的關係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張聞天作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業已喪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失去了中共「負總責」的地位。到了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原擁有的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權力，也正式由毛澤東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當劉少奇不在延安時，毛為了分化張聞天與王明的關係，有意倚重張聞天而疏遠王明。因此，在一段時期內，張聞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號人物。然而好景不長，張聞天擔任的這種角色，在任弼時返回延安後便宣告結束了。張聞天雖然仍是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但其工作范圍只限于延安的黨的意識形態部門。毛澤東開始對張聞天「橫挑鼻子豎挑眼」了，據師哲稱，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針對張聞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風」，對其「提出過批評」。[7-11]1940年3月，周恩來從蘇聯返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伊爾斯基對中共領導人的評價，曼氏認為張聞天是中共黨內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毛澤東聞之勃然大怒，他譏諷道：什麽理論家，張聞天從蘇聯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條，[7-12]當場將周恩來擋回去。1941年春之後，毛對張聞天更加咄咄逼人，對張聞天負責的工作百般挑剔。張聞天起草的關于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都曾給毛看過，再用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出，均是經中央決議通過的，毛卻出爾反爾，又來訓斥張聞天。毛動輒出口傷人，經常罵張聞天「一事不懂」，使他滿腹委屈，又無處傾訴。[7-13]在這個時期，張聞天仍領導延安馬列學院等文宣單位，他去馬列學院的次數不多，但留給學生的印象卻十分深刻。有一份回憶資料這樣描述當年張聞天的形象：高挑身份⋯⋯頭戴列寧帽⋯⋯胸前別著一枚約伍分硬幣大小的、用紅色玻璃鑲嵌的馬、恩、列、斯像，不時地閃閃發光。[7-14]張聞天的學生們無法想象到，他們所尊敬的導師在經歷了與毛共事幾年的風風雨雨後，即將面臨被毛拋棄一邊的命運。

從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國際派中最風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澤東為酬謝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勞，在王稼祥返國後，立即封他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兩個頭銜。原國際派人物參與軍委，在長征結束後，這是首次，也是最後一次。由于毛的特別防范，王明、博古、張聞天均未能進入軍委。派任王稼祥為軍委副主席，至少在名義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之後，成為中共軍隊第四號人物，表明了毛當時對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只是毛澤東給予的一種酬勞性質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擁有實際的軍權。從未獨當一面指揮過軍隊、在軍內毫無根基的王稼祥，雖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後手。王稼祥在軍委的職責主要集中于八路軍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過問軍中高級幹部的任免事項。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黨的力量，彈壓他所認為的軍中分離傾向時才派上用場。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導下，王稼祥與王若飛合作，起草了針對彭德懷等軍中將領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從這個意義上說，身為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辦毛書案工作的一名高級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順境在1942年結束，從此，王稼祥開始走下坡路。1941年9月後，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任弼時在中央辦公廳設立了國際問題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機構。設置這類研究機構，毛有其獨特的運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將一批黨的高級幹部打發進這類機構，將他們原先擔任的職務予以凍結和事實上的終止，同時，切斷他們與黨內外群眾的聯系，誘使這批老幹部在「研究」的過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線錯誤」。對于毛的這個計謀，王稼祥似乎有所覺察。雖然毛親自動員王稼祥擔任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會，但是王稼祥對這個只有三個成員的國際問題研究室，絲毫「不感興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極，這個研究室的工作基本處于停頓狀態。[7-15]

屬于國際派另一個重要人物的凱豐（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發生了柳暗花明的轉機。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由于在遵義會議上曾發言支持博古，在長征結束後主動與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凱豐先後隨同王明、周恩來在長江局和南方局擔任重要職務，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與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對如何安排凱豐的工作，毛深有考慮。一方面，為了離間、分化國際派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作為對凱豐在長江局工作期間未積極參加王明「鬧獨立性」活動的一種獎賞，[7-16]1941年底，毛任命凱豐接任張聞天，擔任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在這之前，凱豐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毛一箭雙雕，既名正言順罷免了張聞天的中宣部部長的職務，又贏得了凱豐的感激，同時也避免將凱豐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崗位上。

在毛澤東的巨大壓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國際派更加四分五裂、潰不成軍。王明等為了保住在黨內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訐，爭相向毛討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產黨人》雜志第12期發表《論馬列主義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問題》一文，該文在歌頌毛澤東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時，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博古。王明不點名地批評了在博古領導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錯誤，聲稱「蘇維埃革命後半期，我們不能利用反動統治階級各派別及各種軍事、政治力量的許多矛盾和沖突，以利于蘇維埃革命的發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發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類似的意見，但當1940年博古正面臨毛的巨大壓力時，王明再次重申這類批評，無疑具有與博古劃清界限、著意擺脫干系的明顯意圖。對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會暗中稱好。因為至此以前，毛還沒有充分的把握，公開批判蘇維埃後期的錯誤。王明對博古的攻擊，使毛看到了國際派即將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澤東靠攏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為自己已是「主席」的人馬了。1938年後，王稼祥更是刻意與王明、博古、張聞天等拉開距離，以示自己與王明毫無瓜葛。王稼祥幾乎斷絕了與王明等的一切私人來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後，與毛澤東的故舊、原長沙周南女校校長朱劍凡之女、擔任中央政治局保健醫生的朱仲麗結婚，使與毛的來往又增加了一個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國女子大學借調教員等枝節問題上，「抵制」王明的「錯誤」，以顯示自己立場堅定，愛憎分明。[7-17]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風度的張聞天其實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揚鑣。張聞天與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時期的最後階段，博古曾公開批評過張聞天主持的人民委員會的「文牘主義」。1934年春夏，博古還排擠張聞天，將其派往閩贛幾個縣巡視，不讓張聞天參加最高決策機構「三人團」，博、張關係早在長征之前就已出現嚴重裂痕。[7-18]

張聞天對王明更是抱有強烈不滿。王明返國後，為了打擊張聞天，曾散播「張聞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支部書記期間，其所在支部黨員都是托派」的流言。這一切都決定了當毛澤東向王明等發起進攻時，張聞天將只求自保，絕不會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在原國際派中，表現出最大團結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義會議後，博古一改過去驕橫、咄咄逼人的態度，對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隨著毛澤東權勢的急劇膨脹，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國際派人馬能重新聚合起來，對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國，以為王明能擔負起這個領頭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古作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同國民黨談判，在南京期間，他還十分關心打探有關王明在蘇聯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電張聞天，告知蘇聯《少共真理報》（即《共青團真理報》）刊有王明一論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將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轉告他，「以便譯介」。[7-19]但是王明返國後的表現卻令博古失望。雖然博古在武漢長江局期間和王明相處堪稱愉快，可是只要一涉及過去的歷史問題，王明馬上就表現出一副與己無關、自己一貫正確的姿態，使博古對昔日的同事徹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長時間留在重慶工作。博古已預感到自己遲早將成為昔日朋友獻給毛澤東祭壇上的一只羔羊。

國際派大將所暗存的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澤東一一看在眼裏，毛充分利用他們之間的各種芥蒂和矛盾，施用區別對待、各個擊破的策略，將王明等分別孤立在各個被動的地位。當王明等正在為與毛關係的改善而暗自慶幸時，毛澤東已將他們引人早已布設好的包圍圈，正待一舉「殲滅」之。

注釋

[7-1]參見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7-2]參見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170；另參見《王明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38—39。

[7-3]參見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澤》，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48。

[7-4]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46。

[7-5]參見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頁88。

[7-6]參見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158。

[7-7]參見《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12；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130；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頁73。

[7-8]鄧穎超在1984年的一次談話中，從另一個角度承認了上述事實。她說：「當時長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劃線，個人管個人的工作」，換言之，長江局沒有任何領導人可以統掌一切。參見《抗戰初期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473。

[7-9]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25、136—37。

[7-10]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19、179。

[7-11]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19、179。

[7-12]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頁126。

[7-13]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480-81。

[7-14]江圍：（難忘的歲月），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02。

[7-15]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65。

[7-16]有資料顯示，凱豐在1938年武漢工作期間不同意王明與延安對立，盡管在長江局與延安的電報中，均有凱豐的署名。

[7-17]參見朱仲麗：《黎明與晚霞》，頁326。

[7-18]張聞天在延安整風筆記上寫道，六屆五中全會以後，派他去擔任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對于博古等人來說，是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中排擠出去。」參見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載《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1期。

[7-19]參見《抗戰初期的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頁29。

二、進退失據的周恩來

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不久，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已獲莫斯科的「承認」，隨即開始調整與毛的關係，其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與昔日關係緊密的王明迅速拉開距離。

1939年6月，周恩來離開重慶返回延安，準備出席預計于7至8月召開的討論國共關係的中央政治局會議。7月7日，重慶《新華日報》為紀念抗戰兩周年發表中共領導人撰寫的文章，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博古、凱豐、董必武、吳玉章、葉劍英、鄧穎超等皆報上有文，唯獨缺少王明的文章。《新華日報》不登載王明文章，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來此時雖不在重慶，直接領導《新華日報》的是南方局宣傳部長凱豐，若無重要領導人的指示或暗示，凱豐是沒有理由、也無權力拒絕在《新華日報》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來為治療臂疾，啟程離開延安，轉道蘭州、迪化前往蘇聯，于9月中旬到達莫斯科。周在蘇聯居留的半年時間，除了住院治療外，周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抗戰形勢及中國黨的工作。周恩來起草了長達數萬言的《中國問題備忘錄》，于1940年1月分發給共產國際各執行委員閱讀。1940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季米特洛夫將這份決議當面交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對共產國際的匯報并沒有直接涉及毛澤東與王明的分歧。但明顯突出了毛在中共黨內的作用。周瞭解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的同情態度，避免在正式場合批評王明，卻在私下談話中，對王明進行了抨擊。季米特洛夫在與周恩來個別交談時問到王明回國後的表現及與毛澤東的關係，周恩來回答，不夠好，甚至有一個時期，王明跑到武漢，企圖組織自己的班子。[7-20]在這裏，周若無其事，將自己與王明在武漢的密切合作全部勾去。當季米特洛夫對中共遠離工人階級、以鄉村為中心表示擔心時，周的答復則是，中共在農村經過長期斗爭的鍛煉，有毛澤東領導，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7-21]周恩來的這番言論十足像一個毛澤東的政策解說員，他以這種態度向共產國際表明他個人支持毛澤東的立場。

周恩來在莫斯科的又一個重要活動是參加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對李德的審查。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華居留七年後隨周恩來等同機前往蘇聯。同年12月，共產國際「根據中國黨的意見」，開始了對李德的審查，參加者有周恩來、毛澤民、劉亞樓以及共產國際監委主席佛羅林。據李德回憶，周恩來在發言中批評了他在1934年對閩變的態度以及「短促突擊」的作戰策略。但是，在李德與紅軍的「消極防御」關係問題上，周的態度卻「極其謹慎」。李德認為，這是因為此問題牽扯到周在內戰時期的軍事主張。[7-22]共產國際最後對李德問題作出結論，免予處分，改派與中國無關的工作。1940年後，李德被調往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從事蘇聯文學和列寧著作的德譯工作。以後李德長期在蘇聯克拉斯諾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蘇占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盡管周恩來已經拉開了與王明的關係，翩然來歸，毛澤東卻對周很不滿意。毛對周的不滿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眼下現實的因素。1938年後，毛對周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周對國民黨的溫和態度，以及周對項英表現出的寬容。

如前所述，毛澤東與王明在理論上的重大分歧即是如何評價國民黨抗戰，以及中共在抗戰階段應對國民黨持何種方針的問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批準了毛澤東將共產國際加強統一戰線的精神與毛自己有關大力發展中共力量相調和的政治路線，但在如何掌握這兩者的關係問題上，卻留下了極具伸縮性的空間。從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正式文件中，很難真正看清中共對國民黨的方針、策略已發生了重大轉變。中共對國民黨的方針基本取決于中共領袖對瞬息萬變的形勢隨時作出的靈活反應。由于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地位，黨的最高決策權已集中于毛個人之手，這就造成了極為尷尬的局面：負責具體處理與國民黨交涉的周恩來，根據六中全會的精神，繼續強調中共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毛澤東則擁有對六中全會的解釋權，在毛的解釋下，六中全會的路線應是反擊對國民黨「妥協」的「右傾投降主義」。

周恩來沒有全程出席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9月30日，周在六中全會作完統一戰線工作報告後，隨即離開延安于10月1日返抵武漢。周對六中全會精神的理解主要依據的是9月中旬至下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所通過的基本方針，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六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其主要內容是討論毛澤東即將在六中全會上宣讀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周恩來就是根據這次會議和《論新階段》的精神，在六中全會後，繼續強調擁蔣杭日，加強國共兩黨合作。

然而，周恩來為貫徹六中全會精神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被毛澤東所欣賞，在毛的眼中，周恩來在處理與國民黨關係上的不少作法都烙有「右傾投降主義」的印記。在毛的「賬簿」上，周恩來為國民黨辦訓練班一事，就是周犯下的一個嚴重「錯誤」。

1938年11月25至28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在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上，就中共為國民黨舉辦西南游擊幹部訓練班一事同國民黨方面達成協議。此項動議出自中共方面，1938年10月22日，周恩來陪同抵達武漢的朱德面見蔣介石時，向蔣正式提出此議。蔣介石對此表示同意，要求中共提供教官。于是，周恩來擔任了該訓練班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任副教育長，中共教官、工作及武裝人員共三十多人參加了該訓練班的工作。對于此類「為他人作嫁衣裳」事，毛澤東一向深惡痛絕。盡管周恩來此舉最終得到毛的同意，但對毛而言，這不啻是在外力強迫下，對既成事實的無奈批準，而依其本性則是極不情愿的。

周恩來的這類「錯誤」在1938年底達到了高峰。1938年12月12日，周恩來、葉劍英等在給廖承志并報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中，似乎忘記了毛對國民黨一向采取分化瓦解的既定方針，而提出中共應以「大黨風度」調和國民黨各派系的矛盾。[7-23]周恩來的這種「抗戰至上」的態度在1939至1940年繼續發展。周在就統戰問題與毛的往返電報中，也是多強調「擊敵和友」。[7-24]1940年10月以後，在圍繞新四軍北移問題突然升溫的兩黨沖突中，周和毛的態度更是存在根大的區別。與精神高度緊張、提出「作與蔣介石決裂的準備」的毛截然相反，周恩來、博古多次建議中央應作必要的妥協，「也讓一步」，對國共分裂持相當謹慎的態度。[7-25]

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上，毛澤東、周恩來的態度差異，并不涉及任何實質性的路線分歧。毛的強硬與周的穩健都是出于維護中共利益的同一目標。事實證明，抗戰期間，毛澤東在制定對國民黨的方針過程中，十分重視并經常采納周提出的外柔內剛、留有余地的主張，毛和周構成的互補關係，有效地維護了中共的利益。盡管周的中和作用對毛的決策極為重要，然而在毛澤東心目中，周恩來作為一個「調和主義者」的角色也就固定化了。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另一不滿是周對項英的態度。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新四軍受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的雙重領導，在黨的關係上，長江局直接領導東南分局。這樣，王明、周恩來和項英就有了比較密切的工作聯系。毛澤東對項英原本就無好感，除了三十年代初期兩人在江西結下的深刻矛盾外，王明返國後，項英與王明關係的接近，更加深了毛對項英的不信任。1939年春，項英指令新四軍軍部秘書、抗戰前曾任中共上海劇聯書記的揚帆，寫出江青在滬演藝界表現情況的書面材料，署名項英，將材料發電給延安，此電報明確提出。江青不宜與毛澤東結婚。[7-26]項英此舉更進一步增添了毛對項英的反感。1937年後，毛澤東十分擔憂項英因領導新四軍而加強其在黨內的地位，對項英明顯表現出冷漠和排斥，對項英提出的一些工作方面的請求，也多加以敷衍和事實上的阻攔。

1938年春夏之際，項英為新四軍組建事，多次致電毛澤東，請求調派得力的軍政幹部前往江南。項英在電報和信中提出，延安集中甚多的幹部，「應抽調大批派到南方」，項英還提議中央派劉少奇、陳雲到南方工作。在給毛的電報中，項英建議「中央負責同志也應輪流到南方巡視」，強調此舉對「加強對于全國領導，實屬必要」。項英的上述言論，在極度敏感的毛澤東那裏，有影射其據守延安、從不前往前線視察的寓意。毛對項英提出的這類要求僅作一般性的敷衍，只派去周子昆、袁國平、李一氓等少數高級軍政幹部和五六十名團連級幹部。毛在覆項英的電報中，語含輕慢，聲稱「如你處不要，則交長江局使用。究竟你處是否要這批幹部」？對項英毫不掩飾自己的厭煩。[7-27]但是在一段時間內，毛澤東懾于項英在黨內、軍內所享有的崇高聲望，以及項英一身凜然的「共產主義清教徒」的氣質（項英是少數反對任何特殊照顧，在生活上堅決與普通戰士同甘共苦的中共領袖），對項英也無可奈何，只能在其背後多方加以掣肘。1939年後，隨著毛政治地位的鞏固，毛頻頻開始了對項英的指責，并采取一系列步驟削奪項英的權力。對于毛澤東的狹隘胸襟和毛、項之間的糾葛，周恩來完全清楚，他既附和毛對項英的部分批評，又試圖維護項英的威信，在關鍵時刻助項英一臂之力。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連續舉行會議，聽取周恩來就統戰問題和南方黨與軍隊工作情況作的政治報告。項英未出席這次會議，由張鼎丞代表東南局和新四軍出席會議。周恩來在談到新四軍問題時，高度評價了項英的領導作用。8月25日，會議由周恩來而非毛澤東作結論，周指出，項英領導的東南局取得了許多成績。[7-28]

時隔一年，周恩來在1940年6月17日舉行的討論新四軍工作的南方局常委會上，再次肯定新四軍執行了中央為新四軍制定的「向北發屐，向東作戰和向南鞏固」的方針。在這之前，1940年5月4日，毛澤東在給東南局發出的指示中，對項英領導的新四軍工作未盡展開，實力發展不大提出批評。項英感到委屈，于5月9日、12日致電延安，表示同意中央路線、方針、策略，但希望中央指明他的錯誤性質和具體內容，并公開宣布撤銷他的職務。周在6月17日南方局常委會的發言中雖然對項英提出了委婉的批評，指出新四軍沒能利用有利時機大膽發展，但仍然強調「一年來東南局的工作在項英的領導下是正確的」。周恩來并面告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和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中央仍以項英為東南局書記。[7-29]

1940年8月4日，周恩來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周一方面批評新四軍未積極執行中央向北發展的方針，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中也未堅持黨的立場；但同時，周再次提出，東南局仍以項英為書記。周恩來的這番表態具有重要的意義。1940年，毛澤東在遠離江南的延安，隔著千山萬水，憑著電報對新四軍實施具體指導。慣于為自己留退路，以顯示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料事如神的毛澤東，在給項英的電報指示中，前後矛盾，變化無端。毛既要項英盡速作好北渡轉移的準備，又要項英維持「拖」的局面，來配合延安部署對國民黨的談判斗爭。毛忽而判斷國民黨大軍進攻在即，要求皖南部隊立即分批移動；忽而又命項英向重慶要開拔費，要餉彈，「再拖一兩個月」，[7-30]致使項英無所適從，始終難以最後確定新四軍北上的時間和路線。而毛澤東只看結果，不管過程，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在延安對項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責。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數成員也隨著毛澤東的調子，對項英多方挑剔。江南新四軍所處的環境與華北八路軍完全不同，國民黨在江南留有強大的兵力，新四軍的活動與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之項英的領導確有缺失，對國民黨顧忌較多，這些都嚴重削弱了項英在黨內的地位。1940年11月中旬，延安決定成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令項英在部隊移動安排就緒後，返回延安參加「七大」。在項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刻只有周恩來能體諒項英進退兩難的苦衷，強調項英在東南局和新四軍的領導作用，竭力維護項英在新四軍中的威信。

周恩來在處理與國民黨關係上的穩健態度及對項英的善意和寬容，都被毛看在眼裏，毛只是需要選擇適當的時機向周恩來表明自己的不滿。

1939年1月5日，在沒有任何特殊跡象的情況下，毛澤東公然推出一項旨在削弱周恩來權力的行動。是日，毛隱身其後、以延安中央書記處的名義，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無端改變1939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關于設立南方局的決定，提議將華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的中央局（即南方局）易名為西南局。[7-31]此決定如果一經最後確定、必然大大降低南方局作為中共在延安之外領導南中國黨最大的派出機關的地位，而將南方局等同于地位較低的北方局（楊尚昆）、中原局（劉少奇）等其他派出機構。周恩來立即對延安的這封電報作出回應，1月7日，周與在重慶的另兩位政治局委員博古、凱豐共同聯名，復電中央書記處，強調新設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稱為好」。只是在周恩來、博古、凱豐的強烈要求下，毛澤東才作出讓步，于1月13復電，同意仍沿用南方局的名稱。[7-32]

對于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南方局的工作，毛澤東的態度也是模棱兩可的。1939年8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一方面稱贊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績」，并指出「這是在恩來領導下的成績」。但是，毛緊接看話鋒一轉，開始尖銳指責南方「黨不鞏固」，「群眾運動不深入」，「統戰沒有中層階級更大的發展」。[7-33]周恩來對于毛的批評迅速作出反應，在當天周所作的會議結論中，周承認南方局在鞏固黨、利用合法機會做群眾工作不多，周還檢討了在統戰中「偏重了聯蔣」，「對中產階級團結不夠」。[7-34]

和周恩來小心翼翼、努力協調與毛澤東的關係全然不同，毛則不時示周以顏色，讓周明確地體會到兩人的關係已今非昔比。1940年3月26日，周恩來、任弼時、蔡暢等從莫斯科返抵延安，盡管在抵達延安的前一天，周恩來在甘泉就和毛通了電話，但是當周抵達時，毛卻仍在睡覺，「只有李富春前來迎接，而且主要還是接他的夫人蔡暢」。[7-35]兩年後，毛卻親自迎接從莫斯科返延的地位遠低于周恩來的林彪。這一回毛不睡覺了，他挽看林彪的手步入楊家嶺他居住的窯洞。[7-36]毛對周、林的親疏之別，一目了然。盡管毛有意怠慢周恩來，周卻處處關心、體貼毛。1940年2月下旬，周恩來一行自莫斯科啟程返國時，共產國際為周等準備了兩大箱西式食品和煙酒，以備旅途食用。周卻提議旅途中改用中餐，將這兩箱洋式點心萬裏迢迢帶回延安。返回延安後，周又親自檢查食品箱，命令將其送給毛澤東夫婦享用。[7-37]毛固然對周之細心周到心領神會，但對周的態度始終未越過公事公辦的界限，這就使周永遠感到頭頂上有一個緊箍咒存在，至死不敢稍有懈怠。

1938年後，毛澤東準確地利用了周恩來的性格特點，對待周，有揚有抑，有緊有松，成功地瓦解了周恩來與王明的聯盟，并重新理順了毛、周關係。對于毛而言，周恩來是須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聲望、非凡才干和對中共事業的獻身精神，使周成為任何人都難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瞭解周沒有爭當中共領袖的權欲，對毛毫無威脅。周既非王明集團成員，又與蘇聯和共產國際關係深厚，是可以代表毛與斯大林打交道的最合適人選，這一切都可使毛繼續重用周。但是，毛絕非是一個能輕易忘記過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兩次與王明聯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銘心，難以忘懷。周恩來身上散發著的那種儒雅、高貴的氣質，也與毛一身的「山大王」氣質格格不入。因此，毛時不時就要借機敲打一下周恩來，并執意提拔劉少奇作中共第二號人物，將劉作為制衡周恩來的工具，以防周恩來在黨內形勢發生突變的關頭，再一次棄毛而去。

為了打下中共的江山，毛澤東必須借重周恩來的才干和忠誠；周恩來也在與毛的長期共事中，發現毛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可作「人主」的霸氣，斷定憑借這股霸氣，毛能夠一統江山。因此，周以其獨有的機敏和靈活，很快適應了與毛的合作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毛居于主導地位，周則安于作一個輔佐性的角色。由于毛、周都重視對方對自己的價值，各守分際，因而兩人的合作雖時興波瀾但仍彌久而不墜。只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毛、周合作的關係還剛剛建立，毛對周還有太多的怨氣沒能盡興宣泄，故而毛有意讓周體會上下不落地的虛空，使周恩來在很長時間內搞不明白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究竟處于何種地位。這種由毛一手制造的對周恩來的慢性精神虐待長達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才告一段落，使周恩來進退失據，有苦難言，為自己昔日的「過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注釋

[7-20]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41。

[7-21]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52；周恩來：《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載《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78—79。

[7-22]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359-60。

[7-23]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8。

[7-24]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47、465。

[7-25]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72-475、479。

[7-26]參見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華藝出版社，1989年）頁18-20。

[7-27]在《毛澤東年譜》中沒有記載毛澤東1938年3月18日致項英電，該電報和項英1938年5月13日致中共中央信，載《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頁181、236。

[7-28]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長期宣稱這次政治局會議是由毛澤東作會議總結，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周恩來傳（1898—1949）》和《周恩來年譜（1898—1949）》出版，才恢復了歷史真相。

[7-29]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57-58。

[7-30]參見王輔一：《項英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的年），頁435—39。

[7-31]《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載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設》（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頁3。

[7-32]《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02-103。

[7-33]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48。

[7-34]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48。

[7-35]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331—32。

[7-36]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54。

[7-37]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54。

三、初戰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從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為在政治上徹底摧毀王明、博古等國際派，小心翼翼，穩扎穩打，將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縮小包圍圈，已取得了對王明、博古等的絕對優勢。經過三年的精心策劃和細致的準備，毛澤東在1941年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向王明等下戰書。

毛澤東向王明等掛牌的行動發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據當時擔任會議記錄的胡喬木的記載，這次會議「實際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開了五次會」。參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任弼時、王明、博古、康生、陳雲、張聞天、王稼祥、朱德、鄧發、凱豐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缺席會議。毛澤東為了確保自己在會議上取得完全的優勢，批準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崗、陳伯達、彭真以及楊尚昆、羅邁（李維漢）、林伯渠、王若飛、葉劍英列席會議。毛并指定王首道、胡喬木擔任會議記錄。

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嚴格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以至外界長期難以窺其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為反擊王明對毛澤東的攻擊，[7-38]中共黨史研究部門才有選擇性地披露了這次會議的若干資料。直至1994年《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出版，才使得外界對歷史上這次著名會議的實情有了初步的瞭解。

毛澤東為這次會議確立的目標是具體和明確的，這就是重新解釋1931至1935年中共的歷史，從根本上摧毀王明、博古等國際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礎，逼王明、博古徹底下臺。

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基調發言，以談「主觀主義」對黨的危害為突破口，迅速切入到「蘇維埃後期『左傾』機會主義」的命題。毛嚴厲指責蘇維埃後期的主觀主義，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毛說，1933年中央蘇區反「鄧毛謝古」實際上是「指雞罵狗」，「在蘇維埃運動後期，五中全會精神⋯⋯這些都比立三路線的『左傾』在政治上表現得更完備」。為了防止王明等抬出莫斯科作擋箭牌，毛主動出擊，采用釜底抽薪的辦法，聲稱國際派師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諾維也夫。毛說，主觀主義來源之一即是「外國的傳統，過去共產國際如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的影響」，一下子就將王明等與已被斯大林消滅的「人民公敵」捆在了一起，把他們一同打進「假馬克思主義」之列。毛在集中攻擊國際派的時候，沒有忘了把周恩來捎上，他在講話中批評了周恩來領導的蘇區中央局于1932年5月11日作出的《關于領導和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是完全主觀主義的東西」（當時博古、張聞天仍在上海，蘇區中央局書記為周恩來）。[7-39]

毛澤東在1941年9月主動挑起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是經由他精心策劃，不斷試探，并判斷在核心層已不會遭到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才進行的。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為了奪取軍權，無心在有關黨的政治路線的問題上糾纏。但是到了1937年6月，當毛已初步站穩腳跟，他卻支持劉少奇向張聞天挑戰，企圖在對過去黨的政治路線的評價問題上，打開一個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數人的激烈反對後，毛才被迫退卻。1938年毛又想重新挑起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被共產國際明令阻攔，但毛不甘心就此罷休，再次放出試探氣球。10月，毛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有意含混其辭，避免直接評價1931至1935年黨的政治路線，甚至重復《遵義會議決議》，再次肯定遵義會議所糾正的黨的錯誤，「并非是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原則錯誤」。但是毛同時宣稱，這種錯誤具有「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為日後推翻原有結論預埋了伏筆。1940年12月，毛再次出擊，在12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總結蘇維埃運動後期的政策錯誤問題。毛說，遵義會議的決議須有些修改，決議只說那時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然而毛的這種說法又一次受到張聞天等的反對，毛只能被迫妥協，在12月2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沒有提出「路線錯誤」的正式概念。半年多後，形勢向有利于毛的方面發生了重大的轉變，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毛已無後顧之憂。毛編輯的供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對號入座」的《六大以來》已經發至各政治局委員和其他負責幹部。毛對黨的組織、軍隊、保安力量的控制也達到堅不可摧的地步，現在他再無需違心地附和眾議了，于是義無反顧，破門而出。

毛澤東是一位高明的戰略家，深諳開展黨內斗爭也需像軍事作戰那樣，要講究以虛就實、聲東擊西等一套戰法。毛要師出有名，更要撇清個人爭權的色彩。在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毛將整肅國際派的意圖暫時模糊化，他說「要實行學制的改革，把過去的一套徹底打碎。⋯⋯以《聯共黨史》作為學習的中心⋯⋯」。在他列舉的「宗派主義」的各種表現中，首先是「首長至上」。（「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排擠非黨幹部」（「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討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義」，卻故意施用障眼法，將「宗派主義」的外延盡量擴大。然後，毛宣布要「實行兩條路線的斗爭，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7-40]

盡管毛澤東說得冠冕堂皇，但是與會者個個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究竟是什麽。王明作為毛澤東的頭號政治對手，對毛的意圖洞若觀火，可是他的嘴卻被自己和毛澤東雙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評「蘇維埃後期左的錯誤」，現在毛只不過是重復王明昔日的指責，王明已無任何理由對毛的批評提出異議。因此當毛抨擊「蘇維埃後期左傾機會主義」時，王明明知其中隱藏兇兆（「左的錯誤」與「左傾機會主義」，在共產黨語匯中有質的區別），卻也無可奈何。王明表示贊成毛的報告，承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王明說，他對博古、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對五中全會提出的「蘇維埃與殖民地兩條道路決戰」的主張，他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強調自己在莫斯科期間，就曾反對過博古的錯誤，博古應是「蘇維埃後期最主要的錯誤負責者」。[7-41]王明在發言中還爆出一個大冷門——他揭發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成立時曾有過約定，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來，因為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張聞天皆非中央委員。[7-42]而事實上博古、張聞天抵達中央蘇區後，并沒有正式傳達這個意見。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實，但是他自己對此也有責任，因為王明并沒有從莫斯科打電報來糾正這個問題。再說，王明這番揭發也把周恩來、陳雲、康生牽扯了進來，因為臨時政治局成立時，周恩來仍在上海，陳雲、康生均為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周恩來等有可能也與聞此事。博古、張聞天到達蘇區與蘇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時，沒有資料證明，周恩來曾向博古等提過這個問題。當然，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完全可以為自己辯護：1933年在中央蘇區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當時在上海也存在一個中共中央局。最後，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單也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批準。在博古落難之際，王明的這些話無疑是對博古落井下石，同時也進一步把事情搞復雜化了。誠然，對于王明而言，是沒有什麽「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護自己，隨時可以「翻臉不認人」。

博古在會議上處于被告者的地位，「墻倒眾人推」，沒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責聲中，博古兩次發言作了檢討。他承認自己「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學家——引者注），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博古對王明的「揭發」也作出了反應，他沒有為自己辯護，相反承認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後沒有交權「確有纂位之嫌」，但又認為對此共產國際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也有責任，[7-43]最後，博古表示他有勇氣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幫助下逐漸克服。[7-44]

張聞天在會議上的表現在原國際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對象之一，毛澤東在9月10日講話中，多次把矛頭指向張聞天——在國際派中，張聞天力量最為虛弱，毛先撿軟的柿子捏。毛尖銳抨擊張聞天負責的幹部學習活動是「同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相對抗的」。毛嘲弄張聞天道，「對于理論脫離實際的人，提議取消他的『理論家』資格」。[7-45]面對毛的挖苦諷刺，張聞天第一個繳械投降。他在發言中除了表示擁護毛的報告外，還不惜自我貶損，稱「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這就給黨的事業帶來很大損失」，表示「現在要補課」。9月29日，張聞天再次發言，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張聞天仿效博古，承認臨時中央到蘇區「確有纂位問題」，但馬上強調王明對此也有關係，因為「五中全會的名單也是國際批準的，這些事情王明當時為什麽不起作用」？[7-46]在這天的會議發言中，張聞天一改過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態度，宣布同意毛對蘇維埃後期黨的路線性質的評價，承認「當時的路線是錯誤的」，并且主動表示，「我是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在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7-47]張聞天的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壓力的違心之論，看來兩者兼而有之。張聞天在和毛的長期共事中，對毛的性格體會甚深，瞭解毛不做則已，一干則不擇手段，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張聞天的大轉彎與其對毛認識的加深有密切聯系。毛的文韜武略給張聞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許張聞天已從內心對毛「服氣」，正是鑒于內力、外力兩方面因素的作用，張聞天決定向毛主動認輸，以求早日解脫。

王稼祥、凱豐、鄧發等幾位政治局候補委員，雖然都知道毛澤東遲早要清算過去的歷史，但是乍聽到毛的嚴厲指控，仍不免受到強烈的震動。因為，毛在講話中對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否定，直接威脅到他們在那次會議上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地位。

在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歸順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團」的「左的錯誤」為基礎，1938年後王稼祥在黨內地位的上升又與毛的大力扶助有關，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轉而為「蘇維埃後期錯誤」辯護。在9月10日的會議上，王稼祥檢討自己，「我也實際工作經驗很少，同樣在莫斯科學習一些理論，雖也學了一些列寧、斯大林理論，但學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機械論。學了這些東西害多益少」。[7-48]

在九月政治局會議上，凱豐的心理壓力也許是與會者中最重的一位。遵義會議上反對毛澤東復出的舊事，足以使凱豐心驚肉跳，後怕不已。在會議緊張的氣氛下，凱豐除了作檢討外，別無其他選擇。

鄧發不屬于國際派，也不在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之列，此時不握任何實權，他在會上也作了檢討發言。

在國際派各員大將和鄧發相繼檢討的同時，其他政治局委員也陸續發言，除了表示擁護毛澤東的報告外，還采取主動，紛紛作出自我批評。在毛的設想中，這次會議不僅要解決國際派的問題，即使那些現在屬于毛營壘的人也應對他們過去程度不同的「錯誤」表明態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在中共黨內唯有毛澤東才是唯一正確的，也只有通過這種形式才能確立毛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澤東的重要盟友任弼時在會議上作檢討發言，承認自己當年「反對所謂『狹隘經驗主義』是錯誤的」，并說自己「毫無軍事知識」，卻在當年中央蘇區召開的南雄會議上對毛所堅持的蘇區內部也能打仗的正確主張不以為然。[7-49]9月11日、29日，陳雲和康生分別就過去白區工作的「錯誤」在會議上作檢討發言。陳雲提出，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有些幹部位置擺得不適當，要正位，如劉少奇同志將來的地位要提高。[7-50]康生在發言中以當年王明副手的身份指責王明實際上與博古有著一樣的思想，他還特別指出王明回國後也犯了錯誤。對于他自己有何錯誤，康生說，今天看起來是少奇的對，自己當時反對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機會主義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觀，二是聽國際說少奇是機會主義。康生還說，主觀主義的錯誤路線把白區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時是劉少奇負責，情況將是另一樣。[7-51]

陳雲、康生的發言抬出了劉少奇，把劉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這在當時和毛澤東的戰略目的并無沖突。毛雖然想獨占「唯一正確」的光環，但毛早有將劉少奇扶持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意圖，此時毛也考慮到中共尚有白區工作這一塊，于是毛接受了「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說法。

參加九月政治局會議的領導人已經就他們過去的錯誤作出初步檢討，邁出了「思想覺悟」的第一步。如何邁出下一步，似乎無需毛澤東的點撥，與會者幾乎個個都無師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這一步：他們開始紛紛當著毛的面對毛進行贊頌。王稼祥說：「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在白區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辯證法」。[7-52]陳雲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羅邁說，「毛主席——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模范、典型」。葉劍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7-53]還有人當面向毛提議，「多作論著，教育全黨」。[7-54]在這類對毛的贊頌辭中，只有任弼時的調門較低，他說：「我黨的毛主席、劉少奇同志能根據實際情形來工作，所以犯主觀主義少些。」[7-55]

與會者的檢討和表態使會議出現了毛澤東所盼望的一邊倒的局面，可是僅僅限于這一步仍是不夠的。熟諳共產黨斗爭哲學的毛明白，若不將王明盯住，會議散後，王明仍有可能興風作浪，只有「擒賊先擒王」，將火燒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斷了國際派的後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會議上，博古、張聞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對王明幾乎沒有正面涉及。在這段時間面，毛澤東兩次找王明交談，試圖說服王明承認「錯誤」。[7-56]毛此時尚沒有明確提及王明在「蘇維埃後期的錯誤」，而是集中于對王明返國後「錯誤」的批評。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會議上的報告和武漢時期的工作都有錯誤，強調王明的錯誤為：政治上犯有原則性的錯誤，組織上鬧獨立性的錯誤。但是，毛與王明談話并無結果，雙方實際處于膠著的狀態，直到10月初，一個偶然的事件觸發了王明向毛澤東作出正式回擊。

1941年10月4日，毛澤東將一份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查詢中國抗戰情況的電報交給王明，提議王明先作考慮，然後集體討論如何給共產國際回電。季米特洛夫在這封電報中提出十五個問題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準備采取什麽措施在德國法西斯繼續進攻蘇聯的情況下，在中日戰場打擊日軍，從而使日本不可能開辟第二戰場打擊蘇聯；中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究竟采取什麽立場等。[7-57]王明看到這封電報，如獲至寶，覺得反擊的機會到來了。

10月7日晚，毛澤東偕同任弼時、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討回電季米特洛夫的問題。王明在與毛的談話中，就季米特洛夫來電所提有關中共統戰政策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認為，「我黨已處于孤立，與日蔣兩面戰爭，無同盟者，國共對立。原因何在？黨的方針太左，新民主主義論左」。王明又說，「我黨的黃金時代是抗戰之初的武漢時期，1937年12月會議前和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以後，這兩頭的政策皆是錯誤的」[7-58]

10月8日晚，王明在楊家嶺召開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作長篇發言，全面闡述他對當前黨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談論三個問題。第一，批評中共（實指毛澤東）有些地方政策「過左」，「妨礙統一戰線」。王明說，「對地方實力派消滅過分，對地主搞得太過火」，「今後階級斗爭要采用新的方式，使黨不站在斗爭的前線，而使廣大群眾出面，黨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王明提出，在中國與蘇聯都異常困難的形勢下，中共不僅應與民族資產階級搞好關係，而且還應與國民黨把關係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對毛的《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異議。王明認為，「在目前統一戰線時期，國共雙方都要避免兩面戰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區別。含混并舉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義只是我們奮斗的目標，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對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長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駁。王明宣稱「十二月會議與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是一致的」。長江局總的路線是對的，只是在「個別問題上有錯誤」，如「強調斗爭性不夠」，「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指與延安的關係），但王明緊接看又強調，「我在武漢工作時是講獨立性的」（指與國民黨的關係）。[7-59]

王明在10月8日的發言是他最後的背水一戰。1938年共產國際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嚴重摧殘，王明的恩師米夫因與布哈林有牽連，已被處決，王明失去了保護傘。共產國際出于現實的考慮，實際上已半拋棄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時間裏，季米特洛夫未與王明直接聯絡（或許有聯絡，但電報被毛截留），備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審時度勢，違心地向毛低頭。正當王明獨自一人承受來自毛的巨大壓力時，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猶如一劑強心針，頓時給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著孤注一擲的心理，向毛作最後一搏。

王明的反擊被毛澤東當場粉碎。毛澤東針對王明的指責，反駁道，王明認為我們太左了，恰恰相反，我們認為王明的觀點太右了。毛說，王明同志在武漢時期的許多錯誤，我們是等待了他許久，等待他慢慢的瞭解，直到現在還沒有向國際報告過。前幾天與他談話指出了武漢時期有這樣幾個錯誤：一、對形勢估計，主要表現是過于樂觀；二、對處理國共關係，沒堅持獨立性與斗爭性；三、軍事戰略，助長了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四、在組織上，長江局與中央的關係是不正常的，常用個人名義打電報給中央與前總（指八路軍總部），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這些都是極不對的。現在王明同志談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討論。[7-60]

毛澤東的迅速反擊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國際派的努力。參加當晚會議的任弼時、康生、張聞天、陳雲、王稼祥、凱豐紛紛表態，一致批評王明，擁護毛的發言。王稼祥、任弼時還以當事人的身份。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當年對王明的批評性評價。任弼時回憶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說，「王明缺乏工作經驗」，「王明有些滑頭的樣子」。[7-61]張聞天插話說，《救國時報》（王明領導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的中文刊物）宣傳王明為英明領袖。[7-62]在會議結束時，毛澤東當機立斷，關于蘇維埃運動後期錯誤問題，停止討論。「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王明提出的政治問題」，希望王明對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在政治局會上作出說明。毛特別提出「王明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錯誤，但不是路線的錯誤」。[7-63]

據胡喬木記述，在10月8日書記處會議後，毛澤東隨即寫了一份「較為詳細的講話大綱」，準備在擬定12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毛在這份講話大綱中進一步擴展了自己在10月8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認為王明的首要錯誤是統一戰線中的遷就傾向，其他錯誤是，在中日戰爭問題上，有盲目樂觀傾向；在軍事問題上，只是空談五個統一與七個統一，[7-64]以對抗「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對中央關于發展長江流域游擊戰爭的意見置之不理；在處理黨內關係上，堅持要到武漢去，使長江局成為實際上的中央，反對延安用書記處的名義，對延安、華北下命令；不印《論持久戰》小冊子；開六中全會不肯回來，到了西安還想回武漢去，形成「獨立自主局面」。胡喬木說，毛的大綱也指出了王明還有一些「對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7-65]

毛澤東在10月8日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對王明的批駁，及會上出現的一邊倒局勢，使王明深感孤掌難嗚，只得全線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這樣，原定的會議未開成，毛澤東準備的「大綱」也未能宣講（此「大綱」所列各點日後成為中共黨史編纂學對長江局評價的定論）。次日，任弼時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報告說：今天李富春參加醫生的會診，醫生要王明休息三個月。王明提出，病休三個月中，不參加書記處會議，只參加政治局會議（實際上自此以後，王明就再也未參加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任何會議）。王明并提出兩點意見：—、關于武漢時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結論」。二、關于他對目前時局的意見，請政治局同志到他住處去談，以後由政治局進行討論，他病好後再看記錄。[7-66]

對于王明聲稱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會議事，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長期被解釋為「詐病」。[7-67]王明則在三十年後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說，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10月9日，毛澤東派其私人秘書葉子龍將他「從床上拖到了會上」。[7-68]從10月10日起，他就臥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進延安中央醫院。王明說，毛澤東是為了「甩開」他，「強迫」其住院治病。[7-69]

王明自動請假，使毛澤東最大的一塊絆腳石已不復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毛對王明表現出少有的溫和態度。他請任弼時向王明轉達，「對他說明，他在武漢時期的工作，路線是對的。但個別問題上的錯誤是有的，我們就是這些意見，如他還有什麽意見，等他病好後隨時都可以談」。[7-70]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數日前宣布的停止討論「蘇維埃後期錯誤」的決定，再談過去歷史問題。毛說，蘇維埃運動後期錯誤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同志，張聞天算犯第二等的錯誤，王明在四中全會中形式上糾正了立三路線，但後來在實際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線。[7-71]會議最後決定成立「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由毛澤東、任弼時、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組成，以毛澤東為首，再次引導黨的高級領導人把目光轉回到過去歷史問題。[7-72]

以毛澤東為首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的工作任務并不復雜，其實就是根據毛的意圖重新改寫中共黨史。毛當然知道此項工作的意義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幫忙，而是自己親自動手將改寫黨史的框架建立起來。據近年披露的史料顯示，毛澤東在這段期間一共寫了兩組系統批判「左傾路線」的文稿：一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開的長達五萬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組為近兩萬字的作為九月政治局會議結論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

所謂「九篇文章」，是毛澤東針對原中共中央從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發出的九個文件而寫的批判文章。這組文章以嘲諷怒罵的方式尖銳指責了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當時黨的領導人。初始題目是「關于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以後改為「關于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為「關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7-73]

據看過「九篇文章」的胡喬木評論，該文「用詞辛辣、尖刻，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是毛澤東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郁悶情緒的大宣泄，刺人的過頭話不少」。[7-74]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觀點，如認為1931年秋成立的臨時中央是非法的，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的領袖人物」，文中還多處援引劉少奇的觀點。文章寫成後，毛澤東只送給當時與他關係最密切的劉少奇、任弼時看過，沒有在其他領導人中間傳閱。[7-75]相信這是毛澤東在對劉少奇、任弼時進行「路線交底」。胡喬木作為毛的秘書，「看過此文，屬于例外」。[7-76]

1964年春，「九篇文章」從北京中央檔案館發現。毛澤東將這組極具攻擊性的文稿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以及陳毅傳閱，毛在批語上寫「請提意見，準備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將此件批送謝富治、李井泉、陶鑄傳閱，讓他們對文章提出意見，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語中寫道，將刪去文中提到的周恩來的名字，「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毛說，「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後）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7-77]

1965年5月12日，毛澤東在對「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後，將原文標題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在內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據胡喬木透露，經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的特點。此時，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原先不準備發表此文的想法，準備重新發表該文。毛解釋道，「由于年深日久，這個不利于團結的因素——寫得太尖銳，不存在了，幹部不會因為看了這篇文章怒發沖冠，不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從而破壞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政策了」。[7-78]然而不久毛澤東再次改變了主意，打消了公布這組文章的念頭——概因1965年春毛已開始醞釀文化大革命，毛著實不愿公開這組文稿給劉少奇臉上貼金。1974年6月，毛澤東又找出「九篇文章」，將有關稱贊劉少奇的內容盡行刪去，「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後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7-79]當時正是毛對周恩來再度不滿、策動反周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毛似乎有意將此文作為反周的石頭。毛在臨去世前一個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對此文發生興趣，「請人讀給他聽過一遍」。[7-80]此時劉少奇、周恩來、王明、張聞天、彭德懷均已不在人世，鄧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敵人」已盡情鏟除，夕陽日下，毛重溫舊稿，也許只是出于對這篇盡遂性情文章的特別珍愛，卻再無發表此文的念頭了。

與「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澤東寫的《結論草案》具有較正式的辭章形式和較強的理論色彩。《結論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確認定在中央歷史上，自「九一八」事變到遵義會議的「三年零四個月」為「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改變了毛自1940年12月以來以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為「蘇維埃後期左的錯誤」起點的劃分。毛的這個改動非同尋常，由此，可以將王明與「蘇維埃後期左的錯誤」掛上鉤。由于這個改動，毛在起草《結論草案》時，對原先只點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毛寫道：

王明同志與博古同志領導的這條路線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原則錯誤的，集各方面錯誤之大成，它是形態最完備的一系錯誤路線。[7-81]

毛澤東并從思想形態、政治形態、軍事形態、組織形態等方面具體剖析了這條「錯誤路線」的特征和對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別指出，在長征前把中央領導變成「三人團」，變為外國顧問一人專政，剝奪政治局委員與聞軍國大事的權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壓抑劉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與很老的群眾領袖，又是政治局委員），而提拔了兩個新黨員（博古、張聞天）」，是這條「錯誤路線」最惡劣的表現方面之一。[7-82]

《結論草案》的另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關于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評價。與中共黨史編纂學的傳統解釋完全不同，毛澤東在這份《結論草案》中不僅沒有將六屆四中全會稱之為「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起點」，相反，毛寫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7-83]

毛澤東在《結論草案》中列舉了「四中全會的成功方面」：「反對了李立三的錯誤路線與羅章龍的反黨行為」，恢復了共產國際在中國黨內的信任，放棄了組織城市暴動和攻打大城市，解決富田事變的爭論。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圍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這些都應肯定。「這是四中全會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7-84]

毛澤東為什麽如此肯定以後遭致他強烈譴責的六屆四中全會？綜合兩方面的因素，可得出下列判斷：

首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團在1931年4至10月，曾經全力支持毛澤東。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時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終把一度被項英翻案的富田事變重新定為反革命事變，有力地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

第二，幾個與毛澤東關係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員，如任弼時、劉少奇是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的（任弼時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劉少奇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陳雲、康生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不可避免將觸及他們。有可能對任弼時、劉少奇等與毛的合作產生不利的影響。

至于毛澤東是否顧及到共產國際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都是經共產國際批準召開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屆五中全會，就沒有理由擔心否定六屆四中全會將遭致共產國際的不滿。

然而毛澤東終究是要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的，非此不能徹底剝掉王明等國際派「合法性」的外衣。這一幕何時推出，還得取決于黨內形勢的變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數成員態度的進一步轉變。現在，毛澤東的老對手項英已死，只要任弼時能夠配合，江西「肅A8團」的那一段歷史，任何人都不敢牽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將「肅反擴大化」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頭上。只是眼下形勢還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澤東還需繼續等待。

毛澤東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雖然沒能徹底否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標已經實現。毛已一舉摧毀王明等國際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毛還順利地打下了重寫中共黨史的基礎。1941年秋，在毛的倡議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幾個機構：以康生為主任的「中央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高級學習組」和以陳雲為首的復查過去被錯誤打擊幹部的委員會，前兩個機構成為毛領導整風運動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的結果表明，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喪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經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國際派已經土崩瓦解。王明實際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層，從此不再對中共重大決策起任何作用。毛澤東的下一步驟是乘勝前進，全面肅清王明等國際派在黨內的影響，在全黨搞臭王明、博古，徹底改變中共的面貌。

注釋

[7-38]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雖由內部出版，控制發行，但該書內容仍有所擴散。

[7-39]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72—75。

[7-40]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72—75。

[7-41]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9；另參見《任弼時傳》，頁470—71；中央檔案館黨史資料研究室：《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7期。

[7-42]莫斯科當代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333；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頁14—15。

[7-43]莫斯科當代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333；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頁14—15。

[7-44]參見《胡喬木回憶延安整風》（上），載《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

[7-45]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72—75。

[7-46]莫斯科當代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333；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頁14—15。

[7-47]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5；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481—83。

[7-48]參見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頁361；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6。

[7-49]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0；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7。

[7-5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7。

[7-51]參見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頁15；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8。

[7-52]《王稼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326。

[7-53]參見徐則浩：《王稼祥傳》，頁361。

[7-54]參見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6。

[7-5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8。

[7-56]《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0。

[7-57]王明：《中共五十年》，頁37；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2。

[7-58]《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9-200。

[7-59]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00；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0-31；《王明年譜》，頁142；（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7期。

[7-6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00—201。

[7-6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4。

[7-6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4。

[7-63]《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1。

[7-64]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和「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與國民黨軍事合作的方針，即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

[7-6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01-202。

[7-6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5。

[7-67]參見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50。

[7-68]經筆者查閱《毛澤東年譜》等黨史資料，10月9日，政治局或書記處均未召開會議。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實性。因為《毛澤東年諾》的編輯是有選擇性的，例如毛澤東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就沒有在《年譜》中反映，《年譜》中1941年10月22日的欄目空缺。

[7-69]王明：《中共五十年》，頁39、38。

[7-70]《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2。

[7-71]《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3。

[7-72]《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3。

[7-73]《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214。

[7-7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214。

[7-75]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另參見《任弼時傳》，頁477。

[7-76]《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

[7-7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49-51。

[7-78]《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214—15、215。

[7-79]《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214—15、215。

[7-8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214—15、215。

[7-81]《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7-8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7-83]《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7-8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第八章　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的發韌

一、動員「思想革命」：毛澤東究竟要做什麽？

毛澤東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取得了對王明的決定性勝利後，在中央層陸續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擴大自己的勝利，同時開始調整戰略，積極布置將反對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黨的中下層。經過數月的準備，1942年2月1日，毛澤東正式登場，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動員全黨整風的報告——《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收入《毛選》時易名為《整頓黨的作風》），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傳部幹部會議上兩次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在此之後，毛親自主持制定了幾個有關整風學習的中央決議，至1942年4月3日，復以中宣部的名義，發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向全黨正式提出開展「思想革命」的號召。

毛澤東在2月所作的報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關動員整風的決定，都沒有直接點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號召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澤東當看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演講中，怒斥留蘇派只是「言必稱希臘」的留聲機，控訴他們用教條主義來毒害青年，「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8-1]現在毛在《整頓黨風、學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的演說中又對留蘇派及黨內知識分子冷嘲熱諷，他歷數中共黨內的蘇俄崇拜情結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惡，甚至將留蘇派等貶之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毛說：

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只要你認得了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個什麽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晃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麽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麽用處呢？[8-2]

毛的這番話已跡進《何典》風格，充分展現了毛個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羈的一面。

毛澤東親自登臺作報告，矛頭直指「比狗屎還不如的教條」，表明他已決心全力發動整風運動，并以此詔示全黨，毛本人是整風運動的最高領導者。此時的毛早已被公認為全黨的領袖，他也完全習慣了這個角色。毛已不愿像1936—1938年那樣直接與普通黨員見面，現在到了「定朝儀」的時候了。毛需要選擇一個代言人，由這個人向延安各機關學校傳達毛認為有必要公諸于眾的指示，以顯示毛的威嚴和神秘。

毛澤東所選擇的代言人正是康生。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軍大禮堂向延安二千二百余幹部傳達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康生尤其對什麽是理論家，什麽是知識分子作了「深刻生動的說明」，他說，「目前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最無知識，工農分子反而有一點知識」。[8-3]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點向三千多幹部傳達毛的《反對黨八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軍大禮堂向中直機關、軍委直屬機關幹部作長篇動員報告。在這幾次大型報告會上，康生極力發揮毛澤東對教條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嘲諷，將毛澤東有關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新概念，在延安三萬幹部中迅速傳播開來。問題是毛澤東為何舍任弼時等不用，單單挑選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的代言人呢？

毛澤東看中康生的是他對自己的絕對順從和康生這個「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懾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擊，繼而不為自己留半點退路，早已深獲毛的信任。與毛的其他盟友相比，康生之于毛，有更多的親和性。另外，毛也不對全黨幹部轉變思想抱十分樂觀的態度，毛要利用康生的專業特長，促成全黨思想轉變的工程。康生這個名字所象征的強制性，將有助于延安的幹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對毛澤東權威的感性認知。

整風運動既是「一場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教育運動」，那麽理所應當，負責全黨文宣工作的中宣部將處于領導這場運動的中心地位。然而，作為「教條主義大本營」的中宣部自身就是運動的重點整肅對象。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的後期階段曾經決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長張聞天為首的教育委員會，負責改革全黨的幹部教育工作。但是張聞天十分知趣，他在這次政治局會議後，實際上就離開了核心上層，這個所謂的「教育委員會」還沒開展工作就無疾而終。張聞天為了「不妨礙毛主席整風運動方針」的貫徹，決定自我放逐，1942年1月26日他率領一個「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去了陜北和晉西北農村，中宣部部長由另一個國際派人物、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代理。凱豐似乎忘記了他本人就是整風運動所要打擊的目標，竟然煞有其事地在《解放日報》發表《如何打破教條主義的學習》的文章。凱豐在這篇不長的文章裏，開口「毛澤東同志」閉口「毛主席」，他以指導者的身份，告訴延安的讀者，「過去我們的學習方法，受教條主義熏染太深，形式邏輯的思想方法習慣太多」，凱豐試圖以自己的「努力」和「緊跟」來換取毛澤東的信任，從而使自己繼續留在革命的指導者的行列。[8-4]盡管凱豐對宣傳毛的有關整風指示竭盡了全力，他為了「贖罪」，還自鞭自責，檢討中宣部沒有把貫徹毛的整風報告作為目前宣傳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務。[8-5]但為時不久，毛還是派了自己的秘書，既非中央委員，更非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前去「暫代」凱豐，[8-6]用這種方式改組了中宣部，將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籠罩著一層厚重的濃霧，廣大中下層幹部并不知道眼下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的真正意圖是什麽，他們還以為這是類似1939—1940年學習運動的新一輪學習運動。延安各機關、學校在聽了康生作的傳達和動員報告後，紛紛成立了整風領導機構，基本停止了日常的業務工作。早已習慣遵從上級指示的幹部們正興趣濃厚的按照上級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學習計劃，日夜精讀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時間延安似乎又再現了前幾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大學校。

毛澤東如此興師動眾，將革命引入中下層，究竟是為了什麽？如果僅僅著眼于奪取中共最高領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已經基本達到這個目標，經過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對黨的上層斗爭毫不知曉的普通黨員強行拉入到這場已見分曉的上層角逐中，果真有這個必要嗎？在目前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頓下來，全部轉入政治學習，在道理上能站住腳嗎？

毛澤東葫蘆裏究竟裝的是什麽藥，除了中央核心層領導幹部，上至各根據地多數領導人，下至廣大中下層幹部都不甚明白。不過，毛并不擔心他們一時跟不上自己的步調。毛作為革命的策略大師對運動如何進行自有安排，各級幹部只需順看毛的思路，照看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澤東執意將上層革命引入中下層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毀王明等的黨內基礎，在全黨肅清王明等俄式馬列主義的影響，從而確立自己「新解釋」的至尊地位。多年來，王明作為俄式馬列主義在中國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黨內已建立起廣泛的影響。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中共黨內普遍存在的照搬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蘇聯的氣氛。王明等在這種氣氛下，八面來風，如魚得水，不僅爭取到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贏得了全黨的尊敬。眼下王明雖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層，但還未正式繳械投降，若不乘勢打碎黨內根深蒂固的蘇聯崇拜情結，斬斷俄式馬列主義伸向中國的須根，在全黨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風吹草動，很難排除王明有挾蘇聯支持、在最高層卷土重來而獲全黨普遍擁戴之巨大危險。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要用自己的「新解釋」填補王明之後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狀態，然後用自己的思想徹底改造中共，將黨內原先對王明的崇拜引向對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這種轉換過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須使全黨集中一個相對長的時間，用于進行這項除舊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然而，王明等在黨內的實際影響力可能被毛澤東有意夸大了。事實上，王明的影響主要集中在黨的上層和黨內知識分子之中，在軍隊和黨的中下層影響甚微。無論在紅軍時代，還是在抗戰階段，中共的主體都是軍隊，紅軍將士只知有朱毛，不知有王明和博古。[8-7]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中共軍中確實存有崇拜蘇聯的氣氛，有留蘇經歷的軍政幹部在一段時期受到推崇，也是事實，但軍中文盲比率極高，眾多官兵文字尚不識，一些黨員幹部「聽也未聽說過馬列主義」。[8-8]中共雖對少數高級軍政幹部進行過短期的馬列基礎教育，但這種教育以「少而精」為原則，受訓幹部只能略知馬列皮毛，在這種情況下，何以談得上「教條主義」！顯而易見，在中共黨內、軍內占主導地位的并非是教條主義傳統，而是經驗——實用主義傳統。毛執意要在基本由農民組成的中共黨和軍隊內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整風運動，用心殊深，其結果可想而知。將污水潑在有留蘇經歷的軍政幹部身上，雖可解一時之憤，但其嚴重的後果卻是從此也將鄙視理論、輕視知識分子的風氣發揚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黨的理論與實踐中。所以毛此舉決非是無事生非，小題大作，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重大戰略行動。

1941—1942年毛澤東的全部興奮中心都圍繞著一件事，這就是如何構筑以自己思想為核心的中共新傳統，并將此注入到黨的肌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整風運動確實是一場對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強制為雙翼，以對俄式馬列主義作簡化性解釋為基本方法，將斯大林主義的核心內容與毛的理論創新，以及中國儒家傳統中的道德修養部分互相融合，從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個重要原則：

一、樹立「實用第一」的觀點，堅決拋棄一切對現實革命目標無直接功用的理論，把一切無助于中共奪取政權的馬列原典一概斥之為「教條」。全力破除對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擊中共黨內崇尚馬列原典的老傳統及其載體——黨內有留蘇經歷的知識分子和受過西方或國內「正規」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毛澤東的精心引導下，中共黨內最終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錯、少讀原典光榮的新風尚。

二、全力肅清「五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內知識分子中的影響，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新觀念。為集中打擊俄式馬列主義，毛澤東在短時期內借助黨內自由派知識分子，圍剿留蘇派，一經利用完畢，毛迅即起用已繳械投降的原留蘇派，聯合圍剿黨內殘存的「五四」影響。

三、將「農民是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觀念系統化、理論化，并將其貫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動。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內裏用力」的觀念融入共產黨黨內斗爭的理論，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懾的手段，大力培養集忠順與戰斗精神為一體的共產主義「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礎上構筑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的基本范式。

毛澤東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襲的成分，也有獨創的方面，它是列寧、斯大林主義和中國部分傳統的混合物。1942年後，毛得心應手，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制兩種手段，將思想革命的四項原則貫穿于整風運動的全過程。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展開，毛澤東的「新解釋」迅速取代了俄式「老話」，成為中共的新傳統。

注釋

[8-1]毛澤東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把教「十七、八歲的娃娃啃《資本論》、《反杜林論》」列為教條主義最惡劣的表現之一。毛的這句名言在延安不脛而走，再也沒人敢鉆研《資本論》一類的經典著作。1949年後，毛的這段話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被刪除。原文見邊區總學委編：《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延安：1942年），頁4—5；另見王惠德：《憶昔日》，《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79—81。

[8-2]上述內容在收入《毛選》時已被刪去，題目也被改為《整頓黨的作風》，原文見《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

[8-3]《解放日報》，1942年2月22日。

[8-4]《解放日報》，1942年6月11日。

[8-5]《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8-6]凱豐在1942年上半年整風運動的初期還十分活躍，他甚至是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要組織者，但是毛澤東不放手讓凱豐負責文藝界整風，而是親自掛帥，同時指派胡喬木協助自己主持文藝界的整風運動。6月2日，毛在中央總學委成立會議上宣布，「因凱豐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負責中央總學委機關刊物《學習報》的編委工作」。不久，胡喬木即奉毛澤東之命正式代理了凱豐的中宣部代部長一職。參見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載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121。

[8-7]羅瑞卿在瑞金時代擔任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屬于軍中高級幹部，當時連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參見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85。

[8-8]李維漢：《回憶中央黨校》，載《回憶與研究》，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頁391。

二、凍結政治局，中央總學委的成立

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後，由毛澤東倡議而成立的中央高級學習組逐漸成為延安最有權勢的機構，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許多功能已在靜悄悄中被中央高級學習組所取代。在延安經常出頭露面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只剩下毛澤東、康生、任弼時、陳雲等少數人。其他幾位，或因病住進了醫院（王明），或主動請求離職，悄然前往了農村（張聞天）。王稼祥、凱豐在整風之初活躍了一陣後，很快也銷聲匿跡了。博古、鄧發則成了「問題人物」。至于遠在重慶的周恩來和堅守太行山八路軍總部的彭德懷雖然暫時還未被觸及，但他們幾乎對延安上層近幾個月所發生的變化毫無所知，直到1942年2月21日，毛才致電周恩來，通報有關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討論過去路線的結論精神。[8-9]在延安之外的政治局委員，也許只有劉少奇對延安發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幾乎與延安同步，在蘇北的鹽城也開始了整風的部署。

面對政治局和書記處名存實亡的既成事實，毛澤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作為其個人領導整風運動和全黨一切工作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

1942年6月2日，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以下稱中央總學委）宣告成立，由毛澤東親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總學委設秘書處，康生兼任秘書長，李富春任副秘書長。總學委下轄五個分區學習委員會：

中央直屬系統（中直機關）分區學習委員會：康生、李富春負責；

中央軍委直屬系統（軍直機關）分區學習委員會：陳雲、王稼祥負責；

陜甘寧邊區系統分區學習委員會：任弼時、高崗負責；

中央文委系統分區學習委員會：周揚負責；

中央黨校分區學習委員會：彭真負責。

中央總學委的設立標志著中央高級學習組成立後開始的權力轉移過程得到了進一步深化。中央總學委具有最高權力機關的各種特征，總學委的秘書處作為毛澤東的辦事機構，猶如清廷中的軍機處，政治局和書記處雖未明文予以撤銷，但其許多職能已被中央總學委取代。

毛澤東主控下的中央總學委具有廣泛的權力。總學委有創設機構權，1942年後，中央總學委在延安各分區學委會普遍設立了黨的常委會組織。總學委還有權向延安及各根據地發號施令，決定停止一切政治及業務工作，轉入整風文件的學習。總學委有權決定參加各地高級學習組成員的名單，判別哪些幹部可以進入，哪些幹部不能進入。總學委派出的巡視團和巡視員享有至高的權威，可以任意前往各重要機關、學校檢查運動進行情況，聽取各單位負責人的匯報。

1942年6月2至15日，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裏總學委舉行了三次會議，僅從這三次會議所決定的幾項重要措施，就可以清楚看出總學委在整風運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和毛澤東領導整風的策略。

一、布置抽閱高級幹部的整風筆記。

1942年3至4月，毛澤東親自選編了供幹部必讀的「二十二個文件」，下令所有參加高級學習組的幹部，必須對照文件精神，聯系個人的思想和歷史經歷，寫出整風筆記。

6月2日，中央總學委第一次會議決定，總學委有權抽閱參加中央學習組全體高級幹部的學習筆記，并由康生擬出第一批抽閱筆記的人員名單。[8-10]6月7日，總學委第二次會議宣布了負責檢查筆記的人選名單和分工范圍：

一、四學校及文抗——凱豐、喬木、蔣南翔。[8-11]

二、黨校——毛主席、彭真。

三、軍委——王家祥、[8-12]陳雲、陳子健。

四、中央直屬——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軼歐。

五、邊區系統——弼時、康生、師哲、廖魯言。[8-13]

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多么急于瞭解黨的高級幹部對他所發動的整風運動的真實態度。毛尤其關心中央黨校學員的思想反應，這是因為1941年後大批延安及外地返延的高級幹部被送入中央黨校受訓，中央黨校已成為高干集中地，毛迫切希望瞭解他們的「活思想」。

二、運用「摻沙子」、混合編組的方法，將國際派孤立在中央學習組下的十個小組。

國際派分子大多為重要幹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員或中央委員，無論是論其資格或是運動本身的目的，他們都應被列入中央學習組。為了防范這批「問題人物」在中央學習組「扎堆結伙」，互為呼應，毛澤東在編組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中央總學委將國際派成員分散編入各個小組，在不少小組都安排了屬于毛營壘、但職位較低的幹部作副組長，以收監督、牽制之效。1942年6月7日，中央總學委宣布中央學習組混合編成十個小組，組長與副組長名單分別如下：[8-14]

正組長　　副組長

第一組　　毛澤東　　高崗　　謝老（謝覺哉）

第二組　　朱德　　　彭真　　吳老（吳玉章）

第三組　　弼時　　　尚昆　　徐老（徐特立）

第四組　　家祥　　　賀龍　　陶鑄

第五組　　凱豐　　　林老（林伯渠）　　方強

第六組　　陳雲　　　羅邁　　蔡暢

第七組　　博古　　　徐向前　　定一

第八組　　鄧發　　　陳正人　　師哲

第九組　　富春　　　葉劍英　　喬木

第十組　　康生　　　譚政　　　蕭勁光

以上十個小組的正組長除了李富春之外，均是政治局委員，但有幾個小組，非政治局委員的副組長卻比正組長有更大的權威。例如，博古雖是第七組組長，但小組的實際主持人卻是毛的盟友陸定一。第八組組長鄧發的境況與博古近似，副組長陳正人是毛在江西時代的老部下，為了加強陳正人的力量，毛還把中央社會部工作人員師哲安排為副組長。對于德高望重的朱德，毛甚至也未完全放心，他雖無意猛烈打擊朱德，但卻頗擔心朱德「立場不穩」，于是特派出此時備受他信任的彭真擔任朱德的副組長。

三、「引蛇出洞」，摸底排隊。

自毛澤東整風報告傳達後，延安各機關、學校陸續出現針貶「三風」（黨風、學風、文風）的墻報、壁報，其中少數內容尖銳的壁報已引起延安社會的震動。為進一步「收集材料」，1942年6月7日召開的中央總學委第二次會議部署進一步「放」：

要使領導者善于啟發，使大家有話敢說，展開爭論，暴露思想，然後從容結論。[8-15]

6月15日，中央總學委第三次會議更具體要求：

各機關、學校出有墻報者，為著展開思想上、工作上的論爭，對于投稿之選擇，不論其正面的與反面的，正確的與不正確的，均應登載，不得抑制。[8-16]

中央總學委密切注視看延安各單位的整風動態，全力引導整風朝看毛澤東規劃的方向發展。總學委要求各系統分區學委對所屬單位一一「摸底排隊」，「擇其必要者加緊整頓之」。至于「哪個機關、學校應特別注意，由總學委同志與各系統學委商定之」。[8-17]

中央總學委作為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最重要的機構，其地位與作用類似于二十幾年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是中央總學委的掛帥人物，是一切重大決策的設計者。中央總學委在毛的直接領導下行動，也只對毛個人負責。在中央總學委內，康生是第二個最有權勢的人物，康生作為總學委副主任兼秘書長，具體秉承毛的旨意辦事，其角色類似于文革期間的江青，但遠比江青的地位顯赫。1942年底劉少奇返回延安，一段時間後也擔任了中央總學委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但劉少奇似乎不愿多在幕前活動，因而人們一般僅注意到康生而忽略了劉少奇。在總學委的權力金字塔上，還有其他幾個重要角色，他們分別是李富春、彭真和陸定一。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後權勢得到進一步擴大，一躍成為集部分黨權、情報權、幹部審查權于一身的延安第二號人物。全面整風發動後，康生又成為毛澤東「圣旨」的傳達人和毛與總學委之間的聯絡員。在黨內，康生是中央社會部部長、情報部部長、中央敵工工作委員會主任；在領導整風方面，康生是總學委副主任兼秘書長、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主任。康生還取代了凱豐，擔任了指導整風的總學委機關刊物《學習報》的主編。康生大權在握，權勢熏天，1942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報》在社論中，甚至將康生與毛澤東的名字并列，號召全黨「細心研究一下毛澤東和康生同志的報告」，以「瞭解什麽叫三風」。

毛澤東有意倚重康生，在經他親自選定的整風必讀「二十二個文件」中，其中有兩份是康生作的報告。毛將康生和劉少奇并列，封為「馬列主義正確路線」的代表，從而大大抬高了康生的身價。康生自恃有毛澤東撐腰，更加有恃無恐，竟將其妻曹軼歐也拉進了總學委，讓她參與抽查高干筆記。康生的奸詐險惡使延安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失去了安全感，神憎鬼厭，人見人怕，許多高級領導幹部都避康生如避鬼神，唯恐躲之不及。1942年6月，康生向毛澤東提議，讓擔任各政治局委員的政治秘書協助他做整風的調查研究工作。康生的「調查研究」之真正含義是什麽，毛當然一目了然，正可謂求之不得，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罷了。經「黨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喬木（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黃華（朱德的政治秘書）、廖魯言（王明的政治秘書）、師哲（任弼時的政治秘書）、王鶴壽（陳雲的政治秘書）、陶鑄（王稼祥的政治秘書）、匡亞明（康生的政治秘書）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總學委匯報「整風學習的進展情況」。[8-18]只是此時中共上層正處于急劇變動之際，各政治局委員與毛的關係深淺不一，毛對彼等態度也大有差別，因此，康生此項工作的成效也各不相同：凡與毛關係比較密切的政治局委員，他們的政治秘書多以工作繁忙為由，對康生交辦的任務束之高閣，最後則不了了之；只有任弼時的秘書師哲和王明的秘書廖魯言經常向康生匯報工作。[8-19]師哲當時任毛澤東的俄文譯員和任弼時的秘書，又是社會部的工作人員，與康生接觸較多主要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廖魯言與康生聯絡頻繁就顯得頗為蹊蹺了。因為王明自1941年10月生病住院後已脫離工作，廖魯言的「工作匯報」又從何談起？無非是將王明夫婦日常生活的動態和言論及時向康生匯報。1943年1月，王明對廖魯言作過一次談話，王明講述了在中共歷史上三次反對「莫斯科集團」的問題，廖魯言對王明的談話作了記錄，事後迅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8-20]廖魯言對毛的忠誠自然得到了回報，事實是廖魯言在中共建國後長期擔任國務院農業部部長和中央農村工作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并于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他并沒有因長期擔任王明的秘書而受到任何打擊。

中央總學委的另幾個關鍵人物李富春、彭真、陸定一等也各手握重權。整風運動開始後，身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組部副部長的李富春很快被任命為中央總學委副秘書長兼中直機關分區學委組長，主管中樞機構的清洗、整頓工作。在整風期間，李富春幾乎與康生并駕齊驅，是毛澤東最倚重的幹部之一。1942年6月7日，很可能是得到毛的授意，李富春在總學委第二次會議上提議成立中央總學委秘書處，由康生負責領導。李富春又提名吸收楊尚昆（中共北方局書記，剛從太行返回延安）、柯慶施（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參加中直系統學委會常委會。[8-21]陳雲除參與領導軍委系統分區學委，還負責對選派到中央黨校受訓幹部的資格審查工作。彭真則全面掌管全黨高級幹部培訓兼審查中心的中央黨校。陸定一在歷史上曾受過博古等國際派的嚴重打擊，1941年從太行八路軍總部政治部副主任、宣傳部長的任上調回延安，很快受到毛的重用。毛知人善任，授予陸定一的新職責也不平常，他成了凌駕于博古之上、監督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的輿論總管。

1942年6月，中央總學委成立後的一段時間，任弼時的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被委派領導中共西北局的整風工作，沒能如康生那樣，成為中央總學委副主任。任弼時政治地位的變化，反映了中共核心層斗爭的復雜性。任弼時為人較為方正，在整風初始的關鍵時刻，難免顯得礙手礙腳，將其暫時打發一邊，不讓他與聞某些機密，以待其「覺悟」，可能是毛澤東暫時貶謫任弼時的原因。

1942年春夏之際，毛澤東祈求多時的整風暴風雨終于向延安各機關、學校襲來。毛的得力助手康生、李富春等已全部披掛上陣，——中共重建工程已正式展開。

注釋

[8-9]《毛澤東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函電》，《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

[8-10]《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8-11]「四學校」指魯迅藝術學院等黨校以外的學校，「文抗」指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

[8-12]即王稼祥。

[8-13]《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8-14]《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8-15]《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8-16]《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8-17]《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8-18]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5—26、246。

[8-19]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5—26、246。

[8-20]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38。

[8-21]《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第九章　從「延安之春」到斗爭王實味

一、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毛澤東與延安「自由化」言論的出籠

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猶如一股春風，將延安知識分子幹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機關、學校紛紛辦起壁報，人們踴躍著文，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向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發起猛烈的攻擊。就在這時，毛澤東開始了一個重大行動：清剿「教條主義的大本營」[9-1]——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是中共為培養高級理論幹部而設立的一所「紅色教授學院」，它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這是國際派的一個世襲領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長期由張聞天兼任院長，副院長一職則由中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開山人之一、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師河上肇的弟子王學文擔任。張聞天和王學文是中共黨內極少見的掌握數門外語、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宿耆，但是毛澤東對張聞天、王學文領導下的充滿濃厚理論學習氣氛的馬列學院并無好感。1940年5月，王學文因長期在日本留學，熟悉日本情況，被調到總政治部任敵工部部長，王學文雖然繼續掛名副院長，但張聞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馬列學院改名為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為中央研究院。毛將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為了淡化中共作為原型馬列政黨的形象，以凸顯中共的民族主義色彩，此舉也是為最後摧毀斯大林伸向中共的這塊精神租界地盡早作好輿論和心理上的準備。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長兼中研院院長張聞天，主動下鄉進行社會調查，在臨行之前，張聞天去中研院講話，他「以莊重的口吻說毛澤東同志的學習態度和學習方法始終是扎扎實實的，腳踏實地的，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是全黨學習的楷模」，號召大家要「老老實實」地向毛學習。張聞天隨即話鋒一轉，開始自我貶損，聲稱：「我沒有什麽值得學習的，我不過是一個缺乏實際的梁上君子罷了。」[9-2]毫無疑問，張聞天這番話會一字不差地報到毛澤東那裏，張聞天用這種方式向毛傳遞了他徹底認輸的信息。張聞天離開延安後，中宣部代部長凱豐以「帶罪之身」奉命領導中央文宣部門的整風運動，但他極為知趣，不肯過問中研院的運動。羅邁（李維漢）則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長的身份坐鎮中研院。羅邁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時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國際派，得罪過毛。1935年後，羅邁審時度勢，積極靠攏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對自己所犯的「錯誤」作了「深刻的檢查」，已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毛的諒解。1942年毛澤東派羅邁主持中研院整風運動，就是要在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上，進一步考察他。對此，羅邁心領神會，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報》發表《要清算幹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的署名文章，指責1938年後的中共幹部教育，造成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馬列書」的風氣，將矛頭直指領導中央文宣和幹部教育工作的張聞天。羅邁十分清楚，毛正不動聲色地注意著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陳伯達掛職于中研院，陳伯達這個「包打聽」將會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稟告于毛。

毛澤東派羅邁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顯：揭開中研院的「蓋子」，先打掉院內那批留蘇、留東、西洋的「理論權威」的傲氣，再進而將斗爭矛頭直指「教條主義的祖師爺」——中研院院長張聞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澤東選作整肅國際派的重點單位絕不是偶然的。1938年後，經張聞天親自挑選，馬列學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學者和理論家：擔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負責人的張如心、王思華等皆有留蘇或留歐美、留日背景，且均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黨的老黨員；各研究室的一級研究人員也多是一時之選，其中大多數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有的人還有譯著出版。但由于後一類人入黨時間較晚，且大多不曾留蘇，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澤東為了在心理上徹底打垮中研院內這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兩種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開羞辱他們；第二，挑動青年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放火燒荒」，將青年的怒火引至國際派身上。

出身于長沙第一師范的毛澤東有著極其強烈的自尊心，對所謂「大知識分子」一直懷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從來就懷疑黨內那批理論家在內心深處并不承認自己，毛也猜度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認中共黨內有「教條主義」一說，他們完全可能以中共絕大多數黨員沒讀過馬列著作為由，拒絕接受「教條主義危害論」。毛澤東知道，對付這筆「紅色教授」，僅僅用說理辯論那一套糾纏不清的「文明的方式」顯然是不夠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他們臭罵一通，使他們在劈頭蓋臉般的責罵中，斯文掃地，無地自容。

對付「紅色教授」，毛澤東自有其法術，其中最厲害的一著就是剝掉他們引以自豪的「理論家」頭銜，賜他們一個「壞透了的留聲機」的惡名。

秉持毛澤東的旨意，《解放日報》在社論中嘲笑那些以熟讀馬列為奇貨可居的「紅色教授」，自以為「誰背的書最熟，誰就是最好的理論家」，其實是在鬧「天大的笑話」。社論聲色俱厲地警告他們，必須自我脫帽（「理論家」之帽），并以無可置疑的權威口吻教訓這些「理論家」：

會引證馬列主義之警句的人不能稱為理論家，能以馬列主義精神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能稱為理論家。[9-3]

為了一舉打掉「紅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喬木在《解放日報》上著文，干脆直接將他們喻為「廢物」。當然，這樣的罵人話實在太難聽了。于是，胡喬木將「廢物」從輕發落，改稱為「壞透了的留聲機」（「因為他們決沒有把所見所聞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領」），并且宣稱共產黨內這種人「多的是」！[9-4]

毛澤東的凌厲攻勢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紅色教授」們個個嚇得膽戰心驚，忙不迭地表態支持反教條主義。但是，毛卻對他們思想的迅速轉變十分懷疑，因為這些「理論家」并未將「教條主義」與他們個人聯系起來，而是「你也來呀，我也來呀，大家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尾巴割下來呀」，好似「教條主義」與他們無關。對這批「理論家」隨風轉舵毫不臉紅的行徑，毛澤東、胡喬木表示出極大的憤怒，他們借《解放日報》之口挖苦道：「他們叫得愈多愈響，就愈成為諷刺。任是什麽漂亮的盒子，一觸到他們的指頭，就都變為頑石了」。[9-5]

其實「紅色教授」們已經夠可憐了，僅僅在一夜間他們就從鳳凰變成了草雞。他們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視為安身立命之本的馬列著作「比屎還沒有用處」，[9-6]這些昔日的理論家從最良好的愿望出發，盡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釋」，他們已對毛表現出最恭順的服從，所未做的只是將自己罵得狗血噴頭，而阻礙他們達到這一步的則是個人的尊嚴感，然而毛澤東所要索取的正是這份個人的獨立與尊嚴！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經毛澤東修改，由胡喬木撰寫，堪稱中國言論史之奇文的社論《教條和褲子》。[9-7]這篇社論以大膽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爭，開創了中共文宣語言的新范式。毛澤東、胡喬木通過《教條與褲子》的社論，責令「紅色教授」們「脫褲子」：為什麽要「脫褲子」呢?因為「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還因為褲子下「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各人「尾巴的粗細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脫掉褲子，才談得上「用儀割」，「褲子上面出教條，這就是教條和褲子的有機聯系，誰要是誠心誠意地想反對教條主義，那麽他第一著就得有脫褲子的決心和勇氣」。[9-8]

然而毛澤東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大師們」能否自覺「脫褲子」并不抱奢望，他決定采取一項重大措施——動員青年知識分子幫助「紅色教授」和老幹部「脫褲子」。

毛澤東擺出一副青年知識分子保護人的姿態，頻頻發表同情他們的言論，將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步步誘人早已為他們準備好的進攻塹壕。

在毛澤東言論中最具鼓動性的內容是他對「宗派主義」的解釋。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宗派主義」主要解釋為排斥、歧視知識分子的「首長本位觀」，而不是他以後慣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團」！

毛澤東說：

宗派主義現在也有。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義是排擠非黨幹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內。[9-9]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報》在社論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徑，批評宗派主義「對于黨內同志則輕視疏遠，少團結，少幫助。對于黨外幹部，則少瞭解，少關心。對『三三制』的實行，又是不堅決、不徹底」。[9-10]一時間，毛澤東似乎在鼓動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澤東的言論向更「開明」的方向發屐，《解放日報》連續發表反宗派主義的社論。3月14日，《解放日報》刊載社論《從自己制造的囚籠中跳出來》，抨擊某些共產黨員的「孤立主義」錯誤，宣稱黨和黨外人士的關係問題，是黨的生死問題，也是革命的成敗問題。3月19日，又發表《發揚民主作風》的杜論，再度批判一部分黨員排外的宗派主義情緒，要求中共黨員「虛懷若谷」，「傾聽各種不同意見」。毛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的關係的決定（草案）》中親筆寫道（這份決定因王實味事件的發生，以後并沒有下發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與我黨合作的黨外人員，對我黨和我黨黨員及幹部都有批評的權利。除破壞抗戰團結者的惡意攻擊以外，一切善意批評，不論是文字的，口頭的或其他方式的，黨員及黨組織都應虛心傾聽。正確的批評，應加接受，即使其批評有不確當者，亦只可在其批評完畢，并經過慎重考慮之後，加以公平的與善意的解釋。絕對不可文過飾非，拒絕黨外人員的批評，或曲解善意批評為攻擊，而造成黨外人員對黨的過失緘口不言的現象。黨外人員對于違犯政府法令或黨的政策的黨員及幹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機關依法控訴外，并有權向各級黨委控告，直到黨的中央。

《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及各抗日根據地的報紙刊物，應吸取廣大黨外人員發表言論，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都有機會在我黨黨報上說話，并盡可能吸收黨外人員參加編輯委員會，使報紙刊物辦得更好。黨報工作者必須學會善于吸引黨外人員在黨報上寫文章，寫通訊的方式和方法。某些黨報工作者的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態度，須受到批評。[9-11]

