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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陈墀成，蔡虎堂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61-4560-9

Ⅰ.①马… Ⅱ.①陈…②蔡… Ⅲ.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生态学—研究 Ⅳ.①Q988-02②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6758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丽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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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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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374千字

纸书定价 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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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陈墀成，男，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多部。

蔡虎堂，男，陕西白水人，曾为厦门大学办公室管理干部，现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干部。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哲学、高教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已发表相关文章30余篇。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编杨振斌

副主编陈振明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红梅 白锡能 杨振斌 苏劲 张有奎

陈炳辉 陈振明 陈喜乐 林东伟 林金忠

徐进功 徐梦秋 赖小琼

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发展的理论指南（总序）

近代以来，面对中国“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种种迥异的思潮和主义粉墨登场，又纷纷黯然退去了，唯有马克思主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成长壮大并取得最终胜利。这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发展规律之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开创并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史诗般的成就。在可以预见的今后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将是继续引领中国发展的理论指南。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了解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套用，而是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前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任何固守本本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当然，修正主义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做法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现实可期的事业。然而，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如何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如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出发给予理论的解答。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文库》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紧密联系，试图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库》的基本思路之要点在于：一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坚决反对种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要求埋葬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力求阐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辩护。二是强烈的创新意识。我们偏重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突破成见的创新之作，偏重于结合时代新特征新情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研究。三是凸显中国问题。我们聚焦于中国新形势下的各种深层矛盾和话题，青睐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中国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四是倡导“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我们竭力避免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的作品，始终不渝地追求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佳作。

编者

2013年5月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是哲学史上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不同时期的哲学家都在反思关于人类安身立命的这个重大课题并提出各自的不同见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活动逐渐成为地球环境和生物圈演化的主导因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人类实践，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环境问题，思考着作为人类的环境与活动要素而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自然与作为自然之子、自然对立物而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类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类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分析两者动态关系的条件、途径与目标，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指明了实现人与自然积极平衡、文明由自发向自觉发展转型的基本途径。上述探讨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态哲学思想作为他们哲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过程中形成、丰富、发展。我们尝试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主要文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准则，参考其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分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进程的不同时期的生态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力求比较系统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以抛砖引玉，请教同仁。

一 世界观转变与科学世界观形成时期的自然观：批判与反思

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利用自然力为生产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人类的主体能动作用通过工具技术系统转化为作用自然的现实力量，改变了人类在与自然交往中屈从自然、臣服于自然的状态。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1] 世界性的交往推进了世界的历史性存在，作为人类的无机身体的自然，在资产阶级海盗式的海外贸易中，已经使地球自然环境与资源日益成为全球性的整体。同时，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新兴无产阶级的生活与健康造成直接的损害，并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长远而持久的危害。处于世界观转变时期和科学世界观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上梳理并准确把握人与自的关系这一时代提出的任务，批判了唯心主义头足倒置的人与自然关系和神学自然观，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只推崇作为自然的自然，但不懂作为历史的自然的片面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对现实的考察和对神学自然观的批判

哲学的变革需要确立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自然观尽管也离不开对于现状的考察，但是，新的自然观的形成主要是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过程中逐渐实现变革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为代表，通过对欧洲哲学思想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结合对环境问题的考察，提出了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路。这充分表明人与自然关系已经进入其哲学探讨的视野，成为其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

第一，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角度讨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突出了人类作用自然行为的能动性。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区别了人与动物对待自然的不同方式，强调了动物对自然的被动适应性，动物安分地在自然规定所应该遵循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范围存在；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在社会上选择自己特定的共同目标，在自主活动中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

第二，马克思表述了人类运用自我意识把外在的自然界“人化”的思想。马克思一方面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自我意识转化为作用自然的力量，从而摆脱大自然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的存在物。“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 [2]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人类自我意识一旦从自然的茧中解放出来，并宣称自己是真实的异类，那么，自我意识就开始敌视那外在的自然了。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回归人与自然界一体性立场的必然性。他们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近代自然观，批评了割裂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反自然的荒谬观点。在他们看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 [3]

第四，马克思坚持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立场。通过对神的批评，马克思强调哲学必须从神回归到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4] ”

（二）科学世界观探索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世界观探索时期进一步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184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神圣家族》、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他们探讨了异化劳动，提出了一系列唯物史观的新思想，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前进了一大步，力图用唯物辩证观点解决思维存在的关系问题，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探寻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其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人与自然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用“人的尺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纳入人的活动范围来考察，将实践引入认识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握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

第一，自然界是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5]

第二，现实的自然界在社会中形成。承认自然客观独立性和地位的先在性是一切唯物主义的共性，马克思传承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传统，肯定自然界并非观念的异在形式，承认自然界于人类生存活动的先在性，同时强调人类出现以后只有人化的自然界才有意义和价值。他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进而把人和自然关系看作一个复杂的独立统一的整体，得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强调要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第三，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鉴于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马克思提出了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要求，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 [6] ”恩格斯在1843年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文中为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欢呼：“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五十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 [7] “仅仅一门化学，光是汉弗莱·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两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 [8]

第四，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的祸害，造成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人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在1845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污染状况和危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用纪实、白描的手法，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伦敦、曼彻斯特、都柏林等大工业城市的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居住环境的状况，真实地对资本主义早期环境破坏与污染的类型、状况及其对工人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了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剥夺的一个重要方面——生存环境的剥夺，其造成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进一步加剧了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冲突与对立。

第五，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其一，必须发挥科学技术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中能动的进步作用：“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9] 其二，马克思从哲学层面追问发生于人类现实自然界的资源环境等自然问题的社会根源与驱动力，“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10] ，从而得出了变革社会制度的结论：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的实现，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而只能依靠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

二 哲学变革时期的思考：立足人类实践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1844年至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离开了费尔巴哈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这为他们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奠定了基础。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问世。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出版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一系列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

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它继承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的关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实践为中心论述了新世界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其中包括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问题、人与环境、教育的关系问题、人的本质问题和人化自然问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站在实践的立场上，看到了环境与人的生存发展的辩证关系，明确了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思想，并主张以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环境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的社会理想。社会实践的视角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提供了依据。

2.《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形成。书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原则，提出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史和自然史相互制约的基本立场，阐述了人、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唯物史观，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抽象自然观，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但是这个自然界已经不是原始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强调了自然概念的历史中介性，看到了人类生产对自然界的加工与改造作用。

第一，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脱离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将造成两者的对立。“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11]

通过人类劳动形成的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现实人类生存的基础，“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12]

第二，自然史是社会史的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13]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并肯定了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中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14]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15]

第四，强调人以类的形式同自然发生关系，以群体同自然相联系，个人只能作为人类一分子同自然发生关系。“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16] 与人类相对应而存在的是自然，与个人相对应而存在的外部世界，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17]

第五，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把握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从生产方式角度考察社会史和自然史的相互制约，阐发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18]

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文明史早期，人与自然的和谐仅仅是动物式的和谐，本质是人对自然的依附，以自然对人口数量的限制为特征，以人对自然的臣服为代价。“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19]

第六，在人类发展史上，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20]

3.《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

《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地阐述了他们关于“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观点，提出“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目标。宣言阐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其一，生产与消费的世界性使得资源与环境具有全球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21] 其二，资产阶级借助于科学技术实现了对自然力的征服，“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22] 。其三，现代工人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从而将成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23]

1847年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进一步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首先，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24]

其次，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社会目的在于人们的需求，而人们的需求和享受是在社会中产生的。“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25]

最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发展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工人满足需求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 [26]

三 现实批判与哲学发展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基本形成了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下考察自然、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继续对现实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探讨、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自然环境恶化的真正原因，其中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

1.《资本论》的现实批判

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以批判资本主义为既定目标，以关注人的生存为依据，以人的解放为宗旨，致力于解决社会协调发展，其中蕴含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

首先，在承认自然界先在性的基础上，关注现实意义上的自然界，强调了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自然界的重要性。自然界的状态以及进化程度都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27]

其次，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人对自然的关系与人对社会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28] 。因而，在阶级社会，自然异化的深刻原因要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去寻找。

最后，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两个条件：最无愧于人类本性，最适合于人类本性。变换过程置于合理条件和共同控制的基础上，关键在于变革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论》分析地租理论时进一步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29]

2.《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自然科学中哲学的问题，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得到马克思的一贯支持。恩格斯在其未出版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把自然辩证法研究与历史辩证法研究结合起来，从人的存在与发展出发，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首先，恩格斯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深刻描绘出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丰富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其次，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社会生产力构成中含有自然生产力的内容，自然环境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劳动与自然一起才构成财富的源泉，肯定了自然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把劳动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流行见解，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30] 。

再次，恩格斯分析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制约关系。提醒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应当正确认识、利用自然规律，认识劳动直接的、有益的效果和长远的自然影响，认识人和自然之间的一致性，指出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是违背规律的。

最后，恩格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治理环境不但是认识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劳动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性出发，恩格斯强调现代公有制的建立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前提。

3.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考察了亚洲国家政府对于外部自然条件的控制状况及其影响，肯定了社会管理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31] 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 [32] 。

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探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文明发展的两重性，人与自然关系同样具有这种性质。“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33]

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考察了人类文明发展对自然力的支配经历了从想象到现实的过程。“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34]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著作中，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做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证和阐述，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国家的起源、本能制和发展趋势，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

为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反击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进攻。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该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理论意义，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 [35]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意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经济技术的盲目发展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严重危机，对人类前景忧心忡忡的哲学家们在这特定背景下深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重新确立人类在地球自然系统中的合理位置，生态哲学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社会批判视角和辩证方法在解决生态与社会问题方面的双重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生态学内涵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分析人类社会与自然动态关系的条件、中介与目标，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探讨了实现人与自然积极平衡、文明由自发向自觉发展转型的基本途径。上述理论作为社会批判学说所具有的生态关怀立场，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现在已为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所接受。当然，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与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凸现完全不同的19世纪，他们关注的重心始终在于实现社会变革，解放生产力，因此，即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某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关论述，也没有构成其思想的主流。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对其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分别得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已经付出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基本上梳理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的相关论述，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观、自然观、生态学思想等领域的思想。但是，上述研究，总的来说仍处在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入下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逻辑基础、文本解读以及现实方案等方面，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甚至严重的混乱现象。显然，亟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加以全面阐述。我们在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以进入生态理论探讨的学术前沿，主动参与到全球性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探讨，积极推动改革人和自然关系的社会实践。

进入新世纪，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现实的紧迫性。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我们必须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依靠自己的努力，保护有限的资源，在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范围内进行合理的发展，以保持生产力不致下降，人类生活条件不致退化，同时在发展中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扭转现在所存在着的急剧改变地球和威胁地球上许多物种，包括人类生命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探索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历史课题，探索实现社会与自然平衡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将提供我们面向未来的思想支点。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在取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生态问题也前所未有地展露出来，生态问题将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文明发展道路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人类活动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自然资源总量大，人均量小，资源短缺已经对社会形成全面性的压力和危机，构成我国实现现代化、摆脱贫困的进程的主要障碍；我国国土环境具有先天脆弱性的特点，人均只有一小片的生存空间，迫使我们必须以10倍的努力来呵护我们的生存空间。党中央根据我国面临着发展与环境的双重压力的基本国情，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新世纪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理想：“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36] 表明我国立足于生态环境资源的基本国情，致力于化解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对抗，探索文明自觉发展的道路。

系统深入地发掘和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加快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研究步伐，奠定提升全民生态意识思想基础，为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和指导，以便更好地学习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这些都突显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立足于人类现实的自然界，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属人的自然界，人类在应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时，应当坚持“人类尺度”，即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一立场，既突出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长远性，又承认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

（2）为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视角。它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与生态保护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使得所谓“绿色资本主义”成为不可能。现代公有制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才能实施生态保护，因此要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3）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幅员广大，各地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差异巨大，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领域必须面对的现实表现为经济持续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矛盾依然严峻。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与要求需要从各地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

（4）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在推进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启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第三节 研究的整体思路与主要观点

本书力图循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轨迹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途径，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发展，根据三个相对独立的内容，分为三篇。第一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源与流，考察、分析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期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积极回应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二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内涵，通过系统梳理、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第三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考察俄罗斯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发掘与发展，发掘科学发展观的生态环境意蕴，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依据。

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之源与流

本篇主要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何以可能的问题，并力图从社会实践与近代欧洲哲学传统的视角，提出一个合理的解答。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萌生于19世纪，诚然，鉴于当时的历史与现实背景，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也没有使用“生态哲学”这一术语，但是，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的思想宝库，我们仍可以发现大量相关的哲学旨趣。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萌生具有其历史必然性。19世纪的欧洲，德国关于保持土地生产力，保护森林，协调农业与畜牧业、林业的争论与探讨引发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工业革命初期对自然极具扩张性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使马克思恩格斯感到震惊，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源泉。人与自然关系是文明史古老而又常新的永恒课题，近代西方思想家们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生态哲学思想。其时，自然科学划时代发现开拓了人类认识的新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提供考察问题的视野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辩证地考察社会历史进程中作为人类的环境与活动要素而纳入的自然，作为自然之子、自然对立物而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类，批判了以往自发发展的文明“留给自己的只是荒漠”，以其新哲学的历史洞察力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强调在交往的普遍发展中，建立现代公有制，实现社会与自然的积极平衡，使文明走向自觉发展的道路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未来理想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路。

本篇由二至五章构成：

第二章 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与批判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

第四章 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法：实践与交往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人文追求

二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

本篇力图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加以系统地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需要我们伴随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发掘其曾被忽视的甚至被遮蔽的丰富内涵，澄清其曾被误解的内容，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哲学方面的论述，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体系奠定基础。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岁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主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深刻思想，几乎涉及生态哲学的各个领域。

其一，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两种“属性”的统一的理论，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其二，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统一的理论，这种统一在时间方面具有历史发展的含义，在空间方面具有扩展弥漫的性质。其三，生态哲学思想的价值依据：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观点，以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社会前提，合理地调节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其四，关于“物质变换”的生态哲学命题，科学技术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在于改进、完善工具—技术系统，使人类实现“靠消耗量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其五，生态哲学思想的实践原则：关于“类”原则的理论，人与自然的实践交往关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共同体交往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环境危机将使人类的“类”存在成为现实的问题。其六，人和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关于两个“完成”统一的理论，人类历史发展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实现人类从自然界的两次提升。

本篇由六至十一章组成：

第六章 人类现实的自然界

第七章 实践主体的“类”本性

第八章 物质变换的异化与控制

第九章 物质变换中的科学技术

第十章 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

第十一章 人与自然的和解

三 文明自觉发展的探索——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批判与反思

本篇力图考察、分析、比较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问题研究的进展与特点，在分析比较中进一步肯定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探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支点。当今世界，人类活动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演变的力量，已经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变化，产生了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使得人类处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划时代的危机”困境中。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共同未来，已经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重视和参与。在生态环境方面使我们陷入困境的往往并不是我们不了解的事情，而是我们自以为确切无疑而实际上恰恰不是那样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基于正确世界观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无疑可以给我们启示和指导，给我们提供了走出困境的思想武器。本篇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考察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探讨解决当代发展与环境的矛盾的途径；描述并力图建构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和伦理标准，促使公众广泛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这项伟大的社会事业中。

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的中国，立足于人的发展这个特殊中心来考察、处理、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寻求在利益机制和环境保护理想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对于我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历史课题，探索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探索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平衡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本篇由十二章至十七章组成：

第十二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俄罗斯的传承

第十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生态哲学研究

第十五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出发点

第十六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

第十七章 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目的

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人与自然系统的主导力量，追求并实现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需要人类全体的努力，需要变革人类现存的生活方式。人类拯救地球生态系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求“真”的生态科学向度，求“善”的生态伦理学向度，求“美”的生态美学向度，善待自然，在对自然的人文关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提到了文明的自发发展带给人类的将只是荒漠，蕴含着人类文明必须探求人与自然系统积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向自觉发展道路转换的思想，他们从社会制度变革、人类认识深化、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实践目的基础几个方面勾画了文明自觉发展道路的整体框架。但是，从思想理论到社会实践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本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留下一系列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话题。在近代后期自然科学全面发展与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发展的神奇年代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以控制自然的主动性，强调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对他人、后人的历史责任，批判了追求眼前利益而遭受自然报复的恶劣行径。如果说，在牛顿力学框架下的19世纪，人们似乎建构出完美的自然科学大厦，趋近于完全揭示出人类现实自然界的规律（拉普拉斯决定论是个典型的案例），那么，随着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然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人类作用自然的行为后果的不可预测性则是人们所难以预料的。如何在作用自然与崇敬自然、经济利益与伦理约束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是当今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本书就这个话题进行初步的探索，以抛砖引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6] 同上书，第31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页。

[8] 同上书，第469页。

[9] 同上书，第463—464页。

[10] 同上书，第27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2] 同上书，第77页。

[13] 同上书，第67页。

[14] 同上书，第7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6] 同上书，第73页。

[17] 同上书，第80页。

[18] 同上书，第66页。

[19] 同上书，第81—8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21] 同上书，第276页。

[22] 同上书，第277页。

[23] 同上书，第27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25] 同上书，第350页。

[26] 同上书，第349—350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763页。

[32] 同上书，第773页。

[33] 同上书，第775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3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福建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第一篇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源与流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1]

“马克思的思想（‘幽灵’）始终保持着通向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域的出场路径。人类但凡遇到重大社会困境和问题时，都自然地扣问马克思。” [2] 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显问题，反思贯穿于文明史的人与自然关系，审视当今人类对自然的所作所为，催生了新兴的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哲学思想以其批判性、深邃性、前瞻性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一些西方思想家似乎有意“埋葬马克思的幽灵”，他们认为产生于当代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超前性的特征，断定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生态哲学思想，他们的自然观与现代生态观不相兼容，宣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无法找到多少对保护环境任何古老的自然观的关心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任何关注” [3] 。回应部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寻求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差的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需要回答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何以可能的问题。本篇力图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探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科学发展、现实环境的背景，为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把握其时代特征奠定基础。虽然，鉴于当时的历史与现实背景，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也没有使用“生态哲学”这一术语，但是，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的思想宝库，我们仍可以发现大量相关的哲学旨趣。

第二章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考察

人类自诞生以来似乎就永远失去了为人类准备的伊甸园，来自自然的各种灾害时常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活动往往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破坏自然为民族生存需要的代价，环境问题如影随形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哲学史上永恒而又常新的课题，每一时代的哲学家们都依据其生存的现实环境，探讨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形成各具时代特色的不同见解，提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萌生于19世纪，历史与现实的环境问题引起了他们的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考察了历史上环境问题对于人类生存的破坏性影响，而且以其新哲学的历史洞察力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探讨了造成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现实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批判，反思作为人类的环境与活动要素而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自然与作为自然对立物而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类两者之间的互相关系，为其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第一节 环境问题的形成演化

地球生物系统进化过程中出现的飞跃与质变诞生了宇宙中最美丽的花朵——具有理性思维的人类，开启地球自然发展演化的新篇章，标志着地球自然史的新纪元的到来。在地球生存竞争的舞台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构成了新时代的主旋律，赋予地球自然以全新的含义，使其成为与人类相对应的对象性存在。人类活动在自然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造成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一 环境问题的历史视野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人类诞生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社会发展得益于工具的不断进步与完善。作为物质代谢的人类生活，通过生产劳动不断地与外部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来满足其生存发展的社会性需要，实现人与自然交往的社会目的。然而，人类使用工具——从简单的锄头到核反应堆——进行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都意味着改变、干扰自然界已有的联系，随着人类干扰自然行为规模的扩张和强度的提升，往往会在相应的地域造成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危及自身生存的环境问题。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环境问题进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野，工业文明时期环境问题的加重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思考，成为他们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基础。

1.采集狩猎生产方式：被动适应与主动影响

人类在物种关系方面把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一经出现，就以其对抗自然力的实践活动作用并改变着周围的自然，同时改变了作为生态食物链高级物种的自然生存状态。早期人类通过简陋的砾石工具、弓箭、火的发明使用获得了对抗强大自然力的手段，借助自然力来支配周围自然，改变着周围的自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成为唯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唯一能够通过不断扩展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之中的生物。早期人类在改变自然的同时力图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通过采取最为成功、最具灵活性，也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损害最小的生存方式，不仅在容易获得食物的有利地区能够生存，而且在北极、冰期欧洲的苔原和澳大利亚及南非这样干燥地区的严酷条件中也可以生存。近期研究成果表明，早期采集狩猎的生存方式往往能够以比较少的劳动很轻松地从外部自然界中获取足够丰富的、多种多样的食物，这不仅仅得益于在自然压力或人为强制下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同时也得益于人们的需要很少，绝大多数群体依靠很少的物质就可以生存下来。在基本上还没有采用农业耕种方式的1万年前，全世界的人口总数，最高的估计不会超过400万，而在更早的时期，还会比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尽管采集狩猎群体在许多情况下都避免过分榨取自然资源以减轻施加在自然环境上的压力，但是，作为地球生物链的高级物种，人类通过不加控制地捕杀野兽，不仅对整个大陆范围内的动物数量产生影响，甚至造成了若干物种的灭绝，北美平原的野牛、阿留申群岛的海獭、欧亚大陆的毛象、长毛犀牛、巨型爱尔兰麋鹿、麝牛、干草原野牛，在人类的追杀下已经灭绝，仅给后人留下化石。 [4]

19世纪，关于早期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干扰与破坏的研究成果尚属罕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集中进行专门研究，但是，他们通过劳动的社会目的性、人类支配自然的必然性，强调了人与动物存在本质的区别，阐述了早期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特点。一方面，人类劳动，包括早期的人类劳动，都能够在自然界打下自己意志的印记，主动地影响周围自然，改变生存环境原有的物种和面貌；另一方面，受制于强大的自然力，人类被动地适应于自然界，只能借助于神话与巫术在想象中对抗自然力。

2.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物增殖与表土资源的耗竭

农业生产方式开启了人类支配自然力的现实进程，实现了自然物的增殖，对人类和自然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农业文明的到来标志着人类从物种关系脱离动物界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逐渐被揭开神秘面纱的自然成为人类理性可以认识、实践可以征服的对象性存在，袪魅的自然愈来愈成为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1857—1858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肯定了农业生产方式推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由想象向现实的转变，“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5] 。与采集和狩猎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相比，农业的明显优势在于可以在相同的土地面积上提供更多的食物，尽管它要求人们付出更多的艰辛劳动：清理耕地、耕种、田间管理与收割和照管家畜。通过土地耕种实现自然物增殖，生产出相对丰裕的生活资料，直接带来了两种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加的人口，对于居住地周边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定居社会的人口压力一开始只是局部的，但是随着农业的扩展，它的效应也在扩展。人类砍树、开荒造田生产粮食改变了已有的环境，这种改变对自然系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砍伐森林导致森林被毁，破坏植被导致土壤被侵蚀，扰乱土壤营养循环过程造成土地贫瘠，不当灌溉造成土地盐碱化。不断增多的定居社会不仅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集中到一起来了，而且也意味着对人类社会来说，要逃脱自己活动所带来的后果是更为困难得多了。在那些特别敏感的生态系统中，在那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扰特别集中的地区，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逐渐被破坏，最终导致它的崩溃。 [6] 相对于工业文明而言，农业文明的发展无疑是缓慢的，然而，相对自然演进的进程，其造成的变化却足以糟蹋或者毁坏帮助人们发展文明的环境，往往以耗尽或破坏定居点周围表土自然资源为代价，一些曾经灿烂的古代文明失去了必要的资源而衰弱、乃至消亡。1955年，美国学者卡特和戴尔考察了6000年来人类文明兴衰与表土资源的关系，对人类历史上20多个古代文明地区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进行探讨，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历史上绝大多数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耗尽或破坏表土自然资源。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持续文明进步长达30—60代人以上，即800—1500年，并且文明越是灿烂，其持续存在的时间就越短。巴哈马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所留下的废墟似乎印证了这样的结论：“文明人跨越过地球表面，在他们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7]

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支配自然的行为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而遭受自然报复的典型案例给马克思恩格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列举了与农耕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开垦耕地、砍伐森林、传播物种等造成的环境恶化的悲剧，“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了”。 [8]

3.工业生产方式：征服自然与自然的报复

近代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开启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时代。18世纪末，瓦特改进后的蒸汽机显著提高了热效率、提供了稳定的动力，成为可以用于一般机械的“万能”原动机。古老的人力、畜力和水力被蒸汽动力所代替，蒸汽机改变整个世界的时代正式到来。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成为了“世界工厂”，紧接着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进程。工业文明“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 [9] ，大规模利用自然力以支配自然，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财富与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开启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时代。

机器大工业创造的人类历史空前的生产力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令人惊叹，资本追逐利润不择手段掠夺自然，造成环境污染公害频频，资源消耗直线上升，生态破坏日益加剧，触目惊心。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征服—惩罚”的特点更加突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全面开发、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不断被制造出来，财富像泉水般从地下不断涌现出来，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达到了160人/平方千米。生产力的进步却以人类与自然尖锐的对立与对抗为代价，产生于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生态环境危机几乎与前者同步，至少经历了同样长时期的积累演化过程。自然的惩罚使人类由于面临生存、发展的危机而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矛盾之中，人类千百年来所发展的文明有毁于一旦之虞，而这种矛盾恰恰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学者对工业文明的破坏性后果有详尽的描述，并在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中表达了回归自然的强烈情感。如，美国人乔治·P.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 1801—1882）在其《人与自然》一书中首次详尽描述了人类文明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 [10] “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 [11] 德国人卡尔·弗腊斯积极地倡导国家要保护森林 [12] ，在其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中得出结论：人类在同自然打交道时，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又如，美国学者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8—1862）厌恶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为逃避工业城市的喧嚣，隐居于瓦尔登湖畔的荒野之中，直接融入自然，在简朴的生活中静心反思人生、享受自然，写下一部品读自然 “寂寞的书、孤独的书、一个人的书”——《瓦尔登湖》，记载了作者两年多的观察与亲身体验，对工业化进程中毁林开荒筑路、破坏自然的批判与忧心忡忡。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工业时代的反自然性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从社会制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根据人类作用自然的后果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恩格斯批判了人们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愚蠢而又短视的行为，提醒人们必须警惕自然界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13]

二 大工业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

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创造了神奇的生产力，引起了人与自然互相作用关系的巨大变革。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写道：“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 [14]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创造了新文明的物质条件，也创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在其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同角度的考察批判中，辩证地分析了这一系列新特点的利与弊，奠定了其生态哲学思想的现实基础。

1.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工业文明借助日益完善的工具—技术系统以利用自然力，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展现，人类实践在人与自然系统发展进化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然而，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利用自然力，自然规律对人类行为的制约程度也将越来越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文明进步的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出发，他们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巨大创造力，认为工业文明的生产力进步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物质结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凭借日益完善的工具—技术系统，使长期以来人类控制、支配自然力的愿望日益成为现实，大工业的巨大创造力高扬了人类的主体能动作用。“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15]

工业革命直接推进生产力的大解放，盗得“普罗米修斯之火”的文明人获得了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的现实力量，似乎改变了在与自然交往中屈从自然的仆人的地位而可以主导地球自然的演化进程。但是，人类在生存竞争舞台的优势仅仅在于我们能够认识自然界的规律、遵循自然界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强调人类主动作用自然的行为是以受动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其一，人类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依赖于特定的客观条件，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兄弟，明确指出，绝不是观念决定人们的历史，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决定人们的历史，同时强调人类生产总是以某种客观条件为前提的，“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有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16] 其二，人类高于动物界的奥秘在于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17] 其三，随着人对自然作用的强度的提升，自然因素对制约人类社会的强度也在提升。因此，工业革命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人类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2.环境整体化开发与局部恶化同现

地球自然界本来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组成要素构成的综合整体，前工业文明时代，受到交通工具与人类行为能力的制约，具体的人类群体的生存环境具有局部性的特点。长期以来，人类作用自然的行为及其影响局限于被大陆、海洋、流域、山脉、沙漠等地理因素分割起来的不同的局部空间，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看，整体化地球自然对早期的人们而言只是想象的产物，缺乏具体内容的抽象。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18] 资本主义大工业使世界性的交往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资产阶级在海盗式的海外贸易中拓展市场、攫取资源，已经跨越了不同群体生存的局部空间的地理界限，作为人类的无机身体的自然，地球环境日益成为全球性的整体，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成为世界的历史性存在的重要内涵。

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经济或非经济的手段掠夺全球性资源加速工业化进程，而且利用全球性环境容量缓冲了工业化早期的外延式发展造成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全球性影响。但是，源源不断集中输出生产和生活废弃物已经在工业与人口集中的局部地区超过了自然系统的净化能力，造成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危害着新兴无产阶级的生活与健康、乃至生命。局部性生态环境问题恶化不仅可能对整体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长远而持久的危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入考察了早期工业城市的环境问题，分析了局部环境恶化对人与自然的危害，告诫人们，由于拥有了征服与掠夺自然的手段，资产者似乎取得了像“征服者统治异邦民族那样”对自然界的胜利，但是，环境在利润的榨取下已经伤痕累累：森林资源和野生物种的破坏，城市的空气、水源和生活环境的污染，公害频频，资源消耗直线上升，生态破坏日益加剧，自然界的“飞来器”效应以铁的必然性反作用于人类，侵蚀人类的生存空间，危害人类的未来发展。

3.资源深度开发与无度掠夺并存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工具—技术系统的完善、进步，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外延不断扩张，内涵不断丰富，资源开发利用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对早期人类而言，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开发的重点以生物及与其相关水土资源为主；工业化进程使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各种矿物资源成为扩大生产、创造大量财富的基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相对于工业革命初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全球可资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似乎是无限的。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出发，在人类开发自然的深度与广度的发展中强调了矿产资源丰饶性的一方面。据环境经济学家研究，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年代里，富足可能比稀缺更真实。有很多理由可以提出来支撑其解释。第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会走在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在内）遭遇的实际困难前面。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贫瘠的土壤可以转化为有生产能力的土地。随着自然资源提取技术的发展，难以开采的矿藏可能被投入运营。第二，进步的交通手段，可以使更好的土壤，也可以使更富饶的矿藏投入使用。第三，制度变革能够发展生产。例如，从前不耕种的土地可以获得使用” [19] 。

地球整体资源是有限的，深度开发无疑有助于加速把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日益膨胀的财富，但是，人类发展活动从自然界攫取的负熵不能越过自然界所能正常提供的量。过度掠夺造成资源枯竭，不仅将导致自然的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而且是对他人和后人享有资源的机会的剥夺。李比希对关于老牌资本主义英国掠夺他国资源时曾说到，通过掠夺欧洲其余部分的土地养分，包括骨骼化石，大不列颠的人口能够维持强健的骨骼和更好的体格上的均衡，然而，这些本来是要归还到并滋养着它们取之于其中的土壤的，这将使得他们的人口也能达到与英国人一样的体格水平。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提出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和人口按指数增长规律，对于自然资源满足人口需求增长的丰裕性忧心忡忡。马克思尽管采取了乐观主义立场，但是他对资源的有限性和枯竭的可能性还是给予高度的重视，对资本无度掠夺资源持批判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与之进行相互作用的自然对象确定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这是以地球自然为中心的有限的系统；自然资源和劳动构成财富的源泉，没有自然资源劳动就失去了对象而无法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掠夺性必会使土壤肥力下降、加速自然资源枯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20] 。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文明的进步总是以某些方面的退步为代价，工业文明带来生产力进步无疑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进步带着浓浓的血腥味——人类与自然之血。马克思恩格斯亲眼目睹了社会变革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他们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所震撼。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21]

文明进步的反面不仅是对工人的摧残，而且是对自然的摧残，并且，工业文明进步造成自然破坏的飞来器效应会伤及人类自身。近代以来，欧洲引种美洲高产的马铃薯曾经提供给饥肠辘辘的民众以大量的食物，同时却潜藏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1845年和1846年发生的马铃薯病虫害造成马铃薯大面积减产，乃至绝收，粮食短缺引起了欧洲普遍的饥荒。饥饿的人们难以等待到政府的食品援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通过社会斗争争取填饱肚子的权利。马克思总结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经验时，清醒地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对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最后，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使普遍不满爆发成了起义。这两个事件中的第一件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1847年的那个接近于饥荒的局面，在法国和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都引起了流血的冲突。” [22]

分析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提供了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依据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主要文本，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不断发展，自成体系。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是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内容，以实践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逻辑起点的科学体系。它揭示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23]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产生同样离不开其现实的环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环境危害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立足于社会现实，关注城市环境问题，对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存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直接感受到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急剧恶化的严重危害性。他们亲眼目睹了社会变革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导致的近代环境污染的发生过程、涉及领域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等一系列问题，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追逐利润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通过加剧对自然的掠夺，造成剥夺工人健康的恶劣环境，形成人与人的异化。

一 急剧增长的城市环境污染

充满着血腥味的原始资本积累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是对自然的榨取。早期资本主义通过“羊吃人”等各种野蛮行径驱使农村人口离开乡村，推动人口向城镇工业中心加速集中，以满足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在资本推动下的急剧扩展与城市环境在资本剥夺下的急剧恶化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生活和工作环境不断增长的严重污染侵蚀着工人的健康、嘲弄着生命的尊严。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日趋恶劣，给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

马克思目睹了“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这就容易想到这条河里留下的沉积物是些什么东西”。 [24] 肮脏的城市贫民区中恶劣的环境严重损害工人的健康。“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居民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肢体疲劳，生命力减退。大城市的居民虽然患急性病的，特别是各种炎症的，比生活在清新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 [25] 在这样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环境中和似乎是被毒化了的空气中，生活于工业时代的工人们在资本的驱使下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社会的进步似乎以人生存条件的倒退为代价。

恩格斯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考察了伦敦、曼彻斯特、都柏林等大工业城市的环境变化，对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污染状况和危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深深为工人生产环境与生活环境的恶劣状况所震惊。在1845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用纪实、白描的手法，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伦敦、曼彻斯特、都柏林等大工业城市的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居住环境的状况，真实地对资本主义早期环境破坏与污染的类型、状况及其对工人造成的严重危害做了深刻的分析：揭示产业革命造成环境污染的严重状况及其危害，批判了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夺的一个重要方面——生存环境的剥夺，指出其造成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进一步加剧了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冲突与对立。

其一，空气污染，恩格斯认为当时工业煤烟与生活煤烟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磅“杀手”，“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曼彻斯特小爱尔兰工人贫民窟中，“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敌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 [26] 在波尔顿“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阴森森的讨厌的大窟窿”。 [27]

其二，居住环境的污染，“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 [28] 。

恩格斯引用了当时的材料“城市的这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件没有渗水井，也没有厕所，因此，每天夜里至少有5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粪便要倒到沟里面去。因此无论街道怎么打扫，总有大量晒干的脏东西发出可怕的臭气，既难看，又难闻，而且严重地损害居民的健康” [29] 。

其三，河流的污染，恩格斯描述了当时的材料并相信工业城市造成对河流的严重污染；“在艾尔河泛滥的时候（顺便说一说，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住房和地下室常常积满了水，不得不把它舀到街上去；在这种时候，甚至在有排水沟的地方，水都会从这些水沟里涌上来流入地下室，形成瘴气一样的饱含硫化氢的水蒸气，并留下对健康非常有害的令人作呕的沉淀物”。 [30]

恩格斯不仅详细考察了工人生活环境的全方位污染，而且描述了工作环境严重污染状况：“矿井坑道内氧气不足，空气中充满尘土、炸药烟、碳酸气和含硫的瓦斯”， [31] 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强调，工人是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的直接受害者。一方面，工人的健康受到环境的伤害，“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糕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 [32] 另一方面，恶劣的环境使工人丧失了人的尊严，“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 [33] 。

二 土壤肥力的枯竭

19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给土地带来严重的危害，土壤肥力的枯竭是整个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关注的环境问题。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在1862年出版的科学著作《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从农业生产过程中物质循环的视角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掠夺性，他认为，英国农业的那种集约或“高级耕作”的方式是一个“掠夺系统”，是违背合理的农业的。一方面，它们使得食物和纤维由农村到城市的长距离运输成为必要——这没有为社会养料如氮、磷、钾的再循环提供应有的成分，而是最终以人和动物的废物的形式构成了城市垃圾和污染物。另一方面，它们剥夺了所有国家的肥沃环境，掠夺了整个农村土地中的养分。在李比希看来，工业革命带来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改进了人类（大农场主）对土地的掠夺技术，造成土壤肥力的枯竭，这是大英帝国掠夺其他国家土地资源（包括骨头）政策的一部分。他批评大英帝国像一个吸血鬼吸允自然的血液，耗尽自然长期积累的养分，剥夺了所有国家的肥沃环境。

马克思考察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的现状。一方面，他批判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运用日趋进步的农业技术以满足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加剧了对土地的掠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34] ”另一方面，他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城乡分离加剧了人与土地物质变换链条的断裂。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人口集中的工业城市的出现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发挥比较优势准备了条件，却割裂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造成了土壤肥力的枯竭，侵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三 森林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近代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对能源、建筑材料、土地等的需求不断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对森林资源的掠夺性砍伐，造成森林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恶化。18、19世纪，在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时，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先后出现过无林化现象。马克思恩格斯亲身感受着森林资源日渐枯竭对局部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在卡尔斯马德（这里最近六个星期没有下雨）从各方面听到的和亲身感受的是：热死人！此外还缺水，贴普尔河好像是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一种美妙的情况：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如1872年）就泛滥，在干旱年头就干涸。” [35] 对于森林消失必将造成土地荒芜的历史教训却铭刻在心，告诫人们“……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 [36]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系统阐述森林对于涵养水分与土壤、调节气候所发挥的重要功能，他们把无林化现象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指出无林化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至于说到无林化，那末，它和农民的破产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过无林化。美国，无疑俄国也一样，目前正在发生无林化。因此，我看无林化实质上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 [37]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森林砍伐和植树造林失去了平衡的社会原因在于资本。鉴于林木的生产周期长、利润率低的特点，由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就只愿伐木而不愿造林。“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 [38]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无林化趋势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并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时，他们也会被迫改变这种状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森林覆盖率的普遍提高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以其他发展中国家热带雨林的消失作为补偿，以全球性森林生态功能的损害为代价的。

工业文明不仅剥夺了自然环境的应有之美，而且造成人与环境的异化。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整体上看并不十分突出，但是，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局部性的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却是触目惊心的，对于新兴工人阶级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在生态环境方面对劳动者的剥夺，使劳动者深陷于“文明的阴沟”而无力自拔。“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穴居，不过这穴居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而且他在穴居中也只是朝不保夕，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ⅩⅤ］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著作中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成其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 [39]

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恶化的危害进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野，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产生的现实环境，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恶化的描述和论述，清楚表明了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严重，人类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似乎正在失去平衡，并且已经引起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高度关注。虽然马克思着重从哲学层面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而恩格斯则侧重于现实的实地描述，但是他们的归宿点都是对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不按“美的规律”改造的痛斥，尤其是对这种报复的直接受害者——工人们，表示极大的同情，对只关心利润的资本家表示极大的愤慨。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认知基础

生态哲学以对人类与其现实自然界的整体认识为基础，在联系与发展中考察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与自然的相互作用。19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理论综合阶段，在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科学范式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深化了人对自然的认识，为整体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深厚的认识基础。近代欧洲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高度关注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创造价值的自然基础，他们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提供了生态哲学的经济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着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关注吸取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及时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总结，从而为他们关于生态哲学的相关思想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坚实基础。

一 理论自然科学的实证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19世纪首次被誉为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各个主要学科领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一系列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建立了系统的全面的实验科学代替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康德—拉普拉斯提出了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描述了发展演化着的具有统一性的宇宙天体，突破了上帝创世说和宇宙永远不变的观念。赖尔（1797—1875年）提出地质渐变论，论证了地球表面是屡经变化的舞台，而且至今还是一个缓慢的、但永不停息的变动物体，把理性带进地质学。维勒（1800—1882年）人工合成有机物标志着活力论的彻底破产，证明了化学定律对无机物和有机物同样适用，填平了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施莱登—施旺的细胞学说把现存各种生物联系起来，揭开有机体产生、发展和构造的秘密，纷繁复杂的生命世界不再是奇迹，而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而明确宣布动物和植物之间巨大的壁垒——结构区分完蛋了。巴斯德开创的微生物学领域，使生命演化的阶梯和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连接起来了。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竞争中最适者生存》，这一生物学发展史“最大的和最统一的理论”，援引了大量的证据说明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的物种变化规律，成功地以自然界自身的原因说明生物物种形成、进化之谜，系统阐述了生物进化的理论，论证了纷繁复杂的物种之间的联系与统一。“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地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 [40] 19世纪40年代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数学化形式、量化的精确性表述了在孤立系统中机械能的守恒；把能量的概念推广到热学、电磁学、天文学和生理学领域，提出能量的各种形式相互转化和守恒的思想。在19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 [41] 科学整体发展由分门别类的研究过渡到考察自然界各个过程的联系；分析既成事实过渡到研究自然过程的发展；收集材料进入到整理材料的阶段；分析研究进入到理论综合的阶段。恩格斯依据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考察了“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从哲学上进行概括总结，并以理论思维的睿智探讨了揭示地球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这两大奥秘的途径，“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42]

自然科学划时代发现开拓了认识的视野，形成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和可靠的自然知识体系，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比以前的科学有更高程度的发展：在时间上，追溯太阳系的起源；在空间上，确立了微小的原子与庞大的银河系的存在；在深度上，已经涉及宇宙的未来、生命的本质与起源等深奥的理论科学。科学的整体发展呈现出牛顿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特点，系统的全面的实验科学代替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提供了综合应用多种知识，多视角、全方位地观察研究本来就是统一体的客观世界的途径，已经不再用静止、孤立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不再把自然界当成一个既成事物，不以描述各个自然现象的特点为满足，而是把自然界当成一个发展过程来研究；并进一步揭示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历程。自然科学的革命变革深化了人们关于自然界的认识，“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 [43] 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44]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追踪科学的最新发展，进行哲学的概括，揭示了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各个环节，描绘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过程和图景，推动了哲学自然观的变革，“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 [45] 已经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为人们所接受。科学事业的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科学范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已经不再把自然界当成一个既成事物，而是当成一个发展过程来研究，进一步揭示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历程。几乎达到完美水平的古典科学，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 [46] 。包括人类自身自然的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发展的观点为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以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基础，以普遍联系的、发展的辩证自然观考察人类现实的自然界，逐渐形成具有前瞻性的生态哲学思想。

理论自然科学为揭示外部世界整体性和过程性的特点奠定了基础，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提供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人类现实的自然界纳入社会历史进程，人与自然构成统一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任何忽视自然整体性的活动都将招致自然的报复；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精神的无机的自然界；人类史和自然史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作用自然的活动成为推动自然变化的力量，其后果又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的任何破坏也就是对社会的破坏。

二 生态学的形成发展

15世纪以后，由于农牧业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展了环境因子对作物和家畜生理影响的实验研究。许多科学家通过科学考察积累了不少宏观生态学资料。19世纪初叶，现代生态学的轮廓开始出现。

如雷奥米尔撰写的6卷本的昆虫学著作中就有许多昆虫生态学方面的记述。瑞典博物学家林奈首先把物候学、生态学和地理学观点结合起来，综合描述外界环境条件对动物和植物的影响。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强调生物变异基于环境的影响。德国植物地理学家洪堡创造性地结合气候与地理因子的影响来描述物种的分布规律。费尔许尔斯特1833年以其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描述人口增长速度与人口密度的关系，把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生态学。19世纪后期开展的对植物群落的定量描述也已经以统计学原理为基础。1857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强调生物进化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引起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重视，更促进了生态学的发展。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进化论者海克尔（E.Haeckel，1834—1919）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海克尔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深信不疑，大力宣传、勇敢捍卫达尔文进化论。在1866年出版的《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以进化的观点阐明生物的形态结构，并以“系统树”的形式，表示出各类动物的进化历程和亲缘关系。他把生命起源和人类演变也纳入到进化体系之中。海克尔首次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从此，揭开了生态学发展的序幕。在1874年出版的《人类发生或人的发展史》一书中提出“生物发生律”，认为“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简短而迅速的重演”；指出“生命是由无机物即死的材料产生的”、“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就像猿猴是由低等哺乳动物进化而来一样”。1877年，在慕尼黑举行的第50次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海克尔批评了他的老师微尔和关于禁止在学校中讲授进化论的错误主张，捍卫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人类所关心的农业、渔猎和直接与人类健康有关的环境卫生等问题，推动了农业生态学、野生动物种群生态学和媒介昆虫传播疾病行为的研究。由于当时组织的远洋科学考察中极其重视对生物资源的调查，极大丰富了水生生物学和水域生态学的内容。生态学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形成了具有独特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的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学科。早期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经过描述—实验—物质定量三个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数学、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促进了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如今，生态学已经创立了自己独立研究的理论主体，即从生物个体与环境直接影响的小环境到生态系统不同层级的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由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紧密相关而产生了多个生态学的研究热点，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直接引证海克尔的观点来论证其生态哲学思想，但是他们对于海克尔的生态学思想是非常熟悉的，21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的研究佐证了生态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产生影响的见解。“海克尔的‘生态学’概念慢慢地被人们所理解，但它并没有马上被包括在达尔文主义的文献之中，直到20世纪它才风行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常熟悉海克尔的著作，他们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人类看作动物界的一部分（拒绝了那种把人类看成是世界中心的目的论观点）——后来采纳了‘自然历史’（正如海克尔所说，这一概念是他所创造的‘生态学’这个新词的同义词）这个旧概念而不是较新的‘生态学’本身。” [47]

三 北美环境保护思想的萌芽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人类作用自然的强度不断提升，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19世纪，在率先进入工业化进程的欧洲北美，出现了一批倡导环境保护的思想家，他们不仅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局部性污染和健康问题，而且关注日益提升的人类活动强度对于自然的干扰和破坏；他们不但批判了人类破坏自然的自私，而且阐述了人类尊重保护自然的理念。19世纪环境保护思想的出现至少表明了环境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这个问题。

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乔治·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在1864年出版的《人与自然》（或译《被人类行为改变的自然地貌》）是美国第一本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自然保护问题的名著。他在强调关注人的福利的同时，提到人对地球的看管是一个伦理或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48] 他认为，自然环境存在巨大的多样性、独立性和复杂性，它不能被还原为输出和输入；人类作为环境中生存的一部分，也不能被简化为生产者兼/或消费者。在人与自然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里，如果说人类能够改变自然，自然也会变着法儿改变人。因此，对自然和人的平衡来说，有许多可能性。有些是好事，有些是坏事。 [49]

美国学者约翰·缪尔 （John Muir，1838—1914） 提出了尊重自然的生态思想，这种善待自然的价值观，今天仍然给予人们诸多启迪。为了践行善待自然的主张，他创建了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the Sierra Club），成为美国早期环境保护运动的领袖。

第一，缪尔提出应当尊重自然界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的重要思想，这是“大自然拥有权利”思想在美国的第一次表达，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内涵：其一，自然的存在并不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或条件或目的。缪尔显然接受了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关于“上帝创造其他存在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人的便利”的观念，他认为，大自然创造出动物和植物的首要目的，是要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获得幸福，而不是为了其中一个的幸福而创造出其余的一切，“我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动物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其他动物被创造出来的”。 [50] 其二，不仅动物，还有植物，甚至石头和水都是“圣灵的显现”（sparks of Divine Soul）。……在缪尔看来，“它们（指响尾蛇——引者）的一切，无论是头还是尾，都只对它们自身有益，但我们大可不必因为它们与我们分享生命而嫉恨它们” [51] 。其三，上帝创造的其他存在物拥有与其管理者相似的权利。动物、植物因其分有上帝的圣灵不仅有生存的权利，而且与同样分有上帝圣灵的人类具有平等的权利。而人类竟只见到自己的权利，根本忽视了他物的权利。缪尔因而愤怒声讨人类自身：“我们这个自私、自负的物种的同情心是多么的狭隘！我们对于其他创造物的权利是多么的盲目无知！” [52]

第二，尊重大自然的基础是承认人类所属的共同体并不以人为界，大自然也是人所属的、由上帝创造的共同体的一部分。……缪尔在《走向海湾的一千里》中对人类自视为他物之上的观念提出质疑：“我们被告知，这个世界是特地为人而造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得到事实证明的假设……人为什么要高估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整体创造物的渺小部分的价值呢？” [53] 1869年他在写作《我在塞拉的第一个夏天》的草稿中所表达的观点似乎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个观念：“当我们试图拔掉任何一个事物时，我们发现，它被一千根看不见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以致我们很难打破宇宙中的任何一件事物。我幻想着，我能听到每一个水晶和每一粒沙子的心脏的跳动，能够在它们的产生、形成和流动中看到一种聪明的计划。所有的事物都依据神圣的音乐在跳舞。” [54]

第三，人类需要承担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缪尔强烈指责人类破坏自然、滥砍滥伐的恶劣行径，他认为破坏自然将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他们（指西华盛顿的新居民——引者）在残杀树木的同时，也在画地为牢，作法自毙” [55] 。同时，他强调拯救自然必须依靠人类自己，在《我们的国家公园》的最后一页总结道：“自从耶稣时代，在所有美妙而沧桑的世纪里，长久以来一直是上帝照看着这些树，把它们从干旱、疾病、雪崩以及上千次毁灭性的风暴与洪水中拯救出来；然而现在他却无法从白痴手中拯救它们了，能够拯救它们的只有山姆大叔。” [56]

19世纪下半叶，英国、美国的一些思想家论述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资源的伦理关系，如，英国学者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在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中提出：在判断人的行为的对错时，必须把动物的苦乐也考虑进去。塞尔特（Henry S.Salt）1892年出版的《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是19世纪论述动物权利最杰出的著作。伊文斯（Edwar Peisen Evans,1831—1919）在1894年发表的论文《人与兽类的伦理关系》在美国第一次提出一种可称为环境伦理学的观点，他主张纠正心理学和伦理学的“人类中心预设”。1897年在《进化论伦理学与动物心理学》中，他指出，那种试图把人从大自然中孤立出来的观点，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有害的。 [57] 此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代的美国林业局局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 ）是功利主义环境保护运动的领袖，他提出“明智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也影响了以后的生态运动和生态伦理思想。

诚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没有太多提及19世纪生态学理论和环境保护学主义的思想。但是，根据列宁评价马克思“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58] 显然，用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财富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完全忽视上述思想，他们受后者影响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至少从一个侧面印证这样的观点：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在19世纪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四 古典经济学的忧虑与思考

在人类历史上，急功近利地滥用资源再三地引起环境恶化，也曾引发了多种文明在局部地域的崩溃。如果说，森林砍伐、土地侵蚀和过度盐碱化是人类导致的最早的环境问题。那么，近代以来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化、贫困和城市肮脏等则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的环境问题，其对人类和自然危害的严重程度已经不容忽视。人口和自然资源问题一直是近代思想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18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在探讨了与生产、需求高度相关的土地利用、资源开发与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人与自然关系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亚当·斯密（1723—1790）很乐观地认为自然资源是充裕的，不列颠和别的地方仍然可以得到大量土地以供农业扩张，并且更多已经开垦的土地未得到有效利用，可以改进土地耕作方式以充分实现其潜在价值，因此，通过农业生产部门的扩张和改进将开启通往更大的繁荣之路。但是，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已经意识到，有限的自然已经无法为人类社会无限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保障。

马尔萨斯（1766—1834）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写道，他不无兴奋地听说关于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观点。这样的理论温暖人心、令人兴奋，恰如有创造力的心灵正在描绘一幅迷人的图画。他真心祝愿有这样的进步，对这类作家的天才不存在怀疑，但是对他们的天真他不敢肯定。面对着近代以来持续不断的人口增长，马尔萨斯思考着土地和承载量问题，他认为，与土地生产出生活资料的能力相比，人口增长能力是无限大的。这两种不对称力量相互较量的结果，终究只能通过对人口施加强硬的、经常性的节制来达到平衡。他诚恳地相信，人口规模如果不加限制，在不太远的将来会变得极大，进而告诫人们，人类将会无法逃避地落入凄凉的生存状态陷阱，因为土地承载能力很快就将达到极限。 [59]

经济学家李嘉图（1772—1823）赞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和地租的基本原理，其经济学理论中蕴含着这样的理念：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发展最终必定导致地球上相关资源的耗竭。

穆勒（1806—1873）研究了近代经济增长趋势，得出了增长不是无穷的过程的结论。他认为，任何增长，包括经济的，最终必将趋于长久的平衡。根据他的研究，因为人类狂热地争取物质进步，18 和19 世纪的确发生过持久增长，但是本质上这并非可持续的，也不值得向往。“我诚恳地希望，为了后代，不要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就能尽早对无增无减的稳恒状态知足常乐”。他认为，经济增长基本上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真正的问题是收入分配，而不是增长。他相信，人与人相互竞争、以物质产品为衡量标准的进步，既不合乎自然，也不值得人类追求，并且最后将会以失败告终。 [60]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古典经济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影响是必然的。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他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指出：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 [61]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人口增长、资源可得性和经济进步所表达的忧虑，构成那个时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对象，尽管他们对上述思想中的一些见解持批判的态度。

生态哲学根植于社会实践，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和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与融合的特点。19世纪，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生态学的形成、环境保护思想的萌芽、经济科学对于人口增加、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思考，不仅提供了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而且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为全方位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成为孕育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沃土。“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62] 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科学发展趋势当然也就是生态科学、生态哲学发展必然遵循的途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3]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1页。

[4]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6] 参见［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7] ［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10] Roderich Frasize Nash，The Rights of Nature :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38，转引自张秀芹《关于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12] George Perkins Marsh，Man and Nature ; or ,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Cambridge,1963，xix，转引自张秀芹《关于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15] 同上书，第27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9] ［英］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9—41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2页。

[27] 同上书，第323—324页。

[28] 同上书，第306—307页。

[29] 同上书，第316页。

[30] 同上书，第32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1页。

[32] 同上书，第382页。

[33] 同上书，第34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58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341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3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46] 同上书，第270页。

[47] ［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218页。

[48] Marsh G.P.,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London:Cambridge,Mass,1965；Nash R.F.,The Rights of Nature ,Wisoonsin:The Uviversity of Wisoonsin Press,1989,p.38.

