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许成钢

现为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美国寇斯研究所（RCI）理事，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13年获孙冶芳经济学奖，2016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曾任香港大学钟瀚德经济学讲座教授、「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北京清华大学特聘教授、首尔国立大学「世界级大学」讲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世界银行和IMF顾问、亚洲法律经济学学会（AsLEA）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首尔经济学学刊》共同主编、《经济金融学学刊》共同主编、《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等。

研究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法经济学、比较制度、发展经济、转型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发表论文见诸国际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包括《经济学文献期刊》（JEL）、《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经济学研究评论》（REStud）、《金融研究评论》（RFS）、《美国法与经济学评论》（ALER）、《经济地理期刊》（JEG）、《欧洲经济学评论》（EER）等。

「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NTU & HYI Academic Book Series）由台大出版中心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合作出版。本丛书出版具有学术原创性与独特贡献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专书，跨领域研究着作尤所欢迎，为优质的中文学术出版平台。

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陈弱水（召集人） | 国立台湾大学
丁荷生（Kenneth Dean） | 新加坡国立大学
林玮嫔 | 国立台湾大学
梁元生 | 香港中文大学
陈志柔 | 中央研究院
葛兆光 | 复旦大学
刘苑如 | 中央研究院
郑毓瑜 | 国立台湾大学
钟彩钧 | 中央研究院
（以上依姓氏笔画排列）

献给郭迪

序言及谢辞

本书从制度基因的角度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并侧重于分析中国制度。当代中国制度是人类歷史上最庞大、最持久，而且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的极权主义政权。要认识这个制度，离不开对中华帝国遗留的和苏俄传播来的权力－产权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的探寻。而共产极权制本身是集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于一体的制度，对其进行分析必须跨越多个学术领域，是极大的挑战。我提出「制度基因」这个概念，希望藉此能帮助克服分析的困难。

本书以歷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s）的方式讨论制度基因的产生和演变。本书提出的制度基因和激励相容的制度演变的理论框架，深受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我既非史学家，也非政治学家或法学家。我预计很多学者会在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方面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可能会有不少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方面，对本书的尝试持保留态度。

即便如此，如果本书能引起人们对共产极权主义的广泛关注，引起人们对制度基因作为方法论的辩论甚至进一步探索，我就已经感到非常欣慰。对于本书似乎不自量力而涉猎广泛的冒险，我只能很谦卑地向读者解释，这是由本书所讨论的问题的性质决定的。研究和认识制度起源和演变这类问题，必须突破对歷史分期、地域和领域的学术常规分界。

本书汇集我几十年来对共产极权主义本质的研究和思考。我对共产党政权统治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好奇始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我的父母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尽管他们在反右期间遭到残酷整肃，但仍然教育我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因此直到文革初期，我都坚信共产主义。文革爆发时我初中二年级，那时观察到的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宣传与残酷现实之间的鲜明矛盾使我感到极度震惊和困惑。共产主义理论将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无阶级的人间乐园；但现实中，共产党政权内却制造出制度化的特权社会群体。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称中国在朝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但又一直在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岂不是意味着永远不可能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在共产极权制下，严禁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任何质疑或非官方研究。尽管当时对中国共产制度的质疑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我仍然因此被关押一年多，随后被强制劳动五年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以重启对上述问题的探索。

我个人的亲身经歷和观察是探讨本书提出的问题的基础和动力，但仅凭这些并不足以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接受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训练及其后的学术生涯让我受益匪浅。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马斯金（Eric Maskin）的机制设计理论、哈特（Oliver Hart）的产权理论，以及诺斯（Douglass North）的路径依赖理论都对我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也贯穿全书。

我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工作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试图分析极权主义政权内的权力结构。我从当时的导师科尔奈和马斯－科赖尔（Andreu Mas-Colell）那里获益良多。虽然由于我对当时使用的合作博弈论方法和模型的预测能力不满意而最终放弃该项目，但那只是暂时推迟了对共产极权主义的研究。

马斯金讲授的机制设计理论（包括信息[1]和激励机制问题）在我思考制度及其演变，尤其是极权制下的制度演变方面，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后来，我将博士论文的重点转向分析为什么计划经济阻碍突破性创新，指导教授是马斯金和科尔奈。这项工作虽未直接讨论极权制度的政治权力，但从创新和长期增长的角度论证了共产极权制的部分重要性质。此后与马斯金的合作以及与他无数的深入讨论，使我有机会加深理解机制设计理论的精髓。

科尔奈对共产极权主义制度本质的深刻理解，对我探索共产极权制度的歷程至关重要。1989 年5至6月期间，我与他频繁交流对天安门广场正在发生的学生运动的看法。他将这场最后转变为全国性的公民运动与三十多年前被镇压的匈牙利革命对比，纠正我那时对共产党仍然天真的认识。1990 年代，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职期间，科尔奈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就中国改革问题发表演讲。他在评论中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深表怀疑，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让出绝对权力，不可能从一党制渐进改革成多党制。2009 年联合国大学纪念柏林围墙倒塌二十周年的国际会议上，我在演讲中提出中国的制度特点是向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并依此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机制和存在的问题。科尔奈在回应中再次强调中共政权坚韧的极权主义本质及其对中国长期发展轨迹的潜在影响。后来，该论文发表在《经济学文献评论》上的版本[2]反映出针对他的意见所做的修改，这些观点也反映在本书相关章节。

我必须对我的长期合作者马斯金、皮斯托尔（Katharina Pistor）、钱颖一和罗兰（Gerard Roland）表示特别感谢。本书一些观点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在二十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十几年合作所进行的讨论有关，或受到其启发。最长期的合作者是钱颖一。从博士论文到我早期的很多研究工作都是与他合作的。过去那些有关中国制度的讨论对形成本书的想法有重要影响。另外，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一些观点，来自与博尔顿（Patrick Bolton）和哈特的许多讨论而产生的灵感。我衷心感谢他们在过去的合作和讨论中给予我的启发和持久的友谊。当然，本书所表达的见解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任何潜在的错误或争议均由我负责。

我还要特别感谢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CCEI）的慷慨资助和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感谢该中心的负责人罗斯高（Scott Rozelle）和李洪斌对这个工作的长期支持。另外，我也衷心感谢2019年史丹佛大学的谢森中纪念讲座（Dr. Sam-Chung Hsieh Memorial Lecture）和SCCEI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举办的系列讲座，以及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组织的系列讲座和研讨会。这些活动为我提供了系统性阐述本书观点的平台，也为我提供了与不同学科的学者分享观点的宝贵机会。所有富有见地的听众和读者提供的回馈意见，都对本书的完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马德斌邀请我为《剑桥中国经济史》撰写一章，让我有机会提前阐述本书核心观点，从而为改进本书及时获得接受回馈意见的机会。在此特别向他致谢。

本书的完成也得益于众多其他机构的支持。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有幸前后在香港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江商学院和史丹佛大学任职，这些机构的支持和协助对这项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部分章节曾作为教学内容在这些学府中讨论，在此衷心感谢我在这些机构中的同事和学生，感谢他们提供的宝贵回馈、支持和帮助。此外，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在首尔国立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香港中文大学、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伦敦经济学院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授课或访问。这些机构不仅对我提供了热情接待和工作上的支援，还给了我将本书部分内容用于教学或学术讨论的机会。所有这些机构的同事和学生提供的深刻见解和珍贵的回馈都对本书的最终完成贡献良多。我在此向所有这些机构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此外，在形成此书的过程中，我在全球各地就相关内容做过许多演讲。我要感谢参加这些演讲的与会者，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和问题。其中包括比较经济研究协会（ACE-ACEA）年会、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以色列中央银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C-Berkeley）及圣地牙哥分校（UC-SD）、本古里安大学（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中国经济学家协会（CES）、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哈佛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中国经济学会（JACEM）年会、日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一桥大学、东京大学、法国人类科学之家基金会（FMSH）、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科斯研究所（RCI）（特拉维夫和华沙研讨会）、史丹佛大学、首尔国立大学（SNU）、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北京清华大学、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世界跨学科机构研究网路（WINIR）会议，以及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政治大学等。

本书写作过程中，一些同事和朋友慷慨地花费大量时间阅读部分或全部书稿，他们提出的批评意见和中肯建议对本书的改进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在此，我必须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谢：亚歷山德菈．本汉姆（Alexandra Benham）、李．本汉姆（Lee Benham）、伯南斯坦（Michael Bernstam）、博尔顿（Patrick Bolton）、达菲（Darrell Duffie）、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葛兆光、葛列格里（Paul Gregory）、哈特、林培瑞（Perry Link）、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马斯金、迈尔森（Roger Myerson）、裴敏欣、罗兰（Gerard Roland）、魏昂德（Andrew Walder）、王裕华、吴国光和杨宇凡（David Yang）。他们的意见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当然，所有书中遗留的错误都必须由我个人负责。

十几年的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和同事以各种方式对我提出慷慨的帮助。他们给予了我精神上的支持或启发，或纠正我的错误、提供文献线索，这些都大大丰富本书的内容。我无法一一列举每一位贡献者的名字，但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安德森（Ron Anderson）、青木昌彦、白英、亚歷山德菈．本汉姆、李．本汉姆、伯科威茨（Daniel Berkowitz）、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博尔顿、蔡霞、陈添枝、陈小平、陈志武、朱万文、戴博（Robert Daly）、丁可、唐纳德（David Donald）、戴蒙德（Larry Diamond）、埃尔兹（Simon Ertz）、方汉明、格雷夫（Avner Grief）、高登（Roger Gordon）、郭研、哈特、何迪、何治国、赫斯特（Nancy Hearst）、谢昌泰（Chang-Tai Hsieh）、黄朝熙、黄亚生、贾瑞雪、克拉兹奈（Marton Krasznai）、龚启圣（James Kung）、李洪斌、李飞飞、李维佳、林毓生、林宗弘、马德斌、麦克劳德（Scott MacLeod）、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墨菲（Kenneth Murphy）、迈尔森（Roger Myerson）、诺顿（Barry Naughton）、诺斯、裴敏欣、尤锐（Yuri Pines）、乔什彤、钱颖一、秦晓、罗兰（Gerard Roland）、罗什塔（Miklos Rosta）、罗斯高（Scott Rozelle）、雪丽（Mary Shirley）、谢淑丽（Susan Shirk）、斯宾塞（Michael Spence）、宋铮、索罗斯（Georg Soros）、谭安（Glenn Tiffert）、陶逸骏、王爱和、王一江、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王国斌（Roy Bin Wong）、吴国光、吴敬琏、谢阳、熊炜、徐国琦、徐轶青、杨宇凡（David Yang）、叶国俊、杨瑞辉（Leslie Young）、余茂春（Miles Yu）、袁莉、周航、周雪光、张伦、张树新、张仁则、赵相科、邹恒甫和崔大伟（David Zweig）。我还要特别感谢许多中国同事和朋友，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在此提及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默默支持对我完成本书至关重要。

我需要在此解释一下本书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两个版本是分别独立撰写的，都是原创，而非从另一种语言翻译而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表述的准确性和清晰度，避免翻译可能带来的失真。研究过程中，取决于内容，最初起草的各课题原稿有些用英文，有些用中文。整合全书初稿时，我首先将这些中英文原始片段统一表述成中文。将中文初稿翻译成英文初稿后，透过大量修改和重写形成英文版的最终稿。这些修改和重写包括实质内容而不限于文字。最后，我再参照英文终稿版本对中文初稿进行修改和部分重写，形成中文版的最终稿。在两个版本的撰写过程中，在追求清晰、准确的同时，我尽可能保持两个版本内容的一致性，但不刻意追求两种语言表述的完全相同。例如，某些在中文语境中常见的表达，在英文中可能会显得复杂或容易引起误解。在有限篇幅内，英文版在不影响主要内容的前提下，对这类表述进行适当的简化。反之亦然。

在编辑最初手稿的关键部分，研究助理黄磊和尹西明给了我很大帮助。在文献和后期编辑方面，同事史颖波给予我很多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和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编委，尤其是中文版的编辑蔡旻峻，是他们异乎寻常的努力和支持，才使本书的中文版得以顺利出版。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的中文出版都面临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台湾出版界的努力对于在中文世界里保持思想交流和记录歷史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本书写作离不开与我的父母──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者许良英和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王来棣的大量讨论以及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启发。他们毕生对真理的探求对我影响至深。本书构思之际，恰逢他们合着《民主的歷史》（原为《民主的理论》）之时。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他们去世前的十多年间，我与他们就民主、宪政、极权等重要概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史实，以及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过无数次深入讨论。我们还讨论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老共产党人对自己和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痛苦而深刻的反思，以及中国的改革和与改革有关的问题。在那些年里，每次踏进他们在中关村拥挤凌乱的公寓，于我都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尽管他们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和知识，但由于年事已高，未能完成自己的着作。我认为本书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他们学术努力的延续。我也要在此特别感谢过去三十多年里与吴敬琏教授的许多讨论，帮助我加深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深爱的妻子郭迪，她在我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灵感之源。她给予我的无条件的爱、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支持，是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坚实基础。她不仅是我深深钟爱的伴侣，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学者，是我最亲密的同事和灵魂知己，同时也是对我学术研究最敏锐的批评者。本书每个观点在付诸笔端之前，她都是最初的聆听者，她也是每一章节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在长达十几年的创作过程中，本书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期间，我们亲眼见证了曾经蓬勃发展的中国私有企业和公民社会在极权控制下的日渐式微，亲身经歷了香港由一座繁荣富足的自由港湾到警察之城的蜕变，也曾在他乡遥望身处疫情封城无望的同胞而倍感无奈愤怒。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不仅能丰富学术界对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认识，更能为中国同胞走向自由之路贡献绵薄之力。

[1]Information是经济学和资讯论的术语，不能与包括其他涵义的普通词汇「资讯」混淆，以免造成误解。由于这个词关系到基本概念和理解，我坚持使用「信息」，而不用「资讯」。

[2]Chenggang 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9, No. 4 (2011), pp. 1076-1151.

图版目次

图1　区管式极权制的三位一体权力结构

图2　区管式极权制及分权式威权制的地区治理结构制度基因

图3　中国帝制的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制度基因

图4　中华帝制隋唐以降的郡县官僚制的制度基因

图5　1534年于明斯特，被捕的逃亡市民送回到重浸派极权统治者面前

图6　1793年10月31日，吉伦特派的国民公会代表以叛乱罪被押上断头台处决

图7　苏联的秘密警察组织徽章

图8　1966年文革时期宣扬「红色恐怖万岁」之传单

图9　文革时期重要领导人被斗争之实景

图10　文革时期之「群丑图」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概要

中国当代制度的基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几乎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不同于任何非共产极权制国家的制度：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制度，也不完全相同于苏联的制度。这个制度源于苏俄，但其在中国的深厚根基则离不开中国古代制度的基础。不看事实而机械套用学术上已知对制度的分析，不仅帮助甚微，甚至往往会误导。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对中国当代制度研究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歷史学的学术工作虽然不完全是空白，但整体上非常薄弱，存在许多空白和相当深的误解。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试图加强这个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填补空白和清除误解；这是理解中国的过去和今天，预测将来可能的变化的基础。对于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这也是认清中国基本问题所在、中国改革的方向，及推动制度变革的基础。

本书所谓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或极权制度，是社会被全面控制的最极端形式的现代专制制度。在这个制度里，社会所有方面的权力，包括对所有资产的最终控制权，全面集中在一党手里。所谓现代，主要指的是进入二十世纪前不曾存在过的现代极权主义党，也包括极权主义党在控制和宣传方面使用的现代化手段。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60年代提出的描述性定义至今仍然是对这个制度很好的概要。极权制度由高度互补的六个基本成分组成：一、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控制全民的党；二、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和依赖；三、党对秘密警察的垄断和依赖；四、党对传媒的垄断和依赖；五、党对武装的垄断和依赖；六、党对社会中所有组织（包括企业）的垄断和依赖，并通过这个管道控制全社会的资源。[1]第一个符合以上定义的极权制产生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极权主义这个术语则产生于1920年代。

世界歷史上存在过以不同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的极权主义制度。作为极权主义制度基础的意识形态，其价值更在于为极权主义提供合法性、凝聚力和鼓动力，从而作为统治的工具，而非名义上的表达。事实上，极端的专制性质本身决定了无论其名义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其表达的部分内容都会与这个制度的操作严重自相矛盾。例如，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名义的意识形态之共产极权主义，其作为制度基础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党不可挑战的统治地位（列宁主义）。这些既是具体的极权主义的制度安排原则，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带有极端平等内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带有人道主义内涵的关于人的自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是用于宣传的意识形态，只是抽象的名义上的意识形态。因其从基本上与极权主义制度矛盾，在任何极权制实践中，这些抽象的意识形态都被摒弃。任何坚持名义上的意识形态而不服从最高领导的人，即便位于最高阶层，都必遭极权主义制度的严重惩罚，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例如苏联的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托洛斯基（Lev Trotsky）；中国的彭德怀、刘少奇、赵紫阳等。

尽管共产极权主义进入中国是苏共的主动和巨大的努力，但以千百万生命为代价在中国建立共产极权制度是中国革命者的选择，而非苏联红军为中国做的选择。这是无可争议的基本歷史事实。问题是，结束中国帝制[2]的是一系列试图在中国推动宪政[3]的改革和革命，但为什么中国最终却选择了与之相反的极权主义？为什么中国在经歷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私有企业已经占中国经济主体后，仍然不能摆脱极权主义制度？[4]为什么极权制度会在中国扎根，而且如此之深？更基本的普遍问题是，人类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制度？为什么这个制度产生在俄国？俄国与中国的制度遗产有什么相似性？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书提出制度基因的分析概念。本书将应用这个概念，从跨国和歷史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制度的起源、特点，以及其演进的基本规律，同时分析极权主义制度在俄国产生的根源。制度基因的分析概念深受经济学中的制度设计理论的启发。

1989至1992年间，苏欧的极权主义制度崩溃。这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关于制度的研究，使得制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授予这个领域的学者，以示对这一领域工作的承认。但是，绝大多数流行的关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除了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工作之外，[5]既不涉及极权主义制度，也不关注这些转型国家从极权主义制度演变而来的威权主义制度。[6]关于极权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方面的空白使得人们缺少对中国、苏俄，及其他前共产党国家制度的基本认识，更使人们难以预测和应对这些国家出现的政治逆转。从学术和政策的角度看，这似乎与经济学家在预测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的尴尬处境有些相似。但是，极权主义超级大国在全球带来的全面后果，从直接的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到对其他国家的制度影响，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金融危机。因此，本书探讨的命题不限于中国和俄国，以及经歷过极权主义制度统治的国家，而是对于普遍制度演变的探讨。

为了深入分析制度演变方面的重大问题，本书提出并发展了称为「制度基因」的基本概念或分析框架。作为方法论，此分析概念是在制度设计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7]本书主要篇幅将在这个理论框架内，讨论为什么中国和俄国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立宪革命不仅失败，而且产生出与立宪原则背道而驰的极权主义制度；并从制度基因出发，解释这些国家百年来发生的，以及即将长期影响这些国家甚至全球政治经济的重大制度变化。

本书第二章将系统地讨论制度基因这个概念及其他相关基本方法论的问题。我尽一切努力使得本书绝大多数章节相对自成体系。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理论等学术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我期待这个新的普遍性理论框架（或分析框架）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解释为什么制度的演变路径会受到已有制度的制约；解释制度中的关键机制是如何在长期歷史的演变中被创造和被再创造，并且影响制度的其他方面，从而帮我们打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的黑盒子。但是，对于方法论没有兴趣的读者，如果跳过这章，虽然在逻辑的严谨性方面有所损失，但应该不影响对其他各章的基本理解。

本书对制度的讨论集中在人权、产权和政治权力这三个要素方面；并结合极权主义的歷史和现实重新解释了洛克－海耶克关于人权和产权密不可分的论述（第二、三章）。任何社会的产权结构都与该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密不可分。与此对应，本书使用的产权概念是最终控制权的概念。这是洛克－米塞斯－海耶克及诺贝尔奖得主哈特（Oliver Hart）使用的概念，也是二十世纪前学术界通行的概念。第三章讨论了这个概念与二十世纪以来流行的权力束概念之间的关系和差别。全书透过歷史叙述解释了极权制度的产生，其制度基因源于对产权和权力的长期高度垄断，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对产权和权力的共识。

从产权－权力配置的角度看，在极权制下，极权主义党完全控制了社会的所有产权和权力，使得社会中所有的个人权利完全都在党的控制之下。相较来说，在其他专制制度下，都不存在任何独裁者、政府、政党或机构对产权和权力有如此完整的控制。同时，极权主义党的性质决定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详见第八章）。

面对中共极权主义的发展和威胁，重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二战结束时的警告──自由世界的人们几十年来试图遏制极权主义的努力都失败了──显得尤为重要。不幸的是，这个警告早就被人们完全抛在脑后。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极权主义的忽略，使中共在不受质疑的环境下，从西方获得了帮助其巨大发展的机会。人们至今仍然普遍不认识甚至拒绝认识中共的极权主义性质。中共极权主义政权在苏欧极权主义集团崩溃之后发展成了极具威胁的超级大国，而这离不开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学术界对极权主义已有的讨论多局限于哲学、思想史，或局限于对苏俄的歷史纪录，极少试图对极权制的完整的基本机制进行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本书第六到第八章讨论了极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源于何处，以及为何这个制度首先产生于俄国。

极权主义制度以极端暴力、全面消灭私有产权和全面控制社会为其特徵，产生于名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世俗政治宗教运动。这个运动以追求平等为名义，鼓吹世俗救世主义，极具诱惑力和煽动力。然而，这个世俗宗教运动只能在具有特定制度基因 ──高度垄断的产权－权力结构和相应的社会共识──的社会获得成功（第六章）。之所以共产极权主义运动首先在俄国得以建立，是因为那里具备了建立极权制必要的制度基因，具体包括高度专制的沙俄帝制、俄罗斯东正教及其深入的社会影响，以及秘密（恐怖）政治组织的高度发展（第七章）。

第八章深入探讨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极权主义党从秘密政治组织转变为以个人崇拜和红色恐怖为特徵的极权主义党的过程。这一章分析了产生列宁主义党的制度基因在建立和巩固极权制中所起的作用和机制，包括透过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对派、建立红色恐怖制度、建立全面的国家所有制，以及推动全球共产极权主义革命的机构──共产国际。之后，中共及其他各国共产党都是由共产国际扶持并建立的，其建党原则及运作机制都是从苏共移植来的。至今，中共的所有基本原则仍然来自苏共。第八章系统分析了极权主义党的基本性质、运作机制，及这些性质和运作机制如何从沙俄的制度基因中演变而来，这对于理解极权主义党，对于理解中共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对于只关心中国的读者，这章也是必读的。

第四、五及九章分析了中华帝制制度基因的起源和演变，及这些基因如何妨碍中国人接受民主宪政思想，并阻碍他们朝宪政方向努力的机制。第十至十三章分析了共产国际如何把共产极权制移植到中国；中国的制度基因如何帮助共产极权制在中国生根并建立了全盘苏式的极权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极权制──区管式极权制是如何演变出来的，又如何在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中帮助经济发展从而挽救了中共，而最终又如何把中国拖入极权制陷阱之中。这些讨论阐明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只是极权制陷阱带来的表象，其本质源于极权制自身的性质。

本书最后一章应用制度基因的分析方法，简略讨论了苏欧极权制集团的制度转型和台湾的制度转型，以及这些转型对中国未来的启示。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区管式极权制──是中国与苏欧极权制之间最大的差别（第十一、十二章）。正是这个差别使得中国的私企能在经济改革中获得发展，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挽救了中共政权。但从2010年代后期起，中国出现了全面逆转，这表明中国经济的一度发展并不能使中共完全摆脱苏共的命运。共产极权制的基本制度仍然无法改革，经济改革仍然註定要失败（第十三章）。然而，除经济停滞外，苏欧共产党最终得以和平放弃极权制，还源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对人权－人性的社会意识。这些社会压力和社会意识都与苏欧的制度基因相关（第十四章）。与苏欧相比，中国在人性－人权方面的社会认知相对薄弱。此外，在中共统治下，长期以来军人干政；同时，中共有意制度化培养太子党作为接班人（第十四章）。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即便在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也很难和平放弃极权制。

理解台湾民主转型的关键在于识别台湾与中国的制度基因早就存在的差别，以及威权制与极权制之间的质的差别。首先，中华帝制对台湾的短期统治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终止，使得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在台影响浅薄。在日治时期的大正民主时代，台湾已经开始形成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而共产国际从未到达过台湾，国民党也不是极权主义党。在国民党治下的台湾，不仅未彻底清除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反而为其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的机会。在部分实施《中华民国宪法》的威权时期，透过地方选举、私企大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普及，在台湾制度转型前的几十年里，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在台湾社会已经有了大发展，并由此产生了要求建立宪政的社会压力。台湾的制度转型正是依靠威权统治者顺应这一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实现的。

第二节　制度大分流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时期，中国、俄国、日本分别努力推动建立宪政；但日本成功而中、俄失败。从此，在这三个大国之间形成持续且对世界造成重大影响的制度大分流。[8]日本是欧美以外第一个建立宪政的国家，也从此成为欧美以外第一个发达国家（因篇幅限制，本书不分析军国主义时期日本反宪政的逆转）。中、俄则歷经数十年曲折的君主立宪和共和运动，包括改革和革命，在导致帝制崩溃之后，最终分别创立和移植与宪政背道而驰的极权制度。紧密延续着制度大分流的轨迹，中国、俄国、日本演变成今天的制度。故，我称各国分别朝宪政制度和极权制度演变的现象为「制度大分流」。

十九世纪末起，在中国两千年歷史中首次试图从基本上改变中国制度的变法者就把中国的传统制度称为「帝制」（imperialism），或帝国的制度。之后，这个传统在中国力推制度改革的知识分子中延续至今，本书也延续这个传统。在本书中，帝制的涵义专指中华帝国中所建立的那类高度集权的特殊制度与类似制度。如果必须使用政治学常用的词汇，最接近中国帝制的可能是「绝对君主制」。但由于中国帝制与西欧的绝对君主制存在重大差别，为了不造成误导并突出其特性，称为帝制更为合适。

但需要说明的是，帝制是歷史上遗留的词汇，而非政治学或其他学术上有统一涵义的术语。歷史上称为帝国的制度，从极端专制到君主立宪，散布在很宽的范围上。有些在制度上相似，例如，中国的帝制与沙俄、鄂图曼、波斯等帝制都是高度专制、高度集权的；但也有许多称为帝国的制度实际是许多封建君主国的邦联，例如神圣罗马帝国（因此被欧盟称为欧盟的先驱），其所谓皇帝是由君主国选举产生。而大英帝国起源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合併，原本带有联邦的涵义，后来则反映了其超级巨大领土的殖民地统治，但是英国本土的制度是君主立宪制。

此外，在政治学、史学，以至于列宁主义文献中，「imperialism」一词有许多不同涵义，也对应于不同的中译。例如在国际关系和列宁主义中，常译为帝国主义。此时，这个词意味着控制辽阔疆土，在国际关系中享有霸权的帝国。但在史学中，通常这个词的使用不是由定义决定，而直接来源于歷史上一些国家的自我称谓。例如，韩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都曾有过自称帝国的歷史时期。

对帝制及中国的研究也与其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高度相关。本书认为，经济大分流的最重要原因是制度大分流。大分流的起源是西方宪政制度带来的世界的快速变化。一个半世纪前，名号为大清帝国的中国曾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仅如此，那时的中国经济比世界上第二、三大经济体的总和还大。十九世纪中以后，相对于在宪政制度下经歷了产业革命的国家，中国急剧衰落。暴动、革命、内战、外战不断。两次宪政改革先后失败，大清帝国在共和革命中瓦解。共和革命也很快失败，中国则在战乱中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苏共于1921年在华建立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中共于1931年靠武力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并于1949年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9]在这个新政权下，中国的极度贫困状况持续三十年。直到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持续高速发展的三十多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接近美国的六分之一（依当时汇率）或30%（依购买力）。[10]

如果中国的发展轨迹与过去的日本和韩国相似，其人均GDP会在今后二、三十年达到美国的一半。届时，中国的GDP总量就会超过美国与欧盟的总和。这不仅对全球经济是最重大的挑战，而且对全球的科学技术、政治以至军事都是最重大的挑战。这让人们想到如同1960至1970年代，人们对当时快速发展的苏联的期待或恐惧，而苏联的人均GDP从未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一。[11]但是，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基本制度截然不同。如果中国不能持续快速发展，会发生什么？如果中国甚至不能保持其自身的稳定，又会发生什么？中国的发展轨迹会趋于日本、台湾或韩国，还是趋于过去的苏联，抑或是大清帝国？这主要取决于其制度及其变化。

为什么中国和俄国在紧随日本朝宪政方向改革制度之后，会走向与之相反的制度？为什么极权主义制度会产生于俄国？中国的改革者和共和革命者朝宪政方向几十年的努力，为什么会在共产极权主义传入之后被化解，甚至少数被转化为极权主义的力量？为什么共产极权主义在中国不仅植入土壤，而且其扎根之深厚，甚至超过其发源地俄国？相比之下，什么因素是奠定向民主宪政制度发展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认识中国制度的问题。而这正是本书集中讨论的基本问题。

日、俄、中地区制度大分流的起点是1868年明治维新，此为日本奠定宪政的基础。虽然经歷军国主义的重大曲折，明治维新和后续大正民主时期推行的宪政民主改革为日本战后建立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重要的对比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1894至1905年的十一年间分别对中、俄开战，几乎同时在沙俄和大清帝国触发宪政改革。而紧随改革的失败，这两大帝国不仅轰然崩塌，更分别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和最大的极权主义政权。沙俄和中国分别在与明治日本作战失败后，启动了一系列的宪政改革和革命。在中国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后推行十年的庚子变法，以及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沙俄则是1905年的宪政革命，以及1917年的二月革命。

沙俄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败，触发宪政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选举出「杜马」。1905至1917年，沙俄全国虽普选产生若干届杜马，君主立宪制在沙俄则实际上风雨飘摇。1917年一次大战期间，沙皇被迫退位，俄国建立了共和制的临时政府。但是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发动史称「十月革命」的武装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不仅在俄国创建了人类歷史上第一个极权主义制度，而且作为种子，散播到全球。而这粒种子在中国扎根最深。

部分俄国社会精英在十八世纪后期已经开始接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其中包括宪政的意识。俄国朝宪政的努力萌发于1814年。当时，为了庆祝战胜拿破崙，沙皇亚歷山大一世率俄国军官进入巴黎，其中一些精英在那里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发。这些俄国的革命先驱赴汤蹈火为建立宪政而努力，直到1905年宪政革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917年初步建立共和制的临时政府。虽然百年争取宪政的过程充满动盪坎坷，临时政府软弱无力、摇摇欲坠，但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朝宪政的曲折歷程相比并不特殊。使得俄国深刻影响人类歷史的是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发动的武装政变（歷史学家记录了大量引发起义的背景，其中很多看来是偶然因素），彻底终结了俄国朝宪政的一个世纪的努力，创造出人类歷史上第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为何在俄国推动宪政如此困难？创建与之彻底相反的极权主义制度却如此之快？

苏俄创造的极权主义制度进入中国时，中国当时的状态与俄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自甲午战败后，中国两轮宪政改革均以日本为师，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共和革命取代宪政变法，苏俄传来的共产革命很快又推翻共和革命建立的民国。经歷腥风血雨的周折之后，中国革命者走上俄国人的道路，自愿输入苏俄的制度，建成和原来要推动宪政制度之初衷截然相反的极权主义制度。我称这个现象为制度大分流。

自从1917年俄国创建共产极权制度（正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间是1922年），其在全球发展迅勐，扩张速度远超过人类歷史上经歷过的任何宗教或制度。到1970年代，全世界在极权制度下的人口超过信仰基督教（世界第一大宗教）所有分支的人口总和。而且无一例外，世界上所有自我选择极权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从未经歷过宪政的专制制度国家。这个现象显然不能单纯用一位领袖的出现和一次武装起义的成功来解释。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学术界对极权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性内容探讨严重不足。许多研究制度，包括研究专制制度的学者忽略极权主义制度，忽略中国和苏俄这些极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制度重大基本特点，及其超出地缘政治对其他国家制度的影响。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忽略苏俄为今日中国制度奠定的基础；许多苏俄问题专家忽略分析极权主义制度的来源，以及这个来源对今日俄国和对今日世界的影响。

第三节　中国的制度演变

中国帝制的崩溃是建立共产极权制的先声。百多年前推动宪政改革和共和革命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曾相信宪政是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虽然手段不同，但建立宪政的目的相近，都是试图从基本上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取代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但是，宪政变法与共和革命的努力屡屡失败。

本书将分析、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难以建立源于西方（包括透过学习日本）的宪政制度，却能在相当短时间里快速且牢固地建立源于苏俄的共产极权制度？什么制度渊源使得中国走上这条路？此后中国又把来自苏俄的极权主义制度，藉由「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性地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管理的极权主义制度」（Regionally Administered Totalitarianism，以下称「区管式极权制」）。[12]这个本土化的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基础，扎根很深。区管式极权制起源于何处？这个制度与中国目前面对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有什么关系？

在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于政治改革流行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为中国国情或制度特殊论，认为民主宪政制度不适合中国；第二种观点认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民主宪政制度，但基于中国国情的特点，需要先建立新权威主义[13]作为过渡阶段；第三种观点则否定以上两种观点，认为中国既应该，也可以，甚至必须直接推动向民主宪政制度的改革。以上三种不同观点都涉及一系列相同的基本社会科学问题：什么是中国制度的基本特点？其特点为什么如此？它是如何起源的？如何演变的？为什么中国歷史上歷次宪政变法和共和革命均遭失败？为什么共产极权制产生在俄国和中国？中国向民主制度转型会碰到哪些困难？回答这些问题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一种观点即中国特殊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是否如此特殊，以至于可以不遵循世界各国观察到的普遍规律？在非宪政民主制度下，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长期稳定发展？这些都是本书希望回答的基本问题。

至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需要以经济发展作为先决条件的论点，即第二种观点，在学术界、政策界及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理由是，首先要经新权威主义解决温饱问题，产生发达的中产阶级，才可能有民主宪政制度。但世界上最早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国家最初建立宪政制度时，其经济发展水准以及识字率等都低于中国现在的水准。大量歷史证据表明宪政民主制度在荷兰、英国、美国的建立在先，这些国家的产业革命和相应的经济大发展在后。而且，除少数以贸易为主的城邦国以外，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开始产生巨大差别是在产业革命之后。本书将从几个方面分析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条件；同时探讨另一个困扰学者一个多世纪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产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14]本书的分析表明，中国的传统帝制抑制产生宪政的机会。而且，在中国特定制度的阻碍下，不仅谈不上产生产业革命，甚至连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于落后经济可能出现的所谓「后发优势」，在中国也很难实现。

二战结束时，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总结：「自从卢梭的时代以来，自认为是改革者的人分成两群：一群追随卢梭，另一群追随洛克。他们有些时候合作，而许多人看不到他们之间的不相容性。但他们之间的不相容性逐渐愈发明显。如今，追随卢梭的结果是希特勒；追随洛克的产物则是罗斯福和邱吉尔。」

洛克是宪政思想的奠基人，英国光荣革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他关于人权的基本思想深入影响美国宪法以及所有宪政国家的宪法，包括联合国人权宣言。在洛克之后一百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哲学家卢梭借用了洛克社会契约论的一些观点，但他在人权和私有产权方面的看法从基本上区别于洛克，并发明了限制甚至否定个人权利的概念「普遍意志」或「公共意志」（general will），主张为了公共意志和社会，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法国大革命期间以红色恐怖统治着称的雅各宾派，其领袖罗伯斯比尔是卢梭的学生。卢梭对马克思主义有基本影响，列宁主义政党从思想、意识形态、制度以及红色恐怖等，直接与卢梭的理念和雅各宾派的实践密切相关，实际上是在这个基础上所衍生发展出来的。许多卢梭发明的概念在他之后一百多年，经马克思和列宁的发展，变成极权主义理论基础。

关于中、日、俄三国的制度大分流，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歷经曲折）为其最终建立宪政奠定基础，借罗素的话，相当于走了洛克的路；中、俄两国则走了卢梭的道路。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制度演变追随洛克，有些追随卢梭？日本曾是中国了解宪政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主要来源，那时更多留日华人了解的是宪政，而非马克思主义。本书从制度基因的角度分析歷史上不同制度的差异对宪政改革和对建立极权制度的影响，使读者了解民主和宪政的制度以及极权制度的起源，从而解释是什么因素使中、俄接受从卢梭思想衍生的马列主义。

第四节　当代中国制度

当代中国制度的基本性质是学术上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在本书中，我把当代中国制度刻划为区管式极权制。相关章节将解释如此刻划中国制度的道理，并分析这个制度是如何演变而成的。简略地说，这个制度的起点是1950年代初的全盘苏化。在苏俄移植来的经典共产极权制中，核心是苏俄帮助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这个不容挑战的唯一执政党完全控制政府部门所有方面（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武装力量、宣传、媒体）、所有经济资源，以及社会所有组织和企业。党政之间不存在界限，党直接任命政府所有部门官员及所有地方各级首长。地方政府没有任何主权，地方党政官员都由上级任命。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制度与苏联创立的经典极权主义制度完全相同。

在保持极权主义制度所有基本特点的同时，区管式极权制把行政和经济管理的主体、把对地方的行政、资源和经济的控制权下放到地方党政。将中国的制度从经典极权制改为区管式极权制的运动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巩固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毛之后的改革开放是在区管式极权制的制度下进行的。区管式极权制使得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里，私有企业在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发展。伴随这个发展，中共对全社会的统治一度有所放松，中国在所有制、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媒体等诸多方面逐渐出现有限的多元化，中共本身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弱化。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制度曾一度朝着威权制度，朝着「向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或「分权式威权制」转变。[15]但这个转变只是暂时的，在中国精英强烈期待从威权制向宪政转变的时期，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中国的制度却朝着极权制的过去逆转。当然，任何所谓重复歷史只是在新情况下重复某些歷史上的基本特点，而不会在所有细节上重复。中国的制度朝着区管式极权制逆转亦如此。

本书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宪政和极权主义先后冲击中国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扎根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为什么建立共产极权制之后，不同于世界上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中国没有保持经典的极权主义，而演变成区管式极权制？为什么极权制在松动控制后，在私有财产已经普及且中国经济离不开私有经济的情况下，仍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区管式极权制在中国扎根如此之深并难以动摇？本书的解释着重于分析中国的制度基因特点、起源和演变，同时分析共产极权主义制度所需的制度基因之特点。

中国帝制是人类歷史上经歷时间最长，统治最严密的帝制。中国帝制的长期稳定与其特有的制度基因直接相关。这些制度基因的一些基本成分产生于建立帝国之前的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时期，中国帝制系统的制度基因雏形得以形成。这些制度基因在帝制瓦解又重新统一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增强，到隋－唐－宋时期得以完善。此后千年里，这些完善的制度基因变得高度稳定。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这些制度基因不断自我复制和演变。蒙人和满人使用暴力推翻宋和明之后都放弃自己的统治方式，採用与被推翻的朝代基本相同的制度。

制度基因及制度转型相关者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问题，[16]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近代史诸次改革和革命的命运。从宪政改革到共和革命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朝民主宪政方向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然而，建立极权制度的进程则非常迅速和坚固。在中华帝国完全崩溃之后，一些帝制时期的制度基因仍然以新的形式，在极权制中继续自我复制，直到今日。帮助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认识中国帝制和外来的极权制之间相近的制度基因。

第五节　区管式极权制的制度基因之渊源

当代中国区管式极权制的治理是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这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图1简述这三个基本部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党政合一、政法不分的党政官僚机构，作为制度的核心成分位于图的上半部。左下角是党政官僚机构的产权和法理的基础：土地全面国有制、金融基本国有制，以及对上游和经济制高点领域的全面垄断。右下角是党政官僚机构人事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个权力结构确保党对社会的全面统治，也确保从政治到经济到人事对极权制度的支持，保持极权制度的稳定。本书相关章节将解释为什么这个结构是当代中国制度的制度基因，并分析这个制度基因是如何演变而来。

区管式极权制中，在地方党政官员均由上级任命，政治和人事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有完整的行政和经济功能。具体的行政和经济管理方面，中央通常不对地方发布具体指令，这是区管式极权制与经典极权制的基本差别。图2简述区管式极权制中，中央－地方统治结构及权力分配的特点。为了以简单的方式凸显区管式极权制在行政和经济方面区域管理的基本特点，图中只表现中央和县级政府的功能结构，其他中间各级政府的功能结构与其相似，为节省篇幅而略去。如图2描述，基层地方党政具有与中央党政机构几乎相同的所有基本功能，而且地方党政负责领导并全面管理这些功能。相关章节将分析区管式极权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描述这个制度基因是如何在中国帝制时期以及中共武装革命时期所长期形成、演变、传承的。

这个独特的区管式极权制是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藉由部分破坏已经建立的苏式极权制演变而成。本书第十二章将分析在从苏联全面嫁接来极权制之后，中共透过「继续革命」转变成区管式极权制的原因及过程。

为了解中国当代制度的制度基因来源（如图1、图2），让我们看一下图3、图4所刻划的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从表面对比，即可看到图1区管式极权制结构与图3中国传统帝制权力结构的制度基因有着高度相似性。本书相关章节将具体分析中国当代制度与古代制度的制度基因在哪些方面相似、为什么如此，以及制度基因传递的机制是什么。

图3所示传统帝制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的是自秦以来建立的官僚制，史称「郡县制」。[17]这个自上而下的官僚制中，皇帝任命的官僚取代周朝时贵族对地方的统治，而且司法是这个官僚体制的内在功能的一部分。由于在帝制内部可能产生的贵族是挑战皇权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从根本上消灭贵族是建立和维持帝制的制度保障。左下角是自秦就建立的土地皇权制，其在制度上剷除了贵族的基础。

但是，仅仅官僚制与土地皇权制仍然不能保证在帝制内不会产生权力世代相传可以挑战皇权的没有名义的地方贵族。图3右下角隋唐以来建立的科举制（汉朝初建，但没有制度化）是切断高级官吏世代权力延续的人事制度。这是保护皇帝控制官僚系统的人事控制权，同时也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以确保所有进入官僚系统的人都通过洗脑，从而形成忠君的共识。自从这个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完善和巩固之后（宋朝），皇帝和朝廷的权力得到根本上的保护。宋以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帝制再也没有受过体制内的挑战。

对地方的有效统治是任何帝国的基本要务。图4是中国帝制对地方统治的权力结构，即郡县制的制度基因图。仅仅从表面对比图2与图4，即可看到中国帝制的郡县制与当代区管式极权制之间的高度相似性。本书第十二章将具体分析中国的制度基因是如何将外来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本土化，形成中国当代区管式极权制的制度基因。

图4中，朝廷的核心功能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部大臣均由朝廷任命。而帝国的辽阔疆土则由朝廷直接任命的郡、县或省、府、县各级官僚统领的地方政府统治。面对保证朝廷对帝国疆土的绝对统治，和统治的有效性之间的权衡，鉴于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技术，在保证对地方官吏的控制前提下，帝国把行政控制权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令其保有完整的吏、户、礼、兵、刑、工各项功能。对应于在朝廷主持这些功能的六部，在最基层的县级则有六房（即现代语言的科室）。而六房由县令统管。为节省篇幅，图4中只表达朝廷和县级政府的功能结构，其他中间各级政府的功能结构与其相似，均略去。

图3、图4简示的中华帝国制度基因，自从帝国建立以来一直在自我完善、自我复制，是中华帝国制度的核心。无论是朝代更替、农民起义建新朝代，还是外族入侵统治中华帝国的朝代，这些制度基因都不断得以复制。甚至在帝制崩溃后，这些制度基因仍然透过变法和革命精英的选择，坚韧地在演变中自我复制，主导中国制度演变的路径。

图1　区管式极权制的三位一体权力结构

图2　区管式极权制及分权式威权制的地区治理结构制度基因

图3　中国帝制的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制度基因

图4　中华帝制隋唐以降的郡县官僚制的制度基因

第六节　制度基因：从帝制到共产极权制度

共产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中国原生，而是外来的制度。反对和怀疑在中国推行宪政的人，尤其是中共，说宪政是外来之物，不适合中国国情，故必败。可是，共产极权主义同是外来之物，为什么会「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的流行解释往往借助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的确，中国革命，包括名义上称为共和革命的辛亥革命，以及为产生中共奠基的五四运动，或明或暗多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但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俄国是强占中国领土最大的侵略者（所谓日俄战争，实际上是日本与大清帝国联合抗拒俄国占领中国领土的战争）。照此逻辑，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后五四时期，俄国应该遭受强烈民族主义革命者的坚决抵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从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到五四运动中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都拥抱了从俄国来的共产极权主义。这是为什么？无论革命领袖个人做什么战略选择，狂热的民族主义革命大众的革命热情总是不可忽视的基本因素。本书透过分析中国传统帝制的制度基因和极权主义制度的制度基因，从激励相容的制度演变之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试图建立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是中国两千年歷史上首次挑战传统帝制，变法的推动者梁启超说中国歷史上只有造反，没有革命。他所谓革命，指的是改变专制制度为宪政制度；他所谓造反，指的是保持同样制度的改朝换代。世界上任何限制王权的制度变化都与王权的自身利益不相容；因此，透过立宪限制王权从来都必须有王权之外的力量推动，所有君主立宪的和平演变都是王权在外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从制度上剷除了贵族和一切独立的社会力量，并把任何脱离朝廷直接控制的社会力量压制到足够弱小。[18]在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里，帝国高度垄断权力－产权。这个制度基因决定君主立宪是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变化。

事实上，戊戌变法和庚子变法都是朝廷为了自保採用的权宜之计。激励相容的道理告诉我们，只要挑战皇权的压力稍有松动，皇权和朝廷就必定设法摆脱所有对他们的限制，破坏宪政。事实是，由于宪政变法与中国帝制激励不相容，歷史上中华帝国的这类变法屡试屡败，以至于许多曾经支持君主立宪的改革者认为朝廷的变法是假，最终转向支持推翻帝国的革命。

1911年的共和革命名义上推翻了人类歷史上最持久的帝制，但并不能建立稳定的宪政制度。对宪政的破坏不仅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有共和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这两个重大歷史事件都试图推翻号称要建立宪政的民国。本书第九章将具体解释在大量貌似偶然的歷史事件背后，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在其中所起的基本作用。

宪政改革和共和革命的一系列失败为在中国推动共产极权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极权主义制度创建于崩溃的沙俄，此后立即建立了其对外传播的机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随即在中国建立了其支部──中国共产党。这是极权主义在中国的歷史起点。但那时中国只是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一个非常边缘的目标。共产国际在各国输出革命普遍失败，唯独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尽管世界上多数国家朝宪政的努力极少一帆风顺，但自己选择并成功建立共产极权主义制度的国家则更为罕见。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会迅勐发展，最终武装夺取政权，成功移植苏俄制度，并深入本土化？相关章节将解释这一重大的歷史「例外」现象。其中的关键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基因与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之间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与宪政制度所必需的制度基因之间不仅相距甚远，且互相冲突。

一、制度基因：极权主义制度在苏俄的初创

人类歷史上第一个稳定成熟的共产极权制度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俄制度。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党，称其发动的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会产生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不会产生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地方。为什么共产极权制会诞生在俄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在中国产生共产极权制，以及中国的极权制会走向何处。本书的解释集中在造就苏俄极权制的沙俄时期制度基因。

一些作者把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叙述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集合；或者把苏俄极权主义的产生描述成阴谋诡计与残酷暴力的结果。这两种叙事反映了一些重要歷史事实，但如此大规模的施行暴力需要许多人主动执行，甚至有创造性地、疯狂地去执行。因此，单纯讨论暴行不足以解释歷史现象背后人们的动力。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性、狂热性、组织性、残暴性，需要超高强度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s）。[19]在共产国际扶持下，中国也产生同样具有煽动性、狂热性、组织性和残暴性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国的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都离不开亿万狂热信众在领袖和党的煽动、指引、组织下，用他们的手脚来执行。在一盘散沙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却产生出超高强度的激励机制，这是从何而来？而且，极其强大的煽动性和组织性很难完全起于偶然。如果不完全是偶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本书第七、八章将分析导致在苏俄产生极权制度，并在沙俄社会存在的三个制度基因成分，其起源、演变和影响歷史进程的功能。这三个成分是在沙俄近代史上流行的秘密恐怖政治组织、俄国东正教及东正教会，以及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布尔什维克从初建就截然区别于当时欧洲存在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关键就是秘密恐怖团体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而秘密恐怖政治组织正是布尔什维克从沙俄社会继承来的制度基因。列宁1903年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时，其核心的建党原则与当时俄国着名的秘密恐怖政治组织「人民意志党」高度相似（列宁的哥哥是「人民意志党」地方负责人，在刺杀沙皇的恐怖行为失败后被处绞刑）。初建时期，多个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与「人民意志党」有瓜葛。考茨基（Karl Kautsky）、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曾激烈批评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为恐怖组织，[20]预言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制度是依赖恐怖统治的制度。

但共产极权主义党的能力远超过秘密恐怖政治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系统的、极具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及极强的煽动性和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全社会动员能力。俄国东正教从精神上、方法上和群众基础上，为这种超于寻常的动员能力奠定了基础（见本书第七、八章）。但共产极权主义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根源，则要追溯到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基督教和教会（第六章）。

恩格斯在晚年着文讨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始基督教起源。[21]考茨基更着书系统论证共产主义思想源于《圣经》，[22]最早的共产极权主义运动则产生于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在一些欧洲地区，共产主义运动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基本部分。中西欧多个城镇曾产生具有相当规模，有些则极端狂热甚至残暴的共产主义运动。[23]例如波西米亚地区的胡斯派（Hussite movement）和德国明斯特（Münster）短暂建立的共产极权主义社会。除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许多其他方面的根源也都深植于基督教之中（见本书第六章），例如马克思主义中的歷史规律的必然性、旧世界的必然灭亡、新世界的必然出现、救世主义、救赎思想、殉道精神等。马－恩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像是第二次宗教改革。上帝、天堂、耶稣和《圣经》被歷史必然规律、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所代替。本书第六章用来自欧洲的歷史证据解释共产极权主义这个世俗宗教的基督教来源，并解释其制度基因如何使得这个世俗宗教一度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是理解俄、中产生疯狂共产主义的基础之一。

如同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并建立大一统的基督教会，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大贡献则在于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共产极权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方面，俄国创建极权主义制度的制度基因来自俄国东正教会。早在沙俄帝国尚未存在之时，东正教会就已穿透那片土地上的人群。东正教具有超越沙俄帝国的重要性，而东正教会成熟的宣传、组织、惩罚等机制被布尔什维克有意无意地借用，用以鼓动、吸引、控制千年来浸泡在东正教环境里的俄国民众，从而建立了一套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和权力的各方面的机制。这套机制继承了东正教会的特点，得以穿透并控制整个社会。

史达林在东正教会的神学院接受过正规教育，这也许只是巧合；但布尔什维克成功模仿东正教的做法则超出了偶然。在这个政治宗教里，[24]马列主义的经典取代《圣经》、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天堂、革命烈士取代殉教者。以模仿使徒传播耶稣基督的方式，布尔什维克系统地制造个人崇拜，把领袖抬高为圣人、救世主；透过模仿教会封圣，系统地宣传革命英雄、革命先烈（事迹、地位、庙宇）；以模仿大规模宗教仪式，把对上帝的忏悔变成对党的忏悔（「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刘少奇为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而创造的词汇，见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在史达林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类似于《旧约全书》；史达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相当于《新约全书》。毛泽东借用这个范本，靠重写歷史和使用暴力塑造出不可挑战的经典，把自己神话成「人民的大救星」。

极权主义党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透过控制政权和暴力全面控制社会所有方面。而极权制实际控制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基因则来自沙俄帝制，包括沙皇和朝廷对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权力的高度垄断，这种权力垄断的具体制度安排和朝廷对教会的控制，以及人们在暴力下普遍接受这种高度权力垄断的社会共识（合法性）。以此为基础，布尔什维克发展出人类歷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力－产权高度垄断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全面完整地控制全社会的所有方面。

与基督教要解救全人类相似，马克思主义宣称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胜利。为达此目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共产国际，并推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其重点是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除了中国以外，共产国际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失败。本书第八章将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制度基因与西欧的制度基因相差甚远，使得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发达国家激励不相容。

二、制度基因：极权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兴起

共产国际初建即派代表赴华，但共产国际来华代表报告称中国落后世界五百年。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如此落后的国家只能是共产国际工作的边缘地区。但是，共产国际最大的成功就在中国。本书第九、十章将解释，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如此不同的最大原因，在于中国的制度基因与产生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制度基因高度相近。产生极权主义制度的三个基因成分里，中国存在两个高度相似的制度基因成分：中国的传统帝制和秘密社团组织。中国帝制的权力之垄断、控制之严密、制度安排之稳固都比沙俄更强。中国的秘密社团也有比俄国更长的歷史，很可能也是更严密复杂的组织，如白莲教、青帮、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制度基因的高度相关性使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制度更容易，发动激励相容的共产极权主义运动更容易。

但是，产生共产极权主义有三个关键的制度基因成分，中国缺少其中一个：东正教或基督教传统。中国皇帝向来限制基督教和西方其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因此中国不存在关于上帝（唯一的神）、真理（唯一真理）和救世主的社会信仰和社会共识，也不存在影响社会的教会。这使得中国难以自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类型的极权主义思想。即便在这种外来意识形态进入后，由于理解和社会影响肤浅，中国人也很难靠自己的创新来利用它创造共产极权主义，并建立渗透和控制全社会的制度。因此，外来力量，例如共产国际，从鼓吹信仰、统一思想、发动宣传，到建立组织等所有方面的直接栽培和扶植，是在中国建立极权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

中国近代歷史上利用基督教造反的最重要先例，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但西方传教士发现太平天国只是名义上利用基督教的名词，其本质与基督教无关。基督教某些词汇被用来为起义提供合法性，在动员起义方面曾非常有效；孙中山与毛泽东都以洪秀全为其榜样。与太平天国不同，共产国际直接向中国输送新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建立新的制度，更直接参与改变中国制度基因的过程。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了部分史实。

1920年，伴随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步资讯经日本传到中国，共产国际即派代表到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随后组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正式建立中共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中共亦自称为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均需共产国际批准，经费由共产国际提供，重要领导人由共产国际任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于1931年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共产极权主义制度的雏形。毛泽东从1931年进入中共领导阶层到1938年成为中共实质上的最高领导，都高度依赖共产国际的直接支持和领导。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史达林式的大清洗，确立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此后，中共才成为独立的共产极权主义党（见本书第十章）。

二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在内战中武装夺取全国政权。1949年起，以中共为制度的核心，从经济到政治、法律、军事、教育、科研等所有方面，全面移植苏联的共产极权制。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也是在史达林的压力下由苏联专家帮助起草至最终定稿，并经史达林审阅。

共产极权制度在其得以发展的地方，初期往往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极权主义党使用煽动、暴力和强制等方式提供强大的激励，制造出许多狂热的「群众」。共产极权主义运动似乎有能力违反激励相容的基本原则，利用群众的力量去破坏「旧社会」，并创造出最终奴役他们自己的「新社会」，建立起激励不相容的制度。

与极权制的建立不同，人类歷史上形成的稳定的长期激励相容制度都是缓慢演变而成的。这个演变过程包括大量相互竞争，以及看似是随机和短期的变化。制度演变过程中，竞争各方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大都局限于短期的局部目标。对于任何常规意义的政党（甚至包括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社会民主党），激励不相容的目标会得不到选民支援，因此无法执行。但共产极权主义党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党，而是高度意识形态统治的、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组织。它严禁内部派别、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服从领袖。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使得这类党可以一方面推动极具诱惑性和煽动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透过掩盖真相，策划分步执行以达到全面控制社会的目标。以此方法，共产党把共产极权主义的、对绝大多数人激励不相容的最终目标分解为多个对很多人短期激励相容的具体政策，使其能逐步消灭其对手。本书第八章和第十至十三章以歷史证据陈述布尔什维克和中共如何将其激励不相容的大目标分解成多个短期激励相容的目标，有计划地用各个击破且暴力的方式，逐步建立共产极权制度。

世界上所有国家要建立极权主义制度都依赖暴力，但执行暴力的资源则依赖共产极权主义所具备的巨大动员能力。极权主义制度是在暴力革命中逐步建立完善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动员民众参与──动员大量社会精英和社会底层的民众，狂热地参与革命。[25]在中国，这个动员能力来自中共有效利用中国的制度基因，把每个阶段的目标都塑造成与大量民众短期激励相容的革命或运动。例如，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精英，他们许诺民主自由；对于贫下中农，他们许诺平分土地和保护贫下中农从革命中获得的土地产权。达到每个阶段的目的后，中共很快就转移到下一个目的。由最终目标的激励不相容性决定，不同阶段的目的必定前后矛盾。因此，中共必定在每一步都要违反过去做出的承诺。

在精心设计的、不断革命的策略下，把本质上激励不相容的长远目标分解成多个短期激励相容的革命，中共将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策略发展到极致。其革命阶段，或者革命战略的分解是预先计划的，而且有其意识形态，即他们所称的理论为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提供合法性解释，例如土改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也有些是在大的原则下，把对偶发事件的反应变成朝既定长远目标推动的运动，例如在应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赫鲁雪夫秘密报告的「偶发事件」中，中共制造的反右运动。重要的是，在短期激励相容的革命中，中共都整体削弱或整体消灭一部分试图抵制或挑战的政治力量或社会力量，包括党内的力量。

如果创建极权制度前，人们已经普遍知道即将建立的极权制度之性质，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构成其制度的精英，都不会选择这个制度。制度朝着极权制每改变一步，与更多民众长期激励不相容的性质就更显露一层。但消灭抵抗力量和建立暴政是以分阶段的战略推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利用极权主义组织。极权主义集体对付个人，给个人施加压力，其中包括共产党内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在每个阶段，设计短期激励相容的革命或运动，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民众，以各个击破的方式逐步压制甚至消灭持不同意见的人或人群。在每个阶段，党都调动足够的力量，包括暴力，压制或消灭该阶段的革命目标或者挑战者。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在这个暴力制度面前的渺小和无助，进而投降甚至加入整肃他人的行列，于是形成该制度特有的激励相容条件。如此反覆，最终该制度拥有足够力量压制任何与领袖持不同见解的人。面对不顺从就要被整肃时，人们普遍选择顺从（顺从有时意味着整肃他人），就变成在极权制暴政激励相容条件下的均衡状态。

虽然中国帝制是世界上最集权的帝制，现代化极权主义制度的集权程度仍然远超过中国歷史上的任何时期。在极权制中，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全面国有（所谓集体所有，实际是社区政府所有）。党自上而下以意识形态、人事和武装力量为基本手段，完全控制政府，控制全国的政治、经济、司法、思想、武装，以至社会所有角落。在经济层面，与苏联专家和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一起进入中国的，是苏式极权制各方面的实际操作制度，包括由中央各部自上而下，事无鉅细地统治整个经济的中央计画制度。毛泽东称为「条条专政」。

三、制度基因：区管式极权制

导致中国的极权制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管式极权制，当然有毛个人的作用。但更大的因素是中国的制度基因。其中最直接的部分是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解放区的地方权力格局。在政治人事和战略方面高度集权的基础上，各解放区在行政、财政，乃至具体战术方面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又与中国传统郡县制的制度基因密切相关。

中国建立共产极权制的过程，是以外来极权制的制度基因改造中国传统制度基因的过程。但1950年起全面苏化引入的苏式极权制，或毛称的「条条专政」，与中共革命时期形成的以各解放区为基础的地方权力基础严重激励不相容。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以及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摆脱苏式极权制度，建立区域管理的极权主义制度之努力。向区管式极权制转型的过程，则是郡县制之类帝制的制度基因得到继承突变的过程。

发动大跃进这一轮制度变化，首先是进一步增强领袖个人在政治上的权力，削弱甚至消灭党和政府里尚存对领袖的微弱制衡机制，包括大幅削弱中央各部的权力。同时，把从各部削减的行政权力和资源转移下放到地方政府，在大规模放权的制度基础上调动忠于领袖的地方党政的积极性，以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取代中央计画；以地方党政主动实验新制度和新策略摸索向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制度更快发展（官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当时的官方宣传是，中国要力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在大跃进中，地方党政的地区实验中最大的发明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国范围快速推广人民公社的机制则是地区之间的竞争。在摧毁苏式极权制和建立区管式极权制的过程中，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经济造成极大混乱，导致人类歷史上空前规模的大饥荒。

1966年发动的持续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巩固和进一步推进区管式极权制的第二轮努力。文革中，透过推动极端个人崇拜和鼓动继续革命，利用地区实验为手段，在全国掀起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夺权运动，打倒所有不够效忠领袖的党政官僚，完全消灭党内剩余的极其微弱权力制衡。政治、人事、意识形态的权力高度集中控制在领袖个人及其亲信手里。中央各部基本瘫痪，一些部委从此被永久撤销，行政和经济比大跃进时期更全面地下放到地方政府。到1970年代初，中国经济从上到下转型为大而全、小而全的区管式极权制经济。不仅各省、市，全国多数县也都成为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央政府的命令要藉由这些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来实现。所谓中央计画，实际上主要是协调这些基本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的机制。毛泽东称这种制度为「块块专政」。

与经典极权制相比，区管式极权制的主要不同处集中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其制度基因如图2所示。如前述，中国传统帝制的朝廷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基因（图4）与图2高度相似。本书不再赘述已有大量文献记录的大跃进和文革所造成之灾难，而着力于分析这些制度变化的缘由，及其对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以及今日中国制度奠定的基础。

四、在极权制的改革中，变和不变的制度基因

文化大革命对中共党－国带来的巨大灾难，是促成后毛泽东时期中共变化的一个重大因素。中共的目标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经济增长。在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已经进行十多年改革的背景下，中共追随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类型改革。中共声称是邓小平发明了市场社会主义，这在任何方面都不符事实。

苏联东欧（苏欧）集团面对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压力，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一系列经济改革，试图扭转颓势，保住共产极权统治。但在极权制度中，所有经济资源完全由各级党政官僚控制。改什么、如何改、谁来改，直接涉及党政官僚的自身利益。他们可以无组织地集体消极怠工，甚至抵抗。改革是否与这些官僚的自身利益冲突、党政官员是否愿意改革、他们的激励机制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是改革成功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改革官僚体制需要依赖官僚体系内的官僚自身，他们的激励机制问题若不解决，无论设计多么完美的改革方案都无法实施。因此，如何设计并解决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是改革必须面对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所有极权制国家的改革都面对这个巨大挑战，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任何能实施的激励机制都无法脱离已有制度的约束。

苏欧集团的经济改革一直未能突破极权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制度的基本束缚，也无法解决党政官僚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导致以失败告终。经歷二十多年改革之后，整个苏欧体系在1989至1992年之间全面崩溃。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改革是步苏欧改革之后尘，但在挽救极权制方面走得比苏欧要远。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改革期间私有企业从无到有，并发展成中国经济的主体。私有企业是驱动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且，伴随私有企业的大发展，中国的制度曾经一度从极权制朝着有所放松的威权制转变。但是，这个趋势没能持续。2012年以来，极权制的基本成分重新得到巩固，使得中国最终没能完全离开当年苏欧改革的轨迹。本书第十三章将分析中国制度基因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变与不变的部分，以及推动中国制度逆转的机制。

中国早期改革走得比苏欧改革稍远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在区管式极权制的基础上，改革早期以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的机制，曾相对有效地解决各级官员的激励机制问题。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以排序竞争引诱拥有行政和经济资源的地方政府竞赛GDP增长速度。同时中国追随东欧改革的方向，有意以市场逐步取代部分行政计画。区管式极权制及地方竞争是地方官员能容忍甚至帮助私有企业在不合法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大发展的基础。第二，为扭转文革的重大破坏作用，后毛时期中共在全国各级党政官僚机构中进行大规模人事重组，以倾向经济建设的官僚置换倾向阶级斗争的官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大规模人事变化全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文革结束、改革开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落后的制度会变得更穷困。因此，中国的贫困本身就动摇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中共把发展经济作为党的目标，取代党的阶级斗争路线。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的排序竞赛中，GDP增速是竞赛目标。在地方政府竞赛机制的强大激励下、在鼓励地方政府以实验的方式提高增速的机制下，地方政府包容甚至支持私有经济，使得许多地区的私有经济得以从无到有大发展，从而全面推动了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最终私有产权得到宪法的承认，与此同时，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也从无到有得到大发展。有限的多元化发展，包括私有企业、私有产权，民间组织，自治的社区，不同的信仰等在中国产生新的制度基因萌芽。[26]这种萌芽使中国的制度在一些方面从区管式极权制逐渐朝分权式威权制转变。

必须强调的是，区管式极权／威权制与经典极权／威权制之间的差别只限于操作层面，是相同制度中存在的差别。而同属极权／威权制之间的基本相似性，和不同极权／威权制之间操作层面的次要差别，决定其制度基因中主体的相似性，及主体之间的次要差别。

如果改革的过程中，在区管式极权／威权制特点下所产生的新制度基因足够强大，如果中国共产极权制因此被持续逐步侵蚀，中国有可能相对顺利进入制度转型轨道。但是，共产极权制不仅自始至终都高度警觉这种他们称为和平演变的制度转型的危险，而且有根深蒂固的旧制度基因支持。在抗拒基本制度变革的力量下，中国改革早期靠区管式极权（威权）制特点得到的「改革红利」，很快就消耗殆尽，使中国没能成为极权制改革的例外。苏欧制度改革失败背后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

重要的是，即便在中共最具容忍度的有限多元化时期，极权主义的基本要素仍然坚固地统治中国社会。正如邓小平四个坚持的基本核心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党从来就是唯一不可挑战的执政党。党对警察和司法的垄断从来没有改变、党对武装的垄断从来没有改变。虽然私有企业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党仍然努力以各种方式控制社会所有企业和组织，差别只是控制的松和紧。虽然曾经一度初步多元化、一度完全垄断有所松动，党仍然保持对传媒的控制；虽然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迫害程度减低，导致不同意识形态有所传播，但党仍然控制意识形态的主体。而且，党控制几乎所有银行，控制全国金融资源的大部分；土地全面国有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成为地方党－政运作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本书第十三章将分析新制度基因萌芽的产生和性质，并分析这些新制度基因萌芽与旧制度基因的博弈，以及中共高度垄断的权力和资源与其保护自身利益时拥有的力量。中共靠保持对社会全面控制的基本制度及极权制在中国的制度基因，使其能在有选择地放松控制，并产生有限的多元化之后，仍然可以朝反方向改变，返回极权主义制度。

改革初期，在中国尚未工业化且极度贫困，改革尚能使多数人得益时，地方竞争的激励机制能为官僚提供强劲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及与增长紧密相关的改革，条件是这些改革不威胁中共垄断的政治－产权结构。在这个激励机制下，民企从无到有大发展，产生私企部门、民间组织、自治的社区、不同的信仰等新制度基因的萌芽。在地区竞赛机制仍然有效的机遇之窗（windows of opportunity）时期，如果顺应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进行相关制度改革，中国的情况会完全不同。如果那时朝独立司法方向发展法治，容许社会基层组织自治发展，大幅减少国有资产，就可能从根本上逐渐转变政府的功能，使新的制度基因萌芽进一步壮大。新的制度基因萌芽可能为改变党政官僚体制统治全社会的制度，把中国推向朝宪政转型的轨道。

但是，新制度基因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期只集中在中国经济面对严重挑战的1990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加入WTO，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之后，旧制度基因的力量很快得到重整，并再度大发展。所谓「国进民退」很快成为常态，旧制度基因的力量压过萌芽的新制度基因的力量。在中国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政府与民众争夺土地资源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之后，[27]地方竞争机制最终产生的是更多负面作用，使得利用这个机制推动改革的机遇之窗丧失殆尽。

在改革面临困难关口时期，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制度带来的问题被金融危机所掩盖。政府趁机推行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竞赛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基础建设。作为权宜之计，各地方高铁、公路、机场（铁公机）等基础建设超速发展。但是刺激政策在创造表面「奇迹」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和改革埋下深深的隐患──难以抑制的地方政府债务、国企债务等的快速膨胀。最大的问题不是高债务本身，而是软预算约束制度的再度膨胀，导致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不可抑制的举债。这正是所有共产极权制国家经济改革失败的病根。

在共产极权制没有从基本上改变，地方竞争机制尽显弊端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和治理一起回到重复半个多世纪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死循环（vicious circle）中。习近平试图用高度集权的机制取代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运作的方式，使地方政府丧失大量的有限自主权。中央发布命令并监督地方执行成为地方政府应对本地诸方面的问题，包括突发事件的基本机制。中央发布对地方政府全面考核的指标，监督地方政府执行命令。但正是这个统治机制（与其他因素一起）使得苏联和东欧国家深陷泥潭，也正是这个机制成为苏联不能解决改革、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问题的癥结所在。

从中共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巩固、加强党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统治。经济增长最终是为了党的统治，为了党的统治稳定，也为党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地位。一切为了党的统治，决定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基本特点。所谓改革的开始就是歷时十年的文革结束。文革的灾难造成那个时期是中共歷史上持不同政见者最活跃的时期，上到一些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例如胡耀邦，下到普通民众。这一方面从根本上使得改革开放得以推进；另一方面也从意识形态和组织等多方面挑战极权制度。

面对挑战，邓小平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28]他数次发动整肃运动，打击政治异己以维持党的领导。其中包括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5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到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和平示威的知识分子，并监禁和软禁大批持不同政见者。从此中共用暴力彻底压制政治改革方面的所有讨论，使之成为禁区。在邓后，执行坚持党的领导之四项基本原则的力度逐年加大，超越法律。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这个政治遗产正式被纳入党章。习近平则走得更远，他在中共十九大（2017）把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关于党必须统治天下一切的原则（「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式纳入中共党章。老制度基因核心成分的这些发展都是直接应对新制度基因的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里产生出来的最重要的新制度基因成分，是私企、非政府组织，以及有限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中共的改革开放依赖于意识形态上全面否定文革，但这同时显着削弱了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削弱了党用暴力保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上的绝对统治。自从文革结束，中国不再有人因为纯粹意识形态而被处死刑（但仍然有人被监禁致死）。过去作为批判对象，只允许零星存在于学术界的所谓「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西方法学」、「西方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在中国的大学恢复系统性的教学、相关学术着作有系统性的出版、媒体有系统性的报导，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尽管有限但系统性的多元化。然而，中共从未放松最基本的限制──任何人不得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不得挑战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得建立独立于共产党的政党或政治组织。

中共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经济发展、经济改革都必须服务于这个目的，绝不能以损害党的权力为代价。实际上发生的国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萎缩，只是不得已发生且无可奈何的事实。步中欧及东欧共产党之后尘，中共在文革结束后开始改革，把所有关注点都放在国企和计画－市场问题上。农村土地方面的改革完全是地方推动造成的，而且初衷原本只是为了解决绝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基本生存问题。在禁止私有化的限制下，国企改革经歷一系列挫折，使得全国的国企在1990年代后期整体濒临危机。这迫使国企改革以国企改制（私有化的掩护语言）和「抓大放小」（即集中巩固大型国企，允许中小国企私有化）为名义，开展大规模的部分私有化。1990年代末到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期，总量巨大的国有资产被私有化，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整体效率。

为了维护和加强统治，在所谓「抓大放小」政策中，中共的重点从来是抓大。为了保证党集中控制、发展、壮大大型国企，中共在二十一世纪初建立国资委（SASAC）。[29]自从建立国资委，国有部门所谓的改革就从关注效率转变为关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已经扎根的极权制之制度基因有很强的自身利益要保护，不会自动被新生的制度基因所取代，不会听任新生的制度基因侵蚀自己的权力基础。在国企私有化达到高峰的时期，中共高层提出「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概念，[30]从原则上把私有化与动摇党的执政联系在一起。这个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为一体的想法，在提出初期似乎尚属改革策略方面的问题，还容得下辩论。但很快局势越演越烈，中共开始从政治上压制过去一度可以内部辩论的私有化改革方案。[31]国企改革的实质问题逐渐变成禁忌。最后，国企作为执政基础终于变成正式党规，[32]有限的宽容不再。这不仅为国企改革设置了限制，更为整个改革设置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禁区。这个在经济改革发展迅勐时期所提出的超出阻碍经济改革的概念，及其后来发展强大到可以扭转改革方向的这一系列现象，深刻反映了1950年代以来在中国建立起的共产极权制的制度基因，根基深厚，维护自身的力量很强。

在老的制度基因里，最核心的部分是控制社会所有方面的列宁主义党。这个制度能够运作的基础，是建立、维持、和发展能穿透全社会、控制全社会的党。没有这样的党，就没有可能建立和维持极权主义制度。党若丧失如此性质，极权主义制度的基础也会被动摇。早在创建布尔什维克时期，列宁就把招募职业革命家成为新党员和建立新支部的工作，视为发展和维持布尔什维克的生命线。他统称这类工作为党的建设，中共则简称为「党建」。这正是列宁主义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基本点，是极权制不同于中国传统帝制的要点，也正是第二共产国际与列宁决裂的主要原因。从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中共起，这个党建原则就是中共制度的最基本部分，歷经近一世纪，已成为中国制度的制度基因。在多数中共党员干部心里，党建的重要性如此天经地义，以至于他们绝大多数人误以为这是中国特色，以为是毛泽东发明的，而不知是来自苏联的列宁主义原则。但这个原则背后的制度基因与改革开放产生的新制度基因直接矛盾。

私企和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城市多数人都在私企和非政府组织里就业，这些企业和组织大多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多数城市居民住在商品房住宅区，而这些新开发的「社区」基本上都没有党组织。农村虽然名义上仍然保持村镇的党组织，大规模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以及村级选举都大大削弱了村支部的作用。

刚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中共的党建工作无论是吸纳新党员还是建立新支部的工作，都曾一度大幅下降。从农村到城市，尤其是在多数人就业的私有部门，多数没有中共的支部；即便有支部，也不起显着作用。党一度不能直接渗透和统治中国社会的所有角落，表明中国的制度正在从极权制演变成威权制，演变成分权式威权制。如果能任凭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任凭新的制度基因持续成长，听任旧的制度基因持续衰退，极权制则可能会逐渐退出歷史舞台。而且，变成威权制的中国可能会走台湾的路，逐步演变为宪政。因为这些趋势持续削弱老的制度基因，最终可能从基本上动摇中共统治。

要维持老的制度基因，就必须设法扭转党对社会控制弱化的趋势，扭转党建下降的趋势。为此，中共努力寻找途径，设法把私企和非政府组织转变成党能领导的组织，又希望避免损害经济发展；试图透过重振党建及控制，将新生的制度基因转变成为党服务的老制度基因的变形。二十一世纪初被大规模使用的最重要方法是赎买策略：中共使用政治权力、资源等收买效忠的企业家。

为了能合法地大规模推动赎买策略，中共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修改党章和中国宪法，在正式承认私有产权的同时，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以便大规模吸引企业家加入中共，选任效忠的企业家为党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个代表理论的逻辑是，党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企业家跟着党走，在金融、土地等资源方面，在监管、准入、执法等方面都能获得可观的好处和保护。这使企业家附庸于中共权力，听从中共命令。

如果中共能成功控制绝大多数企业家，并基本控制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改革时期的这些发展就无法演变成为新的制度基因。但是，赎买策略成本高昂，难以应对私企和新制度基因的迅勐增势。尤其当私企在国民经济中成为主体，非政府组织涵盖社会的主体后，赎买策略就逐渐变成少数人赎买多数人，使得依靠赎买企业家以维持党的领导成为无法承担、不可持续、不可实行的策略。

与私企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并行，新制度基因也在其他领域萌芽。伴随意识形态有限多元化的发展，期待在改革中推动宪政，推动民主制度的唿声从改革初始就一直发展。为了维持对全社会的控制，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压力和暴力，迫使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就范。从改革初始的1980年代至今，从来都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不服从的企业家被监禁。2006年前后起，关于所谓普世价值（民主和宪政的基本价值观）的辩论遍及知识界和中共上层。更有行动分子付诸行动，起草宪政运动的纲领，并徵集推动《零八宪章》的签字。对宪政改革的诉求是对极权制的制度基因的公然挑战。2009年，当局监禁因起草和宣扬《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并一直关押到他在监禁中去世。这使得他成为歷史上第一位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奖，不仅无法领奖而且最终死于监狱的人。

应对中国社会上对宪政改革越来越强的唿声，在刘晓波获诺奖后几个月，2011年初，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代表大会宣布，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33]这段讲话充分表明，中共认为私有产权以及意识形态的有限多元化与共产党要保持的绝对统治形成基本矛盾。中共的解决方案就是以上所谓「五不搞」。除了禁止尚未成为现实的宪政制度外，更重要的是，还要限制甚至消灭已成为现实的私有部门和思想多元化。

中共这些变化意味着改革时期朝威权制放松的演变走到尽头。在中共高层竭力推动下，中国在各方面均朝极权制勐退。2012年底上任的习近平则更大张旗鼓推动这个大趋势，上位后立即到深圳发表的秘密演讲称，苏联解体是因为苏联没有一个好男儿保住苏联，保住苏共的统治。[34]实际上，他不仅推翻中共1990年代总结的关于苏联解体源于改革失败的结论，还有更重要的含意：为了维持党的统治地位，最重要的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压制。之后几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所谓「七不讲」，正式规定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歷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七个方面为禁区，[35]并监禁了向外界透露这份中央文件的记者。2015年春，王岐山对福山、青木等来访学者明确表明，党必须领导司法，中国不可能有司法独立，不可能有法治（rule of law）。[36]

2013年以来，以「反腐」为名义而展开的大规模集权和压制异己运动，让人看到了毛泽东式的四清运动（文革的准备运动）和史达林式大清洗的影子。中共强制要求全国所有私企，包括外资企业，所有非政府组织都建立党支部。以毛泽东推动大跃进和文革的方式，习近平用亲自领导的多个中央小组取代国务院，架空其他高层领导，并以各种方式推动毛式个人崇拜（虽然均未果而终）。中共重申党直接领导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

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似乎朝全面复辟发展，且试图借助网路监控和人工智慧等新方式更全面地控制社会。另一方面，已经萌芽的新制度基因，私有产权、私企、非政府组织、人权－产权的基本价值观、法治观念、对宪政的理解、社会科学的传播，不仅萌芽，并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部分。人们要保护自身利益的基本动机，从开放的世界得到的启蒙，使得新制度基因的萌芽充满生命力。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这两类制度基因的博弈。

第七节　从制度基因看台湾及苏俄的制度变化

本书提出的制度基因概念是为了分析制度演变的机制。基本制度的变化总是以制度基因发生足够的演变或变异为基础。在制度基因没有足够改变的情况下，强力推动的革命或改革很难成功。即便推动改变制度的人有改善社会福利的良好愿景，甚至有看来完美的计画，只要没有相应的制度基因的支持，即与现存的制度基因不相容，强推的制度变化或政策都会失败。

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以台湾制度基因的演变为例，讨论制度基因的演变，以及此演变如何成为民主宪政制度转型的基础。清治时期中华帝制对台湾的统治使其部分制度基因与中国相似，但在日本殖民的大正民主时期，台湾的制度基因已朝宪政方向有所转变。战后国民党执政，执行部分《中华民国宪法》、地方选举和土地改革。台湾逐渐具备有限多元化的产权、意识形态和政治，使得日治时期已初步产生的新制度基因更加巩固和扩大。这些新的制度基因之产生和壮大为1980年代末的制度转型奠定了基础。

苏联解体后俄国的制度转型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即便曾发生轰轰烈烈的制度变化，即便曾有强有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推动，即便曾得到强有力的国际支持，俄国的制度演变仍然更多取决于其社会中存在的制度基因主体。

1980年代后期，包括戈巴契夫和叶尔钦在内，苏联共产党许多最上层领导人的意识形态都远比中共高层所谓改革派的领导人都更开放、更自由化。戈巴契夫的改革（Perestroika）是自由化和开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是非史达林化的改革，是动摇极权主义基础的改革。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改革派」的领袖则是巩固加强党的统治的改革。而且，苏联的改革是继承自1950年代赫鲁雪夫开始的更深入改革，并接受长期改革失败的教训，是苏共精英的选择。正因如此，才最终得以结束极权主义制度（见本书第十四章第六节）。这些苏共精英继承的某些制度基因与十九世纪末俄国推动宪政改革的精英相似，而且他们的地位够高，他们的政治力量够大，使得他们能亲手推翻极权主义制度。

虽然俄国主张改革的社会精英，包括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比中国主张改革的社会精英对极权制的性质和宪政的性质认识更清楚，但在缺乏建立宪政制度所必须的新的制度基因之情况下，即便成功推翻极权主义制度，俄国最终仍沦为有某种宪政形式的威权制。俄国最缺少的制度基因是普遍的私有产权和公民社会，以及基于此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多元的社会力量。代表各种社会利益的且足够强大自下而上形成的多元社会团体，是保障力量制衡的基础，是宪政的基础。中国的极权制来自苏俄。苏俄极权制崩溃后建立宪政失败的教训，是任何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不可忽视的警示。

[1]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ity, 1956).

[2]在本书中帝制或帝国的用语的涵义，接近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变法者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用法。与这个词最接近的政治学概念是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更详细的解释见本章第二节。

[3]本书中宪政（constitutionalism）一词沿用中国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变法者的传统用法（也称宪政主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制约。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取决于政府遵守法律对其权力的制约。

[4]本书第十三章将具体分析为什么经歷后毛时代的改革，中国仍然坚持极权主义制度。

[5]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与多数政治学文献对威权主义制度（authoritarianism）的定义一致，本书中威权主义制度是比极权主义制度有所放松，允许有限多元化的专制制度（Juan José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p. 150）。其关键是一定程度上允许相对独立的组织，包括私有企业。但本书不讨论多党制的威权主义制度。

[7]制度设计理论产生的背景，是1930至1940年代米塞斯－兰格－海耶克关于市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辩论。1930年代奥斯卡．兰格（Oskar R. Lange）反驳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论点，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和理论，证明国有制下的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同样高效。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提出国有制下的市场无法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问题，只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才存在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问题的机制。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二章。

[8]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名着《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讨论明朝时期全世界不同地区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但与本书不同，该书重点不在制度上。

[9]根据Angus Maddison,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3)计算。

[10]根据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lobal Manufacturing Downturn, Rising Trade Barriers” (2019).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9/10/0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9 计算。

[11]Maddison,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12]分析中国的重大歷史事件时，一些重要着作倾向归因于个人因素和偶然性的因素，而忽略制度的原因。不少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巨大的悲剧归罪于「四人帮」或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或阴谋家身上，这样的解释显然不够。对制度基础的认识和研究在此可能更重要。而且，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础。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经济改革的里程碑，文化大革命结束于1976年，事隔仅两年。这两年中，中国的变化是政治上的人事变化，其背后制度是文化大革命奠定的。想知道在经济改革中，制度应该如何改，就必须了解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想了解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就一定要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制度基础。将所有问题归因于个人因素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要归因于制度就需要认真、具体研究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制度基础，以及现在这个制度基础和今天大量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

[13]1980年代，中共中央时任领导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曾提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1980年代后期，中国更有过政治体制改革的热烈辩论。所谓「新权威主义」就是在那个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这些辩论很快被迫停止。

[14]相关的问题十九世纪末就早已在中国学者中有很多辩论。二十世纪60年代后，不熟悉中国相关文献的人们将这类问题称为「李约瑟之问」。因为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考证发现，中国在大约十二世纪的宋代便已发明和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技术上相似的纺织机。此外，在产业革命二、三百年前的明朝初年，中国铁的总产量已超过英国产业革命最高时期。中国既有巨大的炼铁能力，又发明先进的纺织机，如果技术是产业革命的关键，产业革命应该发生在中国。

[15]专门讨论早期改革时期的中国制度时，我提出向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的概念（Chenggang 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9, No.4 （Dec., 2011），pp. 1076-1151。但我那时对区管式极权制和分权式威权制的认识不够清晰，在一些情况下混淆了二者。

[16]激励相容的原理是，任何制度只有其提供的激励机制及约束条件与制度中的人的自利行为相容时，这些人的行为才会与该制度的规则一致。这个原理是保证制度或制度变化能够成功的基础，在这个原理的基础上，我们称满足激励相容原理的制度为激励相容的制度。如果制度能与社会中形成决定性力量的大多数个人的自利行为相容，作为激励相容的制度，就能持续。对激励相容的详细解释见本书第二章。

[17]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郡县制，是君主直接控制疆土的官僚制度。在此制度中，郡和县的长官都是朝廷任命的官僚，而非分封的贵族。郡县制是秦帝国的统治制度。

[18]在中国帝制，社会基层的政府功能依赖乡绅执行。人数众多的非正式官僚──乡绅是似乎不在官僚体制内的最大社会力量，可能是潜在的推动限制皇权的力量。但乡绅既不是世代继承的贵族，也没有稳固的权力。所谓不是正式官僚指的是不从政府领取薪水。但乡绅仍然是经科举考试得到皇权默许的地位，既没有基本权力，也没有保护自己权力的社会力量。而且，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本乡，制度上不允许他们跨地区形成联盟。

[19]在苏联早已解体，极权主义时期残暴杀戮的真相已然大白的今天，许多俄国人仍然相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暴力是为保护社会稳定所必须的（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London: Bodlay Head, 2017), p.xv）。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建立得如此牢固的社会共识或制度基因，是俄国选择普丁那样威权领袖的基础，是俄国难以向宪政制度过渡的基本障碍。

[20]恩格斯的继承人，十九世纪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考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即着书讨论布尔什维克作为恐怖组织，其恐怖统治，以及紧密伴随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怖主义来源。Karl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0).

[21]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歷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页475-481。

[22]Karl Kautsky, Commun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Translated: J.L. & E.G. Mulliken (London: Fisher and Unwin, 1897, Transcribed: Ted Crawford for marxists.org, 2002), pp. 12-17.

[23]Kautsky, Commun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24]关于极权主义作为政治宗教的学术文献，请参见Hans Maier (ed.), Total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Vol. I, II, III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5]这里讨论的是主要依赖内部力量建立极权主义制度的情况，排除被外来极权制暴力占领的地区，因为他们只是被迫服从，而没有创立自己的极权主义制度。

[26]这些制度基因在中华帝制也曾微弱存在。帝制崩溃之后，这些制度基因曾有较大发展，但其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可与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治力量相抗衡的程度。1950年之后则完全被共产党消灭。

[27]虽然大跃进之后，中国所有土地都是国有的，国家徵地从来无需考虑产权问题，但没有土地市场之前，经济增速与政府大规模占用土地没有紧密关系，政府并没有为经济增速而大规模强拆迁民宅和占农地的动力。因此土地不是造成政府与民众之间尖锐矛盾的重要因素。

[28]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强调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29]2003年建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中央所属非金融国企；同时，各地建立地方国资委，管理地方所属国企。

[30]200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讲话。

[31]例如，中国「改革派」认为最自由的《南方周报》，2005年1月11日刊载题为「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文章，称国企是党的执政基础，组织基础，群众基础。称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50111/19161286622.shtml

[32]习近平在即将变成中共最高领导前的几个月，发表题为「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的文章（http://www.hongqi.tv/xywch/2012-04-16/270.html）。2019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具体落实「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33]吴邦国，〈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不搞联邦制　不搞私有化〉，新华网，2011年03月10日。

[34]储百亮，〈习近平警告中共记取前苏联教训〉，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2月15日。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30215/c15xi/zh-hant/

[35]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中办发〔2013〕9号），见2013年8月20日《明镜月刊》全文刊发中共9号文件及同日《纽约时报》。

[36]德地立人，〈难忘的会谈──记王岐山与福山、青木的会见〉。https://goldenrunnner.blogspot.com/2015/05/blog-post_78.html

第二章　制度与制度基因：
方法论概要

本书分析制度演变的方法深受制度设计理论（institutional design），或称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的影响。这个通常表现为相当数学化的经济学分支，是1930年代兰格－海耶克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辩论的延续和产物。

本书的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是语言化的、广义的、不涉及数学的制度设计理论方法。借用这个理论的精神作为分析歷史实证证据的分析框架，我试图分析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尤其是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

本书关于制度的定义着重于操作和具体分析，而不试图把抽象的、完整的、包罗万象的关于制度的定义作为起点。因此，制度在本书指的是对参与主要社会博弈主体的基本和稳定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这些机制或制度包括从国家到社区的，政治经济治理的结构；包括司法及所有对人权、产权、政治决策权保护或侵犯的机制；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包括影响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的社会共识、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如此定义的制度，为理解制度演变奠定分析基础，使得过去的制度成为解释后来制度的基础。

之所以强调主要的社会博弈参与主体，是为了集中讨论制度演变中最重要的事件和最重要的参与者。排除非重要的人物和机制则是为了在分析中排除次要的事件。本书基本出发点是所有参与社会博弈的人，包括策划者、知情者、被误导者和被欺骗者，都是为其自身利益而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博弈。[1]基本和稳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重大歷史事件发生时的基本条件，以及重大制度演变发展的趋势。

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制度最流行的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定义：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以及人为制造的制约人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约束，包括人为设计和演进形成的制度。诺斯的定义高度抽象，涵盖范围完整宽泛；本书的定义更具操作性、更易具体分析，可视为诺斯定义的子集。

本书关注社会共识。世界上任何制度，无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民主的还是专制的，人们的社会共识都是其中不可分离的基本成分。例如人们对于合法性、合理性的普遍认识。从这个角度看，制度是社会博弈者的认识的均衡状态，或他们自我实现的均衡状态（self-fulfilling equilibrium）。而且某种程度上，已有的社会共识常常是未来社会共识的基础，其本身则与过去的社会共识紧密相关。

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起，对制度的研究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曾对亚当斯密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指出，社会传统是契约的基础，整个社会有契约传统时，人们觉得别人会为自己服务，所以人们自愿遵守契约为别人服务。他把契约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比于石拱中每块基石互相支撑的关系。用今天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这种社会中的契约传统是自我实现的均衡状态。[2]契约制度和保护契约制度的宪政制度是对参与市场博弈各方的基本和稳定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而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社会共识是契约制度和宪政制度的形成、维护和操作的核心机制。

局限于现货交易的市场，和有契约制度且以长期合约为主的市场，是不同的制度。现货交易的市场是比较原始的制度，早在文明初始阶段就已存在；而以长期合约为主的契约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壮大的制度。歷史事实是只有在宪政制度的保护下，契约传统才能在全社会所有方面深入发展。但所谓宪政制度，其基础是全社会对宪政形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共识。宪政共识的制度下，政府不可干涉司法、不可侵犯私有产权；军队必须服从文职的政治家，且不可问政。在此共识下，英国（至今甚至没有成文宪法）自从光荣革命以来，从未发生军人问政及军事政变。然而，无法形成宪政共识的国家，即便通过宪法，宪政不仅难以执行，甚至会被武装力量推翻。

不仅宪政制度，专制制度也依赖社会共识维持。毛泽东「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即宣示其合法性来自暴力的原则。但是能长期维持的专制制度，除了暴力外，仍需要赋予专制合法性的社会共识。歷史上，暴力天下无敌的大秦帝国，依赖镇压和法家的酷刑统治，却难以维持超过两代，见证了单纯依赖暴力的脆弱。自汉以来，为维护统治，帝国借助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孔孟之道，建立了此后持续两千多年的社会共识。在这个共识或制度中，从国家到小家，人分上下，下层必须服从上层，若违反这个共识行事便会遭到社会的反对。中国人试图从基本上动摇这个共识（或者这类制度）的努力始于十九世纪末，但至今仍然成效甚微。

第一节　制度的要素

本书讨论的制度集中在政府、政治权力和产权方面。为了确切描述和分析本书将要讨论的制度，我首先列出决定这些制度的性质和操作的基本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素是：人权（human rights）、产权（property rights）、政治决策权（political decision rights）。与这些要素没有重大关系的制度不在本书讨论范围。

作为制度第一个基本要素的人权，其概念包括自然人（natural person），以及自然人所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除非专门标明，以下本书凡提到人的概念，都指的是自然人。在任何社会里，人的基本权利决定每个人对自身行为的自主支配权范围。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保护人权，决定社会中每个人行为决策的可选择范围，[3]决定该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主体，决定该社会中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及其利益配置。而在专制制度中，绝大多人，甚至多数社会精英，都不拥有完全支配自己基本行为的权利。

洛克是从概念上系统性讨论人权作为制度核心问题最重要的人。洛克的人权观不仅是英国光荣革命的思想基础，而且是美国宪法以至于全世界现代民主宪政的思想基础，包括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所有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普遍拥有基本权利的这个状态和普遍承认个人拥有基本权利的社会共识，是宪政的基础。而宪政又是保护人权的基本制度。[4]在极端侵犯人权的制度中，例如古代的奴隶制及现代的极权制，从原则上不承认自然人作为普遍概念，更遑论自然人的逐项基本权利。

构成人权的第一个基本权利是生命权。维护生命权的具体权利包括公正审判权，即任何人必须接受公正的审判；免酷刑权，以及免奴役权，即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奴隶，例如劳改等。构成人权的第二个基本权利是自由权。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

极权制下，除了伟大领袖之外的所有人，包括位于政治权力上层的多数精英，都不拥有基本人权。任何人，包括社会精英，都会因为言论、文字、异端信仰、非组织（即未经授权组织）结社而被治罪，甚至处以极刑；没有资产和土地的产权、没有迁徙自由、没有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谈判就业契约的权利，甚至生育和婚姻选择等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受到强制的干预。最着名的例子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丧失为自己辩护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不经审判而被迫害致死；苏共领袖布哈林在丧失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条件下，被苏共处以死刑。

我把产权与人权并列，称其为制度的第二个基本要素。在法学和人类学中，关于产权的理论分为人权说和法权说。按照人权说，如亚里斯多德、海耶克、弗里德曼的说法，[5]产权与人的自由密不可分；或者如洛克论述的，产权属于人权的基本部分。[6]

按照法权说，例如休谟和边沁所提，[7]产权取决于法律的规定[8]或政治权力，并与法律共存亡。无论是人权说还是法权说，产权在制度中都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产权不仅是关系效率和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是决定人的政治权力、社会权利的基本要素（作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资产的最终控制权在政府手上，即为国有制；在私人手里，即为私有制。在任何社会，大部分资产的最终控制权归属决定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产权的归属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配置，因此决定制度的性质。继承亚里斯多德和洛克的思想，海耶克指出，在剥夺个人产权的社会，无论名义称号是什么，无权拥有产权的人在所有基本方面都只能受人支配，实际上沦为奴隶。[9]政府控制所有资产的最终控制权，是极权主义制度的基础。[10]产权的关键是资产的最终控制权，而不仅是名义上的归属。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中，即便名义上允许私有企业存在，透过直接控制所有者，极权政府对这些企业仍然拥有最终控制权，例如纳粹德国时期。

制度的第三个基本要素是政治决策权。在保护私有产权的民主制度下，在个人、家庭以及私有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外，仍然存在跨越私有财产的、事关社区的以及跨越社区的，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权问题。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决策权集中在社会的集体问题上。对于社区问题，对于公民集体关心的问题，如何决策？由谁来决策？这些都是集体支配权的问题。

但是，在不承认私有产权的社会，或少数人控制绝大部分产权的社会中，私人与集体、私人与社会的界限会变得模煳。无权拥有产权的公民不仅丧失产权，也丧失政治决策权。在公民没有政治决策权力的社会中，只剩下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权力。而且政治统治权力会扩展到私权领域，成为囊括社会其他重要事务的决策权。在最极端的专制制度──极权主义制度中，全面控制产权的同时，政治权力更扩展成全面控制社会所有方面的权力。个人和家庭甚至连生育子女的权利也丧失殆尽，都必须听命于政治权力。因此，政治决策权自古至今都是所有社会的基本制度要素。

政治权与产权之间的关系高度互补。产权法权说反映出这种密不可分的互补关系。古今中外，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都有高度集中的产权；而政治权力高度平等的制度都有更平等的产权。若追溯到制度的起源，大量证据表明人类早期的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都源于更早，往往是史前时期已长期形成之高度集中或高度分散的产权。歷史事实及制度的机制表明，一方面，普遍的私有产权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全面剥夺私有产权是极权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认为产权决定政治权，例如马克思、海耶克、诺斯等。但是，正式的产权来自法律规定，来自政治权力，因此另一种见解是政治权决定产权，例如波普尔（Karl Popper）、艾塞默鲁与罗宾森[11]等。从长期的制度演变歷史看，政治权与产权的关系类似于鸡与蛋在物种的演变中，是共同演变的关系，而没有简单的先后关系。十九世纪的法哲学家边沁说：「产权与法律一定总是生死共存。没有建立法律的时候，不存在财产（property）。消灭了法律，所有财产也随之消亡。」[12]本书集中分析那些造成政治权力集中和财产权力集中的制度条件，或朝此方向演变的机制；以及造成政治权力分散和财产权力分散的制度条件，或朝此方向演变的机制。

所谓民主制度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是公民共同解决集体决策问题的制度，而且解决集体决策问题的前提是不能侵犯个人权利。当个人普遍拥有产权，拥有对个体事务的决策权力时，个体权利与集体决策之间才有清楚的界限。因此，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普遍的个人拥有私有产权。在直接民主制中，全体公民用投票直接对关系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包括选举首长、决定税务、战争或和平等做集体决策。古希腊和当代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和当代民主国家的全民公投是具体例子。大多数现代的民主制是间接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中，全体公民透过选举代表（例如议员），由代表用投票对关系全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集体决策。

与民主制度相反，在极权主义制度中，政治权力压倒一切、统治一切，是控制一切的权力。而这个包罗万象的政治权力的基础，是极权主义政党对全社会所有资产的最终控制权，包括直接控制国有资产，也包括控制名义上的所有者。在这个制度中，除服从党之外，任何个人没有其他选择。在中共统治下，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之前的中国，个人和家庭的一切，包括职业、收入、住房，到生育子女等，都必须听从党和政府的支配。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帝制下，虽然不存在依赖土地产权的贵族，不存在独立于皇室的拥有最终政治决策权的贵族和任何其他团体，但在家族和政治之间存在某种政治权力的边界，这便是社会习俗或规范。

一、激励相容的制度变化

本书以激励相容原理为分析制度变化的基本概念，这是制度设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中的基本原理。[13]在分析制度的背景下，陈述该原理为：任何制度，给定其特定的对人的约束条件，只有其提供的激励机制与制度中的人的自利行为相容时，这些人的行为才会与该制度的规则相一致。在这个原理的基础上，我们称满足激励相容原理的制度为激励相容的制度。如果制度能与社会中形成决定性力量的大多数个人的自利行为相容，作为激励相容的制度，就能持续，如光荣革命之后建立宪政制度的英国；否则，就难以继续，如极度依赖暴力统治的史达林苏联，以及秦朝和隋朝，虽强却短命。

标准的制度设计理论中，参与者的自愿参与是基本条件，其反映的是保护人权的自由社会之基本状态或基本原则。但本书着重分析的制度是非民主制度和极权制度。专制制度中，不仅被统治者面对暴力或暴力威胁，社会精英也面对暴力的强制。因此，本书讨论的人之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完全自愿的行为，也包括人们在基本权利被全面剥夺，面对暴力威胁时的各种被迫选择。所谓激励相容是关于人们从自利角度做出的选择，这不仅包括人们喜欢的选择，也包括人们被迫的选择。也就是从许多坏的选项中，选出使自己受罪最小者，例如受酷刑与被迫无辜认罪之间等。

由于在专制制度中，被统治者的激励相容条件包括统治者使用暴力的强制条件，因此我们需要相应修改制度设计理论中的激励相容条件。我称使用强制暴力威胁约束下的激励相容条件为「暴政激励相容条件」。

此外，在任何社会中，每个人的选择和行为都受到其他人（及其可能）的行为与社会共识（共识是推断他人可能行为的基础）之影响。例如，能统治他人可能会使统治者得到极大的好处；孤立于他人，则可能会使被孤立者受到严重的主动或被动惩罚。总之，在本书分析框架中，社会上所有人，从皇帝到奴隶、从公民到议员，都在其所面对的环境寻找和执行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

分析专制制度，包括专制制度所面对的约束条件，向来是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所面对的严重挑战。把专制制度简化为独裁者一人决定一切，这样的分析把问题变得浅薄而无用。在任何实际制度中，即使最极端的独裁制度，独裁者也必须依赖他人执行暴政，而执行者都有自身的利益。即便在最残暴的制度下，被压制的人们也仍然有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例如主动反抗、消极反抗、被迫合作，以及寻找机会改变地位爬上去等。面对暴政下的执行者和被统治者的激励相容条件，无论多么残暴，独裁者总是面对许多约束。因而，他从来也不能随意获得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利益。

独裁统治离不开暴力。暴力带来的好处在于统治者有可能以此压缩被统治者可以选择的策略范围，从而为自己谋利。但是暴力有成本，包括直接成本，以及可能引发反抗的间接成本。反抗给独裁者带来的成本可以非常高昂，因此精明的独裁者会权衡寻找最优的暴力程度，即成本最低，最大程度强迫被统治者就范，但不至于引发造反的暴政激励相容条件。

分析制度变化时，如果制度变化与其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选择一致，则制度变化的后果与他们的利益一致，我们称这种制度变化为激励相容的制度变化。本书讨论的制度变化包括改变现有制度的任何变化，例如革命、改革、变法、复辟等。任何制度变化的主要参与者都是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结成的不同政治联盟。专制制度下，这些政治联盟往往是非正式的。现存的制度本身既是所有相关者面对的约束条件，又决定所有相关者的激励相容条件。制度变化时，过去的制度提供给他们的好处、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他们的约束都发生变化。这些改变对于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否激励相容，决定了他们支持或反对改革。激励相容的制度变化会得到广泛支持，容易相对平稳地达到参与者的预期目的。例如建立不同宪政制度的美国独立和日本明治维新。相反地，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变化往往遭到广泛的消极抵制甚至主动反抗。因此，这类制度变化即便暂时在表面上成功，最终也很难达到多数参与者预期的目的，而且通常表现为不稳定。例如未能建立宪政的俄国1905年宪政革命，和晚清的宪政变法。

产权和政治决策权都分散的制度中，普遍拥有产权的选民会透过投票集体决定社会的政治权力。而在产权和政治决策权都高度集中的制度中，少数把持产权的集团或阶层则垄断社会的政治决定权；或者，垄断政治决定权的集团或阶层控制全社会的产权以统治社会，使被统治者的产权和政治决定权都极弱。在极端专制的极权制度中，全社会的产权和政治权都集中在极权主义党手里。维持高度集中的权力不仅是统治者自身的基本利益，而且是统治者依赖的集团的自身利益。放弃专制权力或改变专制权力机构，违反所有支持专制统治者的统治集团的激励相容条件。因此，歷史上从未发生专制统治者自愿和主动放弃或出让专制权力，从而自动变成宪政的先例。相反地，专制制度中，统治者总是寻找最佳的控制被统治者的暴力程度，在满足被统治者的暴政激励相容条件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歷史上所有可见威权统治者放弃专制，转向民主宪政的过程，都是在巨大和长期的外部压力下发生的，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台湾与韩国的民主转型。

制度变化中激励相容的条件通常是高度动态的。因为制度变化的过程中，参与者、相关者的行为和意识往往会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包括其他参与者、相关者的行为和变化的影响。而且，很多参与者会认不清自己的长期利益所在，因而选择那些有利于近期但损害长远利益的做法。因此，制度变化的激励相容条件分为长期的和短期的，而且两者可以是互相矛盾的。在歷史中，短期的激励相容条件推动令人疯狂的暴动、革命，及其他轰轰烈烈的与众多参与者长期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变化的例子屡见不鲜。发动暴动或革命的领袖往往善于利用或创造与大众短期激励相容的条件，引诱大众参与。俄国十月革命（包括其后的内战）与中国的土改、文革等均如此。

然而，无论制度变化曾经如何轰轰烈烈，其后果的性质和持续性则取决于所形成的制度与参与者的长期利益关系，即他们的激励相容条件。制度变化后，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会懊恼、会抵制，甚至会寻找复辟的机会。在此情况下，专制的革命领袖在巩固政权后，往往用暴政压制反对意见，形成新的暴政激励相容条件强迫人们服从。如果暴政压制失败，长期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变化不仅会失败，并且失败后取而代之的制度往往与老制度密切相关。戊戌－庚子变法、辛亥革命等都是具体的例子。本书相关章节将深入分析这些重要的制度变化事件。

二、分析激励相容的制度演变

紧密观察制度的长期歷史演变过程可见，在影响制度演变的无数因素里，对制度演变持续影响最大的就是过去已存在的制度。每个时期的制度都是由过去的人们在既有制度框架下逐渐形成的，而这些过去的制度又是在人们的活动和选择下在更早的歷史阶段逐步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每个歷史阶段，对该阶段有最重要且持续影响的因素都凝结在当前的制度中。为了帮助分析极其复杂的制度演变，我们集中分析导致重要结果的核心原因，即歷史上影响最大，对当前社会影响深远并已融入当前制度的因素；而忽略次要的结果和次要的原因，忽略所有没能在制度遗产中留下踪迹的行为和因素。

如前所述，作为分析框架或方法论，本书引入的激励相容的制度变化概念受机制设计理论的启发。虽然本书不涉及数学，但本小节的论述几乎相当于构建一个分析制度变化的机制设计理论模型。每个时期产生的制度变化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专制制度），或是支持者与反对者（民主制度）博弈的结果（例如妥协或斗争）。模型中的人物是制度变化博弈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他们都受益于或受限于现存制度。这里的「支持者」、「反对者」是中性的，可以是反政府也可以是亲政府的。在面对环境（包括自然的、技术的，及外来的）变化或冲击时，统治者（或支持者）透过改变制度谋取自身最大利益；但统治者（或支持者）必须顾及被统治者（或反对者）对其改变制度的反应。实际上，被统治者（或反对者）的反应就是他们对制度变化的激励相容条件。即，制度变化博弈表现为在被统治者（或反对者）的激励相容条件约束下，统治者（或支持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制度。每个特定时期的制度都是当时的人们受到过去遗留制度的制约条件下博弈的结果，如此延续不止。所谓时期，在此是抽象的概念，可以是任何制度有变化的歷史时期，例如某个变法、革命的时期，或者推翻、建立朝代的时期等。这个博弈经歷无限多个时期（在数学上，分析无限多时期的博弈，往往比讨论有限时期的博弈更容易）。[14]

所谓博弈的均衡（纳许均衡，Nash equilibrium）状态指的是各方在博弈中实现其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在各方得到这种结果后，维持这个制度从而维持这个结果，就变成博弈各方的自身利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所谓「最好结果」或「均衡状态」，是在满足制度强加给博弈各方的所有约束条件下所达成的状态，这些约束条件包括暴政激励相容条件。例如，专制制度下，被统治者面对不服从即被施以酷刑的惩罚，被迫选择服从可能是专制制度下对自己最好的。

「制度变化」涵盖的内容包括起义、造反、革命、改良、复辟，压力集团兴起或消亡等。任何一个时期变化的制度，对博弈各方有利以及有利的程度、有害以及有害的程度等，均会影响下一时期的博弈。在歷史长河不断重复的社会博弈的每个周期中，过去的行为所导致最重要结果已经都物化于当前存在的制度之中，作为本周期决策的先决条件。

第二节　制度基因：自我复制并且决定制度演变的基本制度成分

以上所讨论的激励相容的制度演变的制度设计理论「模型」，虽然在分析方面很具启发性，但高度复杂。此模型涉及众多参与者，变量非常多，参与者的激励相容条件复杂，而且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因此，直接进行数学分析，在数学和计算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挑战；在验证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方面，也有待在使用歷史资料方面的突破（例如人工智慧方法处理歷史文献）。而且，这类模型只限于分析完全理性的人群。然而，制度演变往往涉及有限理性人群。米塞斯认为，有限理性的人在严重缺失信息情况下，面对重大时间压力和重大利害关系时，必须即时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即兴决策。而这些即兴的重大决策往往影响很多人的利益，从而在以后的制度演变中被复制。尽管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分析制度演变极为重要，但如何分析有限理性的决策仍然是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为了避开这类困难的条件，并在激励相容的制度演变分析方面获得初步进展，本书引入一个大幅简化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分析概念：制度基因。这一概念是从激励相容的制度演变的分析框架中导出的，将作为本书的基本分析工具。

除了在逻辑上与制度设计理论相关外，制度基因的概念也来自观察。透过密切观察长期制度演变，人们会发现某些基本的制度成分在制度变化的歷史过程不断自我复制（包括有变化的复制），从而影响长期制度演变的轨迹。这些制度成分，因决定其主要参与者的激励相容条件而不断被参与者在制度变化中复制。而在制度的长期演变过程中，不断自我复制的那些基本制度成分就是制度基因。

表面上看，制度基因像是从生物学引来的比喻，似乎是以生物基因的复制、突变和演变来比拟制度演变的过程。尽管作为比喻很有用，本书引入的制度基因概念远远超出这一简单的比喻范畴。如前述，这个概念产生于对制度演变的系统观察，产生于从激励相容的角度对制度变化的分析。因此，这是个为实际操作提出的分析概念。理论分析上，制度基因是从激励相容的制度变化的机制设计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简约形式（reduced form）。作为简约形式，制度基因这个概念以简单形式抓住高度复杂的制度变化的因素，帮助我们聚焦于歷史上重复出现的，对制度变化起基本作用的，与参与者激励相容的基本机制。实证上，所谓制度基因是可以观察到且重要的重复现象。而且，许多重复的基本现象是早就被史学家关注到的普遍现象。当然，所谓重复或复制，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重复或复制所有细节。

一、制度基因的基本特徵

所谓的制度基因，是在长期制度演变中决定制度基本特徵的不断自我复制的基本制度成分。制度基因的自我复制，是由其对制度演变主要参与者的激励相容条件的影响所造成的。在制度演变过程中，参与者出于其自身利益，选择复制对其有利的制度成分，由此表现为「自我复制」。这些自我复制的制度成分在下一次制度变化中，往往又影响将来制度变化时的激励相容条件。在相似的机制下再被自我复制，如此反覆不止。

制度基因有三个高度互补，缺一不可的基本特徵：（一）重复性（repetitiveness）；（二）激励相容性（incentive compatibleness）；（三）基础性（stemness）。这三个基本特徵是理解激励相容的制度演变的关键，也是帮助在实证工作中识别制度基因的关键。

重复性指的是制度基因是在长期制度演变的歷史中，重复出现的基本制度结构。值得关注的是，重复性指的虽然是基本特点的重复，但并不一定是机械式重复所有细节。例如，从秦朝以来建立的自上而下的郡县制，虽然细节上多有变化，但是作为基本治理结构，则一直延续至今，甚至超出帝国的寿命。因此，它是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之一（详见本书第四及十至十三章）。又例如，中国古代一些朝代施行过的宰相制或相权制，因不能持续，而非中国的制度基因。其之所以不能持续，是因为违反皇帝的激励相容的原则（详见本书第五及十至十三章）。

制度基因的第二个基本特徵是激励相容性。其涵义是所有我们识别为制度基因的那些重复出现的基本制度结构，必须是与激励机制密切相关的。其重复出现，是因为同参与者的自身利益相关而被选择。与制度相关的自身利益与激励机制包括物质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也包括精神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例如宗教和信仰。具体来说，科举制以及作为科举制核心的孔孟之道，千年以来代代复制，直接与这个制度的当权者和努力进入官僚体制者的利益相关。因此，是中国制度变化的基本制度基因（详见本书第五章及十至十三章）。与此相比，琴棋书画的艺术风格和形式千年以来代代相传；但人们对艺术形式的好与恶与制度变化的激励相容条件无关，因此不是制度基因。

制度基因的第三个特徵是基础性。制度基因是形成一系列制度的基础成分，包括基本制度结构以及社会共识，如影响合法性的信仰及意识形态等。例如东正教是在俄国产生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基本制度基因之一（见本书第七、八章）；佛教在中国虽然歷史悠久，但其在中国的帝制没有基础作用，因此排除在制度基因以外。

在以上三个基本特徵下，具体的制度基因包括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的基本制度结构，如基本官僚组织的结构，某些基本的产权安排方式，以及政党、社区组织、行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也包括影响社会共识的有组织的信仰，如宗教及教会；还包括形成社会共识的，流行的基本观念、文化、信仰和意识形态，如自由、平等、正义、合法性、革命、仇恨、博爱、民族主义、种族、阶级、敌人、皇帝、王室、贵族、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

之所以把社会共识作为制度基因的一部分，是因为社会共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权力和产权的结构。社会共识的变化导致权力和产权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权力和产权的结构又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共识。在专制制度中，为了维护高度垄断的权力－产权结构，统治者有意透过控制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共识。同时，社会共识伴随制度演变而不断被复制和演变，代代相传。社会共识、权力－产权结构之间高度互补、不可分割，是任何制度的基础。

人权作为制度的基本成分，是权力－产权结构与社会共识高度互补的例子之一。对人权的承认是一种制度化的观念，是制度化的社会共识。一方面，只有存在这个社会共识，才可能形成保护人权的制度；另一方面，只有在大量个人已拥有自己的产权和权力的制度中，才可能产生关于人权的共识。即，人权的社会共识只产生在权力－产权结构分散的制度中。当社会中相当多的人拥有产权和部分政治权，这些人就会产生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基本权利的代代相传的共识，从中得益的人们会从深度和广度上去推动、保护其他人的人权。产生人权这个制度基因后，拥有部分人权的人们为了自身利益会推动制度朝着更保护人权的方向变化。人们要求在更多方面（从财产到自由）对更多人（从很多的人变成全体的人）有更好的保护。

在不承认或侵犯人权的制度中，权力－产权结构与社会共识也高度互补。极端的绝对君主制中，例如中国的帝制，除了君主外，包括社会精英在内的所有个人都是被统治的，每个人的权利、生存及福利都依赖君主的恩赐。这个制度建立所赖以维护其合法性的社会共识是：君即国，有国才有家。期盼君主恩赐，把忠君作为信仰的社会共识代代相传，成为君权至上或国家至上的制度基因。这个制度基因不仅在延续专制制度方面重要，而且往往强有力地排斥新制度成分。在人们完全没有自身的基本权利，且无法保护自身权利的制度中，不可能自行产生人权的观念。即便有外来的人权观念冲击，因为这个观念从基本上动摇专制统治的合法性，统治者必尽全力抵制。更甚者，许多专制国家常见到很多大众普遍抵制人权观念，抵制保护人权努力的现象。这是因为人权概念与君权至上，或国家至上的共识不相容。只要大众从来不曾有任何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被压制、被洗脑而信奉君权至上或国家至上的人们不仅不相信人权观念，而且往往认为保护人权是对国家、主权和自身利益的侵犯。他们会敌视和抵制保护人权的观念及任何行动和改革。也就是说，在这里有反对人权的制度基因，包括相关的权力－产权结构和社会共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民意调查揭示，自身基本权利最被侵犯的人们往往最反对推动保护人权。

歷史上的重大制度变化通常伴随巨大的外因（exogenous factors）或外力（exogenous forces）等外部环境的变化或冲击。如果只看外来的冲击，歷史似乎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集成。例如，如果没有一次大战，如果没有德国政府暗中护送列宁回到俄国，[15]可能就不会发生十月革命并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见本书第八章）。如果没有孙中山从海外聚集力量发起辛亥革命，庚子新政可能会建立起君主立宪，也可能从名义上的立宪变成更实质的立宪（见本书第九章）。如果没有日本侵华，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共和红军的状态可能完全不同（见本书第十、十一章）。但是，外力引发的变化可以有无数可能的方向。制度基因则决定内在力量的状态，决定内在力量的选择，从而在无数可能的方向中，显着影响制度变化的趋势。

当出现多个外力的冲击时，哪些外力影响更大，非常取决于本土主要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所做的选择。容易与本土制度基因结合的外力会由于本土参与者的选择而更有效地改变本土的制度；那些与本土制度基因相抵触的外力则因违反多数本土参与者的利益，往往遭到形形色色的抵制。与此相似，当同一组外力冲击不同制度时，外力影响的程度取决于这些制度的制度基因与这个外力之间的关系。不同制度产生的后果可以非常不同。因此，识别制度基因并认清其性质，能帮助我们分析一种制度在外力冲击时可能发生的制度变化的性质，了解制度变化的动因以及制度变化的限制。面对歷史上的制度变化，制度基因帮助我们解释过去制度变化的轨迹；面对正在发生的制度变化，制度基因帮助我们预见制度变化可能的轨迹。

制度基因的产生和演变不是决定性（deterministic）的，也不是能人为设计或控制的。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无论选民还是独裁者，都无法完全控制制度基因的演变。例如，千年来西方制度基因的一个基本部分：基督教及教会，起初是犹太民间的小众信仰，歷尽艰难困苦，一度只是社会底层部分人群的制度基因。四世纪初罗马帝国立基督教为国教后，基督教及教会则演变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制度，逐步成为西方社会的制度基因。因此，君士坦丁大帝并没有创造这个制度基因。他立基督教为国教，是因为那个时期基督教信徒已从小众变成大众，已从民间产生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发展成大众广泛信仰的宗教，实际上深入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甚至影响军事力量。这与基督教三百年里在地中海周边民间自发的大规模传播密不可分。正是在这个「外力」因素影响之下，基督教才能从被罗马帝国迫害的宗教，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与此相似，科举和儒教作为制度基因也非任何个人制造的。本书第五章将分析儒教是如何从被焚书坑儒的迫害对象变成「国教」，并逐渐演变成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组成部分。

制度基因并不都是内生的。虽然制度基因相对稳定，但其演变可以深受外来影响，而且可以在相对短时期在外力推动下有大的变化。重要的是，已有的制度基因深刻影响主要参与者的激励相容条件，而这决定外来影响的作用和制度演变的方向和速度。如前所述，制度涵盖所有深刻影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成分，包括相关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因素。在世界歷史上，这些因素往往是高度流动，高度国际化的。对于中国流行的意识形态，除孔孟之道及法家和道教以外，所有宗教信仰和现代意识形态都源于国外。俄国更是如此，深刻影响那里的东正教以及所有现代化的理念都来自欧洲。但是，不是所有外来的信仰在任何国家都会同等传播，其中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本土的制度基因。制度基因决定吸收哪些外来影响，排斥哪些外来影响。一些信仰即便被吸收，也往往以不同形式被本土化。本土化的方式通常与原有制度基因密切相关。

在后面章节中，我们将以中、俄为例，分析已有的制度基因与外来影响的互动。对制度变化主要参与者有利时，外来影响如何被吸收又如何被改造，使其成为本土制度基因的一部分；对主要参与者不利时，外来影响又是如何被排斥；在不易彻底排斥的情况下，外来影响如何以歪曲的形式被接受，使其为自己服务。我们的讨论包括民主宪政和马克思主义分别在俄国和中国的命运，也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毛主义的起源。这些影响如何演变，是苏俄和中国的制度基因的重要部分。

本书讨论的制度基因集中于社会中的权力－产权基本结构，以及与此对应的基本社会共识，因为这些结构和社会共识，决定普遍的制度演变的轨迹。本书集中关心的普遍制度是宪政及与其完全相反的极权主义。宪政的核心是以制度限制社会中最有权力的各方，防止任何个人和机构垄断权力。正因如此，在任何社会中，朝宪政的努力都会遭遇最具权力者的抵抗。在政治权力与产权已经相对分散的社会中，这类制度基因下的社会朝宪政过渡与社会中众多已经拥有权力和产权的个人激励相容。权力和产权分散的结构又决定了与宪政改革激励相容的人群的社会力量相对大，而进一步增强宪政改革。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宪政改革是激励相容的制度变化。

本书分析的重点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是人类歷史上产生最早、持续最久、发展最广泛的制度。虽然歷史悠久，花样繁多，其共同特点都是统治者以国家（或神）的名义，依靠暴力保持其对权力和产权的高度垄断。专制制度下流行的社会共识往往是君主至上或国家至上之类的信念或意识形态。所有专制制度的制度基因都包括高度垄断的权力和产权，及支援这种垄断权的社会共识。被统治者之所以普遍接受这类信念，形成似乎违反自身利益的社会共识，是世世代代的暴力和意识形态灌输共同形成的。在专制制度基因扎根深厚的社会中，即便外因影响下使得追求宪政的人数变多，在权力－产权高度垄断下，追求宪政改革者的政治经济力量仍然微弱。俄国和中国的歷史正是这一现象的有力见证。

在专制社会中推动宪政改革的力量往往非常微弱，大众中流行的有利专制统治的社会共识则非常普遍。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通常使和平宪政改革的激励不相容。因此，与和平的改革相比，专制社会更容易产生激进的反叛或革命。发生反叛时，暴力造反或暴力革命比和平的宪政改革对大众更具吸引力，即在短期似乎激励相容。而暴力反叛或革命的结果往往是建立一个新的但与之前的制度基因相似的专制制度。这是因为：第一，反叛领袖或革命领袖容易藉社会中流行的、利于专制统治的社会共识，以革命为名建立专制制度；第二，社会中政治权－产权的高度垄断使绝望中的人们相信暴力是唯一的途径或捷径；第三，即便有革命精英曾经真诚期待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在暴力夺取政权后，精英集体自动放弃权力则往往与其集体的自身利益激励不相容。而且，暴力革命依赖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这进一步巩固了新的专制制度。

二、制度基因与路径依赖和制度设计理论的关系

本书引入的制度基因及激励相容的制度变化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许多方面受到路径依赖理论的影响。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分析制度演变方面有巨大的影响力（更近的代表性学者包括艾塞默鲁与罗宾森）[16]。该理论称，人们过去做出的制度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现在可能的制度选择，因为既定的制度演变路径跟歷史紧密相连。之所以歷史决定制度演变的路径，是因为制度演变中可能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得制度会自动沿着既有的方向强化，使得未来的制度演变朝过去制度形成的机制方向强化。[17]因此，歷史上持续发生的制度演变往往表现为良性循环的路径和恶性循环的陷阱。诺斯以此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制度持续改进，而另一些国家的制度坠入陷阱，难以自拔。

诺斯所述的良性循环，最突出的例子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和产业革命。诺斯认为光荣革命的歷史把英国推到良性循环的路径。与此相似，之后美国也走上良性循环的路径。关于陷阱的讨论，文献中则提到最多的是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但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俄国和日本的文献非常有限，分析极权主义制度的更是几乎没有。

与路径依赖理论相比，本书提出的制度基因更侧重分析微观机制，侧重分析制度带来的具体的激励机制。在讨论技术和市场的现象时，例如网路问题、行业标准问题、集群现象等，报酬递增的技术原因可以清楚解释路径依赖现象。但如果讨论的是以激励机制问题为中心的制度问题，报酬递增说则更是个黑盒子。制度的报酬递增是个不清楚的概念，其指的是更容易得到广泛支持，还是更容易（更低价）进行大规模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这些内容背后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此外，在与报酬递增不相关时，路径依赖说的分析就变得更薄弱。

制度基因及激励相容制度变化的分析方法，直接分析制度变化相关者和参与者的利益，解释过去或现在的制度如何影响制度变化，由此打开路径依赖理论的黑盒子。例如，所谓某种制度演变路径的报酬递增，可能是在这类制度中，某种制度变化与更多人的利益相符。背后原因可能与制度中已有的激励机制安排相关，也可能与制度中人们的共识相关，因为偏离人们共识的人会被惩罚。歷史上遗留的制度基因影响制度变化中的激励相容条件，使得制度变化时复制过去的制度基因；当前的制度基因又透过影响将来制度变化中的激励相容条件，以影响将来的制度基因。路径依赖理论中的报酬递增机制可能是某些制度基因自我复制的特例，但制度基因现象不一定涉及报酬递增。

如前所述，制度基因的概念及激励相容制度变化的分析方法与制度设计理论有密切关系，米塞斯－兰格－海耶克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辩论是产生制度设计理论的重要背景。这个关于制度的大辩论所催生之制度设计理论，从1970年代末起发展成分析不同制度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的理论经济学分支。[18]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产权理论得到更深刻的发展，解释为什么支配财产的控制权，即产权，是从基本上影响重大激励机制问题的基本制度。[19]机制设计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软预算约束是国有经济无可救药的病害。[20]严格证明国有制不可能解决动态激励机制问题，是自海耶克之后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基本突破。

但是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关于国有制还是私有制、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辩论，基本上都集中在产权和经济协调的方式上，而忽略政治权力，忽略制度转变的条件。海耶克虽然正确指出，全面剥夺私有产权是走向奴役之路，但没有讨论什么条件下走向奴役之路会变成现实；什么条件下走向宪政会变成现实。

在积累了大量实证观察和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本书希望把这个持续近九十年的辩论再向前推进一大步。在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方面，本书希望用制度基因这个工具分析极权主义制度产生的根源，认识迈向宪政制度的条件，认识制度变化之谜。在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方面，本书指出，制度基因是决定制度改革和政策改革成功的基本条件。任何制度设计或政策设计都不可忽略制度基因带来的约束条件。否则，无论逻辑上如何完美的设计，最终一定不能执行。轻则沦为空想，重则引发动乱。在充分认识制度基因的条件下，本书希望对制度改革和政策改革提出具体可行的原则性建议。

[1]某种意义上，这个定义是机制设计理论及契约理论精神的概括及应用，例如Leonid Hurwicz, “But Who Will Guard the Guardi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2008), pp. 577-585; Eric Maskin. “Mechanism Design: How to Implement Social Goa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2008), pp. 567-576; Roger Myerson, “Perspectives on Mechanism Design in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2008), pp. 586-603; Oliver Hart,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Contro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7, No. 7(Jul., 2017), pp. 1731-1752; 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

[2]青木正彦、格列夫与米罗格姆从自我实现的均衡状态的角度分析制度。Masahiko Aoki, 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Avner Greif, Paul R. Milgrom, Barry R. Weingast, “Coordination, Commitment, and Enforcement: The Case of the Merchant Gui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 4 (Aug., 1994), pp. 745-776.