毛澤東的這些話說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後的1957年春，他不也說過類似的話嗎？然而，若細心觀察，毛還是在文件中預留了伏筆，毛在這份文件中給「批評」作了一個二分法分類——「善意批評」和「破壞抗戰團結者的惡意攻擊」，至于判斷何謂「善意批評」，何謂「惡意攻擊」，其解釋權自然屬于黨的領導機關和黨機關的領導人。盡管如此，毛澤東在1942年3月下旬起草的這份以後被束之高閣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卻是鼓動「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風從毛澤東的窯洞裏飄拂出來，從毛澤東窯洞裏進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黨作家蕭軍。毛澤東在一次深夜長談中甚至將自己在黨內所遭受的排斥和打擊的細節向蕭軍和盤托出。[9-12]從這件事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在1942年3月鼓動「自由化」的真正意圖。然而擔任《解放日報》社社長的博古并不完全知道毛澤東的打算，他眼見毛澤東「批評」的板斧又揮向自己負責的黨報工作，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調子，在他的默許下，丁玲在《解放日報》文藝欄推出由黨員與非黨員撰寫的一組批評性文字，以示黨報工作的改進。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條和褲子》社論問世的當天，《解放日報》刊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緊接著，由丁玲任主編、陳企霞任副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欄又先後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經毛澤東親筆潤色、作了修改的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9-13]以及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這些文章一經刊出，立即轟動了延安。

丁玲、王實味、蕭軍等人文章的共同特點是：用文學的形式對毛澤東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宗派主義的一段話：「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體的解釋和進一步的發揮，盡管他們當時都不知道毛的這個講話。

毛澤東的「煽惑」終于將瓶子裏的「魔鬼」驅趕了出來！丁玲等尖銳抨擊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長至上」的現象。這些文章還曲折地表達了廣大青年知識分子對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層單位的領導毫無政策和文化水平，對上奴顏卑膝，對下則橫眉冷對，動輒用政治大帽子壓制普通黨員的不滿。文章的作者紛紛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在「同志愛」的基礎上建立充滿友愛、平等精神的革命隊伍的新型關係。

在《解放日報》文藝欄發表的文章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中研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的《野百合花》。

注釋

[9-1]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6。陳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馬列學院學習。他在回憶中提到馬列學院曾被一些人指責為「教條主義大本營」。參見陳明：《回憶與懷念》，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314—15。

[9-2]江圍：《難忘的歲月》，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03。

[9-3]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2月2日社論《整頓學風、黨風、文風》，這是配合前一天毛澤東在中央黨校所作同名報告而發表的重要社論，文章極有可能經過毛澤東的親自修改。

[9-4]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社論《教條與褲子》，此篇社論由胡喬木起草，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可視為毛澤東、胡喬木的共同作品，已收入199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文集》第1卷。胡喬木在該卷序言中特別說明，他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寫的評論，絕大多數經過毛澤東的親筆修改。

[9-5]《教條與褲子》，載《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另參見《胡喬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8。

[9-6]參見中央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王思華的《二十年來我的教條主義》，載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編：《延安文萃》，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頁152。

[9-7]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陳永發在其《延安的陰影》一書中稱，「目前文獻中，可以看到，最早使用（『脫褲子，割尾巴』）這個說法的是1943年4月的陜甘寧邊區整風總結」，此說有誤。「脫褲子，割尾巴」的說法，最早出現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報》刊載的（教條與褲子》的社論；隨即迅速傳播開來；成為整風運動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組詞匯。這組詞匯的發明人，現在也可以確定，他們不是別人，正是胡喬木和毛澤東。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317注釋1。

[9-8]《教條與褲子》，載《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另參見《胡喬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8。

[9-9]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9-10]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2月2日社論《整頓學風、黨風、文風》，這是配合前一天毛澤東在中央黨校所作同名報告而發表的重要社論，文章極有可能經過毛澤東的親自修改。

[9-11]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員的關係》的決定，僅是一紙文字，在當時及以後數十年間一直沒有發表，求實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內部讀物《延安整風運動紀事》第87頁雖提及此決定後來沒有發出，但未作任何解釋。上述引文引自《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頁94。1993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2卷也收入了此文。

[9-12]王德芬（蕭軍夫人）：《蕭軍在延安》，載《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4期；另參見張毓茂：《蕭軍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年），頁233—34。

[9-13]據當時在《解放日報》文藝欄任編輯的黎辛回憶，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是經丁玲看過，簽過「可以用」意見才見報的。博古因工作繁忙，沒有事先審閱，文章見報後的次日，博古特來到編輯室詢問王實味何許人也，并打聽此文發表的經過，博古并叮囑該文的下一部分「以後不要發表了」。3月23日，《野百合花》下半部分又在《解放日報》刊出，博古又到編輯室詢問此事，編輯陳企霞說明此文曾送博古審查，博古解釋他因事忙，稿子沒看，并表示他對此事負責。參見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風〈再批判〉》，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4期。頁69—70。另參見王德芬：《安息吧，蕭軍老伴！》，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頁114。王德芬自1938年與蕭軍結婚後，于1940年6月與蕭軍同赴延安，蕭軍夫婦當時并不知道，毛澤東其實并不真正欣賞蕭軍。毛澤東雖然親筆為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作了修改和潤色，但蕭軍文章滲透的人性論并不合毛的口味。1942年4月8日，延安已轉入對王實味的批判，只是由于簫軍的文章具有外人不瞭解的特殊背景，《解放日報》才破例予以刊載。毛澤東出于其個人的政治目的，本來有意利用蕭軍的豪爽性格，但毛很快就發現蕭軍個性倔強，難以駕馭，遂對蕭軍產生了反感。1958年，《文藝報》第2期將蕭軍經由毛修改潤色的《論同志的「愛」與「耐」》，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等文章，匯編成《再批判專輯》，作為供批判右派的「大毒草」重新公布。毛親自主持此事，并親筆加了「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很長一段編者按語。

二、呼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王實味言論中的意義

王實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學精神的影響，滿懷烏托邦社會改造的理想，轉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那一代左翼知識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時年二十歲的王實味在其就讀的北京大學文科預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年後因與女友戀愛受到了中共支部書記的指責而不再參加支部的組織生活。從1926年起，王實味開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1929年後，長期住在上海，有過一本創作小說集和五本文學譯著問世。1937年10月王實味來到延安，先入魯迅藝術學院，後經張聞天親自挑選，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列經典著作，幾年中譯述達百萬字左右。王實味個性耿直傲介，看不慣馬列學院編譯室負責人陳伯達等謀上壓下的種種表現，與他們的個人關係十分緊張，但卻十分尊敬張聞天、王學文和范文瀾（原任馬列學院中國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後任中研院副院長）。馬列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後，王實味轉入由歐陽山任主任的中國文藝研究室作特別研究員，享受中灶待遇。

從1942年2月始，年屆三十六歲的王實味受毛澤東整頓三風號召之鼓舞，陸續在《谷雨》雜志、《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連續發表文章，計有《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王實味的上述文章，從內容上看，與丁玲、蕭軍、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銳性和批判性。

王實味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相當準確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理想漸趨破滅後產生的沮喪和失望的情緒，并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及其官僚化趨向表示了嚴重的憂慮。

1937—1938年，成千上萬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強烈吸引的知識青年，懷著對中共的崇仰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從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們的到來正好和急欲「招兵買馬」、壯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現實目標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領導的熱烈歡迎，而與外界隔絕多年的老紅軍也熱忱歡迎給他們帶來各種信息的知識青年。延安一時到處充滿著青年的歡聲笑語，似乎成了一座青年烏托邦城邦。

知識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種完全迥異于國民黨統治區的氛圍，最令人振奮的是，在人與人關係上充滿著一種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從國統區中小城鎮前來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覺得「卸掉了束縛在身上的枷鎖，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傳在延安的歌曲真實反映了當年她們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裏解凍；萬物，在春天裏復生；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在「三八」發出自由的吼聲⋯⋯從此，我們⋯⋯我們定要⋯⋯打碎這鎖人的牢籠！[9-14]

在這個時期，由于毛澤東的領袖權威還未最後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禮儀化色彩較為淡薄，毛澤東、王明、張聞天、朱德等黨的領袖穿著樸素，言談隨和，經常前往各學校作報告，前呼後擁的現象還不突出。除了「毛主席」這個稱呼已被叫習慣而繼續沿用以外，其他中共領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為「同志」，無論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還是「恩來同志」、「博古同志」，都未聞有誰將「書記」、「部長」一類頭銜與他們的名字相聯。集中在延安各學校學習的青年學生經常就馬列基礎知識和黨的領導人的報告，展開熱烈的討論，「他們無限崇仰『兩萬五』穿草鞋和會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隊伍裏，就天真爛漫得很，虔誠到了家，對自己的領袖人物更是從心裏往外熱愛他們，一想到烈士，就肅然起敬」。為了表示與舊社會一儀兩斷，許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艱苦的物質生活非但未減弱知識青年的熱情，相反，在這種充滿平等精神的新環境裏，他們體驗到心靈凈化的崇高，對中共的政治目標產生出更為強烈的認同感。在這個時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還比較自由，十月革命後蘇俄柯倫泰夫人的「杯水主義」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幹部率先「與傳統作徹底決裂」，上行下效，「打游擊」和「革命的戀愛」成為新生活的一項標記，[9-15]使得理想主義的氛圍更加濃厚。

然而1938—1939年後，隨著國共關係的惡化，延安與外界的聯系基本中斷，在封閉的環境下，延安的社會氣氛和精神生活領域開始出現重大的變化：

一、毛澤東有意利用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帶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為己服務，放縱康生在延安營造「肅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識分子無端失蹤的事件時有所聞。伴隨「肅托」陰影的擴大，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逐漸升溫，延安各學校原有的自由討論的學習活動漸漸轉變為對毛報告的歌頌，廣大知識青年的主動性逐漸消失，自贖意識與沮喪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幹部的沖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時的督導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舞會成為延安高級幹部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對領導幹部的安全保衛工作已制度化。各單位的領導多由參加過長征的老同志擔任，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習慣開始受到嚴厲的指責，批評知識青年的詞匯，諸如「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愈來愈經常出現在報刊和領導幹部的口中，成為籠罩在青年知識分子頭上的精神低氣壓。

三、戀愛自由逐漸受到限制。「杯水主義」現象顯然與差序等級制度相違背，作為一種「時尚」它在1939年就告結束，而代之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的、由領導介紹批準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忽然發現，他們已從青年烏托邦理想國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級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層！

從王實味給我們提供的延安兩個女青年的對話中，不難看出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的失望和激憤：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的××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麽呀——屁！好象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擺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的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只小雞，你看他多么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和這一切相對應，王實味又為後世提供了一幅伴隨革命「蛻化」，「新階級」破土而出的逼真畫面：

抗日前線的將士在浴血奮戰，「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在通宵達旦地舉行，「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看三色」⋯⋯[9-16]

作為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面對這一切，王實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鯁。他似乎十分懷戀1937—1938年那段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歲月，但他畢竟又信奉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于是王實味申明自己也屬于「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諫絕非為爭個人利益。他甚至對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度表現出最善意的理解，認為「對那些健康上需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只是處在當前「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許多人都失去最可寶貴的健康的時期」，為了「產生真正鐵一般的團結」，「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共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實味確實太書呆子氣了。他畢竟未親身經歷過1927—1937年的「現代農民革命戰爭」，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這些要求對于某些出身于農民的高干實在是強人所難。斗轉星移，中共雖然還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幾塊相對穩定的地盤，一些人已做不來與群眾「同甘共苦」、「吃一鍋番瓜湯」那類事了！雖然從總體上講，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幹部物質待遇的差別還不是十分明顯：大、中、小三灶伙食供應制度和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服裝供應制度，如果和1949年後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簡直不能同日而語，但為何王實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異類」呢？

真正使王實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產生疏離和異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為特征的、與高干地位相聯系的幹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高干至上」的濃厚的社會氣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裏一般都有組織分配專門照顧首長孩子的保姆，保護首長安全的警衛員，以及照顧首長生活起居的勤務員或公務員（負責為首長打洗臉水和洗腳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長的勤務員也由警衛員兼任，另有「伙夫」、「馬夫」各一人。[9-17]在范圍不大的延安城，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警衛員緊緊跟著首長和他們的家屬沿著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們也不難看到首長派來接愛人回家度周末的警衛員已早早守候在各學校、機關的門口。甚至連孩子們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輛由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前方將士的救護車，是「毛主席的汽車」。至于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棗園戒備森嚴，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這更是公開的秘密。1942年春，毛澤東派李卓然登門邀請塞克到其住處談話，被塞克拒絕，理由是「有拿槍站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澤東吩咐撤去崗哨，塞克才在鄧發的陪同下去見了毛澤東。[9-18]這一切在王實味和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離革命道義原則的有力證據，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義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為一個書生的王實味竟敢從抨擊「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現象進而試圖剖析產生等級差序制度的思想和歷史根源，間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鎮壓機關大權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發起了挑戰。

王實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絕非是纖塵不染的共產主義殿堂，在延安的陽光下，不僅存在著濃重的陰影，還有人「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證據之一，即是有人以「發揚民族美德」為等級差序制度辯護——而這類「民族化」言辭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王實味是一個十分敏銳的知識分子，他親自體驗了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後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感受到在社會氣氛方面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他不會忘記也40年延安理論界所發生的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正是隨著這類討論的展開，在「民族形式」的掩護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某些價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論及其實踐中。終于，王實味得出自己的結論：中國專制主義的舊傳統已嚴重侵蝕了中共的肌體，即使在延安，「舊中國的骯臟污穢也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而舊傳統一旦與以「必然性」面目出現的俄式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就構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等級差序制度的理論基礎。

王實味質問道，難道我們可以用「瞭解國情」，「尊重國情」作借口，遷就、迎合中國的落後傳統嗎？難道因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歡迎、保護黑暗嗎？王實味筆鋒一轉，忽將批評的矛頭直指毛澤東獨創的名言「天塌不下來」論：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下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底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

從四十年代初開始，毛澤東就愈來愈喜歡講「天塌不下來」，在形勢緊張，中共面臨困境時，毛愛談「天塌不下來」；在聞知黨內外有不滿意見時，毛更愛說這句話：

「有意見，你讓人家講嗎，天又不會塌下來！」，「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天塌不下來！」

「我勸同志們硬著頭皮頂住，地球照轉，天塌不下來！」

滿腔熱血的王實味慷慨陳辭：

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我們就須要以戰斗的布爾什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的產生，削減黑暗的滋長⋯⋯要想在今天，把我們的陣營裏一切黑暗消滅凈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滅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實味繼而警告道：

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麽安心罷。

王實味在1942年所發出的這番「危言聳聽」的預測，終于事隔四十九年後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原先稱作「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和東歐、蒙古各社會主義國家得到應驗，蘇聯甚至都已不復存在。

只是，王實味當時還指望毛澤東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實味再一次失望了：

「『大師』們不惟不曾強調這一點（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長——引言注），他們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覺去了」。

「其實，不僅睡覺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師』們對自己也就很寬容了。」

盡管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不著急，王實味卻憂心如焚。他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來」，向全黨貢獻出他的藥方：重振共產主義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義的基礎上建立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使共產革命充滿永久的動力。

王實味飽含激情，無限感懷地回憶起為實現主義而犧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圖用追憶殉道烈士的方式來喚起人們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義，用烈士滾沸的熱血來滌蕩革命隊伍中已經形成的帶有專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現象。王實味更期盼借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圣潔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漸喪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實味夢想中共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首先實踐關心人、尊重人、重視人的人道主義準則，讓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成為「新社會」的自覺原則。[9-19]王實味熱情歌頌青年的「純潔、敏感、熱情、勇敢」，呼吁當政者萬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愛和熱」而發出「牢騷」就厭惡、嫌棄他們。王實味不無沉痛地說：「延安的青年已經夠老成的了」，若再打擊他們（例如某個在墻報上寫文章的青年，遭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于半瘋狂狀態」），那麽這個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實味甚至「超現實主義」地做起類似武者小路實篤筆下的「一個青年的夢」，以為凡為人者，皆存一顆溫暖友愛的同情憐憫之心。他寫道：

我的理性和良心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為「炊事員同志」（盡管在延安稱伙夫為「炊事員同志」有些諷刺意味，因為即使不反對平均主義，也不會有「半個伙夫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9-20]

從抨擊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級差序制度的思想和歷史根源，進而再開出一付「民主」、「博愛」的療救藥方，王實味的論調在延安領導人聽來，的確太刺耳了！不僅如此，甚至聽來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國家蛻化論」！在這裏，他們的判斷并不錯，王實味的思想確實和毛澤東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

王實味鼓吹的「平等」、「博愛」觀念，從根本上說，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義哲學基礎上的「領袖至上」觀念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從王實味的人道主義思想出發，必然引發出人的主體精神的高揚；而確立「領袖至上」的觀念的首要條件就是削弱乃至消滅人的自主性，使人成為「齒輪和螺絲釘」。1942年的毛澤東正全力追求實現這個「宏偉」的目標，將全體黨員改造成「黨的（也即是毛的）馴服工具」，如果聽任王實味「蠱惑人心」的言論繼續擴散；勢必嚴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實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澤東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礙。

王實味呼喚平等，抨擊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澤東和享受等級制度之惠的老幹部的利益，至于王實味言論中滲透的對革命的幻滅感，若從毛的角度看，則有可能「侵蝕」并危及毛「打江山」的偉業。

1927年後，作為「現代農民革命戰爭」主體的農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動力，盡管因受俄式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使這場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農民革命戰爭」增添了許多新因素，但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造反」模式仍對中共武裝革命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不少參加這場「現代農民革命戰爭」的農民看來，「打江山」的意義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隨著毛澤東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軍隊後。這場「農民革命戰爭」的俄式共產主義因素就逐漸被烙有毛個人印記的民族化共產主義因素所置換。深受農民造反傳統浸潤的毛澤東。極為重視利用農民的感情、行為和愿望為自己「打天下」的偉業服務，毛在馬列主義的術語范圍內，轉換概念，引進大量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語匯和行為，使得中共軍隊既是蘇聯紅軍式的軍隊，又是一支具有濃厚中國傳統農民起義軍色彩的隊伍。作為適應戰時環境的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分配方法，和體現「論功行賞」傳統原則的延安等級差序制度就是這樣一種新舊雜揉的混合物。這個制度一經建立就受到農民出身的軍隊高級將領的普遍歡迎和敬重，至于受過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級文職幹部，也因它夾雜斯大林等級制的因素，而對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態度。如今王實味放肆攻擊被他們視為是未來革命成功後將要實行的權力與財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號，怎能不遭致高干們共同的憤怒？于是當某軍隊高級將領破口大罵王實味「反黨」時，那些具有留蘇背景的高級文職幹部，也紛紛口誅筆伐，聲討王實味「反列寧主義」。

毛澤東對等級差序制度的態度要比某些「武人」復雜的多。毛在等級制度問題上的看法是靈活的，其變化中軸點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統天下的偉業和他對權力的獲得與鞏固。從本質上說，毛澤東是中共等級差序制度的最大維護者，而當他的權力還未達到頂峰，或自感權力受到威脅時，毛往往又變成一個「反官僚主義」的急先鋒，只有在這時，毛才會釋放一些頭腦中的「虛無主義」，換上一付「小人物」保護者的面孔，然後煽動下層「反特權」，驅趕群眾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一俟目標實現或情況有變，毛則馬上翻臉，挑出幾個「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無政府主義」，將那些被愚弄的群眾和知識分子一網打盡。此種計謀毛一生屢試不爽，1942年則是牛儀初試。

王實味與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處在于，他不僅執著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想，和繼承發揚了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義的托洛茨基部分觀點的強烈影響。

作為近代歐美文明一部分的青年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想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傳統，在戰亂頻仍、國民文化素質低下的二十世紀中國，除了在五四時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數知識分子的興趣，猶如驚鴻一瞥，始終不曾在中國落戶。它和在第三國際指導下建立的中共幾乎毫無思想聯系，尤其隨著1927年國民黨屠殺中共的一聲槍響。中共歷史上的古典共產主義革命階段的終結，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對中共的影響已接近于零。王實味作為一個異數，他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主要來源于他對馬克思和其他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閱讀，以及在關讀基礎上的獨立思考。

王實味與托派的部分觀點存在共鳴也是一個明顯的事實。三十年代初期，王實味與托派有所來往，曾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的部分章節和被斯大林隱瞞的列寧（遺囑），對蘇共內部復雜、殘酷的斗爭有所瞭解。1937年王實味投奔延安，但頭腦中的「異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繪的「工人國家官僚化」的景象，連同輾轉傳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國案大審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實味，逼使他自覺或不自覺地拿起「蛻化論」這把標尺，來衡量延安所發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所見所聞正好與他頭腦中的「蛻化」影像完全重合！

注釋

[9-14]文白：《金色年華——馬列學院的八小時之外》，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89。

[9-15]宋振庭：《真理是樸素的，歷史是無情的——為長詩《于立鶴》再版說幾句話》，載嚴慰冰：《魂歸江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3。另「打游擊」是喻指戀愛對象的轉換猶如戰無固定限制的游擊戰一樣，經常處于變動之中，此種風尚一度流行于1937—1938年的延安。

[9-16]王實味：《野百合花》，載《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

[9-17]毛澤東不喜稱劉伯承從蘇聯紅軍條例中引進的「炊事員」「飼養員」這兩個洋名詞，而習慣使用具有「中國特色」的「伙夫」、「馬夫」的稱謂。

[9-18]黃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頁124。另據抗戰初期代表四川地方實力派楊森前往延安的杜重石回憶，當他在1938年初夏前往見毛澤東時，在毛的住處附近不僅見到哨兵，他更受到哨兵的「人身檢查」。參見杜重石：《風雨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頁38-39。

[9-19]王實味對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已有一定的認識，他曾在私下對一些人說過，「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蘇聯對于季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蘇聯在清黨時，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參見溫濟澤：《斗爭日記》，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頁188、192。在公開場合，他借毛抨擊「言必稱希臘」之話，回擊那些援引蘇聯也有特供制度而為延安特供制度辯護的人，要這些人「閉嘴」。

[9-20]王實味：《野百合花》，載《解放日報》，1942年3月23日。

三、風向突轉：毛澤東拿王實味開儀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與的》壁報上的其他言論一經問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轟動，一時間各學校、機關紛紛仿效中研院，也辦起了各種類似《矢與的》的壁報，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單位創辦或計劃創辦的壁報有：

西北局的《西北風》；

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整風》、《向日葵》、《心裏話》；

民族學院的《脫報》（脫者，「脫褲子」也）；

中央醫院的《顯微鏡》（擬創辦）；

延安學生療養院的《整風》[9-21]

這些壁報連同存在時間較久的中央青委《輕騎隊》壁報，構成了延安壁報群中的幾朵耀眼的浪花。

與此同時，各學校、機關「反官僚，爭民主」的浪濤正洶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員同情、支持王實味的觀點，研究院領導羅邁和張如心等成為眾矢之的；

延安大學也出現了民主「一邊倒」的局勢。在3月26日全體黨員大會上，與會者控訴了「個別領導同志，以主觀武斷的態度處理問題，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組織』、『尊重領導人的威信』等為借口變相地壓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講話和不愿講話的現象」，會議「打破了過去大家畏縮不敢發言的空氣，充分發揚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議，應以清算的方式，明確責任問題，「是非屬誰。責任屬誰，根究到底，必須得出正確的結論」。各支部代表一致認為：

領導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確的認識和主張上，若建立在別人不敢談話的基礎上，是非常危險的。[9-22]幾個還未完全「脫」盡率真之氣的黨員老知識分子，竟然也在一時高漲的「嗚放」空氣中翩然起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是三十年代初入黨的老黨員，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後重新加入共產黨。他在《矢與的》壁報上撰文，號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9-23]

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經歷過中央蘇區的黨內斗爭，講話就含蓄得多，他提議不要多追究個人責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勵青年「大膽發言，認真檢討」；[9-24]

已經奉命停課，或即將停課轉入整風的各學校，和已轉入整風檢查階段的各機關，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動蕩的局面，青年知識分子普遍要求「揭蓋子」和割領導的「尾巴」⋯⋯

此時的毛澤東又是何種反應呢？他是大暢所欲，抑或是「龍顏震怒」？據胡喬木回憶，當毛澤東看到在《解放日報》上連載的王實味的《野百會花》後，氣憤地「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毛當即給《解放日報》打電話，「要求報紙作出深刻檢查」。[9-25]毛澤東感到情況不妙；擔心運動將失去控制，迅速改變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的策略；在親自前往看過在《矢與的》壁報後，毛召集高干會議，決定拋出王實味作為靶子，先行將「自由化」打壓下去。[9-26]

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放出「反擊」的氣球，他抓住「立場」、「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箭」三個問題，向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發出嚴厲警告：

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9-27]

毛澤東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報》的頭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數青年幹部還未練就從報紙上觀察政治風向的本領，竟然將毛的警告置之腦後，繼續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對毛澤東發出的政治信號熟視無睹，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開動員整風大會的前夕，《解放日報》就分別刊登羅邁、張如心文章，[9-28]已從側面傳達了毛對他們的保護態度，只是在當時，王實味和中研院的絕大多數幹部根本沒有把這當成一回事。如果說上次的疏忽碰巧與毛澤東「放火燒荒」的意圖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羅邁這個昔日的政敵被群眾「火燒」一下，那麽當毛已改變主意，將王實味視為首要敵人之後，中研院再「炮轟」羅邁，就屬犯上作亂的行為了，只能增添毛剿滅自由主義的決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報》刊登毛澤東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發出有名的「四三決定」（即《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9-29]針對中研院整風出現的「自由化」傾向，特為「糾偏」而制定的。《決定》明確申明：整風必須在各部門的領導機關負責人領導下進行，不得以群眾選舉的方式，組織領導整風的檢查委員會；在檢查工作時，不僅只檢查領導方面的，而且要檢查下面的和各個側面的；每人都必須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9-30]「四三決定」的頒布不僅結束了短暫的延安之春，而且標志著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醞釀的幹部審查運動即將拉開帷幕（當時成立了以康生為首的「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整風不久將轉入嚴酷的審干肅反階段。

4月5日，《解放日報》刊登胡喬木起草的《整頓三風必須正確進行》的社論，胡喬木在社論中指斥整風已出現了「不正確的方法」，再次重復毛澤東3月31日發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擊王實味是「從不正確的立場來說話」，譴責王實味等的「錯誤的觀念，錯誤的辦法，不但對于整頓三風毫無補益，而且是有害的」。[9-31]4月13日，延安壁報的始祖，創刊于1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輕騎隊》壁報編委會在《解放日報》上作出初步檢討，與胡喬木關係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幾個青年已從胡喬木處獲知運動將轉向的信息。《輕騎隊》編委會的這份檢討正好與毛澤東的目標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普遍同情王實味而他卻不能將他們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殺一儆百，從此封住他們的嘴，繼而改造他們的思想，使其心悅誠服，老實就范即可。因此毛樂意讓《輕騎隊》壁報在認錯後過關，這也算是給中央青委書記陳雲的一個「面子」。4月23日。《解放日報》果真發表了《輕騎隊》編委會的《我們的自我批評》，他們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認自己的言論「助長了同志間的離心傾向」，「產生了渙散組織的惡果」[9-32]《輕騎隊》獲得瞭解脫。[9-33]

王實味此時并不知風向已變，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詞，繼續發表情緒激昂的演說，殊不知他已被毛澤東選中，即將被當作活祭推上燃燒看的火臺，成為警嚇眾「猴」的一只待宰之「雞」！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階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評壓力，暫時退避一旁的羅邁遵循毛澤東的「反擊」部署，從容躍入前臺。具有豐富的黨內斗爭經驗且十分熟悉毛澤東個性的羅邁，為了向毛顯示自己的忠心，先將中研院出現的「自由化」與王明、張聞天掛起鉤來，[9-34]再有條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實味斗爭。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實味的幹部，被驟然降臨的風暴嚇得不知所措，隨即為求自保，紛紛反戈一擊，或痛哭流涕檢討自己立場不穩，上當受騙；或義憤填膺，控訴王實味一貫「反黨」、「反領導」。一些人甚至作出與王實味「勢不兩立」的模樣，要求組織上嚴懲王實味。在這種群體性歇斯底裏的瘋狂狀態中，王實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斷升級，到了1942年6月，王實味的頭上已有三項「鐵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6月初，王實味突發書呆子「異想」，宣布退出中共，以為就此可以擺脫一切。但是，王實味又大錯特錯了，羅邁等絕不會允許王實味退黨，而是要將其開除出黨。他承認或不承認「錯誤」，更是無關緊要，他的歸宿早已由「上級」作了安排，作為一個難得的「壞人」標本，等待他的將是被捕入獄，即使王實味痛哭流悌，收回退黨聲明，承認自己的言論犯了彌天大罪，跪在中央組織部磕頭求饒，也絲毫無濟于事。[9-35]1942年11月後，王實味已處于隔離狀態，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9-36]從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帶出來向來延安的外國或國統區記者發表一番自唾自棄的說辭外，[9-37]王實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寫交代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興縣被康生下令砍了頭。

從毛澤東的角度看，整肅王實味，并下令在延安展開批王斗爭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爭達到高潮時，一位與王實味友善又與蕭軍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請求與毛關係較熟的蕭軍向毛代為說項，然而當蕭軍向毛陳述後，卻遭到了毛的斷然拒絕；毛并警告蕭軍不要插手。[9-38]

1942年春，王實味這頭從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澤東大為震驚，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實味們可以把一把大火燒到王明、博古一類的「大尾巴」上，誰知王實味等亂燃野火，橫掃一切，竟敢把矛頭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級差序制度，真可謂犯上作亂，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時，毛方體會到等級差序制度的「甜露」還不很久，毛愈來愈相信，等級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喚起農民「覺悟」，組成浩浩蕩蕩的「打天下」隊伍時，一個「階級斗爭」，一個「論功行賞」，無疑是壯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兩個最有效的武器，只不過「階級斗爭」是公開亮出的旗號，另一個則是在內部實行的方法。王實味向等級差序制度挑戰，影射、諷刺這是舊中國的「污穢」，渙散人心，居心叵測，只能使青年知識分子頓生革命的「無意義感」，無疑是企圖摧毀革命。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毛澤東才勃然變臉，全然不顧自己曾抨擊過延安「首長至上」的現象，以及大力鼓勵青年知識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實，厲聲譴責起王實味的「絕對平均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毛也發現，利用自由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是一種格外需要小心駕馭的、充滿巨大風險的政治游戲，不到絕對必要時不能輕易操之，否則極易引火燒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顯出一副衰相，雖說國際派仍是毛在黨內的頭號敵人，但毛已再無必要利用王實味之流來圍剿王明。當然，事情既已發生，也無需驚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機，因勢利導，同時開展「兩條戰線的斗爭」，將自由主義和教條主義一鍋煮，把反王實味的斗爭轉化為一場整肅「異端」的運動，這也可叫做「將壞事變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剛落下。審干肅反的鑼鼓就已敲響！最後在審干戰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澤東干脆關閉中央研究院，把「紅色教授」們全部趕進中央黨校去受審。

總之，王實味是在劫難逃，延安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這已置放好斷頭臺的革命廣場上經歷一場紅色風暴的洗禮，以實現脫胎換骨的蛻變。當然，最不幸的還是王實味，雖說每一場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實味的毀滅卻因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計謀的犧牲品而格外令人扼腕同情。毛澤東決定拿王實味開儀，挑選在當時社會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爭靶子，而有意放過了和王實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種深謀遠慮的考量：若在延安打擊1936年底就投奔陜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作者丁玲，勢必將在國統區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學生中引起極大震動；而清洗王實味，則猶如下一場「毛毛雨」，最多地皮濕一層，稍刻就會蹤影全無，不致嚴重削弱國統區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學生對延安的向心力。盡管毛澤東政治行為中的功利主義的性質在王實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勢利眼，也就不能單單責怪毛澤東的老謀深算，工于心計。毛澤東的策略果真獲得了成功：雖然國民黨當局圍鐃王實味事件出版了小冊子，王實味的命運也曾引起國統區一些文化人的關注，但是王實味的名氣畢竟不很大，而國統區的嚴重腐敗使更多的人把國民黨在王實味事件上的反應視為是老生常談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實味終于被歷史塵封了。

注釋

[9-21]「學生療養院」為幹部療養院的代號，即如中央黨校的代號曾為「中山圖書館」，機要通訊局的代號為「中央農委」。

[9-22]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83。

[9-23]李維漢：《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載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頁485。

[9-24]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89。

[9-25]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449。

[9-26]這次由毛澤東主持的高干會議召開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藝界參加的只有周揚和丁玲兩人。會議的議題是批判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曹軼歐（康生妻子）、賀龍等在發言中都嚴厲指責了丁玲。毛在會議總結中將丁玲與王實味區分了開來，聲稱丁玲同王實味不一樣，丁玲的文章有建議，雖說也有批評，而王實味則是托派。參見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載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62；另據戴晴稱，1943年賀龍曾在大會上「把《三八節有感》的作者罵為『臭婊子』」，參見戴睛：《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頁102。

[9-27]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頁91。

[9-28]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報》刊登羅邁影射攻擊張聞天的文章《要清算幹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3月17日又刊登張如心不指名攻擊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義，開展反主觀主義的斗爭》一文。

[9-29]李維漢語，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頁486。

[9-30]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364—66。

[9-31]《整頓三風必須正確進行》，《解放日報》社論，1942年4月5日。載《胡喬木文集》，第1卷。頁57。

[9-32]《輕騎隊》編委會：《我們的自我批評》，載《延安文萃》，上，頁57。

[9-33]據當年參加《輕騎隊》壁報的李銳稱，《輕騎隊》沒有編委會，在聞知胡喬木對《輕騎隊》的意見後（胡責成《輕騎隊》成員童大林對編輯方針的錯誤作出檢查），許立群對《輕騎隊》的「錯誤」作了長篇檢查，胡喬木讓童大林對原文作了壓縮，將《輕騎隊》的檢查送給毛澤東過目，毛給文章加上《我們的自我批評》的標題，發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報》。參見宋曉夢：《李銳與延安《輕騎隊》》，載廣州《嶺南文化時報》，1998年9月10日。雖然《輕騎隊》檢討文章稱，「我們決心把第二年的《輕騎隊》來一個徹底的改造」，但事實上《輕騎隊》已壽終正寢，再沒復刊。

[9-34]羅邁在1942年4月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高級組會議上發言，將中央研究院整風中出現的「偏向」歸咎于「過去教條主義的教育」，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頁486。一年後，張聞天對王實味問題也作了檢討，他在《整風筆記》中寫道：由于「放松了對各種錯誤思想的斗爭，以致如王實味一類的反動思想在整風開始後，得以取得全院絕大多數人的同情」，「我曾經想在馬列學院內創造一種新的學風，新的黨風，而結果卻發展了教條主義，自由主義與黨八股。這種學風，黨風與文風，正是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特務分子所歡迎的」。引自唐天然：《有關延安文藝運動的「黨務廣播」稿》，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頁187。

[9-35]參見溫濟澤：《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頁7。溫濟澤是當時中央研究院黨總支工作人員，寫過一篇記述中研院斗爭王實味大會的《斗爭日記》，發表于《解放日報》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後，溫濟澤為平反于實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訴工作，在溫濟澤和其他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實味冤案得到徹底平反。

[9-36]凌雲（中社部當時的工作人員，曾參與審訊王實味，八十年代曾任國家安全部部長）：《王實味的最後五十個月》（1993年5月），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頁74。據凌雲稱，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要周提供有關王實味等是「托匪」的資料，「但周的復電沒有提供任何對康生有用的材料」。

[9-37]《新民報》記者趙超構在1944年5至7月參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記者參觀團，返回重慶後，寫了《延安一月記》，記述了他見到王實味的情景。趙超構寫道，王實味對中外記者說，他「在休養中」，王實味「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的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參見趙超構：《延安一月記》，載王克之編：《延安內幕》（上海：經緯書店，1946年），頁52、51；另據凌雲稱，讓王實味見中外記者是黨中央的指示。王實味是由中社部的幹部陪他去見記者的，當時「王實味還是顧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後，王實味「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說當眾承認是托派『是自我犧牲，是被迫的』」。參見凌雲：《王實味的最後五十個月》，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頁78。

[9-38]蕭軍對張毓茂的談話，參見張毓茂：《我所知道的蕭軍先生》，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頁139—40。

四、毛澤東為什麽要給延安文化人套上「轡頭」？

1942年春王實味事件的爆發及其巨大反響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王實味的擁護者和最忠實的聽眾基本上是那些前來延安的「文化人」，而在這些人當中，文藝界人士又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毛澤東十分清楚，王實味事件絕非是一孤立、偶然的事件，王實味的言論集中反映了延安文藝界人士的不滿情緒，代表了他們的觀點、態度和立場，毛聯想到延安文藝界多年來存在的問題，判斷在延安文藝界存在看一股反叛的潛流。

延安文藝界果真有反叛的跡象嗎？毛澤東的估計顯然過于嚴重了。從1937—1941年，延安的文藝界人士想黨之所想，急黨之所急，自覺服從中共的政治需要，積極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延安文藝界以街頭詩，活報劇，木刻版畫，大標語，大合唱等文藝形式和小說、劇本的創作，熱情歌頌抗戰和八路軍、新四軍，抒發對延安和敵後根據地的熱愛，同時還根據中共的宣傳口徑，批評、抨擊國民黨。在黨組織的支持下，一些作家還將自己的作品投寄給在國統區創辦的左翼文藝刊物，中共在國統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也不時刊登延安作家的小說和詩作。在國統區刊物上發表的延安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向往中共和延安。

延安文藝界對毛澤東也顯示出充分的尊重。一度掛名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的毛澤東曾多次在魯藝發表演講，在和魯藝師生的接觸中；毛表現出虛懷若谷的姿態，贏得文藝界人士的普遍好感。1938年春，途經武漢轉赴江南新四軍的一位署名「大漠」的青年，特將他所記錄的毛澤東在魯藝的演講稿整理成《毛澤東論魯迅》，投寄給胡風主辦的《七月》，此文在武漢的發表使毛澤東在中共領袖的身份之外，還增添了「革命文學理論家」的色彩。[9-39]1939年底，毛澤東在和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交談時提到延安文化活動不夠活躍，提議排演曹禺的《日出》以豐富延安的文化生活。[9-40]戲劇界人士聞風而動，經過二十多天的突擊，于1940年元旦正式公演了《日出》；不久又在胡喬木的「關懷下」排演了《雷雨》、《欽差大臣》等一批中外名劇，受到毛和延安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歡迎。[9-41]文藝界人士不曾想到，兩年後，毛澤東會改變態度，將遵照他個人指示開展的所有這一切指責為「脫離群眾」、「關門提高」、「頑強表現小資產階級情感」的行為。

盡管延安文藝界為宣傳中共政治路線竭盡了全力。但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并不真正滿意。他敏銳地感到在文藝界存在看一股與正在形成的新權威相對立的離心傾向，而這種離心傾向，在毛那裏可以簡化為兩句話：文化人不聽話，不尊重領導。

如果說「不聽話、不尊重領導」是指文藝界人士在服務于黨的政治目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某些個人獨立性和原有的審美習慣、語言特點和生活習性以及文藝家獨立不羈的個性風格，那差不多是事實：

在這一時期，文藝界人士雖然尊重毛澤東，但并沒有把毛澤東視為中共唯一領袖，尤其沒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藝問題、可以指導自己創作的理論大師。不少文藝家還未養成尊重黨在文藝方面領導人的習慣。一些來延安前就有較高成就的文藝家，「孤芳自賞」，獨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藝界領導同志」周揚放在眼中，經常對周揚的領導作風反唇相譏。

在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文藝界人士中，許多人還帶著原有的小圈子的色彩，在延安就有以周揚為首的「魯藝派」和以丁玲為首的「文抗派」兩個攤子。1939年，周揚擔任「魯藝」副院長，實際主持魯藝工作，在周揚的周圍逐漸聚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沙可夫、沙汀、劉白羽、林默涵、賀敬之等。1939年5月，經張聞天同意，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文抗」）成立，主要成員有丁玲、蕭軍、舒群、艾青、白朗、羅烽等。兩個攤子互相排斥，勢如水火，經常在延安打筆墨官司。1941年6月17至19日，周揚在《解放日報》發表《文學與生活漫談》，他以領導者的口吻指責延安一些作家說：「他們寫不出東西卻把原因歸之為沒有肉吃」。8月1日，蕭軍、艾青、舒群、羅烽、白朗在爭取到毛澤東的同意後，在延安「文抗」機關刊物《文藝月報》著文（此文寄給《解放日報》，但被退回），指斥周揚既「有自己的小廚房可以經常吃到肉」，卻無端貶低其他人只知和首長鬧平等爭肉吃。蕭軍憤然寫道：「到延安來的都不是為了來吃肉，是為了來革命；正如周揚到延安來不僅僅是為了當院長（魯藝），吃小廚房和出門有馬騎⋯⋯一樣」。[9-42]在這些紛爭的背後，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創作思想的分歧。周揚稱「魯藝派」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派」主張「暴露黑暗」。[9-43]延安文藝界的這些紛爭似乎表明延安的文化人還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間裏，一句話，延安的文藝界仍然沿看過去的軌道運行，在逐漸形成的毛的「新秩序」下，文藝界自成天地，儼然是一個世外桃源。

其實，文藝界的「不聽話」并非有意與毛澤東的「新秩序」對抗，而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殘陽余韻和正旭日東升的毛主義的不協調而迸發出的火花。

「紅色的三十年代」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由對西方制度的懷疑、動搖而產生的幻減感和深刻的精神危機，促使西方一部分知識分子將人類的前途寄托于斯大林進行的蘇聯共產主義試驗上，因此，從三十年代初至1939年蘇聯參與瓜分波蘭前，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紛紛向左轉，而在向左轉的知識分子中，情感豐富，且對政治和社會生活變化最具敏感性的文學家又占有最大的比重。

和歐美作家從三十年代初才逐漸左傾有所不同的是，中國作家的向左轉則早在二十年代後期就開始了。由于中國知識分子生存的環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惡劣，左翼作家普遍將文學作為參與社會改造的特殊工具，賦予文學以巨大的社會批判的功用。作為中國險惡的政治和社會生態環境的產物，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左翼文學，一方面繼承了五四新文學關照社會現實和直面人生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俄羅斯文學深厚的人道主義的精神，表現出強烈的社會批判性和激進化傾向。

中國左翼文學的另一特點是，左翼作家根少像他們的歐美同行那樣以獨立的個人形式向社會陳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結成比較緊密的集團，以集團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文學和政治主張。受逐漸斯大林化的蘇聯共產黨文藝政策和領導方式的影響，中共在1928年後將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組織以上海為中心的「普羅文學」運動上，并在1930年2月領導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文藝的集團化固然可以形成風潮，在吸引追隨者方面發揮特殊作用，但也易于引發文藝家之間的糾紛和沖突。盡管瞿秋白、魯迅、胡風、馮雪峰、周揚等以「左聯」為依托。集合了大批的知識青年，使左翼文學的隊伍越益壯大，但中國文藝界從此也就埋下了長期紛爭的種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加劇了國內局勢的動蕩，加之俄式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廣泛傳播，中國左翼文學得到蓬勃的發展，蔣光赤、柔石、葉紫、蕭軍、蕭紅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們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強烈的社會關懷，引起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下層知識分子的普遍共鳴。貧窮至極的生活和對國民黨統治下社會現實的不滿，將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學的行列中，促使他們走上用文學反抗社會的道路。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創作具有社會批判內容的詩歌、小說、劇本成為知識青年和大中學生顯示「革命精神」和自我價值的一種時尚。三兩個朋友，湊一、兩百元錢就可以自費創辦一份文學刊物，如果再將幾篇作品結集印成小冊子，一個作家或詩人也就誕生了。盡管國民黨當局也曾頒布「圖書審查條例」，但是國民黨圖書審查的重點對象只是魯迅、胡風、茅盾、丁玲等少數著名作家，對活動在上海租界內和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圖書審查條例」形同空文，幾乎不產生作用。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家多如過江之鯽，文學青年則更是不可計數。當然，作品有高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響大小之區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魯迅、巴金等主辦的刊物選用，再經胡風、周揚等革命文藝理論家為之點評，那麽，該作者從此就名聲大震，頓時從一般文學家中脫穎而出，成為有影響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榮的作家畢竟不多，多數人盡管已出版了數本創作集和譯著，但知名度并不高，除了作家周圍的朋友圈子，一般讀者是很少與聞的。

對于所有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藝家，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現實是令人窒息和不堪忍受的，與此相映照的則是蘇聯小說中展現的和在自己頭腦中存在的莫斯科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學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對新社會的渴望，最終將大批左翼文藝家吸引至中國的莫斯科——延安。

對于理想主義和烏托邦新村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藝家并不陌生，除了早在書本上與之神交外，部分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還親身體驗過。以作家碧野為例，出身貧窮而酷愛文學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無分文只身來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與十一個境況相近的青年組成了一個共產主義新村寄住在潮州會館。這些青年或寫詩作文，或在北京大學旁聽和去圖書館看書，過著極為貧困，但卻是「有衣同穿，有飯同吃」的生活。在他們的腦海裏，延安正是這樣一個和他們心目中景仰的、「克裏姆林宮塔尖上的紅星光芒」照耀下的蘇聯完全相似的理想國，在那塊土地上，充滿著社會正義的原則，人們個性自由，到處都可以「自由呼吸」。[9-44]所以不少左翼文藝家「到延安一進邊區，就匍匐在地上親吻土地」。[9-45]詩人柯仲平更直接將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9-46]

從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個別名氣較大由延安指名調入的人之外，絕大多數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識分子，只有少數人讀過大學。這些名氣不大的作家和藝術家，甫抵延安一身輕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為了發展實力，對來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禮賢下士」，毛澤東更是真真假假，對延安文藝界取得的成績滿口稱贊，甚至還和一些文藝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藝家們陶醉了。

這是一批「單純到透明」的青年人，盡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質生活極為艱苦，但是他們毫無怨言，只把延安視為中國的莫斯科。現在他們又傳唱著這樣一首蘇聯歌曲：

人們驕傲地稱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

有這稱呼各處都是家庭，

無非（分）人種黑白棕黃紅。[9-47]

然而，毛澤東與延安文藝家的「蜜月」僅維持了兩年。隨著毛的政治地位日趨加強，和延安等級差序制度的逐漸形成，以毛澤東和紅軍老幹部為一方，與以赴延安左翼文藝家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漸公開化了。

逐漸地，延安的文藝家對一些老幹部和老紅軍的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看不順眼了，許多青年文藝家竟發現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無文化，更不懂馬列主義理論，個別人開口「媽個×」，閉口「媽個×」，但卻會擺「首長」的架勢。于是他們開始拿起筆，批評起延安生活的陰暗面。

毛澤東和紅軍老幹部對文藝家的不滿則主要集中在文藝家的「無組織、無紀律」和個性的狂放不羈方面。1940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辦的文學刊物《谷雨》上發表批評延安官僚主義的著名小說《在醫院中》，毛澤東沒有說什麽，但已對丁玲嚴加注意。1942年2月17日毛澤東、王稼祥等參觀華君武等主辦的《諷刺畫展》，毛雖對畫展有所稱贊，但在約華君武談話時，卻要求華君武在漫畫創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并舉華君武一幅發表在《解放日報》上談植樹的漫畫，說「不要籠統說延河旁所有植的樹都枯死了，應當說是那一段地點的樹，植得不好」。[9-48]

如果說毛澤東對延安文化人的不滿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麽一些老幹部的不滿則來自于對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懷疑和歧視。許多紅軍老幹部從未進過城市，更長期生活在疑懼知識分子的環境中，[9-49]抗戰之初，一經接觸滿口新名詞、思想和生活習慣與己迥異的知識分子，雖覺新鮮，但為時不久，隔閡即生，生怕這些見過大世面的城詩人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的念頭再度復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懷疑、恐懼知識分子的蝸牛殼。

作為志在奪取天下的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自然有別于某些目光短淺的軍中老幹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數軍中高級將領，如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羅榮桓、葉劍英、陳毅、徐向前、關向應等都十分重視、尊重知識分子，工人出身的關向應因嗜讀魯迅作品，有「小魯迅」之稱。對知識分子抱有偏狹態度的只是個別高級將領和軍中中下級幹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藝家，另一方面又恐駕馭不住文藝家，因而一段時間內，毛的態度搖擺不定，既投之以餌，間或鼓勵撫慰一番；又從內心深處鄙視舞文弄墨、吹拉彈唱的文藝家；更厭惡于彼等日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態，故時不時對文藝家旁敲側擊一下。只是這群文藝家舊習難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年後對文藝家越發討厭。據師哲回憶，一次他在陪毛澤東從楊家嶺出來在延河灘散步時，正巧碰上一位作家，只見他手執拐杖不停飛舞，見到毛澤東打了個招呼，仍繼續擺動手中的拐杖，遇到馱鹽的毛驢隊，仍然如是。毛澤東極為氣憤，向師哲道，「這是流氓行徑，目中無人。⋯⋯只是因為他認識幾個方塊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裏，坐在人民的頭上顯威風⋯⋯目空一切，擺臭架子」！[9-50]當年在延安文藝界人士中有用拐杖習慣的只有蕭軍、塞克等數人，他們又何嘗能想到，被自己稱為「知己」的毛澤東，對自己的冒失和莽撞會如此憤怒，竟然在師哲面前將其罵作「流氓」！

更為嚴重的是，毛澤東對延安文藝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對張聞天的不滿摻和在一起，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趨復雜化。

張聞天是繼瞿秋白之後中共黨內對文藝問題有專門研究的極少數高級領導人。張聞天青年時代曾直接從事過文學創作，他具有比其他中共領袖豐富得多的文學素養和較高的藝術鑒賞力。抗戰以來，張聞天作為中共文宣方面最高負責人，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就文藝問題發表意見，但是張聞天在有關文藝的幾個重要問題上的觀點和毛澤東的看法并不一致。

關于新文化的性質問題。張聞天在1940年1月5日至7日作的《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又稱《文化政策》）的報告較毛澤東提前四天，對新文化的性質作了具體闡釋。張聞天認為所謂新文化，它應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9-51]在這裏，張聞天將「民主的」單獨列出，表明他對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視。然而毛澤東在也年1月9日作的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以後改名為《新民主主義論》的報告卻對此問題話焉不清。毛澤東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澤東將「大眾的」等同于「民主的」，是疏忽抑或是別具用心，人們不得而知。但顯而易見，「大眾的」決不能取代「民主的」，因為「大眾的」既有專制愚昧的內容，也可有民主科學的內容，毛以「大眾的」代替「民主的」，實際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質。

關于「大眾化」、「中國化」的問題。張聞天早在1937年11月就初步接觸到這個問題。1940年1月，張聞天針對延安文藝界已出現的孤立強調通俗化的傾向，明確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張聞天強調，「無論如何，現代文藝的各種形式比較中國舊文藝的形式是進步的」。[9-52]張聞天的上述言論是對在毛澤東鼓勵下正在興起的復歸舊傳統傾向的一次回擊。

關于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毛澤東扣之以「對知識分子采取宗派主義極左態度」的張聞天等人，在對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個性特點、生活習慣等方面都表現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態度遠較毛澤東溫和。張聞天在1940年10月10日代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起草的《關于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中，要求「糾正黨內一部分同志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他指出：「愛好寫作，要求寫作，是文化人的特點」，「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對文化人的最大鼓勵，是他們的作品的發表」，因此，「應該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件」，「應該在實際上保證他們寫作的充分自由」。張聞天進而提出，為了「保證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與寫作時間」，「（文化）團體內容不必要很嚴格的組織生活與很多的會議」。至于對作家的批評，「應采取嚴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寬大的立場，力戒以政治口號與偏狹的公式去非難作者，尤其不應出以譏笑怒罵的態度」。[9-53]張聞天的上述較為開明的意見，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他的影響，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時的經驗。相比較于毛澤東，張聞天更熟悉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發展的歷史。盡管張聞天不能徹底擺脫中共黨內長期存在的反智主義傳統的影響，但是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上，張聞天以及博古等人卻比毛澤東多了一分寬容，而少了許多農民式的狹隘。[9-54]1943年，正是由于張聞天和博古的保護，才使1941年11月投奔延安的五四時期的著名詩人高長虹免遭中央社會部的逮捕。[9-55]而張聞天在有關黨的文藝政策及對知識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見，在整風運動期間，都被毛澤東斥之為「自由主義」而遭到嚴厲的指責。[9-56]

如果說1941年前，毛澤東因忙于應付內外形勢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無暇顧及文藝問題，對張聞天的一些與己不同的看法還能容忍的話，那麽到了1942年當毛已騰出手時，他就再也不能允許張聞天就文藝問題說三道四了。

于是，王實味事件的爆發，就成了毛澤東整肅延安文藝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澤東決心利用這一「反面典型」，擴大戰線，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勞永逸地解決文化界的所有問題，最終確立自己作為文藝界大法師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注釋

[9-39]胡風：《一點回憶》，載《胡風晚年作品選》（南寧：灕江出版社，1987年），頁81—82。

[9-40]艾克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延安文藝運動》，載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頁408—409。

[9-41]艾克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延安文藝運動》，載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頁408—409。

[9-42]張毓茂：《蕭軍傳》，頁230—31。

[9-43]參見周揚：《與趙浩生談歷史功過》，載《延安文藝回憶錄》，頁35、38。

[9-44]碧野：《人生的花與果》，載《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2期，頁54—63。

[9-45]參見周揚：《與趙浩生談歷史功過》，載《延安文藝回憶錄》，頁36。

[9-46]參見王琳：《狂飆詩人柯仲平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2年）頁416。

[9-47]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5—6。

[9-48]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67；華君武：《延安的漫畫活動》，載孫新元、尚德全編：《延安歲月——延安時期革命美術回憶錄》（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頁137—38。

[9-49]仇視和亂殺知識分子最嚴重的是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及鄂豫皖、川北根據地。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偽裝成文盲，唯恐因識字而遭清算，參見《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頁111；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還有一個輕蔑的稱謂，叫作「白腳桿」。參見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126。

[9-50]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37。

[9-51]張聞天：《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與今後任務》，載《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2—54。

[9-52]引自程中原：《張聞天論稿》（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46—47、349。

[9-53]《張聞天選集》，頁290-93。

[9-54]據在延安《解放日報》與博古同過事的丁玲、舒群等人的回憶，博古對待下屬親切隨和，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遭到來自楊家嶺方面的指責時，博古一般都率先承擔責任，從不對下屬橫加指責。1942年4月初，當丁玲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批判王實味的高干座談會上，遭到賀龍、曹軼歐等人猛烈攻擊時，博古悄悄坐到了丁玲身旁，寬語安慰了丁玲。事隔四十年後，當丁玲回憶起當時情景時，還禁不住寫下她對博古深深的感激。博古也保護過《解放日報》副刊編輯陳企霞。參見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載艾克思編：《延安文藝回憶錄》，頁62。另參見陳恭懷：《陳企霞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頁181。

[9-55]言行：《高長虹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4期，頁198。

[9-56]《關于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的經驗介紹》（1943年4月22日黨務廣播），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頁188、138。

五、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毛澤東「黨文化」觀的形成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是得到全黨公認的首屈一指的學問大家。毛具有黨內無人企及的極其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他不僅極其熟悉并愛好唐詩宋詞、《昭明文選》、紅樓、水滸、三國、野史稗記一類古典文學，同時也嗜讀魯迅雜文，然而毛對魯迅之外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卻很少涉獵，一是興趣不大，二是長年深居軍中無機會閱讀。毛對外國文學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有兩個來源，一是他的助手為他準備的列寧、斯大林有關文藝問題的部分論述，第二是他在周揚、胡喬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上海左翼文藝活動的背景資料基礎上所作的總結。

毛澤東在文藝方面的主要顧問是周揚和胡喬木這兩個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馮雪峰。和張聞天、博古、楊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與上海左翼文藝界幾乎毫無聯系。1933年底，與魯迅關係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的馮雪峰從上海到達江西瑞金，毛澤東曾約見馮雪峰，兩人進行過一番有關魯迅的著名談話。[9-57]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澤東在政治上最為失意的時候，毛除了向馮雪峰打聽魯迅的情況，對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動并無很大興趣。毛與擔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副校長的馮雪峰也很少接觸，更談不上彼此間已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在這個時期，中共文藝工作的元老、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教育部長的瞿秋白雖和毛澤東偶有接觸，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雙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無雅興討論文藝問題。遵義會議後，面對繁重的軍務與急劇變化的形勢，毛澤東更是無暇顧及文藝問題。

長征結束後，毛澤東、張聞天等決定啟用馮雪峰，讓其秘密赴滬執行一項特殊任務，此時中共生存乃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文藝工作一時還排不上主要議事日程。1936年4月上旬，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指派馮雪峰攜電臺和活動經費秘密返回上海，臨行前，周恩來、張聞天向馮雪峰交代的任務是，在上海建立電臺，與沉鈞儒等上海救國會領袖取得聯系，重新恢復中共在上海的組織和情報系統。「附帶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動。[9-58]1936年一月25日，馮雪峰抵滬，遵照張聞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魯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謹慎，馮雪峰返滬後，沒有立即與以周揚、胡喬木為首的中共文委系統取得聯系（馮雪峰相信陜北有關中共在滬地下組織已全部被國民黨破壞的說法），4月27日馮雪峰與魯迅、胡風商議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隨即以魯迅為一方，和以周揚為另一方的「兩個口號」的論爭正式爆發。

馮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雖銜重大使命來滬，但是馮的興趣仍在他過去領導過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領導、組織了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後，馮雪峰就將有關中共組織與情報工作交由潘漢年等承擔，他自己則將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1937年1月馮雪峰返陜北向毛澤東等匯報後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將中共上海臨時委員會全盤工作向劉曉作了移交。至此，馮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份即告結束。然而由于馮雪峰曾疏遠周揚而與魯迅、胡風關係密切。已觸犯了周揚等人，激起了周揚等的極度不滿，周揚等產生了被拋棄、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絕與馮雪峰見面。[9-59]

七七事變爆發後，周揚、艾思奇、何干之、王學文被指名調往延安，不久周揚被任命為邊區教育廳長，旋又被任命為魯迅藝術文學院副院長，實際主持魯藝的工作（魯藝院長為吳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這樣就和毛澤東建立起工作上的聯系。恰在這時，馮雪峰因與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負責人博古發生嚴重爭執，一氣之下，竟向潘漢年請長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鄉浙江義烏，脫離中共組織關係長達兩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東南局恢復了組織關係。馮雪峰此舉帶來嚴重後果，毛澤東從此埋下了對其反感、厭惡的種子，而周揚則在延安與毛的關係日益接近，周揚的才干逐漸引起毛的注意。

周揚原名周起應，最早是以俄蘇文學翻譯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嶄露頭角的。自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瞿秋白、馮雪峰相繼進入江西中央根據地後，周揚就成了左聯和中共文委的領導人。1935年2月，周揚躲過了國民黨對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毀滅性大逮捕，與夏衍、胡喬木等組織了中共臨時文委，團結了一百余名文化界的中共黨員。但此時周揚領導的中共臨時文委實際上已和長征中的中共中央毫無組織聯系。在「左聯」前期，周揚曾譯過幾本介紹蘇聯文學、音樂的讀物，編譯了《高爾基創作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和周立波合譯過一本介紹蘇聯大學生生活的長篇小說，但基本上沒有自己創作的文學作品問世，因而曾被魯迅諷刺為「空頭文學家」。但是，周揚卻因政治傾向的因素和對俄蘇文學的愛好，對俄國十九世紀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學理論，以及蘇聯共產黨文藝政策及日共文藝理論十分熟悉。1937年周揚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譯著《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寫過一些介紹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文章，因此當周揚赴延安時，除了翻譯家的頭銜外，他已獲有「文藝理論家」的聲譽。

周揚的「文藝理論家」的身份，在延安得到重視。在1937年後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間，盡管作家、詩人、藝術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藝理論家」卻寥如晨星，尤其周揚還有前中共上海臨時文委領導人的政治身份，所以周揚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揚緊密配合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的有關指示，經常在《解放》周刊、《新中華報》發表闡釋文章。[9-60]由于周揚善于引述列寧、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言論為毛的論點作注腳，周揚逐漸贏得毛的信任，在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藝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揚為確立自己在毛澤東那裏的地位而努力奮斗時，周揚昔日的朋友胡喬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喬木在滬活動期間，是躲在「左聯」和「左翼社聯」幕後活動的一個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雖然胡喬木并沒有寫出有較大影響的作品，但他卻是1935年以後以周揚為首的中共上海臨時文委的主要成員，與周揚有著密切的關係。1936—1937年，胡喬木經歷了周揚與馮雪峰等的對立與沖突。是屬于周揚派的主要成員，但胡喬木在「兩個口號」論爭中較少出頭露面，因而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喬木雖較周揚早幾個月進入陜北，但長期被留置在安吳堡青訓班，和在延安正日漸走紅的周揚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喬木調入毛澤東身邊做政治秘書，情況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胡喬木的地位迅速超過了周揚。由于胡喬木對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動的歷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瞭解文藝問題的主要顧問之一（江青也起類似的作用），而胡對「左聯」內部矛盾等問題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

1939年胡喬木調回延安，胡喬木與周揚在延安又有了經常接觸的機會。此時胡喬木已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周揚則在精心研究如何運用列寧、斯大林有關文藝問題的論述為毛澤東構筑文藝理論。周揚集中精力翻譯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試圖從這位俄國革命文藝理論家那裏發掘出「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信條。然而周揚對毛作出的最大貢獻無疑是他精心編選的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魯迅等論文藝的語錄。[9-61]

周揚、胡喬木對毛澤東的另一個重大幫助則是向他介紹有關「兩個口號之爭」。對于「兩個口號」的爭論，早在1937年1月，馮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時，毛澤東就有所瞭解。1937年9月後，周揚、艾思奇、王學文等抵達延安後，毛澤東又從另一方（「國防文學派」）那裏，詳細瞭解了雙方的觀點及其有關背景。1938年5月，毛澤東還與「國防文學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詳細交談。從陳伯達處，毛更瞭解到既非周揚派，又非魯迅、馮雪峰派的第三種看法。在周揚與魯迅兩種對立的觀點間，盡管毛澤東較傾向于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而不大欣賞「國防文學」這個烙有王明印記的文學主張，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毛澤東畢竟不是文藝家，他根本無意拘泥于這種文人間的無謂的爭論，毛所關心的是「國防文學」的口號確實有助于實現文藝家的抗日統一戰線，而眼下幫助自己構筑文藝體系的正是這幫「國防文學派」。現在，提出「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口號的魯迅已經作古，馮雪峰又目無組織私自離隊，胡風雖然在國統區十分活躍，然此人既非中共黨員，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澤東毫無必要為了已死的魯迅而拋棄周揚。于是毛澤東一錘定音：兩個口號無優劣之分，皆是革命口號，[9-62]毛澤東并在私下對周揚說，魯迅也有「黨八股」，[9-63]對周揚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對于魯迅，毛澤東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義的態度。從讀者的角度，毛固然驚嘆、欽佩魯迅對中國歷史、社會和中國國民性的深刻認識和尖銳的剖析，毛也激賞魯迅對三十年代左翼文藝家種種淺薄所作的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但是，毛澤東在閱讀魯迅作品時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領袖的角度，從這個角度出發，魯迅對于毛澤東有時就顯得并不可愛。魯迅蔑視一切權貴的個性和獨立不羈的精神雖然可以與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溝通，但毛決不認為，在延安也需發揚這種精神。至于魯迅倡導的抨擊時弊、揭露丑類的雜文形式，毛明確無誤地表示，在共產黨區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鑒于魯迅對毛的價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將魯迅和魯迅的遺產修改成適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樣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魯迅打擊左翼文化人的「虛狂」；另一方面又要創作出魯迅如何「服從共產黨領導」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魯迅來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這樣的需要，毛澤東才看中了被魯迅鄙視但對自己言聽計從的周揚。與魯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魯迅反對自己的周揚，對塑造毛氏版本的魯迅新形象最為積極，周揚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黨同伐異，樹敵甚多，只會在延安的新環境下更猛烈地打擊文藝界的「小資產階級的作風」。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揚就在胡喬木的暗助下，搖身一變，成為毛氏魯迅學最權威的解釋者和統領延安文藝界的「領導同志」。

1942年春，毛澤東在胡喬木的協助下，分別召集了一批文藝界人士前來住處個別交談。在被毛召見的文藝家中，既有屬于周揚派的陳荒煤、何其芳、劉白羽；也有當時處于受壓制狀態的蕭軍、艾青等。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毛澤東認為將自己已成熟的文藝主張公之于眾的時刻到來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余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正式開始，毛澤東發表講話，5月23日，毛又在座談會上作總結性發言，是為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文幾經修改，發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毛澤東的這篇報告，標志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

毛氏「黨文化」觀直接師承斯大林，與具有極其強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藝術美學的日丹諾夫主義一脈相承，作為有中國特征的「黨文化」觀，毛的文藝思想則較俄式的「黨文化」觀更加政治化，表現出更濃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黨文化」觀包含下列五個核心概念：

一、文藝是政治斗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具體而言，中共領導的文藝的基本方向是「工農兵方向」，文藝家只能，也必須以此方向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二、和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是最無知和最骯臟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

三、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斗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斗爭之外的任何屬于非階級意識的表現。

四、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

五、反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于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包括了從創作主體、文藝功能，到創作題材和創作形式等文藝學的所有領域，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黨文化體系。從表面上看，毛氏黨文化觀竭力強調文藝的社會和政治功用，與中國文學中的「文以載道」的傳統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文以載道」并不意味著可以取消文藝的審美功能，將文藝等同于試帖課和八股文。毛澤東在這裏將「文以載道」夸大到極端的地步，同時又吸取了明清顏習齋等鄙薄讀書人的反智思想，結合斯大林主義，最終建立起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藝路線。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藝思想的實質是將文藝視為圖解政治的宣傳工具，將文藝家看成是以贖罪之身（身為知識分子的「原罪」）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戰士」。

毛澤東極為看重文藝界對其《講話》的反應。延安文藝座談會一結束，周揚就立即擔負起宣傳、解釋毛澤東黨文藝觀的新使命，從此延安文藝界的氣氛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伴隨這種變化，以周揚為核心的中共文藝統制體系也迅速得到確立，周揚終于成了名副其實、手執響鞭的「奴隸總管」。

1942年後，中共對文藝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進一步嚴密化，延安及各根據地文藝刊物、文藝團體被完全置于各級黨委宣傳部門和由周揚領導的官辦文藝領導機構的領導之下，同人性質的文藝刊物已不復存在，所有的文藝家均被納入各類行政組織之內。在延安的文藝家只有蕭軍不堪被日漸官僚化的體制所束縛，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縣川口區第六鄉的劉莊，與妻子兒女勞動墾荒，過著幾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後蕭軍全家返回延安，仍舊被納入到行政組織之內。[9-64]

和蘇聯作家協會一樣，由周揚領導的魯藝和邊區文協承擔著許多與文藝無關的政治功能。延安魯藝在1942年後與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和各單位的審干肅反領導小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藝界大挖「特務」，結果文藝家大多成為特務嫌疑和被「搶救」的對象。1943年延安幾乎全部的文藝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黨校第三部，在那裏逐個接受嚴格的政治審查。

對于周揚來說，配合中央社會部在文藝界肅反固然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但是周揚要提高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主要還取決于他能否組織創作出一批體現毛氏黨文化觀的文藝作品。于是周揚將少數作家暫時調出中央黨校第三部和魯藝，住進設于橋兒溝的「創作之家」，[9-65]希望他們能夠創造出體現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文藝作品。

被周揚挑選，獲準進入「創作之家」這個「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類：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內創作出符合毛澤東黨文化觀的作品，思想較為「純正」的作家，如周而復、楊朔；

思想雖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創作出為黨急需的文藝作品的非黨文藝家，如塞克夫婦、艾青夫婦；

少數資歷較深，一時無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從蘇聯返回延安的蕭三；

個別來自國統區且較具影響力，有可能返回重慶的非黨作家，如高長虹。

住進「創作之家」的大多數作家，除了高長虹一人外，[9-66]都對能在急風暴雨的審干搶救高潮中被保護，心存感激，他們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負周揚的厚望，創作出最早一批體現毛氏黨文化觀的文藝作品，使周揚在毛澤東面前掙足了臉面，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後，毛澤東、胡喬木還加強了對周恩來領導下的重慶左翼文化界的干預。自抗戰爆發以來，周恩來在武漢、重慶團結了大批文藝界人士，在這些人中既有原屬周揚系統的夏衍、田漢，又有與魯迅關係密切的胡風，還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對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來十分尊重，即便對于思想一貫左傾的胡風，周恩來一般也不干預他的創作活動，相反，在胡風創辦刊物遭遇困難時，還曾給予經濟上的資助。[9-67]重慶《新華日裏的副刊上，不時刊載胡風和與胡風關係密切的文藝家有關文藝理論的文章，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議。

但是到了1943年，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毛澤東、胡喬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機構後，將手掌伸向了周恩來領導的《新華日報》。延安對《新華日報》和重慶幾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發表的喬冠華、舒蕪等幾篇烙有胡風「主觀戰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滿，指責《新華日報》「發表了許多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東西，如XX論民族形式，XXX論生命力，XXX論深刻等」。[9-68]顯然，在毛澤東、胡喬木的眼中，《新華日報》等以工作環境特殊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強調作家的主體意識，實際上是在宣傳與毛氏「黨文化」觀完全對立的「資產階級」文藝主張。

為了徹底糾正《新華日報》的自由主義傾向，1944—1945年，毛澤東、胡喬木特派幾位已經「改造好」了的周揚手下的重要幹部林默涵、何其芳、劉白羽、周而復、袁水拍等從延安前往重慶，宣傳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重慶的左翼文化界人士進行知識分子必須加強思想改造的現身說法式的訓導。然而對于何其芳等人的訓導，除了郭沫若等極少數人之外，重慶大多數左翼文藝家都以沉默相對，只有胡風一人公開表示了少許的疑問和保留，而馮雪峰則十分不以為然。[9-69]然而胡風、馮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著他們對毛氏黨文化觀的任何反應，為他們以及其他國統區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過簿」，以待日後進行總清算。[9-70]

如果說，在重慶和大後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後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黨文化」的壓力而感到困惑，那麽他們所承受的壓力也就是這麽一些，他們畢竟還未失去創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藝家則面臨著迫在眉睫的選擇：或者走王實味自我毀滅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拋棄舊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藝家在經歷了最初的震撼後，紛紛開始「脫胎換骨」。丁玲也許是延安文藝家中最早「脫出」的一個。在1942年4月初毛澤東親自主持的關于王實味、丁玲問題的高干學習會議後，丁玲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王實味思想批判座談會上，一方面斥罵王實味「卑劣、小氣、反復無常、復雜而陰暗」，號召「反對一切對王實味還可能有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人道主義，失去原則的，抽象的，自以為是的『正義感』」；另一方面，又自惱自責，稱自己的《三八節有感》。「是篇壞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讀者「讀文件去吧」。[9-71]為了擺脫與王實味的牽連，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紀念魯迅的大會上，還極不禮貌地對待在王實味問題上仗義直言的蕭軍，聲稱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丟掉簫軍，不過是九牛一毛。[9-72]其實在丁玲「布爾什維克的戰斗性」的背後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幾十年後，她自稱《三八節有感》使她「受幾十年的苦楚」，給她帶來一生的災難，因而不敢隨意為文，生恐「又自找麻煩，遺禍後代」！[9-73]但是在1942年丁玲卻心甘情愿地接受胡喬木、周揚的指導，按照他們解釋的毛澤東的「黨文化」觀，創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黨的路線的作品。[9-74]于是丁玲暫時成了一名「毛澤東的文藝戰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嘗料到，十多年後她又跌入幾乎和王實味一樣悲慘的深淵。所不同的是，這一次丁玲沒被處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發後又被關押進秦城監獄。

注釋

[9-57]馮夏熊（馮雪峰之子）：《馮雪峰——一位堅韌不拔的作家》，載《回憶雪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12—13。

[9-58]有關這段歷史事實有兩項已得到互相證實的資料來源，一是馮雪峰在文革期間所寫的「交代材料」：《有關1936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另一為張聞天的《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參見《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506-507；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論稿》，頁492—93。

[9-59]對于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銜中共中央命來滬，沒有先找周揚接頭，而是住進魯迅家一事，周揚其至在1979年還為此耿耿于懷。參見《周揚關于現代文學的一次談話》。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頁125。上海中共臨時文委另一領導人夏衍在事隔五十年後也仍對馮雪峰當年的這一行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參見夏衍：《懶尋舊夢錄》，頁313-15。

[9-60]例如周揚在1938年6月8日《解放》周刊上發表的《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一文，較早提出作家的創作必須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應重視文藝的通俗化和大眾化的問題，周揚的上述看法與毛澤東的看法完全合拍。參見《周揚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246-47、251。

[9-61]周揚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論著《生活與美學》于1942年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周揚選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的部分內容自1942年始陸續刊載，1945年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

[9-62]參見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觸》，載《徐懋庸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103-104。

[9-63]《周揚關于現代文學的一次談話》，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頁124。

[9-64]張毓茂：《蕭軍傳》，頁241—46。

[9-65]延安「創作之家」名義上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西北局宣傳部具體主管，但周揚作為西北局成員，實際上負責「創作之家」。

[9-66]在「搶救運動」中，高長虹因直接向中共中央提意見，甚至要向斯大林提意見，被康生誣為青年黨，幸而得到張聞天、博古的保護，才未入獄，但高長虹很快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了。參見言行：《高長虹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4期，頁198。

[9-67]1943年，胡風從桂林回到重慶，為續辦《七月》重新登記事，向周恩來求援，周一口答應，開給胡風一張三萬元保證金的支票，1945年春胡風主編的《希望》正式出版。參見胡風：《再返重慶》（之二），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期，頁34；另參見胡風：《關于《七月》和《希望》的答問》，載《胡風晚年作品選》，頁122。

[9-68]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頁89。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在《關于檢查《新華日報》、《群眾》、《中原》刊物錯誤的問題致周恩來中宣部電》中表示已「依據中宣部指示對于懷（即喬冠華）觀點作進一步檢查」，見《中華兒女》，1992年第2期；另參見《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頁139—40。

[9-69]1944年3月18—19日，胡風參加了由馮乃超主持召開的重慶左翼文藝界人士學習毛澤東（講話）的座談會，胡風在發言中強調左翼作家在國統區的任務是與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反動文藝」作斗爭，而不是「培養工農兵作家」，胡風也未談思想改造的問題。不久，何其芳又向重慶左翼作家介紹延安思想改造運動，引起與會者的強烈反感。「會後就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了，就跑來改造我們！連馮雪峰後來都氣憤地說：『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裏？』」參見胡風：《再返重慶》（之二），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期，頁35；另參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頁50-52。

[9-70]何其芳等回延安後，向毛澤東匯報了去重慶傳達《講話》的情況。胡風寫于1945年初的論文《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裏面》，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胡風反對毛澤東《講話》的「罪證」，胡風在這篇文章裏不指名地批評了將「思想改造」庸俗化為「善男信女式的懺悔」的傾向。1948年中共果然在香港組織了對胡風的第一次大規模批判。馮雪峰則在1945一1946年發表了《論藝術力及其他》、《論民主革命的文藝活動》、《題外的話》等一系列文章，系統地抨擊了正甚囂塵上的文藝機械論和公式主義，馮雪峰尖銳指出：「研究或評價具體作品，用什麽抽象的『政治性』、『藝術性』的代數學式的說法，也說是什麽都弄糟了。如果這樣地去指導創作，則更壞」。馮雪峰的上述看法，在當時就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的」。參見陳涌：《關于雪峰文藝思想的幾件事》，載《回憶雪峰》，頁216。1946年6月10日至1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報》連載《關于現實主義》一文，抨擊畫室（即馮雪峰）對毛《講話》的態度。馮雪峰對毛澤東的《講話》的態度直接影響到1949年後他的政治前途，1954年12月31日。毛澤東將馮雪峰的詩和政治寓言《火》和《火獄》批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胡喬木等人傳閱，明顯表明對馮雪峰的嚴重不滿。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頁644。1957年8月27日，馮雪峰被正式宣布是「三十年一貫的反黨分子」，并被冠以「右派」帽子。

[9-71]丁玲：《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1942年6月11日）載《丁玲集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134—37。

[9-72]參見王德芬：《安息吧，蕭軍老伴！》，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頁108。

[9-73]《丁玲日記》，1978年10月8日，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3期，頁15。

[9-74]例如丁玲寫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喬木的直接「指導」。1948年6月，丁玲將剛剛完稿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滕抄復寫件面交已遷居于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的胡喬木，請胡審讀。1948年7月，胡喬木、蕭三、艾思奇等在傳閱小說稿後一致認定，「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現了中國農村階級斗爭的書」。胡喬木立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認為寫得好，個別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發表。胡喬木隨即打電報給已在大連準備赴蘇聯、匈牙利訪問的丁玲，傳達修改意見。丁玲隨即奉命對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黨中央的直接關心下」趕印出來。丁玲終于帶上這部小說于1948年11月9日離開哈爾濱出國。參見龔明德：《〈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版本變遷》，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頁121—22。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傳和幹部教育系統的重建

一、重建「黨的喉舌」：延安《解放日報》的整風

在中共的政治——組織構成中，黨的意識形態宣傳部門一直占據極其重要的位置。意識形態宣傳對于中共之重要，不僅在于它可為黨的政治、軍事等一切實踐提供全套的解釋，使中共全部活動奠定在學理和道德基礎之上；而且還可以被黨的領袖運用作為對付黨內政敵的有力工具。正因如此，三十年代末之後，毛澤東一直在為控制中共意識形態部門而奮斗，由于在當時及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報刊在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系統中占據著特殊的地位，毛澤東對中共報刊寄予了最大的關注。1941—1942年，毛澤東依靠堅強的組織機構：中央高級學習組——中央總學委全面占領中共輿論陣地，最終將其置放于自己的絕對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改版就是毛澤東這一戰略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改組《解放日報》是為推動全面整風而精心策劃的一個攻堅戰，此舉標志著從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開始的毛個人控制輿論工具過程的最後完成。六屆六中全會後，雖然毛澤東已在制定中共文宣政策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他對文宣部門的控制尚未達到絕對化的程度，中共文宣部門尚留有一些國際派人物在主持工作，對毛仍存有一定的制約，因此毛對中共文宣系統還是左右看不順眼。

首先，毛澤東對由博古擔任主任的中央黨報委員會抱著根本不信任的態度。中央黨報委員會是一個在中共歷史上存在很長時間的組織，它的主要職責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領導、監督中共所有報刊的言論活動。自三十年代初期以來，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一職長期由張聞天擔任，1938年後博古雖繼任此職，但由于博古留在重慶南方局工作，中央黨報委員會實際上仍由張聞天掌握，直到1940年11月博古返回延安，中央黨報委員會才由博古真正負責。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延安的報刊開始把毛的言論及活動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對毛澤東也就做到這一步為止。在張聞天、博古的安排下，毛澤東只是比較突出的一名政治局委員而已，為了體現集體領導的原則，延安的各種報刊仍然大量刊登張聞天、王明、凱豐等人的理論文章。這種輿論導向使廣大黨員無從減退對王明等人的崇仰，也無從增添對毛澤東的認識。對于這種局面，毛澤東雖然氣憤，但一時也無可奈何，畢竟毛當時還不便主動提示別人來歌頌自己，然而毛澤東執意搬去張聞天、博古這兩塊石頭的決心卻已下定了。

毛澤東的另一個不滿對象是由王明、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新華日報》。《新華日報》作為中共機關報，于1938年1月11日創刊于武漢，以後隨中共代表團遷至重慶，是唯一不受毛直接控制的中共重要報刊，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實際上起著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作用。對于《新華日報》的中央機關報性質，在1938年的中共黨內是無人會公開提出疑問的，事實上延安也予以默認。1938年4月2日，中共長江局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各地方黨委發出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各地方支部訂閱《新華日報》，并且在黨的會議上討論《新華日報》上發表的社論和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10-1]在技術方面，《新華日報》也無可爭辯地處在所有中共報刊的首位。《新華日報》的采編人員大多為著名的中共文化人。王明、周恩來甚至還邀請了中間派人士陸詒參加《新華日報》工作。和大型日報《新華日報》相比，延安的周二報《新中華報》只是一張小報，很不符合中央機關報的身份。

1938年7月初，王明指示《新華日報》暫不刊登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引起毛澤東的極大憤怒，盡管不久王明、周恩來即指令長江局以「新群叢書」第十五種的形式另出了《論持久戰》單行本，但這并沒有消彌毛對王明、周恩來等的怨憤。1939年5月17日，毛澤東抓住周恩來同意《新華日報》暫時停刊、參加國民黨提出的《聯合版》一事，嚴厲指責周恩來：「你們未征求中央書記處意見，即同意停版，實屬政治上一大疏忽。」[10-2]在毛澤東眼中，《新華日報》不僅成了王明、周恩來用之于和延安分庭抗禮的工具，更成了「第二政治局」指導全黨，對外代表中共的輿論喉舌，實屬不能容忍。[10-3]盡管毛澤東對《新華日報》強烈不滿，但是對于國統區這唯—一份中共公開發行的報紙，毛當時尚無法直接支酉己。同時，毛也相信，如果能促使周恩來改變觀念，并對《新華日報》施加毛個人的影響，使之在政治和思想上改弦易轍，《新華日報》自有其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只是《新華日報》作為中共唯一機關報的地位必須改變。

1941年春，毛澤東整肅中共新聞機構的措施相繼出臺。第一步。毛澤東以「技術條件的限制」為由，提議暫時裁并延安的大部分黨刊。財政困難固然是事實，但毛的著眼點卻并不在此，因為遭受裁撤的刊物在經濟形勢好轉以後并沒有恢復。裁并結果是，由張聞天主編的《解放》周刊、《共產黨人》等一批報刊紛紛關門大吉。[10-4]中央黨報委員會名存實亡，幾乎不再有黨刊黨報需要管理。毛澤東的第二個行動則是，在1941年5月15日，宣布將《新中華報》和新華社內部刊物《今日新聞》合并，于次日正式創辦大型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毛并通知全黨，今後中共「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10-5]

創辦《解放日報》是毛澤東在統一中共全黨宣傳輿論機構方面獲得的一項重大進展。毛對《解放日報》傾注了強烈的關心，他親自為該報撰寫了《發刊詞》，然而時隔不久，《解放日報》的表現就令毛大失所望。毛發現該報在言論方面與已經停刊的延安黨刊并無任何實質區別。毛澤東選擇博古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兼新華社負責人，雖屬是對博古的降級使用，但也是對曾擔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的博古的一項安撫。毛相信，在他本人的鼻子底下，博古絕不敢違抗自己的旨意，《解放日報》將忠實貫徹自己的意志。可是情況卻非毛澤東設想的那般順利，博古與該報主編、另一國際派人物楊松配合默契，竟將《解放日報》辦成了蘇聯《真理報》的中國版！

《解放日報》創刊後不久，蘇德戰爭爆發，此事自是延安共產黨員關心的頭等大事，于是博古、楊松等在報紙上以最顯著的地位，突出報道蘇德戰爭和蘇聯紅軍抵抗入侵德軍的戰況，有關國際問題的新聞、社論和文章在報紙版面上占了壓倒優勢；而對中共及其軍隊及陜甘寧邊區的報道，一時則數量相對較少，位置也不顯著。毛澤東對《解放日報》直接使用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稿極為惱火，認為這種「有聞必錄，不加改寫」，將外電直接桶上報紙的方法，使讀者看不出黨對某一國際國內重大事件的立場和傾向性，是在為別人做「義務宣傳員」。[10-6]

《解放日報》對有關毛澤東個人活動及整風運動的宣傳，也令毛澤東強烈不滿。《解放日報》創刊後，毛幾乎不加任何掩飾地要求楊松在報上突出宣傳自己，他開導楊松，「講中國歷史，要多講現代，少講古代，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黨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傳，讓大家知道正確路線是怎樣把革命引向勝利的」。[10-7]但博古、楊松領導的《解放日報》卻對毛的這番話置若罔聞，未將有關他的活動置于特別重要的地位。《解放日報》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以三欄題報道了毛澤東于2月1日在中央黨校作整頓三風報告的消息，遂被毛看成是對他個人權威嚴重的藐視。于是，毛就認為博古領導下的《解放日報》對整風運動的宣傳，既無廣度，更無深度。

對《解放日報》經常刊載張聞天、吳亮平等人所撰寫的談論馬列和宣傳蘇聯的「又臭又長」的文章，毛澤東更是感到難以容忍。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號上就刊登了戈寶權譯的蘇聯作家愛倫堡的《另一個法國》。張聞天等人除了自己在報上發表文章，還指使馬列學院的幹部從蘇聯一些理論刊物翻譯大塊文章，然後移植于《解放日報》，致使本來版面就緊張的《解放日報》充斥大量「洋八股」，顯得更加「貧乏無味」，「面目可憎」（1941年5月16日至9月15日，《解放日報》只出版兩個版面）。