[49] 参见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50] 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51] 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长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52] 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53] 同上书，第38页。

[54] 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55] 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长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56] 同上书，第250页。

[57] Nash R.F.,The Rights of Nature ,Wisoonsin:The Uviversity of Wisoonsin Press,1989,p.38.

[58]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59] 参见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7页。

[60] 同上书，第45—47页。

[61] 同上书，第468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哲学家对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做出的解答必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状况，从而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在资本主义时代，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需要加以应对的重要课题，亟须梳理并准确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确立人在地球自然界的合理位置。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显然无法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但是，他们的探索为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哲学变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欧洲，擅长于思辨、专注于反思的欧洲哲学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思考不能不影响着马克思恩格斯。当然，我们未能也没有完全梳理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与欧洲主要哲学思想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试图论证伊壁鸠鲁的原子论、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理论等优秀思想构成其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给予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和视角，从而奠定了他们的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基质。

第一节 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传承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遵循着自身固有规律的基本立场，奠定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方法的唯物主义维度。考察其理论源头不能不追溯到以原子论为代表的古希腊自然哲学。

在古老的文明中，希腊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为重点，体现了希腊思想的特质，希腊的思想家们试图超越具体个别现象进入一般认识，给予人与自然关系以理性的解释，对人类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公元前5世纪开始，希腊出现了一大批崇尚理性和智慧、热爱真理、才智卓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留下思考，开启了西方哲学，也开启了近代科学。希腊哲学主要关注的是外部自然的问题，注重说明和解释自然，而不是为支配和征服自然提供思想基础，形成了充满智慧的自然哲学。人类历史上许多古老的民族，或者只有神话或宗教自然观，或者缺乏对自然界的系统看法，强大而又神秘莫测的自然力常常被认为是混乱、神秘、变化无常的，人只能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运用非现实的手段面对自然、作用自然。希腊人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蕴含着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首先，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其次，他们把自然看成一个遵循固有规律运行的对象，并且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所把握。最后，他们创造性地传承发展了数学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尽管希腊科学并不重视对自然现象的实际的细致的考察，但是希腊人对待自然的理性态度赋予自然界以对象性、逻辑性和秩序，为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之路奠定了认识的前提与基础。

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德谟克利特（约BC460—370）就外部自然的本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充满睿智的思想，启迪着后辈哲人。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保有刚体的单一性而坚固的原子是无前因的，永恒存在的，并且永不毁灭，原子在无限的空间向四面八方运动，互相冲击，引起了直线运动和旋转，这样就把类似的原子结合在一起，组成元素，开始形成无数的世界。原子形成的大千世界不断生长、衰颓，以至最后毁灭。只有与自身环境相适应的体系才能存在下来。原子论把过去人们心目中的自然界的画面巧妙地加以简单化，事实上，这个太简单的画面为人们认识外部世界提供了整体框架与合理解释。

原子论以物质性的原子作为世界的本源，通过原子在无限的空间向四面八方的直线运动来解释各种事物的生成与演化，把过去人们心目中的自然界的画面巧妙地加以简单化，肯定了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规律。原子论拒绝一切根据终极原因、根据神的意图而对自然所作出的解释，其关于物质本源的唯物主义理解和近代科学理性取得了精神上的一致。伊壁鸠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唯物主义物质本源说的一系列特征，其同德谟克里特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出原子偏斜说，这种关于自然界本质的革命性见解影响了许多世纪以来自然哲学的发展。“他的哲学致力于说明一种关于万物本质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如何为人类的自由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1] 伊壁鸠鲁自然观的核心观点就是生命来源于地球，而不是来源于上天（或神创的结果），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获得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目的论和一切彻底的决定论，将神力、一切目的论的原则从自然中驱逐出去。在伊壁鸠鲁看来，诸神即使仍然存在，也只能存在于物质世界之间的空间中，这种见解的唯物主义立场无疑更加彻底，为后世推进科学进步以消除由宗教造成的恐惧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赞赏并接受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和无神论，他写道:“与其成为自然哲学家构建的所谓命运的奴隶，还不如相信关于诸神的神话；因为，如果相信后者，意味着人们还可以通过敬拜获得神的安慰，而相信前者，则只会陷入连安慰都没有的必然性当中。” [2] 但是，他反对伊壁鸠鲁把人同周围世界对立起来，通过摆脱世界来保持自由的消极思想，他指出，使人同环境分离开来，虽然可以达到绝对的理论的自由，却使人丧失通过实践来改变周围环境的可能性。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改造并发展了伊壁鸠鲁原子论中关于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原有传统，强调哲学和周围世界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成为其生态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正如福斯特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中所言：“马克思自己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即古代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启发。” [3]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兴趣来源于他早期对宗教和启蒙哲学的研究，后在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这种兴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如果对康德来说，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最杰出代表是伊壁鸠鲁和柏拉图的话，那么对马克思而言，它们的代表就是伊壁鸠鲁和黑格尔。” [4] 马克思赞同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评价：理性或启蒙的培育者，比阳光更能驱散迷信的阴影，视伊壁鸠鲁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5] 在马克思看来，近代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的共同基础都是伊壁鸠鲁的哲学，始终同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古代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在一种辩证的实在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被理解为本质的异化” [6] ，而且他“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 [7] 马克思推崇伊壁鸠鲁哲学对自由的追求，“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8] 马克思在这里对渎神的理解已经具有新的含义，主要在肯定生命对象的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批评机械唯物主义对全人类的自主意识和自由的否定。

恩格斯晚年就伊壁鸠鲁哲学思想和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唯物主义（它的自然基础）的起源不是在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机械法的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那里被发现的，而是在古希腊那里被发现的。” [9] 正是受到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的启迪，马克思把反对目的论作为唯物主义的核心，把批判的注意力集中在培根所说的“不育的处女”上，他说：“培根把神学的物理学称为献身上帝的少女，是不能生育的；他把物理学从神学中解放了出来，于是，物理学就变成一门有成果的科学了。” [10] 当然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批评的那样，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只是一种纯粹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牺牲品，没有任何积极的伦理内容，需要沿着实践的方向将唯物主义变成一种能动的原则。马克思在完成博士论文时，已经具备了唯物主义者应该具备的立场，并且这种立场带有非机械论和非决定论的特征，从而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立场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带给他的启示就是对自然宗教观的拒斥，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了感觉和经验世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指出理性对世界的解释中无须生活在物质世界夹缝之间的诸神。正如福斯特所言：“整个19世纪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凸显，其中伴随着与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 [11]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角由黑格尔那种抽象的逻辑意义上的自然界转向社会实践意义上的现实的自然界奠定基础。

第二节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法引入到自己的理论中，辩证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

黑格尔是哲学史上集辩证法之大成者，黑格尔的哲学在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中描述了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一方面强调世界的整体性，肯定人类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整个宇宙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强调事物的辩证发展，推论出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处于永恒的历史发展之中。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助于他们在广泛的生态关联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生态哲学思想。恩格斯给予黑格尔辩证法以高度的肯定：“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12]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自我展现形成的普遍联系只是观念中虚幻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置于任何神灵之上，相信人的理念的力量，而反对天上和地下的一切神灵，在继承黑格尔的同时超越了黑格尔。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研究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确立了把反对神学目的论作为唯物主义的核心，避免陷入到机械决定论的错误中，获得了人与环境的关系的一种新的观点，他已不像黑格尔主义那样把人看作“客体”，看作历史的消极观察者，而是看作活动的主体，看作历史的积极创作者，虽然青年马克思仍一如既往地把人的活动主要看作精神方面的活动。而恩格斯则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偏重理论、轻视实践的倾向，认为批判是推动一切、改变一切的力量的主张，强调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一切都为他们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生态哲学所探讨的正是人们在自然—技术—社会的关联中，加强对人类行为及其生存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反思，在这一关联中人的主导作用如何发挥，在技术的运用上趋利避害，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重新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曾为费尔巴哈突破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氛围回归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而欣喜，但他们从来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思想时，机械地将澡盆里的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了。费尔巴哈哲学体系完全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这一“合理内核”，割断了思维和存在、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多种多样的联系。由于存在抛弃辩证法、脱离人类社会实践两大缺陷，费尔巴哈的历史哲学没有也不可能走出唯心主义的沼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只是一个“半截子”唯物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借助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克服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和保守的倾向，同时又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以克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陷，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发展了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人与自然不能通过纯观念的思维活动达到统一，人类必须借助于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实践中建立与自然的现实联系。他们最终确立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把握生态问题，从生产方式角度考察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以类的形式同自然发生关系，个人只能作为人类群体中的成员同自然发生关系；与人类相对应而存在的是人类现实的自然界，与个人相对应而存在的外部世界，不仅包括外部自然，而且包括人类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理论改造与超越，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在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离不开对前人优秀思想的批判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伟大变革同样也离不开已有的优秀思想的汲取、传承与创新。如果从生态哲学理论角度来考察，他们这些思想的产生是离不开对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理论和当时自然科学理论的批判的吸收，也就是有了这些理论的武装，他们才有了创造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基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但是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参加当时的哲学论战，并取得了相同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夏会晤前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他们各自独立地在世界观方面，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中获得了相同的结论。正如恩格斯1885年写道：“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 [13]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段时间都曾受过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但在费尔巴哈的思想影响下，他们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达到了唯物主义。可以说在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生态的思想来看，黑格尔、费尔巴哈并没有给予他们直接的生态方面思想，但是却给予了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和视角。概括地说，这个方法和视角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年黑格尔派时期。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接受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强调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置于任何神灵之上，相信人的理念的力量，而反对天上和地下的一切神灵。但是他们没有止步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是力图超越黑格尔。马克思从1839年开始撰写博士论文，通过研究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他确立了把反对神学目的论作为唯物主义的核心，避免陷入机械决定论的错误中，从而获得了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新理解，他已不像黑格尔主义那样把人看作“客体”，看作历史的消极观察者，而是看作活动的主体，看作历史的积极创作者，虽然这里他仍一如既往地把人的活动主要看作精神方面的活动。而恩格斯则反对青年黑格尔派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认为批判是推动一切、改变一切的力量的做法，主张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一切都为他们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环境哲学的创立埋下伏笔。

第二阶段，费尔巴哈时期。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与自然问题上的思想虽然显示出了比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进步性，但还是打上了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印记，是费尔巴哈将他们引向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思想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他的哲学将人和自然作为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并将它们作为解开哲学的秘密所在。 [14] 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等把人看成是上帝的创造物和精神的异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动植物一样。并论述人和动物的区别性，人不是个体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类的存在物”。但他这里的“类的存在物”仍然是抽象的，纯自然的，不是社会中的人。费尔巴哈的关于自然界的基础作用，它的客观性、人与自然界、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的类存在性的思想都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关注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视角，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到了一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第三阶段，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曾为费尔巴哈的思想变革而感到欣喜，但他们从来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思想时将洗澡水和小孩全抛掉了，恩格斯对此提出了批评：其一，他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具有“合理内核”的东西；其二，他割断了思维和存在、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多种多样的联系。费尔巴哈哲学体系里存在的两大缺陷使其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变革是不彻底的，在历史观上找不到出路，只是一个“半截子”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克服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和保守的倾向，同时又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来加深和发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克服费尔巴哈哲学的致命性缺点。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不能是通过纯思维的活动，而必须借助于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实践，即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和超越，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确立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打下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期都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追随者，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理论的影响，而这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辩证法。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第二部分（自然哲学）集中阐发了他的辩证法。

首先，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依据自己的内在本质不断地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和变化。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由众多的阶段构成的活生生、辩证发展的统一体。他说：“自然必须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 [15]

其次，黑格尔指出，要用辩证法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界。他认为人们认识、探索自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实践的方法，一种是理论的方法。实践的方法一般是从人类的本性出发，以利己主义的欲望为价值趋向，而不顾自然界的本身的状况，所以这种方法只与个别事物发生关系，缺乏普遍性，它不能真正达到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的目的。而以认识、探索自然界规律为目标理论的方法虽然具有了普遍性，但它却以感性认识去静观自然，让自然界照原样生存下去，因此它忽视了特殊性。黑格尔认为要正确地认识自然就要扬弃这两种方法的片面性，把理论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使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达到真正的统一。由此个别性才具有普遍性，普遍的东西才获得了具体的规定。

黑格尔上述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思想却是在其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笼罩下所形成的。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产物。在《自然哲学》导论中，他明确说：“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既然理念现在是作为它自身的否定东西而存在的，或者说，它对自身是外在的，那么自然就并非仅仅相对于这种理念（和这种理念的主观存在，即精神）才是外在的，相反的，外在性就构成自然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自然才作为自然而存在。” [16] “自然界的目标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并打破自己的直接的东西与感性的东西的外壳，像芬尼克斯那样焚毁自己，以便作为精神从这种得到更新的外在性中涌现出来。” [17] 黑格尔唯心主义发展了主体能动的方面，但是头足倒立的绝对精神固然能够在逻辑上演绎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在人类认识之树绽放出充满辩证思维的绚丽花朵，却难以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缺陷直接源于他将自然现象简化为辩证理念的企图，他的哲学不追求也不可能达到对自然的自然主义的真正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黑格尔而言，“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 [18] 。

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企图将他所认为的机械的外在自然置于绝对理念之下这种做法无疑是一个软肋，成为其批判黑格尔思想缺陷的着力点。费尔巴哈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是现实存在的，包括其中的人类及其对世界的感觉，那些感官不能感知的“自在之物”根本就没有。他说：“我把自然理解为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存在物的总和，人把这些东西当作非人的东西而和自己区别开来……或者说得实际点……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作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和对象而直接地感性地表现出来的一切。自然界是光、是电、是磁、是空气、是水、是火、是土、是动物、是植物、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活着的存在物）……”对此列宁评论说：“费尔巴哈是杰出的。 [19] ”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哲学所引以为豪的自我意识仅仅是被异化的自我意识，因为它是从人性，也就是真正的感知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它是没有现象的抽象，事实上人类是有自我意识的，但是自然是人类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对黑格尔的批判，认为他“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宝座”，并“热烈地欢迎这些新观点”，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20]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曾为费尔巴哈的思想而欣喜，但他们从来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恩格斯曾经批评费尔巴哈说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思想时是将澡盆里的洗澡水和小孩全抛掉了。费尔巴哈哲学体系里一大缺陷就是他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具有“合理内核”的东西。也就是看到了费尔巴哈这些缺点，他们就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克服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和保守的倾向，同时又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来加深和发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马克思通过改造黑格尔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不能是通过纯思维的活动，而必须借助于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实践，即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对于此，恩格斯曾经说：“这篇关于德谟克里特与伊壁鸠鲁的区别的论文使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学术生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21]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22] （注：自觉的辩证法指的是伊壁鸠鲁的辩证法）也正是这些理论的超越和改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确立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打下基础。

第三节 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发展

在欧洲哲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并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加以批判改造而贯彻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批判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指出它们的问题不在于坚持物质本体论，而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对物质本体“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23] 换言之，“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缺少辩证法和实践的内涵，因而无法解决自然世界如何过渡到人类世界的问题，无法正确解释人类的历史” [24] 。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哲学思想将人和自然作为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 [25] ，并将它们作为解开哲学的秘密所在。他反对黑格尔等把人看成是上帝的创造物和精神的异化，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自然界的产物，并论述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在于“类”，人不是个体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类的存在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起到了一种思想解放的作用，将马克思恩格斯引出了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其中关于自然界的基础作用，它的客观性、人与自然界、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的类存在性的思想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关注生态问题提供很好的启发和视角。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由于脱离了社会实践，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局限非常明显，他们只推崇作为自然的自然，但不懂作为历史的自然，即处于一定历史进程和文化环境中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他们不懂得自然的历史，不懂得自然由于人的参加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采取二分法的原则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他这里的“类的存在物”仍然是抽象的，纯自然的，不是社会中的人。马克思把自然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纳入人的活动范围来考察，将实践引入认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握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体和客体达到统一。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和宗教神学，创立了唯物主义自然观，恢复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应有地位，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形成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启迪。但是，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割裂了自然和社会历史的统一，却是一种脱离了社会实践的抽象的自然观，彰显出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本质特征。“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 [26]

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只是一种“纯粹自然”的本质存在，只是人们生存的物质始基，他并没有认识到，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是在社会历史、生产活动的中介下形成的，只有经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作用的自然才是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正如马克思所言：“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27] 诉诸感性直观使费尔巴哈忽视了人类现实的自然生成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把自然界搁置于社会历史之外。“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28] 其自然观和社会历史相割裂，只是单纯从发生学的角度去看自然，没有说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对自然界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的作用，没有说明人们即使是对自然界的感性认识能力也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29] 也就是说，在自然观上，费尔巴哈虽然有着自身的功绩，但是他的抽象自然观以感性的方式去实现自然观的人化，有着明显的缺陷。“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 [30]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彼此相互制约的，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发展的，旧唯物主义由于脱离社会实践，采取二分法的原则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理解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他们只推崇作为自然的自然，但不懂作为历史的自然，即处于一定历史进程和文化环境中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他们不懂得自然的历史，不懂得自然由于人的参加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抽象的自然观的认识根源，“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 [31]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自然观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类作为大自然生态食物链上的高级物种，“只能像牲畜般地服从自然”，人们之间的交往只限于共同体的内部。人类现实的自然环境也就局限在方圆数十公里或数百公里的范围内的具体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实践交往关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而，人类现实的自然环境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在工具—技术系统的进步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交往的范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的活动已经扩展到整个陆地，扩展到海洋，几乎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和消费都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联系的总体系和世界交往的总链条。原先各共同体的闭关自守越来越被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所代替。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 [32]

正是批判费尔巴哈只推崇作为自然的自然，把自然看作“抽象的自然界”，不懂作为历史的自然，即处于一定历史进程和文化环境中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不懂得自然的历史，不懂得自然由于人的参加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忽视了主体人“能动的方面”等的缺点，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开始建立了他们唯物主义历史观维度的生态哲学思想方法。

[1] 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 同上书，第41页。

[3] 同上书，第3页。

[4] 同上书，第1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6] 同上书，第52页。

[7] 同上书，第12页。

[8] 同上书，第12页。

[9] 同上书，第73页。

[10] 同上书，第226—227页。

[11] 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1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4页。

[15] 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页。

[16] 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20页。

[17] 同上书，第61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19] 《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24] 叶汝贤:《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哲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5]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0页。

[28] 同上。

[29] 同上书，第7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33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页。

第四章 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石：实践与交往

人与自然关系是奠定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物质、能量、信息变换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与交往理论为马克思恩格斯整体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根据唯物史观、世界交往理论等，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主张，内容几乎涉及生态哲学的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质是实践生态主义，实践与交往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出发点。

第一节 立足社会实践的生态哲学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存在及其与自然的关系摆在历史活动的一切问题的首位，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1] 。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活动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与旧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考察外部世界的路径存在根本区别：旧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撇开人类活动，从纯自然、纯主体出发向思维、社会领域推进，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从人类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向自然、思维领域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考奠定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上，他们分析了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组成要素，探讨了诸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在人类作用自然的实践中追求五个维度的统一，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

第一，自然的自然性与人的自然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仅同样遵从着宇宙中一切自然规律而运动着，存在着自己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这种存在的“优先地位”，它成为人类作为生物属性的活的基础。同样，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来自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靠自然界生活。这个论述不仅从发生学的含义，而且从存在论的角度，阐述了外部自然与自身自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2] ”

第二，人的属人性与自然的对象性的统一。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人，人具有生物的一般属性，其生存像其他生物一样依赖于外部自然；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人，人并不是简单的消极的被动式适应于自然界，而是通过体现人的主动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不断地作用自然，促使“自在的自然界”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成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成为人们认识与实践的对象性存在。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人的属人性与自然的对象性的统一，诚如马克思所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3]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4] ”正是在人的属人性与自然的对象性统一的意义上，马克思从学理上肯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近代工业所创造的人与自然关系新形式的积极意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5] 。

第三，“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人类一旦产生作用自然的活动便“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6] 这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与自然相对应的力量，人自其产生后就与自然结下不解之缘。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以“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7] 的生产劳动为中介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不是脱离人与人的关系的，“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 [8]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9] 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统一是与人的关系密切相连的（或者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

第四，关于两种“历史”统一的理论。自然界遵循自身的规律发展演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则遵循着人的活动规律，两者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承认自然史与人类史存在对立的一方面，同时更强调两者的统一，指出这种统一是在人的实践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 [10] 。两种历史统一的思想应是以上两种“关系”理论的延续和深化，只不过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再把自然史看成潜在的人类史，把人类史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史，而是强调：人与自然这种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关系，是随着实践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11] 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从自身分裂出人这一对立面。然而，人并非自然史的简单延伸，我们无法直接从自然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运动中说明人的形成，人的形成的秘密就在于作用于对象中的实践劳动。

第五，关于两个“完成”理论的统一。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 [12] 正是这样，才会产生人与动物在实践上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与结果，“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 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13]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这个“类性”被严重地异化了，所以导致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扰乱”——自然破坏，同时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应该是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自然界的人类主义”与“人的自然的本质”或“人的自然主义”统一起来，以单纯的人道主义或单纯的自然主义作为理论基础,都是难以胜任的。在这样的社会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变换。”“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现代公有制将是人类自觉实现两个完成的“自由王国”。因为这样，马克思说：“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14]

马克思恩格斯这个关于两个“完成”统一的思想是他们以上所有生态哲学思想的一种旨归，也是他们实践生态哲学的最终体现。据此贯穿于这些方法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图也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了旧唯物主义把人视为“抽象的、孤立的自我”的自然主义片面性，考察在具体的现实联系中进行社会实践的人，强调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即生活中的存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以劳动为中介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是一种物的关系。人是自然的组成，而自然是人化的自然。通过劳动，人与自然联系起来。人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在改造客体基础上的主体间的关系。社会交往是人类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即生产劳动时所必须进行的活动。社会就是人们交往活动的结果。在人们的物质生产交往活动中，才有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的需要和可能。因而，交往问题成为马克思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交往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人在实践的创造活动中不断发生着多样化和扩大化的交往活动，并形成日益丰富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在这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关系中，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规定性，也将成为越来越具有全面性的人。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与人的发展史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同样具有现实性。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它。它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还将具有现实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较为关注的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首先是以人类劳动为中介形成的两者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则构成了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关系的实质。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现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经典文献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作了一系列集中和精彩的论述。

用马克思的交往思想重新去审视生态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妥善处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为最终探索出一条适合时代发展的人与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节 社会实践的交往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在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这就是通过人类劳动利用自然和改变自然，向自然界获取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就是最基本的人类实践活动。“只有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这是人和自然的本体论存在方式。” [15]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由于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上，他是从对象性命题入手展开分析的。所谓对象性，是指一物之外有他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对象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事物因对象性关系而存在。

早期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把握有两个基本层面。其一是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它是人和自然间最基本的关系，反映了作为自然性质的人与自然本身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关系也是自然界中存在物间普遍具有的一种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然史”上形成的各种自然对象，包括植物、动物和人，都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 [16] ；对象性的存在物才“参加自然界的生活”，才“对象性的存在”，“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 [17] 比如对植物来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 [18]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同样是对象性存在物。一方面，人把它自身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作为自己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自然本质展开的对象；另一方面，人又成为他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的现实的感性对象，成为其自然本质展开的对象。因此，马克思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 [19]

当然，作为现实的人，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后，它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相比又有独特性，那就是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 [20] 作为“类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具有主、客体性质并呈现社会实践特点的对象性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21]

人和自然能够建立这种独特的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首先在于人有意识能思维，能够把自身及其自身以外的他物作为意识的对象，能够把“自我”同他的生命活动以及他物区别开来，进而建立起和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同一性关系。因此，“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 [22] 这种供人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就是人通过认知、评价和审美活动所达到的那部分自然界，即人化自然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再现。

其次，人和自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种特有的对象性关系，还在于人具有劳动的本质，能够把自身和自身之外的他物作为劳动的对象。通过劳动，人和他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就变成了相互作用、互为中介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劳动作为社会性质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构成整个自然界物质变换过程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23] 通过人类的这种劳动，自然界作为人类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源泉和基地，被拉进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之中，并且在劳动中生成了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从而进一步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人工自然）。因此，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24] ”

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把握中，无论是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还是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都充分揭示了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同一性关系。一方面，现实的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史的产物，是延长了的自然史的系列。另一方面，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的一部分，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和“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参与人的生命活动，不仅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基础，还能对人类的生活环境产生必要的自我改善与自我保护作用。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和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注意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共生共处的生态意识，保护好我们世代相依的自然环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节 交往实践的统一性

交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哲学范畴。这一基本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首次表述并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理论中得到发展。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突破了传统的“主体—客体”单一两极的实践结构观，它把主体间性关系（亦即交往）引入实践结构，把实践作为多极主体在相互关系的客体中介下互相交往并与主客体关系相统一的结构，即由“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双重作用关系相互交错而构成的多层次的网络式立体结构。它的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使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相互转化的创造性活动，既是构成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又是构成“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它既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又构成了社会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因而消除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即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交往则是在人们最基本的实践即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践具有交往性，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实践的社会交往性指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变革某一客体而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交互特性。换言之，脱离一定社会关系的“抽象”实践是不存在的，在实践活动中人们如不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就难以作用外部客体对象，进行合目的性的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人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双重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25] 劳动实践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关系，不仅是劳动得以发生的基础，而且以物化的形式凝结了劳动者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再三强调，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关系，即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是劳动得以发生的必要前提。“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26]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践本质上就是交往的，实践本身“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 [27] 人类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形成周围感性世界的感性活动，而且同时就是调整和改造主体间的物质交往关系的活动。因此，实践结构一开始就具有双重关系：一是主体和主体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任何人的实践都处在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关系中，都具有交往性。二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交往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即主体通过交往所获得的社会化工具、手段和形式对客体的改造。实践是这双重功效的统一，亦即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统一。

马克思强调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性，正是着眼于从人的感性活动（劳动）来理解人的社会存在本质，即：人的特有本质并不在于人的自然生物性质（自然存在），也不在于人的主观精神特征（精神存在），而在于它们之间的那种既是人的自然存在的飞跃和质变，又是人的精神存在的前提、基础和根源的“人的社会存在”。这样，劳动作为感性的、对象化的活动，就是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和实现。显然，“劳动”这一概念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事实，马克思将它提升为哲学范畴来说明人的存在。这种在存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的存在的澄明，是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现代意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细胞——商品，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但人类劳动作为基本的交往实践，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它创造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它形成价值。具体劳动表明着劳动过程中主体（劳动者）与客体（产品）的关系，表明物的有用性使物对人具有使用价值，即“主体—客体”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客体“不是像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物” [28] 。抽象劳动则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价值关系。因为价值不单纯是个体劳动的凝结，而是社会范围内劳动关系的一种整合，是主体在劳动中创造的与社会其他主体的经济关系。因此，劳动实践的双重结构，正是“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关系的统一。

马克思进而运用劳动双重性结构原理，对资本化生产实践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后者也是具有双重关系的统一体。一方面，资本化生产实践作为劳动者以主体力量作用于物质客体，即劳动对象，发生“主体—客体”双向物质交换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经济关系不断再生产过程，是通过价值增值、扩大再生产而体现出来的不同主体间交往关系的重构与扩展过程。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化生产实践是交往实践。根据这一规定，不管主体间社会交往的具体性质如何，人类实践结构总是“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关系的统一，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统一。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3] 同上书，第273页。

[4] 同上书，第301页。

[5] 同上书，第30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10] 同上书，第9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13] 同上书，第273—27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15] 刘思华：《关于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书，第32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23] 同上书，第272页。

[24] 同上书，第30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6] 同上书，第344页。

[27] 同上书，第6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0页。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人文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哲学思想，蕴含着关于人类对现实的自然界的深刻理解与人文追求，其求真、求善、求美的价值目标，不仅给予现实人以“激励，导向和规范”，以培育“社会生态人”，担当协调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关系的历史使命，而且蕴含着对人类生存环境与伙伴人文关怀的深刻意蕴，是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反映，真正的时代精神之精华。

第一节 真、善、美的价值维度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立足于现实的人类社会实践与人类自身完善的统一，遵循着欧洲哲学传统求真、求善、求美的思想轨迹，阐发了生态哲学领域价值追求的多维向度的统一，注重于重新建构内部自然生态即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的平衡。

一 求“真”的生态科学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求真性立足于实证科学的基础、社会历史发展与现实的系统研究，且这种系统研究又是通过他们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解而进行的。 [1]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高度概括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接受了自然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立场，描绘了普遍联系辩证发展的自然图景，由此强调人必须按照“规律”去“构造”，奠定了其生态哲学思想求真向度的基础。近代物理学之父伽利略发表了认识自然的数学化宣言，强调数学语言是理解自然及其规律的钥匙：哲学被写在宇宙这部永远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大书上，我们只有学会并熟悉它的书写语言和符号以后，才能读懂这本书。1687年，代表那个时代人类理性最高成就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牛顿描绘了一个全新的、明澈的、有条理的宇宙体系，似乎已经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之奥秘。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理论综合的新阶段，科学事业的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科学范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新成就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实证科学的根据。1866年海克尔正式提出“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部科学”的生态科学，尽管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资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学关注的程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成就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普遍联系、辩证发展的思想和生态学整体性的思路完全吻合却是不争的事实。几乎达到完美水平的古典科学，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 [2] “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已经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为人们所接受。 [3]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作为“类存在”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应该遵照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4] 人在发挥自己“类意识”的时候不能背离自然万物的固有规律，“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5]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对自然的蹂躏导致的惨痛教训，强调违背自然规律被自然报复的必然性。马克思说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就是由于没有遵从自然生态规律，而大规模的砍伐树木，最后却使肥沃又变成了荒芜。他们高度关注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对自然的蹂躏。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深化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尽量消除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在《资本论》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个思想集中进行了探讨。其一，依靠科学技术，发明和采用新的生产工具，改进和革新工艺方法，减少生产中废物产生，从而降低或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其二，依靠科学技术，对废物进行“再利用”和“再加工”。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废物——包括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或污染源之一；依靠科学技术对废物进行“再加工”和“再利用”，是减少环境污染的可能途径之一。这里马克思注重强调利用化学技术的进步去发现或揭示那些废物的新的有用性质，如将煤焦油转变为染料，药品等；利用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废物，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如对废气和废破烂污物进行再加工已成为一个重要部门——再生呢绒业。其三，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农艺学和农业技术，改良耕作方法，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使用土地、沙地和荒地，使之变成可以种植的良田。

二 求“善”的生态伦理学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求“善”向度立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在当时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从尊重自然规律、遵循自然的本性的视角，呼吁人类勇于承担起对自然无限的责任和义务。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人寓居自然和自然养育人类的双重依赖关系出发，强调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人类应当对赖以生存的自然心存感激，从而奠定人类善待自然的伦理基础。一方面，马克思从系统发生学的视角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作为人的家园，是人所寄居的房子，人始源地依寓于自然之中，与自然界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正如恩格斯所说：“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6] ”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实践生存论视角强调自然是人的一部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其实践活动离不开与自然的“血肉”联系和精神联系。马克思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7]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与人类自身利益的一致性，为善待自然寻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根据。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不能违背自然界的固有规律，人类对于自然生产力的维护不仅在于回报自然养育之恩，而且还在于实现人类实践的最终目的。物质生产通过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过程而实现“自然界向人的生成”，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8]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必然性出发，肯定了通过物质变换对自然的占有的合目的性：如果没有人对自然物的占有，就没有人的存在、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伙伴关系。人类在调节控制物质变换关系的实践活动成功与否，不仅要看实践结果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而且要看是否达到了人们预期的目的。合目的性的物质变换活动应当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的系统联系和辩证统一规律，“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9]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10]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11]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12] 指出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是物质变换异化的“原动力”，加剧了物质变换过程索取与给予的不对称，加速对物质变换基础的破坏。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的深度，阐发了生态道德的育化机制和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提出了人类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以培育善待自然的社会主体的历史任务。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的社会结合方式——所有制，决定着人对自然界的态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追逐利润的利己性与人类生态道德情感和生态道德原则所应具有的利他性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资本化的人格与生态道德信念格格不入，只有人真正地作为自由的人而存在时，才能形成这种普遍的生态道德意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必须通过社会变革，形成符合人性设计的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形态——现代公有制以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性为特征，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消除人的自我异化，使人自由自觉的生存成为现实。“社会化的人”将以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同自然界建立一种属人的关系，“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13] 的统一。“社会化的人”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和自然的异化才能真正消除，大自然才能真正成为人所热爱、欣赏、保护的对象，达到人与自然一种更高形态的“类统一体”。

三 求“美”的生态美学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美是含规律性含目的性的“真”与“善”的统一，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融洽与和谐，从而使主体产生情感愉悦的一种感受性。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中的美学向度体现为主体与客体的联系与统一中追求的生态美。生态美是各种生物与其生存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协同关系与和谐形式，包括自然生态美和人化自然生态美的两种形态，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所展现的生态美就是由这两种形态结合而成的一种混合型的美。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生态哲学思想中的求“美”的生态美学向度，最光辉的思想是他关于“美的规律”的提出。马克思说：“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 [14] 这也就是说，大自然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从中体悟到大自然中山川的雄壮美，日月的刚柔美，田园的旖旎美等。那么反过来人又如何“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呢？或者如何使物以“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而不是违反人性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呢？对此，马克思说，作为“类存在”有“类意识”的人必须而且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方其他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他把美的规律与人的生产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把美的规律建立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由此他认为所谓美就是两个“尺度”的统一，即他说的人的“全面”生产与动物“片面”的生产不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15] 由此，这才是一种“美”的“构造”。这也就是说将物种的尺度即自然规律、客观法则与人的内在固有尺度即人的实践合乎目的性统一起来的“构造”才是美。由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体会出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应该是指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审美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统一的一种审美判断和创造美的一种内在尺度。也只有按照这一种“内在尺度”去生产，人才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自然才能“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达到人的伟岸与自然美感的一种完美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求美”的生态哲学思想要求我们要按照外在自然美的规律与人内在自然美的规律统一去改造自然，强调物质变换中人化自然的过程不应当仅仅是破坏与征服，而始终必须强调的是建构与美化。人类离不开地球这一唯一栖息地，“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需要百倍地努力、百般呵护浩瀚宇宙中那么“渺小”、“脆弱”但又是那么“珍贵的小斑点”，也只有这样，人类才会重新找回自己的家园，避免沦为银河系流浪者的命运，后者就意味着人类的消失，因为人类并不具备在星际流浪的能力。

第二节 人文关怀的基本向度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中求真、求善、求美的向度，总体上都归结到人文关怀这一基本向度问题域内：“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 [16] 工业文明时代是人成为独立主体的时代，由此以人为中心和目的的主体性精神也就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主导性文化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那种奢谈抽象人性的人文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其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乃至抛弃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而是要使它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17]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反映，其出发点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 [18] 与其他同时代思想家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批判工业文明下人之主体性异化入手，关注的是人类世界、人的存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及怎样去消除被异化了的人的生存状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这种精神的历史定位出发，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以人的解放为核心，以实践为基础，以变革现实为内容的革命性的人学理论。即马克思学说虽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但又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社会机制和理性精神的深刻批判，超越了工业文明的理性精神，把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视为最主要的。从他们早期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博士论文、《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到思想成熟时期的《资本论》《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人类学笔记》等，无一不体现着他们对人的存在、尊严、自由、价值、解放的深切关注，无一不洋溢着一种浓厚的人文关怀的情愫。“人的问题和人文关怀绝不是贴到马克思哲学上去的一张邮票，而是贯穿马克思全部学说，尤其是其哲学思想的一条红线。” [19]

首先，在论述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时，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与赞美人作为“类存在物”、“类意识”的生命力与价值。在他们看来，“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 [20] 同时，作为自然存在物，人又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21] 然而自然界不是直接地同存在物相适应，所以人必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 [22] 具有“类意识”的人才能将内在尺度外在尺度统一起来去“构造”，即“求真”又“求善”，从而达到“美”、“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由此才决定人的这种“生产”是“真正的”、“全面的”生产，是能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不像动物那样是片面的，在自己“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的活动，是“生产自身” 的生产。也正是这种人类特性，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有可能“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23]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劳动才“生产了珍品”，“创造了宫殿”，创造了“智慧”，创造了“美”。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背离人类本质的异化劳动进行了批判：“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24] 异化劳动不但使劳动者成为畸形，而且使他丧失美感，它使人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使生产活动本身对于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们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如此会使得人类真正的诸感觉也产生异化，导致对美感的排斥和否定。“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25]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文关怀思想，不是对超现实的抽象人的关怀，而是对现实中受苦受难的工人的关怀。《资本论》中对物质变换“扰乱”下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的关注应是他人文关怀思想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恩格斯与以往的哲学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他的理论分析是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下。在揭露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环境的恶劣，损害工人安全的健康时他写道：“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难道不对吗？” [26] 不仅工厂工作条件恶劣，而且工人们住处条件也是同样恶劣不堪，马克思引用恩布尔顿医生的话，说它“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是“传染病的发源地”。“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 [27] 这些情况都是由于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资本家一味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所造成的，由于这个本质，他们看不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自然环境破坏会造成怎样的重大灾难，更谈不上对人的关爱，他们只是看到工人身上可以榨取的利润，而不顾工人的死活。作为当时还为自己衣食住行所困扰的马克思能够对工人报以同情、体谅，并把这些情况写进自己的宏著中，不能不说他的人文关怀的情愫是何样的浓。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文关怀思想，不是空洞的泛谈人性、情感、爱，等等，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聚集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的异化问题，并提出了关于现实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及获得自身解放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时发现它的背后蕴藏着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解决是以人与人矛盾的解决为前提，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不是能按照他“类”特性进行真正的即“自由的而有意识的”劳动，而是在做着违反人性的异化劳动，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劣，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制度造成的。

那么要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恢复人的“类”特性，这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28] 。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才同自然界完成本质的统一，才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才能实现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完美的结合，也只有这种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人的类自由，做到真正的劳动，获得全面的解放发展。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对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放方案的设想，透射出他们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命运的一种关怀，这不仅是他们的生态哲学或者他们整个思想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他们的思想的归宿点。也正是因为此萨特才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29]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文主义视角，也应是生态哲学及哲学人在任何时候所要贯彻的主题或联结思想的一条红线。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判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探索中，是人类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精华。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发端于对自发发展的工业文明具有反自然本质、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质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哲学必须走出自己狭隘的思想牢笼，跨出纯思辨的泥沼，投身到变革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武器，剖析自发发展的工业文明必然具有反自然、反生态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是把追求高额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和由此追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总量的增大的生产方式放在首位的，这必然决定这个制度是反生态的，它的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环境的不断破坏是同一个历史过程。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形成于对人类思想史的传承与批判。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亘古常新的命题，可以说，自从“人猿相揖别”，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眼光打量着自然界，思忖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人类蒙昧时代的神话自然观、人类古代有机体整体的自然观念、人类中世纪神学宗教的自然观、人类近代天人对立的机械自然观。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都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的产生起到了理论知识的准备。但他们不是以一个原有哲学理论传承者的姿态出现的，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生者的身份崛起在当时的哲坛上。为了给自己的理论夯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们在自然观上完成了一次哲学革命，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自然科学尤其是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的突破性成果的基础上，才提出了自己的崭新的自然观，形成了以实践交往人化自然观为特征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实现了生态领域哲学意义上的一种革命。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阐发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探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立足于思考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内外部条件。他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从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社会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视角来考察人的解放与发展，探讨了在符合人的本性和自然的本性前提下进行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性的思想，为当代人协调与作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它包含着许多对现代生态哲学家来说富于启发性的观点。如：关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统一的观点；关于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的观点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批判犀利、前瞻特征明显，对于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安德森所言“如果马克思当初不是有时超越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话，他就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仍然这样重要” [30] 。它们之所以“对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正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 [31] 。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比其他生态思想优越所在，也是它的实质之一。1995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一些学者就明确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个生态哲学家，因为马克思很早就提出“人与自然界和谐”的思想，并强调通过生产实践的方式去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应是生态哲学这一领域中的一朵奇葩，虽然他们的这一思想还不具有系统性、完善性，但正如本·阿格尔所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职责是“预见和推动” [32] 社会的变革，由此他们这个思想的前瞻性，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3] 同上书，第244页。

[4] 同上书，第580页。

[5] 同上书，第38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页。

[10] 同上书，第92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15] 同上书，第274页。

[16] 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17] 同上书，第15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19] 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21] 同上书，第326页。

[22] 同上书，第27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929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70页。

[25] 同上书，第305—30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0—49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29] 转引自杨耕《为马克思辩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30]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3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32]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第二篇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完备而严整的世界观，提供了考察、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方法、新视角，赋予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主题以丰富的社会内涵。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考察了人类现实自然界的演化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问题，反思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互制约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深刻思想，几乎涉及生态哲学的各个领域。发掘、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需要我们进入特定的历史语境，系统梳理、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再现它曾被忽视的甚至被遮蔽的哲学思想，澄清它曾被误解的内容，展现其划时代的历史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揭示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形成了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内容，以实践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逻辑起点的思想体系。

第六章 人类现实的自然界

自然概念具有多重含义，广义理解的自然是主体的自然与客体的自然的双重组合，既包括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又包括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狭义理解的自然概念是相对于人、人类社会、人类历史而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以人类现实的自然界为其理论考察的现实对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外部自然界；作为物质代谢的人类生活是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系统，通过与外部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来满足其社会性需要；作为人的环境、人的活动要素而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自然，是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构成了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基础。

第一节 生态哲学视域中的自然

人类社会的出现标志着地球自然的历史新纪元的到来。人是自然之子，其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母亲，人又是自然进化的动力因素，人类的活动促进了地球自然的发展演化，并逐渐成为地球生物圈演化的主导因素。人类出现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成为永恒而又常新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态哲学思想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以人类现实的自然界作为其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对象。