[3]在基本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个人行为的选择范围，即行为的可行集（feasible set），通常处理为外生变量。在本书中，限制社会中个人选择范围的因素是由制度决定的，不是外生变量。

[4]值得提及的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至于制度经济学文献很少涉及人权的问题。大多数理论、大多数构建模型的基本结构，都把保护人权的法治当成外部条件，排除在讨论之外。其中部分原因是，这个学科主要产生于英美，其研究也集中于英美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这个学科产生时，其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发达的市场经济，那里已建立相当牢固和系统性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人权问题对这些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不突出，因而传统上不是这个学科需要迫切关心的问题。

[5]Aristotle, Th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6]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739]); Jeremy Bentham, Theory of Legislation (Londo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4[1795]).

[8]Peter Garnsey, Thinking about Prop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7.

[9]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10]马克思－列宁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直接在产权这个要素上，界定制度的质的差别的（十九世纪至今，许多其他重要经济学家，包括米塞斯、兰格、海耶克、科尔奈等，也都如此界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国有制为基础为社会主义，而私有制为基础则为资本主义）。按照这个定义，所有北欧、西欧的福利国家制度都是资本主义，虽然他们有时自称为社会主义。

[11]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2).

[12]Jeremy Bentham,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Edinburgh: William Tait, 1843), p. 309.

[13]关于激励相容原理的代表文献，见Partha Dasgupta, Peter Hammond, and Eric Mask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Choice Rules: Some General Results on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6, No. 2. (Apr., 1979), pp. 185-216; Roger Myerson,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nd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conometrica (Jan., 1979), pp. 61-73。

[14]如果把每个时期的制度看视为系统的状态（state of the system），用玛律科夫理想均衡（Markov Perfect Equilibrium）模型可以把这个对很长歷史时期的制度演变的分析，表达成数学模型。这个有无穷多时期的数学模型中，每个时期的玛律科夫策略（Markov Strategy），只包括前一时期的制度和当时影响制度的行为。因此，每个时期的制度都是歷史上遗留的制度遗产与当前行为的共同产物。

[15]“How Germany Got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f the Ground,” Deutsche Welle. 2017-11-7. https://www.dw.com/en/how-germany-got-the-russian-revolution-off-the-ground/a-41195312.

[16]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17]除诺斯外，也有其他学者从报酬递增角度解释路径依赖，例如政治学者Paul Pei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 2000), pp. 251-267。

[18]Leonid Hurwicz, “But Who Will Guard the Guardi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2008), pp. 577-585; Eric Maskin, “Mechanism Design: How to Implement Social Goa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2008), pp. 567-576; Roger Myerson, “Perspectives on Mechanism Design in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2007), pp. 586-603.

[19]Oliver Hart,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New York: OUP, 1995);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Control”.

[20]Já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Mathias Dewatripont and Eric Maskin,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sed and Decentralised Econom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62, No.4(Apr., 1995), pp. 541-555.; János Kornai, Eric Maskin and Gérard Roland,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1, No. 4(2003), pp. 1095-1136.

第三章　产权作为制度基因

本章讨论制度基因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产权。将产权作为讨论制度基因的首要成分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产权是决定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性质的制度基因；第二，由产权的变化引发制度演变的逻辑简单清楚；第三，支持这些逻辑的证据坚实。考古学和歷史学已经积累的大量证据表明，在远古时期即产生了大量分散私有产权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地区，在人类文明史上率先演变出保护这些产权的法律和制度。其后在此基础上的制度演变使古希腊和古罗马成为人类法治、宪政和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而且，世界歷史的大量证据表明，所有建立巩固的宪政和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制度演变都是基于相对分散的私有产权。相反，在远古时期产权──尤其是土地产权，就高度集中在君主或极少的寡头手里的地区，例如古波斯（今伊朗）、古埃及、古中国，几乎无一例外在近代和当代朝着宪政和民主的努力中都遭遇极大的阻力。

产权结构，无论是相对分散的私有产权（以下称「私有产权」）还是高度集中的产权，都直接决定所有者的基本利益和权力。因此，从其原始状态初步形成起，产权所有者在制度演变过程中都会尽力保护和巩固其既得利益。在文明初期已经形成广泛私有产权的社会，众多产权所有者凭藉其拥有的力量，决定他们推动制度朝着保护众多所有者的方向演变，使得私有产权成为制度基因，在漫长的制度演变中不断被自我复制。本章将在考古证据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广泛的私有产权如何成为产生并完善保护私有产权的「衍生」制度的基本机制和动力。这些「衍生」制度包括法治、宪政与民主制度。而且，由于与众多产权所有者利益相关，这些保护产权的制度一旦萌芽，就成为不断自我复制的制度基因。因此，在存在广泛私有产权的国家，法治、宪政与民主的制度要素比较容易在制度演变中成为不断自我复制和完善的制度基因。当然，制度演变的过程很复杂，基本都不是单向的，不是一帆风顺的。

本书第四章讨论产权高度垄断、高度集中的相反情况。维持高度垄断的产权离不开暴力。如果在远古时期初步形成的产权是高度集中的，控制产权的寡头或君主则一定努力依赖暴力保护其特权。靠暴力成功推翻君主的造反者或征服者往往会用相似的暴力制度来建立和维持其高度垄断的产权。这些都意味着高度集中的产权制度不仅会成为不断自我复制的制度基因，而且往往引发垄断者之间残酷的争斗和兼併，包括战争，引发产生出保护其高度垄断权的制度，并使其中一些制度成分成为不断自我复制和完善的制度基因。

全世界的宪政、法治制度都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了认识私有产权与宪政的关系，需要首先了解法律体系在古希腊、古罗马的起源。从法律的起源看，在私有产权广泛分布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最早产生的法律是私法（private law）。所谓私法是规制私人、个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尤其是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私法中最大的部分规制关于产权及其所衍生问题，例如契约、侵权、公司等。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公权力及规制公权力的公法，以私法为基础，是在私法之后发展的。而所谓公权力是透过赋权于个人所产生的，目的是使其成为执行国家功能的代理人。公法是规制政府以及政府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是为保障私法的执行而发展。公法中最重要的法律是宪法，其核心功能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私有产权，保障私法的运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华帝制自产生以来，皇权就对帝国的所有土地持有最终控制权。这个基本原则在中华帝国一直保持不变，这是防止在帝制中产生贵族，保障中华帝制成为人类歷史上持续最长久的制度条件。此即为中华帝制在产权方面的制度基因。在帝制的高度垄断权力得到保障的条件下，为兼顾效率，中华帝制在更成熟时期将土地使用权私有化，并允许在市场上交易这些私有化的权利。但是皇权高于市场交易结果，皇权高于百姓利益，在帝制下从来没有改变。

关于中华帝国的土地产权性质，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已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直到二十世纪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皇权垄断帝国的土地产权，是中华帝制区别于西方制度的基本特点。但是，最近几十年里，一些研究替换不同的产权概念（有些史学家不一定关心基本概念的改变），一些学者有意不关注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的土地控制权问题，而只关注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把中华帝国的土地制度解释为私有制。这个由不同概念导致的不同解释，影响超出产权而涉及对制度的基本理解。为了澄清这些最基本问题，本章首先讨论产权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产权的概念：最终控制权与权利束

本书关于产权的概念建立在所有者对其财产的控制权的基础上。这是人类歷史上最早产生的产权概念，起源于古希腊时期。人有权控制自己财产，这是对制度演变产生影响最大的产权概念。无论是保护私有产权的洛克、海耶克，还是反对私有产权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其产权概念的核心都是控制权。

但是，产权的概念在学术界是充满争议的。在混乱的产权概念下，有个别极端的人甚至推出反对宪政和法治的结论。经济学和法学中流行的产权概念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控制权（或剩余控制权）；权利束（bundle of rights）；占有、处置权。第三类概念在中国最为流行，但在学术界应用最少。因为其为比较原始的概念，而且只反映出产权的一小部分属性，忽略产权的多数重要属性。所以，我们不展开讨论。

在契约高度发达，资产的大量权利能以契约转让授权、再转让授权和交易的现代社会，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产权区别于其他契约的关键在剩余控制权。如果把契约看作转让对资产的部分控制权，那么所谓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契约里没有包括的控制权。例如，当契约规定之外的情况发生时，只有产权所有者，即掌握剩余控制权者，才有权决定资产的处置。[1]所有能白纸黑字规定于契约的权利，都可以在市场上转让交易。无论资产各项权利如何以契约方式出让，只要产权没有出让，所有没有包括在契约中的剩余权利，就仍然掌握在所有者手里。换句话说，资产的所有权决定对资产的最终控制权。最终控制权之外的其他权利，都是衍生的权利。

按照这个概念，最终控制权的归属决定所有制的基本性质。它在政府手上，就是国有制；在私人手里，就是私有制。在任何社会，大部分的社会资产最终归属于谁，很大程度上决定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是政府统治公民，还是公民决定政府。

基于控制权的现代产权理论与洛克的思想高度一致。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因此人生来就有对其财产的控制权。政府的权力是公民有意识地将其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的，是公民授权政府来保护公民的生命及财产不受侵犯。这个思想是洛克起草的《权利宣言》的支柱，而《权利宣言》是英国光荣革命建立宪政的最重要文件。美国宪法（人类歷史上第一个设计产生的现代宪政）和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中人权和产权的精髓，也都源自于洛克。

在洛克之后两百多年，海耶克关于丧失产权的民众会成为被奴役者的思想，也来自控制权的概念。马克思的立场虽然与洛克相反，反对私有财产，但马克思关于产权的基本概念与洛克相同，甚至可能来自洛克。

所有权就是对财产的控制权。基于控制权的产权观念，产生于西元前几百年的古希腊时期，产生于存在广泛的私有产权社会习俗。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Stoic）将这种习俗总结提炼为基本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人身和财产的合法所有者。[2]斯多葛学派思想和英国长期存在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形成洛克思想的基础。这种以个人对财产的控制权为基础的观念，在罗马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系统罗马法的传统。对市场经济而言，这种产权概念如同生存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天经地义。

但是，在那些自远古就建立高度专制的制度且君主对所有土地拥有全面最终控制权的社会，例如中国，情况则相反（后面章节会展开讨论）。在那里，人们靠君主的恩赐才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不存在个人产权的意识，不存在皇帝或国家不可以侵犯个人产权的意识。

最近几十年里，学术界特别流行「权利束」的产权概念[3]。在这个概念下，产权被看成一系列的权利，例如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交易权、继承权、赠与权）等，以及执行上述权利的所有权利。和强调控制权的传统产权理论相比，一束权力的界定方式具有强烈的操作性，清楚刻划具体条件下的具体权利。这种操作性为一些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起点就是对产权边界的界定。这里所谓产权边界，指的就是对权利束具体内容的界定，即产权中可以交易的各方面具体内容。

控制权的问题不突出时，「权利束」的概念有时很有帮助。但是，即便在宪政条件下，在私有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构成产权的权利束中所包含各种权利仍然并不同等重要。由执行或侵犯不同权利带来的后果仍然非常不同，因而最终控制权至关重要。而且，即便在有法治，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中，即便透过契约可以把权利束中绝大部分内容授权给他人，但发生超出契约对一束具体权利的具体规定时，权利束的概念就不再有帮助。唯有所有者对财产有最终控制权才有权做具体处置，[4]即财产的最终控制权属于产权所有者。

在控制权之外的权利束，都是控制权的衍生产物，是服从于控制权的。在充分认识控制权对一束其他权利的支配地位条件下，可以认为这两种概念是互补的。在给定控制权决定其他权力的条件下，「权利束」的概念具体反映市场交易的操作，也易于以量化研究产权，易于分析与产权相关的操作中相关得失。但是，如果忽略控制权对其他权利束的支配地位，尤其是把「权利束」的概念机械式地应用到没有法治的社会中，就会严重误导对经济、社会、政治的一系列基本认识。[5]

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高度垄断对财产的控制权凌驾于权利束中任何其他权利之上，包括契约规定的内容。在中国帝制，皇帝拥有所有国土的最终控制权，并不需直接控制土地其他大多数权利。尤其是宋朝之后，皇帝恩赐给臣民土地的使用权，而且允许他们在市场上交易这些使用权。然而，没人误把可以交易的土地使用权当作自己天经地义的权利，或者当作自己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皇帝有权最终决定土地的处置，其法理不容质疑，在需要时皇帝总是可以动用其控制权。而且，皇帝运用其控制权，以控制任何人使用土地的数量和方式，防止从土地产生独立的权力。

基于控制权的产权概念，是认识一个社会产权普遍归属的基础，这事关社会属性，决定社会的性质；相比之下，基于权利束的产权概念则着重资源配置，事关效率。而且权利束的产权概念更容易用来量化社会的私有产权程度。但是，只有最终控制权才反映出社会中产权的基本性质。在私有制下，社会大部分财产的最终控制权由公民普遍拥有。因此，公民可凭藉资源制约政府。普遍的私有产权是社会朝宪政演变的制度基因。与此相反，当社会上产权主体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谁统治政权谁就控制产权，专制制度的统治者总会尽力巩固国有制。专制制度下的国有制经长期演变而成为制度基因。在国有制的制度基因下，试图朝宪政方向的任何努力都会由于无力制约政府而难以实现。当然，即便是在史达林时代的前苏联和文革时代的中国，仍然存在自己购买的家庭用品等私有财产。但这些私有产权占全社会的财产的比例微乎其微，因此没有可能成为制约政府的基础。

除上述两个主要产权概念外，对产权的保护是另一个流行的概念。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及当代经济学家诺斯及其追随者常使用这个概念，作为对产权制度的度量。通常做法是把产权看成权利束，度量对其中每个部分的保护程度，以此度量制度对产权的保护。但是，这不能成为取代控制权的基本概念，因为这种度量方法忽略或者无法描述原始权利归属的问题。忽略产权方面的基本社会共识而只看各操作方面时，会误导对问题的分析。例如，在中国帝制，土地最终控制权在皇帝手里，农民、地主到高官拥有的只是皇帝恩赐的土地使用权。人们世世代代都只能在感恩皇帝的同时，明瞭皇帝对其人身和土地都拥有最终的权力。

第二节　私有产权作为制度基因

如上所述，以下提到产权时，指的都是资产最终控制权。私有产权指的是私人拥有资产的最终控制权。所谓私人，包括家庭（远古时期的私有制多以家庭为主体），这不仅是每个所有者自己的认定，也是社会共识。大量考古发现，西元前1100至前700年间，广泛的土地私有产权就已遍布许多希腊地区。[6]希腊多神教的规范中有明确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则。古希腊早期实行的部落制里，宗教规定部落中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产权并受到保护。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产权所有者都是公民，由此才逐渐产生公民治理的雅典。

考古发现和古希腊的文献都显示古希腊早就产生的私有土地产权，是产生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度的基础。[7]而民主宪政又进一步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即私有产权的所有者不断推动制度演变，朝着保护产权的方向发展，使得产权成为这类社会长期制度演变的制度基因。

对正式建立雅典民主制度起重要作用的梭伦（Solon, 630 B.C.-560 B.C.）改革，以雅典的社会习俗为基础，规定公民的政治权力依其财产等级决定。[8]每个人的土地产权和公民权不可分地紧密相连。只有公民才能拥有土地，只有拥有土地才能成为公民。此后，西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改革，系统性地建立了称为「democracy」的民主制度，将公民的权利从拥有对自己土地的控制权扩展到透过投票和议会，集体控制主权。

在雅典建立持续的私有产权和民主制度后约两个世纪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提出人的基本权利和私有产权不可分的概念，强调私有产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斯多葛学派提出，每个人（every human individual per se）都是其本人的合法所有者。人性决定人会获取产权，并作为所有者在有结构的社会中互相来往。这里所说的「有结构的社会」，就是今日公民社会的雏形。作为近现代民主宪政理论基础的洛克思想就源于斯多葛学派。[9]

问题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起源的社会，斯多葛派的思想会有如此持续深远的影响，但在俄国和中国这类国家，这类思想则从来受到抵制，甚至被取缔？本书的解释是，这取决于社会的制度基因，包括社会中存在的产权结构。在私有产权普及，成为制度基因的社会，多数人是有产者，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出现。斯多葛－洛克思想与社会的主流激励相容。因此，这样的社会不仅会接受斯多葛－洛克思想，而且会将其变成制度基因的一部分。在没有私有产权，或多数人被剥夺产权的社会，情况则相反，抵制甚至取缔斯多葛－洛克思想与垄断产权的统治者激励相容。同时，由于绝大多数的人没有产权，社会上根本不能产生私有产权的意识，当然更不存在私有产权的共识和维护私有产权的力量。

在古希腊、古罗马的私有制中，产权的概念意味着所有者对财产的绝对控制权。在斯多葛－洛克思想中，人的私有财产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自从法国大革命产生《人权宣言》之后，所有宪政国家的宪法中都有相同的表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映出产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绝对性。[10]马克思将此称为不受国家影响的「纯粹私有制」。[11]

人类歷史上对私有产权的认识，远比斯多葛学派早几百年，产生于西元前一千多年的犹太教《圣经》（基督教称《旧约全书》），就已清楚规定保护私有产权。《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规定「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而且，《旧约全书》表达出以宪政保护私有产权，防止独裁统治的原始观念。《旧约全书．撒母耳记》记载，以色列人提出要在圣地建国，希望有国王统治时，先知撒母耳（Samuel）指出，权力可能会侵犯私有产权，国王可能会夺走民众的私有产权。他警告国王可能会「拿了谁的牛」、「拿了谁的羊」。

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奉为国教后，便为帝国政治所利用。为了维持统治，教会垄断对《圣经》的解释权，并限制信众的阅读权，有意忽略《旧约全书》中提到的独裁与侵犯产权的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之前不久，阻碍了《圣经》中保护产权意识的普及，助长了罗马帝国及后来封建君主侵犯私有产权的独裁。十六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使产权与人的基本权利密不可分的信仰在信众中重新流行。《圣经》首次被翻译为通俗版并大量出版，《圣经》的原始精神在民众中得以普及。仅从这方面起到的作用来看，宗教改革就已经为资本主义奠定了部分基础。但是，俄国的东正教没有经歷过宗教改革。中国则从来就禁止基督教的传播（明清以来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被限制在办医院和办学等慈善活动，传教活动被严格控制，不允许大规模传播）。

私法是世界上所有法治国家的司法体系的基础。私法的核心是产权法。包括中国和俄国在内，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关于产权的法律都源于罗马法。[12]中国直到1906年才颁布第一部私法，是依照罗马法原理制定的（受到日本－德国法律的影响）。俄国引入私法比中国早，但也是很晚才从德国法律移植而来。重要的是，在产权和私法都没有成为制度基因的社会，移植来的私法往往只是白纸黑字，难以执行。

罗马法的基础始于罗马共和国时期（509 B.C.-27 B.C.），该国正式名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或罗马共和国。直到今天，罗马市的城徽、市政设施，以及公用建筑物上，都还处处可见罗马共和国全名的缩写「SPQR」。在共和国时期，市民透过投票选举元老院议员，治理共和国。早在共和国初期，拥有立法权的罗马公民就推动制定了《十二铜表法》，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十二铜表法》是最早文字记载的系统罗马法。这个法律以规范私有产权的私法为核心（例如对房屋及土地的占有和所有权），也包括相关刑法和诉讼法等公法内容。

其后，虽然罗马共和国蜕变成罗马帝国（27 B.C.-395），已经存在的保护私有产权法律仍保留，市民的私有产权仍然受到相当的保护。元老院即使被大幅削弱权力，但仍然存在，而且保留有限的一点牵制元首权力的功能。商业社会得以保持的基础是拥有私有产权的公民，与他们直接切身相关的是产权，是规制产权的民法。政府没有天经地义的权力侵犯私有产权。

以私法为核心的《罗马法》基本精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原则，甚至犹太教圣经或《旧约全书》──人天生拥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能自由安排自己的财产。[13]这个基本精神反映了古希腊人和古犹太人的社会共识。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私有产权及其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渐成熟为制度基因。以后千百年的制度演变中，虽然民主共和制度曾经被破坏，私有产权的制度基因却在产权所有者保护自身利益的共同努力下不仅生存下来，而且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展以及基督教的传播，遍及中西欧乃至后来的欧洲殖民地。

从古希腊、古罗马最初产生法律、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法》、拿破崙时期的《民法典》，再到现代法律制度，其核心都是私法（民法）。如此演变而来的法律，其基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因此，法学里民法典被公认为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14]但是私法（民法）的执行需要政府，需要公权力，这意味着需要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与私法互补的是规制公权力的公法，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设立公权力原则的宪法。

为了保护私法的正常运行，避免政府侵犯和干预私权，宪法或宪政（英国是没有成文宪法的宪政国家）的基本原则是限制政府权力，保证政府是有限的制度，防止政府权力扩张到侵犯公民权利。正式的宪政产生于罗马共和国时期，而自其产生，宪政的主要职能就是防止独裁者挑战罗马共和国的基本制度。[15]宪政能限制政府的前提是：法高于政府，高于任何个人，高于任何机构。法律至上是法治的基本条件，而这个基本条件产生于私有产权这个制度基因。

第三节　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统治工具

中华帝制的所谓法律是皇帝执政的工具。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律与国际上称为「law」的系统，或罗马法，是本质上不同的概念。作为统治工具，中国帝制涉及法律问题的原则和制度分为儒家和法家。儒家重礼，以道德代法律，强调礼主刑辅；法家重刑，刑法不分，其核心在于禁止及惩罚。中华帝制诸法合体，不分民法、公法。立法和司法权力最终都集中到皇帝身上。所有各级政府首脑并没有独立于皇权的权利和权力，而只是皇权的各级代理者，包括代理执法。所有人都要感谢皇恩浩荡。

当代国际上通称为「法律」的体系，是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的。正如英国法学家、哲学家边沁所说，「产权与法律一定总是生死共存。没有建立法律的时候，不存在财产（property）。消灭了法律，所有财产也随之消亡」。[16]

在中国，传统上从未发展出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更谈不上产生法律至上且依法治国的法治，谈不上宪政形成的基础。中国古已有之的法，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在秦代系统化和全面推行的法家政府统治制度。法家认为严刑峻法是维护社会秩序唯一方法，权利仅为统治者的需要而存在。[17]汉代后再加上儒家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成分。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是以法为统治工具的制度，完全没有个人的权利、自由、利益等基本原则和内容。

用当代法学的概念分析，作为统治的工具，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以行政法和刑法为核心。因此，中国传统上所谓的法，与国际上通行公认的法有根本上不同。在行政和法不分的帝制体系中，所有诸如婚姻、契约之类的民事纠纷都在政府统治范围内。直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都不存在私法、公法、宪法这些概念，甚至没有相关词汇。在罗马法里属于私法的内容，比如婚姻，契约等，在中国帝制的法律里都是公权的范围。梁启超便说：「我国法律界最不幸者，私法部分全付阙如之一事也。……我国法律之发达垂三千年，法典之文，万牛可汗，而关于私法之规定，殆绝无之。……此所以法令虽如牛毛，而民法竟如麟角。」[18]

法学家王伯琦指出，民法、刑法等名词都是源自西洋的外来语，是传入的法律概念。如果遵循国际流行的法律概念解读中国古代的法律，从性质上说，中国古代涉及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民法内容的法律篇，都属于刑法，而不属于民法。「〔歷代律令〕中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篇，虽亦含有个人与个人间应遵循之规范，但其所以制裁者，仍为刑罚，究其目的，仍在以政府之政治力量，完成安定秩序之作用。其间之关系，仍为公权力与人民间之关系，仍属公法之范畴，与所谓民事法之趣旨，不可同日而语。……观之唐律以至《大清律例》之内容，仍未脱政事法及刑事法之范围。……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刑法等名词，原系来自西洋，如其意义在吾国未有变更，则谓吾国在清末以前，无民事法之可言，谅无大谬」。[19]中国当代法学家也认识到这个基本问题：「在国家法层面上，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一些民事规则，但从来没有被整理、归纳、分析和编撰。……无所谓一种可以谓之为『民法』或『私法』的属性。」[20]

直到庚子国变（由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入京）使得大清帝国岌岌可危时，朝廷才在中国歷史上第一次决定仿照国际通例制定民法。当时，英、日、美等列强表示，若中国律例与其相通，便可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清廷遂责成袁世凯、张之洞等保举「熟悉中西律例者」修改律例。1902年，设修订法律馆，翻译外国法律。1906年，沈家本任修律大臣。但「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民法规范体系和民法学说……沈家本只能以日本编订民法为借鉴」。[21]最后《大清民律草案》是由特聘顾问松冈义正等，在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民法（大量内容来自德国民法）的基础上，再参照德国和法国民法的一些要素，歷经七年草拟而成。这部民律草案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民法》的基础。

中国之所以自古没有产生国际通行的法律体系，没有私法（民法），没有宪法，深层的原因是中国自古没有形成普遍的私有产权。没有这个制度基因就不会产生系统性的私法，也就不会产生以私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及宪政。而自戊戌变法的宪政改革到后来的辛亥革命，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关注点都在政治权力的治理结构上。变革先驱对社会制度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宪政的目的是保护私有产权，而其基础则是存在私有产权，宪法的直接基础是私法。在延续两千年的浩荡皇权的帝制下，从没有普遍的私有产权，没有私法，又如何能期待建立起宪政？

第四节　中华帝制的产权与主权[22]

中华帝制的一个基本制度特点是，在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包括最终控制帝国所有土地的权力，即产权，「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属于他」。[23]同时控制所有土地，拥有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的皇帝，当然天经地义拥有帝国的主权，以至于主权这个概念在中华帝国是个无需讨论的议题。的确，如同人权的词汇和概念是外来的，主权也是外来语，中国传统上没有这个词汇和概念。以至于直到今天的中国，人们对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仍然相当困惑。

在不同制度里，产权与主权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该制度的性质。在讨论产权与主权之间的关系之前，值得指出以古希腊、古罗马制度为基础发展的社会是先产生私有财产和规制产权的私法，之后才产生保证私法运行的公法。因此，作为公法的基本概念之一的主权产生于私有产权和私法之后。

最早提出主权的法学概念的学者可能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尽管是帝国时期，乌尔比安的部分思想反映出罗马共和国时期形成的私有产权和人权的制度基因，[24]主张帝国主权来自人民，声称人民把帝国主权授予罗马皇帝。[25]但另一方面，反映罗马帝国时代的政治现实，他宣称拥有主权的罗马皇帝的决定就是法律，罗马皇帝不受法律约束。换言之，乌尔比安的主权概念是违反宪政原则的。

近现代的主权观念则始于宗教改革时期的法国学者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他提出为法国君主服务的君主主权论，[26]称绝对君主的主权来自其神权（divine right），只对上帝负责，不需对任何其他人负责，而且主权是绝对和永久的。布丹又称尽管君主不受任何人制定的法律之约束，但必须受自然法的约束，受宪法的约束。此外，布丹认为，绝对君主的主权仅限于公权领域，君主不能侵犯私权。君主主权受私有产权的束缚，受契约的束缚，清楚反映出即便在绝对君主制下，私有产权作为制度基因仍然享有牢固的地位。

在英国光荣革命前的内战时期，英国学者霍布斯提出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人民主权论。这个学说认为君主掌握的主权来自人民，并反对宪政的分权原则；主张在防止暴力维持秩序方面，主权有不可分的无限权力，但主权不能干涉人民的非暴力活动。[27]在主权和产权的关系方面，霍布斯主张，一方面主权决定产权，在没有主权判定的情况下，个人无法获得产权；另一方面，社会存在先于主权的产权，主权不可侵犯之，否则人民有理由革命。[28]

所有当代宪政国家都遵照的人民主权论原则，是宪政主义的一部分。此原则是所有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天生就有的，不可剥夺的，是他们所在国家主权的来源。国家全体人民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把自己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政府，透过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透过分权的政府治理，来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包括私有产权，并维持公共利益。这种人民主权论的原则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洛克的思想里，私人产权以及人的其他自然权利都是先于国家，先于主权而存在。主权和国家是为保护私人产权，为保护人的基本权利而创造的。

综上所述可见，从罗马时期的乌尔比安到光荣革命时期的洛克，虽然思想家对主权来源有不同主张，对宪政原则更有截然不同的见解，但在私有产权与主权的关系方面的看法则大同小异。一千多年里，立场各不相同的思想家在产权方面有高度认同，将产权看作人的自然权利，看作独立于主权的权利，看作主权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反映出产权作为制度基因，长期存在于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制度中。这也表明长期存在的稳固的私有产权是一个社会最终向宪政演变的制度基因。

在西方世界，从根本上反对宪政的，必定从基础上与古希腊、古罗马的产权制度和传统的产权观念决裂。这方面的一个先驱是法国革命之前的卢梭。卢梭的理论名义上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人民主权论，但其基本点是反对私有产权。首先，卢梭否认产权为自然权利，否认产权存在于国家与法律之前，并认为私有产权是暴力的产物，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继承并发展这些观点）。卢梭声称，产权只产生于集体的权威，个人的土地产权从属于社区（community）。社会契约的目的不在保护产权，而是在不平等的现实情况下创造平等。他说，由于国家代表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因此其权力是无限的：「社会契约有统治社会成员的绝对权力。」[29]由于法律源于人民的普遍意志，立法权是运用人民意志的主权，这个权力不可异化及授权，即立法权不可与行政权和执法权分开。任何以其他方式建立规则的企图都是侵犯人民主权，都不可能建立法律。[30]卢梭反对分权的宪政原则，认为把主权分为行政、立法、执法的分权学说是许多政治思想的核心谬误。当代的专制制度国家，往往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或追随卢梭的理论，[31]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作为对其统治辩护的根据。

类似上述的意识形态分歧，自古有之。问题是，为什么某个意识形态在某些社会造成深远影响，而在其他社会则没有如此巨大影响。特别是，为什么卢梭－马克思类型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是俄国和中国，而非产生其思想的法国、德国和英国？本书提出的制度基因分析框架认为，任何特定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这个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制度基因之间的激励相容程度。如果某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制度基因高度激励相容，就可能在那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该意识形态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之后，该意识形态本身可能变成社会的制度基因一部分。这个普遍道理可以帮助解释大量的意识形态、信仰、宗教等在不同社会中的发展和所起的作用。

中华帝制在产权和主权方面的传统制度自古就与欧洲的制度大相径庭，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皇权压过一切，以及没有私有产权作为人的自然权利的传统和观念。马克思在分析中国的传统专制制度时诧异地表示：「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且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地租和赋税……合为一体。」[32]

这里引用马克思关于中华帝国主权与土地产权等同的论述，以及他对中国帝制制度的描述，既反映他的产权和主权概念，也反映当时西方关于东方专制制度的文献。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和希罗多德就对比分析过埃及和波斯政治专制制度和高度垄断的土地产权。十七世纪以来，许多着名西方学者将埃及、鄂图曼帝国（今土耳其）、波斯、蒙兀儿帝国（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制度统称为「东方专制制度」，并做了系统研究。[33]

与中华帝制相似，鄂图曼帝国也没有世袭的贵族。十七世纪的英国学者培根（1561-1626）对此评论：「一个根本没有贵族的君主国，乃是纯粹和绝对的专制政体（tyranny）……因为贵族能够抑制君主权力。」[34]没有贵族的君主制的关键是除了君主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土地的控制权。英国学者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和法国学者贝尔尼埃（François Bernier）都记录了他们在东方耳闻目睹的东方专制制度。尤其是东方君主对土地的垄断权，使得东方专制制度与欧洲君主制之间形成天壤之别。他们分别指出，专制统治的基础源于土地私有制的缺失。这些观察和讨论深刻影响了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 1748）指出，没有贵族传统的制度是产生东方专制制度的根基。[35]

与制度相关的基本概念都产生于制度中存在的现象。产权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概念以及主权与产权分离的概念等，都反映出古罗马、古希腊时期就已长期存在的基本制度成分，反映出当地的制度基因。中国不存在这些制度基因，因此没有相应的概念。当从土地的产权到国家的主权，帝国所有的产权和政治权力都在皇帝手里时，所谓主权概念便成多余。中华帝国的皇权统治帝国的所有方面，远超出欧洲君主的主权的范畴。的确，「主权」这个外来语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既没有关于主权的讨论，也没有相应的词汇，更没有这个概念。在浩荡的皇权之下，个人没有自然的权利。权利靠的是皇权的恩典。因此，中国帝制传统下，既没有产权作为个人的自然权利的概念，也没有主权的概念。公权力与私权利混同不分，主权和产权这些概念之间自然也分不清。即便今日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人权应服从主权。

中国皇权对土地产权的控制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从最终控制权的角度看，周朝诸侯的土地产权类似今天中国村镇政府的土地产权。他们名义上是所有者，但只有使用权及其范围内的交易权，而没有最终控制权。根据《礼记．王制》记载，即便当时周朝的贵族诸侯，也是「田里不鬻」，即这些贵族对于分封给他们的土地并没有完整的处置权，只有使用权和部分处置权。对当时描述君主统治的名言「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或争论──或侧重君主拥有帝国全部土地的产权，或侧重君主掌握帝国的主权。[36]然而，这些不同的诠释并不互相矛盾。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周朝君主同时掌握主权与产权，即主权与产权不分或主权与产权合一的基本现象。

自秦建立大一统帝制后，更是从制度上消灭了以分封土地获取权力的贵族。所有土地上产生的权力都归皇帝所有，成为土地皇权制（土地国有制）。[37]皇帝一直利用对土地的最终控制权来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虽然中国两千年帝制一直是土地皇权制，但不同朝代，帝国的土地政策不同。商鞅变法对秦建立统一帝国起到重大作用，其核心部分就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全国土地，[38]这是建立郡县制并以此削弱甚至消灭贵族的制度基础。用现代法学和政治学概念来看，即以垄断土地产权来保障垄断政治权，意味着皇帝的主权包括土地产权。在皇帝拥有对土地的最终控制权的前提下，在消灭贵族的同时，秦代允许百姓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有限的处置权，例如交易土地的使用权。

不关心对土地的控制权，尤其是不关心产权与政治权力之关系的学者，将部分产权解释为私有产权。当人们把土地的部分产权当成对土地的最终控制权时，就会忽略皇帝放宽百姓的土地使用权的条件是皇帝完全保留甚至加强其收回或没收土地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若无视产权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的联系，就无法理解中国帝制的基础和发展。为了防止大地主演变成贵族，地主对土地只有占有权，而无最终控制权。地主占有和使用土地的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即必须遵守皇帝为他们规定的对土地「占」和「限」。[39]同样道理，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国家强制徵收赋税本质上是地租。[40]到了汉代，为巩固帝制，则连私人的使用权也剥夺殆尽，公田几乎占全国土地94%。[41]

汉朝之后，从北魏（485）到唐建中元年（780）期间，中华帝国施行过几百年的均田制。有的文献把均田制误解为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的私有制。从产权角度看，那是皇帝分配管理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北魏之后，尤其是隋再度建立统一帝国之后，如何维持大一统帝国不再重蹈东汉崩裂之覆辙，是隋朝皇帝最关注的问题。所谓均田制的实质是皇帝以平均分配「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为工具，进一步削弱豪族、控制社会、保障税收的土地制度。均田制下，农民脱离豪族成为国家编户齐民。在按人丁受田，按人丁纳税的规矩下，百姓不得随意迁徙，必须种地、缴税，其性质相当于几百年后俄国施行的国家农奴制。

从宋代起，在皇帝保持控制权的基础上，土地的产权与使用权分离变得普遍。放松土地的使用权和处置权使得土地市场大发展，衍生出很多操作性的契约工具，例如授、封、租、赁、当、典、税、赋及契约（包括财产契约）。但土地使用权在市场上的交易和配置只是皇权的土地政策。所有朝代的皇帝都没有放弃对土地的控制权，皇帝的权力永远高于任何契约，高于市场交易结果。皇帝的恩准、恩赐是普通人权利的基本来源。这些既是歷史事实，也是中华帝制下世世代代形成的社会共识。

利用对土地的最终控制权来防止从土地上产生事实上的贵族或地方势力，是中华帝国的基本制度安排。歷代皇帝都限制豪门占有土地的上限。同时，皇帝保有收回和分配任何人所占土地的最终权利，连亲王都不例外。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产生贵族，所有朝代都在土地方面抑豪强、抑兼併。

在开放土地市场的宋朝，朝廷关注控制特别富有的所谓「形势户」，包括官户（正一品高官到从九品的小官）、州县的公吏和乡村头目中的上户、州县胥吏、里正和耆长、户长等显要豪族。[42]而且，作为国土的最终所有者，朝廷有权没收任何人的土地。[43]

「自宋代以来……官府没收民间财产或是抄家……时有所闻」，[44]凸显了皇权对土地产权的最终控制权。除了政治权力的原因，皇权保持对土地的控制权也是解决财政问题的手段。南宋时期，财政告急时政府曾出卖大量官田以救财政，后来又曾强迫富豪低价卖还政府。这表明政府保留收回、重新分配私地的权力，并保留对私地限制的权力。

皇帝掌握土地最终控制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每次改朝换代，皇帝都按其政治需要，重新分配官僚、地主、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元朝初期，土地管理以完全国营的屯田制为主，后期则出卖了很多官田的使用权和部分处置权。明初皇帝也以重分土地为手段打击富豪的力量。打击豪富并强迫其把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是多数朝代都使用过的政策，是中华帝国的重要特点之一。相比之下，看上去强大的大英帝国国王或法兰西帝国皇帝，在面对贵族和其他权势的挑战时都难以採取类似的手段来打击对手。之所以中华帝国的朝廷能设计且可以执行这类政策，是因为中国皇帝拥有所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

经唐宋时期演变的中华帝国的产权制度基因，于元明清得以继承，核心在于保证皇权对土地的最终控制权的基础。在保证政治权力统治所有土地的条件下，制度基因的演变集中在「私有化」使用权和处置权方面的细节。这些反映在各朝代的法律中。

中国自古就不存在社会普遍认可的私有产权和财产所有者，不存在产权所有者之间自然产生的处理其产权关系的私法。皇权掌握全部土地的产权，于是土地产权、土地契约归根结柢是政府与民间的问题，属于刑法处置的范畴。例如，清律（其基本原则源于隋唐以来的律法，更多讨论见本书第四章）中《功臣田土》、《住所置买田宅》、《典买田宅》、《盗耕种官民田》等事关产权问题的律法，都按刑事犯罪处置。法律章节集中在严刑酷法及量刑问题。例如，对于私自耕种国有土地者，处以笞刑六十至一百六十不等。[45]

自帝制第一天起就建立的皇权对土地产权全面控制，是中华帝制专制制度的基础。中华帝制在长期演变中虽然有很多细节变化，但皇权对土地的最终控制则是万变不离其宗，千百年来形成了中华帝制的土地制度或产权制度的制度基因。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国家主权和土地产权不分，这个制度基因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源远流长直至今日。正因如此，一系列普世价值的基本原则，例如人权高于主权、产权是人权的一部分、私有产权不可剥夺等，在当代中国仍不被接受，甚至被视为异端。同样地，土地的全面国有制不仅不受挑战，甚至不能讨论，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自古传承且深入人心的制度基因密不可分。

[1]Hart,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Control.”

[2]A. A. Long, “Stoic Philosophers on Persons, Property-Ownership, and Community” in ed. R.Sorabji, Aristotle and After BICS, suppl. 68, 1997 p. 15.

[3]权利束的产权概念是英国法学家梅恩（Henry Sumner Maine）1861年提出的（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马克思对此的详细笔记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但马克思沿用的是洛克的产权概念。

[4]Hart,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Control.”

[5]Merrill 和 Smith质疑，当人们把产权等同于「权利束」时，导致人们只关注财产的使用权，忽略产权的基本性质是控制权（the decline of the conception of property as a distinctive in rem right）。Thomas W. Merrill and Henry E. Smith, “What Happened to Property in Law and Economics?”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11, No. 2 (Nov., 2001), pp. 357-398.

[6]M. 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Shaw, B. D. and Saller, R. eds. (London: Vintage/Ebury, 1981); Gustace Glotz, Ancient Greece at Wor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Homeric Period to the Roman Conquest (Whitefish: Literary Licensing, 2013); Jules Toutain,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A.A. Knopf, 1930), pp. 8-9. 转引自Pipes, Property and Freedom, p. 100。

[7]Richard Pipes, Property and Freedom (London: Vintage, 2000), p. 101.

[8]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athenaion politeia）。

[9]Long, “Stoic Philosophers on Persons, Property-Ownership, and Community”.

[10]即便在最早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英美，从建立宪政前至今，学术界和法律界也都存在关于限制私有产权和滥用私有产权方面的辩论。那些讨论超出本书范围，而且与本书集中讨论的普遍私有产权在宪政方面的基础作用完全不矛盾。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页212。

[12]最大的例外是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

[13]罗素（Bertrand Russell），《西方哲学史》，第二十八章〈斯多葛主义〉。马克思抨击私有制及「资产阶级法律」时也清楚指出「私有权先于法律」、「法律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页367-369。

[14]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页191。

[15]Benjamin Straumann, Crisis and Constitutionalism: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to the Age of Revolution (Oxford: OUP, 2016).

[16]Jeremy Bentham,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in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1 (Edinburgh: W. Tait, 1843), p. 309.

[17]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页42。

[18]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52-53。

[19]王伯琦编着，《民法总则》（台北：国立编译馆，1963），页15。

[20]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11。

[21]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82。

[22]本书在讨论主权时，只关注国家政治权力的社会根源，而不关注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

[23]Pao Chao Hsie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 p. 34。转引自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98。

[24]关于乌尔比安是人权概念的先驱，见Tony Honoré, Ulpian: Pioneer of Human Righ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F. H. Hinsley,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6]Jean Bodin,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1583.

[27]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中提出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人民主权论。他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将自己的自然权力透过社会契约授主权予政府，使其能通过执法来维持公共利益。这个主权必须是绝对的（政府必须是最高权威）和不可分的。

[28]Benjamin B. Lopata,“Property Theory in Hobbes,” Political Theory, Vol. 1, No. 2 (May, 1973), pp. 203-218.

[29]J. J.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Book 2 (trans. G. D. H. Cole) (London and Toronto: J.M. Dent and Sons, 1923), Chapter 4.

[30]M. J. C. Vile,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2nd ed.) (Carmel: Liberty Fund, 1967). Vile认为，卢梭的强有力的反对，使得孟德斯鸠的思想没能在法国大革命中得以实现。

[31]随卢梭之后，对巴黎公社有巨大影响的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称产权是盗窃（见其What is Property）。

[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页891。

[33]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p.464.。

[34]Francis Bacon,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Perry (London: Verso Books, 2013).

[36]一种流行解释着重君主的产权是：普天之下的土地都是君王的，四海之内的大臣也都是君王的臣下。另一种流行解释着重君主的主权：天下的土地，都是王治下的领土；管理一方土地的诸侯，都是王的臣子。

[37]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页17-32。

[38]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页46。

[39]柴荣，《中国古代物产权法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页53-56。

[40]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

[41]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页193。转引自柴荣，《中国古代物产权法研究》，页53。

[4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转引自柴荣，《中国古代物产权法研究》。

[43]脱脱，〈贾似道传〉，《宋史》卷四七四。转引自柴荣，《中国古代物产权法研究》，页64。

[44]赵冈，《永佃制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页31。

[45]蒲坚，《中国古代法制丛钞》（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页335。

第四章　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及其
产生与演变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

──严复[1]

在即将发动大跃进，改变中国极权制运作方式的前夕，毛泽东自豪地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2]他这句话清楚反映出他所认识的中国制度的根基。所谓马克思指的是从苏联来的极权主义制度，他本人是这个制度的最高领袖；而所谓秦始皇指的是中国的传统帝制，他本人是这个制度的皇帝。在毛泽东眼里，极权制与帝制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他经常讨论中国传统帝制的操作和皇帝的统治术，得意时自比秦皇汉武（《沁园春．雪》）。相比之下，虽然苏俄极权制与沙俄的制度基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列宁极端憎恶沙俄皇帝，还下令屠杀最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绝不会大言不惭地自比沙皇。

毛自称秦始皇，某种意义上看来与一些学者称中国传统帝制为极权制似乎一致。[3]而且，中国帝制很可能是现代极权制产生之前，世界上与极权制最相近的制度。但极权制是以现代化极权主义党为核心的现代制度，与中国传统帝制有本质的差别。然而，长期统治中国且与现代极权制高度相近的帝制，的确是使中国接受极权制的制度基因。这正是本章要讨论的内容

本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移植建立极权制时，社会中已经存在那些与极权制相近的，支持极权制的那些核心制度基因，以及这些基因的形成和演变。本书第十至十二章将讨论这些中国传统帝制的制度基因如何在演变中驱动和帮助毛把从苏联移植来的经典极权制转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即区管式极权制。

第一节　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特徵：三位一体结构的制度基因

中国的歷史表面看来与欧洲的文明史发展顺序似乎正好相反。欧洲的文明史起源于希腊、罗马共和制。后罗马共和国退化产生罗马帝国，其瓦解之后逐渐形成封建制度。而处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中国周朝（1046 B.C.-256 B.C.）则是封建制度。从抽象意义上来看，其制度相似于欧洲中世纪时期。之后，秦国以暴力吞併其他封建君主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秦用新的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制，这就是中华帝制。从抽象层面来看，中华帝制相似于罗马帝国的制度。

自从秦朝（221 B.C.-207 B.C.）建立以来，虽然中间有过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帝国分裂，也有两次外族全面统治中国，中华帝制作为制度却不曾中断，一直延续到1911年其最终崩溃。从这个意义上，中华帝国的寿命是罗马帝国以来的世界之最。中华帝国的制度能延续如此之长，其稳定性和持续性都基于其特有制度基因的支持作用。

中华帝制在自我巩固、维护方面登峰造极。其制度基因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消灭所有可能挑战皇权的制度安排，包括剷除所有独立于皇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具体来看，使中华帝国能长期稳定的制度基因，最重要成分是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包括构成帝制权力和运作核心的郡县制的官僚制度；构成帝制的经济和法理基础的土地皇权制；构成帝制人事和意识形态核心的科举制。其中郡县制和土地皇权制早在秦始皇初建帝制时就已初具规模，相对完整。科举制初建于汉朝，正式建立则在隋唐，宋时接近完善，明清则臻于顶峰。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基因是帮助中国皇帝统治长久，中华帝制（虽不一定是每个朝代）长寿的关键。

一方面，这个制度基因从基本上与宪政相冲突，阻碍所有产生和发展宪政所必须的制度基因的萌芽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基因又为现代极权制的产生、发展和扎根提供基础。中国当代的极权制度实际上是外来极权主义制度基因嫁接到郡县制、土地皇权制（土地国有制）、科举制（官僚人事和意识形态控制）上的产物。

本章集中讨论作为中华帝制的核心制度基因──郡县制的产生和演变。以下首先概述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基因的每个基本组成部分的产生和演变。

一、郡县官僚制

在建立中华帝制前的周朝，尤其是西周，统治基础是君主和封建贵族形成的政治联盟，其背后是由土地产权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权力。所有封建贵族的权力都产生于其拥有的土地产权。

建立秦帝国后，统治变成完全自上而下的官僚制。秦制中的郡县制之核心是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度，所有官员都由皇帝自上而下任命。即便仅次于皇帝的最高等级官员也由皇帝任命，没有产生独立权力的基础──自己的土地，只有皇帝赏赐的作为收入、奖赏、福利之用的土地。上下级的官僚隶属关系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政治联盟关系。

然而，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例如通讯和运输，如果一切统治细节都必须依赖自上而下的命令，实际上无法操作。因此，郡县制中，政治权、人事权高度集中，整个帝国没人有挑战皇权的政治权力和人事权力。在充分控制政治权和人事权的基础上，其他具体行政执行权力则被下放到地方，到基层。

郡县制中的分权和联邦制有本质的不同，但一些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将其混为一谈。在联邦制中，各地方的行政长官由地方选举产生，郡县制的首脑则全由中央任命。联邦制产生于中世纪的中欧及西欧，是在封建制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制度。例如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其权力基础是各级以土地为权力基础的贵族。由于各有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些贵族与自上而下任命且没有自己权力基础的官僚在本质上不同。神圣罗马帝国中的所谓皇帝，是各级贵族逐级选举产生的贵族统治联盟领袖。相比之下，中华帝制自西元前221年就以暴力剥夺了所有贵族的独立权力，强制帝国所有人无条件服从皇权，并持续摧毁和剷除所有可能产生独立权力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这个帝制的制度基因下，人们习以为常地误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治理结构、天经地义的秩序。

郡县制在实质上消灭了社会的所有的独立力量。其中贵族只是名义的，生杀予夺最终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欧洲贵族可以拥兵自重的独立地位判若天壤。这种制度保障皇帝的最终控制权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挑衅和威胁。但是，长久维持郡县制还必须依赖其他制度基因成分。

二、土地皇权制

所有权力归皇帝，必须保证没有人具有挑战皇权的权力。因此，土地皇权制，即皇帝对帝国所有土地都拥有最终所有权，是中华帝制制度基因不可少的成分。土地皇权制消灭从土地产权产生贵族的根基，维持郡县制，保证皇权的绝对性。从根本上，这也塑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土地产权的独特观念，决定了中国自古以来法律的产生和演变的特殊性。这正是中华帝制制度基因的特殊性。

如果说郡县制剥夺了帝国内独立社会力量的政治基础，土地皇权制则消灭了帝国里产生独立社会力量的经济基础。没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中国的王公贵族、名门士绅、鉅商大贾都只有依赖皇权才能维持名和利。

三、科举制

土地皇权制本身仍然不足以保障郡县官僚制的长期稳定。虽然帝国高官没有土地作为权力基础，但仍然可以透过后代继承发展权力。父传子，子传孙，积累巩固权力基础，可以逐渐形成事实上的贵族，具备挑战皇权的力量。事实上，地方诸侯正是造成汉朝瓦解的原因，随后帝国分崩离析近四百年。接受此教训，再度统一的中华帝国隋朝初建正式科举制。科举制切断了高官权力传子的途径，从基础上消除了产生贵族的路径。而且，科举制的基本内容是御用文人设计的，直接为统治帝国服务而解释的儒教。皇权由此达到决定和控制帝国意识形态的目的。

科举制的创立、内容，乃至预算、操作都由朝廷直接控制，皇帝是亲自主持殿试的最高考官。科举制决定帝国政治、人事的重要部分，是辅助郡县制必不可少的制度成分。自从宋朝科举完善成为常制之后，即便改朝换代，甚至外族入侵占领，中华帝国的制度基本稳定，再无基本变化。

作为制度基因，科举制不仅是支持中华帝制的支柱之一，而且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尤其是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科举制下，中华帝制中的读书人在社会中获得承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科举考试。由此，科举制剷除了产生独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知识基础。所有读书人都梦想通过这道阶梯爬上去。社会上极少有机会产生独立于皇权的知识精英。本书第五章具体讨论科举制，此不赘述。

第二节　中国帝制的起源[4]

社会科学对中国帝制的产生早就有相当的讨论。孟德斯鸠、马克思、韦伯、魏复古（Karl August Wittfogel）等关于中国帝制，或者东方专制制度起源的讨论引发很多争论。最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发现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5]仰韶、龙山、二里头等地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西元前两千年及以后的中国，在刚产生文字但远在帝制产生之前的时期就已形成中央权威，权力高度集中。[6]不仅社会资源配置被权力垄断，而且连祭祖、祭天，甚至刚产生的文字都被权力垄断，成为权力的工具。统治者独占通天地鬼神的资格，造成文化的整体统一性，形成国家政治统一的基础。[7]考古证据表明，当时是信神的宗族社会。因此，垄断与祖先及神的沟通既是权力的结果，也支持权力的合法性。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而甲骨文是专门用来占卜的文字。证据表明，占卜是透过巫师（神职人员）与神联络的手段。而那时帝王是巫师的首领，一些官员则是巫师。[8]

在中国第一个有初步系统文字记载的朝代商代（1600 B.C.-1046 B.C.，相当于《旧约全书》产生的时期），就已出现「封建」这个词汇，[9]表达封藩建国之意。[10]相比商代极为简略的纪录，周朝则留下相对充分的歷史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周朝的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有许多基本相似之处。[11]但周朝比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早一千多年。因为周朝的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性质相似，在十九世纪，封建这个中国古词被用作翻译外来语「feudalism」。但1930年起，中共和一些学者套用马克思关于歷史阶段论的歷史唯物主义，把周朝定义为奴隶制，把秦制为起始的帝制标籤为封建制度，后来中国的官史以及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都如此记述。限于篇幅，本书不赘述这个论点。

在西周（1046 B.C.-771 B.C.）的统治中，天子相当于欧洲君主制的国王，诸侯则相当于欧洲君主制的公爵。西周的统治结构是天子册封诸侯，诸侯亦以其土地再封大夫（部长级别的贵族）。但不同于欧洲君主制的是，中国封建制的贵族和统治以血缘、以宗族为基础。[12]宗族制作为制度基因，在封建时期削弱贵族之间跨越血缘形成政治联盟的能力，对封建制的解体和封建制之后的制度演变有重要影响。

周天子的权威从进入春秋时期（770 B.C.-481 B.C.）起不断衰败。随着西周政治秩序崩溃和迁都，诸侯不再服从周天子的秩序，诸侯之间开始征战抢夺土地。郡县制的雏形在春秋时期逐渐产生。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官僚制，封建贵族制被削弱。在诸侯争夺领土的战争中，原有的秩序被破坏。一些诸侯透过赶走或消灭过去统治土地的其他贵族及其下属，建立起了新的地方政权，称为县。为了直接统治当地的军力，以及直接从县收税，[13]这些称为县的地方政府不是按照传统由贵族统治，而由诸侯直接委派的官僚统治。官僚是上级任命、不可继承的位置。西元前532年前后在晋和楚的边疆建了数十个县。[14]

诸侯之间的战争加剧，进入所谓的战国时期（476 B.C.-221 B.C.）。透过战争吞併，从几十个（春秋时期有一百多个诸侯国）相对小规模的诸侯国，逐渐形成了七个颇具规模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与战争并行也出现改变制度的竞争，古称变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已成形的郡县制变成基本制度。郡县制使得贵族力量衰落，贵族衰落又进一步加强郡县制。这些变法为后来形成大一统帝国的制度奠定了基础。[15]

贵族的衰落与战国期间铁器技术的发展也密切相关。[16]伴随着铁器和牛耕的逐渐使用，以及水稻种植的推广，土地的单位产量有所提升。在西周秩序减弱的背景下，禁止土地交易的规则逐渐松弛，土地买卖普遍，这些都动摇了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制度。[17]许多国家变法改制，跳过贵族直接徵收田亩税。许多贵族在地位下降的同时，也离开了土地。于是，在一些国的核心地区，即非战争占领地区，也产生了诸侯直接任命的官僚。[18]这些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变法，为后来帝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产生于春秋战国以来郡县制的萌发和壮大。除了上述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以外，多个国家内产生的所谓法家改革也起了重大作用。法家思想在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里（有声称法家源于夏商，但实质内容和证据很少），为削弱各国内部的贵族权力，为设计、创建帝国的制度奠定了基础。法家明确主张君主必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绝不能允许分权和权力制衡。[19]法家主张以法为君主的统治工具。法家奠基人之一管仲（725 B.C.-645 B.C.）建议君主以法为工具压制贵族，把贵族降低到执行服从的地位。他说，创制法的是君主，执行法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行事的是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他称此为「大治」。[20]这个建议在他之后几百年里逐渐得到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文词汇里的法或法律，是借用古词法和律来翻译外来语「law」。但法家的法，是行为准则、行政命令，加上刑法和行政法的内容。即，法家的法以及中华帝国发展的律，从概念、内容和功能上、本质上都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从西方来的法律（law）。为了避免把法家的法和律与现代意义的法律混淆，许多研究中国歷史和中国哲学史的英文文献把法家的法译为「fa」，而非「law」。也有学者将法家的法译成「law」，但加注以示区别。

第一位大规模实施法家，从制度上系统性冲击遗留的封建制度的，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相国──法家人物李悝（455 B.C.-395 B.C.）。他推动的改革，其核心在于削弱以致消灭贵族。例如，废除周朝贵族制度基础的井田制，就是以法家方式系统性压制贵族和所有挑战君权的力量。李悝集各国法家之大成编纂了《法经》，其追随者在战国时期的不同国家，于两个世纪里传播和实施《法经》，这对第一代中华帝制秦朝的政治和立法有奠基性的深刻影响。《法经》的精髓作为制度基因的成分从此传承演变。毫不夸张地说，《法经》是中华帝制第一部法律的雏形，在秦帝国的法律《秦律》以及考古发现的秦简中，都能找到其踪影。[21]

教科书和流行歷史书籍中，战国时期最着名，对中华帝制的制度创建有最直接影响的变法者，是李悝的后继者──秦国商鞅（390 B.C.-338 B.C.）。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实施李悝的《法经》，在制度所有方面系统地消灭贵族，全面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商鞅清楚地论述，只有全面削弱民间力量才能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商鞅变法帮助郡县制在秦国大幅发展，高度集中权力。最终，高度集权的秦国吞併其他六国，[22]创建大一统的秦帝国。此后，秦始皇採纳法家谋士李斯的建议，为了「王独治于天下」，不分封，废贵族，在整个帝国全面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从此开启两千多年帝制的先河。

虽然表面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大不相同，但制度演变的机制却是共通的。罗马共和国蜕变为罗马帝国的路径即是一例。原本罗马共和国是以私有土地产权为基础，由拥有土地的公民集体统治（或精英统治）的宪政国体。但在向外膨胀扩张的过程中，军事占领的土地脱离罗马公民的土地产权，由此产生「国有土地」。当国有土地不断扩大，大大超过所有公民的私有土地，就形成了产生罗马帝国的制度基础。鄂图曼帝国的制度更是如此，其庞大官僚统治是建立在武力占领的国有土地基础之上的。

与此相比，无论是西欧的封建制、日本的封建制，还是西周的封建制，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君主与贵族各有自己的土地作为权力基础，统治依赖这些相对自主的权力之间形成的统治联盟。虽然在产生封建制之前，欧洲经歷过罗马帝国时期，然而罗马帝国之后，权力及其基础保持高度分散，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将所有封建经济各个击破，实施大一统的帝制统治。[23]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等都是许多封建王公贵族的邦联或联邦，而贵族权力靠世袭而来且相对独立，他们并非皇帝任命的官僚。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例，其皇帝是由帝国内封建王国的国王选举产生的。封建贵族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权力形成对君主的互相制约。这种地域分权制衡为后来逐渐朝宪政的演变奠定了部分基础。而宪政的早期雏形就是用分权的形式保护可以挑战执政者的力量，从而巩固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局面。

但为什么西欧封建制会产生与宪政相关的制度基因，西周却没有呢？与西周封建制对比，西欧君主制最大不同在于：第一，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和由此产生的政治权力高度稳固，是君主难以撼动的社会基础。君主与贵族形成的统治联盟是权力的基础。相对分散的私有产权和政治权力的制度基因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第二，与第一点密不可分的是，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私有产权基础上产生的系统性的法律体系和独立司法的制度与概念。这个体系的完善和发达为保护相对分散的私有产权和政治权力奠定了基础。第三，基督教和教廷的影响及权力削弱了王权对权力的垄断，帮助贵族对王权的制衡。相比之下，在中国以宗族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家和血缘的重要性使得曾存在的相对分散的产权和政治权力难以形成支持它们制度化且稳固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在此背景下，春秋战国的数百年里，贵族的土地产权和政治权力被逐步削弱，最终在制度上被完全消灭。

第三节　帝制的演变与完善

虽然秦建帝国表面上似乎是军事吞併的结果，但是所有意义重大且改变歷史进程的战争，往往是政治和经济的延伸。从周朝封建制到建立中华帝制这个制度变化既非单纯由战争决定，也非单纯靠暴力实现。从春秋战国到建立秦帝国的数百年间，是逐渐摧毁封建贵族制度并逐渐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最终导致大一统的帝制，中华帝制从此延续两千多年。

这个制度变化过程中，最大得利者是最终称帝者及支持帝制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与支持帝制的法家学说一同形成帝制的新制度基因；而最大的失利者是全体贵族和多数社会精英，这个社会力量与支持周礼的学说一同形成周朝封建制的旧制度基因。在新建帝制中，权力高度集中，除了皇帝外，所有精英都只是官僚，没有世代相传的权力。但失利的贵族和社会精英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努力抵抗。因此，从封建改帝制的得利者寡、失利者众的角度看，如此制度变化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精英激励不相容，应该难以成功；即便暂时成功，也难以为续。

的确，这是几百年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支撑封建制的旧制度基因在诸方面持续遭到侵蚀，到战国时期更全面弱化。帝制的新制度基因──郡县制（官僚制）在此背景下逐步产生、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郡县制为非贵族出身的社会精英提供了快速上升的阶梯，使得新生的帝制对大量寻找快速上升机会的潜在社会精英有很大的吸引力。由此帝制扩大了得利者的范围，增强了支持者的社会力量。

最后，秦制的巩固靠的是及时、彻底、全面消灭最可能和最有能力挑战帝制皇权的力量以及产生这些力量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剷除封建制遗留的贵族及相关的所有制度。军事力量只在初建帝制时起主要作用，新兴帝制与这些贵族和旧制度的自身利益完全相违。周封建制遗留的制度基因不仅包括封建贵族制度，还包括记录和支持封建贵族制度的歷史记载和各种学说。短期内消灭现存贵族相对容易，但剷除产生和支持贵族的制度，根除其制度基因则需要长期广泛的努力。

消灭被吞併国的贵族相对简单，只需剥夺他们的土地和权力。秦灭六国后，便下令将六国十二万户富豪迁入咸阳，[24]以此达到削弱、消灭贵族，消除地方势力的目的。[25]但困难的是制度问题：秦国的功臣是否应该被分封为贵族？对于这个基本的制度建设问题，秦始皇採用了李斯的主张，全面推行郡县制，彻底废除分封制。李斯的理由是西周分封制导致诸侯纷争。因此，立封国就是树敌兵。在郡县制下，帝国所有领地都由统一的官僚机构统治，除了皇权的委派，无人拥有任何自身权力。税收全归朝廷，地方不再有独立的经济和武装。当地方没有经济、武装，贵族也就丧失了权力。职位和爵位被分开，贵族由此名存实亡。

但是，剷除旧制度不等于剷除旧制度基因，因此不意味着旧制度不会复辟。为秦始皇出生入死的开国功臣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靠分封制度成为贵族。他们怂恿知识分子用古书上的说法，尤其是儒教，论证分封的必要性。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西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提出应该恢复分封制，理由是周王分封功臣（即承认贵族）才有稳固的千年大业。但秦王得天下，功臣却只是平民（指官僚无贵族权力），危难时机谁能帮助皇帝呢？「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胜利之后独吞胜利果实是背信弃义。

据《史记》记载，丞相李斯反驳淳于越，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傍点为笔者所加）。并说如不禁止，统一的帝制可能遭到破坏。为了彻底清除周朝封建制的制度基因，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焚书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焚烧相关古书，以防止人们从中了解西周封建制度对贵族的安排及其中法理。于是，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等书籍外，其余古籍均需限期交官府销毁，三十天内全部焚烧殆尽，仅留皇家图书馆内收藏一套。[26]

但仅破坏旧制度基因，如果没有新制度基因充分取代，改头换面的贵族还会产生，挑战皇权的力量也会再度崛起。汉代董仲舒重新整理和编纂了曾被焚毁的孔孟经典，按照维护帝制的需要，对其进行裁剪和编辑，使之成为帝制合法性的辩护工具，为帝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意识形态支撑，并以此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他开创的这一体系，在几百年里演变成完整的科举制度，成为新的制度基因的重要成分（详见下一章）。

一、中华帝国制度基因的起源：秦汉

所谓周朝的天下（即周天子统治的疆域），其制度带有邦联性质。在人类歷史上，从规模和邦联制的性质方面，与周朝最相似的，当属中世纪时期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伏尔泰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也不帝国，其重要涵义之一就是其松散的邦联性质。虽然有这些相似之处，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别则导致了周朝和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制度演变的不同轨迹。神圣罗马帝国由于产权和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统治者的家庭或宗族在统治中的作用有限。帝国的实际权力分散，需要集中力量时，取决于构成帝国的各国的封建贵族形成的联盟。在各国之中，即便是世袭的国王，也依赖与本国的贵族结成统治联盟。有些国王更是由本国的贵族选举产生，并非世袭。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是由成员国选举产生，如同当代的欧盟（欧盟称创建神圣罗马帝国并奠定其基础的查理曼大帝为欧盟先驱）。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的贵族和在欧洲社会中根深蒂固且地位往往高于世俗权力的教会的神权，都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无法形成定于一尊的高度集权制度。更重要的是，相对分散的产权和政治权力是最终过渡到宪政制度的制度基因。

相比之下，周朝封建制是建立在宗族制基础上，周天子的家族统治天下，天下再由许多贵族家庭统治的国构成，各国分别由一个贵族的家族统治。统治国家的贵族，其家务就是那个国的政务。这种阻碍形成跨血缘政治联盟的宗族制，使得最强大的宗族能以各个击破的方式逐步消灭所有其他宗族。这是产生后来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制度非常重要的制度基因之一。

秦帝制建立之后消灭了贵族制度。各个国王以自己宗族为基础的国和家的政治权力被逐个消灭，丧失统治地位。但宗族统治的模式延续，国与家仍然不分。过去多个王国和多个家族统治的联邦，现在变成了大一统的帝国，权力集中到帝国和皇帝一家。宗族制作为制度基因，从多宗族统治制演变成集权的单一宗族统治制。过去皇帝的管家变成帝国重臣，称三公九卿。[27]在这种极端高度集权的宗族制帝国里，只有皇帝是世袭的，皇帝的「家」掌握最终的政治权力，全社会其他宗族都丧失了权力基础，都不得挑战皇帝统治的官僚机构。皇帝家族之外所有其他政治权力都依附于任命产生的官僚地位。如此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制为以后两千年不断集权奠定了基础。

汉代帝制初步完善，并为之后两千年帝制奠定了行政制度的基础。汉代皇帝任命丞相为最高管理者，官僚体制里所有具体执行都由丞相负责。在汉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最高位的三个高官。中央政府的组织是九卿，起源于「家」中的执事。所有卿位都由家臣演化而来，相当于家中分管不同事务的管家。包括丞相在内的三公九卿，其管理权和执行权都由皇帝的任命产生。任何担任高位的人都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

汉朝建立的中央行政官僚制度的雏形，之后演变成完整郡县官僚制度基因的基本内容，源远流长。在此基础上，演变为后来的三省六部的中央官僚体制。所谓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汉代中书省相当于机要秘书机构。产生于秦汉时期的门下省的前身是皇帝的顾问部门或参谋部，其首长称为侍中，隋唐时期演变成门下省。在一些朝代有多于一位丞相，门下省成为其中一个丞相部门。尚书省则类似于今天中国的国务院，下辖六部，负责帝国各方面实际运作。分工细节如图4所示（页23）。基于三省六部制度衍生的官僚组织是帝国管理制度基因的基本成分，其直接作用一直延续到帝国最后一天，其精髓和传统则一直影响到今日中国。

郡县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帝国的地方统治。当代中国引人注目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早在汉朝就已是统治的日常问题。地方官为皇帝任命产生，向皇帝负责。但在具体执行上，由于高度信息不对称而存在严重的激励机制问题。为了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汉代发明了类似审计的监察制度，地方必须每年向中央上交簿记及各种统计资料。为了防止造假，中央特别派驻称为刺史的监察官定期巡视。全国分十三个调查区，每区派一位刺史。作为政府的耳目，刺史官阶不高但权力很大。

二、帝国的制度基因：从分崩离析到大一统

周封建制的制度基因并不会因为创立秦帝制而自动灭亡。实际上，直到十世纪宋朝建立，可能形成地方诸侯的所有制度基因才被完全消除。从那以后，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才完全占统治地位。面对旧制度基因的挑战，及新创帝制的高度不完善，秦始皇驾崩后不久，帝国就因内部权力斗争产生内乱，接着很快被武装起义推翻。后续的汉朝为了维持统治，一方面继承秦帝制，另一方面部分恢复了东周时期的贵族分封制度。皇帝以郡县制直接控制最重要的部分国土，另外为建国功臣封王封侯，封给部分国土。这是在旧制度基因仍然强大的条件下，为了稳定统治而採取的措施。但汉朝中央政权总是以各种手段控制和削弱那些分封王侯的权力，尤其是控制他们世袭的权力，使他们难以积累实力形成能挑战皇权的力量。在扼杀分封王侯方面影响最深远的是汉武帝推行的「推恩令」。这个法令规定，分封王侯的土地必须在后代中平分。事实上，多数王侯在三、四代之后就丧失了权力。[28]从此，在中华帝国形成的非长子继承制进一步使得中国帝制的演变轨迹表现特殊。

但是，制度基因并未被消灭。东汉晚期，帝国各地产生了事实上的诸侯王。诸侯力量逐渐壮大，最终在中央权力斗争引发的内乱中导致汉帝国崩溃，分裂为多个王国。秦汉帝国不再，中原进入长达近四世纪之久多国竞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周朝封建联邦制演变为秦汉帝制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而在中世纪的西欧、中欧，权力相对分散，多个地区多个国家互相竞争更是常态。虽然秦汉的崩溃源于帝制内的封建制的制度基因，而且帝制解体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多国竞争，战争不断。尽管似乎在一些国家封建制复辟；但是，在中原地区，帝制与封建制孰胜孰败，取决于这两者的制度基因孰占上风。如果封建制的制度基因占上风，贵族为了自身利益会集体抵制剥夺他们基本权力的帝制。在此情况下，君主贵族的政治联盟之间的均衡决定了封建制的治理结构，使得大一统的帝国难以形成。然而，如果帝制的制度基因占上风，帝制高度专权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争雄者，或统治他人，或被人统治，甚至亡命。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在国家之间的关系。帝国不断扩张，直到在可达到的地区降伏或消灭其他国家，或者被他国征服。强韧的帝制基因和残弱的封建制度基因之间的博弈，决定了试图用暴力掠地称王的社会力量更大。于是，歷代枭雄选择拼死追求大一统帝国，这是他们博弈的均衡点。

秦汉虽亡，大一统帝国虽崩裂，但秦汉时期已产生的帝制的制度基因，在此时期仍然继续发展。两晋时期（265-420）以及后来的朝代和多个王国大致继承了秦汉郡县制。官僚制度的核心是九品中正制，同时继承很多汉代察举制度的成分。步汉代之后尘，这个制度也不断产生和积累了事实上的贵族，形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然而，继承来的秦汉制度决定事实上的贵族并没有合法地位，难以复辟封建制。不断产生事实贵族的不健全帝制，不仅动摇晋朝的统治，也动摇了所有随之建立的短命王国和朝代的统治。已有的帝制制度基因缺陷在几百年歷史中不断重复。

对之后中华帝制有直接重大影响的北魏（386-534），其后期发生的孝文帝变法与战国后期秦国的商鞅变法相似，都朝进一步高度集权的方向发展。除了继承郡县制外，北魏也採取其他措施削弱甚至消灭贵族，建立加强中央集权的管理制度。为了从经济基础上削弱贵族，北魏推行均田制。如同战国时期的秦国是秦朝前身，北魏之后的西魏（535-557）是隋朝的直接前身，全面继承东汉末年的州郡县制。隋朝产生前夕，西魏的官制改革（556年）正式颁布地方官职行秦汉旧法，中央执掌地方官吏任免之全权。西魏不仅在经济制度上继承了北魏的均田制，更扩大了朝廷直接控制的屯田规模。

北魏和西魏继承秦汉制度并不偶然。虽然东汉的瓦解源自帝制内部滋生出事实上的诸侯，但帝国瓦解之后的魏晋及南北朝在制度方面更多是延续秦汉。各国互相征战时，为了向高级将领提供激励，封地晋爵是常用手段。但只要政权稍有稳定，即便不是大一统帝国，各国也都继承高度集权的郡县官僚制，包括土地皇权制，努力削弱内部的贵族。秦汉形成的制度基因在没有秦汉，没有大一统帝国的情况下，世代相传了几百年。

中国歷史上这种帝制和封建制两种制度基因并存的状况，决定了在互相争斗的各国，贵族得不到有保障的权力。因此，无法产生多元权力结构下形成的权力均衡。权力争斗的均衡结果是王者压倒所有人，剥夺所有人的极端集权结构。在此情况下，各国必定厮杀到一人掌握王权，彻底压倒其他权贵为止。这种制度基因导致的权力结构使得国家之间难以形成靠互相结盟最终达到均衡的局面，而只能最终由一国吞併其他国，形成大一统的帝国。

相比之下，在欧洲存在过的即便最专制的绝对君主制里，都仍然存在有实权的贵族和有实权的教会。绝对君主仍然需要教会为其加冕，仍然需要在某些方面依赖与贵族形成统治联盟。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家之间，由多元力量之间形成的联盟都是达成权力均衡结构的基础。中西歷史上形成的制度基因的巨大差别，既决定了国内权力结构的差别，也决定中国的大一统和欧洲的多国长期竞争共存的两种不同均衡状态。

三、巅峰时期的帝国制度基因：隋唐及其后

如同秦一统天下建立帝国，隋（581-619）结束东汉以后近四世纪的分裂局面，重归大一统帝国。接受过去帝国分裂的教训，隋朝为巩固帝制进行了一系列完善秦制的改革，从根基上巩固了中华帝制。由此改进的制度基因使得帝国再没有经歷持续分裂，直到帝国完结。大秦帝国奠定了中华帝制三位一体制度基因中的两个基本部分：郡县官僚制和土地皇权制。大汉帝国则巩固和改进了这些制度基因，并产生了科举制的萌芽。完善的三位一体的帝制制度基因形成于隋唐。从隋起，科举制成为中华帝制制度基因的基本组成部分。

维持帝制长治久安的关键是皇权不受内部挑战。保证官僚制度不退化为贵族统治的机构，且能有效运作，其中的关键就是官僚的人事选拔和控制。自汉代以来，在帝制发展的几百年里可以清楚看到，在当时的人事制度下，原本朝廷任命的官僚借助掌控的权力和资源，经世代发展和积累，往往会演化成事实上的贵族或诸侯。一旦条件成熟，新兴诸侯就会挑战皇权，动摇帝制，导致帝国分裂。

曹魏产生的所谓九品中正制，是试图解决官僚人事制度的一次变法。此后，九品中正制变成持续几个世纪的制度基因中的一部分，在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间不断被各朝、各国复制及演变。九品中正制在选择和提拔官僚时，原则上着重品行、能力，也看家庭背景。这种制度在每个朝代或国家的初期有效，但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失灵，仍然会衍生出新贵族，动摇帝制。

歷经近四个世纪后，隋重建大一统帝国。为帝国的长治久安，并吸取几百年来内部不断滋生贵族且挑战皇权的教训，隋建立了全面的正式科举制以替代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成为帝国人事制度的根基。在这个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是任何人在朝廷做官的必要条件。科举制消灭了高官后代自动进入上层的途径，从制度上剷除了产生事实贵族的管道。因此，科举制度不仅决定了官僚制度的人事安排，还决定了帝国的短期和长期命运，是帝制得以巩固和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组织方法到财政预算，科举制都是帝国政治和财政的基本部分。在科举制较成熟的时期，皇帝担任考官，亲自主持考试（殿试）。所有经过殿试的人都自动成为皇帝的学生。

经唐宋进一步完善，科举制从宋代起完全制度化。同时，宋也形成了完整的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官僚制度。从宋代直到中华帝国崩溃，中华帝国再未经歷因滋生贵族导致的分裂。本书第五章将集中讨论科举制。

郡县官僚制在行政方面的制度基因，在隋代也得到很多改进完善，从此影响帝国的歷史，直至今日。郡县制的改进具体表现在完善行政管理制度、建立行政法和刑法方面。在中央政权的行政方面，继承并完善了秦汉以来的官僚制度。隋朝在中央正式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五省六部制；在控制地方的权力方面，隋朝把汉代的州郡县制改为州县制，以巩固中央、削弱地方。

从隋朝开始，中央最高执行国务的机构尚书省就下属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管理官僚人事、财政、科举、军事、刑罚、建筑－制造等六方面事务。从此，尚书省统领六部的治理结构，在一千几百年里，歷经改朝换代，包括两次被外族统治，一直基本保持，直到清朝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今日中国的国务院大致相当于尚书省。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中，尚书省虽然是最高执行机构，但只能执行而不可过问决策。今日的国务院也是执行机构，党中央才能做重大决策。

尚书省所辖六部之中，主管官僚人事的吏部最重要，这是所有高度集权制度的共同规律。吏部之重要正如在当代中国制度中，由党中央直接管辖的中央组织部的重要性。但是可能影响更深远的是郡县制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官僚机构在行政功能方面的安排。在朝廷中央的机构设置中，总办公厅（督堂）左为吏、户、礼三部；右为兵、刑、工三部。从京城到州府、县府，每层政府行政单位都类比这样的方法设置。对应于尚书省的六部，每个县府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等同于现代的科室。但是，尚书省各部并不与地方的功能机构（例如县级六房）直接对口。真正的执行权力都在地方首脑。而且，每个地方衙门，从郡到县，各层级的行政事务的最终决定权都在衙门首长手中。在县级，县令统管六房。尚书省六部的大臣不直接管理六房的科员，而是透过县令去干预。这种治理结构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中华帝国崩溃。[29]而大跃进以来建立的区管式极权制正是这种统治结构的复兴。

伴随帝制的完善，统一行政法规是官僚制度朝着协助皇帝集权方向演变的重要部分。隋朝成为中华帝制在行政法和刑法方面首个集大成者。集中秦汉以来几百年歷史上所积累的相关官僚制度的法规、习俗，和刑法，隋文帝于583年颁布《开皇律》。

《开皇律》包括十二方面官僚制度治理的行政法及刑法，称十二律。其中第一篇《名例律》是刑法总则；第二篇《卫禁律》集中在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边境安全；第三篇《职制律》关于官员的设置、任现、职守及犯法的惩戒措施；第四篇《户婚律》关于户籍、土地。自古的所谓户口是关乎土地和税收的制度，户口和婚姻制度将农民锁定在土地上，既消灭了产生贵族的基础，又能保证税收。第五篇关于国有资产和牲口的管理；第六篇关于军队；其余六篇基本上都是刑法的内容。

《开皇律》是中华帝国第一部完整的行政法和刑法法典，在帝制歷史上影响巨大。以后在帝国歷代以及东亚各国影响巨大的《唐律》（由唐高宗于653年颁行），是在《开皇律》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此后，帝国的治理结构和政务趋于稳定，较少基本框架的变化，而更多是细节的修补。宋、元、明、清的法典很大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成的。

如果与西方着名法典作粗浅的对比，《开皇律》在中华帝制中的地位大概相当于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 of Justinian，颁布于529年）在罗马法和在西方的地位，两者都系统地集中歷史上几百年积累的律法。《开皇律》的继承者《唐律》，因其影响超出帝国自身，而类似《拿破崙法典》（罗马法的后继版本）。直到西方影响进入东亚之前，《唐律》一度深刻影响东亚各国的法典。例如，基于《唐律》，日本于701年制定《大宝律令》；朝鲜《高丽律》也是以《唐律》为母本，经当地语系化的产物；[30]越南于1483年颁行的《洪德法典》亦大部分来自《唐律》。

但需要指出，中华帝制的法典是行政法规和刑法的集合，从来没有形成过现代概念上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私法、与其对应的公法，及公法中的宪法。因此，以上与罗马法典的对比只是表面上的，局限于歷史影响和地区影响。

在产权和政治权力同时高度集中的制度里，统治者为保权力会追求更集中的权力，而其已有的权力又有能力推动权力进一步集中。由于帝制的法只是为皇帝统治服务，当皇帝感到已有制度和法典不利其权力时，可以越过制度和法典规定的权力运作方式。从隋唐到宋，再到元，再到明清，是皇帝不断集权的过程。到了明清，高度集权的皇帝都越过官僚制度，直接使用身边的亲信统治帝国。皇帝藉由太监（明）或军机处（清）治国，充分显示出在高度集权的帝制下，在权力不断集中达到顶峰后，治国的规则越来越被更集权的制度所取代。

宋朝集权第一步就是削弱相权，从而使最高政令都集中到皇帝的手中。唐朝的诏书出自宰相，由皇帝加敕。到宋代，宰相不仅丧失了政令权和财政权，人事权也收归皇帝，宰相只能奉命办事。元灭宋后，蒙古族统治中华帝国近一世纪，在主体上延续宋朝的主要制度，元朝中书省的中书令相当于宰相。

明朝伊始，中书令仍是宰相。但1380年（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从此君权比宋元进一步集中。而且，集权的大趋势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走。自明太祖废相后，中华帝国再没有宰相的官位。集中皇帝权力的同时，皇帝身边的太监变成协助皇帝理政的主要力量，帝国巨大官僚机构的权力被架空。

与蒙元相似，灭明之后，满清靠沿袭明代高度集权的制度，继承中华帝制基因统治帝国。以中华帝制已经积累的集权为基础，满清皇帝在集权方面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清朝从来没有宰相，皇帝把所有权力都尽可能抓到手里，事无鉅细亲自操作。要事都由皇帝亲自决定，六部长官的地位相比明朝再进一步下降。实际上，与明朝皇帝相同，满清皇帝也并没有能力真的事必躬亲。雍正时代（1723-1735），朝廷建立军机处作为皇帝重要政令的辅助机构。军机处本质上是类似于明朝太监的秘书处。由于直接服务于皇帝，军机处的官员能以皇帝的名义向六部大臣和各省督抚下达命令。

与明清的皇帝相似，为了集权，中共领导也多次打破自己建立的制度和法律。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及习近平在2013年以来建立的各类中央领导小组，其功能都相当于军机处。这些小组行使大量原来官僚机构的权力，让最高领袖可以跨越党政官僚机构，跨越官僚机构的程序，直接发布执行自己的命令。这些相似性充分反映了高度集权制度的特点。在给定制度的约束下，任何独裁者都尽可能地掌握最多最大的权力。中国极权制的建立和延续在相当程度上倚靠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

四、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发展趋势：逐步消灭权力制约的机制

中华帝制的最基本特点之一是缺少权力制约的机制。有学者声称，唐代存在过君相制衡等权力制衡的制度，[31]甚至有人称此为中国特色的宪政，称政事堂是中国特色的议会。这类断言涉及的是唐代的三宰相制度和政事堂制度，以及谏官制等。但也有学者以史实论证，中国帝制的权力安排不存在对权力的制衡。[32]

具体来说，唐朝皇帝任命三个宰相分别领导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辅助皇帝做帝国最高的决策和执行工作。中书省的主要任务是拟定最高政令，即草拟皇帝的诏书；门下省的任务是覆核中书省拟定的诏书，以监督和牵制中书省。政事堂是三位宰相都参加的门下省和中书省联合会议，其通过的命令盖有中书、门下之印后，经皇帝签敕字──即诏敕，送尚书省执行。

有学者称三宰相和政事堂制度是权力相互制衡的安排，但基本事实正好相反。参与政事堂的三个宰相和三个宰相府的高官都是皇帝任命的，都是为皇帝服务而非监督皇帝的官僚。而称政事堂机制为权力制衡机制，为宪政机制的雏形，甚至为某种议会，则是概念混乱。因为所谓权力制衡指的是多个独立的权力互相制约，避免一方权力能够以垄断的力量压倒和侵犯其他方的利益。所谓宪政，指的是制度化的权力制衡的治理制度，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是多个互相独立的权力。所谓议会，是代表独立各方利益的机构，是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立法机构，是制约行政权力的基本部分之一。但是，政事堂和三个宰相府都是由皇帝建立以帮助自己决策和执行的官僚机构，他们的权力来自皇帝，他们必须代表皇帝、皇权的利益。他们之间即便有争论，也只限制在如何更好地维护皇权方面。皇帝为了皇权的长远利益而有意自我约束时，他们可以辅助皇帝达到自我约束；但是，在皇权侵犯任何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利益时，由皇帝任命的高官，由皇帝建立的政事堂和宰相府，其职责是帮助皇帝设计和执行具体方案。他们既无动机也无权力约束皇帝的权力。

也有人将唐宋的谏官制解释为制约皇帝的制度。实际上，在门下省设立的谏官制度是为了帮助皇帝开张视听，谏官并不具有实权。皇帝是否听取谏言，取决于皇帝自己的意愿。作为低阶官僚的谏官，既没有制约皇帝的意愿，更没有约束皇帝的权力。歷史上着名的死谏，无一例外都是为皇权的利益而谏。

相比之下，任何能制衡君主的制度，都离不开独立的社会力量。只有君主之外的力量，才能限制君主。只有社会上存在互相独立的权力，才可能形成互相制约的制度。所有中国皇帝建立的为皇权长远利益的安排，不仅不具备对皇权的约束力，也不可能成为可信的皇帝自我约束的制度。因为，只要皇帝不愿自我约束，皇帝就有所有需要的权力以违反自己或者祖上立的规矩。因此，任何自我约束的机制最多只是昙花一现。

着名的「不经凤阁鸾台何为敕」事件，显示这类自我约束机制甚至连帮助皇帝为自利而自我约束都难以做到。武则天时，改中书和门下省名为凤阁鸾台，宰相刘炜之请求武则天（624-705）遵守唐朝歷代制定的程式，因一句质问「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而被武则天赐死。无独有偶，其后唐中宗（656-710）亦有斜封墨敕之经典。为了违反需经两省讨论才能封官的规则，唐中宗将封官的命令装入信封时，有意把信斜着封，而且用黑色签字，而非红色。皇帝以此明示所有官僚，他有意违反规矩而不是疏忽，要求所有官僚照此执行。到了宋朝，皇帝自我约束的表面规则已彻底消亡。这说明激励不相容的自我约束规则不仅容易打破，且难以长期存在。

实际上，在实质权力方面，中华帝制总的演变趋势是不断集权。在汉朝，皇帝之外只有一位宰相，而且宰相同时负责御史台，其左右御史分别监察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唐朝皇帝则另立御史台，监督和削弱宰相，并把宰相权力一分为三，变成三宰相制，使皇帝更容易牵制和削弱宰相的权力。这与所谓相权制约君权的说法正好相反。到了宋，皇帝则干脆终结了为自我约束而设计的形式。明清时，不仅自我约束的制度不再，更从制度上彻底取消宰相。自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种做法代代相传。此后，在中华帝制剩余的几百年里，宰相一职彻底消失。中华帝制演化的过程是皇帝不断是消灭其他力量的过程。最终，把辅助皇帝的相权也消灭了。

第四节　中国帝制与宪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后，让我们概要中华帝国制度演变的基本趋势。初建帝制时，第一步是废除贵族的权力。第二步是剷除贵族制度的基础，包括剷除一切独立社会力量的制度基础，消灭所有可能挑战皇权的力量。第三步是削弱所有高官的实际权力，削弱最高官宰相的权力，是大趋势的一部分。最终，在明清时代彻底废除相权，皇权达到集权的顶峰。伴随这个演变而逐渐扎根的制度基因是向宪政制度演变的基本障碍。帝制的这类制度基因普遍存在于所有绝对集权的帝制中。例如，受蒙古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影响建立的沙俄帝制，不仅阻碍俄国的宪政革命，而且是造就布尔什维克的制度基因（见本书第七章）。帝制的基因在中国发展时间最长，发展最成熟，使得中国朝宪政的改革尤其困难。

在中华帝制下，歷代所有变法都是为巩固皇权延长帝制或改朝换代而推动的。即便是辛亥革命，多数革命者的主要动机也主要是打倒满人的特权，如同元末打倒蒙人（见本书第九章）。尽管当时提出宪政共和的口号，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既非推动革命的原因，也非革命的目标。这与所有能建立起宪政制度的国家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公民普遍没有基本权利的中国社会，公民既缺少意识，也缺少力量为自身的基本权利而推动革命或改革。

[1]严复，《严复集》第4册，页948。

[2]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马克思主义文库，1968。

[3]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Fei-Ling Wang,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8).

[4]论及帝制对今天中国制度的影响，毛泽东诗曰：「祖龙虽死魂犹在」，「百代都行秦政制」。其清楚说出秦朝的制度不仅还在，而且从来都是基本制度。还有，「孔学名高实粃糠」则指出孔孟之道不过是粉饰秦政的言词而已。

[5]Ku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6]J. K.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7]Kuang-chih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8]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Chapter 5.

[9]例如商朝时期的诗歌集《商颂》即简略提到封建制度。

[10]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 8.

[11]建立帝制前几百年的春秋时期的《左传》，以及由秦国丞相吕不韦在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前编纂的《吕氏春秋》，记载周朝各地封建制度及其运作。专门记录先秦的《礼记》也对周朝的封建制度有详细描述。

[12]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13]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4]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5]宫崎市定着，邱添生译，《中国史》（台北：华世，1980）。

[16]白云翔 ，《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7]黄仁宇，《中国大歷史》（北京：三联书店，2007）。

[18]侯家驹，《中国经济史》（台北：联经，2005）。

[19]这些充分表现在战国后期韩非所着法家理论集大成的着作《韩非子》里。相关学术讨论，见Zhegyua Fu, China’s Legalists: The Earliest Totalitarians and Their Art of Ruling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Eileen Tamura, China: Understanding Its Past, Volume 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Ellen Marie Chen, “The Dialectic of Chih (reason) and Tao (nature) in the Han Fei-tzu,”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 No. 1(1975), pp. 1-21.

[20]《管子．任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21]杨宽，《战国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页194。

[22]陈用以战国时期的资料证明：在战国时期，对进攻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比封建制更有利。Joy Chen, “State Formation and Bureaucratization: Evidence from Pre-Imperi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 2019.

[23]赵认为，战国时期中央集权趋势和官僚制度的产生，是长年战争的结果。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这个逻辑虽然看去与战国的歷史发展有所吻合，但无法解释中国与适用西欧的差别。西欧从中世纪封建制度，演变到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发展的歷史，显然无法从战争解释。在战争规模日益增大，程度愈益激烈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里，在西欧不仅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压倒封建制的整体趋势，而且相对更中央集权和更官僚化的法国并不总能战胜英国及其他欧陆国家。

[24]《史记．秦始皇本纪》：「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25]吕振基、苏荣编着，《析论中国歷史：治乱因果篇（上册）》（香港：永柏出版，2005），第二版。

[26]《史记》。转引自白至德，《大一统：中古时代：秦汉》（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

[27]三公九卿从周朝以来各朝代都存在。秦汉前这些位置都是贵族担任。从秦汉以后，这些变成最高的官僚位置。

[28]D. Twitchett & M. Loew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9]关于明代典型的州府和县府的官僚机构及具体描述，见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缪全吉，《明代胥吏》（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

[30]张春海，《唐律、高丽律比较研究：以法典及其适用为中心》（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31]例如钱穆《国史大纲》。

[32]吴晗，〈论皇权〉，《吴晗史学论着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556-562。

第五章　科举制度和儒教：
人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基因

在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制度里，科举制是意识形态和人事制度上保证帝制不受其他力量挑战的关键的制度基因。这一制度基因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儒教」[1]内容，也包括作为政府人事制度的科举制。所谓儒教，指的是朝廷建立且不容挑战的官方经典，而非初创时期的孔孟学说。这个制度基因在人们心里植入天经地义的等级观念，培养无条件服从的人群，扼杀人们追求个人权利的动机。儒教与形成极权主义制度所必须的制度基因高度一致，而与形成宪政所必须的制度基因正好相反。

科举制创于西元前124年，止于1905年，「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与统一王朝体制同始同终」。[2]「中国的儒教……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即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政教一体。皇帝兼任教皇，或称教皇兼皇帝。神权、政权融为一体。儒教的教义得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达。朝廷的『圣谕广训』是圣旨，等同于教皇的『敷书』（罗马天主教教皇发布的正式法令或公告〔作者案：papal bull〕）。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认可。中国的皇帝即位，只要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诏书开首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教皇教令的权威」。[3]相比之下，基督教会是西方国家（包括俄国）的一个关键制度基因，包括作为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和作为社会组织甚至政府的教会。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在欧洲（包括现代俄国的地区），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就紧密相联，但又不是一体。教会与世俗政权分立。

本章以对比的方式讨论科举制和基督教会这两个制度基因的基本特点及其产生和演变，进而讨论科举制和教会作为制度基因对制度演变带来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从社会科学分析的角度，我们把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制度的制度基因来研究，因此关心的重点是在歷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科举制度和科考的内容──儒教经典，而不是儒教或儒学本身。从研究制度的角度看，无论真伪孔孟儒教，只要制度上在歷史上起过作用的就是重要的。

第一节　儒教－科举制与基督教－教会的对比

一、儒教－科举制作为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

创建以儒教为内容的科举制是为了帮助帝制的统治，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帝制的基本组成部分，成为制度基因。在秦始皇初建帝制不到一世纪后的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统治，创立由皇帝和朝廷直接操作的科举制雏形──察举制。从汉武帝到东汉末的近四百年里，由皇帝亲自参与建立和发展的科举制从初创逐渐形成系统。建立科举和儒教，最大目的是建立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令达官贵人的后代不经考试难以为官，从而削弱其积累权力基础的社会根基。

但尚未完全制度化的科举制未能阻止汉末帝国的分崩离析。经过近三百六十年分裂之后，隋重新统一帝国。吸取汉末由贵族争权导致分裂的教训，为避免重蹈覆辙，隋正式建立科举制，剥夺贵族靠门阀势力自动进入官场的机会，削弱达官贵人后代靠权力进入上层的机会，降低他们对皇权的挑战。

科举制决定了帝国人事制度的基础。绝大多数在朝廷做官者都是透过科举制进入官场的。从隋朝正式建立科举制，到宋完善，中国形成了完整的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官僚制度，制度性地削弱了贵族和地方权力发展的基础，使得帝国从此保持大一统，直至二十世纪初瓦解。

科举制的考试内容是由帝国御用文人收集和解释由皇帝圈定的所谓儒教经典。之所以称所谓，是因为几百年来无数学者发现很多儒教经典是孔孟之后的人编造而成。效忠皇帝、皇权、帝国是儒教意识形态的核心，学子必须学习和背诵这些经典，通过考试才能成为帝国官僚的候选人。皇帝担任考官，亲自主持考试（又称殿试）。所有经过殿试的人都自动成为皇帝的学生。而且，从组织方法到财政预算，科举制都是帝国政治和财政的基本部分。

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使读书人几乎都涌进科举制，再利用科举制把所有人沿同一个方法洗脑。科举的诱惑与禁言的暴力并举，使得帝国内基本消灭了任何可以挑战帝国，独立于朝廷的，有组织的独立知识力量。由此，科举制成为巩固和稳定中国帝制得以统治两千年的制度基因。任何持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都必须努力与官方的儒教融合。即便是罗马教廷派来的耶稣会也要靠冒充儒士苟延，一旦明目张胆传教，就被禁止及驱逐。相比之下，基督教会和世俗帝国或王国的人事制度则没有直接关系。在西方系统建立的官僚制度，尤其是包含公务员考试的官僚制，是十七至十八世纪透过耶稣会从中国输入的。[4]但那只是形式，其内容与儒教毫无关系。

二、作为西欧的制度基因的政教分离

欧洲所有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都以基督教为国教，几乎所有君主都须由教宗加冕（除鄂图曼帝国地区情况复杂多样）。虽然有些国家的君主努力控制本国的教会，也获得成功，但由于教会与政治官僚体制不是一体，君主控制教会违反常规，因此欧洲有持续要求政教分离的唿声。虽然在政教关系上有很多争议，但基督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非一体，这是欧洲封建王国的基本制度。问题是，教会与世俗政权分离这个制度基因源自何处？

首先，基督教会创立之初就独立于世俗政权。基督教的早期是被罗马帝国镇压的宗教。作为基督教会经典的《圣经》，其原本就包含反对专制制度，反对罗马帝国的内容。例如，圣保罗（约西元64年死于罗马帝国的监狱）说，基督的统治与管辖罪恶时代的统治是对抗关系。[5]他指出，当时罗马帝国的执政和权力（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是罪恶时代的迹象，并常以「堕落」力量的形式出现。在后来编入《新约》的《加拉太书》中，圣保罗传播反罗马帝国的福音。他说，执政者之所以镇压人民，是因为他们害怕人民；执政者越使用暴力，越说明害怕人民。大量《圣经》中的这些内容是产生宗教改革的制度基因的重要部分。在马丁路德（1483-1546）之前，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 c. 1466-1536）就在重新解释圣保罗的基础上从神学挑战天主教的教义。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更是依赖圣保罗的福音。

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已变成势不可挡的宗教之后，才承认其合法性；而后在基督教变得更强势的情况下，才立其为国教。当罗马皇帝决定基督教成为国教时，《圣经》已经广泛流传，基督教会已经强大，有独立于罗马帝国的大批信众，也有成熟的独立于罗马帝国的教会。在此条件下，罗马帝国不能像秦始皇那样烧书，没有机会像汉武帝那样创造宗教，更不可能改变《圣经》。

在世俗政权与教会分离这个制度基因的基础上，欧洲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从英国大宪章运动（Chartism）到光荣革命，都涉及推动政教分离。例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式把政教分离作为制度设计的原则。马丁路德以两个王国（two kingdoms）或两个政府原则，直接挑战天主教宗干预世俗事物的行为。

相比之下，儒教自始就是帝王为科举建立的。即便在科举之前，从源头上，儒教追溯于尧舜禹所谓的五教，根本上就是帝王创建的体系。之后的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都是帝王之道。孔子把周朝王官之学带入民间，后经歷代文人对五经的不断解释与完善，形成后来尊为经典的体系。儒教以天子为宗教领袖，以孔子为先师，以《易经》的神道设教。总之，儒教－科举完全是人为创造出来帮助帝国统治且为皇帝服务的信仰和制度。

基督教会变成国教后，得到罗马帝国财力和暴力的支持，逐渐获得垄断地位。教会对教义的解释成了正统并打击消灭其他解释或宗教。当时非犹太人普遍不识字，能阅读《圣经》的人多限于教廷神职人员，信众只能听神职人员的讲解。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得益于帝国的保护，教会有倾向地挑选《圣经》中有利于帝国统治的部分讲解。由此逐渐形成由教会解释的正统教义。

基督教会用正统教义对欧洲人进行洗脑，与中华帝国利用儒教对中国人进行洗脑，有某种相似之处。即便如此，教会宣教的内容和对《圣经》的解释，并不由罗马皇帝决定；教会是由教宗领导的独立于世俗政权的神职官僚体系控制的，如何操作是由神职人员决定的。罗马皇帝以及中世纪君主都没有权力修改《圣经》，决定对《圣经》的解释，以及直接决定教会的运作。在拜占庭帝国，帝国与东正教教会之间的关系则高度密切，使得东正教地区的制度基因与天主教地区的制度基因有很大不同。本书第七、八章将讨论东正教在沙俄帝制的起源及其在共产极权制的起源方面的重要作用。

由于基督教会和世俗政体在制度上相对独立，无论罗马帝国还是中世纪的君主王国都受到基督教会的某些约束。即便有过教会和世俗王权紧密纠缠，及一方控制另一方的时期，但与中国大一统的帝制相比，仍有基本差别。

在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是自上而下严密组织的官僚机构，统治所有欧洲国家的教会，这本身就使得各国君主难以操纵和影响天主教会。歷史上发生过的世俗王权侵犯教会权力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主教的任命上。另一类中世纪常见的现象是教会干预王权。无论世俗王权侵犯神权还是教会侵犯王权，所有这些违反政教分离传统的做法都引起强烈的争议和抵制。持续几十年，在天主教教宗与世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着名的主教续任权之争即为一例。这种争议及斗争充分体现了神权和世俗政权之间互相制约的严重程度。除了神权与政权的互相制约以外，宗教改革催生了许多新教教派，是推动政教分离的另一个动力。新教教徒起初都被天主教会当作异教徒，在许多国家被追杀。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宽容，互相仇恨，以致于导致了持续几十年的宗教战争。英国光荣革命通过人权法案建立宪政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把政教分离制度化，以此保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从此政教分离的制度基因演变成了正式的制度。

相比之下，儒教－科举从创立起就是世俗权力的一部分。中国歷史上从来不存在政教分离的制度，不存在政教分离的唿声，从未有过科举机构同皇权争斗的问题。康梁戊戌变法也不曾关心这类问题。

最后，教会是君权神授的执行者。教会为皇帝正式加冕，制度化地告诉全体臣民，教会代表上帝的旨意授权给君主。即便在君权控制教会的情况下，这也意味着教会与王权不完全是一回事。相比之下，在中华帝国，皇帝就是天子，自动就是神。儒教和科举都是御用文人为皇帝创造出用来帮助帝国统治的信仰和制度。儒教从经典到礼仪，一切都是皇帝直接统治的。

三、学术独立：教会与科举制的对比

独立的学术对宪政思想的产生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同时，学术独立也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政教相对分离的传统下，欧洲中世纪产生的大学制度和科学研究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教会兴办的教育和学术机构相对独立于世俗政府。既然基督教是国教，世俗政权就必须承认上帝高于世俗政权，高于皇帝、国王。世俗权力不可以完全操纵神职人员和信徒对上帝和《圣经》的探讨，如此教徒可以独立于世俗政权去理解造物主的智慧，在教廷认可的范围内可以结社、出版、布道。

虽然中世纪的君主制是专政制度，但是，相对独立于王权的教会可以制度化地培养知识分子来探索上帝和上帝创造的世界。他们可以藉由对上帝的理解，间接地挑战世俗。在君权神授的环境下，如果神权声称君主对上帝的解释有错，可以从基本上动摇对君权的统治。这也是为什么不仅教会，中世纪各君主国都非常严厉地禁止并镇压异教徒，因为对上帝的不同解释会根本上动摇世俗政权的基础，动摇其「合法性」。

宗教改革和启蒙时期的思想认识，大量来自先哲对上帝的探索。既然上帝高于君主，任何君主、任何人创建的制度都必须尊重造物主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近现代的人权意识、法治意识，以及制度上、思想上对君主的限制，很多都与基督教的基本概念相关。例如，上帝高于君主和世俗权力，上帝创造出来的人是一样的，具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这正是洛克在光荣革命前所表达的人权和人生而平等基本概念的渊源。

由于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欧洲封建王国的世俗政权与教会神权是分开的，基督教会原则上不干涉世俗政治和商业，因此也没有世俗的激励机制（否则就是违反基督教原则的腐败）。教会神职人员和虔诚教徒关心的是上帝，只有来世回报的激励机制，而不以获得世俗的升官发财为目标。因为所有人都有原罪，活着时必须努力赎罪，来世才可能上天堂。不仅赎罪的努力不可考核，而且来世的回报也与世俗的物质无关。

尽管基督教没有提供世俗的激励机制或物质激励，但是对于虔诚的信徒，基督教（包括其前身犹太教，和启蒙时期所演变的自然神教及泛神教）却可以提供强大的精神激励。教徒除了赎罪自救的动力外，更有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的好奇心和动力。这种激励机制在虔诚信徒中激发出忘我的追求，包括对真理、对科学的虔诚追求，甚至殉道精神。这与中国科举制中的读书人专门关心做官从根本上不同。为了理解上帝，理解造物主创造的原理，教徒中有人从事非常严密的推理和对万物的系统观察，包括宇宙和地面的万物。他们认为，既然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人只有了解万物及其遵从的规则才懂得上帝。所以，对比中国帝制中附庸于政权的科举制，基督教会以制度化的形式建立、发展了独立于世俗政权的学术机构，产生独立于政府的知识分子。

相比之下，中华帝制的大学和科举制都完全从属于朝廷。汉朝初创科举制时，在长安建立了为其服务的太学，各级地方并设郡学、州学、府学等。从此，中华帝国的大学制度一直伴随科举制发展。自隋唐起，太学改称国子监，直至清末撤销科举制为止。由于朝廷建立教育机构的初衷是为朝廷培养官吏候选人，学术与政治从初建就合一。因此，中国歷史上从未存在过系统独立的学术，更没有学术独立于朝廷的诉求。即便明末东林党和清末公车上书这些学子的激烈运动，也都是以如何辅佐帝王巩固统治为核心的革新讨论，没有学术上独立的诉求。

从内容上看，作为科举制内容的儒教，其核心价值是君臣父子纲常。太学作为科举制的基本部分，所培养的生员其读书目的就是为天子服务，效忠于帝王的统治，而不会在民众的基本权利问题挑战朝廷。中国歷史上最勇敢的儒士提出的挑战只限于政策问题，其目的是促进帝国长治久安和促成皇帝的丰功伟绩。帝制下，典型的中国儒士不关心自然界或技术发展，既不会从事独立的科学研究，也缺乏学术独立的愿望。

从制度上看，科举制作为大一统帝国的人事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基础，作为儒教的宣教机构，提供了全社会读书人现世回报的强大世俗激励机制。中华帝制的制度安排及科举制教育中，读书人的唯一前途是当官，其唯一途径是科举考试。任何人只要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就有机会出人头地。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人的成就、社会地位、回报，一切都由考试结果来衡量。戊戌变法后，中国一些地方曾有多年新式学堂与科举并存的时期。每当科考时，新式学堂的学生，甚至已确定的留学生，宁被除名也纷纷参加会试。即「科考对于学堂学生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导致无心向学者众」。[6]

信仰和科学与科考无关，既不作为考核内容，也无法纳入考核，因此也无法形成激励。在中国传统帝制中，皇帝是天子，天的旨意只有朝廷才能解释。孔庙等并非儒教的教会，对作为科举核心内容的儒教无任何解释权。科举制只是帝制控制人事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作为科举内容的儒教，是经皇帝的御用文人修订编辑的，是为考试规定的学习内容。对绝大多数参加科考的人，超越科考内容，何为真正的孔孟之言，何为确切史实之鉴，都不重要。世世代代的读书人只关心科考，以揣摩皇帝的御用文人期待的方式回答问题，并不关心是否存在高于皇帝的上帝。

在科考入仕的强大激励下，中国歷史上世代有才能的读书人都专求仕途，兴趣只集中在朝廷和官场，集中在官职和权力斗争。读书人无心探索官场以外的世界，不求信仰；普遍对自然世界缺乏好奇心，不关心科学。与科考和官方考核挂钩的强大激励机制，形成社会传统，使得信仰和科学在中国都基础薄弱。科学在此指的是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中的真理的追求，而不仅是技能和技巧。

唐宋的科举曾包括数学、天文、历法，由于这些学科在观天象、编历法以及指导农业方面价值重大。但自元恢复科举（1315年）直至废科举（1905年）的近六百年里，这些内容完全被排除在科举之外。因为如果观天象、编年历的技术得到普及，并有非官方机构能独立进行这些活动，及观测和预测到与官方天象机构不同的现象，将威胁朝廷的合法性。这使得元代之后，世世代代投身科举的读书人不再探讨科学、数学。即便对皇帝、朝廷有巨大实用价值的中医，也从来与科举无关。通常是被科举淘汰的人才学中医，例如名医李时珍，是考中秀才但进一步科考多次落榜后，被迫改学中医。

科举制度也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原本道德的实质是人们在面对无法考核、难以监察的场景下的自律。但是在科举中的儒教，道德说教有着统治合法性和统治秩序的内涵，是考核的内容。科考做官引诱世世代代的读书人关注作为考核用的道德说教，以此换取官位及物质奖励。清代戴震曾尖锐批判由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虚伪：「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孟子字义疏证》）。二十世纪初的鲁迅则更直接说，虽然中国歷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但其实质涵义是「吃人」（《狂人日记》）。对应于戴震和鲁迅的这类批判，长期以来中国民间则有「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之说。

第二节　儒教－科举制的产生及演变

儒教和科举制度，与基督教和基督教会，都从制度和文化上纵贯两千多年，分别对中国和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各自制度演变的制度基因。下文对比概述其产生和演变。为此，让我们先对比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宗教和制度的一元化与多元化问题。

宗教上的一元化和多元化在中西背景中殊为不同。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是高度一元化的，基督教会不仅不容忍其他宗教，也不容忍基督教内其他教派对《圣经》、上帝的不同解释。宗教改革期间，互不相容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曾有长期战争。直到西方国家相继建立宪政，在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制度下，宗教上和平共处的多元化才在西方国家成为普遍常态。

在一切为世俗政权服务的中国大一统帝国统治下，官方对外来的佛教和传统的道教採取了以对统治有利为前提条件的相对宽容的政策。[7]官方版本的儒教经典中也包含道教、佛教等信仰相关的内容。在帝国的一些歷史时期，宗教方面表现为某种宽容，某种多元化，世俗方面却绝不容忍挑战皇权的多元化思想。

西欧中世纪的君主制社会大致是由世俗政权和教会分别统治世俗事务和精神的二元体制。与这种神权、世俗权共存的制度正好相反，中国的帝制在制度上高度垄断，绝不允许不在皇权控制之下的其他制度存在。而科举制是中国一元化帝制内的中坚成分，其功能和设计都具有高度排他性，不允许任何竞争力量与其并存。至于官方版儒教表现的「兼容并蓄」，则只是装饰或丰富其一元化统治的表象，并不改变其排他性统治本质。

所有帝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使用暴力压制和消灭任何对帝制形成挑战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新生的中华帝国焚书坑儒与罗马帝国镇压兴起的基督教，都是帝制以暴力消灭异己言论的做法。讽刺的是，这两个帝国后来都把自己镇压过的思想捧为国教或国学。

秦始皇在中国歷史上首次用武力征服所有封建王国，建立帝制。为消灭之前周朝封建制残余的贵族势力，秦不仅取消分封贵族的制度，而且把贵族世代相传的田地收归皇帝所有。所谓郡县制，意味着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每个地方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管理，只有皇帝是世袭的，没有世袭贵族的地方势力。秦始皇依赖法家把奖励和惩罚推到极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以此建立大一统帝国，但是歷史遗留的封建贵族力量和支持这个力量的儒士和儒家记述仍然不断挑战新建的帝国。

一、科举制的产生和儒教经典的形成

能持续的制度离不开社会共识的支持。秦帝国建立了中华帝制的两个制度基因：郡县制和土地皇权制。但是，单靠暴力和剥夺建立的暴政会面对严峻的统治合法性挑战。

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周封建制，因触动贵族的基本利益遇到强烈的反对。西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高官淳于越反对郡县制并要求恢复封建制。由于儒家本是周朝封建制时期的产物，试图维护封建制的人们借助儒家经典反对郡县制。

法家则主张用暴力禁止任何人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採纳法家丞相李斯的建议，也将反对他的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活埋，以暴力剷除了所有可能挑战皇权的社会力量，包括消灭挑战性言论。

但只靠法家的暴力而无建立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秦帝国，只维持两代君主即崩溃。后继的汉帝国则有意建立统治的合法性。坑儒百年之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系统地把神化王权的儒教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并压制其他思想流派。汉同时还建立了科举制原始雏形的察举制。

从制度的角度看，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表面相悖，但其本质相似。秦代焚书坑儒是为建立帝国统治而禁止宣传封建制的儒教，汉代独尊儒术则是为建立大一统帝国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到隋建立正式的科举制，再到宋之后科举制的完善，作为科举的核心内容，儒教一直随着帝制的演变而演变。事实上，官方声称的孔孟圣人经典，许多并非孔孟的着作。康有为考证证明，自东汉以来成为科举核心内容的儒教经典「古文经」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梁启超认为康有为这一着作「使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8]

儒教被巩固成为「国教」后，焚书坑儒变成中国帝制传统的禁忌，被歷代官方和文人赌咒唾弃。但是焚书坑儒从来都是中国传统帝制的制度基因之一部分，与专制共存，以至于遗传到极权主义中。毛泽东曾自豪地形容，他发动的镇反、反右和文革等运动，都是焚书坑儒的继续。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表示：「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批判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而努力紧跟毛的郭则以〈论秦始皇〉辩护焚书：「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

秦亡后，汉帝国承其基业。西汉、东汉前后四百多年，疆域广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和扩张，除了暴力外，离不开帝国建立统治合法性的努力。大汉帝国把曾经惨遭焚书坑儒镇压的儒术，找回来变成儒教，以确立帝制统治的合法性，皇权的合法性。中国传统帝制逐渐形成法家暴力与儒教意识形态的综合统治机制。在暴力的支持下，儒教意识形态教导人们，皇帝是天子，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只有由皇帝委任的人来当官才是合法的，不容许存在世袭且以土地为权力基础的贵族。这与罗马帝国将曾遭其迫害的基督教立为国教，本质上有某种相似的逻辑。

刘邦靠暴力建立汉朝时分封贵族逾百人，以此为高层政治军事联盟的成员提供强大的激励。刘邦以「郡国并行制」为名复辟封建制，部分放弃了秦帝国建立的郡县制。在帝国直属的「王畿」以外，他将全国领地分封给自己的兄弟和功臣。于是，在获得分封的独立王国的竞争中，各诸侯都努力吸引游士出谋划策，如同战国时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汉书．邹阳传》）。

汉高祖刘邦驾崩后，地方诸侯争权，挑战皇权。文帝、景帝前后分别以柔刚之法削藩，引发「七国之乱」。吸收教训之后，汉武帝实行着名的「推恩令」。一方面允许诸侯后代继承封地，缓解对诸侯的冲击；另一方面，令所有诸侯必须将其封地分封给各子。这个削藩的法令与诸侯的多数后代自身利益激励相容，从此在中华帝国取消长子继承制，从根基上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无长子继承制自此成为支持土地皇权制的制度基因的一部分，进一步消灭靠土地形成贵族权力的根基。

然而，诸侯仍在组织抗争。他们雇用游士出谋划策，帮助其抵抗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努力。[9]在与诸侯竞争的情况下，为了把游士引入大一统帝国的体制内，西元前136年，汉武帝在丞相公孙弘的建议下开创太学制，并在中央建太学；在地方令州郡察举孝廉、秀才。[10]

为了建立统治大一统帝国的合法性，吸引游士，在游士中形成被广为接受的意识形态，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他的「天人感应」、「大一统」儒教学说成为官方学说。从此，汉施行独尊儒术。[11]公孙弘还建立了以礼义为标准的考核官员制度（《汉书．儒林传》）。

到西元前一世纪下半叶，在太学学习的人数高达三千人，每年有一百人通过官方举行的考试，考核后到政府各部门工作，这成为后来科举制前身。从此，儒家的礼仪教条成为官方法律。

需要指出的是，官定儒教与原本的儒学不尽相同，甚至某些地方相悖。经秦皇焚书坑儒之后，西汉初期儒教经典非常薄弱。西汉末及王莽新朝之间的刘歆称「发现」大量先秦经书，大大改变了儒教经典的状况。透过刘歆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尤其是他辅助新朝创立者王莽（站在汉朝立场上的人称其为篡权者）的紧密关系，大量儒学古文经学从此成为儒教经典。这些经典之后又成为科考的核心内容，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废除科考。但自宋代就有很多学者考证，称刘歆为讨好皇帝而伪造经典（详后述）。

在西汉和新朝创建儒教为国教的基础上，东汉几代皇帝和朝廷把国教规范化。51年，东汉明帝亲自主持数次大型儒家学术讨论会。58年，朝廷正式规定定期祭奠孔子。79年，东汉章帝亲自召集白虎观会议，将讨论的结果编成《白虎通义》，成为儒教的教理、教义和教规大纲，也是东汉的施政法典。[12]《白虎通义》系统地把儒学发展成为儒教，系统地证明君主是神，肯定「三纲六纪」，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在儒教里，天子同时是国家元首和教宗，因此才有所谓「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礼记．中庸》）。即，除天子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决定礼仪，制定制度，决定考文。所谓礼指的是宗教礼仪；所谓制度指的是官僚制度及其他政治经济制度、度量衡制度；所谓考文指的是统一文字，校订文献，旨在确保文献及思想的统一。汉朝末年，皇帝命令蔡邕等人写刻石经，立于都门，成为正式、永久、统一、标准的经书文字。

耶稣基督的神的地位以及《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在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在基督徒中早已完全确立，而且基督教是在成熟的犹太教之上发展而成。与此截然不同，儒教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及其谋士在儒学经典的基础上造出来的。儒教的神和经典是透过官方活动创造出来的。为了显示这些创造出来的神和经典的权威性，其内容往往要冒充为周朝遗留的经典。

早在宋代，就有司马光、洪迈等质疑《周礼》为刘歆伪造。[13]十八、十九世纪的清代学者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廖平等更做了详尽考证，认定刘歆伪造、曲解古文经学。1891年，依据廖平等人的工作，康有为出版了变法名着《新学伪经考》。该书并非纯学术着作，而是他推动戊戌变法最重要的着作之一。总结前人的考证，他指出，歷代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其实是西汉末年为了帮助王莽篡权，由刘歆造的「伪经」：「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他还指出科举制所用到的经典系伪造，是为了帮助当权的皇帝和帝制。钱穆以考证反驳廖平及康有为。然而，钱玄同、顾颉刚、郭沫若等分别以其独立考证，证明刘歆「发现」的古文经学是做了手脚。例如冯友兰认为，《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一书而造。[14]

由于旧制度基因的反抗，新制度基因从产生到成为支配制度的基础往往需要多次反覆。汉代虽然创建了儒教和科举制度，但是这个初建的制度没能普遍执行，故未能遏制贵族势力兴起。东汉晚期，世族垄断政治。贵族（诸侯）在各地兴起，帝国中央变得无力。太学制和考核制度衰落，汉朝最终土崩瓦解。

二、完整科举制度的建立：隋唐

汉之后的三百六十多年里，除了西晋的部分时期有短暂的统一之外，大一统帝国不再。这是在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歷史中，最长的分裂时期。581年，隋文帝以武力重建统一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帝制，防止贵族积累权力，在汲取汉朝以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皇帝的统治期间正式建立科举制。隋以科举弱化世族，完善官吏考核选拔制度。从对建立中华帝制的贡献而言，隋朝建立科举制的重要性，犹如秦始皇建郡县制和土地皇权制。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选官不问门第。在中央，设五省六部制官僚机构（最初称五省六曹）；在地方，施行州县制。为了削弱贵族的挑战力量，隋文帝强调州、县长官必须由朝廷委任，不得由地方望族担任。但此种为削弱贵族而建立的制度，必须解决官僚的来源这个基本问题。隋文帝沿用南北朝时期的国子学（隋炀帝时改为国子监，后一直沿用至废科举）、太学，提倡儒教，鼓励劝学行礼，把儒教提升到治国必须的地位。[15]地方要定期向中央选送候选人，经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由中央决定录用为官。从此，各地广建学校，儒教兴盛（《隋书．列传第四十．儒林》）。

但是隋朝早期，儒教并不总占垄断地位。例如隋文帝同时信仰佛教和儒教。他认为其一统天下靠佛的保佑，称「我兴由佛法」。[16]但国子学中的儒教直接与其统治相关。故提倡儒佛并重，以相辅治国。[17]到晚年，他更立佛教为国教，排斥儒教，废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但是，在中华帝国的歷史中，隋文帝立佛排儒只是昙花一现。科举的核心内容从来都是儒教。

隋炀帝即位即复兴儒学，登基第一年就下诏书，「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隋书．帝纪第三》）。其所谓移风易俗，指用钦定的儒家思想来代替所有其他学说。隋炀帝恢复被废除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大业二年，隋炀帝开始建立朝廷直接考核的进士科，奠定科举制。607年（大业三年），隋炀帝下发包含十科考试科目的相关科举诏令。[18]科举制从此成为决定帝国人事，控制意识形态的基本制度。

初建的科举制分为秀才科和进士科。相对初级的秀才科，选拔官场辅助人员；相对高级的进士科，选拔官员。国子监的学生和地方推荐人才的考核都由礼部负责。后来进士科逐渐成为通往仕途的最主要途径，被选出来的人再由吏部分配官位。考中进士的人在授职之前还必须参加吏部考试。科举初期，高官大员仍享有举荐子弟、门生做官的特权，被推荐者无需考试。这些特权以后被逐渐取消。初期，国子监的学生主要是贵族子弟，由于只有富贵之家才负担得起经年累月攻读经书及应考的费用，地方举荐的贤才亦大多出身上层。这一现象后来慢慢式微，科举制制度性地削弱了权贵形成挑战皇权力量的机会。

科举制在唐朝进一步稳定、制度化。唐太宗扩充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亲自「策贡士于洛成殿」，为科举制中殿试的先例。唐玄宗曾进行八次殿试。开元年间，高官被任用主持考试，此后成为定制。武则天虽然开创殿试，但正式的殿试制度是在宋代才确立。从武则天起，科举制度包括文武，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废科举，科举的内容从来不包括科学和技术。

唐朝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与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分期举行，制科则是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没有规律。常科的科目包括五十多种，如秀才、明经和进士等，其考生的来源有生徒和乡贡。生徒是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的受试者；乡贡则是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的应试者。由乡贡入京的应试者被通称为举人。州县考试被称为解试。

常科考试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被称为「登龙门」，第一名为状元。常科登第的人要再经吏部考试，称为选试，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职。科举考试是考核儒教经典，吏部考试主要考核实用的范畴。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门下当幕僚，之后要再经争取得到官职。唐代取士除了考试成绩外，还需名人推荐。投卷是指考生向公卿门投献自己的作品，向礼部投的称为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称为行卷。

唐朝虽然巩固扩大了科举制，但仍未能全面制度化。尚存的门阀制度使一些地方高官演变成事实贵族，成为权力可以传代的地方军阀。于是，唐朝中后期一些地区出现藩镇割据。在这种局面下，安禄山得以靠高官义父获得权力，最终发动史称安史之乱的叛乱，使唐朝步入衰败。在平息叛乱中，唐朝被迫靠封地招安叛将，更进一步壮大了门阀制。而这些门阀势力又总是努力削弱儒教和科举制。

安史之乱后，为了挽救垂危的大唐帝国，很多儒士试图推动皇帝修复被削弱损毁的科举制，复兴儒学。他们认为，皇权受到挑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儒术不兴，对儒学尊崇不够。儒教的基本教义是尊君卑臣、主明臣忠。如果社会遵从儒教，就不会有安史之乱，也不会有藩镇割据。[19]柳宗元在《贞符》中说，神保佑唐朝皇帝，唐朝皇帝受天降洪福。天明察善恶，和仁德站在一起。[20]

但那时贵族的力量已经很大，抵制科举制的力量已经很强。着名世传官员李德裕（唐文宗时曾任宰相）如此贬斥科举制：从他祖父靠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成为大臣后，他们父子都未曾通过科考。他认为朝廷的大臣应该从公卿，即贵族子弟中选择，而非科举。[21]黄巢之乱后，藩镇割据全面发展，地方贵族更加强势。在崛起的贵族力量的冲击下，唐帝国亡，大一统帝国再次分崩离析。

第三节　儒教－科举制演变为成熟的制度基因

汉和隋唐君主亲自主持建立儒教和科举制，为的是建立统治帝国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并建立削弱甚至根除贵族的人事官僚制度。他们的本意是把儒教－科举制建成帝制的核心制度。但是由于没能全面制度化，科举制在汉朝和唐朝的中后期都逐渐弱败，最终导致事实贵族的崛起，藩镇割据，大一统帝国崩裂。科举制从产生起，歷经几百年，仍未演变成为成熟的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

尽管如此，科举制作为制度基因仍然在持续发展。五代十国时期的君主分别继承儒教为其提供统治合法性，利用科举制保证对官僚人事的控制。唐末军阀朱温在废唐建梁后成为梁太祖。朱温虽然是臭名昭着的无信之人，但自称禀受天命。他不间断地祭祀孔子，恢复甚至扩大科举制（《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伴随科举制的扩大，各国开始雕版印刷儒经。[22]雕版儒经比印刷版《圣经》的出现早四百多年。

在再次恢复大一统帝国，儒教－科举制的制度基因已相当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宋朝全面制度化了儒教科举制。自宋朝起，中华帝制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大一统结构，此后再未出现能够挑战皇权的贵族力量。

靠政变登基的宋太祖，透过军权获得皇权。他既深知汉末唐末儒教科举衰败的教训，也深知急需建立统治的合法性。即位之初，他就开始大规模修复和兴建孔庙、建学校、印发儒教经典。此后，在整个宋代，解释儒教、完善科举一直是朝廷的优先工作，由此完善了这部分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

宋代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儒教－科举改革，深刻影响后来各朝代的儒教－科举制度。第一次是王安石推动的旨在恢复儒教经典的原意，颁行新的经义，改变科考内容的变法。他说，孔孟经学精义自秦焚书坑儒后散失，此后流传的经典充满伪造内容，遂使异端横行。[23]刚登基不久的宋神宗很快就接受王安石的建议，任命他提举经义局，重新解释《诗》、《书》、《周官》等。之后，王安石完成他变法的着作《三经新义》，将其树立为科举考试的依据，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

《三经新义》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工具。王安石变法表面上是重新训释三经，恢复经典，实际上是藉经典来谈论当时宋朝的统治，古称「托古改制」。王安石在古经典文献里找出理由，然后透过删节、解释、注释等办法，影响和统一参加科考者的思想，以此推动改制。宋学儒教在科举和社会上全面取代汉唐时代的经学儒教（《宋史．王安石传》）。在王安石之后九百年，康有为模仿王安石的托古改制策略，靠抨击科举内容里面的儒教，推动戊戌变法。

王安石变革科举的重要部分之一是立《三经新义》为经典，及改变考试内容及方法，废除以诗赋、贴经、墨义取士的老规则。此变法把《三经新义》变成科举中儒教的「标准答案」。

《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是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从此以后，经科举训练，中国文人世世代代都学习这个版本的解释。《三经新义》开宋代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传注经学之风，对理学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最重要的是，儒学流派和科举方式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都是为了世俗王权，而非神。王安石以重新解释经典来协助宋神宗，与新朝刘歆以修改经典来协助皇帝王莽大同小异，都是为了政治统治目的来解释经典。

此后，南宋朱熹对儒教经典及科考发展的影响比王安石更大。朱熹歷仕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从上到下曾任许多职位，熟悉经典和朝廷政治，深知科举哪些内容更有用，熟知如何修改儒教经典来为政治服务。