凡此種種，都成了毛澤東決心整肅《解放日報》的理由，毛多次尖銳批評《解放日報》，強調：我們在中國辦報，在根據地辦報，應該以宣傳我黨的政策，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根據地為主。[10-8]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決定《解放日報》進行改版，并把此事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一部分。

1942年2月，毛澤東整肅《解放日報》的行動正式開始，他親自調派陸定一進入《解放日報》社，在暫時維持報社領導班子的情況下，陸定一成了凌駕于博古之上、事實上的《解放日報》最高負責人。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發出《為改進黨報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組織「根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號召，來檢查和改造報紙」。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又親自主持《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在會上鼓勵與會的七十多人，對《解放日報》的缺點展開批評。4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致讀者》，宣布「從今天起，報紙的版面加以徹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報》能夠成為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至此，《解放日報》完全被納入毛澤東的直接控制之下。

憑心而論，毛澤東對《解放日報》的批評，有一些是符合事實的，但由于毛批評的出發點是為著鞏固個人對報紙的控制，因此毛的批評在許多方面又是夸大其辭，攻其一點，不及其余。

即以令毛澤東極為不滿的為外國通訊社做「義務通訊員」一事而論，毛的批評也是有欠公允的。《解放日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彌漫全球之際，突出報道蘇德戰爭和美英盟軍反法西斯戰場的戰況，不僅完全符合讀者的閱讀需要，而且是抗戰期間持愛國立場的任何一家嚴肅報紙都必須履行的職責。

對毛澤東個人活動的報道保持一定的適度，這與當時毛在黨內的地位有關。從中共組織原則上講，毛仍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一名成員，并不是名正言順的「總書記」，「多宣傳集體，少宣傳個人」的集體領導原則，至少是毛澤東表面上也贊同的。

《解放日報》大量刊載「洋八股」也是事出有因，概因毛澤東本人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全黨開展學習馬列的運動，才引燃了這場火。至于國際派借機「掉書袋」，那是另外一回事，因為毛澤東的鼓動客觀上為他們的賣弄提供了機會。張聞天等人只是在奉命辦事的過程中順帶一些私貨借以自炫罷了。

其實，在延安日益低迷的政治高壓下，博古、楊松為辦好《解放日報》一直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尤其是楊松，幾乎達到披肝瀝膽、嘔心瀝血的地步，生怕工作中稍有失誤，引致毛的不滿，使自己本來就黯淡的政治前途更加險惡。

楊松原名吳紹鎰，曾用過吳平、瓦西裏、戈裏等化名，湖北黃安（現大悟縣）人，是一位與毛澤東毫無歷史與工作淵源的老共產黨員。楊松自1927年1月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長期留駐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與王明有密切的關係。1931—1933年，楊松被調入蘇聯遠東海參崴任太平洋職工會中國部主任，從事華工教育及搜集日本情報的特殊工作。1933年夏秋，楊松又被調駐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東方部。1934至1935年，楊松奉王明命令，多次代表共產國際，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潛入被日本占領的東北，向中共領導的東北抗聯游擊隊傳達指示，協調東北抗聯內部關係。楊松還多次保護即將遭判刑和流放的被調入蘇聯接受審查的東北抗聯幹部，使之免遭康生的荼毒，曾結怨于康生，受到黨內警告處分。[10-9]楊松并因長期在極其艱苦的東北地下環境中從事秘密工作而患上嚴重的肺結核。1938年2月，楊松輾轉來到延安，在張聞天領導下做理論宣傳工作，曾任中宣部秘書長兼宣傳科長，并在馬列學院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解放日報》創刊後，博古、楊松有意將《解放日報》辦成像《真理報》、《大公報》、《新華日報》那樣具有廣泛影響的權威報紙，他學習《真理報》、《大公報》重視社評、每日一篇社論見報的模式，在博古的要求下，也堅持每天親自撰寫社論一篇，由于寫作任務繁重，工作環境極差，楊松已痊愈的肺結核再度復發，但楊松仍奮力帶病工作。

博古、楊松雖然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意圖有所疑慮，但在報社工作中，卻不敢稍有怠慢。[10-10]楊松更是極其謹慎，每天從社論到消息報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細檢查，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10-11]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開始後，《解放日報》緊緊跟上毛澤東的步伐，頻頻發表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杜論和專論。9月2日，《解放日報》發表《反對學習中的教條主義》社論，9月16日，《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政治秘書胡喬木的文章《為什麽要向主觀主義宣布堅決無情的戰爭》，10月14日又發表艾思奇的《主觀主義來源》一文，提出主觀主義具有書本教條主義與狹隘經驗主義兩種基本形態，將毛發動整風意欲整肅的兩種對象正式揭示出來。

盡管《解放日報》對整風宣傳盡心盡力，但博古、楊松再努力也是白費勁。1942年2月，奉毛澤東命接管《解放日報》的陸定一甫抵清涼山（延安《解放日報》所在地），就拿楊松開刀祭旗。陸定一等批評《解放日報》每日撰寫社論是虛應故事，徒費勞力，楊放之等人甚至指斥楊松「粗制濫造」。[10-12]陸定一等的行動并非就事論事，而是以社論事為突破口，謀求一舉改組《解放日報》。不言而喻，博古、楊松決非是有毛作後盾的陸定一的對手，陸定一的意見最後被采納，《解放日報》很快取消了一日一篇社論見報的慣例。1942年8月15日，陸定一正式取代了楊松，擔任了《解放日報》主編。而楊松則在抑郁中于1942年11月23日病故。

注釋

[10-1]《中共中央關于黨報問題給地方黨的指示》（1938年4月2日），載《群眾》，第1卷，第22期。

[10-2]1939年5月3日至4日，重慶遭日本飛機輪番轟炸，十多家報館均遭破壞，國民黨當局以疏散為借口，下令重慶各報停刊，共出一張《聯合版》。為了維持統一戰線的大局，周恩來說服《新華日報》社內部持反對意見的同事，接受了重慶當局出版《聯合版》的指令，但周恩來向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傖申明，一俟將有定所，即恢復出刊《新華日報》，然而此事卻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參見《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頁89；另參見韓辛茹：《新華日報史1938一1947》，上（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頁92—94。

[10-3]1938年12月12日，王明在由重慶返回延安途中抵達西安，12月19日給《新華日報》主編潘梓年以及吳克堅、華崗寫信，表達他對報社工作的關心，而代表南方局領導《新華日報》的凱豐也曾于1938年12月15日、1939年2月14日給王明寫信，向他匯報《新華日報》情況。1939年9月至10月，王明赴渝參加國民參政會期間，多次在《新華日報》社作報告，9月29日，王明在重慶南方局，作《目前國內外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在發表時改為《目前國內外形勢與參政會第四次大會的成績》，并注為「9月20日在《新華日報》工作人員會上的報告」，發表于《解放》周刊總89期（1939年11月7日），其中把「黨的任務」部分全部刪除（王明作報告的時間是《解放》周刊有意變動的，其目的是為了迷惑國民黨）。以上情況一方面說明1938年後王明對南方局和《新華日報》仍有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表明延安并不樂意看到王明就全黨范圍的問題發表看法。

[10-4]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決定《中國婦女》、《中國青年》、《中國工人》自1941年4月起暫時停刊，四個月後恢復。1941年6月15日，復宣布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解放》周刊停刊，1941年8月，《共產黨人》停刊，以上刊物以後均未復刊。

[10-5]毛澤東：《關于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工作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載《毛澤東新聞文選》，頁54。

[10-6]參見《〈解放日報史〉大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新聞研究資料》，第17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2。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449。

[10-7]杜青（楊松遺孀）：《回憶楊松同志》，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5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92。

[10-8]參見《〈解放日報史〉大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新聞研究資料》，第17期，頁13。

[10-9]李范五：《回憶楊松同志》，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5卷，頁187。

[10-10]丁玲回憶道，博古主持《解放日報》給她的印象是「極為審慎」，博古曾告誡她，不能把《解放日報》文藝欄辦成「報屁股」、「甜點心」，也不能搞成《輕騎隊》。黎辛說，博古強調「自由主義不能在報紙上存在」，「報紙不能鬧獨立性，一個字也不能鬧獨立性」。參見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載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頁57；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報》文藝欄》，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4期，頁59。

[10-11]毛澤東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演說後，楊松就已預感到自己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他對昔日的同事張仲實說，「我對于外國的事情，還可談幾句。對于本國情形，的確一點都不熟悉。今後我要下定決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對黨實在沒什麽用處」。參見張仲實：《悼楊松同志》，載《解放日報》，1942年11月27日。

[10-12]楊放之又名吳敏，1937年抗戰爆發從國民黨監獄釋放後，即參加創辦《新華日報》的工作，是《新華日報》最早的編委會成員之一。他完全清楚《新華日報》自創辦至1941年初每天必發社論的傳統，只是因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國共關係嚴重惡化，《新華日報》才改而決定不再每天發表社論。但是楊放之在1941年調入延安《解放日報》後，迅速站到了陸定一一邊，成了反對《解放日報》每天發表社論的主要人物。參見楊放之：《〈解放日報〉改版與延安整風》，載《新聞研究資料》，第18期，頁3。

二、陸定一、胡喬木與毛氏「新聞學」原則的確立

改版後的《解放日報》雖仍由博古任社長，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屬掛名，盡管博古仍在報社繼續負一些具體事情的領導責任，然而《解放日報》的實權已在主編陸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長胡喬木的手中。

《解放日報》在陸定一和胡喬木的具體領導下，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從報道內容和版面設計等一系列環節，對原《解放日報》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漸確立了一些基本原則，從而建構了毛氏「新聞學」的框架。

毛澤東「新聞學」最顯著的特征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毛澤東早年對新聞學就有強烈興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聽過民國初年新聞大家邵飄萍的演講，曾參加北大學生社團「新聞學會」的活動，以後也曾創辦《湘江評論》，并一度擔任過大革命時期國民黨中宣部刊物《政治周報》的主筆。但是，身受五四「自由辦報」思潮之惠的毛澤東，并未接受自由主義新聞學的觀點，盡管毛澤東一貫喜好閱讀政治傾向性較為中立的《大公報》、《申報》等報刊，然而他始終將自己的閱讀偏好與出于政治功利而對中共新聞宣傳工作的要求劃分得一清二楚：毛要瞭解一切公開的和內幕的新聞，而中共一般幹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黨要他們知道的那部分新聞。毛澤東的這種政治功利主義的新聞觀正是通過陸定一和胡喬木的解釋，最早在延安《解放日報》體現出來，它以五個核心原則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聯系的概念：

一、「黨性第一」的原則。

毛澤東、陸定—、胡喬木認為，任何報紙都是一定階級的政治斗爭的工具，世界上絕不存在超階級的客觀報道，中共創辦的報紙無可爭議的應是反映黨的政治路線的黨報。由于共產黨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黨報不僅應是「黨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書」。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喬木說，「人民的希望就是讀教科書」，中共應把黨報辦成像「章章都好」的《聯共黨史》那樣，使人民能「讀一輩子」。[10-13]為此，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10-14]舉凡一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加以取舍和編排，并以黨的立場來判斷一切。黨報絕不是「有聞必錄」、單純報道消息的新聞紙，而是為了實現黨的任務而奮斗的宣傳工具，為了保證黨報的性質，必須將黨報置于黨的領導機關的絕對領導之下。

二、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

陸定一等提出一個有名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10-15]雖然從字面上，陸定一也強調新聞必須完全真實，然而這個「事實」必須置于「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于是，陸定一等從列寧那兒引進了「兩種真實性」的觀點：一種是所謂「本質真實性」即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的事實，盡管它尚處于萌芽狀態或尚未發生，但從本質上講它卻是真實的；相反，「虛假真實性」只反映事物的「表象」和「假象」，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質，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實的。如果以為它是新近發生的事實，「把個別現象夸大成為整體現象」而加以報道，那就必然會犯「客觀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錯誤，而無產階級的「真實性」和「客觀主義」、「自由主義」是截然對立的。[10-16]

三、「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

「搶新聞」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惡劣表現，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將發布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于黨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下來不發表」，總之，一切必須聽命于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絕不允許報紙和記者有絲毫的「獨立性」和「自由主義」。

四、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

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于「利用」報紙，[10-17]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期間內，集中報道，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五、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

抗戰前，《紅色中華》報和以後改名的《新中華報》便開始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一部分在報紙上發表，一部分編印《參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閱讀。《解放日報》改刊後，正式出刊了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閱讀范圍較前有一些擴大。出版《參考消息》的指導思想在于進一步明確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因為群眾有左、中、右的劃分，黨員幹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區別。既然人之有區別，在「知」的權利上就不能不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中低級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不足以抗御國內外新聞報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襲，因此只有久經考驗的少數高級幹部才有資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聞消息，幹部級別越高，閱讀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級而遞減。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為了保證他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性，就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黨報以外的其他消息了。當然，黨員和群眾還是有區別的，即便是普通黨員，組織上也會給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這主要通過閱讀黨內讀物，聽上級的傳達報告來體現，以顯示黨員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權利。只是一般黨員「知」的權利和高級幹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裏計。

實際上，毛澤東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與王明、博古等并無實質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澤東與王明、博古一樣，師承的都是列寧——斯大林的新聞理論，只是毛澤東比王明、博古更加黨化、更加斯大林主義化，甚至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超過了斯大林。與毛相比，或許博古所受的五四影響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鄉無錫和上海主編過一份影響頗廣的政治刊物《無錫評論》。[10-18]1941年5月，博古將邊區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調入《解放日報》，放手讓其主持文藝欄，正是由于博古的寬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報》上推出王實味、丁玲本人，以及蕭軍、羅烽、艾青等人撰寫的一系列批評性的雜文和短論，及至《解放日報》改版，所有這類「暴露性」的言論被斬草除根，徹底實現了毛澤東所要求的「輿論一律」。毛澤東所達到的對新聞的壟斷，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連斯大林都難望其項背。在文網嚴密的蘇聯報刊，偶而還有幾篇批評官僚主義的小品文問世，而在延安，1942年後的報刊上已不復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搶救運動期間，延安還揪出了一些「寫不真實的新聞」的「特務分子」。[10-19]

改版後的《解放日報》在陸定—、胡喬木的領導下，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實的「黨報」。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報》徹底改變了「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市」的慣例，而變為「一邊區，二解放區，三全國，四國際」的報道和版面安排的順序，將國際和國內新聞降至次要地位。對刊登國際新聞更是從嚴掌握，所有國際新聞，一律須重新編寫，嚴禁照登外電原文。

《解放日報》既為「黨報」，它就必然同時又是已掌握了黨的毛澤東的個人喉舌。1942年4月後，報社遵從毛的指示，多次發表經毛修改的講話和文稿，而發表這類講話的時間一般都較毛作演講的時間推遲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演講，其文字稿推遲約一年半才經修改整理完畢，于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報》。

作為毛澤東嚴密控制的宣傳工具，《解放日報》忠實地執行了毛利用該報指導整風的意圖。陸定一調入《解放日報》後，奉毛澤東之命，將工作重點放在新辟專刊《學習》上，使《學習》很快成為指導整風的信風標。《學習》專刊于5月13日出版，共辦了八個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對于如何學習文件、如何開展小組討論，怎樣寫反省筆記，都針對性地發表各類文字予以指導。當整風進入到幹部思想反省階段後，《學習》專刊還配合登載了一批各類幹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為示范。至1943年初，延安整風轉入審干、肅反階段，《學習》專刊的使命遂最後完成，終于在1943年1月16日宣布終止。

《解放日報》還開創了中共利用報刊整肅「異端」知識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報紙用兩版篇幅集中登載批判王實味的文章，范文瀾、張如心、羅邁（李維漢）、溫濟澤、李伯釗、陳道、蔡天心等紛紛「口誅筆伐」，陳伯達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將王實味稱之為「王屎味」。但報紙絕不為王實味提供為自己辯護的版面，使《解放日報》成為一邊倒圍剿王實味的主要戰場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報》復發表冠之以「延安文藝界」名義的《關于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的總結性長文，最終將王實味掃入「反動派」的行列。

《解放日報》為貫徹毛澤東的意圖盡心盡責，全面發揮了其作為黨與領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訓練有素的馴馬，難免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後一個短時間，《解放日報》竟忘了「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居然在整風運動的高潮中分別報道了中央黨校一男學員自殺和延安大學一女生自殺的消息，此「錯誤」被毛澤東迅速抓住。毛嚴厲指責《解放日報》「仍不和中央息息相關」，報紙「尚未成為真正的黨的中央機關報」。他稱，「有些消息如黨校學生自殺是不應該登的」，并表示，《解放日報》的幾篇社論仍有錯誤。毛再次重申，「以後凡有重要問題，小至消息，大至社論，均須與中央商量」。[10-20]和毛澤東相比，《解放日報》編輯們頭腦畢竟簡單一些，他們耳聞目睹在延安不時發生的幹部、學生自殺事件，以為選擇一兩條消息刊登也無妨，卻未料道無意中他們已犯下「暴露陰暗面」的嚴重政治錯誤。在毛澤東大喝一聲後，從此在《解放日報》上就再未有任何有關延安消極面，諸如自殺事件的報道了。

注釋

[10-13]胡喬木：《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載《解放日報》，1943年1月26日。九十年代初，胡喬木將此篇文章改名為《報紙是教科書》，收入《胡喬木文集》，對為何改名，胡未來作任何說明。參見《胡喬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03。

[10-14]《致讀者》，載《解放日報》，1942年4月1日。

[10-15]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載《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10-16]參見《給黨報的記者和通訊員》，載《解放日報》，1942年11月17日。

[10-17]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3月31日），載《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頁90。

[10-18]參見《秦邦憲與《無錫評論》》，載《江蘇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10-19]陸定一在《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中稱邊區的特務分子常常寫不真實的新聞，企圖降低《解放日報》的信用，已經被「查出來」了。參見《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10-20]1942年9月5日，陸定一在《解放日報》、新華社第二十二次編委會上，傳達毛澤東對改版後的《解放日報》的上述批評意見。參見《延安《解放日報》史大綱》，載《新聞研究資料》，第17期，頁18。

三、鄧發被貶黜與中央黨校的三次改組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毛澤東四面出擊，向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國際派發起全面進攻，毛的進攻的步驟是先行奪回被國際派長期控制的意識形態宣傳部門和延安各類學校的領導權，繼而全面整肅黨和軍隊中的留蘇分子，用自己的思想徹底改造全黨，中共中央黨校的改組就是毛為實現這一目標，將兩個戰役一并進行的一次重大戰略行動。

中央黨校是中共為對黨的中高級幹部進行馬克思主義基礎訓練而設置的幹部教育機構，1933年3月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之名創立于中央蘇區「紅都」瑞金。由于處在戰爭環境，設置極其簡單，學制也較短，分別從兩個月到六個月不等。1935年11月，中央紅軍長征結束後不久，因長征而停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陜北瓦塞堡復校并易名為「中共中央黨校」。雖然自1933年後，董必武長期具體領導中央黨校，但是張聞天作為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最高負責人和前「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校長，他在中央黨校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所以中央黨校的教學安排或講授內容，一直都處在張聞天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下。1937年5月，董必武調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由李維漢接任中央黨校校長。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後，又改由康生擔任校長一職。康生就任中央黨校校長雖僅半年左右，但他在黨校營造出的神秘緊張的氣氛卻給當年在黨校學習的幹部留下深刻的印象。[10-21]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中央黨校校長一職空缺下來，陳雲以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身份代管中央黨校，直至1939年底鄧發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為止。

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原政治保衛局局長的鄧發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校長，是鄧發在中共核心層的地位進一步衰落的反映。遵義會議後，毛迅速疏遠與周恩來、博古關係密切的鄧發。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一抵達陜北，毛就將鄧發貶為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糧食部長，1936年6月，又以向共產國際匯報為借口，將鄧發打發去莫斯科。1937年9月，鄧發自蘇聯返國後，毛澤東不準鄧發返回延安，而讓鄧發在迪化作地位較低的中共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在中共實現戰略大轉移，加緊調兵點將，竭力發展軍事力量的關鍵時刻，毛把鄧發箍在遠離國內政治中心的迪化，使鄧發徹底喪失了在八路軍、新四軍建功立業的機遇。1939年未，鄧發奉命返回延安，隨即就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40年初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個職務均是1938年春毛為考察剛從蘇聯返國的康生而有意讓他擔任的閑職，隨著康生獲得毛的信任，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留下來的這兩個閑職就改由昔日權傾一時的中共「契卡」首腦、今天正在走下坡路的鄧發來填補了。在這段時期，鄧發應張聞天的邀請，還曾前往馬列學院，在張聞天主持的「十年蘇維埃運動」全院大課上講過蘇區保衛工作。[10-22]

鄧發是參加過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組織1925年省港大罷工的中共黨內少數出身工人階級的著名領袖，一身兼有早期共產主義者清教徒式的理想主義和狂熱的蘇聯崇拜者的性格特征。1935年後，因被剝奪了情報肅反大權和在中共核心層影響力的下降，鄧發的狂熱性大為減弱，開始對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復雜性逐漸有所認識。1936至1937年，鄧發居蘇聯一年，參加了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王明有了較多的工作聯系。返回延安後，鄧發對毛表現出有尊嚴的承認態度，但是并無曲意的奉承和吹捧，與毛的關係始終限于正常的工作范圍。

鄧發上任後不久，很快就因中央黨校的課程設計問題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鄧發就任中央黨校校長時，已是毛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口號的一年後，中共文宣部門的氣氛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1940年2月，中央黨校的教學方針已被中央書記處規定為「由少到多，由淺入深，由中國到外國，由具體到抽象的原則」，[10-23]然而這個時候的中共文宣大權仍由張聞天掌握，而鄧發對莫斯科原教旨主義的敬意并未因自己境遇的改變而稍有減退。中央黨校的教學計劃盡管已作了較大的變動，但是作為中共幹部理論教育的重鎮，中央黨校的學員，尤其是高級班的學員仍需學習政治經濟學、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課程。盡管教學課目已一再精簡，但是毛澤東仍然很不滿意，因為只要講授這些課程就必然給那些留蘇、留日的「紅色教授」提供「掉書袋」的機會。毛澤東另一個說不出的惱怒，則是鄧發對學習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夠的重視。毛相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紅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黨校雖然也組織學員學習討論毛的論文，但在毛眼中，這些大多屬應景之舉。特別令人生氣和無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毛澤東青睞、被毛指定幹部必讀的《聯共黨史》也不得不由那些號稱精通俄文，熟悉蘇聯情況的「紅色教授」來講授，于是在毛澤東的眼裏，中央黨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頑不化的「教條主義者」統治的堡壘。

毛澤東原先對中央黨校并不十分重視，和軍隊相比，中央黨校一類文宣單位在毛的政治天平上只占較輕的份量。對于信奉「槍桿子萬能」的毛澤東而言，掌握并牢牢控制軍隊是其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有了軍隊可以造黨」這句名言，最典型地反映了毛在軍隊與黨關係上的「唯槍桿子」主義的傾向。因此，1935年後毛有意讓國際派繼續控制中共文宣陣地，作為對方讓出軍隊領導權的一筆政治補償。但是，隨著毛澤東權力不斷得到加強和鞏固，毛已不滿足于僅僅領導中共軍隊，毛現在已基本控制了黨，并正努力以自己的意志全面改造黨，正是到了這個時候，原先不甚被毛澤東看重的中央黨校等一類單位就變得極其重要了，現在毛不僅有時間而且有精力來過問中央黨校的「教條主義教學方法」了。

當然，毛澤東關心的絕不僅僅是中央黨校的「教學改革」，他對中央黨校之所以有強烈興趣還基于另一現實考慮：根據中共中央原先的決定，中共七大將于1940年在延安召開，各根據地和國統區黨組織推選的七大代表已陸續來到了延安。但是毛澤東并不愿在無絕對勝利的把握下召開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張，將中共七大推遲舉行。但是毛又不愿放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這一難得的時機對七大代表進行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將七大代表安排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是毛澤東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安的最能說出口的理由，而中央黨校又是安置這批幹部的最佳場所。

在這種形勢下，中央黨校的責任不可謂不大也。一方面；中央黨校要進行自身的改造；另一方面，它又被毛賦予了特別任務。顯然，鄧發將不足以承擔如此重大的使命，無論是鄧發對毛的態度，抑或是鄧發與王明等國際派的關係，都使毛對鄧發不能放心。但是，鄧發畢竟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員，毛一時又沒有充足的理由可將鄧發的校長職務罷免，于是，毛澤東再次施出他慣用的「摻沙子」辦法——繼續保留鄧發的校長職務，但調彭真任中央黨校教育長，讓彭真掌握中央黨校的具體實權，從而架空鄧發。

1941年上半年，毛澤東將擔任中共晉察冀分局書記的彭真從華北調回延安。同年12月，毛澤東對中央黨校進行第一次改組，鄧發雖然繼續留任校長一職，但卻又在中共中央內專設一個中央黨校五人管理委員會，用以分散鄧發的領導權限。該管理委員會除鄧發為委員外，毛的兩個重要助手彭真、陸定一，以及中央組織部的王鶴壽、軍委總政治部的胡耀邦也名列委員之中。[10-24]

離中央黨校第一次改組不到三個月，整風運動就在延安全面展開，一時延安各機關、學校高干約三百至四百人，被集中進中央黨校。為了落實毛的整風計劃，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布《關于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宣布對中央黨校進行第二次改組。這次毛澤東親自出馬，任命政治地位遠遜于鄧發的彭真為中央黨校主管整風運動的最高負責人。毛又一次施出釜底抽薪的謀略，將中央黨校的領導權進一步分散，宣布將黨校劃歸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由毛澤東負責對中央黨校的政治指導，任弼時負責組織指導，日常工作由鄧發、彭真、林彪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主持，取消1941年12月成立的黨校管理委員會。[10-25]這次改組後，鄧發雖繼續留任黨校校長，但他的權限已被削奪殆盡，僅負責主持教務會議。彭真則被委以主持權力極大的政治教育會議，并和陸定一一道主編指導整風的刊物《學習報》。至于林彪，雖被責成主持中央黨校的軍事會議，但林彪并沒到中央黨校就職，而是前往重慶代表毛與蔣介石會面，并留在重慶中共代表團，直至1943年7月才返回延安。

經過第二次改組，原先對黨校工作事無巨細「都事必躬親」的鄧發在中央黨校已成了一個光桿校長。從現有資料看，鄧發沒有對毛作出任何抵抗，他平靜地接受了這種屈辱性的安排，不僅如此，鄧發在公開場合對毛澤東的整風計劃還表示了一般性的支持。[10-26]然而他仍被完全排除在彭真領導的整風領導核心之外，而他所負責的教務會議，也因中共中央下令中央黨校廢除原有的所有課程，事實上已名存實亡。[10-27]這樣，鄧發這位被中央黨校炊事員、勤務員親切稱呼為「鄧大哥」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黨校校長，在黨校已處于無事可干的境地，鄧發除了過問一下黨校的蔬菜生產和擴大豬圈等一類雜事，[10-28]只得將工作重點轉入延安的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

1943年3月，鄧發掛名中央黨校校長的日子正式結束。鄧發被解除了中央黨校校長的職務，被打發到由劉少奇擔任書記的中央組織委員會的下屬單位——民運工作委員會作一名空頭書記，毛澤東親自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林彪擔任副校長。林彪之被毛澤東挑選作黨校副校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毛需要借用林彪的軍人身份，震懾黨機關和黨的高級幹部，然而林彪對此新職似乎并無興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澤東，卻不愿多出頭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懲治別人。對林彪的倦怠，毛澤東表示寬宏大量，他允許林彪只掛副校長的頭銜，不到中央黨校去視事，而將中央黨校的日常工作交彭真主持。至此，中央黨校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改組。

注釋

[10-21]宋平：《張聞天同志對于幹部理論教育的貢獻——重讀《中央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38。

[10-22]雪葦：《在延安馬列學院三班的聽課回憶》，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23。

[10-23]《中央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頁212。

[10-24]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26、255。

[10-25]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26、255。

[10-26]1942年2月1日，鄧發主持了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作了有名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說，在毛報告前，鄧發在會上作的開場白裏提出將以克服教條主義與主觀主義作為黨校教育的新方針。整風運動開始後，鄧發經常在一些場合以自己經歷講述「工農分子與知識分子結合的必要」。參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363。

[10-27]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2月28日作出的《關于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明確規定，中央黨校「停止過去所定課程，在本年內教育與學習黨的路線」，參見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一1947）》，頁255。

[10-28]《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卷，頁364。鄧發、項英、彭德懷是中共局面改善後，少數幾個仍保留有早期共產主義者清教徒式工作和生活習慣的高級領導人。1939年底鄧發自新疆返回延安後，發現一些人已開始追逐生活享受。對此，鄧發十分氣憤，他感嘆道：「我們黨是一個勞動階級的黨，但是現在，一小部分人已經忘本了」。參見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頁74。

四、彭真與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毛澤東為什麽挑選彭真作中央黨校的總管，讓這個既非中央委員，又未參加過長征，長期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職業革命家」來主持審查包括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這樣一個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個：彭真是中共黨內劉少奇系統的第一號大將，毛意欲借助劉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黨校整肅異己，以鞏固自己在黨內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彭真又為什麽在中央黨校為貫徹毛的整風部署日夜辛勞？答案也只有一個：劉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澤東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黨校整風運動的難得機會，整肅其在黨內的政敵，為劉少奇作為「白區正確路線代表」奠定基礎，這就是彭真之被毛澤東責成領導中央黨校，和彭真在中央黨校大樹毛澤東權威的全部底蘊。

彭真調入中央黨校後，立即將校長鄧發撇在一邊，當仁不讓地將黨校的所有重要權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實毛澤東的整風意圖，使中央黨校的裏貌和風格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為適應中央黨校作為大規模幹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將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全面引入中央黨校，實現了中央黨校的機關化和官僚化。中央黨校原先就有按入學幹部的原有級別分班的慣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于學制較短，高級班與中、初級班學員的政治待遇差別并不十分明顯，學校的管理機構也較為精干。但是隨著來延安準備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機關、學校的高中級幹部陸續進入中央黨校，原有的管理機構已不能適應新的局面。在黨校學習的高級幹部，他們的身份兼具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和審查的學員；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個部門的負責幹部；如何使這批幹部既能接受審查，又不致過分影響他們的情緒，這就成了一項急待解決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彭真制訂了兩項制度：第一、將依照幹部級別分班的原則固定化和制度化，在中央黨校分別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級地委及旅級以上幹部班、團級及縣級幹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將展開的幹部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局限于同級幹部范圍內。第二、在中央黨校確立優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規定凡中央委員、旅級及地委書記以上幹部，其妻子愿意隨丈夫入中央黨校學習者。一律可照顧入校，而免除其家屬的資格審查程序。[10-29]同時，原配有勤務員的高干，準許其將勤務員帶入學校歸自己使用。[10-30]

與上述兩項制度相配套，中央黨校還增設了新的管理機構，從學校總部機關、各部及附屬的組織教育科、秘書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組織系統，并配備了專職政工幹部（部組織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負責聯絡的組織教育干事），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組織網絡。經過這番改造，黨校的機構迅速擴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黨校的鼎盛時期，全校人數共約六千多人，其中一半為教職員工。[10-31]伴隨著機構擴增，官僚化趨向急劇增長，原中央黨校曾經存在著的學員與學員之間、學員與學校管理幹部之間的那種相對平等的關係基本就被扭轉了過來。

彭真領導中央黨校後黨校發生的第二個重大變化，就是徹底廢除了黨校系統講授馬列基礎知識的傳統，而代之以學習毛澤東、劉少奇、康生等的論著，以及經過選擇的斯大林著作和《聯共黨史》，并將「學習」與展開黨內斗爭緊密地結合起來。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關于中央黨校計劃》，第一次改組後的中央黨校，仍然必須講授經過重新編排的馬列基礎知識，以及中國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計劃還對中央黨校學員的學習時間作了明確規定，將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學習時間延長為兩年。[10-32]然而到了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時，毛澤東干脆宣布自即日起，中央黨校停止過去所定課程，對學員的學習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規定。顯然黨校學制長短必須服務于毛的政治目標，當毛澤東要打擊張聞天等人時，他一再抨擊延安的幹部教育制度既繁瑣又費時；而當毛澤東要利用黨校達到自己功利主義的目的時，他又執意將大批幹部長期集中在黨校，不把他們的頭腦「洗乾淨」絕不善罷甘休。彭真對毛澤東的意圖心領神會，他巧妙地將中央黨校的「學習」引向對王明、博古等國際派的懷疑和攻擊，又使這種「矛頭向上」的批判和對幹部本人的清算掛起鉤來，結果無休無止的學習、批判、審查將學員拴在黨校長達三至四年。在毛澤東的總策劃下，彭真使中央黨校完全變成了政治斗爭的大舞臺。

中央黨校由彭真擔任領導後所發生的第三個變化，也可以說是最重大的變化，是彭真和中央社會部、中央組織部密切合作，使中央黨校在長達二、三年的時間內，成為中共最大的幹部審查中心。

把黨創辦的軍政學校權充「有問題」幹部的審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過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在這前後，一批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被送入抗大「學習」，抗大校為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專門編了三個班。[10-33]許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將領都曾被安置在該校「揭發、清算國燾主義」。因不堪忍受株連，許世友、王建安等曾議論率在抗大「學習」的紅四方面軍幹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陜打游擊，但被人打了「小報告」，為此許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為主席的審判委員會的審判，并被處以徒刑。毛澤東權衡利弊後采取懷柔政策，最終陸續開釋了被拘押的許世友和在抗大「學習」的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這樣抗大作為「有問題幹部」的審查和收容中心的歷史才告一段落。

中央社會部滲入中央黨校作政治情報工作，也不是自1942年始，然而在整風運動前，中央社會部在黨校的活動處于極其秘密的「地下」狀態。抗戰爆發後，中央黨校對外的代名一度稱作「中山圖書館」，康生領導下的中央社會部主辦的「敵工訓練班」，將畢業的學員，作為中央社會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圖書館」。這些潛伏在黨校各個部門的耳目必須定期回社會部全面匯報在中央黨校的地下偵察活動。[10-34]

中央黨校與中央組織部存在密切關係則完全是公開的。中共中央規定凡進入中央黨校的幹部，除來自軍隊系統和邊區系統先由軍委總政治部和西北局審查其政治條件、再報中央組織部統一審查外，中央直屬系統及外地來延安的黨政軍幹部一律得由中央組織部審查其政治條件，才可入黨校，而幹部在中央黨校「結業」後，也統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工作。[10-35]

1942年，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公開進入中央黨校，與彭真須導的中央黨校，陳雲、李富春領導的中央組織部密切配合，結成了一個完全效忠于毛澤東的「鐵三角」：

中央黨校作為高干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條件十分嚴格，須由中央組織部逐個審查認可後方能入學；

中央黨校又是審查中心，經中央組織部審查批準入校的學員，還得再次接受中央黨校的政治審查，學員在校期間非有特殊情況一概不得調出；

中央社會部配合黨校的政治工作，凡經審查認為「有問題」的人，「情節嚴重」者移送中央社會部，「一般問題」者留校隔離審查。

因此，除了一部分與毛澤東關係密切的高干和一般中下級幹部外，進入中央黨校的幹部還包含下裏兩類人：

一類是雖無重大政治歷史問題，但曾在不同時期，程度不同地與國際派或「經驗主義者」有較多關係的幹部；

另一類是政治歷史有「嫌疑」的幹部。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書記處在致鄧小平轉太行分局各同志的電報中就要求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級上級幹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錯誤難處理的幹部」來延安學習。[10-36]

由于進入中央黨校的幹部情況各異，中央黨校在學員編班問題上采取了特別的安排：在黨校內，既有按幹部級別分類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類別組成的班。1943年後，送入中央黨校的幹部人數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謂「有問題」的幹部，在彭真的主持下，分別將這類幹部集中在下列單位：

中央黨校三部：其成員多為被解散合并至中央黨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識分子幹部。

中央黨校第六部：其成員多為來自國統區的幹部和青年知識分子。

上述兩個部是中央社會部在黨校深入活動的重點單位，也是「挖」出「特務」、「叛徒」最多的單位。中央黨校三部和六部學員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代問題」。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黨校整風領導班子借助保安和組織兩股勢力在校內「大破大立」，破對國際派和「經驗主義者」的迷信，立對毛澤東、劉少奇的贊頌和服從。從1942年春始，中央黨校就充斥著捧毛、捧劉的濃厚空氣，到1945年，校名也曾一度改為「中共中央毛澤東黨校」。[10-37]

1942年5月14日和5月16日，《解放日報》分別發表彭真撰寫的社論：《領會二十二個文件的精神與實質》和《怎樣學習二十二個文件》，文章對毛澤東的整風意圖詳加闡述，強調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解決立場、觀點、方法問題，并用來「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彭真尤其要求黨校學員要反復精讀《二十二個文件》中所收載的劉少奇的文章，以加強學員對劉少奇的認識。

彭真在中央黨校擔任主要領導期間，和毛澤東保持著極其密切的聯系。1942年7月，中央黨校學風學習階段結束，中央黨校擬定的幹部考試的四個題目，是報請毛澤東親自修改後才確定下來的。彭真對黨校運動中所發生的爭論，事無巨細，都向毛澤東及時匯報，甚至一些雞毛蒜皮事，諸如某個軍隊學員對結了婚的幹部每周六過夫妻生活表示不滿這類的事，毛都知道。[10-38]毛澤東也經常到黨校彭真處瞭解情況，會見黨校幹部。[10-39]

彭真的忠誠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贏得了毛澤東的稱許，相比之下，張鼎丞、江華等毛的嫡系幹部雖然也在中央黨校，但是張鼎丞只擔任了黨校的二部主任，而江華僅為一部的普通學員。毛澤東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干勁十足。1943年10月黨校在肅奸、搶救高潮中轉入路線問題「學習」，彭真重翻歷史老帳，率先批判1928年的順直省委和1935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慶施、高文華，實際上將矛頭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治局處理順直省委問題的周恩來，堂而皇之地將劉少奇樹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勿庸置疑，樹立劉少奇就是樹立彭真自己，劉少奇既然是「正確路線」的化身，彭真作為當時劉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確路線之列，這樣彭真就為自己進入中共最高核心層準備了充分的法理依據。

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為彭真加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機會，1943年7月，劉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時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調入黨校，擔任二部副主任，作張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實際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黨校細心觀察，仔細物色「忠于正確路線」的幹部。1944年，陳雲卸去了擔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彭真立即填補空缺，晉升為中組部部長。在毛澤東的支持和默許下，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籌備召開中共七大的時機，將一批劉少奇擔任北方局書記時的部下，或者安排擔任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或者委以黨政軍關鍵部門的領導職務，于是，劉少奇系統羽翼漸豐，成了中共黨內最大的「山頭」之一。

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由中央黨校開創的學校官僚化、機關化的管理體制，貶低理論知識的反智主義傾向，和動用政治保安力量開展思想斗爭和組織整肅的方式，構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黨校的整風經驗不僅逐漸在各根據地的黨校得到推廣，成為開展黨內斗爭的一種基本形式，1949年以後，它的基本精神還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在經過若干修正和補充後，成為中共在機關、文宣部門和高等院校進行持續不絕的政治運動的傳統方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時期中央黨校創立的官僚化、機關化的學校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國高等院校管理體制的基礎。

1942—1945年，是中共歷史上大動蕩、大改組的關鍵時期，毛澤東、劉少奇、彭真互相支持，攜手合作，將中央黨校攪得天翻地覆。毛澤東、彭真利用中央黨校整肅異己的方法，其實和1929—1930年間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整肅布哈林等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方法并無多大的差別。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搞清洗的時間不到兩年，而毛在中央黨校搞整風竟長達三年半，中央黨校成了名副其實的整風的「風暴眼」。

注釋

[10-29]《中共中央關于中央黨校學生入學與調動問題的規定》（1942年3月11日），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一1947）》，頁260。

[10-30]彭真：《中央黨校計劃》（1941年），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24。

[10-31]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65、127。

[10-32]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65、127。

[10-33]《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310—11；另參見《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頁112。

[10-34]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頁77。

[10-35]《中共中央關于中央黨校學生入學與調動問題的規定》（1942年3月11日），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256—57。

[10-36]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58。

[10-37]參見盧弘：《李伯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417。

[10-38]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77-78；另參見《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頁92。

[10-39]1943年冬，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江華返回延安，遵劉少奇命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毛澤東在彭真的住處接見了他，參見江華：《追憶與思考——江華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04。

第十一章　鍛造「新人」：從整風到審干

一、教化先行：聽傳達報告和精讀文件

1942年春，整風運動初起之時，其主要內容是號召全黨幹部學習中共中央指定閱讀的一系列文件。整風以學習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澤東在開展黨內斗爭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獨創性。與斯大林三十年代推行的大規模肉體消減政策相區別。毛澤東領導的整風并不單純依賴暴力鎮壓，和斯大林相比，毛更擅于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制兩種手段。毛澤東進行黨內斗爭手段的多樣化，主要乃是因為四十年代毛的政治目標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是在蘇共執政的條件下，為強化自己的獨裁地位而濫施暴力，毛政治上的首要目標則是徹底打倒黨內的留蘇派，完全確立并鞏固自己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進而謀取抗戰勝利後取代國民黨，建立共產黨和他本人對中國的統治。在中共尚未在全國執政的條件下，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毛必須將黨內的整肅斗爭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路線、方針、乃至個人的作風和風格吸引追隨者。其次，訴諸教化手段是中國儒家傳統的基本方法，它既有可操作性，又有易于被人接受的親和性。毛相信，借用儒家傳統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配之以列寧主義的部分內容，基本可以達到轉換人的意識的目標，從而避免了單純使用暴力手段可能給黨帶來的破壞。在1941年9至10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已獲得對王明等的絕對優勢，但在全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毛很難迅速將黨內上層的分歧向全黨公開。然而為了徹底摧毀國際派在黨內的基礎和影響，又必須在政治上「搞臭」對手，只有將上層與中、下層的斗爭全面展開，才能為全黨轉變思想、接受「王明是機會主義」這一命題掃清障礙。正是基于這種考慮，發動全黨思想改造——學習毛的論述和經毛澤東審定編輯的有關文件，才成為整風初期的中心任務。

中共中央通令全黨在整風運動中必讀的文件通稱「二十二個文件」，但在1942年4月3日中宣部頒布的《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只規定了十八個文件為必讀文件，在這十八個文件中只有兩份是斯大林的作品。可能是毛澤東感到如此編排文件，傾向性過于明顯，4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了四份必讀文件，除一份為季米特洛夫的論述，其他三份均為斯大林、列寧的論述，這樣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個文件」。

在「二十二個文件」中占據最重要位置、被列入首篇和第二篇的是毛澤東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被列入第三篇的文件則是康生在延安兩次幹部大會上作的「關于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報告」和「痛斥黨八股的報告」。

康生作為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最堅決的支持者，從整風之初就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康生在2月21日、3月7日這兩次大型報告會上，竭力發揮毛澤東對國際派及知識分子的嘲諷、挖苦，將毛澤東有關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新概念在全黨廣泛地傳播開來。

除了康生，毛澤東在延安的其他盟友1942年春也紛紛行動了起來。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任弼時以及政治地位正在上升的彭真、李富春、陸定一、胡喬木等人，或在《解放日報》發表闡釋性文章，或親赴中央黨校作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輔導報告。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宣部代部長的凱豐，為了立功贖罪，也打足精神，跟在康生等人的後面搖旗吶喊。至于陳伯達、艾思奇、張如心、何思敬等理論家更是積極辛勞，不時在《解放日報》上推出長文或短論。一時間，密集的理論灌輸，猶如暴風驟雨，在延安傾盆落下，就在這強大的宣傳攻勢下，延安幹部的思想改造過程已經開始。

如果與整風運動中後期大規模的審干、肅奸、搶救斗爭相比，整風運動發動之初的幹部學習文件的活動就顯得比較輕松了。盡管自毛澤東發表演說和康生傳達毛的報告後，延安出現了一段為時不長的「自由化」時期，但為時不久，「矛頭向上」的風向就被迅速扭轉。3月下旬，毛澤東緊急剎車，精心部署對王實味的「反擊」。中宣部「四三決定」更具體落實毛的戰略意圖，明確強調廣大中下層幹部也和高級幹部一樣，同屬整風對象，[11-1]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時間為五個月。4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軍委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學習「四三決定」的動員報告，在這次有二千人參加的大會上，康生要求各機關成立學習分委員會，由該組織統一領導各單位的運動。[11-2]4月20日、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處和陜甘寧邊區系統分別召開文件學習動員大會，中央辦公廳秘書處主任王首道和負責領導邊區工作的任弼時作了和康生報告相類似的動員講話。[11-3]于是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大規模活動在各單位迅速展開。

「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包括三個階段：

一、粗讀文件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要求將「二十二個文件」全部瀏覽一遍，讀後要做筆記，并進行初步討論。

二、精讀文件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要求將所有文件分類反復精讀，達到「眼到」（精細研讀）、「心到」（深思熟慮，領會文件的實質和精神）、「手到」（寫讀書筆記）、「口到」（質疑、漫談、開討論會）。[11-4]

三、考試階段

從1942年6至8月，延安各單位的文件學習進入到考試階段。中央黨校在6月23至7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考試，所擬定的四個考題事先經毛澤東審閱和修改。[11-5]考試題目是：（一）什麽是黨的學風中的教條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是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二）什麽是黨的學風中的經驗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是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經驗主義的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三）你聽了或讀了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和中央《關于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關于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以後，你對過去黨內的教育和學習反省的結果如何？有些什麽意見？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學習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後，怎樣根據它來檢查并改造或準備改造你的工作？[11-6]中央黨校規定，在考試期間，學校關閉，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來訪。文化程度低不能執筆的學員，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員代為執筆。

在中共歷史上，由黨的中央機關動用組織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幹部暫停日常工作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文件學習，這是首次（以往中共黨員也有組織安排的政治學習，但為時一般較短，性質更與延安整風期間的文件學習完全不同）。毛澤東利用新成立的各級學習委員會，使這個新設組織成了各級黨組織的核心，借助于學習委員會高效、有力的組織措施，毛將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強制性地灌輸進廣大黨員的頭腦，初步打擊了黨內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條件。

注釋

[11-1]參見《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1942年4月3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364-65。

[11-2]《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07、111-12。

[11-3]《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07、111-12。

[11-4]閱讀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為王首道首先提出，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11。

[11-5]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78、77。

[11-6]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78、77。

二、排隊摸底：命令寫反省筆記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延安幹部的「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活動，尤其關心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對文件學習的反應。為了及時掌握延安各級幹部的思想動態，1942年春夏之際，毛澤東作出決定，命令所有參加整風的幹部必須寫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質的反省筆記，并且建立起抽閱幹部反省筆記的制度。

用檢查私人筆記的方法，來瞭解幹部的「活思想」，這也是毛澤東的獨創，這說明毛澤東對全黨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張并不十分樂觀。毛很清楚地知道，由于他不能用準確無誤的語言來表示自己的真實想法，全黨在思想上極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亂。毛的最大困難在于，他不可以公開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相反必須對斯大林、共產國際持完全肯定的態度。毛暫時也不能將黨內上層斗爭的真相完全公開，用明確的語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從而暴露出黨的核心層的分歧，相反，毛必須維護黨的核心層表面上的團結一致。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毛澤東只能小心行事，而決不可對延安幹部草率處之以粗暴手段，可供選擇的最佳方法就是「文攻」——不戰而屈人之兵，要求幹部寫出反省筆記和建立抽閱反省筆記的制度就是實現「文攻」的有效途徑之一。

對于毛澤東而言，建立抽閱幹部反省筆記制度至少有兩大好處：第一，可以就此觀察全黨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勢利導。

第二，在幹部反省筆記中搜尋異端，擇其典型打擊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蘿卜可糾「和風細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黨對新權威頓起敬畏之心。

提倡幹部進行思想反省，并寫出帶有自我批評性質的反省筆記。對于延安的廣大幹部固然是一種壓力，但是這還不至于超出他們的心理承受范圍。因為全黨對于「反省」一詞并不陌生，劉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報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說，鼓吹共產黨員應加強「黨性鍛煉」，事實上，許多共產黨員已經按照劉少奇所要求的那樣去做了。中共元老吳玉章自述：他「恍然覺得我們現在的整風工作，就是中國古圣先賢所謂『克己復禮』『正心誠意』的修養」，「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雖然舊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嚴于自己省察，行為不茍，是可寶貴的。」[11-7]由于列寧主義的「新人」概念與中國哲學中的「內省」、「修身」并無明顯矛盾，因此對于中共廣大黨員，接受這種兼顧新舊、融合列寧主義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難。

毛澤東的方針已定，下一步的問題就是如何將文件學習與反省思想加以結合并用來指導眼下的運動。1942年3月9日，經毛澤東精心修改，由胡喬木撰寫的社論《教條和褲子》在《解放日報》正式發表。胡喬木在這篇社論中第一次提出「脫褲子，割尾巴」——在全黨進行思想反省的問題，社論要求每個黨員對照毛的講話，勇敢地解剖自己，與舊我告別。繼之，中宣部的「四三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參加整風的幹部「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和軍委直屬機關聯合舉行的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重申必須「運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體指導寫反省筆記的方法：「內容要多寫自己閱讀（文件）後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學習委員會有權臨時調閱每個同志的筆記」。[11-8]

兩天後，為了給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撐腰，毛澤東親自出馬，在中央學習組召開的高干會議上，動員全黨自上而下「寫筆記」。毛澤東以十分強硬的口吻說道：

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我們的「緊箍咒」裏面有一句叫做「寫筆記」，我們大家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幹部也好，老幹部也好，學校也好，機關也好，都要寫筆記。首先首長要寫，班長、小組長也要寫，一定要寫，還要檢查筆記⋯⋯現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寫筆記，這是很好的現象，犯了錯誤還要裝老大爺，那就不行。過去有功勞的也要寫筆記⋯⋯也許有人說，我功勞甚大，寫什麽筆記。那不行，功勞再大也得寫筆記。[11-9]

在4月20日中央學習組的會議上，毛澤東甚至引述康生兩天前在中直和軍屬機關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毛說：

康生同志在前天動員大會上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是整個的，但自我批評就是說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11-10]

毛澤東表示自己也要「寫一點」筆記，但事實上，他只是以此作一個幌子。毛所謂「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11-11]完全是針對其他領導人和一般黨員幹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黨校在制定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計劃中作出規定，參加整風學習的學員必須「聯系反省個人思想及與本身有關工作」明確宣布中央黨校的各級領導機構均有權「隨時檢查筆記、記錄」。

經過約一個月的試點準備，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澤東認為，將學習二十二個文件轉入對照文件進行思想反省的時機已經成熟。5月23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寫反省筆記》，至此，整風進入到思想反省的階段，調閱幹部反省筆記的制度隨之在各機關、學校迅速推廣開來。

從現象上看，動員幹部寫反省筆記和建立抽閱反省筆記的制度，并沒有遭到來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澤東并沒有就此放松警覺。他完全明白，聯系個人的思想與歷史進行自我反省決不同于一般的閱讀文件，許多幹部往往會避重就輕，不愿進行徹底的自我否定。為了引導幹部作出比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須及時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標本，作為引導全黨進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後，《解放日報》陸續刊出一批反省文章，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種類型。

一、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中央領導幹部政治表態性的反省。所謂「經驗主義」，是毛澤東在整風運動期間給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領袖貼上的政治標簽。「經驗主義者」因在政治上曾經支持留蘇派，或雖朱明確表示支持留蘇派，但曾一度與毛澤東的意見相左，因而也與「教條主義」同列，是毛整肅的對象。但是，「經驗主義者」大多有較長的革命歷史，在黨內的基礎也較深厚，所以只是處在被整肅的第二層，而毛對「經驗主義者」的策略是分化他們與王明、博古等的關係，將他們爭取到自己的一邊。「經驗主義者」只要能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不管這種「承認」及「反省」是否表面化，毛澤東一般均放他們過關。中共元老王若飛的反省即提供了經驗主義領導幹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王若飛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工作作風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的文章，王若飛在該文中以毛澤東的立論為依據，對照檢查自己：

是多少帶有陶淵明所說的某些氣質，「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飲輒醉」，這種粗疏狂放的作風，每每不能深思熟慮，謹慎其事處理問題，即令自己過去曾是時時緊張的埋頭工作，也常陷于沒有方向的事務主義，以致工作無形中受到很多損失。嚴格的說，這是缺少一個共產黨員對革命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的態度。[11-12]

王若飛的上述反省，嚴格的說，并不「深刻」。他不僅沒有對自己的過去歷史作出嚴厲的自我批判，更沒有將批評的矛頭對準王明、博古等留蘇派，與此相反，王若飛甚至在作「自我批評」時也沒忘了為自己評功擺好，例如，王若飛反省道：

過去我對黨性的認識，只注重從組織方面去看，認為黨是有組織的整體、個人與黨的關係，是個人一切言行，應當無條件的服從黨組織的決定，只要自己埋頭為黨工作，不鬧名譽，不鬧地位，不出風頭，不把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對立，便是黨性，并以此泰然自安。[11-13]

人們從這些話中實在難于判斷王若飛「對黨性的認識」，究竟是屬于缺點，還是屬于優點。盡管王若飛的反省只是檢查自己「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受到毛澤東的歡迎。王若飛屬黨的元老，因在1926至1927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期間與陳獨秀關係密切，長期遭受莫斯科與國際派的排擠。王若飛與周恩來的關係也不緊密。抗戰後王若飛獲毛澤東容納，成為毛澤東核心圈外第二層的重要幹部。王若飛平時對毛的態度十分恭敬，現在又在報上進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開表示對毛的支持和效忠，對于這樣一位在黨內享有較高聲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態，毛澤東又如何可以求全責備？此時此地，毛澤東所要求于中央領導層幹部的就是像王若飛這樣在政治上表明態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飛身為中央領導幹部，帶頭響應毛的號召進行自我反省，其影響不可謂不大，其他幹部焉能不從？

二、犯有「教條主義」錯誤的高級文職幹部的反省。

對于一批有留蘇或留日、留歐美背景，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統工作的黨的高級文職幹部來說，理解延安整風的真正意圖并不困難。當傳達了毛澤東的幾篇演說和《解放日報》的《教條和褲子》社論發表後，他們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這場運動首當其沖的目標。擺在他們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或拒絕反省，最終被他們寄托于生命全部意義的黨所拋棄；或遵循黨的要求，徹底與過去告別，脫胎換骨，用毛的概念取代過去被他們視為神圣的俄式馬列的概念。習慣于聽從上級指示的文職幹部幾乎不加思索地就選擇了第二條道路。然而這條道路并不平坦，首先，他們必須對自己罪孽深重的過去痛加譴責；繼之又需對毛澤東的「偉大」，表示心悅誠服。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報》發表的王思華的反省文章《二十年來我的教條主義》，就堪稱教條主義高級文職幹部自我反省的標本。

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的王思華原是三十年代頗有名氣的左翼社會科學家，曾留學德國專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充分領會了毛澤東發動整風的意圖，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對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論研究活動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王思華寫道：

我在大學和在外國留學時，所學和研究的，不是英國的亞當・斯密與李嘉圖，便是法國的魁奈和薩伊，⋯⋯所學的是外國的，自己在大學裏教的，自然也只能是這些外國的。這樣做，不但省勁，而且受學生的歡迎。因為在一般的大學生中，有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無興趣，他們一心向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外國。學生的這種反常心理，先生這種投機取巧的態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國大學生，這種輪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時代的我，而我又拿來害青年！[11-14]

王思華上述有關對中國現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但問題在于，王思華的興趣似乎并不在對此種弊端展開嚴肅認真的分析，而是企圖以此作為迎合某種政治新風向的手段。為此，他不惜將紛繁復雜的現象簡單化，為毛澤東的論斷提供具有個性特征的注解：

十三年前，當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後，又把它「生吞活剝」地搬到中國來。⋯⋯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態度上還是主觀主義的。在這種態度下，還是只想懂得希臘，不想懂得中國；⋯⋯把馬克思的一切東西當作千古不變，放之于四海皆準的教條了。[11-15]

緊接著，王思華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詞句進行自我貶損。他承認，教學生「啃《反杜林論》則是為了迎合學生的好高騖遠的奇特心理」，[11-16]到延安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之下，不得不聯系到中國」，但這僅是「以資裝飾門面」，自己仍「只想在《資本論》本身上來翻筋斗」。[11-17]

王恩華痛罵自己「夸夸其談」、「不老實，企圖取巧」、「只知背誦教條」、「向馬列主義開玩笑」。在對自己口誅筆伐的同時，王思華竭力稱頌毛澤東對發展馬列主義的貢獻。他表示，「為了徹底消滅『比屎還沒有用處』的教條」，「徹底打垮我這樣根深蒂固的不正確的思想方法」，自己已決定「到實際工作中去，不僅是到實際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變為一個實際工作者」。[11-18]

王思華的反省開創了教條主義高級文職幹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瀾、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屬于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學家范文瀾對前一階段中研院出現的以王實味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瀾譴責自己「高唱民主，忽視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領導』」，聲稱這是「難以忘懷的一件痛苦經驗」，他對此「衷心抱疚」。[11-19]

中央政治研究室資料組和國際政策研究室成員王子野則專門檢討了自己「夸夸其談」的「不正派作風」，他痛陳自己往往僅憑「一知半解」，「憑著想當然」大發議論，現在回想起來，「實在荒唐之至」。[11-20]

在毛澤東發起的勸導反省的巨大壓力下，大批高級文職幹部紛紛自我批判，口誅筆伐「比屎還沒有用處」的教條本本，那些當年翻譯馬列著作的知識分子更因積極傳播教條而首當其沖地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中央研究院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個老黨員，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國內聞名的紅色社會科學家，曾翻譯《經濟學方法論》等多種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11-21]但在整風之初，柯柏年并沒有在《解放日報》發表自我譴責的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擊為「教條主義者」，罪名是曾翻譯過教條本本。此事給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發誓以後再不搞翻譯工作。1943年春，毛澤東根據已變化了的形勢（教條主義者已被搞臭，蘇聯對德國已取得優勢），認為有必要恢復中共的馬列著作翻譯工作。可是當毛澤東征求柯柏年意見時，柯柏年卻向毛堅決表示，今後再不搞翻譯了。[11-22]柯柏年以後轉入到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外事系統，改行做對外統戰工作，再也沒回到中共馬列著作編譯部門。毛澤東的「反教條主義」所要達到的效果極為顯著，及至1945年春，謝覺哉私下也感慨，「自從反教條，有人不講書本子了」。[11-23]

三、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高級軍職幹部的反省。

和黨的高級政治生活毫無牽涉的軍隊一般高級幹部，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風的重點整肅對象。然而整風既為全黨性的運動，軍隊幹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們同樣應在運動中「提高認識」。但是，對于來自不同軍隊系統的幹部，他們所需「提高」認識的內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有必要檢討自己在張國燾「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場和態度，而原紅一方面軍中的幹部則只要檢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即可。我們以曹裏懷的反省為例：

曹裏懷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檢討」重點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點：一、在日常工作中，解決和處理問題不細心，草率從事。二、愛面子。三、理論和知識的修養太差。四、自己的經驗不能很好地整理。曹裏懷給自己貼的標簽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傾向確是濃厚地存在著」。

饒有興味的是，曹裏懷的「自我檢討」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頌毛澤東的內容，若將其和「教條主義者」嘴裏發出的贊美相比較，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軍隊高級將領對毛的贊美似乎更加誠摯和熱烈。曹裏懷徑直將毛澤東與列寧并列，聲稱毛的著作是「活的馬列主義」，言外之意其他均是「死的馬列主義」：

（毛澤東的著作）告訴了我們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這些著作，是完全從客觀的現實出發，而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11-24]

曹裏懷更進一步將歌頌毛澤東與譴責國際派結合起來，他寫道：

（毛澤東的）這種有高度布爾什維克原則性和極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豐富的革命內容的政策，不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者所能辦得到的。[11-25]

四、革命歷史雄厚，且不掌實權的黨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著幾位德高望重、受到全黨尊敬和愛戴的革命老人，他們分別是林伯渠、吳玉章、謝覺哉、徐特立。除了這四老，張曙時等盡管也年屆六十，但是依當時的習慣，他們尚不夠「革命元老」的資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擔負邊區主席的實際工作，吳玉章等大多掛個虛銜，并不掌握具體部門的領導實權。整風運動初起，吳玉章等也積極行動起來，以自己的反省現身說法，為毛發動整風的「正當性」、為知識分子必須進行脫胎換骨改造的論斷，提供最具說服力的證明。吳玉章寫道：

中國舊時社會最壞的習慣，就是稍有聰明才智的人都變為知識分子而脫離生產，結果，小的變流氓，大的變政客，都為社會的毒害。而從事生產的廣大群眾則蠢蠢無知、任人魚肉。

⋯⋯如果我們不自欺欺人，則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于國家民族盡了什麽責任呢？這樣來一個反省，恐怕不汗顏的沒有幾個。我自己一反省就覺得「才無一技之長，手無縛雞之力」，而還往往「夸夸其談」「嘩眾取寵」，黨八股的余毒很深。這能免「欺世盜名」之誚嗎？我雖從事革命四十余年，只有力求前進到底不懈這一點足以自信自慰，其他能力太缺乏了！[11-26]

吳玉章的反省頗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態：李六如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後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即與其相識，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時期，曾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秘書長。1942年李六如已經五十五歲，他對老友謝覺哉說，「以前自以為不錯，自以為立場穩定，整風後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黨』」（此系毛澤東在整風中發明的名言）。謝覺哉說，他對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11-27]謝覺哉不僅自我反省，還在《解放日報》化名發表《一得書》短評，向教條主義發起攻擊。謝覺哉指出，教條主義「如只放在案頭上擺樣，雖然比屎還沒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無干。若拿了去對付革命，那就為害非淺，容易把革命弄壞」。[11-28]

以上四種類型的幹部反省的樣本，為全黨展開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統。毛澤東、康生、彭真、李富春、胡喬木、陸定一利用報紙，大力推廣這些反省經驗，再結合于組織措施的落實，對延安幹部的心理造成了劇烈的沖擊和震蕩，尤其使有「教條主義」背景的幹部自慚形穢，無地自容。至此，毛澤東設計的思想改造工程的關鍵性步驟——清算過去的大門已經打開。下一步就是廣大黨員挑選適合自己的政治標簽，對號入座；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依照報上發表的反省樣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檢查。

注釋

[11-7]《吳玉章文集》，上（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頁240。

[11-8]《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07。

[11-9]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11-10]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11-11]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11-12]《解放日報》，1942年6月27日。

[11-13]《解放日報》，1942年6月27日。

[11-14]《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11-15]《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11-16]《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11-17]《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11-18]《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11-19]《解放日報》，1942年6月1日。

[11-20]《解放日報》，1942年6月1日。

[11-21]參見《生活全國總書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書店編印，1935年），頁72。

[11-22]參見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7。

[11-23]《謝覺哉日記》，下，頁791。

[11-24]《解放日報》，1942年7月13日。

[11-25]《解放日報》，1942年7月13日。

[11-26]吳玉章：《以思想革命來紀念抗戰五周年》（1942年7月7日），載《吳玉章文集》。上，頁241。

[11-27]《謝覺哉日記》，上，頁456。

[11-28]煥南（謝覺哉）：《感性與理性》，載《解放日報》，1942年8月10日。

三、審查在後：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機關、學校正遵照中央總學委的部署，將學風和黨風學習納入到幹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廣大幹部和黨員紛紛寫出個人反省筆記的時候，忽然間，運動的風向又發生了新的變化，1942年12月6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關于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各單位又迅速開展了以反對「小廣播」為中心的反對自由主義的斗爭。

所謂「小廣播」，與「脫褲子、割尾巴」一樣，是中共在延安時期創造出的政治新詞匯。「小廣播」系指和黨的宣傳口徑等「大廣播」相對應的，在同志之間對黨的政治、人事關係的私下議論。被中央總學委列為「極端危害黨的大患」的「小廣播」有下列五種類型：

—、泄露黨的政治、軍事、黨務、組織、經濟、教育、鋤奸、情報等秘密消息和行動；

二、散布與黨的宣傳口徑不一致的對國際國內戰爭形勢的看法。例如，傳播對蘇德戰爭、中日戰爭的悲觀言論；

三、有關對整風運動目的的懷疑和議論，「散布整風是為了打擊某些人的讕言」；

四、攻擊黨的領導，「對黨內同志任意污蔑，造謠中傷」；

五、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論、蛻化論的宣傳」，「替反革命分子『廣播』反黨思想」。[11-29]

那麽，最有可能散布這些反革命「小廣播」、「實際上變成了敵人義務的情報員」的又是哪些人呢？中央總學委的《通知》提示各學委會必須嚴密注意下列對象：

一、在思想和組織上存在濃厚的自由主義，厭惡黨的原則、組織紀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二、「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人。這些人敵我不分，「對『私交』可以無所不談」，「就是反黨的分子也可以作為他們的朋友」。但他們「對黨的組織可以欺騙隱瞞，甚至聽到反革命的言論，也可以不報告組織」。

三、「喜歡溜門子」，「打聽個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評頭論足」的人。[11-30]

具有上述三種表現的人是運動的重點整肅對象，然而，中央總學委并不想把運動僅限于這三種人中間。因為在廣大普通黨員中，因歷史、職業、地域、個性等背景的相近，「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人比比皆是，而依照中央總學委的邏輯，凡具有這種特性的人，皆有成為敵人「義務的情報員」的可能性，所以《通知》明令：

每個黨員深刻的反省自己與嚴正的批評別人，檢查自己和別人是否犯了「小廣播」的錯誤，曾泄露了一些什麽秘密，向外廣播了一些什麽消息，向黨隱瞞了一些什麽問題，聽到了一些什麽不利于黨的消息沒有向黨報告，對于這些問題每個黨員應向黨誠懇坦白的報告出來。[11-31]

如何坦白？中央總學委這一次又創造出新的辦法，每個幹部必須填寫「小廣播表」！

中央總學委規定，各機關學校應根據《通知》的精神和各單位的具體情況，「制發『小廣播』調查表」，并將其

分發每個同志填寫，以調查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向外廣播了一些什麽及由內外向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廣播了一些什麽，這種調查材料，應加以整理研究，并向總學委報告。[11-32]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動員并強制廣大黨員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廣泛，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尚屬頭一回。雖然在這之前，延安的黨員和幹部已依照中央總學委的部署，普遍寫出反省筆記，但反省內容大多屬于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如今更深入到個人的私生活領域，調查黨員的私下言行和個人間的交往，這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極端強制的一面。盡管《通知》通篇都是「黨的原則」、「黨的紀律」、「黨的團結」等意識形態術話，但調查黨員私下言行畢竟與要求黨員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其正當性頗令人懷疑。于是，針對黨員中有可能出現的對填「小廣播調查表」的消極不滿情，中央總學委又「適時」提出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口號。1942年未，圍繞動員填「小廣播表」一事，各機關學校布置反復學習毛澤東1937年所作的《反對自由主義》的報告。毛的這篇演講稿與其說是論述自由主義的論文，勿寧說是毛在闡述其理想中的共產黨員人生哲學的范式。毛在這篇演說中。撇開「自由主義」一詞的規定性，對「自由主義」一詞作出新的解釋。把「自由主義」等同于中國傳統的人際交往的一般習慣。毛所要反對的自由主義，除了指政治思想上與黨的路線背離外，重點是指黨內的「一團和氣」，換言之，就是在共產黨員中所存在的「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現象。現在，重新翻出毛澤東當年的報告，把「客觀上幫助敵人」的「自由主義」和眼下要肅清的「小廣播」串聯起來，為反對「小廣播」提供了理論的依據。

12月6日中央總學委反對「小廣播」的通知下達後，延安宣傳媒介的反自由主義的宣傳攻勢緊緊跟上。1943年1月19日，陳伯達在《解放日報》發表《應用辯證法，反對自由主義——在整風中紀念列寧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機關學校除了動員每人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外，還紛紛組織以反對自由主義為中心的「學習會」和「討論會」。

作為反「小廣播」斗爭的試點單位，陜甘寧邊區師范學校學委會早在11月20日就布置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大討論會」。大會歷時十九天，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由學校領導機關廣泛搜集「犯自由主義」的材料；第二個階段，動員師生展開互相批評；第三個階段，則將斗爭重點轉移到「犯自由主義特別嚴重，錯誤思想特別頑固」的人和事件上。[11-33]

12月6日，就在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通知的當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即中央政治研究室資料組）向每個工作人員發出考試試題，要求回答下列問題：

—、到今天為止你對黨還有什麽隱瞞的事情沒有？還有什麽不滿意黨的地方沒有？

二、你的自我批評精神如何？你對其他同志的批評還有不坦白的沒有？其他同志對你有什麽批評沒有？你的認識和態度如何？有無自由主義的毛病？自己還有什麽缺點需要揭發呢？[11-34]

上述試題與半年前中央黨校學風考試的內容已完全不同，延安的幹部在遵命填寫「小廣播調查表」，搜腸刮肚地檢討自己的自由主義錯誤時，愈來愈對整風運動的轉向感到迷惑。

注釋

[11-29]《中央總學委會關于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468-70。

[11-30]《中央總學委會關于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468-70。

[11-31]《中央總學委會關于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468-70。

[11-3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470。

[11-33]《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37、338。

[11-34]《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37、338。

四、為運動重心的轉移作準備：毛澤東、康生的幕後活動

整風運動既以反對主觀主義開場，運動展開以後，延安幹部又相繼經歷了整頓學風和黨風的階段，但在12月份，運動的風向明顯地發生了變化。中央總學委12月6日發布的肅清「小廣播」的通知，強調黨員和幹部必須徹底交代個人一切言行和日常人際來往情況，并運用組織力量對所謂「串門子」、「愛打聽」的情況進行大規模的調查，這早已和批判「主觀主義」與「黨八股」風馬牛不相及，而更類似于保衛機關的肅反偵察手段，盡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總學委又部署開展反對「黨八股」的文風檢查，延安的報紙還在繼續宣傳整頓三風，然而事實上，原先以教化為重心的學習運動，現在已迅速向以鎮制為重心的審干、反奸運動轉移。

將整風運動導入審干、反奸軌道的總策劃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和他親密的助手康生。為了順利地將運動重心轉移，從1942年春開始，毛澤東就在康生的協助下，作了長時間精心的醞釀和準備。

促使毛澤東萌發審干、肅奸念頭的導火線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中共中央雖然已經成立了以康生為首的「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但在這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這個委員會似乎還未正式開展工作。1942年春，《野百合花》的發表及其在知識分子中激起的廣泛共鳴引致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和強烈反感，王實味文中所流露出的強烈的人道主義和反特權思想，連同延安文化人蔑視領導權威的種種行徑，使毛感到自由主義、人性論已對自己的政治目標和個人權威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本來毛澤東就對「和風細雨」進行思想改造的局限性有看充分認識，委派康生作為領導整風運動的第二把手和自己的代言人，本身就蘊含著整風運動所具有的懲戒性質，現在王實味和延安文化人公開跳將出來，更使毛相信，欲統一全黨思想和確立自己的領袖地位，必須一手拿筆（教化），一手持劍（鎮制），使文武兩手并行不悖。從這時起，毛澤東就產生想法，要以王實味事件為突破口，在肅清王明等國際派的同時，一并消滅黨內的自由主義。

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報》開始陸續發表批判王實味的文章，從表面上看，這個時期報上批王的言辭并不十分激烈，毛澤東甚至還兩次通過秘書胡喬木，向王實味轉達他個人希望王實味「改正錯誤立場」的意見。[11-35]但在內部，中共上層已決定對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強硬措施。

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作有關國民黨方面對延安動態反應的匯報。康生在講話中沒有提及大後方對《野百合花》的反應，只舉出了中央青委的《輕騎隊》壁報已被敵人所利用。康生說：「國民黨特務稱贊《輕騎隊》為延安專制下的唯一呼聲。」[11-36]康生提供的情報激起與會者的強烈反應，其中有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發言中歷數延安「特務分子」的種種罪惡：

特務分子利用黨內自由主義乘機活動，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及檢查工作中，故意擴大黨內的缺點和錯誤，散布思想毒素，反對各學校機關的領導，并寫文章、出壁報、進行小廣播，團結不堅定的黨員來反黨。[11-37]

在會議上發言的這位「中共領導同志」究竟是誰？1942年4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康生、任弼時、陳雲、王明、博古、朱德、凱豐、王稼祥、鄧發等十人，王明因病住進了醫院，早已不出席政治局會議。當時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屬于「中央領導同志」之列的還有彭真、李富春、陸定—、胡喬木和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等人，在上述這些人中，較有可能發表這番關于「特務分子」講話的僅任弼時、彭真、李富春、凱豐、賀龍等數人，這位「中央領導同志」發言的意義在于，他不僅預設了中共黨內存在「特務分子」的活動，并且具體描繪了「特務分子」的特征和進行破壞活動的手段。

在這位「中央領導同志」的眼中，「特務分子」具有三個基本特點：

一、故意擴大黨內的缺點和錯誤。

二、散布思想毒素。

三、反對各學校機關的領導。

「特務分子」反黨的活動方式主要有三種：

一、寫文章。

二、出壁報。

三、進行「小廣播」。

從這位「中央領導同志」所描繪的「特務」圖譜看，早在1942年4月中旬，延安上層已將表達批評性意見的黨內知識分子劃入了「特務」之列，不管王實味是否承認錯誤，其被扣以「國民黨特務」、「探子」的帽子早已是命中注定。

就在這次會議上，在聽了康生的匯報和其他人的發言後，毛澤東講了話，他明確表示：

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實行幹部鑒定，對幹部的思想與組織觀念，實行審查工作：在審查工作中，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掃除，以鞏固組織。[11-38]

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最早布置審干、肅奸的資料——時間是1942年4月中旬。

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作的報告中，猛烈抨擊自由主義，他將自由主義比喻作「諸子百家」，歷數了延安「思想龐雜，思想不統一，行動不統一」的種種表現：

這個人這樣想問題，那個人那樣想問題，這個人這樣看馬列主義，那個人那樣看馬列主義。一件事情，這個人說是黑的，那個人則說是白的，一人一說，十人十說，百人百說，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思想相當濃厚。[11-39]

毛澤東表示，一定要在整風中「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

如果打起仗來，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雞飛狗跳。那時候，「諸子百家」就都會出來的，那就不得了，將來的光明也就很難到來，即使到來，也掌握不了它。⋯⋯總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爛也要搞。[11-40]

在這次報告中，毛澤東明確地表明了他要肅清黨內自由主義的決心，此時，他已將自由主義排在「主觀主義」之前，將其列為頭號清除對象。在宣布人人必須「寫筆記」之後，毛又向與會的各機關學校的領導幹部部署了新的任務，要求從政治上對延安的黨員普遍進行一次排隊，他指示：

要把幹部中的積極分子，平常分子，落後分子分開，對思想有問題的，黨性有問題的人要特別加以注意。[11-41]

毛澤東4月20日的報告，雖然沒有直接談及王實味和審干問題，但是毛的講話已將反對自由主義異端的問題凸現出來，所謂對有問題的人「要特別加以注意」，實際上就是動員審干、肅奸的代名詞。

毛澤東在4月中旬和4月20日的兩次內部談話已給審干、肅奸開了放行的綠燈，康生及其領導的中央社會部雷厲風行，立即行動起來。本來，康生的情報系統在「搜集材料」、「鉆研材料」方面，就已成效卓著。舉凡一切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階級關係等方面的相關材料，無不在他們關注的視野之下。1941年11月末，康生的政治秘書匡亞明就曾專門著文介紹他們那種「帶著高度科學性的」「調查研究」的方法，例如如何「一點一滴地從各個方面，各個角落，用各種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隨時留心，隨機應變，善于適應環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選擇對象，善于靈活運用調查項目，達到調查工作的目的」；如何「掌握材料，分析材料，運用材料，而不為材料所束縛」。[11-42]如今，中央社會部的這一整套經驗全部被派上了用場。

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會部宣布：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月在香港的報紙上發表了。[11-43]不久，康生正式宣稱，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復興社分子，是兼差特務。[11-44]對王實味的這個政治判決究竟依據的是什麽，康生避而不談，但顯而易見，最重要的證據便是香港的報紙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另一個證據便是王實味于1940年，向中央組織部提交的有關自己與托派分子歷史來往的書面材料。如果依據王實味自己撰寫的書面材料，推測王有托派嫌疑，雖然武斷，但仍有跡可尋；但是指稱王實味是復興社分子則純屬向壁虛構，完全是「不為材料所束縛」、濫用想象力的結果。大概康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證據就是香港的報紙發表了王實味的文章。耐人尋味的是，康生為何執意「選擇」王實味作「調查對象」，一心要將王實味制造成「特務」，而有意放過了同樣受到國民黨方面稱贊的《輕騎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參加《輕騎隊》的幹部先後都隸屬陳雲領導下的中央青委，而陳雲與毛的關係十分密切，與康生同屬毛所倚重的核心圈子，康生不得不有所顧忌；王實味則是張聞天的屬下，將王實味揪出來，足以令張聞天難堪，正可說明教條主義與自由主義乃一脈相承，是禍害革命的一對毒瘤！第二個原因則因為王實味的自由主義異端思想更典型、更嚴重，更符合「領導同志」眼中的「特務」標準。

有了康生對王實味的政治結論，正式給王實味戴上「特務」帽子就只是時間和手續問題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導下，中央研究院負責人羅邁在批判王實味的斗爭暫告結束之際，公開宣布王實味是一個托派分子。[11-45]

毛澤東對中央社會部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戰，挖出王實味的戰績大為贊賞。6月19日，毛在一次會議上對此加以充分肯定，并對如何擴大審干、肅奸的戰果作了進一步的指導。毛說：

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了王實味的托派問題，他是有組織地進行托派活動，他談過話的人有二十多個。中直、軍委、邊區機關幹部中知識分子有一半以上，我們要發現壞蛋，拯救好人。要發現壞人，即托派、國特、日特三種壞人。⋯⋯各機關都要冷靜觀察，此項工作應有計劃的布置。[11-46]

在上述這段話中，毛澤東不僅首次將原先不太明確的「特務」范疇加以豐富和補充，而且還明確劃定了審干、肅奸的工作重點和目標：

—、與「問題人物」來往密切的人是審干的重點對象。

二、「壞蛋」主要集中在知識分子中。

三、「好人」也有被「壞蛋」拉過去的可能，因此需要通過審干加以「拯救」。

四、審干、肅奸工作應秘密進行，以免打草驚蛇。

中央社會部積極貫徹毛澤東6月19日講話的精神，將「調查研究」的重點集中于王實味的社會關係和知識分子當中。果不其然，又再次發現「敵情」：1942年7至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陳傳綱）、王裏（王汝琪）；9至10月，中央研究院又開展了對潘芳（潘蕙田）、宗錚（郭箴一）的批判斗爭。以上四人為兩對夫妻（潘芳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錚，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員，其妻王裏在中央婦委工作），他們或因與王實味比鄰而居，平時有些私人來往；或在歷史上曾與王實味相識；或因與王實味在思想上存有共鳴，[11-47]最後無一幸免，全被網入「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11-4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的同時，中央黨校也傳出揪出了「黨校的王實味」——李國華和吳奚如的消息。李國華曾任延安馬列學院黨總支常委，是曾經留蘇的紅軍幹部；吳奚如原名吳習懦，大革命時期曾任葉挺團的連黨代表，1933年到上海參加「左聯」，1934年冬轉入中央「特科」，1938年，吳奚如受中共長江局負責人王明、周恩來的派遣。隨同葉劍英在南岳軍事訓練班為國民黨軍官講授游擊戰，以後又擔任中共駐桂林辦事處負責人，後轉入新四軍，皖南事變中被俘，後逃脫來延安。他還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黃埔同學會的負責人，現在竟被宣布為國民黨特務。消息傳來，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強烈的震動，驚悚、戒懼的空氣迅速彌漫開來。

4月間方秘密部署的地下審干活動，到了9月，就已獲得很大進展，陸續破獲的「特務案」為毛澤東的論斷提供了「有力」證據——黨內暗藏有托派、國特和日特，而自由主義則是產生敵人的土壤。此一形勢大大鼓舞了毛澤東，促使他調整整風戰略，將整風的重點加速轉移到審干、肅奸的軌道上來。

1942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開幕詞中再次強調審干、反特的問題，將原先秘密進行的審干擴大至半公開的狀態。毛向與會者發出號召：

我們各個機關學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實味之類的分子，要客觀的、精細的、長期的去清查。[11-49]

毛澤東嚴厲指責各級領導思想麻痹，斗志松懈，喪失了階級的警覺性，他抨擊道：

過去我們對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義！[11-50]

11月21日和23日，毛澤東花了兩個整天時間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關于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長篇報告，毛在報告中嚴厲抨擊他所稱之為當前存在的兩種錯誤偏向——「鬧獨立性和自由主義的偏向」，毛厲聲譴責黨內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細、托派分子，以黨員為招牌」進行反黨活動，他說，「吳奚如就是這樣一個人」，[11-51]毛并且正式宣布：

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斗爭。[11-52]

毛澤東對整風目的的新解釋，清楚表明從1942年4月開始的教化與鎮制并重的整風正快速由教化向鎮制全面轉移（2至3月，是整風的動員和「嗚放」批評階段）。很快，原先交叉進行的兩條戰線的斗爭——公開戰線是以學習文件至為中心的整頓三風運動，隱蔽戰線是秘密進行的審干、反奸試點活動——迅速匯合為洶涌的審干、反奸狂流。

整風既以「弄清」黨員是否是「半條心」、「兩條心」為目標，毛澤東提出的這個主張固然不會遭到黨內領導層和一般高干的反對，但是如何「弄清」，即運用什麽手段對廣大幹部進行清查，卻是一個有待解決的棘手難題。自從毛澤東秘密部署開展審干、反特斗爭後，也只是由中央社會部選擇幾個重點單位作了小范圍的試點，絕大多數機關和學校對于如何進行審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當務之急是提高各單位領導的肅反意識。

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通知的當天，康生以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和領導審干反特的首腦機關——中央社會部部長的雙重身份，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有關審干肅奸的動員和情況介紹的報告。康生首先描繪了一幅特務猖狂活動的恐怖畫面：敵人已經大量滲入延安和邊區，潛伏在各機關、學校，尤以經濟和文化單位的敵情最為嚴重，以致一年來，各種破壞和陰謀活動層出不窮。緊接春康生嚴厲譴責對「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態度和自由主義傾向」，警告領導幹部，敵人可能就隱藏在身邊，必須提高警惕，不得姑息養奸。[11-53]

1943年1月4日，審干試點單位——中央黨校負責人彭真，繼康生之後也前往西北局高干會議作反奸肅反報告。彭真在會上結合黨校破獲的「吳奚如特務案」詳細「介紹如何與反革命斗爭的實際經驗，給到會幹部以鋤奸工作具體方法的啟示」。[11-54]

康生、彭真的報告為毛澤東有關「弄清」「半條心」和「兩條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釋，對于將審干、肅奸推向全黨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書記高崗不甘落在康生、彭真之後，他也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會議的總結中，正式將「反奸」列為西北局當前的首要任務之一。高崗鼓動各級幹部「要從深入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時指示各級領導務必「自己抓緊對于本部門的審查和防奸的領導」，不得單純依賴邊區保安處與組織部，「所有幹部都必須學會如何與反革命分子斗爭的辦法」。[11-55]最後，西北局高干會議作出決定，實行黨員重新登記，并劃出了清洗人數的比例，將占黨員總數中的10%，包括奸細在內的壞黨員清除出黨。[11-56]

于是，原先以打擊黨內自由主義異端思想與異端分子為主要目標的秘密審干、反特斗爭，在毛澤東、康生等的精心領導下，已經發展到普遍清查黨員的審干——肅奸運動，斗爭的范圍也從原先的重點人群擴大到延安的所有黨員幹部，而動員黨員幹部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就成了全面審干肅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注釋

[11-35]參見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9。

[11-36]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王秀鑫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開的毛澤東在1942年的講話。

[11-37]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王秀鑫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開的毛澤東在1942年的講話。

[11-38]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王秀鑫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開的毛澤東在1942年的講話。