一 纳入人类历史进程的自然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上坚持“自然界的客观独立性及其地位先在性”的唯物主义立场，在认识论上立足于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一个复杂的独立统一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他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2]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外部自然的整体认识是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时空维度中把握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强调地球自然系统对于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人类现实自然界作为有限性的现存世界构成他们理论视域的现实对象。

1.实践维度：自然界的社会属性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 以改造世界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观方面的变革就在于立足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来理解自然，从人类的现实生活出发，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强调了人类实践对于地球自然的能动作用，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的社会属性。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以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由于脱离人类实践而陷入了认识误区。在19世纪的欧洲，许多哲学流派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由于脱离了现实的人，从而背离了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唯心主义观念由于脱离了实践而无法走出绝对观念进入现实世界，自然主义历史观由于割裂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而只能片面性地理解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这种唯心主义观念和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指出其认识论根源在于脱离社会实践、割裂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从而使他们无法理解自然界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内涵而陷入认识误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4]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自然界具有全新的社会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外部自然的理解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立场，认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方面具有无限性的茫茫宇宙，只是作为人类可能的认识对象和实践对象，只有通过认识与实践活动与人形成对象性关系的自然界才是人类现实自然界。迄今为止，以地球自然为主体的自然系统不仅是人类与之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基础，而且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基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类实践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属人的自然界才是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在他们看来，那种先在于人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只有人化的自然界才是属人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才具有意义和价值。“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5] 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类借助于日益强大的工具—技术力量作用自然，加速了自然界变化的过程成为地球自然界进化的主导因素，甚至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演化的方向。人类活动留下的永久性痕迹把地球自然界卷进社会历史进程，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赋予其属人的本质。“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 [6] 马克思恩格斯把地球和作为人类活动范围的外部世界的统一看成是不言而喻的，是探讨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哲学问题可以依据也应该依据的现实自然基础。

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赋予了人类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路径，合理确立人类现实自然界的空间视野与时间维度，奠定了从哲学层面追问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基础。

2.空间维度：人类现实自然界的有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外部自然界的理解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诚然，他们从理论思维的高度概括、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在实证科学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坚持了宇宙无限的观念，描述了宇宙发展演化的自主性，排除了“第一推动力”等超自然力量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使神创论和造物主的存在在物质层面上失去了依据。然而，在茫茫的无限宇宙中，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与人类相互作用的自然，他们所理解的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相对于人、人类社会、人类历史而言的有限的存在，主要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即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

哲学家们对于外部自然的不同界定，无疑影响着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近代欧洲，经院哲学以人为中心的宇宙王国的自然观仍然以其巨大的惯性影响着思想界。根据犹太教—基督教的理解，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与古希腊哲学完全不同的三个特点。其一，上帝按其模样创造出来的人类超越于自然界，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具有与自然完全不同的质，自然从本源上是与人无关的“外在物”。其二，自然作为上帝的一件作品，是有限、有序的，上帝创造自然赋予其为人及其目的服务，除此之外，自然不可能有别的使命。尽管基督教的宇宙并非是无限的，却也远远超出了人类理解与活动的现实领域，对人类而言，具有超越其自主活动的抽象性。其三，在上帝赐福下，人类被赋予了为着自身物质需要而支配自然的权利、利用自然的使命。人类通过与上帝之约，将自己置于仅次于神的位置上，至尊至荣。雄踞于宇宙中心的人类是这个星球的主人，从而也成为了地球生物界的主人，《圣经》鼓励人类“要多生育儿女，占满地球，征服地球”，其中所蕴含的人类现实自然界有限性的思想无疑是与人们的实践水平相吻合的。

如果说，基督教义关于自然界是有限的、合目的性的理解，在神学的框架中表达了人类与自然紧密联系的观点，那么，揭开其神秘的神学外衣，这种见解所蕴含关于人类现实自然界有限性的理解存在其合理性的一面。人与地球自然的现实关系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视域，他们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是作为人的环境、人的活动要素纳入了社会历史进程的人类现实的自然界；他们所理解的自然界不仅是人类无机的身体，精神的无机界，人类活动的现实要素，而且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近代以来，在不断进步的工具—技术系统的支撑下，人类作用自然的实践范围在不断扩张，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构成普遍联系的整体。社会运动形式无限扩张的思想和实践始终是社会所固有的，以扩张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实践史上总是占优势。“即使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在实验上证实了地球的局限性，但它却加强了地球不是有限而是无限的思想，加强了扩张没有明显表现的外部限制这种思想。” [7] 地理大发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人类实践的空间，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的巨大扩张。尽管地理大发现似乎为资本的疯狂扩张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尽管在19世纪个体生存局部环境的空间限制似乎并没有演化为全球性的问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地球空间和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必定会提出社会扩张的限度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制约人类实践，影响社会发展趋势。

20世纪以来，人类活动范围在加速扩张，人类的足迹几乎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这颗星球上再也没有发现适合人类生存新的空间的可能。人们终于“悟出”了一个伟大事实：地球很小。相比直径达137亿光年的总星系，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地球只不过是直径1/24光秒即12000多公里的小小寰球。随着经济发展，庞大的经济规模使作为财富源泉的地表物质资源显得那么有限，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各类资源出现不同程度短缺；日益增加的人口使人均生存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凸显地表环境资源的有限性；运输方式的革命和通信方式的改进，促进了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的相互交往，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现实自然界有限性的条件约束仍然是当代生态哲学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空间时代也许可以启迪人类，宇宙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为人类社会无限扩张提供了理论方面的可能性。也许，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地球是智慧之船，但是不能永久住在船上”，“我们美丽的地球只是生育我们的世界海洋和我们现在的大胆作为所指向的星星海洋之间的路途上短暂喘息的地方”。 [8] 但是，可以克服地心引力束缚而飞出地球的当代人类却寻找不到可以现成停靠的太空绿洲，“生物圈二号”的失败意味着，人类还无法拥有保持地球活力的技术能力，没人知道怎样建造一个脱离地球环境而又能让人类休养生息的生态系统。空间时代在相当长的未来仍然仅仅具有探索的意义、实验的性质，地球狭小的生存空间仍然是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21世纪，超越地球的外延发展道路受阻，人们将不得不走依赖地球环境资源的内涵发展道路，在发展中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就是尽可能提高系统的自然生产力。通过海洋资源的开发、深部地质资源的开发、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新资源的开发、深度加工等途径，使初始生产力接近或达到其理论上的最大值，更充分地利用地球资源，努力发挥地球生态系统与环境的最高生产力。人类的地球家园的大与小是相对人类而言的，相对于人类的视野和想象力而言的，相对于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能力而言的。

3.时间维度：人类现实自然界的发展性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宇宙无限的唯物主义立场，不仅在宇宙观上排除了唯心主义立足的空间，而且从可能性上为人类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不断扩展厘清了思路，蕴含了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构成了无限的发展序列，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无穷发展序列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工具—技术系统的不断完善，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地球物质资源环境容量不断扩展，把人类社会带进文明社会。工业革命使各类自然条件、能源和物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成为实践的对象，进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当代空间科学的发展似乎为人类现实自然界的无穷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现在人们是弱小的，但他们正在改造地球表面。经过几百万年，他们的这种能力会强大起来，直到能够改变地球的表面、地球的海洋、大气圈、作物和自身。他们将支配气候，将像在地球那样在太阳系的范围内发号施令，将达到其他的太阳，并利用它们的新能源来代替自己的正在熄灭的星球。” [9]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以哲学家的胸襟探讨人类思维在广袤的宇宙空间中无限发展的必然性。在宇宙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也许将因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现实自然界等原因而毁灭，但是，人类社会毁灭并非思维着的精神的末日，人类思维着的精神这一自然界最美的花朵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宇宙中重新产生出来。“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10]

最后，无限的宇宙在自然条件方面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无限多的可能性。在认识自然方面，人们不断发现自然事物的新的属性，使自在的自然成为我的自然；在适应外部自然环境方面，人们通过借助于外部自然的力量和自身自然条件的进化，不断提升对外部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的发展与扩张奠定了基础。“正如人学会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 [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无限性与人类现实自然界有限性统一的辩证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地球自然是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场所

人类诞生以后，地球自然就是人类生存的场所，并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场所。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借助自然的力量超越地球空间，“人类不会永远将自己束缚在地球上”的长期向往与追求转变为现实。以空间科学发展成果为依据，科学家估算出银河系可能存在100亿个生物圈，可能有104个具有通信文明的行星，人们努力寻找并期待着与其他文明建立通信联系，但是迄今人类已经做出的努力尚未带来任何肯定的结果。但是，对于人类生存而言，进入空间时代并没有改变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地球空间对于人类生存所具有的不可超越性特点。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得出“地球自然是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场所”的明确结论，但是在他们关于人类认识与实践的现实对象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统一的论述中，确立了以地球为中心的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已然蕴含着这样的思想。

1.人类认识的现实对象

人类现实的自然界首先必然是人类认识所及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关于自然界的认识总是受到人类所处具体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 [12]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的认识路线，强调认识过程中的人类与客观实在构成一种对象性关系时才能把握那种感性的、具体的实在，对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分割就是抽象，而抽象的主体与客体都是不可想象的。尚未与人类认识建立对象性联系的“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像出来的存在物” [13] 。马克思认为，对于人类认识过程而言，感觉器官与认识对象同时出现，并且各自的性质都受对方制约，每一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 [14]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借助于理论思维和仪器设备而不断实现延长感官的感知范围。当今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领域不仅已经深入到大洋底部、地质内部，而且可以超越地球空间、超越太阳系、超越银河系而扩展到总星系。但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现实基础主要来自生活于地球自然的人类实践，科学认识的对象只能是以地球自然为中心的“我们的宇宙”。“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所用不着的。” [15] 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从能动的反映论出发，根据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肯定了以“我们的宇宙”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批评了脱离地球基础的“科学理论”在认识上的虚幻性和对科学事业的危害性。“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被排除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研究再深入下去，这种观点就越来越有合理性。……对我们来说，除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不可能有别的，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是只适用于地球的并且因而只是相对的就损失了什么。如果人们把这一点看得很严重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停顿下来。” [16]

承认科学认识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并不是人类理性的自我贬低，也没有对科学理论的发展设置鸿沟。当代宇宙科学的发展使人类的认识延伸到具有100多亿光年直径的总星系，航天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足迹进入了太空，尽管如此，人类的认识对象仍然是有限的，核心仍然是地球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认识对象的限制性与生态哲学对人类独一无二的生存环境有限性的思考是一致的，生态哲学以揭示人类现实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为中心，以对地球的重新发现为基础。一方面，生态哲学从人类生存的现实出发，坚持“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地球存在”，强调地球自然的独特性和整体性。“人们今天在环境问题上必须放眼全球地加以思考，这种感觉从宇航和卫星照片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撑和诱逼性的动力。……有关‘地球宇宙飞船’的雄辩也来源于此。宇宙飞船因其脆弱性必须作为整体加以观察和操纵，也正因此，它强迫乘客们保持团结一致。……宇宙航天的自我矛盾性在于，它祛除了自身的魔力，使人意识到宇宙是多么的空旷和荒凉……如果许多人在50 年代还相信火星人的存在以及当地球的容量达到饱和时，人类将移民其他星球的话，那么现在人们意识到这些想象的荒谬之处，同时认为，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地球的存在。诚如是，则‘哥白尼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被彻底推翻：地球在哥白尼学说问世以来是众多星球中的一员，现在它又成了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现象。” [17] 另一方面，生态哲学不仅立足于人类的现实生存，而且从生存的历史发展出发，反思突破地球空间局限性的科学探索赋予人类生命的意义。“科学家努力所揭示出来的宇宙的那种难以想象的无限性不仅在纯物质方面没有使人变得渺小些，反而给人的生命和思想以一种更深邃的意义。随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逐渐深入，我们也就更热心地去欣赏我们同世界的关系。” [18]

2.人类实践的现实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实践与认识统一的立场，人类认识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认识的现实对象与实践的现实对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统一性，统一于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人类现实的自然界。“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 [19] 融解在人类历史中的自然界，受到具体的主观条件和历史条件制约而具有有限的性质，显然不可能是具有无限性质的宇宙。

人类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人类现实的自然界，人类与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人化自然界构成对立的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那种脱离人类的纯粹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只有作为实践的潜在对象与现实对象、并且作为实践结果的人化自然界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因此，人类出现以后，脱离了自然界的人类和脱离了人类的自然界都只是想象中的抽象物，近代欧洲哲学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反自然观点是荒谬的。近代后期，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为解释人类自身自然和外部自然的统一提供了实证科学的认识基础，“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最高度的发展” [20] 。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探讨了人与自然的辩证性，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强调了人与动物对待自然的活动方式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 [21] 马克思赋予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主体能动地位，也赋予了自己一种历史责任感，表达了用自我意识把外在的自然界“人化”的思想。“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 [22] 这样人们就可以摆脱大自然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的存在物。“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 [23]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理论必须诉诸实践，体现人类能动性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以人类现实自然界为对象。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意义上，人类创造财富、满足需求的实践活动已经成为地球自然系统进化的主导力量，在地球自然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改变周围自然的面貌，干扰自然界已有的相互作用。工具—技术系统的进步提升了人类作用外部自然的能力，潜在的对象越来越成为人类实践的现实对象，人类实践的发展就是不断冲破已有地域的束缚，以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但是，以地球自然为中心的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决定了这种发展在任何时代都具有边界条件限制。

20世纪60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首次将人类文明带进地外空间，使人类真正进入空间时代。空间时代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人类似乎已经处于从“社会—地球”系统向“社会—宇宙”系统过渡的历史转折点，人类未来似乎将生存和发展于远远大于地球系统的巨大系统中。超越地球的空间局限，向太空挺进，似乎成为人类摆脱地球环境压力，摆脱生态灾难的现实途径，就像近代欧洲人通过大量的移居美洲、澳洲来缓和本地的人口压力一样，但是，人类大规模移民太空还仅仅是一种梦想而非现实的可能性。一方面，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无法提供人们往返太空的廉价运输工具，昂贵的航天费用使多数人对于太空旅行可望而不可即。科学家们用纳米材料建造“天梯”的设想，或许可以将上天的费用大大地降下来，但是，该设想要成为现实还需假以时日。另一方面，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建造适合人类生存的场所，恶劣的太空环境将使人类难以长期生存。20世纪末，“生物圈二号”实验的失败表明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无法模拟出一个类似地球的、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没人知道怎样建造一个脱离地球环境而又能让人类休养生息的生态系统。并且，人类的生理条件也使得一般人难以适应长期的太空旅行。尽管人类已经可以克服地心引力的束缚，摆脱地球空间局限性，但是，人类大规模地奔向太空却属于未来，当代及未来的若干世纪，人类实践的现实对象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外部自然，在这个意义上的讲，人类的命运始终和地球联系在一起。

第二节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把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既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即“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过程，又表现为人的自然化过程，即“人向自然界的融合”过程。物质生产活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24] 人通过实践活动作用自然、同化自然力，“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25] 用各种自然物的属性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生命活动，促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和发挥。

一 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作为地球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类起源于地球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发生发展的历史时，明确提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26] 1858年，达尔文（1809—1882）使酝酿了近一个世纪的生物进化思想成为宏大而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他根据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的证据，论证了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否定了上帝造物的特创论，阐述了人类与地球生物同根同源的进化路径，为人从自然界分化产生的哲学论断提供了实证科学的证据。人类是生物进化产物的论断事实上蕴含着人是地球生物链中平等一员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一生物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视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项伟大成就之一，并依据当时的人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最新成就，进一步分析古猿进化为人类过程中特定的内外部条件，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论断，描述了古猿到人类的进化路径，揭示了人由动物界发展而来的奥秘在于劳动，从而揭示了人类起源问题的千古之谜，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发生学证据。

恩格斯阐述了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进化路径。几百万年前地球气候等条件的变化改变了森林古猿的生存环境，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走出森林的古猿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制造与使用工具的物质生产劳动促进了手脚的分工，语言的形成，思维能力的提高，使动物变成人。“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随着每一新的进步又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 [27] 在改变食物结构方面，人们不断扩大食物的来源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仅扩大植物性食物的种类，而且成为了杂食动物，“食物越来越多样化，随之摄入身体内的物质也越来越多样化” [28] ，推动了猿向人进化，大大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独立性，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劳动中形成人自己的社会化类本质使人成为一个具有新质的自然存在物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群，人类的出现意味着“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实现了地球生物进化链上的间断、质变和飞跃。“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29]

二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既构成了自然界的一个对立面，又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象性的现实自然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感性的外部世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把人看作是“自然存在”、并且是“活生生的自然存在”、“活动的自然存在”。“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30]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31] 马克思把人看作“自然存在物”，指出了“人的自然的本质”， [32] 人是按照自然规律形成的；他的感觉以自然客体的存在为前提，他的感性生活也以自然界的多样性为前提。

首先，作为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在自然界中展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的另一部分即外部自然进行交换，“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 [33] 人类从自然界演化出来以后，作为人的物质生活的来源，自然界为人提供生活资料并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的含义——作为与人相对应的概念，对于人、人类社会、人类历史而言的，主要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包括地球的地理环境和外层空间的星际环境，即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人类现实的自然界。人与地球自然其他生物同样具有自然属性，接受大自然的恩赐而生存。

其次，作为直接的自然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的自身，自然以外部自然为存在的依据，如果失去了对象性存在，自然存在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34] 人类如果脱离了自然界，不能参与自然界的生活，其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无论多么完美的意识、多么先进的理念都无法支撑其肉体的生存。

最后，作为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人同样是受动的存在物。人是地球生物链进化过程实现质变的高级物种，具有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所难以达到的主观能动性和发展工具—技术系统利用外部自然力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行为能力。但是，人同样是受动的存在物，外部自然的规律制约着人的活动规律，外部自然的状况直接制约着人类实践的社会目的的实现程度。“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35] ”

三 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生物进化质变和飞跃的结果，人在物种关系从动物界提升出来，成为具有新质的存在——“人的自然存在物”，“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 [36]

首先，人的自然存在物是具有意志和意识的类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使自己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表明了人的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存在物。马克思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37]

其次，人的自然存在物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具有明确目的性的社会存在物，以外部自然作为人的能动活动的对象，通过不断地与外部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把自然界纳入人类的物质代谢生活，来满足其社会性需要。土地、水源、生物、森林、矿产、空气、阳光等参与了交换而构成了人类生活场所的环境要素，使人与自然交往的社会目的得以实现。

最后，人的自然存在物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创造适合自身自然存在的外部自然。人通过自己特有的实践活动在自在世界的基础上建造了属人的世界，从而使世界二重化为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并逐渐缩小二者的差距。

第三节 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坚持地球自然的系统整体性，把人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坚持人类生存的统一性，把地球自然理解为人类活动的现实要素。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作为人类生活场所的环境要素、人的活动要素而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自然，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是人类无机的身体，精神的无机自然界。

一 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

人类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感性的外部世界，“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38] 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运用工具——技术系统，延长并强化自身的体力与脑力，通过生产实践作用自然、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物的存在方式，使人与自然关系摆脱自然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模式而具有社会化的性质，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社会目的。

人类作用自然的社会目的直接表现为创造社会财富，实质上反映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的满足。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学者已经明确地阐述了自然是社会财富的源泉的见解。但是，这种本来正确的观点似乎不断地被资本的逻辑所扭曲，人对直接生活资料的需求在资本的中介下被片面理解为创造财富、实现利润的源泉。“自亚当·斯密以来，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实际上，第一个目的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在于人类基本需求（如吃穿住）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而且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也已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 [39]

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上述观点相似的见解，视自然界为财富不可或缺的源泉，强调只有“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40] 充分肯定了现实自然界作为生产劳动要素的不可替代性，及其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首先，马克思把人的劳动理解为与自然相关、与自然物结合的“事物”。人类的生产劳动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变革自然，把自然变成人化自然，是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活动。自然担当着“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的功能，因此自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理解为“人的无机的身体”。 [41] 通过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来把握，马克思就不仅仅把人理解为自然的存在，而且还把自然理解为人化的东西，肯定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42]

其次，马克思强调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把人类对自然的依存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区别开来。马克思本人把自然作为“无机的身体”、“人的身体”来把握，其“意思”是说，作为自然的存在的人是由于自然而成为有生命的东西的，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种的繁衍必须与自然相互联系。就物种生存对自然的依赖性而言，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都无法脱离地球现实的自然界。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通过不断地生产生活资料并消费生活资料来生存。因此，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来把握和强调人通过生产劳动作用于自然是对人与自然相互联系两个方面的理解。

最后，马克思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的自然与外部自然的联系理解为“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43] 以劳动为中介的人和自然的联系之所以成了自然与自然的联系，是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44] 劳动过程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不仅作用自然，而且生成人化的自然，因此，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也会引起“自然的异化”。在这里，从环境保护观点来看重要的是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 人类活动的要素

人类社会与外部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作为人类社会外部条件的自然，首先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然条件与自然要素，制约着人类劳动的发展与劳动目的的实现程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分析了构成劳动要素的自然因素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首先，构成生产要素的自然属性是历史性的存在。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与自然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使自然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出现了。这时候的自然，已经进入了人类活动过程，首先是生产活动过程之中。这是外部自然条件下把人自身的自然能力激发出来的自然，是人的自身自然支配外部自然物质的自然，是两种自然在人的活动中的统一。“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 [45] 在任何技术水平和社会条件下，不论是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还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都渗透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和整个劳动过程中，参与了人类的创造活动。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历史性，随着工具—技术系统的完善、进步，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重心不断发生转移。前工业化时期，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类劳动以生物及与其相关水土资源为开发的重点。工业文明时代，工业化大生产使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各种矿产资源、矿物能源成为扩大再生产、创造大量财富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的当代，自然环境中的交通资源、自然界中的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劳动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其次，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劳动生产率产生了高度的相关。一方面，不同地区作为劳动要素的自然状况直接影响着劳动生产的方式与结果。马克思在论述分工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分开进行表述：“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 [46] 。从自然界获取不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具体劳动必然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也各不相同。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在相同的劳动条件和技术水平下，自然资源的丰富度与劳动生产率存在高度相关性，“除了各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首先，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其次，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 [47]

最后，自然是推动人类劳动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然界通过对人类的需要、能力的影响，对社会分工的作用而推动劳动的发展。社会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自然条件对于早期自发的社会分工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地球中纬度的温带，四季分明、干湿悬殊，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多变性，自然产品的丰富性，促使人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源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形成了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加速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过考察文明发展史上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马克思赞同这样的见解：过于肥沃的土壤和热带气候，过于贫瘠的土壤和寒带气候，都曾经构成障碍，不利于人类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证维护工人利益的英国传教士纳·福斯特的意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生产出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们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投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产出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 [48]

人类文明历经数千年发展，标志社会发展程度的文化、经济、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地理分布似乎印证了人口、经济发展和气候条件是存在高度相关的。在中纬度的温带，自然环境时空差异大、变化多、干湿悬殊、四季分明，构成生产力自然因素的多样性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据俄国学者列·伊·梅契尼可夫在19世纪末的研究，世界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城市基本都处在+16℃和+4℃两条边际等温线之间；世界文化带的中轴和+10℃等温线基本吻合。 [49] 当然，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改变了经济文化中心的地域格局，城市分布的边际等温线已经打破。尽管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社会因素在劳动分工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觉的竞争意识使自然条件在全球性分工的重要性大为降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自然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比如，借助空调技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人为改变温度条件，使阳光地带能够更适合人的生活和活动，许多新兴地区兴起在低纬度地区。又如，丰富的资源能源曾造就了一系列低收入国家一夜暴富的“神话”，海运的繁荣成就了一批港口枢纽城市迅速崛起。

三 人类精神的“无机自然界”

人类意识是地球物质系统发展演化的最高产物，自然系统最美丽的花朵，自然界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与发展性，构成了人类认识丰富性的源泉。在人类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地球自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 [50]

近代早期，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批评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脱离了“精神的无机自然界”的认识途径，认为仅仅依赖寥寥几本古籍，翻来覆去地对它们的内容做逻辑的修补，而不是注意事物本身，人类意识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终将枯萎。他认为主要在经院哲学家中间盛行的这种蜕变的学术是空洞的，无益于认识的发展。“这些人智慧敏锐而出众，他们有充裕的闲暇时间，阅读种类不多的书籍，但是他们的智慧禁锢在少数几个作者（主要是他们的独尊者亚里士多德）的巢穴里，因为他们的人身就束缚在修道院和学院的小天地里；他们对自然史和历史都不甚了了，因而他们没有研究大量的问题，而是无限制地发挥智慧，把在他们的书本上苦心编织成的学术之网来束缚我们。因为如果人的智慧和心灵对问题（它是对上帝创造物的沉思）进行工作，那么它们是在按照材料进行工作，因而是有限的；但如果它们是在对自己进行工作，像蜘蛛织网那样，那么便是无限的，它们实际上编织出了学术的蜘蛛网，网丝和编织之精细令人赞叹，但却是空洞的或无益的。” [51] 人类认识之树只有植根于人类现实的外部世界，意识才能绽放最绚丽的花朵，才能结出硕果的美丽花朵。在培根、伽利略等思想家的倡导下，近代学术回复了面向自然、拜自然为师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承、发展了近代唯物主义认识传统，进一步肯定自然界是人类“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作为科学、文学或艺术对象，是人类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强调生产劳动是最具人的特性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运用工具（劳动资料）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作为客体的自然（劳动对象），把为自己的本质的各种力量（劳动力）对象化，作用改造自然使之变成人的自然，生产劳动产品，由此在变革自己的同时实现自我。因此，主体的客体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客体的主体化（对象的非对象化、对象作为“为我之物”的获得），自然的变革与人自身的变革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依存、相互统一。这样，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把握，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联系理解为自然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与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一员、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环境保护观点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

[1]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

[3] 同上书，第6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页。

[7] H.A.什科连科：《哲学—生态学—宇航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8] H.A.什科连科：《哲学—生态学—宇航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7页。

[9] H.A.什科连科：《哲学—生态学—宇航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11] 同上书，第38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14] 同上书，第304—30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16] 同上书，第496页。

[17] 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18] 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56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22] 同上书，第37页。

[23] 同上书，第5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7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31] 同上。

[32] 同上书，第307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34] 同上。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39] ［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 90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42] 同上书，第301页。

[43] 同上书，第272页。

[44] 同上。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页。

[46] 同上书，第407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

[49] 参见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51] ［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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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实践主体的“类”本性

人类通过实践建立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现实联系，促使“自在的自然”不断生成“属人的自然”，构成人类现实的自然界。“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 [1]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考立足于实践主体的发展，他们提出 “类存在”、“类本质”、“类意识”、“类生活”等关于人的理念，肯定了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类”的特性，所展现出来区别于动物的新本质，并且进一步强调实践主体能动性的本质通过作用自然的实践已经转化为影响地球自然进化的现实力量。

第一节 主体的“类”本性的形成

人作为实践主体，在作用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日益丰富的能动性、社会性与整体性的“类”本质，主动作用自然的实践主体已经成为演绎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主导因素。

一 劳动产生人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劳动实践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表述了劳动实践在人的自我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却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2] 但在这里的认识仍未摆脱抽象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神圣家族》的探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敌视人的性质；恩格斯则阐述了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指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3]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4]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5] 从自然史过渡到人类史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是通过劳动实践的中介产生现实的个人的结果。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根据自然科学的实证材料，阐明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经历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有机界到动物界、再从动物界到人类世界的过程，明确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基本观点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确立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6] 人的需要永不停止，从而人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活动也永不停止；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人的行动、生产实践的动力——人类就是这样在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推动下进行生产劳动，生生不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 [7] 以上这些论述表明，人类历史的产生根源在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换言之，人类的生产活动产生了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作为实践主体，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人类的历史。

二 社会化的人是与自然交往的现实主体

人通过劳动实践实现自我创造，使人脱离动物界提升到人类社会，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化的人，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与自然发生交往关系。“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8]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9] 人类社会由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组成，人类历史的演进建立在“现实的人”存在的基础之上。“现实的人”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

首先，“现实的人”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原人”或“神人”，而首先是自然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针对传统哲学那种“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 [10] 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从人的自然属性方面肯定了现实的人首先是“有血有肉”的存在。现实的人具有动物性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由人的肉体组织、由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决定的。现实的人的肉体的、活生生的存在是个人的现实性的一种表现，维系着人与自然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现实的人”不是抽象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在实践中展现自我力量的自然存在与实践存在的统一。人们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能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11] 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也就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

最后，“现实的人”作为自然存在与实践存在的统一，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 “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那么，人们是怎样生产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取决于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增长，“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为什么人口因素对生产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呢？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 [12]

恩格斯认为，要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 [13] 。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什么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本质。从历史行动中去考察，还会进一步发现，人不只是自然的和实践的存在物，而且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 [14] “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 [15] 马克思指出：“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16] 显然，这里的“交往形式”绝不仅指物质生产交往一种，而是包括人们之间的所有的交往活动。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就构成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里不仅不是循环论证，而且恰恰是对二者实际状况的辩证说明。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讲了交往对人类文明的作用后紧接着写道：“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 [17]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同期，因而马克思所说的交往概念指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当是肯定无疑的。依据马克思对交往的理解，我国有不少理论工作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概括，其中刘奔先生的概括最具有完整性。他说：“完整意义上的交往范畴，概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交往活动是人的个体活动加入和转化为社会活动总体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社会活动总体的各要素在不同个体或集团中分配的基本形式。” [18]

现实的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孤立的个人无法进行生产，一定方式的生产必然会提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者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会形成生产者彼此之间不同的联系和关系，这已为人类几千年的发展所证实。

第二节 实践主体的能动性

人作为新的物种从自然界中进化而来，就以群体活动的方式积极应对来自自然界的挑战，在剧烈的生存竞争舞台艰难地谋取自己的立足之地。人的群体特性，先哲们已经有所意识，古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以作为整体的“类”去思考人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近代哲学家费尔巴哈提出了类的概念，试图直接根据“类”的本质理解相互关系中的人所具有的群体性特征，由于他脱离了实践、撇开了历史进程，仅仅根据自然属性来理解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在他看来，人的“类”本质表现为人所具有的宗教情感、两性情爱、思想意识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然属性。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的合理性，“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19] 同时，他批评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抽象性理解，指出“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20]

马克思坚持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具有意识，作为实践的主体展现能动性，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与动物的“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21]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22]

一 实践行为的社会目的性

实践主体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主体实践行为的社会目的性和关于实践结果的预见性。人类文明植根于作为对象性存在的现实的自然界，人类从制造最简陋的砾石工具开始，就在进行着作用、干扰自然以利于自己的活动，通过自己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使自然为人类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 “劳动过程”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目的性，不仅贯穿于具体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23] 。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生产劳动，“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 [24]

人类生产实践追求的社会目的最终应当实现生存与环境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工具—技术系统的差异，不仅反映出人类作用自然能力的差异，而且折射出人类生存面临的来自外部自然的压力，从而，社会实践目的的实现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成文史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经历着生命史上最为漫长和曲折痛苦的艰难创业的历程，满足生存需要的巨大压力迫使人类竭尽全力与异常强大的自然抗争。在文明史早期，诞生于动物界的原始人群对于各种自然现象缺乏了解，感到神秘莫测，对于自然界带来的各种灾难无法抗拒，心怀敬畏恐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 [25] 面对着庞大的地球自然界及其丰富的资源，面对着异常强大的、外在的自然力，人类艰难地与自然抗争，致力于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具有单一性、物质性的特征，突出人作用自然的社会目的定位的单向性，似乎有其合理性。“从启蒙时代开始，人类就只能在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尽情享乐中寻找他们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人的需要和欲望、梦想和追求，都被囿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中了。” [26] 生态食物链上高级物种的人类，凭借简陋的工具，主要获取自然界的现成产物，艰难地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几乎无暇顾及其行为所引起的危及自然的消极后果。事实上，面对庞大的地球自然系统，早期人类行为的干扰局限于特定的地域，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几乎没有超越自然的修复能力。

人类随着工具—技术系统的逐渐完善而获得了日益强大的现实力量以控制、支配自然力，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本质上的新关系。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开发地球表面生物水土资源实现了自然物的增殖，并且从土地种植中获得的食物超过在广大地面上猎获和采集的数量，初步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附地位，改变了对动物和植物的寄生地位，极大提升了单位面积自然系统的人口承载能力。尽管农业文明对自然征服极其有限，但是，过度的开发通过时间的积累导致了局部性、地域性的表土资源耗竭、生态环境恶化……人类为自己肆无忌惮的扩张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许多曾经灿烂的古代文明因失去表土资源的支撑而衰弱，乃至消失在地平线下，留下一片荒漠。

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神奇生产力突现了人与自然关系 “征服—惩罚”的特点。恩格斯欢呼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27] 。一方面，“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成为工业文明的主旋律，全面开发、利用各类自然资源，产品不断放制造出来，财富像泉水般从地下不断涌现出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另一方面，人类迷信理性的力量，对自然的征服、掠夺达到登峰造极的疯狂程度，根本破坏和瓦解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整体，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处于深刻的矛盾与对立之中。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在资本的逻辑的支配下突显工业文明的进攻性、征服性和掠夺性特征，单一性社会实践目的形成其反人性和反自然（生态）的性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资本的创造与破坏的两重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评：“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28]

几百年来，工业文明的辉煌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无节制的生产增长猛烈冲击着我们周围的生态系统。“只要这一文明带着其强大的技术力量作为一个整体继续遵循着这种思维模式前进，鼓励人们为短期利益而去操纵自然界，榨取自然界，那么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将继续其摧毁地球的进程，而不以任何人的所作所为而转移。” [29] 人与自然的高度相关及人对自然的高度依赖，使人凭自己的意志征服自然成为不可能，人类必须改弦易辙，改变人与自然关系尖锐对立、对抗的状况，化解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对抗，克服既往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单一性实践目的的片面性。我们需要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关系相互制约的观点出发，反思导致否定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物质享乐主义和对自然的掠夺，思考强大的人类如何对脆弱的自然给予关怀，确立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协同发展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应该确立人的社会需求的满足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强调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劳动，改变自然界，实现社会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持续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应当确立社会发展中实现与自然的平衡的理想目标，强调人与自然交换活动应当遵循而不是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维护而不是破坏自然界的整体性、系统性，促使地球生态自然继续沿着有序化方向进化、发展，使作为“自然存在物”及“社会存在物”的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使人类社会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当前，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力图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满足人类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需要与实现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其最终价值追求，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目的不仅致力于追求满足人类整体对于生存与发展的需求，而且致力于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积极平衡，生存发展与自然保护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目的的统一性。

二 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类的生产实践与动物局限于自身物种的片面性生产具有本质的区别，遵循着独特的规律。“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 [30] 但是，人的活动规律应当以自然规律为基础，实现与自然规律的重合，才能取得实践的预期目的。

首先，人的活动规律实现了对动物界固有规律的超越。一方面，人类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其干预自然的实践活动渗透了“类”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目的性，能够克服自身物种的生物局限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31] 另一方面，人的活动的社会目的性影响着其活动方式和方法，建立了主体参与的新的联系方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规律性。“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32]

其次，人类作用自然的活动过程自始至终受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制约，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受到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效应的综合影响。人的活动规律只有以自然规律为基础，才能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分析了生产实践中人类争取自由的活动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提醒人们要控制自己行为的后果，实现实践活动的社会目的，必须以掌握客观规律为前提。“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33]

最后，人类活动展现为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结合。从人类存在的意义上看，人的受动性表现为自己类的生存与生活是要以其他类的生存为前提，如果没有其他动植物“类”的多样性存在，人类作用自然界，实现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持续的社会需求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的生产必须是“全面的”，不但要顾及到人的利益，还要顾及到动植物和整个大自然的利益，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类”存在。以人之类意识践行人之类原则，从而实现人之类本质，过上人之类生活。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但是，就是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经过了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 [34]

认识自然是作用自然的基础，发现和探索自然界各种运动的规律，并且利用这些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以造福人类。恩格斯强调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是违背规律的，他提醒人们处理人和自然关系时以人和自然间的统一性为前提，只有正确认识、利用自然规律，才能认识劳动直接的、有益的效果和长远的自然影响。

三 实践活动的创造性

人类由自然界分化产生以后，其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产生与动物之间相互作用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35] 人类实践活动不仅再生产外部自然，推动人类现实的自然界的发展演化，而且再生产人类自身自然，形成 “人”所特有的生存本性和存在形式。

一方面，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给地球自然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干预了地球自然发展演化的路径，改变了地球自然发展演化的速率。“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的身躯的肢体，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随着自然规律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 [36]

另一方面，人类实践结果的深刻性表现为自身自然的发展进化，不仅在劳动中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而且在劳动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社会本质。“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 [37] 人类优于动物的奥秘在于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类自身的进化是一致的，是同一个实践进程产生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后果。

实践行为的社会目的性，实践过程的追求人的活动规律与自然规律的重合，实践结果的深刻性，能动地展示出实践主体的本质力量。

第三节 实践主体的社会性

人作为“类存在物”，人类实践活动的实现依赖于社会成员的相互联系，在社会性的“类生活”中形成人的“类意识”必然超越其固有的自然属性而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理解人类实践活动。

一 实践主体的社会联系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立脚点在于深化的人类。“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8]

人类最基本实践活动的生产劳动在社会联系中形成相互的社会关系才得以实现。“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39] 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人们在生产中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基础。1847年，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论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指出其前提在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40]

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紧密。“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随着每一新的进步又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 [41]

二 实践主体的历史整体性

社会化的人类是实践的主体，在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实践的历史发展中整体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以人的“类存在”生存方式面对自然与社会。以“类体”为本位的生存方式必须确立起“类”观念，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现实践主体的历史整体性。

实践主体的历史整体性首先以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最高追求，必须确立整体主义的价值追求。人类作用自然的社会实践具有实现利益的直接性，组成人类的不同个体、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仍然有各自独立的利益。早期人类社会在对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追逐过程中，人类整体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抽象，仅仅是分解为各个具体的社会共同体的算术和，体现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蔓延性的空间特点，对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思考被追逐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阴影所掩盖。随着生产、分工、交往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来各自孤立的共同体越来越被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生产如此，环境与环境保护也如此，人类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环境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我们都属于一个比我们更广大的世界。人们的生产、消费及其依赖的环境都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形成一个在各个方面互相交往的、互相依赖的世界联系的总体系、世界交往总链条，人类的命运、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经构成一个整体。

其次，实践主体的历史整体性是个历史发展过程，在人类世代发展的系列中实现，体现为生存与发展权利的代际公平——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下一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人们今天在环境问题上还必须放眼未来加以思考，进一步认识到被时间差掩盖着的代际之间资源的共享性：当代人消耗的每一单位非再生资源意味着后代人将要少消耗同样多的非再生资源；当代人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如果超过了其再生速率，破坏了其可再生性，就意味着后代人丧失了开发、利用的机会；当代人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如果超过了其可承受能力，就意味着后代人永久性地失去了适合生存的自然环境。

三 劳动与人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变换背离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异化，而且造成了人与人的异化。“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42] 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主人。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不得不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实践主体的社会性被扭曲了。许多人深陷在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的泥潭中，为满足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和后代的利益。许多民族和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还未能突破狭隘民族主义的价值藩篱，还在奉行着“生态帝国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的政策，或为维护既得发展利益而把那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是直接把第三世界国家当作垃圾处理场，或是片面强调不发达国家保护环境问题的义务，而无视后者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从意识层面追问导致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答案是很清楚的，当今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一种“类”的意识，没有真正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其行为指南。由此，在面临当今全球性的环境时，我们必须唤醒地球人的类意识，使他们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从横的方面认识当今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间的事情，它是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问题；同时，解决它也不是单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力量能解决的，它需要全人类共同携起手来，那种“生态帝国主义”或“环境殖民主义”是极端错误的。人的困境，其实不只是人与自然的，主要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如章建刚先生在其文中指出：“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时刻，是否也面对了一个向人性复归的机遇呢？‘人类’还没有采取过统一的行动，‘人类’还没有真正形成……假如说在环境问题没有产生或没有被如此强烈地意识到的时候，人类没能携起手来共同面对未来，那么在目前这个相当长时期的困境中会不会学到一些共同生活、共同面对未来或共渡难关的技巧呢？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一个类似当年哈姆雷特面对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人们解答这个问题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人们仍应该抱一丝希望，作最后的努力。” [43] ；二是从纵的方面认识到，当今人类的发展必须考虑到今后人类的发展，不能为了眼前的或者一代人的利益，而不顾长远的或者子孙后代的利益，即要考虑到“类”的延续性。

从实践主体社会性的视角去具体地理解和确立人自身生活的自觉意识，对于理解人类整体的永续生存极具前瞻性，尤其是当今由于新全球化的作用，一切地域、国家、民族都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已经是一个一体化和整体行动的世界。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当今人们在相互关系上已处在“类”的统一体系中，每个人都只能在同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中生存和发展，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已成为每个人必须关注和考虑的切身利益和切身命运问题。但是我们的现实却是如阿部正雄所说：真正的人类还未形成，人类自身还未被“看作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看作在辽阔宇空中‘生生不息’的一个有生命的、自觉实体……当我们使用‘人类’一词时，它仍被认为是指各种族或各民族的聚合……今天的当务之急……是把‘人类’把握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有生命的、自觉的实体……人类的时代必须开始” [44]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5] 同上书，第67页。

[6] 同上书，第7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8] 同上书，第67页。

[9] 同上书，第71—72页。

[10] 同上书，第7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2] 同上书，第67—6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15] 同上书，第49页。

[16] 同上书，第6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

[18] 刘奔：《交往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20] 同上书，第60页。

[21] 同上书，第46页。

[22] 同上书，第4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24] 同上书，第21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6] 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46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390页。

[29] 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561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页。

[37] 同上书，第421—422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7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40] 同上。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43] 章建刚：《环境伦理学中一种“人类中心主义” 的观点》，《哲学研究》1997年第11期。

[44] ［日］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第289—290页。

第八章 物质变换的异化与控制

生产劳动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工具—技术系统的水平决定着物质变换的水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则支配着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关系的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早期著作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物质变换的两重性，分析了造成物质变换异化的社会原因，提出了调节控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路径。

第一节 物质变换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是通过劳动为中介的物质变换活动。“物质变换”是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生产方式时多次使用的一个概念，用以揭示人与自然交往的本质赋予其丰富的生态内涵。马克思运用“物质变换”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自给自足的手工劳动和小生产方式的破坏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机器化现代化生产方式同自然界客观生态规律的对立和异化过程，也根据“物质变换”的发展进程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物质生产资料进行统一的社会管理做出了预测和设想。

一 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

马克思生态哲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主要是指“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土地的物质变换”。物质变换作为劳动实践的结果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劳动过程”时说：“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 [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理解，物质变换通过劳动过程实现，作为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包含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

一方面，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人们通过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现与自然物质变换，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从而摆脱了人对自然界的依附，实现了自然界物质相互作用的天然形式向社会活动形式的提升。“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2]

另一方面，物质变换具有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从而劳动具有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3]

二 “物质变换”的社会内涵

物质变换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互为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人与自然 “物质变换”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

第一，物质变换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4] 人类为了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需求，即作为自然生命体的存在必然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从自然界获取大量的物质和能量，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同时人类自己也是自然界生物有机体的一部分，在自己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同时也向自然界排放着一定的物质和能量，以自己的生产生活活动影响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成为自然界物质变换和物质循环的一部分。不管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如何，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采取何种形式，对自然界产生何种影响，这种物质变换都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物质变换以及与物质变换相关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 [5]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生存活动是纯自然的物质变换手段和形式，是任何形式的人类社会制度下都必须进行的人类实践活动。“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6]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 [7]

第二，“物质变换”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物质变换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作为自然界中唯一具有理性、能够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的生物体，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其生存固然存在紧紧依赖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和物质循环的一方面；但是，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能够主动地影响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和物质循环，人类的这种群体性的实践活动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生物学的需要，成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物质循环既是自然物质的变换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交换过程。随着人类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直接的物质生产实践越来越服务于价值生产这个人类社会的间接目的。“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 [8]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生活实践，物质变换不仅仅是维持人类社会生存的生物学手段，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价值创造和价值增殖的过程和手段，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反过来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自然的物质变换和物质循环过程，对于当今世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物质变换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有机的内在联系。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人作为生物体所永远无法超越的，也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制约因素。因此，人必须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持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不能打断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过程，破坏自然内在的生态平衡和新陈代谢，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自然规律无情的惩罚。但是，人和社会又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于自然界，具有自然界其他生物不具备的主观能动性，是能够认识和利用客观自然规律并用来指导自己实践的能动体，不是盲目地完全地受制于自然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人和社会的发展完全可以实现与自然界物质变换规律的科学的、有机的结合。

如果抛开人和人类社会这个实践主体来建构生态理论，忽视满足人类需求的合理性，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持悲观主义的态度，在理论上无疑存在极端的片面性，在实践上则难以转化为社会公众的生态意识，无疑不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三 资本主义物质变换的特征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极大提高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效率，形成了以商品为特殊形式的物质变换形式，《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以商品为媒介，形成了物质变换的商品形式，提升了物质变换的效率，改变了物质变换的目的。

1.实现物质变换的商品形式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通过社会商品的生产、交换形式而实现，“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 [9] 。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商品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的特殊性。

首先，商品成为社会物质交换的媒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纳入社会物质交换系统。在劳动过程中自然界的各类物质资源成为产品，以商品的形态通过社会物质交换进入社会，一方面生产商得以实现价值，另一方面消费者获得其使用价值以满足需要。“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 [10]

其次，商品生产与交换创造了新的社会需要，推动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社会物质交换通过市场实现，市场竞争引导创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消费理念，促使日益丰富的商品以其不断更新的形式加速生产出来，拓展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内涵与外延，创造并且满足新的消费需求，不断开辟生产的新领域。

最后，以商品为媒介的社会物质变换不仅发展了“劳动的物质变换”，而且使整个人类社会的联系不断发展起来。“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 [11] 在商品循环中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变换，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性的现实路径。

2.提高物质变换效率的社会化大生产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从最初的意义上讲，是地球自然系统物质循环的自然形式。作为生态食物链的顶端，人与其他生物一样，通过采集狩猎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进行变换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体现了人的自然存在性。人的社会存在性决定了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自然产品，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人类借助于日益强大的工具—技术系统，致力于实现自然物的增殖，改变自然物的形式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求，实现了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即生产的提升。18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万能的原动力——“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全面开发、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不断制造出来，财富像泉水般从地下不断涌现出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物质变换效率，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达到了160人/平方千米。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超过以往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总和的上百倍，提高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效率和利用效率，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提高物质变换效率和掠夺自然的两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12]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技术圈以空前的速度剥夺人类所继承的地球生态系统，从而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类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被排放给了大自然，和“铁会生锈，木会腐朽” [13] 一样，通过“自然界的单纯物质变换作用而解体” [14] 的方式再还原到自然界。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使自然界各种物质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剧，导致物质循环的规模急剧扩张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诚然，自然界物质循环天然存在净化人类社会排放的废弃物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不仅具有量的规定性，而且具有质的规定性。当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排放的巨量废弃物超过了自然系统的净化能力，或者像核废物那样的对自然来说是无能为力去净化的废弃物也被排放给自然，其所作所为必然造成严重的问题——“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扰乱’——自然破坏”。 [15]

3.追逐剩余价值的物质变换目的

资本主义把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变换纳入资本追逐利润的过程中，造成物质循环链断裂，人类自身自然和外部自然均遭受破坏的严重后果——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和资源耗竭。马克思引证了当时的材料，对以谋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 [16] 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扰乱”和“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由此也“破坏”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精神生活”，“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17] 在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中，一方面，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 [18] 加重了土地退化的程度；对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了……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 [19] 另一方面，对活劳动进行疯狂的掠夺，“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造成了个人生产生活环境的恶化，“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 [20] 马克思特别揭露了无耻贪婪的资本家对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的疯狂掠夺与“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 [21]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变换服从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作为人类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的生产劳动成为资本家任意支配自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中介，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 [22] 的基本前提。

