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帝國

作者❖瑞斯札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

譯者❖胡洲賢

總編輯❖郭寶秀

責任編輯❖巫維珍

協力編輯❖黃美娟

發行人❖凃玉雲

出版❖馬可孛羅文化

100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56-0933

發行❖英属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141號2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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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2：00：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輸出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8年10月

定價❖380元

Copyright©2007 Ryszard Kapuściński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gencja Literacka Puenta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08 MARCO POLO PRESS,

A DIVISION OF CITE PUB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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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他給了我們一座寶山

張翠容（《中東現場》作者）

閱讀過這一本《帝國》，在掩卷的一刻，作者在前蘇聯幅員甚廣的一大片土地上，所完成的孤獨行旅，從西伯利亞，到外高加索，再深入中亞，一步又一步的走過來，一筆又一筆寫成的報告，仍然在我腦海裡迥盪著，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氣，啊，好一部氣勢磅蹲的作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

曾獲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卡普欽斯基，早就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他不一樣的採訪技巧，不一樣的寫作風格，不一樣的洞察能力，完全攫住了大學時期的我，影響之深直至現在。

他在《帝國》的自序說：「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而事實上，他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凶險之地，曾見證了二十七次革命，多番死裡逃生，他的文字依然蘊含濃濃的人文色彩，極富詩意，他不僅帶領讀者走到新聞現場，並且這還是一趟歷史之旅，同時又是文學之旅。行文當中更讓讀感受到那一點點的人生哲理。

如此豐富的筆觸令這一位波蘭記者在世界享譽盛名，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等待至今（二〇〇八年十月）終於出現由馬可孛羅出版的第一本中譯本《帝國》。可惜的是，他已於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離開了他曾經熱情擁抱的世界。波蘭舉國上下掉進難過的沉默，因為卡氏已被視為波蘭國寶。

卡普欽斯基真是一個異數。他工作於共產時期的波蘭通訊社，卻能夠突破其規限而寫出富有人性又中肯全面的報導；他的採訪態度有異於西方主流，卻仍然能夠打動西方同行而獲尊榮。

例如，他可以在他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甚至沒有與人交談一句話，他認為，有時，選擇細心的去看、去聽、去感覺，比與當地人滔滔不絕來得更重要。因此，他不愛寫筆記，也不愛與被採訪者糾纏於難解的問題上，亦不會振筆疾書，記下答案，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採訪者的說話，不，他從不會這樣做，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當他描述在戈巴契夫推出改革之前的蘇維埃，人民有一種獨特的抗議方式，他們是「透過沉默表達意見，而不是用言語……何處該出席，何處該缺席，當被迫參加集會時，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而結束時，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

人民就是用這種非比尋常的沉默，迫使當時自大的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待。在此，讀者對卡普欽斯基的敏銳觀察無不讚嘆，這不是慣於以最短時間做最多訪問的西方記者所能比較的。卡氏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總愛某一地方某一次漫長的旅程，然後，一次徹底的凝視。這不期然使我想到柏拉圖的話語：「如果你曾凝視，那就必須曾凝視至靈魂深處。」（If you gaze,you have to gaze into the soul.）

毫無疑問，卡氏做到了，因此正當大家驚訝蘇聯突然崩潰之際，他則可以告訴我們，蘇維埃不是一夜之間瓦解的，其瓦解早有預兆，而且記入了他的報告之中。

卡氏指出外表看來穩定持久的蘇聯體，其實早已出現裂痕，就以其電話法令來說，這即是在政府內上司向下屬依靠電話，而不是文件傳達指令的特點，其目的便是使責任歸屬無以查證，而下屬也是以電話來徵求上司意見。

可是，當蘇聯跨過九〇年代，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越來越少，這表示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蘇聯的中央集權快將無以為繼。

卡氏喜歡從小處看大處，其細微的觀察總帶點黑色幽默，令到《帝國》的寫作趣味盎然，這亦是他的特色之一。

讀者跟著卡氏解構歷史的迷宮，化解克里姆林宮的魔法，並走進蘇聯時期的尋常百姓家，隨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體會到改革非如此不可。當一般平民無奈地向卡氏表示：「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然後治療恐懼的特效藥大量湧現，此時，帝制社會便不能不屈服於改革的面前了。

這就是卡普欽斯基，他的一支筆猶如一把手槍，純熟的技巧令他可以細緻地一層層的解剖，其細緻程度迫使讀者穿越他的故事的現實，在流轉的現實裡看到永恆，正如他所說：「國家猶如一個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

無論他寫蘇維埃，或是非洲，又或是中東，都可能讓讀者閱到一個共通的劇目：權力的結構與大環境互有關聯。當然，他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與他的文學功力不無關係，不要忘記，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呢！

卡氏曾表示，文學與讀者之間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便是透過閱讀的藝術建立起來，那麼，閱讀的藝術是什麼？就是閱讀文本以外的文本，在這方面，卡氏說，俄羅斯人可稱得上是偉大的讀者。

沒錯，當我們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時，必須準備好，就是把我們的心空出來，才能走進卡氏的「寶山」裡，體驗一次別有洞天的旅程，同時重投人文價值的懷抱之中。

譯者序 見證痛苦，也見證希望

胡洲賢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我與家人聚餐，不是刻意，卻湊巧碰上台灣政黨的再次輪替，餐桌上杯觥交錯，窗外煙火燦爛，然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想起三月初才交出去的一份譯稿，一份譯了近半年，直到交出去的那一刻，依然不斷牽動著心緒的稿子。

每當別人問起我從事的行業，總很難在一時半刻中說個清楚，明明是單純的文字工作，以翻譯為主，卻經常心虛的口吃，只因為比誰都清楚，這實在是是一份「不可能」的工作。

這樣的感覺，在初次接觸到卡普欽斯基《帝國》的英譯本時，格外深刻。如果說，平常的英譯，已經是一份不可能的工作，那麼翻譯從波蘭文翻譯過來的英譯本，是不是雙重的「不可能」？更何況，卡普欽斯基雖是舉世公認堪為波蘭國寶的記者、作家與詩人，在其數十年的記者生涯中，見證過二十七次革命事件，四度被判死刑，曾經連續多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成為大有希望獲獎的候選人，惜終未如願，但國內卻從未得見他的作品，身為一個總是站在幕後的譯者，到底要如何下筆，才能承擔起卡普欽斯基作品首本中文譯作這樣的千斤萬重？

我在網上搜尋，看到了與卡普欽斯基一樣從「記者走上文學之路」的好友張翠容，在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發表於她的部落格「真實筆記」中，悼念剛於一月二十三日過世的他的一篇文章，書都還沒譯呢，我已經拿起電話打到香港去，告訴翠容我是多麼的榮幸，卻又是多麼的惶恐……同時也在心中暗暗決定：等譯稿完成後，一定要拜託翠容寫篇序。

之後，我出了場小小的車禍，雖曰小，卻無可避免的影響了日常的生活與排定的工作，但也因為行動不便的關係，讓我能夠定下心來將《帝國》看了一遍又一遍。而每一次看，都讓我恨不得腳傷快好，可以早一天回到電腦前開機工作，這樣的心情，對於翻譯已久的我而言，已經多時不見了。我相信，那是卡普欽斯基字裡行間的感染力所致。

等到開始翻譯後，整個過程中，沒有一天，我不是帶著激動的心情敲擊著我的鍵盤，只恨十指的速度永遠趕不上腦筋的轉動，而每一天工作的結束，幾乎都是因為我覺得當天的「震懾量」已經過度，熱燙的眼眶讓我無法再面對螢幕上的文字。這哪裡只是單純的文字？每一個字、每一行、每一段、每一頁，你都可以看到佔地超過兩千兩百萬平方公尺，陸地邊界線綿延四萬兩千公尺長，遠比赤道還長的蘇聯境內的苦難和痛楚，那些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哈薩克人、阿爾及利亞人、布里亞特人等等的鮮血與眼淚。

每每我關了電腦，走出房間，還是甩脫不開卡普欽斯基筆下的「帝國」，那個在他七歲便初逢，卻跟大部分的世人一樣，完全無法相信有生之年會看到她崩潰瓦解的龐大政治體。而糾纏著我，甚至追到深夜夢裡的也不僅是卡普欽斯基和英譯者克拉拉·可羅茲瓦斯卡（Klara Glowczewska）雖然淺顯，卻訴說著最深刻真相的文字，還有因為資料的不足，那一長串的人名、地名、種族名和宗教派別，更遑論背後的故事和歷史了。

這，到底是蘇聯長期對外封鎖消息，或是我們島內近年來的鎖國所致？

而我的才疏學淺，自然是無法推諉的最大原因。（特別感謝高钰茹、繆靜玫、張孝仁及王懿琴四位好朋友在資料查詢上的大力幫忙，譯本中參考資料的周全，全靠他們不吝協助。）

就在這樣複雜的心緒之中，我跟著卡普欽斯基的文字，將帝國下的大地走過一遍，面對他所見所思，他從來不加一字批判，永遠冷靜與客觀，反而是我這個「二度」譯者因為他說及幼時經歷同胞的被驅逐出境後，人人自危的恐懼：

「晚上母親就不再讓我們脫下衣服，鞋子可以脫下來，可是要擺在我們身旁，外套放在椅子上，以便眨眼間就可以穿上，原則上我們是不准睡著的……理所當然的，在掙扎和推擠之間，我們都陷入了夢鄉，但母親是真的沒睡，她會一直坐在桌邊，耳邊盡是街上的沉默，要是在這沉默中響起了某人的腳步聲，母親就會一臉蒼白，這個時候出現的人是敵人……」

因而情緒翻騰，光是想像著若是周遭的孩童得夜夜懷著隨時有人來撞門的驚悸入睡，就已經坐立難安，或者看到他為種族衝突所做的以下描述：

「對亞美尼亞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對亞塞拜然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在錯誤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甚至只是說：『那兒有問題』（或是『那兒沒有問題』）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吊死、石頭丟死、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

對照於島上長期操弄出來的民粹與種族對立情結，讓人對於總是無法反省的人類歷史，終究都只能無言以對！但我始終相信，他的一顆心比誰都還要熱烫，還要溫柔。

雖然，卡普欽斯基還未來得及等到中文讀者認識他，便告別他多姿多采的人生，但幸而透過他的文字，我們還來得及認識他；如今，卡普欽斯基已然是個傳奇，我的譯文必有無數未及周詳之處，卻仍奢望中文讀者能透過本書，認識這位波蘭人稱：「人類痛苦的見證人，也是人民希望的見證人。」

前言

本書包含了三部分。

第一部「初遇（一九三九～一九六七）」，是我久遠以前在帝國居留的報告書，其中談及蘇維埃大軍開進我位於波蘭波雷西亞區的家鄉。一場橫越大雪覆蓋、孤絕荒涼西伯利亞的旅程，遠征至外高加索，並達中亞共和國，換句話說，到達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邊境，充滿了異國風、衝突和滿載感情與感傷的獨特氛圍。

第二部「鳥瞰（一九八九～一九九一）」，是我在帝國衰微及最後的瓦解（至少在一九九一年左右還存在的形式範圍內）期間，在它廣闊的土地上進行為時較長的漫遊。我獨自行旅，避開官方機構和路線，走布列斯特（Brest，前蘇聯和波蘭邊界）到太平洋的馬加丹（Magadan），以及沃爾庫塔（Vorkuta）橫越北極圈到鐵爾梅茲（Termez，與阿富汗交界處）。這些遠征路線，總長約六萬公里。

第三部「餘波盪漾（一九九二～一九九三）」，是我在旅遊、對話和閱讀空檔間的反省、觀察和筆記結集。

本書是以多聲複音的形式寫就，意即穿梭在頁間的人物、地點和主題在不同的年份與章節間可能會重複出現多次，然而相對於多聲複音的宗旨，整體並非總結於一個更高且絕對的總合，相反的，反而是分解與散落。會這樣做是源自於我寫作的過程中，主旋律，也就是偉大的蘇維埃超級大國是潰散的。在其領域內，新國家紛紛崛起，而俄羅斯這個住著幾世紀以來都受帝國野心驅動和統一的民族的龐大國家也在其中。

這本書不是俄羅斯和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歷史，也不是共產主義在這國度中誕生與隕落的歷史，更不是帝制的知識概要。

這是我橫越這國家（甚或說是世界這一部分）廣闊幅員旅程的私人報告。旅程中，我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及的任何地方。

Polesie，即今日的白俄羅斯（Belorussia）。

初遇

（一九三九～一九六七）

品斯克 一九三九

我和帝國初次相遇在連結波蘭品斯克小鎮和南方邊界的橋附近，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九月底，遍地烽火，火燒村落，人民在溝渠和森林裡躲空襲，尋求任何可能的救助。死馬橫屍路上，如果你想通過，大人會建議你得先移開牠們，這浪費掉多少時間啊，又流了多少汗：死馬可重得很。

一群群難民在灰塵、泥土和恐懼當中逃竄，為什麼他們需要帶那麼多的包裹、那麼多的行李箱？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水壺和鍋子？為什麼要詛咒個不停？為什麼要不停地問問題？所有的人都走著、騎著、跑著要到某處去，卻沒人知道確切的去向。但我的母親知道我們要到哪裡去，她牽著妹妹和我，三人一起往品斯克、往我們位於魏索拉街（Wesola Street）附近的公寓走。意外接獲戰爭消息時，我們正在雷歐維奇（Rejowiec）附近舅舅家玩，所以現在要回家去。Tutti a casa（人人都要回家去）！

曲折行走數日後，我們已經接近品斯克，從遠方就看得見城裡的房子、漂亮公圔裡的樹，以及教堂的塔樓。瞬間，海軍士兵現身在橋旁的路上，他們幾天前從黑海一路航行到這裡，擊沉我們的砲艦，殺掉我們的海軍，現在又不想放我們進城，把我們隔絕在一段距離之外，手執步槍瞄準著大叫：「不許動！」母親和其他圍攏到我們身旁來的婦孺都哭著求饒。「懇求饒恕，」撇開自己恐懼的母親們叫我們跟著說。但是我們這些孩子還能做些什麼呢？我們已經跪倒在路上，伸出雙手哭了好長一段時間了。

叫喊、哭泣、步槍和刺刀、生氣流汗的海軍士兵們震怒的臉龐、某種怒氣、某種可怕又無法參透的特質，全部集結在品納河（Pina）上的橋旁，在我七歲時進入的這個世界。

與帝國的初次接觸

上學從一年級開始，我們便得學習俄羅斯字母，從「S」這個字母開始學起。「從『S』開始是什麼意思？」教室後頭有人發問：「應該從『a』開始才對！」

「孩子們，」波蘭籍的老師用一種喪氣的聲音說：「看我們書的封面，第一個字母是什麼？『S』！」

皮垂斯是個白俄羅斯人，唸得出整個標題：史達林著，《研讀列寧主義》（Voprosy Leninzma）。這是我們學習俄文的唯一讀本，也是這本書的唯一版本，大大的金色字體烙印在灰麻布包覆的堅硬封面上。

「離開我們之後，列寧同志下令我們……」謙遜文靜的瓦德利卓結結巴巴的從第一行唸起。最好不要問列寧是誰，所有的母親早就教過我們什麼都不要問，其實根本用不著警告，我無法解釋，也不知道從何而來，總之在空氣中就是有種驚恐的氣氛，有種緊繃與沉重，使得我們以往狂野、恣意歡樂跳躍的居住地，突然變成了暗藏危險的地方，我們連深呼吸都怕，更不用說爆發出情緒了。

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為先鋒團的成員！有天一輛車開進學校操場，走出幾位身著天藍色制服的先生，有人說那是蘇維埃秘密警察，什麼是蘇維埃秘密警察，我們搞不太清楚，不過有件事卻很肯定，也就是每逢大人提到這個名稱時，總是壓低聲音嘟噥著說。蘇維埃秘密警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因為他們的制服優雅、簇新、一塵不染。一般的軍隊總是穿得破破爛爛的四處走：揹的不是背包，而是小麻布袋，大部分還是舊的，就用一條舊繩子綁著，靴子看起來好像從來沒有擦過似的；反觀，要是某個蘇維埃秘密警察走過來，那在他方圓一公尺內就會散發出天藍色的光輝。

蘇維埃秘密警察給我們帶來白襯衫和紅領巾。「在重要的節日裡，」我們的老師用驚恐又悲傷的口氣說：「每個小朋友都要穿這件白襯衫，繫紅領巾上學。」他們還帶來一盒頭像別針分派給我們，每個別針上的人物頭像都不同，有些有小鬍子，有些沒有，有位先生下巴蓄鬍，還有兩個沒有頭髮，戴眼鏡的有兩、三位。其中一個蘇維埃秘密警察走過一排排的座位發頭像別針。「孩子們，」我們老師用像中空木頭發出的聲音說：「這些是你們的領袖。」這些領袖共有九位，叫做安德列耶夫、伏羅希洛夫、日丹諾夫、卡岡諾維奇、加里寧、米高揚、莫洛托夫和赫魯雪夫。第九位領袖是史達林，他頭像的別針是其他人的兩倍大，但這是可以理解的，寫出我們正在讀的《研讀列寧主義》這種書的人，理應擁有一枚比別人都大的頭像別針。

我們跟著大人戴徽章的方式，用安全別針把頭像別在左側，可是問題很快就來了，頭像別針不夠，以史達林為整組的開頭，一次戴上所有的領袖當然是理想、甚或是必要的作法，蘇維埃秘密警察也交代說：「必須全部戴上！」但在此同時，卻是有人有日丹諾夫，但沒有米高揚，或者有人有兩個卡岡諾維奇，卻沒有莫洛托夫。有天傑內帶來四個赫魯雪夫，交換一個史達林（他的史達林之前被人偷了）。不過真正的大財主是皮垂斯，因為他有三個史達林，他會從口袋裡掏出來展示，大吹大擂。

有天，隔壁座位的查姆把我找到一旁去，說他想要用兩個安德列耶夫換一個米高揚，但是我告訴他安德列耶夫沒那樣的價值（這是真的，因為沒人搞得清楚安德列耶夫是何許人也），加以拒絕，隔天查姆又把我拉到一邊去，從口袋裡頭掏出了伏羅希洛夫，我為之震撼，伏羅希洛夫可是我的夢啊！他身著軍服，散發出戰爭的氣息，而我已經知道何謂戰爭，所以跟他有種親近的感覺，我用日丹諾夫、卡岡諾維奇和他交換，還加上了米高揚。普遍來說，伏羅希洛夫滿有價值，莫洛托夫也是，一個莫洛托夫可以換三個別的頭像，因為大人說莫洛托夫是重要人物，加里寧的價值也高，因為他長得像波蘭人的爺爺，留著白鬍子，臉上還帶著某種像是微笑的表情，在這群領袖當中堪稱獨一無二。

有時上課會被槍炮打斷，附近迴響著砲擊的聲音，狂暴、劇烈，引得窗格顫抖不已，連牆壁都跟著搖動起來，我們老師會一臉恐懼絕望的看著窗戶，要是爆炸聲後安靜下來，我們就回到書上去，可是如果聽到鐵板爆裂、斷牆隆隆，外加石頭崩落的巨響，整間教室就活了起來，會聽到吵雜的聲音說：「他們打中了！他們打中了！」待鐘聲一響，我們已經衝到廣場上去看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小小的平房學校位在名叫「五月三日」的廣場旁邊，廣場上矗立著一座很大、真的很大，算是城裡最大的一間教堂，想要看清楚教堂與天空的界線，你必須把頭抬得老高，而那正是大砲轟炸的目標，朝著塔樓轟炸，要把它打下來。

所以當時在教室的我們會這樣推論：在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員朝我們開進時，在他們看到波蘭、看到我們鎮上之前，一定已經先瞥見品斯克教堂的塔樓，它們就是那麼高，顯然令他們心煩氣躁，為什麼？我們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但光從俄羅斯人一進城，還沒來得及喘口氣，還沒來得及四處看看，搞清楚街路巷弄，還沒來得及好好吃頓飯，也還沒來得及吸幾口他們的廉價菸，就已經在廣場上架起一尊大砲，開始朝教堂開火，就足以讓我們做下教堂鐵定搞得他們心煩意亂的結論。

因為所有的砲軍團全部開至前線了，只留下了一尊砲。他們一陣亂轟，如果命中目標，便會有黑色的塵煙飄上塔樓；有時還會冒出火燄。人們在廣場周圍幽深的通道尋求掩護，抱著沉重又有些許好奇的心情看著這些砲轟；女人們跪下來唸玫瑰經，一個喝醉的砲手在無人的廣場上四處晃著大喊：「瞧，我們砲轟了你們的上帝！結果他做了什麼？什麼都沒有！連哼一聲都沒有！他是在害怕，還是什麼？」他放聲大笑，然後打了個嗝。我們鄰居告訴我母親，有天塵煙落定時，她見到聖安德·保保拉的身影站在廢墟頂端，她說聖安德的臉極度痛苦，他們把他活活燒死。

走路上學的我必須穿越火車站旁的鐵軌，我喜歡這個地方；喜歡看火車到站及離站，尤其愛看火車頭：好想成為火車頭機師。有天早上穿過鐵道時，我看到鐵路工人忙著集合貨車廂，一排接一排的，火車站內沸沸揚揚：火車頭移來移去；煞車吱吱叫；保險桿叮噹響，裡頭擠滿了紅軍，還有蘇維埃秘密警察，最後所有的活動終於靜止下來；那裡沉寂了好幾天。然後某天我看到木頭小貨車載滿了人和行李，停在貨車車廂前，每個車廂旁都站著幾個軍人，人人一把步槍，像是隨時都會開火似地端著槍，但他們是要打誰啊？貨車上的人不是已經餓得、就是已經嚇得半死了，我問母親他們為什麼要帶走這些人，她很緊張的說驅逐出境已然展開。驅逐出境？奇怪的字眼，那是什麼意思？但母親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她不想跟我說話，已經哭了起來。

夜晚，窗上傳來叩敲聲（我們住在半埋於地下的一棟小屋裡），壓在窗格上的，是父親扁平且彷如融入昏暗夜色中的臉龐。眼看著父親走進來，我卻幾乎認不出他。在夏天說再見時，他穿著公家制服；腳踏高筒靴，腰繫黃色皮帶，還戴著皮手套，當時我陪著他走過街道，驕傲的聽著他一身裝扮嘎吱喀啦響，現在他卻穿著波蘭的農夫服站在我們面前，身材瘦削、滿面于思，身上的棉製襯衫長至膝蓋，用條粗麻繩綁著，腳上穿的是草鞋，從母親的話語中，我知道他被蘇維埃當局捉到，往東載運，他說他趁著列隊穿過森林時脫逃，然後在某個村子拿身上的制服跟一個農夫換來襯衫和草鞋。

「孩子們，」母親對妹妹跟我說：「閉上眼睛睡覺去！」從隔壁父母所在的房間，可以聽到輕聲細語和突然的騷動。等到早上醒來時，父親已經出門了。走路上學途中，我不斷東張西望到處看，心裡想著或許還可以瞥見他的身影？我有好多事情想要告訴他，關於我自己、關於學校、關於大砲，還有我已經學會俄羅斯字母，以及我目睹了驅逐出境，可是即便極目所及，看到了洛奇寧卡那條說不定遠至世界盡頭的長街最遠處，卻還是看不到父親的身影，秋天的冷風陣陣，我的眼睛不禁刺痛起來。

隔大晚上，窗門上傳來一陣搥打聲，敲得那樣的密集、那樣的侵犯、那樣的粗暴，好像天花板隨時都會掉落下來，幾個紅軍和文職人員衝了進來，緊張快速，橫衝直撞，好像後頭有凶猛的狼群追著不放似的，步槍立刻指向我們，讓人怕得要命：要是他們開槍呢？要是他們殺了我們呢？眼睜睜看著一個死人，是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看著一匹死馬也一樣，會讓人戰慄。

手執步槍的那幾個如雕像般挺立，幾乎沒怎麼動，其他人則把一切都搜出來丟到地板上去，翻箱倒櫃，從衣櫥、櫃子的抽屜和床上，翻出衣服、帽子、我們的玩具，草墊、鞋子、父親的衣服，還有問母親：Muz Kuda？（妳丈夫呢？）而面無血色，蒼白如紙的母親攤開顫抖的雙手說她不知道，但是他們知道父親回來過，再問一次：妳丈夫呢？而母親，呃，依然什麼都沒說，她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嘿，妳啊，其中一個說，並做出一個像是要打她的動作，她的頭急往後縮，避開了這一擊，其他人還在找啊找的，床底下、碗櫃下、扶手椅下，他們在找什麼？他們說是在找武器，但我們可能有什麼武器啊？我過去用來和印地安人打仗的玩具槍嗎？呃，是啦，槍還好好的時候，我們是可以用槍把印地安人從庭院中趕出來啦，但現在我手槍裡的彈簧壞了，根本毫無用處。

他們想要帶走母親，為什麼，以示懲戒嗎？他們不但揮舞著拳頭威脅她，還拚命咒罵著，Idi！（過來！）一個士兵對她叫囂，並企圖用槍托把她趕到外頭的暗夜裡，就在這個時候，我妹妹突然往他衝過去，開始拳打腳踢外加撕咬，慌亂、憤怒、瘋狂的死賴著他不放，事發突然，卻又蘊含著驚人的決心，如此的強悍、頑固、死不讓步，最後紅軍當中的一個人，或許是最年長的，也或許是位長官，總之，他在遲疑了一下後，便戴上帽子，繫緊手槍的槍套，然後對他的人說：「Pashli！」（「我們走！」）

活在驚恐中

在學校裡下課的時候，或者是我們結伴回家時，談的都是驅逐出境，現在沒有比這更有趣的話題，我們的城鎮充滿綠意；房子周遭都是庭園；每個開放的空間長滿了高高的青草、綠野、灌木和樹木；所以很容易藏起來眼觀四方，還可以把自己隱形起來。在比較高年級的人之中，甚至有人想辦法溜出家裡，藏在矮樹叢底下，從頭到尾看完放逐全程的，所以我們實際上算是有論述驅逐出境的專家，他們可以用行家的口吻，熱切的高談闊論這個議題。

驅逐出境都在夜間進行，我們這邊的方式叫做「事出意外」。那個人原本在睡覺，然後突然被叫醒，往上看到軍人或蘇維埃秘密警察嚴厲的面龐；他們會把他拖下床，用步槍槍托推他，命令他離開住處，他們還會下令交出武器，當然，根本沒有人擁有任何武器，全程口出惡劣的穢言，當他們用「資產階級」叫某人時是最糟的，「資產階級」是最恐怖的施虐術語，他們會將整個屋子倒翻過來，而且樂在其中，在他們搜索房子，製造出這團難以形容的混亂期間，馬車來了，那是一般農家的貨車，用匹弱小不堪的馬拉著，原因在於貝拉魯斯區很窮，有的只有劣馬。指揮官看到馬車來了以後，就對著那些遭到放逐的人大喊：你們有十五分鐘打包上車，碰上心腸好些的指揮官，會給他們半個小時，然後那些人會撲上去什麼都拿，塞進找得到的任何一個手提箱裡，根本沒有辦法選什麼、考慮什麼，快點、馬上、立刻、動作快、快一點！然後跑向馬車，是真正的跑，馬車上坐著一名農夫，但是這個農人不會幫忙；不准幫忙；連回頭看誰坐上馬車都不准，遺留下來的房子空蕩無人，因為他們已經帶走了整個家庭，包括祖父母、孩子、所有的人，他們關掉了燈。

馬車循著黑暗、循著荒蕪的街道往車站的方向前進，車身顫動搖擺，因為大部分的道路都沒有鋪瀝青，甚至沒有鵝卵石，輪子掉進大洞或陷入泥地裡，但這裡的每個人已經習慣了這樣的不便，來自波雷西亞的車夫和他的馬，甚至是這些坐在他們包袱上顛簸不幸的人，全都死氣沉沉又驚恐萬分。

那些想辦法目睹驅逐出境的男孩們說，他們必須打著赤腳，一路跟著這些馬車走到鐵道，貨車車廂矗立在那裡，準備好做長程運輸，每晚在那兒都有一打左右的車廂，或者二十個，甚至更多，馬車會在車站前的廣場停下來，他們得徒步登上貨車廂，要這樣上貨車車廂並不容易，因為車廂很高，護送的那些人驅趕被放逐的人上車，揮舞步槍，又叫又罵，塞滿一車後，再繼續下一個車廂，塞滿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用膝蓋和槍托把這些人塞進去，滿得連根針都再也擠不進去。

沒有人知道他們哪個晚上會來，又會找上誰，對驅逐出境知之甚詳的男孩們企圖從這件事中找出某些規則、某些階級，以釐清關鍵，唉，全部徒勞無功。因為，舉例來說，他們會從貝納斯加街（Bednarska street）開始趕人，然後突然打住。他們會追捕基合威斯加街的住戶，但只挑門號是偶數的住處。那柏日納的某個人會突然不見，但也就是在同一個晚上，他們又會從城的另一頭，從布洛瓦納開始把人帶走。從我們家被搜過之後，晚上母親就不再讓我們脫下衣服，鞋子可以脫下來，可是要一直擺在我們身旁，外套放在椅子上，以便眨眼間就可以穿上，原則上我們是不准睡著的，妹妹和我並肩躺著，我們會彼此戳來戳去、彼此動過來搖過去，或者拉扯彼此的頭髮。「嘿，你，不要睡著了！」「妳也一樣，不要睡著了！」而理所當然的，在掙扎和推擠之間，我們都陷入了夢鄉，但母親是真的沒睡，她會一直坐在桌邊，耳邊盡是街上的沉默，要是在這沉默中響起了某人的腳步聲，母親就會一臉蒼白。這個時候出現的人是敵人；在學校，我們從史達林那裡學會了何謂敵人，敵人是可怕的人物。這個時候還會有誰來？好人害怕起來；他們都躲在自己家裡。

就算在睡著的時候，我們也都是手腳發麻，說是睡著了，其實什麼都聽到了，有時在天快亮之際，會聽到木頭小貨車的隆隆聲，從黑暗中悄悄浮現，而當馬車經過我們家時，那喧嚷就像是某種恐怖的機器，母親會踮著腳走到窗旁，小心的拉開窗簾，在這一刻魏索拉街其他為人母者很可能都在做著同樣的事，她們看著慢慢經過的馬車，上頭有擠做一團的身影，紅軍跟在後頭，而之後又回到一片黑暗，看到他們把聖安德·保保拉活活燒死的那位鄰居告訴母親說，那種感覺就好像馬車活生生輾過她似的，隔天她總是渾身都痛。

同學和老師不見了

班上率先不見的是帕維，因為冬天快來了，老師提說帕維可能感冒了在家休息，可是隔天或隔週他都沒來，這時我們開始明白他永遠不會再來了。不久以後，我們看到傑內和日比卡坐的第一排座位空了，我們很難過，因為他們兩個開的玩笑最好笑，所以老師才會安排他們兩個坐在最前面，以便就近看管。其他班級的孩子一樣消失不見，而且越來越頻繁，很快的就沒有人再問為什麼他們沒來，或者他們到哪裡去了，學校變得空空盪盪的。放學後我們依舊玩棍球、捉迷藏和打球，可是情況有異，球變得沉重，捉迷藏時，也沒人想要跑得快一些，而在玩棍球時，每個人都用老手法揮動棍子，搞怪的爭論和激烈的纏鬥一下子就洩了氣，之後每個人都走了，氣呼呼、悶悶不樂或者無精打采。

有天我們的老師也不見了，大家一如往常的在八點以前到校，鐘聲響過後，在我們都坐到座位上時，校長魯柏崴基先生出現在教室門口，「孩子們，」他說：「回家去，明天再來，你們會有位新老師，一位女士。」打從父親離開後，我首度感覺到心臟一陣緊縮，他們為什麼要帶走我們的老師？他一直都很緊張，經常往窗外探看，他會說：「啊，孩子們，孩子們，」同時搖著頭，一直那樣的嚴肅，又好像非常憂鬱，他對我們很好，要是學生在讀列寧的書時結結巴巴的，他也不會大吼大叫，甚至還露出淺淺的微笑。

我氣餒的走回家，就在穿過鐵道時，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有人在叫我，貨車沿著鐵道排列，擠滿了要被驅逐出境的人，聲音就來自那裡，在其中一個車廂的門口，我看見了老師的臉龐，他在對我招手。天啊！我開始朝他的方向跑，可是一秒鐘後就被一個士兵捉住，往我頭上重重地敲了一記，打得我跌倒在地，我馬上站起來，但痛得頭昏腦脹，這時他好像又要打我了，結果並沒有；只是開始對著我咆哮，要我馬上離開這裡下地獄去，還叫我狗娘養的。