[11-39]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11-40]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11-41]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11-42]匡亞明：《論調查研究工作的性質和作用》，載《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9日。匡亞明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紅隊誤認為是叛徒而遭槍擊，子彈從口中射入，穿過脖頸險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會部（情報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參見羅青長：《深切緬懷隱蔽戰線的老前輩匡亞明同志》；丁瑩如（匡亞明夫人）：《永遠的懷念》，載《匡亞明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0-11、97。另據師哲稱，匡亞明此時雖是康生的政治秘書，卻不被康生信任，康生不允許匡亞明接觸重要文件。參見《峰與谷——師哲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年），頁216—17。

[11-43]宋金壽：《關于王實味問題》，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11-44]宋金壽：《關于王實味問題》，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11-4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頁492。

[11-46]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王秀鑫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開的毛澤東在1942年的講話。

[11-47]成全于1942年2月曾給任弼時上書，提議不僅要整頓三風，而且要「整頓人風」，「信的內容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中內容類似」。

[11-48]宋金壽：《關于王實味問題》，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11-49]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川《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另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298。

[11-50]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川《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另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298。

[11-51]毛澤東：《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1942年11月21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頁116—17。

[11-52]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川《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另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298。

[11-53]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頁66；另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60。

[11-54]《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46；另參見《謝覺哉日記》，上，頁377。

[11-55]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60。

[11-56]《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07。

五、向黨交心：交代個人歷史

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肅奸報告和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的通知為標志，整風運動已過渡到審干、肅奸階段。初期，審干仍在地下秘密進行，由中央社會部、邊區保安處與各機關學校首長負責對可疑人員進行背靠背的偵察，在公開的場合，則仍以整風為號召。給人們的一般印象是，整風似乎進入到整頓文風（反對黨八股）的階段，在許多單位，甚至一邊布置幹部填寫「小廣播調查表」，一邊還在動員幹部檢查各人身上表現出的「黨八股余毒」。但是，進入1943年後，反對黨八股的學習檢查活動很快就告結束，表面的遮蓋一旦揭去，審干、肅奸的主題頓時凸現出來。隨著審干的節奏加快，中央總學委繼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後，又發動了坦白運動，指令每個黨員和幹部以書面的形式詳細交代個人歷史。

1943年6月6日，毛澤東給在太行的彭德懷發出一份電報，具體傳授延安開展運動的經驗、方法和步驟：

一、關于寫反省筆記的問題。毛要求彭組織幹部對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條幹部標準進行反省，讓「各人」都寫一次反省筆記。

二、關于寫思想自傳的問題。毛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

三、關于發動坦白運動及動員填「小廣播表」。毛要彭德懷「發動填『小廣播』表格及社會關係表，在這兩個表上叫各人將平日所作一切帶政治性而不應泄露的『小廣播』及本人歷史上各種社會關係統統填上去」。

四、關于審干。毛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後，「才實行審查幹部」（主要是清查內奸）。毛告訴彭德懷，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績，我黨百年大計即已奠定」。[11-57]毛澤東這份電報的中心意旨是將調查幹部個人歷史、審干提高到一個過去從未達到的高度。然而根據中共組織原則，凡申請入黨的人員在入黨之前都須向黨組織交上自己詳細的履歷以供審查，非黨人士也得經過這道審查手續，方可在中共根據地的經濟、教育、文化等部門工作。在中共黨內，隔三差五，要求幹部填寫履歷表更是常事，在1940年的審干中，延安的黨員幹部都已向黨組織再次交代了個人歷史，因此，僅就黨員幹部向組織提供自己的書面履歷而言，此舉并沒有多少新意，也談不上是什麽新創造。

但是此時此地重提此事卻是別有一番深意的。這是毛澤東為了深化審干，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加緊控制全黨而采取的一項重大行動。

首先，黨員提供的個人歷史材料可以立即用于審干斗爭。通過分析個人交代的歷史材料，中央社會部和各機關學校的首長，能夠迅速排查出可疑分子。

第二，從長久的戰略性眼光看，此舉有利于在每一個黨員心目中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整風之初，胡喬木秉承毛澤東的旨意，提出「脫褲子，割尾巴」的口號，但在當時，其針對的對象主要是王明、博古、張聞天等「教條主義者」和一批有留蘇背景的知識分子，廣大中下層黨員普遍認為與己無關。隨著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意識到可以將「脫褲子，割尾巴」的內涵豐富化，使「脫褲子，割尾巴」的對象從「教條主義大師」擴大到每一個黨員，讓全黨上下都「脫褲子，割尾巴」。要求黨員將自己的歷史事無巨細和盤向黨交代，同時「將一切對不起黨的事告訴黨」，就是「脫褲子，割尾巴」的具體化。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是黨員不斷的透明化，另一方面隨著黨員自我意識的日益消失，毛作為黨員良知和共產黨道德判斷的最高存在，已在黨員的精神世界中牢牢占據主宰地位。

正因為毛澤東對幹部交代個人歷史一事極為重視，并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單位在1943年審干的過程中，都對幹部交代個人歷史作了極其詳細、嚴格的規定，所要求的范圍幾乎涉及個人的歷史與現實的一切方面。

按照中共組織部門的要求，幹部交代個人歷史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填寫幹部履歷表。二、書寫詳細的個人自傳。在這兩種形式中，以個人自傳為重點。

一份合乎要求的個人自傳通常由五個方面的內容組成：

一、個人的一般概況。包括年齡、出身、專業特長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二、個人的學歷，參加革命前的經歷，參加革命後的經歷及受獎懲情況。這一部分為自傳的核心部分。傳主必須按年月敘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時期的證明人及證明人的工作單位。

三、家庭狀況和社會關係。傳主必須詳細交代自己的階級出身，家庭經濟收入狀況，家庭成員的姓名、職業、政治態度以及自己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傳主也必須交代自己與一般同學、老師、同事的關係，他們的姓名、職業、社會地位和政治面貌。

四、個人對革命的認識以及思想變化情況。在這一部分中，傳主必須詳細交代自己參加革命的動機，以及對當時國內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黨時的詳細情況：由誰在何時何地介紹入黨，是否履行過審批手續。更要提供是否曾經被俘、被捕及受傷脫隊的詳情，傳主必須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細節，以及各項事件的旁證人。

五、黨性檢查。傳主必須根據整風文件的精神，詳細反省個人參加革命後的一切言論，工作表現及工作作風，對上下級的態度等各方面的表現。

按照中共組織和幹部管理部門的一般常規看，一份包含了上述五個方面的個人自傳應該算是合格的了。因為無論從調查項目的細密程度，或是涉及幹部歷史背景的廣泛和深入程度看，這樣的歷史交代材料都足以使中共組織對幹部個人情況有一個完全、徹底的瞭解。換言之，當某個黨員向組織交上這樣一份自傳後，他已無任何個人隱秘，實際上已成了一個透明體。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毛澤東對幹部交代歷史還有更高的要求，他提出此類材料「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

組織部門對幹部自傳的撰寫已有嚴格要求，事實上已到了事無巨細、包羅萬象的程度，為何毛澤東還不放心？他的「寫好」的標準又是什麽？

根據現有的資料分析，毛澤東要求幹部「三番五次」寫自傳至少基于兩個原因：

一、通過「三番五次」的寫自傳，給幹部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徹底摧毀黨員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所謂「寫好為度」，其實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無非是要求個人交代地更細致。更廣泛、更深入。問題的要害是幹部在「三番五次」寫白傳的過程中，必然進一步否定自我，而對黨的領袖和各級領導愈加敬畏，因為最後判斷是否「寫好」，除了要看是否符合整風文件的要求，主要取決于各機關、學校首長的態度。

二、在幹部提交的不同版本的自傳材料中，發現漏洞和自相矛盾之處，再結合個人的現實表現，對照傳主的反省筆記、「小廣播調查表」和多次填寫的履歷表，在多種材料中，進行排比、分析，從中確定可疑分子。

如此看來，幹部交代歷史一事的意義可謂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澤東的新概念來鍛煉幹部，考察和提高幹部的黨性覺悟，使黨組織持久、全面、徹底地掌握幹部的一切；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發現敵人。作為審干的一個中心環節，幹部交代個人歷史，終于成了錘煉「新人」成長的鐵砧。

注釋

[11-57]見毛澤東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懷電，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

六、「脫褲子，割尾巴」：在雙重壓力下滌蕩靈魂

從寫反省筆記，到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寫個人歷史自傳，延安的黨員幹部所面臨的思想和精神壓力步步升級。對于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舉措，不僅1937年後入黨的新黨員完全陌生，即使是老黨員和老幹部一時也茫然不知所措：因為毛澤東的這一套畢竟與過去的審干肅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澤東的「新」就在于融理論灌輸和暴力威懾于一爐，配之以強有力的組織措施，給廣大黨員，尤其是知識分子黨員制造了一座強大的壓力場，使其在反復震蕩中蛻盡「舊我」，換上一顆全新的靈魂。

對于毛澤東的這套思想改造術，謝覺哉有十分生動貼切的解釋，他援引王陽明臨死前說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話，要求共產黨員遵照毛澤東的教導，把心中的一切雜念，連根除掉。[11-58]謝覺哉說，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變個樣」，他寫道，如此過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個月』學習是緊火煮；『長時期思想上教育與行動上實踐』（四三決定）是慢火蒸。煮過了，并不就算『熟』，還得長時期的熬煉，一直到要『而今而後，吾知勉夫！』」

謝覺哉用一首詩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脫胎換骨的要訣：

緊火煮來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看避火訣，

學孫悟空上蒸籠。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內夾生，

煮是暫兮蒸要久，

純青爐火十二分。[11-59]

又是「蒸」，又是「煮」，廣大黨員猶如進了一座思想高壓爐。

壓力之一，是來自個人內心的白我壓力。經過對「二十二個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讀，和反復對照檢查，個人的自我意識開始分裂。隨著「發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學習者普遍產生了負罪意識，知識分子黨員更自慚形穢，認為自己確實如毛澤東所言，除了讀過一些如同「狗屎」般無用的書之外，對共產黨和人民毫無價值，尤其嚴重的是，自己甚至還會在客觀上危害革命，簡直是罪孽深重！這樣的自我壓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許多知識分子黨員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蕩然無存。

壓力之二，是來自集體的壓力。黨公開號召黨員在批評自己的同時還需揭發別人，因此每個人都必須接受來自其他人的揭發和批判，而這些都是以集體和組織幫助、關心同志的面目出現的。隴東駐軍「大渡」部隊政治處別出心裁，甚至發動了「小冊子運動」鼓勵每人準備一個小本子，封面上寫著「請為幫助同志而提上意見吧」，讓持本者挨門挨戶征求意見。[11-60]中央黨校一學員先後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對他的意見。[11-61]集體幫助的形式也有兩種，一種是溫情式，另一種為斗爭式，在更多的情況下，兩種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領導同志和整風小組的骨干分子會不厭其煩、親自登門，苦口婆心地啟發、引導當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歷史問題，其態度之熱情、誠懇。往往使當事者為之感動，于是將自己的「壞思想」和盤托出。如果當事者仍然冥頑不化，拒絕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黨組織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動，布置小組批評會，讓所有的同志，包括與當事者有同鄉、同學關係的人，對你展開面對面的揭發和「同志式的斗爭」。首先「幫助」你端正態度，繼而批評你的「錯誤言行」，眾口鑠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無援，有口難辯，直至當事者徹底「向無產階級繳械投降」。

在自我壓力與集體壓力的雙重重壓下，個人的靈魂受到強烈的震撼和撞擊，猶如歷經一次漫長的心理煉獄的過程。在整風審干期間，幹部們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許多人因思慮用度，「頭痛、失眠、減少飯量，面色發黃」，以至「舊病復發」。[11-62]更有個別人因神傷氣虛，心情極度焦慮、緊張，以致「午睡遺精」。[11-63]為了使自己的反省獲得組織的首肯，絕大多數幹部都竭盡全力，反復撰寫有關材料，唯恐對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夠深入而難于過關。中央黨校有個學員檢討自己的「小廣播」，竟寫出八百多條交組織上審查。[11-64]中央黨校二部學員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學員的材料「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數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11-65]與工農幹部相比，知識分子幹部所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中央黨校三部學員劉白羽自陳，「在那些難熬的日日夜夜裏」，他「惶恐不安，徹夜難眠」，「產生過種種幻滅之感」，後來在黨校三部副主任張如心的具體指導下，竟寫下「數十萬字之多」的自傳資料。劉白羽回憶道：

我受到審干運動的沖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在這個基礎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從精神領域進行一場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風文件精神對照重新寫自傳，這是使知識分子客觀地認識世界，對癥下藥良好的方法。當時張如心同志是黨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負責對我進行了審查。我詳詳細細從誕生之日起一點一點嚴格剖析自己，對自己進行再認識。我寫了一稿，自以為不錯，誰知張如心同志看了卻不以為然，一方面嚴正地指出不正確之處，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談，于是我又從頭到尾寫了第二稿，還是不能通過，最後寫了第三遍稿，張如心同志才點頭認可。[11-66]

劉白羽的回憶為人們提供了一幅精神煉獄的逼真畫面，盡管他沒有說明為什麽他的兩稿自傳都沒被通過的原因，也沒有具體描述張如心是如何指導他拋棄「舊我」的，但我們仍可以從上述文字中窺見當年審干嚴厲之一斑。問題是，如此酷烈的靈魂搏殺，能否產生毛澤東所預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據劉白羽稱，他就是經由審干的洗禮，「在黨的熱切關懷，強大威力推動之下」，才猶如一只小船，「終于漂向真理的彼岸」。[11-67]

和劉白羽的情況相類似，丁玲也經歷了這種思想轉變的過程。丁玲在整風運動中一度是延安文抗機關整風領導小組的組長，也曾寫下兩本學習心得：一本名為《脫胎換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當年她的那段心路歷程：

在陜北我曾經歷過很多的自我戰斗的痛苦，我在這裏開始來認識自己，正視自己，糾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這裏又曾獲得了許多愉快，⋯⋯我完全是從無知到有些明白，從感情衝動到沉靜，從不穩到安定，從脆弱到剛強，從沉重到輕松⋯⋯走過來這一條路，是不容易的⋯⋯凡走過同樣道路的人是懂得這條道路的崎嶇和平坦的⋯⋯。[11-68]

不言而喻，不管是劉白羽，還是丁玲，要想「得救」，到達「真理的彼岸」，都是「不容易的」。這必須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11-69]向黨獻上一顆赤誠的心，最後徹底埋葬「舊我」，走向新生。

注釋

[11-58]煥南（謝覺哉：《此心光光地》，載《解放日報》，1942年7月3日。

[11-59]煥南（謝覺哉：《拂拭與蒸煮》，載《解放日報》，1942年6月23日。

[11-60]抗戰期間駐陜甘寧邊區八路軍各部隊皆有代號，如「團結」部，「澳洲」部等。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52。

[11-61]《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101。

[11-62]《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78—79。

[11-63]《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78—79。

[11-64]《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頁140。

[11-65]《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78—79。

[11-66]劉白羽：《我的人生轉折點》，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134—36。

[11-67]劉白羽：《我的人生轉折點》，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134—36。

[11-68]丁玲的這兩本整風筆記以後佚失，參見陳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2期，頁35—36。

[11-69]見毛澤東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懷電，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

七、「得救」：「新人」的誕生

對于已在組織內的一般中共黨員和幹部，能否「得救」，即獲得黨組織的真正信任和被組織完全接受，首先取決于黨員個人對黨組織的態度，而判斷其態度的重要標志，是看他（她）是否向黨敞開心扉，將自己的一切向黨和盤托出。換言之，一個普通黨員若想從孤立、苦悶、絕望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唯一的出路就是向黨懺悔。對于個人而言，尋求「得救」一旦成為內心的強烈衝動，就使原本帶有強迫性質的坦白反省挾有了一絲愉悅的快意，許多幹部為了贏得組織的好感，忽然變得異常積極、主動，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個人的隱秘。一時間，延安出現了群體性的自我悔過的熱潮，在坦白內容的廣泛性和自我鞭撻的嚴厲性方面，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們以中央黨校三部女學員朱明的反省為例。[11-70]

朱明原先是一個「出身于剝削階級」的學生，1938年到延安後參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單位工作，以後進入王明擔任校長的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學習，繼而調入中央研究院，最後被送入審干、肅奸重點單位——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點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廣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諱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上與黨的觀點相左，承認自己同情蔣介石和國民黨，仇視新生階級，仇視共產黨，懷疑毛主席。朱明說：

回憶北伐前，我們住在安徽，當時在軍閥統治下，不僅財產要受勒索，就連精神也受威脅，尤其是太太小姐們，不敢拋頭露面，總是坐在家裏。⋯⋯當時蔣介石軍隊到南京後，我們可高興了，因為我們現有的資財不僅有了保障，就連安徽的財產也被蔣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脅，同時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對十年內戰的看法：

十年內戰究竟是誰打誰，對這個問題我也懷疑。書裏說蔣介石要堅決消滅共產黨，可是我在外面聽說共產黨「搗亂」，想要得天下，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復興民族，所以才打。當時我認為應該打，因為共產黨不安份守己，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國不統——，民族焉能復興？所以應該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對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領袖的懷疑：

「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領袖，開始我聽這句話，也是懷疑的。因為在我思想中一貫認為蔣介石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他統治中國，他領導抗日，共產黨也是在他領導下抗日的，為什麽要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呢？說他是邊區人民的領袖還差不多，因為只有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大後方的人民，我想還是承認蔣介石是領袖吧。

對于中共所宣稱的蔣介石是「假抗日」之說，朱明也表示了強烈的反感：

到底為了什麽東西大家都說蔣介石抗日是為了消滅異己，不是為了中華民族？在這種氣氛中，我口裏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樣說，可是心裏卻想蔣介石抗日雖然是要消滅異己，但也是為了中華民族。記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時候，親眼看見中國飛機和日本飛機戰斗。晚上也聽到中國飛機去轟炸日本軍艦。我也看到過前線運下來的傷兵。能說蔣介石不是抗日？⋯⋯過去我一聽到說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那裏代表什麽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蔣介石，他要復興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點是她將自己作為反面典型，執意以自己的錯誤來證明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與知識分子劣根性存在著密切關係。

朱明來延安後曾入中國女子大學學習，受校長王明的影響，女大較注意對學生進行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的教育，對此，朱明專門結合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評了女大的「負責同志」：

幾年前讀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面有一句：「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我很反感，我想你們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為什麽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們呢？從這裏可以看出我的階級立場，警惕性很高。

⋯⋯我對毛主席的文件，是這樣反感。但是，我對蔣介石的東西怎樣呢？在這裏我附帶地反省在女大時的投降主義。當每年「七・七」的時候，蔣介石發表的宣言，女大總是配合看時事來討論的。有時候負責同志還幫助我們指出宣言裏哪些是比較進步的：「譬如說團結吧，雖然提到，但還不具體，所以他的進步還不夠」，我呢，總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進步」的東西，因為我不希望國共關係不好，負責同志有時還說：「我們黨在抗戰中是發展了，可是國民黨呢？只要他和我們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們還可幫助它。譬如保衛大武漢，我們還幫助他動員哩。」我聽了這些話，就很能接受，我總是希望共產黨能幫助國民黨，這樣兩黨不會分裂，統一戰線也才能持久。因為我有一個中心思想，當我想革命的時候，我又怕吃苦，我總想過資產階級生活，但又要無產階級的事業，這個矛盾如何能統一呢？我就想到了統一戰線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國共分裂，從我自己講，我就希望國共長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長期統一了。從家庭來說，我也不愿意國共分裂。⋯⋯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上講，我也不愿意國共分裂，因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國民黨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與黨不斷抵觸，最後發展到在政治與組織上與黨對抗，承認自己對黨組織陽奉陰違，「總是采用合法的手續來超越組織」。

朱明交代自己羨慕周恩來、林伯渠，總想做「特別黨員」，希望到大後方作統一戰線工作，「也坐汽車，也住大飯店」，所以經常以要求學習為名，逃避具體工作：

比如我在大眾讀物社的時候，那裏的會計因為生孩子到醫院去了。支部書記和我談話，讓我暫時代理一下，我心裏不高興，可是沒有辦法，因為自己是候補黨員，又是支部書記和我談話，只好勉勉強強地答應了。因此在工作中，手裏拈著帳條子，心裏想著統一戰線，我做夢也沒想過我會做這個工作。

為什麽不安心做具體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對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厭倦：「在延安老是風平浪靜的」，「也感覺不出什麽階級友愛」，在幾次申請隨林伯渠前往重慶做統戰工作的要求被拒絕後，經過個人的頑強努力，排除了種種障礙，終于以「要求學習」為名，轉換了工作單位，先進了延安大學俄文系，又轉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後，「一心想進國際問題研究室，將來好做外交家」，「從來也沒有想到，自己要服從組織」。

四、朱明從自己的「剝削階級」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認為自己之所以「與黨一切都是分歧」，與她的階級出身有密切關係。

對于階級出身對自己帶來的嚴重影響，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兩部分進行反省。朱明說：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剝削階級，直到民國初年，才逐漸沒落。⋯⋯外祖父本來是前清學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剝削階級，是地主式的書香門第。⋯⋯

我的母親和姨母們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藝術，早晨起來，還臨帖臨《靈飛經》，什麽《高山流水》、《桐葉舞秋風》等曲譜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所謂是三歲念唐詩，十二歲看《紅樓夢》的角色。⋯⋯記得小時候聽故事，從來就沒聽過工人和農民的事情，專門是歌頌統治階級的人物，就連外國故事也是一樣，總是講什麽公主、王子的遭遇，飛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為了「說明階級斗爭不僅限于武裝斗爭」，朱明列舉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階級教育」：

吃飯要慢，要不帶聲音。否則就罵你像餓死鬼，沒有吃過飯的，⋯⋯說話更要輕聲慢語。尤其是女孩子，要溫存，還要深沉含蓄，所謂輕聲淺笑，不準張開嘴，哈哈大笑。否則就要為你是莽張飛，⋯⋯連走路你也不能隨便，站也沒有自由，必須要按他們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穩重，不能東張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筆直。否則就要罵你小家碧玉，像牽牛花一樣依靠墻壁。所謂大家閨秀，像梅花，像牡丹，不僅要風骨凜然，而且還要儀態萬方。

接著，朱明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控訴資產階級學校教育的罪惡；聲稱「資產階級教育的中心，就是培養大私無公的個人英雄主義。不管科學也好，藝術也好，就是為了這麽一個目的」。

朱明檢討道：

我在資產階級的學校中，受了一些什麽樣的教育呢？⋯⋯因為我是一個女的，家裏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學，學一些藝術，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文學。斯大林同志說，文學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說無產階級的文學家，資產階級也有雕刻靈魂的工程師。我的靈魂就是被他們雕刻過的。我喜歡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東西，什麽月亮怎麼亮，花怎麼香，⋯⋯可是魯迅的東西，我就不喜歡。⋯⋯對于舊俄時代的東西，我是喜歡的，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會主義的東西我就不大喜歡。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歡，覺得很熟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我就不感興趣。什麽牛、豬，我覺得沒有意思。再說音樂，我到延安後，就很少唱歌，因為我喜歡「山在虛無飄渺間」這樣一類東西。勞動人民的歌聲，我是不感興趣的。⋯⋯講到畫呢，我也喜歡資產階級的一套，比如魯迅介紹的版畫，我雖然買了，但不喜歡。我喜歡古典的畫，如意大利畫家畫的「蒙娜麗莎」的像，我非常喜歡。

五、朱明給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責、自我鞭笞的方法表達她「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的決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滿自我責罵的詞句，諸如：自己一貫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站在蔣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資產階級說話」，「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是與黨不一致的」，「對國民黨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廣大人民的頭上」，「總想做一個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個人英雄主義等等。朱明甚至將自己貶低到賤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剝削階級」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帶有剝削階級的成分」。為了表達她的思想轉變，朱明干脆直接歌頌「血統論」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黨為什麽珍惜無產階級出身的幹部和革命後代，以及先烈遺孤，因為不僅他們的思想有傳統，就連他們的血液也是乾淨的，黨為什麽不珍惜他們呢？

最後，朱明表示，從今以後，自己將心甘情愿「做無產階級的牛」。[11-71]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幹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樣本。也許朱明的反省確有若干真實的內容，但是，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跡太重，它簡直堪稱標準的「反革命百科全書」。它幾乎具備毛澤東所要批判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現，并為毛的有關知識分子的論斷提供了充足的證據：

—、出身剝削階級的黨員知識分子，其思想與行為明顯烙有反動階級的烙印，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黨。

二、受過系統的資產階級的教育而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黨員，在一切問題上與黨和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識分子黨員極易由思想上與黨的對立發展到在組織上對抗黨。

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中共黨內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社會基礎。

五、只有經過長期艱苦的改造，知識分子黨員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才可能轉變。

問題是，知識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難道都集中在朱明這「一個人」身上嗎？從朱明的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豈止是一個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而更像一個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可是人們又不禁發出疑問，朱明既然有那麽多的反動思想，為何又要投奔延安？

種種跡象表明，朱明的反省是在領導的誘導下寫成的。為了給毛澤東的論斷提供具有個性特征的實證資料，一定有某些「靈魂工程師」對朱明的反省進行精心的設計和加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這種設計加工現象在坦白運動期間是普遍存在的。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訓練下，許多單位的審干領導小組的成員已學會了「政治誘導術」，他們巧妙地利用幹部們急于解脫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與胡蘿卜，勸導被審查的對象給自己層層加碼，上綱上線，使他們相信，非經自唾自責，不足以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忠誠。在這種巨大壓力下，當事者只得依據誘導者的邏輯推論，硬將自己描繪成極反動、極卑鄙的「兩條心」，以滿足領導者的「關心」和「愛護」。在精神幾近崩潰的狀態下，當事者從「你要什麽，我就給什麽」，逐漸發展到主動的懺悔交代，然後進入到亢奮性的渲瀉狀態，最終，外力與內力產生了奇妙的結合，當事者開始出現舊皮蛻盡的喜悅。因此朱明的反省，不僅是思想改造能工巧匠手上創作的一件工藝品，也是朱明心理狀態復雜變化的產物。

向組織徹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標志著當事者已初步邁入無產階級的門坎，如何鞏固既有的成績，防止舊思想復辟，還須經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這就是當事者必須在公開的場合暴露自己的丑惡思想，接受同志們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過程中，個人進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莊重的、富有禮儀色彩的坦白形式對加強黨組織的權威，增強黨的凝聚力，教育當事者和其他黨員起看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況下，黨支部或黨小組召集會議，讓當事者當眾宣讀自己的書面交代，接受每一個出席會議的黨員的質疑和批評。在這種會議上，每個人都應積極發言，為了表明自己黨性強、覺悟高，寧可說過頭話，也不可顯出「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當事者則必須拿出小本子，虛心記下同志們的批評，而決不可作申辯。如果某人急于解釋，強調各種客觀原因，那麽大家就會眾口一聲，指責此人態度很不老實，坦白極不深刻，結果這位黨員必須再次寫出交代，直至領導和與會者一致認可才能過關。如此循環，該支部或小組的各個成員，每人都需經歷這一程序。會議的組織者，由于他受到上級的信任，負責所有人的最後鑒定，他的個人權威在這樣的過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與會者都眾星拱月般地簇擁在他的周圍，以他的意見為自己的意見。而他本人的交代，往往一次就能通過。黨支部或黨小組的負責人，還負有發現、培養坦白典型人物的責任，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認為具有典型意義，負責人將推薦這個黨員到更高一級的會議上當眾懺悔，以現身說法的方式，引導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時，也以此向上級表明本支部開展運動所取得的成績。

經由這套程序，「新人」終于誕生了，隨著黨組織給每個黨員作出政治鑒定，個人有了新的歸屬——此生不僅思想上，而且身體和生命都無保留地屬于黨。從此，這個世界上就少了一個個人主義者或小資產階級分子（「半條心」），而又多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一條心」）。

個人一經獲組織的肯定和接納，就「像越過一道陰陽分界線」，精神面貌頓時煥然一新，萎靡之氣一掃而空。有人形容這種感覺如同「穿過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鮮紅的晨光」。[11-72]

經由坦白、審干運動鑄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種特有的氣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確實已牢牢記住了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學會用這套概念來觀察世界和指導個人的言行。表現在行動上，則是徹底拋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溫情主義的任何表現，非黨性勿言、非黨性勿聽、非黨性勿動，絕對服從領袖、組織、上級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產生的同時，保守茍且、渾渾噩噩的「機械人」作為「新人」的伴生物，也開始在革命隊伍中出現。為了服從現實生存和政治發展的需要，根據地內的許多黨員學會了隱瞞真實想法，而隨聲應和上級的指示。根據地內的人際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結合的「同志」關係，慢慢向人身依附的關係轉變，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漸取代了同志間的親愛、坦誠。[11-73]口是心非、投機鉆營、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之輩漸漸充斥中共黨內。由于人性畢竟非強力和說教所能完全改變，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現象。具有雙重人格的黨員在整風審干後開始出現。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力方法鍛造「新人」是毛澤東的一項「偉大」的發明，與斯大林的清黨和肅反運動相比，坦白審干運動在觸及和改造人的靈魂的深度和廣度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經細致考察，我們仍可發現，這場基于明確政治目的而發起的運動。除了套用列寧、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運作方式和操作實踐的背後，還有著濃厚的中國內圣之學的痕跡。幹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與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尋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幾乎異曲同工，只是詞匯和解釋系統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強制性。

注釋

[11-70]朱明：《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255—81。

[11-71]朱明在1945年5月與林伯渠結婚，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殺身亡。

[11-72]劉白羽：《我的人生轉折點》，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136。

[11-73]伴隨著毛澤東新權威的確立，根據地內的等級制度也基本形成，在這個過程中，根據地內的人際關係發生了靜悄悄的改變，請人情，談私交開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年，曾三對此就有過議論，他認為，「除同志關係外，不許有私人感情，這話不盡對。只能說私人朋友感情是次要，不允許超過或并重于黨的利益，而不能說私人感情須一筆抹殺，這是違反人情的。這一趨向的發展，可能走到人間的冷酷。」參見《謝覺哉日記》，上，頁284—85。對于根據地內的反「人性論」的氣氛，初入延安的從事白區地下斗爭的黨員和外來知識分子都覺得不甚習慣。因為在白區，同志之間的關係都十分親密，到了「家」，情況反而不一樣了，所以一時間，「延安缺少同志間的友愛」成了許多人的共同感受（丁玲、王實味、蕭軍、朱明）。王世英作為黨的高級幹部在進入延安後，感觸最深的就是「人際關係越來越難處」。他對劉少奇銳：回到延安，我感覺學了一些壞東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說的，也得去做去說感覺沒有在秘密工作時期那樣純潔。劉少奇認為，王世英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他告訴王世英：「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參見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244—45。這種革命的「吹牛拍馬」，以後伴隨著等級森嚴的幹部級別制度，逐漸發揚光大，成為某種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長期從事國統區工作、從未去過根據地的夏衍在1949年聽到別人稱他「高干」，看到革命文藝家馬寒冰向他敬禮報告時，還很不習慣。參見夏衍：《懶尋舊夢錄》，頁62—22、640。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干、反奸與搶救運動

一、康生機關與1937年後延安的「肅托」

在中共歷史上，將暴力大規模引入黨內的政治生活，使用強制手段調查黨員的思想與歷史情況，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最為典型，但是，搶救運動并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搶救運動的思想邏輯和運作方式有一個歷史演化的過程，實際上，早在江西時期就已顯出端倪，而1937年後在延安和其他中共根據地秘密進行的「肅托」則在一定程度上是搶救的先導和試驗。

然而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卻有一個建立在對歷史事實改寫基礎上的系列神話：王明不僅是江西時期肅反「擴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後「肅托」的總策劃者。對于王明與「肅托」的關係，中共黨史編纂學卻語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厲行「肅托」的一些事例外，對延安及其他根據地的「肅托」則一直諱莫如深，即使對具體領導延安「肅托」的康生也只是點到為止，似乎特別吝惜筆墨。毛澤東，這位延安的最高統治者，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更成為與「肅托」毫無關係的局外人。

毛澤東、王明與江西時期肅反的關係，本書前一部分已有專論，這裏從略。「肅托」雖非毛澤東首創，怛需要指出的是，與毛在江西肅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類似，毛對于從莫斯科泊來的「肅托」主張，也是依據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從于自己的政治目標，毛的所作所為不僅遠甚于王明，更在中共黨內造成不良的影響，為將暴力大規模引入黨內政治生活開辟了一條危險的信道。

毛澤東在「肅托」問題上所要承擔的責任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毛對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帶來的「肅托」主張沒有作過任何祗制，而是移花接木，接過「肅托」的口號，為其政治目標服務；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肅托」。

「肅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為這一主張在中國的主要引進入之一，[12-1]對中共黨內的「肅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1927年始，斯大林就開始以「肅清反對派（托洛茨基派）」為由在蘇共黨內，繼而在全蘇范圍內，大肆清洗、鎮壓他所認為的公開和潛在的政治對手。這種清洗、鎮壓在1937年後甚至演變為超恐怖的大屠殺。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間，正是「肅托」逐漸趨于激烈的時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蘇聯「肅托」恐怖達到最高潮的時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陰謀暴動」的罪名，將由蘇聯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達文逮捕。俞、周過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曾反對過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後也曾散布俞秀松、周達文有托派嫌疑的言論，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擺脫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蘇軍押往蘇聯，不久就被蘇聯格伯烏秘密殺害。1938年春，原紅四方面軍重要幹部、參加西路軍後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黃超在迪化被秘密處決。然而李特、黃超被殺的內情極為復雜，因為王明、康生與彼毫無個人恩怨，相反，李特、黃超卻因參與張國燾與毛澤東的對立，與毛的關係極為緊張。李特、黃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為討好毛而對鄧發施加了影響，抑或是鄧發得到延安密電而加害于兩人？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軍辦事處處長的鄧發在兩人被殺事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知道其詳情的，早些年也許只剩當年在迪化擔任中共代表的陳雲一人，而陳雲數十年一直對此事守口如瓶。

毛澤東對王明從莫斯科販來的「肅托」主張的態度頗為微妙。原來，在陳獨秀重回中共問題上，毛已有所松動，但此議遭王明反對後，毛就不再堅持。毛原本就對陳獨秀重新回黨一事興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對陳獨秀回黨，毛就更無必要為區區陳獨秀事而與莫斯科把關係搞僵，王明還指責張聞天在莫斯科學習期間思想曾受托派影響，由此毛就更不反對「肅托」主張了。王明打擊張聞天，正做了毛澤東自己想做又一時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國際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為現實，何樂而不為？于是，從1938年初開始，毛迅速接過「肅托」口號，不論演說和撰文，都忘不了數說一遍「日帝、托派漢奸的罪惡」。

毛澤東對「肅托」的熱心遠未停留在一般號召，與1938年後僅在口頭上說說「肅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將「肅托」與日常的肅反鋤奸工作相銜接、毛在涉及軍政肅反機要方面一向精細異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動用社會部，在來延安人員中進行了秘密調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後的延安「肅托」，其處置對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類人員身上：

一、被懷疑與中國托派組織有聯系的來延人員。

1938年3月，邊區保安處秘密逮捕陜北公學學員張醒及隨張醒同來延安的兩位青年婦女。保安處根據「情報」，認定張醒是托派山西分委書記（張醒的公開身份是閻錫山晉軍的一個軍長），兩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項英前妻，1934年紅軍長征後被國民黨逮捕，并與一國民黨「特務」結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屬的憲兵隊長的妻子。1938年6月前後，在經歷數月的審訊後，張醒援引張慕陶的話，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國民黨逮捕後曾參加托派。當審訊者陳湖生按規定向邊區保安處負責人周興匯報後，張醒即迅速被秘密處決。張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級皮大衣隨即出現在周興住的塞洞外的院子裏。與張醒同時被捕的兩位婦女從此失蹤，下落不明。不久，閻錫山還專門來電，向保安處要張醒，復電是：延安無此人。很快，負責審理張醒一案的保安處偵察部部長陳湖生被投入監獄，險遭殺害。後在滕代遠等人的保護下，陳湖生雖免一死，但仍長期坐牢。1944年2月，時任邊區參議會黨團書記，并參加邊區司法領導的謝覺哉調閱陳湖生案卷，認為陳湖生「所犯罪尚無反革命嫌疑，因某種顧慮致久羈抑殊有不妥」。[12-2]謝覺哉日記所言「某種顧慮」即陳湖生觸犯康生事也，直至1944年6月，陳湖生在坐牢七年後才被釋放。[12-3]1937年後，在延安類似張醒這樣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處決的事件，并非個別。據司馬璐回憶，1938年初，曾經在邊區醫院住院的張抱平（1935年溫濟澤曾和張抱平同囚于蘇州江蘇省陸軍軍人監獄）、鎮江左翼青年李明、邊區劇團演員林萍均因被懷疑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從此永久失蹤。[12-4]另據陶晶孫[12-5]之于陶坊資披露，陶晶孫的兩個妹妹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凱孫，「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殺害」。[12-6]

康生認為中共廣西黨已被「托派」破壞，將在延安的一批廣西籍幹部秘密關押，其中有廣西工委書記陳岸（八十年代任廣西自治區人大副主任）和劉毅生（八十年代任廣西自治區黨委秘書長），陳岸被關押了兩年半。[12-7]

二、曾經在蘇聯學習工作過的人員。

顧順平，上海人，1935年底隨張浩經外蒙輾轉來到陜北，後作為重犯，長期被戴上腳鐐秘密關押，與陳湖生同監。在關押期間，顧順平曾在某夜偷鋸腳鐐企圖逃跑，因陳湖生告發而事敗。[12-8]顧順平以後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敗後被秘密處決。

三、雖與托派毫無牽連，但被強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軍幹部。

據陳湖生揭露，1938年後，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審查的原西路軍幹部慘遭康生及其保衛機關秘密殺害。[12-9]這些歷經千辛萬苦返回延安的原紅四方面軍幹部因與張國燾有較多的工作關係，遭到了與李特、黃超同樣悲慘的命運。陳湖生之說是否屬實？如果是假話，為何沒有人出面澄清？如果屬實，在延安被秘密殺害的西路軍幹部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詳。這悲慘的一頁，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軍領導人都不忍重新揭開，直至去世都未泄露一字。[12-10]

西路軍幹部被秘密處決，究竟是康生私自所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無第一手檔案資料證明，但綜合各方面情況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沒有得到明確的指令前，似乎還無膽量向紅軍幹部動儀。1937年後，返延的原西路軍高級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張琴秋、李先念一直處于受壓狀態，毛決不放心讓徐向前等執掌大戰略區領導權。1939年，毛委徐向前以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的頭銜，讓其帶領一支小隊伍前往冀南和山東，僅僅一年後，毛又以參加七大為由，將徐向前召回延安。陳昌浩則于1939年前往蘇聯，張琴秋被安排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作教務處長。李先念運氣稍好一些。毛讓李赤手空拳返回鄂豫地區，使李獲得了重建功業的機會。在此種形勢下，徐向前等絕無能力保護自己的部下。

「肅托」的罪惡尤其體現在非人道的審訊方式方面，在早期紅軍粗糙的戰時審訊方法的基礎上，康生又系統輸入蘇聯格伯烏懲罰經驗，使「逼供信」成了審訊業務中根深蒂固的傳統。

中共粗糙的戰時審訊方法形成于國共長期殘酷的戰爭環境。從中共革命的角度來看，在面臨生存巨大危險的非常時期，運用紅色恐怖手段，用快速和極簡單的程序處置敵對分子，本是天經地義。但是。這種依賴于暴力懲戒和單純口供的審訊方法在執行中極易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被審訊者一般懼于肉刑而亂咬口供，而主持肅反機關的某些品質不良的領導者則有意利用虛假的口供向上邀功，這樣，在革命隊伍內部就不可避免發生持續性的自相殘殺的慘劇。1932年周恩來抵達瑞金後，雖然基本糾正了保衛機關受毛澤東影響而處于肅反狂熱的極端行為，使肅反機關的矛頭重新對外。[12-11]然而，由于周恩來等忌憚于毛澤東可能產生的過分反應，對毛多有退讓，既未正面批評毛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也未建立起較為系統和完善的審訊制度。結果，這種粗糙的戰時審訊方法在康生接管社會部後，不僅重又萌發，而且和蘇聯格伯烏「先進經驗」迅速融合，甚至被視作中國革命和國際革命經驗結合的產物被逐漸固定化，從而成為中共審訊工作的基本方法。

康生機關審訊案犯的常規方法就是動用肉刑逼供、誘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電話線通電等種種刑罰。然而對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許已不能滿足其虐殺心理的需要，他還需要更尖端的虐殺才能填補其靈魂的空虛。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肅托」演出了令人發指的一幕。據原社會部成員、任弼時政治秘書師哲揭發：1940—1941年間，師哲與陳郁參觀延安柳樹甸和平醫院，曾被一女護士長帶到一間大廳，發現一個大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著一具年約三十歲的男尸。護士長介紹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準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師哲、陳郁聽了頗覺詫異，便詢問他們被送來時是否是活人，女護士長回答，「當然，以醫療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12-12]

和這種處置方法相比，對于監禁的犯人采取特殊的著裝與蓄發制度，就是小巫見大巫了。1937年10月27日，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曾為此發出通知：「⋯⋯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于辨認起見，特令犯人穿看半紅半藍的衫褲，發蓄在頭之左右方，頭頂及前後部之發，一律剃光」。[12-13]1939年這種制度曾經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執行，但在政治犯中間仍然繼續推行，因觸犯康生而被秘密關押的原邊區保安處偵察部長陳湖生，就穿著這種「以胸背的中線為界，左邊紅，右邊黑」的對襟衣服，頭上留著「一條不寬不窄的『馬路』」，戴看手銬腳鐐，在延安過了「五年零四個月的帶鐐生活」（卸鐐後又押了一年零七個月）。

在1939年秘密「肅托」的同時，康生還一手制造了三起著名的假案：

一、「錢惟人案」。錢惟人系當時的邊區公路局局長，曾負責與邊區交界處的國民黨地方當局商談修路事宜，卻被康生無端誣蔑為「內奸」，并利用錢的妻子對錢進行偵察。錢惟人在延安被關押長達七年。

二、「王尊極案」。十九歲的王尊極陷入冤案系由她的家庭背景所致，由于王是大漢奸王克敏的侄女，就被康生憑空定為「日特」和「國特」。王尊極于1939年被捕入獄，受到三天三夜的車輪戰，「搞得她兩腿粗腫」，最後被迫招供。

三、「李凝案」。李凝原是東北地下黨員，1938年前來延安，只因「走路像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襯衣」，就被逮捕入獄。李凝最後下落不明。[12-14]

以上三個案件當時在延安都曾被康生作為自己的反特「政績」在一定范圍內予以公開，這和「肅托」的隱蔽化大不一樣。

延安的「肅托」在極秘密的狀態下基本由康生領導的中社部負責執行，主管幹部審查和管理的中組部并不能廣泛與聞有關「肅托」的詳細過程。有資料顯示，當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陳雲在「肅托」問題上持有比較謹慎的態度，曾經保護過被指稱有「托派嫌疑」的同志。1938年秋，曾參加過平津同學會南下宣傳團的丁秀（1949年後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書記）夫婦因「托派嫌疑」被調回延安。在陳雲的關照下，僅僅兩周就查清了問題，陳雲當面向丁秀夫婦宣布，不存在托派問題。如果不是陳雲親自過問此事，快速澄清問題，而是將案例移交中社部。丁秀夫婦以後的命運將不堪設想。[12-15]

盡管陳雲在「肅托」問題上態度比較謹慎，但是在中共黨內，除了毛澤東，沒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剎住「肅托」快車的狂奔，其他人充其量只能做些糾偏一類的工作。

延安的「肅托」對其他根據地產生了惡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東湖西地區（亦稱蘇魯豫邊區），在湖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王鳳嗚、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和蘇魯豫邊區黨委書記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瘋狂的「肅托」運動，濫殺黨政軍重要幹部約三百人，被處決的方式有集體被刺儀捅死、馬儀劈死、集體槍殺、活活打死、集體活埋、任憑狗咬、并用木榔頭將腦殼砸爛。[12-16]在湖西「肅托」中，被關押待處決的黨員、幹部多達數百人，所使用的刑罰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過電（用手搖電話機）、點香燒臉、用子彈刮肋骨、壓杠子等七十二種酷刑。[12-17]在「紅色恐怖」的風暴下，「肅托」中心地帶的中共黨政組織紛紛解體。只是由于八路軍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在11月趕到湖西，才制止住這場瘋狂的內部屠殺，并從屠儀下救了郭影秋（1953—1957年任雲南省省長）等人的生命。

湖西事件的消息傳到延安後，陳雲于1940年初在中組部主持召開了湖西事件匯報會，康生、李富春、王鶴壽及原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參加了這次會議。陳雲就湖西事件作了基調發言，認為湖西肅托的錯誤在于當地黨、軍隊領導人在主觀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同時簡單地將一切工作表現不好的人員都看成了托派，憑口供任意拘捕，使暗害分子王須仁有機可乘，以逞其借儀殺人的陰謀詭計。會後，根據陳雲的意見，起草了《中央關于湖西地區鋤奸工作錯誤的決定（草稿）》，經中央批準發至各根據地。[12-18]這份文件在制止「肅托」極端化方面有積極作用，但是仍堅持認為「肅托」是正確的，湖西確有「七個真托派」，錯誤僅在于壙大化。由于有這個基本判斷，1940至1942年，魯南、濱海繼續發生殘殺幹部的「肅托」事件，雖然羅榮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都進行了干預，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東的「肅托」，直到1942年4月劉少奇在前往延安、路經山東檢查工作後，才完全停止下來。建國後，湖西「肅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員在1955年的審干肅反運動中又遇到麻煩，被殺的「真托派」的家屬遭受到數十年的歧視。[12-19]湖西的「肅托」案件的徹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12-20]距當年慘案的發生整整過去了四十三年。

在遠離延安的山東，「肅托」已燃成野火一片，可是在「肅托」的策源地延安，「肅托」卻一直處于地下秘密狀態，各學校、機關不時發生人員神秘失蹤的事件，不久就傳來失蹤人員是「托派」的流言。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在緊張、神秘的氛圍中，延安的幹部和黨員都患上了「托派恐懼癥」，「托派」一詞成了瘟疫的代名詞，個個談「托」色變，唯恐避之不及。人們愈加護言慎行，生怕交游不慎，一下子上了保衛部門的「勾魂簿」。

在日益緊張的氣氛中，康生機關的形象愈來愈高大，人們懷著恐懼、緊張的心情注視著棗園（中央社會部所在地），因為延安的人逐漸意識到，社會部是延安最有權勢的機關，每個人的政治命運都操在它的手中。

注釋

[12-1]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發生在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該年的10月5日，通過周恩來起草的《中央關于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分子反對派的決議》，警告陳獨秀等必須主動服從中央決議，停止一切托派主張的宣傳，11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開除陳獨秀等四人黨籍。

[12-2]《謝覺哉日記》，上，頁575。

[12-3]陳復生（陳湖生）：《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頁21—28。按照共產黨內一個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敵人逮捕，不論是否變節，都說明此人有疑點，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查。是故，康生從未承認自己曾被捕過，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軼歐仍堅持此說。但據叛變國民黨的1931年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盧福坦的說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滬被捕，并出賣過同志。建國後盧福坦被長期關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處死。

[12-4]司馬璐：《斗爭十八年》（全本），頁52、56、60-62。

[12-5]陶晶孫在三十年代曾參加「左聯」，1937年後，奉潘漢年之命加入南京汪精衛政權組織的「中國文化協會」。

[12-6]陶坊資：《回憶父親》；陶瀛孫、陶乃煌：《陶晶孫小傳》，載《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4期，頁167、162。

[12-7]《廣西部分老同志座談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載中共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合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82年），頁133。

[12-8]陳復生（陳湖生）：《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產黨內一個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敵人逮捕，不論是否變節，都說明此人有疑點，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查。是故，康生從未承認自己曾被捕過，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軼歐仍堅持此說。但據叛變國民黨的1931年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盧福坦的說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滬被捕，并出賣過同志。建國後盧福坦被長期關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處死。頁35、28。

[12-9]陳復生（陳湖生）：《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產黨內一個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敵人逮捕，不論是否變節，都說明此人有疑點，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查。是故，康生從未承認自己曾被捕過，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軼歐仍堅持此說。但據叛變國民黨的1931年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盧福坦的說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滬被捕，并出賣過同志。建國後盧福坦被長期關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處死。

[12-10]李先念在「文革」後仍不愿談有關西路軍的歷史，直至九十年代初，他才向其傳記寫作組人員談了西路軍的若干情況。徐向前逝世後，《炎黃春秋》雜志公布了他在1982年與廖蓋隆等人的談話，澄清了一些有關西路軍歷史的真相。徐向前坦承過去他為了與中央口徑保持一致，寫的一些文章并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但是已公布的徐向前與廖蓋隆的談話仍未涉及延安處決西路軍幹部事。參見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載《炎黃春秋》，1993年第1期。

[12-11]據李一氓回憶，1932至1934年，江西瑞金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情況比較平穩」，「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等事件均已過去。參見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泯回憶錄》，頁159。

[12-12]師秋朗（師哲之女）：《〈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被刪部分補正》，載《炎黃春秋》，1992年第6期。師哲所寫的（我所知道的康生）刊載于《炎黃春秋》1992年第5期，但該文曾被《炎黃春秋》大量刪節，且所刪某些內容又恰是康生最陰暗的部分。師秋朗為此向《炎黃春秋》表示意見，《炎黃春秋》在同年第6期補發了師哲被刪文章的部分內容。另參見師哲：《我所瞭解的康生》，載《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15。

[12-13]《陜甘寧邊區法制史話》（訴訟獄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頁247-48。

[12-14]仲侃：《康生評傳》，頁77—78；另參見《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16。

[12-15]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111—12。

[12-16]《湖西「肅托事件」》（中共濟寧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調查報告），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2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頁212—24；另參見郭影秋：《往事漫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101—105。

[12-17]《湖西「肅托事件」》（中共濟寧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調查報告），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2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頁212—24；另參見郭影秋：《往事漫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101—105。

[12-18]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115—17。

[12-19]郭影秋：《往事漫憶》，頁109-15。

[12-20]1983年12月，中共中央轉發山東省委（關于湖西「肅托事件」遺留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指出湖西「肅托」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不是擴大化的錯誤，應予徹底平反。

二、1940年的審干與幹部檔案制度的建立

進入1940年後，「肅托」繼續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秘密進行，與此同時，新一輪「審干」已在公開狀態下全面推開，與以往的情況類似，這一次的審干也是在社會部的密切配合下進行的。

對幹部進行經常性的政治審查是中共的一項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的審干卻有其特定的背景，這次審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對1938至1939年黨員大發展階段吸收入黨的新黨員實行政治過濾。

如前所述，「審干」發端于國共激烈對抗的十年內戰時期，基于對國民黨和國內其他黨派的高度警惕，中共一向極為重視清理內部，即使為此錯整或錯殺了「自己人」也在所不惜。1937年抗戰爆發，中共獲得合法地位後，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一些原先失去組織關係的黨員也紛紛歸隊，中共組織部門在社會部的配合下已對進入延安的每一個人實行了嚴格的審查，換言之，只有經過組織審查的人，才能被分配至各機關、學校、部隊。

抗戰初期，中共為了要在戰時國內政治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及為了未來與國民黨一爭天下，對于發展中共黨員的數量有著強烈的緊迫感。十年內戰結束時，中共的黨員數量只剩下不足三萬人，其中絕大部分在軍隊。顯然黨員數目之少已與中共在國內政治舞臺所扮演的第二大黨的角色十分不符。當時擔任中組部部長的陳雲就力主要與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他認為「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否則將來悔之晚矣」。[12-21]為此，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定》，在以後的一年半的時間裏，前往延安與各根據地的大批青年知識分子被吸收入黨，以至于個別部門和地區，為了完成上級布置的發展黨員的任務，反復動員、說服青年知識分子參加共產黨，造成所謂在發展黨員工作中「拉夫主義」的錯誤。待發展黨員的任務基本完成後，中共中央又重新回到過去那種嚴格入黨條件的道路。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鞏固黨的決定》，要求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審查黨員成分和各級幹部，但又明確提出，這種審查「不應成為普遍的清黨運動」。在一年半之內，中共在發展黨員的政策上，一下子從敞開大門到暫停發展，其實并無矛盾，中共為了壯大黨，需要「廣招天下士」（陳雲語），中共也是從現實需要出發，認定只有經過嚴格的審查，才能真正鞏固黨。在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袖看來，中共應該網羅天下英才為我所用，至于是否有嫌疑人員乘機混入共產黨則大可不必驚慌，中共自有妙計對付此事，這個法寶就是審干。

就在黨員大發展的1939年，針對新黨員和從事白區斗爭幹部的審干就已同步進行。這個時期，中央社會部通過其密布在各個機關、學校的「網員」，對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各類人員進行秘密調查，這種調查雖然有成效，但是局限性也很明顯。

首先，由于調查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不易得到各級黨組織的配合，調查的深度和廣度都受到限制。

其次，中社部工作人員較少，無法應付延安幾萬名幹部的秘密調查，大量的材料上報社會部後被長期積壓。

正是基于以上情況，1940年，中共中央決定正式開展審干工作。這次審干的目的有兩個方面：第一，為了發現幹部的長處與優點，以便加以「適當的培養、使用、提拔和調動幹部」；第二，「為了發現混在黨內的異己分子，以便清洗他們出黨而鞏固黨的行列」。[12-22]在這之前不久，中共中央也改變了中社部原垂直偵察系統，改由各級社會部受同級黨委和中社部雙重領導。在這次審干中，中組部和各級黨委的組織科（幹部科）處在前臺，中社部則在幕後予以配臺和協調。

1940年審干所獲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幹部的檔案資料管理制度。

十年內戰時期，中共對黨員的個人檔案資料管理尚處于非正規化的水平，由于戰爭環境和地下斗爭的險惡，幹部的個人檔案資料很難予以有效的保存。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歷經艱險抵達陜北，帶至陜北的黨和軍隊的核心機密文電總數僅五十余斤。[12-23]為了安全的因素，幹部的個人檔案資料在長征前夕已盡行銷毀。

黨員幹部個人檔案資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逐漸正規化，開始于抗戰初期。七七事變後，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和失去組織關係的黨員紛紛來到延安，中共也獲得了陜甘寧邊區這塊較為穩定的地盤，于是，在中組部幹部科的策劃下，逐漸建立起黨員幹部的個人檔案管理制度。

1938年初，司馬璐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審查後，又經中組部部長陳雲面談，由中組部分配去位于棗園的「敵區工作委員會」報到。中組部工作人員交給司馬璐一封信，要他面交棗園機關主任秘書曾希圣，司馬璐在途中偷拆了信，發現其中一份是介紹信，另一份是中組部對司馬璐作的「鑒定表」，上面寫著幾段評話：

有組織能力和斗爭經驗，但具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個性強，驕傲，缺少勞動觀念，組織生活鍛煉不夠。[12-24]

這個時期，中共的組織和幹部工作尚處于恢復和重建時期，許多手續還不健全。以後，組織部門給幹部的「鑒定」一般不由幹部面交，即或交由幹部轉交，也需在信封放口處加上火漆，以防幹部偷拆。

延安初期的幹部檔案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幹部填寫的履歷表，

二、黨的組織部門對幹部履歷的鑒定或結論，

三、幹部所在部門黨組織對幹部政治思想及各方面表現的鑒定，

四、有關幹部履歷的其他證明材料。幹部個人檔案由各機關、學校的幹部科（組織科）管理，領導幹部的個人檔案由上一級組織部門管理。

審干開始後，運作方法仍是動員幹部自己報告個人歷史，審干人員則從幹部填寫的材料中查找疑點，在黨員按照組織要求，多次填寫的各種履歷表格中很快就可發現各種問題。

1940年6月，延安馬列學院在29個抗戰後入黨的新黨員填寫的表格中，發現前後一致的僅103人，占總數的33%，「其他67%都是經過了黨的無數次教育解釋工作才改正了、補充了自己的歷史的。」[12-25]

為什麽會出現前後表格不一致的現象？基本情況有兩類：

一、許多新黨員擔心自己的階級成份是地、富，害怕受到歧視。因此將家庭出身改成貧農、中農或「沒落的小資產階級」。

二、一些在白區工作的老黨員一度失去組織關係，深恐引起組織的懷疑，來延安時沒有詳細交代，現在仍「將錯就錯，填下去」。

上述情況在延安各單位都普遍存在，自然引起中組部的高度重視。1940年3月，陳雲發表了《黨員對黨要忠誠》的文章。中組部要求各級黨組織加強對黨員的審干教育，對黨員進行反復的說服、教育、啟發，解除黨員「懼怕」、「懷疑」審干的心理，讓黨員明白審干「是有利于黨，有利于他自己的」，只要黨員改正了過去填表不真實的錯誤，他過去的行為，不僅不會受到黨的懷疑，相反，黨會認為他在政治上取得了進步。與此同時，中組部還要求從事審干的同志要加強對幹部表格和各類資料的分析、調查。由于幹部填表前後不一致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中組部形成了幾個基本的看法：

黨員最初填寫的表不一定是完整和真切的，有的幹部是不會一次向黨老實交代自己歷史的，為此必須多方搜集幹部的個人資料。

如何搜集呢？

首先要求幹部提供個人歷史的證明人，這又包括幾個環節：

一、在幹部本身的材料中找證明人；

二、從幹部提供的證明處找證明人；

三、從談話中找新的證明人；

四、從相同時間、相同地區、相同事件中找證明人；

五、從此人的材料中發現彼人的證明人。

即使有了證明人，也不能完全相信，因為存在幾種可能性：

一、提供證明人與被調查對象暗中串聯，互相包庇，互相吹捧對方。例如，經常會出現證明人提供這樣的材料，證明某人是「非常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但實際情況是他們同樣在監獄中出賣過同志。

二、有的證明人因懼怕牽累，不敢為被調查對象出具證明。

經過反復細致的說服動員後，幹部的各種審查資料都陸續到齊，下一步就是具體地分析和判別這些材料。這個過程又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一、首先研究黨組織對這個幹部的介紹資料，這種介紹材料一般具有兩個核心部分：

組織上對這個幹部的基本評價，

提出對該幹部需要重點考察的問題。

二、檢查這個幹部本人寫的材料：

先看他最近寫的材料，再從中找出疑點，即組織介紹材料中所提出的重點考察部分，把兩者進行互相印證。

繼而從他本人寫的各種材料中找出可疑與不清的問題。

三、檢查他人提供的旁證材料，這也需要幾個步驟：

首先確定旁證人的可靠程度，

從旁證人材料中找出組織介紹材料中提出的重點問題，從旁證材料中再找出受審幹部自己所寫材料中暴露的可疑部分。

經過對以上材料的反復對比研究，就可以查明該幹部所存在的問題的性質。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將問題提到幹部科科務會議，進行逐個研究，對這個幹部作出組織結論或鑒定。

在作出組織結論之前，還有一個程序，這就是幹部科的同志與受審幹部進行個別談話。

這種談話的目的在于進一步核對材料，或發現該幹部過去在填寫各種表格時未予反映的內容，因此在談話中，審查人員不應打斷對方的談話，盡量從被審查對象的談話中發現問題。當這一切都完成後，就到了做正式結論的階段。

結論一般包括兩個部分：

—、歷史審查的結論。一般由幹部科會議集體作出，可以向當事者公開。在這部分的結論中，應對幹部的歷史中已搞清楚的問題，作出肯定的結論。但是，如果問題仍不清楚，旁證材料不夠齊全，肯定的結論也可不做。

至于幹部某段歷史尚無證人證明，則對幹部有證人證明的歷史，和組織上已清楚瞭解的歷史作出一般的結論。但需寫明，某段歷史尚不能肯定。

對另一些問題嚴重的幹部，一時無法找到證人證明，則將其所有問題提出，全部保留，并由組織上對此人做出一般結論，以供日後繼續考察。

二、在單位表現的鑒定。這類鑒定由黨員所在的黨小組、黨支部在會議上討論并作出鑒定，被鑒定者本人可以列席會議并表示自己的意見。在黨支部鑒定的基礎上，該幹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結合對幹部歷史的考察，做出幹部在單位表現的鑒定。黨組織對幹部表現的鑒定通常不與本人見面。它應該包含被鑒定者的政治思想狀況、黨性修養以及幹部個性、特長、工作經驗與能力，以及對幹部今後工作發展方向的建議等方面的內容。

到了這一步，對幹部的審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審干過程中形成的具體文字資料就成了幹部的個人檔案。從此這份檔案就尾隨幹部，像一個無形的影子，幹部調到哪兒，這份檔案就跟著他到哪兒。以後每逢審干或政治運動，這份檔案都會增加內容，黨組織都會在這份檔案中寫上對這個幹部的考察意見，它將決定這個幹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幹部檔案就成為決定幹部命運的一件利器，它同時也成了一只「不死鳥」。它既屬于這個幹部，又是完全獨立于幹部個人的異己物（幹部通常不知道領導在自己的檔案中寫些什麽），兩者相依相隨，一直到這個幹部離開人世，這份幹部個人檔案也還未壽終正寢。它被置放在某個文件柜中，在對這個幹部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的政治審查中還將繼續發揮作用。

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審干工作正緊鑼密鼓全面展開的同時，社會部的秘密偵察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同步進行。

如前所述，1939年後，社會部加強了對延安各機關、學校人員的秘密考察業務，被列入考察對象的人員包括以下幾類：

從國民黨監獄釋放來延安的人員；

來延安時介紹信不清的人員；

年齡與相貌不符的人員；

喜歡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員；

在政治上、經濟上有空隙可以被敵人利用的人員⋯⋯

社會部如何得知這些幹部的背景？沒有組織部門的協助和提供介紹，顯然是不可能的。盡管社會部在各機關、學校派有單線聯系的秘密情報員——「網員」，但依當時的規定，各單位的工作人員互相不得打聽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國統區工作），因此，社會部獲取幹部資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級組織部門。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會部發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機關、學校劃出審干中的嫌疑對象，將其材料上報社會部。[12-26]根據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被集中到社會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報社會部，其材料則由各單位組織部門自行掌握。

從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會部會同各機關、學校的組織部門和保衛委員會，對集中在社會部的嫌疑分子材料進行鑒別，并展開對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偵察。

然而，確定「嫌疑對象」并沒有太多的事實依據，對大多數嫌疑分子的懷疑，主要依據的是他們本人所填寫的各種表格，而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問題，也大多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復雜一類。以及曾集體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復興社。

當時，這批已被內定為「嫌疑分子」的人員大多是在陜北公學、中央黨校學習的學員，他們之中，除了少數人是在國統區自行報考進入延安的（陜北公學曾在國統區刊登過招生廣告），絕大多數人都是經各地中共黨組織或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推薦介紹來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黨齡較長的老幹部。可是他們依據事實填寫的各種表格竟成為將他們定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據，他們將由此被長期秘密審查，一「掛」就是幾年，非黨員的不得入黨，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幹部的前線。

林納，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政治處副處長，1940年秋在審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務委員會免去職務，將其調往由張琴秋擔任處長的教務處，做什麽工作，擔任什麽職務一概不予宣布。林納被免職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連，因而受到黨的懷疑，被認為是「嫌疑分子」。林納與其夫都是留蘇幹部，抗戰爆發後，夫婦倆奉命返國，但在臨行前，其夫被蘇聯格伯烏逮捕，林納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處副處長。女大的審干由政治處處長孟慶樹（王明之妻）和政治處幹部科科長葉群負責，但立案審查林納，是中央社會部的決定。為了讓林納「坦白交代」問題，葉群經常找林納談話，對其施加種種心理壓力，有時「拍桌子，瞪眼睛」，有時又顯出「很憐憫林納的樣子」。每一次談話後，林納總要「大哭一場」（其實在這時，葉群自己也因歷史上的問題受到審查）。以後，中組部也參與對林納的調查，經過反復研究，報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才作出了「林納無問題」的結論。[12-27]

在社會部調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蕭軍也榜上有名。蕭軍來延安後，長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蘭家坪招待所，成為一個閑散人員。蕭軍性格粗獷，初來延安時對紀律嚴明、等級井然的新秩序頗難適應。由于沒有工作在身，蕭軍經常到橋兒溝魯藝找朋友聊天，言談中對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騷之語。某次，中央文委負責人艾思奇奉命與肅軍談話，由于話不投機，蕭軍竟「從懷中掏出了匕首」。蕭軍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級的警惕，「一些領導幹部」要求社會部盡快拿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以確定蕭軍究竟「是友是敵」，而另一些人則要求社會部從快對蕭軍作出處理。[12-28]

包括肅軍在內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會部等待鑒別，這項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調查的社會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員陳龍（建國後任公安部副部長）系東北抗聯出身，曾在蘇聯學習，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對排查「嫌疑分子」的簡單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見。陳龍征得治安科科長汪金祥（建國後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同意，兩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變「反革命嫌疑分子」確定方法的意見。此時正值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陳龍等的建議，將此作為他重視開展調查研究的一項政績。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會部發出《中央社會部關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經「堆積著相當數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沒有切實審查」，是因為「各地偵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則「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觀夸大，推測附會，捕風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謂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審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時，必須做到「詳細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與主觀附會、傳說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嚴格分開；把黨內錯誤、思想意識不好或組織關係與歷史不清等問題與反革命問題分別清楚」。[12-29]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開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盡快對蕭軍作出結論，是清理中的一項重要任務。陳龍此時已升任社會部治安科科長，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幹部慕豐韻裝扮成從其他根據地來延安的幹部，住進蘭家坪招待所鄰近簫軍的塞洞裏，就近觀察蕭軍。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慕豐韻發現蕭軍喜愛京劇，正好慕會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簫軍清唱與簫交上了朋友。蕭軍毫無城府，「不出幾天就對慕豐韻無話不談」，慕豐韻將所瞭解到的蕭軍的思想動態向陳龍和社會部領導匯報後，最終才解除了對蕭軍政治上的懷疑。[12-30]1941年7月，毛澤東會見了蕭軍，與他進行了頗為友好的交談，蕭軍當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會部已對他進行了這麽細致的偵察活動和甄別工作。

蕭軍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別關照，由中社部直接經手對蕭軍的甄別工作也進行得比帆利，但對于那些已有工作單位的其他「嫌疑分子」，這項工作的開展就并非一帆風順。

延安各機關、學校對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審查嫌疑分子的決定，反應并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則以各種借口加以推諉，甚至認為，保留嫌疑分子沒什麽不好，「清不清沒什麽必要」。[12-31]在陳龍、汪金祥的努力下，決定以中社部的名義再發一個文件。1941年8月2日，社會部發出《中央社會部關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號，文件分析了各單位清理工作開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組織中個別未查清或未解決的個別問題與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來；二、把通常的、復雜的社會關係與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來；三、把各種不良現象或傾向與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來；四、把一般不滿言論和牢騷與有意制造破壞混淆起來；五、甚至還有把出于正義感的某些批評與惡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來」。「總之，⋯⋯是把現象當本質，把可能當作事實，把推測附會當作具體事實，不分內外，不分性質，自造了一批所謂的嫌疑分子⋯⋯」。[12-32]

從中央社會部1941年4月和8月兩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幾點看法：

—、中社部確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質皆高的幹部，他們因廣泛接觸各方面情況，視野較為開闊，有的幹部對過左的審干方法持有異議。例如，陳龍曾力主排除對蕭軍的懷疑。在黨內形勢比較正常的氣候下，這些幹部會從自己的業務工作的角度出發，向上級機關提出不同意見。

二、中社部負責人康生在一般情況下無法興風作浪。在較為正常的大氣候下，康生也會接受下屬的建議，提出慎重處理不同性質矛盾一類的意見，盡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屬的成績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兩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說，「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與主觀附會、傳說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嚴格分開」，既然是主觀附會、傳說自造，就不能再視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語措詞方面的模糊，在實際貫徹中不可避免將向過左的方面傾斜，從而影響糾偏的進行。

與以後的歷次審干運動相比，1940年的審干是屬于比較溫和、比較穩妥的，其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審干方法上沒有滲入強制的因素。社會部雖然全面滲入審干，但社會部并不直接主持審干，社會部在這一時期甚至還起著某種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會部的主導下，1941年春夏開始進行對嫌疑分子的甄別工作，解脫了一批幹部。1940年的審干基本依據「審查幹部的材料，主要的依據本人的報告」的原則。沒有動用「逼供信」、「車輪戰」等手段；在組織部門與被審查幹部的關係上，也沒有事先假定被審查對象是「特務」的框框；在與被審查對象談話時，審干人員的態度也較和氣，一般并不采用「法官問案式」的談話方式。這個時候還強調，對新同志的談話要注意「客氣些」，讓他們自由地隨便地去談」，「務使被召來談的人不感枯燥而樂于暢談」。

1940年審干未釀成嚴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這一時期黨內政治生活還較為正常，主持審干的中組部部長陳雲以及負責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書記張聞天等人在審查幹部問題上持有比較慎重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陳雲、張聞天持有相當開明的觀點，陳雲提出中共不僅要「廣招天下士」，還要「誠納四海人」，主張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識分子。陳雲并參與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幾份關于吸收知識分子入黨的決定。張聞天也強調中共應尊重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點。陳雲認為，審干是必要的，但務必慎重。他們的看法與毛澤東的意見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畢竟還不能在延安完全決定一切。在他們的影響下，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1940年審干沒有采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也沒有事先劃定框框，規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務」。盡管1940年的審干已經包含某些過左的因素，但是在對幹部歷史問題的估計上，多少還是考慮到「幹部是生長在中國錯綜復雜社會」這層因素，因此在對幹部作出政治結論和鑒定時，一般還比較客觀。

以丁玲為例，丁玲1933至1936年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的一段歷史，在她赴延安後，成為套在她頭上的一道緊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隱若現，長期在她的頭上浮動。1938年上半年，康生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公開在黨校大會上宣布，丁玲「不是我們的同志」，黨校不接受丁玲前來學習，[12-33]致使丁玲長期蒙受嚴重的政治壓力。1940年審干中對丁玲這段歷史正式作出結論，明確宣布，丁玲應被視為忠誠的共產黨員。

再以王實味為例，王實味在赴延安前曾與托派有聯系，在1940年審干中，王實味主動向中組部談出這個問題，事後王實味仍在馬列學院工作，他的中共黨員的黨籍也繼續保留。

以後隨著黨內政治生態環境的惡化，1940年審干對丁玲、王實味的結論分別在1957年和1942年全被推翻，不再做數了。

1940年延安的審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結束，然而時隔一年半，從1943年初起，一場比1940年審干規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輪審干又平地掀起，由于這一次審干的規模和范圍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審干，使其有了「審干運動」的名稱。

既然1940年審干已經結束，1940年後也沒有大量新人進入延安，為何還要興師動眾進行又一輪審干呢？其根本原因是進入1942年後，黨內的大氣候已發生深刻的變化，兼之中共在長期的對國民黨的斗爭中已經形成某種習慣性的思維，這就是國民黨特務無孔不入，任何審干都不可能徹底，總會有漏網之魚潛伏下來，即使搞了審干，也不足以完全解決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斷進行審干，對自己的內部進行經常的、無情的洗刷，而共產黨就是在與外部和內部敵人的不斷斗爭中壯大起來的。上述習慣思維早已成為黨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黨內政治生活比較正常，它會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但是，一旦黨內環境發生巨變，極左的敵情估計馬上就會占據上風，將原先比較穩妥的審干政策沖得一干二凈。1942年整風之初，延安知識分子批評時政一時蔚為風潮，引致毛澤東的極度警惕，其結果是重新祭起審干肅反的寶器。社會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自己廢棄一邊，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舉的各種極左的錯誤，且比1940年更加變本加利。曾經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燒餅，問題更是連升幾級，從「特嫌」上升為「特務分子」，其中多數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黨內惡化的大氣候所致，大氣候之形成，其主導者為毛澤東，盡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注釋

[12-21]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30、94。

[12-22]參見1940年8月14日，中組部對審查幹部經驗的總結，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說明》（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頁100-101。

[12-23]費雲東主編：《中共保密工作簡史（1921—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頁100。

[12-24]司馬璐：《斗爭十八年》（全本），頁68。

[12-25]馬洪：《馬列學院審查幹部工作中的一些經驗》，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47。

[12-26]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92。

[12-27]參見謝燕：《張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1995年），頁184—86。建國後，林納在齊齊哈爾特殊鋼廠工作，文革期間，康生、葉群公開點林納的名，最後林納慘遭迫害而死。

[12-28]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12-29]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12-30]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12-31]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12-32]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12-33]《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286。

三、「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

整風運動與審干運動、搶救運動的關係是研究延安整風歷史不可回避的一個重大問題，「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12-34]是康生的名言，此話究竟是康生對毛澤東整風部署的蓄意篡改，抑或是他對毛澤東整風意圖的正確理解和闡釋？換言之，整風運動發展到審干和搶救（反奸、肅反）階段，是康生一個人的「錯誤」指導所致，抑或是毛澤東、康生共同規劃、共同領導的結果？

1980年代以來，大陸史學界（包括黨史學界）對搶救運動與整風運動之關係有過短時間的探討，占支配性的意見認為，整風審干是毛澤東正確、英明的決策，搶救運動則是整風運動後期出現的一個插曲，是由康生為破壞整風、蓄意背離毛澤東的部署而擅自發動，且一經出現，很快就被毛澤東所制止，是故，搶救與整風審干無關，搶救運動不能納入整風的過程，延安整風運動與搶救運動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12-35]

對上述看法作出最具權威性表達的是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1942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員）。1991年12月10日，鄧力群在接受《黨的文獻》編輯采訪時說，搶救運動只「搞了十來天」，以後很快進行「甄別」，「沒有一個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實際的結論」，「實現了同志間沒有芥蒂的真誠團結」。[12-36]顯而易見，按照鄧力群的上述思路，僅僅搞了十來天的搶救運動非但不能歸入延安整風運動之中，甚至連提一下的必要也沒有，即使要涉及這個問題，也應該「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多從其積極效果方面看眼，因為「沒有搶救運動，恐怕就沒有九條方針」（指1943年8月15日；毛澤東提出的審查幹部的九條方針）。[12-37]

筆者認為，將搶救運動強行從整風運動中分離開來的觀點嚴重違背了歷史事實。鄧力群的看法值得商榷，搶救運動并非僅進行「十來天」，所打擊的對象更不是「全部都做了符合實際的結論」。至于整風、審干、搶救對黨內團結的影響，則是見仁見智，這裏暫不作討論，可是用「壞事變好事」的眼光來評價搶救運動則是很不恰當的。因為，我們絕不能因為有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就肯定法西斯運動，同樣，我們也絕不能因為中國在八十年代進行改革開放，就肯定「文化大革命」。

整風運動與審干、搶救運動的關係本來并不特別復雜。某些人之所以有意回避、曲解這段歷史事實，純粹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簡言之，他們是為了維護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形象，而有意將毛澤東等與康生截開，讓康生一人扮演魔鬼的角色，由他承擔所有的歷史責任。

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肅反」，是康生對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整風——審干——搶救三運動之有機聯系性的準確、客觀的體會與描述，毛澤東開動的整風機器就是依照其內在邏輯，沿著整風——審干——搶救的軌跡依次快速遞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始終處于決策的主導地位。

毛澤東作為延安整風的總策劃人，他發動整風的目的和為推行其意圖施展的基本策略本身就蘊含整風運動逐步升級的內部動因。

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根本目的——徹底肅清國際派在中共的影響，打擊和爭取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進而確立毛個人在中共黨內的絕對統治地位，原本就孕育著可能導致中共分裂的巨大風險，為了避免整風可能帶來的這種危險，使即將發生的黨內結構的重大改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澤東始終小心翼翼，穩扎穩打，絕不輕易冒進。謹慎地施用說教（文的一手）和鎮制（武的一手）兩種手段，成為毛的基本策略。

文武兩手的交替使用并非始于1942年，早在1941年9月，毛澤東決定和王明正式掛牌之際，毛就將此種策略用于中共黨內的高級政治生活。一方面，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挑起爭論，以「反主觀主義」為名，誘使王明集團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毛又頻頻向王明顯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衛團的力量，[12-38]給王明施加壓力。1942年後，康生更加強了對王明、博古的監控，將國際派與中共其他重要幹部和駐延安的蘇聯代表的聯系基本切斷。[12-39]

對于1942年2月揭幕的大規模的全黨整風，毛澤東在一個短時期內（從2月至3月）主要施用「文」的一手（動員學習整風文件，反省思想），但隨著3月末開始反擊王實味，「武」的一手在整風中所占的比重急劇增加。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經由康生、彭真、李富春等的協助，文武兩手互相滲透，互相補充和促進，已經完全滲入整風的過程，并且一直持續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

文武兩手在整風運動中所占的比重是靈活而富于彈性的。變化的時機、節奏不僅依據于毛澤東的意志和運動自身發展的規律，而且還受到外界環境的制約。1942年11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提出分清「一條心」和「兩條心」，使「文」的一手退隱于「武」的一手之後，從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風鎮制的一面大顯身手的時期。

毛澤東、康生、劉少奇（1942年底抵延安）、彭真根據整風運動進行中所發生的新的變化，因勢利導。先是鋪開坦白、審干運動，繼審干運動之後，又在延安和各根據地領導了為時近一年的搶救運動（部分單位和地區的搶救及其掃尾工作一直持續到1945年）。但是在遭到來自莫斯科的壓力和黨的核心層內多數成員的消極反對後，毛澤東又審時度勢，決定終止搶救，引導整風運動轉入「文」的方面——學習中共兩條路線斗爭歷史。文武兩手的交替使用，終于使毛澤東的既定目標完全實現。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并決議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至此，針對黨內的文武兩手遂被擱置，中共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斗爭上。

在毛澤東運用文武兩手重建中共的過程中，毛與康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和互相依賴，康生以自己的忠誠和「創造性」的工作全力輔助毛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毛則予以康生特殊的信任，提升和擴大康生在中共黨內的影響。毛、康的親密合作不僅源于彼此充分看重對方，還在于雙方在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毛對康生的賞識和信任程度遠超于當時其他與毛關係接近的中共領導人。因此，在康生遵循毛的意志具體領導整風、審干、搶救的所有重大戰役的緊要關頭，毛澤東都積極支持康生，為康生開展工作創造有利的環境：

一、1942年春，毛澤東舍棄較孚眾望的任弼時，委派康生出任自己的副手——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全面主持整風的日常工作。在毛的支持下，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全力負責延安各重要單位的審干業務，使康生機關的力量急劇膨脹，其特派人員滲透于延安中央各機關、學校和邊區一切重要單位。

二、毛澤東在對待王實味問題的看法上也與康生完全合拍，毛對康生處理王實味的措施給予全面肯定。1942年夏秋開始的審干、反奸試點工作得到毛的充分支持和高度重視。

三、1943年4月3日，中宣部頒布第二個「四三決定」，有充分證據說明此決定是由毛澤東參與制定的。該決定強調整風——審干——肅反的必然聯系性，全面反映了毛澤東的肅反觀——對于奸細、特務，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運動初期必須打擊自由主義的右傾思想，大膽懷疑以造成普遍震動；運動後期，則適當糾偏——康生在1943年4月初的行為完全符合毛的肅反觀。4月後，康生放手大干，毛澤東聽之任之，不作任何干預，使搶救野火四處蔓延。

四、1943年7月後，搶救運動形成高潮，毛有意維護康生，雖然在8月15日頒布審干九條方針，但對落實執行卻一反常態，不予強調。結果九條方針頒布後，搶救不僅未停止，反而在更大范圍內發展。

五、搶救是在1943年12月下旬毛澤東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預電報後才真正剎車的，盡管中共其他高級領導人對康生都表示了不滿，毛仍竭力保護康生，結果康生有恃無恐，即使當毛向被傷害黨員道歉後，康生也拒不作任何自我批評。當然，從康生的角度看，他沒有理由承認錯誤，因為毛從未說整風、審干是錯誤，所以，即使康生拒不為毛承擔責任，毛也無可奈何。好在毛、康兩人心中都有數，只是未捅破那一層紙而已。

六、1945年後，整風中的搶救一幕成為毛澤東最大的禁區之一，毛嚴禁任何出版物涉及搶救的歷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準語涉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錯誤。[12-40]1967年2月，毛聞知陳毅在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批評四十年代搶救運動時，頓時勃然大怒，不僅將陳毅打入冷宮，還一舉廢黜了中央政治局。

上述事例只是說明康生所描繪的「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并非康生的個人發明，而是毛澤東、康生共同的思路和整風運動發展的客觀過程。所謂客觀過程，不僅是指整風、審干、搶救的依次遞進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也是當年運動開展情況的真實寫照。當時擔任中共晉綏分局書記的林楓曾對此有過具體描述，他在其所作的關于整風審干的結論中指出：晉綏整風三個時期各有其特點：第一個時期主要是整學風，性質是黨內斗爭，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第二個時期是反特斗爭，這個時期是從黨內斗爭轉到黨外斗爭。第三時期又開始整風（指「路線學習」——筆者注），成為黨內黨外兩種斗爭的匯合。[12-41]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澤東施用文武兩手徹底改造中共的工程中，除了康生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外，其他領導人也或多或少起了他們的獨特作用。將整風、審干和搶救割裂開來，將全部歷史責任推在康生一人身上，都是背離歷史真實的虛構。

注釋

[12-34]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9。

[12-35]參見《延安整風與審干運動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運動》，載《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6）》（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頁337—38。

[12-36]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12-37]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12-38]參見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60—11。

[12-39]參見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24。

[12-40]1955年8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宣稱「延安審干運動，中央訂出了九條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審干運動把許多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清查了出來，純潔了革命隊伍，在組織上保證了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這個成績是很大的，應該加以充分的估計的」。對于搶救運動，則僅指出「是有偏向的，其結果是犯了逼供信的錯誤」，但強調此錯誤在甄別時得到了糾正。參見賀晉：《對延安搶救運動的初步探討》，引自中國現代史學會編：《中國現代史論文摘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58。

[12-41]《林楓同志在分局高干會關于整風審干的結論）（1944年7月7日），轉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4冊，頁414。

四、毛澤東的「肅反」情結：

從「肅AB團」、「肅托」到「搶救」，從江西時期到延安時期，和毛澤東直接有關的中共幾次內部整肅斗爭：「肅AB團」、「肅托洛茨基派」（「肅托」）和「搶救運動」，都是以「肅清國民黨滲透奸細」、「肅清反革命」和「肅清漢奸托匪」等名目進行的，然而每到運動後期，黨的上層都發現，興師動眾開展斗爭所取得的實際結果與原有的估計大相逕庭：所發現和已被鎮壓的「敵人」絕大多數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再來進行一番甄別和撫恤工作（但為了維持領導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問題人物」不予解脫）。可是隔不多久，新一輪肅反斗爭又在醞釀中，⋯⋯在毛澤東主政的年代，這已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導致殘酷的肅反斗爭惡性循環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澤東對黨內敵情的過分估計，極左的肅反觀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個人的目的而對「肅反」的誤導。

毛澤東的極左的肅反觀是中共對國民黨屠殺中共政策的激烈反應，以及他個人對國民黨特務活動超常估計的產物。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斗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中共和毛習慣將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對諸如國民黨向共產黨區域派遣破壞特務，國民黨利用「自首政策」脅迫中共人員充當特務等問題上，毛看得尤其嚴重。在激烈的國共斗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于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在中共高級領導人中間，任何人都未超過毛澤東。且不論王明等人從未執掌過軍隊和肅反機關，即使作為中共情報肅反機關創始人的周恩來，在對待「敵情」的估計上，也從未像毛澤東那樣持如此極端的態度。由于對「敵情」的極端警惕和采取了一系列嚴密的審查和防范措施，在江西和陜甘寧邊區，中共確實挫敗了多起國民黨針對中共的破壞活動。但是。從總的情況分析，國民黨對中共組織所造成的破壞，基本限于國民黨統治區域。在中共區域，由于中共組織的高度嚴密化及對社會的全面和徹底的控制，國民黨的滲透幾乎不可能，國民黨特務活動對中共的危害遠小于中共肅反所造成的自相殘害的嚴重程度。

另一方面，利用「肅反」為其政治目標服務，又一直是毛澤東功利主義政治謀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謀取個人對中共武裝的控制、進而奪取中共最高領導權的長期斗爭中，具有極強自信的毛澤東對來自黨內的任何異見都予以強烈的排斥，尤其對向他個人權力挑戰的舉措更是懷有高度的警覺。為了打擊黨內異己，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毛在自己能夠控制的范圍內，善于巧妙利用來自莫斯科的口號和條文，「拉大旗作虎皮」，或自創罪名，將反對派和潛在的反對分子，指為「反革命」。在鎮壓「AB團」的過程中，毛發明了「扯起紅旗造反」的概念，用來打擊黨內那些敢于向其權威發起挑戰的人。抗戰時期，他又放任康生制造「紅旗黨」冤案，把一大批共產黨員打成執行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特務」。1966年文革爆發，毛澤東更是創造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概念，把大批被誣為「叛徒」、「特務」的老黨員、老幹部投入監獄，將斗爭的矛頭指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盡管毛澤東肅反手法多變，與一味屠殺黨內同志的斯大林有明顯區別，但兩人在利用肅反消滅政敵方面，卻有著驚人的相似。

