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

吳國光　著

趙　燦　譯

繁體中文版©香港中文大學2018

英文版©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88-237-056-2

本書根據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年出版之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翻譯而成。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Ù.edu.Ù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in Chinese)

By Guoguang Wu
Translated by Can Zhao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English edi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056-2

This translation of 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獻給
曉英

表格目錄

表2.1　合法性的概念：三個分析層次與不同的分析思路

表2.2　三層合法性與政體類型的相互關聯

表3.1　黨代會的不規律會期，1921-1982

表3.2　後毛時代黨代會時間表

表3.3　歷次中共全國代表會議

表3.4　歷屆黨代會代表人數

表3.5　七大代表的選區分佈

表3.6　後毛時代歷屆黨代會代表中領導幹部的比例

表3.7　十七大與十八大的代表團規模

表3.8　中共七大以來歷屆黨代會的全體大會

表4.1　非經黨代會的黨綱變動

表4.2　九大至十一大的報告致辭人

表4.3　1982年以來歷屆黨代會的報告致辭人

表4.4　八大籌備期間劉少奇的調查研究

表4.5　八大籌備期間毛澤東的調查研究

表4.6　十三大前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座談會

表4.7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下設的專題組

表4.8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會議與研討主題

表5.1　早期黨代會議程中的黨章，1921-1928

表5.2　黨代會關於黨章的議程，1945-1977

表5.3　後毛時代黨代會關於黨章的議程，1982-2012

表6.1　1945年以後中共主要領導機構的成員人數

表6.2　中共十三大到十八大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預選中候選人數與應選席位的差額

表6.3　中共黨代會選舉體制的變化與延續：從毛主義制度到後毛時代

中文版序及致謝

在本書得以和中文讀者見面的時候，我的感覺，好像自己在經歷了多年的異國生活之後終於有機會回到故鄉，有一種激動和溫馨，也有一種情怯和生疏。儘管曾經生於斯長於斯，儘管如今鬢毛衰而鄉音在，但手裏的這份帶給父老兄妹孫侄的禮物，卻不僅輕微菲薄，而且打着舶來的印記，也很像自己不僅漢語不再雄辯，而且還要不時夾帶洋涇浜尚不能達意。好在這是回家，回家是可以說心裏話的。那麼，就請允許我在這裏先說幾句作為本書作者的感言，希望有助於讀者接近作者的內心世界並增加對於本書的閱讀興致，也可能會幫助讀者理解此書的內容和宗旨。

威權主義政治為什麼有一個民主圖章？

首先，中國政治及其民主化，是我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三十多年來長期關注的問題，而本書則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切入這個話題。這個角度就是聚焦於中國政治運作中的一項特定制度，即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創立，將近一百年來，經歷了時代嬗替的風雲變幻，浸潤於政治鬥爭的波詭雲譎，其性質、特點、組織、人員、路線、政策，都可謂變化多端。然而，自中國共產黨於1922年制定其第一部黨章以來，不管黨章如何大幅度修改，更不管這背後的種種上述變化怎樣匪夷所思，黨章所規定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角色，卻從未有過任何變化和修改。無論何種版本的黨章，無一例外，都宣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全國黨代會，也就是坊間所稱的「幾大」、「十幾大」（「十九大」預定將於2017年秋季舉行，目前正是輿論熱點），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崇高地位，而且能夠保持這種地位不變？更進一步，對於了解民主政治及其歷史的人來說，「代表大會」云云，本來是民主制度的產物，那麼中共的代表大會是不是具有某種民主要素呢？如果沒有，為什麼卻要採取代表大會的組織形式作為全黨最高權力機關呢？既然採取了本來作為民主運作形式的代表大會來行使全黨的最高權力，並不民主的中共又是如何使得其運作不僅不民主、而且是對專制進行背書的呢？如果多多少少或真真假假有一些民主要素，那麼，又有沒有可能通過落實和擴大這些要素而逐步地從全國代表大會的改革來入手將中共乃至中國政治民主化呢？

本書的主要內容，就是研究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從歷史到今天是怎樣行使（準確地講，僅僅是象徵性地行使）它的三大根本權力：第一，決定黨的路線與方針；第二，制定和修改黨的章程；第三，選舉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為了概括性地了解中共黨代會在行使上述三項權力時的運作過程，書中專門辟有一章（第三章），研究中共是如何開會，特別是中共的全國黨代會如何舉行。過去有句話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現在據說共產黨會多稅也多。而中共最高級別、最有權威的會議，莫過於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對於中共的「會議學」或「開會學」，似乎還缺少系統的研究；本書在這一點上，也許可以說是有某種篳路藍縷之功的吧？

研究上述三項功能也好，開創所謂「會議學」也好，都是為了要通過這樣的研究來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些有關民主和民主化的問題——這是本書的關注焦點所在。「民主」這個概念，自從1919年前後引入中國被尊為「德先生」，可以說是命運多舛；一百年下來，今天經常是連自己本來姓誰名何都搞不清楚了。究竟什麼是民主？其實，民主就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即政治上的合法性問題，也就是誰可以執掌公共權力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自有民主始，而是自人類生活中有公共權力始。中國傳統上，自大禹之子啟登位而建立夏朝，也就是自我們民族有最早的文字記載的歷史起，一直都沿用血統加天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朝代內部，靠誰是誰誰的精子來決定誰有執掌權力的合法性；改朝換代之際，新的統治者沒有了來源於某個「正確」的精子的合法性，就轉而宣稱承擔有「天命」。其實不光中國的傳統是這樣，西方的歷史乃至整個人類的歷史，截止十八世紀的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前，也是這樣。但是，這兩場大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上述傳統，確立了「人民主權」的原則，也開創了由民眾通過某種制度機制來決定誰執掌公共權力的新傳統（或「道統」——套用一個中國傳統政治詞彙來說）。這種制度機制，就叫作「民主」。本書的理論章（第二章），做了某些旨在正本清源的努力，試圖把「合法性」這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政治研究中最模糊的概念之一加以釐清，並系統地比較了民主制度和當代威權主義制度在合法性問題上的不同特點，指出了當代威權主義由於不能這樣解決問題而面臨合法性上的根本困境。

進一步說，中共政權不是傳統的、一般的威權主義，而是極具特點的某種威權主義。這些特點，不是很容易說清楚的。或者說，它與傳統的、一般的威權主義相同之處，比較容易說清楚，但它與傳統的、一般的威權主義相比，有什麼不同，人們往往認識不清。這就常常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把中共政權與傳統政治和一般的威權主義相混同，這就解釋不了很多當代中國政治的獨有特點，可以說是有廣度但缺少深度；另一種是強調中共政治的一些特點，比如意識形態、群眾動員、高度組織化等，但不免忽略了理解中共政治所可能有的歷史的和橫向的比較視野，似乎有深度而無廣度。本書並不企圖全面地討論這個問題，而僅僅是從代表大會制度的角度入手，抓住中共的一個自我悖論，那就是：共產黨是在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後的人類政治發展中出現的產物，它開初並不否定民主的原則，乃至借用了不少民主的形式，包括代表制、國會制（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官方英譯為congress，與國會是同一個詞；事實上，毛澤東曾經明確說這就是「黨的國會」）、選舉制、監督制等等，但所有這些制度都最終服務於中共的威權主義政治。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為案例，發現這個悖論，解析其中的制度涵意，即是本書的精義所在。

至於書中究竟做出了怎樣的解析，我想這裏最好不去重複了，一則書中已經有了論述，二則這種解析必須細緻入微，不宜簡單化。當然，結論是可以直白的，那就是：中共通過逐步發展起來的精細的「制度操控」而將全國代表大會變成了威權主義政治的民主圖章，這是民主其虛表與操控其實裏相得益彰的一種複雜運作；因此，民主的精義已經不復存在，那種試圖通過把黨代會民主化來實行所謂「黨內民主」並進而走向全民民主的思路，只能是一種幻想。

實證經驗為什麼需要學術昇華？

其次，本書深深植根於我在中國所經歷過的政治運作，但它不是個人經歷的產物，而是學術研究的結果。

1986年秋，中共開始籌備十三大，並把政治體制改革確定為大會的主題之一。因緣際會，我當時參加了中共中央最高層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並參加了中共十三大報告的起草——我們知道，現任中共中央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一向被視為中共的綱領性文件；十三大報告就是當時在任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由其代總書記趙紫陽向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相關討論過程，我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一書中已有詳盡的記錄。這裏要說的是，這段經歷雖然不長，卻對於我後來的人生道路有很大的影響。1989年天安門事變之後，這段經歷成為一種負資產，我不得不滯留美國，轉而走上治學的道路。

自那至今，我在英文世界按起源於西方的國際學術規範治學，也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了。這期間，研究的興趣和相關產品，分散在多個領域。就學科方向而言，橫跨比較政治、國際政治、政治理論、比較政治經濟學；就地區涵蓋而言，首先當然是中國政治，同時也涉獵中外關係、港台政治，以至全球化、全球資本主義、和全球治理；就研究側面而言，那就更多了，諸如政治轉型、政治發展、精英政治、政治傳播與大眾媒體、多邊外交、人類安全、民族主義、社會抗議，等等；就方法論而言，也轉益多師，試圖博採新制度主義、歷史分析、政治經濟學等眾家之長。最近一些年，決心聚焦，致力於由博轉約、由散轉深，而本書是下了這種決心之後的第一個產品。在這個意義上，本書也可以說是個人學術歷程上的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很明顯，個人經歷對於確定研究的選題、觀察事物的能力、展開論述的價值導向，無疑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當年的經歷，決定了我選擇政治學研究，引起了我對中共政治制度及其轉型的興趣，後來也幫助我決定寫作本書以深度剖析中共黨代會。但是，要想深入理解某個主題，不僅個人經歷是遠遠不夠的，就是僅憑哪怕超越了個人局限的廣泛實證經驗，也仍然是很不足的。學術研究首先要求廣泛佔有資料，這必須是超越任何個人經驗的；學術研究同時要求客觀、科學的分析態度，這必須是超越個人偏好的；有質量的學術研究，還要求在人類既有思維成果的基礎上達到新的理論高度，這也必須是超越感性經驗的。本書力求實現這三種超越：本書徵引研究資料近千種，其中，關於自1921年以來中共歷屆黨代會的材料，主要來自於中共官方出版物，所涉遠遠超出我的個人經驗範圍；本書的內容是實證的，即根據歷史上發生了的事實來展開分析，首先說清「是什麼」（不管作者個人喜歡不喜歡這種事實），在此基礎上才來討論「為什麼」。更重要的是，本書試圖把中共黨代會這個研究對象放到相關的比較圖景之中來觀察和理解，並由此得出超越這一具體研究對象本身的概念和結論。

我猜想，書中對於相關歷史事實的搜集和敘述，可能會比較容易引起中文讀者的興趣。在這個基礎上，我希望至少有一部分讀者還會對本書的概念和理論產生興趣乃至共鳴。讀者會看到，本書最大的比較框架，在於民主制度與非民主制度之間——如前所說，這固然是由於我對於民主及民主轉型有一種價值上的關懷，但同時也是對於公共權力的合法性的追問所必然導致的研究方向。其次，對於中共黨代會的研究，在這裏也涉及到了與比如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比較。這樣的比較在本書中並沒有系統展開，這裏有篇幅限制的原因，更多地則是時代變遷的原因：蘇聯已成往事，中共卻在世界共產主義垮台之後依然強盛；我所着眼的，並不僅僅是歷史。所以，倒是關於東歐民主轉型乃至日本民主政治下的派系政治等比較維度，在書的結論章中變得突出起來。再次，我甚至援引了著名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前殖民地時代的傳統印尼巴厘國時提出的所謂「劇場國家」概念，藉以解讀會場虛文在威權主義政治中的重要性，從而試圖把對於中共黨代會的理解上升到超越中共、也超越中國的政治哲學層面。

本書在概念和理論上下了較大的功夫，對合法性、民主制度和威權主義制度的異同等做了自認具有原創性的釐清，並提出了威權主義的合法性赤字、「制度操控」等一系列原創概念。在翻譯過程中，如何用中文表達這些概念，也是一個挑戰。在長期的雙語寫作過程中，我深感，中文是一種詩意的語言，而不以概念的多樣、清晰和準確見長。即使是中國人最喜歡談論的話題之一政治，這也是中國最有傳統、包括最有文字傳統的一個主題，在中文中也十分缺少現代概念。本來，中華文明創造了很多概念來討論政治問題，從上古尚書到春秋諸子，從賈誼過秦到魏源論政，漢語中原來不乏多種多樣的用來討論政治的詞彙和概念。但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白話文革命之後，我們已經很少使用這些傳統的詞彙和概念來討論政治問題了。今天，國人討論政治問題所使用的語彙，大體上是源於西方的。我曾經與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洋人同事說起這個觀察，他們對此感到震驚：他們很難想像，一個歷史如此悠久的文明，能夠這樣徹底地脫離自己的傳統，而幾乎完全使用外來概念，討論對於自己的民族至關重要的話題。反過來說，即使已經經過了上百年的融貫磨合，那些源自西方的政治和理論概念，在中文世界裏，至今仍然要麼缺少對於相關源流的了解，要麼根本沒有基本的界定，以致很容易出現雞同鴨講的交流上的困擾。在本書中，我在某些地方做了一些努力，試圖融匯西方政治學概念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概念，打通二者以暢交流、互補和互益。比如，在結論章中，我討論了「禮」與制度的概念。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趙燦的學識和能力，也對表達上的技術完善做了重要的貢獻。但是，這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事情。不管是概念的原創與翻譯，其中肯定都有不當之處，期望得到讀者的指教。

致謝

一本書固然微不足道，但其中卻總是凝聚着遠遠超出作者一人的很多很多人的勞動和心血，它永遠是作者深深感受很多相識乃至並不相識的朋友們的種種美意和善舉的載體。書的問世所帶給作者的最大快樂，就是終於有這樣的機會來申致謝意於萬一。

對於本書漫長的寫作過程中作者所得到的諸多幫助，英文版「致謝」已經有了粗略的表達，這裏不再重複。可惜，由於技術上的失誤，那裏錯漏了一些朋友的名字，下面借機補上，並對這些朋友致歉。更主要的是，本書中文版的出版過程，依然是作者得到多種幫助的過程，必須借這個機會，哪怕是言難盡意地，表達我的深深感謝。

首先，感謝本書的中文譯者趙燦。他中英文俱佳的語言造詣，在中國、歐洲和加拿大所受的廣泛學術訓練，和認真而投入的工作態度，是保證本書譯文質量的首要因素。

同時，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他們對出版本書中文版所抱的熱忱和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所做的多種努力，使本書得以有了高質量製作的中文版本；包括這篇中文版序，如果沒有他們的敦促，都會胎死腹中的。

老朋友鮑樸、吳偉平、孫競昊為尋找相關研究資料多有貢獻，老朋友陳小平、何頻為在中文世界擴大此書的影響多有幫助，老朋友魏承思、林道群為中文版的出版多方操心，這裏一併鞠躬致謝！

我在中國的家人大都不能閱讀英文；本書中文版的問世，使我得償夙願，那就是能夠把自己在異域的研究成果與家人分享，特別是與年近九十的母親分享——她戴着老花鏡字字句句地認真讀過我的許多中文著述，那個場景在我心中永遠溫馨而勵志！父親去世已近十年，在他生前我少有機會與他就包括本書主題在內的那些他很感興趣的話題做深度交流，在他身後我因埋首著述及世俗瑣務纏身而遲遲未能完成一篇追憶他老人家的文章，這都是兒子心中的深深愧疚。我會將此書中文版帶到父親墳前獻祭，叩首酹酒，請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保佑後人永秉傲岸之風骨、自由之心魂。

此書英文版是獻給內人廖曉英的，這裏把中文版也一併獻給她，作為對我們共有的生活、共同的理念、和共享的價值的一種卑微但永久的見證。

吳國光
2017年7月底，於桴浮書屋

英文版致謝

本書不僅僅是一本研究專著，也是我在自己「不典型」的學術生涯中對人生旅程的一種記錄。在這樣的旅程中，我對許許多多的人有許許多多的感恩，很高興終於能借這個機會來向他們表達我最深的感激。

本書的寫作過程持續多年，在此期間我得到了下列同事、朋友和機構的支持與幫助；我對他們的感激溢於言表：

——我首先感謝維多利亞大學，尤其是學校的亞太發展促進中心、政治系和歷史系，過去十年間為我提供了一個愉快並鼎力協助的工作環境。這裏感謝所有同事，特別是Colin Bennett、Gregory Blue、Stella Chan、Avigail Eisenberg、Richard King、Helen Lansdowne、Lynne Marks、Bill Neilson、Eric Sager、Tom Saunders、Amy Verdun。

——感謝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2011年我在那裏度過了六個月的時光，期間撰寫了本書的兩個章節。為此，我感謝所長鄭永年教授，並感謝和我討論過相關問題的東亞所研究人員。

——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Nancy Hearst對研究人員總是傾力幫助；此外還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圖書館。對於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而言，它們是世界上最好的三個圖書館；我沉浸在那裏的無數個小時，充滿研究與發現的樂趣。

——我在北京的多年朋友馮媛，幫助搜集了許多中文出版物。

——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委員會（SSHRC），授予我一項個人研究基金（編號410-2007-0942），資助了有關中共黨代會的研究項目；維多利亞大學有關負責人Rosemary Ommer，為這項研究資助的申請提供了幫助。

——在中國的受訪對象，其中包括一些不同屆期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共中央前任和現任的工作人員、中共的新聞工作者等。他們的名字我銘記在心。

——Emma Lansdowne，她耐心而細緻地多次通讀整部（英文）書稿，並嫺熟、精心地潤色了詞句，必要時還更正了語法。

在政治學專業探討之外，此書更深的內涵來自於作者1980年代末期在中國的經歷。那時，我任職於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負責撰寫社論和評論員文章；自1986年10月起，我又加入當時由中共中央領導層組建的兩個小組，參與了中共十三大的籌備工作。這兩個小組分別是政改辦（全稱為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和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起草中央委員會向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我深深感謝這兩個小組的負責人鮑彤，感謝時任人民日報領導人的范榮康、周修強、保育鈞，並感謝政改辦的同事們。

我對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興趣，也許應該追溯至1969年。在動盪的文革歲月中，官方對中共九大的新聞播報，灌進了一位生活在偏遠村莊的11歲少年的耳中。廣播反覆播報那些新當選的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名字：「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這些人是誰？他們為什麼這麼重要？他們是怎樣獲得這樣重要的位置的？當開始構思本書的時候，我意識到，對我而言，這都不是什麼新的問題，它們僅僅是童年時的求知意願再次浮現而已。

本書的一些研究發現和論點，我在以下大學所作的演講中曾經談過：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作為東亞研究所的「傑出公開講座」）。關於這些演講的反饋意見對此書的寫作是有幫助的，對此我表示感謝。我同樣感謝組織上述演講的朋友和同事，包括早稻田大學的天兒慧教授、張望教授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陳瑞添先生。

我要向本書的兩位匿名評審致以特別的謝意，他（她）們發人深思的意見對提升本書的質量幫助甚大。

我有幸有劍橋大學出版社的Lucy Rhymer作本書編輯。最初她就對此書充滿信心；在整個出版過程中，她都展現出了最高標準的專業精神。從初稿到成書，對她所做的一切努力，我由衷感激。

我同時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包括歷史和亞洲研究助理編輯Amanda George、人文與社會科學助理編輯Fleur Jones、製作編輯Gaia Poggiogalli，感謝三位在本書編輯、出版及營銷方面提供的巨大幫助。我還想感謝文本編輯John Gaunt，他的敬業為本書避免了不少錯誤；感謝趙燦，他熟練地處理了繁瑣的索引編輯工作。

最後且非常重要的是，我的感激與無條件的愛一起獻給我的妻子曉英（謹將此書題獻給你）和兒子啟陽、悅陽。謝謝你們無比珍貴的理解、無懈的支持和無盡的包容。因為你們，生活才快樂而美妙，哪怕是要圍繞一個無趣的題目終日埋首於沉悶的閱讀和寫作。所有疏漏和錯誤當然歸因本人，我希望將來有訂正和修改的機會。

第1章　作為權力劇場的中共黨代會

政治常被比擬為戲劇。本書即要考察一個劇場，其中所上演的政治權力的大戲，意在炮製、頂禮、並炫示非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層的合法性。隨後各章將採用制度分析方法，不僅關注劇場如何準備、運作、呈現這部戲；更重要的是，同時也將研究各種各樣的幕後操控如何推動、刻畫、定義這場演出的每個方面，包括（沿用戲劇的行話來說）人物角色、故事情節、對白聲調、姿態表情，乃至場中觀衆。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創造出一個可以稱之為合法性的幻象。在這種合法性幻象中，政治權力被所有參與者心甘情願地接受，也被觀衆相對樂意地接受。這便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故事。本書的主旨，便是探究中共全國黨代會的政治與制度。

對中國政治了解不深的讀者也許會對本書的研究對象有所困惑。但這很好解釋：中國的政治體系，常被正確地稱為「黨國」，其中包括共產黨和國家兩套平行機制，黨與國均有各自的全國代表大會。在國家層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類似於議會的機構。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其興趣濃厚。同樣，中國共產黨（中共）作為執政黨，也有自己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代會。本書要研究的，就是後者。全國人大在國家立法活動中的重要性正在日漸增加，但是，在現有政治體制下，這還遠遠不足以改變黨全面淩駕於國家之上的現狀。 (1) 儘管中國經歷了種種變革，但數十年前對於蘇聯共產黨黨代會的一句描述，仍然完美地適用於今天的中共黨代會：「根據黨的規則，黨代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威；考慮到黨與政府機構間的關係，黨代會因此也就是整個政治體系的最高權威。」 (2)

黨代會是中共全黨的「最高決策機構」——這是中共黨章、也就是中共的「黨的憲法」所規定。 (3) 黨章在歷史上歷經多次修改，但這項規定一以貫之。正如一位研究中國政治的著名美國專家所說，黨代會開會，總是中國政治的「重大事件」。 (4) 就其所宣稱的憲法地位而言，黨代會決定黨的政治綱領，而黨的政治綱領在原則上又總是要被寫進中國的國家憲法；黨代會制定並修改黨章，而在相關修改適用於國家事務的情況下，國家憲法也必然跟隨做出相應的修改；黨代會任命黨的領導人，而他們同時也是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共在中國政治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5) 這個創建於1921年的列寧主義革命政黨，自1949年以來一直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截止2013年底已經擁有8668萬名黨員。 (6) 因此，黨代會的重要性，應該也是無可爭議的。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吸引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報道（編者註：此句英文版原文為「最近一次召開的中共黨代會是十八大」；作者在本書內文相關處增補了十九大內容，並在書末增補了〈補記〉，專門討論十九大的政治和制度特點）。 (7)

此種關注通常將黨代會看作政治事件，往往聚焦於它所做出的人事安排和政策變動。與此不同，本書將黨代會視為一種制度，探究其如何運作。然而，這種研究取態隨即面對一大挑戰：哪怕對中國政治僅知皮毛的人也曉得，黨代會僅僅在名義上承擔前述重要功能，實際上卻從未有機會履行黨章所規定的那種憲法性權威。事實上，黨代會不能就確定政治綱領、修訂黨章、任命領導人等重大事項做出自己的決定，它不過是為在位領導人的相關決定背書。本書試圖探討的，正是這一謎團：依據黨章享有「最高決策機構」地位的黨代會，是如何被控制、進而被馴服，而成為一套有名無實的制度的？這樣的黨代會，又是怎樣能夠一以貫之地保持其制度上的突出地位和名義上的重要性的？換言之，既然黨代會並沒有黨章所規定的那種權威，為什麽仍然如此重要？既然無法完成黨章賦予的任務，黨代會在政治上的榮耀和制度上的重要性又來自何處？黨代會這套制度究竟是如何運作的，以至於可以將實際權力減至最弱，但卻同時高高在上地散發光輝？

本研究發現，黨代會的奧妙在於政治空洞（political hollowness）與制度神聖（institutional holiness）的奇特組合。本書的核心，便是從理論和實證兩個維度，探尋這套二元制度的不協調及自相矛盾。筆者强調，政治中的「制度錯位」（institutional inconsistency），廣泛存在於規範與博弈、原則與實踐、黨章規定與權力運作之間的矛盾之中。通過對黨代會制度運作細節的研究，筆者發現了「制度操控」，並認為它可以多種方式呈現，具體包括：源於制度錯位；利用和操控多種規範、規則及程序；通過「傀儡性參與」實現權力支配；以及華而不實地展示所謂「確認性合法性」（confirmative legitimacy），也就是以精英共識和參與者的政治忠誠壓倒代表們多種利益的自主表達和對於選民的實質代表。從概念上說，筆者提出威權政治合法化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强調，雖然威權政體就政治與制度雙重背景來講都與民主制度迥異，但它通過權力支配、制度操控以及象徵性的表演，從民主制度偷來某術用以「畫皮」，從而將自己合法化。 (8) 這裏有一種制度性虛僞（institutional hypocrisy），它混合了政治彩排（political rehearsals）和公開展示（public display），目的在於為已經得到權力的現任領導人和那些早已預定上台的領導人尋求合法性，以使他們精心準備的政治綱領和人事安排得到順利的接受、採納和歡呼。本書就是通過展現這種制度性虛僞，來解碼和釋讀中共黨代會的神話謎思。

聚焦於「制度錯位」：政治的和認識論的雙重困惑

本書通過强調規範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來解讀中共黨代會。社會科學研究者很早便注意到，原則、規範和組織程序，往往與這種原則和規範下實際的政治權力行使並不一致，後者經常或多或少地偏離那些明確宣示的制度規則。 (9) 這類現象可以跨越各種政體而表現出來，儘管總體來看，比起威權政體，民主政體內政治遊戲的規則更加清晰，其領導人也更多受到規則約束。大約一個世紀前，Roberts Michels便發現，民主作為一種法律原則，與民主政體中的既存現實，並不能一一對應；他把這種現象稱為「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10) Stephen Skowronek也注意到，對於在成熟民主制內運作的當代美國總統制來說，總統的權威（authority）與權力（power）之間，乃至更廣泛地說，結構與行動之間，存在着差異。他發現，由於結構性權威（structural authority）與具有不同性格和技能的領導人的行動之間的互相作用， (11) 並非每位總統都可以同等地按照本身的意願「做自己能做的政治强人」。在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Alain Rouquie看到，那裏的政治生活在「兩個層面」以如下方式展開：

來自司法的示與公開的意識形態都指向代議制與平等主義。社會權力的集中與從中衍生出的支配方式卻大多與合法性的官方來源不相兼容。這種不兼容性比在老牌民主國家要嚴重得多。一方面，少數人把持經濟與政治資源；另一方面，大多數人被持續剝削，越發變得「低人一等」；兩者共同彰顯出語詞與行動之間的實質對比。 (12)

Rouquie繼續分析道，「在人民主權這一『公共舞台』背後，隱藏着一個基於支配關係的『幕後舞台』。 (13)

學者常用「非正式政治」這個概念來討論「公共舞台」之後的幕後政治行為和那些偏離制度規則的權力運作。Rouquie報告問世後數十年間，民主化浪潮重新席捲整個拉美，這個地區的幾乎所有國家都建立了參與式民主制度。然而，比較政治學的學者卻依然發現，「非正式規則與正式制度在拉美各國並存」，並且恰是「非正式規則在決定民主制度如何運作」。 (14) 同樣，研究當代東亞政治的專家也發現，不論是完成工業化的民主國家也好，還是威權國家也罷，「非正式政治在這一區域的各國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突出和廣泛的作用」，幕後政治與政治辭令、與政治權力的公開展示、與大衆政治，都是相對立的。 (15) 中國無疑是研究非正式政治的絕佳案例。近年來，相關研究的焦點已經逐漸轉移到非正式政治行為與正式政治制度之間的聯繫與互動，其中非正式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强調。 (16) 政治學研究的一個趨勢，便是通過對非正式政治的研究，來更好地理解制度安排、制度產生的政治與政策結果、以及制度變化。 (17)

這種非正式政治與正式制度的兩分法，常常作為三種表現形式而出現，即：綫性（linear）取態、平行與對抗（parallel and antagonistic）的取態、非正式單向支配正式（one way of the informal dominating the formal）的取態。它們關心的，都是正式與非正式這兩個方面、或兩種維度之間的關聯，用Rouquie的話說，就是政治的不同「舞台」。綫性取態的方法認為，從非正式政治到制度化政治，是一種進化、發展、進步的趨向。表達這種趨向的核心概念是「制度化」，它被用來衡量政治的發展程度，以在越來越多的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情況下能夠保持政治穩定和有效治理為目標。 (18) 民主制度優於威權制度，原因就在於，不論對於政治家還是普通民衆，政治遊戲的規則都更加清晰和透明；法治也總是與民主而非專制相共生。這種綫性取態大體上正確地描述了長時段的歷史。正如許多經典政治思想家所說，經過幾個世紀，人類社會已經從鮮有明文規則的「叢林政治」進化到結社藝術具有重要地位的「公民社會」。然而，綫性取態卻低估了歷史演進過程中可能遭遇的曲折、旁路、甚至是死胡同，以及這三者對制度產生的影響。此外，它還忽略了同一政體中，非正式政治與正式制度在概念與結構上的同步，以及這種同步性對於政治的重要性。而本書將要强調的，恰恰是這種重要性。與綫性取態不同，「平衡與對抗」的取態看到了非正式政治與正式制度相互關係的另一側面，强調它們之間在同一歷史與制度背景下的區分與差異，常常把二者視為政治運作的兩個相互區隔的區域，並把二者對立起來，認為其中總是一者壓倒另一者。作為研究非正式政治的一個基礎性假設，這種取態隨處可見，許多强調非正式政治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此色彩。其未言明的原理似乎認為，非正式政治與正式制度之間是一種零和博弈；而這種零和博弈不僅如綫性取態所假設的那樣歷時性地貫穿於歷史的演進之中，更是體現在概念內涵、結構特徵、政治效用等方方面面。因此，正式制度與非正式政治兩者總是涇渭分明，甚少相互重叠或彼此增强。

隨着正式與非正式政治之間的互動被推上前台及兩者互補的性質被承認，最近的研究常常認為，對於解讀從民主到威權主義等多樣政治制度下的各種政治現象，非正式政治都比正式制度更為有力。 (19) 這種「非正式政治支配論」正確地强調了非正式運作在所有政治活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提供了更好、更現實地理解民主政治的可能，同時也指出了威權政治的實質在於正式制度往往無效。在解讀威權政治時，它與「綫性」取態一樣，持有一種道德主義立場，認為非民主制是「落後」的。但是，不同於綫性方法的是，它對政治運行能否變得更加民主持懷疑態度，因為它認為，即便是在民主制度中，非正式政治也像在威權政體中一樣，起決定性的作用。與「平行與對抗」的取態相比，「非正式政治支配論」强調非正式政治與正式制度的相互重叠。然而，這種方法仍舊認為正式與非正式、政治與制度之間的互動是對抗式的、單向作用的。即使一些學者承認正式制度與非正式政治具有某種「互補」關係，他們也通常忽略、抑或是未能研究前者是如何影響後者的。在研究那些包括威權國家在內的制度化程度較低的政體時，尤其如此。 (20)

在中國，明顯是政治遠遠比制度更重要。隨着早期對領導制度、黨國結構、政治組織的研究熱潮的退去， (21) 學術興趣便逐漸由制度轉向了中國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非正式政治。近年來，雖然學界對制度和制度化興趣重燃，但學者們尚未跳出前述的三種概念方法的窠臼。割裂政治與制度的做法，使得在研究成果中，中國政治展現出一幅扭曲的圖景。這種圖景缺少制度與政治的雙重圖像，政治和制度往往是被分別研究，以至很難把中國政治放到與Skowronek和Rouquie對美國和拉美的觀察之中做出公正比較。誠然，在政治與制度的聯繫與互動上，中美兩國間存在着千差萬別。但是，這種互動關係卻存在於任何一種政體中，並常常決定政體如何運行。威權政治不可能沒有某種制度形式，民主制度也不可能排除政治權謀。

正如前文所引述，不論何種政體，制度約束和政治運作之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種鴻溝；正是這種鴻溝，激發了筆者的研究興趣而導向本書的寫作。為了更好地把握議題，筆者提出「制度不一致」或「制度錯位」這一概念，用來理解制度的政治運作（political operations of institutions）與政治的制度規則（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of politics）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換句話說，用這個概念來研究兩個方面相互之間的複雜關聯，而這兩個方面可以用多種不同的說法來指稱：「公衆舞台」與「幕後舞台」，正式政治與非正式政治，權威與權力，或結構與行動。這樣，筆者嘗試在非正式政治與正式制度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使二者匯入同一認知景觀；這個景觀同時既是政治的也是制度的，在其中，對於非正式政治與正式制度的理解，都必須在二者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中進行。正式與非正式這兩個因素，可以是互相對立的，但也可以是互相促進的；相互對立與相互促進這兩個過程甚至可以同步進行。進一步講，正式與非正式兩個因素，既可以是一種歷史進步的關係，不斷朝向制度化加深的方向發展，也可以是一種結構固化的關係而形成特定的關聯狀態，在其中可以看到，在兩者以特定方式相互形塑中，非正式政治支配整個政體，但正式制度卻也同時在為整個政體提供框架。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更為精確地從概念上去定義正式制度與非正式政治之間的落差，把二者理解為真實政治生活中在任何環境下可能出現的兩個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的方面，同時又不排除它們之間具有相互對抗的性質。正是在這種落差中，才有可能發現同時通過非正式運作和正式規則而進行的政治本身的奧秘。

所以，本項研究强調政治與制度不僅同時存在，而且互相增强；在非正式政治主導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威權主義政治中，正式制度還可能為非正式政治服務。尤其激發本項研究的問題正是：在非正式政治壓倒一切的情況下，為什麽還要創立正式制度並保持其運作？由此進一步强調：正式制度在實際政治運作中怎樣被創設、被操控？這項研究並同樣關注事情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正式制度對於非正式政治的效用。換言之，筆者繼承了政治制度與權力行使相互作用這一學術傳統，但卻另闢蹊徑試圖考察：權力的行使，為什麽並如何需要正式規則，但卻又有一種强烈的趨向，在盡可能地忽視、繞過、乃至違反這些正式規則。因此，本書所要呈現和探討的主要問題，就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政治之間的不一致，也就是這二者之間的制度糾纏、政治互動、及概念上的相互依存。

中共黨代會的政治與制度：關於實證分析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onald Harry Coase曾抱怨，在其研究領域中，人們總是大談制度如何重要，但卻忽視諸如企業這樣的具體制度是如何運作的。 (22) 在中國研究中，似乎不難發現同樣的問題；儘管近來已有努力在嘗試克服這種對具體制度的忽視。 (23) 本書也將加入上述努力；本書全書都是聚焦於研究一種具體的制度，即中共黨代會。黨代會以一種辯證的方式展現出「制度錯位」：它享有黨章規定的崇高地位，實際上卻難以發揮作用；但這樣一種制度層面的徒有其表，卻從未減損黨代會的政治重要性。就制度層面而言，屢經修訂的中共黨章從未放棄黨代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表述；它一直賦予黨代會以決定黨的綱領、制訂並修改黨的章程、任命黨的全國領導層這樣一種神聖的三位一體的決策功能。然而，很多人恐怕會對如此表述提出質疑，因為黨代會從未在實踐中像黨章規定的那樣行使過自己的權力。黨代會領導整個中共，並且通過中共統治中國，這僅僅是名義上的，而並非現實。這樣的質疑無疑是真確而重要的，但是對筆者而言，它恰恰是在提出黨章規範與政治現實不一致的問題，而並不能由此得出黨代會對於理解中國政治是可有可無的這樣一個結論。

中共黨代會最鮮明的特點，便是它從未在實踐中通過行使前述三種決策功能而取得黨章所賦予的那種重要性。就綱領制定和黨章修改而言，要麽黨代會做出的決定並不重要，要麽黨代會決議在下一次黨代會會議之前就被推翻。就選擇黨的領導人而言，黨代會則處在一種更為難堪的境地，很難宣稱說它能夠像黨章規定的那樣，作為一個起作用的選舉團，決定中央委員會的構成。 (24) 儘管黨代會總能完成任命或更新最高領導集體的任務，但領導層的洗牌卻可以不需要黨代會的核准。在中共歷史上，尤其是1980年代之前，不經黨代會批准的領導層重組不但頻繁發生，而且被視為「正常」——也就是說，黨代會從未對這種做法提出過任何疑問。直到不久之前，黨代會甚至都沒有資格成為新的領導層、尤其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就職的場合，同時也不是他們體面下台的場合。 (25) 更有甚者，中共歷史上還出現過這樣一個人物：他僅僅身居一個依照黨章來看不是最重要的職位，有時甚至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能夠主宰整個中共領導層。這種現象嚴重違反了中共黨章，也是對黨代會制度的羞辱。 (26) 再說，黨代會甚至不能按照黨章的相關規定而定期召開。自1921年一大至今，中共舉行了18次全國黨代會；它們很不均衡地分佈在不同的歷史時期。 (27)

中共黨代會的最大謎團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儘管存在上述事實，但從紙面上看，黨代會的憲法性權威從未被削減，這一點在歷經多次修改的黨章上不斷得到確認；在政治實踐中，召開黨代會也被視為中共乃至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某種盛大節日和里程碑式的事件。如本書多章所述，黨代會的籌備工作精細而又堂皇，黨的媒體在會議召開前的數月乃至數年便開始預熱、造勢。不論如何，從黨章和大會運作來看，黨代會始終保持着極其重要的地位。儘管黨的領導層可能會對其黨代會所做的決定置若罔聞，但他們絕不會忽視這一制度，也不會輕視那些導致上述決定的大會過程。另一方面，中共黨代會卻從未尋求對於黨章所賦予的權能的行使；它甚至從不質疑領導人的那些枉顧、違反黨代會權威的非憲行為，更不要說嘗試去挑戰領導人了。相反，黨代會淪為一個溫順、服從、被馴服的組織，它的最佳利益就是不論領導層對錯，都與其保持一致。多年來，儘管中共政治經歷過巨大的，有時是戲劇化的變化，但代表們在黨代會上的討論、審議和決策，在這樣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也總是能與領導層的預期基本一致。近年來，黨代會的重要性在不斷增强。舉兩個例子：黨代會現在每五年定期召開，並且為黨的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制度平台，使他們能夠有權威地就職和體面地離職；通過黨代會以外途徑而產生領導人更替的可能性在逐漸減少。 (28) 但是，隱藏於這些表面現象背後的「制度錯位」卻依然遠遠沒有改變，黨代會仍舊無法履行其黨章所規範的職權。因此，仍然可以這樣說：黨代會的最高權威，頂多是寫在紙面上的，而並非實際擁有。

以上所說，並不能回答筆者提出的問題，反而促發了更多的疑問：既然只是一個似乎政治效用微弱、名義上的決策機構而已，黨代會制度的重要性究竟來源於何處？為什麽中共還不厭其煩地將其保留，甚至對之倍加關注？中共是如何運作黨代會制度，以至於在保持其至高無上法理地位的前提下，同時可以令其名存實亡？在中共歷史上，關於黨代會的制度性書面規定，與政治現實之間的不一致現象，時而增加，時而減少，這樣的變化為何發生？怎樣發生？這類變化對於圍繞黨代會的那種「制度錯位」有沒有影響？簡而言之：規範與政治間為何存在差距？這種差距對了解中國政治，特別是制度在政治中的作用，有何示？

誠然，所有關於中共黨代會的陳述聽來都是自相矛盾的。對本書來說，正是這樣的自相矛盾，凸顯了中共黨代會是某種所謂制度謎團，也反映了中共政治所具有的內在的制度不一致。本書的研究，正是意在解釋這種謎團。從實證層面來看，黨代會是中國各種政治制度中較少被研究的；同中國的所有國家層級的領導機構一樣，黨代會的運作也總是關起門來進行，因此是一個「黑箱」。不僅如此，黨代會同樣也是一個記錄中共領導層隱秘信息和秘密運作的「黑匣子」。研究黨代會，有可能從實證和概念兩個維度來揭示很多中共政治的謎團。從概念上說，黨代會所呈現出的種種制度矛盾，確實對「制度」這一概念本身構成了挑戰：在為政治行為和權力互動制定規則上，如果制度變得無足輕重，那為何制度仍然存在？這樣的制度又如何運作？

制度操控、儀式榮耀、威權政治的合法化：研究發現與理論性論點

本書的一個主要發現是，「制度錯位」為當權者玩弄規範、規則和程序提供了可能與便捷，從而允許他們操作黨代會，在其職能的各個方面為自己的意願背書。隨後幾個實證研究的章節，將會從細節上展示中共領導層是如何策劃、籌備、「加工」黨代會的。在任領導層在黨代會運作的各個方面都會採用謹慎的政治戰略與精細的制度管理，具體體現在會議日期的確定，會議時長，代表的選拔、任期、權利與職責，對討論的結構性組織與流程控管，領導職位候選人的提名，選舉中如何投票，等等。筆者發現，中共領導層成功地發展出了成套的符號、措施、策略和技巧，用來召集並操控黨代會；久而久之，這些措施和策略凝聚成了「制度背後的制度」。與此同時，諸如政治運動、思想教育和會前的凝聚共識等這些圍繞但卻超越黨代會議程的宏觀政治行動，也被發明、調動、並利用，以塑造黨代會制度在其中運作的那種大環境，從而使黨代會不得不服從這種「制度之上的制度」。為了讓這些名詞聽起來不那麽拗口，我們不妨這麽說：黨代會連同其所遵循的規範，譬如代表的討論和會議上的領導人選舉，無疑都屬制度範疇，但筆者卻發現，在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討論和選舉等這一系列制度安排均被扭曲變形，從而掏空了黨代會本身。筆者把這種扭曲和掏空稱為「制度操控」，因為借用Douglass North認為制度即遊戲規則的經典觀點，黨代會及其運作就這樣淪為由領導層意志支配的遊戲，而不是領導層需要根據黨代會規則行事。也可以說，之所以稱之為「制度操控」，是因為這種支配已經嵌入了對於規範、規則和程序的管理與運用之中。正是這種制度操控，才使得黨代會看起來榮耀輝煌但實際上不起作用。可以說，中共黨代會的故事，就是制度操控如何被創造、執行並最終確立的故事。

制度操控同時也是政治性的，它超越了非正式政治和正式制度在概念上的兩分法。從概念上看，制度錯位為政治性的制度操控提供了巨大空間，後者便彌補了這一模糊的空隙。制度操控的實質是政治與制度的互動；更準確地講，這種互動的一邊是為獲取權力而採用的政治手段，另一邊是制度作為權力行使的規範、規則和程序。這一概念所涵蓋的內容，要比William Ricker所討論的「政治操控」廣闊得多； (29) 它們廣闊到可以既包括教規與陳詞濫調，也包括陰謀與舞台佈景。Alexander George關於「運作規章」的概念雖然足以描述這種制度操控的操作行為， (30) 但是，他的側重點在於「具有決策功能的小組人群中不同於正式關係的同事人際關係」。對於理解本書關於制度操控的闡釋，他的概念既不夠精確，也有邏輯上的不順。 (31) 與之不同，筆者的取態是將包括人際與正式關係等在內的各種關係融合為同一幅圖景。本書對此有豐富的論據，證明黨代會既不是一個能夠有效完成其宣稱的正式任務的制度，也不是一個僅由非正式政治單獨發揮作用的空盒子。事實上，黨代會是一個政治與制度交融的場域，政治權力在其中必須做出多種努力以實現對制度的運作和操控。

那麽，既然制度操控是件麻煩事兒，為什麽中共領導層還要不厭煩擾地實行黨代會制度呢？本書的第二個發現回答了這個問題：政治權力通過對黨代會的制度操控而在多種表現形式上獲取合法性。制度是政治參與者需要遵守的遊戲規則；遵守規則不僅是為了贏得遊戲，而且可以確證贏家的勝利與所得是合法的。政治遊戲中的頭等大事是誰能夠獲得權力並制定政策以影響公共生活。正如馬基雅維利和許多學者的例子所表明的，這就是為什麽在對於政治的思考中，如何獲得並且保住權力這個問題始終佔據核心地位。 (32) 由此來看，政治制度具有複雜的性質，因為其既是權力的工具，也是權力的約束。已有的制度研究通常只强調制度的約束性一面，尤其强調其對於政治家致力於獲取權力並維持地位的行為的約束功能。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正如筆者所發現，這只是故事的一個方面。本書認為，制度不僅約束人的行為，同樣也能促成人的行為。對政治家來說，通過制度允許的行為獲取合法性，這才是制度最重要的效用。說制度是「關於國家的藝術，制度塑造國家、體現其中的關係、並表達其合法性」，是完全正確的。 (33) 更準確地說，政治制度將公權力的塑形與關係合法化。

這一思路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不同政體之間、尤其是民主制和威權制之間在權力獲取和制度運作上的差異。考慮到這種差異，上述關於制度運作為政治家賦權並將政治遊戲的贏者合法化的論述，需要稍作修改。正如本書第二章所論，與民主制度不同，威權制度不能提供那種令政治家將獲得權力與權力合法化一併完成的制度安排。換言之，在威權主義中，政治家以兩種分別的方式來獲得權力及將其合法化。對他們來說，如何贏得權力可能是最重要的考量，但這並不意味着將來之不易的政治權力合法化所帶來的挑戰性就更小。當代威權主義時常借用民主制度的做法來應對合法化的挑戰，但是就本質而言，它並不採用民主方式來獲得政治權力。渴求合法性的威權主義領導人因此面對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要尋求合法性，他們就得遵守規則；而另一方面，他們不希望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而後者恰恰是威權制度的本質所在。正如中共黨代會所顯示的那樣，為了尋求合法性，威權領導人操控許多制度，其中包括代表代議、以黨章作為黨的根本大法、以選舉來產生最高領導層等。而為了維持威權統治的實質，中共領導層正是通過這樣的制度操控，確保其權力的勝利不因這種制度運作而遭遇挑戰。在某種極端情形下，掌權者的異想天開甚至都可以轉化成為規則，這樣他們便可以利用規則，將那種他們在其中篤定取勝的權力和政治遊戲加以合法化。

概念上，這種制度操控需要做出一系列努力來克服、或至少減少制度的約束，同時卻能夠增强並鞏固制度的那種為其所用的功效。本書發現，對黨代會的制度操控並沒有在實踐中剝奪代表們對於政治綱領討論、修改黨章、選舉黨領導層的參與。相反，制度操控卻試圖創造一種方式，使代表們認為能夠參與這種重大決策過程是一種崇高的榮譽，但卻無法獨立、自主、實質性地參與，由此把代表們的參與變成空洞但卻必要的步驟，為代表們僅僅是來接受和背書領導層及其所有精心打造的提案而鋪平道路。所以，黨代會匯集了中共領導人同時提出的兩種看似相互矛盾的要求：通過代表們的參與來提供合法性，但必須確保合法性僅屬已經當權的領導人。為達此目的，合法化過程需要看似「民主」，但最終結果卻必須是參會者對策劃並執行了黨代會全過程的那個領導層的全面擁護。筆者將本書在威權政治合法化中發現的、這種通過所有人向領導層表達忠誠而取得的合法性，稱為「確認性合法性」（confirmative legitimacy）。對參會代表們來說，這意味着「我出席、我發言、我投票、我擁護」。雖然最重要的是「擁護」，但「出席」（參與）和「發言與投票」（參與討論和選舉）同樣不可或缺。正是通過這些步驟，政治擁護才能轉化成對忠誠的公開展示，進而賦予領導層合法性。

本書的最後一個發現，便是「作秀」和「公開展示」對於這一過程的重要性。從概念上講，這一發現將全書整個論點又做了進一步的拓展，突出了在威權政治合法化過程中儀式所具有的非同尋常的作用。換言之，在行使政治說服以確證當權者的既有權力的正當性這一點上，「戲劇化的表演」具有決定性功能。對於了解諸如中共黨代會這類的威權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絕對必要的方面。只有通過儀式參與及其莊重性的公開展示，制度操控與其所炮製的確認性合法性方能獲得公衆認可。

Clifford Geertz探究了古巴厘國中「地位、場面與治理的交互作用」，揭示出儀式如何「刻塑巨大的集體姿態，促使大衆認可精英們的真理」，並創造了「劇場國家」這個概念。 (34) 儘管中共黨代會並不直接等同於Geertz筆下的「劇場國家」，但是，他對於統治者通過儀式性展示而起到說服社會的重要效果的觀察，卻可以用來解釋，實際權能低下的黨代會，為什麽始終能夠保持其政治上的重要與制度上的榮耀。黨代會在一個精心挑選的精英圈子內運作，圈內精英也因被選中而感到無上光榮。儀式越發盛大隆重，代表們就越發感到榮幸自豪，也就越發能夠彌補他們失去的權利，同時也越能彰顯代表們對威權合法性的欣然接受。正是通過對制度錯位、制度操控、制度作為精英共識通過儀式化而生效的平台的這樣一種三重論述，本書基於對中共黨代會的實證發現，提煉出一套威權合法化的理論。

多重脈絡中的「交互置景法」：關於研究方法

抱怨缺少關於中共黨代會的研究也許不夠公允。儘管此前沒有任何一部探究黨代會制度的學術專著，但是單獨研究每屆黨代會會議的出版物卻數量很大。尤其是近年來，每逢黨代會舉行，至少能帶出數十場學術會議和上百篇報告、分析與期刊文章，媒體報道和時評文章更是不勝枚舉。然而，此類文章要麽在大會之前推測即將產生的人事安排，要麽在會後分析大會所宣佈的有關內政和外交等幾乎各個方面的政策及其意涵。 (35) 它們都為增進對中國政治的理解做出了貢獻，但仍有改善的空間：已有文獻關注的是黨代會做了什麽，以及誰在做，而很少研究事情如何被做、他們怎樣做。這些出版物多將黨代會作為一種政治事件看待，關注其政策與人事結果，而忽略了黨代會本身作為一種制度機制在框構開會這一事件並產出那些結果。從方法論上看，這可能反映了，中國政治這一研究領域，至今仍然深受行為功能主義那種「投入/產出」取態的殘存但仍有力的影響，並仍然打有「克林姆林宮學」的烙印。最近幾年，隨着對政治制度與中共本身的學術興趣重燃， (36) 將黨代會作為一種制度進行研究無疑恰逢其時。

本書採用「制度取態」來進行對於黨代會的研究，但並沒有走到極端而完全排除非制度因素。筆者追求一種將制度規範與政治權力的考察相融合的方法，並把這種重要的方法論命名為「交互置景法」（mutual contextualization）。這種方法相信，政治的制度邏輯（institutional logic of politics）和制度的政治邏輯（political logic of institutions）互相為對方提供上下文或曰背景。筆者既不是把非正式政治和正式制度割裂開來分別考察，也不是簡單地對比兩者。相反，本書强調，兩者的區別是微妙的，相互之間的張力是交錯複雜的，其二元性是辯證的。因此，我們必須用微妙、交錯、辯證的方式來分析二者的互動。它們彼此互為對方展開和運作的背景。換言之，政治行為和制度操控構成某種交互各在其中的上下文，共同創造出權力與權威的合法行使。進一步講，制度操控和儀式表演也互為背景，二者共同通過黨代會這個權力的「劇場」構建政治合法性。

本書與現有文獻的最大區別，在於强調黨代會作為一種政治權力的制度運作，而不是僅僅關注每次大會的結果；在於聚焦制度如何被政治操控來合法化領導人及其政治綱領，而不是圍繞黨代會在領導人之中所展開的權力鬥爭；在於探究黨代會如何在制度與統治者相互依存這一就政治和歷史意義而言敏感而動態的過程中發生演變，而不是將其視為一個恒定的空殼海螺，僅僅被動且幾乎一成不變地被間歇和偶發的政治漲潮所填充。與此同時，筆者也盡力避免把研究帶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是靜態和形式主義地研究制度。即使是頗具克林姆林學色彩的權力鬥爭因素，本項研究也不會輕易拋棄之，而是將其同黨代會以及相關的制度變化聯繫起來進行分析。

如果把在民主制度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制度分析方法生搬硬套來理解中共黨代會，那也會引起諸多混淆。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中共黨代會的獨特性，決定了任何拿它與西方民主制度的某種組織機構無條件的相提並論都是誤導性的。但是，對黨代會和民主制度下的類似機構進行比較研究，無疑對於理解其精義大有裨益，甚至可能有助於理解兩者。為了避免概念上的衝突並確保這類比較研究的價值，本研究同樣强調「交互置景」的基本方法論，用以探究中共黨代會如何在民主制度主導時代的背景下，沿着威權主義的邏輯展開運作，因而提供政治合法性。因此，筆者會不斷提醒自己與讀者，需要充分意識到威權邏輯同民主外觀兩者紛繁複雜的纏繞。如此一來，本研究便需要穿破黨代會表面上與民主制度的諸多相似之處，深入到制度與政治互動的層面。民主制度講求合法化，而中共黨代會的舉行就是要完成合法化這一制度功能；但是，黨代會的合法化機制卻與民主制度的合法化機制在參與方式、說服過程、代議安排和結果接受的涵義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甚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共黨代會那套機制卻又都受益於民主制度。一言以蔽之，單純的民主邏輯也好，自我圓場的威權邏輯也罷，都無法單獨解釋中共黨代會，而唯有「交互置景法」能夠彌補兩者的缺陷。

一個巨大的障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學界對作為一種具體的政治制度的黨代會、也從總體上對中國的許多「具體制度」漠然無視——因為很難獲取相關的研究資料。總體上，中國政治透明度極低，而諸如黨代會這樣的國家層級的領導機構，更是黑箱作業。 (37) 本項目的研究過程，就是一連串的持之以恒地克服這種困難的嘗試。近年來，涌現出不少退休領導人的回憶錄和自傳，也有很多他們的傳記，後者多數都是經過官方審讀批准的。一些在中國大陸被禁止發表的這類著作，則在海外、特別是在具有出版言論自由的香港面世而為公衆所知；其中作者包括一些被貶逐的中共領導人。 (38) 關於中共黨史的研究和出版物，包括由中共進行的項目，特別是中共各級黨史研究機構所編纂的官方文件，及他們日益增加的對於中共黨代會的研究成果，均對本研究有所幫助。 (39) 筆者也對一些中共幹部進行了深度訪談。囿於跟隨黨的標準的「政治正確」，很多這類材料都多少帶有意識形態宣傳、審查或自我審查的印記，但作為歷史信息來源，若在使用時多加留心和辨析，它們還是甚有用處。 (40) 「交互置景」的方法論，除了在上述的分析層面和理論層面的使用，也在技術層面被用來分析這些材料。

已故的Gordon White曾說，在分析時常幕後操作的中國政治時，學者必須「借用偵探和調查記者的技能，將各種不同來源的信息拼在一起，並從字裏行間讀出東西，就像是練習分析性解密」。 (41) 對筆者來說，做這項研究更像在玩組合拼圖遊戲，但比那挑戰更大，因為：不僅筆者手中並不掌握全部的單片，而且在拼接過程中也沒有一個目標圖案可供參考。所以，不得不承認的是，一些單片仍然缺失，一部分拼出的圖案仍然模糊，而這些缺失或不清晰的部分，很有可能對我們勾勒實證圖景和形成理論理解都是至關重要的。

全書脈絡

緊隨本章導論，第二章將嘗試構建一個理論框架，聚焦政治合法性的制度操控。這是理解制度規範與政治遊戲之間的不一致的關鍵所在。筆者將首先追溯關於合法性這個概念的不同理論傳統，繼而强調當代威權政體的合法性赤字（legitimacy deficits），並指出其所面臨的在獲取合法性和壟斷權力之間的兩難。因此，威權制度便發展出一套複雜的制度操控以應對這種兩難，並且利用對「確認性合法性」的隆重的禮儀性展示，來强化並頒認被操控的合法性。

第三章的目的在於概述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本章試圖回答的問題包括：黨代會如何確定會期？誰來參加會議？如何選拔代表？如何培訓和組織代表參會？黨代會如何被組織進一套以等級制為支柱的結構？會議流程如何按照所謂的「中共會議規範」來進行？本章關於黨代會的制度細節、歷史變化、及政治運作的研究，形成了一份制度操控的便覽，為理解隨後幾章的內容奠定下實證方面的基礎。

其後三章，分別圍繞黨代會的三個黨章規定職能而展開，即：討論並決定政治綱領；制定、重新制定、並修改黨章；選舉黨的領導機構。總體上，第四章探討黨代會如何制定政治綱領，並涉及：為何相關過程搞得莊重且意義非凡？為何黨代會確定的政治綱領在會後不久便被拋棄？為此筆者特別研究了三個案例：中共八大，其在被推為典範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確定的大會政治共識，在隨後數月就被偉大領袖的政治舉措所顛覆；中共十三大，其所採納的關於政治改革的綱領，在天安門鎮壓後被反攻倒算；中共十六大，這次大會强調將資本家納入共產黨內，但這個決定在會後被束之高閣。

第五章研究中共黨代會對黨章的修改，並由此而繼續探討圍繞黨代會的制度錯位。筆者將首先研究中共黨代會如何修改黨章這一中共根本性文件的基本過程，然後用大部分篇幅着重分析三個機構或組織要素，即：作為領導機構的中央書記處、作為監察機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黨員的政治權利。這三者在黨章中都常常佔有重要地位，但相關的政治實踐卻總是大幅度偏離黨代會的有關宣示。

由於相關信息極度匱乏，黨代會如何選舉領導集體，成為中國政治最為神秘的過程之一。第六章就此作出努力，嘗試解密大會選舉過程，其中包括選舉的準備、提名機制、預選、投票以及所謂的選後措施。本章也將回顧黨代會選舉規則與規範的歷史變化，揭示為何儘管後毛時代中共進行了制度改革，黨代會選舉卻仍舊為獨裁制度所役使。

作為全書結論，第七章將整個研究置於比較政治分析的背景之下，進一步進行理論探討。筆者將尤其聚焦於四個問題，即：儀式及其制度含義、制度嫁接及其對民主化轉型研究帶來的挑戰、制度變化的政治、概念上對於制度與非正式政治的兩分法的超越。鑒於所謂黨內民主被認為是中國從共產黨威權主義實行政治轉型的一個重要議題，此章還會從黨代會運作和領導層選舉的視角來分析所謂中共黨內民主的可能。

註釋

(1)  關於這種政體下共產黨凌駕於國家之上的觀點，參見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關於這一特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複雜表現，例見Shiping Zhe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Jan Prybyla, “The Chinese Communist Economic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David Shambaugh e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8-215。關於全國人大權力的增加及其局限性，參見Kevin J. O'Brien, 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Murray Scot Tanner, 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 Mao China: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Michael William Dowdle, “Constructing Citizenship: The NPC as Catalyst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erle Goldma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30-49；Ming Xia,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oward a Network Mode of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11)。

(2)  Jerry F.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49.

(3) 這種所謂「憲法性」，既是對黨而言，也可對國而言。一方面，中共將黨章稱為「黨的根本大法」；另一方面，在中共看來，黨章的地位，原則上等同於、甚至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實踐中則是後者跟隨前者的精神乃至條款。

(4)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p. 159.

(5)  儘管在最近三十多年來的市場化改革中，中共的無處不在的影响力有所萎縮。參見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特別是導論。

(6) 新華社：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30/c_1111379852.htm，2014年6月30日發佈並瀏覽。

(7) 據一位參加了2002年十六大的代表所述，全世界201家電視台對大會開幕進行了現場直播，大會前兩日即已收到2956封來自國內外的賀電。冷溶：〈新世紀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的盛會——參加中共十六大的感受〉，《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頁6。在整個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崛起的情況下，沒有理由假設對中共黨代會的關注自那之後有所減退。

(8) 此處performance特指戲劇意義上的「表演」，而不是近年政治研究中經常使用的「表現」或「績效」，例如「經濟表現」或「治理績效」。

(9)  此處所採用的「制度」概念，來自Douglass North和Stephen Krasner分別所作出的相關定義。諾斯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或更規範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係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參見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與此相似，但在其國際政治的研究中常常互換使用「制度」與「政權」，Krasner將制度定義為「一系列言明或未言明的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圍繞它們，人們在國際關係某一特定領域中的預期相趨同」。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 as Intervening Variable,”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10)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8), pp. 393-409.

(11)  Stephen Skowronek, The Politics Presidents Make: Leadership from John Adams to Bill Clint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nd ed., p. xvi.

(12)  Alain Rouquie, 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 translated by Paul E. Sigmu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33-4.

(13)  Alain Rouquie, 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 translated by Paul E. Sigmu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頁34。然而，Rouquie認為「在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社會中，此類不對稱的關係並不明顯」。

(14)  Gretchen Helmke and Steven Levitsky, “Introduction”, in Gretchen Helmke and Steven Levitsky eds.,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cy: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

(15)  Lowell Dittmer, “Conclusion: East Asian Informal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N.S. Lee, eds.,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0.

(16)  Dittmer, Fukui, and Lee,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一書總共十一章，其中實證研究中五章是關於當代中國的。另見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17)  Dittmer, Fukui, and Lee,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 Unger,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 Helmke and Levitsky,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cy.

(18)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2-9.

(19)  Dittmer, Fukui, and Lee,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 Unger,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 Helmke and Levitsky,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cy.

(20)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Jennifer Gandhi,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der Dictatorshi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  例如John Wilson Lewis,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A. 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s of Bureaucracy, 1949 -197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Alan P. L. Liu, How China Is Rul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6)。另見Roderick MacFarquhar, ed., 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John Wilson Lewis, ed.,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Robert A. Scalapino,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22)  Ronald Harry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5.

(23)  如前所述，自1990年代起，學術界對全國和地方人大的研究興趣日益濃厚。近幾年關於中國的多種具體制度的研究，例見：Xuezhi Guo, China's Security State: Philosophy, Evolu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Stephen Bell and Hui Feng, The Ris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Michael Schoenhals, Spying for the People: Mao's Secret Agents, 1949 -19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Ronald C. Keith, Zhiqun Lin, and Shumei Hou, China's Supreme Court (London: Routledge, 2013)；Wang Zhengxu, “Chinese Presidency: Institutionalisation, Constitutional Ambiguities and the Trajectories towards Democratisatio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 11, 2 (August 2013), pp. 140-54。

(24) 中共黨章規定，全國黨代會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和其他中央領導層面的委員會，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後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中共的最高領導團體，即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在實踐上，大會結束後，經由黨代會選舉產生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立即選舉產生最高領導層。此外，當選正式中央委員便意味着獲得隨後被選入最高領導層的法定資格，這一點上很少有例外。

(25)  中共最高領導人在歷史上有不同的職務頭銜。本書中，其特指中央領導機構的正式的第一號領導人。這裏的「中央領導機構」一般是指中央委員會，但早期一度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1925年以前，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頭銜是「委員長」或「書記」，後來改為「總書記」。當中一度改為「主席」，但這個頭銜直到毛澤東主導領導層後才正式使用並流行。1982年的十二大，將其改回「總書記」，沿用至今。關於這一問題的歷史研究，參見Tony Saich, ed.,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張恒、劍非編：《中共中央組織人事簡明圖譜》（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王健英：《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1929-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1921-200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按此標準粗略計算，中共歷史上共有13位最高領導人，分別是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王明（1931年時任總書記向忠發被國民黨逮捕下獄後，王明曾短暫擁有對中共的實際領導權；這種情況與李立三在1930年代初一度掌握黨內領導實權的情況不同，當時向忠發仍然在位）、博古、張聞天、毛澤東、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其中只有四位，即陳獨秀、向忠發、胡錦濤和習近平是與經黨代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一道開始其任期的，其餘九位則並非通過黨代會而開始掌權。中共歷史上也僅有兩位領導人完成了黨代會規定的任期，並在黨代會上將權力移交下一任。兩次交接都距今不久，即：2002年，江澤民成為中共歷史上首位在黨代會上卸任的最高領導人；他的繼任者胡錦濤則於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離職。

(26)  自中共首任領導人陳獨秀下台到毛澤東上位前，這種現象一度十分常見。此後，在歷史與政治背景都已經大不相同的所謂鄧小平時代，這一現象又重新出現。鄧小平將其「至高無上」的領導角色發揮到了極致——這就是說，最重要的決定，都由這位年邁的黨員做出，而他在1989年至1997年間甚至沒有擔任任何領導職務，就更不用說經由黨代會選舉產生的領導職務了。關於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參見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在鄧之後，江澤民延續了這種做法；他從黨的領導職位退休後，雖然已經不是中央委員會成員，卻依然試圖決定性地干預那些最重要的事項。有關這一時期的領導層政治，參見Willy Wo-lap Lam,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New Leaders, New Challenges (Armonk, NY: M.E. Sharpe, 2006)；Joseph Fewsmith, “Elite 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Normality,” in Joseph Fewsmith, ed., China Today, China Tomorrow: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pp. 149-64.

(27) 中共建黨初期，黨代會每年召開一次。在毛澤東領導下，相鄰兩屆黨代會的時間間隔被不定期擴大，最多曾達到17年之久，而這一階段上不同時期的黨章則規定此種間隔應為三年或五年。僅僅是在1982年之後，黨代會才開始定期每逢五年召開一次。第三章和第六章將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

(28)  參見Joseph Fewsmith, “Institutions, Informal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hina,” Asian Survey , 36, 3 (March 1996), pp. 230-45。

(29)  William H. Riker,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0)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No. 12 ( June 1969), pp. 190-222.

(31)  Alexander L.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32)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 translated by Gorge Bull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1);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Statecraft of Machiavelli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3)  Daniel Galvin, Ian Shapiro, and Stephen Skowronek, “Introduction” in Ian Shapiro, Stephen Skowronek and Daniel Galvin, eds., Rethink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Art of the State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

(34)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21, 166.

(35)  這類文獻的單子太長，這裏僅僅列舉幾位著名學者關於後毛澤東時代黨代會的代表性研究，如：Lowell Dittmer, “The 12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Quarterly , 93 (March 1983), pp. 108-24；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Asian Survey 28, 4 (April 1988), pp. 371-99；John P. Burns, “Chinese Civil Service Reform: The 13th Party Congress Proposals,” China Quarterly , 120 (December 1989), pp. 739-70；Tony 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A Programme for Authoritarian Rule,”, China Quarterly , 132 (1992), pp. 1136-60；Zheng Yongnian, “Power and Agenda: Jiang Zemin's New Political Initiatives at the CCP's Fifteenth Congress,” Issues & Studies , 33, 11 (November 1997), pp. 35-57；Richard Baum, “The Fif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Jiang Takes Command?” , China Quarterly , 153 (1998), pp. 141-56；David Shambaugh, “The CCP's Fifteenth Congress: TecÝocrats in Command”, Issues & Studies , 34, 1 ( January 1998), pp. 1-37；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 38, 3 (March 1998), pp. 245-74；Lin Gang and Susan Shirk, eds., The Sixteenth CCP Congress and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2) (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No. 105)；Joseph Fewsmith, “The Six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The Succession that Didn't Happen,” China Quarterly , 173 (March 2003), pp. 1-16；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u Gets What?” Asian Survey , 43, 4 ( July/August 2003), pp. 553-97；David Shambaugh, ed., “Special Issue on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 10, 2 (August 2012), pp. 1-101。

(36)  關於這種研究興趣的再現，例見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s., Damage Contro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Jiang Zemin Er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Gerry Groot, Managing Transi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Front Work, Corporatism, and Hegemon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Bruce J. Dickson,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and Berkeley: Woodrow Wilson Centre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Lance L. P. G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a's Capitalist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2010)；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0)；Peter Sandby- Thomas, Legitima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Tiananme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2010)；Zheng Yongni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Pierre F. Landr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 Mao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Rowan Callick, The Party Forever: Inside China's Modern Communist Eli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37)  當然也有學者就此做過努力，例如A. Doak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London: I. B. Tauris, 1985)；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 1995)；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 -20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Bill K. P. Chou, Government and Policy-Making Reform in China: The Implications of Governing Capaci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38) 這甚至成為新華社報道的題目：〈我國卸任高官頻繁出書〉，http://news. xinhuanet.com/book/2005-06/21/content_3112539.htm，2005年6月21日發佈並瀏覽。

(39) 關於中共研究機構對黨代會研究興趣的增加，參見李忠杰（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加强對黨代會歷史的研究〉，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1-6。

(40)  關於此類材料使用上的某些方法論的討論，例見Nancy Hearst and Tony Saich, “Newly Available Sources on CCP History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Joshua A. Fogel, “Mendacity and Veracity in the Recent Chinese Communist Memoir Literature,”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pp. 323-37, 354-58；Victor Shih, Wei Shan, and Mingxing Liu, “The Central Committee, Past and Present: A Method of Quantifying Elite Biographies,” in 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51-68。

(41)  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

第2章　制度被操控與合法性被儀式化：關於威權主義合法化的一種理論

黨代會在章程上意義非凡，在實踐中卻沒有權力。為了解釋具有這種雙重性的黨代會存在的政治必要和制度特徵，本書提出一種關於威權主義合法化的理論，强調當代威權政體政治合法性的構建中，制度操控與儀式表演作為相互聯繫並相互作用的兩個方面。兩者共同將黨代會的一套制度變成了一個「形而上學的劇場」； (1) 這個劇場融合了權力謀略與形式浮誇，政治上的一本正經與制度上的玩世不恭，以及當權者的自我恭賀和追隨者的自以為尊。正是通過這樣一個劇場，權力炮製了其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在這一劇場中，精英們的認可被按照統治者的意願而得到設計與展示。

本章致力於這一理論的詳盡闡述，以搭建起關於威權主義合法化的理論框架。隨後的實證章節將會被置於這個框架之中，展現制度操控是如何展開並制度化的，從而達到使黨代會成為合法化的儀式性慶祝場合，由此確認領導層在意識形態、政治領域和人事使用等所有方面的意圖。本章將首先追溯歷史上對合法性概念所展開的經典討論。有別於强調政府政績作為合法性來源的思路，本書認為，政治合法性這個概念首先關注的是個體的領導人如何獲得權力。本章還將進一步探討民主制度和威權主義在這方面的分歧，並尤其關注所謂合法性問題在威權主義政治下的獨特之處。筆者會着重分析威權主義合法性的四個特徵，即：在權力獲取的方式上，威權主義總會陷入「合法性赤字」；在政治參與的範圍上，威權主義合法性聚焦在一個更為小衆的精英層級，而不是尋求更為廣泛的民衆認可；在被合法化的人和參與合法化過程的人這兩個群體的關係上，威權主義合法化要求後者對前者的集體依附與個人忠誠，這與民主制度中的「參與性合法性」不同，本書稱之為「確認性合法性」。上述三點的結合也就產生了威權主義合法化的第四個特徵，即，與通過公開的、競爭性的選舉一舉解決精英競爭和社會合法性的民主機制不同，威權主義合法化的過程在制度上更加複雜，它不僅給制度操控留出更大空間，也更需要一致性的政治支持，而這種支持只能通過操控獲得。筆者認為，被納入威權制度中的民主因素極易遭到政治操控，而正是通過這種制度操控，事實上的在位領導人將自己合法化，從而擁有法理上的權威。

作為對上述論述的補充，本章還將進一步闡釋「劇場展示」為什麽尤為重要：因為它為參與合法化過程的精英們營造了一種自己具有實質性參與的幻象；它所製造的盛大儀式和集體性典禮加强了精英對領導層的象徵性接受；而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威權社會，它以戲劇式地對政治合法化的表演來影響大衆。綜合上述討論，本章將把像黨代會這類的享有章程殊榮但政治上乏力的制度置於一個理論棱鏡之下，探討全書的中心問題，即政治權力的規範與決定制度規範的權力這二者之間的不協調，從而深入探究政治生活的一種重要的僞善，這就是那種根植於制度錯位的威權主義合法性。

何謂合法性？誰的合法性？傳統理論與當代困惑

合法化意味着合法性的製造、構建與被接受。然而，合法性這個概念，儘管長久以來在對諸多政治現象的探詢中佔據中心地位，卻仍然是當代政治中最為模糊的概念之一。柏拉圖的政治哲學認為，合法性是人類正義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它關係到誰有資格統治。在其代表作之一《理想國》中，柏拉圖認為，正義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問題；而在這一語境中，正義意味着一定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夠獲得與其本人相符的位置。根據專家對柏拉圖的解讀，「一個社會的正義，應能確保這個社會的每位成員都能履行其責任並享有其權利，而這種權利與責任是分別對應其本質的不同部分的。」 (2) 《理想國》的一個主要結論，就是關於「哲學家作為國王」（the philosopher-king）的，也就是關於什麽樣的人有資格執掌公權力。就此而言，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精英理論，它强調個體、心理、智力、觀念等品質作為掌權者治理人類社會的合法資格。

霍布斯（Thomas Hobbes）同樣承認合法性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對這個問題採取了不同的論述態度，即强調統治者的責任。他認為，「政治的中心任務，在於解決誰擁有最終的法律權威這個問題，並在於確保這一權威的擁有者能夠貫徹法律。」 (3) 與强調統治者個人特質，比如智力和他/她是否適合治理社會的柏拉圖不同，霍布斯更加關注合法領導人的職責。他認為，立法和法律的執行是統治者的首要責任。他既不强調擁有「最終法律權威」者的個人特質，也沒有指出「解決」合法性這一政治核心任務的方法。對霍布斯來說，成就而不是資格，對於統治者的合法化似乎更加重要。這一思路今天在當代學者中十分流行。

在强調合法化即合法性的獲取方式的柏拉圖和霍布斯之外，韋伯（Max Weber）開創了合法性研究的第三條道路。他的方法既有別於柏拉圖式的精英理論和霍布斯式的功利傳統，卻又在某種程度上把二者與自己的理論加以結合。韋伯的理論關注個體如何獲得權威，並且根據領導人獲取合法性的不同方式，歸納出他對於合法性權威的經典分類，即：對於合法性的宣稱之有效性可以分別建基於「理性」、「傳統」、「個人魅力（charisma）」。韋伯認為，第一種即建基於「理性」的「法定權威」，來源於「對已有規則的合法性和通過遵守此類規則而獲得權力並發號施令的人的信念」；第二種即「傳統型權威」，則基於「對自遠古流傳的那些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傳統，和依據這些傳統行使權力的合法性的既成信念」。第三種，即所謂「個人魅力型權威」，來源於「對某個個人的超乎尋常的莊嚴神聖、英雄氣質及典範性格的崇拜，以及由這樣的個人所揭示與規定的道義規範」。 (4) 此處，韋伯把「制度」的維度引進了對於合法性的理解，他尤其注意到了支持合法性的規範與規則（比如「法理」或「傳統」）。儘管在第三類的即關於領導者「個人魅力」權威上，韋伯與柏拉圖一樣將合法性歸因於領導人的個人品質，但他的貢獻在於增加了民衆對統治者權威的接受這一層面，而不是認為合法性僅僅來源於統治者的性格特點本身。雖然韋伯在此並不一定是制度主義者，但很明顯，他考慮到了政治合法性中的制度因素，而這恰恰是柏拉圖和霍布斯所未能充分强調的。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對此我們後文還將展開論述。

撇開他們的不同點，柏拉圖、霍布斯和韋伯三人合法性理論的共同之處在於分析的層次：他們都將統治者作為個人看待，把個體領導人看作呈現政治權威並且適用合法性這一概念的範疇。實際上，上述三人的理論都屬於對合法性的古典研究，而這種古典研究所關注的都是統治者個人的、被人格化的合法性。從唯物主義研究方法的角度看，這種邏輯或許反映出三位大師所處時代的政治現實。那時候，國王和部落首領享有的權力、權威以及合法性都是對他們自身而言，而非他們的「政權」。1766年路易十五在巴黎議會上臭名昭著的聲明，便點明了個人權威與國家權威之間那種最為極端的一質化：

好像有人忘記主權權力僅僅歸我個人所有……忘記所有公共秩序從總體上都來源於我。他們膽敢認為整個國家的權利和利益是與君主制體系區分開來的另一實體。可這些權利和利益必然是與我的權力與利益緊密連結在一起的，而且只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 (5)

這種從個人層面來分析合法性的學術傳統，在科學的語境中，也就是在被從那種支持其概念意義的現實政治中抽離出來以後，其學術價值仍然應當得到承認。然而，有關合法性的古典學說，卻長期以來由於其對於統治者個人的關注而漸漸被忽視。借用Mlada Bukovansky的說法，這種忽視始於政治合法性在歷史上發生的「從王朝的君主主權向大衆的國家主權」的偉大轉變。 (6) 這種歷史轉變發端於16世紀的西歐國家，並在隨後數百年間向世界各地蔓延。「以人民的名義重構權威的概念，意味着需要找到一個比國王權威更加名正言順的授權。」 (7) 這一意義重大而深遠的轉變豐富了合法性的概念，卻也引起了與此相關的兩個主要的概念性混亂。首先，它將分析層次由統治者個人擴展到了制度安排；其次，同樣重要的是，它混淆了合法性的持有與合法性的獲取。筆者認為，第一個問題的實質是「誰的合法性」；第二個則是「如何得到合法性」。

新近的研究通常在組織、制度、尤其是國家層面探討合法性，這從國家合法性（state legitimacy）、政權合法性（regime legitimacy）、制度合法性（institutional legitimacy）等術語的流行便可看出，而政治領導人個體的合法性卻被忽略或邊緣化。正如Russell Hardin所指出的，當代學者將合法性視為「內在於一個體系層面的概念」，涉及「國家、政權或某個特定政府。」社會科學和政治理論學者通常認為，一個政權的合法性，繫於這個政權如何建立、其對公民的所作所為、以及歷史上和當下該政權同公民的關係。 (8) 這種解讀當然是有用的，尤其是在理解非獨裁政治的合法性尤其如此，但它卻也不時產生誤導。原因在於它把合法性本身與獲取、組織並使用權力的制度混淆，從而遮蓋了統治者如何獲取權力的問題。打個比方，這種理解沒能區分旅行者與旅行路綫的不同。確實，在不同的權力獲取過程中，掌權者常常利用、創造並强化不同形式的制度；對統治者合法性的接受或質疑，因此常常就會導致對支持統治者的這套制度的接受或質疑。但是，制度涵蓋了政治生活中更廣闊的方面；很明顯，制度和通過制度統治的領導人這兩個概念應當是可以相互區分開來的。

這就是為何本書在討論合法性時提出了「分析的層次」這個問題。它可以幫助我們理清合法性這個被Hardin視之為困難的、「混亂的、並引起混亂的」的「一團糟」概念。筆者認為，關於合法性，存在三個明顯不同的分析層次，如表2.1所示。第一個層次關乎領導人個人；相關的古典文獻是在這個層面上展開，所討論的是領導人要求被統治者之服從的正當性問題。第二個分析層次，則將領導人作為一個集體，或者說是一個特定類型的組織內的一個群體看待，這個群體通常以代表國家的政府的形式出現。第三個分析層次是政治制度，在此制度被定義為遊戲規則（而不是組織）。

表2.1　合法性的概念：三個分析層次與不同的分析思路

分析層次

分析思路

權力的獲取

權力的行使

個體領導人

柏拉圖、韋伯

霍布斯

領導層集體

「新古典主義」（本書的方法）

多種觀點，均强調所謂「政績」，即領導者為被統治者提供經濟和其他好處

制度 1

多種關於「政權合法性」的概念

表註 1  ：最近的文獻還將合法性概念延伸到了國際政治領域中，但本表格並未將其納入討論。這些文獻的分析思路同樣强調制度，而本表並未區分國內與國際制度。關於此類文獻，參見Allen Buchanan, Justice, Legitim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 Moral Fou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Ian Hurd, After Anarchy: Legitimacy and Power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來源：筆者研究與總結。

由於對制度概念的理解具有多種層面，這就使得我們所說的第二分析層次與第三層次極易被混淆。但是，在民主時代的背景下，認為第二層是第一層的延伸並不難。所以，一個基本的重要區分，應該在於領導人的合法性與制度的合法性之間：前者源於柏拉圖和霍布斯的經典思想，而後者則是後來的思想家更多考慮的方面，並在當代文獻中流行，用Ronald Rogowski的話說，成為對於「民衆如何選擇接受或不接受特定政府」的研究。 (9)

其中一個混淆，也許來源於「政府」一詞，因為它既可以被理解為特定時間段內執政的行政當局及其無論使用何種方式獲取了權力反正已經成功上位的領導人；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組織、一種制度、或者是行為功能主義視角下的一個政治體系，在其中權力和掌權者同屬統治者範疇。若我們採用廣為使用的定義，認為制度就是遊戲規則， (10) 那麽，那些流行的制度合法性概念，很明顯地是混淆了政治遊戲場上的玩家准入與玩家被要求遵守的遊戲規則。本書採用的研究取態，可以稱為「新古典主義」，它修正了古典政治思想家的思路，聚焦於領導人既作為個體也作為集體的合法性，而不是政權的合法性。

如前文所述，古典思想家對於什麽是合法性必備的品質，存在看法上的分歧：柏拉圖强調個人特質，霍布斯突出統治者的業績，韋伯則重視領導人同規範之間的聯繫。當代學者似乎大多偏愛霍布斯的功利主義視角。舉例來說，在探討「國家如何獲得和失去合法性」的問題時，Bruce Gilley强調合法性是關乎「有效行使政治權力」或「政治權力如何以一種合法的方式被使用」的核心問題。 (11) Peter Lange和Hudson Meadwell也用相似的方法闡釋「合法性」：「合法性常常被用在政績的研究中，建基於『其成員在多大程度上認為一個政體值得支持』」，並可以「由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成果來衡量」。 (12) 這樣的取態同樣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頗為流行，並且尤其强調政權的經濟業績。舉例來說，楊大利通過政府與「效率」或腐敗的關係來理解其合法性； (13) 白霖（Lynn White）則明確表示，「合法的治理與國家成果緊密相連，最顯著的成就要屬改革年代的經濟騰飛」； (14) 陳峰則研究了後毛澤東時代中國領導人如何採用「幸福合法性」（eudaemonic legitimacy）的戰略，用提高經濟生產力的方式重新定義社會主義，進而通過經濟成就尋找持續的政權合法性。 (15)

上述强調政治權力的行使、作用及結果的取態繼承了霍布斯的思路，然而卻將國家機構（例如政權、政府或者「體系」）作為分析單位或層次，從而偏離了霍布斯的分析層次，那就是霍布斯與柏拉圖、韋伯等共有的聚焦領導人的分析層次。這種功利主義的思路，在衡量合法性上，强調一個政權、政府或政治體系所能取得的表現、結果與成就。也許，如Hardin所說，「合法性並不僅僅關乎經濟利益，雖然經濟利益可能很重要，並且通常確實是一個重要考量。」 (16) 並不奇怪的是，這類論述一旦走到極端，治國理政的主要成果，就被簡單地物化或具體化為福利主義（工業化國家）或者發展主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績效。這從强調政治權力行使目的的角度豐富了對合法性的理解；它們强調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公衆對政府的支持，這也對文獻做出了貢獻。但是，如果分析者不夠小心，便會掉入一個隱蔽的智力陷阱：精密的霍布斯式功利主義有可能退化成一種物質主義，而後者會以「經濟人」來取代公民，認為他們需要統治者和政府來幫助謀生，因而國家的運作與企業並無很大不同。在其最為粗鄙的分析中，合法性被等同於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數據。

這種物質主義取態，包括更廣義上的功利主義取態，就合法性研究來講，還有另外一個缺陷，即其「結果導向」的邏輯。這種邏輯以通過權力獲得的成就來證明權力獲得的正當性，這就忽視了一個要害問題，即順序問題。一個人先要獲得權力，才可能行使權力、表現業績，並使其權力對某人有益。當功利主義取態認為「統治權」來源於統治者的物質（或不論何種）成就時，它即面臨一個因果困境：合法性變成了獲得統治權的一種後續效應。在這方面，柏拉圖强調統治者個人資質和韋伯探尋合法性權威根源的方法便更有優勢，因為二者都將合法性更多地視為與權力的獲得相關聯，而非權力的使用；他們都嘗試探討權力的前提條件，而非權力的後續效果。在不否認合法性概念的豐富性及其可以被廣泛用於不同場景的前提下，本書繼承了柏拉圖和韋伯的思路，强調合法性作為獲取權力而非使用權力的正當證明。因此，政治合法性首先是說在一個特定群體中正當地獲得公權力。這個群體可以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也可以是國際社會，而正當性則源於多種來源，其可以包括個人品質、意識形態說服、政策允諾，或此前積累的權力績效。

威權主義的「合法性赤字」：與民主的對照及相關制度涵義

討論至此，必須提出合法性在民主與非民主制度中的區別這個問題；而在當今世界，非民主制度主要表現為威權主義制度。這二者的區別，不僅可以幫助發掘合法性作為一種政治分析的有用概念的本質內涵，也可以在密切聯繫本書所研究的中共黨代會這樣一種外表民主但實質非民主的奇特制度中，來揭示民主的合法化過程與威權主義的合法化過程的根本區別。筆者明白，民主制度具有很多不同形式、豐富的發展經歷和不甚相同的民主程度，但根據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經典定義，民主就是「為達成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個人通過競爭人民手中的選票而獲得做決定的權力」。 (17) 這個民主定義被批評為過於「程序主義（proceduralist）」，因為它忽略了「人民應當統治」這一民主的根本實質。然而，筆者認為，這種批評僅反映出一種認為民主仍需改善的想法，而熊彼得的定義則更多地是一種描述並以此反映了現代世界真實的民主制度如何運轉。 (18) 與公民直接參與並集體直接決策的古代希臘民主不同，現代民主是代議制民主，其中的決策者是經由選舉產生來代表人民掌權的。 (19) 這種民主可以通過捲入更多公民來參與公共討論和決策制定以期改進，但至今為止，它實質上就是一套候選人通過競爭獲得選民支持、統治者經由普選產生的政治體制。在這個意義上，從根本上和從最低限度來講，民主是一種通過計算選票來解決合法性問題的方式；在其中，能夠贏得多數選票的候選人才有資格成為領導人。在相關選舉中勝選的領導人，便是合法的領導人；其掌權後的政績會對其聲譽造成影響，但除非是觸犯了足以導致自己被通過有關程序被免職的法律，這位領導人的合法性通常都不會遇到問題。換言之，民主制度首先是有關政治權力合法化的一種特殊安排，之後民主才表現為其他更加豐富、複雜的政治機制；採取通過公衆投票而作為合法化的方法，這一點就區分了民主制度與其他的合法化方式。用當代政治學研究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術語來說，民主意味着由社會來決定誰可以成為國家領導人。或者，用政治分析的精英論傳統來看，民主是這樣一種安排，在其中政治精英的循環不是由他們自己之間所玩的那套遊戲所決定； (20) 相反，民衆擁有足夠的力量去干預並決定精英競爭獲取公權力的結果。

相比之下，威權主義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把公衆排斥在選擇和決定領導人這一過程之外的制度安排。這就意味着，它缺少精英群體之外的一個仲裁者，而在民主制度中，這一角色由廣大選民扮演，選民在制度上有資格、在憲政中有能力對精英中競爭公權力的獲勝者做出最終選擇。所以說，威權政治中的贏家是自封的，他得不到作為程序上的第三方的裁判者的祝福；而在民主制度中，這一角色由普通選民在至少象徵意義上、但同時也在程序意義上來扮演。因此，威權主義制度下這種在權力角逐中自我宣稱的勝利，在精英政敵和人民大衆眼中都總是可疑的；這就意味着，即便獲得了政治勝利，贏家的合法性從制度層面來說依然脆弱。進一步講，這裏贏家決定遊戲規則，勝利本身把贏家獲勝的手段正當化。這便意味着，挑戰者可以不採用在任贏家的規則，而是可以使用他們自己的遊戲規則，而他們一旦獲勝，則這些規則便獲得承認。於是，威權主義領導人便置身於這兩大挑戰的交匯之處，必然時刻擔心其權威在根本上的脆弱性：就結果來說，自我任命的合法性總是讓可信度打了折扣，失敗者和大衆有可能都不接受；就手段來說，當贏家獲得權力的方式遭到質疑時，其合法性可能會在根本上遭到否定，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贏家還要提防那些使用同樣方法的挑戰者。不論如何，威權主義領導人不得不總是擔心自己的權位、權力和權威的正當性；在最壞的情形下，他們終日生活在隨時可能失去自己權力和權威的惶惶不安之中。這種現象，可以稱為威權主義的「合法性赤字」。

以上討論，在概念與實際兩個層面帶給我們兩點示；它們相互聯繫，對於了解合法性概念和威權主義政治都特別重要。第一點關乎對威權主義政治合法性概念的更為深入的分析；這主要涉及合法化的參與程度，並會進一步導致對於「精英合法性」與「大衆合法性」之區別的辨析。第二點則涉及當代威權主義為了彌補合法性赤字而嫁接一些民主要素所產生的制度扭曲，造成了威權主義合法化的一種兩難境地。本節接下來將分別探討這兩點看法。