第二节 物质变换异化的社会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全面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23] 同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造成物质变换的异化而伤害自然、危害人类的内在必然性，指出在资本积累规律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不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实现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控制着工人，又通过控制工人和生产过程实现对大自然无偿的占有和恣意的掠夺，使资本与利润带上了污染和破坏的特征。

一 物质变换异化的动力

人类在改造自然，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创造人化自然并加入社会运行过程，同时也改造自身的自然，产生人的生命的生活本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 [24] 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内容和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 [25]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是物质变换异化的“原动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遵循着“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26] 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扩张，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积累规律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产生的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因为资本循环受阻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物质变换。在资本积累规律支配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其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家对自然疯狂占用所引起的恶果。“资本能够不依赖于任何独特的自然条件而进行运转；……‘把它的经济支撑体系拓展到如此广泛的地步，以至于它足以毁坏整个生态系统，可它至今仍在不断地拓展’。” [27]

当代著名学者奥康纳运用《资本论》资本积累理论对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分析是十分有见地的。“不管原料、能源以及其他‘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素’的成本是高的且是不断增长的，还是低的且是不断下降的，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都依赖于第I部类（资本货物行业）中的投资的扩大（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说）。第I部类的增长越快，生产率、利润以及经济总体的平均增长率就越高。反过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资源的耗费及衰竭率就越高，同时，那些多余的副产品（污染）就越有可能被生产出来。事实上，某种既定的经济增长率也有可能导致比以前更高的耗费率及污染率。这是因为，第I部类，这个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也是最有害于自然界的。” [28]

二 索取与给予的不对称

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公共资源的矛盾加剧了物质变换过程索取与给予的不对称。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打破原有的相对封闭的物质流动空间和人与自然的生活共同体时，并没有形成与全球性物质流动和物质变换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的生活共同体。资本主义制造了人与自己物质生产地和生活居住地的分离，打破了原有的人与自然的生活共同体，但是却没有形成新的人与自然的生活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更不可能形成新的人与自然生活共同体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 [29] 这种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就是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资本家拼命追求个人利益，为了个人利益的实现不惜牺牲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疯狂掠夺自然资源，使它们由“无主”地公共状态尽快地转化为私人财产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尽可能的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转嫁环境污染的恶果也就是资本的必然选择。“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贸易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各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 [30] 马克思特别关注农业资本家为了在租约有效期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就只使用土地，而不养护土地，以致土地越来越贫瘠的现象，揭露资本主义农业掠夺土地资源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31] 马克思当年犀利的批评在当今仍然没有过时，在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巨大压力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也呼吁重视、解决生态问题；另一方面却采取转嫁危机的自私做法，将“洋垃圾”、工业废料、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夕阳工业转口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美国学者奥康纳用“水龙头”和“污水池”的形象比喻对资本主义生产疯狂掠夺人类共有自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不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被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 [32]

三 物质变换的扩张与生存基础的削弱

资本家把一切物质——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视为创造利润的来源，资本主义生产提高了物质变换的效率，物质变换的加速扩张同时也意味着对物质变换基础的破坏。马克思赞同并重申了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33] 的观点，把土地及各类自然资源等物质变换的要素视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 [34] 但是，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提供的作为物质变换对象的各类自然资源并非是无限的，比如，土地“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 [35]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 [36] 。以高效率而著称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的无限扩张试图突破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制约，势必不计后果地榨取自然界，从而削弱了物质变换赖以进行的自然基础。“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 [37]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38]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把物质变换要素纳入资本对利润的追逐的巨大弊端和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双重破坏，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一方面是对人的摧残和奴役，一方面是对自然的破坏。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物质流动和价值流动，干扰破坏了农业文明时代相对稳定的人与自然的生活共同体，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 [39]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全球范围内的物质流动是为了获取最大化的价值，而不是为了人真正需要的满足，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流动和物质变换只是获取价值的手段。全球性物质流动和物质变换的积极后果体现为价值的增加，这种价值的增加主要被发达国家的少数富裕群体所攫取；而全球性物质流动和物质变换的消极后果即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则主要被不发达国家和贫困人口所承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割断了自然环境特别是土地与生活其上的人们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生产过程、生产结果与劳动者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社会分化和生态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性特征，不能指望资本主义自身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节 实现物质变换的调节控制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视野，提出了消除人类对抗自然的社会因素，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调节控制的前提、条件与遵循的原则，描述了实现文明自觉发展理想目标的现实性，蕴含着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积极平衡的思想。“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40]

第一，调节控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应当奠定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所能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马克思始终将自然视为人类改造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是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式中通过物质变换对自然的占有，如果没有人对自然的改造，也就没有人的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现实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没有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伙伴关系。人与自然的矛盾，直接由人类获取物资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所引起，因此，矛盾的解决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和基础。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把以往的小生产逐步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从而推动了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水平得以迅速提高。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肯定了“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41] 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调节控制的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需要不断地、尽可能地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 [42] 。资本主义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不仅为自己安排了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且正在为物质变换的质变进行着量的积累，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调节控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准备着更为充分的物质条件，为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调节控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需要解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消除自然与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不同的阶级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马克思认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解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从而最终在人类“和解”的基础之上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 [4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的生产将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人民的实际需要，这样就可以合理地控制和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乃至消除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从而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文明自觉发展的转型奠定经济基础。

第三，调节控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必须推进技术进步与工艺的完善，奠定“合理地调节”、“共同控制”的科学技术基础。调节和控制不是要消除人类的需要，也不是停止向自然索取，而是在“索取的同时也要考虑给予”，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为自然建立一种有益于人类的新的平衡而自觉的创造条件。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引起自然界的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调节和控制物质变换的过程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有能力调节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影响，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的系统联系和辩证统一规律，尽可能预料到现在行为的未来后果。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有效手段是理性方式，即人的自我调节和控制。“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44] 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学会认识、理解、预见和控制由于人的行动而造成的自然界变化的长期后果（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人们越来越有可能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以此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成果的应用，丰富了人与自然交往的形式，扩大了人与自然交往的范围和内容，提高了人与自然交往的效率，从而提高了地表自然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对生产的长远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影响进行有利于人类的调节。

以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基础的“调节控制”代替人与自然关系的自发进行是马克思开辟的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道路。它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总结，又是人与自然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起点。“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45]

第四，调节控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必须遵循“消耗最小的力量、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基本准则。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特征的系统，它要不断与周围的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保持有序程度不变甚至使有序程度上升。人类社会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 [46] 只要生产继续发展，这种历史必然性就仍然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资本主义大工业比任何时期的生产活动对生态平衡的影响都大得多，深刻得多，比任何自然变化都更经常、更迅速地多方面干预着整个生态平衡。但是，当人类社会从作为环境的地球系统获取的物质和能量大于其再生产的能力时，地球系统熵增，生态结构趋于混乱，从而将削弱乃至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消耗最小的力量”的原则强调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从而达到对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这就要求尽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资源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产品，尽可能少地以废物的形式排放，同时要注重对废料的再利用。“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原则强调根据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物种生活的特性需要进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一方面要求摆脱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成果产权异化，实现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产权向他们回归；另一方面要求变革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消费理念，使消费欲望统一于合理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形成合理的消费方式。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可能诱发出的一切向钱看的心理，必然刺激起人们的贪婪与不知足，而人类这种贪婪与不知足不仅与资源有限性产生矛盾，而且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实在是自然与人类自己不幸的原因。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2] 同上书，第207—208页。

[3] 同上书，第56页。

[4] 同上书，第207—20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7] 同上书，第21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11] 同上书，第13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15]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页。

[19] 同上书，第28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2页。

[27]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28] 同上书，第291—29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页。

[32]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

[34] 同上书，第209页。

[35] 同上书，第21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0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8—91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929页。

[41] 同上书，第927—928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第九章 物质变换中的科学技术

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近代技术革命导致了整个社会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及其社会化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突出特征。瓦特改进后的蒸汽机成为效率显著、可以用于一切动力机械的“万能”原动机，蒸汽机的应用导致了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古老的人力、畜力和水力被蒸汽动力所代替，大规模生产不仅可能而且成为必要。生活在蒸汽机改变整个世界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欢呼，分析了科学技术在物质变换中的革命性作用，提出了发挥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功能的必要性，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平衡提供技术支点。

第一节 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

科学技术仿佛是承载人类文明急流的河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著名科学史学家萨顿认为：科学的历史虽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但却是本质的部分，是唯一能够解释人类社会进步的部分。科学发展显示了人类对自然界知识的增进，技艺进步为人类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代代相传的科学技术深化了人们关于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扩大了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角度的视野探讨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 科学技术是人类延伸自身自然的手段

科学技术事业是一项高尚的事业，科学研究的目的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古代希腊人崇尚理性和智慧、热爱真理，以异乎寻常的求知热忱研究科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对自然界的认知，探讨自然究竟是什么、怎么样。他们一心只做学问、追求知识，“为科学而科学”。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主流，经院哲学在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教会几乎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文化活动。中世纪的科学研究必须服从宗教神学的目的，关于自然的研究完全从属于《圣经》所阐述的教义，“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 [1] 。

近代科学的兴起开创了人与自然的一次成功“对话”，借助于观察和实验拷问自然，人描绘一个沉默、僵死、被动的自然界，确立了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认识者、改造者和征服者。以培根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赋予科学技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科学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论证上帝的伟大，也不仅仅是为了知识本身，科学的伟大作用在于变革自然，改善社会生活，科学研究的目的专注于了解自然究竟可以为人类做什么。培根强调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知晓事物的诸种原因和它被隐藏的种种运动，就是说扩大人类帝国的领域，实现可能的一切事情”。1605年，培根发表《学术的进展》，为即将到来的科学时代而欢呼。他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发明，认为“在所能给予人类的利益中，我认为最伟大的莫过于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

近代以来，科学等于进步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常识：“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的源泉。……它的实际活动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 [2] 培根在《新大西岛》描绘了以科学为中心的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他断言，知识就是力量；并预言，操纵时代，改善人类生活的力量，既不是宗教和政治，也不是思想，而是机械技术上的发明。孔多塞宣称，科学的发展“独立于任何试图阻止它的力量。除了自然将我们置于其上的地球的延续时间外，没有任何限制”。科学技术的价值追求在于实现人们的社会目的，促进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认识自然、作用自然并使自然资源和环境满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自然可以做什么的知识为基础，人类创造了日益庞大、威力无比的人工自然体系，突破了自身自然力量的生存局限，摆脱了在自然界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弱者的地位。通过作用于自然的工具—技术系统，人借以延长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不断突破自身自然这种有限的物质力量，将自身以外的自然转化为物质性手段，成为生存竞争舞台上的强者。

发端于18世纪中叶的近代技术革命导致了整个社会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科学的技术化和社会化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突出特征。人类应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创造了神奇的生产力，寻求新资料、新能源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瓦特改进后的蒸汽机成为效率显著、可以用于一切动力机械的“万能”原动机。蒸汽机在矿山采掘、机器生产、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导致了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蒸汽机改变整个世界的时代正式到来了，古老的人力、畜力和水力被蒸汽动力所代替，大规模生产不仅可能而且成为必要。1843年《政治经济学大纲》恩格斯为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欢呼：“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 [3]

德国科学家李比希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矿质营养学说，阐明植物吸收的矿物质元素，是其生长和形成产量所必需的。矿质营养学说为化肥工业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以李比希（1803—1873年）为首的科学家发展了农业急需的肥料技术和具有丰富原料的有机化学，首创了前所未有的肥料业，推动了资本主义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仅仅一门化学，光是汉弗莱·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两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 [4]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高扬了人类在与自然关系中的能动作用：其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边界的，“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 [5] 。其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了神奇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6] 其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造福人类，“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7] 。

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了人类变革自然的能力，同时又意味着人类拥有巨大的破坏与毁灭力量，科学技术内部存在背离其价值追求的可能性。当人们还沉浸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喜悦之中，自然界以其特有的方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很清醒地看到对生产力发展起着主要制约作用的自然因素，多次强调劳动只有与自然一起才能构成财富的源泉，告诫人们要警惕自然界的报复。

二 科学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

机器的使用标志着人对自然力的更强大的利用和征服，是科学进步及其应用于工业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机器、科学、大工业对自然的影响，关于科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作用、特征的论述，强调了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一般地说过科学活动属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 [8] 的活动，是“精神上掌握自然”，但是更大量的是他把科学及其应用放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中进行考察，对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科学的性质与作用作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阐述。

马克思认为作为物化了的科学知识和人类对自然的作用的机器的大规模应用所造成的大工业，“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 [9]

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类劳动不过是其“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而在科学进入生产过程以后，人类劳动取得了对这些自然力的控制。用机器这种人类劳动的产物去占有这种没有价值的、大自然无偿赠予的自然力。人需要作为人的手的创造物的机器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像呼吸需要肺一样。而且“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 [10] 。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有可能“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 [11]

马克思批判资本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劳动，从未放过任何不费分文的自然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家曾经不费分文地通过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这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自然力”。既然在现代，机器的应用不仅使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会“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 [12] 那么资本就必然全力以赴地攫取这种不费分文的单纯自然力。把科学的力量也变成“另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 [13] ，并且努力通过机器（以及化学过程）去实施这种占有。

三 资本主义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已然成为历史上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最为重视的一支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大规模运用科学技术力量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先河，生产实践中的科学应用“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 [14] 。马克思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与人类科学技术活动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基本事实，明确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 [15] 。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发展科学技术的历史功绩，“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 [16]

其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构成催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前提。从科学自身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它已经以某种方式进入生产力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必要前提，“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17] 。

其二，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促进了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推广、运用。“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其中也包括成为生产力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前提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整个生产过程不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只有当科学技术普遍应用于生产，“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 [18] 。在资本的统治下，科学所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19] 。体现在机器，生产方法，化学过程等中的科学，所担负的不过是资本的职能，“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 [20]

其三，资本主义第一次提出了大规模地应用科学技术成果于生产的必要性，为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科学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社会化大生产提出了一系列科学问题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研究，“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社会化大生产为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为科学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在资本的推动下，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21] 。

第二节 科技进步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关系随着生产、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展现出自身的历史，标志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深化、实践水平的提升。近代后期科学技术全面发展极大地提升人们能动地认识自然，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22]

一 深化了对于周围自然的认识

近代后期科学的全面发展提升了人们对于周围自然的认识水平，逐渐揭示了地球自然的系统性、整体性及其发展演化的规律性，在认识的层面上为人们作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科学与理性的基础，关于生态环境系统整体性认识有利于促进人类生态意识的形成，促使人们自觉调整人类活动使之符合生态规律。

在前科学时期的欧洲古代和中世纪，人们考察自然的方式主要是整体式的，即对自然现象和过程进行一般性的思考。包容于哲学母体中的科学面对大千世界形形色色不断变化的万事万物显得力不从心，主要通过想象与猜测对自然进行整体的、定性的描述。其时，先哲们首先追问的问题在于：这些千变万化的事物之间有没有统一性？它们的共同本质是什么？他们静观默想世界构成的始基，万物的本原以及万物具有的共性，企图一次性地认识所有的事物是这种的整体式探索方式的基本特点，例如，把万物的本原归于水，而不是单独研究个别实体。整体式探索立足于这样的理论假设：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因而在认识一个事物之前，必须认识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否则，便不能认识这一事物。然而，在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整体式探索存在诸多弊端：总不能很好地理解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观察事实；所作的判断过于匆忙、根据不足；不能具体地认识事物，难以增进关于自然界的精确知识，也就不能准确地解释自然现象。比如，用整体式探索法，人们无法具体考察万有引力，也就得不出引力与距离的定量关系，因而无法解释抛射现象，无法认识行星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和决定行星在太阳系中的轨道。

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古代，人们只能凭借感觉直观、猜测臆想与思辨来认识朦胧、模糊的外部世界。近代科学的兴起开启了分门别类认识具体自然事物与现象的新篇章，定量地描述自然事物的联系确实增进了人们的认识，但是，自然科学的分化发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各个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形态进行研究”，人类凭借科学技术把生机盎然的有机自然分解为许多相互独立的部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在具体化精确化方面获得巨大进展，并据此获得作用自然的现实力量，同时也丢失了对自然界整体把握的能力。

近代后期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划时代成果提供了在精确把握细节基础上整体认识自然的可能性。恩格斯根据科学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实证知识，多视角、全方位地观察研究本来就是统一体的客观世界的途径，从哲学上加以概括总结，揭示了自然界普遍联系的本质，描绘了一幅由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冰冻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图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人们克服对自然的片面认识、形成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正确观念的思想武器。当今生态环境意识正是奠定在关于自然的整体性和人与自然相互制约的理解之上：整体系统的自然观念，即环境与资源，人与自然构成统一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任何忽视自然整体性的活动都将招致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观念，即人类作用自然的活动成为推动自然变化的力量，其后果又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的任何破坏也就是对社会的破坏；全球合作的观念，即人类活动把越来越多的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力量的同时，破坏了自然界并演化成全球性环境问题，必须通过全体人类的通力合作来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

人类社会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与发展，对于两者关系的协调，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借助工具—技术系统，在行动中主动表现主体力量的人。因此，提高人的生态环境意识，提高人的素质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环节。

二 提高了地球自然环境的整体承载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应用，丰富了人与自然交往的形式，扩大了人与自然交往的范围和内容，提高了人与自然交往的效率，从而提高了地表自然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科学的发展，工具—技术系统的改进延伸了人的体力和智力，提高了人的活动能力、扩大了人的活动空间。在当代科学技术的武装下，人对自然的开发已扩展到整个陆地，扩展到海洋，并逐渐向外层空间延伸。人造卫星上天标志着人类克服地球空间局限已经美梦成真，改造火星的宏伟设想为人类进入太空时代描绘了美好的远景。人类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的范围与容量的空前扩大，扩充了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基础。

科学的发展，工具—技术系统的改进使自然界中越来越多的物质、能量进入人与自然交换系统，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是某种加工过了的自然物——工具。当科学和机器介入生产过程之后，科学过程代替了自然物：“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Ⅶ—3］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 [23]

从生产过程来说，这是一种转变，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来说，这也是一种转变，也是向更高级关系的发展。成为生产和财富的巨大基石无疑是两项：一是科学，二是社会化；一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包括科学知识能力——存在于工人意识中的科学）的占有，二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24]

三 提供物质循环与资源持续利用的现实手段

把自然的解放当成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问题。自然的解放是“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诚如马尔库塞所言，“‘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 [25]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表现为赤裸裸的掠夺，造成了物质资源巨大的浪费。《资本论》探讨调节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中提出物质循环与资源持续利用，考察了废料成为生产要素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强调在资源利用方面必须对后代负责，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思想，虽然成书于19世纪的《资本论》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这样的概念。

首先，马克思强调废料可以循环利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资本论》中把排泄物分为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 [26] 马克思以发展的观点审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造成的大量废弃物，独具慧眼地意识到，废料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7] 他进一步在探讨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和节约的各种途径中，强调了生产废料的循环利用：“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 [28]

其次，马克思考察了废料成为生产要素的物质技术条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重视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突出作用，《资本论》在探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阐明了在不追加或少追加货币资本的情况下来扩大生产，指出“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 [29] 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将发现废料的使用价值，将其纳入新的生产过程，实现循环利用。“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 [30] 特别是化学的每一个进步，“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 [31] 。化学工业提供了更有效地利用劳动资料、充分利用废物等自然力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32]

最后，马克思考察了废料成为生产要素的社会条件。《资本论》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角度指出了大规模社会劳动对工业废弃物的利用问题，强调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废料规模达到具有交换价值，才能提高利润率，才能实现循环利用。“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 [33] 在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大量废料的产生使其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具有市场经济价值的规模，可以通过重新出售降低原料费用，废料方能重新成为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34]

第三节 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及其思考

科学发展提升了人类对外部自然的认识，技术进步提高了人类变革自然的能力，由于科学技术内部存在背离其价值追求的可能性，科学技术进步意味着人类拥有巨大的破坏与毁灭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科学理论的时代局限性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负面效应的认识论原因和社会原因，探讨了克服其局限性的路径。

一 科学认识的时代局限性

近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机械决定论。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人们普遍接受了理性万能论的观念，把近代线性发展的机械决定论推到了极端：如果智慧在某一时刻知道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一切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并能把这些材料加以分析，那他就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从原子到天体的各种物体的运动，他对未来如同对过去一样了如指掌。人类似乎取代了上帝，拥有万能的理性和智慧，可以毫无悬念地认识自然规律、把握并改变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模式，从而彻底改变对自然的依附地位。人类视自己为自然界的主人，可以并且已经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同时具有支配自然的权利；视自然为一架机器，可以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与能源。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认识发展的无穷系列中来分析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批判了与近代科学联系在一起的理性万能论，为保持尊重自然的谦虚态度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人们在高扬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应当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其一，人类之理性是大自然最美丽的花朵，是地球自然界达到自我认识的标志，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意识基础。人类理性是以人为中心，建立在对周围环境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 [35] ，因此，人类理性所达到的认识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本质上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局限性。

其二，人类理性之万能存在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无限发展系列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可知论的立场，强调从人类认识的长期发展上看，不存在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诚如恩格斯所言人类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但是，“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 [36] 。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下，受到认识能力与社会因素的限制，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不完善的。

其三，人类理性必须以悟性作为必要补充。一方面，人们必须遵从认识的辩证法，清醒认识到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要充分领悟到地球自然的系统整体性与历史发展性，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善对自然。越是有识之士，越是需要领悟到大千世界浩瀚宇宙人类不知的东西太多了。对于不知的东西，不要妄言，更不要否定，应当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科学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展现为与技术应用在时空维度上的背离。随着科学目的由认识自然怎么样转向认识自然事物具有何种功用，尽管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时间与空间的矛盾。理论科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描述自然怎么样，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取向，发散式的空间取向，在满足边界条件下，基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技术应用探讨的目的则是自然事物可以做什么，采取了现时的时间取向，收敛式的空间取向，以达到满足现代的社会需求。自然怎么样界定的研究对象是普遍联系、无限发展而具有无限性质的自然界。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有限的认识主体，关于自然怎么样的完整无缺的认知实在是悬在天上的一块诱人的馅饼，尽管是科学追求的明确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是一个无限的逼近的过程，科学认知过程中的Ω点可望不可即。认为可以并且已经“毕其功于一役”，达到对于自然的奥秘的完整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科学”狂人的呓语，便是各种伪科学的特有标志。与我们的自然科学关于我们的宇宙的认识的非至上性不同，关于具体的自然事物能够做什么的认知却可以是确实的，或者近乎完美无缺的，从而直接服务于人类现实的需要。诉诸实践，我们可以确实知道梨子的滋味，可以确实利用原子产生巨大的能量，可以制造超出我们自身的人工智能。但是，关于自然做什么的认知必须建立在自然怎么样的知识的基础上，处于普遍联系中的自然界各个子系统在外界力量的干扰下，对自然系统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对于依赖自然界而生存的人类社会又将产生什么样影响，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或者由于已有知识局限而成为认知的盲点，或者由于价值取向的背离而被人们忽视。

二 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

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37]

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两个特点，从时间角度看，由于生态与环境作用的滞后性，其产生效益的周期较长，投资者往往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醒人们要关注其作用自然的行为产生的长远后果，告诫人们要警惕自然界的报复。从空间角度看，由于生态环境的构成因子具有流动性，科学技术环境效益作用范围较广，其受益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科学技术生态功能的发挥更容易受到人们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社会关系方面着手，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造成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社会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目的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当新技术向资本主义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拥护新技术；当新技术不再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反对新技术。数百年来，资产阶级在凭借科学技术创造了神奇的生产力的同时，使科学技术成为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现实威胁。

三 克服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思考

毋庸讳言，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和对抗是与科学技术的应用分不开的。但是，因噎废食，试图通过放弃以当代科学为基础的、现有的工具—技术系统而回归自然需要以极大降低地球人口承载力为代价，无疑是脱离现实的、人们无法接受的方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也只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通过强化其生态环境功能来加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就科学技术进步对于满足需求、保护环境的作用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然颇具启发的见解。20世纪上半叶，贝尔纳论述了科学具有保护环境、开发资源两方面的生态功能：“科学的功能有两个主要方向：消除可以预防的人类祸患；开辟可以满足社会需要的那种新的活动领域。”当代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已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生态功能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进步是硬道理。改变科技落后状态，科技创新是硬道理。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页。

[2] ［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张今校,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454页。

[4] 同上书，第46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

[10] 同上。

[11] 同上书，第38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18] 同上。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

[20] 同上书，第35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24] 同上书，第101页。

[25] ［美］马尔库塞等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27] 同上书，第116页。

[28] 同上书，第9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9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33] 同上书，第94页。

[34] 同上。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42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第十章 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把握人与自然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关系，考察两者在历史发展中呈现系统整体性质，阐发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史和自然史的相互制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质，通过文明的传承而构成统一的人类发展史的基本线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

第一节 人类历史的自然基础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1]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2]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主要方面。一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人类在作用自然的实践中实现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生产出适合人类需要的产品而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奠定了人和人的关系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现实的联系是现实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前提，现实的人和人之间总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以实现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变换。离开社会的孤立的个人仅仅是抽象的存在物，这种抽象物因人类本质力量的缺失而在地球自然生存竞争的舞台上属于弱者，难以直接获得必需的生存资料而无法生存于自然之中。

一 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立场贯彻到历史领域，在社会历史中考察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在现实自然运动的基础上考察人类社会实践，奠定了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

1.传统历史观的片面性

人类现实的自然界首先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是作为与人类协调手段相适应的自然，因此，不同时期的自然观是与人类不同时期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有关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自然，主要并非对自然解密，而是为自然赋义，是理解人的生存方式，理解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自然观，任何民族在其世世代代的生存繁衍中，都会形成与其生存环境相协调的特定方式和理性传统，自然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协调活动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与自然的现实统一性出发，批评了传统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的片面性，指出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抽象自然观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自然观“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3] 在欧洲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哲学家们对理解自然充满自信，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力建构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自然哲学体系。这些自洽的完整体系却难免掺杂着主观猜测和臆想，以此为基础关于自然的理解难以转化为作用自然的现实力量，在帮助人们获得支配自然力的实际能力方面是不中用的。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把人类历史变成了按照上帝的旨意从创世纪到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根据经院哲学的理解，人类只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生意义并不存在于现世的俗世生活而在于来世的天国，于是，人类通过救赎进入天国的终极目标引导着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及人们的全部行为。对现世生活丧失信心的芸芸众生视未来比现在和过去更加重要，对于构成现世生活基础的自然环境并不太在意。中世纪早期，教父安布罗斯反对借助于理性认识自然，在他看来，讨论自然界和地球的位置无助于我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超越于自然之上的人类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基本上从历史中排除出去，至多只是进一步印证了神学的目的论，证明造物主的智慧。诚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一时期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种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 [4]

近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手段弘扬人文主义，赞颂世俗生活，反对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从天国回归到人间的历史观无疑是个伟大的进步，对世俗生活的重视需要发展对自然的理性认识。1623年，伽利略发表了近代自然科学数学化运动的宣言，强调自然遵循其固有的规律发展演化，认识自然首先要面向自然，最可靠的方法是数学，以揭示自然现象和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在《试金者》一书中，伽利略阐述了近代机械自然观的基本立场：“哲学被写在宇宙这部永远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大书上……我们只有学会并熟悉它的书写语言和符号以后，才能读懂这本书。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字母是三角形、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连一个字也读不懂。” [5] 以分析为特点的近代自然科学在认识自然的细节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人们关于宇宙和自然的具体知识比从前丰富了。在科学发展的影响下，近代自然观把有机的自然理解为精致的机械，可以由人们任意加以肢解和支配，从而延续着中世纪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性与片面性，对自然的整体理解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存在致命的缺陷。比起古希腊辩证的整体自然观，这种明显的退步与自然科学进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文艺复兴的机械自然观开始时，同样是类推的，但它是以非常不同的观念秩序为先决条件的。首先，它基于基督教的创世和全能上帝的观念，其次，它基于人类设计和构造机械的经验。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是机械的使用者，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使用石弩和水钟，这些机械的特征还没有明显到足以对他们想象他们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十六世纪发生了工业革命，印刷机和风车、杠杆、水泵和滑轮，钟表与独轮车，以及矿工和工程师大量使用的机械，构成了每日生活的特征，每一个人都懂得机械的本质，创造和使用这类东西的经验开始成为欧洲人一般意识中的一部分。因而导向如下命题就是容易的一步：上帝之于自然，就如同钟表匠或水车设计者之于钟表或水车。” [6]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入分析造成近代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自然观退步的根本原因，一是脱离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把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凝固化，“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与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不同，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着。自然界中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 [7] 二是把自然界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排除出去，割裂了自然与社会的联系，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8]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从认识论和历史观两条途径入手，提出克服脱离日常生活、脱离自然界的自然主义历史观片面性的途径，以最终把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片面理解的静止自然、抽象的人统一到人与自然的现实联系之中。19世纪，近代自然科学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深化了人们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动摇了传统片面性的自然观的神学认识基础，为新历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 [9]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以类的形式——群体同自然发生关系，形成人化的现实自然，个人只能作为人类一分子同自然发生关系。“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10]

2.自然史与社会史互为基础与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出现以后，“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11] 人类生命生产的双重关系把地球自然界发展演化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越少，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 [12]

首先，生命的生产和社会发展必然以自然界为基础和前提，人与自然关系直接表现为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对于人的生存的影响。“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13]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活动构成人类生存的前提。“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14]

其次，地球自然的发展演化已经深深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纳入了社会历史进程，人类的力量已经成为地球自然进化的主导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形成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 [15] 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主体的能动作用得到充分的展示，改变了人类在与自然交往中屈从于自然、臣服于自然的状态。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直接造成对新兴无产阶级的生活与健康的损害，并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长远而持久的危害。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 [16]

与人类相对应而存在的是自然，与个人相对应而存在的外部世界，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17]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自然史和人类史是相互制约的。“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18]

二 “人化”自然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19]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通过人类劳动打上人的印记所形成的“人化”自然。“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20]

青年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里就表达了用自我意识把外在的自然界“人化”的思想。“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 [21] 这样，人就可以摆脱大自然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的存在物。“因此，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 [22] 马克思强调了自然概念的历史中介性，蕴含着人类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加工与改造作用必然性的理解。

人化自然是现实人类生存的基础，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仍然具有对人类历史的优先地位，但是这个自然界已经不是原始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23] 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受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制约。自然对人类的制约既来自于天然自然固有规律的制约，又来自于人化自然的制约，特别是工具—技术系统完善与进步程度的制约。人类社会在发展中形成了全球性的整体存在，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发展中构成一个整体，业已构成地球自然进化的主导因素，制约着地球自然的演化。

第二节 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对社会发展的制约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越少，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 [24]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考察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他们根据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根据工具—技术系统的进步，借鉴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强调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方式制约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25]

一 采集天然物的蒙昧时代

成文史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经历着生命史上最为漫长和曲折痛苦的艰难创业的历程。砾石工具的制造使用说明当时存在着称得起是人的第一批动物；火的使用和弓箭的制造是早期人类最惊人的发明。采集食物和猎取动物相结合的方法获取生存资料被认为是，“人类采取的最为成功、最具灵活性，也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损害最小的生存方式。这使得他们能够扩散开来，穿越地球的表面，进入到每一种陆地生态系统之中，不仅在容易获得食物的有利地区能够生存，而且在北极、冰期欧洲的苔原和澳大利亚及南非这样干燥地区的严酷条件中也可以生存。 [26] ”对于使用简陋工具从事采集狩猎生产而刚刚脱离动物界的早期人类而言，绝大多数群体只能依靠着很少的物质以生存下来，因为他们可以得到的食物总量很少。人对自然界低水平的作用能力必然承受着强大的外部自然力的高度制约。“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27] 人类早期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与统一的本质是人对自然的依附，人与自然界存在的“自然宗教”关系表现为“依附—臣服”的特点。

第一，由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的生存活动囿于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个体的生存依赖于部落，人们的交往局限在家庭、部落等特定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形成以血亲为纽带的协作集体，实现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展……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他们都仍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 [28]

第二，原始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人对自然的臣服为代价，自然产物的有限性限制着人口的数量。个体和群体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的产出。臣服于自然的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以控制人口数量，保持较小规模的群体，以便不过分地榨取所处生态系统的各种资源，来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压力，通过一些为当时部落公众所普遍接受的社会习俗，如杀婴、弃婴、丢弃病弱的老人等途径，减少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以保持人口与食物来源之间脆弱的平衡。这种文明时代被视为极其野蛮的手段当时却是符合道德的，因为，通过限制人口数量来限制食物需求总量是人们在特定区域持续生存的必要前提。

第三，人类社会实践的目的表现为与自然抗争、克服自然压力，以满足生存的直接需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面对着庞大的地球自然界及其丰富的资源，面对着异常强大的、外在的自然力，满足需求与发展的社会目的的实现形式主要表现为如何向自然界索取财富。至于人类作用自然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及自然的消极后果则无关紧要，似乎与需求的满足、社会的发展关系不大。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低下并且人口规模相对比较小的古代，简化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突出人作用自然的社会定位的单向性，似乎有其合理性。“从启蒙时代开始，人类就只能在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尽情享乐中寻找他们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人的需要和欲望、梦想和追求，都被囿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中了。” [29] 但是，这种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观点无疑给人们追逐短期利益提供了思想保证，导致了人类的不当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历史的考察证明了这样的事实，采集狩猎群体对环境的最大影响是通过不加控制地捕杀动物，可以在整个大陆范围内对动物数量产生影响，甚至造成物种的灭绝，从而影响了食物的供给并最终导致了对生存与发展这一社会目的的背离。

第四，原始人类征服自然力的理想借助于虚幻的形式展现出来。原始人并不甘心臣服于自然，他们缺乏作用自然的现实力量而只能应用人类理性的狡黠在想象中征服自然，作为人与自然臣服关系的补充。对原始人来说，巫术和原始宗教是人类能够借以向外部世界施加影响，并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意愿来塑造外部世界的手段。尽管手段是非现实的，影响是虚幻的，却表现了原始人类渴望挣脱巨大的自然力的束缚，控制、支配自然力的愿望，超越自我的追求。在这种似乎是野蛮与粗陋的形式下，蕴含着一股无可遏制的冲力，剖开巫术神秘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到以虚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人类的主体能动作用。

二 自然物增殖的“野蛮时代”

新石器时代发生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特殊农业工具如锄头、镰刀、连枷、手磨等，陶瓷制造、采矿、石器制作、纺织技艺等相互联系的发明像潮水一样涌现，为人们清理耕地、耕种、田间管理与收割和照管家畜等提供了工具技术方面的支持。人类的主体能动性转化为作用自然的现实力量，禽畜养殖、农田开发与农作物栽培促进了农业、畜牧业的形成与发展，人们通过家畜的饲养、作物的栽培和陶器的制作，有意识地创造新的物品，农业文明悄然而至。作为更多努力的回报，农业文明在发展中实现了自然物的增殖，可以在一个较小的土地面积上提供更多的食物，标志着人类社会由拾取自然物、顺从生物环境到控制生物环境、实现自然物增殖的转变，初步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附地位。

第一，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本质上的新关系。一旦人们从土地种植中获得的食物超过在广大地面上猎获和采集的数量，人类对天然食物的依赖就大大减少了，人们就不再寄生于动物和植物，长期以来控制、支配自然力的追求已经部分成为现实。

第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交往与分工。当工具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进至“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时，以各个个人受自然界支配为基础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也就进至人们受劳动产品支配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 [30] “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31] 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缓慢地增长，有组织的社会的发展及其越来越强的能力，就能够支持越来越多的人不去直接从事粮食生产，这就构成了后来人类所有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那些人类重大的文化进步和智力进步，没有一样是可能的。

第三，生产力发展催生了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农业文明时期，劳动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产品的剩余直接引发了社会内部的压迫和战争，推动了部落共同体的解体，催生了以剥削为标志的阶级社会。农业的发展，带来的是强度更大的粮食生产方式和定居社会，就本质而言，它对世界所有地方都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剩余粮食用来养活越来越多的宗教和政治上层人物，以及一个为这些上层人物提供供应和服务的手工艺人阶层。剩余粮食的重新配置要求一个广泛的控制机制来管理运输、储存和再次分配，这就导出了社会内部一些强有力的中央机构。……原本广泛平等的社会已经被界限分明、在拥有财产上极为不同的社会所取代。“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32]

第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及其对土地资源的依赖，随之而来的两种直接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加的人口，对周围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人口和生产对土地的压力一开始只是局部的，但是随着农业的扩展，它的效应也在扩展。（人类对环境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砍伐森林导致森林被毁，破坏植被导致土壤侵蚀，扰乱土壤营养循环过程土地盐碱化等）……创造人工环境来生产粮食和定居社会的增多，不仅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集中到一起来了，而且也意味着对人类社会来说，要逃脱自己活动所带来的后果是更为困难得多了。在那些特别敏感的生态系统中，在那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扰特别集中的地区，社会的基础也就被破坏，最终导致它的崩溃。 [33]

农业文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空前的，也是有限的，自然物的增殖无法摆脱对生物水土资源的依赖，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数量的需求，并付出了生态环境破坏的代价。

三 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

工业文明开启了全面开发、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的新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征服—惩罚”的特点更加突出。蒸汽机技术、内燃机技术、电力技术等奠定了近代工业文明的技术基础，大规模的生产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工业化的大生产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品不断制造出来，财富像泉水般从地下不断涌现出来，极大地提高了现有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从农业文明时代的40人/平方公里提升到160人/平方公里。“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成为工业文明的主旋律，人类迷信理性的力量，对自然的征服、掠夺达到登峰造极的疯狂程度，同时付出沉重的代价。工业文明的到来是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分不开的，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成为推动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自然物的加工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破坏性特点，批判了利益集团掠夺全球性资源违背了社会公正性。

首先，世界历史性存在促进了人与自然交往的普遍性。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开拓世界市场，使全球范围内的普遍交往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34]

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35] 在大工业条件下形成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奠定在全球性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全球性分工条件下的生产与世界性消费必然使大工业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和所影响的外部环境愈来愈具有全球性的性质，不同群体与自然的交往关系愈来愈突破局部地域的局限，而且愈来愈受到他人与自然交往的影响，全局上看，人类全体与地球自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的交往不断地突破已有的活动领域。

其次，资本掠夺资源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以“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加速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必然性。他们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追问其掠夺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原动力，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祛魅的自然仅仅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归宿。“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 [36] 人类作为地球生物进化过程质变的产物，不仅共同拥有土地与资源，而且共同依赖于土地与资源，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连他人的健康与生命都可以牺牲，掠夺性开发、滥用人类共有资源恶劣行径的存在更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资源开发占有的不平衡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加大了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他们采取了经济和非经济的手段肆无忌惮地占有全球性资源、利用全球性环境容量，以超强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率先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当全球性资源被一部分人所“强制和垄断”，也就意味着其他民族、国家和阶级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遭受侵蚀，当大多数人不得不为他人的发展牺牲自己发展的权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合理的，即人就不可能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自己本性的条件下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当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尚不具备“合理性”的时候,“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就不可能完全消灭。在深入分析资源占有不平衡的祸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符合逻辑地提出了打碎旧的社会制度或体制，实现社会变革，建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新的社会制度或体制的必要性：“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37]

第三节 人类实践水平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38] 。

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特征的系统，以劳动为中介从自然界获取各种资源以满足需求，实现系统的熵增为零甚至为负。物质变换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实质，展现了人类生活的现实内容。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39] 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 [40]

人类社会的适应是用技术装备来适应的。“人类社会在自己的技术装备中给自己造成人工的器官体系；这些器官也就表现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直接的、积极的适应。” [41] 长期以来，制约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主要因素在于人类自身的能力，如何突破自身自然这种有限的物质力量的限制，扩张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基本需求，成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主导方面。

一 依赖关系

在文明史早期，人类借以延伸肢体与脑力的技术能力低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只能依赖大自然的恩赐，主要拾取直接构成食品的现成生物资源以满足生存的需要。广袤的土地提供的现成产品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的生存需求，食物供应的巨大压力迫使原始部落不得不采取近乎残酷的手段以抑制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以解决人类自身的天生构造所具有一种大量增殖的趋势与生活资料天然再生产的自然规则之间的不平衡。“确有一些民族……在杀害儿童，窒死老人，用药物来阻止天然的生育过程。” [42] 对于刚刚脱离动物界的早期人类，“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43] 人对自然界低水平的作用能力与低水平的社会形态是相互适应的。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工具—技术系统的不断改进与完善，人类开始支配越来越多的自然力时，也越来越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与此相应人类也从原始社会进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

二 征服关系

工具—技术系统的进步提供了人类有效突破了自身自然束缚的现实手段，以借助外部自然的力量实现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升级。如果说农牧业的出现实现了自然物的增殖，把人从大自然生态食物链上的高级物种中提升出来，那么，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通过人与上帝之约，使人们借助神权获得超越自然的心理保障：宇宙是可以认识的，人可以支配上帝创造的外部自然；尽管经院哲学提供的方法在观察、实验等实际过程中是不中用的。以认识自然为己任的近代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44] 科学知识与工匠力量的有机结合推动了工业革命，以“万能的原动力”蒸汽机为标志的工具技术系统的革命性变革，人类获得将“外在的自然”大规模转化成“为我的自然”的物质性手段，拥有了利用自然对抗自然的现实力量，成为地球生存竞争舞台上的“强者”。

工业革命赋予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以丰富的科技内涵，科学技术的进步形成了“向自然索取资源”的物质变换新模式。首先，科学技术进步扩大了人类实践的领域，扩展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活动的半径，使深部地质、大洋深部、外层空间的天然自然不断成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扩充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45] 其次，科学技术进步丰富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内容，地球自然历经亿万年地质演化存储积累的物质在日趋强大的工具技术系统的外在压力下，不断纳入物质变换的进程。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工业生产通过寻求新质料、新能源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成为工业文明时代几个世纪来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原动力。人类创造了神奇的生产力，加速开发的各种矿物资源奠定了扩大生产的基础，自然物的价值增殖实现了财富的积聚。第三，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效率，推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加速进步。“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46]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47] 大工业以其不断加速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所具有的无比优越性而把全球带进工业文明的浪潮之中。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仅加深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与对抗，而且造成了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与差距。一部分民族、国家利用了发展时间差，在全球范围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的基础上率先进入了现代工业文明，从而造成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削弱了其他后发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追究了资本对资源、生态破坏作用的原动力：自然仅仅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归宿。“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 [48]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讨论土地资源时强调，土地资源是人类共有的，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不是土地所有者，而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进而揭示了掠夺性滥用土地与土地资源应当属于人类共有存在的深刻矛盾，“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49] 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方面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问题，提出了人类对于资源持续利用的历史责任，上述前瞻性思想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即使在21世纪的当代，对那些就土地等自然资源不负责任式地开发滥用的人们，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心灵上的震撼。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证了以“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50]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一方面加速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另一方面导致大量的废弃物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

三 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这种统一是在人的实践发展中历史地形成，是“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 [51]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既往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批判中，探讨了私有制条件下人对人的剥削与人对自然的剥夺的相关性，当社会发展被一部分人所“强制和垄断”，而另一部分人不得不为此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合理的，而当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尚不具备“合理性”的时候,自发发展的文明带给人类的只能是荒漠。他们描述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文明自觉发展的转型，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和谐的现实可能性，认为只有当“人类本身的和解”真正实现的时候,“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 [52] 从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推论出打碎旧的社会制度或体制，实现社会变革，建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新的社会制度或体制的必要性：“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53] 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解创造必要的社会前提与基础。“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54]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55]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56] 自然史必然要走向人类史，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追求，由此生态哲学也必然从面对自然走向人类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能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来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自由人首先是摆脱强制分工制约下的奴役劳动，必须以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为前提和基础。认识水平的提高是人们能够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以认识自然的规律为我所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缩短了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物资资料生产的时间，使得人们获得充裕的闲暇时间，实现个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目的却为了满足企业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当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的时候，置于优先地位加以考虑的往往是利润。19世纪，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了西班牙种植场主糟践自然的粗暴行为，他们“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 [57] 这种谋取眼前直接利益的短视行为在私有制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 [58] 揭示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59]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对自然极具危害。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并没有过时。20世纪中叶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阻止谋取利润的冒险，50年代末，参加美国反对污染、保护环境工业会议的200家最大的垄断资本家发表声明，断言保护自然界的措施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破坏企业制度的竞争结构，因而不愿支付保护环境的经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废弃物船运出口事件有禁无止，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的工业、生活垃圾大量转移，后果堪忧。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一股反对环境保护的思潮。他们认为所谓环境问题是环境保护主义者臆造出来的产物，整个地球状态安好，因此，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是一种可耻的浪费。针对政府的环境保护措施，他们提出，如果我们能就此醒悟并且使政府不去干预公司的话，情形就会变得更好。以上事实说明以追求利润、实现增殖为目的的资本在本质上与环境保护全球化是相互矛盾的。事实上，某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祭起环境保护大旗的前美国总统戈尔，以造成肥沃表土层损失的美国农场水土流失为例，分析为什么没有“在小小水沟生成之前加以阻止”的原因，指出“部分答案在于：租用土地以求短期赢利的人们往往不在乎土地的未来”。 [60] 他们也提出采用国家调节方法作为形成“社会—自然”关系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补充，加强国家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干预，加强管理，以达到促进人类国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目的。但是，在一个充满利益冲突的社会里，剥夺者不仅剥夺他人，而且剥夺自然，满足公共利益、保护公共草地的整体和全球要求的环境政策究竟能够存在吗？保护古老的农村公共用地只需不同利益方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保护全球公共用地——世界海洋和大气空间依赖超越所有权利方之上的强有力机构。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中，人们很难想象此类有贯彻力度的机构的存在。

当国家对主导经济的干预手段越来越不得力时，对在环境政策中采取与市场协调的措施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事实上的理由很确凿：工业知情人要比国家的监督官员明白得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哪些能源节约潜力以及怎样阻止有害物质产生。最有效的措施通常是由经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非在条款的执行中完成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当国家威胁要进行干预时，经济才会在环保领域有所作为。工业从未主动采取减少烟雾的预防措施，虽然它们能够处理改善燃料的利用状况。能产生经济利益的环境技术主要是“管道终端预防措施”，这种措施仅仅转移了有害物质，使之离开人们的视线，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当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似乎还需假以时日，市场经济以其调节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高效率在经济领域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主导作用。应该按马克思的教导，建立一个摆脱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实现人口与环境的和谐，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稳定”的市场经济模式。

第四节 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的统一性

马克思关于“人创造环境，环境创造人”的论断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与外部自然存在相互创造、相互适应关系的理解。一方面，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生态圈之一员的人类，在自然的物质循环中维持自身生命的状态，在主动适应外部环境中推进文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作为地球生物演化质变的产物，人类借助于不断完善的工具—技术系统，在能动地改造周围自然界以适合自身自然生存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代地球自然演化的主导力量。“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61]

一 人类支配自然的必要性

人类作为地球生物进化过程的质变，在与生态系统的联系中产生了具有新质的两个结果，使其区别于其他动物。“首先，人类是唯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其次，人类是唯一的扩展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之中的生物，而且还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 [62]

人类生存于地球自然之上，为了人的需要和利益而干预自然系统，是人类生存与繁衍所必需的，显然，这种合目的性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人对自然的“支配”、“统治”，他们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从积极的方面肯定了人对自然的支配与利用。然而，如果无限夸大满足人类需求的必要性，无条件地把必要性转变为必然性，那么，将导致人们在观念上藐视外部自然，在实践中违背客观规律，人类在实践中对自然的支配将失去其合理性。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而强化，为人类支配自然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不仅在行动上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强化，而且,在观念上和思想上也都进行着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论证。” [63] 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一种认为人是宇宙中心的观点，这种观点最初起源于原始人类抗争自然力的想象。中世纪神学创世说借助于托勒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宇宙天球说，强化了人类中心论。按照这种世界图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宇宙是上帝为了人创造的，因而人是宇宙的中心，被赋予征服、利用和统治自然界的权利。这种神学唯心主义观点的核心是一切都以人为尺度，通过人与上帝之约而获得的上帝赋予的权力，由此符合逻辑地推导出人统治自然的必然性并付诸实践。近代以来，理性万能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中心论，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是为了了解自然的奥秘从而找到征服和统治自然的途径和手段；人类发展经济的唯一目标是开发资源利用自然以取得经济增长。人类中心的价值观曾经推动人们同自然界抗争，似乎取得了对自然界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它忽视自然界而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当前人类面临世界环境退化的严重形势是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一种后果。“支配自然”的观念前人早已有之，强化这种观念并转化为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的实践则是由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变革造成的。西方近代思想家们总的来说对“支配自然”的观念是持肯定态度的。尽管在近代科学技术中产生了“自然支配”的观念是事实，但是，持有“自然支配”的观念，与实际上能否支配自然并非同义。