不久以後，飢荒開始，還沒有降霜，放學之後我們開始會到菜園裡去覓食，我們對於糾結紛亂的地形知之甚詳，因為就在那些地層及灌木間，我們曾經玩過永無止盡的遊戲，打仗、捉迷藏，還有印地安人；每個人都知道誰家園子長著大蘋果，哪裡的梨樹值得一搖，哪裡的梅子熟透了，紫成一片，或者哪裡有胖墩墩的甘藍菜大豐收。這些遠征充滿了冒險性，因為園主會很兇的趕我們走，每個人臉上開始出現飢容，而人人都想預做準備，大家連顆杏子、桃子或醋栗都不敢丟，找那些已經被捉走關進貨車車廂的人家，去他們的圜子覓食比較安全，因為無人會看守他們的果樹或菜圜。

品納河上的市場通常是鄉下人用船載著他們寶貝的魚啊、蜂蜜、蕎麥片等等來賣的地方，但那裡早就荒廢了，大部分的船不是關門大吉，就是被搶了。唯一的希望是鄉下，我們的鄰居會帶著一枚戒指或一件皮衣到附近的村落去買麵粉、鹽漬培根或是家禽的肉，然而卻發生了當這些婦女出城去時，蘇維埃秘密警察就到他們家裡來把孩子帶走放逐的事。我們的鄰居渾身抖個不停的談起這件事，對我母親提出警告，其實早在那之前，她就已經決定寸步不離地守著我們了。

飢餓常在

我們這個在夏天時綠意盎然、熱氣騰騰的小鎮，到了秋天就轉為褐色，在陽光的照射下，恍如琥珀般閃閃發亮，等到十一月及十二月間，又會突然一夜轉白。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間的冬天來得既早又酷寒，是冰雪風霜的煉獄，從史博寇納街，從我祖母長眠的墓園那邊，妹妹和我盡可能遠遠地藏在灌木叢裡頭，從那裡看得到支線鐵軌上停著一輛火車，車廂裡載著要被驅逐出境的人，要載到哪裡去？大人說是西伯利亞，我不知道那是哪裡，可是從他們說這個字眼的方式，很明顯的是光是用想的，這個西伯利亞都足以讓人顫慄。

我沒看到老師，他一定很早以前就離開了，因為流放一波接一波。我們藏坐在灌木叢中，心臟因恐懼和好奇而鼓動，呻吟和哭泣聲從支線那邊傳到我們耳旁，很快的就變得非常大聲，尖銳刺耳，馬車經過一個個車廂，收集那些夜裡因為飢寒交迫而亡的屍體，四個蘇維埃秘密警察走在馬車後頭計算著、書寫著，再寫再數、再數再算，然後他們關上車廂的門，那些門一定很重，因為看他們關得很辛苦，門在小小的滾軸上移動，而滾軸軋得厲害，最後那些人拿鐵絲固定住門，用鉗子把鐵絲牢牢絞緊，接著四個人又檢查鎖頭，確定沒有人可以打開鐵絲，我們蹲在矮叢中，寒冷又激動得目瞪口呆，火車頭拉了幾次汽笛後，火車便開始啟動，等到距離拉遠，那四個蘇維埃秘密警察就做個向後轉的動作，走回車站。

我們什麼都沒跟母親說，也不惹她生氣，一日將盡時，她總是一動也不動地站在窗旁。她會連續好幾天動也不動地站在窗旁，有時甚至可以連續好幾個小時都不動一下，家裡還有一些裸麥片和麵粉，有時我們吃裸麥片，有時母親在爐上做麵粉煎餅，我注意到她本人幾乎什麼都沒吃，我們吃的時候，她會轉開身去不看，或乾脆到另一個房間去。我們出門的時候，她會說：「帶點樹枝回來。」於是我們在附近走來走去，從雪地底下挖出乾莖和枝椏，她可能早就沒有力氣自己外出了，而我們必須溫熱暖爐，即便只有一點點都好，因為我們已經冷到快變成冰柱了。晚上我們坐在黑暗中，寒冷或恐懼到全身顫抖，等著被驅逐出境。

有時我會跟朋友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亮的冰封城中漫遊，偷偷摸摸到處去找吃的，也不是真的期待能夠找到什麼。可以吃一點雪，或是塞進一片冰，但那只會讓人覺得更餓。最折磨人，但有時也是最愉悅和稀罕的就是烹調食物的香味。「嘿，同伴們！」我們其中一人會大叫，揮手招呼大家，我們馬上衝過去，而他早就把鼻子塞進籬笆間，盯住某戶人家看了，大夥兒開始吸起朝我們飄來的烤雞或泡菜燉鍋香味，之後還得互相用力，才能把彼此從籬笆前拉走。

有一回我們實在餓到不行，竟然狗急跳牆的接近守衛營房入口的軍人，「Tovarishch（同志），」休伯特說：「day pokushat。（給一點吃的。）」並做出把一片麵包塞進嘴巴裡的動作，可是守衛只是聳聳肩，最後其中一名哨兵終於伸手進口袋，但不是拿出麵包來，而是掏出一個小小的麻布袋，一言不發的遞給我們。裡頭是褐色近黑，切得細細的菸草莖，那個紅軍還給我們一張報紙，教我們怎麼捲成筒狀，再把那些潮濕發臭的菸草碎屑倒進去，香菸是用好的菸草和菸紙做出來的，換句話說，目前拿不到正常的香菸。

我們開始抽，菸立刻掐住了我們的喉嚨，弄痛了眼睛，世界開始旋轉、搖動，上下倒置，我吐了起來，頭痛欲裂，但所有強烈、惱人的饑餓感都告終止、減弱，撇開那難聞的味道，撇開那痛苦的噁心感，這比起那持續撕扯著我們腸子的尖銳感，充塞我們胃部的需求要能忍受多了。

我們班已經縮小了一半，老師安排我跟一個叫做歐利安的男孩坐在一起，我們馬上就聊起來，並且一起走路回家。有天歐利安跟我說札瓦納街上有人要賣糖果，如果我要去的話，可以一起去排隊。他跟我說起糖果，算是個美好的表示，因為很久以前我們就不再夢想甜味了。取得母親的許可後，我們走到札瓦納街去，天色灰暗又下著雪，店門口已經排了一長排的孩子，展延過好幾間房子，商店用木頭活動遮板關著，排在最前頭的孩子說明天早上店才會開，所以大家得在這邊站一整夜。我們垂頭喪氣的走回隊伍的尾巴，可是依然不斷地有孩子前來；隊伍已經長到看不到尾端。

白天變得比平常更冷，霜雪冰冷、尖銳、刺人，隨著一分鐘一分鐘、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越來越站不住，我腳上有些由來已久的膿瘍，雙手則為流膿的腫脹灼熱所苦，此刻的冰凍更讓我痛得受不了，每動一下都會令我忍不住呻吟出聲。

在此同時，隊伍中各自成形的小團體分散開來，散落在冰天雪地的街道上，為了暖身，小孩們索性玩起捉人的遊戲，他們扭打纏鬥，在白色雪花中翻滾，接著再回到隊伍，換另一堆人吼著跑出去一下。夜裡，有人燃起了一堆火，爆出迷人、豐實的火燄，就算只有一下下，我們還是一個個輪流到火旁去溫暖我們的手，想辦法擠到火邊的孩子的臉上反映出金色光芒，在火光中，他們的臉龐因為溫度而暖洋洋、熱烘烘起來，溫暖之後就回到他們原來的位置上，並把他們還保有熱度的光線傳給依然站在隊伍中的我們。

到了早上，睏意征服了隊伍，說千萬不要在冰溫中睡著，因為那會死人的警告根本不管用，再也沒有人有力氣去管火堆，或者跳方塊舞玩繞圈圈的遊戲，殘酷的寒氣吱嘎的穿進骨頭，手腳都麻痺了，為了自救熬過這一晚，我們排成一列地擠在一起，一個緊貼著一個。儘管我們像是不顧一切，緊緊的鍊在一起，所有的殘溫卻依然逃逸無蹤，越來越多的雪淹沒我們，為我們鋪上一層白白的、軟軟的羊毛皮。

在仍是一片黑暗的清晨中，兩名包裹著厚圍巾的女人抵達並開始開店門，隊伍活了過來，我們夢想著堆積如山的糖果、壯觀的巧克力宮殿，想像力如火如荼；每樣東西都閃閃發亮，最後店門開了，隊伍動了起來，每個人都往前推，一來溫暖自己，也為了要趕到前頭去。可是店裡既沒有糖果，也沒有巧克力宮殿，那女人賣的是空的糖果罐，一人限買一個，大大的圓罐側面畫著雄糾糾、氣昂昂的彩色公雞，以及波蘭文的題詞，寫著「E.WEDEL」。

起先我們失望、沮喪到極點，歐利安甚至哭了起來，可是等我們更加仔細的看過戰利品後，卻慢慢開心起來，這些罐子裡堆積著殘留的糖果五彩碎屑，厚厚的殘渣還飄著水果味。嘿，母親可以用這些罐子煮些水，給我們一杯甜甜、香香的飲料！心情平息、甚至是滿足了以後，沒有直接回家的我們，反而轉進公園，到夏天馬戲團進駐的地點去。馬戲團很久以前就離開了，但因為走得匆忙，把旋轉木馬留了下來，旋轉木馬的馬達和大部分的座位都被偷了，不過有個座位留了下來。如果有人找了幾個男孩來，就可以用棍子推動旋轉木馬，把它轉得像瘋了一樣快。

公圔裡空盪沉靜，我們衝向旋轉木馬，開始轉起來，等到轉得吱吱作響時，我便跳上座位，用鍊子扣住自己，歐利安則負責發號施令，大聲驅使那些男孩們，要他們繼續，他們就像是船上的奴隸一樣，使盡全力推棍子，越來越快，越來越快！歐利安火力全開、放聲大叫，其他孩子也陷入了瘋狂狀態，推著木馬大轉，刺骨的冰雪寒風打在我臉上，一陣陣的風越來越強，我搭乘著風的翅膀，覺得自己像一個飛行員、像一隻鳥，也像一片雲。

NKVD：俄文全名為Narodniy Kom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也就是英文的People’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稱為内務人民委員部，本書以俗稱的蘇維埃秘密警察組織中譯，也就是眾所皆知的秘密警察。​

全名Andrei Andreevich Andreyev，一八九五～一九七〇，原為農民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一九三二～五二年間的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員，曾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總書記。​

全名Kliment Yefremovich Voroshilov，一八八一～一九六九，原蘇聯元帥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一九五三～六〇年間總書記。​

全名Andrei Aleksandrovich Zhdanov，一八九六～一九四八，其唯物論的思想成為日後日丹諾夫主義的基礎。​

全名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一八九三～一九九一，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史達林的支持者，也是大規模屠殺的長官，曾命令造成幾百萬人的死亡，並大規模的毀壞基督教紀念碑和教堂。​

全名Mikhail Ivanovich Kalinin，一八七五～一九四六，前蘇聯政治人物及一九一九～一九四六年的國家元首。​

全名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一八九五～一九七八，蘇聯老布爾什維克和極有影響的政治人物，一九一五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成為高加索革命運動的領袖之一，也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一九六四～六五年的總書記。​

全名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一八九〇～一九八六，前蘇聯政治人物，一九三九～四九年的外交人民委員及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的外交部長。​

全名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前蘇聯共產黨領袖及一九五三～六四年的蘇共第四任中央第一書記，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透過秘密報告的方式，揭露了史達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引發全世界的去史達林化運動，結束了史達林時代。他對外主張東西方緩和，以避免核戰，也嘗試對蘇聯的經濟，特別是改革農業。在赫魯雪夫時代，蘇聯知識分子從史達林時代的政治恐怖中獲得解放，他在任期間，蘇聯的政治氣候空前寬鬆，領導風格雖然被很多人認為是充滿活力，但也被另一些人認為是激進冒險，說他是「魯莽的改革家」。​

全名Joseph Stalin，一八八〇～一九五三，一九二二年成為俄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自此逐步在俄國共產黨的權力階級中往上攀。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成為蘇維埃聯邦的獨裁者。掌權之後即動用龐大的人力，實行所謂的工、農業集體化生產計畫，雖然俄國出口因此增加，但不顧民生的作法卻也導致俄國數以百萬人民餓死，後來的大清算政策更讓數百萬的異議者被扣上「人民公敵」的帽子，送往「古拉格」勞改集中營。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更以自殺式的戰略，犧牲大量寶贵人命，擊退納粹德軍。大戰之後，史達林建立了一個盤據大部分東歐的共產帝國，並繼續以恐佈迫害的手段統治俄國。​

St.Andrew Bobola，波蘭人，一五九一～一六五七。一六一一年加入耶穌會，一六二二年晉鐸；先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納及華沙，從事講道及聖母會（即現今的基督生活團）指導司鐸的職務，一六三六年在波蘭東部為巡迴教士。當地天主教會正受俄國東正教迫害，在爆發嚴重的教難時，他堅強了無數教友的信仰，被哥薩克人逮捕，忍受極殘暴的酷刑，進而殉道。一九三八年由教宗庇護十一世封聖，以傑出的宣講及牧民熱忱著稱。​

波蘭歷史悠久的糖果品牌，國内常見的Cadbury巧克力即出自該公司。​

西伯利亞鐵路 一九五八

我和帝國重逢在遠方，在白雪靄靄、梯地起伏的亞洲，那是一片難以進入的大地，整個地區盡是不熟悉的獨特名字，河流叫做額爾古納（Argun）、烏達（Unda）、查察（Chaychar）；山名是青康（Chingan）、伊勒呼里（Ilchuri）、賈格德（Dzagdy）；而城市名為奇爾柯（Kilkok）、坦吉爾（Tungir）、布卡恰恰（Bukachacha）；光是這些名字就足以組台成一首鏗鏘有力且充滿異國風情的詩了。

前一天從北京發車，將抵達莫斯科的西伯利亞鐵路火車經過中國的哈爾濱，進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邊境車站外貝加爾（Zabaykal’sk），為期九天的旅程即將展開。接近每個邊境時，旅客之間都會浮現緊繃的氛圍：情緒高漲。身為人，天生就不適合住在邊境；人會迴避，或者能有多快就多快的逃離邊界，但人還是到處都碰到、到處都看到及感覺到邊境。且讓我們看看世界地圖：全都是界線啊。海洋與大陸的邊界、沙漠和森林、降水、雨季、颱風、耕地和休耕、凍土和泥沼、石頭地和黏土，再加上第四紀層和火山岩、玄武岩、石灰岩、粗面岩的邊境，我們也看得到巴塔哥尼亞平原和加拿大平原、熱帶氣候和北極圈氣候，阿迪查河（Adycha）分水嶺和查德湖（Lake Chad）侵蝕區的邊界。邊界定出特定哺乳類的居住地，特定的昆蟲、特定的爬蟲類以及兩棲類，包括極度危險的黑色響尾蛇，以及模樣駭人、所幸懶洋洋的無毒蟒蛇。

還有君主國與共和國的邊界呢？遙遠過去的帝國和失落的文明？合約、條款和聯盟？黑色的種族與紅色的？外加人類的遷移？蒙古人擴充的邊界，以及哈札爾人（Khazar）、匈奴人打過的天下。

邊界這事連結著多少的受害者、流了多少血、受了多少苦！世上為防禦邊界而被殺害者的墓圜永無止盡；一樣無窮無盡的，是那些厚顏拓展他們邊界之徒的墓圜。如果說行過我們這個星球，並在光榮大地上失去生命的人，有半數是在起源於邊界問題的戰鬥中輸給了鬼魂，應該是個保險的假設。

這種對邊界議題的感受，這種毫不諱言想把它們弄清楚、擴大它們、或者防衛它們的狂熱，不只是人的個性，也是地上、水裡和空中所有會動的東西活生生的天性，各式各樣的哺乳動物在牠們吃草的地區任自己被撕成了碎片，各式各樣的猛獸為了確保新的狩獵大地，一樣會把牠們的對手撕咬到死，就連安靜而溫馴的家貓，看牠是多麼努力、多麼的折磨自己、只為了壓榨擠出幾滴尿液來，以便在這裡或那裡標示出牠的領域來。

而我們的腦袋呢？用密碼來說，終究也是無止盡多樣化的邊界，在左右大腦間、在額葉與顳葉間，在胼胝體和小腦間，以及腦室、腦膜和腦迴的界線？腰部和脊椎神經之間的界線？

注意我們思考的方式，比如說我們會想：那是界線；超過了不行，或者我們會說：小心不要走太遠，因為你會超過標誌！尤有甚者，所有想法和感覺、告誡和禁令的界線都在不斷的變換當中，彼此的交織、滲透與堆積，在我們腦內有不斷的邊界活動，經過邊界、接近邊界、越過邊界，於是我們會頭痛與偏頭痛，於是腦袋渾沌；但也會製造出珠玉：啟發的視野、驚艷和靈光乍現，以及不幸是比較罕見的天縱英才。

邊界是種壓力，甚至是種恐懼，較為罕見的深遠意味則是解放，邊界的概念可能還包括一種終結；門在我們身後永遠的關上：那就是生死間隔。眾神知道這種焦慮，所以祂們才會籍著承諾人類可以進入聖境的回報來贏得他們的信奉，在那裡將沒有任何界線，基督教上帝的樂園，耶和華和阿拉的樂園，全都沒有界線，佛教徒都知道涅槃是一個沒有界線的幸福狀態。簡而言之，每個人最渴望、等待及期盼的，正是毫無條件、全然、絕對的無窮無盡。

檢查蕎麥片：外貝加爾——赤塔（Chita）

鐵刺網，你首先看到的就是鐵刺網柵欄，從雪地裡冒出來，凌駕於上，鐵刺網線、棚架和柵欄，那是多麼奇特的結合、節結、起伏，整個鐵剌網結構糾結著天與地，緊攀住每一處凍土、扣住白色大地，直至冰凍的地平線，面對這個畫面，這沿著邊界而築的猙獰、強奪的阻礙，就像是個超現實荒謬念頭，因為誰會想要強行穿過這兒呢？極目所及都是雪漠，沒有道路、沒有人，而且雪有兩公尺高；就連踏出一步都是不可能的，然而鐵刺網其實有話要對你說、有事情要與你溝通，它們在說：小心，你正橫越鐵刺網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你無法逃出這裡；你無法離開，這是個徹底嚴謹、秩序和服從的世界，學著傾聽，學著謙卑，學著占用盡量少的空間，最好少管閒事，最好保持沉默，最好不要問問題。

在火車開往車站途中，鐵刺網無時無刻不在指引著你；把從現在開始你必須記住的一切烙印在你的心中，而且冷面無情。把限制、禁令和指示的冗長反複敲進你腦袋裡，終究是為了你好。

來了幾條狗，德國牧羊犬，猛烈、顫慄、狂暴；幾乎是火車還沒完全停下來時，牠們就已經鑽到車底又吠又叫了，可是在攝氏零下四十度之下，誰能夠藏在車廂底下？不管穿上多少件羊毛大衣，都會在一個小時內凍僵，而我們已經毫無間斷地行駛了一整天，這些偵查犬的畫面是如此的荒謬，以至於有那麼好一會兒，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下個畫面，一群軍人好像是從地面上冒出來的，還馬上在火車兩側排開站定，那模樣活像火車完全在他們監督之下似的，而如果，舉例來說，一個乘客，一個瘋子（或說是一個情報員、滲透者或是間諜）決定跳車奔進無垠的冰雪大地，他們馬上就會看到並射殺他。

一樣的，誰能夠像那樣馬上打中他啊？呃，站在哨塔上，端著步槍瞄準火車車廂門窗的步哨可以在瞬間這麼做（因為我現在正從窗子往外看，就看到一把步槍瞄準著我，正對著我！）。可是反過來說，無論如何根本都不會有瘋子（或者情報員、滲透者或間諜）跳出來衝進雪地當中，因為所有的車門和車窗都小心翼翼的緊緊關閉。

一言以蔽之，整個監督顯然就那些高達一層樓，滾滾起伏的鐵絲網一樣，扮演著相同的勸誘角色，那就是一種沉默但強調的警告，以防有些不合理的念頭突然闖進你的腦袋裡！

這還沒完，因為就在激動不已而且可能飢餓難當的德國牧羊犬才通過火車底下，就在軍人才小心翼翼的沿著軌道而立，以及哨站的步哨才用他們步槍的槍管瞄準我們時，一群巡邏兵一手拿手電筒，一手拿劍，上了車，把所有的乘客都趕到走廊，開始搜索車廂，徹查棚架、座位下、角落和裂縫、煙灰缸，牆壁，展開地板和天花板的測試，檢視、查看、碰觸、嗅聞。

此刻，乘客把所有東西都帶在身上，手提箱、袋子、包裹、行李，帶進排著長鐵桌的車站裡，到處都掛著歡迎我們進入蘇聯的紅色橫幅，橫幅底下是一排男女均有的檢查員，毫無例外的犀利眼神，

一臉嚴厲，幾乎像是乘載著某種怨恨，對，很顯然是種怨恨。我想從他們其中搜尋出一張臉孔，一張至少有點溫和、放鬆和開放表情的臉，因為到現在我自己都想要放鬆一點點了，暫時忘掉我被鐵刺網、哨站、凶暴的狗和堅硬如石的步哨所包圍；我願意建立任何形式的接觸，交換寒暄，閒聊一下；我一向需要做這些事。

「你，你在笑什麼？」一位檢查員尖聲懷疑的問。

我體內竄過一陣寒意，權力是件嚴重的事：和權力衝突時，笑容是不明智的，那是缺乏尊敬的印證；同樣的，一個人絕對不要盯住一個有權之人看太久，我已經從軍隊中學到這一點，我們的下士傑·波寇羅卡會處罰每一個看他看得太久的人。「過來這裡！」他大叫：「你那樣盯著我看幹嘛？」然後罰那個冒犯者去掃廁所。

現在開始。打開、鬆開、解開、翻箱倒櫃，捜尋、探入、拉出、搖動，這是什麼？那是什麼？這做什麼用的？還有這個？還有那個？還有這一個？還有那一個？還有，為什麼帶這個？做什麼用的？其中最糟的是書，幹嘛旅行要帶本書啊！你大可帶著一皮箱的古柯鹼，放本書在上頭，結果古柯鹼引不起一點點興趣；所有的檢查員都會專注在書上，而且天地不容！你幹嘛要帶一本英文書？接著就是展開真正的過程，檢查、翻頁和閱讀。

然而撇開我帶著幾本英文書（主要是學中文和日文的課本）這個事實不談，我還不是最糟的犯規者，最糟的犯規者站在一張軍獨的桌前，算是第二級的桌子，全都是蘇聯在地的居民，個兒瘦小，穿著破破爛爛的工作服，腳穿無數破洞的氈靴。皮膚黝黑、眼睛細長的布里亞特人和堪察加人（Kamchadal）、通古斯人和艾諾人（Aynov），奧羅奇人和科里亞克人，他們怎麼獲准到中國去的，我不知道，總之不管如何，他們現在回來了，隨身帶著食物，從眼角瞄出去，我可以看到他們帶著許多小袋的蒿麥片。

現在成為議題的是這些蒿麥片，顯然除了書之外，蓠麥片是最受懷疑的東西，蕎麥片裡明顯的有所玄機，是某種曖昧不明、具有某種邪惡狡猾的特性、某種欺騙、某種雙面的東西；是，這看起來好像是蕎麥片，但最後可能會發現並不完全是蕎麥片，也就是說，這是蒿麥片，但純度並非百分之百，所以檢查員把所有的蕎麥片都倒在桌子上，桌面立刻轉為一片金黃及褐色；就像眼前有個撒哈拉沙漠的模型一樣。好，開始過濾蕎麥片，手指頭小心、謹慎地篩濾，蕎麥片如小細流般流過檢查員的手指間，過濾、過濾，突然間叫停！手指頭停下來不動，手指頭感覺到一顆奇怪的穀粒，他們感覺到了；送個信號到檢查員的腦袋；腦袋回應：停！手指頭動也不動地等著，腦袋說：再試一次，於是手指小心而仔細，精巧且細微、精巧且細微的，同時非常的小心，非常的留意，轉過穀粒，仔細偵查。蘇維埃檢查員那經驗和技巧豐富的手指準備好立刻節流穀粒，捕捉住它們，禁錮住，但小穀粒就只是小穀粒，而會從灑在外貝加爾邊界車站桌上成千上萬的穀粒中，把只是普通蒿麥片的普通小穀粒挑出來，是因為不尋常的奇形怪狀，某種經過磨石後的粗糙結果，歪曲不平，所以並非違禁品、沒有詭計，檢查員的腦袋做下了這個結論，卻還是不放棄，相反的，又下令手指頭繼續過濾、繼續檢驗、繼續感覺，連在叫停的疑慮陰影下，還是要馬上繼續！

讓我們思量一下，這畢竟是一九五〇年代，中國的磨坊已經老舊到近乎無效，讓我們思量一下這些東西在外貝加爾檢查員眼中有什麼問題，外型可疑的非典型穀粒無法勝數，幾乎每秒手指頭都會傳送訊息給腦袋，幾乎每一刻腦袋裡都會響起警鈴叫停！一顆接一顆的穀粒、一把接一把、一小袋接一小袋、一個接一個的布里亞特人。

我沒有辦法把眼光從這景象移開，我著迷的看著，忘了鐵絲網，忘了那些哨站，忘了那些狗，啊，這是應該去雕刻黃金、琢磨鑽石的手指頭啊！多麼細微的動作、多麼有感應的輕顫、多麼的敏感、多麼專業的鑑賞！

我們在夜色中回到火車上；雪繼續下著；靴子下的冰嘎吱作響，我在外貝加爾上了另外一課，學到這個邊界不是地圖上的一條線，而是一座學校，從這學校畢業的學生會分成三群，第一群是全然的憤怒，他們是最慘的，因為周遭的一切都讓他們緊張，讓他們呈現憤怒、瘋狂的狀態，會煩燥、不安、痛苦，甚至在他們還沒有搞清楚自己無法改變周遭現況的一切，無法改善一切之前，就已經被心臟病或中風所擊倒。

第二群人會觀察蘇聯人，並且模仿他們的想法和作法，這種姿態的本質是讓本身順服於現況，甚至從中得到一定的滿足，其中有句相當有用的格言，就是不論剛剛結束的這一天有多慘，都有必要在每晚對自己和其他人複述：「享受這一天，因為事情再也不會像今天這樣的美好！」

最後是第三群人，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有趣、非比尋常、超乎可能的，想要認識這個迄今對他們而言未知的不同世界，想要檢視它，充分了解它，所以他們知道如何用耐心（但不是妄自尊大）來武裝自己，保持距離，平靜、專注、審慎的凝視。

這就是外國人發現自己處於帝國之內時，所會表現出來的三種典型態度。

地獄之旅：赤塔——烏蘭烏德

從疾駛的火車車窗往外看，我心想：西伯利亞，原來就長得這個樣子！我在七歲時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我們街坊裡嚴峻的母親會告誡我們：「孩子們，乖一點，不然他們會把你們放逐到西伯去！」（她們會直接用俄語說「syhir」，因為那聽起來更具威脅性和啟發性。）溫柔的母親則會因而捉狂：「妳怎麼可以這樣嚇孩子！」

西伯利亞的模樣其實是想像不出來的，最後我一位朋友翻出一本書中的圖畫給我看：一隊衣衫襤褸、彎腰駝背的人走在狂風暴雪當中，末端繫著鐵球的沉重鍊子鏈著他們的手腳，他們就拖著這些鐵球走過大地。

披著不祥、殘酷的形式，西伯利亞是塊冷到極點的冰凍大地……還加上了獨裁。

世上許多地方都有冰凍的領土，有那些大半年時間都結凍的土地，比方像是加拿大廣闊的大地，或者像丹麥的格陵蘭，還是美國的阿拉斯加，不過沒有任何人會嚇唬孩子說：「去洗手，否則他們會把你送到加拿大去！」或說：「乖乖的和那個女孩玩，否則他們把你放逐到美國去！」在那些國家裡，非常的單純，沒有獨裁，沒有人把任何人鏈起來，沒有人把任何人關在集中營裡，把他派遣到地獄般的森林裡去工作，致他於死地。在那些冰凍的大地上，人類只有一個對手，就是寒冷，這裡則多至三個，寒冷、飢餓和武力。

一八四二年，波蘭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在法國學院發表了兩篇紀念卡別次將軍的演講，卡別次支持科修斯科，在馬策約威策（Maciejowice）附近戰鬥時被捕，淪為俄羅斯人的階下囚，被判送往西伯利亞，他們載著卡別次走過一萬多公里，越過俄羅斯和西伯利亞荒野，直到堪察加。

那真的是一趟地獄之旅。

將軍寫道，他們用一輛「有著用皮草包裹的卡車外型，裡面安裝著鐵板，只有一邊有個送食物和飲水進去的小窗口」的警車載他。

「這部卡車，」卡別次接下去說：「沒有座位，而因為我的傷口還沒有痊癒，他們塞給我一袋稻草，還指明我是秘密囚犯，只有號碼，沒有名字，這樣的囚犯對他們而言是最重的罪犯，背負著最嚴厲懲罰的痛苦，任何人都不能跟他交談，連知道他的名字或他被關的理由都不准。」

被警車載送，就像是關在一個緊緊蓋上的棺材裡頭，他僅能透過聲音來推想自己的所在，聽著輪下鵝卵石的隆隆聲，他推測他們是在城市裡：「第六天，我聽到了鵝卵石的隆隆聲，那是斯摩林斯克（Smolensk）。」他們把他從黑暗的警車直接送進黑暗的地牢，所以卡別次分辨不出是白天或黑夜：「有兩扇上了鐵條的窗戶，用黑色木板釘起來，日光完全照不進來，得臆想現在是黑夜或白天，警衛甚至連一個字都不想跟我講。」即便旅程搞得他精疲力盡，卡別次仍然無法入睡，這些深入西伯利亞的沿途休息站成了折磨之處：「我沒有辦法睡覺：我覺得我聽到隔壁牆後傳來的毒打聲，酷刑的聲音，以及鎖鍊的叮噹聲。」

他們把將軍帶去審問。「他們問卡別次，」密茨凱維奇寫道：「他反叛的原因。他說是對祖國大地的愛，委員會被這回答所激怒，因而中止了審問，他們受不了囚犯的尊嚴。」

他們把卡別次往東再載到更遠的地方去，「從斯摩林斯克到伊爾庫茨克（Irkutsk），」將軍回憶道：「護送我的士兵就死了三個，其他人則從我的警車上摔落，跌斷了手腳，酒醉加上不小心，他們會加速下山，經常發生馬匹狂奔、馬車翻覆、讓馬拖行四分之一哩的事，而關在裡頭的我就會像桶子裡頭的緋魚一樣撞來撞去。幸好包裹在麻袋、粗糠和稻草中才救了我。」

撇開以貨車棺材運送不提，將軍明白自己還是享有某種特權，至少他們是在載運他；其他人可是被迫徒步行軍好幾年。「途中我遇到了好幾百個人，男女皆有，在小小一隊人的押解下，往伊爾庫茨克行軍放逐。這些人要從一個殖民地送到另一個殖民地，要到第三年末，假設到時他們已經從歐洲走到了伊爾庫茨克的話。沒有人能在途中脫逃，因為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見到第二個殖民地……如果被奴役的某人想要藉著溜到一旁去、逃進森林裡以便自救的話，結果就只會被動物吃掉……」

這種放逐的流浪不只是時空的錯置，還伴隨著消泯人性的過程：那些如果沒有死在路上，終於抵達終點的人，已經被剝奪了之所以成為人的一切。他沒有姓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不知道他們要拿他怎麼樣，他的語言已經被奪走了：沒有人會跟他說話，他是個寄送的貨品；他是一樣東西；他是微不足道之物。

稍後，他們連將軍的馬車都予以剝奪；強迫他用走的：「我們總是從早走到晚，完全沒有休息。」

他補充說：「沒有任何一條路，只穿過了可怕的高山與峽谷。」

沒有盡頭：烏蘭烏德——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

「沒有任何一條路，只穿過了可怕的高山與峽谷。」

我夢見看到了貝加爾湖，但是在晚上，所以湖面只像是冰霜覆蓋窗櫺上的一塊污漬，一直到早上我才瞥見高山與峽谷，一切都覆蓋在大雪之中。

雪和雪。

一月，西伯利亞的冬天中期。

窗外的一切都因為冷而顯得僵硬，就連樅樹、松樹和雲杉看起來都像是巨大堅硬的冰柱，像是突出於雪地的墨綠色石筍。

靜止不動，這片景色靜止不動，好像連火車也停止不動，好像它也成為這片大地的一部分，幾乎動也不動。

而那白，無處不在的白，眩目、難測、絕對，一種會把人拉進去的白，要是一個人任由自己被引誘，任由自己被攫住並走得更遠，深入那片雪白當中，他唯有死路一條。這片雪白摧毀了所有企圖接近它、試圖解讀其秘密的人，把他們從山頂上趕下來，再遺棄他們，任他們凍結在雪地上。西伯利亞的布里亞特人認為，所有白色的動物都是神聖的；他們相信殺牠們就是犯了罪，並且會為自己引來死亡，人們仰望白色的西伯利亞，視它為眾神居住的殿堂，對其平原鞠躬，臣服於它的景色，對於那裡、對於厚厚的雪白和將來的死亡，始終抱持著敬畏之心。