很明顯，具有不同合法化機制的威權主義與民主制度，其所捲入的參與者在範圍上是不同的。參與無疑是合法性的關鍵；沒有參與就沒有合法性，也談不上對特定掌權者的接受。粗略地講，在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合法化過程中，大體可以觀察到參與的兩種範圍：一種是社會中一小部分有特權的人的參與，即精英參與；另一種是大衆的參與，它將合法性置放於整個社會的大多數認可的基礎上。因此，通過這樣兩種範圍的參與，也就出現了兩個層次上的合法性：第一層為精英內部的合法性，即精英合法性，它意味着，要在某個政黨或國家這樣較大的群體中獲得領導地位，必須在精英內部獲得支持和認可。第二層可以稱為社會合法性、大衆合法性或公衆合法性，指的是公民或大衆對權力執掌者的支持與認可。

權力總是精英的遊戲，但是它必須以各種方式面對公衆，尤其當涉及治國理政時，其中也包括與國家政治緊密相連的現代政黨政治。所以，至少在國家層面上，當代政治總是一個「雙層博弈」： (21) 競爭發生在精英之間，但這些精英同時也不能不面對大衆。民主和威權主義政治都一樣有這種「雙層博弈」，但不同之處在於參與的範圍：當代民主本質上捲入整個社會，即使在非國家形態的政治中也是捲入特定群體的所有成員；而威權主義制度從定義上排除普通公民和一般成員的參與。一個人擊敗了精英群體內部的對手後，他/她便可成為威權統治者，而不用進一步尋求普通公民的認可。因此，威權主義合法性的本質是精英合法性。而民主制度下的領導人則需要贏取公衆選民的支持，這同時也是他們擊敗精英對手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一種將政治上的上述雙層博弈融為一體的制度設計，它將精英之中誰能夠勝出的最終決定權交到了選民手中。這是一種「一次性」的合法化方法；依靠這種方式，民主制度同時解決了精英內部合法性和大衆合法性的問題，而不是將兩者作為不同的任務在不同的範圍內處理。這種轉向社會合法化的籲請，創造了一種將兩個層面結合為一個遊戲的制度熔鑄，掌權者通過它而遵循同一個途徑，一舉獲得精英內部和大衆的合法性。換句話說，民主制度就是一種合法化機制，在其中，一個人贏得大衆投票，也就同時同地並無可爭議地贏了他／她在精英內部與其他敵手之間的競爭。

相比之下，威權主義合法化不論從定義還是從程序上都無需籲請普通公民對權力的認可，它僅僅聚焦於精英內部的合法性。然而，對威權主義領導人的權力實踐來說，獲得精英內部合法性，總是最具挑戰性的事項之一。儘管總會擔心自己被社會力量「顛覆」，但威權主義領導人權力和地位的最現實威脅，卻常常並主要來自他們的同伴和自己那些最緊密的追隨者。這並不意味着威權主義領導人可以避開或者罔顧大衆合法性這個問題。相反，他們用威權的方式，通過將大衆排除在他們的權力獲取過程之外，來解決這一問題；但他們常常使用那些用來追求其他維度的合法性的工具，首先是意識形態的宣傳和物質利益的提供，來把他們這種强制性權力的內核加以合法化。在威權主義政治中，贏得精英內部的競爭，並不直接和必然地意味着贏家被大衆接受；反過來，贏得大衆的擁戴，也並不直接和必然地意味着獲得精英的接受。這就是說，精英內部合法性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大衆合法性，反之亦然。結果，威權主義領導人必須同時在爭取合法性的兩條不同戰綫上作戰，這就增加了其合法性赤字的嚴重程度。

當今世界對於民主的渴求日增，愈發凸顯了威權主義的合法性赤字。 (22) 精英內部這個層面，與國家和社會關係這個層面，在現實政治中變得不再那麽相互分割，而是日趨發生頻繁的互動，政治由是不可避免地擴展為更大規模的大衆參與——用SchattscÝeider的概念來說，由於精英中的競爭對手趨向於獲取社會支持來贏得精英內部的競爭，政治便變得「社會化」。 (23) 這就使得威權主義的合法性赤字問題進一步惡化。缺乏對大衆的吸引力，可以變成一個領導人的巨大負面資產，甚至威權主義精英自己也這麽認為。這一點對苟延於全球民主時代的當代威權主義國家來說，更是如此；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後共產主義的威權主義國家，它曾經依靠像毛澤東思想這種革命和民粹的意識形態作為合法性。受上述因素影響，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顯然要比沒有這些因素，或是僅有其中一兩個因素，而更加激烈和殘酷；來自精英集團內部對掌權者合法性的威脅，並沒有因為缺少公衆參與而被縮小，反而卻被放大。可以認為，在精英的權力鬥爭與國家、社會關係的緊張之間，存在一種「螺旋效應」，它可能導致威權主義政治的合法性危機。

為了應對合法化所面臨的深遠而又多面的挑戰，當代威權主義嘗試了多種手段來克服，或至少彌補，其合法性赤字。儘管這些努力無法在本質上解決問題，但他們對威權主義政體的制度安排和和制度變遷是有影響的。這些努力，首先包括將社會加以意識形態化，並打造領袖的魅力形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便經常採用這種做法。然而，至少有兩個原因，使得威權主義政體還需要從民主制度中「引進」一些要素，將其「嫁接」在威權制度上。正是這種引進，常常區分了「當代」威權主義與傳統的威權主義。通過將公衆代表參與的民主要素引入你死我活的精英鬥爭中並予以威權式的操控，威權主義制度期望可以創造出一種制度和話語上的依據，用它既可以抵擋其他精英對當權者的挑戰，也可以回擊民衆因為被排除參與而產生的質疑。這便是這種「引進」的第一個原因。這些被引入威權政治的民主要素如何被操控，將是本書實證章節的焦點所在。

同時，由於能夠為當代政治合法性提供支持的其他資源在減少，民主制度在合法化方面的制度優勢顯得十分清楚，即使不論它在政治的其他方面的優勢。是的，民主意味着獲得合法性的方法被簡化成單一的一種制度，這便是選舉。進一步說，它將血緣關係、意識形態、政績紀錄、個人魅力等其他多種合法性來源，最終彙集為一道川流，表現為一張選票。意識形態當然在民主政治中也起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24) 但領導人或政府卻不可能籲請意識形態而直接獲得權力；他們只能利用意識形態向選民籲請，隨後依靠選票合法地得到權力。在民主制度中，其他可能的資源，例如個人魅力、金錢、能言善辯的說辭、過往任期的良好政績、門閥關係網、善搞公關等等，都與意識形態以類似的方式在民主政治下起作用，即都可以被用來爭取大衆的選票。一言以蔽之，所有能夠對獲得公權力有利的要素，都必須最終轉化為票數。是的，傳統的專制統治採用「傳統」的方法解決合法性的問題；用韋伯的分類，這包括往往是第一代創立政權的領導人所具備的人格魅力，或者基於血緣關係的繼承。然而，自從數百年前民主化政治轉型的開始，上述方式，尤其是家族世襲的王朝傳承，遭遇了危機。自那以來，一個大趨勢是，制度在威權主義合法化中，具有越來越關鍵的作用。這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麽威權主義政治的制度化在增加，例如近些年來中共黨代會的運作較之從前更有規律性。同時，這也就是關於為什麽當代威權主義制度常常引入「民主因素」的第二個原因。這種引入，在威權主義國家中存在議會、國會、政黨、選舉等這些事實中可以得到印證。 (25)

然而，一個困境與挑戰隨即呈現：如何既讓這些被引入的制度保持運作，又同時削弱其可能的民主效果。當代威權主義領導人需要設計一系列次級的、細節的、但可能是更深層的制度，來作為真正的遊戲規則發揮作用，從而把那些引進的含有民主要素的制度儘量抽空——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使這些「民主」制度維持運轉但卻不影響真正的權力遊戲進行的前提下，威權主義國家還要借助這些「民主」制度來批准、加强、或至少正式化其合法性。這樣一來，「制度錯位」便出現了。隨之而來的，還有制度操控，這一威權主義合法化的核心問題。下一節將聚焦這個問題。

行動中的制度操控：對於正式政治與非正式政治的融匯

威權主義合法性的赤字問題常常被當代政治學所忽視，而當代政治學主要是在民主國家得到發展的。 (26) 當這個問題被偶或觸及時，可以看到有兩種傾向呈現出來，試圖解釋威權主義制度為什麽能夠持續存在，甚至有時比一些民主政體更加穩固。其中一種傾向强調威權主義國家在社會與經濟層面所取得的顯著成就，從而否認威權主義有合法性赤字的問題。最近幾十年的中國常被作為這樣的例子。如前文所述，這從概念上混淆了權力獲取的方法和權力使用的結果。另一種傾向則低估了威權主義制度在合法性赤字中持續生存的能力，常常假定威權主義制度或早或晚、或快或慢都會向民主制度轉型：它們要麽漸進地吸納民主要素，這可能造成多種式樣的「雜交政體（hybrid regimes）」，要麽完全被民主制度所取代。

本書的研究，卻發現了第三種可能性，即：為了彌補其合法性赤字，威權主義統治引入政黨、國會、憲法、選舉等民主要素，但通過操控而使其名存實亡。這種「引進再掏空」的做法，不僅僅是跨政體的技術性嫁接，更具有豐富的制度和概念涵義。它不是為了贏得權力，而更多地是為了確認在權力遊戲中已經獲得勝利的合法性。在將民主形式引入威權政治的情形下，兩種制度操控得以登場：宏觀上，這樣把本來屬於代議制政體、為民主目的服務的制度嫁接到威權政體中，可以認為是一種制度操控，因為這些民主的制度因素現在被用來為威權主義的目的服務。更進一步來看，這種服務必須通過微觀層面的制度操控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它必須通過設置一系列新的規範和程序，以扼殺那些引入的制度形式中的民主精神，僅僅留下已經空殼的民主外表。隨後幾章將圍繞微觀層面的制度操控展開詳細討論，這也是本書的焦點所在；在其中，筆者發現，中共黨代會裝作在決定中共政治最重要的事宜，代表裝作在討論和審議綱領與政策，他們在選舉中也裝作好像在選擇自己心儀的候選人。

用一句話概括，這裏所提出的，是關於政治操控的一種制度理論，而這種理論認為，制度操控的目的在於合法化。在研究政治操控時，William Riker視其為政治家對各種要素的熟練掌控，目的在於滿足政治家的喜好和利益。 (27) 傳統上，政治手腕的「皇家藝術」多由此類技巧構成，其中包括政治上的人際操作。在這方面中國尤其有豐富的傳統，精微的「統治術」兩千多年來得以傳承發展。 (28) 雖然借鑒了Riker與其他學者的觀點，但本書卻在另一種理論背景中展開研究，這個背景就是比較政治學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因此，本書的貢獻在於對制度操控的研究，而非簡單地將制度操控等同於種種以行為者為中心的政治手腕。

在此情況下，本書强調，制度有兩個看似矛盾、並常常被已有的制度研究所忽視的方面。一方面是制度面對政治操作而所具有的脆弱性；另一方面是，制度具有賦能和賦權的作用，而不僅僅是對人類行為的制約。進一步講，通過制度操控，非正式政治和政治制度彼此發生相互作用。所以，在探討如何通過制度操控而構建合法性時，制度操控的理論强調將非正式政治與政治制度在概念上相互融合，而在實證研究中則相應地將政治與制度匯入同一認知景觀之中。

制度生成合法性；合法化主要是一種制度過程。換言之，合法性主要是一種制度結果。這一點對制度和合法性這兩個概念，都具有理論意義。按照Douglass North關於制度作為「遊戲規則」這一被廣泛接受的定義，制度具有規範性意義，因而它能夠為依據規則的行為提供正當性。另一方面，合法性需要在制度意義上來理解；制度提供給政治的一大資產，便在於它有重要能力或者沒有能力，來創造、促進以及構建合法性。已有的合法性研究，尤其是「制度的合法性」之說，常常扭曲了制度與合法性的聯繫，也忽略了制度提供資源支持合法性這一關鍵問題。但仍有一些頂尖學者具有足夠的、雖然零星的洞見，指出制度在形塑合法性中所起的作用。多年前，Talcott Parsons便認為，制度可以理解為是「某種範式，它們規定人們在社會系統中扮演結構上的重要角色時的合法而合乎預期的行為的精義」。 (29) 雖然表達拗口，但帕森斯抓住了兩個要點，也正是我們前面表達過而這裏所要重複强調的：一是將合法性聚焦於人，二是指出制度對於合法化的決定性功能。在最近一些新制度主義領軍學者的作品中，也可以讀到下列這樣的語句：Daniel Galvin、Ian Shapiro和Stephen Skowronek認為，「制度是關於國家的藝術，制度給予國家以形狀，言明國家的各種關係，表達國家的合法性。」 (30) 在這裏，這幾位學者明確地把合法性看作制度行為的一種結果。James March和Johan Olsen認為，「合法性不僅有賴於展示政治行動如何達成合適的目標，而且有賴於行動者的作為是恪守了根植於文化中的合法程序。」 (31) 他們的看法意味着這樣的結論：遵守制度為合法性鋪出道路。那麽，重複我們上一節的觀點，就是：不同的制度採用不同的方式構建合法性；正是在這裏，民主制度和威權主義之間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固然體現在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不同類型的政體，首先反映為那決定統治者通過何種路徑得到權力的不同制度安排。

進一步講，對於制度的這種理解，揭示了制度不僅具有限制的作用，而且還具有賦能的作用。正如經濟學家Richard Musgrave所說，「在我看來，規則的作用不僅在於限制，更在於授予我們權力」；而且，「規則的作用在於提供一個框架，為的是抑制那些不利於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建設性互動的行為。但同時，規則的作用也在於賦予權力，從而激發這種建設性的互動。」 (32)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點，因為它將操控引入了制度行為，同時它也超越了制度與政治操控在概念上是相互對抗的這一流行看法。關於這種對抗，許多頂尖學者是這樣說的：「如果說制度是關於保持，那麽政治就是關於操控，領導力則意味着擺脫這種束縛。」 (33) 非也，制度同樣關乎賦權，制度並不能免於被操控，而制度和政治也不是相互排斥的。非正式政治和正式制度都是在同一個相互依存的場域中展開；非正式政治可以嵌入正式政治，而正式制度也同時可以被非正式政治所操控。正如隨後的討論所示，制度操控尤其體現在威權主義合法化中。

因此，這種理論假設意味着學術研究應當超越正式與非正式政治的二分法。儘管已有多種嘗試試圖彌合這種分割的局面，但這種二分法卻仍然經常被用來討論並理解中共政治。在這種二分法中，制度經常被視為僅具有表面政治意義的正式範疇，而「非正式政治」的概念常被認為可以加深理解。 (34) 按照這種觀點，中共黨代會就悲劇性地淪為某種僅具名義和形式意義的制度小把戲，對其進行的研究將不能夠幫助我們探究中國政治的本質。然而，本項研究不打算採納這種單單通過非正式政治來理解中國政治的邏輯；相反，正式與非正式政治的二分法將被拋棄和超越，而我們的研究則聚焦一種可以被稱為「非正式」的正式政治，旨在研究非正式政治與政治制度如何在一種相互貫通的方式中運作，相互成為對方得以展開的場域。

因此，制度操控就是一種領導人通過政治權力來玩弄規範、規則和程序的遊戲。換言之，政治操控在這裏主要是通過對制度規則的各種策略式運用而得以實現的。當然，我們很難人為地區分「政治」操控和出於政治目的的「制度」操控。但顯而易見的是，制度操控是在支配政治運作的規則這一領域內展開，尤其是在組織規則所適用的領域中展開；而「政治」操控則可能更加普遍，同時，用Riker的話講，也更多地有賴於個人運作。

制度操控之所以可能，從理論上講，是因為規範、程序和制度作為遊戲規則，並不是如同電腦程序般事先內置於政治之中，而是在政治行為和政治過程中被形塑而成。制度不是靜止不變的，它不僅在歷時的意義上發生變化，在時間的長河中受到政治與人類生活其他方面的重大影響；而且在同步意義上也不是靜止的，因為從機制上、運作中和實踐中來說，總有空間留給了規則的靈活性、複雜性和巧妙性。從任何一種意義上講，制度操控都是在政治動態中各式各樣、不可避免的交互作用這樣一種場域中運作的。

這種制度操控在民主和非民主政治中都會發生，但是，民主或非民主作為制度框架卻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操控的內涵、程度和效應。出於多種原因，制度操控在民主制度中會遇到極大的困難，而這些困難恰恰是威權主義政治中沒有或是容易被克服的。操控民主制度的一大困難，首先來源於公衆參與的存在。規模在這裏起到重要的作用：從制度上（而不是情緒上）操控公衆要比操控一個小群體更加困難。 (35) 相對較高的政治透明度，同樣會令從政者在民主國家較在威權國家於制度操控上受到更多約束。第三個障礙在於反對力量的競爭和權力的制衡，而這兩者都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內在要件。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民主制度對制度操控的抵制，扎根於政治中所存在的重要而廣泛的對程序的審議體系；因此，即使一個很小的程序變化，都經常不得不經過黨派之間的討價還價和政治談判，乃至需要公衆認可。

在威權主義的制度安排下，這些因素即便存在，作用也大大減弱，從而不僅招致制度操控，也使得操控更容易成功。對於那些渴求解決合法性赤字的威權主義領導人來說，通過制度操控而獲得合法性，常常成為一種難以抵擋的誘惑。這樣，規範、規則和制度作為一個方面，與政治、權力和操控作為另一個方面，兩者的矛盾在當代威權主義制度便呈現並主導着正式制度的政治運作，對此本書隨後幾章將詳細討論。單單了解非正式政治或者組織規則，都不足以掌握制度操控的本質，只有結合二者並聚焦其互動，才能更好地抓住這類運作的實質。在分析威權主義政治時，認為領導人個體、統治集體和整個政權都總是竭力謀求合法性，是毫不過分的；正是對合法性的這種追求，常常決定一個政權的制度、運轉及領導人的政治行為。

操控會不會讓本應提供合法性的正式制度喪失其合法性呢？答案是：既會，也不會。當操控被作為操控而遭到曝光，我們說它「會」，而說「不會」則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操控無疑總是以秘密、貓膩、僞裝的形式進行；單從定義上講，如果被看穿，那操控就不成其為操控了。如果達不到操控和支配的目的，那麽操控就是失敗的；如果被看破，那就更是失敗的。前面說過，政治透明度低的威權主義政治比民主制度更容易上演政治操控；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同樣，我們也談過參與群體的規模問題：相比於民主制度下公民大衆的參與，參與威權主義政治的精英群體明顯小了很多。此外，威權主義政治的精英本質，使得這個小圈子在政治價值、主從（patron-client）關係的忠誠度和那些不涉及權力競爭的共同利益上，保持團結一致；而這些精英共享的價值觀——在共產主義政治中通常表現為意識形態，而在後共產主義政治中則作為「類意識形態」（proto-ideology）出現——與共同利益一樣，都可以服務於制度操控，導致對領導人的盲從，而那些領導人實際上卻在進行操控。畢竟，威權主義政治不允許人們自由地質疑領導人，這也使得旨在合法化的制度操控更容易獲得成功。最後，操控行為為什麽有效的再一個原因，還存在於威權主義政治的浮華盛典之中，而這將在下一節中討論。

何為「作秀」？「確認性合法性」和儀式性的執行

乍想之下，會認為制度操控都是閉門完成的。制度操控被很多人看作陰謀詭計，或者往少裏說，也是在一個制度體系的要害部件上所耍的機制性把戲，使得制度的運作偏離既定的方式和目的。不過，這種對制度操控的「陰謀式」解讀，僅僅揭示了其中政治運作的部分真相；就以合法化為目的而進行的制度操控來說，這部分真相還僅僅是事情的次要方面。正如其他觀察所見和本書所集中研究的，真實的政治生活很多時候奇特地結合了爾虞我詐與威儀赫赫、藏污納垢與炫耀賣弄、密室陰謀與公開表演。畢竟，政治的本質有關公共事務，這就要求它超越那種僅僅是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的行為。再說，合法性關乎說服，所謂合法化也就可以被理解為是「使人信服」； (36) 這就意味着，統治者從哪個群體尋找政治認可，合法化的政治就需要面對那個群體。在這個意義上，合法化的政治就像一齣戲，它必須吸引觀衆的眼球，引發他們的共鳴，為他們提供原因和理由，以此博得掌聲。觀衆拍手叫好，就是他們認可台上演員的象徵；對這裏的論述來說，是認可統治者的合法性。

不論何種政體，合法化政治的這種表演色彩都無處不在。一些觀察者認為，民主政治或者至少民主轉型期間的政治，都是高度戲劇化的壯觀表演。Laurence Whitehead便是其中之一，他提出「戲劇比喻」作為「一種用於比較和分析民主化轉型的解釋工具」，並稱其為民主化研究的「戲劇論視角」。 (37) 他認為，政治領導力的最為核心的內容在於說服力，也許外加鼓舞他人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僅僅在於迎合他們的切身自我利益或以强迫來加以威脅，還包括了雄辯的能力、從語言中聽出音樂的能力、判斷聽衆心態的能力、具象地描繪可能的未來的能力、以及將大衆的注意力從棘手之事上轉移開來的能力。簡言之，領導力要求熟練掌握一系列的表演藝術。 (38) 他還說，「所謂『魅力型領導』，恰似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戲劇演員的表演」。 (39)

另有其他一些社會科學家，最突出的是Clifford Geertz，也發現了非民主政治中的盛大儀式的「表達性本質」。他在對19世紀巴厘王國的研究中觀察到，這個「劇場國家」總是「走向排場、走向慶典、走向對巴厘文化中的主導型關切的公共戲劇化」，而這類主導型關切包括社會的不平等和對於地位的炫耀。「在這個劇場國家中，國王與王公是劇場經理，祭司是導演，農民是配角、跑龍套者和觀衆。」 (40) 所以，儀式對於這種政治意義重大。Geertz認為，「劇場國家的儀式狂劇，其中戲劇核心處那不可撼動的、神情恍惚的、甚或死去的半神性君主，與其說是農民之偉大的象徵性展示，不如說是偉大之本體是什麽這樣一種概念的符號表達。」這是對「那種構織世界的偉大力量的圖說」。 (41)

把這一思路與本章早先的討論相結合，本書希望進一步强調，對程序的政治操控作為一個方面，而另一個方面則是把公共戲劇化作為儀式來利用，這兩個方面形成一種制度連接，共同展開那種製造政治合法性奇觀的過程。借用Whitehead的話講，這是政治合法性的「戲劇視角」；而按照Geertz的傳統，這可以說是「劇場國家」的自我合法化。為了闡述戲劇性展示在構建政治合法性中的重要性，筆者的理論强調三個互相關聯的要素，它們對理解那種在當今時代編織合法性（尤其是威權主義合法性）的制度與政治都是不可或缺的。這三個要素分別是：第一，威權主義權威的「道德」本質。這關乎合法性的來源問題，它與民主制度中的大衆授權類似，但卻採取了一種相反的方式；第二，這種權威中儀式的特重分量。這與程序公正相違背，它聚焦於合法化過程的運作，與令一個群體信服並接受這種合法性是相關聯的；第三，通過調動集體意識甚至集體無意識，來達到政治說服的目的。虛幻的威權主義合法化過程，常常結合以上三者。

許多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專家，探究了諸如「合法性的文化邏輯」與「合法治理的道德模型」等概念。 (42) 這種取態常常能在亞洲研究和中國研究中找到呼應，在這裏學者也在談論權力的文化根基或者是所謂「道德政權」。 (43) 本書欲指明，「道德」一詞不應該就其字面意義而被理解為一個統治者的具有美德；相反，「道德的」在這裏是與「程序的」相對立的。換言之，「合法性的道德模型」講的是領導人的個人品質，用Geertz的說法，這種品質可以對追隨者和領導人治下更加廣泛的社會起到「典範」的作用。這是一種更加高級且「精細」層面的統治，它超越了日常的治理，聚焦合法性問題。Geertz極具洞見地分析道，治理包含兩個層次：在低層次上，當治理必須面對數百數千個相互有衝突的地方政體時，治理不得不是「功能式」的；然而，「在更高層次上，由於遠離了與這些政體及其粗陋性狀的接觸，治理則轉向對於典範的摹擬這一核心事務，轉向把劇目搬上舞台。」 (44) Geertz總結道：「劇場國家」是「審美」的，意思是說，「其中心具有典範作用，而地位是權力的根基，治國術乃是一種戲劇藝術」；它也是超越的和形而上學的，因為「君主在動用自己的能力，把九重天規模的作品搬上舞台、動員人力、資源和毫不遜色的專業造詣的過程中，也將自己變成了一個九重天屬性的君主」。 (45)

然而，在當今這個多少都被民主觀點打上烙印的政治世界中，對合法性的道德宣稱總是不得不冠上公共利益之名。古希臘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已經注意到，政黨紛爭、貪婪和野心都可以「以華而不實的名目為面具」：「一個政黨宣稱能夠保證大多數人在憲法面前的平等，另一個政黨則表示自己代表貴族的智慧；他們都聲稱致力於公共利益，但在這種名目下卻把公共利益變成了給自己的犒勞。」 (46) 儘管歷史在演化，政權形式也是多樣的，但是這種情形並未從當今政治中消失。不論是在民主還是威權主義國家，政治常常成為精英之間關於誰能夠代表公共利益所進行的競爭。抽象一些地說，政治常常把政客對公共利益的功利性的代表變成對合法性的「道德」宣稱。威權主義尤其渴求這種「道德」合法性；因為缺少那種至少在名義上可以匯集與代表公共利益的可見程序，威權主義便轉向道德說教來自稱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這種「道德」形象，作為政治幻象也好，作為意識形態構建也罷，是威權主義政權合法化的要害構件。

儀式在這種政治中的重要性，因此也就遠遠超出人們一般所想，因為儀式象徵着政治，也因為如同研究政治的象徵性使用的專家Murray Edelman所觀察到的，這樣的政治形式「象徵着廣大民衆需要依靠對國家的信任來安慰自己」。 (47) Edelman認為，即使是民主選舉，也不可能在政策形成中起到「大衆對政府政策的直接控制」這一重要的社會功能，但它卻是一種「儀式行為」，可以「給人們一個機會來表達不滿和熱情，來享受參與的感覺」。 (48) 與Geertz强調劇場奇景類似，Edelman認為政治好似「一項博眼球的體育運動」，它是「一系列圖畫」，而「這些圖畫則構出一幅移動的大全景」。他堅稱，政治「對於我們中的多數人來說，就好像許多抽象符號所組成的巡遊而不斷從眼前掠過」。 (49) 白魯恂（Lucian Pye）這位研究中國的老資格專家認為，在亞洲國家，「領導人總考慮到尊嚴的問題，他們需要維護民族自豪感和其他具有高度象徵性的東西。」 (50) 對於本書來說，中共黨代會就是通過儀式來炮製權力與合法性的。

在此，本書進一步提出一個有關合法性的「梯度理論」，以在符合對合法化的制度主義思路的同時，强調威權主義典儀的必要性。合法化意味着參與這一過程的人對領導人的接受，但是，這樣的接受卻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一個公民（在非國家語境中指成員，後文用法與此處相同）可以表達自己對某一領導人的支持；在民主政治中這意味着這位公民將自己的選票投給候選人中屬意的那位。在這裏，筆者提議把這種接受概括為一個可以叫作「確認性合法性（confirmative legitimacy）」的概念；這是最高程度的參與，也是對一種政治權威加以接受與支持的最高級別。略低於此，有一種參與的情形是，選民雖然投了票，但他或她所選擇的人最終並未當選。在民主國家，就像一些學者所洞察到的，來自失敗者的認可對贏家的合法性至關重要。雖然選民的個人偏好並未在勝選領導人身上得以體現，但這些選民通過參與這一過程並接受最終結果，也就認可了當選的領導人（也就是自己沒有投票給他／她的領導人）取得權力的方式，從而也是接受了這位領導人。 (51) 這也許可以稱為「參與性合法性（participative legitimacy）」；不論受歡迎程度如何，民選上台的政治家常常都能享受這一優勢。在整個梯級的最低端，是筆者所說的「順從性合法性（submissive legitimacy）」，即公民以選擇不去採取抗議和顛覆行為來接受權威，或是簡單地選擇仍然置身於這一權威的統治之下而不從其遊戲中退出。很明顯，對於權威的這種接受，不但程度極低，而且是被動的，也常常是非制度化的。

民主制度與非民主政治的不同，明顯地體現在它們與上述三種程度的合法性的不同關聯之中。這個問題也與「政治劇場」的概念相關聯。很明顯，「參與性合法性」對民主來說至關重要，同時，民主制度允許相對較低的確認性合法性和順從性合法性：一個在大選中以微弱優勢勝出的領導人，只要整個選舉的程序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他/她仍然是一個具備合法性的領導人；正常規模的群衆抗議，一般也不會撼動這位領導人在法定任期內的執政地位。這樣的領導人在任期內可以不受民衆的歡迎，這正清楚地說明，受公衆歡迎程度，並不等同於政治合法性，因為後者是一個制度結果，儘管前者可以通過一些制度途徑轉化成為後者。相比之下，威權主義合法性要求高度的確認性合法性和順從性合法性，但不能容忍非確認性的參與性合法性。換句話說，威權主義領導人需要支持者對他/她的個人依附，而這經常發生在精英圈子內部。至於大衆，只要他們被動地接受而沒有明顯的反抗，威權主義領導人便可以意足。進一步講，這種合法性概念，將參與者中不直接支持領導人的人視為威脅。因此，「確認性合法性」才是威權主義領導人在合法化過程中，在制度層面所決意追求的。

表2.2　三層合法性與政體類型的相互關聯

民主國家

威權國家

確認性合法性

可以是低的，允許在權威所覆蓋範圍內的群體中出現反對

非常高，盡可能地要求每一個人對某一特定領導人的個人依附，實質上不允許對該領導人的反對

參與性合法性

理想中是高的，需要盡可能多成員的參與

無所謂，名義上高，但就參與者自由表達偏好而言，並無實質性的參與

順從性合法性

低，容忍高度的不滿、不服從和抗議

高，要求盡可能地服從領導人

來源：筆者研究與總結。

為了總結民主制度與威權主義在其與上述三層合法性的相互關聯上的不同，表2.2有助於强調威權主義合法性的兩大特徵。第一點有關反對派。除了重申反對派對於民主合法性的重要性， (52) 以及威權主義合法性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反對派存在，筆者希望强調一個新的發現，那就是：威權主義政治不僅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不允許出現對政權的反對，更進一步，它在社會和精英圈子這兩個範疇內，也都決不允許對特定的領導人有二心。第二點雖然更為寬泛，但對於了解威權主義的合法化卻更為重要：不存在反對的聲音，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權威傾向於要求所有參與者的全部支持來認可其合法性；因此，威權主義合法化所期待的，是所有人同質的確認性合法性，而不是政治競爭中的多數支持。

在政治現實中，即便想在一個很小的群體中獲得所有人的這種同質支持，也是十分困難的。因此，制度操控便成為必然，哪怕在領導人受歡迎程度高到了可以獲得廣泛支持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威權主義合法化渴望通過典儀的創造，來炫耀它所獲得這種最高程度的接受。典儀本身提供了便捷的場合來展示對威權主義合法性的這種高度和諧的認可，而政治作為總是存在衝突的領域，是無法提供這種方便的。就像在劇場中，大聲的抱怨和任何形式的挑事總令人不快，台上演員和台下觀衆都無法忍受，雖然抱怨和挑事也是在參與。一個人如果持有反對意見，他/她可以退出，這便意味着不想參與其中。 (53) 要不然，只要在場就必須鼓掌，掌聲壓過一切聲音。筆者認為，這幫助解釋了威權主義政治對盛況的渴求。獨裁統治對浮誇炫耀的鍾情，不僅出於其「威權主義美學」的品味；實際上，正如本書所分析的，它還來源於領導人缺乏政治合法性這一制度根源。更進一步講，在這種對於浮華盛況的偏好中，所要的是對來自精英內部的確認性合法性和來自社會整體的順從性合法性的炫耀。

此外，儀式能夠强有力地調動集體意識，甚至是集體無意識。威權主義合法化正是通過這些東西來完成其對參與者的滲透，使他們在捲入時達到一個超越理性的界面。就像涂爾幹（Durkheim）所說，公共儀式製造「集體代表」，而「集體意識」則通過「集體代表」來構建。 (54) 與此類似，歷史學家Lucien Febvre則更多關注那些無意識的假設，而非清晰言明的理論，因為前者「通過當前的符號、比喻和在儀式化中得以表達的範疇型凸顯，而得以展現」。 (55) 本書在研究中發現，那些被操控的代表不時地將腦中的無意識與他們真實的所作所為混為一談，這不僅體現在對領導人的追隨上，也體現在對那些其實是在操控他們的領導人的偉大讚揚中。除了文化因素之外，涂爾幹和Febvre也許提供了一個補充性的視角，可以用來理解「儀式」能夠為威權主義的合法化提供什麽。

說「制度越是被操控，就越要突出儀式的重要性」，也許未免冒失和武斷。但是，我們可以確定地下這樣的結論：被操控的制度渴望政治上的浮華榮耀；合法性赤字也强有力地促使威權主義國家去通過儀式性表演來展現全體一致的確認性合法性。需要注意的是，在這裏合法性的「表演（performance）」一詞一定不能與流行的「政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的概念相混淆；後一個performance說的是治國理政上的官式成績，如同本章早先所提到的，「政績合法性」對理解合法性這個概念是具有誤導性的。本章是在其本來的字面意思上採用performance一詞，其含義即「在觀衆面前展示的娛樂活動」或「展示一種儀式、一齣劇目、一段音樂等等的行為」。 (56) 在這一語境中，政治合法性作為一種典儀而搬演，它也是一齣通過制度安排而被有組織地表達的劇目。本書指出，正是通過這種表演，正式政治為非正式政治的儀式化提供了便利，制度操控為集體榮耀所包裝，赤裸裸的權力因此也就搖身一變而成了合法的權威。

總結

本章嘗試發展一套關於通過制度操控而使威權主義合法化的理論。這一理論解釋了為什麽起源於民主制度的要素在威權主義制度能起作用但卻起不到民主的作用，也解開了關於這類制度在憲章上的重要性與在實際中的無力履行其所宣稱的政治功能之間的錯配這一謎團。總括地說，這一關於威權主義合法化的理論强調如下幾點：（1）應當從含義、精髓和本質上來釐清合法性的概念，將合法性視為統治者掌權的正當根據；相應地，合法化便是關於領導人如何說服他/她所要領導的群體或者社會，相信自己獲得權威的方式是公平而正當的。（2）政治精英相互競爭以求獲得統治一個社會的權力；因此，在尋求把權力變得合法的過程中，領導人必須同時讓精英同伴和社會整體都感到信服。民主的制度安排一箭雙雕，通過大衆選舉而一舉解決了這兩個層次上的問題；但是，當代威權主義卻受到合法性赤字的困擾，因為領導人不允許社會來決定精英中誰是權力競爭的勝者。（3）當代威權主義不得不借用一些民主要素來對付它的合法性赤字問題，這些要素主要包括代表大會、憲章、代表制、審議和選舉等。再加上其他原因的作用，比如紙面規定與實際執行中無處不在的差距，它們共同造就了制度錯位。（4）制度操控在制度錯位的空間中發生，其目的在於借用民主要素來為已經掌握權力的人尋求合法性。換句話說，這是為了將這些人手中赤裸裸的權力轉化成合法的權威。（5）這一合法化過程不允許競爭出現，因為圍繞權力展開的競爭已經通過其他方式，在其他場合完成了。在這裏，贏家要求參與合法化過程的全體成員提供全面的、沒有任何質疑的認可。這可以用單一一個概念來概括，即：威權主義領導人要的是「確認性合法性」。（6）這種通過制度操控所獲得的確認性合法性，需要用典儀的盛況來公開展示；制度操控和儀式莊重這兩者是相互補充的，它們一起將威權主義合法化，打造成一部在浮華舞台上以演出形式來表達的戲劇。

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便是這樣一個權力的劇場。它結合了對代表大會制度的政治操控和會議前台的符號性表演，目的在於完成對黨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尤其是領導機構的最終合法化。就其憲章定義而言，中共黨代會是一個行使威權主義權力的代議機構——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定義；而正是這樣的自相矛盾，將黨代會推到了制度錯位的鴻溝之中。與中國政治其他一些制度相類似，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司法系統、還有廣泛意義上的各種法律，黨代會總是享有憲章上的重要性，但卻總是不能行使章程所規定的在決策、立法、治理方面的職責。通過筆者提出的威權主義合法性理論這一棱鏡，不難看出，黨代會在被操控中運作，它更像是一系列的典禮儀式，而不是一個決策機構。借用Geertz的話來說，黨代會是設計來用以刻劃那種「偉大的群體姿態」， (57) 以展示精英集體對領導人合法性的認可，並在較低的程度上，也通過它與下級黨代會的制度聯繫而表現出的「大衆」對領導人合法性的認可。作為權力的劇場，黨代會把領導人獲得確認性合法性的戲劇表演搬上枱面；它並不是那種具備制定規則或/和決定誰能夠制定規則的通常意義上的代表大會。它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去完成自己的憲章功能，而在於象徵性地、戲劇式地表演出它為那些實際掌權者及其決定提供合法性的法理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並未採用「推選團理論（selectorate theory）」，這一理論强調精英群體在決定領導人時的角色。根據Bueno de Mesquita及其合作者的定義，「推選團」是「一組能夠在選擇領導人上有發言權，並且有希望享受當選者特殊恩惠的人」。 (58) 一些封閉的精英圈子用這種方法，以選舉的形式選出他們的領導人，比如梵蒂岡城的教宗選舉。 (59) 在中國研究中，謝淑麗（Susan Shirk）精煉地將「推選團」定義為「一個政黨內部擁有有效的權力來選擇領導人的團體」。 (60) 然而，在中共黨代會這個案例中，本書卻發現，貓膩在於代表們僅僅在名義上、而非有效地選擇中央委員會。制度操控的目的是雙重的：它既在於讓黨代會代表們簡單地接受在位領導層所提出的候選人，同時還要使黨代會作為一個整體裝作是在選擇領導人。如隨後的實證研究章節、尤其是第六章所示，本書並不特別關注如何決定誰是領導人，因為黨代會儘管在章程上被委以這一重任，但事實上它並不做這樣的決定。本書的理論假設是，成為領導人和作為領導人而得到合法化，在威權主義制度中，是採用不同的步驟；而本書所首要關注的問題是領導人怎樣被合法化。

不妨說，僞裝也是很重要的，這一點在前一節已有分析。「為什麽作秀？」一方面，在展示權力、權威和合法性時，這裏有儀式的莊嚴、宏偉及裝飾效果；而另一方面，在安排實際權力中，這裏卻僅有空洞、無力及玩世不恭；這二者共同把中共黨代會造成一種制度的虛榮。經過長期的制度建設與政治打磨，並且受到歷史和實際中其他能動形態的影響，中共黨代會已經形成了自己別具一格的制度特徵，並且伴隨着制度變化，它也逐漸在中共政治中確立了自己的政治意義。這是一種具有諷刺性的政治意義；它的根子在於，其憲章所規定的政治功能被抽空；而它又被利用以確保黨代會能夠順利接受、批准在位領導層的政策綱領以及對下一任領導層的安排，並將之合法化。黨代會是一個制度悖論，它位處中國黨國制度的中心，成為連接政治作為與權威之合法化的橋樑，並因此彰顯和解釋了中共政治的一系列矛盾現象。政治作為與權威的合法化之間有着辯證且動態的聯繫與互動，需要以一種雙向來回的方式進行觀察與分析，而不是採用某種綫性邏輯。隨後的章節，將採用這種方法來探究這些聯繫與互動。

註釋

(1)  Geertz, Negara , p. 104.

(2)  Pla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 translated by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first published 1941), p. 1.

(3)  Alan Ryan, “Hobbes'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om Sore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obb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35.

(4)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215.

(5)  John RotÝey, ed., The Brittany Affairs and the Crisis of the Ancient Reg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75-6.

(6)  Mlada Bukovansky, Legitimacy and Power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

(7)  Reinhard Bendix,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272.

(8)  Russell Hardin, “Compliance, Consent, and Legitimacy,” 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ds., The Oxford 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36-55.

(9)  Ronald Rogowski, Rational Legitimacy: A Theory of Political Suppo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

(10)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 p. 3.

(11)  Bruce Gilley, The Right to Rule: How States Win and Lose Legitim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xi, xv.

(12)  Peter Lange and Hudson Meadwell, “Typologies of Democratic Systems: From Political Inputs to Political Economy,” in Howard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 revised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05, 111 (n. 5).

(13)  Dali L.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 65, 220.

(14)  Lynn T. White III, Unstately Power , Vol. II: Local Causes of China's Intellectual, Legal and Governmental Reform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p. 12.

(15)  Feng Chen, “The Dilemma of Eudaemonic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Polity , 29, 3(Spring 1997), pp. 421-39.

(16)  Hardin, “Compliance, Consent, and Legitimacy,” p. 245.

(17)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p. 269.關於這一定義在當代民主制度中的應用，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 5-13。關於民主的種類、發展和程度，例見Suzanne Berger, ed., 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Pluralism, Corporat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Benjamin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John Dunn, ed.,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BC to AD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Jon Elster, 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Stuart N. Soroka and Christopher Wlezien, Degrees of Democracy: Politics, Public Opinions, and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8)  這就是為何20世紀後期研究民主的著名學者達爾（Robert Dahl），更提出用「多元政體」(polyarchy)一詞來描述實踐中的民主，因為他認為現實生活中所謂的「民主」不夠資格稱為民主。Robert A. Dahl, Polyarchy: Opposition and Participatio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但在多數場合，他仍然以通常的方式使用「民主」一詞，像他在自己的其他著作中所為，如上一個脚註所引。

(19)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 Chapter 2.

(20)  諸如精英和精英循環流動等這些術語的使用，遵循了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5, 4 vols.)和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的研究傳統。另見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Suzanne Keller, Beyond the Ruling Class: Strategic Elit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91)；T. B. Bottomore, Elites and Socie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Raymond Aron,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 Vol. 2: Durkheim, Pareto, Web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99)。關於精英與民衆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對壘的當代研究，參見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  「雙層博弈」一詞借自Putman在另外一種上下文中的使用。見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42 (Summer 1988), pp. 427-60。

(22)  Jason Brownlee,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  關於政治的「社會化」和相關的精英—社會互動，見E. E. SchattscÝ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n Democracy in America (Fort Worth: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3), p. 7。

(24)  一些例子，見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nlarged ed.)；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5)  Gandhi,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der Dictatorship .

(26)  關於比較政治作為政治科學分支學科的發展，例見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Boix and Stok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Gerardo L.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 Passion, Craft,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27)  Riker,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

(28)  Roger T. Ames, 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29)  Talcott Parson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 revised e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4), p. 239.

(30)  Galvin, Shapiro, and Skowronek, “Introduction,” p. 1.

(31)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Elaborating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Sarah A.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

(32)  James M. Buchanan and Richard A. Musgrave,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 Two Contrasting Visions of the St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pp. 51-2.

(33)  Rhodes, Binder, and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p. xv.

(34)  關於中國政治研究中有關正式與非正式政治的辯論，見Unger,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

(35)  「規模」在政治中常常很重要。例見Robert A. Dahl and Edward R. Tufte, Size and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 Chapter 2；Alberto Alesina and Enrico Spolaore, The Size of N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36)  David Strang and Ellen M. Bradbrun, “Theorizing Legitimacy or Legitimating Theory: Neoliberal Discourse and HMO Policy, 1970-1989,” in John L. Campbell and Ove K. Pedersen, eds.,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9-58.

(37)  Laurence Whitehea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7.

(38)  Laurence Whitehea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 43。

(39)  Laurence Whitehea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 43。

(40)  Geertz, Negara , p. 13.

(41) Geertz, Negara ，p. 102。

(42)  Michael G. Schatzberg,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Middle Africa: Father, Family, Foo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

(43)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4)  Geertz, Negara , p. 132.

(45) Geertz, Negara ，p. 120。

(46)  引自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Introduction,” 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 p. xvi。

(47)  Murra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p. 2.

(48)  Murra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p. 3。

(49)  Murra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p. 5。

(50)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 p. viii.

(51)  Christopher J. Anderson, Andre Blais, Shaun Bowler, Todd Donovan, and Ola Listhaug, Losers' Consent: Elections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2)  Robert A.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Richard Hofstadter,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 -18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53)  一個著名的案例，當然是民主德國的大規模群衆逃離如何導致了共產主義政權的瓦解。具有啓發性的討論，參見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the Fa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World Politics , 45 ( January 1993), pp. 173-202。

(54)  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轉引自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482。

(55)  引自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 p. 482。

(56)  引文來源於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 1003。

(57)  Geertz, Negara , p. 116.

(58)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p. 1;另見Bruce Bueno de Mesquita, James D. Morrow,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astair Smith,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olitical Survival, and Policy Success,” in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Hilton L. Root, eds., Governing Prosper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9-84。

(59)  F. J. Baumgartner, “Creating the Rules of the Modern Papal Election,” Election Law Journal , 5 (2006), pp. 57-73.筆者感謝單偉的提醒，讓我注意到中共領導人選舉與梵蒂岡教宗選舉之間可能存在的相比性。

(60)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71.另外還有其他一些用推選團理論來分析當代中國政治的作品，例見Li Jinshan, “The NPC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From Nomenklatura to Selectorate,” Issues & Studies , 34, 3 (March 1998), pp. 1-22。

第3章　「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黨代會運作的政治藝術

伯納多：你守在這兒，一切都很安靜嗎？
弗朗西斯科：一隻小老鼠也不見走動。

《哈姆雷特》

黨代會就合法化為中國政治提供制度效用的最大悖論在於「保證」，因為大會接受並批准黨領導層各個方面的意願，但同時卻要讓大會看上去好像是能夠嚴肅討論黨的綱領、自由選舉黨領導人的一種制度。為了完成這個自相矛盾、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一整套的規範、規則和程序以及政治技巧被發展出來，以便確保黨代會，用中共的話講，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1) 那麽，這都是些什麽樣的規範、規則、程序，還有政治技巧呢？它們如何被用來操控黨代會？在大會的組織與進行過程中，比如在涉及代表構成、時間安排、議程設置等方面，它們如何得到貫徹執行？在從細節上研究黨代會如何討論政治綱領、商議黨章修訂、選舉黨的領導以前，我們需要一幅「制度掛圖」，以便勾勒出黨代會運作的總體輪廓；這就是本章的目的。因為制度操控總是嵌入在制度運作中，所以本章還可以看作是黨代會制度操控手冊的一份概覽。

黨代會據以舉行的運作細節，即本章的考察對象，包括開會時間如何確定、參會代表由誰構成、代表如何選擇出來，以及會議進程如何管控。其中，制度操控的政治藝術是考察的重點。正如本章將會呈現的，這些制度都圍繞一個中心目標而被精妙地設計並運作，而這個目標就是削弱代表的自主性，從而最終將大會進程中可能出現的政治不確定性降至最低限度。這種不確定性，就像是莎士比亞比喻中的「小老鼠走動」，會干擾現任領導層精心準備的計劃和提議，不論是關於意識形態、黨的政策、組織調整還是人事安排。在駕馭並操控這些多樣的規範、規則、程序、方案、戰略和戰術之中，黨代會營造出一種幻象，通過名義上的參與和形式化的代表制而構成合法運行，以期加强綱領、章程、人事等具有「組織權威」的大會成果的合法性。 (2) 綜上所述，黨代會好像一部精心編導的劇目在政治舞台上搬演，有着戲劇表演那樣的精心細緻的設計、練習和彩排，要贏得觀衆們發自肺腑的掌聲。在此語境中，觀衆首先便是參會代表們，掌聲則是一種儀式，表明他們認可台上演員即領導人，並同時認可這些領導人的提議、方案和權力。

時機與時長都是政治問題：黨代會的時間安排

與民主制度下對耗時較長的會議有着制度化和透明性的日程安排不同，中共黨代會的召開直到近些年才規律化。而且，直至開幕前不久，開會日期都高度保密。此外，除了歷史上一兩次的特殊案例之外，黨代會的會期甚短，僅僅持續一周左右。本節將探討這三個問題，即黨代會召開的頻率、日程安排的透明度和大會的時長。如同下文所述所論，這三個問題不應該被認為是膚淺的因素；相反，從制度操控的視角不難看出，它們對於黨代會的政治遊戲來說是很重要的，而對於威權主義合法化的政治操作尤其至關重要。另外，在黨代會很長時間都沒有規律屆期的情況下，中共還創立了一種替代性的制度。這種制度即使不說是完全違憲，但也是不同尋常的舉措，與中共聲稱是民主並用以支撑其領導人內部合法性的做法自相矛盾。本節也會簡要地討論這一替代性的制度。

從1921年中共成立到本書完稿之日，中共一共召開了19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六次召開於1920年代中共成立之後頭七年的時間裏，四次召開於從1930年代到1970年代毛澤東的長期統治時期，而九次後毛時代的黨代會則基本上是按照每五年一次的頻率而規律舉行的。這樣的歷史性簡述至少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毛時代黨代會的不規律：為什麽那個時候黨代會的召開是這樣的不規律？或者說，黨代會召開與否是怎麽決定的？第二個問題，則關乎從過去的不規律到近來具有了規律性這一制度變化：為什麽後毛時代會出現這種制度化？其實，時至今日，黨代會仍然沒有一個章程上固定的開會日期，五年一屆僅僅體現在年數上，而沒有精確到月和日。那麽，為什麽黨代會的召開不能制度化到固定日期？總的來說，這裏最重要的問題是：時間這一要素如何影響制度？並且為何？

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共黨章的確都對黨代會的屆期有所規定。1945年以前，早期的黨章規定屆期為一年，即要求每年召開一次新一屆的黨代會。現實中，直到1928年，這大體上是做到了的。 (3) 相鄰兩屆黨代會最長的間隔出現在1928年的六大與1945年的七大之間。七大修改了黨章的有關條款，將黨代會的屆期延長為三年， (4) 但這從未得到執行。同樣未被執行的，還有1956年八大通過關於五年屆期並在屆期內每年召開一次大會的決議。九大修改的黨章保留了五年屆期，但删除了每年召開黨代會的規定。自那以後，直至本書完稿之日，黨章保留了五年一個屆期、每屆僅召開一次（也就是新的黨代會上任的那次）會議的規定。如表3.1所示，1980年代以前，中共總是很難按照相關規定召開黨代會，雖然黨代會不同屆期內的政治環境和客觀便捷度各有不同。

表3.1　黨代會的不規律會期，1921-1982

屆次

會議時間

當時黨章規定的屆期

距下屆黨代會舉行的實際間隔時間

一大

1921年7月23日-31日

1年

大約1年

二大

1922年7月16日-23日

1年

大約11個月

三大

1923年6月12日-20日

1年

19個月

四大

1925年1月11日-22日

1年

大約27個月

五大

1927年4月27日-5月9日

1年

大約13個月

六大

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

1年

大約17年

七大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

3年

超過11年

八大

1956年9月15日-27日

5年

大約11年 1

九大

1969年4月1日-24日

5年

大約4年

十大

1973年8月24日-28日

5年

大約5年

十一大

1978年8月12日-18日

5年

大約4年

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11日

5年

大約5年

表註 1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於1958年5月舉行，因此八大與九大的間隔計作從1958年到1969年。
來源：關於中共黨代會時間，參見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1921-200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陳峰、高敏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從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

也許可以容易地理解為什麽1920年代的黨代會沒能嚴格按照規定每年召開一次：當時新成立的中共要這麽做，是因為面臨社會的和交通的困難。然而，黨代會還是克服了這些挑戰，基本上履行了黨章的規定。相鄰兩屆黨代會最長的間隔反而出現在1928年至1945年間，而在此期間的大部分時間，中共已經以延安為中心，建立了相對穩固的根據地。是的，中共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遇到了重大的政治挫敗，但是歷史資料顯示，當時的中共領導層卻並未放棄召開新一屆黨代會的努力。早在1930年12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便首次提出召開七大，並且委托政治局展開籌備工作。 (5) 然而，此後再也沒有任何準備工作的記錄，當時中共正在經歷激烈的派系衝突、權力鬥爭和領導人變更。相反，共產國際的强勢干預，取代了中共黨代會在制定黨的路綫和選擇黨領導人應起的作用。當中共領導人於1935年冬長征結束之後在陝北安頓下來的時候，在隨後幾年內召開黨代會是可行的。可是，從那時算起直到七大召開，中間相隔了十年之久。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在決定何時召開黨代會時，政治考量壓倒了其他因素，包括壓倒了可能的對黨章的尊重。這個結論不僅適用於七大的召開，而且適用於毛澤東掌權期間直至1970年代所有的黨代會會議。

時間安排的首要政治考量，是讓黨代會在「正確」的時間召開，以確保大會能夠批准在位領導人在所有重要事宜上的決定，其中既包括黨的綱領，即中共常說的「政治路綫」，也包括人事安排，毛澤東稱其為「幹部路綫」。因此，最重要的前提在於，不留下任何空間使黨代會上出現圍繞這些重大議題的任何新的、不在預期之中的爭辯。以七大為例，中共官方學者發現，「七大的籌備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日益成熟的過程。」 (6) 「成熟」在此語境中指不存在重大挑戰的穩定局面和掌控全域的能力。在歷史的語境中，「黨的領導核心」指的是毛，「成熟」則意味着他的權威已經無可爭議。為了這一政治目的，黨章規範不得不被忽略。

在以極端的謹慎和耐心佈局了很久之後，毛澤東才認為召開七大的時機「成熟」。這一樣板性的案例值得仔細研究，它可以幫助人們了解中共黨代會的時機選擇如何能夠成為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在這個曲折的過程中，最重要的考量是很清楚的：毛澤東和他在領導層內的政治盟友必須首先擊敗政敵王明；因此他們想盡各種辦法推遲黨代會的召開，直到自己的勝利得到了完全的鞏固。換言之，如果毛澤東領導集團懷疑黨代會有可能成為辯論的場合，那麽黨代會就不會被允許召開。既然辯論都不允許，使黨代會成為毛的支持者和黨內競爭勢力的角力場就更是完全不可能了。黨代會必須被用來確認（而不是決定）毛澤東不可質疑的領導地位。

在長征之後的1937年12月，中共領導層曾經一度在王明的主導下重新提出了召開七大這個議題；12月13日，政治局通過了「儘快召開」第七次全國黨代會的決議，成立了七大準備委員會。 (7) 這次政治局會議甚至決定由王明在即將舉行的七大上作政治報告；根據中共研究專家的分析，這清楚地顯示了王將通過七大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是「在組織上向毛澤東提出的嚴重挑戰」。 (8) 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了七大的準備工作，提議在全黨範圍內發佈一份有關的聲明，並就此問題向各地黨組織下達了指示，還成立了一個負責草擬大會議程的委員會。 (9) 4月14日，中央書記處成員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致信共產國際說，已經決定七大將在六個月內召開，會有500名代表出席；他還請求共產國際派代表「莅臨指導」。 (10)

因為毛的强烈反對，這次大會並未在6個月內舉行。在軍隊和許多政治領導人的支持下，毛澤東猛烈反撲，他的做法包括在領導層內結成政治聯盟，並且派心腹去莫斯科游說共產國際。 (11) 在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了「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的指示後，毛才在與王明的鬥爭中佔據上風； (12) 他隨即召開了已經五年未開的中央委員會全會。 (13) 此次全會通過了關於召開七大的新決議，提議由毛對七大作政治報告。 (14) 全會還將七大參會代表人數修改為350人，卻沒有解釋為什麽要對任弼時4月報告中的500人數額作出如此大的削減。 (15)

代表們於1939年被選出， (16) 包括賀龍和鄧小平在內的中共軍隊指揮官們從前綫趕回了延安，準備參加七大。但是，毛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在組織和意識形態兩方面建立自己無可爭議的黨內領導地位。組織上的勝利於1943年3月到來，政治局（而不是中央委員會）正式任命毛澤東為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並且授予他在書記處有最終決定權；政治局也同樣賦予自己以「負責領導全黨」的權力，並重組了中央書記處，以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成員，而將王明和他的盟友排除在外。 (17) 中共官方歷史慶祝這次會議「最終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核心』地位，對於團結全黨上下至關重要」。 (18) 在此政治語境中，「團結」意指黨內沒有挑戰，「核心」的意思是領導集體中無可爭議的權威。

然而，這些對毛來說還不夠，因為他相信，正如他1942年的信函中所透露的，「掌握思想領導，是領導一切的第一步」，並且「實行思想領導意味着對幹部進行教育」。 (19) 因此，整風運動便登上了中共政治日程，目的在於「統一全黨思想」。這就是為什麽在所有代表被選出並在延安集合後，毛於1942年提出繼續推遲召開黨代會，要求所有代表還有其他幹部們「好好學習」。 (20) 正如一位老黨員回憶，七大一再推遲，是因為毛「要做充分的思想準備，這是最主要的」。 (21) 根據一項中共組織進行的研究，七大推遲的主要原因在於，在整風運動之前「全黨對於黨內重大是非問題還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所以「沒有必要倉促地召開七大」。 (22) 只有在整風運動確立毛在黨內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勝利」之後，用毛時任秘書的話講，「七大終於在一個最適宜的時刻召開」，從而確保了大會的勝利亦即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勝利。 (23)

黨代會開會時間表問題上的這種政治考量，並沒有在中共1949年執掌全國政權之後有多大改變。八大於1956年召開，距七大結束已有11年之久，而當時黨章規定「正常情形下」全國黨代會每三年召開一次。毛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這樣解釋八大的延期：「黨的代表大會，十年沒有開了。當然頭五年不應當開，因為兵荒馬亂，又開了『七大』，後五年可以開而沒有開。沒有開也有好處：高饒問題搞清楚再開，不然他們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 (24)

這裏他着重提到了高崗和饒漱石這兩位在1955年遭到清洗的中共高級領導人，並將他們視為確定黨代會開會時間的障礙， (25) 可他無意中卻凸顯了一點，即：當領導集團內部正在進行權力鬥爭之時，黨代會是不會為此開會的。時任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在1955年10月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代表政治局對八大推遲召開做了正式的解釋。除了重複先前毛澤東的說辭之外，他還提到，推遲召開是為了讓八大成為一個「更加完滿」的盛會。 (26) 「完滿」在此明顯意味着不允許有任何不確定因素出現，而只有權力鬥爭的勝利者才能主宰大會。另一方面，這也是在說，為了獲得這樣的「完滿」，違背黨章也是可以的。

1955年3月31日，毛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致閉幕詞時向代表們宣佈，八大將於1956年下半年召開。據當時為最高領導層工作的鄧力群說，這是第一次把八大的時間表說得「這麽具體」。 (27) 10月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但並未提及具體月份和日子。如此一來，如鄧力群幾十年後所解釋的，就把八大召開的具體時間特意交由政治局自行決定。 (28) 這樣提前宣佈黨代會將在某個「半年」的時間跨度內擇機召開的做法，在毛的晚年並未得以延續，因為那時只有在大會之後的報道中才會透露黨代會已經閉幕的信息。但是，這種做法在25年之後，在後毛時代作為一種基本慣例重新登場。

根據在本次大會上修訂的黨章， (29) 八大有一獨特之處：實行代表常任制和年會制，即代表們在其任期內每年都要舉行會議，直至下一屆黨代會召開。其他歷屆黨代會都不是這樣；儘管它們的實際屆期可能拉長，但它們只舉行一次會議，代表們的職責則隨着這唯一一次會議的閉幕而結束。因此，八大理應在1957年召開第二次會議，但這卻被推遲到1958年5月。如第四章所示，這段間隙中，毛澤東發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旨在使自己能夠在八大二次會議之前打一場勝仗，以改變1956年八大一次會議所確立的黨的政治綱領。只有在毛通過這樣的行動而樹立了自己的政治優勢之後，八大二次會議才得以召開。此後，八大從未召開過第三次年會，儘管九大遲至1969年才舉行。這說明，黨章關於代表常任制和年會制的規定，在未經任何黨章修改、甚至連個官方聲明也沒有的前提下，便被拋棄了。事實上，沒有任何人，包括那些後來不經正當程序便遭到清洗和迫害的八大中央委員會委員，做出任何嘗試，要求按照黨章規定來舉行黨代會的一次會議。毛澤東曾經對波蘭共產黨領導人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說過，「為首」意味着可以召集會議； (30) 他正是這樣不容別人染指地行使這一領導權的。

據透露，毛澤東一度打算先於黨章規定的時間提前召開九大。他在1959年8月的八屆八中全會宣佈：「準備明年開黨代會。看形勢，如需要，今年9、10月開也可以。」 (31) 但是，很快，大饑荒使得這麽做對毛不利。毛擔心，如果九大那個時候召開，用張春橋的話講，「很可能劉少奇當[黨]主席。」 (32) 康生於1968年就此評論道：「要是按黨章的話，五年開一次，開了九大就糟了。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王牌。」 (33) 毛的妻子江青，當時是即將進入政治局的政壇新星，在九大籌備過程中告訴自己的親信，只有在時機對毛有利時，黨代會才會召開。 (34) 一份由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的相關文件同樣强調，在九大召開前，劉少奇必須被罷職。 (35)

其他一些幹部的回憶同樣證實了這一點，即：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治，政治計算和謀略舉措決定了黨代會的召開時間。毛的俄語翻譯、1980年代後期擔任過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閻明复回憶說，毛在1957年告訴蘇聯客人伏羅希洛夫（Klementi Voroshilov），本計劃當年5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推遲到了6月底，目的是「避開這場[反右]運動的最激烈的階段」，以便「在大會開始以前將向我們的敵人發起猛烈的炮擊」。 (36) 另一位參與了1962年「七千人大會」組織工作的幹部回憶說：「那時開會不像現在都是事先定好的，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興什麽時候開就什麽時候開。」 (37)

關於黨代會，我們也許可以說，毛澤東對黨代會批准自己權威和權力的需求並不像習慣上認為地那麽迫切，而且在實際上，他時常擔心黨代會有可能變成挑戰者利用來威脅自己地位的憲章場合。毛澤東的合法性，還有他手下的領導集體的合法性，首先來源於意識形態、個人的魅力、他所已經展示的領導革命的能力，還有他在遵義會議（1935年）之後對中共軍隊的掌控，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有賴於制度規範。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性的合法化；這僅僅說明這種形式的合法化不如其在後毛時代那樣重要。

對於毛澤東之後的領導人，包括華國鋒、鄧小平還有隨後的幾位，黨代會的重要性大大增加。這可以解釋涉及黨代會的多項制度變化。這些變化的第一個，就是形成了黨代會定期召開的規範，按照黨章規定每五年一次。然而，這種制度化的程度，不過僅僅是將大會召開時間問題上可供靈活操控的時間幅度，減少到數周而不再是數年。表3.2體現的規律表示，十二大以來的黨代會通常在秋天召開，具體日期卻在9月到11月之間波動。

表3.2　後毛時代黨代會時間表

屆次

會議時間

會期

十一大

1977年8月12日-18日

7天

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11日

11天

十三大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

8天

十四大

1992年10月12日-18日

7天

十五大

1997年9月12日-18日

7天

十六大

2002年11月8日-14日

7天

十七大

2007年10月15日-21日

7天

十八大

2012年11月8日-14日

7天

十九大

2017年10月18日-24日

7天

來源：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陳峰、高敏：《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從一大到七大》；《人民日報》，2012年11月7日，頁1。
補註：本表中文版增加了十九大的條目。資料來源見新華網：〈黨的十九大主席團舉行第一次會議〉，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17/c_1121817850. htm，2018年2月15日瀏覽。

然而，中央領導卻從未明確允諾要遵守一種哪怕如上這樣寬泛的規範；相反，他們給自己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期間他們可以自由裁量來決定黨代會的最終時間表。同時，在位的領導人經常盡可能晚地推遲公佈黨代會召開的日期，一般要到開會前幾周才會宣佈；比這更早的聲明僅僅含糊地使用某一年「下半年」這樣的字眼。其中有關於保密的考慮，而對一個身處和平年代的執政黨來說，這種考慮是很奇怪的；同時，這也意味着中共領導人一直在力圖降低自己的責任，不肯公開承諾一個固定的黨代會開幕日期。這麽做無疑會為領導人提供更大的機動性便利，尤其是當某些意外的政治因素突然出現而打亂領導層原先安排在日程上的議題之時。有例子顯示，在毛澤東掌握全國政權的年代，出現過黨代會在最後一分鐘不加解釋的推遲。這就是九大的案例。根據掌握內情的邱會作回憶，當時所有代表都已經在北京集合了「不短的日子」，可是九大仍未召開，邱因此對為什麽出現這種推遲而感到十分困惑。 (38) 同樣的情況也有非常晚近的例子，那就是2012年召開的十八大，在大會準備過程中，受到了在任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戲劇性倒台的干擾，而薄曾有望成為新一屆的政治局常委。 (39) 為了應對此次危機，最終公佈十八大召開日期的時間是在9月28日， (40) 僅僅比會議召開早了40天。這在當時導致謠言四起。 (41) 這清晰地表明，儘管中共近年有各種推動制度化的努力，時機仍然是對黨代會進行政治操控的元素之一。

黨代會會議的持續天數，是另一個涉及時間的操控因素，也同樣缺少任何黨章規定。如表3.2 所示，中央領導層享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權，可以在大會臨近開幕時決定會期持續幾天。最近幾次的黨代會會期都是一周，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要代表們展開商討，即使單從技術層面來說也是極其困難的；考慮到代表人數衆多，再加上討論事項的重要性，就更是如此。議程也因此被相應地精簡到一個在這樣短時間內可行的範圍內，這就進一步有助於減少黨代會會議期間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參見表3.8及討論）。

還有一種制度是在某種程度上與黨代會平行的，也許在這裏討論它比較合適，因為它常常（雖然不是必然）在黨代會長期不召開的時間內發生作用。這就是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以下簡稱「代表會議」）——請注意，它不是簡稱為「黨代會」的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共歷史上，如表3.3所示，這種代表會議舉行過三次，但它承載了一些極其重要的任務。這不僅包括重大問題的決策制定，也包括部分地重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

全國代表會議並非完全是一個違反黨章的制度，因為不同時期的黨章都經常有那麽一條關於它的條款。從中共黨章問世到1927年的修訂版，所有早期的黨章都規定，「全國代表臨時會議」可以在中央領導層「認為必要時」召開，而且，參加全國代表會議的代表，與同期的黨代會的代表，不是一回事。 (42) 中共六大修訂的黨章甚至專門有一章關於全國代表會議，將其稱為「黨的全國會議」，並且先於黨代會那一章；它還提到了代表會議的「選舉」 (43) ——這一條儘管從未為中共官方文獻所徵引，但它很有可能為1937年的代表會議提供了黨章依據。中共七大修改的黨章，進一步明確地把「代表會議」列於黨代會和中央委員會之後，作為黨的全國性組織，並且用了四個條款來定義它的運作方式和權力範圍，從而在歷史上首次指明，代表會議擁有罷免和/或增補不超過五分之一的中央委員會委員的權力。 (44) 八大删去了所有關於這一組織的規定，因為八大的黨章規定黨代會每年都要舉行。1982年的黨章又恢復了關於代表會議的條款，並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 (45) 可以召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看來很明顯，代表會議在設計初衷和實際運作上都部分地替代了黨代會，這就給了中央領導人重要的、制度上的餘地，來操控黨的全國「代表」機構的舉行時間與任務安排。

表3.3　歷次中共全國代表會議 1 2 3 4

表註 1 ：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就政治議題作報告，博古就中共控制地區的組織議題作報告。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135-6。
2 ：參加這次全國代表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62人，各級黨組織的代表257人。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239。
3 ：陳雲就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作報告，鄧小平就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作報告。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239-41。
4 ：陳雲就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作報告，鄧小平就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作報告。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483-5。
來源：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

誰來出席盛宴？黨代會的組成

中共黨代會由代表組成，而這些代表從理論上講是來自於全國各地的組織的。選拔代表無疑是組織中共黨代會時所必做的第一批事項之一，而誰成為代表則構成黨代會運作中最為重要的要素之一。那麽，他們怎麽當上「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也無疑是個重要的問題。為了討論的方便，選拔代表的方法會在下一節研究，而本節則討論黨代會的組成。這包括：黨代會的規模，即代表人數；代表席次的分配方式，即選區劃分；代表的背景，即參會者的身份，尤其是其職位與資歷；還有一些特殊類別的代表，比如「候補代表」和「特邀代表」，他們同樣參加黨代會，常常享有與正式代表相同的權利，比如投票選舉中央領導層。

黨代會作為一個機構也好，某一屆特定的黨代會也好，應有多少名代表，是沒有任何制度性規定或承諾的。相反，中共選擇將相關的決定交給在任領導人在每一次大會召開前分屆做出。這與民主制度下的國會形成對照，後者必須具有固定的席位數，任何對於席位數量的改變都會成為國會辯論的重要議題，並需要國會按既定程序予以批准。在中共六大及以前的早期黨代會中，共產國際常常在這方面有着決定性的影響。舉例來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8年1月18日決定六大應有50名代表，但3月份共產國際改變了這一決定，將代表席位數增至「100與110之間」。 (46) 不過，自七大以來至今，在位的中央領導層擁有排他和獨斷的權力，決定那一屆黨代會有多少名代表、應由多少個選區產生，以及各個選區各有多少代表席次。而且，這些事項都是個案處理，也就是說，每一屆黨代會都有其不同的代表席位數、獨特的選區劃分方法和臨時分配的選區代表額度。表3.4試圖概括這些數字。

表3.4　歷屆黨代會代表人數

屆次

代表人數

選舉單位/代表團數目

黨員總數

一大

13+2 1

7個共產主義小組

50多人

二大

12+7 2

不詳

195

三大

30餘人+ 1+2 3

不詳

420

四大

20+15+1 4

不詳

994

五大

82+38+6 5

11個省和區

57,967

六大

142+? 6

17個省和區

130,194 7

七大

547+208 8

8個代表團

1,210,000

八大

1026+107 9

31個代表團

10,730,000

九大

1,512

不詳

22,000,000

十大

1,249

不詳

28,000,000

十一大

1,510

不詳

35,000,000

十二大

1,545+149

不詳

39,000,000

十三大

1,936+61+317 10

33個代表團

46,000,000

十四大

1,989+46+307

34個代表團

51,000,000

十五大

2,048+60+296

36個代表團

58,000,000

十六大

2,114+40+284

38個代表團

66,000,000

十七大

2,213+57+未知

38個代表團

73,363,000

十八大

2,268+57+314 11

40個代表團

82,600,000

十九大

2,280+74+405

38個代表團

89,000,000

表註 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3-4。除了13名代表外，參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二人分別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Maring）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Nikolsky），但不清楚二人是否有投票權。
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5-6。此書還列出了一類「尚未完全確定代表資格人員名單」，含七人。這個類別所指為何並不清楚：是這些人的代表資格在二大上未被確認，還是此書無法確認他們是否二大代表？以下關於後來的某些黨代會的註釋也包括了類似的這一類別。
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7-9。據此書，有39名代表被確認，一人被列為「尚未完全確定代表資格人員」。然而，該研究稱：（1）代表中有19人擁有表決權，而有10餘名僅有「發言權」（該研究沒有指出哪位代表屬哪一類）；（2）「來賓和非正式代表10餘名」列席了三大（該研究沒有列出他們的姓名，也沒有解釋「非正式代表」和無投票權代表的不同）；（3）兩位共產國際代表參加了此次中共黨代會。
4 不同的出版物給出了不同的數字。這裏採用了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94，脚註25。此後的一項研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頁10-11）確定了20名「代表」，但指明其中六名沒有表決權（但既沒有指出是哪六人，也沒有解釋為什麽他們也被列為「代表」）。此外有15人被列為「尚未完全確定代表資格人員（含列席旁聽、部門負責人、工作人員等）」。也有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參加了此次黨代會。
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頁14。此處第二項所說38名，在上引研究中列為「尚未完全確定代表資格和旁聽人員」；第三項為六位來自共產國際的代表。此外，還有四位中國國民黨代表，「英國、美國、法國和蘇聯等共產黨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農民協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少年先鋒隊等的代表」；並另有該研究未加指明的「其他來賓」。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頁13-15。
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頁16。此書明確指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共142名，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84名；但在代表名錄中，正式代表卻包括了92人。此外有50人被列為「指定及旁聽代表」，他們也許沒有表決權。另外，仍設有「尚未完全確定代表資格人員」這一類別，含一人。共產國際和其他國家共產黨代表的名字被部分列出，其中包括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s Bukharin）作為蘇聯共產黨的代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頁16-19。
7 周恩來向六大報告了這個數字，但他同時指出這是「誇大數字，無法保證是正確的」。周恩來：「組織報告」，載〈周恩來六大報告和發言選載〉（1928年6月27日和30日），《黨的文獻》，第3期（2008），頁20。六大期間負責留守中央工作的李維漢同意周的說法，認為當時大約有40000多名黨員。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183。
8 相關記載各有不同的數字；本表此處採用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93。然而，前項出版物在「索引2」中寫明，有15位「旁聽人員」。
9 本表此後以斜體數字表示候補代表人數。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43。
10 自此直至本表結束，每格內的首個斜體數字表示「特邀代表」，第二個斜體數字表示「列席代表」。關於這些代表類型的討論，見下文。
11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08/c350821-19523096. html，2012年11月7日發佈並瀏覽。
來源：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相關脚注中提及的出版物。
補註：本表中文版增加了十九大的條目。作者注意到了十九大不再用「列席代表」的說法；相關討論見本書〈補記〉。資料來源見新華網：〈黨的十九大主席團舉行第一次會議〉，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17/c_1121817850. htm；新華網：〈出席黨的十九大的38個代表團全部報到〉，http://www.xinhuanet. com/2017-10/16/c_1121812249.htm；均於2018年2月15日瀏覽。

雖然沒有證據直接證明代表的人數是出於政治和權力鬥爭的目的而被操控的，但有限的歷史資料顯示，代表席次在黨代會的準備過程這一政治敏感時期內發生變化，是常常與黨內權力鬥爭的走勢相伴的。七大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七大的準備時期不斷被延長，而在此期間毛澤東與王明角力，代表席次也多次變化。如前所述，在王明佔上風時，中共於1938年4月向共產國際匯報，七大將有500名代表參加；但幾個月後在毛佔優勢的中央全會上，人數卻被改為350。這個席位數在隨後幾年間又不斷增加。先是1939年6月14日，中央書記處將一共450個席位分配給所有中共控制的地區，這就增加了100個名額。隨後在7月21日，中央書記處又下發通知，增加150名「候補代表」，這就將總席位數增至600人。 (47) 對於所有這些變化，中共中央沒有做出任何解釋。 (48) 甚至在所有代表都已選出之後，這樣的變化仍在繼續：1943年8月1日，中央政治局指示代表們必須儘快抵達延安，與此同時卻又新增了120個之多的代表席位，分配給某些（而不是全部）中共控制下的地區。 (49) 1945年初，就在七大召開之前不久，黨中央再次調整代表席位，將其增加至總數809位，卻沒有解釋為什麽要做這樣的調整和怎樣調整。 (50) 正如下一節將要探討的，這樣對代表人數做頻繁的調整，直接影響了代表的選拔過程和代表資格，兩者都反映出黨內正在進行的政治鬥爭。據透露，有224名一開始即被選出的代表，後來失去了資格而被別人替代。 (51)

本項研究不太清楚中共七大對代表來源地區和職業背景的分配標準是什麽。總的來說，適用於歷屆黨代會會議的通常指導方針，應該是根據每個選舉單位的黨員人數，按比例確定代表名額。然而，七大的情況卻與這一指導方針相去甚遠。如表3.5所示，有90名代表（65名正式代表和25名候補代表）來自晉冀魯豫邊區，這一地區當時有115009名黨員，平均大約每1278位黨員擁有一名七大代表。這一比例不同於山東地區，在那裏每2244名黨員中產生一個代表；而在華中地區，則是每2171名黨員有一個七大代表。巨大的差異出現在陝甘寧邊區，這裏的120名代表，代表着40000名黨員，比例為333名黨員有一名七大代表。作為中共「首府」，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這也許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麽與別處相比本地區被超額代表。戰爭年代中陝甘寧邊區的地理便捷，可以成為一個因素，用來解釋這種不平衡，即首府地區的超額代表現象。但是，從制度操控的角度來看，這為中央領導層確保取得代表的支持又添上了額外的保證。而且，在陝甘寧作為首府所在的地理區域組成其代表團之外，還有一個稱為「中央機關」的選舉單位。它的代表比例是大約1:126，即63名代表代表7932名黨員，這也是所有選區中代表密度最高的。

表3.5　七大代表的選區分佈 1

表註 1 ：關於各代表團人數的各種數據並不一致，但差異很小而不會影響代表們佔本選舉單位黨員總數的比例。

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90。

中央機關的高代表率，從那以後成了中共黨代會歷史上的慣例。將中央領導人分配至地方選舉單位的做法，則進一步增加了中央機關人員在黨代會代表中的比例。以十八大為例，在位的政治局委員，被以「中央提名代表」的身份分配到不同的省級代表團中：總書記胡錦濤屬江蘇代表團，他的既定繼任者習近平則在上海代表團。 (52) 這樣的安排，也增强了中央領導人在他們所屬代表團內的直接影響。他們的代表席位當然是板上釘釘的事，儘管全國黨代會的代表是要經過地方選舉的，而且在最近幾屆黨代會上，這些選舉還帶有一些競爭。

表3.6　後毛時代歷屆黨代會代表中領導幹部的比例

屆次

幹部在代表中的比例（％）

十一大

不詳

十二大

不詳

十三大

81.1

十四大

78

十五大

75.9

十六大

75.7

十七大

71.6

十八大

69.5 1

十九大

66.3

表註 1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n/2012/0817/c64387-18762767-4. html，2012年8月17日發佈並瀏覽。
來源：李君如主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09、880；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補註：本表中文版增加了十九大的條目；資料來源見人民網：〈中組部負責人就党的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情況答記者問〉，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001/c1001-29570819.html，2017年10月1日發布，2018年2月15日瀏覽。

與中央機關的超額代表現象並存的，還有領導幹部相對於低層黨員幹部和普通黨員在代表中失衡的比例。據一些參加過七大的代表回憶，這種現象自早年的中共黨代會就開始有了。 (53) 關於後毛時代的這種情況，表3.6列出了「領導幹部」所佔比例的官方統計。數據清晰地表明，在位黨員幹部佔了代表的絕大多數。其實統計數據耍了花招，並沒有把很多幹部算在「領導幹部」這個邊界模糊的群體內。這麽做，是為了展現黨代會代表普通黨員這樣一種好看一些的形象。 (54) 這意味着，真實的多數要比這些數字所顯示的更多。十四大以來，一個新的代表類別名稱被造了出來，叫做「來自生產和工作第一綫的代表」（官方簡稱「一綫代表」），以區別於代表中的「領導幹部」類別。 (55) 「領導幹部」的比例也就是從那時起開始持續小幅下降。然而，證據顯示，很多非領導幹部代表仍然是幹部，其中包括稍低級別的黨委書記們。例如，一位十八大代表發現，在他的小組中，除了三個人之外，所有代表都有着省部級或更高的官階，這三個人就是所謂的「一綫代表」，其中包括作為廳局級幹部的他本人。 (56) 不管怎麽說，中共黨代會仍然更像是黨的幹部的全國會議，而不是代表的會議。 (57)

不僅是正式代表能夠參加黨代會，各式各樣的特別代表也可以通過各種身份參加。七大以前的早期黨代會上，代表的種類很多。由於很多原因，代表的身份（包括是否正式代表）並不容易確認。這些原因既包括當時的制度化程度較低，也包括一些當時歷史條件下難以預料的狀況可能使得一些黨內積極分子未能出席黨代會；而對當今的研究者來講，難度還在於很難找到確定參會者是以何種身份參會的可靠資料。 (58) 此外，在這段時期共產國際總是派出代表參加中共的黨代會，而這些代表在大會中往往扮演主導角色。可是，隨着七大以後毛澤東體制的建立以及1949年後中共掌握全國政權，這些特殊的代表類別仍然在大多數黨代會上存在。例如，七大延續了之前設置「候補代表」的做法，而這些候補代表佔到七大代表總數的28％。除了沒有選舉權之外，這些候補代表享有同所有正式代表一樣的權利。 (59) 八大是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召開的第一次黨代會，也有107名候補代表，約為正式代表數量的十分之一。根據鄧小平在1955年10月的一份相關報告，這是因為「考慮到一些代表有可能因為生病或者工作繁忙，無法到會」。 (60) 這樣的解釋是站不住脚的，因為實際上不可能有十分之一的正式代表缺席如此重要的會議。事實是，全體1026名八大正式代表，只有名在大會開幕時請假，而這1026名正式代表最後全部都參加了八大的選舉中央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兩次全體會議。 (61) 黨中央於1955年10月在就候補代表選舉作指示時說，這些候補代表將不參加即將召開的八大，除非被遞補為正式代表。 (62) 然而，1956年8月，當黨中央下發關於八大開會的通知時，卻特意要求所有候補代表出席會議。很明顯，他們的角色並不是頂缺那些無法出席的正式代表。 (63)

十三大及以後的中共黨代會取消了「候補代表」這一類別， (64) 但卻新設了「特邀代表」（相關數據參見表3.4 ）。特邀代表由黨中央任命，甚至不需要經過任何名義上的選舉，但他們卻享有同正式代表完全一樣的權利，包括選舉領導人的投票權。所有特邀代表都是已退休的高級領導人，其作為特別代表的資格前提由黨中央的相關指導意見決定，每屆不同。這種資格條件包括黨齡和在某個特定年份之前曾經擔任某一特定級別以上的領導職務。比如，2007年的十七大，要求特邀代表在滿足其餘條件的前提下，必須是在1937年7月6日以前入黨的老黨員。 (65)

此外，十三大以來的黨代會還增設了「列席代表」這一類別， (66) 如表3.4所示，席位還常常不少。沒有信息顯示他們是怎樣選拔出來的或是在黨代表大會上扮演什麽角色，但是從名稱上判斷，似乎這些代表沒有選舉權。列席代表的選拔標準，通常包括未被選為新一屆黨代會代表的在位中央委員會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未被選為新一屆黨代會代表的在位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一些既不是代表也不是特邀代表的「老同志」、以及「其他有關領導同志」。 (67)

很明顯，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的資格都强調資歷以及黨內作用和責任；其他條件諸如對黨的政治忠誠，對這些代表資格，如所有黨內任命一樣，都同等重要。這樣一來，正像比如「相關領導同志」這類模糊詞語所體現的，在位的領導人有足夠的空間自由任命黨代會的非正式代表。比如，十四大的特邀代表中有鄧小平、帥孟奇（曾任中組部副部長，當時95歲高齡的她也是那屆黨代會最年長的代表）、張光年（時年78歲，是最年輕的特邀代表，退休前同樣官至省部級）。 (68) 如果大會在綱領、政策、人事任命等領域的討論中出現某種政治上的異議聲音的話，這類代表可以對中央領導層掌控進行中的黨代會起到重要作用。雖然這類代表人數不是很多，他們依然對掌控全域和操控結果大有幫助，尤其是手握投票權的「特邀代表」。在中共的選舉中，如果有反對票出現，其票數也總是很小，這樣，這些特邀代表就可能變成「關鍵的少數」，來進一步縮小反對意見的比重，支持那些得到中央領導首肯的決定和選擇。必要的時候，「德高望重」的他們能夠極大程度地左右甚至引導代表們的討論。

代表構成的以上多種特點，一方面使得中央領導層對黨代會的操控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另一方面卻削弱了黨內多元利益的代表性。儘管黨代會不應該被看作是一個與民主制度下的國會相對等的組織——事實上，中共傳統上是一個要求高度整合內部利益的列寧主義政黨——但黨內仍然有不同的利益，比如各地區之間的不同利益。在憲章意義上，黨代會是被設計為一個出於黨總體利益來收集（如果不是反映）這些利益的制度渠道。然而，代表構成上的多樣性程度很低，削弱了不同利益進入黨代會。更進一步說，民主制度下那種被認為可以促使利益博弈進入大會的不同利益群體的相互競爭，在中國的黨代會上是不被允許的， (69) 類似於游說的活動在代表和他們所在的小組也不被允許。所以，從黨代會的構成上看，任何可能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都在此制度中變得極其困難，況且這還沒有考慮來自政治和技術方面的阻礙。這樣一來，自上而下對黨代會意志的主宰與操控，便在組織上得以强化。

怎樣當上代表？歷史的考察與制度的分析

根據中共黨章規定，黨代會代表由地方或部門黨代會選舉產生。但事實卻並非總是與這種章程規定相一致。那麽，代表是如何獲得任命的？實踐中，代表是不是通過選舉產生的？這兩個問題是本節的焦點所在，而對中共選舉制度更加系統、詳盡的討論則放在第六章，那一章將致力於探討黨代會對黨的領導機構的選舉，此類選舉所採用的選舉規範和程序同樣適用於黨代會代表的選舉。換言之，這裏探討代表們是否經由選舉產生，而第六章則考察在黨代會上選舉是如何進行的。

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上，陳獨秀的家長式作風、黨內權力的集中化和共產國際通過遠東局代表的干涉，共同主宰了黨代會的一切運作，其中包括對代表的選擇。這種選擇有時採用選舉的形式，但主要是非選舉機制決定了誰能夠從各個地方來參加全國黨代會。就中共一大而言，13個代表沒有一個是經由地方上的選舉而被賦權的；這也許情有可原，因為他們在上海碰頭之前，根本還不存在這個黨。 (70) 一年後的二大召開時，全部十二名代表也仍然都不是由黨員選出的；他們是在中央領導層通過「協商」而決定的。 (71) 「協商」這一模棱兩可的詞語，在中共的字典中，暗示着沒有進行選舉。負責組織籌備二大的中共領導人李達，在1955年回憶說，代表們都是由陳獨秀和張國燾二人所指定，並明確地給出結論：「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不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 (72)

關於黨內領導人物如何成為三大代表，現有更具細節的信息可資利用。據時任江浙區委書記徐梅坤回憶，他被中央任命為代表，隨後徐自己又任命了另一位代表王振一，而這二位就是江浙區僅有的中共三大正式代表。 (73) 徐還回憶，他另外任命了兩位沒有選舉權的代表金佛莊和于樹德； (74) 但根據于樹德的回憶，他是接到了黨內元老李大釗的來信，通知自己參加三大的，並且于也沒有提到自己和金佛莊沒有選舉權。 (75) 根據徐梅坤的記載，地方代表的名單要報送中央批准。 (76) 一項中共支持的研究强調，「三大代表們經黨員選舉產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能夠代表全國420餘名黨員的意志」，並且「代表們的選舉是按照民主程序進行的」。 (77) 但是，這項研究僅僅引證了一個信息來源支持以上結論，這個信息來源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1923年的一份報告，而事實是馬林的這份報告通篇隻字未提三大代表是如何選拔的，更談不上這些選舉是多麽「民主」了。

即使是一項中共支持的研究——其中時常誇大中共的「民主」程度，在談到四大到六大這三屆黨代會時，也沒有提及任何關於「選舉」的信息。相反，這項研究抱怨共產國際在指定代表和領導人上的獨斷專行。談到四大時，該研究用了「推選」一詞而不是選舉，來描述代表的任命。 (78) 至於五大和六大，它沒有提到任何有關代表選拔的過程，而是指出這兩屆大會對各項事務的安排「無一不是共產國際的旨意」，即使是在「小事情」上「共產國際也是說一不二的」。 (79) 其他研究包括那些由中共官方所組織的研究，也確認以上結論。 (8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一位研究者表示，幾乎沒有資料顯示五大代表是如何經由選舉產生的， (81) 只有一份1927年來自上海的文件表明，代表是由區黨委主席團會議所「指定」的。 (82) 至於六大，根據參與了六大籌備工作的中共元老李維漢回憶，「除了廣東和河南等省的代表是開會選出來的，其餘大多數都是中央指定的。」 (83) 最近一項研究發現，來自福建的代表同樣是「選」出來的，不過是福建省委開會「選」的。 (84)

代表選舉可以成為黨的全國機關和普通黨員之間的一個主要關聯，但在1920年代，這種關聯無大所謂，因為那時中共規模很小。那些參加黨代會的人從本質上講更多地是積極分子，而不是代表。然而，這一傳統卻一直延續下來，直到中共發展壯大、甚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之後仍然如此，儘管在某些時間段中（包括目前）中共强調「黨內民主」。正如早先討論過的，黨代會的代表絕大多數都是黨的全國和地方組織的領導幹部；這也是為什麽代表的選舉，如果有的話，無法認真、民主地開展的一個原因。