二 人类支配自然的条件性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建立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认识自然规律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类才能够支配自然界，“成为自然界自觉的、真正的主人”。人类“支配自然”的自由存在于认识自然的必然性之中，“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64] 。

随着人类认识与实践的发展，人类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与支配”。恩格斯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技术革命的发生为背景，说明了人如果能够“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确实可以“支配”和“控制”自然。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深化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取得了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人类通过大规模开发矿山获取资源，制造机器扩大生产，开挖运河便利航运，垦殖荒野拓展耕地，引水灌溉滋润土地。但是，即使在上述人控制自然的成功实例中，人对自然的控制也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不论科学和技术如何发达，受历史制约的关于自然的认识总是有限的。特别是依据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实践地运用于自然，究竟会引起什么问题，要做到完全预知是不可能的。因此，恩格斯提醒人们：“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65]

三 人类支配自然活动的社会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必须通过结合成一定的社会组织才能实现，他们分析了相应的社会条件对于支配自然的重要性。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考察了亚洲国家政府对于外部自然条件的控制状况及其影响，“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66] 。马克思很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支配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支配自然的实质在于对自然进行有效的管理；对自然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亚洲国家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将导致自然条件的恶化而失去自己全部的文明。

恩格斯分析了招致“自然界的报复”的双重原因，一方面，人类对自然发展演化规律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往往难以预见到人类行为对自然造成的“往后和再往后”的“结果”，或“较远的自然后果”。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对于“支配自然”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是从实现价值增值的需要把自然作为资源来利用，仅仅依据“集团利益”来对待自然进一步扩张了由于认识局限性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实践的发展，当代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演绎出自然报复的事实，足以警醒世人：对待自然的人类“利益”尺度势必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贫困。第一，关于自然界究竟哪些对人类有“利益”的判断，受到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制约，某一时代认为对人类没有“利益”的，随着对自然认识的提高，会发现对人类有“利益”。第二，只从人类“利益”的角度对待自然的做法，把人类与自然的丰富、多面的关系，当作一种单面的、贫乏的关系，贬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能只考虑自然眼下是否对人类有“利益”，更要重视人与自然之间长久的、多面的、丰富的关系。

四 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本身的和解”成为真正的现实，到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 [67] 因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这种统一是在人的实践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68] ，亦即自然史必然要走向人类史。在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自然”，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它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原生态的“荒野”有着本质的区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是真正的人的哲学，而不是自然的哲学，不是“自然的唯物主义”或“客观自然主义”；同时，我们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相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哲学最为可贵的地方，这就是：它不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主张人类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换句话说，它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通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实现的积极的和谐，而不是人通过回归自然而实现的消极的和谐，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后的和谐。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交往的扩大和发展。“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69] “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70] 实现社会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平衡方式是历史的必然。实现这一转变，强大的人类应该对脆弱的自然给予关怀。我们不仅要发展科学技术，强化这一物质技术基础，我们更要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关系相互制约的观点出发，通过人类全体的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5] 转引自吴国盛《科学的历程》（上），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6] ［英］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1] 同上书，第8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4] 同上书，第66—67页。

[15] 同上书，第113页。

[16] 同上书，第114页。

[17] 同上书，第8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9] 同上书，第67页。

[20] 同上书，第79页。

[21] 同上书，第37页。

[22] 同上书，第5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5] 同上书，第24页。

[26] ［英］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29] ［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页。

[33] 参见［英］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78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35] 同上书，第11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37] 同上书，第385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40] 同上书，第215页。

[41] ［俄］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42] 同上书，第139—140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8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55] 同上书，第310页。

[56] 同上书，第308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59] 同上。

[60] ［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62]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63] 同上书，第3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456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0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70] 同上。

第十一章 人与自然的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活动的历史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解，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人类实现了生物进化史上的质变，既是自然的，又超出了自然；人与自然的同质性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性，而人与自然的异质性又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解的现实性。人与自然和解的基础是人的活动规律和客观规律的统一、重合，人与自然和解的实质就在于：“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1]

第一节 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目的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唯物史观的“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2] 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终目的，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是人与自然和解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之所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在人类与自然力量对比处于劣势下发展起来的，它们具有物质、理性与进攻性的特征。

首先，人与自然和解将满足人们的需求置于优先地位，以克服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目的的背离，实现发展的社会目的的回归。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面对着庞大的地球自然界及其丰富的资源，面对着异常强大的、外在的自然力，满足需求与发展的社会目的的实现形式主要表现为如何与自然抗争、克服自然压力、向自然界索取财富。至于人类作用自然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及自然的消极后果则无关紧要，似乎与需求的满足、社会的发展关系不大。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低下并且人口规模相对比较小的古代，简化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突出人作用自然的社会定位的单向性，似乎有其合理性。“从启蒙时代开始，人类就只能在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尽情享乐中寻找他们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人的需要和欲望、梦想和追求，都被囿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中了。” [3] 但是，这种片面性观点给人们追逐短期利益提供了合理性的保证，在人类具有强大改造自然的能力之后，加剧了人类的不当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尖锐对立、对抗，背离了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目的。

人与自然和解既要否定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物质享乐主义和对自然的掠夺，又必须强调以满足人类需求——包括衣、食、住、行和就业等基本需求和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为基础和前提，突出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赋予发展主体的社会目的的极端重要性。

其次，坚持在发展中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需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必由之路。人与自然的和解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即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为基本前提。解决贫困问题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应有之义。满足生存需求是没有道德的，人们为了生存，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是不择手段地从自然中获取生存必需品，面包与空气之间，人们为了眼前生存的需求而选择了后者，我们绝不能忽视人们这种追求生存的自然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已经提醒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对于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极其贫困的条件下，人们“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4] 进一步掠夺、剥夺自然也就难以避免。深陷困境的人们为生存而付出昂贵的环境代价，而环境的破坏又使贫困人口陷入更加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中，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这种“贫困—破坏—贫困”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削弱人类全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导致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对处于贫困状态下的人们在生存压力下的艰难抉择深表同情，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极大丰富的社会产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才有望破解贫困与环境恶化恶性循环的怪圈。当前我国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中使贫困人口能在资源有限性条件下保证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并走向富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最后，人与自然和解是个历史进程，在人类世代发展的系列中实现，体现为生存与发展权利的代际公平——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下一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马克思关于持续利用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论述已经蕴含着环境资源代际之间共有、共享的思想。各个时代人类满足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实践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因此，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5] 。环境共同性与环境影响的滞后性，在当代人与后人之间出现利益的一致性与利益主体在责任与义务上的不对称，人们对于自然的所作所为总要由后辈人来承担。当代人正在承受着工业化对自然的“胜利”所产生的第二步、第三步的影响，承受着先辈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严重祸害。尽管我们已经并继续为前人的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这并没有提供我们转嫁危机的权利，即加大掠夺自然的强度从而进一步削弱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地球是向子孙后代借贷来的，而不是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持续性要求赋予当代人双重的任务，既要消除前人造成的环境祸害，又要为后人留下一个美好的环境，至少不要进一步祸害环境，当代人每一个他人的未来的责任集中体现为对整个地球环境的责任，需要在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的发展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打破“掠夺—发展—祸害”恶性循环的怪圈。

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目的定位，强化了人类在人与自然系统中的主导地位，赋予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以崭新的内涵，突出了发展的主体只能是人，揭示了这一社会目的的系统整体性和历史发展性，从而为人们争取生存与发展的代间公平与代际公平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节 人与自然和解的理想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探索在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寻求人与自然和解的理想路径，要求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 [6] 。

人类应当善于把握自然规律、抑制生产的盲目性，通过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方式来达到挣脱盲目的自然力量的束缚，控制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力量。“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 [7] 因此，人类有必要依靠消耗最小力量来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以最低的资源消耗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降低物质变换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进步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引为自豪的成就，对于提高人与自然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效率，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合理物质变换，促进生产从资源耗费型向资源节约型的转变，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人类与自然和解需要实现观念的变革，从自然的历史演化中理解人类支配权的暂时性，从自然的普遍联系中理解人类支配权的相对性，从而赋予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础地位。现实责任：我们已经无法改变祖先们对于环境的所作所为，也解决不了子孙后代的环境问题，但是我们有责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把现在就能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不应该也不允许进一步增加子孙后代的负担。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目的的内在诉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高度相关性，生态文明强调人类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人类与自然和解强调人类文明的基础是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并且具有唯一性、有限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构成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外部自然界一方面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和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自然界作为弱势的对象成为人类精神的无机自然界。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与自然交往的范围经历了外延不断扩张的进程，当前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地球的空间限制。1969年，“阿波罗”计划的成功表明人类可以克服地心引力而飞向太空其他星球，但是天文数字般的高昂费用（人均4500万美元）使得移居球外天体只能是极少数人的一种奢望。并且，“生物圈二号”实验的失败证明了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人类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营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二号”。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茫茫宇宙中，人类没有可以召唤的近邻，没有可以停靠的现成空间基地。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适合人类生存的场所只有一个：“我们的宇宙”即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法突破地球环境的容量、地球生物圈的再生能力和承受能力。深化对制约发展的环境因素的认识，不仅定性而且定量地考察环境的容量、生物圈的承受能力，为实现持续性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其次，人类与自然和解引导人们摆脱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抗而走向和谐。人从自然界分化产生出来，在“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强大自然力的压迫下，作为自然界的对立物，“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 [8] 。为了克服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的恐惧与崇拜心理，基督教义赋予人以仅次于神的地位，从而拥有对自然的无上权利，《圣经》告诉人们，自然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性、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近代科学的兴起否定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神学假定，却把生机盎然的自然界描绘成沉默、僵死、被动的世界，将其分解为一组组可以操纵的客体，在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自然存在的合目的性——满足人的需要。两者异曲同工之妙表现为致力于确立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使人与自然关系成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文明人走过地球表面，在他们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印度河畔的巴哈马文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的突然消失，曾经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两河流域的衰退，文明人留下一串串足迹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工业革命急剧扩张人作用自然的规模，从而使人类行为对自然的负面影响具有全局性与长期性的特点。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终于形成急剧改变地球的环境趋势，演化成为当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十大公害”事件，在20世纪末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足以警醒世人：生态环境问题不仅直接制约着当代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未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威胁；不仅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威胁着地球上生命系统的存在与演化。进入新世纪，科学家再次发出警告：人类正在主导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处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当然也难逃其他生命所面临的厄运。

最后，人类与自然和解的系统整体性。以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最高追求，必须确立整体主义的价值追求。生存与发展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另一部分人发展的权利为代价；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不仅是人们应该拥有的权利，而且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前提。假如一部分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受到损害，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环境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我们都属于一个比我们更广大的世界。

早期人类社会在对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追逐过程中，人类整体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抽象，仅仅是分解为各个具体的社会共同体的算术和。随着生产、分工、交往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来各自孤立的共同体逐步联系起来了，人们的生产、消费及其依赖的环境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形成一个在各个方面互相交往的、互相依赖的世界联系总体系、世界交往总链条，人类的命运、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经构成一个整体。然而，由于体现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滞后性的时间特点和广泛性的空间特点，由于各个不同的个体、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仍然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对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思考被追逐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阴影所掩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破坏了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如果说，人类共同利益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与具体行为主体的现实利益产生矛盾，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动力机制具有相当的难度，那么，以包括人在内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共同利益为目标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则更是困难重重。可持续发展确立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目标，强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系统整体性和历史发展性，强调生存与发展机会的代间平等和代际平等，指出代际平等和代间平等是以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的自然界——地球自然环境为中介，提供了解决矛盾的现实基础，在理性框架下努力探索逼近这一理想的现实途径。

严峻的事实迫使人们认识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真理，可持续发展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生态环境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整体的前途与命运与地球生态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三节 人与自然和解的主导力量

人与自然和解的现实主体是社会实践中的人，强调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作用，人类必须承担起管理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作为地球生物圈特殊的智慧生命，已经成为地球自然进化的主导因素，必须承担起与这种作用相适应的责任。环境和环境保护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且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诉求。发展需要付出代价，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需要付出代价，需要人们承受部分的局部利益、当前利益的牺牲。在人类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哲学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继承这个传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批判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指出它们的问题不在于坚持物质本体论，而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对物质本体“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9] 换言之，“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缺少辩证法和实践的内涵，因而无法解决自然世界如何过渡到人类世界的问题，无法正确解释人类的历史” [10] 。

一 劳动产生人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分析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时，强调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会改变人自身的自然，也就是使人自身的体力更强健、头脑更灵活。他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11] 人首先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始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12] 自然界的先在性、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神学历史观才否定自然界的先在性，否定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意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思想。“他（指费尔巴哈——引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13]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 [14]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 [15] 自然界对人的这种优先地位不仅指人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指自然条件直到今天仍然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或不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坚持自然界的基础地位，但又强调人的实践能力的创造性、人对自然地改造与利用，同时指出，人的实践活动、能力不能超越自然界所设定的前提、界限和条件。人类的力量不是表现在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而是表现在对自然的热爱、敬畏、协调与和谐，表现在能够认识和正确地利用自然规律——这才是人与自然的正确的关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表述了劳动实践在人的自我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却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16] 。但在这里的认识仍未摆脱抽象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神圣家族》的探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敌视人的性质；恩格斯则阐述了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指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17]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18]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19] 从自然史过渡到人类史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是通过劳动实践的中介产生现实的个人的结果。

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根据自然科学的实证材料，阐明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经历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有机界到动物界、再从动物界到人类世界的过程，明确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基本观点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确立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20] 人的需要永不停止，从而人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活动也永不停止；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人的行动、生产实践的动力——人类就是这样在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推动下进行生产劳动，生生不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 [21] 以上这些论述表明，人类历史的产生根源在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换言之，人类的生产活动产生了现实的人，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人类的历史。

二 现实的、社会化的人是人与自然交往的主体

人通过劳动实践实现自我创造，使人脱离动物过渡到人类世界；现实的个人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史的开始。在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时，特别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22]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23]

个人是社会的细胞和分子，人类历史的演进发展就是建立在有机个体存在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的人”的存在是和他的生活状况密切联系着的。“现实的人”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原人”或“神人”，而首先是自然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人首先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是针对那种“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 [24] 人提出来的。现实的人具有动物性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由人的肉体组织、由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延续决定的。这是现实的个人的肉体的、活生生的存在，因而是个人的现实性的一种表现。

“现实的人”既是自然的存在，更是实践的存在；是自然存在与实践存在的统一。人们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能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25] 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也就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反过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也“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那么，人们是怎样生产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取决于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增长“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为什么人口因素对生产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呢？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 [26]

恩格斯认为，要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 [27] 。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什么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本质。从历史行动中去考察，还会进一步发现，人不只是自然的和实践的存在物，而且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 [28] “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 [29] 马克思指出：“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30] 显然，这里的“交往形式”绝不仅指物质生产交往一种，而是包括人们之间的所有的交往活动。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就构成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里不仅不是循环论证，而且恰恰是对二者实际状况的辩证说明。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讲了交往对人类文明的作用后紧接着写道：“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惟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 [31]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同期，因而马克思所说的交往概念指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当是肯定无疑的。依据马克思对交往的理解，我国有不少理论工作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概括，其中刘奔先生的概括最具有完整性。他说：“完整意义上的交往范畴，概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交往活动是人的个体活动加入和转化为社会活动总体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社会活动总体的各要素在不同个体或集团中分配的基本形式。” [32]

因此，凡是现实的人都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孤立的个人无法进行生产，一定方式的生产必然会提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者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会形成生产者彼此之间的不同的联系和关系，这已为人类几千年的发展所证实。

三 人的社会关系的提升

实现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统一必然以人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动物界的全面提升为基础。19世纪中叶，恩格斯在哲学高度上对由一系列文化与环境的挑战和应战组成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行了宏观的理论抽象，指出人类历史发展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即人们由处在“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的控制之下，向“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渡。恩格斯把这一过渡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概括为人类从自然界的两次提升。

第一次提升指的是:“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 [33] 人类整体是地球生物长期进化的产物，古猿在特定的内外部条件下进化而来的，物质生产劳动使动物变成人。在劳动中形成人自己的社会化类本质——手脚的分工，语言的形成，思维能力的提高，工具的制造使用等，使人成为一个具有新质的自然存在物而区别于动物种群：“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34] 然而，在现代公有制产生以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能预见的作用在历史发展中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这一阶段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以盲目作用的形式出现的。

第二次提升指的是：“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 [35] 实现第二次提升需要社会关系的变革。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36] 。

两次提升的历史过程，就是人不仅从物种关系方面而且从社会关系方面把自己从动物中提升出来，最终揖别自然界而驾驭自然界的过程。人离狭义的动物愈来愈远，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通过将以往异化的社会关系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掌握自己社会行动的规律，合理地调节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真正实现社会和自然的和解。

两次提升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了生活，人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自然界不能自动为人类提供现成的生活资料，人类只有依靠改造自然界才能生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摆脱匮乏与贫困，实现与自然的和解。贫困意味着削弱了人类生存的基础，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解的障碍。在极其贫困的条件下，人们为了生存，首先加以考虑的恰恰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是不择手段地从自然中获取生存必需品，而不是精心地保护生态环境，我们绝不能忽视人们这种追求生存的自然本性。在面包与空气之间，饥饿的人们为了生存而选择了前者，往往忽视了后者是长久生存的基础。这种选择的后果导致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付出昂贵的环境代价，而环境的破坏又使贫困人口陷入更加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中。统筹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破解贫困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是人类自我提升的先决条件。

两次提升现实的外部基础是地球自然系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作为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场所，地球自然系统具有唯一性、有限性和不可逆的特点。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奋斗过程中，已经对所赖以提升的地球自然造成严重伤害而面临生存的危机。面对两难困境，目光短浅的“顺其自然”将是致命的，人类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应当承担起对地球自然系统的责任。人类应当准确认识其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人类不应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消费者和管理者，与自然共命运的利益攸关者；人与自然处在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下，人类对自然破坏越大，报复就越大，人类发挥主体能动性，反之，维护和管理好自然，地球自然将成为人类实现两个提升历史使命的“福地”。今天，我们在认识方面，应当跨越人类时间尺度，揭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指数增长趋势的隐蔽性背后的欺骗性， “未雨绸缪”，透过“十大公害”事件和20世纪末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界潜伏着的巨大危机；在实践方面，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人类历史发展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向转折，推进人类自身的第二次提升的进程。

第四节 文明的自觉发展

“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壤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 [37] 马克思恩格斯告诫后人：文明如果是自发的发展，留给人类自己的只是荒漠。现代文明发展的出路在于我们能否吸取历史上某些古代民族的教训，化解文明过程中的人与自然的对抗，走文明自觉发展的道路，避免重演“文明人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的悲剧。

进入新世纪，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我们只有自己这样一个盟友，而同时我们自己就是敌人”， [38] 人类必须克服自己的缺陷，依靠自己的努力，保护有限的资源，在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范围内进行合理的发展，扭转现在所存在着的急剧改变地球和威胁地球上许多物种，包括人类生命的趋势，以保持生产力不致下降，人类生活条件不致退化，乃至人类文明不致毁灭。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对于我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课题，探索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平衡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将提供我们面向未来的思想支点。

在文明发展道路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我国人类活动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自然资源总量大，人均量小，资源短缺已经对社会形成全面性的压力和危机，构成我国实现现代化、摆脱贫困的进程的主要障碍；我国国土环境具有先天脆弱的特点，人均只有一小片的生存空间，迫使我们必须以10倍的努力来呵护我们的生存空间。党中央根据我国面临着发展与环境的双重压力的基本国情，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并实践着文明的自觉发展道路。

首先，文明的自觉发展应当立足于人的发展这个特殊中心来考察、处理、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寻求在利益机制和环境保护理想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其次，文明的自觉发展应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当前，我国仍然处于资源型经济发展阶段，一方面，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但是，留给我们的是特别狭小的生存空间、十分脆弱的生存环境和日趋贫乏的矿物资源。另一方面，我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至3.5倍，平均每人每年搬动土石方的数量是世界平均值的1.4倍，整个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和环境支持系统已经受到严重损坏。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标志，那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牛文元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在长期追踪基本国情分析，建立模型进行计算机有效运算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有序地通过三大基本台阶，实现三大基本目标，即理论上所称的三大“非对称零增长时间节点”。一是到2030年，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二是到2040年，实现资源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三是到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 [39]

工具—技术系统是人类实现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中介，科技创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必由之路。通过科技创新改进、完善工具—技术系统，提高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能力，也就是提高适应和推动自然、经济与社会复杂系统协同演进的能力，将为我们提供自觉调整自身行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控制自然界朝向利于人类方向发展的手段与途径。首先，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丰富了人与自然交往的形式，扩大了人与自然交往的范围和内容，从而提高了地表自然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为人与自然的和解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科技创新推进技术进步与工艺的完善，提高了人与自然交往的效率，提供了靠最小消耗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可能性，为开发、利用废弃物开辟了广阔前景。再次，当代生态、环境科学的进步提供评价、预测人类活动对生物圈和整个自然环境的影响的手段，以及防范、控制、消除上述影响的途径，创立专门为恢复生物圈的自然条件服务的生产部门，恢复因人类活动而遭到破坏的环境已成为可能。

再次，文明的自觉发展应当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导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环境资源问题具有空间弥漫性、时间滞后性的边界自由的特点，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现实的、具体的地区、集团的利益与未来的、似乎抽象的全局利益的冲突将加剧，已经成为人与他人和解的聚焦点。人们都希望环境得到根本好转，但却指望他人付出更大的努力而使自己分享到更多的好处。这种“搭便车”的心态指导下的环境保护实践，正在毁灭着资源环境这块“公用草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全局性环境趋势就是环境保护中“自扫门前雪”必然后果。尽管发达地区的天更蓝了，草更绿了，但是生活其上的人们依然无法逃避温室效应、臭氧层漏洞造成的祸害。在国家、阶级、利益集团仍然存在的今天，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建立，两种历史相互制约的思想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社会史的层面解决自然史的问题显得更加迫切。其一，努力实现均衡发展，落后地区能够得到环境保护急需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缩小、乃至消除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在共同发展中实现两者的和谐。其二，建立以利益与补偿为主导的驱动机制，使环境保护的最大利益超越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让人们明确两者的和谐符合人类对最基本、最大的利益的追求。其三，动员广大民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事业，激励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机制，为两者的和谐奠定最深厚的基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3] ［美］杰里夫·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10] 叶汝贤：《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哲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3] 同上书，第7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15] 同上。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9] 同上书，第6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21] 同上书，第80页。

[22] 同上书，第6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

[24] 同上书，第73页。

[25] 同上书，第67页。

[26] 同上书，第67—68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9] 同上书，第49页。

[30] 同上书，第6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

[32] 刘奔：《交往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34] 同上书，第383页。

[35] 同上书，第275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3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38] ［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39] 参见牛文元《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三篇 文明自觉发展的探索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问题域中的一个显问题，陷入了发展 “困境”的人类如何摆脱困境而走向文明的自觉发展，理性的人们不得不进行深度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由于其辩证的唯物史观和寻求人类解放的社会批判特征，受到了“困境”中的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关于生态问题的哲学思考，被当代理论家用于生态学思考与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用于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人类困境’的解答，并在与为这一困境开出的后现代哲学和‘绿色资本主义’药方的对话中生长、发展出当代各种生态哲学。” [1] 诚然，由于社会实践和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曾长期被“遮蔽”，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很多学者持有异议，但是，在时代变化的挑战与应战中，当代的思想家们在不断地叩问马克思，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断地回到马克思却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对环境的应战和对马克思文本的不断解释过程中实现的。

在生态环境方面使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我们不了解的事情，而是我们自以为确切无疑而实际上恰恰不是那样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正确世界观的生态哲学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其前瞻性、普适性的智慧，可以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给我们启示和指导，提供我们走出困境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的生态哲学思想，不仅引起我国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近年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而且成为了俄罗斯（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得到广泛的传承和深入的研究，彰显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划时代的理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更在于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对于我们探讨当代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的途径，积极探索人类文明面向未来自觉发展的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在中国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勇于进行理论创新，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在60余年的艰巨探索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方面，无疑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我们从早期注重认识自然、支配自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到改革开放以来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强调保护环境、尊重自然规律，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面对“一穷二白”的现状，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已然成为新生的共和国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认为，“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负担的压力”，长期以来，没有一个中国政府使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进而预言，共产党政权同历届中国政府一样也将因无力解决当时的4.75亿人的吃饭问题而“天下大乱”。 [2] 尽管艾奇逊先生的预言难免为帝国主义在华半殖民主义统治的被终结的仇视情绪所影响，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样的事实：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这一时期，发展生产力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在“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没有发展成为严重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研究重点在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控制自然、支配自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经济需要突破双重困境，一方面，社会生产力低下，由于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制度的压迫，“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 [3]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极端落后，尽管在个别领域有一些凤毛麟角的大师级科学家，但中国科技发展总体上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年！ [4] 针对新中国“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的基本国情，毛泽东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认为在没有负担的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坚信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其次，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发挥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发展生产力，追赶经济发达国家，毛泽东以科学的态度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强调必须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态。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定义科学为“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中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目的：“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5] ”毛泽东从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立场出发，表明了科学理论与人类改造自然活动密切相关的思想，把发展科学技术视为与所有制革命同等重要的历史任务。

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同生产结合，在于其最终转化为生产力，如果只是抽象地从理论意义上认识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其与生产的联系，将会导致科学本身的价值发生畸变，扼杀科学自身的生命力。1956年，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基本形成，不仅科学技术整体发展水平大大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且为科学技术事业今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克服了国际封锁的不利局面,自力更生，基本建成现代化工业体系，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特殊背景下，这一时期我国理论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探讨的重点在于如何发挥人的主导作用，在外部自然的必然王国中争取自由，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关于尊重自然、适应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区”，其价值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这既有现实历史的原因，也有理论研究方向的误导。

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和接纳的主要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排斥态度。由此造成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哲学从总体上可以界说为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以这个固化的教科书模式作为最基本的哲学理论框架和解释原则，去建构包括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美学和科技哲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并用它去研究、评述和批判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理论、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潮。这种情况造成了哲学研究的僵化以及对现实问题关注的偏差。尔后，中国又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受极左思想路线干扰，我们更是简单地把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现象，而社会主义国家与此无关，因此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不足，甚至完全缺失。20世纪中叶，欧美国家爆发的“八大公害”事件引发新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潮，推动了西方学者的生态哲学研究，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掀起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的高潮，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几乎同步探讨了全球性问题等相关主题，我们的研究明显滞后于时代的要求。

第二节 20世纪末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主要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现阶段我国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以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科技在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位的推动作用，经济建设必须靠科学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1989年，我国提前实现邓小平分三步走战略安排的第一步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一番，全国总体解决了温饱问题，成绩斐然，举世瞩目。但是，我国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并且已经付出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沉重代价。日趋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进步的瓶颈。同时，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构成了当时中国哲学的宏观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基础。以建立发达的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过程，现代化所实现的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造成了包括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紧张等在内的“全球问题”。

伴随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度推进，三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容不断更新与丰富,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呈现出批判与突破、返本与开新的多维发展态势。新的理论生长点的不断被挖掘不仅繁荣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开展,加快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以及民族文化之核心，也有力地回应并介入了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从而进一步推动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关怀思考。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进一步打开了封闭的国门，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和深化，人们的认识视野得到了拓展，了解国外思潮的愿望也日益迫切。适应这种需要，在众多学者积极引介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背景下，徐崇温率先开拓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于1982年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它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奠基之作。自那以后，我国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引介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尽管起步明显滞后，但是发展比较快，并且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在我国迅速崛起。随着俞吾金、陈学明、衣俊卿等众多学者的加入和相关研究的持续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中国哲学界开始超越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以“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比较集中地探索了“哲学观”问题、“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发展”问题、“两大哲学思潮”问题和“中西文化比较”问题，从而展现出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化的研究前景。国内学者关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研究开始的，进而转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研究的再研究。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研究内涵，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

余谋昌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环境哲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学术界发表了这个领域的首批论著以来，先后出版《生态学的信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生态学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专著12部，发表论文100多篇。这些著作提出环境哲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领域的初步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开拓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余教授创造性地提出 “生物工程”、“工业生态学”、“生态工艺”、“仿圈学研究”、“生态价值”、“生态文化”、“灾害生态学”等概念，这些新概念不仅有助于人们在思想意识上理解人与自然关系，而且其中有些已在国民经济建设实践中有所应用。余教授的《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一书，从我国古代环境哲学思想开始，经由现代与当代发展阶段，上升到生态文明理念的阐述，为我们全面展示了人类环境思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以及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1988年，周义澄的博士论文《自然理论与现时代——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新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论述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历史发展，基本原则及理论地位、现代意义等，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有三个基本含义:自然作为一切存在物的总和——物质、作为人的环境、作为人类活动要素。这三个基本含义是相互关联的，共同体现出如下的理论特征:客观实在性、社会历史性，人的实践性。因此，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物质的、实践的、具有社会历史特征的自然概念。此外，他还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四种基本形式：适应的、受制约的关系；实践的、需要的关系；伦理学的、道德的关系；美学的或审美的关系。

1988年，周穗明的《智力圈理论——现代人与自然》一书出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作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借鉴苏联学者维尔纳斯基的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试图对智力圈建设中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协调发展指出哲学论证。该书以现代生态学等“大科学”的发展为背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有关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能力的发展、人的活动在当代的复杂制约性、人与自然崭新的依赖关系等问题，指出富有新意的哲学概括。

刘湘溶教授多年从事生态伦理学研究，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生态意识论》《生态文明论》《走向明天的选择》《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等著作多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00余篇。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为指导开展生态伦理学研究，强调以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维护人与自然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融为一体，通过生态伦理学研究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生态伦理学》一书中，作者探讨了自然道德的特征与功能、自然道德基础、自然道德评价、自然道德规范，构建了逻辑自洽的生态伦理道德体系。

1994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郇庆治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这部书可以看作我国第一部系统阐释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到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主要从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出发，阐释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和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论证了他们在根本观点一致的前提下思路和思考的特色，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在继承传播中的发展和曲解，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问题上的不同视角，马克思着重着眼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思想，恩格斯侧重于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进行哲学上的总结，总体上达到对自然界唯物辩证理解的时代新水平。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佘正荣的《生态智慧论》，该书展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作者强调生存智慧实质上就是生态智慧，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一切智慧最原始、最深刻的根源，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古今中外蕴含生存智慧的思想，书中辟有专门章节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及其现代反响的问题。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的生态思想使他们无愧为人类生态学产生之前的伟大的生态思想家，对于启发当代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思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6] 书中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人和自然关系的生态哲学观点；人和自然关系的科学观点；物质生产的合理化和物质变换的新形式的设想；关于物质变换的自然进化后果及其社会历史制约性的思想。同时作者还对苏联学者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了述评。

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著作与论文还有很多，不仅在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和框架中梳理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及自然观方面的理论，而且还借鉴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紧密结合时代提出的课题。

第三节 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

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的进步，而且还表现为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生态的破坏来换取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我国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并且已经付出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沉重代价。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人类活动强度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至3.5倍，平均每人每年搬动土石方的数量是世界平均值的1.4倍。日趋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进步的瓶颈。2005年3月30日，联合国发布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提供了人类面临问题的最完整画面：在过去五十年里，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速和广泛；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生态服务功能正在不断退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退化在未来五十年内将进一步加剧。作为组成这幅画面的重要部分，我国“生态退化非常严重，数字触目惊心”。我国人均只有一小片的生存空间，特别狭小的生存空间，十分脆弱的生存环境，人均拥有自然资源的相对贫乏，在经济与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下；先天脆弱的特点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强调通过发展方式的变革、经济结构的调整、消费模式的转换等途径，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解决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以适应和推动自然、经济与社会复杂系统协同演进。

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仅标志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意味着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面对新的问题。以理论的方式面对现实，中国哲学界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思考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为深入地探索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最为严峻的迫切问题。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再次掀起高潮。特别是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了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学者们逐渐从以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国外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事实上，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其中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展，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更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和思想资源。

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环境保护在国际不同场合的呼声高涨。对发展的哲学反思和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哲学和科学的“显学”，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撰写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中国，中国政府把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要四个文明共同发展，形成国家社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论文和著作。如果说我国20世纪末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哲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那么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再次掀起新的高潮。

2000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了林娅的《环境哲学概论》，在此书中第七章作者专门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环境理论。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学说是深刻的，具有预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理论的基本思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与地理环境的双重性；二是人化自然——人类本质的客体化及其二重性；三是人与自然关系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

2002年1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解保军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与生态学关系研究上作出大胆尝试。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自然观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上提出“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并从现实自然观的特征，从自然与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从自然界的新拓展，从生态自然观、可持续自然观和生态美学自然观等多角度论述了马克思自然观的新特征，诠释了对这种自然观的新理解。指出这种自然观至少具备四个含义:即本体论维度的物质自然观、实践论维度的人化自然观、历史论维度的社会自然观和生态论维度的生态自然观。认为马克思在他的自然观中，阐述了人类通过对大自然生存依赖的方式、生产实践的方式、科学理性的方式、心理情感的方式、生态伦理的方式和审美艺术的方式去达到人化自然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生态哲学的基本维度是人文关怀，把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统一起来是他们一贯的主张。

2002年6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傅华的《生态伦理学探究》，书中作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评析西方生态伦理学的是非得失，同时评析我国学界研究生态伦理学的现状，对西方伦理学所提出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作者认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一方面强调人类在改造社会并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要从人类自身的利益来考虑问题，使自己从自然界盲目的力量统治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自由”的获得不仅是靠消耗最小的力量来调节人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是从“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出发的。书中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的发掘和阐发，对于推动我国生态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体系，是颇有意义的工作。书中提出了解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重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

2002年9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春晓的《环境哲学新论》，该书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和自然理论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新发掘中西文化中地理环境思想方面精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该书有专章论述马克思地理环境理论的特色：“生产—劳动”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的中介；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人与地理环境关系变化形成的三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与社会双重压迫中彻底解放的社会形态。

2004年4月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卢风、刘湘溶主编的《现代发展与环境伦理》，在该书第五章，由韩立新撰写的，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环境伦理。作者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其独特的社会批判特征和历史地位，在环境破坏日益加重以及环境保护思想的勃兴，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受住各种环境保护思想的挑战。认为从环境思想的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做单一的自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生态社会主义的三种解释都有失偏颇，马克思主义应是三者的统一，是扬弃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主张靠变革社会制度去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社会主义。

2004年，王正平教授的著作《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出版。作者怀着对自然环境与生俱来的深厚情感，面对工业文明给自然环境造成的全球性损害，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着以下的环境伦理问题：“人类应当怎样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行为态度是否存在伦理道德问题？人与自然之间应当确立怎样的价值理念？” [7] 作者在书中简要考察了环境哲学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渊源，比较完整地梳理了现代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的各个流派的主要论点，并对其加以分析评价。该书的研究成果对于环境伦理学回答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理念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和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

2007年7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在本书中作者首先提出“马克思有生态思想吗”，并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与现代的生态学思想“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都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甚至在哲学思维方面远远超越了当代生态学的视野”。 [8] 为了论证这一结论，作者从法兰克福学派：从技术批判到生态危机理论，奥康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克沃尔“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到福斯特与伯克特“马克思的生态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评述了西方学者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方面研究的理论成果。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研究，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关于人口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论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学论述等诸多现实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现代生态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刘仁胜的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历史给予了基本的勾勒，对于我们系统了解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2007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本炬的《论实践生态主义》，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研究的特色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探索，试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框架和逻辑体系。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质是实践生态主义，认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统领生态哲学，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作为生态哲学的出发点，而不能用自然观的前提和出发点作为生态哲学的出发点。由此该著作提出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基础。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确立了实践主体论，科学地解决了人的“三维二重性”问题，实现了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用实践观统领生态哲学的历史前提，它的历史前提是现实的人（主体）、他们的活动（主体实践）、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主体实践条件）三方面的内在统一；用实践观统领生态哲学的历史出发点，它的历史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物质生产”、“物质实践”，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有机结合、内在统一。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给予人们以深刻的生态哲学启示，即他的出发点不是现实的“人化自然世界”，看不到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作用，所以他就不能对工业化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及其根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刘本炬的《论实践生态主义》观点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质是实践生态主义，并对其有较深入的论述，给人以很好的启发。

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道进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该书作者认为马克思环境哲学是当今各种环境哲学思潮中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最现实的科学，是塑造生态文明的重要哲学基础，是对西方环境哲学的整合与超越。为了论证这一结论，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性”范畴为“纲”，以对象性的人、自然的对象、对象性活动（劳动或生产）为“目”，织起“自然—对象性活动—人和人的社会”的非线性之“网”。在此基础上，作者针对当前西方环境哲学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各自存在的理论症结，以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本为依据，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本体论维度、价值论维度、方法论维度、认识论维度、辩证法维度、历史观维度，六个不同视角系统挖掘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是我国目前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较为深入的一部力作，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环境哲学）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专著外，新世纪中国学者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其一，翻译了国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其中较为有代表的有：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卞崇道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著作观点的共同点就是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理论的价值性，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给予解读和挖掘。它们的翻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的繁荣，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更多的中国学者将视角转向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其二，出版了一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著。其三，发表了诸多关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及马克思的自然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相关内容的研究论文。限于篇幅，本书在此不再作一一的介绍。

[1]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1511页。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4] 《强国之路》，《科技日报》，2009年9月24日，第1版。

[5]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6] 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7] 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2页。

[8]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俄罗斯的传承

在后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中，俄罗斯（苏联）的哲学家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他们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过一些歪曲与教条化理解，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俄罗斯得到高度认可，而且在全球产生了重大影响。1999年，俄罗斯哲学学会曾以20世纪俄罗斯有影响的哲学家为题作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前30名哲学家中，包括列宁、弗罗洛夫等在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占据了近半数席位。 [1] 这充分说明了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们在当今俄罗斯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而生态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组成部分无疑是这些贡献中的一个亮点。

第一节 早期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

在早期苏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探讨颇具特色。以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而著称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福斯特高度评价苏联的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思想：“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态科学”， [2] “列宁在苏联进一步发展了守恒和生态学思想，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肥力的退化和土壤养分循环的断裂提出了警告”。 [3] 这些生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宝库。

一 普列汉诺夫：环境通过生产力影响社会发展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十分重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普列汉诺夫第一次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全面的自然环境学说，为唯物史观补充了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把马恩的自然环境学说系统化，并且发挥了马克思的自然环境学说”。 [4]

普列汉诺夫初步考察了地理环境学说的历史发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系统地批判了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的理论错误，系统地分析了地理环境各种因素对于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有机体以及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各方面的作用，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和阐明了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是生产力的函数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基本原理。

首先，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了其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地理环境决定论坚持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推导出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与此相反，地理环境非决定论则完全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与社会现象各有各的规律，并不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起作用，而是人的理性和智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对于他们所坚持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间单一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说：“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 [5] 普列汉诺夫首先指出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者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 [6] 与此相应，普列汉诺夫也坚决反对地理环境的非决定论论调，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始推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 [7] 、“自然界本身，亦即围绕着人的地理环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 [8] 普列汉诺夫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批判澄清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打开了大门。

其次，普列汉诺夫认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地理环境因素通过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作用。普列汉诺夫说：“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但是人与人的居所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关系在它们所产生的后果中构成了一个有规律性的过程。要辨明这个过程，必须首先考虑到，自然环境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9] 也就是说，在研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起作用的过程中，地理环境通过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作用，从而对社会发展起作用。生产力成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一方面，人类社会通过发展生产力，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地理环境又通过对生产力的制约、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关于地理环境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见解，即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10] 。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的这种“可变的量”的变化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人的生产力越是增长，社会的人跟自然界的关系就变化得越快，人也就能更加迅速地使自然界服从自己的控制。” [11]

再次，普列汉诺夫通过这种“可变的量”合理地说明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他通过考察对地理环境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对社会发展作用的具体表现，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地理环境及其各种因素同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形成时期，“环境使得前肢和后肢之间的肢体分工成为有利的”。 [12] 人的手足分工、直立行走及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智慧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些转折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人类的部落在最低的发展阶段上就相互间发生关系，彼此交换他们一部分生产品。这就打破了影响每一个部落生产力发展的地理环境的界限，而加速了这种发展的行程。不过，很明显的，这种关系的产生和保持的难易也是依地理环境的特性为转移的。” [13] 物品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人们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物质材料，制造出用来满足自身消耗的产品和改造自然界的工具体系。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更决定着人们制造的产品和工具的性质。“无论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物品的性质，或者是人们自己为着同样的目的而生产的物品的性质，都是受着地理环境的特性来决定的。” [14] 普列汉诺夫说：“地理环境的贫乏或丰富，曾经给予工业的发展以无可争辩的影响。” [15]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地理环境中的有些因素有时候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限制因素，在另一些时候则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而原来那些有利的地理环境因素又会转变为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如“海洋使人们接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而在生产力较低的阶段上……海洋却大大地阻碍了被它所隔离开来的各个部落间的关系” [16] 。当前社会中，海洋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起到为人类提供物质、能源的作用。这个问题说明了“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这种关系都和以前不同。地理环境对于恺撒时代的不列颠人的影响和对现代英国居民的影响大不相同” [17] 。

最后，普列汉诺夫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地理环境性质的不同造成了社会发展速度与进程、社会结构的不同。普列汉诺夫认为，由于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导致了人们共同生活的形式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氏族生活方式让位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进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进程。“这里有许多东西也依赖于该社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但人类发展的‘地理背景’毕竟无疑地表现出强烈的影响。” [18] 其次，普列汉诺夫认为地理环境的不同对社会制度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即使在生产力发展程度很低的条件下，也不是在一切农业民族当中都产生了专制君主政权。在历史上农业公社共和联盟的例子难道能说很少吗？在这种场合下，除了农业劳动条件之外，还必须注意黑格尔所称为的‘世界历史的地理背景’。农业公社共和联盟几乎完全是在多山的或者得到自然界保护的国家中产生的。但是，另一方面，居住在大河两岸广阔的平原和盆地上的农业民族，到处都是在专制政体下形成起来的。可以作为例子的有中国、埃及，不幸还有我们的俄罗斯”。 [19]

作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全面的自然环境学说”的创立者，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辩证关系的理论探讨，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状况出发，对地理环境的作用作出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揭示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的理论观点无疑是深刻的，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尽管受到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思想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二 布哈林：社会与自然间的平衡

尼·布哈林是早期苏联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普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列宁曾称他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 [20] 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他所提出的在劳动实践促进下的自然和社会平衡的理论。

第一，布哈林认为自然界是社会的“培养基”。布哈林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要素之间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不管是人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动物物种之一的人，以及人类社会本身，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这个巨大无限的整体的一部分。人永远也不可能逸出自然界。甚至就是在人征服自然界的时候，他也不外是利用自然规律为自身的目的服务”。 [21] 人类社会对自然界存在依赖关系，“如果我们把社会当作体系加以考察，那么这个体系的环境就是‘外部自然界’，即首先是我们的地球及其全部天然的（自然的）特性。脱离开这一环境，就说不上什么人类社会。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培养基。这就决定着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2] 自然界是人类从事一切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和自然基础。

“只要环顾一下我们周围，就可以看到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关系。”布哈林认为，土地作为人类衣食之源，既是劳动对象，又是劳动资料；海洋首先起着天然边界的作用，但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又相反地变成最适宜的通路；海岸的影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适不适于作港湾；地表的作用，通过动物界和植物界表现出来；适于利用的岩石是营造各种建筑物；有些矿藏成了移民和殖民的最主要原因（例如金矿和银矿曾把西班牙人带到美洲）；土壤的特性同气候一起决定着植物界的状况；水的意义首先在于作为饮用水，继而是农业用途和动力用途；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各生产、生活部门都产生影响，如在寒冷地带的冬天不能住在帐篷里，而在炎热地带无须取暖 [23] 。自然界中所有的资源和条件成为人类社会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这些物质资源的基础上，社会才能进行生产活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一起，构成现实劳动过程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直接参与社会生产产品的形成。自然资源的丰富与匮乏，直接决定着社会生产成果的数量与质量。

第二，布哈林具体分析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及能量的交换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积极适应的结果，即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斗争中平衡。人类是自然界演进到一定阶段产生的，说明自然界具备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属性，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各种必要的条件，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质保障。没有自然界，也就没有人类和人类组成的社会。但是，自然界的演化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它既存在作为 “培养基”哺育人类社会的积极方面，也具有不适宜于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降灾肆虐的一面。两者的统一制约着人类社会发展速度、方向、方式。如土地的面积大小、性质状况、肥力程度，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人类有史以来各种自然灾害、地质灾害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消极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与自然灾害的抗争。

布哈林认为，自然不会为人提供现成的产品，人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所需要的产品。然而人类个体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满足人的更大的需要，就必须在生产中结成人与人的关系。人通过劳动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社会。人类社会要存在，就需要从外部自然界汲取物质能量，并且从自然界汲取的能量越多，也就越能适应自然界。获取自然界物质能量数量有所增长，社会才能进步。在布哈林看来，社会的生产过程是作为人类社会积极适应外部自然界的过程，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布哈林形象地说：“地球上从喧嚣的怪物般的大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的角落，人们像蚂蚁般奔忙，给自己寻觅‘口粮’，使自己适应自然界，同时又使这个自然界适应自己。” [24] 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造自然水平的提高，人们通过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从地层深处挖掘出煤和铁矿石，并制造成机器，借助这些机器在各个方面进一步改造自然，“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作坊”，人们用隧道贯穿山岭、乘巨轮横越海洋、从空中运送货物、在地上布满铁轨、在海底铺设电缆。 [25] 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运动中，人作为有智慧、有理智的特殊物种，应该最大限度地驯服自然力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化”了。人的自然属性确定了人是整个地球生物圈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这要求人们的活动必须遵守生物圈的活动规范，按照生物生存的基本规律，去维护自然界正常的发展演化过程。人的社会属性则要求人按照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布哈林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如何，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

第三，布哈林认为生产力是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标志，生产力精确地反映了社会与自然界平衡及平衡的性质。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就需要从外部自然界汲取物质能量，这决定了社会同自然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布哈林认为，“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 [26]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的具体内容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布哈林说：“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就是该社会的社会劳动工具的体系，即技术装备。在这种技术装备中反映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 [27]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需求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社会在自己的技术装备中给自己造成人工的器官体系；这些器官也就表现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直接的、积极的适应” [28] 。生产的发展使人类可以作用的自然界范围越来越大，也就使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越来越大。

布哈林认为生产力精确地反映了社会与自然界平衡的性质。他认为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开发出来的有用的数量和社会劳动的消耗量之间的关系。布哈林通过分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三种形式，即简单再生产的过程、积极再生产过程和消极再生产过程 [29] ，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不断破坏和恢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劳动生产率十分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整个‘平衡’。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环境与体系之间那种相互关系的指标，它决定着这一体系在环境中的状况，它的变化标示着社会全部内在生活不可避免的变化”。 [30] 社会的发展可以用社会劳动生产率来体现，生产力增长的条件下，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性质是一种“带正号的动的平衡” [31] ，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