毛澤東運用肅反手段打擊黨內不同意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中共當時所處的環境和毛澤東個人地位之強弱成了決定毛肅反態度變化的基本因素，表現在肅反手段上也有顯著的差別。在毛尚未掌握全黨領導權之前，其肅反手段更直接且更具殘酷性；在毛實際已控制中共後，為維護自己作為全黨領袖的賢明和公正的形象，他對運用肅反手段處理黨內不同意見則稍存謹慎之心，一般多喜施一縱一收之術，以威懾為主，以鎮壓為輔，且擅長幕後操縱。但在其個人地位完全鞏固後，毛的暴戾之態復又重現，對使用肅反威懾手段解決黨內問題的興趣愈來愈濃。

一、蘇維埃運動早期（1930—1931）。

這個時期江西中共根據地處于極其艱苦的環境下，毛澤東個人在全黨的地位不僅還未確立，甚至在根據地內部，毛的領導地位仍然受到黨內不同意見的反對。偏于山溝一隅，遠離上海中央給毛澤東提供了行動上的充分自主性，為了實現其個人對江西紅軍的全面控制，毛將「野性一面」（「虎氣」）充分發揮，「山大王」的氣質不加絲毫約東。結果，由毛澤東直接參與，在贛南造成數千名紅軍將士和地方共產黨員無辜被殺的人間慘劇。[12-42]

二、延安前期（1937—1941）。

抗戰爆發，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使中共所處的環境大大改善，在中共內部，毛澤東也取得了優勢地位，并正積極謀取對中共黨領導權的全面控制，但正是在這個時刻，莫斯科對中共的影響力也得到恢復。在新的形勢下，迫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毛開始收斂個性中的「野性的一面」，而有意顯示作為全黨領袖的氣度，對中共核心層的不同意見，一般多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予以分化、消解。在黨內斗爭中，主要訴諸政治策略的運用，而較少顯示暴力震懾。但是，國共長期兵戎相見造成的警覺意識以及對黨內外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防范并未有絲毫減退。盡管毛不再、也不能將肅反手段直接用之于黨內上層的政治紛爭，也沒有再重演「肅AB團」那樣大規模的鎮壓事件，但對于黨內中下層的假想敵卻繼續沿用肅反手段，這主要表現在1937年後，放任康生及其保衛機關在延安及各根據地推行「肅托」的鎮壓政策。歷時數年的「肅托」，其殘酷性和血腥性并不亞于1930—1931年的「肅AB團」，只是規模較小，且極端隱蔽。

三、整風時期（1942一1945）

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導地位的加強和鞏固，毛故態重萌，再一次祭起肅反的寶器。面對黨內知識分子大規模的不滿，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蔓延，毛迅速決定，將「肅托」、「反特」、「肅奸」正式納入整風軌道，以便使全黨在自己的新權威下徹底就范。毛澤東有意放虎出籠，支持和放縱康生將原處于秘密狀態下針對少數重點對象的肅反手段公開施之于黨內，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當然，此時的毛澤東已身為中共領袖，他十分清楚，在延安的幹部和黨員中，根本不可能有大批「托派」、「國特」和「日特」，因此毛執意在黨內開展肅反的最終目的，主要還是在全體黨員的心目中植下對自己的崇拜和敬畏，所以毛聲明，在審干肅反中執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于是，從形式上看，1942—1945年的整風審干運動遠沒有「肅AB團」事件那麽殘酷。

在長期戰爭環境下形成的中共肅反政策，由于「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思維定式，加之毛澤東出于其個人目的，濫用權力，對肅反有意誤導，久而久之，致使中共領導人和廣大高、中級幹部培養成一種用階級斗爭的眼光看待一切的習慣：階級敵人既可以是「國民黨特務」、「暗害分子」，更可以是黨內任何有異于當道意見的分子。正是由于有了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礎，毛澤東每發動一次肅反運動，中共組織和廣大黨員都聞風而動，積極予以響應，不管有無確鑿證據，先挖出一批反革命，運動後期再說。至于這種運動的方式對中共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傷害，則是從不予以考慮的。作為極左的肅反政策的始作俑者，毛澤東在運用這一套手法對付他的假想敵人時確已達到得心應手、出神入化的地步。雖然從「肅AB團」、「肅托」到「搶救」，毛的操作形式有所不同，但極左的肅反觀卻是一脈相承，其基本精神并沒有任何重大改變。只是毛澤東的角色變幻莫測，忽躍至臺前，忽退隱幕後，致使人不易看清毛的真實意圖和毛在歷次肅反運動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注釋

[12-42]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後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二七」會議後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階段「打AB團」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據初步統計，在這一階段，僅紅一方面軍被殺官兵就達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已消滅「AB團」份子1，000余人，這一數目尚不包括在這之後根據地內黨政機構被殺黨員的人數。主持江西蘇區「AB團」第二階段的是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被殺對象主要是參加富田事變的贛西南紅軍的幹部，以及贛西南地方政權的幹部，具體的死亡人數，說法不一。若加上閩西「肅社黨」中被殺人數，在中央蘇區的肅反慘禍中被殺害的紅軍官兵和共產黨員、普通群眾超過一萬人。資料來源：—、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頁634—37；二、《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3年5月），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四、《贛西南會議記錄——關于組織問題》，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31；五、廖蓋隆1981年9月23日說：「紅一方面軍當時在蘇區不過三、四萬人；前後兩次肅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殺掉了，就是說，十個紅軍中有一個被殺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幹部。」廖蓋隆在1980年12月10日也引用毛澤東的話：「毛主席說：我們殺了四千五百人，但我們保存了四萬紅軍。」引自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合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頁89、144；六、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冊，頁262；七、《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五、毛澤東、中央總學委和中央社會部的關係

自整風運動展開後，中共中央的組織形態也隨之出現若干新變化，盡管在與各戰略根據地和與重慶南方局的聯絡來往方面，毛澤東繼續以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指示，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大部分權限已被中央總學委所取代。中共中央大多數部委的職權范圍也大大縮小，僅限于維持一般業務工作的水平。在毛澤東的精心策劃下，中央總學委實際上已成為凌駕于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上的中共最高決策和權力機關，盡管毛在1942年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和書記處，但他還是感到這兩個機構有些礙手礙腳，毛要創設一個完全聽命于他個人，由他一人支配的組織。然而中央總學委并非是一個固定的實體，它只是毛澤東為掩飾其在黨內實行一人統治而設置的臨時機構，在整風運動期間，它時而出現，時而又消失的無影無蹤——中央總學委的存在及其退隱全憑毛的個人意志決定。1942年是中央總學委大顯神威的時期，在它的核心層僅有毛澤東和康生兩人，而康生則完全聽命服從于毛。中央總學委的關鍵部分是由毛、康直接領導的各系統分學習委員會，各系統分學委作為貫徹毛澤東意圖的得力工具，在整風初期即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就在各分學委唱主角的同時，長期被寵罩著一層神秘面紗的中央社會部，也從過去所處的幕後一步躍入到前臺。

中央社會部「出山」的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各分學委的審干工作超負荷運轉已難以為繼，急待社會部支持。整風轉入審干階段後，中直系統、軍直系統等分學委的工作量急劇增加，各基層單位匯報上來的有關「重點人群」的反省筆記、「小廣播表」和個人歷史自傳以及其他交代和審查材料堆積如山，大量的文字材料需要整理、匯編和核實；各系統的分學委還承擔了與被懷疑對象個別談話、對某些人實行偵訊、布置監控等繁重任務。對于這類具有「特工」性質的工作，經歷過江西時期肅反斗爭的各分學委的領導，雖然并不陌生，操作起來，一般也得心應手；但是，今天的形勢早已不同于江西時期，某些特殊的調查已非各分學委獨立所能完成：首先，被審查對象面廣量大，互相交叉，幾乎覆蓋延安各機關、學校，沒有社會部的協調，調查幾乎不可能進行；其次，審查要求也有所提高，某些審查項目已帶有特殊的專業色彩，例如通過電臺異地調查、郵檢等，使許多分學委的領導同志深感有社會部配合的必要，甚至如何提高審訊工作的效率，也急需專門機關的指導；第三，運動的發展和深化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參加各分學委、原先負責審查別人的幹部不久自己就成了被懷疑對象，并被關押和「控制」起來。上述情況使得各分學委普遍感到人手緊張，紛紛向中央總學委告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共情報肅反的專門機構——中央社會部，被毛澤東、康生引入到領導審干的中心位置。于是，從表面上看，在延安主持整風審干的機關仍然是各分學委，但內裏卻是中央社會部在掌握、控制和操辦一切。

中央社會部在毛澤東的部署下，迅速介入正在展開的審干運動，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這就是由康生領導的社會部絕對服從和效忠于毛，是毛完全可以支配的力量。

中央社會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國家政治保衛局，該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員和中央蘇區原紅軍幹部組成，鄧發長期擔任局長一職，其副手是與周恩來有較深歷史淵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幹部李克農、潘漢年和李一氓。[12-43]在1932至1935年遵義會議之前，周恩來對國家政治保衛局具有支配性的影響。在周恩來、博古、張聞天有意識的安排下，一些與毛澤東關係密切、曾參與「肅AB團」的幹部，如曾山、陳正人、古柏等，被安置在地方黨政部門或軍隊工作，因此從1932年起，毛澤東對中共肅反機關已不再具有影響力。

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在江西時期，周恩來還直接主管中共的機要情報部門。鄧穎超具體承辦中共最核心機密——與莫斯科的秘密電訊聯絡工作。由于處在頻繁的戰爭環境，中共的機要情報、肅反、反間諜工作常常是互相交叉重迭——在長征之前，還有一個大概的分工，即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秘書處，中央軍委秘書處負責黨和軍隊系統的機要聯絡，國家政治保衛局主管肅反和情報收集工作。但是在長征前夕，為了軍事行動的需要，中共所有的機要情報系統就已全部集中于中央軍委機要科，中央秘書處事實上已停止活動，只保留個別工作人員。鄧穎超作為中央秘書長，和劉英（以後成為張聞天夫人）一直隨博古、李德、周恩來率領的首腦部門轉移，主要承辦會議記錄一類的文書工作，而未和其他婦女幹部被安置在「幹部休養連」。

毛澤東對周恩來一手掌管機要、情報、肅反部門極為不滿，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就開始采取行動，逐步蠶食周恩來的領地。1935年6月後，毛澤東親自派自己的秘書王首道接管中央軍委機要科，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鄧發負責的政治保衛局領導一職。盡管1935年末召開的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恢復中央秘書處和中央各部委，并任命原保衛局幹部張文彬為秘書處長，但不久張文彬即被調做統戰工作，實權仍控制在副秘書處長王首道手中。

中共中央抵達陜北後，情報肅反部門職責分工的關係開始逐漸理順。在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基礎上，先建立方面軍保衛局，繼而改稱西北政府保衛局，由周興擔任局長，受王首道節制。中央軍委機要科則一分為三，分別組成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方面軍保衛局（西北政府保衛局）機要科。中央秘書處機要科負責黨務機要電訊；中央軍委機要科負責紅軍軍事機要電訊；保衛局機要科負責情報系統電訊和秘密電臺的管理。從形式上看，中共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機要情報系統，然而實際上，所有機要情報大權已完全集中于毛澤東一人之手。因為，這三個系統全歸王首道領導，而王首道則對毛絕對服從，深獲毛的信任。為了徹底控制中共的機要情報機構，毛還將自己的老部下曾三調入中央秘書處機要科，配合王首道開展工作。與此同時，鄧穎超因病遠赴北平治療，完全離開了機要情報系統。

由王首道統掌中共機要、情報、肅反系統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返回延安後發生變化。毛澤東經過細心考察，對康生的忠誠、情報專業經驗和工作能力作出了肯定的判斷，遂在1938年9月以後。任命康生擔任新成立的中央社會部兼情報部部長（中社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在這之前，實際上已經運作）。但是毛澤東并沒有將中共情報、機要、肅反所有大權完全交給康生，康生僅負責肅反和反間諜業務，同時兼管一部分情報業務（1939年情報部成立半年後，毛即宣布撤消情報部），黨務機要、國際通訊等情報業務仍由毛的老部下王首道和王觀瀾掌管。

為了獲得更大的權力，進而成為中共情報保衛部門的最高負責人，并在黨內占據更重要的地位，1938年後，康生在全力支持毛澤東對付王明等國際派的同時，竭盡全力加強中央社會部的內部建設，將社會部辦成了一個機構齊全、集中大批專業人員、情報網密布全國的中共第一大部。

在康生的主持下，社會部依照蘇聯格伯烏的結構加強了組織建制，使社會部成了門類齊全的情報反間諜機構。社會部下轄有五個局：一局主管組織、人事；二局主管情報；三局主管反間諜；四局主管情報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訓練。社會部還有兩個直屬部門：保衛部和執行部。為了培養派往國統區的特工人員和根據地內的情報、肅反幹部，社會部還辦有西北公學。

在社會部系統，一批經驗豐富的老情報專家：李強（真名叫曾培洪，原中央特科成員，1938年初從蘇聯回到延安後被任命為軍工局和軍委三局副局長，是老資格的電訊專家，其工作與中社部有交叉）、許建國、曾希圣、鄒大鵬、馮鉉、李士英、羅青長、黃赤波、楊奇清等分別擔任了各局室領導職務，少數具有外語、電訊業務知識的青年知識分子幹部，例如符浩等也被吸收到各局工作，社會部可以稱得上是延安專業人才最集中的單位。

在康生的領導下，社會部在延安廣布情報偵察網，觸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黨、政部門和教育系統，都有社會部的特派員和秘密網點，在特派員之下，另有受特派員領導的「網員」，專門從事情報搜集和偵察工作。受社會部直接領導和管理的秘密情報員，一般都具有公開活動的合法身份，他們或是各單位的負責人，或是學校在讀的學生。社會部還建立起對延安社會情況的全面監控，在郵局、旅店、飯莊、交通車隊、供銷合作社等單位都派有專門人員從事情報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為社會部所辦，社會部幹部汪金祥、曲日新都曾擔任過「西北旅社」的經理。社會部對前來參觀訪問的外來人員的監控更是極端重視，主持接待來訪人員的專門機構——延安交際處，名義上屬邊區政府的編制，但邊區政府對交際處并無支配力，因為交際處實際是社會部的下屬部門。

在毛澤東的首肯下，社會部也將它的工作網絡擴伸到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在延安時期，這兩個機構是融為一體的），與斯大林身邊的工作人員皆屬于格伯烏的情況相類似，毛身邊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社會部成員，不僅葉子龍參加社會部工作，甚至毛的妻子江青在組織關係上也隸屬社會部。[12-44]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毛對康生領導的社會部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的。

毛澤東對在康生領導下的社會部所發生的變化深表滿意，康生的凌厲的工作作風和對毛的絕對效忠，給毛留下深刻的印象。為了進一步削弱周恩來在中共情報和肅反系統中的影響，在情報和肅反部門樹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同時也為了徹底弄清機要情報系統幹部的歷史狀況和現實的思想表現，毛決定對康生進一步放權。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央關于成立機要局的通知」，宣布將原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合并為統一的中央機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長。[12-45]康生終方全實現了夢寐已求的對中共機要情報系統的控制權，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共情報和肅反系統的首腦，同時成為中共核心層中僅次于毛澤東的最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

1942年康生的職務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中央黨和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主任；

中央社會部部長；

中央情報部部長；（1941年10月成立）

中央機要局局長。（1942年4月4日成立）

康生在獲得中央機要局局長一職後，為了報答毛澤東的信任，在原中央秘書處機要科和軍委機要科厲行清洗，將一批資深的機要幹部清除出機要系統，使原先三個機要科的二百個工作人員，在機構合并後只剩下九十九人。[12-46]在人數減少一半，工作量急劇增加的1943年，中央機要局的幹部（1942年4月18日又易名為中央機要科）超負荷運轉，然而這一年卻被譽為是「大轉變的一年」，并獲得毛的高度稱贊。

康生身兼數職，直接掌管中共的機要、情報、肅反、反間諜事務，但中央社會部卻仍是所有秘密機關的真正核心部門。由于社會部的幹部技能全面，經驗豐富，很快就取代了合并單位原先的幹部，成為各主要科室的骨干。康生并布置社會部幹部從事整風審干的新任務。于是，康生機關的勢力在1942年後迅速膨脹，其工作性質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毛澤東的支持和關心下，正當中共中央各部委紛紛萎縮時，中央社會部卻成了唯一獲得大發展的部門，成為毛澤東領導整風審干運動所依靠的核心組織。

中央社會都插手整風審干運動一般通過下列方式：

一、社會部隱身于總學委和各系統分學委之中，以總學委和各系統分學委的名義開展活動。康生身兼中社部部長和總學委副主任兩職，為社會部的滲透活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更多的情況下，總學委與社會部的關係就如同兩塊牌子，一個機關那樣，幾乎很難看出兩者的區別。只是在公告有關整風全面部署時，才動用中央總學委的名義。

二、社會部與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分學委等重要部門密切合作，派員直接指導有關單位的審干。康生與中組部部長陳雲均是1931年5月顧順章事件後改組成立的中央特科負責人，1935至1937年，兩人又在莫斯科長期共事，1937年11月同機返回延安。整風運動期間，陳雲與康生同屬毛澤東所倚重的少數幾個中共領導人之列。中央組織部作為黨的幹部管理和審查的專門機構與中央社會部有著密切的業務聯系：中組部負責為社會部選送幹部；社會部在偵訊、調查重點懷疑對象時，往往也需要中組部提供有關背景材料；兩部門關係一向十分緊密。彭真雖與康生無歷史淵源，但從整風之初，兩人關係就十分密切。中社部直接派人深入到中央黨校各部配合審干，而中央黨校「挖出」的重點「反革命」，也大多移送社會部關押。中社部還具體指導關押邊區系統嫌疑幹部的西北行政學院的審干業務。

中央社會部雖然廣泛深入地卷入黨內斗爭，但是并沒有越出毛澤東的控制范圍。因為早在1940年，社會部派駐各單位的特派員制度就被取消，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保衛委員會，由各單位的黨組織和社會部共同負責考察嫌疑分子的工作。此舉改變了社會部原先模仿蘇聯格伯烏搞的垂直型的情報和偵察制度。整風運動展開後，毛在擴大康生權限的同時，為了防止康生權力的過分發展，從而威脅自己的地位。還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防范措施。

首先，毛澤東不允許康生插手他本人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來往的電訊聯系系統，而是指定任弼時具體負責此事。王觀瀾、吳德峰（吳崇寶）、帥孟奇領導的「中央農委」（農村工作部）受毛和任弼時的直接須導。中共其他任何領導人不得過問毛和莫斯科的來往秘電。康生和社會部只是負責絕密電訊系統的外部保衛工作，及對該系統人員的政治審查。盡管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屬于社會部系統，但師哲作為任弼時的秘書和毛澤東與斯大林來往文電的譯員，與康生僅維持一般的工作關係，而絕不向康生透露有關毛和斯大林來往密電的內容。康生則因師哲所處的特殊地位，不斷向其示好。

第二，毛澤東在社會部內安排非康系人物作康生的副手，以牽制康生。周恩來由于歷史因素，對中共的情報工作，長期承擔重要的領導責任。1938年後，周對情報工作的領導權雖被毛部分轉移到康生的手中，但是，因周恩來在毛與王明的斗爭中迅速轉變立場，加之周的豐富的情報工作經驗和從事統戰工作的便利條件，毛澤東仍讓周恩來分管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軍事情報及對英、美的國際情報的工作。同時，在社會部內，繼續保留大批與周恩來關係密切的情報幹部。周恩來的兩個老部下：李克農和潘漢年，經毛的同意，也一直擔任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的職務。1941年3月，李克農自重慶返回延安，毛一方面用康生圈住李克農，壓抑李在政治上的發展，不讓李克農參與自己與王明等爭斗的上層核心機密；但在另一方面，又將李克農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情報專家使用，使李克農成為康生在社會部的第一副手。毛的這種安排，雖說并非有意針對康生，但站在康生的角度，毛讓一個周恩來的老部下做自己的副手，也包含對康生某種制約的含意。在康生的社會部系統，毛澤東還另外安插了一些與自己有著較深歷史淵源的老部下擔負重要工作，例如毛指定曾三長期負責中共的核心機要，即使在中央機要局系統一歸由康生領導後，曾三仍然是康生不敢輕視的人物。毛讓彼此背景不同，來自各個山頭的情報幹部在社會部內協同工作，使康生永遠難以達到「清一色」。

第三，毛澤東在讓康生兼管中央軍委情報工作的同時，限制康生在軍隊的情報和保衛部門發展自己的勢力。1942年前後，毛澤東對軍方尤其對彭德懷的不滿十分強烈，因此毛有意讓康生進入毛一向護衛極嚴的禁臠——軍隊情報系統，以挫傷彭德懷等軍中將領的「傲氣」。然而，毛又十分掌握分寸，決不允許中央社會部垂直在八路軍中建立組織，而是規定由各大戰略根據地的黨委和軍隊領導各自的社會部。中央社會部與各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軍中保衛部門的關係，只限于業務指導，這樣不僅可以避免軍隊和黨的特工部門的沖突，同時也避免了康生系統尾大不掉的危險。

第四，毛澤東有意給予邊區保安處一定的獨立工作權力，讓社會部與邊區保安處形成某種相互制約的關係。邊區保安處是延安地區公開的治安管理機構，在形式上隸屬邊區政府領導，但實際上，邊區保安處的真正的上級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社會部。邊區保安處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方面軍保衛局，1936年易名為西北政府保衛局，由毛澤東的老部下，當年「肅AB團」的活躍分子周興任局長，1937年又改名為邊區保安處，成為拱衛中共中央的主要機構之一，仍由周興負責。中央社會部成立之前，邊區保安處代行社會部的職能，組成社會部和情報部的工作人員，基本上也是從邊區保安處調出，所以保安處與社會部原本是一母所生的關係。但是，由于隸屬關係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的差別，保安處開始受到高崗的影響，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范圍和幹部隊伍，已不單純是社會部的下屬機構。邊區保安處事實上成為僅次于社會部的第二個保衛系統，而康生對邊區保安處并不具有絕對的支配力。

綜上所述，康生和中央社會部純粹是毛澤東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當毛需要借助康生打垮政敵、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時，毛就「放虎出山」，授予康生及其機關極大的權力，將社會部的職能擴大為既對外，又對內，使其成為僅服從自己，而凌駕于黨的其他部門的太上機關。然而就在社會部最風光的1942至1943年，毛也留有一手，他要使康生明白，毛永遠是他的主人。

注釋

[12-43]1932年秋李一氓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李克農則被調往前方任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參見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頁147。

[12-44]參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6。

[12-45]中央書記處：《中央關于成立中央機要局的通知》，引自費雲東、余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一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06、209。此書作者系中央檔案館副研究館員，該書引用了許多珍貴的檔案資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該書在出版前曾征求過中共機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鵬的意見。

[12-46]中央書記處：《中央關于成立中央機要局的通知》，引自費雲東、余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一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06、209。此書作者系中央檔案館副研究館員，該書引用了許多珍貴的檔案資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該書在出版前曾征求過中共機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鵬的意見。

六、在「試驗日」裏制造出的「張克勤案」

1942年夏，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延安各重要單位的整風領導機構已開始秘密將運動的重心向審干方面傾斜，此時此刻，毛澤東最大的需要不是別的，而是一批從事地下破壞活動的「特務」：為給整風轉入審干的必要性提供生動、直觀的充足證據，毛需要特務；從「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極左肅反觀出發，毛也相信，延安有大批特務。

1942年6月19日，毛澤東在小范圍內就審干問題發表重要講話，他借王實味事件大加發揮，明確指示，要在幹部中發現托派、國特和日特三種壞人。毛并暗示審干反特的重點對象是知識分子。毛對審干的策略和方法也作了明確的部署：「要區別好人和犯錯誤的同志，各機關都要冷靜觀察，此項工作應有計劃的布置」。

然而在毛澤東6月19日講話後，延安審干的「戰績」并不明顯，也許是毛的「要區別好人和犯錯誤的同志」的指示發揮了作用，除了破獲了中央黨校「吳奚如特務案」和「王實味、成全、潘芳、王裏、宗錚五人反黨集團案」等幾個案件外，一時乏善可陳。延安大多數機關和學校都還沒有挖出特務的捷報，這種狀況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不滿。10月19日，毛在西北局高干會議開幕詞中怒斥對敵特破壞麻木不仁的自由主義。11月，毛更有意擴大審查范圍，指示不僅要查清革命與反革命的「兩條心」，還要查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半條心」。康生對于毛澤東這種焦灼和憤怒的情緒心領神會，他在經過「冷靜觀察」和「有計劃的布置」後，迅速向毛澤東奉獻上一個特務標本——張克勤案。

「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是康生精心培育的一株「奇葩」，1942年9月後，康生在挖出「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後，即在其直轄領地社會部情報學校——西北公學，開辟了一塊審干試驗田。

設在延安棗園後溝的西北公學其前身為社會部主辦的保衛幹部訓練班，經常有學生三百多人，1943年在校學生有五百余人，由社會部副部長兼情報部副部長李克農任校長，社會部第一局局長李逸民任副校長。該校的重要領導成員還有汪東興（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誠（女，延安時代曾任中社部秘書長）和吳德（1942年被調入西北公學，負有監視李逸民的秘密使命）。[12-47]在康生的主持下，1942年夏秋之際，西北公學日常的情報訓練業務活動已經停止，成為秘密審干的試點單位。

張克勤原名樊大畏，原在陜北公學學習，後作為情報偵察幹部的候選人員被調入西北公學接受訓練。從張克勤各方面的情況看，他被康生看中選為特務標本，實屬「理所當然」，因為張克勤太符合一個「特務」所應具備的基本特征，他簡直就是康生臆想中的特務世界的一個標準的特務：

在這裏，我們暫且站在康生的角度，為張克勤整理出一份政治和歷史履歷表：

姓名：張克勤

性別：男

年齡：十九歲

政治身份：中共黨員

家庭成份：自由職業者

本人成份：學生

何時參加革命工作？何時入黨？1936年10月在西安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後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派到蘭州做地下工作，并在蘭州入黨。1939年6月因被國民黨懷疑，經中共甘肅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介紹調回延安。

主要社會關係及政治面貌：父樊執—，1939年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妻朱方蘭，1939年被國民黨逮捕後叛黨。

黨組織對張克勤近期表現的考察：

一、1942年整風期間，延安保健藥社接到重慶李炬寄給張

克勤的一份國民黨刊物——《中央周刊》，據張克勤稱，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過的特務。

二、西安三青團的報紙曾經刊登過一批共產黨自首人員的名單，為首的便是張克勤。

三、延安魯藝轉來一份檢舉張克勤是特務的材料。

這份人事材料對于張克勤實在是太不利了，縱使張克勤滿身是嘴，他也澄清不了履歷表中所反映的大量疑點，因為按照康生的邏輯：

一、張克勤年僅十九歲，又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革命特務最容易從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

二、張克勤來自國統區，國統區的中共組織早已被國民黨特務滲透，國民黨特務機關對延安也一直采取派遣特務打進來的策略。

三、張克勤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復雜，父、妻皆是叛黨特務，張克勤必然受到反動家庭的思想影響，甚至極有可能已經叛黨。

四、重慶方面與張克勤迄今仍有通訊聯系，寄信人就是特務。

五、西安三青團報紙已刊出張克勤自首的消息，雖然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但難保不是延安的張克勤。

六、有外單位揭發材料，且不論揭發是否屬實，揭發本身就說明問題。為什麽別人沒被揭發，而只揭發張克勤，且揭發人又是與張一同前來延安的。

有了上述六個方面的推理，張克勤已被假定有罪，下一步就是取得當事人的口供，來證實假定了。

1942年11月間，遵照毛澤東審干要「有計劃的布置」的秘密指示，在康生、李克農的直接領導下，西北公學審干領導小組幾位領導成員：李逸民、吳德、汪東興、王濤江、毛誠開始在汪東興辦公的審洞裏提審張克勤。

向張克勤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怎樣來延安的」？張把自己來延安的詳細經過敘述一遍。

向張克勤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你來延安干什麽」？張陳述自己是由蘭州黨組織依正常組織手續介紹前來延安學習革命理論的。

向張克勤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就正式切入主題了，審訊者單刀直入對張克勤說，「已有人揭發你在延安是搞特務的」。張克勤被這突如其來的提問震住了，但他迅速冷靜下來，堅決否認指控，并為自己的清白辯解。

審訊者開始向張克勤迂回進攻，他們將主攻方向轉移到張克勤的家庭關係——盤問張的父親（醫師）與其病人的關係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審訊者步步深入，堅持要張克勤承認其父與國民黨官員有著政治上的特殊聯系。

此時，或許是審訊者并未真正掌握張克勤其父叛變的確鑿證據，一時拿不出過硬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張克勤并不知道其父在他赴延安後已叛變的消息，因此雙方陷入了僵持局面。入夜，一枝臘燭早已點完，李逸民和大多數審訊者主張暫停審訊，集中研究下一步的審訊戰術。但是汪東興卻援引他在江西中央蘇區搞肅反斗爭的經驗，堅持應連續突擊審訊。于是李逸民、吳德、汪東興等分成兩個小組，對張克勤施行「車輪戰」，自己輪班休息。可是，直至「第三天天快亮時，臘燭用完了，但張還未交代」。這時李逸民建議休息一下，給李克農打了一個電話，但未料卻遭到李克農的批評。李克農指示，關鍵時刻已到，應該繼續審訊，并派人送來一箱臘燭。這樣，審訊一直堅持到第三天凌晨五時，果然張克勤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了。

在三天三夜輪番「轟炸」下，張克勤的精神終于徹底崩潰。一旦繳械投降，馬上就進入到與審訊者密切合作的新階段，換言之，審訊者要什麽，張克勤就提供什麽，其主動、積極與幾天前的頑抗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張克勤身上表現出的積極變化，使中央社會部的領導欣喜異常。在康生、李克農的指示下，李逸民、汪東興等迅即將張克勤「包裝」完畢，第二天就召開西北公學全校師生大會，邀請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代表參加，讓張克勤在大會上現身說法。張克勤似乎也具備某種「表演」才能，在會上，他「痛哭流涕地講著自己如何參加了甘肅假共產黨，又如何受派遣來延安搞特務活動」。當然，張克勤只是一具供人擺布、操縱的玩偶，這場活劇的真正導演是中社部的大人物，因為張克勤活劇已具備了上級領導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他的現身說法中，不僅有自己參加特務組織的內容，還有揭發同伙的內容——張克勤一口氣交代了十幾個「特務」，當然包括那個最先揭發他是特務、與他一同從蘭州來延安的朋友。最後，張克勤交代的最精彩的一筆是，他還談了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張克勤衷心感激黨組織對自己的搶救，表示將脫胎換骨，重新做人。[12-48]

這樣，一個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兼能體現黨之感召力和對自新特務給出路政策的「特務」樣板就活靈活現地出現在延安的政治舞臺上了。「張克勤特務案」向延安幹部和全黨敲響了警鐘：國民黨特務已滲入中共各要害機關，「張克勤」、「李克勤」、「劉克勤」就生活在我們中間。「張克勤案」也給全黨一個提示和啟發：出身于知識分子，來自于國統區的幹部在政治上是最不可靠的，而國統區的中共組織十之八九已被國民黨滲入，成了執行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紅皮白心的「紅旗黨」。

對于康生及其後臺，張克勤案的另一重要價值還在于它為在延安和各根據地全面推開肅奸、反特運動提供了具體的工作方法和經驗。「張克勤案」的被破獲充分說明對于被懷疑對象，事先假定有罪，再運用各種手段取得口供，以證實假定，是克敵制勝、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獲得口供的過程中，使用誘供、套供、逼供，再輔之以心理感化，任何頑固的堡壘都可以攻克。從破獲「張克勤案」中還可以總結出對敵斗爭的一條成功經驗，這就是辦案人員首先必須破除右傾思想，只要肅反幹部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敢于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精神（車輪戰，疲勞戰），再狡猾的敵人最後也會繳械投降。

如此觀之，「張克勤案」對康生及其後臺的好處實在太大，一方面，它為打擊周恩來領導的國統區地下黨制造了輿論；另一方面，又為毛澤東的「反右傾麻痹」、「開展反特斗爭」的論斷提供了生動、直觀的證據。攻下張克勤，不僅是反特斗爭的一個重大戰果，而且通過此案還創造出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工作方法和斗爭經驗，為在更大范圍內推廣反特斗爭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樣板，同時又可在對敵斗爭的第一線培養、鍛煉黨的肅反保衛幹部。果然時隔不久，康生宣布河南黨是國民黨特務領導的「紅旗黨」，大後方的四川、雲南黨也被國民黨「紅旗政策」所破壞，而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已在熱火朝天地批斗著各自的「張克勤」、「李克勤」、「劉克勤」⋯⋯！

注釋

[12-47]《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12—15。

[12-48]《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12—15。

七、「搶救」的全面發動與劉少奇進入「反奸」領導核心

對于康生一手炮制的假案——「張克勤特務案」，毛澤東的反應如何？據師哲回憶，毛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都「傳閱」過張克勤的口供。可是，毛的態度究竟怎樣，師哲沒有明說，他只是說，康生對毛澤東「是多少有些影響的」。[12-49]

如前所述，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他是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康生所取得的這項最新成果的，正是由于得到毛的鼓勵（師哲聲稱，對于康生的工作，「黨中央和毛主席等領導同志不便輕易開口」），[12-50]進入1943年後，延安的審干規模迅速擴大。

康生充分認識到張克勤案的價值，現在擴大審干已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康生對張克勤案作了如下的解釋：

（這個案子）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務政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對延安的特務分子數目得到了一個解答，使我們的右傾思想有了一個觸動。[12-51]

康生對張克勤案的分析將毛澤東對審干肅奸的指示進一步具體化了。因此，當194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康生「搜集審查幹部的經驗」時，一套符合毛意圖的審干經驗很快就由康生制造了出來。

1943年3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整風不僅要整小資產階級思想，同時也要「整反革命」。毛說，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過去我們招軍、招生、招黨，招了很多人，難于識別。[12-52]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匯報審干工作，他的發言中心意旨有二：第一、康生提出，抗戰以來，國民黨對中共普遍實行奸細政策，最近從審查幹部中才發現這一政策的陰謀。第二、康生提議，1943年黨的工作，要把審干作為重要的一項，并把延安的審干經驗，寫成文件通知全國。[12-53]

康生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匯報審干工作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此舉充分說明毛澤東對審干的高度重視和毛對康生的有力支持。因為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性質與以往任何一次會議都不同，這是毛澤東正式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職位的特殊日子。在3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毛終于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在中央核心層執掌「最後決定權」的絕對權力。[12-54]盡管目前尚未披露詳盡資料，使我們無從得知毛澤東在3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對康生匯報的反應，但是，康生在這天會上受到毛的肯定、鼓勵和嘉許則是毫無疑問的。

毛澤東的態度可以從劉少奇對康生報告的反應中略見端倪。劉少奇是從蘇北新四軍根據地經長途跋涉，于1942年底抵達延安的。1943年1月1日，劉少奇在延安新落成的中央大禮堂新年團拜會上正式亮相，隨即作為中共重要領導人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介紹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通過這些安排，劉少奇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迅速突出。

劉少奇甫抵延安，正值審干日趨激烈的時刻，性格謹慎的劉只是靜觀事態，而未敢深深卷入。但是到了1943年3月20日，劉少奇放膽了。在這一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與毛澤東、任弼時三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劉并成為中央軍委唯一的副主席（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王稼祥的軍委副主席職務在1943—1944年不再被提及），劉被毛澤東正式擢升為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就在這一天，劉少奇向華中局陳毅、饒漱石發出《關于警惕國民黨特務政策問題》的電報。劉少奇要求新四軍和華中根據地也仿效延安，迅速展開審干工作。他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風及全面清查幹部思想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大批國民黨特務與日本特務，⋯⋯今天國民黨向我們斗爭的主要方式是特務斗爭」。[12-55]

從劉少奇的電報中不難看出：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批準了康生的匯報，審干經驗已被中央政治局認可，作為中央一項重要政策被推廣于全黨。

筆者的上述判斷，還可以從1984年披露的一份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得到證實。[12-56]

這份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央指示顯然不是準備公開發布的，文件中的措詞和涉及的黨內斗爭策略表明，這份文件是給各級領導機關負責幹部的一份黨內指示。文件明確提出，日寇和國民黨已「派遣了大批內奸分子混入我黨」，因而必須「有步驟地清除內奸分子」、「向內奸作斗爭」。文件批評黨內存在著濃厚的自由主義傾向，強調「現在黨內斗爭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義，不是過火斗爭，故應強調反對前者，不應強調後者」，「因為假若過早地提出防止過火斗爭，則勢必不能展開糾正錯誤思想與肅清內奸的斗爭」，「也有被內奸分子利用此種號召借以掩藏其內奸面目的危險。」

那麽是否馬上就應在黨內大張旗鼓地開展反自由主義的斗爭呢？答案是否定的。雖然自1942年末以來延安就結合動員填「小廣播表」開展過反自由主義的斗爭，但眼下的情況與幾個月前相比又有新的發展，這次的反自由主義主要針對的是黨內負責幹部的「右傾溫情」思想，目的是挖出更多的「內奸」。因此這份文件提出「反對自由主義偏向，在黨內提出普遍號召的時機，亦不宜過早，因為假若過早地提出此種號召，則錯誤思想的暴露與內奸面目的暴露都將受影響」。于是，這份中央指示一面大談黨內應克服自由主義傾向問題，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暫不在全黨號召反自由主義，「先讓自由主義偏向盡量暴露」。[12-57]現在，開展反內奸斗爭的目標已經完全確定，「引蛇出洞」的計劃也已部署完成，下一步就是按程序具體開展反奸斗爭了。

3月20日政治局會議以後，延安的審干形勢急劇激化，審干已完全被納入「反特務」斗爭的軌道。而胡公冕此時來延安，恰為運動的升級提供了最合適的借口。

胡公冕，原為中共黨員，後投靠國民黨，但其思想一向左傾，同情中共，抗戰後被胡宗南延聘為高級參謀。1943年4月初，按照事先議定的日程，胡宗南派胡公冕率領一個代表團來延安與中共方面談判。這原本是一項正常的人員來往，但是他的到訪卻意外地促成了4月1日的延安大逮捕。

康生下令捕人的理由似乎名正言順，這即是蔣介石企圖發兵進攻延安，而胡公冕恰在此時來延，為了防止邊區內部的「特務」與胡公冕「來往」和「聯絡」，必須先下手為強。

4月1日夜，在延安共逮捕了多少人？八十年代後期，有關出版物一致聲稱，約逮捕二百人或二百多人。但是根據師哲提供的數字，4月1日夜逮捕的延安及邊區幹部超過了四百人，因為就在延安實施大逮捕的同時，邊區的其他城鎮也同步抓人，綏德專區逮捕了一百人，關中也抓了人（具體數目不詳）。

這樣，1943年4月1日夜，在延安及邊區其他城鎮共逮捕四百六十人，[12-58]分列如下：

延安（邊區系統）：二百六十人

延安（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一百人

綏德專區：一百人

關中地區：人數不詳

這四百六十多人絕大多數是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說的言簡意賅：

「有材料還要審問？」「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就是為了弄清問題。」

由于認定嫌疑人員不需任何確鑿證據，而僅憑保安機關的主觀判斷，因而確定被捕人員名單幾乎就不費任何周折，完全任由康生個人意志決定了。師哲作為參與逮捕行動的保衛人員，詳細地回憶了1943年3月末，康生圈定被捕人員名單的情形：

康生手裏拿著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打圈點，嘴裏念叨：這個是「復興」，這個是「C. C」、「漢奸」、「叛徒」、「日特」⋯⋯。[12-59]

1943年4月3日，就在4月1日延安大逮捕後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發布了旨在進一步擴大審干、反奸的《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又稱第二個《四三決定》），這是毛澤東正式就任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雙職，獲有對中共決策「最後決定權」之後，所發布的一個帶有全局性影響的重要文件。該決定正式提出整風的目的還在于「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號召各級黨組織「必須極大的提倡民主」，使壞人得到暴露，同時要求大膽懷疑，放手大干，防止運動冷冷清清。文件也稍帶幾句，在審干反奸中應「注意穩妥」。此種言辭，頗似毛澤東風格，乍看面面俱到，似乎既反右，又防左，實則重點在前，「穩妥」一詞，純系點縀。4月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決定，號召特務奸細分子自首。[12-60]4月22日，毛覆信凱豐，同意編印肅奸教育資料。毛特別強調指出，「目前還是讓自由主義暴露的時候」。[12-61]4月28日，毛澤東又在政治局會議上重點談肅奸問題。[12-62]

第二個《四三決定》的頒布，迅速將延安的反奸斗爭引向高潮，實際上成了動員「搶救」的號角，就在這個時刻，劉少奇也在極秘密的狀態下進入到領導延安反奸斗爭的核心層。

關于劉少奇在延安審干、反奸斗爭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撲朔迷離，即使在文革期間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中，對此問題也沒有任何涉及。1980年劉少奇被平反，大量回憶文章和研究劉少奇的論著紛紛問世，但是，幾乎無一篇文字論及劉少奇與延安審干、反奸斗爭的關係。1998年10月經官方批準，《劉少奇傳》出版。該書在談到延安審干「出現了擴大化的偏差」時，對劉少奇在其間的作用也只有一句話的描述：「當然，他也要負一定的領導責任」，[12-63]但并未提供任何具體細節。以致于到今天，人們只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起了「破壞」作用，對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其他領導人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活動均不甚了了。

但是，歷史的真實卻并非如此，在整風運動期間，劉少奇不僅與康生有密切的工作聯系，他還是領導延安審干、反奸斗爭的主要負責人。據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透露，劉在3月28日與弗氏談話時，對康生有所不滿，并對王明流露出某種同情，但在4月8日後劉的態度突然轉變，開始與康生拉關係了。[12-64]

1943年3月20日中央書記處改組以後，領導延安的反奸斗爭就成為中共核心層的主要工作任務之一，劉少奇作為書記處第二號人物，參加了書記處研究部署反奸工作的所有會議。4月5日，書記處舉行會議，這次會議決定，號召延安及邊區的「失足分子」向黨「自首」。[12-65]十天以後，書記處又召開會議，通過了在延安進行清查特務、開展防奸教育的決定。4月24日書記處再次召開會議，決定在5、6、7三個月，專門進行防奸教育，并宣布重新恢復總學委，日常事務由康生負責。4月28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黨內反奸斗爭問題，并決定成立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以劉少奇、康生、彭真、高崗為委員，劉少奇任主任。[12-66]至此，劉少奇成了延安反奸斗爭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隱身其後），原先具體領導反奸工作的康生也成了劉少奇的部屬。

在緊接著展開的大規模反奸、「搶救」運動中，康生沖鋒在前，在各種場合頻頻亮相，劉少奇一般卻不公開露面。那麽劉少奇又在做什麽呢？身為延安反奸斗爭主要領導人的劉少奇，其實做的是審干和反奸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謀劃工作，故而在各種動員、坦白大會上不見他的蹤影。

1943年5月16日，劉少奇參加書記處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審查內奸從4月1日起，分三期進行，每期三個月。5月21日，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前一日季米特洛夫發來的有關解散共產國際的電報（莫斯科預備在5月22日正式公布），會議并討論了防奸工作，規定了防奸工作的基本原則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12-67]

劉少奇在審干、反奸斗爭中將其所擅長的理論與政策分析水平大大地發揮了出來。1943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作《關于審干中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12-68]在這個報告中，劉少奇針對幹部對審干和反奸斗爭的疑慮，對審干和「」清查內奸」的意義作了權威性的闡釋。劉少奇指出：審干和反奸斗爭是整風運動的繼續發展，是整風精神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劉少奇還明確規定了審干的任務是：「清查內奸，爭取失足者，訓練幹部」。[12-69]

劉少奇作為反奸斗爭的指導者，不僅在政策制定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指揮華中根據地的審干反奸和調配審干幹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權力。

劉少奇回到延安後不時就開展反奸斗爭的策略給華中發出電報。1943年6月29日，劉少奇電示陳毅、饒漱石，告訴他們「大後方的黨幾乎全部被國民黨破壞」，要求彼等針鋒相對，「用說服利誘與威脅等辦法」，爭取被俘將釋的「頑方人員」「為我服務，為我作情報」。劉指導道：「采用強迫威逼自首的辦法則須選擇對象，選擇那些在他不肯自首為我作事時，我能長期拘押或秘密槍決的人威逼之，不要對一切人都用威逼辦法，可多采用說服利誘辦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辦法威逼之」。劉少奇認為，「特務斗爭是一種非常高級的細密的科學，需要詳細研究和學習」，「必須使全黨一切忠實黨員都學會特務斗爭」，否則「我們一定失敗無疑」。[12-70]

1943年4月5日，就在那次決定開展動員「失足分子」向黨「自首」的書記處會議上，還有另一個與劉少奇有關的重要決定，這就是會議責成由劉少奇負責向晉西北、晉東南、晉察冀派出整風學習組，以指導、幫助上述區域的整風、審干運動。同年8月9日，書記處會議再次作出決定，由劉少奇選派幹部前去華北、華中根據地幫助整風，此時全黨范圍內的整風已先後進入審干、反奸斗爭階段，指導整風就是指導審干、反奸和「搶救」。在這次會議後，由劉少奇派往各根據地的審干欽差大臣陸續到達各地區。具體傳播延安的審干、反奸、搶救經驗，對當地運動向極左方向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劉少奇在審干、反奸斗爭中位居領導地位，但他深居簡出，外界只知他出任了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卻不知他實際上還是秘密機構——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的主任。

權力極大的中央總學委在也42年夏之後，事實上已經取代了政治局和書記處，成為毛一手操縱的太上機關。但是至1943年3月20日書記處改組，在形式上，黨的機構已經得到恢復，于是中央總學委暫停工作，可是不久，中央總學委在4月24日又被恢復。與此差不多同步，4月28日，又正式成立了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既有中央總學委，又有反內奸斗爭委員會，這兩個機構的功能與分工又是如何呢？事實上，進入1943年春之後，中央總學委與反內奸斗爭委員會所干的工作是一致的，這就是領導審干與反奸。只是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對外嚴格保密，由總學委在前面出頭露面。加之總學委在各機關、學校、軍隊系統皆有學分會，總學委負責人康生又身兼中社部部長，社會部已與總學委水乳交融，于是外界只知有總學委，作為延安審干、反奸最高決策機構的反內奸斗爭委員會反而不為外界所知。因此，才有劉少奇來延安後擔任總學委副主任之說的出現。

劉少奇真正擔任總學委副主任是在1943年10月5日。在這天召開的書記處會議上，決定毛澤東為總學委主任，劉少奇、康生為副主任，胡喬木為秘書。此時總學委的功能又有變化，它實際上是毛澤東為正在召開的以清算王明為目標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而成立的核心小圈子，其主要任務是為配合毛在黨內上層開展路線斗爭，為毛提供理論解釋和在毛等幾個人中間進行反王明、博古、周恩來的協調分工。[12-71]至于領導審干、反奸的工作則基本由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承擔，由于這兩個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都有劉少奇和康生，因此上述兩個機構的工作又存在交叉性的關係。

1943年10月以後中央總學委與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工作范圍的示意圖如下：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劉少奇因在白區工作中主張隱蔽、退卻的意見還蒙受「右傾」的指責，何以他在1943年返回延安後不久，就在審干、反奸問題上顯出明顯的左的姿態，并在1943年春夏之交，當延安審干、反奸、搶救狂潮興起後，聽任極左惡浪翻江倒海而基本保持沉默？

筆者認為，劉少奇當時左的姿態與1943年他在黨內地位的急劇上升有密切的關係。左的審干、反奸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劉返抵延安後，很快就瞭解到這一點。然而毛、劉在反王明問題的立場與利益關係完全一致，毛且大力提拔劉少奇，使劉從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躍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在這種情況下，劉不管是有意還是違心，都只能全力配合毛。第二，劉少奇與其老部下彭真的關係一向密切，彭真被調回延安後受到毛澤東的重用，在審干、反奸斗爭中是一個風雲人物，劉少奇來延安後，彭真在中央黨校創造出的審干、反奸經驗正作為一套成功的經驗向延安各機關、學校推廣，劉不能站在彭真的對立面。第三，劉少奇雖有謹慎、穩健之名，但劉同時又是一個喜歡表現的人，尤其喜好就某些理論、政策問題發表意見，劉來延安後，被委之以領導審干、反奸的重任，使劉在這一方面的才干可以就此發揮，他也沒有理由放棄這一有利于擴大其在全黨影響的機會。[12-72]

1943年開始的審干、反奸斗爭對劉少奇有極重要的意義，劉少奇從此正式涉足中共的幹部和組織系統，在3月20日書記處會議上。決定成立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組織委員會，統一領導中組部（包括中央黨務委員會）、統戰部、民運工作委員會、海外工作委員會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即中央研究局）。至此，劉少奇取代了陳雲（1944年後轉做財經領導工作），成為中共組織系統的掌門人。在審干、反奸斗爭中，劉少奇在彭真的大力協助下，通過談話等方式，廣泛熟悉中共各「山頭」的情況，劉少奇的影響和在黨內的支配力也從北方局系統、新四軍系統向全黨延伸。在這個時期，劉少奇還直接過問中央黨校一部的審干工作，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就曾多次向其匯報工作。1944年，彭真正式出任中組部部長，顯示劉少奇在中央組織和幹部系統的影響力得到鞏固和加強。

雖然劉少奇在審干、反奸斗爭中位居決策層，但他與康生畢竟有明顯區別。康對毛澤東只是一個家臣，而那時的劉則是毛最重要的盟友，劉少奇不屑于做康生所好的那種「魔鬼」工作，劉少奇的興趣只是在制定審干、反奸的政策和策略方面，他沒有在臺前大聲疾呼抓「特務」，也沒有像康生那樣，親自去審訊「特務」、「叛徒」。有記載說，在運動高潮之際，劉少奇曾對運動的過火方面發出過疑問，[12-73]然而劉的「疑問」只是後話，在1943年春夏之交，他還沒有這種疑問，相反劉少奇正興趣盎然地研究、部署審干、反奸的發動工作。現在劉已進入審干、反奸的領導核心，他和毛澤東一樣，以黨的最高領袖的身份，隱身于康生的背後，在幕後密切關注、并指導在延安，繼而在全黨開始的新一輪黨內大整肅運動。

注釋

[12-49]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02—203。

[12-50]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02—203。

[12-51]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210。

[12-5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6；《毛澤東年譜》中卷對毛這段話未予反映。

[12-53]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12-54]據胡喬木稱，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中有關書記處會議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後決定全權」，乃是指書記處處理日常工作的決定之權。政治局決定大政方針，并無哪一個人有最後決定之權的規定。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3。但事實上，毛澤東根本不管這些區別，而是利用他的雙主席的地位，當仁不讓地執掌起「最後決定權」。

[12-55]王秀鑫在《延安「搶救運動」述評》一文中提到劉少奇給陳毅、饒漱石的這份電報于1943年3月20日發出，但《劉少奇年譜》中卻提及此電系6月29日發出。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頁72；《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25。查劉樹發主編的《陳毅年譜》上卷在1943年6月29、30日均無收到此電文的記載，而在1943年3月21日記載中則提到「接中央數電」，其中有對釋放韓德勤的意見，至于中央電文的其他內容，則未予反映。經筆者查證，《陳毅年譜》中有關1943年3月21日的記載來源于《賴傳珠日記》，（賴傳珠當時任新四軍參謀長，負責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的機要電訊系統），其措詞、用語完全一樣。在《賴傳珠日記》的1943年6月29、30日欄中，均無收到延安來電的記載。參見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05；另參見沈陽軍區《賴傳珠日記》整理編輯領導小組：《賴傳珠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41。

[12-56]《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1943年3月），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獻和研究》雜志在公布這份文件時說明：此文件「沒有寫明時間，沒有發文機關，也不知是否已作為正式文件發出，現有時間是《中共中央文件匯集》的編者判定的」，但說明此文件中「內有毛澤東同志的修改字樣」。

[12-57]《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1943年3月），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獻和研究》雜志在公布這份文件時說明：此文件「沒有寫明時間，沒有發文機關，也不知是否已作為正式文件發出，現有時間是《中共中央文件匯集》的編者判定的」，但說明此文件中「內有毛澤東同志的修改字樣」。

[12-58]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6。毛澤東在1942年4月28日政治局會議上也說到：今年以來拘捕的特務共有四百人。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6。

[12-59]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196。

[12-60]《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33、434。

[12-61]《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33、434。

[12-6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6。《毛澤東年譜》中卷對這一天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有關「肅奸」的言論未予反映。

[12-6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上，頁495。

[12-64]參見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22—25。

[12-65]《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19、420、421。

[12-66]《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19、420、421。

[12-67]《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19、420、421。

[12-68]在《劉少奇年譜》中無這次報告具體日期、作報告地點和聽報告對象的記載，對報告內容只作了少量反映。

[12-69]《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29。另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419。

[12-70]劉少奇：《對反特政策與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印行，1989年），第17冊，頁379。此電文與劉少奇3月20日電恐非同一電報。也許因該電極機密，《賴傳珠日記》中才無記載。

[12-71]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劉少奇、康生果然配合默契，猛攻王明、博古、周恩來。

[12-72]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劉少奇傳》記載，劉少奇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期間，曾向會議作自我批評，其中對「1943年審干期間發生的一些問題」，作了檢討和說明，但該書并沒有提供劉檢討的具體內容。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下，頁755。

[12-73]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頁69。

第十三章　「搶救」風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據地

一、「搶救」的策略和手段

「搶救」是在審干和反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或是與審干、反奸交叉進行的，在運動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處，也有差異。無論是審干、反奸，或是「搶救」，都有一個事先設定的主觀判斷，這就是凡知識分子幹部和做白區工作的幹部大多都有問題，而他們一般不愿主動向黨作出完全、徹底的坦白。這樣就必須首先研究他作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圖索驥，步步深入，從中發現疑點，繼而取得證據。但「搶救」在此基礎上還要向前發展，即在獲取證詞的過程中，更多地訴諸暴力和恐嚇的手段。

審干甫始，所有人員均需交代歷史，此謂「寫自傳」。凡屬從國統區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則需反復寫，交領導機關檢查，再「填月表」，交代傳主每個月的歷史。康生曾對社會部工作人員面授「斗爭策略」。指示他們從受審人員寫的「自傳」中發現問題，康生啟發道：

剛來邊區時寫的自傳，整風時寫的自傳，到反省機關寫的自傳，把這三部自傳一對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爭的，先留一個大綱，有個大綱寫一百遍都不會錯。你就叫他當面寫自傳，在我們這裏寫自傳，他的大綱在家裏，在這裏寫就有了漏洞。[13-1]

在康生的具體指導下，通過從受審人員自傳中查找疑點已成為審干的一項基本策略，被普遍運用于各單位。依照這種策略，審查人員勒令被懷疑對象三番五次寫白傳，寫月表，從中找出前後矛盾之處，再順藤摸瓜，提「一萬個為什麽」，使受審人永遠答不完。接著。又勒令受審人員揭發同伙，將與受審人員有聯系的其他人一網收來，此謂「老鼠戰略」——即以一人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他人。

從審查人員的交代材料發現「敵人」固然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也有缺點，這就是既費時又費事，且不能大面積地發現「敵人」。針對這種情況，康生又采取另一謀略，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單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動言論」，以釣出「反革命」。然而這種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顯，因為在審干、反奸的緊張氣氛中，絕大多數幹部都謹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會主動上鉤。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二個「四三決定」，正式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以大民主的方式，來批評領導，揭露錯誤。此項決定的真正意圖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敵人」。

遵照第二個「四三決定」，延安各機關、學校紛紛召開「民主檢查大會」，劉少奇和其他中央領導幹部還親自參加了中央黨校召開的民主大會。[13-2]一些幹部受到中央決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實味事件的教訓，他們在「民主大會」上，慷慨激昂，情緒激動，言辭激烈地批評起領導的「官僚主義」、「壓制民主」和「特權思想」；這些上臺發言的人大多為知識分子幹部，有的人在會場上甚至聲淚俱下，泣不成聲，于是一個個都跌入了早已為他們設計好的陷井，成為「反革命」或「特務分子」。

通過檢查自傳發現了一批「反革命」，又通過召開「民主大會」再釣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務」的數目離上層領導頭腦中的敵情估計還相差很遠。這時，群眾運動就派上了用場，各機關、學校普遍提高了敵情觀念，大反右傾麻痹思想，紛紛以比賽的精神來清查特務分子。上級部門則以明確的指示或暗示來具體指導下級的審干小組成員：凡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抗戰後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國民黨逮捕、從事白區工作的同志也是重點審查人群；至于經常散擴不滿言論的人更可能是特務分子，這樣，就產生了對各單位「敵人」比例指標的要求問題。中央書記處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過召開坦白大會，「形成坦白運動的潮流，造成群眾的壓力與群眾的清查運動」，認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務與各種有政治問題的人」。對于怎樣召開坦白大會中央也有具體的布置：第一，「必須在各機關、學校、農村組織自衛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規定嚴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會之前，必須有慎重的嚴密的準備，除開調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單之外，并須動員一批積極分子，秘密監視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論行動，在大會上察言觀色；在他恐慌動搖到極度時，即抓緊對他勸說，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別人。」[13-3]在上級機關的精心指導下，利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依靠群眾的喉嚨，依靠群眾的拳頭，依靠群眾聲勢洶洶的態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務」分子終于被挖出。可是這些被指稱為「特務」、「反革命」的人員只承認自己有缺點和錯誤，卻死不肯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務」。

下一步就需要進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審人員承認自己是「特務」，這一步是全部過程中最困難的階段。

提問者要求受審人員回答各種層出不窮、離奇古怪的問題：

「你平日經常散布反動言論，勾結對黨不滿的分子，你必須老實交代，國民黨派你來延安搞破壞的具體任務是什麽？」

「某一次國民黨大逮捕，其他同志被捕犧牲了，為什麽只有你沒被捕？」

「你在教會學校讀書，一定參加了英國特務機關！」

「你的舅舅1936年從東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務機關的特務，你也經他介紹，加入日特機關，成為日特機關的情報員，你在延安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報？」

「你說你是坐火車從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國民黨派你來的，沒有國民黨開的介紹信，你可以坐火車嗎」？這個提問稱得上是審干、反奸、搶救中的「經典提問」，許多被審人員都被問到這個問題。在綏德師范禮堂的斗爭大會上，一個嫌疑對象被追問：「你沒有特務關係，怎麼能從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車？」[13-4]

「你的父親現在還在北平，又有錢，不是漢奸才怪！你和他什麽關係？」[13-5]

「你家裏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來延安干什麽？」[13-6]

「你一貫積極工作，是為了取得組織信任，便于長期潛伏，不然的話，為什麽放棄在國統區現成的正規學校不上，偏偏來邊區吃苦？」[13-7]

「你的同伙已經向黨坦白自己是特務，他也揭發你是特務，你為什麽還執迷不悟？拒絕黨的挽救呢？」

如此荒誕不經的問題，不一而足，被審問者即使有一百張嘴，也難于回答清楚這類提問。這些審干領導小組成員，多數世代居住在偏遠山溝，從未去過大城市，更沒見過火車，加之頭腦中已經形成的習慣思維，他們很難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為吃飽肚子，而是為了所謂信仰來投奔共產黨。于是，為了敲開被審問者的嘴，只能訴諸于「強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勞戰；車輪戰。

逼迫受審人員幾天幾夜不合眼，審問者輪番休息，以連續作戰的方式，利用受審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潰，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銳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受審，曾經「五天五夜不準睡覺，不準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槍監守，威脅）」，在保安處有人還受到長達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勞審訊，「受審時，通常是長時間立正站著（以致腿腫）和坐矮板凳；有時加帶手銬，時間長短不定」。[13-8]

手段之二：捆綁吊打、刑訊逼供。

據師哲披露，1943年5—6月間，社會部討論起草《審訊條例》。會上圍繞是否用刑的問題，產生兩種尖銳對立的意見，康生堅持主張用刑，說「不用刑，那怎麼審訊」？[13-9]于是，刑訊逼供成為審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罰有將受審人員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腳踢。僅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的統計，在運動中就曾采用壓杠子、打耳光、舉空甩地等二十四種肉刑。據延安地區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曾親自上陣毆打受審人員，縣委書記打入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被縣委領導人私自關押的有二十九人。[13-10]

保安處常用的刑罰有：老虎凳、鞭打、長時間帶手銬、綁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審者，保安處處長「周興即親自這樣打入」。[13-11]

手段之三：餓飯。

據李銳回憶，在邊區保安處，專設「特宇號」監房，收押「頑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給半碗飯，有的人曾餓過一個多月」。[13-12]

手段之四，假槍斃。

在審干、反奸、搶救運動中。假槍斃是一種常見的斗爭和懲罰方式。經過種種酷刑拷打，如果被審查者仍拒不交代，這時審查機關負責審訊的幹部就會想到利用假槍斃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選擇假槍斃的時間一般在月黑風高之夜，將嫌疑分子五花大綁押往野地，嗖嗖幾聲槍響，子彈從耳邊飛過，給受刑者造成極大的心理與肉體傷害，許多人甚至會長時間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書記張維楨在中央黨校受審期間，就曾被拖出去假槍斃。

種種刑罰、肉體折磨，以後被一句「逼、供、信」輕描淡寫地遮蓋過去。在統稱「逼、供、信」的審訊方式中，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時并進。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復不斷地向被審查者進行「勸說」，恐嚇、引誘受審對象進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壓若不奏效，就輔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綁，被施之以拳打腳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槍斃」的巨大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監禁，成為「滿頭白發的青年」。[13-13]許多人因遭受這種雙重折磨而導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創傷，在經過許多年以後仍難以撫平。一個受審者當年曾被五花大綁，整整四十八個小時才給解開繩子，以至雙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兩只手腕被繩子緊勒過的地方開始腐爛，繩痕一直到1949年後還沒有蛻盡。[13-14]

延安地區關押受審人員的機關共有四個：社會部看守所、西北公學、陜甘寧保安處和西北行政學院。

中社部看守所設于棗園後溝，在裏面關押的都是重犯，王實味從1943年4月2日被押解到此，一直關押到1947年3月才被轉移至晉西北的興縣。

西北公學也位于棗園後溝，距社會部看守所不遠，是中央社會部集中受審人員的特別機構，1942至1944年，共拘押有較「嚴重」問題人員五百余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務」、「叛徒」、「日特」。

陜甘寧保安處為公開的鎮壓機關，整風開始後，關押各類被挖出的「特務」五、六百人。到「搶救」高潮時，保安處所在地「鳳凰山坡上一層層一排排的窯洞，已經擠滿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窯洞。原來一個坑睡四人，後來睡五、六人」，「擠得翻不了身」。[13-15]

西北行政學院為西北局和邊區系統關押一般嫌疑人員的臨時集中營，共押有908個受審人員，其中包括三類人員：1942年4月後，在秘密審干中「坦白」的邊區工農出身的幹部；被懷疑為「特務」的外來幹部；以及「搶救」中送來的邊區各廳、院、局、銀行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于光遠和以後長期擔任鄧穎超秘書的陳楚平（此人原為南京中央大學學生，也被打成「特嫌」）當時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審查，并參加開荒勞動。[13-16]

至于更大數目的各機關、學校的被搶救人員，則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單位，接受隔離狀態下的審查。一經隔離，受審人員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準回家，也不許通信。

在康生和各單位審干小組施行的精神、肉體雙重折磨下，大批「特務」被制造出來，人們互相「揭發」，甚至許多夫妻也互相「咬」對方是「特務」。各單位、學校的「日特」、「國特」、「叛徒」魚貫上臺自首，有的還被樹為「坦白」典型，胸佩大紅花，騎在馬上，風塵仆仆地巡回各地現身說法。1943年夏秋之後，各機關、學校大門緊閉，門口由警衛把守，延安的人們已中斷互相往來，「誰也不敢理誰」（王德芬語），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紹信才能辦事。入夜，延安萬籟俱寂，聽不到一點聲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注釋

[13-1]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02。

[13-2]張鼎丞：《整風在延安中央黨校》，載《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8。

[13-3]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參見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3-4]韋君宜：《思痛錄》，頁12、13。

[13-5]韋君宜：《思痛錄》，頁12、13。

[13-6]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8。

[13-7]劉曉：《最美好的時光》，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257。

[13-8]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5。

[13-9]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00—201。

[13-10]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13-11]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5。

[13-12]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5—46、46。

[13-13]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5—46、46。

[13-14]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13-15]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13-16]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頁53。

二、中直機關的「搶救」

1943年4月3日以後，延安的審干運動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單位整風審干領導小組對所在單位黨員、幹部秘密進行的「排隊」、「摸底」，現在已發展到公開號召幹部向黨「坦白」。此時正式的口號是審干、反奸、坦白，還沒有使用「搶救」一詞，但從斗爭的性質、內容和方式看，與稍後的「搶救」別無二致。

1943年2月，兩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余名幹部一同撤退來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長杜征遠被送往延安中央組織部接受隔離審查（此時陳雲已不過問中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組部部長一職）。審干人員誘導啟發杜征遠：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河南省委書記）、郭曉棠（河南省委宣傳部長）、張維楨（前河南省委書記）、危拱之（河南省委組織部長）都是「特務」，「就你交通科長不是特務」？杜征遠因為從未被捕過，實在交代不出來，審干人員就拿一條麻繩放在杜的面前，威脅杜：「不承認非勒死你不可。」杜征遠在壓力下被迫承認自己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審干人員乘勝追擊，又讓社交代「是誰介紹的，在什麽地方參加的」，「別人誰是特務，和誰聯系」等問題。

中組部審干人員在威迫杜征遠時點出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都是「特務」，意圖給杜征遠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盡管當時中組部、中社部還沒有觸動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負責人。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曉棠進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同時幫助中央審查河南幹部，這時王志杰等一點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已經根據康生的邏輯，事先判定他們都是「特務」，攻下杜征遠，就是為了以杜為突破口，榨出杜征遠的口供，一舉將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務」。[13-17]

1943年春，審干、反奸運動已獲得重大進展，不僅「張克勤案」已經包裝完畢，通過攻下杜征遠，河南「紅旗黨案」也初見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連續召開坦白動員大會。4月12日，[13-18]由康生一手導演，將「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的主角張克勤，拉到八路軍大禮堂，在有千人參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會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會上作動員報告，說：這幾個月我很忙，白天開會，晚上捉鬼。說到「鬼」字，順手指看站在右側的四個人，第一個即是張克勤。現在，張克勤已被樹為「坦白典型」，從此不斷地被帶到各機關、學校去「現身說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導下，各機關、學校紛紛掀起「坦白」高潮，通過開大會、小會、規勸會、斗爭會和控訴會等五花八門的形式，壓迫延安的黨員幹部進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見狀，極為振奮，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報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開點出杜征遠等的名字，說「破壞河南黨的杜征遠」是「敵探兼國特的兼差特務分子」。康生在報告中代表「共產黨中央」，號召所有「為敵人服務」的內奸、特務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釋「搶救」的涵義：「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邊的人來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搶救的時機，卻主要是依靠自己」。在這個開啟恐怖鎮壓大閘的會議上，彭真也發表了主題類似的講話。朱德雖參加了大會，但在簡短的講話中，強調保護幹部，與康生、彭真的演說大相逕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義而毫無實權，他的發言并不能沖淡會場的肅殺氣氛。在7月15日幹部大會上，被康生機關馴化的十二個人上臺依次作了坦白。會場氣氛恐怖，「一片沉重壓迫的沉寂」，使許多與會者當場「嚇得面色蒼白，茫然失神」。[13-19]

緊接著8月15日，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審查幹部的決定》，開宗明義宣布「特務之多，原不足為怪」，并宣稱「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文件的口氣和文辭與毛的一貫風格如出一轍。這樣，在毛澤東、康生的領導下，「搶救」、「肅奸」斗爭迅速在陜甘寧邊區展開。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首當其沖成為「搶救」的重點。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屬于任弼時、李富春的領導范圍。1940年任弼時自蘇聯返延安後，開始在黨內負責組織和中直機關工作，1943年3月，陳雲休養後，原先由陳雲領導的中央組織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風後，實際負責中直機關整風審干運動的領導人是中組部副部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辦公廳秘書處處長王首道。任弼時作為中央分管組織及中直機關的領導人，也可過問中直機關的運動情況。

據現有資料反映，在整風轉入審干、搶救階段後，任弼時的態度比較冷靜，他在中直機關作動員報告時只是一般號召，并無個人創造。任弼時自二十年代後期以來，歷經中共黨內多次斗爭，閱歷、經驗比較豐富，他的個人作風也比較公道。1942年後，任弼時把工作重點放在領導西北局方面。實際領導中直機關審干、搶救的是總學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澤東的故舊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選的搶救對象即是以後在中共黨內大名鼎鼎、當時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前中國女子大學副校長的柯慶施。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禮堂外的墻上出現了一條標語，揭發柯慶施是壞人。而柯慶施在三十年代領導北平地下黨時，黨組織曾遭到國民黨破壞，柯因出差綏遠躲過國民黨逮捕，故而被認為有叛徒嫌疑。事實上揪斗柯慶施有更復雜的背景。

有關柯慶施在延安被整肅的材料，目前所能見到的只有兩則。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師哲的《峰與谷——師哲回憶錄》中的少量記載。柯慶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緊密追隨毛澤東，是毛氏預謀打倒劉少奇的極少數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後柯慶施受到批判，他在延安被迫害的情況就被完全隱去了。

柯慶施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整肅的時間大的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揮者是李富春。

根據王明和師哲的記載：

中直機關為批斗柯慶施夫婦連續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群眾斗爭大會，斗爭會由李富春主持，李勒令柯慶施交代問題（王明和師哲均未談及逼問柯慶施夫婦交代問題的內容）。一次斗爭會從下午一直開到午夜，因柯慶施拒不承認自己有問題，李富春宣布柯慶施是反革命分子，隨即柯慶施就被捆綁起來。在批斗高潮中，柯慶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雖然柯慶施沒有被押往社會部，但對他的監視并沒放松，柯一直被軟禁在家中。[13-20]

柯慶施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地下工作，與李富春談不上有嫌隙，很顯然，李富春是奉命辦事，那誰是批斗柯慶施的幕後策劃者呢？

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劉少奇，而康生、劉少奇的活動又得到毛澤東的默許。

柯慶施與劉少奇有歷史積怨。柯慶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1936年3月，劉少奇赴天津擔任中共北方局書記，對原北方局進行大改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慶施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并在黨內展開了對何慶施等人「左的關門主義錯誤」的批判。1939年何慶施被任命為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成為統戰部部長王明的副手。現在打擊何慶施，已名正言順：即柯慶施在北方局執行了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在抗戰階段，又執行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在現階段雖然不能對王明直接下手，但通過整肅柯慶施，可為打倒王明預作準備。

康生瞭解柯慶施和劉少奇在歷史上的矛盾。從1941年起，康生就主動向劉少奇靠攏，1943年3月，劉少奇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劉少奇示好，正是基于這個目的，康生拒絕了楊尚昆、王鶴壽、凱豐等人的意見，堅持要斗爭柯慶施。[13-21]這樣，在康生的指導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對柯慶施的斗爭，就成為獻給毛澤東、劉少奇的一份厚禮，既討好了劉少奇，又討好了毛澤東。

據王明記載，在批斗柯慶施後的第二天，劉少奇受毛澤東的委托，曾對柯慶施有如下談話：

我們反對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認識王明，1930年你在王明的領導下，參加了反對立三路線的斗爭，而從1939年起，你是中央統戰部部長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風運動造成聲勢已經多時，而你在反對王明方面連一句話也沒講過。[13-22]

筆者認為，王明的這段回憶基本符合事實。在延安整風之前，及整風開始後的一段時間，王明與柯慶施因為工作聯系較多，私交不錯，尤其當柯慶施受王明牽累，被當作王明替罪羊挨斗爭的1943年，柯慶施與王明確實裏惺惺惜惺惺」。柯慶施曾探望過病中的王明，與王明有過私下交談，對王明的境遇表示過同情與關心。王明對柯慶施在這段時期給予他的友誼始終未忘，1965年他在莫斯科聞知柯慶施病逝的消息，還特作詩以示懷念。

柯慶施在「搶救」後獲得解脫的詳情，至今中國未透露任何資料。許多跡象表明，柯慶施獲得解脫系出自毛澤東的援救。毛澤東完全清楚柯慶施與劉少奇之間的舊怨新恨，在柯慶施瀕臨絕境時，毛援之以手，從此柯慶施對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風後，柯慶施在中共黨內的地位逐漸上升，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也更加緊密。1948年柯出任中共占領華北的第一個大城市——石家莊市委書記，以後又經薄一波提名。進入了華北中央局，盡管劉少奇認為柯慶施任此職并不合適。[13-23]五十年代後柯慶施官階不斷上升，且對劉少奇、周恩來多有怠慢，成為毛澤東制衡劉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民運工作委員會在1943年3月20日後統由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組織委員會領導，鄧發任書記，民運委員會下轄中央婦委、中央職工委員會和中央青委。在「搶救」中，婦委、職委大搞極左，「紛紛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員只有四人，已經「搶救」了兩人，但仍受到上級的多次批評。當時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蔣南翔深感，「如不氣勢洶洶的威逼鎮壓，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搶救高潮中顯得落後，而且會被認為是對反特斗爭消極怠工，是對特務沒有義憤」，因為民委負責人鄧發就曾援引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說反特、搶救「好的很」。[13-24]

在中直機關被整肅的另一個重要幹部是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的武竟天。搶救運動展開後，武竟天遭到斗爭關押，其理由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學期間，曾向一意大利籍的傳教士學過外語，就憑這一條，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務」的帽子。[13-25]

在搶救運動中，中直機關的一般幹部更是受到沖擊。據當時在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的曹瑛回憶，蔡暢領導下的中央婦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齡尚不足二十歲，就被認定參加了「紅旗黨」。為「搶救」她，特在楊家嶺禮堂召開群眾大會，「頭天晚上開大會，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說她參加了『紅旗黨』不可。大會不斷高呼口號，也有漫罵的」，會議主持人威脅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認」。正在病中的吳玉章聽說這件事，拄著棍于來到會場。年高德劭的吳玉章見到這種斗爭場面，難過地流下了眼淚，他哭著勸說道，「小余呀，你就承認了吧」。最後，小余被迫承認自己參加了「紅旗黨，是特務，來延安是搞破壞的」。[13-26]

在深挖「紅旗黨」的高潮中，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也被懷疑為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直至1944年4、5月間，還能聽到這種說法，一些單位仍「把它作為審查幹部的尺度」。[13-27]

中央辦公廳秘書處是專為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服務的機要部門，當時有六十余名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在調入中辦時，都受過嚴格的審查，但是在搶救運動中，還是有十幾人被打成「特務」。在電訊科工作的密家幾，原是湖北地下黨派到延安參加七大的代表，因七大緩開，被借調來秘書處工作。密家凡被別人咬為「特務」後，秘書處連續幾天開會對他進行「搶救」，與會者向他提出各種問題，諸如「你在白區工作，你被特務、內奸包圍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變當了特務」，密家幾據理反駁，拒不承認。最後在一個半夜裏，社會部派來一輛馬車把他抓走，關進了西北公學。[13-28]

搶救運動襲來，甚至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也難于幸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公務員羅海章、茍興錄也被江青當作「壞人」，被送入西北公學去接受「搶救」。[13-29]毛并沒有出面予以干預。

中社部是領導延安「搶救」運動的權勢機關，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員在審干、「搶救」運動中也蒙受了沖擊。中社部治安科科長陳龍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國女子大學的學生，社會部為促成陳龍的婚姻，于1941年8月，經嚴格審查，將海宇從女大調入中社部工作，經中杜部批準，1942年11月7日，陳龍與海宇結婚。但婚後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紅旗黨」問題（海宇為河南地下黨員），被集中到西北公學受審，陳龍有一年多時間不得與海宇見面，直到1944年後，在中社部重要幹部陳剛（何叔衡的女婿）的幫助下，海宇才被解除了審查。陳剛也保護了中社部機要科女幹部申余，她因主持機要科墻報，被指責和王實味《野百合花》相呼應，而被送入西北公學受審查，後在陳剛的關照下，才得到解脫。[13-30]

中共中央直屬的《解放日報》在整風運動開展後，實際上已由陸定一負責。博古雖仍擔任社長一職，但職責范圍已大大縮小，處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對「搶救」十分小心。在「搶救」運動初期，《解放日報》并沒有挖出什麽「特務」，康生見此狀極為不滿，公開指責博古：你們清涼山（《解放日報》所在地）是特務成堆的地方，你們就是抓不出來？在康生的威脅、恐嚇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學「學習取經」，返回後在《解放日報》如法炮制。

《解放日報》被搶救出來的「特務」占全體人員的95%（另據溫濟澤敘述，《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總共一百幾十位工作人員中，被逼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占70%左右）。副總編輯余光生積極執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報社「挖特務」，「搶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時也受到懷疑，被免去學委委員。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陳企霞、黎辛都被視為是嫌疑對象。副刊部秘書溫濟澤在對王實味的斗爭中表現積極，此時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國民黨少將，被說成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13-31]李銳此時任《解放日報》國內部編輯，他的一個大學同學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訊，承認自己是「特務」，并咬出李銳是他的「上級」。1943年4月，在邊區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銳被捕，作為重犯，從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13-32]

在《解放日報》社，除了編輯、記者遭「搶救」外，搶救也在印刷廠進行，一位總務科長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頸自殺。

博古對于毛澤東、康生的這套紅色恐怖手法極為熟悉，早在1931年，博古就對遠在江西的毛澤東「打AB團」的行為有所懷疑。1942年3月，王震、賀龍曾就《解放日報》公開發表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發難，王震、賀龍或親去清涼山博古的窯洞，或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嚴厲指責博古。時至1943—1944年，博古在黨內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萬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為人人皆可唾責的對象，他已無法制止《解放日報》中的「搶救」極端行為。

在搶救運動中，中直機關的所有單位均受到沖擊，中央醫院90%的醫護勤雜人員受到懷疑，著名的馬海德醫生和他妻子蘇菲也曾被「搶救」。對馬海德提出的疑問是：「一個外國人拋棄了優裕的物質生活，從美國來到上海，又從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後是什麽？」由于馬海德是邊區急需的醫生，因而對他還較為客氣，只是勸其「坦白交代」，而未將其關押。[13-33]

注釋

[13-17]張文杰：《河南黨組織被康生誣陷為「紅旗黨」的歷史真相》，載《河南黨史通訊》第1期，引自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料344—45。

[13-18]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35。

[13-19]康生：《搶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0—84；另參見師哲：《我所瞭解的康生》，載《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197。

[13-20]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8；師哲：《峰與谷》，頁2—3。

[13-21]楊尚昆等認為，僅憑一條標語就判定柯慶施有問題，證據不足，參見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113。

[13-22]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8—49。

[13-23]參見薄一波：《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上卷，頁463。

[13-24]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參見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3-25]《李逸民回憶錄》，頁117；《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6。

[13-26]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頁9—10。

[13-27]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參見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3-28]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頁9—10。

[13-29]參見修來榮：《陳龍傳》，頁194、128；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頁219。

[13-30]參見修來榮：《陳龍傳》，頁194、128；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頁219。

[13-31]《百年潮》，1997年第1期，頁33；另參見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憂與思》，頁44—45；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頁161、175—77。

[13-32]李銳：《清涼山的文宇生捱》，載《李銳往事瑣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6。另參見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4。

[13-33]周森：《馬海德》（北京：三聯出版社，1982年），頁25—26。

三、軍直機關的「搶救」

「搶救運動」對中央軍委直屬機關也造成極大的沖擊。設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軍委是毛澤東指揮八路軍、新四軍的最重要機構，毛澤東也通過軍委的電訊系統搜集各根據地的動態以及國統區的各項情報。進入1943年後，原中央軍委副主席王稼祥已靠邊站。自1941年2月擔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其職權范圍僅限于作戰謀劃、軍事情報搜集等業務領域，對審干等政治工作的影響力很小，實際上，軍委系統的審干、搶救領導權，基本掌握在康生機關手中。

在審干、「搶救」展開後不久，擔任軍委秘書長兼政治部秘書長的陶鑄很快被「挖」出來。選擇陶鑄作為靶子，是因其在1933至1937年被國民黨拘押于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被懷疑有「特務」嫌疑，當時陶鑄還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書，打擊陶鑄也有暗打王稼祥的用意。

陶鑄被隔離審查後，情緒極為憤懣。當社會部幹部李逸民前去探視他時，陶鑄「暴跳如雷地在罵娘」。[13-34]陶鑄落難遲于柯慶施，他曾在柯慶施被隔離後，前往軟禁柯的窯洞探望過他。在延安審干、搶救中的這段遭遇，以後成了聯絡陶鑄與柯慶施的感情紐帶，柯慶施與陶鑄這兩位有過白區工作長期經歷的幹部與劉的關係一直比較冷淡，而劉少奇在審干中，位居決策地位，極有可能插手過對柯慶施、陶鑄的審查。當毛澤東對柯、陶伸出援手後，這兩人就成了死命效忠毛的大將。1949年後，柯慶施、陶鑄皆獲毛澤東重用，六十年代初分任地位極顯赫的中共華東局和中南局第一書記的職位。1953年陶鑄還一度涉人當時高層領導人內部對劉少奇的批評議論（即「高崗事件」），也是因毛澤東的保護才未被打入「高饒反黨集團」，事後繼續獲毛澤東的重用。1965年柯慶施病逝，陶鑄極為難過，曾在家中悲傷落淚。1966年春夏，毛澤東調陶鑄入中央，實指望利用陶鑄與劉少奇的宿怨，向劉少奇開炮。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將陶鑄一下提拔為中共第四號人物，誰知陶鑄竟辜負毛澤東的厚望，不忍對劉少奇過分打擊，在被多次提醒後仍無改變，終遭毛澤東的拋棄。柯慶施則因早逝，未卷入文革，但江青在六十年代初于上海策劃反劉少奇的陰謀，得到了柯慶施的全力支持。1943年在延安被整的柯慶施和陶鑄，成為毛澤東手中掌握的日後對付劉少奇的兩顆棋子。

中央軍委直屬單位在「搶救」中受到嚴重沖擊，使日常業務工作幾乎一度陷于停頓。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下轄三個局：一局負責作戰指揮，由伍修權任局長；二局負責情報收集與分析，由曹祥仁任局長；三局主管通訊，主要負責延安與各根據地的電訊聯絡，負責人為寧都暴動後加入紅軍的王錚。由于軍委所屬三個局從事的工作極具機密性，工作人員都已經過嚴格的審查，他們需要與家庭斷絕通信聯系，出門要與人同行。[13-35]盡管如此，在「搶救」中還是揪出了大量「特務」。

有關軍委一局審干、「搶救」的詳情至今仍缺乏資料，目前所知的僅是周秋野等受迫害的零星情況。在軍委一局測繪科工作的周秋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任中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審干過程中，受到車輪戰和逼供信的迫害。另據伍修權透露，一局的協理員張熾昌因為曾經在國統區做過兵運工作，也被關押起來，負責審查和看管他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給他吃的飯裏加了鹽，又不給水喝」。張熾昌被迫上吊自殺，幸虧被人發現，才得以生還。[13-36]

軍委二局的審干、反奸與所有軍委直屬單位一樣，受總學委和軍直機關學分會領導，實際領導者仍是康生。當時年僅二十九歲、擔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胡耀邦作為軍直系統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也曾參與領導二局的審干、反奸。