就制度建設而言，中共七大貢獻巨大；然而，它遴選代表的過程是漫長、曲折和複雜的，歷經多次延長和數個回合。早在1938年1月20日，新成立的七大準備委員會便首次下發通知，要求各地黨委「考慮」代表候選人。 (85) 3月，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確定了未來代表們的職業背景、性別比例、地區和行業分佈。截止1940年底，據悉有340名代表被選出。 (86) 中共支持的研究强調，這些代表主要是通過選舉產生的，「不論何地，都盡可能地通過民主選舉方式產生七大代表」，但也不能否認不少代表是地方黨委指定的，理由是「因為條件限制」。 (87) 當採用選舉的方式產生代表時，這些選舉有不同場合，包括由地方和軍隊黨委會來選舉，或者由黨代表會議來選舉；前者僅有各個單位中黨的領導人參與投票，後者的參與範圍則擴大到較低級別的幹部。有時，中央領導會直接指定地方代表，四位來自滿洲的代表便是一例。 (88) 但是，為了吹噓自己的合法性，中共領導人喜歡誇大選舉在此過程中的作用。彭真就代表資格在七大作報告時宣稱，「最初的」506名代表中，有384位（75.9％）由地方代表或幹部會議選舉產生，其餘122位是地方黨委「推選」產生的。另外246位「增補的」代表，因為他們是由「民主選出的」代表團所遴選的，所以他們「自然」也就是「民主選出的」，因而是「合法的」。 (89) 中共資助的研究常常重複彭真的以上結論， (90) 但一旦涉及具體例子時，那就不免與其牴牾了。比如說，某項研究透露，當黨中央在1943年8月決定增加120名代表時，其下發的指示清楚地寫道：「不必召集大會選舉。」 (91) 當1945年春又增加更多的代表時，這些代表也是指定的，據說因「再由各地區黨組織召集代表大會選舉」已經「幾乎不大可能」。 (92) 有100名七大代表在1990年代末訪談進行時仍健在， (93) 根據筆者統計，其中只有13人清楚地叙述了他們是如何被選為七大代表的，而這13人中大約有一半回憶自己是在小規模的會議上被選出的——而這種會議並非黨章所規定的黨代會代表選舉途徑；另一半人則是地方黨的代表會議選舉產生，這大體上是合法的途徑。這100位代表中，至少有18人要麽明確指出了自己未經選舉就被任命為代表的方式，要麽徑直否認自己是選舉產生的； (94) 另外還有16人，作為在1945年春被增補的代表，他們當時在延安工作，卻被其他中共控制地區的代表團挑中而成為那些地區的七大代表——其中一位代表告訴訪談者，「那也算是選的」，哪怕沒有舉行選舉。 (95) 其他許多代表大多含蓄地稱自己是「選出來」的代表，卻未能提供誰選了他們和他們是怎麽被選出的信息。許多屬於後一種情形的代表，都是直接被上級領導通知而隨即「成為」代表的。還有一些別的代表表示他們是被選派或者推舉的，這意味着沒有涉及選舉，儘管筆者並沒有將他們劃入18人那類更為明顯的案例範疇。不論如何，沒有證據支持所謂75.9％的七大代表是經由選舉獲得代表資格的這個說法；我們可以很安全地下結論說，七大代表的資格獲取，混合了選舉和非經選舉的任命，而選舉很明顯地並不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方法。 (96)

八大在很多中共幹部的記憶中是中共歷史上最民主的一次會議。 (97) 官方記錄顯示，所有代表都是由包括了省、市、自治區、黨和國家機關、人民解放軍的31個選舉單位的黨的代表會議選舉產生的。 (98) 但是，就在選舉當時，就有一些坦率的幹部批評這次選舉的不民主；這些直言不諱者很快就在1957年針對敢言幹部和知識分子的鎮壓中被打成「右派分子」。 (99) 儘管八大是得到中共歷史學家詳細研究的中共會議之一，現在卻無法找到關於這些選舉實際上是如何開展的詳細資料。 (100) 零散的信息顯示，八大代表的選舉，在程序上並沒有不同於七大的創新，它也沒有採用什麽不同於之後那些黨代會的獨創規則。舉例來說，福建省黨員代表會議於1956年6月選出了17名八大代表和2名候補代表，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本省的領導幹部。 (101) 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强調，選舉過程經過了「充分醞釀」（「醞釀」是個獨特的詞，將會在第六章討論）。「充分醞釀」，正如第六章將要討論的，通常暗指勸說投票人接受選舉組織者所喜好的人選。一位來自山東的代表回憶說，當時他「以共青團省委書記」的身份成為代表而參加了八大， (102) 這間接確認了這次選舉服從一些潛規則，比如在黨國體系的各個不同領導機關中分配代表席位。時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于光遠，被「選」為江蘇省代表，而他與該省素無關聯； (103) 隨後他甚至被「選」為江蘇代表團副團長，儘管團裏的大多數代表他根本不認識。 (104)

雖然八大在代表的選舉中據報採用了差額選舉的方式，即候選人多於應選席位的選舉（與之相對的是等額選舉，即每個席位對應一名候選人），但在實踐中這僅僅適用於選擇候選人名單，而不是選出代表。正如第六章將要討論的，差額選舉通常與「預選」配套使用，用來選擇出和正式選舉中席位數量相等的候選人。根據中央制定的相關規定，1956年4月至6月間，各地的八大地方代表以如下方式選出： (105) 地方或部門黨員代表會議首先選出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名單通過中組部上報中央批准，得到批准的名單再返回黨員代表會議進行對於八大代表的正式選舉，此時投票人被要求從若干個候選人中「選」出相同人數的代表。 (106) 這種做法在多年以後，成為後毛澤東時代許多選舉的標準模式，其中也包括黨代會代表的選舉，第六章將對此加以詳細討論。

對於黨代會代表的這種即使很受限制的選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沒有舉行。以九大為例，西方觀察者發現，「這次黨代會代表的選擇，權力在於各地區的領導小組」，這就造成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大約四分之三的代表都身穿解放軍軍裝」。 (107) 根據可找到的中國29個行政單位的報告，各地革命委員會中的黨員成員，在1968年11月至1969年3月間舉行了會議，但是，「報告顯示，其中僅有一地的會議，討論了九大代表的遴選問題，因此很有可能九大代表是沒有經過任何『討論』而被直接任命的。」 (108) 九大上進入政治局的解放軍將領吳法憲在回憶錄中明確表示，「（九大）代表不是選出來的，而是『醞釀』之後被任命的。」據他回憶，甚至有一些不是中共黨員的人也成為代表參加了九大。 (109) 一位來自中共研究機構的研究者承認，十大籌備過程中「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黨委會代替地方黨代會來「選」（此處應理解為「指定」）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110) 另一項中共支持的研究直接表明，十大之前，沒有舉行地方黨的代表會議來選舉十大代表。 (111)

一些個案也確認並例證了上述觀察。在上海，為江青主抓的樣板戲立下功勞的作曲家于會泳，由張春橋和徐景賢兩人提名（二人均為上海的黨的領導人，也是江青的親信），後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文革期間等同於黨委和政府的合署）的一次會議批准，經中央同意後成為九大代表。然而，這一過程卻被稱為「選舉」。由徐景賢和王洪文這二位上海的黨的領導人共同簽署的信函說：于會泳「被上海廣大黨員選做」九大代表。與這封信一道，于還收到了出席九大的登記表。 (112) 在廣東，根據九大廣東代表團的一位秘書回憶，代表是由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中的中共「核心小組」指定的。 (113) 他提供的一則軼事讀起來像個笑話：九大開幕前，廣東代表團在廣州集合學習。當時春節已近，一位來自粵北韶關的苗族代表試圖開溜，卻被解放軍守衛攔下。他們問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開會見偉大領袖毛主席嗎？」這位代表一本正經地回答道，「快過年了，我家裏就我一個男人，我不回去，過年的豬誰殺呀？」他最終被送回了家，但不是因為上級同情他家殺豬有困難，而是因為他「路綫覺悟太低」，不夠格當代表。韶關地區革委會也因為「推薦」失察而遭到嚴厲批評，不得不重新「推薦」一位以替換這位「殺豬代表」——當然，這種替換並不通過選舉。 (114)

關於十大，代表江渭清在晚年的回憶錄中透露，毛澤東指定讓他和「一批老同志」當代表。可是，江青和她的政治盟友卻表示反對，並問道，「放到哪個團選？」毛隨即下令，要麽讓江渭清在江蘇當選（他在文革前曾擔任江蘇省委書記），要麽在中央機關當選，不僅要選為九大代表，而且要選進中央委員會。 (115) 在另一個案例中，毛澤東「希望」看到李慶霖出席十大——李是福建的一位小學教師，當時被毛樹立為模範人物。然而，李當時還不是中共黨員，無奈失去了這次機會。 (116)

後毛時代的領導人恢復了許多文革前有關黨代會的制度舉措，其中便包括那些與選舉相關的規範。差額選舉，或者叫有限的競爭性選舉，開始在代表預選中使用（同樣也用於中央領導機構的預選，對此第六章將給予考察）。然而，這種選舉辦法卻常常為其他措施所平衡甚至制約。如第六章所示，尤其是在後天安門時代的黨代會上，一些反制措施被設計出來，以限制差額選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在黨代會代表的選舉中，經過了三十多年，選擇的餘地仍然很小，儘管中央領導層宣稱「差額」一屆比一屆有所增加。出席中共十五大的2048名代表，是從2277名候選人中選出的，差額比例為9％。但應當注意的是，這僅僅是在預選中實行，而預選僅僅決定哪些候選人能夠成為「正式候選人」。 (117) 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差額比例，根據官方的說法，除西藏和新疆外，擴大到了「超過15％」。 (118)

1970年代末期一度打開了一扇機會之窗，使對於黨代會代表這種非民主選舉的批評得以發出。根據一份官方出版物，鄧小平在1977年收到一封基層幹部的來信，信中批評北京市十一大代表的產生不民主、「完全走形式」。 (119) 鄧小平承認，「此類反映極多，值得注意」，但並沒有記錄顯示怎麽「注意」這類問題並有去尋找可能的改善。隨後這些年中，這種批評銷聲匿迹，或許更多地是表明了大環境越發不能容忍對政治說三道四，而不是「民主」選舉的顯着進步——這一論斷的證據將在第六章呈現。零星的資料顯示，在臨近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6月，中共中央給北京市增加了兩個十八大代表的名額，同時指定了兩名候選人，這就發生在北京市舉行黨員大會選舉十八大代表的前夕。 (120) 這兩人的「當選」自然毫無懸念，這也表明儘管改革已經經過了35個年頭，代表選舉的「完全形式主義」的特點依然照舊。

模塑代表們的思維：政治運動、思想教育、資格審查

代表們在被選出之後尚不具備參加黨代會的資格，他們還要接受政治培訓並通過資格審查。後者用中共的話來說，是一種「組織措施」，關注的是代表的個人經歷和政治背景，而前者則主要關乎意識形態，目的在於塑造或改造代表的思想。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中共從最早幾屆黨代會開始便有一套代表資格審查標準，但這套機制如何運作卻是高度機密。 (121) 與此相比，對代表的意識形態教育則是在七大籌備過程中得以制度化的一種毛氏發明，自此成為傳統，並從1990年代開始又時或被翻新花樣。

衆所周知，毛澤東和中共對意識形態教育倍加關注。如前文所述，毛在1942年强調通過對幹部的教育而實現「對意識形態領導的掌控」，因為「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是領導一切的第一步」。正是在那個時候，毛開展了延安整風。所有專家一致認為，這場整風運動對中共政治、尤其是對毛鞏固權力的重要性，怎麽强調都不為過。 (122) 事實上，這場運動首先是作為七大召開的意識形態準備而開展的，旨在宣傳七大預定將要確認的思想和領導人人選。因此，運動首先是在七大代表之中展開。在這些代表抵達延安後， (123) 毛指出，「開七大時機不成熟，代表們先好好學習學習」，而且要「從頭學起」。 (124) 相應的，七大的召開被一再推遲，所有代表都被分到各種學習班中。歷史學家高華這樣寫道：

根據中共中央原先的決定，中共七大將於1940年在延安召開，各根據地和國統區黨組織推選的七大代表已經陸續來到了延安。但是毛澤東並不願在無絕對勝利的把握下召開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張，將中共七大推遲舉行。但是毛又不願放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這一難得的時機對七大代表進行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將七大代表安排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是毛澤東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安的最能說出口的理由，而中央黨校又是安置這批幹部的最佳場所。 (125)

歷史資料顯示，那些來自地方黨政系統的七大代表開始時先進入馬列學院學習，而來自軍隊系統的代表則進入軍政學院。1942年，當整風運動正式開始時，401名代表集合到中央黨校，他們在此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進一步接受意識形態和政治教育。這種教育「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為七大的召開做了思想準備」。 (126) 中央黨校也在那時達到了史上最大的規模，擁有超過3,000名工作人員，3,000多名學生，包括下轄各單位的工作人員一起，總數超過10,000餘人。 (127) 更重要的是，毛和他的政治盟友採取行動控制了這所學校，從中央黨校的領導崗位上趕走了與王明走得近的人。在數次嘗試重組中央黨校的領導班子之後，毛終於在1943年3月完全達到目的：他踢走了當時的中央黨校校長鄧發，自己坐上了那個位置。彭真作為當時毛對抗王明的主要政治盟友劉少奇的左膀右臂，被任命為副校長，主持黨校日常工作。 (128)

用時任彭真秘書的陳模的話講，這些人事安排是為了「解決黨內長期存在的路綫之爭」。 (129) 「路綫鬥爭」是毛澤東的說法，意涵是黨內領導層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 (130) 而此處則特指毛與王明的鬥爭。在中央黨校1942年新學期的開學典禮上，毛澤東作了題為〈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宣佈之前僅限於在七大代表之中進行的整風運動現在全面展開。 (131) 這一講話言辭激烈批評了王明，儘管並未點名；而台下聽衆對這次意識形態運動的政治意義也了然於心。參與了整風運動領導的七大代表趙毅敏在回憶錄中指出，延安整風「是針對王明來的」，同時「也為召開七大做了充分準備」。 (132) 換句話說，在七大召開之前這三年的學習中，七大代表們完全沉浸在關於誰代表「正確路綫」和誰代表錯誤路綫的被教育中。正如七大代表馬文瑞在回憶中所說的，七大被推遲召開的原因在於，毛澤東認為只有通過整風同志們才能清楚地認識什麽是正確的政治路綫，什麽是錯誤的，這樣黨代會才能夠開好。 (133) 另一位七大代表、軍事將領賀晉年强調，「如果說七大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座豐碑，那麽中央黨校的教育和整風運動的開展，就是豐碑之下堅固的基石。」 (134) 同為七大代表的軍事指揮官莫文驊這樣總結：「沒有這次學習和整風運動，就沒有七大的圓滿成功。」 (135)

當時，這種「充分準備」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於宣傳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南，將毛打造成為全黨無可爭議的領導人。中共官方歷史學家和中共支持的研究均承認，七大準備期間黨中央「有意突出毛澤東，以樹立他的聲譽」，而正是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了對毛的個人崇拜。 (136) 在這個方面，中共對七大代表和其他黨員的教育，動員了多種手段。當時剛經歷重組和改造的黨的媒體，首先是熱火朝天地投入到宣傳「毛澤東思想」這一新創造的概念，繼而逐漸地轉為宣傳毛澤東本人。 (137) 例如，1944年，延安《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開始發表關於毛澤東早年革命生涯的文章，這對於此前尚不象後來那樣熱衷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中共媒體來說，是頗不尋常的一個舉動。7月1日和2日，《解放日報》刊登了多篇文章講述毛澤東的故事，文章作者蕭三是毛的小學同學，也是毛的首位中文傳記作家。蕭三還在中央黨校等多個場合發表講演，向黨的高級幹部們講述毛澤東的生活。 (138) 同時，黨的報刊開始使用「毛澤東的思想」一詞，把毛描繪成「我們黨天才的領袖，黨的最好的政治家、理論家、戰略家」。 (139) 這幾個例子只不過是當時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種種宣傳中的滄海一粟，正是這些宣傳引向了七大接受「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本人則頻繁地與從其他地區來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們會面， (140) 此舉可以解讀為對自己的一種推銷（關於這種單向地競選推銷，即僅允許在任領導人以組織的名義向代表推銷自己，而禁止代表們反向使用，見第六章）。毛當時的對手王明，卻既得不到機會與代表們私下接觸，也沒有在他們面前公開露面的機會。 (141) 不論是組織途徑還是個人渠道都被動員起來，要代表們知道，只有毛澤東，而非任何別人，是「我們的領袖」。一位七大代表時隔將近六十年之後還仍然記得，當他聽到彭真指出毛澤東代表正確路綫時，他當時是如何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的 (142) 。另一位代表說自己當時「思想上非常愉快」，因為通過學習她現在知道了對錯誤路綫「中央誰應該負這個責任」。 (143) 七大代表王銳因為隨身携帶了一本王明寫的書而遭到批評，接下來，通過學習，他「真正弄清楚了」毛澤東才是黨的領袖。 (144)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代表柳運光回憶，他第一次聽說關於「領袖」的事情，還是王明告訴他所在的代表團說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這發生在1940年10月，柳運光感覺「當時王明在延安的地位大概僅次於毛主席」）。 (145)

那時的中共還很年輕，這體現在七大代表年齡上：他們平均年齡36.5歲，最年輕的只有23歲，最年長的是69歲。有60％的代表，年齡介於31歲至40歲之間。 (146) 中共作為一個農民的政黨，多數七大代表此前都沒有機會接受系統的文化和思想教育，這一輪學習對於塑造他們的思想尤其效果顯著。許多代表在晚年回憶錄中都强調，這次學習對他們整個職業生涯都至關重要，讓他們能夠認識到什麽是政治上正確的。 (147) 正如中共黨務工作者和歷史學家們所總結的，「（整風運動）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 (148) 「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政治和組織基礎」。 (149)

所以說，在黨代會開幕之前對代表們實行政治教育，是操控的一個重要步驟，它在很大程度上閹割了黨代會作為自下而上的代議組織的制度內涵。正如一位七大代表所說，通過整風運動，「大家（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取得了共同的認識，認識到毛主席是正確的，是我們黨的領袖，這樣才開七大了。開七大就沒有什麽爭論了，開成了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150) 中國的一些專家確信，這次運動根本上改變了中共先前所謂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包括根本上改變了黨代會在「民主集中制」中的基本作用。他們這樣總結道：

六大以前，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形式，並且發揮着實際的功能。延安時期把這個模式推翻了，使整風運動成為黨內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形式。代表大會成為整風運動的一個結果。當中央出現意見分歧時，民主集中的過程必須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完成。如果中央思想不統一，代表大會就可以合法地延期舉行。黨內分歧的事先解決為代表大會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組織人選（代表、中委及政治局人選等）的基礎和實質內容。代表大會的重點面向未來，保持着賦予政治權威以正式合法性和政治動員的功能。……整風運動以前，黨內民主集中制通常採用爭論—表決的會議模式，整風運動推翻了這個模式，代之以現在中央確定一個核心，通過學習，以求得共識，確定主流的話語模式。 (151)

這段混合了西方話語研究的語言和中共傳統概念的論述，似乎高估了整風運動對中共政治生活的破壞，原因在於其錯誤地認為七大以前的中共黨代會是比較民主的。即便如此，它還是具有洞見地指出了黨代會制度如何在七大舉行之前就被整風運動進一步掏空。畢竟，對代表們的意識形態教育，極大地削弱了代表們的個體獨立和政治自主（假設他們開始的時候還有一些這類特質）；這些代表們本來是來黨代會上決定黨的重大事務的，結果自己反被重塑，從而以符合中央領導的政治預期為目的而行事。

對黨員幹部的教育，總體上說，在1949年以後變得越發制度化，這樣集中、系統、大規模、長時間的特意針對黨代會代表的培訓，在此後的各屆黨代會不再被優先考慮。不過，從整個毛時代到2010年代最近召開的黨代會，短期、分散、小規模的學習班一直都在舉辦，被用來以在黨代會開幕之前培訓代表。比如說，根據九大廣東代表團的那位秘書回憶，與其他所有的代表團一樣，當時廣東團在赴北京之前三個多月就集合起來，生活在全封閉的狀態——用這位秘書的話講，「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繫」（除極少數省裏的高級領導幹部之外），目的就是進行「全封閉式學習」以為出席九大做好準備。 (152) 類似的學習班也在上海舉辦。文革期間是上海市主要領導人的徐景賢在回憶錄中記載道，這個學習班的地點設在延安西路200號，有80名九大代表參加。包括王洪文、馬天水、王少庸和徐景賢本人在內的上海市領導人向代表們做了報告，報告的主題涉及上海開展文革的經驗、本市工業和經濟形勢以及為清除黨內「敵人」而展開的「專案」工作，為的是「使代表們做到心中有數」，提高政治覺悟，知道如何當好代表。 (153) 到了十大，各個代表團的預備會議，則被直接稱為「學習班」。 (154)

另外，廣東代表團1969年3月23日抵達北京，這距九大開幕的4月1日尚有一周的空隙時間。 (155) 其他代表團也都在23日左右抵京。那麽，開會前這一周他們做了些什麽？讓代表們繼續「學習」，也許是一個合理的安排。據徐景賢透露，上海代表團在抵達北京後確實組織了好幾場會議，特別是為了批鬥文革前黨在上海的領導人陳毅。本書認為，這種會議可以被視為一種對代表進行政治教育的特殊形式，因為類似的會議可以幫助代表們更清楚地知道什麽是政治上正確的標準，知道領導人中誰代表「正確路綫」。 (156) 根據徐的回憶，每位上海代表在會上都拿到了一本題為《陳毅反動言論小集》的小冊子，幫助他們「在九大上和陳毅展開面對面的鬥爭」。 (157) 徐還栩栩如生地記錄了，陳毅這位年長的解放軍元帥，是如何在毛的特別授意下被「選」為上海市的九大代表，然後被叫到代表團來接受嚴厲批鬥，這也為其他代表提高「革命覺悟」上了一課。 (158)

後毛時代的中共曾一度放鬆了對中共黨員和中國社會的思想控制，關於這段時間內黨中央是如何教育黨代會代表的資料沒能找到。但是，中共在後天安門時代從總體上加强了對幹部的培訓， (159) 做法應該包括黨代會召開前對代表們的培訓，儘管相關詳細報道無法獲得。第六章將談到，那些被選入像中央委員會這樣的全國領導機構的成員們，必須參加中央黨校的培訓班。這或許能夠支持這裏的關於代表培訓在當前時期得到了故技重施的推斷。

除了接受思想教育，代表們還必須通過資格審查才能被允許參加黨代會。此處筆者將聚焦中共七大作為案例來探索這一神秘的機制，因為中共七大建立了這方面的毛式規範。七大代表資格審查的第一個制度特點是，它遠遠早於七大開幕之前就着手進行。因此，主導並執行這種資格審查的是在任領導人，而不是由黨代會所授權的特別委員會。在七大開幕五年前的1940年，中共中央任命了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由任弼時擔任主任，成員包括陳雲、李富春、蔡暢、胡耀邦和譚政。在1940年5月29日至1941年3月2日，這個委員會召開了二十餘次會議，對252名代表進行了逐個審查，這些代表佔了當時已經抵達延安的306名代表的83％。 (160) 委員會以下又設立小組，特定地審查一些代表， (161) 最終由委員會拍板決定是否批准小組的審查意見。1941年4月以後，這個委員會不再進行這項工作，而由黨中央的既有工作部門，尤其是中組部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接管，分別負責審查來自地方和軍隊的七大代表。 (162) 那時中央黨校校長由毛澤東擔任，彭真任副校長，大多數代表被集中在那裏接受思想教育，因此中央黨校在代表審查過程中起了中心作用，而彭真在1944年5月召開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被分配「負責七大代表資格審查的實際工作」。 (163) 當七大終於在1945年召開時，彭相應地被換屆前的中央委員會全會選為正式的中共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主任，七大預備會議隨即予以批准。 (164) 事實上，黨代會短暫的會期，讓大會正式委員會來進行代表資格審查變得不可能，因此在實際上總是黨代會會前的審查在決定代表是否有資格參會。這為換屆前的在任領導人提供了充裕的機會，來過濾掉那些有可能製造任何意義上麻煩的代表，其中包括那些被在位領導層懷疑為並不堅定支持自己的代表。

七大代表資格審查的第二個特點是它與「搶救運動」相互交叉和相互結合。官方稱為「審幹運動」的「搶救運動」，是延安整風運動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它並不僅僅限於在七大代表中展開，但對代表的審查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代表們集中在那裏參加會前學習的場所中共中央黨校，因此成為「搶救運動」的一個焦點。 (165) 搶救運動因為其對幹部的斯大林式殘酷清洗而臭名昭著，它在中央黨校對七大代表所施行的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當時在延安也是聲名狼藉。 (166) 時任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秘書長的曾志，當時正在中央黨校第一學員部學習，部內大多數學員都是等待參加七大的代表。據她回憶，她所在的黨支部中有超過20名七大代表，而「審幹運動」之暴戾致使這些學員中的一些人被打得失去知覺，一些人被吊起鞭笞，至少有一人因為無法忍受酷刑而自殺。 (167) 「審幹」運動所宣稱的目的，是查出叛徒和間諜，但暴力的濫用讓很多人被迫謊稱自己是中共的敵人。師哲曾任毛澤東秘書並協助過進行代表資格審查工作。根據他的回憶，截止1943年底，超過半數的七大代表被指控為「叛徒」或「特務」， (168) 以至連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也感到疑惑：「代表中搞出那麽多特務，這會還開不開？難道我們同『特務』一塊兒開會不成？！」 (169) 彭真在七大上作的正式報告提到，被停止或取消代表資格的有49人。他還提到，有224名「已經被選出的」代表未被允許參加七大。 (170) 彭並沒有透露這些佔代表總數28％的224名代表到底發生了什麽情況，但筆者認為，這是一條綫索，由此可以探索有多少名七大代表在搶救運動中被清洗。

1944年，中共中央領導層開始着手「糾正」搶救運動，恢復了一些幹部的名譽。在多個場合，包括在中央黨校和七大大會上，毛澤東甚至數次公開向被錯劃為「特務」的同志道歉。甚具諷刺意味的是，這贏得了代表們由衷的掌聲，讓他們感動地痛哭流涕，也為毛進一步贏得了支持。 (171) 然而，搶救運動的影響卻是深遠的：短期看，它對七大代表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心理陰影，他們在1945年的七大會議上極不情願發表什麽自主意見，相反卻傾向於坦白自己的錯誤和不足。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在某次採訪中說，大多數七大代表的講話都充滿了自我批評。 (172) 同樣，張聞天在延安時期的秘書何方回憶說，七大是「檢討的大會」。 (173) 何方分析說，通過搶救運動，毛澤東使用政治詭計來馴服甚至恫嚇黨員幹部；暴力作為對整風運動所進行的思想教育的補充，共同幫助確立了毛澤東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 (174) 而長遠上看，幹部們此後習慣了說假話， (175) 這種心態在黨內一直延續，有助於領導人在正式場合操控幹部的言行舉止，例如在黨代會上，以至其他場合。

七大之後歷次黨代會的代表資格審查，基本繼承了那一套組織流程，即在任領導層的主導是一個基本特點，只是對代表們赤裸裸的暴力行為卻大體上不存在了。根據官方的叙述，資格審查的流程是：各選舉單位的代表選舉產生後，報中央委員會，由代表大會籌備機構預審；全國代表大會在其正式召開前的預備會議上，成立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對各選舉單位選舉出的代表進行正式的資格審查。 (176) 這個委員會通常由組織、紀檢和「政治安全」部門的高級幹部組成。總體上說，代表資格審查是排除中央領導層眼中政治上不可靠的代表的最後一道過濾網，而不管代表們是不是被「民主地」選出來的。

然而，有證據顯示，最近幾十年來這種機制越來越流於形式。在最近幾屆黨代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從未宣佈過拒絕授予或者剝奪哪個代表的資格。就像最近李春城的例子所示，只要有上層更有權勢的領導保護，一些因為貪腐而遭到調查的幹部仍然被允許出席黨代會，甚至還可以進入中央委員會。李以時任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的身份作為代表而參加了十八大，並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然而，三個星期之後，他因貪腐而被免職。 (177) 這類調查是很花時間的，而中共在對待這類貪腐案件的時候從來不會匆匆採取行動。這意味着，李的貪腐案，並不是在十八大結束之後的三周內才坐實的；相反，相關調查早就已經動了，很可能早在黨代會之前。可是，代表資格審查卻沒有對李的十八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會候選人身份採取任何警示措施。也許，隨着時間的推移，從延安到今天，代表審查機制發生了某種變化，從毛時代的那個對任何可疑敵人都毫不留情的鬥士，退化到現在已經無力保衛黨的全國決策機構不受腐敗因素的侵襲。不論如何，這套機制據說是為了「確保」代表們的政治「先進性」， (178) 而既然貪腐明顯不是失去代表資格的首要標準之一，那麽，所謂的「先進」，正如中央制定的代表選拔標準所一直强調的那樣，似乎更多地在於代表是否忠誠於中央領導人及其政治綱領，是否能夠與中央保持一致。意識形態教育和代表資格審查共同被用來進一步馴服代表（如果說代表們尚未足夠馴順的話），讓他們在思想和行為上準備好，在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上，全盤接受中央領導層的指示。

管控代表和會議：黨代會的內在等級

一位黨代會代表並不是作為黨員代表的個體而參加黨代會的，大會期間他或她的權利、責任和權力並不與所有同樣的代表相等同。相反，代表被組織在一個具有多層級領導架構的等級制之中，而這個等級結構就構成了中共黨代會的內在組織支柱。在其中，一些代表獲得任命而得以領導其他代表，也領導整個黨代會的會議全程。這種結構本質上照搬了黨在全國的組織形式，不過僅僅面向精英團體，而不是全體黨員。在實踐中，它總是在每次黨代會正式開幕之前便已經建立起來，從而對接下來能夠便捷地運作整場黨代會扮演重要角色。從時間順序上看，現在來到了黨代會的最後準備階段；如下文即將展示的，這一階段必須經由一系列的會前會議來完成，好似正式的登台演出之前必須進行彩排。

總的來說，兩場會議在此階段扮演關鍵角色：一個是換屆前的在任中央委員會的最後一次全會，另一個是即將召開的黨代會的預備會議。 (179) 在任的中央委員會在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上將要結束任期，此次全會為其提供了最後的機會，讓他們形成共識，以批准政治局向下屆黨代會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其中通常包括黨代會的議程、黨的路綫和綱領、黨章修改草案，還有尤其重要的是，各項關於黨代會本身的和下屆黨的領導人的提名。作為附注說一句，儘管中央領導人代表中央委員會統治全黨（1949年以後還包括統治整個中國），但中央委員會本身在行使領導權力上也是名義遠遠大於實際。在最近幾十年，每屆中央委員會通常由數百名成員組成，它的作用更多地是類似於黨代會，而不是類似諸如政治局這樣的中央領導組織：後者是掌握實權的，而中央委員會和黨代會都不具實權。中央委員會通常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即便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央全會的召開頻率大大增加了，但每年最多從未超過兩次，每次會期一周左右。而中央委員會會議，或稱中央全會，是中央委員會作為一個組織唯一的運作方式。許多中央全會的確成為了中共政治的里程碑，但相關研究極其匱乏，因此我們對中央委員會如何運作、其全會怎樣召開知之甚少。 (180) 就本書的主題而言，現任中央委員會的最後一次全會在權力分配上的作用，看來要比全國黨代會本身的作用更為關鍵。曾經擔任過一屆政治局委員的解放軍將領邱會作在回憶九大籌備時觀察到，八屆十二中全會要比九大更加重要。用他的話講，因為「九大是在通過準備好的結果，而八屆十二中全會是（毛）主席力爭拿到他想要的結果」。 (181)

黨代會終於要開會了，而這時代表們首先參加的，仍是大會的預備會議。預備會議要完成多項重要任務，包括組成大會主席團、成立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黨代會的正式議程和會議規則、及遴選各代表團的團長。與民主制度下的經驗大為不同，議程問題在中共政治中的重要性可以說微乎其微，也極其簡單，因為它完全是由現任領導人所主導和決定的，不會留給代表們去質疑、挑戰甚至是修改。如果是在其他會議場合，也一樣不會允許那些會議的參與者這麽做。正如一位中共媒體的記者所注意到的，議程總是順利通過。 (182) 其他事項也差不多經過同樣的流程，代表們在預備會議上總是一致接受中央委員會全會的所有提議和提名。 (183) 預備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所以它是防備來自代表們的可能的干擾的最後一道防綫。萬一不能成功統一思想，領導人仍然有回旋的餘地，因為這只是「預備」會議，而不是黨代會的正式大會。中共歷史上有這樣的例子（不過在黨代會的歷史上沒有），即某些重要會議的預備會議可以延長，直至所有與會者完全接受領導層的意志。 (184)

中央委員會全會和黨代會預備會議的會期，在不同歷史時期有所差別，但它們都可以遠遠超過黨代會正式會議的時長。似乎有一種定型，即：在毛時代，這兩項會議都耗時很長，而之後的幾十年裏它們都變得很簡短。例如，為了準備七大，六屆七中全會擴大會議斷斷續續地持續了11個月，從1944年5月21日開到1945年4月20日，成了中共歷史上耗時最長的會議。 (185) 八大則是一個獨特案例，八大的預備會議與七屆中央委員會的最後一次全會是相互交錯舉行的，兩個會議一共持續了大約兩周時間，從1956年8月底開到9月初。 (186) 而在後毛澤東時代，直到2010年代，事情似乎又回歸到例行公事：黨代會在換屆前的中央委員會的最後一次全會結束後隨即召開預備會議，緊接着便是黨代會的正式會議；同時，對最近幾次黨代會來說，較短的會期也成為慣例。

大會主席團對黨代會行使完全的領導權。 (187) 大會主席團的構成人選，由換屆前的中央領導層提名，經中央委員會在全會通過，最後由黨代會代表在大會預備會議上「選出」。主席團成員通常包括在位領導人，而在晚近的幾屆黨代會之前的例子中，還經常包括預定進入下屆領導層的領導人（是的，這是在給代表們傳遞一個强烈信號，告訴他們在接下來的選舉之中應該投票給誰，對此第六章將詳細探討），其中的核心成員則被進一步組成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在中共六大這一特別案例中，斯大林和布哈林甚至也被包括在六大主席團內， (188) 這也幫助顯現出主席團的重大份量與中共黨代會的非民主本質（連中共黨員都不是的人，怎麽可以被「選」進黨的至高權威機構呢？）。至於七大，在位領導層提名了16人組成大會主席團，而這個名單清楚地顯示了將要在黨代會上被選出的下屆領導層的組成人選。 (189) 在他們中間，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還被進一步提名為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在大會開會期間負責整個黨的中央領導的日常運作。1945年4月20日，中央委員會全會簡單地全盤接受了這16個人的提名。幾天之後，當七大正式開幕時，第一項議程便是確認以上人員組成的大會主席團，並接受主席團作為七大的領導機構。 (190) 原則上講，主席團無所不能，這不僅對於黨代會的全部會議來說是如此，對於下屆領導人的選舉之進行來說也是如此。

在最近幾屆黨代會上，主席團的構成並未包括那些即將被選進政治局的領導人。反而，一些退休的高層領導人返回並以加入主席團常委會的方式，來從組織上對政策制定和權力分配施加重大影響。舉例來說，在2012年的十八大上，所有已經退休的政治局常委都以常務委員的身份進入了大會主席團。 (191) 與毛時代相比，這種變化似乎在顯示，中共由一個圍繞意識形態和權力而內鬥不斷的革命黨，變成了一個强調精英包容和代際延續的保守組織。

黨代會還在其預備會議上任命大會秘書處；秘書處在主席團的領導下負責大會的日常行政事宜。大會主席團和秘書處之下，是由各選舉單位所組成的代表團，黨代會代表作為個人即被組織在代表團之中並接受代表團團長的領導。預備會議的另一項任務，是指定代表團領導；根據對八大以來歷屆黨代會的觀察，代表團領導通常包括一名團長、數名副團長和一位秘書長。理論上講，他們都應該在代表團內選舉產生，但是，雖然就此對外披露的信息甚少，還是可以判定：實行這種選舉的可能性在實踐中是很低的。原因很簡單：那些代表團領導人，總是凑巧都是產生代表團的那個行政區域或職能部門的黨的領導人。八大被中共官方歷史譽為史上「最民主」的黨代會，然而，相當有限的信息顯示出，早在各代表團成立之前，中央領導層便已經討論過了各代表團領導的人事安排問題。 (192) 例如，鄧小平於1956年8月22日主持會議，在西北代表團領導尚未被「選出」前，討論了其團長和副團長的人選問題。 (193) 還有報道說，1956年8月29日，毛澤東召集了中央書記處、八大報告起草委員會和八大各代表團團長聯席會議。 (194) 可是，不論依照大會程序，還是根據官方記錄，那時都沒有任何一個代表團舉行過對於代表團領導的選舉。「選舉」是在此後的幾天裏才進行的：8月30日，解放軍代表團和西北代表團「選」出了他們的團領導；8月31日，其他代表團也舉行了這樣的選舉。 (195) 這一時間差說明，即便對於代表團領導的選舉真有舉行，它們也頂多是走個過場而已；團領導們在被「選」為領導之前就已經開始領導了。在最近幾屆黨代會上，規律都是各省省委書記擔任本省代表團的團長，沒有例外。 (196)

代表團在確保黨代會按照領導層的預期而順利進展上扮演決定性角色。在這方面，代表團的規模成為一個微妙的問題。在多數情況下，代表團的規模都不大。如表3.7所示，十七大上，每個代表團平均有大約58名代表（共有2217名代表分佈在38個代表團中）； (197) 十八大上，40個代表團容納了2270名代表，平均每個團56.75人。 (198)

表3.7　十七大與十八大的代表團規模

代表團

十七大代表人數

十八大代表人數

北京

61

64

天津

45

48

河北

61

62

山西

41

42

內蒙古

39

40

遼寧

62

63

吉林

36

37

黑龍江

49

50

陝西

42

43

甘肅

38

39

寧夏

30

30

青海

27

28

新疆

41

42

重慶

40

42

四川

70

72

貴州

37

38

雲南

45

47

西藏

—

28

河南

68

68

湖北

61

62

湖南

63

63

廣東

68

69

廣西

45

46

海南

25

26

上海

73

73

江蘇

68

70

浙江

48

50

福建

40

41

江西

41

42

安徽

55

56

山東

72

75

香港

—（與澳門合組一團）

—

澳門

—（與香港合組一團）

—

台灣

—

—

中央機關

—

108

中央國家機關

—

184

人民解放軍

296

251

武警

（作為解放軍代表團的一部分）

49

中央企業系統

47

52

中央財經系統

40

42

表註：表中「—」意指信息不詳。
來源：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07/12/content_8512724.htm，2007年11月1日瀏覽；中國經濟網：http://district.ce.cn/newarea/sddy/201205/11/t20120511_23315093.shtml，2013年5月9日瀏覽。

代表團這樣小的規模，對於黨代會的運作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使得領導、控制和操控容易得多；這尤其體現在預選過程中。正如第六章將會分析的，在代表團範圍內的投票（而不是在黨代會所有代表的大會上投票），能夠幫助中央領導層更加容易地監控代表們的投票選擇，因此更能方便地操控和掌控選舉。它同樣使得其他問題更為可控，比如對於黨的綱領和黨章修改所展開的討論，尤其是萬一出現反對聲音的時候。通過實踐，中國領導人清楚地曉得，將代表們分而治之，能夠增强中央領導層在精英談判中的地位。例如，1990年代的一位高級官員回憶，為了在一項經濟政策上「統一認識」，1993年江澤民決定不召開地方領導人參加的全國會議，而是與不同地區的領導人分別舉行會議。這名官員就是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的陳錦華。他指出，會議規模大時，如果出現不同意見，這就很難駕馭，而讓規模較小的一組人接受中央的決定，則容易許多。他還提到了會議簡報在這一過程中的重要性（這一點我們很快就會談到）：「通過分片講，再通過簡報、中辦通報發出去，認識就逐步統一起來了。」 (199) 這幫助確認了「分而治之」的戰術在中國治國權術中的廣泛使用，尤其是在政治勸導中。黨代會作為中共政治中最為重要的會議，當然應用這條法則。

按此邏輯，每個代表團總會被進一步分成一些小組，從而增加領導層控制會議和討論的方便。例如，七大上，八個代表團的700餘名代表被分成50多個小組，說是為了便於他們「進行活動」。 (200) 根據中央機關代表團秘書長兼第一組組長趙毅敏的回憶，在黨代會期間，小組是代表們開會的主要單位；而作為小組組長，他主持了小組的所有會議，並向中央領導人匯報代表們的意見。事實上，「收集信息並向黨中央匯報」是小組組長的「主要職責」。 (201) 許多參加了後來不同屆別黨代會的代表，也提到他們出席代表團下的「小組會」和在會議上發言的經歷，這表明這種組織安排從那時起一直存在。 (202) 曾長期負責黨中央日常運作的領導人楊尚昆明確說過，作為慣例，代表們參加小組討論並發言，而發言摘要會刊登在大會簡報上。 (203) 一位老共產黨黨員的評論可以幫助確認，小組會議是在毛時代成為流行形式的。這位老黨員鄭超麟明確地指出：

今天中國這種大會套小會的制度，即把代表分成小組，分組開會，然後再開大會總結小組討論的結果——這個制度不知起於何時，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肯定沒有實行這個制度。 (204)

從小組到代表團，再到大會秘書處、主席團以及主席團常委，中共黨代會的內在等級結構就清晰地浮現出來了；它與中共作為政治組織在全國的架構是類似的。根據筆者愚見，兩者的區別僅僅在於是何人被這樣實行分而治之的控制。中共全國組織的那套等級制網格，是為了分割普通黨員，還有其治下的全國民衆；而黨代會中與之平行存在的這種等級制，則是為了組織參會代表。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地方黨委對中共實現對於全國的組織和政治上的覆蓋是非常重要的；而在黨代會的這幅縮略了的組織結構圖中，小組、代表團、還有他們的負責人，同樣在黨代會會議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後者的重要性尤其體現在對於中央領導層的選舉上（參見第六章）。這也就是為何代表團的組織是保證黨代會「成功」的一個重要途徑。

會場秩序：會議流程與政治禮節

中共黨代會正式開幕時，一切都已準備就緒，為的就是讓其順利進行，以便完成在位領導層為大會所制訂的會議目標。更有甚者，任何可能出現有礙完成這種目標的不確定性，都已經在制度和政治兩個層面上被降至最低；黨代會在進行綱領制訂、黨章修改、領導人任命這三項主要任務時，一切都會按照黨中央事先精心準備的計劃展開。 (205) 人民大會堂作為八大以後歷次中共黨代會的會址，像慶祝節日一般地迎接代表們。黨的主要媒體會發表社論慶祝黨代會的召開；而這些媒體從大會開幕半年前就已經組織起宣傳攻勢，誇耀黨和黨的領導人在本屆任期內取得的非凡成就。事實上，黨代會召開前這一年的政治生活，總是圍繞着「向即將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獻禮」這一主題而展開。

然而，操控卻並沒有在代表在會議廳入席就座時結束。當代表們進入會場時，常常會置身於飽含鮮明政治意義的環境裝飾之中。比如，進入會場的七大代表們第一眼就看到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還有主席台上方懸掛的「引人注目」（代表莫文驊語）的橫幅，上面寫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所有這些，都在明確地告訴代表，誰是他們的領袖。 (206) 而七大主席台對面的牆上，也懸掛着一面大幅標語，上書四個大字：「同心同德」。 (207) 在一些早期的黨代會上，代表們還會在座位上發現當時主導大會的某些領導人所寫的一些小冊子。 (208) 對美國司法制度的研究顯示，置身於諸如法袍、法庭禮儀和媒體所顯示的敬意等這類充滿象徵性符號的法庭之中，法庭的合法性會得到增强，因為這些符號彰顯出法庭是值得敬仰和服從的機構。 (209) 儘管中共黨代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都與美國法庭極為不同，但有足夠證據表明，中共所使用的那些符號有着相似的效果，可以幫助提升合法性。進一步說，中共黨代會上的那類符號，經常承載着更為特定的政治含義，即不僅放大了黨代會作為一種制度的合法性，而且更指向通過黨代會來凸顯特定領導人及其政綱的合法性。這樣一來，合法性在制度層面為在位領導人所操控，因為所有這些符號都幫助烘托和增强了這些領導人所籌謀並製造的政治氛圍，以通過大會達成自己的既定目標。

並非所有在人民大會堂就座的代表都是平等的。那些預定成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通常都會成為下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代表，在被「選」出以前，就直接走上了主席台就座。 (210) 這幫助顯示了一個事實：黨代會對於大會主席團的選舉只是走個過場。例如，在九大開幕式上，主持會議的毛澤東，按照程序邀請主席團成員登上主席台就座，可這時他發現所有這些成員都早已坐在主席台上了。也許是感覺到了這種空洞程序的某種諷刺意味，毛邊笑邊開玩笑說：「大家趕早不趕晚，都坐下了。」 (211) 普通代表很容易發現誰坐在主席台的前排， (212) 而這樣的座位安排往往暗示着誰將會被選入下一屆政治局，因此這事不可能留給大會工作人員去決定。例如，九大開幕式上主席台前排就座人員名單與座位順序，是由周恩來草擬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 (213) 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歷屆黨代會上，按照退休高層領導人參加大會主席團的新規則，在位政治局委員和前政治局常委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似乎變成了標準程序，以此强調領導人的代際團結與傳承，而不是毛時代的「路綫鬥爭」勝利和相應的下屆領導層的人事變化。與此類似，有許多其他細節，像領導人進出會場的順序、黨的媒體刊登的照片等，都可以被用來傳遞政治信號和人事信號。代表們也會以「很高的政治覺悟」來接收解讀這些信號。 (214)

黨代會正式會議的第一項議程，總是聽取本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誰代表中央委員會對大會作報告，這經常是最强的信號之一，代表們可以由此知道下一屆領導人的人選（第四章將詳細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215) 在主報告（一般稱為「政治報告」）結束後，各個代表團將開會，用中共的話講，「學習和領會報告精神」。代表團內的小組通常是大會期間代表們活動的基本單位， (216) 討論也常常是在這一範圍內展開。根據代表們的經歷，即便是在這樣小範圍的小組會議中，普通代表也通常發言不多，而多是高層幹部在長篇大論。 (217) 小組組長通過代表團團長向大會秘書處和大會主席團報告本組的討論情況。

除此之外，由黨的工作人員擔任的會議聯絡員也被派駐小組出席討論。 (218) 他們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撰寫會議簡報。簡報有選擇地記錄代表們的發言，並在各個代表團的全體代表中傳閱。因為代表們通常僅僅在本小組討論時才有機會發表意見，這便意味着，其他小組和代表團的成員只能通過會議簡報了解這些意見。如果有代表發表了某些自主、即興、批評性的言論，「會議簡報」當然不會刊登它們，因此這些聲音會被自動抹除，其他代表無從知曉。很明顯，對於什麽樣的信息可以傳遞給全體代表，什麽樣的不行，會議簡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大會秘書處，更確切地說是其下轄的簡報組，負責編輯會議簡報；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決定哪些信息被印刷並傳閱。 (219) 假設有不和諧的觀點在小組討論中出現，只要中央領導願意，輕而易舉就可以將其消音。同樣，如果中央領導人希望利用某些批評性的發言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只要控制了大會秘書處，這樣做便易如反掌。 (220)

當然，代表們也有機會集合起來參加整個黨代會範圍的會議，這就是黨代會全體大會。但這種機會並不多，因為通常一屆黨代會的整個持續時間並不長。七大總共舉行了21次這樣的大會，這在中共黨代會歷史上是次數最多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央領導人在七大上做了多項報告，黨代會要組織全體會議討論這些報告，一些代表被選中在全體會議上發言。這種發言被稱為大會發言，以與小組討論相區分。 (221) 八大同樣有「代表的大會發言」這一議程；它總共組織了12次全體大會，會上共有113名代表獲准面向全體代表發言。 (222) 毛澤東晚年的兩屆黨代會上，好像也有代表在全體大會上發言的安排，但對此只有零星記錄，沒有官方報道可供參考。

不論如何，這些代表們的發言無一例外全是對中央領導的溢美之詞；並且，就程序而言，這些發言在致辭前已經接受過大會秘書處的嚴格審查。代表發言是精心策劃的黨代會「秀」的一部分，當然是邊角的部分，其作用在於給予某些代表以榮耀，同時也向台下聽衆暗示發言者已經被預定應該選入下屆領導層。比如，中共九大上，陳永貴被授予在全體大會上發言的機會；對此，陳的傳記作者寫道，這是「很榮耀」的，也是「一台事先排好的戲」。 (223) 作為毛所樹立的農民典範、一位來自山西省的村莊黨支書，陳在此次黨代會上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另一個這樣的幸運者是紀登奎，是毛澤東提議要他在九大做大會發言的。在總共10分鐘的發言中，紀37次充滿敬意地提到毛澤東。幾天之後，年僅46歲的紀被選入中央政治局。 (224)

然而，作為議程中的一項，代表在全體大會上發言的做法在後毛時代的黨代會上被完全拋棄，儘管這一時期恢復了很多文革前黨代會的制度規則，尤其是照搬了七大和八大一次會議的很多做法。與這一變化相伴，還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如表3.8所示，即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和大會全體會議的次數都減到了最低限度。會議大幅瘦身，包括會議時長的縮減、全體會議次數大大減少、領導人報告數目的進一步精簡（現在，在任中央委員會僅作一個報告，而在毛時代後期通常是兩個報告；在毛統治的早期，則有更多的大會報告）。上述做法毫無疑問大大降低了會議進程超出領導人掌控的可能性，假設真的有這種可能的話。因此，黨代會變得更加容易為領導人所操控與主導，留給代表們在決策過程制定中有實質性參與的空間微乎其微。

表3.8　中共七大以來歷屆黨代會的全體大會 (1)

表註 1 ：包括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朱德的軍事報告，當時被稱為「三大報告」。《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74、380。
來源：筆者的總結；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1/content_698625.htm，2012年11月20日瀏覽。
補註：本表中文版增加了十九大的條目；資料來源見新華網：http://www.news.cn/politics/19cpcnc/，2018年2月15日瀏覽。

對所有的小組、代表團和大會會議，不論是討論政治事項還是人事事宜，中共黨代會從來沒有採用過比如像美國國會和民主社會中很多會議所採用的羅伯特議事規則那樣的東西。 (225) 中共黨代會上不存在所謂代表提案，也沒有對動議的附議和隨後的會議辯論等這類事情，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什麽類似以上方法的會議程序。不過，我們也可以說，中共有自己的一套管控會議的方法，其中包括黨代會，只是這套方法無疑是着眼於在參會者中推銷會議組織者的意願，而不是讓參會者來做辯論和決定。在某些中國國家機構的會議上，比如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會議， (226) 代表或委員們是有提案權的，但在實踐中這並未給予他們太多機會表達自己的意願。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顧問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吉，在1994年2月的日記中記載了自己是怎樣一度打算提出提案但卻最終放棄了的故事。劉對北京市禁止在春節期間燃放烟花爆竹的規定十分不滿，於是下決心在3月初即將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議案要求取消這個禁令。然而，用劉的原話來說：「不意，這嚇壞了我的妻子。她千求萬求我不要去惹是非。不放就不放嘛！人家都不說，你出什麽頭？你出頭，不就得罪了那些提議禁放和舉過手的領導嗎？」劉被妻子說服了，並在日記中寫到，「我深深體會了她對我的愛。」 (227) 這則軼事有助於展示代表或委員在全國會議上自主表達看法的困難，哪怕這只是個非政治性議題，哪怕這是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要知道，最近幾年來，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比起全國黨代會來說，已經是很敢言了。確實，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首次宣佈黨代會現在也將接受代表提案，但是，沒有後續報道提到任何提案信息。 (228)

劉吉的故事也顯示了參會代表看待自己出席會議職責的那種心態。事實上，從來沒有任何一位代表質疑過黨代會中的會議組織方式和會議進行方式。相反，所有代表都對能夠參加黨代會而感到無上光榮。他們總是强調，自己參加黨代會的目的是為了來「學習」，而不是做任何其他事情；要說什麽質疑，恐怕那就大大超過了他們的政治想像力。 (229) 甚至一些中共幹部和中國學者，也對代表們來「學習」而不是「審議」大會報告的行為，感到不太合適。他們認為，「把審議當成學習，就等於改變了大會的性質」， (230) 並且敦促黨代會要更多關注對黨中央報告的審議，而不是「學習」。 (231)

這裏需要强調的是，榮譽、光耀和特權作為一種工具，阻礙了代表對黨代會的制度模糊提出質疑，尤其是對中央領導層所做出的不管涉及人事還是政治的具體提議。會議組織者通常嘗試調動從政治上到物資上的各種資源，要讓代表們感覺參加這樣的會議是一種莫大的榮耀和特權。七大便是一個例子。根據黨代表邱會作回憶，代表們除了充分享有各種政治榮譽之外，黨中央還做出了最大努力，在物質匱乏的環境中，用好吃好喝來款待代表們（用佳肴款待來賓是表示尊敬的一種典型的中國方式）。時隔大約60年後，很多七大代表還對他們在延安享用的豐盛伙食記憶猶新，一致認為「七大期間很突出的一條就是讓代表們吃得非常好」， (232) 「會議期間的伙食比平時要好」， (233) 「代表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 (234) 「安排生活」是中共幹部形容物質生活（尤其是飲食）得到照顧的一種說法。至少有一位代表認為，這種安排可被上升到與整風運動相同的高度。他說：「七大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物質準備都很充分。」 (235) 有一位代表甚至對這樣的好生活表示了抗議。他認為，「敵後人民沒飯吃，我們吃得太好了。」 (236) 其他代表則高興地感嘆道，「在生活上黨中央很照顧。」 (237) 包括戲劇和舞會在內的娛樂活動，也被用來讓代表們在七大期間感到「輕鬆愉快」。 (238) 這種傳統似乎在毛時代一直得以延續，儘管我們缺少此後多屆黨代會在這方面的信息。比如說，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因為在近一個月的會期（1月11日至2月7日）內向與會幹部提供良好的伙食和業餘時間的娛樂而廣為人知。毛澤東稱之為「兩乾一稀，晚上聽戲」，即每天有兩頓扎實的乾飯和一頓稀飯，晚上看戲劇演出——儘管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從大饑荒中走出來。 (239) 近年來在中國，所有官方活動中都能看到豐盈的物力款待，其中也應該包括黨代會。

感覺自己正在置身於宏偉事業之中，任何可能的個人自主性都會變得渺小；代表們所能夠享受的特權，進一步增强了他們對那些組織了黨代會的領導人的認同。而且，中共黨員（尤其是黨的幹部）和代表們長期以來都被灌輸要維護黨的團結，這種心態也能夠降低他們發出不同聲音的意願，尤其是這樣一種正式場合（如果說，在不那麽正式的場合，這種意願還可能稍高一些的話）。當代比較政治學的領軍人物Juan Linz，曾經這樣評論民主制度下人們對黨派競爭的不滿：「許多人都被民族、國家、或是當地社區的團結這類象徵符號所吸引。很大程度上，這解釋了對於國王、武裝力量和教會的高度信任。」 (240) 後邊這句話中，如果加上「共產黨」，應該也是合適的。共產黨實際上應該列入這類組織，它是最有能耐以犧牲其成員的獨立性和正式競爭為代價來打造出這種團結的幻象的。

一種或許可以稱為「政治禮節」的東西，相應地烘托並塑造了黨代會的氛圍。這種「禮節」以一種不成文的和潛意識的規範的形式出現並流行，旨在約束代表們在黨代會會議這種場合的思維和行為。代表們明白什麽是合適的，什麽是不合適的，就像一場戲劇中的演員對自己的台詞、姿勢和動作了然於胸。從這種「合適性」及其政治影響中，有人可能看到的是政治文化的重要性。這固然對我們理解所謂政治禮節有所幫助，但是這裏筆者希望强調的是，這些慣例被製造並加工成為具有制度約束性的行為準則。由於這種政治禮節在起作用，意外事件哪怕碰巧出現，也會被代表們自發地、甚至是主動地以符合領導人預期的「合適」方式來應對。舉例來說，這樣的事故確實在九大主席團選舉時出現過，而它生動地彰顯了領導人與代表們之間的「積極」互動。根據中共的秩序規則，主席團成員的提名名單會事先在代表們中間傳閱，大會召開時，主持者毛澤東只需簡單地問代表們「同意不同意」，預期之中的結果應該是台下響起雷鳴般的掌聲，所有手臂高舉表示同意。 (241) 以類似的程序，代表們還會再次鼓掌並舉手通過林彪對毛澤東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的提名、毛反過來對林擔任副主席的提名、還有毛對周恩來擔任主席團秘書長的提名。然而，在林提名毛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毛打斷了林，反而提議由林擔任主席團主席。根據在場人士回憶，毛的做法讓人民大會堂內的所有人感到吃驚。林彪立即站立起來（對毛表示敬意，也許還有些緊張），堅持由毛來擔任主席團主席。這裏特別有意思的是代表們對毛提名林彪擔任主席團主席所做出的反應：他們既沒有鼓掌，也沒有舉手，相反，他們私笑、停頓。只有在林彪再次提名毛時，所有代表才熱烈鼓掌，自發地把手高高舉起，並高呼：「毛主席萬歲！」。 (242) 官方常說「選舉主席團是一項極為嚴肅的事情」； (243) 事實上它是如此之嚴肅，以至於不管毛澤東表現出怎樣的輕鬆隨便，代表們卻清楚地知道這種場合下應該發生什麽。在這個案例中，他們知道應該由誰來當主席團主席，他們知道林彪會如何反應，他們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回應毛的建議，只把毛的建議看作偉大領袖在展示自己的謙虛和幽默。這種對「得體」的感知並沒有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中有所減退，就像我們從1994年劉吉和他太太關於鞭炮的提案中能夠體會到的；意識形態的考量現在也許不再對形成這種政治禮節起主導作用，但是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卻依然如舊。

黨代會上也有可能出現其他重大事件，對代表們的判斷力構成挑戰，考驗他們是緊跟領袖指示還是自作主張。很多七大代表在參會60多年後的回憶中仍然清楚地記得，他們如何經過思想鬥爭，才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中投票給王明。 (244) 他們記得，毛如何勸說他們投票給王明，但是在1945年那個時候，在經過了整風運動期間的政治和思想教育之後，他們已經深知王是錯誤政治路綫的代言人，是反對毛的。對代表們個人來說，他們極不情願把票投給這位因為反對毛而現在幾乎被看成罪犯的人物，但他們還是接受了毛為保持黨內團結而選王的提議。因此，王被選入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一些代表試圖將其理解為毛和中共為了取悅莫斯科而採取的一種戰略舉措， (245)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僅僅單純地認為應該無條件服從毛主席，不論毛的理由是什麽，而不是堅持自己的意願。在這裏，「政治上的得體」受到了考驗，在決定什麽是政治正確、應該緊跟什麽時，領導人的個人權威戰勝了代表們自己的意向。

由於沉迷於因參加黨最隆重的活動而獲得的榮譽、光耀和特權之中，許多黨代會代表都更加關心那些能夠凸顯自己與這一事件相關聯的細節，而不是關心嚴肅的政策問題。回憶七大時，很多代表仍然記得全體會議時自己的座位號碼，其中趙毅敏還因為自己坐在第一排第一號而特別自豪。 (246) 但是，他們卻很少能夠記得自己在討論黨的綱領、黨的章程和人事安排時說過些什麽。根據于會泳的傳記作者記錄，于以「革命文藝工作者代表」的身份進入了九大主席團，他對自己能夠坐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距離毛澤東僅有幾米遠而感到極其自豪。于沒有提到主席團是怎樣運作的，但是在很多年之後，他還對自己趁機偷拿了一支毛在會上用過的鉛筆作為紀念品來珍藏的勇敢行為倍感興奮。 (247)

在此情形中，Ernest Gellner在一個截然不同的環境中提出的觀點，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分析黨代會代表們的心態。他認為：

我們生活的絕大部分（就像受到目標-手段模型所發的社會科學建議的那樣）並沒有過多被用來追逐目標，卻被用來避免過失……人生大部分時間中，人們並不是為一些具體的、可以確知的目標而進行最大化的不斷努力，而僅僅是希望能夠被包括進或者留在那繼續進行的遊戲之中。角色是它自身的獎勵，而不是邁向一些更加遙遠的終極狀態的方式……角色是一種自我滿足，而不是一種工具。 (248)

這是一個重要觀點，可以支持本書的論點，即：捲入某一事件這本身，即為組織了這一事件的領導人提供了合法化。這個觀點也提供了灼見，有助於理解黨代會代表們為什麽在構建和展示權威、權力和合法性的這場作秀中高度「合作」。因此，在中共黨代會的組織和舉行過程中，借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弗朗西斯科的那句話來說，「連一隻『小老鼠』也不見走動」；黨代會的會議，至少自七大以來，總能讓領導人收穫團結和勝利，取得巨大的成功。

總結

中共的研究人員發現，毛澤東特別重視開會，不僅把開會看作一種主要的、最重要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發展出了用來「指導和主持」會議的一系列方法。 (249) 本章作為對黨代會制度操控的概述，結合歷史深度的探討，研究了中共黨代會作為一種制度系列，在其時間安排、代表構成、籌備過程、組織方式和運作過程等多個方面的組織細節和程序細節，發現所有這些都旨在一方面削弱大會代表們的自主性，而在另一方面則增强領導人為獲得合法性而進行制度操控的便捷性。結合這兩個方面，黨代會的這套制度便可以達成領導人在召集會議時所設定的目標。與民主制度下與會者可以參與審議並做出決策的那些機構與會議不同，中共黨代會首先並不是為了辯論、討論和決策而召開的；相反，它的召開是為了給予代表們以地位和特權，為了確認領導人已經做出的決定，並為了在政治意義上享受和表演對這份量身定做的「成功與勝利」所進行的集體慶功和自我祝賀。

常常對黨章相關規定置若罔聞，黨代會在有利於現任領導人的時候召開，這是故意玩弄政治手段。不論相鄰兩屆間隔多久，黨代會的會期總是很短，日程也是由領導人在事先所敲定的。代表們由在任領導人揀選，儘管有時可能需要經過走過場式的選舉程序才能獲得這種優越的政治席位；他們在被最終確認為合格的代表之前，要接受系統的思想和政治學習，並通過資格審查；他們被編入組織有序的代表團來出席黨代會，會議流程也被精心安排；他們像經過周密的電腦編程一樣，行為與在位領導人的規定和預期保持一致。總的來說，黨代會的運作，從最初的日期安排到會場裏的裝飾，都充分蘊含着政治戰略考量，完全對在位領導人有利。就此而言，它很像是一個在劇場舞台上精心編導的節目，參與者在其中的角色已經派定，情節也經過了仔細設計，排練更早在數月乃至數年前便開始進行，為的就是最後幾天甚至幾小時中的這場最終演出，能完美象徵黨的精英接受黨領導人的權威、權力及相應的合法性。

制度變遷在中共黨代會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中是有發生的，這大體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在最初階段，即從中共成立到1928年的六大，早期的黨代會為黨的積極分子提供了一個全國性、組織性的聚會場所，那時其運轉方式，是在共產國際的强力干涉下，通過幼稚的制度形式而展開。在經歷了17年之久的長期間隙之後，中共於1945年召開了七大，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開了黨代會這一機構的第二個歷史階段。這個時期，黨代會開始轉變為一個較之從前龐大很多、主要由黨的各級幹部所構成的組織；一套複雜精微的制度被發明出來，用來操控它的組織運作，以小心翼翼地融合領導層的意願，並精緻地以代表們的「批准」這種看似「民主」的方式體現出來。這一階段的一些年份中還出現了一種「拔河」局面：一邊是上帝一般的領袖毛澤東的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另一邊是他的革命同志，作為精英與毛共同統治中共以及中國。毛與日俱增的聲望、權力和權威，讓他覺得黨代會的組織運作更像是個負擔而非幫助，但黨內精英群體卻經常需要黨代會作為一種制度設置，來商討政策並運作他們的集體領導。1956年的八大就代表了向後者的傾斜，但是毛澤東很快又讓天平倒向對於自己的個人崇拜，導致了對黨章規則——其中就包括黨代會本身的運作——的侵犯，並使黨代會進一步空心化，正如九大和十大所展現的那樣。後毛時代的中國政治，把黨代會的會期規律化了，這一機構作為一個莊嚴的場合逐漸變得正常化到這樣一種程度，即在其最為晚近的發展中已經成功地成為在位領導人向繼任者做權力轉移的象徵場合。改革黨代會的努力曾一度試圖朝着推動這一名義上的決策機構實現「民主化」的方向進行，但是這些努力的實際效果卻僅限於為這套操控機制平添了更為老練世故的花招。迄今為止，黨代會尚未達到最低級別的制度化，那種制度化至少要求大會召開日期與會期長短應由黨代會文件固定下來，或由成文規則給出硬性規定。既然連這都做不到，要它滿足黨自己的章程，做到進一步、實質性的制度化，就更不可能了。

更重要的是，前述制度變遷的動力並沒有使黨代會固有的制度精義失效，這種精義就是通過對所有相關制度的政治操控，達成中共領導人合法化的目的。相關制度變遷實際上有助於突出黨代會的這樣一種歷史持續性，即黨代會所設立的那些制度安排旨在把這一機構的憲章重要性和政治空洞性結合起來，並把這兩個使命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減少到最低限度。與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組織一樣，黨代會也是一個具有「企業精神」的機構，因為它有自己的目標。 (250) 它的主要角色並不是像中共黨章重複規定的那樣，提供一個組織平台，讓黨員通過這一代議式的系統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它也不像許多外國媒體常常描述的那樣，是打開了一個制度性的競賽場，在其中黨內精英的各個派系互相鬥爭、相互談判，以分配權力。事實上，黨代會的召開是在權力鬥爭達成結果之後，是在在位領導人確信自己的政治意願已經在黨內精英、大會代表、還有黨員之中佔據壓倒優勢之後。從毛所主導的中共七大，到2010年代的今天，所有黨代會都符合筆者剛才的描述，儘管最早的幾次黨代會或多或少還是一個辯論的論壇和權力鬥爭的角鬥場。胡耀邦和趙紫陽任期內向黨代會引入參與和競爭的短暫而有限的努力，我們尤其在第六章中可以看到，遠遠尚不足以撼動毛澤東的傳統；「六四」之後的黨的領導人可以輕易找出並採用反制措施，進一步削弱通過黨代會實行自下而上的參與來影響黨的路綫的可能性，同時也進一步降低了在黨代會上就綱領制定和權力分配而出現政治競爭的危險。關於這些做法，讓我們現在從概述轉而進入情節，來看看行動中的政治權術如何在制度中作為並展現操控的藝術和能耐，以在完成黨章所賦予黨代會的三個任務中取得其所需要的成功。下面先從它在制定黨綱上的表現開始，用中共的術語來說，這叫作決定黨的「政治路綫」。

註釋

(1) 毛澤東於1945年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首次宣佈這個口號作為會議的「指導方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1。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相應地也為慶祝七大發表了題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社論，《解放日報》，1945年6月14日。自那以後，「團結」和「勝利」二詞便成了中共黨代會歷次會議的關鍵詞。

(2) 參與了多次後毛時代黨代會籌備工作的中共理論家龔育之即强調，黨代會通過的決議享有「組織權威」。《龔育之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173。

(3) 中共與國民黨實行政治合作的「統一戰綫」政策，一度緩解了中共在這方面所面對的不利形勢；中共三大至五大在此期間舉行。

(4)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從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

(5)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卷三，頁114。然而，根據其他記錄和研究，此次全會實際上於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例見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p. 287。但是，Saich的詳盡研究並未記錄這次全會關於召開七大的提議。

(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73。

(7)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405-7；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14。這個由25人組成的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並設立秘書處負責會務準備工作。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01。

(8) 黃允升：《毛澤東與王明》（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361。此書還記載，後來在延安整風時，毛仍然抱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中斷了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路綫」，並說「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頁360）。

(9)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14-15。

(10)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15。

(11)  關於這一階段的歷史，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及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ower , pp. 655-73。在被派往莫斯科的人中，一位重要人物是毛的弟弟毛澤民，他於1938年1月初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會議結束之後旋即出發。一本由他的孫子參與撰寫的書中稱，毛澤民的任務是「扳倒王明」。見耘山、周燕：《革命與愛：共產國際檔案最新解密毛澤東毛澤民兄弟關係》（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尤其第五章。其他代表毛的說客，還包括1949年之後擔任解放軍空軍司令的劉亞樓。見黃允升：《毛澤東與王明》，頁377；耘山、周燕：《革命與愛》，頁107。

(1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76。

(13) 此次會議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召開還是在1934年1月，即長征開始之前，當時毛在領導層中完全被邊緣化。而下一次全會要等到六年半之後才會舉行。這顯示，毛甚至不希望中央委員會規律性地舉行全會，就更不必說全國代表大會了。關於此次會議的相關信息，例見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151-3。

(14) 黃允升：《毛澤東與王明》，頁390。

(15)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15。

(16) 中央書記處下發的一份通知，要求所有代表在1939年9月1日前「就位」。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16。

(17) 中央書記處下發的一份通知，要求所有代表在1939年9月1日前「就位」。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16。

(18) 中央書記處下發的一份通知，要求所有代表在1939年9月1日前「就位」。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77。

(19)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卷十三，頁421、337。

(20) 劉英：《劉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319。

(21) 師哲訪談，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七大代表親歷記》（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頁23。此書收集了100位代表的短篇回憶錄或訪談內容；此後源於此書的脚註將僅列出作者或被訪談者名字，而省去個別文章的題目。在本書中，許多其他中共高級幹部也有相同看法。例如，馬文瑞稱，「為什麽［七大的召開］拖了那麽久呢？主要是毛澤東同志認為，黨的歷史上錯誤的指導思想問題、路綫問題沒有清算。」師哲訪談，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七大代表親歷記》（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頁28。本章下文相關小節將探討作為對七大代表的意識形態教育的一部分的延安整風運動。

(22) 李勇：〈中共七大推遲召開的情況和原因〉，《黨的文獻》，第3期（1988），頁61。

(23) 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12。

(24)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卷六，頁406。

(25)  關於對高崗和饒漱石的清洗，見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另見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26) 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編：《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117。

(27)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載楊勝群、陳晉編，《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8。

(28)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載楊勝群、陳晉編，《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8。

(29) 在當代民主制度中，由當屆國會決定自己的任期是種不正常的做法。

(30) 何方給閻長貴的信，引自〈從毛澤東勸張春橋當副手談起〉，《炎黃春秋》，第2期（2014），頁65。何方是延安初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張聞天的秘書，閻是江青在1960年代的秘書。

(31) 丁抒：〈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領導者》，第44期（2012年2月），頁108。

(32) 丁抒：〈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領導者》，第44期（2012年2月），頁108。

(33) 丁抒：〈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領導者》，第44期（2012年2月），頁108。

(34)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炎黃春秋》，第3期（2003），頁42-3。

(35) 丁望：《中國文革運動中的組織人事問題》（香港：當代中國研究所，1970），頁173。

(36) 閻明复：〈1957年形勢與伏羅希洛夫訪華〉，《百年潮》，第2期（2009），頁9。

(37)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32。

(38)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頁616。邱是林彪的心腹，並在九大上進入政治局。周恩來向他解釋，汪東興（汪負責中央辦公廳）生病導致大會推遲召開，但邱並不信服這個解釋。

(39)  關於薄的倒台及其與中共十八大權力再分配的關聯，例見John Garnau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Bo: How A Murder Exposed The Cracks In China's Leadership , Penguin Kindle Edition, 2012；Financial Times, ed., The Bo Xilai Scandal: Power, Death, and Politics in China , Portfolio Penguin, Kindle ed., 2012；Pin Ho and Wenguang Huang, 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3)。

(40)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於2011年10月18日首次宣佈，十八大將於「2012年下半年」召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18/ c_111105190.htm，2011年10月18日發佈並瀏覽）；後來，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佈，十八大將於11月8日召開（新華網，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9/28/c_113248558.htm，2012年9月28日發佈並瀏覽）。遲至2012年11月7日，即十八大召開前夜，才宣佈十八大將於2012年11月8日至14日舉行（財新網，http://china.caixin.com/2012-11-07/100457421.html，2012年11月7日發佈並瀏覽）。

(41)  例見Simon Rabinovitch and Kathrin Hille, “Beijing's Marathon Guessing Game Nears End”, Financial Times , http://www.ft.com/intl/cms/s/0/75954100-f689-11e1-9fff-00144feabdc0.html，2012年9月5日發佈，2012年9月6日瀏覽；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09/120910_ china_party_q_and_a.shtml，2012年9月12日發佈並瀏覽。

(42)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7、17、22。在1927年修改的黨章（頁27）中被稱為「全國臨時代表大會」。

(43)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41。

(44)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51、54-5。

(45)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106。

(46)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89。

(47)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15-16。

(48) 筆者的猜測是，除了其他因素，比如來自黨內老資格幹部要求榮膺代表的壓力，毛在掌控全域後希望增加席位以吸納更多的黨內精英參加即將召開的七大，這既可以讓他們高興，又可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但在早些時候，毛的勢頭剛剛壓過王明，毛可能希望七大的規模小一些，以便於組織和操控。

(49)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16。這一變化同樣可以用筆者上面的猜測來解釋，那時毛已在1943年3月鞏固了自己的黨內一把手地位。

(50)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19。

(5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93。可以猜想，那些通過席位擴容而增補和入替的七大代表會感激毛的領導。

(52)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94156/233507/，2012年11月7日瀏覽。

(53) 例如，七大代表馬文瑞清楚地記得，「大部分代表是幹部，有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9、30。

(54) 申紀蘭的例子有助證明這一點，儘管她是全國人大代表，而非黨代會代表。申常常被視為並被宣傳為一位代表基層的普通農村婦女，但是申的家鄉山西省的省委書記最近透露，她是司局級幹部，位列黨國等級體系的中層，僅次於省部級領導。見人民網：http://leaders.people.com.cn/ n/2013/0304/c58278-20664286.html，2013年3月4日發佈並瀏覽。

(55) 例見，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09、880。

(56) 任貴祥：〈令我激動難忘的三個時刻〉，《百年潮》，第1期（2013），頁7-8。

(57)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編輯凌志軍是這樣形容十四大上的2000餘名代表的：「這些人構成了當今中國的權力大厦，包括三十四個省市區[編者註：此處應為三十一個省市區，港澳台應除外]的黨委書記，三百多個地、市委書記和兩千多個縣委書記。」凌志軍：《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64。

(5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

(59)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327-8。

(60)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33。

(61)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43。為數多一些的代表在八大的其他全體會議上請假。八大所有12次全體會議的出席記錄可以在此書中查到，頁146-59。1026名參加投票的正式代表中，有二人是在選舉當天從候補代表升至正式代表的；還有一位代表，早些時候被升格為正式代表，但後來又恢復了候補代表的身份（頁157）。這些代表們的名字未被透露，也沒有解釋他們的代表資格為什麽發生了上述變化。

(62)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卷二十，頁428。

(63)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卷二十，頁449。

(64) 中共十二大有149名候補代表，多至佔到了1545名正式代表的十分之一。這一做法此後沒有延續。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78、281。

(65)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7-10/08/content_6843377_10.htm，2008年4月2日瀏覽。

(66)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328。

(67)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328關於十四大，頁355關於十五大，頁377關於十六大。

(68) 新華社：〈黨的十四大具有廣泛代表性〉，載孫本堯、鄒愛國、何平：《十四大紀實》（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78。

(69)  John Mark Hansen, Gaining Access: Congress and the Farm Lobby, 1919 -198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70)  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33。關於中共一大的詳情，例見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 -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hapter 2；James Pinckney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 -1972 (New York: Praeger, 1972), Chapter 2。

(71) 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53，脚註1。

(72)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載中共二大史料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184。

(73) 徐梅坤：〈參加中共三大〉，載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中共三大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頁153-4。

(74) 徐梅坤：〈中共三大會址及大會經過〉，載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中共三大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頁165。

(75) 于樹德：〈關於中共三大的回憶〉，載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中共三大史料》，頁210-11。

(76) 徐梅坤：〈參加中共三大〉，頁154。

(77)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56。

(78)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84。

(79)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04、120、129-30。

(80) 關於共產國際對中共六大的掌控，例見張啓華（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在紀念中共六大召開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議上的講話〉，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中共六大召開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頁1-12，尤其7-9。

(81) 李穎：〈艱難前行：中共六大與五大比較研究〉，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中共六大召開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40。

(82) 中共武漢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28。

(8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184。

(84) 葉心瑜：〈中共六大期間留守中央〉，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中共六大召開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20。

(8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77。

(86)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52。

(87) 李蓉：《中共七大軼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3、18。

(88) 李蓉：《中共七大軼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20。

(89) 彭真：〈關於代表資格審查的報告〉（1945年4月23日），載《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頁305。

(90) 例見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20。

(91) 例見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22。

(92) 例見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23。

(93) 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

(94) 例如，白向銀承認：「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當這個代表是哪一級黨員大會選舉的，但我是上級領導指定參加七大的代表。」（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38）；蹇先佛透露，「我知道我不是原來在根據地選的」，但還是當上了代表（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38）；鄭天翔明確表示，七大代表有三、四批，他們中「有的是選舉的，有的是上級決定的」，而「我們這一批是區黨委推舉的」（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54）；魯大東也明確說，他和另一位幹部「沒有經過選舉」就成了代表（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32）。

(95) 劉德海，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42。

(96) 許多案例表明，一些人成為代表完全是出於領導人的提名。例如，據馬文瑞回憶，余秋里和劉轉連的當選，是因為賀龍向黨中央推薦。同樣，烏蘭夫獲得「旁聽」七大的資格，則是因為馬把他推薦給了彭真（劉德海，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9、 33）。歐陽毅則回憶了毛澤東是如何建議他被「選」為正式代表的，並透露另有來自陝甘寧邊區的十人也是這樣成為七大代表的（劉德海，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88）。

(97) 例見于光遠：〈高度民主、强調科學的八大〉，載楊勝群、陳晉編：《五十年的回望》，頁36-43。同樣，還有許多中共所組織的相關研究稱讚八大是如何民主。例見曾景忠：〈中共八大與黨內民主〉，《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1996），18-24；王進芬：〈中共八大與黨內民主〉，《安徽農大學報（社科版）》，第6期（2003）；朱紹格、石紅艶：〈中共八大選舉芻議〉，《唯實》，第12期（2004）——後兩篇文獻引自李林：〈十年來中共八大研究綜述〉，《中共黨史研究》，第5期（2006），105-14；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

(98) 例見李君如主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81。

(99) 一個例子是，時任財政部國際財務司司長齊佩軒，在參加中央黨校學習時因為提出這樣的批評意見而被打成「右派」。見杜光：〈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炎黃春秋》，第9期（2005），頁8（中央黨校當時名為中央高級黨校）。

(100) 截止本書完稿時，中共八大是唯一有中共官方史學家為之著有一部歷史的黨代會，即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在這本531頁的專著中，僅有七行（約三分之一頁）叙及代表選舉，稱所有選舉都是按照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的相關指導方針進行的（頁120）。

(101) 葉飛：〈我參加黨的八大的一些情況〉；伍洪祥：〈參加八大的回憶點滴〉，二文均載楊勝群、陳晉編：《五十年的回望》，頁30、52。

(102) 董陶：〈回味八大：訪黨的八大代表林萍〉，載楊勝群、陳晉編：《五十年的回望》，頁113。

(103) 于光遠：〈高度民主、强調科學的八大〉。這種情形看來並不罕見，其他類似安排也在八大出現。例如，郭洪濤被「選」為山西省的代表，儘管他當時在國務院第六辦公室工作，並且是陝西人，與山西幾無聯繫。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250。

(104) 于光遠：《我的編年故事：1945-1949》（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120。

(105)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20。

(106)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20。

(107)  James T. Myers, Jurgen Domes, and Milton D. Yeh eds., Chinese Politics: Documents and Analysis , Vol. II: Ninth Party Congress (1969) to the Death of Mao (1976)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p. 3.

(108)  James T. Myers, Jurgen Domes, and Milton D. Yeh eds., Chinese Politics: Documents and Analysis , Vol. II: Ninth Party Congress (1969) to the Death of Mao (1976)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p. 3.

(109)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頁742。

(110) 劉益濤：〈中共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公開化歷程〉，《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1997），頁84。

(111)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518。

(112) 戴嘉枋：《走向毀滅：樣板戲主將于會泳沉浮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8），頁260。

(113)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頁43。

(114)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頁43。

(115) 江渭清：《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551-2。

(116) 根據毛的指示，李後來被「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並「當選」人大常委會委員，因為「各級領導還是不敢違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張玉鐘：〈我知道的李慶霖上書毛主席的一些情況〉，《炎黃春秋》，第1期（2009），頁44-9。

(117)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767。

(118)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08/c350821-19523096.html，2012年11月7日發佈並瀏覽。

(1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85。

(120)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8125307.html，2012年6月9日發佈並瀏覽。

(121) 據代表包惠僧的回憶，中共一大沒有進行代表資格審查（肖甡：〈訪問建黨時期的知情人〉，《百年潮》，第5期（2001），頁15）。另，十大也沒有此類審查（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42）。這兩次大會是僅有的例外。

(122) 例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榮敬本、羅燕明、葉道猛：《論延安的民主模式——話語模式和體制的比較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4）。

(123) 七大代表們赴延安參加會議的路途因為嚴酷的戰爭環境而困難重重，很多經歷者稱其為「小長征」。對代表們旅途辛勞的總結及「小長征」一詞，見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29-73。

(124) 七大代表們赴延安參加會議的路途因為嚴酷的戰爭環境而困難重重，很多經歷者稱其為「小長征」。對代表們旅途辛勞的總結及「小長征」一詞，見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75。

(125)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380。

(126) 陳模：〈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黨校〉，《中共黨史資料》，第2期（2008），頁57。

(127) 陳模：〈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黨校〉，《中共黨史資料》，第2期（2008），頁57。

(128) 關於中央黨校在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這一短短時期內的三次重組，這些重組對於在中央黨校內執行毛思想的作用的細節，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377-88。

(129) 陳模：〈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黨校〉，頁56。

(130) 例見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914-15。

(131) 延安整風運動的「準備」階段始於1941年1月，約120名黨內高級幹部參加。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頁15。關於在七大代表中整風的正式開始，見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77。

(132) 趙毅敏，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5。

(13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8。

(13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53。

(13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63。

(136) 例見李躍新、王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黨史研究資料》，第1期（2004），尤其頁54-6；羅平漢等：《黨史細節：中國共產黨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126-7；李繼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滋生〉，《炎黃春秋》，第3期（2010），頁40-5。

(137)  關於這一階段中共媒體的重組及其政治影響，例見Patricia Stranahan, Molding the Mediu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Liberation Dail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365-77。

(138) 劉統編：《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488。負責中央日常行政工作的領導人任弼時，要蕭三在1943年12月26日毛50歲生日前完成他的傳記。有史料顯示，毛曾試圖勸說蕭選擇「普通群衆」的題材，而不是寫自己的傳記，但這看上去更像是毛故作謙虛的某種姿態，而不是他的真實意圖，因為很快蕭便得到了毛的口頭授權。

(139) 張如心：〈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第16期（1941年3月）；張如心：〈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日和19日；二文均轉引自劉統編：《早年毛澤東》，頁491。

(140) 例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4、65、88-9、142（七大代表呂正操對此清晰地回憶道，「為了開好七大」，毛與其他來自延安以外的很多代表們作了談話），頁191、362、372-3。此外，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358-61）記錄道，他到延安之後的第二天，毛就與他進行了8個小時的談話，而「通過這次談話，我深深感到毛澤東同志不愧為我們黨的偉大領袖」。

(141) 至少曾有一位代表，很想知道「王明是個什麽樣的人呢？長得什麽樣呢？」。據他回憶，儘管「我們學習中老講王明路綫」，但大家都沒見過他。因此他們向毛建議，「要求王明參加會，讓大家看一眼。」在一次全體大會即將結束時，王被用擔架抬上了主席台（當時王身患重病），「大家都用兩隻眼睛盯着他看」，現在「知道王明是個什麽樣了」。這位代表還說，這樣看上一眼，「大家都過癮。」（劉德海，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42）。這再一次聽起來像在看戲，不過這次是讓小丑登台亮相的。）

(142) 阮泊生，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18。

(143) 蹇先佛，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38-9。

(144) 王銳，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19。書中可見，其他很多代表也有「清楚了毛澤東是黨的領袖」這類的說法。

(14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94-5。

(14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08。

(14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多處。

(148) 陳模：〈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黨校〉，頁57。

(149) 蕭一平：《延安整風運動：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頁9。另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卷一（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2），頁824。

(150) 關星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61-2。

(151) 榮敬本、羅燕明、葉道猛：《論延安的民主模式》，頁285-6，重點是引用者所加。

(152)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頁43。據此知情者回憶，廣東代表團當時集中在珠江中一個小島上的一所賓館中學習。

(153)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3），頁173。

(154) 劉益濤：〈中共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公開化歷程〉，頁84。

(155)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頁43。

(156)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174、177。

(157)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174、177。

(158) 另一方面，據前引九大廣東代表團的秘書說，當時代表們在北京的行程嚴格保密，完全與外界隔絕：來自全國參加「九大」的代表們一律不准外出離開下榻的三所賓館（分別是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室內電話全部拆撤；靠街的窗戶不得打開，日落之後必須拉上窗簾。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頁43。

(159)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 pp. 143-52; Gregory T. Chin,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China Quarterly , 205 (March 2011), pp. 18-39.