社会的发展水平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布哈林认为，作为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标志的生产力，具体体现为社会工具的体系，即技术装备，“技术的变动引起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变动” [32] 。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33]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技术装备的综合水平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直接影响着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形式，影响着社会创造产品的方式。只有技术装备的不断提高，才能确保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由于人类活动而造成的消耗和污染，实现节约型、高效型、生态型增长，实现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积极的平衡，即布哈林所称的“带正号的动的平衡”。

三 列宁、斯大林的生态思想

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的列宁和斯大林，虽没有直接地进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但他们都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他们在探讨认识自然、社会改革等方面的内容时都表现出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曾在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自然计划，这是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生态实践活动之一。

1.列宁论人与自然关系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并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如对农业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发展了这一思想。

第一，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认为人是在自然界长期演变中发展而来的，同时作为自然界最高产物的人及人的意识对自然具有现实的能动性。一方面，在人是自然长期演化的产物的问题上，列宁指出：“自然科学肯定地认为：在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和任何生物的状况下，地球就已经存在了；有机物质是后来的现象，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34] “化学的东西向有生命的东西的转化，——看来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35] 列宁从人类起源方式上表明，人是由自然演化而来的，其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和自然关系思想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列宁认为人及人的意识虽是从自然演化中发展来的，但却是作为自然界化的最高阶段客观存在着的，“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不依赖于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 [36] 在这里，列宁表达了人对于自然的积极的能动性，“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37]

第二，列宁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阐述了尊重自然及其规律的思想，并提醒人们应该注意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认为不是人借助机器进行工作，而是机器借助人进行工作，意图贬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贬低工人在劳动中的作用。列宁强烈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无限夸大机器的作用，贬低人的力量是不可取的。列宁说：“一般说来，人的劳动是无法代替自然力的，就象普特不能代替俄尺一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人只能在认识到自然力的作用以后利用这种作用，并借助机器和工具等等以减少利用中的困难。” [38] 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应该积极地探索、认识自然规律，并且利用这种规律，发展生产力、改进生产工具，而不能妄图违背或取消自然规律。

在农业中人造肥料与天然肥料的选择问题上，列宁批判了资本主义批评家提出的放弃天然肥料使用的观点，认为这些批评家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他从物质循环的视角分析了天然肥料使用的合理性：“十分明显，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实：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就在目前，一些大城市周围也还有一些农田利用城市的污水进行灌溉，使农业受益很大。” [39] 城市污水特别是人的粪便的合理利用，对于农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而人造肥料的大量使用，在增加了土地肥力的同时，也给农民带来了负担。列宁从城市与农村、城市废弃物（生活垃圾）的处理与农业生产资料的获得的角度强调土壤肥料的使用，这种资源循环利用思想与当代生态系统观和循环经济理论高度吻合。由此可说，列宁是“最早倡导绿色农业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早倡导循环经济的思想家之一” [40] 。

第三，列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中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是相互制约的”观点，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长期以来，旱灾一直是困扰俄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一些“反动派”坚持认为旱灾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很多俄国南方和东南方地区的土地是不适合于农业的。列宁批判了这种理论的片面性，指出某些土地之所以不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原因只是由于地主和富农的掠夺性耕作和农民的贫困。他证明，资本主义的农业方法无可避免地要导向土地的消耗，导向经常的收获低落，这种现象反映了革命前俄国农业的社会现实 [41] ，即“资本主义建立了大生产，产生了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生产力受到掠夺。人口集中于城市，使土地无人耕种，并且造成了不正常的新陈代谢。土地的耕作没有得到改善，或者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42]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城市污染与工人生存环境的恶化。列宁引述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大城市生存环境污染状况的描述，他说：“在大城市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 [43] 列宁认为，工人的贫困，居住环境的恶劣，绝非“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 [44] ，而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造成的。最后，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批判了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毫无顾忌地对殖民地原料的破坏性掠夺，在这种掠夺过程中造成了殖民地环境的破坏。

2.斯大林：积极改造自然为人谋福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长期承担重要的领导职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思想宝库。

第一，斯大林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关于人起源于自然的思想，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斯大林基于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材料，指明了自然界的发展演化历程，认为“地球原来是炽热的熔浆，后来逐渐冷却，然后生出植物和动物，随着动物界的进化出现了一种猿猴，最后才出现了人类”。 [45] 斯大林分析了自然界与社会发展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斯大林承认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决定社会的发展变化。“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 [46] 斯大林以欧洲三千年间更换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而这一期间欧洲的地理环境则变化很少为例，明确指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绝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斯大林认为人们出于社会需要，能够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只要人们认识了自然规律，并加以合理利用，便能限制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导向有利于社会的方面。尤其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等具体问题上，斯大林强调人类社会为了自身发展，应该积极有效地改造自然。如他提到，“谈谈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的防旱问题。在伏尔加河东岸各地区营造森林和防护林带是有巨大意义的”； [47] “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问题对于我国农业有极大的意义”。 [48]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力图把他的观点转变为改造自然的计划，贯彻到实践。

第二，斯大林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阐述了人们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从而造福人类的思想。斯大林认为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但是人们并不是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 [49] 。斯大林以洪水化害为利为例，强调了利用规律、驾驭自然、服务人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经被认为是无法防止的灾害，是人们无力抗拒的，然而当人们学会了修堤筑坝、疏浚河道，就能制止水灾。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建水电站的时候，就表明人们还学会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为人类社会服务。斯大林地进一步强调说：“防止水的破坏力量发生作用并利用它以利于社会的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规律，没有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的。恰恰相反，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 [50]

第三，斯大林十分强调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技术工具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在土地问题上，斯大林指出：“过去俄国革命运动的轴心就是土地问题。你们知道，土地运动的目的之一是要消灭缺地现象。”当时许多人认为俄国再没有适于耕种的闲地了，缺地现象是绝对的。然而实际情形表明，在苏联有着几千万公顷的闲地，“但是农民用他们可怜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开垦这些土地的”。在“单干”的社会组织和农具落后的条件下的农民无法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所以他们只能耕种“熟地”，耕种属于地主的土地。斯大林认为这是俄国“缺地”的根本原因。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农民的新型结合方式，以及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得开垦新的土地成为可能，斯大林说：“无怪乎我们的以拖拉机装备起来的谷物托拉斯现在有可能使用约两千万公顷的闲地，这些土地是农民没有耕种过的，而且是以单干的方式用小农的农具所不能耕种的。” [51]

斯大林主张人们应改造自然，创造更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造福于人类社会。但是他过分推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力，忽视自然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制约和影响，无疑具有片面性。比如，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只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之一，它变化极其缓慢，而且完全不决定社会的发展。斯大林的这种思想影响着20世纪40至50年代苏联学界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某些学者把这种观点绝对化，陷入“地理非决定论”，断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弱，它的相对作用越来越小”。斯大林思想的一些误区对苏联学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第二节 20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

20世纪中叶，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课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问世，立即在苏联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以时任《哲学问题》主编弗罗洛夫为代表的苏联哲学家立足于人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从生态角度来阐述、发展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力图寻求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现实途径。

一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与发展

弗罗洛夫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他立足于人的生存、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思考着人类的前景，认为全球性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21世纪关于人的科学将成为一门主要的科学。为了适应“人成为哲学主题”的新时代，1991年，他着手组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学研究所”并出任首任所长，以推进关于人的哲学研究。

弗罗洛夫理解的人首先是处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他重申了马克思的“人靠自然生活”的理论，认为人的全部生活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居住环境中进行的，这一环境是与人相互作用的自然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伟大的物质自然的一部分，是它的产物。但是作为自然生物性质方面的人现在已不单单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自然的有机要素”，并且这一要素是同那些组成某种辩证的对立统一体和整体的其他要素和部分发生相互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弗罗洛夫认为人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器官。或“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在作为自己‘机体’的自然中的解体功能证明了这一点。人的活动（首先是生产）造成了反作用（其中包括消极作用）于自然的可能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消极作用应被理解为人们在毫无理智地损害自己的‘身体’，也就是在自我毁灭”。 [52] 人类借助于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日益集约化地使用自然资源，从而大大改变了自己的文明发展条件和作为“智人”这样一个生物种的发展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自己生命活动的自然基础。人类作用自然活动造成的明显悲剧性的矛盾在历时性的代际延续中不断加剧，对此达维多瓦忧心忡忡地写道，“人在历史地改造自然过程中，积极的自我实现是作为由人造成的在生态灾难深渊中自我毁灭的条件而出现的。……体现智慧的力量和人的实践威力的世界，它已带来对人类生存基础本身的威胁” [53] 。也就是说，生活于每个时代的人们虽然有能力为自己创造符合生存需要的中介世界，但却付出了威胁未来人类文明的巨大代价。

关于这个现代人类的“哈姆雷特问题”，即能解决或者不能解决。弗罗洛夫认为这并不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同样受客观的自然过程的制约，“大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和不近人情地……将自己怀着‘极大兴趣’而艰难至成的创造物——生命、人的理性毁灭掉”。 [54] 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要预测未来不仅要预测诸如生产的增长，自然资源的消耗，环境污染的加剧这些基本的变化因素，还要考虑到地球上人口数量及人口构成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55] 。特别是在人的人口学方面，并不是自然界本身在锁定人类命运，而是人类自身的因素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强调“人口的过程就成为全面预测人及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未来的主要因素”。 [56]

达维多瓦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同样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深刻性。他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性和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人类的可能性的无穷性是由于在自然界的无穷性中的运动产生的。在这里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不仅是在这样意义上保持，即它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前提和环境，而且在于，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是丰富人的本质力量的源泉和动因，人的‘个性机构’和对世界关系等的源泉和动因” [57] 。一方面，他认为人的自然性首先在于人要符合他机体组织需要的自然生活环境，使自己的活动适应自然现象属性和规律，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受动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主动性的立场，强调“它还表现在人的特殊的能力、感觉等与自然力客观特殊性形成的本质的耦合”， [58] 并引用马克思 “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那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 [59] 的话加以说明。更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他进一步提出了人作用于自然的创造性活动应当发挥改造和保护双重功能的见解。“人对自然关系的一般创造性的性质不能完全归结为改变、改造、改作等，而必须包括保护、保持的功能，作为人与自然有效对话——开发人力和自然力财富——可能性本身的条件。” [60] 最后，他符合逻辑地提炼出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的结论：“人类存在的文明特征也包括人对自然关系的生态方面，这种关系如同活的存在物对其活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一样。这就意味着，生态问题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能性问题中先于一切的问题。” [61]

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发挥，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哲学，也给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当今生态问题在理论上和现实上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生态危机问题解决的社会关系原则的根本性阐释

苏联学者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思想，探讨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途径，阐释了解决问题的社会关系原则。

西方一些学者把解决现代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工具—技术系统的完善与进步，强调通过选择、推广先进的技术、工艺手段，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强度，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最终解决生态危机。苏联学者对于这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纯技术观点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单纯依靠技术来协调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观点是狭隘的，也是不现实的，试图脱离现实社会关系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如果不是刻意为现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开脱与辩护，最多只是“走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的（或故弄玄虚的）外表，而没有进入它的本质趋势”， [62] 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弗罗洛夫批评在西方理论界脱离社会制度的抽象性理解，“这种危机似乎不取决于社会制度，而是以同样的程度威胁着世界各国；并且他们认为，这种危机只与工业生产增长的科技革命有关—— 一般说来，主要地只涉及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技术工艺方面”。 [63] “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它的运用真的会自行导致自然现实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以及人的生存条件的恶化吗？” [64] 弗罗洛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实质，已经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尽管这种相互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人们必须考虑到使破坏自然的自然工具能够得到维持，并且不断扩大社会关系方面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弗罗洛夫认为虽然科技革命本身为制定最佳的技术措施系统创造了一定的前提，借助于这些技术措施可以调整对自然发生不同影响的增长着的交流，但不能由此把解决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生物工程’。因为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虽然它由直接的技术手段所引发，但要想全面解决这个问题却只有依靠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一问题只有靠与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消灭阶级与对立相联系的方面对社会总体的改造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对抗性的生态矛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技革命所造成的” [65] 。对此他进一步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建立现代公有制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前提与基础的基本立场，“我们这个星球的大自然是一个综合的相互联系着的整体。所以，在局部活动中任何把大自然的某些因素排除出去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周围环境的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想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或自然系统的改造不致引起周围环境的退化，只有一种可能，即实现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公有制”。 [66]

生态的合理发展与社会的合理发展是一致的，因为只有社会的合理发展才能形成旨在协调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社会组织。基鲁索夫论述了现代公有制对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产生生态危机形势的自然基础是人们破坏了自然环境整体性规律的客观要求，但是，造成这种破坏的社会条件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如果社会关系的结构使人们忽视生态规律的要求，那么事态就不可能发生变化，即使这些规律能被认识到或出于实践的考虑已作出说明。” [67] “今天，对于人来说，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问题的解决与人类生存的社会条件问题的解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条件要适合于特殊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可能性。这要与向这样的社会制度过渡的任务相一致，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68] 而在当代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与自然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在‘统一的对抗形式’（马克思语）中实现，并通过危机强制地表现出来”。 [69] 由此，现代生态危机的意义也是以无情的“反面”证据表现向这样的社会制度过渡。

虽然西方学者关于全球生态问题严重性的观点引起苏联学者的关注和共鸣，但苏联学者并不认同前者分析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途径，认为他们的见解只是一种乌托邦而已，指出他们“并未提出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去分析作为生态危机的基础和根源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70] 苏联学者强调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分析生态危机，把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结合起来，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无疑这是一种“胜于蓝”的做法。

三 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危机中作用的理解

苏联学者反对西方学者将生态危机问题片面地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它的解决靠单纯的提高科学工艺的方面做出了批评，但是他们由此却并不否认科学技术在解决当今生态问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对此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解。

罗西说：“摆脱科学技术进步矛盾的出路绝对不是科学技术进步，而是克服发展不良的后果，以及考虑人类活动的生态方面，在扩大工艺过程的‘封闭程度’方面完善工艺过程不仅能够减少自然资源的利用，而且能够减少向人类生活环境排放生产的废物，改善生物圈的‘质量’。” [71] “ 防止生态危机形势不是要抛弃技术文明的成果，而只是抛弃它在生态方面有害的成分。” [72] 弗罗洛夫也说：“科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对解决诸如制定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相互的长期战略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体现在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上，而且也体现在整个现代科学的生态化上。” [73] 出于一种他对人的问题关注的传统，他又认为这种“生态化”也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生态化，而是“科学的人道化最大限度地促进着生态问题的解决。因此，应当在更大程度上根据人的需要，其中包括人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需要来调整整个科学，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向”。 [74] 在肯定科技作用的同时，他也提出自己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即“不仅要反对把社会和自然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而且也要反对把生产方式、技术以及工艺等和那些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真实存在着的社会经济形态形而上学地割裂和对立起来” [75] 。由此他认为在科学技术继续进步的基础上，协调人合理地改造自然，使生物圈最优化，是通向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协调化的主要道路。

弗罗洛夫以一种突破民族、阶级的狭隘主义的立场，站在整个人类整体利益基础上理解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作用。他强调全球性问题在某一国家或一地区的解决，是同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保证就全球性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科研计划，因此它的出路就是国际联合与合作。而科学技术合作今天已经成为国际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76] 正如他说：“与过渡的‘技术统治的乐观主义’以及‘生态学的悲观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坚决主张合理的现实主义，在解决生态问题时，寄希望于充分发挥科学的作用、广泛的世界性的科学家的合作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之间的友好协作。” [77]

四 智力圈理论及其意义

（一）智力圈理论的基本内涵

智力圈（ноосфера）是苏联著名学者В.И.维尔纳茨基首先提出并引进哲学领域的，是一个表述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术语，它指人类社会的定向发展和生物圈有目的的进化二者的统一，也就是人与生物圈的共同进化。维尔纳茨基提出的智力圈理论强调了人类理性在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中发挥的难以替代的能动作用。

首先，人类社会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智力圈是生物圈发展的一个自然阶段。在生物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具有理性为特征的人类社会，这是生物圈进化的最本质的飞跃。人类社会在自然的基础上产生，但由于其理性因素的加入，人类社会又成为生物圈中自然界的一个特殊部分，即当社会实践产生了人与生物圈必须共同进化才能得以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就产生了智力圈。

其次，理性与科学是生物圈发展在现阶段的崭新的质，人的智力是智力圈的主要特征。在远古时代或农业和畜牧业社会，人对自然界的影响虽不断增强，但人的理性仍然没有达到足以全面占有和影响自然界的水平。人与自然的发展推动平衡的现象仅仅是在局部的地区、局部的范围内才会出现，而且自然界自身总是能够具备自行调节的力量。近代以来，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为表现的人类理性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人的智力开始成为生产中的主要因素，人对自然界的影响以过去不可思议的规模和速度、广度和深度扩展着，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因此才产生了由生物圈向智力圈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最后，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和服从生物圈的规律，与生物圈同步协调，和谐发展，共同进化。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是智力圈建设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在生态危机背景下，扩展和深化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分析生物圈的各个因素对各种规模的异己影响的反映，确定生物圈变化的可还原性的程度，从自然历史的角度以及人类社会与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利害关系的角度，来预测和估计生物圈在各种影响下的变化，并通过人的现实的活动保障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日益成为理性与科学的重要任务 [78] 。

20世纪30年代，维尔纳茨基使用智力圈理论，指出人的理性既决定着自然界的发展，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莫依谢也夫院士与他的同事开始运用计算机研究生物圈问题，发展了智力圈理论。“结果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关于智力圈的概念，我开始说，与其谈论作为生物圈的一种状态的智力圈，不如说谈论智力圈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的理性将有能力确定为保证自然界与社会协同进化所必需的那些条件，而人们的集体意志，旨在实现这些条件，也即旨在保障进入智力圈时代。” [79] 首先，莫依谢也夫考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指出克服人与自然关系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就是人与自然相互斗争的历史。只有依靠人类理性的进步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的解决促使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人类的每一步进化也都依赖于理性的进步。其次，莫依谢也夫把智力圈同自组织理论结合起来，认为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是智力圈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他指出，某种生物的生存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它不得不发生的变化，根源往往在其自身，这是自组织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人类历史也是这样延续的。现代生态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态圈的自组织进化不平衡所造成的危机，它由人类活动造成，并表现为人类生存陷入危机。这一危机的出路在于人类自身的改变，其根本性的方法是建立智力圈，或者按照莫依谢也夫的说法，是“进入智力圈时代”，也即把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贯彻在充分发展了的理性之下，通过人的现实活动改造自然，最终把自然界纳入理性的支配范围。进入智力圈时代，意味着人类的进化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均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二）智力圈理论的意义

智力圈理论是俄罗斯生态哲学的重要内容，对俄罗斯生态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几乎每一个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俄罗斯哲学家的重要话题。它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全新认识，其意义在于：确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解，说明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的演化序列和发展方向，更为生态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首先，智力圈作为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崭新认识，它以科学认识为基础，阐释了人及其理性同自然界物质演化的辩证关系，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生物圈、智力圈学说首先强调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基础性地位，伴随智力圈的出现，人类将成为巨大的地质力量，使原有的天然自然系统发生质的变化。由于人及其理性力量的发挥——智力圈的完成——新的自然界开始了。生物圈学说揭示了人与自然平等共在的科学图景，智力圈理论则启示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与生物圈共同进化，人与自然共荣共衰。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衡，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乃是当代全球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它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已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成为当代世界的重大课题。生物圈、智力圈理论预见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具有更加宝贵的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其次，智力圈理论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科学理解基础上，确立了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阐明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的演化序列和发展方向。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中，“全部主要工作是由人的意识引起的，但不是预先考虑好的——创造的过程未被意识。人所利用的是周围生命中最易于改变和可塑性强的形式” [80] ，亦即“我们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把握这个宏伟的过程” [81] 。美国著名学者，生态中心论的代表利奥波德（A.Leopold）提出，要破除近代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就必须首先转变自然观，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转变人的本体论地位，使人由处于自然之外的绝对主体地位转变为人是自然界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 [82] 要通过自然观的转变，进而形成关于自然界的整体性观念。“В.И.维尔纳茨基关于生物圈和智力圈的学说中，对科学认识提出了新型的客体——全球系统。” [83] 正如维尔纳茨基所说：“由于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自然科学家往往把人和自然界的其他现象分开，习惯于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作为他的科学工作的基础的自然观。” [84] 作为新的自然观是一种对自然界作生态整体论的认识。由于人的因素的添加，必须思考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问题。智力圈理论中包含着人及其理性的主导地位、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等问题。最终，智力圈理论强调人及其理性作为巨大的力量，在不破坏自然界平衡的条件下，可以使自然界朝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进化。

最后，智力圈理论为生态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首先，“生物圈和智力圈的论述，堪称现代哲学方法论和跨学科的精深研究”、“是从宇宙行星、生物圈及智力圈的角度来测量人的现象的一种反映”。 [85] 这是现代生态哲学的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即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统一整体，依据生态规律，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再者，社会实践作为人与自然间的互动是生态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立足于人与自然的互动原则，就可以在人的历史的视野内充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中的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也可以理解当今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找到解决途径。再次，人与自然关系的立场问题是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智力圈理论超越了传统人类中心论所认为的人脱离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主宰的极端立场，转为一种积极的理性人本主义，即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能影响其发展。人类不断地从内部研究自然界，并正是通过这种研究来影响它，最终，人类带领着被理性地改造了的自然界共同进化，逐渐进入生物圈发展的最后形式——智力圈模式中。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不仅是因为她的灿烂文化，还因为她的一种对高尚价值的追求精神。其中对生态环境问题关注的热情、规模始终是站在世界的前列，而且他们这种关注也不是只站在自己民族利益基础上，而是对整个人类的一种人文关怀。就是在其1985年以后经济一路下滑步履维艰的时期，苏联人也没有放弃这种追求，而去关心自己的牛奶与面包。如果这在美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早已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同时环境生态问题的造成，他们的责任更大。然而却不是他们，恰恰是经济不断滑坡生活艰难的苏联人，俄罗斯人。虽然“这种不合时宜但又高尚的价值追求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但在绝大多数国家它都是孤鸿哀鸣，只有在俄罗斯随处可闻，并且会成为引人注目的合唱”。 [86]

[1] 参见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9页。

[2] 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

[3] 同上。

[4] 王建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5]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70页。

[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4页。

[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50页。

[8] 同上书，第227页。

[9] 同上书，第170页。

[1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0—171页。

[11] 同上书，第250页。

[1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80页。

[1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5页。

[14] 同上书，第164页。

[15]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68页。

[1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5页。

[1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66页。

[18]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4页。

[19]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20页。

[20]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21] 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22] 同上。

[23] 同上书，第114—117页。

[24] 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

[25] 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

[26] 同上书，第123页。

[27] 同上书，第127页。

[28] 同上书，第128页。

[29] 同上书，第123—125，131—132页。

[30] 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31] 同上书，第132页。

[32] 同上书，第13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34]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35] 《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

[36]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37]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38] 《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39] 《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40] 刘增惠：《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实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41] 参见盖勒尔、卡拉施尼柯娃《普通生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第362页。

[42]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页。

[43] 《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44] 同上书，第90页。

[45] 《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6页。

[46]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47]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5页。

[48]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7页。

[49]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8页。

[50]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9页。

[51]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8页。

[52] 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王思斌、潘信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

[53] 《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54] 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王思斌、潘信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55] 同上。

[56] 同上。

[57] 《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58] 《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59] 同上书，第125—126页。

[60] 同上书，第126页。

[61] 同上书，第128页。

[62] 《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63] 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王思斌、潘信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64] 同上。

[65] 同上书，第155页。

[66] 同上书，第192页。

[67] 基鲁索夫：《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哲学译从》1986年第4期。

[68] 《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69] 同上书，第122页。

[70] 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王思斌、潘信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71] 罗西：《人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是全球性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5年第3期。

[72] 同上。

[73] 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王思斌、潘信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

[74] 同上书，第187页。

[75] 同上书，第156页。

[76] 弗罗洛夫：《全球问题的哲学问题》1980年第2期，载参见贾泽林等《苏联当代哲学》，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页。

[77] 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王思斌、潘信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78] 参见周穗明《智力圈理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6页。

[79] Н.Н.Моисеев.Судьба цивилизации,путь Разума.М.,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00.C.76.

[80] 维尔纳茨基：《活物质》，余谋昌译、章申等校，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9页。

[81] 同上。

[82]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83] 王兴成：《系统的概念及其应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0期。

[84] 维尔纳茨基：《活物质》，余谋昌译、章申等校，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0页。

[85] А.科切尔金、Е.斯皮林：《人的社会自然现象须综合研究》，周遂志译，《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11期。

[86] 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3页。

第十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域中的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流派和思潮之一。以‘批判’发达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其他各种哲学相结合” [1]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去分析并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出场路径”，逐步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且较为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注意并提出这个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法兰克福学派三个代表人物的有关思想无疑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法兰克福学派中“大多数人都认定马克思的著作中已包含了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现在需要做的是挖掘、发扬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的生态理论”。 [2] 佩里·安德森曾说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起来的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是其社会批判理论中“最风行和最出乎意料的理论”。 [3] 这种看法是围绕“解释”和“发挥”马克思的自然观，“在马克思那里获取了灵感” [4] 的。自然或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可以看作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更宽广的理论框架，虽然不能否认法兰克福学派自然观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之处，但我们透视一下这个理论，却可以从中发现许多足以引起我们当代人不得不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其中对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的不乏有创造性的阐释与批判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创造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哲学世界观、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消费主义文化及生存方式等方面分析批判了当代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施密特、莱斯，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与批判不同时期中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有关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由此构成了一幅完整而充实的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写意图。福斯特对此做出了中肯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分析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过突出贡献，众多的社会主义者对生态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生态学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对生态学发展的影响并没有局限在19世纪”。 [5]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研究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基本认同，进而结合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的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哲学）。

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哲学）的起始阶段

20世纪以来，人类应用科学技术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愈来愈强，在提升人类福利的同时，造成的生态环境灾难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显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贝尔纳肯定了科学的两大功能：“科学的功能有两个主要方向：消除可以预防的人类祸患；开辟可以满足社会需要的那种新的活动领域。” [6] 同时援引时任英国科学协会主席的话，表达了对于科学技术在解决贫困、战争、环境污染等人类文明亟须解决的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的担忧。人们普遍认为，当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绝对与科学技术的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反思、质疑科学技术价值。

一部分西方学者重新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其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阐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技术悲观主义的倾向，为以后马尔库塞最终出版奠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单向度的人》《反革命与造反》开辟了思路。在此基础上，莱斯1972年和1976年分别出版了《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阿格尔1975年和1979年分别出版了《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这些著作的相继问世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主要标志。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主要就是将绿色生态运动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灾难的纯科学技术批判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批判，并将生态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的唯一危机形式。其理论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7]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认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了深刻的生态理论。但是他们认为对当代生态运动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在这种精神和方法的指导下，他们构造并运用生态危机和消费异化理论替代“补充”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这种“替代”和“补充”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稳态经济进而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相违背的，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乌托邦思想，是不可实现的。20 世纪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获得了急速的发展，生态环境灾难也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而向全球蔓延，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对这种形势，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对以往的各种生态环境理论和绿色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期刊主编詹姆斯·奥康纳。他认为以前的各种生态理论之所以没有解决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生态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人们的心目中把它当作“密纳发的猫头鹰”了。在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阐述的原因，将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联系在一起，超越90年代之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抛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提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而且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作用。” [8]

二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现实转向阶段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现实转向是生态社会主义阶段，它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影响和交互发展的产物,它主张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加入生态内涵,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纳·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发表，揭露滥用杀虫剂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呼吁人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使诞生了100多年的生态学走出象牙塔，开创了生态学在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中综合作用的新时代。1980年，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组织的“绿党”，并公开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标志着生态社会主义的诞生，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得到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者主要代表高兹、佩伯先后出版了《作为政治的生态学》《现代环境运动的根源》等重要著作，明确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要求，初步实现了绿色生态运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绿色运动和绿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先后有瑞尼尔·格伦德曼出版《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大卫·佩伯出版《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安德烈·高兹和劳伦斯·威尔德分别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和《现代欧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著作，基本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以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为指导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抛弃了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 [9] 莱斯和阿格尔虽然创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但对生态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并没有系统的论述，因而使20 世纪80年之后的生态社会主义呈现出各种理论形式。奥康纳在提出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后，试图改变这一状况，构建一种具有生态马克思主义特色的生态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理论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改良，是和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相矛盾的，也是和整个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矛盾的，因而是一种理论倒退。如何提出一种能够解决现实环境危机并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生态社会理论，是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的首要任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绿党的发言人克沃尔教授提出了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其2000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一书中，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批判了改良性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以公有制为特征的与以往欧洲社会主义不同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出路，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废除由这一制度带来的贫困和不公正，建立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实现了生态社会运动和理论质的飞跃。

三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哲学）阶段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哲学）的提出是全球生态危机进一步恶化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结果。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阶段，理论学家们所使用的生态学，都是将其放在一个社会学范畴中来使用的，而摈弃本来意义上的生态学。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学思想发展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实质的关联。但是当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福斯特和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保罗·伯克特“详细地研读了生态学思想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最终发现了马克思与众多的生态学思想家们一脉相承的理论联系，发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阐述正是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生态学所要达到的高度”。 [10] 福斯特第一次将马克思看作一位生态学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本质，和伯克特共同开始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构建，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1998年伯克特出版了《马克思与自然》，在书中他“具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生态学的一致性，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学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态学的一致性”。 [11] 福斯特则在2000年和2002年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和《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在这两本代表性著作里，福斯特将马克思与历史上的生态学家李比希、达尔文、马尔萨斯等联系起来，揭示他们之间理论和历史的关联。他认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和优越性“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 [12] 这也意味着阐发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生态内涵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反生态性，“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只有我们愿意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有持续性的关系” [13] 。由此福斯特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生态学规定，而且还超越了生物意义上的生态学，在更加广泛的人与自然和人类社会内部实践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哲学）的关注与研究也有了明显的进展。以加藤尚武先生的环境研究为起点，环境问题便成为最受日本学者关注的议题，关于环境的讨论渗透于各个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表现得相当活跃，且著述颇丰。他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关注当代社会的新情况，吸收新思想，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理论。他们中的代表是日本一桥大学岩佐茂教授和岛崎隆教授及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尾关周二教授等。他们都明确表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有必要积极地去展开马克思的思想之中关于环境的观点，以与今日的环境问题的水平相适应的方式重新来锤炼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 [14] 。但是研究的具体问题又有不同的侧重点，各自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丰富内容。岩佐茂先生主要对循环型社会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相关代表作有《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环境思想研究:基于中日传统与现实的回应》（刘大椿，岩佐茂主编）等。在书中作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站在那种认为自然只是为人的繁荣而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 [15] ，提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有两个在当今很重要的环保思想：一是马克思论述的“调节、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观点;二是认为马克思“支配”自然的观点以及马克思是生产力主义者不能成立。尾关周二的研究特点是阐释交往理论来丰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在20世纪90年代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时，他的交往思想发展脉络自然延伸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论题，而涵盖其自然思想和交往思想的统一理念，就是共生这个概念，这个理念的阐发是其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研究的特色 [16] ，正如他的著作《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思想》的书名显示的那样。岛崎隆则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的分析，力图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来就含有生态学观点，并对当代环境问题同样适用。同时他还积极肯定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要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复权。 [17]

第二节 自然解放论：早期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

马尔库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政治性的实践思想或更具体讲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思考人的解放的社会哲学，其自然解放理论则属于这一理论的前提，其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成为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理论基点。

马尔库塞的生态哲学理论主要源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思想。马尔库塞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自然界应是人类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的盟友，人类的解放离不开自然的解放，但在目前的实际生活中，自然界真正扮演了什么角色呢？通过剖析现存剥削社会中人们对自然界的损害同时加剧了对人的损害的现实，他推导出自然界已成为反对剥削斗争中的“同盟者”，所以得出解放自然界的力量将成为建设自由社会的一支“新型力量”的结论。他认为“自然界的根本变革成为社会根本变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8] 解放自然已成为解放人的一种工具。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手稿》把自然界当作解放领域中的中心论题，尽管还带有“前科学”的特征、充满着费尔巴哈的哲学自然主义，但它信奉的是一种最激进的和整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从而才为“自然界”找到了在革命理论中的地位。但是，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理解存在不足之处，借用了施密特的观点批评马克思没有把自然界和自由之间的关系讲清楚，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自然界主要被当作一种对象，当作人在“自然界斗争”中的对手，当作更加合理的发展生产力的场所。他设问道：“对自然界的这种看法和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对自然界的看法相符合吗？自然界仅仅是一种生产力——或者它也‘为了它自己的缘故’而存在，而且，它就以这样的方式，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吗？” [19] 何谓自然解放？马尔库塞理解的自然解放就是“恢复自然中的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的感性的美的特性，这些美的特性表示着自由的新的特性”。 [20] 他认为自然解放应当包括两个层次：“（1）解放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合理性和经验的基础的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2）解放外部的自然，即人的存在的环境。” [21] 自然解放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倒退到前工业阶段去呢？他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并强调应当用当今技术方面的成就，去把人与自然界从破坏滥用的为剥削服务的科学技术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解放自然将按照什么原则进行呢？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在其《手稿》中对此的论述可以作为我们的原则。

一 “对自然加以属人的占有”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自然加以属人的占有”思想是指“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作为 ‘类的存在物’的人服务的环境（即生存环境）”， [22] 即通过人作用自然的实践使自然变得与我们的人性相符，而这一“源泉”来自于马克思所说的“感觉的解放”。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论证道：“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 [23] 由此他认为：“解放了的感觉，连同建立在这种感觉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将指导着对自然的‘属人的占有’。” [24] 但是这种“占有”是否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一样呢？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占有“与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破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对自然界的‘属人的占有’将不再是损害性和破坏性的了，它将顺应自然所固有的生命向上力，感性的和美的特性”。 [25] 他说任何事物都存在着自己“固有尺度”，这是他们本身“固有的潜力”对自然加以属人的占有，实际上就是按照事物固有尺度把这种潜力解放出来，而此时“人自己的潜力也获得了解放”。 [26]

马尔库塞肯定了马克思上述思想的同时，又提出这个理论具有一种“明显的内在局限性”。首先，他认为在面临当前人类社会还存在着你争我夺的苦难下，它未免过于超前了。在现在情况下，“首先要做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实现人的团结一致” [27] 。然而他又认为一个社会要成为自由社会，人们还是必须按照自然的“理性的规范观念”共同努力，不断地去减少人强加给动物世界的苦难；其次，他认为马克思的“属人的占有”依然含有某种“人的统治的傲慢自大的成分” [28] 。它“终究依然是由一种主体对另一种（活的）客体的占有” [29] 。由此他认为这使两者关系成为一种“斗争的关系”。

二 “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

马尔库塞认为我们如果真正做到对自然的“属人的占有”，那么自然就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失去了自己的赤裸裸的有用性” [30] 。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材料或者有机物或者无机物，其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是“主体—客体”，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应是一种主体—主体关系，而不是单向的主体—客体关系，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 [31] 。赋予自然以主体地位是否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不相容呢？马尔库塞对于这样的质问做出了回答，以自然主体只是一种“没有计划”和“意图”的主体与人类主体区别开来。在他看来，自然主体存在某种“‘或然性’或‘盲目的自由’。并且正因为自然界具有这种能力，所以人类就可以致力于补救这种盲目性，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去帮助自然界 ‘睁开它的眼睛’，帮助它‘在贫瘠的土地上成为它本来乐于成为的那个样子’” [32] 。这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自然“能使人满足的同类的媒介物，它满足人，以致也使自然界本身的悦人的力量和特性得以恢复和解放”。 [33]

三 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对象世界

马尔库塞认为美是自由的一种象征，作为一种形式，它是人和自然共同存在的样式。他接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重申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对象世界就是对外部自然界进行“美的还原”，“即把外部自然界还原为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它具有自由的形式和特性，它原来处于被偶然性支配中，种种偶然的要求阻碍了它合理的变化和发展，进行‘美的还原 ’就是帮助自然界摆脱种种偶然要求的束缚”。 [34] 他进而强调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世界应当与自然解放联系起来，“如果美的还原成功地把统治和解放联系起来，使统治走向解放，那么它就表现在对自然的技术改造上，在这种情形中，对自然的征服减少了自然的盲目性，凶残性和多发性——这也意味着减少了人对自然的凶残性” [35] 。

马尔库塞推崇马克思所提出的“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对象的世界”的原则，将其视为我们正确处理与自然界关系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他认为马克思把解放的美学、美看成是自由的一种“形成”，虽然表面上看似是唯心主义的，但确切地说应是“唯物主义基础的拓展”，“不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了，相反，是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往往在人的解放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6] 在他看来，马克思把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对象世界当作自由人的实践的一个特征并非言之无物的空洞的说教，其对人类实践的引导功能在当今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 自然解放的现实途径

作为一名对现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有着特别感受的哲学家，马尔库塞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但根据马克思《手搞》中生态思想提出一些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基本原则，而且他还根据这些原则，结合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变革社会的具体措施，力图构建自然解放的现实途径。

1.反对“虚假的需求”，倡导一种“真实的需求”，“高尚的需求”

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了延缓经济危机和使得被统治者产生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幻觉，从而把他们整治得服服帖帖，麻痹阶级意识，于是歪曲人的消费需求的本质，把人变成为消费的奴隶。马尔库塞认为它主要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所谓“虚假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 [37] 。“虚假需求之所以是虚假的……是由于它们被强加给顺从的消费者以代替更本质的自由（诸如非异化的劳动）。……是因为它们是由统治的利益培养的，不是自由地自我决定的” [38] 。马尔库塞认为这种需求会诱使人们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程度，从而有助于在更大程度上去“盘剥”自然，在他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单纯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因此他提出要与那种“把自己交给商品世界拜物教”的生活方式决裂，“少一点挥霍浪费，少一点官僚机关，少一点矫揉造作，而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自由”。 [39] “反对无聊乏味的设施和商品的必要性及其生产，反对想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个人，反对隐藏在技术后面的奴役，反对幸福生活掩盖下的匮乏，反对污染环境的生活方式。道德的和美学的需求成了基本必需的需要，并对家族，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男子和妇女，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要求。自由主要的就是对感官的，伦理的和合理的需要的满足。” [40]

2.改变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导思想

近代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对自然的“支配”和“征服”为主导思想的，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人们对自然进行不负责任式地“榨取”与“滥用”。马尔库塞认为要用“一种新的科学观念、理性观念” [41] 来代替它们。他认为人们在把科技运用于自然界时，不仅要想到人类自身，也要设身处地地为自然着想，这种“终极原因的技术新定义和技术控制” [42] 的转变“是摆脱一切妨碍人类需求的满足和人类才能进化的特殊利益，去建造、发展和利用物质和精神资源。换言之，它是那种作为人的合理事业，是人类的合理事业” [43] 。

3.建立“符合生态学规模的生产模式”

现代工业生产的特征是规模越来越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生产本质上是暴力的，破坏自然的，由此他认为应采取那种规模小，消耗资源少，对环境危害轻，且有利于调动人的聪明大脑和灵巧双手的生产。这个思想被后来的阿格尔所接受。阿格尔也认为：“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44] 由此他批判地赞赏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最大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的观点。

4.维护生态平衡

马尔库塞认为生态高于一切，维护生态平衡是“生态革命”、“自然革命”首要的直接目标。根据当前实际情况，他要求主要从以下入手：①保护农地、土壤；②保护森林资源；③保护动植物。 [45]

5.控制人口规模

马尔库塞认为一种新的生活标准，适合于生存的安定，是以未来人口的减少为前提的。他说：“问题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分的食物和关心的问题——这首先是一个数目的问题，纯粹量的问题。” [46] 他借用诗人斯蒂芬·乔治的话说：“‘你们的数目已经是罪恶！’……这种罪恶是一个社会的罪恶，在这个社会里，不断增长的人口加剧了在表面上可能有所缓和的生存斗争。那种追求更大的‘生活空间’的冲动，不仅在国际侵略中起作用，而且也在民族内部起作用。” [47]

6.反对军备竞赛

不断开放的军备不但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的，而且军备试验，制造过程也是对自然界毁灭性的伤害过程。为此，马尔库塞主张从地球上彻底消除军事冲突，军备竞赛，建立国际新秩序。 [48]

马尔库塞“自然解放”理论从总体上是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基础的，正如他说：“马克思的理论始终是实践的准绳，即使在非革命的形势下也是如此。” [49] 同时他又根据新的现实变化，对此又有批判和发挥，闪耀出了若干真知灼见，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其又有明显的两个错误：其一，他实际上歪曲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由此把自然界引申为与人一样的主体，一样具有独立的生命力，如此才真是像他讲的那样是“一种奥尔斐斯的神话，而不是任何可以设想的历史和现实”； [50] 其二，马尔库塞把“生态危机”、“自然危机”看得高于一切，想通过“自然的解放”获得“人的解放”，用人与自然的矛盾代替人与人的矛盾，这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第三节 人化自然论：中期及成熟时期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

施密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学生，在这两位大师的指导下，施密特完成了体现他的“人化自然”思想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观》。施密特研究马克思的自然思想体现了与马尔库塞不同的路径，其博士论文主要以马克思中期和成熟时期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资本论》等为文本依据，“试图阐述自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主要状况，而两者的互相渗透是在自然作为包含这两个要素的实在之内部演进的”， [51] 其对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阐释与批判另辟蹊径、新颖别致。

一 “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

施密特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强调“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自然观主要特征是“社会——历史性”的原则，“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就是说，他把自然看成从最初起就是和人的活动相关联的。他有关自然的其他一切言论……都已是以人对自然进行工艺学的，经济的占有之方式总体为前提的，即以社会的实践为前提的” [52] 。也就是如此，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坚持“社会——历史性”原则理解人与自然关系而在自然观上远远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他“不仅把感性直观，而且还把整个人类实践导入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构成环节中去”。 [53] 施密特的解读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思想自然——社会的辩证关系。沿着马克思的思想路径，施密特进一步论述了人与自然在具体过程中的相互紧密作用的关系。他说：“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例如劳动力，它作为‘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对外界的自然物质发生作用，这就是用自然来变换自然。正如人使他的本质力量和被加工的自然物同化一样，反过来，自然物在历史的进程里，作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价值而获得新的社会的质。” [54] 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表明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性、相互依赖性和彼此交融性，自然是“社会范畴”，社会也是“自然范畴”。在人与自然相互联系构成的系统中，施密特强调自然与社会是相互中介的。自然在人那里获得自我意识，通过人的理论的、实践的活动和自身结合起来。由此，人的生存也构成自然的一个片断，人的活动自身则是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因而也就是自然的自身运动。

根据人与自然所存在的这种密切相融关系，施密特进而强调建立一套哲学伦理机制来约束和规范人作用自然的实践活动必要性，否则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将会发展到极端——它已经不体现人与自然的生动的交换，劳动产品作为商品以死的物质实在出现，“人的生活也就作为宛若受盲目命运支配的客观必然性出现”。 [55]

二 尊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确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是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基本立场。施密特非常欣赏这个立场，在其著作里专门有两章对此进行阐述。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坚持外部自然及其规律对社会的中介的观点，更确切地证明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而不是取消它，并且列宁的物质定义与其一脉相承。在施密特看来，“物质是在一切意识之外并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个认识论的定义，完全和青年马克思已在《神圣家族》中从社会劳动的观点给物质所作的规定相一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56] 施密特由此发挥道：“自然物质有自己的规律，也正因此，人的各种目的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得到实现。这时，这些目的的内容不仅受到历史的、社会的制约，也同样受到物质自身结构的制约。” [57] 施密特把具有优先地位的自然拓展到人化自然，提出即使是“人化自然”也具有对于人类的生存性、客观性，不能借口自然的人化，而否认它的“优先地位”。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劳动价值论，他力图论证人类依靠劳动所创造“人化世界”同样具有客观性。“人化的自然——一旦化为客观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就和人相对立。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的以及实践的东西，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被人加工过的自然物质，依然是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 [58]

在后面一章里，这个问题被施密特更加鲜明地强调：“人必须悉知他们所加工的物质的‘形态’，即其规律，和他们周围的自然现象的本质，如果无视这一点只能灭亡。” [59] “人类社会一切目标之设定，必须考虑到自然物质中固有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忽视这一点，也不把物神化。” [60] 并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的言论对此加以进一步证明：“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61]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62]

通过以上论述，施密特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的优先性就是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遵从这个性质，而不能去“取消”它，“忽视”它，如果那样“只能灭亡”。我们今天人类的“困境”不是已深深说明了这一点吗？

三 “哲学史上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者”

在施密特的视野中，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终极实现问题是需要探讨的。马克思给我们建立的那种人与自然关系能否实现？它是否具有现实性？施密特对马克思人与自然统一的理想进行了辩证分析，他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哲学史上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他的乌托邦作为一以贯之的东西，保持在他的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这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完全解放”。 [63] 另一方面，施密特又认为马克思的理想具有相应的现实基础，与那种抽象地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的传统乌托邦理论存在本质区别。“这种乌托邦意识以潜藏在目前存在着的东西中的现实的可能性为基准，去预想未来的人类现实。” [64]

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乌托邦设想。一种是《手稿》中的马克思，由于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主义观点的影响，把共产主义规定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放……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 [65] 。施密特认为这是一种“抽象化和浪漫化的人本主义”，“不久就又从他的著作中销声匿迹了”。 [66]

另一种是建立在必然王国基础上的自由王国。施密特认为中年和晚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分析，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超越了《手稿》中抽象浪漫的人本主义。他引用了《资本论》的一段话：“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也会扩大。……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67] 通过这段话，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自由王国不仅仅是要代替必然王国，同时它又把必然王国作为不可抹杀的要素继续保存在自己里面。“这不仅是说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中仍然存在人之外的物质资料，甚至比现今社会更发达的条件下，也仍然存在应被同化和征服的东西，而且是说，人的本性也必定继续赞颂外在的物质。” [68] 换言之，不论人类将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生活，都同样必然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都必须进行生产，只不过在那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解放，这种和自然的物质交换将受到人类合理的调节和控制，从而消除自然力量的盲目性。如此的乌托邦，在施密特看来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可是它怎样去实现呢？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问题可以还原为自由时间问题，以此为基础，施密特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经济生活领域和经济之外的生活领域的区别，但是如果在一个生产力很高水平的社会里，当人们仅拿出他们其中很少一部分时间就可以满足自我保存的需要，那么上述区别就多少失去了它的构成阶级史特征的“绝对性与僵硬性”。从这个意义上施密特说马克思认为这个自由时间不只是时间量的延长，“只有当‘直接的劳动时间’结束它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的时候，人的许多本性才能达到普遍的发展，这种发展将回过头来再给生产力的增长以促进性的影响” [69] 。于是消灭异化劳动，消灭强制分工就成为事情的关键，但是这“只有在马克思所认为的和阶级划分等同的社会分工被根本消灭时，自由的社会个人才能形成”。 [70] 他认为马克思在晚年对此有更为具体的研究，即大工业生产包含有消灭分工的趋势，他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来说明：“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71]

施密特总体上认为马克思所谓人与自然关系能得到真正解放，只是青年马克思的抽象化和浪漫化的设想，在他看来如果对自然的赞美只是旅游车上观光式的，而不是从一种直接的经济效益下考察它，就带有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性质。并说在停止把自然仅作为原料使用时，可能已经没有去狂热地赞美它的必要了吧。同时他还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不讲整个自然的“复活”，认为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中也承认关于劳动的目的论同自然规律的关系观点，是和黑格尔相一致的：“……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72] 由此，施密特得出他的结论，在马克思那里，甚至在真正的人的世界中，主体与客体的完全和解是达不到的，它是一种不可超越的理想，人们对自己的自然来说，归根到底仍然是既定的、外在的。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施密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解放或多或少持有一种悲观主义的心态，当他说马克思应在欧洲悲观主义传统中占有一席之位时，其实反映的恰是他自己的心态。正如他所说的：“所谓只要人类的历史存在，必然王国就存在，这的确意味着人对自然主要是采取占有，干涉，斗争的态度。” [73] 今天人类控制自然的技术虽已数倍地高于往日乌托邦主义者梦想，但这又反过来转化为一种更强的破坏力，它并非达到主体与客体和解的途径，而可能是招致灾难性结果的潘多拉之盒。