朱熹把儒教经典标准化及普及化，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把儒教精髓精炼为三纲五常，为首的是君为臣纲，强调人民作为臣子只能服从于君，绝对不能挑战君主。他把三纲五常概括为帝制的道统，不论谁是皇帝，什么朝代，三纲五常永远是天下的基本规律：「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十七〈读大纪〉）

朱熹从儒家经典中精选「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目的是为了统一三纲五常的观念。《韩非子．忠孝》写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亦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内容的提炼是让社会中所有人将其铭记于心，甚至还未认字便被这理念洗脑。

除了提炼儒教经典外，朱熹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推动祠堂制度，以制度化方式推广儒教。在孔孟时代，诸侯在自己的王国都建有家庙祭祖。但自从建立大一统秦帝国，郡县长官便代替诸侯，连达官贵人都丧失领地，不能在任职处建家庙祭祖。如此，就削弱了儒教的根基。焚书坑儒毁灭的儒学文字可以靠收集与编造重新编纂，但在破坏儒学赖以存在的制度的根基上建立儒教，则必须重建制度。

于是，朱熹提出以家族为单位在家乡建立祠堂，使外出官员的家人可以在家乡祭祀祖先。那时按照儒经的老规矩，大夫以上才可以主家庙，但祭祖祠堂的建立逐渐普及到普通民众。明清时，普通家族都建有祠堂。一般民众祭祖，强化了儒教中的法祖意识，帮助帝国社会基层的稳定。而且除了祭祖，祠堂还有世俗功能，以祠堂的族规对族人进行教化。在帝国层面，儒教是政教一体的组织，祠堂则是家族层次的政教一体的小王国，是儒教在社会基层的组织单位。[24]

在科举制的操作方面，宋初沿袭唐朝，但后来经歷过几次影响深远的科举变法。首先，宋太祖建立殿试制度，规定所有殿试及第的人都是天子门生，即是皇帝的学生，这同时有利于控制意识形态和人事。

宋朝还确立了包括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通过地方考试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通常连续三天。多数省试的考官为临时委派，获任后要立即赶赴贡院，与外界隔离，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对号入座，与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会煳名、誊录，并由多人阅卷。最后的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太祖起，凡在殿试中取得进士资格者都被立即授官，不再需要经吏部选试。从此，这个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延续一千多年。

宋代还扩大录取进士名额，使录取进士的名额从唐代每次二、三十人增为七、八十人。进士又分为三个等级，包括进士及第（一等）、进士出身（二等）和同进士出身（三等）。南北宋三百二十年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录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朱熹死后一个世纪，蒙古统治的元帝国消灭南宋。蒙古皇帝早就认识到儒教和科举对统治合法性和官僚制度的益处，从早期就有意继承这个制度基因。建立元帝国的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在上位前，延招刘秉忠等儒士为其策划以儒教为统治思想的蓝图。[25]他不仅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26]更遵照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大哉干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

蒙古皇帝元仁宗在彻底剿灭南宋并登基的两年后（皇庆二年，1313年）就恢复科举，并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把朱学定为科场「程式」。这奠定了朱熹理学在元代及后续朝代中的重要地位。仁宗推行以儒治国，要求蒙人及色目人学习《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自此，朱熹版本的儒教就统治了科举的内容，直至科举被废止。元代的书院达到四百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更是达到二万四千四百余所。更重要的是，从皇庆二年起，科举基本不间断地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清末。十五世纪（永乐）之后明清制度的高度稳定，直接与完善的科举制相关。

明朝建立后不久，明太祖即于1370年宣布「〔要〕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而且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其后明成祖更宣布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材第一路，使得科举成为地主乃至平民进入官绅阶层的途径。[27]值得关注的是，明成祖以暴力夺权，残暴镇压政权挑战者。一方面，他把二十五个儿子分封为各地的诸侯王；另一方面，他又明文规定皇帝保留削藩权力，[28]同时大举推动科举作为人事的决定性制度。最终决定明朝保持大一统的制度是科举。

从汉代皇帝立儒教建科举起，各代皇帝延续这个制度都是为了统治。歷史不但延续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往往重复许多具体的相关操作，例如歷代统治者为统治目的而裁剪儒家经典。除前述东汉时期的御用文人在儒教经典上做手脚之外，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亲自剪裁经典。邵燕祥和容肇祖将明朝版的经典《孟子》与明前版本对比，发现朱元璋在该书删掉几十近百处文字。例如，大量涉及尊民抑君、人民可以批评统治者、人民可以反对苛敛、关于仁政救民、关于败坏善良风俗当由君主负责等都内容被删除。[29]

明代的正式科考跟宋代相似，只是名字有所不同，但是科考制度变得更普及化、更制度化。明代规定考生必须先入学校，为科举阶梯的第一级，从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

明中叶后，帝国官僚机构要职几乎全部由进士占据，即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30]而且科举功名等级与任官等级高度对应。因此，明朝大臣王纶说，我朝科举之法最为尽善，「取之有序，进之有等」。[31]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乡试试场称贡院，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第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主考官称总裁，考中者称贡士。殿试则在会试后当年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而由皇帝安排名次。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会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而榜眼、探花会被授予编修。这些人很快会在官场得到升迁。

明代乡试、会试的第一场考核为八股文，这个形式传及清代科考。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主要源于朱熹注解。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措词要代圣贤立言，文章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限制，句法要求对偶，由于过于机械化，八股文变得愈益僵化。明末改革者顾炎武批评八股文扼杀了对儒教经典精髓的理解，认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比八股更伤害学子的是禁止言论自由。明朝皇帝从刚开始大规模办学起就明文严禁学生在政治社会和司法方面发表言论。明太祖时立规矩，在所有学校大堂放置刻有禁令的碑，即所谓「明堂卧碑制度」（《明史．选举志一》），违者遭严惩。清朝则从开始就完全继承了这类禁止言论自由的做法。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帝在开科举士的同时就颁行全国儒学卧碑文，禁止儒生的不利言论。

满人推翻明帝国（1644年）建立大清国的第一年，首位大清皇帝就在暴力镇压汉人反抗的同时，下诏表明将要延续儒教科举，以稳定统治。次年，摄政王多尔衮催促年轻皇帝尽快全面恢复科举，清廷颁布《科场条例》，沿袭明制程序和内容，并当年就在六省举行乡试。清以此引诱大批读书人进入考场，实质上投诚满清。满人以软实力配合武力，全面征服明了帝国。

在随后两百多年里，清政府进一步改进科举制度，包括增加科举名目、提供更多进入官场的机会、在会试中採取分省取士，及在进入官场方面确保某种程度的地区平等。此外，清朝还制度化了科举经费的使用及管理等。与明代相似，科举在清代是做官的最主要的途径，是人事制度的基础。经其他途径入仕途者不仅少，而且声望和晋升机会都不如科举入仕的人。[32]

儒教－科举制在明清变得高度成熟，经过多年的演进后已成为维护帝制高度稳定的必不可缺的制度基因。靠着儒教，帝国有了标准的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几乎所有官员都经过科举，所有经过科举的读书人都熟记伦理、道德、忠孝、礼仪等标准化的内容。科举内在的读书作官的激励，有强大诱惑力。学子读书的目的既非信仰，也非探索好奇，更非寻求真理，而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引诱读书人效忠政权，告诫人们绝不能挑战统治合法性，绝不能挑战皇权。在帝制临近崩溃时，儒教科举制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但是，尽管帝制和科举制都不复存在，帝制的制度基因，包括科举制在内，都仍然以变异的形态在社会中起作用，直至今日。

第四节　基督教－教会作为制度基因

一、基督教－教会的产生：从民间宗教到国教的演变

中华帝国的统治，随其环境而变，有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建立科举制度的鉅变，从而形成持续长久的制度基因。无独有偶，罗马帝国对基督教会也有类似从「焚经坑徒」到「独尊基督」而建立国教的演变，从而形成影响世界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制度基因。把这些似乎互不相关、偶然杂乱的表象，按照激励相容的制度转型逻辑并列审视，不但不再偶然杂乱，甚至看去显现出某些规律性。

基督教创始于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犹太省（Judea），即今日的以色列，后发展到今日的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及罗马本土。基督徒崇拜「救世主」基督，主张人人平等，教徒间衣食互济，患难相恤。基督教继承犹太教的一神论，反对多神论。他们否认罗马皇帝是神，抵制祭祀国神的活动；蔑视罗马帝国，拒绝与之合作。罗马帝国处死耶稣基督，此后两三百年持续逮捕、处决基督徒，捣毁教会建筑，没收教会财产，焚毁其书籍，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虽备受打击，基督教仍然持续发展。至四世纪初，基督教发展迅速，不少罗马帝国的上层人士也皈依基督教。在此背景下，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利用基督教作为其政治军事夺权的工具。他成为罗马皇帝之后，将基督教合法化并支持其发展。此后基督教成为国教，这成为人类歷史上的重大转折，基督教和基督教会逐渐演变成为欧洲，以致于超过一半人类社会的制度基因之一。

313年，君士坦丁与统治东罗马帝国的李锡尼（Licinius）共同签署了歷史上着名的《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其他宗教置于同等的法律保护下，并归还过去迫害基督教所没收的教会财产。[33]这是歷史上基督教第一次获得合法地位，教徒人数急骤上升，但占总人口比例仍然很小。此后，君士坦丁在自己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对基督教会的保护，从319年起免神职人员赋税，321年起承认教会作为法人的权利，赋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并禁止居民在星期日工作。

323年，君士坦丁结束罗马帝国的四帝制，成为唯一的罗马皇帝，从此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全境受到保护和支持。在帝国的赞助下，罗马、耶路撒冷、伯利恒及其他地方建起基督教堂。330年，君士坦丁将首都迁往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堡）。若干世纪后，君士坦丁堡演变成东正教的中心，罗马教廷则演变成基督教统治欧洲制度的基本支柱。

基督教自从诞生，就存在不同教会和对教义的不同理解。罗马帝国支持基督教的目的是为了帝国的统治。当罗马帝国只有一位皇帝，一部法律，所有自由民只有一种公民身分时，罗马皇帝希望基督教成为帮助其统一帝国的因素。因此，教会必须统一。过去自发的关于教义的争论，现在变成重要的政治问题。面对教会内的争吵，313年后，君士坦丁大帝制定出帝国处理教会问题的政策。面对拒不服从的教派，君士坦丁大帝封闭其教堂并驱逐其主教。成为唯一罗马皇帝之后，他利用政治力量扶持教会内的力量，党同伐异，消灭异端。他只施惠于势力强大、组织严密、实行教阶制的「大公教会」（后分裂为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而不支持其他基督教派，从此种下不同派系基督徒自相迫害的种子。这是一元化大一统帝国的制度使然，与中华帝国有某些相似之处。

君士坦丁大帝于337年5月22日临终前受洗，成为第一位基督徒罗马皇帝。此后半个世纪，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正式立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帝国拨鉅款修建教堂，赏赐教会大量土地、钱财和特权。一切不利于帝国统治、违反基督教教义的文化，包括希腊、罗马文化都遭到摧残。雅典的学校被封闭，教师、学者被驱逐。许多书籍被查禁，各种着作都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查，坚持「异端邪说」的人遭到流放或被处死。

基督教成为国教后，罗马皇帝对教会的影响逐渐增强。到了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us）时代，皇帝对上层教职任命有了相当的影响。皇帝在宗教大会颁布的法令和决议，使传讲异端成为犯法，严重限制了基督教思想的自由发展。即便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也必须在解释教义时小心。经清洗后，教会于五世纪上半叶宣称古代作家和哲学家的书籍已经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教会查禁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禁止言论和出版自由，并毁掉大量古籍。在此过程中，教会把大量古籍收藏在自己的图书馆中，成为教会的内部书籍，不容外人阅读，这是后来黑暗时期愚昧的根源之一。

但即便如此，神权和世俗权并没有合一。教会在神权方面总是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这在中世纪的制度演变中尤其重要。主教仍然是地方教会的行政中心。他们任命其他神职人员，掌握其俸禄。其他神职人员未经主教同意，不准脱离该主教管区。省会的主教在每一行省被称为都主教（metropolitan bishop），名列该省主教之首。其他主教未经允许，不得做任何非常之事。在都主教之上的是帝国大都市的主教，即牧首（patriarch）。基督教会接受大量信徒的捐赠，而且有巨大地产收入，管理支配权在主教之手。教宗辛普利希厄斯（Simplicius，468-483在位）规定，教会收入分别分配给主教、其他神职人员、维修教堂建筑和日常开支、救济穷人各四分之一。

相比之下，在中华帝制下，无论科举还是儒教礼仪，都是朝廷直接操作的，完全是帝国政治的一部分。作为科举内容的儒教以及考核儒教的方法，是由朝廷设计决定的。

西罗马帝国解体后，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之间一直有争斗。1054年，基督教最终正式分为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东正教为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的国教。拜占庭帝国崩溃前夕，1448年，俄国取代拜占庭在东正教的地位，莫斯科则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东正教的首都，也称第三罗马。

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欧洲中世纪时期，教会是神的代表，唯一有权解释《圣经》，掌握绝对真理。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ius III，1198-1216在位）时期，教廷的中央集权程度达到顶峰。他主张教宗是基督的代理人，是圣彼得的继承人，操掌僧俗的所有权力，有权废立世俗的君主。英诺森三世以教宗名义直接参与、干预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和英国等国的最高层世俗政治。利用高度集中的教廷的权力，他建立了教会的侦审机构，用以侦查及审判异教行为和异教徒。其后，教宗霍诺留三世（Honoriusm III，1216-1227在位）于1220年通令西欧各国教会设立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用以惩罚所有与教会持不同想法的人，成为臭名昭着的迫害异教徒的机构。

宗教裁判所消灭异端是教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和制度所决定的。天主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6）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论述，异端分子「罪孽昭彰，因此不但应该把他们逐出教会，而且还应该处以死刑，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34]如果一定要跟中国古代儒教的发展相比，阿奎那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超过朱熹。

从建立到十九世纪初，被宗教裁判所刑讯处罚及处死者成千上万。被判火刑的最着名人物包括宗教改革先驱波西米亚神学家胡斯（Jan Hus, 1369-1415）、发现血液循环的西班牙医生塞尔维托（Miguel Serveto, 1511-1553）、宣传地动说的义大利哲学家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等。教廷用宗教裁判镇压异端，以保持其对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统治。在这方面，宗教裁判所是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的先驱。布尔什维克也以暴力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解释，镇压所有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政教分离的制度基因：中世纪的政教冲突

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廷持续对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神权统治。而世俗的君权又必须由神权授予，使得罗马教廷实际上深刻影响欧洲国家的世俗政权。七至八世纪间，在西欧逐渐形成稳定的封建君主制王国。罗马教会宣称世俗君主应该隶属于宗教权力。世俗君主基本都接受教廷的要求。最着名的例子是，八世纪80年代，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大帝（742-814）接受教宗加冕后颁布的法令，把对国王不忠与拒绝洗礼等同，规定违者一律处死。十三世纪时，教宗英诺森三世自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教会利用特权建立武装，设立法庭和监狱，垄断教育，铸造货币，控制市场。

但是，当世俗政权力量不断壮大后，君主也反过来试图控制教会。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所谓「政教合一」这个政教争斗状态的表述。政教合一的拉丁文「Caesaropapism」，前半部分是世俗权力凯撒；后半部分是神权教宗，表达的是世俗王权与神权虽然合一，但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政教冲突中，影响范围最大的可能是十一至十二世纪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est）。当时虽然所有世俗君主上任时都由教宗加冕，但一些皇帝或国王掌握本国主教的任命权，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英国等。这使得各国的主教更倾向于服从世俗君主，而非教宗，导致教宗与君主间的权力冲突。

1075年爆发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教宗额我略七世（Gregory VII）的权力斗争，包括战争，持续几十年。此后1103至1107年间，英王亨利一世和教宗巴斯加二世（Paschal II）也因任命主教问题发生权力斗争。1122年，西欧的世俗君主与教宗达成《沃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据此协定，君主放弃对教会的统治，教宗则承认选举主教时必有君主或其代表在场。

如中世纪的歷史所表明，在教会与君主分别有自己独立权力的制度下，教会和世俗政权一直是相互联合、争斗和制约的关系。没有一个力量可以独大到完全吞噬另一个力量。神权与世俗政权互相制约是西欧最终演变出宪政的制度基因之一。

神权与世俗政权互相制约最重要的例子是英国大宪章运动。自从威廉一世统治英国以来，贵族和教宗支持从来是其统治的基础。一方面，十二世纪以来，在教会和贵族的联合压力下，英国已经形成传统，每位登基国王都要向教会和所有贵族宣誓，保证他们的自由和维护传统。另一方面，君主总是试图依赖暴力和个人意志，以行政和随意的决策统治英国，试图让君主高于法律。[35]

十三世纪初，约翰王（John, King of England）以非正常手段登基，没有向贵族宣誓遵从传统。一些贵族因此拒绝参与对法战争，结果英国在战争中战败，政府债台高筑，向贵族增加税赋。而后，约翰王又企图在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时绕过教宗，导致1209年教宗将约翰王逐出教会，并处罚英国向教廷交纳鉅额年贡。教宗的惩罚动摇了约翰王的权力基础。1215年，贵族发动武装起义，后在兰顿大主教的调停下，国王签署了《大宪章》，旨在限制君主的权力。

《大宪章》规定，国王只是贵族「同等中的第一个」，并规定对国王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及执行办法。其中第一条就规定英国的教会享有自由选举教职的权利，使其脱离教宗的控制并与行政分离。而且，由于实行自由选举，国王亦无法控制教会。

教宗反对《大宪章》关于英国教会脱离教宗控制的规定，支持英王废黜《大宪章》，于是内战又起。自此以后，贵族与国王的内战不断，多次迫使国王重新颁布《大宪章》。直至十七世纪末的光荣革命，《大宪章》的精神得以彻底实施。英国成为近现代的第一个稳固的宪政国家。

三、基督教－教会制度基因的突变：宗教改革

虽然存在天主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某种程度的互相制约，但天主教会在神权方面高度垄断，镇压异端，限制言论、结社自由。十六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的垄断，推动了多元化的教会和对《圣经》的解释。宗教改革为产生近现代宪政制度奠定了基础，重要的是酿成宗教改革的制度基因，一部分源于基督教内部的歷史演变，一部分则源于中世纪的社会。

简单的歷史说法通常把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称为宗教改革的开创者。但事实上，他是造就持续全面宗教改革的第一人，但非开创者。路德之前一百多年，神学家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c. 1328-1384）和胡斯分别在英国及波西米亚发起过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这些早期的宗教改革都被镇压，没能造成全面持续影响，但所有这些史实表明，宗教改革源于英国、荷兰、波西米亚、德国等地的深厚制度基因，而非个人行为。

十六世纪初，罗马教会的主教贩卖教职，贩卖「赎罪券」，声称购买该券可以帮助赎罪，增大上天堂的机会。1517年，马丁路德在他任教的威登堡大学教堂门口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反对主教贩卖圣职及赎罪券，唿吁改革等。路德宣传教会是世俗组织，从神学理论上挑战天主教会。路德把《圣经》中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解释为只有对上帝的信仰能使人成为义人，《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然而，教会强加的律法并不能使人得以「称义」。他强调，教宗不是神，不是信仰来源，因此主张每位信徒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圣经》，不必依赖神职人员或罗马教会的诠释。在神学方面，路德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影响[36]是个争论的问题。当然，伊拉斯谟只说不做，不是真正的改革家。

马丁路德被罗马教廷开除教籍后，其信徒建立新教（Protestantism），这个词源自拉丁文「protestari」，意为抗议。路德对罗马教廷的挑战之所以能在基督教世界发展成全面的运动，最大因素是民间的支持。路德所在的神圣罗马帝国西北部，很多贵族力量很强，非常渴望地区自治，他们原本就对罗马高度集中的神权及靠神权支持的高度集中的世俗帝国权力不满。路德主张地方政权统管当地的世俗权和神权特别符合他们的愿望，因此在路德教（Lutheranism）形成早期就得到贵族的大力支持。这不仅使得路德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快速传播，也保护了路德的人身安全，让他无所畏惧地持续挑战罗马，甚至挑战帝国。同时，他们还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支持。

宗教改革在瑞士、荷兰和英语地区的发展，最重要的领袖人物是喀尔文（1509-1564）。受路德的影响，喀尔文于1536年出版批评教会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法国镇压新教时，喀尔文被迫逃亡日内瓦，其后被选为教会首脑并推行改革。喀尔文不仅反对罗马教会和教宗，而且在当地禁止天主教。在天主教教徒反抗下，喀尔文被驱逐出境，直到1541年宗教改革派重新掌权，他受邀返回日内瓦。从此，喀尔文治理日内瓦教会二十三年直到去世，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使日内瓦成为新教的中心之一。

喀尔文的神权共和国是不完善的宪政制度雏形，其中的宪政制度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从罗马共和国时期遗留的城邦共和制中继承而来的。在喀尔文神权共和国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出的瑞士的民主宪政制度，之后也影响了荷兰和英语国家的民主宪政发展。神权共和国由市议会负责世俗事务，教会负责宗教信仰和道德生活，市议会由长老、牧师和上层市民组成，是最高行政机构，并拥有司法权。议会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长老会，同时管理宗教和世俗的政治。长老会中的长老由有威信的平民信徒担任，长老会议由各教区民主选举的代表组成，独立行使教会的司法权。教会设立由长老会议和六名牧师组成的宗教法庭。另外，教会的领导机构是市和地方教区两级牧师团体，在圣事中只施行《圣经》所记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和圣餐礼，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

喀尔文的政教合一的理论宣称，为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都与担任教会职务一样，可视为受命于上帝，应尽力而为。该理论主张人得救与否完全是神所预定的，虔诚的信仰与完美的德行是基督徒为得救所负的义务，所以人们无需讨好教会。喀尔文主张，信上帝必须没有功利目的，必须纯粹出于虔诚和道德，而不是为了得救才遵循道德。他还提倡努力工作、虔诚和节约、反对奢侈、鼓励工商业，但是敌视天主教。

喀尔文教派很快就传到荷兰和英国，又被从当地出发的殖民者带到北美殖民地，成为在这些地区建立宪政制度的思想及制度根源的一部分，进而成为制度基因的一部分。英美的喀尔文教派又称为清教（Puritan），意思是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

引发光荣革命的导火线，是新教徒的英国贵族和商人反对国王亲近罗马教宗。十七世纪中，英国的国教是新教，为议会多数所支持，但当时的国王信奉天主教。同时，王室与议会亦因徵税冲突不断，且王室多次拒绝执行议会通过的法律。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他违背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宣誓条例，委任天主教徒在军队、政府、大学任职，并迫害新教徒。为了获得罗马教宗的支持，他向奉行天主教的法国靠拢，不但在宗教、政治上侵犯信仰新教的贵族们的利益，也威胁英国工商业的利益。在遭到议会反对的情况下，他解散议会，并无限期休止议会，违反了大宪章运动以来的制度惯例。

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内的七名主教发出请愿书，指出国王违反议会制定的法律。国王将他们全部抓捕送审，但法庭宣判他们无罪。

为防止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之子承袭王位，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的议会代表前往荷兰，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即荷兰的执政威廉亲王来英。他们称如果他接受宪政文件《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就承认他为英国君主。《权利宣言》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徵收赋税。值得指出的是，《权利宣言》系统反映了新教徒洛克关于人权和宪政的思想。

1688年11月，威廉亲王同意接受《权利宣言》，率兵登陆英国，12月进入伦敦，受到伦敦市民热烈欢迎。1689年1月，英国议会宣布由新教徒威廉和王后玛丽共同统治英国，詹姆斯二世逊位。同年10月，议会正式批准《权利宣言》为法律，称为《权利法案》。这既是英国宪政的基础，也是后来美国宪政的基础。从此，英国建立了世界首个君主立宪制度，君主的权力受到议会约束，这也是人类首次产业革命的制度基础。

此后，在新教广泛传播的地区，经济普遍快速发展，包括荷兰、英格兰、苏格兰、北美殖民地、德国西北地方及北欧等。二十世纪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37]

然而，在讨论宗教改革对西欧近现代建立宪政的作用时，必须注意几个重要的外来因素对宗教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一是出版技术，这在打破教会对《圣经》的垄断方面奠定了技术基础。1456年，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改进活字印刷术，在美茵兹（Mainz）印刷拉丁文《圣经》，使其从此可以被廉价且大量印刷。在此之前，《圣经》是不允许普通人阅读的。此外，印刷术使马丁路德能独立于罗马教廷，广泛传播宗教改革的理念。

其二是外来的希腊古典文献对罗马教会垄断地位的冲击。1453年，鄂图曼帝国灭拜占庭帝国，迫使大量原保存于东正教会的宗教及希腊经典流传到基督教的拉丁文世界，包括罗马教会。在这之前，自从罗马帝国崩溃，罗马教会基本局限于其统治的拉丁语范围，不仅使天主教的思想和知识的来源受限，且助长了天主教廷对解释基督教教义的垄断。大量经典的流入大大促进了对《旧约全书》的希伯来文原文和对《新约全书》的希腊文原文的研究。神学理论的发展为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古希腊哲学、数学、天文经典文献的流入，促进了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思想发展，为动摇以神为本位的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其三是当时西欧城市社会的多元化及地方力量的上升，例如荷兰多个港口城市在贸易金融方面有很大发展。但天主教会对《圣经》的解释非常不利工商业，教会不断压制工商业，尤其是金融业，导致很多从事贸易和金融的人反感天主教。

宗教改革对宪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形成该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是破除罗马教会对宗教、对神权的垄断，削弱其政治、行政的力量，造成多种教会、多种教派并存的局面，透过不同教派对《圣经》解释的并存，以及新教脱离天主教会建立新的教会制度，推动了思想的多元化。但在天主教或东正教仍然保持垄断权力的法国和俄国，推动宪政改革的努力都遇到更大的阻力。

值得指出的是，新教是在基督教早已形成的制度基因基础上所产生的变异。新教继承了天主教会的许多传统，也极度不宽容，也迫害残杀异端、侵犯人权，也追求政教合一，且引发非常痛苦甚至血腥的斗争。宗教改革在多个欧洲地区都曾引发了大规模战争，其中德国农民战争和歷时三十年的法国宗教战争尤其血腥和影响深远。从宗教改革开始到产生有利于宪政的稳定制度基因，耗时一、两百年甚至更长。

与挑战天主教会的垄断，产生独立思想、独立教会，产生多元化和竞争的宗教改革相比，中华帝制歷史上发生的所有科举变法，都是为了削弱与大一统帝制离心离德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宗教改革从制度到思想上为宪政变革奠定了重要的制度、社会、思想基础，科举变法则加强思想和制度上的垄断，强化了一元化，使保护多元的宪政演变更加困难。从进化的角度，法国启蒙运动晚期着名政治学家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便描述中国是「停滞的国家」：「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38]

之所以儒教－科举的制度演变与基督教－教会的制度演变途径如此不同，正是由于二者的制度基因从根本上截然不同。儒教－科举制是完全为大一统世俗政权服务制造的信仰和制度，从精神到制度都集中在消灭多元化，都集中在防止对大一统思想和统治的任何挑战。这既是当初创建儒教－科举制的目的，也是儒教－科举制演变的路径，使这个制度基因不断自我增强。

相比之下，基督教－教会从产生到壮大的前几个世纪，原本完全独立于世俗权力。追求对上帝的理解，追求对上帝创造的世界的理解，是早期基督教－教会制度基因的基本特点。基督教成为国教后，教会与世俗权力有了大量交互影响，不再完全独立。教会也追求过世俗权力，世俗政权也设法控制利用过教会。但是，所谓宗教改革实际是改革者用基督教的原始制度基因去打破天主教会在精神和制度上的垄断。这使得原本植根于基督教－教会中的制度基因重新萌芽，开启了现代化的歷程，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既根源于基督教，又抛弃基督教的新思想、新制度基因，例如从中世纪神学院产生并冲击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实证科学（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牛顿等）；启蒙时期牛顿、洛克等放弃基督教转而信仰的自然神论（Deism），及其关于科学和民主宪政制度的思想。

[1]在中国传统学者，及当代史学家和思想史家中，廖平、康有为、梁启超、列文森（J. Levenson）、杜维明、李泽厚、任继愈等认为儒教为宗教。冯友兰、张岱年、陈咏明、周有光等则淡化孔孟和儒家的宗教内涵。本书集中关注歷代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统治制度，而避开与科举制度无直接关系的学术争论。

[2]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二十一世纪评论》八十九期（2005年6月），页4-18。

[3]任继愈，〈序言〉，收入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杨克勤，《孔子与保罗：天道与圣言的相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关晓红，《科举停废与中国近代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页132。

[7]隋唐时期佛教大举进入中华帝国，起初唐代皇帝努力试图以压制方式控制。《续高僧传．明导传》记载：「贞观初，明导行抵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三十。」据《法沖传》记载：「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资治通鉴》卷二四〇：「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奉者。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以后韩愈的学生李翱设置调和的策略，吸收部分可用的佛教内容至儒学（张起钧、吴怡，《中国哲学史话》，页310）。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后周世宗为统一天下，下敕令灭佛道。宋朝时，佛教所剩甚微。明以降的佛教发展则趋世俗化。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着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盐铁论．晁错》）

[10]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11]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说法来自司马光《资治通鉴》，而《史记》内无记载。清朝以来，史学界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个说法为司马光杜撰，为抬高董仲舒。但独尊儒术产生于西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朝并无争议。

[12]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页506。

[13]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

[1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5]「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隋书．列传第十二．柳机》）

[16]「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及登祚后，每顾群臣，追念阿阇梨以为口实。又云：我兴由佛法。」（《续高僧传》卷二十六）

[17]Conrad Schirokauer and Miranda Brow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ston: Wadsworth Publising, 2013) .「〔隋文帝〕诏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朕伏膺道化，念好清静，其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歷代三宝记．卷十二》）

[18]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

[19]李申，《中国儒教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9。

[20]李申，《中国儒教史》下卷，页44。

[21]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二卷（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170。

[22]李申，《中国儒教史》下卷，页86-107。

[23]王安石《谢除左仆射表》：「窃以经术造士，实始盛王之时，伪说诬民，是为衰世之俗。」

[24]李申，《中国儒教史》下卷，页590-592。

[25]参见《元史．世祖纪》、《元史．刘秉忠传》，引自李申，《中国儒教史》下卷，页541。

[26]傅海波、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第五章。

[27]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明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页2。

[28]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页20-45。

[29]邵燕祥，〈朱元璋删《孟子》〉，《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6月29日；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读书与出版》第二辑第四期（1947年4月）。

[30]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1702。

[31]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明代卷》，页9。

[32]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清代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页1-3。

[33]《米兰敕令》的证据是史学家中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即便持否定意见的史学家也发现有李锡尼的诏书的证据，对地方官指示善待基督教的新规定，与两位皇帝在米兰会晤时达成的革命性决定的主要内容一致。

[34]阿奎那，《神学大全》（台北，中华道明会多明我出版社，2008），页47。阿奎那熟知各国的歷史、自然科学、天文，熟悉希腊古典。当时教宗认定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是一切的标准。1542年，教宗设立「罗马和全教宗教裁判所」，作为最高的「神圣法庭」，并以《神学大全》作为标准。

[35]Ralph Turner, King John: England's Evil King? (Stroud: History Press, 2009), p. 149

[36]在路德挑战罗马教廷之前十几年，荷兰神学家伊拉斯谟就已提出比路德更深刻完整的神学理论，全面挑战罗马教廷对《圣经》的解释。

[37]马克斯．韦伯着，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38]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36-37。

第六章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的制度基因

极权主义制度以人类歷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透过暴力全面彻底控制社会所有方面。马克思为共产极权主义的暴力制度取名「无产阶级专政」。但暴力需要人施行。对社会如此深度的控制，侵犯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单纯依赖暴力建立。意识形态是产生极权主义暴力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极权主义制度的核心，是产生、扩大、维持极权主义的基本成分。

世界上第一个形成完整体系的极权制──布尔什维克制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70年代的数十年里，共产主义思想风靡全球，极权主义制度大发展。[1]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中国家风起云涌，中国变成最大的世界共产主义国家。虽然歷经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共极权制度仍然坚固。即便在今日的发达国家，在今日的民主社会，共产主义思想的某些成分仍对大众，包括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共产主义思想从何而来？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会成为极权主义制度的基础？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经久不衰？本章讨论产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基因。

共产主义作为思想、信仰，或意识形态，起源于基督教和犹太教；但是作为词汇和比较确切定义的概念，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由巴贝夫（Gracchus Babeuf, 1760-1797）领导的运动所创造。直到1842年，恩格斯才从英国乌托邦主义牧师巴姆比（John Goodwyn Barmby, 1820-1881）习得共产主义这个词汇和概念，了解到在法国已发展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2]并与他共同创立了「伦敦共产主义宣传社」（London Communist Propaganda Society）。[3]而马克思是在几年之后透过恩格斯才知道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布尔什维克制度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把组织、动员和集权推到极致，发展极其迅勐。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到风靡全球，并统治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只用了一百二十年；从创建布尔什维克极权制到统治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只用了半个世纪。相比之下，人类歷史上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创建后用了一千多年才发展到占人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人将造就极权主义的巨大制度变化的责任归于马克思，因为他是近现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奠基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有人将此归于列宁，因为他是创造极权主义制度的人。没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就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而无法成为统治社会的制度。也有人将此归于史达林，他把刚刚诞生且岌岌可危的统治俄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发展成强大的国际阵营，顶峰时期覆盖人类三分之一人口。还有人强调毛泽东的贡献，因为他不仅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建立起极权主义制度，而且他建立的极权主义政权在苏联东欧集体瓦解之后仍在发展。虽然这些不同见解都不无道理，但每个都离完整的事实很远。而且，即便把以上这些见解都合在一起，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几个人能创造歷史。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在许多方面具有类似宗教的性质，因此这类意识形态被许多学者称为政治宗教、世俗宗教，或者政治救世主义。[4]这种类似宗教的性质赋予极权主义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号召力。同时，与所有宗教的发展相似，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并非创始人马克思和列宁从无到有所创造的。产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制度的制度基因，早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几百年前就已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是充分利用和调动了植根于基督教和基督教会，以及专制制度中的制度基因，才获得如此巨大的力量。

共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绝对平等主义，消灭私有产权。完全实现这些极具煽动性意识形态目标的制度则是极权主义制度。本章将概要解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直接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前夕产生的卢梭的思想，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贝夫的思想。卢梭－巴贝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是不平等产生于私有产权（卢梭）；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完全的平等，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巴贝夫）；消灭私有产权后建立的社会，只能通过专政制度统治（巴贝夫）。[5]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把社会上所有方面的权力－产权都集中在党－政手里的极权主义制度。

在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费边主义（Fabianism）等其他社会主义运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运动存在原则性分歧，其中之一是关于私有产权。有别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费边主义不反对私有产权。

共产主义运动以消灭私有产权为目的，而消灭私有产权正是极权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和社会基础。然而，从中世纪到今日世界歷史中，在所有人都丧失产权的社会里，人们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平等，反而在所有方面都变成了海耶克所说的奴隶（serf）。洛克早在十七世纪已清楚阐述了人权和产权密不可分，侵犯个人的产权必定侵犯个人的人权。如果大众对洛克－海耶克所说的这些自己的权利有所了解，鼓吹消灭私有产权的运动就不会有吸引力，极权主义制度就难以建立。

平等主义是共产主义思想千百年来保持歷久不衰的吸引力的主要来源。追求平等是善良人性的基本部分。自古以来，在几乎所有文明，包括中国古代文明，都能找到平等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踪影。这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根源。平等主义不仅对极度贫困的人群有吸引力，也对很多具有良心的群体，包括富裕的人群和有知识的人群，有极高的吸引力。平等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往往超越其他道理。在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最大的《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中，尤其系统地记录了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例如，《新约全书》记载了耶稣和使徒主张并且身体力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收入、财富等方面的平等）的原则。他们自愿放弃财产充公（指的是信众的社区），不仅把自己变成无产者，而且要求所有传教者都自愿成为无产者。由此，早期基督教群体中形成了一种无产的平等。在他们之后很长的歷史时期，传教者和虔诚教徒都学习其榜样，成为无产者。由这些自愿的无产者推动的基督教有为平等而奋斗的超强感召力，数百年里跨越文化、跨越地域不断发展，成为人类歷史上信众最多的宗教。本章将概要解释，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如何从自愿的信仰转变成强制的极权主义，后来又如何转变成世俗共产极权主义。

第一节　源于基督教：明斯特极权主义政权

共产主义思想源于基督教是知识界公认的，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学者或有知识的革命者，在这点上都没有分歧。恩格斯晚年的论文〈论原始基督教史〉（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便讨论了共产主义的基督教起源。批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米塞斯以及其他思想史和基督教史的学者，也讨论了共产主义的基督教渊源。[6]恩格斯的继承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考茨基更有专着《宗教改革时期中欧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记述了《圣经》中的共产主义信条和使徒的行传，解释其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渊源。

的确，《新约全书．使徒行传》如此描述：「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4:32）。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4:34）《使徒行传》11:29记载了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的原则：「于是门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4:35则记载了共产主义社会「各取所需」的原则：「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大量考古证据证明，以上所记载的后人看来成为原则的宣教内容，实际是对早期基督教团体经济实践的描述。这些经济实践在犹太传统和实践中都有先例，根植于犹太和基督教神学。后来这些实践在罗马世界的不同基督教团体中广泛存在，持续到至少西元二世纪。[7]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很多追求平等的人视为善的终极世界，有强大的号召力。初始的共产主义制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其中包括自愿的和强制的。与基督教精神完整一致的是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共产主义。如同《新约全书》所记载，基督教刚开始形成的早期，信徒就追随耶稣和使徒的实践，自我放弃产权，自愿变成无产者。他们各尽所能，把一切奉献给自己的社区，希望社区居民能各取所需。延续这个精神，十六世纪初圣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中继承了基督教和柏拉图理想国的基本精神，藉虚构乌托邦国系统阐述他想像的共产主义制度。在那里，废除私有制，财产全社会共有，公民平等，人人劳动。十八世纪末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在法国的实验，以及十八、十九世纪欧文（Robert Owen）在英、美创建的合作农场－工厂－社区，都是影响巨大的自愿乌托邦实验，但这些实验最终完全失败。二十世纪初以来持续至今的以色列基布兹集体农场（kibbutz）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受犹太教传统影响），这个大规模的自愿社会主义实验虽然曾经成功，但近年来正经歷全面私有化的转型。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歷史上所有的自愿共产主义，无论成败，在自愿原则的限制下，都只局限于个别农场、个别工厂、个别社区。

歷史上，自愿建成的共产主义社区对参与者普遍是美好的世界，至少曾经是美好的。与此相反，所有强迫建立的共产主义城邦或国家，无一例外都是依赖暴力建立和统治的，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制度。由于不可能让整座城市或者整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自愿把财产充公，因此歷史上任何试图在整个城市甚至国家建立大规模的共产主义的尝试都离不开极权主义性质的全面暴力。首先，打破产权所有者的抵抗离不开煽动和暴力；但更重要的是，极权主义是以集中的权力全面统治全社会产权的必然后果。

从宗教改革至今，人类歷史上所有出现过的强制共产主义制度都自始至终普遍使用暴力全面控制社会和民众，都是极权主义性质的。确切地说，从十六世纪至今，几百年来建立各种强制共产主义制度的歷史，就是极权主义制度从雏形走向熟的歷史。只要没有特别註明，后续所有讨论的共产主义都是强制共产主义。

人类歷史上第一代共产主义城邦国，由宗教改革时期的重浸派（Anabaptist）建立，这一派别要求信徒以最虔诚、最认真的态度对待《圣经》中原始记载的耶稣和使徒的每个信条和行为准则。他们推行成人重行浸礼，坚持只有真正信仰的人才是基督徒的原则，而只有成年人才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信仰，其中包括所有信徒的绝对平等。马列主义作为世俗共产主义运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共产主义革命。

考茨基在《宗教改革时期中欧的共产主义》中论述，原始基督教本来是共产主义精神。但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在上千百年制度演变中，教会演变为掌握最高神权的制度，成为权力不可缺少的成分。代表最富裕人群的教会为自身利益且被世俗权势阶层的人们利用，以各种方法扭曲原始基督教中的共产主义内涵，将基督教中的共产主义内容指为异教。在宗教改革中，重浸派的激进革命分子靠原始基督教提供的精神武器，试图剥夺教会财富，以征服教会作为手段来统治社区、统治社会。[8]

人类歷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是宗教改革时期闵采尔（Thomas Münzer）策划和发动的德国农民战争（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最大规模的民众起义）中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都专门讨论过闵采尔的重要作用。[9]他是路德教的激进变种重浸派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他们的武装起义以血腥暴力对待所有持不同理念的人，最后起义遭到天主教和路德教的共同镇压。

闵采尔是充满超凡魅力（charisma）的宣传鼓动家和革命领袖。他向信众宣称自己直接得到上帝的启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压迫穷人的旧世界就要灭亡，新世界要颠覆旧世界，而他本人就是救世主。他攻击富裕为罪恶，号召贫困农民（无产阶级）参加破坏旧世界的斗争，追随救世主，创造新世界。在他策划的起义方案中，「要没收教会的财产，将其变成公共财产。要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变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10]1525年，他率领起义军占领统治米尔豪森（Mühlhausen）地区，并建立了共产主义城邦。他以强制剥夺了私有财产的方式推行公有制，建立了独裁的政教合一的共产主义城邦。在米尔豪森，人们以基督的名义向富人索取食物或衣服，凡不是白给的，就强行夺去。把这种强盗行为制度化的理由是基督曾吩咐，所有一切都应该与穷人分享。[11]这个神权政治政权持续一年多后（文献有不同记载）被镇压，闵采尔被处死。[12]

闵采尔起义被镇压后，激进重浸派的共产主义神权理想不仅没有熄灭，反而于1534至1535年在德国明斯特建立政教合一的共产主义神权城邦。如果说在米尔豪森建立的是第一处共产主义临时根据地，在明斯特建立的则是第一个完整的极权主义政权。

在十六世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西部分为许多教会国（或教区）。当地的贵族教士从自己人里选一人作为主教，代表他们统治这些国。这些主教通常都是世俗的领主，每个教区的首都通常由当地权力精英的公会寡头控制，享有相当自主权。明斯特是德国西北部最大天主教主教区明斯特的首府。

农民战争时期，这些教会国普遍发生了重浸派的起义。明斯特是其中之一。1532年，以路德派为主的公会在市民支持下逼迫主教承认明斯特是路德教城市。此后，大群重浸派信徒涌入明斯特。一些路德教的信徒，以至于负责人，都改宗重浸派。明斯特运动中的重浸派宣传要返回原始基督教会的共产主义。在这个社会，所有神职人员和富人的财产都要充公，每人都从社会取得所需。在这种共产主义的吸引下，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明斯特，其中既有虔诚重浸派信徒，也有很多只为物质而来的赤贫和负债无望者。

重浸派信徒还进一步宣称，不平等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世界在一两个月内将被摧毁；只有共产主义的明斯特会被保存下来，并成为新耶路撒冷。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很多从荷兰和其他遥远地方而来的人涌入。

很快地，暴力的重浸派完全控制明斯特，在此进行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第一步是没收被驱逐者的财产，鼓励穷人拿走没收的财物。他们称抗拒掠夺财富的人为不信神的人，并当众杀戮；告诫大众，这种公开行刑是为他们的利益，要求被杀者唱赞美诗赞颂对他们的杀戮（几百年后，苏共和中共都复制过与此相似的暴行）。

他们发起宣传运动，说私人拥有钱财是反基督教的，宣称所有财富都应该共有。于是，所有钱财必须上交到统治集团。试图藏匿钱财的人被逮捕、被惩罚。废止私有财产的基督教宣传，加上威胁和恐吓，使得明斯特在经歷了两个月的严酷无情镇压后，完全废除了私有财产。被政府没收的钱财被用来从其他城市购买物品和服务。神权政府是明斯特所有人唯一的雇主，以实物支付工资。全城施行配给制，政府建立公共食堂，人们在那里用餐同时一起读《旧约全书》。这是个公社化的社会，没有私人家庭，关门是非法的。任何外来的人都可以住在这里。所有的私人住宅被拆除，以适应接受移民的需要。这种强制性的共产主义是以社区和基督教「爱」的名义，并靠恐怖统治来实现的。

1535年，明斯特政权被镇压。1536年1月22日，明斯特叛乱的主要领导者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被处酷刑致死。第一个原始共产极权主义政权就此完结后，激进的重浸派被极大削弱，从此不再有大的影响力。但是以平等为名义的共产极权主义革命，在两百多年后，在新的条件下，以更系统性的形式爆发。

图5　1534年于明斯特，被捕的逃亡市民送回到重浸派极权统治者面前

转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M%C3%BCnster_rebellion#/media/File:Captured_Citizens_Brought_Before_an_Anabaptist_Leader.jpg

第二节　世俗共产极权主义的诞生

一、雅各宾派独裁和巴贝夫共产主义

十六世纪明斯特重浸派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是原始的极权主义制度，而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雅各宾专政或恐怖统治（Jacobin terror or reign of terror, 1794-1795）、巴贝夫共产主义（平等派密谋，Conjuration des Égaux），以及后来的巴黎公社－布朗基主义，则是产生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共产主义直接建立在巴贝夫主义的基础上。[13]巴贝夫主义产生于雅各宾专政时期，在这个主义的指导下，巴贝夫及其追随者密谋武装夺取政权，剥夺私有产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巴贝夫的密谋失败后，其追随者继承他的思想，在法国发动了世界上最早的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巴贝夫之前没有共产主义这个词汇）。巴贝夫之后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布朗基（Auguste Blanqui, 1805-1881）明确宣布，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战争。[14]很多史学家同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于法国大革命，特别突出表现在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中。[15]

巴贝夫是发明共产极权主义的真正鼻祖，他发明了共产主义的概念，发明了用阶级斗争的暴力破坏旧世界，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原则，[16]但他的理论缺少煽动力。马克思则把巴贝夫的「空想」变成以科学为名义的世俗宗教，同时巧妙借用基督教的范式，使其极具煽动力。马克思从理论上系统性论证资本主义旧世界必然灭亡，共产主义新世界必然取代旧世界的歷史进程。他将巴贝夫提出用暴力剥夺政权－产权，用暴力统治共产社会的想法，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整套理论为系统的世俗救世主义信仰奠定了基础。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圣经。

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的楷模则是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s）及其领袖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以及继承巴贝夫遗志的布朗基。[17]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曾大量援引法国大革命，尤其是作为暴力共产主义的先例的巴黎公社。中国1950至1960年代建立的人民公社和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都是直接模仿巴黎公社。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共产主义的起源，歷史文献浩如烟海，但关于共产极权主义的起源却很少讨论。为了填补这个空白，以上述史实作为起点，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法国为什么会出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制度？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曾经非常相似而且来往密切（包括战争）。但是，改革者在十八世纪末试图在法国推动类似英国的立宪改革，不仅遭遇巨大困难，而且经歷了与宪政背道而驰的暴民「革命」和君主制复辟。大革命立宪失败的直接产物是雅各宾专政和巴贝夫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个世纪里，极权主义的雏形组织、人物和思想，例如雅各宾派、罗伯斯比尔、巴贝夫、布朗基等在法国不断产生。这是为什么？产生共产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是什么？

歷史上产生过的思想多如牛毛，其中绝大部分自生自灭，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多数思想的产生是偶然现象。但也有屈指可数的思想会被社会接受，变成社会的意识形态，甚至变成制度基因一部分，对社会产生持续的重大影响。之所以某些思想在某个社会的某个歷史阶段对社会有重大作用，与该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该社会在那一时期需要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的制度基因影响该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进而影响维持原状还是发生变革；如果变化，制度基因还会影响其变化的方向。

详细深入分析法国的制度基因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但以下将概要自宗教改革到十八世纪末的两百多年里，法国制度的哪些演变为产生早期共产极权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极权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的权力无所不在，完全不受制约。因此，大革命前法国旧制度的演变中，首要因素之一是绝对君主制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央官僚机构对社会的控制，和主权至上（明确反对分权）的社会意识的流行。这些因素在权力结构上和意识形态上为极权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能产生极权主义的社会，必定要消灭所有能制约政府权力的社会力量。中世纪的法国原本存在互相制约的君权、神权和贵族力量；然而随着变成绝对君主制，法国贵族被官僚机构架空，权力日益衰落。贵族为了维护和争取权力所做的努力都被君权镇压和分化瓦解。法国贵族在大革命前就已丧失约束王权的实力，在资产阶级并不强大的时代，贵族的衰弱使得推动君主立宪的努力仅流于言论和文字，而没有实力支援。在除了君权之外，其他社会力量都弱的社会发动立宪改革，失败难免。但更严重的是，推翻旧制度而不能立宪，造成权力真空，为产生雏形极权主义创造了条件。

第三，相比贵族的软弱，神权的衰落不仅破坏权力制约，而且帮助了共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伴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建立，神权越来越被君权削弱和控制。在大革命前，教会是法国最大的财主和地主。表面上，状况似乎比贵族好得多；但事实上，伴随着宗教改革引发的血腥宗教战争，以及法国启蒙运动对神权的勐烈抨击，在大革命前，教会在法国民众中的声望不仅大为衰落，甚至成为许多人憎恶的目标。教士在大革命时被集体血腥屠杀，但法国民众千百年来的基督教信仰并不会因为对教会的憎恶而自动消失。这个特定的社会条件为世俗救世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其取代基督教成为流行信仰创造了机会。于是，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变成世俗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代替耶稣基督；革命党代替教会教导革命群众（信众），宣称罪恶的旧世界必然灭亡，美好的共产主义新世界必然诞生。而他们的暴力，是实现所有这一切所必须的。

最后，极权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大批民众的狂热信仰和行动。极权主义革命和极权政权的产生是暴力的过程，而暴力离不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产生的「革命群众」。理论上，社会上是否会产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一回事，是否会有大批民众接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贡献暴力则是另外一回事。法国大革命同时产生了两者。更确切地说，巴贝夫主义绝不仅是巴贝夫个人想像力的产物，它同时是狂热激进的大众暴力的产物，是大革命的产物，是大革命之前产生的法国的社会条件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共同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巴贝夫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没有无产阶级、没有大众暴力，就没有巴贝夫主义。无产阶级或者狂热社会底层大众的形成，是产生巴贝夫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民众被分别管理在不同领地中，每个贵族负责自己的领地，包括对领地内贫困民众的帮助和救济。但绝对君主制改变了所有这些。贵族丧失了在领地内的权力和义务，君主和官僚制度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帮助和救济贫困的民众。社会底层民众的自我意识增强，要求直接掌握权力。这是在大革命中人民主权变成社会共识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底层大众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广泛施行暴力的社会条件。

二、绝对君主制和主权至上论

主权至上论在极权主义的发展中有独特的重要作用。这一意识形态是伴随绝对君主制在西欧的兴起而产生的。十四世纪以来，法国的制度朝着绝对君主制迅速演变。王权高度控制社会，贵族几乎完全丧失了对王权的制约。主权至上论是王权压制贵族的理论依据。自古以来，出于自身利益，世界上任何君主都努力集权。但实际上，君主能集权到什么程度则依赖阻碍君主集权的力量。在封建制度下，制约君主的最大力量是贵族。英国的贵族自从十三世纪以来发起的大宪章运动使得英国与欧陆其他封建君主制产生了显着差别。《大宪章》是贵族限制君权的集体行动。在这个限制君权运动的几百年时间里，贵族在议会的实权发展越发坚实，使得英国君主无法变成绝对君主。经过长期的周折，君主愈益受贵族集体的限制，到十七世纪末最终转变成君主立宪制。

与英国君主愈益受限的大趋势相反，法国王室从十四世纪就开始朝集权方向努力。十五世纪后期，法国在百年战争获胜之后，持续的领土扩张给了君主集权更好的机会，自十六世纪起建立绝对君主制。[18]绝对君主制的制度基因从意识形态、治理结构到社会基础都在法国得到大幅发展。

在法国建立绝对君主制的十六世纪，布丹提出君主主权论的概念。他所谓主权是排他性的、不可分割让渡的、不受法律仲裁的绝对权利。主权地位如此之高，故可称为「主权至上论」。国家是主权的实体，国家主权的所有者称为主权者。主权者是君王，而君主的权力来自神。主权者以自己的意志立法，是主权的基本特性。布丹的主权概念以主权不可分割为理由，明确反对分权。在宗教战争刚结束时，他提出绝对君主和主权至上论，而且明确反对民主。他的理由是民主破坏社会稳定，并导致愚民统治。[19]他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但从长远看，正是在主权至上论基础上发展的绝对权力，及反对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安排，阻碍了法国的宪政发展，进而破坏了法国的社会稳定。

卢梭继承了主权至上论，反对分权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把主权者从君主改变成「人民」。如此发展演变的主权至上论在法国形成的意识和传统阻碍法国的宪政改革，而且为极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备妥条件。雅各宾政权把暴力统治集团称为人民的代表；巴贝夫主义则进一步主张消灭私有制，主权决定产权，如此就形成了完整的极权主义的雏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十六世纪时绝对君主制仍然在建立的过程中，贵族仍然有很大权力。动摇贵族的产权就动摇了封建君主制的基础。因此布丹所谓的主权包括立法权，但不包括产权。这意味着在旧制度中，即便垄断了立法权的君主仍然不能侵犯产权。

但是，在绝对君主制下，主权压倒人权的制度条件给予君主利用主权限制产权，包括限制贵族产权的机会。而且，主权至上的原则的不断加强，逐渐成为社会传统和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大大帮助了后来极权主义的发展。在法国的启蒙时期，以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巨匠关心的是掌握主权者的问题，而非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反覆强调人民主权高于一切，称人民主权有权代表普遍意志强迫个人服从，他所谓的人民主权高于一切，意味着主权可以侵犯人权。罗伯斯比尔和巴贝夫都自称卢梭的学生，他们把主权至上论应用到法国革命的实践。雅各宾专政则是第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名而系统地侵犯人权的实际制度。

在贵族仍然控制相当大的土地产权的条件下，单靠君主主权论的意识形态并不足以支持君主建立能充分压制贵族的绝对君主制。实际上，君主依赖自上而下建立的官僚制度，有效地架空了贵族在地方的政治实权。在大革命前的两百年里，贵族变成徒有名誉而无实权的人群：「在王权的中央，靠近王位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行政机构，所有权力都以新的方式凝集在这里，这就是御前会议。……它既是最高法院……又是高级行政法院……还拥有立法权。〔也是〕最高行政委员会……确定对政府官员……的总规章。它自己决定一切重大事务，监督下属政权。……然而御前会议并没有真正的管辖权。国王一人进行决断。……组成御前会议的并不是大领主，而是……出身低下的人物……所有成员均可撤换。……国家的整个行政均由一个统一机构领导，同样，内部事务的全部管理几乎都委托给单独一位官员，即总督。……十八世纪还能看到一些大领主带有省长头衔。这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他们常常是世袭的。人们仍授与他们一些荣誉，但是他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总督拥有全部统治实权。……总督……是由政府从行政法院的下级成员中遴选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他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他是政府一切意志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在他手下，并由他任命的，是设置在各地县里的，他可任意撤换的行政官员──总督代理。」[20]

三、贵族制的衰落与绝对君主制的兴起

绝对君主制的建立过程同时是瓦解贵族权力的过程。从中世纪初，法国贵族的权力就比英国贵族弱，他们没有自己的议会，没有立法权。在法国传统的所谓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里，贵族只是第二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三等级为平民（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和社会底层代表）。在议会中，每级都有一票，使得任何两个等级都能联合否决其中一个等级的提案。此外，三级会议只限于与君主通讯，提供谘询的功能，并非立法机构。即便如此，也没有定期会议的规则，而是君主自行决定何时召开三级会议。事实上，自从1614年直到大革命前夕，从来没有开过三级会议。

在建立和强化绝对君主制的过程中，君主一方面透过建立中央官僚机构逐渐架空贵族在地方的实权；另一方面在税收方面给贵族免税特权，用赎买政策减弱贵族的抵抗。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贵族把土地出售给农民。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夕，法超过一半的土地已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农民。丧失土地产权的贵族们，彻底失去了权力的基础。这使得法国与光荣革命前英国的制度演变的趋势日益不同。[21]

贵族并不甘心丧失权力，但是他们争取权力的努力都被王室镇压。十七世纪中叶的投石党之乱（Fronde, 1648-1653），是大革命之前法国贵族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努力。这场暴动的失败是瓦解贵族政治力量的最后一击，使其再也不可能成为限制王权的力量。

投石党之乱起于法庭（或称议会[22]）的贵族试图建立宪政，以限制君主权力的改革。那是新教与天主教之间三十年宗教战争的末期，贵族的税负苦不堪言。此外，当时英国贵族的议会以武力对抗英王查理一世获胜，法国贵族大受鼓舞，有意效仿。1648年，巴黎法庭的贵族联合全国法庭，反抗代表君权的时任首相红衣主教马萨林（Cardinal Mazarin）的税收方案，同时提出系统性的改革要求：废弃中央政府派往各省的总督（intendants）以恢复贵族控制地方的实权；所有的新税，必须经法庭批准；要求君主不得任意拘捕等二十七条改革条款。在贵族武装力量的压力下，马萨林先接受了改革条件；但在对外战争突然得胜，王室军队可以迅速返回巴黎的情况下，他逮捕了推动宪政改革的法庭领袖。巴黎爆发武装暴动，年幼的国王路易十四逃离巴黎。暴乱中大量使用投石器，故史称投石党之乱。之后，马萨林调集军队平定了贵族叛乱。几年后，巴黎爆发第二次投石党之乱，又被镇压。在十七世纪法国贵族严重缺少独立性的背景下，王室歷次镇压投石党时，都有忠诚君权的贵族可以依赖，这与英国贵族团结对抗王室形成强烈的反差。

平息投石党之乱后，为巩固王权，路易十四避开贵族势力集中的巴黎而兴建凡尔赛宫。为削弱贵族力量，他採取分化瓦解措施，一方面鼓励贵族领袖居住到他新建的凡尔赛宫；另一方面禁止贵族拥有私人武装。于是，传统上拥有军事实力的贵族逐渐转变成享受奢华但没有实力的廷臣贵族。此后，法国贵族再也没有为保卫自身权益进行过任何武装抗争。更多原本属于贵族的实际运作权力被转移到官僚机构；更多无权贵族卖掉自己的土地，离开领地到巴黎享受免税特权，仰息君主的恩典。

四、宗教权威的崩溃与世俗救世主的兴起

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和君权的共同统治，是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制度。两个权力之间既有结盟也有冲突，决定了神权和君权的互相制约关系。在欧洲，法国是天主教会势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十字军东征的主力即来自法兰西，天主教皇十四世纪曾常驻法兰西的阿维尼翁（Avignon），甚至因此导致天主教会大分裂。

但自从宗教改革，天主教的神权逐渐开始衰落。新教对天主教的挑战以及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从精神到感情上都动摇了人们对天主教的忠诚。甚至在部分天主教神职人员中，都产生了精神反叛。同时，在法国建立绝对君主制的过程中，君主在相当程度上逐渐控制了天主教会，其手段之一是赎买，例如免税。一方面，教会越来越成为帮助君主专政统治的机构；另一方面，天主教会变成法国最大的财主和地主（至少是之一）。[23]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卢梭等精神领袖更对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和勐烈抨击。他们的抨击往往使用暴力语言，使得天主教会从丧失权威性和吸引力到威信扫地。对社会底层的穷人来说，最让他们愤怒甚至憎恶的可能是天主教会与君主的紧密关系，特别是他们享受的免税待遇和巨大财富。因此，在大革命时期，教会成了被抢劫、被摧毁的对象，教士被成群屠杀。

一方面，作为神权代表的天主教会的形象在法国广大民众心目中崩坏。然而另一方面，在法国民众的心目中，十几个世纪里形成的基督教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并未完全消失。基督教留下的制度基因决定人们仍然渴望类似的信仰体系。启蒙运动早期出现的自然神论是知识精英用来替代基督教的信仰。而梅叶（Jean Meslier）神父暗中创造的无神论共产主义（详后述）及受他影响的卢梭鼓吹的所谓公民宗教，则是试图在大众中创造替代基督教的尝试。

歷史上在一些国家被很多人接受的，取代基督教的共产极权主义信仰，实质上在一些重要方面是与基督教相似的救世主义世俗宗教。基督教的信众盼望救世主耶稣基督降临，把他们从多灾多难的人世解救出来，并坚信他必定降临，而且降临时会摧毁令众生遭难的旧世界，创造人人平等的天堂般的新世界。在没有耶稣基督的世俗救世主义里，革命理论代替了基督教条，革命领袖代替了耶稣基督。而革命理论预言，在革命领袖的领导下，革命群众必定能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不平等的旧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新世界──共产主义。世俗信仰和革命政党取代了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宗教的传统力量重现在世俗的运动中，表现出极其巨大的蛊惑、煽动、组织和破坏的力量。而共产极权主义作为理论和运动都是巴贝夫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初步创造的。

五、宪政改革的失败

所谓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宪政改革失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总称。概要来说，有些史学家说宪政改革的失败是大革命的开始；也有些史学家说是大革命终结了宪政改革。从本书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宪政改革的失败为产生极权主义准备了条件。为了理解产生极权主义的条件，以下概述法国宪政改革失败的过程。

首先，法国的宪政改革是在财政危机的背景下被推动的，既非事先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也没有类似英国大宪章运动那样的制度演变的基础。主要背景是法国连年对外作战，尤其是英法战争（包括支援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财政入不敷出，使其面临严重财政危机。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绝对君主制，使得君主宣战和开支不受约束。同时，因绝对君主制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和诚信不足，法国政府缺少举债等其他财政手段，只能高度依赖税收。为应对财政危机，1777年新任财政总监（controllership）的贾克．尼克（Jacques Necker）提出财政改革方案，计划取消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税务豁免特权，同时举债。在此方案遭到大臣和地方贵族反对后，路易十六于1787年在困境下召开贵族的权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与会的贵族要求召开三级会议，[24]希望藉机推行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宪政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1789年，全国普选产生三级议会的代表，[25]这是一百多年来首度召开的三级会议。但由于第三等级与其他等级发生矛盾，一个月后他们自行另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自称代表人民。国民议会也邀请了其他两等级代表加入，后改名为国民制宪会议（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

面对国民制宪会议推动君主立宪的挑战，国王路易十六踌躇不定，游走在让步、抵抗和准备镇压之间。在国王再次解雇改革者──财政总监尼克之后，巴黎市民大暴动，而且得到部分法国卫队的支持。7月14日暴动者攻占巴士底监狱，抢劫武器弹药，屠杀官员（包括与暴动合作的高官），在巴黎市政厅建立了巴黎公社，成为统治巴黎的政府。从此，和平改革变成不可控的暴力革命。巴黎公社成为法国革命的主导力量。之后，革命目标越来越激进，革命手段越来越残暴。共产主义运动雏形就产生在如此过程之中。这一切最后都被拿破崙的武装政变终结，结果是绝对君主制的复辟。

在暴动威胁下，国王让步，尼克重新上台，任命支持第三等级并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屡建战功的贵族将军拉法叶（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成为法国卫队总司令。1789年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发布拉法叶和第三等级代表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共同起草的《人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不可剥夺的人权；阐明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诸原则。《人权宣言》的起草同时受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不同思想的影响，也受到美国《独立宣言》及各州权利法案的影响，并直接得到时任美国驻法大使杰佛逊的大量帮助。

1791年，法国通过第一部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人权宣言》是其重要部分。这部宪法旨在透过民选议会制衡君主，以保护人权。如果成功，法国将成为与英国相似的君主立宪国家。但是这部宪法不仅与君权冲突，更受到激进团体的强烈反对。从君主到激进团体都在行动上违宪，君主立宪制度有名无实。

在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的支持鼓动下，民众越发激进。武装起义和暴动层出不穷，矛头指向王权、教士和贵族。成千上万的教士和贵族被屠杀。[26]不仅君主立宪制事实上崩溃，君主的人身安全也已不保。1791年6月，路易十六出逃失败被捕。1792年，经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宣布废除王权，法国建立共和制，由推动共和制的主要力量吉伦特派（Girondins）掌权。

六、无产阶级暴动与雅各宾独裁

吉伦特派的立场比君主立宪派激进很多。他们废除君主立宪，建立了共和制。但是，诉诸街头暴力的无产阶级（或称城市贫民[27]）人多势众，远比他们更激进。1792年9月，贫民造反者以「正义」为名，把法国大革命以来关押在牢狱中的2,700人，包括神父和修女，集体拖出来屠杀。以吉伦特派为主的国民公会试图阻止此类暴行，要把司法审判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惹怒了史称「无套裤汉」（Sans-culottes）的城市贫民。1793年，他们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政权（图6）。以罗伯斯比尔为领袖的雅各宾派藉机建立了雅各宾专政，控制了法兰西共和国。[28]

图6　1793年10月31日，吉伦特派的国民公会代表以叛乱罪被押上断头台处决（法国国家图书馆典藏）

雅各宾专政是第一个现代极权制的雏形。它的建立一方面离不开大革命时期贫民在社会上的支配性的力量，离不开雅各宾俱乐部精英与贫穷暴民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雅各宾精英也必须迎合贫民的激进要求，受他们的影响。没有贫民的狂热支持、暴烈行动和主动举措，雅各宾俱乐部的激烈言辞将会只限于口头和纸面，连执政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没有雅各宾专政，贫穷造反者就只是乌合之众，而没有系统性和制度化的恐怖统治，也就没有如今广为人知的法国大革命。

作为第一个雏形极权主义政权，雅各宾政权建立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其核心机构包括「治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和「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恐怖暴力是雅各宾政权的官方政策，自上而下高效执行。[29]此后，布尔什维克以及所有现代极权政权都系统地学习这个榜样，把用暴力清除政敌作为建立和维持极权制的必要条件。罗伯斯比尔说：恐怖暴力是正义的……人民政府在革命时期的基础既有美德也有恐怖暴力……。」[30]雅各宾派首先以恐怖方式打击的对象是持不同政见的吉伦特派。大多数吉伦特派的国民公会代表，包括革命贵族奥尔良公爵（Louis Philippe Joseph d'Orléans）、推动法国共和革命的领袖人物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等都被送上断头台。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政治学家、数学家、吉伦特宪法的起草人孔多塞，以「密谋者」罪名被抓捕入狱，并遭迫害致死。甚至与罗伯斯比尔持不同政见的雅各宾派领袖们也遭受监禁以致处死。

在恐怖时期，全国共处决25,000人，[31]16,594人被送上断头台，当中仅巴黎就有2,639人。[32]雅各宾专政以追求平等和革命名义侵犯人权的全面和残忍程度，远超过绝对君主制最黑暗的时期。雅各宾专政的影响更远超出法国，除了成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外，也动摇了一些国家对共和制的信心。例如，慑于雅各宾专政类型的恐怖，荷兰1797年的全民公投便否决了共和制立宪草案。[33]

从攻占巴士底监狱起，在大革命中发起暴动、实施暴行，在革命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史称「无套裤汉」的群体，主要由贫困的工人和城市贫民组成。他们是绝大多数街头暴力的发动者和执行者，是革命军事力量的主力。他们在政治上主张直接选举制，同时主张用暴力消灭所有妨碍实现他们目标的人，包括温和改良派。

由于无套裤汉群体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史学文献中专有无套裤汉这个用语。但是本书并不专门讨论法国大革命，为减少专门术语，以下提到无套裤汉时，只要不引起误解，我都称他们为「贫民」。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以及一些权威法国大革命史学家的文献中称无套裤汉为无产阶级，称他们的暴力为雏形的无产阶级革命。[34]关于是否应该称他们为无产阶级，史学界在概念和定义上有争论。但是不争的基本史实是，在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尤其是巴黎，产生和聚集了大批没有任何资产的贫困且愤怒的人群。

贫民人多势众。他们是革命烈火的干柴和炸药。歷史文献大量记录了巴黎贫民造反者自我描述的革命意识、愤怒和暴力倾向。[35]来自巴黎香榭丽舍街区的布侬（Bunou）要求在香榭丽舍区树立断头台，说他自己愿意做这个断头台的刽子手。另一位说：「断头台饿了，好久没吃东西了。」来自巴黎卢森堡街区的勒苏（Lesur）说：「断头台的工作速度不够快，监狱里应该流更多血。如果刽子手累了，我乐于自己爬上鹰架，用面包来吸血。」另一位则说，他希望看到「血流成河，直至脚踝」。一位女性激进分子说，她想吃掉任何反对无套裤汉的人的心。她说，她希望她的孩子只谈论割杀砍头，流血不止。[36]「没有流血就不可能建立共和国」、「任何人，如果他的同事都没有被送上断头台，他就不可能是个好的共和党人」、「直到在巴黎的每一处街口都竖立永久性的断头台，世界就不能真的正常运转」、「除非我们流血，我们不会有面包」。[37]

愤怒的贫民群体产生于大革命前法国旧制度的社会演变，包括社会的高度不平等，但更致命的是绝对君主制带来的社会变化。在中世纪的封建秩序下，贫民分属各个封建领地，分别由其所在领地的贵族统治。救助他们是贵族的义务，也是贵族在自己领地获得支持和权力的成本。贵族为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做的事，使得在其地域内的贫困人群难以产生所谓的「阶级意识」。但是绝对君主制瓦解了中世纪的封建秩序。丧失领地、丧失权力和义务的贵族离开自己的领地，搬到巴黎。他们不再救助穷人。[38]统治全国的中央官僚机构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帮助和救助穷人。中央集权的结构把大批无产贫困的人群集中在一起，成为一个无人过问的庞大群体。同时，富足的教会和贵族却可以免税。这一切使得贫民对君主、教会和贵族特别愤怒。

藉由多次暴动，贫民成了事实上的大革命主力军。他们的暴力不仅针对贵族，也针对妨碍他们建立「平等共和国」的所有温和革命派。[39]他们努力限制私有产权，直接冲击《人权宣言》中关于保护私有产权的原则。作为大革命的事实主力，在他们遍及全社会的暴力冲击下，大革命中几次颁布的人权宣言和宪法都流于形式，徒有虚名。[40]也正是在他们的流行意识的基础上，其理论家巴贝夫明确提出消灭私有产权，建立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拿破崙政变之前，他们的人多势众、激烈和暴行相当大程度上左右了大革命的走向。

贫民造反者的暴行和暴动既非雅各宾派组织的，更非雅各宾派领导的。因此，罗伯斯比尔需要有意朝贫民靠拢，满足他们的要求，吸引他们的支持。相比之下，成熟的极权主义党则是刻意煽动、培养和组织暴民。布尔什维克和中共在武装夺权和歷次革命过程中，都分别领导大批被煽动的狂热工人、农民和士兵。

七、巴贝夫共产主义

从雅各宾专政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甚至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每次产生极权主义制度的轨迹都具有高度相似性：每次都起始于试图建立宪政的大革命，每次都在革命中破坏了旧世界的力量和秩序，每次都建立了比被推翻的旧制度更专政的极权制。

巴贝夫是这些共产极权运动的先知。他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创造出共产主义思想，并开创了密谋策划暴力行动的先河，试图夺取政权推行共产主义。雅各宾专政被推翻之后，巴贝夫及其革命同志对大革命的发展极为不满，尤其愤恨靠政变推翻雅各宾专政后建立的督政府（Directory）。他们密谋要建立一个彻底平等的新社会，在那里废除一切特权（包括革命政府的特权），废除一切私有产权。

1796年，巴贝夫谋划武装政变失败，隔年被处死。此后，其追随者在法国传播他的思想，形成了最早的共产主义运动。英国乌托邦主义教士巴姆比在1840年访问巴黎时，从巴贝夫的追随者了解到共产主义运动，并从法文「communisme」创造出英文词「Communism」（共产主义）。后来，他将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介绍给刚到英国不久的恩格斯，而马克思透过恩格斯才得知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巴贝夫是名符其实的第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41]如果用基督教和教会比喻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教会，[42]巴贝夫作为创立者和殉道者，更像是耶稣基督；而巴姆比、恩格斯和马克思作为传播者、完善教义者、建立教会者，更像圣约翰、圣保罗和圣彼得；列宁作为政教合一的极权主义制度创建者，则超出基督教和教会歷史经歷过的一切。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极权主义集大成理论和革命的行动纲领。

巴贝夫是贫民「无套裤汉」革命团体的理论家。他借用卢梭「普遍意志」的概念，强调合法的政府必须表达普遍意志。而他推动的「普遍意志」，是消灭私有产权才能使所有人都愉快，才能消灭犯罪。他及其同志们（其中许多和他共同被审及处死）认为人们不仅需要《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平等，而且要达到绝对平等，为此可以牺牲一切权利。[43]他们提出具体的策划，试图靠密谋武装夺取政权，实现共产主义。巴贝夫的革命暴力倾向极端到连雅各宾派都不能接受的程度，因此他从来不是雅各宾俱乐部里的重要成员。[44]在相当大程度上，后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从理论到实际更系统、更大规模的巴贝夫主义。列宁建立的秘密的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则更直接是巴贝夫组织的「无套裤汉」、「平等派密谋」的翻版。当然，靠继承俄国秘密恐怖组织的制度基因，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有更周密的策划，更严密的组织。

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不仅在全社会大规模屠杀教士、贵族和任何被指控叛国的人，在革命者内部也监禁处决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同事。温和的革命党人为了摆脱他们面对的人人自危的恐惧，于1794年夏发动「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政权，处死罗伯斯比尔等雅各宾领袖，并于1795年建立督政府。比雅各宾派更激进的巴贝夫及其同志们则认为，督政府是藉革命的名义获取特权，革命并不彻底。他们主张推进废除私有财产，实现全面平等的彻底革命。为此，他们组织了名为「平等派密谋」的团体，谋划暴力推翻督政府，提出实施1793年制定但从未实施过的法兰西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巴贝夫宣称革命目标是「废除私有制」、「建立公共管理」，由公共管理机构「在仔细遵守平等原则的情况下主持分配这些产品」。因为私有制必然造成不平等，所以废除私有制是达到「真正平等」的唯一手段。[45]他们密谋在夺取政权后要发动没收私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革命，以获得「完全平等」和「共同幸福」。

平等派密谋团体在1796年宣布的〈平等宣言〉说：

我们不仅要在《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中写进权利平等；我们还希望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屋檐下实现这种平等。……让贫富之间，大小之间，主仆之间，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天壤之别终结，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会相信曾经存在过如此天壤之别的大丑闻！……建立平等共和国的时刻到了，这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伟大的家园。……真正平等的组织，唯一能满足所有需要，不造成任何人受害，不付出任何牺牲的组织，起初不会让所有人满意。自私的人、野心家会因愤怒而颤抖。[46]

强制全面消灭私有产权，消灭旧世界，用暴力建立共产主义的新世界，是共产极权主义的基本特点。巴贝夫等人在〈平等宣言〉中发出世俗救世主义的革命号召，倡导用平等的新世界代替就要灭亡的旧世界。他号召制造天下大乱，毁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雄文，让两百年后的毛泽东相形见绌（见本书第十二章）。他唿吁道：

人民！为了希望觉醒吧！……为着幸福前途的到来高兴吧！……一切灾难已经达到极限，它们不可能再多了；它们只有通过彻底的变革才会被消灭！这样，就让一切遭到毁灭吧！让各种自发势力混乱起来，搅在一起，发生冲突吧！让一切变得混乱并从这种混乱中产生出新的重建的世界吧！[47]

巴贝夫试图建立极权主义制度的实践，是几十年后第二次巴黎公社的布朗基和二十世纪初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基础。巴贝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具有「强有力领导」的密谋组织。这个密谋组织的核心是以巴贝夫为首的领导小组，称为「秘密执政内阁」。领导核心依靠处于地下的、经过考验的人数很少的「革命代表」，这些革命代表联系爱国者和民主派，透过他们执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且吸引其周围的人民群众。但是这些爱国者和民主派并不知道密谋的秘密和密谋的「具体目的」。巴贝夫的革命同志邦纳罗蒂（Philippe Buonarroti）在《为平等而密谋》（The Conspiracy of the Equals）中如此描述密谋的计画：武装起义推翻旧国家之后，秘密执行内阁要以自己为核心，建立革命政权，以改造社会和建立新制度，并且监视议会。[48]

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巴贝夫共产主义，从早期就反对宪政，主张专政。[49]他在晚年则更明确说自己一生最大贡献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私有产权建立公有制的先决条件：「只要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促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就会消除。但是，在实行这种改变以前，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50]

第三节　巴贝夫共产主义的起源：法国启蒙运动

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很多思想源于法国启蒙运动，包括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和摩莱里（Étienne-Gabriel Morelly）消灭私有产权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卢梭的普遍意志和人民主权理论等。[51]巴贝夫为平等派密谋策划的暴动是在雅各宾专政中产生的更激进的运动，其成员都是雅各宾俱乐部成员。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比尔和巴贝夫的思想都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基础上，在大革命中演变而来。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声，十七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中产生了多样化的思想，其中很多是互相矛盾的。最着名的有倡导宪政民主、强调人权－产权的洛克和孟德斯鸠；主张消灭私有产权并建立共产主义的梅叶、马布利和摩莱里（马布利明确反对孟德斯鸠）；鼓吹具有强制性的人民主权的卢梭；激烈抨击神权的伏尔泰。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受到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问题是，法国大革命起初试图模仿英国光荣革命，试图建立君主立宪，为什么宪政的思想却在大革命中被革命派抛弃？为什么法国激进革命派越来越专制，以致催生出共产极权主义的运动？

大革命早期颁布的《人权宣言》包括基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人权、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以及三权分立的原则。但颁布之后数月就被血腥的革命浪潮彻底吞没。随后十几年发生的是恐怖、血腥、系统的侵犯人权，使法国的人权状况比革命前还恶化很多。

深具讽刺意义的是，孟德斯鸠从英国百年宪政的实践中总结得出的理论，对美国立宪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大革命早期立宪时还专门吸收美国立宪的经验；但在大革命建立的政权中，实际流行的却是与此正好相反的卢梭的主权不可分的专制原则。三权分立的原则最后也只是流于文字。

表面上看，大革命中最流行的是平等的观念。启蒙运动中几乎所有思想家都鼓吹平等。但是他们对平等的概念不仅存在根本差异，甚至互相冲突。而不同的平等原则下推动的社会改革或革命则导致宪政和专制截然相反的结果。孟德斯鸠特别强调人基本权利的平等，尤其是人权和产权。而梅叶、马布利和摩莱里鼓吹绝对平等，以至于要彻底消灭私有产权，消灭家庭。卢梭也着力鼓吹所有方面的绝对平等，虽未明显提到消灭私有产权。激进革命者，尤其是贫民革命者，在大革命中把绝对平等作为他们压倒一切的诉求，成为信仰。最激进的贫民革命者提出为了实现绝对平等可以牺牲一切，包括从肉体上消灭阻碍实现绝对平等的任何人。[52]创始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理论家巴贝夫的工作，正是建立在这些思想家和法国流行思潮的基础之上。

革命者和暴动者接受什么思想、抵制什么思想，是他们的选择，与他们自身利益及原有的意识形态相关。例如，大革命时普遍流行的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以及直接来自卢梭的「主权不可分」原则，在大革命中成为雅各宾专政的理论基础。[53]雅各宾政权以人民主权的名义抓捕和处死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他们自己的革命同志，其专制和残暴的程度远超过大革命所推翻的制度。但是，之所以卢梭的人民主权论被广泛接受且进一步发展，是因为主权至上及主权不可分的观念既是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老传统，又直接有利于任何急于夺权的政治集团，无论他们自称革命者还是保皇派。

出于相似的原因，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产生的很多重要思想，在大革命中并没有产生影响，或被选择性地抛弃，例如伏尔泰关于宽容的思想。一方面伏尔泰对君主制、贵族和教会极其尖锐地批判，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宽容。激进革命者狂爱他对旧制度的批判。伏尔泰批判旧制度的尖锐声音，被激进革命者无限放大，完全吞没了他关于宽容的声音。以恐怖方式进行的暴力革命，不仅在实践中与伏尔泰关于宽容的唿喊背道而驰，一些激进革命者更声称处死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是革命成功的条件。[54]

关于民主宪政的思想被大革命激进派抛弃，思想家惨遭迫害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孔多塞。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孔多塞关于民主的理论在政治学中影响重大，深远至今（在二十世纪70至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两次授予基于孔多塞理论发展的研究）。除了理论贡献，他还亲身参与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共和国1793年宪法制定者之一。但是，不仅他的理论被抛弃，他起草的宪法也被靠政变夺权的雅各宾专政践踏，连他本人都被抓捕入狱，迫害致死。他成为被第一代极权制度迫害致死的首批革命者之一。一百多年后，俄国、中国及所有极权制都重复制造类似的悲剧。

一、从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救世主义，到世俗共产主义和世俗救世主义

如前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源于基督教。[55]根据《新约全书》的纪录，耶稣基督及其信徒从创教起就实践共产主义的原则，其基本精神是自愿、自我牺牲。宗教改革重启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精神，并产生第一代强制性的共产主义。十六世纪重浸派短暂建立的共产城邦，是人类歷史上第一代强制共产主义政权、第一代雏形极权政权。

在推动用世俗理性替代宗教的启蒙运动中，共产主义教士梅叶，及马布利和摩莱里分别从理论和制度上探讨和设计他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尤其是梅叶，其遗着留下整套无神论共产主义思想，默默为共产主义从基督教的理想转变成世俗的运动铺设了理论道路。伏尔泰透过编辑出版梅叶遗着，使之从隐秘的小众流传变成引人瞩目的名着（甚至一度被误认为是伏尔泰的名着）。但是伏尔泰编辑出版的版本删减了梅叶原着中最激烈、最重要的部分。[56]

一方面，要消灭私有产权的共产主义离不开大众暴力，没有在大众中的巨大影响，共产主义就是空话；另一方面，有影响的思想必定有很多人乐于接受，是他们所需要的思想。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平等是大众的需求。共产主义把追求平等的要求推到极端，对于激进的社会精英和底层大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基督教救世主义是鼓动大众发动暴力革命的有力工具。因此，若要把共产主义从基督教信仰变成世俗信仰，救世主义必须仍然是其核心内容的一部分。

大革命中产生的贫民革命理论家巴贝夫，是第一代以煽动和行动把共产主义从基督教精神转变到世俗革命的殉道者。作为基督教救世主义的转型，世俗救世主义声称不平等的旧世界必定灭亡，平等的新世界必然取而代之（巴贝夫《平等宣言》）。世俗救世主义之所以从问世就立即在大革命中显示其威力，是因为共产主义教士的新思想来自翻版基督教的理想，使其与基督教救世主义在法国大众心中留存的传统，即制度基因，高度相符。另一个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初期几年的反覆暴力革命实践。在建立雅各宾专政之前，革命暴行摧毁了旧世界的君主和教会，贫民团体的革命暴力再推翻法国第一次建立的共和制。正是靠着暴力，才使雅各宾派有机会建立以人民主权为名的极权主义制度雏形，即雅各宾专政。推动每次暴力革命背后的动力都有救世主义的精神：旧世界就要灭亡，新世界就要诞生。

大革命中，革命者首先用暴力灭亡君权和神权的旧制度，再用暴力灭亡了新生的称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旧制度（雅各宾），最后再鼓动暴力革命消灭私有产权这个人类文明以来一直存在的旧制度（巴贝夫）。美好的救世主义意识形态是血腥革命暴行的号召书、动员令。但是，把基督教的救世主义转变成世俗的救世主义，却伴随对基督教自身的「暴力革命」。

从中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就成为法国社会的基石之一。动摇天主教会的权威，动摇基督教信仰，就动摇了法国社会的基石。但是宗教改革以来不同教派之间的挑战，加上血腥的宗教战争，削弱了民众对基督教的信仰。十七世纪以来，实证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又从理性方面撼动了基督教的传统权威。在实证科学的突破性发展的影响下产生的自然神论，[57]直接挑战基督教教义不可质疑的地位。在一些知识精英里，自然神论取代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论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社会和科学都有重要影响。最早的自然神论代表人物包括笛卡尔、洛克、牛顿（1642-1726）、亚当斯密（1723-1790）。自然神论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部分，在笛卡尔之后，信仰自然神论的重要人物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等。巴贝夫则抛弃任何宗教。如果说梅叶是第一位隐藏一生的世俗共产主义理论家，巴贝夫则是第一位世俗共产主义革命家。但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的追随者从来没有众多到可以使暴力革命在法国取得成功的程度。

在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知识精英同样信仰自然神论，都从基本上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但他们面对宗教和教会方面的态度则大相径庭。英国精英相对更趋于理性，[58]特别是签署《权利法案》后，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针对教会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英国社会基本上执行了权利法案规定的宗教自由和宽容。相比之下，伏尔泰以暴力语言抨击教会和基督教，在法国大革命中，贫民革命团体和雅各宾政府更直接以血腥暴力针对教会和神职人员。

造成两国革命中的这种差别，比较表面和简单的原因之一是，英国光荣革命产生于宗教改革后期及启蒙运动的早期，而法国大革命产生于启蒙运动后期。启蒙运动对于动摇君主和教会的威信，推动人权、民主、宪政的认识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它在冲击教条主义和神权对社会的过度统治，以及在推动宽容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以卢梭等为代表的一些激进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在改造社会和创造新的哲学思想方面则提出了非常危险且具有专制倾向的意识形态。[59]

启蒙运动在英国光荣革命的时期才刚开始，还没有形成（或至少没有公开形成）对基督教的强烈挑战。英国社会面对的主要宗教问题是天主教和新教之争。英国在宗教改革时期的特殊歷史和特殊环境，决定了从激进到温和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普遍意识到宽容不同教派的重要性。在启蒙运动产生激进挑战基督教的内容时，英国的宪政已经巩固、稳定。光荣革命百年后的法国革命则发生在启蒙运动后期，那时启蒙运动对基督教、对教会、对神权的冲击，已经从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传播到法国大众。

伏尔泰在批判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及动员法国知识精英反对神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因抨击神权和贵族被迫流亡英国。在将近三年的流亡期间，他对洛克和牛顿信仰的自然神论、牛顿物理学，及洛克的政治思想产生很大兴趣，并在法国启蒙运动中成为自然神论的有力鼓吹者。

与他的英国「老师」洛克和牛顿对待基督教的理性和宽容不同，伏尔泰极为憎恶基督教和教会。他对基督教的批判极为尖锐，甚至达到咒骂的程度，甚至达到煽动仇恨的程度。伏尔泰1767年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信中写道：「基督教肯定是曾经感染过这个世界的最荒谬、最荒唐、最血腥的宗教。陛下将通过消灭这种臭名昭着的迷信来为人类提供永恒的服务。我说的人类不包括乌合之众，他们不值得被启蒙，他们适合于每一个枷锁；我说的是诚实的人，有思想的人，希望思考的人。」[60]

对伏尔泰和卢梭都有很大影响的天主教神父梅叶在其鉅着《遗言》[61]中，系统地阐述了他隐瞒一生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论。他憎恶所有的君主，作为路易十四的同代人，他说路易十四是犯有屠杀罪、战争罪、制造饥荒罪等的大盗贼、大杀人犯、大剥削者。[62]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激烈抨击基督教和教会的一切，包括《圣经》。梅叶预言，为了实现消灭私有财产和消灭家庭的共产主义愿景，需要暴力革命。他说，为了消灭私有财产，值得杀掉几个国王。[63]伏尔泰编辑出版的《遗言》缩减版（Extraits）成为流行书籍。伏尔泰在缩减版里把梅叶的无神论篡改成自然神论，也阉割了梅叶的共产主义理论。[64]然而最终，透过巴贝夫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运动，梅叶的理论得到完整的传承，成为现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布尔什维克因此认为梅叶在共产主义革命启蒙中的地位，相当于笛卡尔在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65]

伏尔泰对教会和基督教的仇恨起初限于针对教廷主义和神权主义；受梅叶的影响，后来转变成攻击《圣经》、教会的教条，甚至是耶稣基督。他把耶稣基督描绘成堕落者，[66]他在《对圣经的最终解释》（La Bible Enfin Expliquée）中说，读《圣经》的宗教狂的特点是，他们告诉自己：上帝杀人，所以我必须杀人；亚伯拉罕撒谎、雅各欺骗、拉结（Rachel）偷窃，所以我必须偷窃、欺骗、撒谎。但是，可怜虫，你既不是拉结，也不是雅各，也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上帝，你只是一个疯狂的傻瓜。因此，禁止读《圣经》的教皇才是明智的。[67]

托克维尔曾指出，伏尔泰抨击、破坏旧制度有余，建设新制度不足：「很久以前，人们便开始摇动政府的古老大厦……但是自由的问题尚未提及。伏尔泰很少思考这个问题；在英国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自由，但并未使他热爱自由。……英国人……的政治法律……对他触动很小……议会是他谈的最少的……他最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学术自由，却不大留心他们的政治自由，仿佛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能长期存在。」[68]相比之下，孟德斯鸠则清楚指出法国的制度问题。他以土地为例，认为之所以和英国相比，法国的产出低，「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69]

但是，在任何社会，思想的产生是一回事，思想被社会接受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思想家在所处社会中的创造，既反映所处社会的状况，又有个人的因素；后者则取决于社会中，利益不同的人群的需求。伏尔泰反对神权的声音在法国引起的迴响如此巨大，说明法国社会需要那样的声音。在法国社会，尤其是底层，充满对教会强烈不满的条件下，伏尔泰等精神领袖对基督教和教会的仇恨煽动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后果。相反地，法国激进革命者和贫民团体不喜欢孟德斯鸠的理论。的确，伏尔泰在大革命之前对革命就有预感。他在1764年的信中曾经预言，法国将发生革命，而且会「排山倒海」一般。[70]路易十六在被暴民监禁后哀叹，是卢梭和伏尔泰毁灭了法国。[71]可惜，他不仅知道卢梭和伏尔泰的精神太晚，而且大概至死也不知道路易十四时代的梅叶就已经为摧毁法兰西帝国的神权支柱埋下了精神种子。但精神的种子只有在发芽成长，而且成为制度基因的一部分时，才能成为推动排山倒海革命的力量。

二、普遍意志、人民主权和绝对平等

启蒙运动里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有鼓吹宪政的也有反宪政的。在不同思潮影响下，人们是如何推动社会变革的？是朝宪政方向？还是以诱人的理由为名，朝专制方向？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取决于旧制度留下的制度基因，及其制度基因造就的革命者。孟德斯鸠关于政治分权的宪政论述，与卢梭关于普遍意志的绝对统治以及主权绝对性的论述，有显然的矛盾。而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和革命团体雅各宾派抛弃孟德斯鸠，追随卢梭，并且把卢梭的论述朝赤裸的专制、暴力、恐怖方向勐推。相比之下，选择孟德斯鸠理论的改革者则力量弱小，被大革命抛弃。

大革命中建立的雅各宾专政制度依赖的基本理论之一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阐述的，这个理论反对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某些方面受到洛克的影响，但是他的相关概念与洛克从根本上不同。法国贫民革命团体和雅各宾俱乐部精英都选择了卢梭的思想，而非孟德斯鸠的思想。这反映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的需求，并决定了不同思想家个人在大革命中的作用。

洛克－孟德斯鸠与卢梭的基本分歧在人权－产权方面。对于洛克来说，人权与产权密不可分；人权高于主权，主权为保护人权而服务。任何情况下，主权都不可侵犯人权。洛克认为，合法的政府只是为了保护人权而存在。为了保护人权，政府必须遵守宪政原则，即权力必须分开。但是卢梭认为，人民主权代表普遍意志，高于任何个人，高于一切，主权可以强迫个人。他强调主权不可分，反对分权（《社会契约论》），反对宪政原则。

尤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表达了与洛克截然相反的论点：私有产权是不平等的起源。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则鼓吹追求绝对平等的理念（尽管其没有使用绝对平等一词）。虽然基督教中也有追求平等和均财富这种论点，但是在基督教里，主张财富共同分享及追求平等是一种信仰，并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仇恨，更没有强迫的道理。激进革命者和造反者一方面满怀对不平等的仇恨，另一方面依据卢梭的理论，把人类不平等归因于私有产权。在对不平等的仇恨高涨、在追求绝对平等的革命中，人们把对私有产权产生的仇恨，演变成发动彻底剷除私有产权的革命。这就是雅各宾专政时期产生的巴贝夫共产主义的基本逻辑，而巴贝夫的认识源于卢梭和梅叶。几十年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则是对巴贝夫共产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卢梭关于普遍意志、社会契约、主权和自由的概念反映出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在高度集权的绝对君主制传统，与启蒙运动追求自由的精神之间的冲突。在他的概念里，社会契约是道德集合体：每人将其自身及其所有力量共同置于普遍意志的最高领导之下，同时每个成员也被纳入整体。由此，个人变成公共形象（public figure）。卢梭把不同情况下的普遍意志下的公共形象称为共和国、国家、主权者、人民、公民。他主张，在普遍意志引导下，应该强制每个人都接受普遍意志，成为公共形象的一部分。主权是普遍意志的实践。社会契约赋予政治体对其所有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在普遍意志领导下的权力，被冠以主权之名。为了确保表达普遍意志，国家之内不得有小集团的存在。在他的理想世界，即从未曾存在的「真正的民主制中，一切都是平等的……〔所有人〕不论是从习俗和才干还是规则和财富来看都是平等的」。[72]

在卢梭的理念里，核心的概念是普遍意志。[73]他认为，普遍意志属于特定群体。普遍意志是主权者的意志，「主权……是普遍意志的实践」。[74]主权者必须监督和控制政府。因为政府形成的普遍意志，相对于主权者来说是一种特殊意志。在这个概念下，他把自由定义成两类：自然自由和公民自由。他说，「自然自由」「只以个人力量为界限」，「公民自由」「则由普遍意志限制」。[75]他特别强调，这种限制包括强迫：「为了让社会契约不沦为一纸空文，任何拒绝服从普遍意志的人将由整个共同体强迫其服从。……迫使他保持自身的自由：因为正是这个条件在将每个公民献给祖国的同时，保证其不用依附于任何人。」[76]

卢梭反对分权的理由是主权不可分，这个逻辑源于布丹推动绝对君主制时提出的主权论。卢梭也反对间接民主制，追随这个理论的贫民革命团体施行许多暴行的理由，正是反对间接民主制的结果：「主权不能被代表，这与主权不能转让的道理是一样的。主权在本质上由普遍意志构成，意志是绝对不能被代表的：它要嘛是同一个意志，要嘛是另一个意志，没有任何中间形态。」[77]对于英国的民主制度，卢梭的态度与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截然相反。他以极度蔑视口气说：「英国人民……只有在选举议会成员时，他们才是自由的。一旦议员被选举出来，他们就是奴隶，没有任何社会地位。而在他们拥有自由的短暂期间，他们对自由的使用方式註定让他们失去自由。」[78]

卢梭反覆强调普遍意志和主权必须对公民拥有各种强制性：「为了确保普遍意志得以表达，国家之中不得有小集团的存在，每个公民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正如自然赋予每个人对其四肢的绝对权一样，社会契约赋予政治体对其所有成员的绝对权，正是这种在普遍意志领导下的权力，被冠以……主权之名。」[79]「主权者只能作为集合和整体的概念考虑，但是每个个人作为臣民是被视作个体的。……国家越是壮大，自由越是削弱。」[80]

卢梭的普遍意志－主权－强制－公民自由的系列概念，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黑格尔认为卢梭的普遍意志会导致恐怖统治（《法哲学原理》）。罗素认为卢梭的普遍意志是反民主的理论（《西方哲学史》）。托曼（J. L. Talmon）认为，卢梭的普遍意志论点是通向极权主义民主的关键环节（《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但是卢梭为后来产生极权主义作出的更直接贡献是反对宪政原则，反对分权和鼓吹政教合一，并提出主权控制产权以及反对私有产权的思想。在《社会契约论》第二卷，卢梭专设题为「论主权的不可分割」一章，论述与宪政理论直接冲突的道理。恩格斯给予卢梭极高评价，认为卢梭与孟德斯鸠之间的冲突，如同路德和喀尔文提出新教反对天主教一般重要。[81]比主权不可分割论更进一步，卢梭明确鼓吹政教合一，认为政府和教会是世俗权和神权的主权，因而不可分离。他说要把世俗权和神权「都导入政治统一体中，没有政治的统一，就永远没有建构良好的国家和政府」。[82]他鼓吹建立政教合一的世俗政权和公民宗教，「由主权者来决定它的条款……主权者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去相信这些条款，但是他可以将任何不相信这些条款的人逐出国境」。[83]

即便在绝对君主制下，主权都没有充分控制贵族的产权和神权的权力。从绝对君主制迈向极权主义的关键一步是打破主权和产权之间的界限，让主权合法控制产权。卢梭在推动这个变化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在卢梭的理念里，主权代表普遍意志，主权高于个人，而且主权与产权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他说，为了平等，「在共同体形成的时候，每个成员都……将自己和所有的力量奉献给它，其中包括他所拥有的财产。……国家相对于它的成员而言，是他们所有财产的主人……人类因社会契约而失去的，是他的自然自由……而他因社会契约而获得的，则是公民自由和对于他所占有一切东西的所有权」。[84]私有产权所有者「是公共财产的保管人……每个个人对于他自己的地产的权利始终隶属于共同体对于所有人的权利」。[85]

卢梭提出主权控制产权的理由是为了平等，因为私有产权是不平等的起源。他鼓吹推动建立前所未有的绝对平等：「在真正的民主制中，一切都是平等的…… 不论是从习俗和才干还是规则和财富来看都是平等的……。」他声称，在私有产权的社会里，「根本未曾存在过真正的民主制」。[86]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共产极权主义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作为现代共产极权主义思想的起点，从其诞生到风靡全球并统治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共产极权仅用了一百二十年。相比之下，基督教从产生到发展为拥有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信众的最大宗教，穆斯林发展为拥有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信众的第二大宗教，都用了一千多年。现代共产极权主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勐，离不开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但大规模暴力革命离不开革命意识形态对广大民众的诱惑和煽动。能够煽动千百万人为革命付出生命的意识形态，其感召力之强大，必定来自原本就普遍植入人们内心的成分。在一个世纪里创造出人类歷史上空前规模的共产极权主义运动的决定因素，一定不只是某个天才发明出来的理论，不只是革命领袖创造出来的煽动和组织运动的方式。本章说明，共产极权意识形态中的许多基本成分的制度基因，来自那些早就存在于基督教且早就植根在人们心里很深的成分。在这个意识形态从基督教版转型为世俗版时，它保留了那些诱人的部分。而共产极权主义的创新集中在称为「科学」的共产救世主义方面，靠着这个具有深厚根源的制度基因的意识形态，才使得构建和实现全面专政和全面暴力的极权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建立的共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一、以建立绝对平等社会为名义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产权；二、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三、资本主义必定灭亡，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在全球建成共产主义。

以上第一个成分，是共产极权主义能引诱知识精英和社会大众参加的首要因素。这就是要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彻底消灭私有产权，建立所有人都平等地丧失产权的绝对平等社会（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追求绝对平等和为了实现绝对平等需要使用暴力的观念，在歷史上早就存在。当梅叶和巴贝夫把基督教共产主义转变成世俗共产主义时，阐述的原则基本如此。但是，从梅叶到巴贝夫，暴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马克思的贡献则是理论化极权主义的必要成分──暴力。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变成「科学」，变成系统的、具体的、必不可少的理论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理论设计，马克思认为这个发明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他主张，要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必须建立全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全社会的产权都归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这个国家统治一切，是主权产权合一、政教合一的制度。这个国家里政治权力决定一切（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作为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的发明。但是，与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的发明，不如说是马克思对强制共产主义的总结。因为在马克思之前，所有产生过的强制共产主义实验，从中世纪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无一例外都是高度专制的主权产权合一、政教合一的制度，每个都具有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徵。

然而，仅仅以上两个成分不足以说服、诱惑和煽动众多社会精英和群众全力以赴、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狂热参与共产革命。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最具煽动力的是其救世主义的成分。在共产极权主义史无前例的迅勐发展中，共产救世主义一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共产救世主义的核心是所谓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主义），其内在精神与基督教救世主义相似。基督教声称救世主即将降临，灾难深重的旧世界就要灭亡，美好的新世界就要诞生。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规律」则断言，基于私有产权的不平等的旧世界必然崩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定全面爆发，将彻底埋葬人剥削人的旧世界，美好的共产主义终极世界就要实现。[87]在马克思的时代，共产革命尚未发生。马克思主义中的救世主是无产阶级自己，如《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歌曲）所说。这是对雅各宾－巴贝夫革命的理论提升。但在所有现实的共产革命中，在所有的共产极权政权中，马克思、列宁都被神圣化为救世主。在中共的官方语言中，毛泽东是解放中国人民和指导世界人民的「大救星」。

共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产生极权主义制度必不可少的起点。但是社会大众是否接受这个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基因。这个意识形态产生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然而最终并没有被这些国家接受。以下本书第七、八章从制度基因的角度解释，为什么第一个现代共产极权主义制度产生在俄国。第九章起则从制度基因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苏俄刚建立的这个制度传到中国后立即就被接受，而且很快就扎根如此之深。

[1]1920到1940年代的义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极权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极权主义作为一个专门术语，产生于对义大利法西斯的描述（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nd Random House, 1995], p. 243）。产生的时间比苏维埃制度晚很多年。早期直接使用极权主义的概念系统阐述极权主义制度的代表作，是墨索里尼与法西斯哲学家甄迪尔（Giovanni Gentile）合着的《法西斯主义学说》（The Doctrine of Fascism, 1932）。在建立法西斯党之前，墨索里尼是社会主义党成员，与列宁有交往。他认为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A Biograph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nd Random House, 1983], p. 7）。墨索里尼不仅模仿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的方式，而且直接使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术语。甄迪尔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与法西斯党相似，纳粹党也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极权主义党。其全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2]巴姆比在1840年访问巴黎时，从巴贝夫的追随者那里了解到法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巴姆比根据法文词「communisme」创造了英文的「共产主义」一词。恩格斯在1844年的〈关于法国共产主义给编辑的信件〉中，明确地将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01/28.htm

[3]Donald F. Busky, Communism in History and Theory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4]例如Hans Maier (ed.), Total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Vol. 1-3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52)。

[5]巴贝夫的这些论述显然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来源。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总遵守学术标准，引用对他们的思想有最直接影响的来源。这尤其表现在卢梭和巴贝夫的文献上。但是许多史学家已经充分讨论卢梭与巴贝夫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的高度相似性：「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519）。

[6]Ludwig von Mises,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Socialism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24; Donald Guthrie, “Early Problems,” The Apostles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1992), p. 46; Charles John Ellicott & Edward Hayes Plumptre,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London: Cassell, 1910).

[7]Roman A. Montero, All Things in Common: The Economic Practices of the Early Christians (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7), p. 5.

[8]Karl Kautsky, Commun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trans. J. L. & E. G. Mulliken) (London: Fisher and Unwin, 1897), pp. 13-15.

[9]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概要歷史上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运动，第一人就是闵采尔。

[10]Frederick Engles, “Precursors: Peasant Uprisings, 1476-1517,” in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1926), p. 45.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0/peasant-war-germany/index.htm

[11]Igor Shafarevlch, The Socialist Phenomen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p. 57

[12]Johann Becherer, Newe Thuringische Chronica (Mülhausen 1601), p. 479。转引自Kautsky, Commun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p. 183。

[13]Jonas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78.

[14]A. B. Spitzer, The R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Louis Auguste Blanqui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6, 101.

[15]R. B. Rose,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41.

[1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称巴贝夫的着作为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献。巴贝夫的多个同伙在产生共产主义思想方面都有贡献，参见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因篇幅限制，这里用巴贝夫概要所有这批人的贡献。

[17]在讨论俄国创立极权主义的章节，本书将进一步分析布朗基主义对列宁主义的影响，包括考茨基和卢森堡等相关讨论。

[18]F. J. Baumgartner, Fr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5).

[19]W. Durant & A. Durant, The Age of Reason Begin: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MJF Books, 1961), pp. 630-632.

[20]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trans. J. Bonner) (New York, NY: Harper & Brothers, 1856), pp. 76-78.

[21]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22]法国中世纪的法庭（parlement）是旧制度（the ancient regime）的概念和词汇。也有的翻译为旧高等法院。成员是贵族，独立于国王。这个法庭同时具有上诉法庭，以及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记等功能，并具有所谓谏诤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和国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力。但其没有实权。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要作为法律登记。产生于十四世纪的巴黎法庭，是第一个固定的也是最大的法庭。英语「议会」（parliament）的词汇源于这里。以后议会制度从英国传到法国，在表达议会制度时，法国也使用了从英国传回的议会词汇。Joseph Hugh Shennan, The Parlement of Paris (Stroud: Sutton Pub Ltd, 1998).

[23]有人称法国天主教会在十七世纪时，拥有四分之一法国的财富，远超过国王。更谨慎的估计是教会的财富接近国王的财富（John McManners, Church and Society in 18th Century France, Vol.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5）。而十八世纪早期，教会则拥有法国三分之一的财富（页97）。

[24]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Volume II (eds. François Furet and Françoise Méloni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25]在1,204个代表中，第一等级303人，代表十万神职人员（占有10%土地）；第二等级291人，代表四十万贵族（占有25%的土地）；610名第三等级代表95%的法国人口（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6]Noah Shusterman,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ith, Desire, an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7]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当代法国大革命专家索布林等学者都称法国城市贫民为无产阶级。

[28]Marisa Linton, “Robespierre and the terror,” History Today, Vol. 8, No.56 (Aug., 2006), p. 23.

[29]Marisa Linton, “Robespierre and the terror.”

[30]Paul Halsall, Maximilien Robespierre: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Morality, February 1794 (Fordham University, 1997).

[31]Donald Greer,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Gloucester: Peter Smith Pub Inc, 1935).

[32]Marisa Linton,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Surrey: Kingston University, 2004).

[33]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p. 675.

[34]Karl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0), pp.20-24.法国大革命专家索布尔（Albert Soboul）也称他们为无产阶级。有些史学家虽然承认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但不同意使用阶级的概念。

[35]大革命期间，为了维持秩序，革命政府拘捕了一些过于暴力的巴黎贫民的造反领导人。这些是他们在审讯中提供的证词。

[36]Albert Soboul, The Sans-Culot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59.

[37]Soboul, The Sans-culottes, p. 161.

[38]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系统地记录了在西欧传统封建社会，领主贵族有义务，在自己的领地帮助和救助最贫困的家庭。教会也有义务在自己的教区援助穷人。但是，在法国建立绝对君主制后，「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也摆脱了旧义务。」（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页82）。

[39]Soboul, The Sans-culottes, p. 158.

[40]A. Soboul,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7-1799, Vol.II (New York: Vintage Booksm, 1975), pp. 332-334.

[41]R. B. Rose,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42]巴姆比在1843年创立了共产主义教会（Communist Church），后又创立社群主义教会（Communitarian Church），发明共产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凸显出社区自愿的共产主义有别于强迫性的暴力共产主义，至今仍然具有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从来不使用教会的名义，甚至批判宗教和教会，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鼓动，从语言到组织，都有大量清楚的圣经和教会的影子。

[43]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pp. 676-677.

[44]Walter Alison Phillips, “Babeuf, François Noel,” in Hugh Chisholm (e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3 (11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pp. 93-94.

[45]《巴贝夫选集》，巴黎1925年版，页161-162。转引自阿．索布尔，〈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为平等而密谋」〉，维姆．达林等，《论巴贝夫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6]Sylvain Maréchal, “The Manifesto of Equals” (trans. M. Abidor), 1796.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sylvain-marechal-manifesto-of-equals）

[47]索布尔，〈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为平等而密谋」〉。

[48]索布尔，〈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为平等而密谋」〉。

[49]马克思称分权的宪政理论为「腐朽透顶的孟德斯鸠－德洛姆的分权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页474），并强调「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页437）。

[50]马克思、恩格斯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页1006。

[51]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52]Soboul, The Sans-Culottes, pp. 158-161

[53]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54]Soboul, The Sans-Culottes, pp. 158-161

[55]波普尔（Karl Popper）追溯极权主义的哲学根源到柏拉图，然后是黑格尔、马克思（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讨论极权主义的重点是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而不是具体的极权主义制度，例如共产主义制度。因此他把马克思作为哲学家，而不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领袖。他也没有关注基督教在产生极权主义中的基本作用及「平等」的概念在极权主义中的特殊地位。

[56]Ira O. Wade, “The Manuscripts of Jean Meslier’s Testament and Voltaire’s Printed Extrait,” Modern Philology, Vol. 30, No. 4 (May, 1993), pp.381-398.

[57]自然神论反对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在内的基督教基本教义，也不承认基督教宣称的「奇迹」，而认为在创世后，上帝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

[58]即便独裁者克伦威尔也主张宽容不同宗教信仰。之所以光荣革命能够建立稳定的宪政，是因为在十七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贵族、商人和中产阶级已经逐渐积累相当安全的产权和集体的政治权力。这决定了英国社会的主体以趋于温和与理性的态度集体建立宪政，保护自己和解决面对的新问题。

[59]Isaiah Berlin,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60]Chris Mathews, Modern Satanism: Anatomy of a Radical Subculture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9), p. 16.

[61]Jean Meslier, Testament: Memoir of the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of Jean Meslier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2009).

[62]Michel Onfray, “Jean Meslier and ‘The Gentle Inclination of Nature’,” New Politics, Vol. 10, No. 4 (Winter 2006).

[63]Will Durant and Ariel Durant,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MJF Books), p.80.

[64]Wade, “The Manuscripts of Jean Meslier’s ‘Testament’ and Voltaire’s Printed ‘Extrait’.”

[65]Onfray, “Jean Meslier and ‘The Gentle Inclination of Nature’.”

[66]Henri Daniel-Rops,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New York: Dutton, 1964), p. 47.

[67]转引自Nicholas Cronk,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olta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9.

[6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篇第三章。与托克维尔的观察一致，在伏尔泰《关于英国的通信集》（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2009）序言里，通信集的编者专门要对读者解释，尽管伏尔泰在某些信中描述分权的英国议会好于古罗马议会，因为能制衡君主，而且最终解除奴隶制（pp. 34-35），但他对英国的宪政持保留意见（p. 6）。

[69]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Chapter 12.

[70]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2nd ed.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33), p. 187.

[71]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p. 261.