雪白經常與終結、結束、死亡結合在一起，在懷抱著對死亡的恐懼而活的文化中，人會穿上黑色的喪服，嚇跑死亡，孤立死亡、把死亡的範圍局限給已逝之人，但這裡的人則把死亡當成另一種形式、另一種存在狀態，哀悼者穿的是白色的衣服，也給死者穿上白衣：白色在這裡是接受、同意、臣服於命運的顏色。

一月的西伯利亞有著制伏、壓抑、震驚的特質，更重要的是它的巨大深遠、無垠無盡、它海洋般的毫無界線，這裡的大地沒有盡頭；世界沒有盡頭，人類不適用於這樣的無垠無盡。對人來說，舒服、易懂和親切的限度，是他的村落、田地、街道、房子的尺度；好比說在大海上，船的甲板就是這樣的尺度，適合人類的，是那種可以嘗試一次、努力一次就橫越的空間。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

越過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旅程已到第四天了嗎？）後開始亮起來，年中這個時候，黑暗凌駕了這裡大部分的黑夜與白天。我喝著茶，看著窗外，與昨天一樣的冰雪平原（我忍不住要補充，也如同去年，如同幾世紀前一樣），同樣無止無盡的森林，同樣的森林和空地，以及在空曠處隨風而下的高漲大雪，被風雕成了最奇怪的形狀。

突然間，我想起布萊斯·桑德拉爾和他的《西伯利亞列車與法國小珍娜散文》（Prose of the Trans-Siberian and of Little Jeanna of France），在這首寫於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詩中，桑德拉爾形容了與我今日相同一條路線的一趟旅程，只不過方向正好相反，是從莫斯科到哈爾濱，這首詩裡的疊句就是他驚慌的女友珍娜反覆詢問的問題：

布萊斯，嘿，我們真的已經離開蒙馬特很遠了嗎？

珍娜的感受，和所有投入西伯利亞無盡白色大地的人所經歷的是一模一樣的，陷入了一種不存在、幻滅的感覺。

作者的回答給不了她任何鼓舞：

很遠了，珍娜，妳已經搭了七天，離蒙馬特已經老遠……

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是個參考的地點，一個人要如何丈量距離感、評鑑偏遠？遠自哪裡，從什麼地方算起？地球上有哪個地點能讓人在離開它時，會有種他們越來越接近世界盡頭的感覺？是只牽涉到情感意義的地點嗎（比如說我家是世界的中心）？或是文化的（比如說希臘文明）？或是宗教的（比如說麥加）？被問到認為巴黎或墨西哥何處是世界的中心時，大部分的人會回答：巴黎，為什麼？墨西哥市比巴黎大，也有地下鐵和巨大的歷史遺跡和偉大的畫家，以及優秀的作家，但是他們還是會說巴黎。要是有人宣稱，對他而言，世界的中心是開羅呢？那裡畢竟比巴黎大，而且有歷史遺跡和大學與藝術，可是有多少人會投票給開羅呢？仍然是巴黎（不管怎樣，嚇壞了的珍娜在行過西伯利亞時，心裡一直牽掛著的都是巴黎）。那是歐洲，歐洲文明是唯一有過全球抱負，並且（近乎）了解何謂全球目標的一個文明，其他文明要不是因為科技的理由（比如說馬雅）無法符合這樣的抱負，不然就是壓根兒沒有這種興趣（比如說中國），一直確信自己就是整個世界。

只有歐洲文明證明自己有能力克服民族優越感，浮現出認識其他文明的渴望，以及由布朗尼斯勞·馬凌諾斯基所闡述的，說地球文明是平行文化薈萃所創造出來的理論。

新西伯利亞——鄂本斯克（Omsk）

白天，黑夜，以及白天。

單調、持續的輪聲，越來越難以忍受，夜裡的迴響最大聲了：你被關在砰砰聲之中，好像是在一個顫抖、震動的籠子裡。我們進入了一場暴風雪，突然間，大雪封住了窗戶，即使在車廂中，你還是聽得到風的咆哮聲。

「沒有任何一條路，只穿過了可怕的高山與峽谷。」

人生這回事：鄂本斯克——車里雅賓斯克（Chelyabinsk）

旅程的第六天，也或許是第八天了，在廣大、單調的空間裡，時間的計量不見了；它們不再有任何力量，不再有任何意義，小時沒了形式和形狀，就像達利畫作中的時鐘一樣具備彈性，此外，火車不斷開過不同的時區，一個人理應持續調整錶上的長短針，但那要幹嘛，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改變的知覺（時間主要的決定因子）在這裡萎縮；改變的需要也是：住在這裡就像是處於一種瓦解、麻痺、內部癱瘓的情境。在一月份的現在，夜晚很長，大部分的白天也都在深灰色持久陰鬱的駕馭之下，陽光只偶爾露一下臉；然後世界會變得一片光亮、碧空如洗，畫出尖銳、果斷的線條，但之後陰暗似乎就更深，也更無所不在。

搭乘西伯利亞鐵路列車，可以看到這國家所謂的真實是什麼？事實上，是什麼都沒有，絕大部分的路程都包裹在黑暗中，不過即便在白天，除了四面八方展現的雪白空無外，也看不到什麼。小車站隱逸在夜裡孤單微弱的燈光中，某些幽靈看著火車穿過雪花雲霧而來，隨即又沉默的消失在視線之外，被最近的森林所吞沒。

我擁有一個始終只有自己一個人坐的兩人車廂，孤寂滿滿，沒有辦法看書，因為車廂四處搖晃，字母跳動到變得模糊，不久眼睛就痛了。沒有人可以交談。我當然可以到走廊上去，但之後要做什麼？所有的車廂都關著；我連裡頭有沒有人都不知道，因為沒有小窗可以觀看。

「車廂裡頭有人嗎？」我問車上的服務員。

「看情況，」他閃爍其詞，然後就不見了。

沒有辦法跟任何人交談。就算是從某處冒出來的實體之人好了，要不是馬上繞過我，就是即使我捉住了他們的袖子，他們也會在厲聲丟下一、兩句話後，馬上閃人。如果是確確實實的回答，也是閃避、曖昧、單音節的，這樣才無法從他們的回答當中推論出什麼來。他們會說：「再看看吧」；說：「呃，是」；或者說：「誰說得準？」還是「絕對是！」但最常見的是，他們會說些顯示已經了解了一切、已經看穿事實本質的話，他們會說：「呃，人生就這麼回事。」

如果世上有國家個性這回事，那麼俄羅斯國的個性除了別的，就表現在這句格言上頭：「呃，人生就這麼回事！」

任何深思這話意義的人，都會有深刻的了解，但我還想多知道些東西，可就是不得其門而入，周遭盡是一片空白；周遭盡是枯萎的大地；周遭盡是牆壁。理由毫不神祕：因為我是一個外國人。一個外國人會引起複雜的情緒，他引起好奇（要鎮壓這個！）；引起嫉妒（外國人的東西總是比較好；一眼就看得出來他穿得很好）；但最重要的是恐懼。制度所在的支柱之一是孤立於世界之外，而光是有外國人在的這個事實，就已經在破壞這根支柱了。史達林會因為某個人和外國人接觸，而判他到集中營去關個五年、十年，還經常下令槍決，也難怪人們像怕火一樣的害怕外國人。

我這不也是在坐警車嗎？只是和運送卡別次將軍的比起來要舒服得太多，而且我沒被判刑，我不是一個被放逐者，可是孤立的原則是一樣的，強調這個人是外國人、是他人、是闖入者、厭惡的東西、刺眼、麻煩，而那還算是最好的！因為外國人終究是最危險的東西，他是潛入者和間諜！他為什麼要看著窗外，在看什麼？他什麼也看不到啊！西伯利亞列車的整條路線都淨空，應該無法攫取到間諜的關注，火車像是在一根塑膠管中往前衝，只有光禿禿的牆和更多的牆：夜之牆、雪之牆。他為什麼會嘗試問那樣的問題？這為什麼會讓他感興趣？他為什麼需要知道那件事？他有做筆記嗎？他有，他做了什麼筆記？什麼都做？他把那些筆記放在哪裡？隨身一直帶著？那可不好！

而且他問了什麼？問說這列車有沒有遠至西馬（Sima），到西馬？可是我們在西馬不會停靠，這是絕對的，但他還是問了，而你說了什麼？我？我什麼都沒說，你什麼意思，什麼意思都沒有！你必須說點什麼，我說這是段漫長的路，不好！你應該說我們已經過了西馬，那會讓他搞不清楚狀況。

瞧，看到沒？最好避開問題，因為我們甚至不曉得要如何回答問題，口吐愚蠢的真言是很簡單的。這裡不知道有著什麼，反正就是會讓人沒有辦法按對鈕，說出適切的回答。最糟的是任何碰到外國人，並且和他交換過一言半語的人都已經被懷疑，已經被做了記號。一個人必須這樣生活，必須這樣繞著城走，沿著街道、沿著火車車廂的走廊，以迴避這種事的發生，不要招惹不幸到自己頭上來。

無界線的狀態：車里雅賓斯克——嘻山（Kazan）

儘管距離莫斯科的路途依然遙遠，但已經越來越接近舊的俄羅斯本國了。「沒有任何一條道路，只穿過了可怕的高山與峽谷。」

念大學時，我曾經讀過別爾嘉耶夫的舊書，書中他思考帝國的廣闊如何影響了俄羅斯人的靈魂，葉尼塞河（Yenisey）渡頭的某處，或者阿姆河（Amur）針葉林深處的俄羅斯人是怎麼想的？他走的每一條路似乎都沒有盡頭，他可以走好幾天、好幾個月，而俄羅斯始終包圍著他，平原沒有盡頭、森林沒有，河流也沒有。別爾嘉耶夫說要統治這種無止無盡的廣闊，一個人必須創造出無界線的狀態。看呀，俄羅斯人因而落入衝突矛盾之中，為了要維持無止盡的廣闊，俄羅斯人必須維持著良好的狀況；在維持良好狀況的過程中，他施展了他的活力，那樣就沒有剩餘的精力好用在機構、用在耕作等等其他任何事情上頭，他把精力全部發揮在一個會迷醉和壓抑他的情境上。

別爾嘉耶夫深信是俄羅斯的廣闊、這樣的無垠無盡對於居住者的想法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因此不會讓他們集中精神、緊繃、保有活力，也不會要求他們產生爆發力十足、活力充沛的文化創作。每件事都被分解、稀釋了，被無法掌握的不定形所淹沒。俄羅斯這片大地，一方面無垠無盡，廣闊無邊，另一方面卻又具備了令人屏息的全面壓倒性，不留空間讓人吸上一口氣。

喀山——莫斯科

疲倦，一種越來越折磨人、越令人窒息、越讓人昏昏欲睡的疲倦，一種僵硬與麻痹，偶有一股活力，也只會讓人想要跳出這疾駛中的顫動牢籠而已。我欽佩卡別次和數以千計像他一般的人的耐力，向他們吃的苦、受的罪致意。

首先出現的是被雪覆蓋的綠色森林，漸漸是更大片的森林，然後森林和房子參半，接著就出現越來越多的房子，其後是房子和公寓，最後只剩下公寓，而且越來越高。

服務員收走車廂的被單、枕頭、兩床毛毯和玻璃茶杯。

走道上都是人。

莫斯科到了。

Buryat，最北部的主要蒙古民族，住在貝加爾湖以南和以西地區。​

Tungus，西伯利亞北部少數民族。​

Orochan，居住於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南部。​

Koryat，俄羅斯遠東地區原住民民族，主要居住於俄羅斯聯邦科里亞克自治區。​

Ulan-Ude，俄羅斯中部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城市。​

Adam Mickiewicz，一七九八～一八五五，波蘭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詩人，也是波蘭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愛國詩人。一生除了創作大量充滿愛國熱情，如鑽石般美麗的詩篇外，還參加過許多革命和社會活動，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波蘭人民的解放事業。​

General Kope ć，蘇聯時期空軍英雄。​

Ko ś ciuszko，一七四六～一八一七，波蘭民族英雄，帶領波蘭和蘇聯對抗，後來又加入美國獨立戰爭，最終成為美國公民。​

Blaise Cendrars，一八八七～一九六一，法國詩人、小說家，喜歡寫外國文化，到世界各地旅行後，總會將旅行的過程、體驗、遇到的人，寫進作品裡。一九六一年榮獲巴黎文學大獎。​

Bronislaw Malinowski，一八八四～一九四二，發跡於英國的波蘭人類學家。他以客觀民族誌記載田野調查研究成果的方式，並開創最早的社會人類學課程，故有人稱他為「民族誌之父」，對近代人類學影響深遠，是首位提出完整的文化理論，以取代以往演化論與傳播論觀點，進而開啟新研究方向的理論大師。​

Bierdayev，一八七四～一九四八，俄國知名的宗教哲學家。​

南方 一九六七

在西伯利亞鐵路旅程的九年後，我再度踏上帝國之地，這趟遠征帶著我經過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邊的七個共和國：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旅程的節奏險惡，只有七天供我認識每個共和國，我很清楚這樣的接觸有多膚淺和即興，但談及一個如此難以進入、如此封閉、如此充滿神祕的國家，當然連最小、最預期不到的機會都要好好利用，好拉起就算只是一點點都好的無法穿透的沉重簾幕。

和帝制三度交手最意外之處是什麼？在我的想像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組合出一個制式、單調的產物，裡頭的一切全都是灰色、陰暗、單調和陳腔濫調，這裡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必然的基準，突顯自己，展現出獨特的個性。

然後我到過曾是帝國的非俄羅斯共和國，它們為什麼吸引我的目光？就是撇開蘇維埃權力的僵硬、嚴厲和束縛不談，這些國家仍成功地保存了他們某些傳統、歷史之物，還有一直隱藏的驕傲和尊嚴，我在那裡看到攤在陽光下的東方地毯，很多地方還保有古老的顏色，以及原始設計醒目的多樣性。

壯觀的古藝術：喬治亞

提弗利司（Tbilisi）的博物館理應一遊，它的前身是史達林念過的神學院，入口處有塊大理石紀念匾額記錄這件事。這棟位在市中心及舊下城區邊緣的建築物晦暗但廣闊，展覽室實際上則是空的，一位名叫塔米拉·堤朵拉茲的學生帶領我參觀，她是個纖細、浪漫的漂亮女孩。

喬治亞古藝術之壯觀讓人無法抗拒，最棒的是聖像！比俄羅斯聖像創作的年代要早得多；遠在安德烈·盧布烈夫之前，最棒的喬治亞作品就已經問世。據塔米拉說，他們收藏的原作大部分都鑿在金屬上；只有臉是用畫的，這類創作最輝煌的年代從十八世紀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聖人的面孔黝黑，但在光線的照射下閃閃發亮，固定在厚重至極的黃金身軀上，裝飾有珍貴的寶石。打開來的聖像就像維特·施托斯的祭壇，體積大到堪稱巨大。有動用好幾代大師之力，歷時三世紀才完成的聖像，還有個小十字架是全博物館裡價值最高的展示品，也是譚瑪拉皇后唯一的遺留物。

再來是喬治亞教堂裡的壁畫，那樣的讓人驚艷，卻又鮮少為喬治亞之外的世界所知，而且實際上可以說是什麼都沒有了。斯維特茨哈維里教堂是喬治亞境內最大間的教堂，畫滿內部的壁畫原是最棒的作品，不幸的是皆已毀壞殆盡。一〇一〇年時，這座教堂建於提弗利司附近喬治亞的前首都梅塔（Meht），是和沙爾特（Chartres）的彩色玻璃齊名的中世紀傑作。當初是在獨裁者的命令下繪畫，他要畫者「像我們的農婦粉刷爐子一樣的」粉刷教堂，之後再如何努力想要恢復，都沒有辦法把這些壁畫重新帶回到世上來，它們的璀燦已經永遠消逝。

斯維特茨哈維里教堂是歐洲保存得最好的十一世紀遺跡，即便從來沒有重建過，教堂看起來仍好像不超過一百年，由喬治亞建築師阿肅基札（Arsukizdze）所建，後來帝王下令砍掉他的雙手，這樣他就不會再蓋出任何足以匹敵的作品，帖木爾好幾次想要炸掉這座教堂，但最多都只是讓牆壁搖晃了一下而已，一路開放至今，喬治亞教會，也就是整個喬治亞區天主教牧首的領導人傑佛瑞二世（Jerffrem II）都在此主持禮拜。

雖然僅僅是照片，但我還是看到了瓦迪亞（Vardzya），那是現代人無法解釋的無解之謎之一。瓦迪亞是喬治亞十二世紀的城市，由岩石鑿出整座城來。不是水平狀的，而是像樓層般的垂直而立，有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要搞清楚這可不是一堆雕刻品或者廢墟，而是一整座城市，有計畫、有街道、有原始的建築物，只不過這一切都是雕進活生生的岩石，嵌在一座巨大的山裡，但到底是用什麼樣的工具鑿出來的？雕鑿出這樣的一座城市，一定比建造埃及金字塔更加困難，瓦迪亞曾是實用的創作品，今天卻像金字塔一樣失去了生命，只剩下了石壁，成為鬱悶的超現實作品。

最後，塔米拉帶領我進入尼可·皮羅馬那史維利之室，好讓我看看那些即將送往巴黎展覽的畫作，塔米拉說尼可·皮羅馬那史維利最近在巴黎正火紅。尼可逝於一九一六年，他是喬治亞的尼基佛或盧梭。

偉大的樸素。

尼可住在納屈洛維（Nachalovce），是提弗利司附近的遊民和窮人區，他始終一貧如洗，連畫筆都自己製造。尼可畫中的主色是黑色，之所以大部分都採用黑色，是因為顏料是從製棺人那裡拿到的，他也蒐集舊的錫招牌，這樣才有東西可以作畫，所以他的畫作背景有時會出現字母，沒有完全蓋掉「Magaz」（雜誌）或者「Tabak」（菸草），喬治亞的樸素藝術鋪蓋在俄羅斯的商業新藝術上，因為廣告是用金色或紅色寫的，其上則是尼可黑白的影像。尼可都在小酒館或者窒悶的納屈洛維酒吧中作畫，有時旁觀者會買酒請他。或許他有肺結核？或許有癲癇？世人對他所知不多。他的許多作品都灰飛煙滅了，只留下一部分。他畫作的主要主題是晚餐。

尼可畫的晚餐像維洛內些。

只不過尼可的晚餐是喬治亞式和現世的，通常以喬治亞風景做為背景，然後是一張擺著饗宴的桌子；喬治亞人就圍著這張桌子又吃又喝。擺在前景的桌子最重要，尼可著迷於料理，那裡有什麼好吃的？人會狼吞虎嚥什麼？尼可就畫這些，他描繪他想要吃的，以及吃不到的，今天吃不到，或許永遠都吃不到。桌子疊得老高，烤牛肉、油腻的乳豬、如小牛血般濃稠血紅的葡萄酒、多汁的西瓜、芳香的石榴。即便尼可的藝術是愉悅，甚至是幽默的，這畫中蕴含著受虐狂的意念，仍像是會朝人的胃部插進一把刀。

尼可的喬治亞是饜足的，永遠盡情吃喝，酒足飯飽，天賜美食，大地流著牛奶，所有的日子都肥滋滋，納屈洛維的居民在夜裡就夢著這樣的喬治亞。

尼可畫出了納屈洛維的夢。

繪畫並沒有帶給他幸福，他有個名叫瑪格麗特的女友，沒有人知道她是什麼樣的女孩。尼可愛她，為她畫像，依據偉大的素樸慣例來畫瑪格麗特的臉龐，讓五官都過大且超出比例，如過大的雙唇、凸出的眼球、巨大的耳朵。尼可把這幅畫送給瑪格麗特時，惹得那女孩氣得尖叫，滿懷恨意，在暴怒下離開了他。他的天份注定了孤獨。

從此他過著孤單的遺世生活。

桌子襯著山景，他一次又一次的畫著他的恐懼。五十四歲時尼可死於提弗利司的某個房間裡，死因不明，是飢餓，也或許是瘋狂。

瓦坦·伊納許維里帶我去看他工作的地方：一座大堂，裡頭皆是堆至天花板的桶子，放在木馬架上的桶子又大又重，靜止不動。

桶子裡是成熟中的白蘭地。

並非每個人都了解白蘭地是怎麼來的，想要製作白蘭地，你需要四樣東西：葡萄酒、陽光、橡樹和時間；如同每項藝術一樣，在這些之外，你還必須有品味，其餘的則會隨之而來。

秋天葡萄收成期後，就開始製造葡萄酒，把酒倒進橡木的桶子裡，白蘭地所有的秘密都藏在橡樹的年輪當中。橡樹成長，把陽光收集到自己樹幹裡頭，就像琥珀沉澱在海底一樣。陽光慢慢沉澱進橡樹年輪，這段漫長的過程，持續好幾十年。年輕橡木製造出來的桶子是生產不出好的白蘭地。當橡樹成長；樹幹轉為銀色，表示橡樹逐漸壯大；木質收集了力量、顏色和芳香。不是每棵橡樹都會養出好的白蘭地，最棒的白蘭地是由長在乾燥的土地、寧靜的地方的單生橡樹林所養成的。這樣的橡樹在陽光中烘焙，裡頭就像蜂窩中的蜂蜜一樣，也有許多的陽光，這可以在白蘭地裡馬上感覺得到。小時候受過傷的樹也產生不了好的白蘭地。在受傷的樹幹內，汁液無法正確的循環，木頭不再有那樣味道。

然後桶匠開始製作桶子。桶匠必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要是他砍壞了木頭，木頭就不會釋放出香味，木頭會釋放出顏色，可是不包含香味。由於橡樹是懶惰的樹，桶匠必須有著如小提琴製作師一樣的觸感，和白蘭地在一起的橡木必須是能運作的。好的桶子可以持續用上一百年、兩百年，甚至兩百年以上。不是每一桶都會成功，有毫無味道的白蘭地，也會孕育出如黃金般的白蘭地，路遙知馬力，過了幾年，就分辨得出孰優孰劣。

朝桶子裡倒進葡萄酒，或五百、或一千公升不定，然後把桶子擺在木馬架上，順其自然。人不需要再多做什麼；必須等待，時機正確，水到就會渠成。酒現在進入了橡木，然後木頭釋放出一切，釋放出陽光；釋放出香味；釋放出顔色，木頭擠出它本身的汁液；開始運作。

所以需要寧靜。

一定要有橫風，因為木頭得呼吸，而且空氣必須是乾燥的，溼度會破壞了顏色，會賦予沉重的顏色。而沒有亮度。葡萄酒喜歡溼度，但白蘭地不能忍受，白蘭地是更加善變的。第一杯白蘭地在三年後出現，三年，三顆星，標上星星的白蘭地是最年輕、品質最差的；最好的白蘭地有名字，沒有星星，那些是熟成十年、二十年，甚至高達一百年的白蘭地。但事實上，白蘭地的年齡還要更了不起一點，我們得把製成木桶的橡樹年齡也給加上去，這次的橡木是在為法國大革命期間封存的酒努力。

一個人可以從味道分辨出白蘭地是年輕或年老的：年輕的白蘭地尖銳、快速、衝動，味道會酸；反過來說，老成的親切、溫柔，稍後才開始發光。老白蘭地中有許多溫暖、許多陽光，會平靜的進入一個人的腦袋，毫不慌張。

而且會盡它應盡之道。

石頭十字架：亞美尼亞

瓦尼克·山萃亞（Vanik Santrian）帶著我們穿梭在耶烈萬（Yerevan）的巷弄之間，因為那正是我的要求：帶我們逸出常軌。就這樣，我們撞見貝尼克·佩垂楊（Benik Petrusyan）的後院。四面被公寓的牆面圍住的後院是貝尼克固定的展場基地，他今年二十八歲，畢業自耶烈萬學院（Academy of Yerevan），是位雕刻家，身材瘦小，個性害羞，住在他擁擠的工作室裡，門口正對後院的展示場，工作室裡掛著一個壯觀的亞美尼亞石頭十字架，他們稱之為hachkars，是亞美尼亞人過去刻在懸崖上的。在亞美尼亞，到處都會碰到石頭十字架，因為它們是亞美尼亞存在的象徵，或是邊界的標記，有時是路標，在最難以到達的地方，你都可以發現古老的石頭十字架，有時是高在懸崖峭壁頂上。大部分的雕刻家都是僧侶，如今真是難以想像當初他們怎麼爬到那上面去的。

貝尼克請我們喝酒，我們坐在耗費他多年心血的石雕木板床上。他打開了錄音機，好讓我們聆聽patark，那是亞美尼亞獨有的讚美詩，媚惑又美麗。貝尼克有一張新錄製的法語版讚美詩，是一隊亞美尼亞唱詩班在巴黎吟唱的。在亞美尼亞，出了耶烈萬，到愛西米雅金（Echmiadzin）去仍可聽到這種讚美詩，那裡是亞美尼亞教會的梵蒂岡。

貝尼克既雕刻石頭，也練習chekanka，那是一種金屬淺浮雕。他在這方面有著非凡的天份，雕刻和金屬淺浮雕的主題永遠都是愛；更準確的說，是深情的擁抱。但這姿態中的歡愉甚少，因為戀人只在永遠分開的時刻，才會這樣的擁抱彼此。貝尼克的畫作主題之一是亞當與夏娃。

他的雕刻甚少找得到展覽的地方，大多數的時間都像現在這樣豎立在他的後院，放在樹下或者靠在牆上，甚至直接躺在地上。貝尼克會為他後院四鄰的住戶雕刻，為地方主管和郵差雕刻，為來清掃成堆垃圾的清潔員雕刻，為因為好玩、或者想要一塊糖而來清洗這些雕像的孩子雕刻，為電力公司的收費員，也為過來處理公務的警察雕刻。

阿瑪亞·貝德揚（Amayak Bdeyan）的工作室也在貝尼克住的街坊，貝德揚大量製作的雙耳細頸瓶、水壺是在耶烈萬各廣場展示。大型的陶製品，正好適合在耶烈萬大道的草地上展示。他喜歡用明亮、開朗的顏色，但材質卻是粗糙、凹凸不平的。他就在波浪起伏的突起點上覆以清淡、明亮的釉色，讓瓶子和水壺可以閃閃發亮。貝德揚的雙耳細頸瓶在這城市中到處可見，身為亞美尼亞藝術學院教授的貝德揚提倡一個運動，目標不只是將整個耶烈萬變成一個建築作品，也要把它變成一個藝術的展場，市政當局全力支持他的努力。就這樣，貝德揚設計了耶烈萬的劇院裝潢，那是當代裝潢藝術最有趣的創作之一，阿拉克斯咖啡館（café Araks）如亞拉臘山餐廳燦爛的裝潢，都是他的傑作，亞拉臘山設在地底下，是以風雅和壓抑風格來實現的現代設計範本。這樣的地方在耶烈萬已經有很多，一件接一件的，亞美尼亞的首都已經變成一座最新的藝術博物館。

我們在傾盆大雨中來到貝德揚家，他低於街道的工作室正在淹水。貝德揚像是古董陶藝家一樣，用陶土模塑出一只纖細苗條的花瓶。他拿展覽的照片給我看，今年四十二歲的他，塊頭大、沉默寡言、精力充沛，已經去過加拿大、瑞士、義大利和敘利亞。遺憾的是，貝德揚最有趣的作品只在耶烈萬才看得到，因為他最早、最重要的創作就是城市本身。

我們還拜訪了年輕的作曲家艾明·阿瑞斯塔高揚（Emin Aristakesyan），感謝瓦尼克帶我去那裡，我才有幸聽到偉大的科米塔斯的歌聲。科米塔斯之於亞美尼亞人，就像蕭邦之於波蘭人：是他們的音樂天才。他本名蘇姆·蘇摩央（Soomo Soomonyan），因成為修道士而為自己取了修道的名字科米塔斯，本地人都這樣稱呼他。一八六九年，他出生於土耳其，當時大部分亞美尼亞人都住在土耳其，數目不太一定，約在兩、三百萬之間。他到柏林學作曲，把一生都貢獻給了亞美尼亞的音樂，在各村落間漫遊蒐集歌曲，成立了好幾十個、也有人說是好幾百個亞美尼亞合唱團。他是個雲遊的民謠歌手；喜歡即席創作史詩；會引吭高歌，創作了幾百首壯觀偉大的歌曲，世界各交響樂團皆知，他也寫了許多的彌賽曲，至今仍在亞美尼亞教堂中傳唱。

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展開了亞美尼亞大屠殺，那是一直到希特勒時代才又有的歷史大屠殺：共一百五十萬人被屠殺。土耳其士兵把他帶到一處懸崖，打算把他往下推，就在最後一分鐘，他的學生，也就是伊斯坦堡女兒所生的蘇丹救了他，可是他已經因為目睹過深淵而得了失心瘋。

當時他四十五歲，有人把他帶往巴黎，但他並不知道自己身在巴黎，後來又多活了二十年，卻沒有再發出一個聲音。在治療精神病的療養院裡住了二十年，他幾乎不能走路，什麼話都不說，可是他會看，人們可以推論他還是看得到的；去看他的人說他會盯著人的臉龐觀察。

人家問他問題，他也不回答。

他們做了各式各樣的嘗試，讓他坐在風琴前，他會站起來走開；放唱片給他聽，他做出聽不見的表情，有人把塔爾琴這種民俗樂器放在他膝上，他小心的把它擺到一旁去，沒有人確知他是否病了，說不定他只是選擇了沉默？

或許那就是他的自由。

他沒死，但也沒活著。

他在生死間的邊緣、在瘋狂的煉獄中深入又淡出，探視他的人說他越來越疲憊，他變得佝僂、憔悴；皮膚黝黑暗沉。有時他會敲桌子，靜靜的敲，因為桌子不會發出聲音。他安安靜靜，始終嚴肅。他死於一九三五年：距離他的學生、伊斯坦堡女兒的蘇丹將他救出深淵，不過僅僅二十年。

亞美尼亞古籍和文字

在曼坦納達朗（Matenadaran）可以看到亞美尼亞的古籍，對我來說，它們具有難以進入的雙重意義：靜靜的躺在玻璃的箱子裡，我又不知道如何研讀。我問瓦尼克是否看得懂，他說算懂，也算不懂，因為他會讀字母，卻不明白其中的意義。十五個世紀以來，字母從來沒有改變，不過語言變了。亞美尼亞人走進曼坦納達朗，就像穆斯林走進麥加一樣，那是他朝聖的終點；深受感動，完全懾服。在亞美尼亞的歷史上，這本書是國家遺寶，擔任我們導遊的那位同志（長得那麼美！）用急促的聲音說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手稿得以保存下來，都是用人命換來的，這裡就有沾染上血液的書頁。有些書藏在地底下，在岩石縫隙中藏了好幾年，亞美尼亞人用和敵人埋葬他們戰旗一樣的方式來掩埋它們，要找回這些書一點兒也不難：藏匿處的資料會代代相傳下去。

一個沒有領土的國家在符號中尋求救贖，對其而言，保護符號，就像其他國家保衛邊界一樣重要，符號的狂熱信仰變成舉國狂熱信仰的模式。保護符號變成愛國的行動。不是說亞美尼亞人從來沒有過國家，他們有，不過在古時候就被摧毀了，到九世紀時再度重生，可是一百六十年後，又以早先的模式永遠滅亡。那不只是國家地位的問題，亞美尼亞人至少有兩百年的時間處於絕種的危險，直到本世紀的一九二〇年，他們仍備受威脅。

亞美尼亞的歷史是以千年來算的，我們處在世界習於稱為人類文明搖籃的部分，等於是在最古老的人類生存遺跡中活動。耶烈萬附近的瑞丹河（Razdan River）河谷挖出了五十萬年前使用的石器，距離亞美尼亞首度被提及已有四千年的歷史。但是在那之前，如同石碑碑文所宣告的，在亞美尼亞的領土上已經出現過六位皇帝和好幾百座城市，亞美尼亞因此成為世上同期最古老的文明，巴比倫和亞述都是它的鄰國，聖經上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都發源於它的國界。