(160) 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102。

(161) 這些小組有時也被稱為「小委員會」，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102；此書也明確叙及代表資格審查小組的存在，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103-4。

(162) 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105。

(163)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頁297。

(164)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頁277-8。

(165) 黨校教育史研究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中共中央黨校黨校教育歷史經驗編寫組：〈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引自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354。

(166) 何方：《黨史筆記》，頁357。

(167)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340-1。關於在運動中遭到暴力對待的更多案例，例見高浦棠、曾鹿平：《延安搶救運動始末——二百個親歷者記憶》（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8）。

(168) 高浦棠、曾鹿平：《延安搶救運動始末》，頁105。有資料顯示，當時在更廣的範圍內，在延安有15000多人被當成「特務」或「叛徒」，人數超過了總共30000名中共幹部的一半。宋金壽：〈延安整風方向和目標的發展與變化〉，《中共黨史研究》，第9期（2009），頁90。

(16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3；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頁180。

(170)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頁279。

(171) 蕭克：〈偉大之所在〉，《解放軍報》，197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卷一，頁790-1；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頁70-1；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80-1；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頁182。根據胡的記錄，那些在整風運動中被殘暴、錯誤對待的人，後來反而對毛的多次賠禮道歉感到「不安」。

(172)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76。

(173) 何方：《黨史筆記》，頁229。

(174) 何方：《黨史筆記》，頁420。

(175)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

(176)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2），頁72。

(177)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06/c14562-19808045.html，2012年12月6日發佈並瀏覽。李於2012年11月14日被選入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而在同年12月6日被宣佈落馬。

(178)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73。

(179) 1945年以來這方面有過一次例外，即中共十大之前的這次中央委員會全會被中央工作會議所取代。王誠宏：〈中共召開過九屆三中全會嗎？〉，《黨的文獻》，第5期（2007），頁70-1。

(180)  Peter R. Moody Jr., The Politics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1973)，作為一個案例分析是個例外。另外，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對被他稱為「三中全會現象」予以關注（與筆者的交談，波士頓，麻省，2001年4月25日）。儘管有很多關於中共中央全會的出版物，但與已有的關於黨代會的文獻相似，它們僅僅考察了會議的人事、政治和政策結果，而不是把全會作為一種制度來考察其機制與運作。

(181)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頁597。

(182)  凌志軍：《變化》，頁165。當然，這在中共政治中也有例外。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111-16，討論了中共七大的「議程調整」，但這些調整是由領導層作出、並且是在七大召開之前進行的。關於議程設定在公共事務中的重要性，例見John W. 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4)。

(18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35。

(184) 著名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便是一例，它在1978年12月18-22日召開，緊隨從11月10日持續到12月15日、為期一個多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420-3。儘管這次工作會議不是作為全會的預備會議召開的，但參加者、知情者和歷史學家均同意，兩次會議應該合在一起，被視為是一場連續的會議，因為前者為後者做了準備。于光遠：《1978我經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頁4-5；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頁70-1。而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之所以開得時間那麽長，原因之一在於會議上充滿了爭論，以致會議主題的變化超出了會議組織者的掌控。鮑彤：〈一次七嘴八舌失去控制的會議〉，載鮑彤：《中國的憂思》（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2000），頁34-9；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頁4。

(185)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54。

(186)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54。

(187) 根據老黨員羅章龍回憶，這一制度始於中共五大，他認為原因在於「代表人數增加很多」。肖甡：〈訪問建黨時期的知情人〉，頁14。

(188)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34。

(189) 這16人中的13人隨後被選入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剩餘三人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另一方面，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王稼祥和鄧發這四位在任政治局委員則沒有進入主席團，他們也相應地未能入選新的領導層。

(19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02。最終的主席團由15位成員組成，因為中共七大會議期間董必武去了舊金山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

(191) 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07/c350823-19522459.html，2012年11月7日發佈並瀏覽。

(192)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504。

(193)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504。

(194)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506-7。

(195)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504。

(196) 這個規律同樣適用於為數不多的幾個未按地理行政區域劃分的代表團，例如解放軍代表團和中共中央機關代表團，這些代表團均由在位主要領導人擔任團長。

(197) 十五大有36個代表團，十六大有38個。黃一兵等編：《大決策：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探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456-7。

(198) 根據一位代表的描述，會議期間，來自香港和澳門的代表，似乎在實際上是併入中共中央機關代表團一起活動的。但他給出的中共中央機關代表團人數（113）與官方數據（108）有出入。他還透露，有12名代表來自香港，六名來自澳門，而所有這113名代表在團內分成五個小組。任貴祥：〈令我激動難忘的三個時刻〉。

(199) 陳錦華：〈關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强國家宏觀調控問題有關情況的回顧〉，《黨的文獻》，第4期（2008），頁23。

(200) 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482。

(20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6。趙的小組也被稱為楊家嶺小組，成員還包括王明的妻子孟慶樹、中央警備團團長吳烈、黨史學者范文瀾等。代表團內的另一個小組被稱為棗園小組，其中包括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和葉子龍。

(202) 極多案例都提到了中共黨代會和其他類似的全國性會議上「小組」的存在。例如，隸屬國家中央機關代表團的十六大特邀代表郭洪濤，叙及自己在小組會上發言。《郭洪濤回憶錄》，頁446。

(203) 蘇維民：《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頁79。

(204) 鄭超麟、范用編：《鄭超麟回憶錄（下）》（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325。鄭是中共早期黨員，在1920年代曾是中共中央機關的一位負責人，但在1929年因追隨陳獨秀而被開除出黨。上述引文是他於1982年所寫。

(205) 中共八大在政協禮堂召開，人民大會堂當時尚未修建。而在這之前的歷次中共黨代會的召開地均不是北京，因為那時中共尚未成為執政黨。

(20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61、311。另外，根據一位代表在1943年日記中的記載，貌似所有代表作為中央黨校學員，在參加七大之前就已經開始佩戴毛澤東像章。他還記道，守衛不許他離開校園，理由是他胸前未掛紅牌的毛主席像。作為學員中的後來者，他最終還是拿到了徽章，也就是從那以後，他才能出校門（楊國宇：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96、 198）。但其他一些代表/學員則稱，徽章呈紅色長方形，上面印有毛的手書「實事求是」字樣。楊澤江：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38。

(20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10。

(208) 例如，參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們在自己的座位上發現了瞿秋白撰寫的小冊子。瞿是當時中央領導層的成員，但並非黨的最高領導人。這種做法釋放了一個强烈的信號，即表明黨魁陳獨秀（在五大上仍再次當選黨魁，但不久後便辭職）及其親信彭述之（五大上未被選進領導層）地位的下降，也預示了瞿地位的提升。楊之華：〈回憶瞿秋白〉，載劉小中、丁言模編：《瞿秋白年譜詳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231；陳碧蘭：《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頁261。根據一本中共研究人員撰寫的瞿的傳記，一些五大代表對那本小冊子感到吃驚。王鐵仙、劉福勤編：《瞿秋白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210。另見蔡桂林：《秋白之華：瞿秋白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3），頁195；張秋實：《解密檔案中的瞿秋白》（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222-3。

(209)  James L. Gibson, “Judicial Institutions,” in Rhodes, Binder, and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p. 527.

(210) 他們甚至經由單獨一個大門進入會場，而其他代表則使用另外的入口。《邱會作回憶錄》，頁646。

(211) 他們甚至經由單獨一個大門進入會場，而其他代表則使用另外的入口。《邱會作回憶錄》，頁618。

(212) 就座主席台在中國是一個强烈的政治信號，代表着一種領導地位。吳玨、劉華清：《聚焦主席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213) 關於所謂「名單學」的政治，可以在中國出版的一些回憶錄和其他出版物中找到某些原始資料與討論。例如，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263-4。同樣，邱會作在《邱會作回憶錄》頁619指出，中共九大上，毛把劉伯承的名字排在朱德之前，並在主席台上這樣安排他們的座位，是有其用意的。

(214) 根據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頁621，江青有幾次是和周恩來並肩進入會場的，元老派則不得不跟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後出入會場。他還講到了一些關於照片及其出版物的政治意義的故事。

(215) 《邱會作回憶錄》（頁620）明確表示，「作政治報告也是一種象徵。」但這一傳統在最近幾次的中共黨代會上有所改變，第四章將論及。

(216) 即便是規模更小、更有權力的組織開會，也是如此，中央委員會便是一例。例如，一位參會者回憶，八屆十二中全會多數時間是在開小組會。《邱會作回憶錄》，頁602。

(217) 例如，陳模：〈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黨校〉，頁53。

(218) 張耀杰：《俞梅蓀與新民權運動》（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頁93。1980年代俞曾是國務院分管法律事務的副秘書長顧明的秘書。

(219) 知情者常常提到中國政治中各種會議的簡報組。相關例子，見張耀杰：《俞梅蓀與新民權運動》，頁87；楊明：〈大會簡報字數相當於一部半紅樓夢〉，《黨的文獻》，第6期（2008），頁91-2。

(220) 有不少關於會議簡報在中共領導層政治中發生重要作用的故事。體現它的極端重要性的一個案例是1970年召開的廬山會議，會議六號簡報變成了一方是毛、其妻子江青和她的的親信，另一方是林彪及其手下的將軍們，這兩方之間權力鬥爭的焦點。見《吳法憲回憶錄》，第13章（吳是此次簡報風暴中的核心人物）；《邱會作回憶錄》，第32章；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148-9（李是一位解放軍將軍，當時也是政治局成員）。另一個案例是，在1977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發言要求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並提議鄧小平重回領導層，但華國鋒和汪東興對此並不感冒，他們主導的會議簡報組要求陳删去這些話，才能在會議簡報上刊出陳的發言。陳拒絕了，他的發言也沒能在會議簡報上刊出。見朱佳木（陳的秘書）：〈陳雲對改革開放的重大貢獻〉，《黨的文獻》，第5期（2008），頁28。

(221)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21-30。

(222)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157。

(223) 吳思：《中國頭號農民陳永貴沉浮錄》（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1993），頁134。

(224) 賀明洲：〈毛澤東看好紀登奎〉，《百年潮》，第10期（1999），頁55-60。

(225)  關於此一規則，見Henry M. Robert, Robert's Rules of Order Revised , 75th anniversary ed. (Chicago: Scott, Foresman, 1951)。當今中國已經有一些關於羅伯特規則的介紹，也有一些個人和非政府組織將其予以推廣（例見，楊傳銀、鄭子蒙：〈羅伯特議事規則在中國——專訪袁天鵬〉，共識網，http:// 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2062762709.html，2012年6月27日發佈並瀏覽），但有限的實踐甚至還遠未達到黨政組織基層或地方會議的級別，更不必說全國層級和制定決策的會議了。

(226) 全國政協，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是一個與全國人大平行的國家機構，但其成員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及群衆團體任命。有人把全國政協視為中國議會的上議院，而全國人大是下議院，這種類比是一種誤導，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沒有任何關於全國政協的規定，對憲法的官方解釋也明確否認了「兩院制」。然而，這一不具憲法地位的政治組織，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生活中享有政治威望，尤其是作為黨國「統戰」工作的工具。

(227) 劉吉：《匣中劍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27-8。

(228) 新華社：〈中共決定實行黨代會代表提案制，黨內民主邁向新高度〉，載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1/c_113659670.htm，2012年11月11日發佈並瀏覽。

(229) 這裏有一些近期的例子：中共十六大代表冷溶告訴他的同事，對於出席十六大，「我感到十分光榮，深受鼓舞和教育。」（冷溶：〈新世紀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的盛會〉，頁6）；十八大代表任貴祥說，「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榮耀，其喜悅興奮、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任貴祥：〈令我激動難忘的三個時刻〉，頁7）；一位來自裕固族的十八大代表安永香評論道，「這是我的榮幸，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光榮。」（安永香：〈催人奮進的盛會〉，《百年潮》，第1期（2013），頁4-6）。

(230)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75。

(231) 李忠杰：〈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和歷史經驗〉，《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第5期（2007）。

(232) 劉志堅，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36。劉回憶說，一頓飯七八個菜，每頓都有紅燒肉。另一位七大代表回憶說，「我們每天可以吃上大約四五兩肉」，還有供應充足的蔬菜和水果（江浩然：載同上，頁386）。七大代表王銳來到延安後，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到延安看到的小報，好多都是講吃的，今天四菜一湯，明天八菜一湯」。（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19）。

(233) 康永和，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11。

(234) 王宗槐，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35。

(235) 王宗槐，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35，重點為引用者所加。

(236) 這位代表名叫劉德海。王宗槐，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41。

(237) 楊澤江，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38。

(238) 莫文驊，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62。

(239) 張素華：《變局》，頁29-30。

(240)  Juan Linz,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Problems and Paradoxes,” in Richard Gunther, Jose Ramon Montero, and Juan J. Linz eds., Political Parties: Old Concepts and New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97.

(241)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頁44。

(242)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頁44。另見：《邱會作回憶錄》，頁619。

(243)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538。

(24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6。

(24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36、249。

(24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6。

(247) 戴嘉枋：《走向毀滅》，頁261。

(248)  Ernest Gellner, Relativ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72-3.

(249) 羅平漢：〈還原現場，再現細節〉，《百年潮》，第12期（2012），頁64；樊憲雷：〈開會裏頭有學問〉，《黨的文獻》，第6期（2006），頁74-5。

(250)  一位政治理論學者認為，即便是自由國家（liberal state）這種常被視為不同目的可以在其基礎上相互公平競爭的「中立」場域，其實也是有着「自由的目的」的組織。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urposes: Goods, Virtues, and Diversity in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第4章　在政治原則與權力實踐之間：黨綱的制定與修訂

我會使計謀，你只須靜默。

《第十二夜》

不同於西方政黨經常不受某種完整的、成體系的、並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所束縛，中共極為關注自己的綱領，以黨綱來在給定的實踐環境下闡釋官方意識形態，並用以指導黨的行動。 (1) 在中共歷史上，對意識形態的定位及重新定位，採取過多種多樣的形式，但黨代會總是為達成這一任務而實行宣稱的所謂「集中全黨智慧」提供了最為重要的政治場合和最為正式的制度途徑。在民主制度中，黨綱不具有將某個政黨或某位領導人的權力獲取加以合法化的功能，儘管它可以幫助這個政黨或者這位領導人說服選民給出支持，從而獲取合法性。然而，對中共來說，領導人憑藉黨代會將其思想確認為正確「路綫」從而獲取合法化地位，在此過程中，黨綱的制定起着中心作用。因此，黨代會在黨的政治生活和政策制定中是這樣一種機構，可以將關注度凝聚到這樣一種高度，以至將相關決議合法化——這些決議既決定如何在特定的歷史和政治條件下從理論上解讀官方意識形態，也規定如何把官方意識形態在多樣情形下在實踐中付諸應用。借用Franz Schurmann的概念來說，黨綱為黨提供了一種「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 ideology）」，它把「純粹意識形態（pure ideology）」與黨的實踐聯繫起來。 (2) 因此，黨代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在特定歷史時刻定義或重新定義「實踐意識形態」。大會對黨綱的認可，也就為那製造了這種實踐意識形態的領導人獲得「確認性合法性」而提供了一種主要資源。

正如過去的實踐所示，每屆黨代會的召開，與意義深遠的政治綱領一道，一般都會成為中共（在1949年以後也包括整個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座里程碑。一位知名的中國研究專家觀察到，「例如，1982年的十二大認可了後毛時代的改革努力，1987年的十三大給予非國家所有制以合法地位，而1992年的十四大則對市場化改革給予了大力政治支持。」 (3) 這樣的總結也許簡化了中共黨代會所確定的那些複雜而多方面的黨綱的內容，但卻突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黨代會從未在完成「指引」全黨政治方向這一重任上曾經失手。在這個意義上，黨代會確實是一個肩負重大意識形態使命的機構。

然而，故事還有另一面。它揭示了同樣重要的歷史事實，展示出黨代會制定的實踐意識形態可以在會後不久便遭拋棄；在一些稍好一點的情形下，它可以徑直被撥拉到邊緣或者被束之高閣，而不是在當屆黨代會之後的政治實踐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些意識形態決定，無一例外，都至少經過了領導層的深思熟慮，隨後也都是經過代表們的討論而獲黨代會通過的。但是，黨代會的討論和批准，卻並不能幫助阻止在實踐和章程兩個層面出現上述偏移。有時，新的黨綱，不需等到在下一屆黨代會上獲得批准，就在相鄰的兩屆黨代會之間這段間隔時間中被製造出來。這樣的突出例子，出現在從1956年的八大到1958年的八大二次會議之間。在這自1928年以來相鄰兩次黨代會會議之間最短的一次間隔時間裏，「實踐意識形態」發生了從加快經濟建設到强調階級鬥爭的政治轉變。對這一變化的考察將會是本章所論述的三個案例中的首個。在大多數這類政治轉向的案例中，政治運作悄然展開，就算新綱領有別於以往黨代會曾經認可的內容，在位領導人也不會為此費心取得黨代會的批准。本章也將考察一個這類案例：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了關於政治改革的一攬子政策之後不久，這些政策在1989年便被束之高閣；這時，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共領導人轉向了「防止和平演變」的政治綱領，可這個政綱在十三大通過的任何文件中根本沒有提到過。在二十一世紀的晚近實踐中，與以往相比，中共對黨代會所採納的黨綱的修正和更換通常採取了相對溫和的方式，其政治實質卻與之前卻沒有改變。比如，2002年的十六大，也是本章的第三個案例，宣佈了一個重大政治突破，即允許資本家加入共產黨，但在同一屆黨代會上走馬上任的新領導班子，卻立即轉而强調黨所聲稱的在扶貧助弱上的努力。

因此，一個鴻溝持續出現在中共政治中，橫亘在黨代會的黨綱制定與在政治操作上拋棄黨綱這二者之間。這一鴻溝嵌入在一個諷刺的對比之中：一邊是黨代會在制定黨綱時那些討論、審議、決定的嚴肅性，而另一邊是大會之後黨的政治實踐對黨綱的態度是前後矛盾、不以為意、不理不睬。這是一個謎題，它與關於黨代會制度錯位的核心謎團是相一致的，也是這一謎團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本研究中，有三件事情變得清晰起來：圍繞黨綱所展開的討論，大多都早在黨代會召開之前就已完成，而不是在黨代會上進行；黨代會上關於政治綱領的決策過程，是空洞的、僅具象徵意義的；大會之後擱置或者改變黨代會所制定的「政治路綫」的做法，進一步掏空了黨代會的憲章權威。相應地，本章將聚焦於探討，一方面，黨代會是如何開展政策討論、形成政治綱領、並批准中央領導人所提議的「總路綫」的，而另一方面，黨代會之後，黨綱是如何被擱置、扭曲或者拋棄的。本章將論述對黨代會的制度操控，使得它在制定意識形態和大政方針時徒有其表；制度操控可以延伸至超出黨代會短暫會期之外的更廣範圍；並且恰恰是領導人通過黨代會所獲得的「確認性合法性」，反過來賦予領導人以權力來踐踏黨代會的規範。

政治報告、黨的綱領和實踐中的政治：黨代會與黨的定向和再定向

除了1920年代的早期黨代會會議之外，中共黨代會一般沒有制定黨綱的明確議程，而是這樣地進行任務：由在任的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代表們相應地圍繞報告展開討論，最後形成大會決議來通過報告。因此，政治報告在黨代會議程中佔據一個極為突出的地位。在1920年代以後的所有實踐中，它總是大會正式開幕後的第一項議程。1980年代以前，中央委員會向黨代會所作的報告經常不止一個；但政治報告總是位列首位，隨後才是關於黨章修改的報告和一些關於具體政策事宜的報告。在後毛時代，中央委員會選擇只向黨代會作一份報告，而這唯一一份報告習慣上仍被稱為「政治報告」。這份報告提出黨的基本路綫，同時也涵蓋黨的「事業」所涉及的各個重要方面。因此，它不僅被認為是為黨代會「定調」的主題報告， (4) 正如一本中國刊物所說，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經國之大業』的文章」。 (5) 外界預期它給黨的未來幾年設定根本性的指導方針，直到下一屆黨代會召開。

因此，中共黨代會經常將至少一半的會期用於政治報告的致辭與討論。與篇幅動輒達到一本小冊子長度的報告相比，批准報告的決議通常甚為簡短，往往只有半頁。黨代會開幕前撰寫政治報告的寫手和大會進行期間起草決議的人通常是同一些人，他們常常把之前的長篇大論精簡為一兩段話，那是代表們預定會通過的。這彰顯的是領導人的報告而不是大會決議，在商議並決定黨的政治方向與政策綱領時極其重要。

黨的領導人總是特別關注政治報告的準備，其中包括起草的相關事宜、報告的內容和代表中央委員會作報告的人選。事實上，這一準備過程，也就是黨內精英在黨代會前形成共識的過程。因此，就決定黨綱而言，它遠比黨代會更為重要；黨代會僅僅扮演從形式上批准在位領導人基於這些共識而提出建議的角色。與黨代會的會期僅僅持續一周左右形成對比，會前對政治報告的準備過程常常耗時一年之久；會前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批准報告稿的複雜運作，要比之後中央委員會和全國黨代會對報告的採納更具有實質性。當大會代表在黨代會的場合上聽取並討論報告時，他們並不被期待會對報告加以核查或批評，儘管從章程上看他們有權這麽做，而且領導人通常也宣稱代表們就是這麽做的。相反，他們「學習」報告，為的是有所收穫並領會報告「精神」。黨代會批准報告的正式決議，意味着報告成為全黨的憲章性共識，因此有助於黨內「統一思想」。對中共來說，這種思想上的統一被視為是對黨內團結和黨的事業的成功構成了無可替代的意識形態保障。

這樣的意識形態和綱領可以遭到挑戰，但是這樣的挑戰不可以是自下而上的，不論是來自黨代會代表或是來自普通黨員。挑戰可以自上而下出現，即來自在同一屆黨代會上被選出的黨的領導人；在他們認為有必要時，就可以使用未經黨章允許的權力來作出這種挑戰。在中共歷史上，這種對黨代會制定的「政治路綫」的挑戰，以及隨後未與黨代會商議便對綱領作出變動的先例，頻繁發生。表4.1試圖勾勒出一些粗略定義下這類挑戰的類型。根據黨綱變動的不同幅度，這裏把這些變化分別歸類為：「拋棄」，意味着官方宣佈放棄黨代會所通過的黨綱；「改變」，表示在後一屆黨代會開幕前的間隔時間裏，對黨綱有一次／項重大修改或者多次／項修改；「邊緣化」，表示在官方沒有宣佈修改或拋棄的前提下，黨綱要麽不再被提及，要麽不被執行；還有「實踐中搖擺」，描述的是那些偏離黨綱的重大政治搖擺的情況。不過，這些分類應該僅被看作具有實證意義上的表徵作用，而並非在概念上各具顯著特點，因為設計一套能夠既簡潔又準確地衡量黨綱不同程度變動的指標，是極其困難的。

儘管有這類頻繁甚至常常是根本性的變動，黨綱在憲章意義上的重要性，以及每當黨代會參與制定黨綱時其扮演的角色，在黨章和政治兩個層面上卻保持着不容置疑的地位。在黨代會上所決定的政治綱領，總是通過對於黨章的相應重制或修改，體現到黨章之中。1949年以後，這兩份文件的原則，又總是毫無例外都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憲法。這樣，問題就來了：一條鴻溝於是出現，一方面是，黨綱在經黨代會通過後，便在實踐中變得無足輕重，另一方面是，黨卻承認這種「無足輕重」是可以接受的，對領導人來說甚至還希望如此——這一持續存在的鴻溝，允許黨綱的憲章重要性被置於黨代會對綱領的討論和制訂過程之上。當然，不管哪裏，領導人都需要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調整政策，甚至變動綱領所規定的某些基本原則，這可以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中共黨章真的起作用，那麽，黨的領導人就必須遵循正當程序來尋求黨代會對這類重大變動的批准，或者至少應該在某一變化出現時徵求黨代會的意見。對這裏所討論的這套制度而言，在這方面，卻哪怕是象徵性地對黨代會表示尊重的姿態都很難找到。官方說辭與實踐政策之間的差異，也無法完全解釋這一現象，儘管這種差異在很多政治情勢中可以普遍觀察到，尤其是在政策制定與執行常常南轅北轍的中國。 (6) 作為「實踐意識形態」和一項綜合性的政策公告，黨代會通過的黨綱，與各項具體政策之間，進一步說也與政策的執行之間，經常是相互脫節的。這給中共留出了足夠餘地，在表面上遵守諸如黨代會所通過的黨綱中所做的一般性論述，而在現實中卻以實踐來偏離它們。然而，當會後政治實踐對黨代會通過的綱領的改變超出了政策調整的範圍，涉及到一些根本原則時，這就更加凸顯了黨代會因為自己矛盾的本質而面臨的諷刺：它在正式制度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它在非正式政治中所僅具的象徵性。

表4.1　非經黨代會的黨綱變動 1 2

表註 1 ：為了製表方便，這裏對歷屆黨代會黨綱所做總結的準確性顯然不可能那麽準確和周全。事實上，每一屆黨代會都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精心打造一個全面、複雜、詳細、多層次的黨綱；在1949年以後尤其如此，這時中共需要治理整個一個龐大的國家，並面臨不止一項任務。
2 本書於2014年完稿，尚需時日觀察和總結2012年秋召開的十八大通過的黨綱是否會有變動。
來源：筆者的研究與總結。
補註：本表中文版增加了十九大的條目，同時要在這裏給出對十八大的相關觀察，即，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中共的黨的綱領，屬於「大體未變」，但在實踐中出現了空洞化的傾向；十九大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可以看作是在這樣的空洞化中注入具有習近平和所謂「新時代」色彩的內容。

黨綱變化的歷史曲綫：權力政治和制度背書

這種諷刺並非一直都是這麽明顯。直到1927年，早期的黨代會幾乎年年召開，相鄰兩屆大會之間的短時間隔或許部分解釋了為什麽會間的黨綱變化既無必要，也不可行。領導人可以等到下屆黨代會再提出更改綱領，黨代會的重要性在這方面沒有遇到嚴重挑戰。此外，那時中共規模尚小，共產國際的基本綱領必須被作為根本指導原則而追隨。所有這些因素，都降低了在非黨代會場合變更黨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這一模式在1927年發生了變化，當時中共因為與國民黨的政治合作破裂而陷入政治危機。中共五大召開時，危機已經呈現，但這次會議所通過的政治綱領卻未能看清新形勢。幾個月後，在莫斯科的主導下，中共領導層於8月7日召開緊急會議，推翻了五大的政治綱領，決定轉向與國民黨進行武裝鬥爭，以此在中國建立中共自己的蘇維埃政權。 (7) 這一革命綱領的根本性再定位，儘管最終為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所批准，但卻開創了中共在修改政治綱領時實用主義地無視黨代會決定的先例。相應的，權力鬥爭意義上的政治也從那時開始浮現，並與對黨代會制度的罔顧交織相伴。六大決定的政治路綫，在莫斯科會議之後也並未得到尊重。從那時起直到1945年，黨的綱領在未經黨代會討論的情況下經歷了多次的曲折變化，而這段時間裏根本就沒有召開過黨代會。在這17年中，黨的領導層和黨的綱領都數次變化，直至毛澤東鞏固了自己的權力。

中共在組織上不斷發展壯大，在抗日戰爭期間達到空前規模； (8)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治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變得「成熟」起來。與這些一道，那種對莫斯科言聽計從的知識分子小組式的運作特點，自1945年七大召開便成為歷史。對毛和他的領導層來說，意識形態意義重大，但是他們卻從未教條主義地被源自歐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所束縛。 (9) 相反，「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被認為是制定綱領的唯一正確方法；並且，毛澤東思想即號稱是這種結合的成功產物，與馬列主義一道被尊奉為黨在理論和行動上的指南。然而，中共七大也凸顯了本書所關注的黨代會在決定黨綱的方式上的憲章性悖論：一方面，非正式政治具有巨大的潛能並獲得成功，這表現在毛澤東在1930年代後半期和1940年代前半期由此奪取並鞏固了權力，並且說服全黨接受了他的思想；儘管如此，非正式政治的運作卻仍然需要正式制度的背書，以將這些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成功加以合法化。另一方面，在獲得這種憲章性質的「背書」之後，領導人卻下決心要避免讓這種憲章性背書超出可控範圍，嚴防其象徵性作用變成實質性作用。這種關係似乎已經發展成了一種「愛恨交織」的心態。自那以後，中共領導人在面對黨代會時既愛它，因為它在批准他們的黨綱時所具有的憲章重要性；但同時也恨它，怕它的憲章權威得到充分實現。因此，從那時起，他們開發出一整套的措施，讓這種心態變得制度化和可操作化。這些措施便包括在位領導人的政治報告在黨代會議程中的中心地位，及政治報告在定型代表們圍繞綱領所做的討論上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執掌中共期間，毛澤東通常能夠馴服黨代會，籍此彰顯自己不僅是政治領袖，更是黨的意識形態之王。但還是有一次，挑戰集聚到了一定程度，以至於毛在制定黨綱時不得不向自己並不喜歡的想法做出讓步。這件事發生在1956年9月，當時，中共八大以强調「落後的生產力」同「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這樣一個決議，批准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並勾畫出通過現代化來解決這些矛盾的藍圖。 (10) 正如本章稍後將會詳細展示的，八大一次會議之後，毛轉而動用政治手段，發動了一系列群衆運動，其中包括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增强鼓吹自己主張的力量。正是通過這樣的政治手段，而不是黨代會的任何行動，使毛能夠推翻關於黨綱的憲章性決定。然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之後的發展，即：毛仍然需要黨代會來背書他最鍾愛的「階級鬥爭」原則，使其成為黨的「基本路綫」。1958年5月，八大舉行了第二次會議，參會代表原封未動，但是他們卻拋棄了自己在1956年通過的黨綱，轉而接受了毛的新版本。 (11) 這當然是政治上而非憲章上的勝利，因為新的憲章性決定只不過認可了毛在政治鬥爭中已經獲得的成果。

然而，毛在晚年還是儘量避免進行這種違背黨代會意志的「攻堅戰」。為此，他選擇更加在意地操控黨代會制度，以確保它毫無懸念地批准自己的綱領。九大和十大所通過的黨綱，都與毛澤東的「革命路綫」相一致。 (12)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如上帝一般站在權力和聲望的巔峰時，毛也從未嘗試完全廢除或哪怕是中止這麻煩多多的黨代會。相反，儘管其運作徒有其表，中共黨代會在整個毛時代都保持了其所有的制度魅力和政治榮耀。

毛之後的過渡領導人華國鋒同樣能夠操控中共十一大批准自己的綱領。但是，他的綱領同華本人的黨主席職位一道，隨着鄧小平重回領導層，很快就在未經黨代會決定的情況下被改變了。鄧時代又多次見證了黨代會之後對大會通過的、涉及黨的基本政治方針決定的變動。這包括「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即從十一大所決定的綱領向十一屆三中全會所決定的「現代化建設」的里程碑式的轉變； (13) 也包括十二屆三中全會所做出的、本質上與十二大政治決議相左的〈關於城市經濟改革的決定〉； (14) 還包括違背了十三大開展政治改革的憲章性決議的1989年天安門鎮壓。 (15) 黨代會五年一屆的規律化召開，較之毛時代極不規律的會期，在減少非黨代會途徑更改黨代會所決定的黨綱的必要性上，甚至哪怕僅僅是在減少這種更改的頻率上，都沒有好到哪兒去。縱觀整個鄧時代，可以發現兩條並行的軌道貫穿其中：黨代會仍舊像往常一樣制定綱領，同時黨的領導人也像往常一樣依然在非黨代會場合改變黨綱；二者並行不悖，儘管從章程意義上來看互不相容。後一條軌道在實際政治中當然要比前一條更為重要，並且常常重要到由之決定黨的政治方向。

後鄧時代的中國政治目睹了更高程度的制度化，但黨代會的決定仍然未有足夠權威可以約束黨領導人忠於大會所通過的政綱。正如本章將要研究的，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制定了親商的政治綱領，要將資本家吸納到中共中來，但同一屆黨代會所選出的新領導層的會後實踐，卻是圍繞着「科學發展」這一主題而展開，因而强調改善非商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儘管如此，黨代會的政治重要性，與無視黨代會的決定這種現象一道也有所增加。這種兩難情形在更為晚近的歷史形勢下仍在延續。

誰來作報告？誰來寫報告？

自毛時代以來，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的起草，就成了為黨代會在意識形態導向和綱領制定方面做準備的主要手段。誰來作這個報告，同樣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決定，因為這位報告人象徵性地代表着中共中央的權威，而且在多數情況下，他（而非她，因為迄今尚未出現過女性報告人）代表中央委員會而握有解讀官方意識形態並為制定黨綱作出貢獻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黨代會舞台上的領銜主演，經常成為吸引會內會外關注的焦點。政治報告的極端重要性還體現於它在大會議程的優先性上：它總是議程的第一項。

起初，現屆的中央委員會向黨代會提交多個報告。但是，如表3.8所示，相對於其他報告，政治報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以至於達到這樣一個極端程度，那就是：最近幾十年，其他所有報告都被從大會議程中剔除，僅剩下政治報告，作為在任領導層向黨代會所作的唯一報告。比如說，在中共七大上，中央領導人作了三個主要的報告，包括毛澤東的政治報告、朱德的軍事報告和劉少奇關於黨章修改的報告。 (16) 這樣的安排似乎多多少少地是當時黨集體領導的一種體現，在這種集體領導下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此後，劉少奇成了1956年和1958年八大兩次會議政治報告的報告人，這突出了當時他作為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的地位。鄧小平也在八大一次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即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這有助於向代表們傳遞一個强烈的信號，即鄧將在八大所要產生的新一屆領導集體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實上，在這次黨代會上，鄧出任了黨的總書記，成為黨主席之下的黨務首席執行官。八大會議上的第三個報告是周恩來作的，關於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此後直到鄧小平主宰領導層以前的幾屆黨代會，通常每屆聽取兩份報告：一份是政治報告，另一份是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作報告的人，正如表4.2所示，明顯在當時的領導層中享有崇高地位。

表4.2　九大至十一大的報告致辭人

屆次（年份）

政治報告致辭者

黨章修改報告致辭者

九大（1969）

林彪

［無此報告］ 1

十大（1973）

周恩來

王洪文

十一大（1977）

華國鋒

葉劍英

表註 1 ：康生就黨章修改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講話。見康生：〈關於黨章的發言〉（1969年4月14日）載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295-300。
來源：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

表4.3　1982年以來歷屆黨代會的報告致辭人

屆次（年份）

報告致辭者

致辭者的職位

十二大（1982）

胡耀邦

在任黨魁（主席）

十三大（1987）

趙紫陽

在任黨魁（總書記）

十四大（1992）

江澤民

在任黨魁（總書記）

十五大（1997）

江澤民

在任黨魁（總書記）

十六大（2002）

江澤民

在任（並即將離任的）黨魁（總書記）

十七大（2007）

胡錦濤

在任黨魁（總書記）

十八大（2012）

胡錦濤

在任（並即將離任的）黨魁（總書記）

十九大（2017）

習近平

在任黨魁（總書記）

來源：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人民日報》：2012年11月9日。
補註：本表中文版增加了十九大的條目；資料來源見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2017年10月18日發布，2018年2月15日瀏覽。

包括十二大以來的歷屆黨代會，都將報告數目縮減至一份，因此「政治報告」的叫法變得多餘，但習慣上還這麽用。自那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慣例，即由在任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作報告，哪怕他會後即將離任（見表4.3）。與毛時代由既定接班人作報告的慣例相比，這是一種微弱的進步，因為毛時代的那種做法强烈地透露出誰應該被選進新領導層，對隨後進行的領導人選舉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黨內精英圍繞意識形態的、政治和事關重大政策的多種事宜的共識尋求，早在黨代會開幕前就通過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而達成，而不是通過黨代會會議期間代表的討論。黨中央一旦決定要召開黨代會，它所採取的第一批步驟，其一就是設立負責起草政治報告的工作班子。 (17) 被選定的作報告人通常會被指派來負責這一起草過程，當然這方面也有不少例外。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上，這一過程還沒有那麽制度化，加之黨的領導人自己常常就是黨內數一數二的意識形態思想家和經驗豐富的寫手，這與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單一領導人的個人寫作在起草過程中佔了很大的分量。毛時代將小組作業加進了領導人的個人起草，使這一過程變為一種共同努力。就七大來看，當時成立了幾個起草委員會，但它們卻並未真正履行自己的職責。 (18) 在秘書、黨內理論家和黨的新聞工作者的幫助下，個別領導人承擔了起草自己要作的報告的主要責任。舉例來說，毛起草了他自己的報告稿，雖然當時他已經有了一個陣容强大、包括頂尖黨內理論家陳伯達和胡喬木在內的秘書班子。 (19) 不過，毛沒有在大會上宣讀這份報告。相反，毛的報告提前發給了代表們，毛在這個基礎上對書面報告中的一些問題做了解釋，並就政治路綫、黨的政策和黨的建設這三個重大問題作了口頭報告。 (20) 朱德本人並非「秀才」（這一中國傳統詞彙大體意指學者，中共領導人喜歡用它指代知識分子），因此他找了像胡喬木這樣的一些理論家，要他們幫助起草自己要作的軍事報告，而那個軍事報告起草委員會明顯僅是名義上的，沒起任何實際作用。 (21)

八大召開之前的報告起草過程，將在下一節詳細探討。不管怎麽說，這一過程都呈現出一種愈益正規化的趨勢，而起草委員會的作用變得越來越大。不過，通觀整個毛時代，這種趨勢還沒有佔據壓倒地位，常常是個別的起草人而不是起草小組，承擔報告起草的責任。就九大來說，最初是陳伯達獨自承擔了政治報告的起草，而預定要在黨代會上作政治報告的林彪負責此事。 (22) 可是，毛不滿意陳的稿子，轉而找了張春橋和姚文元；張、姚二人同樣也起草了十大的政治報告。 (23) 根據記載，張、姚二人接受了為九大起草政治報告的任務後，林彪甚至懶得親自參與報告的形成。據說林對政治報告定稿的內容非常不滿，以至在九大上故意用乾澀的腔調向大會照念稿子，以示不悅。 (24) 幾個月之後，造成林彪垮台的運動登場，首先便是在廬山會議上對陳伯達進行批判，而陳被指控的錯誤之一（不久之後也成為林的錯誤之一），就是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提出了所謂「唯生產力論」，即强調生產力的首要和獨特的重要性。當林和陳被作為「反黨集團」聯繫在一起時，他們在九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的合作，又被增加為一項對二人的指控。

在後毛時代的中國，中共中央的文件起草（包括黨代會的政治報告的起草）呈現出兩個相輔相承的特點：一來，團隊合作愈發正式化；二來，由新崛起的一批黨內知識分子擔綱。1980年代初期，這時已經擔任了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仍然承擔這類事務的主要職責，尤其是十二大政治報告的起草。 (25) 然而，在籌備十三大的過程中，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首席秘書鄭必堅，領導了報告起草小組，直到1987年1月胡被迫下台。 (26) 趙紫陽被任命為代理總書記後，派自己的首席秘書鮑彤負責報告起草，同時把鄭留在小組中作為鮑的主要副手。那時這一起草小組有十來名成員，其中有幾位屬當時30歲出頭的年青一代。 (27) 鮑和一些年輕的改革派於1989年遭到清洗，而鄭卻設法獲得了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這些新任領導人的信任，因此成為從十四大開始直至晚近中共中央文件起草的主要智囊。 (28) 後天安門時代也見證了許多同黨內意識形態上的保守勢力有密切聯繫的人士被選入黨代會報告起草班子，但1980年代湧現的不少經濟學家和黨內知識分子，仍然是這些起草小組的骨幹力量。 (29)

從中共十六大的籌備開始，政治領導人也加入到上述結構之中，使得報告起草的團隊工作被進一步正規化或官僚化。這就將起草小組從一個由黨內知識分子構成、執筆草擬報告的任務編組，轉變成了這樣一種雙層安排：其中一些黨內高層領導人對起草過程負起監工的政治責任，而他們手下的黨內知識分子，現在被稱為「工作班子」，則負責把政治領導人的想法轉化為報告的文本。 (30) 他們共同構成了「起草小組」。 (31) 比如說，在十六大的籌備過程中，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胡錦濤，被任命為報告起草小組組長；胡更重要的身份是：他是內定的新黨魁，即將在十六大上就任黨的總書記。 (32) 五年後，已經擔任總書記的胡再次擔任此職，任命自己負責十七大報告的起草工作；同時，兩位現職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和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被增加為副組長。起草小組的成員包括了來自中共中央機關、國家機關和解放軍的幹部，還有地方官員以及「專家學者」。 (33) 十八大沿用了這種方法，這一次是由被指定的總書記接班人習近平擔任起草小組組長，並由李克强和劉雲山擔任他的副手，而這兩位也預定要在十八大上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34)

如今這樣的一個起草小組是如何工作的呢？根據新華社的會後報道，為準備十七大，報告起草小組於2006年12月11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首次會議，胡錦濤在會上闡述了政治報告應當圍繞哪些原則展開。 (35) 起草一共耗時十個月，期間胡主持了六次政治局常委會議和兩次政治局會議，商討起草工作並討論報告的多次修改稿。此外，胡還經常主持起草小組的會議，而起草小組共開了十次會。同時，工作班子舉行了40多次會議，形成了報告的50多次修改稿。 (36) 為準備十八大，2012年4月13日至20日間，胡錦濤用了五個半天的時間，在懷仁堂聽取了來自38個課題組的11份調查匯報。習近平不僅與胡一同聽取了這11份匯報，還在5月11日至14日間又用兩個半天的時間，聽取了另外四份調查匯報。二人都對十八大報告所闡述的內容提出了許多「指導性」意見。隨後，在5月24日至6月25日這一個月的時間裏，政治局常委會兩次舉行會議，中央政治局一次舉行會議，用來討論報告稿。在整個過程中，政治局常委會共用了四次會議、政治局用了兩次會議來討論報告。此外，習近平主持了八次起草小組會議，並且所有現任政治局常委和委員都對起草工作貢獻了「重要意見」。 (37)

從黨代會前的共識凝聚到黨代會的象徵性批准

以上種種都表明了中共領導人對黨代會報告的起草過程極其重視，而這一過程事實上就是精英們就黨的綱領審慎協商和凝聚共識的主要機制。大體上，這樣的審慎協商和共識凝聚，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來觀察：報告起草前期的調查研究；最高層領導人對報告草稿的審議及相應的修改；以及在最高領導人原則上同意報告稿後，在更廣範圍的精英中所展開的徵求意見。下文將逐一簡要討論。

自毛時代以來，調查研究常常被認為是中共在決策時的一種主要工作方法。黨代會開幕前為報告的形成而進行的調查研究，通常由報告撰寫人完成，但有時，並愈益常見的是，政治領導人也參與其中。通過進行調查與研究，領導人嘗試熟悉黨的工作各個方面的近期發展，從黨和國家的職能機構那裏了解實情和意見，以在制定黨的綱領的過程中提出自己的創見。正如下文的案例分析所將展示的，調查研究經常是個很長的過程，這期間中央領導層會對黨代會報告的起草提出指導方針，這實際上也就是關於黨綱制訂的指導方針。政策辯論也可能在這一階段出現，但卻極其少見，原因在於，正如第三章已經指出的，如果對大會議程或黨的新綱領的原則還存在根本分歧的話，中央領導層是不會下令籌備黨代會的。因此，調查研究是圍繞最高領導人已經就重大事項所達成的共識而展開的，它的作用在於把實踐內容嵌入領導人已經搭好的原則框架之中，而不是要建立別的框架。比如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調查研究是按照時任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已經闡述的有關黨代會報告的原則而展開的；在「調查、起草，再調查、再起草」的口號下，調查研究是與整個起草過程相互交織的。據報道，在這一階段上，共有超過100個調研組被派往全國大約1500餘個單位尋求意見。 (38)

領導人對報告草稿的討論是最為重要和具有決定性的一個環節。這也是一個高度秘密的過程；關於領導人是怎樣評論報告草稿的，極少有信息向外界披露。不過，在下面的案例研究中，圍繞報告形成的這一關鍵階段，有一些資料可供分析，此處不贅。

在近來的做法中，隨着政治報告的起草進入最後幾輪的修改，中共領導人經常會做出某些努力，一般是通過在更廣範圍內向不同層級上、多種但等級架構內的政治精英們徵求意見，以進一步尋求共識。可以說，在黨代會開會之前，在擴大了的精英圈子中達成共識凝聚，是中共黨代會的最新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現在，這個圈子常常囊括了省部級主要領導人，重要城市、企業和隸屬於中共的所謂「群衆團體」的負責人，「衛星黨派」（官稱「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還有一些學界領袖。此外，一些即將參加新一屆黨代會的代表，也有機會在報告尚未正式向黨代會作出之前先睹為快，並向起草小組反饋他們的意見，以便「完善」報告稿。起草小組還可能會邀請十來名所謂「一綫群衆」，包括工人、農民、教師、技術人員、農民工等在內，為報告草稿貢獻意見。但這是一種高度象徵性的姿態，目的是來一場「公關秀」；不論是怎樣選擇這個極小數目的幾個普通民衆，還是關於他們可以提供什麽樣的評論，都是受到黨的有關職能部門的嚴密控制的。以十八大來說，共有4511人參與了會前針對政治報告的這種意見徵求，共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2400條（包括重複意見）。根據新華社報道，最具批評性的建議是像下面的這種：在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問題上，建議由原來的「平等接受義務教育」改為「平等接受教育」；在社保方面，提出用「社會保障」代替「社會保險」的表述。 (39) 儘管新華社認為這些詞語表達的修改「意味深長」，但事實上最多也只是細枝末節且作用有限。

到了黨代會開會聽取政治報告時，故事便更加簡單了。我們已經知道，代表們被組織在代表團和小組中來討論報告，這種討論實際上更多地是對黨中央在未來幾年中黨的工作的意圖加以學習與領會，而不是批判性地審議。從規範上講，代表們是被允許批評中央的黨代會報告的，但是，在實踐中，至少自1920年代之後，對政治報告的嚴肅的、重大的質疑或挑戰，從未在黨代會上出現過。 (40) 代表們知道如何對報告的修改提一些無關痛癢、常常是技術層面上的建議，他們也常常會試圖在報告中加上幾個詞，以便報告能夠提及自己所負責的那部分「黨的事業」。以十二大為例，作為改革年代召開的首次黨代會，這次大會以思想開放著稱。可是據透露，作為政治報告主要起草人的胡喬木，拒絕採納代表們提出的意見，只是修改了幾個用詞。 (41)

做出決議以通過政治報告，是黨代會的例行公事，它也向來不辱使命。儘管這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舉動，但它在憲章意義上背書了報告所闡述的政治綱領；而通過這一背書，黨代會本身也就在名義上成為在決定黨的意識形態方向、政治路綫、以及用來執行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針的政策綱要上擁有最高權威的組織。似乎並沒有哪位代表真正在乎這個決議，因為在整個中共歷史上都沒有記載過哪怕曾有一例對這種決議的反對，儘管事實上黨持續經歷着內部的意識形態分歧和政治爭吵，而在毛的時代尤其如此。正如後文將要討論的，即使毛澤東本人對中共八大批准劉少奇政治報告的相關決議的內容實際上是不滿的，但他在會議上也選擇了暫時妥協。這無疑彰顯了一個關於黨代會對自己所制定的政治原則採取兩面派態度的諷刺性的事實：會前關於原則的討論認真而嚴肅，而會上卻甚為隨隨便便地就讓相關決議得以通過。

可以解釋這種矛盾的，是一個兩重的命題：一方面，作為一個如此莊重的場合，黨代會不會允許分歧發展到破壞黨的象徵性團結、妨礙大會取得預期成功的程度；另一方面，黨代會是一個如此有名無實的機構，以至無法提供可行的規範、規則和程序，讓代表們針對實實在在的問題開展嚴肅認真的辯論。而掏空黨代會制度的，就是在準備和舉行黨代會的各個階段上、包括在報告的起草形成和徵求意見等階段，所進行的政治操控。這兩個方面進一步彰顯了黨代會作為舞台劇的同一屬性：它就是一部依劇本按部就班的華彩演出。任何真正意義上的衝突，都必須等到演出謝幕之後，才可能尋找別的方法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解決。這是本節概述掠過未談的，因為這類政治解決是依環境而定的；但以下幾節將會以中共八大、十三大和十六大作為三個個案案例，來探究會後政治是如何違章地「重新制定」黨的綱領的。

經濟發展還是階級鬥爭：八大兩次會議之間的政治轉向

中共八大於1956年9月15日在新落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禮堂召開。 (42) 大會聽取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並在13天的會期結束時，通過了一個異乎尋常地長篇而詳細的政治決議，批准了報告。在總結劉的報告時，決議認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現實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決議決定，為了解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應當領導全國實現工業化。 (43)

然而，這一綱領不久之後即被推翻。在1957年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表態，八大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是「不對的」。與八大決議相抗衡，偉大領袖堅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44) 1958年5月，原班人馬的八大代表，舉行了黨的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同一屆黨代會的第二次全體會議。這一次，黨代會所制定的政治決議，採納了毛的看法，强調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黨的中心任務。 (45)

在如此短時間內出現黨的「基本路綫」的急轉彎，並不是因為1956年八大一次會議所制定的黨的綱領沒有經過領導人的充分討論。相反，那次會前圍繞黨綱制定所展開的調查研究，是被黨視為典範的。當時毛、劉二人都親自深入進行了調查研究，以在黨內精英中尋求政治共識。所以說，從1956年的八大一次會議到1958年的八大二次會議之間所出現的黨綱變化，是政治調度和制度操控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提供了一個突出乃至戲劇化的案例，可以理解中共黨代會的那種政治和制度，包括：會前商討是如何精心地進行的；黨代會是如何全盤接受在位領導層所已經達成的政治共識的；而最重要的是，後來黨代會如何被操控而接受偉大領袖的看法，不管這種看法與此前的大會決定怎樣相互矛盾。隨後的小節將逐一探討這幾個問題。

1956年八大會前的共識凝聚：領導人的調查研究和政治報告的形成

當中共領導人於1955年秋決定召開八大時，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後文稱為「政治報告」 (46) ）隨即成為衆多事項中的頭等大事。作為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被委派負責報告的起草工作。根據鄧小平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將在此次全會結束後全面動對八大議程上各項事項的準備工作。 (47) 因此，從1955年入冬開始，劉少奇便把主要精力投放到了報告的起草工作上。12月5日，劉主持了一個由100餘名高級幹部參加的會議，參會者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共中央各部門和國家部委的負責人以及解放軍將領，會議目的在於傳達毛就即將召開的八大的主題所做的指示。毛指出，八大的準備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以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 (48) 為了貫徹毛的指示，劉設想，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也要與各個部門的工作結合起來」，而他本人準備找各部門的同志個別談談。 (49) 12月7日，劉開始了系統性的調查研究，聽取了來自黨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下轄各部委的匯報。 (50) 表4.4是一份記錄，列出了1955年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之間，劉與來自32個黨政部門的負責人舉行的座談會。據一位參加了上述所有會議的劉的助手回憶，劉對涉及到的每一個領域都展開了深入的調查。 (51) 據官方歷史記載，這些座談會經常從白天持續到次日淩晨，期間劉做了詳細的、多達幾萬字的筆記。 (52) 這些調查讓劉對實證數據與全國概況心中有了數，之後則發展成為政治報告的基礎。 (53)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於1956年1月中旬從華南途徑河北省的一些城市返京，在聽薄一波說起劉少奇的這些活動後，決定也照劉的辦法做。 (54) 毛照搬了劉的調查模式，在2月中至4月底間聽取了來自34個黨和國家部委的報告。 (55) 表4.5對此做了撮要。

表4.4　八大籌備期間劉少奇的調查研究（座談日期與參加者）

1955年12月7日

國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城建總局局長萬里

12月8日和10日

一機部部長黃敬；二機部部長趙爾陸；三機部部長張霖之

12月9日

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廖魯言、劉瑞龍、魏震五

12月12日

煤炭工業部部長陳郁

12月13日

電力工業部部長劉瀾波

12月14日

地質部部長李四光，副部長劉景范、宋應

12月15日

建築工業部部長劉秀峰，副部長周榮鑫

12月16日

重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副部長呂東

12月22日

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

12月27日

地方工業部副部長張勁夫

12月28日

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錢之光、張琴秋

12月29日

輕工業部部長賈拓夫

12月30日

手工業管理局局長白如冰，副局長鄧潔

12月31日

財政部部長李先念，副部長金明

1956年1月2日

糧食部副部長陳國棟、陳希雲、喻杰

1月3日

商業部副部長姚依林、王磊

1月4日

商業部副部長姚依林；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張龍、鄧辰西、鄧飛

1月5日

外貿部部長葉季壯，副部長解學恭

1月6日

農產品採購部部長楊一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曹菊如，副行長陳希愈

1月7日

勞動部部長馬文瑞，副部長劉子久、毛齊華

1月8日

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副主席劉寧一

1月26日和27日

國家計委領導幹部

2月16日

鐵道部部長滕代遠，副部長劉建章、余光生

2月17日

交通部副部長李運昌、朱理治、馬輝之

2月18日

郵電部副部長范式人、鍾夫翔

2月21日

民航局局長鄺任農，副局長李平、沈圖

3月5日

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峰，副部長劉愷風、劉子載

3月6日

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柳湜

3月7日

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張凱、傅連暲、崔義田

3月8日

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陳克寒、劉芝明、夏衍

3月9日

國家體委副主任蔡樹藩、榮高棠 1

5月28日

新華通訊社負責人吳冷西、朱穆之、繆海稜、鄧崗、石少華；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負責人梅益等

5月（日期不明）

中央黨校主要負責人

5月（日期不明）

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要負責人

表註 1 ：一項中共組織的研究說，截止1956年3月9日，劉先後同37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座談（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27），卻沒有給出完整的清單。
來源：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27-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67。

表4.5　八大籌備期間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座談日期與參加單位）

1956年2月14日

國務院第三辦公室（主管重工業）

2月15日

電力工業部

2月16日

石油工業部

2月17日

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

2月19日

建委

2月20日

建工部

2月21日

二機部、城建局

2月22日

二機部

2月25日

重工業部

2月26日

石油工業部

2月27日

地質部

2月29日

煤炭工業部

3月1日

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管輕工業）、紡織工業部

3月2日

地方工業部

3月3日

輕工業部

3月4日

手工業管理局

3月5日

國務院第六辦公室（主管交通、郵電）

3月6日

鐵道部

3月8日

交通部

3月9日

郵電部、民航局

3月13日

國務院第七辦公室（主管農林水利）

3月15日

農業部

3月16日

水利部

3月17日

林業部、氣象局

3月19日

國務院第五辦公室（主管財政貿易）

3月26日

商業部

3月27日

外貿部

4月8日

農產品採購部

4月9日

財政部

4月10日

人民銀行

4月18、19、20、21、22日

國家計委

來源：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68。

圍繞這兩張表格，有四點可以强調。第一，長長的單子，清楚地顯示了在黨代會籌備過程中，中共最高領導人在思考和商討政治綱領時的嚴肅性。以上表格實際上並沒有全部列出最高領導人在這方面的其他相關活動。以毛為例，在表中所列的談話之後，他還與一些地方黨委書記進行了類似的談話。同時，許多地方黨委和200多個工廠，也被要求上交書面匯報。 (56) 此外，在這期間，其他的領導人也通過各種方式展開了調查研究。 (57) 中共支持的研究一致認為，八大之前毛澤東和劉少奇所進行的調查研究，「是建國以來中共中央對經濟建設中各方面問題進行的時間最長、內容最系統的調查研究」，這對於八大制定「正確的」政治綱領「作了重要準備」。 (58) 第二，主要領導人在這一過程中配合良好。時任劉少奇秘書的鄧力群在多年後强調，毛採用劉開展調查時所用的「工作方法」，證明了兩位領導人之間「工作是很協調的」。 (59) 同時，劉、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和其他幾位黨的全國領導人，也參加了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其中劉參加了毛與林業部、國家氣象局、商業部、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的談話。 (60) 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認為，當時毛與劉之間，還有同其他領導人之間，是「合作得很好」的。 (61) 第三，很明顯，毛及整個領導層在調查過程中都將注意力主要放到了經濟事務上——後面我們會回到這一點上來。第四，正是在這一調查研究過程中，領導層形成了那些後來成為八大政治報告主題的想法。在調查研究過程中，以及在後來的政治局相關討論過程中，毛萌發了一個想法，那就是他後來闡述的「十大關係」。他在4月25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5月2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兩次就此作了報告。這兩次報告後來形成一篇題為〈論十大關係〉的文章發表， (62) 此文已經成為中共的經典經濟文獻。鄧力群還記得，劉少奇在聽到毛關於「十大關係」的首次講話後非常興奮，於當晚10點召集八大報告的起草者開會，指示他們將毛的想法作為政治報告的主題。 (63)

以上幾點凸顯，政治報告的形成過程，就是高層領導人之間形成共識的過程。起草人的人選安排，也同樣能說明這一點。以八大為例，劉少奇任命了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和胡喬木擔任主筆人，加上幾個資歷較淺的理論家做他們的助手，其中包括劉本人的政治秘書鄧力群。 (64) 後來，政治局於1956年5月12日批准了一份兩個起草小組的名單，分別是政治報告的起草小組和黨章修改報告的起草小組。這份名單由當時負責黨中央日常運作的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提出。可是，這種將報告起草過程正式化的舉措，並未改變上述的報告起草方式，而僅僅是把更多的領導人捲入到這一起草過程，從而使領導人通過準備政治報告而在形成共識上的合作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制度化。 (65)

毛和劉之間的分歧那時確實已經浮現，但分歧的焦點不在於經濟發展對黨的重要性，而在於怎麽推動經濟發展。毛澤東對「反右傾和反保守主義」的强調，刺激了1956年夏天的經濟過熱。為了應對這一局面，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不得不採取一系列措施為經濟降溫。結果是，他們批評幹部們的「急躁冒進和冒險主義」，而毛卻認為這話不中聽。在1956年，政治上出現了一個轉折，從聚焦毛的「反右傾保守」這一在1955年佔據上風的主題，轉向了「反急躁冒進」。 (66)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毛在八大籌備中，包括制定黨綱上失去了主導權。從7月初到9月，毛主持了19次政治局和起草委員會會議，討論八大報告的多份草稿，而劉少奇參加了所有這些會議。 (67) 在此期間，毛還就八大報告的內容與劉頻繁交換信件，其中毛就此給劉的最晚一封信的日期是9月14日，也就是八大開幕的前夜。 (68) 不論如何，就圍繞政治綱領形成共識來講，八大一次會議絕不是一次失敗的大會；恰恰相反，在促進展開調查研究的機制、領導人之間的商討、和精英層的共識凝聚等多方面，它都被中共視為最為效地完成了相關過程的會議之一。而且，八大還被特別說成是以「民主」的方式完成上述任務的。 (69)

黨代會對政治綱領的批准：政治決議作為焦點

與其他歷屆黨代會一樣，中共八大並沒有做多少事情來讓黨代會代表們商討黨的綱領。如所預期，劉少奇9月15日在開幕式上作的政治報告，得到了代表們的熱烈掌聲和一片讚揚。113名得到在大會全會上發言這一寶貴機會的代表，無一例外地首先表示對政治報告的讚同；他們僅就如何貫徹執行政治報告中所闡述的綱領提出了看法。 (70) 作為例行公事，大會在9月27日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採納政治報告的決議。 (71)

然而，這一決議卻引發了一場爭議，其所出現的原因被中共歷史學家稱為「八大懸案」。 (72) 這演變成一場爭議的原因在於，八大結束之後，毛澤東開始質疑八大政治決議的措辭及其準確性，乃至相應地質疑決議關於「主要矛盾」的判斷。歷史證據顯示，八大的政治決議是在毛本人的領導下準備的，是毛的秘書陳伯達和胡喬木起草了這份決議。9月17日，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後僅一天，代表們才剛剛開始討論報告，陳、胡二位即開始準備八大的政治決議。 (73) 這也表明，代表們被預設不會對報告產生任何異議，而且他們的意見也不重要。毛本人提出了決議應該闡述的主要想法，那就是强調「落後」與「先進」的矛盾； (74) 隨後，毛親自修改了決議的數稿，並審閱了決議的所有修改稿。 (75) 根據鄧力群的回憶，9月26日晚，起草小組連夜準備政治決議的終稿，胡喬木與陳伯達二人劃分了各自的責任，分別負責決議的政治部分和經濟部分。任務完成後，二人立即將手寫稿呈送毛。 (76) 9月27日淩晨兩點，毛將政治決議定稿；這份定稿在幾個小時後為八大大會所通過。 (77)

這裏並不適宜去探究為什麽毛後來卻反對八大政治決議這一謎團。但不論如何，當中共在1956年慶祝八大的「偉大勝利」時，毛卻告訴手下，自己整個一年心情不舒暢。 (78) 在1956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毛抱怨說：「人人都擁護八大，不擁護我。」 (79) 毛為什麽不高興？毛為什麽把自己與八大對立起來？筆者認為，當時有兩件事情的發展，可以幫助理解毛的抱怨，並相應地理解毛大膽採取行動推翻八大所決定的政治綱領。第一件事是，八大通過的黨章和黨綱删除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指導方針」的表述。這麽做的原因也許有很多，而且毛可能也同意了，但很難想像這麽做會讓毛高興。 (80) 八大還批評了個人崇拜， (81) 而在1956年3月，針對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毛堅決地維護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82) 另一件事則有關如何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比起官僚式的國家計劃來，毛更加偏愛群衆運動。相應的，毛不喜歡蘇聯模式， (83) 因此樂於看到赫魯曉夫在這方面對斯大林的批評，認為這有助於破除中國幹部對蘇式經濟管理的迷信。毛認為那種迷信已經走向極端；用毛的話來講，「蘇聯人的屁也不都是香的。」 (84) 不論如何，專家們發現，八大將毛置於一個不利的境地。 (85) 正如我們馬上要看到的，當毛奮起反擊時，這兩件事情在現實政治中相互匯聚到一起，導致了1957年和1958年所分別發生的反右運動和大躍進。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經過這兩場運動，毛是如何利用政治支配和制度操控而最終讓八大就黨的政治綱領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的。

從政治運動到黨代會再次開會：違憲運作，一次制度「政變」？

中共官方歷史學家將1956年之後的那幾年描述為一次「歷史轉折」，在此期間，中共沒有繼續堅持「提高生產力」這一「正確方向」，階級鬥爭代之主導了黨的事業。 (86) 這是怎麽發生的呢？本章認為，八大之後到1958年的這段大會休會時間非常關鍵，戰略性的政治手段在此期間以超越黨代會會議程序的程度創造了制度操控，從而得以把新的黨綱强加給八大二次會議。

出於各種原因，中國在1956年的下半年出現了這個新政權下罕見的社會動蕩。根據不完全的官方數據，僅在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之間，全國發生了一萬多起工人罷工和大約同樣次數的學生抗議。 (87) 包括毛在內的領導人最初採用的回應手段在中共政治中司空見慣：維穩和鎮壓。在1957年1月18日至27日召開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毛將中國的抗議活動與蘇聯的「修正主義」聯繫在一起，並且輕蔑地把示威群衆看作「螞蟻」。他說：「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麽一些螞蟻出洞；要從最壞的可能設想，準備出『匈牙利事件』。」 (88) 毛在這一輪社會動蕩中發現了新的證據，驗證了自己「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存在階級鬥爭」的看法。 (89)

然而，毛卻突然改變了自己對這次社會動蕩的看法。2月27日，他作了題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著名講話，認為幹部的「官僚主義」是群衆抗議的主要原因，因此把矛頭指向了黨的幹部，而不再是指向抗議者。他之前那種要準備「最壞的可能」的呼籲，為一種樂觀口吻所取代：「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裏，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 (90) 至於怎麽做，毛提議「整風」。用毛自己的話來講，「整風」是中共歷史上的「有效方法」，可以「把壞事轉變成為好事」，並使「無權將變為有權」。 (91) 回頭來看，因為我們知道毛通過延安整風而在七大上獲得了政治勝利，則毛的態度變化可謂意味深長。

接下來的一個月裏，毛澤東開始「放」（即「釋放」或「開放」對黨與國家的批評，相對的則是「收」，意味着「收緊」這種批評）， (92) 然後他離京到南京、上海和杭州視察。 (93) 在接見當地幹部時，毛將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街頭抗議等行為解讀為「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並且問道：「共產黨、國民黨還有民主黨派，誰害怕批評？」 (94) 明顯暗示中共並不懼怕來自人民群衆的批評。4月19日，毛親自撰寫了一份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地方領導人在15天內上交報告，回答一些尖銳的問題，比如「你們對人民鬧事採取了什麽態度？」「黨內某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是否開始有所變化？」毛指責「黨內某些人」，認為他們採用了國民黨的做法，存在着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把人民當敵人，採取打擊壓迫方法，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衆路綫，所謂和群衆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衆疾苦，對於這些人來說，只是騙人的空話。 (95)

在經濟領域，毛現在開始在統治精英內部表達自己對於「反冒進」運動的不滿。1957年1月18日，毛告訴一些省委書記，去年的反冒進造成了「右傾」——「右傾」這一術語在中共的行話中意指錯誤的政治路綫。 (96) 在通過反右運動佔得政治先機之後，毛於1958年1月在南寧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將著名的經濟保守派領導人陳雲撤職，並迫使周恩來請辭總理職務（儘管最終沒有接受周的辭職）。 (97) 他還在會上指着薄一波的鼻子，指責他在經濟管理上的「右」傾。 (98) 隨後，毛發動了大躍進這一體現他的風格的運動，用群衆動員的方式來推動經濟發展。

這裏並不是詳細討論反右運動的政治動力學的合適場合，但此次運動在八大兩次會議之間中國政局走向之中的樞紐位置，卻應當予以强調。 (99) 這次運動本身也經歷了一個急轉彎，即從起初所謂「百花齊放」的爭鳴運動突然轉成了對於敢言知識分子的鎮壓。而要理解這一轉變，我們需要將其與毛試圖奪回他認為自己在1956年八大一次會議上在黨的領導層失掉了的政治主導地位所採取的整體戰略聯繫起來。在轉向鎮壓「右派分子」之前，毛試圖抓住社會動蕩的契機向「黨內官僚」開刀，認為他們為一些黨的高層領導人提供了權力基礎，而這些高層領導人在毛看來很不聽話，試圖在統治精英中超越毛本人的政治影響。而當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批評越過了毛的底綫，也就是開始針對一黨獨裁時，毛來了個決定性的U型大轉彎。現在，他用這些足夠的證據來警告正在遭到所謂「右派」攻擊的黨內精英，要記住他多次告誡全黨的話，即：階級鬥爭仍然是黨必須面對的最為重要的任務。從實際意義上講，在反右運動中對一些高級幹部實行政治清洗，也對黨內精英起到了殺雞儆猴的作用。 (100)

許多中共內部人士在回顧那段歷史時所做的評論，是支持上述觀察的。比如說，黨內老資格知識分子夏衍曾說，毛發動反右運動並非因為擔心所謂的「章（伯鈞）羅（隆基）聯盟」，而是害怕中共領導層內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 (101) 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認為，反右派鬥爭的嚴重後果，「在理論上的集中表現，就是修改了黨的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論斷」，「使我們黨和國家長期陷入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 (102) 薄還指出，對1957年至1958年的「反冒進」的批評，標誌着1949年以後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正常或比較正常向不正常轉變」，毛從那時開始高居政治局之上，「已很難像以往那樣經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討問題。」 (103) 在「反右」高潮後，中央委員會馬上在1957年10月舉行了八屆三中全會；全會完全推翻了八大政治決議對於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的論斷，轉而接受了毛的論斷，認為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路綫鬥爭。 (104) 隨後，在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輕而易舉地尋求到黨代會對自己提出的綱領的背書——這也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由原班代表們再次聚首來行使黨代會的制度性集體權威。他們發現，與20個月之前一樣，還是由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政治報告。但他們或許也察覺到了這次的報告與上次相比有一些意味深長的不同。1956年9月，在八大一次會議的同樣場合下，在長達48000字的報告中，劉少奇一共四次以讚揚的口吻提到了毛，但卻連一次也沒有引用毛的教導。 (105) 然而，到了1958年5月5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儘管這次的報告篇幅較之上次縮減了將近一半，但劉卻23次提到毛的名字，稱其為黨的偉大領袖，並且經常大段引用毛的著作。 (106) 代表們對兩份報告都報以同樣的雷鳴般的掌聲，也都按照例行公事而批准了新的政治綱領。 (107) 在舉手表決批准新決議時，代表們不會知道自己將無法像黨章所規定的那樣，明年再來參加黨代會的下一次年會。在毛成功地逼轉黨代會反對黨代會自身這套制度之後，八大這場戲到此就算唱完了。

從中共政治綱領的這次急促、根本、非常的變化中，可以簡要地做出幾項歷史和理論的觀察；這些觀察有關中共黨代會，同時也在更廣義上有關中共的政治和制度。首先，黨代會在制定黨的綱領中的雙重的自相矛盾的角色顯露無遺。一方面，在黨代會開幕前及開會期間，對領導人來說，實施、操作和主導黨綱形成的過程，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它可以通過深度調查研究這種形式來表現，但是也可以用出於政治目的而發動一場重大的群衆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即便黨代會已經接受了黨的綱領，這一憲章性的背書是可能在實踐政治中被忽視、甚至被推翻的。第二，在這一背景下，政治考量能夠輕易壓倒制度限制，而在政治勝出後，政治還會設法將制度轉為權力的裝備，以期把違反憲章的行徑合法化。在政治壓倒制度的這個階段上，抗衡正式制度的政治部署和策略主導局面；接下來才是制度操控的戰略登場，以實現對政治之勝利給予正式而合法的背書這一目的。這是一種辯證的動態，也是理解黨代會是否會被利用、如何被利用的一個關鍵。

黨代會採納，但政治流產：十三大前後政治改革的命運

毛時代的落幕並沒有終結對黨代會的政治羞辱，儘管情景有變，且有一些顛覆黨代會決定的「創新方法」被發明創造出來。後毛時代這些領導人的威信、個性和權力，都不再足夠强到可以用毛澤東當年的方式來與黨代會抗衡，也不足以無法無天到可以完全忽略那些名義上的決策程序。相反，黨代會按照黨章相關規定而定期舉行，而這種典儀的按節奏運作，實際上有助於增强後毛時代領導人所渴求的合法性。一旦合法性已經通過黨代會而獲得，領導人仍然享有隨意違背黨代會所通過的政治綱領的權力。毛對黨代會在決定黨的綱領上的掌控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分裂」，現在大大降低了——具體地講，這種「精神分裂」表現為以下對照：黨代會被成功地馴服如奴隸般的恭順，卻一旦他感到黨代會有些礙手礙脚時，就對其展開突然而暴烈的打擊。但是，黨代會的政治和制度，相互之間仍然是分裂的，而卻又共存在一個結構（即中共）之中，或者打個比方，共存於一個軀體；現在，當政治與制度相互產生衝突時，政治會獨行其事，而讓制度保持「不受損傷」。比起毛的高調風格，現在的政治權力運作經常悄悄地進行；憲章性的決定可以在論說中得到尊重，雖然實踐中還是難逃耻辱性的命運。當政治和制度之間出現對立時，對抗性變為平行的：制度仍然是政治的附庸，但制度現在能夠保持一層淺薄和空洞的尊嚴，而不是被公開羞辱。筆者認為，這就是後毛時代中共政治中所謂政治的「制度化」的精義。

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提供了一個案例，其中可以觀察到帶有某些轉型特徵的發展。雖然疾風驟雨般的變化也曾出現，但它卻不是由黨的領導人所主動推動的；相反，從本質上講，它是中共領導層對社會動蕩所做出的保守回應。而且，黨的綱領的變化是「秘而不宣」的；領導層依然强調十三大所制定的綱領，但在劇變之後，實際上卻至少部分地背叛了這一綱領。中共十三大在人們的記憶中是和兩個詞組相聯繫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十三大對當時中國的定性；「政治改革」，這是為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而提出的一項綜合政策綱領。 (108) 然而，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以暴力的方式扼殺了公民們對民主的呼籲，清洗了致力於改革的中共領導人趙紫陽，絞殺了政治改革。 (109) 與此同時，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最高領袖鄧小平卻强調，趙在十三大上的政治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 (110) 下文將探討十三大怎樣在1987年採納了政治改革的綱領，而這一綱領又是怎樣在1989年以後被拋棄的。

政治改革登上黨代會議程

政治改革從來不是件易事。在向十三大就此提出具體建議前，中共領導人謹小慎微地在精英內部尋求共識。在黨開始籌備十三大後指示將政治改革納入日程的是鄧小平。1986年6月，在中共領導人對這一問題閉口不談六年之後，鄧小平自1980年以來首次强調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並建議在即將召開的十三大上做出相關決定。據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曾根據鄧的提議而做了一些最初的努力， (111) 但很快這項任務便交給了時任國務院總理、同時也是政治局常委的趙紫陽。 (112) 1986年9月18日，趙組建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以下稱研討小組），作為討論並設計將要向十三大提出政策建議的工作班子。 (113) 在一封寫給政治局常委會的信中，趙提議中央書記處書記胡立、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代表老一輩革命家的元老薄一波、和分管法律事務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沖為研討小組成員。 (114) 這封信還說明了進行這項政策討論的兩個原則，即長治久安和促進現代化建設。 (115) 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也相應產生，簡稱政改辦。在其他政治局常委，即李先念、陳雲，還有胡耀邦和鄧小平，都對趙的想法表示認可之後，研討小組和政改辦於10月初開始工作。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同時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鮑彤，被任命為政改辦負責人和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負責人。 (116)

政改辦的一個重要工作方法，是廣泛地向各種具有官方背景的精英徵求意見和建議；這主要通過收集並分析相關出版品和組織座談會的方式進行。座談會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議形式，一般僅有人數不多的受邀者出席，而每位參會人都被預期以相當隨意但卻冗長的發言對會議做出貢獻。表4.6 是一份不完整的單子，記錄了1986年10月至1987年4月這半年間政改辦所舉行的座談會的情況，並列出了參會者和他們的官方供職機構。

表4.6　十三大前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座談會（座談時間與出席者）

1986年10月10日

政改辦請中央黨校出面組織的進修部教師和學員座談會。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副秘書長史維國、《理論動態》沈寶祥、學員山西省委副書記王建功、重慶市副市長于霰夫、廣州市副市長劉念祖、雲南省委副書記朱志輝等參加。鮑彤主持。

10月11日

在國防大學聯合召開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政改辦全體研究人員參會。

10月16日

全國總工會座談會。全總有關領導及研究室負責人參加並發言。周杰主持。

10月17日

中共黨史專家座談會。參加人員包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廖蓋隆，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逄先知，黨史專家王洪模、何進修，解放軍總參二部官員陳小魯等。周杰主持。

10月18日

新聞界座談會。發言人包括吳元富（《人民日報》），楊逢春（《紅旗》雜誌），朱承修（新華社），楊尚德（《經濟日報》），陶愷（《光明日報》），李慎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鮑彤主持。

10月21日

發言人為負責經濟事務的領導幹部，包括國家經委副主任盛樹仁、國家計委秘書長馬李勝、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黨委書記吳凱泰、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勞動人事部毛鳳華。鮑彤主持。

10月23日

發言人為在中央黨校進修的地方領導人，包括河南省委副書記劉正威、上海市委常委孫貴璋、遼寧省副省長聞世震、貴州省副省長劉玉林、湖南省副省長俞海潮。周杰主持。

10月25日和26日

受邀發言人為一些省級領導，包括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遼寧省長李長春，山西省委副書記王建功，廣州市委書記許世杰，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哈爾濱市長邵奇惠，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顧浩，國務院副秘書長白美清。鮑彤主持。胡立參加了25日的會議。

10月28日

發言人為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包括中組部鄭科揚、中宣部陸慶賢、中央統戰部賈鋌、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蘇沛、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劉堪。周杰主持。

10月30日

發言人來自政法部門，包括中央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黃杰、公安部副部長俞雷、司法部辦公廳主任李必達、民政部林平、最高法孫琬鐘、最高檢胥奎首。鮑彤、周杰主持。

11月1日

受邀發言人包括一些前任或在任的中國駐外大使，包括蕭向前（前駐孟加拉國大使，日本專家）、陳肇源（前駐英國大使，印度專家）、楊守正（前駐蘇聯大使）、凌青（前駐聯合國大使）、王浩（時任駐莫桑比克大使）、陳魯直（時任駐丹麥大使）。鮑彤主持。

11月21日

發言人來自學術界，包括龔祥瑞（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趙寶煦（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高放（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寶祥（中央黨校教授）、張尚鷟（《中國法學》主編）。鮑彤主持。

11月22日

發言人都是蘇聯東歐問題的專家，包括劉鐵、吳仁彰、王器、趙乃斌、高中毅，全部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鮑彤主持。

11月25日

發言人是來自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官員，包括部長尉健行、副部長曹志、副秘書長鄭科揚、研究室主任劉俊林。鮑彤主持。

11月28日

發言人為前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高揚與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懷安。鮑彤和周杰共同主持。

12月5日和6日

四位發言人都是中共前省委第一書記，包括周惠（前內蒙古區黨委第一書記）、劉杰（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安平生（前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前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杰、鮑彤分別主持。

12月22日

首要發言者是高校學生，包括張來武（北大）、潘福强（清華）、黃卓越（北師大）、于軍（北航）、尹韵公（人民大學）、龔安（北京工業學院）、魏建剛（北京聯合大學），都是所在學校官辦學生會或研究生會的主席。

12月24日

民主黨派領導人座談會，發言人包括錢偉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羅涵先（民盟中央執行局副主席）、千家駒（民盟中央常委）、賈亦斌（民革中央副主席）、吳大琨（民建中央委員）、章師明（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副主任）、趙偉之（九三學社中央秘書長）、金開誠（九三學社中央執行局候補委員）、程思遠（無黨派人士）。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复主持。

1987年2月11日

發言人來自各工會，包括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陳秉全、黎征、郭英、鮑思順，國防工會的關恒才，機械工會的何其鏞，鐵路工會的李永海。鮑彤主持。

2月13日

座談分析戈爾巴喬夫對蘇共中央全會的報告，發言人包括相關專家，有周叔蓮和毛惠良（中國社科院）、高放（人民大學）、黃宗良（北京大學）、崔佩亭（中央黨校）、王興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還有兩位國家安全部官員周榮坤和孫滄玉。鮑彤主持。

3月11日

發言人來自共青團中央，包括團中央書記劉延東和劉奇葆、他們的助手徐永光、袁純清、王松鶴、李曉雲、李秋芳、羅成全、張銀喜。鮑彤主持。

4月8日

關於新聞自由，受邀發言人包括孫旭培、李祖興、馮並、王青、張丹丹，都是新聞學專家或專業新聞工作者。嚴家其主持。

4月14日

關於新聞出版法的制定情況，受邀發言人有：國家新聞出版署負責人劉杲和王强華、全國人大高鍇、中共中央宣傳部袁亮、國務院法制局李建。鮑彤主持。

4月18日

關於結社法的起草情況，受邀發言人包括全國人大高鍇、國務院法制局黃樹海、國家科委王瑞明、民政部張景發、公安部譚松球和陳鼎基、國家教委羅宏述和原永堂。賀光輝主持。

來源：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第2-5章；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80-2。

除此之外，研討小組還通過設立七個專題研討小組以延展其政策網絡，每一個專題組聚焦計劃中的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方面。這些主要方面包括：黨政分開、黨內民主、機構改革、幹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會民主（與中共的黨內民主相對應，正式場合被稱為「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則。一些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被委派負責各個專題小組的工作，而每一個專題組也都成立了自己的辦公室作為他們的工作班子。中央黨校同樣成立了與上述專題組平行的七個小組，以便提供可供選擇的改革方案。 (117) 所有專題組和辦公室均採用與政改辦類似的工作方法，組織了大量的座談會，以從各界徵求意見和建議。表4.7 勾勒了這些專題組的結構。囿於篇幅，這裏沒有列出各小組所召開的座談會。

表4.7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下設的專題組

專題組

組長

組長的官方職位

黨政分開

溫家寶
陳俊生
王漢斌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國務院秘書長
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

黨內民主

周杰

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機構改革

賀光輝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幹部和人事制度改革

曹志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社會主義民主

胡繩
有林
閻明复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

法制改革

佘孟孝

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

改革的基本原則

廖蓋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

中央黨校

陳維仁
史維國

中央黨校副校長
中央黨校副教務長

來源：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210；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99-100；陳一諮：《陳一諮回憶錄》，頁420-1。

政改辦和所有專題小組辦公室也組織了密集的內部討論，這些討論通常在相對自由的氛圍中展開，比平常較少一些考慮「政治正確」。 (118) 中央研討小組在1986年11月至1987年5月的六個月間，一共舉行了七次會議，會上趙紫陽、薄一波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商討了政改辦和專題小組提出的建議。在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下台後，政治氛圍對政治改革越發不利，這時趙邀請了兩位頂級理論家、同時也被廣泛認為是黨內保守派勢力代言人的胡喬木和鄧力群，參加中央研討小組討論。 (119) 表4.8是對中央研討小組會議及其討論主題的撮要。

表4.8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會議與研討主題

會議

日期

討論主題

第一次

1986年11月7日

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

第二次

1987年1月4日和2月4日

黨內民主

第三次

1987年2月14日

黨政分開

第四次

1987年3月28日

黨內民主

第五次

1987年4月16日

機構改革

第六次

1987年5月20日

幹部人事制度改革

第七次

1987年5月28日

社會民主

來源：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

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最高層領導人也在不同階段介入了討論。這主要通過如下渠道實現：最高層領導人之間的非正式溝通（比如書信來往或電話交談），尤其是在趙和鄧之間；這些領導之間的非正式會晤，特別是趙去拜訪鄧；在政治局委員中傳閱由政改辦編印的內部刊物（當時政改辦編印了兩份內部刊物，出版頻率很高，有時甚至一天數期，刊登關於政治改革的最新信息和參考讀物）； (120) 多回合地傳閱關於政治改革的文件草稿和政治報告的草稿（政治體制改革是十三大報告中一個部分的主題）。此外，高層領導人有時還會派自己的秘書來出席研討小組和政改辦的會議。 (121) 豐富的證據顯示，在黨的領導人中，以及後來在更廣範圍的政治精英群體中，深入開展了對共識的尋求，而共識是通過對基本政治綱領、尤其是對政治改革的討論、商議和妥協而建立的。

十三大在制定黨的綱領方面的準備工作，是在政治改革研討和中央委員會報告起草這樣一個平行軌道上展開的。鮑彤同時負責這兩個方面，政改辦有三位成員同時也加入了政治報告起草小組，專門負責政治改革和黨建部分的內容。 (122) 高級領導人從一開始便介入了政治報告的設計和起草過程，他們既通過正式方式也通過非正式方式參與此事。在同鄧和其他領導人進行了一些非正式交流之後，趙紫陽於1987年3月21日就十三大報告的主題和結構，致信政治局常委會，建議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報告的主題，並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徵，建議將報告分為七個部分，分別論述黨的事業的主要方面，這包括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黨的建設等。 (123) 3月25日，鄧批示說：「這個設計好」。 (124) 隨後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即開始全力投入工作。

5月中旬，報告第一稿呈送政治局常委徵求意見。陳雲和李先念都未作評論，來自鄧小平的意見則具有實質性。5月27日，在與趙的談話中，鄧除了批評報告稿文風「太不活潑」之外，加意强調了他對政治改革部分的不滿：

我對內容沒有多少意見。要說有些意見，是對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我們不照搬三權鼎立，你們也沒有寫要三權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點三權鼎立？主要是要保證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工作，不能過多干涉。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不能放棄。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 (125)

鄧的意見在政改辦中敲響了警鐘。政改辦多次召開會議，通過學習鄧關於政治改革的一系列指示，「與小平同志『對對表』。」 (126) 政治報告也做了相應的修改，之後遞交至中央五人小組會議（該小組在7月初兩次開會討論十三大報告，在此期間鄧還召集該小組開了一次會）、 (127) 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書記處會議作正式討論。8月中旬，中央書記處決定將十三大報告修改稿下發至所有省級黨委，要求他們進行修改並提出反饋意見。 (128) 與此同時，按照趙的指示，起草小組和政改辦邀請了110人舉行為期七天的座談會，對報告草稿展開了深入討論。這110名受邀人被分到四個小組中，他們包括了來自黨的機關、國家機關、新聞界及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幹部。政改辦同時抽調多名成員組成七個小組，將之派往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一些省份收集對報告的意見；其餘政改辦與起草小組的所有成員則都參加了110人座談會。 (129) 政改辦還特意邀請這110人中的地方和國營企業領導人另外進行了座談，以專門聽取他們對政治改革的看法。 (130) 一位外國觀察者注意到，在十三大之前討論政治改革的過程中，對於相關問題的爭論十分激烈，政改辦所提出的改革建議僅僅得到了冷淡的支持。 (131) 但是，這並不妨礙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在經過幾輪審議後於9月批准通過了相關文件。這一步之後，就是中央委員會全會上的正式通過了。 (132)

之後，趙在十三大上作了報告。 (133) 報告專辟一節闡述政治體制改革，其中不乏某些創意，比如將國家公務員制度引入政府系統，還有允諾給予社會組織和政治團體更多的自主性。當時有外國觀察家注意到，儘管「改革的動機似乎在於提升官僚的責任和效率，而不是引入對權力的民主制約」，但趙的確也建議要「限制黨在戰略政策制定和幹部人事任命中的直接介入，將更多責任交給政府，把立法權交給人大，給法院以司法獨立」。 (134) 作為一個自我革命式的綱領， (135) 這次改革計劃預期會引起爭議。但是，在黨代會上並未出現嚴重的分歧，代表們對此的討論，例行公事地僅就次要和技術性的問題提了意見。隨後，代表們批准了趙提出的這項綜合計劃，十三大通過了政治決議來背書這份報告。 (136)

政治改革在後天安門時代被束之高閣

八大與十三大在會前政策調研、討論商議和徵求意見等方面，都有一些相似之處。兩次大會前，中共都開展了嚴肅認真的調查研究，最高領導層也都通過各種方式，實質性地參與了對寫入大會報告的那些基本原則的商討。而且，在領導層內部達成共識之後和黨中央正式背書報告之前，都有更廣範圍內的精英被邀請貢獻意見。這些步驟一起構成了黨代會正式開幕之前，領導人、政策顧問、幹部和代表之間，進行一個加長、深入、在政治上常常是謹慎的討論過程。另一個相同點，則在於最高領袖對黨的綱領看似無關緊要的不悅。在1956年，這表現在毛不太情願接受八大政治決議的措辭；而在1987年，則表現為鄧要求「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這一應算溫和的提醒。可是，二人的這種態度，在之後的政治發展中都成了致命的問題，對黨代會理應擁有的制度權威構成了無法抗拒的挑戰。在這兩個案例中，儘管其歷史和政治背景極為不同，但就決定黨的實踐綱領而言，都是政治領袖最終壓倒了黨代會。

在十三大之後的政治中，挑戰黨的綱領的危機，並不是像1957年那樣來自於偉大領袖。不過，儘管在黨代會之前進行了審慎討論，這也並未能阻止黨代會所決定的政策在19個月之後，即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被邊緣化、被擱置、乃至被反攻倒算。在十三大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趙紫陽强調政治體制改革是新一屆領導層的頭等大事，這給聽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37) 但這種努力卻在黨政官僚的抵抗下止步不前。與諸如通貨膨脹和官員腐敗等那時出現的社會經濟問題一起，政治改革的停滯在1989年春天激起了規模巨大的社會抗議。 (138) 4月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致力改革的領導人胡耀邦去世，由此引發群衆遊行示威；抗議者呼籲進行政治改革、實行法治、推動民主。趙做出了努力，要將民衆的要求與中共十三大關於政治改革的決定聯繫到一起，以加速政治自由化。但是，包括鄧小平和李鵬在內的强硬派，卻調動軍隊並在北京實行軍事戒嚴。趙失敗了；他對戒嚴的反對不起作用，反而導致自己被軟禁16年之久，直至2005年去世。1989年6月3日至4日間，人民解放軍用坦克和機關槍血洗了北京長安街，舉世為之震驚。 (139)

鎮壓之後，十三大通過的政治改革綱領被中共的宣傳譴責為嚴重的政治錯誤，甚至是推翻中共政權的陰謀。例如，一份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編輯的出版物，指責趙把「許多重大政治是非」「搞得含混不清」，並舉出趙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所闡述的「黨政分開」這一政治改革的主要舉措為例，指責「趙的嚴重錯誤之一就是淡化黨組織的作用」。 (140) 針對「提高政治透明度」這一同樣是在趙的十三大報告中所建議的改革舉措，一個省級黨委的功能部門指責趙的這種想法是「行不通的」。 (141) 據位列副部級的中共官方黨史學者石仲泉回憶，十三大報告的主要觀點，「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被當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當時的中國，是為邪惡觀念所準備的政治標籤。 (142)

諷刺性十足的是，這些對趙本人及其政治報告的批評，是在鄧小平明確表示黨應當沿用十三大的政治綱領之後出現的。1989年5月31日，在準備天安門軍事鎮壓的過程中，鄧與李鵬和姚依林進行了談話，二人當時都是政治局常委。鄧强調：

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綫、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徵求了李先念、陳雲同志的意見，他們贊成。 (143)

一些中共官方機構的黨史學者認為，鄧這麽說「是一個具有極其重要的有深遠意義的告誡」；然而，這些學者沒有說明這個「告誡」的「意義」到底是什麽。 (144) 即使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經濟自由化之後，政治改革仍然基本上被擱置。 (145) 用中國學者的話來講，天安門之後的政治改革「令人沮喪」，「其在複雜的環境中進行，並且遇到很多挑戰」，甚至可說，政治改革「停滯萎縮了」。 (146) 海外的中國專家也同意政治改革在天安門之後出現倒退的論斷。 (147) 中共領導人那時提出了「反和平演變」的政治綱領。所謂「和平演變」，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1950年代提出的一項預言，他認為共產主義國家在代際變遷中會發生政治改變，從而和平地「演變」到資本主義。在江澤民的任期之中及以後，多種反政治改革的舉措持續展開，其中一些甚至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僞裝下進行的。舉例來說，2001年中共領導層「開始强調省委黨委書記同時兼任當地人大主任」，把這作為一種「防止獨立立法機構出現」的措施。 (148) 這意味着黨的領導人的政治實踐不僅與黨的十三大衝突，也與十四大到十六大這幾屆黨代會衝突，因為所有這幾屆黨代會都至少在修辭上强調了政治改革。

權力的交接壓倒綱領的再定位：吸收資本家入黨和十六大的政治

中共綱領在黨代會之外的政治實際中被改變，這一趨勢在後鄧時代仍然繼續，儘管所謂「制度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只是這種變化，僅僅變得不那麽引人注目、不那麽嘈雜喧囂、不那麽充滿戲劇色彩而已。毛時代在違背黨代會而改變黨綱時，經常形成風暴，同時也經常披上金光閃閃的意識形態外衣來獲得大衆關注；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現在這類改變往往是悄然地爬進權力政治的遊戲之中。鄧式「精神分裂」般的特點依然有所保留，主要體現為政治被分割在兩個軌道上：一方面，制度朝着正式化的方向前進；另一方面，權力在其前進方向上避免公開挑戰正式的制度規範。這樣一來，黨的領導人通常選擇跳過黨代會對綱領變動的認可，在不理會黨代會所通過綱領的同時，另起爐灶搞出自己的新綱領。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前後的政治發展，為觀察這種在悄無聲息中壓倒黨代會決定的政治運作打開了一扇窗口。這次黨代會在領導層的更替和中共的意識形態兩個方面，實現了兩個重要的制度和政策創新：它見證了中共80年歷史上首次通過黨代會由在位的最高領導人向其繼任者移交權力，這發生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之間；同時，即將卸任的領導人所提出的想法，也就是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黨代會認可為黨的「指導原則」，從而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相並列。所謂「三個代表」的理論，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强調指出，中共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149) 與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這一傳統理論不同，「三個代表」的實質，至少從2002年它所被宣傳並實踐的情況來看，是允許資本家加入傳統上由農民構成、但自稱是工人階級組織的中國共產黨。 (150) 然而，在十六大結束後的政治實踐中，以胡錦濤為首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儘管口頭上表示忠於包括「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內的所有黨的「指導原則」，但卻迅速將注意力轉向所謂「弱勢群體」。在理論和實際兩個層面，這都是試圖去平衡而不是提升商人階級的影響。這樣一來，剛剛通過的黨綱，在沒有經過黨代會修改的前提下便靠邊站了。