[72]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页106。

[73]普遍意志的概念是法国中世纪晚期原有的概念，原本是神的普遍意志，在卢梭的时代转变成世俗时代的普遍意志。Patrick Riley, The General Will before Rousseau: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vine into the Civ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74]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37。

[75]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31。

[76]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30。

[77]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91。

[78]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91。

[79]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40。

[80]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65。

[81]马克思、恩格斯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页643。

[82]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124。

[83]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128。

[84]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31。

[85]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32。

[86]卢梭着，黄小彦译，《社会契约论》，页106。

[87]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人剥削人的旧世界必定灭亡（马克思《资本论》）。挽救这个世界的必然是消灭私有财产（和市场），消灭家庭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在全球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实现共产主义）。而这必然发生（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第七章　极权制的制度基因：
沙俄帝国

1917年在俄国创建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是人类歷史中全新的制度。如前述，早在宗教改革时期，欧洲一些地区就曾建立城邦共产极权政权，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之间的法国也曾建立短暂的共产极权制。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未能稳定持久。任何新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产生这种新制度之前就业已存在的制度基因。只有当支持新制度的制度基因与现存的制度基因相容时，新制度才可能稳定发展；如果不相容，新制度则不会稳定发展，共产极权政权也不例外。那些昙花一现的雏形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都是没有足够制度基因支持的制度突变，因此只限于短暂狂热。当整个社会大多数人群出于其自身利益而抵制极权主义，当抵制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显然大于极权主义政权的力量，那些与现有制度基因不相容的极权主义制度的突变就会被已有的制度基因消灭，正如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和十九世纪的法国所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俄国成功建立共产极权主义制度，靠的是沙俄帝制中已经存在且有利于共产极权制的制度基因，包括：一、沙俄的帝制制度；二、俄国东正教及教会；三、俄国社会中高度活跃和强健的秘密政治组织，或称政治恐怖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极权主义政权曾经一度在全球大发展，统治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人类歷史上最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其中最大的是中国。之所以中国能被苏俄移植来的制度基因改造，之所以共产极权制在中国会扎根比在原生国俄国更深，发展更壮，是因为中国传统帝制的制度基因更适合共产极权制的制度基因在其基础上发展。但是，如果没有来自苏俄创建的共产极权制，中国自己的制度基因并不足以产生这种制度。因此，认识俄国产生极权制的制度基因，以及这些制度基因本身如何演变而来，是理解共产极权制的关键，也是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制度的关键。本章和次章将分析俄国产生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的源头及演变，为后续章节讨论中国的制度基因与苏俄极权制的近似性，解释在中国产生极权主义奠定分析的基础。

第一节　中俄帝制的相似之处

沙俄帝制和中国传统帝制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在与西欧和日本对比中尤为凸显，其中最重要之处在于中国帝制和沙俄帝制都分别在帝国内消灭了可能挑战皇权且独立的政治和经济的社会力量。当然，相比沙俄，中国对内部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消灭得更早、更彻底，具有更远更悠久的歷史传统。

由于在社会中消灭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沙俄帝国和中华帝国内都缺乏强大的内生的追求和支持宪政的社会力量。两个帝国都缺少意识到自身权利和利益、追求保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并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强大的社会群体；都不存在广泛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去推动制度向宪政转变。如此导致在这两个社会推动宪政非常困难。

世界上所有在前现代化或现代化早期成功实现宪政转型的国家，推动宪政改革的主力都是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具有挑战皇权实力的贵族、商界及其代表的群体。宪政的实现只能基于各种不同利益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由于不具备这些条件，中、俄于1898年和1905年分别进行的君主立宪改革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国，这个改革最早是由激进儒士和儒生推动的；在俄国，则是由「激进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推动的（本章第四节将解释「激进知识阶层」这个概念）。中国直到1906年才开始推动选举议会的操作，但从未实现实质的权力制衡。几年后的辛亥革命同时终结了君主立宪的和平过渡和两千年的帝制。而在俄国，议会制度运作了十二年，进行过四届全国议会，但议会没能在重大问题上对沙皇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最终，沙俄帝制在二月革命中崩溃。必须注意的是，虽然直到1905年才有宪政改革，沙俄在十九世纪后期已进行了几十年相关的制度改革，比中国早几十年。俄国激进知识阶层的力量比中国激进儒士大。同时，相较于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来自西方的宪政制度和各种支持及反对宪政的理论有深入和广泛得多的认识。这些对于在俄国产生共产极权主义制度都有重要作用。

中、俄这两次失败的君主立宪改革一个共同点是，都为极权制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中、俄内生的推动（或支持）宪政革命的力量中，很大部分都是激进知识分子。而这两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也催生了更激进的反宪政力量，宪政改革－革命的失败，部分归咎于他们。同时，宪政改革的失败产生了更多反宪政的激进知识分子，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们和巴贝夫们。这个激进革命群体最终煽动和领导反宪政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中、俄建立了共产极权主义党以及共产极权主义新制度。

在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导致沙俄帝国实际崩溃，并建立了多党联合的共和制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许诺在当年举行全国选举和制宪会议，创建俄罗斯共和国。但是，布尔什维克紧急发动史称十月革命的政变终止了立宪进程，推翻临时政府，并镇压其他政党，包括所有曾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翼党，从此建立了人类歷史上第一个极权主义政权。

在中国，孙中山在辛亥年（1911）发动共和革命，终结了正在进行君主立宪改革的帝国，创建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他又于1913年亲自发动二次革命，试图推翻两年前自己建立的共和国。他在失败中努力寻找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援助，并邀请布尔什维克以其方式改组国民党，与刚建立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共）合作，并为中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俄罗斯制度基因的起源：蒙古统治下的罗斯地区

相对于中国和西欧，俄国的文明和作为国家的歷史都比较短。但是，俄国作为帝国的歷史几乎与其作为国家的歷史一样长。因此，俄国知识界流行的说法是俄国自诞生起就是帝国。

后来变成沙俄帝国的那片广袤无垠且横跨欧亚的土地，直到六、七世纪仍然大多是文明尚待产生且人烟稀少的荒芜贫瘠的林地、沼泽和冻土。在第聂伯河、奥得河、维斯瓦河及布格河等流域有靠垦荒为生的斯拉夫人，他们採用原始的砍伐和烧荒进行耕种，因而不得不断放弃变得贫瘠的土地，开垦新地。由于这种耕种方式只能支援低密度的人口，斯拉夫部落逐渐向东北方向迁移。此外，这种低效的耕作方式也使得俄国形成大规模群居社会的时间相对较晚。俄国形成初步规模的社会和政治的时间比西欧和中亚都晚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直到十世纪（相当于唐末）才有关于俄国的文献，这些文献来自拜占庭、西欧及阿拉伯，其称当时的俄国文明为罗斯（Rus）或基辅罗斯（Kievan Rus'）。而俄国自己的文字纪录产生的时间还要更晚。

据十二世纪基辅罗斯的编年史《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记载，诺夫哥罗德地区（Novgorod）的斯拉夫人部落在九世纪时邀请更有组织能力的瓦良格人（Varangians）首领留里克（Rurik）担任他们的大公，由此开创出俄国第一个王朝，即留里克王朝。这个世袭制的王朝持续到十六世纪末，数百年来世袭制度不断演变成熟。后来产生的莫斯科大公家族乃至沙皇，都是留里克家族的后裔（有歷史学家怀疑，最初是军力发达的瓦良格人攻占并统治诺夫哥罗德地区，而非受邀前往统治）。

在诺夫哥罗德建立留里克王朝时，基辅周边地区也被瓦良格人统治。留里克王朝第二位大公奥列格（Oleg the Wise）继位不久就南下击败基辅的瓦良格统治者，从而统治包括诺夫哥罗德到基辅从北到南的相当广阔地区，形成了基辅罗斯国的雏形。但是，那片土地上同时存在许多互相竞争的公国，而不是由统一的王国或帝国控制。古代文献和当代大量考古证据表明，基辅罗斯时期的统治者是北欧人，大多属于留里克王朝家族，而被统治的多数民众是斯拉夫人。经过长期演变，罗斯人和斯拉夫人逐渐混合成现在的俄罗斯人。实际上，「俄罗斯」这个词是从「罗斯」衍变而来的。

基辅罗斯才刚有了自己的文字不久，整个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制度仍然在初建期，蒙古帝国就大举入侵这个地区。从此，蒙古帝国统治了当地两百年，从根本上改变了几乎一切。未曾基本改变的只有斯拉夫人为主的人口、斯拉夫语言，和先于蒙古统治进入此地的东正教及其教会。

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在十三世纪上半叶自东向西先控制了里海地区，继而入侵基辅罗斯中南部，直捣波兰和匈牙利，并在窝瓦河下游的萨莱（Sarai）定都，建立了新的蒙古汗国，称为金帐汗国，统治了后来称为俄国的大部分疆土（但不包括东西伯利亚）。

面对贫瘠的基辅罗斯地区，蒙古人採取了与直接占领和统治中国及波斯不同的做法。除个别富裕地区由蒙古人直接统治外，为了在最小成本下获取最多资源──赋税和徭役，金帐汗国尽量利用基辅罗斯原有的政治结构，包括罗斯大公，来统治绝大多数不富裕的地区。所有效忠蒙古人的基辅罗斯大公在接受蒙古大汗册封的条件下，都成为蒙古帝国之下的傀儡统治者。他们所负责的地区是金帐汗国的藩属国，他们的责任是确保向金帐汗国纳税和输送兵员人力。

蒙古帝国四个汗国虽然都各自为政，但汗国之间在统治方面仍有协调互助。金帐汗国从元朝找来专家，在其属地施行中华帝制式的传统统治，把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移植到当地。官僚控制的人口普查成为这个制度的基础，在基辅罗斯地区首次引入了以户为单位的基层统治和赋税、徭役制度。然而，蒙古帝国的官员直接在各藩属国进行普查、收税，意味着蒙古的直接统治，也意味着册封的大公失去权力。于是，一些大公进行反抗。但效忠蒙古的大公趁机勾结蒙古主子，削弱甚至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虽然他们属于留里克王朝家族），以此扩大自己的权力。在蒙古人的支持下，所有反抗蒙古统治的大公都被亲蒙古的大公镇压下去。[1]

金帐汗国依赖册封的傀儡大公统治，而大公之间的争权夺利正好被用来削弱并统治他们。在金帐汗国统治的两个多世纪里，罗斯大公之间充满了联盟内斗，莫斯科大公国（Principality of　Muscovy）与特维尔大公国（Principality of Tver）之间的竞争尤为重要。这场竞争的结果为俄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并决定了未来沙俄帝国的统治者。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十四世纪初，特维尔市民因抗税杀死蒙古税官。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Grand Duke of Moscow Ivan）奉金帐汗国之命，带兵到特维尔镇压成功，因此获得蒙古帝国的极大信任，从此永久性地取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of Vladimir）之位，并获得代表金帐汗国从罗斯各地缴收贡赋的总权力。[2]

藉由在罗斯各公国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弗拉基米尔大公实现对各公国的统治，初步建立了统一的俄国，为他的继承人建立沙俄帝国奠定了基础。

早在俄罗斯建国初期的基辅罗斯时期，被称为「罗斯波雅尔」的贵族们的私有产权就不坚实，从来没有形成西欧式的封建制度。[3]蒙古帝国统治该地区后，私有产权和贵族力量进一步被削弱。蒙古帝国对其重视的地区实行直接官僚统治，俄国人在当地可以担任帝国的官吏，但没有世袭的权力，这实际上消灭了当地的贵族。同时，蒙古人向罗斯大公传授中央集权帝国的运作和知识。为金帐汗国服务的大公们虽然还有贵族身分，但必须接受蒙古帝国的官员和来自元朝的控制和指导。每次接受册封时他们还必须前往首都萨莱，经歷蒙古帝国官僚制度的册封程序。透过参与蒙古帝国对金帐汗国的统治，使他们在未来的俄国继承了部分蒙古帝国的制度。

从被蒙古帝国统治到形成统一俄国的两百多年制度演变过程中，统一的俄国是在蒙古占领、在金帐汗国的统治，以及在蒙古人的政治、军事力量的辅助下逐渐形成的。俄国的贵族和官僚两百多年来周而复始地执行蒙古帝国的制度，使得蒙古帝国的官僚统治制度，包括由元朝移植来的制度成分，成为俄国制度一部分。后来建立的沙俄帝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此制度基因上演变发展而成。

十五世纪末，蒙古帝国分崩离析、摇摇欲坠。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趁机攻占并直接统治了几十个罗斯公国，还将尚未攻占的罗斯公国变为附庸国。从此，莫斯科大公国完全统治了罗斯地区。到十六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停止向金帐汗国赋税，标志着俄国不仅已实现统一，而且也获得独立。伊凡三世因此被称为伊凡大帝，甚至被称为全罗斯的凯撒大帝，而这一称号过去是蒙古统治者的专属。伊凡三世的孙子伊凡四世进一步扩大疆土，建立硕大无比的沙俄帝国，并自封「沙皇」，即凯撒大帝的俄文发音。

在蒙古和伊凡大帝的暴力下形成的统一俄国，是以压制贵族的力量为代价实现的。形成统一俄国的同时，俄罗斯各公国各地区的贵族受到进一步压制。首先，基辅罗斯时期形成的世袭制政治统治本来就存在产权和主权界限不清晰的问题，使得罗斯各公国的贵族传统脆弱，这与西欧封建制存在基本差别。至于西欧继承的古希腊古罗马传统作为制度，与罗斯各公国毫不相干；而主权、产权作为知识，只有极少人略知一二。因此，主权侵犯产权，强君主弱贵族的特点，是俄罗斯从形成国家之初就已经形成的制度基因，并在形成沙俄帝国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孟德斯鸠在十八世纪和韦伯在二十世纪初都观察到，沙俄帝国的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更接近中华帝国的制度而更远离西欧。不论从制度基因的角度看，或从最重大的基本统治机制方面看，这些前人的观察至今仍然有效，虽然人们可以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提出无数质疑。

第三节　俄罗斯制度基因的起源：东正教和拜占庭帝国的影响

虽然沙俄帝制与中华帝制的政治和行政制度有许多相似性，两个帝国在文化、宗教及与宗教相关的制度中则存在很大差别，其主要在于俄国从拜占庭输入的东正教和教会。在罗斯地区尚处发展早期时，地缘政治上处于拜占庭帝国势力范围。来自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的影响，是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大公国时期形成的制度基因一个基本成分。

拜占庭帝国，或称东罗马帝国，是极其巨大的帝国，六世纪早期地中海是其内海。拜占庭帝国在政治上高度集中统治，官吏自上而下任命，与中华帝国有很多相似性。但随着伊斯兰教建教以及快速兴起，接连攻城掠地，加上西欧国家的十字军东征，拜占庭帝国被大大削弱。到十一世纪初，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只剩下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一部分）和巴尔干半岛一些地区（今东欧及希腊部分地区）。

拜占庭迅速衰落的时期正是罗斯初建和扩张的时期。十世纪时，基督教从拜占庭（十一世纪中期后拜占庭的教会正式与罗马教会分开，成为东正教会）传入罗斯地区。但在当时，不同的宗教，包括多神教，也在罗斯地区流行。为了寻求统治合法性，也为了寻求与拜占庭帝国结盟，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I）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并娶拜占庭公主为妻。他在罗斯透过集体洗礼等方式强制推行基督教，并禁止多神教。因此，基督教从进入罗斯地区起，就是作为政治工具被利用以服务于统治和政权，呈现出政教合一的特点。这与基督教在西欧的传播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早期基督教在西欧的发展主要是基于信仰的吸引力。

现代俄国文字也源于拜占庭教士为传教和翻译圣经发明的古教会斯拉夫文，是由两位原拜占庭兄弟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St. Cyril and Methodius）在九世纪创造，用于传播基督教到斯拉夫地区。此前，基辅罗斯曾短期使用过某种古斯拉夫文字，但很快被古教会斯拉夫文所取代，丧失了功能而最终失传。经过歷代演变和改革，包括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文字改革和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等人的影响，古教会斯拉夫文最终演变成现代俄文。

九世纪至十五世纪，拜占庭帝国一直声称俄罗斯公国是拜占庭联邦（Byzantine Commonwealth）的一部分。[4]所谓拜占庭联邦，指的是松散的联盟关系，不涉及拜占庭直接统治、官员任命或驻军。随着新兴鄂图曼帝国的扩张和侵占，拜占庭帝国逐渐衰落。在金帐汗国统治下，只要服从蒙古统治，蒙古统治者任凭东正教会发展。东正教会无需缴税，信众增加，获得极大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宗教力量。

伊凡一世首次统一罗斯地区时就把弗拉基米尔主教（Vladimir Bogoyavlensky）迁至莫斯科，并在克里姆林宫（相当于紫禁城的封闭大院）建造乌斯平斯基大教堂（Uspenski Ca-thedral），以此显示他具有宗教和政治的统一力量，显示他统一俄国的合法性。从此，这座大教堂成为歷代各地权贵向俄国君主宣誓效忠的地方。

十四世纪末，君士坦丁堡牧首（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安东尼四世（Anthony IV）发信给莫斯科大公，称拜占庭皇帝是俄罗斯公国的皇帝。[5]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一年，莫斯科大公承认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的宗主身分。[6]拜占庭帝国即将灭亡之前，罗马教皇促成拜占庭皇帝的侄女索菲娅（Sophia Palaiologina）公主嫁给伊凡三世。从此，东正教的基地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莫斯科，莫斯科被称为第三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士坦丁堡），为伊凡三世称帝提供了依据。

随着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被鄂图曼帝国征服，后起的沙俄帝国成为东正教的基地，被视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索菲娅公主把大量书籍带到俄罗斯，包括完整的宗教典籍，使莫斯科大公国继承了部分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宗教和古典文献。制度上特别重要的是，索菲娅公主按照拜占庭的标准修订莫斯科的宫廷制度，从此奠定了莫斯科辉煌奢华的宫廷礼仪和宫廷设计规范。此外，拜占庭帝国的国徽──双头鹰，也被俄罗斯沙皇採纳为国徽。从此，俄国的宫廷制度和规章礼仪变成基辅罗斯传统、金帐汗国影响、拜占庭帝国礼制三者的混合物。

拜占庭对其继承者俄国影响最大的是东正教以及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这些都是早在蒙古统治之前就已在罗斯地区扎根的。拜占庭帝国的政教合一制度中，一方面是君权神授；另一方面是君主统治教会，教会为世俗权力服务。这与西欧的君主需要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并受到教廷某种程度的限制非常不同。俄国不仅继承了拜占庭政教合一的制度，而且从最初引进基督教起就不具有大群真正以信仰为基础的信众。彼得大帝之后，沙皇更是几乎完全控制教会。

除了政教合一的东正教之外，俄国在其他制度方面受拜占庭的影响相当有限。法律方面，俄国的法典都是在罗斯各国传统法律基础上汇编而成。除了教会法法典对教会的影响外，世俗的拜占庭法律，即罗马法，在罗斯各国并没有重要影响。名义上继承拜占庭帝国的俄国，其早期法典与罗马法典无关。事实上，拜占庭的《查士丁尼法典》被完整译成俄文的时间很晚。歷史上，任何有效的法典都是在制度演变中逐渐形成的，有效移植外来的法典离不开与本国制度基因的结合。所谓《查士丁尼法典》也非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创造，而是那个时期编纂的汇总法典。其重要性在于该法典统一了罗马帝国制度演变中存在的许多法律。

相比之下，俄国在所有制、政治制度、法律等方面，从初始就与罗马帝国存在根本差异，与西欧有基本不同的制度基因。罗斯各国的书面法律起始于十一世纪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并于十二世纪起在罗斯各国传播。俄国高度集权的专政制度更来自于自身的演变，形成于基辅罗斯和金帐汗国时期，并受到曾经统治罗斯地区的蒙古帝国的深刻影响。在集中和统一罗斯各国律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沙俄帝国第一部法典是1497年颁布的《伊凡三世法典》（The Sudebnik of 1497）。缺乏权力制衡的沙俄帝制和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制度两者相互补充，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基因，对俄国的宪政改革造成极大障碍的同时，也为建立极权统治奠定了基础。以下展开讨论沙俄的制度基因。

第四节　沙俄帝制为共产极权制提供的制度基因

一、沙俄帝制

如前述，俄国在形成统一之后很快就称帝国，沙皇垄断帝国的政治、经济权力就成为沙俄帝制的最重要特点。社会整体缺乏权力制衡，与秦始皇「统一」中国相似，沙皇伊凡三世以武力征服数十个公国，靠武力形成了统一的俄国，版图比莫斯科大公国扩大了六倍，成为横跨欧亚的巨大帝国。伊凡三世一方面开始剥夺贵族的权力，另一方面以法典制度化早在十四世纪中就已存在的农奴制。[7]

伊凡三世之所以有能力剥夺贵族的权力，离不开俄国传统制度基因中贵族的弱势。传统上，罗斯波雅尔贵族拥有土地、权力和军事力量，罗斯各公国的大公们需要其支援，看来似乎与西欧的封建制相似。但不同的是，罗斯波雅尔们与其所在国的大公之间没有西欧封建制中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此情况下，罗斯波雅尔可以移到其他公国，转而效忠其他大公。在罗斯传统制度里，大公最关心的是尽量扩大自己的土地和权力，尽量利用权力获得土地。这造成罗斯公国大公的主权和产权之间没有清楚界限的传统。[8]

在扩张早期，波雅尔贵族仍握有相当军力，伊凡三世努力寻求他们的支援。在重大决策方面，例如与拜占庭公主联姻，他曾主动徵得波雅尔的同意。但征服所有公国后，伊凡三世开始尽力削弱贵族世袭的权力。一方面他不断缩小波雅尔杜马（Boyar Duma，贵族议会）的规模；另一方面，进入波雅尔杜马的门槛越来越取决于为大公国效劳的功绩。[9]到十六世纪末，波雅尔贵族基本丧失了权力的基础，变成受大公领导的地区管理者。

在制度相似的国家之间，即便文化和地理相距甚远，也会发生惊人相似的歷史现象。为了建立高度集权的帝制，伊凡四世和秦始皇都毫不留情地用各种手段，从制度到肉体去削弱甚至消灭歷史遗留的贵族力量。1547年（中国明世宗时代），伊凡四世加冕自称沙皇，他彻底剥夺了波雅尔杜马的政治权利功能，并废除各地区歷史上世袭王子曾享受的有限独立自治权，把所有歷史上各罗斯国的王子都变成为大公服务的波雅尔。[10]他还没收许多波雅尔的土地，这些都使沙俄帝制进入全新的阶段。为此，他成为彼得大帝和史达林都崇拜的偶像。

作为完善沙俄帝制的重要部分，伊凡四世于1560年代建立俄国歷史上第一个秘密警察制度，即臭名昭着的特辖军（Oprichniks）机构。借助特辖军，他全面镇压波雅尔的反抗，包括以叛国名义抓捕和处死波雅尔。从此，秘密警察制度不断演变、成熟，成为沙俄帝制的一个制度基因。1565至1572年期间，伊凡四世杀死约四千多名大贵族。剷除大贵族的同时，他扶植小贵族和市民的力量，利用小贵族和大贵族之间的矛盾消灭大贵族阶层。从此，俄国只剩下没有能力挑战沙皇的小贵族。

伊凡四世之后不久，沙俄全面正式实行农奴制。1592至1593年，全国实行土地和户口登记，把记入地主名下的农民列为农奴，地主有权追捕逃亡的农民。1649年，更在《法律大全》（Complete Collection of Laws of the Russian Empire）中以法律形式保护农奴制，规定地主对自己的农民负全责，在领地内有权对农民进行判决、鞭笞、拷问。

十七世纪末，彼得大帝登基，把已是欧洲最集权的帝国朝着更集权的方向改造，把绝对君主的权力推向更绝对的方向。他以元老院取代波雅尔杜马，而元老院成员都由他任命。虽然实际上，自伊凡四世起，波雅尔就已从贵族转变为精英官僚阶层；[11]但彼得大帝正式解散杜马，进一步瓦解了波雅尔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歷史上波雅尔杜马原本没有立法权，沙皇亦经常停止召集杜马全体会议，杜马仍然是一个象徵性的贵族发议论、吐抱怨，互相联络的松散机构。正式解散杜马之后，贵族连合法聚会发议论的机构也不再有了。如此形成的制度基因对在俄国产生宪政制度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和俄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欧国家，贵族以及其他王室之外的权贵力量早就有议会，他们在议会的功能及他们的政治联盟对君主权力有约束作用，这是产生宪政制度的基础。对比中国，在沙俄君主试图削弱贵族的时期，中华帝国已经削弱甚至剷除贵族一千几百年。因此，沙俄贵族的状况虽弱，仍然比中华帝国贵族的状况好很多。事实是，中华帝国从来不存在类似沙俄的波雅尔杜马。中华帝国的贵族多数时期名存实亡，即便存在也只是地方力量，在朝廷的努力控制下，他们不能联盟，更谈不上形成议会的可能。即便在彼得大帝解散杜马之后的沙俄，残存的贵族势力仍然远超过明清名义贵族的力量。

在增强政教合一方面，彼得大帝罢黜了教会的牧首，代之以宗教院。如此，沙皇可以直接控制教会，使其变成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同时，他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废门第、因材施用，更全面削弱贵族的剩余力量，把继承家族实力的贵族变成听从沙皇统治的官僚。所有官员不论门第出身都要从最低一级做起，靠功绩晋升。

彼得大帝藉由集权和大规模引入西方技术，显着提高了俄国的效率，也巩固了他的地位及沙皇帝制的制度。1721年，彼得大帝的军队战胜当时北欧最大的帝国瑞典，他随即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从此，俄国变成欧洲最集权的帝制，一直到1917年帝制崩溃。

十八世纪起，沙皇依赖垄断政治权力、经济资源以及公共资讯，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社会中个人和群体的权利。本来权力集中程度就超过最极端的西欧绝对君主制的沙俄帝制，逐渐变成本书称为「帝制」的另一类制度。沙俄帝制最重要特点之一是君主的主权无所不在，不容挑战，主权可以侵犯产权。

十八世纪后期，法国启蒙运动曾引发俄国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相当的兴趣。此后，俄国一度有一系列的演变和改革，沙皇帝制在对私有产权以及某些政治权利的控制方面有所松动。知识界和上层普遍展开过关于宪政的讨论，甚至对沙俄的帝制开始形成社会压力。但沙皇及其追随者坚信沙皇必须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所有法律必须出自沙皇。沙皇的追随者包括精英和为数众多的热爱君主制的大众，尤其是刚从农奴状态靠沙皇获得「解放」的俄国农民大众（1861年，沙皇亚歷山大二世颁布《农奴解放改革宣言》〔Emancipation Man-ifesto〕，废除农奴制）。大多数刚解放的农奴对自身权利及政治权利都没有基本知识，因而真诚相信沙俄政府必须强大，人民必须无条件服从沙皇。对于他们来说，限制政府的权力及挑战政府是不可接受的。建制派精英则认为俄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人民普遍受过的教育太初级，因此不宜发展议会政治。他们认为俄国应该把力量集中在行政效率及行政改革上。[12]

彼得大帝把从西方学习技术和管理看得至关重要。他希望透过留学和交流，从西欧引入科学、技术、管理，提高俄国的科技水准，从而提高俄国行政效率和企业管理，为他加强中央集权服务。但另一方面，他担心贵族留学西欧会受到已经流行的宪政观念的启蒙，动摇其专制统治。因而，他专门发布限制贵族留学的政策。直到十九世纪初，俄国贵族才受到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启发，开始为追求自身权利推动社会改革。

1801年，俄国贵族发动政变，推翻保罗一世，其子亚歷山大一世登基。在贵族的压力下，亚歷山大一世恢复了贵族的一些基本权利，包括允许留学西欧，这对后来俄国的启蒙运动及宪政思想传播都有重要作用。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他于1802年引入部委制度，各部大臣由皇帝本人任命。每个部都高度专业化，不允许自行跨部门协调，从而把俄国政府变成严格垂直分工管理的制度，这使得部长大臣丧失独立性，加强了沙皇对帝国的控制。但同时，这个制度使得部长之间缺乏合作，难以制定统一的国民经济政策。[13]

亚歷山大一世建立的高度专业化的部委制，发展成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的一部分。这种高度专业分工、垂直管理的官僚制度基因，直接影响了后来苏联以及所有追随苏联的国家的计划经济制度。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这些计划经济制度崩溃。与其对应的是，中国从西元前二百年前继承而来的，以保持各地方完整功能为特点的另一类官僚制度基因，也一直影响到今日中国的运作（见本书第十二及十三章关于区管式极权制及分权式威权制的讨论）。

本书集中讨论的帝制，清楚区别于绝对君主制的最突出制度特点就是官僚制全面成为统治的基础。在这点上，沙俄官僚制度的特点更相似于中国，而不同于西欧。在中华帝制中，皇帝的家就是国，国就是皇帝的家。这种家国不分的制度演变于秦汉帝制前国王的管家班子。与中国相似，俄国在国家形成的歷史上，也没有发展出君主与贵族稳定结盟统治的制度。各罗斯公国大公的主权主要依赖自己的产权，依赖自己家族的支持。在各公国，大公的家族与公国不分。建立统一的帝国之后，伊凡三世的管家班子跟着变成帝国的官僚机构。[14]因此，沙皇的家就是帝国，帝国就是沙皇的家。帝国的官僚机构首先是为沙皇服务，帝国的高级官僚是沙皇的仆人，[15]不存在国家官僚机构与皇室清楚分开的制度和观念。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第一次宪政变法推动者康有为误把彼得大帝的改革当作变法的模范，把提高行政效率、发展工业和军事当作变法的目标。推动戊戌变法时，他将自着《俄彼得变政记》送给皇帝作为改革范本，但没有看到彼得大帝的中央集权靠的是消灭制衡，废除原本就很弱的杜马，与戊戌变法名义上声称试图要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正好相反。

二、俄国东正教和东正教会

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于基督教。然而，与共产极权主义制度正好相反的近现代宪政制度发展，则离不开西欧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奠定的基础。表面上看，东正教与天主教之差别，似乎是希腊文字与拉丁文字的差别，是教会所在地的差别。但宗教改革只发生在天主教的西欧。问题是，为什么东正教所在的地区没有发生宗教改革？建成共产极权制度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与东正教是什么关系？

首先，俄国引入东正教的时间和大环境已经决定了将影响俄国的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有超出文字和地理之外的重大差别。当时的东正教早在数百年前就已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并已高度官僚化，丧失了基督教内原有的挑战性内涵。与天主教地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天主教地区兴起宗教改革之时，正是东正教及其教会岌岌可危之刻：君士坦丁堡面临灭顶之灾的前夕，东正教的基地被迫从即将被鄂图曼帝国攻占的拜占庭首都转移到莫斯科。俄国东正教专家赫克（Julius F. Hecker）说：「以这样的宗教，被一个专制国王栽放在人民头上，简直就是接在一种既存的原始宗教上面而已。」而且，至今在俄国的宗教礼拜和平民习俗中仍能看到这些原始宗教的踪迹。[16]

另外，十九世纪中叶前的俄国普遍文化水准极低。识字已成问题，又没有俄文《圣经》，能读希腊文《圣经》的神职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在极端缺少知识的情况下，俄罗斯教会透过简化东正教教义把东正教地方化、俄国化。此外，俄国从接受基督教就是大公的决定，是国教，用集体洗礼命令强迫国民信教。在信众基本不识字，缺少宗教教育的情况下，俄罗斯东正教融合了大量原始拜物教崇拜。许多信徒，甚至一些教士，都把十字架、圣像、《圣经》当作具有魔力的崇拜物。[17]

但问题的实质还有更深入、更复杂的其他方面，即东正教没有经歷过宗教改革。所谓宗教改革，指的是十五至十六世纪期间产生的运动，其中包括神学理论的冲击，产生地遍及英国、波西米亚、荷兰、德国、法国等许多国家。这个跨越整个西欧各国的现象之所以能发生，离不开天主教使用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在此通用语言促成的千百年交流下，天主教在神学理论方面集各方人才，高度发达。这为酝酿出思想（神学理论）上的挑战奠定了基础。这其中不仅有德国马丁路德的战斗宣言；法国喀尔文的宗教、政治、社会体系；荷兰伊拉斯谟的深入理论；也有英国汤玛斯．摩尔的乌托邦梦想。任何天才的想法，任何地区提出的挑战，都可透过拉丁文字广泛传播到所有天主教地区，启发当地信众。此外，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地区自治，这正是从反抗天主教的高度中央集权而来。天主教会的高度集权引发了反抗教会的动力，同时也造就了反抗教会的深度、规模和力量。

相比之下，东正教会为了便于传播，从开始就努力在各国发展当地文字，把《圣经》翻译成当地文字，而没有统一的希腊语要求。其结果是东正教不仅没有高度集中的教会，甚至没有共同的东正教语言文字。因此，千百年来，东正教演变成使用不同方言的东正教集合。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东正教教士难以互相交流，神学理论难以发展，也使得东正教变得非常保守。

天主教会高度集中，神权力量巨大。因此，天主教会与西欧的世俗政权是不断争斗的关系。但东正教会相当分散，因而神权力量弱小。俄国东正教会与俄国的皇权是高度政教合一的关系。歷史上，罗马帝国立基督教为国教与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发生在同一时期，帝国皇帝极力支持国教的同时，倾力控制国教。因此，自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首都，地处拜占庭的基督教会就受到世俗皇权的高度控制。拜占庭教会标榜其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为和谐社会。也正由于罗马帝国迁都，在罗马造成世俗权力真空，这为拉丁语的罗马基督教会造成大发展的机会。所以，不仅地处罗马的基督教会在神权方面高度独立，大权在握的罗马神权也往往跃跃欲试干预世俗权力。西罗马帝国瓦解后的罗马教会就更如日中天。罗马教会加冕是所有西欧君主合法性所必须的。

与天主教会的强势形成鲜明对照，自从罗马皇帝迁到拜占庭，皇帝就控制教会。加上东正教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集中的教会，在千百年的演进中，各国的东正教会普遍受本国的世俗权力控制。这些特点使得东正教更地方化，更屈从于各地的世俗权力。靠世俗权力保护的东正教教士越富有越权重，反而越依赖世俗权力。[18]

没有交流的共同语言也使得东正教在神学理论方面缺少发展，更难以产生深入的挑战。既没有产生如同阿奎那的神学理论集大成者，也没有产生像伊拉斯谟和路德那样的神学理论挑战者和宗教改革者。

虽然从刚形成基辅罗斯国时东正教就已成为国教；十五世纪起俄国就已经变成东正教的基地；歷代俄国大公和沙皇都极为看重东正教和教会；在俄国民间东正教和教会都有普遍影响，俄国从来都缺少对基督教经典和古希腊经典的深刻探讨。东正教在俄国是偏重形式、仪式，而缺少理论、理解。俄国的东正教国教不关心研读《圣经》和神学教导，教士普遍既没有知识也没有向信众施教的意图。许多农村的教士甚至是文盲。[19]事实上，俄国直到十九世纪60到70年代才第一次有完整的俄文版《圣经》。即便在神学院，神职人员中也不教授拉丁和希腊语。俄国东正教会神职人员的普遍无知程度达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20]

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以至实证科学的产生及近代思想的产生和宪政的建立，都与独立于世俗权力的教会及教会学校密不可分。但俄国东正教会不仅缺少独立性，而且极少系统深入探讨神学文献，更谈不上对神学理论的挑战。俄国没有经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很弱，都与俄国东正教会的缺少独立性和肤浅相关。俄国东正教会没有一所大学演变成能在神学之外做出贡献的机构。与西欧大学源于教会的传统相反，俄国的主要大学从十八世纪才开始建立，基本都是由沙俄政府建立的。因此，俄国的实证科学和近代思想都是从西欧引入的，与东正教无关。

然而，俄国东正教会对俄国社会的影响却很强。道理上肤浅、形式上狂热的宗教，往往产生无知信徒的盲目宗教狂。1670年代末，俄国东正教徒中盛传世界末日降临的流言。很多狂热信徒把自己钉死在棺材里，多于两万人自焚。一些宗教狂徒甚至扬言要把俄国烧光。[21]

十六世纪起，俄国发展出一整套关于东正教会和世俗政权关系方面的意识形态。自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不仅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且是东正教世界的统治中心，甚至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中心。俄国教士声称，俄国教会比拜占庭教会更纯洁、更神圣。他们的理由是，拜占庭教会曾在1439年的佛罗伦斯大公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放弃原则与罗马教会合併，直到莫斯科取代拜占庭作为东正教的中心才翻案。在俄国特色的君权神授理论中，君权来自神，然而君权统治神权，因此君主统治教会。实务上，君主决定大主教的任命，决定参加主教会议者的名单，干预宗教法庭。教会也乐得如此。除了东正教会被君权控制几百年的传统外，在君主靠统治教会建立绝对君主制时，教会也靠绝对君主制清除异端。[22]

东正教会制度从拜占庭传到俄国的初期，虽然承受君主干预，但仍然独立或半独立于世俗政权。拜占庭称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为和谐关系。东正教在俄国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是蒙古统治时期。在成吉思汗保护东正教的特许令下，一方面东正教会得到免税等特权；另一方面，在蒙古统治下，各大公只是蒙古人的附庸，无力干预教会。随着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大公国到形成帝国，教会形成相对独立的牧首制（Patriarchate）。可是沙皇要直接控制教会，要用教会为政权服务。经歷几十年努力之后，彼得大帝终于废除了牧首制，[23]取消了教会享有的世俗司法豁免权，没收教会的收入（并持续到凯萨琳大帝完成），把教会变成了政府行政部门。而且，他强迫教士，保证向当局报告他们在教堂忏悔中听来的任何对君主和政府不利的内容。[24]

与儒教在中国的情况不同，沙皇和沙俄朝廷在教义和教会礼仪方面并没有很多干预，主要因为这些都是在沙皇尚未产生时从拜占庭传来的，已经扎根俄国。此外，继承拜占庭帝国的传统，东正教会在沙俄帝国形成的过程中一直为世俗权力服务。俄国东正教在信仰和意识形态上控制俄国社会，全面向俄国民众灌输沙皇统治合法性的宗教解释，是沙俄统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之一。歷经数世纪后，东正教从拜占庭式的与世俗政权和谐的教会，演变成为沙俄式的为沙皇服务的教会。教会把沙皇描述为上帝的牧师，称不服从沙皇的行为是罪恶（sin）。作为有效的工具，教会帮助延长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2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说：「如果东正教会没有放弃其独立性，如果它能像波兰的天主教会那样，让俄国人民听到它发出的声音，俄国过去几个世纪的歷史就会无与伦比地更人性化，更和谐。」[26]

从俄文的产生起，东正教就是俄国文化不可分割的基本成分。教会在俄国普及教育中起了极其重要的基本作用。绝大多数俄国人是透过东正教的教育而识字。[27]俄国东正教会只许进，不许出，不允许改变信仰，其教规还明文规定所有东正教信徒，其子女必须皈依东正教。[28]

俄国所有最重要的革命党人，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布尔什维克，即便是自称无神论的，甚至反东正教的，都无法摆脱俄国东正教的深刻影响。这点反映在他们的革命理论里，他们崇尚的革命精神里。俄国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奠基者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他出身东正教神父之家，毕业于神学院，是几代俄国激进知识阶层，包括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和布尔什维克创始人的精神领袖。他宣称信奉无神论，但其着作中处处流露东正教的深刻影响，许多是东正教的世俗表达方式。他的着名小说《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 1863）中所刻划的革命者拉赫梅托夫（Rakhmetov），实际上是许多东正教殉教圣人的世俗改写故事。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在《俄国文学的理想和实际》（Russian Lit-erature: Ideals and Realities, 1905）中说，该书对俄国青年的影响超越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托尔斯泰（Leo Tolstoy）和其他任何作家，是「俄国青年的一种旗帜」。《怎么办》及书中的拉赫梅托夫对列宁的心灵和革命意志影响极大，他一生中读过此书多遍。

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共产主义思想源于基督教，恩格斯在伦敦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机构就是与基督教神父合作的产物。除了意识形态起源外，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有意无意把他们建立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在诸多方面与基督教高度相似，使其更加诱人。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不例外。

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阿克雪里罗德（Pavel Axelrod）说，他献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源于宗教信仰，并期待社会主义运动中包括造神计画（God-building program）。像他这样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马克思主义组织，不是因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转变，而是因为作为革命者，发现马克思主义更有利用价值。这批有高度宗教激情的俄国革命者并不被动地恪守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而是要实现自己宗教性质的革命理想。[29]这些是秘密政治组织「土地与自由社」（Land and Liberty）及其继承者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Mensheviks）和布尔什维克等的共同特点。更确切地说，这些特点是布尔什维克从土地与自由社继承而来。

东正教对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他们的革命理想、共产极权制度的建立和设计，以及其宣传和统治方式，都有重大影响。首先，史达林以及布尔什维克第一位负责文化教育的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和契卡（Cheka，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即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的负责人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等第一代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都出身于东正教的正式教育背景。高尔基（Maxim Gorky）和卢那察尔斯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提前救世的宗教，并鼓吹造神工程（God-building Project）。布尔什维克鼓动家沃伦斯基（Aleksandr Voronsky）明言，一些革命恐怖分子是靠基督教《圣经》的指引，试图用暴力去推翻沙俄政权。[30]一些史学家则称俄国的马列主义宗教为「千禧布尔什维克主义」（Millenarian Bolshevism）。[31]所谓千禧布尔什维克主义，指的是为了加强其吸引力和号召力，借用基督教的千禧主义方式来表达和宣传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千禧主义预言，基督必在千禧年返回人间救世，那将是邪恶旧世界的末日。届时，基督将主持最后的审判，惩罚旧世界的罪人，人类必将在基督统治的世界进入天堂。布尔什维克的千禧年主义许诺，则是马克思关于旧世界（罪恶的阶级社会）必定被暴力革命埋葬，人类必定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预言，使受过基督教薰陶的信徒感到熟悉，更容易信仰马克思主义。激进者会成为革命殉道者。还有很多人会把二者混为一谈。的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很多俄国革命者相信革命社会主义是一种形式的基督教。也有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形式的革命社会主义。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也认定布尔什维克主义将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宗教。

三、秘密政治组织

与中华帝制相似，在沙俄帝国中，沙皇垄断所有权力，使得社会上不存在任何能与之谈判的独立力量。这正是因为沙俄形成的歷史是削弱以致消灭各种独立社会力量的歷史。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建立共和宪政等一系列西方运动影响下，俄国产生出一代迫切希望改变俄国社会的「激进知识阶层」。有些史学家称他们为一种阶级。这是个追求政治权力，着迷于革命的知识分子群体。

俄国激进知识阶层这个词汇没有公认的定义。与通常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不同，在这个阶层中，有些人文化水准很高，也有很多人没读过大学。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政治上非常激进，普遍急于革命。一些人是杰出的革命作家、革命哲学家、革命领袖等；也有的只有勉强的阅读能力，但勇于献身革命事业。激进知识阶层内的分歧，多数集中在要建立什么新世界以及如何破坏旧世界的策略方面。在破坏方面，有些人试图靠密谋、暴力与恐怖行动；也有些人主张传播和教育，等待革命时机。在建设新世界方面，有些人急于建立宪政，建立共和，但他们不了解宪政的本质；有些人急于建立社会主义；有些人则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32]

激进知识阶层是非常重要的源于欧洲的俄国现象。激进知识阶层现象以及描述此现象的词汇最早产生于法国和德国，再传到俄国。此现象是伴随宪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社会运动和变革而产生的。以法国为例，当地产生激进知识阶层的原因是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压制，使得试图改革的知识分子无法像在英国那样和平地发挥推动作用，使得渴望改革的法国知识分子整体极端化（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激进知识阶层是形成雅各宾专政的核心力量。

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在法国可以正常发挥作用，并建立宪政，使得激进知识阶层不再成为如此突出的社会现象。帝制下的沙俄比绝对君主制的法国更压制倾向改革的知识分子。沙俄不允许公开的社会组织生存，以及对社会的理性讨论。此外，只有外壳但缺少教义内核的俄国东正教传统，也造成俄国知识分子理论上肤浅、情绪上焦躁、精神上勇于牺牲的特点，造就出俄国激进知识阶层发展强大的条件。俄国激进知识阶层是产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对形成极权主义制度有重要作用。

自十九世纪以来，激进知识阶层是试图推动俄国社会变动的主角。虽然他们多数是世俗的，但即便自称无神论者，也都深受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具有深远重大影响的早期激进团体是试图发动武装政变的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他们是否算作激进知识阶层可以辩论，但他们对此后激进知识阶层的影响则无可置疑）。很大程度上，布尔什维克继承十二月党人的某些传统，尤其是在密谋武装政变夺取政权方面。

冲击俄国社会的民主宪政思想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主要是早期）。拿破崙战争后，沙皇亚歷山大一世很快开始试探性的改革，包括起草宪法和部分解放农奴等。但是，战争期间参加过远征，作为得胜军到过法国的一些激进年轻军官（多为名义上的贵族）认为沙皇有意拖延改革。他们认为只有透过武装推翻抗拒宪政的沙皇独裁统治才能建立宪政。他们建立了多个秘密暴力革命团体，其中最早的包括主张君主立宪的救国同盟（Union of Salvation），和主张共和制的幸福同盟（Union of Prosperity）。

1825年亚歷山大一世驾崩，多个秘密团体谋划在尼古拉一世继位前夕共同发动武装起义。他们起草了共和制的俄国宪法，计划武装推翻沙皇政府后立即召开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宣布废除农奴制。起义时间定在俄历十二月，故史称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被迅速镇压，但对俄国激进知识阶层后来的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镇压十二月党起义后，为了防止武装暴动，尼古拉一世把原本就是欧洲最专制的沙皇帝制朝着极权主义方向又推进了一步。他试图建立以东正教为基础，意识形态和专制统治合为一体的警察国家。他完善了包括告密机构的秘密警察制度，提出统治俄国的三位一体基本原则，即东正教原则（Orthodoxy）、专制原则（autocracy）、国民性原则（nationality）。[33]这个三位一体原则是直接针对民主宪政的：其正告国民，东正教信仰是俄国的基础，世间一切为上帝所造，所有人必须遵从上帝；不得妄想改变沙俄的专制制度，因为沙皇的专制权是来自上帝的神圣权力，不可侵犯；沙皇的专制如同父亲对家庭的专制。在东正教和专制性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所谓国民性指的是俄国人民的特殊性，指的是他们对沙皇有至深的爱和忠诚。后来继承这个制度基因的布尔什维克把这个特殊性改为对党和领袖的爱和忠诚。这个三位一体原则从尼古拉一世总结提出，被歷届沙皇一直坚持到二十世纪，甚至1905年君主立宪后仍然坚持。这个沙俄帝制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教合一制度和严密的秘密警察制度后来都成为形成俄国极权主义制度的制度基因。

十九世纪以来，一方面沙皇统治变得更专制，另一方面欧洲争取民主宪政和鼓吹社会主义的潮流高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俄国激进知识阶层力量进一步增强。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和以秘密社团密谋暴力行动的方式，变成几代俄国激进知识阶层的榜样。这些激进知识阶层有强烈的救世主义情怀。如同世俗宗教的教徒，他们自认有承担拯救俄国，拯救世界的神圣职责。为了这些目标，他们认为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密谋使用暴力。

十二月党人精神的重要继承人之一是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他与其追随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是俄国激进知识阶层中影响最大的革命领袖。赫尔岑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的影响和十二月党人的鼓舞，同时坚决反对私有制，创造了俄罗斯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俄罗斯农村普遍存在的农民公社（Obshchina or Commune）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是革命阶级；认为只要发动农民推翻沙俄统治，俄国就可以跨越罪恶的资本主义，立即变成社会主义。为了吸引激进知识阶层参与，付诸行动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他创造了民粹主义运动（Narodniks）。他及其追随者自称「人民的精粹」，故被称为民粹派。直到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镇压之前，民粹主义运动不仅是俄国激进知识阶层人最多势最众的运动，也是得到俄国民众最强大支持的运动。讽刺的是，它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产生的摇篮，是从十二月党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承前启后者。

民粹派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起源于基督教中的乌托邦主义，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都主张透过阶级斗争暴力推翻旧世界，实现乌托邦。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有必然的阶段，有不可改变的歷史唯物主义规律；因此俄国必须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但民粹派认为俄国可以透过暴力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无需经过资本主义；革命者的推动可以改变歷史，改变社会。违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歷史阶段论，并鼓吹俄国可以引领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所谓列宁主义，基本源于赫尔岑，属于民粹主义的变种。比意识形态和理论更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还继承了民粹派中秘密团体的组织方法及革命精神，借用他们在激进知识阶层中的广泛影响力。

1861年沙皇亚歷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但与主张解放农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思潮无关，而是为了强军强国，为了帝国强盛。俄国在数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大败，沙皇政府认为其战败源于农奴制。但废除农奴制后，多数农民没有财力购买土地，经济上仍然依附贵族，因此反而更怨恨贵族。于是，一方面农民称亚歷山大二世为「解放者」；另一方面，俄国贵族更加力量薄弱。

在此背景下，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认为废除农奴制是骗局，必须立即发动农民起义推翻沙皇统治。理论上，他们宣称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朝资本主义改变，会破坏俄国原本存在的公社制，会把俄国农民从农奴变成被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

为了尽快推翻沙俄帝制，在1861至1864年之间，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组建了秘密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策划鼓动组织农民，试图发动武装政变推翻沙皇统治，实现农村公社自治，建立俄罗斯社会主义（这是赫尔岑发明的概念，以区别马克思主义）。他们鼓吹，歷史是靠杰出的领袖人物领导革命阶级创造的。必须靠激进知识阶层发动农民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其中更激进的则认为，必须立即採取刺杀行动推翻沙皇统治。

土地与自由社集中了俄国反对沙俄的多种信仰和政治力量，最多者是左翼和极左翼。其中影响特别大的包括：主张发动全面农民暴动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也包括主张靠激进知识阶层以谋杀等方式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派。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原本也都是民粹派。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民粹派力量重组，其中的主流建立了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镇压之前，社会革命党为俄国1917年全国普选中获得最多票数的政党。

为了发动农民革命，推翻沙皇统治，民粹派知识分子大批到农村去宣传鼓动，办讲习班，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鼓动他们革命，推翻沙俄统治，平分土地。但是大多数农民更相信沙皇，更相信教会，而不相信激进知识阶层的宣传鼓动。这些革命活动的失败使一些激进知识阶层意识到也许马克思主义更正确，俄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与自由社直接和间接地培育了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领袖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和布尔什维克创始人列宁。

普列汉诺夫于1875年参加土地与自由社，后因组织示威游行被监禁，流亡国外。他在国外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变成第一位系统地向俄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他还与恩格斯建立了个人关系，1882年普列汉诺夫与当初介绍他进入土地与自由社的阿克雪里罗德及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三人共同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劳动解放社（Emancipation of Labour）。该党于1898年改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则是于1903年从该党分出的一派。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奠基者都曾是劳动解放社成员，[34]然而普列汉诺夫信仰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列宁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之后意识到布尔什维克的本质，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其恐怖主义和独裁倾向，明确反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的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后，为逃避布尔什维克的迫害，他亡命芬兰。

值得一提的是，创建劳动解放社前夕，查苏利奇曾写信给马克思，请教民粹派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以俄国农村公社为基础使俄国再生的革命，是否可行。马克思再三斟酌，四易其稿，在理论上模棱两可，但肯定公社是俄国社会再生的支点，为此需要消灭有害的影响。[35]查苏利奇后来成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36]

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一国流行，如何流行，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多的人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需要，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否与足够多的人激励相容。要满足这个条件，并不需要参与革命的人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在理论上被说服。决定人们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激励相容的条件，取决于其所在社会的制度基因。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那时鼓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人各有目的。很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俄国人同时还相信其他思潮。自十二月党起义以来，政治恐怖主义及与恐怖主义密切相关的哲学、战略和策略都在俄国激进知识阶层流行和发展。而政治恐怖主义正是列宁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主要方面，也正是布尔什维克区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和最重要的党）的关键。这本身也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国际共运的分裂，为布尔什维克的发展以及其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清洗埋下伏笔。

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恐怖主义并非完全由他们自己创造，其根源和环境都来自俄国的制度基因。十二月党人播下的恐怖主义种子在沙俄极度专制的制度下，及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中迅速发展。土地与自由社中的革命分子经歷反覆失败后，越来越多人认为只有恐怖活动才能达到革命目的。土地与自由社的一些中坚分子于1879年秘密建立了「人民意志党」（Narodnaya Volya⁄People’s Will，以下称民意党），这是一个政治恐怖组织，后来也成为其他政治恐怖组织的榜样。在建立民意党时，他们宣布判处亚歷山大二世死刑。[37]

民意党宣称其目的是透过恐怖手段推翻沙皇政权，最终在全国建立议会。民意党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所有成员都必须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无条件服从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召之即来，无条件执行。这些组织原则后来成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

民意党的产生使俄国革命进入新阶段。尽管卢梭早就论述过主权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可以强制人民服从，雅各宾派也实践过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专政（见本书第六章）。但是直到民意党建立之后，俄国的革命者才自称代表人民，自称代表人民的意志，并为人民做出决定。他们系统性地把暴力恐怖行为当作合法的、主要的政治工具，并以民意为名施行暴力恐怖措施。

1881年3月13日，民意党刺杀亚歷山大二世成功，极大鼓舞了俄国、欧洲，以及世界上更广泛的暴力革命和恐怖活动。为了达到推翻沙俄的目的，民意党接着计划刺杀亚歷山大三世，列宁的兄长因领导并参与此行动而被处死。这不仅促使列宁此后投身暴力革命，而且对其价值取向和革命策略都有重大影响。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把他们兄弟都培养成革命者，而他从青年时期就希望成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革命英雄拉赫梅托夫。[38]

俄国激进知识阶层中流行的思潮是革命离不开暴力，革命需要密谋，革命组织必须是秘密的。各种激进分子的不同党派在这方面都高度相似，他们是准备殉道的世俗十字军战士和布教者，而且积累了几十年秘密组织及从事暴力和恐怖活动的经验。例如，与布尔什维克呈竞争关系的社会革命党，虽然人多势众，在竞选中总名列第一，却一直有多个秘密分支从事政治暗杀活动。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高度集权和秘密组织建党原则，是从沙俄社会中盛行的秘密政治组织这个制度基因而来。列宁主义原则是在此制度基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不完全是列宁的发明。本书第八至十章将分别分析秘密恐怖组织这个制度基因在布尔什维克建党和中共建党方面的具体作用。

第五节　沙俄帝制制度基因的产物

撼动世界的共产极权制不是几个革命领袖的努力和创造成就的。无论俄国还是中国，共产极权制的产生都是宪政改革失败的产物。1905年俄国的宪政革命名义上将制度改变成君主立宪制。如果君主立宪成功，如果俄国从此走上类似英国、荷兰的道路，就剷除了建立极权主义的基础。但俄国宪政革命的失败为俄国创建极权主义制定铺平了道路。以下试图从沙俄帝制下的制度基因来解释，沙俄宪政改革的失败以及共产极权制的产生（见本书第八章）。

一、宪政的困境和苏维埃的诞生

沙俄帝国从诞生起，在歷经几百年的演变中，私有产权、自由结社等宪政所必须的制度基因都得不到成长的机会。沙俄帝制和东正教使得俄国与西欧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都存在既宽又深的鸿沟。西欧经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两者的差距更为显着。彼得大帝游学西欧，看到俄国的落后（这是几百年来俄国知识界的共识），决意要在艺术和技术上西化，但他不仅坚守而且要强化俄国的专制制度，同时希望借助西方的科学技术加强专制制度。于是，他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引进西方工业技术，吸引大批西方专家到俄国，派知识分子去西方学习，建立西方式的大学、博物馆。从此，俄国打开经济和文化上与西方交流的大门，促成了俄国有限的启蒙时期。这个超出沙皇意愿的有限启蒙对俄国造成深远影响。

继承彼得大帝的传统，凯萨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靠贵族的支持政变登基。她出身普鲁士贵族，既有贵族支持，又有德国出身的背景。她在文化教育思想诸方面推动了俄国的西化。当时正值法国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凯萨琳大帝钟爱启蒙运动中流行的自由化思想，她与伏尔泰等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有大量私人通信，也曾极其慷慨地资助狄德罗（Denis Diderot）。狄德罗更是在圣彼得堡亲自鼓动她把俄国转变成乌托邦，并提出具体实施建议。[39]尽管她在文化方面推动自由化，但仍坚守皇权不放，只允许知识分子有谈议宪政的言论，不允许宪政的实践，更绝对禁止社会上形成任何可能挑战皇权的实质力量。这种禁止既包括对立即行动的限制，也包括对可能积累社会力量以至于产生未来行动的限制。

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自由化方面只能说不能做的情形成为俄国的常态。不同时期的差别只是限制的松紧程度。限制较松的时期，人们可以在言论上鼓吹自由化与宪政；限制较紧的时期，持不同政见的人则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驱逐出境。但是当一些激进知识阶层准备为自由殉难时，这些惩罚的威慑作用变得非常有限。因此，十八世纪末以来，人权、民主、自由、宪政之类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快速传播、普及。俄国经歷过的初步启蒙是除了东正教之外，另一个使俄国与中国最不相同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接受启蒙的时间比俄国晚了一百多年，而且规模也小得不可比（见本书第十四章第六节）。

未曾经歷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俄国知识分子和贵族，突然接触到西欧启蒙运动的自由化思想，对实现美好理想的渴望极为迫切。但是在俄国的制度下，即便是温和的宪政目标也是只能想像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凯萨琳大帝立即发现自由化可能导致革命。此后的歷届俄国君主都自觉地阻碍君主立宪，尽力保住君主专制的制度。

凯萨琳大帝之后，在自由化改革方面走得最远当属亚歷山大二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解放农奴，但这主要是出于强军强国的考虑。他也曾推行自上而下的地方行政改革以及建立郡县自治会的改革。虽然郡县自治会成员是由选举产生的，但并没有立法权，仅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他还推行了司法改革，其中包括全面推行陪审团制度、开庭审理制度和律师制度，取消贵族在法律诉讼中的特权，似乎是朝制度化的司法迈进了一步。但他同时规定沙皇并不受司法约束，使贵族比改革前反而更为弱势。然而，伴随着这个改革产生了众多的律师以及知识分子。与此相似，伴随郡县自治会的建立和发展，民选议员地方自治的意愿也有很大提升，而且产生了合法的地方组织。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成为激进知识阶层的主要诞生地。所有这些因素都为后来产生一代代的激进知识阶层，为俄国的社会变化奠定了基础。

亚歷山大二世在位期间推行的有限的自由化改革，不仅未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期望，反而刺激激进知识阶层要推翻沙皇统治以实现变革的渴望。1881年3月13日，亚歷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遭民意党刺杀身亡，标志着俄国自由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其继任者亚歷山大三世大大收紧政策，加强对社会和政治的控制。在亚歷山大二世被刺当天，他刚签署了洛伊斯马立科夫（Mikhail Loris-Melikov）宪政改革的文件。[40]这个宪政改革并未触及沙皇专制的核心，与放松对任何独立社会力量的管制无关，也在思想上与宪政无关。亚歷山大二世清楚表明，上帝给他的权力不可能与任何民选代表共用，更谈不上被他们制约。[41]这个称为宪政改革的实质内容是邀请社会各界参与谘询国家的政策，放松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扩大地方选举权。他的改革更多是出于加强国家管理效率和应对社会不满的需要，而非推动宪政。实际上，奉命起草这项改革文件的洛伊斯马立科夫伯爵是屡建战功和成功镇压恐怖分子的将军，是亚歷山大二世最信任的忠臣。

亚歷山大二世遇袭身亡之后，亚歷山大三世彻底逆转了所有自由化倾向的改革。透过建立更严密的秘密警察制度及更严厉的镇压，他把沙俄制度朝极权主义方向推进。这使俄国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催生更多以暴力反抗沙俄政府的激进行动，导致更多人加入激进知识阶层。

亚歷山大三世末年，俄国爆发大饥荒，饿死数十万人。面对无法应对的灾难，不得已之下，沙俄政府发布政令，要求民间组织起来志愿营救，得到社会极大迴响。托尔斯泰停止写作，率成千上万志愿者募捐并在灾区开办数百食堂。全国从郡县自治会到大学，以至于所有行业的知识分子，从保守派到自由派，再到最激进的派别，都参与了救灾。这为激进意识形态、政治党团和恐怖组织在俄国社会全面大发展带来了机会。饥荒带来的大危机变成在政治上激发、动员俄国社会的契机。[42]

正是此期间，很多过去不屑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激进分子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歷史唯物主义更有预见性，更有说服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有吸引力。列宁和后来成为孟什维克领袖的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都是在此期间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劳动解放社。同时，许多民粹派的思想也由此透过列宁等转换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部分。例如，民粹派统称工人和农民为「劳动人民」的概念，[43]是布尔什维克能够在俄国发动极权主义革命的理论起点。但它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且打乱了马克思理论的逻辑。[44]但是，在共产极权主义的革命中，能煽动民众的就是好理论，逻辑混乱无所谓。的确，劳动人民从来是中共革命的基本观念，是苏共灌输给中共的。

全国从郡县自治会到所有行业的知识分子主动参与救灾，民间组织的大发展，都使得沙俄政府感到威胁。于是，等到灾情略减，沙皇就恢复了镇压。大学是各种激进组织和革命思潮的中心。为了压制，沙俄政府对大学生的迫害变得肆无忌惮，导致在大学校园激起全面反抗。数千学生加入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工党，以及解放联盟（The Union of Liberation）。有别于前两个左翼政党，解放联盟则以实现宪政为目标。之后成为临时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是这段时期加入社会革命党的。

沙俄政府不仅镇压和迫害恐怖分子，也迫害知识分子，甚至迫害拥护君主制但主张改革的郡县自治会的成员、社会名流、贵族。在全俄郡县自治会被沙俄政府封闭后，原本温和保守的自治会成员和贵族在1899年建立称为论坛（Beseda）的宪政改革组织，变成宪政改革的主力军。[45]

但是，试图推动宪政的组织势单力薄，完全不足以推动宪政改革。最终逼迫沙俄政府进行宪政改革的是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1905年，俄国战败于日本，触发革命。在革命压力下，沙皇于10月被迫同意立宪。

日俄战争是因沙俄侵占中国领土，从而侵犯日本在华利益，在中国领土及中日海域进行的战争。沙俄政府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就藉由贿赂大清帝国高官，获得中国同意修建穿越满洲境内的铁路。1896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为名，亲自到俄国签署《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应对日本。然而，签约两年后，沙皇即出兵攻占旅顺口。随后在1903年，沙皇更决定全面吞併满洲。俄军入侵满洲的行动使日本感到威胁。在一系列抗议后，1904年初日本不宣而战攻击在满洲的俄军，[46]日俄战争爆发。

代表沙俄政府与中国签约者维特（Sergius Witte）在回忆录说，中方极为珍视与沙俄签订的这份密约。八国联军时期，俄军靠日军帮助攻入北京后，发现维特签署的密约原件居然珍藏在慈禧太后卧室的保险柜里，维特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俄国恪守《中俄密约》，就不会有日俄战争，也不会有俄国的惨败。[47]

日俄战争使俄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如狂，完全压倒所有其他分歧，几乎所有党派，包括多数激进派，都站在政府这边。俄国把日本描述为黄祸及蒙古人，甚至描述为蜘蛛、猴子。这似乎给了沙皇极好解决国内问题的机会。但是，很快地俄军节节溃退，兵败如山倒。原本可能有利于沙俄苟延的民族主义狂热，迅速变成对政府无能的全面声讨。对日战败变成搞垮绝对君主制的催化剂，使沙皇政府对民众极为惊恐。尤其是1905年5月俄国舰队在对马海战被日全歼的噩耗传来时，沙皇的立即反应是对内镇压。他要求紧急部署最大警力，以压制国内任何对政府不利的反应。[48]

在内忧外患中，沙皇更为担心他切身亲歷的内忧。日俄战争中俄军显露败像时，尼古拉二世的爱臣及警察头子普勒韦（Vyacheslav Plehve）1904年被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大队炸成碎片；1905年1月更发生改变俄国歷史的「血腥星期日事件」（Bloody Sunday）。由此引发宪政革命，诞生了第一个苏维埃。

血腥星期日事件起于半官方半宗教的俄国工会（Assembly of Russian Factory and Plant Workers）所组织的非政治性的请愿。这个工会原本是普勒韦生前为了对抗自治工会精心安排设置的，加入的工人普遍是虔诚东正教徒，自认为亲沙皇。在宪政和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请愿前，俄国工会与亲沙皇但主张君主立宪的郡县自治会代表大会讨论过协调和互相支持，工会请愿的想法也得到解放联盟的支持。但是政府不但禁止俄国工会的请愿，而且扬言如果请愿就要暴力镇压，这激怒了原本效忠沙皇的工人。1月22日，[49]成千上万被激怒的工人到圣彼得堡的冬宫向沙皇请愿，要求面见他们从来都效忠的沙皇，讨论工人的福利问题。沙皇预先布防的军警射杀示威人群，伤亡数百，酿成史称血腥星期日的重大惨案。这不仅立即把俄国推向混乱的边缘，更为极权主义的诞生增添了一把火。

面对沙俄政府的威胁，一个月之后，近十五万圣彼得堡工人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 Deputies）。[50]这是俄国史上第一次透过选举而产生整个地区的工人组织。但是没有产权的群体组成的团体，其基本利益不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保护产权。因此，即便是选举产生，它也不可能成为推动宪政的主要力量。的确，后来布尔什维克把原本与他们毫无关系的苏维埃作为夺权和统治的工具，将其变成了极权主义制度一部分，使得苏维埃成为歷史上第一个共产极权制政权的正式名字。

血腥星期日事件之后数月，俄军在对马海峡几乎全军覆没，充分显露出沙俄政府和军队的弱点，极为撼动俄国社会。半世纪前，人们把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大败归于农奴制；这次，人们则普遍把俄军的无能直接归因于沙俄的帝制。全国的民间激进组织积极活动联合建立他们的总联盟（Union of Unions）。其中多数党派的主要目的都是建立宪政，期待最终把俄国转型为民主共和制。为施加压力迫使沙皇接受君主立宪改革，他们计划在全国各地组织总罢工。政治动员工人的实际操作则集中在大学校园，总联盟的各派激进学生把大学变成宣传、组织、煽动工人的基地。总联盟以此把原本纯粹自发的个别企业的工人为福利而组织的运动，转变成了全面政治罢工。

孟什维克大学生走出校园，帮助大规模建立工人议会，即苏维埃。这些共产主义者组织工人的力量，把苏维埃变成与议会竞争权力的机构。1905年10月13日，全国铁路因大罢工而瘫痪，圣彼得堡苏维埃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党派代表中，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各占三分之一席位。但孟什维克实际上对苏维埃有最大的影响力，其主要领袖人物是托洛斯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布尔什维克蔑视、不信任，甚至敌视苏维埃。[51]他们只关心革命精英的密谋活动，因而曾以无产阶级尚未夺取政权为理由抵制苏维埃。[52]

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推动下，五十多座城市建立了苏维埃，各地苏维埃推动了更大规模的全面罢工。全国超过五分之一的县发生农民骚乱，甚至武装起义。沙俄政府各种镇压方式均不奏效。首相维特等大臣强烈建议沙皇接受温和派宪政改革的要求，以避免风起云涌的革命。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10月30日尼古拉二世终于无可奈何地同意签署诏书，宣布启动君主立宪改革。这份史称《十月诏书》（October Manifesto）的文件称「立誓效忠于皇帝陛下」，称将推动三个最大方面的改革，包括承认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国家议会的选举、由议会决定立法。[53]《十月诏书》是在解放联盟和郡县自治会运动的长期推动及总联盟和全国罢工的压力下，由首相主动为沙皇起草，并苦心劝说沙皇签字的。此后，迫于罢工人群对选举权的要求，沙俄政府12月11日又颁布了新的国家杜马（State Duma）选举法。

但单靠制定宪法或发布不可能建立宪政。为了建立宪政，大量社会深层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其中基本的问题是社会必须形成能制衡皇权的力量，才谈得上宪政的机制。沙皇签署《十月诏书》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除了沙皇外，俄国社会上各种反对宪政的力量都很活跃，因此，俄国的立宪改革从开始就潜藏失败的危机。

二、失败的立宪革命

宪政是限制权力并使权力互相制约的规则；是规制不同利益集团，使他们互相制约、互相妥协的规则。很多追求建立宪政的人往往把力量集中在制定宪法的文字规则上。但是，全世界两百年来争取民主宪政的歷史表明，社会上实质存在互相制衡的力量是实现宪政的先决条件。在没有势均力敌的权力集团的条件下，单靠以文字制定的宪政规则，在政治实际操作中往往不起作用。歷史上各国建立宪政的成败，与其宪法文字表达的品质之间没有紧密的相关性。事实上，最早建立现代宪政制度的英国根本没有成文的宪法。

沙俄帝制的发展过程是压制和剥夺贵族权力的过程。沙皇明确把专制作为基本治国原则，制度性地使用暴力和秘密警察镇压任何竞争者。在此环境下产生出来的反抗专制的激进知识阶层，渴望在俄国建立像西欧那样的宪政。他们渴望的是宪政的结果，但不了解俄国没有宪政所需的制衡专制帝制的社会力量。沙皇以加强专制自保，在和激进知识阶层的反专制、争宪政的斗争中，双方越来越敌对。这不仅为布尔什维克破坏宪政改革提供了良机，更为其发动共产极权主义运动创造了条件。

颁布《十月诏书》之后，沙皇很快就对自己许诺的让步感到后悔。他说当时完全是迫不得已，并强调皇权绝不能被限制，认为这是不可让步的原则。为了避免宪法这个概念中具有的权力制衡涵义，沙皇尼古拉二世有意将1906年正式颁布的宪章命名为基本法，而不是宪法：「我创建杜马，不是为了让它来指导我，而是为了让它为我谘询。」他还说：「是我授予杜马和基本法的权力，我同样有权撤销它们的权力。」总理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则清楚指出，1906年的基本法是沙皇恩赐的，而非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妥协的协定。因此，俄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54]

尽管尼古拉二世批准基本法是为了维护沙皇的专制权力，但基本法建立了杜马，这是俄国史上第一次全民选举。按照基本法，选举产生的杜马拥有部分立法权和部分国家预算权，算是朝着君主立宪走了一小步。但同时基本法还是明文规定沙皇是专政者，仍然控制行政、武装、外交、宣战媾和、帝国法院等基本权力，而且沙皇有权解散杜马。为了进一步削弱民选杜马的权力，基本法把自从亚歷山大一世起就建立的国务委员会变成上议院，其中一半代表是由沙皇任命的权贵。

当初维特首相努力说服沙皇接受他起草的《十月诏书》时，除了不得已向立宪派妥协外，也有一厢情愿对选情的乐观推测。政府推测，占俄国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会支持沙皇和右派（即保皇派），因而认为即使透过选举产生杜马，支持沙皇的力量也必定赢得多数席位。但是他们严重误判了民意。选举结果是右派党只得到497席中的45席；力推立宪的中间偏左派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获184席，成为杜马第一大党。左派获124席，无党派（大致为中间偏左）获112席。[55]

杜马刚建立，内部就产生严重分歧。在激烈辩论后，1906年5月5日，杜马通过「政治改革纲领」。几天后，大臣会议主席戈列梅金（Ivan Goremykin）代表政府声明，认为杜马的改革要求超出其许可权范围，完全拒绝杜马的纲领。立宪民主党代表纳博科夫（Vladmir Nabokov）则回应称「行政权必须从属于立法权」。于是，杜马通过提案，要求现任内阁立即辞职。沙皇立即反击，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7年初进行，社会民主工党获得约10%的席位，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07年6月3日，沙皇再次颁布诏书解散第二届杜马，理由是「第二届国家杜马很大一部分成员心地不纯」，并将第二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代表送交法庭审判，判处苦役或终身流放。刚建立立宪制度就连续两次解散全国民选的杜马，这实际上是沙皇用他的强权向选民显示他能控制议会。

再次解散杜马后，沙皇违反基本法，在没有立法机构参与的情况下擅自修改了选举法。在新选举法中，地主代表占杜马的一半席位。尼古拉二世说，作为神圣的专制者沙皇，他有权收回自己过去做出的承诺。自从修改选举法，杜马第一大党变成支持君主立宪的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混合的十月党（Octobrist Party），立宪民主党变成最大的反对党。十月党人作为杜马的最大党，希望推动温和保守的君主立宪改革。但即便如此，十月党仍遭到沙皇政府的挤压，使该党无法推动改革。十月党在第三届杜马时有154席，但到第四届就下降到只有95席。[56]

在第三、四届杜马的十年间，俄国社会中极左和极右恐怖组织对政府官员和杜马议员进行疯狂刺杀的同时，政府也疯狂镇压反对派。他们共同把俄国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共同为更暴力的布尔什维克极权制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1906至1907仅仅两年里，社会革命党人就刺杀了3,400人，极右派则刺杀了多位立宪民主党的杜马代表。为应对恐怖活动，并镇压反对派，以斯托雷平为总理的政府大大完善了原本就极为严密的秘密警察制度，包括告密制度。经他完善的这套复杂严密的制度，变成以后极权主义制度的重要部分。讽刺的是，斯托雷平本人于1911年被具有革命党背景的警方特工刺杀身亡。[57]

布尔什维克从初建就把宪政作为资产阶级制度而敌视它，把武装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目的。因此，从全国第一届杜马选举，布尔什维克就以争取普选权为由发动全国罢工；选举开始时，则发起抵制资产阶级杜马选举的运动。但抵制非常失败。多年后，列宁承认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选举是战略错误。此后，布尔什维克把杜马作为直接破坏议会、破坏立宪改革的战场。

虽然布尔什维克当时很弱小，其破坏宪政的策略在社会中并没有显着作用；但是，俄国社会中存在的反宪政的制度基因强大，帮助了布尔什维克。值得指出的是，从第一届杜马起，全国当选的多数代表就是左翼，反映出当时俄国的基本状况。由于极左的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全力抵制杜马，拒绝参选，使中间偏左的力量在第一届杜马占主导地位。第一大党立宪民主党的目标是全力追求民主宪政。如果他们以基本法为起点，逐渐推动宪政，并在推动过程中不断寻求妥协的机会，稳固每一个小的进步；同时，如果沙俄政府在压力下能作出妥协，或许俄国的民主宪政尚存发展的机会。但是，立宪民主党几乎重复了法国大革命前夕三级会议立宪派的做法。当然，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巧合。俄国的立宪派有意学习法国大革命。他们以为，在选民支持下，透过施加压力，可以迫使沙皇把主权交给议会。他们不准备与政府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妥协，宣布不承认基本法，要求成立制宪会议立即制宪。他们要求整个政府下台，还推动杜马立法进行土改、平分土地。[58]

正是由于宪政革命的失败，在帝制崩溃时形成了权力真空，给了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的机会。更因为俄国的制度基因，使得夺权的布尔什维克能在沙俄传统帝制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且更为专制的极权制度。下章将说明，即便没有布尔什维克的破坏，宪政革命也会面临失败的道理和史实。之后，我们将讨论俄国的制度基因，包括沙俄帝制制度、俄国东正教，和秘密政治组织，如何在各方面为布尔什维克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3]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London: Penguin, 1995).

[4]Dimitri Obolensky, Th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Russia (11th-15th Century), http://archaeology.kiev.ua/pub/obolensky.htm。

[5]Acta Patriarchatus Constantinopolitani, II, pp. 188-192; cf.Russkaya Istoricheskaya Biblioteka, VI, Appendix 40, cols. pp. 265-276. 有史学家指出当时莫斯科大公不承认大主教的说法。

[6]Russkaya Istoricheskaya Biblioleka, VI, p. 577.

[7]George Vernadsky, ‟Feudalism in Russia,” Speculum, Vol. 14, No. 3 (Jul., 1939), p. 315.

[8]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9]Gustave Alef, ‟Reflections on the Boyar Duma in the Reign of Ivan III,”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45, No. 104 (Jan., 1967), pp. 76-123.

[10]Vernadsky, ‟Feudalism in Russia,” p. 318.

[11]V. O. Kliuchevskii, A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2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0).

[12]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91), pp. 54-57.

[13]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66.

[14]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15]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61.

[16]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189。

[17]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页34。

[18]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pp. 224-225.

[19]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页10-11。

[20]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pp. 225-227.

[21]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p. 236.

[22]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pp. 232-234.

[23]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24]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pp. 239-241.

[25]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页23。

[26]“Church Accused by Solzhenitsyn,” New York Times, 1972-3-23, p. 7

[27]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87-89.

[28]Anatole Leroy-Beaulieu, The Empire of the Tsars and the Russians, Part III: The Religion (New York: G.P. Putnam, 1896), pp. 512-513.

[29]David G. Rowley, Millenarian Bolshevism 1900-1920: Empiriomonism, God-Building, Proletarian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3-4.

[30]Yuri Slezkine, The House of Government: 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3.

[31] Rowley, Millenarian Bolshevism 1900-1920.

[32]Pipes, “The Intelligencia,” The Russian Revolution.

[33]Nicholas Valentine Riasanovsky and Mark D. Steinberg,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OUP, 2011).

[34]Samuel H. Baron, Plekhanov in Russian History and Soviet Historiograph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5).

[35]Teodor Shanin(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y Reivew Press, 1983).

[36]Jay Bergman, Vera Zasulich: A Biograph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7]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142.

[38]Victor Sebestyen, Lenin the Dictator (London: W&N, 2017).

[39]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ume 10: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7).

[40]Simon Montefiore, The Romanovs:1613-1918 (New York: Vintage, 2017), pp. 446-449.

[41]Montefiore. The Romanovs, pp. 429-446.

[42]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ation, 1891-1924 (London: Bodley Head, 2017), pp. 157-164.

[43]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p. 151-152.

[44]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私有财产社会的最后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消灭私有财产，导致共产主义。但是多数农民有土地，向往的是拥有更多的土地。因此把无产阶级与农民混为一谈的所谓劳动人民与试图消灭私有产权的无产阶级革命自相矛盾。

[45]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p. 164-165.

[46]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13.

[47]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48]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31.

[49]以下日期均为西历。

[50]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21-27.

[51]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 190.

[52]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41.

[53]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页174。

[54]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154.

[55]Riasanovsky & Steinberg, A History of Russia, pp. 406-408.

[56]其他文献提供的资料与此略有出入，但反映的趋势相同。

[57]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p. 230-231.

[58]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 217.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的诞生

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共产极权主义政权一度统治地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人类歷史上最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今日的中国仍然在延续和发展这个制度。因此，这既是歷史上最重大的制度问题之一，也是人类当前面对的最重大的现实问题之一。本章集中分析第一个稳定的极权主义制度是如何产生，其制度基因是什么。

自古至今，每个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都是暴力夺权和暴力推行极权制的结果。本书第六章讨论歷史上短暂存在过的极权主义政权雏形，包括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明斯特神权极权制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极权制。

归根结柢，一个制度能否稳定发展，依赖于其能否与整个社会的多数人群的自身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相容。在西欧地区，当整个社会多数人出于其自身利益而抵制极权主义，当抵制的社会力量大于试图建立极权主义的社会力量时，那些与现有制度基因不相容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突变，最终都被已有的制度基因支持的力量所消灭。因此，二十世纪以前在西欧出现过的极权制雏形屈指可数，昙花一现。

为了解释极权制在俄国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本章在第七章的基础上分析俄国的制度基因是如何使得极权制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生根发芽并巩固壮大。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俄国建立稳定的极权主义制度，是因为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从各方面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基因，就是本书第七章讨论过的：沙俄的控制一切的帝制；对俄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起极其重大作用的俄国东正教及教会；以及十九世纪初以来形成的秘密政治组织。

沙俄存在的这三个强大的制度基因，首先使得俄国的宪政改革极为困难。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基因变成极权主义制度的基础。宪政改革失败常见，极权主义制度则是俄国首创。本章将详细讨论沙俄制度基因是如何影响俄国宪政改革的失败以及如何为极权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建立和发展极权主义制度奠定基础。

第一节　极权主义党：布尔什维克

极权主义制度是一个现代制度，与当代以及中世纪和古代所有其他专政制度的最大差别在于其核心是现代化的极权主义党。创建极权主义制度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创建极权主义党，即布尔什维克。尽管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能力导致俄国宪政改革失败，也没有能力使沙俄帝制崩溃，但这些发展都为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铺平道路，使其在长期策划和准备后，最终趁沙俄帝制崩溃的权力真空之际，暴力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权。没有布尔什维克，就没有共产极权主义。因此，讨论全面建立极权制之前，我们首先分析极权主义党的创建。

极权主义党是现代化多党制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党，专门反对多党制、反对宪政，要以暴力消灭其他政党的组织。因此，其性质与宪政制度中的政党，以及所有现代化政党从根本上不同。现代化理论中的流行理论称经济增长会促进民主化。[1]这个理论忽略了在不同制度中，人权、产权和政治决策权的巨大差别，以及因而产生的对社会长期发展完全不同的基本作用。以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人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极权主义有利于经济增长，就是通向现代化的一种选择。因为经济增长之后，极权主义制度会自动转化为民主制度。然而，无数史实证明，极权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与民主宪政完全不相容。要透彻地认识极权主义的本质，必须首先认清极权主义党。

一、极权主义党的基本性质

在现代社会里，政党是政治竞争的组织。韦伯定义政党性质的描述是：「一个政党只能存在于某个组织之内，以便影响该组织的政策或者取得对它的控制权。」[2]其定义的前提是政党对权力的竞争。但是极权主义党从基本上违反韦伯关于政党的定义及其前提。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是以暴力禁止政治竞争的政治垄断团体，它统治和控制社会中的所有组织，统治社会的一切。它绝不在某个组织之内，而是在任何组织、所有组织之上。为了统治，它又渗透任何组织、所有组织。布尔什维克决定任何组织、所有组织的重要决策。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不允许社会存在独立于它的组织，即便是非政治的组织也必须获得其批准，并在其监督之下。

韦伯对政党的另一个定义性描述是，政党是自由招募成员的联合体。列宁主义党也完全违反这个原则。歷史上，布尔什维克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中分裂出来单独成党，直接原因就是列宁反对自由招募成员。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在世界各国建立的所有极权主义党都与布尔什维克相同。它们都不是自由招募成员的组织，而是由内部独裁统治的政治精英组成的秘密组织。所有列宁主义党的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无产阶级专政为其基本制度。这些党以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政治、经济、军事、媒体和全社会，是统治整个社会的唯一的党。尚未取得政权的极权主义党，则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权为目的。加入执政极权主义党的人群是自愿接受独裁统治并经过挑选的，试图藉由这个管道变成政治精英的人群。这个人群中很多是在共产主义革命宣传的煽动蛊惑下入党的。

现代政党作为公开竞争权力的组织，其制度基因是议会中的派系，及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欧洲有至少几百年，甚至在许多城邦有两千年的歷史。与之相反，除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外，产生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基因之一，是俄国已存在的秘密政治组织、政治恐怖组织。

总之，极权主义党从根本上有别于现代政党的第一点是，极权主义党是垄断权力的组织，而非竞争权力的组织。极权主义党要用暴力及所有方法扼杀任何可能与其竞争的组织。第二点，极权主义党的成员经挑选进入，是对成员有严格纪律甚至生死约束的秘密组织，而非自由招募自由辩论的公开组织。

二、秘密政治组织布尔什维克的产生

布尔什维克的直接起源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是从土地与自由社分出的，从名称、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都跟随欧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土地与自由社的意识形态原本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意识形态主张以剥夺方式改变俄国的所有制来创造完全平等的社会，并最终实现土地归农村公社，工厂归个人。土地与自由社的革命者之间在革命策略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有的计划建立高度集权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有的鼓吹乡村、工厂自治的无政府主义。但除了消灭私有财产的共同目标外，他们普遍都继承俄国暴力革命的传统，主张使用秘密和暴力的手段，武装起义或暗杀。

特别重要的是，土地与自由社在俄国的影响极为巨大和深远。在1917年底俄国第一次全国宪政大会的普选中，直接或间接继承土地与自由社的党派共获得近70%的选票。主张以不同方式剥夺私有产权的各党派在全俄大选获得压倒性多数。这本身意味着即便没有布尔什维克武装政变推翻临时政府，即便没有建立极权制，在俄国也难建立宪政。布尔什维克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镇压了所有这些党派，尤其是当时俄国的第一大党俄国社会革命党，及同属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

理解土地与自由社继承来的制度基因，是认识布尔什维克这个秘密组织的关键。土地与自由社是赫尔岑（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罗斯社会主义的领袖人物）组建的秘密组织；作为思想流派，史称民粹派。对于理解布尔什维克的产生，除了意识形态外，土地与自由社中的秘密组织成分和恐怖组织成分都极为重要。多数这些秘密组织都是追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尤其激进的组织，为剥夺私有产权而有计划地使用暴力。这些组织不是韦伯定义的政党，而是秘密的暴力团体，是进行革命宣传、策动武装暴动或谋划暗杀的集团；是继承俄国十二月党人的传统，组织以暴力政变为目的的秘密团体。实际上，十九世纪中叶起，俄国反对沙俄制度的团体大都延续十二月党的传统，组织成秘密的暴力团体。相比之下，土地与自由社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土地与自由社的一个分支──人民党的纲领与后来的列宁主义党高度相似，称其任务是「透过人民起义实现……最高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在人民起义的时刻，党应主动组织能领导革命斗争的临时政府。……党……应致力于在人民中建立革命的组织，没有革命的组织，旨在实现人民理想的人民起义要取得胜利就没有任何保证」。[3]

十九世纪后期，土地与自由社的激进派发展出两个重要组织，直接在不同方面为布尔什维克的产生奠定基础。一个是1882年建立的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前身，因此是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前身；另一个是1879年建立的恐怖组织民意党。布尔什维克同时继承劳动解放社和民意党的基本精神，其继承民意党的部分造成其与社会民主工党其他成员，尤其是孟什维克的主要分歧。

列宁主义的部分重要建党原则直接来自《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纲领》。该纲领明文民意党「组织各种秘密团体并将它们团结在一个中心的周围。组织完成各种革命任务的秘密小团体……是执行党的多方面的职能所必需的。……必须……团结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周围。……党在人民中的主要任务是教育人民促进变革……维护党在人民中的威望，捍卫党的思想和目标」。[4]列宁的哥哥亚歷山大（Aleksandr Ulyanov）在狱中回忆写出的《民意党恐怖派纲领》说，「我们是党的恐怖派……我们承担着同政府进行恐怖斗争的事业。……恐怖行动……迫使政府做出让步……唤起人民的革命精神……有力地对群众起到宣传作用」。[5]

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一方面将其意识形态从俄罗斯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继承土地与自由社里恐怖组织的秘密和暴力的传统。列宁的兄长因刺杀沙皇未遂被处绞刑。列宁追随其兄长，狂热学习土地与自由社及民意党的纲领，吸收其精神，阅读亚歷山大最热衷的着作。据列宁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说，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像犁锄把他的心灵深翻了一遍又一遍。[6]他自称一生中反覆阅读这本小说，更把书中人物拉赫梅托夫作为榜样，要以这种精神一生从事暴力革命，推翻沙俄制度，最终建立无阶级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接受这种影响的远不仅是列宁。当时的土地与自由社中产生一批又一批激进革命者，他们普遍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作为革命圣人。

列宁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为了保持深入他内心的民意党传统，仍然有意疏远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费多谢耶夫（Vladimir Fedoseyev）。[7]但是，列宁清楚认识到，民意党靠刺杀个人的恐怖活动难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为了推翻政府夺权，必须有组织地制造全面大规模的恐怖，而不仅是刺杀个人的恐怖。在这方面深刻影响列宁的是土地与自由社的激进革命家涅恰耶夫（Sergey Nechayev）和特卡切夫（Pyotr Tkachev）。他们在组织中央集权的秘密暴力革命团体，及策划大规模恐怖活动和煽动革命方面做了系统性的工作，既影响了民意党，也深刻影响了布尔什维克。

在建党理论和革命策略方面，列宁主义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绝大部分成分来自涅恰耶夫和特卡切夫对列宁的影响。列宁称涅恰耶夫为革命的巨人，认为所有共产主义革命者都必须读涅恰耶夫的着作。[8]他还认为必须出版涅恰耶夫所有的着作，因为涅恰耶夫具有作为组织者的特殊才能，能到处建立起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并以惊人的形式表达想法，使人终生难忘。[9]

涅恰耶夫在学生时期受到十二月党人的影响。他参加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派的激进革命活动（还一度与巴枯宁极为密切），亲身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的苦行僧式革命者拉赫梅托夫的实践。他极度崇拜雅各宾和布朗基。他们宣扬的为革命目的不择手段和革命必须无情的策略，成为列宁主义的精神基础。

涅恰耶夫极有煽动力，善于鼓动，能以简洁而强有力的方式传播雅各宾－布朗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革命思想。列宁从他那里学习到的这些能力直接帮助他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涅恰耶夫鼓吹暴力革命就是一切；为革命可以抛弃人性和道德；革命可以且必须採用任何手段。这些都对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精神，尤其对列宁有很大影响。

特卡切夫则在建立恐怖组织、密谋革命组织方面为布尔什维克如何建党奠定了基础。他认为领袖在创造歷史中极为重要。歷史的大变化只能是从一种歷史秩序跳跃到另一种秩序，需要能引发激情的伟大思想，更高歷史秩序的激情才能推动人们成就伟大的事业。真正的革命只能首先靠领袖领导的少数革命者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透过教育大众，自上而下地执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改革，最终才可能达到革命目的。筹备夺取政权的政变时，革命者必须建立严格的纪律。只有建立拥有严密、坚实、严格纪律的革命组织，像军队那样高度集权，夺权才有可能成功。从某种意义上，列宁的革命组织原则是对涅恰耶夫的密谋组织的总结。而且，他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学习到，在革命组织内部必须存在对革命同志的强制，以保证自上而下的集权。[10]

三、布尔什维克早期的极权主义性质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车尔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特卡切夫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普遍影响，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初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基础。尤其是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ary, 1869）等着作，是列宁的建党理论和革命策略的主要渊源之一。而列宁关于建党和革命策略的具体思想大量来自特卡切夫。作为布尔什维克后代的中共，其建党原则实际也源于此（虽然多数文献将其完全归于列宁）。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列宁提出建党的原则问题。他强调党必须高度集权，纪律严明，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服从领袖。马尔托夫、托洛斯基、阿克雪里罗德等反对列宁提出的建党原则，担心列宁提出的超级集权组织方式和领袖对党的统治会把党变成独裁组织，也担心列宁把党变成职业家的密谋精英组织。他们还反对列宁为了在党内建立领袖的领导权而採用无情斗争的策略，并警惕列宁的追随者在党内粗暴和不道德地攻击不同意见的做法。[11]

总之，列宁的建党原则是在民意党等民粹派秘密组织已有的传统上，在沙俄已有的制度基因基础上演变而成，而非他一人的发明和想像。比起某位强势人物的想像力，创造极度集权的激进知识分子的秘密组织的关键更在于存在一群知识分子自愿服从领袖。的确，在相同制度基因下，普列汉诺夫早于列宁十八年前就提出类似原则。[12]1903年的代表大会上，列宁的建党原则得到普列汉诺夫的支持。这对于列宁的派别在党内成为多数（所谓「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专制的党一旦建立，其实质和基本特点很快就显露无遗。在抽象讨论时，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许多人都没能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后来在党内独裁的威胁下，普列汉诺夫很快转而支持孟什维克；十几年后，他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最终，在暴力镇压的威胁下，普列汉诺夫被迫逃亡芬兰。

列宁于1903年提出的建党原则集中表现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中，这是首次把过去散在各处的原则集中在一起，成为建立极权主义党的系统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列宁创造出了极权主义党的模式，是极权主义的先驱。[13]列宁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靠有意制造的误导帮助极权主义领袖全面控制党。其真正强调的是「集中」，是保证党内没有权力制衡的原则。核心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而所谓「民主」指的是决策前关于策略问题的谘询和讨论。这是用误导方式推行极权制的关键。

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在中国造成对民主认识的极大混乱。在共产党的误导下，至今很多中国人误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当成天经地义的中国式民主概念。事实是，从苏共起，所有追随苏共建立的共产党不仅没有党内的言论自由，在完全没有权力制衡的极权主义党里，党员干部连人身安全都受到极大威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早意识到列宁主义危险的是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国际领袖。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布尔什维克意味着中央委员会的专制，意味着领袖的独裁。罗莎．卢森堡（批判列宁是在重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布朗基主义。[14]考茨基指出，虽然布尔什维克可能出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但其独裁专制制度给了最高领导没有限制的权力，最终不可避免使其成为恐怖机构。[15]他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秘密组织，透过政变谋求权力，建立的是由官僚机构所主导，靠奴役人民和牺牲人民自尊为基础的社会。[16]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列宁主义党一党专政、对党内的独裁，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少的手段；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避免产生列宁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建党原则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称列宁的标准是独裁。而列宁直率承认这的确是独裁，但认为革命没有独裁之外的其他办法。[17]这里必须指出，虽然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克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布尔什维克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很多狂热「革命者」热衷于组织秘密团体进行暴力革命、很多「革命者」热衷于独裁制度、以及很多「革命者」自愿被独裁者统治。没有这些狂热的革命者，列宁作为个人，完全没有可能从无到有组建由他独裁统治其他人的布尔什维克党。

因为不允许其他独立党派和组织存在，极权主义党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与党外不允许存在其他独立的党和组织的道理一致，极权主义也严禁党内派别。如果党外禁党是极权主义的基本定理，党内禁派（不允许存在派别）则是这个定理导出的推论。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早已暴力实践过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但正式制度化地禁止党内派别，发生在1921年俄共第十次党代会（1918年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1925年后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当时，党内有多个派别，其中包括托洛斯基与布哈林的联合派别，要求工会更独立，发挥更大作用、反对官僚化的工人反对派（Workers’ Opposition）；以及追求更多苏维埃自治的民主集中派（Democratic Centralists）。党的领导阶层分成列宁派和托洛斯基派。列宁获得党内多数支持后，要求从此彻底严禁党内派别。于是，大会通过严禁党内派别的决议，组织和加入派别者一律开除出党。

党内禁派令并不能自动生效。特别是与工人组织相关的党内外派系更是禁而不死。工人真理派（Workers’ Truth）及工人团体（Workers’ Group）等都曾有组织地进行过反对俄共官僚化的斗争，而且不断罢工。托洛斯基认为，缺少党内民主是产生严重问题的癥结所在。[18]

但是，党的领袖可以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压制党内派别。史达林时代的大清洗，实际上是列宁主义制度的运用和完善。全世界的列宁主义极权党无一例外都靠整肃手段压制党内派别。之所以极权制的歷史和现实如此，是由极权制的基本机制和基本需要所决定的。而列宁主义的原则为极权主义党所设计的蓝图，是实现极权主义必不可少的。

四、极权主义党的特点：个人崇拜与红色恐怖

极权主义党一旦建立，在继承已有的制度基因的基础上就透过突变产生了自己的制度基因，有了自己的生命、需求，有了满足自身需求的演变。领袖的个人崇拜就是其中之一。个人崇拜是基督教教会制度基因的一部分，其中既包涵文化、意识形态，也包涵制度，是个人崇拜推动者的自身利益所然。千百年来推动对耶稣基督和教会封圣的个人崇拜，是基督教会发展的支柱之一。新教挑战罗马教会的焦点之一就是个人崇拜的制度（例如封圣）。沙皇统治的俄国东正教数百年来向俄国民众推动对沙皇的个人崇拜，是沙皇统治的支柱。其影响如此之深，使得尼古拉二世居然真的相信自己的权力是神授，自己真的被全体俄国人崇拜。因此，他坚决抵制宪政，孤注一掷动员参战，而不屑关注国内的危机四伏。

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后，大搞个人崇拜。究其动机，既有压制反对派、控制民众的需要，也有高层领导之间争权和控制党的需要。俄国东正教会的制度基因则是帮助布尔什维克领袖能掀起个人崇拜疯狂热浪的重要因素。

创建极权主义党的领袖列宁虽以专制着名，但他主要靠个人魅力（charisma），靠争辩和煽动追随者来压制反对派。列宁深知自己已大权在握，也深知那些以宗教方式鼓吹个人崇拜的人，其用意是争夺权力。因此，在他尚有能力决定大事的时期，在党内对宗教式的个人崇拜有一定限制。但是，在列宁被刺而暂时失去能力时，布尔什维克开始大肆制造个人崇拜；尽管在意志清醒后，他明确表达不愿配合为推动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19]

从列宁晚年开始，以史达林为首的俄共领导就以俄国东正教宣扬沙皇的方式制造对列宁的个人崇拜。此后，在史达林统治时期，个人崇拜更达到空前程度。领袖被神化，不可挑战；领袖言论变成信条，不可违背，不同意见被制度化地消灭；领袖超越制度。个人崇拜为领袖全面控制党，为党全面控制社会创造了条件。

继承俄国东正教会的传统，史达林式的极端个人崇拜为全世界极权主义党开了先河。在列宁被刺后第三天，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称列宁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耶稣基督，并用东正教赞颂沙皇的语言称列宁为上帝给俄国革命的恩典，「列宁是人类从未有过最伟大的领袖」。[20]列宁死后，史达林控制的党中央决定建立永久保存列宁尸体不朽委员会（immortalization commission），尽一切努力把个人崇拜推到高峰；同时尽一切努力封锁列宁的遗嘱。曾接受系统东正教训练的史达林和曾为天主教神父的捷尔任斯基，大力推动要像供奉宗教圣人那样，供奉永久保存的列宁尸体。托洛斯基则反对，认为这是中世纪宗教崇拜的做法。列宁遗孀在《真理报》（Pravda）发文，反对永久保存尸体，反对个人迷信，要求在党内传阅列宁的遗嘱，因此遭到史达林的威胁和压制。[21]

列宁死后，俄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基本口号是：列宁的旗帜、列宁的教导、列宁指引的方向、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大会期间，组织成千上万少年先锋队到列宁墓前，向列宁宣誓，忠于列宁和列宁的事业。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列宁变成圣人，列宁主义变成正统的经典及布尔什维克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反列宁变成最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个人崇拜与无情整肃、制造恐怖是极权统治互不可缺的两面。在权力斗争中，史达林团伙靠指责托洛斯基、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等反列宁打倒他们。[22]列宁在世时，托洛斯基主义虽然曾被批判为反列宁主义，但托洛斯基仍能发表意见。史达林掌权后靠消灭异己独揽大权，使用恐怖手段禁止党内的不同声音，把极权主义党的性质推向极端。他首先打击的对象是拒绝无条件服从他的党内元老。面对史达林的压制，列宁老友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季诺维耶夫等与托洛斯基组成联合反对派（United Opposition），要求党内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要求限制官僚主义，要求停止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转而加快工业化。同时，他们批评史达林在中国推行错误的国共合作政策导致中共受损。

面对这些资深元老的派别在党内和在工人、军队中的号召力，史达林使用苏维埃秘密警察（即国家政治保卫局，State Political Directorate，又称GPU）侦察、分化、瓦解、施加压力。最终，这些元老的联合反对派被击垮，他们也被开除出党。托洛斯基于1929年被驱逐出境，1940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NKVD，KGB前身）特工在墨西哥家中暗杀。[23]作为苏共元老，托洛斯基在党内有众多同情者和追随者，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在1930年代后期的大清洗中被整肃，其中绝大多数遇难。

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起，所有极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就都依赖恐怖。他们不仅无情镇压「反革命」，更残酷镇压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一面制造恐怖，一面制造个人崇拜，已经建树的对列宁的个人崇拜，以及官方版本的列宁主义原则，成为苏共进一步发展个人崇拜的基础。每经过一轮整肃，个人崇拜就向前推动一大步。1920年代后期在整肃托洛斯基的同时，对史达林个人崇拜的推动即大张旗鼓地展开。在制造列宁、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神化的基础上，把史达林描述为列宁唯一的接班人，是列宁主义具体体现的领导人，是表现无产阶级意志的领导人。今天的列宁就是史达林，反对史达林就是反对列宁，就是反党。与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一样，史达林打过仗的察里津（Tsaritsyn）更名为史达林格勒。史达林自我掩饰说：「我……没有要求把察里津改名为史达林格勒……如果改为史达林格勒的事已广泛传扬开了……那就请您不要把我牵涉到这件事里……不然会给人以我要求改名的印象。」[24]在第十六、十七届党代会上，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的程度。在第十七届党代会上，整个会场高唿史达林同志万岁的口号，歌唱祈祷史达林万寿无疆的歌曲。[25]

托洛斯基说，列宁和史达林的区别在于史达林时期那条淌满鲜血的河流。史达林主义是建立在针对几乎所有苏共元老的大清洗（Great Purge）基础之上的。大清洗的触发点是所谓的基洛夫（Sergei Kirov）事件。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暨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几个月前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显示他在党内享有的声誉大幅度超过史达林。很多史学家及赫鲁雪夫[26]都怀疑其为史达林所策划，但至今仍没有直接的证据。

事发之后，史达林立即称刺杀是托洛斯基为首的反对派所为，并抓捕大多数苏共元老。在1936至1938年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苏共元老也是列宁的老朋友：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遭酷刑折磨后公开认罪，都被处死；78%中央委员被抓捕处决；在参加过1934年中央委员选举的代表中，56%被指控为反革命而被捕。1934年时，党的精英中有81%是1921年前入党的；经过大清洗，到1939年，此比例下降到19%。大清洗处死的苏联红军高级将领人数超过二次大战阵亡的数字。红军5名元帅中有3人被处决，高级军官大部分被杀，中级军官过半被杀。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档案揭示，到1930年代末，内务人民委员部抓捕的人数超过359万，其中136万被关押在集中营。1938年几乎60%被捕者都被处死。整个1930年代，被处死和饥荒饿死人数约在1,000万到1,100万之间。[27]

1930年代后期，随着恐怖达到登峰造极的是个人崇拜也登上新的顶峰。1920年代末的个人崇拜宣称史达林是活着的列宁。十年后，史达林超过列宁，米高扬（Anastas Mikoyan）称「列宁是有天赋的人，而史达林是个天才」。党报、党的代表大会上宣传史达林是「最伟大的巨人，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导师和最伟大的天才」；是「人类发展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领袖」；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金色的太阳」，「照亮整个世界」。[28]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风靡的多数语言，甚至包括林彪的「发明」，其实只是复制品，只是在重复史达林追捧者的创造而已（林1938至1940年间在苏联）。

创造个人崇拜的关键是制造奇迹，制造神化。靠改写和编造歷史制造十月革命和苏共党史的神话，史达林变成了神。与基督教圣人的奇迹是由后人编撰并评选完全不同，苏共和史达林的「奇迹」都是由史达林亲自编撰。史达林亲自主导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Short Course）于1938年出版，被作为苏共和共产国际最重要的经典传播，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29]该着作为极权主义党的建设提供典范，教授各国共产党如何透过制造恐怖和编造奇迹，创造个人崇拜，控制党和社会。毛泽东指示，延安整风「应以《苏联共产党（布）歷史简要读本》〔作者案：这是中共早期的译名〕为中心教材」，这「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30]

极权制的核心是极权主义党，而极权主义党是性质极为特殊的组织。这种党以建立专政制度为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与其目的一致，其自身就组织成自上而下专政的制度。所有党员必须无条件效忠党及其领袖，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绝对服从中央，中央绝对服从领袖。任何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人，若与领袖持不同见解，都会被严厉惩罚，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例如上述托洛斯基、布哈林；以及后续讨论的刘少奇、彭德怀）。这类党是夺取政权的核心、是统治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制定者、宣传者和监管者。

在创立极权主义党的革命时期，列宁主义认为这样的党是革命取得胜利所必须。建党时期许多革命者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为了实现乌托邦美好理想，他们准备献身殉道。信奉列宁主义的人们自愿放弃个人的自由，无条件服从党、服从上级、服从领袖。在他们牺牲自由的基础上才创造出极权主义党，才创造出极权主义党的制度基因。一旦这个制度基因壮大，专政、特权、宣传的力量就成了党发展壮大的机制，而不再需要殉道者的自愿。

但是，并非所有社会都能产生极权主义党，并非在任何社会里极权主义党都能壮大及发展，更非在所有社会极权主义党都能产生重大影响。除了沙俄帝制和东正教之外，土地与自由社－民意党这类秘密恐怖组织，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劳动解放社和后来改组而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制度基因。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创始人和大多数骨干，过去都是土地与自由社成员。相比之下，英、美、德、法等国，即便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中主张激进的暴力革命者中，愿意追随列宁主义搞秘密组织，并接受秘密组织控制的也寥寥无几。在任何社会中，极权主义党的产生、壮大和发展及其影响，都是以社会已存在的制度基因为条件。本节以具体歷史进程，解释沙俄帝制中存在的两个制度基因：秘密政治组织和俄国东正教如何成为建立极权主义党的基础。然而，沙俄帝制本身作为制度基因，在阻碍宪政改革，帮助建立极权主义政权，以及形成极权统治的结构方面更为重要。下节将讨论这些内容。

第二节　极权党夺取政权的制度条件

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建立极权主义政权，离不开由沙俄帝制自身崩溃造成权力真空带来的机会。如果1905年建立的初级宪政制度能稳定运行几十年，有利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有可能大幅削弱，从而俄国的制度就有机会朝宪政方向变化。之所以歷史不是这样发展，宪政改革失败，其中最大原因是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对宪政强有力的抵制。更重要的是，帝制已完结之后，这些制度基因仍然起作用。

一、没有宪政基础的临时政府

首先值得注意的史实是不仅亲沙皇的保守力量，而且所有俄国左翼党派都全面抵制宪政改革。1905年爆发宪政革命时，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翼在内的所有俄国左翼党派领袖几乎都在国外（除了孟什维克领袖托洛斯基回到俄国，曾在组织罢工和建立苏维埃方面起过作用）。宪政革命初步成功选举第一届杜马时，他们都拒绝参加选举抵制宪政，即便后来他们改为参与选举，获得的席位也很少，在杜马里的影响十分有限。布尔什维克更是影响微弱，而且在国内群龙无首──领袖或亡国外，或被流放西伯利亚。即便在工人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显着影响。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左翼党在俄国社会煽动工人、士兵、农民、市民，在反对和破坏宪政方面持续造成很大影响。

自从1907年第三届杜马之后，每届都能持续运作五年。从表面上看，似乎俄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已稳定运转，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当快。许多史学家及当时的政治家称，如果能照此和平发展十几年，俄国的君主立宪很可能就成功了。时任总理斯托雷平被秘密恐怖组织刺杀身亡前留下遗嘱，说只要再过二十年，俄国就能赶上西欧发达国家。因此，他力劝沙皇一定给俄国和平改变的机会，千万不要发动战争。[31]

但是，在沙俄帝制中，沙皇大权独揽。没有力量制衡沙皇的权力，使他既有动力也有能力阻碍宪政。这决定了重大歷史事件发展的方向，例如沙皇1907年以独裁方式改变选举法。此后杜马丧失代表性，主要由右翼和中右翼的社会精英组成。即便如此，如果立宪民主党、十月党、郡县自治联盟在重要社会事务和变革方面，能于议会中与沙皇的代表达成各种妥协，君主立宪制仍然能勉强运作，高度不完善的宪政可能有机会逐渐进化完善。

如果存在微弱的权力制衡，沙俄政府的许多重大错误仍然可能避免。然而，歷史上任何立宪或权力制衡既非靠独裁者的理性推理实现，也非靠独裁者的恩惠实现；而是靠社会上已存在实质的、有制衡能力的力量为自身利益，经过相当的努力实现。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会防止其他权力增长，以免被制约。但在当时的俄国，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实质的社会力量。郡县自治联盟也才刚组织起来，没有形成实质力量。沙俄政府从来就警惕和限制其形成实质力量，因此沙皇不需与杜马任何党派或政治联盟妥协，即便是偏保皇且占杜马多数的十月党人也不例外。从颁布《十月诏书》和基本法起，沙皇一直都能使杜马丧失权力制衡的作用，包括解散杜马，并设置各种障碍限制其功能。正如沙皇自己反覆强调的，他有权设立杜马也有权解散杜马。他亲自葬送了君主制在俄国生存演变的机会，而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给予并支持他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

对于任何独裁者来说，抗拒对权力的约束，抗拒对权力的制衡，总是其切身利益驱使所然。只要权力还没被约束、被制衡，独裁者就一定尽一切努力抗拒；在独裁者及其追随者看来，这是生死攸关的基本问题。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确立靠的是大宪章运动得而复失反覆四百年，靠的是这个歷史过程所形成的有利宪政的制度基因的成长，使得君主权力在四百年来已被逐渐蚕食，很大程度上已被其他力量制衡。最终，还靠的是逼迫拒绝妥协的君主詹姆斯二世流亡海外，另立接受宪政的君主，才得以完成光荣革命。

与此相反，在制度基因不利于宪政改革的法国，路易十六对抗宪政改革，触发了暴力的大革命。在绝对君主制的制度基因下，最终以拿破崙政变复辟告结。与法国相比，沙俄的制度基因更阻碍宪政改革。反对宪政是尼古拉二世深入骨髓的基本信仰。他坚信自己是神授权的专制统治者，不受任何约束。除了制衡的实力之外，沙皇不会靠理性推论接受没有实力的议会对其约束。他后悔当初签署维特首相起草的《十月诏书》，也后悔把建立杜马作为权宜之计，他希望杜马仅仅是他的工具而已。

但是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政治精英普遍相信欧洲的大趋势是宪政，至少形式上如此。以任何方式保住君主制，是他们的自身利益所在，即便保皇的政治精英也很多人认为君主立宪有利君主制的生存。然而，立宪之后，杜马既没有在制衡权力上，也没有在政策上起实质作用。沙俄实质上并未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尼古拉二世仍然大权在握，但变得更孤立，成为孤家寡人。他的孤立和民族主义高涨的环境，让他做出一个接着一个错误决定。为了维持沙俄在巴尔干半岛泛斯拉夫世界的救世主地位，尼古拉做了与斯托雷平的遗嘱正好相反的事，主动进行全国战争动员。俄国全力动员参战，对诱发世界大战起了很大作用。主动加入世界大战把原来就千疮百孔的帝国推向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沙皇一系列「错误」为沙俄帝制挖掘坟墓，为布尔什维克的夺权铺平道路，使得史学家哀叹不止（如Pipes、McMeekin、Slezkine、Figes及 Riasanovsky）。

一次大战初，俄国社会内民族主义高涨。杜马和民间都曾希望参与战争动员。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反战声音不仅微不足道，而且遭到几乎所有左翼党派的反对。这是少有的沙皇与全社会舆论高度一致的机会。原本沙皇可以藉此让杜马成为连接沙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帮助社会军事动员，帮助社会稳定。但沙皇误认为民间对战争的支持证明沙皇伟大、专制帝国伟大，因此反而更拒绝杜马和民间参与帝国的重大决定。

之后，战情、国情急转直下，国内粮食、燃料等都出现严重问题。沙皇以战争为由倾举国之力于大战，使本来就遍体鳞伤的社会迅速陷入危机，变得不稳定。在此情况下，沙皇再次忽略最忠诚贵族的忠告，甚至连1916年底秘密警察报告大范围民众仇恨政府的情报都不屑一顾。

面对城市可能出现暴动和沙皇的无所作为，面对濒临全面失控的局势，从左到右所有社会精英和派别都认为沙皇及其政府是问题的根源。在杜马中占主导力量的立宪民主党原本特别着重法治和秩序。但是，他们担心一旦爆发革命，如果过于保守可能会失去民意，因此转而变得激进。他们开始直接联系群众，推动普选。为了反对现任政府，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公开指责时任总理斯蒂莫（Boris Stürmer）叛国。在沙皇支持下，斯蒂莫有恃无恐，威胁将解散诽谤中伤的杜马。但是认识到俄国社会面临危机之重大，意识到杜马之重要，从来都坚决支持沙皇的右翼贵族联盟（United Nobility）转而公开支持杜马关于免职斯蒂莫并改组政府的提议。1905年立宪以来，贵族联盟一直是支撑沙俄君主制的最重要支柱之一，他们的立场迫使沙皇决定牺牲无辜的斯蒂莫，接受杜马的要求重新组阁。这个过程使得沙皇失去了所有党派的支持。[32]

希望沙皇下台的唿声越来越强。一方面，左翼认为必须先打倒沙皇，彻底捣毁俄国的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危机重重之中，忠心的保皇派、沙俄上层官僚及右翼势力，特别反感沙皇重用东正教神父拉斯普京（Rasputin）。他们普遍认为沙皇和皇后都中了拉斯普京的邪。因此，他们认为保住君主制的唯一办法是逼迫尼古拉二世退位，更换沙皇。保守势力1916年底开始策划宫廷政变，计划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交权给其弟米哈伊大公（Grand Duke Michael Alexandrovich）。密谋已定，问题只在寻找适当执行的时机。

1915年，由孟什维克建立的彼得格勒[33]中央工人团体（Central Workers’ Group），即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前身，是当时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民间组织。他们一方面在大战中持民族主义立场，支持俄国政府和军队；另一方面主张立即废除君主制，建立民主的临时政府。1917年1月，他们发公告要在2月杜马大会期间动员几十万人大罢工，并在大会所在地示威推动他们的主张。但公告发布后的第二天，这个团体的所有领导人都被秘密警察抓捕。同时，沙皇下令解散杜马，宣布新杜马选举时间为同年12月。

虽然2月27日的有组织的正式大罢工迫于政府压力取消，当天仍有九万人自发参与和平示威。[34]几天之后，藉三八国际妇女节（旧俄历2月23日）之机，更多彼得格勒的工人为面包和燃料上街示威。开始时，示威相对轻松，后来则演变为反战和反独裁，而且规模迅速扩大。3月9日，示威人数达二十万，要求沙皇下台；次日几乎所有工业企业关闭。[35]尼古拉发电令要求军队坚决镇压。军队在3月11日射杀数十示威者后，次日即大规模倒戈。反叛军人抓捕下令射杀示威群众的军官，并与示威工人市民一起攻打军火库，抢走大量军火，使得沙俄政府在首都无军力可用，完全丧失控制。[36]

因为效忠沙皇的俄军主力都在世界大战的前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的兵变使当地局势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在此情况下，杜马违背几天前沙皇解散杜马的命令，于3月12日开会，创建试图接管政府的杜马临时委员会，后改称临时政府，其成员以中间偏左派为主。最重要的内阁成员包括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Pavel Miliukov），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Alexander Guchkov）和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总理为郡县市议会联盟（Zemgor）主席李沃夫公爵（Prince Georgy Lvov）。

临时政府建立几天后，沙皇在无奈中任命李沃夫为总理。此时，保守势力开始执行早已策划的宫廷「政变」。在他们的压力下，沙皇宣布退位，让位给其弟米哈伊大公。但米哈伊大公认识到，继承君主会面对合法性的问题。他决定放弃君主地位，称只有在民主立宪的制度决定他为君主的条件下，才接受继承皇位。[37]在退位诏书中，他号召俄国人民服从临时政府的领导，并重申如果立宪大会决定君主立宪，他可以考虑成为立宪制度下的君主。[38]

从此，沙俄帝国不再，行政权力转移到临时政府。这个俄国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史称「二月革命」（模仿英国光荣革命的称唿）。临时政府既无权也无意废除皇权，表面上权力转移似乎平稳。但临时政府只是临时接管政府，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实际上既没有能力控制城市，也没有能力控制农村和军队。而苏维埃实际控制城市和部分军队。因此，临时政府急于与苏维埃谈判，以便平稳局势。

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代表的利益非常不同，而且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影响下的苏维埃在私有产权等许多方面反对宪政的基本原则。苏维埃坚持临时政府发布的任何法令都必须得到苏维埃同意，但他们达成共识，要尽快召开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并为此进行全国大选，选出代表选民的政治领导人和立法机构，以决定俄国的政体。

为了阻断任何朝宪政方向的努力，布尔什维克抢在立宪大会之前发动了武装政变，史称「十月革命」，接着取缔所有其他的党和组织。从此，自十九世纪初开始的在俄国近百年的立宪努力转向其反面。以专制性（autocracy）作为立国原则的沙俄帝制，最终变成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的极权制。

二、以苏维埃为名义夺取政权

布尔什维克只有在夺取政权后才能建立全面控制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所有方面的极权制度，才能称为名符其实的极权主义党。夺取政权之前，没有统治社会的布尔什维克仍然只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秘密政治组织。在建立布尔什维克时，列宁的目的非常清晰，就是透过武装夺权建立一党统治的社会。宪政从来都是他最大的敌人。为了夺取政权，一次大战期间他主张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战争中反对本国政府，把世界大战变成各国内战，争取在各国武装夺权，由此取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的主张与大战期间各国普遍流行的民族主义直接冲突，使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陷于孤立。但他一直在寻找武装夺权的机会。

突然爆发的二月革命，使列宁看到武装夺权的重大机会来临。自从一次大战爆发，列宁都在苏黎世。他长期在国外，对俄国社会非常不了解，对大战以来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国内事件都判断错误。[39]因此，沙皇政府突然垮台，临时政府突然掌权，以及临时政府宣布召开全国立宪大会，对列宁来说都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托洛斯基形容那时急于要回国夺权的列宁犹如困兽。在基本不知俄国内情的情况下，列宁于3月19日致电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要求布尔什维克不得信任临时政府，尤其不得信任克伦斯基。他还要求武装无产阶级，立即选举彼得格勒杜马（那时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苏维埃是可以利用的工具），绝不与任何其他党派合作。但是，由于长期流亡在外，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内的领导地位不稳。他从国外发的紧急指示对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起任何作用。

在列宁发布指示之前，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党委（最大的党委）早已决定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俄国社会风行的民族主义路线。史达林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彼得格勒党委在接到列宁的电文后置之不理，反而宣布认真考虑与孟什维克合併，争取权力。此后，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大会更批准了史达林提出的动议，要与其他进步力量（即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联合控制临时政府，为夺权做准备。[40]

临时政府从建立起就是英、法、美的盟友，英、法、美认为俄国的临时政府是民主宪政制度，立即予以承认和支持。德国政府则怀疑临时政府是英国特工在俄国策动的政变。为了破坏俄国的稳定，德国政府高度重视列宁反对俄国政府的立场以及布尔什维克从内部破坏俄国稳定可能起的作用。德国政府与列宁签订了秘密协定，拨鉅款资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条件是破坏临时政府及其战争动员能力。同时，德国政府安排专列，将以列宁为首的几十个革命骨干秘密护送回俄国。据德国档案记载，德国政府前后共向列宁支付5,000万金马克，相当于今天的十几亿美元。[41]

在德国秘密专列的护送下，列宁在全俄布尔什维克大会的最后一天抵达彼得格勒。他刚到会即发表反战演说，要求立即开展夺取政权的革命。他鼓吹推翻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立即停战、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有化土地等，并把这些原则意见写成歷史上着名的《四月提纲》（The April Theses）。但他的提议遭到党内强烈抵制。刚建立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立即通过决议，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布尔什维克的党报《真理报》也拒绝发表。尽管后来在列宁的压力下不得已发表，《真理报》还附上编辑部评论，说明《四月提纲》与党的立场无关。德国间谍则及时向柏林报告：「列宁成功进入俄国。正在完全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工作。」[42]

虽然临时政府接管了俄国的政权，但根据宪法，俄国仍然是君主立宪制。在没有全国大选的议会，没有议会通过的改制和建立政府的条件下，临时政府并没有合法性，在民众中不具有统治社会的权威。相比之下，当时俄国城市里最大的民间组织是苏维埃，他们过去领导的民众一直挑战沙皇政权，现在同样可以挑战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只有在获得苏维埃的帮助时，其法令才可能在工人、士兵和市民中执行，形成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对俄国社会的共同统治。然而，当时并不存在全俄的苏维埃组织。唯一能实际影响全国大局势的是代表首都百万工人和士兵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Ispolkom）。

早在杜马讨论建立临时政府时，克伦斯基就主张与彼得格勒苏维埃联系，以求获得对社会的实际控制。但他的提议遭杜马其他成员拒绝，临时政府与示威民众以及苏维埃没有正式的直接关系。然而，临时政府建立数天后，全国各城市的工人、市民都追随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建立了各城市的苏维埃。各地苏维埃都明确要求临时政府发布的政令必须满足苏维埃的要求，否则他们将予以抵制。尤其重要的是，倒戈的士兵和中下层军官也组织或加入了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的主体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唯一能在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之间架桥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克伦斯基，很快就变成临时政府的总理。[43]

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由于苏维埃在俄国社会的影响巨大，谁控制苏维埃，就能控制俄国社会。此时的苏维埃主要受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主导，而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全俄苏维埃中所占席位少于六分之一（苏维埃中第一大党社会革命党的代表285人；第二大党孟什维克的代表245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仅有105人）。[44]

列宁主义党是革命精英的党，其指导思想是精英夺权、精英统治、精英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夺权制造条件，列宁的策略是鼓动群众，靠他们在社会中制造混乱。《四月提纲》是这些原则的具体体现。该原则遭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所有激进左翼党领导阶层抵制，在知识分子和苏维埃的领导阶层中也都没有吸引力。然而，那些专门针对工人、士兵、农民大众的列宁主义激进革命号召，则产生了很强的蛊惑力及号召力。德国政府的秘密资助也极大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持续大量印刷和发放这些宣传出版物。[45]列宁回到俄国后，布尔什维克的出版量靠德国的秘密资助得以快速增长，仅7月就发行32万份报刊类及35万份小册子，其中包括大量专门针对军人的宣传品。[46]针对军人的宣传品为后来的兵变酝酿了条件。透过控制宣传持续地直接鼓动大众，列宁不仅成功影响了群众，而且重新掌控了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

列宁亲自发动和指导的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战，旨在煽动制造大规模的暴力及混乱，煽动阶级仇恨，激发革命激情；同时作出很多抽象美好的许诺，却不提供具体行动方案（中共和毛泽东也都学了这套做法）。他们精心设计的激进宣传巧妙利用了1905年宪政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时曾经非常流行过的口号，如为自由、为民主、为土地而战。这些口号原本是各激进左翼党派，尤其是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革命党，过去长期向大众灌输的内容，因而宣传鼓动极为有效，使得布尔什维克很快就在大众中极得人心。不仅如此，在大战期间，尤其是临时政府建立后，几乎所有左翼党都变成民族主义党，认为首先应该为民族利益而战，之后再谈革命。这使布尔什维克成为唯一在战争时期仍然鼓吹革命的党，在厌战情绪上升，社会不稳定的时期，这给了布尔什维克特殊的优势。他们一方面持续使用关于民主、自由、土地、社会主义的老口号鼓动大众的基本情绪；另一方面使用反战、反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口号，直接煽动大众掀起「自发」革命，造成社会混乱。

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鼓动在士兵和工人里广泛流传，影响巨大，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地诱发多次大规模「自发」游行示威，反对临时政府，其中包括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流血事件。目睹布尔什维克煽动产生的6月流血示威后，列宁的老友高尔基极为担忧地说：「列宁很快会把我们都带入内战。他是个完全被孤立了的人。但是他在没受过教育的工人和一些士兵中非常受欢迎。」[47]高尔基的担忧在几周内就变成了现实。

在临时政府统治的俄国社会迅速陷入混乱时，法国政府截获及破解了列宁与德国政府的一些密电，并通知了临时政府。除此之外，临时政府也已独立掌握列宁源源不断接受德国政府资金，以及布尔什维克已渗透部分军队的情报。于是，临时政府下令以叛国罪抓捕并起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解散已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的第一机枪团。列宁等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闻讯逃亡到芬兰。

此时，仍然身为孟什维克领袖的托洛斯基代表布尔什维克，紧急为武装政变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并秘密召集了机枪团领导。此后，又有多个部队加入兵变计画，并于7月3日仓促发动兵变。那天，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工人占领彼得格勒的街道，大量目击者记录了武装暴民在大街上的残忍暴行。次日，托洛斯基面对武装暴众宣布「工人士兵的苏维埃代表已经把权力夺到他们手里了」。在此情况下，列宁又潜伏回到俄国，准备下一步的工作。[48]

在武装政变似乎获得成功时，临时政府突然向全国公布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勾结的叛国证据，并以镇压叛国为由，从前线调大军回城镇压兵变。列宁等再度逃亡国外，几百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捕，布尔什维克组织发动的第一次武装政变以失败告终。这次政变史称「七月事件」（July Days）。有史学家称，如果当时临时政府坚持追究和审判布尔什维克的叛国案，布尔什维克从此应该完全结束了。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科尼洛夫事件（Kornilov affair）使歷史产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在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前夕，李沃夫公爵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位。七月事件后，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成为临时政府总理，他任命沙俄将军科尼洛夫为临时政府的总司令。但很快，克伦斯基就开始怀疑科尼洛夫将军有野心，想成为军事独裁者。碰巧，科尼洛夫于8月底依据不实情报，调兵前往彼得格勒镇压实际并不存在的布尔什维克起义。虽然发现情报不实后军队没有进城，但克伦斯基仍然指控科尼洛夫反叛，将其撤职并监禁。孟什维克等左翼党派则以科尼洛夫反叛为理由，在杜马通过动议，要求联合布尔什维克，建立「反对反革命的人民斗争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eople’s Struggle Against Counter-Revolution），并提出要武装人民群众。克伦斯基认为科尼洛夫是对他最大的威胁，宣布为布尔什维克平反，特赦所有因七月事件被捕或通缉的布尔什维克。[49]

科尼洛夫事件及其后对七月事件的处理，使临时政府丧失了军队的信任，因而丧失了对军队的调动能力，无形中为后来布尔什维克政变成功准备条件。七月事件后，有沙俄军队背景的将军都极为关注布尔什维克发动兵变的问题。为防兵变，他们在军中开展广泛清洗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工作。由于过去长期以来极左力量对部队的渗透已经很深，清洗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困难重重。现在，克伦斯基突然为布尔什维克平反，进一步加速了布尔什维克对军队的渗透。布尔什维克已控制了第五军等重要军队军一级的通讯和指挥部门。当德军逼近彼得格勒时，布尔什维克基本上已完全渗透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军队。监视俄军情的德国间谍兴奋地向柏林报告，当地俄军完全是亲德的。[50]

克伦斯基于9月3日释放托洛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并于8日解散调查布尔什维克叛国的情报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12日发表决议，要求保护列宁和季诺维耶夫。然而，就在这个时间，临时政府的反谍报部（Counterintelligence Department）发现大量新的布尔什维克发动兵变的硬证据。但当时克伦斯基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是他唯一能依赖的力量，因此反而解散了反谍报部，并发令允许布尔什维克重新武装。因此，布尔什维克得以从军火库领取四万多枪械。[51]

除了帮助布尔什维克渗透控制军队外，科尼洛夫事件也广泛提高了布尔什维克的声望，帮助他们控制了一些城市的苏维埃。9月19日，布尔什维克首次在莫斯科苏维埃获得多数席位；25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获得执委会多数席位后，自七月事件起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托洛斯基则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布尔什维克军委还声称得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军委（Milrevkom）的授权。过去，在孟什维克控制苏维埃时，革命号召只停留在抽象的层次。现在，托洛斯基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成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使他可以採取具体行动，全力推动「一切全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做准备。他在10月3日的苏维埃执委会会议上提出不仅要抓捕科尼洛夫的人，而且要抓捕临时政府的人。[52]

建立临时政府时，国家杜马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规定，在召集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政府无权擅自决定国家政体。但是，9月1日，克伦斯基与司法部长联合宣布俄国政体是共和制，国名为俄罗斯共和国。同时宣布俄国的政体和国名最终有待11月份的立宪会议正式确认。[53]这个关于俄国政体、国名的决定，以及很快将由立宪大会确认的消息，引起逃亡芬兰的列宁强烈反应。他写信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说立宪大会之后形势会对布尔什维克特别不利。因此，布尔什维克必须立即夺权。还说，最近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获胜，说明立即在城市起义即可成功：「我们必须不被投票数字欺骗；选举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就夺取政权，歷史将不会饶恕我们。」[54]

在10月10日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秘密返回俄国的列宁说「决定性的时刻已经逼近」，要尽快发动武装起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担心，在杜马和临时政府规定的11月全俄立宪大会大选之前起义，会使布尔什维克丧失民意。列宁则反驳说他们愚蠢，因为只要农民有选举权，布尔什维克就永远不可能赢得全国大选，所以必须现在就夺取政权。面对布尔什维克没有足够力量，也没有足够群众基础的实际问题，托洛斯基提出用苏维埃为名义来掩护布尔什维克，以此获得民意，但夺取的权力实际由布尔什维克垄断。最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托洛斯基提出的具体方案：在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10月25日，以苏维埃为名义，发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起义，从临时政府手里夺权，建立以苏维埃为名义的布尔什维克政权。[55]

曾经幻想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克伦斯基在得知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的情报后，误判布尔什维克力量单薄，认为可以轻易调集重兵消灭他们。因此，临时政府没有认真准备。所以，布尔什维克25日的武装起义在白天轻松控制彼得格勒，晚上攻打冬宫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只是向冬宫放空炮。整个起义实际伤亡不到十人，比后来苏共拍摄攻打冬宫的电影造成的伤亡还小。[56]

25日中午，克伦斯基靠美国大使馆的帮助逃离彼得格勒。他以为可以重复七月事件，调重兵回城，轻易镇压布尔什维克。但是，由于他不久前抓捕科尼洛夫和其他将军，使他完全丧失了将军们的信任，军队不受调动，临时政府已完全丧失功能。调兵镇压反叛的努力完全失败。

而在布尔什维克一方，在起义刚开始不久的上午，列宁就迫不及待地以军革委名义宣布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军事革命委员会代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驻军接管政权。从此开启了建立极权主义制度的时代。

三、以苏维埃为名建立政权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the Revolution）等着作中早已设计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主义乌托邦计画。然而，实际上建造真正的极权主义政权则始于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以苏维埃为名义的极权统治。

蓝图早已准备好，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但现实是，布尔什维克对俄军的整体影响微不足道，能被他们策动参加兵变的军队在全俄军队所占比例非常小。尽管如此，列宁仍然从1917年9月就力排众议，全力推动布尔什维克立即武装夺权。然而，在既没有足够自身力量，也没有民众对布尔什维克足够支持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发动武装起义，试图独自夺取临时政府的权力，布尔什维克没有成功的可能。再者，即便乘大战时期俄军主力在前线之机，透过城市政变控制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距离控制全国仍然相差很远。除了俄军力量强大之外，当时仍在一次大战期间，俄国的盟友英、法、美在俄国境内都有军力。当时，英、法、美都明确反对布尔什维克，全力支持临时政府。因此，无论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各派力量，还是外国政府，都认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政权易如反掌，布尔什维克必败。

但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一方面暴力镇压反对力量，另一方面靠宣传和许诺分化反对力量。而临时政府、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和外国政府虽然看去力量大，但他们完全轻视了看来极端脆弱且刚兴起的布尔什维克，因而丧失了无数瓦解布尔什维克的良机。

布尔什维克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缺少民意支持，甚至缺少工人市民的支持。为应对这个困难，托洛斯基早在策划夺权阶段，就在中央委员会（10月10日）提出以伪装成苏维埃的形式夺权的方案。用这个方式保证得到工人、市民、士兵的支持，甚至自发参与。但布尔什维克并不能主导苏维埃。为了以苏维埃的名义掩护布尔什维克夺权，托洛斯基于10月中安排军事革命委员会（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即起义指挥机构）最高管理阶层中包括两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代表（布尔什维克有三个代表）。托洛斯基后来解释，邀请两位社会革命党代表进入军革会是为了把布尔什维克的夺权伪装成苏维埃夺权，这起了关键的掩护作用。[57]

在布尔什维克起义的10月25日晚上，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Smolny）如期召开。这是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为名夺取俄国政权的重大事件。布尔什维克为此早做了手脚，以保证更多布尔什维克成为与会代表。许多党派和组织拒绝参加，参会代表主要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等。到会代表普遍支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支持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此基础上，对于所有代表来说，如何组成苏维埃政府为他们关切的第一大事。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提议以现在苏维埃各党派席位为基础，建立联合民主政府。该提案获得无记名投票通过。如果照此执行，布尔什维克不能一党垄断苏维埃政权。[58]

紧接着，大会议程就布尔什维克发动以苏维埃为名义的武装政变进行辩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代表指责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是罪恶的冒险（criminal venture），即将引发内战。孟什维克代表宣读正式声明，谴责布尔什维克背着所有其他党派以苏维埃为名义独自发动武装政变，破坏整个苏维埃组织。布尔什维克代表则以咒骂还击。最后，为了抗议和与布尔什维克划清界限，其他党派代表退出代表大会。[59]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其他党派代表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正是求之不得。这使他们从此控制了苏维埃，能够以苏维埃为名义做他们想做的事。托洛斯基唾弃退出大会的代表，称他们为歷史垃圾桶里的可怜虫，其他布尔什维克代表则以起闹鼓励其他代表退场。[60]

次日，在其他党派代表退席的情况下，列宁到达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全俄苏维埃大会会场。大会建立「人民委员会」（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or Sovnarkom）的新临时政府。在这个由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人民委员会中，所有重要职位都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列宁任主席、托洛斯基任外交部长、史达林任民族事务主席、卢那察尔斯基负责宣传等。[61]

此外，大会还以唱票方式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Decree on Peace），宣布立即结束战争；同时通过《土地法令》（Decree on Land），宣布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策，保护小农私有土地产权，无偿没收大土地产权。值得指出的是，考虑到马上就要进行全国立宪会议的大选，为了争得农民的选票，布尔什维克推迟了全面土地国有化的计画。但这只是缓兵之计。与此相似，直到1918年之前，布尔什维克也一直许诺要服从立宪大会全民投票的结果。

只有武装夺权成功，极权主义党才能以自己为核心，建立极权主义制度。本节结合具体歷史进程，解释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不仅决定了俄国宪政改革的失败，而且为极权主义党武装夺权创造了条件。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充满偶然性，因此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歷史偶然事件。如果临时政府能建立稳固的共和制，就没有后来布尔什维克建立极权主义政权的机会。如果在十月革命第二天，列宁在前往斯莫尔尼宫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路上被刺杀，布尔什维克就丧失了控制苏维埃，建立极权制的机会。

的确，歷史充满偶然性，并不存在任何歷史决定论的理论能够预言或确切解释发生成功革命的人物、时间、地点。但是，好的理论可以指出产生成功或失败的改革或革命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左右歷史发展趋势的关键之一是制度基因。认识社会制度基因的特点，认识这些制度基因与相关事件的关系，可以帮助人们正确预言或解释歷史的大趋势。

沙俄的制度基因是决定俄国君主立宪改革失败、帝制崩溃的最基本因素。在如此制度基因下，临时政府既没有在俄国施行宪政的社会基础，也没有统治或影响社会的实力。在沙俄帝制、东正教和秘密政治组织这些主要制度基因的共同作用下，当时对俄国社会有实际影响力的是工人市民组成的苏维埃。在沙俄制度基因的基础上，影响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反对私有产权；组成苏维埃的主体是没有产权因而反对私有产权的社会阶层。因此，无论歷史偶然性如何发展，即便苏维埃没有被布尔什维克绑架作为其夺权和掌权的工具，也不可能成为建立宪政的社会基本力量。相反地，正是苏维埃的这些特点才给了布尔什维克以其名义夺权的机会。最后，必须指出，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名义发动政变，从临时政府手里夺权的是一小群布尔什维克领袖。这不仅仅是列宁个人的行为，而是托洛斯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与列宁共同策划执行的行动。有没有列宁，极权主义党的具体政策可能会略有不同，但基本性质不会变。托洛斯基、史达林的极权主义与列宁的极权主义可能在细节上不同，但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性质相同。

第三节　建立完整的极权主义制度

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捍卫革命，

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欧威尔，《1984》

1917年11月8日（旧俄历10月26日）建立的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及其人民委员会统治俄国七十四年，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是人类歷史上第一个持久的极权主义政权。此前，只有法国大革命时建立过短暂的雅各宾极权主义政权，以及宗教改革时期在明斯特建立过短暂的神权极权主义政权雏形。这个政权的最大特点是全社会永久地被一党统治，只允许存在一个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一种世俗宗教，党是这种世俗宗教的教会；其他政党一律被强制解散（或完全被控制）；其他意识形态都是被清洗的异端。这个唯一的党同时全面控制行政、立法、执法、生产资料、武装力量、媒体、教育、研究和社会上的所有组织，因此是极权主义党。

一、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对派

马克思说，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社会主义必须施行无产阶级专政。[62]换言之，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党的基本原则。从布尔什维克建立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之后，这个政权就演变为党控制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重要的基本事实是，无产阶级专政从来都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公然以专政为宗旨的党，必定是党内外都施行专政的组织。而实际存在的一党专政，其实质是一党领袖的专政，包括对党内所有不顺从的其他领导人的专政。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名义的概念，并不表现史实，但在意识形态上是共产主义的基础。为了阐述方便，以下仍然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汇。

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为名义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但如何巩固政权是建立极权制的关键。宪政原则和全民投票决定政体是布尔什维克之外俄国所有党派几十年的共同愿望。布尔什维克只是从社会民主工党中分出来仅有十几年的年轻团体。相比之下，社会革命党在俄国已经扎根几十年。虽然靠暴力夺取了政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影响力无法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相比。而且苏维埃原本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推动建立的大众自治组织，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是建立者，在苏维埃也没有普遍的领导力。他们藉口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发动十月革命，并趁其他党派退席垄断了苏维埃，垄断了政权。但这些不仅无法建立在全国的合法性，甚至都不能在苏维埃内建立合法性。布尔什维克不足以取信工人、农民及士兵追随它，更不足以令其他党派信服。

夺取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如何摆脱列宁当初作为「革命策略」所做出的限制布尔什维克权力的规定和许诺，这是在现实中建立世界上首个一党专政政府的关键。既然政权是靠暴力夺取的，当然也可以靠暴力拒绝承认列宁不久前刚宣布的任何规定和许诺。

以脆弱的力量靠政变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首先採取以欺骗换取时间的策略，寻找巩固权力的机会。1917年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人民委员会时颁布法令，称苏维埃政府及其人民委员会只是临时政府，最终的政体以及合法政府要透过一个月后的立宪大会，由俄国全民投票产生的代表共同决定。问题是，在俄国处于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如何过全民投票这关？此外，建立人民委员会时，为了获得苏维埃大会通过，列宁亲自起草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规定，人民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以下称中执委）负责，并受其控制。完全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人民委员会如何可能得到多党控制的苏维埃的承认？在苏维埃内部，布尔什维克与其他党派是什么关系？

首先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是铁路工会（Union of Railroad Employees）。担心布尔什维克垄断苏维埃的权力，11月11日，铁路工会正式提出要求中执委内必须包括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要求结束布尔什维克的垄断。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不解决，他们将举行全国大罢工，瘫痪全国铁路交通。在过去十几年里，俄国多次重大政治变化都与这个工会瘫痪全国交通的罢工相关。当时，克伦斯基为镇压布尔什维克政变而调集的军事讨伐逼近，急需铁路保持畅通。因此，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接受了铁路工会的要求，同意与其他党派共用权力。工会取消了罢工。后来，随着内战形式变化，战争威胁减轻。布尔什维克接受教训，改变策略，放弃了明目张胆立即垄断权力的做法，改为许诺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共用权力。所谓共用，实质上是与可以控制的左翼社会革命党共享。使用与发动政变前组织军事委员会相似的方法，他们把精心挑选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中执委成员。即便如此，完全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人民委员会仍然绕过中执委发布法令。而且，在稳固力量后，布尔什维克公然称反对其命令的党派为反革命，下令限制所有党派的言论自由。

为了防止苏维埃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的中执委挑战人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推动中执委通过了新法规，确立人民委员会拥有立法权，同时限制中执委作废现行法律的权力。对这个违反人民委员会宪章原则的新法规，中执委内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包括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都要求列宁和托洛斯基解释布尔什维克的违宪做法。列宁和托洛斯基的辩解无法取信于多数中执委成员。为了影响中执委的投票结果，非中执委成员的列宁和托洛斯基坚持要亲自参加投票。他们的两票最终使得中执委通过了列宁的方案。从此，中执委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立法机构降级变成谘询机构，人民委员会则变成立法机构。由此，布尔什维克的法令可以统治苏维埃，统治全国，开创了新的时代。[63]曾参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利别尔曼（Evsei Liberman）回忆，实际上一切都是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即便在人民委员会内，也从未讨论过任何决策问题，而只是讨论如何执行列宁签署的法令。[64]

此时的俄国人已经歷几十年宪政取代帝制的努力。所有党派以及苏维埃和非政府组织都认为发布命令者的合法性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否则命令不能在基层得到执行。仅仅以欺骗和强权等手段修改宪章，并不能解决布尔什维克建立一党专政面对的合法性问题。

布尔什维克早就准备好暴力镇压。从建立政权的那天起，11月8日，军革委就以反革命煽动为由，封闭了《言语报》、《日报》等报纸。接着，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65]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在内的杜马各党派联合建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Homeland and the Revolution），抵制布尔什维克的十月政变。他们与政府机关总工会（Unio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联合，于11月11日在彼得格勒发起大罢工，要求布尔什维克交出靠政变夺取的权力。此前，商业银行已经开始罢工。14日，全俄邮电工会（All-Russian Union of Postal and Telegraph Employees）加入罢工。国有银行、财政部、外交部等各部都拒绝承认布尔什维克权力，并且罢工，使得布尔什维克陷入困境。