亞美尼亞的計時方式與我們不一樣，兩千五百年前就已經經歷了他們的第一段歷史，他們的新生復興發生在我們西元的第四世紀，也比我們早七世紀接受了基督教，而且比我們早上十個世紀，開始書寫自己的語言。但亞美尼亞和古代的埃及、蘇美和拜占庭共有世上這地區一個戲劇化的典型，那就是本質缺乏歷史的連貫性，本身的史書上會突然出現空白的章節。

一次壯觀的提升，接著是令人氣餒的沉落。

漸漸的，生在這人類搖籃裡的國家，就算曾經創造出偉大、不朽的文明，也會像是被超人的成果所累垮，或甚至是被他們往前進、卻無力再繼續發展的龐大所壓垮，只能把韁繩交給了比較年輕，活力充沛且想要活下去的人，於是歐洲上場，然後是美國。

亞美尼亞一切不幸的源頭，皆來自它災難性的地理位置。一個人得學著不是從我們有利的位置、從歐洲中心去看地圖，而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要從亞洲南部那些決定了亞美尼亞命運的人的方向來看。從歷史上來說，亞美尼亞人盤據在亞美尼亞高地上，間歇性（這樣的片段持續了好幾世紀）的，亞美尼亞人也會伸展得更遠，成為三海，也就是地中海、黑海和裏海之國，但是讓我們就保持在高地範圍內吧，那是亞美尼亞歷史記憶所畫出來的區域。十一世紀後，亞美尼亞人就不曾成功地在這領域內重建起亞美尼亞。

從南亞看過去的地圖解釋了亞美尼亞的悲劇，命運真的不可能把他們的國家放在一個更不幸的點上了。高地之南和波斯與土耳其這兩個昔日最可怕的勢力接壤，再加上阿拉伯君主勢力，甚至還有拜占庭。四個政治巨頭野心勃勃、極端的擴張主義，狂熱又貪婪，當四個勢力的領導人看著眼前的地圖時，他會看到什麼？看到要是他把亞美尼亞拿到手，他帝國的北方就有理想的邊界圈住，因為北邊的亞美尼亞高地會受到嚴正的保護，兩座海洋（黑海和裏海），外和高加索山巨大的屏障警戒，而北方對波斯和土耳其，對阿拉伯和拜占庭都是危險的，因為當時亞美尼亞的北方有狂野的蒙古人陰森森的逼近。

於是亞美尼亞給了所有帕夏和帝王無眠的夜，每位都希望他的領土有道美好的完美邊界，這樣在他的領土裡，就能如腓力國王的一樣成為日不落國：有道不是散落在平原上的界線，而是倚靠在適切的山上，抵著海邊。這些野心的結果就是持續的侵略亞美尼亞：不斷有人進行征服和摧毀，總是在壓制它。

那是政治的範疇，另外還有宗教問題。三〇一年，在亞美尼亞梯里達底三世亞拉緒坤尼（Tiridates III Arashakuni）的君主政權時期，亞美尼亞正式接受了基督教，那是基督教被提升到國教階級的第一個國家。空氣中瀰漫著紛爭，鄰居波斯信奉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即祆教），敵視基督教，而很快就逼近的南方伊斯蘭教則敵視這兩者。解除迷信的時代開始了，卻也是一個宗教屠殺、宗教派別、宗教分裂、中世紀瘋狂的時代，亞美尼亞就進入了這樣的時代中。

亞美尼亞有他們自己的教堂，稱之為神聖使徒亞美尼亞教會（Holy Apostolic Armenian Church），在梵諦岡和拜占庭長達數世紀的世仇之間，他們採取中立，不過還是比較偏向於梵蒂岡，所以儘管他們屬於實行希臘儀式的教會，但在君士坦丁堡，他們卻被算成自行其事、甚至是異教徒的。「他們的儀式，」朗契曼報導道：「和希臘有所分歧。他們樂意做血腥的動物獻祭，在四旬節前的第三個星期日實行大齋戒，平日在週六齋戒，最重要的是會在聖餐上用未發酵麵包。」因為他們異教徒式的堅持這種麵包，導致他們被輕蔑的叫做「未發酵的」。

亞美尼亞教會的領導人被稱為「牧首」，傳統上都定居在靠近耶烈萬的愛西米雅金。牧首裡有不少極為傑出的詩人、哲學家、音樂家和文法家，在亞美尼亞國家並不存在的期間——以領土定義而言，幾乎是種永遠的狀態——代表亞美尼亞出席國際競技場的，一直都是牧首，他們為不存在的國度執行非官方領導人的功能，藉此衍生出額外的威信。

亞美尼亞文的命運

亞美尼亞字母是由一位叫做馬什托茨的教士所創造出來的，馬什托茨的一生都帶著匿名、隱居的記號，完全隱藏在他的作品中，亞美尼亞人稱他為「天才馬什托茨」。因為這套字母，教堂封馬什托茨成為聖人，這可視為一種國家榮耀。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當時一個籍籍無名僧侣的發明，會那樣迅速普及，他們是亞洲海洋成員中特異的基督教島嶼，山脈救不了他們：差不多就在馬什托茨的字母公告之後，亞美尼亞也失去了它的獨立國度。

從那時開始，波斯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這些外國敵人便像邪風般橫掃過這個國家，成為一個緊咬住這片土地不放的詛咒，過去建造的一切都被摧毀，血流成河，編年史中充滿了淒涼的影像，「亞美尼亞玫瑰和紫羅蘭已經死了，」亞美尼亞中世紀的歷史學者里歐絕望的說：「亞美尼亞變成了痛苦的祖國，逃亡的亞美尼亞人要不是成為外國風土人情中的流浪者，就是飢餓的迷失在屍體遍野的自家土地上。」

失去了有力的領土，亞美尼亞轉而在修道院寫字間裡找到了救贖。那是個引退之處，但這個撤離之地是尊嚴且能存活下去的。什麼是修道院寫字間？可能是間單人小室，有時是泥土小屋中的一個房間，甚至是個山洞。在寫字間裡有張桌子，後頭站著一個抄寫員不斷的寫著。亞美尼亞的自覺總是充滿了一種即將毀滅的感覺，伴隨而生的還有種熱切的解救感，一種想要拯救世界的渴望，既然不能用刀劍拯救，就讓它的記憶保存下來吧。船會沉，但讓船長日誌留下來。

於是出現了世界文明中獨特的現象：亞美尼亞文書籍。有了字母，亞美尼亞人開始寫書，馬什托茨本人立下了範例，他不只創造了字母，我們還發現他也翻譯了聖經。在亞美尼亞文學另一位傑出人士撒卡·帕提夫（Saak Partef）牧首，以及從整個教區召募而來的翻譯團的協助下，馬什托茨展開了中世紀抄寫員的偉大運動，在亞美尼亞人之間發展到世界其他各地都未知的極致。

第六世紀前，他們已經把亞里斯多德所有的著作都翻譯成了亞美尼亞文。到了十世紀，他們已經翻譯了大半希臘和羅馬哲學，幾百本古文學著作。亞美尼亞人有種開放、同化的智能，拿得到的他們都會翻譯，他們這一點讓我想起了日本人，不管碰到什麼，他們都會照單全收，予以翻譯。許多古文學的存活，完全拜保存在亞美尼亞翻譯的事實所賜。抄寫員投入任何新穎之物，並立刻拿到寫字桌上去。當阿拉伯人征服了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人就翻譯了所有的阿拉伯文，等波斯人侵入了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人就翻譯了波斯文！他們和拜占庭是在戰鬥中沒錯，可是只要出現在市場上，不管是什麼，他們一樣會拿來翻譯。

整個藏書開始活了起來，藏書量一定相當豐富：一一七〇年時，塞爾柱帝國毀了休尼克（Syunik）其中一間圖書館的一萬本藏書，全是亞美尼亞文手稿。留存到今天的亞美尼亞文手稿有兩萬五千份，其中一萬多份在耶烈萬和曼坦納達朗（Matenadaran）。若想看這一萬多份之外的，就得走遍全世界，最大一部分的藏書收在耶路撒冷的聖約伯圖書館（Library of St.Jacob）、威尼斯的聖拉撒路圖書館（Library of St.Lazarus），以及維也納的瑁基塔瑞安圖書館（Library of Mekitarians）；巴黎和洛杉機的收藏不少，波蘭也有過龐大的收藏，勒佛夫（Lvov）則因緣際會而擁有了大批亞美尼亞的印刷品。

起先他們寫在皮上，後來寫在紙上，曾經製造過一本重達三十二公斤的書，用了七百隻小羊，但是他們也有微型書，像蜉蝣一樣大小，會讀會寫的人都可以抄寫，但是也有職業抄寫員把一生都花在寫字桌後。十五世紀，歐文涅斯·曼卡雪倫斯（Ovanes Mankasharence）抄寫了一百三十二本書。「整整七十二年，」他的學生察查利沙（Zachariash）記述道：「無論冬夏、不管日夜，歐文涅斯總是抄寫著書，到了晚年，他已經視茫茫、雙手發抖，寫起字來非常痛苦。八十六歲時，他在帕奴（Panu）過世，而我，查利沙，身為歐文涅斯的學生，將繼續完成他未竟的手稿。」這些是勞苦功高的巨人，是自身熱情的殉難者。另外一個抄寫員形容在飢餓的時候，他是怎麼把最後一分錢花在樹脂塊上，好照亮他所抄寫的紙頁。這些書當中，許多都是書法藝術的傑作，小亞美尼亞字母的黃金軍隊爬過好幾百頁文件間，微型畫的藝術在亞美尼亞的書中達到世界級的水準，有兩位微型畫家的名號特別突出，托洛斯·羅斯林和沙克斯·皮卡克（Sarkis Picak）閃耀著不朽的光芒，羅斯林裝飾手稿的十三世紀微型畫還保留著飽滿的原始顏色，至今仍從曼坦納達朗的書頁中發出光芒。

這些書的命運就是亞美尼亞人的歷史，被迫害和滅絕的亞美尼亞人用以下兩種方式之一來回應他們的處境：有些上了山，躲在山洞裡，有些移民出去，散落在各大洲。兩種人都帶著亞美尼亞的書隨行，當流浪者徒步離開亞美尼亞，某些特定的手稿，好比那些太重的就分成了兩半，流浪到世界的兩端。

沒有秘密的地方：亞塞拜然

古拉納·谷司諾瓦（Gulnara Guseinova）在石油工人大道上實行花香療法。那些苦於年老體衰的人，就讓他們嗅聞月桂葉；有高血壓的人，就給天竺葵；對於氣喘病，迷迭香是最好的。人們帶著一張蓋沙諾夫教授開的處方箋來找古拉納，上頭寫著教授指定的花名和應該嗅聞的時間長度，你坐下來吸，通常是吸上十分鐘，古拉納會盯著每個人吸到他們該吸的；比如，對一些年老體衰的人而言，就別嗅聞迷迭香。排放著花朵的玻璃房是植物辦公室，類似溫室。古拉納叫我坐下來，也吸點東西。我察覺到香味了嗎？什麼都沒聞到，這個嘛，呃，那是因為花朵不是為自己而香的，一個人得動一動莖，花朵感覺到有人對它有興趣，才開始釋放出香味，花朵不會為自己而香，都是為別人而香，對於每一個碰觸，花朵都會回應芳香，它是純真輕挑的；想要取悅每一個人。「同志，摸一摸花！」古拉納跟坐在辦公室裡的老人說，他便開始像在掃掉螞蟻一樣的輕晃花莖。

我問這個醫學院學生蓋拉納是否相信花可以治療人，我說的不是治療精神上有病的人，因為那已經證實有可能，而是治療肉體上的，像是讓一個已經鈣化的膝蓋馬上恢復彈性。古拉納笑了，她只針對從世界各地前來找她的人提供協助，她強調：「甚至有從美國來的。」蓋沙諾夫教授的花香療法早就出名了。

我想，對古拉納、對我而言，這方法的迷人之處在於美學方面，還有它智慧中的歡喜與慈悲。面對一個忘掉自己生日的七十歲老先生，一位教授可以怎麼辦？當然可以把他放在擁擠的醫院病房裡，四周充滿了氯仿麻醉和碘化物的味道，但有什麼用？花兒的微香不是比氯仿麻醉的臭味更美？所以當某人必須看著他的身分證件說出自己的生日，過來找蓋沙諾夫抱怨腦袋像塞滿了泥濘一樣時，教授就會專心聆聽，然後為他在一張紙上寫下：「處方：月桂葉，一天十分鐘，三個禮拜。」而你瞧，古拉納說來看教授的人潮不斷，你要等好幾個月才約得到診。

我和古拉納坐在海邊的石油工人大道上，巴庫從這兒的石頭台地緩緩隆起，整座城市躺在海灣裡，有著圓形劇場的形狀，可以一覽無遺。古拉納問我是否喜歡巴庫，我回答說喜歡，是的，非常喜歡，這裡的建築物以各式建築風格和時代滑稽大劇的方式展現，什麼都有！堂皇和漂亮的現代建築物中，有仿哥德式、偽巴洛克、後摩爾和柯比意派，外加二十世紀的結構學和大廈，獨一無二的壯觀景象，所有的東西各在其位，每一種風格排排展示，就像是地產經紀人寇克斯先生的倫敦辦公室櫥窗一樣，提供每個人他們所想要的房子。

再過去，還有好幾個巴庫。

最古老的巴庫是最小的，不只小，而且還那麼的擁擠、那麼的壓縮、那麼的喧囂，以至於我一走進去，就不由自主地做個深呼吸，以確保我有足夠的空氣可呼吸。要是一個人停在街道伸展雙臂，那麼一隻手可以撫摸睡在左邊公寓搖籃裡的孩子頭髮，另一隻手還可以拿到右邊公寓桌上的梨子，在這裡都得單人行走，因為如果兩人並肩而行，馬上就會造成阻塞，而巴庫的老城毫無規畫，或許原本有計畫，卻是那樣的超乎現實，以至於一般的心智無從了解起。一個人在這裡永遠找不到路出去，我是和這裡土生土長的瓦納利一起來的；做了各式各樣的選擇，這樣走、那樣彎，卻都沒有用，我們就是走不出去，直到幾個孩子來幫忙才獲救。

這部分的巴庫叫做Ichen-Shereh，「內城」的意思，充滿了傳奇，並且備受當地歌謠的頌讚。對於範圍較大的巴庫居民而言，內城始終呈現出徹底的異國風，是一個人們說著他們自己語言，並像同住屋簷下，完全沒有秘密的地方。今天內城已經漸漸被拆毀；這裡將會出現新的街坊。

環繞著內城向外伸展而出的巴庫相當的合宜、廣大，外帶一點點的俗不可耐，因為這個大巴庫是為私掠船、暴發戶、巴庫石油諸王量身訂製的城市。回溯遠至十世紀時，阿拉伯作家便形容巴庫是個買油的地方。根據《阿德亞阿德—杜尼亞》（Adjaib ad-Dunia）這篇十二世紀的波斯論文說：「巴庫像火焰般整夜發光發亮，他們在地上架起一個大鍋，並在裡頭燒水。」一個土耳其的旅行者艾佛利·區樂比在一六六六年形容這沸騰為：「巴庫有各式各樣的不毛之地，如果一個人或一匹馬把腳放下在那裡站一會兒，腳就會開始熱起來，商隊嚮導挖開那裡的土，把茶壺放上去，食物馬上沸騰，神的智慧如此奇異。」

馬可孛羅寫道，商隊運送至全亞洲的油，是治療駱駝皮膚病首要及最主要的無價解藥，而且就某種特定層面而言，中世紀時，中亞的運輸網路就倚靠巴庫的油了。而因為燃燒的大地，巴庫也成為印度拜火教徒的麥加，他們遠從印度而來，以接近他們燃燒的神祇來溫暖自己。拜火神廟的四支煙囪如今雖已熄滅，但依舊保留了下來。

一百年前，巴庫架起了第一座油井的鐵架塔，開啟了這城市眩目多變的事業。一個波蘭人來了，聽說他是一個霸氣又優雅的人士，雇了一輛敞篷四輪馬車載著他到處逛，就在某一刻，他猛一脫帽，丟到地上去，對著瞠目結舌的車夫指著帽子落下的地方說：「我們要在這裡鑽油，」稍後他成了有錢人。開發巴庫原油的外國公司超過兩百家，「一八七三年，」哈維·歐康納（Harvey O’Connor）寫道：

巴庫的油從一座自動礦井中喷出來，接下來的十年間，巴庫成為世界級的首富城市，亞美尼亞和韃靼的石油百萬富翁也開始能夠與德州的百萬富翁分庭抗禮，這個城市成為舉世最大的煉油中心。俄羅斯認定這裡是天然油大出口商的位置，再過幾年就會超越美國。一八七五年諾貝爾兄弟偶然間來到這裡，一年後蓋起了他們第一座煉油廠，並在一八七八年成立了諾貝爾兄弟石油公司，一八八三年時，已經控制了百分之五十一的原油製品，在巴庫區打造了第一條輸油管，從賓夕法尼亞州帶來鑽井人，並把最新的科學進展運用於這混亂發展的工業組織。在短短幾年内，諾貝爾兄弟就建立了一隊龐大的遠航蒸氣油輪，以及較小的河輪，用於窩瓦河上的油料運送，這是發生在航行船隻仍用桶罐從美國運送原油時代的事。隨便任何人，就算只在巴庫的石油鉅子之間住上一年，就無法成為文明人，但諾貝爾兄弟卻是這規則的一個例外。巴庫的「黑色城市」成為世上最醜惡、擁擠和粗糙的角落，韃靼人、亞美尼亞人、波斯人和猶太人，加上俄羅斯人，一起透過不時爆發的殘暴屠殺，創造了一幅種族鑲嵌畫。油藏豐富的油田被獨裁者當成禮物送給各宮廷親信寵臣的相當不少，投機事業解禁，財富與日爆增，這是世上空前的景象，連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西方人都沒見過。因為噴出的油流不可能完全承接，便用防護堤把油井串聯起來，形成了油湖，然而整個原油流還是經常從油井直接流進海中。

「不好意思，我講起話來，可能會帶點民族主義。」這個好鬥的亞塞拜然女孩很有趣，一方面知道民族主義是個禁忌之果，另一方面又無法抵抗這樣的誘惑。我們站在一幅中亞的立體模型地圖上，她要跟我介紹亞塞拜然曾經多麼偉大（這就是她所謂的有點民族主義）。我告訴她，今天，她想要呈現給我看偉大昨日的渴望，算是世界共通的衝動。一個人不管到了哪裡，發現在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會誇耀自己的祖先曾經遠征至哪裡，人民似乎需要這種體認，說不定還會隨著時間越來越強。我告訴她，這其中必定有種代償的法則在運作，世界原本寬敞，但如果有個國家突然覺得它想要擴張，這一擴張可能就沒完沒了了。想想羅馬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擴充，看看蒙古人把自己擴充到何其壯觀，土耳其如何擴張。此外，對於西班牙人的自我擴充，有人會不為之讚嘆嗎？甚至是威尼斯，明明那麼小，終究在擴張上大為成功。

在邊界擴充以日益縮減為法則的今日，擴張是困難又危險的，所以各國必須改用一種深度感來滿足對幅度的天性，意思是深入歷史去證明他們的力量和意義，那是所有小國找到一種能令自己心平氣和的處境，他們自然會珍惜。幸運的是，若是仔細研讀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每個國家，在這個或那個時代，總會出現一個膨脹和擴充的時期，至少是一股愛國的衝動，讓人明確相對的，在今日其他人類之間，仍得以保有一種特定的靈魂平衡。

我甚至不知道這位亞塞拜然女孩的名字，這裡女孩的名字都象徵著某樣東西，所以父母對於命名相當慎重。古拉納意味著「花朵」，納吉絲（Nargis）是「水仙花」；芭赫（Bahar）是「春天」；艾達（Aydyn）是「光」：席維（Sevil）是在愛中的女孩。瓦納利告訴我，革命之後，他們開始為女孩子取個能夠慶祝如今現代發明紛紛進入鄉間的名字，所以有些女孩名叫崔克特、崔佛爾；一位顯然倚賴減稅的父親，他的女兒取名為菲諾戴爾（Finotdiel），那是金融部（Finansovyj Otdiel）名稱的字母頭簡寫。

所以我與這無名的亞塞拜然女孩站在亞洲地圖之上，往下看著亞塞拜然一度如何偉大，從高加索山到德黑蘭，從裏海到土耳其，蘇維埃的亞塞拜然代表的只是早先亞塞拜然較小的一部分，其餘的落在現在的伊朗，大部分亞塞拜然人，約有四百萬人口，住在那裡，蘇聯境內的則約三百五十萬人。

過去的亞塞拜然比較是地理與文化上，而非政治上的概念，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央集權的亞塞拜然國，它的歷史因而有別於喬治亞和亞美尼亞。經由黑海和安納托利亞，喬治亞和亞美尼亞和古歐洲，以及稍後的拜占庭一直保持接觸，他們從那裡接受了基督教，在他們的領土內發展，對抗伊斯蘭教的散佈；相較之下，歐洲的影響對亞塞拜然打一開始就很微弱，處於次要之位。高加索山屏障和亞美尼亞高地浮現在歐洲和亞塞拜然之間，另外東亞塞拜然則是全面開展，易於進入的低地。

亞塞拜然是中亞的入口。

主要宗教一開始是瑣羅亞斯德教，接著是伊斯蘭教，可是當我閱讀八位作家合寫的《亞塞拜然歷史與哲學概述》（Sketches from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時，詫異的發現竟然有那麼多的異教徒、變節、無神論、教派分裂、反對派、神祕派、地窖居住者和在這裡尋求庇護及講道場的隱士，因為亞塞拜然有瑪達兹沃派（Matazwlites）、巴頹尼葉派、伊斯瑪儀派（Ismailis）、瑪茲達教（Mazdakites）、摩尼教（Manichaeans），還有基督一性說派（Monophysites）、拜火者、比克特西教團（Bedtashites）、努格達夫派（Nugdavites），以及蘇非派（Sufis）、胡蘭派（Hurramites）、純淨教友派（Pure Brethem）、據知是數字神祕主義者的侯魯非派（Hurufites）、謝爾別德派（Serbedites）、卡迪爾派（Kadirites）和遜尼派（Sunnis）。說到和東方國際中心的關係，這區域八成會被視為深鄉之處，一個避難和收容的地方，不過這也不完全是真的：一四一七年異教徒哲學家伊瑪戴椗·涅茲米（Imadeddin Nezimi）就在這裡被活生生剝了皮；再往前推幾年，侯魯非派的首領那伊米（Shichabedin Fazlullach Naimi Tebrizi Azterabadi al-Hurufi）也因受伊斯蘭教徒的審訊而死於亞塞拜然。

這殉道者的門徒，稱為侯魯非派，也就是數字神祕主義者、祕術師、占卜者，他們深信我們可以用數字二十八和三十二來理解宇宙的起源。運用這些數字，一個人可以解釋每件事的謎團，侯魯非派教徒相信上帝透過美來展現自我：東西越美，越能彰顯上帝本身，美是他們評量現象世界的標準。

他們在人臉上尋找上帝。

然而穆斯林是在漂亮的女人臉上看到真主。

十二世紀亞塞拜然出了一位世界知名的詩人，名叫聶札米，與康德一樣，聶札米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出生地干達汗（Gandzha），也就是今日的基羅瓦巴德（Kirovabad）。黑格爾說聶札米的詩「溫柔又甜蜜」。「在夜晚，」聶札米寫道：「我提煉詩歌的明亮珍珠，在百束火燄中燒灼著我的腦袋，」他對於「字的外觀必須廣闊」的評論乃明智之言，聶札米是個史詩詩人和哲學家，致力於邏輯、文法，甚至是宇宙哲學。

由於一邊受土耳其，另一邊受波斯壓迫，亞塞拜然根本沒有辦法確保它的自治，公國的確存在過，但是它們的意義都僅止於地方。好幾世紀以來，亞塞拜然都只是波斯的一省，一五〇二至一七三六年是波斯的薩非王朝，那是亞塞拜然的衰落期，在這朝代下，波斯經歷了榮耀的年代，但亞塞拜然的語言並不屬於波斯語群，而是土耳其語，烏茲別克人、韃靼人、哈薩克人、亞塞拜然人、楚瓦什人（Chuvashes）、土庫曼人、巴什基爾人（Bashkirs）、吉爾吉斯人、雅庫特人（Yakuts）、朵兒根人（Dolganes）、卡拉爾帕克人（Karakalpaks）、庫米特人（Kumites）、圖瓦人（Tuvinians）、哈古斯人（Haguzitcs）、回纥人、卡拉恰耶人（Karachai）、切爾克斯人（Chakasites）、丘爾人（Chulites）、阿爾泰人（Altays）、巴拉序人（Balashites）、諾加人（Nogai）、圖瓦人（Tuvinians）、土耳其人、史萊特（Shirtes）、迦來特人（Karaites）、克里米亞猶太人和塔法爾人（Tofals）全都是說土耳其語，當烏茲別克人碰上韃靼人，吉爾吉斯人碰上巴什基爾人都可以使用自己的語言交談，且能互相理解，毫無窒礙。

海上的城市

那天晚上，尼克—尼克（Nik-Nik）要我爬上高塔。

從塔上我可以看到油岩閃閃發亮，而尼克—尼克說看過之前不能離開，高塔立在海水中央，雖然名叫裏海，但水是黑的，而我正爬著吱吱嘎嗅的通天階梯。會吱吱嘎嘎是因為整座塔都是用木頭釘起來的，包括通往星空的階梯，不過即便風吹得它像細莖一樣，它仍挺立著，彎曲但不會折斷。高塔上的我正爬向天空，這裡很暗，事實上是如海面般漆黑，我很樂意就此打住，夠了就是夠了，但是偏偏聽得見尼克—尼克還在往上爬，我只好也跟著進入黑暗、進入深淵、進入斷層之中，所有的一切都變得不再真實，因為我再也看不到任何東西，意思是我只看得到環繞著我的木製品，粗糙、沒有刨過，好像往天空擠入一根髮絲般的天然木頭，在一個無端之處，從黑暗中冒出來，抽象不太確實。

「尼克—尼克！」我大叫。

因為你曉得，我身在某個無法理解的奇怪情境，實際上是懸在一個不確定的地方，倚靠著這塊木頭，感覺十分孤單，因為在這塊木頭之外，是一片漆黑，根本沒有什麼可以參考並賴以協調的東西，沒有機會走幾步，點根香菸，冷靜的思考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要拿這把木頭梯怎麼辦。於是我留在原地，緊巴著黑暗、愚蠢和毫無意義不放，直到聽見在我上頭的某處，好像是銀河系的另一個區域裡傳來尼克—尼克的聲音，

「看到了嗎？」早就消失在視野之外的尼克—尼克氣喘吁吁的說。一直到現在，我才首度往下看，不過是懷著莫大的顫慄感，因為我懼高。

我看到了城市。

看到一個城市沒什麼好奇怪的，今天即便是鄉下人也習慣城市的景象了，但我看到的是一個位於開闊大海上的城市，在狂暴、騷動、廣大的海上；這城市距離最近的陸地有一百公里遠。

我看到城裡的燈光、它的街道，一直綿延到海平面上才消失；看到喧囂的下城，人們好像正從電影院出來，我自己前一天也才去看過一部叫做〈回力棒>（Boomerang）的波蘭電影。霓虹燈在市中心閃閃發亮，巴士來來去去，一間咖啡館大放光明，商店和公寓的窗子透出燈光，一艘運油船停在船塢中，因為那裡有一座港口，事實上是兩座，還有一座機場，遠處可見油井上的鐵架塔，儘管幾乎聽不見，它們還是發出了像蜂窩般擁擠的嗡嗡聲，塔上正在進行夜班交替，這是一座不眠的城市，甚至到了早上也一樣。

下頭，在城市底下，海起伏著。

海拍打著城市賴以矗立的排排鋼條，流進支撐著街道、廣場和水上房舍的鋼鐵結構迷宮裡，但是城市仍屹立不動，倚靠在穩穩打入海床中的巨柱上，讓我們換個方式說好了：這是個蓋在高山頂的城市，只不過這些山是在水平面之下。

一道水下的山脈連結著裏海的東西兩岸，在土庫曼境內從巴庫蜿蜒至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海面平靜時，選在特定之處，一個人可以看到海水下的山脈之巔，從裂縫、從岩石下，這裡、那裡、四處不斷的滴著油，所以岩石才會被稱為油岩，而造在海中央的這座城市也因而得名。

游牧民族創造文明：土庫曼

阿什喀巴德（Ashkhabad）是一座平靜的城市，不時有輛伏爾加開過街道，不時有驢子的腳蹄踏在瀝青路上。他們在俄羅斯市場賣熱茶，一壺二十戈比，但茶的價值可以這樣算嗎？在這裡，茶可是生命，一位土庫曼老人拿起茶倒進兩個小碗裡，一杯給自己，一杯遞給一個黃髮男孩，「納去吧，」他對男孩說。「哎喲，大叔」小男孩回答說：「我一直跟你說你應該說拿去，而不是納去（Nu）。」大叔大笑了，原因或許和在我心頭浮現的想法一樣：已經沒法再教他什麼了。一個活得夠久、鬍子灰白的土庫曼人什麼都知道，他腦袋裡充滿智慧；他的雙眼讀過生命之書。得到第一隻駱駝時，他學到了何謂財富；第一群羊死掉時，明白了貧窮的不幸。他看到了乾涸的水井，所以知道何謂絕望；他也看過滿滿的井水，因而知道喜悅的滋味。他知道陽光帶來生命，也知道陽光帶來死亡。真正了解這道理的歐洲人，一個也沒有。

他知道口渴的感覺，也知道止渴的滋味。

他知道熱的時候，一個人還是必須穿得溫暖，穿上罩衫和羊皮，而不是像一些人一樣脫得光溜，穿著衣服的人會思考，而脫掉的不會，一個裸體的人什麼傻事都幹得出來。創造出偉大事物來的人，總是穿著衣服，在蘇美利亞（Sumeria）和美索不達米亞，在撒馬爾罕和巴格達，不論有多酷熱，人們總是穿著衣服走動，偉大的文明在那裡興起，既不是澳洲，也不是非洲赤道地區，裸體走在陽光底下的人們是吹噓的，你只需去讀一下世界史就明白。

這個老人有可能知道莎士比亞最大問題的答案。

他看過了沙漠，看過了綠洲，在最後的分析後，得到了這一個分配結果。世界上的人越來越多；綠洲變得過度擁擠，連最大一塊如歐洲這樣的綠洲都是，更不用提恆河和尼羅河的了，生於沙漠的人類，如同其他來源所證實的一樣，難道不會想要回到搖籃去嗎？然後這流著汗的都市人，開著壞掉的飛雅特汽車，帶著無處可插插頭的冰箱，還可以去請教誰呢？難道不會開始找鬍子灰白的土庫曼人，或者包著頭巾的圖阿雷格人（Tuareg）？他們知道水井在哪裡，那意味著他們知道生存和救助的秘密，他們的知識或許缺乏學理和教義，卻是偉大的，因為適用於生活。歐洲的人習慣說沙漠中的人是落後的，非常的落後，從來沒有人想過絕對不該這樣斷定一個在最可怕的條件下，猶能生存千年的民族，他們創造了一種因為實用，所以最有價值的文化，讓整個國家得以存在。而在那同時，許多定棲文明陷落，並且自地球表面上永遠消失不見。

有人以為人是因為窮困才走進了沙漠，因為他已經毫無選擇，但其實正好相反，在土庫曼只有擁有牛羊群的人可以進入沙漠，而且只有有錢人才辦得到；遊牧是種富有的特權，「旅居沙漠，」蓋布爾教授說：「是一種榮耀，沙漠是上帝所選之地。」對遊牧族而言，轉為定棲生活一直都是最後的訴求，是一種生命的失敗象徵，一種降格，一個人只能用強迫的，藉由經濟和政治的高壓統治來讓遊牧民族安頓下來，對他而言，沙漠給予的自由無價。

我們想像得出沒有遊牧民族貢獻的人類文明嗎？看看金帳汗國和帖木兒帝國，它們都是中古世紀最大的帝國，世界文學上最長的史詩，叫做《現識》（Manas），共四十卷，是遊牧民族吉爾吉斯人的國家史詩。就以偉大的蒙兀兒人遊牧朝代統治下湧現的印度藝術來說吧，還有千萬不能忘了伊斯蘭，一個已經影響了全世界十三個世紀的現象，一個後續仍在發展的宗教，擁有遍佈全球的成員，從塞內加爾到印尼，從蒙古到桑吉巴。