圍繞資本家入黨的鬥爭：報告起草與政治暗流

將資本家納入中共的提議，及其在黨代會上的通過，均與其他任何涉及黨的綱領變動的動作一樣，並非一個草率的過程。江澤民領導集體早在2001年夏天便開始醞釀這一想法，而胡錦濤本人也是這一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200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共建黨80周年時，江首次公開提議解除對企業家入黨的禁令。 (151) 他這樣闡述：「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做出了貢獻……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這裏，他巧妙但自欺欺人地把企業家歸入所謂「社會新階層」的一部分。 (152) 同年10月，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為即將召開的十六大組建報告起草小組，胡錦濤作為即將通過黨代會接任黨內最高領導職位的指定接班人，被任命為組長。 (153) 然而，江卻密切關注報告的起草過程，並親自確定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主題。江認為，

開好十六大，關鍵是要抓住兩條，一條是從中央到地方都要形成朝氣蓬勃、奮發有為的領導層，一條是對黨和國家的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對一些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進一步作出回答，以更好地指導實踐。十六大報告就是要完成第二項任務。 (154)

據報道，從2001年8月開始，江便為準備十六大報告而開始了調查研究。在為期十個月的過程中，他走訪了包括山西、河北、陝西、四川和重慶在內的很多地方。與此同時，黨中央也在2001年8月組建了14個特別小組，分別聚焦諸如黨的建設、基本國情、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先進文化的發展和收入分配等主題，開展調查研究。這些小組開展調研半年之後，將他們形成的調查報告送至由胡領導的起草小組。 (155) 同年11月，起草小組展開了新一輪調查研究，派出八個調查研究小組走訪了包括廣東、江蘇、上海、黑龍江、新疆和甘肅在內的16個省、市、自治區，組織了80多場座談會，超過900人參加。在全國層面，起草小組委派20多個部委，就關於改革和發展的議題展開調研。 (156) 江本人於11月主持了四次座談會，就經濟改革、經濟發展、農業發展和農村問題徵求意見。據新華社報道，這些調研活動「為十六大報告的起草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157)

政治報告的主題據說就是黨代會的主題，因此也代表中國的方向。 (158) 中共在新世紀應該成為什麽樣的政黨？報告和十六大都致力於回答這一問題。2001年12月，報告起草小組全體會議聽取了來自所有調查小組的匯報，並根據匯報情況形成了一份詳細的調研總結，上呈政治局常委會。2002年1月14日，「經過深思熟慮」，江要求再一次召開起草小組全體會議，以便對起草小組闡述自己對十六大報告主題的想法。 (159) 2月18日，江就報告提綱寫信給胡，信中列出了江希望報告能重點加以論述的八個要點。 (160) 起草小組用40多天的時間完成了十六大報告的提綱，此後又根據江的意見多次進行修改，然後將提綱送交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在政治局常委會對提綱原則上達成一致並提出進一步的修改意見後，起草小組於2月底開始起草報告。 (161)

與以往一樣，這明顯又是一個耗時、乏味、需要起草人和中央領導人經歷無數回合的意見交換的過程；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領導人之間及他們的政策顧問之間產生出共識。據新華社報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門召開了四次會議審議十六大報告，其中至少有一次會議歷時兩個整天。 (162) 政治局也兩次開會審議報告。 (163) 依據在這個過程中所達成的共識，江於2002年5月31日再次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講話內容公開發表，以便向黨內外傳遞即將召開的十六大所要採納的主要理念。這被稱為是「為十六大的勝利召開所做的重要的思想準備」。 (164)

按照慣例，徵求意見（不同於「調查研究」）階段在中央領導人批准報告之後進行。2002年8月26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將十六大報告草稿下發全國178個黨的組織徵求意見。大約3100人參加了這輪討論，其中包括在任中共中央領導層的幾個委員會的成員，即將參加十六大的黨代會代表，黨、政、軍及其他團體的部門和地方領導，以及一些老黨員。 (165) 如前文所述，這看來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即：黨代會報告的草稿在大會開會前就發給代表閱讀並徵求他們的意見，而到了黨代會上，代表們對報告的討論，卻遭到百般限制。官方把這種做法解釋為「民主」，但這讓人更加困惑：為什麽這種民主的做法不可以延伸到黨代會的正式會議上呢？不管怎麽說，會前的徵求意見是非正式的，代表們不是齊聚一堂來行使他們的制度權力；在這一階段，他們的獻言獻策更多是以個人的身份，而不是組織的。這是一種微妙的操控，這樣的徵求意見更多地是為領導人提供某種參考意見，而不是要形成黨代會的集體意願。

徵求意見的過程不會耗時太久。以2002年為例，參加者只有寥寥數日用來閱讀並思考十六大報告的徵求意見稿。8月30日至9月17日，省級單位的主要幹部、解放軍主要部門的負責人、還有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被召集到中南海發表對報告稿的看法；江本人親自主持會議，這佔用了他八個工作日的時間。 (166) 值得注意的是，江沒有選擇去聽取十六大代表的意見；那些有特權直接與黨的最高領導人交談的全都是高級幹部，包括一些非中共黨員。其他反饋意見於9月18日以前，通過書面形式呈交起草小組。 (167) 根據官方記錄，所有反饋意見都「一致贊同十六大報告的主題、框架、內容和重大提法」；批評意見僅僅涉及分段、語句、標點符號和其他一些細枝末節。 (168) 江自己倒是對報告草稿有一些重要的意見，他在9月18日自己主持召開的起草小組另一次全體會議上提了出來。 (169) 起草小組按照江的意見對報告做了重要修改。 (170) 這意味着，如果領導人認為有必要修改政治報告，則哪怕精英間徵求意見後達成的共識也並不真的那麽重要。就十六大報告而言，這一輪的修改進一步突出了中共在過去的13年間（也就是江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所取得的成就。

然而，在這種形式主義地尋求共識凝聚的表層下，政治鬥爭的暗流在湧動，其所掀起的風浪直指江允許「社會新階層」加入中共的提議。黨內的一些基本教義派左派人士，在一連串的公開信中，激烈攻擊江的想法，並强烈批評他的提議沒有事先經過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同意，是沒有經過相關正當程序就做出的。 (171) 2002年7月20日，從中央書記處書記位置退休多年的鄧力群，與16名老資格黨員聯名發表公開信，批評江的「七一講話」是「修正主義」。 (172) 出於對自己未來在領導層政治中的影響以及日後在黨史上歷史地位的嚴重關切，江必需回應這些批評，為此發起了吹捧「三個代表」理論的宣傳攻勢。 (173) 頗為諷刺意味的是，江不得不搬出工人階級從未在中共黨內佔有重要比例的歷史事實，來為自己的新政策辯護。據透露，在1928年，工人出身的黨員僅占全部中共黨員的10.9％（而農民則為76.6％），這一比例更在1931年減至1.6％。 (174) 即使在2001年全國工人階級的人數達到兩億七千萬時，這也不過佔了中國總人口的20％，而工人黨員在中共中的比例不會超過這一數字——儘管確切的統計數據沒有對外公佈。一位中共理論家總結道，「僅僅依靠工人階級去完成對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上的領導是完全不可能的。」 (175)

那麽，為什麽在2002年以前中共卻一直宣稱自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最高組織形式」呢？這是個歷史謊言，還是個理論錯誤？在中國，沒有人膽敢提出這樣的問題，江澤民的中共也沒有對此提供任何答案。相關爭議當時是聚焦於政治現實的：據透露，對中共來說，保持政權要比任何意識形態原則和歷史分析都遠為重要。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告訴一位黨刊記者，中共從世紀之交世界各國一些掌權多年的重要執政黨紛紛下台中學到的主要教訓便是，必須獲得「新社會階層」的支持。當這種新階層從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中出現時，李問道：

是應該把他們吸引和凝聚在黨的周圍，還是把他們推到黨的對立面？對他們中間的優秀分子是應該吸引到黨內來，還是把他們關在黨的門檻之外，甚至把他們視作異己力量推到黨的對立面？能不能正確地、妥善地解決好這個問題，對於我們黨的發展，對於我們黨執政地位的鞏固，關係實在太大了。 (176)

其他一些黨內理論家通過强調中共對社會的「全覆蓋」而為新政策辯護。他們指出，如果沒有這項政策，在所謂的新經濟組織中，尤其是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新興的社會群體中，對中共來說會出現政治「真空」或政治「盲區」。 (177)

不論如何，這場爭論並非公平遊戲。在位領導人可以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而左翼反對派卻受制於資源的短缺和黨的紀律，領導人可以不必理會他們的意見。一邊是異議聲音被消音，另一邊，在十六大尚未召開和討論這一新的黨員發展政策的情況下，一場吸納資本家入黨的運動就已展開，成功地吸引了10萬名私營企業家在十六大開幕前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178) 接下來，當然不會有任何不確定性出現，黨代會必將批准江的政治報告，當然也包括批准相關提議而允許資本家加入這個曾經自稱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

十六大之後「中國的向左傾斜」

在通過新黨綱的同時，中共十六大還為以胡錦濤為首的領導集體走馬上任提供了制度性場合。然而，新一屆領導人在十六大會後的實踐中，卻迅速將政治綱領引向了另一個方向。儘管繼續高調讚揚「三個代表」思想，他們卻同時悄悄地淡化了資本家入黨的重要性。新的領導層沒有强調企業家的政治角色，而是提出了一個新綱領，意在推動在資本主義發展與社會再分配之間建立更加均衡的關係。胡錦濤把這個新綱領稱為「科學發展觀」；十六大之後，「科學發展觀」很快便取得了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平起平坐的地位，也被列為黨的指導原則之一，儘管剛剛閉幕的十六大僅僅批准「三個代表」作為新列入的黨的指導原則，而隻字未提所謂「科學發展觀」。 (179) 當然，「科學發展」的新觀點，是對中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和不斷惡化的生態系統等諸多問題所做出的更好的回應。但是，這裏的重點不是分析政策的內容或它的效果，而是研究與中共黨代會的權威有關的政治和程序問題。實際上，新的綱領並未有效解決任何有關社會、生態和發展的問題；它更多地是出於政治目的所採取的一種修辭措施，而不是為了改善治理所展開的貫徹有效的對策。為什麽十六大沒有着重討論中國的「不科學」的發展？作為既定的將在十六大上獲得任命的接班人和十六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負責人，為什麽胡錦濤不去提醒上屆決策權威要關注這些事項？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回答。而且，胡本人還在十六大開會之前帶頭表示擁護江澤民的親資本家的觀點。 (180)

然而，這次的黨綱調整是以一種微妙的方式進行的；微妙就微妙在江的「三個代表」思想仍然保持着在十六大上所獲得的那種在意識形態上的高尚地位。由於胡所提出的新「發展觀」明顯地不能有效解決江的親商黨綱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出現一種十六大之前和之後的中共綱領相互尖銳對立的局面。作為並不容易察覺的這次綱領性變化的例證，至少有兩個指標可以幫助觀察在會後發生的對於十六大決定的偏離：第一個指標，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概念上的，有關對社會分配問題的政策辯論；第二個指標是實證的，涉及吸納資本家入黨的實際情況。

如前文所述，十六大以前，黨內對親資本主義改革的批評聲音一度十分强烈。這種聲音也批評了鄧式綱領惡化了中國社會經濟中的不平等。 (181) 在駁斥這一批評的時候，江澤民領導集體也注意到了社會分配的問題，不過他們試圖通過將企業家吸納進中共、以「擴大黨的群衆基礎」來維持社會的穩定。通過强調「非勞動要素」在社會經濟分配中的重要性，十六大就關於效率和公平何者優先的爭論下了結論，這還被稱為是江的十六大報告所做的一大創新。 (182) 十六大通過的黨的綱領明確表示，黨和國家「不會干預人們多賺錢」；也不認為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夠得上一個重大挑戰，以至於要黨調整其傾向經濟增長的政策。 (183) 所有十六大代表，尤其是其中的領導幹部們，在有機會對新綱領發表看法時，都對江的報告給予高度讚揚。 (184) 然而，十六大之後，不論是說辭還是政策，都迅速地發生了變化，以至於一位研究中國經濟的美國知名專家注意到（用他的話來說）中國出現了「向左傾斜」的變化。 (185) 中共媒體自那時開始談論群衆中的「弱勢群體」；新任黨總書記胡錦濤甚至一度提及「包容性發展」的概念，以强調他已經意識到中國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而導致許多民衆無法分享國家的經濟繁榮。 (186) 然而，在胡的十年任期內，社會不平等持續增加，而他的新領導層依然與商界精英保持着密切關聯。胡的領導層在治理上的無能，也許可以幫助解釋政策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但明顯的是，一項有別於偏愛企業家的政策的確曾一度在中南海內形成。進一步說，在兩重意義上，新的傾向更多地是出於政治考量，而不是為了務實理政：首先，就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看，這更多地是一種政治姿態，而不是對社會不公所採取的真正補救措施；第二，就精英政治看，這也更多地是一項政治措施，目的在於幫助胡的領導層至少能夠部分地擺脫江澤民的陰影——事實上，江在十六大上僅僅是半退休，僅從黨魁位置退下，卻仍然保有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不論在哪一個意義上都可以看到，在制定黨綱的過程中，是政治壓倒了制度，而不論這一綱領是否曾為黨代會所通過；黨代會僅僅是權力和政治的工具。

與此同時，證據顯示，將資本家納入中共的速度並沒有隨着十六大對這項政策的批准而加快。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所進行的一項調查，截止2007年年底，全國1400萬私營企業家中，有33.5％是中共黨員；但是，在這些私營企業家黨員中，高達87.7％是在2001年以前入黨的。 (187) 這意味着只有12.3％的黨員私營企業家是在2002年的十六大之後加入中共的，年均增長率為2.46％。這也算是一種快速增長，但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足以稱為飛躍。這些數據還展示了這樣的事實：首先，在十六大對相關黨章條例作出修改前，中共已經吸納了很多私營資本家入黨，這更加凸顯了黨代會的決定在實踐中可有可無；其次，十六大對相關綱領的採納，並沒有真正加快納新資本家黨員的進程。相應的，儘管黨中央在十六大上開始把企業家擢升至黨的領導崗位， (188) 但會後的幾年間這方面並沒有明顯的進步：十六屆和十八屆的中央委員會，都只有一位候補委員是私營企業家，而且還是同一人，而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則一位都沒有。 (189)

總結

聚焦於制定政治綱領這一黨代會的主要任務，本章探討了這種制定的一般過程。這一過程主要是通過現屆中央委員會為黨代會準備政治報告而展開的。具體地說，本章為此研究了毛、鄧和後鄧時代在不同的歷史和政治環境下發生的三個案例。它們都展示了有關綱領制定的、存在於下列特點之間的多重不一致：黨代會會前調查研究、討論商議、共識凝聚等環節的嚴肅性，黨代會在審議和通過報告時的公式化、空洞性、甚至滿不在乎，黨代會之後為了實現權力政治的目的而貫徹、扭曲和顛覆黨綱時所展示的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甚至玩世不恭。總括地說，在會前嚴肅認真的綱領制定過程與會後政治中對黨綱的輕佻變動之間，呈現出一條鴻溝。當然，用「輕佻」一詞來形容八大之後1957年和十三大之後1989年的情形顯然並不合適，因為這兩個階段中的政治鬥爭都演變到那樣一種程度，以至產生出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或政治危機。正如反右運動和天安門鎮壓所顯示的，數以十萬計的人成為受害者，領導層才由是得以實現其對黨代會黨綱的改變。用「輕佻」一詞來形容2002年十六大之後的幾年也不恰當，因為這裏的問題是社會分配這樣一個嚴肅的主題。然而，「輕佻」一詞卻仍然在下述意義上適用，即：它形象地描繪出，在那些立意尋求權力和權威而不惜代價的中共領導人心中，這些政治悲劇和社會關懷的分量——或更確切地說，毫無分量。動作是重頭的，但方式是輕佻的；歷史內容是沉重的，但政治風格是不負責任的。這種不負責任，凸顯出制度在限制政治行動時的無能；更有甚者，制度還被役使和操控，用來進一步為政治領導人踐踏此種制度的權力作出背書。這便是持續困擾中共黨代會的制度困境；它也揭露了這種制度安排的奧秘：看似享有正式的宏偉壯麗，而同時要付出的代價卻是在政治上變得無關緊要。

中共黨代會位於上述分裂的兩岸之間：在它被召集開會以背書領導人對綱領所達成的共識時，它保持着溫順與被動；而在領導人擱置、邊緣化甚至推翻黨代會有關黨綱的決定時，黨代會既無能為力，也無動於衷。然而，黨代會在制度層面的重要性，卻在下列情況中得以凸顯，即通過會前的綱領制定的嚴肅性，與會外場合發生的黨綱改變要尋求黨代會的承認——中共八大的兩次會議尤其展現了後一點。與西方政黨的全國大會或民主制度下的國會迥異，中國的黨代會在大會召開時，並不真正就在任領導層所提出的黨綱進行辯論。大會對政治綱領的採納，作為一種例行公事出現，以大會通過決議的方式認可換屆前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是高度名義性和象徵性的。然而，這一名義性和象徵性的權力並非不重要，因為它至少實現了兩個功能。首先，它被用來認可並歡慶換屆前的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這些成就所帶來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威信。因此，對於那些將繼續留在崗位上的領導人，這將他們的留任合法化；而對於不得不離任的領導人，就像十六大上的江澤民和十八大上的胡錦濤這樣的最近例子所示，這將他們的歷史地位神聖化。更進一步講，通過這種認可和慶祝，中共作為一個組織，獲得了資源來支持其統治中國的集體合法性。第二，它作為一種被黨內精英廣泛接受、並涵蓋了他們心目中最重要議題的共識而被展示；而這種對共識的感知（不管共識有沒有真正達成），同樣有助於為黨的領導層提供合法性，好像黨的領導層是根據黨代會的授權，並代表着黨的團結而發言和採取行動的。合起來，通過黨的政治綱領的制定過程，黨代會為黨的領導人提供了一個重要舞台，來展示他們在理論結合實踐以推動黨的事業上的靈感、創造力以及同志間的和諧，而這總能極大地有助於使參會代表心悅誠服，進而通過這些代表讓全黨接受、支持並且追隨這些獲得了制度授權的領導人。

這樣的合法性必然是所謂「確認性」合法性，即那種免於受到追隨者質疑的合法性，更不可能受到不贊成或者反對了。對中共這樣一個列寧式政黨來說，擁有解釋「純粹意識形態」的權威（借用Schurmann的經典概念），並相應地擁有權威在特定環境下對「純粹意識形態」作出獨一無二的解釋，也就是擁有創造「實踐意識形態」的權威，能為領導人贏得合法性。然而，「純粹意識形態」和「實踐意識形態」之間的鴻溝，為對黨的世界觀作出相互競爭的詮釋和對現實提供不同的解讀，留出了巨大的空間，當中意識形態爭論不可避免地頻繁出現。因此，黨代會在黨綱制訂上的準備過程，必然是某一種解讀壓倒其他可能的解讀、並讓黨內精英信服而接受這一解讀是唯一正確的政治路綫的過程。用中共的語言來說，它的作用在於讓黨內精英「統一思想」。這就是為什麽大會開會之前對綱領的討論總是如此關鍵，也就是為什麽從毛開始到今天沒有一位黨的領導人膽敢忽視它。

基於同樣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麽政治共識常常是被捏造而成，而並非實際達成；也就是為什麽黨代會關於黨綱的辯論既不被允許，也沒有必要，因而使黨代會在決定黨的基本綱領上變成了一個空心機構。雖然準備黨代會的過程就綱領制定經常充滿辯論與爭議，但呈現到黨代會面前的黨綱，卻一定是那些被認為已經在領導層和上層精英之內所達成的共識。為了做到這一點，在準備工作進展到一定階段上時，異議聲音必須被消音，領導人也需要學會妥協，就像八大的例子，即使是毛，這時也不再堅持自己那種强調階級鬥爭的觀點。這種觀念上的一致通常十分脆弱，所以不允許在黨代會開會期間開或重相關討論。換言之，在會前的綱領準備過程中，種種政治不確定性被牢牢限制，達至黨內精英共識被捏製出來，其後黨代會上的相關一切事情，都將被確保不會出現不確定性。

操控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領導層在黨代會之前圍繞黨綱制定而凝聚共識的過程中，通過多種花樣達致操控，包括關於政治報告主題的議程設置，領導層對圍繞報告展開的調研、起草和徵求意見等過程的掌控，還有如何遴選要來參與準備和商議過程的精英。到黨代會舉行時，第三章分析過的那些安排、技巧和策略，主導着代表們對中央委員會報告的討論。此外，操控還可以延伸至黨代會會後的政治之中，在那裏制度要素和政治要素都被領導人駕馭來取得其專斷權，從而以違反憲章的方式，違背上一屆黨代會的決定，重新制定黨的綱領。就黨綱制定而言，與分量十足的會前過程和膚淺空洞的大會會議一起，這樣的會後操控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將黨代會變成了不過是一個榮耀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黨的領導人徑直炫耀演技，展示他們在最重大的事宜上達成了共識並團結一致。

註釋

(1)  關於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及「意識形態」的含義，參見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an Diego: HBJ, 1985) (1936年首次出版)對之的綜合性討論；關於意識形態在中共政治中的重要性，見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中具有啓發性的討論，尤其第一章。另見Benjamin I. Schwartz,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  關於Schurmann對「純粹意識形態」與「實踐意識形態」的區分以及二者對中共政治的重要性，見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 pp. 24-30。

(3)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 pp. 159-60.

(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强調了這一點。曲青山：〈十八大主題與黨代會主題的由來〉，《百年潮》，第2期（2013），頁31-3。

(5)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17。

(6)  Jeffrey L. Pressman and Aaron Wildavsky, Implem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一書對於存在於政府的許諾和其政策表現之間的鴻溝有深入考察。關於這方面中國的案例，學者們也多有發現，比如Peter Van Ness在以中國對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為背景展開的討論中，發現了「公佈的政策」與「操作的政策」之間的不同，見“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atterns of Engagement and Indifferen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 4th ed. (Boulder, CO: Westerview Press, 1998), p. 151。另見Lieberthal and Lampton,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David M. Lampton, 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 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7)  關於中共在這一關鍵時期的經歷，例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卷一，第7章；陳永發：《中國共產黨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第3章；Jacques Guillermaz,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 -1949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Chapters 10-12；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2nd ed.,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Chapter 14；Jerome Ch’e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37,”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XIII: Republican China 1912 -1949,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68-229。

(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卷一，第15、16章；陳永發：《中國共產黨革命七十年》，第4章；Guillermaz,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Part 4; Lyman Van Sly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837-1945,” in 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XIII, pp. 609-722.

(9)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另見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s thought to 1949,” in 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XIII, pp. 789-870.

(10)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書中多處。同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卷二：1949-197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10章；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Vol.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 -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 裴棣：〈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29期（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36-56。

(12)  Roderick MacFa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85-98, 360-5.

(13)  關於華國鋒時期所謂「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以及1980年代初改革的政治，例見張萬舒：《改革的年代：1977-1989年紅色的大陸》（香港：天地圖書，2013）；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Charles Burt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Since 1978 ,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Sheng Hua, Xuejun Zhang, and Xiaopeng Luo,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London: Macmillan, 1993);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 -199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 這一點將在稍後某節詳細討論。

(16) 對於這幾個報告，報告人都在七大的全體大會上多次發言（比如，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劉少奇在會上講了兩天），這也是中共歷次黨代會不大有的情形。《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80。

(17)  Guoguang Wu, “‘Documentary Politics’: Hypotheses, Process, and Case Studies,” in Hamrin and Zhao,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 pp. 24-38.

(18) 據胡喬木說，中央書記處於1944年5月10日的會議上作出這一決定，並確定了大會各個報告的準備委員會成員：軍事報告委員會成員為朱德（召集人）、彭德懷、林彪、劉伯承、陳毅、葉劍英、譚政、徐向前、賀龍、聶榮臻；組織問題報告委員會成員為劉少奇（召集人）、周恩來、彭真、高崗、譚政、王若飛；統戰工作報告委員會成員有周恩來（召集人）、鄧穎超、陳毅、王若飛、薄一波、賈拓夫、林伯渠、林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65。然而，對於最重要的報告即政治報告，卻沒有組建準備委員會。

(1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75；陳曉農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5），頁73。

(20) 毛的書面報告以〈論聯合政府〉為題發表（1945年4月24日），並編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頁930-1000；關於毛的口頭報告，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1945年4月24日），《黨的文獻》，第6期（1993），頁11-34。

(2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79。但是陳伯達回憶，朱的報告最初由陳毅起草，隨後由陳和陸定一修改。《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73。

(22)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2003），頁88-91。兩位作者當時都是陳的秘書。另見，《邱會作回憶錄》，頁615。

(23)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邱會作回憶錄》，頁615-16。

(24) 根據邱會作記載，林說他就是要念得磕磕巴巴的。邱評論道，這是林極為難得的調侃。《邱會作回憶錄》，頁620。

(25)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25。

(26)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651。據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頁249-50，當時起草組的負責人是龔育之和鄭必堅，成員有于光遠、林子力、吳象、王愈明、郝懷明、陳進玉、賈春峰、羅建平和吳稼祥。

(27) 本書作者當時是鮑領導的起草小組的一員。關於起草小組更詳細的信息可以在下一節就十三大展開的討論中找到。嚴家其：《政治多麽簡單》（台北：正中書局，1992），頁175；陳一諮：《陳一諮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頁385；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頁37；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77、254。

(28) 西隱：《中國高層文膽》（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頁145-75；龔育之：〈起草黨代會報告〉，《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2008），頁21-3。

(29) 西隱：《中國高層文膽》；龔育之：〈起草黨代會報告〉。另見蕭政勤：《朱總理智囊群英》（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9）。

(30) 龔育之：〈起草黨代會報告〉。

(31) 在十三大報告的起草過程中已經設立了這樣一種等級制的結構，但這一結構中的政治層級那時並未發揮多大作用。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54。

(32)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30。

(33)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32。

(34) 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121/c40531-19646745.html，2012年11月21日發佈及瀏覽。

(35)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92。

(36)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92。

(37) 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121/c40531-19646745.html。

(38) 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121/c40531-19646745.html。

(39) 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121/c40531-19646745.html。

(40) 毛澤東在1957年稱，「開黨的一大時，會上就有爭論。開黨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毛沒有參加六大。王香平：〈毛澤東怎樣聽匯報〉，《黨的文獻》，第2期（2009），頁84。

(41) 張定、嚴如平、唐非、李公天：《胡耀邦傳》，卷二（徵求意見稿，2008年11月20日），頁193。

(42)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39。

(43)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810。

(44)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271。

(45) 裴棣：〈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

(46)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21-2。

(47) 另外三項議程分別是：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21。

(48)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22；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18。

(49)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23。

(50)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27。

(51)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19。

(52)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29。

(53)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30。

(5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467。

(55)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30。鄧力群具體指出，毛是於1956年2月14日開始進行這一系列談話的，並在4月22日做了最後一次調查談話（〈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0），但是沒有信息可以提供談話的完整名單。關於為何這種方式的談話從方法上被視為「調查」，以及毛當時是如何進行這些調查的，例見王香平：《毛澤東怎樣聽報告》；侯德礎：〈論1961年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新華文摘》，第7期（1998），頁65-9。

(5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69。

(57) 例如，周恩來和陳雲也做了類似的調查。李兵：〈1956年國務院體制會議介紹〉，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3期，（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頁131-50；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99。薄一波稱，毛樹立了榜樣，當時黨內掀起了一股調查和探索的風氣，並且「成果纍纍」。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91。

(58) 例見，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31；周承恩：〈八大前後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黨史研究》，第2期（1986），頁1-7；張金才：〈試析中共八大能夠制定正確路綫的主要原因〉，《中共黨史研究》，第5期（2006），頁16-22。

(59)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0。

(60)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3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68。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0）提供了這些部委的具體信息。這也許可以幫助解釋為何劉從2月底開始突然減少了他所召開的座談會頻次。

(61) 蘇維民：〈楊尚昆談從過渡時期總路綫的醞釀到八大路綫的形成〉，《中共黨史資料》，第2期（2009），頁51-2。

(62)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430-1。

(63)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0-1。

(64)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0。

(65) 朱德、彭德懷、彭真、康生、王稼祥、陳雲、陸定一和鄧自己此時加入了劉，負責政治報告起草。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2。

(66)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5。

(6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頁793。

(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頁79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513-18。

(69)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97；《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史》（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頁320、322。

(70) 所有講話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157-805。

(71)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77。

(72) 資深黨史學家胡繩，於2002年創造了這一術語，它在中國激發了許多對八大的研究和討論。見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2002），頁65-7；韓鋼：〈八大懸案釋疑〉，《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2003），頁40-5；周承恩：〈也談「八大懸案」〉，《百年潮》，第5期（2003），74-8。同樣，李林：〈十年來中共八大研究綜述〉；王香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八大路綫研究述評〉，《黨的文獻》，第3期（2009），頁75-82。

(73)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78。

(74) 據《中共八大史》，薄一波於9月24日在華北代表團討論決議草案時，向他們傳達了毛的意見，其中就包括這一點。但是，此書用了「可能」一詞來表示毛對此提出的建議。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78。毛對於這一過程的參與常常是巨細靡遺的。例如，他在9月24日寫給楊尚昆關於向各代表團下發報告稿的信中，具體指示了通知方式（打電話）、確切的討論時間表（同一天的下午2點之前）、以及如何處理反饋意見（送至大會秘書處，以便胡喬木修改報告草稿）。關於這封信，見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11。

(75)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78-82。

(76)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6。

(77)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82。

(78)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4。前國民黨將軍、後來成為中共尤其是毛的朋友的張治中同樣回憶，毛告訴他說，自己整個1956年全年都不開心。張治中：〈解放十年來活動點滴〉，《文史資料選集》，第17期，（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頁32。

(79) 丁抒：〈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頁108。

(80) 在晚年回憶錄中，胡喬木將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歸咎於來自蘇聯的壓力。胡喬木說，「蘇聯始終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因此，為了保持與蘇聯的良好關係，以此獲得蘇聯對華援助，1956年中共領導層放棄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0-11。胡沒有解釋，為什麽在1956年中共領導層要採取這種做法討好赫魯曉夫，而先前在這一點上卻不向斯大林妥協。而且，胡的這一解釋，也與中共長期宣稱的、決不允許外部勢力干涉中共和中國內政的原則相矛盾。再說，即使胡至少講出了部分事實，問題是：毛對這種變化作何感想？

(81)  馬若德（MacFarquhar）分析了劉少奇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不明確」的態度，並具有洞見地指出了劉和鄧小平在這方面有微妙的不同，尤其是在如何闡述個人崇拜這個問題上。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Vol.I: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 -1957, pp. 102-4。

(82)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第1章。蘇共二十大於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舉行，但是中國方面沒有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文，直到3月10日《紐約時報》發表這份報告。毛隨後於3月17日召集中央書記處會議，並於3月19日和24日召集政治局會議。據參加了這三次會議的吳冷西所述，這些會議就如何應對莫斯科做出了決定。

(83)  林蘊暉：〈蘇共二十大與毛澤東走中國自己的路〉，《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2004），頁67-72；林蘊暉：〈中共八大與以蘇為鑒〉，《中共黨史研究》，第5期（2006），頁11-22；邢和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蘇聯因素〉，《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2007），頁66-73。關於這一問題的一項早期的英文研究，見Noriyuki Tokuda, “The Impact of De-Stalinization on the Growth of Mao's thought in 1956,” in Yu-ming Shaw, ed.,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PRC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p. 33-41。

(84)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1956年4月25日），見：https://www. 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3-083.htm。

(85)  有一部歷史書這樣說：「組織上，［中共八大］上浮現出的黨，變化巨大。集體領導現在成為新的關鍵詞。」 Graig Dietrich, People's China: A Brie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nd ed., p.103。另見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Politics of an ‘Un-Maoist’ Interlude: The Case of Opposing Rash Advance, 1956-1957,” in Cheek and Saich,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 pp. 151-90。

(86)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2。

(87)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54-63。研究中共黨史的著名學者韓鋼在一次研討會上透露，那時抗議活動的真實數字要遠遠高於官方統計數據（2012年11月25日，上海）。另見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in Cheek and Saich,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 pp. 234-61。

(88)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265。

(89)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265；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7。

(90)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六，頁351-2。

(91)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六，頁352、354。

(92)  關於中國政治中的「放」和「收」的討論，參見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 pp. 5-9。

(93)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六，頁378-95。

(94) 毛於3月19日和20日分別與南京和上海領導幹部會面時的講話。講話提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六，頁403-5。

(95)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六，頁432-3。

(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二冊，頁363。

(9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39。

(9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55。

(99) 吳國光：〈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載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香港：田園書屋，2007），頁78-96。

(100)  例見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 -195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Keith Forster, “Localism, Central Policy, and the Provincial Purges of 1957-1958: The Case of Zhejiang”, in Cheek and Saich,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 pp. 191-233。

(101) 夏衍於1980年10月在四千名高級幹部討論〈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時的發言，轉引自郭道暉：〈毛澤東發動［ 1957年］整風的初衷〉，《炎黃春秋》，第2期（2009），頁15。

(10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23。

(10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53。

(104)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28。

(105)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載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11-72。

(106)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285-325。

(107) 裴棣：〈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

(108)  Baum, Burying Mao ;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 (London: Routledge, 2008), passim.

(109)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eds.,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0) 鄧的原話是：「一個字都不能動。」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296。

(111) 崔武年（前中央組織部幹部）：《我的八十三個月》（香港：高文出版社，2003），頁286-7；吳稼祥：《中南海日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頁51；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66-7；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21。

(112) 對於為何這項任務被從胡交到了趙手中，沒有第一手信息。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並參與了政改辦工作的嚴家其說，對為什麽這項任務給了趙而不是胡，趙本人也「弄不明白」。嚴家其：《政治多麽簡單》，頁174。

(113) 嚴家其：《政治多麽簡單》，頁175；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22-3；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76-7。就把研討小組英譯為seminar group，筆者感謝Charles Burton。

(114) 有消息稱，前三位領導人，包括趙自己，都是鄧提名的，而趙則加上了全國人大負責法律事務的領導人彭沖。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22-3；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76-7。

(115)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22-3；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76-7。

(116) 另外兩位黨政幹部，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杰，與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前秘書賀光輝，還有學者嚴家其，被任命為鮑的副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22-3；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76-7。

(117) 陳一諮：《陳一諮回憶錄》，頁421；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16。

(118) 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83、86；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33-4、163。

(119)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269；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160。關於胡和鄧在中國改革中的保守作用，例見Richard Baum, “Deng Liqun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1979-1993,” China Information , 9, 4 (Spring 1995), pp. 1-35；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 passim.

(120) 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79、100。

(121) 例如，薄一波經常派他的兩個秘書董宏和王益參加政改辦的會議。

(122) 他們分別是，陳群林和吳國光負責政治改革部分，李元負責黨的建設部分。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20、248。

(123) 趙紫陽：〈關於草擬十三大報告大綱的一些設想〉（1987年3月21日），《黨的文獻》，第2期（1988），頁2。

(124)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664。

(125)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422；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23-4。

(126)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424-7；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25-34。

(127)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437-8；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24。

(128)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448。

(129)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448；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73-5。

(130)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470。

(131)  Carol Lee Hamr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Changing Political Patter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195.

(132)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478-82；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75-6、278。

(133) 趙紫陽：〈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載《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1-64。

(134)  Hamr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p. 195.

(135)  關於趙的政治改革政策的近乎革命性的影響，見Richard Baum的分析，“Zhao Ziyang and China's ‘Soft Authoritarian’ Alternative,” in Wu and Lansdowne,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 pp. 109-21。

(136) 決議全文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頁65-6。

(137)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特區文化，2004），頁367；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80。

(138) 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頁280-1。

(139)  關於1989年北京抗議者對民主的呼籲，參見Han Minzhu,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關於示威、政治與鎮壓，例見Harrison E. Salisbury, Tiananmen Diary: Thirteen Days in Ju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89)；Roge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eds.,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Chinese and American Reflec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香港：天地圖書，2009）；關於趙晚年的軟禁歲月以及他的政治反思，見趙紫陽：《改革歷程》；Bao Pu et al., Prisoner of the State.

(140) 中共中央組織部研究室編：《1989組織工作研究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1。

(141) 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研究室的文章，載中共中央組織部研究室編：《1989組織工作研究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18。更多類似的批評，其中許多來自部級以上黨政官員，例見唐紹明：《平暴後的反思》（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華原：《痛史明鑒》（北京出版社：1991）。

(142) 石仲泉：〈瑣憶龔育之〉，《百年潮》，2009年第11期，頁39。

(143) 《鄧小平文選》，卷三，頁296。同樣，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7。這裏透露了李和姚的名字，而在《鄧小平文選》中他們被稱為「兩位中央領導同志」。

(144) 轉引自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655。

(145)  至於鄧的南巡如何改變了中共的政治走向，則更進一步證明了對黨綱的改變可以在黨代會之外的場合進行。然而，受篇幅限制，本書無法就這些案例一一探討。關於南巡及其政治影響，例見Suisheng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Elite Politic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Asian Survey , Vol. 33, No. 8 (August 1993), pp. 739-56; John Wong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Deng Era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6) 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編：《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五家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2007），頁3；陳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體制改革的簡要歷程〉，《中共珠海市委黨校珠海行政學院學報》，第5期（2008），轉引自沈傳亮：〈新世紀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綜述〉，《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2011），頁101；高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展望〉，《理論探討》，第1期（2010）；蔡定劍：〈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與現狀〉，《炎黃春秋》，第2期（2011），頁1-8。

(147)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 Baum, “Zhao Ziyang and China's ‘Soft Authoritarian’ Alternative”; Willy Wo-lap Lam, “Zhao Ziyang's Contributions to Refor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Wu and Lansdowne,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 pp.151-63; Willy Wolap Lam,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 The Power Struggle in Beijing since Tiananmen (Hong Kong: P A Professional, 1995); Hieyeon Keum, Policy Conflicts and Leadership Changes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Falls of 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and the Retreat from the Post-1978 Reforms , Ph.D. dissertation, Miami University, 1991.

(148)  Matthew Forney and Susan Jakes, “Requiem for Reform? Zhao Ziyang's Vision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Dims as Hu Jintao Hardens the Party Line,” Time Asia , 165, 4 ( January 31, 2005 ), http://www.time.com/time/asia/magazine/printo ut/0,13675,501050131-1019916,00.html, accessed April 9, 2006.

(149)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十六大報告，2002），載《江澤民文選》，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528-75。

(150)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十六大報告，2002），載《江澤民文選》，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528-75。

(151)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1），載《江澤民文選》，卷三，頁264-99。

(152)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1），載《江澤民文選》，卷三，頁286。另見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p. 103。

(153)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2。

(154)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2。

(155)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30。

(156)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30。

(157)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3。

(158)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3。

(159)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3。

(160) 江澤民：〈關於十六大報告起草工作的批示〉，載《江澤民文選》，卷三，頁439-40。

(161)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4。

(162) 轉引自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5-6。

(163)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6。

(164)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5。

(165)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6。

(166) 江澤民：〈對十六大報告稿的幾點意見〉，載《江澤民文選》，卷三，頁514-18。

(167)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6。

(168)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6。

(169) 江澤民：〈對十六大報告稿的幾點意見〉。

(170) 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17。

(171)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p. 104.

(172) 張厚義：〈共產黨員僱工問題的三次討論〉，《炎黃春秋》，第1期（2010），頁49。

(173)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p. 104; Guoguang Wu, “From the July 1 Speech to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Ideology, Party Construction, and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aryanne Kivlehan, eds.,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 (Armonk, NY: M.E. Sharpe), pp. 167-85.

(174) 索延文，〈關於黨的階級基礎和群衆基礎問題〉，《黨建研究內參》，第9期（2001），頁2。江的十六大報告起草小組的主要成員鄭必堅，提供了一些略有不同的數據，顯示工人階級成員在1928年佔中共黨員數量的10%，1929年減至7%，1930年進一步降至5.5%。鄭必堅：〈新世紀中國共產黨全面加强自身建設的馬克思主義新覺醒〉，《中共中央黨校報告選》，第13期（2001），頁26-7。

(175) 索延文：〈關於黨的階級基礎和群衆基礎問題〉，頁3。

(176) 梁麗萍：〈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執政黨建設：訪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中國黨政幹部論壇》，第9期（2001），頁6。

(177)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課題組：〈新經濟組織黨建工作的現狀與前瞻〉，《黨建研究內參》，第6期（2001），頁11-13；陳鎮宏（中共上海市靜安區黨委書記）：〈擴大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團體中黨建工作覆蓋面〉，《黨建研究內參》，第4期（2001），頁8-12。

(178)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p. 104.

(179)  Guoguang Wu, “China in 2010: Dilemma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 Asian Survey 51, 1 ( January/February 2011), 18-32.

(180) 例見胡錦濤：〈深入學習、正確領會、全面貫徹江澤民同志七一講話重要精神〉（2001年9月3日），《中共中央黨校報告選》，第13期（2001），頁1-13。

(181) 張厚義：〈共產黨員僱工問題的三次討論〉，頁49。

(182) 本書編寫組編：《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史》，頁586。

(183) 本書編寫組編：《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史》，頁586。

(184) 例見本刊編輯部：〈省部級領導暢談十六大〉，《世紀潮》，第12期（2002），頁39-41。

(185)  Barry Naughton, “China's Left Tilt: Swing or Midcourse Correction?,” in Cheng Li ed., China’ 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142-57.

(186)  Wu, “China in 2010.”

(187) 張厚義：〈共產黨員僱工問題的三次討論〉，頁49。

(188)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p. 104.

(189) 此人名為張瑞敏，是海爾集團擁有人、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關於他的官方簡歷，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1044-5。候補委員沒有表決權。中共十六大選出的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有204名正式委員和167名候補委員，而十八大選出的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有205名正式委員和171名候補委員。

第5章　規範對決運作：政治形塑中的中共黨章

憑我發誓，您的一切都會滿足；
當您離開，賢惠的女主人啊！ (*)

《溫莎的風流娘兒們》

中共憲章規範與政治實踐之間的鴻溝，同樣體現在黨的章程本身的制定上。中共有自己的黨章，它傳統上也被稱為是「黨的憲法」，與國家憲法相對應，從實質上講是統理黨的政治生活的「根本大法」。 (1) 用鄧小平的話來講，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正如一位中共高級幹部所說，它涉及「黨內生活中最重大最根本的問題」，並「在黨內具有最高的權威和效力」。 (2) 而中共黨代會，則是唯一有權制定和重新制定黨章、並進行黨章修改的機構。在中共歷史上，幾乎每次黨代會都有制定、重新制定或是修改黨章的議程。這一議程與確定黨綱及選舉黨的領導人一樣，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然而，這種重要性卻與在實踐中中共對黨章的藐視形成衝突。這種衝突甚至比我們在關於黨綱的類似觀察中所看到的那種矛盾還要明顯。不論是被小修大改還是被邊緣化，黨綱至少總是存在並發揮作用；但是，在中共歷史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黨章要麽完全不起作用，要麽被徹底廢除。一方面，在戲劇性的政治曲折出現並侵犯黨代會決議和黨章本身時，黨章總是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它不斷地被重新制定和改動，以便能與實踐中那些對黨的憲法的侵犯行為保持一致，也就為這種種侵犯加以背書並將其合法化，乃至把這些侵犯行為變成黨章的新規定。在這種甚不尋常的憲章環境下，領導層對黨章的侵犯成為家常便飯，對此，中共從來也沒有採取什麽厲行黨章的措施以至任何懲罰來捍衛黨章。相反，各個層級的中共領導人，都可以用黨的紀律來懲罰下級幹部和普通黨員，儘管事實是很多這種懲罰直接與黨章相抵觸。作為「法治」，在共產主義的中國長期不存在，時至今日也仍然薄弱，儘管中共從後毛澤東時代開始承認「法治」這一原則。 (3) 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不論是從原則上講還是從執行上看，中共這個黨也許是距離「法治」最為遙遠的實體；這不僅是因為這個黨淩駕於國家生活之上本身就是違背「法治」，而且也在於這個黨在其內部事務上也不遵守自己的章程。 (4)

不過，上述這種實踐，卻從來沒有讓黨的領導層低估黨章的重要性，也沒有低估黨章修改在黨代會議程中的重要性。事實上，每逢黨代會召開前，他們總是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準備關於黨章重訂或修改的相關建議。與政治報告的情況類似，這一會前準備過程是至關重要的，並與黨代會上形式主義而又莊嚴肅穆地對黨章的毫無懸念的通過，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且，黨章本身享有無可爭議的權威；這種權威可以被黨的領導人所役使，只要他們認為有必要這麽做。這種場合曾經出現過。那一次，毛澤東手拿黨章來到某個會議上，要以此來捍衛自己的觀點，尤其是捍衛自己表達觀點的「言論自由」。 (5) 不過，這種情形極為罕見，它看起來好像是專為最高領導人對抗下屬或黨中央集體為了約束全黨而設的特權。一個普通黨員援引黨章維護自己的權利——如果這種事情真會發生的話，那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黨代會對黨章的修改，通常涵蓋意識形態方面和/或組織方面。意識形態方面的修改，總是為了在黨章總則中表達新的政治綱領而做出，而這些有關政治綱領的內容都是政治報告和相應的黨代會決議中所表述了的。再者，黨章在名義上還是規定中共領導機構、組織程序、黨內紀律和（更廣泛地講）黨內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當領導人考慮某種重組黨的領導機構的計劃時，黨章修改尤其變得重要，但是領導人卻並不需要在重組這些機構時跟從黨章的相關規定。通常，黨章被用來為已經設立的組織提供一個事後的合法追認；這種事後追認，實際上，就是領導人在組織方面要通過有關黨章的議程而從黨代會所尋求的東西。意識形態方面已經在上一章中討論過了，本章將聚焦憲章規範、政治實踐與黨章及其修改之間錯綜的關聯中所呈現的組織性鴻溝。中共黨代會作為一種制度樞紐而立於這一鴻溝中，一系列政治操控圍繞它展開；既諷刺又矛盾的是，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將違背黨章的做法合法化。下文作為對這一鴻溝的實證性的探究，將首先展開歷史的考察，隨後則致力於研究三項重要的組織事宜，即：作為黨的行政性領導組織的中央書記處，負責黨內紀律檢查的全國機構，和黨員的政治「權利」。

黨代會與黨章修改：歷史的和制度的概述

直到2012年十八大，中共已經17次制定或重新制定黨的章程，其中包括七部新黨章和十次大會修改。這意味着，自1922年的中共二大制定第一部黨章以來， (6) 此後每一屆黨代會都承擔了制定、重新制定或者修改黨章的任務。 (7) 回顧歷史，直到1928年的六大，這段歷史時期是中共這一憲法性文件發展的早期階段。在這期間，二大和六大分別制定和重新制定了兩部黨章，而三大、四大和五大都選擇對二大制定的黨章進行修改，而不是重新制定。表5.1列出了這些黨代會舉措。

一大制定了黨綱，而不是黨章。就歷史事實而言，黨綱和黨章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聚焦於意識形態和黨的綱領的闡述，沒有關於組織問題的規定，而後者則主要涉及組織方面的事項。二大通過的首部黨章，明顯地突出了對組織問題的關注，相關的大會決議事實上就叫〈關於共產黨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 (8) 這部黨章一共包括六章二十九條；這六章分別為：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附則。中共的歷史學家把黨章的制定視為中共完成建黨過程的標誌，他們對這部黨章做出的評價也高度積極，認為二大黨章「較好地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織思想」並「開始注意到將馬列主義原則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儘管多少還是受到俄共（布）和共產國際的一些影響」。 (9) 此外，二大還首次明確宣佈，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 (10)

表5.1　早期黨代會議程中的黨章，1921-1928

屆次（年份）

議程/涉及黨章的做法

一大（1921）

制定了黨綱，而不是黨章

二大（1922）

制定了第一部黨章

三大（1923）

修改黨章

四大（1925）

修改黨章

五大（1927）

決定由政治局在會後修改黨章

六大（1928）

重新制定黨章

來源：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陳明顯：〈序言〉，載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2-3。

三大對黨章做出的修改是技術性的，意在試圖使黨章適應中共正在發展壯大中的組織。它在中共歷史上首次規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中央委員會）的許多組織細節，包括其成員人數（共九人，由其中五人組成中央局）、中央局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頻次（前者每周一次，後者每四個月一次）、以及中央領導層機構召集各個層級的正式和臨時會議的程序。舉例來說，三大修改後的黨章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必須在全黨大會開會日期前，提前至少兩個月發出召集會議的通知和議程草案；而作為回應，地方黨組織必須在一個月內上交議案，這些議案並將在全黨範圍內傳閱。 (11) 不過，這樣的規定在三大之後的實踐中沒有執行。 (12)

四大做出的黨章修改同樣是技術層面的，在歷史上首次將黨的最高領導人稱為「總書記」。 (13) 五大沒有關於修改黨章的議程；官方的解釋是，這次大會是在一個非常時刻召開的，僅僅在「四·一二政變」發生後的半個月——在這次政變中，國民黨對黨內的中共分子展開了清洗。但是，五大通過了一項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要求在大會後修改黨章。 (14) 五大閉幕三個星期之後，政治局在1927年6月1日舉行會議，完成了這項任務；這也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例外，即黨章不是經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或修改的。 (15) 然而，這次修改卻是實質性的，添加了長篇且詳細的規定。修改後的黨章含12章、85條，條目之多為歷史之最。 (16) 黨章首次明確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並新增一章專門就各級監察委員會做出規定。 (17)

然而，這一修改後的黨章卻在其得到通過之後兩個月即被中止使用。緊急召開的「八七會議」決定中共轉為「地下」（即秘密）組織，並通過了一項新的關於組織事宜的決議。 (18) 隨後於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制定了中共的第二部黨章。這部黨章幾乎是共產國際所草擬的「共產黨模範章程」的一個翻版。 (19) 新黨章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必須「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 (20) 但是，這種規定並不可行，因為當時中共所處的政治環境瞬息萬變，與莫斯科的聯繫也有諸多不便。從1935年起，六大黨章便實際上被中止了。在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莫斯科培養的中共領導人，其軍事指揮權被邊緣化；同年8月，共產國際做出決議，要求各國共產黨「在解決一切問題時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點」。 (21)

從那時開始，中共一直在實質上沒有黨章的情況下運轉，直到1945年的七大通過了第三部黨章。諷刺的是，在黨章不發揮作用達十年之久的這段異常時期，中共卻發展出了關乎領導層政治和所謂「黨的建設」的一系列組織規定。例如，1938年下半年召開的、標誌着毛澤東穩固了在領導層支配地位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三個關於中央委員會和其他各級黨組織的工作規則和紀律的決議。 (22) 特別是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和當時毛的主要副手劉少奇，發展並傳播了他們關於「黨的建設」的思想，新的組織體系也逐步建立起來。隨後七大召開，劉少奇向大會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長達六萬多字，即便從中共的標準來看也是極長的一份文件。報告將黨章定義為黨的「根本大法」，或者黨的憲法；劉並全面地解釋了為什麽要修改黨章以及黨章將怎樣修改。 (23) 黨章也相應地被修改為11章70條，但是删除了先前關於召集會議程序的規定，由此開創了黨章幾乎不就程序問題作出規定的這一毛澤東式的傳統。這一傳統延續至今。

最重要的是，中共七大開創了黨章在結構上的一個先例，即新設總綱一節，來闡述黨的基本意識形態和政治特性。這樣一來，黨章現在就變成了黨的總綱和組織章程的結合。這成為所有後來的黨章都跟隨的新規範。尤其是，在七大重新制定的黨章中，總綱部分首次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並列為黨的指導思想。可以說，中共黨章的發展自1945年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上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黨章越發忽視程序但卻更加强調意識形態。

七大還開創了另一項傳統，這一傳統也貫穿了整個毛時代，一直持續到毛去世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大。這便是指派一位黨的高級領導人，專門就重新制定或修改黨章向黨代會作一份重要報告。這份報告的重要性僅次於政治報告。如表5.2所總結的，唯一的例外是九大，會上沒有專門涉及黨章修改的報告。 (24)

表5.2　黨代會關於黨章的議程，1945-1977

屆次（年份）

關於黨章的議程和報告

報告人

七大（1945）

重新制定黨章/相關報告

劉少奇

八大（1956）

重新制定黨章/相關報告

鄧小平

九大（1969）

重新制定黨章/無相關報告

——

十大（1973）

重新制定黨章/相關報告

王洪文

十一大（1977）

修改黨章/相關報告

葉劍英 1

表註 1 ：撇開其他相似性不談，僅就此而言，中共十一大儘管是在毛去世之後召開的，但仍應被認為是毛時代的延伸。
來源：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

在後毛澤東時代，儘管對黨章的修改依舊頻繁，但關於黨章修改的黨代會報告卻被取消了。現在的領導人往往選擇下列做法的一種，或結合其中後兩種：要麽在政治報告中簡要對黨章修改做出解釋，就像十二大所做的那樣； (25) 要麽向代表們散發一份簡要說明（像十四大和十五大那樣）；要麽，在黨代會已經批准黨章之後，由新華社發佈一篇大會秘書處主要領導人的答記者問（大多情況下這位領導人都是匿名的，除了十二大的時候是胡喬木出面答記者問），解釋一些有關黨章修改的問題（十二大至十八大都是這樣，僅十三大例外）。 (26) 這些新的舉措，明顯地表現出黨章修改在黨代會議程上的重要性降低了。取消黨章修改報告以及相關降格措施，也讓黨代會的議程得以精簡——正如第三章所述，這有助於領導人在操控黨代會時降低可能遇到的不確定性。

如表5.3所示，另一個明顯的變化在於，不同於毛時代從七大到十大每屆黨代會都重新制定黨章的做法，後毛時代的黨代會僅僅見證了一次重新制定黨章的經歷。這發生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那次會議被認為是第一次在鄧小平主導之下所舉行的全國黨代會。此後歷屆黨代會都選擇修改而非重新制定黨章。這種模式上的變化，或許也可以支持這樣的論點，即：後毛時代的中共政治比毛時代更加穩定並具有連續性。

表5.3　後毛時代黨代會關於黨章的議程，1982-2012

屆次（年份）

涉及黨章的議程和舉措

有無相關的黨代會報告

十二大（1982）

重新制定黨章

無

十三大（1987）

修改黨章

無

十四大（1992）

修改黨章

無

十五大（1997）

修改黨章

無

十六大（2002）

修改黨章

無

十七大（2007）

修改黨章

無

十八大（2012）

修改黨章

無

十九大（2017）

修改黨章

無

來源：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人民日報》：2012年11月9日。
補註：本表中文版增加了十九大的條目；資料來源見新華網：http://www.news.cn/politics/19cpcnc/，2018年2月15日瀏覽。

後毛時代的黨章修改，明顯地變得出於實用；這些修改經常是用來增加一些量身定做的條款，目的在於滿足權力和政治在實踐上和技術上的需要。舉例來講，十二大在起草黨章第22條和28條時，增加了在全國和省級層面黨的領導機構中設置顧問委員會的規定，並明確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必須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出任。與之相似，這次黨章修改還在第21條中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也必須由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擔任。 (27) 時任政治局常委的鄧小平，相應地擔任了中顧委主任和中央軍委主席這兩個職務。五年之後，鄧小平與他的老一輩革命家戰友一道決定半退休，不再在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會擔任任何職務，但他卻保留了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而同樣退出了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常委會的陳雲，也保留了中顧委主任的頭銜。為適應這種變化，十三大對黨章作出修改，删除了有關這兩個職位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條款。 (28)

即使是在所謂「理論」問題上的修改，也同樣被操控來服務於特定的政治和實用目的，這明顯反映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八大對黨章的修改上。這三次黨代會分別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黨的行動指南寫入新版本的黨章總綱部分。以上這三項概念，並被特意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並列。可以設想，黨章這樣修改，是為了確保已故或退休領導人，也就是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人的意識形態權威和歷史地位。 (29)

從領導層的草案到黨代會的認可：黨章修改的過程

很明顯，不論是從組織層面還是從意識形態層面看，黨章都被操控來用以提供一種憲章基礎，以將領導層所喜歡的政治安排予以合法化。更具體地講，對涉及組織事項的章程規定的操控，可以為特定領導人在特定環境中獲得某些領導位置鋪平道路；而對意識形態的操控，則是為了授予一些政治家以黨的偉大領袖的歷史地位。因此，對於黨章的重新制定或修改，黨的領導人所給予的關注度是極高的，絲毫不亞於他們對政治報告起草過程的重視程度。總的來說，黨章修訂的準備過程與政治報告和黨綱制定的準備過程相似；第四章中關於擬定政治報告的過程大體上可以被用來描述黨章修改的準備過程。二者都需經過黨代會之前領導人調研、領導層審議、在精英中徵求意見等流程，而當修改草案來到黨代會上的時候，它們總會順順利利地通過，無一例外。

但是，黨代會關於黨章修改事項的過程，與黨綱制定的過程相比，也有其獨特之處。首先，這一過程中較少討論意識形態事宜，哪怕在重訂或修改黨章之中涉及到了意識形態方面。這是因為是政治報告在決定與實踐意識形態相關的事宜，而黨章的修改在這方面，僅僅反映政治報告中的相關內容。其次，這一過程更加秘密，很可能大部分過程都是在領導層之中一個高度保密的小圈子內進行，即使是黨的媒體也對之報道甚少。

毛時代的領導集體對黨章修改這件事一直是高度重視的。但是，根據對黨章重訂的準備過程所採取的不同取態，毛時代在這方面呈現出兩個各有特點的階段。在黨章修改過程中，七大和八大似乎更加精英主義、官僚化和制度化，整個流程按照既有的權力等級制自上而下展開，並在最後的徵求意見階段，也相應地伸延至較廣層級但數量仍然不大的精英。七大的黨章修改過程常常被稱讚為「是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進行的」， (30) 但支持這一宣稱的證據卻極為有限，僅有的證據不過提到，六屆七中全會討論了準備提交七大討論的黨章草案，並有「徵求各地一些幹部的意見」。 (31) 關於八大，關於鄧小平負責的相關委員會是如何起草新黨章的，一部題為《中共八大史》的半官方出版物沒有透露任何信息。我們僅僅知道，黨章草案先經政治局討論，而後下發省級黨委書記討論，接下來由政治局再次討論，最後呈交中央委員會全會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32)

與上一階段相對比，文革期間召開的九大和十大，在重新制定黨章時，就不那麽尊重合法的權力結構，而是常常在草案建議的早期階段即允許所謂的「群衆」參與。為了籌備九大，黨中央（當時包括名義上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文革小組）早在大會開幕16個月之前的1967年12月16日，便就黨的指導綱領和黨章的修改下發通知，要求全黨學習上海的經驗，那裏的革命委員會組織了群衆（即超出黨員範圍）討論黨章修改並寫出黨章草稿。 (33) 這次的黨章修訂，將林彪作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黨章；一年半以後，林彪變成了「叛徒」，上述的黨章修改就成了一樁憲章醜聞。 (34) 在十大重新制定黨章的準備過程中，黨中央採取了工作會議來代替中央委員會全會的方法；會上同意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央政治局關於修改黨章問題的請示〉，為黨章的修訂設定了基本原則。 (35) 這個請示報告對黨章修改工作規定了要點，這包括：修改的重點是總綱部分，關於林彪的一段內容要删除；根據毛「當今仍然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的思想，對「三個里程碑」的表述進行修改；增加「第十次路綫鬥爭」的經驗等。 (36) 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被指定負責中央黨章修改小組，並起草出新的黨章草案。同時，各省、市、自治區、解放軍各大軍區和中央各機關的黨組織，都成立了黨章修改小組。後來，這些小組寫出了41份黨章修改稿，為中央黨章修改小組提供參考。在毛和政治局審議了黨章修改草案之後，十大徑直批准了新黨章。 (37)

就黨代會的黨章修改準備工作而言，後毛澤東時代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毛時代早期的一些做法。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意識到在位的中央委員會在這一過程中的合法作用，同時也在會前的徵求意見過程中吸納一些低級別精英參加，但很少讓他們參加草案起草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與政治報告準備過程的情況相似，最高領導人現在更加活躍地捲入黨章修改的準備過程。舉例來說，政治局常委會於2002年2月決定，為10月即將召開的十六大成立黨章修改小組，由當時的中共二號人物李鵬負責。 (38) 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多次召開會議，商討相關問題並審議修改草案；黨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兩次就黨章修改的重要問題作出具體指示。 (39) 與此相類似，為籌備十七大，黨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首先主持了一個由黨的職能部門負責人參加的關於黨章修改的座談會，隨後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分別在2007年3月22日和23日召開會議，決定由時任黨內二號人物的吳邦國負責黨章修改小組的工作，並下發文件在全黨範圍內向地方和部門黨組織徵求關於黨章修改的建議。據透露，在黨章修改草案形成之前的徵求建議階段，中央黨章修改小組收到了125份來自上述組織的報告。此後，在黨章修改草案形成之後再次就草案徵求意見的階段，中央黨章修改小組又收到了同等數量的報告。 (40)

有關黨章修改的一些總體特徵，值得加以進一步討論。第一，儘管黨章修改時常包括對黨的實踐性意識形態的重新定義，但這項任務總是被包括在政治報告的起草中進行。黨章的修改僅需從那裏照搬相關內容即可。如果黨代會真的擁有黨章所賦予的權力而可以選擇批准或否定修改草案的話，或是黨代會上至少是可以辯論意識形態議題的話，那麽情況將會變得相當棘手。事實是，既然黨代會從來沒有質疑過政治報告中所表達的黨綱，更沒有過不贊成，因此黨章修改就能夠很順利地提前把新的黨綱寫進黨章。就這一點來說，十五大是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它修改黨章的主要目的是要把「鄧小平理論」列為黨的指導思想。在「就十五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答新華社記者問」中，十五大秘書處負責人說，黨章的「這次修改，集中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即在黨章中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41) 這位匿名官員表示：

黨的七大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對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發展具有極重要的意義。黨的十五大，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別是十四大的基礎上，進一步把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二十年實踐的檢驗，在鄧小平同志逝世後，通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作出這樣的決策，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發展必將發揮極重要的作用。 (42)

十六大和十八大如法炮製，通過對精心打造的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正案的全盤接受，分別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列為黨的指導思想。中共黨章在把政治辯論（不是在黨代會上，而是在此之前）的結果加以制度化的同時，也凸顯了黨章自己作為一份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遠遠多於組織和制度關切的文件的實質。它旨在完成對某一思想及其創議者的憲章認可。

第二，黨代會充其量只是個橡皮圖章，因為它只是接受、確認並背書在黨代會開幕之前即已經由在位領導人所同意的黨章修改草案。正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所分析過的，代表們的審議根本上是一個「消化」、理解和全盤接受黨章修改提案的過程，而絕非對黨章草案各條款逐一進行質疑、批評和審議的過程。就最近幾屆黨代會而言，領導人通常讓所有代表都參加黨代會之前在政治報告制定和黨章修訂中的徵求意見過程。這樣做可以讓代表中任何可能出現的不同意見較早得到處理，而免得它們在黨代會上突然爆發出來。

中央書記處：有關一個領導機構的政治和制度

「書記」一職在共產黨內常常是最有權力的職位；在中共的大部分歷史上，書記處是「書記」以組織形式出現的一種平行物。不過，在中共的全國領導機構中，1934年以前卻並不存在中央書記處。而自其創設起，中央書記處經歷了曲折的重組、重新定位、廢除、重新設立，並且這種種變動往往是與當時中共黨章的相關規定相互抵觸的。如果黨章真的像所宣稱的那樣是黨的「根本大法」的話，則可以說中央書記處在某些時間點上就是一個非法機構。對圍繞中央書記處出現的各種變化所做出的憲章性追認，總是在黨代會上完成，這種遲來的追認用剪裁黨章的方式來適應政治現實。這意味着，在多數情況下，黨章僅僅回溯性地背書早已發生的政治事實；正是對黨代會的操控，才確保了對違反憲章行為的憲章背書。

中共最高領導人早期稱為「書記」，那時黨的中央決策機構則在「中央局」的名稱下運作。可是，在1921年中共就首屆黨代會向共產國際呈送的報告中，中央局成員同時也被描述為「書記處」成員，這是「書記處」一詞首次在中共文件中出現。 (43) 這份報告或許反映了年幼的中共努力嘗試設立一個與蘇共中央領導機構有對應關係的領導機構， (44) 然而諷刺的是，「書記處」一詞當時卻從未在中共的任何內部文件中出現過，當然也並未流行使用。後來，中央領導組織的結構隨着此後的幾屆黨代會而發生了變化，直至六大。二大選舉產生的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的中央局為領導核心；五大設立了政治局，並且區分了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六大清楚地確認了政治局常委會的設立，但截止那時，中共並沒有官式地照搬蘇共的書記處設置。 (45) 在1926年7月的某個時候，中共決定設立中央秘書處，以「總攬黨中央的各種技術的工作」， (46) 這意味着這是一個集體性的文員或秘書性機構，事實上它的確就是。 (47)

首個中央書記處可能出現在1934年1月，大約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上海向江西蘇區轉移的這段時間前後。這一政治時期，中共因外部環境而陷入低潮，內部則動蕩不安，出現了密集的、違背黨章規定的領導人更替。 (48) 那時，書記處看來只是對政治局常委會的另一種叫法，因為它的成員包括了所有政治局常委。 (49) 尚不清楚那時政治局常委會為何被更名為中央書記處，但是這意味着，中央書記處打從最初正式設立起即掌握着全黨的最高領導權威，儘管六大通過的黨章隻字未提任何叫作「中央書記處」的機構。從一開始，中央書記處這個權力巨大的領導機構，便不幸地陷入歷史的謎團，並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操控和不合憲章的烙印。

不過，這為中共領導層的組織形式開闢了一種傳統，即政治局常委會同時也是中央書記處。這不妨被稱為「第一模式」。這一模式從戰爭年代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截至1956年。然而，政治實踐卻比這種模式複雜得多。1934年以後的那些年頭裏，中共領導層政治動蕩不安，最終導致毛澤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以軍事領導人而非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身份手握大權。在這種反常的權力架構中，中央書記處不可能行使其所宣稱的（也是不合法的）的最高權威，而毛在這一時期的主導地位則更是遠遠偏離了黨章的規定和當時的中共規範。直到1943年3月，可能是為了給將要召開的七大鋪平道路，毛的領導集體採取行動，將中共的領導結構正常化。他們決定，政治局擁有對「所有重大事宜」作出決定的權力，並在中央委員會的兩次全會之間的時期裏承擔領導全黨的責任；毛被推定為政治局主席。與此同時，中央書記處被重組為按照政治局決定處理日常事宜的「辦事機關」；毛同時也成為書記處主席，劉少奇和任弼時為書記處成員。 (50) 就像1934年那樣，中央書記處同時也是政治局常委會。從制度上看，這並不是什麽新的安排，但是從政治上講，書記處的正常化意義重大，因為它標誌着毛正式登上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寶座。不過，在1943年，毛並沒有擔任中央委員會的主席或者總書記。諷刺的是，在黨章中，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都是並不存在的職務，甚至中央書記處那個時候在黨章中也根本沒有提及。

中央書記處的違憲地位終於在中共七大上被合法化。新通過的黨章首次包含了「書記處」的字眼，並相應地釐清了它在中央領導機構中的地位和職能。然而，文件規定與政治操作之間，還是橫亘着一條深深的制度性鴻溝。自設立之日起，中央書記處便在領導層中實際上承擔了日常決策的功能，而不是日常行政的任務。七大通過的黨章承認了這一事實，因此在相關的黨章條款中，把1943年那份決定中的措辭做了改動，規定中央書記處「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這一模棱兩可的表達為實踐中的解讀或操控留出了空間。

從第一模式到第二模式，再到第三模式：為什麽會有這種組織演變？

然而，領導層仍然需要一個辦公室來負責真正的行政工作。於是，秘書長一職於1941年8月設立，並由任弼時擔任。 (51) 任1952年去世後， (52) 劉少奇名義性地兼任了這個職務，並由楊尚昆擔任其副手。直到1954年4月，政治局決定設立秘書長會議，由鄧小平擔任秘書長，另外九位領導人做鄧的副手。 (53) 這種做法最終導致另一種模式的出現，即中央書記處位於政治局之下，而不是與政治局常委會合體。不妨把這看作為「第二模式」。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中央領導機構重組，特別是把中央書記處從政治局常委會中分出。政治局常委會保留了最高決策權，而秘書長會議被重組為新的中央書記處，並負責黨的日常運作。 (54) 八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的職責是：在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處理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這與此前黨章僅要求中央書記處「在政治局的領導下」工作頗成對照。鄧小平的頭銜也相應地由秘書長變成了總書記——需要說明的是，那時候總書記這個職位並不是黨的最高領導職位（最高領導人是黨主席）。其他九位黨的高級幹部則與鄧一起，共同組成了新的中央書記處。 (55)

文革爆發之後，中央書記處被停止運轉，而這麽做是違反黨章的。包括鄧在內的多名書記處成員都遭到清洗；在鄧的非正式繼任者陶鑄也於1967年被打倒之後，中央書記處就悄無聲息地在中共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56) 從未有任何一個中共領導機構簽發過任何一份文件，宣佈將書記處這樣一個在黨的領導層運轉中至關重要的機構取消；作為書記處的章程根據，八大通過的黨章既沒有被宣佈作廢，在1969年九大召開之前也沒有被修訂。與此同時，毛那時某時曾經說過，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實際上的中央書記處。這個小組的組長，是毛以前的秘書陳伯達，而第一副組長是毛的妻子江青。 (57) 那麽，這種說法和這種「實際」安排的黨章依據在哪裏？也許毛很清楚他自己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對這一組織方面的替代，也就從未在哪怕是最高領導層的小圈子內做過正式宣佈。作為慶祝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而召開的九大，沒有將中央文革小組改為中央書記處；相反，九大黨章完全删除了有關中央書記處的條款，並未提及任何替代組織，也沒有就這項修改作出任何解釋。 (58) 此後的十大和十一大延續了這一軌道，在中央領導機構中不設書記處。

隨着一批老一輩中共領導人在後毛澤東時代重回全國領導崗位，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的努力開始浮現。早在1978年12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即提議設立中央書記處，並將目標明顯地確定為削弱汪東興的權力——汪東興當年是毛的心腹，現在成為黨主席華國鋒的左膀右臂，當時作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用陳雲自己的話來講：

有人提出成立中央書記處，我贊成。這可以使中央常委擺脫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於國家大事。這也可以使年老同志減輕工作，也可以使汪東興同志所管的工作大大減少。 (59)

陳的講話在會議簡報上全文刊登後，得到了很多與會者的熱烈贊同。但是，「考慮到大局」， (60) 那次中央全會並沒有做出相應的決定，而是習仲勛提出的一個折衷辦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並被付諸實踐。習說：中央書記處一下子搞不起來，可以考慮成立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班子。 (61) 12月25日，政治局決定設立秘書長的職位，並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胡喬木和姚依林任副秘書長。 (62) 與八大前鄧小平擔任此職相似，這是過渡性的一步，恢復中央書記處需要等到一個成熟的時機。 (63)

時機終於在大約一年之後的1980年2月來了。鄧小平、葉劍英與陳雲一道，把這個建議擺上了十一屆五中全會的議程；這次全會通過了設立中央書記處的決定。決定說，恢復設立的書記處將「在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總書記和書記處其他成員須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在此次全會上，胡耀邦被選為總書記，十名高級領導人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這次變動與中共八大設立書記處，有很多重要的不同。不同於1956年，1980年恢復書記處沒有任何黨章依據，因為十一大通過的黨章對這一機構或類似機構隻字未提；這次的書記處也不是經過黨代會的大會動作而設立的。更重要的是，儘管在黨章中無據可尋，但比起1956年的中央書記處，這個不合法的機構卻具有更多、更大的權力。雖然全會決議的相關行文措辭與1956年的黨章相關條款基本相同，但1980年的書記處卻得到老一輩領導人的賦權來全攬整個黨和國家的領導角色。鄧小平和葉劍英在相關講話中，都强調了中央書記處的全面領導職責，而這是直接違背黨章的，因為黨章規定，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代表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在中央委員會尚未做出恢復中央書記處的決定之前，鄧就已經宣佈：「書記處的職權，肯定是管全面，黨、政、軍、民，工、農、商、學、兵，都得管。」 (64) 葉明確說，書記處不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書記處，而是中央委員會的書記處。他贊成書記處作為一綫組織要擴大自己的權力和責任，負責中央領導層的日常工作。 (65)

在這些區別之下，則是顯而易見的政治考量：1980年恢復書記處，是為了削弱毛的接班人華國鋒而採取的一個主要動作。華當時將所有領導崗位一肩挑，包括黨的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那一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國家主席這個職位）。稍早時候陳雲提到了汪東興，但汪的背後是華。隨着中央書記處開始「領導一切」，諸如黨主席、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等所有這些黨章所規定的中共領導要素，都靠邊站了，作為黨主席的華失去了權力。這樣違章地設立新權力結構的政治目的，在隨後的政治發展中變得更加清晰。1981年6月，總書記胡耀邦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主席。 (66) 這一人事變動宣告了後毛過渡時代即華的統治時期的終結。很明顯，通過恢復中央書記處這樣的制度操控，老革命家們贏得了與華國鋒及其派系鬥爭的勝利，達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與不曾進入過中央書記處的前任不同，作為黨主席的胡耀邦同時還保留了他對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但這種情形並未持續太久。1982年的十二大重新制定了黨章，取消了黨主席一職；相應的，總書記變成了黨內最高職務。自文革以來，中央書記處被首次寫入黨章，作為「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機構。 (67) 然而，實際上，出於種種原因，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那時極少開會議事，一部分原因在於多數常委年事已高，一部分原因在於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存在矛盾，談不到一起。 (68) 因此，與負責日常運作、並在這種運作中很容易就實現其職責的書記處相比，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角色較為弱勢。再說，鄧和葉之前對書記處角色所做出的指示，儘管與新通過的黨章相違背，卻依然有效。所以，在十二大之後的五年間，中央書記處仍然繼續承擔着全面領導的角色。 (69)

由此，中央書記處歷史上的「第三模式」出現了。政治上，它享有同七大前後的書記處類似的權力，儘管從組織上看政治局常委會才是黨的合法領導機構。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一來是因為最高領導層的權力鬥爭，正是為此才有了書記處的恢復，並被當作一種制度武器用來對抗黨的主席；二來是因為在這場鬥爭獲勝後，出現了一種分為一、二綫的領導結構，其中像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這些老一輩領導人退居政治局常委會的「後座」。以上兩種情況都不是黨章所規定的，而黨代會（在這裏是黨的十二大）對此也沒有予以討論。 (70) 很明顯，政治考量佔據了主導，黨章的憲章角色甚至根本不被置於考慮之中。

領導人玩弄政治：黨章陷入困境

中共十三大恢復了書記處的「第二模式」，目的在於重構中央領導機構間的權力關係。正如十三大所修改後的黨章所示，中央書記處與八大時的情況一樣，再一次成為負責執行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決定的行政辦公室，而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決策角色被予以强調。相應的，中央書記處成員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任命並經中央委員會批准。從那時起直至本書完稿，這種模式一直得以保留，中央書記處因此經歷了一段最長時期的制度穩定。

中央書記處與其在黨章中所規定的地位之間的關係演變，大體上經歷了五個階段。在最初的階段，即剛剛設立時，中央書記處既沒有黨章依據，也沒有經由選舉的程序合法性；它和政治局常委會同為一套人馬。令人不解的是，為何政治局常委會這樣一個黨章規定的機構，要被重組為或是改稱為沒有黨章依據的中央書記處。這一歷史階段大約從1934年持續到1945年，造就了書記處的第一種組織模式，即在這一領導機構中結合並集中了決策制定和日常行政。

七大開了中央書記處的制度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它在中共歷史上首次合法化了中央書記處，但書記處的實際運作卻仍在繼續第一種組織模式。但是，逆向的趨勢，即把書記處「非法化」，卻在後來的年頭出現：1952年任弼時去世後，在未經黨代會或中央委員會任何決定、承認或黨章變動的前提下，中央書記處悄無聲息地消失了。第三個歷史階段始於1956年，這時八大重新組織了新的書記處。根據修改後的黨章，它變成了一個行政辦公室，而不是決策機構——這便是書記處的第二種組織模式。在文革的政治實踐中，中央書記處再次被解散，並與之前一樣，再次沒有見到任何領導機構對此做出正式決定，更不要說有什麽相關的黨代會決議了。

始於1980年代初期出現的第四個階段，在一定程度上重複了過去的歷史。在不具備任何黨章中的憲章地位的情況下，中央書記處先是在已有的秘書長的基礎上恢復，而後通過1982年的十二大被寫入黨章。然而，與過去經歷相比不同的是，也是明顯而更加實質性的，它形成了書記處的第三種組織模式，即：在實踐上，中央書記處的功能結合了決策制定和日常行政；可在法理上，它卻在享有合法的決策制定權威的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之下工作。成文規定和實際運作間的這種差距在十三大上得到了修補，十三大還將中央書記處的職能改回了第二種組織模式。從那時起，中央書記處的制度發展的第五個歷史階段一直延續至今。

儘管經歷了上述持續變化的歷史時期和多種不同的組織模式，在中央書記處制度演變中佔據壓倒地位的主宰因素，卻很明顯是政治性的，特別是圍繞權力安排和權力鬥爭而上演的。與之成為對照的是，包括黨代會和黨章在內的憲章因素，如果不是被完全忽視，最多也就起邊緣作用和象徵功能。但是，這些因素卻不時地、並且是越來越頻繁地被動員和被操控，以用於承認、批准和合法化那些此前已經發生的變化。即使是在那些具有憲章認可的情形下，變化的實質都可以被忽略，因為來自黨代會的批准和寫入黨章的合法化總是板上釘釘的事，不過是形式主義地走走過場而已，典儀的味道極重，而並無實質的審議。至於書記處的三種組織模式，既沒有證據顯示，圍繞這樣的議題在黨代會上展開過認真的討論（儘管有證據表明，這樣的討論在其他場合出現過，比如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也沒有聽到過，在位領導人向黨代會代表們尋求對相關變化的支持時——即使是在那些有對黨代會作出相關報告的情況下——對他們做出並非陳詞濫調的解釋。那麽，為什麽領導人要不厭其煩地尋求對他們已經有效實施了的事情的黨章追認呢？答案在於第二章對威權主義合法化的必要性的分析之中。為什麽黨代會在批准黨章修訂案上從未失手？答案就在於第三章關於黨代會如何在制度上和政治上被操控的論述之中。

更進一步講，中央書記處所經歷的幾個歷史階段，並未明顯地顯現出制度發展的某種綫性趨勢。的確，在1987年之後的那些年代，就在有關中央書記處的問題上對黨代會和黨章的尊重而言，也許展現了某些制度進步。但是，政治考量諸如中共政權在這段時期對政治穩定的着迷，仍然比任何明顯可見的、遵從黨章的進步，要能更好地解釋這種變化。總起來說，走向制度化的衝動哪怕存在，也明顯是由領導人的政治需要所決定的：憲章規範如果有利於領導人的意願，它們便會被當回事；如果與領導人的迫切需要相抵觸，它們便會遭到輕蔑和無視。這裏的悖論在於，當黨的領導人有時為了自身的好處而對某些制度致以敬意時，他們在政治上卻得到進一步加强，從而更能踐踏這些制度。黨章以及唯一有權制定和修改黨章的黨代會，被徑直浸入制度錯位的鴻溝之中；只有當被需要用來達成合法化的目的時，只有當可以被成功地操控來達到政治需要時，它們才會浮現出來扮演自己那種有名無實的角色。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黨內監督的彎路

中共的權力結構在縱與橫兩個維度上都以集中為特徵：在縱向上，權力集中在中央，幾乎不允許有任何的地方自主性；同時，在橫向上，權力集中在無所不能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沒有權力的其他分支的制衡。這種列寧式組織的風格，至少在理論和歷史上，强化了嚴格的黨內紀律。也正是出於這一目的，而不是為了分權的目的，在黨史上很多年裏，中央和地方層級設有監察或者紀律檢查委員會。這種設立通常由黨代會進行，或經黨代會認可。那麽，就全國層面的這樣的委員會而言，黨代會是如何行使其功能而授權此一委員會去維持中共內部紀律的呢？這就是本節的焦點所在。

與中央書記處相似，中央監察或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存在和功能在中共歷史的不同時期多有變化。而與中央書記處不同的是，書記處常常在黨章上並無提及的情況下設立，並能權傾朝野，但監察或紀律檢查委員會所面臨的情況經常是，儘管黨章明確規定要求設立這樣的委員會，但實際上並無設立，而在個別情況下，它又在並無黨章依據的情況下設立了。在多個歷史時期，一些相關的委員會被作為黨章規定設立的紀律執行機構的替代品而出現，這使得黨章規範和政治運作之間浮現出一種雙重錯位的現象：黨章規定的機構，在實際中缺位，而某種相似物卻在未經黨章許可的情況下存在並行使職權。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我們不得不時常考慮這類的複雜情況。

中共歷史上的首個中央監察委員會，於1927年5月9日在中共五大上選舉產生。 (71) 然而，當時的黨章（即四大所通過的黨章）中卻沒有任何條款支持這一組織創新。這種尷尬的局面持續了幾個星期，隨後，政治局在五大的授權下，於6月1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議案〉，其中就監察委員會而專門新設一章（第八章）。新黨章規定，「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起見」，中央和省一級設立監察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是監察黨的中央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報告他們的違章和瀆職行為。 (72) 但是，這裏並未指明中央監察委員會應當向誰匯報，也沒有進一步制定監察委員會展開監察活動的程序規章。這種程序上的模糊，將持續困擾着中共的監察組織，不論這種組織以什麽名稱出現。

新當選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由七名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組成，以王荷波為首，他的頭銜是書記。 (73) 當時設立這個紀律執行部門的原因，根據一位官方黨史學者所述，包括以下幾點：第一，黨員人數迅速增加，已經達到57967人，而黨員質量變成了一大問題，「使得黨內監督和執行紀律的任務加重了」；第二，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因其「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而受到批判，中共迫切需要一個紀律組織來保衛黨的利益；第三，中共受到蘇共的影響，而後者於1920年9月召開的九大上設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 (74) 關於蘇聯的這種影響，這位專家沒有解釋，為什麽中共在1921年建黨時，或之後的幾屆黨代會中，並沒有照搬蘇共中央的機構設置，也沒有說明在中共仿照蘇共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時，為什麽沒有像蘇共在1920年那樣賦予中央監察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以平等的地位。就最後這一點來說，1927年6月的中共黨章，在定義中央委員會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關係上，也是措辭模糊的。 (75)

事實上，這一中央監察委員會卻並未履行自己的職責。一位中共研究機構的歷史學家將其歸咎於「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首先是王荷波在五大之後不久便犧牲。 (76) 事實上，另一個原因也許更為重要：在中央監察委員會經選舉產生的三個月之後，黨中央的8月7日緊急會議決定，在黨的組織的各個級別上設立黨內審查委員會。根據相關決議，這一委員會具有「清除不可靠和可疑黨員」的權力，而這本來是由黨章賦予監察委員會的多種權力中的一部分——現在這一部分被黨內審查委員會拿走了。 (77) 並不清楚的是，這個黨內審查委員會是不是對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替代；但有一點是清楚的：新的審查委員會作為一項保衛黨的「政治紀律」的特別措施， (78) 在黨章中沒有依據，也未經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授權。黨章中甚至連任何支持這一機構設置的綫索也找不到；這個委員會並不是通過黨代會而組建的。

另一個委員會的確在次年取代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就是六大所組建的新的中央審查委員會（同名）。六大的新黨章也為這個委員會專門新辟一章（第11章），但這一章卻僅含一款（第43款），同時完全删除了關於監察委員會的那章。六大黨章並明確規定，審查委員會的職責，是「監督各級黨部之財政會計及各機關之工作」。 (79) 為組成新的中央審查委員會，六大選出了三名正式委員（劉少奇、阮嘯仙、孫津川）和兩名候補委員（葉開寅和張昆弟），由劉擔任書記。 (80) 由於中央審查委員會的職責現在强調對財政會計工作的監督，這一時段中的黨紀執法工作便由各級黨委承擔。 (81)

以上兩個中央審查委員會都沒能像相關決議或黨章所規定的那樣起到作用。一些中共歷史學家含混地將之歸於「複雜的時代原因」。 (82) 1933年9月，好似沒有意識到六大所選出的中央審查委員會在法理上已經存在，中共中央決定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並在省、縣兩級設立監察委員會，來實施黨內紀律執法。 (83) 相關決議的第一條寫道，在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以「防止黨內有違反黨章、破壞黨紀、不遵守黨的決議及官僚腐化等情弊發生」。 (84) 然而，這卻有着多重諷刺。首先，當時的有效黨章並沒有任何關於監察委員會的規定，但決議卻說什麽在這一委員會「正式設立以前」；其次，當時的黨章也沒有任何關於中央黨務委員會的表述；第三，在兩個委員會都沒有黨章依據的情況下，決議並沒有解釋，為什麽不能在那時籌建中央監察委員會，而卻可以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

在毛澤東鞏固了自己在領導層中的權力之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於1938年9月至11月舉行；全會指示地方黨委在各自範圍內設立監察委員會。 (85) 也許是意識到這樣的委員會在當時沒有任何黨章依據，全會沒有提及在中央層面設立這一組織。新的地方監察委員會儘管是違反黨章而組建的，但卻被賦予五大職責，其中包括監督黨組織和黨員實施黨章和黨的決定的情況，以及負責財務會計事宜。

以上種種發展，可以看作中共歷史上關於紀律執行組織所經歷的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儘管有多次決議並多次進行機構組建，但這樣一種紀律監察機構並沒有實際履責。當然，加强黨紀的行動在實踐中確有展開，並有一系列組織機構，包括黨內秘密警察在內，都被用來達成此目的。但是，這類機構與其說是黨紀監察機構的替代品，不如說是懲罪刑罰機構——後者不屬本節的研究對象。就黨代會和黨章在黨內監察的最高權威而言，這一階段以對這類憲章權威的完全無視為特點。

監察還是紀律檢查？政治考量和制度戲法

中共七大重新制定了黨章，並且為黨的監察機構單設一章（第八章）。新黨章規定，中央監察委員會應當在中央委員會認為必要時設立（第56款），並在第57款規定，中央委員會全會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 (86) 黨的紀律監察機構在黨章上的地位因此被矮化，因為它由中央委員會任命，而不是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來任命。在實踐中，直到七大黨章通過後十年之久的1955年，中央監察委員會才得以設立，而七大的合法屆期只有三年。然而，監察委員會如此長期的缺席卻有着一個合乎黨章的藉口，因為黨章賦權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來決定「在必要時」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長期認為沒有這種必要。

但是，在這期間，中央委員會卻一度發現有必要設置一個不同於監察委員會卻與之相關的機構，儘管這並不符合黨章規定。1949年11月，在中共建立全國政權一個月之後，中共中央決定設立由11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並在地方各級建立類似的委員會。 (87) 決定稱，作為全國的執政黨，中共需要這些委員會來更好地貫徹黨的路綫和政策、更緊密地聯繫群衆、更好地克服官僚主義。未經選舉，黨中央任命朱德擔任中紀委書記，王從吾和安子文擔任副書記。 (88) 考慮到朱德1949年以後在領導層中相對並不活躍的角色， (89) 這一任命意味着新的中紀委的實權並不大，儘管有記錄記載中紀委設立了自己的辦公室，並且朱德還就紀律執行發表過一些講話。 (90)

然而，這一新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並沒有黨章基礎。它的成立不是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的，其成員也不是在中央全會上選出的。完全不清楚的是，為什麽中央委員會在1949年置黨章對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規定於不顧，轉而選擇這一制度新花樣，除非承認黨的領導人認為黨章無關緊要。與黨章的相關規定比較，這個新設立的、違背黨章的委員會在名稱上耍了個小花招：黨章所規定的是「中央監察委員會」，而1949年設立的則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漢語中「監察」與「檢查」二字在聲調上略有不同，但基本類似。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被設立來取代黨章規定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而言，這是對黨章的侵犯。