從1942年12月始，二局陸續發現「內奸特務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被抓獲人員中，其中有二局的四個人。康生很快將這四人放回二局，要他們作坦白示范。1943年4月15日前後，胡耀邦主持二局坦白大會，號召大家提高警覺，「嗅奸」、「監奸」、「證奸」，同時也提醒不得冤枉好人。[13-37]會後，在很短時間內，二局共收到十余萬字的檢舉材料。二局還創造出一整套勸說坦白分子的辦法：「善勸、親勸、你勸、我勸、軟勸、筆勸、硬勸」等，甚至還發明了一種「雷公劈豆腐」的辦法，即先集中攻下動搖分子，再對付頑固分子。[13-38]到5月上旬，二局已有十人坦白，運動迅速走向熱潮。在群眾已充分發動的形勢下，胡耀邦愈來愈趨向冷靜，他在5月6日劃出四條政策界限：一、嚴禁打入罵人；二、非經委員會批準，不得捆人；三、沒有充分證據，不得逼供；四、嚴防自殺。對于二局的運動，社會部極為重視，[13-39]康生派出李克農前來二局親臨指導，要求進一步開展坦白運動，挽救陷于特務泥沼的失足者。李克農并表示，對已坦白者，黨保證他們有光明的前途。在這種形勢下，一方面，胡耀邦布置開展新一輪坦白運動；另一方面，他也不失時機地強調要注意政策。胡耀邦提出，應控制檢舉次數，以書面檢舉代替口頭檢舉；自首分子也應「實事求是」。「有冤枉就說出來，不要害怕，負責審干的領導，應為受冤人員申冤辯解」。[13-40]這些情況都說明胡耀邦和那些利用審干、反奸、蓄意整人的幹部有本質上的區別。

軍委三局是軍委幾個局中工作人員最多的一個局，有工作人員近千名，大多為抗戰後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在審干、反奸中，三局電訊學校二百人中已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斗爭。三局各科室大多數工作人員隨後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務」，由于三局「特務成堆」，一段時間，延安總部與各地的電訊聯絡已難以為繼。由于三局所負責的工作極端重要，因此當1944年元旦，王錚率三局工作人員給毛澤東拜年時，毛向三局受審問者表示了歉意，首先解脫了他們。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的前身是瑞金時期的中國工農紅軍學校，1936年6月易名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1937年春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全面抗戰爆發後，毛澤東一再指示，抗大要向全國革命青年大開入學之門，把抗大招生的廣告，從延安貼到西安，每根電線桿都貼上一張。[13-41]在中共的感召下，大批外來知識青年投奔延安，進入抗大學習，使抗大的規模不斷擴大。1939年6月，因邊區糧食困難，中央政治局決定抗大總校轉移到晉東南，1943年春，延安又命令抗大總校返回陜甘寧邊區，移駐綏德，并將延安軍事學院、抗大兩個分校等合并于抗大總校，任命徐向前為抗大校長，李井泉為政治委員，何長工、彭紹輝為副校長，此時全校共有學員六千余人。

抗大的整風、審干開始于1943年8月，運動初期，在以徐向前為書記的抗大總學委的領導下，一切進展平穩，徐向前領導成員講紅四方面軍肅反擴大化的教訓，提醒大家頭腦保持清醒。[13-42]但是隨著中央社會部派出以黃志勇為首的整風審干工作組到達抗大，形勢迅速惡化。從1943年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全校開展了深挖「反革命」、「特務」的「全面突破」競賽。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詳細地描述了抗大「搶救」的場景：

此後兩個月的時間裏，抗大整風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麽「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卜」（外紅內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批地叫到臺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真是駭人聽聞。[13-43]

自從延安中社部派來的工作組進駐抗大總校後，徐向前事實上已被靠邊站，在這種形勢下，他已無事可做，只得于10月下旬返回延安。

徐向前經歷過黨內長期的殘酷斗爭，對極左的一套始終持有警惕的態度，返回延安後，他仍然經常過問抗大總校的運動情況，但他根本無法正面對抗這場由毛澤東、康生直接領導的運動。[13-44]和徐向前相比，抗大總校的其他領導人態度就不那麽冷靜了。韋君宜當時在綏德，親耳聽到杭大一位副校長介紹抗大的反特斗爭原則。這位副校長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韋君宜說，這個副校長後來在文革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話！」[13-45]

在極左風暴的襲擊下，抗大總校在1052個排以上幹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務分子」602人，占總人數的57.2%。在干訓隊496人中，「嫌疑分子」竟達373人，其比例為75.2%。[13-46]

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所屬部隊是駐守延安地區的衛戍部隊，由賀龍擔任司令員，該司令部所轄的中共唯一一個炮兵團，因八路軍基本從事游擊作戰，炮兵團派不上用途，所以一直被置放在南泥灣搞開荒生產，與外界處于半隔絕狀態，該團許多幹部甚至對延安動態也知之甚少。炮團幹部整體文化素質較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蘇聯學習過。僅教導營就有近二百名知識分子。在「搶救」中，炮團90%的人被打成特務分子，有個模范連的幹部100%被打成「特務分子」。確定「特務」的標準非常簡單：出身知識分子，來自國統區，不是「日特」。就是「國特」；若原是中共地下黨員，則是「紅旗黨」、「假黨員」、「叛徒」。炮團參謀徐昭，因其父在國統區煤窯上管財務，他就順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務」。[13-47]

注釋

[13-34]李逸民：《參加延安「搶救運動」的片斷回憶》，載《革命史資料》，第3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頁37。

[13-35]《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71。

[13-36]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95—96。

[13-37]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30、241—42。

[13-38]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30、241—42。

[13-39]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37、240—41。

[13-40]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41。

[13-41]李志民：《革命熔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頁241。

[13-42]《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頁399。

[13-43]《徐向前傳》，頁346；另參見李志民：《革命熔爐》，頁130—31。

[13-44]《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頁400。

[13-45]韋君宜：《思痛錄》，頁18。

[13-46]《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頁399—400。

[13-47]郭化若：《我軍第一所炮兵學校的組建》，載《中共黨史資料》，第41輯，頁134—35。

四、西北局和邊匾系統的「搶救」

陜甘寧邊區系統的整風、反奸、搶救，大致上分兩攤進行，中共西北局和邊區全范圍的運動由高崗領導，邊區政府機關部分由李維漢領導，中央書記處雖指定任弼時代表中央指導西北局，但實際上是由康生掌握領導運動的實權。

1943年7月，西北局召開坦白、搶救大會，一批張克勤式的「特務分子」被安排上臺白首。與中直機關的情況相類似，西北局機關被「搶救」的對象大多為從國統區來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青年知識分子。

西北局民運部共有十多個幹部，多為原西北各省中共地下黨黨員，均為知識分子出身。1941年，民運部機關黨支部曾辦有《西北風》壁報，對延安某些消極現象展開批評，由陳元方主編。該壁報在1942年春王實味事件發生後，迅即停刊。高崗指責《西北風》流露「小資產階級情緒」，是「發泄對他的不滿」，陳元方隨即被調往靖邊縣委擔任常委兼統戰部長。1943年4月，陳元方突然被通知返回西北局機關，「挎包未放下便被叫去參加批判會」，要陳元方交代《西北風》問題。批判者指責《西北風》與《輕騎隊》一樣，是「反黨」的。隨後陳元方遭到「無休止的批斗」，1943年將陳元方作為「死頑固」的典型。進行「假槍斃」，最後送到邊區保安處關押，而西北局民運部的所有幹部都被打成「國特」、「叛徒」。[13-48]

著名學者于光遠此時在西北局第四局西北問題研究室作研究工作，在「搶救」運動中也被打成「特嫌」，被送到行政學院「特別班」接受審查。[13-49]中共西北局黨校的教員大多為青年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許多人被打成「特務」。張宣，原中共成都市委書記，來延安後被分配在西北局黨校任教，因被誣為「國特」，被送至邊區保衛處關押。

與西北局機關的「搶救」相同步，邊區政府機關的運動也走向高潮。指定李維漢領導陜甘寧邊區政府系統的整風、審干，是毛澤東一項頗為微妙的安排。李維漢是中共元老，五四時期即與毛澤東熟識。但在1927年後，李維漢與毛澤東并無密切交往。1933—1934年。李維漢在瑞金曾積極執行博古等打擊「羅明路線」和「鄧、毛、謝、古」的方針，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疏遠。自三十年代中後期始，李維漢轉變態度，主動接近毛澤東，尤其在1942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間，李維漢積極遵從毛澤東批判王實味的部署，與毛澤東的關係已經十分密切，但是毛對李維漢還在觀察中。1942年9月，李維漢調入邊區政府後，康生下令禁止李維漢閱讀中央電報，盡管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抵制了康生的這道禁令，仍指示將中央收發電文送給李維漢閱看，[13-50]但是，李維漢不會不知道在康生這道禁令後所意味的是什麽。對于康生的這個信號，李維漢沒有表示出任何不滿和消極，相反，李維漢以更積極的姿態來貫徹落實毛澤東和總學委的部署。

1943年5月下旬，由李維漢主持，在邊區大禮堂召開了坦白動員大會，當場有張克勤式的典型作坦白交代。在這次大會後，邊區政府所屬各單位都對審查對象采用了車輪戰的方式進行逼供，「只有程度不同之分」。邊區政府秘書處至少有三次車輪戰，其中一次是專門斗爭區棠亮，當時又名唐亮，罪名是參加了湖南「紅旗黨」。區棠亮曾任中央婦委書記蔡暢的秘書，後調任林伯渠的秘書，她被施以逼供信，「甚至要進行捆綁吊打」。[13-51]另一次是「追托派」，被斗對象「被弄得精神失常」。第三組車輪戰是「追叛徒」。

邊區政府系統「搶救」的高潮是追逼當時已近六十歲的原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員張曙時。這次會議由李維漢親白主持，在邊區政府大會議室進行，「約有二三十人參加」。李維漢在會上宣布，凡是有問題的，都應該坦白交代，但是會場上沒有人發言。李維漢站起來說：「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經有些時候了，但問題沒有交代」，會上仍是鴉雀無聲，一片肅然。這時，張曙時問：這話是不是對著我講的？李維漢大聲說：就是對你講的，今晚的火，就要燒到你的頭上去。張曙時憤怒道，你有什麽證據？把證據拿出來嘛，我沒有問題，這種會我不參加。張曙時隨即走出會場。[13-52]

張曙時原是國民黨左派，名列南昌暴動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二十五名委員之一，1933年參加了共產黨，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1940年，張曙時與鄒鳳平等從四川撤回延安，先後任西北局統戰部副部長和邊區政府法制室主任，被打成了「紅旗黨」，本不為奇，所幸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寬厚正直；對張曙時多方安慰，才使張曙時得以熬過難關。對區棠亮遭受磨難，從不動怒的林伯渠甚至拍了桌子，才使區棠亮獲得了保護。

林伯渠此時雖任邊區政府主席，也名列邊區系統的分學委負責人，但領導運動的大權卻由李維漢掌握。林伯渠處事謹慎，「慈祥剴和」，待人誠懇，在邊區享有崇高聲望。在毛澤東的眼中，像林伯渠這樣的忠厚長者只可列為「好好先生」一類，[13-53]顯然不是領導此類整肅運動的合適人選，故有派李維漢來邊區政府協助工作之舉，而李維漢本人也屬被考察的對象。

在1943年搶救高潮之際，邊區系統許多原由林伯渠介紹、從國統區來延安的青年都被整成「特嫌」、「紅旗黨」（林伯渠曾任中共駐西安代表，中共出席重慶國民參政會代表，多次前往重慶），林伯渠雖然多加安慰，一時也無能為力，只能告誡這些被整青年，「你們可不要說違心的話，要實事求是」。[13-54]1943年9月後，邊區政府系統一批被懷疑為有問題的幹部先後被調到中央黨校三部接受進一步的審查。

在「搶救」中，邊區各機關「捷報頻傳」。邊區政府研究室、法院、財政廳、教育廳都挖出了「特務」。散文家吳伯簫此時任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被打成「國民黨CC特務」。邊區銀行行長黃亞光更成為邊區遠近聞名的「特務頭子」，1942年下半年，康生在進行內部審干、肅特試點時就選中了黃亞光作為「國特」的標本，將其秘密逮捕和關押。到了「搶救」展開後，又將黃亞光拉出來，逼迫他指控所謂同伙，并全被送往保安處關押。

由著名戲劇家塞克任院長的延安青年藝術劇院，除幹部受沖擊外，還波及一般勤雜人員。有一個為劇院趕大車的人，被誣為「特務」，遭捆綁吊打，被「活活折磨致死」。[13-55]

延安保育院為延安唯一收養幹部子弟和中共烈士子弟的幼兒園，該院的工作人員也無法躲過「搶救」。李維漢承認，在保育院曾出現「車輪戰」的過火現象。

在直屬邊區政府領導的延安縣和邊區各縣也展開了緊張的反奸、「搶救」運動。

1943年4月，康生將其妻、時任中宣部幹部科科長的曹軼歐派往延安縣擔任縣委委員和縣委宣傳部長，曹軼歐下放延安縣的目的是創造一套群眾性反奸運動的經驗，以證明毛澤東、康生發動整風、審干、反奸運動的合理性。

曹軼歐甫抵延安縣，迅速將所謂嫌疑分子集中到整風學習班，她以「大反右傾麻痹思想」、「提高對敵斗爭警惕性」為口號，一口氣把延安縣宣傳部部長許平、縣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長談鋒、蟠龍區宣傳科科長黃流、縣委宣傳部干事楊志功等打成「特務」、「漢奸」。曹軼歐繼而發起「坦白運動」，再施之以「瓜蔓抄」戰術，將一大批區、鄉幹部，小學教員，定為「特務」。川口區宣傳科科長藍琳彬在誘供、套供的巨大壓力下，被迫承認自己是「三面間諜」，即「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和「意大利特務」，她何以荒唐至成為「意大利特務」，乃是藍琳彬的丈夫武竟天（原中組部秘書長）此時已被定為「意大利間諜」。另一女幹部，牡丹區宣傳科科長蘇平，因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被曹軼歐指控用「美人計」引誘農民幹部做特務，下令將其逮捕入獄。[13-56]

1943年7月7日，延安縣舉行群眾性反奸坦白大會，賈拓夫代表西北局出席，經曹軼歐訓化的男、女幹部紛紛上臺坦白，承認組織暗殺隊，企圖殺害黨的幹部。曹軼歐則號召失足分子抓緊坦白，宣稱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13-57]大會持續近一天，最後由胡喬木講話，揭露國民黨「特務政策」的罪惡。[13-58]

9月4日，延安縣在蟠龍召開四千人參加的除奸動員大會，高崗發表了極具鼓動性的反特動員講話，緊接著有二十三人上臺坦白，這些坦白的人員在兩天前受到高崗的親自接見，高崗「賭咒發誓」，保證他們坦白後絕不會被殺頭。[13-59]最後大會安排一個已經坦白的「特務」的「白發老母，踩看小腳，蹣跚的步上主席臺，在沸泗橫流中感謝中共對她兒子的寬大為懷」。[13-60]

曹軼歐在延安縣的蹲點為開展群眾性的反奸、搶救運動，提供了生動有力的證據：

—、各類特務運用種種辦法已全面滲透到邊區，不僅城裏有特務，廣大農村也有特務，敵情之嚴重，遠遠超過原有的估計。特務的破壞活動五花八門，從散擴謠言，挑撥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的關係，到收集情報，拉攏幹部下水，以及組織暗殺隊，陰謀殺害幹部。因此必須發動群眾性的肅奸反特運動。[13-61]

二、特務分子多為文教系統的幹部和小學教員，以外來知識分子為主，延安縣所屬各區的宣傳科長幾乎全部是「特務」，所以知識分子應是被清查的重點。

三、貫徹「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可促使特務分化，而已坦白的特務又可作為示范，為挖出更多的「特務」服務。

四、利用召開坦白大會，讓已坦白的特務上臺現身說法，可以煥發邊區人民對國民黨「特務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邊區人民對敵斗爭的警惕性。過去邊區自衛軍（民兵）對鋤奸沒有感性認識，現在知道特務、漢奸就在身邊，于是加強了警戒，僅延安縣牡丹區，十幾天內就在查路條中發現了三十二個嫌疑分子，全部交給了政府處理。[13-62]

曹軼歐的經驗為運動的深化加注了動力，邊區各縣以延安縣的經驗為榜樣，紛紛開展群眾性的反奸搶救運動。綏德地委在「搶救」中雷厲風行，將一大批知識分子打成特務。楊述（五十至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與其妻韋君宜當時是地委《抗戰報》的編輯，很快就被當成「特嫌」揪了出來。楊述因是從四川來的地下黨員，此時因四川黨已被定為「偽黨」，遂被關進整風班交代問題，每天凌晨，還要冒著十二月的寒風在無定河邊勞動。韋君宜受其夫牽連，也被組織懷疑，她雖然帶看一個一歲多的孩子，但仍被勒令搬出原住的窯洞，搬進一間四處漏風的破房。韋君宜萬箭穿心，「穿件破褂子，腳上穿著撿來的別人不要的破鞋」，想著自己抱著純真的理想投身革命，今天卻被弄成這個樣子，「萬感瑩心」偷偷吟成一首小詩：

小院徐行曳破衫，風回猶似舊羅紈。

十年豪氣憑誰盡，補罅文章付笑談。

自懺誤吾唯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幾何年。[13-63]

綏德師范是「搶救」取得重大「勝利」的模范單位。1943年9月，綏師連續召開九天的控訴坦白大會，「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余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臺只比桌高一點」，坦白地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男小孩——馬逢臣」，「手裏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據曾參加當年綏師坦白大會的作家韋君宜回憶：在坦白大會上，一個叫白國璽的學生交代說，「是特務組織指使他，叫他在廁所墻上胡亂畫猥褻的畫」。「又一學生說，他搞的『特務破壞』是用洗腳盆給大家打飯打菜」。綏師「整風領導小組」還破獲了一個「特務美人計」組織，「據說這些女學生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美人計』，三年級『春色隊』」。[13-64]最後，綏師竟挖出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

綏師的反特經驗被上級指定登載在綏德地委的《抗敵報》。當時任該報編輯的韋君宜等將一個已經坦白的女學生劉國秀寫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墮落史》的標題刊載。此文一經發表，「後來的來稿越來越踴躍，越寫越奇，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十二歲的，十一歲的，十歲的，一直到發現出有六歲的小特務」！[13-65]

隴東地區的「搶救」更是酷烈，地委負責人李景波公開提出，由于1935年國民黨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所以從那時以後來邊區的知識分子都有問題。[13-66]劉曉——離休前任遼寧省計委副主任，1942年後被分配至隴東地委專署所在地的慶陽做財貿工作。「搶救」中被定為國民黨「特務」，被押進專署保安處，受到十天十夜車輪戰和假槍斃的威脅，而審訊人員則每兩小時換一組人。劉曉最後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隴東地委辦的整風學習班中，曾被評為模范縣長的華池縣縣長漢杰，因不堪逼供，用皮帶掛在廁所的一棵樹上自殺而死。一位曲子縣完小被集中來的女教師，吞了圖釘自殺未遂。有的青年幹部則因灰心絕望準備出家遁入空門。[13-67]

西北局和邊區系統在反奸搶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據李維漢稱，當時邊區政府機關只有工作人員三、四百人，受「搶救」的百余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較大，送往保安處，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學院（臨時審查機關）」。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稱，延安所屬各縣在「搶救」中，被挖出的「特務」共2，463名，[13-68]隴東地區外來知識分子幾乎99%被當作「失足者」給「搶救」過。[13-69]在這一時期，僅延安一地自殺者就達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統的「搶救」人數，官方至今未透露具體數目。[13-70]

注釋

[13-48]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13-49]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頁48。

[13-50]董純方等：《嘔心嚦血抓建設——關于林伯渠同志在陜甘寧邊區的片斷回憶》，載《懷念林伯渠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25。

[13-51]《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年），頁286。

[13-52]陳永清：《紀念林伯渠同志誕生一百周年》，載《懷念林伯渠同志》，頁136。

[13-53]1947年受康生在晉綏推行極左土改的影響，陜甘寧邊區土改也發生了亂批亂斗的現象，引起百姓恐慌。林伯渠為保護下屬，主動承擔責任，自稱是「好好先生」，對犯錯誤同志幫助不夠。參見劉景范：《回憶林伯渠同志在陜甘寧邊區》，載《懷念林伯渠同志》，頁118。

[13-54]《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年），頁137。

[13-55]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13-56]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82—83。

[13-57]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79。

[13-58]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79。

[13-59]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88。

[13-60]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52。

[13-61]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52。

[13-62]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87—288。

[13-63]韋君宜：《思痛錄》，頁18。

[13-64]韋君宜：《思痛錄》，頁8。

[13-65]韋君宜：《思痛錄》，頁8。

[13-66]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參見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3-67]劉曉：《最美好的時光》，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257—58。

[13-68]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13-69]劉曉：《最美好的時光》，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257。

[13-70]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五、中央黨校的「搶救」

中央黨校是「搶救」的重點單位，由彭真總負責，毛澤東則經常聽取彭真匯報，可以說，是毛澤東具體指導彭真在中央黨校的所有活動。1941年後彭真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視，盡管他不是中央委員，卻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劉少奇抵延安後，彭真作為劉少奇的老部下，在黨內的地位更加顯赫。彭真作為審查幹部的首腦，在延安成為僅次于劉少奇、康生的權勢人物。

中央黨校原先只有一部和二部。黨校一部設在小砭溝，在該部集中的大多為原準備參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師旅級及地委級高級幹部。部主任原為黃火青，1942年2月後，黃火青改任中共黨校秘書長，由古大存接任一部主任，副主任為劉芝明。黨校二部駐在王家坪，學員多為中共上級（中上層）幹部和軍隊團級幹部，部主任為張鼎丞，副主任為孫志遠、安子文。黨校三部駐在蘭家坪，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研究院并入黨校成立第三部，學員基本上是抗戰初期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幹部，部主任為郭述申，副主任為張如心和閻達開。黨校四部由原軍政學院合并而來，部主任為張啟龍、張邦英，副主任為程世才、楊尚奎。五部、六部的前身是西北局黨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黨校，學員多是邊區縣、區級幹部和從國統區來的知識分子。五部主任為白棟材，副主任為強曉初、晁哲甫。六部主任為馬國瑞，副主任為谷雲亭。

中央黨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紅軍時期入黨的中共高級幹部，計有朱瑞（中共山東分局書記）、薄一波、孔原、羅瑞卿、邵式平、丁玲、閻紅彥、陳奇涵、陳郁、陳賡、宋時輪、王樹聲、劉景范、李培芝（王若飛夫人）、陳錫聯、馬文瑞、韓先楚、舒同、陳再道、烏蘭夫和蔡樹藩等。

對于集中在黨校一部的老幹部，黨校領導采取了區別對待的不同政策，老幹部中凡出身井岡山，或參加過長征的，一般不屬于「搶救對象」，但仍需在黨校接受審查和提高「路線斗爭覺悟」。

李伯釗是紅軍文藝宣傳工作的開創者之一，她與其夫楊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後期被派往蘇聯學習的留蘇生，李伯釗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後，長期領導紅軍中的宣傳鼓動工作。在長征途中，李伯釗曾被分配至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任宣傳干事，由于不瞭解上層的爭論與分歧，在毛、張草地分家後，寫過《南下歌》和《誰的罪過》等歌曲。1942年毛澤東為召開文藝座談會，曾向李伯釗瞭解根據地和八路軍的文藝情況，李就此向毛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解釋和說明了一些情況」。在黨校一部的審干中，李伯釗在所在支部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并向黨組織遞交了「幾萬字」的自傳材料，對自己的思想和歷史進行全面的反省。[13-71]

朱瑞也是原留蘇生，瑞金時代曾任紅五軍團政委，是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1944年2月，從山東分局書記的任上調入黨校一部學習。在審干中，朱瑞寫了詳細的自傳和（整風學習思想小結），他反復檢討自己「為什麽會被教條主義所提拔」，朱瑞認為，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學生的標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許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條的，頗合他們的口味」。在黨校期間，朱瑞還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稱「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過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動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觀主義這個悠久肥大的根株」。[13-72]

李伯釗、朱瑞皆有留蘇背景，在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中，受到沖擊自不待言，然而他們畢竟長期在紅軍中工作，所受到的審查相對說來，仍是屬于「和風細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國統區工作的老幹部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在黨校的審干、搶救中，來自國統區的大批老幹部被打成「特嫌」，鄒鳳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鄒鳳平原任四川省工委書記，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曾因從事地下斗爭被捕，身體受到嚴重摧殘，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斷裂，身體一直不能直立。1938年鄒鳳平曾在成都約見過來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陳野萍，并分配陳野萍去宜賓作地下工作（陳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擔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40年，鄒鳳平因四川省委負責人羅世文被捕，川西地區大批疏散幹部，與張曙時奉調回延安。鄒鳳平抵延安後入中央黨校一部學習，在「搶救」前夕的審干中，就已被認定為「特務」受到批判。鄒鳳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壓力下，也誣指鄒鳳平是「特務」，隨後與他人同居，鄒鳳平陷入絕境，憤而自殺。[13-73]

曾任中共四川省婦女部部長的曾淡如，在「搶救」中，因被誣為「特務」、「叛徒」而備受折磨，最終也絕望自殺。

中央黨校一部的審干、搶救、「逼、供、信，惡性循環」，[13-74]一百多老幹部被指控有政治歷史方面的嫌疑，經彭真批準，將這批人分配至二部，編成兩個支部，繼續審查。丁玲則作為有問題暫時弄不清的幹部，被「掛起來」，于1944年夏調往邊區文協。中共老黨員、南方局組織部負責人孔原（陳鐵錚），中共西南工委負責人、鄂中鄂西區黨委書記錢瑛被誣稱為「叛徒」、「特務」、「紅旗黨」，遭到大會、小會輪番批判。[13-75]

原河南省委負責人王志杰、郭曉棠等此時已被公開誣指為「特務」，他們也被集中在中央黨校一部，康生親自坐陣中央黨校的批斗大會，逼迫王、郭承認「河南黨是紅旗黨，是特務，是叛徒」。大會一開始，就把郭曉棠等揪到臺上，郭拒不承認，繼之，又將王志杰揪上臺，限令王在五分鐘內坦白交代。王也據理力爭，聲辯「河南黨是執行黨中央路線的」，大會主席當即制止王的發言，宣布開除王、郭的黨籍，把兩人捆起來，押往中央黨校柳樹灣禁閉院。（王志杰在抗戰勝利後恢復黨籍，調往太行根據地工作，郭曉棠的黨籍在1950年才恢復，1966年文革初期郭曉棠被河南省委拋出來，以「叛徒」、「特務」等罪名第一個在《河南日報》被點名批判。）前河南省委書記張維楨則被施之以車輪戰、疲勞戰，并被拖出去「假槍斃」，最終也被打成「特務」。[13-76]

在中央黨校一部受審的河南省委幹部中，葉劍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參加廣州暴動、留學蘇聯、又參加過長征的危拱之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女知識分子幹部，早在瑞金時期就因所謂「托派嫌疑」遭到開除黨籍的打擊。抗戰後，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後被中共河南省委推舉為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來到延安。1943年3月，上級組織以參加整風學習和幫助黨審查河南幹部為由將危拱之等調入中央黨校，事實上是被集中在中央黨校一部受審。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務」的帽子，受到隔離審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憤難禁，手持剪儀朝自己喉嚨猛扎一儀，血涌脖頸，但幸未死成。[13-77]

薄一波當年曾被編入黨校一部擔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憶搶救運動時記述了他所親眼目睹的「搶救」慘狀。薄一波寫道：

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涌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裏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于是向深溝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麽？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13-78]

薄一波的回憶雖未具體指明這關押上百人的深溝屬于哪個機關管理，但他明確記述了在中央黨校也有關押幹部的審洞。薄一波發現，「在中央黨校西南角的窯洞裏，也關押著『搶救運動』中『搶救』出來的一百五十名幹部」，其中有武競天、宋維錚等。

當時在一部接受審查的還有著名歷史學家呂振羽。1942年底，呂振羽夫婦隨劉少奇從華中根據地來到延安。到延安後，呂振羽已不再與聞核心機要，而專作研究工作了。呂入中央黨校一部後，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審干和「搶救」運動中，原與呂相識的王姓夫婦，被誘導要他們交代呂振羽的「托派」問題。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子被迫供出呂振羽是「托派」。有關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斷然否認，并陳述其愛人從未見過呂振羽。然而在高壓下，最後王也被迫指供呂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盡管王某已經翻供，但呂振羽仍受到審查，呂詳細寫出自己的自傳，斷然拒絕了對他「托派」的指控。呂振羽受此事牽累了近一年的時間，使其創作完成《簡明中國通史》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13-79]

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廣東籍的老資格共產黨員，紅軍長征後，一直堅持在粵北山區開展游擊戰爭，抗戰爆發後來到延安，此時正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負責審查高級幹部的重任。古大存在黨校一部大儀闊斧、雷厲風行，將一大批老幹部整成「特務」、「叛徒」和「特嫌」，引起許多老幹部的不滿。陶鑄的妻子曾志此時也是一部的學員，古大存認為曾志的歷史有疑點，但一時又無法查清，于是遲遲不肯為曾志作一個相信本人交代的結論，而是將其「掛起來」。曾志和陶鑄對此都十分不滿，陶鑄曾當面批評古大存，為何沒有證據，僅憑主觀主義就將曾志的結論拖了兩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期間發言，檢討自己在中央黨校一部領導整風時曾傷害了一些幹部。[13-80]但是，延安審干運動還是在陶鑄與古大存的關係上投下了陰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鑄主政廣東，對擔任廣東省副省長的古大存多有壓制和打擊，最終將古定為「反黨的地方主義分子」。[13-81]

據安子文稱，黨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搶救」的經驗教訓，「便沒有搞搶救運動」。[13-82]事實上，黨校二部雖未搞大規模的「搶救」，但嚴格的審干繼續進行，只是斗爭的熱度有所降溫。

中央黨校三部集中了當時延安幾乎所有較有名氣的知識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識分子幹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作家、文藝家（大多來自大後方和華北敵後根據地），在審干全面展開後，也被分別送往中央黨校，編入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為曾活躍于邊區的一個文藝團體已無疾而終）。1943至1945年，在黨校三部受審的黨員知識分子有范文瀾、陳學昭（1945年入黨）、于黑丁、馬加、吳伯蕭、周而復、白朗、羅烽、方紀、馮蘭瑞、曾克、劉白羽、歐陽山、草明、葉蠖生、陳波兒、金紫光、陳明、劉雪葦等。

三部的黨員知識分子幹部組成七個黨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進行交代歷史、檢查思想的緊張斗爭。

白朗——來自東北的著名流亡作家，來延安後，與其夫羅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後白朗被調入《解放日報》社副刊部。羅烽因《還是雜文時代》一文獲罪于毛澤東和周揚，雖未被公開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冊。白朗在搶救和審干中，受到極大的精神壓力，先是在《解放日報》挨整，繼而在黨校三部遭斗爭，「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白朗糊裏糊涂，癡呆麻木，整日不講一句話」。[13-83]

方紀是以寫頌揚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散文《揮手之間》而聞名的作家，他在「搶救」中受到沖擊，吳伯簫則被定為「反共分子」。吳曾在黃埔軍校學習，國統區傳說吳伯簫被整死，在西安為其開了追悼會。1944年7月3日，吳伯簫在《解放日報》發表《斥無恥的追悼會》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創作，從來沒有挨過整」雲雲。[13-84]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創作之家」的幾位著名非黨作家塞克、艾青以及從華北敵後根據地前來的楊朔、周而復等被通知到中央黨校三部報到，隨後塞克妻子韋安，艾青妻子馮莎也被通知進入黨校三部。1944年3月，結束自愿流放，從延安縣川口區鄉下返回的蕭軍、王德芬夫婦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確規定非黨員不能入中央黨校的原則，此時也打破了。塞克夫婦、蕭軍夫婦等被編在各個支部，除不參加黨組織生活外，一樣接受審查，參加轉變思想的學習。

塞克才華橫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話劇演員、劇作家、詩人，曾以主演日本劇作家菊池寬《父歸》一舉成名，譽滿滬上。抗戰前夕，創作戲劇《流民三千萬》，寫下膾炙人口的《救國軍歌》，奔赴延安後，又寫下《二月裏來》，本應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剛烈，嫉惡如仇，從不阿謀奉承，加之在延安經常執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領導人視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類，終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黨校三部接受審查，純屬題中應有之意。

高長虹的情況則是一個例外。高在1926年曾與魯迅打過筆仗，又是二十年代「狂飆社」的主將，1941年11月，經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負責人王世英介紹，高長虹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歡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後，高長虹消聲匿跡了。在「搶救運動」中，高長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見，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見」，被康生指為青年黨，「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張聞天的保護才幸免于難。高長虹未能進入黨校三部，他可能是當時延安唯一的編外人員。[13-85]

黨校三部的審干、「搶救」及以後的甄別前後持續一年多，即使處于被審查狀態，三部的知識分子仍不忘為配合當前政治任務而努力工作。1944年，三部學員陳波兒與四部學員姚仲明合作，創作了一出抨擊「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話劇《同志，你走錯了路》，在延安廣為演出，受到領導的重視和好評。1944年，除三部之外的黨校其他各部，均奉中央命令轉入「兩條路線」學習，上級規定，凡屬于「有問題暫時未弄清的人」，不參加學習「黨的路線」。丁玲雖在黨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他學員一同參加「路線學習」。[13-86]黨校三部——屬于有嚴重問題的單位，則被整體打入另冊。那些「歷史復雜」、「思想復雜」、「狂妄自大」的知識分子只配永遠「脫褲子、割尾巴」，交代歷史，反省錯誤。在延安上層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識分子是一群「異類」，是不配學習「兩條路線斗爭歷史」的。

1944年夏，中外記者團在延安訪問、參觀期間，仰慕中央黨校的名聲，再三提出參觀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記者先生感嘆：「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人」。[13-87]

由彭真直接領導的中央黨校，在「搶救運動」中一馬當先，造成大量冤假錯案。但是，這一段歷史一直被精心掩飾，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還有人對之文過飾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黨校秘書長的黃火青、郭述申等發表《回顧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一文，對當年在黨校發生的「搶救」慘劇竟無一字描述。[13-88]1995年，黃火青出版《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的回憶錄，雖然提到黨校受到「反特擴大化」的「很大影響」，「傷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馬上強調黨校的錯誤「及時得到糾正」，對黨校「搶救」的具體情況一字不提。[13-89]和黃火青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黨校是『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之一」，成為批評當年中央黨校「搶救」的中共唯一領導人。

注釋

[13-71]《李伯釗文集》（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頁120—21。

[13-72]鄭建英：《朱瑞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296、298。

[13-73]鄒鳳平當時的妻子甘棠，原名闞思穎，1928年參加中央特科工作，其兄闞俊民，後改名劉鼎，中共黨內著名軍工專家。1949年後甘棠任重慶市婦委書記，四川省高級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甘棠1935年長征至遵義時被疏散在地方，并與其他被疏散的紅軍組成游擊隊，1936年一度被俘，延安整風期間受到嚴重沖擊，晚年生活凄涼，1971年因疾病不得醫治而逝世。參見郭晨：《巾幗列傳——紅一方面軍三十位長征女紅軍生平事跡》（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6年），頁157。

[13-74]張平化：《滿懷熱情地參加整風學習》見《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頁47。

[13-75]孔原：《一位杰出的革命女性——憶戰友錢瑛同志》，載《憶錢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頁21。

[13-76]張文杰：《河南黨組織被康生誣陷為「紅旗黨」的歷史真相》，載《河南黨史通訊》第1期，引自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料344—45。

[13-77]郭晨：《巾幗列傳——紅一方面軍三十位長征女紅軍生平事跡》，頁148。

[13-78]參見薄一波：《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上卷，頁362。

[13-79]劉茂林、葉桂生：《呂振羽評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頁125。

[13-80]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年），頁51、31。

[13-81]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年），頁51、31。

[13-82]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6。

[13-83]王良：《羅烽、白朗蒙冤散記》，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2期，頁176。

[13-84]韋君宜：《思痛錄》，頁19；另見《解放日報》，1944年7月3日。

[13-85]1945年8月，毛澤東曾約見高長虹，征求他對今後工作去向的意見，高長虹說他想去美國考察經濟，毛聞之勃然大怒，立刻把他轟出去，談話「鬧了個不歡而散」。參見言行：《高長虹晚年的「萎縮」》，載《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4期。

[13-86]參見陳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2期。

[13-87]金東平：《延安見聞錄》（重慶：民族書店，1945年），頁120。

[13-88]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260—76、163—64。

[13-89]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260—76、163—64。

六、延安白然科學院的「搶救」

延安自然科學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業技術學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為自然科學研究院，初期為研究單位，1940年1月改為工業技術專門學校性質，1940年9月成立大學部，設生物、物理、化學、地礦四系，後改為機械、化工和農業三個系，另附設一個由十二、三歲中學生組成的補習班，共有六百余名師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為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整風轉入審干後，徐特立被調回中宣部，負責幹部教育教材的撰寫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組部幹部陳伯村[13-90]坐鎮自然科學院，該院審干、反奸、「搶救」運動由西北局直接領導。

延安自然科學院是審干、搶救的重災區之一，該院許多師生是從國統區前來延安的青年黨員和知識分子。運動即起，馬上就受到嚴重沖擊。本科生和教師中的大多數人被打成「特務」，當年在自然科學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後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學院「搶救」運動的進展引起徐特立的強烈不安。徐特立為人寬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稱，雖然一些中共老幹部都知道他曾在長沙第一師范做過毛澤東的老師，但是徐特立從不聲張，有別人問時，徐特立也不承認。但若站在毛澤東「路線斗爭」的角度上來觀察徐特立，他的「路線斗爭」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風運動前，徐特立曾去馬列學院作報告，在號召幹部學哲學時，徐特立說：在我們黨內，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學通了的只有兩人，一個是潤之（即毛澤東），一個是洛甫。[13-91]稱贊毛澤東固然無可非議，但將張聞天與毛澤東并列，則犯了大忌。顯然，由徐特立這樣心慈的老人來領導審干肯定不合適，故有將徐特立調走之舉。運動高潮階段，保衛機關不斷到院裏抓人，此時，徐特立已被調回中宣部，雖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學院院長一職，但已不許他過問自然科學院的運動，然而他仍幾乎天天步行幾十裏去自然科學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學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衛機關一幫人將一個懷孕的年輕女同志捆綁走了。徐特立將自己的上衣脫了下來，披在那個女同志身上，什麽話也沒說。事後，徐特立竟被指責為「同情反革命」。[13-92]

身為自然科學院院長，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當時已高齡六十七歲的徐特立，在審干、搶救的洪水襲來之際，雖盡多方努力，仍無法保護該院的師生。運動依舊按照它的內在邏輯瘋狂運轉，入夏後，「搶救」深入到補習班（中學部），居然在這群少年中「搶救」出三十幾個「特務」。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學院并入延安大學，相應的自然科學院中學部也并入延安大學中學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學中學部又挖出三十幾個「特務」，前後共有七十余人落網。延安大學中學部的有學生二百余人，分為五個班，大多為中共烈士子弟和幹部子弟，以及少量從部隊調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務」。[13-93]

在延安審干和「搶救」運動中，曾有一位被樹為「特務」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寧（錢家驥），也是出自自然科學院。彭而寧被扣上「兼差特務」、「雙料特務」的帽子（即「日特」兼「國特」），早在1942年就和邊區銀行行長黃亞光等人，被康生機關秘密逮捕，1943年整風轉入審干、搶救後，又被康生作為罪證確鑿的「特務」拋出來，作為證明「特務如麻」的依據。[13-94]彭而寧入獄，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機關的獨立作業，而非自然科學院審干小組所能左右。

彭而寧出身世家，其父錢來蘇為同盟會會員，曾任第二戰區少將參議。1939年，彭而寧畢業于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1940年輾轉進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學院就讀。整風之初，彭而寧作為非黨人士，曾名列該院整頓三風委員會的常委，[13-95]曾在壁報報頭畫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誣指此畫意指「心向日本帝國主義」，將彭而寧秘密逮捕，最終將其定為「日特兼國特」。

彭而寧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對其來歷極為懷疑。彭而寧來自日偽統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復雜，本人也無中共北方局系統的介紹，站在保衛部門「懷疑一切」的立場，彭而寧肯定是個「問題人物」。康生其人本來就極左，對來歷清楚的人，尚且能從雞蛋裏挑出骨頭，對彭而寧這樣「疑點」較多的人就更不在話下了。彭而寧1940年從華北來延安，對彭而言也是一個不利因素。抗戰爆發後的1937至1938年，從華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數，對這個時期來延的人員，雖然也須經審查，但是多為組織部門經辦，保衛部門插手不多。一般多能過關。但是1939年後，從華北來的青年愈來愈受到懷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關押和處置，因此彭而寧落難，實屬在劫難逃。

彭而寧被捕後，緊接著又牽連到其父錢來蘇、妹錢家楣及其丈夫孫靜遠。1943年3月，正當延安整風轉入審干、反奸之際，還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錢來蘇，因不滿蔣介石，經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的介紹，帶看女兒、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時的延安正彌漫著「提高警惕性」的濃厚氣氛。錢來蘇抵延後，受到客氣的歡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際處居住，其女兒、女婿則被送往延安大學接受審查。

錢來蘇素來崇仰毛澤東、朱德，一直希望能見毛、朱一面，然而，錢氏的這個愿望并未能實現。此時已非1937—1938年，當年毛澤東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廣結人緣，而現在毛對錢來蘇這樣一位已失去影響力的失意人物，再也產生不了興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為「兼差特務」，見錢來蘇一事，簡直無從說起。

錢來蘇千裏兼程投奔延安，盡管毛澤東近在咫尺，卻難見一裏。不久，壞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兒、女婿在延安大學雙雙被打成「特務」遭到隔離審查。一心想報效中共的錢來蘇此時真正陷入了絕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變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務」，自己雖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際處，似乎離被抓、坐牢也不遠了。恰王世英又奉命來找錢來蘇談話，勸其「交代問題」，錢來蘇怒斥道：當初介紹我到延安來的是你，現在把我說成特務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麽意思？從此次談話後，錢來蘇宣布絕食，以示抗議。

從表面上看，錢來蘇被勒令交代問題是受其子彭而寧、其女錢家楣、女婿孫靜遠「特務案」的牽連，但更深一層的緣由乃是延安上層對錢來蘇存有嚴重的懷疑。

據當年延安交際處處長金城透露，「負責整風審干運動的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懷疑錢來蘇老先生同日本帝國主義有關係」，此人究竟是誰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為，金城一定會直接點出其名。據筆者分析，此「中央領導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時。在整風審干期間，彭真是僅次于康生的活躍人物，彭真長期在華北地區工作，對當地的「敵情」、「政情」比較熟悉。以某種審干邏輯看，錢來蘇身上的疑點確實較多：錢來蘇在張學良時代曾長期在東北軍界活動，與日本很難擺脫干系；「九一八」事變後錢避居北平，屬失勢人物一類；北平在「九一八」後魚龍混雜，北洋失意政客、軍界失意人物多與日本有關聯；抗戰爆發後，錢來蘇又到了山西閻錫山第二戰區長官部。錢來蘇過去與中共毫無聯系，現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負責審干的「領導同志」中，最瞭解華北地區的情況、最具有發言權的，除了彭真還有誰呢？

筆者提出任弼時只是一種大致的推測，因為任弼時作為毛澤東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導西北局工作的負責人，對陜甘寧邊區系統和西北局機關的審干、搶救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力，在這個時期，他經常過問具體案件。但筆者認為，對錢來蘇一案負有直接責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注釋

[13-90]陳伯村在1954年被宣布為「高饒反黨聯盟」成員，文革後得到解脫。

[13-91]江圍：《難忘的歲月》，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03。

[13-92]徐干：《歷久長新的回憶——永遠銘記父親徐老的言傳身教》，載《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陜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18。

[13-93]蔣祖林：《胭脂河畔》，《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4期，頁78—79。

[13-94]彭而寧在離休前任西北林學院院長、黨委副書記，他在1987年撰文紀念徐特立，回憶延安自然科學院，僅泛泛談論「延安精神」，和自然科學院的科研、教學活動，只字未提當年自己的遭遇，可能是不忍再觸及心靈上彌久的傷痛。

[13-95]《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編輯委員會：《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工業學院出版社，1986年），頁119。

七、魯藝（延安大學）的「搶救」

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創立于1938年4月，初設戲劇、音樂、美術三系，後擴大為文學、戲劇、美術、音樂四部，院長先後由毛澤東和中共元老吳玉章掛名，實際工作由副院長周揚負責。周揚既擔任了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又是魯藝事實上的總管，這使他成為延安文藝、教育、宣傳系統中叱咤風雲的人物。

整風之初，中央文委系統組成學分會，由周揚負責，他在魯藝依照中央總學委的部署，在1942年，領導全院教職學員開展了反王實味的斗爭。到了整風轉入審干階段後，周揚又積極排隊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經揪出重大特務嫌疑人員二十九人，并將其全部移送邊區保安處偵訊。[13-96]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會議決定，將魯藝、新文字幹部學校、民族學院、自然科學院合并入延安大學，校址設于橋兒溝魯藝內，合并後的延大校長，仍由吳玉章擔任，周揚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長。這次會議同時決定，「將政治上沒有問題與不合條件的，調出分配工作；適合于繼續學習的，留下學習；政治上有問題的，留下整風」。[13-97]

魯藝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學，使延大人數達到一千六百多人，為了避免出現混亂情況，影響整風、審干的進行，西北局常委會議宣布，繼續保留原各學校的單位形式，自然科學院的整風學習，由西北局直接領導；魯藝等單位由周揚主持，受中宣部領導。

雖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會議提到，「適合于繼續學習的，留下學習」，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後，坦白運動已全面展開。5月18日，周揚在合并後的延大主持召開第一次全校規模的坦白動員大會，部署在延大四個單位分別進行坦白大會的預備工作。幾天後，四個單位都發現了特務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揚直接領導的魯藝成果最大，一舉揪出各類問題人物十二人。[13-98]5月21日，魯藝坦白大會如期召開，會計科科長蔡光華等八人登臺坦白，大會氣氛緊張，共開了十三個小時，直至深夜十一時左右才結束。周揚要求各單位以這些已坦白的人員為榜樣，開展三天突擊坦白活動，來一個坦白檢舉的大比賽。[13-99]

在周揚領導的三天突擊坦白活動中，魯藝師生成立了許多規勸小組，按照組織的安排，紛紛找嫌疑分子談心，「早上勸，下午勸，夜深入靜還勸；今天勸，明天勸，後天仍勸，有的更深夜不眠勸」。在密集性的勸說攻勢下，魯藝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擊坦白活動中交代問題，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僅魯藝就有五十二人承認自己是「特務」。[13-100]

應該指出，在1943年7月「搶救」正式開場前，魯藝的「坦白」活動總的說來是相對溫和的，還沒有使用捆綁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後，情況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眾反奸斗爭以開大會，開小會，個別規勸，小組規勸等群眾自己創造的各種形式進行著」；[13-101]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滲入，魯藝等單位不時傳來有人因不堪斗爭而自殺的消息。

當時在延安有幾位在國內享有盛名的非黨作家：塞克（陳凝秋）夫婦、艾青夫婦和高長虹等人，他們因來延安之前即聞名全國，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受到優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橋兒溝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領導的「創作之家」，享有單間窯洞的待遇，獲準可以進行創作。剛從華北根據地來延安的周而復、楊朔（1943年還是非黨作家）也被允許住進「創作之家」，「以文藝形式反映八路軍和廣大人民的戰斗生活」。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橋兒溝西山的「創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搶救運動」的沖擊。

在「搶救」的暴風驟雨中，在塞克、周而復、高長虹等居住下方的魯藝的「政治空氣越來越緊張了」。該院有一位藝術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13-102]魯藝教員、木刻家彥涵親眼看到魯藝一位被審的青年，沖出關押室，縱身跳下懸崖，嘴裏大聲哭喊「冤枉」，凄厲的聲音回蕩在溝底。[13-103]塞克等居高臨下，西山下面的情況一目了然，只見「一批批幹部被抓走，一聲聲逼供信的聲音傳來」，在山下不斷傳來的「地動山搖的口號聲」中，原準備在「創作之家」創作劇本的塞克終究無法寫完他的劇本。

塞克無法在階級斗爭的疾風暴雨中創作出劇本，只能說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戰士只會歡呼「讓革命的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在「搶救」高潮中，革命文藝戰線的「領導同志」周揚一刻也沒忘了自己肩負的使命，他雖然為挖「特務」忙得不可開交，但還是想到要用文藝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在周揚的直接領導下。魯藝竟然在短時間裏排出一場《搶救失足者》的話劇！這場話劇由周立波、陳荒煤、袁文殊等集體編寫，水華導演，「劇情是一個特務領導另一個人，他們潛入延安進行了破壞活動」，為了讓戲劇效果逼真，還特別安排讓正受審查的駱文扮演特務，美其名曰「親自演，體會會更深」。這場話劇以後因為政治風向發生變化，又遵周揚命停止了排演，但駱文仍在夜晚被魯藝戲劇系審干小姐喚去接受「車輪戰」式的審訊。[13-104]

1944年5月，延安大學的規模又有新的擴大，西北行政學院也被并入了延大。西北行政學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為邊區培養行政幹部的學校。但是到1942年10月，該校性質發生變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審查嫌疑分子的反省機關。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該校任副院長，不久，就在該校原領導機構和教員中發現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衛機關正式將原院長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該校共查出「特務」三十二人。[13-105]

顯然，西北行政學院不僅僅是一個集中關押邊區各單位嫌疑分子的臨時拘押營，它自身也在經受一次嚴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學1877名教職學員中，共清查出嫌疑人員440人。[13-106]

注釋

[13-96]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94。

[13-97]《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關于延大、自然科學院等精簡問題的決議》（會議記錄），載《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頁28—29。

[13-98]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96、201、204—205。

[13-99]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96、201、204—205。

[13-100]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96、201、204—205。

[13-101]《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編輯委員會：《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工業學院出版社，1986年），頁179。

[13-102]韋君宜：《思痛錄》；頁15。

[13-103]孫志遠：《感謝苦難：彥涵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頁242。

[13-104]駱文：《延安時代，他總是在思考探索》，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66—67。

[13-105]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23—224。

[13-106]《延安大學概況》（1944年6月），載《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頁179

八、晉察冀、晉綏、太行根據地的「搶救」

晉察冀根據地又稱華北根據地，是抗戰後中共最早開辟的戰略根據地。1941年春，擔任邊區黨委書記的彭真奉調回延安，聶榮臻成為黨政軍一元化的最高領導。1943年8月，聶榮臻接通知返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由晉察冀分局副書記兼軍區政委的程子華負最高領導責任。

1942年全面整風發動之際，正是晉察冀根據地最為艱苦的時期。在侵華日軍「鐵壁合圍」和「大掃蕩」的嚴酷戰爭環境下，整風只能間歇進行，基本限于學習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戰爭形勢緩和後，華北根據地的全面整風才正式開始。

華北根據地的整風、審干是在程子華的主持下開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層領導幹部在職學習整風文件，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而將一些所謂「有問題」的幹部集中到黨校學習和接受審查。1944年夏，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鄧拓被調入分局黨校學習，在經過短期的文件學習後，整風迅速轉入審干階段，由于氣氛緊張，鄧拓與其妻丁一嵐雖同在黨校學習，但兩人卻「很少有時間接觸」。對鄧拓的審查主要集中在歷史上曾經兩次被捕的問題。抗戰前鄧拓曾在河南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時河南地下黨是所謂「紅旗黨」的說法正從延安傳到晉察冀，鄧拓自然成了被懷疑的重點對象。鄧拓無辜被審，心清愁悶沉重，在給丁一嵐寫的一首《戰地歌四拍》的長詩中，鄧拓自抒「七度春秋銷北地」，「縮地失長鞭，腳跟無線」，還寫下「天才投筆誤狂歌，傷心夢幻倍蹉跎」的詩句，流露出惆悵的感懷。[13-107]

在整風、審干中，清查「托派」是重點的內容。當時任冀南區黨委常委、四分區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的王任重被懷疑成「托派」，軍區參謀長王蘊瑞也受到懷疑。王任重是知識分子幹部，1938年從延安來冀南，先後擔任冀南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等職。在王任重受審查期間。冀魯豫中央分局書記（也稱平原分局）黃敬提議調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傳部長，但未被批準。王被調回延安後，其「問題」經審查得到甄別後才返回冀南。[13-108]

當時被懷疑為「托派」的人大多為知識分子幹部，這些人在未進入根據地前一般都曾參加過國統區的抗日救亡運動，或從事過兵運工作。內戰期間，國統區的共產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一些失去組織聯系的共產黨員紛紛參加了各種左翼團體，有些人仍以共產黨員的面目活動，并發展其他左翼青年入黨。這批人以後多被認為是「托派」，成為清洗的對象。

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的中共黨員，在抗戰初期或拉出隊伍進入共產黨根據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據地，這批人也往往被認為是「托派」。清洗這些人，主要是黨組織對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個罪名，絕大多數受害者實際上與「托派」或「托派」思想毫無關聯。

晉察冀的「肅托」、「鋤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進行，熊大正、李曉初是最初的犧牲品。熊大正抗戰前在清華大學物理系任助教，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蓀在熊大正畢業後曾推薦其去德國留學，因抗戰爆發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據地，專門負責秘密從天津購買軍火、醫藥、通訊器材。1939年春，時任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的熊大正突被晉察冀軍區鋤奸部秘密逮捕，被定為「漢奸」、「國民黨特務」而遭處決。受熊案牽連，從平津來冀中的知識分子幹部近百人被逮捕（後大多被釋放）。熊大正錯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13-109]

原東北軍軍官呂正操在抗戰前夕秘密加入共產黨，其入黨介紹人為北方局打入東北軍中的李曉初。「七七」事變後呂正操率東北軍六九一團據守華北，開辟冀中抗日根據地，功勛卓著，受到毛澤東的賞識，在中共七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但是，呂正操的入黨介紹人李曉初卻命運悲慘。1938年4月，此時已離開呂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曉初，因「托派」案件被調往平漢路西晉察冀軍區接受「審查」旋被處決。李曉初被審和遭處決，事前并沒有通知冀中軍區領導目正操；李曉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復查，確認系錯案被平反昭雪。[13-110]

中共對于軍隊一向極為重視，抗戰初期八路軍開赴華北，以老紅軍為骨干，聯合改造由共產黨地方組織領導的軍隊，創建中共根據地，在政治態度上只信任經過長征的紅軍幹部，對其他幹部則在工作中進行考察排隊，一俟立穩腳跟，即對地方武裝的領導進行審查，大多調任副職。呂正操之所以長期蒙受信任，被委之為冀中軍區司令，一方面在于呂開疆辟土，貢獻巨大；同時也因呂對晉察冀領導十分尊重，加之聶榮臻為人公正寬厚，故呂正操可以在黨內斗爭中較少受到沖擊。然而。呂正操在政治上的順利并不意味看呂部的幹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開後，呂正操所率的舊部很快成了審查的重點對象。1938年8月中旬，晉察冀軍區將呂部調安平整訓，軍區政治部著手處理所謂「托派」案件，將呂正操舊部大部分幹部送往延安審查，這批幹部只有經審查確認為沒問題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幹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幹部返回冀中，呂正操在其回憶錄中都沒有詳述。[13-111]

晉綏與陜甘寧隔黃河相望，是延安與邊區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華北、山東、華中的唯一信道。晉綏是賀龍、關向應所率八路軍一二〇師轄地，賀龍為黨政最高負責人。1942年賀龍被調回延安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晉綏分局書記關向應也因病在延安治療，由林楓任分局代書記、晉綏分局整風總學委會主任。

1942年是晉綏極端困難的時期，根據地在日軍包圍下急速縮小，只剩下幾個完整和不完整的縣，人口不足百萬。但由于與陜甘寧相鄰，受延安影響太深，在戰爭環境下，晉綏根據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審干與「搶救」。1943年3月19日，晉西北黨委發出《關于整風學習中配合審查幹部的指示》，全面推廣延安的經驗，要求幹部寫思想自傳。5月，武新宇在晉西北行署整風座談會上作報告，號召各領導幹部誠懇坦白反省自己。在這前後，晉綏各地的軍政幹部開始集中整風學習。致西黨政軍區級以上領導幹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關參加整風。[13-112]

9月，晉綏的整風、審干轉入「搶救」。駐軍幹部在神府彩林村，邊區一級黨政民機關幹部在楊家溝召開「反特務」斗爭大會，各單位出席總人數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謂「特嫌分子」。[13-113]12月，晉綏軍區下轄各分區又分別成立了「整風隊」，對幹部實行集中審干。據中共晉綏分局書記林楓稱，參加運動的「有五千個幹部，三千個戰士，兩萬五千群眾，共三萬三千人」。[13-114]在「搶救」高潮中，各部門「經常通報抓特務的比例，有的單位抓出特務竟占全部人員的百分之二十、三十」。[13-115]

文革前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穆欣當時在晉綏《抗戰日報》工作，他因擔任由范長江任社長的國際新聞社特派員及駐晉西北通訊站主任，曾向國新社寫過稿件而被誣指為「特務」。周恩來對穆欣的情況比較瞭解，因為國新社受周恩來直接頒導，而范長江聘請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來同意。1943年9月，周恩來從重慶返回延安後，料想穆欣在國新社兼職事將會受到懷疑，于是主動托晉綏軍區第八軍分區司令員韓均給中共晉綏分局和《抗戰日報》社社長廖井丹捎話，為穆欣作出證明。但是周恩來當時在中央的地位并不鞏固，晉綏分局對周的證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報社擔任的領導職務也被免去。[13-116]穆欣在搶救運動中的這段遭遇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稱，他「親眼目睹了『逼供信』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嚴重損失，而且也親身體會到『逼供信』的極大危害」，以至于以後幾十年對此教訓仍時刻銘記在心。[13-117]

與其他根據地的情況相類似，晉綏地區「搶救」的重點單位是晉綏分局黨校，但是有關晉綏分局黨校「搶救」的基本狀況，外界至今仍不其清楚。原晉綏幹部張鑒在「搶救」中蒙受嚴重打擊，信念崩潰，在1945年叛逃投奔國民黨後，曾著文對晉綏分局黨校的「搶救」情況加以披露。筆者對張鑒的敘述與文革後大陸公開披露的相關材料互相印證，認為張鑒的敘述基本屬實，可作為瞭解晉綏根據地「搶救」的佐證資料。[13-118]

張鑒的文章名為《中共怎樣整風？》，在這篇文章中，張鑒談到晉綏分局黨校的整風、他個人在分局黨校整風、「搶救」運動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晉綏幾個知名人物在運動中所受沖擊的情況。現就張鑒的敘述作以下歸納。

一、晉綏分局黨校被「搶救」幹部的人數。

整風運動開展後，被送到晉綏分局黨校學習和受審查的主要為軍隊營以上、地方縣以上的幹部，這批人絕大部分受過多年的基層鍛煉。張鑒說，分局黨校的整風從民國三十二年十月開始，「由整思想問題轉入整政治問題」（此說屬實，1943年9月後，晉綏整風進入到「搶救」階段——筆者注）。「當時黨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認為特務分子，有日特、國特、閻特，三十多人未承認或半承認，總計黨校被搶救的幹部，占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個數子并不驚人，當時，晉西北有個師范學校，這個學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為特務，所以有人給師范學校送了一個『特務學校』的綽號」！

二、晉綏分局黨校被「搶救」的幹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經過三四個月的被迫集中，因為硬要給人戴特務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儀、草儀自殺了，有的跳崖，投河自盡了！」（張鑒未提供具體人數——筆者注）「當時有晉西北《抗戰日報》的一個記者，因為被硬指為特務，萬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雖身受重傷而未身死，抬回來以後被認為，『特務分子犧牲自己性命，破壞中共政治影響』，仍強迫坦白！」「被搶救的幹部，後來事實證明，都是大冤其枉，⋯⋯他們的所謂『坦白口供』都是被迫無奈生編硬捏的，因此，當時有人說『坦白運動就是胡說運動』」。

三、張鑒本人在「搶救」中的遭遇。

張鑒說，自整風結束到現在，他「始終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憶」他個人在整風期間的遭遇，「因為提起來我就傷心掉淚！我自十四歲離開家參加共產黨工作，我自信很忠實，很熱情，很積極，當整風運動開始時，我擔任共產黨小組長，一開始我就首先被監視起來，接著黨校負責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問題，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榮』，『坦白後有前途』等軟方法說服我；用不坦白要『殺頭』、『坐監』、『判徒刑』等硬辦法威脅我。我恐怕造成他們的搶救借口，硬壓抑著自己的感情，勉強若無其事的活下去。這樣被監視兩個月以後，到十二月我的厄運來了，在一個群眾大會上，他們要我馬上承認我是特務⋯⋯他們的口實是我的哥哥在二戰區，從小就是國民黨，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務。這種毫無根據的理由，我當然不能承認，結果他們廿多個人用車輪戰術輪流與我談話，一個談完去休息另外換一個人談，我一個人四天三夜沒有休息一分鐘，兩天兩夜沒有吃飯，沒有抽煙！尤其慘痛的是：八號晚上把我作為他們的階級敵人，有的用皮帶，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頭對我又打又罵，并且在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氣裏，把我衣服脫去只剩下一個單短褲在院中凍了四十分鐘，因為我拒絕出去，把我頭發拉去一大片！這樣直到九號，因為我有腦充血病，精神恍惚，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認我是特務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誰知道造成了永遠的禍害，說我承認特務不算，還要特務關係，我本來不是特務，不瞭解任何關係，尤其在腦子裏已經幾乎不能思慮下的情形下，越編越不像。結果，從我是特務，追到我哥哥是特務，我嫂嫂是特務，我母親也成了半個特務⋯⋯我不知道什麽是特務，不瞭解任何關係，更不能無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後只有將已作的口供一腳踢翻！⋯⋯在搶救運動中，其他刑罰、手段還多的很！有一種刑罰是：對被搶救的人不給吃飯，餓急時給吃肉，放的食鹽、辣子特別多，吃上以後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及特務關係，永遠不給你喝水！這種刑罰說來并不驚人，實際上卻是一種最慘酷的肉刑！另外在搶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識分子出身，抗戰前的黨員，打手都是工農分子。還有說客、突擊隊。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戰期間我經過好多次戰斗，與敵人也多接觸過，酸甜苦辣也多嘗過，但是我始終沒有傷過心，這一次被搶救卻使我傷心傷透了！⋯⋯我對共黨忠實、積極，對任何指示沒有違背過，對任何工作沒有貽誤過，怛是，結果只換了一個代價。就是我被整為特務分子！」

四、張文昂、雷任民等在「搶救」中的遭遇。

張文昂，原是閻錫山下轄山西六專署專員，1939年晉西北事變後到達根據地，曾任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山西新軍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在1943年10月整風轉入「搶救」後被搶救為「特務分子」、「自首分子」、「消極分子」。在「搶救」中，他的臉被吐過痰，「差不多一切難堪他都受過了」，至「搶救」結束時，仍被監視。

雷任民，建國後曾任外貿部副部長，被搶救為「國特」。其妻曾留學日本，被整為「日特」，接著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張雋軒、梁膺庸都是晉西北事變後進入根據地、并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在「搶救」中也被整為「國特」、「日特」、「閻特」。

五、由「被搶救」而對中共知識分子政策提出批評。

抗戰之初，他自述當時他與共產黨接觸，「覺得共產黨根好，就毫不猶疑地參加了共產黨」，直到整風以後，由于身心受嚴重打擊，產生思想幻滅，他結合自己在黨內八年的體驗得出看法，認為在黨內只有「不識幾個字的工農青年」受重用，而「知識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別是中學、大學畢業的學生，在共黨內沒有前途，只有到處受輕視，受打擊」。張鑒說，「我們也認為工農是全國人的大部分，應該解放，不過不能把知識分子踢出去。但是共產黨內看到的只是工農分子的氣勢凌人，不可一世，我當時很後悔，我母親不該守多少年寡送我念書！」[13-119]

六、因無辜受冤而對「真理是共產黨掌握」信條的懷疑。

張鑒受黨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產黨掌握」的信條，但在「搶救」中的遭遇使其對這一信條也發生了動搖。他說，「既然掌握了真理，為什麽對抗戰以來參加的人要監視他，懷疑他呢？為什麽人民群眾反對，幹部情緒動搖呢？」[13-120]

在晉綏根據地，象張鑒這樣「經不起考驗」而投奔國民黨的幹部只是個別，絕大多數被整幹部雖承受巨大壓力和痛苦，仍維持看對黨的信念，等待著有朝一日能夠洗卻自己所蒙受的各種「特務」罪名。

據說晉綏根據地整風、審干也有搞得較好的單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晉綏八分區在日寇據點四面包圍封鎖的交城縣關頭村舉辦了三期整風班，參加者達三百余人。據記載，八分區的整風、審干「以學習整風文件為主」，「主要采取和風細雨的方式」，讓「那些還有政治歷史問題尚未向黨交代清楚的同志，白覺自愿地把自己的問題交代清楚」，被集中參加審干的幹部，「行動自由，不加監視，但要求遵守作息時間和外出請假制度」。當時在八分區擔任領導職務的羅貴波說，八分區在審干期間，「對交代得好的同志經征求本人同意」，召開了兩次大會，「讓他們發言，以此對其他同志進行啟發和幫助，效果很好」，[13-121]因而八分區未發生逃跑、投敵或自殺的現象。[13-122]

晉綏的「搶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書記處電示林楓等要求做好「搶救」的甄別工作。至此，晉綏分局對被錯戴「特務分子」帽子的同志進行甄別平反。

晉綏根據地的「搶救」細節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賀龍、林楓長期領導晉綏，賀為行伍出身，對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論和文化素養方面遠遜于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等，較易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林楓在賀龍調回延安後，事實上是晉綏的最高領導人，林楓與劉少奇有很深的歷史淵源（1936年春，劉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書記，林楓為劉的秘書），深受劉少奇的信任。1943年後，劉少奇進入延安審干反奸斗爭領導核心，在黨內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楓為首的晉綏分局可以將周恩來為穆欣作的證明擱置一邊，照樣批斗穆欣，卻一定不會將劉少奇的意見束之高閣。加之晉綏緊鄰陜甘寧，延安一陣風刮來，晉綏不僅照辦，而且變本加厲。康生其人在1945年後領導晉綏土改，對該地也有嚴重的消極影響，造成晉綏土改中發生亂打亂殺的極端事件。在晉綏土改中，一些與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慘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導的興縣召開批斗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劉少白的斗爭大會。劉少白是經王若飛介紹入黨的秘密黨員，其女劉亞雄、女婿陳原道皆為著名中共黨員，陳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國民黨槍殺。劉少白次女劉競雄嫁給安子文，劉少白一家應是革命家庭。但是劉少白仍被調回村裏，接受群眾大會的批斗。9月26日，在興縣蔡家崖組織了批斗邊區參議員牛友蘭的「斗牛大會」。牛友蘭在抗戰期間積極輸財，全力支持八路軍，牛之子牛蔭冠為晉綏著名的老共產黨員，但在這次大會上牛友蘭被鐵環穿鼻，勒令其子牛蔭冠牽「牛」游街，牛友蘭被活活斗死。在土改高潮中，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孫良臣也被上級批準揪回原籍批斗，最後被毆致死。[13-123]

在反奸、搶救運動中，太行根據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據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稱晉冀豫區，抗戰期間八路軍總部與中共北方局均設于此。在彭德懷、楊尚昆、劉伯承調延安後，太行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是鄧小平，其他領導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書記彭德懷領導下，由北方局黨校舉辦整風學習班，將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區的區黨委一級和地委一級幹部集中在黨校進行整風文件的學習，并總結各個地區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懷被調回延安後，北方局黨校又舉辦了一期整風學習班，在這一時期「搶救運動」已從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黨校成立了整風審干委員會，將一批領導幹部打成了「特務」。與此同時，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審干、搶救也開展了起來，領導整風、審干的具體負責人是太行區黨委書記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區黨委）。太行區整風前期以學習整風文件為主，後期則轉入審干。據有關資料記載，太行區黨委黨校在開辦第二期後不久，發生了「搶先進入審干的問題」，人為地掀起了「坦白運動」，「導致了逼供信的錯誤」。在運動中，有人誣指邊區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國民黨地下組織的首領，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為「特務」。區黨委黨校的做法一度「也影響到全區的整風運動」，幸得李雪峰等及時「糾偏」才未釀成更大的損失。在太行、太岳全范圍內，也出現了反特斗爭失控的情況，「太行軍區發生一二九師之司令部、通訊隊、參訓隊、偵察隊、印刷廠、生產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錯誤認識。集總（指八路軍總部——引者注）直屬部門發生在大會上亂逼特務組織關係，認為電臺人員均是特務，軍工部各廠均為特務掌握，認為總直有一個總的反革命組織，有的人供稱去年七月間特務在晉冀豫邊區所在地開過四十三人的高級特務會議」。1943年11月5日，毛澤東致電北方局并轉大行、太岳、冀南各區黨委，毛在電文中說：「據彭（德懷）、羅（瑞卿）諸同志說，太行太岳兩區反特斗爭中在許多地點捉了并殺了許多人」，毛要求「必須立即檢查此種現象」，「立即停止殺人，目前一年內必須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許任何機關殺死任何特務分子。將來何時要殺人，須得中央批準」。毛并指示，逮捕特務人數「不得超過當地特務總數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許捉五人），并且一經坦白，立即釋放」。[13-124]毛的這封電報對制止太行、太岳肅奸中的極端行為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注釋

[13-107]王必勝：《鄧拓評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年），頁107、95。

[13-108]《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頁498。

[13-109]《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80、101、157。

[13-110]《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80、101、157。

[13-111]《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80、101、157。

[13-112]《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1、231。

[13-113]《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1、231。

[13-114]《林楓同志在分局高干會關于整風審干的結論》，1944年7月（黨內文件——這一文件請與康生同志的報告配合研究，并應以那一文件為依據而又是聯合實際的研究），轉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4冊，頁414。

[13-115]張稼夫（時任中共晉綏分局副書記）：《庚申憶逝》（之二），載《黨史資料》，第8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251—52。

[13-116]穆欣：《秦城監獄裏的6813號》，《中華兒女》1998年第10期。

[13-117]穆欣：《劫後長憶》（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頁132。

[13-118]國統區當時雖對「搶救」運動不甚清楚，但坊間偶爾亦有少量有關延安的敘述，對「搶救」略有涉及，以今天的眼光觀之，其記載大體符合事實。例如：1944年夏訪問延安的中外記者團成員之一的金東平在他的《延安見聞錄》中就描述過所謂「車輪戰術」。金東平將「車輪戰」稱之為「疲勞檢查」，其方法是對「他們認為有『有問題』的人加以輪流的審問，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永不停止⋯⋯」。參見金東平：《延安見聞錄》，頁128。

[13-119]在「搶救」運動中，蔣南翔發現抗戰後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大多被「搶救」或被懷疑，工農幹部普遍看不起知識分子幹部，因而產生看法，認為在黨內「只有一些沒有接觸過其他別的思想學說的工農同志，才是保險和可靠的同志」。蔣南翔的看法事實上與張鑒的看法不謀而合。二十多年後，有更多的人具有和張鑒同樣的想法。文革中，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被批斗時，就後悔當初不該念書。見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100。

[13-120]參見《中共現形》（愛國出版社，1946年），頁25—33。該書無出版地點。

[13-121]羅貴波：《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頁184、235。

[13-122]羅貴波：《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頁184、235。

[13-123]《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頁359—60。

[13-124]《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01。另參見李雪峰：《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204；《中央關于反對反奸斗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9；毛澤東1943年11月5日致北方局并轉太行、太岳、冀南各區黨委電，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頁7—8。

九、華中根據地的「搶救」

華中根據地包括蘇北、蘇中、蘇南、淮南、淮北、鄂豫等地區，是新四軍控制地區。1941年「皖南事變」後，劉少奇正式就任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成為華中根據地最高領導人。1942年3月，劉少奇前往延安，推薦其老部下饒漱石任華中局代理書記和新四軍代政委。劉少奇回到延安後仍不時就重大問題向華中發出指示。次年10月，饒漱石在新四軍軍部所在地盱眙縣黃花塘組織召開高干會議。就歷史上陳毅與毛澤東關係不和之事向陳毅發起圍攻。會後，陳毅被調回延安，華中與新四軍的整風、審干基本是在饒漱石領導下進行的。

與華北相比，華中根據地有其特殊性。抗戰之初，國民黨軍隊自華北大規模後撤，華北根據地面臨國民黨軍的壓力遠比華中小。新四軍所在的華中地區集聚看數十萬國民黨軍隊，根據地與國民黨區域犬牙交錯，承受著侵華日軍、國民黨軍隊，尤其是桂系軍隊的巨大壓力。其次，由于華中根據地緊鄰滬、寧、杭等大城市，許多知識分子先後投奔新四軍，知識分子幹部在新四軍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華北的八路軍。

1943年華中根據地的整風轉入審干後，有兩類人員首當其沖，成為重點審查對象。

第一類人員是過去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知識分子幹部，和抗戰後投奔新四軍的知識青年；第二類人員系抗戰初期曾在桂系軍隊或桂系控制的蘇皖地區從事統戰，或在國共合作政權擔任過行政職務的共產黨員。[13-125]

在整風、審干運動中，華中各地及新四軍各師的情況不盡相同，運動進行最為激烈的，是淮南與淮北地區。

1943年，遵照延安的指示，各根據地都實行了一元化領導，譚震林成為淮南和新四軍二師的最高負責人（譚任淮南區委書記，二師政委）。譚震林是毛澤東在井岡山的老部下，在「路線斗爭」中一貫站在毛澤東一邊。在1943年黃花塘高干會議上，譚也以當事人的身份參加了對陳毅的批判。譚震林的工作作風一向是大儀闊斧，對落實延安部署的整風審干工作自是雷厲風行。

整風轉入審干後，延安中央書記處給華中局發來密電，指示在軍部和二師一部進行「一般的清查特務分子的運動（公開名義為審查幹部），以便能在華中突破一點，推動全局」，緊接著二師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幹部被打成特務。在華中局召開會議期間，三師師長黃克誠向譚震林詢問二師的「搶救」情況，譚震林告訴黃克誠，二師每個團的「特務」都是「數以百計」。其中，二師政治部一來自上海的女知識分子幹部不僅自供為「特務」，還咬出其同學——二師師長曾希圣的愛人也是「特務」。[13-126]

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性格深穩沉著，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又親歷過蘇區「肅AB團」的斗爭，因而對「搶救」持比較謹慎的態度。「搶救」開始後，軍部接到延安電報，延安已有人供出揚帆是「特務」。軍部要求黃克誠立即逮捕三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揚帆，并將其押送軍部。黃克誠沒有將揚帆扣押，而是讓其前往軍部開會，揚帆在軍部被逮捕，關押長達一年半，直到1944年末才被甄別釋放。

1943年4、5月間，黃克誠向華中局和軍部建議，應接受蘇區「肅AB團」的教訓，華中不要搞「搶救」，以免發生傷害無辜的事件。黃認為，大敵當前，不應搞「搶救」運動，再則黨內歷次搞肅反，總是出現擴大化的偏差。但是黃的建議未被華中局和軍部接受。在上級命令下，黃克誠不得不執行「搶救」的命令。為了穩妥起見，黃先抽調一批幹部辦訓練班，同時在三師七旅小范圍內試行「搶救」。黃發現被審查者一經審訊就亂咬一氣，馬上意識到「不對頭了，看來老毛病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于是黃克誠下令立即停止搞「搶救」，把被抓的人統統釋放。黃并迅速通知蘇北各地委和三師各部隊一律不開展「搶救」運動。[13-127]黃克誠與二師師長曾希圣是老戰友，1928—1929年兩人還曾有過一段患難與共、共同找黨的經歷。黃在華中局會議期間見曾希圣因愛人被指稱為特務而愁眉不展，特通過二師政委譚震林，親自找那位咬出曾希圣愛人的二師政治部女幹部談話。該女幹部一口咬定自己是「特務」，將情節說得活龍活現，在黃克誠的細心盤問下，女幹部終于承認自己所說全系偽造，自述因為壓力太大，非承認「特務」不能過關。這樣，曾希圣愛人特嫌一事才得到瞭解脫。

與淮南區「搶救」的重點在軍隊內部有所不同，淮北區在「搶救」中造成的冤假錯案主要集中在地方。淮北區為新四軍四師轄地，1941年春，四師師長彭雪楓遭國民黨湯恩伯部突襲，蒙受重大損失。事變後，延安與華中局調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前來四師，不久任命鄧子恢為四師政治委員，并任蘇皖邊區軍政委員會書記——淮北區黨委書記，成為淮北區一元化的最高領導。

1943年春夏；延安的「搶救」經驗傳到淮北，不久就發生了「淮中案件」和「泗陽案件」兩起嚴重的肅特假案。

1943年8月下旬，淮北中學一女生在她偷竊別人五十元邊幣行為被發現後，為推卸錯誤，捏造是受一「特嫌」女生指使所為。在校領導的壓力下，偷錢女生編造了「進步青年建國團」的組織，結果該校領導對全校師生實行了刑訊逼供，將一個220人的中學中的四十二人打成「特務」。此案上報邊區公安局後，情況不僅未被澄清，邊區公安局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將「特務」又增加到五十六人，使全校二分之一的教職員工都成了「特務」。此案最後在鄧子恢、彭雪楓的主持下，于1944年7月17日予以平反，并對有關人員分別作出處理。[13-128]

「泗陽案件」發生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在泗陽這個當時不到十萬人口的縣內，一連四次破獲所謂「三青團縣委」機關。短短五個月時間裏，全縣逼出一千四百多個「三青團員」，并逮捕了一百五十多人，范圍涉及黨政軍民等各界和縣區鄉及部隊連排班幹部。1944年2月，案件進一步擴大，泗陽縣委籌劃大規模逮捕縣武裝幹部。此案全由刑訊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聽信口供，有些則憑主觀臆測，毫無人證物證。在鄧子恢主持下，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員在1944年3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繼續審查）。鄧子恢并代表區黨委向在這案件中蒙冤的幹部群眾道歉，淮北區黨委還宣布改組泗陽縣委，撤銷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的職務，給予紀律處分。[13-129]

新四軍五師遠離軍部中心地區，1943年11月華中局和軍部調鄭位三前往五師所在的鄂豫邊區擔任華中局代表，起因是延安和華中局對五師師長李先念在政治上不信任，認為五師內部已有內奸打入。鄭位三早年畢業于武漢甲種工業學校，是1928年紅安、黃麻暴動的領導人之一，參與創建了鄂豫皖根據地，抗戰後，曾擔任過新四軍二師政委。鄭位三不僅革命資歷雄厚，而且為人正直，處事十分謹慎。鄭位三前往鄂豫邊區後，沒有公布中央兩次任命他為鄂豫邊區黨委記兼五師政委的電令，「謹以華中局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鄭位三甚至還私下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殺的教訓！」鄭經過調查，證明「內奸打入五師」一說完全不能成立。經過鄭位三的工作，延安逐漸消除了對五師的「懷疑和誤解」。鄭位三、李先念在防止審干朝極左方面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邊區黨委從無線電通訊中收到延安轉發的許多「搶救」經驗和指明某某是特務的電報，但是鄭位三等吸取了內戰時期濫施肅反的教訓，在五師及鄂豫邊區，都沒有搞「搶救」，「僅在黃岡的審干曾一度發生偏差」。[13-130]

華中根據地和新四軍內的審干、「搶救」雖在規模上小于延安，但是由于華中緊鄰國民黨區，黨內清洗的激烈性和殘酷性仍十分突出。多年來，華中和新四軍內一直在進行日常性的鋤奸、肅特、「肅托」工作，只是過去這類工作多由保衛部門秘密進行，「肅奸擴大化」一類事外人一般不得而知。還在「搶救」運動之前，1939—1942年在淮北、淮南就先後以「托派」、「內奸」的罪名處決了戴季康、查化群、韋延安三位青年共產黨員。

戴季康，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巴縣一農民家庭，1934年來到上海，進入陶行知創辦的大場山山海工學團，1935年秋加入中共。抗戰爆發後，經黨組織批準，戴通過上層社會關係的介紹，進入皖東北泗縣縣政府做統戰工作，公開職務是縣政府政訓處副處長，并擔任了國民黨地方部隊安徽第六游擊縱隊第一支隊政訓工作。1939年11月，戴以「托派」罪名在安徽泗縣羊城鎮（令屬江蘇省泗洪縣）附近被殺。臨刑前，呼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年僅二十一歲。[13-131]

查化群以「托嫌」、「內奸」罪名被處死是在1942年冬。查也是在蘇皖邊區從事統戰工作的共產黨員。1938年底，查化群經鄂豫皖區黨委批準，前往國共合作的安徽懷寧縣石牌區任區長。1939年國共關係惡化，查退回根據地，被分配到新四軍二師四旅任副官主任，并擔任過旅的作戰參謀。處決查化群之前，二師政治部主任張勁夫曾表示不同意，但不起作用，幾十年後張勁夫披露道，此「是更高層決心處決的」。[13-132]張勁夫調四旅任政委後，對尚被懷疑為「托嫌」的旅政治部宣傳科長余路盡力予以保護，使他未受牽連。查案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才由安徽省委平反。

韋延安是廣西學生軍中的中共支部書記，受鄂豫皖區黨委常委、民運部長張勁夫單線領導，在蘇皖桂系部隊做統戰、民運工作，1940年調回新四軍。韋延安在抗大四分校學習半年後，分配到新四軍四師十一旅某團任連指導員，曾因作戰英勇負傷，被提拔為營副教導員，1941年也被無辜懷疑為「托派」，遭到處決。韋延安冤案在1981年12月獲平反。

注釋

[13-125]1938—1939年，中共安徽工委曾派出共產黨員，參加蘇皖部分地區由國民黨地方勢力與共產黨合作的地方政權。

[13-126]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見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300—301、299。

[13-127]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見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300—301、299。

[13-128]淮北區委在《關于淮北中學第二次反特案件的錯誤及善後處理辦法的決定》中指出，「學校的主要任務，是用新民主主義教育精神去教育青年，改造青年，使團結在黨的周圍」，「決不能把學校變成法庭，嚴刑逼供，捆綁，吊打的行為是絕對不允許的」。見《鄧子恢傳》編委會：《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95。

[13-129]鄧子恢：《我的自傳》，載《革命史資料》（8）（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頁13-14；另見《鄧子恢傳》編委會：《鄧子恢傳》，頁297。

[13-130]《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1949）》，頁487-88、504、481；另見《新四軍第五師抗日戰爭史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13。

[13-131]1981年中組部復查，確認「戴季康托派案」為錯案，予以平反昭雪。

[13-132]張勁夫：《懷念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頁221。

十、唯一未開展「搶救」的山東根據地

在「搶救」風暴席卷延安及各大根據地之時，山東根據地卻按照原有的部署，依然在進行看整風和審干運動，沒有在軍隊和地方的黨政機關、學校大抓「特務」。

山東根據地未開展「搶救」的關鍵原因是主持山東根據地黨、政、軍一元化的最高負責人羅榮桓反對在山東搞「搶救」，而羅榮桓作出這個決定又與山東整風的特殊性有著密切的關係。

與其他根據地有所不同的是，山東根據地的整風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山東分局領導機關內部的意見分歧問題。在整風運動期間，在各大根據地中，只有山東調整了領導機構，撤換了第一把手，羅榮桓就是在這次人事變動中，取代了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成為山東根據地的最高領導。

羅榮桓是1939年3月率八路軍一一五師一個主力團和師部機關進入山東的，在1943年以前，羅榮桓在黨內的地位長期在朱瑞之下。羅榮桓與朱瑞是老熟人，江西時期曾經留學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院的朱瑞受到博古、周恩來等的重用。1932年初，年僅二十七歲的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兩年後被派往中央蘇區，不久就被委之以紅五軍團政委的重任。當時，與朱瑞的情況類似的還有楊尚昆，他也是在抵達中央蘇區不久就被任命為紅三軍團政委。在這個時期，有留蘇經歷。特別是在蘇聯學習軍事的幹部一般都受到特別的重視，多被派往擔負最重要的軍隊領導工作。在1934年初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朱瑞成為中央候補委員，緊接著朱瑞又在「二蘇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長征前夕，以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緊急調配幹部，被譽為「文武兼備的紅軍指揮員」的朱瑞被調至中央紅軍的主力——紅一軍團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就是羅榮桓。1937年後，朱瑞被調離軍隊，在太原擔任北方局軍委書記，繼而又任北方局駐太行區代表、北方局組織部長等職，主要從事對華北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1939年6月，朱瑞奉命隨徐向前率一支百余人的小部隊自冀南入魯，成為由徐向前任司令員的八路軍第一縱隊的政委，不久，中共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奉調返回延安，朱瑞被任命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