最重要的是，在不識飛機的數千年，以及更早不知道輪船為何物的年代，遊牧民族已經掌握了征服死寂區域的偉大及危險的藝術；就在他們不斷流浪的過程中，創造了算是世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大眾傳播系統，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塊大陸到另一個大陸、從一個世界盡頭到另一個世界盡頭，不只載運黃金、香料和棗子，還有書和信，政治消息以及發現的報告，偉大的知識及想像創作的原本及副本，在分散和孤絕的當時，讓文化成就和發展交流成為可能的事。

在土庫曼老人、那個男孩和我喝茶的隔壁，立著一個花攤。「Gradzanki，」她叫道：「nev zabyvajtie roz」阿什哈巴德玫瑰，沉重無力，可是根本沒有人買花；白天的市場空空盪盪的；此刻是沙漠的中午，被熱氣壓垮的阿什喀巴德橫在太陽下，癱瘓、沉默。此地距離我的旅社一百公尺，到伊朗邊界的車程約一個鐘頭，但距離莫斯科十分遙遠，有四千三百公里，距離華沙則超過了五千公里。一九三五年一群土庫曼人騎馬出發前往莫斯科，他們夜以繼日的騎了三個月，總共騎了八十三天，這個記錄還註記在《土庫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史》（The History of the Turkmen SSR）中。

市場有蔬菜小販，意味著蘇聯集體農場的人會拿他們私人園子和小塊土地的產品到這裡來賣，還有賣藥的小販，讓人可以在他們的攤子買些東西，另有國際化的書商和理髮師。理髮師不少，但服務對象僅限男士，土庫曼的女人綁辮子，根本不需要理髮師，也有賣鉛筆和筆記本的小販，汗水淋漓、是貨真價實的汗如雨下，就像在淋浴似的，「烏茲別克人！」他對著賣茶的小販大叫，「Daychayu！」自己一碗接一碗的灌下熱飮。「Grazdanie！」稍後他大叫：「支持文化！買本筆記本！」

整個市場都鋪滿了瀝青，街道也是，街道上跑著手推車，熱得像火爐一樣，街道兩邊種著樹，也有很多草皮和花床，看得出來很在乎綠意；整座城市受到很好的照顧，乾淨而整齊，樹木提供了樹蔭，可是還有另一個心理上的功能，當前的綠意平息了綠洲住戶備受折磨、深感疲憊的幽閉恐懼症。定棲人害怕沙漠，沙漠讓他心中充滿驚駭，他只需要走到城鎮邊緣，經常只是到他自己後院的邊邊，就會發現四處都是沙漠。沙漠侵入城市，埋掉廣場和街道。我人在撒哈拉當中的奴阿修（Nuakshou），在瀝青上堆積成堆的沙經常移動，就像家鄉冬天街道上移動的雪一樣。在亞他的綠洲，我看到一種持續不斷的勞動，是農人忙著把被沙子埋到樹梢的棗椰樹挖出來。沙漠攻擊著房子，所以除了永遠關著的窗戶，這裡的房子都沒有開窗戶。這樣的氣候啊！但人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保護自己，對抗毀掉家園、裝備和財產的沙子。

樹製造了安撫人心的景象，讓綠洲不再是不斷受到沙漠成分攻擊的島嶼，而是一塊比較大適合人住和植物生長的片段之地。

阿什喀巴德在兩種意義上算是個年輕的城市。它起源於一八八一年俄羅斯軍隊突破土庫曼的抵抗後，在這裡建立的一個堡壘。堡壘開始冒出小樹，周圍逐漸形成小鎮，一九四八年發生了一場在現代歷史上堪稱最嚴重的地震之一，十五秒內，整座城市從地表上消失，米夏回憶城中原本只有一座墓園，地震過後驟增到十六座，城市建物中，只剩下列寧的雕像存活下來。

你今日所看到的阿什喀巴德是災難後才建立的，本質上是整個從頭來過，所以這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供古蹟喜愛者前來探訪。

河水和水源的重要性

洛瑣德給我看烏茲博伊河（Uzboj）流域的地圖。

它從阿姆河引水，切過卡拉庫姆沙漠（Kara Kum Desert），注入裏海，洛瑣德說這是一條美麗的河流，跟塞納河一樣長。現在這條河死了，他說，它的死亡開啟了戰爭，隨即補充說考古學家尤斯普（Yusupov）研究了烏茲博伊河的歷史。根據尤斯普的說法，這條河流是最近才突然出現在沙漠中的，大約是在五千年以前吧。隨著水流，魚和鳥也來到沙漠，之後，人來了，他們屬於阿里伊里（Ali-ili）、綺查（Chyzr）和堤維迪札（Tivedzij）族。土庫曼人當時分成一百一十、甚至是更多族，阿里伊里、綺查和堤維迪札把烏茲博伊河分成了三段，每個民族享有三分之一的河流流域，烏茲博伊河岸變成繁榮且人口稠密的綠洲。村落和製造業中心、菜園、農場都出現了，沙漠最中心開始變得擁擠和吵雜，這就是水可以帶來的，水是一切的起源，是第一道滋養，是地球的血脈，人們用三條波浪曲線代表水，線條上畫著一條魚，魚是幸福的象徵，三條線加一條魚就表示生命。

從印度往安納托利亞、從科日（Khore）往波斯的商船都會載貨物通過這裡。烏茲博伊河舉世聞名，在人民能夠讀寫的國家裡頭，與其相關的各式文獻流傳了下來。在烏茲博伊河河岸邊停著慇勤待客的大客棧，供划槳手休息，讓他們有個地方睡覺和吃飯，在朵夫—卡拉（Dov-Kala）、歐爾塔—庫伊（Orta-Kuy）和塔拉伊罕（Talaychan）都有市集，在這裡人人皆可買到從世界各地運來最高品質的貨品。

烏茲博伊河河域人民崇拜聖石，這是典型的沙漠居民，崇拜現有的一切，岩石、峽谷、井和樹，有聖石矗立的地方禁止戰鬥，石頭會保佑人不死，其中有濃縮的力量禁錮在一個固定的形式裡，讓它永垂不朽，吻石頭給人近乎感官的喜悅，洛瑣德招我過去看《遊記》（The Voyage）的片斷，Abū Abd allāh Muhammad ibn Abd allāh ibn Muhammad ibn Battuta al-Rawātī al-Tanjiī，或者為大家所知的伊本·巴圖塔，寫下：「親吻石頭時，雙唇覺得甜得不得了，所以一個人會想要一直吻下去。」對烏茲博伊河的人民而言，石頭是聖物。

那時人的思想都跟著水的分配在轉，我們可以透過推論來確定這一點。就算革命之後，改革已經進行，水的分配對土庫曼人來說，還是與戰爭爆發和簽署和平一樣重要。基本上，一切都倚靠它，水透過河渠流到土地稱之為aryk（灌溉河渠），分配在主要的灌溉河渠中進行，要是泉源豐富，水分配就變成一場慶典，但是泉源罕見豐沛，一整年的雨量可能只有歐洲一場陣雨那麼少，也可能從天而降的整年度雨量會集中在兩天內下完，然後便僅餘乾旱。這時，水的分配就會轉為戰爭，灌溉河渠兩旁的墓園不斷擴展，溝底躺著人骨。

有錢人有大條的灌溉河渠，窮人有小條的，窮人想要偷偷打開閥門，讓多一點水流入他的灌溉河渠，有錢人則壓制這種事，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模樣。水是一種投機品；是黑市的一項商品，有水交易、水景氣、水破產，人們或因水而致富，或因水失去一切，興起各式各樣只有革命可以消除的習俗。女人無權獲得水配額，只有已婚男子有配額，因此一個生了兒子的男人會讓嬰兒娶個成年女子；嬰兒婚後就有了水配額，對於那些生了很多兒子的人來說，水就是通往財富之路，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土庫曼第一立法會才批准了革命性法令，禁止嬰兒娶妻，並且讓婦女有了水權。

每個人都盡量住得離烏茲博伊河越近越好，河流中有水；帶有生命的河岸邊走出了商隊的痕跡，成吉思汗的軍隊讓他們的馬喝烏茲博伊河的河水，岸邊來自撒馬爾罕和約穆德（Yomud）的商人，則是奴隸販子。

洛瑣德說這條河的苦惱始於四百年前，就像突然出現在沙漠中一樣，現在這條河也開始突然消失。烏茲博伊河在沙漠的正中心創造了一個文明，支撐著三個民族，連結東西方：在烏茲博伊河的兩岸有著許許多多日後會由尤斯普挖出來的城市和拓居地。如今沙子吞噬了河流，不知道是誰先注意到的，它的活力開始減弱，水流轉細，總之阿里伊里、綺查和堤維迪札人都集結到岸邊來看著河流、看著這生命之源離去。他們會坐下來看，只因人們都喜歡觀察自己的不幸，水位日日下降，他們眼前出現了深淵，整班人為閥門的開關辛苦掙扎全失去了意義，誰有什麼樣的灌溉河渠已經沒有差別，反正都沒水了。人們跑去找大師，跑去找老大，擁抱他們碰到的每一顆石頭，但完全沒有幫助，土地不斷的乾涸，樹不斷的枯萎，少許的水就可以買到一頭卡拉庫爾（Karakul）羊，過去在這或那停的商隊，現在只會快速通過，好像傳染病降臨了這塊土地似的，市場漸漸荒蕪，生意人關閉了他們的商店。

挖出烏茲博伊河流域先前綠洲遺址的尤斯普宣稱那裡發現的物品毫無章法可言，人們就那樣拋下了他們的一切，孩子丟下他們的玩具;婦人丟下她們的鍋盤，一定完全被驚慌、歇斯底里和恐懼所攫住，毫無疑問一定是流傳著最恐怖的流言，或許連預言家和算命師都來了，人們感覺到沙漠圈往內緊縮，沙子在他們的門前呼嘯。

如出埃及記般的大遷徙開始，阿里伊里、綺查和堤維迪札族（此族又稱為騎駱駝族）人民朝南走，因為南方有當時有名的瑪爾（Mar）和提仁（Tedzhen）綠洲。離鄉背景的人走過卡拉庫姆沙漠，卡拉庫姆意指「黑沙」，是土庫曼和整個中亞最大的沙漠，身後是條已經死掉的河流，像只破水壺一樣躺在沙中，沙子也吞噬了灌溉水道、田地和房子。

沙漠和綠洲的戰爭

洛瑣德說河流乾涸的族群遭遇到南方綠洲居民，也就是特克人（Tekke）和撒里可人（Sariq）的抵制，他們都是土庫曼人，新來的和在地的都是；等於是一個國家因為爭水而分裂。洛瑣德說在綠洲當中，始終有個水量和居民數的理想比例在，所以綠洲沒有辦法再吸收新來的人。綠洲可以吸收客人，可以吸收商人，但無法吸收整個族群，因為那會立刻打亂綠洲賴以維持基本生存的平衡，所以沙漠和綠洲間一定要有戰爭。人們發現比起他們那些住在氣候宜人區的兄弟們而言，住在這些氣候區裡的他們處在一個比較戲劇化的情境之中。也因為如此，這裡的戰爭起因比較深遠。說起來，相較於史載戰爭是起源於如冒犯君主、如王朝封地、如某位領導人有迫害狂躁症這類小事的歐洲，也更加人道。在沙漠中戰爭的起因是活下去的渴望，人一生下來就糾纏在對立間，裡頭蘊含著戲劇化，所以土庫曼人永遠不知統一為何物：乾涸的灌溉水道分隔了他們。

把它的族群趕向南方的烏茲博伊河之死，在土庫曼人間引發了同族相殘，戰爭延續了好幾世紀，直到革命之後。不過這些對抗已經比較政治化，洛瑣德說今天有部門專責分配水。他說，一九五四年推土機開到了波沙卡（Bosaga），波沙卡在土庫曼境內的阿姆河上，距離阿富汗邊境不遠，他們開始在這裡挖溝渠。就這樣，曾經自生又自滅的河流再度被引進沙漠之中，這次是經由人手，呈現出所謂的歷史循環。一如以往，和水一起被帶進沙漠的，還有魚和鳥，溝渠的兩岸轉變成繁榮熱鬧的綠洲，現在溝長八百公里，完成後會再長一倍，就像烏茲博伊河昔日那樣直達裏海。

洛瑣德說溝渠裡的水是甜的，他裝了一壺要我喝，果然清涼好喝。岸邊浮盪著一艘平底船，周圍盡是沙漠，在平底船上，一個牆上貼滿女明星照片和裸體女郎海報的房間裡，住著葉洛斯拉夫·舒切維亞（Yaroslav Shchaviey）的工作人員，是四個烏克蘭人。洛瑣德和我是他們的客人，不過純屬意外，因為我們的汽艇壞了，不得不停下來。這一隊人在挖溝渠的支流，那樣才能把水引到附近一處集體農場去。無數輛卡車把沙子從一地載往另一地，每輛輪子都有一人高。沙堆山上站著一個藍眼女孩，記錄每個司機跑的趟數，她怎麼記錄呢？用一種可以確保司機跑足配額的方式。她叫做帕里娜，來自哈爾科夫（Char'kov）附近的某個地方，如果司機人很好，帕里娜會給他多到足以成為超級配額員工的鉛筆記號。酷熱時，帕里娜就放下筆記，跳進溝渠，游到對岸再游回來，繼續做她的鉛筆筆記。舒切維亞會跟在她後面去網些魚，派出其中一輛大卡車，到集體農場去買伏特加，他們為我們辦了一場奢侈的酒宴。我們在傍晚時離開，溝渠水面輝映著船上的燈光。

在土庫曼的最後一天回到馬利（Mary），馬利是木加布（Murgab）綠洲的首府，也是排在阿什喀巴德之後的第二大城市，人口六萬。土庫曼人口不到兩百萬，分住在五個綠洲上，而這共和國其餘部分的地表，有百分之九十是沙漠。馬利的中心是一棟漆成藍黃兩色的老舊平房，曾有好幾百家的小商店，有烏茲別克、俄羅斯和亞美尼亞式的；如今不是國有化，就是轉變成工場或倉庫。這裡悶熱、空氣稀薄；在中午變得灰濛濛的，來自沙漠的沙塵暴逼進，強風與煙塵填滿了天地之間，沙塵遮蔽的視線又令人嗆噎，幾乎無法呼吸，所有的動靜都停頓了。機器軋軋的停下來，現在帕里娜、舒切維亞和其他人都躲在角落裡，擠入縫隙，拉起床單、毯子或任何手邊拿得到的東西，蓋到頭上去，以免窒息。沙塵暴埋葬了一切，洪流淹沒了人和羊群（因為在沙漠裡真的有洪流！）。嗆咳、窒息、箝制到死，沙粒，這些幾近無物的東西（石頭被風力和水力研磨成粉末），懸浮在空氣之中，被太陽曬熱，然後變成乾霧，是所有沙漠人民的恐懼。乾燥火熱的迷霧，就像燃煤一樣熱的粉雲；是沙漠在震怒當中還要人做的呼吸。我在旅館裡，在房間裡；沒有燈光，更要緊的是沒有水；電線八成被風給扯斷了，水管也給沙堵住；水壺裡還有一口溫暖的飮料，但之後會怎麼樣？城裡沒有水；電話斷了；只有收音機暢通。我躺在床上，但一切都潮濕又灰濁；枕頭像火爐般散發出熱氣；在沙漠的風暴裡，人們陷入渴水症之中，突然間就把他們飲料全部喝光光，貪心、欠缺思慮，真的是瘋狂，之所以會喝是因為彼時他們為口渴所苦，為了恐懼而喝，驚訝的認定沒有水了，感覺像是為了打擊那無可避免的一擊而喝，等於是先下手為強。街道荒涼，安靜的旅館，走道空盪盪，我下樓去，餐廳空無一人，酒吧女侍坐著看窗外，一個俄羅斯人從街上走進來，風塵僕僕，連襯衫都被風吹得扯出褲頭，他頭戴附著耳罩的帽子，緊扣在下巴上。「給我們兩百公克，」他對酒吧女侍說。她隨即起身，倒給他一杯伏特加，他喝完之後，發出一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聲！「好多了，」他說，然後帶著肚子裡這把火出街，走進沙漠之火中，酒吧女侍的眼光跟了他好一會兒。「他是我們的一份子，」她說：「受得了一切的那種人。」然後她看著我，親切的表情中帶著點諷刺意味，一語不發的遞給了我一瓶檸檬汁。

會自己的語言：塔吉克

我們要到靠近杜尚貝（Dushanbe）的科明特納（Komintern）集體農場去，村落一共有十五個，是個很大的集體農場，不過還不是最大的。科明特納的指導叫做阿杜卡倫·夏瑞普（Abdulkarin Sharipov），身材高大，在護衛烏克蘭的戰役中被德國的榴彈打中，失去了一條腿；被送到醫院去的他在出院後便直接返家，但無論是在戰爭當中及之後，他都沒見過一個德國人。

無法走路的夏瑞普，用他小小的指導貨車載著我們到處跑，途中覆述集體農場成員擁有什麼：三頭牛、十二隻羊，以及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驢子和馬，一隻好羊值一百五十盧布，而一間新房子要花掉十五隻羊。除了養動物之外，集體農場成員也種田，一公頃能夠收成八百磅的小麥。收成那麼少卻要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其實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因為田地都坐落在高度不同的高山上，所以低的田地收割得早，而高的晚，塔吉克到處都這樣，整年都在播種和收割。六月份，瓦赫什（Vahsh）河谷已經是收成時刻，但帕米爾（Pamirs）的農夫才剛要去播種而已，列寧巴德（Leninabad）的杏仁已經收割了，伊斯法（Isfar）的杏樹才開始開花。

我們穿過一個村子，塔吉克女子停下來背對車子，用手掩住了臉，革命把她們的臉從掩蓋下解放出來，可是拿掉面紗的女人，反應卻仍在。我在杜尚貝的大學裡碰到蘿雀·納比捷瓦（Rochat Nabijeva），一九六三年，她成為第一位獲得學位的塔吉克女子，論文的主題是廢除面紗的抗爭，這抗爭付出了許多人命，好幾百個女人因為露出她們的臉而被殺，盜匪公開處決了這些女人。本質是那樣果決及永恒不變的人類，竟然會在不同緯度區創造出這麼矛盾的習慣，實在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某些文明中，男人的野心是女人的臉暴露得越多越好，而在其他的文明中，是盡量的把它藏起來。

夏瑞普把我們載到村邊一棵開闊的樹蔭下，他在這裡辦了宴會。他們捧出了櫻桃、杏子和蘋果，一碗碗的蒸肉，成堆的小麥煎餅，各式各樣的湯、本國料理、沙拉，不同種類的食物堆積如山，一箱箱的伏特加酒，夏瑞普不喝酒，說穆斯林禁止喝酒，但最後他喝了某樣東西，隨即起身脫掉衣服，還拿下他的義肢，然後跳進附近的河流中，農人都看著這位裸體的領導。他在幹什麼？其中一個回答說他在降血壓。

沒有指導的盛宴繼續進行，很多人集結過來，其中一名開始講故事，其他人不時爆出笑聲，我問他們在說些什麼，接下來一位老師幫我翻譯，說這是個年輕塔吉克人的故事，他從戰爭中歸來，到科明特納集體農場去，卻忘了自己的語言，開口就說俄語。村子裡懂俄語的人很少。「說塔吉克語，」他的父親告訴他，可是這位塔吉克青年假裝聽不懂父親在說什麼，人們開始到他父親家門前來，想要看看忘掉母語的塔吉克人是個什麼模樣。起先只是附近的人來，後來整村的人都來了，一群人圍著看這位從戰場歸來的塔吉克青年，有人開始笑，而笑聲不斷的散播出去，引得整座村子都笑起來，充滿了隆隆的笑聲；笑到抱著他們的肚子，在地上打滾，最後那個塔吉克青年受不了了；他衝出房子對著那些人大叫：「夠了！」用的是塔吉克語，自己跟著開始大笑起來，就在塔吉克青年想起自己語言的那一天，村內宰了一頭羊，每個人都大吃大喝，狂歡一整夜。

「會俄羅斯語不錯，」老師結論道：「但是身為塔吉克人必須會自己的語言。」我們敬了舉世所有的語言一杯。

那天早上我飛往吉爾吉斯坦，圖然送我到飛機場，四面八方的景色都不一樣，往北是和緩的綠色山丘，南方是被雪覆蓋的高山，東邊是烈日燒烤的沙漠山丘，還有綠意盎然的杜尚貝，在被雪覆蓋的高山那頭是印度，越過了沙漠山頭則是中國。

兄弟關係：吉爾吉斯

在吉爾吉斯，我由羅斯坦·烏拉林作陪，羅斯坦是個話很少的人；一整天下來，他只說了幾句話。「我不太愛說話，」碰面的第一天他就說，結果我們便默默相處。周日我們出發到城裡去，弗龍之（Frunze）類似阿什喀巴德和杜尚貝，只是天氣較好，而因為這個或那個的理由，必須住在亞洲的

俄國人都會想辦法在弗龍之安頓下來。這城市的外觀和氛圍都是歐洲，是俄羅斯風的，主要大道叫做二十三號議會的CPSU街，像是條散步道，看得到很多年輕人成群或成對的散步，一對俄羅斯人、一對烏茲別克人、一對吉爾吉斯人，在二十三號議會的CPSU街上可以買到冰淇淋和包肉的餃子；可以看現代店面櫥窗，也可以坐在長凳上。

非洲學生聚集在舊郵局前面，非常優雅，但也非常無聊，那些人都是男的，難以釐清他們要去哪裡。是有間酒吧沒錯，可是大排長龍，我們來到體育場，看見少年隊在比賽，露天看台空空盪盪。我們又繼續走，但要到哪裡去呢？要做什麼？我感覺到羅斯坦不曉得要拿我怎麼辦，羅斯坦必須陪著我走，因為這排在我的拜訪行程裡，我不知道該怎麼樣中止這次的散步？「也許我們該停下來，不要再走了？」我問羅斯坦，但他反駁說，「怎麼可以？不，不，我們繼續走，」他再度陷入沉默繼續走；我跟在後面；他緊繃著，我也緊繃著；無法舒服的吻合上，變得親近、變得友善；我們連看起來最簡單的事情，像是要不要停下來都達不到共識。

我們從二十三號議會的CPSU街轉進蘇維開亞街，這裡有一幢幢的小屋，看起來溫馨，照顧得很好的樣子，窗下長著錦葵和覆盆子，風景直接從斯摩棱斯克轉送過來，到天山（Tien Shan）的山腳下。門廊坐著俄羅斯老奶奶，不管天有多熱，老奶奶的頭上還是包著格子方巾，身穿羊皮無袖短上衣，裙長及腳踝，小心謹慎的補貨，只單調的擺出一或兩個玻璃罐櫻桃，每罐賣十戈比。老婦人們就這樣孤獨的坐著，沿著好幾公里遠的整條蘇維開亞街，每個門廊坐一個。

當天晚上我住在狄諾馬·史曼諾夫（Dzhumal Smanov）圓頂帳篷裡，天山的蘇沙米爾河谷 （Susamyr Valley）距離弗龍之兩百公里，狄諾馬負責為潘非洛夫集體農場牧羊，因為在工作上表現傑出，獲得政府頒發「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傑出牧羊人」的頭銜。狄諾馬牧的羊有六百頭，如果仔細的問，會發現其實這群羊只有一半是集體農場的羊，其他則是他自己、他兄弟、他叔伯、他鄰居等等的。狄諾馬讀到七年級，今年四十一歲，有九個孩子，他的家族很大，有很多孩子，狄諾馬整個夏天都住在他的圓頂帳篷裡，冬天才回到集體農場去。他和太太、其他的牧羊人、他自己及其他人的孩子們，住在同一頂帳篷裡。對於我完全出乎意外的抵達，這些人表現出非比尋常的好客熱情；狄諾馬殺了一頭公羊，辦了一場盛宴，整個營帳裡都是人，他們都是接到一個騎馬信差的通知，從其他牧草地趕來的。我們蹲在毛氈地毯上，啃著羊骨頭，喝伏特加，吉爾吉斯人喝起伏特加來比俄羅斯人還要兇，波蘭人就更不用提了。女人也喝，按照規矩，在宴會進行當中，她們得待在營帳外頭。有時主人會倒杯紅牌伏特加，叫個女人的名字，那時她就會走進營帳蹲下來，將那杯酒一仰而盡，然後一言不發，一口東西也沒吃，直接站起來又消失在外頭的黑暗裡。

在盛宴中，他們會用盤子端上煮熟的羊頭招待客人，客人必須吃下羊腦，然後還要掏出一顆眼睛來吃掉，另外一顆由主人吃，這樣就建立起兄弟關係了，這種經驗可不是很快就能忘掉的。

沉默的尊嚴：烏茲別克

艾金說他在城裡有事就走掉了，把我一個人留在布卡拉酋長的要塞。要塞裡有博物館，看得到酋長的金袍；看得到劊子手的刀，已經用到幾乎看不見刀鋒了。年長的美國女人在院子、酋長的臥室到處穿梭跑步、拍攝、窺探地牢深處，袍子和刀子都看得她們悚然而驚。「現在看看這裡，」有位老師對著一群學童說，他們聚集到用鐵條隔開的地牢入口，裡頭的半明半暗中，有著代表酋長囚犯的塑像，一個人吊在韁繩上；另一個人全身覆血，另外還有幾個塑像坐在地上，被鏈在牆上，老師解釋著酋長是個多麼殘酷的領導人，還有所有的這一切：要塞、袍服、吊在韁繩上的人等等，總結起來就叫做封建領地。

時間是中午，我走出要塞，走進一個灰濛濛的大廣場，對面是一間茶屋，白天這時候茶屋裡頭已經都是烏茲別克人，頭上戴著無邊便帽的他們蹲著喝綠茶，他們會像這樣喝上幾個小時，有時甚至是喝上一整天，在一塊小地毯上，在親密朋友間，這種在樹蔭下度過的生活是愉悅的。我坐在青草地上，也點了一壺茶。一邊是要塞景象，像克拉科夫（Krakow）的瓦維爾堡（Vavel Castle），只不過是泥造的，但我在另一邊看到了更棒的景象。

另一頭矗立著一棟雄偉的清真寺。

清真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為它是木造的，在材料典型是石頭和泥土的穆斯林建築之中是相當罕見的，而且在沙漠正午的炙熱、麻木的沉靜當中，竟然聽得到清真寺內傳來碰撞聲，於是我把茶壺放在一旁，過去看個究竟。

碰撞的是撞球。

這座清真寺叫做波羅考茲（Bolo-Khauz），是十八世紀中亞建築的獨特範例，基本上也是那個時代唯一倖存的建築物，波羅考茲門口和內牆的木頭裝飾之美、之精確，舉世無雙，讓人只能為之深深著迷。

我往裡頭看，裡面有六張綠桌，每張都有幾個金髮蓬鬆的小男孩在玩撞球，旁觀者則為不同的撞球者加油。一張桌子租一個鐘頭八十戈比，所以是很便宜的，難怪想要進來玩的顧客在入口大排長龍。我不想站在裡頭，那樣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欣賞内部，便再回到茶屋去。

炫目的陽光灑在廣場上，狗兒到處晃，旅行團從堡壘出來，起先是美國女子，然後是孩子，在堡壘變成的博物館，與清真寺變成的彈子房之間，有坐著喝茶的烏茲別克人，他們默默的坐著，以符合父老的方式面對清真寺。在這些人的沉默風采中，有著一種尊嚴在，撇開他們破爛的灰色罩衫不說，他們看起來是極為突出的。我有股衝動，想要走過去跟他們握手，用某種方式表達我的尊重，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在這些人當中，在他們的舉止當中，在他們明智的平靜裡，我真摯的尊崇感自然而生。他們在這茶屋坐了好幾代了，茶屋是老的，說不定比要塞和清真寺都還要老，現在許多許多、卻絕非全部的事情已不一樣了，一個人可以說這個世界在改變，但並沒有完全改變；無論如何，都沒有變到一個烏茲別克人不能在工作時間裡坐在茶屋內喝茶的程度。

在布卡拉，我也看到了擁擠和多彩的市場，這些市場年代久遠，可以回溯到千年前，卻仍生氣蓬勃，人山人海，艾金讓我看阿維森納愛逛的市場，他帶領我看伊本·巴圖塔買過椰棗的市場，小店、攤子、小販賣部，全都編上一個號碼，因為他們已經國有化了。艾金說烏茲別克人比較喜歡在市場買貴，也不喜歡在店裡頭花比較少的錢買東西，市場是個傳統所在，見面和聊天的地方，是第二個家。

我到密爾—阿拉伯學術教育中心的院子去，這個學術教育中心是一所穆斯林大學，密爾—阿拉伯是建於一五〇三年的雄偉建築群，革命後大學關閉，但現在再度開啟，新名字叫做中亞及哈薩克共和國穆斯林神學院。

這種大學在蘇聯就這麼一間，第一班在一九六六年入學，每個入學名額都有十六名候選人爭取。

藍色的美麗撒馬爾罕

布卡拉呈褐色；那是陽光烘焙下的泥土色；撒馬爾罕則是強烈的藍，那是天空和水的顏色。

布卡拉是商業、喧囂、水泥和物質的；是個小販和市場的城市；是亞洲腹地的大倉庫，是沙漠裡的港口。撒馬爾罕則是充滿啟發性，抽象、高尚和美麗的；是個濃縮和迴響的城市；是個音符、是幅畫；面向星空。艾金告訴我，必須在月夜下，尤其是滿月時看撒馬爾罕，那時大地一片黑暗，牆壁和塔樓吸收了所有的光線；然後城市開始發光，然後向上漂浮，如同燈籠一樣。

H.派沃斯（H.Papworth）在他所寫的《帖木兒傳奇》（The Legend of Timur）書中質疑撒馬爾罕的奇蹟是否真是帖木兒，又名帖木爾的功績。他寫道，有件事無法理解，就是這座以其美麗和架構，把人的思緒導向神祕與沉思的城市，竟然是如帖木兒這種殘酷的魔鬼、掠奪者和暴君所創建出來的。

但撒馬爾罕的聲名是在帖木兒統治期間的十四和十五世紀之交與其後打下的基礎，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帖木兒是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歷史現象，他的名字引發幾十年的恐怖感。他是個偉大的統治者，將亞洲納在腳下，不過那並沒有阻止他專注在細節上。帖木兒花很多時間在瑣碎的事情上。他的軍隊以殘酷聞名，帖木兒所到之處，阿拉伯的歷史學家薩伊德·渥夕非（zaid Vosifi）說：「血就像從瓶子倒出來那樣，從人體體內流出來，」還有「天空成了鬱金香田的顏色。」帖木兒本人會帶頭站在每一次遠征隊伍前，親自監督一切，他會下令砍斷被他征服之人的頭，再下令用頭顱築起塔樓、牆壁和道路，並親自監督打造工程。他會下令剖開商人的胃找金子，一樣親自監督過程，以確定這些人的身體有被仔細搜索過。他下令毒殺對手和反對者，也為自己常備一份毒藥，他執行著死亡標準，這項任務佔用了他半天的專注，另外半天他則專注於藝術上。帖木兒用支援他散佈死亡的同樣熱誠，將自己奉獻給了藝術的傳播。在帖木兒的認知裡，藝術和死亡的間隔僅如毫髮，而派沃斯所無法理解的也正是這一點，帖木兒殺戮是真的，但他沒有趕盡殺絕也是真的，他赦免了那些有創造質素的人。在帖木兒的帝國裡，最好的聖殿是才華，帖木兒把才華規劃進撒馬爾罕；他徵求每一位藝術家，任何帶著天賜火花的人都不許傷及毫髮，藝術因而得以盛放，撒馬爾罕得以盛放，那個城市是他的驕傲。在其中一個入口上，帖木兒下令刻上這句話：「heiti要是你懷疑我們的能力，就看我們的建築！」這句話比帖木兒多存活了好幾個世紀。今天撒馬爾罕依然以其無比的美麗、傑出的形式和藝術天才讓我們震驚，帖木兒自己監督每一次建築，不成功的都毀掉，他的品味出類拔萃，連裝飾他都會仔細考量各個不同的可能性；評判設計的精巧，線條的純粹，隨後他就會再度投入新的軍事遠征中，投入屠殺、投入血腥、投入火燄、投入哭喊。

派沃斯不明白帖木兒是在玩一種少有人有辦法玩的遊戲。帖木兒在測試人類可能性的極限，帖木兒論證了杜思妥也夫斯基稍後描述的，說人有能力做任何事，一個人可以透過聖修伯里一句話來定義帖木兒的創作：「我做了任何動物所做不到的。」好壞皆有。帖木兒的剪刀有兩刃，創造之刃和破壞之刃，這兩刃界定了每個人活動的極限，不過一般而言，這把剪刀甚少打開，有時只打開一點點，但帖木兒的情況，則是盡全力把剪刀打開到極致。