黨章所規定的監察委員會，終於在1955年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得以設立，並取代了紀律檢查委員會。這一次它的全名確實叫作「中央監察委員會」，完全符合黨章要求。 (91) 但是，與黨章的不一致之處在於，這個中央監察委員會在由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選出之後，是經由中央委員會批准的，而不是像黨章所規定的那樣，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儘管有人認為這標誌着監察機構的政治地位的提升，但很明顯，這種做法並沒有遵守黨章。 (92) 這一中央監察委員會由21名成員組成，15人為正式委員，六人為候補委員，以董必武為書記，另有五名副書記。 (93) 中央監察委員會內還設有常委會，並在中共歷史上首次組建了自己的常設辦公機構。有研究稱，上述舉措强化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作用，並有助於中共在清洗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背景下加强黨的紀律貫徹。 (94) 很明顯，即使當相關事宜終於回到了章程軌道上時，仍然是政治考量壓倒了制度規範。

1956年八大制訂的新黨章基本保留了七大黨章關於黨內監督的那些規定。中央監察委員會仍須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選舉產生，儘管這一規定在此前的11年間一直未被執行。主要的修改在於各級黨委同各級黨的監察委員會的關係上。新黨章明確規定，後者在前者的「領導」下工作，而修改前的七大黨章在這裏用的則是「指導」一詞。 (95) 這排除了監察委員會制約與平衡同級黨委的潛在可能，清楚地顯示出領導層中的權力在進一步集中。

八屆一中全會新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仍有21名成員，還是由董必武擔任書記。 (96) 這一委員會也許是直至1960年代中期所有這類黨內紀律組織中最能發揮作用的，至少因為它曾在（晚至）1962年11月制定過一項詳細的規則，逐條列出了自己的職責範圍和工作流程。 (97) 然而，這項規則擴大了監察委員會的權力範圍，將黨章規定的三項職責（第53款）增加到了五項，而這是在沒有黨章許可的前提下做出的。 (98) 但它在實踐中的功能卻是大大受限的。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國際共運的教授高放在2004年簡潔明瞭地總結道：「董必武是中共八大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毛主席犯錯誤，他敢監督嗎？」 (99)

當然不敢。但即使如此，毛仍然願意廢掉這樣一個委員會。1966年文革爆發後，在沒有任何決定或宣佈的情況下（更不要說什麽關於它們在黨章地位的考慮了），各級監察委員會或者被中止工作，或者被實際上解散。監察委員會的不復存在，在九大上被默默地追認，因為新的黨章全部删除了有關監察委員會的章節。 (100) 儘管康生在九大的會議上就黨章修改有一個講話，但中共領導層卻沒有對取消監察委員會的做法作任何解釋。之後的十大繼承了這種做法， (101) 延續着這種組織空白。

毛去世後的中共十一大重新制定的黨章，的確在這方面做出了一些改變，卻並未恢復1956年黨章的相關規定。它只是就此增加了一個條款（第13款），而不是像1956年黨章中那樣有一章，稱各級黨的委員會都須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由同級黨委會選舉產生，並在同級黨委會的領導下工作。 (102) 但是，政治實踐卻與黨章這一規定在長時間內是互相抵觸的；在黨章於1977年8月通過後，紀律檢查委員會一直沒有設立。

上述曲折的過程可以看作中共紀律監察機構所經歷的第二個歷史階段，它始於七大，終於十一大，大致上與毛對黨的統治時期相吻合。在這一歷史時期內，紀律監察機構起起落落，體現出一種持續的鬥爭狀態：一方面，黨的領導人尤其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從政治上考慮而並不情願允許該機構存在和履責；另一方面，則是對這一機構的制度需要，也是黨的這些領導人，因為自己各式各樣的政治考量，而出現了這種需要。在毛時代的早期，監察委員會在黨章中有地位，但在實際中卻並不存在，這一反差使它變身為黨章中的「幽靈」。這顯示了制度如何被政治調配所掏空，為此有時只需依靠文字遊戲這類雕蟲小技。到了文革期間，當偉大領袖的「個人魅力」登峰造極到了可以獨力支撑起他的合法性時，對監察委員會的制度需求便不復存在，政治上的不情願急劇增加，導致這一組織被完全摧毀。

中紀委近期的制度性穩定

接下來的第三個階段，涵蓋了整個鄧小平時代以及之後。這個階段的一些特點與毛時代早期的情形相似，但發展路徑卻更加制度化。這一階段始於1978年12月，當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按照黨章規定，選出了毛時代之後黨的第一個紀律執行組織，並再次稱其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共有100名成員，由老資格的陳雲擔任第一書記。 (103) 除了强化黨內紀律這樣明確宣佈的職責之外，當時的中紀委還有一個未便言明的政治作用，那就是削弱黨的一把手華國鋒的權力。不過，在這同時，領導人如鄧小平在操作成立中紀委的時候，還是小心謹慎的，為的是避免在華終被踢出領導層後，同樣的效果會轉而不利於自己對中共的主導。在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央書記處的恢復，已經實質性地削弱了華的權力，這時有人提議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而不是紀律檢查委員會），並使其與中央委員會平行。 (104) 據在這次全會上躋身中央書記處的黨內理論家鄧力群透露，鄧小平對這一提議很不以為然。鄧小平的回應是，鑒於過去監察委員會的經驗，儘管職權規定得很大，但實際上很難執行，大而無當。鄧還讚揚了「現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書記陳雲「工作很有成績」，並强調中紀委的「任務就是維護黨規黨法，這比那種大而無當的監察委員會好」。 (105) 雖然不清楚為什麽鄧小平認為監察（而不是「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名稱必然與更大的權力和作用聯繫在一起，也不知道為什麽這就被認為是「無當」的，但有兩點卻是明顯的：第一，1980年在黨的領導層內就有這樣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讓監察機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黨的組織體系中的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之間形成制度上的平行，可這都遭到了鄧小平的反對。第二，在監察委員會這個名稱與委員會的較大權力之間，存在着某種歷史的和制度的關聯；後毛時代轉而採用紀律檢查委員會一詞，而不是監察委員會一詞，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舉措，目的在於降低這一委員會的憲章地位，並限制它的權力。

依據上述考量，十二大新黨章的主要起草人鄧力群解釋說，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沒有採用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相平行的權力結構，而是規定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必須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106) 但是，鄧力群認為，這次黨章修改，的確在事實上提高了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地位，因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將必須聽取並審查中紀委的報告，這是黨代會新增的一項議程。 (107) 在實踐中，從十三大開始，確實也是這麽做的，每一屆黨代會都有審查中紀委報告的議程，並相應地就中紀委的報告通過一項大會決議。然而，中紀委的報告是以書面形式進行的，從來沒有在大會上口頭作過報告；這個報告的重要性之低，以至於官方的黨代會文件匯編都極少收錄它。 (108) 與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類似，關於中紀委報告的決議也是篇幅短小、內容空泛、象徵性强，並總是無條件地批准中紀委的報告。 (109)

可是，鄧力群在解釋自己的觀點時曾經設想，黨的領導幹部，比如「某某中央委員違犯了什麽紀律，教育以後仍然不改」，紀律檢查委員會可以「請求代表大會加以討論處理」，「這樣一來，代表大會上被點了名了，這位幹部坐也坐不住了。」 (110) 事實卻是，從那時算起迄今三十多年間，儘管中央委員各式各樣的違紀行為層出不窮，上述設想中的這種情景卻從來沒有出現過。鄧力群還强調了黨章關於紀委「雙重領導」的規定的可能效果。他認為，這會使中紀委的權力得到擴展，因為在所謂「雙重領導」的體系中，「黨的各級地方紀律檢查委員會，如果發現同級黨的委員會和它的委員有違犯黨的紀律的情況，在同級黨委不給予解決或者不給予正確解決的時候，有權向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報告，請求處理。」 (111) 胡喬木是十二大時黨章修改的主要負責人，他同樣突出了紀律檢查組織的垂直領導體系，並强調新黨章强化了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權力。 (112) 不論如何，十二大沒有對他們的觀點提出任何異議；在最高領導層之中就黨的中央紀律執行機構的權力和角色所隱晦展開的辯論，既沒有登上十二大的議程，也未在之後的黨代會上出現。

十二大之後至今，除了規模上持續而小幅度地擴大之外，中紀委在組織上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113) 儘管自1980年代以來，這幾十年的時間目睹了黨紀執行機構穩定的憲章地位和日漸擴大的規模，但與此同時，官員腐敗卻日益猖獗，以至於最近幾代中共領導人都不斷發出警告，稱腐敗已經威脅到了黨的生死存亡。要求强化中紀委、讓它與中央委員會平級、二者都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負責的呼聲，不時（和再一次）自黨內發出，但是中共中央卻從未對這種建議表現出任何興趣。 (114) 用監察來制約執行的那種可能的制度安排，在中共政治中仍然是個政治禁忌；監察機構的憲章權威，從最好的意義上說，也是受到限制的。所有試圖强化黨紀執行的努力，就像十八大後疾風驟雨般的反腐運動一樣，都不幸難以不被這樣批評：這些措施更多地是出自權力的考慮，而不是源於對正義的感知，也不是經由正當程序的。 (115)

空頭支票所為是何？紙面上和實際上的黨員政治權利

作為中共這樣的一個列寧式政黨，用它自己的話來講，是有着「鋼鐵般的紀律」的；它是一個幾乎不給黨員權利留出空間的黨。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共在紙面上完全否認黨員擁有政治權利。正如本節將要展現的，在實踐中具有主導作用的權力集中，和有時作為規範而得到提倡的黨員權利，這兩者之間的張力，經常在確定着這樣一個黨的政治生活。與前兩節一脈相承，以下討論將圍繞黨章的相關內容展開，並進一步把這些章程規範與實踐中通常罔顧、甚至違背這些規範的政治操控進行比較。作為這類規範的唯一合法制定者，同時也是可以任命黨的全國領導人的一個機構，黨代會卻同時又是規範的主要侵犯者，也因此成為一系列制度羞辱和政治窘境在此頻頻上演的一個制度神龕。

當中共在二大上制定出首部黨章時，它絲毫沒有賦予黨員任何可能的個人自主權，就更不要說黨員在黨內、黨外事務上的個人權利了。二大的相關決議强調，「個個黨員都要在行動上受黨中軍隊式的訓練」，「個個黨員須犧牲個人的感情意見及利益關係以擁護黨的一致」，並且黨員的言論與活動「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是」黨的言論與活動，它們「不可有離開黨的個人的地方的意味」。 (116) 此後直到1928年的中共六大，所有重新制定或經過修改的黨章都延續了這一傳統，用冗長的一章及很多條款來規定黨的紀律，卻對黨員的權利隻字不提。

黨員權利是隨着毛澤東的掌權而首次進入中共的黨章規範的。具有開創意義的中共七大在其重新制定的黨章中，明確規定了黨員的權利和義務，被中共所組織的相關研究稱讚為一個「里程碑」。 (117) 七大的新黨章將整個第三款用來規定黨員權利；這些權利分為四項，包括「在黨的會議或黨的刊物上，參加關於黨的政策的實施問題之自由的切實的討論」、黨內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等。 (118) 負責黨章修改的劉少奇告訴正在討論黨章草案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們，他是如何在有關「批評」的這一點上在思想上作反覆鬥爭的：

黨員有在一定的會議上可以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的權利，這一條我動搖了幾回，「任何」兩字寫了又圈掉，圈了又寫上。……但仍傾向於給黨員這個權利，這樣雖會出一些亂子，但否則亂子會更多。 (119)

據記載，這次全會對這一條文進行了熱烈爭論，因為很多人擔心這會給黨造成政治損害。但最後劉少奇總結大家意見：「這一條還是保留」，隨後中央委員會和七大都予以通過。 (120)

這麽做也許加深了許多老黨員關於七大是「最好」、「最民主」的一次黨代會的記憶； (121) 因此，可以這麽推測，這種規定有助於毛和他的領導集體在黨員中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它還幫助了中共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獲得更多的政治籌碼；這就是為什麽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在七大閉幕時發表社論，慶祝新黨章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將其與國民黨的「個人獨裁」和「法西斯主義」相對比，並稱其為一項「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規定」。 (122) 然而，與此同時，如第三章所述，七大卻實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有力的意識形態運動，來操控代表們的思想。更有甚者，在延安的實踐中，那些膽敢批評中共領導人的人，常常遭到清洗和處決，王實味等人便是例子。 (123) 那一時期的所謂「民主政治生活」，是受到領導層的嚴密控制的，提出批評的尺度要根據毛對政治正確的判斷而定。這種吊詭的情形，支持了筆者前文中的兩個論點：首先，黨章中所規定的、紙面上的黨員權利，與政治實踐中實際的黨員權利，相互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其次，對黨員權利的許諾，是被操作以用來打擊領導層所瞄準的「敵人」比如王明之流的，並以此達到提升毛的合法性的目的——毛的合法性正是在中共七大上正式確立的。

1956年的八大將黨員的權利增至七條（同時，作為一種平衡，黨員的義務從原來的四條增至十條），其中包括在黨組織對黨員作出處分或者鑒定性的決定的時候，黨員可以要求本人親自參加；對於黨的決議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無條件的執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 (124) 這裏的篇幅不允許筆者對這些規定在實踐中執行得如何差勁而展開討論；但八大黨章的執行期內爆發了文革，這一事實也許可以有助於顯示黨章規範與政治實踐之間的鴻溝，因為文革對公民權利、首先是對中共黨員和中共幹部的權利的侵犯，是臭名昭著的。 (125) 中共組織的一些研究同樣認為，八大之後，尤其是1958年之後的那些年，黨內權力「越發集中」， (126) 而這種權力集中是被後毛時代的領導人診斷為踐踏權利的主要制度原因。 (127) 中共知識分子喜歡引用鄧小平的話，來批評文革期間出現的「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 (128) 他們也都同意說文革期間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遭到了極大侵犯。 (129) 事實上，中共九大和十大在重新制定黨章時，徹底删除了有關黨員權利的所有條款。 (130) 這麽做的確抹平了章程規定與實際情況之間的差異，因為紙面上對黨員權利的認可也被拋棄了；這卻也揭示出對政治合法性的制度需要與操控憲章規範的必要性這兩者之間的聯繫：當毛的權力和威望登峰造極時，他就不再需要這些規範了，也就不願再自找麻煩地去操控這些規範了。

關於黨員權利的說辭與現實：後毛時代的進步和倒退

當後毛時代的新領導層努力爭取合法性時，它們回到了至少在口頭上强調黨員權利的路子上。十一大通過的黨章，儘管被批評者認為仍帶有文革的烙印， (131) 卻允許受處分的黨員，若對處分有不同意見，可以要求覆議；然而除此之外沒有專門關於黨員權利的條款。 (132) 當老一輩革命家們重獲權力並開始挑戰華國鋒的領導時，他們轉而强調黨員權利，借此尋求黨內支持，尤其是來自那些從文革對權利的侵犯中存活下來的黨內精英的支持。

像胡耀邦這樣致力於改革的領導人，無疑成了强調黨員權利的主要發聲者，但是，一些常常被視為是保守派的領導人，比如陳雲，當時也對此做出了强有力的呼籲。當後毛時代的中央書記處於1980年恢復時，陳雲對進入這一新的重要權力機構的比較年輕的領導人說：「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我看這不是壞事。有不同意見，大家可以謹慎一點，把事情辦得更合理一些。允許有不同意見的辯論，這樣可以少犯錯誤。」 (133) 1982年，陳又一次在政治局提出了這一觀點：

我過去說過，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講錯話不要緊，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見，黨組織應該允許，這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好現象。 (134)

在十二大上討論黨章修改草案時，陳雲建議，黨員應該被允許保留不同意見。 (135) 為什麽陳雲願意强調黨員權利這個問題呢？也許他早在1962年的一段評論能夠提供某些綫索：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如果不能發表不同意見，「我看人們就不會參加革命了，也不會願意當這樣的共產黨員了。」 (136) 因此，這關乎中共事業在根本上的正當性。

中共十二大作為改革派領導人正式就職的大會，在黨章修改的準備過程中强調了黨員的權利與義務。負責黨章修改工作的胡喬木在會後接受官方通訊社採訪時說，「當然，新黨章也充分規定了黨員的民主權利，並且着重指出，『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 (137) 在提及文革的所謂「十年內亂時期」對黨員權利的侵犯和對黨員的迫害時，這位知名的後毛時代保守派領導的代言人發誓說，有了這些相關條款，新黨章將防止這樣的現象再次發生，而「如果在黨的某些組織裏仍然發生，就必須受到追究」。 (138) 另一位負責十二大黨章起草工作的理論家鄧力群也强調，新黨章（鄧講話時黨章修改工作尚在討論過程中）將如何努力保護黨員的權利。他對涉及黨員權利的八個條款中的每一條都做了詳細闡述，並經常提起1966年至1976年的往事，稱其為負面的教訓。鄧力群的相關雄辯，值得在此長篇引用：

黨章修改草案中關於黨員權利的部分，是在充分考慮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員的權利遭到侵犯、甚至遭到踐踏的情況下起草的。林彪、「四人幫」一夥在剝奪黨員的權利上犯下了很嚴重的罪行。毛澤東同志也有過不尊重黨員權利的錯誤。鑒於林彪、「四人幫」造成的危害，鑒於我們自己的錯誤，這次修改，又專門寫了兩款：「任何一級黨的組織直至黨的中央機關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黨組織的負責人或任何其他黨員如果不尊重黨員的這些權利，應當受到批評和教育；如果嚴重侵犯黨員的這些權利，應當受到紀律處分。」以後，黨員的正當權利受到剝奪，就可以根據黨章的規定提出申訴。本來，一個同志加入共產黨以後，同志之間相互信任，心情舒暢，在黨內、在同志之間應當是襟懷坦白、無所顧慮的。我們很多同志，一向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對黨忠誠，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連起碼的法制都被踐踏得不成樣子了。誰知道哪天要被揪出來進牛棚啊！誰知道哪天要被抄家啊！黨內生活的這種痛苦教訓，我們應當永遠記取。 (139)

在談及黨的基層組織的作用時，鄧力群同樣强調了它們有保護黨員權利的責任；這一點也被寫入新的黨章，而用鄧的話講，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140) 據他闡述：

黨應當支持黨員行使自己的權利。基層組織不僅絕對不允許侵犯黨員的權利，而且，在黨員的權利受到不論來自什麽地方、什麽人的侵犯的時候，還必須挺身而出，保護黨員的正當權利。不能允許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比如黨員按照黨章的規定在工作中發揮首創性，對黨的工作提出建議和倡議，遭到了打擊迫害，而他所在的基層組織卻袖手旁觀，無動於衷。 (141)

與此同時，鄧還强調了一條原則，那就是所有黨員，不論職位高低，在黨規黨法面前一律平等。 (142)

鄧力群還進一步談到了黨有保護非黨群衆的權利和利益的任務。據他說，這同樣是十二大對黨章作出的重要修改。鄧批評了文革期間黨章對這一問題的忽視，並强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是我們的唯一宗旨。所謂人民的利益，主要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當家作主的權利和他們享有的經濟利益」。 (143) 因此，根據鄧力群對十二大黨章修改的解讀，這次黨章把黨員和普通公民的權利都放到了中共工作的關鍵位置上。以上所有對於他的引述，都鮮明地展現了後毛時代黨內精英對文革的政治反思；在這一歷史環境中，後毛時代的領導層必須做出相關努力以加强自己的精英合法性。

十二大之後到十八大的歷屆黨代會，都選擇不再重新制定黨章；因此，十二大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自1982年以來便一直保持不變。 (144) 然而，執行和捍衛這一條款的政治實踐，在這三十年間卻不斷變化，這種變化有時甚至是極其劇烈的。總的來說，相關規定並沒有得到認真執行，當政治形勢由倡導「解放思想」轉向强調「基本原則」之後，即便是在1980年代這樣一個以政治生活具有自由氛圍而著稱的年代，對黨員權利的侵犯也可謂司空見慣。 (145) 對媒體的管控，使要表達與黨領導層不同的意見變得不可能。舉例來說，甚至鄧力群本人都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自己的回憶錄。 (146) 尤其是自1990年代以來，在「維穩」的名義下，許多傳統上被中共用來剝奪黨員權利的做法（更不用說中國的黨外群衆了）得以更新換代、變本加厲，而一系列適應科技進步和全球化的新手段也被發明創造出來。撇開可能存在的爭議不說，不可否認的是，關於黨員權利的黨章規定和這個方面的政治實踐之間的鴻溝，在中共政治中依然存在；且其程度之深，以至於後者完全吞噬了前者，造成了在不同版本黨章中涉及黨員權利的憲章規範都變為空話。

對那些具備關於共產主義歷史知識的人來說，這裏的真正的問題，也許並不是為什麽中共會侵犯那些自己黨章所規定的保護黨員權利的規範，而是為什麽中共會不時地、乃至不厭其煩地把保障黨員權利的條款寫進黨章？這種鴻溝無疑使得相關規定更像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頭支票，而不具有什麽實質意義。但是，就像我們在上文中所看到的，也曾零星出現過黨內精英至少在口頭上試圖推動中共强調黨員權利的情形。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可以在歷史上發現兩個關鍵的節點：一個是七大和八大時的前後幾年；另一個是十二大和十三大時的前後幾年。政治上來看，因其不同的動力機制，上述幾屆黨代會似乎屬於兩種不同的類型。七大以及多年之後的十二大，相互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即：新的領導人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崛起而挑戰既存的權力結構，而這兩屆黨代會提供了將新領導人在挑戰中所取得的勝利加以合法化的最終制度場合。因此，至少在書面上提升黨員權利，就成為被用來幫助實現這種合法化進程的舉措之一。這就是上文所詳細討論的主要類型。但是，中共八大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毛對領導層的斯大林式的主導遇到了潛在的挑戰，而這種挑戰已經在動力集聚上達到了其最大程度；與之大體相似，中共十三大也發起了對已有政治制度的系統改革。這兩屆大會可以被看作是制度改革的某種嘗試。但是，不管是哪一種類型，都沒有改變黨代會作為一個為上演政治秀而被操控的劇場的特點；相反，當它們鼓吹權利的規範，但卻無意也無能真正實施這些規範時，這反而進一步凸顯了制度錯位的鴻溝。

總結

威權主義政治似乎可以忍受許多「不便的」制度——如果我們套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所提出的「不便的事實」這一著名概念的話； (147) 對於中共來說，黨代會和黨章一定在這些「不便的」制度中名列前茅。但是，它們卻又都是服務於一些威權主義目的，主要是通過對制度錯位的操控而為合法化創造資源。通過以上對中共政治生活中出現、並且在黨章中有所體現的三個重要方面的研究，憲章規範與政治運作間的錯位顯而易見；這種錯位廣泛地體現在黨內各種類型的組織中，其中包括像中央書記處這樣權力巨大的領導機構，也包括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樣的黨內紀律執行機構，還包括普通黨員參與黨的事務的權利。就所有這三個方面來講，黨章是怎麽規定的，與黨在日常生活中是怎麽做的，這之間相去甚遠。這使得這三種組織或組織行為，都因此更多成為領導人實行操控的有用物件，而不是不利條件。

上文所探究的「錯位」，可以大致上從三個角度來强調：第一是直接違反黨章。一個擁有巨大權力的組織機構，只要它的政治效用是可取的，只要那些從這一效用中獲益的人可以主導政治運作，就可以在沒有任何黨章依據的前提下得以設置。第二是置黨章於不顧。只要黨的領導人認為對自己有利，他們可以在實踐中對黨章的相關規定置若罔聞，拒絕落實黨代會所採納的憲章要求。更進一步講，這種置憲章規範而不顧的行為，從未遭到質疑或挑戰，不論質疑或挑戰是來自做出相關憲章決定的黨代會代表，還是來自自稱忠於黨章的其他人。第三是「以規範來背書侵犯」——姑且用這麽個詞吧：不論是重新制定還是修改，黨章總是被用來回溯性地背書那些已經發生的、違背黨章的實踐；換句話說，對黨章的侵犯行為，在已經付諸實踐數年或多年之後，總能夠獲得黨章的憲章認可，並在下一屆黨代會上被合法化。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借用毛澤東著名的說法，憲章規範都只不過是一隻「紙老虎」，看起來虎虎生威，令人畏懼，但實際上沒長牙齒，咬不了人。不論在哪種情形下，都是政治在發號施令，來決定憲章的創制與規範的實踐規定。就憲章創制來講，規範是根據那些主導全黨並操作黨代會的領導人的政治需要而被提出並定型的；至於所謂規範的實踐規定，這裏說的是，規範在實踐中發揮或不發揮效用，是看何種規範何時並如何被認真對待而定。

在這樣一種政治環境中，黨代會可能看似無關緊要，因為它在制定規範時百依百順，在它所制定的這些規範遭到侵犯時無動於衷。然而，本章認為，既諷刺又吊詭的是，黨代會的這種無關緊要，正是植根於它所承載的制度上的巨大重量，而這種重量是中共的政治現實實際上不能承受的。如果黨代會真的履行憲章職責而討論、制定並執行憲章規範，那中共就會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政黨——這既突出了黨代會這一機構的重大意義，卻也決定了黨代會作為制度的無所作為。相反，現實中的中共黨代會，是作為一種制度場合來服務於對政治操控的結果作出認可並加以合法化的目的。就憲章規範而言，政治操控可以在兩個層面上觀察到：它首先通過對憲章規範的無視、扭曲甚至違反而在實踐中發生；接下來，圍繞黨代會的會議，它繼續發生，創造出憲章規範，為的是對那些違背憲章的實踐加以背書與合法化。就第二個層面而言，黨代會是政治操控的制度園圃。

不論如何，紙老虎終歸在外觀上是隻「老虎」，而不是隻老鼠。這種外觀也可以是意義重大的。在這一語境中，中共黨代會並沒有費心去裝扮成僅僅一隻紙老鼠，而是選擇當一隻外强中乾的紙老虎，表面上看着莊嚴宏偉，實際上空洞而不具實質。撇開比喻，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黨代會上製造的憲章性結晶，任何在圍繞權力重構所展開的政治鬥爭中取得的勝利，都只是暫時的、非法的、極為容易受到挑戰的。因此，我們在中共政治中看到了憲章規範既沒用，也有用，而究竟有用沒用則取決於政治環境，也取決於政治權力做制度操控的便利程度。章程在這一語境中不是立足於本身而成為規則的，而是政治權力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使用的工具。這意味着，制度並不能夠制約政治運作——如果制度能夠制約政治，這無疑會對威權主義政治真正造成「不便」；反而是政治操作在駕馭制度，因而所謂的「不便」可以被調配、被馴服並被如意役使。

註釋

(*)  朱生豪譯文為：「我今天能夠碰見您，真是三生有幸；恕我冒昧，好嫂子。」那似是按劇情發展需要所譯。此處依英文字面原意並參酌本書所引含意而譯出（英文原文為：By my troth, you are very well met; by your leave, good mistress）。

(1) 全書中「黨的憲法」和「黨的章程」交替使用，兩詞均指代官方稱為「中國共產黨章程」的黨章。關於它作為中共的「黨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例見李景田（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國共產黨章程與加强和改進黨的建設〉，《中央黨校報告選》，第235期（2003年7月），頁1；陳明顯：〈序言〉，載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頁1；范曉春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66。

(2) 李景田：〈中國共產黨章程與加强和改進黨的建設〉，頁1-2。

(3)  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itman Potter,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McGregor, The Party , passim.

(5) 1964年12月28日，毛手裏拿着兩本書，即《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來到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有一本書，叫《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100頁到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這個條文叫第85條，中間講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後第87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1373-4。

(6) 關於中共在1922年二大通過的第一部黨章的文本，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1921-1925》（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89），頁93-8。關於各種版本的中共章程，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中國共產黨黨章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

(7) 中共五大在這方面的情況複雜一些，下文將討論。

(8) 范平、葉篤初編：《黨的建設詞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442。

(9) 例見葉篤初：《中國共產黨章程史略》（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頁43；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33。

(10)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頁39；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61-2；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50。

(11) 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72-5；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50。

(12)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53。

(13) 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96；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60；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頁5，脚註1。

(14) 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124；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63。

(15) 夏宏根編：《黨史知識珍聞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105。

(16) 夏宏根編：《黨史知識珍聞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105。

(17)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65。

(18)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66。

(19) 陳明顯：〈序言〉，頁3。

(20)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71。

(21)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72。

(22) 陳至立主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338；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96。

(23) 劉少奇：〈論黨〉（1945）（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編：《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397-500。

(24) 在中共九大上，康生4月14日在代表大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看來是作為來自在位領導層的權威聲音所發出的，向代表們解釋了修改黨章的原因。康生：〈關於黨章的發言〉。

(25) 胡喬木：〈胡喬木同志就黨章修改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載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322。

(26) 從十二大到十六大在這方面的相關文件，見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321-67；十七大在這方面的相關文件，見新華網：http://news. 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5/content_6944270.htm，2007年10月25日發佈，2014年6月16日瀏覽；十八大大在這方面的相關文件，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1128/c234123-19723444.html，2012年11月28日發佈，2014年6月16日瀏覽。

(27)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108-9。

(28)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119。

(29)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79-80。

(30)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71。

(31)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72。

(32)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87-95。

(33)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159。

(34)  關於圍繞林彪1971年叛逃的政治，例見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 Chapter 19。

(35)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158。

(36)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159。「三個里程碑」是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里程碑」；「第十次路綫鬥爭」指的是毛澤東的「正確路綫」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鬥爭，而前九次路綫鬥爭則分別指毛澤東與下列人物所代表的「錯誤路綫」的鬥爭：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第二次王明、高（崗）饒（漱石）和劉少奇。

(37)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159。「三個里程碑」是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里程碑」；「第十次路綫鬥爭」指的是毛澤東的「正確路綫」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鬥爭，而前九次路綫鬥爭則分別指毛澤東與下列人物所代表的「錯誤路綫」的鬥爭：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第二次王明、高（崗）饒（漱石）和劉少奇。

(38) 李景田：〈中國共產黨章程與加强和改進黨的建設〉，頁3。

(39) 李景田：〈中國共產黨章程與加强和改進黨的建設〉，頁3-4。

(40)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82-4。

(41) 《黨的十五大秘書處負責人就十五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答新華社記者問》，《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從一大——十七大）》，頁352。

(42) 《黨的十五大秘書處負責人就十五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答新華社記者問》，《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從一大——十七大）》，頁352。

(43) 人民出版社編：《「一大」前後》，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23。同樣王健英：《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頁14。

(44) 李林：〈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2007），頁13-21。

(45) 新華社：〈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來及職權〉，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 com.theory/2009-01/29/content_10732688.htm，2009年1月29日發佈（北京時間），2009年1月28日（美西時間）瀏覽。

(46) 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186。

(47)  「書記處」的英文譯文可能會造成混淆，因為「秘書處」和「書記處」都可以譯為Central Secretariat。當然，「秘書」和「書記」在其本來意義上並無不同，但隨着時間流逝，它們在現代中國政治和社會環境中擁有了明顯不同的含義，在中共的政治語言中尤其如此。現在「秘書」是職員和辦事人員的職位，但「書記」則是掌權的領導職位。這種混淆出現在下列出版物中：在Saich的篇幅巨大的權威著作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讀者會發現在頁111寫道：「to handle routine administrative work, a Central Secretariat was to be set up with Wang Ruofei as its head」（為了處理日常行政工作，一個秘書處／書記處被設立，由王若飛負責）——正如此書在頁182所澄清的那樣，這裏說的是「秘書處」，而不是「書記處」。因此，本章對「秘書處」採用了不同的譯法，將其與「書記處」予以明確區分。

(48) 沒有任何可供參考的信息顯示中央書記處成立的確切時間，因為在開始長征時紅軍拿錯了文件，沒有帶走中共中央的會議記錄和中共向共產國際發出的報告，這些重要的歷史記錄就被全部燒掉了。現在，多數中共黨內的黨史專家同意，是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他們的證據是，從那時起直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在歷史文件中很少有關於政治局常委會這一理應領導全黨的機構的會議記錄，但是許多存留的會議記錄和下發文件的目錄卻是以中央書記處為題的。筆者認為，儘管這一證據可以幫助確定中央書記處設立的大致時間，但卻沒有提供任何綫索來了解是在什麽場合作出了設立該機構的決定。有一種可能是，中央書記處在六屆五中全會前即已設立，全會不過是批准了它而已。

(49)  他們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和項英。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 650, ft. 22；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136；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頁190。

(50) 新華社：〈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來及職權〉。

(51) 李林：〈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頁15。

(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304。「1952年10月9日」這日，劉致信蘇聯領導人，糾正蘇聯報紙將他的職位寫成「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錯誤。劉解釋道：毛是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沒有總書記的職位，「有一個秘書長的職務，這個職務是管理中央本身的行政事務工作的」（而不是決策職務），在任弼時去世後由劉代理。

(53) 李林：〈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頁15-16。這九人分別是李富春、楊尚昆、譚震林、馬明方、宋任窮、劉瀾濤、林楓、李雪峰和胡喬木。

(54) 李林：〈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頁16。

(55) 正式書記有彭真、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和李雪峰，候補書記為劉瀾濤、楊尚昆和胡喬木。

(56) 陳雪薇：〈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確立、演變和改革〉，載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四十年的回顧與思考》（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80。

(57) 沈傳寶：〈中央文革小組的歷史沿革及立廢原因探析〉，《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2007），頁47-54。

(58)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155；康生：〈關於黨章的發言〉；李林：〈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頁16。

(5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495。

(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495。

(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495，脚註2。

(6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495。

(63) 李林：〈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頁19。

(6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603。

(65) 嚴如平：〈葉帥在逆境中扶助胡耀邦〉，《炎黃春秋》，第11期（2003），頁7。

(66)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443。

(67)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108。

(68) 趙紫陽：《改革歷程》，頁233；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81。

(69) 不過，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後，鄧任命了由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和胡啓立組成的中央五人小組，在沒有大範圍宣佈的情況下，接過了領導層的日常管理，中央書記處因此被邊緣化。這一沒有黨章基礎的五人小組一直運作到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選出新的領導層。趙紫陽：《改革歷程》，頁193；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85。

(70) 十二大重新制定的黨章通過設置顧問委員會處理新老交替的問題，同時强調集體領導，並以此解釋取消黨主席和恢復中央書記處的原因。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191。

(71) 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126。

(72)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議案〉，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142-55。

(73) 七位委員分別為王荷波、張佐臣、許白昊、楊匏安、劉峻山、周振聲和蔡以忱；候補委員是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王健英：《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頁87。

(74)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2009），頁19-20。一項類似的研究尤其强調了蘇聯在這方面的影響。王謙：〈淺析中共五大產生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黨的文獻》，第6期（2010），頁65。

(75) 與其他版本的中共黨章不同，這一版本並未標明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期間代表黨代會行事，儘管它仍然明確規定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機關。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27。

(76)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0。

(77) 〈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頁302-6。同時，11月9日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採納了一項關於「政治紀律」的決議；「政治紀律」這個說法讓當時已經是老黨員和高級領導人的周恩來和李維漢都覺得「很新鮮」。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149。

(78)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0。

(79)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43；夏宏根編：《黨史知識珍聞錄》，頁6。

(80)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54。令人好奇的是，作為官方出版物的《劉少奇年譜》和《劉少奇傳》，都僅僅說劉被選為這一委員會的委員，而完全不提他被選為書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頁7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頁116。筆者認為，這也幫助表明了這一委員會對中共無足輕重及它從未真正運轉。

(81)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0。

(82) 夏宏根編：《黨史知識珍聞錄》，頁6。

(83) 〈中共中央關於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的決議〉（1933年9月17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九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340-2。中共歷史上有過多種不同的黨務委員會，但其他的黨務委員會似乎並不負責執行全黨的紀律，也不像這一委員會這樣是與地方監察委員會一起設立的。例如，紅軍抵達陝北後，曾經設立一個黨務委員會，旨在重新審查陝北地區此前肅反運動中的錯誤；這次審查為劉志丹和其他當地中共領導人平反。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285；余伯流：《歷史轉折中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251。

(84) 〈中共中央關於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的決議〉，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九冊，頁340。

(85)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1。

(86)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58。

(87)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1。這些成員分別是朱德、王從吾、安子文、劉瀾濤、謝覺哉、李葆華、劉景范、李濤、薛暮橋、梁華和馮乃超。朱德為書記，王從吾和安子文為副書記。

(88) 夏宏根編：《黨史知識珍聞錄》，頁6-7。

(89) 丁東、李南央編：《李銳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3），頁416-17。

(90) 余瑋：《朱德：從琳琅山到中南海》（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頁315-16。

(91)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2。

(92)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2。

(93) 董必武年譜編纂組編：《董必武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452。就像朱德傳記對待1949年朱德被任命為中紀委書記的態度一樣，董必武的官方傳記也很不關心董這次所擔任的職務，而僅用一句話提及：董隨後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頁928），並沒有哪怕一頁內容是用來記述董在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這一職位上至少11年之久（1955-66）的工作。董也形容自己「一生也只是跑龍套」（頁1014）。董必武傳撰寫組編：《董必武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94)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2。

(95) 中共八大重新制定的黨章，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頁821-41。

(96)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260。

(97)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3。

(98)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3。

(99) 轉引自劉若南：〈一波三折的社會主義黨內監督〉，《鳳凰周刊》，第13期（2004），頁14-15。

(100) 這一黨章被中共歷史學家們稱為「我黨歷史上最不好的一部黨章」。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931。

(101) 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155。

(102)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95-6；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168；葉篤初：《中國共產黨黨章史略》，頁241。

(103)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3。陳雲的正式頭銜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和其他十名老資格黨員為副書記。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422。

(104)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72。

(105)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72。

(106)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72。

(107)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72-3。

(108) 不過，單獨每屆黨代會所發佈的小冊子，一般還是包括這一報告的。一個例子見人民出版社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87-106。

(109)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62-5。

(110)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頁73。

(111)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頁73-4。

(112)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326。

(113) 十三大選出69名中紀委委員，十四大108名，十五大115名，十六大121名，十七大127名，十八大130名。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503、585、716、966；陳峰、高敏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頁392；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18/ n/2012/1114/c350823-19582289.html，2012年11月14日發佈及瀏覽。

(114)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頁24。

(115)  關於十八大後的反腐運動及相關評論，例見“Less Party time: The Communist Party's Anti-graft Campaign Has Had a Surprising Impact, but a New Report Shows How Far There Is to Go,” 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news/ china/21595029-communist-partys-anti-graft-campaign-has-had-surprising-impactnew- report-shows-how，2014年1月25日發佈及瀏覽；“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s Not All It Seems: Nature of Country's Justice Undermines Xi's Efforts,” Financial Times , http://www.ft.com/intl/cms/s/0/2ebe2150-1970-11e4-8730-00144feabdc0.html#axzz3HgfWwP2G，2014年8月4日發佈及瀏覽。

(116) 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頁91。

(117) 黃一兵等編：《大決策》，頁190。

(118)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49。另見張懷滿：〈延安時期民主執政的歷史啓迪〉，《炎黃春秋》，第8期（2009），頁32-4。

(1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頁507。

(1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頁507。

(121) 例如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341。同樣，中共資深歷史學家石仲泉總結認為，中共七大「第一次使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充滿了民主氛圍」。石仲泉：〈七大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2005），頁49。

(122) 〈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解放日報》，1945年6月14日。

(123)  Dai Qing, Wang Shiwei and “Wild Lilies”: Rectification and Pur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42 -44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124)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66。

(125)  Lynn T.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6) 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頁208。

(127)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510-34。

(128) 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頁208。

(129) 杜學中：〈八十年黨的建設的歷史寫照：中國共產黨黨章比較研究〉，《求索》，第2期（2002），133-7；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74。

(130)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80-4，85-9。

(131) 關於這類批評，例見黃一兵等編：《大決策》，頁310；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76；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頁165-9。

(132)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94（第6條最後一段）。

(133) 陳雲：《陳雲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卷三，頁270。

(134) 陳雲：《陳雲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卷三，頁275。

(135) 朱佳木：〈陳雲對改革開放的重大貢獻〉，頁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頁1462。

(136) 朱佳木：〈陳雲對改革開放的重大貢獻〉，頁33。

(137)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324。

(138)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頁325。

(139)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頁43-4。

(140)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頁46。

(141)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頁47。

(142)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頁47。

(143) 鄧力群：《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介紹》，頁50。

(144)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

(145)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 Hamr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 Baum, Burying Mao.

(146) 這本回憶錄在香港出版，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

(147)  Max Weber, “Science as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first published in 1946), p. 147.

第6章　作為專制工具的選舉：形式主義投票的精義與麻煩

現在我可相信世上真有獨角獸。

《暴風雨》

黨代會是中共在組織上的「造王者」，至少在憲章和名義上是這樣。也許形成諷刺的是，中共黨代會是通過選舉來完成這一使命的，而選舉通常被認為是「民主的工具」， (1) 而不是專制的工具。那麽，選舉是如何被駕馭來指定和合法化威權主義領導人的呢？本章將探討將選舉變成「獨裁工具」的相關制度細節。

各個不同時期的中共黨章都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產生」黨的領導人。這是黨代會在制度上所具有的最為重要的功能之一。中共的中央領導機構的名稱、結構和功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變化，形成多種組織形態；但在大多數時間裏，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時期，中央領導機構包括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2) 從程序上說，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還有黨的魁首，是在全國黨代會結束之後立即召開的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會上通過選舉而產生的， (3) 因此，這些選舉並非黨代會選舉的組成部分。但是，那些擔任上述最高決策制定職位的領導人，必須首先當選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對中紀委領導職務來說，則是中紀委委員），方才取得基本資格。因此，要問黨代會到底是不是真正「產生」了中央領導層，倒是一個並不好回答的問題。而且，中共自己喜歡使用的「黨中央」這個概念也是模糊的，字面上它說的是中央委員會，但實際上卻意指代表中央委員會的、更高層級的中共全國領導集體。因而，本書對這一問題採取了務實的方法，聚焦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但也會在必要時偶爾談及其他中央領導機構的選舉。

本章尤其感興趣的，是黨代會的選舉制度，而不是黨代會的人事結果。換言之，本章將探討在黨代會上選舉是如何進行的，而不是誰當選。這裏的立場，是認為「制度」並不是靜態的、不變的，因此本章將會從歷史經歷上來探究黨代會的選舉制度是如何演化、改革和變遷的。同時，它還將把政治的方面和選舉制度的方面聯繫以來考察，並將二者聯繫到本書關於黨代會作為一種自相矛盾的存在這一中心謎團來討論：到底是出於什麽目的，要不怕麻煩地在黨代會上組織並進行選舉？在選舉中，投票人的參與和他們潛在的自主性，是如何被操控來保證通過領導層關於人事安排的計劃的？或者用一句話來說，選舉是如何可能以剝奪投票人權力的那種方式來進行的？

在中共政治的語境中，上述問題可以被批駁為是毫無意義的。一位研究中共的知名學者指出，「儘管要有正式文件來核准黨代會和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但事實上，這些流程僅僅是在批准已經在別處做出的決定。」 (4) 這個說法大體上是對的，但是，至少在三個層面，卻仍然存在着問題：第一，做出決定的「別處」到底是哪裏？那裏又是如何做出相關決定的？第二，既然決定已經在別處做出，那為什麽還要召開黨代會以批准這些決定？而且，為什麽黨代會還要特意舉行選舉來批准這些決定？第三，黨代會上的選舉是如何進行的？尤其是，這些選舉怎麽能夠實現那種批准這些特定決定的目的？本章不會全面討論這三個問題，因為有些問題可能已經超越了黨代會運作的範疇。然而，本章會作出努力以從歷史深度和制度細節上探究中共黨代會的選舉機制。這對於了解中共政治制度並在更廣義上了解中國政治，是至關重要的。

在實證層面，這樣的考察將聚焦中共黨代會上所進行的對於領導層的選舉。但是，我們也會不時涉及對於黨代會代表的選舉、中央委員會內部所進行的選舉等，只要它們與黨代會選舉採用某些共同的制度規則。本章將首先簡要調查從中共一大到六大的早期選舉實踐，但全章的重點有二：一是描繪毛時代所創造的用來管制黨代會選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二是考察在後毛澤東時代的黨代會上，直到最為晚近的中共十八大，這些安排是如何改革與變化、或延續與發展的。本章將深入探究圍繞黨代會所展開的選舉過程中的種種步驟，從決定選舉「方針」、提名、被提名者的背景審查、共識凝聚、預選，到最終投票和一些可能逆轉票選結果的選後措施。選舉程序的運作流程從毛澤東式的選舉體系到改革年代的歷史發展，將會得到突出；相應地，也將對經典毛澤東的方式與後來的實踐之間做出制度性比較，以此嘗試進行某些理論反思。

「代表們對選舉都不大認真」：早期黨代會選舉的機制與政治

選舉在中共建黨的一大上首次被用來決定黨的領導人， (5) 從那以後便在歷屆黨代會上一直沿用。為什麽從一開始便採用了選舉來決定黨的領導人？對此，既沒有任何歷史資料的記載，也沒有相關學術研究進行分析。至於選舉在當時是怎樣被提出來的，一大代表們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是如何反應的，那就更是無從知曉了。 (6) 鑒於這裏沒有足夠的篇幅去探究這些問題，本章就追隨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 (7) 假設中共當年採用選舉制度可能大致是源於蘇聯的影響、五四運動的民主精神、晚清以來强調選舉和實行了議會選舉的政治經歷等因素。 (8) 當中共一大的組織者和代表們進入相關議程時，對於這些來自全國多地及海外的不同黨小組的一小群人來說，選舉也許是他們用來決定新組織領導人選的自然選擇。

然而，從一開始，這種選舉就是一套扭曲的機制，被用來操控精英內部的共識，以正式確認那些已經頗受歡迎的人物在新組織中的職位，而自主參與和精英競爭則被排除。首先，「選舉」在概念上即被歪曲。它表現在一大組織者張國燾對推舉和選舉不加區別、模棱兩可的使用，他用這兩個詞來描述指定三位中央領導人的大會程序，其中包括陳獨秀、李達和他本人。 (9) 畢竟，在古漢語裏，「選舉」一詞所指的，並不是民主選舉（democratic election）的同等物，而是一種結合了某些自下而上的推薦和自上而下的選擇精英的過程。 (10) 在當代的中共政治語言中，選舉似乎特指一種以選票來進行的表決機制；而不經投票但通過舉手等方式所進行的人事問題的表決，則可以被稱為選舉，也會被叫作推舉。此外，「推舉」還同樣被用來形容那種不經任何表決形式而做出人事決定的情形。事實上，中共一大是採用了投票表決產生領導人的方法，也進行了投票；這就是當時用「選舉」來指稱的過程。同時，一大在作出其他一些包括人事事宜在內的決定時，比如誰來主持會議，誰來起草黨綱等，卻不是通過投票的方式決定的。這些事項，正像一大代表董必武的官方傳記中所引用的，被清楚地描寫為是通過推舉而決定的。 (11)

根據有限的信息我們知道，一大的選舉採用了無記名投票制。但是，代表們似乎並沒有那種意識要尊重無記名制的秘密投票。據當時年僅19歲、也是最年輕的一大代表劉仁靜回憶，當唱票人宣佈有一票投給李漢俊時——對張國燾關於黨內權力要集中的主張（陳獨秀也這樣主張，但陳並未參加中共一大），李漢俊是主要的反對者——董必武脫口問道：「這是誰寫的？」劉回答說：「是我選的。」 (12) 其他證據也證實，一大以後，直到六大，在選舉中央領導人的過程中，都沒有嚴格採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比如，至少有一位三大代表回憶，三大採用的是舉手表決，而不是投票。 (13) 最近的一項來自中國的研究强調，無記名投票是七大在制度建設方面的主要成就。 (14) 這意味着，在此前幾屆黨代會上，無記名投票並非慣用方法。

其他相關程序在早期中共黨代會上也不健全，尤其是關於提名。這方面能夠得到的信息極少，但毛澤東的權威性觀察值得注意和討論。毛參加了1921至1928年間六屆黨代會中的三屆，他在七大上這樣評價之前的黨代會選舉：「代表們一般對選舉都不大認真，只有少數人認真。」 (15) 他認為問題的原因有二：一是缺乏經驗，二是代表被選進中央委員會的機會很小。毛在1945年這樣說：「過去我們的經驗非常不足，代表覺得我自己也選不到中央委員會去，隨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麽人，我就選什麽人。」 (16) 很明顯，毛混淆了「提名」和「選舉」，也混淆了參加選舉和當選的概念。他的雙重混淆，卻透露了早期中共黨代會選舉的一個真相，那就是：在中央委員會候選人的提名過程中，代表們缺少機會參與；相應地，被提名即基本上意味着當選。

囿於資料匱乏，相關的歷史研究並不充分，但亦支持了毛的觀察。儘管在某些案例中代表們可以有多一些的機會參與對某些候選人的提名，但他們卻幾乎無法影響對整個中央委員會的提名，而此後他們在選舉中的投票，也就總是對已經決定的提名的一種走過場的批准。換句話說，只要一位候選人得到推薦（或提名——在中共關於選舉的詞彙中，這兩個詞經常交換使用），他或她的當選便幾乎沒有懸念；選舉僅僅是為了要投票人對下任領導集體加以確認，而對下任領導集體的提名早已經由在位的領導層所完成。例如，一大代表包惠僧抱怨一大上張國燾「決定一切」的「獨裁者」角色；他記得，「選舉的票數集中在」最終當選的三位中央領導人身上，其中包括張本人，而正是張控制了選舉的提名過程。 (17) 中共在其他場合所進行的選舉，也證實了上述這種做法在中共內部十分普遍。例如，紅軍早期在井岡山根據地的領導人龔楚回憶說，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的」。 (18)

許多因素造成了早期的中共選舉受到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並在制度上被支配來方便於、並有利於選舉的組織者。這些因素主要包括：黨內流行的家長制政治文化，黨所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以及共產國際在選擇中共領導人問題上的壓倒性影響。作為1921年至1927年連續五屆黨代會所選出的無任期限制的黨內最高領導人，陳獨秀在黨內享有幾乎無可爭議、不可挑戰的權威。究其原因，這最早是因為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卓越地位，而正是這一運動將共產主義引入中國；之後則在於黨的中央集權體制。 (19) 老一輩的黨員林伯渠回憶說：「那時組織生活很簡單，陳獨秀在黨內，像大家長，開會時他一個人講一通就完了，不讓別人發表意見。」 (20) 一大所選出的三位最高領導人之一的李達，也譴責陳的「惡霸作風」。據李回憶，開會時陳經常拍桌子，在覺得自己的想法沒有被同志們很好地接受時，他還摔過茶杯。 (21) 一位外國觀察者注意到，在中共五大上，儘管很多人都對陳獨秀不滿，但在選舉時「卻沒有一個起來反對陳獨秀」。 (22)

有兩個制度因素，對於解釋中共的這種「教父」現象應該更為重要：一個是中共的中央集權的權力結構；另一個是不妨稱之為「組織教父」的因素，也就是位於中共之上的共產國際。在中共一大的籌備過程中，在陳獨秀和李漢俊之間曾經展開過一場重要論戰；當時李建議未來的中共採用分權的原則，但陳對此强烈反對。一大贊同陳的想法。自那以後，家長制作風便在早期中共黨的工作的實踐中得以制度化，並在五大達到頂峰。據一位中共黨史專家的研究，1927年4月至5月間召開的五大導致了中共的重組。政治局取代了中央局，黨的紀律被更加細緻地規定，覆蓋範圍很廣且權力巨大的監察制度得以設立，被用來加强黨紀並監控幹部的行為。此外，領導層在組織上被重組，以加强黨的中央與黨在不同社會範圍和不同派系中的地方組織之間的聯繫。這位專家總結道，這些措施，「標志着所有中共領導人現就權力集中和保持中共統一的重要性達成了一致。」 (23)

共產國際在對早期中共領導人的任命、更換和清洗中具有更為決定性的作用。那時，蘇聯的斯大林領導集團强勢介入中共對領導人的選擇，而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常常只是徑直接受莫斯科的相關決定。 (24) 一大代表包惠僧在1921年發現，張國燾的權力實際上來源於他作為黨代會代表們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之間所扮演的中間人角色。 (25) 陳獨秀於1928年被解職，意味着當家長制與共產國際發生衝突時，家長制其實並不足夠强大；這件事也表明，如果莫斯科決定要拋棄中共的某一領導層，則中共黨代會通過選舉對這一領導層的背書，也是毫無意義的。參加三大的代表們同樣記得，馬林兩次召集代表們商議對中央委員會候選人的提名，並且當時是馬林提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組織原則」。 (26) 當政治大環境使得召開黨代會變得困難時，領導人的變動只要得到莫斯科首肯，就可以擁有合法性；毛澤東在延安得以鞏固權力，可以說是這種模式的最後一例。 (27)

在這一階段，儘管制度建設剛剛起步，但中共黨代會上的選舉，已經在貫徹共產國際由中共在位領導人配合而形成的對於下屆領導人的安排計劃上，作為一種核心方式而運作；對於如何安排黨的領導人，那時也不是通過黨代會代表們的集體選擇而做出決定。這樣一來的結果便是，代表們意識到了自己的角色僅僅是扮演來投票的傀儡，這些早期的活動家們便對選舉「不大認真」。然而，這卻可能形成一種危險，會削弱中共黨代會在建立共識和將領導人加以合法化上的象徵作用。在經歷了許多方面的巨大轉型之後，中共七大最終得以召開；它在選舉問題上發展出一系列微妙的操控形式來加强領導層的合法性，應對了黨代會在制度建設上所面臨的多種挑戰。這就是本章馬上所要討論的。

在製造不規律性中獲得確定性：黨代會選舉準備過程中的毛澤東式制度

從各種意義上講，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作為毛澤東主導下的首屆黨代會，都為中共政治矗立了一座里程碑，而在選舉體系的制度建設上尤其如此。從七大以來，種種複雜的規範、規則、措施、程序，本着實施精細的制度操控的精神，被創新、發明、設立並最終制度化；它們體現在選舉過程的每一個步驟上，包括時間表的設定、選舉的準備、選舉的組織，以及對領導機構的選舉的進行，其目的在於把這樣兩者結合起來：一者是要將選舉的不確定性降至最低，另一者是增强選舉在形式上的重要性。在那之後的很長時期內，雖然很多支配黨代會選舉的規範和程序有所調整或修訂，在一些歷史性的時刻甚至出現改革和變動，但正如本章後半部分將要揭示的，黨代會選舉體系的制度支柱卻仍然是毛澤東式的。這也意味着，在形成中國政治中那些旨在製造「共產主義天命」的原則與實踐上，中共七大所採用的選舉制度仍然是最為重要的。 (28) 探究這套選舉體系如何運作，必然是本章的中心任務；後毛時代的選舉體系中所出現的改革與變化，也只有放在這一探究的示之光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分析和理解。換言之，如果不對毛式的選舉制度作出全面的探討，我們是不可能理解中共黨代會的選舉，也不可能理解這種選舉是如何改革和變化的，並不可能理解圍繞這些變化或延續所展開的鬥爭。為了便於討論，對毛澤東式的選舉制度的考察將在以下兩節中展開：本節討論選舉的準備工作，下一節關注選舉本身。

選舉準備過程中的毛澤東式的規範和規則，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分析：首先，就選舉的時間表安排而言，不論黨章對此是怎麽規定的，包含了選舉在內的黨代會會議的時間安排都呈現出不頻繁、不規律的特點；第二，選舉產生的席位選擇，對黨代會來說也就是中央委員會和其他領導機構的席位的數目，常常是高度不確定的，這就使得在任領導人有隨機決定權，來決定對自己有利的席位數；第三，所謂選舉「方針」或「選舉方法」的制定，總是根據每一屆黨代會的個案情況來做出的。在民主選舉中，這些往往都不是問題；這並不是因為它們在民主的環境中不重要，而是因為相關法律一般來說都對這些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使之對選舉來說已經成為確定了的制度環境。而毛式的選舉體系卻將它們變成了高度不確定的問題；諷刺在於，這麽做，恰恰是在幫助在任領導人能夠獲得選舉結果的確定性。

黨代會選舉之不頻繁、不規律的舉行，可以看作是毛式選舉制度首要的、也是顯著的特點。正如第三章已經討論的，在1928年至1977年如此長的時期內，中共黨代會的召開既不規律也不經常。這當然也意味着，在這跨度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時期內，並未周期性地進行黨代會上對領導人的選舉。第三章已經討論了這種低頻次和不規律性如何成為對黨代會進行制度操控的手段；很明顯，這同樣也是中央領導人對黨代會選舉進行制度操控的手段。首先，它違背了黨章，縮短或延長了在任中央委員會的任期。歷史上，大多數情形都涉及任期的延長；在一些極端情形中，這種延長的幅度極大。比如說，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的任期，從當時黨章所規定的一年，實際上延長至17年；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則從3年延為11年；第八屆從5年變成了13年。 (29) 不過，也有與之相反的例子，即第十屆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的任期，從黨章規定的5年，縮短為實際上的4年。這無疑是對黨的章程的侵犯，而這樣的侵犯可以是制度操控中最為惡劣的形式。對規則的操控也是侵犯規則的一種形式，只不過是一種微妙而又間接的形式。第二，它在黨的幹部中喚起一種不確定感，而這可以營造一種政治氛圍，有利於領導人在更大的規模上操控許多事項，其中包括黨代會及其選舉。總之，它賦予在位領導層以不受限制的專斷權來確定下一屆黨代會選舉在什麽時間舉行，使之有利於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優勢。如果借用亨廷頓的概念，將民主定義為「通過公正、誠信和周期性的選舉而產生最有權力的集體決策制定者，在這樣的選舉中候選人為獲得選票而自由展開競爭，並且在實質上所有成年人口都有權利參加投票」， (30) 那麽，選舉的這種不頻繁性和不規律性，很明顯不可能帶來民主的結果，還不要講選舉進行的方式了。

根據以上亨廷頓的定義，民主國家的選舉以公開競爭的方式來填充重要的決策制定崗位。因此，在召集某次民主的（甚至是不那麽民主的，而僅僅是「類民主的」）選舉前，應選席位的數目便已經確定；關於這次選舉應該選出多少位領導人的討論、談判和最終拍板，不屬本次選舉應染指的問題。應選席位的數目和應選職位的職能，只要是在選舉前通過正當程序所決定的，則不論選舉的結果怎麽樣，這一數目和這種職能都不能改變。如果要變更應選職位，哪怕是在相關選舉進行之前，也必須經過討論，並經由相關立法行動來進行。一言以蔽之，選舉本身僅僅決定何人就任應選職位，而並不決定選職位的數目和職責。

可是，中共黨代會的選舉在這方面卻有所不同：在任何一次選舉中，應選席位的數目可以是有伸縮性的，可以不理會相關規定——假設是有相關規定的話。第三章已經提到，黨代會代表的人數，在某屆黨代會的籌備過程之中可以有伸縮；而每一屆黨代會代表的數目，都無一例外是由在位領導人來決定的；這個數目在決定之後，那怕是在代表選拔的過程中，還可以被在位領導大幅修改。當黨代會召開並選舉黨的全國領導機構時，上述這些情景在更高層級重現。早期黨章曾一度明確規定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的人數， (31) 但很快，這種規定變得模棱兩可；在1927年黨章修改時，中央委員會成員的人數，被交由當屆黨代會來決定。 (32) 後來，九大從黨章中完全删除了相關規定。這種有意識的忽略行為，貫穿了毛時代的最後幾年，並延續下去。對於一些規模更小、但權力更大的決策機構來說，比如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甚至是某些歷史時期中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加或減少一個席位，從政治意義上說，都可以成為關乎權力鬥爭和決策機制的一個要害問題，但是，打從中共成立直到今天，對這些職位的數目卻沒有任何相關的規定。作為這方面的一個概觀，表6.1列出了貫穿整個毛時代再到後毛時代、直至2012年的十八大上，中共主要領導機構的成員人數。但這些數字僅關乎「最終結果」，而在選舉過程中對這些席位數目的調整這裏並未涉及。

表6.1　1945年以後中共主要領導機構的成員人數 1 2 3

表註 1 ：表中，加號前的數字指正式委員席位數，加號後的數字指候補委員席位數。在某一屆期內，本表所列席位數常有變化，但為簡便起見，表中數字僅為相關機構初次選出時的席位數，而不考慮此後的變動。但仍有例外情況，即：本表包括了那些在給定屆期內出現的一些從無到有的變化，比如1980年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
2 指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
3 1977年中共十一大選舉產生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時，並無書記處此一機構；中央書記處此後於1980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設立。
來源：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
補註：本表中文版增加了十九大的條目；資料來源見新華網：http://www.news.cn/politics/19cpcnc/，2018年2月15日瀏覽。

在黨章授權黨代會決定中央委員會成員人數的這段時間內，這套程序是怎樣運轉的呢？以七大為例，據報道，是七大的大會主席團承擔了這一職責。但是，經過長時間商討，主席團還是無法確定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到底該有多少名委員（筆者認為，這也凸顯了中央委員會的規模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直到毛澤東發話：「七十多個吧」。 (33) 最終，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有44名正式委員，33名候補委員，共77人。沒有信息透露主席團有沒有、怎麽樣按照毛「七十多個」的指示而最終決定了確切的席位數，因此我們不能排除一種推測，那就是：相關席位的最後數目，是根據選舉投票的結果，做了輕微的調整；而為了特定目的所進行的操控，在這種調整中發現了用武之地。王明和博古，也就是當時毛的主要政治對手，在毛作出努力而勸說代表們投票給他們之後（這次勸說的故事將在隨後討論），成功當選中央委員，但得票數卻在所有當選的正式委員中名列倒數第一、第二名，二人的名字因此也「恰當地」列在中央委員名單的最後位置。究竟怎麽做才能如此完美地控制得票票數的差距，讓這二位既能夠當選而又獲得最少的選票呢？這是一個歷史的謎，也是一個制度運作上的謎。有沒有可能當時進行了某種形式的制度操控，比如安排某些代表投他們的票？或者，那些得票率低於王明和博古的候選人，被從正式委員的名單中劃掉，放到了候補委員候選名單中？

沒有證據能夠給出答案，但是，類似的橋段11年後在中共八大再次上演。這一次，在任的中央委員會決定下一屆中央委員會應共有170個席位，但同樣沒有說明其中多少個是正式委員，多少是候補委員。 (34) 這就給操控留出了空間。王明再一次入圍中央委員會；無獨有偶，得票數在79名正式委員中又是最低的。 (35) 有意思的是，王當時住在莫斯科，並未出席八大，但八大召開前，負責大會籌備工作的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通知王，王將被北京市黨代會選為參加全國八大的代表。 (36) 看來鄧小平有着預言選舉結果的魔法般的能力，或者就是選舉是以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方式進行的。根據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邱會作的回憶，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中，中共領導人很容易就能操控誰得多少票——這一問題將在討論投票時探討。按照這個說法，選舉結果可以事先就安排好，那麽，在應選席位的數目上玩遊戲，似乎就沒有必要了；整個遊戲完全可以根據領導人的意願來進行。

一些研究中國的專家發現，中央委員會人數的變化，或許能夠反映出政治鬥爭。比如，就九大來講，4月中旬，華南一些省份的廣播電台宣佈說，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席位將從97個縮減至51個，候補委員的席位將從93個降至74個，「目的在於保證我們偉大的黨有一個更高效、更團結的中央」。而事實卻是，後來選出的正式委員的數目增至170人，候補委員增至109人，與1956年9月八大的中央委員會相比，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全部委員席次增加了64％。 (37)

對於十分尊貴、重要且數量極少的席位，這種模糊性同樣存在。八大至十二大期間（1956-1982），中央委員會設有副主席一職；但即使在某一特定任期中，副主席的人數也是不斷變化的。所以說，是對政治效用的考慮在決定席位的安排，而席位數目的問題和誰來佔據這些席位的問題，二者是相互連帶地被考慮的。在開始設立副主席一職時，毛澤東在八大召開前的最後一次中央委員會全會上告訴所有參會委員，最初的計劃是設一名副主席，擬由劉少奇擔任，但劉傾向於將副主席增至四位，並建議由周恩來、朱德、陳雲和自己一起來擔任。毛當時就透露了這四個人的名字，儘管他還沒有忘記說上一句：「當然，四位副主席的人選是否恰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去選舉。」 (38) 在那種情況下，既然毛和最高領導層都覺得某人擔任副主席是「恰當的」，有哪個中央委員和黨代會代表膽敢認為這位並「不恰當」呢？誰敢投票反對這些建議呢？當然，之後舉行的選舉沒有任何懸念，上述四人全部當選副主席。

八大相應地修改了黨章，規定了黨應當「設立若干名副主席」。實際上，在1956年至1969年的八大實際任期內，「若干」意味着先是四名，再是五名，然後是一名；到底幾名是取決於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1958年，毛與領導層發現林彪也「適合」擔任這樣一個職務，因此八屆五中全會將林選為副主席，副主席人數也隨之增至五人。 (39) 1966年以後，林彪成為唯一一位副主席，其他同僚要麽被清洗，要麽靠邊站了。 (40) 九大之後的歷次黨章，懶得再提及副主席席位的數目，而是完全留給領導人根據政治考量去決定。也正是在九大上，林彪再次當選唯一的一位副主席。但是，當1971年9月林彪神秘墜機喪命蒙古後，在沒有經過章程修改的前提下，這一任期內的副主席一職便不復存在。 (41) 1973年的十大選出了五位副主席， (42) 但在十大屆期內，局勢不斷變化，副主席的人數也就隨之不斷變動。其中一位副主席李德生，當選17個月後即辭職； (43) 鄧小平則分別在1975年1月和1977年7月兩次被增補為副主席，而期間（1976年4月）又曾遭到罷免。 (44) 一個全新的「第一副主席」職位，在沒有黨章依據和黨代會背書的情況下，於1976年4月被創造出來，為當時還不是副主席的華國鋒量身定做。之後，當華接班毛當上了黨主席時，第一副主席這個位置也隨之悄然消失。 (45) 此外，副主席康生於1975年去世，另一位副主席王洪文，在黨代會或者中央委員會沒有做出相關決定的情況下，於1976年10月被捕入獄；康和王的位置都沒有繼任者。與此類似，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十一大在毛去世後召開）選出了四位副主席，但其中的汪東興不久後便下台，之後兩位新人入替（1978年12月的陳雲和1981年6月的趙紫陽）。最終，黨主席華國鋒下台，並在擔任副主席幾個月之後被完全逐出了領導層。 (46)

這之中，哪裏有什麼規則？舉例來說，在美國，副總統的權力總體上不如中共副主席的大；可是，我們能夠想像，為了適應權力鬥爭的需要，在沒有憲法修正的前提下，就能把副總統的席位增加至哪怕是兩個嗎？如果這都不可能，那在某一給定任期內變動席位數目就更是不必提起了。同樣，也很難想像，不論是不同的屆期之間還是在某一屆任期之內，國會席位的數目可以是靈活多變的。進行這種比較，並不意味着作出關於哪種制度更加優越的道德評價，而是要從細節上突出中共選舉制度和民主選舉制度之間的區別。進一步講，我們不難看到，席位數目相對選舉而言所具有的那種本質上的隨意性，為對選舉進行政治操控增加了潛在的空間。

中共選舉的另一種重要準備方式，是就某次特定選舉而制定「方針」和「辦法」，並將之下發給投票人，以「指導」他們的投票行為。這在第三章討論黨代會代表的選舉時已經有所涉及。從那裏我們知道，每逢黨代會召開，在位領導層的「選舉方針」在調節和控制有關選舉的重要事宜上發揮着重要作用；這裏，這一做法同樣延伸到黨代會對中央領導層的選舉上來。在對選舉的管理中，這類選舉方針具有憲章和法律般的權威，但不同於法律文件的是，它們的內容是針對某次選舉所進行的特定場景。因此，它們可以被看作是根據場景而特定的「准法律」，即：既擁有法律般的效力，但卻隨着方針制定、修改和執行的具體政治場合的不同而具有伸縮性，目的是要讓這次選舉能夠實現在位領導人為之設定的特定目的。而且，六大及之後的每一屆黨代會還都制定了自己的「選舉辦法」。 (47) 這是一種類似於選舉法典和選舉細則的文件，把某一屆黨代會的選舉指導方針在運作程序上加以具體化。

毛澤東在七大上就多個選舉議題親自作了多次報告，其中一篇是專門講選舉方針的。在那篇講話中，毛詳細地論述了「選舉的標準」，然後强調「就是要由能夠保證實行大會政治路綫的同志來組成中央委員會」，並解釋了什麽樣的人「應該被選進中央委員會」。毛還試圖勸說代表們把某些特定人選選為中央委員，這點將在本章稍後某個部分分析。 (48) 隨後，周恩來進一步解釋了「選舉辦法」的各種細節， (49) 其他重量級領導人也在他們自己所在的代表團會議上就選舉問題發表了講話。 (50) 八大也有相似的情節，期間毛同樣數次發表講話解釋選舉方針，涉及新的中央委員會的規模和選舉提名等重要問題，並推銷幾位特定領導人。 (51)

上述種種，都表明了「選舉方針」和「選舉辦法」在領導人心目中和在黨代會議程上的重要性。有了領導人為「指導」選舉所進行的如此高度權威並有力的舉動，那就不難預言，代表們在投票的時候會按指導方針來行事。因此，毛時代的黨代會很容易地便可以完成選舉計劃，無一例外。很明顯，制定和宣傳「選舉方針」的做法，為領導人和參會者之間的溝通提供了一個有效渠道；它同時也是一種教育投票人的做法，教導他們更好地理解在看待可能的候選人時怎樣才是政治上正確的，並相應地投出他們的選票。然而，這並不是某種所謂「協商」的機會，因為這種溝通和教育，並不是與代表們自主表達意見和交換看法所同時展開的。相反，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溝通和教育過程，其目的在於影響投票人的選擇，使其能夠符合領導人的預期。

提名、「醞釀」和不具選項的投票：毛澤東式選舉體系的核心制度

選舉包括一系列制度，而那些管理整個選舉過程的制度細節，常常決定選舉可以多麽公正或多麽不公正。當代專制政體很少直接與投票箱對壘；相反，它藏身於制度細節之中，而正是這些制度細節在鋪墊選民走向投票箱的道路，也是這些制度細節在體現制度操控，從而在本質上把投票變成不再是選民在做自主的選擇。與一般認知甚為相反的是，毛式選舉體系並不簡單。事實上，這是一系列複雜而精細的規範和程序，其中充滿了微妙的細節和把戲，用以操控投票人的偏好和參與，使之符合領導人事先精心剪裁的計劃。本節將聚焦這一體系如何在選舉過程中的三個主要階段發揮作用；這些階段分別是：提名，對候選人的推廣（用民主的常語來說，就是競選）和投票。這三個階段在那些選前措施的基礎上進一步塑造、引導乃至施壓於投票人，使他們在選舉中做出「合適」的選擇。除此之外，中共的選舉過程並不是投票完畢之後就會結束，而是還有一些所謂「投票之後的安排」被發明出來，用以按驗選舉結果。本節也會討論這種安排。

作為決定性步驟的提名：領導層的建議、精英的「醞釀」以及預選

選舉的核心過程始於對候選人的提名。正如早期對蘇聯選舉體制的研究所發現的，「事實上，在蘇聯，提名是選舉最為決定性的一個階段」，因為「選舉結果實際上在提名時就已經確定了」。 (52) 中共的選舉制度在這方面與蘇聯一致，但它並不是蘇聯體制的翻版，而是有其制度特色，其中包括提名機制上的特點。整個提名過程高度集中，尤其是像在黨代會上所採用的那種形式中，投票人極少有機會就黨代會代表、中央委員或任何其他領導機構的成員提名候選人，儘管他們可能在名義上有這麽做的權利。然而，投票人將有機會討論和評論在位領導人所提名的候選人，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創造出某種所謂「民主」氛圍，代表們在其中覺得（或者被期盼這樣覺得）自己被納入了有關提名的決策過程中。一邊是在位領導人對選舉結果在實際上的主導，另一邊是代表們在其參與過程中的心理滿足——在這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就是中共黨代會制度運作的政治關鍵，也是黨代會展開選舉過程的樞紐。不論是就領導人對選舉的掌控而言，還是對在代表中營造民主的幻象而言，提名過程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它是毛式選舉體制中特別錯綜複雜、瞞天過海的一個部分。粗略地說，這一過程經過三個階段：對候選人的初始提名，投票人的討論協商，及通過預選正式確定候選人名單。以下將會對毛時代歷屆黨代會上如何提名的實踐做一個歷史性的回顧，並通過一些實證細節來勾勒出候選人提名的總體程序。

歷史上說，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提名，歷史地說，對中共七大的選舉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其中，部分原因在於，早先那種由共產國際主導提名的規範，已經成為歷史； (53) 另一部分原因，也是與上一項相關聯的，在於毛和他的領導層需要自下而上的合法化，以團結中共內部分散的「山頭」。 (54) 被官方歷史讚譽為在黨的代表大會歷史上「第一次」「以這樣的民主方式進行選舉」的七大， (55) 發展出一套混合了代表參與和領導主導這兩種因素的提名制度，成功應對了挑戰。

在實踐中，是包含了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內的七大主席團，而不是普通代表，做出了下一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提名。七大於1945年5月16日至20日休會六天， (56) 而正是在這期間，大會主席團常委與各代表團團長於5月17日舉行聯席會議，討論選舉事宜，主要涉及下一屆中央委員會的名額與提名方式。當時討論了幾種提名方法，包括：由主席團提名、由代表團幹事會提名、或由每個代表團的小會來提名。最終，後兩種方法未被採納。 (57) 聯席會議決定，任命任弼時、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和李富春組成一個「非正式」的委員會，與各代表團團長商量，以主席團的名義提出足額的初步候選人名單。 (58) 這裏有四點值得指出：第一，黨代會代表個人提名候選人的可能性，從最開始就沒有納入考慮範圍。第二，所有代表團團長，正如第三章已經討論過的，都是黨的高級幹部；作為代表團領導人，他們並不是經自己所在的代表團民主選出的，因此他們是對在任領導人負責，而不是對黨代會及其代表們負責。第三，這個「非正式」委員會的五人成員中，有三人是在位的五人最高領導層的成員（在這最高領導層的五人中，毛澤東和朱德沒有加入這個「非正式」委員會，因為這二人當時一般不參與日常行政）；因此，這一委員會可以看作是最高領導層專門為選舉事宜所設置的一個特別小組。第四，這個委員會卻被稱為「非正式」，這看起來像是一種把戲或僞裝，以避免代表們感覺到是領導層在主導提名過程。

這個「非正式」委員會是怎樣作出提名的，現在無從知曉。我們所知道的是，據周恩來後來向七大代表就選舉法做出解釋的時候所說，主席團提出了一份最初候選人名單，人數超過中央委員會名額的三分之一，並且不區分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 (59) 這份名單被送往各個代表團交代表們討論，或者用中共的術語說，進行「醞釀」。這時候，選舉過程進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用個比喻來說：在造酒過程中，醞釀是將糖變成酒精的一種化學過程， (60) 這毫無疑問是決定酒的品質優劣的一個特別關鍵的環節。對於中共選舉，它的重要性也絲毫不低，因為它作為一個與上述環節類似的關鍵階段，把投票人在候選人提名問題上的個體性、「不成熟」的偏好，變成了合格的、與領導人的意圖相一致的投票意向。換言之，這種「醞釀」過程中的討論，培育出代表們對領導人所建議的候選人的支持。

在造酒的過程中，醞釀常常是一個神秘的過程；中世紀時，釀酒的修士們對其效應僅有極少的知識，把「醞釀」視為神靈介入的一種形式，稱之為「上帝是好的」。 (61) 中共七大上，這種「神靈介入」確實發生了：在代表們拿到候選人名單之前，毛澤東即就七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向大會發表了重要講話，這一點本章已經說到過。上帝是好的，醞釀進展順利，以小組討論的形式展開（而不是以代表團為單位展開）——這被中共官方歷史視為「民主方式」。 (62) 有零散的記錄顯示，在代表們的討論過程中，確實出現過一些針對某些特定候選人的反對意見，三個這樣的案例接下來將被考察，目的在於研究選舉過程中這種「民主討論」是如何進行的。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七大代表陶鑄在小組討論中，公開反對提名陳伯達進入中央委員會。 (63) 陶以敢言著稱；在這種情形下，也許意味着那些膽子不夠大的代表們，不論是出於本身性格懦弱，還是出於在政治上保持謹慎的考慮，都不會像陶那樣做。不管怎樣，陳被保留在候選名單上，並成功入選中央委員會。這在延安一度令人大跌眼鏡，也為陳招來不少欽慕，因為以陳當時在黨內的資歷，並不夠格進入中央委員會。陳的當選，也使他與毛的密切關係為衆人所知。 (64) 這當然意味着陶的反對在七大上並無效果，但故事並未隨着陳的當選而結束，而是一直延續到了文革早期的幾年中。這時陳的權勢如日中天，那樁歷史積怨讓陶為自己民主地表達意見付出了代價：他遭到迫害，直至慘死。 (65) 這一案例也證明，在七大上批評一位已經被主席團內定的中央委員會候選人，是多麽困難，又是多麽徒勞。既然連批評其中一個候選人都如此，則嘗試要質疑整個名單或另行提名別人，就更不可能了。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薄一波身上。薄被提名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但遭到老資格的軍事領導人陳賡的反對。可是，毛澤東對陳賡的反對意見所作出的回應是，建議薄被選為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在選舉進行之前，毛的指示被傳達到所有代表團，因此薄「很順利地就當選了」，成為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最年輕的正式委員。 (66) 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薄寫到，「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的用人之道」，但他並未解釋這種「用人之道」是什麽。筆者認為，薄與劉少奇非同尋常的緊密關係，解釋了毛的做法，而劉是毛在主導中共七大時最為重要的政治盟友。

還有一個例子，這次代表的意見發揮了作用。在醞釀過程中，伍修權反對提名凱豐進入中央委員會，因為凱豐「頑固地抵制遵義會議的決議」。根據伍修權本人回憶，凱豐「果然」被從中央委員名單上剔除。 (67) 為什麽說「果然」？因為凱豐是王明的重要政治盟友，而在他的這個案例中，代表們的意見可以為毛的領導集體提供一個絕佳的理由，把他踢出新的中央委員會。沒有證據解釋為何起初凱豐獲得提名；一個合理的推測是，毛的領導集體考慮到需要彰顯黨的團結，而且，與隨後要討論的王明的情況類似，這麽做還可以取悅莫斯科。因此，對凱豐的提名也許不過是個幌子，因為領導人認為這一提名將不出所料變成徒勞，但卻能夠一石二鳥：既彰顯了領導人的政治胸襟，又給了代表們發表反對意見的機會。

不論如何，上述三個案例都有助於强化七大的民主形象。那個時候，七大代表們並不想追問：為什麽他們對毛的政治盟友的批評，不能像凱豐的例子那樣，對中央委員會的提名產生影響。總的來說，「醞釀」確實有助於增强代表們在提名階段的參與感，並且，就像前文所强調的，這種參與選擇領導人的感覺，進而有助於支撑領導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參加黨代會的代表無一例外都是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黨員，習慣於在領導人認為有必要時自己無保留地接受黨的決定。因此，沒有人會質疑毛在總結這一選舉階段時對「醞釀」的評論——毛强調，選舉問題不是個人問題，代表們必須顧全大局。 (68) 所以，被操控的參與，通過這種「醞釀」過程而發生，訓練有素的代表們僅僅對能夠獲得這樣的參與機會而心懷感激。

經過代表們醞釀之後，提名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程序便是預選。「預選」在字面上意味着「預備性選舉」；它與初選有些相似，但卻不是民主選舉制度中的那種初選。民主制度中的初選決定誰將成為正式候選人而進入選舉，而在中共的選舉體系中，就程序而言，預選並不最終確定候選人名單。大會主席團享有專斷權，根據預選結果來決定中央委員會選舉的正式候選人名單。但是，預選因服務於兩個重大功能而至關重要：一方面，它是正式候選人被確定之前的最後一道過濾網；另一方面，它還為投票人提供了一個制度場合，讓他們正式參與決定最終候選人的過程。因為在最終的正式選舉中，代表們並沒有選擇的餘地（下文即將討論此點），這一場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滿足投票人對參與的渴望。

預選是七大的一項重要制度創新；總的來說，它也是毛澤東式選舉體制的重要創新。 (69) 毛在七大上就選舉方針作報告時，明確地告訴代表們：「今天要通過選舉法，選舉法的第一條，就規定了要提兩回候選名單，第一回是預選的名單，第二回是正式選舉的名單。」 (70) 萬一醞釀階段未能說服所有代表在選舉中跟隨領導人的意願，而在預選過程中有代表可能敢於投票反對某個官方提名人，那麽，在預選與正式選舉這兩輪投票的間隙期，領導人可以採取措施，進一步勸說投票人接受領導層的計劃。在中共選舉術語中，這種勸說被稱為「做工作」，筆者在後文關於「競選」的討論中將對此加以分析。

七大中央委員會的預選於1945年6月5日舉行。關於這次預選，存在多個謎團。首先，它是在七大於6月2日至8日間為期一周的休會期間舉行的。 (71) 為什麽要把這次預選安排在大會休會期間？是怎麽安排的？沒有原始資料或相關歷史研究解釋這一謎團，儘管我們可以猜測認為，如果預選結果不符合領導人的預期，已經宣佈的所謂「休會」也許可以有助於推翻預選的結果（可以宣佈這期間的選舉是不具正當性的）。七大預選的第二個特點是它以代表團為單位舉行。 (72) 換言之，代表們通過參加本代表團的會議，而不是所有代表都出席的七大全體大會，來選出中央委員會的最初候選人——選出的不是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甚至還不是正式候選人。為什麽七大不是通過全體大會的形式來進行如此重要的預選？正如第三章所揭示的，操控代表團會議遠比操控全體大會容易。此外，在七大這個案例中，宣佈休會同樣有可能是這方面的戰略性舉措，即：借機把在代表團會議上（而不是在全體大會上）進行預選的舉措加以合法化，因為黨代會休會期間無法召開全體大會。第三，我們不清楚這次預選中應選人員與候選人員之間的數字比例。一個安全的結論是，在七大的預選中，候選人員和當選人員的人數相同。因為，對黨代會的中共官方研究明確表示，1987年的十三大是中共歷史上首次採用候選人多於應選席位的辦法 (73) ——候選人與應選席位之間的比例問題，將在下一節中着重考察。

從各個代表團收集預選結果之後，七大主席團最終決定了正式候選人。 (74) 這一決定過程的細節並不清楚，但既有信息顯示，主席團並不僅僅批准預選結果，而是對其做了「必要的調整」。 (75) 七大上，預選應該為中央委員會委員提名45位「正式候選人」，並為候補委員提名25位「正式候選人」，但主席團最終決定的名單上卻有44位正式委員候選人和35位候補委員候選人。 (76) 一項中共官方研究機構的研究明確表示，七大主席團調整了預選產生的候補委員名單，這些調整包括把王稼祥列為排名首位的候選人，並新增了幾個之前預選名單上沒有的名字。 (77) 這些舉措進一步揭示了在位領導人在提名問題上的專斷權，以及醞釀甚至預選的有名無實。

根據中共官方歷史記載，八大「在黨史上首次」採用了新的提名方法，「先由各位代表進行不限額的自由提名」中央領導機構組成人員的候選人，「隨後匯總名單，經過幾上幾下的反覆醞釀和討論，又經過兩輪預選才確定提交大會正式選舉的候選人名單」。 (78) 官方叙述說，「這種提名方式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這就幫助確認了七大並沒有採用代表提名的方式。但是，八大對中央委員會的提名真的是按照這樣的程序進行的嗎？根據在任的中央委員會就下一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所提出的建議來看，仍然是換屆前的政治局和八大各代表團團長共同決定預選的候選人名單，而在預選之後由大會主席團確定最終的正式候選人名單。 (79) 根據一份官方歷史文件，各代表團是有機會準備自己的提名名單的； (80) 但是，事實上，對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在更早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遠遠早於各代表團抵達北京參加八大之前。相關信息顯示，政治局於1956年7月30日決定設立一個由20位高級領導人組成的委員會，由陳雲和鄧小平牽頭，負責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事宜。 (81) 這個委員會負責就黨代會的選舉方法、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組織結構、以及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提出建議。 (82) 八大直到8月30日才舉行預備會議（正式會議則在9月15日開始）；這意味着，這一委員會並未得到八大的授權；也意味着，早在八大各代表團有機會就中央委員會候選人提名做出建議之前，二十人委員會已經草擬好了一個名單。根據陳雲的官方傳記，作為委員會的第一召集人，陳雲「為提出比較合適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準備工作」。 (83) 8月22日，當毛告訴高級幹部們，在即將召開的黨的八大上，對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先由代表團提出一個名單，中央不提名單」時， (84) 他顯然是在撒謊，他假裝不知道陳、鄧委員會的存在和這個委員會在候選人名單上所做的工作。

八大就選舉程序而言與其他各屆黨代會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兩次舉行了中央委員會選舉的預選。9月12日，在八大預備會議期間，舉行了一次預選，以決定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名單；隨後，在八大正式會議期間，又於9月24日進行了第二次預選。 (85) 這兩次預選的區別在於，在第一次預選中，代表們被允許從一個多於170人的候選人員名單中選出170人（這次的候選人員的確切人數不詳），但是，在第二次預選中，他們只能從170人中選出170人 (86) ——即使中共所支持的研究也認為，這是第二次預選的一個缺陷。 (87) 為什麽要做這樣的安排？沒有任何官方來源給出答案。但是，我們可以推測，第二次預選是被設計來用以填補一個程序漏洞的，這個漏洞就是：第一次預選是在八大正式開幕之前進行的；而實行第一次預選，因為其中給了代表們一定的選擇餘地，可以讓整個過程看上去好像是民主的。我們已經從七大上的經驗見識到了這種在休會期間進行預選的花招；這裏的邏輯與其一脈相承：如果第一次預選的集體選擇未能與領導人的計劃相吻合，結果就會被宣佈無效。因此，上述這種設計背後的原則是很清楚的：當代表們有一定限度的自由來選擇領導人時，他們實際上是在一種不那麽具有正當性的場合進行此事；而當完全合法的機會出現時，代表們在選舉中卻沒有了選擇的權利。更進一步講，微妙之處在於將上述兩者結合為一項過程，目的在於同時實現領導層對選舉的掌控和源於代表參與的合法化。

九大、十大和十一大延續了毛式選舉體制。它們的提名過程較之七大和八大更加中央集權；領導人的建議壓倒了像醞釀之類的其他規範，直接決定誰將進入下屆中央委員會。例如，1969年4月24日，周恩來通知當時公安部的二號人物李震和三號人物于桑，即將召開的九大「計劃」將二人選入中央委員會。周還向他們透露了一些關於提名的信息。據說，毛和周希望在九屆中央委員會中能有一位老資格的公安系統領導，為此周就于桑是否合適而徵求了康生的意見（因為李震是文革期間從解放軍進駐公安系統的，因此將相應地由解放軍提名進入中央委員會），康表示同意。公安部長謝富治（九大上成為政治局委員）當時認為，于桑當個中央候補委員就可以了，但毛卻回答說，「要當就當正式的」，因此于順利當選。 (88) 此外，汪東興回憶說，是他本人向周推薦于桑當中央委員候選人的。 (89) 這便聯繫到了更早期的提名過程，在那期間周向各方面的領導人徵求初始的推薦名單。1973年，來自上海的作曲家于會泳作為「優秀革命文藝戰士代表」被選入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于表示感謝江青， (90) 因為正是這位文藝革命的「旗手」提名他進入中央委員會。 (91)

上述軼事也有助於揭示領導人在提名中央委員時的一個根本性考量，那就是讓黨的精英中各種不同的群體在中央委員會保持一種複雜的平衡。在于桑和于會泳（二人不是親戚）的例子中，不同的職業背景被考慮在內，為的是使中央委員會能夠盡可能地廣泛代表那些在黨的領導層看來對加强中共未來事業能起重要作用的社會群體。類似的原則不僅限於職業和社會分層，同樣也適用於歷史的、地域的和其他方面的人群區分。它還反映了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因為在中共的權力結構中，領導人們負責分管不同的事務、職業、地區和範圍，而負責某一方面的領導人在提名來自他或她的影響範圍內的候選人上擁有特權。這就是為什麽汪東興有權提名于桑，也就是為什麽周恩來要就于的提名徵求康生的意見，因為汪是中共安全工作的資深官員，而康生則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裏是黨在安全方面的主要負責人。 (92) 還有一種被稱為「戴帽」的指定提名方式，也常被用來向中央委員會輸送特定人選以代表某些特定群體，于會泳的例子就顯示了這一點。這麽做時，領導層會就某一候選人的資格要求提出非常特定的條件，特定到常常除了他們屬意的某位人士之外沒有別人能夠滿足這些條件。