至于银行方面，人民委员会于12日发布命令，强令银行合作，并必须接受政府的支票，否则抓捕银行负责人。在此法仍然不生效后，缅任斯基（Vyacheslav Menzhinskii）带兵去银行强迫索取资金。相似情况发生在所有政府部门，托洛斯基前往外交部接管，自称外长，但遭到外交部职员的耻笑。到11月中，列宁下令派兵进入政府所有各部，强迫政府职员执行命令。[66]

然而，对建立一党专政的最大挑战是布尔什维克曾许诺的于11月25日召开全国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许诺要执行过去临时政府和杜马做的这个决定，是因为歷经几十年的立宪运动，普选立宪是民众唿声最高的愿望。苏维埃运动原本是立宪运动的一部分，全俄立宪会议是所有党派翘首企盼，俄国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立宪会议。十月革命前，为了在民众中争得夺权的合法性，布尔什维克曾经勐烈抨击临时政府有意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将此作为打倒临时政府的理由。布尔什维克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的选举如期举行。在刚刚以苏维埃名义暴力夺取政权，最需要民意支持时，列宁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宣布，苏维埃政权「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解决；新成立的工农临时政府只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67]他信誓旦旦地许诺，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失败，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68]

但问题是，立宪会议选举意味着多党竞选，而布尔什维克要建立的是一党统治的极权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布尔什维克远不是俄国的最大党，完全没有可能在大选中赢得多数。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取消立宪会议选举，他们借助苏维埃名义的政变将彻底丧失合法性，并立即面对俄国所有党派所有人民，包括苏维埃的强烈抵抗。

于是，为立宪会议进行的全国大选如期进行。立宪会议选举之初，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选情顺利时，列宁不仅承认计票结果，而且称立宪会议是表达民意最完美的方式。[69]但最终，社会革命党以超过40%的得票击败布尔什维克（24%）。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获得将近69%的总票数，充分反映当时俄国高度左倾的民意。[70]

如同列宁早就对布尔什维克明确指示的，布尔什维克绝不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联合执政，必须坚持一党垄断权力。在立宪会议选举结果不利的情况下，人民委员会决定无限期推迟立宪会议开幕时间。同时，布尔什维克一方面指示各地苏维埃，宣称因为选举不公正，需要重新选举；另一方面，调集上万名亲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水兵到彼得格勒，准备使用暴力。人民委员会决定次年1月召开第三届全俄苏维埃大会，试图以此取代立宪会议。但是各社会主义政党坚决抵制无限期拖延立宪会议开幕时间的决定。他们跨党派联合组织保卫立宪会联盟，并在彼得格勒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打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但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所控制。

布尔什维克随即使用各个击破的方式镇压各党派。首先，稳住在苏维埃内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党派，集中镇压非社会主义的立宪民主党，宣布其为人民的敌人，逮捕该党领袖。[71]列宁宣布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为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註定在政治上灭亡。」[72]称苏维埃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立宪会议选出的代表并不真正代表民意」。[73]

在此背景下，尚存的合法的社会革命党等左翼政党决定于1918年1月5日召集大规模和平示威，以挽回立宪会议，挽回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他们坚持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为保证和平示威，他们坚持所有参加示威的军人不得携带武器。布尔什维克则以应对克伦斯基反革命政变为名，提前几天部署军队，宣布彼得格勒进入紧急状态。在5日的示威中，布尔什维克调集的军队开枪镇压。镇压后，立宪会议在布尔什维克的军事控制下召开。[74]即便如此，立宪会议仍然以多数票否决了承认苏维埃政府的提案，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以高票当选为会议主席。次日，布尔什维克宣布永久性解散立宪会议，以武力封闭了立宪会议会址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列宁的老友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军队开枪镇压游行的暴行极为震惊，称其与当年沙俄镇压支持立宪的民众游行并无二致。[75]

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三天后召开第三届苏维埃大会，确立国号，取消所有数月前用过的欺骗性词汇，正式立国号为苏维埃共和联邦（Federation of Soviet Republics）。苏联从此诞生，苏维埃正式变成立法机构。[76]

面对布尔什维克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镇压，社会主义政党及各种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仍心存幻想，仍把布尔什维克当作有分歧的社会主义同志。他们劝说工人及士兵不能使用当年对付沙皇的方法，不能举行大规模罢工和示威，不能大规模公开对抗。这给了布尔什维克机会以蚕食、分化、瓦解、镇压直至最终消灭所有这些党及个人社团。

面对解散立宪会议、垄断权力、食物和燃料严重匮乏以及与德国签订的丧权辱国停战条约等问题，彼得格勒等大城市越来越多工人对布尔什维克感到不满。尤其是原本投票支持其他党的工人和原本被选为立宪会代表的工人。为维护自身权利，他们5月在彼得格勒建立了工人全权理事会（Council of Workers’ Plenipotentiaries），并试图在首都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组织大规模工人运动。所有这些都遭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机构契卡的监察和镇压。一方面，契卡抓捕涉及全权代表运动的66名领导人，没收其印刷物；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紧急宣布两周后举办第五届苏维埃大会。选举代表只限于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民主工党。

从此，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工党及其他党正式丧失独立竞选的权利。宣布第五届苏维埃选举代表的当天，工人全权代表运动组织大罢工。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然劝阻工人罢工，称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是社会主义同志之间的分歧。契卡很快查封工人全权理事会，抓捕了所有敢出头的人。[77]之后，独立的俄国工人运动不再，苏维埃完全变成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中共在二十几年后重演了所有这些──从关于建立民主宪政的联合政府的谎言，到使用暴力镇压所有的前盟友（见本书第十一、十二章）。

二、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

在理论上，马克思明确论述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是施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求在肉体和精神上全面消灭资产阶级，认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78]马克思和列宁都论述过为了消灭资产阶级，必须使用战争和恐怖等暴力手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制度，极权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制度化的恐怖之上。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从武装夺取政权后第一天就建立了以契卡为核心的红色恐怖制度，抓捕甚至谋杀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以后，随着布尔什维克权力的增长及面对的抵抗，其统治就越来越依赖恐怖手段。他们查封立宪会议，射杀示威民众。在任何苏维埃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失去选票的地方，就派红军和赤卫队去镇压。

红色恐怖这个概念和手段由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权所发明。列宁、托洛斯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常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学习红色恐怖的策略和建立红色恐怖的机构。他们也从马克思那里学习到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是因为太过于温文尔雅，没能果断施行红色恐怖，没能及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确，雅各宾政权的红色恐怖与布尔什维克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暴力程度相差千百倍。除了马克思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导外，沙俄的制度基因为布尔什维克建立红色恐怖奠定了制度基础。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精英、创始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精英，还是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发动共产革命的精英，都坚称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只能在无情压制一小撮敌人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专制和恐怖是针对人类社会的敌人，是极少数人。那时镇压的对象似乎仅限于外在的敌人。

但是，专制和恐怖的制度一旦建立，就有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压倒所有理想；就有了自己强大的发展动力，压倒一切道理；就有了自己的逻辑，可以针对任何人。谁掌握专制，谁就有能力把恐怖作为武器对付所有想对付的人，包括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专制没有边界，恐怖没有界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极权主义党的专政。极权主义发展到极端，党的专政实际是党的领袖的专政。极权主义制度与专制恐怖制度密不可分，互相依赖，互相支持。

专制恐怖在人类歷史上早就存在。但只有在专制权力完全控制社会所有方面的极权主义制度中，专制才变成使任何人无所遁形的武器。极权制下的恐怖所达到的全面的广度和残酷的深度，都是人类歷史上空前的。另一方面，正因为专制武器的无所不在和无坚不摧，才使得极权主义制度不断把专制的范围越推越广，专制的程度越推越深。

极权制度在专制方面越来越极端的发展，超出马克思的设计，也超出所有在着作上和逻辑上讨论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读书人的想像力。从十六世纪的明斯特到二十世纪的苏联、红色中国和赤棉，再到二十一世纪的北朝鲜及复燃的中共极权主义，一度涉及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全世界几十国经歷过的极权主义制度，都遵循相似的恐怖统治逻辑。

1918年7月10日，第五届苏维埃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基本法）》，是创建极权制的里程碑，其基本特点之一是用扭曲的宪法词汇设计摧毁宪政的基本制度。它是以后所有极权主义宪法的起点。以此为蓝本的1936年苏联宪法是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范本。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创建的苏维埃宪法以扭曲的方式使用很多宪政词汇；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布尔什维克及共产党人称宪政民主为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称推动宪政民主的党派和个人为资产阶级。

1918年宪法的第一篇是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Working People’s Rights），其格式上效仿美国宪法的《人权法案》（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但《人权法案》的基本原则是保护所有人生来即有且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列宁的宣言则把人分为阶级，明文剥夺所谓剥削者的人权。而且，所谓剥削者是由党界定的。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宪法形式全面剥夺私有产权，公然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以基本法形式规定专政制度（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法。它同时规定俄国为「工兵农」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涵义与权力制衡的宪政原则正好相反。苏维埃完全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因此，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实际是全部权力归布尔什维克的幌子。这点直到更晚的苏联宪法才明确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来是以这部反宪政原则的宪法为基础的。

一党专政和全面国有化是极权制度的基础。全面国有化消灭私有产权，意味着除了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之外，其他人和机构的产权都被剥夺。而一党专政意味着不允许存在其他权力，更谈不上权力制衡。在没有制衡、没有私有产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任何人，甚至持分歧意见的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界定为剥削阶级分子而被剥夺基本权利。苏联宪法规定的劳动者享有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和免费受教育的权利和自由，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互相矛盾。在极权主义制度的歷史中，无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层领导人托洛斯基、布哈林、季诺维耶夫，还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都曾因言获罪，因不同政见而被置于死地。

苏联的专政机构中，名声最大的当属国家安全委员会（即KGB）。这个机构直接起源于十月革命后立即组建的秘密契卡，其制度基因则来自沙俄的秘密警察制度。这个由人民委员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支柱性机构，第一任首脑为捷尔任斯基。契卡的权力和责任从来都对公众甚至布尔什维克绝大多数高级干部保密，相关档案直到1958年才解密。[79]初建时，契卡整肃的主要对象是白领阶层的反抗，但很快就发展成针对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列宁曾经明确指示：「资产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违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反革命煽动者……一律就地枪决。」[80]列宁原则的执行机构就是契卡，因此契卡有不经审判直接抓捕甚至枪决的权力。到了史达林时期，契卡变成整肃党内高层持不同意见者的武器。

1918年初，布尔什维克强制解散立宪会议，招致俄国社会从左到右所有党派的普遍反抗。右翼党派在各地组织所谓白军武装起义，一些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则重新启动过去针对沙皇政权使用的刺杀手段，包括由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策划的集体行动以及由个人实施的刺杀。1918年8月30日，列宁遭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伤后列宁指示「必须秘密紧急地准备施行恐怖」。[81]

在布尔什维克宣传机器大规模宣扬恐怖的背景下，中央执行委员会于9月5日通过《红色恐怖令》（The Red Terror），要以大规模抓捕和处决制造红色恐怖，称这是保证后方的极端需要。在组织和技术实施方面，契卡继承沙俄时期建立的复杂的秘密警察制度，但规模大许多倍，镇压更残忍。《红色恐怖令》下达仅几周，契卡处决的人数就超出过去沙俄近一世纪总数的两三倍。

与《红色恐怖令》几乎同时发布的还有《关于人质的法令》。该法令授权专政机构自行使用公开大规模处决的方式造成恐怖气氛；抓捕所有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任何使用假名的嫌疑人；可以大规模抓捕人质。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和活动遭到攻击时，可大规模处死这些人质，在社会形成普遍恐怖。法令还规定不能果断执行此法令者即为反革命，称「在使用大规模恐怖手段时不得有丝毫犹豫，不得有丝毫不决断」。同时，契卡也被授予更大的抓捕和处决的权力。契卡第47号通令规定，「在搜查、拘捕和处决方面，契卡是对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完全独立的机构」。[82]

捷尔任斯基说「在我们几乎所有的机构里，都隐藏着敌人。因此，我们必须使用完全不同的斗争方法」。以此为由，契卡有权自行拘捕任何从事反革命、投机，或其他犯罪的嫌疑人；有权进入任何政府和公共办公室、工商企业、学校、医院、住宅、剧院、车船站等。到1920年，契卡监督所有党政机构，从持不同政见者到企业甚至市场，以及所有机构的政治和日常运作，可以决定党政机构人员在内所有人的生与死。[83]

1917至1922年间，被苏联极权主义政权处死的人数是雅各宾政权的上千倍。其中包括社会各阶层，也包括贵族和前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契卡将沙皇全家，包括孩子，全部秘密枪杀。这些资料直到苏联解体才解密。红色恐怖时期创造的集中营制度，在数年内迅速扩散，到1923年就已发展到315个集中营，关押七万多人。[84]由于红色恐怖随意惩处公民，使统计极为困难。因此，史学家对受难人数一直有争议。根据解密档案估计，有十二万人死于1918至1922年的红色恐怖；[85]有人则认为是几十万；[86]更有人估计，1917至1922年直接死于红色恐怖的人数是七十五万。[87]被红色恐怖杀害的人数之巨大，令许多相对温和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震惊。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称列宁实施的是恐怖统治。[8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奠基人普列汉诺夫称列宁为新的罗伯斯比尔（红色恐怖的创始人）。

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对巴黎公社失败的评论，都把暴力和恐怖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不可少的要素。列宁在策划武装夺取和巩固政权时期，更是把「枪毙」、「处死」作为口头语。甚至在简单的行政效率问题上，列宁也会随口说「应该枪毙」。[89]在武装夺权时不讲信用，残酷无情。为了维持政权，布尔什维克更理所当然使用残暴的手段。捷尔任斯基说，契卡挽救了革命。[90]实际上，红色恐怖及制造红色恐怖的机器契卡，远远不仅是挽救革命，不仅是巩固极权主义政权，更是成了极权主义政权的基本支柱。

靠暴力建立的政权只能靠暴力来运行，而且往往愈发依赖暴力。从契卡演变成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到后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成为控制党，控制社会的基本制度（图7）。被大批清洗的对象，包括其他党派到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知识分子，富农和神职人员。史达林时代于1930至1953年间的肃反，处死人数是沙皇时代最残暴三十年死刑总数的1,600倍。依据大量史料得到的统计表明，1929至1933年的强迫农业集体化致死1,144万；1936至1938年的史达林大清洗直接杀害434万；1945年到1953年史达林统治晚期残害致死人数超过1,500万。[91]

图7　苏联的秘密警察组织徽章

在史达林肃反时期，物理学的专家院士以及几乎所有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为「敌对思想的走私犯」。列宁格勒农学院院长，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相继被处决。二成天文学家被捕，苏联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几乎所有研究人员、航空科学所有学术骨干都被捕入狱。内务部建立了特别监狱，保证航空学科的骨干在被肃反时不停顿战机研发。

红色恐怖和肃反是极权主义制度必不可少的部分，不仅是列宁、史达林的个人特点，也不是苏俄的特殊情况。世界上所有建立苏联式极权主义制度的国家都离不开红色恐怖和肃反，都有自己的契卡作为统治的工具。中国19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1960年代的文革都是大规模肃反。文革的残忍程度完全不亚于史达林的肃反。文革时期紧密跟随中共的赤棉，在他们的红色恐怖中，屠杀本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中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也都没有例外。保加利亚中央书记科斯托夫（Traycho Kostov），匈牙利外长纳吉（Imre Nagy），捷克斯洛伐克中央书记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 ）等人被处决。波兰统一工人党（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第一书记哥莫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第一书记的卡达尔（János Kádár）等人受到逮捕、关押。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国内实施大规模政治清洗。

三、全面国有制：极权制的基础

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消灭私有制，代之以全面国有制（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全面国有制从基础上消灭社会中互相制衡的力量，成为极权主义制度的支柱。马克思强调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和维持国有制，实际就是极权制的蓝图。在任何社会，只要党没有完全掌握全社会财产的控制权，极权主义制度就没有完全建立。但全面剥夺私有财产直接与有产者的利益冲突，因而必定是暴力过程。如前述，俄国所有左翼党派都反对资本主义，普遍主张消灭私有制。第二国际所有社会主义党派也都把目标定为消灭私有产权，建立共产主义。但只有布尔什维克付诸实践，透过暴力夺权建立专政制度，然后用专政方法消灭私有产权，建立全面国有化的经济。

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过程中，苏联经歷了文化革命、整肃、大跃进，以及新经济政策等（中国模仿苏联新经济政策的部分称为「改革开放」）。把中、苏两国的制度建设放在一起时，可见中国建立极权主义制度几十年歷经的每个最重大的部分都是苏共发明的。虽然两国实践的具体细节有别，时间顺序不尽相同，但重大原则几乎完全一致。

关于建立完整的共产极权制的基本原则，列宁早在尚未建立布尔什维克之前就已确立。但实际运作方面的诸多具体决定则很多视具体条件或机会而决定。有些是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原本只是权宜之计，但付诸执行后被制度化了。

为了保证能全面控制经济，1917年刚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就建立了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Supreme Board of the National Economy），先由布尔什维克元老李可夫（Alexei Rykov）负责。他升任总理后，由契卡（此时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GPU〕）头目捷尔任斯基兼任。讽刺的是，在极权制下，需要由秘密警察掌管全国经济，为启用经济专家创造条件。否则这些人备受怀疑，无人胆敢问津。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初建的非常脆弱时期，这解决了事关布尔什维克政权生存的难题。[92]

建立全面国有制的计划经济，是建立能运行的极权制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俄共1920年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基本机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Council of Labor and Defense）及其辖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试图建立计画与市场并行的制度，同时依赖吸引西方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的着名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即在此时提出。为此，还建立了全国电气化委员会（Goelro）。

当时俄国八成人口在农村。布尔什维克大规模没收私有土地，剥夺私有财产，遭到农民广泛抵抗。一些地区爆发武装起义，在苏维埃政权尚未稳固的时期，从基本上威胁其生存。面对这个影响政权存亡的重大挑战，1921年3月列宁决定做出重大让步，提出「紧政治，松经济」的所谓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在政治方面，布尔什维克加强党对社会的全面政治控制，坚决取缔所有其他党派；严禁党内派别。在经济方面，则允许小型私有经济，开放私人零售，零售价由市场决定；努力吸引外资。吸引外资的政策在国际上尤其引人注意，吸引了如哈默（Armand Hammer）及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等人的鉅额投资。[93]邓小平在中国改革早期清楚指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思路来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讨论被极多引用。[94]

列宁死后，托洛斯基强烈主张尽快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史达林与主张继续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结盟打倒了托洛斯基，但很快就执行了没有托洛斯基的托洛斯基路线，即完全放弃了新经济政策，转向激进的国有化和集体化。1928至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画中，苏联开始国有化、工业化、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运动，建立了人类歷史上第一个国有制计划经济。在此期间，苏共于1930年召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宣称这是「社会主义……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其所谓「消灭富农阶级」，包括数以百万计的所谓富农被「肉体」消灭。自此，计划经济、国有制、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的极权体制全面建立。

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党全面控制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国有化的具体操作手段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暴力和强制的没收，还包括消灭异己。例如，对消灭富农和造成大饥荒的农业集体化持不同意见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被打成反党分子而被处决。相似的制度产生相似的歷史。三、四十年后，中国的彭德怀元帅重复了布哈林的命运。

苏联国有制计划经济的建立过程始于1927年，从此国家取代市场决定价格。由于国家订的粮价过低，导致农民惜售，粮食短缺。史达林认为危机的原因是富农破坏，囤积粮食。他于是在1927年12月提出建立「集体农庄」及「消灭富农」，命令没收富农的财产并将他们放逐。但农民不愿加入集体农庄，到1928年底仅1.7%的农户加入。苏共在十六大决定强行推动整村、整乡集体化。透过採用威胁、恐吓等手段，农民被强迫入社。反对集体化者被史达林称为「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95]在此过程中，被消灭的富农数量占全体农民的6%至8%，其中一部分富农被直接枪毙，另一部分被送到劳改营、流放西伯利亚，大部分被流放者因寒冷和饥饿最后也难逃一死。透过残酷的强制手段，到1933年底，大多数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的官方目标。

但是，1932年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到不足1913年的81%，仅有6,960万吨，直到1937年才恢复到9,740万吨。农业产出大幅下降是因为集体化违反农民的基本利益。在剥夺私有财产的过程中，大量农民在被剥夺前紧忙屠宰牲畜、损坏工具、焚烧谷物。1933年，苏联的牲畜总量下降近50%。[96]1932至1934年之间农业总产值下降23%，[97]导致苏联出现严重饥荒，死亡数百万人。乌克兰、北高加索、窝瓦地区、哈萨克、西伯利亚等地约600万至1,000万人受灾。其中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受灾人数达到250万至500万。[98]在此严峻的背景下，政府恢复了沙俄时期农奴制的类似规定，禁止农民滞留城镇，[99]并以军队镇压农民起义。[100]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画建立了完整的极权主义制度，加速了苏联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第一步。对极权主义党来说，加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关系到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也关系到制度的生存问题。史达林那时强调「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数十年后他的这句话不断以新的形式被毛泽东和邓小平重复，但中共号称是毛的发明或是邓的精闢之语。实际上，这是列宁更早时说过的。史达林在第一个五年计画的1931年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超过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赶上这个差距。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被人打倒。」[101]史达林在此强调的十年超越百年，要尽快赶超发达国家，不但表现出苏联经济发展的特点，也是二、三十年后中国大跃进，十五年超英、五十年赶美的思想来源。相同的制度，相同的意识形态，产生相似的后果。

在第一个五年计画的推动下，苏联建立人类歷史上第一个指令性计划经济。工业靠指令性「五年计画」；农业推行集体化以便于政府强制收购，实质是强制提高农业税，作为早期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之后的中国及其他极权主义政权都模仿这个模式。苏联第二个五年计画更优先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在前两个五年计画的十年里，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速高达18%。第三个五年计画集中发展军事工业，使苏联在1941年第三个五年计画结束时成为重工业和军事大国。

全面国有化（集体化）的实质是党全面控制经济，这是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支柱之一。建立极权主义制度，必须剥夺私有产权，代之以党对所有产权的全面控制。而党一旦实现对产权的全面控制，就消灭了所有独立的社会力量赖以产生的基础。党对产权的全面控制，很快就演变成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以全体劳动人民为名义，由党来控制全社会所有的产权及资源。而党的领袖透过控制党就控制了所有人及机构的资源、权利、能力和自由。反过来，这又进一步加强了领袖对党的控制能力，加强了党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这个恶性循环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基因的机制。只要全面剥夺个人权利，包括产权、言论和结社自由等，无论理由多么美好，无论称之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或为了社会的平等或人的自由，造成的恶果都与美好的理想背道而驰。共产极权主义的产生始于美好的乌托邦理想的煽动、蛊惑，终于为实现这个虚幻理想而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四、共产国际：共产极权主义的传教机构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

极权主义的关键在控制的全面（total）和完整，不仅要全面控制一个社会的所有方面，而且还要全面控制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着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既包括覆盖全球的意识形态，也包括覆盖全球的革命运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关于全世界的意识形态，要透过宣传和统治成为普世价值。极权主义党从产生起就是志在要控制全世界的党。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党类似变成为国教之前的基督教会，当时所有基督教会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盟关系。而《共产党宣言》原本是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委托马克思为该秘密组织撰写的纲领。大致从巴贝夫继承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见本书第六章）的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全球都取得政权，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才能取得胜利。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在全世界夺取政权，在哪个国家先夺取政权的问题。

列宁在俄国共产革命还没有眉目的1914年，就已开始策划建立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以取代第二国际。其目的是发动世界革命，在各国全面夺权。与过去共产主义运动是松散的联盟相比，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更类似于领导全球的天主教会，而莫斯科就是罗马教廷。的确，歷史上莫斯科开始变成伟大城市始于其被称为第三罗马的中世纪。除了某些歷史的巧合之外，重要的是其中的制度基因。

马克思预期德国会首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由此推动无产阶级在全球取得全面胜利。列宁则期待俄国革命触发德国革命，实现马克思的梦想。因此，在那时追随马克思和列宁的人的心目中，世界革命的重中之重是德国。在一次大战末期的1918年底，战败的德、奥垮台。德国发生兵变，柏林等城市发生暴乱，权力真空意味着革命时机到来。但是马克思时代世界上的最大马克思主义党──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起就放弃了暴力夺取政权的原则。当时的德国曾发生类似于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的运动，建立了非共产党掌权的德国苏维埃。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类似孟什维克，但更温和）占优势，很可能成为第一大党。

列宁紧急派瑞戴克（Karl Radek）在布哈林陪同下前往德国，掌控新建立的德国共产党，试图扭转形式寻机夺权。他们试图再度使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十月革命用过的办法，于全国投票前夕武装夺权。他们在柏林起义试图夺权，社会民主党请求军队介入，起义被镇压，瑞戴克被捕。接着，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38%选票，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与其他党联合组阁执政。但列宁仍不气馁。他派出特使，鼓动在德国多个城市继续推动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鼓动以没收银行及土地为目标，试图以俄国方式，煽动德国民众。但德国民众多数尊重私有产权。和者甚寡，起义均告失败。[102]

暴力革命在德国的命运虽然从此完结，共产极权主义全球革命的使命却才正式展开。这也成为共产极权革命在中国的起点。

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自称此为「世界歷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两年后，季诺维耶夫宣称共产国际将在全世界取胜。[103]共产国际的宗旨是遵循列宁主义的建党和革命原则，在各国推动布尔什维克式的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宣传部、总参谋部、后勤部。一年后，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的二十一条规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列宁主义党的条件。任何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党，只要不符合列宁主义建党组党原则的，不仅不能加入共产国际，而且所有共产党都必须与之划清界限。共产国际初建时加入的各国支部，基本都是原第二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成员。目睹人类歷史上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一次成功夺取政权的胜利，很多与会各国代表都极为振奋，急于走相同的道路。[104]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系统阐述了该组织的基本目标。其一，在所有国家尽快建立共产党，同时从组织到原则全面破坏第二国际。共产党必须服从铁的纪律，所有党必须绝对服从莫斯科。其二，共产国际是只有一个中心的统一的党，而不是一个党的联盟。所有各国的党都必须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Comintern Executive），而该执委会是俄国中央的一个部。加入共产国际的必要条件是服从莫斯科。凡不服从者一律开除。其三，各国共产党立即的任务是渗透工人组织和其他进步组织，并夺取其控制权。以此为基础，准备在全世界建立统归莫斯科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105]

共产国际一经建立，于列宁和托洛斯基的领导下（1919至1926年期间的名义领导人是季诺维耶夫），立即在各国推动暴力夺权或策动内战。突出的例子之一是参加过俄国红军的库恩（Bela Kun），他在列宁领导下回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数月后，匈牙利共产党透过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结盟夺权，建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列宁指导下，匈牙利共产党透过整肃社会民主工党独占了权力。在政权建立的几个月里，匈共重复了所有俄共的做法：整肃社会民主党、整肃持不同政见者、没收私有财产、建立集体农庄。所有这些措施，导致多数民众，包括工人及农民，都不支持匈共。[106]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垮台后，库恩逃亡莫斯科。在大清洗时期，他被指为托派而被处死。[107]

共产国际的初期非常雄心勃勃。1920年，列宁发给史达林的电报中说，他与季诺维耶夫和布哈林都认为在共产国际支援下，义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革命都可能成功，要尽快在这些国家建立苏维埃。[108]当时除了列宁电文提到的几国外，共产国际在英、德、法、保加利亚和波兰都有大发展。[109]1921年，共产国际派遣匈牙利逃亡到莫斯科的库恩到德国发动号称「三月行动」（March Action）的武装起义，但起义失败。1923年，共产国际又在德国多处策划武装暴动，苏联红军甚至做好出兵德国的准备，但所有起义都失败。[110]共产国际还在义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做过努力，并于1924年在英国煽动起义，在爱沙尼亚密谋武装起义、政变。[111]但是共产国际在欧洲的所有夺权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在发动世界革命方面，共产国际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距离资本主义还很远，在那里发展共产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相矛盾。因此，共产国际输出到中国的列宁关于反帝反殖民的理论，是从意识形态和理论上支持中共必不可少的部分。受霍布森（John Hobson）的帝国主义理论[112]影响，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殖民地是资本主义生命线的论断。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扩大到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把这变成为世界共产革命的基本组成部分，成为共产国际的使命之一。

如同基督教和教会是靠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组织是共产国际带到中国的。也如同中国的天主教会是罗马教会的分支，中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直到共产国际在二次大战中解散，中共才成为真正完全独立的组织。此外，除了创建中共外，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也建立了密切关系，而且把国民党一度改组成了类似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党（详见后续章节）。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早在1905年就迫切希望加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他曾在同年访问位于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总部，要求以他的兴中会加入第二国际，但未能如愿。[113]

列宁去世后，随着共产国际在欧洲的全面失败和史达林掌权，史达林把革命国际主义解释为捍卫苏联。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所以捍卫苏联就是世界革命运动（史达林《关于列宁主义的问题》）。从此，共产国际的重点变成指挥各国共产党捍卫苏联。季诺维耶夫和布哈林被整肃之后，在共产国际系统里，各国都进行整肃托派的大清洗，包括中国。而中共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史达林大清洗，借清洗托派和奸细为名，打击异己建立毛的权威。1930年代初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成为共产国际的名义领导，执行史达林的命令。二次大战期间史达林为与英、美结盟，于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

布尔什维克建立完整极权制的过程，是在所有领域不断夺权的过程。极权主义党推翻临时政府，夺取国家政权后，透过镇压其他党派，最终形成一党统治的局面。这既是建立极权统治的目的，也是保证其没有合法性的极权统治不受挑战的必要手段。然而，可能意欲挑战极权主义的势力处处皆在，包括民间的不满和党内的不同意见，红色恐怖和肃反从初始作为极权制生存的手段演变成极权制的基本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抽象概念来自马克思的理论，而实际的红色恐怖则继承了民意党以及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精神。

极权制社会经济基础的建立，首先是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施行国有化和集体化。透过权力控制所有资源，透过控制全社会的资源，又进一步加强权力，由此造成极权制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经歷剥夺私有财产的暴力恐怖阶段之后，党建立了控制社会所有经济资源的制度。

极权主义的全面控制不仅针对一国，而且要控制全世界。的确，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布尔什维克的用语，尽管很多学者，包括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考茨基、卢森堡等，质疑列宁主义的专制并非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只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在全世界取得全面胜利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而且是一国无产阶级革命能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建立传教机构「共产国际」，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点。

极权制一经诞生，就产生了新的制度基因，从此有了自己演变的道路。在这个制度里，没有党的准许，任何机构、任何人都不能生存。在这个制度里，不存在离开政治的经济，也不存在离开经济的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专政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必须採取的手段，但是这个理论误认为制度是可以随意制造的工具，而没有理解制度自身的规律。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任何能持续的制度一旦建立，就产生很强的激励机制，有了自己扩张的生命和力量。当专政带来的权力决定社会中从物质到精神的一切，决定所有人的生和死，当权力完全不受约束，权力就成了目的。掌权者要保权，争权者要夺权。这些都决定极权主义制度下每个人，包括掌权者，都随时面对由权力斗争带来的生死存亡的威胁。因而，在这样的制度下权力斗争必然极端残酷，而且周而复始。暴力镇压是这个制度的制度基因的重要部分。文革时期中共副主席林彪的名言直白说出极权主义党领袖对权力的理解：「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了一切。」[114]

[1]S.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 1959), pp. 69-105.

[2]韦伯，《经济与社会》卷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402。

[3]中共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550-551。

[4]中共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页522-523。

[5]中共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页1014-1015。

[6]Perek Offord,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1880s (London: CUP, 1986), pp. 150-151.

[7]Leon Trotsky, The Young Lenin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Penguin Random House, 1972).

[8]Robert Mayer, “Lenin and the Concept of the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4, No. 2 (1993), pp. 249-263.

[9]Albert Parry, Terrorism: From Robespierre to the Weather Undergroun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6), pp. 135-136.

[10]Offord,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1880s, pp. 13-16.

[11]Israel Getzler, “The Menshevik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16, No. 6 (Nov.-Dec., 1967), p. 16.

[12]Paul Le Blanc,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5), p. 54.

[13]Alfred G. Meyer, Leninism (Boston: HUP, 1957).

[14]Rosa Luxemburg, “Leninism or Marxism,” in Reform or Revolution (New York: Dover, 2006).

[15]Karl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0).

[16]Karl Kautsky, “Is Soviet Russia a Socialist State?” in Social Democracy versus Communism (New York: Rand School Press, 1946).

[17]Sebestyen, Lenin the Dictator, p. 149.

[18]Leon 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1925)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5).

[19]Sebestyen, Lenin the Dictator, pp. 419-420.

[20]Sebestyen, Lenin the Dictator, p. 419.

[21]Sebestyen, Lenin the Dictator, pp. 503-509.

[22]Graeme Gill, The Origins of the Stalinist Political Syste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80-197.

[23]Joshua Rubenstein, Leon Trotsky: A Revolutionary’s Life (New York, NY: Yale UP, 2011).

[24]史达林，《史达林全集　附卷》第一卷，马克思主义文库（北京：诸夏怀思社，1996），页176。

[25]Gill, The Origins of the Stalinist Political System, pp. 242-246.

[26]赫鲁雪夫，《赫鲁雪夫回忆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页60。

[27]Ronald G. Suny, 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82-289.

[28]Graeme Gill, The Origins of the Stalinist Political Syste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91-293.

[29]罗伊．梅德维杰夫，〈史达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罗斯学刊》2015年2期。

[30]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1]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New History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7).

[32]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250-258.

[33]自从对德宣战，俄国首都因圣彼得堡类似德语而改为更俄语化的地名「彼得格勒」。

[34]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259-271.

[35]John Shelton Curtiss, The Russian Revolutions of 1917 (Washington DC: Van Nostrand Reinhold Inc,. 1957), pp. 1, 30.

[36]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p. 307-323.

[37]Robert Browder and Alexander Kerensky(eds.),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Documents (S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16.

[38]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319-320.

[39]Sebestyen, Lenin the Dictator.

[40]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386-389.

[41]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134.

[42]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394.

[43]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286-307.

[44]Nicholas V. Riasanovsky and Mark D. Steinberg,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OUP, 2011), p. 468.

[45]在布尔什维克资金急缺的情况下，德国政府的巨额资助，帮助列宁夺回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控制权，尤其是在立即需要资金的宣传方面。而宣传更帮助布尔什维克获得对大众的广泛影响，对获得对苏维埃的主导权方面，有不容忽略的作用（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1917年12月3日德国外长给德国皇帝的信中，称完全靠德国政府的资助，才使得布尔什维克把《真理报》办成有效的宣传工具，并且广泛扩大了其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Von Kühlman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 the Kaiser, December 3, 1917, in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1）。大量解密档案证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说法（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46]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410.

[47]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 404.

[48]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169-172.

[49]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182-191.

[50]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193-196.

[51]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197-198.

[52]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199-202.

[53]Browder and Kerensky,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Vol. 1, pp. 1657-1658.

[54]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 469.

[55]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203.

[56]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496.

[57]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 480.

[58]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p. 489-490.

[59]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p. 489-490.

[60]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498.

[61]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499-501.

[62]〈马克思1852致魏德迈的信〉，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63]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516-525.

[64]Simon Liberman, Building Lenin’s Rus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p. 13.

[65]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　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注释。

[66]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526-533.

[67]列宁，《列宁全集　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页5、8、22。

[68]Leonard Schapiro,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First Phase, 1917-192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p. 80.

[69]V. I. Leni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Elections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December 1919,”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pp. 253-275.

[70]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542.

[71]Lenin, Decree On The Arrest Of The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Against The Revolutio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pp.351

[72]姚海，〈歷史性的转折〉，收入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页200。

[73]Joseph Lenin, ‟Theses O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6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pp. 379-383.

[74]Nikolai N. Smirnov,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4-1921, eds. Edward Acton, Vladimir Iu. Cherniaev, William G. Rosenberg, (New York: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Arnold, 1997), p. 332

[75]高尔基，〈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新生活报》，1918年1月俄历9日（西历22日），第6期（总第220期）

[76]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550-555.

[77]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558-565.

[78]参见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及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论述。

[79]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800.

[80]列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选集》卷3，页436-437。

[81]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l Mitrokhin, The Mitrokhin Archive: The KGB in Europe and the West (New York: Penguin, 2000), p. 34.

[82]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817-821.

[83]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829-831.

[84]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836.

[85]George Leggett,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9.

[86]Robert Gellately, Lenin, Stalin, and Hitler: The Age of Social Catastrophe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and Alfred A. Knopf, 2007), p. 72.

[87]R. J. Rummel, Lethal Politics: Soviet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17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0), p. 47.

[88]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89]Sebestyen, Lenin the Dictator.

[90]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838.

[91]Rummel, Lethal Politics, p. v.

[92]Liberman, Building Lenin’s Russia, pp. 194-196.

[93]Suny, The Soviet Experiment, pp. 153-155.

[94]google关键字「邓小平 列宁新经济政策」2021年5月10日搜寻时有超过584万条目。

[95]Joseph Stalin, “The Political Task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in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Stalin, Vol. 7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p. 135-154.

[96]莫斯，《俄国史》（海南出版社，2008），第二部分。

[97]David C. Engerman, “Modernization from the Other Shore: American Observers and the Costs of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No. 2 (Apr., 2000), pp. 383-416.

[98]Engerman, “Modernization from the Other Shore: American Observers and the Costs of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99]Peter Mathias and Sidney Pollard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0]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01]Joseph 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45), pp. 30-31.

[102]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nd Random House, 1995), pp. 167-170.

[103]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pp. 174-175.

[104]Suny, The Soviet Experiment.

[105]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pp. 183-185.

[106]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pp. 170-172.

[107]Gyorgy Borsanyi, The life of a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Bela Ku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8]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p. 177.

[109]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pp. 194-197.

[110]Pierre Broue,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6).

[111]Stéphane Courtois et a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2]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New York: James Pott & Co., 1902).

[113]段云章，《中山先生的世界观》（台北：秀威资讯，2009）。

[114]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第九章　晚清宪政改革与共和革命
的失败

极权主义从苏俄植入中国，从此在中国深深扎根，而且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深。这不仅深刻影响中国，也影响全世界。如此重大的现象绝非偶然产生。其根源首先在于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排斥从西方来的宪政民主制度，使得朝宪政方向的各种努力失败。其次，在于传统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与外来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高度相似。使得两种制度基因易于融合，外来的极权主义易于在中国扎根生长。

自从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形成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以来，在中华帝国漫长的歷史中，所有主要制度演变都是朝着完善帝制的制度基因的方向发展。所有歷史上着名的变法，从北魏孝文帝到北宋王安石，再到明张居正，无一例外，都是为完善帝制统治的努力。这使得帝制的制度基因越来越完善，以致于帝国完全被蛮族征服、统治时，也从来没有出现试图动摇帝制制度的努力。

自十九世纪末起，在外力的冲击下，在中华帝制两千多年歷史中第一次出现试图把帝制改为君主立宪的努力。但是，立宪是掌权方和在野方，以及其他利益各方在相互争斗中最终妥协的结果，是权力制衡的安排。其前提是在野方原本就拥有实质权力，为了保护其权益，在其拥有的权力的基础上有能力对掌权方发动挑战。

中华帝制早已透过制度化来确保社会在皇权之外不存在可以挑战皇权的拥有实质权力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群体。不仅在帝国最高层次如此，在基层县级也如此。在此条件下，清末的变法并不来自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皇权的挑战，相反地，目的是改善皇权。变法者认为君主立宪是完善帝制、与时共进所必需。因此，早期变法者从思想传播者到实际推动者，无一例外都是朝廷或亲朝廷的人，其中「亲」指的是对朝廷衷心爱戴。

第一节　名存实亡的宪政改革：戊戌变法

宪政制度源于西欧，由于地理、文字和制度的原因，中华帝国多数歷史时期都与西方世界隔离。即便是最博学的中国学者，对中国之外的世界，对其制度、宗教等方面都极度无知。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也只限于表面的观察。直到明末清初，才有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但在朝廷的严密限制下，耶稣会自身的生存并不总有保障，他们必须自我审查、自我约束，只能有选择地向中国系统性传输科学和技术知识，连宗教的传播都非常局限，没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天主教系统。因此，这个管道基本上没有帮助中国人了解欧洲世俗与神权制度的关系，以及欧洲的议会制度、司法制度、产权制度等。中国人完全不知道欧洲已有的与制度相关的学术文献，对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一无所知，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完全没有了解，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产业革命以及人类歷史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大英帝国。

一个社会对宪政精神的理解和普及，有知识层面的，但更取决于其制度基因。宪政归根结柢是为了维护个人权利、保护产权而建立的制度。具有这方面强烈需求的社会，宪政的知识早晚会从不同途径产生。而在个人没有产权，个人不知自身权利的社会，即便外来输入系统的宪政思想，那也只限于在读书人之间流传的难以理解的概念，很难引起社会共鸣、引发社会需求。在这方面，中华帝制的状况比沙俄更差得很远。

十八世纪后期，沙俄知识分子精英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对宪政开始有了初步了解。透过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参加反拿破崙战争，沙俄帝国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于十九世纪初开始对建立宪政有了很强的紧迫感。十九世纪中后期，沙俄产生大规模的对宪政有基本了解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产生为此而斗争的组织（民粹派）。

但是，以民粹派为代表的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所积极推动的宪政，在经济上要剥夺私有产权。表面看，他们的思想来自卢梭反对私有产权的理论。但是，俄国有如此多的知识精英追随卢梭，甚至赴汤蹈火成为殉道者，其根源在于沙俄帝制中人们普遍缺乏个人权利和私有产权的现实。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是出于世俗宗教的热情，要创造乌托邦。后来产生的共产极权主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比俄国晚几乎一个世纪，但与俄国相似，中国对宪政的了解也是靠知识分子从国外传入，宪政改革和共和革命也主要靠激进知识分子发起、组织和推动。中国十九世纪末才开始有人对宪政产生兴趣，到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才出现一定规模的关心宪政知识分子群体。但因为时间很短，人们对欧洲的歷史文化现状知之甚少，即便如梁启超等精神领袖，对宪政的了解不仅肤浅甚至充满误解。

自明朝起，中华帝国几百年闭关自守。朝廷一方面垄断所有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阻挠思想的交流，中国人对西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极个别中国人初步知道宪政制度的知识，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十八世纪起，英国在全球扩张贸易，包括开发对中国的贸易。中国的闭关自守经济加上朝廷对进口徵收很高的进口税，致使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出现巨大逆差。但是，鸦片在中国民间需求很高。于是，鸦片走私变成英国公司扭转贸易逆差的手段。鸦片大规模走私使得清朝从贸易顺差变成逆差，白银外流严重。1838年，清政府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止鸦片贸易。[1]

在长期闭关自守的帝国里，从皇帝到官僚以至读书人，都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对突然出现的贸易大发展、英国建立宪政，以及从此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浑然不知。为解决禁烟、了解英国，林则徐组织了翻译文献的工作，而这竟成为中国近代歷史上最早系统性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文献。

影响最大的是其节译英国的地理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34）的《四洲志》，书中描述了英国的「巴厘满」衙门（parliament，议会），让中国人首次知道在这种制度中，重大国事「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两江总督幕僚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编纂的《海国图志》于1842年出版，进一步描述欧美议会制度的权力、运作以及对君权和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1848年，闽浙总督徐继畬出版《瀛寰志略》，比《四洲志》和《海国图志》更清楚地说明英美及欧洲宪政制度的设置。他含蓄地指出西方强于中国在制度，而不仅是兵器和科技。但徐继畬很快因政见而被罢官，该书被禁。[2]

由于那时中国人对于宪政相关的知识没有需求，因此上述这些文献在出版三、四十年后才透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产生影响，帮助改革者学习了解宪政的常识和推动宪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传到日本，对推动日本明治维新起到重要作用。[3]

宪政思想在中国的真正传播是在社会产生对西方文明的需求之后。但由于帝制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交流，只有在官方有需求时才能改变政策，知识才能交流。官方首先关心的是军事和武器技术，然后是作为这些技术基础的科学，再晚才有人注意到作为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是思想和制度。

在靠西洋兵器和西洋军事组织方式平定太平天国的末期，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自强」而推动「洋务运动」，试图系统性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技术。这是几百年闭关自守之后，中国首次「对外开放」。1866年，总理衙门首次派团到欧洲访问。1868年，大清开始在欧美设立公使馆。1872年起，清廷开始成批送官派留学生赴美。这与日本明治政府派团去欧美考察，派留学生去欧美学习基本在同一时期。但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制度，而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保持中国制度不变，只学习西方的技术。

虽然官方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得讨论制度，但知识的界线从来难以界定。洋务运动中雇用大批洋人，设立多个翻译机构。其中，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主编的《万国公报》（创办于1868年，原名《教会新报》，于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用相当的篇幅介绍西方的宪政及日本的宪政改革，成为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刊物。1891年，康有为创办宣传变法的万木草堂时，把《万国公报》作为学生的自学材料。[4]

但是，在中国的制度基因下，几乎无人关注权力制衡及保护人权－产权的问题。即使个别人关注这些问题，其声音立即被封禁。因此，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多数中国知识精英也普遍缺少对宪政的实质认识。无论戊戌变法、庚子新政，还是辛亥革命，虽然名义上的目标都是建立某种宪政制度，但实际推动的内容都是为了强国。即便是激进的维新派甚至革命派，也并没有把立宪、制衡政府权力、保护民间的权利作为主要目的。

大清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是罕见的看到中华帝国面对严重制度问题的人之一。在戊戌变法前二十多年他就指出「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5]而「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6]他还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建议「循习西洋政教」。[7]关于建船厂，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8]但这类政见不为当局所容，很快清廷就令其辞职，他描述宪政制度的着作《使西纪程》也被禁。[9]因此，他的影响仅限于与其直接来往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复，他在英留学期间与郭往来甚密。讨论到中西制度在私有产权和个人权利方面的巨大差距，严复说在西方「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中国国民〕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10]

但是与郭嵩焘形成对照的是，在同时期最早鼓吹变法的代表人物，最关注的都是自强，而非中国帝制皇权不受约束所造成的问题。例如曾经名噪一时，对李鸿章和孙中山都有影响的王韬，为最早提倡君宪制者之一。他鼓吹的君宪制是为了巩固君主与民众之间的「上下相通」，为了实现「富强之效」的手段，[11]而其着作即题为「变法自强」。与其相似，最早鼓吹立宪的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郑观应，认为宪政是为了达到自强需要得民心，通下情。[12]这类误解的思潮是中华帝制基因的产物，因而得到更多传播，得到更多追随。

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是精神领袖。康梁变法虽以君宪制为名，但并不求君宪制之实。康在变法前一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是他的改革指导思想和改革纲领，其理论是儒学、佛教[13]加上当时流传的所谓西学混合而成。康不读西文，所谓西学包括《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万国公报》等文献，以及严复和王韬、郑观应等人的着作。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三世理论」，声称人类歷史必经三阶段：据乱世（君主制最适合）、升平世（君主立宪制最适合，康认为当时中国处于这个阶段）、太平世（大同状态，应採用共和制）。康的世界大同指的是天下统一，是中华帝制大一统观念的延伸，他认为富强是中国首要的政治目标，变法是为了富强採取的手段。[14]

实际上，在整个戊戌变法中不存在国人为了保护自己权利免受皇权侵犯的任何动机。在甲午战败后，中日即将签订《马关条约》之际的1895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十八省参加会考的一千三百多举人，在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第二书》上签字。这个史称「公车上书」的文件要求拒签《马关条约》，同时提出变法，要求透过选举建立议会。这个未能上呈皇帝的「第二书」变法，其想法在举人和读书人中广为流行。一个月后，康有为改写的《上清帝第三书》上呈光绪皇帝并得到赞赏，且令转发至各省都督。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前奏。

变法的开端是公车上书一干参加科考的儒生。千年科举制下参加科考的儒生追求的是为朝廷做官，他们自幼被训练成站在朝廷的角度为帝国着想的文人。帝制鼓励儒生、儒士为了朝廷革除弊政、自强不息而奋不顾身，为此他们应该勇于献身。但「个人权利」或「公民权利」从来不在他们的观念里，事实上，引发公车上书，请愿变法的愤怒和热情是因甲午战败，朝廷受辱，是为了帝国，为了「民族」。

康梁推动戊戌变法时使用君宪制的名义，期盼以此为名，模仿明治维新，帮助光绪皇帝收回实权，然后变法行政。康所谓的变法只是行政变法，而不是立宪。从他在第七次上书皇帝时呈送的作为变法建议的着作《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中，便可见他推动的不是立宪。而且，他对日本和俄国缺少了解。首先，明治维新建立的君主立宪是贵族与天皇共同统治的制度，而这是在日本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在贵族有实权的基础上实现的。发起维新的是一群和幕府有矛盾的贵族，他们借天皇的旗号，以「大政奉还」为名倒幕，建立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而在此之前的幕府是依赖贵族集团之间的联盟统治的，天皇无权。但中国早已消灭实质的贵族。至于把沙俄彼得大帝的「改革」当作君宪制改革的模范，从君宪制角度看很是荒唐。因为彼得大帝推行的是系统性抑制扼杀俄国贵族实力的措施，其「改革」实际是在皇帝集权的条件下推行的行政官僚制和系统地引入西方军事技术。

总之，从公车上书起，歷次上书皇帝的改革建议都不涉及限制君权、保护民众的人权－产权、保障法治等基本内容。更清楚的是，戊戌变法的一百多天所颁布的一百多份维新诏令里，所有变法内容都只限于行政改革，完全没有任何内容涉及君宪制或君民共主。[15]因此，戊戌变法实质上并不是君主立宪的尝试，而只是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所谓保守派和改革派双方的利益冲突，是朝廷内部的政治派别冲突和权力争夺冲突，而不是社会上的基本利益冲突。在朝廷之外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推动的情况下，即便光绪皇帝在权力斗争中胜出，即便戊戌变法颁布的所有变法条例都得到实施，皇帝和朝廷基于自身利益，既不会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也不会主动建立限制其权力的议会。所以，尽管名义上称立宪，戊戌变法实质上是与立宪无关的行政改革失败尝试。

第二节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阴影

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在危机之下，西学东渐的速度加快。激进知识分子急于把刚了解的关于宪政的表面知识立即付诸改革和革命。但是在社会上没有宪政制度的制度基因的情况下，关于宪政的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不仅非常肤浅，而且很快遭到很多人批判，实际上很快就被抛弃。

宪政思想刚刚开始系统性传入中国时，几乎立即就遇到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这种思潮与中国的制度基因中相当大的部分以及中国的社会传统吻合。因此，刚传入一些概要，无需证据和进一步阐述就立即广为流传。几乎不分政治态度，读书人普遍对此热衷，使之家喻户晓。许多鼓吹宪政的知识精英，从早期的严复、梁启超到后来的胡适，都无法分辨这些不同思想的差别，因而将它们混为一谈，推动宪政的同时鼓吹社会进化论。社会进化论在中国远比宪政论更广为流行且深入人心。

马克思主义中的歷史决定论、歷史阶段论等原理以及弱肉强食的精神等，都与社会进化论异曲同工。因而，尾随社会进化论之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已深受社会进化论影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宪政论和社会进化论这两种思潮在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不同命运，直接与后来共产极权主义在中国占上风相关。

十九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编辑「西学」文献，为的就是寻找国家富强的改进方法。他们把宪政当作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而不是为了保护民权。因而他们既没有也不关心西方建立宪政的原始动力和宪政的机制。除了王韬和郑观应那些以误导方式最早向国人介绍宪政的文献之外，对康有为和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是后来严复引入鼓吹社会进化论的《天演论》。康有为推动变法之前，在着述《孔子改制考》期间，《天演论》的章节就已陆续连载发表并引起轰动。

严复的译着《天演论》名义上是赫胥黎《进化与道德》（Evolution and Ethics, 1893）的中译本，实际上部分是翻译，部分是他自己的创作，其中混合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赫胥黎和严复自己的见解。在着手翻译《天演论》之前很久，严复就知道斯宾塞创造的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宣扬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严复选择以赫胥黎的《进化与道德》为基础。他以翻译《进化与道德》的前半部为主，加上自己的评论和着述，以及透过批判赫胥黎，宣扬他所认同的社会进化论。[16]《天演论》是否准确表达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天演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康有为称《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17]从更深远的层次，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广为接受，为跟随而来的共产极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基础。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中共创始人和领导人都是在深受《天演论》的影响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18]他们之中很多人相信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社会进化论的变种，因为马克思主义吸收了社会进化论。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严复深信宪政是社会进化的工具，是使国家自强的制度。他既不相信革命，更不相信反对宪政的马克思主义。严复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系统性编译宪政文献的最有影响者，尤其是基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译着《法意》影响很大。毫不夸张地说，宪政论和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作用最大的都是严复。他的后半生主要从事推动宪政，曾在起草1914年宪法《中华民国约法》，以及支持袁世凯君主立宪等重大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在成名后关于宪政的工作，远不如使他一举成名的译着《天演论》流行。

为什么《天演论》在中国几乎所有政治立场的人群中都深入人心而且百年不衰？而为什么宪政的思想在中国却层层受阻？这些现象的背后同时取决于社会进化论与宪政论思潮的实质内容，以及决定国人对这些不同思潮的需求的制度基因。

所谓社会进化论，或称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基础，是斯宾塞在达尔文时期创造的哲学观念，与达尔文本人及进化论并无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名字更是在达尔文去世前不久才出现。斯宾塞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启发下，发明了「适者生存」的原理，试图解释宇宙现象。在社会方面，该理论称弱肉强食是造就歷史的基本原因和原理。他的理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完全经不起检验，很快在学术界丧失影响，但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部分，十九世纪后期曾在西方流行。社会进化论中包含的强烈的种族主义内容虽然在科学上被证明完全站不住，但曾经成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理论根据。例如，梁启超宣扬过波伦哈克（Conrad Bornhak）的社会进化论观点，而后来波氏成为义大利法西斯宪法的起草者。[19]

中国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推动的所谓自强和国富，实质上是民族主义思潮。后来膨胀的反满思潮，其内涵更是种族主义。而反满实际上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力量的宣传鼓动。在此背景下，含有内在种族主义元素的社会进化论，刚传入中国其影响就一发不可收拾。尽管绝大多数相信社会进化论精神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名词，甚至也不知道严复以及《天演论》，但社会进化论的精神从清末起就已在中国歷次革命中变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歷经一百多年后，尽管中国早已是共产党统治的制度，这种精神在中国人心里依然存在，而且越发强烈。

在推动《天演论》方面，最强有力、最有效的是梁启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认为梁启超在中国传播社会进化论方面的作用，如同在基督教圣保罗在欧洲的传播那么重要。[20]梁启超称「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免之公例也」。[21]民国时期的自由化领袖人物胡适不仅从小学起就认真学习《天演论》，甚至以适者生存的适为名。他在学术上成熟后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22]

严复、梁启超及胡适都是既反对革命，更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把宪政理解为民族优胜，为进化到更高阶段所需要的工具。因此，宪政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远远不及社会进化论。而社会进化论却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进入中国奠定了基础。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深受严复和梁启超的影响，早在中学时就阅读过刚出版的《天演论》。他认为现代文明的三大特徵是生物进化主义、人权说和社会主义，并把一切都纳入到生存斗争的社会进化轨道中。李大钊同样深受《天演论》影响，把「进化」作为普遍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史」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更把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蔡的好友毛泽东也深受《天演论》影响。[23]

第三节　从宪政改革到帝国崩溃

一、没有社会支持的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

虽然戊戌变法是中国歷史上第一次名义上要建立君宪制的改革，中国真正第一次涉及君主立宪和建立议会的改革，其实是后来发生的清末新政。如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败触发，清末新政也是在面对巨大外来威胁下的反应，而不是因国内挑战皇权的力量而生。在外来威胁下，朝廷决定建立议会后，中国才开始逐渐有越来越大的推动建立议会、推动君主立宪制的声音。但是在宪法及议会已经初步建立后，却产生了要推翻政权的暴力革命团体。这些团体即便以宪政共和为名，实质大多也与宪政无关。

清末新政决定要建立宪政的时间，只比俄国1905年宪政革命晚一两年。虽然两国宪政改革最终都失败，但俄国的君主立宪持续十二年，而大清为君主立宪建立准议会只有不到两年。另一方面，1917年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制俄国临时政府只存在几个月。而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则名义上持续了三十多年。最终这两个脆弱的共和制都被共产党推翻。

宪政力量的基础在于民间自发的组织。以宪政制约君权或政府，靠的是社会中存在独立自发的力量。当这个力量本来就存在于社会时，依靠这个力量的发展以及这个力量推举的代表，透过建立议会制度和宪政，才能实现限制君权以保护民间利益的目的。但反过来，在社会上不存在独立的力量时，仅靠建立议会很难无中生有产生这个力量。

中、俄的君主立宪失败，最重大的因素都是因其帝制的专权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远超出欧洲的绝对君主制。在中、俄帝制长期的专制统治中，世世代代消灭了挑战皇权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之所以俄国君主立宪改革比清末立宪改革相对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沙俄帝制消灭社会内的独立力量没有中华帝制那般彻底。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10月底逃至西安后，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大清王朝的应急措施，慈禧太后于1901年初指示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向大臣徵集改革建言，并创立专门处理相关事务的政务处。从此开始了歷时十年的新政，直至清朝灭亡。因触发新政的事件发生在庚子年（1900年），故清末新政也称庚子新政。

与戊戌变法相似，新政开始时与宪政完全无关，只限于教育（废科举、兴西式学堂）、军事（建西式新军和军校）和行政改革。上谕宣称，改革只是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24]

1901至1905年期间，一系列的新政上谕颁布，涵盖教育、军事、商业等诸多方面，但基本不涉及立宪的任何制度改革。自1902年起开始筹备的具体改革措施，主要内容以通商交涉为中心：「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25]同年4月，以庆亲王为首的督办政务处成立，统筹改革事宜。李鸿章、荣禄等人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与政务大臣，后又增加袁世凯。

1904年，沙俄帝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社会舆论认为「此非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咸以专制与立宪，分两国胜负」。[26]「反观我国，一再败于列强，也是由于没有宪法的关系。因此舆论界与官场中都以为，非立宪不足以振民心，非立宪不足以强国家」。[27]人们普遍认为是日本的立宪政体战胜专制的沙俄政体，虽然人们并不知立宪之实质，但立宪唿声极为高涨。在此压力下，1905年底清政府派遣载泽等五大臣出洋了解日、英、美、德、法政府，考察中国立宪的可能性。结果，每位出洋考察的大臣都推荐立宪政体。大清驻外使节也上条陈，说立宪是维持皇室权利的最好手段。

在出洋大臣的报告中，端方和载泽的密折特别有影响。端方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评论，洋务运动本末倒置，「效其末而不能效其本」，因此收效甚微。所谓「本」指的是制度。他说「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採用立宪政体之故」，并以日俄战争胜负双方的制度解释其战争结果。他给出结论称「中国欲国富兵强，除採取立宪政体外，盖无他术矣」，并提出立宪六步骤，请求皇帝将「以上所举六事，明降谕旨，宣示天下」。[28]载泽在《奏请立宪密折》中强调立宪只会有利而不会削弱皇权的统治。他声称，从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元老学来的是立宪后十七项重事大权均「由君主」，包括立法、执法，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免官员、统帅军队、修订和颁布宪法。因此，君主立宪使得「皇位永固」，「内乱可弭」即消除革命等内乱。[29]

1906年7月，光绪皇帝颁布《仿行宪政诏》，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当中规定「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釐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并令京师和地方高官为预备称为立宪的改革系列做准备。1908年，规定省谘议局（省议会准备机构）章程及选举章程；同年8月，颁布中国歷史上第一部宪法，即《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九年后召开国会，正式全面实施宪政制度。1909年，颁布资政院（国家议会准备机构）章程和选举章程；各省谘议局开幕。1910年，资政院开院；颁布新刑律；宣布把立宪日期提前到1913年。但1911年爆发革命，清帝逊位。君主立宪失败。[30]

自上而下的庚子立宪改革，是朝廷对国外列强和国内革命的自救反应。力推宪政的代表人物中没有代表民权力量者。朝廷外最有力推宪政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张謇等，目的是为了救国，认为只有宪政才能救国。这与朝廷的自救反应内外唿应。因此，清末立宪改革比同时期沙俄的宪政改革距离宪政更加遥远。比起同时代的沙俄，中国社会更缺少推动民意或社会团体制衡政府权力的力量，甚至连相关议论的声音都难听见。

从预备立宪改革起，朝廷就竭尽全力防止任何权力落入议会之手。按照官方颁布的变法文件，作为国民议会的筹备机构，资政院无权监督政府，政府也无需执行资政院的决议。同时，督抚有权拒绝作为省议会筹备机构的谘议局的决议。城镇乡的地方自治会从权力上看更是形同虚设。知府、州官和知县有权解散地方自治会，即新政建立的资政院、谘议局和地方自治会都没有立法功能，只是协商机构或谘询机构。

名义上，《钦定宪法大纲》是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范本，但其刻意删除制约君权的内容。尽管《日本帝国宪法》本来就不具有完整的宪政约束，《钦定宪法大纲》更列有十四条君上大权，基本原则就是议院不许干涉君主。如载泽《奏请立宪密折》所建议，《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有权解散议会；议会无权决定内阁人事；司法权仍然在皇帝手里，即「司法之权操之君上」；皇帝全权掌握兵权，有宣布戒严并因此限制臣民自由之权。[31]

在英国产生的世界上首个君宪制，其核心是以议会限制君主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和皇帝建立了权力的边界，才有宪政可言。然而《钦定宪法大纲》设计的原则就是保证议会不能干涉皇帝。表面上，《钦定宪法大纲》在文字上提到三权分立的原则，在臣僚层面上规定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制衡；而且也规定臣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拥有私有财产、选举被选举的权利等，并放宽报禁、党禁。但需要指出的是，实质问题是对皇权的制衡。在皇权没有被制衡的前提下，所有规定都仅仅流于形式而已。

世界上所有成功建立宪政的国家，在宪政改革前都已具备与宪政相关的制度基因：已有大量公民拥有私有产权、有保护自己的产权和其他权利的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所谓宪政改革是公民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权－产权，为了自己的权利，有组织地推动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宪政的制度不可能从无到有，自天而降，而只能是在已有制度基因的基础上朝宪政民主方向演变而成。

在发展了两千年帝制的制度基因下，中华帝国无论富有还是贫穷的百姓都认识到，面对皇上他们只有顺从和造反两种选择。但是，顺从不等于自动执行朝廷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如果不造反，他们世世代代大都以被动方式应对朝廷的统治以保护自己。因此，清末立宪改革时，中国人的多数首先关心的是改革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危害。

面对自上而下推动，似乎与自己利益无关的立宪改革，多数有产者不仅不支持、不参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选举，反而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躲避选举。资政院中的上议院，所有议员都是钦定，即皇帝决定，与选举无关。资政院中的下议院议员则全部来自各省选举产生的谘议局议员。各省谘议局议员选举的规定只有受过教育或满足最低固定资产额（具有五千营业及不动产）的男人方可成为选民。所有建立宪政的国家，其早期选举权的资产要求是为了保护产权。这是推动宪政的人们为保护自身利益所致，源于建立宪政的初衷。但清末立宪与保护产权无关。这种规定是从国外抄来的。

担心因参与选举露富而成为政府的宰割对象，有产者普遍想方设法躲避选举，导致投票率极为低下。当时媒体报导「具有五千营业及不动产者，则本人坚持不承认。即以选举权利再三劝告，亦卒若罔闻」、「有些人由于怕露富，怕官府加税捐，虽有资格也不愿去登记的」。最终，全国各省註册选民不到人口千分之四，实际参加选举的更只是註册选民中的少数。例如，在最发达最开放地区之一的广州，註册选民仅1,600人，参加投票者为区区399人。[32]但朝廷要求地方政府执行选举，拿出结果。于是，地方政府使用指派的方式。美国驻华公使对这次选举评论说「合格选民仅有极少部分真正投了票。官府对议员选举影响非常大，有些省分，迹近指派」。而国内的纪录则描述此次选举「名为民选，实为官派」。[33]

二、帝国的崩溃：辛亥革命

一方面，朝廷要防止立宪成真而丧失权力，民间也没有实质的力量和意识推动真立宪，在没有宪政制度基因的社会推动的情况下，使得立宪改革很艰难。另一方面，建立选举制度、建立由民选议员组成的议会，尽管投票率极低，即便议会无立法权，这个制度已经是冲破独裁的新制度。如果新制度能发展成传统，逐渐发展成民间普遍的意愿，就可能演变为新的制度基因。一旦选举产生的议员有公开代表民意聚会的权利，有公开发声的权利，民间就会利用已经取得的权利，为保护自身利益争取更多权利。中国歷史上首次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建立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的确给了立宪派公开发展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给朝廷施加压力加快立宪和建立政党，而且进一步演变成实质的号召和发动民众保护自己产权的组织。

谘议局1909年正式开幕前夕，江苏谘议局长邀请各省选代表，以推动政府尽早建立国会。其理由是，中国对外有被列强瓜分之危，对内则面对革命党之活动。一旦列强先发制人，则中国立即面临灭亡，或者革命爆发，必至混乱，予列强可乘之机。只有立即召开国会，才可能对外示团结，对内收人心，既可避免瓜分，又可消除革命。

谘议局正式开幕后，给了议员联合的机会。地方议会和中央议会的议员，包括钦定议员，分别在1909年12月、1910年1月和6月发动三次大规模请愿运动，要求提前实现君主立宪。三次请愿书列举请求开设国会的三个理由：其一，预备立宪有名无实，惟有国会监督，始可望预备克奏其功；其二，中国的内忧外患严重，财政濒于崩溃，惟有国会可以挽救；其三，政府积弱不振，惟有藉国会之督责，始可望导致责任政府之出现。前两次请愿分别有二十万和三十万人签字，但清廷均不予理睬。第三次请愿有十个上书团体，发动两千五百万人签字。清廷被迫发谕旨，宣布提前三年立宪，但要求立宪派解散请愿组织。[34]一些立宪派对清廷谕旨迫令立宪派解散请愿组织感到愤怒，其中有些认为需要用密谋革命推翻政权。甚至连一贯反对革命的梁启超，也流露对革命的同情。[35]

清廷迫令解散请愿组织的做法，与中华帝制从来都禁止独立党团的专制制度完全一致；但正式成立谘议局为立宪派创造了公开建党的机会。1911年5月，立宪派藉第二届谘议局会议之名，在北京建立中国歷史上的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宪友会」，其纲领称「本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尊重君主立宪政体」。该党在各省的领导基本上都是各省谘议局议长、副议长，梁启超为其精神领袖。[36]实际上，数月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里，多数省的局面都是由宪友会控制的。[37]

宪友会主张和平过渡到宪政，反对暴力革命。但四川宪友会领导的保路运动，却引发了暴力的辛亥革命，不仅成为最终推翻大清帝国的导火线，而且是革命最大的实际推动力之一。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萧湘等，同时是四川立宪派的领导以及川汉铁路和其他地方建设的筹建者，是川路公司的组织者。1911年5月恰逢蒲、罗、萧等人正在北京参加宪友会成立大会时，盛宣怀代表清廷宣布国有化川路。盛之所以可以在宪政改革之中如此大胆公然全面侵犯产权，其法理依据就是刚通过的《钦定宪法大纲》。既然宪法关心的是保护皇权，完全没有限制皇权侵犯产权，以中华帝制的皇权处置产权不仅名正言顺，而且理应不会遇到抵抗。

在盛宣怀的国有化方案拒绝退款现金给四川两千多万川路的投资者后，蒲、罗、萧等提出相互妥协的建议，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他们回四川领导建立了保路同志会。两千多万名投资者认为铁路国有化属侵夺其财产，群情激愤，誓死力争。保路同志会有效动员了大规模罢市罢课的和平保路运动，但维权的和平保路运动遭到暴力镇压，蒲殿俊等九领导人被抓捕。9月7日，清廷枪杀数十示威的群众，制造了成都血案。于是，保路运动变成了以保路为名的全省武装起义。[38]

在宪友会组织保路同志会时，同盟会很快就加入其中，有意把保路运动变成武装革命。1911年8月，同盟会和哥老会联合建立武装起义的同志军，并决定了川东、川南、川西北武装起义的哥老会领导。成都血案第二天，同盟会－哥老会就在各地发动起义。[39]9月，同盟会员吴玉章（十年后他成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领导的保路军宣布四川容县独立，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政权。

清廷调动大批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导致武昌防务空虚。同盟会策动新军兵变，于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起义攻陷武汉三镇后宣布湖北独立、成立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第一个中央政府，号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原当地新军将领黎元洪被任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使得这个与同盟会毫无关系的清末将领成了有最大实权的革命军领导。

之后，全国各地爆发类似的自发起义。到11月2日，内地十八省中有十三省宣布脱离清帝国独立，清政府实际上失去对帝国的控制。11月底，所有省分都承认了湖北的中华民国政府。随后，革命军在12月在南京建立临时联合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担任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标志着清朝的结束。

无论是宪友会还是同盟会都非常年轻，既没有根植于民众的基础，也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那么，为什么保路运动会有如此大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各地起义会在几个月内发展能使帝国崩溃？

从太平天国（本章后续会讨论）到辛亥革命的几十年歷史显示，大清帝国的崩溃主要产生于其自身。但是帝国瓦解后，帝制遗留的制度基因仍然在中国的制度演变中起重要作用。在帝国岌岌可危的最后十几年里，大清帝国的君臣及忠于帝制的文人，包括改革派领袖康有为，试图以变法挽救帝国，不惜借用君宪制为名。但皇帝和朝廷接受君宪制变法只是濒于崩溃后万不得已的选择。自上而下的变法自古以来万变不离其宗，皇权的绝对统治必须永存，他们期待选出的议会仍然服从皇权。因此，一方面朝廷和帝国官僚（包括洋务运动的官僚）一如既往，仍然以为皇权剥夺民众权利不仅天经地义，以为浩荡的皇权之下百姓照旧俯首听命。另一方面，议会一旦选出，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即便其代表性微弱，完全没有立法权，在皇权直接侵犯和剥夺几千万人的利益时，微弱的议会也变成发起和协调大众维护权利的中心。

原本没有可能掀动大波涛的同盟会，完全是借助议会推动的保路运动，才使得名为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和暴动在一两个省获得成功。大多数宣布独立的省，其反对帝制的立场主要是受议会和宪政的影响，而不是同盟会。民选的议会（即使有相当部分议员是被指派的）是在千百年帝制中萌发的制度基因突变，这个微弱的萌芽只有在利于其生长的环境下才能成长壮大。但是，无论北洋势力还是同盟会－国民党，无论他们言辞的声明如何宣称，其继承更多的是旧的制度基因（后文将讨论国民党制度基因成分），与这个新的制度基因的突变冲突，并试图压制这个新生的力量。两千多年演变而来的帝制基因在帝制消亡的新形势下仍然生存，改头换面以新方式扼杀萌芽的新制度基因，使得发展宪政制度的努力格外困难。

第四节　共和革命（民国革命）的失败（1911-1916）

同盟会武昌起义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后，多省随之宣布从大清帝国独立并支持中华民国。面对此危机情况，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率北洋新军镇压革命。随后，资政院再推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令其组织汉人为主的内阁，希望以此削弱反满革命的力量。

北洋军的军力的确超过革命军。在战场上，北洋军显然压制了革命军的势头。但袁世凯并不忠心于清廷，他借助战场取得的优势迫使革命党与之谈判。支持民国的几乎所有各省提督和很多议员都认为袁世凯既有实权，又曾是晚清改革的重要人物，不仅热衷于与其谈判，更希望他劝皇帝退位，甚至希望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时，袁也得到支持民国的国外列强的支持。[40]

在辛亥起义占据武汉之后，即便多数省已经独立，同盟会的革命军仍然完全没有可能靠武力推翻清廷。更重要的是，多数宣布独立的省的军力都与同盟会无关。而且，各省支援共和的主要力量大多希望袁世凯任大总统。在此情况下，1912年1月22日，刚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同意共和并能使清帝退位，就同意袁世凯出任大总统。

鉴于多数省已经脱离大清，大清的主要军权又在袁世凯手中，清廷实际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因而无奈之下接受袁的谈判条件。宣统皇帝于1912年2月12日发布退位诏书，中华帝国从此完结。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而正式大总统有待正式选举产生。

帝制之后的中国能否建立宪政的共和制，取决于试图建立新政体的力量之中有多少宪政的制度基因成分。首先，同盟会多数是会党出身。会党成员关心的是反清复明而非宪政，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关心宪政。另外，更重要的力量是各省新军的提督和各省谘议局的议员，他们是推动各省独立并实际控制各省的主要力量。提督握有实际权力：军权。他们往往利用军事上的实权左右政治，从中渔利，使得宪政很难建立。虽然很多议员追求建立宪政，但他们既没有实力，也不代表多少实力。

所谓宪政，其实质是不同利益的人群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互相约束权力的契约。最需要被这份契约约束的是最大的权力，即执政党的权力、政府的权力。靠革命党或革命党领袖的自觉性建立自我约束的制度，显然与革命党自身利益矛盾，即激励不相容。因此，宪政只能靠拥有足够权力的不同团体之间透过谈判折衷，建立互相制约来实现。辛亥革命后，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者获得政权后是否有可能自我约束获得的权力？是否愿意与不同利益的团体、权力集团，靠谈判建立互相约束的契约，建立约束自我权力的制度？歷史提供的证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民国立宪时期，即便是真心推动宪政的极少数人也误认为靠他们作为社会精英起草的一纸宪法，靠他们设计的制度，就能建立宪政。然而，只有立宪过程是代表全社会不同利益的人群共同参与、争斗、妥协，才有可能形成实际约束政府权力的制度，才有可能约束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使其在宪政制度下争斗。

以建立宪政共和制度为名义的辛亥革命在武装夺取政权后，虽然着手起草宪法，但那只是文字工作，几乎与建立实质的宪政无关。当时国民党之外没有其他党或政治团体意识到参与制宪关系到其基本利益，同时他们也没有实力参与制宪；而国民党当然没有意愿邀请其他政治力量参与制宪。中华民国前两部宪法，即1911年12月3号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1912年3月8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分别是国民党主导的南方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和临时参议院的产物，其实质是加强和维护国民党在新政权中的权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起草和通过只用了一两天，极为草率。在革命派公认孙中山将是临时大总统的前提下，临时宪法被有意设计成缺少制衡总统和国会权力的大纲。与此唿应，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也完全不提及民主政体和权力制衡。他宣布的五条政务之方针是民族、领土、军政、内政，和财政统一。

宪法是否能成为制衡政府权力和各方政治力量的规则，首先取决于制宪是如何进行的。只有全社会各主要力量参与谈判，在这个过程获得的折衷才可能成为各派力量之间遵守的契约，即宪法。但是，民国初建时的立宪从开始就没有任何这样的努力，整个过程基本上违反制宪原则。国民党主导制宪时，试图垄断制宪过程，把宪法作为自己控制权力的工具，把视为竞争对手的政治力量、权力集团或利益集团，完全排斥在制宪过程之外。国民党排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力量即为一例。一方面，革命党寄希望于袁世凯及其北洋力量，希望靠他令清廷退位，和平结束帝制。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袁完全被排斥在制宪之外。因而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与袁世凯的谈判，只涉及政治集团之间在清廷退位后的利益交换，完全不涉及制宪方面的内容。

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前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把国体定为美国式的总统制，为的是总统大权独揽。当袁氏成功劝退清廷后，如约要把大总统位置交给袁的前夕，国民党就修改了只有三个月歷史的临时宪法。1912年3月8日，临时参议院以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修改临时宪法，将国体改为法国式的内阁制，以便约束总统的权力。需要指出的是，原本国民党内就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派别主张仿美总统制，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派别主张仿欧内阁制。早期，孙派占上风。但宋教仁直言不讳地表达过，3月8日改宪的直接政治意图是为了反袁。当立宪实际是宪法成为一党一派控制权力的产物时，制成的宪法就只能是一党一派的工具，而与宪政无关。

从实质上破坏初建不久的共和制民国的力量来自不同方面的打击。首先的致命一击，来自由建立民国的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之后又有袁世凯发动的失败的复辟。

1913年3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大获全胜，国民党首领宋教仁有望代表国民党组建内阁，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但他在就职前被暗杀。孙中山指袁世凯为刺杀宋教仁的后台，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要以武装政变来推翻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但黄兴等国民党领袖认为，应该在共和制的司法体系内应对宋教仁被暗杀的刑事案件，而不是透过武装起义。

另外，袁世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向五国银行团借款，但没有经过国会批准。国民党主导的国会认为这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反对二次革命的派别认为，国民党主导的国会应该透过议会与大总统袁世凯斗争。而孙派认为，总统违宪直接与外国银行借钱，本身就构成应该发动二次革命的理由。

继续其辛亥革命前的做法，自从发动二次革命，孙就全力以赴与秘密社会联络，从事建立秘密党，发动武装起义等活动，目的是推翻辛亥革命建立的政权。1914年，孙中山以中国传统秘密社会（或称黑社会）的方式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入党者要按指纹、立誓「愿牺牲一己之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41]孙当年同盟会的老友黄兴认为这种效忠个人的秘密组织违反共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孙说「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42]

中华革命党不仅组织上是中国传统秘密社会的方式，宗旨也是延续传统农民起义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其章程规定，非党员在宪法颁布以前，不得有公民资格。党员则按照参加革命先后，分成三等。第一等为首义党员，为元勋公民，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第二等为协助党员，为有功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三等为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非党员一律没有选举权。

中华革命党从来没能造成任何重要影响，其重要性在于组建这个党的原则集中反映出中华帝制下反叛组织的制度基因。这些制度基因与布尔什维克党的部分制度基因高度相似，因此构成了共产国际成功按照布尔什维克原则改组国民党的基础。

中国的制度基因使得即便推翻了帝制，即便名义上建立了民国，名义上有了议会，有了宪法，仍然难以建立真正的宪政。民国立宪开国之初，很多观察中国情况的美国学者即评论，把美国制度生硬嫁接到中国，无法在中国生根：「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歷史、传统、政治经歷、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43]

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中华民国宪法顾问暨民国总统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 Goodnow，1859-1939，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和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法学家）对中国建立宪政存在的基本问题有相似的纪录和评论，反映出中国传统制度基因带来的问题。他们都观察到中国社会精英普遍缺少关于法律的基本常识，更缺少建立宪政的基础。因而，他们对在中国建立宪政共和制持非常悲观的态度。有贺长雄认为，「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因其系「由武汉起义首先发端，再由于前清皇帝让与权力，于是方能得完全存立」。因此，中华民国的国法与纯因民意而成立的共和国的国法不同。[44]他于1913年在《申报》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反对当时国民党主导的国会正在起草的内阁制宪法，即《天坛宪草》，而主张立宪建立集权的总统制。[45]

在总统制问题上，古德诺与有贺长雄意见相似。然而他们都没有看到袁氏继承的帝制基因中残酷的专制那一面。1913年底，袁世凯以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密谋发动兵变为由，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并予取缔。接着，他进一步在1914年解散各级议会，并以法律形式推行报刊审查制度；随后，把商会、邮局、铁路等都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肆无忌惮地镇压缉捕持不同政见者。当时的西方媒体报告，袁氏放肆的独裁做法使其人心殆尽。[46]与此同时，重建的参院通过《中华民国约法》，替代过去以国民党主导的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若干关于集权力于总统的条文都是古德诺起草的。之后古德诺在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Butler）的信中说，这个宪法给了袁过多权力。但是，他认为最终中国人做的不会比他们通过的宪法更好，因为宪法不是他们的传统，他们没有法治观念，他们也没有值得称作法庭的机构。[47]

古德诺1915年写给袁的备忘录里系统阐述了他的见解，认为中国建立共和制条件不成熟，君主制更适用：「〔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他同时断言中国的共和革命已经失败。[48]古德诺这些见解并不孤立，有贺长雄的看法与之相似，只是没有如此系统性的论述。严复于1914年发表的文章所表达的论述也与此相似。而且，在反对共和制的同时，严复还囫囵吞枣地把洛克与卢梭混为一谈批判了一番。[49]

果然如古德诺早先的预料，袁世凯并不满意做高度集权而且有任期限制的大总统。努力推动复辟帝制并自称袁世凯帝师的杨度，[50]则把古氏的备忘录变成推动恢复帝制的理由（虽然古氏一直辩称他的备忘录只是讨论道理，原本没有改变政体的意图）。[51]古氏备忘录发表几天后，杨度即以讨论古氏关于共和制的见解为由找严复谈话，试图将其拉入正在组建的筹安会中，并作为发起人。[52]他说：「我将同志诸人拟设一会名曰筹安，专就吾国是否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为学理之所究。古德诺引其端，吾等将竞其绪。」[53]

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被立宪派普遍认为威胁刚建立的共和国。包括梁启超、蔡锷、唐继尧等不仅大力支持镇压试图推翻民国的二次革命，而且支持以共和为名义的中央集权。蔡、唐则直接参与了军事镇压二次革命的行动。立宪派支持中央集权，给了袁氏极好的机会削弱宪政的制度基因。袁氏无情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包括迫使总理熊希龄（进步党名誉理事，梁启超为该党理事）辞职。

以宪政为名义，新的独裁政权迅速形成。在幻觉和压力之下，各省当权者都声明遵从中央集权的命令。加上古德诺备忘录的发表，宪政不适于中国的舆论大作，使得筹安会对恢复帝制的有力推动似乎颇为见效。1915年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八十三份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12月11日，按照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近两千人，全数通过改国体为君宪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袁世凯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立即引发梁启超、蔡锷、唐继尧等立宪派的强烈反对和武装抵抗。他们宣布云南独立于帝国，并组建护国军，[54]由此引发多省的武装起义。袁氏复辟帝制也遭到长年追随的心腹暗中抵制。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的主将，袁氏称帝后新任参谋总长冯国璋在1916年秘密联络四省将军，联名发出致各省将军的密电，徵求各省对撤销帝制的意见。[55]日、英、美等列强也都不承认复辟帝制。内外交困之下，袁氏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但中华民国已经变成几个军阀各自控制的地区：以滇军为主的南方、冯国璋为主的长江下游、北洋政府控制的地区，以及张作霖为首的东北。[56]

第五节　革命党：秘密社会的制度基因

试图在任何社会建立新制度，无论是宪政制度还是极权制度，无论推动者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那个社会已存在的制度基因而达到目的。只有当社会的制度基因与构成试图建立的制度所必须的制度基因之间的差距不过大时，方可产生推动者期待的成果。产生布尔什维克所必须的制度基因之一是沙俄早就存在的秘密政治组织。在中华帝制下，也存在与此性质相似的制度基因──秘密社会。的确，秘密社会是产生同盟会－国民党的制度基因，也是失败的中华革命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共产党得以在中国建立壮大所依赖的制度基因之一。

在中华帝制里，不允许存在公开且有组织的、独立于朝廷的社会力量，包括宗教，如基督教。[57]即便是宗族团体，如果发展过大，涉嫌威胁政府权力，也会被禁。在此情况下，能够存在的独立组织只有地下秘密组织。

文献记载中，以政治和权力为目的的全国性秘密社会至少从宋代就开始存在，其中包括教门和会党。[58]影响最大、持续数百年的是白莲教，始于元末，当时的罗斯国（俄国前身）尚为蒙古帝国统治的金帐汗国。白莲教的基础是南宋时建立的白莲宗，以及弥勒教和白云宗等。朝廷认为它们是异端教门，不容存在，故这些教门多数时候都为秘密的地下组织。这些秘密组织也是明清产生的其他秘密教门前身。[59]

白莲教是以白莲宗或弥勒教为纽带的秘密政治组织，而不仅是宗教组织。[60]元末多次发生以白莲教为基础的红巾军起义席卷全国，是最终灭元立明的最大力量。

明太祖朱元璋造反力量的基础是红巾军。[61]靠秘密社会打天下，深知白莲教－红巾军之类秘密会党对政权之威胁，明朝建立伊始即把白莲教、白莲宗等教门都列为严禁的邪教左道。明律规定，参与这些组织的人不分首从皆斩。明初对白莲教的镇压极为残酷，明成祖时仅为了抓捕一位白莲女教头，即在几省抓捕数万尼姑，残杀无数。[62]

秘密社会在清朝得到迅勐发展。除了传统儒道佛的教门外，伴随基督教的传入，还产生了诸如拜上帝会之类的基督教秘密教门。全国性的秘密会党大发展始于干隆时期。据干隆、嘉道、咸丰年间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档案材料，秘密会党的主体是各种没有财产的人，多是无业游民。尽管很多帮会以宗教组织为名，但是这些会党从领导到成员都很少有宗教知识或者信仰。没有宗教基础的会党以结拜兄弟创造血缘关系为替代，其中往往包括献血结拜、血盟誓约之类的仪式。发誓结盟者互相信守誓约，结成家庭关系。以天地会为例，成员一律改姓洪，互称洪家兄弟。同时，帮规还明确「进帮不准出帮」，违反帮规者受酷刑惩罚。[63]

秘密社会歷经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相对稳定的传统。这些为后来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共产极权主义党提供了基础，成为其制度基因。许多会党鼓吹消灭私有土地，实现绝对平等主义。例如浙江龙华会宗旨规定「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64]这些会党最多从事的是土匪活动，其次是走私，其中很多是半永久性匪帮和土匪军队。例如，广西金田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已经是「通省群盗如毛」，拜台结会，各编堂名，「每堂……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合数堂便已逾万……专以淫掠勒赎为事」。1840年代，广西张嘉祥的「怡义堂」匪帮以「杀官留民，劫富济贫」为名，曾聚万人之众。[65]所有这些都成为太平天国发展的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叛乱（或称革命），在十几年里导致七千万人以上丧命，是人类歷史上生命损失最严重的内战。这场叛乱在社会、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深刻动摇了大清帝国，是导致地球上最长命的中华帝国崩溃的第一步。除了破坏和死亡外，太平天国还在多方面对歷史产生深刻影响。首先，太平军大量使用洋枪洋炮，使得依赖传统武器装备的清军非常吃力。李鸿章等靠更多洋枪洋炮才得以镇压太平天国，直接刺激了产生于晚清的第一步改革，即持续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因此，很多史学家认为中国近代史自太平天国开始。[66]太平天国为推翻大清帝国的暴力革命奠定了基础，孙中山以洪秀全为革命偶像，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都把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作为革命偶像。

太平天国运动在依赖基督教煽动起义和提供合法性方面显露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端倪。洪秀全原本与所有的儒生相似，一心读书追求功名。但在第三次府试失败（当时不到三十岁）的绝望中，他读了叙述基督教故事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之后，他自称皈依基督教；称自己受到上帝对他的召唤；称自己为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之弟。多年后，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Roberts）曾教授洪秀全《圣经》，但他不承认洪对《圣经》的解释，更不承认其为上帝之子，拒绝为其洗礼。[67]建立太平天国之后，罗孝全曾经为太平天国政府工作过。基于这些经歷和了解，他认定洪氏基督教不是基督教。

洪自称被授予神圣的使命，要同时发动灵魂和世俗的革命，使中国人都皈依基督教。他与善于组织的冯云山一起到民团发达的广西客家人集聚区建立了军事化的「拜上帝会」。这个密谋组织传播的洪氏基督教，是当地人前所未闻的新思想，但其组织则与当地人熟悉的秘密组织三合会极为相似。1851年，洪在广西金田建立太平天国。征战发展的过程中，太平军吸收了很多三合会团体。[68]

太平天国于1853年定都南京（称其为天京）后，建立了完整的军事官僚制度。其中官僚等级和职能的设计部分来自《周礼》。洪作为元首自封天王，其他则分东西南北四王。洪之下权力最大的是东王杨秀清，同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最重要的战略命令往往由杨以降神的方式来传达，称为神的意图。太平天国发布了一系列檄文，宣称要在尘世建立一个天国，其中有些成分来自《圣经》。他们宣称，洪秀全是受天命的皇朝创始人，满人则是恶魔的化身。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加传统的儒、道、佛，以及反满民族主义的混合物。[69]洪氏理论以基督教词语为基础，同时夹杂《礼记》中关于「大同」、「天下为公」等词语和片段，声称上帝之道实行之时，将达到「天下一家，共用太平」。[70]

虽然无论从天主教还是新教看，洪氏宣扬的基督教都显然属于异端，但他就像以新教名义发动德国农民战争的闵采尔，太平天国就像明斯特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国（见本书第六章），都从基督教里找到最具诱惑力的共同理想、最具煽动力的共同成分，让穷困潦倒的人群为实现共产天国而实施暴行，为实现绝对平等的梦想而如痴似狂。

暴力与民主、平等从来是不相容的。所有用暴力建立的乌托邦理想政权都依赖异乎寻常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而高度集权的统治结构决定了被统治者不仅对公共事务没有控制权，甚至也丧失自身的基本权利，包括最基本的经济权利。因此，即便最初发动暴力实现乌托邦的初衷是为了平等，其实际操作也是严格的等级制。而严格等级制的结果当然与平等正好相反。中世纪的明斯特政权、十九世纪初的雅各宾政权、二十世纪初的苏维埃政权均如此。太平天国也不例外。

在天下大同的原则下，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土地国有制，国家控制劳动力，土地的产物也都是国家财产。土地按照绝对平等主义原则分给所有人耕种。所有人的消费都以绝对平等方式分配，限于维持生存的基本水准。所有超出的部分缴纳国库。太平天国一度甚至消灭家庭，施行男女隔离制，连原本的夫妻也不可有性关系，违者处死。[71]但其领袖却封王封爵，享受超出帝王的奢华特权。这证明，从太平天国领袖的角度看，绝对平等只是煽动革命的口号；在实际执行上，平等问题并不真的重要。布尔什维克和中共也与此相同。

太平天国不仅承袭了三合会等秘密会党的制度基因，也承袭了帝制的制度基因。在被杀之前，太平天国整体实际上是由东王控制，其使用帝国传统的六部行政结构。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也大量承袭歷朝歷代的做法，主要差别是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增加了基督教的内容。

太平天国以追求平等为名义，借用基督教的概念，由秘密会党发展而成。其推行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国家控制，保证消灭私有产权条件下的绝对平等主义的土地制度，是强制性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变种。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极为残酷，与中世纪明斯特基督教共产主义政权有许多相似之处，是极权主义的雏形。太平天国法令森严，刑律残酷，凡犯天条者（太平天国的法律）一律处死。史学家曹树基估计，由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死亡，仅在主战区七省就高达7,330万。[72]这是人类歷史上造成死亡最多的叛乱或大屠杀。

太平天国以平等为名，比传统帝制更严酷地剥夺人权和产权。因此，其权力也比传统帝制更集中。在完全没有权力制衡，近乎极权制的统治结构中，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决定其他人的生杀命运。而且，太平天国领袖的合法性来自洪秀全自封的神权。杨秀清等高官早就将此识破。于是，这个制度不断引发高官之间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残酷内斗。刚占据中华帝国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其最高层内就为争夺天国的权力而自相残杀，成千上万屠杀太平天国自己的兄弟，最终在内外交困中灭亡。

孙中山发动的革命虽名为共和，但实际在其发起阶段更接近太平天国，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民族主义起义。除了民族主义之外，他强调土地国有。所谓民国（即共和）的宗旨，与太平天国的平均地权很相似。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是由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及蔡元培和陶成章的光复会（复古会）等多个主张使用暴力推翻满清政府的秘密团体，于1905年在东京联合建立的。所有这些秘密团体都与中国社会的秘密会党密不可分。同盟会的创始人孙中山称「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73]并自称为洪秀全第二。[74]不仅孙中山追随太平天国的宗旨，即民族革命或暴力反满和均产主义，[75]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其他创始人也都如此。

他们发动以共和革命为名义的武装活动，把秘密会党作为建立革命组织起点。实际上，许多地方分支根本就是在秘密会党的基础上建立的。兴中会与哥老会及三合会关系密切，华兴会与哥老会、洪江会等关系密切，光复会的主力则多为江浙一带的秘密会党。这些秘密会党不仅与宪政毫不相干，许多成员是匪徒，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无产的人群，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打土豪分田地，与保护私有财产正好相反。因此，从建立同盟会的起点就决定了同盟会推动的所谓共和革命，不可能建立以保护人权和私有产权为目的的宪政制度，无论革命是否「成功」，无论其建立的政权称为「共和」与否。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当地会党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组织更严密，帮规也更复杂。1904年，与蔡元培等共同创建同盟会前身组织之一光复会的陶成章，在建立发展光复会时的主要活动就是联络秘密社会。[76]他如此论述：「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一非天地之支派。」。[77]但是，教门与会党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线，例如作为义和团基础的会党大刀会是白莲教的分支。涉及拜上帝会、天地会、三合会的太平天国，以及涉及白莲教和大刀会的义和团等全国性反叛运动，都产生于已经存在的秘密社会。[78]这些反叛运动的大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秘密社会的传统。

秘密社会既是建立同盟会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产生中共的制度基因。孙中山清楚秘密会党性质的同盟会不是政党，因此他称同盟会为革命党，辩称「革命党之事业，必须流血冒险，牺牲性命财产，才能做成革命之功」。[79]在孙中山的观念里，革命党是暴力革命推翻政权的工具，政党则是统治的工具：「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80]因此，他声称希望建立民国后再建立政党。[81]

为利用会党力量，孙中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里，多数成员是会党分子和兼具会党身分的知识分子。在香港总会中，会党分子约占会员的30%。同盟会总章明确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同盟会1907至1908年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是以会党为主力。[82]

名为追求共和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把「驱除鞑虏」之类的民族主义口号作为主要目标，原因是其中坚力量是会党成员。而会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目的是恢复汉人统治的帝制，其实质与宪政完全相反。

同盟会在辛亥年发动武装革命，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1911年4月发动的着名的黄花岗起义。他们原计划依赖在新军中发展的革命力量作为起义主力。在发现新军不可靠之后，他们决定依赖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在黄花岗起义失败的72烈士中，68人为洪门会员，充分证明洪门会党在同盟会的骨干地位。

孙中山在建立兴中会和同盟会时依赖秘密会党，原计划「以改良会党为入手办法」进行革命。[83]但实际上，当时所有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均依赖会党。所有的革命党都继承秘密会党的制度基因，使其在重大问题上的行为与会党并无两样。着名革命党创始人及领导人陶成章之被暗杀即为一例。

陶成章于1904年建立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为宗旨的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为领导人。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联络江浙会党，为暴力推翻满清政权做准备。1905年，同盟会建立后，光复会併入同盟会成为其先驱组织之一。1907年，陶与孙中山因同盟会经费问题发生分歧，引发同盟会分裂。陶重组光复会，并联合五省洪门等会党，成立秘密的「革命协会」，试图以暗杀和暴动方式推翻满清，建立平均地权的大明大唐。之后，陶进一步指责孙中山挪用公款，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职务。陶与多省会党的紧密合作在军事和社会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加之他在浙江的声誉，使得孙中山及其支持者视陶为挑战权力的巨大威胁。1911年武昌起义后，杭州光复，陶被选为浙江临时参议院议长，而浙江是共和革命力量重地。1912年，陈其美（孙中山的左右手之一）命部下蒋介石将陶暗杀。蒋介石于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刺杀陶「由余一人自任其责」，而且「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84]蒋后来说，刺杀陶是他获得孙中山信任之始。[85]

以秘密社会的制度基因作为基础组成的同盟会－国民党，虽然名义上发动的是共和革命，但从领袖到会众，都普遍更相信暴力，更期望自己的党垄断权力，其中相信宪政的人是极少数。因此，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不是偶然事件。只要国民党的权力受到严重挑战，即便没有宋教仁被刺杀，也会有其他事端成为发动武装起义或使用暴力镇压的契机。然而，二次革命使袁世凯得到立宪派的强烈支援，给了他全面集权的机会，为他后来得寸进尺复辟帝制做了准备，致命打击了在中国实现共和的理想。庚子立宪仅仅推进几年，就在皇权全面侵犯民权引发的抗争中被以同盟会－国民党的共和革命推翻，被民国所取代。国民党和袁世凯则在民国建立不久，就以二次革命和帝制复辟，共同葬送了民国。这些不幸的发展及其背后的制度基因，为极权主义进入中国并扎根发展铺平了道路。

[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2]德雷克，《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页3、151。

[3]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歷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页183-188。

[4]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歷史》，页190。

[5]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歷史》（台北：中华书局，1993），页179。

[6]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页373。

[7]钟叔河，《走向世界》，页212。

[8]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页240-241。转引自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二十一世纪》第63期（2001年2月）。

[9]钟叔河，《走向世界》，页196-197。

[10]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928-929。转引自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

[11]「苟得君主于上，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犹如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光绪二十三年铅字本）卷四。转引自萧功秦，〈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现代中国宪政研究」学术讨论会，2003 。

[12]「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议院者，公议政事如要「安内攘外……必自设立议院始」。郑观应，《盛世危言》。转引自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歷史》，页199。

[13]1891年的《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从儒学的角度推动变法的主要着作。他的考证称科举核心内容的儒学的主体，都是在西汉末年刘歆为王莽僭权而篡改伪造经典的基础上发展的伪经，假儒学。此抨击对中国儒教和科举制之重，如同路德开启宗教改革。他的学生梁启超则称他为孔教之马丁路德（梁启超《饮冰室文集》3卷6：69。转引自浦嘉珉着，钟永强译，《中国与达尔文》〔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页19）。1895年完成大部的《大同书》则混合了他相信的儒教和佛教内容。

[14]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15]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歷史》，页201-209。

[16]因翻译斯宾塞过于艰难，严复从未完整翻译过斯宾塞关于社会进化论的主要着作。而赫胥黎在批判斯宾塞时简明扼要系统整理的社会进化论更容易理解。而且透过批赫胥黎，给了严复充分表达他自己见解的机会。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17]王栻，〈严复与严译名着〉，收入王栻、王佐良等，《论严复与严译名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页206-207。

[19]自从纳粹被消灭后，种族主义在西方遭到深入批判广泛抵制，社会进化论在西方的影响大为减弱。但在中国的影响仍然持续。

[20]浦嘉珉着，钟永强译，《中国与达尔文》，页84。

[21]梁启超，〈自由书．豪杰之公脑〉，《清议报》，1899年12月3日。

[22]胡适，《四十自述》（海南：海南出版社，2017）。

[23]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页206-212。

[24]《大清德宗实录》卷476。转引自费正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369。

[25]《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页4864。转引自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

[26]高放，《清末立宪史》（华文出版社，2012），页79。

[27]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07）。

[28]高放，《清末立宪史》，页111-113。

[29]高放，《清末立宪史》，页114-115。

[30]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6。

[31]费正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页388-393。

[32]以上均引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吉林出版集团，2008），页51-56。

[33]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17-18。

[34]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52-70。

[35]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84-90。

[36]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91-94。

[37]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102。

[38]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105-114。

[39]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70。

[40]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页476。

[4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页159。

[42]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革命文献》第5辑，页81-82。

[43]Nathaniel Peffer, The F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8).

[44]有贺长雄，〈观弈闲评〉，收入《有贺长雄论学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45]尚小明，〈有贺长雄与民初制宪活动几件史事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2期。

[46]参见费正清着，杨品泉、孙开远、黄沫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四章。

[47]Jedidiah Kroncke, “An Early Trage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Frank Goodnow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21, No. 3 (2012), p. 533.

[48]古德诺，《解析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8），页141。

[49]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页92-93。

[50]杨度靠与杜月笙的密切关系做掩护，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和服务。1929年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他秘密加入中共。他为中共做的重要工作中包括掩护过毛泽东的儿子（左玉河，〈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党史博览》2013年第2期，页44-47）。他秘密党员的身分直到周去世前，才向公众披露。周称杨度晚年参加了共产党，是周领导的，直到杨度过世（参见〈难忘的记忆〉，《人民日报》1978年7月30日）。

[51]Kroncke, “An Early Trage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52]虽然严复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但他反对在已经建立共和制之后复辟帝制的企图，尤其不认为袁世凯称帝有合法性。但在杨度的误导和袁世凯的坚持和压力下，严复名义上成了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王栻，《严复传》，页87-95）。

[53]史华兹，《寻求富强》，页153。

[54]护国军后来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合併，成为北伐的力量。而包括朱德等在内的创始中共军队的将领，是在护国军内开始他们的「革命生涯」。

[55]田玄，《皖军》（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123。

[56]费正清着，杨品泉、孙开远、黄沫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四章。

[57]这里讨论的是全国性、地区性或行业性的，涉及较大人群的社会力量，而不是社区的宗族团体或完全孤立的寺庙。

[58]对中国秘密会党悠久复杂的歷史及相关歷史档案，中外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有学者将中国秘密教门会党的起源追溯到汉末（西元三世纪）。Jean Chesneaux,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59]秦宝琦、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页14-27。

[60]秦宝琦、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页43-46。

[61]秦宝琦、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页56-69。

[62]秦宝琦、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页81-82。

[63]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页10-14。

[64]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17。

[65]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页19-20。

[66]费正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257。

[67]费正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页260-264。

[68]费正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页263-267。

[69]费正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页268-269。

[70]费正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页270。

[71]费正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页271。

[7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553。

[7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17。

[7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1，页583。

[7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56。

[76]联络秘密社会的革命领袖，留日归国的陶成章是近代深入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第一人。不仅光复会的发展离不开陶联络的会党，构成同盟会的其他组织也都离不开会党。而且在与孙中山产生纠葛之后，1908年陶联合五省洪门另成立秘密组织「革命协会」，行洪门规矩，成五省革命军。

[77]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周明锋批註版，Kindle Edition，2020。

[78]Chesneaux,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35。

[8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469。

[8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3，页4。

[82]萧铁肩、谭先龙，〈孙中山为何视同盟会为革命党而非政党〉，《中南大学学报》第13卷第1期（2007）。

[83]萧铁肩、谭先龙，〈孙中山为何视同盟会为革命党而非政党〉。

[84]杨天石，〈「倒孙风潮」与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事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

[85]蒋介石，《事略稿本》，1943年7月。

第十章　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

在中国建立作为共产极权制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离不开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传教、资助和直接的组织。1920年，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从此植入极权制的根苗。一年多后，中共在全国的党员也才五十人。但之后，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发展极为迅速，1931年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最终于1949年战胜所有主张或同情宪政的力量，统治中国。本书第九章论述了中国的制度基因与建立宪政所需要的制度基因差距甚大，导致清末的宪政改革和后来的共和革命均遭失败。然而，不仅共产主义与宪政同样是舶来物，而且中国人知道共产主义的更是屈指可数。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与宪政在中国的命运正好相反？本章从制度基因解释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能在中国扎根。

如本书第八章所述，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共产极权制有来自沙俄的三个基本制度基因：沙俄帝制、秘密政治组织、东正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源于基督教，布尔什维克穿透社会所有角落，宣传鼓动、忏悔、个人崇拜、殉道精神以及政教合一等都来自东正教传统。缺少这个重要的制度基因，中国不可能自己建立产生于本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以此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共产极权制。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才随着极其个别的留日学生来到中国；同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非常浅薄，[1]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比无政府主义者小得多。所以，单纯凭藉他们不可能在社会产生主要影响，更没有可能建立类似布尔什维克的党。因此，共产国际的使命对于在中国建立极权主义党至关重要。[2]

但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输出革命的努力都失败。例如，共产国际没有能力说服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最杰出的革命领袖追随他们，在其他国家也困难重重。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能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这说明除了共产国际的努力之外，还存在其他基本要素共同作用决定共产极权主义在中国取得的胜利。这些基本要素就是中国的制度基因中与布尔什维克高度相似的部分，即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和秘密社会的制度基因。

中华帝制是较沙俄帝制更集权、更复杂、更源远流长的制度。无论俄国还是中国，帝制传统是建立现代极权制的最基本的制度基因之一。从对专制帝制的民意看，中国人支持帝制的力量比俄国更强、更普遍。对于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帝制是他们唯一知道的秩序，支持帝制类型的专制统治是他们的下意识反应。

此外，作为极权主义党的另一个制度基因，中国的秘密反叛组织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宋朝，这点与沙俄存在强大的秘密政治组织相似。如前述，从共和革命组织革命党团起，同盟会－国民党就与洪门等传统会党密不可分。与此相同，秘密政治组织这个制度基因在中共的建立和发展上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同时，利用秘密会党在中国发展共产党，正是共产国际明文指示的。

为什么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能有如此的特殊号召力，需要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需求来解释。如本书第九章所述，十几年来的宪政改革及共和革命中，大多数推动宪政的知识分子，无论主张君主立宪制还是主张共和革命，包括其领袖，最关心的不是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不是限制王权，不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是救国。从西方传入中国（大量透过日本传入）的各种意识形态中，比如民主宪政、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只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读书人奉行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最接近，影响最大。为了简化用语，本书后面会用「民族主义」代替这个精神的表达。然而，至于其是否确切属于民族主义，限于篇幅本书不予赘述。

自从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和袁世凯称帝失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即所谓北洋政府，不仅实际只控制部分中国国土，而且变成激进知识分子的攻击对象。但激进知识分子的热情无关宪政，而在于狂热的民族主义，主要攻击政府「卖国」。即便是温和派，其关注点也不在宪政问题，而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名的民族主义。1919年初，中国作为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参加巴黎和会。4月底，世界列强投票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归战胜国日本。由此，5月4日爆发了着名的五四运动，从北京扩散到全国主要城市。最后，政府妥协，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五四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

名义上，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但实质上，五四期间的大量出版物中，基本没有涉及民主的实质内容，只有任人随意解释的口号。[3]五四运动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里，造成的最显然的影响是强烈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

列宁及时利用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帝情绪制定的策略，使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吸引力。反帝和支持中华民族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中国的主要管道。苏俄于1919年7月发布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无条件归还所有沙俄从中国掠夺的权益，进而宣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剥削，建立工人领导的无产阶级社会。这把五四以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们，从国民党各派到激进的进步青年，都一举吸引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正如1922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4]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至今不过三年左右」，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帮助了传播。

第一节　共产革命的「耶稣会」：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渗透

在共产国际进入之前，任何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都很难在中国系统地传播，包括基督教在内。虽然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已经来到中国，但没有传教机构的系统性努力；直到明朝，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在中国仍然鲜为人知。耶稣会是歷史上第一个试图系统地把西方宗教和教会传播到中国的尝试。即便如此，从1583年利玛窦到达中国到1952年中共驱逐耶稣会的将近四个世纪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然很有限。虽然共产国际与耶稣会都是传教机构，前者的成就比起后者真是天壤之别。　

与基督教早期在中国相似，俄国十月革命前，只有个别中国人从日文文献中了解到作为许多社会主义思想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是无政府主义。十月革命爆发初期，中国媒体舆论的主流对布尔什维克非常不信任，认为布尔什维克「得寸进尺」，为了权力不惜演出「杀人流血之惨剧」，因此非想法子「预防」不可。[5]十月革命后，个别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文文献接触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皮毛，最早的当属李大钊。1918年底，李即发文欢唿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尤其是关于其宗教的权威性方面。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6]

但即便在激进左翼中，李大钊也只是极个别的人。那时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信仰各种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直到1919年底，陈独秀都仍然相信无政府主义。[7]中共创始人之一徐梅坤（行之）回忆，五四之后他与许多人相似，曾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直到1922年才接触到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8]但是，在中国，李达在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极为有限。当时他最优秀的追随者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共产国际派人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布尔什维克主义，极少人知道一点社会主义，而且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9]

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布尔什维克的「耶稣会」，即共产国际，进入中国。共产国际除了宣扬意识形态外，更直接在组织上、政治上和军事上资助。他们主动联系李大钊和陈独秀，直接在中国建立了列宁主义革命党。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列宁利用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策略。苏俄于1919年7月发布《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与中国所订的协约，交还沙俄从中国掠夺的所有财产。一年后，苏俄又发布第二次宣言，许诺无偿交还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金矿等；放弃庚子赔款；放弃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0]苏俄这一策略正迎合了五四以来民族主义大爆发的国民情绪。当时的中国主流媒体称「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11]由此，国民党普遍倒向苏俄，中共第一位领导陈独秀拥抱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始于此。

陈在1920年《新青年》元旦号上欢唿「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同年2月，和李大钊一起与苏共代表秘密见面之后，陈独秀转为系统性鼓吹列宁主义。此后，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新青年》连篇累牍翻译出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得陈的同仁胡适抱怨《新青年》成了苏俄汉译本。[12]

布尔什维克看似站在中国的立场反帝，使得中国媒体广泛吹捧苏俄，结果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对苏俄盲目崇拜。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报告他刚访问苏俄的实地观察以及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批评意见，遭到很多本来崇拜他的中国着名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些知识分子不分左中右派，全面反对甚至批判罗素反苏，包括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在中国的罗素热潮中起最大作用的是张申府，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他介绍了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人加入中共，还曾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上司。罗素后来给张的信中说「恐怕因为我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你对我有所憎恨」。[13]

配合苏俄的对华宣言攻势，1919年苏俄派遣密使波波夫（Markian Popov）入华调查。[14]1919至1920年期间，俄共秘密党员布林特曼（N. G. Burtman）与未来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邓中夏等秘密接触。1920年初，在波波夫和布林特曼等工作基础上，俄共派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汉名吴廷康）和两位助手前往中国展开系统性的工作。那也正是《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到中国的时间。政界知识界一片沸腾欢迎苏俄。[15]实际上，维经斯基到达中国之前的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就已在天津与苏俄派来的人秘密接头。[16]

维经斯基的到来，从思想、组织、资金等各方面都奠定了建立中共的基础，他后来则成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7]张国焘回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建立的。[18]经李大钊推荐，维氏到上海并将此处设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所在地。[19]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名为「社会主义同盟」的组织。该组织以无政府主义为主，包括持各类不同社会主义思潮者的混杂读书会。[20]首次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或党的事件，是1920年7月初维氏与陈在上海的座谈。此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负责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Vladimir Vilensky-Sibiryakov）专程到北京，召集在华俄共干部第一次代表大会，[21]该会最重要的议题是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举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以及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的具体措施。[22]随后，东亚书记处又在上海召开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陈独秀作为中国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强调在中、日、朝等国组建共产党的任务。

1920年8月中，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前身机构报告，他与陈独秀等人共同组建了上海革命局，负责领导建党工作。他说他在中国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导部和组织部。……我们组织部要……建立工会中央局。……我……给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已由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创刊号。……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目前还只建了一个北京局，该局在按照我的指示与米诺尔同志和柏烈伟教授合作。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希望在这个月内……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局的共产国际代表为维经斯基、书记陈独秀、出版部长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23]

在维氏的直接指导和安排下，1920年夏秋之后，中国各地建立各种名目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办各种名目的刊物，宣传「正统」布尔什维克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列宁主义。同年8月，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创建中共发起组，11月，创立《共产党》月刊。接续数年，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国各地的小组逐渐确立了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信仰取代从日本和美国传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对湖南无政府主义者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毛的湖南新民学会是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的组织。[24]

在李大钊与胡适的争论中，毛泽东曾倾向胡适。[25]毛自称受陈独秀的影响，靠阅读陈组织翻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自1920年夏天起从无政府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者。[26]但据歷史文献记载，实际上那时他仍然在上海发起组的影响之下经歷转变，因而没有参与1920年的建党工作准备。[27]1921年，在湖南新民学会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年大会上，与会者就毛提出包括列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五种政策投票，同意列宁主义（暴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者为多数。[28]

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关注的是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布尔什维克理论或意识形态是其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是称为「救亡」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理论或意识形态是为救亡服务的。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首先普及。而今，共产国际要把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救亡纳入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轨道，指导他们以苏俄为榜样，用布尔什维克主义取代所有其他思想，组建共产国际领导的共产党，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转型相当平稳。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刘仁静回忆，共产党成立时，人们普遍只知道术语，或教条。刘是当时党内极少读过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人，被张国焘称为书呆子。[29]

第二节　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从共产国际1919年首度渗透中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建立中共不仅是共产国际的决定，而且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操作。张太雷是第一位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说，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产生于1920年5月。他还说，到1921年6月他作报告的时间，「我们所做的工作还只是筹备性质的」，即中共仍然还在筹备中。[30]实际上，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那时中共已初步建立一些预备性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明确其与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例如，1920年底《中国共产党宣言》有专门一节论述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革命的第一个胜利。

1921年初，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开始正式建立中共的准备工作。同年3月底，他们向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报告：准备把他们制定的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提纲交给「在我们的代表参与指导之下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讨论。远东书记处派出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尼克尔斯基（Vladimir Abramovich Neiman-Nikolsky）和马林（Maring，实际名字是Henk Sneevliet）。尼氏是代表共产国际的领导，称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会议都必须有他参加，他同时也负责向中共提供资金，而马林是他的助手。尼氏回俄国后，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中国做了较长期的工作，[31]实际是更重要的人物。荷、英、奥地利等国政府早就高度关注共产国际派荷兰人马林来华推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事态。在马林到达中国前的半年里，这些政府的使馆和法院都在互通他的行踪，并向中国政府报警。[32]

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33]最后一节明确规定，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共产国际对初建的中共组织的重要性也表现在资金支持上。在维氏离华，共产国际暂时无人替代时，「临时中央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党》月刊也停了好几个月」。[34]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也被迫解散。直到1921年6月共产国际再度派人到上海，问题才得到解决。[35]

共产国际的命令和资助直接决定中共一大的基本操作。他们为各地每位代表到上海开会支付的旅费约一千元，相当于当时中国一百位工人的月薪。[36]因陈独秀那时在广州，具体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并在上海召集一大的是上海共产党的临时领导李达。他后来回忆「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37]毛泽东接到李达通知，成为靠共产国际资助参加一大的十位外地代表之一。马林是一大的实际主持人和主讲者。[38]

1921年夏，在上海仓促建立中共完全是共产国际的决定。起初中共领袖陈独秀并不完全情愿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马林向共产国际报告，陈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监护关系」。[39]马林向陈和所有中共领导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因此「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40]但陈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41]「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42]马林对张国焘抱怨，陈「的言论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负起书记的责任」，因而鼓励张取而代之成为中共领导人。[43]马林与陈之间的分歧得到化解后，陈表示中共中央拥护共产国际。并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济援助。[44]

在共产国际的指挥和资助下，新建的中共必须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共党员必须是列宁主义职业革命家。陈独秀派包惠僧到武汉做支部主任时对包说，「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要他成为列宁主义式的「职业革命者」。[45]

中国共产党所有实质性的活动，包括建立各种共产主义小组、产生骨干、组织、宣传、人事、策略等，都是共产国际来华之后，尤其是召开中共一大之后发生的。一大之后，陈独秀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负责人，定期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详细内容。他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汇报中共党员从一大时共50余人发展到195人；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提供，收到国际协款16,655元，而中共自行募款只有1,000元；依赖共产国际的资助做的政治宣传，绝大部分是印刷列宁着作和苏俄的共产主义宣传，包括俄国党纲、共产国际宣言等。关于宣传，报告详细到每一印刷品的名称和份数。关于劳工运动，报告详细到每个地方罢工或者办工人学校及俱乐部的具体内容。关于中共的发展计画，规定「厉行中央集权制」。[46]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布「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该决议案附件《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规定，「凡属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后来译成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上。……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战。……必须命名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必须刊布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47]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共党章第三条规定「……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员，均得为本党党员」。[48]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任务，充分表现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给中国的指示，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决议。[49]

一、改组国民党及武装国民党、中共

共产国际透过建立其在中国的分支，在中国播下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种子。为了给这些种子的发展成长创造条件，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很大程度上改组国民党是应孙中山之邀进行的，也得到国民党多数的欢迎。这本身说明中国自身的制度基因在移植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共产国际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是使其尽可能变成类似布尔什维克，或者至少将其改造成俄国的左翼社会革命党那样，来帮助中共发展。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发动革命的做法，集中在输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模式，包括宣传列宁主义，发动工人运动等。列宁主义把反帝放在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首位。因此，其在华推动的革命正好和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相投。按照共产国际的判断，国民党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主义党，是他们工作的重点。尽管中共作为他们的支部，是他们能直接指挥的力量，但这个力量过于弱小。1922年，共产国际在华的全权代表给远东部的报告称，中共包括共产主义小组「人数微不足道……脱离群众……活动能力较差」，而且「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也没联系……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50]因此，共产国际早就在努力争取国民党。1920年初，布尔什维克资深情报官员波塔波夫（A. S. Potapov）就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陈炯明、戴季陶等建立联系。波氏还为陈炯明转发过给列宁的信。[51]

如前述，自从苏俄发布对华宣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国民党的精英中就产生了重大影响。戴季陶等国民党精英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了解实际上早于多数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人。当时尚不重要的蒋介石也早在1919年就在日记写道「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1920年初，蒋即上书孙中山，要求「以苏俄……为师法」。[52]孙中山也早在1921年起就写信联络苏联外长契切林（Georgy Vasilyevich Chicherin）。

中共一大后，马林立即偕同张太雷到广东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接触。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办「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列宁不仅接见了与会的中共代表张国焘，而且同时接见了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列宁在这次会上仅接见中共代表一次，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国共合作，而两党代表也都向他表达了合作的意愿。[53]此后，孙中山和陈独秀都分别原则上接受列宁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54]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与孙见面后，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Adolph Joffe）于1922年8月来华，与孙中山有很多书信往来，并派代表与孙会谈。孙请越飞把意见转达给列宁和托洛斯基，[55]并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国民党联俄改组的标志性文件《孙文越飞宣言》。[56]此后，俄共政治局正式决定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建立托洛斯基等人负责的委员会，具体指导越飞与孙的往来，还要求孙尽可能集中国民党的领导权。越飞告诉孙，苏联准备在中国北部和西部为孙提供大规模军援。同年7月底，史达林以俄共中央政治局名义任命鲍罗廷（Mikhail Borodin）为孙的顾问。从此，鲍罗廷成为俄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达林要求他「尽可能每月一次」「定期向莫斯科送交工作报告」。[57]

1923年下半年，孙派时任参谋长的蒋介石将军率团访莫斯科，团员包括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沈定一和张太雷。代表团9月2日到莫斯科，11月底回华。访问中，他们会晤过托洛斯基、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卢那察尔斯基等俄共最高领导人。蒋曾对某俄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说「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罗斯共产党很接近」，并同意国民党向莫斯科派常驻代表。在蒋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的会晤中，达成了苏联按照红军方式改组训练国民党军的具体计画，包括人数、资金、地点等。然而，由于当时德国正发生重大变化，而俄共和共产国际的重点是德国而非中国，俄共无力全面支持孙提出的大规模军援，导致蒋不满。但他接到孙的来电，告知鲍罗廷已抵达广州后，极为感激：「现在已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蒋向俄共提出希望「共产国际向中国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领导我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蒋报告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构想」，说「世界革命的主要基地在俄国」，德、中革命成功后，俄、德、中组成三大国联盟，「我们就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共产国际委托蒋把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国民党的决议转交孙。[58]两个月后，该决议所有基本原则就都变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原则。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改组开始。孙中山在会中宣布国民党将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方式进行改组，中国的革命将「以俄为师」。除了孙中山，所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包括蒋介石、廖仲恺、蒋经国等，都曾在俄国进行较长时间访问甚至受训。国民党一大会议的形式、程式和规则都模仿俄共，党章总章几乎照搬俄共党章；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几乎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完全相同：民族主义被解释为反帝；民权主义被解释为反对「天赋人权」的列宁主义原则，即只适用于反帝者；民生主义被解释为国有化和平分土地。俄共的代表惊叹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官方解释简直「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59]

但共产国际的长期目标是藉国民党为中共发展创造机会，并在适当时机由中共全面夺权。按照共产国际命令，在国民党改组中，中共党员成批加入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内有人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持怀疑态度，提出中共党员应该退出共产党，证明服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李大钊则宣布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非纯粹中国人自己的组织，所以中共党员不能解散这一国际组织。[60]从此，中共党员占据了国民党许多重要位置。毛泽东成为国民党组织部秘书，恽代英成为宣传部秘书。[61]成批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以致把蒋介石等都排挤在国民党中央之外。[62]

与改组国民党至少同样重要的是1924年中，共产国际在广州援建的黄埔军校。该校从制度、人事组织、教学内容都是完全苏式的，教官是苏俄的，学校设苏军式的党部。校长蒋介石称「我们所要仿效的，是俄国的革命党」。黄埔军校不但努力推行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共出任主要政工职位，使得中共在军校享有不成比例的大权。党部第一届的五名执、监委中只有蒋介石和另一国民党人，其余均为中共党员；第二届七名委员则除了蒋外，其他都是中共党员。[63]孙中山1925年突然去世后，靠鲍罗廷的支持和一系列权力运作，汪精卫和蒋介石同年下半年变成国民党中最重要领导人。蒋说：「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还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利害是完全相同」。[64]

靠苏联的援助和建设，国民党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并联合中共，国民革命军逐渐建成。苏联顾问是国民党几乎所有军事部门的实际领导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实权也大大增强。[65]

二、中共脱离国民党及其早期发展

苏联在南方援建国、共两党的同时，在北方以大规模军援支持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即所谓北洋政府。继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打击之后，这个军事政变彻底结束了帝国解体之后建立的有六任总统并统治中原大部的共和国。从此，中国开始全面内战。紧接着，张作霖的东北军打败冯进入北京，建立军政权。在此形势下，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正式开始北伐。

北伐名符其实是由苏联策划和援助的。最初整体作战计画即由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Galen，又称V. K. Bliukher）提出；具体的指挥是由加伦依赖苏联军人组成的参谋部部署；而实际执行则依赖北伐军内几乎所有军师级都有安排的苏联顾问。除南方的国共北伐军外，苏联还继续向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大量军援从西北方向进攻北京。在苏联的直接指挥和大量军援下，北伐进展极为顺利。史达林和共产国际因而误判，认为到了中共可以最后夺权的时候。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提出任务，鼓动中共争取建立「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1927年初，中共接到指示后，称「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在多个主要城市加紧准备组织暴动以夺取政权，包括夺取上海的领导权。[66]

北伐刚开始时，中共就已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占三分之一席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里占77%领导职务。国民革命军中几乎所有各军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统帅的第一军所有师的党代表，和多数团的党代表都是中共党员。而且，中共在广东有2,000工人武装纠察队和6,000农民自卫军，领导约10万人的工人组织和60万人的农会。[67]伴随北伐的快速进展，中共扩张在军队里的领导权，建立工会农会，实际控制了许多地方的局势。但中共试图夺取政权的秘密计画尚未来得及执行，国共之间在各地已产生许多冲突。这使得国民党里清党的唿声勐涨，要在党内军内清除中共。[68]

伴随北伐的胜利，国、共两党在争夺控制权方面，尤其是在上海的争斗，趋于白热化。中共中央于1927年2月发布《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3月21日，中共在上海发动80万人参加的工人武装暴动，并于3月底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69]

1927年4月初北京发生的事件，暴露出共产国际试图在北京策划政变及其指挥中共从国民党手里夺权的证据，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使国民党彻底变成共产党的敌人。北京政府及以《辛丑和约》签署国为主的外国使团获得情报，怀疑苏联不仅支援北伐，还要在北京指示中共发动暴乱。外国使团向京师警察厅发出搜索命令。4月6日，警察突袭苏联使馆，在大搜查中发现海量证据，并抓捕相关22名俄国人和李大钊等36名藏在使馆内的中共党员。证据包括装满七卡车的文件，涉及苏共及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援助、情报蒐集、建立武装、发动革命、暴动等方面内容，以及提供武器弹药等物资的细节。[70]公之于众的苏联秘密文件清楚记录了共产国际利用国民党和汪蒋获得政权的计画，另外还有莫斯科给鲍罗廷的秘电，指示利用北伐牵制帝国主义国家，故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71]得知这些曝光机密的蒋大怒。[72]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公开全面反共反苏。史达林称中共和共产国际遭到的这一全面挫败「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所遭受的失败」，预言很快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73]在此指导思想下，史达林和共产国际派加伦指导中共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74]8月7日，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Vissarion Lominadze）[75]到汉口主持史称「八七会议」的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会议撤销陈独秀的职务，任命瞿秋白为中共领导；同时任命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毛首次进入中央领导圈子，因此也是延安整风后编写的中共党史特别强调八七会议的主要原因。

八七会议决定立即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暴动，联共是这一系列暴动的最高决策者，并透过共产国际提供军事财务援助。1927年8月至1928年2月，史达林和联共政治局发出不少于十份决议和电报，指挥中共发动暴动。[76]从1927年9月起的三个月，在苏联指导和支持下，中共分别发动鄂南、湖南秋收、广东海陆丰、广州等暴动，试图靠全面暴动一举夺取政权。1927年底，广州起义建立了第一个全盘模仿苏式的苏维埃政权。随后在长沙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77]虽然这些尝试很快都以失败告终，但其重要性在于成为后来中共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步。

1928年3至4月，在布哈林领导下，共产国际及苏军共同制定在华南农村建立多个分散的游击基地的计画，由苏联提供军援和财援。[78]共产国际认为，他们领导的中共的全面暴动很快就能取胜。为了做好夺取、建立、巩固政权的准备，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紧急在莫斯科召集了中共六大。[79]会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报告，瞿秋白和周恩来做党政军方面的重要报告。六大试图在党、军事和政权各方面为中共全面夺取政权作准备。这些准备全面依据联共的模式，或直接在翻译联共文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中，「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为在中国建立列宁主义的苏维埃政权提供全面详细的规定，包括正式名称、党与政权的关系、政权的组织和运作等。[80]

第三节　秘密组织：建立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基因

布尔什维克党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而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有高度组织的暴力集团。共产国际在中国建党迅速见效的因素之一是其自1920年代起为中国人提供的训练。超过两千名中共（包括青年团）党员以及大批国民党员去苏联受训，其中最集中的是在共产国际为远东共产党建的莫斯科东方大学（1925年改名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布尔什维克培养大批国民党干部，更帮助中共数年内就实现其骨干的「百分之百地布尔什维克化」（博古语）。中共高级领导人里除了毛泽东等极少数外，大多数都前后在苏联受过训练。[81]