艾金帶我去看帖木兒在撒馬爾罕的綠色軟玉墓，皇陵入口前有塊碑文，作者就是帖木兒本人：「快樂是一個人在世界拋棄他之前，就先拋棄了這個世界。」

一四〇五年，他死在前往中國的征途當中，享年六十九歲。

Andrey Rublyov，一三六〇～一四二七或一三七〇～一四三〇，中世紀俄國最偉大的畫家之一，傑作〈三聖像〉現藏於莫斯科特列季亞柯夫（Tretyakov）美術館。​

Vit Stoss，一四三八～一五三三，十六世紀德國最偉大的雕塑家及木刻家之一，其作品外形剛健有力、有稜有角，風格平實，技藝超群，這裡提到的應是波蘭克拉刻聖瑪利亞教堂内可開闔的祭壇。​

Tamara，原為保加利亞公主，後來嫁給尼西亞帝國皇帝的奥多雷二世·拉斯卡利斯提為妻。​

Sveti Tschoveli，意指賦予生命、生氣勃勃的十字架，所以此教堂的外觀就設計成一個十字架，也有意譯為「生命支柱」。​

Tamerlane，又名帖木纪（Timur），察合台語「鐵」之意。一三三六～一四〇五。出生於西察合台汗國的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化蒙古貴族家庭，是成吉思汗七世女系子孫。一三六二年，他在故鄉附近地區進行绥靖時，被打傷成了瘸子，因此人稱跛子帖木兒。一三六九年，他殺死具備兄弟情誼的西察哈台汗忽辛，宣稱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繼承人，建立了帖木兒帝國，一三七〇～一四〇五年在位，人稱世上最後一位征服者，他的軍隊燒殺掠奪，把戰爭的火焰從地中海岸一直燒到中國邊境。​

catholicos，也音譯為卡托利科斯，是包含亞美尼亞教會、聶斯脫留教會等在内，某些東方基督教會首腦的稱號。​

Niko Pirosmanashvili，一八六二～一九一八，喬治亞知名的素人畫家，最擅長畫動物。​

Nikifor，六〇年代波蘭素人畫家的別名，真實姓名難以考查。​

全名Henri Rousseau，一八四四～一九一〇，於一八五五年從巴黎一收費站退休後，始全力作畫，是現代素人藝術家的原型，所繪茂密叢林、野獸、異國人物的色彩豐富而鉅細靡遗。​

Veronese，一五二八～一五八八，威尼斯畫派最具代表性的畫家。早期深受提香影響，頃向於矯飾主義，從一五六〇年起開發出一種原創性的繪畫語言，在豐盛華麗的巴洛克形式與色彩裡，大方地展現威尼斯人們富裕緊榮的美好生活，於宏偉壯麗的建築物中，透過他戲劇性的布置、描繪，加上金碧輝煌的色彩，呈現出一種卓越完美的繪畫世界，進而開啟豐盛的巴洛克繪盡藝術之大門。​

Komitas，民族音樂學家、作曲家，是亞美尼亞有民族音樂風格的奠基者。​

Chopin，一八一〇～一八四九，波蘭作曲家和鋼琴家，歷史上最具影響力和最受歡迎的鈉琴作曲家之一，也是波蘭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為歐洲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音樂的代表人物。​

tar，流行於高加索和中亞細亞一種多弦的發弦樂器，有點類似吉他。​

Sumer，古代巴比倫尼亞南部地區，世界最早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Pasha，奥圖曼帝國或舊日土耳其文武高官的尊稱。​

King Philip，指的應該是西班牙腓力二世，在他統治國家的十六世紀時，西班牙海軍稱霸世界。​

尊稱為Sir Steven Runciman，一九〇三～二〇〇〇，英國著名史學家，專長於中古世紀，在其三卷本的巨著中，曾把十字軍東征定位成非道德的戰爭。​

全名Mesrop Mashtots，生於三六一或三六二年，卒年不詳，是位修士、神學家和語言學家，最著名的是於四〇六年或四〇七年創建了五到七世紀的亞美尼亞語，即格拉巴爾語或古典亞美尼亞語，並一直被當作文學語言且沿用至今。​

Seljuks，十一世紀由塞爾柱家族統率烏古斯人諸部，也就是回紇的一部分及後裔在西亞建立的帝國。極盛時佔有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大部分小亞細亞和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敘利亞等地。一二四三年，蒙古入侵小亞細亞，在科塞達克擊潰了塞爾柱軍，從此塞爾柱帝國淪為蒙古的藩屬，於一三〇八年滅亡。​

Toros Roslin，一二一〇～一二七〇或一二一六～一二八八，中古世紀的亞美尼亞書法頂尖大師。​

Baku，亞塞拜然共和國首都。​

Eveli Chelebi，一六一一～一六八二，奥圖曼最有名的旅行家。​

Tractor，意思是奪引機。​

Chauffeur，意思是司機。​

Nezāmī，一一四一～一二〇九，公認波斯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抒情史詩詩人。​

全名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一八〇四，德國哲學家及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被認為是對現代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啟蒙運動最後一位主要的哲學家。康德終生沒有離開過出生地哥尼斯堡。​

Safavid，伊朗的王朝之一，將伊斯蘭教的什葉派定為伊朗國教。​

Volga，俄羅斯高爾基汽車廠的一款著名汽車品牌，曾被廣泛地用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務用車。在東歐、中國、朝鮮等國也極為常見。配備一輛伏爾加汽車，在當時著實是一種身份與地位的標誌。​

前蘇聯的小銅幣。​

Na是正確說法，Nu可能是口語用法或發音相尾。​

Golden Horde，蒙古帝國的西方部分，由成吉思汗之孫拔都創建。幅員廣闊，首府設在窩瓦河上的舊薩萊城，或稱拔都薩萊。​

Ibn Battutah，一三〇四～一三七七，全名即上文“摩洛哥大旅行家，二十歲左右時，他出發去麥加朝聖，從此開始，踏上了一條長達七萬五千哩的旅途，經過了現在四十四個國家的國土。《The Rihla》為其代表作品，即上述的《遊記》。​

Avicenna，本名伊本—西拿（ibn-Sīnā），九八〇～一〇三七，阿維森納是歐洲人對他的尊稱。塔吉克人，生於布卡拉附近。他是阿拉伯哲學家、醫學家、自然科學家、文學家。青年時代曾任宮廷御醫；二十歲時，因王朝覆滅而遷居花刺子模；十一年後，因政治原因逃至伊朗。他博學多才，有多方面的成就。醫學上的專業豐富了内科知識，重視解剖，所著《醫典》是十七世紀以前亞洲、歐洲廣大地區的主要醫學教科書和參考書，主要著作還有《治療論》和《知識論》等。​

鳥瞰

（一九八九～一九九一）

第三羅馬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開始展開帝國邊境周遊之旅。我和這大國的接觸零星，而且每次都短暫，年代卻已經非常久遠，心想那點現在將成為我的一大助力，結果我錯了，旅途最後的段落因為兩個理由而成為一種啟示。首先，對這個國家，我向來不是非常感興趣；我不是專家，不是俄羅斯專家，不是蘇維埃主義者專家，不是克里姆林宮事務專家等等；吸引我的是第三世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彩大陸，我幾乎把自己全部奉獻給了這些地方，我對帝國的實際熟悉度因此是微不足道、隨意而膚淺的。第二，隨著史達林和布里茲涅夫時代越來越往後退，我們對這套系統和國家的知識則呈幾何性的成長，新素材和新消息的出現不是以每年或每個月來算，而是每星期和每天都有！對最近視共產主義為一種意識形態，以及帝國對舉世政治都算不合適產生興趣的某些人來說，可能不明瞭現在可取得的材料，就算比例不是更高，也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在幾年之前連個影子都還沒看到！

就像哥倫布生在每一次的航海遠征都會改變世界地圖的那個地理發現的偉大時代一樣，我們今天也活在一個政治發現的大時代中，不斷揭露出來、越來越新的真相正在改變我們同期的風貌。

踏上歷史現場

一九八九年春天，看著從莫斯科傳來的消息，我心想：那裡值得去一趟，當時人人都有種好奇心，有種會發生什麼非比尋常之事的預感。時值八〇年代末期，好像世界正進入一個重大變化、一個轉型是那麼深遠及根本的階段，誰都無法忽略，任何國家和地區都無法視而不見，世上最後一個帝國蘇聯當然也一樣。

傳導民主和自由的氣候正以加速凌駕之勢，橫越過整個世界，各個大陸上的獨裁政權一個接一個倒台：烏干達的奧博特、菲律賓的馬可仕、智利的皮諾切特。拉丁美洲的專制軍政府失勢，轉而擁護較為現代文明的政權，而在非洲幾乎是無處不在（也是怪異和徹底腐敗的定律）的一黨制度則漸次分解，退出政治舞台。

與舉世這一連串勢不可反的新事件對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史達林—布里茲涅夫制度則尋求越來越獨裁之道，就像是一個徒勞無功的衰敗遺風一樣，危險力量雖然已屬落伍事物，威力卻猶存。舉世關注帝國經歷的危機，不過是一種焦慮的關注，每個人都察覺到這個權力中心配備著足以炸掉我們星球的巨大毀滅性武器，然而駭人的黑暗態勢還是掩蓋不掉共產主義正步向結束，以及在這事實當中，有著某種無可抵抗的句點所帶給人的滿足感，於是舉世同感寬慰。

德國人稱之為Zeitgeist，即時代風潮，一個包含著應許的迷人時刻，當這可憐及冷淡昏睡的時代精神像站在枝頭的濕透大鳥，沒有具體的理由（或至少沒個能提出全然合理解釋的理由），突然毫無預警，大膽且喜悅的展翅高飛，我們都聽到了飛行的咻咻聲，那挑動了我們的想像力，也給了我們活力：於是我們展開行動。

我在一九八九年盤算著，如果可以，我想要走過整個蘇聯，走過它總共十五個聯邦共和國。（不過我可從沒動過念頭要一路走完總共四十四個共和國、行政區和自治區，因為我的壽命完全不可能長到足以那麼做。）有關於我的旅程，最恣意任性的想法是：

西至——布列斯特（與波蘭交界點）

東至——太平洋（海參崴、堪察加或馬加丹）

北至——沃爾庫塔或新地島（Inovaya Zemlya）

南至——阿斯塔拉（Astara，與伊朗交界點）或鐵爾梅茲（與阿富汗交界點）

這是世上很大一塊區域，不過話說回來，帝國表面佔地超過兩千兩百萬平方公尺，而它的陸地邊界線比赤道還長，綿延四萬兩千公尺長。

請記住，只要技術上允許，這些邊界都用厚厚的鐵刺網線圈標註（我在帝國和波蘭、中國與伊朗的邊境都看到這些圍籬）。而因為惡劣的天氣，這些鐵絲很快就會敗壞，因此必須經常做幾百，不，是幾千公尺的更換，我們可以放心的推測蘇維埃的冶金業，有一大部分是奉獻在製造鐵刺網上。

這件事可不僅僅止於圍起邊境！有幾千公尺的鐵絲是被拿去圍古拉格群島呢？那幾百個散布在整個帝國領土內的營區、驛站和監獄！另外還有幾千公尺被吞噬去圍大砲、坦克和原子射程，還有軍營的鐵絲網？還有各式各樣的倉庫。

如果我們按年代把蘇維埃政府實際用到的鐵絲網加起來，就可以輕易看出為什麼在斯摩棱斯克或鄂本斯克的店舖裡頭買不到鋤頭或鐵鎚，更不用說是刀子和湯匙了：就是沒做這種東西，因為必要的金屬原料都拿去做鐵刺網了，而這還沒有告一段落！畢竟數以噸計的鐵絲是得用船隻、直升機、駱駝、狗隊運送到帝國最遠、最難以抵達的角落，然後還得卸下、捲開、切割和鬆綁，很容易就想像得到邊界守衛的指揮官、古拉格營區的指揮官、接下來還有典獄長不斷發出那些要求要更多噸鐵刺網的電話、電報和郵件來催促，想像得到萬一碰上中央倉庫存貨不足時，要建立存貨補給是多麼的痛苦；也很容易就想像得到那幾千個分派在帝國整片領土上的委員會和控制小組，以確認一切都確實圍住了，確認圍牆夠高也夠厚，可以細細密密的糾結與編織，甚至一隻老鼠也擠不過去；也很容易想像莫斯科官員打給他們鄉間屬下的電話，那是以諸如：「你真的有用鐵絲好好圍起來了？」的問題，表達持續警戒及關切為特色的電話。所以相較於拿去為自己蓋房子和醫院，相較於維修持續惡化的污水處理和電力系統，人們（幸好不是每個人！）經年忙著用鐵絲網從內在與外在、在當地與全國，圍住了他們的帝國。

偉大旅程的念頭源自於讀到改革新聞的途中，消息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就算是發生在一個遠如哈巴羅夫斯克之地的相關事件，仍然會註明「莫斯科」，我的記者魂會為此產生反感，碰上這樣的時刻，我就會被哈巴羅夫斯克所吸引；想要親自過去一探究竟，這個誘惑更強之處在於即便我對帝國的知識甚微，依然可以感受到莫斯科和國內其他地方（儘管不是所有的一切）是多麼的不同，還有這超級勢力的廣大區域（即使對莫斯科的居民而言）依舊是個極度未知的領域。

但我立刻心生疑慮，在莫斯科之外搜尋改革新思維是對的嗎？我剛讀了一本新書，著名的歷史學者納森·艾德曼（Nathan Ejdelman）所寫，在一九八九年初出版的《俄羅斯高層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the Top in Russia），作者視改革新思維只是俄羅斯歷史一連串轉捩點的另一個而已，並且提醒我們這國家所有的轉捩點、革命、動盪和突破會出現，都源自於沙皇的意志、總書記的意志、克里姆林宮或者聖彼得堡的意志，艾德曼說俄羅斯國家的活力一直都不是花在一般民眾個別的主動權上，而是花在實行菁英份子的意思上。

那些文章字裡行間都傳達著這樣的訊息：看克里姆林宮的意思，那裡能夠容忍多久，改革就會延續多久。

所以，要是一個人想要了解風向與強度，最直接的作法，或許是到莫斯科去，接近克里姆林宮，觀察安置在牆內的地震儀、溫度計、氣壓計和風向標？克里姆林宮總是讓我想到氣象學，在那裡往往能收集到比在歷史與哲學的十字路口更多的知識。

一九八九年秋天是我與帝國分別多年之後的首度重逢，上一次來是在二十多年前布里茲涅夫時代剛開始時，史達林時代，赫魯雪夫時代，布里茲涅夫時代，在那之前是彼得一世的時代、凱薩琳二世的時代、亞歷山大三世的時代。除了這裡，世上還有哪個國家統治角色的個性特徵、狂熱和恐怖，會在國家的歷史、過程、上升與下降上留下那麼深刻的烙印？因此俄羅斯本身和世界各地才會那麼專注在歷代沙皇及總書記的情緒、消沉和任性上，大家多麼倚重這個啊！（密茨凱維奇論尼古拉一世：『沙皇一驚訝，聖彼得堡的居民就恐懼的發抖，/沙皇生氣，他的弄臣嚇到死掉；軍隊開拔，其神和信仰/是沙皇。沙皇生氣：讓我們死吧，我們會取悅沙皇！』）

縱觀俄羅斯的歷史會發現，幾世紀以來，在字面上，沙皇都被當成是神，一直到十九世紀才有沙皇下令，將沙皇的畫像從東正教的教堂中取下來，沙皇下令！沒有沙皇的命令，可沒有人的膽子會大到去碰這樣的畫像，或者說是聖像，就算是巴枯寧那個無政府主義者和破壞份子、激進份子及炸藥份子，也稱沙皇為「俄羅斯基督」，而就如沙皇是神的教皇一樣，列寧和史達林也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教皇，一直到史達林死後，才開始了與全能之神統治的宗教分離的緩慢過程，世俗化之外，還佐以漸進的全能腐蝕；布里茲涅夫對此發出抱怨。一九六八年秋天想要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造制度的杜布切克和他的人民，結果引來蘇聯的坦克車，輾上他們的頭，布里茲涅夫因而悲嘆道：「你以為你權力在握，就可以為所欲為，但那是個重大的錯誤！就連我也不能為所欲為，在我希望成真的事情當中，成功的比例可能只有三分之一而已。」（《來自東方的冰雪》〔The Frost from the East〕，日德尼克·慕尼拿）

就這樣，我來到機場的護照管制前，小小窗口裡是守衛邊界的年輕軍人，開始檢查護照，細看、研究，不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搜尋照片，有了！軍人看著照片，然後看我，看照片，又馬上看我，看照片又看我，他覺得有什麼看起來不太對勁。「把眼鏡拿下來！」他下令，看看照片，看看我，看照片，再看我，但我看得出來摘下眼鏡後，現在看起來更不對了。我看得出他淡色眼眸中的專注，感覺得到他的心思開始狂熱的運轉起來，我想我知道此刻這顆心正致力於什麼，正在搜尋敵人，敵人額頭上可沒有蓋上印記；正好相反，敵人是戴著面具的，所以訣竅在於剝下他的面具。我眼前這位軍人和他數千位同僚在學校就是接受這項技巧的訓練；中士說，你們這裡有一百張照片，其中有一個是間諜，誰猜得到是哪一個，可以有一個禮拜的假期。男孩們認真的看了又看；額頭冒出汗水來，一個禮拜的假期耶！

這個？或是這一個？不，不是這一個，這看起來像個正派的人，所以你以為間諜的頭上有長角嗎？間諜看起來有可能像正常人，甚至還可能有和藹的微笑！他們當然沒猜對，因為在千百個選擇當中沒有一個間諜，現在已經沒有間諜了，沒有了嗎？想像得出來一個沒有間諜的世界嗎？軍人的心思運作、捜尋、穿透，有件事是肯定的，間諜不計任何代價的想要進來這裡，滲透及突破進來，唯一的問題是，在每張都耐心等待自己這雙小心警戒的蒼白眼眸巡弋到他臉上的幾十個人當中，他是哪一個？有人說冷戰已經不存在了，但其實還在，就在照片和臉龐的來回凝視，在持續及銳利的瞪視，在謹慎而狐疑的瞥視，在最後到底要拿我們怎麼辦的焦慮和猶豫不定裡。

拿破崙所見的莫斯科

莫斯科的景象令夏多布利昂（Chateaubriand）為之著迷，他是《超越墳墓回憶錄》（Memoirs form Beyond the Tomb）一書的作者，陪同波拿巴踏上往莫斯科的遠征。一八一二年九月，法國軍隊抵達了這座大城：

拿破崙騎馬出現在前鋒附近，又越過一個高地；它圍繞著莫斯科，就像蒙馬特圍繞著巴黎，並且稱之為宣誓效忠之丘，因為俄羅斯人會在看到聖城身影時，跟看到耶路撒冷的朝聖者一樣，就地祈禱，如同斯拉夫詩人所說，黃金圓頂的莫斯科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兩百九十五座教堂，一千五百座宮殿，覆蓋著雕刻木頭的房屋，黃的、綠的、粉紅的，只缺柏樹和博斯普魯斯而已。覆蓋著發亮和油漆鐵片的克里姆林宮是這整體的一部分，莫斯科河流過磚頭和大理石蓋成的優美別墅，圍繞在松樹林園之中，那相等於棕櫚的天空，就連威尼斯在亞得里亞海上的輝煌時代也不會更加燦爛……莫斯科！莫斯科！我們的士兵大叫著開始鼓掌。

「因為俄羅斯人會在看到聖城時，跟看到耶路撒冷的朝聖者一樣，就地祈禱。」

是的，因為對他們而言，莫斯科就是一座聖城，是世界的首都，是第三羅馬帝國，這個見解是十六世紀由普斯柯夫（Pskov）的賢人和遠見者菲洛修斯所提出的。「兩個羅馬帝國已經殯落（彼得和拜占庭），」他在寫給同時代的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說：「第三羅馬（莫斯科）矗立，不會再有第四個了，」他向大公斷言，莫斯科是歷史的盡頭，人類在地球上漫遊的終點，通往天堂的入口。

俄羅斯人深信不疑，而且是狂熱的相信。

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九月午後陽光下所見的莫斯科已不復存在，俄羅斯人隔天就把它給燒掉，迫使法國回頭，稍後，莫斯科又燒了好幾次。「我們的城市，」屠格涅夫在某處寫道：「每五年燒一次。」那是可以理解的：俄羅斯的建築材料是木頭，因為到處都是森林，木頭便宜，用木頭可以很快就蓋好一棟房子。尤有甚者，木牆具備良好的保溫效果。可是一旦失火，就會燒個精光，包括整座城市，俄羅斯城的居民總是幾千名又幾千名的死於火海之中。

只有用磚頭和石頭打造出來的教堂和貴族宮殿有機會存活下來，但在俄羅斯實在罕見那種奢華的建築，因此布爾什維克黨人毀壞東正教教堂的舉動不但是和宗教的戰鬥，也是對過去、對全部歷史的唯一遺留物的摧毀，只留下了廢墟，形成黑洞。

改革獲勝！

嘗試把老莫斯科永遠摧毀掉，毀掉那個現在只能在米哈伊爾·品萊耶夫（Mikhail Pilayev）的畫中看到舊莫斯科的人，是史達林。

與年代或國家無關，所有的獨裁者都有個共通的特性：他們什麼都懂，是一切的專家，格達費和希奧塞古，伊迪·阿敏和阿爾弗雷多·史托斯納爾，全部具備毫無止盡的深度與智慧。史達林是歷史、經濟、詩歌和語言學的專家，結果顯示，他也是建築的專家。一九三四年，也就是在一次恐怖的淨化，以及下一次更恐怖的淨化之間，他授銜重建莫斯科，記錄虔誠的說他奉獻了許多時間和關注，新莫斯科在外觀上要顯示出以下的時代特徵：勝利、權力、巨大、權勢、嚴肅、廣闊、神聖不可侵犯（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哲學問題》〔Voprosy filosofii〕期刊，作者是E.V席多林〔E.V.Sidorin〕）。他們精力充沛的開工，炸藥、十字斧和推土機開始運作，把原本住在美麗的中產階級公寓裡的好幾萬人，趕到帳篷或者貧民區去。老莫斯科從地球表面消失，原地浮現笨重、單調卻有力的建築物，那是新權勢的象徵。幸運的是，一如確切社會主義下常見的例子，失序、懶惰和缺乏工具讓城市這一塊躲掉了被徹底毀滅的命運。

如同我所說的，幾條老街、舊房子和小公寓被保存了下來，無人聞問，是的；破破爛爛又覆蓋著苔蘚，也是。但它們還在，還矗立在那裡，只要稍加努力，就想像得出來這裡曾是個舒適的現代化城市，一個人可以隨意挑個小門廊坐下來，挑張樹下的小板凳坐下來喘口氣，走進一家小客棧、小酒館或者小酒吧放鬆一下，溫暖一下身子，喝杯茶或白蘭地，今天的莫斯科卻完全沒有那樣的東西！我已經在這城市走了好幾個鐘頭，卻無處可去，幾間餐廳不是關著，就是有老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模樣的人站在前頭，就等著捉住你的衣領，把你丟到交通繁忙、車來車往的街道中心去。尤有甚者，靴子裡的襪子已經扭曲到我沒有辦法再繼續往前走；我一定要整理一下。可是哪裡可以坐下來？在下著雨雪的莫斯科深秋裡，當一個人走在街上，沒有家或旅館（家或旅館都太遠了），而且剩下的地方只有結凍的泥濘時，哪裡還可以坐下來？

這樣走過古老莫斯科的街道時，我突然開始明白了二十世紀的大事件，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意義，眾所皆知，這場革命也改變了人類的歷史。我注意到搭蓋在這些房子和小公寓的一樓，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商店、工坊、小餐館和咖啡館的舖位，這可以從展示窗、階梯、門的形式和廣闊的內部空間獲得印證，這裡曾鼓動著商業化、喧囂和歡樂的老舊莫斯科心臟，曾有一群群人經過街道，洋溢著多彩、吵鬧、擁擠和異國的風情，今天走過同樣的這些街道，卻只剩一片空盪死寂。我本能的看著展示窗，每一戶裡頭都擺著桌子，沒有櫃檯或棚架，沒有百貨或布料，只有破爛程度不一的桌子，而且桌子還緊緊塞在一起，擁擠不堪，像是強迫使然，差不多是層層堆積，如軍營裡頭的舖位床一樣。針對這件事、這必要的主題進行過多少次討論，舉辦過多少次會議，耗費多少的深思熟慮，只為了確認哪裡還擠得進一張桌子嗎？（透過展示窗可見）那些桌上堆著調查、表格和問卷，以及到處都是的茶杯。

機智經常出現在最簡單的事物上，我現在走過的街道便印證了這個事實，帶給布爾什維克黨人勝利的策略包含了驅逐和剝削商人（依照商業法則自我指導的獨立個體），並派遣職員，也就是溫順服從當局的工具到他們店裡去，櫃檯後的人換成了原本坐在辦公桌後的人：革命大勝。

莫斯科，即便是廣大無垠的老莫斯科，房子和街道均無盡頭，甚至可以把所有的集中營都蓋在裡頭，而它仍顯空曠和整齊，是這樣的空曠成為城市突出的特徵。正如同身在世上每一座龐大城市裡一樣，不管要到哪裡去，都必須不斷的走，或者搭好幾小時的地鐵、巴士和計程車，這對住在首都中心周圍廣大新區域的那些人特別麻煩，但這些問題打不退任何人，人人都想住在莫斯科，城裡人口約在千萬之間，另外還有千萬人每天過來工作和購物。莫斯科作家弗拉基米爾·索羅金稱他的街坊鄰居（事實上就是住在俄羅斯城市的一般居民）為城市鄉巴佬，這些人是社會學現象。以前他們離開了村落，現在回不去了：村子不在了，被集體農場毀滅及取代，但是這些人持續著一種記憶，一定的習慣和反應，自相矛盾的是，俄羅斯村落的精神不是在廣闊的窩瓦河流域存活下來，而是在莫斯科新區：在別利亞耶夫（Bielayev）、梅德韋德科夫（Miedviedkov）、加里亞諾沃（Golianov）每一棟都是幾十層高的摩天大樓裡，而且要到其中任何一個地方去都不太容易。尤其到了晚上，要是一個人不是熟門熟路的話，根本就找不到路。莫斯科計程車司機對這情況發展出的幽默小調之一是：

我會帶你到凍原，

甚至到伊萬諾沃，

我會帶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只是不到加里亞諾沃（梅德韋德科夫、巴博羅夫等等）。

一九八九年末到莫斯科是進入了一個被激增、放肆的言論所統治的世界，在噤聲、沉默和監禁多年後，水庫爆發了，狂暴、強力、遍佈的言語激流淹沒了一切。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再度（或者說是首度）發揮本性，無止無盡、不屈不撓、激情狂熱的討論，他們多愛做這件事啊，給他們的感覺多棒啊！不管在何處，只要有人發表某些討論，馬上有無數的群眾集結過來，討論的主題五花八門，什麼都可以，但比較偏愛的，當然是過去，所以說呢，列寧如何，杜思妥也夫斯基如何，布哈林如何呢？詩人和政治人物一樣重要，曼德爾施塔姆是因為飢餓死於集中營，或者是傳染病的結果，誰該為西維塔葉夫（Cvietayev）的自殺負責，這些議題可以辯上好幾個鐘頭，直到天亮。

但更多的時間是花在電視機前，看最高蘇維埃會議日夜不停的轉播。劇增政治狂熱的情況拜幾個因素同時發生所賜，首先，這裡的最高階政治權力，幾世紀以來都被一種密閉、近乎神祕的秘密所包圍，人民的生死完全由領導者決定，但這些人卻永遠無法親眼見到領導人，然後突然間，他們竟然來到了眼前，領導者生氣了，在揮舞手臂時扯歪了領帶，豎起了耳朵。第二，隨著最高議院的審議過程，他們第一次有了參與重要事件的感覺。

終於，改革和這國家的電視擴張一致，電視造成的改革，是帝國史上其它事件未曾有過的的影響。

全名Apollo Milton Obote，生於一九二四年，一九六二～一九六六年擔任總理，一九六六～七一年擔任總統，後在阿敏發動的政變中被推翻。之後在一九八〇年的總統選舉中再次當選為總統。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再遭北區司令奥克羅准將（Basilio Olara Okello）發動政變所推翻。​

perestroika，這邊特指一九八〇年代前蘇聯的經濟及政府機構的新調整。​

Chabarovsk，此地即為中國清朝時代的伯力。​

全名Leonid Ilyich Brezhnev，一九〇七～一九八二，前蘇聯政治家，曾任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和軍隊最高領導人。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參與推翻赫魯雪夫的政變，在結束了赫魯雪夫帶有自由化色彩的改革之後，布里茲涅夫的政策總體趨向於保守和僵化，其領導期間腐化和裙帶風盛行，不過蘇聯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強，核子武器的數量超過美國，成為軍事上的超級大國。​

Peter I，一六七二～一七二五，年輕時為吸取西歐文化，曾隱姓埋名歷訪英國、荷蘭、德國各地。外交方面，為獲得出海口而與瑞典、土耳其交戰，並為了取得戰爭勝利，實行富國強兵的政策，財政和行政改革上一面立足於農奴制，一面盡量發展經濟，振興教育，刷新文化，實施地方機構改革，在全國各地設省，改革貨幣制度，建設新的首都聖彼得堡，並於一七一二年遷都至此，一七一八年設立參議會，一七二一年廢黜大牧首，代之以宗教事務管理局。經過彼得一世改革，到一七二一年與瑞典和談時，俄羅斯已經成為面貌一新的歐洲強國，他最重要的動作是改革軍制，而且不斷製造與購買武器。​

Catherine II，一七二九～一七九六，原為德國人，一七四五與彼得三世結婚並皈依東正教，後來逐漸取得一些軍隊的支持。由於彼得三世另有新歡，她面臨被廢后的威脅，於是在一七六二年率領近衛軍發動政變而即位。和伏爾泰、狄德羅等法國思想家交往密切。一七六七年夏天，召集新法典起草委員會會議，宣布女皇訓令，主張開明專制、嚴厲的法治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她雖然想改善農奴制度，但因贵族的反對而沒有成功。此外她還修改地方行政制度、司法制度。貴族势力得到加強，農民和農奴的生存狀況更加惡化，引發了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的普加喬夫起義。對外政策方面，三次瓜分波蘭，對土耳其作戰取得黑海沿岸地區，併吞了克里米亞汗國。寵臣和情人波將金去世後，她以重建拜占廷帝國為目標的南進政策受挫，這個時期的俄羅斯成為名副其實的歐洲最強國家之一。凱薩琳二世又被尊稱為「大帝」，即俄國歷史上與上述彼得一世被尊稱為大帝的兩位大帝之一。​

Alexander III，一八四五～一八九四，一八八一～九四年在位。在位期間，是俄羅斯工業化的時代，表面上欣欣向榮，但是農業發展緩慢，農民贫困，繁榮的基礎是薄弱的。​

全名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一八一四～一八七六，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及作家。​

Czechoslovakia，一九一八～一九九三，一九九三年分裂成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兩個國家。​

全名Alexander Dubček，一九二一～一九九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曾於一九六八～六九年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杜布切克主張「人道社會主義」，並且推動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結果導致華約組織與蘇聯的武力干涉，他也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被迫辭職。一九七〇年出任捷克駐土耳其大使，後被解職，並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於布拉迪斯拉發附近的伐木所工作。一九八九年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後，杜布切克支援哈維爾的公民論壇運動。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瓦解之後，杜布切克復出政壇，一九九二年出任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主席與聯邦國會議長。一九九二年因為車禍重傷而逝世，著有《希望不死》一書。​

Zdeněk Mlynář，一九三〇～一九九七，在東歐政治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上，提出反對意見的捷克知識份子。​

Bonaparte，拿破崙的姓氏。​

全名Philotheus Kokkinos，一三〇〇～一三七九，東正教神學家、修士、君士坦丁堡牧首，十四世紀振興拜占廷隱修制度和教會的重要人物。​

Muscovite Prince Vasily III，一四七九～一五三三，透過政變奪取大公位置。在位期間，繼承父親政策，努力統一俄羅斯，自一五一〇年起陸續吞併普斯柯夫公國，從立陶宛手裡收復斯摩棱斯克，並吞併梁贊公國，大致完成了東北俄羅斯各公國的統一。瓦西里三世宣稱「我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不使貴族和諸大公參與政治，一切問題均以專制方式解決。十五世紀後期，莫斯科民間漸漸流傳一種說法，認為莫斯科公國是拜占廷帝國的繼承者，莫斯科是「第三個、也是永久的羅馬」。​