這種對多種群體的吸納，在中共的政治中，常常被認為是「民主」的一種表現。但是，一位比較政治學的領軍學者以非中共的語境有洞見地指出，這其實解釋了「一種對領導人的誘惑，使得領導人把自己展示為是高居於各派之上的，是代表全黨或代表大聯合的」， (93) 而這實際上會排除政治競爭，因為只要有競爭，「不論誰獲勝，都會破壞團結和共識，也會破壞一種認知，那就是可以有一種解決方案會對每個人都有利」。 (94) 毛便把自己展現成這樣一位高居派系、競爭、和爭鬥之上的領袖，尤其是當他借黨代會的場合慶賀自己的勝利之時，也尤其是當只有他能夠代表全黨發言之時。這部分地解釋了毛為王明在七大和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發起的游說活動，這個故事我們接下來就要討論。不論如何，這樣的提名以及投票人對它的必然接受，讓選舉變得毫無意義，僅僅剩下其象徵性地將領導人已經作出的選擇加以合法化的功能。

被禁止的競選和被推銷的競選：領導人為特定候選人而「做工作」

中共的選舉體制不允許候選人開展競選；它將候選人在未經組織允許的前提下所採取的任何個人的、自主的、試圖贏取投票人支持的行為，視作「非組織活動」。對於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來說，「組織」是個模糊概念，既可以指代黨內任何一種組織形式，也可以代表整個黨，但總之是不可挑戰的；因此，被指為「非組織」，是犯了重大的政治錯誤。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不存在對候選人進行「推銷」的舉措；作為選舉的組織者，領導層擁有自上而下地推銷某些特定候選人的合法權力。就勸說投票人投票給一些特定候選人的意義上講，這種推銷是競選的一類方式，只不過是由負責選舉的權威所展開，而不是候選人個人在進行。更重要的是，這麽做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候選人相互之間的競爭，而是要讓投票人接受領導人的意圖，把某些特定人選推上應選位置。就技術意義上說，這種競選一般並不貫穿於整個選舉過程；它主要在選舉過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上出現，最經常的是在兩個環節出現：一個是「醞釀」階段，再一個是預選與正式選舉之間的空隙階段。

除了早先已經討論過的那些作用，預選還被設計用來為領導人提供一個寶貴的機會，探測代表們的投票偏好，以此為領導人留出時間和餘地，以便幫助那些官方候選名單上不受歡迎的候選人（通常不是領導人自己）「競選」。一旦領導人從預選結果中察覺到最終的選舉結果可能偏離自己的預期，他們便會針對那些在「醞釀」和預選過程中對某些候選人表露出異議的代表們展開競選游說，試圖要他們在最終的正式選舉中接受領導層所提出的那些候選人。在中共的選舉詞典中，這不叫「競選」，而叫「做工作」。

「做工作」有時被包括在「醞釀」之中作為一種方法，或一個回合，但「做工作」和「醞釀」這二者在時間上和機制上都有所不同：「醞釀」一般是在投票人拿到領導人所提供的候選人名單之後，被組織起來對名單作最初的討論，因此涉及到所有投票人和所有候選人；與之相對，「做工作」通常在預選之後的階段發生，是在明確了兩個特定目標之後進行：一個是「目標候選人」，也就是那些在「醞釀」過程中不受歡迎、也許在預選中已經失利的候選人；另一個是「目標代表」，他們因為在醞釀過程中表達了自己反對「目標候選人」的意見，或在預選中投了對那些人的反對票，而引火燒身。更重要的是二者在政治上的區別：儘管「醞釀」和「做工作」的目的都是要促使代表們接受領導人對於候選人的提名，但「醞釀」提供了一個自下而上的反饋機會，投票人在這個過程中被鼓勵表達意願，包括表達不滿；而「做工作」，意味着對那些在預選過程中表現出不滿的投票人開展「工作」，直到他們改變自己的投票偏好，在最後的正式選舉中服從領導人的意志。

毛澤東在七大上為王稼祥助選的活動，就是領導人公開勸說黨代會代表投票給某一特定候選人的經典案例。它不是在預選和正式選舉之間的間隙期內發生的，而是在中央正式委員選舉和候補委員選舉這兩次選舉之間。據報道，毛對王落選正式委員感到遺憾，因此決定「講一講王稼祥同志的功勞」。 (95) 就在即將進行候補委員的正式投票之前，毛發表了講話，在其中用了大約四分之三的篇幅强調王對黨的事業做出的貢獻，並以七大主席團的名義敦促說「希望大家選他」。 (96) 與此同時，大會主席團重新排列了所有候補委員候選人的名單，把王稼祥列在名單的第一位。最終，王以票數第二高的結果當選。 (97)

毛也在七大的中央正式委員選舉中為王明和博古作了助選。這二人在七大召開前的延安整風運動中都是毛的主要打擊對象，被認為要對黨在1930年代中期的挫折負主要責任。據一項中共所組織的研究說，許多七大代表投票給王明，僅僅是因為黨中央的「動員」和「做工作」，而他們自己則明確表達不願選王進中央委員會的想法。 (98) 為什麽在他們的投票行為中會出現這樣的自相矛盾？這些代表說自己完全遵照了毛主席的指示，用一些代表的話講，「勉强投了王明一票」。 (99) 在中共八大上，這一幕再次上演，毛又一次為犯過錯誤的領導人助選，其中包括王明和李立三。 (100) 在這兩屆黨代會上，王明都成功當選中央委員，儘管其得票數在七大是倒數第二，八大是倒數第一。這清晰地表明，領導人的助選活動，可以如何有效地影響代表們的投票行為，哪怕這與代表們自己的投票偏好相抵觸。

在此後幾屆由毛主導的黨代會上，毛採取了另外的方法，來為自己屬意的年輕領導人助選，以降低他們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中當選的不確定性。比如，一位資歷較淺的解放軍將軍李德生，因為在安徽省的「支左」表現而受到毛的青睞，受邀列席九大之前的最後一次中央委員會全會。在全會上，毛叫他站起來，當着所有中央委員和其他高級領導人的面，和他寒暄了一陣子，詢問了李的年齡、籍貫和經歷。 (101) 李的傳記作者堅稱，這在中央委員全會上是罕見的一幕， (102) 因而讓在場的幹部們「也有點兒奇怪」，都對這位解放軍將軍感到好奇。 (103) 不難想像毛的這種做法的影響：作為毛所選中的人，李在精英圈子中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之後他被選進九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另一位被指定的九大新任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同樣在九大全體代表面前榮膺毛的恩寵。毛在九大的全體代表大會上問：紀登奎坐在哪兒呢？並把他介紹給代表們，稱他為「我的老朋友」。代表們用熱烈的掌聲予以回應。 (104) 紀比李的資歷還要淺，但他也被高票選進中央領導層。

在十大上，毛為王洪文展開了力度空前的助選活動，讓這位年僅38歲的地方幹部「坐直升飛機」進入最高領導核心，成為僅次於毛和周恩來的中共第三號領導人。根據文革期間王在上海領導人中的同僚徐景賢回憶，當黨的高層精英於1973年5月開會討論十大的準備工作時，周恩來在會上宣佈，毛主席建議把王由上海調任中央，參加政治局工作，毛還提議由王負責十大的黨章修改工作。這讓徐和其他中央委員「立刻」並清楚地「明白了毛澤東的意圖」。 (105) 接下來，在8月20日同樣也是為準備十大所舉行的的會議上，周宣佈了毛的新決定，由王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和其他幾位老資格領導人擔任王的副手，其中包括毛的妻子江青。周隨即「謙恭地從主持人的地位上退讓」，請王接下來主持會議。根據徐景賢的回憶，包括在任中央委員和各省領導在內的在場所有104名與會者無一例外都因此明白了毛的意思：王被毛選為接班人了。 (106) 在8月28日十大的最後一次全體代表會議上，毛祭出最後一招，這次會議將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毛沒有參加全體大會，會議主持人周恩來宣佈：「毛主席請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選舉第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徐在回憶錄中寫道，「用不着作任何解釋，就使1249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親自選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107) 毫無懸念，王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並擔任副主席。

在以上案例中，偉大領袖要推廣某個候選人的意願，可以壓倒任何來自代表們的可能的不滿和抵抗。根據徐的回憶，這樣的抵抗曾經出現在十大召開之前、決定中共中央副主席預選名單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宣佈了對王洪文的提名後，「會場裏沉默了半晌」。葉劍英引用毛關於重視提拔年輕幹部的表態，才打破了沉默；最終名單得以通過。 (108) 這顯示了領導人的助選活動對於把富有爭議的候選人送上權力職位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以這樣直接而又戲劇性的方式推銷中央委員會候選人，似乎只是毛的特權。對於其他最高層領導人來說，通過黨的組織網絡「做工作」，一直都是他們用以影響投票人最終選擇的習慣性規範。例如，在中共十一大上，當主席團於1977年8月16日開會時，鄧小平就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發表講話，敦促所有領導人「做工作」以推銷這一名單。鄧的原話是：

我個人看法，主席團主席、副主席和許多同志的共同看法，整個名單是好的，是一個好的中央委員會。當然，在一個名單裏不可能考慮得那麽完全、周到，所以我建議，我們主席團通過這個名單。下面討論當中還會有些意見。但是，如果主席團贊成這個名單，我希望大家下去做點工作。 (109)

鄧的講話，很明顯是自相矛盾的：儘管他還記得代表們有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但他的要點卻清楚地集中在同意候選人名單上，集中在要求領導人們去「做工作」讓代表們接受這份名單。這種虛僞在中共的選舉體制中是典型的：作為投票人，你可以通過「醞釀」甚至通過在預選中的投票，來表達對某一特定候選人的不滿，但組織將會針對你「做工作」，要你執行領導層所確定的選舉計劃。

這種「工作」不會結束，直到你被說服按照領導人的意圖投票。為什麽在中共的選舉中，既沒有公開承諾了的日程表，也沒有公開宣佈的投票日期，這就是原因之一。這種伸縮性給主持選舉的領導層留出了餘地，讓他們可以隨意延長「醞釀」和「做工作」的時間，直至確保投票人完全理解並接受他們的選舉意圖。一言以蔽之，不到每位投票人都準備好了要把票投給官方指定的候選人時，投票不會舉行。

不具選項的選舉：「確認性合法性」視角下的走過場式投票

當最後的正式選舉終於到來時，從制度意義上講，任務變得很簡單。從七大到十八大，所有黨代會上的所有最終的、正式的選舉，都採用了等額選舉的方法：也就是說，候選人人數與應選席位數相等。換言之，在主席團根據預選結果最終確定了候選人名單之後，正式選舉中，候選人間不存在任何競爭；在終於有了機會可以投票選出中共全國領導層的幾個委員會時，代表們發現自己實質上是沒有選項的。 (110) 例如，八大這個號稱「最民主」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 (111) 在1956年9月26日舉行了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的正式選舉，代表們被允許從97名候選人中選出97名中央委員；隨後一天舉行的中央候補委員選舉中，代表們可以從73位候選人中選出自己心儀的73位當選人。 (112) 一位十大中央委員的描述，實際上可以被用來形容整個毛時代的黨代會：「至於十大全體會議最後的選舉，只是一種程序，結果所有的候選人全都穩穩當選了。」 (113)

這種方法是如此顯而易見的不民主，以至於在近50年之後，（至少）一位七大代表在回憶錄中溫和地表露出自己的不滿：在1945年，當他發現候選人數與他應該選擇的當選者數目相等時，「感到新鮮」。 (114) 然而，在那個時候並自那時起，數以千計的中共黨代會代表們，卻從未對這種選舉方法提出過疑問——至少是沒有公開提出過。 (115) 在這個意義上，選舉完全被簡化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舉手之勞：把一片稱為選票的紙頭扔進票箱。

然而，在很多情況下，代表們甚至連這片紙頭都無需投擲；舉手足矣。早期的中共黨代會，有時通過舉手表決來選舉中央領導人。但是，從七大開始有了進步，中央委員會的最終選舉總是採用投票這一形式。 (116) 不過，舉手表決的形式，仍然在黨代會上的其他一些選舉中得以保留，比如對大會主席團的選舉，另外還有一些諸如通過政治決議等的這類非關人事安排的決定。 (117) 進一步講，就算採用投票方式時，也不一定是秘密投票。囿於信息匱乏，我們並不清楚，毛時代的黨代會上，代表們是如何填寫選票的。我們所知道的是，在七大上代表被要求在自己屬意的候選人名字上畫圈，並且把選票上沒有、但自己想選的候選人的名字寫在預留出的空白欄內。 (118) 但這一做法從九大開始發生了變化。據徐景賢回憶，毛當時建議，如果代表同意某位候選人，那就什麽也不寫，而只在自己不同意的人的名字上打個叉。 (119) 因此，在十大上，當王洪文獲得毛的委托代表毛投票時，他並不需要在選票上寫什麽（這意味着毛同意所有候選人，也包括毛本人），而是徑直來到毛的坐席，用徐景賢的描述來說，「畢恭畢敬地」拿起選票，並「雙手捧着這張選票」，「緩步走向票箱」。這時，整個會場內「所有的人都注視着他」，看到他把選票放入票箱後，「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120) ——這一過程，明顯地、甚至戲劇性地充滿了儀式感。

在進行這些選舉時，沒有什麽類似秘密寫票間的東西，因此投票人必須在同伴們的注視下填寫選票。一位代表透露，因為投票人被要求在不中意的候選人名字上打叉，而如果同意整個名單就什麽都不必做，這就使得任何在寫票期間提起筆來的代表很容易被身旁的代表或是大會工作人員發現。前引徐景賢的叙述，也證實了這位代表的觀察。一旦有任何重大選舉「事故」出現，也就是說，選舉結果偏離了領導人的預期，那就很容易查出誰是在選舉中製造麻煩的嫌疑人。 (121) 這種方式在後毛時代的黨代會上一直得以延續，直至2002年的十六大開始採用電子系統進行投票和計票。 (122)

說到計票，中共七大是以代表團為單位進行的，但大會有一個監票小組投入工作。 (123) 此後歷屆黨代會，都以舉手表決的方式做出決定，採納大會主席團所建議的監票人名單。 (124) 至少有一個信息來源透露，七大主席團也參加了監票小組的最後計票工作。 (125) 許多代表仍然記得，毛出現在了七大的計票點，並且對王明的票數格外關注。 (126) 一些人認為，毛這麽做，不僅展現出了偉大領袖對王的處境的善意關切，也表現了他對選舉結果的關心。這雖然是在為毛在那個場合的出現尋找正當理由，但這種要找正當理由的試圖也許還意味着，代表們隱隱感到毛的行為有些欠妥。不論如何，「公正」這一概念看來是不存在於這一過程的。

現在黨代會到了可以慶祝成功實現了「選舉意圖」的時刻——也就是說，選舉過程和選舉結果都符合領導人的意向。而任何與領導人的計劃並不一致之處，都被稱為「選舉事故」，與「交通事故」用的是同一個詞，尤指選舉結果未能達到領導人所設定的目標。選舉事故可以以多種形式出現，有時它並不影響某位既定領導人的成功當選，但卻關乎他所獲得的票數。而這一旦涉及某位顯赫人物，事情可以變得非常嚴重。例如，在1956年7月四川省黨代會的選舉中，在任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未能獲得全票，而是少了八票。儘管毫無疑問地成功連任，但李卻因為少了這八張票而大怒，於是採取了多項措施作為回應：省黨代會結束後，他召集地縣委書記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會議，要他們「就這一重大事件端正態度」；同時，他要求公安部門展開秘密偵察，找出沒投他票的八個人是誰，並動用了指紋鑒定等科技手段來檢查選票和一些有嫌疑的代表。 (127)

這種情形同樣也在全國黨代會上出現過。例如，在九大上，毛的妻子江青在正式中央委員的選舉中得到1502票，與參加投票的代表總數1510名相比，少了八張選票。 (128) 江青大發雷霆，她的政治盟友要求黨中央就此展開調查。張春橋認為，一些代表「搗鬼」，故意羞辱江青；張還說，不選江青的人，「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 (129) 直到毛出面，說「要查選舉中的問題，就讓他們去查吧。我是不參加任何人違反黨章的大合唱」，危機才最後了結。 (130) 然而，至少有一位中國的歷史學家將九大之後的毛林分歧歸咎於這次選舉事故，並堅稱因為林彪及其親信沒有投票給江青，使得毛失去了對林的信任，並且隨後對林採取行動，最終導致二人分裂。 (131)

儘管毛在江青這件事上宣稱尊重黨章，但其實他卻做過和四川書記李井泉類似的事情，只不過不是在黨代會的選舉中，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選舉中。那次，作為唯一的候選人，毛得到了總數576票中的575票。 (132) 人們一般以為這是因為毛出於謙虛而沒有投自己一票，但毛心知肚明，在那些為他的勝利和榮耀而鼓掌歡呼的人們中，有那麽一個人竟膽敢不選他。 (133) 毛嘴上說自己不在乎少這麽一票，還說「不管什麽人，都有選或不選毛澤東的權利」，但他卻暗下決心，一定要找出並懲罰這位敵人。我們不清楚調查是如何展開的，但張東蓀被指為這位敵人，並在隨後的年月中落入悲慘境地（儘管用來指控張的罪名是另外的事情，並未提他在1949年的那一票）。 (134)

以上幾個故事所揭示出的要點，值得做進一步討論。第一，儘管章程允許代表們在選舉中反對任何候選人，但他們一旦這樣做，其後果是極其嚴重的——這個後果並不是說會對選舉結果造成某種影響，而是說，那些投了反對票的投票人自己的職業生涯和政治生命將受到嚴重影響。第二，有經驗的黨員自然會從歷史上吸取教訓；來自像李井泉和江青這樣的領導人的負面回應（也許不包括毛，因為他並未公開表現出自己的慍怒），會進一步讓代表們畏葸不前，不敢反對黨組織所提名的任何知名人物。第三，儘管黨章在實質上不過是一紙空文，但是，領導人在認為必要時，可以引用黨章來支持自己的決定；而一旦這樣做了，就可以立即結束一場爭論，因為沒有人會公開挑戰黨章的權威，儘管他們在實踐中可以這麽幹。

最重要的一點，關乎「確認性合法性」。就像本書第二章所討論過的，中共黨代會的選舉與民主選舉具有根本的不同：民主選舉通過競爭和參與而產生合法性，這就是「參與性合法性」；而中共黨代會的選舉所產生的，則是「確認性合法性」，它是通過儀式性地進行選舉並獲得盡可能多的贊成票來實現的。當然，投票率也是重要的，但這對中共黨代會來說並不是個問題，因為代表們不會選擇缺席中央委員會選舉的投票，這只在極少的極端案例中有例外（例如，董必武因為去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會議而缺席了七大）。 (135) 所以，中共的選舉並不擔心投票率；相反，它更關心某些重要候選人的得票率，哪怕得票率已經遠遠高於勝選所需而並不影響某位候選人的當選與否。「確認性合法性」解釋了這種關心，也揭示出這種選舉作為一種權力交接儀式的實質——它不是通過競爭為勝者賦權。獨裁者不是代表一個組織或社會中的多數；他或她被設定為代表這一組織或社會中的所有人和每一個人。選舉就是要通過選票來確認這一點，不然選舉就被認為出了問題，甚至被認為是在挑戰這種合法性。

當代威權主義制度常常並不以個人獨裁的形式出現，而是採用了某些集體領導的形式。這樣一來，對當代威權主義制度來說，合法性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並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敏感。在同一領導層內，其他威權主義領導人也應該獲得一些「確認性合法性」，但決不可以達到他們的偉大領袖所享有的那種程度。林彪深諳這一遊戲規則，他和妻子葉群二人在九大中央委員會選舉中都投了林的反對票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根據林的部下邱會作回憶，林那次因而以比總票數少了兩票的成績當選，而不是與全票當選的毛平起平坐。 (136) 林也許是吸取了劉少奇的教訓。在中共七大上，劉獲得與毛相同的全票543票而被選入中央委員會。 (137) 在八大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上，劉似乎再一次與毛一樣獲得了全票。 (138) 雖然並沒有直接證據顯示毛對劉的高票當選感到不悅，但歷史事實是，在劉被清洗後，中央委員會選舉的得票公佈方式和中央正式委員的排列方式都發生了變化。七大和八大按照得票數排列當選的中央委員（正式和候補委員均如此，但分別在兩個名單上）；而九大到十一大卻代之以按姓氏筆劃排列，並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名單上單獨把毛澤東和林彪的名字列在最前面。十大上毛澤東獨享了這一特權，十一大則變成了華國鋒獨列在前。 (139) 從九大開始（時至今日），黨代會不再公佈關於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選舉得票的任何信息，儘管一位九大代表回憶，在大會上是宣佈了每一位當選委員的票數的。 (140) 據一位代表透露，最為晚近的十八大也是這樣，即在選舉現場宣佈了中央委員們的得票數，其中，習近平這位即將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會上擔任總書記、已被指定的黨的最高領導人，全票當選。 (141)

另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發生在王白旦身上，進一步凸顯了代表們對中央委員得票數的關注。作為來自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一名普通鋼鐵工人，王被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得票率100％，成了唯一一位與毛澤東同獲全票當選的人。據透露，作為「法則」，首先，在這種事先已經決定好結果的選舉中，候選人的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可能越高（那些中央領導人，尤其是毛，當然是這一「法則」的例外）， (142) 因為只要名字被中央領導人放上了候選人名單，代表們一般不會反對他們不認識的候選人。不消說，這種投票人傾向於官方名單上陌生人的做法，反映出代表們對在任領導人的盲從。第二條實踐「法則」，關乎投票人是否應該選自己。這在威權主義的精英圈子選舉中，是一個微妙卻常又棘手的問題。在大規模的民衆選舉中，不論選舉是否民主， (143) 一個候選人獲得100％選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而候選人投自己的票似乎是很自然的、當然也是合法的。但是，在一個沒有選擇、並且在小圈子內展開的選舉中，就像中共黨代會上的中央委員會選舉那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因為沒有競爭，所以從理論上講有一種可能，即所有候選人都獲得投票人100％的支持。但是，事實上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精英間的人際關係永遠不會那麽簡單、平順、互相友好。再說，如果較低級別的領導人在同一選舉中也享有和最高領導人一樣的全票支持，這將會給最高領導人的「確認性合法性」帶來麻煩。因此，這就成了一個微妙的問題：選舉結果應當被精細地操控，不僅要讓所有名單上的候選人都能當選，而且還要讓選票在各個候選人之間的分配做到政治正確。實踐中也許這並不很困難，因為底綫很清楚：在毛時代，必須確保毛澤東獲得來自每一位投票人100％的支持，而其他領導人的支持率可以留給投票人隨機決定。為此，毛還和七大代表們討論過投自己票的做法，他表示贊同這種做法，並公開宣稱他總是投自己一票的。 (144) 這也許可以解讀為，毛是在暗示代表們，你們不要選你們自己，因為你知道你不是毛主席。可是劉少奇卻沒有這樣來理解毛的意思，結果便是，劉同樣獲得全票，其中也包括自己投給自己的那一票。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九大上林彪採用了不同的策略，我們剛剛已經討論過了。作為中共精英政治的新人，王白旦還沒學到多少這樣的潛規則，因此他投了自己一票；因為對官方名單的盲目信任，也因為王是個名不見經傳的角色（因此在圈子裏沒有仇人），其他所有代表也都投了他的票，因此令其與毛一樣全票當選。不足為怪的是，這沒有讓他贏得榮耀；據報道，在宣佈王全票當選後，會場立即響起一片議論聲。 (145) 不幸的是，他的名字聽起來也頗為奇怪乃至下流，這位新任中央委員很快就淪為代表們的笑柄； (146) 一些代表當面奚落他，說：「你比林副主席還能！」 (147)

有證據顯示，在九大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中，領導人直接安排了一些重要候選人的得票分配。一項研究表明，朱德、陳雲和一些「老一輩革命家」（讀為：文革期間的整肅對象）「得票率非常低」，只稍多於50％，因此雖然把他們選上了，卻也同時强調了他們並不太受歡迎。 (148) 回溯歷史，這與七大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中博古50.64％的最低得票率相巧合。 (149) 徐景賢回憶，九大上毛的指示是「要保證這些捲進『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選上」。 (150) 而邱會作透露，毛的指示强調了兩個目標：保證這些人當選，但不能讓他們得高票。邱同樣解釋了為達到這些目的而實施的一些操作細節：周恩來與許多代表進行了個別談話，並且告訴各代表團領導人，實施計劃時要小心謹慎，要確保在選舉開始前，就清楚地知道每一個投票人到底投還是不投這些候選人。就在下午將舉行正式選舉的同一天早上，周再次小範圍召集會議，詢問結果是否「有把握」，並指示包括邱在內的一些軍隊領導人「馬上給部隊和你們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 (151) 如果認為這種做法普遍地存在於整個毛時代的歷屆黨代會，那也許在推論上有些大膽了，但是很明顯，領導人得票多少，不僅是一個重要問題，更是重要到足以成為領導層對選舉實施操控的一個方面。

可以取消選舉結果的選後措施

中共的選舉過程並未在投票、集票、計票後便宣告結束，它還延伸到了投票之後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某種也許可以稱之為選舉中「投票後的安排」的東西，其作用可以達到取消選舉結果的程度。這些安排通常包括更高級別領導層對選舉結果的認可或批准；對新當選的幹部進行政治、意識形態和組織教育；還有其他一些可以使當選領導人的權力與責任歸於無效的行政和政治措施。這些舉措進一步削弱了投票人可能在選舉中所表達的自主性，並賦予領導層在認為必要時干涉並決定選舉結果的最終專斷權。

在中共的選舉體制中，選舉結果常常需要經過更高級別的官方批准方能生效。這通常適用於地方而非中央層級的選舉，因為再沒有比中央更高的級別了；因此，從本質上講，黨代會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人，並不需要經過這樣的程序。但是，非正式的批准仍然存在並至關重要，這體現為在任領導人對選舉結果的接受和承認。在九大中央委員的選舉上，面對江青的不滿，毛的態度就決定了選舉結果得到了這種非正式的承認。正如上文所討論的，毛時代選舉制度的運轉近乎完美，有效地防止了任何嚴重「事故」的出現，因此，最高領導人並無必要被迫接受或者拒絕接受某種意料之外的選舉結果。投票後的干涉行為，在這方面，僅僅是預留的最後一招以防萬一，只在領導人覺得選舉結果沒有完全符合自己的藍圖時才會加以使用。

對當選幹部進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教育，也應當被視為是對選舉結果的干涉，因為承辦並組織這種教育的不是投票人而是領導人，目的也是為了後者的政治便利。這種安排也是從1945年的七大開始實行的，並延續至今。例如，十大結束後，毛指示組建「學習班」培訓中央委員，每期課程持續三個月。 (152)

在中國，領導人在當選的任期內，在未經選出自己的組織批准的前提下，有可能被更高層級的權威機構調往其他崗位；這在毛時代經常發生。在那些較低級別的領導人被這樣調動的案例中，高層級的領導權威經常利用職位調動作為干涉和改變選舉結果的有效方法。 (153) 這個說法雖然不適用於全國黨代會上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但是，當被調動的幹部是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時，這個說法並不是不相干的。一位幹部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常常是鑒於他/她在選舉進行時所擔任的職務；因此，職位調動會打破這種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原有職務與中央委員會內的席位之間的聯繫不存在了，這位幹部總是會保留自己的中央委員席位。在這個意義上，選舉的結果至少是沒有得到尊重。事實上，在談論有關選舉結果的毛式政治時，使用「尊重」一詞，未免是太過天真了，因為不論幹部們是否通過選舉而擔任某種職務，他們都常常遭到政治清洗。從制度分析的觀點看，清洗同樣是對選舉結果的干涉，而且還經常是很有力量的一個影響因素。若遭清洗，中央委員會成員在自己的當選任期內可以被輕易革職，甚至變成黨的敵人。

與上述投票後「負面」地干涉選舉結果的措施相對，中共的制度還有另一面，那就是「正面」地削弱並改變選舉效果。所謂「正面」，這裏的意思是指，當選領導人在任時間超出選舉所規定的任期。毛時代因無任期年限的領導終身制而臭名昭著，這明顯破壞了選舉結果。

毛式選舉比起中共早期的選舉在制度上更加精細，政治上也更加重要，但是，如果誇大說毛式選舉的原則沒有延續中共早期的選舉體制，那也是一種誤導。事實上，選舉的政治精神絲毫未變，即是把選舉簡化為投票，並以這種方式來確認而不是選擇領導機構的候選人。換言之，投票作為一種空洞、走過場、僅具象徵意義的行為，一直以來都是中共選舉的要義，它針對性地排除了候選人的競爭和投票人的自主參與。然而，在黨代會選舉上的毛澤東式的制度建設，聚焦於通過程序的制定及貫徹來實現這樣一個目的，即是把這種非競爭性的選舉打造為對既有領導層的合法性作不容質疑的再確認，同時令投票人對自己參與確認領導人這一過程的重要性的體認變得膨脹起來。就歷史變化來看，毛主義的這些努力可以被描述是早期形式主義的制度化和精緻化。而從制度和政治的角度看，那種精緻化在重大卻又微妙的創新中得以實現，從而達成下列目的：既增加這種再確認的確定性，又同時能夠製造並展示選舉的「民主」氛圍，因而提供更為令人信服的合法化。這就是為什麽儘管中共自己的歷史學者强調，七大的中央委員會選舉是「黨的歷史上最民主的」， (154) 毛澤東卻這樣評論：七大的選舉比中共歷史上此前的所有選舉都更加民主，同時也是「高度集中」的。 (155)

然而，鍍着一層民主選舉的閃亮外衣的獨裁之勝利，並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取得。就像中共的歷史學家們所指出的，「在黨內選舉制度建設方面，黨的七大取得了意義重大的突破。」 (156) 上述討論證實，中共七大為這種選舉體系提供了一個主要的制度試驗場，它發展出了一套制度，將選舉變成符號性表演的一部分，變成權力和合法性二者舉行儀式性就職的主要工具。毛統治期內的隨後幾屆黨代會的選舉，延續了七大的制度和實踐，將互相矛盾的兩個元素，也就是「民主」的外觀和「集權」的實質，嵌入選舉體制之中。二者固有的衝突共同起作用，塑造了中共的選舉體制；而依特定歷史條件下發揮作用的那些政治因素而定，這二者之間的張力有時可以發展到一種程度，使中共選舉體制在不同的選舉中有不同的走向：有一些，受到了那種試圖向這一過程中添加更多「民主」風味的努力的影響，比如，某種程度上說，1956年八大的選舉；另一些，則進一步被選舉進行過程中的「集權」所壓倒，這包括九大、十大以及毛去世後的十一大上的選舉。

相應地，在毛統治期間，黨代會選舉在實踐中出現過制度細節上的變化，選舉本身在毛式政治中的形式上的重要性也有變化。在毛時期的早期，他要尋求黨代會認可其權力與權威，在七大上尤其如此。那時，選舉為分配重要職位提供了一種具有正當性的機制；在較小的程度上，選舉也有助於在黨內精英的不同「山頭」之間實行具有正當性的權力分配——由於幹部們有不同的成長背景，也由於有着相互分割的根據地這種經歷，這些「山頭」在中共內部是相當普遍的。實行選舉有助於理順並强化這些不同的、常常是非正式的團體對最高領導人就人事安排和政治綱領所作決定的接受。一旦毛的威望與權力通過文化大革命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時，他對於黨代會所提供的合法化的政治需求便開始減弱，那時舉行的黨代會因此也就不那麽在乎「民主」的裝點，甚至發展到排斥相關規範和程序而直接控制選舉過程的程度。

不過，上述這類變化，僅僅關乎精緻化的程度；與此同時，操控依然是整個選舉體制的核心。大體上講，在中共黨代會選舉中，微妙的選舉操控機制和對領導人的政治背書，兩者之間是雙向地相互支持的。隱藏的操控行為吸收並削弱了投票人可能的自主性，並將他們的「參與」引導到接受並確認領導人的意願上來；而那些形式主義的「民主」措施，在制度上被設計出來並被付諸實踐，因而促成了對選舉的操控。在多年的發展中，毛式選舉體制得以制度化和鞏固，也進一步集權化，目的在於最大限度減少任何能夠讓投票人在選舉中獲得自主性和自由裁量權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的空間。

一報還一報：後毛時代選舉制度的改革與逆改革

中共政治在後毛時代經歷了深刻的變遷，其中包括精英循環、制度建設和權力運作等方面，而它們都與黨代會及其選舉相關。選舉體制在總體上發生了一些改革與變化，黨代會也因為自己在中國政治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而吸引了更多的關注，尤其是在人事和政策結果方面。黨代會的選舉制度自那以來是如何演進、改革、變遷的？毛澤東式選舉制度有沒有經歷好像毛式經濟制度和基層選舉制度那樣相同方式的變革？如今的黨代會上，中央委員會選舉是如何進行的？本節將致力於回答這幾個問題。

正如下文所呈現的證據所示，後毛時代的中共黨代會選舉制度，就變化與延續來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制度特徵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包括了十二大（1982年）和十三大（1987年）。遵循着增加代表們對選舉結果的自主影響這樣一種精神，這兩屆黨代會嘗試對毛式選舉制度做了一些有限但實質性的改革。其中，關鍵的改革措施是差額選舉，也就是候選人人數多於應選席位數的選舉，或者可以稱為「有限的競爭性選舉」。這種差額選舉方法在候選人中引入了一些政治競爭，這不可避免地賦予了代表們以在不同候選人之中選擇當選領導人的權力。在這個意義上，這些改革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民主試驗。第二個階段包括從十四大（1992年）到十八大（2012年）的歷屆黨代會，其特點表現在領導人朝相反方向的努力。在這些黨代會上，傳統的毛式選舉程序被激活並翻新，而新的創舉則在沿襲同樣原則的前提下意在適應變化中的社會政治環境，並被作為反制措施來圍殲此前民主改革的殘餘效應。本節下面將首先探討後毛時代黨代會選舉的總體發展，涉及從選舉準備和候選人提名直到投票後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然後轉向討論中共十三大及之後圍繞中央委員會選舉中差額選舉的試驗所展開的鬥爭。再之後，將對中共十八大——也是本書完稿前最晚近的一屆黨代會——上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給出簡要分析。最後，本節會對從毛式選舉、經過改革年代、再到當今體制這一期間，中共黨代會選舉制度的變化及延續，在逐項比較中做出總結。

後毛時代黨代會選舉的制度化及其局限

後毛時代中共黨代會選舉最明顯的變化，在於選舉日程表的規律化。黨代會會議及選舉的不規律、不經常，自1980年代起成為歷史；全國黨代會現在每五年召開一次，並相應地在同樣規律的基礎上舉行選舉，儘管非黨代會場合的領導人變動有時仍然出現。毛的個人魅力合法性給了他推遲黨代會選舉的空間；可與他不同，後毛時代的領導人更加需要黨代會對自己的合法性和權威給予背書，而黨代會選舉頻率的規律化對此提供了幫助。這也許意味着，在相對弱勢領導人和黨代會選舉日程表的正常化之間，存在某種正相關關係。然而，正如第三章所述，這種規律化還尚未達到那種程度，即黨代會的召開日期可以固定到具體的月和日，而不僅僅是年，並由法律文件對此作出規劃和規定。需要强調的是，制度化之中的這一缺陷，可以對黨代會選舉產生重大的影響，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在領導層政治中，特別是在領導層變化的敏感時刻，哪怕僅僅是一天的時間差，都可能導致某種政治運作的出現，從而極大地改變投票人的選舉意向。

領導機構的席位數也尚未得到制度化，因而為制度操控留出了空間。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例，如表6.1所示，十二大以來其席位數並無任何規範可言。不是業已備案的規章，而是某一屆黨代會特定環境中的權力鬥爭和政治考量，在決定中共這一最高決策機構的人數。相應的，黨代會之前關於誰來填充這些位置的特定候選人的討論，與應該設立多少席位的決定，總是相互交錯的。程序問題和實質問題被揉捏進同一個政治過程之中；當某一特定個人在涉及人事安排的鬥爭中勝利或失敗時，那包括了他或她的預定擔任職務在內的某種席位的數目，也會因此再次成為爭辯的對象。因為此類事宜完全留給了政治談判來基於個案做出決定，在沒有了毛澤東和鄧小平這樣至高無上的領導人後，這就成了權力鬥爭新的角力場。

此外，對那種每屆作為個案而制定選舉方針的做法，在後毛時代的黨代會的選舉體制中，也沒有提出並實施改革或加以制度化。誠然，中國政府已經制定了包括村級選舉、各級人大代表選舉等其他選舉的選舉法，但卻既沒有任何法律文件、也沒有什麽持續有效的規程來總體上管理黨內選舉，更沒有特別關於全國黨代會選舉的這一類法規。中共十二大在1982年9月8日通過了自己的「選舉辦法」， (157) 之後立即進行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 (158) 十三大延續了這種做法，也制定了自己的「選舉方法」， (159) 中央委員會選舉也同樣緊隨在這份文件得到通過之後接着舉行。 (160) 此後幾屆黨代會沒有再對外發佈這類的選舉辦法，但强有力的證據表明，就當屆黨代會代表的選舉問題特別制定相關方針的做法是存在的。總而言之，後毛時代黨代會在選舉準備工作上基本延續了毛式的方法，不同之處僅僅在於黨代會會議和選舉的頻次規律化了。

在提名機制上，與毛時代的原則一模一樣，也就是說，實行自上而下的主導，而不是自下而上地允許投票人自主表達意向。與以前一樣，在位最高領導層通過對中央組織部的控制，壟斷了對於中央委員會成員（以及更高層領導人）的提名；來自黨代會代表的提名實質上是不存在的。但是，現在毛這樣的獨裁者在最高領導人中不復存在，真正的（名義上的就更不用說了）一號領導人的權威的下降是清晰可見的。最高領袖鄧小平在世時，實行了一種兩綫領導結構，即在領導層中區分了一綫領導人和二綫的老革命家；這使得黨的幾任總書記，包括胡耀邦、趙紫陽還有1997年初以前的江澤民，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問題上幾乎沒有權力，而鄧、陳雲、李先念和其他幾位老人的影響力則要大得多。 (161) 在後鄧時代，集體談判成為中央委員提名的一種規範。最高領導層經常被描繪為好像一個公司董事會，領導人根據自己持有的「股份」來行使提名的權力；但是，對局外人來說，這個小團體中每個人的股份是多少，他們相互之間是如何討價還價的，卻是一個秘密。 (162)

相關歷史資料透露了最高層領導人在中共黨代會籌備過程中，為安排下屆領導層所進行的一些活動。例如，在十三大的籌備過程中，鄧小平頻繁地與其他領導人會面，商討「人事工作」和「人事安排」。這類會面中最早的一次，是在1987年2月4日，在十三大會期之前約九個月。 (163) 在這類非正式會面中，鄧就如何組織下一屆中央委員會給出了明確的指示， (164) 雖然並沒有具體信息顯示是否有對特定人選的提名。與此類似，1987年1月至10月，在十三大召開前的這幾個月中，陳雲同樣十分積極地與其他領導人碰頭。 (165) 儘管沒有直接證據證實所有這些會面都是有關人事問題或特別有關中央委員會提名問題的，但常識告訴我們，在下屆黨代會正在籌備中的這樣一種重要關頭，人事安排至少會是這些頻繁會面中最重要的話題之一。此外，像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還利用與外賓會晤的機會，表達領導層的政治觀點，其中也包括對於人事問題的看法；這也幫助證明了他們在這種時候的中心關注在於下屆中央委員會及更高層領導班子的組成。比如說，1987年10月16日，鄧告訴一位來訪的德國政治家，「比較年輕的人進入下屆政治局常委會，不是五年的安排，而是十年的安排」。 (166) 他的話完全忽視了兩點：第一，從章程上看，這樣的決定應該由黨代會做出；第二，黨章規定的中央領導層的任期是五年。

當然，鄧和陳這樣的資深領導人，對下一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組成的關注程度，要遠遠高於對中央委員會組成的關注程度。事實上，是他們來決定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組成人員。 (167) 但是，那些內定的政治局委員必須首先進入中央委員會，因此，最高領袖們對政治局委員提名的主導，也可以看作是他們對中央委員會的提名所施加的巨大影響力的一部分。在對中顧委、中央軍委等其他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提名中，他們同樣權力巨大。 (168) 例如，十三大召開前夕，余秋里「懇求中央不再提名我為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候選人」，鄧小平批示「完全同意」，但提名余「改任中顧委常委」。 (169) 1992年十四大召開時，已經不擔任任何官方職務的鄧小平，向中共中央建議了下屆中央軍委的組成名單。 (170)

最後，這些領導人還能夠在不經任何黨代會表態的前提下罷黜黨的最高領導人，並同樣在不召開黨代會或中央委員會全會的情形下任命新的黨魁。這種變化在那十年間出現了三次：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三位經由黨代會祝福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分別於1981年、1987年和1989年，在非黨代會場合被迫下台。在趙的案例中，他是在被選為黨的總書記僅僅一年半之後下台的；1989年5月20日，鄧小平召集了老一輩領導人和政治局常委的非正式會議，並提議由江澤民取代趙紫陽。 (171) 值得一提的是，宋平當時並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他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一個月後，宋被中央委員會選為政治局常委。這也許意味着，最晚在5月20日，宋已經被提名為政治局常委。據李鵬說，江澤民堅持要由中央委員會全會將自己選為總書記，而不是在這樣一個非正式會議被直接任命為總書記。這也就是為什麽會出現一個時間差：作為被提名者的江和宋（還有李瑞環）在5月底即已經就任，但他們卻在6月末才被合法地選出。 (172) 李鵬還透露，在這一輪的政治局常委會改組過程中，鄧小平更傾向於在解放軍掌控北京局勢之後再召開中央全會。 (173) 這是又一則證據，可以支持本書的中心論點，即：在中共政治中，權力壓倒了合法性，而合法性不過是將權力加以儀式化的一場作秀。

既然像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享有主導整個領導層、甚至凌駕於全國黨代會之上的最終權力，那麽，他們提名領導人、並且讓黨代會接受這些提名，當然也就很容易了。而在一些更為具體的職位的提名上，他們則常常會徵求其他黨內元老的意見，尤其是當那些提名與某位元老的「勢力範圍」有關聯時。在十二大上，起初是楊尚昆草擬了中央軍委的組成名單，但鄧小平才是唯一一個最終拍板決定的人；同時，鄧還指示楊「問問三帥、陳、李、趙的意見。」 (174) 值得一提的是，鄧的決定是在1982年9月10日作出的；9月12日進行了相應的選舉，批准了鄧的名單，這沒有給一千多名代表留出多少「醞釀」和討論的時間。

為了避開一綫領導人和正式的決策程序，黨代會籌備期間通常還會成立中央人事小組。已退休或半退休的元老會被任命加入這一非正式小組，而黨的正式領導人卻常常被排除在外。在沒有任何章程依據的前提下，這樣的小組被賦予權力來處理有關提名下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具體事務，並對可能被提名者進行相關的背景調查。在十三大籌備過程中，因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致力於改革的黨總書記胡耀邦的下台，政治氛圍對這些革命元老有利， (175) 因此中央人事小組的組成充分地反映了他們所佔據的優勢，其成員包括楊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宋任窮、伍修權和高揚 (176) ——所有人都是革命元老，沒有一個有改革背景，也沒有一個是在任的政治局常委。薄一波負責中央委員會成員候選人的審查工作；而且，早在1987年3月，即十三大召開之前六個月，中央人事小組便已經完成了關於審查結果的報告。 (177) 這意味着，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名單，大體是在這時決定下來的，而不是在十三大會議期間決定的。在更早一些的十二大籌備過程中，據時任中組部副部長曾志回憶，她參加了一個負責審查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會成員候選人的專門機構；她認為這種審查極其重要，過程是「非常認真負責的」。 (178) 這也幫助我們確認，黨代會上對中央委員會候選人的提名僅僅是形式主義的。

一如既往，由黨代會代表提名中央委員會成員候選人，或由中央委員提名更高級別領導成員候選人的情況，都極少發生；即便有人曾經敢於提出建議，現有的信息顯示，沒有一次被最高領導人採納過。例如，十二屆一中全會討論政治局候選人時，解放軍組建議把張愛萍增加到提名名單中，黨總書記胡耀邦表示同意。但胡必須請示鄧小平，鄧的答覆是「不要再動了」。 (179) 「醞釀」很難對提名產生影響，因為候選人名單和相關的背景審查早已經完成；因此，就像鄧對提名張愛萍的回應所反映出的，領導人此時傾向於名單「不要再動」。但是，就在投票人之間營造共識上講，「醞釀」繼續起到重要作用；更準確地講，「醞釀」就是要使投票人對領導層關於候選人的共識感到信服並且接受。事實上，「醞釀」近年來變得越來越重要，以至這一過程現在被延展到了黨代會的準備階段，耗時更長。後面對十七大和十八大選舉程序的討論將比較詳細地展示這一點。

預選仍然是最終確定候選人名單的關鍵一步，但它也經歷了一項重大改革：現在的預選，採用候選人數多於應選席位的差額選舉，而不是兩者相等的等額選舉。在預選和最終選舉之間的間隔中「做工作」，現在看來不再像毛時代那樣流行。究其原因，可能在於「做工作」和在預選中採用差額選舉是明顯地相互抵觸的。但是，那種具有雙重針對目標的說服工作，即為了不太受歡迎的「目標候選人」而針對有異議的「目標投票人」展開來自領導層的勸說，這一精神仍在繼續，並且在實行方式上有了一些新的花樣。這將在下一小節中與差額選舉放在一起探討。

就投票的技術方法而言，中央委員會的預選和正式選舉，以及其他重要的對於領導層的選舉，都是採用選票的方式。不過，正如官方文件或新華社報道所確認的，在涉及決議、程序以及一些同等重要的決策問題上，舉手表決的方式也被廣泛使用。舉幾個比較近的例子來說，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均採用舉手表決的方法，決定了大會主席團、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大會秘書處、黨代會會議議程，及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以及其他決議。大會主席團也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決定了多項重要事項，包括主席團常委會的組成、中央委員會候選人的初步名單（就是交給代表們進行討論和醞釀的名單）、最終候選人名單（即在預選之後所決定的、作為正式選舉的候選人名單）以及其他候選人名單。 (180) 此外，鼓掌也被用作一種表決方法；而就與黨代會上對於中央委員會和其他中央領導層委員會的選舉來說，在決定大會主席團提出的監票人員名單時，鼓掌通常就表示代表們的同意。 (181)

後毛時代的選舉體制見證了一些在「投票後的安排」上的重大改革與變化，這主要包括政治清洗的大量減少和幹部退休制度的建立。但是，一些被選上重要職位的領導人，還是難逃未經選舉人同意或重新進行選舉便被剝奪權力的命運，其中包括三任黨總書記（上面已經討論過了）、一些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以及一些中央委員。不過，可以觀察到，從毛時代到最近，這種清洗的發生頻率與烈度呈現一種遞減趨勢。這樣的變化，儘管帶來了制度化的增長，但並不是由對於選舉結果或黨代會的尊重所推動的，而主要是因為權力精英內部的政治動力機制的演化所造成。

與此同時，引入幹部退休制即意味着終身制的終結， (182) 這也對後毛時代的選舉體制帶來了複雜的影響。首先，它對中共的黨國等級制中不同級別職位的候選人，設定了多種不同的年齡限制。例如，經過多年演變之後，中央委員候選人提名的年齡上限，現在據說被設定為63歲，而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候選人提名的年齡上限則為67歲。 (183) 第二，已經當選但在任期內年齡達到或超過相關規定的中央委員和更高級別的領導人，好像仍然可以完成其任期；但是，稍低級別的領導人，比如黨的省級委員會的成員，到了相關年齡上限時則必須從當選崗位退休。據說，副省級及以下的幹部退休年齡為60歲，而省委書記及相應級別的職位則是65歲退休。此外，對某些職位，比如省級紀委書記，還有特殊的年齡規定。 (184) 第三，與上述年齡限制相關，還出現了一系列的變相和矛盾。比如說，各省省委書記通常都是中央委員；在年滿65歲時，他或她必須辭去省委書記的職務，但卻仍然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頭銜，直到下屆黨代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但是，如果內定他或她將被下屆新的中央委員會選進下屆政治局（政治局委員候選人的年齡上限為67歲），那麽，年滿65歲的他或她仍然會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反過來，如果他或她未被內定晉升政治局委員，則他或她在這個年齡上就連擔任下屆中央委員的資格也沒有了。 (185) 搞不清楚的是，這些幹部從章程意義上來說都是被選出來的領導人，為什麽有不同的年齡界限，又在同是一類被選出的席位上可以有不同的安排；除非我們接受一種解釋，那就是選舉對於決定他們的職位是沒有關係的。

將年齡上限設為一種候選人資格的做法，在民主選舉制度中並不常見，因此這也許是中國選舉制度的一種特色。中共選舉不同於其他選舉、甚至不同於當今中國的非黨內的選舉的另一點，是中共的職位沒有任期限制。在中國的國家政治層面，從1980年代開始實行有限任期制，那些擔任全國人大或政府領導職位的人通常要面臨不超過兩個五年任期的限制。然而，對中共的黨內職務來說，儘管精英內部可能有一些類似的非正式共識，但這一規則卻並不適用。例如，胡錦濤從中共十二大到十七大連續六屆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從1985年到2012年長達27年的時間裏一直擔任正式中央委員。 (186)

還有其他一些「投票後的措施」，要麽自毛時代以來一直保留了下來，要麽在1989年的政治危機後的這二十多年中被重新激活。在選舉之後對當選領導人進行崗位調動，是其中一種措施；這在後天安門時代成為流行方式，而在最近的十年間，對地方領導人的調動更加倍頻繁與廣泛，其中也包括對身為中央委員的省級領導人的調動。 (187) 此外，從1990年代以來，後天安門時代的領導人還恢復了毛時代在黨代會後對中央委員開設學習班進行教育的傳統。 (188) 所有這些，就像早先的討論中所指出的，都不正當地干涉了選舉結果，有時甚至達到了完全否定選舉結果的程度。

民主試驗的命運：差額選舉及對之的圍堵

中共黨代會選舉體制自1945年以來的最為重大的改革，是在預選中採取差額選舉來替代等額選舉。所謂等額選舉，就是候選人數等於應選席位的選舉；相應的，差額選舉就是候選人數多於應選席位的選舉。中共十二大在黨代會代表的選舉中採用了差額選舉；十三大將這種方法引入對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選舉。1987年11月，當十三大代表進行中央正式委員預選時，他們被要求從185名候選人中選出175人，差額率略高於5％。贏得這一選舉的人，在經過十三大主席團批准之後，將成為對中央委員會的最終選舉的「正式候選人」。接下來的幾項預選，也採用了相同的選舉辦法，但差額率更高一些。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的預選中，是從126名最初候選人中選出110名「正式候選人」；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預選中，則要從73人中選出69人。這是中共有史以來，首次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採用競爭性的選舉機制來決定中央領導機構。 (189)

不過，競爭是有限的，這裏並不意味着有超過一個的候選人來競爭同一個席位；競爭的幅度遠遠小於一個席位有兩位候選人。此外，差額選舉的應用範圍也受到限制：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預選並未採用這種方式，而是沿用了毛式的等額選舉。 (190) 更重要的是，預選這一環節並未取消；對所有這些中央級別各個委員會的正式選舉並沒有進行改革，仍然採用等額選舉；而像政治局這樣的更高層的領導機構，則連預選階段也沒有做出任何改革。例如，在十三屆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的最終正式選舉中，代表們是從175名候選人中「選」出175名當選人。 (191)

儘管有這些局限，小小的差額還是賦予了代表們權利來選擇自己中意的候選人進入中央領導機構。在十三大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的預選競爭中，十名幹部落選，其中的顯耀人物當屬鄧力群，他曾任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已經內定將進入十三屆政治局。在1953名參加預選投票的代表中，有超過500名反對他。 (192) 鄧力群後來在回憶錄中强調，自己仍然獲得了超過總數的2/3的票數，這是毫無疑問的多數票。 (193) 但是，在那次選舉中，得票數排在第176名到第185名的候選人都是失敗者，因為應選席位的數目已經固定為175——這也有助於彰顯關於席位數的決定的重要性。在正式選舉的結果將幾乎沒有懸念的情況下，那些順利通過預選的候選人，實質上就已經成了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委員；等到中央委員會投票產生政治局的選舉時，其中的不確定性就更小了。因此，鄧力群在中央委員預選中失利的政治意義在於，他失去的不僅是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機會，而且是進入政治局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這還不單是鄧力群個人政治生涯的失利，更為在位領導層實現自己對下屆領導人的精心安排出了個難題。 (194)

我們知道，設置預選這一程序，為的就是給領導人在干涉、影響並改變投票人的選擇上提供便利，最終保證在正式選舉中實現領導人的意圖。可是，當預選中實行了差額選舉之後，如果仍然搞那些「做工作」這類的活動，則等於否定投票人在預選中的選擇，也就讓實行差額選舉變得毫無意義了。換言之，在預選中實行差額選舉和在預選後「做工作」，這兩者互不兼容。因此，在十三大上，領導人不得不放棄「做工作」；儘管對預選結果實行干涉的壓力和可能當時都存在，但領導層選擇了不干涉。據鄧力群自己說，另一位在這次預選中失利的領導幹部萬紹芬，曾嘗試游說王震，希望能幫忙「想辦法」改變這一令人失望的預選結果。王是一位革命元老，據說他能夠影響到最高領袖鄧小平。 (195) 這意味着，預選結果一經宣佈，隨即就出現了試圖改變這種結果的緊張的幕後活動。但是，最高領袖鄧小平回應說，「承認選舉的合法性，不做變動。」 (196) 因此，十三大中央委員會預選結束後，沒有出現「做工作」的情況。

不過，領導層卻嘗試用其他方法來修補這一嚴重的「選舉事故」。鄧力群的名字被增加到中顧委委員的候選名單上，隨後又被增加進中顧委常委的候選名單上。 (197) 他被選入了中顧委，但卻在對中顧委常委會的選舉中再次失利，儘管這次選舉中是沒有任何競爭的。在中顧委第一次全會上投出的187張票中，鄧力群僅僅獲得85張，不到半數。 (198) 據悉，在中顧委常委會選舉中得票率第二低的是胡喬木，但胡得到了135票，因而當選。 (199) 胡喬木和鄧力群二人以保守著稱，在1980年代被稱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沙皇」。

從那以後，差額選舉成為歷屆黨代會上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預選的規範。 (200) 如表6.2所示，二十多年來，黨代會代表選擇中央委員會正式候選人的餘地持續地小幅增加。但是，卻沒有出現進一步的舉措，將這種選舉機制推廣到像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這樣更高層的領導機構的選舉之中。

十四大上再次出現了「選舉事故」，兩名高級幹部未能通過中央正式委員的預選，因此失去了擔任本已被內定的更高層職位的資格。他們分別是時任重慶市長、被內定進入第十四屆政治局的蕭秧，和青島市長、內定成為新的中央書記處成員的俞正聲。 (201) 二人都被視為鄧小平的愛將，但在這種情況下鄧也無法幫忙。其他類似的「選舉事故」，也在那些年的地方領導人選舉中出現，一些由黨的領導層提名的候選人，在地方政府的各種選舉、甚至非競爭性的選舉中敗北。 (202)

這給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共領導人敲響了警鐘。 (203)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連同其他像黨國權力的重新集權這樣一些政治元素一起，一系列新的措施被發明、恢復或强化，以達到在黨代會和其他選舉場合中壓縮自主性投票空間的目的。同時，差額選舉仍被允許在各種預選中被廣泛採用。在這種具有有限競爭性的選舉機制中，想把投票行為引向領導人預先計劃好的結果，這明顯是一個挑戰，但後天安門時代的領導人卻成功地做到了。這些措施，或更準確地講是「反制措施」，被用來約束和限制差額選舉的影響。對此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一個是制度運作的角度，這方面的一些措施被發明出來，用以拉長提名過程，並通過引入一些「類民主」元素，强調會前的「醞釀」；另一個是政治運作的角度，這方面則採取了一系列的戰略舉措，以收緊對代表團的控制和對代表們的紀律約束，為內定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委員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創造有利環境。

表6.2　中共十三大到十八大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預選中候選人數與應選席位的差額

屆次

中央委員 1

中央候補委員

中紀委委員

十三大

185/175/＞5％

126/110/12％

73/69/＞5％ 3

十四大

— 2 /189/—

—/130/—

—/108/—

十五大

—/193/—

—/151/—

—/115/—

十六大

208/198/5.1％

167/158/5.7％

128/121/5.8％ 4

十七大

221/204/8.3％

183/167/9.6％

138/127/8.7％ 5

十八大

224/205/9.3％

190/171/11.1％

141/130/8.5％ 6

十九大

222/204/8.8％

189/172/9.9％

144/133/8.3％

表註 1 ：本欄中，第一個數字是候選人總數，第二個是應選席位數，第三個則是中共官方所宣佈的差額率，以百分比形式表示。這也同樣適用於右側兩欄。
2 「—」表示信息不詳
3 關於中共十三大選舉的所有數據統計，見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98；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306。
4 關於十六大選舉的所有數據統計，見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385；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833。
5 關於十七大選舉的所有數據統計，見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912。
6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2012年11月15日瀏覽。
來源：見相關脚註。
補註：本表中文版增加了十九大的條目；資料來源見新華網：〈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誕生記〉，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4/c_1121850995.htm，2017年10月24日發布，2018年2月15日瀏覽。

為了應對差額選舉給領導層所帶來的壓力，近來採用的一項重要制度措施，是在黨代會會前强化對中央委員會成員和中紀委委員的候選人人選的共識。這種會前遴選候選人的過程，作為毛式選舉制度的一部分，自中共七大以來一直存在。但是，中共的最新做法，以三種方式使其具有了進一步的活力。第一，它在時間表上被提前，常常早在黨代會召開的一年之前便開始了。下一節將以2012年的十八大為例，聚焦其整個選舉過程，其中即包括了這種提前進行的共識建立過程。所以，這裏只簡短地引用一些早於十八大的近期經驗，以展示這種做法作為黨代會籌備過程的一種規範已經存在了一些年頭。以十七大為例，它在2007年10月召開，但對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員（被簡稱為「兩委」委員）的推薦、審查和提名，在2006年6月就開始了。 (204) 再以2002年11月舉行的十六大為例，上述過程也是早在2001年5月便開始進行。 (205) 這一過程拉長之後，為在「兩委」委員提名上達成共識提供了足夠的時間。但更重要的是，從本質上看，這是黨代會正式召開之前的非正式程序，因此這就給領導層掌握和操控提名留出了其所必需的制度空間。相應的，它也有效地壓縮了黨代會代表在會議期間討論和「醞釀」提名名單的時間和空間。

第二，這種針對下一屆領導機構組成而展開的會前共識凝聚，是由黨中央完全地並具正當性地主導的。它與黨代會會議上的「醞釀」形成對照：在後一種場合，代表們有潛在的可能對「兩委」候選人名單表達具有自主偏好的意見；而這一場合的表達，與會前的「徵求意見」相比，較為不受控制，因為它具有正當性。在十六大和十七大前，中共中央分別派出了50個和60多個考察組，全面覆蓋黨、政、軍各系統，負責審查「兩委」候選人。 (206) 就像稍後對十八大的個案研究中對此的詳細探討所示，這些小組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展開工作，而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時也是這樣。在十六大之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主持了十二次政治局常委會，聽取並審議上述小組的審查報告； (207) 為準備十七大，政治局常委會召開了九次會議來完成類似的任務。 (208)

第三，這一過程讓更廣範圍內的精英也參加到確定候選人的共識建立過程之中。並且，為了讓較低級別的組織和幹部參與這一過程，在實踐中採取了一些「類民主」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所謂「民主推薦」和「民意調查」。十六大之前，這一過程延伸到了縣委書記和縣長一級以徵求他們的意見，因此在全國範圍內有30,200多名幹部參加其中。 (209) 十七大之前，這一過程首次採用了在領導幹部中進行「民意調查」的做法，共在政治精英中發放了33,500多份調查表，平均每個省份有1,000多人填寫了調查問卷。 (210)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進行上述調查的時候，黨代會代表常常尚未選出；即或那些已經被選出或者有可能被選出的黨代會代表，在這個階段上，還是以身處黨內等級結構中的幹部身份來發表意見的。在實行差額選舉的背景下，預選前的「醞釀」和更重要的、緊隨預選之後的「做工作」，變得不那麽具有正當性了，因而在黨代會的實踐中也經常變得相當棘手。這樣一來，在黨代會開幕前，在參會者能夠以黨代會代表的身份說話之前，利用黨代會之外的某種場合來實質上完成「醞釀」，可以說是一個聰明的選擇。正是如此，拉長黨代會會議之前「兩委」提名的過程，其精義就在於以這種最多算得上是「非正式的民主方法」，來圍堵本應在黨代會上進行的正式民主過程。這種做法受到在任領導層的高度主導和强力操控，確實有助於預防「選舉事故」在黨代會的預選中出現。

另一方面，個人競選仍被禁止。在漢語中，「競選」的字面意思是「為了當選而展開競爭」；而中共政治是嚴禁「競爭」的。在十三大中央委員會選舉中失利的鄧力群，就指責一些代表「進行了活動」。 (211) 李銳是鄧力群作這種攻擊的首要對象；他確認，他在十三大召開前曾致信領導層，表達了自己對鄧力群進入政治局、甚至將就任更高級別的職位（當時有傳言說鄧力群將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擔憂。李在信中透露，1940年代在延安負責對自己進行政治審查的鄧力群是如何利用職權勾引自己的妻子的。 (212) 一些代表知道了這些事，再加上他們對鄧力群的强硬意識形態政策的反感，最終導致了鄧的落選。鄧卻將這視為反對自己當選的政治陰謀。 (213) 那麽，即便是對僅有有限競爭的選舉來說，這也成為一個問題：投票人有沒有權利更加深入地了解候選人，以便在投票時作出更有理由的選擇？為了應對這種壓力，現在，在幹部將被任命或候選人等待被選時，官方往往向投票人提供候選人的「介紹」和簡歷；這些比起毛時代，包含了更多個人履歷的細節。

中共同時也採取或强化了一些政治措施，以「保證」被內定進入下屆最高領導層的候選人順利通過對中央委員會和／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預選。這些措施的焦點之一在於代表團，因為預選是在代表團層級舉行，而不是在黨代會全體會議上舉行。正如第三章所已經討論的，中共七大以來毛主義的實踐中組建代表團的做法，是黨代會及黨代會上的選舉獲得「勝利」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從毛時代至今，這一規範從未有過改革，但卻在1980年代的實踐中一度鬆動；而在後天安門時代的黨代會上，它卻被激活並强化。從機構意義上說，代表團規模不大；當代表的總人數增多時，當政者則往往會相應組建更多的代表團，從而達到控制代表團規模的目的。中共十二大有33個代表團， (214) 而十七大有38個，到了十八大則有40個（見表3.7）。如表3.7所示，代表團的規模通常較小。2012年的十八大上，最大的兩個地方代表團分別來自山東（有75名代表）和上海（73名），而多數省級代表團（31個中的17個）的代表數少於50人，其中還有七個其代表數少於40人。另有三個規模更大的代表團，分別是解放軍代表團（251名代表）、國家中央機關代表團（184名代表）和中共中央機關代表團（108名代表）。對於這幾個大的代表團，有幾點觀察值得提出。首先，當政者作出了多種努力，以將代表們分散到更多的代表團中。例如，十八大新組建了武警代表團，而此前它是解放軍代表團的一部分。按照類似邏輯，但從更早一些的黨代會開始，為了從龐大的中共中央機關代表團和國家中央機關代表團分流一些代表以減小其規模，現在還增加了中央企業系統和中央金融系統兩個代表團。其次，如第三章所說，每一個代表團還被進一步分為若干個小組，在小組中進行討論和選舉「醞釀」；相應的，人數較多的代表團，分出的小組數也就多於人數較少的代表團。第三，在投票時，在跟隨領導層的方針和指示方面，軍隊代表的紀律性當然更强，而中共和國家中央機關代表團的自主性，通常也要弱於地方代表團。

不論如何，比起操控其最近幾屆各有2000多名代表的黨代會大會來說，對這些代表團進行操控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比起全體黨代會代表集會上的投票，在代表團內的投票，明顯地更為容易地預測、影響和操控。代表團不大的規模，意味着團內的大多數代表是互相認識的熟人，這也有助於制約代表們的「非正常」投票行為——「非正常」在這裏指偏離了領導人的指引方針。更進一步講，萬一出現了這種非正常行為，代表團領導也能比較容易地確定是哪位代表捅了婁子。這種邏輯同樣適用於代表團作為一個集體：當涉及人事安排的不贊成票以一定數量出現時，它們通常與代表們的特定地理歸屬是有聯繫的，因此，任何嚴重偏離黨中央方針的投票行為，都能相對容易地定位到某個代表團。以前，中央領導層會針對這個代表團來相應地「做工作」；現在，中央領導人則將責任派給總是擔任代表團團長的省委書記，要他們在代表團選舉進行時承擔「貫徹」黨中央意圖的政治責任。如果在他們的代表團內有「選舉事故」出現，這對這些省委書記們所帶來的政治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那會危及他們的政治生涯。在這個意義上，選舉採取在代表團內投票的辦法，就等於實行了「代表團責任制」。儘管採用了差額選舉，但這種責任制卻大大增强了在黨代會選舉中完成黨中央計劃的可預測性。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超越黨代會制度和選舉流程、涉及普遍政治甚至政治文化方面的要素，也在塑造代表投票行為上發揮重要作用。 (215) 中共十三大並未對代表團制度或投票場合予以改革，中央委員預選也是照樣在代表團內進行投票的，但代表們獨立自主的投票行為還是出現了，以至導致像鄧力群這樣顯赫的領導人的落選。這次選舉在當時相對自由的政治氛圍中進行，那些敢於投票不贊成鄧力群的人沒有受到什麽懲罰。1992年十四大召開時，這種推崇民主的自由政治氛圍也許已經消失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的後續效應之中了，但從中央與地方關係上看，珍惜地方自主性的自由趨勢卻仍然存在。 (216) 這一差別也許有助於解釋一個有趣的對比：那些在十三大選舉中落選的知名領導人，都是帶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人物；而在十四大上遭受同樣挫折的人物，例如蕭秧和俞正聲，都是據說在自己為官的本地不大受歡迎的領導人。 (217) 而且，由於1987年那些自主投票的代表們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十三大也許為在十四大上一些投反對票的代表樹立了榜樣。但是，正如剛剛討論過的，十五大以來政治氛圍出現了變化，領導人從那時起對「選舉事故」保持高度警惕，也採取了許多反制措施。

為了幫助給那些內定的領導人在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上篤定當選鋪平道路，還有更多一些戰略舉措被發明出來。例如，近些年，中共中央常常在黨代會召開前夕作出一些重要的新任命，而這些任命和隨後進入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人有關。2002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佈了一次重大的人事調動，賈慶林和黃菊分別從北京和上海的地方領導職位「調中央工作」； (218) 大約兩周之後，十六大開幕，賈與黃隨即被選進政治局常委會。回過頭來看，很明顯，會前調動這些已經內定的最高層領導人，是為了向即將前來參加黨代會的代表們發出强烈信號，把黨中央的意圖清晰地傳遞給他們。這樣，最高領導層對這些候選人的寵愛已經衆所周知，而在後天安門的時代背景下，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選舉中，代表們是不敢冒險反對這樣的候選人的。

很明顯，將差額選舉引入黨代會的做法雖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對差額選舉的反制也非常强有力，同樣獲得了有效的成果。有意思的是，這些反制並不是簡單地去廢除差額選舉，而是選擇了妥協，在繼續使用差額選舉的同時，着力約束和控制差額選舉的運作及其後果。這種妥協表明，中共領導人需要具有某些參與性的選舉來增强自己的合法性，而這同時也把傳統的毛式選舉體制變得更加複雜和精細。用來管制選舉的一些早期的毛式方法，現在為了扼制差額選舉而得到恢復並煥發了生機；同時，一些新的措施和程序被發明和創造出來，以應對差額選舉的實行和變化中的政治形勢。新舊措施一起製造了更加微妙的制度操控。儘管從表面上看候選人數與應選席位的差額率有所增加，儘管這意味着代表們有更多機會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來選擇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但是那些微妙的操控方法，使得黨代會的選舉仍然不過是作為一種形式主義的過程而存在。在這一過程中，投票人的選擇被操控來符合在任領導人的要求，從而用以增强新任領導層的合法性。在這個意義上，差額選舉的方法現在被很好地融進了以毛式選舉體系為中樞的中共選舉制度中。

今天的黨代會選舉如何進行？以十八大為例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共黨代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選舉全過程，更好地了解最新的發展，這裏將對十八大做一個簡要的案例分析，然後則對從毛式選舉體制到當前階段黨代會選舉的改革、變化和延續做一個總結。

中共十八大於2012年11月召開，但中共領導層早在2011年7月就開始了「兩委」（中央委員會成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遴選的過程， (219) 這遠遠早於2011年11月才開始進行的十八大代表選舉。 (220) 這一時間差也有助於證實，從一開始代表們在倡議「兩委」候選人的過程中就沒有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正如中國官方媒體所强調的，建議、考察和提名「兩委」候選人的整個過程，從頭至尾都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下進行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主持了多次政治局會議及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討論「兩委」選拔問題。他還就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並聽取相關匯報。 (221)

在胡錦濤主持的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確定了「做好『兩委』人事準備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明確了「兩委」人選的「總體要求和條件、結構以及推薦考察方法」。其中所謂「結構」，可能指對人選的年齡、性別、民族等方面的某些前提要求。相關決定强調，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必須是「治黨、治國、治軍政治家集團」。對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素質要求明確提出，除了其他一些政治資格要求，他們必須首先「帶頭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並且「堅決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22) 應該也有一些諸如關於年齡上限等的技術性條件，但是這些細節公衆無從知曉。

據報道，從2011年7月到2012年6月的這段時期，中共中央派出了59個考察組，分赴所有31個省、市、自治區和130個中央國家機關、中央金融機構和中央政府管轄的國有企業考察相關人選。與此同時，中央軍委也派出了九個考察組，在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中展開同樣的工作。之後根據需要又對個別人選進行了補充考察。 (223) 中共中央選派近100名省部級幹部擔任這些考察組的組長，並從各個單位抽調近千名幹部參加考察工作。考察組出發前，接受了專門培訓（但不清楚誰提供培訓，或培訓是什麽類型，但不妨猜測是中央組織部以黨中央的名義負責組織了培訓）。所有考察組成員都拿到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考察工作手冊〉和關於行為準則、保密、紀律的材料，還有諸如〈考察工作基本程序〉、〈考察工作流程圖〉和〈材料報送要求〉等文件（看起來這些文件之間似乎多有重叠，但相關新聞稿將其列為不同的文件）——所有種種都顯示出中共黨的職能部門給予這種考察的仔細而又特殊的關注。考察期間，中共中央還先後兩次召集考察組組長舉行座談會。 (224)

在考察議程上，「政治標準」被放在「首位」；同時，考察採用了多種方法來進行，其中包括「綜合分析考察談話情況」、「民主測評」（我們不清楚這種測評是如何進行的）及「民意調查」（必須小心「民意」一詞的真正含義，下文對此將有討論），並參考統計和審計部門提供的數據資料、幹部個人的述職述廉報告和工作總結。關於「民主推薦」，報道稱，考察尤其注意增强「民主推薦」的「科學性」，並通過「合理確定參加民主推薦人員範圍」來實現這種目的。筆者認為，這意味着存在一個灰色空間，在其中，「民主」的說辭在實際中可能被打了折扣，實際上採取的是謹慎小心地選擇誰能參加「民主推薦」。所謂「合理確定範圍」，那麽，什麽是「合理」的範圍？所謂「增强科學性」，那麽，怎麽樣算是「科學」的？據報道，在「民主推薦」過程中實行的一個原則是「讓知情人投知情票」。 (225) 在中共這種政治透明度很低的環境中，這些知情人是誰？誰能夠「知情」？新華社的報道給出了答案：「在省區市考察時，普遍召開省區市黨委全委會和全委擴大會，對是否同意『兩委』考察對象初步人選進行一次投票，不同意票超過三分之一的不再列為考察對象」。 (226) 也就是說，是黨的省委委員這樣的高級幹部們在作為「知情人」來發表意見。而且，新華社報道並未說明是誰提出了那份初步人選名單。因此，這裏的所謂「民主推薦」，看來更像是在省一級領導人之中尋求對於那份「兩委」人選初步名單的同意，當然這個過程中或許對名單有某些修改，而不是任何類似於自下而上、來自較低層級的組織對「兩委」人選的提名那樣一種過程，更不可能是來自黨代會代表們對「兩委」的提名了——事實上，黨代會代表這時尚未選出來。

除了省級領導的參與之外，中共十八大在準備過程中也將圍繞「兩委」人選尋求共識的範圍擴展到了較低級別的幹部。據報道，「考察組共在42800餘人的範圍內進行民主推薦，先後同27500餘人進行個別談話」（這可能是在收集這些人對候選人的看法，或者有些是在直接和候選人談話——沒有相關信息對此予以澄清） (227) 。參加推薦的人和那些被談話的人，這兩者一定有不是很小數量的重叠；因此，我們不妨大致推斷，共有大約60000人參與了這一「民主」過程。雖然這一數字要高於十六大和十七大之前參與「民主推薦」等的相關數字（參見先前討論），但也僅僅佔了全體中共黨員總數的0.07％——截止2011年底，中共黨員總數為8260.2萬。 (228) 如果這叫作「民主」，那麽，這就是一種每一萬人中僅有七人有機會評論（而非決定）候選人的民主。說到「民意調查」，據報道，考察組在31個省區市發放民意調查表2.9萬多張。 (229) 也就是說，平均每個省參加調查的人數不超過1000個。考慮到一個省的黨員幹部的巨大數量，則這1000人應該不出相當級別以上的幹部範圍。在這個意義上，很難把這種調查稱之為「民意」調查。

這些意見、看法和調查結果，並不決定誰會成為「兩委」候選人。新華社的報道明確表示，考察過程中，「民主推薦」的結果稍後會被「科學分析和應用」，這可以使得整個考察「做到既尊重民意,又不簡單以票取人」。據透露，並非所有候選人都在「民主推薦」和「民意」調查中受到歡迎。新華社的報道說，「大多數」「兩委」人選遴選對象，而不是全部，在民意調查中獲得了很高的滿意率。 (230) 那就是說，一些「民意」滿意度並不高的人選，也通過了考察並可能成為「兩委」候選人。

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自2011年下半年開始先後召開11次會議，專題聽取各考察組匯報。在此基礎上，研究提出了「兩委」人選建議名單。 (231) 據新華社報道，政治局常委會首先確定了727名「兩委」人選考察對象，接下來，在2012年10月，從遴選對象中建議提名532名「兩委」候選人預備人選。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席位總數，從最終選舉結果可知是506席，僅比這份532人的名單少26名。因此，這份532人的名單，可能就是最後在十八大上下發給代表們進行討論和醞釀的名單。它被稱為「建議提名」名單，不同於必須通過預選並由十八大主席團最後修訂、確認的正式提名名單。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兩委」候選人預備人選建議名單，並決定將這個名單提交十八大審議。11月10日，在任政治局常委、內定將在十八大上擔任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就這個名單向十八大主席團作了說明；主席團通過了建議名單，並提交全體代表醞釀。 (232) 沒有報道顯示有代表批評或者反對名單上的任何人；同時，新華社强調，所有代表對其廣泛接受。據報道，「代表們高度評價這份建議名單；認為這是一個考慮周全、比較成熟的方案，預備人選整體素質優秀，結構科學合理。」 (233) 從技術上講，代表們並沒有得到多少時間來「審議」這份名單，因為他們至遲在11月13日就要參加預選投票——沒有信息顯示預選究竟是在哪一天進行的，但是，在預選結果的基礎上，大會主席團於11月13日通過了「兩委」正式候選人名單。預選以代表團為單位進行，採用的差額率見於表6.2底部。共有555人被提名進入預選，其中224名為中央正式委員候選人，190名為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141名為中紀委委員候選人。這比政治局常委會提名的532人多出了23人。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差異？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那些在中央正式委員預選中落選的候選人被加到了中央候補委員的預選名單中，那些在中央候補委員預選中失利的候選人又被加進了中紀委預選名單上，因此一些候選人被不止一次計入總數。有沒有可能，有幾位候選人是經由代表醞釀後被建議加到名單上去的？或者，有沒有可能，在預選結束後，大會主席團又在候選人名單上增加了幾個名字？對此，既沒有證據承認，也沒有證據否認。

十八大的正式選舉於11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體代表大會上進行。新華社對這一過程的報道非常簡單，一筆帶過：「經過發放選票、填寫選票和投票、計票，出席大會的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接下來有兩個激情洋溢的段落，都獻給了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祝福：「經久不息的掌聲」、「祝賀與讚許」、「信心和期望」，等等。 (234) 其所要彰顯的是：中共十八大選出了一個享有很高政治合法性的新領導層。

關於上述的推薦、考察、提名和選舉過程，有三點值得進一步討論。第一，「推薦」和較低級別幹部的參與，確實為就一些爭議性人選而形成決定留出了改變的餘地。例如，有一個考察組開展了模擬差額選舉，以便遴選出一些年輕幹部和「代表性人選」 (235) ——後者指那些有特殊民族、性別、職業等背景的人選，他們的被提名可以彰顯中共總體上能夠代表各種社會群體。鑒於論資排輩的規則不適用於對這類年輕幹部和「代表性人選」的遴選，則精英間就這些人選而出現分歧的可能會較常情為大。因此，額外的措施，諸如模擬選舉，就被用來幫助一定圈子中的黨幹部內凝聚共識。這是支持本書關於黨代會功能所作出的總體觀察，即所謂「民主的麻煩」，有助於在精英中製造出較為堅實的合法性的。

第二點關乎換屆紀律。中共最近幾十年在選舉時一直强調所謂「換屆紀律」。在十八大的案例中，對於「嚴肅換屆紀律」的强調，在對候選人的考察過程中一直貫徹始終，這也許表明腐敗已經滲透進了這種考察過程。考察組和考察對象都被警告不得進行游說；為了約束他們，中共中央下發了換屆工作「五個嚴禁、十七個不准和五個一律」的紀律要求。 (236) 一些相關規定還明確禁止拉票，這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候選人競選都不被允許。但是，現實中這種現象已經存在並達到了以至領導人都無法忽視的程度，於是領導層不得不乞靈於黨紀來維持這一毛主義傳統。 (237) 因為候選人的個人競選活動會干擾領導人選舉意圖的實現，所以，加强換屆紀律也意味着對代表們的以下警告：不要接受任何個別候選人的游說，投票時一定要緊跟領導層的指示。

第三，儘管對「兩委」人選的考察特別要求防止「帶病提名」和「帶病當選」，但所有相關措施都無法防止貪腐官員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裏，「帶病」明顯含有政治意義，說的是政治上的不健康。然而，中共十八大結束之後僅僅一年的時間裏，已有四名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被以貪腐的罪名起訴， (238) 其中李春城在被選入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僅僅三周之後就落馬。這可能意味着，他是在其違法犯罪行為遭到調查之後仍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這也顯示，中共黨代會對代表們和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資格審查機制，至少是十八大上的這套機制，並不像先前預計或者吹噓的那麽有效。

在轉向對整個這一章的總結之前，筆者應當先歸納一下這一節，看看在整個後毛時代直到最近，中共黨代會所採用的選舉制度，與始於七大的毛主義制度相比，經歷了哪些改革和變化，又在哪些方面是延續的。表6.3是對這種總結的一個簡化版本，隨後筆者將對其中一些特定問題作簡要討論。

表6.3　中共黨代會選舉體制的變化與延續：從毛主義制度到後毛時代

毛主義制度

後毛時代的改革、變化和延續

選舉間的不規律性和延長的間隔

以年為單位變得規律化、周期化，但仍沒有固定的投票日期

每屆大會對應選席位具自由考量

權幾乎沒有變化

每次選舉作為個案而確定選舉方針

沒有變化

大會提名前對候選人進行考察

幾乎沒有變化，但作為凝聚共識的重要一步而考察時間拉長、力度加大、參與範圍拓廣

由領導層進行提名

沒有變化，但較低級別的幹部現在在早期反饋環節有更多參與

實行「醞釀」以凝聚共識

沒有變化

禁止候選人競選

沒有變化，但面臨候選人從提名到投票等各個環節上試圖「非法」拉票的挑戰

自上而下的助選

沒有變化，儘管助選形式可能不同

預選

作為一種必要的程序並無變化，但以差額選舉替代了等額選舉

預選中的等額選舉

實行了改革，改為差額選舉

預選投票以代表團為單位進行

沒有變化

預選後「做工作」

變得幾乎沒有必要，但有時仍然使用，尤其是在選舉過程的早期階段

最終選舉中的等額選舉

沒有變化

秘密投票，但有時舉手表決

沒有變化

選舉結果須經上級批准（在此僅適用於黨代會代表，不適用於中央領導機構）

沒有變化

終身制

變為對等級制中不同層級的職位實行區別對待的不同退休年齡

沒有任期限制

幾乎沒有變化，但可能存在某些未有明言的任期限制

不考慮選民意願而進行選後職位調動

沒有變化

不顧選舉制度而對當選者進行政治清洗

範圍和頻次都大大減少

來源：筆者的研究和總結。

很明顯，儘管在中國其他可能的場合實行的選舉體制，比如村級選舉或者各級人大代表選舉，都經歷了一些改革與變化，但在中共黨代會上所採用的選舉制度，與毛主義的選舉制度相對比，卻並沒有在很大程度上實行改革或出現變化。最重大的改革，要屬在預選中引入差額選舉；這自1980年代開始實行，從那以來已經扎根。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反制措施被發明出來或得到發展，用來圍堵差額選舉所產生的效應，並因此帶來了一系列浸透着保守精神的相關變化。也有一些其他的改革措施和變化，包括選舉時間表的規律化、幹部退休制、政治清洗大量減少等；這些改革和變化具有政治理性化和制度化的特點。與這些舉措一道，中共選舉制度出現了諸如候選人年齡上限等新規範，而它們在民主制度下一般不被採用。社會的變遷也影響了選舉體制的運作；一個例子便是，越來越難以完全禁止候選人的競選活動，這些活動現在往往通過個人關係網在「地下」展開。然而，就制度而言，嚴禁候選人競選的規定並未解除。

這樣的總結在很大程度上證明，那種認為體現在中共黨代會選舉體系中的毛式制度在今日中國政治中已經過時或已大大式微的說法，是錯誤的。相反，筆者的研究發現，毛澤東式制度在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共黨代會運作中強勢回歸，種種制度重生和制度創新遵循毛主義的精神而出現，將選舉閹割為代表們向領導集體表現忠誠的儀式性展示，而不是他們依靠自主選擇或代表黨員意願來決定黨的領導人。的確，差額選舉替代了等額選舉，要求改革和變革的壓力不斷增加，但是，發展從來不是綫性的或進化的，中共在政治適應和制度維繫上的能力不能低估。 (239) 隨着威權主義本質和「民主外皮」進一步相互混合，目前中共黨代會所採用的選舉體制，仍然為制度操控留出了巨大空間，並相應的用來提升領導層的那種被操控的合法性。

總結

本章聚焦於中共黨代會在產生領導層時如何運作選舉，以制度性和歷史性的研究勾勒出了這套選舉體制的輪廓，並揭示了它與那種作為「民主工具」的選舉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後者給予投票人以選擇他們所偏好的領導人的自由，其主要特點在於，領導人之間通過符合程序的競爭來贏取選票，因此在選票點算出多數人的選擇之前，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本章所討論的選舉體制則與之相反，其關鍵在於增加甚至保證這樣一種確定性，即確定選舉結果與在位領導人的意願和計劃達到一致。因此，這種情境中的選舉是被巧妙地設計並發展來最大程度地削減自發性競爭和實質性參與的；這裏，領導人既是選舉的組織者、立法者和管理者，也在這同一選舉中使自己成為或繼續成為領導人；自下而上的參與被用作一種形式主義、有名無實的制度，目的是以之來實現和認可領導層所精心準備的人事計劃。

中共黨代會選舉結合了實際上領導層的自我認命和法理上代表們的批准，將選舉變成了非民主合法性的工具。儘管這一選舉體制採用了參與者投票的方式，但卻以將投票價值歸零為目的，而創造出並操控着一系列規範、規則、程序和機制。可是，採用如此制度的選舉，並非一條空巷，也絕非在政治上毫無意義；相反，這樣的選舉被十分在意地、經常是一絲不苟地編排、製作、引導、調度、排演，並最終作為一場豪華大戲上演，以展現領導人從代表們那裏、並進一步從代表們聲稱所代表的全黨那裏所獲得的壓倒一切的支持。對這樣的選舉來說，候選人資格不是那種可以與其他對手展開進一步競爭的資格，而是皇冠與戲服，領導人們頭頂皇冠、身披戲服登台，展示自己受歡迎的程度，欣然接受掌聲。選票不代表一種作出選擇的權力，而是見證與忠誠的象徵。正是依靠這樣的選舉，領導集體的合法性在制度和政治兩個維度上得以構建、確認並完善，而這種合法性在本質上來講，在於那些參與了認可領導人權威這一法律過程的人對新一屆領導人的接受。這種選舉制度的程序細節，使得投票人自主選擇領導人的權利大打折扣乃至被犧牲；但是，投票人卻在象徵層面和心理意義上得到極大滿足，因為自己能夠被捲入這一複雜的過程，並擁有作出這種形式主義決定的權利。威權主義的權力因此成功地轉化為「確認性合法性」。

不過，這套選舉制度並不是靜止不變的。伴隨着多樣的政治鬥爭、制度創新和對黨內外不斷變化中的環境的回應，它在歷史上經歷了許多變化。從以上的研究來看，可以發現這種制度變化的動態及歷史軌迹大體呈現四個階段：早期階段，中共處於共產國際的干涉下，通過一種可稱黨內家長制的運作，來組織自己的全國領導機構。從一大到六大的歷屆中共黨代會，在決定主要領導人時，經常是徑直接受莫斯科的指令，而在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人選問題上，則接受在任中央領導層的計劃。在制度創始的這一不成熟階段，也建立了中共黨代會的簡陋的選舉體制；通過這種體制，中共的政治精英維持了規模尚小的黨作為一個組織的運轉。中共的巨大轉變出現在長征途中和延安歲月的初期，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崛起並掌權。毛在現實中已經取得的權力，最終通過中共七大而得到鞏固及確認；在這個過程中，一系列的選舉制度被創造出來和建立起來，用以誇示毛澤東領導班子的法理權威及這種權威是如何深得人心，同時也用以防止毛的政敵利用任何選舉不確定性來對這個領導班子發起哪怕是微弱的挑戰。這時，中共黨代會的選舉體制步入了一個制度複雜、操控微妙的成熟階段，它在未來發展的框架、根基和基本規則已經構築完畢。可以說，七大是中共的威權主義選舉制度發展的一座里程碑，它使權力和權威產生政治合法性的邏輯得以制度化，而不是政治合法性產生權力和權威。中共黨代會及其選舉，也因此完全變成一套當衆表演這種合法性大戲的制度。

1980年代的後毛中國見證了改革的高潮，這也帶來了中共黨代會選舉制度變遷的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嘗試了一些有限的但卻具有民主精神的試驗，給予了代表們在領導集體的選舉中作出自主選擇的一絲空間。因此，黨代會選舉中出現了一些不在期盼之中的結果；這也是中共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任領導層所描繪出的下屆領導層組織藍圖，被代表們的自主投票打亂。伴隨着後天安門的轉折，中共黨代會選舉制度的發展自那以後進入了第四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領導層的努力在於重新取得對選舉的掌控。一方面，領導層作出妥協，保留了有限的競爭性選舉作為增强合法性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他們激活了一些毛澤東式的措施，也發明了一些新的方法，以降低選舉的不確定性。這些努力也就進一步增加了選舉制度和制度操控的複雜性。

我們看到，上述四個階段中的每個階段，就其不同的制度發展情況而言各有特點，但制度變化的動力，明顯地是植根於中共選舉制度中所同時存在的「民主的麻煩」和威權主義實質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對於那些已經獲得權力或內定即將掌權的領導人來說，選舉是個政治麻煩。但是，選舉卻又常常是當代威權主義領導人所需的「必要的邪魔」，因為這些領導人必須要通過投票人對他們掌權的批准來彌補自己的合法性赤字。問題因此令人困擾：如何才能既通過投票人的參與而獲得這種合法性，又能儘量壓低投票人的選擇所產生的不確定性呢？所以，這樣一種解決辦法被發明出來，那就是：採用投票人參與的那樣一種選舉形式，但要通過在選舉過程中實施一系列對於規則和程序的複雜操控，來壓制甚至抹除競爭和自主參與，從而閹割選舉。當黨的領導層認為自己的合法性赤字變得不那麽嚴重時，對這種麻煩多多的制度操控的需求便會降低，以至選舉被簡單化到甚至不屑於裝模作樣地尊重投票人選擇的程度；中共早期的黨代會和毛時代後期的黨代會所展示的就是這種情況。出於某些原因，對競爭和參與的打壓也可能有所鬆動，這樣一來，那些作為「民主的麻煩」的因素就會上升，以至形成對這種選舉的威權主義精義的侵擾；1980年代的黨代會就是這樣的例子。然而，這套選舉制度的支柱，可以起到制約這些「麻煩」的作用，並令其為威權主義的精義服務；這正是毛的七大和近來那些努力的成功經驗所顯示的。在中共七大等這類「經典」情形中，對選舉的制度操控能夠有效地利用這些「民主的麻煩」從總體上增强威權主義合法性。經過一系列像在本章中已經討論過的那種程序後，當代表們終於在最後的、正式的中央委員會和其他領導機構委員會的選舉上投票時，投票已經僅僅是儀式性而不具備任何其他意義了。但是，投票依然至關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這一儀式，那是不可能完成以選舉來使獨裁統治合法化這樣一個看起來自相矛盾的政治目標。

註釋

(1)  G. Bingham Powell Jr., Democracy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中央委員會最早以中央局之名設立，之後又被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紀委的組織演變見第五章。1982至1992這十年間，中共黨代會還曾選出過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本章對此有時會涉及。

(3) 這一陳述所指的是一般情況，但必須意識到，在某些歷史時段，包括當前階段，中央書記處是由中央委員會全會任命的，而不是由中央委員會全會選舉產生。見第五章對這一機構組織和權力變遷的考察。

(4)  Frederick C.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4), p. 57.