虽然共产国际提供的系统性大规模训练对中共的建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但对中共的成功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建立秘密政党的制度基因。这是因为列宁主义党是秘密组织，它实行自上而下的绝对统治（称之为民主集中制），党员必须是职业革命家。夺取政权之前，党是密谋策划武装夺取政权的组织；夺取政权之后，党以高度机密的方式自上而下决策和实施控制社会的制度建设和政策。

但不是所有社会都有可能建立和发展出有能力控制全国的秘密列宁主义党。在成熟的多党制社会，例如在英美，党派公开竞争的制度基因使得发展列宁主义秘密党，即便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没有吸引力，即便建立孤立的小秘密团体也难大发展。列宁主义秘密党之所以产生在俄国，是因为沙俄政府禁止和镇压公开的政治组织，使俄国自十九世纪初已经发展起来大批秘密政治恐怖组织，包括民意党等多个民粹派恐怖分支。这些是产生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组织基础（见本书第八章）。

与沙俄社会相似，中华帝制也不允许存在公开的、有组织的、独立于朝廷的社会力量。任何涉嫌威胁政府权力的团体都会被禁止。歷史上能生存的、独立于朝廷的跨地区大规模团体只有秘密组织。与沙俄时期存在的秘密恐怖组织的制度基因相似，中国自古就存在秘密社会的制度基因。这些秘密社会包括自从宋代就产生的白莲教，清代以来全国大发展的洪门、哥老会、红枪会等。这个制度基因是产生同盟会－国民党的精神和组织的基础，也是失败的中华革命党的基础（见本书第九章）。

更重要的是，秘密社会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中国建立并迅速壮大所依赖的制度基因之一。在不允许政治竞争的中华帝国，存在秘密社会是常态。公开竞争的政党在中国只在二十世纪初才在少数人群里昙花一现。中国多数人，尤其是参加中共的几乎所有人，都对公开的政党竞争闻所未闻。这为建立列宁主义党提供极好的社会基础。

发展秘密的列宁主义党要依赖社会中的秘密社会。在中共建立初期，共产国际就明确指示中共要充分利用中国歷史悠久的秘密社会作为其发展的社会基础。早期中共文件指出「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的组织，他们有很严格的组织」「要争取向来在旧式秘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等）指导之下的群众」。[82]中共领导人李大钊1925和1926年都曾经指示「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自卫的组织」，号召知识分子「赶快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以达到「打倒土豪劣绅之目的」。他声称，加入红枪会符合列宁主义。[83]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也都指示，要把红枪会、大刀会等秘密组织纳入中共的农民运动。中共中央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称红枪会是「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提出要秘密联合红枪会。[84]共产国际的报告说，那时中国农民运动大发展，农会发展很快，是由于「秘密会社加入了农会」。[85]1927年，张作霖派警察从苏联大使馆搜出的大量文件中，也有相当部分涉及共产国际发布的有关红枪会等秘密社会的内容。[86]

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有了公开的合法身分，使其得以在社会上公开大力发展与秘密社会结盟，并依赖这种结盟，甚至直接在秘密社会的基础上发展。靠这些使得中共在农会和武装力量方面取得了如上节所述的巨大发展。中共多数党员来自农村。在农村建党初期，许多地方採用帮会入会仪式，包括喝鸡血、斩鸡头、烧香等宣誓方式，如有背叛「刀斩弹穿不赦」。有的地区还颁布严酷的纪律，规定「违反纪律者杀」、「洩露机密者杀」等。[87]毛泽东曾说，三合会、哥老会、青帮等秘密社会集中约两千万游民，「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88]他还说「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官方出版的毛着中，把会党注解为哥老会等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把山、堂、香、水注解为秘密团体一些宗派的称号。[89]1925至1926年间，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安排过专门课程，讨论如何吸引秘密社会成员加入农民运动。他成功招募大量秘密社会成员参加农会，成为农会早期发展的重要力量。[90]毛1927年提到，革命军里多数人是游民。[91]

国民党发动清党公开反共后，中共的发展乃至生存最依赖的是其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外围组织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秘密社会和秘密武装。中共在城市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努力屡试屡败。虽然在布哈林领导下，共产国际及苏军曾经制定在华南农村建立多处根据地的计画，[92]但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知识分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并非由激进知识分子设计而成，而是从秘密政治组织的制度基因上生长而成。与此相似，虽然中共是共产国际播下的种子，是共产国际扶持起来的组织，但面对实际挑战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除了提出抽象的战略计画外，无法为中共设计具体的措施。经歷一系列失败后，中共最终成功建立的第一个能稳定存在多年的中央苏维埃政权，是依赖井冈山地区洪会首领袁文才和王佐建立的根据地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中共被迫放弃井冈山地区之后，其第二个中央政权所在地仍然离不开哥老会等秘密社会的力量的支持。

袁、王在1925年就率部控制了井冈山大部分地区。1926年，中共吸引袁入党。[93]1927年，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各自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袁、王的军队合併，把井冈山变成中共第一个根据地。毛派何长工为王佐部队的政委，[94]袁成为红四方面军（红军最强的部队，中共后来的最高军事领导多出于此军）的参谋长。[95]谭震林后来回忆说，没有袁、王就不可能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正是以此处根据地为基础，才有了1931年建立的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本书第十一章将展开讨论）。在洪会和农民起义军基础上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超过八成的干部出身于农民。[96]这些干部成为后来中共发展的骨干，他们的利益和影响决定了中共及其军队许多方面的基本特点。

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共利用洪会发展军力和建立根据地最成功的典范，但它并非在利用秘密社会建军和建根据地方面的特例。被中共批为托派并开除党籍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在1930年撰文指出，「所谓『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并提到「贺龙的第二军，系一色土匪即所谓贺大哥的旧部……这个『红军』向来就没有一点党和农民组织的关系」。[97]参加中共前，贺龙曾是哥老会头目。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家乡利用哥老会及其他秘密会党的关系，整编制地（指整个团伙加入红军）吸收哥老会的部队，建立了后来称为红二军的部队。[98]有文献显示后来贺龙花很大力量设法应对他部队中的帮会武装带来的问题。[99]与贺龙情况相似，朱德曾是哥老会重要首领之一，[100]刘伯承也曾是哥老会会员。[101]

秘密社会在中共的第二个中央政权发挥了同样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放弃井冈山根据地之后，经过长征于1936年到达首府为延安的中共陕北根据地。与井冈山根据地相似，陕北根据地的开创也依赖于哥老会的力量。1928年，中共地方领导刘志丹经哥老会地方首领马锡五介绍，加入哥老会。刘在哥老会中获得「智大爷」头衔，成为哥老会当地第二位首领。马锡五等六位哥老会首领之后则成为中共党员，二十多位哥老会首领为红军团级以上的军官。红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参加红军前也是哥老会员。[102]由于哥老会首领马锡五对中共的贡献，他于1936年担任陕甘宁省苏维埃主席，1950年代初更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由于哥老会在陕甘宁地区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中共决定要透过加入哥老会，靠哥老会力量在陕甘宁地区建立根据地。陈云曾在调查报告中描述哥老会在某些地区的影响极为深入：「哥老会的组织，遍于陕甘宁绥西北数省……在环县合水一带每十人中有九人为哥老会……在合水保安一带甚至小孩妇女都加入哥老会。」[103]中央红军到了陕甘宁地区根据地后，立即以抗日为名，採取措施进一步利用哥老会大发展。1936年夏，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中共在《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则更提出「使全中国秘密结社中的广大群众，同情与拥护苏维埃，为苏维埃胜利而斗争」。[104]中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大会，相继任命多名率领哥老会武装的首领为司令。许多苏区的武装力量发展依靠哥老会成员，而哥老会也在一些红军部队中设立自己的秘密组织，以致于有些哥老会首领宣称是其在领导共产党。哥老会在苏区的特权更是显然，如新城县哥老会的弟兄说在苏区「哥老会走路不要路条」，志丹县哥老会称「哥老会的弟兄可到苏维埃领大烟土」。[105]

一方面，极权主义党依赖秘密社会这个制度基因建党建军；另一方面，依赖洪会、哥老会、红枪会等秘密社会组织建党建军，又对极权主义党造成极大挑战。极权主义党的领袖为了保证对党和军的绝对控制，必须清除来自秘密社会的所有异己力量。其中尚未完全彻底服从极权主义统治的秘密社会的首领，尤其需要清除。共产国际从中共建立初期就指示中共的发展需要关注依赖秘密社会，但在力量壮大后必须要控制秘密社会。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所通过《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就专门规定了如何处理在新建的党和军中的所谓土匪问题。决议案指示，「在暴动前」可以形成「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需要一方面「事先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夺取红枪会之类秘密会党组织的群众，「孤立其首领」；武装起义之后则「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应完全歼除」。[106]1929年颁布的红四军的《古田会议决议》则是中共确保其控制武装力量的实际操作文件。红四军当时为中共最重要的军队，后来中共最高军事领导大多数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这次会议制定的原则奠立了领袖控制党，党控制军队的基本制度。决议还包括大量关于限制秘密社会人员的所谓流氓问题。[107]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这些处理秘密会党成员的原则很快就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得到充分执行。上万中共党员干部和红军官兵被杀（见下节讨论）。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初期发挥重要作用的袁、王均在清洗中被冠以土匪内奸的名义，最终被处决。[108]

第四节　恐怖统治与极权领袖的崛起

极权制是先有了极权主义党，再由党夺取政权，然后建立完整的极权制。极权主义党的内在机制决定极权社会的运行机制，其中包括极端的权力集中。极权制对人全面的控制使得任何人除了服从和在权力阶梯上攀升之外，没有其他出路。这种制度必定引发残酷的权力斗争，使得个人崇拜和恐怖统治并存（见本书第八章）。

在共产国际建立和发展中共时，透过他们的指令和言传身教，把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制度以及已系统性发展了的基本机制都传给了中共。一旦基本制度建立，操作者对于许多制度细节和机制的细节会无师自通，无需传播和教授。一个极度集权、控制一切、不允许竞争，甚至不允许存在不同政见的制度一旦建立，掌权者就决定他人一切方面的命运。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意味着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和机构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否则要遭到严厉惩罚。试图挑战领袖或者中央者要被无情消灭。当制度把人的选择逼迫到只能服从和命令别人服从时，註定在党内产生争夺控制权、争夺领袖地位的残酷斗争。雅各宾俱乐部内部如此、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如此。在刚初具规模的新建中共内部，即便面对严重的生存危机，这种斗争也不可避免。

一、极权主义制度基因的初步形成

自从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参加中共一大，到按照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干部，毛泽东靠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逐步变成中共的中上层干部。在共产国际和中共遭遇重大失败的1927年后，毛组建红四方面军和创立井冈山根据地，掌握了当时中共最强的地方实力。1930年，中共在井冈山地区初步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称为中央苏区，毛因此得到共产国际的进一步认可。与雅各宾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相似，红色政权的极权主义机制随之应运而生，包括制造红色恐怖和产生绝对领袖。

中共内部首次制造红色恐怖的起因只是枝节性的策略战术意见分歧。时任中央苏区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把那些枝节性的分歧意见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以清洗国民党反AB团（Anti-Bulshevik League）为名，在中央苏区的党内军内发动了史称「反AB团」的大清洗。[109]大清洗的早期，共产国际接到的报告称有十万「AB团」混在三十万党员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已经从军队中清洗四千人。[110]被指称为AB团的中共和红军干部惨遭酷刑拷打。[111]中共文件显示使用的酷刑手段令人发指，包括「用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112]当时共产国际文件显示「毛指省委书记〔即李文林〕与『AB团』组织有联系，并提出解除他职务的问题。表决时毛显得很孤立……于是毛便开始指责整个省委。部分党委委员后来被二十军解救了。毛为此下令……解除二十军的武装」。[113]红二十军在其将领被清洗后发动反毛兵变，最后被全歼，从此被清除出红军编制。

毛之所以在中共建立权力基础的初期就能成功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清洗，首先和中共及红军的组成相关。以哥老会和暴动农民为基础的中共和红军，承载着带有残暴成分的制度基因，使煽动暴力极容易得到普遍回应。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委任给毛的权力使他有煽动使用暴力肃清对手的合法性。1930年代初，毛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确立他在红四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但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而且毛仍然不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共产国际在了解毛发动反AB团运动清洗党和红军的情况下，仍然维持对毛的支持，使他有恃无恐地扩大整肃运动。1928年六大，毛首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共产国际委任毛作为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其文件称「委任的中央苏区的中央局由九人组成，他们是：项英、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蔡和森、毛泽东、朱德、顾作霖和被毛逮捕的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书记由项英、任弼时、毛等三人组成」。但当时中央苏区领导并不是中共最高领导，即毛仍未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圈子。因此，共产国际「建议让周恩来或向忠发或张国焘作为书记进入中央局」。[114]

虽然还不是中共最高领导，毛在中央苏区自称是红军和党的象徵，自称是根据地的中央，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115]共产国际代表在给上级的信中报告毛在党内军内抓权引起的冲突：「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同彭德怀……存在重大分歧……彭同毛还没有完全公开闹翻。……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都反对毛。……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情况非常严重。我在这里转达周恩来[116]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建议周恩来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做出决定。」[117]共产国际担心反AB团引起的内斗会严重损害初建的中共，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中央苏区调解。但面对毛在中央苏区具有实际上和名义上的实力，共产国际和中央代表团都无意撼动毛的实权。他们强调要一致对敌，实际上是支持毛。[118]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明文肯定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119]

反AB团运动在中共内部开启了以暴力肃清政敌、以恐怖统治的先河。从此，肃反运动就一直在中共和红军中进行，即便在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长征途中也继续着。数年后的延安整风及再晚些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其延续。亲歷者萧克将军在文革后感慨道：「我党经过多次肃反运动，如土地革命时期打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抗战时期的抢救运动以及全国解放以后的反右派扩大化，文化大革命抓走资派等运动，可以说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20]回忆反AB团的恐怖时，他说，那个运动「错杀了……领导干部，使……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二军团以前曾经发展到两万人，但到与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四千多人了」。[121]中共官方的歷史承认反AB团杀害了七万中共党员和红军官兵，[122]包括大批中共高级干部，仅仅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最着名者就有21人。[123]反AB团在党内建立了恐怖气氛，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报告描述反AB团使得「人人自危」。当年，邓小平曾坦诚反AB团「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124]

从压制不同意见演变为造成普遍恐怖的运动，需要足够多人参与其中并主动施行残酷手段，这离不开中共继承的秘密社会的制度基因以及共产国际输送来的布尔什维克制度基因。与秘密社会和苏俄的布尔什维克相似，在党内制造恐怖是产生不可挑战的领袖的条件。

自从中央苏区开启反AB团运动，中共其他各根据地也展开了肃反，其中对歷史产生最大后果之一的是中央红军进入陕甘根据地前夕抓捕中共陕甘根据地领袖刘志丹等人。[125]据时任中共西北军委主席的聂洪钧回忆，1935年9月「陕甘晋省委来信」，通知肃反中抓捕的西北军委官员「供出刘志丹、高岗等很多高级领导人都是右派反革命，要……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刘一回到后方，即被逮捕。……前方也就把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逮捕了」。而且还杀了二百多人。[126]习仲勋后来回忆，他被关在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127]毛泽东后来释放了刘、高等高级领导，高成为毛的主要追随者，直到1954年在最高层权力斗争中自杀，而当地威信崇高的刘则在一年后一场小战的前线离奇死亡，成为中共歷史上唯一死于前线的高级领导。从此，在刘开闢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最具权威的领袖才变成毛。[128]

反AB团的群众运动式肃反是毛所发明的大战略。相比之下，史达林的大清洗还晚毛几年。毛的肃反运动不仅早于史达林，做法也不同。史达林依赖秘密警察等正式制度制造恐怖，毛则借助清除敌对势力为名，以发动群众运动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制造更全面的恐怖。从此，发动群众运动制造红色恐怖成了毛用来建立个人权威和控制全党的基本战略，每隔十年左右就进行一次。最重要的几次包括他在1940年代初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1950年代发动的反右运动、196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使全民全体党员干部服从权威，而且世代相传。伴随恐怖下的绝对服从才会产生伟大领袖，产生领袖的绝对权力。靠中国旧有的制度基因和苏俄输入的制度基因，在中央苏区合成产生了初等的极权制。这个制度一旦产生，它自己的制度基因就开始发展，根基扎得更深，长得更大。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最高领导阶层

极权主义党的领袖是这种党能独立存在、独立操作的必要条件。共产国际可以扶持组织中共，但单靠直接干预无法产生能操作的党的领袖。因此，无论共产国际还是已经握有中共最大实权的毛，在建立中共领袖方面都有相似的动机。

1930年代末，毛已经在中共和红军中建立实权。但中共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毛也仍然还不是正式的中共中央领导。为了把实权变成合法的领导权，毛安排长期与他关系密切的王稼祥于1937年去莫斯科游说，以求影响共产国际的决策。[129]王在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职位一年多后，卸任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时表态「中共中央内，要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不应当担当领导者的角色」。[130]1938年8月，王返回延安带回这个重要口信。毛立即召开中央会议，由王向政治局委员传达所谓的共产国际的指示。[131]

紧接着9月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即季米特洛夫的口信，藉此在全党确立毛的领导地位。随后，毛以最高领导人身分连续做了两三天的报告。包括王明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发表了支持、赞颂毛作为领袖的言论。[132]六中全会结束时，中共以扩大的六中全会名义发给史达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说：「史达林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们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你们的领导和帮助下，在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歷史性的转变。」。[133]毛后来称「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34]

三、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自建立以来，其领导人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定的，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合法性和权力都来自共产国际。因此，共产国际频繁撤换他们，就如同中共中央频繁撤换中共地方干部。作为中共的中上层干部，毛在1927年前的情况也如此，他在国、共两党的地位都是靠共产国际的委派。但毛是唯一靠实力获得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共领导人，[135]他的实力是透过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以及反AB团运动确立的。六中全会之后，毛虽然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但中共内部不仅仍然存在不同意见，还存在可以与毛一争高下的派别领导，而且王明与史达林和共产国际有更紧密的关系。

任何极权主义党，其领袖必须有绝对权威，而不仅是党魁。全党必须绝对服从领袖，党内不允许存在任何派别。这既是列宁主义党的基本原则，更是极权主义制度的机制。党需要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充当领袖的个人需要具有绝对权威。另一方面，绝对权威离不开在群体中大规模制造的神话和恐怖。列宁首创了极权主义党和绝对权威。他死后，史达林在权力斗争初步取胜后，以制造更赤裸的党内恐怖建立绝对权威（见本书第八章）。

对中共来说，反AB团运动帮助毛在他直接控制的党内和军内建立了绝对权威，但他在全党、全军还没能建立绝对权威。1941年开始持续两年多的延安整风是建立极权主义领袖的关键一步。直到这个运动之后，中共才有了名符其实的最高领袖，中共才从共产国际的支部转型为独立的极权主义党。

中共上层领导的权力与合法性都来自共产国际，毛也不例外。虽然共产国际是毛获得权力的来源，但同时毛又希望清除中共内大部分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不追随他的人，以建立他的绝对权威。随着布哈林被史达林清洗，他在共产国际的力量都接着被清洗，包括王明在莫斯科的后台。这为毛在中共内清洗王铺平了道路。运动的开始是架空王的权力，包括切断王明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1941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藉着批判布哈林，开始清算以王明为首的与共产国际关系紧密的所谓国际派，包括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最高层领导，迫使他们自我清算。剥夺王明在中共最高层权力后，国际派所有领导人只有追随毛一条路。[136]

极权制的领袖必须有绝对权威，而建立绝对权威需要制造神话。史达林用大清洗控制全党之后，透过亲自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用改写联共史的方式为自己编造神话。他同时以中央决议的方式，透过共产国际制度性地要求联共所有机构及所有各国共产党学习和全面宣传。

毛的亲密助手任弼时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不仅帮助说服史达林认为王明犯有严重错误，而且不失时机向毛转达史达林的肃反进展。任及时把史达林刚出版的《联共党史》送到中共，指示立即全文翻译并组织全党学习。[137]毛在接到指示后立即宣布整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138]毛这一做法一箭双鵰，不仅得到史达林支持，更使其可以利用与史达林相同的做法，用改写中共歷史的方法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和绝对权威。1942年，毛撰写了《歷史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

使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在中国建立极权制过程中享有特殊重要性的，是旨在制造红色恐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运动。文革期间，王明着书称延安整风为文化革命的演习实在不无道理。[139]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是1942年2月毛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发动全面整风的报告。接着，毛鼓励萧军、丁玲、王实味等知名作家积极写作参加整风运动。显然，毛希望利用这些来到延安的作家打击他称为教条主义的国际派。这些作家批评中共官僚作风以及延安存在不平等的作品，在党内外，包括中共高级干部，引发热烈反应。批评中共的写作铺天盖地而来。[140]这场「自由化」只持续个把月，整风运动就发生了大转向。毛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于4月3日发布了史称「四三决定」的文件，[141]要求党各级领导机关领导整风，要每个人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142]

除了自行发明的反AB团式的肃反外，中共也从苏联系统性地学习。康生在这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从1932年起担任中共的契卡中央特科（特别行动科）最高负责人，自1933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在苏联期间，他不仅接受了系统性的KGB（当时称格别乌〔GUGB〕）训练，且直接参与了肃清中共留苏人员中的所谓托洛斯基分子的工作，其功绩使他在1935年任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回到延安后，1939年毛任命其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成为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相当于苏联KGB）最高负责人。[143]

1942年4月中，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一份壁报说成国民党特务的工具。毛在会上明确表示整风运动要「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从此所谓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制造大规模恐怖的运动。按照毛的指示，康生宣布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是特务。中央政治研究部门则揪出王实味反党集团。在此背景下，同年11月底，毛正式宣布「整风……要注意反特斗争」。[144]之后，王实味被处决，直到1991年获得中共平反。

与反AB团和史达林大清洗相同，整风运动也大量使用酷刑。透过刑讯制造了所谓「张克勤案」，「供出」巨大的特务名单。这使得从国民党地区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基本都变成特务嫌疑人。整风运动从此进入残酷的大清洗阶段。[145]为了掩饰其残酷实质，中共称关押革命青年为「抢救」他们，称抓特务运动为抢救运动。仅1943年4月就有数千人被抓，仅在称为「社会部」（中共KGB组织）的一间监狱就关押三千人。但绝大多数被审查的人则是关在其所在「单位」（中共对学校或机构的统称）里，死者上千，包括很多在酷刑折磨下的自杀。[146]据薄一波回忆，他曾发现延安一处关押了上百被「抢救」的人，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们许多精神失常，哭笑无常。[147]

如同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在红色恐怖方面各有发明，中共的大发明是群众运动，更准确的说是群众恐怖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单位变成牢房，同事变成狱吏。这种方式制造恐怖的效果超过监狱，甚至超过处决。制造恐怖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多数人服从听命。在任何社会，监狱关押和处决涉及的人数都只能是少数人。而在中共发明的群众运动中，更容易造成人人自危。今天做狱吏拷问同事的人，明天就可能被揪出来被拷问。没有人是安全的。

毛曾自豪地称整风运动中他整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148]在百分之一百挨整的人里，特别重要的是全体高级干部。其中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首的所谓教条主义宗派必须要被清洗出领导阶层。而对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主义宗派，包括陈毅、彭德怀等，首先要打垮他们在党内军内的权威。挨整的过程中，他们既对毛感到恐惧和敬畏，又为自己没有因为所承认的严重错误而丧生感到庆幸感恩。他们参与领导和执行的极权机器透过迫害他们自己，驱使他们对毛产生感恩和崇拜，成为紧跟毛的高级干部。周、陈、彭等高级干部都分别沉痛承认和检讨自己犯过的严重错误，感谢毛对他们的教导和宽容。[149]

1943年7月，为了批斗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毛成立了「总学委」，亲任主任，任命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运动歷时三个月。被批判的经验派二号人物是彭德怀。批判刚开始，周即表态，「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但仍然无济于事。在持续压力下，周最终在整风学习会议上连续作了五天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歷史上几个关键时期的错误，并最终表示，「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150]

苏联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于苏联的大清洗（见本书第八章）。与此相似，在人人自危的整风运动中，全体中共的高级干部掀起颂扬毛的风潮。不仅周恩来，中共元老吴玉章、徐特立，最高军事将领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都狂热歌颂他们的领袖，甚至连王明、博古等也都尽情附和。1942年夏，邓拓在他主持的《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151]要「全党学习毛泽东主义」。因忌怕引起史达林的反感，毛亲自压制了毛主义的提法。然而，在红色恐怖达到高潮的1943年7月，在整风中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而被整的王稼祥，利用他熟知的苏联制造史达林个人崇拜的方法，在恐惧中发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当月，毛思想就被刘少奇拿去高调宣传。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刘正式提出中共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152]

从此，中共建立了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形成了以刘少奇和任弼时为首制造绝对领袖的集团，以及以周恩来为首维护绝对领袖的高级干部，同时拥有了一大群盲从的中低层干部和党员。另一个重大歷史因素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减少美英盟国对苏联的怀疑，史达林解散了共产国际。在所有这些条件下，中共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变成了基本独立，拥有自己绝对领袖的极权主义党。[153]

[1]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歷史》。

[2]Tony Sa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Era of the Comintern (1919-1943),” prepared for Juergen Rojahn, “Comintern and National Communist Parties Projec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001214207/ http://ksghome.harvard.edu/~asaich/chinese-communisty-party-during-comintern.pdf

[3]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歷史》，第五章。

[4]见社科院现代史所等编，《一大前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1），页26-45。

[5]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5。

[6]李大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一辑，1979年，页163-165。

[7]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四章。

[8]徐梅坤，〈党成立时期的工农运动〉，收入王来棣，《中共创始人访谈》（香港：明镜，2008）。

[9]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1），页40-41。

[10]后来的歷史表明，列宁1918年对中国的许诺与他十个月前对本国选民的许诺一样，都是很快就完全改变的权宜之计。最明显的是，苏联直到1950年代初才完全撤离沙俄时代占领的旅大港。

[11]参见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上册，页9。

[12]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四章。

[13]舒衡哲、张申府，《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页152。

[14]Herbert Owen Chapma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 A Record of the Period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 (London: Constable, 1928).

[15]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页40。

[16]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98。

[17]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84。

[18]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88误称张国焘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但张回忆，维氏见李大钊之前，李、陈、张等只是朦朦胧胧地讨论过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小组。曾经参加过并不存在的所谓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共创始人之一罗章龙，其回忆与张相同（《椿园载记》，页73）。但是另一方面，石川所依据的史料，非常扎实地论证了李、陈在维氏来华前没有讨论过建立中共（《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89-91）。

[19]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93-96。

[20]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157。

[21]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四章。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页41-42。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页31-35。

[24]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四章。

[25]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四章。

[26]斯诺着，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三联书店，1979），页127。

[27]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四章。

[28]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页23。

[29]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276。

[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二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页171-188。

[31]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246-247。

[32]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页1-9。

[33]《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都收入《一大前后》（1）。这份文献的中文原件已遗失，在此译自苏共中央的档案。

[34]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110。

[35]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245。

[36]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254。

[37]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251。

[38]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页149-191。

[39]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页12。

[40]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页370。

[41]张国焘，《我的回忆》，页159。

[42]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页7。

[43]张国焘，《我的回忆》，页161。

[44]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五章。

[45]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页8。

[4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页47-55。

[4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页67-72。

[4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页93。

[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页161。

[5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页86-87。

[51]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73-79。

[52]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页114-116。

[53]张国焘，《我的回忆》，页198。

[54]但具体执行方面，中共领导与共产国际发生严重分歧。并向共产国际提出自己的见解（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五章）。导致共产国际发布命令，要求中共服从马林的指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命令〉，收入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5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页103、109、126、134、144、165。

[56]库尔柳科夫等编，《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59年），页64-65。（俄文）

[57]库尔柳科夫等编，《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页266。

[58]库尔柳科夫等编，《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页271-280。

[59]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34-35。

[60]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37。

[61]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40。

[62]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120。

[63]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124。

[64]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125-127。

[65]沈志华，〈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收入沈志华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页27-31。

[66]沈志华，〈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页27-31。

[67]沈志华，〈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页27-31。

[68]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1），页61。

[6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页24、32。

[70]费正清着，杨品泉、孙开远、黄沫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十一章。

[71]张作霖着，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28）。

[72]陈公博，《苦笑录》，页54。

[73]列宁，史达林，《列宁史达林论中国》（延安解放出版社，1950），页281。

[7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83。

[75]罗明纳兹1921年5月加入俄共，曾在共产国际和俄共任要职。

[7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一卷，页5-6。

[77]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上册，页41。

[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一卷，页10。

[7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一卷，页10-12。

[8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页295-482。

[81]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上册，页36。

[82]转引自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186。

[8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页564-569。

[84]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166-171。

[8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页253-254。

[86]张作霖、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台北：文海，1928）。

[87]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304-307。

[88]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人民出版社，1952）。

[8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解放出版社，1949）。

[90]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and Secret Societies,” China Quarterly, No. 27(1966), pp. 1-13; Chesneaux,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p. 13.

[91]Schram, “Mao Tse-tung and Secret Societies”.

[9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七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页10。

[93]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187。

[94]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247-251。

[95]王鹏，〈袁文才〉，共产党员网，2012。https://fuwu.12371.cn/2012/06/12/ARTI1339473240471204.shtml

[96]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662。

[97]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无产者》2期（1930）。

[98]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261-269。

[99]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307。

[100]Agnes Smedley,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p. 88.

[101]三谷孝着，李恩民译，《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页19-20。

[102]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379。

[103]《陈云文集》卷1，页160-162。转引自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380。

[104]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390-391。

[105]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381-387。

[10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卷，页399。

[107]三谷孝着，李恩民译，《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页21。

[108]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页308-312；三谷孝着，李恩民译，《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页21。

[109]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314-319。

[1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十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页84。

[1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十卷，页74-84。

[112]〈省行委紧急通告第9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1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十卷，页62。

[1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十卷，页63。

[115]徐作潮，〈我跟毛主席发的一次火〉，1999。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119。

[116]原文中所有在苏俄训练过的中共高级领导都以他们的俄文名出现。例如这里提到周恩来用的是他的俄文名「莫斯克文」。为了表达清楚同时节省篇幅，此处引文把俄文名直接改成中文名。

[1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十卷，页62-63。

[118]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37-39。

[1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212。

[120]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10。

[121]萧克，《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214。

[122]胡绳（中共中央党史硏究室），《中国共产党歷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307。

[123]李维民，〈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

[124]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37-38。

[125]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244-245。

[126]聂洪钧，《聂洪钧回忆与文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17-21、41-47。

[127]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128]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页144-147；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243-248。

[129]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168-171。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悼念王稼祥时承认，是「中央派遣」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看法」（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168）。

[1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页15。对相关事件歷史背景的更多讨论，见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168-171；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200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2005。

[131]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169-173。

[132]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173-177。

[1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卷，页94。

[134]《毛泽东文集》卷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425。

[135]季米特洛夫关于毛的口信涉及共产国际决定中共领袖的最重大事宜。但史学家们在解密文件中从未找到季氏谈话的任何纪录，或者任何能作为这段谈话的旁证或辅助证据的季氏或共产国际其他文件。这违反共产国际非常重视纪录的运作常规。已解密的共产国际文件表明他们的纪录事无鉅细，包括大量细微琐事。因此许多当事人和史学家怀疑王稼祥传递的口信的实际内容，甚至怀疑其真实性（Thomas Kampen,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3], pp. 93-96；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170-171）。但六中全会正式向史达林和共产国际报告毛泽东成为中共领导人，而且他们一直默认毛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即便与毛有严重分歧时仍然如此。

[136]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261-295。

[137]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187-188。

[138]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28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页127-151。

[139]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

[140]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299-332。

[14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页486。

[14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364-366。

[143]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226-228。

[144]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411-417。

[145]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页195-197。

[146]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页214-218。

[147]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3），页362。

[148]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页349-350。

[149]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615-625。

[1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51]《晋察冀日报》为《人民日报》前身。邓拓后来成为《人民日报》主编。1966年他成为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分子之一。

[152]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页606-614。

[153]共产国际解散后，史达林和季米特洛夫仍然在最重大问题上频繁过问中共。中共也仍然需要苏共和苏军的各方面支持。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从此苏共不再能直接决定中共的领导和中共的路线。

第十一章　建立共产极权主义政权：
从中华苏维埃到人民共和国

极权主义政权的核心是极权主义党，这个党的性质决定政权的主要特点。从中共1931年第一次建立苏维埃政权到后来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其基本性质一脉相承。但是，如本书第八章和第十章所述，虽然共产国际按照苏共的原则建立中共，但中国的制度基因以及面对的外部环境决定了中共与苏共存在一些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中共会採取一些与苏共略有不同的策略，但是极权本质不变。然而，从1930年代至今，中国内外都有不少人被中共的战术和宣传所迷惑，误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误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不是极权主义党。

深刻影响布尔什维克策略的一个因素是其与俄国民粹社会主义宪政运动的密切关系。建立布尔什维克之前，俄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认为建立宪政是政党以及革命的目的，认为宪政是合法性的基础，尽管他们主张反对私有产权。在俄国激进知识分子各流派中，从根本上反对宪政的布尔什维克是在争取宪政的环境里挣扎出来的。列宁需要说服追随者反宪政的道理，布尔什维克需要花费巨大努力掩饰他们反对宪政的实质，伪装他们违反宪政原则的行为。布尔什维克用暴力镇压反对派建立政权后，仍然要以宪法的格式制造违反宪政原则的苏维埃宪法。这就是列宁所起草的，苏维埃1918年宪法第一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开创了极权主义政权的立法原则。

相比之下，中共则与宪政几乎无关。参与创建中共的主要人物中，没有人曾参与过争取宪政的努力。即便是极个别参加过共和革命的中共早期党员，他们当初的努力是以宪政为手段「救国」，而不是以宪政为目的参加革命的。而且他们参与的是推翻满清的暴力行动。共产国际改组国民党后，国民党推行带有极权主义性质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原则，要求「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1]以三民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并试图以国民党垄断全国政权。国民党中央规定，「吾党以党治国，党、政府下之官吏……概须入党」。[2]同时，党的领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孙中山早就明确表达过，国民党是革命党，不是政党（见本书第九章）。他称党领袖（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权。

在中国旧有帝制及秘密社会等制度基因的基础上，引入与之相似的极权主义党的制度基因相当容易。共产国际从建立中共起就在全党贯彻高度集中，下级服从上级和铁的纪律等列宁主义原则，并在新建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施行一党专政制度。但是，为了全面夺取政权，在中国建立由党完全控制的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建立统一战线，从而吸引尽可能多的人群，包括崇尚民主自由宪政的人。在此指导原则下，中共作出与列宁相似的许诺，自称要遵从宪政原则，甚至以扭曲的方式表现为积极推动立宪，赢得国内外的普遍支援。然而，一旦夺取全国政权，中共立即推翻所有关于宪政的许诺。

第一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中华帝制比沙俄更专制、更集权的制度基因，决定了中国比沙俄更缺少独立的政治力量，更缺少建立独立政党的基础。自辛亥革命后产生的党，包括早期中共、早期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称民盟）及其他党派，都以知识分子为主。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抗日统一战线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採取与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相似策略，利用宪政为主要统战工具，用宣扬直接民主和民族主义作为对抗国民党同时吸引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工具。也因此，美国政府和许多知识分子误认为中共不是真的共产党，这多次从基本上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如前述，自从1920年春夏共产国际代表进入中国，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就从五四时期宣扬科学民主，急剧变成鼓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刊物。1931年，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直接使用列宁为十月革命设计的口号。由毛泽东等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宣布「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的旗帜是……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3]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其「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第一条）；「中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第二条）；「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第六条）。宪法大纲还规定国家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全国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

该宪法的精髓来自苏联1924年宪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发明的极权主义党的基本原则，而苏维埃原本不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内还有很多非布尔什维克成员。因此，苏联宪法里不便把这个党的原则强加给苏维埃政权。但与苏俄不同，中华苏维埃完全是中共所建，极权主义党与政权从建立起就完全没有区别。而且，中国人普遍不了解民主的意义所在，即便是并不亲共的知识分子，对于用民主集中制取代民主也不敏感。因此，从第一部宪法起，极权主义党的原则就变成政权的原则，并一直延续至今。长征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权从瑞金转移到延安。之后，国号演变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6年12月12日，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拘捕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4]史达林为减缓日本在远东对苏联的压力，透过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在此压力下，[5]国、共两党于1937年9月达成联合抗战的协议。按照协议，中共成为合法政党。中共政权从此放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改称中华民国行政特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军队改编为中华民国政府军，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共红军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成为合法政党之后，中共再度可以公开建立统一战线。中共暂时隐藏了土地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转而鼓吹宪政反对专政，以此误导方式吸引一切力量来壮大中共和革命根据地。中共领导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告诉全中国、全世界，中共一贯追求民主宪政，并不是真的共产党。这段时期的统一战线宣传策略不仅为中共带来巨大发展，也获得了美国民间和政府的支持，为日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

1940年，毛泽东说，「现在有些歷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我们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6]同年，刘少奇表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衊。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7]1944年，面对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毛说：「我们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採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8]1945年，面对民主人士，毛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

毛在1944年提到的三三制，指的是从1939年起，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及晋察冀边区推动建立的，保证中共永远当政的有限选举制度。其核心规定是被选代表中必须有三分之一为中共、三分之一为亲中共的左翼、三分之一为中间派，选出的政府服从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0]这些做法与列宁十月革命前控制苏维埃选举的方法非常相似。在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中共控制香港的选举也使用与此相似的做法。在中国的制度基因里，既没有过宪政制度也没有宪政文化，人们普遍误把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当成民主和宪政的雏形，这本身就是当时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主要背景之一（见本书第十章）。

中共在宪政宣传方面的重点是打击国民党。国民党在北伐后的1931年颁布实施临时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暂由国民党以党治国（称为党国）；当全国有半数省分实施民选后，即召集制宪国民大会，制宪并结束训政。1943年，国民党中央宣布要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中共立即把阻止国民党实施宪政作为工作重点。如同列宁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对抗俄国的立宪大会（见本书第八章），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发指示，称国民党讨论宪政「目的在于欺骗人民」，[11]提出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12]搞中共版本的宪政。当时的中共文件指出「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13]

中共大规模宣传中共版本的宪政，不仅针对国内，而且也有意针对美国。1945年8月初，抗战结束前夕，毛命令中共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在全国各地全面夺取政权。受美、英、苏关于战后秩序的《雅尔达协定》的约束，为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史达林给毛施加压力，要求中共作出与国民政府和平谈判的姿态。在美、苏共同压力下，毛于同年8月底在美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陪同下，与周恩来等人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和谈。[14]美国政府对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提议信以为真，错误地将其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石。此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变成只支持容纳各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新任驻华大使马歇尔将军（George Marshall, Jr.）同时对国、共两党施加强有力的压力和影响，促成多党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为正式立宪、建立宪政铺路。[15]美国政府为了帮助实现毛提出的所谓联合政府，主动限制对国民党的支援，希望不仅可以避免中国内战，更可以从此在中国建立多党制的宪政政体。歷史证明这是对中国政治、对苏联、列宁主义党和中共的整体基本误判，其造成极为深远的后果至今完全清晰，无需赘述。

表面上，重庆和谈似乎达成朝着宪政方向发展的成果。国、共及民主党派开始政治协商会议，辩论立宪的具体内容。然而二十年后的1967年，周恩来在文革批判刘少奇时提及中共参加立宪和政协会议的实际目的：「在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要加紧土地革命，准备战争。」[16]

国、共两党在政协会议中分别提出自己关于制宪的原则。辩论宪法草案时，中共要求推动更激进的直接民主制和联邦制。国民党提议间接民主制和中央对地方集权的单一制，还建议由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建立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个宪政机构组成的五权分立中央政府，由中央统治地方，同时总统具有半独立的集中权力。中共和民盟则要求推动类似瑞士的直接民主制，由全体选民直接行使四权，要求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内阁制，尽可能限制总统的权力，并坚持要建立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政体。歷经四次讨论后，国民党在所有议题都作出让步。最终，1946年1月25日，各党派达成宪法草案的协定。[17]

中共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在1月31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说：「吾人相信中国将採取之民主，应效法于美国。盖在目前中国，採取社会主义所必须之条件尚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固以社会主义为吾人最终之目标，惟在最近之将来，并无即付实行之意，亦不认为有即付实行之可能性。吾人所称将循美国之途径者，乃指获致美国式之民主及科学……庶几能建立一独立、自由、繁荣之中国。」那时，不仅许多中层和基层的中共干部、中国多数民主党派和许多知识分子，甚至连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代表的美国政府，都曾对中共高层当时的表白深信不疑。[18]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称「中国从此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导」。但在十天后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和刘做的内部指示都与军队国家化及所谓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正好相反。[19]1947年11月30日，毛发给史达林的报告表述得最清楚。他说，中共计划「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20]与中共加强军力的计画遥相唿应，苏军在1946年3月初到4月中突然从东北多个城市大规模撤军，把大量战略要地和军火（主要是缴获日军的武装）转交中共军队。由此，在东北爆发大规模内战。[21]

虽然爆发内战，国民政府仍然宣布将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立宪。中共称此规定违反政协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先于国民大会的决议，因而非法。11月15日，为立宪而召开的国大正式开幕。国民党等四党参会代表占总席位九成，而占一成的中共和民盟代表以缺席为抵制手段。1946年12月25日，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在国民政府方面，以内战为由，这部宪法在通过后的前二十年里，只有部分内容在台湾得到实施（更多讨论见本书第十四章）。在中共方面，则以非法召开国大为理由，不仅完全不承认中共自己参与制定的宪法，而且以此为契机，正式宣布与国民党的全面战争。[22]以调停内战为己任的马歇尔将军几乎在国大开幕的同时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几周后奉召回国时他对这部宪法如此评论：「国民大会确已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该宪法在各主要方面均与政治协商会议所定之原则相符，通过之宪法既已包括共产党所要求之各项要点，而中共竟认为不宜参加大会，殊为不幸。」[23]

与布尔什维克在沙俄宪政改革的十几年里利用议会做宣传工具相似，中共也在各方面充分利用辩论宪政的机会作欺骗宣传。利用宪政做统战工具的重要策略之一是推动各省（即各解放区）立宪。1945年，在撰写政协第九次大会辩论宪法草案时，吴玉章代表中共提出，要学习英美先进民主国家的国会制度，限制中央权力；中国应以省为自治单位，施行自下而上普选，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军队不为一人或一派系服务。[24]中共不仅试图以各省自治的方式确认解放区的合法性，更以此宣称中共是真民主。民盟代表黄炎培、沈钧儒等不仅附和，而且主动帮助中共大力宣传。[25]

中共在各解放区推动保证一党领导的「立宪」。1946年4月，通过《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其中不仅不再有任何专政的词汇，而且强调名为人民代表会议的参议会掌权，人民普遍直接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政府对代表会负责，代表对选举人负责等。此后，其他解放区也分别通过相似精神的宪法，例如《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华北人民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26]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相比，这些解放区的新宪法都与列宁主义宪法毫无关联，完全没有专政、社会主义、剥夺私有财产这类的词汇。所有这些给解放区，给全中国人，给全世界的观察者造成的印象是，中共不再是共产党，因为解放区的宪法强调的是普选权，甚至还强调司法独立。[27]毛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对美国记者描述过中共这个有意误导的假象。1944年，毛对福尔曼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称唿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并不关重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28]

无论中共的策略如何变化，中共的解放区从来都是极权主义党完全控制的极权制。中共很快就以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他们鼓吹的宪政只是夺取政权的统一战线策略。三年后，中共以武力夺取政权。在宣布正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夕，1949年9月29日，中共正式推出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推翻了中共自己在所有各解放区不久前刚建立的「宪法」。这份共同纲领的基本原则与当初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一致，其中规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一条）；还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五条）。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违反中共不久前在政协辩论宪法时提出的宪政原则。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序言更进一步清楚阐明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即中国是一党垄断政权的制度。至此，中共在中国的环境下重演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于1917至1918年在俄国做过的事，在中国大陆建立极权主义政权。从此，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在中国趋于完整，更深入扎根发展。

第二节　动员与统治：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

极权主义制度为了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全面集中权力和资源，必须强制剥夺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因而必然遭遇极大抵抗。为摧毁这些抵抗，建立极权制必须使用前所未有的暴力制造恐怖。然而，施行前所未有的暴力需要发动前所未有的疯狂人群。只有能发动如此疯狂暴力的社会，才可能产生极权主义。中世纪的神权共产极权主义明斯特和法国大革命时的巴黎公社如此（见本书第六章），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如此（见本书第八章），中国的共产革命更是如此。本书第十章讨论极权主义党内的暴力。而极权主义党控制全社会的过程依赖发动遍及全社会更残酷的暴力革命，因为这是控制全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的制度基因提供的条件下，中共最早发动且遍及全社会的暴力运动是土地改革。中共的革命目标之一是以国有化为名义，建立党控制全社会所有的产权，包括土地产权的制度。中共刚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后，就在其宪法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六条）。这个显然违反农民基本利益的目标，完全不与农民激励相容。

但是，极权主义运动需要依赖群众运动，依赖大规模的社会、军事动员。若无法大规模动员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就没有中共的革命，就不可能建立中共的政权。因此，中共于刚成立后的第二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即称：「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为了动员农民，中共转而使用列宁主义的欺骗方式，创造与农民激励相容的临时口号，即「平均地权」。用平分土地鼓动农民是中国歷史上多次农民起义使用的手段，最近的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崇拜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共产极权主义革命中，土改的目的并不真的是建立平等主义的私有土地产权，而是以此发动农民运动，作为建立极权制的起点。这使中共的革命与中国歷代农民起义在本质上不同。共产国际在刚刚建立中共和改组国民党时，就努力推动国共两党发动农民运动，一方面要求中共靠红枪会等中国传统秘密组织发展运动，另一方面要求国、共两党透过土地改革发动农民革命。

1924年，共产国际就与孙中山和廖仲恺直接讨论过开办农民讲习所的问题。[29]在共产国际推动下，刚改组的国民党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与宋子文等为委员。在汪精卫的支持下，毛泽东成为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负责农民运动讲习所。[30]这成为毛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的起点。

毛在负责国民党农民讲习所时的经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极大热情报告他发现的农民运动中的自发暴力倾向，考察和总结如何利用这些自发暴力来动员群众，掀起更大的暴力运动。该文系统性地合法化暴力，论述暴力是发动群众运动和革命的必要条件，后来成为中共第一部系统性的关于如何使用暴力的理论，并成为中共几十年歷次革命运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和江青在红卫兵群众大会上引用该文煽动暴力的段落，把文化革命变成了血腥的杀戮狂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苏反共的清党。之后，8月7日共产国际领导召开史称「八七会议」的紧急会议。会中毛泽东提出着名的「枪桿子里出政权」的原则，还宣布「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31]此后，中共中央具体部署秋收起义，提出「秋收暴动口号：暴动，杀尽土豪劣绅」。[32]同时，中共中央发的具体指示是「尽量施行红色恐怖」。[33]

在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的指导原则下，中共建立了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海陆丰和井冈山苏维埃，并立即在当地发动土改，动员贫困农民，扩大军力财力。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颁布的训令清楚规定，「要深入土地斗争……不仅要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而且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全部财产，分发给贫苦群众……只有这样才能使贫苦工农……能更高兴更积极起来，为争取本身利益而斗争，这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最有效办法」。[34]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30年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则明确规定，「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刻没收一切私人的或团体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政府」。[35]

在刚建立中共第一个政权的三个月里，仅海丰县就杀了1,686名「土豪劣绅、反革命」；海丰、陆丰两县约万余人逃到汕头、香港。[36]中共高级领导后来曾承认，残酷的土地斗争加上反AB团的肃反（见本书第十章）和战争，使得「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还承认在苏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减少里，「共产党杀的〔共产党人〕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我们自己杀的呀」。[37]

土改在发动群众方面行之有效。在人口只有200万的中央苏区，仅在1933至1934年红军就扩招（简称扩红）11万人。[38]但是，扩红穷尽了苏区的人力和资源，使得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特别需要依赖「打土豪」，靠抢劫境外的财产作为主要来源。[39]这种竭泽而渔的劫掠导致中央苏区遭受严重的经济灾难，不仅苏区内经济凋零，苏区外因惧怕抢劫也尽力避免与苏区贸易，使得苏区变成自我封闭的地区。史学家张鸣认为，这些最终使红军在井冈山地区难以生存，成为迫使中共全面放弃中央苏区而开始长征的主因。[40]

实际上，没收地主财产和所谓打土豪，与传统农民起义及传统土匪的行为非常相似。之所以中共在苏区能大规模开展暴力行动，离不开井冈山根据地原本是哥老会建的根据地（见本书第十章），离不开早就根植当地的制度基因。

二战即将爆发前夕，为了牵制日本使其无暇进攻苏联，史达林指示中共放弃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在苏维埃政权改成国民政府的陕甘宁边区后，中共用减租减息政策取代暴力的土改，而且正式立法承认土地私有产权。[41]这些帮助中共掩盖其真实目的，从而巩固了根据地，并获得国内外的广泛支持。

抗战临近结束时，为了扩大武装力量夺取政权，中共恢复了土改，以「耕者有其田」为口号动员农民参加战争。[42]中共土改的做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贫下中农用暴力剥夺所有地主富农的土地，再将其平均分给贫下中农。至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并没有法规界定，而是靠党发动运动，在运动中由贫下中农自行决定。党的功能之一是按照上级指示，控制一个大概的百分比，例如百分之五或十为地主富农。由于多数贫下中农没有自发的动力大规模使用暴力，为达到上级规定的指标，必须靠煽动「阶级仇恨」和暴力来充分动员。[43]

当贫下中农被充分动员，抢得了土地和财产，就使得他们的利益与解放区政权一致。[44]于是，保护解放区就是保护他们新分来的土地，成为动员他们参军「支前」（支援前线，指提供后勤保障）的有效理由。这是「解放战争」中扩大解放军力量的法宝，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士兵士气的主要来源。毛泽东向东北解放区指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攻击」。[45]这里所谓的物质利益指的是土地。刘少奇说「土地改革搞彻底了，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的。……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46]经过土改，仅在晋冀鲁豫边区，就「有24万翻身农民参军……游击队、民兵发展到100余万。数百万民工随军支前，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47]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不仅比十几年前苏区的土改规模大得多，而且更为血腥。中共中央发布刘少奇等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是该时期发动暴力土改的第一份文件。紧接着，刘少奇指示党的报刊以各种宣传方式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48]为了清党以及使党的干部更主动使用暴力，刘要求把土改与整党联系起来，发动群众，发动激烈斗争。[49]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制造恐怖主要靠契卡杀人，中共在土改中制造恐怖主要靠发动群众运动杀人，纵容「群众」使用骇人听闻的酷刑，使用斗争会的方式煽动「民愤」；激发强烈「民愤」后，不经审判即杀人，这又成为进一步煽动仇恨和暴力的手段。任何被指控为地主、恶霸、豪绅、反革命的，都可能因「民愤」而遭酷刑甚至致死，连持不同政见的中共干部也被如此清除。以山西土改为例，晋绥地区的干部被刘少奇批评土改不彻底之后，即发动非常暴力的土改。据中共官方纪录，山西兴县在土改中致死2,074人，其中打死1,152，自杀859，冻饿致死63人；三分之二死者是地主富农，三分之一为中农和贫雇农。与土改并行的暴力整党中，晋绥地区的中共干部死亡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50]

为了动员群众参军和全面支援「解放战争」，几乎所有「解放区」都发动了暴力土改。暴力程度与动员参军支前的压力高度相关。在三年土改中，中国大陆消灭了所谓的地主阶级和士绅阶级。但是由于绝大部分杀戮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几乎所有地区都不存在统计数字。因此，史学家只能用人口统计的方法推算土改造成的死亡数字。宋永毅估算死亡470万，[51]谢幼田估算死亡500多万。[52]

用煽动阶级仇恨来发动群众，用发动起来的群众来制造全面的恐怖，群众在自己参与的恐怖行动中镇压自己；党再利用这个恐怖来集中权力，建立绝对权威，迫使所有人服从，这是极权主义党在夺取政权和建立制度中反覆使用的方式。布尔什维克靠在士兵、工人和市民中煽动阶级仇恨，发动他们制造暴力革命。中共在井冈山，在农村的解放区，煽动贫下中农的阶级仇恨，发动他们制造暴力革命，在农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极权主义政权。

相似的方法应用到城市，名称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中共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几个月即发动镇反运动，这是为建立和巩固极权制的第一个以城市为主的全国性群众运动。1950年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是全面推动镇反以制造恐怖运动的第一步。与湖南农民运动、反AB团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土改运动相似，发动这个运动的关键部分是煽动暴力。毛指示镇反「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53]更具体而言，「有些恶霸必须先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54]

虽然为了建立极权制度的绝对权威，必须对内制造恐怖，但碍于靠统一战线武装夺取的政权尚未巩固，中共不希望外界了解这个恐怖的运动。为了对外遮人耳目，大规模镇反运动选在中共出兵朝鲜后的第二天启动。1950年10月10日，毛亲自主持通过史称「双十指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文件。刘少奇解释，「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55]毛对公安部长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56]

为了迅速推动这个制造恐怖气氛的运动，毛指示普通地区需杀当地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地区要杀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一点五。他直接针对各地区发布具体指示，要上海「逮捕万余，杀掉三千」，而且要求「逮捕之后……在半个月内就应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群众才会相信我们肯杀反革命，积极起来帮助我们」；指示「应在南京多杀」；指示中南地区「要大杀几批」；指示广东地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毛对于北京市杀了150人之后再杀1,500人的计画非常兴奋，「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希望其他大中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随之，上海4月27日一天就抓捕8,359人，三天后处决285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半年杀了近2,000人。[57]

仅在镇反运动的前几个月，全国就杀了五十多万人，超过国共内战三大战役双方死亡人数总和。[58]几年后，毛非常自豪地解释镇反运动大规模杀人的必要性：「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59]

用暴力制造恐怖，靠恐怖统治，并不仅是中共的特点，更不仅是毛个人的特点。用来制造暴力和制造恐怖的基本制度成分，是极权制的制度基因一部分。世界歷史上每一个共产极权主义政权，从夺取政权到国有化到统治，无一例外，都依赖暴力和恐怖。暴力和恐怖是应对被剥夺者的全面抵抗所必须，是压制权力挑战者所必须，也是压制不同意见所必须。

第三节　从区管式的极权制到全面集权的极权制

中华苏维埃政权从建立起就是区管式的极权制，有某种类似联邦制的特点。这对中国极权制度后来的演变有深远的影响。从初建苏维埃政权起，苏区就是在多个农村地区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创建和运作的。党除了路线和最高人事方面高度集权外，各地苏维埃政权在所辖区的行政、财政、军事各方面都相当独立、自治。

首先，由于具体在何处及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一切都无法计画，而只能取决于暴动的结果。因此，共产国际最早关于暴动的指示就是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发动全面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事实上，能透过暴动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都散布在国民党军力薄弱而且军力难以抵达的偏远地区。这决定了各苏维埃政权在通讯、财政、军事、物资等所有重要方面都互相隔绝。此外，当时中共事无鉅细都听从共产国际指示，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中共中央领导，各苏区只能自行其是以保生存。

中共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彭湃和叶挺建立的海陆丰政权。之后，由毛泽东和朱德在袁王控制的井冈山地区建立的政权，因扩张成功，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所在地（见本书第十章）。早期最重要的苏区还包括刘志丹和高岗等建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些苏区在党的路线、人事及军事战略上绝对服从中央的前提下，都自主运作。每位苏区的领导都负责当地的行政、财政、军事决策，每个苏区都有自己的法规、银行，甚至货币。例如，闽西、湖南省、鄂豫皖区以及湘赣等苏维埃政府等，都分别有统管自己治理制度和规则的组织法。[60]

在抗战时期，中共控制的这种区管式极权制的根据地，是中共的权力基础和制度基础。在解放战争时期，每个解放区都有自己制定的行政、战时动员、土地、劳动、婚姻、经济、刑事等各方面法规。中共在参加1945年政协会议讨论制宪时，基于已经控制的区管式极权制的权力基础，正式提出各省制宪。1946年，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等几个大解放区分别立宪，建立议会，举行选举。[61]各解放区自己立法，甚至立宪。中共以此不仅挑战国民党的制宪，而且以貌似鼓吹民主宪政的方式获得了国内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这也更加深了地方政权在中共内的地位，为后来的制度演变奠定了更深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歷史上的确正式出现过中华苏维埃联邦。中共放弃位于井冈山地区的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后，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于1935年5月在四川省北川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使得中共政权一度正式成为联邦制。[62]张国焘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所以「现在我们根据实际需要所组织的西北联邦政府，将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能行使职权时，仍是它的一部分」。[63]此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合，但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比中央红军大七、八倍。据张回忆，会师不久，毛与张在策略方面发生分歧。随后，毛率领小部分军力和高级干部离开红军主力。为了恢复中共和主力红军的领导结构，张国焘召集包括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等在内的绝大多数随两个方面军长征的中共高级干部开会，建立了临时中央。[64]然而，中共真正的最高领导是共产国际。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共产国际最终选择支持毛。[65]随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解散了西北联邦政府，从此正式的联邦制不再。

然而，实际上一直以类似联邦制运作的各个苏区并没有受名称变化的影响，并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以银行货币财政体系为例，直到1951年，中共统治区都没有统一的体系，而是各解放区自行决定。从中共初建苏维埃政权起，海陆丰、井冈山等四个苏区就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分别发行只限于自己地区的货币，自行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1932年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范围扩大，但仍然只限于赣西南和闽西的苏区。其他苏区，例如闽北、赣东、闽浙赣、鄂豫皖、皖西北、湘赣等苏区，都分别建立各自的苏区银行，发行各自区内流通的货币。1935年，中央苏区转移到陕甘宁地区后，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并发行货币。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各苏区的国家银行，也不存在能够在所有苏区流通的货币。[66]抗战结束时，中共在全国十五省建立了由十九处根据地组成的七个大根据地。每个大根据地都有自己独立的银行，发行在自己区内流通的货币，[67]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及其银行货币制度都继承这种区管式极权制的运作。然而，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规模内战集中来自各个解放区的部队，给区域管理方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淮海战役来自各解放区的部队分别使用华中币，冀南币、鲁西币、北海币、中州币、晋察冀边币等六大解放区的货币。于是，中共一方面以行政方式规定解放区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另一方面开始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以便最终能发行统一的货币，[68]并建立全国统一的财政。1948年6月，中共建立中央财政部；12月，透过合併多间北方解放区的银行而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并禁止外币流通。1951年初，最早统一区内货币的解放区──东北和蒙古，以人民币统一货币。[69]之后，伴随中共对南方各省的统治，人民币才逐渐成为所有地区使用的统一货币。

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战略方面高度集权的条件下，各解放区在辖区内持有行政和财政方面的自治权，是中共极权制政权的最基本特点之一。这个制度既不是共产国际设计的，也不是中共设计的，而是在中国已有制度基因的基础上，在中共寻求自我生存和扩张的过程中演变而来。

在中华帝制的郡县制里，从郡到县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有相对完整的政府功能。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统治和运作全面负责，朝廷控制的是官僚任命和税收指标。在保证官僚对朝廷的效忠和完成税收的前提下，除涉及正规军的事务外，各地方政府必须主要靠自己解决当地的各项任务（见本书第四章）。地方政府无权问及正规军，是自宋以降形成的制度，为了防止地方势力挑战皇权，防止产生贵族。然而，清末帝国的正规军无力招架太平军，大清帝国危在旦夕。无奈之下，在郡县制的基础上，朝廷鼓励地方发展军力抵抗太平军。由此发展起来的湘军、淮军，及后来的北洋军等实力超过帝国的旧正规军。从此，几个地区的地方军变成大清帝国的主要军力。

辛亥革命时期，已丧失中央实力的帝国被迫依赖包括北洋军在内的各省力量以应对革命军。这是各省有能力宣布独立的制度背景，同时也决定了中华民国从建立就没有统一的国家军队。各地的军事力量独立而且强大，成为政治权力斗争依赖的实力。在这个制度下，在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后，全国进入军阀混战。[70]即便北伐结束后，国民党的中央军仍然未能完全控制全国，许多地区仍然自行其是。在此环境下，中共各地方的力量靠发展当地的秘密社会、农会，及地方武装，从当地政府夺取政权，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其中少数成功的地方势力发展壮大合在一起组成中共的基本力量，但这些相对独立的力量对中共的中央集权形成挑战。而这是极权主义党绝不能容忍的。为了建立统一的绝对领袖地位，在发动延安整风时，毛称中共各主要地方力量为「山头」，将所谓「山头主义」列为宗派主义问题加以批判。毛之所以用「山头」一词，是因为井冈山、陕甘宁等地方苏区的建立，与梁山绿林好汉占山为王（官称土匪）有很多相似性。

地方山头林立这个中共政权的基本特点对集权不利。但那时中共的当务之急是集合全部力量武装夺取政权。为了向高级干部提供强大的激励机制，充分承认每个山头相对自主的权力，保持山头林立的权力结构是中共为自身利益的明智之选择。而且，任何人要在党内建立权威，首先必须获得各山头的支持。事实上，与地方力量相比，毛首先更关注的是他在中央内部的竞争对手。为此，他也更需要集合各山头的力量帮助他削弱其在中央的对手。在中共七大，毛一改延安整风时的态度，称山头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要认识和照顾；说缩小和消灭山头只是将来的任务。[71]高岗曾如此具体描述毛在七大讨好各山头的实际操作：「『七大』时，毛主席……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士上去。」[72]结果，在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里，接近77%的人代表各「山头」，只有略多于23%的代表中央。[73]获得各山头支持后，毛正式变成中共最高领袖。

中共山头林立的权力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继承了晚清地方军（湘军，淮军及各地方新军等）及民国军阀（北洋、滇系、粤系、新旧桂系、直系、奉系及川军等）的制度基因。山头林立的中共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建立的政权里，其基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分布在六个大行政区。每大区设一处中共中央局。多数中共主要领导人都以其管辖的大区为其权力基础，包括刘少奇、薄一波、聂荣臻（华北局），高岗（东北局），陈毅、饶漱石（华东局），林彪、罗荣桓、邓子恢、叶剑英（中南局），彭德怀、习仲勋（西北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西南局）。这些大区领导人或是当地人，或是在当地工作十年以上，在当地有崇高的威望（如高岗）。[74]因此，每人都在所辖地区掌握相当实权，而不是靠中央委派的权力。

然而，在正常运作的郡县制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必须来自朝廷的委派，不得有在地方的实力。朝廷必须大权独揽，以防范产生贵族或地方势力。毛以及中共高层领导都熟知这个制度基因的道理和权力结构。此外，中共从产生起就以建立苏维埃制度为目的。新中国不仅向往全盘苏化，而且依赖苏联全面援助，而苏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必须是全面高度集权的。

因此，在中共夺取政权后，无论从全盘苏化还是巩固权力的角度，改变中共政权的权力结构、消灭山头，都势在必行。第一步就是把所有坐拥实权的大区最高领导都从地方调往中央任中央领导职务，以此解除他们在地方的实权。最大的动作发生在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画的1953年初。中央同时调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五位大区最高领导人到中央，分别主持中央党政各方面工作，中共内称此为「五马进京」。

「五马」之一的高岗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负责中央计画委员会，下辖几乎中国所有工业共十三个部门。原本高岗一人主管的东北局（所有其他局都是多人主管）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强的地区，而且他还是创建和发展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之一。他与毛和多数元帅将军很熟，得到他们的信任。又因东北在国共内战和韩战中的关键作用，多数军队将领都支持他。因此，高是最有实权的大区领导之一。高岗当时的秘书后来着书称毛调「五马」进京为调各路「诸侯」进京，一方面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调虎离山，防患于未然」； 另一方面又削弱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中央的权力，「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交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75]

高在与毛的多次私下谈话得知，毛对中央政府工作相当不满。他自认为足够了解毛，自恃有实权；于是，他主动与另一「诸侯」饶漱石联合，发起了挑战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的权力斗争。[76]但高和饶失败，被定性为反党。这进一步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步伐。1954年中，中央完全撤销各大区。各大区的大权全部上交中央，事务性工作移交省市政府。[77]一方面，军政实权都高度集中到中央，中国的党政制度变得与苏联高度一致，为进一步全面建立苏化的极权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中央过于集中地方的权力也为后来演变为区管式的极权制埋下了伏笔。

第四节　全盘苏化：成熟的经典极权制建立

中共夺取政权后全面移植苏联的极权制，这是在中国全面建立极权主义政权最重要的工作。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官方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78]充分反映出全盘苏化的重要性。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就致信史达林，提出要全面学习苏联的国家组织、经济计划与管理、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并请求苏联在以上各方面提供援助。[79]苏联立即给予高度重视，并系统地提供大量援助，直接促成和加快了中国全面移植苏式制度。由此移植来的制度基因不仅至今仍深植在中国制度之中，而且早已演变成中国自己的制度，以至于很多人，包括专家，都误认为这些是中国自己建立的制度。

全盘苏化最具标志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中共中央原本计划暂不制宪，而使用《政协共同纲领》。但从1952年起，史达林就给到访苏联请求援助的刘少奇等多次施加压力，[80]要求中共必须尽快通过宪法。理由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新中国需要中国立宪来驳斥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经过相当周折后，中共中央才同意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起草宪法，并于1954年通过了经史达林亲自过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81]

这部宪法基本上是改写版的苏联宪法，其中与苏联最大的不同是其承认农民的土地产权以及私营企业主的产权。这个不同仅仅出于策略。中共才刚刚靠着与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统一战线夺取政权，无论为了巩固政权，还是为了经济，中共都还不能堂而皇之地立即剥夺他们。然而，通过这部宪法后，中共立即公开宣布该宪法是过渡性的。

建立极权制的基础是党完全控制全社会的资产。1954年宪法颁布后数月，中共就发动席卷全国的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改造运动，以实际行动废除了宪法保护私有产权的所有条款。这与列宁在初建苏联时背弃自己在宪政方面的诺言（见本书第八章）如出一辙。

在农村，自从土改运动，中共就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领导几乎所有的村庄，把农村的土地都集中到农业合作社中。透过直接领导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党实际上完全控制了土地，完全控制了农民。宪法承认的所谓土地产权完全形同虚设。

在城市，中共大规模地全面展开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运动（史称「公私合营运动」）。实际上，第一步公私合营运动早在1952年就已开始。当年，中共发动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与土改运动相似，五反也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给资本家施加高压，形成恐怖。运动使私企难以为继，甚至导致很多资本家死亡，包括自杀，最终迫使原本是中共统战重点对象的民族资本家「敲锣打鼓」地「自愿」将其资产「捐献」给政府。到1956年，基本上中国所有的私有企业都被收归国有。[82]至此，实现了中共刚建立时就在党纲中明确的目标：「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以中国方式实现了苏联式的产权制度。从此，党控制所有生产资料的产权，这奠定了建立完整极权制的基础。

除了党政全面控制全社会的产权外，全面移植苏式极权制意味着其他方面也必须正式建立党政控制的制度。经济之外最需要控制的包括政法系统，宣传系统，教育制度和统战系统。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任务包括建立中央计画制度、官僚资源配置和宏观微观管理的机制等。

早在1927年，中共就按照契卡的方式建立了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负责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后，中共则建立了苏式司法制度的雏形。建国后，中共按照苏联的模式，正式建立了党统一领导的完整的全国公安部－检察院－法院系统，简称公检法或政法系统。中国的立法完全由党控制，具体由党透过其人民代表大会来执行。尽管如此，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直到文革结束前，中国的立法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基本上没有民法和刑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无法的国家（毛在文革时自称是无法无天的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仅有的正式法律里，真正大量使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专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83]因此，中共简称政法系统为巩固政权的「刀把子」，刀把子里最大的实质力量是公安部队。中共刚建国时，公安部队基本上直接来自正规军，而公安部首任部长是战功累累的罗瑞卿大将。

宣传是极权主义的最基本工具之一。中共称宣传为「笔桿子」，与枪桿子和刀把子并列，三者成为权力和控制的基石。事实上，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的建党始于宣传。极权制意味着党不仅直接做政治宣传，而且直接控制社会上所有的言论、出版和表演。党必须直接控制文化、艺术、媒体、社会科学等，将他们作为党的宣传工具。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学习苏共对全社会宣传的控制，正式建立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全面负责，控制所有媒体、文化、文艺和社会科学机构的制度，包括国务院辖下的文化部、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革后改为社会科学院）等。原本民间存在的各种文化、艺术、媒体以及社会科学的机构也都全部归入党政各相关部门管理。所有部委及其下辖机构都必须设党委或支部，由党派来的书记领导，并执行中宣部的命令。从此，中共全面控制了文化、艺术、媒体，尤其是其中的内容。

教育的全盘苏化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共于1952年建立教育部后，立即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推行「院系调整」。原本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始于西学东渐。除极少建于清末外，绝大多数大学建于北洋时期。最好的大学以及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前身）留下的研究机构中主要的教授大都在西方国家接受过训练，这些机构是中国最西化，最自由化的地方。而苏联的大学是经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化革命（这是列宁造的概念）及一系列改造形成的。苏共从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控制了苏联的大学，建立了极权主义的大学制度。从意识形态到具体的学科内容，从教育方法到学习和研讨环境及至科研方法，多数中国教授都与苏式的高等教育格格不入。因此，院系调整是从根本上削弱改造这些高等学校的抗拒力量，为推行全盘苏化的高等教育，为迎接苏联专家进入中国高等学校提供的基本制度条件。

院系调整后高等学校不再有教学自主权，而必须服从教育部的统一命令。所有公立大学院系完全按照教育部规划重新调整，并解散所有私立大学。中国所有顶尖大学在院系调整后都发生了基本变化。从此，中国的大学由苏制取代了欧美制，所有顶尖大学都变得名不符实。全国四分之三的理工科教授被调离原来所在的大学。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下降到183所。[84]其中，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都从完整的综合型大学变成工学院，原有的文、理、法、农等学院都被撤销，这些学科的教授被调到其他大学或中国科学院。另外，在所有大学里全面大幅削减文科和社会科学。许多着名的文科和社会科学的教授从此被终止教学，被安排到完全没有教学的科学院工作。苏联专家进入科学院和顶尖大学指导改造这些机构的工作，中国的高教和科研从基本上改变模样。

与全面苏化的绝大多数领域相比，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简称统战部）则凸显中国特色。统一战线是布尔什维克发明的重要战略。自从共产国际建立中共，布尔什维克就将此战略输出到中共，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靠与国民党形成统战建立中共的政治、军事力量。从此，统战就一直是中共的核心战略，统战组织是中共的核心组织之一。在苏联，消灭国内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后，统战不再与苏联国内统治相关。因此，在史达林解散共产国际后，苏共虽仍然在世界革命中坚持统战原则，但苏联内部不再有统战机构。与苏联不同的是，统战部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党的机关之一，不仅管理统战工作，而且还负责很大一部分的情报工作。

中共早在1938年就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建立了统战部。之后该部门的名称有过改变，但从来都由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最高领导负责。中共建国后，原本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独立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的亲中共派，很快变成了必须接受中共指导的对象。反右运动后，所谓的民主党派完全变成了中共统战部的下属。这些党派不仅在人事和党的路线方面要接受统战部领导，而且只能靠中共财政拨发的预算生存。所以，统战部的工作扩展为执行对其他党的领导和对其分配预算，同时也负责控制宗教，包括全国所有教堂和寺庙。另外，统战部还负责管理对台湾、香港、澳门，对西藏、新疆，对工商界（资本家），对知识分子，对海外华人等的统战和情报工作。

在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方面，中国建立了名称、建制和操作都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Central Statistical Administration）相同的中央计画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银行制度也照搬苏联国家银行（Gosbank）的模式。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唯一的商业银行，彻底垄断全国所有银行业。[85]而且，与苏联的情况相同，该行直属于国务院，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独立性。所有私营银行钱庄不是被关闭，就被国有化且併入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国有加上全面国有化（集体化）经济，中国经济与苏联经济在制度上变得完全一致，实现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早就提出的构想：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只有一间银行。这里所谓一家企业和一间银行，指的是全国只有一个产权拥有者，即由党完全控制的国家政府。

在任何制度的制度基因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该制度所形成的整套信念、规则和具体执行的技术。在相对较小的苏区建立初级极权制，靠意识形态、宣传和有组织的暴力还可以应对。但是仅靠这些手段很难在整个中国建立现代化极权制。中共刚建国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数国之一，人均GDP低于非洲的水准。很少人受过高等教育，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也基本接受的是西式或中国传统教育。他们即便政治上服从中共，也很难让其直接服务于中央计划经济。因此，当时的中国极为缺少建立整套现代极权制，包括中央计划经济及国有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和物质基础。

尽快训练大批干部，让他们接受整套的信念和规则，掌握具体执行的技术，是在全国建立完整的现代极权制的当务之急。苏联的全面对华援助及时满足了这个需求，对中国建立极权制作出极大贡献。苏联向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所有重要部门派了大批专家和顾问，从事指导、训练和教育。最集中的在中央各部，例如中央计划经济相关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顶尖大学，以及重点苏联援建项目。1949至1960年，苏联派到中国的顾问和专家有一万八千人，其中绝大部分在第一个五年计画期间。[86]中国派到苏联学习和接受训练的人数则比这多几倍。更不用说，当时中国的中学及大学的外国语基本只学习俄语，大学从教学大纲到教材都是整套来自苏联的。1954至1957年，苏联向中方提供了4,261份教学大纲。[87]

在培养全盘苏化人员方面，人民大学是最具代表性的。当院系调整几乎葬送了中国所有顶尖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时，源于华北解放区的人民大学（原名为华北大学），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社会科学方面最重要的大学和研究基地。人大的发展靠的是大量苏联专家直接提供的全面的苏联教学。数年内，近百名苏联专家进入人大，包括十位法学专家和三十五位经济学专家（分别是政治经济学、统计、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财政贸易经济学）。[88]透过大批苏联专家提供教学、翻译和简化苏式教材、建立苏式教学体系，人民大学为中央计画、司法体系、政府机构，及其他大学培养了大量苏式人才。这些人被安排在所有苏式制度的关键岗位，成为极权制能够全面运作的关键。人民大学成了为极权制度培养人才及进行政策和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基地。

在中国建立苏式的法学和经济学制度，以及教学、科研和实践的体系，人大是个典型，功不可没。从此，这个体系深植在中国的司法制度、经济制度和教学之中。经歷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今天的政治、司法、经济制度仍然基于当时奠定的基础之上。例如中国大学的法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院系设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法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所设置，至今仍然在当年苏联设置的制度的阴影之下，成为部分旧制度基因。

制度只能在操作中而非在教室里建立起来。制度中起关键作用的人也只能在实际操作中训练而成。因此，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建立极权制是巨大的挑战。苏联不仅帮助中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画，而且事无鉅细地具体指导了整个计画的执行，在中国全面建立极权制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苏联为中国系统性地提供的人力、设备、计画管理和技术援助，涵盖了从设计中央计画到执行的每个环节，以及企业管理和重大技术问题的所有细节。苏方早在1951年就向中方提交了具体的关于制定第一个五年计画的意见书，按照苏联中央计画的原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当时他们设计的五年计画是1951至1955年）。[89]从当时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与苏共和苏联经济总顾问的通讯纪录可以看到，中苏双方合作制定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画是要送苏共中央备案的。[90]

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对双方都符合激励相容机制。中国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一员，中国的强大既是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成就，也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实际上，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画之前就已经大举援助中国。1950至1952年间，在全国所有新增的固定资产里，苏联援助占七成以上，而且都集中在奠定经济基础的重工业。除了财政和物质援助，苏联专家帮助建厂选址、设计、提供技术资料、指导安装和运行等。苏联动用国内三万多人力从事援华项目设计。1950至1953年，苏联向中国三百家机构赠送图书十二万套册，向中国提供科学技术文献资料2,928套，来华支援的苏联专家1,210人。中国派往苏联学习和接受培训的留学生和技术人员则数倍于此。[91]很多留苏人员成为中共的栋梁骨干，包括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和中国总理李鹏。

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到1950年代中期，中国初步建立了完整的苏式现代工业体系。在所有新建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能力中，有七至八成，甚至全部是苏联援建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和部分由苏联援助的其他992个大型建设项目。在这几年里，苏联援华的资金总额相当于1959年苏联国民收入的7%。1950至1959年期间，苏联向中方无偿提供科学技术文件31,440套、机器设备草图12,410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92]苏联全力以赴帮助中共建立的工业体系，其价值远超过用工业或经济统计数字能表现的程度。因为这个体系是不可少的物化的极权制，是新培养的苏式官僚和技术人员得以实际操作的苏式极权制的物质基础。这些援助不仅帮助中国从战争与革命带来的极度贫困中有所恢复，而且终于使中国初步变成苏联，一个远为更贫困的苏联。但是，极权制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终止在苏联极权制的轨道上，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在中国也仍然在演变中。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页282。

[2]《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近代史资料》总76号，1989年12月，页136。

[3]江西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歷史资料文库》卷6（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页46-129。

[4]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十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七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317-372。

[6]〈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收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单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页689-698。

[7]刘少奇，〈论抗日民主政权〉，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172-177。

[8]福尔曼，《北行漫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页198-200。

[9]黄炎培，《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1945），页65。黄妻姚维钧文革期间被迫自杀身亡，其子黄万里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

[10]张希坡编，《革命根据地法制史》（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页334-335。

[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页178。

[1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北京：新民主出版社，1949）。

[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页178。

[14]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184-187。

[15]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页632-634。

[16]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台北：永业，1993），页127。

[17]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页247-250。

[18]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页284-286。

[1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208-209。

[20]〈库兹涅佐夫致史达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收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第一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5）。

[2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209-214。

[22]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页417-438。

[23]转引自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页433。

[24]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页235-236。

[25]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页239-240。

[26]张希坡编，《革命根据地法制史》，页583-594。

[27]杨永华等，《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28]福尔曼，《北行漫记》，页200。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页515-517。

[30]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册，页153-154。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页387。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四卷，页545。

[33]转引自赵效民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 1927-193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页87。

[34]江西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歷史资料文库》卷6，页553。

[35]江西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歷史资料文库》卷6，页15。

[36]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东江革命根据地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页58。

[37]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页139。

[38]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台北：联经，1998），页279。

[39]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9、377。

[40]宋永毅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歷史回顾（上）》（香港：远景，2019），页178-198。

[41]《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见张希坡，《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第三辑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2]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416-417。

[43]智效民，〈晋绥边区暴力土改的背景与真相〉，收入宋永毅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页235。

[44]秦晖，〈暴力搞土改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收入宋永毅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页552。

[4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页1124-1125。

[46]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394-395。

[47]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页416-417。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5。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页84-85。

[50]宋永毅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页262-264。

[51]宋永毅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上，页17。

[52]谢幼田，《乡村社会的毁灭》（纽约：明镜，2010），页268。

[53]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上册（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页234-236。

[54]毛泽东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页138。

[55]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上册，页234-236。

[56]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上册，页234-236。

[57]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上册，页189-203。

[58]尹曙生，〈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5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302。

[60]张希坡编，《革命根据地法制史》，页160-161。

[61]张希坡编，《革命根据地法制史》，页583-594。

[62]卢庆洪，〈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川康边区革命根据地〉，《世纪桥》2011年第12期；郑俊华，〈西北联邦政府成立日期考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63]张国焘，《我的回忆》，页213。

[64]张声称参会高级干部三千人，会上选举他为临时中央书记（张国焘，《我的回忆》，页272-273）。中共官方歷史虽然称是张国焘私自率军离开中央，而且参加建立张建立临时中央的会议的人只有几十人，但承认大多数最重要的中共高级干部参加了建立临时中央的会议（王树增，《长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页526）。

[65]王树增，《长征》，页585-589；张国焘，《我的回忆》，页294-308、420、432。

[66]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页27-33。

[67]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页42-50。

[68]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页67-68。

[69]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页75-83。

[70]自从大清终结，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大部分实力都在各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梁启超、陈炯明提出联省自治，试图推行联邦制。

[71]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2]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上册，页371。

[73]王钦双、王前，〈七大前后毛泽东如何破除山头主义〉，《党的文献》 2015年第4期。

[74]部分资料来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上册，页370-371。

[75]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2008），页76。

[76]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

[77]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上册，页374。

[78]《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5日。

[79]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史达林的信〉，见陈夕，《奠基：苏联援华156项工程始末》（北京：天地出版社，2020）。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

[81]张鸣，〈1954年宪法是怎么来的〉，《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页28-33。

[82]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上册，页455-505。

[83]在通过宪法的1954年之前，中国只通过了这份条例以及与土改、劳动、选举、婚姻相关的法。而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中华苏维埃时期法律的翻版（Pitman B. Potter, China’s Legal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Books, 2014], p. 13.）。1954年之后直到文革结束都没有立法。

[84]李刚，〈大学的终结〉，《中国改革》2003年第8期。

[85]1950年代初，所有国有银行都併入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之外，中共还建立过中国农业银行。该行1957年併入中国人民银行后，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只有一个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

[86]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上册，页214。

[87]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上册，页214-216。

[88]吴慧凡、刘向兵，〈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7卷6期（2013），页143-151。

[89]陈夕，《奠基》，页85。

[90]陈夕，《奠基》，页322-331。

[91]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上册，页182-185。

[92]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上册，页214-216。

第十二章　区域管理的极权主义制度

区管式极权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极权制，不仅是中国本土化的共产极权制，而且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文革后的改革开放表明，区管式极权制使中共能在不改变共产极权制基础的条件下，改革其经济，产生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使共产极权制在中国面对国内外强大冲击下不仅保持生存，而且变成超级大国。

中华帝国的制度基因不仅为共产极权制在中国扎根提供基础，而且为共产极权制在中国产生变异提供条件。中共在中国初步建立全盘苏化的制度后，并没有稳定地沿着苏联的轨迹发展中国的制度，而是取消了苏式极权制的中央计画部分，转而建立了中国式的极权制：区管式的极权制。

本章分析这个巨大的制度变化，讨论从苏联来的制度在中国传统制度基因的影响下，如何产生新的制度，又进一步演变出新的制度基因。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极权主义党的基本性质、极权制的基本性质都没有变，改变的只是极权制度的治理结构。在极权制中，政治权力决定所有其他权力，决定所有资源的配置；这决定了极权制里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残酷。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斗争，也同时驱动中国的极权制朝着吸收中国帝制制度基因的方向演变。毛个人在这个演变中看似起了巨大的作用，之所以他可以在中共起那样的作用，在极权主义党之外最大的决定因素是中国帝制遗留下来的制度基因。

第一节　反右运动： 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

极权主义党对社会的全面统治靠的是动员群众对敌人实施暴力镇压。极权主义党为了动员群众，必须全面控制意识形态，全面压制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反右运动作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控制意识形态的运动，既是巩固极权制的运动，也为中国极权制的进一步制度演变铺平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几乎在发动镇反运动的同时，发动了全面整肃知识分子的反胡风[1]运动。这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发动的文化革命相似，但更广泛、更残酷。据官方统计，反胡风运动里，占全国四分之一的130多万知识分子被整肃，揪出3,800个「反革命」。亲歷者说「运动中群众被发动起来……狂风暴雨……用尽一切手段逼供」。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从此再不敢有任何异议」。[2]多数知识分子因恐惧而不再表达，并抑制自己的怨言。

与此同时，代表知识分子的各民主党派很快丧失政治权力，并进而变成中共清洗的主要对象。中共所谓的民主党派指的是曾与中共共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其他党派，他们直到中共建国前夕都一直与中共携手。1949年9月，中共召集所有民主党派举行新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使新政协看去是新中国的国会，新中国似乎是多党制。但是，在新政协通过的相当于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完全推翻了中共不久前刚作出关于宪政的许诺。为安抚民主党派，中共安排民主党派领袖担任多个国家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政务院负责人、部长等职务。而且，纲领还规定民主党派将在中共领导下，与中共共存。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解释来宽慰自己。这句话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八大採用，变成中共误导民众的政策。

但发布后仅四年，中共就废除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此，完全由中共控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议行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而由多党组成的政协则从立法机构蜕变成所谓谘询机构。中央政府取消了民主党派人士占主要成分的政务委员会，也取消了很多民主党人士任要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原本很多民主党人士任要职的政务院，被改成中共垄断权力的国务院。政府各部长中的民主党派人士大幅减少，民主党派已形同虚设。

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是国际组织，是国际现象。1930年代以来的史达林主义大清洗是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产生的国际现象。苏联、中国和中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和民众，普遍对大清洗带来的迫害和压制极度不满。在此背景下，1956年2月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讲话，尖锐批评史达林的个人迷信以及史达林对苏共党内外人士的残酷迫害。这份秘密报告被西方媒体曝光后，震动了以苏联为首，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面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个人崇拜的挑战，毛亲自安排《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歷史经验〉，以此回应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好的制度，史达林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然而中共仍然表示要追随苏共的领导，包括二十大的原则。1956年4月底，毛强调要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称此为探索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道路。[3]之后，他又提出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这些政策与镇反和反胡风运动相比，看似天壤之别。几个月后的中共八大不仅正式收入这些内容，还进一步提出保护公民的自由；追随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精神，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凌驾在党之上」。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的句子。

然而，苏共和中共的反对个人崇拜都只是极权制中的政策变化。极权主义制度的权力结构决定了领袖权力一定凌驾于党之上，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一定总是激烈而且残酷。权力斗争中，有能力操纵极权机器的人，有能力建立个人迷信的人才能胜利。极权制的性质还决定了压制是统治的基本手段。赫鲁雪夫秘密报告之后，对极权制极端不满的民众在波兰和匈牙利发动大规模的反苏、反共运动。在中共八大之后两个月，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镇压「叛乱」。

波匈事件后，毛立即召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以发动整风形式的斗争，来防止所谓波匈事件的策略：「我……提出整风……把学生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4]所有懂得延安整风的中共干部都明白毛的用意；但当年没有去过延安的知识分子，都不知道整风是残酷的整肃运动。1957年1月，毛对全国的省委书记进一步说，之所以中国的民主党派「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是「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为了彻底制服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要保证「政治资本……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

除此之外，毛还提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引蛇出洞」的策略：[5]「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6]完成以上部署后，1957年4月底，毛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鼓励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并要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共产党和政府整风。三天后，毛以中央名义发布〈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明确指示要中共所有机构鼓励党外人士批评中共，帮助中共整风。[7]史称「大鸣大放运动」。

自从镇反、反胡风运动以及建立全盘苏化的极权制，知识分子和许多其他民众积累了很深的怨气。在大鸣大放和整风的鼓舞下，在不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大多数民主党派领导人信以为真，公开要求中共履行其承诺，建立与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不是中共垄断的政府。北大人大校园中出现批评中共的大字报，数十万知识分子公开批评中共在宪法和行政方面的缺陷。学生开始组织独立的社团，许多工人也开始请愿罢工。批评中共群情激愤，很多校园有失控迹象。[8]当时很多着名教授是民盟成员，为了帮助校园恢复平静，民盟六教授6月6日开会，提议民盟出面平息学生的愤怒情绪。民盟负责人当天就这个建议请示周恩来，但立即遭到拒绝，他们只好放弃。[9]

两天后，毛向中共发秘密指示，发动由邓小平领导的反右运动：「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他安排策略，「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10]而民盟六教授试图帮助平息校园的努力则被作为试图夺取中共对大学统治权的证据。[11]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撰写的社论，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并指控「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同盟……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12]

从此，几乎所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变成被引出洞的蛇，被中共打成「右派」，被清洗。所有民主党派都完全彻底丧失任何独立性。所有学校、政府机构、工厂机关敢于直言不讳的人，在数月的运动里都被打成右派，包括大批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作家、学者、以及中共干部（例如改革开放时期曾任总理的朱镕基）。右派被送进监狱、劳改营或其他劳改场所，一些人被开除公职。极少数社会地位特别高的右派分子，例如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特别着名的教授，虽免于劳改，仍获得近乎于软禁的「优待」。

中共中央1978年55号文件称反右运动中全国共有55万知识分子被作为右派遭到整肃，占当时全国党政干部（自从所有学校和科研机构都变成国有后，教师和科研人员都被列为国家干部）的5.7%。[13]但许多史学家估算，实际上被划为各种右派而遭到整肃的人数大约在201至317万之间，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小学生，最老的是过百岁的穆斯林阿訇及佛教和尚。[14]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1956年共只有不到24万名工程师，而商业、金融、科学和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比这更少得多。[15]按照中国当时的标准，小学教师及更高文化的知识分子总数（不包括学生）大约550万。[16]反右运动整肃大学及中学学生，以及工厂和军队的干部，打击范围远超过官方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群。特别着名的学生右派包括北大学生林昭在监狱遭酷刑，直至文革被处死；人大学生林希翎被监禁直至文革后出狱流亡法国。

经过这次全面整肃，中国知识分子从此不仅不敢再表达不同政见，而且帮助中共对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中国从此彻底成为极权制。反右运动矛头直指所有提倡法治的人。中国传统上没有法治的制度基因，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把苏联的司法体系与法治混为一谈。但十九世纪末以来，主张法治的知识分子人数与日俱增。在反右运动中，所有主张法治的法学教师、司法工作者及任何党政干部或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鼓吹苏式司法体系的，以及大批法官和律师，都被打成右派。之后，1958年，中共中央把整个司法部党组都打成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党集团，撤销了司法部。[17]司法部所属政法学院减少招生，普通大学停止开设必修的宪法课。中国的立法工作也从此停止，使中国成为除了宪法和婚姻法外，基本没有法律的国家。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起草通过刑法和民法。

反右运动远不仅是特定歷史时期的偶然事件，更是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延安整风的延续。延安整风使中共从共产国际分支变成完整的、独立的极权主义政党。反右运动则在全国奠定了坚实的极权制的精神基础。在反右造成的恐怖的震慑下，大量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自觉地去揣摩领袖的意图，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反右后，刘少奇宣布党员要成为「驯服工具」或「螺丝钉」。[18]这些宣传变成从小学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基础。从此培养的学生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法律、权力制衡等基本常识都一无所知。党树立的「模范」把自己生命的目的当成满足领袖、满足党的需要。

第二节　大跃进：朝区管式极权制推动的第一波浪潮

反右运动强化了极权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为在全国推行个人崇拜打下基础。反右不仅使极权主义制度在中国扎根，而且为极权制朝区管式极权制演变奠定了基础。这个演变的第一步就是称为大跃进的运动。作为现象，大跃进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引起混乱和灾难。但大跃进更深层的重要性在于改变了中国的制度。实际上，大跃进一开始就在推动制度变化，其动机既是为了经济增长，也是为了显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快速经济增长是共产极权制合法性的基础，全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是所有共产极权制的共同特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断言，优越的制度必定以更高速度增长。社会主义经济迅速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是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也是证明一党专政制度的合法性的关键。从苏联到中国，制定中央计画的原则都是寻求不计代价（包括生命代价）的最快增长。另一方面，苏共和中共也都认为经济实力是决定极权制及其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列宁和史达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19]被中共当作自己的意识形态代代相传。

发展速度还涉及中苏竞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按照更优越的制度必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更优越的极权制也应该比其他极权制增长更快。如果中国的制度比苏联更优越，中国理应比苏联发展更快；这将使中共能取代苏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

实际上，早在1956年，毛就开始讨论要改革从苏联全盘抄来的制度。他强调「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20]声称要靠快速增长埋葬资本主义[21]之后，赫鲁雪夫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的目标。同在这个会议，毛发表社会主义的东风压倒资本主义的西风的论述，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的目标。[22]毛从莫斯科回国后即发动大跃进。

对于极权制来说，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权力和保证权力的统治结构永远是第一重要。大跃进运动也不例外。大跃进不仅为了快速发展，也是为了完善统治结构，在国内为了进一步加强领袖的权力，在国际为了创造条件夺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

然而，制度变化总是离不开制度基因的影响。从中共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起，在中国的制度基因下，中共的统治结构就发展成多个苏区或解放区的区管式极权制。地方势力从来是中共权力基础的重要部分（见本书第十一章）。这是在具体制度结构方面，中共政权与苏联存在的最大差异。在此基础上，刚建国的所谓大区制基本权力结构中，每个大区在操作方面享有很大的自治权。无论从中国歷史上新朝代建立的角度看，还是从全盘苏化的角度看，大多数中共高层地方领导人对中共建国初期的集权有共识，可以接受。然而，在全盘苏化的实施中，中共中央大规模集中权力并取消大区制削弱地方权力，中央各部委把地方政府所有的资源和权力都拿走了。这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也影响了地方官员的动力。

此外，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权力过于衰弱，也使得中央部委的权力变得有可能影响领袖个人的权力。中央部委的资源越多，力量越强大，他们透过实际操作可以制衡最高领袖的实权就越大。相反地，在地方权力很弱的情况下，大规模向地方分权意味着削弱中央部委的力量，加强最高领袖的政治权力。

改造苏式制度的具体想法来自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在推动大跃进时，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23]毛所谓的「马克思」是指外来的极权主义，而所谓的「秦始皇」是指中华帝制，尤其是郡县制。毛曾多次重复这个说法。在文革时期，毛更明确指出不仅过去的中国都是秦制，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秦制（秦犹在）。[24]

在郡县制中，在皇权垄断帝国的主权和土地产权（指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垄断帝国的政治、军事（除个别时期）和人事大权的条件下，朝廷把统治帝国各地的大部分行政权下放到派出的各级地方政府手里，包括具体的设计和操作（本书第四章）。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曾阻碍中国的宪政改革和共和革命，而后又帮助苏式极权制在中国嫁接成功；这次，再帮助把嫁接到中国的苏式极权制，按照郡县制的模样，改变成中式极权制。

大跃进运动的第一步从意识形态和权力等诸方面冲击刚建立的苏式经典极权制，为向区管式极权制的转变开路。这是因为中国的极权制是苏共和中共共同建立的，多数中共干部和中共知识分子接受的是经典极权主义的训练。若要改变苏式制度，清理苏式思想势在必行。因此，发动大跃进首先要打击所有与领袖不一致的意见。同时，更彻底地削弱党内剩余的脆弱的制衡机制，进一步集中领袖的政治权力，保证领袖对中央的政治思想路线和人事的绝对控制。在此之后，大规模推动向地方放权，主要是行政经营权、管理权和资源，从而大规模削弱中央各部委的权力。在苏式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被肢解的同时，发动群众运动大跃进，并创造与苏联不同的全新制度──人民公社。

1958年1月，毛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就召开中央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发起批判周恩来的保守主义，并用柯庆施[25]鼓吹冒进的文章挑战周恩来。[26]在两个月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系统地批判了苏式制度的运作机制，批判了党内追随苏式机制的领导人。他说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批判党内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周犯了「反冒进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另一方面，柯庆施鼓吹「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27]把个人迷信推到新高度。

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第二次会议，迫使负责经济的总理和副总理做自我批评，为全面发动大跃进清除障碍。周被迫称他领导的中央计画工作「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还称自己「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1957 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利用了反『冒进』的错误……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也做了相似检查。此后立即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支持大跃进的林彪、柯庆施分别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和委员。接着，中央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几个工作小组，全面取代了国务院的工作。[28]这废止了由国务院统辖的计委和中央各部这个苏式中央计画的官僚制度。所有这些结构和人事的变动都深刻影响了大跃进和后来的文革。中国的极权制开始了重构。

解除中央计画与向地方放权是大跃进的第一步制度变化。原本由国家计委统一平衡，自上而下的中央计画管理的极权制，被以地区为主的地区计画管理的极权制所取代。区域管理的关键之一是下放企业管辖权。放权这项政策从1958年中开始推动。到1958年底，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降低到只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3.8%；[29]到1959年，88%中央各部委所属企业都被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可以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对当地的建设规模、建设专案、投资使用等进行统筹安排；可以对当地的物资进行调剂使用；可以对重要产品的超产部分，按照一定分成比例自行支配使用。[30]此番重构试图使地方经济「自成体系」。

一、地区实验和地区竞争：创建人民公社的机制

极权官僚制是人类社会经歷过的最大、最彻底的官僚制度。极权主义党控制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把一切都统治在党国官僚体制里。任何官僚制度都依赖自上而下的指挥链。由于上下之间权力和资源配置的不对称，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官僚制度面对严重的激励机制问题。指挥链越长，问题就越严重。中共政权歷史上形成的区管式极权制中，在保证政治、意识形态和人事的高度集权条件下，地方行政的权力和资源分权使得解放区之间或大区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地区竞争使得中共各地区官僚在土改、内战、镇反都曾普遍发挥能动性，达到甚至超过中央期待的目标，使中共政权很大程度上不受巨大官僚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困扰。

1950年代建立的全盘苏化制度中止了中共早期的区管式极权制的传统，在所有具体运作方面都由自上而下的指挥链统治。而中央计画者的想像力总是非常有限，靠下达命令执行他们计画的方式很难实现最高领袖的原则性号召。现在，瓦解了苏式中央计画中自上而下的指挥链，地方政府再次成为互相竞争的单位。最高领袖又能像过去那样发动地区之间的竞争，期待各地领导追随他的原则性号召，发挥能动性自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简化起见，以下称各地区之间竞争实现领袖号召的努力为「地区竞争」；称他们发挥能动性，在实现领袖号召中自寻解决方法的努力为「地区实验」。

大规模向地方政府放权，把资源的主体下放到地方，为中国方式或大跃进方式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各省、市、县互相竞争经济增长，使得1958至1960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39.5%；国企职工人数在1958至1959年及1959至1960年，分别增长84.9%和143.5%；全国城市人口上升超过30%。[31]但当时的中国是农业经济，资本投入主要靠农业的盈余，工业和城市的人力投入则靠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因此，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苏联为了保证工业化所需资源，在第一个五年计画期间建立了政府控制的集体农庄，使得政府可以从集体农庄挤压出尽可能多的资金和人力。苏联建立集体农庄和靠挤压农业支持工业化的做法导致了着名的大饥荒（见本书第八章）。

中共在农业集体化方面要走的道路比苏联更雄心勃勃，也更敢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大跃进中，靠地区实验和地区竞争，由地方创造产生了称为「人民公社」的新制度。之所以毛和中共号召建立的新制度命名为公社，是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巴黎公社是比苏联集体农场更接近共产主义的制度。早在1932年初，新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就透过其社论称「中国工农阶级，继续了巴黎公社和苏联工人斗争的英勇精神……建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她将继续努力来完成中国革命，为实现巴黎公社而奋斗」。[32]

1954年起，中共就一直以苏联集体农庄为目标，蚕食宪法声称保护的农民私有土地产权，推动农业集体化，逐步扩大集体的规模。但是毛迫切希望比苏联更快过渡到共产主义，迫切希望中国建立更接近共产主义的基层制度。1958年初从莫斯科回国不久，毛就先后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33]同年3月，政治局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併为大社的意见》，鼓励地方尝试新制度。

之所以鼓励地方政府主动进行实验很重要，是因为中共关于建立公社的指示或者号召只是原则性的，并不具有可操作性。透过地方政府的实验，他们才能进行具体指导。而且，鼓励地区之间用竞争的方式把中央认定的模式推广到全国比靠官僚制度下达命令执行能更好地解决激励机制问题。

中共中央号召建立公社不久，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镇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名为卫星，是为了与六个月前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相提并论：一个是制度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河南省立即全面推广这个实验。1958年4至8月，全省99%以上农户被併入人民公社，共建立了一千三百多个公社。毛于8月视察嵖岈山附近的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盛赞「人民公社好」。次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红旗》杂志发表经毛修订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试行简章》，正式为全国的人民公社树立制度样板。其中规定，一切生产资料为公社所有，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在7至9月，中央组织了全国三十万人前往参观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推广他们的实验。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鼓励各地政府竞赛，尝试建立各种不同的人民公社组织方式，包括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集体生活方式。[34]

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共产党控制的政企合一农业集体，而中国的人民公社是个政企合一、小而全的基层极权组织，超出了农业。从初建公社起就按照乌托邦模式，希望建成经济上相对自给自足的社会基层单位。1958年7月，陈伯达公开宣布毛改造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称「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初建公社，每个社就都建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所属的工业企业，称为社队企业。这就是改革时期的乡镇企业的前身。在经歷了严重的挫折和争论后，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共正式把人民公社制度的特点概要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35]

驱动千百万党政干部狂热参与大跃进运动的关键机制是地区之间的竞争。当时地区之间竞争的实质是政治（毛的路线），而地方经济发展是执行毛路线的关键部分。地区竞争的惩罚极为严厉，升迁往往破格。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党政干部的行为迅速达到疯狂的程度。河南省之所以在全国省际竞争中成为创造人民公社且成为全国第一个普及人民公社的省，直接与这些极端的激励机制相关。1958年初，对大跃进持犹豫态度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农业发展计画被批判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所有追随他的全省二十万地方干部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全省造成恐怖。同时，中央又把积极大跃进、敢于夸海口的省长吴芝圃树立为全国典范，并提拔一批以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为代表的「左派」，形成河南省大跃进的领导班子。[36]无情打击「右倾」干部，破格提拔「左派」，促成河南省全面极左化，成为大跃进所有方面的急先锋。随后透过中央推广，全国各省纷纷竞争仿效河南。

二、大饥荒：极权制下的地区竞争与灾难

大跃进的基本激励机制之一是地区竞争。能够有效提供激励机制的地区竞争，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竞争目标必须是单项指标。其次，必须有适当的制度安排，保证作为竞争目标的单项指标的数据可信。在这两个条件下，才能组织地区之间有效的竞争，奖励竞赛取胜者，惩罚竞赛失败者。在经济方面，大跃进分别为农业和工业提出单项指标的指导原则：「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这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但是，大跃进违反了第二个基本条件。大跃进不仅消灭了市场，由此破坏了信息的主要来源，同时破坏残存的制衡制度及官僚制度内的信息核查，为吹牛造假创造条件。一方面，残酷打击相对诚实的干部；另一方面，大力提拔编造谎言吹嘘业绩的干部。这些扭曲的激励机制经过地区竞争这个强大机制的放大，大跃进变成了吹牛竞赛，变成了制造灾难的机器。

人民公社这个创新的制度自从建立，就必须显示其在粮食单产方面的特殊成就。刚诞生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自称小麦亩产3,800斤，[37]是当时正常亩产的八、九倍。此后，各地在竞争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也都竞争亩产造假。各地分别在媒体发布造假的亩产数字，逐日快速上升，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透过反右运动领会了党的期望，一些着名知识分子为这场竞争狂潮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登载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为媒体每天公布神乎其神的极高亩产提出「科学依据」：只要光合作用的效率稍有改进，「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有了如此的「科学论证」，各地更大胆作假。而同时党媒配合，大肆宣传。当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 斤，9月18日报导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0,434斤10两4钱。

集中发展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以及以农业养工业，这些原则都来自史达林，但毛比史达林更极端。所谓农业以粮为纲，为的是从农业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源以发展工业。地方政府自称的亩产越高，就意味着从该地农业可以挤出的资源越多。但是按照虚假数字，政府从农村强制调走过量的粮食，严重威胁农村人的基本生存。为了生存，一些中共基层干部与农民一起设法私藏口粮和种子。针对这种消极抵抗，中共发动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

贮存基本数量的口粮和种子关系到农民的生死。因此，反瞒产运动与所有农民的基本利益直接冲突。之所以运动能进行下去，其制度基础是无处不在的党组织和新建立的基层极权制单位人民公社。公社全面控制农村的产权、资源，和政治、经济等一切活动的决策权，甚至控制了基本的家庭和私人活动。透过强迫所有农民在公共食堂用餐，公社消灭了每个家庭的厨房，也使得农民家庭难有机会私存粮食。

最早创建和普及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也是最早推动反瞒产运动的省，在反瞒产运动中再次成了全国模范。首先，河南省委给省内各市县党领导施加压力，要他们自报所辖地区粮食徵购的数量。所谓粮食徵购并不是商业行为，而是与农业收租徵税合为一体的强制行为。自从1950年代初，透过全面实行所谓「统购统销」的计划收购及计划供应政策，政府就完全垄断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大跃进之后，政府更进一步几乎完全消灭了市场。政府以官价大规模强制徵购粮食，相当于大规模徵收不可抗拒的实物税。省委书记在省委会上说「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徵购……。在徵购粮食中也要大放『卫星』……对于任何……畏缩、瞒产……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38]

随后，省委用自报高徵购数字的地区压自报数字低的地区，以地区竞争方式强迫各地攀比不断抬高自报数字。这个压力层层下达，在基层施行。嵖岈山人民公社召开类似土改斗地主的斗争会，对一些保护农民利益的大队干部进行批斗甚至施以酷刑，逼迫他们交代藏粮信息，以此形成恐怖，威胁所有其他基层干部和农民，主动交出私藏的粮食。在恐吓的同时，公社宣布主动揭发藏粮者可以获得一半挖出的粮食，而且成为反瞒产模范。在这种超强的激励机制下，很多人屈打成招，产生大量所谓的虚报瞒产。公社、县委、市委、省委把虚报的瞒产当作反瞒产运动的业绩层层上报，使中央更认为瞒产问题极其严重，从而进一步推动反瞒产运动。[39]

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虚报粮食产量同时掀起大规模反瞒产运动的情况下，1959年春，国务院报告十五省发生大饥荒，估计遭受饥荒人数高达2,517万。[40]毛泽东接此报告后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将此报告「在三日内，以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15省2517 万人无饭吃大问题』」。[41]

为什么出身农村的毛会在粮食单产方面「上当受骗」？为什么非常懂得激励机制的毛会打击诚实的下级，鼓励虚构成绩的下级？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是，领袖最关心的并非单产或经济，而是权力和他发起的运动。如果虚构业绩者是推动运动的积极分子，如果诚实意味着无法推动运动，即便知道虚构业绩会扭曲信息，为了发动运动，也必定奖励最积极最虚构的「革命闯将」。中共的这个机制一直在其歷史上重复，包括前述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痞子运动[42]、井冈山反AB团，和全国土改（见本书第十、十一章）。

面对已出现的严重经济问题和人道主义灾难，1959年7月，中共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庐山会议。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等多名高层领导在会上指出大跃进产生的问题。但毛发动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把指出大跃进问题的高级领导人打成反党集团。接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掀起了对毛个人迷信的新高潮。此次会议不仅未试图纠正大跃进引起的灾难，反而把坚持大跃进变成党的路线斗争问题，把要求纠正严重问题的高层领导打成反党集团，把大批试图纠正问题的领导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43]

在极权制里，全社会各方面的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极少几位最高领导人手里，这些人必须服从领袖。这造成高层权力斗争不仅异常残酷，而且特别频繁；往往纯粹策略甚至技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都变成权力斗争。残酷的斗争导致无情压制真实信息，使这个制度不仅容易产生错误，而且在发生失误后难以纠正，演变成灾难。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结果使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大混乱变成人类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造大饥荒。三年内，全国因饥荒而死的人数高达四千万。[44]首先创建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及其所在的河南省信阳地区，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地区。据曾任遂平县委副书记的嵖岈山卫星公社创始人回忆，「仅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100多万人！……人民公社的发祥地──嵖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三个月期间就饿死了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河南省饿死200万人（比较准确的统计是293万人）以上」。[45]

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把中国经济带到崩溃的边缘。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被迫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取代大跃进，但仍然强调巩固大跃进的制度成果。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到全国县级以上全体领导干部的七千人大会。会上，毛承认大跃进出现枝节上的问题，并宣布政府和党的日常工作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总书记主持。这是毛一生仅有的一次承认工作失误，而且主动退居二线。在文革中，几乎所有参加过这个会的七千名中共干部，从国家主席到县委书记，都遭到整肃。因此，许多学者把这次会议解释为酿成文革的关键事件。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极权制是导致文革的更基本因素。首先，毛本身就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其次，发动文革的动机直接与巩固和完善大跃进产生的区管式极权制密切相关。而且，文革是在初步形成的区管式极权制基础上发动展开的。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区管式极权制的巩固与强化

在大跃进后经歷四年休养生息之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文革强化了区管式极权制的制度基因，对改革开放，对中国的今天，以致于对中国的未来都影响深远，也因此对世界有深远的影响。文革是由领袖发动、由全国党员干部和群众狂热参与，破坏领袖自己建立的党政制度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文革是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运动。文革造成的大灾难曾使众多中共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变成持不同政见者，力求改变。但同时，经文革强化的极权制和意识形态也使不少人更坚持极权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文革的终点，这既延续了区管式极权制和意识形态，也一度给人们带来从基本上改变极权制的希望。

文革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深受苏俄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世界上第一个称为文革的运动是列宁和托洛斯基在1920年代初的苏联发动的，是个意识形态运动。但中国的文革超出了意识形态范畴。继大跃进初建区管式极权制，文革进一步破坏了苏式极权制，从制度到意识形态各方面巩固和完善区管式极权制，使这个制度变成中国制度基因的重要部分。

大跃进初建的区管式极权制是发动文革的制度基础。这个制度削弱领袖之外的中央领导人和部门的权力，在行政和经济上给地方党政机构更大的自主权；使领袖可以更集中力量于政治和人事，集中精力于战略决策，能更集中精力抓权；也使推动个人崇拜更容易。而且，在大跃进初建的区管式极权制下，中国经济的主体已经基本上由大致上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构成。这保障了文革期间，在中央各部委全面瘫痪，市场经济被完全禁止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没有崩溃；也使得文革造成的「天下大乱」没有引发如同大跃进那种程度的经济灾难，令文革得以持续。

文革的发动极为特殊。与中共发动的所有运动不同，文革是从破坏党政制度开始的「革命」。毛建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为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而宣传最多的毛语录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央文革发动的暴力运动，一边整肃消灭对领袖不忠诚的人，一边把个人崇拜进一步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领袖变成「大救星」，成了「红太阳」。党的意识形态退化成对领袖的忠诚，以及对领袖的路线和解释路线的教条的盲目服从。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取代了称为主义的意识形态。靠狂热的个人迷信产生的群众暴力，系统地破坏党政官僚机构，架空中央各部门权力，进一步巩固加强领袖的个人权力。这为空前大规模的下放行政和经济权力，并将其制度化创造了条件。而下放行政权反过来又加强了领袖个人的政治权力。

歷经大跃进和文革建立的区管式极权制，在1973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和1975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以党、政的基本法形式得以确立。在这个制度中，政治权力高度集权到领袖，绝大部分行政和经济资源由地方掌握。中央党政机构没有个人和组织，在任何方面拥有能对领袖有任何制衡的权力和资源，使得中央机构弱到没有多少可以实际操作的功能。领袖的「思想」和「口号」无需中央部门设计任何技术细节，而是直接由地方基层去解释和执行。在新宪法通过的1975年，全国财政收入的88%来自地方。在地方上，自给自足的基层由自称「无限忠于领袖」的「革命者」掌权。

一、极端个人崇拜下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

从制度演变的角度看，大跃进和文革分别是创建和巩固区管式极权制的不同阶段的运动。文革与大跃进都是全民疯狂参与给民众自己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但为什么全民会疯狂参与损害自己的运动？他们的动力是什么？比起大跃进，文革更是靠个人迷信煽动，自上而下发动，由各地革命群众「砸烂旧世界」的革命。然后，这个革命再以地区实验的方式创造新权力结构、新制度，以地区竞争的方式推广。

大跃进引发了巨大的灾难。然而灾难之后对毛的个人崇拜反而被推到疯狂。这个怪异的现象本身就是极权制所致。极权制中，只有掌握最高权力的领袖才得以控制党，从而控制全社会所有方面的权力和资源，包括决定所有人的生和死。因此，争夺党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领袖越是制造灾难，就越是要动用所有手段和力量保护自己的权力。而且，制造个人崇拜奋力吹捧领袖，打击任何挑战领袖的人，是政治投机的最好机会。

大跃进后，刘少奇、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紧跟毛，大力宣扬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苏修），进而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到空前高度。那时最强调的是「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大力贯彻执行阶级路线」。由毛发动，刘少奇夫妇具体领导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是文革的预演。刘夫妇发明派工作组进驻人民公社和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工作组成员来自党政机关和大学；工作重点是打击阶级敌人，以便把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归结为他们的破坏。他们发明的四清工作经验在毛的支持下普及全党，这套工作方式延续到文革前期。在刘主持早期文革时，他继续领导全党，向各大学、中学派工作组，开展阶级斗争，打击「反动」师生。

林彪则透过发动学雷锋运动和制作毛主席语录，声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创造性地鼓吹个人迷信，把解放军变成了宣扬个人崇拜的基本队伍。中共号召全国学解放军，学雷锋，学的就是个人崇拜。经过多年酝酿发酵之后，全党全军全民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和个人迷信，都被推到了空前的高度。对领袖的忠诚不仅被推向宗教式的狂热，更被引导到残酷惩罚任何不够忠诚的人。这种宗教式的全民忠诚为发动文革准备好了群众基础。

二、特权阶级与红卫兵运动

为了要「砸烂旧世界」，文革在发动阶段除了基本群众，还需要率先冲锋的先锋组织。红卫兵充当了这个角色。红卫兵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其对领袖的崇拜、使用暴力的手段，以致于许多装束都和纳粹冲锋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纳粹是在威玛共和国初建的民主宪政制度中以合法手段上台的。纳粹运动首先要破坏的是宪政制度和其他政党，而文革首先要冲击的是从苏联移植来的制度，即中共自身的制度。

产生红卫兵的社会基础是极权制内的特权阶层以及中共的培养接班人制度和阶级路线。中共的所谓接班人问题的实质是特权的权力分配问题，这与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密切相关。在帝制传统下，改朝换代的功臣后代都能继承其父辈的部分特权。这既是引诱将士为改朝换代立功的激励机制，也是新朝代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在多数中共高级干部的理念中，建立革命政权无非是建立新朝代的新名词。马克思－列宁主义则相当于改朝换代起义的名号，如拜上帝会、白莲教等。极权主义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更与秘密社会大同小异（见本书第十章）。因此，他们多数本来就相信「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的特权继承规则。毛提出接班人问题后，很多中共高干把用马列词汇装饰的传统特权继承观念传给其后代。1960年代，中共曾批评苏共忽略接班人问题。这其实反映出中国与俄国制度基因存在的差异（见本书第十四章）。

伴随着中共对苏共的批判达到高潮，作为吸取苏修重大教训的措施，1964年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并由中央组织部等机构为系统地培养所有党政机构领导位置接班人，进行具体安排。[46]中组部的工作类似中华帝制的官僚举荐制度，而毛更关心的是高级干部子女的权力意识和阶级意识问题，[47]因为他们才是即将继承中共核心权力的人。而且，毛相信真正的权力是靠斗争而非任命得来的。

1964年，毛透过亲戚王海容对高干子弟传递造反的精神：「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指王的干部子弟同学〕，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有什么好怕的……回去带头造反。」[48]毛要求侄子毛远新学习「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第一条即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都去。」[49]。经毛授意或默许，文革前夕这些谈话的纪录在高干子弟中秘密流传，成为激发他们在文革初期成为先锋队，领头破坏中共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革初期，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则更明确激发了高干子弟的权力意识。他阐明，文革的中心问题是政权，是权力：「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了一切。……要念念不忘政权。……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还说「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50]这个讲话当时是只限于高干圈子的机密文件。在那个毛泽东思想统治的革命时代，只有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才能靠特权知道这些露骨的权力经，懂得共产党的革命原来是为了政权，为了权力。这使得他们把狂热的个人崇拜与自己追求权力和镇压阶级敌人结为一体。为了权力，他们在校园内外迫害反动阶级出身的学生、教师，和所有阶级敌人。

文革的第一步是发动学生破坏所有学校的党政机构，冲击所谓反毛思想的党政宣传机构，然后进一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破坏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首先组成的文革先锋队是北京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四中、八中和其他几个精英中学的干部子弟秘密创建的红卫兵组织。[51]类似创建人民公社，红卫兵的创建过程也是在领袖的号召下，群众自发创造的。红卫兵称要以造反的方式誓死捍卫毛主席；称「谁反对毛主席，就造谁的反，就打倒谁」。

然而，任何极权制都不允许社会中存在独立于极权主义党的组织，更何况红卫兵明目张胆的提出要造反。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文革工作组套用反右和四清的经验，称红卫兵是右派组织予以打击。但毛把刘邓派工作组压制红卫兵和其他学生组织当作整肃他们的突破口，大力支持新创建的红卫兵，而且多次登上天安门接见数百万计红卫兵。在毛的支持下，各地学校竞相建立红卫兵组织，导致全国的教育系统完全瘫痪。

在把个人崇拜推到狂热高潮的同时，毛、康生和江青等煽动红卫兵「要武」，革反动阶级的命要採取「暴烈的行动」。很多红卫兵在这些煽动下变成极其残忍的暴徒。极权主义教育批判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向民众灌输的观念是：不存在脱离阶级的人，阶级敌人不是人；革命就是以暴力消灭敌人。学校里的阶级敌人就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家庭的学生和教师。北京各校红卫兵以竞赛的方式，对反动阶级施以暴力。他们制造的暴力和恐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1966年的「红八月」，北京的红卫兵以「红色恐怖万岁」为口号实施红色恐怖。仅仅8月25日至9月2日九天，北京各区红卫兵就打死1,550人。[52]首当其冲的受难者是中学校长、教师和学生。从此，全国的文革变成了暴力恐怖运动（图8）。对当今中国和世界更意义深远的事实是，二十一世纪许多最重要的中国政治人物正是当年的红卫兵。尽管中共的文革学自苏共的文革，但中国的制度基因决定了中共文革的暴力及歷史影响远大于苏共早期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革。

在红卫兵运动完全打乱学校和社会秩序的同时，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称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领导的党政官僚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各级党政领导普遍变成革命目标。于是，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因父母普遍受到冲击，变成反对文革的「保守派」，其中一些骨干分子因反对中央文革被镇压，甚至被捕入狱。但这反而强化了一些高干子弟将要作为天下主人的信念和决心，因为他们自幼受过教育就使他们自认是权力的接班人。1967年初，北京101中（高干子弟集中的主要学校之一）一位红卫兵的这番话颇具代表性：「崽子别狂……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这里所咒骂的「崽子」指的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主的造反派。曾经全国广为流行的红卫兵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表达出他们内心以出身决定社会地位的原则。[53]

图8　1966年文革时期宣扬「红色恐怖万岁」之传单

值得指出的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其歷程大都与在此讨论的内容相关。文革结束不久，在改革早期的1980年代初，中央组织部就设置了系统选拔和培养高干子弟的专门机构。陈云、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都直接介入了培养高干子弟的工作。[54]不少这些高干子弟后来成为国家党政领导人，包括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成为各部长和将军的更是不计其数。

图9　文革时期重要领导人被斗争之实景

图10　（页486）文革时期之「群丑图」

当时各级党政领导普遍变成「阶级斗争」之革命目标。左上脚受伤者为罗瑞卿；左下手持「二月提纲」者为彭真；上方两位乘轿者为刘少奇（左）、邓小平（右），帮刘少奇抬轿者为薄一波。《东方红》1967年 2月22 日。

在权力意识和阶级斗争哲学指导下，红卫兵不仅对「敌对阶级」或「下等阶级」尽情侮辱，而且施行红色恐怖迫害。他们认为这是争夺权力和阶级斗争的必须部分。大批学生、教师和市民遭受迫害，引发广泛而且强烈的反抗。在极权主义的教育下，绝大多数反抗者也都是毛的崇拜者。除了反抗红卫兵的迫害之外，一些激进反抗者也反抗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反抗阶级路线，反抗党政官僚机构。这些反抗者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简称造反派）组织。一些造反派认为文革是普通民众阶级与高干子弟组成的特权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面对中共阶级路线和红卫兵的系统性的迫害，少数知识分子开始从基本上质疑迫害知识分子的阶级路线，质疑中国产生官僚阶级或特权阶级的制度。而他们所谓的官僚阶级或特权阶级指的是党政官僚（走资派），以及自认为天生就掌权的高干子弟。但这样的讨论是极权制绝对不能容忍的，很快都遭到残酷镇压。[55]

最着名的造反派之一是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一群学生，他们被王光美（刘少奇之妻）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为了利用这个造反派力量反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带领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代表毛和党中央为清华的造反派平反。一方面，他们藉蒐集造反派受迫害的证据证明刘邓路线迫害群众；另一方面大力支持造反派。从此，造反派在全国蓬勃发展，变成打倒走资派，破坏党政制度的主要力量。

三、夺权运动与灾难

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几个月里就把中央所有各部委包括司法系统（所谓公检法）及全国各地区的党政领导几乎都打成走资派，只有外交部和军队除外。中共各部门各级领导全部瘫痪，造成毛称「好得很」的「天下大乱」。在制造天下大乱之后，煽动造反派从走资派手里夺权，成为文革运动的重大转捩点。直到这时，造反派才知道林彪关于「文革的关键是夺取权力」的讲话及其精髓。在夺权运动的新形势下，号称无限崇拜毛的人们在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力斗争中大打出手。中国由此进入了局部内战，毛逐步丧失对局势的控制。

在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文件里，早就提到要从走资派的手里夺权。但这个抽象号召的涵义以及如何具体操作并不清楚。与过去创建和推广人民公社、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等相似，实际的夺权机制又是靠地方实验产生，靠地区竞争全国推广的。

1967年1月8日，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在毛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权，建立了上海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政权。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通报全国毛支持造反派夺权后，全国各地造反派全面发起夺权运动，竞相夺取各级党政机构权力。山西造反派于1月14日，贵州于1月25日，黑龙江于1月31日，山东于2月3日，分别从省委省政府手里夺权，建立革委会。全国各部委，各市、县，各党政机构、企业、人民公社也都变成夺权的对象。

但是，发动群众运动制造大乱易，靠夺权运动恢复秩序则是难上加难。全面夺权涉及所有人的基本利益。自称效忠毛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实际上代表各种不同利益。他们之间在夺权中的利益冲突相当严重。在争斗中，他们往往互称对立组织为保守派。实际上，只有得到中央文革和解放军共同支持的造反派才能成功夺权。但中央文革成员和解放军将领之间的意见往往互相冲突，而且很多被批判为走资派的党政官僚也很活跃。他们在毛、中央文革、周以及军方寻找支持，也发动群众组织帮助他们保住权力。无论夺权还是保权的派别都自称是效忠毛的造反派。更混乱的是，在夺权运动中，外交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司令部和各军区也产生了造反派，甚至开始了夺外交权、夺军权的活动，直接威胁到靠解放军稳定局势的策略。由此，全国各地的夺权运动演变成普遍的暴力冲突，官方语言称此为武斗，事实上是局部内战。在军队的支持下，一些城市发生成千上万人参与并使用重武器的战争。据官方统计，全国武斗造成超过23万人死亡，700多万人伤残。[56]

在夺权运动失控的情况下，中央文革与林彪合作，派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进驻各重要党政机构，最终以军管方式辅助他们信得过的造反派建立革委会。与此同时，中共开始镇压所有不在其直接控制下的组织和派别。如同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发动镇反运动，中共刚恢复运作就在全国展开「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清洗所有未得到扶持而一度或曾试图夺取掌权的造反派。根据文革期间的官方纪录，这场运动揪出184万多反革命，逮捕28万多。[57]独立研究估算，一打三反运动迫害致死高达万人，甚至十几万人。[58]

第四节　根深蒂固的区管式极权制与理想的破灭

把经典极权制改造成区管式极权制，关键是用地方党政官僚功能取代大多数中央官僚机构功能。为此，第一步是破坏中央官僚机构。文革夺权运动达到高潮时，所有中央各部委除了国防部以外都陷于瘫痪。包括冶金部、煤炭部、一机部、商业部等许多部委被正式解散。各中央部委所属企业的管理权几乎全部转归到地方，使得地方政府的权力达到最高峰。整体上，全国98%以上的中央直属国企被转归地方。中央直属国企总数从1965年的10,533个降到1970年的142个。[59]如果用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来度量放权，在苏式制度达到顶峰的1958年，该其比例不到20%；大跃进放权达到最高峰的1961年，该比例则高达近79%；在刘、邓负责的调整政策结束的1966年，这个比例曾下降到近65%；但是到文革形成的制度稳定后的1975年，该比例则达到特别高的88%。[60]与大跃进相比，文革不仅下放权力的力度更大，而且由于中央部委的全面瘫痪，情况比大跃进更混乱。然而，因文革前已初步建立了区管式极权制，每个地区已初步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央计画已不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尽管中央部委全面瘫痪，文革也没有发生类似大跃进时期的那种经济灾难，使得文革能得以继续。

文革时期在经济制度方面的重要发展是各地普遍建立五小工业（这个官方语言当时指的是煤矿、钢铁、水泥、机械、化肥这五个行业里的小型企业）。1970年起开始大规模推动的这项政策，不仅鼓励省市县各级政府建立地方中小企业，也促使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社队企业（commune-brigade enterprises）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使其进一步朝自给自足方向发展。文革结束时，全国基本建立了以县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和几百个县建立了涵盖能源、金属、建材建筑、机械和化工所有各方面的工业体系，成为基本自给自足的地区。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后来变成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乡镇企业（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是直接从社队企业转变而成的。

透过肃清刘、邓及其所领导的党政官僚，并大幅削弱中央官僚机构，使政治、人事、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更集中到领袖直接控制的中央手里。透过更彻底地消灭党内尚存的极其微弱的权力制衡机制，这个制度最大程度地帮助建立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帮助领袖直接抓住关键的人事、枪桿子（军队）、刀把子（警察）、笔桿子（意识形态）。这是区管式极权制的第一大特点。

然而在经济运行、行政管理和资源配置方面，这个制度则基本上依赖地方政府。因此，国民经济中大量资源的控制权以及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委派给了各级地方党政机构。各级地方党政干部必须效忠领袖，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中央还透过控制人事，严厉惩罚不效忠、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党政干部，并奖励效忠的干部。在中央高度控制政治的条件下，给地方很大的行政和资源自主权，是区管式极权制第二个大特点。这个抓大权，分小权的区管式极权制，在改革时期为极权制的运作提供灵活性，为极权制的官僚制度提供激励机制。而改革需要的许多其他条件也是文革造就的制度提供的。

毛原本期待靠个人迷信的力量造成「天下大乱」、「砸烂旧世界」，然后靠个人迷信再达到「天下大治」。但最后事实出乎他的愿望，靠了军管才恢复秩序。在宣布文革取得伟大成就的九大上，军人占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49%，政治局委员的52.4%。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第一把手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然而，文革清洗了军内非林彪派的将军，[61]军队控制大多数党政机构，令毛极度担心的林的权力大扩张。中共九大之后，毛以反对设立国家主席为藉口，勐批林及其支持者，毛、林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1971年9月13日，林在逃往苏联途中坠机死于蒙古。随后，中共以林彪反党集团为名，逮捕整肃包括总参谋长及空军海军司令在内的一大批将军，并牵强附会地把林解释为儒家信徒，在全国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用批孔的方式批林，既是为了掩饰林在制造个人迷信方面的贡献，更是为了藉着批孔大张旗鼓推行严刑酷法的法家治理模式（见本书第五章）。

从井冈山时期起，林在数十年里帮助毛清洗了许多党内军内的对手，包括打倒彭德怀、刘少奇和邓小平。自从1959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就按照毛的旨意政治建军，把解放军变成建立个人崇拜的工作队，为文革奠定了基础。林在制造个人崇拜和文革中的贡献，使他成为仅次于毛的中共最高领导。中共九大以党章的方式规定林是毛的接班人。林的突然倒台和批林批孔运动，使得文革以来无休止的政治迫害完全丧失了任何自圆其说的逻辑。人们开始怀疑文革的合理性，怀疑毛的判断。如果林反毛反党，为什么永远正确的毛会选林做自己的接班人？

文革早期打倒了大多数党政干部，林彪事件后又打倒一大批，致使毛在各方面都陷入困境。此时，邓小平乘机致信毛表忠心，得以重返政治舞台。邓与周共同以「四个现代化」[62]为口号，试图把恢复经济作为工作重点，深得中共和民众的普遍支持。但毛认定这是要否定文革。于是，在周恩来葬礼之后，毛立即将邓再次打倒，并发动批邓运动。林彪事件第一次动摇人们的信仰之后，批邓使更多人，尤其是被打倒的中共干部、被整肃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更深刻地怀疑文革。虽然周也是制造个人崇拜及发动文革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在文革中努力保护所有效忠毛的干部，关注四个现代化。因此，人们把周和邓当成（或误当成）抵制文革的英雄，及持不同政见的旗手。

持续而且普遍的迫害，加上批林和批邓的反覆无常，使得从中共高层到普通民众产生了人数众多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反对文革，反对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希望恢复秩序及经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为结束文革准备了条件。在极权制残酷镇压的威慑下，无人敢表达对毛不敬的任何言论，持不同政见者把愤恨集中到以江青等毛的最紧密追随者身上，称他们为四人帮。1976年清明节，中国多个城市爆发自中共掌权以来首次自发的大规模政治抗议活动。4月5日，藉悼念周的名义，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北京爆发几十万人参与的自发政治抗议活动，反对四人帮和文革。上海及其他城市当天也发生了类似活动。

虽然所有持不同政见的抗议活动都被暴力镇压，但反对四人帮和反对文革的政见却越传越广。在这个基础上，在毛死后仅四周，中共高层就发动政变，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和所谓四人帮的其他人。灾难性的文革终于在举国欢庆中结束。据中共中央的统计，文革造成一百多万人死亡，一千多万人受伤或致残。[63]在全国八亿多人中，被迫害者超过1.13亿。[64]几乎每位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里都有被迫害的人。平均每七人就有一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比史达林时代的肃反运动还残酷。[65]而文革造成的跨代的持久恐怖，进一步加固了极权制的基础。

大跃进和文革虽然有很强的毛个人特点，但其实质超越领袖个人的特点，是领袖和群众共同强化极权制的演变过程。领袖是极权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包含意识形态和个人崇拜。领袖鼓吹意识形态，领袖的追随者吹捧个人崇拜，群众追随领袖的意识形态和崇拜领袖个人。群众（masses）指的是原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体，是对自身权益缺少自我意识的人群。极权制透过剥夺所有个人的产权和政治权，剥夺他们的表达和结社权，摧毁个人信念和个人意志，迫使或诱使他们接受党的灌输。在党的引导和煽动下，形成他们对领袖的无条件的忠诚及对敌人的仇恨，形成暴力。只有在群众里造成疯狂的个人崇拜，才有伟大的领袖。群众创造伟大的领袖，领袖创造群众运动。领袖和群众是不可分割的一对。

大跃进和文革把领袖的权力、党的权力都强化到极致。靠这些运动所形成的区管式极权制中，向地方党政分的是小权，是行政权，是管理资源的权；是为了领袖和党中央更能集中力量抓大权，从而把更多的党员干部都变成群众。党和领袖源于列宁主义的极权制；区域管理的机制则部分源于中国帝制传统的郡县制。

文革造就的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为毛之后的改革铺平道路。但是绝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质疑共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制本身。他们反对的只是极端的个人迷信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他们只是希望恢复经济，恢复秩序。少数思想「开放」的人希望在保持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市场发展。也有「保守」的人希望回到1950年代的苏式制度。即便在持不同政见者里，多数人也仍然生活在恐怖中。质疑极权制和极权主义的人数极少，而且既不能发声，也不能交流。直到2024年，这个基本状况仍然没有很大变化。这表明区管式极权主义早已变成中国的制度基因，也决定了中国步入民主宪政的歷程的艰难。

[1]胡风曾是日本共产党员及着名亲中共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领袖，因被控反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中共1954年将其逮捕并在全国发动肃清知识分子的运动。胡风1979年获释，1988年被中共平反。

[2]朱正，《报人浦熙修》（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页220-221。

[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5]丁抒的《阳谋：「反右前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修订版）系统地记录反右运动引蛇出洞的官方文件和史实。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330-362。

[7]毛泽东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455。

[8]朱正，《报人浦熙修》，页238-240。

[9]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100-101。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431-433。

[11]朱正，《报人浦熙修》，页129。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34-439。

[13]胡治安，〈回忆「摘帽办」：解决55万人的问题〉，《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3期。

[14]申渊，《新编五七右派系列传》（香港：五七学社，2017），页7-12。

[15]Leo Orleans, Professional Manpower and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61), pp. 68-69, 74-75.