第四节 自然的控制：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整体梳理

莱斯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师承马尔库塞，是马尔库塞的生态革命，自然革命理论的主要继承者，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 [74] 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认为莱斯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 [75] 一个学者。由此莱斯最主要的贡献是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透视绿色理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正如阿格尔评价说：“莱斯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了生态危机的问题，并提出了不同于国家理论家们（指米利班德和哈贝马斯——引者注）的危机理论。” [76] 也正是因为此，从他开始，一些生态主义者又公开地，明确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77]

一 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评述

莱斯认为自然概念是马克思所有时期的著作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对马克思来说认识历史的关键存在于经过劳动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在基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工业这一迄今为止代表正在发展着的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最高形式基础上，莱斯认为，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艰苦任务就是必须清楚区分相互密切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其一，人本身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他的劳动能力仅是自然能力的一种形式而已；其二，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 [78] 马克思关于“人是自然存在物”的思想当代许多学者已经耳熟能详，关于后者莱斯则引用了《资本论》的一段话来说明：“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格，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于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占有自然物质，才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推动臂膀和腿，头和手。但当他由这种运动，加作用于他以外的自然，并且变化它时，他也就变化了他自己的自然。他会展开各种睡眠在他本性内的潜能，使它们的力的作用，受他自己控制。” [79] 莱斯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然是全部人类活动的“应用场所”，是一切社会组织形式所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普遍基础。人在活动中改变了自然世界，但也改变了自身。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和自然的辩证法”，展开了人的创造性，开辟了利用自然资源的新的可能，而这一进程还在无限地继续着。在面对着19世纪中叶的工业系统已显露出的潜在可能性为基础的人类发展的质变，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将逐渐地把人从无尽的劳苦中解放出来，并且因此而可能出现一种新型的人，这个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80] 。

圣西门曾经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在现代工业和技术的条件下，开发外部自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人对人的开发已经达到了终点，而开发地球，开发外部自然从此成为人的物理行为的唯一目标。莱斯认为圣西门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它的道理，而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则是更为深刻的研究，它可以视为圣西门观点的深化和发展。尽管莱斯不满意于马克思的观点带有“抽象性”的特征，仅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说明，“所抽象出的东西使所有发展阶段的劳动过程都具有了阶级斗争的特性”。 [81] 但是，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观点的进步之处，即他所说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不是自发地进行的，而是对人们之间利益冲突形成的强迫性的回应。或者说：“在生产效率更高的水平上，需求的表达和满足越来越表现为社会因素的间接调节作用，而不是那种纯粹直接的推动。” [82] 莱斯指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满足需求而同自然斗争，但这种斗争不同之处是它在一种规定的方式下，即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进行的。由此，从马克思这一论述出发，莱斯认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在真正解放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不仅要改变人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且要把这一改变同变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

莱斯指出虽然在任何时期人类统治自然的水平对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可在现实中，从控制自然中获得物质利益的分配总是不公平的。无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达到什么程度，处于阶级分化下的社会内部冲突都使得人们的生产系统不可能处于他们的控制下。生产者控制生产系统的可能只能出现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马克思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自由实现的前提在于“社会化的人，相互联合的生产者合理地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使它处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允许它的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 [83] 。莱斯说这个观点恩格斯作过补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将第一次成为自然的真正主人，因为据此，他们成了自己社会化过程的主人。 [84]

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莱斯认为是“深刻”的，但是他又认为“这些观点作为今天讨论的出发点是不合适的，这只是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并未按它们所预示的重大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预料在理性的控制下引起人与自然物质相互转换的某种全球统一社会秩序形成的可能结构。他们无法预见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残酷斗争的重要工具”。 [85] 或者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军队和意识形态压力的影响，社会主义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发生了扭曲。阿格尔认同莱斯的这个观点，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 [86] 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早在1967年，马尔库塞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一文已经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文中提到，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变化也意味着马克思的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概念的崩溃，正是在这些国家里，劳动阶级绝不是一种革命的潜在力量，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概念被证明是错误的。 [87]

虽然持有上述观点，但是莱斯又承认马克思认为控制自然是劳动过程进化的一个要素，并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又表现为科学和工业的富有成效的结合，这种研究给马克思理论以巨大的力量和内聚力，因为它使人与自然的不同形式的关系与一种社会变化的理论结合起来，在他的一生中，他合理地表明控制自然不是个别的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即使如此，莱斯又强调说，随着技术和阶级意识的状况的重大变化，他的理论尤其是其中对控制自然的评价，“不得不进行补充和修正” [88] 。

莱斯这种对马克思的控制自然观点的评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揭示并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再一次说明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有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

二 控制自然的另一种后果：对人的控制

在基于上述马克思的控制自然的思路，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仅造成了对自然的控制导致了生态危机，而且更在于它还带来了对人的控制，认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即他说：“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89] 由此，他的理论视角便由自然转移到了社会，对自然的控制导致对人的控制，可以看作莱斯上述两大发现的又一大发现。而从中我们也不得不感受到他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并从中也发现了马尔库塞自然解放理论的影子。

但是这种逻辑联系是怎样建立的呢？对此莱斯做了深刻的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控制自然是阻碍人们对人际关系中新发展的控制形式的觉悟，它不但使人们对自然的控制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又导致人们无法意识到人际关系中控制的存在。它的“最根本的不合理的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 [90] “在这一目标所达到的最后阶段，为生产可以提供的唯一理由里，许多人可以被引导到相信他们真的要求和需要市场上供应的最新商品。在这个阶段，对自然和人的控制在社会统治阶级的引导下，内化为个人的心理过程；它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消费和行为的强制性特征破坏了人的自由，并且否定了人类从外部强制的经验中获得解放的漫长而又艰难的努力，这种强制标志着人和自然的原初关系。” [91]

其实上述思想在法兰克福第一代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中也早有了探讨，莱斯的思想不能不受到霍克海默等人的影响。

霍克海默曾经提出理性在启蒙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种控制而斗争的工具，莱斯认为这种控制作用首先在于对外部自然的控制，它是人为了自我保存和它在外部自然中找到合适的资源的工具。同时他又指出这个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霍克海默在论述理性对外部自然的控制时，紧紧地和与对内部自然控制联系在一起。对外部自然的控制是以内部自然的控制为前提，前者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后者表现为现代形态的为社会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个人的真正的本能克制。对于少数人来说，比如企业家是自愿的，它是一种商业上精打细算的需要，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被必要的生存斗争所迫使的非自愿的克制。而这种克制从已经达到的满足需要的可能性来看，已显得越来越不合理。为生存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它既表现为特殊社会内部的冲突也表现为全球规模上的社会之间的冲突，促使“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权力稳步地增加，并通过在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中所开发的技术来实行。从外部来看，这意味着控制，改变和破坏自然环境的越来越大的部分的能力。从内部看，这意味着用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方法操纵意识，把他律的需要内在化……扩大社会对于人内心生活的控制”。 [92] 因此，莱斯指出，霍克海默把人类历史三个特征即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联系在一起是必然的。

其实我们说只要生存斗争存在，控制自然就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它也必然会超出这个范围，使冲突扩大化。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社会冲突是前两者的联结因素，由于这个因素的存在，一部分人利用控制自然来控制另一部分人，反过来对控制程度的加深，又重新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和更大范围的对自然的控制，可以说三者是互相关联的，而且这个趋势是愈演愈烈，将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球范围，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开始经历一种特殊的冲突即“普遍的全世界范围的冲突……地球似乎成了人类进行巨大的自我竞技的舞台”。 [93]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斯指出，霍克海默顺理成章地把自然的反抗与人性的反抗看作一回事。“自然的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反抗，它是以长久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暴力反抗形式发生的。” [94] 由于这两种反抗的不可分，从而就可以得出对自然破坏也必须有一个限度。莱斯说：“自然的反抗的观念表明，在上面概述的扩大控制的过程中存在着内在的界限。” [95] “在对外部自然本身的不合理开发中也存在着固有的界限，因为在当今的条件下各种生物生态系统的自然功能受到威胁。对全球生态系统某些部分的永久的和不可逆转的破坏可能已经发生；这种情况的后果还不清楚。如果事实上自然环境不能宽容目前不合理的技术应用的水平，不蒙受支配它的自我更新循环的机制的破坏，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谈论伴随人性反抗而发生的外部自然的反抗。” [96]

莱斯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指出它与人对人的控制的密切关系，把“戡夫”与“役人”内在地联系起来，而不是脱离社会关系，抽象地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思维方法是值得我们在研究当前生态问题上借鉴的。

三 控制自然的正确解释：控制人和自然的关系

在上述“三大发现”的基础上，莱斯提出自己对控制自然的解释。他指出，控制自然是近代社会以来在西方社会有长久影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以普遍的形式遮蔽着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的联系。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首先出现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觉地与过去作彻底的决裂，奋力追求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把为了满足人类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97]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形成也是要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的。莱斯指出在17世纪初，它主要起着积极的作用。它鼓励人们去批判和攻击过时的科学和哲学教条，帮助人们在理解自然满足人的需求可能性上来一次质的变革。由此，它打破了对人的技术可能性觉悟的绝望并鼓舞人们相信人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虽然这也有消极作用，如它是看到现代科学和技术是控制自然的特定工具和它掩盖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这两方面之间联系的能力。但这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到了20世纪，这种曾经是创造性的和进步的意识形态，却转变为贫乏的、神秘的教条，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障碍。莱斯说：“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中，遮蔽的面纱磨薄了，其公开的许诺和严酷的现实之间的裂隙逐渐加宽。它的普遍形式与其后的真实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分歧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这种矛盾不被理解和克服，那么意识形态本身将受到反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攻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真正进步的方面会遭受由与它有关的消极状况所引起的憎恨。” [98]

如此，莱斯说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也逃脱不了类似的命运。控制自然也曾经以普遍的名义被说成是人类的任务，宣称它会对整个人类而不是对某个特殊的集团带来利益，解除人的处境的困难，是其最基本目标。然而3个多世纪都过去了，这个目标还是那么遥远，人们不再相信它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觉得它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莱斯说：“终有一天它会成为指望一条达到幸福的不同道路的反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在这样的环境下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会遭到轻蔑地拒绝。” [99] 而在这些反意识形态里，莱斯说最具有诱惑力的是与自然和谐的生活，而不是企图控制它的思想。他说如果这种思想得到正确的表述，即“不是表述为对原始主义的崇拜和排斥一切机械化，而是表述为消除浪费性的生产和对环境的破坏，那么这些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 [100] 但是如果它只是被作为一口号加以教条式的运用，作为一种表述对现行行为方式普遍的不满的一种手段，那么它就会失去作为一种对立力量的效力，而仅仅成为一种反意识形态。如果这样它就会让人们面临着完全接受或者完全拒斥现代技术的艰难选择。

以上述批判为基础，莱斯指出要正确扬弃式地理解这个观点，必须要用一种新方式对它重新理解与解释。他认为控制自然的主旨应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技术上的革新。由此，控制自然将和解放自然同时进步。从这个基点出发，“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 [101] 。如果这样的话，人类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探索生活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莱斯指出西方的宗教今日已失去了它对实践活动领域的控制，刘易斯认为的传统价值可以作为文明的唯一可靠支柱也是“太无效”的，然而以神学作为根据的对精神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解释还是继续支配着人统治自然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世俗的环境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把统治自然理解为人类意识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精神能够以尽量减小人类欲求的自我摧毁方面的方式来调整它与内外部自然的关系。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主体人还是客体人都能够克服他自身自然的不合理冲动；而作为人的欲求对象的自然，只有当它不再主要被看作权力来源时，它就会转变成为幸福的源泉。而这种意义上统治自然的基础，莱斯说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的公民广泛地享有责任和权力，所有个人都被鼓励和发展他的批判能力。这种思想，莱斯借用沃尔特·本杰明的话将它概括为：“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即他说的：“我们不应该把人类技术的本质看作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这种态度将适当地处理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微妙的相互作用。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这种控制不再与产生于社会统治结构的压迫性需求相联系）能够实现在统治自然的原始概念中所蕴含的进步希望。” [10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莱斯所说的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实际上是从伦理和道德角度出发，限制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力量，并建立能够保护人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力量的能力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较为新颖且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是也不乏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以上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的阐释与批判的三位有代表的思想总体给人以这种印象，即他们的论述虽然有些地方违背或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但是里面确实还是有许多对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超越与发展，或者说在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基础上的超越与发展，这些思想比其他西方一些生态学家抽象的浪漫式的“回归自然”、“崇尚自然”的思想更有现实性和科学性，或比较准确地找到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自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发生了许多出乎马克思预料的变化。生活和战斗在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有责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这些变化，并从中引出新的理论说明，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开放性时代性的，如此才能使生命之泉不断，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吐故纳新的原则的。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式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不能不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其重要，就在于它从一个方面系统地提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而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方面，显然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其巨大的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1]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0页。

[2]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

[3]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4] 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5] ［美］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

[6] ［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7页。

[7]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8]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9]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0]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11] 同上书，第128页。

[12] ［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13] ［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4] 岩佐茂：《马克思主义的新潮流》，《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

[15]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16] 参见李惠斌、薛晓源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17] 参见李惠斌、薛晓源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

[18]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19]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20] 同上书，第146页。

[21] 同上书，第144—145页。

[22] 同上书，第149页。

[23] 同上书，第149—150页。

[24] 同上书，第150页。

[25] 同上书，第152页。

[26]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27] 同上书，第153页。

[28] 同上书，第154页。

[29] 同上。

[30] 同上书，第150页。

[31] 同上。

[32]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33] 同上书，第152页。

[34]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3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

[36]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37]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38]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271页。

[39]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7页。

[40]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2—93页。

[41]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42] 同上书，第197页。

[43] 同上。

[44]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500页。

[45] 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249页。

[46]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页。

[47] 同上。

[48] 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249页。

[49]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6页。

[50]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51] 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页。

[52] 同上书，第2—3页。

[53] 同上书，第14页。

[54] 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7页。

[55] 同上书，第60页。

[56] 同上。

[57] 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9页。

[58] 同上书，第63页。

[59] 同上书，第96页。

[60] 同上书，第98页。

[61] 同上书，第101页。

[62] 同上。

[63] 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3页。

[64] 同上书，第136页。

[65] 同上书，第136—137页。

[66] 同上书，第137页。

[67] 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4—145页。

[68] 同上书，第147—148页。

[69] 同上书，第156页。

[70] 同上书，第157页。

[71] 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8页。

[72] 同上书，第170页。

[73] 同上。

[74] 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7页。

[75]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

[76] 同上书，第423页。

[77] 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7页。

[78] 参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4页。

[79]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80] 同上书，第74—75页。

[81] 同上书，第75页。

[82] 同上。

[83]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

[84] 同上书，第76页。

[85] 同上。

[86]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86页。

[87] 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0—341页。

[88]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89] 同上书，第6页。

[90]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91] 同上书，第8页。

[92] 同上书，第136页。

[93]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94] 同上书，第142—143页。

[95] 同上书，第144页。

[96] 同上书，第145页。

[97]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98] 同上书，第149页。

[99]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100] 同上书，第152页。

[101] 同上书，第168页。

[102]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第十五章 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出发点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生态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已经造成了全球性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探讨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探讨阻碍全球性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因素，分析中国的生态、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对于确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出发点，建构推进全球性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动力系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一节 交往全球化的环境与环境保护

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在社会共同体交往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其所依赖的生态环境正在显现出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化环境保护，推进人类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一 交往与环境的全球化发展

人们之间的交往是任何社会存在的基础。早期人类作为大自然生态食物链上的高级物种，“只能像牲畜般地服从自然”，人们之间的交往只限于共同体的内部，对他们而言，生存所依赖的现实自然环境也就局限在方圆数十公里或数百公里的范围内的具体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实践交往关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而，人类现实的自然环境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开启了人与自然之间交往的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活动已经扩展到整个陆地，扩展到海洋，几乎遍及地球表面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加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推动生产和消费超越国界走向全球，原先各共同体的闭关自守越来越被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所代替，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联系的总体系和世界交往的总链条。

在物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赖以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具有了全球性的特点，普遍性的全球化环境已经不再是某种抽象的学理，而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需要直接面对的现实。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少数国家通过经济或非经济途径对全球性资源的剥夺，实际占有着在人类时间尺度上可视为近似无限的、世界性的自然资源，以耗用大量不可更新资源、占用全球性环境容量为代价，不断加速物质经济增长，率先成为物质高度丰富的发达国家。当多数国家挤进工业化进程，资源需求和环境容量占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少数国家对全球性资源的占有、支配的格局已经难以维持。然而，即使在资源与环境容量重新获得公平分配的条件下，多数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无法复制发达国家起步时独特的初始条件，在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以适应环境全球化的要求。

环境全球化表明人类拥有的地球是共同的，环境污染是由各个局部地区的人们的活动共同造成的，人类所承受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也是共同的。环境的全球化还表现为资源的全球化，由于自然资源的分布往往集中于某些特定地区，从而形成资源型产品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分离以及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对称流动。资源全球范围的这种不均匀的分布以及不对称的流动，导致的结果是：全球性的资源贸易将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平衡产生不利影响；人类对资源螺旋式上升的需求量开始超越地球自然系统的承受能力，破坏人类的生存基础。因此，对民族国家而言，资源安全已经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建立一种环境可支撑的全球经济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环境正在遭受人类的破坏而形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人口与经济增长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下，地球环境容量似乎已逼近饱和状态，地球资源已探明储量呈现明显不足的势态似乎已经趋近极限的临界点。即使人们不情愿但却不得不面对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地球很小，地球及地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活的非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率是有限的；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20世纪中叶，以污染控制为中心的环境管理，主要控制工业三废对环境的污染，对于城市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整体上继续恶化的趋势。人们保护环境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生态环境破坏的全球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已经形成压迫人类的现实力量，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现实的威胁。环境保护政策的不成功启发人们，环境危机是全球性的，因而环境保护实践也应该成为世界性的活动。污染没有国界，核泄漏事故可以造成整个地区的灾难，地球绿色的肺——非洲沙漠化和热带雨林消失，同样可以危及发达国家。“生态科学不识国界，旁若无人地跨越边境的还有大量的有害物质排放。恰恰是那些引发世界末日言论的危害（大气和海洋污染）只有通过全球的联手才能得以排除。” [1] 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再幻想达到近几年来美国的物质消费水平，占世界人口不到6％的美国人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耗费了约1/3至1/2的世界矿物资源年产量。因此即使完全重新分配了世界资源，经典的发展方式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道理很简单，这种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资源条件，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压根就不存在。即便是对于少数发达国家，这种条件还能持续多久，也颇值得怀疑。全世界每个人如果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人类需要5.3个地球才能保证资源供应；像法国人和英国人那样生活，人类需要3.1个地球。

英国新经济基金会2007年10月6日发布报告：全球从即日起进入生态红色警戒状态，即全球作为一个整体从即日起进入由过度消费引起的生态债务状态，这意味着今后余下的时间内，人类的生活都是在增加环境的负担。自从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开始透支环境以来（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和耗用大于地球所能承担的供应能力），每年的生态债务日都在悄悄提前，今年比去年提前了3天。

全球性环境危机预示现今人类文明面临着生存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现代工业文明以破产清算的方式来对待地球，与生态系统之间产生冲突。只要工业文明带着强大的技术力量作为一个整体继续遵循着这种思维模式前进，鼓励人们为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而去操纵自然界，榨取自然界，那么，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将继续其摧毁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的进程而不以任何人的所作所为而转移。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也就意味着文明的高度危机，回应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必须加以解决的头等大事，诚如“海底两万里”之内摩船长所说：世界所需要的不是新的星球（人类无法知道），而是需要新的文明、新的人类。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环境政策只有建立在国际，最好是全球的基础上才能被有效地贯彻实施。对这一观点的解释是，人们从这个基础出发能够看得更远，获得最全面的能力以及与破坏环境的那种个人狭隘利益保持最大的距离” [2] 。我们对地球环境资源有限性问题必须放眼全球加以思考，人类共享一个地球的认识从宇航和卫星照片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撑和诱逼性的动力。从宇宙空间来看，具有复杂生命系统的“地球号宇宙飞船”是那么美丽、特殊，同时又显得那么渺小、孤独和脆弱，保护其生命的盔甲——大气层宛若一层“薄如蝉翼的白霜”，显得那么单薄。宇宙飞船因其脆弱性必须作为整体加以观察和操纵，也正因此，它强迫乘客们保持团结一致。“宇宙航天的自我矛盾性在于，它祛除了自身的魔力，使人意识到宇宙是多么的空旷和荒凉，‘对地球的重新发现真实地揭露了宇宙航天的本来面目’。如果许多人在50年代还相信火星人的存在以及当地球的容量达到饱和时，人类将移民其他星球的话，那么现在人们意识到这些想象的荒谬之处，同时认为，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地球存在。诚如是，则‘哥白尼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被彻底推翻：地球在哥白尼学说问世以来是众多星球中的一员，现在它又成了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现象。” [3] 维护独一无二的地球成为当代人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

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在时间节点上呈现共时性特征，其影响在历史维度上具有开放的特征。人们今天在环境问题上还必须放眼未来加以思考，进一步认识到被时间差掩盖着的代际之间资源的共享性：当代人消耗的每一单位非再生资源意味着后代人将要少消耗同样多的非再生资源；当代人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如果超过了其再生速率，破坏了其可再生性，就意味着后代人丧失了开发、利用的机会；当代人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如果超过了其可承受能力，就意味着后代人永久性地失去了适合生存的自然环境。

三 全球环境保护的理想与追求

决定地球与人类的前途命运的是环境，需要从哲学的高度重新思考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重估自然价值，重新确立发展的目标，倡导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从而为确立全球性的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制定相应的政策奠定基础。1978年，罗马俱乐部成员拉兹罗等人提交了《人类的目标》，该研究报告探讨了人类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应当确立的共同目标。作者分析目标与实践所存在的矛盾：世界各国人民的目标和期待都处在急剧变化发展之中，与此同时，在已经获得的东西和需要实现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带危险性的落后，过去表现出的目标被一些自私的、短期的、狭隘的关心事项所限制；进而提出在这个相互依存、高度密集、资源匮乏和技术扰人的现时代里，必须形成更恰当的、人道的、全球共同体的目标：安全、粮食、能源和自然资源。他强调发展的方针不应是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而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建立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分配上的社会公正。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人们致力于发展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事业。1972年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大会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列入发展的议程。《宣言》强调了解决环境问题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宣言》认为，为了达到与自然取得协调，建设良好环境的目标，要求每个公民、机关、团体和企业都应负起责任，共同创造未来的世界环境。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大规模的环境政策和行动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对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由各国政府在国际组织协调下统一行动：首先，一切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倡导环境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鼓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造成经济负担的环境技术。其次，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各国具有按其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同时也负有不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的义务。最后，国家不论大小，应本着平等、合作的精神，通过多边和双边合作，对所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加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妥善处理有关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各国应确保各个国际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效和有力的协调作用。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长篇报告，提出人类需要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道路，实现发展道路转换目标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全球合作。首先，需要达成共同的认识。推动全球对长远的环境问题建立共同的认识，并为之付出必要的努力，以便成功地解决保护环境和提高环境质量的问题。其次，需要确立共同的目标。寻求将环境问题的关心变为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在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之间更广泛合作的方法，进而实现共同的、互相支持的目标。这些目标重视生态、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需要寻求有效的途径。研究能够使国际社会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和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历史性文件，表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环境问题具有全球的性质，环境保护是一项全球化的事业，标志着人类全体自觉保护环境的行动的开始。人们终于认识到，全球性生态环境破坏是由于人们作用自然的行为所引起；产生于人类作为整体作用自然的活动与地球资源环境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各个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国家、民族、地区、利益集团等）开发、利用自然，污染环境的活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形成合力，干扰、破坏了脆弱的地球生态环境系统。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环境保护运动已经发展为世界性的运动，世界各国都被裹胁到环境保护大潮中。人类力图通过确立全球性的环境保护目标，依靠全体的努力，扭转现在所存在着的急剧改变地球和威胁地球上许多物种，包括人类的生命的趋势，以保持生产力不致下降，人类生活条件不致退化，乃至人类文明不致毁灭。

第二节 偏离目标的现实

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它反映了在短期与局部利益的长期刺激下，人们在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所作所为出现误区，正在侵蚀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地球环境，偏离乃至背离社会发展的初衷。环境保护的全球化提供了一种理想，但是现实却往往偏离目标，环境意识与实践存在的差距、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利润与“公共草地”的矛盾，正在侵蚀着环境保护事业。一方面，人们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视经济增长为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决定性力量的理论难免偏颇。在认识层面，该理论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理解上，隐含着高消费、高浪费的陷阱；在实践层面，当前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是与经济增长决定论的内在缺陷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之内，事实上，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世界，它们不但在地理特征和经济结构方面都各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可能在文化传统和愿望方面也都不一样。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偏离环境保护目标的矛盾。

一 意识与实践的差距

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它将使全球性环境保护事业奠定在最广泛的公众基础之上。但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光凭意识却做不了什么，只有转化为环境保护的实践，才能有益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如果缺少有影响力的部门和手段的贯彻与执行，全球环境保护的意识可能沦为一种时髦的观念。除非每一个国家都懂得管理自己国家的生态系统，否则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或是在环境改善方面，都很少能取得进展。公众对环境危害的惊恐通常持续不了多久，并往往被其他主题和情感所迅速代替。只有法律制度才能够持久地把握环境问题的长期发展特征。“环境政策能否有效地以贯彻关键不在于抽象意识，而是组织，行动联盟和共同的实践法典。” [4]

对环境问题的基本意识并不缺乏，缺乏的往往是上述因素；而那些实际的组织性问题只有在特定的地区和形势下才能更好地得以解决。抽象地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环境问题虽然大体相似，但其解决方式却因地区和历史形式的不同而各异。即使同在阿尔卑斯山谷地，其环境问题有时也不尽相同。大多数对第三世界至关重要的环境问题恰恰带有明显的地区和地域特色。森林保护、植树造林、“农林业”、“社会林业学”及有利于保护土壤的灌溉方式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得以组织规划，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经验和利益安排。全球基础上的“持续性发展”目标总而言之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它只有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和涉及具体范例时才具有实质性内容。

二 权利与义务的失衡

全球性环境保护是人类正义的事业，“现实层面的正义则总是与利益的分配或占有直接相关。而生态正义问题的凸现则直接关涉的是人的生态利益，一方面表现为人们是否享有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是否公平地分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和生态危机所造成的灾难。简而言之，生态正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公平地在人与人之间分配自然资源或分摊生态责任，而由此则主要形成了生态正义的二重向度” [5] 。环境保护所要求的全球着眼却暴露了人的不同的生存境遇，社会不同阶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立场之争从初露端倪发展为公开叫板。由于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与全球性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加剧了各个国家在环境保护事业中权利与义务的对立和冲突，成为发展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障碍。一方面，在资源与环境容量方面存在不平等的异化消费现象，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高度不相称的比例消耗着75%以上的商业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并在第三世界实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转移污染工业进行新的“生态犯罪”。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方面存在利益集团设置的障碍，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热带雨林保护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技术转让等重大问题上，从199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前到今天，各个国家利益集团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大家都力图通过他人的努力从全球环境这块“公用地”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愿意尽更多的义务。

“在过去的200年中，工业化国家已经达到了以前世代所不可想象的消费和富裕水平（也经历了与这种增长相伴随的问题）。这是通过消耗绝大多数的世界能源供应和资源而达到的（并造成了相同比例的世界污染）。” [6] 发达国家起步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是少数国家实际上占有着在人类时间尺度上可看为近似无限的、世界性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这当然是建立在对国际性的自然物质资源与环境资源的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剥夺之上的。这种非对称性的环境资源占有的状况今天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占世界人口的10%，消耗着75%以上的商业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并在第三世界实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转移污染工业进行新的“生态犯罪”。事实非常清楚，发达国家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者，这也许归之于发展应有的代价，但是发达国家必须为这种代价负责，他们也具有相应的经济和技术能力负起保护全球环境的更大责任。但是，几年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不断从199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承诺的立场上后退，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非商业转让途径的建立则几乎没有进展，却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更高的、超越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

与发达国家形成明显的对比，“世界人口的超过55%仍生活在农村地区，仍如同其祖先那样依赖于农业维持生计。世界人口的大约一半（25亿）营养不足，20%（大约10亿）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如干净水、卫生设施和适当住房，比这稍微少一点的人口仍是文盲”。 [7]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在发达国家的消费示范下，致力于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是不言而喻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的权利，也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他们面临着两难的困境：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解决由于发展的不足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却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加剧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人们呼吁在环境保护领域更多的国际援助和更有效的国家技术合作却收效甚微，而在缺乏必要的外部帮助条件下，人们难以苛责部分贫困国家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置环境保护事业于次要地位的行为。

三 利润对“公共草地”的侵蚀

一个满足整体和全球要求的环境政策究竟能够存在吗？保护古老的农村公共用地只需不同利益方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保护全球公共用地——世界海洋和大气空间依赖超越所有权利方之上的强有力机构。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中，人们很难想象此类有贯彻力度的机构的存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当利润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的时候，置于优先地位加以考虑的是利润。19世纪，恩格斯曾经尖锐批判了西班牙种植场主的行为：他们“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 [8] 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 [9] 揭示了其原因：“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10]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一个世纪过去了，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并没有过时。20世纪50年代末，参加美国反对污染、保护环境工业会议的200家最大的垄断资本家发表声明，断言保护自然界的措施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破坏企业制度的竞争结构，因而不愿支付保护环境的经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废弃物船运出口事件有禁无止，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的工业、生活垃圾大量转移，后果堪忧。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一股反对环境保护的思潮。他们认为所谓环境问题是环境保护主义者臆造出来的产物，整个地球状态安好，因此，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是一种可耻的浪费。针对政府的环境保护措施，他们提出，如果我们能就此醒悟并且使政府不去干预公司的话，情形就会变得更好。以上事实说明以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在本质上与环境保护全球化是相互矛盾的。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祭起环境保护大旗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以造成肥沃表土层损失的美国农场水土流失为例，分析为什么没有“在小小水沟生成之前加以阻止”的原因，指出“部分答案在于：租用土地以求短期赢利的人们往往不在乎土地的未来”。 [11] 他们也提出采用国家调节方法作为形成“社会—自然”关系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补充，加强国家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干预，加强管理，以达到促进人类国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目的。

当国家对主导经济的干预手段越来越不得力时，对在环境政策中采取与市场协调的措施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事实上的理由很确凿：工业知情人要比国家的监督官员明白得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哪些能源节约潜力以及怎样阻止有害物质产生。最有效的措施通常是由经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非在条款的执行中完成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当国家威胁要进行干预时，经济才会在环保领域有所作为。工业从未主动采取减少烟雾的预防措施，虽然它们能够处分改善燃料的利用状况。能产生经济利益的环境技术主要是“管道终端预防措施”，这种措施仅仅转移了有害物质，使之远离人们的视线，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第三节 我国环境、资源与生态的严峻现实

我国国土环境先天脆弱、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生态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等特点构成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出发点。

第一，我国国土环境具有先天脆弱性的特点。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55%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35%长年遭受土壤侵蚀和沙漠化，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我国人均只拥有一小片可生存空间，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96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和美国的930万平方千米差不多，人口大约为美国的4.5倍，将来可能是其6倍。但是我国的可生存空间，即平原加盆地，却只有美国的1/2，如果扣除缺水的盆地，那么我国的人均生活空间只有美国的1/10或1/15。对应于这一基本事实，我国人均耕地只有美国1/9.5。我国拥有的耕地、森林、草地和水等重要的环境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狭小的生存空间，十分脆弱的生存环境，迫使我们以10倍的努力来治理环境污染，绝不能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后者也就意味着付出更高的代价来治理污染，或根本无法治理。

第二，我国自然资源总量大，人均量小。中国960万平方千米的大地，是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环境资源和矿物资源储量居于世界的前列。大自然赐予我们广袤的耕地和富饶的矿产：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3％，居世界第4位；草场面积占世界草场面积的6.3％，居世界第三位；林地面积占世界林地总面积的3.2％，居世界第8位；河川径流总量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6.6％，居世界第5位。我国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已发现有用矿产150多种，其中探明有一定储量的达130多种。有不少矿物的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如锑、钨、稀土、锌等。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20％以上，居世界第1位。若按人口均分下来，我国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则退居世界第100位以后，成为人均自然资源最为贫乏的国度；35种主要矿产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60％。

第三，我国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并且已经付出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沉重代价。毋庸置疑，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非常艰巨的努力。但是，在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的人类活动强度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至3.5倍，平均每人每年搬动土石方的数量是世界平均值的1.4倍。我国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沙漠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已经给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明显。“十一五”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对于资源需求的增加，人地矛盾将继续加剧，森林和草地资源将继续呈下降之势；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土质污染、草原退化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为严峻，合理配置全国水资源的要求将更为紧迫；全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更加严重；国内石油供需缺口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继续增强。

据经合组织经过18个月的调查所完成的环境报告显示：在我国，有1/3的河流、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遭受严重污染；超过1.7万个城镇没有污水处理厂，近10亿人的排泄物几乎没有经过收集和处理就排出。报告评价：“中国的经济在向发达国家迅速靠拢，但环境水平却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又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披露：在全球118个国家参加评价的2004年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值17分的42分排在第100名，位居倒数第18名。 [12]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及后代人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的环境更加脆弱，提示人们，传统的现代化经济发展道路历经几个世纪已经走到尽头，其反自然性质的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环境资源条件已经达到极限而难以持续下去。我们不能继续损害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自然资源和环境支持系统，转变发展方式，在发展中克服资源与环境方面的现实危机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生态文明建设将以此为现实出发点实现文明的艰难转型。

[1] 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利——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2] 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利——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3] 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利——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4] 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利——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5] 李培超：《论生态正义》，《光明日报》2005年3月15日第10版。

[6] 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5页。

[7] 同上书，第425—42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9] 同上书，第385页。

[10] 同上。

[11] 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12] 参见《科技日报》2007年9月21日第7版。

第十六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当今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理论，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它们都不足以承担起指导人类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 [1]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坚持以中华民族为本位的价值主体论。中华民族通向文明的道路是非常独特的。在这个传统中渗透着许多既古朴又深刻的生态智慧，其中不乏被视为指导人类克服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精神支柱。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到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体现着中华民族认识自身与自然界关系上的一次重大的质的飞跃。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坚持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从来坚持立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出版关于生态环境问题哲学思考的专门著作，形成完整的生态哲学体系，他们有关生态环境的哲学思想蕴含于自然观、实践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批判犀利、前瞻特征明显，对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安德森所言“如果马克思当初不是有时超越了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话，他就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仍然这样重要” [2] 。它们之所以“对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正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 [3] 。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比其他生态思想的优越所在，也是它的实质之一。本节将从人学向度、实践向度、科技向度和制度向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进行分析。

一 人学向度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立足于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4] 人及人的发展，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的立足点。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和永恒的，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有着不同的规定。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哲学家思维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需要现实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在克服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人的能力、观念、品质等的总体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提出了合理地调节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设想，同时强调只有用科学理论武装的人类才能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5] 。在他们看来，人类只有实现从自然界的两次提升，不仅在物种关系上，而且在社会关系上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才能最终实现人的两种和解的伟大目标。发展是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发展是一种变化，是一种人的有目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变化。但发展所引发的变化不同于自然界各种因素之间运动所产生的变化，而是人通过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产生的满足人的一定价值需要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发展往往等同于进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发展求生存是人区别于他物的独特存在方式，人必须靠发展来求得生存，不发展人无以生存。生存和发展对人来说是一个东西，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人的生存和更好地生存。马克思说，历史就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人类的生存永远处在走向人的本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 [6]

人类生存的危机就是因为背离了发展的初衷。英国工人阶级生活于恶劣的贫民区环境的事实给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深深的震撼，德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关于保持土地生产力，保护森林，协调农业与畜牧业、林业的争论与探讨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的理念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7]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过于抬高人的主体地位，忘记了人终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生态回归。

二 实践向度

人不仅是理性的人，更重要的是人首先是劳动的人，实践对于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阐明了实践是感性的、物质性的客观活动，得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8] 的伟大命题。他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9] 而正是基于实践是客观性、物质性的活动的世界观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有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根基。通过实践活动，人才能摆脱外在的异在之物的束缚，发挥生命的固有潜能，为世界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创造自我的价值。1995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一些学者就明确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个生态哲学家，因为马克思很早就提出“人与自然界和谐”的思想，并强调通过生产实践的方式去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通过劳动实现内在的统一，其结果表现为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劳动不只是人与自然间的中介，它更具有调整、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趋向合理发展、良性循环的作用。人类与自然界和解是以劳动为中介，通过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过程而实现，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向人的生成”，即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10] ，“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11] 。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向自然界的融化”，即人的自然化，人通过实践活动广泛掌握和同化自然力，用各种自然物的属性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生命活动，使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发挥根植于自然系统的演化之中。

马克思在对近代环境污染的分析中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他认为，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劳动是有害的劳动，从而反对离开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来谈论劳动和生产力。他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 [12] 人类的劳动实践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制约的，违背客观规律，不仅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实现物质变换，反而会破坏生态系统，受到自然界的“报复”。“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13] 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14]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经济的增长为唯一目标，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这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

三 科技向度

科技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彻底解放和对异化的克服，必然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也就是说，是以科技的巨大进步作为它的杠杆。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揭示出技术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尤其是对唯物史观领域中社会技术这一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概念的深入分析，全面揭示了技术内涵。正如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E.舒尔曼所说:“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技术的发展，那么，任何对技术和未来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备的。” [15]

18世纪末，瓦特改进后的蒸汽机成为效率显著、可以用于一切动力机械的“万能”原动机。蒸汽机改变整个世界的时代正式到来了，大规模生产不仅可能而且成为必要，英国依靠技术革命的成果应用于生产，率先完成了产业革命，欧美主要国家也于19世纪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16] 自然科学划时代发现开拓了人类认识的视野，工具—技术系统的进步提高了人类作用自然的能力。

然而，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改造自然积极成果的同时，往往又会造成自然生态的破坏。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进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业革命在创造了神奇的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新的问题。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17] 所谓“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其实质是看到了科技进步导致生活环境改变并进而造就了“平面人”、“单面人”。

马克思认为，消除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他指出: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18] “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 [19] “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0] “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叫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须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 [21] 这种使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和使废物排放达到最小化的做法，其实就是要通过绿色科技来促进产业的生态化，体现了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马克思专门讨论“生产排泄物利用”问题来阐述“生产生态化”的理念。“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 [22] 马克思将排泄物划分为两类: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这些排泄物的存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是减少排泄物的有效手段。科技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各种废料或下脚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以及其他幼稚行为。” [2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完全有可能协调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24]

四 制度向度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产生于对自发发展的工业文明具有反自然本质、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其新哲学的历史洞察力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未来理想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路。他们分析了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作为人类的环境与活动要素而纳入的自然，考察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历史发展，思考了人和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条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从制度批判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源于人与人的关系对立，源于私有制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是把追求高额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和由此追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总量的增大的生产方式放在首位的，这必然决定这个制度是反生态的，它的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环境的不断破坏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前提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是不可消除的。生态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而是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才能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才能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类在发展中应实现与自然和解的理论奠定其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马克思明确主张“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应该统一。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和解，“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25]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26] 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人们不仅会合理地调节人际关系，而且会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协调进行。在马克思对理想社会的推断中，建立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两大原则。也可以说，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生态平衡的社会。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旨归，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和价值选择，其最高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27]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规定为自己的核心价值和最高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和旧式分工的废除。它用社会所有制代替私有制，“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 [28]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制度精神。社会主义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也正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才真正获得了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条件和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方案，即主张社会变革与生态革命相结合，实现政治制度的生态转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

第二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借鉴中国特色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华民族是有特殊性的，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传承，而又同根、同文、同种延续几千年的民族。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其内在精神与当今方兴未艾的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其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并有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儒道释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鼎足而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思想文化生态，有“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之说。越来越多西方学者提出世界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伊·普列高津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29]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含的精华，体现出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

一 “天道”与“人道”

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天人整体观出发，将“天道”与“人道”贯通于一体。尽管他们对于“天道”与“人道”的解释略有不同，但从现代意义上去理解，各家均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合一。人不再仅仅从“人道”的角度观察自然，而是从“天道”的角度看待世界。“人”是在“天”之下，“人道”也自然是包括在“天道”之内。世界不以人为中心，但也不是以任何一种物为中心，而是以整个“天道”为中心，亦可说“天道”之内无中心。

《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之道，将三者有机统一，追求天人调谐。《周易》认为，人与自然界不再是外在的因果关系，而是内在的有机联系。“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就是说，人类要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这是人的崇高的品德。

孔子认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即是人道，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达到天人相知、相通、和谐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孔子肯定了天之可则，即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可则，人与自然可以统一。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天命观，同时更强化了人的主体性和道德伦理的自觉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孟子提出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中庸》里进一步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荀子既主张“天人相分”，又归宗于“天人合一”，他揭示了天人之间的矛盾对立，又从天人相分的认识出发，寻找处理天人矛盾关系，建立天人新的统一的办法和途径。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主张人类必须承认客观规律至上，天道只可顺不可逆。宋代张载认为，“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他说，“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他认为天道的“诚”就是天德，即儒者需要通过“明”来达到对“诚”之天德的把握，以实现天人合一。

道家把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称之为“天道”或“天之道”。天人之道可以合一，但不是天依人道，而是人依天道。老子以“道法自然”为哲学逻辑起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 认为人为大地所养育，所以应当以天地为法则，效法天地。这个“自然”，是自己而然，非由外力之意；这个“道”，是天地人三者精神的提升，又是统摄天地人三者的管钥。它高居于天地人三者之上，却并不代表天地人任何一方。道家认为，道的永恒的自然运行、生成天地万物的宇宙秩序和人类秩序、天地万物和谐完美的秩序都是道的自然生成，无为自化的结果。“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42章》）。道家将天、地与人同等对待，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焉”。（《老子·25章》）“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既然天与人是合一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天道”与“人道”也是一致的。道家以“道”立学，主张有道者“复归于朴”（《老子·28章》）为最高法则来实现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的和谐。人类社会的治理原则是天道的自然无为原则，对待人类的伦理原则源自于对待自然的原则。“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老子》2章）道家主张因任自然，万物平等众人平等，公正无私，清虚安静，守弱用柔，兼容宽和，去奢欲，尚节俭，重慈爱，薄税赋，轻刑罚，追求形成一种和平宁静的“至德之世”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天人之间没有相互对抗，社会与自然之间处于一种所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的境界。 [30]

佛家的“缘起说”把整个人生和宇宙过程的一切现象看成是由多种原因和条件和合而成的。佛家的“因缘和合”认为整个人生和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而起的和合共生关系。所谓缘起，就是说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起都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绝对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因”、“缘”一般解释为关系和条件。“因”指引生结果的直接的、内在的原因，“缘”则是外在的起辅助作用的间接原因。佛教认为万法无常无我，从空间角度来看，众生与宇宙自然都是整体，各种事物，一切众生并没有实在自我，众生与宇宙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因此，众生要与宇宙的真相相融合。从时间角度看，众生如一条河流，前因后果，紧密相连，环环相扣，若能汇入生命之流便可见无限，无所拘束，无所执着。佛家认为，世界是由组成它的事物和事件相互渗透的网络整体。《华严经》中著名的“因陀罗网” [31] 比喻，体现了一切美好事物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每一种生物通过复杂的联系融合于生态系统的整体网络中，如因陀罗网，并在整体上保持着完整性。佛家还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佛法认为自然界本身是维系独立生存的生命的一个存在，人类只有和自然——即环境融合，才能共存和获益。

二 万物平等

中国古人主张人与天地万物是同一的、平等的，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动植物等生物生命，还包括了整个宇宙生命在内。这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适用性和恒久价值。

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着人际间的平等。他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他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不仅“泛爱众”，而且还要“泛爱物”，“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他主张“仁民爱物”、“仁民”与“爱物”虽有不同，但是，仁的本质也没有变化，即都是出于一种生命关怀与爱。儒家认为，一个天地万物的和谐世界需要万物各居其位生长相处的自然秩序。到了宋明时期，儒家更将仁爱扩展为“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使“仁爱”由家庭、社会、自然一直推广到天地万物。

道家从道普遍流行的角度论证万物之间的平等性。道家强调“物无贵贱”、“物我同一”、“万物皆一”。老子的《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认为，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它没有仁爱，对待万事万物就像对待刍狗一样，任凭万物自生自灭。圣人也是无所谓仁爱的，也同样像刍狗那样对待百姓，任凭人们自作自息。“万物”与“刍狗”是平等的，天地是公平的。老子认为，唯有不仁，才能至仁。“仁”是目的，“不仁”是措施。“天地至仁” 用至诚不移的自然法则来体现，是万物平等的思想。而“圣人至仁” 则需要用完善的社会法律来体现，是人人平等的思想。——庄子同样认为，人与万物的理想关系便是：万物平等、逍遥共处。

佛家有言：万法平等，无有高下。佛家所说的“法”不是仅指佛法，而是指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包括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佛家还有“众生平等”说，讲“无情有性”，“有情、无情，皆是佛子”，包括生物生命在内的所有万物在佛性面前都是平等的。佛家从佛性的内在性、万物都能成佛的角度承认了万物的平等性。其所说的“众生”，不仅仅是指各种肤色的人类，还包括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风火而“生住者”；不仅仅是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下游的、洞里钻的等有情物种，还包括山川大地、江河湖海和百草树木等无情物种，更包括“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所谓的“六道众生”。

佛家认为人与这些“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有“佛性”。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万物皆有佛性，都具有内在价值。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禅宗认为，山水、草木、尘石都有佛性，所谓“一切众生皆可佛”。佛家认为，人类只有与自然融合，才能共存并获益。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1928—）认为：“佛法的‘依正不二’的原理即立足于这种自然观，明确主张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 [32] 在佛的面前，所谓“依正不二”中的“正报”（生命主体）和“依报”（环境） 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涅槃经》）。佛家强调众生平等，反对任意伤害生命。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佛家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认为“诸罪之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尤要”（《大智度论》），并且要竭尽所能“普度众生”。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重要修炼内容。

三 “道”与“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 [33] 甚至有些西方的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 [34] 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要发掘并提炼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并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

中国古代很早就把技术放在理论和道德的驾驭之下。儒家以孔子之“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为原则。道家认为“好于道”则“进于技”，表达了其认为理论比技术更根本、对技术的局限性理解的技术观，并且成为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观。中国古代的道技之辩包含了道家、儒家乃至后来的佛家对伦理科学、道德与技术、工艺之间关系的根本看法。

“道”与“技”的关系是庄子哲学尤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庄子的“道”既是本体论、认识论，又是方法论、实践论。“道”为本，“技”为末，道重于技，技服从于道。“道”与“技”相通，“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庄子·天地》）。“技”也“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从而达到自由。“道”可为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带有强烈的实践性。但“道”又超越单纯“技”的层面，追求“技”之进于“道”。“道”以“无为而无不为”为根本特征，在“技”中显现“道”的自然无为，在“无为”中自然而然地、完全合规律地生出了天地万物，体现了超越一切束缚的自由的创造。

技有通道与不通道之分。通“道”之“技”为超越具体技巧、达到自然无为地自由创造境界的“技”，在这种技中，掌握技术的人处于一种纯任自由、物我化一、得心应手的自由境界。庄子常常以出神入化的技术操作比喻达到的境界。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佝偻承蜩、运斤成风、大马捶钩、津人操舟等，其中的技都是通“道”之“技”。这种通“道”之“技”的实现，既与操作者的把握事物规律的深度广度有关，也与他的心灵境界有关。通道之技实际上是技术的最理想状态。由于通道之技的自然性、自由性和物我化一性，使得它能够克服技术的损害天然、受条件限制和对人类的利害同时存在的双刃剑效果的一般局限性。