Alfredo Stroessner，一九一二～二〇〇六，巴拉圭總統及獨裁者（一九五四～一九八九）。​

Vladimir Sorokin，一九五五～，俄國當代小說家及劇作家，是現代俄國文學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Bucharin，一八八八～一九三八，蘇聨政治理論家、革命家、思想家及經濟學家。曾任《真理報》及《消息報》主編，因眾多理念與史達林不合，政治歷程不順，最後甚至在沒有證據、只有被告口供的情況下，以叛國罪名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布哈林在獄中開始寫作《歲月》一書，這是他的絕筆之作，直至臨刑前中斷，歷時四個月，共約三十萬字。後遭秘密槍決，直到一九八八年才獲平反，主要著作有《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及《歲月》等。​

Mandelshtam，一八九一～一九三八，生於波蘭，為蘇聯詩人、評論家，阿克梅派最著名的詩人之一，其妻娜傑日達也是蘇聯作家。一九三四年因其作品《史達林諷剌短詩集》，兩人同遭放逐至彼爾姆邊疆區的切爾登，後來改到沃羅涅日。隨後於一九三八年在海參崴附近一個臨時難民營去世，娜傑日達繼承其遺志，在史達林死後，終於完成了論文，出版了回憶錄，也獲准回到莫斯科。​

全名為Supreme Soviet of USSR，分為兩院：一是聯邦蘇維埃，又稱聯邦院，其代表為直接民選，每三十萬人推舉代表一人；二是民族蘇维埃，又稱民族院，亦由各加盟國直接民選代表组成，兩院代表聯席會議選舉主席團，主席為聨邦元首。蘇聯一直採行一黨獨裁路線，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掌握政治實權，是核心組織，最高行政機構都長會議完全由其操縱，黨總書記遂為真正的國家首腦人物。​

禮拜堂與宮殿

不管經過這地方多少次，我都沒有辦法移開視線，我會專注的凝視，好像我正透過薄霧、透過時間在看什麼一樣，而當然，沒有什麼東西好看的。

沿著我待的列寧斯基大道（Leninski Prospekt）往城中心開到那裡，得先通過石橋（Kammenyi Most），接著急下往右轉，再右轉，登上沿著河岸而築，叫做納貝瑞納札（Nabereznaja）的大街，那地方就在那裡，就在交通號誌燈之後，直接越過高架橋，圍在一道栅欄後。

救世主基督禮拜堂

冬天裡，空氣中升起白色的蒸霧，這蒸氣來自一個全年開放的大游泳池，因為水經過加熱，冷到攝氏零下三十度時，游泳池便成為特定階層人士的樂園，他們生活中最大的滿足來自冷到如此恐怖的天氣裡，可以沐浴在一個露天泳池裡，結果什麼事也沒有！他們活著！我們從他們爬出水，沿著泳池昂首闊步的樣子：動作充滿活力，身影筆直，頭抬高、胸挺起，看得出來他們真的頗為自滿。

一八一二年秋天，領導所向披靡的毀滅性大軍的拿破崙放棄了莫斯科，逃出俄羅斯，吃盡狼狽撤退的苦頭。俄羅斯人擴大了抵抗，他們戰勝了。為了向「把俄羅斯從危及她的毀滅當中解救出來」的神表達謝意，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決定在莫斯科建造一座「以解救俄羅斯者為名」，也就是救世主基督為名的禮拜堂。

禮拜堂當然該與沙皇向神之子致謝之意一樣大，所以巨大無比，無垠無盡。

但是因為沙皇忙著征服亞塞拜然和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也因為失調以及或許僅是一般性的健忘，終其一生，他都沒有蓋好這座禮拜堂，一直到亞歷山大一世的弟弟與政權繼任者尼古拉一世登上王位後第五年，也就是一八三〇年時，建造感恩禮拜堂的想法才重新出現。兩年後，尼古拉一世認同了建築師庫普曼·東（Konstantin Ton）呈給他的設計，之後他又深思熟慮了六年，思索要在哪裡蓋禮拜堂，最後他終於下定決心，準確地選擇了這個地方，也就是今日特殊階級人士，大風雪天裡在露天游泳池中游泳，提出他們勇氣和膽識證明的地方。這地方有兩個優勢：第一，接近克里姆林宮；第二，附近冒出的河水可以讓東正教的上帝子民實行他們傳統的宗教沐浴儀式。

不久之後，沙皇組成了一個委員會興建救世主基督禮拜堂（Temple of Christ the Savior），並且開始大規模動工。

建築工程毫不間斷地持續進行了四十五年。

尼古拉一世主持其事，但一八五五年他離奇死亡，父親的志業由兒子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繼續，不過他在一八八一年春天死於炸彈事件。幸運的是，下一位沙皇，也就是亞歷山大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三世也對這個計畫展現了持續及狂熱的渴望。每位元首都在這野心勃勃（而且像是永垂不朽）的努力上灑下無止盡的時間與金錢。不只是莫斯科，不只是俄羅斯，而是整個世界，都抱著震驚、無言的景仰心情看著這棟建築物。沙皇來來去去，老一代死了，新一代活在世上，俄羅斯將自己投入一連串戰爭和掠奪的混亂之中，或受苦於飢荒和疫病的循環浪潮，但無論什麼都無法打斷，甚至拖延花在這幢獨特又非比尋常建築的心力。

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出席禮拜堂的敬獻儀式。雖然建築外觀在眾人面前矗立多年，已經廣為人知，但這時走進內部的人卻發出了狂喜及景仰的呼喊，建築師引用的數字更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心醉神迷的情緒。

真的，救世主基督禮拜堂超過三十層樓高。它的牆壁厚達三點二公尺，以四千萬磚塊建造，牆壁內外都貼上了阿爾泰和波多利亞的大理石，以及芬蘭的花崗岩。藉著特殊的鉛製黏片，厚厚的石片沿著整個禮拜堂的表面，緊附在磚頭之上。聖壇冠以巨大的圓頂，上覆層層的銅片，重達一百七十六噸重，在頂端立著一個三層樓高的十字架，圓頂被四座鐘樓所包圍，每座掛著十四個鐘，總重六十五噸，主鐘重達二十四噸。（波蘭最大的鐘是瓦維爾城堡〔Wawel castle〕的齊格蒙特〔Zygmunt〕，重八噸。）十二座銅雕門朝教堂內部而開，總重一百四十公噸。

三千座燭台上蠟燭照亮的內部讓人大開眼界。此外，因為門徒進入教堂時會根據東正教習俗又點亮他們自己的蠟燭，而建築可以容納一萬人以上的信徒，所以大老遠之外都看得見窗戶的亮光。

走進去之後，馬上會看到一幅令人為之目眩的巨大屏幕，這屏幕總共用了四百二十二公斤的黃金，映射出幾千支獸脂蠟燭閃亮的光芒，居高臨下的強烈光芒會將我們置於一種不自覺的啟發性及謙卑的心靈狀態。

牆壁下方覆蓋著一百七十七片大理石牌匾，上面鐫刻著以下的細目：

·俄羅斯軍隊戰鬥的日期與名稱

·參與戰鬥的軍團和師的名稱

·指揮官的姓氏

·傷亡數字

·誰獲頒什麼勳章，尤其是獲頒聖喬治十字架的人

在大理石牌匾之上，高一些的地方，直達圓頂頂端的白色石膏牆壁上，覆蓋著用一種特殊技巧畫上的壁畫，包含聖者的畫像，基督和十二門徒生活的場景及聖經主題，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那時代最有名的俄羅斯畫家，布魯尼（Bruni）和魏列夏庚、克拉姆斯科伊（Kramskoy）和里塔夫倩柯（Litovchenko）、謝多夫（Siedov）和蘇里科夫等。

禮拜堂的悲劇

威嚴高尚的聖壇，獨一無二的建築樣本，在其活力當中蘊含著俄羅斯藝術真正的榮耀，總共存在於世四十八年，直到史達林在一九三一年中期決定將它夷為平地為止。他並沒有大剌剌地做這件事，他沒有向大家宣布：「現在我們要將救世主基督禮拜堂夷為平地！」

沒有！當然沒有！

沒有這樣的宣言或公告！很簡單，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八日的《真理報》有條新聞的主旨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當局決定要在莫斯科建立蘇維埃宮殿，文中也包含了宮殿要蓋在哪裡的消息，提到的地址對外人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對莫斯科居民而言，卻象徵了一切，宮殿要蓋在禮拜堂所在地，為什麼就非這個地方不可？莫斯科畢竟是大城市；城中有許多空地；甚至克里姆林宮附近就有空地，所以有絕佳的地點任君挑選。可是不，不要，就是要救世主基督禮拜堂所在的土地！

史達林下令將莫斯科最大的神聖物摧毀掉，且讓我們天馬行空的想像一下：那是一九三一年，讓我們想像當時統治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下令將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夷為平地；讓我們想像當時的法國總統保羅·杜馬，下令將聖母院教堂夷為平地；讓我們想像波蘭的約澤夫·畢蘇斯基元帥下令將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的亞斯納古拉修道院夷為平地。

我們想像得出來這種事嗎？

不，難以想像。

某晚的深夜，他們用圍牆封起了禮拜堂的廣大基地，清晨就開始動工，破壞禮拜堂的工作在聽覺上可以分成安靜的階段，以及吵鬧的階段。政府在安靜的階段掠奪禮拜堂，我們知道這座教堂有多少寶藏，光是黃金就有半公噸重，還有多少噸的銀、銅、琺瑯、紫水晶！多少的鑽石和祖母綠、土耳其玉和黃玉！多少無價的聖像和華麗福音書，多少牧杖和香爐！還有金銀織成的禮衣，那些裝飾著寶石的十字褡、皮帶和鞋子！

現在所有的一切都必須從牆壁和聖壇拿下來，從櫃子和櫥子的抽屜、框架和鎖鏈拿出來，全部都得帶走藏起來，有的放在克里姆林的倉庫裡，有些放在蘇維埃秘密警察的保險箱裡。拆下大理石是最大的工程，用鉛牢牢貼在磚牆上的大理石不肯退讓，無法拆下來，以致拆除工作持續了好幾個禮拜。我們並不知道延誤有沒有惹得史達林心煩，要是有，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那時史達林有一大堆心事，首要也最重要的是，他指揮了用飢餓來殺掉烏克蘭千萬人民的事件。以當時的科技狀況而言，要一口氣殺掉一千萬人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還不識毒氣室為何物，也不知道何謂大量毀滅性武器。事實顯示，他對這事件的過程特別感興趣。史達林是個多疑的人，不相信任何人，親自閱讀來自烏克蘭的戰報，痛斥懶惰的人，發出新的指示和命令，這一定花費他許多的時間和精神。

在此同時，史達林總書記還緊盯著野心勃勃的勞改營網絡擴充，那是一項在如此廣大國家中的重大任務。要是把酷寒的天氣、莫大的運輸困難，以及所有建材的缺乏都考慮進去的話，情況就更加不同了。時間緊迫，領導人已經在策劃他的首度淨化，需要有地方安置幾百萬名的罪犯，在這樣的情況下，這麼推論好了，要是史達林稍稍鬆懈他對摧毀救世主基督禮拜堂的監督與興趣，實在也不能怪他，畢竟他已經年過半百，那些年激烈的爭權奪利下來，想必也已經累到骨子裡了。

然而，不！

一切都顯示史達林一刻也沒忽略掉這件事，他一定是察覺到了他和他的人民面臨的挑戰有多巨大，目標終究是運用唯一僅有的很落伍、很原始的技巧，在短短四個月內（這件駭人工作的期限）去摧毀以四十五年的非凡努力和異常犧牲所建造的建築。

結果連這都證明是可能辦到的！最後當禮拜堂能夠被帶走的，終於都從其炫目的豪華內部剝除下來，從珍藏室和穿衣間、從櫥櫃和密室、祭壇和鐘樓，從屏幕上剝下所能扯下的一切，從牆壁和入口敲下、剁下、擰下、拉出來、推出來、剜出來和砸壞所有能動手的一切。在此同時，如同我說的，靈巧的軍隊日夜操作，終於完成了他們的盛宴，於是破壞者看到眼前出現了一幅壓倒性的畫面：他們在那兒，站在巨大、陰鬱和難以親近的磚殼內，看著這裡和那裡皆是工人攀掛在台架上的身影，活像是醜陋巨獸皮膚上的昆蟲一樣。

浮現於心頭的，是幾可比擬季凡尼·巴提斯塔·柏拉尼西的破碎影像。

救世主基督禮拜堂劇碼的第二幕開始了，直到目前，重點都是搶奪和破壞；現在則是將它夷為平地，但這裡出現了一個真正技術化的問題：要如何拆毀一楝如此龐大，矗立在市中心的建築？最簡單的方式是炸掉它，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禮拜堂附近坐落著各國大使館，最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宮就在不遠處，萬一砲手失準呢？

他們嘗試用鐵鎚，可是鐵鎚在此完全無用武之地，有誰能夠用鐵鎚破壞一百公尺高、厚度超過三公尺的牆面？在紅軍的倉庫裡，當然有足夠裝填在禮拜堂底下，炸掉整座建築物的炸藥存量，是的，但萬一算錯了，結果炸掉半座城市，還有最糟的，萬一連克里姆林宮都被波及呢？

最後他們決定（非常鎮定沉著的）採實驗及經驗的途徑，先鑽一個洞，放進一根炸藥，砰聲、火光閃現、煙塵浮起，當塵埃落定，他們便聚集過來看，評量炸了多少，然後再挖一個更大的洞，放進兩根炸藥，砰聲相對大了點、火光亮了些、塵埃也更多，就這樣繼續下去，一步接一步，一根接一根，這會兒敲下一片圓頂；這會兒炸掉鐘樓塔頂；這會兒粉碎一片牆，他們仰賴這樣的撞擊撼動整座建築物，鬆弛及削弱架構，那麼稍後強烈的一擊就足以成事，屆時大禮拜堂便將成為廢墟。

而（當時有三百萬人口）的莫斯科居民對此說了什麼？畢竟，被拆毀的是他們的聖彼得大教堂、他們的聖母院教堂、他們的亞斯納古拉修道院。

他們說了什麼？

他們什麼也沒說。

日子繼續過下去。早上大人趕著去工作；小孩趕著上學；祖母出門去排隊。家族成員被帶走的頻率越來越高，這會兒是一個朋友在工作當中被帶走，再來就是鄰居。

唉，這就是生活。

出現特定行動的，只有禮拜堂附近住屋裡的居民，空閒的時候，他們會走到陽台上，或者爬上屋頂，看著破壞者進行工作，炸藥工和拿鐵鎚的人敲打著聖人的雕像、門戶及飛簷。

他們看著、觀察著，然後保持沉默，因為有什麼可說的呢？

沒有人抱怨、示威、糾察，而且反正寇霸（Koba）絕不會容許這種事發生。

禮拜堂的死期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

從早上開始，整座城市就被大力地撼動。到了下午，原來矗立著禮拜堂的地方便只剩高高一堆的粗石瓦礫塵埃之山。一位目擊者記錄道，「駭人的沉寂凌駕整個地方，」濃濃的塵埃高掛在莫斯科上空，那天的照片如今僅存一張，而且是那樣的沒說服力、那樣的老舊、褪色，甚至難以看出來當時已經是冬天了，也看不出來到底有沒有下雪。

必須超歐越美的蘇維埃宮殿

蘇維埃宮殿的設計競賽隨即公告，一如我們所記得的，這宮殿就要蓋在救世主基督禮拜堂的原址，在提交的提案中，史達林馬上挑選了兩位建築師的作品，也就是尤馮（Yofon）和舒舍夫（Shchusev），今天已經難以判定是史達林事前就跟他們說了他心中的藍圖，或者尤馮和舒舍夫本身就臆測到了總書記最大的野心和最愛的夢想。不管如何，史達林最大的野心和最愛的夢想，也就是所有蘇維埃領導人最大的野心和最愛的夢想，那便是趕上、並且贏過美國！

當然，英國是重要的，還有法國和德國，以及義大利，但是如果一個人看著世界地圖時，會發現這些都是小國家，甚至是非常小的國家，只有美國是大的，對於一個像蘇聯這樣的權力主體，超越法國有什麼榮耀可言？另一方面，贏過美國，對，那才算數！

史達林自然瞭解他無法在像高速公路建設或自動化製品之類的東西上赢過美國，但是他相信，要是一個人把所有的資源集結在一個特定的區域上，就有辦法趕上美國，然後把它甩到後面去！照著這個思路，也就是尤馮和舒舍夫聰明的臆測，他做成了一個結論，就是他可以用一個比美國最大的大廈（在當時是紐約的帝國大厦）還要更大的建築物扭住美國人的鼻子，而且為了完全淹沒美國人，他也決定在建築頂上安上一座比自由女神像還要更高的雕像。

於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他在尤馮和舒舍夫的計畫上簽下逕行之意，開始了他對美國的大膽挑戰，所以：蘇維埃宮殿會比帝國大厦大上六倍，頂上是一座比自由女神像高上三倍（一百多公尺高）、重上兩倍半的列寧雕像，其他讓人頭昏腦脹、驚人且精確的計算也都獲得寇霸的接受：

·宮殿高度，加上頂上的列寧雕像後，是四百一十五公尺（約一百五十層樓高）

·宮殿重量一百五十萬公噸

·宮殿容積七百萬立方公尺，等於紐約六棟最大摩天大樓總和的容積量。

列寧的雕像：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食指長度六公尺長

·足長十四公尺

·肩寬三十二公尺

·雕像重達六千公噸

計畫也包含了其他進口物品，如西班牙的法華彩薄片，佛羅倫斯的琺瑯陶器。統合來講，就是有數量龐大的裝備是從外國進口的。

假上帝之名

讓我們記住那個日期，因為意義重大：一九三三年的六月。

一九三三年的六月，烏克蘭的田地與路上遍佈幾十萬餓死的屍體，也是（時至今日終於見光）女人因為餓到發狂，不再對她們的行為有所知覺，吃掉自己孩子事件的日子；尤有甚者，不只烏克蘭有人民死於飢荒，在西伯利亞的窩瓦河流域、白海海邊的烏拉爾都有人死去。

是的，這些全都在同時發生，禮拜堂的毀壞，幾百萬人餓死，讓美國失色的宮殿，以及那些同類相殘的可憐母親。

蘇維埃宮殿的建造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要這麼大？第二，為什麼要蓋在這裡，在救世主基督禮拜堂的所在地？

為什麼要這麼巨大，理由我們已經知道，重點在趕上並令對方相形見拙，但為什麼是這個地方？（請容我補充，禮拜堂其實是位在相當貧乏的土地上，晃動、不穩定、滲水、水不斷的流，以建築來說，那是危險的土壤，不可靠，意味著每項投資都要花上兩倍的錢。儘管費用多少，其實無關緊要。）

如今無神論主事，宗教正在進行的掙扎，教堂和修道院的關閉等等解釋，當然是正確的，卻並未說明一切。畢竟莫斯科有無數的教堂；甚至在克里姆林宮內都有，總之領導人的手指頭就伸過來停在這個地方，在這個聳立著由偉大的俄羅斯沙皇們接力建造禮拜堂壯觀身影的地方，以感謝上帝迫使拿破崙撤退，解救了他們的帝國。

在俄羅斯最高當局為了保有穩定、持久和力量的本質裡，沙皇擁有是人也是神的雙重特性，這權威既然是上天所賦予的，當然就是全能的，沙皇是信差，也是全能之神的神聖化，尤有甚者，他是祂的人格化，是祂世俗的倒影，只有維持（並以某種方式證明）結合人神特性權威的人才能夠領導這裡，可以領導人民，並且倚賴他們的服從和奉獻，於是俄羅斯史上出現了冒牌沙皇、錯誤的預言家、煩惱及狂熱的聖人的優勢，這些人自稱有統治靈魂的力量，聲稱被上帝之手碰觸過，在這情況中，上帝之手成了唯一合法的力量。

布爾什維克黨試圖嵌進這項傳統中，證實它已經能夠賦予生命的泉源。布爾什維克黨當然是另一個偽裝者，不過是一個手法更進一步的偽裝者：不只是上帝的俗世倒影，根本就是上帝本身，要達到這個地位，要把一個人變成新的上帝，就必須先破壞掉前一個上帝的居所（破壞或者剝奪掉它們的神聖性，把它們化為燃料垃圾或者家具倉庫），並在祂的基礎上蓋起新的禮拜堂，新的禮敬和崇拜的對象：黨機構、蘇維埃宮殿、委員會。在這個轉化中，或者更確切的說，在這場革命中，一個人完成了一個簡單但基本的象徵交換，在此地（一間教堂矗立在這裡），你宣誓效忠於（天堂）全能的神，現在你（黨機構矗立在這裡）會對（地上）全能的神效忠。一言以蔽之，背景風景改變了，但是繼續在前景運作的歷史主原則，也就是崇拜的原則卻維持不變，所以在史達林死後，對他的統治的批評能從術語字典當中取得個人崇拜這個用辭，也就不算巧合了。

一部重要史達林傳記的作者洛依·梅德維德寫道：

二十世紀前幾十年，馬克思主義者中存在著一股「造神」潮流，安納托尼·魯納栔斯科（Anatoly Lunacherski）、瓦帝·巴拉諾夫（Vadim Bazarov），甚至馬克西姆·高爾基都這麼認為，他們將在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基礎上打造某種「無神的無產階級宗教」，視做是自身的任務。史達林是接手了，甚至完成了這項任務沒錯，卻有了顯著的改良，他幫助在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了與宗教同族的東西，但所謂的上帝、所謂的全能全知和新宗教的危險上帝，卻由史達林本身來擔任。

史達林打造蘇維埃宮殿的計畫因為一個不穩定及不適當的轉折而變得複雜，就在總書記認為他可以專心打造宮殿時，一股畏縮和軟弱，但終究是反史達林的殘留反對勢力（因為完全不相干的理由）活絡了起來。在這制度的限制下，就連最輕微的反對也是極端危險的：和失眠的惡夢對抗，八成已經讓史達林煩透了心，在尤瑪—舒舍夫設計獲得認同的幾個月後，聯合國政理事會的頭子敏辛思基過世，史達林提名一個嗜血的劊子手作為他的繼任者，附帶一提，這人是來自洛次（L6dz）的藥劑師亨伊克·賈果達。不久，在史達林的鼓動下，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基洛夫死了，這個死亡觸動總書記開始執行他的第一次大屠殺，並以比較溫和的「清洗」術語記載在歷史上。再來有所謂的莫斯科大審判，史達林安排他最親近的夥伴，大肆佈局；然後是一九三七年的第二回屠殺行動；接著他忙於合併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忙於和芬蘭打仗，以及終於來臨的二次世界大戰。緊接著在戰爭之後，他又必須根除和移植懷疑有叛逆之心的國家（克里米亞半島的韃靼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等等），他必須監督把整個波蘭人、立陶宛人、德國人和烏克蘭人遷移放逐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去；他還得安排新的審判與屠殺，而到那時他已經老了，中風，然後死去。

礙於責任壓力如此之大的事實，期待他可以平靜地看待宮殿的打造，確實要求太高了；還有，因為他晚年很少離開克里姆林宮，所以幾乎可以確定他甚至沒有看未來的建築地一眼，看看那裡發生了哪些事。

沒一件好事。

挖鑿的深穴累積了水，鄰近的男孩試圖在裡頭捉魚，我不知道那裡到底有沒有魚，青蛙倒是不少，綠色的浮萍覆滿了水面。夏天則被蔓生的野草如牛蒡、馬郁蘭和蓴麻所覆蓋，長出一叢叢參差不齊的灌木，給了當地酒鬼和妓女庇護。發生在建築地基上的事漸漸蔓延到街上，因為人們破壞圍籬，偷木柴去當燃料，直到最後沒有東西可遮掩這個就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醜陋垃圾堆為止。

最後是赫魯雪夫下令在那裡利用救世主基督禮拜堂的根基，蓋一座戶外游泳池。於是給了那些在攝氏零下三十度挺起赤裸的胸膛，沿著池畔大搖大擺走動，樣子驕傲的笨重人士莫大的樂趣，有時在冬季，他們就消失在此非凡之地高高升起的濃濃水蒸氣雲霧當中。

由史達林組織，想要把救世主基督禮拜堂從莫斯科和俄羅斯的地圖抹去的委員會主席是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幾年後（和里賓特洛甫一起）簽署了將波蘭從世界地圖上抹去的條約的，也是這個人。

Alexander I，一七七七～一八二五，一八〇一～二五年在位。維護君主專制、反對革命，採取自由主義的政策，設立所謂「非正式委員會」解決各類問題，並開辦哈爾科夫大學和喀山大學。對外政策方面，參加第三、四次反法同盟，在奥斯特里茨、弗里德蘭的會戰中失敗。一八〇七年與拿破崙簽訂提爾西特和約。之後得到法國的支持，贏得了對瑞典、土耳其的戰爭，奪得芬蘭和高加索的領地。一八一二年擊退拿破崙對俄羅斯的遠征。一八一四年率頜俄羅斯軍隊進擊到巴黎。不久活躍在维也納會議上，成為有力的領導人之一，結成神聖同盟。一八二〇年左右受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影響，排斥歐洲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加強對國内和國外自由主義力量的壓制。他的性格優柔寡斷、多疑、傷感，又極其自尊自傲，被稱為「獅身人面」。​

Nicholas I，一七九六～一八五五，一八二五～五五年在位，一八二五年嚴厲鎮壓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貴族軍官起義，此後加強對自由思想和革命運動的鎮壓，設立了秘密警察第三廳，一八三〇年又鎮壓波蘭起義。任内推行東正教，把俄羅斯人說是上帝選民，施行幣制改革、法典編纂和國有農奴管理方式的改革。對外繼續推行神聖同盟的宗旨，鎮壓歐洲自由主義、民族主義運動。一八四九年鎮壓匈牙利民族運動，為擴大在黑海和高加索的統治權，而與英、法、土耳其發生克里米亞戰爭，戰敗時突然去世，也有服毒自殺的傳說。​

Alexander II，一八一八～一八八一，一八五五～八一年在位。是俄國歷史上親自進行改革的三位沙皇之一，主要是實行解放農奴政策，設立地方自治議會，修訂司法制度，充實初等教育，改革軍制，以謀求俄國的近代化革命，但對俄國革命運動仍無情鎮壓，致使革命團體活動不斷增多。對外方面，努力試圖廢除一八五六年巴黎條约。一八七七～七八年發生俄土戰爭。簽訂聖斯特法諾條約，獲得有利的媾和條件，但是由於列強干涉，被迫接受一八七八年六月柏林會議的調停，俄國對巴爾幹的野心被阻止。一八八一年於聖彼得堡被民意黨成員炸死。​

Cross of Saint George，是聖喬治兵團的傑出象徵。聖喬治兵團建立於俄羅斯帝國時期的一八〇七年。​

Viereshchagin，一八四二～一九〇四，俄國畫家，以描繪戰爭場面而著名。​

全名Vasili Ivanovich Surikov，一八四八～一九一六，俄國文學與繪畫走到了黃金時期的十九世紀時的盡家。​

作者註：這版本的論據來源多樣，不過主要是引述依莉娜·依拉瓦伊斯卡雅-奥別爾契所寫的文章，收錄在《救世主基督大禮拜堂之毀壞》（Razrushenie chrama chrisa spasiteila）一書（一九八八年，倫敦）。依莉娜·依拉瓦伊斯卡雅-奥別爾契（Irina Ilovanska-Alberti），一九二四～二〇〇〇，俄羅斯著名記者。​

Paul Doumer，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的法國總統，激進黨員，任期不到一年。​

Jozef Pilsudski，一八六七～一九三五，波蘭備受爭議之政治家、軍事家、民族英雄和獨裁者。青年時期曾參與謀劃刺殺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後加入波蘭社會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俄羅斯作戰，但被德國囚禁。一九一八年，波蘭獨立成功並建立共和國，他擔任總統直至一九二二年，並對蘇聯作戰。一九二二年他被解職。一九二六年發動軍事政變，自任總理，實行殘酷的獨裁統治，宣傳法西斯主義，積極和納粹德國的元首希特勒合作，簽定互不侵犯條約。他於一九三五年逝世，四年後波蘭被德國佔頜。​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一七二〇～一七七八，十八世紀義大利建築家兼藝術家，也是製圖者、版畫家和藝術理論家。​

作者註：依索夫·杜葛胥維尼（註：Iosif Dzhugashvili，史達林的原名。）的匿名之一。​

Vladimir llyich，列寧本名。​

Roy Medvedev，一九二五年～，俄國知名歷史學家。​

Maxim Gorky，一八六八～一九三六，俄羅斯作家，列寧對他所寫的小說《母親》給了很高的評價，後來這部小說在蘇聯成為一部經典著作。早期與列寧親近，後因理念不同而決裂，至今仍有人傳說他並非因肺炎逝世，而是被史達林害死或死於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陰謀。​

GPU，Gosudarstvennoye Politicheskoye Upravlenie的字母頭縮寫，為蘇維埃秘密警察前身。​

Mienzhinsky，一八七四～一九三四，曾任一九二六～三四年的聯合國政理事會主席，精通十六種語言。​

Henryk Jagoda，一八九一～一九三八，擔任一九三四～三六年蘇維埃秘密警察頭子。​

Kirov，一八八六～一九三四，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者和重要領導人，他的遇剌事件直接引發了被稱為「大清洗」的恐怖鎮壓。​

Vyacheslav Molotov，一八九〇～一九八六，蘇聯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一九三〇～四一年擔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列寧時期就是蘇共中央委員。他是史達林的親密戰友和堅定的支持者，成為史達林領導班子的二號人物，支持史達林的集體化政策並參與領導了大清洗。​

Ribbentrop，一八九三～一九四六，曾任德意志第三帝國外交部長。​

我們目睹，我們哭泣

我正往南飛到外高加索，那是我熟悉的土地，但已經有很長一段（超過二十年以上）的時間沒再踏上。起初我想走老路線，從提弗利司出發，經過耶烈萬，再到巴庫。但是時代變遷，耶烈萬到巴庫已不能通行，所以我選了另一條路線，改從耶烈萬出發，先到提弗利司，再到巴庫。

在飛機上，右邊坐著一位莫斯科民主主義份子李歐尼·P.（Leonid P.）。莫斯科民主主義者是一群新興人士，一九八〇年代經濟改革下的產物，他們不是異議人士，因為異議人士（從來都不多；一九八六年有六位異議人士在莫斯科紅場抗議莫斯科武力干預捷克斯洛伐克。）不是逃出國外，就是如馬鎮柯（Marchenko）被關進牢裡。民主主義人士大多來自知識份子，有學術界或文學界的，抗爭的是執政的高官顯貴和共產主義。

西方民主主義者和莫斯科民主主義份子的思維模式完全不同。西方民主主義者自由的穿梭在現代世界各種問題之間，思考如何生活得更好、更快樂，如何讓現代科技提供人類更好的服務，如何保證個人生產更多的產品，並且在精神上愈來愈健全，然而這些全在莫斯科民主主義份子的範疇之外，他們唯一的考量是：如何擊敗共產主義。在這個議題上，他們可以精力充沛的談論上好幾個小時，策定謀略，提出方案和計畫，完全不知道在此同時，自己已經又再次淪為共產主義的犧牲者。第一次是因為違反制度，遭到武力逮捕；而這一次卻好像是自願當祭品般地在共產主義層層的圈套下，被捕入獄。這就是極大邪惡的惡魔本質，先試圖朦蔽我們，再迫使我們掉入束縛當中。

我會觀察倫敦和多倫多，鹿特丹和桑坦德當地有莫斯科民主主義者列席的聽眾，（聽眾）自由的心靈和（演講者）被挾制的心靈是互相牴觸的。聽眾禮貌的專心聆聽，儘管都認為自己是民主主義者，心中卻滋生兩方信念，往兩個世界運作，聽的人心中想著的是如何增進生活中的舒適與滿足，然而演講者在滔滔不絕演說時，腦海裡盤踞不去的，卻是索忍尼辛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怎會掉入這個（即共產主義）泥沼中？

在前半段的旅程中，李歐尼·P.試著說服我，如果托洛茨基當初多聽一些建議者的話，他就有機會贏過史達林，成為列寧的接班人。不幸的是，縱使有許多人想拋下生命中的一切來追隨他，托洛茨基卻太過自信，甚至是任性，使得人們轉而反對他。我們假設如果托洛茨基成為蘇聯領導人，那會變成怎樣的局面？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你不知道嗎？」他變得興致勃勃，「這可值得好好的談一談！」