[16]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17]熊先觉，〈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真相〉，《炎黄春秋》2003年12期。

[18]刘少奇，〈与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60年6月30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ushaoqi/1967/112.htm

[19]史达林说：「旧俄国歷史的一个特点是她不断遭受打击……因为她的落后……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或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追上他们。要嘛我们做到这点，要嘛他们压垮我们。」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 p. 356.

[20]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21]赫鲁雪夫在1956年称社会主义制度将超越西方世界并最终埋葬他们。Nikita Khrushchev, Let Us Live in Peace and Friendship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59).

[22]毛泽东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625-647。

[23]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7月18日），收入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万岁》。

[2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页470。

[25]文革前夕去世的柯对发动文革和促成所谓四人帮的势力有巨大贡献。他在1922年去过莫斯科，见过列宁。在文革酝酿期他是密切配合毛进行文艺批判的中共最主要领导之一，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皆为文革四人帮成员）的关键支持者。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6]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马克思主义文库。

[27]〈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单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6），页138-141；毛泽东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页108-125。

[28]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页138-141。

[29]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页38-41。

[30]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页38-41。

[3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页42。

[32]中央档案馆，《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第一卷，第14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页238。

[3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8。

[34]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页149-153。

[35]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6]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页143-144。

[37]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页149-153。

[38]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页180。

[39]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页180-183。

[40]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页185。

[41]毛泽东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209。

[42]痞子指的是地痞流氓，或所谓流氓无产者。「痞子运动」则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中讨论过的，在农民运动中鼓动地痞用暴力制造恐怖的策略。他说：「痞子运动」「好得很！」还说：「流氓地痞……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43]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页185-21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44]杨继绳估计为3,600万，参见《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中共的党史权威廖盖隆则称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为4,000万，参见〈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45]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页217。

[46]徐天，〈六十年代的「接班人计画」〉，《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3期。

[47]高干子弟指司局级或以上干部的后代，干部子弟则包括中层中共干部的后代。由于涵义相近，文革时经常混用。1990年代以后产生的用语红二代和太子党，通常指文革时期的高干子弟，有时泛指那时的干部子弟。

[48]毛泽东，〈6月24日与王海容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马克思主义文库。

[49]毛泽东，〈8月与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

[50]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nbiao/mia-chinese-linbiao-19660518.htm

[51]红卫兵和中共初期建立的民兵武装赤卫队的英文相同。而当年赤卫队的名称来自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武装的称唿。

[52]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北京：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页740。

[53]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革命史》（香港：天地图书，2016），第七章。

[54]阎淮，《进出中组部》（香港：明镜出版社，2017）。

[55]这些人中很多直接或间接受禁书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新阶级论》（The New Class）的影响。其中最着名的是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遇罗克在文革后期被处死刑。

[56]杨继绳，《天地翻覆》。

[5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页337。

[58]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纪实〉，爱思想网，2014年4月11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3854.html

[59]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 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 No. 2(Jun., 1993), pp. 135-170.

[60]Chenggang 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9, No. 4(2011), pp. 1076-1151.

[61]杨继绳，《天地翻覆》，页21。

[62]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毛之后中共重提这个口号，成为改革的口号。

[6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建国以来歷次政治运动事实》，1984年5月。转引自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记忆》第104期（2013年）。

[64]叶剑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的统计数字。转引自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65]据苏联人权组织的资料，苏联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在肃反运动中遭到迫害。在一亿六千八百万人里，平均每129人有1人受到迫害。

第十三章　分权式威权制的兴衰：
后毛时代的改革及其终结

在全面控制资源的条件下，所有共产极权制经济靠极高的投资都曾经歷一段高速增长，但没有一个能持续增长变成高收入发达经济体。所有的苏东欧国家，[1]在尚未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前，经济增长速度都下滑到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速。按照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歷史唯物论，这个普遍事实证明了共产极权制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这不仅使共产党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而且削弱了苏欧集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的能力。因此，经济改革是挽救共产极权制的必要措施。但是经典共产极权制坚守消灭私有制的基本原则导致苏欧经济无法改革，最终导致苏欧体制瓦解。

相比之下，大跃进和文革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后，毛之后的中共在深陷危机的情况下，追随苏欧国家，开始了其挽救共产极权制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特色的共产极权制下，中共在坚持共产极权制原则的改革中居然发展出了庞大的私有经济，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四十年。这不仅挽救了共产极权制，而且造就了新的极权制超级大国，同时使得当代共产中国的制度充满迷惑性；其中最大的迷惑性来自人们普遍无视中共的制度是共产极权制这一事实，从而忽略了中共的改革自始至终是为了挽救和扩大共产极权制的事实。

大跃进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区管式极权制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正是这个特殊的极权制，使得毛之后的改革能做一些其他极权制不能做到的事。此外，任何专政制度内的改革都需要巨大的力量推动。正是中国人对文革灾难的反抗和反省激发出了改革的巨大动力。使数千万人死亡、一亿多人遭受迫害的大跃进和文革，不仅动摇了毛的形象，而且动摇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共在广大民众心中的合法性，促使中共摒弃了阶级斗争路线。

但极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总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个制度，保护其制度基因。他们从改革之初就做了部署，防止和抑制改革中产生新的制度基因，防止改革偏离或甚至动摇极权制。邓小平在改革尚未起步之时就声明，必须永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等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即改革是挽救政权的权宜之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当权者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暴力镇压贯穿几十年的改革时期。镇反、反右、文革以来形成的恐怖不仅仍然笼罩全社会，而且在网路和数位技术的时代，还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在从苏联移植而来的苏维埃加电气化极权制基础上，靠融合从美国获得的技术，中国进化出了共产党加大数据－人工智慧极权制。

第一节　为极权制的生存而进行的改革

不改革死路一条。

──邓小平

对中国改革的一种流行说法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该见解忽视了文革结束后中国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而只是肤浅反映了1989年之后的部分情况。更完整的基本事实是，从1977年起中国从政治上开始了改革。但需要明确说明的是，文革后中共上层所做的政治改革尝试，并非为了改变中共的极权统治；相反地，是为了挽救和重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1989年的残酷镇压进一步证明这点，这是理解中国改革和理解今日中国制度的基础。

「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在苏联解体后说的这句名言表达出当时中共高层的共识，即经济改革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命运。此话还表明经济改革本身也是意识形态，是挽回中共信誉、说服民众继续服从中共统治、接受极权制的重要信念，是中共统治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文革从基本上动摇了极权制的合法性。在毛刚去世时，中共的生存面对严重挑战。但只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人事）方面仍然沿袭文革，就不可能改革。在毛去世数周后，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政变，逮捕了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虽然政变获得广泛支持，局势基本稳定，但当时包括邓在内的大多数中共各级领导人仍然处于被打倒或被离职的状态。而当时的党政各部门，包括意识形态和媒体的主要领导，大多数是靠文革夺权和军管上台的。

从1977年3月起负责中共中央党校，12月起兼任中央组织部（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推动改革，包括转变中共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人事）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针对当时华国锋提出继续毛路线的两个「凡是」理论，胡发起的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辩论，开启了质疑毛路线和冲破个人崇拜的大辩论，也同时为压制华的政治权力斗争提供了弹药。权力斗争的一方是以邓、胡为代表的「改革派」，试图否定毛的文革路线；另一方是华为代表的「凡是派」，主张坚持毛的路线。1978年底经过激烈辩论后，华承认两个「凡是」是错误的提法，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奠定了基础。全会决定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会议改变了中共路线和确立了邓的领导地位，但并不如中共官方所称，是开启改革的里程碑。事实是，这次会议的主旨不仅并非改革，甚至还明文禁止改变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

中共在1980年初形成了第一代改革的领导班子，即所谓邓胡赵体制。这个以集体领导为名义的体制，实际并非集体领导。邓小平名义上为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是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以党的名义掌握军权者为最高领导，凸显了极权制的特点。胡耀邦名义上为中共总书记，主持政治人事方面的改革；赵紫阳为总理，主持经济改革。但实际上，胡、赵必须服从邓及其他中共元老。1980年代，胡、赵在推动政治、意识形态、人事、经济改革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直至邓剥夺他们的权力。因此，有改革者称中国改革的开创阶段为「胡赵变法」。[2]

首先，胡推动的大规模平反工作为改革奠定了人事基础，也部分挽救了文革导致的极权制信誉危机。胡不仅推动平反文革受害者，包括刘少奇、薄一波等中共领导人，而且努力平反中共歷次运动中大批被清洗的党内外人士。这场中共歷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运动改正近55万右派，纠正12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45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摘帽2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3]到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冤假错案，涉及一亿人。[4]同时，胡推动全面清除文革夺权上台者，涉及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党政机构。与平反之前的1977中共十一大相比，在平反结束后的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超过55%的中央委员被淘汰。[5]这不仅为后来十几年的改革铺平了道路，而且削弱了自1950年代的镇反和反右以来中共在整个社会制造的恐怖气氛，为「自由化」的产生铺平了道路。但极权制与自由化不相容。

在中共高层围绕毛的精神遗产展开辩论的同时，1978年底，北京等地街头出现批判毛和极权制的大字报。这些很快演变成自发的民间集会、结社和刊物，公开批判毛，要求保护人权，要求政治改革。同时，全国各地到北京要求平反的人群也举行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示威游行。

面对自从反右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集中挑战中共制度的现象，中共高层各派都倍感威胁。1979年3月邓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不可挑战，不可质疑，不可动摇。[6]接着，当局就抓捕了发表挑战极权制的主要作者并判以重刑。次年，中共令人大修宪，把大字报列为非法。[7]在改革即将启动的前夕邓所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从此成了中共改革的不可踰越的红线。这明确无误地告诉世人，中共的改革从来不是单纯以经济为目的，而是以挽救、维护和巩固极权制为目的。

中共的制度基因在保护极权制方面比苏欧更强大。1956年，赫鲁雪夫把苏共极权制的罪责都归于史达林个人，以此维护苏共的利益和挽回极权主义的声誉。但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邓作了与赫鲁雪夫截然不同的选择。中共以毛的追随者占主体，为了挽救中共，如何结束毛路线是对中共的重大挑战。从1979年11月至1981年6月，中共四千多名高级干部参与了由邓、胡主持的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8]这在中共高层引发激烈辩论。很多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控诉毛几十年制造的冤假错案，认为中共存在的问题都是毛个人造成的，提出要把党与毛分开，要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中共最高层一度出现了某种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的机会。但是，邓果断坚定地压制了这个辩论。他说，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党的歷史，动摇党政权的合法性。[9]之所以邓对中共高层的压制能占上风，是因为他代表中共高层相当多人的意志和利益，包括比邓更保守的华国锋和陈云。如果一定要使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词汇来描述，在政治上邓是保守派。事实上，中共绝大多数成员向往的改革仅仅是结束阶级斗争，尽快回到大跃进和文革之前的毛时代。中共党内的力量决定胡、赵等少数试图改革的政治领导人物，其作用只限制在改革初期对文革路线的冲击。之后，他们就被党内传统力量消灭或化解。

和文革后三、四年内，中共内部的政治辩论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人事的有限改革一致，中国经济改革的目的同样为了维护极权统治。实际生效的中国第一个经济改革措施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而不是中共倾力关注的国企改革。即便这个改革也并非邓或任何中共领导有意设计或发动的，而是起源于最贫穷地区的农民为了挣脱贫困的自发努力。所谓改革派的重要作用是，他们部分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容忍农民自发违反「集体制」的大胆行为。

就在中共高层聚焦在辩论检验真理的标准等意识形态问题，邓和华之间权力斗争如火如荼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陷于绝对贫困的农民自发开始了后来称为「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为了改变自己食不果腹的命运，为了免遭饥荒或外出乞讨，他们冒坐牢的风险把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包产到农户，把集体农业变成个体农业。之所以自行分配法律上属于他们自己这个「集体」的土地要冒很大的风险，是因为实际上集体无权处置土地，私分土地就在不久前还一直要遭批斗甚至受牢狱之灾。但是，这次他们的冒险发生在改革正要开始的时候，因而得到时任省委书记万里的政治保护。而万支援他们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在极度贫困的地区产生饥荒。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四川也作了与此相似的农业改革。事实证明，土地承包制度这一自发的基层试验为农民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导致这些地区的农业产出迅速增加。

土地承包制在个别地区得以实施和取得成功后，迅速推广到安徽和四川全省。1980年，赵和万分别升任正副总理，在全国推广土地承包制。伴随土地承包制的全面推广，到1984年，中共宣布解散人民公社，结束二十几年的人民公社实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大突破。[10]

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提高了农业产出，而且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到工业和其他行业。几年后由此带来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工业产出。农业和工业的大发展，使数亿人摆脱了人民公社制度造成的绝对贫困。

中国改革的第二个重大突破是建立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的经济特区。这个改革原本也是为了应对地方经济的绝对贫困而提出的，并非为了对外开放本身。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和贫困，从1950年起，中国大陆持续不断地有大批人逃亡英属香港。1970年代末，大逃亡达到极点，仅1979年就有十万人试图逃到香港，三万多人成功，使得广东省委面对极大压力。彼时，省委书记习仲勋从下属得到建议，在今日称为深圳的地区出租部分土地给香港企业家，靠吸引香港资金发展当地经济，希望以此解决逃港潮问题。1979年4月，习在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希望中央批准试行此政策，得到华和邓的支持。[11]陈云等则称之为「卖国」行为，是复辟半殖民地。[12]作为政治上的折衷，中共将此限制为小规模地方实验，称为经济特区。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初步试行成功之后，1984年起经济特区持续扩大和迅速增多，变成全国现象。这项改革使中国从几乎没有外资投入和几乎没有出口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在2023年之后又迅速离开了中国）。

如前述，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地区实验和地区竞争都是很重要的机制。在改革中，这些机制变得更重要。中国经济改革初始阶段最重要的土地承包制和经济特区这两个改革是很好的例证，它们都是地方党政主动提出，主动开始的局部「实验」。中央的作用是在原则和方向上减少限制，实际默许或允许地方做实验；然后在地方实验成功的基础上，以地区竞争的方法鼓励各地推广。[13]而这个重要的机制是以区管式极权制为基础并由其决定的，本章后半部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一、共产极权主义原则：改革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共中央在尚未开始任何经济改革之前就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14]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圈定了改革的范围。邓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高层包括所有各派的共识：改革是为极权制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必须禁止，甚至镇压任何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个人和行动。

改革刚起步几年，邓就进一步明确说明中国的改革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防止在改革中有人要「『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强调中共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他预见「开放政策是会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15]

无论是以邓为代表的「改革派」，还是以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派」，都自称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改革，即为了极权制的生存而努力。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如何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教条，以及什么改革具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在极权制下，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学界基本上在意识形态的边界上挣扎，试图用解释或者曲解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方法，为新经济政策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注释。中共内部关于经济改革的争论，很像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内部的争论。在受到新教冲击的情况下，为了天主教会的生存，教会内部的改革派必须靠重新解释教义为改革的合法性提供依据。教会之外，尤其是不懂基督教的人，往往难以理解教会内关于教义的辩论的真正内涵。相似的道理使得几十年来人们对中国改革存在很多一厢情愿的误解。[16]另一方面，自从反右，过去在欧美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被从学术机构里清洗，或在学界无足轻重。在学术界和政府里面起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都是苏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即便不是直接在苏联接受的训练，也是在中国接受的苏式训练。几乎所有出名的经济学家都是中共老党员甚至是高级干部，或者由他们推荐的年轻人。

邓与当年的列宁相似。他在坚持极权主义原则的同时，急于找到能帮助极权制生存的实际办法。邓年轻时留学法国和苏联，改革前夕又出访美、日，对中国的落后体会深刻。而且，他急需在经济发展方面建立业绩，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土地承包制和经济特区两项改革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得邓、胡、赵、万等人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但是在不触动所有制的条件下，他们尝试靠推动市场及契约的改革来解决国有制带来的各种问题，都难以改善业绩。

陈云则更像当年的托洛斯基，坚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忽略实际操作性。他坚持史达林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即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遵循有计画按比例的规律，其中包括苏式的公有制，产品按计画调拨，反对以市场交换为主的所谓商品经济。[17]

面对迫在眉睫的实际经济问题，在折衷邓、陈两派意见的基础上，胡、赵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推出并通过的中共第一份整体改革的文件中，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画的商品经济，要透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计画。陈称赞该文件强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原则，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8]邓－胡－赵派则认为这为引进市场机制提供了合法性，是重大突破，因为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被解释为市场。

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只是部分合法，而且市场上同时存在市场价和政府规定的计画价。这种所谓双轨制不仅是价格机制，而且是国民经济各方面同时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特点。双轨制为官商勾结和腐败制造了无数的机会。同时，双轨制也在党政控制所有资源的社会里打开了缺口，使乡镇企业有了发展的机会。从对私企发展和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贡献看，乡镇企业是中国早期经济改革最大的成就。在私企没有合法地位的时期，83%至86%的乡镇企业是以乡镇企业名义註册的私企。[19]这个发展完全不在中共经济改革的计画之内，因此对于如何处理就摇摆不定。实际上，邓一方面承认「完全没有料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20]另一方面又在抑制通货膨胀时，要求各级地方党政干部用党籍做保证，把乡镇企业压下去。[21]

1980年代初，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公有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企，其余的是性质与国企基本相同的集体企业。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研究1960年代末开始的苏欧经济改革中发现，国企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时，政府总会挽救使其免于破产；而预期政府会挽救，国企会不负责任地大量借债投资，最终使得大批国企以至整个经济陷于债务困境。他称此现象为软预算约束问题（soft budget constraints）。坚持国有制的任何改革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苏欧经济改革全面失败的制度原因之一。[22]

在限定不可触碰国企所有制的条件下，1980年代的企业改革只好局限于模仿土地承包制，把企业承包给经理（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盈余时，这个方法尚能为管理者提供激励；但国企亏损时，政府仍然必须解救。无法解决软预算问题，使国企改革一筹莫展而且情况持续恶化。[23]国企的软预算约束加上双轨制一度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共为了维护极权制而限制改革的范围，但由此带来的经济问题反过来严重威胁极权制的生存。

二、从四项基本原则到天安门

文革的灾难唤醒了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很多中共干部。一些人以不同方式表达人道主义精神，质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质疑非人道的制度，在社会中引起很大迴响。但中共高层一致认为「改革」的同时必须强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避免出现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现象。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在高调重复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强调对于「任何企图削弱……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必要的斗争」。[24]在经济改革还没有眉目的1981年，党媒和军媒就掀起了批判电影剧本《苦恋》的风潮。邓不仅支持这个风潮，而且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25]最后，胡耀邦以降低批判调子的方式，大事化小结束了这场风潮。[26]然而这只是中共一系列压制行动的序曲。

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党媒和「保守派」立即在全国掀起运动，造成保守力量在政治经济所有方面反攻，使原本就举步艰难的经济改革面临更大的挑战。胡、赵尽全力以经济改革为由，说服邓停止这场运动，勉强保住了刚起步的经济改革。胡在去世前不久说：「由于我和紫阳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保守派发起的清污大批判〕……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但……〔保守派〕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27]

虽然胡、赵是为了中共的利益而推动经济改革，但他们为改革而放松控制的行为被中共高层看成挑战极权制。邓发起的两次巩固极权制的运动在党内高层则得到普遍支持。中共高层不能容忍在改革的名义下萌发出任何有可能挑战极权制的新制度基因。

在各种限制下，经济改革难以推动。面对极权制生存的棘手问题，邓于1986年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28]这在中国社会引发了极为热烈的反应。许多人希望借此冲破极权制枷锁。1986至1989年初，关于政治改革的辩论在知识分子中展开，使那段时期成为中共统治时期最自由的黄金时代。

1986年12月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因不满合肥市人大代表的选举作假，在校内举行集会抗议。副校长方励之在集会上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此后，该校学生上街游行争取选举权，进而引发全国性的学潮。全国二十八座城市的大学出现大字报和游行，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邓令胡、赵等坚决处理这些示威的学生。邓的这些命令代表党内高层多数，尤其是元老。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公开宣称：「你有300万大学生，我有300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拿这么多脑袋来换！」但胡拒绝採用任何镇压手段，希望透过沟通和对话处理。[29]

在胡拒绝镇压学生的情况下，12月30日，邓召集胡、赵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开会，称学潮是胡造成的，并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右运动相提并论。之后，胡被迫辞职。几天后，邓指定由赵负责的五人小组统治党政，[30]并立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开除了方励之等人的党籍，同时对一大批党内外知识分子展开批判。国内的学生在压制下暂时没能表达反抗。但美国一百多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发起公开信运动，两千多人签字，抨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31]并要求为胡、方等平反。[32]数月后，赵向邓报告，一些人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反对经济改革，情况紧急。邓担心经济改革受阻，指示「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给了赵机会，以经济改革为名，叫停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33]

改革的道路被处处封堵，国企改革陷入困境。国有制带来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双轨制的改革方式在党垄断权力的制度下，变成权力在市场上获利的机制与产生腐败的制度。这些都在全社会引起严重不满。很多着名知识分子要求政治改革，反对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在1989年初的三个月里，多个知识分子群体，包括许多中科院院士，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同年4月对北大、清华等北京五所大学的民意调查发现，超过50%的学生倾向多党制，近22%的学生反对社会主义。当时，中共上层普遍认为急需压制。就连胡耀邦的追随者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在3月说「现在形势是1957年的形势，现在压不下去，就得被迫反右」。几乎同时，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胡耀邦曾长期领导的共青团系统培养的领导人胡锦涛以武力镇压拉萨民众。[34]这使邓对胡锦涛刮目相看，六四之后将他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民众普遍认为他的猝死与他遭受的迫害相关。而胡遭受迫害是因为他努力保护民众的言论自由。因此，刚被压制下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胡的突然去世反应强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官方葬礼的同时，天安门广场有五万多名学生和其他民众冲破官方阻挠，举办自发的悼念。他们要求中共为胡平反，并唿唤民主自由。许多其他城市也出现大规模挑战政府的游行示威。邓称此次学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同时，他指示《人民日报》据此原则在4月26日发表社论（史称四二六社论），称这个动乱是反对中共的领导，必须镇压。这引发了北京十万大学生的大示威。他们冲破警察封锁，示威十几公里到天安门并占据了广场，要求与政府对话。他们要求政府收回四二六社论，保证不迫害参加示威的学生。[35]

赵从4月底开始努力说服邓收回四二六社论以平息学潮，并公开声称学生没有反对中共和基本制度。但他遭到邓和中共高层多数的反对。期盼与中共中央对话的学生感到无奈后，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数千人参加的绝食。5月19日，邓在家里召集紧急会议，有五位文官八位将军参加，总书记赵和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因为他是胡耀邦的人）缺席。邓称动乱是因为党内存在与他不同的另一个司令部，并下令调集十几个军的部队执行戒严。陈云坚决支持邓的决定，说否则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就会变成资本主义。19日晚，赵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喊话，劝他们尽快撤离广场。广场上的学生仍然坚持要政府答覆他们的要求。学生的要求不仅得到知识分子、北京市民，及许多中央党政机构干部的普遍支持，也得到香港和海外华人的普遍支持。出访在外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拿大声明要保护学生，但回国时被迫降落上海「养病」。张爱萍、萧克等八位没有在邓家与会的将军联名致邓和中央军委，要求军队不要进城。第三十八集团军的军长拒绝执行命令，后被军事法庭判刑。从全国各地调集入京的十万戒严部队遭到北京百万民众堵截，持续十几天无法执行戒严。[36]

6月4日凌晨，数十万军人奉命，靠坦克、装甲车和实弹镇压，占领了天安门广场。这场事件史称六四事件或六四屠杀。随后，赵的所有职务被正式撤销。其他与胡、赵立场相似的官员也都被撤职。而在上海镇压「动乱」立功的江泽民被紧急任命为总书记取代赵。胡、赵时期一大批策划改革的人，包括一些资深的中共官员，及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或被捕，或逃亡，或流亡国外，或被软禁。包括赵在内的许多人士一直被软禁到死。美国和欧盟等民主国家对中国进行极为严厉的制裁。文革后建立的中美蜜月从此结束。

第二节　经济改革：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

六四事件对中国和世界都造成深远的影响。[37]更重要的是，六四事件进一步证明中共的制度基因在保护极权制以及在权力危机时的强大能力。文革后开始的改革从起始就是步苏欧改革之后尘，并且遇到与苏欧改革相似的困难。[38]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后毛时期中共高层的共识，而且与毛时代的反和平演变以及苏共和东欧共产党坚持的原则一脉相承。中共党内绝大多数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只集中在如何更有效保护极权制。六四事件与十几年前的布拉格之春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那次是苏联坦克镇压捷克民众，但在镇压后十几年，极权制在苏联和捷克全面垮塌。而这次是解放军坦克镇压本国民众，并且在镇压三十几年后，极权制在中国卷土重来。

在六四之后数年，中国经济大发展，无视中国的极权制，西方国家帮助中国融入了国际贸易体系，极权制得到巩固发展。这是特别值得分析的地方。

六四之后仅五个月，随着柏林围墙倒塌，东欧极权制国家一个跟着一个如多米诺骨牌般全部倒塌，直到苏联解体。曾经风靡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只剩下中国和北韩等几个边缘国家，这对于步苏欧后尘，试图靠经济改革挽救极权制的中共是极大的打击。倒胡赵、镇压六四，加上苏联解体，使以陈云为代表的强硬派在中共占了上风。临危上任的江泽民紧跟这个强硬路线。僵化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立场把胡赵时期为经济发展而採用的通融性做法都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和禁止。国际上对中国的制裁也起了作用。所有这些都招致经济急剧衰退，直接危及极权制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稳定。

在国际制裁、改革倒退、苏欧垮塌的三重打击下，大批乡镇企业倒闭，中国经济衰退，人心不稳；邓的实际地位也受到严重挑战。面对1989年以来的国内外危机和苏联解体对极权制带来的重大威胁，为避免中共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邓于1992年初视察中国南方多地，试图重振经济改革，把中共的工作重点重新拉回到经济建设上。中共官方使用帝国时期皇帝巡视南方的专用词汇，将邓的这巡视颂扬为「南巡」。

面对刚解体的苏联和刚镇压过的中国（官方宣传称实现政治稳定），邓感到经济改革受阻是最紧迫威胁中共政权生存的因素。他说，苏联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搞经济建设」。面对因六四引发的国际制裁和苏联解体给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邓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39]在西方社会对极权主义认识严重不足的背景下，邓的这个欺骗战略成功地帮助中共隐藏了其真实意图，直到习近平的过于自信在无意中将其戳破。邓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乱是要葬送社会主义的右派势力；拒绝市场改革的左派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他还威胁江和其他最高领导说要打倒拒绝改革的领导人。[40]邓声称六四屠杀会给中国换来几十年稳定。然后他透过南巡，把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点从政治镇压转移到经济改革。江从此紧跟邓的立场。

但下决心经济改革与能靠改革解决经济问题是两回事。事实上，从赫鲁雪夫到戈巴契夫，以及其他东欧共产党领导，1960年代起就都认识到经济问题的严重性，都多次发布过命令或指示，希望透过改革解决经济问题。但他们为挽救极权制的经济改革都被极权制自身所限制，导致全面失败。

中国与苏欧最大的不同是，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区管式极权制以及文革的灾难曾在中共党内外带来过某种觉醒。前者决定了中国在改革中普遍採用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方式；后者决定了在改革刚开始时，中共党内外都存在某种社会力量，希望冲破极权制度束缚，包括建立私企。但发展私企意味着资本主义，既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也挑战极权制的基础。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针对这个力量。最具讽刺意味的两难问题是，中国的改革要有成效，关键在于是否能放松压制经济发展的各种束缚，尤其是对私有产权和私有企业的束缚。

在邓忙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调兵遣将镇压北京的学生时，新建立的特区深圳仍在克服巨大困难和风险，保持高速发展。这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和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的冒险。[41]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初以来，以温州为代表的许多地方政府为保证自己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为当地私企的暗中发展制造合法性的伪装或其他保护。即便六四之后，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巨大压力下，这些地区也仍然在掩护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所有这些使得邓在南巡时有机会看到和支持深圳的快速发展，也让经济改革的号召有具体实施的内容，而不流于空话。地方党政有动力、能力和资源进行实验，则是一方面得益于文革灾难带来的觉醒，另一方面得益于区管式极权制在确保地方党政效忠中央的前提下保留给他们的资源和行政权力。

第三节　走向分权式威权制

尽管中国与苏欧共产党国家发动的经济改革都是为了挽救极权制，但是两者採取的手段不同，结果更是天壤之别。苏欧的改革一直不能触动所有制，无法扭转经济的颓势，无力挽救极权制。相比之下，从文革结束就紧随苏欧改革步伐的中国，其改革扭转了经济方面的颓势，挽救了极权制。这其中的「奇迹」就在于中共放松了对所有制的限制，包括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的部分开放和允许私有企业在中国发展。放松对私有产权的限制虽然利于经济发展，但即便是部分放松，也违反共产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实际上，这是以极权制党国放弃部分权力，丧失部分垄断为代价的。

中共一方面比苏欧共产党更严厉压制本国民众，更残酷镇压本国公民对人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允许私有经济发展，放松对产权的限制。前者保证在社会上制造充分的恐惧以压制不同声音，后者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二者的结合虽然看去似乎是保证极权制生存的完美战略，但靠发展私企挽救极权制，在制度上及意识形态上都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从长远看不可持续。最终，不是极权主义制度被松动以致被迫放弃，就是私有经济被极权制压垮。中共宣传机器把这看去自相矛盾的策略解释为邓的战略眼光和实用主义哲学（例如猫论，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论），称邓小平为改革的总设计师。

事实上，中共从来都禁止讨论私有化，甚至禁称私有企业为私企。[42]中国私有经济的迅勐发展，既非邓设计的战略，也非中共的有意所为。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奇迹」，离不开在文革灾难之后中共对于发展经济的紧迫感，更离不开区管式极权制的特点。

任何极权制都是严格自上而下任命、监督和执行的官僚体制。区管式极权制中，从省到县各级地方政府控制的经济都是功能健全的经济体，为地区实验和地区竞争奠定了基础。自1979年的三十多年里，除1989到1992年之外，中共一直把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是硬道理」作为基本路线，把经济发展当作最重要的目标。在这个路线下，各级地方党政官员在官僚体制内的升迁取决于所辖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速度。这类称为「排序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的机制为地方党政官员提供了高强度的激励。[43]在此驱动下，许多地方政府主动寻找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手段，甚至冒险实验各种方法伪装保护当地的私企。[44]

中共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改革政策，从法律和政策上都明文禁止雇佣超过八人（八人的上限来自马克思《资本论》）的私有企业。而集中于国企的改革陷于困境。国企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累赘，更威胁到经济的稳定性。与之相比，以集体企业为合法名义的乡镇企业大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排序竞争的机制下，国企和集体所有制不发达的温州等地方政府，允许私企伪装成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使私企能大发展，推动当地的经济。看到这类「实验」加速经济发展，其他地方政府也普遍模仿，使得很多地区的私企都得以在伪装下发展。在没有法律承认的条件下，事实上的私有经济大发展，使中国经济很快就变成以民企为主。[45]所谓「民企」这个至今中国仍然使用的官方词汇，就是试图模煳私企与集体企业的界限，掩盖私有产权发展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在改革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筹莫展，与垮塌前夕的苏欧经济改革极为相似。几经改革后，国企仍然普遍严重亏损，许多城市因地方国企亏损导致严重地方财政困难。与温州党政掩护私企的方法相似，个别市政府以「改制」的伪装形式，在事实上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由此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当时中国面对险峻的经济形势，地方和中央都急需解决国企负债带来的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朱镕基和江泽民支持把这些地方自行启动的私有化地方国企「实验」 以改制为名推广全国。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1997年十五大提出所谓「抓大放小」的政策，即把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的实际所有权变成法定所有权。这为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责任，私有化他们管辖区的中小国企开了绿灯。但私有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禁区从来没有改变，所有的私有化都必须称为改制。而且，为了重振大型国企的「抓大」才是重点，「放小」只是为了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但事实上，只有「放小」卓见成效。在排序竞争的驱动下，各地方政府数年内就把大量地方国有资产私有化。1997至2005年期间，中国以改制为名而售卖的国有资产规模超过世界任何国家经歷过的私有化。[46]

在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的前夕，中国经济的主体已经是私有经济。经济的产权结构的重大改变缓解了国企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对国民经济造成的负担，从基本上改善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状况，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私企大规模存在已经是既成事实，私企对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显而易见，这迫使中共修改党规国法，逐步承认私企的合法地位。2002年，中共党章正式承认企业家在社会中的地位；2004年，国家宪法正式承认私有产权。在修改党章宪法的前后也伴随着大量有关保护产权与执行契约等其他立法工作，尤其是建立民法。

推动中共承认私企和大规模建立民法的另两个推动力是吸引外资和发展证券市场。1980年代初，中央同意广东的提议，准备在深圳等地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时，立即碰到中国基本没有民法，因此难以保护境外私有资本合法地位的问题。中国从1980年代末开始发展金融市场也遇到相似严重问题。证券市场作为交易产权的市场，其发展离不开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契约执行的保障。正式承认私有产权并系统建立执行私有产权的民法，不仅在中共统治下开了先例，在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改革中也未发生过。这标志着中国的制度事实上朝相对宽松的威权制演变：允许私有产权的有限发展，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方面出现有限的多元化。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从来没有意愿要用威权制取代极权制。但1980年代中后期中共内部的确辩论过威权制的概念。面对国企改革的困境、苏欧长期改革的失败以及戈巴契夫正在推动的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邓、赵1986年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虽然那个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改革，但此决定在中共党内外仍然引起主张民主制和主张「新权威主义」两派之间的激烈辩论，后者曾得到邓、赵的某种欣赏。[47]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限制下，所谓民主派并不敢挑战共产党的一党制，不敢涉及多党制，而只是探讨允许中共党内分派别，党内选举之类的问题。邓乐见有人用威权制的说法为维护中共的统治探索，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放弃极权制和放松控制的意愿。这场辩论伴随1989年的镇压而被终结，相关辩论变成禁区。

在事实上朝威权制转化的那段时期，中共也从未放松过党对所有权力的控制，尽力维持极权制：包括对立法、司法、所有政府部门、武装力量以及警察的完全控制；还包括国有资产对包括金融、土地、能源和产业链上游经济制高点的垄断。中共仍然试图控制社会每个角落，而且在所有领域强制施行审查制度，绝不容忍1980年代出现过的那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辩论。即便是纯学术的讨论，也只允许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因此，相对多元化的讨论大都集中在技术性质的领域。抓捕和软禁持不同政见者是社会常态。刘晓波因签署唿吁宪政的文件而被捕，成为罕见的从获奖至辞世都未能恢复人身自由的诺贝尔奖得主。法轮功以及西藏和新疆的宗教信仰团体，甚至包括普通信众都因信仰遭到镇压。

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使得外资大量进入，私企大举发展，市场急速建立和扩大。中国多数经济活动转变成市场（半市场）活动和私企的活动。私企及非政府组织雇佣了全国绝大多数劳动力。在一段时间里，多数新建的私企和非政府组织中普遍没有党支部，意味着党对全国大多数场所丧失了直接控制的机构。这是自中共建立极权制以来从没遇到过的挑战。经济领域里的有限的多元化，同时推动了教育、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领域的有限的多元化。与商业和经济密不可分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在小心翼翼的自我审查中得到大发展。其中很多学科在中国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建立和发展，很多思想从过去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学说，一度变成中国大学和学术界的主流。一些新建的私立大学和商学院以高薪吸引国外着名学府的资深教授，提供了独立于中共教学体系的高品质的教学和研究。党在学术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控制集中在人事和审查制度，而对内容的直接控制曾经一度萎缩。独立于中共宣传体系的商业性媒体也曾经蓬勃发展，并一度从商业新闻跨入了所有领域的主流媒体。

伴随私企的大发展，非政府组织曾经快速建立和成长。中共要求所有非政府组织都必须在民政部註册。如同中共官方把私企与其他私有制混在一起称为民企，民政部把非政府组织与其他组织混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组织。2017年，全国正式註册的社会组织共有76.2万个；正式纪录的社会捐赠总额1,526亿元。[48]绝大部分社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绝大部分捐款来自私企。事实上，还有更大量没有註册但实际在运作的社区民众的自发组织，例如业主委员会等。遍布中国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使中国民众自1950年以来第一次能公开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帮助其他人。在社区、行业、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甚至在推动村镇选举方面都曾经有过非政府组织。人们初步感受到公民社会的某些特点。

但中共一直透过民政部、统战部和公安部等部门密切关注和控制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和发展，防止形成真正独立于中共的公民社会。中共规定所有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和捐赠必须是非政治的。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规范引导民间组织」及「加强和改进对民间组织的监管」。2017年起更进一步收紧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2018年，民政部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明文要求所有社会组织在其章程中要增加党建工作，提高党建在社会组织管理和治理中的作用。收紧控制使捐赠金额和社会组织的增速显着下降。[49]在严格限制下，慈善事业之外的大部分非政府组织或改为只做慈善事业，或停止活动，很多被解散。中共有意把非政府组织局限到慈善事业，以此从根本上削弱非政府组织在公民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多数功能，甚至努力把非政府组织变成辅助民政部提供社会福利的机构。简言之，改革时期出现的有限的多元化是为了透过发展经济挽救极权制而不得已容忍的。但中共始终对产权、私企、非政府组织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元化保持高度警惕，力求确保对局势的全面控制，绝不允许多元化的发展威胁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第四节　极权主义党的权力继承问题

从中共的立场看，是否能保持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关系到党的存亡。习近平几十次重复毛的名言「党是领导一切的」，实际上是在中共对社会控制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对党和社会发出的警告。但极权主义党能否代代相传，其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自身的权力继承问题。

极权主义党控制全社会，包括所有资源。党的领袖同时靠个人崇拜和暴力来控制党，从而控制全社会。由于完全消灭了党内外的权力制衡，控制极权主义党的领袖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力。中共歷史上只有过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公认的领袖。毛希望世人对他的崇拜可以被推高到不朽的程度，希望他的精神能永远统治中国，影响世界。邓以中共元老的身分（作为毛的长期紧密跟随者，邓在中共地位上升的每一步都靠毛的重用），以结束文革路线和改革开放挽救中共，同时维护毛的精神地位，建立了与毛不同类型的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制度和领袖个人的共同产物。从列宁－史达林到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个人崇拜都是极权主义党顶层权力的小圈子靠制造神话和恐怖建立起来的。一方面，这个小圈子靠跟随领袖得到权力；另一方面，具有魅力的领袖透过他们控制全党和社会。领袖的权力离不开他们，他们的权力也离不开领袖。控制一切的党把名义上的统治权从老一代传到下一代并不困难，但老一代领袖享有的个人崇拜却很难靠命令和权力分配传给下一代领导人。因此所有极权制国家在享有个人崇拜的领袖去世时，都存在继承权危机的问题。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邓小平在肃清胡耀邦和赵紫阳之后亲自安排的接班人。他们的合法性是靠已经确立的邓的个人崇拜延续的，他们执行的是没有邓的邓路线，因而暂时避开了继承权危机问题。

邓深知继承权危机是中共面对的巨大挑战，因而试图在极权制里建立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的任期制，用年纪作为决定任期的机械化制度来挽救党。但在没有权力制衡的极权制中，实施任何机械化的规则都只能靠最高领导人的自我约束。所谓任期制或集体领导制都是与极权制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因而无法持续。极权主义党只有透过建立个人崇拜的领袖才能实现稳定。没有领袖的所谓集体领导，即由几个寡头共同控制的极权主义党是不稳定的结构。这是因为极权制下，名义上任何高层领导的权力都是党分配的。但实际上，实权是透过权力斗争获得的。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均如此。在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党里，内部权力斗争没有止境。顶层权力圈子中任何人控制了其他权力寡头，就不仅控制了党，控制了社会的一切，而且掌握了所有人的生杀之权。面对生死存亡的斗争，掌握权力越多的人，就越有动力和能力破坏所谓集体领导制和任期制，去夺取更多的权力。

凭藉在党内外享受的个人崇拜和实权，邓相对轻松地把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变成装饰。[50]江、胡的最高领导地位在很长时期里只是名义上的。在重大决策方面，江要听从邓，胡要听从江的指示。因此，表面上看来像是在执行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但继任者实际权力仅局限在执行方面。与邓的权力无直接关系的习，靠与各方政治力量的短暂结盟，利用薄熙来－周永康事件作为掩护，一上台就赤裸裸地摒弃了集体领导制。而且，他模仿延安整风以及四清运动，以反腐为名，整肃清除政敌。中共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共公开查处一名正国级、六名副国级、二名军委委员级、数十名正部级高干；共立案审查副省级副军级以上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以上43人，中纪委委员9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000余人，其他基层干部278,000余人。[51]习发动的运动除了直接清洗政敌之外，也试图靠威慑力，靠恐吓各级领导建立个人崇拜。在没有权力制衡的极权主义党里，破坏原本只是名义的集体领导制和任期制容易，但建立享有个人迷信的领袖地位则是另一回事。缺少政绩，只靠恐怖和威慑，即便在权力顶层的小圈子里也不能显示魅力，习及其幕僚试图为他创造个人崇拜的努力多年不奏效，而且往往适得其反。每次模仿文革方式的蹩脚尝试，都遭到党内外很强的反弹。不能建立个人崇拜的极权制，是退化的极权制。如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时期的苏联，党政官僚普遍离心离德，惧怕提出问题，迴避解决问题。这种退化的极权制内部更不稳定。

第五节　伴随经济改革的制度基因的演变及反演变的斗争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毛泽东（1962、1973）；习近平（2012、2022）

「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共产极权制的制度基因的最基本概要。这个制度基因表现为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其核心成分是党政合一、政法不分的统治全社会的党政官僚机构。支持这个核心成分的是基础成分和控制成分。基础成分为其提供产权和法理基础，即生产资料的全面国有制；控制成分保证党能掌控全社会，包括党对官僚机构的人事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在区管式极权制的制度基因里，中央－地方的关系表现在制度基因的每个成分里。在核心成分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每级结构里都有相似的行政功能。中央或地方上级党政主要透过控制人事和意识形态来控制地方或下级党政。各级地方党政主要依赖其管辖的国有资源运作。

当中国制度朝威权制逐渐演变时，虽然制度基因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但制度基因的每个成分都发生了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在基础成分。虽然私企变成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土地和银行的国有制以及各行业上游的国有制仍然能充分保证各级党政控制经济制高点、控制经济，并获得充分资源支持党政官僚的运作。在制度基因的核心部分，尽管中共的党政官僚仍然在政治上保持对全社会的控制，确保没有个人和组织能挑战中共，但一度有数亿人的私企和非政府组织中没有党的组织，党政一度不能直接控制所有社会组织。虽然党仍然控制政治，控制党政官僚的人事和意识形态的主体，但党不再能直接控制私企和非政府组织的人事以及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甚至以私企为基础的媒体在非政治的内容方面也一度不完全受党的直接控制。

在私企发展的同时，私有产权在中国社会得到普及。中国大部分的就业在私企，96%的城市家庭居住在自有住房，房产占城市家庭资产的59%。[52]尽管企业家和房地产所有者并不拥有所使用土地的产权，而只是拥有企业和房屋一段时间的产权，但是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已初步形成了产权意识和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在大批私企和房产业主互助寻求自我保护和寻求社会影响力的背景下，商会、慈善机构、媒体，以及私立学校等发展如雨后春笋。当政府侵犯民间权益时，越来越多的业主、企业家和农民，在律师和社会舆论的帮助下，依据刚制定的法律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知识分子和商界对法治宪政的诉求上升。自1989年起，由于政治上更压抑，绝大多数人选择不问政治；尤其是刘晓波等人被抓捕之后，宪政更成了言论禁区。但大批私企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和诉求依法维权以及多元化的大发展，都是实质的变化。新的制度基因在诸多方面产生和壮大。

如果私有产权能扩展到土地、银行和经济的上游，使得这些领域不再是支持党国的资源，不再成为党控制经济和社会的资源，就会动摇旧制度基因的基础成分。如果社会上大部分企业和组织都成为公民自治的独立组织，多数人不再被中共直接控制，就有可能改变旧制度基因的核心成分。如果社会主体的人事和意识形态不再受党的控制，就会改变旧制度基因的控制成分。改变旧制度基因的这些内容如果持续发展，就会成长为新的制度基因，就会使中国的制度逐渐离开极权制或一党专制的威权制。

学术界以及西方政界曾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相信伴随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最终会导致民主宪政的建立。中国的极权制一度朝威权制的演变，被视为这类理论的验证。但民主宪政的建立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新制度基因支持，而这些新制度基因的生存及强大的程度又受制于旧制度基因的抵抗力量。旧制度基因阻碍宪政发展的力量不容忽略。

中共经济改革的基本目的从来都是为了挽救极权制。中共对任何可能动摇极权制的因素从来都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新的制度基因发展成推动朝法治和宪政方向演变的力量。预防「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从来都被看作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任务。1989年选择镇压的邓小平与南巡的邓小平坚持的是相同的原则，邓南巡前后的江泽民也没有原则上的变化。所有表面看上去的自相矛盾以及中共内所谓的改革派或保守派的分歧，都只是为极权制的生存而採取的不同策略。

面对国企改革的失败，国企的衰落和私企的突飞勐进，为挽救极权制，1997年中共在开启私有化和私企发展的十五大上提出「抓大放小」国企改革的方针，其侧重是发展大型国企，即「抓大」。十五大之后，中共专门为抓大建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代表国有资产的利益，国资委从来都是抵制国企私有化和巩固提升国企地位的中坚力量。从允许私企发展的第一天起，国资委就不遗余力地强调国有资产是中共执政的基础这个基本原则。这个说法后来成为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私企的突飞勐进挽救了中国经济，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中共的警惕反而大幅提高。除了担心私企的份额在经济中超过国企之外，他们还特别担心在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私企和非政府组织中基本都没有党的组织，绝大多数企业家都不是党员。这意味着社会上有几亿人的企业和组织不在党的直接控制之下。中共认为这是自从统治中国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挑战。持续招募新党员和建立新的党支部是列宁主义党的生命，列宁称之为党的建设，中共简称为党建。面对党建衰落，私企「失控」，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53]为招募企业家进入中共、人大及政协提供合法性。与帝制时期皇帝招安叛匪的方式相似，被招安的企业家在政策、土地和金融等诸多方面得到政府优惠。在这种策略下，几乎所有最大私企的创建者和高管都以效忠的方式接受党的控制。在整体上，这种「赎买」策略一度扭转了中共在私企的党建方面的颓势。但私企越来越重要，数量越来越大，高昂的赎买成本使这种方法不可持续。而且，这种方法在控制多方面形成的某种多元化方面显得软弱无力。在胡温时代，中共已经对这些发展感到非常不安。

2006年，中宣部直辖的中国社科院在其全球安全报告中警告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搞颜色革命构成的危险，称三权分立的民主选举制度是产生颜色革命的基本条件。[54]这类警告很快就变成官方行动。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五个「不搞」，把多党制、思想多元化、三权分立和两院制、联邦制和私有化五方面的讨论正式划为禁区。这些后来都成为习「思想」的重要部分。

中共高层很多人积累了多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愤怒和警觉，他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代表。2012年底，刚成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立即模仿邓小平的南巡到深圳视察。与二十年前的邓相同，他最关心的是要防止苏联倒台在中国重演。习与邓的差别在于镇压六四之后的邓认为，中共对社会已有充分控制，经济改革的失败才是威胁中共命运最大的因素。为此，邓努力修补与美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而2012年的习感到中国的经济不仅非常强大，而且即将超过美国；思想异端和党军的不忠才是苏联教训的重点。习称苏联倒台是因为「竟无一人是男儿」，要求中共回到传统的列宁主义。[55]此后数月，习发表讲话称：「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歷史性错误。……我们……有那么多党和政府组织……有8,500多万名党员……要建设一支强大网军，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56]习强调，中国的改革「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57]一年多后，习具体指出「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58]中共官方解释习思想时，说苏联倒台就是为了经济而牺牲国家，犯了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颠覆性错误」。

自2015年起，中共不仅在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域全面恢复极权主义控制，而且于2020年立法直接控制香港。事实废除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中共防止犯「颠覆性错误」的重要行动。作为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曾有良好的法治，[59]保障了坚实的私有产权，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这些是使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基础。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里，香港在企业管理、制度、资本、技术各方面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不可缺少的重大贡献。1984年，英国与中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接受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许诺，即在中共保证香港继续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的前提下，英国将于1997年将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很多人曾预料，靠香港对中国大陆巨大的影响，五十年后中国会变成香港。邓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他所指的是完全在党的掌控之下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不仅香港企业，很多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及媒体也相继进入中国大陆，并有相当的发展。中国的许多法规，尤其是金融市场制度和监管法规，也都深受香港影响，甚至直接基于香港的法规。但中共不允许在中国建立类似香港的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因为中共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极权制，不能允许任何事物独立于党。因此，香港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大陆的活动饱受限制，大量出版物为非法，不断有香港记者、书商等在中国大陆遭到拘禁。香港的制度基因在中国难以发展。

另一方面，从接管香港起，中共就一直在试图改变香港的制度，改变香港的制度基因。北京一直以各种方法控制香港的各级选举，并试图改变香港的基本法律。这些做法多次引发香港大规模的抗议，包括2014年的占中运动。从2013至2015年，香港多位书商因出版中共禁止的书刊，在香港遭到中国警方绑架或在中国遭到诱捕。2019年初港府更推出《逃犯条例》草案，使中国可以令香港警方在港逮捕他们要的嫌犯，并引渡到中国，港人称此为送中法。港人因恐惧丧失自由，自发组织震惊全球的反送中运动，数月里举行多次数百万人的大游行。很多人认为香港是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北京会理性处理。但中共不仅要求香港警方暴力镇压，并于2020年通过《港区国家安全法》，赋予北京政府直接指挥香港政府的权力，甚至有权罢免香港的法官。英国政府抗议此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方则称当年与英方签订的协议是失效的歷史文件。随着北京直接统治香港，中国大陆的制度逐渐成为香港的制度。大批议员、记者、媒体人、持不同政见者被捕，大量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甚至大学的学生会都被迫关闭或解散。伴随很多法官被迫离职，媒体噤声，公民社会瓦解，数十万港人移民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从基础上被动摇。香港的制度基因迅速朝中国的制度基因的方向靠拢。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旧制度基因力量复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共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颓势，中国很快将超过美国。中共的信心勐增，大幅加强在各方面控制的力量。从2012年起，旧制度基因更强势反攻，最终在所有领域压制了新制度基因的成长。除了在私企和非政府组织方面，中共也系统地在媒体、教育和学术界中压制思想的多元化。到2022年，党命令社会科学所有领域都编写新的教科书并整顿或重组期刊，以表现中共的意识形态，试图以此全面取代西方教科书和期刊。纯技术性领域的一些学术会议，例如经济计量学，都变成宣传习思想的阵地。毛在文革时的着名说法「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变成习思想的核心，并被收入中共党章。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宣传口号，而是中国的现实。虽然中国的极权制比改革前有了变化，但极权制的制度基因全面占上风，把刚形成不久的本来就很有限的多元化压到只能在地下生存，将中国的制度扳回到极权制。

第六节　极权统治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苏欧极权制的崩溃既有国内政治经济的因素，也有发展减速以及在国际竞争中失利的因素。曾经改革获得成效但仍然保持极权制的中国是否能持续其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人口接近美国的四倍，是欧盟人口的三倍多，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欧盟，正在接近美国，这个问题既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也关系到未来世界的格局。同是极权制的苏联在二战之后也曾有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但在苏联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水准之后，增速显着减慢，失去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能力。不允许发展私有制的苏联经济改革失败，成为拖垮苏联极权制的基础。正是极权制的限制扼杀了苏联的极权制，那么，允许私有制有限发展的中国是否能从根本上避免重蹈当年苏联的覆辙？

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主要都是靠借鉴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60]按照这个道理，在制度相同的条件下，落后国家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大，模仿越容易，追赶就越快。[61]改革早期的中国允许私有制发展，靠全面模仿发达国家，使中国有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人均GDP从改革前大约为美国的十六分之一（苏联的六分之一），[62]达到约为美国四分之一的水准，[63]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后期与美国的差距。[64]如果中国的制度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允许和保障私企全面发展，中国很可能会像当年的日本持续快速发展，直到接近美国的水准。但中国的制度来自苏联和中国帝制。与苏共改革的目的相同，中共的改革是为了挽救极权制。他们绝不容忍危害极权制的私企持续大发展，即便这个发展对经济至关重要。

靠私企经济大发展的中国为什么要遏制私企？为了理解其中的道理，首先需要理解私企在区管式极权制中产生的机制。在极权制下，全社会都由党政官僚机器统治。在这个人类歷史上最庞大的官僚机器的上下级关系内，存在极其严重的激励机制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极权制改革无法躲避的首要问题。苏联依赖官僚制度自上而下设计综合指标，来激励党政官僚工作；但因为不能奏效，他们的改革始终是死循环。

与苏联不同的区管式极权制，以地方党政管理当地的行政和资源为基础，在解决官僚体系内的激励机制问题方面，可以发动地区之间的排序竞争。此外，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及导致的极端贫困，也使中共更急迫地需要以经济发展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当经济发展被视为挽救极权制的关键，经济发展成为决定各级地方党政官员升迁的主要目标时，地区排序竞争在地方党政官员里激发了巨大动力，使他们致力于经济发展。为了地方经济发展，一些官员甚至敢于冒险掩护私企。大量私企在如此特殊条件下产生，在1990年代末挽救了中国经济。[65]

但是，经济发展只是挽救极权制的手段。在中国经歷了三十年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共最担心的问题已经变成他们所谓的颜色革命、社会稳定等问题。而且伴随文革结束时恢复职位的老干部逐渐退出党政官僚体系，各级党政官僚对中央的忠诚也变得更重要。自从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共就已经逐渐放弃了地区排序竞争这个曾经导致「中国奇迹」的激励机制，而改为对各级领导作一系列的评价，包括忠诚度，维稳，环保，经济发展等。问题是排序竞争机制只在单一目标下才有激发动力的优势。当各级地方党政面对多个目标或多重任务时，地区排序竞争就不再有效。[66]这使得中国的党政官僚制内面对的激励机制问题，变得更接近苏欧极权制曾面对的问题：各级地方官员逐渐丧失了发展经济的动力。

如果相对独立于党政官僚机构的私企能持续大发展，能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官僚机构的激励机制问题应该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然而，中共从来都担心私企的发展会动摇极权制在中国统治的根基，因此一直保持对私企发展的各种限制。早在私企刚获得合法地位时，就已开始产生所谓的「国进民退」（指政府优惠国企，打压民企）现象。那时这个现象的背后既有各级政府和国企（尤其是国有银行）出于自身利益歧视私企的一面，更有中央政府的「抓大」政策，系统性地在经济制高点领域排挤私企的一面。实际上，所谓抓大就是列宁及邓小平的「新经济政策」中「占领经济制高点」的新表述。当一些私企变成巨大的跨国公司并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后，中共更担心这些私企成为挑战党的力量。为消除党的戒心，有的大型私企老闆公开声明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67]

2020年以来，电子商务（电商）领域的私企在中国发展的遭遇，充分显示了中共为控制大型私企不惜伤害经济发展的决心。按照必须占领「经济制高点」的列宁－邓小平原则，作为新经济的核心，电商应该必须以国有制为主。但世界上刚出现亚马逊、Google等电商时，没人能预测会产生后来如此规模的新经济，而这些新生的电商就是新经济的制高点。中共既不可能预测，也没有能力提前部署国企占领这个未来的制高点。碰巧世界上电商刚产生时，是中国私企刚开始有机会发展之时。当时政府认为初起的电商属于下游和服务性的无足轻重的行业，因而没有顾虑私企在这些领域的发展。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私企[68]乘机迅勐发展，很快就在中国建成规模巨大的新经济，占领了中国新经济的制高点，并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商企业之一。

事实上，在中共统治下，新兴的电商私企懂得中共统治的规则，服从党的领导，主动为党服务，而且每间企业都设有党组织。但这仍然不够。因为中共控制新经济制高点的原则需要的是党完全控制这些企业。跟随国际上的电商进入金融业的潮流，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和腾讯等在中国也相继开发电子金融服务业。他们克服了国有垄断银行业的许多缺点，把部分零售金融业务变成迅速扩大的新经济一部分。中共尽管仍然牢固控制着金融，但是担忧私企电商的侵蚀甚至会动摇传统经济的制高点金融业。为了控制和削弱私企电商，保证党政控制金融和信息方面的经济制高点，从2020年起，网信办、市场监管局、证监会等监管部门配合官媒以运动的方式全面推动针对电商私企的整改。[69]2022年初，网信办发文称2021年全国受理网路违法举报1.66亿件。而叫停蚂蚁金服上市和对刚在纽交所上市的滴滴出行的严重处罚更震惊了国际金融界。市场监管总局2021年11月12日报告，他们几乎将中国所有大型平台私企都立案调查，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美团、滴滴、京东、百度、字节跳动等。[70]对私有电商的系统性处罚和大规模的负面宣传，全面动摇了投资者对中国电商发展前景的信心，导致中国的电商丧失发展的机会，在全球对比中迅速跌落。2017年时，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市值都分别与亚马逊的市值相差不大，中国电商一度整体接近美国的水准。但到2022年，中国电商的市值远远落后美国电商；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总市值变成只有亚马逊的一半，中国所有电商的总市值变成小于苹果公司一家。[71]此后，中国电商与美国相关大公司之间不仅差距继续拉开，拉开的速度也在增加。

以下总结极权制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其他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个就是所有共产极权制坚持的国有制，包括全面土地国有制。从改革第一天起，中共就坚称国有资产是中共统治的基础。后来虽然不得已允许私企运行，中共仍然强调必须把土地、金融、银行、能源、矿业等上游领域的「经济制高点」全面控制在党国手里。但国有企业必定产生软预算约束问题。苏欧极权制经济的崩溃，其直接原因就是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债务恶化。中国的国有资产也不例外。在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缓解了部分国企的问题之后，「抓大」政策使得大型国企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卷土重来。这导致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槓桿率迅速而且持续升高，最近十年更不可抑制地走向恶化。2023年中国的总债务GDP比例已超过286%。[72]

债务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的危险不仅与槓桿率相关，还与债务的性质相关。市场经济中流行的长期债券可以支援较高的槓桿率。但抵押贷款类型的银行贷款则因抵押物价值与经济周期同步，使这类债务在经济下行时自动放大槓桿率，触发连锁反应。中国的制度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发行债券设置了重重困难。同时中国所有土地都是国有资产。[73]由于地方政府和企业用土地做抵押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更容易，中国的大量债务是以土地为抵押的银行贷款。因此，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时，槓桿率会自动成倍上升。

在中国区管式极权制下，地方政府是绝大部分国有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极少数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中国绝大部分公共财政，包括基础建设，都是由地方政府负担。自1998年起，多数地方政府需要靠售卖或租赁土地作为地方财政的重要部分。在排序竞争和解决财政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作为垄断的土地供给者，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发展和地价的疯狂上涨。[74]中国约30%GDP来自房地产及其供应链的各类活动。[75]2020年，中国的房地总市值达到62.6万亿美元，[76]超过中国GDP四倍多。软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无所顾忌地大规模举债。各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获得的银行贷款近十年来一直在全国GDP 20%以上，全国银行总贷款的40%至50%与土地和房地产抵押相关。开发商的负债到2020年接近GDP的84.6%。[77]2022年，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开始显现破灭迹象。如果泡沫破灭，房地产价勐跌，巨大量的土地抵押资产价值崩溃，将导致许多银行甚至金融体系资不抵债，触发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风险极大。

第二个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因素是内需不足。这是极权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控制的后果，是所有极权制经济的共同特点。在国家控制大部分资源的情况下，政府持续把过多的资源用于投资和维持官僚系统，包括维稳和军事，使得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经济的比重过低，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在改革的前二、三十年里，内需不足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是因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替代了内需。然而，在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可能持续高速增加，内需就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40%，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60%的水准。事实上，内需不足给中国经济增速带来的压力在2008年就已开始显现。但全球金融危机掩盖了这个因素，那时中国强大的财政刺激制造出短暂的高速增长，给人们带来幻觉，导致进一步忽略内需不足问题。

直接造成内需不足的最大因素是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据时任总理李克强曾引用的2019年抽样调查，在中国14亿人里，9.64亿人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币（300美元），其中有5.47亿人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78]如此庞大的贫困人口大多数都属于农民户口。按照中国的户口制度，所有官方定义为农民的人群都世世代代固定在中国社会阶层（caste system）的底层。没有土地产权，他们既没有透过自行处置土地致富的途径，也不能分享土地大幅增值带来的收益。而且，无论从事农业还是非农业，迁移到城市工作的所谓农民被称为农民工。他们无权加入或使用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福利，包括义务教育，也无权购买主要城市的住房；他们的后代仍然是农民工。如果不解决如此大规模的极端贫困的制度性原因，几乎不可能有效增加中国的国内需求。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重大因素是人口下降。中共几十年里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最终导致人口下降，并抑制中国经济增长。就像前面两个重大因素的实质都是党全面控制的不同方面，独生子女政策之所以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也源于党对每个家庭、对每个人生活的全面控制，包括使用各种惩罚和胁迫方式强制执行。数十年时间里，无数人被迫接受绝育手术或流产未出生的婴儿。中国官方承认自2022年起人口开始下降。[79]人口学家早就预测，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可劳动人口会逐渐减少，[80]这将同时减少经济的总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例如，即便度过正在发生的危机之后，人口下降决定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终也将是微不足道。此外，中国有几亿贫困人口，中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只达到中等水准。在此情况下经济发展受阻和人口老龄化同时发生，会严重影响几亿贫困家庭，造成社会问题。

第四个限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效率低下，包括制度对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限制。面对劳动生产率低下和难以发展的困境，中国官方大量投资科学技术，希望以技术创新来提高他们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FP），以此保持经济增长。这与当年的苏共非常相似。但是他们把原本包括制度、管理和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力曲解成只有技术进步。这个曲解掩盖了最大的问题，欺骗了他们自己。

即便是仅限制于集中讨论「纯效率」问题，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也不在于技术的前沿领域，而在于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下。虽然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却只有美国的大约十分之一，这使得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比许多发达国家还高，或者相差不多。[81]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才能保持经济发展。增加人力资本和降低制度障碍带来的企业的过高成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但是极权制阻碍基本技术和技能的普及和提高，严重限制劳动力普遍学习、模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能力。最突出的是中国教育极为低下的几亿农村户口人群。中国的高中普及率是世界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最低的。[82]而且，企业雇佣劳动力必须支付的制度成本过高，这个成本包括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强加给企业的税费、极高的地价，以及制造了几亿农民工的制度。这些次等公民在城市的生存，以及企业雇用他们，都面对这个制度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巨大额外成本。不解决这些问题，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普遍提高。单靠投资科技，靠突破个别技术前沿领域，并不能保持经济增长。

最后，即使只讨论科学技术，技术创新也深受制度影响。极权制自创建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没有任何应用于经济发展的突破性重大发明创造。[83]原因是歷史上所有突破性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是靠自由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独立做出的，都是自由探索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联合产生的结果；既非计画产生，也无从计划。但极权制下，资产、科研、高等教育都是国有制，重大决策服从党政官僚的计画。国有制无法摆脱的软预算约束，决定了在面对不确定性极高的突破性创新时，国有机构无法模仿市场的淘汰机制，只能靠官僚机构的计画行事。

虽然对于目标清楚，可以有计划模仿追赶的个别重点专案，靠举国之力的资源不惜代价强攻，有可能技术上获得成功，例如「两弹一星」项目。但面对事先无法规划的高度不确定的前沿领域，国有制从来无法与市场竞争。过去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在半导体和生物医药等最前沿领域的持续落后，是国有制阻碍技术创新的突出例子。[84]为了在半导体和生物医药方面取得突破，中国政府试图模仿市场，成立了很多国有风险投资机构。但这些国有风投内在的软预算约束机制，使其无法模仿私企－市场的优胜劣汰的机制。中国晶片业的困境即为一例。中国最近十多年以举国之力攻晶片的过程中，不仅难以缩小实质的差距，千亿元计的诈骗案层出不穷。2022年7月底，中纪委高调宣布审查包括中信部部长在内负责晶片业的多位高官。[85]涉案的「大基金」资本规模达数千亿元人民币。而这只是中国半导体业发生的许多鉅型丑闻之一。

影响中国科学技术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对外关系。所有在中国经济上起了主要作用的重大前沿技术，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发达国家获得的。中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在发达国家训练的。所有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都是在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许多是与发达国家合作的。但是极权制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使中国的国际环境迅速恶化，使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得科学技术的管道难以持续甚至脱钩，最终会导致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开，甚至会加速扩大。

第七节　小结

制度基因既包括从过去的制度继承来的，也包括由外部移植来的激励相容的制度成分，还包括演变的和新生的。制度基因朝什么方向演变、如何演变，深受现行制度的影响和限制。在区管式极权制中，很多控制经济和社会的权力以及资源都下放到各级地方党政，而不集中在中央机构。这是使中国的改革能与其他极权制国家的改革相当不同的制度原因。

中共在以经济发展挽救制度的过程中，一度朝相对宽松的威权制转变，在若干方面相对容忍有限的多元化，包括意识形态、所有制和非政府组织等。这使得新的制度基因萌发，例如私有产权、企业家群体、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多元化的思想和组织等。这些产生于逆境的新制度基因，如同石缝里长出的树苗，其命运取决于它们能否在逆境中壮大。但确保党政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中共宽容的前提，而且当局从来绝不容忍产生任何独立的政治组织，甚至宗教团体。新的制度基因萌发后，为维护自身利益诉求宪政法治的人群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强，其中包括党内和党外，以及来自香港的人群和声音。中共为防止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不惜牺牲经济，中断了朝相对宽松的威权制的过渡，竭尽全力把制度推回极权制，同时遏制甚至扼杀所有新萌发的制度基因。

以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度量的相对发展水准衡量，今天的中国仍然低于1970年代初的苏联的经济发展。这使得中国还有更大的追赶空间，此外，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比当时的苏联有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更容易追赶发达国家。但极权制恢复对社会日益增强的控制，抵消了这些有利因素，终于把中国带回过去苏联时代的轨道。如同1970年代的苏联，中国的高速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不仅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而且金融、财政以至于社会、经济危机的风险也迅速上升。

[1]苏东欧国家或苏欧集团指二次大战后曾经由苏联建立的共产党国家集团。其中包括苏联、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1989年底起，该集团迅速瓦解，东德与西德合併，之后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解体为多个国家。

[2]胡绩伟，〈胡耀邦选择改革开放突破口〉，《开放》2001年第5期。

[3]胡绩伟，〈胡耀邦选择改革开放突破口〉。所有称为改正、纠正、摘帽的都表明中共坚持相关运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需要纠正的错误是打击面过大。

[4]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2010），页126。

[5]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127。

[6]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107-114。

[8]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114-117。

[9]张宝忠，《跟随邓小平四十年》（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页106。

[10]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11]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188-192；吴南生，〈亲歷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12]赵紫阳，《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

[13]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14]宣布四项基本原则时，邓既不知始于凤阳小岗村的改革，也没有讨论、策划过任何改革。广东省委到中央提出经济特区的建议是在宣布四项基本原则之后一个月。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136-140。

[16]Aaron L. Friedberg, Getting China Wro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2).

[17]陈云，《陈云文选：1956-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278。

[18]陈云，《陈云文选》，页304。

[19]张绪武等编，《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一九九六年版）》（北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96），页112。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238。

[21]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312。

[22]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3]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358-359。

[2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391。

[26]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203-209。

[27]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227-233。

[28]赵紫阳，《改革歷程》，页273-27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177。

[29]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268-270。

[30]赵紫阳，《改革歷程》，页193-194。

[31]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300。

[32]公开信的原稿，另参见驰辽，〈刺向国内倒退势力的利剑──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声援国内民主运动散记〉，《中国之春》四十八期（1987年6月）。

[33]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303-304。

[34]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316-319。

[35]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319-337。

[36]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339-388。

[37]Jean-Philippe Béja (ed.), The Impact of China’s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38]文革刚结束，中共就派代表团去多个东欧国家考察他们的改革，并多次邀请许多东欧经济学家来华介绍改革经验。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东欧经济学家是匈牙利的科尔奈教授。

[39]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431-433。

[4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371-375。

[41]深圳第一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梁湘大胆探索发展深圳特区，对吸引和保护港资起了奠基的作用。但他在党内遭到非议并被免职，后来更因与胡、赵的关系，六四事件之后一度被拘捕，很多中共改革派曾撰文为其鸣不平（《亚洲周刊》2008年第9期）。

[42]中共规定私企必须称为民企，而所谓民企包括公有制的集体企业。但中国所谓的集体企业根本不是持私有产权的个人自愿联合而形成的，而是基层党组织控制的企业。

[43]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 /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ric Maskin, 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7, No. 2 (Apr., 2000), pp. 359-378; Hongbin Li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Issues 9-10 (Sep., 2005), pp. 1743-1762.

[44]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45]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6]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47]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五、八章。

[48]朱健刚，〈公民社会与中国公益：四十年公益转型研究报告〉，工作论文，南开大学，2020年。

[49]朱健刚，〈公民社会与中国公益：四十年公益转型研究报告〉。

[50]赵紫阳，《改革歷程》。

[51]中纪委网站。转引自维基百科「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85%B1%E5%8D%81%E5%85%AB%E5%A4%A7%E5%90%8E%E7%9A%84%E5%8F%8D%E8%85%90%E8%B4%A5

[52]世界银行，《中国经济简报》2022年6月。https://www.shihang.org/zh/country/china/publication/china-economic-update-june-2022

[53]江提出的这个理论曾遭到党内顽固抵制（例如邓力群等），指责他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

[54]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5]储百亮，〈习近平警告中共记取前苏联教训〉，《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2月15日。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30215/c15xi/

[56]〈网传习近平8．19讲话全文：言论方面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中国数字时代，2013年11月4日。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321001.html

[57]〈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3年10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10/08/c_125490697.htm

[58]〈在中共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5月18日。

[59]英国解密文件显示，港英当局1950年代曾试图在香港推动民主制度，但北京威胁称如果港英当局在香港进行选举，中国将用武力收回香港。港英当局从此被迫停止在香港推动民主制度的计画，只在最后十年才初步推动了基层选举（杰安迪，〈北京曾多次反对港英政府引入选举〉，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10月28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1028/c28hongkong/zh-hant/）

[60]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61]Daron Acemoglu, Philippe Aghion, and Fabrizio Zilibotti,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4, No. 1 (Mar., 2006), pp. 37-74.

[62]Angus Maddison,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3).

[63]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Countering The Cost-Of-Living Crisis(Oct., 2022)”.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10/1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2

[64]Maddison, World Economy.

[65]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66]Chenggang Xu, “The Pitfalls of a Centralized Bureaucracy,” Acta Oeconomica, Vol. 69, No. 1(2019), pp. 1-16.

[67]〈十八大代表梁稳根：绝不弃商从政　中国需要更多企业家〉，新华网，2012年11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12/c_123943690.htm

[68]称这些上市企业为私企是为了凸显其以私有财产，而不是以国有资产为基础的特点。

[69]如同歷史上的镇反和严打运动，作为被打击对象，所有大型私企电商都在同一时间被惩处，尽管名义上每个具体的案子都有不同的惩罚理由。

[70]刘佳等，〈反垄断监管重锤，涉腾讯阿里滴滴等43起案件〉，《第一财经》2021年11月20日。

[71]Wind, 2022-7-29.

[72]Myungshin Cho, “China’s Debt-to-GDP Ratio Rises to Fresh Record of 286.1%,” Bloomberg, 01-17-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1-17/china-s-debt-to-gdp-ratio-rises-to-fresh-record-of-286-1?embedded-checkout=true

[73]名为集体所有的农用土地只有在用于农业时，所谓的集体才拥有耕作方面的使用和处置权。一旦这些土地转为非农用，产权则转归国有。

[74]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75]Ibrahim Saeed Chowdhury et al., China Economic Update: Between Shocks and Stimulu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2022).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099640106102210762/P17579708f26d5018098840f1ad978bb54b

[76]任泽平，〈中国住房市值报告：2021〉，《泽平宏观》，网易号。

[77]Ibrahim Saeed Chowdhury et al., China Economic Update.

[78]程建平、胡祖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22）。

[79]李纯、李京泽、马帅莎，〈专家解读：如何看待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人民网，2023年1月18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0118/c1004-32609112.html

[80]Guping Mao etal., “China’s Ageing Populat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in Population Change and Impac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edited by J. Poot and M. Roskruge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2002), pp. 269-287.

[81]〈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直逼美国〉，第一财经研究院网站，2016年3月22日。https://www.cbnri.org/news/5226806.html

[82]Natalie Hel and Scott Rozelle, Invisible China:How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reatens China’s R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83]János Kornai, Dynamism, Rivalry, and the Surplus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Xu,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 Review of Kornai’s Dynamism, Rivalry, and the Surplus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5, No. 1(Mar., 2017), pp. 191-208.

[84]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Innovation and Bureaucracy under Soft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5, No. 1 (Jan., 1998), pp. 151-164; Di Guo et al.,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R&D Ownership Structures,” Public Choice, Vol. 187(Oct., 2020), pp. 143-163.

[85]〈大基金多位高层先后被查！工信部部长萧亚庆、原电子司司长刁石京被调查〉，电子工程专辑，2022年7月29日。https://www.eet-china.com/mp/a149801.html；〈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萧亚庆受到开除党籍〉，中纪委国家监委网。https://m.ccdi.gov.cn/content/41/9c/98261.html

第十四章　结论

在过去的六十或八十年里，每个国家的卓越公民都对极权主义的崛起感到震惊。他们想维护自由和西方文明，并组织一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来阻止通向奴役之路的发展。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完全失败了。

──米塞斯，1946[1]

第一节　对全人类的巨大挑战：理解共产极权主义

七十多年前米塞斯讲这些话的时候，纳粹－法西斯极权主义已经覆灭，世界上仅存的极权主义只有共产极权主义。而且，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共产极权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因此，从长远的歷史看，极权主义主要是共产极权主义。之所以强调极权主义而不单纯是共产主义，是为了区别实际存在的暴力极权主义与不可实施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意识形态，更清楚地揭示强制共产主义的实质。就在米塞斯说这些话之后不久，迅速扩张的共产极权制就控制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事实验证了他的断言：「所有这些努力都完全失败了。」以极权主义党为核心的现代极权制产生于人类歷史上最大规模最狂热的世俗宗教运动，其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和制度起源都与传统专制制度有质的差别。自从十月革命（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冷战，直至现今正在发生的「新冷战」，现代极权制在一个世纪以来显示出不惜以大量生命为代价而迅速扩张的意愿和能力。这些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制度的特殊机制共同造成的。透彻认识极权制的意识形态和机制是应对极权主义挑战的必要条件，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对此关注得非常不够；在本来就很少的研究文献里，多数研究也局限于哲学、歷史纪录和局部的机制，非常欠缺对极权制的基本机制完整而深入的研究。在面对共产极权主义中国迅勐扩张和威胁的紧迫形势下，缺少深刻认识带来的挑战显得尤其严峻。

在人们对极权主义制度尚没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苏联东欧极权制体系在二十世纪80年代末崩溃。由于缺乏对极权制的理解，人们普遍误解为中共不是极权主义党，故而误认为极权主义从此将一去不复返。这种误解导致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关注和理解进一步丧失兴趣。正因为人们不再或未能区分极权制与威权制之间的差别，才会错误地认为极权主义只是个特别负面的标籤。因此，中共的制度被普遍当作威权制，混同于台湾、韩国在1988年的制度。学术界、媒体和政策界一度普遍认为中共的改革与台湾、韩国经歷过的歷史进程相似。因而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将朝着自由民主演变。

本书指出，极权制的突出特点是极权主义党完全控制社会的一切。这种控制涵盖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立法－司法、媒体、所有组织和一切武装力量，导致该制度必然对内严重侵犯人权，对外力图扩张。而且，依赖其全面控制社会的能力，极权主义党总能及时消灭社会内部挑战或动摇其统治的社会力量。因此，自产生极权主义制度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极权制能直接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先例。相比之下，威权主义制度是更松散的专制制度。即便是长期的一党专制的威权制，无论法理上还是事实上，执政党都不能完全控制社会所有方面，社会上存在执政党无法控制的角落。在威权制中，社会各领域从意识形态到产权和社会组织都存在有限的多元化。正是这种多元化成为韩国和台湾的威权制可以和平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制度基础。

本书集中对极权制的制度起源，尤其是中国的极权制起源进行实证分析，所依赖的理论框架是本书提出的制度基因概念。透过系统性的分析，本书在方法论和实证方面与过去对极权主义的学术研究截然不同，以独特的新视角呈现问题的不同层面。

第二节　制度基因和制度演变的概要

本书提出「制度基因」作为分析制度演变的框架。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基于对制度演变的实证观察，也深受许多学者的思想的启发。休谟、亚当斯密、米塞斯、海耶克、波普尔、诺斯等学者都强调，制度是由构成社会的个人和群体透过他们大量自发的交互行为而产生和演变而来。此外，制度具有结构性，其中某些组成部分扮演着基础性角色。本书将制度中那些具有基础性的，在演变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基本成分，称为制度基因。这些制度基因的激励相容性决定在制度演变过程中起作用的人们出于自身利益，在新情况下不断把这些基本的制度成分以新名目重建。因此，这些成分才表现为具有重复性和基础性。

激励相容这个术语虽源自机制设计理论，但亚当斯密和海耶克在该理论尚未诞生前早已透彻地讨论过相关的实质内容。斯密说，在人类社会博弈的大棋盘里，每个人都遵循自己的运动原理（principle of motion），而立法者则按照另一套原理想像如何设计和规制每个人的规则。亚当斯密所谓的运动对应于现代经济学语言中的行动或行为。他说，只有当「这两个原则不谋而合并朝同一方向行动，人类社会的博弈……〔才会〕和谐地进行」。[2]这里亚当斯密所说的能使两种原则不谋而合在同一方向行动的立法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机制。当然，亚当斯密讨论的着重于自然发生的不谋而合。机制设计理论则更侧重于研究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以此为基础设计与他们激励相容的机制。

亚当斯密说的道理集中在和谐的法治社会。本书将此原理推广应用到广泛施行暴力的专制制度。当制度以施行暴力为基础时，每个人的自发运动原理会因暴政而被迫改变，我称此为「暴政激励相容条件」。违反暴政激励相容条件的过度残暴会自我破坏制度的稳定，会自我葬送。专制制度的长久统治要求统治者满足暴政激励相容条件，其中包括控制舆论、洗脑，以及构建支持暴政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这些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一旦形成，会产生自我延续的力量。因此，在任何制度中，每个人都遵循自己的运动原理。这些原理受到所处制度、歷史上的制度，以及歷史上形成的社会规范（包括文化和信仰）的约束和影响。这些制约和影响是以制度基因为基础的。

制度基因所遵循的激励相容性，既包含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中完全理性的激励相容性，也包括更广泛的有限理性下的激励相容性。后者广泛存在于人们普遍遵守的，长期演变形成的规则及社会共识和社会规范中。违反这些规则的个人往往会使自己处于孤立甚至受到惩罚，即违反其所处社会的激励相容条件。海耶克描述，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减轻信息收集和理性推理所带来沉重的负担，大部分人的多数社会行为基于服从长期演变形成的且与他们激励相容的规则，而不完全依赖于理性推理。因此，他称人是「服从规则的动物」。[3]

契约理论（contract theory）及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的最新进展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进一步证实了当年海耶克的观点。哈特等证明，现实中，契约往往不可能按照完全理性的方式设计，因而总是不完备（incomplete）的。而且，设计契约时，人们有意利用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或社会规范作为契约条文。[4]博尔顿（Patrick Bolton）等证明，由于依赖完全理性推理的方法执法在现实中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法庭执行契约往往以遵守社会常规为基础。[5]

本书关于制度基因与制度演变和制度变化之间关系，可以概要如下：

一、任何社会所产生的稳定制度演变和制度变化（包括改革或革命），都基于该社会的制度基因的演变和突变。

二、这些演变或突变是不同利益的人群之间在新环境下或在面对危机时博弈的结果。

三、没有制度基因的演变作为基础，或无法诱发制度基因突变为基础的改革或革命，都无法建立革命或改革所期待的制度变革。所以，成功的制度变化必须有制度基因作为基础，例如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民主宪政的建立及台湾的民主转型。此外，制度基因的突变通常需要强大外力的诱发，例如俄国和中国建立极权制的过程。

第三节　对极权主义制度的实证分析

共产主义曾有个疯狂的计画：要把亚当以来的旧人类改造为新人类，而且也付诸实施了……七十多年间，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验室里，制造出一种另类的人：苏维埃人。……从社会主义产生的人们与其他人类既相同又不同。……我们是充满仇恨和迷信的种族，一切都来自于那个被称为古拉格的地方和那场恐怖的战争，还有集体化、没收剥夺……。

──阿列克谢耶维奇，2017 [6]

中国人也是苏维埃人。中国的苏维埃人是在与苏联同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验室里造出来的。马克思曾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只能爆发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德国。但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都没能建立共产极权制，为什么这个实验室不仅能在俄国和中国建立，而且能在中国更加持久，更强有力？探究共产极权制在中国产生的渊源及其演变的机制，是理解长期受极权制统治的国家如何转向民主宪政制度的关键。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关系到今日的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甚至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本书基本的理论和实证的要点可以概要如下：

一、沙俄和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是产生列宁主义党和极权制的制度渊源。两国极权制都是在这类制度基因的基础上，靠列宁主义党透过暴力革命所 「创造」的（本书第四、五、九、十、十一章关于中国；第七、八章关于苏俄；第六章关于极权制渊源）。

二、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包括系统性煽动和恐怖威胁）有效统治时，极权制的动员能力极为强大。

三、极权主义党强大的动员能力往往来自系统性利用绝大多数人短期行为的弱点，把从根本上侵犯绝大多数人基本利益的长远目标，分解成多个短期激励相容的战略阶段，用各个击破的方式分步实现（实证见本书第八、十、十一、十二章）。这如同建立巨大的中央控制的庞氏局，每阶段都是一个庞氏局，为足够大的人群提供超强力的激励。这种模式依赖人们的短期行为来维持和操作，使得下个庞氏局仍然能建立和运作。与仅依靠金钱利诱的庞氏骗局不同的是，极权制的庞氏局除了提拔奖励外，还靠煽动和暴力来强化短期激励的机制。在刺激群体的非理性行为方面，煽动和暴力往往超越金钱和物质的力量。

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制的本质决定对内对外无止境的权力扩张是其基本性质，并且这种扩张通常伴随极端的残暴。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将新兴的极权制大国与其他制度下的新兴大国相提并论，并以此为基础讨论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7]问题，不仅误解了极权制的性质，而且严重误导了应对极权制挑战的政策制定。

五、极权制的自我终结通常取决于极权制的退化，例如极权主义党丧失对社会的控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被普遍放弃等。在退化过程中，极权制可能演变为相对宽松的威权制，也可能会突然崩溃。极权制社会的统治党放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极权制崩溃后的制度演变，很大程度上都与该社会的制度基因相关（见本章第六节）。

六、极权制的退化或崩溃是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前提，但不是保障。这是因为民主宪政制度需要相应的制度基因作为基础，而这些制度基因的成长需要特定条件和时间。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极权制都尽力破坏甚至试图根除这些制度基因。

本书探讨的是中国现代极权制，以至于整个现代极权制（虽因本书篇幅限制，这部分有待充分展开）的制度起源。在极权制中，经济是政治权力的工具，政治权力决定资源的配置，经济活动又反过来深刻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极权制控制全社会，使得所有经济与非经济的社会组织都与党的权力密不可分。此外，极权主义党直接统治立法和司法机构，将法律作为控制经济和社会的工具。为了透彻分析和理解党控制政治、经济、社会、司法等所有方面的现代极权制，以及深入了解这种现代极权制的制度起源，打破社会科学内部常规的学科划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本书对制度基因及其演变和突变的分析，以及对极权制的运作和起源的分析，都是在歷史叙述的过程中所展开的，叙述史料的同时也是为实证分析提供证据。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发现新史料或新证据，为减少篇幅，歷史叙述尽量依赖史学界公认具权威性的叙述。例如，在中共歷史方面，本书大量引用了高华、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的着作；文革和改革早期方面，本书大量参考了杨继绳等人的着作；在苏俄歷史方面则大量引用了Richard Pipes等人的着作。然而，由于本书视角与现有文献不同，某些关键证据在二手资料中难以找到，因此有时不得不回归原始史料。例如，关于中共的起源和演变的分析，本书大量引用已解密的共产国际、苏共和中共的官方文件，毛泽东、张国焘，陈独秀等的文字，以及其他中国官方不准许发行的出版物。作为布尔什维克制度基因的证据，本书还引用了俄国民粹党及民意党的文件。

第四节　文献对比

本书直接涉及的文献及相关的文献总量相当巨大，因篇幅限制，在此只能讨论其中与本书关系最近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一、关于中国的文献

在有关中国及其歷史、政治经济和制度的研究中，非常缺乏分析共产极权主义的文献。本书填补了中国研究文献的这一空白。费正清与戈德曼（Merle Goldman）合着的《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最后几章，是讨论共产极权制的极少数文献之一。在记录中共极权制发展的部分，该书简略讨论包括中共建立的一些史实及各方面背景，与本书呈互补关系。与该书相比，本书探寻的中心问题是他们没有讨论的：即中国产生极权制的制度根源、机制和演变过程。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费正清在学术界和美国的政策界有深远影响的早期工作，例如《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对中共极权主义的实质缺少基本认识。费正清在将中共19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New Democracy）误读为真实民主主义宣导的同时，把国民党批判为法西斯极权主义党。该书的「极权制根源」（Roots of Totalitarianism）一节忽略了共产国际对极权主义党──中共的扶持，反而专门讨论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儒教极权主义（anti-Marxist Confucian totalitarianism）的国民党。这一分析明显偏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Mao’s Last Revolution, co-authored with Schoenhals）、魏昂德（Andrew Walder, China under Mao）和冯客（Frank Dikot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等学者对中共统治下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作品提供丰富的歷史材料和分析，与本书相关部分形成互补。这些作者详细记录这两个时期的歷史事件，揭示极权主义政策如何实施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大跃进和文革作为中国极权制的制度演变重要阶段，分析这两个阶段如何标志着中国极权制从苏联式的经典极权制向区管式极权制的重要转变。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本书更大的不同在于分析由大跃进及文革演变而来的中国式极权制如何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基本制度，并持续影响当前中国的制度和政策。在制度基因的分析框架下，本书试图提供更全面深入的视角，以理解这些歷史事件不仅是政治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极权制度发展和适应内外压力所演变的部分。这种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中国制度的歷史根源及其持续的政治和社会动力。

诺顿（Barry Naughton）的《中国经济》（The Chinese economy, 2018）、谢淑丽（Susan L. Shirk）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93）、裴敏欣的《中国被困的转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2006）分析文革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对后毛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及其运作做了广泛的分析。黄亚生的《东方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2023）探讨中国的专制传统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这些着作与本书的相关章节呈高度互补关系，也极大地补充了本书相应章节所覆盖的内容。

然而，与上述这些文献相比，本书对中国各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分析，是以制度变化为出发点的。本书着重分析的是共产极权制的起源和演变，并将其作为分析中国制度演变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例如，与黄亚生在《东方的兴衰》中对科举制的讨论不同，本书第五章专门将科举制视为中国帝制的关键制度基因之一部分，并深入分析其起源和演变，其维系帝国秩序的机制，及其在促成近代中国共产极权制的出现和延续方面的作用。应用制度基因这一理论框架，本书不仅分析制度基因的起源和演变，还试图寻找将众多看似不相关的歷史事件之间，内在的、统一的机制。这不仅为已经发生的歷史事件提供更透彻的理解，也为预料未来可能的发展轨迹提供分析的基础。

制度演变的歷史路径决定当代制度。[8]若要透彻理解今天的中国并对明天的中国做出合理的猜测，就必须对中国制度与形成当今中国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轨迹有深刻的理解。本书以歷史叙述的方式，用证据论述这一过程。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包括反抗朝廷的秘密社会的制度基因）与宪政所需的制度基因全面冲突，但与极权制所需的制度基因高度相近，成为建立极权制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华帝制崩溃后，帝制的制度基因尚存。在这种环境下，共产国际的直接介入和全面支持补充了在中国建立极权制所必不可少的另外一部分制度基因。

在共产国际的培养和扶植下，中共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培养出自己的极权主义领袖，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极权主义党，并透过武装夺权，在中国建立了全盘苏式的极权制度。之后中共透过大跃进和文革，以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将变异的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嫁接在来自苏俄的共产极权制的制度基因上，形成了具有更深制度基础的中国式极权主义制──区管式极权制。

文革后，曾经靠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培养以及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的邓小平，在挽救中共极权制方面做出极大贡献。他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启动了自称「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的改革开放，试图以经济发展挽救极权制，同时毫不留情地压制任何威胁极权统治的因素。

然而，比邓小平更关键的因素是在中国发展出的适应性更强的区管式极权制。这种制度使得私有经济在极权控制下得以蓬勃发展，从而暂时挽救了中国的极权制。苏欧共产极权阵营崩溃后，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在全球一枝独秀。伴随私有制的大发展，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也一度放松，使中国的制度曾朝着威权制演变，同时产生了有利于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但中共从来没有放松对这些所谓「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敌对」发展的警惕。习近平作为中国极权主义制度基因的产物和代表，最终採取行动，不惜以损害经济为代价去消灭所有「威胁」极权制的因素，以防止和平演变。而驱使中国制度朝极权制复辟方向演变的基本力量，是极权制的制度基因。

在更广泛的文献语境中，本书的内容与所谓大分流的文献相关。这类文献的主流[9]集中讨论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歷史方面的差异。近期，许田波和赵鼎新把相关文献扩展到中国形成大一统帝国和欧洲多国竞争方面的大分流。[10]尽管这些文献涉及国家制度及军事竞争等方面，但对基本制度要素如产权、人权和政治决策权的作用，以及更深层的制度讨论较少。与这些文献相比，本书不仅方法论上有所不同，还以考古发现为基础，指出中国与西方自史前时代起在制度基因方面就存在根本差异。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在制度基因方面从文明开始时就基本不同。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与西方从制度起源到长期的制度演变上的基本不同，进而导致后来观察到的经济制度、国家制度、经济发展、军事制度和军力等所有方面的大分流。正如生命科学中依赖遗传学基础来讨论进化论，本书认为制度基因的演变是解释过去、现在乃至预见未来的重要基础。

与已有的中国研究的文献相比，本书在近代中国研究方面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利用制度基因这个统一的框架解释近代中国歷史的制度演变过程，主要发现可简要归纳如下：

一、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与极权制的相容性：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包括反叛秘密组织的制度基因）与宪政所需的制度基因直接冲突，但与建立极权制所需的制度基因极为相似（本书第三、四、五、九章）。

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得以植入中国极权制的制度原因：中国存在的制度基因使共产国际传教士有可能在中国植入共产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对在中国建立极权主义制度至关重要。共产国际不仅提供组织、财政和军事援助（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来破坏摇摇欲坠的立宪政体，更重要的是为在中国建立共产极权制提供了中国缺失的制度基因（本书第十章）。

三、中国共产党得以夺权的制度因素： 经过共产国际二十多年的培养，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自己的极权制度基因和领导人，成为独立的极权政党，并武装夺权，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苏联式极权体制（本书第 十、十一章）。

四、中国特色的共产极权制的制度根源：中共透过大跃进和文革，以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将其制度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即区管式极权制（本书第十二章）。而这个分权式的制度源于中华帝制制度基因中的治理结构。

五、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动因：邓小平高举「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发起了他称为「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为挽救中国的共产极权制做出重大贡献。他在透过经济改革拯救极权制的同时，无情地镇压任何挑战极权主义统治的人及思想。

六、在极权制度下，中国经济改革一度成功的制度基础：中国改革背后比邓小平个人更重要的因素是区管式极权制。这个比苏式极权制更具适应性的制度，使中国经济在极权控制下产生了蓬勃发展的私有制，暂时维护了中国的极权制度（本书第十三章）。极权制一度朝相对宽松的威权制演变，使中国产生有利于宪政民主的新制度基因。

七、在中共极权统治下，中国经济改革无法持续的制度基础：由于经济改革的动因是为了巩固极权统治，因而中共从未放松对「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警惕。习近平既是中国极权制的制度基因的产物，也是其代表。他以牺牲经济为代价果断清除或压制一切威胁极权统治的内外因素（本书第十三章）。正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极权制的制度基因，使习近平得以在经济改革四十年后重新确立坚定的极权主义立场。

二、关于方法论和制度的文献

在方法论方面与本书关系最密切的是诺斯的工作。本书提出制度基因的概念，目的是打开路径依赖制度演变理论的黑箱。在方法论方面，本书深受机制设计理论[11]和产权理论[12]的影响。这些在讨论方法论和产权的相关章节均已概述，在此不再展开讨论。

艾塞默鲁与罗宾森（James Robinson）的多部着作从方法论到内容都与本书相关。[13]《独裁与民主之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2006）透过分析个人和人群的完全理性的博弈选择，推出产生独裁和民主制度的条件。他们提出的重要原理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制度的选择。国家指的是政权，社会则包括民间自治的各种社会结构。当政府过于强大社会过于弱小时，就产生专制制度。《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 2020）以歷史叙述的方式解释这些基本见解。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2012）则以歷史叙述的方式集中讨论专制制度。但这一系列着作都没有讨论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专制制度的极权主义制度。极权制是藉由人类歷史上最大规模最狂热的世俗宗教运动所造就的，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在其产生和运作中都至关重要。本书提出的制度基因概念试图建立一个统一分析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现象的框架。

在极权主义的研究领域中，米塞斯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1988）和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2007）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极权主义的重要先驱，他们的分析深刻且持久。这些工作集中在抽象的推理方面，包括极权主义在中世纪的起源，但没有系统关注布尔什维克产生和运作的具体机制。此外，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73）对当代极权主义党的组织、宣传和运作以及极权党掌权后的极权制实践进行深入分析。鄂兰的研究对共产极权主义党和纳粹极权主义党的共同特点，以及纳粹主义的起源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但没有充分关注布尔什维克的起源。本书深入研究中国极权制的制度起源、演变和运作机制，以及世界上第一个极权主义党──布尔什维克的制度起源及其早期运作机制，这一研究领域是前述文献尚未探索的。本书提出以制度基因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也显着不同于这些早期文献的分析方法。本书提供的新视角和理论框架，旨在揭示极权主义如何透过具体的制度机制在歷史上形成并发展。

波普尔从哲学角度分析极权主义为哲学的起源。必须指出的是，波普尔称为极权主义的哲学里，涵盖人类文明自古就有的许多思潮，范围比现代极权制宽很多，包括所有试图整体设计制度或设计社会的思想、乌托邦思想，还包括与个人主义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中，他追溯这些思潮的起源，从柏拉图开始，经过黑格尔的发展，最终由马克思集大成。

与波普尔不同，本书关心的是作为重大社会现象的共产极权主义和制度，是能在大众形成重大影响、形成运动、产生革命的基本要素。本书透过制度基因的视角，旨在提供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以理解极权主义。本书讨论的极权主义不仅是政治或哲学现象，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歷史和社会结构的复杂系统。为了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极权主义制度，本书採用弗里德里希和布里辛斯基关于极权主义的操作性定义。[14]共产极权主义运动是个世俗宗教的暴力运动。马克思在这个运动中起的最大作用在于其救世主义的（messianic）世界末日预言（apocalyptic prophecy），在于绝对平等的新世界的诱惑、阶级斗争的煽动，以及设计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夺权和暴力统治。在极权主义党布尔什维克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理论。但他们必须服从上级，绝不允许表达任何违反上级意图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见解。观察苏俄和中国的共产极权主义运动，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理在其中并没有重要作用。相比苏俄，中共领导阶层比苏共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少得多，更谈不上柏拉图和黑格尔。二十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知道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只有极少学者，而且他们大都与极权主义革命无关。

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着作《独裁与民主之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是最早对比分析苏联和中国极权主义的着作。他从不同社会的传统农业组织及不同封建传统来解释世界近代歷史上的几个重大的不同演变方向。摩尔的分析聚焦于为何俄国和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革命，而德国转向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极权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利用或动员作为「底层」阶级的农民。共产党靠自下而上地「动员」农民；法西斯主义是封建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联姻，靠自上而下地「动员」农民。在史实方面，摩尔忽略了沙俄存在的东正教和秘密政治组织这两个直接影响极权制的旧制度，同时忽略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决定性影响、中共和中共的武装力量与中国传统秘密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政权内存在的大量中国帝制遗留的制度成分这些重要事实。在分析方法上，本书也与摩尔的研究基本不同。本书引用歷史证据，论证了本质上不同于封建制的沙俄帝制和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如何帮助造就了极权制的制度基因。

魏复古（Karl 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 1981）中深入探讨中国的帝制，将其视为极权制的典型。在孟德斯鸠和马克思的影响下，魏复古把歷史上的沙俄制度也归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他把现代的极权制看成是中国和俄国古代极权制的简单延续，而没有看到从帝制到共产极权制发展的过程所涉及到的制度基因的演变和突变。而且，他忽略了中国和苏俄共产极权制本身的许多基本事实，及其运作、机制和起源等问题。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制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2011）也称中华帝国的制度为极权主义，但没有分析中国的共产极权制。魏复古强调治水社会（hydraulic society）为产生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而治水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的讨论都源于马克思和歷史唯物主义。相较之下，本书的分析方法与歷史唯物主义完全不同。本书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与中国和俄国的制度基因相结合，进而创造了一种世俗宗教运动──现代共产极权主义运动。本书着重分析这种结合如何诱发制度基因的突变，从而产生现代极权制的制度基因。

共产极权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极大规模、极为狂热的世俗宗教式意识形态。世俗宗教运动使得极权主义有极高的蛊惑性和煽动性，使得极权制有极强的动员力量，在压制人的自由的同时往往在一段时期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和扩张的能力。在如此制度下，不仅经济发展，连所谓的私有产权都不能自动推动民主化。这对现代化理论是极大的挑战。[15]从制度基因的角度看，私有产权和经济发展能成为孕育和推动宪政民主的力量需要满足多个基本条件。关键是，私有产权的所有者必须普遍具有自觉的意识，认为产权是自己的权利；而且有意愿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产权。

具体而言，以下是私有产权演变成为宪政的制度基因的必要条件：

一、法律与司法保护：私有产权必须得到系统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的保护。

二、人权的保护：产权所有者的人权必须得到基本保护。否则，即便在法律形式上承认私有产权，统治者只要控制所有者，就直接控制了产权，可以透过暴力要求所有者做任何事。

三、政治决策权的保护：产权所有者必须至少在社区和基层，或者商会及行会，拥有政治决策权。政治决策权指的是超越私人产权的集体事务决策权。民主宪政制度的演变是自下而上的，产权所有者必须至少能在社区范围普遍拥有集体决策权，才可能形成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使他们能在宪法保障的结社权范围内联合社区形成更大范围的集体决策，从而保护他们的权利。

第五节　台湾的制度基因及制度转型[16]

下面以台湾为例，用制度基因的分析框架简要对比台湾与中国的制度基因演变及其与台湾制度转型的关系。

与中国大陆的极权制形成鲜明对照，从1980年后期至二十一世纪初，台湾从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威权制和平转型为多党的民主宪政制度。如今，台湾已经成为民主宪政高度成熟，经济发达的经济体。台湾在民主、自由和人均GDP（按照购买力）的世界排名均名列亚洲之冠，超过日本，[17]在晶片等领域更成为世界领先的佼佼者。

台湾与中国的制度基因是否曾经相同？如果曾经相同，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台湾能成功实现制度转型，中国却陷入继承中华帝制和苏联极权制的制度中难以自拔？制度基因的分析框架可否解释台湾的制度转型？台湾成功的制度转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能有什么启示？

在有关台湾制度转型的文献中，存在以下几个流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基于现代化理论，认为台湾建立宪政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的确，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大发展，成为支持宪政制度转型的制度基因。但需要指出的是，与台湾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产生了很大的私有部门和中等收入群体，但这些群体在各方面的自主性都受到极大限制。人权不断受侵犯的私企业主不仅战战兢兢，而且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往往并不在他们手里。不分辨所有制的实际机制，不看经济发展中个人的权利，不分辨经济如何发展，就笼统断言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宪政，会产生严重的误导。曾对中国可能会伴随经济发展变成民主制度的错误期待，主要就源于这类抽象的论断的误导。

第二种解释强调国民党领袖蒋经国和李登辉个人的作用，认为他们个人的立场、远见（vision）和魄力起了决定性作用。虽然这类解释反映部分事实，却忽略更基本、更重要的基本史实。结束台湾的威权制，建立宪政和民主制度，是个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多阶段的过程。其过程的每一大步都不是政治强人主动策划的，而是在强大社会压力下，政治强人或顺应潮流、或被迫，逐步而为的结果。首先，蒋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曾经多次镇压要求民主自治的和平运动。他是在生命晚期才发生变化。19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1990年代后，国民党领袖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时选择顺应潮流。在此过程中，他们努力克服国民党维护威权制的保守派的巨大阻力，因此成为值得尊重的政治领袖。歷史事实证明，强大的社会压力是克服国民党内保守力量的必要条件。即便假设蒋、李是因为个人的信仰选择宪政改革，即便假设他们熟练掌握推动民主化改革的政治技巧，如果没有这些强大的社会压力，国民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有足够力量逼迫他们下台。而且，在台湾得以形成推动民主宪政改革的强大社会力量，是社会中的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演变增强的结果。

第三种解释认为台湾成功的制度转型是得益于儒学或新儒学。从哲学的角度，对于儒学与民主宪政概念之间的关系，学界有很多不同看法。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二者之间是互相冲突的价值观。[18]余英时认为二者之间是互补关系。[19]限于篇幅，在此不讨论儒家哲学观念的争论，只从实证角度概要考察儒学在台湾的流行程度，及其对台湾制度转型的影响。首先，变成日本殖民地之前，儒学在台湾的流行程度远远低于中国大陆。以科举考取进士为例，台湾在中华帝制下考取进士的总人数只有29人。相比之下，福建省同期为1,373人（全国为26,813人）。[20]按比例计算，台湾的进士人数仅为福建的2%，相对全国则仅占0.11%。1880年，台湾人口占福建省的19%，占全国0.73%。[21]

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后，大正时期起就推行的标准化日本教育对台湾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相比之下，儒学的成分在标准日本教育中仅是扫盲水准。儒学真正大规模成为台湾教育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战后国民政府带进来的。然而，台湾民主宪政转型中起作用最大的人群（例如民进党的骨干分子），大多是台湾本地人，多不是深受儒学影响的。以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为例，他早期接受的是全盘的日本教育，之后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深受儒学影响的于1945年后到台湾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人里，既有原则上支持民主宪政的，也有对宪政改革持抵制立场的。因此，如果有人从政治学角度做杭廷顿－余英时之争的统计检验，可能很难有清楚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台湾制度转型过程中持保守派立场的多数国民党人都是信仰儒学的，而且在反对民主宪政的诉求时往往引用儒学经典。

长期不同的歷史路径决定，在国民政府战后接管台湾时，台湾的制度基因就已与中国有显着差别。首先，台湾第一个大规模统治的政权是由荷兰于1624年建立的。1662年郑成功攻占台湾后，业已覆灭的明朝对台湾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而清朝直到1683年才正式将台湾纳入其直接统治。但天高皇帝远，中华帝制的土地皇权制在台湾并不深入。台湾人普遍认为台湾的土地是他们自己的、是台湾人的，而不属于皇权。清朝在台建立的统治，无论在正式帝制制度还是意识形态方面，都相当初级。前述的科举制度和儒学在台湾流行范围之有限，是帝制在台湾统治不完善的部分反映。与此相关，台湾曾经长期被广东、福建移民的秘密反叛组织当作庇护所和基地。干隆年间天地会的台湾分支发动大规模武装反叛，波及中国大陆一些地区，是清朝歷史上经歷过的最大的武装起义之一。

由于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在台湾扎根较浅，使台湾比中国更容易接受外来的，与中华帝制相冲突的制度基因。十九世纪末，虽然中国和台湾接受民主宪政思想的主要管道都是日本，但台湾的接受程度更深。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从此，台湾就走上与中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日本大正时期台湾发生的变化。

大正时期，受当时欧洲民主运动的影响，日本的社会精英在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同时推动民主宪政，使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在台湾得到初步发展的机会。1914年，日本推动宪政改革的人士与台湾社会精英共同组成台湾同化会，主张台湾人民享有与日本国民相等的待遇，并希望台湾被纳入日本宪政体制中，而且有选举议员的权利。台湾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新民会」随之建立，并发动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要求台湾设置民选议会。从此，由民众自发的，自下而上要求民主自治的运动就变成了台湾的制度基因的一部分。

作为大正民主政策的一部分，自1919年起，日本在台实施所谓的「内地延长主义」，目标是在台湾建立「与日本完全相同的地方行政、法律、学制等制度」。这使得台湾的制度基因中有了日本大正民主时代的民主宪政的成分，其包括民智开化带来的自下而上要求基层自治和民主的压力。1935年，在台湾民间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决定台湾的州（县）、市、街、庄议员的半数由民选产生。此类选举分别在当年和1939年全面实施过两次。[22]

进入昭和后，日本国内政治发生变化。日军的军国主义社会力量在1930年代透过暗杀和政变（包括未遂的政变），控制日本的政治权力。19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转而在日本本土和包括台湾在内的殖民地全面压制公民社会，压制民主诉求。

然而，在台湾社会中已形成的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并没有因为军国主义的镇压而完全消灭，而是一旦有机会就显现出来。自1945年被中华民国接管起，台湾当地的社会精英反覆表达出相当强烈的恢复地方自治的意志。在《中华民国宪法》尚待通过的1946年，台湾就举行了乡、镇、市的市民代表普选，再由市民代表间接选举县参议员，然后由县参议员选出三十名台湾参议员。1950年起，县、市以下的行政首长，及省、直辖市议会议员和基层民意代表，都由公民直选产生。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严重挫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此事件中，国民政府前后杀害三万多台湾人。[23]随后，国民政府即颁布《戒严令》，次年再颁布实施宪法中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暂停执行《中华民国宪法》的多数内容。但是扩大地方自治并没有完全停止。而且，尽管禁止民众组党，选举只限于地方基层，几十年相对稳定的有限基层选举使民主宪政制度的制度基因在台湾得到缓慢发展。同时，二二八事件激化了国民党作为外来统治者与台湾本地人之间的矛盾。这促使台湾当地人要求自治的意识进一步上升，成为台湾民主宪政制度基因的一部分。

私有经济的大发展是民主宪政必不可少的制度基因。为了消除可能滋生共产党的社会根基，国民政府于1950年代初开始在台湾普遍开展土改，使得台湾农民普遍拥有自己的土地产权，私企也得到大发展。在工业方面，台湾从1950年代的国有制为主逐渐过渡到私有制为主。在国民党一党统治下，所谓国有资产，实际上是国民党的资源。虽然国民党尽力维护威权主义的一党执政，但其性质与全面国有制的极权主义存在基本差别。为了经济发展，国民党鼓励私企发展。1953年，银行（以国有制为主）发放的贷款中四分之三以上都给了国企，私企得到的不到四分之一。随着私企的稳步发展，1979年银行贷款发放给私企的比例上升到77%。[24]在台湾宣布解除党禁报禁前夕的1986年，国企产出占台湾GDP的比例降到仅17%。[25]这一变化不仅标志着私有经济的崛起，也反映出台湾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为后续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宪政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私有产权的普遍存在和相对安全，决定了民众普遍有保护自身利益的动力和能力，而且是独立的社团、政党、媒体发展的经济基础。在二十世纪70年代，民间自发创办媒体，藉由参与地方选举和实际上的秘密结社活动，开始积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但在1978年底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断绝与中华民国正式邦交后，蒋经国宣布，依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赋的权力，停止所有选举，此举引起了强烈抗争。国民党政府试图以暴力压制抗争，结果在1979年底引发了「美丽岛事件」。尽管国民党尽力维持威权统治，但它毕竟不是极权主义党，不能公然全面反对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不能从基础上破坏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也不能清除党内支持民主宪政的力量。因此，对民间要求结社和出版言论自由的镇压不仅未能平息这些唿声，反而激发民间要求恢复选举和解除党禁、报禁的更强唿声，并促进了反对党的形成。

在台湾，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1980年代变得足够强大。这不仅使得威权统治的暴力失效，而且激发更强大的反抗，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在1987年宣布解除党禁报禁，开启了威权制的终结。除内部压力之外，外部的强大压力和影响也对此有不可忽视的重大贡献。首先是美国对国民党和蒋家的压力和影响。1984年，台湾特工在美刺杀蒋经国传记的作者。美国因此对国民党施加极大压力，因而削弱了国民党内强硬保守派的力量，并迫使时任台湾特工负责人的蒋孝武（蒋经国之子）离开台湾，从此远离政治。这直接削弱了蒋经国死后蒋家影响台湾政治的力量，使李登辉更容易顺应民意而抗拒国民党内的保守力量。

1980年以来，韩国的流血民主运动也对国情相似的台湾有重大影响。在韩国社会要求民主的内部压力和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下，1987年6月底韩国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宣布「民主化宣言」，许诺结束军政权，保证言论自由，并按照宪政原则修宪。面对相似的国内压力和外来压力，蒋在韩国总统卢泰愚发布民主宣言后两周，宣布在台湾解除《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

最后，尽管台湾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的发展和外来压力的增加使得台湾结束威权制已经几乎水到渠成，但台湾能以和平方式，迈出结束威权统治的关键一步，仍然有蒋经国的贡献。1980年以来，在社会上要求民主宪政的压力下，作为威权统治者，蒋一方面维持威权的压制手段，一方面及时採取顺应民意逐渐放松的政策。他于1984年初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于1987年顺从大势，解除党禁、报禁。这些努力帮助台湾基本上避免出现类似韩国光州事件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相对平稳地从威权制朝宪政过渡。

解除党禁、报禁后，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多个政党立即建立，民众公开要求建立民主宪政以维护自身权利。但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势力仍然努力保持一党执政的威权制，顽固抵制任何削弱国民党执政地位的改革。从在野党到学生及许多社会团体，要求民主宪政的唿声和要求改革的压力，比解除党禁报禁之前更高涨很多。1990年3月，在国民大会即将选举总统的前夕，台北的大学生发动「野百合运动」，提出四大诉求：解散1947年在中国大陆选举产生的国大；召开国是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重建宪法秩序；要求政府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数千人在广场静坐示威施压，民进党动员万人支持。在持续压力下继任总统的李登辉，在总统府面见几十名示威代表，许诺将实施示威学生提出的四大诉求；同意学生建立校际联合组织，监督国是会议和民主改革；并同意学生保留再次动员抗议的权利。[26]

在国大选举李登辉为中华民国第八届总统后，李把激烈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对政府的挑战变成了推动民主改革的动力。他顺应民意，在两年内实现了当初他对抗议学生的四大诉求的许诺。其中，《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解散并改选国会的决定对社会立即产生巨大影响，并为台湾建立完整的宪政奠定了基础。

在台湾，建立宪政最大的阻力来自国民党内的威权制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多为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权贵，是国民党内的传统实权派，掌握台湾许多部门的权力和大量资源。建立宪政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激励不相容。威权制的执政党是不可能自我放弃权力的，因此不会自动放弃一党执政的优势，把威权制改变为多党竞争、权力制衡的宪政。如果没有巨大的社会压力，凭李登辉的一己之力，绝无可能对抗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力量。

在民众要求地方基层自治的社会压力下，台湾首先实现的是似乎不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基层地方选举。但地方选举普及后，逐渐产生的实质作用开始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党籍地方官员，其基本利益往往与很多大陆来的国民党权贵不同。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扩大选举范围和规模，支持宪政改革。这导致国民党内产生分化。李登辉利用国民党内的分化，推动国民党改革，使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党官员更有权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内的分化。于是，早期地方基层选举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国民党内的变化，成为推动省市级和国会及立法院选举改革的力量。

在土改、私有化、地方选举、民间组织、社会运动和早期的许多改革为台湾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2000年，台湾歷史上首次由在野党赢得总统选举。此后，国民党和民进党在总统大选和立法院选举中都分别各有输赢。民主宪政制度的逐步成熟，保障了台湾的自由、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使台湾从威权制结束时期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变成世界上名列14的最发达经济体之一。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台湾超过澳洲、加拿大、英国及欧盟所有国家，是中国的三倍多。[27]

从制度基因的角度解释台湾的制度转型，可以概要为以下四方面。第一，由于中华帝制对台湾的统治较短暂，1895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时，中国与台湾的制度基因不尽相同。在日治时期台湾的制度基因更发生进一步改变。第二，战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时，台湾的制度基因已经与中国有了显着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苏联来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正在中国大陆迅勐发展，而台湾基本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其次，日治的大正民主时期在台湾留下了虽然微弱但极为重要的民主宪政制度基因的根基。第三，虽然国民党的实权集中在继承中华帝制制度基因的保守力量手里，但国民党信奉的三民主义至少名义上把施行宪政当作最终目标，至少文字上《中华民国宪法》是按照宪政原理设计的宪法。这些决定了国民党内的保守力量从来也不能彻底消灭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使得国民党所有违反宪政的政策和拖延实施宪法的做法都需要以《戒严法》之类的藉口来辩护和延迟执行。同时，国民党内从来都存在信奉民主宪政的微弱力量。这些与中共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共视宪政为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全面彻底绞杀有助于宪政的制度基因，包括党内外任何主张民主宪政的人。第四，来自美国的外部影响，既帮助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的成长，也在台湾转型时期助长了民主宪政的力量。

台湾的民主转型给中国的启示可以概要如下：

一、在实现宪政前的几十年，台湾就已透过民主宪政的启蒙和实践有了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意识，民主宪政制度的意识，以及具体的公民社会操作的实践。社会精英和全社会民众的普遍启蒙，是宪政的制度基因的重要部分。

二、私有产权、公民社会（包括社区和基层自治）的长期发展及民间为保护产权和公民社会权利的力量的壮大，是台湾制度转型的基础。

三、对于中国而言，极权制的退化或崩溃是民主宪政制度基因获得发展及社会上能产生民主宪政社会压力的必要条件。而台湾从未受过极权主义统治。国民党不是极权主义党，从来没有控制社会所有方面及所有角落，因此没有彻底清除民主宪政制度基因得以生存和成长的机会。

第六节　苏联中东欧共产极权国家的制度转型以及制度基因的作用[28]

苏联自1991年起，中东欧共产集团国家自1989年起，分别终结了共产极权制，朝着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转型，曾经志在征服全世界的共产极权制集团因此和平瓦解。然而，自共产极权制从苏俄植入中国，外来的制度基因结合了中国自已的制度基因，逐渐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极权制的制度基因。是什么力量导致共产极权制集团崩溃？如何透过分析他们的崩溃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共产极权制的未来？

需要指出，苏欧极权制集团的崩溃除了与其经济改革失败密切相关之外，[29]也是由高度互补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各国从歷史上继承来的制度基因共同造成的。以下是对这些因素的概述。

首先，在政治方面，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苏欧集团内的部分社会精英及领导阶层形成了放弃极权控制[30]的社会共识。这既与苏欧社会上的民众长期广泛对极权统治的抗争，以及与人们对人性的醒悟有关，也与经济情况的持续恶化有关。长期对极权制的抗争以及对人性的认识与这些国家的制度基因相关。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长期的经济改革失败源于共产极权制产生的严重激励机制问题。经济的失败加剧人们对共产极权制的失望、反感、厌恶和抵制。而政治上与共产极权制的离心离德又产生更多激励机制问题。

极权制是靠暴力建立和维持的，但暴力无法保持经济增长。共产集团的国家靠大规模集中调动资源，普遍能在一段时间内取得高速增长。1960年，赫鲁雪夫信心满满地在联合国宣称，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以其快速增长埋葬资本主义。但是，没有任何共产极权制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准（以人均GDP度量）能超越中等收入水准。事实上，所有共产集团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经济增速都迅速下降；即便最发达的共产集团成员国，其经济发展水准，也成倍地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阻碍共产极权制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正是共产极权制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即国有制。国有制的企业是共产党的核心资产。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金融业的国企，都只是负责管理国资的党政机构或单位。由于政府不会任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破产而必定救助，深知这一状况的国企高管普遍大举借债以实现做大做强国企的目标，而不顾虑借债带来的风险。这个在共产极权制下的普遍社会现象被称为「软预算约束问题」。[31]

软预算约束严重扭曲了国企的激励机制，使国企重投资而不重效率。低效率的国企透过高筑债台不断扩张而取得规模优势，以此弥补其创新方面的劣势。这使得整个经济体系持续效率低下，经营亏损，经济停滞。为了应对这个压力，苏欧共产集团各国从1960年代后期起分别开始经济改革。因为改革的目的是扭转经济颓势来保住共产极权制度，因此所有改革都自动把保留国有制作为前提，努力改善计划经济和管理。即使是最激进的匈牙利改革也局限于用市场竞争取代中央计画。最终，这些改革都失败了。概要地看，苏欧共产集团各国经济改革的失败是因为这些改革不得触动国有制。国有制必定产生软预算约束问题，使得改革必然失败。[32]不能改变国有制的限制则源于共产极权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都与私有制不相容的本性。

持续的经济停滞使苏欧集团各国面对极大的困难和挑战。社会里怨声载道，不少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等群体抗争。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在1982年从KGB首脑升至苏联领导人后曾公开说，苏联安全最大威胁来自苏联的贫困和由贫困造成的暴动或罢工，而不是帝国主义和持不同政见者。[33]这充分显示了经济改革失败给苏欧共产党高层带来的焦虑。

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时，苏共高层普遍认为造成苏联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社会普遍丧失热情和动力，而且逆反情绪蔓延。苏共中央称，社会上出现了抵制苏联制度的减速机制（mechanism of deceleration），并认为苏联已经处于危机的前夕，因此必须同时解决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一系列问题才能推动经济改革。[34]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戈氏推动了包罗万象的改革（Perestroika），试图一揽子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改革经济机制（economic mechanism），同时引入民主化，试图扭转过去十多年苏联经济停滞的局面。改革和民主化成为苏共的主要口号，同时逐渐开放言论自由并允许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回到莫斯科。[35]

戈氏主持的十二五计画重点在机械制造业和技术更新。[36]具体改革重点集中在解决过度集权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上。此后的视察中，他强调中央不应介入基础经济机构的日常工作，应该让企业自负盈亏。他还原则性地提出，大多数问题应该由地方解决，应该寻求行业原则与区域原则相契合的最佳管理方法等。[37]同时，他还以改革为名推动合法化个体企业，但避免提及私有化和私有产权的概念。

戈氏称他的改革为第二波列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38]这看上去与邓小平在1982年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性质的阐述类似。但实质上，戈氏更关心的是政治民主化。在经济改革方面，因为没能解决党政官僚以及全民的激励机制问题，故未能取得任何实质进展。

不仅苏联，所有苏欧集团国家的经济改革都不见成效，经济都处于恶化过程中。他们在金融、财政、经济及社会的稳定性方面都感受到紧迫的挑战。这使得这些国家更多的精英开始从根本上质疑共产极权制度的可改革性。[39]即便是只关心经济的人们，也感到从根本上改变共产极权制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必须看到，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国有制，但共产党政权不允许放弃国有制。很多苏欧共产集团的社会精英，包括经济学家、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高层人士，关心人权问题，关心自由和民主，而不局限于经济。他们在相当范围里逐渐形成了共识，要在各方面放弃极权制的控制方式。[40]