朱瑞入魯之際，中共在山東已有兩支武裝，一支為羅榮桓率領的八路軍一一五師，另一支為山東黨負責人黎玉和從延安先期調魯的張經武建立的八路軍山東縱隊，而太行八路軍總部給徐向前、朱瑞的權限是以八路軍第一縱隊的名義，統一指揮一一五師、山東縱隊和中共在蘇北的部隊。但是八路軍總部的這道命令并沒有得到貫徹和執行，而是在無形中取消了。1940年5月，八路軍第一縱隊被撤銷番號；同年6月，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預備參加擬議中要召開的中共七大，朱瑞則失去了軍隊的任何職務，從此不再參與指揮軍隊。

戰爭期間，情況瞬息萬變，上級機關收回成命的事情，時有發生，惟取消八路軍第一縱隊番號事，卻有蹊蹺和微妙之含意。抗戰初期，延安軍委大部分領導成員都在華北敵後，駐扎在太行的八路軍總部事實上起著指揮敵後抗戰的中樞機關的作用，在黨的組織系統，中共山東分局亦屬中共北方局領導。在一段時期內，太行的八路軍總部對華北、山東的影響相對于延安更大。經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後報延安備案。例如，一一五師入魯，就是奉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之命，而朱、彭則是依照延安毛澤東的指示發出這道命令的。當然，延安始終保有對華北、山東的直接指揮權，毛澤東可以直接給軍隊和地方發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軍總部及中共北方局對華北、山東敵後根據地的指揮與領導，隨著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北方局書記楊尚昆相繼返回延安後，開始發生變化，從此延安對敵後的指導作用日益突顯出來，八路軍第一縱隊番號被無形撤銷，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

在八路軍第一縱隊的番號被取消後，朱瑞的主要職責是領導中共山東分局。戰爭期間，軍事第一，黨的機關必須隨軍活動，最適當的安排就是實行一元化領導。晉察冀根據地自分局書記彭真于1941年春返回延安後，黨、政、軍全盤工作皆由聶榮臻負責。在太行，北方局書記繼楊尚昆後，先後由彭德懷、鄧小平掛帥。聶、彭、鄧都是率兵之人，同時兼任黨的領導職務，因而晉察冀、太行各項工作的展開，都較為順利。至于大戰略區兩職分開者，往往易生糾葛。在山東，黨的領導與軍隊領導，兩職長期分開，各司一攤，執事者角度有異，難免產生意見分歧。

在山東，還有其特殊問題：一一五師與八路軍山東縱隊的統一指揮久未解決，受到戰爭環境的影響，山縱與一一五師分別處在不同的作戰區域，事實上形成了領導山東抗戰的兩個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東領導機關的分散現象，在1941年後曾作過努力，試圖加以改變，但是來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某種模糊性。1941年8月，中央和軍委規定，山東分局為統一山東黨、政、軍、民的領導機關，由朱瑞任書記；山東縱隊歸一一五師首長指揮；山東縱隊和一一五師兩軍政委員會合組為山東軍政委員會，由羅榮桓任書記。從字面上理解，朱瑞似乎應參與領導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但是朱瑞并不是由羅榮桓任書記的山東軍政委員會成員，于是山東的多頭領導現象在1941年後繼續存在，一一五師與山東縱隊仍沒實現集中統一。

朱瑞在山東最閃亮的時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後，侵華日軍施用「拉網合圍」、「鐵壁合圍」等殘酷的手段頻繁進攻根據地，致使山東根據地的面積急劇縮小，全省根據地的人口從1200萬銳減到730萬。大批抗日軍民慘遭日軍殺害，在犧牲者的名單中，有朱瑞的妻子、山東分局婦女委員陳若克和她剛出生的兒子。

根據地蒙受重大損失，使領導機關內部的爭論也趨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間，山東分局領導和一一五師部之間就曾在軍事戰略方針問題、抗戰問題和山東縱隊與一一五師會攏等問題上有過一些爭論，1941年4月後，羅榮桓更對分局的某些決策不止一次提出過意見，但都未得到重視，進入1942年，形勢愈加嚴峻，羅榮桓致電北方局和中央，建議分局召開擴大會，請中央派劉少奇來參加，以總結山東工作，明確令後目標。[13-133]毛澤東同意了羅榮桓的請求，電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劉少奇，在途經山東時，就地考察山東形勢，并對領導機關內部的爭論作出裁決。[13-134]

此時的劉少奇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卻擔負著極重要的中共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等職務，正受到毛澤東的特別倚重。1942年4月，劉少奇抵達山東分局和一一五師駐地，一住四個月，對山東問題作出結論：山東問題的癥結所在，是中共山東分局主要領導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犯了錯誤。

劉少奇所指何許人也？朱瑞是也。劉少奇批評朱瑞對黨的獨立自主的方針執行不力，缺乏戰略眼光，反頑（「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瞻前顧後，失去許多「先機」；其二，嚴重忽視發動群眾，未能廣泛展開減租減息；其三，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空談主義，黨八股；其四，在鋤奸政策上犯有嚴重錯誤。劉少奇說，如果再不改，就要送一塊匾，上面寫四個字：「機會主義」。[13-135]

劉少奇來魯指導工作之際，正是山東根據地形勢最困難的時期，若從毛澤東的立場論之，劉的批評基本符合實際，某些意見，羅榮桓過去也曾向朱瑞提過，作為山東分局負責人的朱瑞實難辭其咎。朱瑞被批評的最突出之處是他對中間勢力「抗敵自衛軍」的態度過分熱心。該武裝是在朱瑞支持下組成的「山東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拉起的隊伍。朱瑞大力幫助他們擴充軍隊，提供了一些經費和武器，使其在根據地成為與中共和八路軍平起平坐的組織和軍隊。為此，羅榮桓和江華（山東縱隊政治部主任，1949年後長期擔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都曾向朱瑞提過意見，但未被朱瑞接受。1940年的朱瑞并沒有真正吃透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在事關黨的領導權的關鍵問題上犯了大忌。然而，若搬照條文，朱瑞似乎并無過錯，因為在抗戰前期，中共中央根據山東地區的具體情況，曾提出在山東與國民黨力量共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設想，朱瑞支持「抗敵自衛軍」與「共同創建根據地」的指示有密切關係。至于未能全面推行減租減息，確是事實，站在毛澤東、劉少奇的立場，當是朱瑞的一大錯誤，可是如果完全順應農民的要求，放任「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似乎也會危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在日軍空前殘酷進攻的形勢下。[13-136]

朱瑞雖已是久經考驗，獨當一面的高級領導幹部，但他身上還保留某些書生氣。朱瑞頗善于做鼓動性的大報告，口裏經常是「從國際到山東」，[13-137]他甚至為推動根據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過幾個小時的動員報告。以那時的眼光看，這就是夸夸其談的「空談主義」和黨八股了。

山東根據地若干地區的「肅托」雖經制止，但終未斷根，以後又與「鋤奸」夾雜在一起，這其間自有深刻的原因，非朱瑞一人所能負責，但作為分局書記，朱瑞總有一份領導責任（在華北、華中均發生錯誤的「肅托」事件，卻未見領導同志被批評）。

朱瑞，這顆一度閃爍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調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軍委就正式任命羅榮桓為山東軍區司令員、政委和一一五師政委、代師長，統一指揮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朱瑞返回延安後，延安立即任命羅為山東分局書記，將領導山東黨、政、軍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羅榮桓。

延安早有調整山東根據地領導班子的意圖，1942年劉少奇來魯，延安就曾有過這一考慮，劉少奇返延安後毛即決定改組山東領導機構，并曾就此問題與在太行的彭德懷進行了「反復磋商」，[13-138]現在，朱瑞職務的變動，新的一元化體制的建立，正是水到渠成。

羅榮桓地位的上升與朱瑞之被貶謫是毛澤東整風全盤戰略的一部分，毛不僅要解決中央層的路線與權力再分配問題，大區一級領導層的路線清算和機構改組也在他的視野之內。在劉少奇離開山東轉赴延安後，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東分局作出《四年工作總結》，檢討了過去在執行統戰方針、減租減息政策等方面的「錯誤」。這個報告具體反映了劉少奇對山東工作的看法。劉少奇本意是想讓羅榮桓來作這個報告的，劉認為，朱瑞作為責任者之一，已不適合再來作報告，但朱瑞「不自覺」（劉少奇語），主動接過劉少奇的話，要求作這個報告，劉少奇只好同意。[13-139]從羅榮桓這方面請，他與朱瑞確實存在意見分歧，但是朱瑞的下臺卻與羅個人無關。朱瑞被調離山東，乃是源于各種復雜因素的綜合作用。朱瑞早年留蘇的經歷，瑞金時期蒙受重用，隨著時空的轉移，此時已成為消極性因素，朱瑞的上述經歷，已夠劃入「教條主義者」一類。延伸下來，抗戰前期，山東工作屢失「先機」，此又可與「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掛上鉤。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隨毛的經歷，到達瑞金後，毛在黨內已遭貶斥，在毛最困難的歲月裏，朱瑞沒能和毛建立起親和性的個人聯系。整風期間，朱瑞已年近四十，稱得上是老同志了，然而依那時的黨內習慣，朱瑞還稱不上是黨的元老級幹部，那些大革命時期入黨，曾去蘇聯短期學習隨即返國，先後擔任重要職務的同志，在整風運動中盡管也被指責犯了這類或那類錯誤（「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或「教條主義兼經驗主義」），但是他們雄厚的革命歷史和巨大的個人威望已與黨的事業融為一體，使得毛在處理他們問題時不得不斟酌再三，一般在批評了他們以後，仍然派以重用，但朱瑞顯然不屬于這類元老級幹部。朱瑞回到延安後，被安排在中央黨校一部參加整風學習，在黨校學習的其他一些原地方鎮守，一段時間後都程度不同地獲得了工作機會，然而朱瑞在中央黨校一學就是兩年，直至中共七大後才被派任為延安炮兵學校的代理校長（朱瑞推辭了中央建議他擔任的軍委副總參謀長，主動要求干炮兵工作）。

朱瑞被調、羅榮桓接替山東全面工作之際，在全黨范圍正是整風轉入審干、反特的階段，如何開展山東的整風、審干運動馬上就成了羅榮桓急待面對的緊迫問題。1942年全黨整風開始後，由朱瑞任書記的中共山東分局曾發出通知，部署全區開展整風文件學習和檢查對照工作，但是一則當時戰事頻繁；二則劉少奇來魯忙于調查領導班子中的意見分歧，山東的整風實際上尚未展開，所以山東根據地大規模的整風是在戰事相對平穩的1944至1945年才進行的。

如前所述，山東的整風主要是解決上層的意見分歧及領導機構的調整，這個任務在羅榮桓就任山東分局書記後實際上就已完成，但整風并非僅僅是清算上層的路線，解決支持誰、反對誰的問題，它還包括在黨的中下層普遍開展思想革命、培養新人、審干肅奸等方面的內容。正是在涉及這些關鍵問題上，羅榮桓顯示了他謹慎、穩妥的領導風格。

整風轉入審干後，康生的《搶救失足者》的小冊子已寄到山東，但羅榮桓明確反對在山東搞「搶救」，他下令分局辦公廳「不要向下分發」。[13-140]康生的小冊子雖然被停止下發，但開展「搶救」畢竟是來自延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延安已向各大根據地派出幹部推廣「搶救」經驗，派到山東的特使，就是被安排擔任中共山東分局常委兼秘書長、山東分局總學委副主任的舒同，他于1944年9月從延安來到山東，具體主持山東的審干工作。

舒同抵魯并沒有動搖或改變羅榮桓在山東的地位，羅作為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剛剛被委任負責山東的全盤工作，山東的整風領導機關總學委也是由羅任主任。然而對于延安的指示，羅又不便直接加以反對，因此，羅榮桓同意挑出幾個試點單位用延安的經驗來指導運動。

延安的經驗并無特別的奧妙，這就是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尤其在中央黨校、中央研究院普遍運用的以召開「民主檢查大會」，暴露敵人，「引蛇出洞」，再累而殲之的策略。這個策略來源于1943年第二個「四三決定」，該決定提出，為了使內奸分子盡量暴露其反黨面目，「繼續整風的第一階段，必須極大的提倡民主，公開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提倡各學習單位出墻報，寫文章，批評領導，批評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況例外）絕不加以抑制」。舒同來魯，即負有推廣此經驗的使命，根據延安的部署，「全國（各根據地）都要通過民主檢查暴露特務」。[13-141]

但是在公開場合，對召開「民主檢查大會」卻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釋：這就是通過發揚民主，使下情上達，幫助和促進領導改進缺點。至于黨的秘密策略。對外則秘而不宣，參加民主檢查大會的絕大多數黨員幹部一點也不知道，召開這種大會的真正目的是「釣魚」，即以開大會的方式使「內奸分子」產生錯覺，以為有機可乘，跳將出來而暴露其「反黨」面目。[13-142]

在舒同的影響下，中共山東分局于1944年10月13日發出《關于整風審干的基本總結與令後的指示》（又稱《雙十三指示》），要求全區工作一切以整風審干為主。11月1日，山東分局又發出《關于目前整風審干的補充指示》，該文件不指名地批評了羅榮桓經常表示的某些觀點，《補充指示》說，山東許多同志「對于特務世界性與群眾性的認識不足，片面地強調山東的特殊性，如說山東外來幹部少，國特不易打入，軍隊沒有問題，我們的幹部大都經過鋤奸斗爭與長期考驗，等等⋯⋯」，[13-143]針對上述情況，《補充指示》提出要「大搞民主」。然後于適當時機進入全面反省坦白運動。[13-144]

果不其然，在幾個試點單位：省戰時行政委員會（省的政權機構）、分局辦公廳、《大眾日報》（分局機關報）、軍區特務團、軍區衛生部根快出現了大鳴大放的局面。上級領導鼓勵大家「有話就請，有屁就放」（此是毛在整風期間創造的名言），大民主終于將「魚」釣了出來，許多黨員幹部運用壁報、發言、漫畫，將批評矛頭直指上級領導。分局常委兼省戰時行政委員會主席黎玉因「官僚主義」問題，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兼《大眾日報》社長陳沂因「生活特殊化」問題首當其沖（陳沂有一匹專用乘馬和他本人喜食辣椒，在當時被視為是「特殊化」），受到較多的批評，一時間各種自由化言論「就像洪水決堤似的泛濫起來」。[13-145]在這批人中，最有名的是當時在山東分局機關工作的王若望。在民主檢查期間，王若望十分活躍，他表示擁護羅榮桓，但對黎玉十分不滿，認為黎玉有「八大盲目性」，「路線方針都錯了」。[13-146]

本來開展民主檢查的目的就是為了「引蛇出洞」，王若望自己跳出來，正好撞在槍口上，他被稱之為「山東的王實味」，并被認為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煽動其他人來反黨。在山東分局內部，舒同等人已決定將王若望定為「特務」，并把王若望的情況電告延安，延安也發來電報，同意將王若望定為「特務」。[13-147]

在王若望即將陷于滅頂之災的時刻，羅榮桓站出來講話了。羅明確提出，王若望是思想作風問題，不是特務和敵人。羅榮桓的表態拯救了王若望，羅約王若望單獨談話，對王的言論沒有全盤否定，但批評王唯我獨尊，目空一切，否定山東全局是思想片面。

羅榮桓對于召開民主檢查大會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發揚民主。「放一把火，把領導同志燒一燒有好處」，但堅決反對用這種方法來「釣魚」。[13-148]羅榮桓認為，山東形勢特殊，處在對敵斗爭的復雜環境裏，敵人已為我們審查好了幹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務」，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著以發揚民主的方式來暴露敵人。至于「民主檢查大會」，既然已經開了，就要明確目的，這就是檢查「改進領導，而不是暴露特務，暴露敵人」。[13-149]

在山東分局機關開始「民主檢查」時，山東各戰略區也在各自試點的單位進行了類似的活動。在膠東區，一個從延安派來的領導幹部具體領導了區黨校的審干，此人運用「釣魚」的方式，將一批幹部打成「特務」，并用「疲勞戰」加以審訊定案。有的同志不堪逼供，供出「特務」的槍支比一個軍分區所擁有的槍支還要多。羅榮桓在聽取了膠東區區委書記林浩的匯報後，明確指示膠東區停止試點，將搞出來的材料全部燒掉。[13-150]羅榮桓對于軍區衛生部的運動也提出了批評，他要求停止已開了六天的民主大會，不久日軍又開始「掃蕩」衛生部內被認為有疑點的人在「反掃蕩」中都英勇積極，沒有一個叛變投敵，有力證實了羅榮桓判斷的正確性。

羅榮桓拒絕用開「民主檢查大會」的方式來「暴露敵人」，也抵制了來自延安的「搶救」指示，盡管舒同堅持運動不能收，整了風還要審干，還要找特務，但是羅榮桓畢竟是山東根據地的第一把手。羅榮桓只同意搞整風審干，到了1944年10月，山東全區約五千黨員幹部參加了反省坦白活動，在羅榮桓的領導下，山東全區在審干中基本未搞「車輪戰」、「逼供信」，也沒有殺一人。[13-151]

1944年12月引日，羅榮桓以個人名義向全區發出《關于審干問題的意見》，同時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羅提出，不應把整風與審干完全混淆起來，應避免「形成一種突擊的傾向」，「輕易發動坦白和嚴重的逼供信」。羅認為整風的正確方法應是「以領導開場，以檢查領導結束」。[13-152]1945年3月15日，在羅榮桓主持下，山東分局在給延安的電報《關于民主檢查的檢討》中一方面肯定整風與審干是不可分離的，在另一方面，又用較大的篇幅檢查了「民主檢查」的缺點。他說，「我們對各單位布置執行分局『雙十三決定』上，是有錯誤的。主要表現在，在發揚民主中，只是強調審干的目的，強調暴露的方針，因而發生極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確的動員方法，去助長群眾的偏向，結果是把發揚民主當成了暴露，審干中發現的問題擴大化」。[13-153]

羅榮桓在左傾風暴席卷全黨的形勢下，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用靈活的方法處理了山東區的整風審干中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僅沒有將「鬧事」的幹部打成了「特務」，更沒有人雲亦雲，跟在延安後面在山東搞「搶救」運動，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實屬罕見，在各大根據地中僅此一家。

羅榮桓為什麽敢于抵制來自延安的「搶救」指示？首先，幾年前，湖西「肅托」慘痛的教訓給羅榮桓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促使他謹慎從事。羅榮桓曾親自處理湖西「肅托」事件的善後工作，深知湖西「肅托」給山東根據地帶來的巨大危害，而這次審干比當年「肅托」規模還要大。他認為如果按照延安的「搶救」和開「民主檢查大會」暴露敵人的方法來搞審干，一定會搞垮山東根據地。[13-154]第二，延安發出的第二個「四三決定」中的一段話，為羅榮桓柢制「搶救」提供瞭解釋的理由。該決定提出，「敵後情況與延安大不相同，主觀計劃常為客觀情況變化所中斷，故應靈活化運用延安經驗，著重于自己創造新經驗。隨著情況變化而修改自己的計劃，采取適應環境的處理」。羅榮桓正是抓住這句話，反復強調山東情況特殊，不能機械照搬延安的經驗。第三，羅榮桓勤于思考，性格方正，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羅青年時期曾就讀于青島大學）。他也是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種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純正共產黨人的典范，羅對「革命」、「整風」有其自己的理解，因此在他權力范圍內不能容忍那種以革命名義出現的陰謀詭計。最後，羅在山東戰斗多年，在幹部和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舒同根本無法與其抗衡。

對于遠在山東發生的一切。毛澤東完全清楚，對于羅榮桓的「抗上」，毛不僅予以容忍，甚至還對山東的整風表示了贊賞，這又是什麽原因呢？

毛澤東十分瞭解羅榮桓的歷史和為人。羅榮桓是唯一幸存的跟隨毛參加秋收暴動，上井岡山，以後又長期追隨毛，與毛共患難，在黨內斗爭中和毛共沉浮，現在又獨當一面的黨的高級幹部。[13-155]毛深知羅性格謹慎，不喜夸張，不好出風頭，無個人野心，他對山東整風的意見和部署只是出于對山東大局的考慮，絕非有意「抗上」。1944年7月1日，羅榮桓為紀念中共成立二十三周年發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一文，明確擁護毛的路線和主張，在毛與王明等的斗爭中，旗幟鮮明地站在毛的一邊。所有這一切都被毛一一看在眼裏。在毛看來，羅榮桓是自己完全可以依賴的幹部。毛也欣賞羅榮桓在山東為中共建立的特殊功勛，在羅接任山東工作後，中共軍隊在山東獲得長足發展，地盤也不斷擴大，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八路軍幾乎完全控制山東的戰略要點和交通線，從而使中共掌握了極為重要的戰略主動權，為攻占東北，南下長江提供了充足的保證，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立下了汗馬功勞。數十年後，毛還念念不忘羅對中共革命的貢獻，毛說換上羅榮桓一個人，山東全局的棋就下活了，羅在決定中國革命成敗的地區為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13-156]毛接受山東事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1944年末至1945年初正當羅榮桓在山東抵制「搶救」時，延安的「搶救」早已結束，山東由于未與延安同步開展「搶救」，在延安和各根據地已開始「甄別」工作之際，毛澤東實在不能也不便讓山東「補課」。毛為了顯示自己與「搶救」錯誤毫無關係，1944年5月13日還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關于反對反奸斗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向全黨通報山東整風的經驗。1963年，毛在小范圍談話中。又表揚羅榮桓正確開展整風，「以領導開始，以檢查領導結束」。抵制了「搶救」運動。[13-157]正是源于上述種種因素，山東根據地成為唯一未開展「搶救」的「特區」。中共雖有嚴格的組織紀律，但毛在運用這些紀律駕馭全黨的時候卻是大有區別，十分講究的。因此對于羅榮桓在整風中「另搞一套」，毛不僅未予追究，相反，羅榮桓還長期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

注釋

[13-133]《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261。

[13-134]《劉少奇年譜》，上卷，頁392。

[13-135]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8；另參閱蕭華：《難忘的四個月——憶少奇同志在山東》，載中共山東省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頁246—59。

[13-136]熟悉山東現代史的讀者不會忘記，幾年以後，在康生直接領導下的山東渤海地區的土改，就是打著「自己解放自己」的旗號，而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後果。

[13-137]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8。

[13-138]《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285。

[13-139]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8。王力在整風期間是山東分局總學委秘書，1961年初，劉少奇在湖南與王力談了上述一段話。

[13-140]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13-141]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4。

[13-142]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13-143]《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349。

[13-144]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2。

[13-145]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3。

[13-146]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3。該書未點王若望的名，也未提及黎玉的名字，但實際上指的就是王若望批評黎玉一事。參閱《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頁351。該書提到黎玉被批評一事，但略去了王若望的名字。

[13-147]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33。

[13-148]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2。

[13-149]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4。

[13-150]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7、308—309。

[13-151]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7、308—309。

[13-152]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8。

[13-153]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8。

[13-154]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4。

[13-155]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93。據王力回憶，1963年12月，毛對康生、王力說，凡是我倒霉的時候，羅榮桓都是和我一起倒霉的。

[13-156]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94。

[13-157]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94。

第十四章　進兩步，退一步：「搶救」的落潮

一、「審干九條」再頒布後「搶救」為什麽愈演愈烈？

1943年春夏之際，「審干」逐步轉入「反奸」、「搶救」，延安三萬多黨、政、軍幹部全被卷入進去，「特務」、「叛徒」、「內奸」，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多，人心浮蕩，個個自危，一片肅殺氣氛彌漫于各機關、學校。高壓下的人們普遍感到惶恐，不知運動將往何處發展，個人的命運將有何變化。

7月1日，毛澤東在給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問題。毛說，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14-1]此即是所謂「審干九條方針」的首次表述。毛的這段指示長期被認為是毛反對審干、肅奸極左傾向的有力依據，可是在這之後，延安的「搶救」反而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搶救」正處于高峰之時，康生動了開殺戒的念頭，他提出要以邊區政府的名義公審槍斃人犯。在這緊急關頭，林伯渠立即將這一最新情況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否決了康生的提議，避免了一場眼看就要發生的內部殘殺的慘劇。[14-2]1943年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14-3]

1943年8月15日，中共總學委向全黨及延安各機關、學校發出一道指示，要求有系統地進行一次關于國民黨本質的教育，「決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這半個月中，各單位一律以主要力量來進行這個教育」，并宣布「搶救運動」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關于審查幹部的決定》，重申毛澤東關于審查幹部和肅清內奸的九條方針，這是在全黨范圍內第一次公布「審干九條方針」。該決定宣稱，此次審干及「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不稱為肅反」，并將「逼供信」稱之為「主觀主義方針與方法」。

同日，毛澤東在康生提交的綏德反奸大會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務斗爭中」，必須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來，延安的「搶救」應該停止了，因為毛澤東已經多次發話，并對「逼供信」提出了批評。但事實上延安的「搶救」絲毫沒有降溫，反而在8月15日審干決定頒布後，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時，運動已易名為「自救」運動，但內容、實質與「搶救」別無二致。9月21、22日，延安《解放日報》連續刊登《延安縣開展防奸活動》和《綏師失足青年紛紛悔過，控訴國民黨特務機關萬惡罪行》的報道，將所謂參加了「復興社」的十四歲小女孩劉錦楣和特務暗殺組織「石頭隊」的「負責人」、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的坦白交代經驗推向社會。10月6日，延安市在邊區參議會會場召開反漢奸特務大會，議期五天，[14-4]「搶救」的邪火越燒越旺。

難道毛澤東已失去對延安的控制力？難道毛澤東的話不再一言九鼎？難道康生膽大妄為、已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所有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澤東一分鐘也沒失去權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評一下「搶救」的「過火」行為，而實際上繼續將「搶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進。

1943年初，毛澤東搬入了戒備森嚴的神秘機構——設在棗園的中央社會部機關，中社部并在通往棗園的要道小砭溝開辦了一家小雜貨鋪，用以監視一切過往的「可疑人員」。毛澤東住進棗園後，與康生的聯系更加方便，更加頻繁，毛澤東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取康生對審干、搶救的匯報。[14-5]在棗園，他雖然多次看到由交際處呈交的關于錢來蘇動態的報告——交際處向毛澤東不斷報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話，好解脫錢來蘇——報告詳細反映錢來蘇的焦慮、不安、惶恐以及錢來蘇反復陳述自己不是漢奸、特務的內容，但是毛澤東就是不明確表示態度，致使錢來蘇長期不得解脫。

人們可能會發出疑問，毛澤東不是已經批評「逼供信」了嗎？他在和一些負責幹部的個別談話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調查研究，不要搞肉刑，為什麽他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確實，毛澤東隱蔽的思想很難被一般人所發現，許多負責幹部只看到毛批評過火行為的一些詞語，而忽略了他這些話後面的更深涵義，毛澤東所強調的恰恰不是糾偏，而是將運動進一步搞深搞透。

毛澤東的這套謀略，充分反映在被許多幹部視為是糾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關于審查幹部的決定》中。

「八一五決定」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是毛澤東鑒于內戰時期「肅AB團」等極左肅反政策的教訓而提出的一個重要方針。毛澤東當然知道當年他自己所作所為的真正動機是什麽，只是現在毛澤東的身份、地位已不同于當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西時期的情況可比。眼下，主客觀條件均不允許再重演「肅AB團」的一幕，因此毛明智地宣布「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此所謂「過一不過二」也。但是這個新方針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務混入革命隊伍，文件強調，「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指出，認識這個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確方針。

所謂「一個不殺，大部不提」，并非認為運動方向錯了，而是著眼于將運動向縱深方向推進。毛澤東解釋道，一個不殺——將使特務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衛機關只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部。毛澤東還具體規定了捕人的規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問題人員的80%，留在各機關學校接受審查；10%的問題人員送入西北公學、行政學院反省機關；另有10%的人員送入社會部、保安處的監獄系統。毛澤東規定，這三類人員要進行交流，即普通嫌疑問題嚴重者將升格進入二類、一類系統。反之，坦白、交代徹底的特務，也可降到二類、三類系統。

對于留在各單位受審人員的審查和監護，毛澤東也不厭其煩地進行具體指導：一切有問題人員都暫時禁止外出，在延安實行通行證制度，毛澤東并要求，「在一定時候實行戒嚴」。[14-6]

精明、仔細、對大、小事都要過問的毛澤東，[14-7]難道不知道在審干搶救中會發生左傾狂熱？他當然知道，而且瞭解得十分透徹。「八一五決定」中稱，在審查運動中，一定會有過左的行為發生，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個人的逼供信與群眾的逼供信），一定會有以非為是、以輕為重的情形發生。可是毛澤東明知故縱，偏不予制止，執意聽之任之下去。「八一五決定」提出，糾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遲。既然運動已經發生偏差，為什麽不立即制止？毛澤東自有一套邏輯：「對于過左偏向，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14-8]恰恰由于毛澤東的這套邏輯，才使審干、搶救的極端行為惡性發展，因為誰都不知應在何時采取糾偏行為才謂「適時」，而「搶救」的野馬，只有毛澤東才能勒住韁繩，他若不采取明確措施予以制止，誰都不敢，也無權力糾偏。

毛澤東執意擴大審干，精密籌劃各種具體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審干的正確路線應是「首長親自動手」，于是許多機關學校負責人就親自審問「犯人」，親自動手打入。毛澤東提出要依靠重眾力量審干，于是各單位紛紛召開群眾大會，造成恐怖的群眾專政的聲勢。毛澤東提出要「調查研究」，擬定有問題與沒問題兩種人名單，對所謂「有問題的人」要結合平時言行，從其交代的歷史資料中找出破綻，對他們進行「勸說」，「質問」，各單位如法炮制，車輪戰、攻心戰，紛紛上陣。毛澤東聲稱「愈是大特務，轉變過來愈有用處」，表揚「延安幾個月來已經爭取一大批特務分子，很快地轉變過來為我黨服務，便利了我們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單位紛紛利用坦白的「特務」進一步檢舉其他特務，「特務」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來。毛澤東別出心裁，要求「著重注意，將反革命特務分子轉變為革命的鋤奸幹部」[14-9]——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反革命特務分子」與「革命的鋤奸幹部」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毛澤東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為我所用，管他烏龜王八蛋」，語意含混，難得要領，結果是被誣為「大特務」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會部，轉變為「革命的鋤奸幹部」。

1943年8月以後，在毛澤東有關批評「逼供信」的只言片語的後面，隱藏著深深的玄機。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時，他會輕描淡寫說幾句「逼供信」不好，轉眼間，他又會說「既然沒問題，為什麽怕審查呢」，「真金不怕火煉嘛」，[14-10]毛澤東的「注意正確的審干方針」只是一句空話，他所關心的是如何徹底查整全黨的幹部。他的目的只有一個：以暴力震懾全黨，造成黨內的肅殺氣氛，以徹底根絕一切個性化的獨立思想，使全黨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之下——毛澤東的威權之下。應該說，毛澤東達到了他的目標，幾十年後，當年經歷過審查的幹部還在說，對他們「教育」最大、使他們得到「鍛煉」、真正觸及了靈魂的是審干搶救運動，而不是前一階段的整風學習。

注釋

[14-1]毛澤東：《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1943年7月1日），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4期。

[14-2]《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頁286-87。

[14-3]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114。

[14-4]《謝覺哉日記》，上，頁543。

[14-5]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頁187。

[14-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3—1944），第14冊，頁89-96。

[14-7]在師哲的回憶中，對毛澤東的精細有很生動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寫道：當胡宗南軍隊攻占延安前夕，毛澤東親自監督師哲銷毀與莫斯科來往的文電密碼及記錄，毛最後還用小棍翻播灰燼，待確定已燃盡後，才放心離開。參見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01—202。在延安時代與毛交往較多的蕭三也認為毛做事很細。參見《謝覺哉日記》，下，頁681。

[14-8]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3—1944），第14冊，頁89-96。

[14-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3—1944），第14冊，頁89-96。

[14-10]在「搶救」運動中，毛澤東和王世英說過類似的話，當時王世英已被人誣陷為「特務」，參見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193。

二、中央主要領導幹部對「搶救」的反應

由毛澤東、康生主導的延安「搶救」和審干、反奸，是以中央書記處、中央總學委的名義推行的，毛澤東已將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當他需要時，才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時的中央政治局實際上已名存實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多已處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級學習組進行整風學習，在毛的高壓下，中共大多數領導幹部都難以表達不同意見。

作為整風頭號目標的王明，自1941年10月住進醫院以後，他的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中央統戰部部長等職務雖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虛設。1943年春之後。毛澤東作出決定，由他親自掌管重慶辦事處，由任弼時負責駐西安辦事處，在延安的中央統戰部幾乎已無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年11月，中央總學委、中央辦公廳召開揭發王明錯誤大會，王明之妻孟慶澍登臺為其夫辯護，會場氣氛一度對毛澤東十分不利。毛澤東大為光火，將這次批判大會斥之為「低級趣味」，下令終止這種允許被批判者登臺辯解的斗爭大會。[14-11]王明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渲瀉他的不滿和「怨曲」，他怕蘇聯人去看他，從而招惹毛澤東、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見蘇聯人，只能在前來探病的蘇聯醫生面前「痛哭流涕」。[14-12]

博古對整風、審干、搶救極度厭惡，但他也沒有任何可以與之傾訴的對象。他以工作為由，找到蘇聯駐延安代表，痛罵毛澤東。博古深知康生情報機關的厲害，與蘇聯代表講話時，不時出門觀察門外動靜，確定沒有人偷聽，才敢進屋與蘇聯代表傾談。[14-13]

在延安的幾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均非整風目標。四老皆與毛澤東有歷史舊誼，徐特立、謝覺哉還是毛澤東長沙時期的師友，林伯渠、吳玉章早在廣州、武漢國共合作時期即與毛澤東共事，同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瑞金時期林伯渠擔任國民經濟部部長和財政部部長，與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的毛澤東相處融洽。整風轉入審干、搶救後，林伯渠等諸老日見愈來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務」、「叛徒」，國統區中共組織被誣為「紅旗黨」，均感到震驚，但是諸老性格各異，對黨內斗爭的體會各自深淺不同，其反應也是存有差別的。

林伯渠是諸老中唯一擔負實際領導責任的。他曾為錢來蘇一案多次呈文毛澤東，但毛并不明確表態。作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類運動能全面展開，非毛澤東批準而絕不可能。因此，他的態度極為謹慎。林伯渠曾勸慰對運動感到懷疑的同志說，運動高潮階段，出現「逼供信」是不足為奇的，但運動後期一定會復查核實。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都經過中共駐重慶、西安辦事處審查才介紹進延安的，他從未聽說過整個大後方黨組織已變質，對此問題，他心裏有數」。[14-14]

徐特立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當面質問負責自然科學院審干搶救運動的陳伯村，憑什麽證據，將一批批師生抓走。[14-15]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實際上已被閑置的處境，憤然道，我是院長，我有責任，為什麽不許我管！[14-16]徐特立還親自前往窯洞看望被關押的師生，當別人勸他應予以注意時，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長，我就是要保護人才。[14-17]

謝覺哉此時擔任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兼黨團書記，1943年7月「搶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從好的方面去理解。謝覺哉在7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對某些失足青年憐多于恨，處在反動環境下⋯⋯生死判諸俄傾，革命與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了。」謝覺哉繼續說：「這次反特務斗爭，給我們教育不少⋯⋯沒有這次斗爭要我們青年黨員知道階級斗爭不易，就是老年黨員也一樣。」[14-18]但是很快，謝覺哉就發現「搶救」出了大問題，他說「反奸斗爭被逼死的人，無法審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務」。[14-19]

謝覺哉對「搶救」的疑問與其經歷過的黨內殘酷斗爭有關。1932年在湘鄂西蘇區，他曾親眼目睹紅軍內部自相殘殺的慘景，當時謝覺哉也被列入有待處置的肅反名單，只是幸而被國民黨清剿部隊俘虜。才僥幸躲過那場災難（謝被俘後，因國民黨軍隊營長相信因果報應。將自稱是教書先生的謝覺哉和其他紅軍盡行釋放）。時隔十年後，極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寬厚的謝覺哉認為，「對反革命優容即是對革命的殘酷，這話很有道理。但我們過去用過了，甚至誤用了，遭了不少慘痛的損失」，[14-20]于是盡其所能保護自己所在單位的幹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負責中共駐蘭州辦事處，眼下，中共甘肅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紅旗黨」，謝覺哉竟也遭到責難。康生白恃握有上方寶劍，對享有盛望的謝覺哉絲毫不看在眼裏，公然指責「謝老是老右傾」。在搶救高潮中，康生直撲謝覺哉辦公的窯洞，一進門就盛氣凌人地指責謝覺哉，「據XXX交代（筆者注：指張克勤），他的父親是個老特務。看來蘭州地下黨全是特務，是個『紅旗黨』，你這個蘭辦的黨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對康生的責難，謝覺哉明確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責為「庇護特務組織」。謝覺哉一氣之下。「干脆不去開會，不參加學習，呆在家裏睡覺」。[14-21]面對搶救野火蔓延，謝覺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沒有吃冤枉的個人，只求沒有吃冤枉的階級。」[14-22]

在幾老中間，稍微特殊的是吳玉章，此時吳玉章掛名延安大學校長，但該校實權由副校長周揚掌握，吳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漢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并不具體過問延安大學的審干、肅奸、搶救工作。或許是因為在莫斯科曾與王明共過事，也可能是因為缺少在三十年代蘇區生活的經歷，吳玉章對來勢兇猛的運動似乎感到有些緊張。吳玉章在「搶救」運動期間曾拄著拐杖、流看眼淚勸說被誣為「特務」的中直機關的青年向黨坦白交代。他還通過寫自傳表態支持「搶救」，吳玉章寫道：

在整風中人人寫思想自傳，并且號召坦白運動。這裏就發現了國民黨派了不少特務到我們黨內來，到我們邊區來，到我們軍隊中，專門作破壞工作，這是整風初期所未料及的。我黨以寬大政策，號召這些被國民黨特務分子陷害了的青年改過自新，已經有不少的特務分子響應了黨的號召，改過自新了，且愿為反對特務盡力。至于死心塌地、甘為反革命盡力的少數人，則已逮捕起來。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謂「作偽心勞日拙」。[14-23]

盡管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等諸老都對「搶救」表示了懷疑與不滿，但是，他們并沒有就此向毛澤東進言，林伯渠相信，一陣風以後，高潮過了，頭腦發熱的人會清醒下來。[14-24]他們要等毛澤東自己去糾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風險。

身為八路軍總司令，但毫無實權的朱德，對毛澤東、康生的行徑心知肚明，知道講話沒用，只能暗暗焦急，而無可奈何。

陳雲此時仍是政治局委員和中組部部長，作為幹部審查和管理的最高機關中組部的部長，陳雲本應直接參與領導審干、搶救運動，但是毛澤東沒有讓他與聞審干和「搶救」運動，公開的理由是「毛主席關心陳雲同志的身體，讓他搬到棗園去休養」。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毛澤東、康生對陳雲領導下的中組部很不滿意，康生曾指責中組部「壞人那麽多，你們組織部都是怎麼搞的呀？」認為中組部「在審查問題上右了，太寬了，使得特務鉆到了我們黨內」。[14-25]讓陳雲「休養」的另一個原因是陳雲對開展「搶救」運動的態度很不積極。據陳雲當年秘書回憶，當時陳雲「根本就不同意搞這場『搶救』運動」，他認為是夸大了敵情。他也不相信所謂「紅旗黨」的說法，認為這不符合事實。陳雲更認為對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和老幹部實行「搶救」違背了中央關于如何整風的規定。正是因為陳雲的這種態度，毛澤東就不要他過問審干、反奸一類事，而是讓陳雲「到他身邊去治療休養」。從1943年3月陳雲住進棗園到1944年3月，他離開棗園，調往西北財經辦事處，恰是審干、反奸、搶救從開場到落幕的一年，在這一年間，陳雲實際是被「靠邊站」了，他沒有參與有關決策，「許多事情都不知道」。[14-26]中組部部長一職則由彭真代理，當陳雲調往西北財經辦事處後，彭真就被正式任命為中組部部長。

林彪于1943年7月與周恩來等一行從重慶返回延安，受到毛澤東的特別關照，毛囑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掛名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并不具體過問黨校的具體工作（此時延安除整風、審干外，沒有任何緊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對康生一直保持距離，對審干、搶救持沉默態度，完全置身于運動之外。

身為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在審干、搶救中，曾向中央負責人反映軍委直屬機關搶救中出現的嚴重問題，他明確表示延安不可能有這麽多特務，不能這樣搞運動。但是葉劍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懷疑。康生以葉劍英長期在國統區工作，社會關係廣泛，不時在毛澤東面前進讒言，并對葉劍英在延安的親屬進行「搶救」迫害。葉劍英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紅旗黨」的特務，從1943年秋至1945年春被長期關押，「身心遭受嚴重損傷」，精神一度失常。[14-27]葉劍英雖未隔離審查，但兩次被剝奪參加討論內戰時期中共路線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據蘇聯駐延安觀察員透露，葉劍英對康生深惡痛絕。

中共幾位重要將領劉伯承、聶榮臻、陳毅此時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對各自在內戰時期及抗戰初期的「錯誤」進行反省，他們雖然均對審干、搶救中的極端行為不滿，但是，他們的地位和身份都使他們難以開口。

除了少數幾個積極參與康生「搶救」的重要幹部，大多數領導人都對搶救、審干的過火行為表示不滿。陳雲、王若飛等人均曾在私下對「搶救」有所疑問，但是他們都不曾在毛澤東面前表示。在當時的肅殺氣氛下，這些懷疑和不滿都處在分散狀態，沒有人敢于在重要會議上將問題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幹部，包括中央委員們都已中斷來往，大家只有在公眾場合才能見面，互相交談都極為謹慎、小心。[14-28]

對「搶救」正式向毛澤東、康生表示懷疑的中共高層領導幹部僅有周恩來、任弼時、張聞天、高崗。

1943年7月16日，周恩來返回延安，準備參加中央核心層的路線檢討。周恩來一返回，就發現由他直接領導的國統區中共地下黨已被誣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紅旗黨」，給周恩來造成巨大壓力。周恩來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懷疑，認為周等「在白區天天與國民黨接觸，靠不住」。[14-29]周恩來一方面為許多被康生機關及各單位關押的原部下寫證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與李維漢等談話時，明確表示不存在所謂「紅旗黨」，國統區中共地下黨的情況是清楚的。周恩來此時在黨內的地位十分軟弱，且是帶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澤東進言，表示了自己對運動的看法。

除了周恩來，敢于向毛澤東表達懷疑的還有任弼時和張聞天。任弼時此時處于權力核心，但他為人較為正直，對毛的一些做法頗不以為然。毛雖感覺到任弼時有些礙于礙腳，但為了利用他作為老幹部的象征，分化打擊王明、周恩來等，故對任弼時仍予以容忍。在1943年秋冬之際，任弼時兩次向毛澤東提出「搶救」的嚴重弊端，要求予以糾正。

和處于權力核心的任弼時相比，張聞天早已成為失勢人物，且正處在被批判斗爭的地位。然而，張聞天卻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對「搶救」成果的懷疑，他明確告訴康生，社會部所編輯的《防奸經驗》全是假的。[14-30]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他高干相比，張聞天全不計較個人得失，顯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書生本色。

高崗在整風、「搶救」中原是一個「積極分子」，但隨著「搶救」不斷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問題。據師哲透露，高崗曾向毛澤東反映，搶救的「作法過激」。[14-31]

在次一級的負責幹部中，也有人通過不同的方式，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表示對「搶救」的懷疑和反對，在這些人中，最具膽識的是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和社會部治安科科長陳龍。

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後，王世英被調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軍委學分會工作，後調入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整風轉入審干後，王世英參加了黨校的審干小組。但是很快就對運動產生了懷疑，一些過去受王世英領導、在白區從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發成為「特務」；王世英在經手調查黨校「特務」的案件時，也發現指控與事實不符。對此，王世英在支部會上公開表示了對運動的懷疑，并寫出了《關于請求中央糾正搶救失足者運動過左問題的報告》，上書毛澤東、劉少奇、康生。王世英在這份報告裏，明確提出運動發展已經過「左」，要求中央予以糾正，并以自己的黨籍和腦袋作擔保，為已被打成「特務」或「特嫌」的錢來蘇、白天（即以後成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訴。在這六人中，由王世英親自介紹前來延安的錢來蘇受到長期懷疑，一直未能解脫；另兩人也在車輪戰下供認自己是「特務」。王世英上書的舉動引起康生的強烈反彈，康生連夜給王世英覆信，指責王是「主觀主義」、「好人觀點」。在中央學委會上，康生當面責罵王是「大自由主義者，想逞英雄」，威脅王世英「有幾個腦袋」？[14-32]不久，果然出現了針對王世英的行動，在中央黨校千人幹部大會上，有人公開指認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務」。[14-33]王世英雖然受到「搶救」的波及，但是毛澤東與他曾有過多次個別接觸，對王世英在山西開展的統戰和情報工作較為滿意，因此，王世英并沒有因上書反對「搶救」而遭致較大的不幸。以後他在《自傳》中提及此事時說：「問題雖然提出來了（指有人誣指王為「特務」一事），始終沒有向我開火，說明中央是很關心我和愛護我的，而且說明也是很瞭解我的。」[14-34]

在王世英為反對「搶救」上書之際，領導「搶救」的社會部內也有工作人員對運動表示了懷疑。治安科長陳龍當面向頂頭上司康生陳述他對運動情況的不理解。依照規定，社會部治安科每周要寫一份簡報，分送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康生等五至七人，陳龍和社會部工作人員甘露通過這份手寫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對運動的異議。經陳龍等匯總的材料上有詳細的統計數目，具體反映各單位運動進展情況：奸細、特務的比例，自殺身亡人數，被關押人數等。材料的最後結論是：延安各單位50%以上的幹部已被搶救。[14-35]陳龍等整理的資料依正常程序上報後，中央總學委原計劃開持續七天的延安黨、政、軍、學校參加的全市規模的「搶救」大會，結果開到第三天就沒再繼續下去。[14-36]當然，不召開全市搶救大會，并不表明運動就降溫了，陳龍等畢竟不能真正影響毛澤東的決策，以後，各機關、學校在內部繼續開搶救大會，挖出來的「特務」、「內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層領導幹部對「搶救」極端行為的不滿議論，通過種種渠道傳到毛澤東那裏，然而毛澤東何嘗不知道這些人的態度，他所關心的并非是他們的不滿——毛澤東所要的是另一種效果，這就是，即使中共高層領導幹部腹有怨言，但絕大多數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陳述。毛澤東借助審干、反奸、搶救達到了他多年來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標，從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這批敢于與他面爭的同僚。

注釋

[14-11]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8。

[14-12]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08、164。據弗拉基米洛夫說，他是在得到毛澤東的許可後，才派奧洛夫醫生于1943年10月28日前去為王明治病的，就是在這一天，王明在蘇聯醫生面前哭了出來。

[14-13]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37。

[14-14]《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頁138。

[14-15]《徐特立在延安》，頁45、118、139。

[14-16]《徐特立在延安》，頁45、118、139。

[14-17]《徐特立在延安》，頁45、118、139。

[14-18]《謝覺哉日記》，上，頁521、603、694。

[14-19]《謝覺哉日記》，上，頁521、603、694。

[14-20]《謝覺哉日記》，上，頁521、603、694。

[14-21]《謝覺哉傳》編寫組：《謝覺哉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92—93。

[14-22]《謝覺哉日記》，上，頁708。

[14-23]吳玉章：《我的思想自傳》（1943年），載《吳玉章文集》，下，頁1338。

[14-24]《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頁137。

[14-25]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30、112、114。

[14-26]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114。

[14-27]任質斌：《紀念黨的好女兒——危拱之同志》，載《懷念危拱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0。

[14-28]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86—87。

[14-29]《聶榮臻回憶錄》（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頁562。

[14-30]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頁127—28。

[14-31]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157。

[14-32]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191—92、192、193。

[14-33]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191—92、192、193。

[14-34]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191—92、192、193。

[14-35]陳龍等的上報材料估計反映的是運動初期——1943年7至8月的情況，因為在此之後，幾乎所有外來知識分子幹部都程度不同地被搶救。

[14-36]修來榮：《陳龍傳》，頁148-49

三、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與「搶救」的中止

周恩來、任弼時等為扭轉搶救、審干中的極端行為，直言相勸毛澤東究竟有無作用？毛澤東是否立即采納周恩來、任弼時等的意見，下令糾偏，停止運動？與人們一般的推測相反，毛澤東并沒有立即部署糾偏，對于剛愎自用的毛澤東，只有當他自己意識到必須轉彎時，他才會采取行動。所謂「適時糾正」的恰當時機，只有他才能決定，勿需別人多嘴。

毛澤東一點也不認為搶救、反奸有什麽過錯，他不是多次批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嗎？他不是提出反對「逼供信」嗎？如此，繼續運動又有何害？無非是過左一些，無非是受一點委屈，可是又沒要你們的命，多坐幾天班房又有什麽關係呢？如果不對廣大幹部真正有所觸動，「兩條心」、「半條心」，能轉變為「一條心」嗎？

當然，對于任弼時、周恩來等的意見，毛澤東還是會加以周全考慮的，因為毛心裏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麽多特務，毛總要想出一個辦法，來收抬眼下這個局面。恰在這時，毛澤東收到一份來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絕密電報，這份電報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問題，客觀上促成了毛對「搶救」的剎車。

季米特洛夫電報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毛澤東（親啟）

一、關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軍政學院學習，他畢業後當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現代軍事方面獲得扎實的學識。這個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會把他培養成一個可靠的好幫手。他向您致以熱烈的敬意。

一、關于政治問題。不言而喻，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過去的任何領導人都不得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情考慮，我又不能不告訴您我對中國共產黨黨內狀況的擔憂。您知道，從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經常密切過問中國的事務。我認為，從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斗爭中退縮的方針，以及明顯偏離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戰爭期間，采取這樣的方針，有把黨孤立于人民群眾之外的危險，有導致內戰加劇的危險。這只能有利外國侵略者及其在國民黨內的代理人。我認為，發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控他們執行了共產國際推薦的民族統一戰線，說他們把黨引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排除在黨之外，而應該把他們保留在黨內，千方百計利用他們為黨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擔心的事是，一部分黨的幹部對蘇聯抱有不健康的情緒。我對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早在今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獲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說，國民黨決定派遣奸細混入延安挑動您同王明和黨內其他活動家爭吵，挑起敵對情緒以反對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學習過的人。關于國民黨的這一詭計，我已及時預先通知了您。國民黨秘而不宣的打算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從而輕易把它摧毀。我毫不懷疑，康生的所作所為正在為這些奸細助長聲勢。請原諒我這種同志式的坦率。我對您懷有深深的敬意，堅信您作為全黨公認的領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僅僅由于這一點，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談問題。請按我給您發送這封信的方式給我一封回信。緊緊與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14-37]

季米特洛夫來電是一個嚴重事件，自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以後，毛澤東已徹底放開了手腳，事實上，當毛決定向國際派攤牌之時，他就沒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但是問題還有另外一面：共產國際雖解散了，蘇共和蘇聯并沒解散，現在莫斯科已完全知悉延安黨內高層斗爭的最新動態，斯大林通過季米特洛夫，以間接的方式對毛澤東發出警告，并且特別關注王明、周恩來的政治命運，似乎也影射到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問題。季米特洛夫的來電特別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為可疑，此說亦對毛澤東構成沉重打擊。

接到季米特洛夫來電後，毛澤東立即精密部署，[14-38]除了頻頻向蘇聯駐延安代表詳剖心跡，強調整風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時、周恩來與蘇聯代表談話，用任、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澤東同時加緊對王明的「誘」、「壓」，迫使王明承認錯誤，讓莫斯科無言以對。

毛澤東出臺的措施可謂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黨內斗爭，毛偏在此時召開上層會議，逼使所有同僚檢討、反省，用周恩來、王明等人的檢討堵住莫斯科的嘴，給莫斯科造成既成事實；莫斯科指責康生的反奸肅特是執行敵人的分化破壞陰謀，純屬胡說八道，延安的整肅全在毛的一手指揮下進行；莫斯科討厭康生，正說明康生對毛的忠誠不貳，毛全然不顧莫斯科的警告，照樣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來電後繼續搶救、反奸的極端行為，似乎已顯得不妥。莫斯科已明確提出反對意見，此時的蘇德戰場形勢已明顯有利于蘇聯，而中共的未來將有賴于斯大林的支持，對莫斯科的意見畢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黨內怨言繼續蔓延終將損害毛澤東的個人威信，況且，審干、反奸、搶救所要達到的震懾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實現，現在應是調整政策的「適時」時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年12月2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討論聽取康生作的反特務斗爭的匯報，任弼時在發言中提出，那種認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識分子是特務分子的看法應于否定，新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現在應該進行甄別。毛澤東接受了任弼時的意見，同意進行甄別工作。[14-39]在這次會議之後，延安的「搶救」開始逐漸落潮，但是，毛澤東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運動驟然停下，避免廣大幹部對運動的「合理性」產生懷疑。1944年初，延安各單位紛紛接待綏德縣「坦白運動先進典型報告團」，該團由綏德師范師生組成，他們住在社會部所屬的交際處租用的旅店，每天分頭到各機關、學校做「現身說法」式的報告。其中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學生，描述自己怎樣受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遺，專門施用「美人計」引誘革命幹部⋯⋯盡管毛澤東已開始看手準備「糾偏」，但是卻放任「搶救」、坦白的鬧劇繼續演下去。

到了1944年2月，延安的報紙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壽的「防奸經驗」，他的質樸、充滿鄉土氣息的語言，生動地表達了毛澤東發動群眾性反奸運動的成效：

特務好象面沒起，蒸的死面饃，色就不正。又像包子底是虛的。這些人都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領導我們生產給人民服務的幹部殺，叫大家成了沒王蜂。特務的壞種子下到邊區來，我們要用耙把它耙出來，再拿镢頭挖掉。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請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連根拔了才干休。認特務要細心留意哩，好象認眼鏡一樣，看究竟是燒料的還是石頭的。自己認不清就到政府叫幹部認，一定可以認出來。希望大家今後對賣眼鏡的、賣爛衣服爛鞋襪的、賣藥的、野鴿醫生、算卦的、擔蔥的、賣蒜的、跟上黑驢馱炭的各種來歷不明的人，都要好好來盤查。對破壞開荒的、胡說壞話的人，要細心考查，有問題的時候，還要報告政府。[14-40]

由此可見，「搶救」錯了嗎？一點也沒錯，邊區的群眾難道不是已經普遍提高了對敵斗爭的警惕嗎？

對錢來蘇一案的處理，也反映出毛澤東欲維護「搶救」的復雜心態。自「搶救」運動開始，一直被軟禁在交際處的錢來蘇心情極為抑郁，多次表示後悔當初投奔延安。林伯渠等人欲救無力，只能等毛澤東的最後發話，1944年2月8日，毛澤東在交際處處長金城呈交的有關錢來蘇情況的報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錢拯（即錢來蘇，引者注）應優待他，他可能不是漢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務，也還是疑問，如不是，應平反的。[14-41]

在這個批示中，毛澤東雖然提出應予錢來蘇優待等，但沒有用明確的語言肯定錢來蘇及子婿不是漢奸、特務，毛澤東的模棱兩可，為保留「搶救」成果預埋了伏筆。

注釋

[14-37]原載《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件資料集）》。頁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3輯，鄭厚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2-3。

[14-38]接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來電後，毛一時情緒激動，他在1944年1月2日通過蘇聯駐延安觀察員給季米特洛夫發出一份復電。毛聲明中共沒有削弱對日本的斗爭，與國民黨合作的方針也沒有改變。針對季氏對周恩來、王明的關心，毛答復道：「我們與周恩來的關係是好的，我們毫無把他開除出黨的打算。周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至于王明，毛掩飾不住心中的憤恨，在電文中說「王明一直從事各種反黨活動」，「在我看來，王明是不可靠的」。毛舉出兩個例子予以說明：—、王明過去被國民黨逮捕過，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黨員身份，後來才被釋放出來（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強烈感受到毛對王明的痛恨，在1943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寫道，針對王明的新指控是「國民黨同謀，反革命」，證據之一是王明曾被國民黨逮捕，又給放了出來。參見《延安日記》，頁190、185—86）；二、王明與米夫的關係可疑。毛對康生則表現出完全信賴的態度，他告訴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一天以後，毛又後悔日前發出的電報可能會造成遠方的誤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詢問昨天的電報是否發出，他告訪蘇聯觀察員，前電可能不妥。緊接著，毛開展對蘇聯人的熱情公關，據弗拉基米洛夫記載，1月4日，毛澤東夫婦單獨邀弗氏同觀京劇，毛向弗氏大談他如何尊敬蘇聯，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過去在蘇聯學習過的中國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參見《延安日記》，頁199—200。1月6日，毛、劉、周邀請弗氏等蘇聯人暢敘友情。1月7日，毛單獨訪問弗氏，再一次談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參見《延安日記》，頁203。在談話中，毛完全改變了原先對王明的強烈敵對態度，其態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驚，毛請弗拉基米洛夫再給季米特洛夫發一電報，并告訴弗氏，團結的方針同樣適用于王明。參見《弗拉基米洛夫轉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4年1月3日），《弗拉基米洛夫轉毛澤克給季米特洛夫電及情況說明》，引自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載《近代史研究》，1998第4期，頁51—54。另參見《延安日記》，頁190、185-86、199-200、202-205。

[14-39]《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8-80。

[14-40]《謝覺哉日記》，上，頁580。

[14-41]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頁186。

四、甄別：在毛澤東「道歉」的背後

1944年春夏之際，審干、搶救運動進入到甄別階段，各機關、學校原有的審干小組一變為「甄別委員會」，仍由原先領導審干、搶救的班子負責對幹部的甄別工作。

所謂「甄別」，有異于「平反」。若干結論有不實之處，予以改正，謂之「甄別」，「平反」則是推翻原有錯誤結論，給蒙冤的對象恢復名譽。延安的審干、搶救的糾偏工作，名曰「甄別」不稱「平反」，其含義即在此。

甄別絕非一風吹，而是將受審坦白的人員劃分成六類。據1994年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透露，1943至1944一年內，延安清出的「特務」共一萬五千人，[14-42]現在就是要對這一萬五千人作出具體的劃分：

「第一類是職業特務。他們是受一定的特務機關或特務人員的主使，對我們進行過或進行著特務工作（長期埋伏，也是一種潛伏工作），確有真憑實據的」。「但這類職業特務是極少數，僅占全體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覺被迫首要脅從之別」。

「第二類是變節分子。其中有的破壞過黨的組織，捉過人，殺過人的；有的自首過寫過反共文件，但未做過其他壞事的；有的被敵人短促突擊，接受了敵人的任務，但回來既未實行也未報告的；有的是內戰時做過壞事，抗戰後中立或改過的等等」。「這類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數」。

「第三類是黨派問題。他們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或其他黨派。在加入我黨後并未向黨報告，但還不是特務分子，這類人亦占頗大數目。」

「第四類是被特務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敵人紅旗政策下不自覺的被特務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條心或幼稚無知，作了特務的工具」。

「第五類是黨內錯誤。如假造歷史，虛報黨齡，與壞人來往，泄露秘密、包庇親友、政治錯誤及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運動中被懷疑而誤認為特務」。

「第六類是在審干時完全弄錯或被特務誣害的」，「這類人雖然是少數，但確實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還有的」。[14-43]

從以上對六類被審人員的劃分依據看，被審查人員或多或少都有問題，完全搞錯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後一類，以示審干、搶救的成績巨大，缺點是次要的。在上述劃分標準中，中共中央仍堅持原先對國民黨所謂「紅旗政策」的判斷。顯而易見周恩來對「紅旗黨」的辯誣根本沒被毛澤東等接受，中共在國統區尤其在西南地區的地下組織，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對于這六類人員如何處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規定：

對坦白了的特務分子和變節分子，如果證據確鑿，采取一個不殺，團結抗日的政策；如果沒有真憑實據，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對立僵局，有礙爭取；或中敵人誣陷同志的奸計。

對有真憑實據的暗藏的破壞分子，應繼續執行寬大政策。即以寬大為主，鎮壓為輔；感化改造為主，懲罰為輔，給改過自新者以將功贖罪的出路。

對一時審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不要急于求得解決，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識地放松一個時期，或暫時按他講的作一個結論，然後繼續進行調查研究和秘密偵查。

對有黨派問題的，被欺騙蒙蔽的，或僅屬于黨內錯誤這三種人，在分清是非後，均應平反，取消特務帽子，按其情況，作出適當結論。對完全弄錯或被特務誣陷的，一經查清，立即平反。[14-44]

上述這個規定，有許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處，既然沒有真憑實據，為何不立即解脫，何以談上「爭取」，還要爭取什麽？所謂「被特務誣陷」，大量的檢舉揭發全是在逼供信下發生的，這些幹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稱之為「特務」？更有甚者，對「一時審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還布置「繼續進行調查研究和秘密偵查」，只是在表面上「有意識地放松一個時期，或暫時按他講的做一結論」。

有關甄別政策中所隱含的深意，在毛澤東對延安受審幹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展現出來。

從1944年春夏至1945年春，由甄別所引發的延安廣大幹部對審干、搶救的強烈不滿處于半公開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先後在行政學院、中央黨校、邊區政府等場合，向延安幹部「脫帽」、「道歉」。毛澤東絕口不提「搶救」為一錯誤運動，只是說一兩句：運動搞過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雲雲。1944年元旦，軍委三局局長王錚帶領一批原受審查、剛被解脫還沒做結論的幹部給毛澤東拜年（軍委三局承袒延安與各根據地的電訊往來業務，工作極其繁重，故最先解脫），在毛住所前黑壓壓站了一片，目的在于向毛澤東討一個說法。毛澤東似真似假地說，本意為同志們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傷了同志們嬌嫩的皮膚。毛澤東雖然向大家敬一個禮表示「道歉」，但言下之意又似乎在暗責受審幹部斤斤計較，對接受黨的審查耿耿于懷。

毛澤東的這種曖昧的態度，當然影響到各單位的甄別復查工作。自甄別展開後，經過三個月的復查，延安僅甄別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數的四分之一。中直機關、邊區政府、中央社會部、邊區保安處、中央黨校、延安大學、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等七個單位，經過八個月的甄別，在487人中被確定為「特務」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人，合占總甄別人數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會部甄別二十七人，定為「職業特務」（當時的術語，「特務」分「職業與非職業」兩類）的有六人，「叛徒」二人，兩者占甄別人數的30%。由周興任處長的邊區保安處，甄別了九十六人，其中定為「特務」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14-45]在甄別復查中，將「特務」、「叛徒」的比例定得如此之高，無非是企圖證明，開展審干、「坦白」、「搶救」是完全正確的。

中央黨校作為「搶救」的重點單位直到1944年9月才全部轉入甄別階段。一部第六支部書記朱瑞與薄一波、倪志亮等組成一個小組。協助對集中較多問題人物的特別支部進行甄別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認為危拱之在「搶救」中雖然有自殺行為，并提出退黨要求，但這都是精神錯亂所致，「結論是沒問題」。然而朱瑞等對危拱之的結論卻受到黨校一部負責人的批評，認為朱瑞等「代危抗辯，沒有原則立場」，朱瑞等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後才解決了危拱之的結論問題。[14-46]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搶救」受害者的甄別工作往往會出現波折，一旦被「搶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別、復查進展緩慢，激起延安廣大幹部的不滿，為了平息、舒緩幹部中的不滿情緒，更重要的是，進入1945年後，國內、國際形勢急劇變化，客觀上要求盡速解決大量積壓的審干、搶救遺留問題。在這種背景下，甄別、復查工作的進度有所加快，到了1945年春，延安各單位的甄別工作已基本結束，對2，475人作出了組織結論。[14-47]這個數字也許只是當時被關押進幾個重要反省機關的「重犯」被甄別的數目，因為根據胡喬木透露的數目，延安「特務」的總數為一萬五千人。

即使受審人員被作了結論，也絕非意味著萬事大吉。凡受審人員均按四種情況分別給予不同等級的結論：

問題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結論的；

對有關被查重點疑問問題做部分結論的；

在結論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點，有待再查的；

無法查證，不予結論的。

在總計2475受審人員的結論中，有黨派政治問題的約占30%，其中叛徒、特務、自首三類人員各占10%；黨內錯誤問題，約占40%，完全弄錯的約占26%，保留疑問不予結論的約4%。[14-48]對于這一部分人的處理方法，誰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澤東最後發話，大意是現在東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幹部，讓他們到前線自己去做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留在共產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跑到國民黨去，怕什麽呢。毛澤東雖然是這般說了，然而延安不僅沒有釋放任何一個像王實味這樣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結論的幹部，也沒有按照黨的組織程序分配至各單位，而是仍然受到社會部的監控。這些幹部雖然沒有跑到國民黨去，但他們在政治上還是繼續受到懷疑與歧視。他們檔案中的「疑點」和「尾巴」，在1949年後仍然被長期揪住不放，給當事人帶來無窮的災難，使他們的大好年華全被葬送在連綿不斷的審干、肅反等運動中。

彭而寧——錢來蘇之子，背著沉重的「特嫌」黑鍋，在1949年後每一次審干運動中受審，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後，才獲徹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幹部，當年曾被誣為「日特」兼「國特」的「雙料特務」，八十年代沉痛地回憶說，一生前後被審查長達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進革命的門就受審查，還是美好的青年時期，當時只有十九歲，後七年正當壯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時期，都喪失在康生的反動血統論和主觀主義的逼供信下了。[14-49]

張克勤——當年康生精心培養出的一個坦白典型，康生在搶救高潮時還以張克勤為例，自夸自己已將反革命特務分子轉變為革命服務。到了1945年甄別時期，康生還不放過他，堅決拒絕為張克勤做結論，康生要將張克勤作為證明搶救正確性的「成果」繼續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張克勤隨社會部部分幹部向東北轉移，經歷了嚴峻的考驗，由于得到社會部第三室主任陳龍的關心和照顧，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擔任股長，但其「問題」一直無法解決。1949年11月，又是在陳龍的關照下，張克勤隨陳龍從哈爾濱去北京，經中組部介紹去西北局澄清其歷史問題。直到1950年4月，「經中央有關部門批準，組織上才作了歷史上沒有問題的結論」，張克勤的黨籍得到了恢復，此時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賦閑的階段。張克勤以後雖曾官至中共蘭州大學黨委書記，但在各種運動中均被波及。1986年，時任甘肅省政協常委的張克勤無限感傷地回憶道：「今年是我參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時間是在挨整」。「1943年『搶救』開始就戴上『特務』帽子。抗戰勝利後，戴著『帽子』調到東北」，「1959年又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點名，關了五年半監獄」。

延安還有一位叫蔡子偉的幹部，曾任邊區中學校長，在《謝覺哉日記》中，還有他在1938年9月活動的記載，以後此人即從延安公眾生活中消失。蔡子偉被長期關押，詳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國政協委員。

延安最後一批人的甄別，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進行的。這批人全是邊區保安處關押的重犯，總數約五六百人。由于當時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幹部前往東北，催促社會部和保安處抓緊甄別工作，1945年11月9日，中社部負責幹部陳剛和陳龍率二百多幹部步行前往東北。陳剛，四川人，即富田事變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員劉作撫。他在從江西返回上海後長期領導中央交通局，1932年與何叔衡之女何實山結婚，1935年劉作撫和孔原秘密前往蘇聯，何實山稍遲也抵蘇。1937年底，劉作撫夫婦回到延安，1938年春參與組建「敵區工作委員會」，主辦了八期秘密工作幹部訓練班。延安時代劉作撫早已易名為陳剛，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年參加了中共七大，1948年12月被任命為中社部副部長，從1956年起，陳剛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63年升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945年被陳剛帶往東北的幹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搶救」而未作甄別和結論的，這批人多在建國初才得到甄別。

最後，對那些留在延安參加甄別的原犯人，保安處決定，由他們本人甄別自己，給自己寫出結論，再交保安處三科審閱後，本人簽字定論，到1946年上半年，被關押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別完畢。

和那些已作結論或雖然帶著「帽子」仍然被派往東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繼續關押在保安處的一百多個人的命運就太不幸了，這批人中有王實味等，他們將被作為搶救審干的犧牲品送上祭壇。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保衛部門押著這批「犯人」向山西臨縣轉移，經康生批準，于黃河邊全部被處決。[14-50]

這批被殺的人，除了王實味，都沒有留下名字（當然，原保安處會有這批人的詳細檔案）。與此同時，在山西晉綏根據地賀龍轄區，也相繼處決一批受審人員，被譽為「愛國五青年」的藺克義，就是被冤殺者之一。

藺克義被捕前為晉綏《抗戰日報》社出版發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師范讀書時即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在蘭州、西安等地從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現很好。在與國民黨反動當局進行斗爭中，立場堅定，勇敢頑強」。他在1939年9月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發行部等單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晉西北。延安「搶救」展開後，有人被逼供咬出藺克義是「特務」，檢舉材料由中央社會部轉到晉綏《抗戰日報》，藺克義以「特嫌」被單獨看管，最後被轉至晉綏公安總局關押審查。「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一位負責人指示，要求在歷史懸案（指整風中關押起來的）中，罪行比較嚴重的處死一批」，藺克義便成了這個「負責人」的儀下鬼，時年僅二十九歲，其冤案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獲平反。[14-51]

另據師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處決的人中間，還有四名外國人。1944年初，有四名外國人從晉察冀邊區經晉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羅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假道中共根據地設法去南洋或澳洲謀生的。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邊區保安處長期關押。直到1947年初，隨其他「犯人」向山西永坪轉移。康生在轉往山西參加土改、途經永坪時，下令將這四名外國人秘密處決，事後把尸體全部塞進一口枯井，以後被國民黨胡宗南部發現，造成根大轟動，彭德懷、周恩來、陸定一均表示了強烈不滿（毛澤東呢，轉戰陜北時，周恩來、陸定一一直和毛澤東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于是保安處處長周興代康生受過，「只好自己承擔責任，受批評，挨斗爭」。[14-52]

在被殺、或被釋放解脫的人之外，還有另一類人，他們活著被抓進社會部或保安處。卻再也沒見他們出來。在這些神秘失蹤的人中間，有一個叫王遵極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時，年僅十九歲。據師哲稱，王遵極「長相漂亮，舉止文雅」，因其是大漢奸王克敏的侄女，一來延安就被關押，經反復審查還是沒發現問題，經辦此事的師哲建議「在一定條件」下釋放她，卻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軼歐的堅決反對。師哲稱，「其中原委，始終令人不解」，王遵極以後下落不明。[14-53]（另據仲侃《康生評傳》稱，王遵極從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長期關押，暗示她在山46年獲釋，但未交代此人以後的行蹤。參見該書，頁78。）

從1942年揭幕的審干、坦白、反奸、搶救運動，到1947年王實味、藺克義等被秘密處決，終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蔣南翔給劉少奇寫了一份（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對于這場災難進行了較為公允的批評（蔣南翔批評搶救運動「得不償失」）。然而劉少奇本人也與這場運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的主要部屬彭真更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因此劉少奇不敢、也不愿對這場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揮的運動說些什麽。不僅如此，蔣南翔的《意見書》還被認為是「錯誤」的，蔣本人也受到了黨內批評。從此，「搶救」的歷史被徹底掩埋，凡經歷過這場風暴的人們都知道應對此三緘其口，人們從書本、報刊、報告中只知道「偉大的整風運動」，一直到毛澤東、康生離世後的八十年代初，有關「搶救」的內幕才陸續被披露出來，此時已距當年近四十年。

注釋

[14-4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80。

[14-43]參見《中央關于坦白分子的六種分析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7；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35；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末》。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5。

[14-44]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5—26、226。

[14-45]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5—26、226。

[14-46]鄭建英：《朱瑞傳》，頁294。

[14-47]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末》，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8。1943至1945年，延安有三萬黨員及非黨員幹部，受搶救沖擊的大多為抗戰後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幹部，也有相當數量的老幹部，主要為國統區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人，以及從蘇聯返回的原留蘇幹部，據胡喬木提供的數字，被搶救的幹部達一萬五千人。

[14-48]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8、221。

[14-49]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8、221。

[14-50]參見仲侃：《康生評傳》，頁95。

[14-51]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3。

[14-52]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17、216。

[14-53]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17、216。

第十五章　「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

一、「毛澤東主義」的提出與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成為中共第一號人物，在中共領導核心中的地位已經牢牢樹立，但是毛澤東的「理論家」名號卻是在數年後才確定的。從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國文化》等刊物上，逐漸出現稱頌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理論貢獻的文章，陳伯達、艾思奇、和培元、張如心等紛紛撰文，贊頌毛澤東「深刻地靈活地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闡明中國革命的規律性」，使馬列理論與中國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與中國的歷史實際相結合。[15-1]陳伯達、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澤東當時所親近的「筆桿子」，陳伯達、和培元更是毛澤東的秘書，由這批「秀才」率先宣傳毛澤東在理論方面的貢獻，中共高層領導不會不知其中的含義。

然而，對于中共領導層一班人而言，將毛澤東樹為「理論家」卻是一件新鮮事。長期以來，他們都知道毛擅長軍事指揮，也都逐漸信服毛在軍事指揮方面的才干。自長征結束以來，毛澤東在政治方面的領導成為事實，也被眾人逐漸習慣以至承認，但大家在心理上，還是將「理論家」的名號與張聞天、王明聯系在一起。尤其張聞天這位前黨內「總負責」現在也還在主管中央宣傳工作和馬列學院，所以當周恩來于1940年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後，也就情不自禁地將共產國際對張聞天的評價向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和盤捧出，誰知周恩來的傳達竟遭到毛澤東的當頭棒喝，毛怒斥道，什麽理論家，背了幾大麻袋教條回來！

既然張聞天都夠不上「理論家」，那麽與張聞天差不多的王明背回來的更是「教條」，周恩來稱不上是理論家，至于康生、任弼時、陳雲等更是與「理論家」搭不上邊，在毛的眼中，領導同志中除了他自己以外，具有理論眼光的只有劉少奇一人。

1941年後，劉少奇似乎進入到一個「理論噴涌期」。他在鹽城的華中局黨校開始頻頻作各種大報告，他不僅談「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也談黨內輕視理論的經驗主義傳統，劉少奇甚至學起毛澤東，站在哲學的高度談論起「人的階級性」，「人為什麽會犯錯誤」以及「人性善惡」等抽象命題。從當時毛澤東的立場和角度看，劉少奇的大部分觀點雖然都可以接受，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例如，1941年6月3日，劉少奇在鹽城參議會發表的演講「我們在敵後干些什麽」，1942年10月10日在返回延安途中于北方局黨校作的「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報告都回避了毛的「新民主主義論」，而大談中共應堅持「三民主義」。劉在「人的階級性」的報告中還發明了「封建階級黨性」的概念。[15-2]這些都是毛不能同意的觀點，因此，即使劉少奇頗具理論水平，但中共黨內真正的理論家只能非毛澤東莫屬。

進入1942年後，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勢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舉行「澤東日」，徐特立、蕭三作關于毛澤東生平報告，聽眾的千余人。現在將毛澤東在理論上的地位加以鼓吹，已刻不容綬。此時，一個原張聞天屬下的留蘇派馬列教員張如心站出來為之起勁搖旗吶喊，顯得特別引人注目。

張如心原名張恕安，于二十年代後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原屬國民黨左派，後轉變至中共陣營，三十年代初返國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後隨長征到達延安，長期在張聞天領導下的馬列學院從事馬列主義理論的教學工作。此人政治嗅覺頗為靈敏，早在1941年2月，即在其撰寫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可惜當時未引起廣泛注意（他的文章名為《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當時談「布爾什維克」的文章比比皆是，人們很難注意到張如心在這篇「八股腔」文章裏寶貴的「詩眼」，但是有一個人卻注意到了。1941年12月底，張如心被調至毛澤東身邊，任毛的讀書秘書。1942年2月8日，張如心為「澤東日」作《怎樣學習毛澤東》的報告。2月18日，張如心又在《解放日報》上第一次對「毛澤東主義」作了闡釋。顯然未經許可，張如心不可能提出這個概念，而在《解放日報》上提出如此重要的概念，陸定—、博古必定事先將其文章送審，向毛澤東、任弼時請示匯報或打過招呼。

「毛澤東主義」的概念一經登報，馬上流播開來。1942年7月1日，鄧拓在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上發表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但毛澤東經過全盤思考，感覺「毛澤東主義」一詞有所不妥，遂于1943年4月22日，覆信給凱豐，聲稱自己思想還未成熟，現在還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15-3]在毛看來，稱「毛澤東主義」也許有些刺眼，因為斯大林也只是提「列寧——斯大林主義」，還未敢提「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似乎擔心這個說辭會引起莫斯科的不快。再說，稱「主義」雖然好聽、好看，卻無什麽創新，這可能也是擱置「毛澤東主義」的一個原因。

就在這個時刻，王稼祥似乎覺察到在「毛澤東主義」問題上出現的微妙的僵局。1943年7月5日，他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并且作了闡釋。整風深入後，王稼祥作為原黨的領導人之一，處于被整地位，心情壓抑，他對由他負責的國際問題研究室的工作不聞不問，對其下屬的請求匯報一言不發。此時，王稼祥竟揮筆寫文，談起「毛澤東思想」，向毛澤東獻上一份厚禮，再明顯不過是企求毛澤東網開一面。但是，王稼祥作為「錯誤路線」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檢討，僅憑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萬難成功的，有資格對毛澤東在理論上的貢獻加以總結的人，只能是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

這個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黨的第二號人物、「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劉少奇的肩上，無論是張如心、鄧拓還是王稼祥，資歷和地位皆不夠格，只有劉少奇才堪此重任。

1943年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盂什維主義思想》，繼而在中共七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即著名的《論黨》），劉少奇在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105次，全面地闡釋了毛澤東在理論上對馬列主義所做的貢獻，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論基礎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從此，劉少奇成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首創者——版權歸劉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後，劉少奇被毛澤東拋棄，遭受殘酷批判時。還抱曲叫冤，聲稱「毛澤東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號召全黨奉為指針的。

注釋

[15-1]和培元：《論哲學的特性與新哲學的中國化》。《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論中國的特殊性》，《中國文化》創刊號。

[15-2]《劉少奇年譜》，上卷，頁357—58。

[15-3]《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34—35。

二、劉少奇等對毛澤東的頌揚

在中共黨內，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無論是在大革命時期，抑或是江西蘇維埃時期，都沒有頌揚黨的領袖的傳統，對黨的領袖進行大規模的頌揚、贊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開創這個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領導層內毛澤東的同僚，他們率先對自己原來的同事毛澤東進行熱烈的贊美，迅速地將毛澤東捧成凌駕于中央集體之上的「尊神」。

在中共中央領導層中，第一個站出來吹捧毛澤東的人是王明。1940年5月。王明發表《學習毛澤東》一文，對毛的「革命意志」，「非凡的革命膽略」，進行全面的贊頌。然而，毛澤東看透了王明討好的用意，一點也沒放松清算王明的準備工作。王明的如意算盤全部落空，不僅討好的目的未達到，還徒增毛澤東對他的輕視和鄙夷。

從1942年開始，中共重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贊美已形成高潮，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各大區黨和軍隊的領導人，都加入到歌頌毛澤東的大合唱中。

劉少奇寫道：

⋯⋯我們的黨在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連續不斷的全國性的革命戰爭中，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的⋯⋯而特別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長期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終于使我們的黨，使我們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二十二年來，在各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經過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的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團結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15-4]

朱德說，

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黨，它吸收了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的綜合歸納起來的寶貴經驗，它繼承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積累下的優良遺產，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三大階段中鍛煉了自己，豐富了自己，在這劇烈無比的鍛煉中，它把馬列主義中國化了，把歷史遺產進化為適合于現實社會的需要了，這種光輝的成就，體現在我們黨有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15-5]

彭德懷寫道：

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幾年中，對于理論上的偉大貢獻，有持久戰的理論和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新民主主義論》就是輝煌的杰作⋯⋯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既不混同于舊三民主義，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會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確的提出于中國目前的具體環境及歷史階段，成為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指針。[15-6]

陳毅充滿激情地寫下他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體會：

這是一百年來中國學術思想上及社會實踐問題上其中新舊爭論的最正確的解決，這是一本馬列主義的新創獲的著作，也是一本馬列主義的古典著作。這是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民族理論戰線上的光榮代表。

他還說：

因此二十一年來的中國共產黨，是久經考驗過的布爾什維克的黨，他的黨員和幹部，他的領導中樞，黨的中央和他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都是久經考驗的能征慣戰基本上已經走上完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對一切斗爭環境均能適應，一切斗爭方向均能掌握。

陳毅對劉少奇也作出高度評價，他說：

劉少奇同志許多關于黨的論文恰可作全黨在這方面極優秀的代表。[15-7]

羅榮桓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報告中稱頌道：

毛澤東同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民革命的領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黨的正確的方向，勝利的方向，而與黨的整個視野相結合，成為不可分離的關係而得到成就的⋯⋯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思想。在民族化方面，有了他的發展。⋯⋯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來自群眾中，再到群眾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是教條主義所不瞭解的。[15-8]

除了劉少奇等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外，在延安的毛澤東的密友們也積極參加了歌頌毛澤東的大合唱。

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的《搶救失足者》報告中，號召以毛澤東的革命精神去肅清一切反革命。他鼓動道：

一切忠實的共產黨員們，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理論與實際，以堅決的革命精神去進行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去反對黨內一切公開的、暗藏的投降主義，以堅決的革命精神，去進行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15-9]

陸定一說：

假如我們對于日寇的戰略不是主張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持久戰，而主張速決戰；假如我們對于大資產階級反共派，或者只有斗爭無聯合，或者只有聯合無斗爭，或許抗戰的情景就已經不堪設想。不但如此，在毛澤東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許多決定指示中，可以看見我們黨的中央確是掌握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已經有本領善于把馬列主義應用到實際中去了。[15-10]

原國際派代表人物在歌頌毛澤東方面更是爭先恐後，試圖以此向毛表示他們的忠心。

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說辭，他說：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15-11]

博古寫道：

我們有保衛的力量，我們有八十萬黨員，我們有五十余萬在黨領導下的軍隊，我們有鞏固的根據地，我們有二十二年斗爭的經驗，我們有全國人民的擁護，我們有無數身經百戰的幹部，最後異常重要的是我們有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舵手——毛澤東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們全黨的方向，也是全國人民的方向，他總是在最艱難困苦之中領導黨和人民走向勝利與光明，我們有取得勝利的一切條件。軍事威脅不足以征服共產黨，挑撥離間不足以分化共產黨，相反我們將更親密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周圍，在毛澤東旗幟下戰斗并且取得勝利。[15-12]

鄧發在毛澤東的「帳簿」裏是一個經驗主義者，長期以來鄧發與毛沒有親近關係，1943年鄧發也寫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們！我們究竟走「中國之命運」的道路呢？還是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國家觀念、有民族天良的熱血青年，為了他的理想，為了他的人格，為了保持他那純潔的良心，他們絕對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統治的「中國之命運」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國青年是會選擇引導中國走向獨立、自由、民主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的。[15-13]

在延安的理論家們對歌頌毛澤東更是責無旁貸。艾思奇寫道：

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結合的過程，是根據了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和中國工農群眾廣大人民的斗爭經驗的⋯⋯這一切事實和思想，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分不開，到了今天，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15-14]

在延安的一些黨的元老，如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也紛紛寫詩、撰文，表達他們對毛澤東的尊崇。徐特立寫道：

朱毛在國際在蘇區外最大多數的人都以他們兩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蘇區的群眾卻認為他們是老實人。而且聯系到說中央政府，中央局負責的，都是老實人。我曾聽得江西群眾唱的農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澤東」。又有一次，我參加瑞金的群眾大會，有人在會場上說：「朱總司令毛澤東是老實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實人。群眾的認識，是十分正確的。⋯⋯現在我來作一個結論，毛主席的工作作風是列寧的作風。列寧的作風是俄國的革命精神和美國的實際精神相結合的作風。[15-15]

吳玉章歡呼中共有毛澤東作領袖：

我覺得此領袖也同聯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樣，有了高明的舵師，革命一定會勝利的。[15-16]

在這一系列對毛澤東的贊美中，以周恩來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辦公廳為歡迎他從重慶返回的招待會上的發言最為引人注目。周恩來當著毛澤東的面，對毛大唱贊歌：我們黨在這三年中做了比過去二十年還要偉大，還有更多成就的工作」，「這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周恩來慷慨激昂地說道：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的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者整個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15-17]

周恩來的頌揚有著比其他人更重要的意義，作為黨的幾個歷史時期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對毛表示心悅誠服，對其他老幹部將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來都向毛澤東表示了忠誠，黨內還有誰不能低下他們高貴的頭呢？