(5)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p. xix.

(6)  Van de Ven在From Friend to Comrade 中强調了他「對中共早期組織史的不同理解」（頁55），但在討論一大選舉時，他的關注焦點也仍然在於選舉結果，而非選舉機制（頁88-9）。

(7)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 Chapter 11.

(8)  蘇聯為何採用選舉，是超出了本項研究範圍的問題。不過，關於蘇聯選舉的實踐，可以參見Hough and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及Theodore H. Friedg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SR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關於五四運動對民主的呼籲及其與中共成立的精神關聯，例見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981年首次出版）；關於晚清時期公共輿論對選舉的强調及當時對選舉的政治實踐，例見Chuzo Ichiko,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1901-11,” 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11: Late Ch’ing, 1800 -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75-415。

(9)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1），頁145-6；劉仁靜：〈一大瑣議〉，載李穎編：《從一大到十七大》，頁32。另見陳潭秋：〈回憶黨的一大〉，載《一大回憶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80），頁11。

(10)  白鋼：〈前言〉，載史衛民：《公選與直選：鄉鎮人大選舉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1；Wen-Husan Tsai and Peng-Hsiang Kao, “Public Nomination and Direct Election in China: An Adaptive Mechanism for Party Recruitment and Regime Perpetuation,” Asian Survey , 52, 3 (2012), pp. 484-90.

(11) 董必武傳撰寫組編：《董必武傳》，頁103、105。

(12) 劉仁靜：〈一大瑣議〉，頁32；孟醒：《一大代表沉浮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206。

(13) 徐梅坤：〈參加中共三大〉，頁158。

(14) 例如，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頁134。

(15) 毛澤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頁161。

(16) 毛澤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頁161。

(17)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5-6。

(18)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頁381。

(19)  關於陳的政治生涯，例見Feigon Lee,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C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以及朱洪：《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

(20) 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載王來棣採訪、編輯：《中共創始人訪談錄》（紐約：明鏡出版社，2008），頁22。

(21)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頁183。李因此選擇退黨。同樣因此退黨的還有陳望道，《共產黨宣言》的首位中文譯者。陳望道：〈我所知道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載王來棣採訪、編輯：《中共創始人訪談錄》，頁39。

(22) 米夫（Mif）：〈緊急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轉引自謝毅：〈略論中共五大的歷史作用〉，《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1988），頁41。

(23)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 p.219.

(24)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p.xli。關於這種影響的一項早期且系統性的研究，見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另見E. H.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1930 -1935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Chapter 16。

(25) 《包惠僧回憶錄》，頁25-6。

(26) 羅章龍：〈羅章龍談三大前後的情況〉，載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中共三大史料》，頁177-8。

(27) 不過，這些仍然更多地是與選舉的政治（而非制度）相關；對於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共在制度建設上的影響，尤其是對中共的全國黨代會和選舉等制度的影響，仍然缺少相關研究。篇幅不允許本章沿着這一方向深入探討。

(28) 1980年代，中國開始在農村實行帶有民主成分的村委會選舉，但是很明顯，本書聚焦的是全國黨代會的選舉。全國層級與村莊層級選舉之間差異的意義將在第七章討論。

(29) 在這些情形下，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個人可能無法享有這種拉長了的任期，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兩次黨代會的間隔期間遭到了政治清洗。

(30)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 p.7。然而，如第二章註17所示，本書作者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民主定義的缺陷以及民主的多樣性。因此，這一定義在這裏僅作為「最低限度意義」上的工作定義使用。

(31) 中共二大制定的首部黨章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包括五名正式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三大將正式和候補委員人數分別調整為九名和五名，這在四大對黨章進行修改時沒有變化。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中國共產黨黨章匯編》，頁6、11、17。

(32) 中共二大制定的首部黨章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包括五名正式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三大將正式和候補委員人數分別調整為九名和五名，這在四大對黨章進行修改時沒有變化。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中國共產黨黨章匯編》，頁25、42、55、159。

(33) 毛澤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頁177。

(34) 陳峰、高敏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頁120。

(35) 博古於1946年去世。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1301。

(37)  Myers et al., Chinese Politics: Documents and Analysis , Vol.II, p.4.

(38)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83。

(39)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279。

(40) 這一變化始於1966年8月舉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當時按照毛的提議重組了中央領導層。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353-5。

(41)  Teiwes and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42)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390。

(43) 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400-3。

(44)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397、407、 413。

(45) 姜華宣、張尉萍、肖甡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頁407。

(46) 隨後，1982年召開的十二大廢除了黨主席一職。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頁293。

(47) 六大的〈選舉法〉非常簡單，只有七條，每條僅一句話。文本見〈關於中共六大的一組文獻資料〉，《中共黨史資料》，第4期（2007），頁6-7。

(48) 毛澤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

(49) 李蓉：〈周恩來與中共七大〉，《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2008），頁51。

(50) 例如，作為代表團領導的彭真在晉察冀代表團就是這麽做的。《彭真傳》，頁309。

(51)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30-1、134-8。

(52)  Friedg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SR , p. 81.

(53) 李穎：〈共產國際與中共五大〉，《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2003），頁43-9；占善欽：〈中共一大至六大對中央委員會選舉的探索〉，《黨的文獻》，第3期（2008），頁69-74；李穎：〈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共五大、六大關係的比較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2011），頁57-65。

(54)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ssim.

(5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卷一，頁831。

(56)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日誌》，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卷三，頁125。

(57) 中共官方歷史對七大選舉的描述稱，「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名單先由各代表團小組提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卷一，頁831）。但這是沒有實證材料可以支持的說法。

(58) 中共中央黨史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61。

(59)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日誌》，頁127。

(60)  David Kenning, Beers of the World (London: Paragon, 2005), p. 10.

(61)  David Kenning, Beers of the World (London: Paragon, 2005), p. 10.

(6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卷一，頁831。

(63)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頁455；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頁434。

(64) 于光遠：〈初識陳伯達〉，載《讀書》雜誌編：《不僅為了紀念》（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151-63；曾彥修：〈陳伯達的為官與為學〉，《炎黃春秋》，第1期（2012），頁31-2。之後陳成了毛的政治秘書。

(65)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頁455；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頁434。但是陳伯達在晚年的談話中否認曾志（陶鑄的妻子）的回憶，並用自己被高票選入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名列第三）這件事來證明自己所說。陳曉農編：《陳伯達最後口述與回憶》，頁329。

(66)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頁375。

(67) 伍修權：《伍修權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頁140。

(6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4。

(69) 鮑彤在1987年評論道，「預選是中國黨的一個創造。」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176。

(70) 毛澤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頁177。

(7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32。

(7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4。

(73)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98。

(7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4。

(7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1。

(7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3-426。

(7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6。

(7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卷二，頁393-4。

(79)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頁1079。

(80)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頁1079。

(81)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20。

(82)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頁997。

(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頁997。

(84)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24。

(85)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342-3。

(86)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342-3。

(87)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97。

(88) 于晉主編：《風雲無邊——于桑紀念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頁24。據透露，毛曾經說，「于桑是40萬公安幹警的代表，要選他做九大的中央委員」（于晉主編：《風雲無邊——于桑紀念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頁304）。但是，很明顯，于桑對於中國公安幹警具有的這種代表性，僅僅是出於毛的判斷，而並沒有選舉的基礎。

(89) 于晉主編：《風雲無邊——于桑紀念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頁10。

(90) 戴嘉枋：《走向毀滅》，頁344。

(91)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340。

(92)  郝在今：《中國秘密戰：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紀實》（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林青山：《康生外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

(93)  Juan Linz,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p. 297.

(94)  Juan Linz,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p. 297.

(95) 李蓉：《中共七大軼事》，頁215。

(96) 毛澤東：〈關於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選舉問題〉，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頁232。

(97)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118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6。

(98) 黃允升：《毛澤東與王明》，頁470。

(99) 黃允升：《毛澤東與王明》，頁47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6、29、37（一位來自陝甘寧的女代表白茜，回憶當時代表們為了按照毛的指示，「勉强」投王明一票，他們故意把投王明的那個圈畫得不圓，而把投其他領導的圈畫得很圓），頁123、221、242、369、379。

(100)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124，130-1；黃允升：《毛澤東與王明》，頁470。

(101) 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頁81-3；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李德生調中央工作前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頁58-9。

(102) 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頁83。

(103) 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頁81。

(104) 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頁77。

(105)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288。

(106)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288。

(107)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291。

(108)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289。

(10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82。着重處為引用者所加。

(110) 當然，投票人被允許選擇名字不在選票上（或不在候選人名單上）的其他人。但是，即使真有可能發生，要選出名單之外的任何人也是極其困難的。沒有信息顯示，在中共黨代會上，這種隨機的決定曾經妨礙過預定的候選人名單被完全選出。

(111) 第三章註97。

(112)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頁344。

(113)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273。

(11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221。

(115) 直到後毛時代，出現了對等額選舉的不滿，本章稍後將予以討論。

(116)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共蘇維埃政權的選舉法規定：“elections are not carried out by written ballot, but by show of hands。”韓延龍、常兆儒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卷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56。

(117) 例如，中共八大通過的「會議規則」明確規定，通過大會決議的時候，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1078。

(11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4。

(119)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291。

(120)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291。

(121) 對一位中共中央工作人員的訪談，2013年5月22日，北京。

(122) 據十六大代表冷溶透露（〈新世紀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的盛會〉，頁10），這一方式在十六大上首次使用。

(12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4。

(124) 關於八大，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1097、1099。

(12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5。

(12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頁114（劉杰的回憶）、頁155（鄭天翔的回憶）、頁217（高揚文的回憶），劉、鄭、高三人均為那次選舉的計票人。另見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頁377。薄當時就站在毛的身邊。在回憶錄中，他評價毛的舉動說：「這件事意義非同尋常。」

(127) 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香港：田園書屋，2008），頁126-7。

(128) 《邱會作回憶錄》，頁645；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頁79。但江在預選中獲得全票（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頁91）。這意味着，預選中可以出現策略性投票，投票人掩藏了自己的真實偏好，為的是避免變成領導人「做工作」的對象。

(129) 《邱會作回憶錄》，頁646。就這一點而言，張春橋是對的。例如，作為黨內四號人物被選進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向自己的秘書透露，他就是那些在選舉中沒投江青票的人之一。陳後來還擔心技術手段會被用來確定到底誰沒投江青的票。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頁91。

(130) 《邱會作回憶錄》，頁647；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頁79。

(131) 朗鈞：〈九大選舉與李必達事件〉，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 lsjd/lsjj/article_2013112095682.html，2013年11月20日發佈；2014年2月13日瀏覽。

(132) 這一幕發生在1949年9月30日，制度場合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見戴晴：《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1-3。

(133) 這一幕發生在1949年9月30日，制度場合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見戴晴：《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4-6。

(134) 這一幕發生在1949年9月30日，制度場合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見戴晴：《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436。

(135) 董必武傳撰寫組編：《董必武傳》，頁451。

(136) 《邱會作回憶錄》，頁645。

(1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頁51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5。

(138) 這是筆者基於以下事實的推測：在官方公佈的八屆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名單上，毛位列首位，劉次之，而名單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的，在票數相同時按姓氏筆畫排列。名單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1190。

(139)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1199、1205、1210。

(140) 《邱會作回憶錄》，頁645。

(141) 任貴祥：〈令我激動難忘的三個時刻〉，頁9。

(142)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97。

(143) 對於民主選舉來說，這實際上不是個問題，因為競爭讓即便是最受歡迎的候選人也不可能獲得100%的選票。

(144) 王白旦的故事可以在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網站上找到：http://blog.people. com.cn/blog/c10/s290948.w1292547600479777，2010年12月16日瀏覽。關於毛的這一宣佈，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4。

(145)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97。

(146) 王的名字也引起了一些政治麻煩。據報道，在王被選進九屆中央委員會後，周恩來對他的名字有所評論，這時陳伯達提議他改名「王白早」，王同意了。然而，大約一年之後，陳被打倒，一些人認為王政治上不可靠，說他與陳有「聯繫」。還是周幫助王化解了可能的麻煩。可是，類似的情形再次上演，這次是江青將王的名字改成了「王百得」。然後，他以王百得之名被選入第十屆中央委員會（這次是候補委員，而非正式委員）。在江青倒台之後，王被撤銷一切職務並被審查，不過卻保留了江青給自己起的名字。見《人民日報》：http://blog.people.com.cn/blog/c10/s290948. w1292547600479777。

(147)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

(148) 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97。

(149) 李蓉：〈周恩來與中共七大〉，頁52。

(150)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181。

(151) 《邱會作回憶錄》，頁644。

(152) 楊貴：〈深切懷念于桑同志〉，載于晉主編：《風雲無邊》，頁250。

(153) 1987年，在十三大前討論進行選舉改革時，趙紫陽强調這種做法是改革的對象。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295；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174-5。

(15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62。

(15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62。

(156) 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頁134。

(157) 人民出版社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154-6。

(158) 沒有信息顯示選舉舉行的確切日期，但十二大於9月11日閉幕。

(159) 人民出版社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頁125-7。

(160) 關於「選舉方法」的文件於1987年10月27日獲通過，十三大於11月1日閉幕。

(161) 趙紫陽抱怨道，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就像是鄧和陳之下的「大秘書長」。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80。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186。楊的書圍繞所謂「雙峰政治」的論點展開，「雙峰」分別指作為最終決策者的鄧和陳，而黨的最高領導人（尤其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地位低於二人。

(162) 趙紫陽：《改革歷程》，頁232-3；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90。

(163) 例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167、1168、 1170、1173、1183、1186、1193、1198、1200-1、1206、1213。其中一些並未明確顯示會面有關人事問題，但筆者通過其他透露了相關會面議題的一些出版物找到了綫索。當然，這些遠不是完整的記錄，例如，衆所周知，中共黨代會開幕之前那個夏天所舉行的北戴河會議，也是高層領導人正式或非正式地討論人事問題的場合，但《鄧小平年譜，1975-1997》對此卻隻字未提。

(164) 例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168、1213。

(16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卷三，頁402-5。

(16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12。

(167) 胡耀邦晚年透露，「十二大的政治局、書記處名單是由幾老商定的。」鄭仲兵、盛平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頁1197。

(168) 胡耀邦傳記的作者們這樣評論鄧小平：「至於在幹部選拔人事任用上，他喜歡誰就提拔誰、重用誰，重大人事變動都要他拍板定案。」張定等：《胡耀邦傳》，卷二，頁160。

(16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13。

(17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352。關於鄧1992年的所謂「南巡」如何決定了中共十四大所採納的基本綱領，並如何影響了新的中央領導層的構成，例見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17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7。

(172) 李鵬：《李鵬六四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頁278。

(173) 李鵬：《李鵬六四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頁163。

(17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846-7。「三帥」應該是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即當時仍然在世的三位解放軍元帥。「陳、李和趙」明顯是指陳雲、李先念和趙紫陽，三人當時均為政治局常委。這裏的謎團在於胡耀邦並不在鄧的徵求意見名單上；筆者的推測是，胡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已經在更早階段上參與了對中央軍委組成人員的提名過程。

(175) 關於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發展，例見Baum, Burying Mao 。

(17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167。另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頁201、232。但是，趙在下台後接受的採訪中，有時表示小組由六人構成，而非七人。不過，除了確認薄一波在這一小組中的領導地位之外，他並未指明是哪七人。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79、590。

(17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173。

(178)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頁571。

(179) 張勝（張愛萍之子，本人也是解放軍高級將領）：《從戰爭中走來：張愛萍人生記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頁469。

(180) 關於十五大在這方面的信息，見李尚志、何平編：《為新世紀奠基：黨的十五大紀實》（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7），頁110、113；關於十六大的案例，見陳雪薇、陳述編：《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重大事件和決策調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頁617-19，623-4。而不論十七大還是十八大，都沒有再聽到關於這方面的報道。

(181) 關於十六大在這方面的信息，見陳雪薇、陳述編：《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重大事件和決策調查》，頁624。

(182)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3)  Shiping Zheng, “The Age Factor in Chinese Politics,” in 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s., Damage Control , pp. 175-89.

(184)  Shiping Zheng, “The Age Factor in Chinese Politics,” in 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s., Damage Control , pp. 175-89.

(185) 十八大上郭金龍的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郭生於1947年7月，在2012年11月召開的十八大前已經達到65歲的年齡上限，但他還是被選進了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然後進入了政治局。有關郭的個人和職業履歷，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85060/，2014年6月17日瀏覽。

(186) 胡錦濤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以候補委員的身份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但很快就在1985年召開的、重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正式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216-17。

(187)  這被作為一種幹部交流制度而得到加强和實施。簡要的討論見Yongnian Zhe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The Power to Dominate,” in Joseph Fewsmith ed., China Today, China Tomorrow: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pp. 193-222, 203-6.

(188)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 pp. 143-51.

(189) 李尚志、何平編：《為新世紀奠基》，頁96；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98。

(190)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306。

(191) 李君如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306。

(192) 《鄧力群自述》，頁469。

(193) 鄧說《鄧力群自述》，頁469，他獲得了1,600票。但這一數字卻與總票數1,953減去500多票的結果不符。

(194) 關於預定鄧力群進入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的計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頁221-2；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366；《鄧力群自述》，頁468。趙回憶，鄧內定擔任下屆政治局委員，但楊的書中說鄧被指定的職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鄧力群自己的說法是，鄧小平把鄧力群原定的政治局正式委員給改成了候補委員。對本書而言，這裏關於正式委員與候補委員之間的差別是技術上的，而非實質性的，因為不論如何，它們都透露出黨代會選舉進行前已經有內定的人事安排，也顯示十三大的差額選舉打亂了這一安排。

(195) 《鄧力群自述》，頁468。然而，萬紹芬的名字被官方列為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1224）。據萬回憶，她在十三大上的確當選中央委員，但後來在1988年10月舉行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人選舉中失利。見萬紹芬：《秋水長天：新中國第一位女省委書記回憶散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頁99。鄧力群回憶就確認所涉及的人物而言明顯是錯誤的，但對筆者來說，這並不意味着可以否認這裏所討論的存在某些選後「游說」的事實。

(196) 《鄧力群自述》，頁468。然而，萬紹芬的名字被官方列為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1224）。據萬回憶，她在十三大上的確當選中央委員，但後來在1988年10月舉行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人選舉中失利。見萬紹芬：《秋水長天：新中國第一位女省委書記回憶散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頁99。其他來源引用鄧小平的話是「尊重代表的選擇」（對一位中共高級幹部的訪談，2013年5月23日，北京；對一位參加了中共十三大會務工作的黨的工作人員的訪談，2013年5月22日，北京）。儘管不同引文的用詞不同，筆者的理解是，鄧小平的意思是明確的，即不應該對這次選舉的這種結果進行干涉。

(197)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366；趙紫陽：《改革歷程》，頁222。

(198)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367。

(199)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367。

(200) 中共所組織的相關研究沒有就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差額選舉作出任何確認，也沒有提供任何細節；另外，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199也沒有提及十四大是不是延續了十三大上差額選舉的做法。但據海外媒體報道，這兩次大會實行了差額選舉。關於這些報道，見稍後脚註。

(201) 在較低級別的黨委和黨代會代表選舉中，類似的案例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並不罕見，但是要麽它們超出了這裏討論的範圍，要麽因本書篇幅有限而無法討論這樣的細節。

(202) 韓劍華、徐尚禮：〈換班頻見失控：中共中央點名批判〉，《聯合報》（台北），1993年2月6日。

(203)  Daniel Kwan, “Party Rejects Village Poll Win by Dissid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February 11, 1998, p.7；唐娟：〈岳陽市長落選又當選之玄機〉，《鳳凰周刊》，第101期(2003)，頁34-6。

(204) 李穎編：《從七大到十七大》，頁905。

(205) 李穎編：《從七大到十七大》，頁828。

(206) 李穎編：《從七大到十七大》，頁828、906。

(207) 李穎編：《從七大到十七大》，頁831。

(208) 李穎編：《從七大到十七大》，頁907。

(209) 李穎編：《從七大到十七大》，頁829。

(210) 李穎編：《從七大到十七大》，頁907。

(211) 《鄧力群自述》，頁469。

(212)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365-6；趙紫陽：《改革歷程》，頁221-2；《鄧力群自述》，頁464。

(213) 《鄧力群自述》，頁469。

(214) 本書編寫組編：《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史》，頁434。

(215)  參見一項關於制度和政治文化因素，如何塑造選舉行為的綜合性討論（儘管是在與本書主題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展開的）。Pippa Norris,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specially Chapter 1。

(216) 吳國光、王兆軍：《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台北：世界書局，1995），第五章。

(217) 吳國光、王兆軍：《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台北：世界書局，1995），第五章，頁189-90。

(218) 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9/20021022/848353.html，2002年10月22日發佈及瀏覽。

(219)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2012年11月15日瀏覽。

(220)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01/c_111139181.htm，2011年11月2日瀏覽。

(221)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22)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23)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24)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25)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201。

(226)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201。

(227)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范曉春、易春秋、李祥營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怎麽開的》，頁201。

(228) 關於中共在2011年的黨員總數，見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2012/0701/c1001-18417196.html，2012年6月30日宣佈，2012年7月1日發佈及瀏覽。

(229)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30)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31)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32)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33)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34)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35)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36)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

(237) 鍾健能：〈論黨內選舉存在的問題及其矯正〉，《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2011)。

(238)  這些人包括（按照相關指控的公佈時間為序）：李春城，中央候補委員（關於對他進行調查的官方消息，見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2012/1206/c14562-19808045.html，2012年12月6日發佈及瀏覽）；王永春，中央候補委員（見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26/ c1001-22694851.html，2013年8月26日發佈及瀏覽）；蔣潔敏，中央委員（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01/c1001-22764945.html，2013年9月1日發佈及瀏覽）；李東生，中央委員（人民網：http://fanfu.people. com.cn/n/2013/1225/c64371-23946415.html，2013年12月25日發佈及瀏覽）。

(239)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 14, 1 ( January 2003), pp. 6-17; Yang ,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Socialist China, Capitalist China: Social Tension and Political Adaptation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passim.

第7章　虛偽的威權主義合法性與民主轉型的幻象

你是不着邊際的異想，
或的確如你對外所「秀」？
你向我那顯貴的同伴致意，
有眼下的風度，並預言
未來的尊崇和皇家的希望，
對那些他看來已經着迷。 (*)

《馬克白》

作為全書的結論，接下來的內容將沿着兩條路徑延展此前各章的研究與討論。首先，本章將思考本書中心論點在理論上的一些衍生結論，而這一中心論點是圍繞對於中共黨代會所展現的制度錯位、和為達到威權主義的合法化而進行的制度操控所展開的。它將把中共黨代會這一案例及其啟示置於比較政治學分析的背景下，聚焦四個議題展開討論，即：儀式及其制度含義，制度嫁接及其對民主轉型研究所構成的挑戰，制度變化的政治，及對於那種制度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二分法在概念上的超越。為此，本章將致力於在中國研究與比較政治研究之間構建雙向的相互聯繫；而在這種聯繫中，對於中共黨代會的理解，以及對於中國政治的理解，不應該簡單地被認為僅僅具有實證發現的重要性，兩者在概念上不應該是孤立的，而應該被用來為比較政治學這一學科帶來新的啟發。

本書所作的研究，同樣與當下圍繞中國政治未來所展開的辯論和鬥爭具有高度相關性。因此，下文也將分析這項研究對於中國政治實踐的意涵，尤其是在所謂「黨內民主」被鼓吹為中國民主轉型的可行路徑這樣一種背景下。不過，這些分析也會嘗試聯繫到政治學的相關理論來進行，並盡可能地在比較視角的框架內展開，以在中國案例的基礎上、但同時也能超越案例本身，來形成一些結論。

虛偽的威權主義合法性：制度操控的理論反思

中共黨代會那種通過制度操控而炮製「確認性」的精英合法性的做法，揭示了威權主義合法性的虛偽。在這種偽善中，權力被偽裝為得到了大眾認可並已經由虛假性的參與所確認。說它虛偽，是因為在中國黨代會這一機制中，是權力創造了合法性，而不是由合法性為權力提供正當理由；合法化也因此變成了掌權者導演的一齣戲，任由掌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秀」出自己在一個特意遴選的特權圈子內所設法獲得的支持，而這個特權圈子卻聲稱自己為更加廣泛群體的代表。對中共黨代會來說，這個更加廣泛的群體首先是中共普通黨員，進而可以包括黨外的所有中國民眾。進一步說，這種精英參與，也是被歸束、被馴服並被調度的，因此成為某種便利而幫助掌權者達成自己的目的；這種便利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那些參與者對自己意願的自主表達，因而也能在最大程度上減少這種自主表達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這是一個自我合法化的過程，只是這一過程得到了一群以代表公眾的名義出現、實則是被揀選出來的尊貴精英的現場見證和鼓掌歡呼，而這樣的鼓掌呼喚即被美其名曰「參與」。是這些代表們的見證和接受，為這些被合法化的人提供了制度根據，讓他們得以將自我加冕描畫為公眾合法性。

這樣的合法化，採取這樣的方式：它馭使着民主的形式來實現威權主義的控制。那麼，這樣一種目的與手段似乎相互矛盾的過程，怎樣才可能發生呢？本書對這一問題給出的答案是制度操控。合法化究其本質被當作一個制度過程予以理解；合法性必須植根於一定的制度之中；更進一步，還可以說合法性的虛偽程度取決於制度操控的程度。誠然，合法性可以通過說辭和說服的方式而得以構建，政治學的一些已有研究對此有所揭示； (1) 它也可以被理解為是與其他許多要素的結合，比如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治國術。 (2) 但是，本書所不斷強調的，是這一構建過程的制度維度。正是制度操控，在塑造虛偽的合法性、並要求儀式性地展示這種合法性這兩個方面，都佔據着中心地位。一種或可稱為「威權主義美學」的現象，其實是可以溯源它的制度根源，那就是：劇場政治的誇示盛況，在那為威權主義合法化而展開的制度操控中，有其政治效用。透過這一棱鏡可以看到，中共黨代會以這樣一種方式被設立和運作，其舉足輕重的憲章地位自相矛盾地產出了無效的權力。

自1990年代起，社會科學研究受到各種「新制度主義」的極大影響，「制度」成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樞紐性概念。 (3) 而「制度操控」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產生一系列意涵，從而為從理論上理解「制度」這一概念而提供某些啟示。下面的討論將特別關注這些意涵的四個也許相互有某些重疊的不同方面，即：第一，在制度操控的棱鏡之下看，儀式意味着什麼；第二，當「制度嫁接」出現並把民主要素拿來為威權主義政治服務時，這種現象會對威權主義的政治實踐和對民主轉型的研究構成哪些挑戰；第三，制度的可操控性，或制度的脆弱性，是如何與制度變化互相聯繫的；第四，結合上述討論來看，如何可以超越制度和非正式政治之間的概念分野？總體上說，通過上述討論，制度的概念將得到豐富並被加以動態化。當然，許多關於權力與制度互動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意涵仍然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儀式作為制度及制度的三個層面

政治研究中的象徵主義理論通常與制度主義沒有任何瓜葛，但本書的發現卻將二者聯繫到一起。誠然，象徵符號對於產生權力是至關重要的，對此很多人做過論述； (4) 而對於本書研究得以展開的背景即中共政治來說，這個論點也是成立的。David Apter曾把1942-44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描述為一個「注經式黏合」（exegetical bonding）的過程，也就是說，延安人通過學習並討論整風文獻而發展出一種自己屬於這個「被選中的人群」的感覺，並強調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對「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構建。 (5) 與此類似但聚焦於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Daniel Leese也強調了在這一過程中儀式所起的作用。 (6) 這兩項研究均採用了以「行為人」為基準的方法（actor-based approaches），但Leese開始將儀式的採用與制度的模糊相互聯繫起來。在後一本書中，Leese把個人崇拜作為「威權主義的政治溝通的現象」來分析，它既是「一種有意為之以確保黨的團結的方式」，也是「在一個沒有明確的升遷規則的政治制度中所形成的『恩主－被庇護人關係』的無意後果」。 (7) 作者還認為，中共的政治制度「在提供政治升遷和繼任的正式規則上有着結構性赤字」，因此導致了個人崇拜的增加。 (8) 本書同樣強調規則與儀式之間的關聯，並提出了相應的觀點以明確解答規則和儀式如何在以權力塑造合法性的一種互相融合的意義上發生效能。按照這種邏輯，這個黨代會，包括它所完成的任務以及它所用以完成這些任務而管控的程式，比如代表們的討論、黨章的制定、選舉中的投票等，均可以被視為是彰顯黨的團結以支持黨的領導人的一連串儀式，不過它們同時也掏空了黨代會本身那些旨在實現憲章權威的制度安排的實際有效性。在這個意義上，儀式不可避免地成了對制度操控作出貢獻的元素。

進一步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有一種傳統，即通過「禮」這一概念而把儀式與制度看作一組東西，並對儀式與政治權威之間的聯繫給予了很大的學術關注。 (9) 據蕭公權研究，孔子認為「禮」首先是儀式；對孔子來說，「儀式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的制度的全部軀體。」 (10) 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同樣以這種方式闡述「禮」：「『禮』應當維繫的秩序並不僅限於禮儀秩序——它是一種涵蓋了『禮』一詞完整意義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包括等級制、權威和權力。」因此，史華慈繼續說道，「『禮』必須在各方面都支持王權制度」；禮的體系「預設並增強了等級制和權威的合宜網絡」。 (11) 為了更好地理解像權威和合法化這樣的政治現象，朝着結合象徵主義和制度主義的方向思考是很有啟發性的；另外，將儀式等同於制度，對於豐富制度的概念顯然大有裨益。

本書在前面就中共黨代會自相矛盾的本質對「制度」的概念構成挑戰提出過一些問題：如果制度不夠重要，無法達到為政治行為和權力互動制定規則的程度，那為什麼它們依然存在？這種「膚淺」的制度在權力中有用嗎？它們怎麼以自己的方式起作用？合法化就是本書為這些問題所找到的答案。現在，基於上述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政治儀式之作為政治制度，其本質就是在那種把制度變成「膚淺的制度」的目的中展現出來的；政治儀式也許無法約束在權力遊戲中、或國家與社會互動過程中「玩家」（players）行為人的作為，但卻確實可以影響他們對待特定正式場合的政治態度，以及他們在這些場合中所採取的態度。這個說法與「劇場」和「劇場表演」的比喻相一致，並且支持這樣一個結論，即：這種禮儀和表演將「玩家」的作為「制度化」，從而支撐起其合法性。

「制度」概念本身也因此得以大大豐富，以至它可以包含不同的層面。遊戲的規則並不都是在同一層面上起作用；同理，對於「玩家」的行為來說，政治制度也不都在同一層面起作用。儀式也許是最正式的制度，或更為準確地說，是最為形式主義的制度，因此也是最為空洞膚淺的制度。組織及其運作，諸如黨代會和選舉，通常對定義相關政治遊戲起到實質性作用，但是在我們的案例中卻未必如此。更重要的是，正如本書所着重研究的，制度操控常常通過在戰略和戰術層面調動微觀規則和具體程式而實現，所以這種操控是在制度的層面發展起來，而不是簡單地作為政治陰謀和個人技能。可以說，這種操控達到了扭曲和掏空它們所操作的那些形式的程度，甚至使這些形式歸於無效；因此，被操控的制度雖然表面上看來未受損傷，但卻在根本上已經被轉化為他物。換言之，制度操控本身被結晶成了制度，所以制度操控也可以被認為是「制度背後的制度」。正因如此，在形式主義的儀式和正式制度下，隱藏着制度概念的第三個層面，那就是制度操控。進一步講，這種三個層面的制度的概念，也許無法作為一種統一的標準，無差別地適用於所有的政權形式。正如本書已經展示的，在制度的這三個層面之中，威權主義政治有意識地把自己延展到能夠役使操控和儀式這兩者，而把代表大會、憲章、選舉等這些高度形式化的儀式，以及非正式的制度操控，也就是我們通常叫做「制度」的東西，置於一種不具行為約束力的位置上了。

制度嫁接及其在政治與概念上的挑戰

中共黨代會本身是將民主的形式嫁接到威權主義政治之上的一種制度產物。這種嫁接導致了宏觀制度操控，增大了制度錯位，並迫切需要微觀層面的制度操控，因為只有進一步的微觀制度操控才能把這些民主的外形變為空洞的軀體，從而為威權主義合法化所役使。的確，制度操控不論如何都會給威權主義領導人帶來麻煩；即便是被歪曲的和被閹割了的民主外形，也仍然會偶爾給威權主義政體帶來麻煩。那為什麼還要如此煞費苦心呢？為什麼還需要民主的外觀呢？為什麼要搞這些精緻的操控，去以威權主義的精神來運作這些笨拙不便的民主方法呢？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把事情辦了，讓威權主義的運作與其本質保持一致？這些問題很久以來已經在關於前蘇聯選舉的研究中早被提出，而專家們都同意說合法化是蘇共通過大眾的政治參與而要實現的主要目的。 (12) 跟隨已有研究的腳步，本書做出了一些新的發現並發展了這一研究主題。已有的涉及中國或蘇聯（或者任何其他已經垮台或尚存的共產主義國家）的研究在討論政治參與和選舉時，極少達到像中共黨代會這樣高的層次。「層次」在這裏很重要，因為要討論合法性，則必須指向一個政權的核心並聚焦於權力的最終來源；一個村支書或者縣黨委的合法性，無法反映整個政權的合法性，儘管它也許有助於理解這一問題。當一項研究是圍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如何為了合法化而被操控這樣的問題展開時，分析的層次便得以升級，對「為什麼」的問題所給出的答案也就更加有可能切中要害。

這種制度嫁接同樣也帶來了概念上的挑戰。已有的政治學文獻已經創造出了不少強調民主被混合到威權主義實踐之中這一現象的術語，比如「實質民主」、「非自由的民主」、「競爭性威權主義」或「選舉性威權主義」等，甚至近年來還湧現出了一大批關於所謂「雜交政體」（hybrid regimes）的文獻。 (13) 不過，本書所發現的，看來是不同於上述術語所指的一個物種，因為在這一案例中，既沒有以民主的方式在實際起作用的民主政治框架，也沒有哪怕是一些有瑕疵的、但卻是提升真正的競爭和自主參與的民主措施在得到實施；本書所探討的制度現象實質上是反民主的，在這裏民主要素被用作偽裝來使威權主義權力獲益。這也不是一種「雜交政體」，因為民主的要素在這裏並沒有觸及威權主義的精義，反而被役使來增強後者。換句話講，像中共黨代會這樣的制度，並不是由威權主義向民主制度演變過程中的中途上的一步；在這類制度中，出現的是將相反因素加以結合並制度化到了成為一種對抗這種演變的精妙物類。

要理解這種混合調製的物類，以民主為中心的視角和線性轉型的取態都可以是誤導性的。中共黨代會及其運作也許可以被蔑視為毫無意義，就像中國之外的公共輿論所傾向於認為的；或者被宣稱為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的證明，甚至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就像中共喜歡吹噓的那樣。而這方面的學術研究似乎也易於迷失在這兩種政治極端之間。相關分析所使用的隱性邏輯，通常是一種不妨稱之為「以民主為中心」的套路；在這種取態下，學者們將民主運作的基本原理應用來描述和理解非民主政治；其中還或多或少地持有一種線性邏輯，預設威權主義不可避免地會轉向民主。在價值層面，筆者與這種取態之間不存在爭議；筆者也不拒絕用民主那套術語和由民主經驗所滋養的政治理性，來探索政治世界中的更廣泛的題目。但是，本書此前各章卻得出了與上述學術成果並不一致的發現，這要求我們做一些重新思考並嘗試一些新的理論概括。不然的話，正如下一節筆者關於實際影響的討論所示，在對於比如中共黨代會這樣的制度作出錯誤的理論概括之後，隨之便會有幻象出現。

以制度操控的棱鏡看制度變遷

本書承繼政治學中的比較歷史制度主義取態，特別關注了中共黨代會在歷史上的制度變遷。進而，它引入了制度操控的維度用以解讀制度變遷；這有助於強調這一變遷過程中的政治的動力學，並突出變化與延續的相互作用。在這一背景下，中共七大的重要性得到特別強調，因為中共七大將相互不一致的要素結合進（而不是克服掉）一個連貫的體制（當然其中不是沒有內在的、錯綜複雜的張力），從而成功地在所有三個制度層面上發展出了這一憲章機構的根本制度，即宏偉壯麗的儀式表演、看似民主的商討與選舉、多樣而複雜的制度操控。在經歷了長期的制度演變和事件紛呈的政治變遷後，如今的中共黨代會與1920年代或19 40年代的中共黨代會相比，當然已經很是不同了。但是，就像本書中的實證研究所展現的，它的框架（比如代表大會、章程、選舉等）未有改變，它的精神（即制度操控）一直延續，它的風格（即幕後的制度操控轉身呈現為前台的堂皇典儀）依然故我；而與此同時，其部件有所調整，細節得到豐富，方法進而更新。因此，圍繞中共黨代會而展開的制度變遷的精義在於：隨着不斷變化的歷史環境和政治形勢，操控的方法總是處在一種持續的變化狀態，在不斷尋求規範、規則、程式和策略的創新，以向着完成威權主義合法化的目標前進。這裏的問題，僅僅在於操控如何運作，而不在於有沒有操控；這種制度變遷所產生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操控的精細度和時代性，而不是操控出現與否。

本書早先提到了將制度視為賦權者的觀點；這裏可以在以上關於制度嫁接和制度變遷討論的啟示下對此進一步作出簡要闡發。在中共黨代會制度下，那些源於民主制度、並與民主制度的運作密切相聯繫的方法，被用來賦權威權主義領導人，而不是賦權參與者；這樣，中共黨代會的制度變遷，事實上就是這樣的一連串故事，其中領導人在不斷地尋找制度性的方法，讓自己能夠克服那些圍繞黨代會的種種制度、例如黨章和選舉等，所可能帶來的限制。此前的章節中曾講過，制度同時可以起到限制和賦權的作用；現在應該補充的是：就這兩種不同的作用而言，制度對於參與其中的行為人並不都是對等的。因為不可能把權力因素從制度如何運作中排除出去，則特定制度中權力分佈的不均衡，也就意味着，擁有權力的人掌握了優勢，把制度從對自己行為的限制，轉而變成對自己行為及自己利益的賦權者，而相反的邏輯則適用於那些沒有權力的人。對於威權主義政治來說尤其如此；這種轉變常常就是經由制度操控而實現的。因此，制度的動態，不僅在歷史的意義上以歷時性表現出來，而且也在政治的意義上以同時性表現出來。說到底，整個中共黨代會歷史上的制度變遷，不是為了克服制度錯位；與之相反，它始終都是為了應對不斷變化的歷史環境而在改換多種方式地利用制度錯位。

超越制度和非正式政治的分野

這是本書所採用的根本取態，此前已經得到反復強調。但是，在前面各章的研究的基礎上，額外幾點仍然值得簡要討論。首先，就制度操控作為理解正式制度與非正式政治的實際互動與概念融合這點而言，必須強調的是，那些諸如代表大會、憲章、選舉等這類源於民主的制度形式，也可以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這並不取決於它們如何結構，也不取決於它們如何運行，而是取決於它們的結構和運行之間如何互動——這才是制度操控的本質含義。正如人們在其他政體中所觀察到的，操控可以以其他方式進行，例如在選舉中做假票。 (14) 然而，在研究中共黨代會時，用「做假票」一詞來描述那些影響選舉結果的政治措施並不恰當。可以說，成功的制度操控讓那些諸如做假票這類既不正式、也不正當的雕蟲小技變得沒有必要。概念上，這也幫助解釋了圍繞黨代會所展開的操控所具有的特點為什麼是「制度」的操控。

第二，雖然本書努力嘗試把對於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政治的理解融入一個在概念上一致的政治分析圖景中，但卻不得不屢次拗口地使用「非正式」和「正式」這樣的慣用術語；希望這不會被誤認為是筆者放棄了對於這種融合的努力。當我們說到在中共黨代會上，非正式政治能夠在正式制度的框架內生發生，而不一定同後者並列、在其之外或是與其作對時，這意味着，框架和行動在同一舞台上互相融合；當講到非正式政治能夠調度正式制度，卻又在這種調度過程中同時受到正式制度的掣肘時，或者非正式政治把政治制度瞄準為掌控物件，試圖將其變得「非正式化」，而在這同時，非正式政治卻在操控正式政治制度的過程中本身被不同程度上「正式化」時，這意味着，相互之間的作用在將不同的東西融進同一幅圖景之中。在任何意義上，制度操控都是非正式政治與正式制度之間上述這種一系列互動的主要管道；它是非正式政治，因為這是操控的藝術；同時，從各種意義上講，它也都是制度政治，因為它是在規範、規則和程式的範疇中展開。

誠然，長期以來，政治學研究發展出了一連串的概念兩分法，它們矗立於非正式的與正式的、政治的與制度的、實質性的與象徵性的等政治元素之間，以致於這些概念成了通用語言，要跳出這種窠臼並不容易。在這些兩分法中，政治家作為人的那些行為，常常被與權力的結構要素相互對立起來；在政治分析中，政治企業家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eur- ship）似乎常被看作是與玩家進場前已經確立的種種預設條件相互無法相容。可是，本書所採用的交互置景法，不僅把非正式政治和正式制度視為互相關聯並互相影響的要素，而且把重點放到了它們的交互置景與相互增強上。本書認為，非正式政治和正式制度，是在同一背景中，作為融合了政治與權力的同一遊戲，而產生並展開的；在為了獲取合法性這一稀缺政治資源而展開過程中，政治企業家的行為是在由相關制度所構成的舞台上上演的。政治機會主義和制度結構框架這兩個方面之間，當然存在區分、張力和矛盾，但它們並非兩種不同的遊戲，甚至不能說是同一遊戲中的兩套不同規則；它們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互相之間屬於一個整體，相互處在重疊和聯鎖之中，而這裏這枚硬幣就是政治權力追求合法性的遊戲。在這個意義上，用可能拗口的語言來說，我們發現了正式制度中的非正式政治，而作為一體兩面，同樣也發現了會玩非正式政治的正式制度體制。

比較政治視角下的「黨內民主」：是政治改革的可行選擇，還是民主轉型的幻想？

在中國關於政治改革的討論中，中共黨代會是個高度相關的題目，因為它在中國共產黨關於選舉、代表、協商等的這套制度中具有樞紐地位，而那種宣揚「黨內民主」的觀點更特別強調黨代會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15) 儘管這種觀點多是就地方黨代會而非全國黨代會所發，但對於其鼓吹者而言，其中的邏輯是可以被延伸到全國層面的，而是否做這種延伸主要是從漸進主義的政治選擇的角度考慮，並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因此，如果不分析黨代會對「黨內民主」可能產生的影響，對黨代會的研究就不夠完整。本節將承擔這項任務，以關於政黨和民主化的比較政治學研究為背景來展開相關討論。

那些建議通過黨代會來增強民主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恢復「代表常任制」，即黨代會代表在被選出的任期內具有常任身份，並相應地增加會議次數，最好像1956年八大所規定的那樣每年開會一次，即實行「代表年會制」。 (16) 在後毛時代，中經1980年代直至今日，出現過至少三輪討論，來探討恢復這種安排的可能性。第一輪討論出現在1982年籌備十二大的過程中。這輪討論稍後為公眾所知，是因為當時負責黨章修訂的胡喬木，在十二大的會後公開解釋了為什麼當時沒有採納這種安排。 (17) 在1987年的政治改革的高潮期，這一想法又一次於十三大的籌備過程中在政策圈內得到討論。 (18) 領導層依舊沒有採納這一計畫，但從1988年開始，進行了地方性的試驗。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在5個省的12個縣級單位（行政縣和城市的區）試點這種安排，在這些單位實行地方黨代會的代表常任制。 (19) 另有報導稱，上海市也在55家企業中開展了類似的試驗，其中包括了寶山鋼鐵公司和金山石化公司這樣的大型企業。 (20) 後來，除了五個試點之外，其他所有地方和企業的試點全部停止了；我們不清楚這是何時叫停的。 (21)

第三輪討論出現於1999年，當時江澤民領導層指示中央黨校組織一項專門考察，研究歷史上實行黨代會常任制的情況；隨後，相關研究報告被呈送中央領導層。 (22) 相應的，在那之後的數年間，出現了很多鼓吹「代表常任制」的文章，同時也有一些對此持謹慎態度的聲音出現。 (23) 江澤民領導層在這方面沒有再做其它舉動，直到他們離任時的十六大決定重新恢復並擴大1980年代關於代表常任制的基層試點。 (24) 不過，所謂擴大，僅僅體現在試點數目的增加，並不觸及縣以上或中等城市級別的行政單位。在胡錦濤班子的領導下，2007年召開的十七大再次確認要繼續進行試點，但仍然沒有將試點升格至更高級別的黨代會，也沒有擴大試點範圍，更沒有就試點的民主效果做任何評估。 (25) 但是，在官方的宣傳中，這些試點被稱讚為體現出黨內民主的重大進步。相應的，也出現了對黨內民主的新一輪討論，其中提出了一些新建議，包括設立黨代會常委會。 (26) 相關討論認為，這是一條可以推動中共現有制度實現民主轉型的漸進道路，並可以帶動整個中國的民主化。 (27)

在本書所做考察的基礎上，可以對以上觀點的有效性提出三點質疑。從歷史上看，就實行「代表常任制」以增強黨代會權力來講，中共八大事實上是失敗的，而不是成功的。在八大二次會議之外，八大甚至都沒有能夠按黨章規定來舉行年會（見第四章），更不要說期望八大能夠防止那些對中共黨章所做的範圍更廣、程度更深的侵犯行徑，就像文革期間發生的種種惡行（第五章已經談到這點）了。相關研究一致認為，實行「代表常任制」的主要目的，在於增加代表們對黨務的參與；但是，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八大的「常任代表」們在其任期內怎樣行使自己的權力，承擔自己的責任。 (28) 事實是，許多八大代表在文革中命運悲慘。這樣一個歷史上的失敗案例，怎麼能被當作是未來改革的樣板呢？當初的嘗試沒有能夠推進黨內民主，反而走向悲劇，那麼，現在的試驗怎樣才能避免如此結局？對此，鼓吹者們沒有給出任何答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29) 常常被視作中共黨代會可以借鑒的制度榜樣。為此，論者們常常引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相關言論。毛澤東1956年解釋為什麼在中共黨代會實行代表常任制和年會制時，明確地將中共黨代會（毛稱之為「黨的國會」）與全國人大（「人民的國會」）相提並論。 (30) 也是那個時候，鄧小平說，這是「一項根本的改革，就是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多少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那樣」；他還說，「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 (31) 如今，隨着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的權力不斷增加，把中共黨代會建設為它們在黨內的平行機構這種想法或做法，看來更加鼓舞人心。但是，人民代表大會，就像全國人大所體現的那樣，距離行使其治理中國的「最高權力」還相去甚遠；人大制度的改革，用一位專家的話來講，並未觸發自由化，民主化就更不用提了。 (32) 既然作為榜樣並已經設立的人大制度無法使國家事務民主化，那麼，就算採用了類似的安排，黨代會又如何能夠有助於黨內事務的民主化呢？這也是一個沒有得到回答的問題。

中共自己的理論家相信，「定期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是發揮黨的代表大會作用的基本條件，也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的根本標誌。」 (33) 但是，這些理由顯然過於膚淺，不足以支持任何關於真正民主的嚴肅觀點。本書的研究已經證明，是操控的制度本性，而不是黨代會的規律化召開，決定了黨代會的功能。黨代會實際上是一個權力的劇場，假設觀眾保持不變（代表常任制），並不斷入場落座看表演持續進行（年會制），那麼，這一劇場的本質就能變成別的東西嗎？在以上三個方面，也就是從歷史經驗、從與全國人大的制度比較、從理論前提的角度來看，都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那種關於代表常任制和黨代會的相關制度改革有助於推動黨內民主的論斷。

黨代會要走往民主的方向，其更深層次的變革在於選舉改革，但在中國這方面的討論不多，只有農村選舉和一些地方選舉的案例有時被引用來論述對於黨代會代表的選舉和大會對黨的領導層的選舉的可能的改革上。 (34) 本書的考察可以為從實踐的和比較的這樣兩個角度來分析這種可能性提供某種基點。實踐上看，可以把黨內選舉與中國的黨外選舉加以比較，包括農村選舉和地方人大選舉。儘管後二者有明顯的局限性，但是，它們仍然要比所有圍繞中共黨代會所進行的選舉包含更多的民主要素。或者可以這麼說，在經過了幾十年的改革之後，從規則和程式上看，中共黨內選舉的民主程度，遠遠低於村級領導人和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的民主程度。那些鼓吹黨內民主先於國家民主、並相信黨內民主可以進而帶領中國漸進式地完成民主化的人，顯然忽略了這一事實。這些圍繞黨代會所展開的、被嚴密操控的選舉，怎樣能夠成為普選榜樣從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呢？這在政治實踐和邏輯推理上都還是一個謎團。

在比較民主化的研究中，經由選舉而進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被認為是一種新的轉型模式。 (35) 然而，圍繞黨代會所進行的那些選舉，不是常規意義上的選舉；如果討論如何經由這樣的選舉來實行民主化，那是把問題放到了錯誤的制度環境中。不錯，真正的選舉改革可以帶來深遠的影響，就像中共十三大的經驗所曾經證明的，而這樣走通一條漸進的民主化之路，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這樣的希望在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中破滅了，當和平示威的民眾以對於民主的呼籲來回應十三大所通過的政治改革措施時，中共政權動用了坦克和機槍給予回答。 (36) 設想十三大採用了代表常任制的安排，那麼，試問：這些代表們能夠阻止天安門軍事鎮壓並捍衛他們數月之前剛剛親自經歷的選舉改革嗎？

結合實踐的與比較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增強代表對黨代會的參與，並不可能使中共實現民主化；所謂的「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作為一種漸進式轉變路徑，也是站不住腳的。對於後一種可能，一位中國專家曾經描繪過這樣一幅極度樂觀的圖景：試想，6600萬黨員，占5％的中國人口，能夠投票選出他們的黨代表！如果黨內民主的提議能夠成真，中共就會變成一個全新的黨，中共現有的本質將被改變，而中共也會變得更加強大並更加具有合法性。即使大部分的中國人民依然被剝奪了民主權利，黨內民主依然會構成重大的一步。 (37)

美國的一位著名的中國政治觀察家甚至更加樂觀，他的視線也更廣：「最終，我們可以展望，有朝一日，當中共對自己的受歡迎程度和合法化感到足夠舒適時，它會將自己置於全國層面的競爭性的直接選舉之中。」 (38) 這種富有遠見的展望並沒有錯；但是，問題出在「如果」上：這幅圖景如何才能變成現實？這樣的展望有沒有什麼政治的和制度的基礎？不少學者相信，中國的黨內民主在過去十年中得到了大幅提升， (39) 但本書的研究不支持這一結論。至於一些相關的地方試點，難題依舊：已經過了1/4個世紀，難道中共仍然沒有足夠的自信，把在極少數地區進行的試點在全國更廣的範圍內推廣？如果連這都做不到，還談什麼全國範圍、更高級別上的「黨內民主」呢？

正如一些人在有關討論中所指出的，黨內民主的主要障礙在於黨的權力高度集中； (40) 他們因此建議在黨內實行分權，並採用日本的模式將黨內派系正式化，以此作為權力制約的一種資源來解決黨的權力高度集中的問題。 (41) 頗為諷刺的是，這樣的討論是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出現的，當時正值下列政治發展的浪潮出現，即：日本各政黨的內部派系紛爭，從199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變成了日本政治、尤其是日本民主的缺陷，而不是其優勢。 (42) 從1940年代晚期直至1993年，黨內派系也許是幫助鞏固自由民主黨（自民黨）一黨長期主導日本政壇的要素之一；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這種模式對中國的提倡者具有吸引力，因為他們試圖讓中共信服，實行這樣的改革對中共保持權力是有好處的。但是，據研究日本政治的專家們分析，在這種一黨獨大的情形中，恰恰就是黨內的派系鬥爭造成了一個制度陷阱，在日本引起了諸多後果，特別是猖獗的官場腐敗、政治家的退化、以及在競選和治理中沒有充分的政策辯論。自民黨下野之後的政府在1990年代後半段以及之後出台的選舉改革措施，正是瞄準了那些滋生黨內派系鬥爭的選舉規則。 (43) 中國的官場貪腐同樣臭名昭著； (44) 為什麼中國需要學習一個已被證明是腐敗溫床的模式呢？

這裏的一個理論假設是一黨民主是有可能的；在其背後，甚至有着那種寧要一黨民主而不要多黨民主的意向， (45) 因為多黨民主已經遭遇了諸多挑戰，自冷戰結束以來尤其如此。筆者知識有限，在已知範圍內、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上，還找不出一個一黨民主制的實際案例，因此，也就無法研究和比較多黨民主和一黨民主——如果這個東西確實存在的話——之間的利弊優劣。當然，對多黨民主制的批評性研究是很有必要的，這對政治思考也大有裨益；但是，由多黨民主的失敗或缺陷而推論說這必然導致一黨民主或無政黨的民主，卻是一個混亂的邏輯思路。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學者Juan Linz斷言，「已經達成相當規模的共識認為，不論是在完善的民主制中，還是在尚未鞏固或不穩定的民主制中，政黨對民主的運轉都是不可或缺的。」 (46) 請注意，他這裏所說的「政黨」是複數形式，即是超過一個的政黨。在一黨制的政治生活中，有可能出現足夠的競爭嗎？抑或，難道，民主並不必須有競爭？

將黨內民主的問題置於比較政治分析的脈絡中，可以發現，無論是現有的理論思考，還是相關的比較民主化研究，都不支持黨內民主這一論述的有效性。研究政黨政治和精英政治的一些享有盛譽的學者，很早以前就已經指出，即便是在一個涵蓋更廣的民主體系當中，黨內民主也是不可能的。早在1915年，Robert Michels就在現代民主制中發現了關於政黨的「寡頭鐵律」。 (47) 新近的研究也進一步發現，黨內民主並不可取，因為它損害、而不是改善全民民主的品質。 (48) 很清楚，黨內民主不僅在民主制度中不可行，而且對民主本身也並無益處。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麼關於中國的有關討論卻故意忽視這些結論？

那麼，有沒有這種可能，即黨內民主作為一種過渡性安排，成為民主轉型中的一個步驟？東歐和前蘇聯從共產主義轉型的經驗，不支持這種可能性。一些中國知識份子，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一定階段內實行的政治改革，解讀為在執政黨內推廣民主，並認為這對此後的民主轉型做出了貢獻。這裏，至少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個關乎事實，另一個關乎戰略，都被對這一問題的中國解讀忽略掉了。在有關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浩瀚文獻中，專家們極少提及所謂的「黨內民主」及其對東歐民主轉型所起的作用。 (49) 是這些專家們簡單地忽略了這一問題，還是中國的學者們在幻覺的指引下自說自話？答案取決於我們認為誰對這一話題更有知識——是中國的中共黨內知識份子，還是國際上研究東歐民主轉型的專家。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所曾經提出的政治改革（perestroika），其中包括了某些類似於中國版本的「黨內民主」的改革設想。 (50) 但是，它在蘇聯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實際作用並不重要；而且，蘇聯走的那條改革之路最終讓自己解體，而這種結局恰恰是中共不遺餘力地要避免的。這就讓那些提倡黨內民主的人陷入了一個戰略上的兩難境地：他們希望看到在現政權的主導下通過黨內民主進行政治變革，但是，這個政權對這種改革一旦成功所帶來的後果卻極度恐懼。

現在我們回到了關於制度錯位和制度操控、以及二者對民主化的作用這些中心議題上來了。在一幅更加廣闊的中國政治圖景中，圍繞對代議制的制度進行威權主義操控所出現的制度變化，現在進入了一個「一國兩制」的階段。這裏說的不是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而存在的那種「一國兩制」，而是指，在本書所探討的制度脈絡中，中國存在兩套不同的代表大會制度和兩套不同的選舉制度——如果我們贊同那些樂觀的觀察，認為1980年代以來村級選舉的興起給了農民以選擇村領導並令其對村民負責的權力，也認為各級人大、包括全國人大在內，確實對當今中國的政治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的話。 (51) 這樣，中國的政治體制似乎就在某種程度上被這兩種共存、但卻在參與、商討和選舉上都大不相同的制度安排撕裂開來了。不過，本章建議用制度操控的論點來解讀這幅圖景。在承認上述這種雙重性及其重要性的前提下，必須指出，這種雙重性的主導方面尚未得到足夠研究，由此導致了一幅對中國政治的殘缺、因而頗有扭曲並錯誤的描繪。在這樣一幅圖景中，一些新出現的邊緣因素的重要性被誇大了，好像它們預示着一個能夠引領未來的巨變一樣，而那些能夠對全國政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中樞、延續和制度卻常常被忽略。筆者的意思不是說基層政治生活不重要，也不是說從理論上看邊緣的創新不會引起本質的變化。筆者強調的是在中國現實中的實際影響：從結構上講，中共黨代會不論是作為一種制度還是看其結果，都極大地影響中國政治，包括影響全國人大和基層政治，而逆向的影響則要弱很多。從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來看，對村級選舉所採用的制度和人大系統的制度改革，自1990年代以來持續出現了許多樂觀乃至一廂情願的預測，認為它們有上行趨勢，但是，正如剛剛分析過的，並沒有任何不作假的跡象顯示村級選舉的制度和人大系統的改革在被推介給地方，更不用說在全國黨代會上實行了。至於所謂「溢出」效應的預言，現在看來，甚至連做出承諾的暗示都沒有。 (52) 恰恰相反的是，村級選舉的改革勢頭和民主精神現在已經開始表現出停滯甚至倒退的症狀。 (53) 像村級選舉這樣的改革，現在也同樣被吸納進了現有的制度框架，而不是在打破這一框架；這些改革實際上是在為威權主義體制服務，而不是挑戰這一體制——現在下這樣的結論也許為時過早，然而，倘若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那就進一步確認了本書此前所討論過的內容，即：制度操控同樣能夠在宏觀政治的結構中上演，以致於制度可以被結構性地操控，而不僅僅是被運作性地操控。看似民主的形式被用來服務於威權主義合法化，因此，矛盾之處在於，對某些民主形式的採用，反而意味着對民主轉型的抵制。換言之，只要制度操控在起作用，威權主義就可以成功地調用這些有限的民主形式來達到獲取合法性的目的，而不是將其合法性的根基轉移到一套在根本上是民主的程式上來。這樣的觀察並不否認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的體制有可能通過漸進式的轉變走向民主，但它徑直否定那種對政治改革的天真理解，這類理解認為任何民主形式的引進，哪怕僅僅是口頭上的引進，將會帶來整個體制的民主轉型。

註釋

(*) 朱生豪譯文為：「你們到底是幻象呢，還是果真像你們所顯現的那樣生物？你們向我的高貴的同伴致敬，並且預言他未來的尊榮和遠大的希望，使他仿佛聽得出了神。」這裏據原文加以改譯，以更見引用之意。

(1)  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Syr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2)  例見Schatzberg,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Middle Africa.

(3)  屬於各種新制度主義的研究很多，而本項研究及這裏的討論所採用的是「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傳統。關於新制度主義的一些綜合性研究，見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78 (1984), pp. 734-49;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eter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 48, 5 (1996), pp. 958-62; B. Guy Peter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ld and New,” in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 pp. 205-20. For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see, for example,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lizabeth Sander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Rhodes, Binder, and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pp. 39-55.

(4)  例如，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David E. Apter, “Discourse as Power: Yan’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pp. 193-224.

(6)  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頁16。

(8)  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頁17。

(9)  除了以下討論的文獻，另見K. C.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  Kung-chuan Hsiao, 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 Vol. I: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Sixth Century A.D. , translated by F. W. Mo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0.

(11)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68.

(12)  例見，George B. Carson Jr., Electoral Practices in the USSR (New York: Praeger, 1955); Max E. Mote, Soviet Local and Republic Elec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65); Friedg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SR , especially pp. 71-77. Also, Frank Dinka and Max J. Skidmore, “Functions of Communist One-Party Elections: The Case of Czechoslovakia, 1971,”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88, 3 (1973); Alex Pravda, “Elections in Communist Party States,” in Guy Hermet, Richard Rose, and Alain Rouquie eds., Elections Without Choice (London: Macmillan, 1978).

(13)  以下是做出這些術語建議的一些例子：關於「實質民主」，見Richard Joseph,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fter 1989: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isa Anderson e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7-60;關於「非自由的民主」，見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關於「選舉性威權主義」，見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6);關於「競爭性威權主義」及對「混合政體」的系統性研究，見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  Andreas Schedler, “The Ma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 13, 2 (April 2002), pp. 36-50.

(15) 中國出現了大量這方面的研究。例見，林尚立：《黨內民主：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王貴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曾峻、梅麗紅：《歷史與經驗：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攻堅》；林良旗主編：《民主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如何走向未來》（北京：五洲出版社，2012）。

(16) 例見，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攻堅》。

(17) 選編組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彙編》，頁330。

(18) 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頁236-7。

(19) 李志宏：《關於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工作的調查》，《黨建研究內參》，第2期（2003），頁6-8。據此文透露，這些試點包括台州市椒江區（縣級）和浙江省紹興市（地級），那裏的試驗分別始於1988年末和1999年初；後來開展試點的還有黑龍江省林甸縣、肇東市，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礦區、晉中市榆次區、洪洞縣、和順縣，浙江省永嘉縣、里安市，河北省辛集市，湖南省衡山縣。

(20) 盧先福：《當前黨的建設的幾個重大問題》，《理論動態》，第1531期（2001年6月30日），頁8；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 2473870.html，2004年4月29日瀏覽。

(21) 五個仍在繼續中的試點分別是浙江紹興、里安、椒江，和山西榆次和和順（李志宏：《關於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工作的調查》；人民網：http://www. 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473870.html）。沒有關於其他試點何時或為何停止的資訊。

(22) 李忠傑：《加強對黨代會歷史的研究》，頁10。這事實上幫助解釋了為何後天安門時代第一波提倡這種安排的文獻在2001年出現，一些例子已在上文引用。

(23) 例見，劉益飛：《試論黨員主體參與黨內事務的制度創新》，《理論動態》，第1530期，（ 2001年6月2日），頁4-6；盧先福：《當前黨的建設的幾個重大問題》，頁7-8。一種謹慎的看法，例見，林尚立：《黨內民主》，頁293。

(24)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李忠傑：《加強對黨代會歷史的研究，》頁10。那時試點已經擴展至廣東、湖北、四川以及浙江的一些縣市。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 shizheng/1026/2473870.html.

(25)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15中國出現了大量這方面的研究。例見，林尚立：《黨內民主：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王貴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曾峻、梅麗紅：《歷史與經驗：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攻堅》；林良旗主編：《民主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如何走向未來》（北京：五洲出版社，2012）。

(26) 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攻堅》，頁17、70-2；王貴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頁15-16；高新民：《論黨內民主》，《中央黨校報告選》，第3期（2009），頁46-7。

(27) 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攻堅》，頁17、70-2；王貴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頁15-16；高新民：《論黨內民主》，頁46-7。

(28) 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攻堅》，頁17、70-2；王貴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頁15-16；高新民：《論黨內民主》，頁46-7。

(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各種版本。另見，蔡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頁27。

(30) 轉引自李志宏：《關於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工作的調查，》頁6。

(31) 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載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90-1。

(32)  O'Brien, 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33) 李君如主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75。

(34) 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攻堅》，頁18。

(35)  Staffan I. Lindberg ed.,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36)  關於抗議者對民主改革的呼籲，例見，Han, Cries for Democracy .

(37)  He Baogang, “Intra-Party Democracy: 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 from Below,” in Brodsgaard and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 p. 207.

(38)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 p. 140.

(39)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頁138-40。

(40) 李君如主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175。

(41) He, “Intra-Party Democracy.”

(42)  例見，Gerald L. Curtis, The Logic of Japanese Politics: Leaders, Institutions, and the Limits of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2; Louis D. Hayes,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Politic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5), 4th ed., pp.75-88; Masaru Kohno, Japan's Postwar Party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43)  Curtis, The Logic of Japanese Politics , Chapter 4; Hayes,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Politics , pp.111-9, 124-31.

(44)  例見，An Chen, “Socio-Economic Polarization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 18, 2 ( June 2002), pp. 53-74.

(45)  Pierre F. Landry, Deborah Davis, and Shiru Wang,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Competition Without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43, 6 (2010), pp. 763-90; Gunter Schubert, “One-Party Rule and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Setting up a New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17, 54 (February 2008), pp. 191-204.

(46)  Linz,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p. 291.

(47)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 pp. 393-409.

(48)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 p. 182.

(49)  例見，Giuseppe Di Palma,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Nancy Bermeo ed.,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rt IV.

(50)  Padma Desai,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The Design and Dilemmas of Soviet Refor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Stephen White, Gorbachev in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1)  關於中國農村選舉的文獻極其豐富，例見Melanie Manion,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90, 4 (December 1996), pp. 736-48; M. Kent Jenning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91, 2 ( June 1997), pp. 361-72; Lianjiang Li, “The two-Ballot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 Subjecting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to a Popular Vote,” China Journal , 42 ( July 1999), pp. 103-18; Tianjian Shi,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 Tactics fo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 51, 3 (1999); Kevin J. O'Brien, “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 27, 4 (2001); Jean C. Oi and Scott Rozelle,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 China Quarterly , 162 (2002); Linda Jakobson, “Local Governance: Village and Township Direct Elections,” in Jude Howell ed., Governance in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pp. 97-120; Baogang He, Rural Democracy in China: The Role of Village El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Elizabeth Perry and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見本書第一章註1 。關於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例見，Young Nam Cho,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Ming Xia,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一項最新的關於中國政治制度變化的綜述，見Joseph Fewsmith,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2)  關於這種「溢出效應」的討論，例見Cheng Tun-jen and Gang Lin, “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8), pp.161-83, especially pp. 172-4.

(53)  John James Kennedy, “The Face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 Real Versus Cosmetic Elections,” Asian Survey , 42, 3 (2002), pp. 456-82; Yawei Liu, ‘Local Elections: The Elusive Quest for Choice,’ in Fewsmith, China Today, China Tomorrow , pp.165-79.

補記　對中共十九大新規的制度分析

學術研究的實證基礎，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加上漫長的研究、思考、寫作過程和緩慢的評審、編輯、出版等程序，等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與讀者見面的時候，在這個節奏越來越快、記憶越來越短、思考越來越輕淺的世界上，則難免有明日黃花之感了。本書英文原稿完稿於2014年10月，出版於2015年9月；中文譯稿則完稿於2016年10月。在這之後的2017年10月，中共舉行了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九大」）；這是本書研究對象的最新發展。那麼，對於中共黨代會這一制度來說，十九大有沒有什麼新的發展、新的狀況？如果有，它們對本書的分析和論點，是否提出了挑戰或補充，又是否作了什麼新的揭示？這篇補記，目的即在於回答上述問題。

可以肯定地說，中共十九大的召開，再次印證、支持了本書的全部主要論點，這包括制度操控、象徵性表演、確認性合法性對威權主義的重要性、所謂黨內民主的虛妄等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論點，也包括對於中共黨代會在開會、選舉、報告、討論、黨綱制定、黨章修改等主要運作方式的觀察和結論。就制度發展史的眼光來看，十九大沿承了十四大以來中共黨代會的歷史發展階段，具備後天安門時代中共黨代會的主要特徵。因此，本書的相關分析，都適用於觀察、分析和理解中共十九大。

不過，十九大不是沒有新東西。事實上，從政治的（而非單單制度的）角度來看，每屆中共黨代會都具有獨特的重大意義。本書強調政治與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互動的視角下來觀察特定的某屆黨代會，關心的重點應該在於兩個層面：其一，本屆黨代會要在特定背景下實現什麼樣的政治目的；其二，在落實政治權力對於黨代會這一正式制度的操控從而實現這樣的政治目的中，本屆黨代會的制度運作有什麼獨特之處。下面，這篇〈補記〉就將從這樣兩個層面來分析十九大，着眼政治特點，落腳制度操控，以理解中共十九大在操控黨代會實現當政者政治目的的過程中，給中共黨代會作為特定制度的運作打下了什麼新的烙印。

十九大的政治目標：確認習近平的權力集中

整個中共黨代表大會這一制度，就像本書所強調的，實質就是精英之間權力再分配之後要完成的確認性合法化過程。也就是說，權力再分配並不是在黨代會上完成的，而是在此前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幕後行為完成了，但這需要在黨代會上通過代表的參與和背書來確認，從而宣稱這種權力分配具有了全黨確認和接受的合法性。從十四大以來，就是1989年天安門鎮壓以後，中共一直在尋求建立其精英政治範圍內的某些成規，包括權力的代際交替、最高領導層如何組成、派系之間的平衡等這些方面的一些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則。在更大的背景上，這與1989年天安門之後、世界共產主義垮台的局勢有關。概括地說，上述局勢發展，使得中共本來具有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所謂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所建立的人民政權這樣兩項最為基礎的政治合法性資源受到根本削弱。於是，在鄧小平主導下，中共轉而借助資本主義全球化，不惜代價致力經濟發展，以此獲得新的合法性資源；但這逐漸激化了兩個重大矛盾：一個是中共黨國政權的掠奪、腐化、濫權在不斷激化它與民眾之間的矛盾，再一個就是由於失去了意識形態束縛，並因為物質利益的賭注迅速加大，還有天安門鎮壓以武裝手段解決高層路線爭端的遺產使得黨內鬥爭「叢林化」，因而精英內部利益爭奪也大大激化。 (1) 當然，威權主義政體本來就有一個死結，那就是最高權力繼承問題周期性出現而很難得到和平解決。中共十四大以後的所謂制度化，也就是逐漸建立了某些成規，首要着眼點即在於解決精英政治層面的上述矛盾。到鄧小平去世後的中共十五大江澤民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再經十六大平穩地將最高職務轉交胡錦濤，可以說，這些成規獲得了一定權威性，在運作中暫時但有效地緩和了精英政治中的諸種矛盾。

但是，這些不涉及權力來源等根本問題的「後天安門精英政治成規」，無法解決威權主義政治的基本困境。在最高權力分配上，這種困境，就是本書所指出的「合法性赤字」（參見本書第二章）。中共十八大前夕，當預期在任黨魁胡錦濤將要交出最高職位的時候，黨內最高權力的再分配遇到了嚴重挑戰，從而導致從薄熙來、周永康到徐才厚、令計劃等一系列高層領導人被逮捕，出現了毛澤東時代之後從未有過的大面積政治清洗。習近平在十八大接掌中共最高權力後，借助強力反腐、軍隊改制等舉措，不斷加速個人集權，努力走上某種結合毛澤東政治路線與鄧小平經濟道路的方向，試圖以新的政治強人姿態來壓制、消融和解決國家社會矛盾和精英內部矛盾。中共十九大，是習近平所主導的第一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十九大，習近平的權力集中必須得到黨代會的認可，並為今後進一步權力集中獲得合法化的基礎，這就是中共十九大的特定政治目的。

十九大的制度運作（一）：表象與實質

為了實現以上政治目的，中共領導層必須全力實現對於十九大的制度操控。如同本書所說，中共黨代會本身就是一個制度操控的大戲；而這套制度操控的種種做法，歷經早期黨代會的肇始、毛時代的發展和創造（特別是七大在這方面的貢獻——下文我們將會看到，十九大如何回頭向七大學習某些當時所發展的制度操控手段）、後毛時代的改革嘗試和後天安門時代對於這些嘗試的反制措施，已經十分成熟、完備了。所以，基本上延續過去的做法，就可以達到成功操控十九大的目的，從而完成上述政治任務。本書的全部實證內容，都是在討論這些制度操控的做法；這些做法，特別是第三章的概述和第六章關於十七大、十八大的綜合分析，都適用於十九大，這裏就不必重複了。但是，十九大的運作，也有一些新的細節，這裏將結合本書的制度操控理論來加以分析。

為了涵蓋十九大，本書在中文版編輯的最後階段上，對大約十張原有表格做了補充。從這些補充可以看出，十九大在這些表格所涉及的方面僅有微小的做法變動。這裏不妨按照本書原有表格的序號來看看這些變動：

表3.4 增列了十九大代表人數。與此相關，十九大有兩項不同。一點很微小，就是對於以前被稱為「列席代表」的人員，不再明確稱之為「列席代表」，而是含混其詞，僅說「列席」。 (2) 應該說，這就避免了過去的自相矛盾：「列席」應該就不是「代表」。當然，這種改動很皮毛，無關實質運作。捎帶提一句：另有74名特邀代表出席十九大，而與此前幾屆的黨代會一樣，「特邀代表享有代表同等權利。」 (3) 相關分析，請參見本書第三章。

另一點變動卻具有相當大的實質意義。表3.4 列出的十九大代表人數是2,280名，但是，根據官方報道，此前「全國各選舉單位選舉產生並經中央批准公布代表共2,287名」。在公布名單之後的大約半個月的時間裏，「經審查，確認2,280名代表資格有效。」 (4) 這就是說，有七名本來已經當選並得到中央批准的代表，在代表資格審查中被取消了代表資格。就目前能夠獲得的材料看，這很可能是幾十年來多屆黨代會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本書第三章有專節分析黨代會的代表資格審查，特別指出最近多屆黨代會在這方面有「走形式」的趨向，並舉出了十八大代表李春城為例：李在十八大結束三個星期之後即因腐敗案被調查，這說明十八大的代表資格審查徒具形式。顯然，十九大對於代表資格審查的做法有了某些改變。

當然，具體改變的內容是什麼，我們沒有相關信息。可是，不難看出，這種改變應該是與十八大以來當政者強力推動反腐運動相關聯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具有豐富的政治內涵，其中既有比如清洗政敵在內的權力鬥爭考量，也有包括約束精英隊伍、緩和官民對立等政治、社會因素。 (5) 如前所述，十九大的政治目標之一，就是確認習近平十八大之後五年來的施政方向和相關舉措。因此，為習近平反腐作黨內最高決策機構的背書，當然是十九大的既定任務。在這個意義上，把反腐引入十九大代表的資格審查，包括利用反腐繼續清洗政治上不被最高領導層所信任的代表，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追溯歷史，可以看到，十九大在代表資格審查上與七大有某些類似之處，那就是有代表當選之後因為資格審查而被褫奪代表資格。本書第三章關於代表資格審查的專節，事實上主要就是在研究七大的相關做法。當然，十九大在這方面的動作幅度比七大小得多。這也許可以用下列不同來解釋：七大是毛澤東創建相關制度的時刻，而毛當時在政治和權力的領域所遇到的挑戰可以說仍然是很大的；十九大儘管是習近平試圖打破某些成規而實現個人集權的重要站點，但這些成規在中共黨代會的相關制度體系中還是相當邊緣的東西，習所面臨的權力挑戰也沒有那麼強大有力。

從表3.4 中還可以看到，相比十八大的40個代表團，十九大改為了38個。根據官方報道，這些代表團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代表團以及中央直屬機關代表團、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團、中央企業系統代表團、中央金融系統代表團、解放軍代表團、武警部隊代表團和台灣省籍黨員代表團。 (6) 十七大時也是38個代表團，但是，十九大的38個代表團的內涵卻與十七大不盡相同。十七大時，武警沒有單獨組團，而是作為解放軍代表團的一部分；十九大則延續了十八大的做法，武警單獨組團。同樣根據官方消息，這38個代表團的代表，是由40個選舉單位產生的。 (7) 這意味着，有兩個選舉單位，雖然各自單獨選舉產生了自己的十九大代表，但是沒有各自組成單獨的代表團。我分析，這兩個選舉單位是香港和澳門。從本書原來的分析可以看出（參見第三章註釋198），十七大時香港團和澳門團在會議期間實際上是編入中直機關代表團進行活動的。那就是說，十九大延續了這個做法，並把香港、澳門各自單獨組團的形式主義做法從名義上也取消了。

本書第三章專門討論了代表團的作用，並強調了代表團及其分組的規模問題。十九大（從名義上）減少了兩個代表團，並不影響本書的相關論點。參考表3.7 可知，新一屆黨代會某個代表團的規模，與上屆同一代表團的規模相比，不過僅有兩三個席位的出入。如果按平均規模，則十九大2,280名代表分為38個代表團，平均一個團為60人。這比十七大的58.2人和十八大名義上的56.7人（考慮香港團和澳門團實際上並不單獨活動，實際上平均59.7人）並不增加多少。何況，代表團內還分組，而如同本書所發現的，分組活動是代表在會議期間的主要活動方式。這就是說，從人數來說，進行操控的難度沒有增加。

為了跟蹤最新發展，本書第六章闢有專節，以十八大為例，討論了「今天的黨代會選舉如何進行」。現在，最新的案例當然是十九大了。不過，那一節的相關論述，仍然適用於十九大，只是具體的時間和人名不同而已。非實質性的改變也有一些，但都恰恰進一步支持了本書的相關論點。比如：中共十八大於2012年11月召開，但中共領導層早在2011年7月就開始了「兩委」（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遴選的過程，這遠遠早於2011年11月才開始進行的十八大代表選舉（相關註釋見第六章）。而十九大將這個過程進一步提前，2016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即舉行了專門研究十九大人事準備工作的會議，成立了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總書記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 (8) 本書認為，這是在位領導層的一種戰略，可以加強黨代會選舉過程之前由領導層名正言順主導的所謂協商，從而削弱黨代會上代表由黨章所賦予的自主權利。因此，十九大準備期間這種對於時間表的進一步提前，可算是強化操控的一種努力。

又比如說，十九大之前，「按照中央統一部署，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先後組建46個考察組，分批對31個省區市和124個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金融企業、在京中央企業等單位進行了考察。中央軍委也派出10個考察組，對全軍29個大單位和軍委機關戰區級部門進行了考察。」在這個基礎上，「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先後召開七次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先後召開六次會議，逐一聽取各考察組的匯報，研究提出了十九屆『兩委』候選人預備人選建議名單。」 (9) 這個過程與本書記述的十八大相關過程高度類似。本書對此已有討論，並指出：這說明黨代會代表根本不具備實際上的對於中央委員會委員等的提名權。 (10)

十九大的制度運作（二）：新遊戲與舊規則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十九大的相關做法，也出現了一項具有指標意義的改變，那就是官方媒體報道所稱的，「不搞『大會海推』『劃票打勾』，代之以深入的談話調研。」官方強調，「這一變化集中體現了十九屆『兩委』人事準備工作的理念創新。」 (11) 這個改變，是習近平提出的。 (12)

為什麼要進行這樣的改變呢？據介紹，以往考察工作第一步是召開省區市黨委全委（擴大）會議，進行投票推薦。而這種被稱為「大會海推」「劃票打勾」的辦法，根據官方現在的說法，「由於信息不對稱，很多人投關係票、人情票，選出來的不一定都是最優秀的幹部，而且帶來拉票、賄選等諸多弊端，甚至催生出『期權』『期貨』交易。」 (13) 在中央政治局等所謂領導機構的產生過程中，十九大也同樣作出了這種改變。據稱，「黨的十七大、十八大探索採取了會議推薦的方式，但由於過度強調票的分量，帶來了一些弊端：有的同志在會議推薦過程中簡單『劃票打勾』，導致投票隨意、民意失真，甚至投關係票、人情票。中央已經查處的周永康、孫政才、令計劃等就曾利用會議推薦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而十九大「用個別談話調研的形式，在一定範圍內面對面聽取對中央領導機構人選的推薦意見和有關建議，這是十九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醞釀提名工作的重大創新。」 (14)

值得指出的是，這是中共官方首次證實，在十七大、十八大的高層領導機構產生過程中，採取過模擬投票的推薦方式。當然，此前的相關報道，早就披露了這種模擬投票曾經在所謂「兩委」推薦過程中被採用。 (15) 本書第六章在相關分析，已經指出這種所謂「民主」的虛假；現在，中共官方信息來源則進一步證實了本書的分析。所謂「黨內民主」，哪怕採取了投票的方式，也依然是在被操控之中。

但是，十九大的相關改變，只是從一種操控手法改變為另一種操控手法，而且是更為傳統、更具上層主導的操控手法。在十九大實行的所謂「談話調研」中如何操控，目前還看不到具體的材料，但是，從原則上說，下列幾點是明確的：第一，談話範圍不大，相比中共整個黨的龐大規模更是很小很小；在這個極為窄小的範圍內收集意見並將之作為全黨意志的體現，根本上是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的。第二，如同上述所引報道強調的，關於「兩委」人選的談話調研是在習近平為組長的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的領導下進行的，而關於更高領導機構人選的談話調研則是「在習近平總書記直接領導下進行」。這就是說，現任領導層和最高領導人完全主導這些過程。第三，可以想像，從確定誰參加談話、誰被談話、談什麼、怎麼談、被談話者如何考量這個面對上級領導乃至最高領導人的機會並由此掂量自己要表達的看法、談過之後高層又是如何吸收談話中提出的意見，都是很容易被操控的。第四，在不存在制度化的政治競爭的情況下，可能的政治對手只能被得勝者抹黑，不可能平等地得到在任領導人所享有的那種與下屬談話的機會。

從所有上述幾點來看，都不能說「談話調研」具有民主要素。事實上，十九大前的在任領導層之所以採取這種改變，就是為了「不能讓選票把黨管幹部原則架空了」。 (16) 本書的一個中心論點，就是與中共黨代會相關的選舉過程總是從制度層面被操控的。也可以說，本來是民主制度要素的選舉，與威權主義的制度操控之間，存在複雜、微妙的張力。對於選舉的操控總是很麻煩的，而這樣的操控必定是黨內領導層所為；在領導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加劇的情況下，操控的結果必然有利於某些領導人而不利於另外一些領導人。已經在操控某些機制上佔據先機的領導人一旦在政治鬥爭中落敗，這些機制也會隨之被廢置、替代、甚至污名化。十七大、十八大之前的所謂「大會海推」機制，如同相關報道所提及，應該是與令計劃等當時主導中樞運作的領導人聯繫在一起的；在權力鬥爭中擊敗了令計劃等人而完全主導了十九大的習近平，另闢蹊徑來運作制度操控，便是題中應有之義。應該指出的是，雙方都試圖佔據「民主」話語的合法性高地，但在實踐中卻都採取制度操控來實現權力目標；如同本書一直強調的，這正顯示了當代威權主義在政治合法性上的困境，那就是不能完全拋開民主的話語和宣稱為「民主」的一些舉措，但又要想方設法殺死民主的精義。千變萬化，宗旨不外一個：把自己非經民意授權的權力，經過種種制度操控的把戲，宣稱為是「正確地」代表了「民意」的。

所謂「談話調研」，也並不是什麼新發明。本書第三章在〈模塑代表們的思維〉一節中，曾經論及毛澤東在七大前如何密集地與七大代表個別談話，並引用薄一波的回憶：薄到達延安第二天，毛就與他做了長達八個小時的談話。事實上，中共官方宣傳也強調十九大「談話調研」的傳統色彩，並提及「延安時期，黨組織為了解幹部情況，晚上提着馬燈翻山越嶺找幹部談話，一談就是一宿」，由此讚揚「今天，黨的優良傳統又回來了。」 (17)

那麼，為什麼我這裏還說這個改變具有指標意義呢？這要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本書把中共十四大以來的幾次黨代會劃為一個階段，即對於十二大、十三大的有限民主嘗試採取反制措施的階段。這些反制措施有兩方面的特徵：一個是回頭借鑒毛時代的很多做法，加以弘揚；再一個，則由於社會政治宏觀變化、黨內外民主意識有所覺醒、中共領導人的合法性資源進一步削減等各種新的因素的作用，這種反制往往採取發展和創新制度操控來閹割十二大、十三大所引進的有限民主措施的辦法，而不是根本廢置和污名化那些有限民主舉措。後者的一個突出例子是，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共黨代會通過精微的制度操控，來閹割差額選舉的實質意義，但卻不是一舉廢置差額選舉。本書在第六章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分析。十七大、十八大所謂「探索」會議推薦的方式，也是循着後一思路所發展出來的舉措，用意在於操控所謂「模擬票選」來凝聚精英內部對於權力再分配的共識，或者至少是把某些枱面下運作出來的共識加以合法化。同時，近年來，中共也在不斷強化毛主義傳統，到十八大習近平上台以來尤其如此。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中共這種強化毛主義傳統的總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從這個角度看中共黨代會的制度發展，則也許十四大以來的歷史階段已經結束，反制前一階段有限民主嘗試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中共將努力在新情況下借鑒、發展和創新毛主義、特別是七大的許多做法，進一步明確而強硬地對抗任何哪怕僅具空洞說辭意義的民主形式。如果這些努力繼續獲得新的、更為重大的進展，在政治上並將成功服務於新的政治強人把個人集權帶入毛後未有的新高度，中共黨代會的運作可能又將進入另一新的歷史階段。

註釋

(1) 對於這些發展和矛盾的論述很多。筆者的相關看法，見吳國光：《改革的終結和中國的未來》（台北：橙品出版社，2007）。

(2) 十九大主席團第一次會議的官方報道說：「會議還通過了列席和來賓事項。中央決定，邀請黨內有關負責同志和部分黨外人士列席大會。列席大會的有：不是十九大代表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不是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的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以及其他有關同志，共405人。」見新華網：〈黨的十九大主席團舉行第一次會議〉，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17/c_1121817850.htm，2017年10月17日發布，2018年2月15日瀏覽。

(3) 新華網：〈黨的十九大主席團舉行第一次會議〉。

(4) 新華網：〈黨的十九大主席團舉行第一次會議〉。

(5) 我在另外的地方對此提出了一個「三三」架構的分析框架，試圖理解習近平反腐的多種涵義。參見吳國光：〈習近平反腐與中國政治不確定性的增加：一個分析框架及相關討論〉，《當代中國研究》，第24卷2期（2017），頁83-99。

(6) 新華網：〈出席黨的十九大的38個代表團全部報到〉，http://www.xinhuanet. com/2017-10/16/c_1121812249.htm，2017年10月16日發布，2018年2月15日瀏覽。

(7) 人民網：〈中組部負責人就黨的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情況答記者問〉，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001/c1001-29570819.html，2017年10月1日發布，2018年2月15日瀏覽。

(8) 新華網：〈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誕生記〉，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4/c_1121850995.htm，2017年10月24日發布，2018年2月19日瀏覽。

(9) 新華網：〈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

(10) 十九大代表的選舉過程，像十八大一樣，也是在前一年的11月，「開始啟動」的。見人民網〈中組部負責人就党的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情況答記者問〉。

(11) 新華網：〈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

(12) 新華網：〈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

(13) 新華網：〈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

(14) 新華網：〈領航新時代的堅強領導集體——党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6/c_1121860147.htm，2017年10月26日發布，2018年2月19日瀏覽。

(15) 人民網：〈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選舉差額比例為9.3%〉，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2/1115/c1001-19584526.html，2012年11月15日發布，2012年11月15日瀏覽。

(16) 新華網：〈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

(17) 新華網：〈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