1990年，在所有中东欧共产集团国家均已放弃共产极权制后，苏联的经济下滑到苏共领导阶层认为危险的程度。在政治和经济的多重压力下，同年夏天戈氏一度接受沙塔林（Stanislav Shatalin）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起草的五百天改革计画，作为全面改革方案。这个方案获得了苏共党内外改革者的支持，甚至得到戈氏的政敌叶尔钦的支持。但在苏共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下，戈氏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案。伴随放弃这个改革方案，苏共高层忙于应付加剧分裂的政治局面，经济改革无从谈起。[41]

之所以在此讨论一个未付诸实施的改革方案，是因为这个方案全面反映出当时苏共和苏联社会精英关于改革的想法。本质上不同于中共的任何改革方案或想法，这个改革计画是一整套放弃极权制的方案。在苏联已经进行的政治改革的基础上（见下文），这个方案提出要把主权还给各加盟共和国，规定新苏联政府只限于为各共和国服务，不得干预各共和国内部的事务。[42]经济上，该计画规定两年内建立市场经济，价格将主要由市场供需决定，并全面私有化大多数企业；卢布将变成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整个经济将要从面向官僚和军事变成面向消费者。该计画还规定，每个共和国将自行决定引入市场的方式和进度，但全苏联必须保持统一的市场及统一的关税，共和国之间不得设经济边界。此外，五百天改革计画还包括快速私有化以及加强财政纪律，抑制控制通货膨胀，希望由此创造完全开放市场的条件。[43]

五百天改革计画不是孤立事件。在其提出的五年前，即戈氏刚上任时，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即上书戈氏提出想法相似的全面改革建议。他说苏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政治改革方面，他强调民主、人权和公开性，强调司法独立，并称「司法权真正独立于其他所有权力」。尤其突出的具体改革建议是，要以制度化方式改革苏共，将其改为有两派甚至两党联合的共产主义者联盟，最高统治机构是两党的联合政治局以及由全民直接选举的国家总统。直选的总统同时还是联合政治局主席和议会主席。[44]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单纯的经济改革失败或经济停滞并不足以驱使共产党社会精英形成放弃极权制的共识。在极权制中，一切利益的分配都靠政治权力。共产党领导阶层作为极权制的统治者，是掌握政权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经济停滞时不惜代价维护权力是统治者的理性选择。为了保住权力，极权统治者会用暴力压制不满情绪，把任何可能的抗争消灭在萌芽时期。

因此，极权制的社会精英以及共产党领导阶层中形成了放松控制，甚至放弃极权制的社会共识，在相当大程度上由于经济之外的其他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作为内在价值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和流行程度。的确，苏共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共产党上层在经济尚未崩溃时就已经存在放松极权控制的倾向。各国从其歷史继承而来的与人道主义相关的制度基因至关重要。同时，由于苏欧共产集团统治的地区在歷史上是长期相互影响的。其中一两国对共产极权制的冲击，往往会在其地区造成连锁反应。

尽管中东欧集团国家都是在苏联红军暴力下建立的共产极权统治，但各国从歷史继承来的不同的制度基因，造成各国对共产极权制的接受或抵制程度相当不同。这既影响极权统治在这些国家的稳定程度，也影响极权制崩溃后这些国家制度转型的方向。在争取人权、自由、民主方面，有些国家在歷史上走得更早更远。而这些国家都早就存在某些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例如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不仅率先摒弃共产极权制，之后也相对更顺利地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经济上变成了发达国家。而在那些歷史上高度专制的国家，在极权制解体后尽管建立了形式上选举的制度，但往往产生的是以民主为名的威权制。在威权制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也难以持续发展。除波罗的海国家之外，多数前苏联各国都属于这类。

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与东德为例，这些国家从中世纪起就经歷过选举产生的君主和某种形式的议会。在这些国家中，倾向宪政和民族独立的意识长期存在于社会中。在这种制度基因的影响下，如果没有外来暴力的扶持，共产极权制难以建立。事实上，在一次大战后，共产国际在匈牙利和德国发动的暴力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在其他中东欧国家也发展缓慢。波兰虽然歷史上没有经歷过完整的现代民主宪政，但自中世纪就有悠久的议会传统，孕育出朴素的宪政意识。自十五世纪起，波兰就建立了全国议会，称为赛姆（Sejm），是欧洲最古老的全国议会之一。在此后建立的持续两个多世纪的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君主透过贵族的选举产生，国家议会的议员由各地选出，各地治理也依赖地方议会。[45]虽然不是现代民主制度，但这种精英议会制形成的社会共识成为抵制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在这种社会共识的影响下，即便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曾任第二国际（恩格斯创建的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领袖的波兰裔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也坚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极权制。

在苏联红军占领波兰的条件下，虽然波兰统一工人党（以下称波共）掌权，但波共受波兰由歷史继承来的制度基因限制，从来也没能建立起坚实的极权制。在波共执政的歷史上，其所有领导人都不是坚定的极权统治者，普遍不能坚定地镇压民众，这本身也是助长波兰社会中反抗极权制力量的重要因素。波兰从歷史上继承的不利极权制的制度基因包括天主教会的巨大影响、波兰民间自我组织的传统，以及农民保护私有土地产权的传统。

慑于天主教在波兰的强大影响，自从建立极权制以来，波共一直没有接管或镇压教会，使得波兰成为所有共产极权制国家里唯一允许独立存在于共产党统治的教会的国家。而这完全是出于波共的无奈。天主教自十世纪起成为波兰的国教，波兰建立共产极权制时，绝大多数波兰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避免引发天主教徒的反抗，波共不得已允许与梵蒂冈保持紧密联系的天主教会继续在波兰运作，使得天主教世界变成波共没能控制的部分，也使其后来有机会在波兰社会的影响日益增长。

波共虽然不敢效仿苏共控制俄国东正教的方式──以胡萝蔔与大棒并重的手段来控制教会，但仍然努力与教会竞争影响力，以维持其在波兰的统治。然而，它还是输给教会。1960年，在波共镇压波兹南起义（1956 Poznań protests，见下文）后四年，为争取人心，波共政府决定隆重庆祝波兰基督教千禧年纪念日（Millennium of the Polish State），试图争夺对多数波兰人，即天主教徒的影响。1966年7月22日，波共领导人主持官方纪念波兰基督教千禧年纪念日盛典，波共军队共同参与。当天，波兰枢机主教则领导另外一场大规模庆祝活动，向波兰国民和全世界充分展示了天主教会在波兰拥有巨大的影响力。[46]

天主教世界对波兰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会给予了重要的支持。1967年，梵蒂冈任命杰出的波兰地方神父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为波兰枢机。1978年，他更被梵蒂冈选举为天主教的教皇，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这进一步把波兰天主教会与全球天主教世界连在一起。面对这压倒性的影响力，波共不得已在天主教问题上继续採取顺应潮流的策略。

保罗二世教皇登基第二年，波共政府就邀请他回国，并与天主教会同时举办纪念波兰的主保圣人（Patron Saint）斯坦尼斯劳（Stanislaus）（被王权杀害的殉道者）逝世九百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使得教会在波兰的影响力达到新高度。一年后，波兰工人建立全国性的团结工会（见下文）与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之所以保罗二世能对波兰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与波兰的制度基因直接相关。首先是歷史上形成的天主教在波兰的重要性，使得波共没能禁止或完全控制教会，才给了教会生存和扩大的机会，给了教皇能对波兰民众施加巨大影响的机会。其次是保罗二世与其他教皇的不同，他直接挑战极权统治的理念和勇气离不开形成他理念的环境，离不开波兰的制度基因，离不开他接受波兰社会业已存在的追求人权、宪政和抵制极权统治的社会共识。

波兰的另外一个制度基因是歷史上早就存在的自发组织的工会和工人运动的传统。在波兰产生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不仅深刻地影响波兰，而且为整个中东欧共产集团的崩溃起了催化剂的作用。1956年，赫鲁雪夫秘密报告后四个月，波兹南（Poznań）爆发的十万工人大罢工，是共产集团里第一次大规模自发的工人运动。坦克和军警的镇压仅仅使得罢工暂时平息。但此后，波兰各地零星的自发工人运动不断。1970年代，波兰多地的工人运动再度兴起，产生许多工人运动领袖。1980年，格但斯克（Gdańsk）造船厂（当时为列宁造船厂）开除工人运动领袖，引发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全波兰几百家工厂的工人随之举行罢工，支持格但斯克工人。全国大罢工迫使政府接受工人的诸多要求，与工会达成着名的「格但斯克协议」（Gdańsk Social Accord）。[47]该协议不仅承认独立工会的合法性，而且为结社自由开了绿灯。取得合法地位的工会和社会组织则不断为捍卫人权发动罢工和示威，包括全国性的罢工，使得波共一度难以对国民施行极权控制。[48]签署格但斯克协议后，波兰工人立即建立团结工会（Solidarity），全名为独立自治工会（Independent Self-Governing Trade Union），是共产集团里第一个全国性的独立工人组织。随后，波兰的民间组织以及罢工示威风起云涌。[49]

波兰政府随后镇压了团结工会运动并监禁了团结工会领袖华勒沙（Lech Wałęsa）。但1983年保罗二世再次访问波兰，坚持面见被监禁的华勒沙。他公开鼓励人们为人权所做的斗争，并指出军事戒严必须结束。教皇所到之处，人们群情激昂。人民普遍公开表达对共产党的质疑。迫于社会压力，在教皇离开波兰一个月后，军事管制结束。[50]团结工会的建立和迫使波共结束军事管制是全世界共产集团首次迫于民间压力以和平方式让步而解决冲突的事件。这些凸显极权统治已经动摇，成为数年后苏欧共产集团整体和平瓦解的第一步。

波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整个苏欧共产集团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自从1956年波兹南大罢工起，波兰民众每次对共产极权的冲击都在苏欧集团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镇压波兹南工人运动之后，波共温和派领袖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出任领导，试图推行改革并安抚波兰民众。这随即在匈牙利诱发全国性的革命，要求苏联红军离开匈牙利，要求自由和宪政。虽然匈牙利革命遭苏联红军和华约组织的残暴镇压而失败，但镇压的威慑效力只是暂时且局部的。

作为宗教改革发源地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前是拥有相对完善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当地的制度基因使得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极权制尤为困难。二战后初建共产极权制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全民投票情况充分反映出其社会当时的情绪。史达林在1945年的雅尔达会议向罗斯福和邱吉尔许诺，允许中东欧人民透过投票来自我决定苏联红军占领区的统治制度。为了保证在苏占区各国能获得统治权力，苏共扶持的各国共产党依靠暴力、胁迫和操纵投票或全民公投，在多数苏战区国家获得了多数选票。[51]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却是例外，共产党得不到足够席位控制政府。因而他们只好于1948年发动政变，才得以建立共产极权政权。[52]

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们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1967年起，一些作家开始系统性地批评共产党，提出要求文学独立于共产党统治。[53]和在任何极权制内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他们受到了惩罚，但捷克社会甚至包括共产党里都存在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在如此社会共识的影响下，整肃这些作家的捷共领导人很快被迫下台，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成为捷共领袖。他一方面声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放松极权控制，限制秘密警察的权力，提出保护言论自由，甚至提出要考虑朝多党制发展。1968年，捷共推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政治纲领，开启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54]

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是试图使共产极权制变得具有一点人性。但是，在意识形态（理论）上和制度上，人性都与极权主义直接冲突。即便改革意图是为了巩固极权统治，强调人性也会从根本上动摇极权统治。意识到捷共的改革对整个苏欧集团的威胁，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共产集团军事联盟──华约组织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然而「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精神不仅没能被军事镇压消灭，反而在苏欧共产集团国家广泛传播，包括在苏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中。

马克思主义──共产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断言，人类社会只有阶级，没有脱离阶级的人性；阶级社会里，只有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理论在煽动革命和暴力方面卓有成效（见本书第六、八、十、十一章）。靠着其意识形态，共产党人消灭了人性和人道主义，才使得列宁能在沙俄遗留的制度基因的基础上创建极权制。靠着其意识形态，史达林、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才得以完善共产极权制，并利用这个机器迫害大批党内外的政敌和挑战者。共产党不间断的大清洗在各国共产党内造成巨大恐惧，迫使很多共产党人为了自身安危，也开始重新审视彻底否定人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带来的后果。

共产党阵营内反思人性的潮流始于苏共去史达林化。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开启了这个进程。出于大多数苏共领导阶层和党员的自身利益，赫氏试图减少史达林时期在共产阵营内形成的恐惧。[55]但，使用暴力在党内外造成恐惧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成分，制造和保持恐惧是共产极权制的支柱。

赫氏去史达林化刚起步，就在波兰和匈牙利引发动摇极权制的重大事件。为了避免在共产集团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了维持极权统治，赫氏以史达林主义方式的暴力镇压应对波匈事件，使得对人性的反思刚起步就戛然而止。赫氏的后继者勃列日涅夫更全面恢复了史达林主义，镇压布拉格之春即为其中一部分。但是镇压是一回事，消灭人们脑中的人性意识是另外一回事。在革命时期，共产党靠煽动阶级仇恨来激发群众斗志并推动革命。然而，建立极权制后，煽动阶级意识则给共产党的统治制造不稳定因素（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见本书第十二章）。

问题是，在没有阶级意识的情况下，无论多么扭曲的意识形态也难以找到一种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正当化对人性的压制和消灭。因此，除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专制制度试图完全消灭人性。即便在沙俄帝制和中华帝制最残暴的时期，也都残留有人性的空间。在任何社会中，人们对人性的认同程度都是社会共识的重要部分，是社会的制度基因的一部分。因此，从根本上反人性的极权主义在任何社会都会与原本存在的人性冲突。去史达林化和布拉格之春提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都是共产极权制下人们朝返回人性迈出的最初一步。

1985年，受布拉格之春精神影响的戈巴契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他一上台就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在多方面放松极权控制。在参加其前任领导人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葬礼时，他在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公开否定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干预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法理依据。他强调，苏共重视盟国间的平等，尊重盟国的主权和独立。[56]正是他强调的这些原则，成了后来苏联不干预那些国家人民选择放弃极权制的保障。

戈氏虽然真心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致力于维护苏联，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有人性，认为共产阵营的困境是缺少人性带来的，而且相信苏共的统治无需使用暴力。戈巴契夫这类的认识从根本上与共产极权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相悖，从实际上则动摇了苏欧共产集团的极权统治。当中东欧各国意识到他们反对极权统治的行动不会再遭受苏军和华约组织军队的镇压之后，抗争极权统治的运动便迅速蔓延，终结了依赖暴力的极权统治。

戈氏的全面改革其实重点在于政治制度改革（political system reform）。上任不久，他就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提倡新政治思维、民主化、社会主义多元化，鼓励非正式社会组织（informal association）。[57]社会主义民主早在1936年就被收入史达林宪法，是典型的反民主宣传术语。但戈氏的社会主义民主却是认真地在松动极权控制，是去史达林化的延续。这些改革最终推动极权制走向了终结。

不论是意识形态驱动的，还是既得利益驱动的苏共的保守派，一直坚持镇压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镇压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个讳莫如深的概念，只能作为欺骗性宣传的口号。在戈氏之前多年，安德洛波夫就清楚警告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危险性。[58]

在苏共内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起源于赫鲁雪夫时期的短暂去史达林化。尽管去史达林化在制度层面很快逆转，自由化的思潮却开始在暗中继续涌动。一些知识分子有意借助所谓青年马克思的文献（即马克思尚未接触共产主义运动之前，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人写作的哲学文章），作为宣扬人性的理论基础。自从1960年代，苏共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这些文献，试图从中寻找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他们当中一些人把鼓吹社会主义民主和个人自由当作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没有意识到这与马克思－列宁的共产极权主义存在基本矛盾。戈氏及其主要助手梅德维杰夫（Roy Medvedev）就属于这类人。

戈氏1987年的《改革新思维》（Perestroika）一书系统阐述了他要施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想法。他提出要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并强调民主化是苏共的中心任务；开放即让人民知道一切，人们有权了解过去事件的全部真相。为了在意识形态上支持这个朝人道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戈氏要求政治局成员和苏共领导阅读讨论人性及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文献。[59]他认为，改革或者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必须依赖社会主义民主。否则，人民会感到被异化，会像奴隶一样偷懒。[60]

此外，苏共内还存在直接反对共产极权主义的人。以戈氏的主要幕僚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动摇极权制而策略性地选择借助马克思和列宁某些文字来宣传民主自由。[61]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例如俄国和波罗的海各国推动独立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包括叶尔钦，都从不用马列主义的言辞作为掩护。[62]

1988至1989年间推动和施行的修宪及议会普选，是苏联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透过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普选，产生了新的各级苏联人民代表大会（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of the Soviet Union），各共和国选举产生的议会主席又同时是该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戈氏试图藉此制度改革把苏共书记处与议会形成联盟，以此对抗苏联传统下中央各部形成的官僚体系。[63]在推动此项改革时，戈氏要求党员凭良心投票和表达意见，许诺苏共不会使用党纪惩罚党员在投票中做出的选择，[64]这无异于放弃列宁主义党的基本原则。戈氏后来总结，这个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统治，透过自由选举将权力从共产党转移到苏维埃，迫使党「自愿放弃独裁统治」。戈氏称自己的任务旨在「切断」克里姆林宫保守派，并用外部的新力量来取代他们。[65]无论后人是否相信戈氏事后的表述，无论戈氏的初衷是什么，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个政治制度改革把苏维埃改造成了民选的议会，透过选举议员和总统，从根本上动摇了极权制的根基。

然而，瓦解苏共政治垄断权力的努力同时也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在各加盟共和国透过选举产生各自的议会和领导人后，俄罗斯和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要求主权，以致于独立的唿声更加高涨。普选产生的议会和领导人以合法身分提出多党制的要求并寻求从苏联独立。俄罗斯领导人叶尔钦在1988年就公开提出多党制的要求，[66]立陶宛领导人在寻求独立时也提出施行多党制的诉求。戈氏公开接受多党制的要求，但仍然试图避免苏联解体。[67]

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各国争取从苏联独立之前，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已率先结束了共产党的统治，成为歷史上首批和平摆脱极权主义制度的国家。1988年，在波兰两次大规模罢工潮后，波共于1989年初被迫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结果是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并同意尽快举行全国议会大选。团结工会在6月4日（北京天安门屠杀民主示威学生的当天）的全国大选中获胜，取代波共组织内阁。团结工会领袖华勒沙于1990年当选波兰总统。曾任波兰总理和总统的波共领导人相继在1989年8月和1990年初接受败选而辞职。[68]在经歷三十多年抗争和镇压之后，共产极权制在波兰和平瓦解。

与1956年波匈事件的顺序类似，匈牙利政局再次紧随波兰的变化。1988年底，匈牙利议会推出一揽子民主方案，开放报禁、党禁，允许民间组织独立的工会。1989年3月国庆节期间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共产党与非共产党政治力量谈判。这个谈判于4月开始，到9月达成宪政改革意见。10月，匈牙利议会宣布将于1990年经由普选建立多党制的议会并直选产生总统。1990年，共产党败选下台，匈牙利共产极权统治正式结束。[69]

1988至1989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多地爆发多次示威活动，以纪念二十年前的布拉格之春运动，悼念牺牲者。镇暴警察对示威的镇压软弱无力，因而鼓励更多人参与大规模示威和全国大罢工。 在此压力下，捷共1989年11月底宣布放弃一党执政。12月底举行的多党选举产生出议会和总统。从此，捷克斯洛伐克结束温和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和平转变为民主宪政国家。[70]

波、匈、捷在和平结束共产党统治时，仍然都是华约组织的成员国。当时，华约组织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可用于镇压本国及成员国人民的国际军事集团。当时，苏联仍然在波兰有几万驻军，在中东欧各国有几十万驻军，而且苏共的命运与中东欧共产集团息息相关。但是，苏共决定不使用军队镇压，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面对示威罢工的压力，也分别选择放弃使用本国军队镇压示威，这才使得三国人民的诉求没有重蹈歷史覆辙。

极权制始于暴力，终于停止暴力。终止对不同政见的暴力镇压是终止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问题是，什么条件造成极权统治者不再使用暴力。

极权统治者为保住权力，通常不会在动摇其统治的问题上遵守诺言而不使用暴力。但戈氏和苏共领导阶层遵守了刚上台时对其他共产集团国家做出的尊重各国主权的诺言，在共产集团生存面对严重挑战时没有使用暴力。这离不开社会力量对比以及社会共识的变化，包括部分共产党上层的社会共识发生的变化。这个社会共识的变化与制度基因之间的关联将在后文详细讨论。一方面，波、匈、捷争取自由的力量在歷经几十年的压制和挫折中积累壮大。全国性的自发组织和工会及全国性的示威和罢工，其规模之大使得镇压的代价变得难以承受。另一方面，部分苏欧集团上层，包括戈氏及其幕僚以及波、匈、捷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认知或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他们放弃或软化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念，认为应该靠社会主义民主或谈判与妥协解决面对的困境。戈氏期待中东欧各国都产生自己版本的戈氏改革。当获知波、匈、捷、东德分别以不同方式结束共产党统治后，他感到轻松甚至欣慰。[71]

在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知方面，中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所谓「改革派」与苏欧1980年代以戈氏为代表推动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有很大差别。中共认为，共产党谈民主只是为了维护党的权力的工具。邓认为戈氏真正实施政治民主化是「傻瓜」，因为这样做一定会丢掉权力。同时，他认为经济改革是为了维护和加强权力，因此经济改革也需要牢牢掌握权力。[72]实际上，中共与苏欧共产党在坚持极权制方面的差别早在史达林去世后就已经显现。赫鲁雪夫代表苏共做秘密报告之后不久，中共就以多种形式公开反对苏共的去史达林化；邓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得到毛的高度赞赏。[73]为防止在中国出现类似波匈事件的反共风潮，毛很快发动了全面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邓则是其具体领导者、执行者。[74]

尽管去史达林化只有短暂时间，但这使得原本在苏欧社会中存在的对人权的认知得到机会恢复及大发展，助长人们对共产极权主义的质疑，甚至抵抗。这个被中共称为「修正主义」的潮流，即便在勃列日涅夫重返史达林主义时期都仍然逐渐壮大。捷共领导人于1968年提出要实现「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戈氏从1986年起推动民主社会主义，有意放松控制，都是这个「修正主义」潮流的后果。

与苏欧在史达林去世后的情形相反，在毛去世后不久，1979年，邓下令抓捕以「政治现代化」为名要求政治自由化的持不同政见者，宣布极权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不得触碰的红线。1980年代初，邓和其他中共元老全面压制中共党内试图推动去毛化的所有讨论。中共从来没有出现过公开去毛化的任何努力。邓甚至亲自发动两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洗运动，罢免没能努力压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邓更调动坦克和军队镇压北京的和平示威，软禁赵紫阳。[75]

继波、匈、捷分别以普选方式结束极权制之后，1991年8月，苏共也决定结束共产党一党统治。得知消息后，邓立即召集不久前从莫斯科返回的江泽民、军方首脑杨尚昆和总理李鹏等领导人开会，强调无论苏联发生什么，都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绝不受外界影响。[76]邓从战略上作出的判断为，苏共垮台是由于苏联经济改革失败所造成的。在此紧急关头，他于数月后南巡，全力推动经济改革，以保住中共的权力。靠着区管式极权制的治理结构所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和与发达国家在商贸投资方面的融合，中共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由此中共不仅保住了政权，而且取代苏联成为极权制超级大国（见本书十三章）。

但是，如同1970年代时期的苏联，中国变成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很快持续大幅下降，2022年开始进入停滞期。自2023年起，中国面临日益加剧的金融财政危机风险。与苏欧共产党国家在1980年代经济停滞时期的状态相似，中共束手无策。但是，经济上的停滞甚至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会像苏欧国家那样经歷制度转型。导致苏欧制度转型的原因不仅仅是经济改革的失败。1980年代苏欧的改革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而是在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试图全面改革极权制，使之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是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无法改革，民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无法实现。但苏欧共产党真切希望自己带有人性面孔，他们透过各方面放松极权主义控制，朝民主化推动，因此从基本上动摇了极权统治。最终苏、波、匈、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相继在民主程序下和平下台，极权制从而瓦解。

相比之下，中共的经济改革与苏欧的改革性质不同，是货真价实的新时代的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旨在挽救共产极权制。中共时刻警惕任何威胁极权政权的因素，包括警惕企业家和私企的崛起（见本书第十三章）。在极权统治者要拼死保卫政权时，他们不会因经济濒临崩溃而放松极权控制。 另外，中共为了维护政权而实施的经济改革的策略以及歷史上留下的治理结构的制度基因也与苏联不同。

尽管中共认为苏欧共产党强调人性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但苏欧共产党坚信自己声称的社会主义。苏欧共产党转型前的经济改革都完全坚持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而社会主义所有制导致软预算约束，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只能失败。相比之下，中共则在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口号下，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经济的所有制，使私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这才使得经济得到发展。科尔奈在1990年代就称中共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党是不相信耶稣的基督教会。[77]但如前述，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中共有意设计所为，而是中共的区管式极权制治理模式加上中国歷史遗留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私有企业的发展挽救中共，这是中共事后承认私企的合法性的基本原因（见本书第十三章）。

但是，担心私企的发展会成为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基础，会动摇共产党的权力，中共始终严格保持对私企的极权主义控制。当私企发展到令中共担心的程度时，对私企的打压也就变本加厉。最终使得中国经济陷入停滞，甚至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风险（见本书第十三章）。与中国经济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约一半的前苏欧集团国家在摒弃极权制后，转型为民主宪政制度。这些国家在民主法治的环境下，靠自由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变成了发达经济体。

值得指出的是，以戈氏为代表的苏共上层和精英所推动的宪政改革，对和平终结苏联的极权制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也给了中东欧国家自我选择制度的机会，帮助这些国家终结极权统治。但是，前苏联的多数国家缺少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制度基因：没有普遍的私有制，缺乏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也缺乏以民间组织为基础的自下而上演变而来的社会结构。因此，这些国家缺少普遍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基础，没有制衡权力的社会基础。在如此条件下，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的改革虽然可以为正式终结极权制划上句号，但难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因此，包括俄国、白俄等在内的多数前苏联国家变成威权制，这既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单纯由个别领导人物造成的。参与策划这些改革的戈氏的主要幕僚雅科夫列夫后来感叹，俄国二月革命的教训未被记取。[78]

中共为了保卫政权发动改革，因此总是不惜代价坚决维护极权制，而苏欧共产党改革虽然也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统治，其目的与中共不尽相同。同样是共产党，中苏之间的这个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与他们歷史上是否经歷过启蒙运动或受过启蒙运动的影响相关。多数苏欧国家经歷过启蒙运动，或受其影响。人类系统性地认识人权和人性始于启蒙运动，而这些社会共识是近现代民主宪政的意识形态基础。一个社会是否接受过启蒙运动的影响，会极大地影响当地的社会共识及制度基因。但中国完全没经歷过启蒙运动，也基本上没有接受过这个运动的影响。直到启蒙运动结束的时期，中国都仍然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只有极其个别的读书人在十九世纪后期才对已发生的启蒙运动有肤浅了解。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是中国第一次显现启蒙运动的影子，但实际上这场运动中真正最流行且对民众影响最大的是民族主义和反帝（见本书第十章）。中国并不曾经歷过以人性、理性、民主和科学为内涵的启蒙运动。中共控制整个社会后，更透过多次运动（镇反、反右、文革）制造恐惧，清除中国人本来就很薄弱的启蒙意识。

与民主宪政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相反，建立极权制的认知基础是反对人性的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系统性地消灭人们关于人权和人性的认知的武器。共产党首先依靠阶级斗争取代人性来煽动强大的社会力量，才得以建立共产极权主义制度。而在建立极权制之后，确保人们不形成关于人性及人权的社会共识是维护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但传统的马列主义没有为此提供理论。根据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史达林于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遵循马列主义理论，阶级论已不再适用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使得所有马列主义反对人性的理论不再适用。此时原本社会上是否存在关于人性及人权认知的制度基因，变得十分重要。

在苏欧国家里，即便是距离启蒙运动中心最遥远的俄国，其社会精英在十八世纪以来也受过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经启蒙运动后演变而来的制度基因里含有人们对人性、人权和自由的某种普遍意识的向往或社会共识。人群里拥有关于人性和人权的认知，即便是初级的、原始的，也从根基上与极权主义统治冲突。在苏欧集团国家的社会中原本存在的普遍对人性和人权的认知，使得苏欧共产党在史达林去世后推动去史达林化成为可能。这种认知不仅在波兰和匈牙利触发了革命，还促使了1960年代和1980年代提倡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

为了保护极权制，1956年和1968年苏联与华约组织对波、匈反抗极权制和布拉格之春都分别进行过大规模的暴力镇压。但暴力无法消灭人们对人权和自由的追求。1980年代，苏欧集团里去史达林化的共识在社会上包括部分共产党人士里逐渐普及。戈巴契夫及其周围许多人早已受到去史达林化和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他的朋友里有参加过布拉格之春的捷克同志，[79]他的主要助手之一是苏共理论家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80]布拉格之春时期在布拉格工作的沙氏深受「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影响，长期系统地鼓吹「社会主义民主」，并早就出版过相关着作。[81]

出于对人权和人性的认知，苏、波、匈、捷的共产党都在不同程度上以政治民主化为名逐渐放松控制。他们对待政敌不再使用党纪，放弃流放监禁等整肃措施，减少对示威民众暴力镇压。[82]放松极权统治在获得社会支持[83]的同时，又形成或巩固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社会共识。社会参与则不断产生要求进一步民主化的压力。除了放松控制外，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上层在极权制终结之前几年就已经公开讨论考虑建立多党制或建立共产党内的制度化的派别。苏欧从放松极权统治改革到最后终结极权统治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压力和社会启蒙意识发展的共同结果。

与苏欧形成鲜明对照，在没有经歷过启蒙运动的中国，人们关于人性的观念多是非常朴素或原始性质的，或是孔孟之道所承载的，其中缺少人权的理念。从接受启蒙的程度及形成的社会共识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对从人性和人道主义意识的理解方面，中国的制度基因与苏欧有着巨大的不同。[84]这个制度基因方面的不同是中共坚决抵制苏欧去史达林化的基础，也促使中共藉此机会朝更极端方向抓紧极权主义控制。在赫鲁雪夫－毛泽东时代，中共就称苏欧推行去史达林化和谈论人性为修正主义，坚称阶级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并发动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共的这些运动在中国更强化了阶级意识及暴力，更进一步消灭了本来就薄弱的人性意识。毛之后，人性才刚开始复甦，邓就果断坚决地阻止中共内部去毛化的努力，发布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于1989年并亲自镇压要求民主的和平示威民众。此后三十多年里，中共持续监禁和打压任何要求尊重人权和政治自由的人士。同时，透过多种方式歪曲人性和人权的内涵，并对民主制度及苏欧的制度转型发动全面的信息战。这种策略促使中国社会普遍物质主义盛行，加深了人们对人权和人性的冷漠甚至误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社会成员只关心物质时，社会制度反而更难以朝民主宪政演变，从而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即使在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时，社会制度仍然难以转变。

最后，让我们简要概述苏欧共产集团制度转型前（1989年之前）和中共政权在制度上的其他几个主要差别。第一个值得指出的重大差别是两党在继承人方面的制度安排的不同。中共党内存在所谓的「太子党」（高级干部子弟组成的势高权重的非正式帮派）[85]与「团派」（共青团出身的建制权力帮派）之分。而苏欧共产党的继承人制度完全是建制化的，从共青团到共产党，没有所谓太子党的现象。继史达林后，苏共歷届领导人都是共青团背景。赫鲁雪夫、勃列日涅夫、安德洛波夫、契尔年科、戈巴契夫和叶尔钦都出身蓝领家庭，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是从共青团到共产党，在体制内逐步选拔上来的。[86]理解中苏共产极权制在这方面的差别，説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中国会产生习近平现象，而苏联则产生赫鲁雪夫－戈巴契夫现象。

中共内的所谓团派是从苏共移植来的制度。作为苏共－共产国际的分支，中共从初建就设立了共青团（最早称为中国少年共产党）制度。邓小平、胡耀邦都有共青团的背景。而所谓的太子党则是在中苏分歧时期，中共为反对去史达林化而建立的接班人制度，这与中国相关的制度基因有密切关系。设立接班人制度的目的是防止将来在中国出现去史达林化（去毛化）。中共的这种制度安排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中华帝制与中国秘密社会里有关权力继承的相关传统，因而立即在中共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中获得响应。培养接班人制度对文革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而文革又成为产生太子党的催化剂。文革初期，发起组织所谓红卫兵的学生中的骨干力量，就是后来称为太子党的群体，这场运动又大大强化了这个群体的权力及他们的权力意识。文革后，中共更进一步加强培养高干子弟掌握重要权力的制度化安排（见本书第十二、十三章）。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以及江泽民、李鹏等均为所谓的太子党。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则属于团派。很多太子党背景的人有强烈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权力意识（见本书第十二章），这使他们把自己视为极权制权力的当然继承者，也由此产生更强的维护极权制的动力。

第二个重大差别是军人在极权主义党内权力的权重。苏军在苏共的最高层从来没有影响重大决策的能力。苏共高度依赖秘密警察，即KGB，这个制度安排使得戈氏能抗拒军方多次对内对外使用武力的压力。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即掌握军队权力的位置，自毛泽东以来，就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占据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一位置不仅是中共建立政权的基础（见本书第十、十一章），也是保障中共极权制的基本制度安排之一。1989年夏，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北京学生在天安门示威期间与戈氏会面。他表示，中国人非常关注苏联进行的民主改革，[87]还说共产党必须在一党制下给人民大众民主权利；如果做不到，多党制问题将是无法逃避的。[88]但是，邓靠军委主席的地位和自己在中共军内早就建立的权力基础，在面对挑战极权统治的和平示威时，亲自调动几十万军队进行镇压，使得赵提到的政治改革希望沦为泡影。三十多年后，习近平上任后的第一步就是以反腐运动为名掌控军权，并随后依赖军权的力量把极权统治已经松动的中国再次拉回到极权制。

本节对苏欧制度转型与中国四十年经济改革对比的讨论概要如下：

一、共产极权制的基本制度无法改革，因此经济改革註定失败，经济一定会停滞不前。认识到这个制度不可改革是苏欧放弃共产极权制的基本动力之一。进入2020年代后，经歷过相对成功改革的中国，在经济上正走上类似苏联1970年代末的道路。

二、极权统治者在常态下总会使用暴力维护权力，维持统治。苏欧和平放弃共产极权制不单纯是因为经济停滞。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关于人权－人性的社会意识也是决定性因素。而这些社会压力和社会意识的形成与其制度基因相关。

三、中国在人性－人权方面社会的认知的弱点，以及军人干政和太子党方面的制度特点，都使中共和平放弃极权制难度加大。

四、极权制的崩溃是从极权制转轨到其他制度的先决条件。但极权制崩溃后是否能转型到民主宪政，取决于社会上是否存在必须的制度基因：包括普遍存在的私有产权、发达的公民社会，及关于人权－产权、法治、宪政的社会共识等。

第七节　关于制度基因概念的结束语

在本书中，制度基因演变的轨迹是由制度带来的约束条件的变化、人们意识形态和偏好的转变，以及外部力量冲击共同影响形成的。制度基因中最容易受外部力量影响的成分是意识形态，例如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透过外来的科学技术而改变的社会经济方面面对的约束条件。而外来影响，例如意识形态和技术的变化，往往带有某些随机性。因此，制度的演变既有规律性因素，也有随机因素。虽然制度演变的具体细节无法预测，但决定制度变化的关键因素，例如制度基因，是可以识别的。透过识别制度基因，了解制度基因变化的机制及其影响制度变化的机制，我们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制度变化的大致方向。 这有些类似于生命科学中对物种进化规律的认识，它是方向性和机率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因为基因突变具有随机性。

当然，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在性质上存在不同，即社会科学自身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人们自古都利用对社会的认识去影响社会本身。此外，人为的行动大多是应对当务之急，而且诱发制度基因突变的后果受大量随机因素的影响，使得诱发制度基因突变的人往往并不知道，甚至不关心其行为导致的长远后果。例如，秦始皇全面清除贵族，引发郡县制的制度基因突变；汉武帝独尊儒术，引发儒教和科举制的制度基因突变；列宁及史达林在中国建立中共，在中国诱发极权主义制度基因的突变；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革，产生区管式极权制的制度基因突变。

相比之下，1905年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宪政革命和1917年建立共和制的二月革命，都没能在俄国引发宪政的制度基因显着发展。同样，中国在戊戌变法和庚子变法努力建立君主立宪制，以及辛亥革命试图建立共和制的努力，也都没能引发宪政制度基因的大发展。从制度基因的角度看，这些看似偶然的重大失败都并不是完全随机的。无数偶然事件的背后，决定这些事件失败的是这些变法或革命与当时的社会激励不相容，而制度基因是决定激励相容性的核心因素。因此，看似偶然的歷史事件，实际上是以机率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的后果。

最后，我希望说明，本书提出的制度基因的概念是个普遍概念，不仅限于分析中国的制度或者极权主义制度的演变。该概念可以广泛应用于理解制度演变的普遍问题，比如为什么苏欧共产极权体制瓦解后各国的转型过程（transition process）如此不同，有的国家朝着民主宪政演变，而俄国等国家却朝着威权主义方向演变？为什么二战后美国在日本建立和平宪法，能成功地在日本建立巩固的宪政民主制度，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努力却屡遭挫败？面对这些迷人的问题，识别和分析这些国家的制度基因，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国家制度演变的关键。对于第一个问题，除了共产极权制在各国留下的制度基因外，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鄂图曼帝国的制度基因、奥匈帝国的制度基因在不同国家的转型过程起了什么作用？对于第二个问题，日本歷史上的封建制度和明治维新遗留的制度基因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鄂图曼帝国在伊拉克留下的制度基因，以及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宗教留给伊拉克的制度基因分别在伊拉克的制度演变其中起了什么作用？类似关于制度基因的问题不胜枚举。本书初次提出「制度基因」这个概念，并以中国作为第一个实证分析实例，旨在抛砖引玉。我希望制度基因这个概念对于系统地揭示制度演变的规律能有帮助，包括帮助理解为什么制度演变有路径依赖的规律，以及加强对制度演变的轨迹的解释（预测）能力。

[1]Ludwig von Mises, “Observations on Professor Hayek’s Plan,” Libertarian Papers, Vol. 1, No. 2(2009).

[2]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Gutenberg: Gutenberg Publishers, 2011), Part 6, Ch.2.

[3]Friedrich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ume 1: Rules and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Chapter 1, 2, and 4.

[4]Oliver Hart, John Moore, “Contracts as Reference Poi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3, no. 1(Feb., 2008), pp. 1-48; David Frydlinger and Oliver Hart “Overcoming 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 The Role of Guiding Principle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2022.

[5]Patrick Bolton & Brooks, “Incomplete Contracts, Writings and the Duty to Perform in Good Faith and Best Efforts Clauses,” Working Paper, Imperial College.

[6]Svetlana Alexievich, Secondhand Time: The Last of the Soviet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17).

[7]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Foreign Policy，2017-06-09.

[8]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例如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Hurwicz, “But Who Will Guard the Guardians?”; Maskin, “Mechanism Design”; Myerson, “Perspectives on Mechanism Design in Economic Theory.”

[12]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Hart,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Control.”

[13]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Why Nations Fail; The Narrow Corridor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9).

[14]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15]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 1959), pp. 69-105.

[16]本节旨在简要讨论如何应用制度基因这个概念来理解台湾的制度演变。台湾曾经有几十年是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的制度基因与中华帝国非常不同，因此台湾的制度基因与中国早在日治时期就已经不同（韩国也相似）。因篇幅限制，本节不能对台湾、日本的制度基因进行详细分析。

[17]EIU, EIU Democracy Index, 2021: The China Challeng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Online]. Available at www.eiu.com/; Tyrrell, P & Kim, A, 2022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Economic Freedom Declining Worldwid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nline]. Available at www.heritage.org/;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Countering The Cost-Of-Living Crisis.

[18]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6), p. 238.

[19]Yu Ying-shih,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onfucian Culture,” in Yu Ying-shih et al. eds.,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eventeenth Century Through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20]《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

[21]曹树基，《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694、704。

[22]Murray Rubinstein, Taiwan: A New History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220-234.

[23]Andreas Fulda,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Sharp Power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124.

[24]Shirley Kuo, Gustav Ranis and John Fei., The Taiwan Success Story: Rapid Growth with Improved Distrib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2-1979 (New York: Routledge, 1981), p. 59.

[25]Ming-sho Ho, “Manufacturing Loyalty: The Political Mobilisation of Labor in Taiwan 1950-1986,” Modern China. Vol. 36, No. 6(2010), pp. 559-588.

[26]林美娜，《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学生静坐纪实》（台北：前卫，1990），页141。

[27]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for 2022.

[28]限于篇幅，本节不旨在分析各国制度基因，而在于简要讨论如何应用制度基因这个概念来看苏欧集团国家的制度演变。出于同样原因，本节讨论中东欧制度转型时，局限于苏联、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而没有讨论东德、柏林围墙和波罗的海国家及前苏联的多个共和国。

[29]Ekaterina Zhuravskaya, Sergei Guriev, Andrei Markevich, “New Russia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 No. 1(Mar., 2024), pp. 47-114.

[30]放弃极权控制包括试图以放松控制的方式来保持统治的愿望，也包括完全放弃极权统治的愿望。但即便是前者也可能成为是极权制崩溃前的过渡状态，其原因在于暴力和恐怖是维持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31]科尔奈，《短缺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0）。

[32]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33]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页39。

[34]Alexander Yakovlev,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Perestroika,” in Abel Aganbergyan, Perestroik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9).

[35]John Löwenhardt, James R. Ozinga, Erik van Re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Politburo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 74-75.

[36]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页38。

[37]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页43-45。

[38]Aganbergyan, Perestroika, p. 9.

[39]Ed. Hewett, “Is Soviet Socialism Reformabl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 No. 2(1990), pp. 75-87.

[40]Vladislav Zubok,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41]Zubok, Collapse, p. 131-216; Wiiliam Taubman, 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 (London: Simon & Schusters, 2017), Chapter 14, 15.

[42]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运动，尤其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等国的分裂运动，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问题是苏联从沙俄帝国继承来的。早期苏联靠用阶级斗争解释民族问题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来淡化民族问题。同时使用武装力量和KGB压制。19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和KGB认定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上升的民族主义是苏联的巨大威胁，曾试图推动激进的宪政改革在极权制的苏联彻底消灭民族问题（Zubok, Collapse, pp. 51-53）。相比之下，中国汉族占超过90%人口，民族问题相对次要。限于篇幅，本节不对民族独立问题展开相关讨论。

[43]Ed Hewett, “The New Soviet Plan,”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5 (Winter, 1990), pp. 146-167.

[44]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林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页205-212。

[45]Jacek Jędruch, Constitutions, Elections, and Legislatures of Poland, 1493-1977: A Guide to Their History (New York: EJJ Books, 1998).

[46]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The Origins to 179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47]Stan 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Poland and the Rise of the Solidarity Trade Union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1981).

[48]Grzegorz Ekiert and Jan Kubik, Rebellious Civil Society: Popular Protest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Poland, 1989-1993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49]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50]Ekiert and Kubik, Rebellious Civil Society.

[51]S. M. Plokhy, 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 Viking, 2010); Dieter Nohlen and Philip Stöver, Elections in Europe: A Data Handbook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2010).

[52]Josef Korbel, The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Czechoslovakia, 1938-1948: The Failure of Co-exist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53]Kieran Williams, The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Czechoslovak Politics, 1968-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5.

[54]Williams, The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Czechoslovak Politics.

[55]Polly Jones (ed.), The Dilemmas of De-Stalinization: Negotiating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Khrushchev Er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56]Taubman, Gorbachev, p. 363.

[57]Aganbergyan, Perestroika.

[58]Zubok, Collapse, p. 42.

[59]Zubok, Collapse, pp. 32-35.

[60]Zubok, Collapse, p. 34.

[61]雅科夫列夫是苏共理论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被整肃并滞留加拿大多年，受过西方相对系统的影响。戈氏在负责苏联农业时与其成为好友。他对戈氏有比较系统的影响包括共同策划的宪政改革（Zubok, Collapse, pp. 32-35）。自称早就有意採取策略动摇极权制。Zubok, Collapse；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62]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

[63]Löwenhardt, Ozinga, and van Re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Politburo, pp. 76-77.

[64]Taubman, Gorbachev, Chapter 12.

[65]Taubman, Gorbachev, pp. 558-559.

[66]Zubok, Collapse, p. 39.

[67]Zubok, Collapse, p. 104

[68]Renée de Nevers, Comrades No More: The Seeds of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Chapter 3.

[69]de Nevers, Comrades No More, Chapter 4.

[70]de Nevers, Comrades No More, Chapter 5.

[71]Taubman, Gorbachev, Chapter 13; Gorbachev,Memoirs, Chapters 31-33.视波罗的海各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为威胁苏联的生存，慑于苏共内部保守力量的压力，戈氏未能阻止苏军将军派兵镇压。但他努力争辩他本人与立陶宛发生的流血事件无关。Taubman, Gorbachev, Chapter 16; Gorbachev, Memoirs, Chapter 41.

[72]Erza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23-424.

[73]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4]见本书第十二章；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见本书第十三章；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6]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 657.

[77]与笔者的私人谈话。

[78]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页107。

[79]Zubok, Collapse, pp. 32-35.

[80]作为戈氏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在1987年推动苏军主动部分撤离捷克；1989年推动苏军全面撤出中东欧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推动把党的权力交给议会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Svetlana Savranskaya, 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documents 10 and 93; Isobel Montgomery, “Georgy Shakhnazarov: Obituary,” The Gardian, 2001-05-27.

[81]Taubman, Gorbachev.

[82]在戈氏推行民主化期间，苏共保守派对亚塞拜然等地的和平示威进行过暴力镇压，但戈氏及其同僚们反对这些做法。Zubok, Collapse; Taubman, Gorbachev.

[83]1989年底苏联的民意调查发现，80%的被访者支持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Archie Brown, “The End of Communist Rule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Fragility and Robustness of Regimes,” in Richard N. Lebrow (ed.), Robustness and Fragility of Political Orders: Leader Assessments, Responses, and Consequ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141-175.

[84]中、俄最杰出的学者所着作的本国思想史可作为表现其巨大差别的具体例证。例如，普列汉诺夫于1925年的鉅着《俄国社会思想史》阐述俄国思想史与启蒙运动的影响深到不可分割的程度。启蒙运动和西方影响在梁启超1926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完全没有影子。当代学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更完整地记述西方思想对中国极为浅薄的影响。

[85]所谓太子党（或红二代）更清楚显示的是社会阶层及社会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的人群并没有统一的政治立场。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太子党这个词汇没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清楚定义，但在中国民间和媒体广泛使用，也在西方汉学文献大量出现。

[86]Löwenhardt, Ozinga, and van Re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Politburo, p. 73.

[87]在戈氏的车队路过北京挤满示威学生的街道时，无数示威者对来访的戈氏齐声高唿口号，称戈氏为民主改革的领导人。Taubman, Gorbachev.

[88]Mikhail Gorbachev,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pp. 489-491.

附录：专有名词繁简中文对照表

英文

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Anabaptist

重浸派

再洗礼派

Calvin, Jean

喀尔文

加尔文

Coase theorem

寇斯定理

科斯定理

egalitarianism

平等主义

平均主义

Gorbachev, Mikhail

戈巴契夫

戈尔巴乔夫

information

资讯

信息

Kautsky, Karl

考茨基

考斯基

Kepler, Johannes

克卜勒

开普勒

KGB

KGB

克格勃

Khrushchev, Nikita

赫鲁雪夫

赫鲁晓夫

Nash equilibrium

纳许均衡

纳什均衡

Nash, John

纳许

纳什

Ottoman Empire

鄂图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

probability

机率

概率

Putin, Vladimir

普丁

普京

Solzhenitsyn, Aleksandr

索忍尼辛

索尔仁尼琴

Stalin, Joseph

史达林

斯大林

von Hayek, Friedrich

海耶克

哈耶克

Wałęsa, Lech

华勒沙

瓦文萨

Wittfogel, Karl August

魏复古

魏特夫

Yeltsin, Boris

叶尔钦

叶利钦

参考书目

中文书目

CINNOResearch（2022）：〈大基金多位高层先后被查！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原电子司司长刁石京被调查〉，《电子工程专辑》，7月29日：https://www.eet-china.com/mp/a149801.html。

丁抒（1993）：《阳谋：「反右」前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

丁抒（2014）：《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3854.html。

三谷孝（2002）：《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李恩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受到开除党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s://m.ccdi.gov.cn/content/41/9c/98261.html。

中央档案馆（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9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9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2016）：《红色中华（第一卷）》全编整理本，第14期，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9），《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刘少奇年谱（二）》，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编译局（1983）：《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199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199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二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199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三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200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第十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七卷）》，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200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四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200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201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201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201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七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201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十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1979）：《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卷一）》，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1993）：《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1989a）：《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近代史资料》第7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1980）：《「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1980b）：《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中国革命博物馆（1983）：《党史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期。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1980a)）：《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孔多塞（1998）：《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尹曙生（2014）：〈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炎黄春秋》第5期。

戈巴契夫（1987）：《改革与新思维》，北京：新华出版社。

戈巴契夫（2003）：《戈巴契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49）：《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解放出版社。

毛泽东（1949）：《论联合政府》，北京：新民主出版社。

毛泽东（1952）：《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6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65）：〈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66）：《毛泽东选集（单卷本）》，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68）：《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马克思主义文库，1958–1960卷。

毛泽东（1968［1956］）：〈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马克思主义文库。

毛泽东（1976）：《论十大关系》，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8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9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9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9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9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王中江（2010）：《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友琴（2004）：《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

王天有、高夀仙（2017）：《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中信出版社。

王年一 （1988）：《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伯琦编着（1963）：《民法总则》，国立编译馆。

王来棣（2008）：《中共创始人访谈》，香港：明镜出版社。

王明（2004）：《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

王栻（1976）：《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栻、王佐良等（1982）：《论严复与严译名着》，商务印书馆。

王钦双、王前（2015）：〈七大前后毛泽东如何破除山头主义〉，《党的文献》第4期。

王树增（2006）：《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鹏（2012）：〈袁文才〉，《共产党员网》，https://fuwu.12371.cn/2012/06/12/ARTI1339473240471204.shtml。

包惠僧 （1983）：《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古德诺（1998）：《解析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史华兹（2010）：《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

史达林（2016）：《史达林全集．附卷（第一卷）》，诸夏怀思社，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nf1-10.pdf。

左玉河（2013）：〈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党史博览》第2期 ，页44-47。

平山周 （Hirayama, S.）（2017）：《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田玄（1999）：《皖军》，山西人民出版社。

申渊（2017）：《新编五七右派系列传》，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白志德（2017）：《大一统：中古时代．秦汉》，红旗出版社。

白云翔（2005）：《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

石川祯浩（2006）：《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远出版社。

任泽平（2021）：〈中国住房市值报告：2021〉，《泽平宏观》，网易号。

任继愈（1999）：〈序言〉，收入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列文森（2009）：《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列宁（2017）：《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

列宁，史达林（1950）：《列宁史达林论中国》，延安解放出版社。

托克维尔（2018）：《旧制度与大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

有贺长雄（2019）：《有贺长雄论学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正（2005）：《报人浦熙修》，湖北人民出版社。

朱保炯、谢沛霖编（1963）：《明清进十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健刚（2020）：《公民社会与中国公益：四十年公益转型研究报告》，工作论文，南开大学。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1982）：《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党史研究室（2011）：《中央革命根据地歷史资料文库》，江西人民出版社。

艾伦．沃森（2005）：《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何方（2005）：《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

余英时（1991）：《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三民书局。

余英时（2005）：〈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二十一世纪评论》第89期。

吴南生（2015）：〈亲歷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炎黄春秋》第5期。

吴晗（1984）：〈论皇权〉，《吴晗史学论着选集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吴敬琏（2010）：《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

吴慧凡、刘向兵（2013）：〈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7卷第6期。

吕振基、苏荣编（2005）：《析论中国歷史治乱因果篇上（明至周）》，第二版，香港：永柏出版有限公司。

宋永毅编（2019）：《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歷史回顾（上）》，香港：远景出版社，2019年。

李大钊（1984）：《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

李世愉、胡平（2017）：《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清代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玉贞（1989）：《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申（1999）：《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申（2000）：《中国儒教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炳南（1993）：《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台北：永业出版社。

李刚（2003）：〈大学的终结〉，《中国改革》第8期。

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维民（2009）：〈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炎黄春秋》第9期。

李维汉（1986）：《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李锐（1998）：《庐山会议实录》，湖南教育出版社。

李锐（2008）：〈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第7期。

杜佑（1988）：《通典》，中华书局。

沈志华（1994）：《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沈志华（2009）：〈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沈志华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沈志华（2016）：《中苏关系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沈志华编（2015）：《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

萧铁肩、谭先龙（2007）：〈孙中山为何视同盟会为革命党而非政党〉，《中南大学学报》，第13卷第1期。

辛子陵（2006）：《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

周育民、邵雍（1993）：《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振鹤、李晓杰（2009）：《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周雪光（2017）：《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北京：三联书店。

尚小明（2013）：〈有贺长雄与民初制宪活动几件史事辨析〉，《近代史研究》第2期。

居正（1954）：〈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革命文献》第5期。

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1989）：《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林甘泉编（1990）：《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美娜（1990）：《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学生静坐纪实》，前卫出版社。

邱会作（2011）：《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邵雍（2010）：《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

邵燕祥（2007）：〈朱元璋删《孟子》〉，《文汇读书周报》，6月29日。

阿奎那（2008）：《神学大全》，台北：中华道明会多明我出版社。

俞江（2003）：《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姚海（2009）：〈歷史性的转折〉，沈志华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柏桦（2003）：《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硏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段云章（2009）：《中山先生的世界观》，秀威资讯。

科尔奈（1980）：《短缺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约瑟夫．史达林、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197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着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胡治安（2009）：〈回忆「摘帽办」：解决五十五万人的问题〉，《新闻周刊》12月号。

胡适 （2017）：《四十自述》，海南出版社。

胡绩伟（2001）：〈胡耀邦选择改革开放突破口〉，《开放》第5期。

胡绳（中共中央党史硏究室）（1991）：《中国共产党歷史》，人民出版社。

韦伯（2010）：《经济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侯外庐（1954)：〈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歷史研究》第1期。

侯家驹（2005）：《中国经济史（二）》，台北：联经出版社。

唐宝林 （2013）：《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逸仙（1981）：《孙中山全集（卷一到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孙逸仙（2011）：《孙中山全集 （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宫崎市定（1980）：《中国史》，邱添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

容肇祖（1947）：〈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读书与出版》第2辑第4期。

师哲（1992）：《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

库尔柳科夫等编（1959）：《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俄文）。

徐中约（2001）：《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徐天（2014）：〈六十年代的「接班人计画」〉，《中国新闻周刊》第33期。

柴荣（2007）：《中国古代物权法研究：以土地关系为研究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

浦嘉珉（2008）：《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浦嘉珉（2008）：《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秦宝琦、谭松林（2002）：《中国秘密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

袁伟时（2001）：〈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二十一世纪》第63期。

逄先知主编（1993）：《毛泽东年谱（上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2004）：《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第三版。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第三版。

马克思、恩格斯 （1997［1848］）：《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高放（2012）：《清末立宪志》，华文出版社。

高华（2000）：《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张生（2004）：《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张戎、乔．哈利戴（2006）：《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

张作霖、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1928）：《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文海出版社。

张希坡编（1994）：《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法律出版社。

张希坡编（2018）：《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第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廷玉等（1974）：《明史（卷七十）》，中华书局。

张朋园（2007）：《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

张朋园（2008）：《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吉林出版集团。

张春海（2016）：《唐律、高丽律比较研究：以法典及其适用为中心》，法律出版社。

张起均、吴怡（1996）：《中国哲学史话》，东大图书。

张国焘（1991）：《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

张绪武等编（1996）：《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一九九六年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张鸣（2014）：〈1954年宪法是怎么来的〉，《炎黄春秋》第10期，页28–33.

张静如等编（1984）：《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宝忠（2015）：《跟随邓小平四十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张灏（2016）：《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中央编译出版社。

曹树基（2001）：《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梁启超（1989）：〈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梁启超（2006）：《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

梁启超（201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第一财经研究院（2016）：〈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直逼美国〉，https://www.cbnri.org/news/5226806.html。

习仲勛（1979）：〈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人民日报》，10月16日。

莫斯（2008）：《俄国史》第二部分，海南出版社。

许良英、王来棣（2015）：《民主的歷史》，法律出版社。

许树信（2008）：《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

郭廷以（1979）：《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郭培贵（2017）：《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嵩焘（1982）：《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郭嵩焘（1984）：《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

陈夕（2020）：《奠基：苏联援华156项工程始末》，北京：天地出版社。

陈公博（1981）：《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陈丕显（2002）：《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永发 （1998）：《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社。

陈云（1986）：《陈云文选：1956-85》，人民出版社。

陶成章（2020［1928］）：《教会源流考》，周明锋批註版，Kindle Edition。

麦德维杰夫（2017）：《苏联的最后一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仁宇（2007）：《中国大歷史》，北京：三联书店。

斯诺（1979）：《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普拉汉诺夫（2019），《俄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程建平、胡祖才（2022）：《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舒衡哲（2001）：《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费正清（1994）《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杨品泉、孙开远、黄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费正清（2006）：《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雅科夫列夫（1999）：《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冯友兰（1985）：《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长春出版社。

黄炎培 （1945）：《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

黄玥（2012）：〈十八大代表梁稳根：绝不弃商从政　中国需要更多企业家〉，《新华网》，11月10日。

杨天石（2017）：〈「倒孙风潮」与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事件〉，《近代史研究》第2期。

杨永华等（1987）：《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法律出版社。

杨克勤（2010）：《孔子与保罗：天道与圣言的相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奎松（2005）：《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杨奎松（2006）：《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

杨奎松（2008）：《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出版社。

杨奎松（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杨讷（2004）：《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宽（1997）：《战国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杨继绳（2008）：《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

杨继绳（2010）：《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

杨继绳（2013）：〈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记忆》第104期。

杨继绳（2016）：《天地翻覆──中国文化革命史》，香港：天地图书。

叶笃义（1999）：《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葛兆光 （2014）：《何为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葛兆光（2001）：《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廖盖隆（2000）：〈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第3期。

熊先觉（2003）：〈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真相〉，《炎黄春秋》第3期。

福尔曼（Forman, H.）（1988）：《北行漫记》，北京：新华出版社。

维姆．达林等（1983）：《论巴贝夫主义》，商务印书馆。

维特（1976）：《维特伯爵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蒲坚（2001）：《中国古代法制丛钞》，光明日报出版社。

赫克（1999）：《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上海：学林出版社。

赫鲁雪夫（1998）：《赫鲁雪夫回忆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赵冈（2005）：《永佃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家梁、张晓霁（2008）：《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

赵效民编（1983）：《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1927-1937》，广东人民出版社。

赵紫阳（2009）：《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刘少奇（1967）：〈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刘少奇言论集》，人民出版社资料室。

刘少奇（1981）：《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

刘佳等（2021）：〈反垄断监管再落重锤，涉腾讯阿里滴滴等43起案件〉，《第一财经》，11月20日。

德雷克（1990）：《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台北：文津出版社。

蔡少卿（1987）：《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

蒋介石（2016）：《抗日战争时期之蒋介石先生》，国史馆。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199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郑俊华（1989）：〈西北联邦政府成立日期考证〉，《中共党史研究》第一期。

卢梭（2014）：《社会契约论》，黄小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卢庆洪（2011）：〈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川康边区革命根据地〉，《世纪桥》第12期。

萧功秦（2007）：〈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证及其现代启示〉，《中华文史》，7月9日。

萧克（1997）：《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钱穆（2010）：《国史大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阎淮（2017）：《进出中组部》，香港：明镜出版社。

储百亮（2013）：〈习近平警告中共记取前苏联教训〉，《纽约时报》，2月15日。

缪全吉（1969）：《明代胥吏》，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

薄一波（1996）：《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

谢幼田（2010）：《乡村社会的毁灭》，纽约：明镜出版社。

聂洪钧（2005）：《聂洪钧回忆与文稿》，中共党史出版社。

蓝莉（2015）：《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伊．梅德维杰夫（2015）：〈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罗斯学刊》第2期。

罗章龙（1984）：《椿园载记》，北京：三联书店。

关晓红（2017）：《科举停废与中国近代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严复（1986）：《严复集（第4册）》，王栻编，中华书局。

钟叔河（1993）：《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歷史》，中华书局。

顾德融、朱顺龙（2003）：《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文书目

Acemoglu, D. & Robinson, J. (2009)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cemoglu, D. & Robinson, J.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NY: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cemoglu, D. & Robinson, J. (2019) The Narrow Corridor, London: Penguin Books.

Acemoglu, D., Aghion, P. & Zilibotti, F. (2006)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4, No. 1, pp. 37–74.

Acta Patriarchatus Constantinopolitani, II, 188-192.

Aganbergyan, A. (1989) Perestroika 1989,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Alef, G. (1967) “Reflections on the Boyar Duma in the Reign of Ivan III,”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45, No. 104, pp. 76–123.

Alexievich, S. (2017) Secondhand Time: The Last of the Soviets,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llison, G.(2017) “The Thucydides Trap,” Foreign Policy, 06/09.

Anderson, P. (2013)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Books.

Andrew Jacobs (2014) “Hong Kong Democracy Standoff, Circa 1960,” New York Times, 10/28.

Andrew, C. & Mitrokhin, V. (2000) The Mitrokhin Archive: The KGB in Europe and the West, New York, NY: Penguin.

Aquinas, T. (2000) Summa Theologica,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Archaeological Committee (1880) Russkaya Istoricheskaya Biblioteka, VI, 577, St. Petersburg: St. Petersburg Press.

Arendt, H. (197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Aristotle (1988) Th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beuf, G. (2010[1795]) Le Manifeste des Plébéiens, Paris, Fayard Mille et une nuits edition.

Bacon, F. (1999)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on, H. B. (1995) Plekhanov in Russian History and Soviet Historiography,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Bartley, W. W. (ed.)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New York, NY: Routledge.

Baumgartner, F. J. (1995) Fr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Beja, J. (2011) The Impact of China’s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New York, NY: Routledge.

Bentham, J. (1914 [1795]) Theory of Legislation, Londo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tham, J. (1843)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Edinburgh: W. Tait;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Vol. 1.

Bergman, J. (1983) Vera Zasulich: A Biograph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lton, P. & Brooks (2022) “Incomplete Contracts, Writings and the Duty to Perform in Good Faith and Best Efforts Clauses,” Working Paper, Imperial College.

Borsanyi, G. (1993) The life of a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Bela Ku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odsgaard, E. (2016) 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penhagen: Brill.

Broue, P. (2006)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Browder, R. P. & Kerensky, A. F. (1961)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documents,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

Brown, A. (2022) “The End of Communist Rule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Fragility and Robustness of Regimes,” in Lebow RN, Norman L, eds. Robustness and Fragility of Political Orders: Leader Assessments, Responses, and Consequ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1-175.

Buckley, C. (2013) “Vows of Change in China Belie Private Warning,” The New York Times, 02/14.

Burns, J. M. (2010) Leadership,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Political Classics.

Busky, D. F. (2002) Communism in History and Theory,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Carr, E. H. (1985)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3-VOLUME WORK, New York, NY: W. W. Norton and Company, Vol. 1.

Chang, K. C. (1983)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张光直（2013）：《美术、神话与祭祀》，三联出版社。

Chang, K. C.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apman, H. O. (1928)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 A Record of the Period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 London: Constable.

Chen, E. M. (1975) “The dialectic of chih (reason) and Tao (nature) in the Han Fei-tzu,”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 No. 1, pp. 1–21.

Chesneaux, J. (1972)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 M. (2024) “China’s Debt-to-GDP Ratio Rises to Fresh Record of 286.1%,” Bloomberg, 01/16.

Chowdhury, S. (2022) China Economic Update: Between Shocks and Stimulus, World Bank.

Coase, R. (1992)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Courtois, S. et al. (1999)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ronk, N. (2009)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olta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tiss, J. S. (1957) The Russian Revolutions of 1917, Washington DC: Van Nostrand Reinhold Inc..

Daniel-Rops, H. (1964)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New York, NY: Dutton.

Dasgupta, P., Hammond, P. & Maskin, E. S. (1979)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Choice Rules: Some General Results on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6, No. 2, pp. 185–216.

Davies, N. (2005) God’s Playground: The Origins to 179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 Nevers, R. (2003) Comrades No More: The Seeds of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MIT Press.

Dewatripont, M. & Maskin, E. (1995)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scentralised and sdecentralised econom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2, No. 4, pp. 541–555.

Dickson, B.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kotter, F. (2010)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Dikotter, F. (201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Doyle, W. (1989)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rant, W. & Durant, A. (1961) The Age of Reason Begins,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MJF Books.

Durant, W. & Durant, A. (1967)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MJF Books.

Durant, W. (1933)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2nd edn, London: Simon & Schuster.

Duyvendak, J. J. L. (1963) The Book of Lord Sha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IU (2022) EIU Democracy Index, 2021: The China Challeng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Online]. Available at www.eiu.com/.

Ekiert, G. & Kubik, J. (2001) Rebellious civil society: Popular protest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Poland, 1989-1993,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Ellicott, C. J. & Plumptre, E. H. (1910) “III.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I. Christian Communism,” i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London: Cassell.

Engels, F. (1844) “Letter to the Editor on Communism in France,”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01/28.htm.

Engels, F. (1895)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 SLP online publication, http://www.slp.org/pdf/marx/prim_christ_engels.pdf.

Engels, F. (1926) “Precursors: Peasant Uprisings, 1476–1517,” in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p. 45 [Online]. Available at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0/peasant-war-germany/index.htm.

Engels, F. (2010) Anti-Dühring, Whitefish, MT: Kessinger Publishing.

Engerman, D. C. (2000) “Modernization from the Other Shore: American Observers and the Costs of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No. 2, pp. 383–416.

Esherick, J. (2022) 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airbank, J. & Goldman, M. (2006) China: A New History, Second Enlarged Edi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Fairbank, J. (194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irbank, J. K. (1992)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irbank, J. K. (2013)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hinese version,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Figes, O. (2017) A People’s Tragedy, London: Bodley Head.

Finley, M. I. (1981)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Shaw, B. D. and Saller, R. (eds), London: Vintage/Ebury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Friedberg, A. L. (2022) Getting China Wrong, Cambridge: Polity Books.

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iedrich, C. & Brzezinski, Z. (1956)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ydlinger, D. & Hart, O. D. (2022) “Overcoming 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 The Role of Guiding Principle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Fu, Z. (1996) China’s Legalists: The Earliest Totalitarians and Their Art of Ruling, New York, NY: M. E. Sharpe.

Fukuyama, F. (2011)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Fulda, A. (2019)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Sharp Power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Y: Routledge.

Garnsey, P. (2009) “Chapter 7 - Property as a legal right,” in Thinking About Prop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llately, R. (2007) Lenin, Stalin, and Hitler: The Age of Social Catastrophe,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Alfred A. Knopf.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etzler, I. (1967) “The Menshevik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16, No. 6.

Gill, G. (2010) The Origins of the Stalinist Political Syste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lotz, G. (2013) Ancient Greece at Wor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Homeric Period to the Roman Conquest, Whitefish, MT: Literary Licensing, LLC.

Goodnow, F. (1924) “Monarchy or Republic?”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p. 53–58.

Gorbachev, M. (1995)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Gorky, M. (1918) “January 9, 1905, and January 5, 1918,” Novaia Zhizn, No. 6, p. 1.

Greer, D. (1935)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Pub Inc.

Gregory, P. (2008) How the Soviet System Cracked, Hoover Institution.

Grief, A.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New York, NY: CUP.

Guo, D., Huang, H., Jiang, K. & Xu, C. (2021)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R&D ownership structures,” Public Choice, No. 187.

Guthrie, D. (1992) “Early Problems,” in The Apostles,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Haar, B (1992)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E.J. Brill.

Haar, B (1998)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Leiden: E.J. Brill.

Halsall, P. (1997) “Maximilien Robespierre: Justification of the Use of Terror,” in Internet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U.S., Fordham University.

Hart, O. (1995)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OUP.

Hart, O. (2017)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Control,” AER, Vol.107, No.7, July.

Hart, O. D. & Moore, J. (2008) “Contracts as Reference Poi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3, No. 1, pp. 1–48.

Hayek, F. (1973)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1.

Hayek, F. (2007)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yek, F. A. (1976)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yek, F. A. (1988)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1.

Hecker, J. F. (1927) 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s, New York, NY: Vanguard Press.

Hecker, J. F. (1933) Religion and communism: a study of religion and atheism in Soviet Russia,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Hegel, G. F. (1991)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ll, N. & Rozelle, S. (2021) Invisible China: How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reatens China’s R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wett, E. (1990a) “Is Soviet Socialism Reformabl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 No. 2, pp. 75-87.

Hewett, E. (1990b) “The New Soviet Plan,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5 (Winter), pp. 146-167.

Hinsley, F. H. (1986)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 M. (2010) “Manufacturing Loyalty: The Political Mobilisation of Labor in Taiwan 1950-1986,” Modern China, Vol. 36, No. 6, pp. 559–588.

Hobson, J. A. (1902) Imperialism: A Study, New York, NY: James Pott &Co.

Honoré, T. (2002) Ulpian: Pioneer of Human Righ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su. C. Y. (1970)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ang, R. (1996) China: A Macro History, 2nd edn, New York, NY: Routledge.

Huang, Y. (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ang,Y. (2023) The Rise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i, V.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me, D. (1978 [1739])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Hurwicz, L. (2008) “But Who Will Guard the Guardi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 pp. 586-603.

IMF (201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lobal Manufacturing Downturn, Rising Trade Barriers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9/10/0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9.

IMF (202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2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April.

IMF (202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Countering The Cost-Of-Living Crisis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10/1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2.

Institute of Marxism Leninism and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ASS (1989) Malin yu diyici guogong hezuo (Maring and the first KMT-CCP alliance),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ublishing House.

Ishikawa, Y. (2006)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Israel, J. (2015) Revolutionary Idea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srael, J. (2020) The Enlightenment that Fail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R. Millar (2004)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history.

Jędruch, J. (1998) Constitutions, elections, and legislatures of Poland, 1493–1977: a guide to their history, New York, EJJ Books.

Jiangxi Provincial Archives, Party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CP (1982) Zhongyang geming genjudi shiliao xuanbian (Se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central government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Part 1,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Jones, P. (2006) The Dilemmas of De-Stalinization: Negotiating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Khrushchev Era, Routledge.

Kampen, T. (2003)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Kampen, T. (2003)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Kautsky, K. (1897) Commun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trans. J. L. & E. G. Mulliken), London: Fisher and Unwin.

Kautsky, K. (1920)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Kautsky, K. (1946) “Is Soviet Russia a Socialist State?” in Social Democracy versus Communism, New York: Rand School Press.

Khrushchev, N. (1959) Let Us Live in Peace and Friendship,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ress.

Khrushchev, N. (2005)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Vol 1.

Kliuchevskii, V. O. (1960)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NY: Russell and Russell, Vol. 2.

Korbel, J. (1959) The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Czechoslovakia, 1938–1948: The Failure of Co-exist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rnai, J.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rnai, J. (2013) Dynamism, Rivalry, and the Surplus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rnai, J., Maskin, E. & Roland, G. (2003)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1, No. 4, pp. 1095–1136.

Kotkin, S. (2014) Stalin, New York, NY: Penguin Press, Vol. 1.

Kroncke, J. J. (2012) “An Early Trage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Frank Goodnow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21, No. 3.

Kropotkin, P. (1915) Ideal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Kryshtanovskaya, O. & White, S. (1996) “From Soviet Nomenklatura to Russian Élit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5, pp. 711-733.

Kuo, S. et.al (1981) The Taiwan Success Story: Rapid Growth with Improved Distrib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2-1979, New York, NY: Routledge.

Landry-Deron, I. (1735)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Lange, O. & Taylor, F. M. (1938)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 N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Lange, O. (1936)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On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 No. 1.

Lange, O. (1942) “The 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 Econometrica, Vol. 10, No. 3/4 (Jul. - Oct.), pp. 215-228.

Le Blanc, P. (2015)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Leggett, G. (1987)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nin, V. I. (1965)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Elections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30, pp. 253–275.

Lenin, V. I. (1965)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7, pp. 33-44.

Lenin, V. I. (1965) “The Tasks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8, pp. 217-221.

Lenin, V. I. (1972) “Decree On The Arrest Of The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Against The Revolution,”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8.

Lenin, V. I. (1972) “On The Opening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6.

Lenin, V. I. (1972) “The Socialist Fatherland is in Danger!”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7.

Lenin, V. I. (1972) “Theses O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6.

Lenin, V. I. (1972a) “Draft Resolut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6, pp. 283–284.

Lenin, V. I. (1972b) “Decree On The Arrest Of The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Against The Revolution,”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8, p. 351.

Lenin, V. I. (1972c) “Theses O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6, pp. 379–383.

Lenin, V. I. (1972d) “The Socialist Fatherland is in Danger!”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7, pp. 30–33.

Leroy-Beaulieu, A. (1896) The Empire of the Tsars and the Russians, Part III: The Religion, New York, NY: G.P. Putnam, Vol. 3.

Li, I. & Zhou, I.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Issues 9–10, pp. 1743-1762.

Liberman, S. I. (1945) Building Lenin’s Rus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nton, M. (2004)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Surrey: Kingston University.

Linton, M. (2006) “Robespierre and the Terror,” History Today, Vol. 56, No. 8.

Linz, J. J. (2000)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Lipset, S. M.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pp. 69–105.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1993) Mao zedong nianpu (Chronicles of Mao Zedong), Part 1, Beijing: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Locke, J. (1988)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g, A. A. (1997) “Stoic Philosophers on Persons, Property-Ownership and Communi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Supplement, No. 68, pp. 13–31.

Lopata, B. B. (1973) “Property Theory in Hobbes,” Political Theory, Vol. 1, No. 2.

Lowenhardt, J. et al. (1992)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Politburo,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uxemburg, R. (2006) “Leninism or Marxism,” in Reform or Revolution, New York, NY: Dover.

MacFarquhar, R. & Schoenhals, M. (2008)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Maddison, A. (2003)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Publishing.

Maier, H. (ed.) (2004) Total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Maine, H. S. (1861)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London: John Murray.

Mao, G., Lu, F., Fan, X. & Wu, D. (2020) “China’s Ageing Populat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in Population Change and Impac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NY: Springer Publishing, pp. 269–287.

Maréchal, S. (1796) “The Manifesto of Equals” (trans. M. Abidor) [Online]. Available at www.marxists.org/history/france/revolution/conspiracy-equals/1796/manifesto.htm.

Marx, K. & Engels, F. (2010)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Lawrence & Wishart, Electric Book, Vol.22.

Maskin, E. & Tirole, J. (2001) “Markov Perfect Equilibrium: I. Observable A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No. 100, pp. 191–219.

Maskin, E. (2008) “Mechanism Design: How to Implement Social Goa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 pp. 586-603.

Maskin, E., Qian, Y., & Xu, C (2000) “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7, No. 2, pp. 359-378.

Mathews, C. (2009) Modern Satanism: Anatomy of a Radical Subcultur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Mathias, P. & Pollard, S. (eds.) (1989)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III.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yer, N. (1993) “Lenin and the Concept of the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4, No. 2.

McManners, J. (1998) Church and Society in 18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

McMeekin, S. (2017)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New History, London: Profile Books.

Merrill, T. W. & Smith, H. E. (2001) “What Happened to Property in Law and Economics?”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11, No. 2.

Meslier, J. (2009) Testament: Memoir of the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of Jean Meslier (trans. M. Shreve),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Metzger, M. (ed.) (1989) NRSV (The Holy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Online]. Available at www.biblegateway.com.

Meyer, A. G. (1957) Leninism, Boston: HUP.

Miklosich, F. & Müller, J. (eds.) (1860) Acta Patriarchatus Constantinopolitani, MCCCXV-MCCCCII, Vindobonae, C. Gerold.

Mises, L. von (1981)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Soci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ises, L. von (1988)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6th,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Classics.

Mises, L. von (2009) “Observations on Professor Hayek’s Plan,” Libertarian Papers, Vol. 1, No. 2.

Montefiore, S. (2017) The Romanovs, New York, NY: Vintage.

Montero, R. A. (2017) All Things in Common: The Economic Practices of the Early Christians,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Montgomery, I. (2001) “Georgy Shakhnazarov: Obituary,” The Guardian, 05/28.

Moore, B.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Moss, W. G. (2004) “Stalin, the Right Opposition,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and Collectivization,” in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NY: Anthem Press, Vol. 2.

Moss, W. G. (2010) A History of Russi 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2.

Myerson, R. (1979)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nd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conometrica, 01/01, pp. 61-73.

Myerson, R. (2008) “Perspectives on Mechanism Design in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 pp. 586-603.

Naughton, B. (2018),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Nechayev, S. (2020) Catechism of the Revolutionist, Oakland, PM Press.

Nohlen, D. & Stöver, P. (2010) Elections in Europe: A Data Handbook, Nomos.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NY: CUP.

Obolensky, D. (1970) “Th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Russia (Eleventh to Fifteenth Century),” Moscow: Nauka Publishing House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archaeology.kiev.ua/pub/obolensky.htm.

Offord, N. (1986)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1880s, London: CUP.

Onfray, M. (2006) “Jean Meslier and “The Gentle Inclination of Nature”,” New Politics, Vol. 10, No. 4.

Orleans, L. (1961) Professional Manpower and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Parry, N. (2006) Terrorism, New York, N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Peffer, N. (1958) The F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ei, M.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irson, N.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 pp. 251-267

Persky, S. (1981) At the Lenin Shipyard: Poland and the Rise of the Solidarity Trade Union,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Phillips, W. A. (1911) “Babeuf, François Noel,”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1th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3.

Pipes, N. (2000) Property and Freedom, London: Vintage.

Pipes, R. (199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NY: Vintage.

Pipes, R. (1995a)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London: Penguin.

Pipes, R. (1995b)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Pistor, K. (2019) The Code of Capital: How the Law Creates Wealth and Ineq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lokhy, S. M. (2010) 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 Viking.

Pomeranz, K.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pper, K. (1945)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New York: Routledge.

Potter, P. (2014) China’s Legal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Books.

Qian, Y. & Xu, C. (1993)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 /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2): 135–170.

Riasanovsky, N. V. & Steinberg, M. D. (2011)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OUP.

Riley, P. (1986) The General Will before Rousseau: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vine into the Civ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e, R. (1995) “New Russia Barometer IV: Survey Results,” Glasgow,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pp.42-43.

Rose, R. B. (1978)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thal, J.-L. & Wong, R. B. (2011)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sabi, M. (1994) “The Reign of Khubilai Kha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14–489.

Rousseau, J. J. (1923)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by Jean-Jacques Rousseau (trans. G. D. H. Cole), London and Toronto: J.M. Dent and Sons.

Rousseau, J. J. (1997)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wley, D. G. (2017) Millenarian Bolshevism 1900-1920: Empiriomonism, God-Building, Proletarian Culture, New York, NY: Routledge.

Rubenstein, J. (2011) Leon Trotsky: A Revolutionary’s Life, New York, NY: Yale UP.

Rubinstein, M. (2007) Taiwan: A New History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Rummel, R. J. (1990) Lethal Politics: Soviet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17, New York, NY: Routledge.

Russell, B. (1945)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Russkaya Istoricheskaya Biblioteka, VI, Appendix 40, cols. 265-276.

Savranskaya, S. (2010) 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Schapiro, L. (1987)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First Phase, 1917-192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Schirokauer, C. & Brown, M. (2012)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Schram, S. (1966) “Mao Tse-tung and Secret Societies,” China Quarterly, No. 27, pp. 1–13.

Schwarcz, V. (1992)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bestyen, V. (2017) Lenin the Dictator, London: W&N.

Shafarevich, I. (1980) The Socialist Phenomenon,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Shambaugh, D.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anin, T. (ed.) (1983)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y Reivew Press.

Shennan, J. H. (1998) The Parlement of Paris, Stroud: Sutton Pub Ltd.

Shirk, S.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usterman, N. (2013)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ith, Desire, and Politics, New York, NY: Routledge.

Slezkine, Y. (2017) The House of Government: 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medley, A. (1956)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Smirnov, N. (1997)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4-1921, eds. Edward Acton, Vladimir Cherniaev, & William G. Rosenber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Arnold.

Smirnov, N. N. (1997)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Acton, E. et al. (ed.),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4-1921, New York, N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Arnold.

Smith, A. (2011)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Gutenberg: Gutenberg Publishers.

Smith, D. M. (1983) Mussolini: A Biography,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Soboul, A. (1972) The Sans-Culot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boul, A. (1975)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7-1799,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Vol. II.

Spitzer, A. B. (1957) The R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Louis Auguste Blanqui,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talin, J. (1931) Problems of Leninism, 1947th ed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ress.

Stalin, J. (1945)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Stalin, J. (1954) “The Political Task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Stali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Vol. 7, pp. 135-154.

Stalin, J. (1954) “The Tasks of the Industrial Managers,”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Stali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Vol. 6, pp. 75-77.

Stalin, J. V. (1954) “Concerning Questions of Leninism,” in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Straumann, B. (2016) Crisis and Constitutionalism: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to the Age of Revolution, Oxford: OUP.

Suny, R. G. (2010) 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lmon, J. L. (1952)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Secker & Warburg.

Tamura, E. H. (1997) China: Understanding Its Pas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Vol. 1.

Taubman, W. (2005) Khrushchev: The Man & His Era, London, Simon & Schusters.

Taubman, W. (2017) 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 London, Simon & Schusters.

Thornes, N. (2008) The Impact of Stalin's Leadership in the USSR, 1924-1941.

Tocqueville, A. de (1856)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trans. J. Bonner), New York, NY: Harper & Brothers.

Tocqueville, A. de (2001)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Vol. II: Not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Furet, F. and Mélonio, F.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rotsky, L. (1972) The Young Lenin,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Penguin Random House.

Trotsky, L. (1975)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1925),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NY).

Turner, R. (2009) King John: England’s Evil King?, Stroud, UK: History Press.

Twitchett, D. & Loewe, M. (1986)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1.

Tyrrell, P & Kim, A (2022) 2022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Economic Freedom Declining Worldwid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nline]. Available at www.heritage.org/...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United Nations.

Vernadsky, G. (1939) “Feudalism in Russia,” Speculum, Vol. 14, No. 3, p. 315.

Vile, M. J. C. (1967)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2nd edn, Carmel, Indiana: Liberty Fund.

Vogel, E.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oltaire (2009) 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Cronk, N. (ed.), Oxford: OUP.

Wade, I. O. (1933) “The Manuscripts of Jean Meslier’s Testament and Voltaire’s Printed Extrait,” Modern Philology, Vol. 30, No. 4.

Walder, A. (2017)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der, A. (2019) 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F. (2018)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eber, M. et al. (ed.) (2002)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Books.

Williams, K. (1997) The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Czechoslovak Politics, 1968–19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ttfogel, K. A.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ittfogel, K. A. (1981)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Xu, C.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9, No. 4, pp. 1076–1151.

Xu, C. (2017)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 Review of Kornai’s Dynamism, Rivalry, and the Surplus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5, No. 1, pp. 191–208.

Xu, C. (2019) “The Pitfalls of a Centralized Bureaucracy,” Acta Oeconomica, Vol. 69, No. 1, pp. 1–69.

Yakovlev, A. (1989)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Perestroika,” in Aganbergyan, A., Perestroika 1989,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Yü, Y. (2016)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Vol. 2.

Zhao, D. (2015)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hao, Z. (2009)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Zhuravskaya, E., Guriev, S. & Markevich, A. (2024) “New Russia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62, No. 1, pp. 47–114.

Zubok, V. (2021)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索　引

二画

丁玲　414

七千人大会　475

七月事件（July Days）　299-300, 302

二二八事件　563-564

二月革命　11, 225, 292, 294, 297, 328, 348, 591, 597

人民公社　35, 185, 465, 468-473, 475, 478, 481, 488, 490, 498, 501

人民意志党（Narodnaya Volya ⁄ People’s Will，民意党）　27, 254-255, 258, 274-275, 277, 286, 332, 398, 548

人民币　440-441

人权　5, 7, 15, 47, 51, 54-56, 59, 68-69, 81, 92-93, 97, 101, 138, 169, 171, 176, 189-190, 196, 199, 201, 206-207, 211, 216, 257, 270, 316, 339, 343, 352, 371-372, 499, 513, 542, 552, 558, 560, 574-575, 578-579, 588, 591-594, 596

八股文　157

十月革命　2, 11, 27n20, 31, 62, 69, 173, 223, 225, 253-254, 269, 283, 285, 293, 305, 307, 311, 317, 326, 328, 333, 380-381, 421, 423, 448, 456, 541

三画　

三个代表　45, 303, 525

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　191, 195, 268

上帝　28-30, 93, 131, 137-138, 140-141, 166, 168, 171, 177, 180, 210n57, 213-214, 245, 250, 258, 281, 368-370,

凡尔赛宫　192

《凡尔赛和约》　379

土地制度　79, 99, 101, 371, 500

土地与自由社（Land and Liberty）　246, 252-254, 272-275, 286

大正时期　7, 11, 48, 561-563, 568

大清帝国　9-11, 24, 91, 261, 355, 357-358, 368, 441

大跃进　13, 17, 19, 26, 35-36, 40n27, 47, 103, 125, 127, 322, 462, 464-468, 470-471, 473-478, 489-490, 493-496, 500, 502, 512, 530, 549-551, 553, 597

《大宪章》　165, 188

四画　

中世纪　28, 104, 106, 109, 113n22, 117, 120, 131, 136-138, 142, 161-162, 164, 166, 172, 176, 178, 185-187, 191, 193, 200, 210, 217n73, 221, 269-270, 282, 328, 370-371, 429, 541, 555, 575-576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457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　431

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　414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506, 521, 538

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400, 430

中央苏区　405-410, 432, 439-440

中共中央会议　426

中书省 　119, 126, 128

中国人民大学　45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428, 456-457

中国人民解放军　434, 479, 488-489, 492, 507, 510

中国土地改革（土改）　26, 33, 62, 430-436, 446, 447n83, 467, 473-474, 564, 567

中国大饥荒　35, 473-475

中国五年计画　324, 443, 451-452

中国户口制度　535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革）　10, 13, 17, 19, 26, 35-37, 41-42, 47, 62, 83, 127, 144, 185, 285, 320, 333, 408, 410, 414, 417n151, 423n9, 425, 431, 447-448, 450n85, 455, 461, 465, 467, 475-479, 480n47, 481-482, 484, 487-498, 500, 502, 505-506, 510, 512-514, 520-521, 528, 530-531, 548-550, 553, 581, 591, 594-595, 597

中国民主同盟（民盟）　421, 425, 427-428, 457, 459-460

中国帝制　3, 9, 13, 18-21, 24-26, 30, 34, 66, 70, 83-84, 89-90, 96-98, 103, 108, 120, 128, 132-133, 138-139, 144, 224, 340, 455, 464, 479, 494, 530, 546, 550, 553, 557

中国科学院　445-449, 451

中国中央计画委员会　450

中国农民起义　430

中华人民共和国　10, 31, 428-429, 445, 447, 456, 489, 565

《中华民国宪法》　8, 48, 427, 563-564, 568

中华苏维埃　10, 31, 377, 403, 420-422, 429, 437-440, 447, 464, 469

四二六社论　509

四三决定　414

五反运动　446

五四指示　434

五百天改革计画　573-574

井冈山　401-405, 407, 412, 431-433, 435, 438-440, 442

公车上书　139, 342-343

公法　78, 87-92, 126

公法和宪法　78, 126

六四事件　508, 510-513, 526

六部　21, 119, 124, 127, 148, 371

分权　93-95, 106, 111, 114, 186, 189, 205n49, 214n68, 215-218, 426, 464, 467

反AB团运动　406-410, 412, 414-415, 432, 436, 474

反右派运动　26, 33, 144, 408, 410, 449, 456-462, 472, 482, 496, 498, 499, 503, 507-508, 588, 591, 594

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474-475

反胡风运动　456-457, 457

反革命　144, 283-284, 309-310, 312, 317-318, 389, 404, 409, 415, 432, 434-437, 456, 487, 489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41, 507-508

反瞒产运动　472-473

天子　103, 109-110, 135, 137, 139-140, 144, 146, 149n16, 154, 159

天主教会　136, 161, 163, 165-166, 170-172, 193, 210, 212, 241-242, 245, 328, 331, 503, 576-577

太子党　7, 480n47, 594-596

孔子　135, 146, 152

巴士底监狱　195, 199

巴贝夫（Gracchus Babeuf）　174-175, 184-185, 187, 190, 194, 201-207, 209-211, 213, 216, 220-222, 327

巴姆比（John Goodwyn Barmby）　174, 202

巴黎　12, 192, 195, 199-200, 202

巴黎公社　95n31, 185, 195-196, 205, 278, 315, 319, 429, 469

引蛇出洞　458

戈巴契夫　48, 512, 517, 57-574, 582-585, 587-588, 590-592, 593n83, 594-595, 596n87

文艺复兴　135, 170, 243, 256-257, 336

方励之　507

毛远新　480

毛泽东　13n12, 29, 31, 34-36, 41-42, 44, 47, 53, 79, 103, 108n3, 127, 144, 175, 185, 204, 222, 285, 326, 345, 347, 368, 382, 385, 388, 393, 396, 398, 400-401, 403, 405-407, 409-414, 416-417, 421, 423, 425, 430-431, 434, 438, 456n1

牛顿　172, 211-212

王光美　487

王佐　401

王岐山　47, 484, 595

王明　411-414, 416

王海容　480

王实味　414-415

王稼祥　407, 410-411, 412n135, 413, 417

王震　484, 507

王韬　341, 344

五画　

世俗宗教　6, 28, 175, 185, 194, 250, 306, 337, 541, 555-558

加米涅夫（Lev Kamenev）　282, 284, 301, 392

喀尔文　167-168, 218, 241

北京　261, 348, 355, 358, 379, 383-384, 394-396, 436, 482, 493, 499, 508-509, 512, 527-528, 588, 595, 596n87

北京大学　382, 459, 461, 508

波普尔（Karl Popper）　58, 208n55, 543, 556

去毛化　588, 594-595

《古田会议决议》　404

古奇科夫（Alexander Guchkov）292

古希腊　58, 77-79, 81, 84-86, 88, 92, 94, 97, 104, 114, 161, 163n34, 170, 230-231, 240-243, 552

古德诺（Frank Goodnow）　362-365

《史记》　116, 146n11

史达林　29, 31-32, 83, 235, 247, 280-285, 294, 304, 306, 317, 320, 324, 326, 330, 332, 392, 395-397, 410-413, 415-417, 422, 424, 426, 433, 445, 449, 457, 463, 472, 493, 499, 520, 579, 581-583, 587-588, 592-595, 597

右派　266-267, 409, 423n9, 437, 461, 466, 482, 498, 512

司法体系　87, 361, 451, 461, 558

司马迁　116

四人帮　13n12, 465n25, 492-493, 497

四清运动　47, 478, 481-482, 521

四项基本原则　39, 41, 496, 499, 502, 506-507, 510, 512, 514, 517, 551, 553, 588, 594

尼古拉一世　249-250

尼古拉二世　103, 261-262, 264-267, 280, 289-291, 319

尼克尔斯基（Vladimir Abramovich Neiman-Nikolsky）　387-388

布拉格之春　510, 580-583, 586, 592

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2, 55, 279, 282, 284, 286, 317, 324, 328, 330, 332, 397, 401, 413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　1, 556

布尔什维克　11-12, 16, 26-33, 44, 67, 69, 71, 130, 163, 173-174, 185, 198, 201, 203, 205, 213, 223, 225-226, 240, 245-247, 249-256, 259, 262-263, 265-279, 281-282, 286-287, 289-290, 293-319, 322-324, 328-329, 331-333, 344, 347, 362, 366, 370, 377-383, 385-388, 390-392, 396, 398, 401, 405-406, 409, 415-416, 419, 421, 427, 429, 434-435, 449, 456, 548, 555-556, 576

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　1, 556

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of Vladimir）　228-229

戊戌变法　11, 13, 24, 91, 137, 139, 147, 153, 239, 339-343, 347-349, 597

平等派密谋（Conjuration des Égaux）　184, 203-204, 206

民法　88-91, 447, 462, 516

布丹（Jean Bodin）　93, 188-189, 217

布朗基（Auguste Blanqui）　184-185, 205, 276

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266-268, 288, 290, 292, 312, 314

六画　

任弼时　407, 413, 417, 439

伊凡一世（Grand Duke of Moscow Ivan）　228, 232

伊凡三世　229-230, 232, 234-235, 239

伊凡四世　230, 235-236

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　134, 166, 241-242

伏尔泰　117, 193, 206, 208-209, 211-215, 218, 257

休谟（David Hume） 　52, 56, 543

光州事件　566

光荣革命　15, 53-54, 59, 62, 73, 81, 93-94, 135-136, 138, 165, 168, 191, 195, 206, 211-212, 289, 292, 545

光绪皇帝　342-343, 348, 350

全俄立宪会议　310

共和制　11-12, 88, 104, 167, 196-197, 199, 210, 225-226, 249, 263, 301, 305, 341, 348, 358-359, 361-364, 597

共产主义　2, 28-30, 35, 173-182, 184-185, 187, 194, 201-207, 209-211, 213, 216, 220-221, 240, 246-247, 251, 260n44, 263, 275, 278, 281, 285, 307, 316, 322-323, 325, 327-329, 331, 333, 347, 371, 377, 383n18, 384-390, 394, 423, 463, 469, 496, 503, 505-506, 511, 541, 546, 574, 582

共产极权主义　240, 260, 265, 269-270, 327, 329, 337, 344-345, 367, 378, 429, 437, 513, 541, 549, 555-556, 558, 581-583, 591

──共产极权主义在中国　430, 494, 542, 549

──共产极权主义在苏联　584, 588

共产党工人党会议　463

重浸派（Anabaptist）　179-182, 184, 209

刑法　87, 90-91, 101, 111, 124-126, 447, 462

列宁　16, 27, 44, 56n10, 69, 79, 103, 173n1, 174-175, 185, 202-203, 222, 246, 253-256, 259, 267, 271, 274-285, 290, 293-298, 300-302, 304-306, 308-320, 322-324, 326-332, 379, 382n10, 389-391, 412, 419-421, 423-424, 446, 448, 450, 463, 466n25, 476, 496, 502-503, 520, 525, 531-532, 581, 583-584, 597

匈牙利1956年革命　33, 592

吉伦特派（Girondins）　196-198

吏部 　124, 149-150, 155

向忠发　407

地区实验　35, 37, 468, 478, 502, 512, 514

地区竞争　37, 467-468, 470-471, 473, 478, 488, 502, 512, 514

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 　571, 573n42

托克维尔　200n38, 214

托洛斯基（Lev Trotsky）　2, 263, 277, 279-280, 282-284, 286-287, 294, 298, 300-301, 303-304, 306, 309-310, 315, 317, 324, 330, 391-392, 414, 476, 504

有贺长雄　362-364

朱德　365n54, 382, 401-402, 406-407, 416, 438-439

朱镕基　460, 515

江泽民　453, 510-511, 515, 520, 524-525, 588, 595

百家争鸣　457, 460

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　292

米高扬（Anastas Mikoyan）　285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4n7, 5, 56n10, 65, 74, 177, 541, 543, 555

考茨基（Karl Kautsky） 　27-28, 177, 179-180, 185n17, 199, 278, 319, 333

西安事变　69, 422

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　196

七画　

克伦斯基　260, 292, 294, 296, 299-302, 308, 312

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246, 252

劫富济贫　368

君士坦丁大帝　70, 159-161

君主立宪制　8-9, 11-12, 24-25, 69, 169, 186, 188, 195-197, 206, 224-226, 239, 249-250, 256, 262-267, 287-289, 292, 295, 305, 335-336, 341-343, 345, 347-248, 350-351, 354-355, 364n52, 378, 597

君主专制　258

吴玉章　356, 416, 427

均田制　99, 121

宋子文　430

宋太祖　152, 154-155

宋教仁　360-361, 372, 375

宋朝　83, 100, 108, 119, 126, 129, 142n7, 152, 155, 378

抓大放小　42, 515, 524

投石党之乱（Fronde）　191-192

抗日统一战线　421

抗日战争　408, 422, 424. 433, 439, 440

抗美援朝 　434, 436

改制　42, 515-516

改革开放　3, 7, 10, 14, 17, 41-42, 47, 173, 322, 324, 451, 455, 460, 462, 476, 517, 520, 527, 538, 540, 550-551

李大钊　24, 345, 347, 381-383, 385, 393, 396, 399

李文林　406-407

李先念　466

李沃夫公爵（Prince Georgy Lvov） 　292, 299

李克强　535, 595

李悝　112

李斯　113, 116

李登辉　560-561, 565-567

李瑞环　507

李鸿章　261, 339-341, 349, 368

李鹏　453, 588, 595

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580

汪精卫　24, 394, 430

沙俄帝制　6, 27, 29, 130, 136, 223-225, 229-230, 234-235, 237-238, 250, 252, 256, 264, 268-270, 286-288, 293, 305, 337, 348, 377-378, 557, 582, 598

沙塔林（Stanislav Shatalin）　573

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　592

狄德罗（Denis Diderot）　257

秀才　140, 145, 148-150

私有化　42-43, 46, 79, 101, 179, 514-516, 524-525, 533, 567, 572, 574

私法　78, 87-88, 90-92, 101, 126

私法和公法　78

私法和产权　88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　408, 482, 487-488

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　245, 251-252, 255, 272-276

八画　

辛亥革命　11, 13, 24, 62, 69, 91, 130, 225, 339, 346, 348, 355-357, 359, 361, 367, 374, 441, 597

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573

亚当斯密（Adam Smith）　52, 84, 211, 543-544

亚歷山大一世　12, 238, 249, 265

亚歷山大二世　237, 251-252, 254-255, 258-259

亚歷山大三世　255, 258-259

制度大分流　8-9, 11-12, 16, 552

制度基因　

──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　104-108

──布尔什维克（或极权主义党）的制度基因　26-27, 130

──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　234-239

──制度基因和法律制度（或法律体系）　88

──制度基因和社会共识或者意识形态　6, 67-68, 71

──制度基因和政治权力　114

──制度基因和专制主义　557

──制度基因和产权　84-89

──制度基因和绝对君主制 　188-190

──制度基因和路径依赖　73-75

──制度基因和机制设计理论或激励相容　64-66

──制度基因的突变／新制度基因的产生　545

──制度基因的概念　65-66

──制度基因的演进（或演变）和制度变革（或演变）　464, 543-545, 587

──制度基因的识别／特点　66-72

──东欧国家的制度基因　569-596

──俄国东正教的制度基因　240-247

──俄国秘密恐怖组织的制度基因　247-256

──封建制的制度基因　115-116, 119-121

──科举制的制度基因　151-159

──郡县制的制度基因　105-107

──区管式极权制（或区域管理的极权主义制度或中国特色的极权制）的制度基因　34-36

──基督教的制度基因　159-172

──极权主义／共产极权制的制度基因　220-222

──台湾的制度基因　561-565

──宪政的制度基因　558

──苏联的制度基因　317

制度演变　1, 3-4, 8, 16, 21, 24, 32, 48, 51-52, 58, 62-66, 68, 71, 73-74, 77-79, 85, 88, 110, 113, 117, 130, 132, 141, 161, 171, 180, 191, 194, 229, 233, 239, 335, 357, 439, 456, 478, 543, 545, 547, 550-554, 559n16, 569n28, 597-598

制度转型　7-8, 18, 38, 48, 159, 559-561, 568-569, 575, 589, 594, 596

制度变革　1, 38, 545

制衡　35, 49, 111, 114, 127-129, 196, 214n68, 225, 234, 239, 264-265, 278, 288-289, 316-317, 322, 335, 339-340, 351-352, 360, 371, 462, 464-465, 471, 477, 490, 520-521, 567, 590

周恩来　364n50, 382, 396-397, 407-408, 416-417, 424-426, 444, 449, 459, 465-466, 474, 478, 487, 492

孟德斯鸠　95n30, 97, 108, 196, 205n49, 206-207, 211, 214-216, 218, 230, 345, 557

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1933-1949）　332, 411, 412n135, 417n153

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　281-282, 284, 300-301, 317, 329-330, 332

宗教改革　28, 87, 93, 134-136, 138, 141, 163, 165-167, 169-172, 177-180, 186-187, 193, 209-212, 221, 223, 240-243, 256-257, 269, 306, 336, 341n13, 503, 579

宗族统治　118

尚书省　119, 124, 128, 150

庚子变法　11, 25, 62, 69, 339, 349, 351, 375, 597

延安　411, 414-415, 422, 424-425, 458

延安中央党校　414

延安整风　31, 285, 332, 396, 408, 410, 412, 414, 436, 442, 458, 462, 521

彼得大帝　231, 233, 235-239, 244, 256-257, 343

彼得格勒　282-283, 291-292, 294-296, 298-303, 310-313

拉法叶（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　196

拉斯普京（Rasputin）　291

明太祖　126, 130, 156, 158, 367

明治维新　11, 16, 61, 91, 338-339, 342-343, 350, 598

明斯特（Münster） 　28, 181-182, 184, 306, 316, 370-371, 429

《易经》　135, 155

东北军　394, 422

东正教　6, 27-30, 67, 87, 136, 160-162, 170, 223, 227, 230-234, 240-247, 249-250, 256-257, 262, 268, 270, 280-282, 286, 291, 305, 377, 557, 577

林彪事件　492

武则天　129, 150

武斗　488

治理结构　66, 92, 105-106, 120, 124-125, 188, 455, 553, 589

法治　39, 47, 55n4, 57, 77-79, 82-83, 87, 89, 138, 290, 343, 363, 461, 523-524, 527, 539, 544, 590, 596

法家　53, 71, 89-90, 111-113, 115, 142-144, 491

法国《人权宣言》　81, 86, 196, 201, 203, 206

法国大革命　12, 15, 81, 86, 95n30, 174-175, 180, 184-185, 187, 191, 194, 197-199, 206-208, 210-211, 215, 221, 225, 238, 248-249, 251, 257, 268-269, 278-279, 283, 306, 315, 332, 429, 476, 594,

波兹南起义（1956 Poznań protests）　577-579

波雅尔杜马（Boyar Duma）　235-236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506, 577-579

社会主义民主　582-584, 587, 592

──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　580, 582, 588-589, 592

社会共识　6, 26n19, 29-30, 51-53, 55, 60, 67-69, 71-72, 84, 88, 99, 143, 544, 570, 575-576, 578, 582, 587, 591-593, 596

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 344-347, 379, 386

社会精英　11, 33, 49, 54-55, 59, 68, 115, 209, 221, 288, 290, 359, 362, 562-563, 568, 570, 573-575, 592

金帐汗国　227-229, 232-233, 366

门下省　119, 128-129

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63, 242

非政府组织　38, 42, 44-47, 57, 67, 309, 313, 517-519, 523, 525, 527-528, 539

九画　

俄国1905年宪政革命　11-12, 61, 225, 256, 260, 287, 290, 29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245, 253, 260, 266, 271-272, 274, 277, 279, 286, 307, 314, 319, 330

俄国激进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　225, 245, 248-255, 257-259, 265

俄国临时政府　11-12, 225, 260, 270, 273, 291-306, 308, 310-311, 332, 348, 358

保路运动　355-357

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 hnev）522, 580-582, 584n61, 588, 594

哈特（Oliver Hart）　5, 545

契卡（Cheka）　247, 314, 317-320, 323, 414, 434, 447

拜上帝会　367, 369, 373, 480

美丽岛事件　565

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4n2, 5, 51, 56-57, 74-75, 79, 81, 176, 543-545, 555

威权制（威权主义，威权主义制度）　

──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分权式威权制）　17-18, 44, 239

──威权制与极权制（或极权主义制度或极权主义）　7, 37-38, 44, 516, 542

──威权制与宪政　17, 559-560, 566

威权统治　8, 62, 565-566

封建君主制　134, 163, 188-189

封建制　104, 106, 109-110, 112-116, 118-122, 142-143, 145, 187-188, 229-230, 234, 342, 557, 598

帝制中国　104-108

帝国主义　9, 331, 379-380, 396, 571

帝制朝廷　127-130

后毛时代　3n4, 7, 36-37, 510, 550

后发优势　15

政事堂　127-128

政治权力　

──中华帝国的政治权力　92, 100-101, 106, 118

──分散的政治权力　58

──沙俄帝国的政治权力　237, 248

──政治权力的结构　5

──政治权力与人权　5, 55

──政治权力与产权　5, 56-58, 61, 71, 98, 117, 126

──集中的政治权力　57-58

──极权制下的政治权力　58, 221, 455, 548

──极权领袖的政治权力　464-465, 477, 574

──夺取政治权力　441, 455, 497, 504

──宪政相关的政治权力　57-58, 61, 71, 85, 92, 114, 117

──垄断的政治权力　237

政务院　456-457

政教分离　134-137, 163

柏林　295, 300, 328

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us）　161, 223

《查士丁尼法典》　125, 233

洛克　5, 15-16, 54, 56, 79-81, 85-86, 94, 138, 169, 172, 176, 206, 211-212, 215-216, 364

十画　

洪门　372n76, 373-374, 378, 399

皇室　59, 239, 350

科尼洛夫事件（Kornilov affair）299-300

科尔奈（János Kornai）　3, 56n10, 505, 510n38, 590

科举制度　20, 67, 105, 107-108, 117, 122-123, 131-133, 138-143, 146-152, 154-156, 158-159, 171, 341n13, 342, 550, 562, 597

红四方面军　402, 405, 407, 439

红色政权　405-406

红色恐怖　6, 16, 314-315, 318-320, 332, 406, 410, 414-415, 417, 431, 482, 484

红枪会　399-400, 404, 430

红卫兵　477, 479, 481-482, 484, 488, 595

红卫兵运动　35, 482

胡风　456n1

胡启立　508-509

胡适　344, 347, 382, 385

胡锦涛　508, 520, 595

胡耀邦　14n13, 41, 317, 410n129, 497-498, 506, 508-509, 520, 588, 595

重庆和谈　425

革命委员会　185, 488

革命造反派（造反派） 　35, 477, 484, 487-489

香港　423-424, 432, 449, 501, 509, 526-528, 539

个人崇拜　6, 29, 35, 47, 280-285, 377, 405, 416-417, 457-458, 462, 477-479, 481-482, 490, 492-493, 497, 519-522

哥莫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　322

唐中宗　129

涅恰耶夫（Sergey Nechayev）　275-276

海陆丰　397, 431, 438, 440

唐太宗　150

《唐律》　91, 125-126

唐朝　126, 128-129, 150-151, 154, 380

孙中山　24-25, 31, 69, 226, 331, 341, 356, 358, 360-361, 365n54, 368, 371-375, 390-394, 420, 430

《孙文越飞宣言》　391

宰相　126-130, 142n7

宰相制度　66, 126-127, 129

恐怖统治　27, 182, 184, 198, 203, 218, 316, 319, 405, 408, 437

恩格斯　27n20, 28, 174, 176-177, 180, 185, 197n27, 199, 202, 213, 218, 246, 253, 576

拿破崙　12, 88, 196, 201, 289

晋察冀边区　423, 440

格但斯克协议（Gdańsk Social Accord）　578

乌尔比安（Ulpian）　93-94

特卡切夫（Pyotr Tkachev）　275

特维尔大公国（Principality of Tver）　228

留里克（Rurik）　227

神圣罗马帝国　9, 106, 113, 117, 136, 162, 164, 167, 181

秦始皇　103, 105, 113, 116, 119, 132, 135, 142-144, 148, 234-235, 465, 597

秦帝国　20n17, 53, 106, 112, 114, 122, 143, 145, 154, 335

《秦纪》　116

纳粹主义　346, 555

袁文才　401

袁世凯　25, 91, 345, 349, 358, 360-365, 375, 379, 394

郡县制　20-21, 34-35, 66, 98, 105-108, 110-113, 115-116, 119, 121, 124, 142-143, 145, 148, 441, 443, 465, 494, 597

郡县官僚制 　107, 119, 122, 124

马丁路德　134-135, 166-167, 170, 218, 241-242, 341n13

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　206-207, 209

马克思　16, 26, 57, 79, 81, 86, 88n13, 96, 103, 108-109, 173-176, 180, 184-185, 197n27, 199-200, 205, 209n55, 213, 220-222, 246-247, 251, 253, 302, 307, 314-316, 319, 322, 327-328, 332, 386, 515, 546, 556-557, 583-584

马克思主义　2, 16, 26-31, 37, 71, 95, 163, 172n1, 174-175, 176n5, 185, 187, 203, 216, 220-221, 246-248, 251-254, 259-260, 272-275, 286, 307, 311, 319, 327-329, 331, 333, 344-345, 347, 377, 379-381, 383, 385, 391, 398, 463, 495, 503-504, 511, 525n53, 549, 556, 576, 581, 583, 597

马林（Maring / Henk Sneevliet）　387-388, 391

马锡五　403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Jr.）　425-427

高岗　409, 438, 442-444

十一画　

干隆皇帝　367, 562

区管式极权制　

──区管式极权制的制度基因　34-36

──区管式极权制的特徵　19

──区管式极权制与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 　462-489

──区管式极权制与分权式威权制（或向地区分权的威权制）　513-519

──区管式极权制与地区竞争或地区实验　37, 467-471

──区管式极权制与后毛时代改革或改革开放　7, 496, 513-514

──区管式极权制与经典极权制（或苏式极权制）　38, 550

商鞅　112

商鞅变法　98, 112, 121

启蒙运动　11, 135, 171, 187, 193, 198, 206-209, 211-213, 215-216, 237-238, 243, 257, 336-337, 591-593, 597

国民政府　424, 427, 433, 448, 561, 563-564, 568

国民党改组　331, 393

国共合作　282, 391, 394, 400

国有企业　43, 450, 533, 570

国家所有制　6

国教　28, 70, 86, 132, 134-135, 137, 142, 144-147, 149, 159-162, 165, 168, 171, 179, 231, 240, 242, 327, 576

国进民退　40, 531

基督教　12, 27-31, 70, 86-88, 114, 132-138, 141-142, 145, 147, 159-162, 166-167, 170-172, 174-175, 177-182, 185, 187, 193-194, 202, 208-214, 216, 220-221, 231, 233, 240, 242-243, 246-247, 251, 280, 285, 327, 331, 347, 366-371, 377, 380, 503, 577, 590

基辅　277

基辅罗斯（Kievan Rus’）　226-231, 233, 242

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　82

专制 　1-2, 3n6, 5-6, 9, 12-13, 24, 41n28, 52-54, 57, 59-64, 68, 70-72, 81, 83, 96-97, 101, 108, 122, 134, 144, 175, 184, 206-207, 212, 215, 221, 238, 240, 245, 250, 254, 256, 258, 265-266, 268, 277-278, 281, 289-290, 293, 315-316, 333, 348-350, 355, 363-364, 378, 420, 524, 541-542, 544, 550, 555, 557, 575, 582

康生　414-416, 431, 474, 478, 482

康有为　131n1, 144, 147, 153, 239, 338-339, 341-342, 344-345, 357

张申府　382

张国焘　381-383, 385-386, 388, 391, 396, 407, 439, 548

张爱萍　509

张闻天　413, 416

张学良　422

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　577-579

教会　27-30, 67, 70, 86, 117, 122, 132-138, 140-142, 159-168, 170-172, 175, 180-181, 187, 193-194, 200n38, 201-202, 208, 210-214, 219, 222, 227, 230-233, 237, 240-245, 253, 270, 280-281, 306, 327-328, 331, 380, 503, 576-578, 590

梁启超　24, 90, 131n1, 144, 337-338, 341-342, 344, 346-347, 351, 354-355, 365, 441n70, 593n84

梅叶（Jean Meslier）　194, 206-207, 209, 211-213, 215-216, 220-221

清帝国　9-11, 24, 91, 261, 355-358, 368, 441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41, 506

清朝　124, 127, 146n11, 158, 338, 349, 356, 367, 562

清华大学（北京）　448, 487

产权　

──分散的产权　58, 61, 71, 114, 117

──私有产权　6, 15, 38, 45-47, 49, 53, 57-58, 75, 77-79, 81-89, 91-94, 96, 98, 101, 114, 126, 175-176, 184, 201-207, 209-210, 216, 218-221, 229, 237, 256, 260n44, 273, 293, 306, 316-317, 322, 326, 329, 337, 340, 352, 372, 419, 433, 446, 512-513, 514n42, 515-516, 523, 527, 539, 558-559, 564, 569, 572, 596

──剥夺产权　56-57, 75, 86, 184, 273, 316, 326, 337, 371

──国家控制的产权　4, 19, 22, 34, 39-43, 56, 58, 75, 80, 83, 98, 101, 105, 113, 125, 317, 322-327, 355, 370-372, 421, 429-430, 441, 450, 467, 508, 517, 522, 524, 531-534, 538, 564, 570-573

──控制权概念的产权　5, 74, 80-83, 100

──产权和人权（或产权与人权的不可分割）　55, 93, 176, 207, 216, 270, 339, 343, 352, 371

──产权和国家主权　85, 92-98, 101, 219, 221, 230, 235, 237, 239, 465

──产权和宪政　38

──产权结构　5, 39, 68-69, 77, 85

──集中的产权　57-58, 61, 77-78

──极权制下的产权　61

──垄断的产权　5-6, 39, 68, 72, 78-79, 83, 86, 96, 98

──权力束概念的产权　81-82

笛卡尔　211, 213

第二次世界大战　5, 15, 31, 284, 331-332, 417, 433, 495n1, 529, 541, 579, 598

统一战线部（统战部）　449, 518

习仲勋　409, 443, 501

习近平　40-41, 46-47, 127, 484, 511, 519, 525, 552, 554, 595-596

莫斯科　162, 232-233, 240, 243-244, 284, 292, 298, 303, 314, 328-330, 386, 391-392, 396-397, 404, 410, 413, 464-465, 467n25, 469, 572, 588

莫斯科大公国（Principality of Muscovy）　228-230, 232, 234

莫斯科东方大学　398

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　40, 75, 505, 508, 516, 533-534, 538, 571

野百合运动　566

陈伯达　469-470, 474, 478

陈云　403, 466, 484, 500-501, 503-504, 509, 511

陈毅　401, 416, 443

陈独秀　24, 345, 347, 381-385, 387-389, 391, 396, 399, 402, 421, 548

陶成章　372, 374

十二画　

博古　413, 416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469-471, 473, 475

彭德怀　3, 286, 324, 406-407, 416, 443, 474, 491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344-346

湘赣苏维埃政府　438, 44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31, 474n42

焚书坑儒　70, 116, 142-144, 146, 152, 154, 159

无套裤汉（Sans-culottes）　197, 199-200, 203, 594n85

无产阶级专政　2, 6, 172, 175, 185, 202, 205-206, 209n55, 220-221, 248, 267, 271-272, 278-280, 285, 293, 296, 302, 306-307, 314-317, 319, 322, 324, 332-333, 382, 385-386, 421-423, 457, 462, 478, 496, 499, 556, 581, 587

华国锋　497, 500

贵族阶层　98, 235

贺龙　402, 443

越飞（Adolph Joffe）　391

进士　149-150, 155, 157, 561

闵采尔（Thomas Münzer） 　180-181, 370

《开皇律》　125

隋文帝　125, 148-149

隋朝　59, 99, 107, 121-122, 124-125, 133, 148-149

阶级仇恨　297, 433-435, 581

阶级斗争　36-38, 184, 251, 421, 466, 478-480, 484, 492, 494, 496-497, 500, 556, 573n42, 591, 594

雅各宾派（Jacobins）　16, 184-185, 189-190, 196, 198, 201, 203, 206, 210, 211, 215, 225, 255, 315, 332, 405, 415

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　574, 584, 591

项英　407

冯玉祥　394

黄炎培　428

黄埔军校　393-394, 553

黄兴　360-361, 372

十三画　

慈禧太后　261, 348

新民会　562

新冷战　541

新教　136, 141, 167-170, 192-193, 212, 218, 280, 370, 503

新权威主义　17, 517

杨尚昆　588

杨度　364

极权主义　

──中国成为极权制　2-3, 13-18, 377-504

──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相近的特徵　553-554

──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　553

──共产极权主义　1-2, 6, 11, 18, 24-25, 27-32, 173, 175, 182, 184-187, 194, 204, 206, 220-223, 225, 240, 260, 265, 269-270, 327, 329, 337, 344-345, 367, 378, 429-430, 437, 494, 513, 541-542, 549, 553, 555-556, 558, 581-584, 588, 591

──俄国极权主义的起源　3, 6, 11-12, 234-255, 269-305

──极权主义的定义　1-2

──极权主义及极权制的起源　136, 185, 199, 550, 555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175, 187, 220-222, 293, 327, 494, 542, 547

──极权主义在中国的转变　24-25

──极权主义的崩溃　3, 542

──极权主义的扩张崛起　12, 541

──极权制度的运作机制　6, 277-287, 315-327, 466, 541, 555

──极权主义政权　5, 11, 175, 181-182, 198, 223, 225, 269, 286-287, 302, 305-306, 319-320, 322, 326, 419, 429, 435, 444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175, 187, 220-222, 293, 327, 494, 542, 547

──为了极权制生存的改革　34-36

──对极权主义的不满或抵抗　457-458, 507-508

──对极权主义的误解　547

《资本论》　176n5, 515

温家宝　595

瑞金　10, 402, 422

义和团　91, 373

圣彼得堡　257-258, 262-263, 291n33

《圣经》　28-29, 86-87, 134-137, 141, 147, 152, 162, 166, 168, 170, 176-177, 179, 213-214, 241-243, 247, 369

万里　501, 509

凯萨琳大帝　244, 257-258

叶尔钦　48, 573, 584-585, 594

叶挺　438

叶剑英　443, 497

董仲舒　117, 143, 145, 146n11

解放战争　421, 434-435, 438, 440, 444

解放联盟（The Union of Liberation）　260, 262, 264

解体　

──共产极权制的解体　575

──苏欧集团的解体　495n1

──苏联的解体　46-48, 306, 319, 497, 511, 573n42, 585

路易十六　195-196, 215, 289

农民工　535-537

农民运动委员会　430

农业改革　501

达尔文　346

十四画　

团派　594-595

廖仲恺　24, 393, 430

汉武帝　120, 132, 135, 143, 145, 597

汉帝国　120, 122, 143-144

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吴廷康） 　383-385

维特（Sergius Witte）　261, 264-265, 289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Vladimir Vilensky-Sibiryakov）　384

台湾　7-8, 10, 44, 48, 62, 427, 449, 528, 542-543, 545, 559-569

蒙古帝国　130, 155, 227-228, 234, 366

蒯大富　487

赫胥黎　344-345

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　251-252, 272-273

赫鲁雪夫　33, 48, 284, 457-458, 463, 499, 512, 570, 578, 581, 583, 587, 593-595

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　457-458, 578, 581, 587

赵紫阳　2, 14n13, 317, 498, 501, 520, 588, 595

凤阳　500, 502n14

十五画　

刘少奇　2, 29, 55, 286, 317, 416-417, 423, 425, 434-436, 443-445, 449, 452, 462, 469, 475, 478, 482, 484, 487, 491, 498

刘志丹　403, 409, 438

刘晓波　46, 517, 523

德国农民战争　171, 180-181, 370

摩莱里（Étienne-Gabriel Morelly）　206-207, 209

暴政　33-34, 60, 62, 143, 544

欧盟　9-10, 117, 510, 529, 567

蔡元培　372, 374

蔡和森　345, 347, 382, 407

蒋介石　375, 391-396, 422, 431

蒋经国　393, 560, 565-566

邓子恢　443

邓小平　14n13, 36, 39, 41, 324, 326, 409, 443, 459, 475, 482, 491-492, 496, 514, 520-521, 524-525, 527, 531-532, 551, 553-554, 572, 587, 595

郑观应　341, 344

鲁迅　141, 382

十六画　

儒家思想　149

儒家经典　143, 154, 156

宪政　

──中国的宪政发展　336-343, 347-353, 359-365

──俄国的宪政发展　256-268, 287-293, 309-314

──宪政改革　9, 11-13, 16, 18, 25, 46, 49, 72, 91, 170, 189, 192, 194-195, 224-225, 234, 256, 258, 260, 264-265, 270, 286-287, 289, 305, 337, 339, 348, 351-352, 355, 377-378, 427, 465, 560-562, 567, 574n42, 584n61, 586, 590

──宪政的制度基因　558

──宪政制度　3n3, 8-9, 11-15, 24-26, 46, 48-49, 53, 59, 61, 72, 75, 117, 130, 166-168, 172, 225, 236, 240, 264, 270, 287, 294, 316, 336-338, 340, 343, 350, 353, 357, 359, 366, 372, 424, 479, 546, 548, 558-560, 564, 567-569, 590, 598

战国时期　18, 110, 111n18, 112, 113n22, 115, 121, 145

机制设计（mechanism design）51, 59, 63, 65, 75, 543-544, 554

激励相容性（incentive compatibleness）　66-67, 543-544, 598

激励机制　4n7, 18n16, 26-27, 36, 51, 53, 59, 67, 71, 73-75, 119, 138-140, 333, 442, 467, 469, 471, 473-474, 479, 491, 530-531, 570-572, 598

卢泰愚　565

卢梭　15-16, 94-95, 175, 176n5, 189-190. 193-194, 196, 203, 206-208, 211-212, 215-219, 255, 337, 364

卢森堡（Rosa Luxemburg）　27, 185n17, 278, 333, 576

御史台　129

华勒沙（Lech Wałęsa）　579, 585

兴中会　331, 372-374

萧克　408, 509

萧军　414

谏官　127-129

诺夫哥罗德　226-227

诺斯（Douglass North）　52, 57, 73, 84, 543, 554

选举　8-9, 11, 44, 48, 58, 87, 106, 113, 117, 164-165, 168, 218, 225, 258-259, 262, 264-268, 284, 287-288, 291, 294, 301, 311-312, 314, 328, 342, 350-354, 358, 361-362, 423-425, 428, 438, 439n64, 447n83, 507, 517-518, 525, 527, 562-567, 574-575

霍布斯　93

十七画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29, 285, 413

联邦　9, 46, 106, 113, 118, 120, 425-426, 437, 439-440, 441n70, 525

薄一波　415, 443-444, 466, 484, 498

薄熙来　484, 521, 595

韩国　9-10, 62, 542, 559n16, 565-566

十八画　

瞿秋白　396-397, 399, 407

聂洪钧　409

《旧约全书》　29, 86, 88, 109, 170, 176, 182

萨莱（Sarai）　227, 229

镇反运动　26, 144, 320, 435-438, 456-457, 459, 467, 489, 496, 498, 532n69, 591

双轨制　504-505, 508

颜色革命　524-526, 531, 539, 552, 554, 590

十九画　

庐山会议　470, 474-475

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　16, 185, 190, 197-198, 201, 203, 206, 211, 215, 319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5-16, 88, 218, 382

罗马共和国　87-89, 93, 104, 113-114, 167

罗马法　81, 87-90, 125-126, 233

罗马帝国　28, 70, 86-88, 92-93, 104, 113, 132, 134-136, 138, 142, 144, 147, 159-162, 170, 179, 233, 242-243

谭震林　401-402

边沁　56, 58, 89

二十画以上　

严复 　340-341, 347, 364

苏化　16, 34, 443-445, 448-449, 451, 455, 459, 464, 468

苏维埃共和国　316, 330, 389, 469

苏欧集团　36-37, 375, 569n28, 570-272, 575, 578-580, 582, 587, 590, 592, 594

苏联大清洗（Great Purge）　283-284, 320, 330, 332, 413, 415-416, 457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　283-284, 320

苏联五年计画　324, 326, 452, 468

苏联文化革命　322, 448, 456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 　283-384, 317, 320, 414, 571, 574n42, 595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GPU）　283

党政机构　19, 318-319, 477, 480-481, 488-489, 491, 498, 509, 570

兰格（Oskar R. Lange）　4n7, 51, 56n10, 74

权力　

──权力下放　467-468, 477, 490, 539

──权力斗争　119-120, 140, 164, 282, 333, 343, 405, 409, 412, 439, 441, 444, 455, 458, 475, 487, 497, 500, 504, 520-521

──权力结构　5-6, 19-21, 122, 186, 442-443, 458, 464, 478-479, 595

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15

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

Institutional Genes: The Origins of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Totalitarianism

作　　者：许成钢

丛书编辑委员：丁荷生（Kenneth Dean）、林玮嫔、梁元生、陈志柔、陈弱水（召集人）、葛兆光、刘苑如、郑毓瑜、钟彩钧（以上依姓氏笔划排序）

总　　监：张俊哲

责任编辑：蔡旻峻

编辑协力：宋柏成、黄钰棠

封面设计：儿日

发行人：陈文章

发行所：国立台湾大学

出版者：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电子书制作：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2024年11月纸本初版│2024年12月纸本二版
2024年12月电子书初版

ISBN(epub)：978-986-350-898-4

ISBN(pdf)：978-986-350-899-1

ISBN(精装)：978-986-350-868-7 (初版)

ISBN(平装)：978-986-350-907-3 (二版)

定价：新台币820元整

GPN：1011301244

着作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已通过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学术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