延安整風展開後，毛澤東對黨內昔日同僚的精神優勢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種平起平坐、隨意交談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一般情況下，高級領導人已不能隨時見毛澤東，除非毛召見，他們需要電話請示或寫報告，依程序呈交，毛澤東則為了顯示其至尊地位，開始有意識拉開與昔日同僚的距離。毛澤東在一片頌揚聲中，悄悄采取與原同事拉開距離的措施很快見效，當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于1944年10月訪問延安時，他所看到的是：毛澤東發表演說，一班高級領導人聚精會神手執筆記本奮筆疾書，其狀似一群恭敬的小學生在聆聽老師的教誨，而周恩來則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舉持小筆記本，稍微有點晃動，引人注目地在記錄那篇偉大的講話，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人都看到他對偉大導師的尊重」。[15-18]

注釋

[15-4]劉少奇：《肅清黨內盂什維主義思想》，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蘇中出版社，1945年），頁1。

[15-5]朱德：《「七一」二十二周年感言》，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

[15-6]彭德懷：《民主政治與三三制政權》，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4-15。

[15-7]陳毅：《偉大的二十一年》，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8、12、11。

[15-8]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22；另見《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5期，頁321。

[15-9]《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9。

[15-10]陸定一：《為什麽整風是黨的思想革命》，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3。

[15-11]王稼祥：《中共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5。

[15-12]博古：《在毛澤東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20。

[15-13]鄧發：《誰愛護青年？誰戕害青年？》，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7。

[15-14]艾思奇：《〈中國之命運〉的愚民哲學》，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請毛澤東思想》，頁21。

[15-15]徐特立：《毛主席的實際精神》，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5。

[15-16]吳玉章：《我的思想自傳》，載《吳玉章文集》，下，頁1337—38。

[15-17]周恩來：《在延安歡迎會的演講》，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7—18。

[15-18]白修德著，馬清槐、方生譯：《探索歷史》，頁163。

三、摧毀「兩個宗派」：對王明、博古、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的清算

中共高層幹部對毛澤東的贊頌，從1942年後，日益形成風氣，不管是在延安的領導幹部，還是各大戰略區的軍政領導人，每逢重大紀念日，照例會撰文鼓吹毛澤東一番。但從毛的角度看，這一切并不完全說明中共領導層已對自己心悅誠服。寫文章、作報告贊美、稱頌毛固然很好，但很難說每一個人都能心口一致，只有結合實際——也就是從每個領導幹部的既往歷史，特別是對毛澤東本人的態度來進行檢查反省，進而徹底否定原來的「自我」，才能表明是真正服從毛澤東。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名正言順，即通過檢討黨的歷史——「學習路線」，明確何謂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何謂「錯誤路線」，進而聯系領導幹部的個人實際，對號入座，如此方能真正解除領導幹部的思想武裝，使他們失去最後的陣地，從而使黨的領導幹部不僅在行動上，而且在靈魂和精神方面，毫無保留地聽命于毛澤東。

毛澤東借討論中共歷史問題而樹立自己權威始于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隨後因王明表示異議，會議于10月暫停。緊接著，毛正式在全黨鼓動反教條主義，中間穿插了批判王實味，召開整肅文藝界的文藝座談會，接著又馬不停蹄地領導部署審干反奸，繼而在1943年3月，改組中央書記處，正式榮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的職務，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主要對手——「教條主義宗派」早已潰不成軍。但是，上層斗爭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因為除王明、博古、張聞天以外的一大批領導幹部還未被觸及。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從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連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貫徹、實現毛澤東整肅中共上層的意圖。

毛澤東指令召開的這次會議，名曰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參加者卻并非都是政治局委員，還有在延安的重要軍政領導幹部及來延安的一些大區領導人，計有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陳雲、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博古、鄧發；中直機關、軍直機關、西北局及各大區領導人：彭真、李富春、楊尚昆、林伯渠、吳玉章、高崗、王若飛、李維漢、葉劍英、劉伯承、聶榮臻、賀龍、林彪、羅瑞卿、陸定—、陳伯達、蕭向榮和胡喬木。毛澤東開宗明義，宣稱要打倒「兩個宗派」，一類為「教條主義宗派」，另一類為「經驗主義宗派」。毛首先拿王明、博古開儀，再炮火橫掃周恩來。切入點是1938年中共長江局所犯的「新陳獨秀主義」、「階級投降主義」的「路線錯誤」，再引向遵義會議前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

1943年11月，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熱鬧非凡，為了配合正在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中央總學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揮下，正在這裏連續舉行包括中央機關所有工作人員和來延安參加七大的代表參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會」。1943年11月1日，大會勒令曾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過的李國華在會上揭發王明在共產國際所犯的錯誤，[15-19]李國華在「搶救」運動中已被打成「特務」，讓李在會上揭發王明是給其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11月2日，王明妻子孟慶樹在大會發言，[15-20]堅認《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說，今天有人在會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寫的，我要問一問康生，他敢不敢承認這是他寫的？孟慶樹繼續說：我想問問大家，共產黨員應不應該知羞恥？在孟慶樹的追問下，康生一言不發，當場并有高自立（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化名周和森）站起來作證，但他的發言被會場上的口號打斷。[15-21]孟慶樹情緒激動，淚流滿面，直撲坐在臺下的毛澤東，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嚴肅，「一動不動」，坐在毛身邊的張聞天夫人劉英立即判斷，毛澤東對批判王明已下定決心。[15-22]這一天的大會因孟慶樹的發言，造成與會者思想的極大混亂，完全離開了會議揭發、批判王明的主題，遭致毛澤東的震怒，他當眾斥責大會主席李富春，指責大會充滿低級趣味，毫無教育意義，下令停止召開這類大會。[15-23]從此，王明、孟慶澍再也沒有在大會申辯的機會了。

楊家嶺「反右大會」上出現的曲折，對毛澤東執意批判王明、博古絲毫不發生影響，對毛而言，需作改變的僅是不開大會，不給王明等有在公眾面前聲辯的機會，小范圍的揭批會則照開不誤。政治局整風會議期間，在毛澤東的強勢進攻下，除了毛澤東、劉少奇，以及幾個毛、劉的親信康生、李富春、高崗、彭真等，幾乎所有領導幹部，只能按照毛澤東開的方子，對號入座，分別給自己貼上「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標簽，進行自我譴責。

「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識別標簽并不難辨。毛澤東在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整風會議上直言不諱道，現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時代為基礎的，「大宗派來實行篡黨」，除了他和劉少奇，其他的人都擁護王明、博古的路線。毛并警告道：「不要像《西游記》中的鯉魚精，打一下，吐一字」[15-24]——意在告誡周恩來等休想逃脫。這樣，凡是與王明、博古淵源較深，從莫斯科返回後擔任重要職務的領導幹部，如張聞天、王稼祥、凱豐、楊尚昆等皆屬「教條主義宗派」，而曾經與王明、博古有過合作關係的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鄧發、李維漢、葉劍英等則屬「經驗主義宗派」。某些領導幹部則身兼「教條主義」、「經驗主義」雙重特征，如劉伯承等。毛澤東張起的通天大網，將幾乎中共所有領導幹部都一網收盡。

王明、博古此時在中共高層已是人人皆可唾罵的對象。在緊張的斗爭氣氛中，王稼祥、凱豐皆病倒，不能參加會議，凱豐的妻子也因「經不起誘供、套供、連環戰，得神經病死了」，[15-25]王明早在1941年10月後就停止參加中央一切會議，只有博古與會接受批判。博古連續兩次作檢討，進行自我鞭撻，仍未得到毛澤東的寬恕。毛疾言厲色，盡情發泄心中的怨恨之氣，竟信口將王明、博古稱之為「篡黨」。致使博古一段時期精神極度壓抑，甚至已作好最壞的準備。王明後來回憶說，當時博古曾被威脅道，若不檢討，將被逮捕槍斃，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寫了交代材料——王明這段話是否真實，筆者不能確定，因為博古早已離世，特錄之待考。[15-26]

與博古相比，張聞天的境遇要稍好一些。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聞天就開始檢討自己的「錯誤」，1943年後，張聞天雖身為政治局委員，但是卻沒有擔負任何實際領導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編輯國際、國內參考資料。1943年9月政治局整風會議開始後，張聞天又向毛澤東面呈長達四萬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筆記」，獲得了「表揚」。在這次會議上，張聞天又加大自我批判的力度，將自己從方方面面予以徹底否定，以顯示他「跟真理走」的決心。

周恩來是首次參加這類點名道姓的高層檢討會議。1943年夏返延安後，周恩來調閱了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記錄，至此他才明白當年會議的詳情。從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周恩來寫了大量的反省筆記——他當然知道，作為幾個時期黨的重要領導人，自己難逃干系。周恩來既然早已認清形勢，于是只剩下反省檢討一途。1943年9月1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三年來大後方工作，周借此向劉少奇表示敬意。周說，白區工作時期的暴露政策與跑街路線是錯誤路線，而劉少奇同志的言論是正確的。[15-27]周恩來多次檢討，對自己犯下的「經驗主義」錯誤深切懺悔，但是仍遭到毛澤東、劉少奇等的嚴厲指責及與會者的批判。周恩來在會場的緊張、高壓氣氛中，仍然小心堅持一、兩個陣地——周恩來頂住與會者的壓力，為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作了辯護。

在這些會議上，毛澤東每次都直接上陣，對所謂「兩個宗派集團」左右開攻。劉少奇、康生則緊密配合，為毛搖旗吶喊。劉少奇在10月24、25日的會上詳細講述抗戰以來黨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與以王明為代表的投降主義路線的路線斗爭。[15-28]康生當面責罵博古，攻擊王明、周恩來、博古領導的武漢《新華日報》是國民黨報紙。[15-29]毛澤東并聳人聽聞地宣稱，王明、博古宗派至今還有破壞活動，黨有被分裂的危險，威逼與會領導幹部支持自己。

1943年12月28日，毛澤東決定正式向全黨高級幹部公布有關王明、博古的「錯誤」，將對王、博「錯誤」的幾個判斷傳達下去，以統一全黨的認識。在這一天，中央政治局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區黨委發出關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電，毛在這份電報中告訴全黨高級幹部：內戰時期，王明、博古宗派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白區損失十分之十，蘇區及紅軍損失十分之九。抗戰時期（1938年），這個宗派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造成項英的失敗，華中、華北在其影響時期的損失。王明的主要錯誤是：一。主張速勝論，反對持久戰；二、迷信國民黨，反對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三、主張運動戰，反對游擊戰；四、在武漢形成事實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黨內鬧獨立性，破壞黨紀軍紀。[15-30]在政治局整風會議期間，毛澤東發出此電報，就是指望通過上下夾攻，逼使中央層的領導幹部全部繳械投降。

1943年11至12月，毛澤東等對王明、博古的進攻達到最高點。在這個時候，已經出現王明等是國民黨「內奸」，王明是執行國民黨「破壞」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歷史上曾被國民黨逮捕，以後又被放出，其歷史有疑點等各種論調，只是在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預電報後，毛澤東才在表面上放松了對王明的指控。

在緊張、高壓氣氛下召開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基本實現了毛澤東所要達到的目的，從周恩來開始，重要的領導幹部一個接一個檢討、反省。然而，唯有彭德懷與眾不同。

彭德懷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時距抗戰初期出師山西、華北已近六年。彭德懷回到延安後，參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整風會議。他雖然也作了「自我批評」，但是秉性倔強的彭德懷，并沒有像其他高級領導人那樣，做違心的自我鞭撻。對于這一切，毛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上。毛澤東一向對彭德懷存有芥蒂，將彭的直言、坦蕩、自尊視為對自己的冒犯，因此執意要將「火」燒到彭德懷的身上。

彭德懷與一般中共高級將須確實有所不同，他所關心的問題遠遠超出軍事斗爭的范圍，還涉及到政治、經濟、教育、婦女等廣泛領域，并不時就某些涉及全黨的重大戰略問題向毛澤東提出自己的建讀，頗有軍人政治家的風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懷就中共與國民黨的斗爭及根據地工作問題致電毛澤東，提出：國民黨有長期歷史影響，且有一定社會基礎，戰後我黨與國民黨的斗爭仍是長期的。戰後中國人民的政治動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國」，誰能滿足這一愿望，誰將取得最後勝利。[15-31]1943年2月8日，彭德懷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會議上發表有關民主教育問題的談話，認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國來說，就是反對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彭德懷認為中共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制度，在人與人之間發揚互愛、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愛成為合法的東西。目前則要進行「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教育，灌輸科學精神，反對封建迷信。[15-32]在返回延安後，彭德懷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澤東，就邊區財經問題發表意見，認為延安「對這方面還欠明確方向」，并寫了一篇《論公營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後，「最好以社論名義發表」。[15-33]凡此種種，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懷的這些言行足以說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權之念，已對毛構成了「壓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電示彭德懷，明確表示不同意他的有關民主教育問題的談話，批評彭的講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斗爭的政治需要出發」。[15-34]毛且將彭德懷的《論公營商店》一文轉賈拓夫、高崗、賀龍、陳雲討論，結果是，「實行彭文方針似不可能」，[15-35]此文最後也未能正式發表。

但是如何處置這位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的彭德懷，毛澤東又頗為棘手。毛既要倚重彭德懷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德懷在軍隊中的巨大影響，殺一下彭的傲氣，以樹立毛本人在軍隊中的絕對權威。于是從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開華北地方與軍隊工作座談會的形式，時斷時續地開會四十余次，對彭德懷進行了為期四十三天的斗爭。

華北工作座談會開始之初，薄一波被推舉為會議主席，彭德懷在其所作的關于華北七年抗戰的報告中，檢討了受到毛澤東批評的他在1943年4月發表于《新華日報》（華北版）上「關于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講話。彭德懷表示自己原先的觀點基本是錯誤的，并對自己在華北工作的其他缺點也「進行了嚴格的白我批評」。彭德懷還回顧了他對毛澤東認識所經歷的三個階段：大哥——老師——領袖。他說，自己早已認識到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發展了馬列主義，今後要向毛澤東學習。[15-36]盡管彭德懷已對毛表示了心悅誠服，毛卻不準備讓彭過關。在1945年3月後，對彭德懷的批評突然升級，為了打擊彭德懷的威望，毛澤東有意將會議規模擴大。毛澤東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幾位在中央機關和其他大區工作的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對彭德懷的批評指責已突破華北的范圍，變成了對彭德懷的總清算。

對彭德懷的指責包羅萬象，從攻擊彭德懷領導平江暴動是抱「入股」目的，「投機革命」，到內戰期間擁護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將斗爭矛頭指向彭德懷領導的華北軍分會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運動游擊戰」方針，指責彭德懷執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康生聲稱彭德懷背著中央發動「百團大戰」，從而「暴露我軍力量，導致華北根據地遭到日軍巨大壓力，根據地大大縮小」

顯然沒有毛澤東做後盾，康生絕不敢公然攻擊像彭德懷這樣聲望卓著的軍方重要將領，并重點指責由彭德懷領導的「百團大戰」。其實由康生嘴裏講出的指責「百團大戰」的話，最早也來源于毛澤東。毛澤東其人講話經常前後不一，出爾反爾。1940年7月22日，八路軍總部以朱德、彭德懷、左權的名義下達戰役準備命令，并報延安軍委，8月20日，戰斗打響，毛聞捷報，大喜過望，給彭德懷打電報，謂之「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斗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15-37]1940年12月2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叮囑「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傳結束」，因為中共要「利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蔣介石的反共新高潮。[15-38]然而毛澤東說變臉就變臉，當1943年底，八路軍主要領導人陸續返回延安後，毛澤東在和軍方主要將領的談話中就開始表達他對彭德懷領導的百團大戰的不滿。毛澤東指責對「百團大戰」的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15-39]毛澤東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團大戰」的話題，只不過是為了在更大的范圍打擊彭德懷的威望。

華北座談會對彭德懷的斗爭是有目的、有預謀和有組織的，彭德懷參加中共革命以來的歷史及功績，幾乎被全盤否定，彭被指責為「一貫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彭德懷在講話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澤東的話）。彭德懷的人格也受到惡毒的污辱，彭是中共及軍隊高級領導人中生活艱苦、節儉的典范，竟被指責為「虛偽」。彭德懷原名「彭得華」，也被羅織為其志在「得中華」，即意欲與毛澤東一爭高低。[15-40]由于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的支持，許多與會者都參加了對彭德懷的斗爭，羅瑞卿即是其中最積極的人之一。對于橫加在自己頭上的各種罪名和指責，彭德懷并未接受，他說，「毛澤東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正確的，難道就沒有百分之零點一的錯誤嗎」？中共七大期間，彭德懷在大會發言中，對領導八路軍的「缺點」、「錯誤」作了檢討，卻仍然不被毛澤東放過。毛在和師哲談話中，說彭德懷的檢討是「勉強的」——毛澤東對彭德懷確實非常瞭解，彭德懷只是為了黨的團結才違心地做了檢討。毛澤東一語道出他對彭德懷的不滿，「此人剛愎自用，目空一切」。[15-41]事實上所有對彭德懷的批判，斗爭，就是因為彭不能像其他識時務的領導人那樣，對毛誠惶誠恐，畢恭畢敬，因為毛澤東決不能忍受在中共軍隊內有彭德懷這樣一個具有強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統帥人物。正是毛澤東的狹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閉幕以後，又繼續對彭德懷進行斗爭，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臨國內局勢的劇烈變化，必須全力對外，這一斗爭才停止下來。當毛澤東打擊了彭德懷的傲氣，在軍隊領導幹部中搞臭彭德懷的目的初步實現後，[15-42]面對新的形勢，毛仍不得不起用彭德懷，致使一些原先積極參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沒想到彭德懷又起來了」。

在毛澤東要整肅的幹部花名冊中，除了彭德懷之外，陳毅是另一個需要「補課」的高級領導人。1944年3月，陳毅從華中根據地返回延安，這是他自1934年與中央分別後，十年來第一次與昔日的同志會合，但是陳毅來延安後卻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1943年10月，新四軍政委饒漱石在新四軍軍部領導層，就陳毅在紅軍初期與毛澤東不和的舊事，對陳毅展開斗爭，饒漱石等指責陳毅一貫反對毛澤東。饒漱石是劉少奇的親信，1929年劉少奇即與饒漱石相識。當時，擔任滿洲團省委書記的饒漱石曾陪同劉少奇同去哈爾濱指導工運。劉少奇在幹部使用方面極重個人淵源，1938年後，隨著劉少奇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劉逐漸將歷史上與其有舊誼的同志集合在自己的身邊，予以提拔和重用。1942年，劉少奇奉命前往延安之前，委派饒漱石接替他所擔任的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兩職。饒漱石在三十年代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無論從黨內資歷和貢獻看，饒漱石均不能與陳毅相比。劉少奇在新四軍依靠文職幹部出身的饒漱石掣肘陳毅等，這一切當然都被毛澤東看在眼裏，毛樂得借劉少奇、饒漱石之手，打擊當年曾與自己意見相左的陳毅。因此，饒漱石在對待陳毅的態度上，十分驕橫，有恃無恐，顯然沒有劉少奇、毛澤東的明諭或暗示，饒漱石不可能也不敢對陳毅開展批判。在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爭論中，毛澤東非常明顯地袒護饒。毛向陳毅明確表示，不愿聽他談與饒的爭論，實際是在等待陳毅主動作出自我檢討，也就是向毛低頭認錯——1929年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上，由陳毅取代毛之前委書記的錯誤。為了當年這一「過錯」，陳毅已付出沉重代價。1929年後，陳毅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冷遇。在1930至1931年的「肅AB團」的鎮壓中，毛澤東的親信、紅一方面軍肅反負責人李韶九準備對陳毅下手，陳毅對此已有預感。不久，陳毅果真被扣押，并遭到毆打，硬要陳毅承認是「AB團」，剛好被路過的毛澤東發現，才被救下。以後，毛澤東將打土豪得來的一些金子交陳毅保管，陳毅才知道自己已無生命之虞。[15-43]1932年初，周恩來抵中央蘇區後，陳毅受冷遇的情況也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周恩來為了安撫毛澤東，沒讓陳毅重回紅一方面軍，陳毅僅擔任江西軍區司令員，遠離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與毛澤東的關係也比較疏遠。時隔十年後，對于毛澤東的冷淡，陳毅完全明白其中之原委，陳毅難抑心中的郁悶，多次向一些重要領導幹部解釋當年紅軍內部爭論的內情，并且承認自己對此負有責任。陳毅性格豪爽，認為十年不見的毛澤東確實比其他中央領導人高明，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事實。陳毅并努力去發現毛澤東對中共革命的貢獻，1942年陳毅遠在鹽城新四軍軍部時就發表文章，滿懷激情地稱頌毛的創造不僅對全民族具有偉大意義，甚至還可供其他各國所效法。返回延安後，在參與起草七大軍事報告的過程中，陳毅提出了「毛澤東軍事學派」的概念，并且相應批評紅軍時期某些重要軍事領導人的「錯誤」，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討論陳毅起草的《建軍報告》時，一些被陳毅的報告所觸及的軍隊領導幹部，「有人潸然落淚，有人唏噓」。[15-44]

毛澤東對于陳毅的態度有別于彭德懷。相比于性格孤傲的彭德懷，陳毅對于毛澤東顯出尊崇、信服的態度。毛認為陳毅心直口快，而彭德懷則城府很深。所以，陳毅除了自我檢討外，沒有遭到大規模的斗爭。但是，毛澤東并沒有完全信任陳毅，在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中，毛有意逼迫陳毅向饒低頭。中共七大結束後，陳毅仍滯留延安，「天天下圍棋」。當薄一波前去探望陳毅，問他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軍時，陳毅回答道，「他們不讓我走」。[15-45]他們者，毛澤東、劉少奇也。毛、劉非逼陳毅表態服從饒漱石，才肯放陳毅返回華中，然而陳毅硬是不表這個態。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傳來，陳毅表示愿去東北，并陳述在華東「沒有事做，不起作用」，但陳毅的要求卻不被毛澤東、劉少奇批準。毛命令陳毅前去華中，黨內職務為華中局副書記，仍在饒漱石之下。毛此舉除了有意造成陳毅與饒漱石之間的互相牽致，也還有疑忌陳毅的另一層涵義。是故，1949年後，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都是由各大軍區司令員擔任，只有華東例外，由饒漱石擔任。

中共七大前後，毛澤東還策劃召開了一系列中共各革命根據地、各部隊歷史問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的宗旨只有一個：檢查歷史上誰反對毛澤東，誰支持毛澤東。在這類座談會上，一些原黨和軍隊領導人，如鄧發、朱瑞、楊尚昆等均受到與會者的批評。在當時的緊張氣氛下，一些戰功卓著的紅軍將領被戴上「經驗主義」或「教條主義」的帽子，遭受指責和冷遇。

毛澤東整肅內部，重建新權威，一路凱歌行進。現在，毛澤東在心理上已徹底征服了黨和軍隊的領導人，毛澤東「改造中央」的前提——宣布中共政治路線在遵義會議前為左傾機會主義性質，已被黨的領導人所接受。黨和軍隊的領導人也紛紛作出檢討，下一步就是通過正式的會議，將這些用黨的文件形式固定下來，毛終于決定召開中共七大的預備會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注釋

[15-19]《謝覺哉日記》，上，頁550。

[15-20]《謝覺哉日記》，上，頁550。

[15-21]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6—47。

[15-22]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頁128。

[15-23]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8。

[15-2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89、290。

[15-25]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頁128。

[15-26]博古雖然在1943年9月後的政治局整風會議上作了檢討，但仍未被毛澤東放過，毛在1943年12月28日發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電報中，將王明、博古捆在一起鞭打，該電報對王、博均不稱「同志」，并說「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領導同志都是團結一致的」。由此也可看出博古當時境況的險惡。參見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9。另參見李志英：《博古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頁453。

[15-27]《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30、433。

[15-28]《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30、433。

[15-29]《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86。

[15-30]《中央關于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編（1943—1944），第14冊，頁142—43。

[15-31]《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5-32]《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5-33]《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5-34]《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5-35]《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5-36]《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5-37]《彭德懷自述》，頁238。

[15-38]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百團大戰歷史文獻資料選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頁14。

[15-39]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507。另參見薄一波：《回憶陳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載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頁139—40。

[15-40]參見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頁368—69。

[15-41]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69—70。

[15-42]1945年彭德懷對薄一波說，他這個人是「高山上倒馬桶，臭氣出了名的」，參見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頁367。

[15-43]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560—64。另參見薄一波：《回憶陳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載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頁139—40。

[15-44]《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323。

[15-45]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頁141。

四、修訂《歷史決議》：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體系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解決了中共預導層的問題，「兩個宗派」已如毛澤東所愿，被徹底摧毀，毛澤東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這次全會距上屆全會已有六年，毛澤東自六屆六中全會控制了中央後，召開中共例行會議就已經全無定例，何時開會，何時休會，只憑他個人說了算。現在，毛需要召開黨的全會了，這次名曰六屆七中全會的會議，竟一開就是十一個月。

毛澤東在這個歷時將近一年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所要解決的問題有兩個：其一，將以全會的名義，正式通過對過去路線清算的決議案，把自己的歷史地位及對手的「錯誤」，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其二，重建中共的領導機構。上述兩件任務完成，召開中共七大的時機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期間，毛澤東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錯誤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該《結論草案》將遵義會議前的中央路線錯誤定性為「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卻并沒有否定六屆四中全會，相反仍認為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毛之所以這樣做，乃是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蘇區的代表團在到達江西後，全力支持了毛澤東鎮壓富田事變的方針，撤換了主張穩妥解決富田事變的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替換之。如若否定四中全會，將無從解釋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當年所采取行動的正當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結論草案》中，將錯誤路線的開端定為1931年9月20日，以該日中共中央所發布的一個有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文件為標志。其理由是，讀文件忽視日帝侵華將造成的國內階級關係變化，仍一味盲目強調反資產階級。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在贛南會議上對毛澤東有關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張展開了批評。

時間一晃三年過去了，毛澤東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將有更大的權力，根據自己的意志改寫中共歷史。在毛澤東看來，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澤東之前，中共黨內也曾有人利用撰寫黨史進行黨內斗爭，甚至以此達到改組中央，使自己一躍進入中央核心層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寫批判李立三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又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王明、博古等以此作為自己的綱領，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也因此成為「正確路線」的代表，跳過中央委員的臺階，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盡管王明和毛澤東在利用修撰黨史進行政治斗爭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處，但細加研究，還是可以發現兩者之間仍存有明顯的差別。

首先王明的寫作是一種個人的行為。王明在撰寫《兩條路線》時只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工作人員，他的小冊子表達的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蘇學生對黨內紛爭的看法，雖然王明的觀點以後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冊子并沒有經中央全會通過，也沒有作為黨的正式結論而下達。

其次，王明的小冊子重點論述的是他個人對立三路線的批判，并不是對黨的整個歷史的總結。1938年後，張聞天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又名《中國革命運動史與中共黨史》），張聞天開講的這門課僅敘述到1927年國共分家，對1927年後黨的歷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還沒有一本較正式的被黨中央通過的黨史范本，也沒有一個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正式文件。

或許是受到王明小冊子的啟示，更或是毛澤東心理中對「名正言順」的強烈要求，從遵義會議始，毛就極為重視在黨的決議中表達自己的觀點。《遵義會議決議》雖然由張聞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觀點，毛在肯定黨的政治路線的同時，實際上已否定了這條政治路線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為了徹底顛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編纂《六大以來》，到了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毛全面批評原中央路線，會後又親自動手，起草了會議的《結論草案》，對修訂黨的歷史決議顯出極大的熱情與關注。但是毛澤東知道，修訂黨史一事事關重大，要使自己的論點無懈可擊，讓黨內高層心服口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其關鍵問題在于：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論草案》只是對中共上層的斗爭進行了初步總結，大區一級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還未開展，如果在作中央結論之前，先對大區一級的黨的歷史進行總結，這就可為正式作好中央結論奠定基礎。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澤東的倡議下，由任弼時領導召開了中共西北局高干會議，這次會議歷時近三個月，參加會議的并非僅是從事西北工作的幹部，延安幾乎所有重要機關、部隊和學校的首長和各地前來延安參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干會議。中央領導人從毛澤東開始，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陳雲、彭真、高崗、李富春等依次在會上作重要報告。西北局高干會議的主題除了動員檢查「兩條心、一條心」、部署審干、討論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外，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檢討西北地區黨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而問題的重點在對1935年陜北「肅反擴大化」問題作出新的結論。

在任弼時、高崗的領導下，高干會議對原北方局派駐西北地區的代表朱理治和原邊區黨委書記郭洪濤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崗在高干會議上作《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全面清算朱理治、郭洪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高崗在發言中還批判了「帶著張國燾錯誤肅反路線影響來陜北的紅二十五軍主要領導者」。[15-46]會議作出決定：

一、修改1935年中央紅軍抵陜北後，中央黨務委員會關于審查陜北肅反問題的決定，原決定在為劉志丹、高崗平反時仍批評了劉、高犯了右傾錯誤，現宣布原決定存在錯誤，將原錯誤責任人從戴季英（陜甘邊政治保衛局局長）、聶洪鈞，擴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濤，并且把高崗封為「正確路線」的代表。

二、對原陜甘負責人朱理治、郭洪濤作出處罰，將兩人定為「錯誤路線」的代表。

這個新決定對毛澤東日後作出正式的黨史決定具有重大意義：

一、它開創了用兩分法——即以「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斗爭為綱，總結黨的歷史的新思路與新方法。

二、它將西北歷史問題置放于全黨的路線斗爭的框架不予以認識，換言之，西北黨史上的路線斗爭是全黨路線斗爭的一個縮影，兩條路線的斗爭不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面，中央的錯誤路線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業；另一方面，地方錯誤路線的代表又是中央錯誤路線的代理人和黨內基礎。

1942年11月；1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報告，對會議所作的歷史結論表示滿意，毛在談到黨的歷史問題時講到兩個重要問題：—、錯誤路線（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線」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蘇區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區工作。二、西北的結論與全黨的結論「是相同的性質」。[15-47]毛的這番話一方面已為日後的《歷史決議》定下了調子，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將西北決議當作是全黨決議的試點。

根據毛澤東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時在高干會議上作《關于中央重新審查陜北「肅反」問題決定的兩點解釋和檢討歷史的教訓》的總結報告，通過對朱理治、郭洪濤的批判，為以後全黨的《歷史決議》對王明、博古的批判確定了幾個重要的口徑。任弼時指出：

一、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之前為錯誤路線統治全黨時期，陜北的情況只是全黨的一個縮影。

二、朱理治、郭洪濤「品質惡劣」，「黨性根壞，到了陜北這個區域，大擺欽差大臣的派頭，有很高的領袖欲，是一種政治野心家，想篡奪陜北（包括陜甘邊和陜北）黨政軍的領導，以滿足當領袖的欲望，好來稱王稱霸」。在這裏，只要將朱理治和郭洪濤的名字換上王明、博古，將陜北換成全黨，就可成為對王、博的指控，日後對王明、博古、張聞天的批判幾乎使用的是與此完全一樣的調子。

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蘇區工作損失十分之九。白區工作損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線斗爭正確與否對革命勝利或失敗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錯誤路線可以鬧到亡國、亡黨、亡頭的地步。[15-48]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關于高干會議對邊區黨歷史問題檢討的決定》，同意和批準1942年11月高干會檢討的基本精神及高崗對此問題所作的報告，并且要求邊區各級組織、全體幹部和黨員，「應將高崗同志關于邊區黨歷史所檢討的報告，作為整頓三風的重要文件之一，進行深入的研究的討論」。[15-49]

由此可見，西北歷史問題的結論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正式作出全黨結論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與以後的《歷史決議》完全一致，只是1945年的《歷史決議》更具理論形態，邏輯論證更嚴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風會議及11月政治局會議開始以後，隨著高層路線斗爭的進一步展開，毛澤東對起草黨的歷史決議也愈加重視。任弼時在領導總結西北黨的歷史結論方面已獲得豐富經驗，與毛的認識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讓任弼時主持全黨歷史決議的寫作班子。為了顯示毛的光明正大，讓犯「錯誤」同志對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錯誤路線」代表人物張聞天、博古參加《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復至1945年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再通過修改後的《歷史決議》。毛澤東對此文件，「精雕細刻」（毛之自謂也），前後共進行七次修改。現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屆四中全會，將錯誤路線的開端定為六屆四中全會，毛將不再顧及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變問題上對他的支持，繞開富田事變問題，全盤否定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的中央代表團。毛澤東在這份《歷史決議》中，全面討伐了以王明、博古為首的「教條主義集團」。[15-50]同時，也對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主義宗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不點名指責了周恩來等對王明的妥協、支持、擁護，和對毛澤東正確路線構成的危害。

在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新黨史中，如何反映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劉少奇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顯而易見，若要肯定劉少奇有關白區工作策略、方針的正確，就必須將其對立面：舊中央領導的三十年代的白區工作予以全盤的否定。1937年春，劉少奇曾就包括黨在白區工作在內的黨的十年歷史評價問題，公開向張聞天發起挑戰，但是那次進攻因受到張聞天和其他從事白區工作許多黨的幹部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取得成功。幾年以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得到加強，善于窺測風向的康生發現劉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漲，很快調整了與劉少奇的關係。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經在黨內攻擊、指責過劉少奇有關白區工作的意見是「右傾機會主義」，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竟對歷史上反劉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評」，康生表示當年自己反對劉少奇是錯誤的，是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雲雲。康生作為黨在白區工作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評」，初步樹立了劉少奇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形象。此時的毛澤東正需要劉少奇的鼎力協助，因而對擴大宣傳劉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態度。到了1944年，劉少奇是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說法已廣為流行，于是，一個蘇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毛澤東，再加上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劉少奇，新黨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來。在這個新解釋系統中，毛澤東的貢獻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劉少奇的貢獻主要集中在白區工作方面，在黨的「功勞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劉少奇在黨內的威望畢竟無法與毛澤東相比，即使與周恩來等長期位居中樞的領導人相比，也顯得遜色。將劉少奇樹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首先就得讓那些從事白區工作的幹部承認「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百」的觀點，而做到這一點卻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後，在王世英等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開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區工作總結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為了統一對三十年代白區工作的認識，參加會議的有康生、黃火青（代表中組部）、潘漢年、王世英、王學文等十余人。康生在會上作了基調發言，強調白區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務，給黨帶來了很大損失，以此全盤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區工作。但是康生的講話當場受到王世英的駁斥，王世英詳細列舉了1932年以後中央軍委（上海中央局機構）、中央特科等所開展的情報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證明黨在白區的工作并沒失敗。王世英的發言獲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但卻使康生極為惱怒，不等會議結束康生就退出了會場。[15-51]這個時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對白區工作的否定，是為了彰顯劉少奇，是毛澤東整體戰略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劉少奇就必須全盤否定黨在三十年代的白區工作，盡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劉少奇領導，與劉少奇有著較密切的工作與個人關係。[15-52]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黨的高級的政治生活」，他只是從他個人工作和觀察的角度對康生的意見表示異議，其結果當然不可能改變黨對三十年代白區工作的評價。白區工作總結會議後，毛澤東接見了王世英，沒有正面談論王的意見，只是表示白區工作是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15-53]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過的《歷史決議》中，正式將劉少奇樹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從而確立了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法理依據。這樣，一個以毛澤東為中心、以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為經緯的中共黨史體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領導的抗德戰爭已獲全勝，斯大林在世界范圍內的威望已達到頂峰。然而正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卻一舉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澤東必須小心翼翼，盡量不觸怒斯大林。

據師哲記述，1943年後，毛澤東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對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孫平）進行「改造和培養」，「毛主席把孫平拉得緊緊的，目的是通過孫的嘴巴把我們的看法匯報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試圖「把他變成我們的朋友，讓他宣傳我們的觀點」（從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對毛的這個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開前夕，毛澤東幾乎每周或隔一周與孫平長談一次，「每次要花三、四個小時」。七大結束後，毛又召見孫平，向他介紹大會情況（孫平參加了中共七大），「讓他照提綱向莫斯科匯報」，中心內容有三：「大會是團結的」七大路線「得到了全黨擁護」；「大會一致擁護毛澤東和劉少奇作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15-54]凡此種種，顯示出毛澤東縱橫捭闔之術已達化境。

毛澤東為了避免斯大林的猜忌，在《歷史決議》中對原先已準備徹底否定的幾個中央歷史問題在評價方而作了改動。

其一，關于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是周恩來進入中央核心、成為中共事實上最高負責人的開端。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上，周恩來遭到與會者嚴厲指責，與此相聯系，大多數與會者都主張否認中共六大。一段時間內，毛澤東放任這種對中共六大的指責——六大是在布哈林指導下召開的，而布哈林早已被斯大林處決，否認六大不致于得罪斯大林（將中共「機會主義」的思想淵源歸之于所謂德波林學派——與布哈林關係密切的蘇聯理論家——成為延安一種流行的說辭）。但是，否定中共六大，遭到周恩來的抵制，周恩來搬出當年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一些觀點，強調六大開始注意紅軍和武裝革命功不可沒。毛澤東經過考慮，決定對六大基本予以肯定。畢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間，多次接見周恩來，對中共六大極為關注，貿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將引起斯大林的懷疑。于是，毛澤東為了顯示自己的黨內歷史老資格，教訓王明、博古等人，在許多場合多次宣稱，自己是迄今僅有的六大選出的幾名中央委員之一。

其二，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是否合法問題。在1943年秋以後，隨著毛澤東、劉少奇、康生等對王明、博古、周恩來批判的調子愈來愈高，在中共領導層內，已出現王明、博古是內奸，是專門來破壞中共的論調，王明、博古似乎馬上面臨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期間，毛澤東盡性地斥罵王明、博古及其後臺——1938年已被斯大林槍斃的原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在這種氣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劃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及由博古、周恩來在江西蘇區召開的五中全會，就開始被認為是非法篡權會議。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後，毛澤東經周密思考，最後決定，將王明、博古仍視為黨內問題（不再認為是內奸），承認四中、五中全會均為合法會議。米夫雖被斯大林處死，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借溝出水，將被共產國際批準的六屆四中及五中全會乘機指為非法。如果把長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對之較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為敵人，則又走得太遠，特別是在眼下中共還需斯大林支持的時刻。

在毛澤東的精心指導下，《歷史決議》圓滿完成。從此，它成為毛澤東手中掌握的一個對付黨內同僚的「緊箍咒」，在1949年後為毛的每一個政治斗爭服務，一直到1966年劉少奇倒臺，才從《毛澤東選集》中撤出《歷史決議》。

《歷史決議》的完成是毛澤東勝利大進軍的一個路標，毛無驚無險，就將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化為新黨史的樣本。

毛澤東在加緊修訂《歷史決議》的同時，重建中央機構的工程也在抓緊進行。

重建中央領導機構的中心任務之一是調整中央書記處的格局，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采用非常手段，凍結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部分權力。1943年3月，在周恩來等缺席的情況下，又對中央書記處實行重大改組，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六屆六中全會的書記處成員只有毛澤東一人繼續保留書記職務，加上新任書記劉少奇、任弼時，中央書記處只有三人。對這種情況，盡管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口不敢言，但長期以往，畢竟難以服眾。尤其在周恩來等已返回延安、對以往過錯作了全面檢討并表態全力擁護毛澤東後，再將周恩來排斥于最高領導層之外，似多有不妥。

調整中央書記處也和整風、審干已進入後期掃尾階段有關。現在一度代行政治局、書記處功能的中央總學委已完成使命，隨著甄別階段的到來，客觀上也要求恢復黨的日常領導機構的正常運作。

最後，抗戰即將勝利，中共將面臨新的復雜形勢，也迫使毛澤東不得不考慮建全黨中央領導機構的問題。隨著抗戰期間中共力量的急劇增長和即將到來的抗戰勝利，中共馬上要迎來一個新的時期。新的環境和新的形勢需要全黨上下一心，一致對外，顯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適應目前黨所面臨的形勢和新的任務。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年5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開幕之時宣布，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人組成主席團，代行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職權，此五人主席團實際就是延安整風後新產生的中共最高領導核心，也是未來中共七大新組成的中央書記處組成人員。

在這五人領導層中：

毛澤東是主宰全局的領袖，

劉少奇是僅次于毛的黨內第二號人物，

周恩來位居第三，

朱德作為紅軍和八路軍總司令，其中央書記的職務在根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義，

任弼時自1940年進入核心層，全力支持毛，1943年成為三人書記處成員，現在繼續保留中央書記的職務。

至此，延安整風運動所要達到的改組中共最高核心層的目標已經完成大半，下一步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選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

注釋

[15-46]高崗：《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1942年11月17、18日），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頁96。

[15-47]毛澤東：（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頁36—37

[15-48]任弼時：《關于中央重新審查陜北「肅反」問題決定的兩點解釋和檢討歷史的教訓》，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炮校政教室翻印，1980年10月。

[15-49]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頁120。

[15-50]在1945年通過的《歷史決議》中沒有點王明、博古的名，1950年8月19日，毛澤東指示對《歷史決議》再作修改。點出王明、博古名字，作為附錄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以至人們長期以為王明、博古在1945年《歷史決議中就被公開點名批判。

[15-51]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200。

[15-52]數十年後的1968年，王世英因「劉少奇叛徒案」，被康生、江青等折磨死于秦城監獄。

[15-53]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201。

[15-54]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20-22。

五、中共七大召開及博古、張聞天等人的公開檢討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嚴格保密下進行的，所有代表的筆記本在當天會議結束後，都須編號上交中央辦公廳保管。全程參加會議的外國人只有蘇聯駐延安觀察員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即野坂參三）僅參加了部分會議。

中共七大以毛澤東的勝利而載入史冊，毛澤東昔日的政治對手及一批黨和軍隊的重要領導幹部，在大會的講臺上相繼對自己的錯誤向全黨和毛澤東作出檢討。

毛澤東鼓動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經歷的黨的負責人在全黨面前公開認錯，有極現實的意義：彼等的檢討一則證明毛之正確；二則用他們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黨內之廣泛影響，樹立毛的領袖地位的絕對權威；第三，毛從此手握批評之主動權，可隨時給「犯錯誤」的幹部念「緊箍咒」，使其絕對服從自己的領導；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幹部已心悅誠服，毛是當之無愧的中共領袖。

王明本屬應予檢討的頭號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參加全程的會議。王明本來要向大會請假，毛澤東親自上門勸說，請王明務必參加大會的開幕式。于是，王明被抬著擔架送入會場，以顯示全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的空前團結。[15-55]

在七大召開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的「幫助」，王明向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交出長篇書面檢討，他表示接受《歷史決議》對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聲稱，將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服從毛澤東的領導。

王明以後宣稱，當年他的檢討是被迫的。他說，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勸他作出檢討，并列舉理由：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再也沒有什麽組織可以申訴自己的意見了⋯⋯如果你拒絕承認七中全會的決議。反正七大也能通過類似的決議，如果那時你再不服從，就會把你開除出黨，那時要進行斗爭，就更加困難了⋯⋯。[15-56]顯然，王明是抱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心理被迫承認「錯誤」的。

博古是在大會上作公開檢討的「教條宗派集團」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日，博古向大會做長篇檢討，他流看眼淚對自己作了全盤否定和鞭撻（在前不久的六屆七中全會上，博古的「思想還搞不通」）。博古在大會發言中，以自己的錯誤、荒謬和對革命帶來的危害來證明毛澤東的偉大與正確。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張聞天也在大會作公開檢討。張聞天作為「教條宗派集團」的骨干，自然是罪責難逃。張聞天的檢討采用對比法，以自己為錯誤的一方，以毛澤東為正確的一方，全盤否定自己，在對比中幾乎用盡所有貶義詞匯，痛責自己的愚蠢、狂妄、膚淺和食洋不化。張聞天表示從此要「以鄭重與謹慎的態度來在實際行動中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與作風」。

張聞天的檢討堪稱「新我」戰勝「舊我」，是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一個樣本，也是將自我譴責與歌頌毛澤東相結合的一個范例。他首先將自己形容成一個對革命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一貫給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本沒有資格擔任領導，只是被「超級的提拔」，才進入中央領導機構。張聞天說：

在這次整風運動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覺到的，就是我過去自高自大，自以為是的驕傲態度，曾經妨礙了我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與作風，⋯⋯關于我過去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的尖銳與深刻的批評，使我的驕病有了轉機。這裏，我首先應該感謝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對于我的幫助。⋯⋯為了真理，我曾經必須從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虛假的「面子」與「威信」所織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經必須打倒把我高懸在半空中的「地位」與「頭銜」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從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無產階級的靈魂，就是這樣，悄悄地在斗爭中占了上風。

張聞天繼續說：

（毛澤東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與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與情感，他的痛苦、歡喜與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歡喜與憤怒，⋯⋯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這是真正偉大的人格！⋯⋯在這偉大的人格面前，我們感覺到真正的驕傲與光榮⋯⋯而同時我們又感覺到我們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張聞天表示，他是一個壞思想、壞作風根深蒂固的人，「你們如果輕易相信我，你們可能犯錯誤」。張聞天懇求毛澤東繼續「幫助」「改造」他，他自己則要「贖罪于萬一」！[15-57]

在博古、張聞天之後，楊尚昆、朱瑞等被劃入「教條宗派」的領導幹部，在大會發言中，也都對自己以往所犯錯誤表示懺悔。

周恩來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開幕式的演說和4月30日向大會所作的《論統一戰線》的發言中，都對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也分別就自己所負責的工作中的錯誤，各自作了檢討。彭德懷在4月30日的大會發言中，還像其他高級領導人那樣，將自我檢討與歌頌毛澤東結合起來。他說：華北抗戰八年所取得的成績，與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和中央的許多具體指示規定是分不開的，與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開的，同時也有賴于華北黨的長期斗爭歷史和劉少奇對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確領導。[15-58]

中共領導幹部在七大上做公開檢討是被精心安排的。做檢討的人無非是兩類人，一類為留蘇幹部，即「教條宗派」分子，另一類為中共老幹部，即「經驗宗派」分子。毛澤東的親信均不在做檢討之列。

康生在七大期間是一個備受代表們矚目的人物，與會代表中一些人曾在審干、搶救運動中蒙受打擊，現在他們都得到甄別，黨也承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過偏差，因此他們都迫切希望康生能在大會上對此問題作出檢討。然而這些幹部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為康生的所作所為皆為毛澤東所批準，他不認為自己有何過錯，毛澤東也不愿看到康生在七大會議上受到指責。

大會本來計劃安排康生做審干、反特斗爭的報告，後毛澤東、劉少奇等以七大應解決黨在當前斗爭中的任務為由，取消了康生的報告，改由他在大會作發言。5月2日，康生在七大第六次會議上作對毛澤東政治報告的認識和兩年多反奸工作經驗教訓的發言，康生在發言中，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評，引起與會者的強烈不滿。毛、劉于是專門安排曾積極參與領導中央黨校審干的原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在大會作專題發言。5月11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會議上作廣東黨在開展武裝斗爭的經驗教訓的發言，他在發言中就勢大談審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強調，審干十分重要，有缺點錯誤在所難免，而這些錯誤是在正確路線上，并且已經改正，因此不必死抓住這點去做口實。古大存稱，在搶救運動中，邊區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國民黨的特務政策破產了，這就是說黨得到了根大的勝利。古大存在發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粵北省委被國民黨破壞的教訓（1944年被國民黨破獲，南委副書記張文彬遭國民黨逮捕并被殺害，南委負責人涂振農被捕叛變），強調必須加強對國民黨特務政策的警惕。他批評從大後方撤退來延安的同志不能正確地對待黨的審查，他說，有些同志因審干受到沖擊而對審干表現的那樣憤慨。古大存指責道，這些人拉攏對審干不滿的同志，袒護嫌疑分子，這裏罵，那裏罵，操他娘×你媽，他們為什麽不痛恨國民黨的特務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犧牲的同志，卻因個人情緒受一點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粵北省委被破壞，我們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聽過大後方提起過這個沉痛的教訓？使我們的同志們以後從這個教訓裏面去警惕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呢？沒有！[15-59]——此時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這番話已經傷害到周恩來，因為大後方的黨受周恩來領導，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南委）作為南方局的下屬機構更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批評大後方的黨不重視反奸斗爭就是批評周恩來，且這種說法根本不符合事實。在搶救高潮中，周恩來曾主動為那些受到打擊和懷疑的從大後方撤退來延安的同志作出證明和辯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邏輯，周恩來的行為也稱的上是「袒護嫌疑分子」和「拉攏對審干不滿的同志」了。古大存雖是一位老黨員，卻不懂「黨的高級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發言說出了毛澤東、劉少奇、康生、彭真想說又不便說的話，全面地表達了毛、劉、康、彭在搶救問題上的觀點，客觀上為康生等作了掩護。于是，大會期間，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賞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領導人，在全黨面前自我羞辱，與會者雖然對康生強烈不滿，但大家對他卻無可奈何。

屬于劉少奇系統的幹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護。彭真在中央黨校領導整風審干，曾傷害過許多幹部，同樣引起黨內的不滿，但是彭真等皆被劃入劉少奇白區正確路線的大旗之下，他們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條宗派」分子和「經驗宗派」分子那樣受到打擊。

注釋

[15-55]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70—71、157。

[15-56]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70—71、157。

[15-57]張聞天：《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共黨史資料》第53輯，頁15—16、8—9。

[15-58]《彭德懷年譜》，頁297。

[15-59]參閱楊立：《帶刺的紅玫瑰花——古大存沉冤錄》，頁32—34。

六、毛澤東的勝利與中共新的領導核心

中共七大是毛澤東將其經過多年的努力與斗爭而獲得的勝利，以組織的形式予以體現和確認的會議。

在中共七大上全黨正式接受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方針，毛成為無可爭議的中共最高領袖，毛昔日的政治對手在全黨面前向毛繳械投降，毛以自己的意志徹底改造了中共，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和七屆一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具體體現了毛澤東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條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盡管自三十年代後期就積極靠攏毛澤東，甚至在延安整風初期還十分活躍，但終因在遵義會議上反毛澤東的歷史舊帳，而未能進入中央委員會。

原「經驗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補委員，瑞金時代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因在江西時期負責肅反，結怨甚多，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漸失勢，鄧發在1936年去蘇聯後，與王明的關係又頗為密切。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時，對毛澤東略有微辭，此次也在中央委員選舉中落選。

抗戰前期地位顯赫，一度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與博古等關係密切的前中央候補委員朱瑞，和前中央候補委員、原北方局書記楊尚昆，未能和一般大區負責人一樣，被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

原「教條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只因毛澤東親手點燃的反「教條宗派」的大火，差點燒到失控的地步，竟需要毛出面為王稼祥說幾句好話，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王明、博古作為「錯誤路線」的象征人物，被保留在中央委員會，但名列中央委員三十三人中的倒數第一和第二。

由毛澤東掛帥的新政治局也兼顧了歷史與現實。七屆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條宗派分子張聞天，這也是對張聞天較早從王明集團中分化出來，長期配合、服從毛澤東的犒勞。

前政治局委員周恩來、陳雲保留了他們原先的職務。在1935年末瓦窯堡會議補選為政治局委員的彭德懷，作為軍隊代表，繼續擔任政治局委員，以顯示毛澤東公正、寬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將任弼時選為政治局委員是順理成章，現在任弼時名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之後，成為中央書記處第五號人物。

新政治局的組成安排也反映了劉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劉少奇的老部下彭真跳過中央委員的臺階，一躍進入政治局。劉少奇在中共七大這次黨內權力再分配的過程中，大大加強了自己在中共組織系統中支配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為，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劉少奇的一批老部下，突破了因歷史上曾被國民黨關押于監獄和反省院而造成的幹部使用方面的限制，順利地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1943年11月，一批原從北平、天津等地國民黨監獄和反省院出獄的中共幹部相繼來到延安。盡管1937年他們出獄曾經毛澤東、張聞天批準，但是在審干和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中，這批人當年出獄的問題又被重新提起。早先，由陳雲主持的中央組織部曾傾向于將彼等的出獄視為政治歷史問題，在幹部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1940年就開始了對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現在，官司打到毛澤東那裏，毛親自接見薄一波等，詢問有關情況，最後作出有利于薄一波等的安排，陳雲原先擔任的中央組織部長一職也由彭真正式接替。毛澤東此舉固然與其當年知曉薄一波等出獄經過有關，更因薄一波、安子文、林楓等人皆屬劉少奇的得力部下，且在抗戰爆發後。從事領導華北敵後武裝工作，在招兵買馬方面功勞卓著。毛澤東不囿成規，對劉少奇系統的幹部表示充分信任，并在組織安排上予以重用，以此作為對劉少奇支持自己的回報。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開期間，陳賡等部分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獄問題不宜擔任中央候補委員的意見（在醞釀名單中，薄一波被列入候補中委），陳賡向劉少奇、周恩來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發話，將反對意見擋了回去。毛并說，將薄一波安排為候補中委本來就不妥，其意是薄一波有資格擔任正式中央委員。[15-60]結果，在七大中委選舉中，薄一波、安子文等皆當選為中央委員。

高崗作為西北地方黨和軍隊的代表，與彭真一樣，也一步躍過中央委員的臺階，直接進入政治局，這個時期，高崗受到毛澤東的青睞，被認為是毛的親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員，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繼續蟬連，隨著形勢巨變，中共急需一致對外，而對內整肅的任務已經完成，康生長期擔任的中央社會部部長一職由李克農接任，康生成為掛名政治局委員，馬上陷入「失業」的境地。此時毛澤東已暫時用不著康生，于是他只得主動請求去山西，以後又去山東渤海區，在兩地搞了一場極左的土改。

中共七大召開及新的中央領導核心的建立，標志著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團結，毛聲稱，「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已被打碎，不復存在了。經全黨奮斗，幾年努力，1949年中共革命終于成功。但是，曾經一度失去蹤影的「帽子」，數年後又忽隱忽顯，飄浮在毛澤東那些同僚的頭頂之上，康生又重新被從籠子裏放出。自五十年代中後期始，毛澤東重又頻念緊箍咒：1958年周恩來被批評，1959年廬山會議上，再掀歷史老帳，斗爭彭德懷、張聞天，指責朱德，延安整風時期的兩頂帽子重新飛舞。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毛更將他在整風期間提拔的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劉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斃，連招架之力也沒有——怨怪毛澤東也不全對，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才直接、間接造成了這一切！當年不正是劉少奇等將毛澤東捧為至尊至圣，使毛獲得了予取于奪、凌駕于全黨、無人能予制衡的絕對權力！現在劉少奇等意識到這一點已太晚，這正印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注釋

[15-60]參見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頁375。

後　記

這本書從醞釀到寫作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八十年代，我產生了寫這本書的念頭，但促使我對延安整風這一歷史事件萌發興趣則是在更久遠的年代。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讀小學的，那是一個政治意識畸形發展的年代。從1963年初開始，我對母親訂閱的《參考消息》發生了興趣，經常躲看她偷偷閱讀。我也從那時起，養成了每天讀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的習慣。可是我對那時的社會狀況并不清楚——應該說，除了雷鋒、革命先烈、越南、紅軍長征的故事，那時我的頭腦中并沒有任何其他東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我愈來愈注意《參考消息》和報紙上刊載的有關中蘇兩黨論戰的報道。1964年春夏之間，我從《人民日報》上看到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在蘇共二月全會上作的「反華報告」，第一次看到對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對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批評——這對于我是一個極大的震動（這份報告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以後我長期保留這份《人民日報》）。我開始思考蘇斯洛夫報告中所論及的一些詞匯：毛澤東是「左傾冒險主義」、「新托洛茨基主義」、「唯意志論」等等（七十年代，我從內部讀物才知道，蘇斯洛夫是一個頑固的教條主義者。近年出版的俄羅斯資料透露，1964年蘇共黨內的革新勢力利用與中共的論戰，削弱了斯大林主義者在蘇聯的陣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勢力復辟的勢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保守的蘇斯洛夫才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作了這個報告）。對于這些話，當時我似懂非懂。我聯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幾年前那些饑餓的日子，我隨母親去南京郊外的農場去探望因「右派」問題而被下放勞動的父親，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語學校錄取，卻因政審不通過而被拒之門外。不久甚至連小學也講起「階級路線」，我因出身問題越來越感到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迎來了1966年，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學校的號召下，我通讀了《毛選》一至四卷，我多次閱讀收入《毛選》中的《關于若于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毛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風運動」這個詞。

緊接著文革爆發，我從每天讀的《新華日報》上發現，1966年5月初北京召開的歡迎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群眾大會上不見了彭真的名字，接下來我就讀小學的一些幹部子弟（我的小學鄰近南京軍區後勤部家屬大院和《新華日報》社家屬區），手拎紅白相間的體操棒在操場上毆打一位「成分不好」的三十多歲姓余的美術教師，校長兼支部書記則裝著什麽也沒看見。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紅色恐怖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沖擊，有一天，我無意中聽到父母的談話，父親說，這一次可能躲不過去了，再不跑，可能會被活活打死。父親終于離家出逃。躲在山東農村老家那些純樸的鄉親中避難，不久，我家附近到處貼滿了父親單位捉拿他的「通緝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風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幾何時，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揮揪斗「死老虎」的當權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馬，「周揚四條漢子」、「彭羅陸楊」、「劉鄧陶」像走馬燈似地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頂頂皇冠落地」！從那時起，我就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報紙上的「排名學」。1967年初，在南京大學的操場上，我親眼看見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們小學的校長還是滿口「江政委」喚個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辦公大樓，那裏正舉辦所謂「修正主義老爺腐朽生活」的展覽，那寬大的帶衛生間和休息室的書記辦公室，那嵌在舞廳天花板壁槽內的柔和燈光，無一不使我頭腦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參加這場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從各種書籍中所獲得的精神營養也使我不會去欣賞那些在革命名義下所干的種種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個區文化館圖書室的借書證，因此我讀過不少中外文學、歷史讀物。至今我還記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從母親的手中奪下她正準備燒掉的那套楊絳翻譯、勒薩日著的《吉爾・布拉斯》等十幾本書籍。在焚書烈火中被搶救下來的《吉爾・布拉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普希金詩選、《唐詩三百首》等給了我許多溫暖，讓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遠處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飄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長江路南北貨商店墻上看到一張寫有「特大喜訊」的大字報，上面赫然寫著葉劍英元帥最近的一次講話，他說，我們偉大領袖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看到這張大宇報，我頭腦轟地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了。我馬上去找我的好友賀軍——他目前住在美國的波士頓，告訴他這個消息，我們一致認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歲，因為這違反科學常識。

從這時起，我在心裏消悄地對毛澤東有了疑問，我知道在中國，一切都憑他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即使劉少奇，雖然《歷史決議》對他評價極高，雖然在文革前到處都能看到毛、劉并列的領袖標準像，雖然劉少奇夫婦訪問東南亞是何等的熱烈和風光，但是如果毛澤東不喜歡，劉少奇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邊發生的一些事，離我家不遠一個小巷的破矮平房裏，住著與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對姐弟和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父親是「階級敵人」，他們的媽媽是一位普通的勞動婦女。因為不能忍受歧視和侮辱，這位母親竟失去控制，將毛主席的畫像撕碎并呼喊「反動口號」，結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槍斃。召開公判大會那一天，我的中學將所有學生拉到路邊，觀看行刑車隊通過，美其名曰「接受教育」，這姐弟兩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親眼目睹他們的母親被五花大綁押赴刑場。車隊通過後，學校革委會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組討論，于是所有同學都表態擁護「鎮壓反革命」——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對毛產生了看法。我知道這些看法絕不能和任何人講，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講，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歲月裏，沒有希望，沒有綠色，除了從小在一起長大的賀軍，差不多也沒有任何可以與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們之間的談話也小心翼翼，絕不敢議論毛澤東），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線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學留守處，這個中學已被勒令搬至農村，所有被封存的圖書都堆放在留守處的大倉庫裏，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東人，年輕時被國民黨拉去當兵，被解放軍俘虜後成為「解放」戰士）。至今我仍感激這位老先生，是他允許我每周進一次倉庫借一旅行袋的書，下周依時交換。正是在那裏，我翻檢到1958年《文藝報》的《再批判》專輯，因而我第一次讀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在那幾年，我從這個倉庫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學和歷史書籍，至今還記得，孟德斯鳩的《一個波斯人的信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葉集》、葉圣陶的《倪煥之》、老舍的《駱駝祥子》，就是在那個時候讀的。1971年後南京圖書館局部恢復開放，我又在每個休息日去那裏讀《魯迅全集》，將包括魯迅譯著在內的舊版《魯迅全集》全部通讀了一遍。正是這些作品支撐起我的人文主義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國內的政治局勢更加險惡，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憤恨江青的專橫，在1975年從其家中的閣樓上跳下自殺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組老太太的監視，只要家裏來一外人，她就站在門口探頭探腦。1976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與好友賀軍坐在長江路人行道的路邊，我背誦了魯迅的話：「地下火在運行，巖漿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與賀軍在紐約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園坐了半天，我們共同回憶起往昔歲月，我們都談到1976年夏在長江路邊的那次談話）。

在文革期間，我讀了許多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和有關「兩條路線斗爭」的資料，這些資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著大量的歪曲和謊言，然而它們還是激起了我強烈的興趣。結合文革中所發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來愈有一種想探究中共革命歷史的愿望，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風運動——這雖然是距那時以前幾十年的往事，但我還是隱約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與它有聯系。在大字報和各種文革材料中，我難道不是經常讀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長」的講話嗎：什麽「XXX最壞，在寧都會議上，他想槍斃我」，「劉少奇在抗戰期間勾結王明反對毛主席的獨立自主方針」，什麽「XXX在延安審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對他控制使用」，還有「王明化名馬馬維奇在蘇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裏，我雖然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卻不知填了多少表格，從小學、中學到工作單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會關係」欄內填寫老一套的內容。看看周圍的人，大家也一樣要填表。我工作單位的人事干事是從老解放區來的，她說，這是黨的審干的傳統，是從延安整風開始推廣的，那麽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帶看這些疑問，1978年秋，我以歷史專業作為自己的第一選擇：考入了南京大學歷史系。

1979年後的中國大學教育開始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經歷了那幾年由思想解放運動而帶來的震撼并引發了更多的思考。在課堂上，我再次聽老師請延安整風運動，我也陸續看到一些談論「搶救」運動的材料，然而所有這些都在維持一個基本解釋：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1979年我還讀到周揚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周揚將延安整風與五四運動、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相提并論，謂之為「思想解放運動」。在大學讀書的那幾年，我知道，雖然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已被批評，但毛的極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滲透到當代人思想意識的深處，成為某種習慣性思維，表現在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就是官學盛行，為圣人避諱或研究為某種權威論述作注腳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的風尚。當然我十分理解前輩學者的矛盾和苦衷，他們或被過去的極左搞怕了，或是因為年輕時受到《聯共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思想訓練太深，以至根本無法跳出官學的窠臼。

然而，我難以忘懷過去歲月留下的精神記憶，劉知幾雲，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其最重要之處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至今我還清楚記得1979年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授司馬遷《報任安書》時內心所引起的激動，我也時時憶及范文瀾先生對史學後進的教誨：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所有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條的束縛，努力發揮出自己的主體意識，讓思想真正自由起來。從那時起，我萌生一個愿望，將來要寫一本真實反映延安整風的史書，為此我開始搜集資料。

由于延安整風在主流話語中是一個特殊的符號，有關史料的開放一直非常有限。這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困難。但在八十年代以後。官方也陸續披露了某些與延安整風運動相關的歷史資料，除了少量檔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憶資料，這給研究者既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分析、辨別、解釋這些材料。應該說，我在中國大陸長期的生活體驗以及我對有關史料的廣泛涉獵。加強了我閱讀資料的敏感性，我逐漸能夠判斷在那些話語後面所隱蔽的東西。

經過對多年搜集、積累資料的反復研究和體會，我頭腦中的延安整風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我開始發現散亂在各種零碎資料之間的有機聯系。1991年8月中旬我開始動筆，到1992年底，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從1993年始，我的寫作速度慢了下來，我感到自己需要對所論述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思考，同時需要更廣泛地搜集、閱讀各種資料。

1995年夏至1996年秋，我有機會去設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作訪問學者。我在美國的研究題目與延安整風無關，但我仍利用在華盛頓的便利，在國會圖書館工作了一個月。然而根遺憾，國會圖書館中文部雖然收藏十分豐富，但是幾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有關延安整風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國後，又重新開始寫作，到了1998年夏，全書已經完成。我又用半年時間對書稿作了三次修改補充，1999年初交稿後，在編輯校對階段，我接觸到若干新資料，對書中的個別內容再次做了充實，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書最後定稿。

我寫這本書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實為依歸，在寫作過程中，始終遵循據事言理的治學方法。我以為，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數十年意識形態的解釋學早將當年那場事件搞得雲環霧繞，面目不清。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對各種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資料進行點滴歸攏，爬梳鑒別，再對之反復研究體會，使之融匯貫通。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時間和精力。

我不反對對延安整風這一重大現象進行嚴謹的理論分析，且認為，這個工作極為重要，但是我又擔心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陳寅恪先生言，「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滴水觀滄海」，因此在本書中，我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論述的方式展開，這也與我個人比較重視歷史的個案研究有關。

在寫作此書的七年裏，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資料。眾所周知，有關延安整風期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社部、中組部的檔案文獻，除少量披露外，絕大部分迄今仍未公開。1992年。我看到一位負責人在中央檔案館的講話，他說，鑒于蘇東巨變深刻的歷史教訓，應該加強對檔案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他指出，黨的檔案資料的保管，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我可以理解這位負責人的觀點，但是站在學術研究的角度，卻為不能閱讀和利用這些珍貴史料而感到遺憾。

由于這是一本私人寫作，十多年來我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裏擠出錢購買了大量的書籍資料，我從沒有以此選題申請國家、省級或大學的任何社科研究項目的資助，所以我的另一個遺憾是，我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采訪，如果我做了這樣的工作，一定會對本書的內容有所充實。

我還有一個遺憾是我沒有機會去莫斯科搜尋有關資料。九十年代後，莫斯科開禁歷史檔案，涉及四十年代蘇共與中共交往的文獻記錄也已開放。中國歷史學會的沈志華博士近年來為搜集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將其中某些材料轉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訴我，蘇共與中共在延安整風期間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國，一時聯系不上，這也使我深感遺憾。

伏案幾載，每天神游于當年的歷史景像之中，自然會對延安整風運動及其相關的史事與人物產生種種體會，這方面的體會與感受的絕大部分已化為書中的敘述，但是還有幾點需在此予以說明：

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創革命的年代。吾細讀歷史，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涌，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

二、從中共革命奪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角度觀之，延安整風運動對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于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所幸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已逐步走出過去那種懷疑一切、無情斗爭的極左道路，但舊習慣思維的清理仍需長期努力。吾期盼舊時極左的「以我劃線」、權謀政治永不再來，國家從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軌道，如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書涵蓋面頗寬，涉及中國現代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對于本書論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將其看成歷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惡偏見，主觀上力求客觀公允，「不虛美，不隱惡」。當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價值關懷，陳衡哲先生曾說過，「若僅縷述某人某國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麽意思」，說的也是研究者的價值關懷問題，只是這種價值關懷不應妨害到敘述的中立和客觀。如果說本書的敘述中有什麽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

在寫作此書的幾年裏，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寶貴的支持和鼓勵，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謹向他們表示真摯的感謝。

上海師范大學的許紀霖教授多年來一直關心我的研究的進展，他還為本書的出版提出許多好的建議。在與許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學養和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卓越見解總是使我深獲教益。

我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金觀濤教授和劉青峰教授。他們對本書的出版提供了熱情的幫助，在本書定稿過程中，他們提出一些富有啟迪性的建議和意見，對于本書臻于學術規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學歷史系顏世安教授和現旅居美國的賀軍先生表達我的感激，他們的友誼和支持，對于我一直是一個激勵。

我曾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華盛頓——南京辦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過多次關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黨史問題的愉快討論，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對于我的寫作是一種推動。

在寫作此書的幾年裏，我始終得到我過去的學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cff Zuckerberg）、林志濤（Felex Lin）的關心和幫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對我幫助尤大，他不僅幫我用電腦輸入文字，還與我分享了討論的樂趣，在此我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

我也向本書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編者表示我的謝意，我雖然在引述文字時都做有詳細的注釋，但沒有他們提供的資料基礎，我要完成這本書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書的責任編輯鄭會欣博士表達我深深的謝意，鄭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務，但他還是撥冗為本書做了許多瑣細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對本書的出版有重要的幫助。

1998年夏秋之際，我有機會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作訪問研究，在「大學服務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熱情接待和幫助，在這個收藏豐富的史料中心，我為本書補充了若干新的資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學服務中心」表示深切的謝意。

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的老師們多年來在圖書資料方面給了我許多幫助，對他們的友好、善意和敬業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後，我要深深地感謝我的妻子劉韶洪和兒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擔了大量的家務，使我可以專心致志進行研究，她還為書稿作了一部分的電腦輸入工作。為了寫作這本書，許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與孩子經常討論他的功課，沒有他們的支持、幫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書是完全不可能的。

高華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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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文選》（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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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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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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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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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金立人、李華、李小蘇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上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江蘇地方史》（1919——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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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朱仲麗：《黎明與晚霞》（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朱鏡明：《李達傳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司馬璐：《斗爭十八年》（全本）（香港：亞洲出版社，1952年）。

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香港：自聯出版社，1967年）。

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陳裕年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

江華：《追憶與思考——江華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伍修權：《我的歷程（1908—1949）》（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伊・愛潑斯坦：《突破封鎖訪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

（美）伊羅生著，劉海生譯：《中國革命的悲劇》，東亞叢書第11種（香港：和記印刷有限公司，1973年）。

曲士培：《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匡亞明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匡亞明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俄）安・麥・列多夫斯基：《在中國的外交生涯（1942——1952）》，載俄《近代史和現代史》雜志，1996年第6期。

（俄）安・麥・列多夫斯基：（外交官筆記（1942——1952）》，載俄《近代史和現代史》雜志，1996年第6期。

（蘇）托洛茨基著，王家華、張海濱譯：《論列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

（蘇）米・伊・巴斯馬諾夫著，苗為振、陳永秀、閻志民譯：《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七畫

呂正操：《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抗戰初期的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天民：《林彪評傳》（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

李天民著，鄧錦輝等譯：《劉少奇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李志民：《革命熔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

李志英：《博古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李南央：《六十年恩怨情仇：記我的父親李銳和母親范元甄》，載《開放》（香港），1997年12月號。

李雪峰：《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

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

李輝：《李輝文集・往事蒼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

李銳：《懷念廿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銳：《李銳往事瑣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李銳：《直言》（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

李樵：《徐以新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

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志平編：《歷史不容歪曲——評《項英傳》（南京：無出版單位，1997年）。

沙汀：《沙河自傳》（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8年）。

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杜重石：《風雨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

宋金壽：《關于王實味問題》，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宋曉夢：《李銳與延安「輕騎隊」》，載廣州《嶺南文化時報》，1998年9月10日。

宋曉夢：《李銳其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言行：《高長虹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4期

言行：《高長虹晚年的「萎縮」》，載《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4期。

何滿子口述，吳仲華整理：《跋涉者——何滿子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八畫

金東平：《延安見聞錄》（重慶：民族書店，1945年）

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

金觀濤、劉青峰著：《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

范青：《陳昌浩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

《林渠傳》編寫組編：《林渠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年）

周良沛：《丁玲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

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周森：《馬海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周揚關于現代文學的一次談話》，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

周維仁：《賈拓夫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

周鯨文：《風暴十年》（香港：時代批評社，1962年）

《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8年）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武衡：《無悔——武衡回憶錄》（北京：專利文獻出版社，1997年）

九畫

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逄先知（1950——1966年曾負責管理毛澤東圖書）：《關于黨的文獻編輯工作的幾個問題》，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3期。

胡風：《胡風晚年作品選》（南寧：灕江出版社，1987年）

胡風：《再返重慶》（之二），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期。

胡風：《胡風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姚艮：《一個朝圣者的囚徒經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施巨流：《王明問題研究》（成都：無出版單位，1998年）

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

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陜甘寧邊區法制史話》（訴訟獄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

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十畫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馬洪武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馬員生：《旅蘇紀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7年）

馬齊彬、陳紹疇：《劉少奇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5期。

（蘇）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著，朱希渝譯：《不合時宜的思想——關于革命與文化的思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年）。

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

唐天然：《有關延安文藝運動的「黨務廣播」稿》，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

唐有章口述，劉普慶整理：《革命與流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唐瑜編：《零落成泥香如故——憶念潘漢年、董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

《秦邦憲與〈無錫評論〉》，載《江蘇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徐中遠：《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年）。

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陜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徐復觀雜文續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

徐懋庸：《徐懋庸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孫志遠：《感謝苦難：彥涵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孫春山：《無悔人生・楊獻珍》（濟南：山東日報出版社，1997年）。

孫新元、尚德全編：《延安歲月——延安時期革命美術回憶錄》（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高華：《毛澤東與1937年的劉、洛之爭》；載《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

高華：《在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3年秋季號。

高陶：《天涯萍蹤——記蕭三》（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

（美）莫裏斯・邁斯納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蘇）索波列夫等著，吳道弘等譯：《共產國際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俄）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

（美）埃德加・斯諾著，奚博銓譯：《紅色中華散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

十一畫

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南寧：灕江出版社，1987年）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1934）》（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年）

陳丕顯：《蘇中解放區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陳永發：《延安的整風、審干與肅反》，載《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陳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2期。

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

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

陳荷夫編：《張友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陳恭懷：（陳企霞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

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陳紹疇：《劉少奇在白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

陳紹疇主編：《劉少奇研究述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陳復生（陳湖生）：《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

陳翰笙：《四個時代的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3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許紀霖：《智者的尊嚴——知識分子與近代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

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黃平：《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黃炎培：《八十年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

黃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

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張勁夫：《懷念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華藝出版社，1989年）。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張貽玖：《毛澤東和詩》（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年）。

張貽玖：《毛澤東讀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

張毓茂：《蕭軍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年）。

張毓茂：《我所知道的蕭軍先生》，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張靜如、唐曼珍主編：《中共黨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

張積玉、王鉅春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張仲實》（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郭化若：《郭化若回憶錄》（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

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1年）

郭晨：《巾幗列傳——紅一方面軍三十位長征女紅軍生平事跡》（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6年）

郭影秋：《往事漫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

畢興、賀安華：《閻紅彥傳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年）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陶坊資：《回憶父親》；陶瀛孫、陶乃煌：《陶晶孫小傳》，載《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4期。

十二畫

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程中原：《張聞天論稿》（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

（蘇）奧・鮑裏索夫等：《蘇中關係（1945——198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德）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強曉初等：《延安整風回憶錄》（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

強曉初、李力安、姬也力等主編：《馬明方傳略》（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魯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華社，1938年）。

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記錄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開誠：《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6年）。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一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揚帆：《揚帆自述》（北京：群眾出版社，1989年）。

溫濟澤：《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

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西班牙）費南德・克勞丁著，方光明、商亞南等譯：《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費雲東、余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

費雲東主編：《中共保密工作簡史（1921——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

十三畫

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

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原名《往事如煙》）（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年）。

楊中美：《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香港：奔馬出版社，1989年）。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年）。

楊尚昆：《在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84年7月9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

楊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物，1997年）。

楊放之：《〈解放日報〉改版與延安整風》，載《新聞研究資料》，第18輯。

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楊復沛、吳一虹主編：《從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機要人員的回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

楊萬青、齊春元：《劉亞樓將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

（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稿》編寫組編：《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蘇）M・C・賈比才等著，張靜譯：《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1920——193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新四軍第五師抗日戰爭史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雷雲峰等編：《陜甘寧邊區大事記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俄）愛德華・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斯大林秘聞——原蘇聯秘密檔案最新披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

十四畫

趙生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日）對馬忠行著，大洪澤：《托洛茨基主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鄭建英：《朱瑞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鄭異凡：《天鵝之歌》（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裴淑英：《關于《六大以來》一書的若干情況》，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1期。

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報》文藝欄》，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4期。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風・〈再批判〉》，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4期。

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載《炎黃春秋》，1993年第1期。

十五畫

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

劉茂林、葉桂生：《呂振羽評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

劉家棟：《陳雲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歐陽植梁、陳芳國主編：《武漢抗戰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德裏特裏・安東諾維奇・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

蔡孝干：《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志社，1970年）

《緬懷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蔣介石：《蘇俄在中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蔣祖林（丁玲之子）：《胭脂河畔》，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4期。

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載《黨的文獻》，1998年第2期。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

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鄧言實編：《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主義的斗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十六畫

盧弘：《李伯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

蕭克、陳毅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蘇平著：《蔡暢傳》（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年）。

薛裏：《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穆欣：《林楓傳略》（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穆欣：《劫後長憶》（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

穆欣：《秦城監獄裏的6813號》，載《中華兒女》（國內版），1998年第10期。

《憶錢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十七畫

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漢、陳衍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

（英）戴維・麥克萊倫著，余其銓、趙常林等譯：《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謝燕：《張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1995年）。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謝覺哉傳》編寫組編：《謝覺哉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中央審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1951年）。

（蘇）謝・列・齊赫文斯基，程驊之等譯：《我的一生與中國（30—90年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

十八畫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韓厲觀、陳立平：《華克之傳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

韓辛茹：《新華日報史1938——1947》，上（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

沈陽軍區《賴傳珠日記》整理編輯領導小組編：《賴傳珠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十九畫

《譚震林傳》編纂委員會編：《譚震林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懷念林伯渠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懷念劉少奇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嚴慰冰：《魂歸江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蘇）羅・亞・麥德維杰夫著，趙洵、林英譯：《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蘇）羅・亞・麥德維杰夫著，李援朝、黃元等譯：《讓歷史來審判》（續篇）（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蘇）羅・亞・麥德維杰夫著，彭卓吾等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羅貴波：《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

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關于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的經驗介紹》（1943年4月22日黨務廣播），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

二十畫以上

顧行、成美：《鄧拓傳》（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龔明德：《〈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版本變遷》，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

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

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

四　報紙、期刊

《二十一世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共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

《中國現代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文獻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共產黨人》，1939—1941年。

《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

《炎黃春秋》（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

《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亞互代史研究）編輯部）

《解放日報》，1941—1945年。

《解放周刊》，1937—1941年。

《新華日報》，1938—1945年。

《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新華文摘》（北京：人民出版社）

《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所）

《黨的文獻》（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

《黨史通訊》（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黨史研究資料》（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

五　英文論著

David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London: Random House, 1979).

John Bry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aymond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oger Faligot and Remi Kauffer,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London: Headline House, 1987).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書刊一覽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

第一卷　楊奎松：《斷裂與延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1949—1952）。

第二卷　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2009年，733頁。

第三卷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2008年，856頁。

第四卷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2008年，844頁。

第五卷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2008年，549頁。

第六卷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2008年，856頁。

第七卷　王海光：《新秩序和新沖突——從中華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

第八卷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2008年，785頁。

第九卷　韓鋼：《革命的終結——從“階級斗爭為綱”到“經濟建設為中心”》（1976—1978）。

第十卷　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2008年，874頁。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

1.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1993年，534頁。

2. 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 Elegy—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t and Politicai Transformation 1979—1989、1997，343 pag

3.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1999年，314頁。

4. 鮑紹霖：《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范的追尋》，1999年，217頁。

5.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2000年，480頁。

6.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繁體版，2000年，705頁；簡體版，2011年，703頁。

7. 鄭會欣：《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創立及其經營活動》，2001年，428頁。

8. 唐少杰：《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斗”》，2003年，364頁。

9.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2008年，618頁。

10. 梁元生：《晚清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2009年，266頁。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

1. 《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劉青峰編，1994年，475頁。

2.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劉青峰編，1994年，520頁。

3.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編，1996年，530頁。

4. 《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研討會討論文集（上）》，劉青峰、岑國良編，2002年，501頁。

5. 《自由主義與中國現代性的思考——“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研討會文集（下）》，劉擎、關小春編，2002年，405頁。

二十一世紀論叢

1. 《轉化中的香港：身份與秩序的再尋求》，劉青峰、關小春編，1998年，288頁。

2. 《全球關係中的中國處境》，汪暉、余國良編，1998年，170頁。

3. 《90年代中國農村狀況：機會與困境》，劉青峰、關小春編，1998年，240頁。

4. 《90年代的“後學”論爭》，汪暉、余國良編，1998年，224頁。

5. 《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汪暉、余國良編，1998年，200頁。

6. 《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劉小楓、林立偉編，1998年，208頁。

7. 《經濟倫理與近現代中國社會》，劉小楓、林立偉編，1998年，224頁。

8. 司徒立、金觀濤：《當代藝術危機與具象表現繪畫》，1999年，3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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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　頁

版權信息

前　言

重印自序

上編　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一、「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二、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

三、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異同點

四、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五、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分歧

六、黨權高漲，全盤俄化及毛澤東被冷遇

第二章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權力擴張和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預

一、毛澤東逐步掌控軍權、黨權

二、從毛、張（聞天）聯盟到毛、劉（少奇）聯盟

三、1931—1935年王明對毛澤東的認識

四、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　王明返國前後中共核心層的爭論與力量重組

一、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在處理國共關係及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上的分歧

二、毛澤東的理論攻勢與劉少奇對毛的支持

三、讓步與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

四、毛澤東與武漢「第二政治局」的對立

第四章　毛澤東對王明的重大勝利

一、毛澤東迂回反擊王明

二、關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

三、兩面策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

四、毛澤東的「新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五章　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一、毛澤東從斯大林《聯共黨史》中學到了什麽？

二、「挖墻角、摻沙子」：陳伯達、胡喬木等的擢升

三、「甩石頭」：毛澤東編「黨書」

下編　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

第六章　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與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一、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

二、與蔣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三、毛澤東最堅定的盟友：劉少奇及其班底

四、毛澤東手中「出鞘的利劍」：康生

五、毛澤東的「內管家」：任弼時、陳雲、李富春

六、扶植地方實力派：高崗的崛起

七、重新調整與毛澤東的關係：處境尷尬的軍方

第七章　上層革命的開始：毛澤東與王明的首次公開交鋒

一、窮途末路的國際派

二、進退失據的周恩來

三、初戰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第八章　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的發韌

一、動員「思想革命」：毛澤東究竟要做什麽？

二、凍結政治局，中央總學委的成立

第九章　從「延安之春」到斗爭王實味

一、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毛澤東與延安「自由化」言論的出籠

二、呼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王實味言論中的意義

三、風向突轉：毛澤東拿王實味開儀

四、毛澤東為什麽要給延安文化人套上「轡頭」？

五、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毛澤東「黨文化」觀的形成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傳和幹部教育系統的重建

一、重建「黨的喉舌」：延安《解放日報》的整風

二、陸定一、胡喬木與毛氏「新聞學」原則的確立

三、鄧發被貶黜與中央黨校的三次改組

四、彭真與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第十一章　鍛造「新人」：從整風到審干

一、教化先行：聽傳達報告和精讀文件

二、排隊摸底：命令寫反省筆記

三、審查在後：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

四、為運動重心的轉移作準備：毛澤東、康生的幕後活動

五、向黨交心：交代個人歷史

六、「脫褲子，割尾巴」：在雙重壓力下滌蕩靈魂

七、「得救」：「新人」的誕生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干、反奸與搶救運動

一、康生機關與1937年後延安的「肅托」

二、1940年的審干與幹部檔案制度的建立

三、「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

四、毛澤東的「肅反」情結：

五、毛澤東、中央總學委和中央社會部的關係

六、在「試驗日」裏制造出的「張克勤案」

七、「搶救」的全面發動與劉少奇進入「反奸」領導核心

第十三章　「搶救」風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據地

一、「搶救」的策略和手段

二、中直機關的「搶救」

三、軍直機關的「搶救」

四、西北局和邊匾系統的「搶救」

五、中央黨校的「搶救」

六、延安白然科學院的「搶救」

七、魯藝（延安大學）的「搶救」

八、晉察冀、晉綏、太行根據地的「搶救」

九、華中根據地的「搶救」

十、唯一未開展「搶救」的山東根據地

第十四章　進兩步，退一步：「搶救」的落潮

一、「審干九條」再頒布後「搶救」為什麽愈演愈烈？

二、中央主要領導幹部對「搶救」的反應

三、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與「搶救」的中止

四、甄別：在毛澤東「道歉」的背後

第十五章　「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

一、「毛澤東主義」的提出與修正

二、劉少奇等對毛澤東的頌揚

三、摧毀「兩個宗派」：對王明、博古、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的清算

四、修訂《歷史決議》：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體系

五、中共七大召開及博古、張聞天等人的公開檢討

六、毛澤東的勝利與中共新的領導核心

後　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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