然而，一般的“技”并不与“道”相通。不与道相通的技，在性质上与通道之技相反，有人为性、局限性和人物分别性的特征。人为性即人的做作性，人的做作性，即人在其有限知识支配下的活动的不完善性。如，“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庄子·秋水》）。这“数”虽然是天理固然般地存在着，却又只能“口而不能言”。克服的方法是“臣所好者道也，进于技矣”、“心斋”以“待物”、“坐忘”而获“道”，忘物忘己、忘名忘利、忘怀一切，进入一种超越一切智慧的状态。局限性即人为地将其技术用于不适宜的条件之下，使技术表现出一种受条件限制的局限性。庄子说：“以鸟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鲦，随行列而止，逶迤而处”（《庄子·至乐》）。克服技术局限的方法，就是将技术用于其本来适宜的条件之内，遵循自然之法，才能使技术的运用处于自然状态。人物分别性即人为的技术只考虑人的利益而不考虑物的利益，结果往往在过分追求人的利益过程中因损害物的利益而最终损害人的利益。庄子通过一个寓言故事表达了其对过分重于人的利益将导致相反的结果的思想：“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庄子·达生》）。以瓦片作赌注就会取胜，因为投注时坦然豁达，取胜的可能性就大。以衣袋上的铜钩作赌注就会害怕，用黄金作赌注就会糊涂，因为人们吝惜铜钩和黄金的价值，由此而生名利之心，所以投注时犹豫不决，心理负担重，失败的可能性就大。 [35] 庄子一方面赞叹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价值，另一方面又顾忌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人为物役和生态平衡的破坏。

四 “圣王之制”

中国历代都有环境保护的相关律令。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过《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用法令的方式来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逸周书·大聚篇》载周公之语：“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到“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周礼》）。管仲也提出过“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的高论。他还提出衡量国家贫富的标准之一是生态状况，“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管子立政》）。

“以时顺休”、“节用裕民”是儒家生态管理的王道仁政措施，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物共生的根本原则和理念。儒家并没有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在利用自然物的手段和限度上不能因“一时之务”损害“百世之利”，利用它们必须“因地制宜”，要“适时”、“有节”。其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

“圣王”二字在古代是无以复加的美号。“圣王”之德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的共生理念。先秦诸子至少道家、儒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思想内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时禁”就已经是“古之训”，是“古圣王之制”了。如荀子提到：“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蝤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孟子提出要按照自然的生态节律和动植物的生长特点去利用自然资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鳌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圣子·梁惠王》上）。《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其中，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的道德理念相吻合。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带有顺乎“自然”、“天定”的成分。而这些禁令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主而言的。《大戴礼记·易本命》中对帝王有这样的警示：“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天，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老子的《道德经》中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玄德”是不显扬于外的美德，老子以此评价对圣王之制加以讴歌和礼赞。在老子看来，最好的统治者，人们仅仅知道有其存在，无须誉之，也无须畏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庄子说：“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篇》）、“帝王之德配天地”（《庄子·天道篇》），他认为，能生养万物便被视为有德，天地生养了万物，体现“大德”；帝王以其权力在广大的区域中推行保护众生的“王制”，是代天行权。秦国统一全国后，在对待生态环境问题上，也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基本制度，强制人们遵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田律》便用法律来调节自然资源再生能力与人类向自然解攫取的矛盾。 [36] 汉承秦制，在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上，汉朝的统治者与秦朝基本一致。如，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所载的律文基本与秦律相类。 [37]

第三节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的“实际”，既包括现实的国情，也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任何时候的中国实际都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总是处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国际环境之中。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虽然它们产生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不同，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陈学明特别提醒要注意目前中国国内所兴起的两股热潮：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潮；二是重新反思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38] 顺应热潮，针对全球化带来的生态问题，我们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生态和谐观和当代的生态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索。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红线，以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为思想资源，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将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哲学基础与思想资源。这将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

一 生态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轨迹

中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经历了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39] 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40]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普遍性的理论与具体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41] 理论上的每一次历史性的飞跃，都与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做出新的历史判断息息相关。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也正是在于它始终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群众实践紧密结合，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从中国的各时代的特点来看，推进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征程中各阶段有各自特定的重点任务。在生态视野下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可以说，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因会议的意义重大可以成为一个时间节点。按时间发展的脉络，可以区分为这样两个阶段：

1.循序渐进时期：1949年建国至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

从1949年建国到90年代初的4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了一个有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工农业国家。恩格斯说过：“在文明社会人们的一切相互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原始的、具有决定性的关系。” [42]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中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首先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其中最大的波折是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时期，在进行恢复生产力的重点工作的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绿化祖国作为生态建设的重点。毛泽东同志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43] ，并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

1972年6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中国逐步跟上了国际环境保护的潮流，并逐步参与到探索新发展观和新发展道路的艰难历程中。1973年８月，中国环境保护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成为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也由此推动了生态保护的实践。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发展步上了快车道。这个时期，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紧抓重点任务的同时一直关注着生态的建设，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于是，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启了以重大生态工程推进生态治理的绿色行动。1978年，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对环境保护作出的重要指示。1979年，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已从一般号召向法治化迈进。

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成为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转折点。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奠定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政策，制定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战略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199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强调：“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就确立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保护环境成为国家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立国之策、治国之策、兴国之策，成为关系全局、涉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政策。 [44]

2.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至今

20世纪末，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的潮流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与此同时，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源环境形势日渐严峻，与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成为生态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加速点。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也许就在于达成这样一种共识：“所有人似乎都分享着一种更深的理解——我们都属于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广大的世界，这个世界家族的血缘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然而，对每一个他人的未来的责任，对整个地球环境的责任，却把我们变成了一家人。” [45] 共同拥有的地球成为把每个人的命运和人类整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握好世界“环发大会”的重要契机，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3年7月，国务院环保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从国情出发，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8月，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当代和未来的必然选择。1994年3月25日，《中国21世纪议程》颁布，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制国别“21世纪议程”的国家。接着，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江泽民同志告诫我们“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46]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同年7月，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上又指出: “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却不断增长，如果这两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当，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 [47] 他还说：“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具有紧迫性。” [48]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断提高，对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更为重视。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联系，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审时度势，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崭新的高度。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十六大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形成了生态文明思想的雏形。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要增强节约意识，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2004年，胡锦涛同志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49]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使人们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任务，并将之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

接着，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将“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 [50]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决策和奋斗目标，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首次明确下来，提出到2020年要使我国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这就真正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秉承和实践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遗产，并结合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再次做了强调。9月22日，环境部召开传达学习此次中央全会精神的会议，周生贤部长在会上对生态文明进行了诠释，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建设路径。

可以这么说，党的十七大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是在人与自然之间既和谐又冲突的运动中形成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保护思想的继承和升华。

二 可能性与必要性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51] 我们继承传统思想文化成果，不是仅仅为传承而传承，而是为了古为今用。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看，一方面，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动因和规律缺乏科学系统的分析，不能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在马克思主义吸收借鉴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过程中得到科学提升。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现在的传统文化是在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大乘佛学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于是，中国化的佛教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的这些特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挖掘传统思想文化是为了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1.文化条件：中华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52] 的战略任务。文化是发展和变化的，具有历史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阶级关系、自然条件、社会生活方式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共同组成一定文化生长的文化场，而不同文化场孕育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性。从解释学的观点看，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扩展，都是从一个文化场进入另一个文化场的过程，因而必然要经过新文化场的选择和重构。输入外来文化以更新本土文化，离不开后者作为文化承受主体的能动作用。 [53] 中国丰厚的本土文化土壤提供了吸纳传统文化的条件。

中华传统文化富有包容性和创造性。文化不仅具有历史性，也有民族性。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连续一贯，未曾间断。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总是以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予以接纳。中华文化在悠久历史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加入新的成分。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优秀的文化之一，由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逐渐发展演化而汇集成的表现中华民族特性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由于人种的不同，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发展过程不同，而形成自己的特点。金岳霖曾说：“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底中坚思想似乎儒道墨兼而有之。” [54]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为什么能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呢？其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能相容，二者有相通之处。” [55] 可以这么说，中华传统文化已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价值基础，并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紧密结合，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基础。张岱年和程宜山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土壤里生根。” [56]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极为广泛，不仅是知识，还包括思维方式，是从思想观念一直到风俗习惯的总和。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占主导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代表。除了儒家文化，还有其他文化形态，比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总的来说，虽然有种种流派，但它们彼此之间不是势不两立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各取所需，相互补充。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是无法在中国生存发展的。

2.内在依据：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要求

从纵向上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与时代同行，与时间共进。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是科学理论的本质要求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不断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再三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57]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 [58] 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59] 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理论视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60] 。他们在实践中继续发展他们的理论是科学性的要求。1885年恩格斯在致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他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61] 在1886年致弗·凯得·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也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62] 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他又提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同样，列宁也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 [63]

从横向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与时俱进，必须与不同国家的不同实际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吸纳“世界文明”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也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在各民族国家的传播和应用，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之结合，是其吸纳“世界文明”成果的具体体现，由此也必然产生出各具特色的“民族马克思主义”。列宁说：“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64] 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阐述的只是一般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 [65] 毛泽东也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66]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就已开始。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总是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现实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性、革命性、实践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从思想体系的特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独创性、开放性。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成为可能。

3.现实基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世界历史性的思想理论指导

生态是生存之基，环境是发展之本。我国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生态产业革命的步伐明显加快，而中国则面临着工业革命和生态产业革命并存的双重任务。中国人均主要自然资源和人均GDP都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先污染、后治理”的拼资源环境的老路是走不通的。所以，正确的选择就是走生态型工业化道路，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列举当代中国前进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时，把“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放在首位，进而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到了发展目标的高度。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发展的自身条件、外部环境和全球趋势，以历史的主动精神去探索符合这三者要求的发展方式，抓住和用好发展的新机遇，主动融入，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67] 中国等东方国家在原有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下，无法实现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走向现代化，而社会主义则为其提供了另一种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并逐渐根植于中国的重要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的科学。列宁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68]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各种不同的理论（包括中国传统思想）中吸取生态智慧，需要一种多种理论共存的文化结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大文化谱系之间应在冲突中求融合，从互斥中求互补，汲取彼此之精华。也正是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可以实现功能互补。 [69]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

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也是拓展和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体现，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和历史选择。2005年，温家宝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70] 我们党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维度审视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它的确立，经历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并确立指导地位的过程。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就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标志着科学发展观指导地位的确定。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对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也是对现实问题的文化反思。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生态环境因素的内在深层逻辑关系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也是总结中国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对中国实际的深刻认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中国实际不仅包括当代的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也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积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1.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中国当前现实的最新成果

我们回顾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把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之后，在1978年以来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中国从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是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都具有相同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都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都追求人类的进步和全面的发展，具有相同的历史使命和最终目标。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主题，但是，都始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着眼于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始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就在于既以中国自身现有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把中国（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人类）的发展新态势结为一体；既着眼于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而有很强的实践性，又体现了当今历史的新趋势而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71] 马克思曾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当代中国，改革日趋深化、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在这个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即生态经济矛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对重要矛盾。我们必须深入系统地去回答 “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样才可能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指明前进方向。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实质上是对转变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是新的生态文明世界观的理性自觉。

2.科学发展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奇葩

作为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结晶，科学发展观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开花和结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性飞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72] 科学发展观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扬弃，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思想，“道法自然”的生态自然观，“天人合一”的和合理念都在科学发展观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彰显出了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诸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句。孔子还提出要爱民（“节用而爱人”）、养民（“养民也惠”）、利民（“因民之利而利之”）、富民（“政有使民富且寿”）的思想，将之作为治理国家之道。孟子将这一思想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73] 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宋代二程也鲜明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科学发展观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早有体现。比如孔子就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并身体力行，“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也认为，如果“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谷物、鱼鳖不可胜食，树木不可胜用。只有顺时、应变，尊重自然界繁衍生息的规律，让天地间的万物都能够拓展各自的生命潜力，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发展和谐统一。

此外，在中国典籍中，发展思想随处可见。《周易》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周行不殆，他说“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庄子的“吐故纳新”等，都表达了革故鼎新的变易发展思想。 [74] 这与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是相通的。

科学发展观吸纳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使理论具备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韵味，从而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同时也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沉淀的积极因素，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开辟道路。

[1] 陈学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文汇报》，2010年2月22日。

[2]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3]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6] 参见王德军《科学发展观的人学向度》，《理论视野》2007年第4期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8] 同上书，第5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0] 同上书，第4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15] 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李小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18] 同上书，第7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1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8—69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24] 参见华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向度及其现代启示》，《学术论坛》2007年第2期。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92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0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29] 伊·普列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0] 任俊华、刘晓华：《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考》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31] 因陀罗网：忉利天王的宫殿里，有一种用宝珠结成的网，一颗颗宝珠的光，相互辉映，一重一重，无有穷尽。这种由宝珠所结成的网，就叫作因陀罗网，也叫作帝网。

[32]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0页。

[33] 参见王萌《佛教文化与科学范式》，《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第2期。

[34] 参见陶渝苏《论作为科学精神生长点的西方思维模式》，《贵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5] 任俊华、刘晓华：《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考》，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7页。

[36]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37] 参见《张家山汉墓竹简》 （247号），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38] 陈学明：《中国“现代化”需要超越西方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5月12日。

[3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4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41] 转引自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页。

[44] 王学俭、宫长瑞：《建国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及其启示》，《林业经济》2010年第1期。

[45] 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46]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3—464页。

[47] 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0月17日。

[48]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49]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2页。

[50]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第1版。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5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53] 俞红、徐长安：《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刃剑》，《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54]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

[55] 唐昌黎：《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

[56] 《中国文化与历史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61] 同上书，第669页。

[62] 同上书，第680页。

[63]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64] 同上书，第274—275页。

[65]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68]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69] 李建勇：《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三种价值》，《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70]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7页。

[71] 侯惠勤：《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7期。

[72] 唐昌黎：《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

[73] 《荀子集解王制》：《诸子集成》第2册，第104页。

[74] 张多来、黄秋生：《论中国发展观的演进》，《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第十七章 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目的

马克思曾说过:“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文明的自觉发展应当立足于人的发展这个特殊中心。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理想，实现这一理想目标，是人类亘古以来的向往和希冀，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从古希腊哲人们提出的“至善的完人”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倡导的“圣贤”，再到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推崇的人格化的神“上帝耶稣基督”，直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推崇的多才多艺“全才式的人”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自由的人”等，都是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目标的理论追溯与求证。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理想，这个理想目标将推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不断走向自由王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运动的价值目标和归宿。

第一节 社会目的的统一性

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是建设生态文明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它以保护自然生态和环境为前提和基础。如果说，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在人类与自然力量对比处于劣势下发展起来的，其社会目的的单一性与行为方式的物质性、进攻性与征服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人类拥有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之后，人们反思既往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尖锐对立、对抗，否定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物质享乐主义，确立人类社会实践的两重目的的统一性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一 生存与自然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力图克服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目的的背离，实现社会目的的回归。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面对着庞大的地球自然界及其丰富的资源，面对着异常强大的、外在的自然力，满足需求与发展的社会目的的实现形式主要表现为如何与自然抗争、克服自然压力、向自然界索取财富。至于人类作用自然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及自然的消极后果则无关紧要，似乎与需求的满足、社会的发展关系不大。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低下并且人口规模相对比较小的古代，简化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突出人作用自然的社会定位的单向性，似乎有其合理性。“从启蒙时代开始，人类就只能在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尽情享乐中寻找他们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人的需要和欲望、梦想和追求，都被囿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中了。” [1] 但是，这种片面性观点给人们追逐短期利益提供了合理性的保证，导致了人类的不当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导致了对生存与发展这一社会目的的背离。

生态文明建设在高度重视维护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把满足人们的需求置于优先地位，确立了满足人类需求的基本目标，突出了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实质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赋予发展主体的社会目的的优先地位。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在发展中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建设生态文明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为基本前提。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恶化与贫困现象并存，在极其贫困的条件下，人们为了生存，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是不择手段地从自然中获取生存必需品。在面包与空气之间，挣扎于饥饿线上的人们为了自身生存的需求往往选择了前者。处于普遍化贫穷的状况下，人们追求生存的自然本性“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2] ，其中包括进一步掠夺、剥夺自然，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从而削弱了人类全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贫困人口在生存的压力下的选择他人无权指责，但是，其后果导致人们为了短暂的利益而付出昂贵的环境代价，而环境的破坏又使贫困人口陷入更加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解决贫困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议题中应有之义，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在资源有限性条件下通过发展满足贫困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破解贫困与环境恶化恶性循环的怪圈。

最后，生态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摆脱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抗而走向和谐。人从自然界分化产生出来，在“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强大自然力的压迫下，作为自然界的对立物，“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 [3] 。为了克服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的恐惧与崇拜心理，基督教义赋予人以仅次于神的地位，从而拥有对自然的无上权利，《圣经》告诉人们，自然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性、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近代科学的兴起否定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神学假定，却把生机盎然的自然界描绘成沉默、僵死、被动的世界，将其分解为一组组可以操纵的客体，在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自然存在的合目的性——满足人的需要。两者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为致力于确立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文明人跨越过地球表面，在他们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4] 印度河畔的巴哈马文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的突然消失，曾经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两河流域的衰退……伴随着农业文明的灿烂是一串串荒漠化的足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负面影响具有全局性与长期性的特点，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终于形成急剧改变地球的环境趋势，演化成为当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足以警醒世人：生态环境问题不仅直接制约着当代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未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威胁；不仅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威胁着地球上生命系统的存在与演化。进入新世纪，科学家再次发出警告：人类正在主导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处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当然也难逃其他生命所面临的厄运。人类与周围自然有着共同的命运，人类的利益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生态文明建设以地球生物圈的健康生存来约束和限制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生态环境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整体的前途和命运与地球生态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生存发展与自然保护的统一性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目的。

二 时间与空间维度的超越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实现观念的变革，从自然的历史演化中理解人类支配权的暂时性，从自然的普遍联系中理解人类支配权的相对性，从而赋予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础地位。生活于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我们已经无法改变祖先们对于环境的所作所为，也解决不了子孙后代的环境问题，但是我们有责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把现在就能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不应该也不允许进一步增加子孙后代的负担。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高度相关性，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是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目的的内在诉求，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应当具有超越个体、集团和时代的整体观念和历史视野。

首先，建设生态文明强调人类文明的基础是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并且具有唯一性、有限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构成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5] 是人类“精神的无机自然界”。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与自然交往的范围经历了外延不断扩张的进程，当前正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地球的空间限制。1969年，“阿波罗”计划的成功表明人类可以克服地心引力而飞向太空其他星球，但是天文数字般的高昂费用（人均4500万美元）使得移居球外天体只能是极少数人的一种奢望。并且，“生物圈二号”实验的失败证明了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人类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营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二号”。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茫茫宇宙中，人类没有可以召唤的近邻，没有可以停靠的现成空间基地。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适合人类生存的场所只有一个：“我们的宇宙”即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法突破地球环境的容量、地球生物圈的再生能力和承受能力。深化对制约发展的环境因素的认识，不仅定性而且定量地考察环境的容量、生物圈的承受能力，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以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最高追求，必须确立整体主义的价值追求。生存与发展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环境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我们都属于一个比我们更广大的世界。早期人类社会在对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追逐过程中，人类整体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抽象，仅仅是分解为各个具体的社会共同体的算术和。随着生产、分工、交往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来各自孤立的共同体逐步联系起来了，人们的生产、消费及其依赖的环境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形成一个在各个方面互相交往的、互相依赖的世界联系总体系、世界交往总链条，人类的命运、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经构成一个整体。然而，由于体现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滞后性的时间特点和广泛性的空间特点，由于各个不同的个体、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仍然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对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思考被追逐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阴影所掩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破坏了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如果说，人类共同利益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与具体行为主体的现实利益产生矛盾，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动力机制具有相当的难度，那么，以包括人在内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共同利益为目标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则更是困难重重。生态文明确立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目标，强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系统整体性，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另一部分人发展的权利为代价；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不仅是人们应该拥有的权利，而且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前提。强调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平等，指出代间平等是以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的自然界——地球自然环境为中介，提供了解决矛盾的现实基础，在理性框架下努力探索逼近这一理想的现实途径。

最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目的在人类世代发展的系列中实现；体现为生存与发展权利的代际公平——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下一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建设生态文明不能偏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目的。由于人类作用自然的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6] 。当代人正在承受着工业化进程产生的第二步、第三步的影响，承受着先辈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严重祸害。尽管我们已经并继续为前人的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这并没有提供我们转嫁危机的权利，即加大掠夺自然的强度从而进一步削弱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地球是向子孙后代借贷来的，而不是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代际平等性要求在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的发展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打破“掠夺—发展—祸害”恶性循环的怪圈。

发展需要付出代价，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需要付出代价，需要人们承受局部利益、当前利益的部分牺牲，从而赋予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以崭新的内涵，揭示了这一社会目的的系统整体性和历史发展性，从而为人们争取生存与发展的代间公平与代际公平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节 “两种和解”

在环境资源的压力下，整个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和环境支持系统已经受到严重损坏，我们当代人及后代人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的环境更加脆弱。这一基本国情应该成为我们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2010年牛文元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指出，中国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有序地通过三大基本台阶，实现三大基本目标，即理论上所称的三大“非对称零增长时间节点”。一是到2030年，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二是到2040年，实现资源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三是到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人口零增长是我国实现持续发展的第一块试金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战略台阶。连续三个十年迈上三个新台阶，我国才能跨越可持续发展的高门槛 [7] 。

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于21世纪中叶迈上三个新台阶无疑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2004年3月29日曲格平在中直机关领导干部科技会上直言不讳：“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我们必须坚定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而靠传统的发展模式肯定是不行的——这种模式已走到了尽头。” [8] 据专家分析预计，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会有三种方案：按照现有资源利用方式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将是现在的四五倍；如果要保持现有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就必须提高四五倍；如果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要求环境质量有明显的改善，则资源生产率必须提高8—10倍。按照传统发展模式，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走不出这个困境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统筹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我国在迅速摆脱贫穷，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正面临着发展与环境的双重压力。“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9] ”

文明并不一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抗过程”，人类完全有可能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求得进步和发展。人类文明之所以同自然生态发生“对抗”，无法“和解”，其原因在于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不顾一切地掠夺自然。“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同样数量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 [10] 正是资本追求利润而进行的无情扩张，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使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11] 的重要命题，确立了“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 [12] 的历史使命。“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指向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即协调天人关系，也就是化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造成的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而“人类本身的和解”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问题。“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是“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物质基础，“人类本身的和解”则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社会前提。“两次和解”的内在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为我们提供了在有限的资源下，建立一个科学、民主、公正、和平且能永续的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

一 “人类与自然的和解”

文明的自觉发展应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当前，我国仍然处于资源型经济发展阶段，特别狭小的生存空间、十分脆弱的生存环境和日趋贫乏的矿物资源，整个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和环境支持系统已经受到严重损坏。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标志，那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有序地连续三个十年迈上三个新台阶，实现三个“零增长”：2030年实现人口规模的零增长；2040年实现能源资源消耗的零增长；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零增长，才能跨越可持续发展的高门槛 [13] 。科技创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必由之路。通过科技创新改进、完善工具—技术系统，提高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能力，提高适应和推动自然、经济与社会复杂系统协同演进的能力，将为我们提供自觉调整自身行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控制自然界向利于人类方向发展的手段与途径。

这种“和解”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过程，实践基础是物质生产活动。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肇始于西方工业革命，从18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凭借对自然的攻掠收获了丰盛的成果，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受教育的层面大大扩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等。然而，就在人们向自然进军节节胜利的同时，自然却又向人类社会展开酷烈的报复：大气污染、土壤流失、水源枯竭、物种锐减、温室效应、气候异常，直到有一天人类连饮水、呼吸都成了难题时，再意识到需要“与自然和解”便为时过晚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解，实质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14] 。马克思用“物质变换”这一概念来指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昭示了社会发展与自然演化的辩证统一。实现这一“和解”，要求人类必须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方式来利用、开发和改造自然界，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

二 “人类本身的和解”

“人类本身的和解”昭示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关系，其实践基础是物质交往活动，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或体制的建构与完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普遍性交往，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但与此同时，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也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分裂和对抗，阻碍着经济社会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15] ”。环境资源问题具有空间弥漫性、时间滞后性的边界自由的特点，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现实的、具体的地区、集团的利益与未来的、似乎抽象的全局利益的冲突将加剧，已经成为人与他人和解的聚焦点。在国家、阶级、利益集团仍然存在的今天，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建立，两种历史相互制约的思想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社会史的层面解决自然史的问题显得更加迫切。

“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16] “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 [17] 两个“和解”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人和自然的矛盾，不仅仅是人类认识实践水平的不足，更在于社会关系和人类活动方式的不合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本身的和解”，这两个和解共同构成了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没有人类本身的和解，就不可能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18] 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表现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同时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 [19] ，社会则仅仅成为个人满足其私欲的工具，对个人来说，社会仅仅“只是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20]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以往的社会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它的生产力发展较之以往的社会具有无比的扩张性。但是，这种扩张在性质上受资本的驱动，在经济上不断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不断被两大阶级间的斗争所打断，并且最终在范围和程度上受到“增长的极限”和全球化社会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断打碎旧的社会制度或体制，建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新的社会制度或体制，这是一种“革命性实践活动”，它是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为基础，马克思勾勒了一个将“物质变换置于人类共同控制”之下的未来社会。在现在乃至将来的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现在的“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21]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是实现“两种和解”的制度保障

自然史和社会史是不能割裂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22] ”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人对自然生态的控制实质上是人对人自己的人文生态的控制。因此要保持生态环境的协调，首先必须从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善人文生态。” [23]

文明的自觉发展应当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而这样的和谐是需要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制度的基础上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环境的必然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使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与生态环境产生的矛盾，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代际分配的公平与正义问题。

一 从物质变换的视阈透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

人类要实现同自然的“和解”，就必须在生产活动中顾及由此而引起的长远后果，合理地“支配和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24] 即改变历史上出现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些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私有制度。

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认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属于“第一重危机”，他对“第二重危机”即生态危机进行补充论述。资本积累必然带来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和衰竭，而全球性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更加导致了生态的不平衡，“不平衡发展的资本主义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灾难” [25]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 [26] 这种“长远”结果，才是导致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要消除这种根源，只有从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入手。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更关注的不是客观自然界自身的运动变化及其规律，而是人类活动组织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 [27]

尊重生态规律与发展资本主义是矛盾的。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指出“异化劳动”造成了“文明的阴沟”、“自然的荒芜”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在遭受工业污染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工人们“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 [28] 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的环境污染状况和工人阶级恶化的生存环境问题进行了“亲身观察”。在揭露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同时，列举大量事例，论述了英国环境污染发生的过程、类型、状态、危害和根源。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态恶化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造成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他们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主张要把生态环境问题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要把人的全面解放与社会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统一起来。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内容和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资本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遵循着“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 [29] 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扩张，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成为物质变换异化的“原动力”。

资本主义劳动的目的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机制，而且清楚地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危机向生态危机转化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 [30] 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 [31] 资本主义城乡对立造成了土地肥力循环的断裂，技术的非理性运用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交换的断裂。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反自然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造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从而引发生态危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物质变换理论为中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当代社会种种异化现象实质上也是物质变换过程中的裂缝存在的表征。马克思认为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 [32] 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刺激人们消费的特性奠定了资本历史的合理性。“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 [33] 虽然人的能力的提升，原先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资本的膨胀表现为人类物欲的空前膨胀，这发展了人的需要和能力，同时又使人类变成了自己创造物的附庸。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方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培养出扭曲的异化的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征程提供了理论指导。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异化消费观念也随之而来，加上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固有的消费观念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缺少约束力，而新的科学的消费观念还没有真正形成。在这样一个急速膨胀的消费时代，也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异化现象，出现了鼓励人们突破合理需求的界限，产生“虚假需求”，造成了消费欲望与合理的物质需求背离的奢侈。这些现象威胁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进而威胁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在物质需求层面实现的路径，就是要引导消费者树立生态文明消费观，通过生态需求的价值导向，坚持文明消费、合理消费和适度消费。

二 从制度批判的维度确立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从制度批判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关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异化的现实，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产生它的社会根源，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自然界的写照。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土地私有制度的批判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34]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结果。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和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认为自然的异化归根结底是人与人关系的对立，源于私有制的存在，源于劳动的异化。解决自然的异化必须通过社会变革才能实现。马克思指出社会的“和解”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解”的前提，并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答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马恩生态哲学的终极目标。

马恩生态哲学从制度批判的维度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符合人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应是社会主义的，并且，它应该建立在稳固的生态原则基础之上。它将把自己与可持续性的土地联结起来，成为“人类世世代代……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被提出来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决定了中国具有最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社会条件。而且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化和发展，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果也必然为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生产劳动彻底摆脱了因知行能力的局限而带来的盲目状态，也摆脱了不合理制度造成的异化状态。“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35] ”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36]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得出了否定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伟大的革命性结论。

黑格尔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 [37] 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人们不仅会合理地调节人际关系，而且会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协调进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38] 这就是说，生态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而是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发展问题，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体的历史进程中来考虑。

透视马恩生态哲学思想，我们不难发现，马恩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语境中关涉生态问题的。生态文明既然是世界新潮流，按理应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在那里首先爆发生态危机。但是，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与发达国家发动战争抢夺世界石油资源以及把污染企业跨国转移相对照，中国在国与国之间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倡导并厉行生态文明，客观上在国际政治运动中树立起一面文明的旗帜。进入21世纪，党中央根据我国人类活动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面临着发展与环境的双重压力的基本国情，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并实践着文明的自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思想的认知和制度的保障，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得以实现。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 [39] 这就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终极的发展方向。

第四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狭义理解到广义理解的转型

生态文明的诞生，是人类文化战略的转变，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也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生态文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要求，从文明的高度来统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导论中，笔者已经述及，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可以有狭义与广义之别，广义的理解是一种社会形态，狭义的理解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

一 狭义与广义的生态文明与“两种和解”

生态文明建设是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协作、潜心学习、锐意奉献和持续推进。周生贤认为，“生态文明重在建设。生态文明既是理想的境界，又是现实的目标；既是生动的实践，又是长期的过程。生态文明理想和目标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建设实践”。 [40]

1.建设狭义的生态文明将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

狭义生态文明的基本主张主要包括如下9个方面。①森林保护。主张在大力植树造林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选择有限度地采伐并及时栽培更新，以保证森林覆盖率稳定提高；反对乱砍滥伐、破坏森林。②土地利用。强调植被保护、水土保持、荒漠治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反对破坏植被、水土流失、乱占耕地，限制工业占地、建房占地和道路占地，遏制荒漠延展。③改进农耕。主张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改良土壤，鼓励施用农家肥和生物肥、利用生物天敌和生物农药；反对随意开垦、粗放耕作、破坏土壤结构，限制施用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并逐步淘汰之。④合理利用水资源：强调水源保护、污水净化、废水利用、节水工艺、节水灌溉、节水消费；反对污染水源和浪费水资源，控制赤潮泛滥。⑤合理利用能源：强调节约能源、降低能耗、开发新能源、充分利用再生能源；反对浪费能源和多用矿物能源。⑥物种保护：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生存环境、挽救濒危动植物；反对污染生物生存环境、任意捕杀动物、灭绝物种。⑦大气保护：强调废气治理，主张限制机动车辆，鼓励使用清洁能源，以减少耗氧和减少温室气体、有害气体的排放，逐步减轻温室效应，减轻气候反常所造成的危害；控制硫化物和氮氧化物，以减少酸雨和酸雾的危害；大力削减氟利昂的产量和用量，以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反对核污染和其他各种放射性污染。⑧人口控制：强调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增长，力求人口总量实现低增长、零增长、负增长，逐步提高人口素质。 [41]

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狭义的生态文明被理解为社会文明的要素构成，仅仅着眼于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也就是着重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2.建设广义的生态文明将实现“人与人的和解”

除了包括狭义生态文明的全部主张，广义生态文明的基本主张还包括如下七个方面。①政治清明。鼓励争鸣，以集纳最优秀的智慧；保障民主，以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和人才集团；进而实现廉洁高效的政府运作，为全体公民谋求根本而长远的福祉。②经济有序。建立规范而公平的经济秩序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取缔投机、诈骗、垄断和假冒伪劣。③国际和平。致力建立以“平等、和平、对话、合作”为内涵的世界新秩序，保障世界和平。④民族和睦。保障民族平等，尊敬民族习俗，化解民族纠纷，实现民族和睦；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使各族文化既异彩纷呈又相映生辉。⑤社会福利保障。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⑥人际关系和谐。承认社会分工而强调人格平等，培植团结、互助、和睦、友爱的和谐人际关系。⑦正确的宣传与良好的教育。按照生态文明理念端正舆论导向，树立社会正气；按照生态文明理念筛选学科与教材，确立以和解、和谐为核心的教育方针和基本观念，培养具有正确理想和高尚情操的国家公民，逐步提高全民素质。 [42]

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追求达到将人类社会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而构成的广义生态系统的和谐状态，因此，既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和谐，还包括人类个体身与心的和谐。广义生态文明被理解为历史形态的发展必然，意味着观念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既要求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也要求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 [43] ，除了包含狭义生态文明的全部要求之外，还要求政治清明、经济有序、民族和睦、社会保障、人际和谐、国际和平……因此是全范围、全方位的和解。人的个体行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当然，由个体行为组成的群体行为对自然和社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人类认识自我，不仅是哲学探索的最高目标，也是认识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前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才能不断超越自我，真正实现自身的和解。

二 从狭义生态文明建设到广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转型

党的十七大报告立足于中国生态环境资源的基本国情，确立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战略，明确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44] 建设生态文明是时代的必然选择，这已经形成了共识。而报告中两次出现“生态文明”，前者是基于狭义的理解，后者则是基于广义上的理解。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广义的生态文明。广义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狭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可以这么说，狭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为实现广义的生态文明提供了现实的路径。广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涵盖了狭义的建设，广义生态文明是转型的最终归宿。

1.狭义生态文明建设是转型的现实手段

狭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解。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为人类提供必需的自然资源和活动空间。地球是我们发现的唯一适合各种动植物生存的场所。地表自然界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空气、水、食物、温度等，还为人类提供了赖以发展的土地、森林、草原、地下矿产以及风力、水力、地热、太阳能等能源资源。没有青山绿水，没有了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根本谈不上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人类自身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必须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人类的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一杆基本标尺。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内在地要求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内在地包含着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 [45]

人类的需求决定人类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人类具备的手段，特别是技术手段和组织手段决定了人类的生产结构和发展方式。而人类需求与手段的变化又都来源于人类社会的规模、结构、组织、观念、文化等复杂背景及其变化过程。 [46] 文明的自觉发展需要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当前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就要把生态问题纳入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总体框架之中，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科技、文化战略。如调整原有的产业结构，向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转变；合理确定最优污染水平和排污费的收费标准；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资源和产品的价格体系进行干预，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等。狭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适应自然规律的、有科学预见的、可调控的人类行为，使自然界造福于人类，为广义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的基础和现实的手段。

2.广义生态文明建设是转型的最终归宿

狭义的生态文明虽然也是可贵的，但毕竟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我们不能始终局限于狭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人，人是建设的主体，也是冲突的焦点。如果仅仅追求人类同自然的和解，而不同时追求人类本身的和解，那么，最终，即便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也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在明确广义生态文明这个最高目标的前提下，从狭义的生态文明开始着手，让人们逐渐拓宽视野、深化认识、转变观念，以逐步改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与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始终把自然作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并以实现和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宗旨，使人及社会的发展更符合生态发展的规律。因此，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改造过程，表现为一种生态化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指标性问题，而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方略。广义的生态文明超出了生物界本身的范围，关联到人类社会的文明转型问题，在文化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上都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崭新视角。广义的生态文明社会形态概念的确立显得更为迫切，且意义重大。结合中国国情，生态文明建设应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前提，着重从思想观念、生产发展方式、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着手。

三 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建设生态文明应当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政治报告，意义十分重大，它标志着“生态文明”已从专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的层面上升为党执政理念的高度。英国《卫报》评论：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21世纪中国教会世界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进展和实践成效，不仅将造福于10多亿中国人民，而且将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学演进做出重要贡献。 [47] 走文明自觉发展的道路，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应当立足于人的发展这个特殊中心来考察、处理、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一，树立生态文明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 [48]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实现观念的变革，从自然的历史演化中理解人类支配权的暂时性，从自然的普遍联系中理解人类支配权的相对性，从而赋予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础地位。一方面，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活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超过了其可承受能力，将可能失去生存的基础而遭受到永久性毁灭。

第二，坚持在发展中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为基本前提，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49] 人类生存不能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生活资料，而取决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于我国环境与贫困问题并存的现实，解决贫困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之义题中应有之义。在极其贫困的条件下，人们为了生存，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是不择手段地从自然中获取生存必需品，面包与空气之间，人们为了眼前生存的需求而选择了前者，我们绝不能忽视人们这种追求生存的自然本性。这种选择的后果导致人们为了短暂的利益而付出昂贵的环境代价，而环境的破坏又使贫困人口陷入更加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中。破解贫困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出路在于建设生态文明，使贫困人口能在资源有限性条件下保证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第三，完善法律政策体系，协调整体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民族、国家的利益突出，不同利益集团现实、具体的利益与未来的、似乎抽象的全局利益的冲突不断加剧，环境保护的地区化倾向正在侵蚀着我们的环境保护事业。人们都希望环境得到根本好转，但却指望他人付出更大的努力而使自己分享到更多的好处。在这种搭便车心态的支配下，人类活动正在毁灭着全球环境这块“公用草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全局性环境趋势就是环境保护中“自扫门前雪”的必然后果。于是，尽管发达地区的天更蓝了，草更绿了，但是生活其上的人们依然无法逃避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造成的祸害。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完善法律、政策，建立以利益为主导的驱动机制，激励与补偿机制，通过全局的环境协调、管理机构在充分尊重落后地区发展权的基础上，重点加强服务，确保落后地区能够获得环境保护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使环境保护的资金和技术超越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寻求并实现环境保护的最大利益。

第四，发展绿色科技，实现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共享。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提升科学技术的生态功能，以提高地表自然的支撑能力，实现自然系统产出最大化，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真正使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服务于人类的福利水平的提高。在认可科学技术发展追求经济效益的合理性的同时，应该把科技应用的环境效益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使环境效益的满足“至少具有和经济目标的追求同样高的优先权”。二是在发展方向上，推进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保护自然和建设环境的绿色通道，服务于环境保护事业。从以往的大型化、大量化、高速化的技术开发目标转向多样化、信息化、省资源化。三是在成果应用上，确立环境科学技术共享的机制。应该通过国家的干预与有关国际机构的介入，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机制外形成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成果转让中超越经济利益的途径与机制，确保科学技术生态功能的全球性发挥。

第五，改变消费模式，确立与合理需求相适应的生态消费理念。物质消费是人类在自然中持续存在与发展最根本的需求，但是，物质需求是无止境的，无限的消费欲望刺激着人类去挥霍自然。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念提倡“寡欲节用”，通过合理消费和适度消费来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倡绿色消费，使消费者有意识地选择对环境有利的商品，引导企业提供有益于环境的商品；提倡创造性生活，具有摆脱并超越了物质性需求的纠缠而获得精神性需求之满足的人的生活才可能成为一种创造性生活。

生态文明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批判中建构，但是，我们的批判并非针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效生产和使得社会得以改善的经济增长这些特征，而是针对工业文明支付的代价。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需要寻求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平衡。

[1] 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4] ［美］卡特、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7] 参见中国科学院科学发展研究组《2010中国科学发展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8] 《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曲格平谈可持续发展》，《科技日报》2004年4月7日第3版。

[9]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12] 同上。

[13] 参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15]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3] 陈华兴、李明华：《论可持续发展的自然限度及其超越》，《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0期。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25] James O’ Connor,Natural Causes :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The Guildford Press, 1988, p.195;中译本为《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27] 郇庆志：《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33] 同上。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37]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页。

[40] 周生贤：《积极建设生态文明》，《求是》2009年第22期。

[41] 甘泉：《论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家发展战略》，《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

[42] 甘泉：《论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家发展战略》，《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4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45] 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46] 黄鼎成、王毅、康晓光：《人与自然关系导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47] 张玉玲：《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访卢中原》，《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4日第7版。

[48]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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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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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实现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4.徐志宏：《生存论境域中的科学——马克思科学观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5.李世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126.李百玲：《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交往观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127.任春晓：《环境哲学新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8.江畅：《走向优雅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9.刘本炬：《论实践生态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0.王正平：《环境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二）译文著作：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列宁选集》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斯大林全集》第1、12、13卷，人民出版社。

6.［德］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9.［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1.［俄］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1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2、3、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3.［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4.［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6.［美］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7.［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8.［联邦德国］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9.［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20.［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1.［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22.［德］狄特富尔特等编：《人与自然》，周美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23.［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4.［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2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6.［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29.［美］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30.［英］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31.［德］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33.［德］哈贝马斯:《认识和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34.［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5.［美］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6.［美］康芒纳·巴里：《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7.［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8.［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9.［德］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0.［英］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41.［美］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2.［德］石里克:《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3.［法］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44.［德］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郑关林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5.［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下册），李衍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46.［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47.［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48.［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版。

49.［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0.［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邱寅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51.［俄］伊诺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2.［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54.［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5.［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56.［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版。

57.［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

58.［俄］ 弗罗洛夫：《人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三）外文著作

1. John Mceornliek, The Global Environment ，Belhaven Press，1989.

2.D.vandever, The Environmental Ethiesand Poliey Book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eom Pany，1993.

3. Attifield Robin, The Ethies of Environrnental Conce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1.

4.J.Habermas,Communie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eiety ,Boston：Beacon Press，1979.

5. P.W.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6.D.Pepper , Eco - Socialism :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7.P.Burkett， Marx and Nature ,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8.Joel Kovel，The Enemy of Nature ，New York:Zed Books，2003.

9.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 Monthly Press, New York, 1999

10. Herber Marcuse, Fiv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11. Michael Lowy, On Changing the World :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phy , from Karl Marx to Walter Benjamin ,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93.

12. 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 Or ,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 Camridge, 1965.

13. Howard L.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Greenwood Press,1977.

14. Bob Jessop with Russell wheatley,Karl Marx ’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ume VIII,Routledge,1999.

15. Martin Hollis,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6.R.Grundmann, Marxis and Ec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二 论文类

1.［日］岩佐茂：《研究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视角》,《哲学动态》2002 年第 4 期。

2.［美］小约翰·柯布：《文明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 6 期。

3.［美］默里·布克金：《走向一种生态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 5 期。

4.［美］约翰·克拉克:《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思想》,《环境伦理学》（英文）1989年第3期。

5.［美］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 2 期。

6.［美］福斯特：《垄断资本和新的全球化》，陈喜贵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 年第 6期。

7.［美］福斯特、［加］丹尼斯·瑟龙：《马克思生态学与资本主义》，刘仁胜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年第 3 期。

8. ［美］福斯特、瑟龙：《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资本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3期。

9.陈墀成：《历史唯物主义和人自然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10.陈墀成：《科学整体化：人与自然观念现代化》，《东南学术》1993年第5期。

11.陈墀成：《论科学技术的生态功能》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5年第4期。

12.陈墀成：《人类中心论的理性重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13.陈墀成：《科学技术的环境价值探悉》，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2期。

14.陈墀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5.陈墀成、蔡虎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探源》，《 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6.陈墀成：《物质变化的调节控制——〈资本论〉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探微》，《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年第2期。

17.陈墀成：《物质变换视域下的绿色科技——建设生态文明的理性思考》，《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8.陈墀成：《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的社会动力初探》，《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11年第4期。

19.陈墀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智慧之源》， 《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20.吴宁：《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生态范式》,《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

21.谢磊、周晓阳: 《论马克思生态哲学》,《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2.朱泓:《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本真向度及其当代意义》，《学术交流》2008年第7期。

23.蔡学英:《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现代解读》，《求索》2009年第12期。

24.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年第 6 期。

25.周志山：《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与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26.任瞪：《马克思实践观的人文意蕴》，《哲学动态》2005年第8期。

27.魏洪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期。

28.骆沙舟: 《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评析》，《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5年第4期。

29.杨通进：《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1期。

30.邹爱兵：《生态文明研究综述》，《道德与文明》1998年第5期。

31.庄穆：《生态环境危机之根源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

32.徐民华：《面对自然界的“报复”——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探究》，《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

33.包庆德、张燕：《关于绿色消费的生态哲学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2期。

34.包庆德：《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35.吕世荣:《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

36.张之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期。

37.傅诗济:《对象性关系和人化自然》，《现代哲学》1994年第2期。

38.马志生:《人与自然关系的多重含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2期。

39.俞吾金:《论抽象自然观的三种表现形式》，《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

40.王丰年:《论人和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 ）》1995年第3期。

41.朱宝信:《论马克思视野中自然界的属人性》，《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42.刘曙光:《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3.陶志刚:《人的自然观与人化自然理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44.武君婷、王国宏：《福斯特论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国外理论动态》2006 年第 3期。

45.郭剑仁：《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物质交换裂缝理论的建构及其当代意义》，《武汉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46.郭剑仁：《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内部争论析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

47.方世南：《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 3期。

48.肖中舟：《论马克思的自然观》，《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 1期。

49.王贵友：《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与实践辩证法——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0.何萍：《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美国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析》，《厦门大学学报》2004 年第2期。

51.冯敏：《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思考》，《北方论丛》1998年第6期。

52.刘辉：《试论马克思生态观》，《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2期。

53.韩安贵：《略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的思想》《学术研究》2001年第3期。

54.李昭新：《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生态维度》，《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55.徐民华：《为了地球上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及其当代价值》，《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

56.王世涛、燕宏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哲学动态》2002年第2期。

57.于世刚、孙洪梅：《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与当代生态学思路的一致性——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诘难谈起》，《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

58.张云飞：《社会发展生态向度的哲学展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发展观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59.冯雷：《日本学者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60.禹国峰：《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理路及现代境遇》，《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61.解保军：《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生态维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2期。

62.白雪涛：《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63.曹志清：《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7年第8期。64.王雨辰、郭剑仁：《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

65.王雨辰：《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2 期。

66.王雨辰：《论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67.王雨辰：《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68.王雨辰:《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69.陈食霖：《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评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6期。

70.唐正东：《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71.唐正东：《基于生态维度的社会改造理论——利比兹、奥康纳、福斯特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72.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73.方世南：《论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中国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期。

74.陈学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75.陈芬：《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3期。

76.葛恒云：《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刻意蕴及其当代意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

77.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想的核心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6 年第4期。

78.张耀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 第7期。

79.朱炳元：《关于〈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 年第1期。

80.黄志斌、任雪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及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7期。

81.马丽：《马克思生态学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82.蒋笃运：《试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意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 年第10 期。

83.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年第 4 期。

84.胡洪彬:《论邓小平的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85.汪晓莺:《从马克思的生态观透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6年第6期。

86.李景源：《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华文摘》2006年第1期。

87.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2006 年第1期。

88.刘仁胜：《约翰·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的阐释》，《石油大学学报》2004 年　第2期。

89.刘仁胜：《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与生态学关系的阐释》，《延边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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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显问题，反思贯穿于文明史的人与自然关系，审视当今人类对自然的所作所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以其批判性、深遂性、前瞻性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为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前后近8年，今终于付梓。

由于作者学术水准有限、研究工作的难度和其他工作对时间的挤占，加上最后成书比较仓促，本书在内容结构、观点材料都还存在许多缺憾和不足，错误之处也在所难免，作者诚惶诚恐，谨在此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多赐批评教益！本书引用、参考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文库”编委会的支持，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特别感谢福州大学的胡延福博士、厦门大学的廖志丹博士，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本书第三篇部分章节的内容，为本书的最后完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还要对厦门大学博士生林雄州表示感谢，他对本书进行了细致的审阅，在文字与注释的校对做了大量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极其丰富，本书的梳理、发掘、解读仅仅是作者从事这项研究的起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是作者的心愿，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

2012年8月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