亞美尼亞人想要在一起！

在後半段的旅程中，我的鄰座思索著亞美尼亞是否會從帝國統治下分裂出來，身為一位民主主義人士，他贊成分裂；但若以俄國人的身分，他並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他說最好的結果就是有人能成功把共產黨驅逐出去，並徹底實施民主化，他狂熱的為這點子加油添醋，卻仍禮貌性的問了一下我的想法。

我誠實的回答他，說我不相信一個經過數百年不斷的征服和合併所形成的蘇聯，一夕之間就會民主化。不提久遠的羅馬或土耳其，就拿我熟悉的七〇年代伊朗為例，推翻伊朗國王的革命是對抗獨裁政府的民主運動、解放運動，但是伊朗是個由波斯人統治的多種族國家，被統治的種族有阿拉伯人、亞塞拜然人、俾路支人、庫德族人，還有其他位在邊界的少數民族。當時這些受壓制的種族一聽到有人在德黑蘭談論民主，馬上就把民主化轉成獨立的口號，想要藉此脫離伊朗，創立自己的邦國！伊朗立刻陷入分裂、陷入失去幾個大省份和降格進入遭人截肢斷腳情境的危險當中，於是此時大波斯民族運動從中崛起，柯梅尼和什葉派（Shiite）教士重獲權力，民主也從「抗議」布條中消失，革命最後變成一連串反亞塞拜然、反庫德族等等的血腥戰爭，獨裁統治贏得勝利，伊朗的邊界沒有任何改變。因為飛機即將降落，我趕快下結論，帝國最終的苛刻和獨裁，與民主的彈性和容忍在本質上存在著難以克服的衝突。生存在帝國裡的少數民族，伺機以民主為理由摧毀帝國，讓自己獨立，讓自己自治。對他們而言，對應「民主」這個口號只有一個反應，就是自由，在他們的理解中，自由就只是分裂，這麼一來就會激起執政當局的反對，當局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只好訴諸武力，又回到獨裁的局面。

飛機的輪子一著地，在又大又笨重的這架AN—八六客機上的三百名乘客，就好像是被判以電刑的人，跳離座位，在一片歡呼聲中，爭先恐後推擠著彼此，全往出口衝！但是我們才剛剛觸及跑道；飛機還在滑行；機身還在搖晃，輪子還在上下跳動；避震器還在發出砰砰聲；空中小姐對著旅客，半請求半威脅的大聲叫著；她們試著把旅客推回座位，但是沒有用。沒有人可以再限制住群眾；他們已經被一種原始力量所攫取，掌控了一切。

所幸我們總算到達航空站，梯子放下後，又是一陣新的瘋狂襲擊。我這趟旅程的同伴跳過階梯，直接衝下柏油路，然後提起袋子、簍子、包袱衝向航空大樓，因為已經有一群熱情的群眾在等他們，在我看來，已經火力全開、激動到顫抖不已的雙方就像著魔似的，展開彷彿毫無止盡般的拉扯、擁抱、扭鬥和歡呼。

亞美尼亞人！他們非得在一起不可，他們在世上追尋著彼此，但命中注定悲劇性的矛盾是，他們越是顛沛流離、分散各地，就越渴望聚在一起。只有在了解亞美尼亞人的特性後，才能體會納戈爾諾—加拉巴赫，這事對他們而言是多麼痛苦的一根心頭刺，明明只隔十幾公里，卻不能在一起！這是永恆的傷口，永恆的烙印。

與亞美尼亞文化相遇

我的亞美尼亞守護天使瓦納利·沃塔尼亞近乎奇蹟地把我從群眾中帶開，開車載我到城裡一間擁擠的公寓。所有家族的成員聚在一起，寬大的餐桌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食物，有肉、麵包、起司、洋蔥、辣子雞、各類蔬菜、蛋糕、糖果、幾瓶酒，還有白蘭地。這裡就是這樣。有其他新鮮事嗎？新鮮事就是如今孩子們會激動得進門，甚至是帶著股頑固的決心，唱著阿拉伯聖戰突擊隊的軍歌。這些日子以來，這支聖戰突擊隊是大家的英雄，這些年輕人不懼怕死活，將為納戈爾諾—加拉巴赫的自由而戰。

是的，現在我明白自己已經到達另一個亞美尼亞，一個有著聖戰突撃隊的亞美尼亞，而且每個如我這般在多年之後才又造訪耶烈萬的人，都會注意到另外的這個有著許多和以往不同的面向。

首先，你可以看到，從前只是一個小小的、安靜的，只有一匹馬的小鎮，已經變成一個熱鬧、喧囂、多采多姿、極具東方傳統的大都市。到這裡好像到了大馬士革、伊斯坦堡、德黑蘭般，市場擁擠，街道上擠滿了車子，想到哪，就能到哪，唯一的交通規則是：撞到人就得賠償。吵鬧的喇叭聲喧囂著：每個人，真的是每個開車的人，都不停地按著喇叭，好像這樣就表示真正在開車。到處有新開幕的酒吧，到處有賣沙威瑪的攤販，到處有小餐廳。叫聲、吼聲、吵架、討價還價、比手畫腳，形成一片混亂。大多數政治解體的國家，也就是像這樣（雖然常令人生厭，卻也不失為生活的另一種風味）。一種很難定義是否為東方城市的風味：陣陣塵埃、有癩痢狗的廣場、不通風的燥熱，外加隨處可得，在人行道上、靠牆邊、入口處和樹下斷簡殘篇般的隱蔽涼蔭。

第二，任何象徵俄國和蘇維埃的東西，全都從街道中消失無蹤。俄文的招牌、海報、畫像全都不見了，這個城市正在進行一段密集及仔細的去俄羅斯化，許多俄羅斯人離開了，俄羅斯學校關閉，俄羅斯劇院也是，已經沒有俄羅斯報紙和書籍，在亞美尼亞學校裡也不再教俄文，但是因為缺乏教授英文與法文的老師，亞美尼亞人逐漸只懂得他們自己艱澀的語言，漸漸將自己從世界中隔絕，我只能透過懂俄文的大人來和小孩溝通。

第三，游擊隊。他們成群走在街上，開著卡車到處閒逛，在城市裡各處設置衛兵哨。某些歷經舊帝國的人，到處可見游擊隊的景象恐怕是最離奇之事。曾經一度只有紅軍才可攜帶武器，不過幾年前，擁有武器的人可是冒著被關進勞改營，甚或被處死的風險，現在，據說已有三十七團之多的私人國家軍隊，他們的穿著千奇百怪，有什麼就穿什麼，只要能讓人聯想到那是制服，或是游擊隊的即時印象就可以了。但是要怎麼分辨誰是屬於哪個游擊隊的人呢？我想他們應該是靠臉孔來辨識每個人，在這個小國家裡，好像每個人都互相認識似的。

在我住的旅社對面，有人正在拆除一個耶烈萬的老社區，他們拆掉老房子、門廊、臥室，空中花圜、花床、菜田，假山、假水、假瀑布，以及花朵鋪蓋的屋頂和纏繞葡萄藤的籬笆；現在他們正在拆除木板樓梯，毀壞牆下的長椅，拆除柴房和雞舍，所有的這些全部將從眼前消失。人們看著推土機壓過這片已不知經過多少年才塑形的地景（原址將蓋起由大片板模建構而成的水泥盒子），看著它們踐踏過去，把這些寧靜、綠意盎然、舒適的街頭小巷變成垃圾，站在一旁的人邊看邊流淚，置身其中的我不知不覺也哭了。

所有的事都過去了，什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什麼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什麼共產主義，這些都過去了。但是，共產教條裡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盡可能破壞一切的習慣卻深據人心，存活下來；而且還感覺不錯的不斷地成長茁壯。

哈蘭·瑪帖沃辛（Hrant Matevosian）是亞美尼亞的傑出作家，生於一九三五年。身材高瘦還微微駝背的他有一張憂心忡忡的臉，他憂國憂民的思慮也從未停過。全世界一千萬個亞美尼亞人都關心他們的未來，他們是否有機會生存下來呢？更重要的是，只有三百萬亞美尼亞人居住在亞美尼亞，其它數以千計的亞美尼亞人正不斷地移民出去，留在亞美尼亞的人能夠生存下去嗎？猶太人的命運是否會降臨到他們身上：他們或許可以生存下去，但是會不會像猶太人一樣在世界各地流浪，而且還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的貧民區中？

跟亞美尼亞人在一起，被理所當然的期待只談有關亞美尼亞人的事情，會發掘出他們住在哪個國家、他們姓什麼、地址在哪裡。例如有人會問：「在塞內加爾有沒有亞美尼亞人？」想了一下後，回答是：「有個法國醫生的太太是亞美尼亞人，不過他們已經離開了，現在住在馬賽。」

每個地方的亞美尼亞人都試著表現善良的一面，我知道有個亞美尼亞的醫生曾經努力想要救回遭土耳其人下毒的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的生命嗎？我不知道？但這是歷史事實！

但是跟瑪帖沃辛在一起時，我們不是談塞內加爾，也不是談密茨凱維奇，我們談過去。過去的事有可能被拋在腦後嗎？亞美尼亞的過去像一棵依然投下陰影的悲劇樹，要是沒有過去，沒有一九一五年百萬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我們就可以和土耳其人有共識，跟伊斯蘭教有共識，並且能和他們和平相處。但就是有過去。在與他們對話的過程中，我們彼此無法做出結論，也無法找出任何答案。我想起了法國哲學家安東尼·庫爾諾的觀點，說我們無法解決困難，只能將困難轉移。「澄清事情的技巧，」他說：「就如同協調的藝術，說穿了就是把困難點當作技巧轉移的藝術。有人或許會說，那些深藏在人心底層不可理解的事情，是不可能單憑人類有限的智力來移除問題或大事化小的。有時只得先將事情留在晦暗不明之處；而其他時候當你不惜利用別人搞清楚某些特定事物時，卻只讓事情變得更加黑暗、深不見底。」

說再見的時候，瑪帖沃辛跟我說：「打電話給我，在電話中大叫哈蘭，我要喝茶！」

我在回飯店的途中，看到了早秋溫暖和煦的黃昏景致，街道上有著成群的流浪者。面對街道，面對這城鎮，我有一股親切感。在某條後街巷弄裡的深幽黑暗中，見得到有人升起炭火，一個小男孩正坐在鐵爐邊，烤著沙威瑪，兩隻大大的眼睛直視著炭火，那種深情專注的凝視，彷彿已看穿了時空。

亞美尼亞作曲家提格·曼修靈（Tigran Mansurian）的大提琴協奏曲被波士頓和倫敦交響樂團演奏過，最近他寫了〈墓園>（Le tombeau）來紀念一位年僅十二歲就死於斯皮塔克（Spitak）大地震的小提琴家希拉努斯·馬靼翔（Siranus Matosian）。

「這裡？」他重複著我的提問：「這裡是文化沙漠，我們這裡有世界前十名的女高音阿拉克斯·妲芙欽（Araks Davtian），但是沒有人認識她，沒有人聽過她的名字，若邀請她來演唱，台下可能空無一人。這裡？這裡的人只知道扣扳機，那簡單得很。一年將結束時，他們會對自己說：運氣真好，一年又過了！」曼修靈是一位充滿精力，卻容易緊張、十分神經質的作曲家，到現在尚未出過唱片，可是這裡沒有人在乎這件事。

他凝視著窗外。他住在一棟布里茲涅夫時代老舊公寓的四樓，這是一棟粗製濫造的建築物，已經扭曲變形、傾向一邊，應該拆掉，根本不該出租給房客。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裡頭的電梯就像是給礦工搭乘的那種鐵籠，屋裡所有的電線都一束束地裸露在牆外，或散掛在樓梯旁。只有社會菁英份子才會有洗衣機和烘乾機，又沒有頂樓可使用，其他人只好在陽台與陽台間、大樓與大樓間，或街道與街道間架起繩索，洗好的衣服才有地方晾乾。在奇蹟出現、店鋪有肥皂的日子裡，你可以看到家家戶戶都在洗衣服及晾衣服，於是當風吹起時，那些衣服便隨之飄揚翻騰，整個亞美尼亞的城市彷沸成了一艘艘武力強大的艦隊，要從波濤洶湧的海上駛向遙遠的海岸。

在曼修靈的房子前面種著一排排高大的樹，從窗戶看出去，抖動的樹葉會在陽光中閃著銀白色的亮光。「我的世界，」坐在他狹窄的公寓裡，曼修靈告訴我：「只有德布西和這些樹葉，我可以不停地聽著這些音樂。」沉默了一下之後，他側著頭，用手指頭指著窗外。他問，「你聽到了嗎？」隨即笑了一笑。在這些樹帶有節奏的沙沙聲所創造出來的豐富音樂背景下，可以聽到不肯稍歇的樹葉窸窣音，伴隨著高低震盪交錯的鳥鳴，散落的合奏成一種細緻、流動的音律。

前往太陽神廟所在地與提弗利司

瓦納利還開車載我到耶烈萬東邊三十公里的加里（Gari），我其實沒有太多時間前往加里，但是，最後卻演變成前往加里這件事是刻不容緩且義不容辭的！在這裡你必須如奴隸般謙卑、順從及接受，否則你就什麼都看不到、什麼都學不到。

放眼望去，被幾百萬年來的風侵蝕琢磨成光禿平滑的岩石山丘上，不見一丁點兒樹的蹤影，但突然間在岩石山丘上卻出現了一頭乳牛，就像一顆石頭般釘在地上動也不動。這裡沒有草、沒有樹葉、什麼都沒有，這隻可憐的動物能吃什麼？一頭被遺棄的乳牛，彷彿被所有一切給淡忘了，被迫只能仰賴自己，靠自己的耐心，靠自己的運氣。而我們終於可以明瞭那位坐在巴黎，一直夢想著用雙臂緊緊擁抱一頭乳牛頸項的葉賽寧的心情了。

沿途，瓦納利不時停下來指給我看葉濟雪·哈連斯（Egishe Harenc）喜歡待的地方。哈連斯是他們最偉大的詩人，一九三七年遭史達林殺害。他說：「當你行過馨香的田野/春天走在你的身旁……」

從這裡望出去的景色，遼闊、高聳，一山接著一山，薄霧、微明、強光，總透出粉彩的亮光，簡直就是一幅印象派的圖畫。

加里是兩千多年前為了榮耀美麗的太陽神赫利歐斯（Helios）而建造的一座廟。我一定要到加里來一趟，因為萬一對於亞美尼亞是否屬於地中海世界，也就是古希臘羅馬世界的一員這事心存疑惑怎麼辦？來吧，證據就在這裡。此外，這裡還到處可見當初用來抵抗蒙古人、韃靼人等各色野蠻亞洲人入侵的堡壘廢墟，那就是加里時期的殖民意義，意味著當初所建造的道路、房子及宏偉的愛奧尼亞神廟至今也仍被使用著。但是時至今日，這些建築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讓打赤腳、忍著挨餓、帶著恨意的人民拿起了卡拉希尼科夫步槍（kalashnikov）！

乘坐公車從耶烈萬到喬治亞，再到提弗利司，在市區邊界有個路標寫著：

提弗利司——兩百五十三公里

莫斯科——一千九百七十一公里

高速公路沿著塞凡湖而行，到達一處離湖水很近的地點，有群男孩攔下了我們的車子，向我們叫賣鮮魚。在帝國時代，只要哪裡有新貨出現，馬上就會形成人潮，大家大呼小叫、臉紅氣喘的搶成一團。此時乘客們也一如以往，馬上衝下公車，開始搶奪起鮮魚，因為魚身滑溜，所以這場搶奪戰變成了一場艱鉅戰。尤有甚者，這些魚依舊活蹦亂跳又靈巧有力；有些乘客想把魚藏在外套或是口袋裡，最終若不是被牠們逃脫，便是有人取巧趁亂把魚搶過去占為己有。

魚人相戰的結果是，一半的人手上濕濕黏黏的，但空無一魚，其他人則把這些雖還活著，卻已奄奄一息的魚當作禮物，塞進任何能塞得進去的地方，整輛公車臭得像魚市場一樣，但我們仍然繼續開下去。

途中，我讀著一本由中古時代晚期來自大不里士（Tebryz）的亞美尼亞歷史學家阿拉克良（Arakelian）所寫的《歷史之書》（The Book of History），在第五十三章，作者介紹我們進入寶石神祕及五彩的世界：

剛玉，或稱鋼玉石，它的功效如下：如果將它含在嘴裡，就不會口渴；如果融解黃金，再把一顆剛玉丢進去，剛玉不但不會燒掉，而且顏色光澤也將完整無缺。傳說還有：將它帶在身上，將會帶給身旁的人快樂；聽說對中風的人也有療效。

我們的車沿著斷崖行駛，底下是溪水，上頭是厚厚的白雪，突然一個轉彎，就看到了邊境巡邏隊，是俄國的軍隊。他們上車四處張望，像是要找什麼東西似的，很明顯的是在找武器。這時突然有個亞美尼亞人，還是喬治亞人開始叫囂，罵巡邏隊員耽擱了我們的公車，占用了我們的時間等等，他叫了又叫，我以為紅軍會當場將他給斃了，但卻沒有發生那種事，現在時代不同了！士兵開始解釋並道歉，說他們也是奉上級命令才這麼做。不久，整個巡邏隊即迅速離去，我們則沿著山路爬，繼續行程。

瑪瑙，擁有剛玉石所有的特徵，不管誰载上它，都可以袪除痲瘋、疥癬蟲或類似的病。载上它的人，財富、土地均不會縮水，行為言語還能令人愉悦。也有人建議，為了增加好的判斷力，可以經常配戴；喝酒的時候戴著它，可以讓人千杯不醉。這是他們說的，我並不大相信，因為酒像獅子的牛奶，豪飲的人通常會失去名聲、理智和財富。

我們到達喬治亞了，用不著路標顯示也知道，因為路標已經不一樣，變成了喬治亞文。這裡頗值得一逛。跟亞美尼亞相較起來，喬治亞比較有錢；房子比較富裕、葡萄園比較大，綿羊、乳牛也比較健康好看，菸草種植範圍較廣，草原也是到處都綠油油的。

鑽石，如果你問及鑽石的功效，說明如下：如果有人皮膚有斑點，鑽石可以袪除斑點。佩戴鑽石的人能取悦國王；他的話能贏得人尊敬；他不怕奸邪鬼怪、不會胃痛或染疥癬，記憶力超強，可以活得長長久久。如果將鑽石放在鐵钻上捣碎給人服用，卻會像毒藥一樣毒死人。

車子越爬越高，終於到達山頂，突然間，整片城市都在眼前，一覽無遺。

這便是提弗利司。

Trotsky，一八七九～一九四〇，蘇聯共產黨領袖，是一位革命家、軍事家、政治理論家及作家，曾擔任高位，晚年則流亡海外。最後在墨西哥家中被他當作朋友的蘇聯情報單位特務拉蒙·麥卡德用冰斧殺害。​

Nagorno Karabakh，亞塞拜然西南地區，位於小高加索加拉巴赫山脈東北側。​

Antoine Cournot，一八〇一～一八七七，同時也是數學家及經濟學家，提出古諾模型。​

Yesenin，一八九五～一九二五，俄國抒情詩詩人。​

瀝青山上的人

很久以前，提弗利司是個只有一條街的城市，這條街叫做魯斯塔維里（Rustaveli）大道，位在彎彎曲曲的山谷下，綿延數公里。單單就地點而言，提弗利司環繞在陽光普照的青山之中，讓人不禁聯想到瑞士及義大利阿爾卑斯山區那些寧靜而受歡迎的健康度假中心。在帝國的時代，人們必須排隊才能買到一瓶礦泉水。但在這裡卻可以直接從噴泉喝到相同水質的水，只因為提弗利司到處都是這種泉水。

魯斯特維里大道西端底連接到散布在平坦小山丘上的索倫拉基社區，到處都是粉彩格子狀的房子、走廊、陽台和花圜。即便到今天，索倫拉基仍然保留它以前迷人的魅力：但另一方面，在大道的東端，隨著一個新社區的形成，這條大道卻一直往東延伸，消失在圍繞城市的森林中。

近幾年提弗利司改變相當大。喬治亞就像其他被帝國治理過的南方領地一樣，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典型範本：迅速建設首都，卻忽略鄉村的貧困，製造出城鄉差距間嚴重的不平衡。

今天有四分之一的喬治亞人民住在提弗利司，三分之一亞美尼亞人民住在耶烈萬，若按照同樣的比例來算，就好像有五千萬人住在華盛頓特區，八百到一千萬人住在華沙。

生活在其他省份意味著貧困無望，因此大批人潮湧進大城市，特別是首都。這裡當然有比較好的生活和發展機會，也因此，舊提弗利司、耶烈萬、巴庫等大城市由於過度的拓展，鄰近地區的建設計畫莫不劣質不堪，廉價又粗糙，毫無章法可言，焊接輕率，螺絲沒鎖緊，完全不協調吻合。即便如此，這種品質的房子仍大量散布在帝國境內，材質最好的房子都蓋在莫斯科，歐洲其他屬於帝國之處則用較差的材質，最差的房子都是喬治亞人、烏茲別克人、雅庫特人和布里亞特人的。

全是意識作崇

記得法國飛行員兼作家聖修伯里在一九二六年所寫的《風、沙、星辰》（Wind,Sand and Stars）嗎？這位作家在做飛行訓練時，要從法國土魯斯橫越西班牙到達卡。那時他的飛行技術還不成熟，如果飛機故障了，必須準備好能夠隨時隨地迫降。聖修伯里研究著他的地圖，但是這是一張抽象、籠統又缺乏內容的地圖，無法提供他任何解讀，於是他決定向老同事亨利·古拉梅（Henry Guillamet）請教，因為這個人總是把路線圖記在心裡。「我上的地理課是多麼奇特啊！」作者回憶道：「……他沒有告訴我有關瓜地什（Gcadix，卡地茲〔Cádiz〕）的一切，只告訴我在城鎮的邊界有三棵橘子樹。『小心這些樹，最好將它們標示在地圓上』，從那時候起，那些橘子樹對我而言，似乎就高過內華達山脈。」古拉梅要他注意一條隱藏在蔓草之間，流向遠處的河流。「『小心那條小河流，它切開了整塊土地，把它標在你的地圖上……』迂迴流過那片有福天堂之地草原的河流離我有兩千公里遠，而我哪天可能會在那裡尋求出路，迫降時有可能把我變成一團火球……我也設想以一種防禦姿勢，對抗散布在山坡上，擺出鬆散戰鬥格局的二十隻羊……『你以為草原一片空曠，但突然間，砰！輪子底下出現了三十隻羊……』。」

我想每個喬治亞人，每個高加索的居民的記憶裡都有幅類似的地圖，他們從小在家裡、在村子裡、在街上就已熟記各個地方的特性與細節。這是一幅可以引起回憶的地圖，也是身處危險時可用的地圖。高加索居民的地圖並非告誡要小心橘子樹、小心溪流、小心羊群，而是告誡小心別的族群來的人，小心別的部落來的人，小心別的國家來的人。「小心！這是一個奧塞提人（Ossetia）住的房子……」「這是阿布哈茲人（Abkhaz）的村莊，不要過去……」「不要走這條山路，因為你不是喬治亞人，喬治亞人不會放過你的……」

跟這些人聊天時，對於每個人那樣精細的認知自己所住的地方，你肯定會深感驚訝。誰住在哪裡、從哪個部落來、一共有幾個人、他們以前關係怎樣、現在關係又怎樣。但是對每家每戶的那種熟識，只限於緊鄰的社區，若跨越了界線（然而，界線格外難以定義），就沒有人知道，也不會有人想要關心或注意了。高加索居民的世界相當封閉且狹隘，只限在村落和山谷裡，當地的鄉村一眼就能望盡，一天之內就能走遍。高加索地區是幅眾多種族融聚的鑲嵌畫，由無數的小數目人口組成，有時甚至是極度迷你到族群、宗族、部落或甚少出現的國家。（不過基於「國家」這術語的威望與敬重，即便說的只是個小社區，還是常以國家稱之。）

接下來，你很快就會意識到有種流傳已久、典型專制政治下所衍生的僵化想法。這裡的每件事都隨著時間在晦暗不明的歴史謎團中被影響與定型。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會彼此仇恨，他們就是恨對方！每個人都知道：而且是打從吃母奶就飮進這想法。這種僵化的想法可能是因為受到層層的山巒阻隔，造成彼此的孤立：外加高加索地區被擠在伊朗、俄羅斯和土耳其這些發展遲緩的國家之間，所以不可能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接觸，再加上鄰近國家也沒有可循的例子：因此他們無從學習起。

住在這裡的人的也具備了不可捉摸、情緒化拉鋸、無法預測又心情多變的個性特徵。一般而言，他們是友善好客的；畢竟多年來他們住在一起，也都相安無事，但突然間，突然間喔，怪事發生了，他們問也不問；聽也不聽，就拿起匕首和刀劍（現在是拿機關槍和火箭砲），憑著一股衝動殺入敵營，不見流血不回頭，可是單就個體而言，他們每個人都彬彬有禮、仁慈又善良。唯一的解釋是，一定是有某個魔鬼棲息著，挑動衝突，接下來突然間一切又平靜下來，過往的一切回籠，回復到日常普通、樸素無聊的日子。

一九九〇年夏天，大批的人坐在魯斯特維里大道幾個點上，手持布條、海報、相片，想要引起任何好奇的路人觀看及注意。這是抗議的形式，希望吸引眾人去關心他們的問題，我記得在伊朗、黎巴嫩都習慣稱之為「靜坐」。

參加靜坐的人數從幾個到數千人不等，也有可能一人靜坐，但是效果可能不好：嚴重的事情需要集眾人的力量（在魯斯特維里大道上的抗議團體都有幾十個人）。靜坐最常發生在辦公大樓前的階梯上（以迫使當局行動），或是在教堂、清真寺的階梯上（因為最安全）。

直接了當的說，靜坐就是一群人公開坐著展示他們需求，就是這樣，沒別的，是非常和平溫和的行動。在這裡，沒有大聲叫囂；沒有人揮動拳頭；沒有詛咒，更沒有叫上帝作證。參加靜坐的人非常安靜，試著不跟同伴、也不跟路人講話。他們集中精神；他們高度警戒。靜坐可說是抗議與接受、叛亂與服從的詭異結合。參加靜坐的人，基本上是接受現實的狀況，而且最普遍的需求只想修正一些對自己不公的事情，並藉此突顯自己的存在。他們接受世界是不公平的，但就是要超越這份不公不義，才引出了他們的對抗。如果有人願意，可以馬上跟他們協調，那也是他們心靈深處所企盼的，他們需要社會精神病醫師的協助，需要一些熱情支持、並以同理心看待他們的受傷靈魂的人。

靜坐是一種非常東方的抗議方式。在歐洲，示威總是以一大群人遊行的方式進行，不過這種示威很快就會被驅散而瓦解。在阿根廷，示威者會繞著圓圈走動，但同樣的也無法持續太久。然而以靜坐的方式來抗議，卻有兩項優勢。第一，可以持續很久，可以持續數個禮拜或幾個月，所以，東方人石頭般的耐心和驚人的固執便可以應用在靜坐上；第二，要強制驅離坐著的民眾比驅散遊行的民眾來得困難。

但有誰會去驅逐靜坐在市議會前階梯上的可憐民眾呢？他們並沒有傷害任何人。基本上，她們只是穿著黑衣服的婦人，想要說出自身的悲慘故事：像是有個女兒在示威中被打死，或兒子被紅軍殺死。我注意到婦人把受害子女的相片拿在身前，希望人們停下腳步，將這些照片接過去，好好端詳那些年輕、有時還漂亮到驚人的臉龐。對我們來說或許難以如此，可是在喬治亞，服喪卻可公開舉行；是一種令人心碎的示威抗議行動。

其他靜坐的團體也會散坐在不幸的母親身旁，他們是各自獨立的團體，要求種族自決，他們要求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因此，有幾萬名阿布卡西亞人（Abkhazian）要求從喬治亞分離出去，成立自己的國家。這是個小驚奇：阿布卡西亞是世上最漂亮的角落之一，堪稱里維耶拉第二、摩納哥第二。好了，阿布卡西亞人靈光乍現，想起二十多年前加勒比海上有個陽光普照、名叫安提瓜（Antigua）的小島，這小島原是英屬殖民地，在一九七〇年代，安提瓜島的居民成立一個國家解放黨，要求獨立，並將小島租給希爾頓大飯店，當時倫敦派遣一支武裝遠征軍（四百名警員）前往，要解散組織及宣告租約無效。所以，高加索的阿布卡西亞也一樣，大可以和某個西方旅館連鎖業簽訂合約，展開美好的生活！

但是，喬治亞會放棄阿布卡西亞這美味的佳餚嗎？喬治亞有四百萬人，而阿布卡西亞只有一萬人，要預測機率並不困難。

阿布卡西亞（和想要獨立的野心）的舉動提供了最好的解釋，讓人明白為什麼高加索地區（甚至不僅於此地）的情勢越加激烈，越加烽火蔓延。這兩件事加在一起，製造了一觸即發之勢，第一次，為了爭權奪利的概念浮上檯面；第一次，出現了能夠輕易獲取武器的市場管道。

在一個像前蘇聯那樣的國家裡，只存在一種利益，也就是極權主義的利益，其他所有的利益相對之下都只能是次要：其他所有的利益都被以最徹底的方式推翻及抹殺。但現在這個專政的體制突然瓦解了，馬上有千百個利益，大的、小的、私人的、集體的、國家的，全部迅速竄起，表明身分，大膽地要求長久以來他們所未曾享有過的權力。在民主國家裡，當然也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利益糾紛，但是因為有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公共機關仲裁，衝突是容易解決或軟化的；然而這裡並沒有類似的機構（短期內也不會出現！），舊的方法如驅逐出境和鞭刑又已經不管用了，利益衝突的自然紛爭該如何解決？

因此，在沒有仲裁機構介入的地方，最簡單的方法產生了，那就是武力解決。像這樣的革命會一再被煽動，也是因為包括武裝卡車和坦克在內的各式各樣武器，皆可輕易從黑市中得手的關係。拜蘇聯瓦解後，部隊的紀律鬆散所賜，許多武器都被拿出來盜賣，所以每個人都武裝了自己，而且精益求精，在這個國家裡要拿到手槍和手榴彈，比買襯衫或帽子容易。所以才有那麼多部隊或軍團在馬路上閒逛，才會很難辨識出誰是誰，他跟隨誰，又是跟誰打仗的。在混亂迷惑的時代裡，王位覬覦者又統統出籠了，各式各樣的司令、領袖、復興者、救世主不斷出現又沒落。

只要利用幾個月期間重複拜訪這些國家，就可證明我所言不虛。每次去的時候，都會看到幾個新面孔，聽到幾個新名字，之前的那些舊人呢？誰知道。或許他們躲起來了？或許他們開了私人公司？或許他們宣稱將會再回來？在遊樂園裡有一種雲霄飛車，這種小車的速度超快，快到無法看清楚每個人的臉，飛過我們旁邊就迅速不見，會叫做「俄羅斯山」絕非巧合。當地的政治也像極了這種雲霄飛車，他們選了某人，一下子又把他轟出去，不久，被驅逐的人又回來趕走原本取代他的人。在相片中，我們看到站在回來奪取政權的人身邊的護衛，舉起手槍擺出勝利的姿勢，而被驅逐的人則在黑夜掩護下隨著護衛逃跑。

「研究世上這裡土耳其和蒙古歷史的人，」著名的歷史學家奧洛夫·卡洛依爵士（《蘇維埃帝國》〔Soviet Empire〕，一九六七。）寫道：「就像一位男人站在上層樓，看著一群人因某種大機緣出乎預料及毫無秩序的聚在一起，一群群聚了又散，一群群融合了又分解：突然間大家為了一個共同利益，又走向同一路線，然後關係再度決裂；一位領導者可以聚集一群追隨者一陣子：因政治或個人因素而導致了暴動：一個軍團經過，可能只是為了一時的共同目的或相同努力的方向，徒留屠殺與毀滅。」

阿布卡西亞的首都蘇庫密（Sukhumi）是一個到處都是棕櫚樹和九重葛的城市，我在一九六七年去過那裡，那時的筆記上記載著：

在蘇庫密，古蘭帶我去一家叫做迪奥斯庫瑞爾（Dioskuria）的餐廳吃炸魚。那是個迷人的地方，餐廳蓋在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岩石上。這些岩石是兩千五百年前古代希臘殖民地迪奥斯庫瑞爾的廢墟，餐廳的名字便是由此而來。坐在餐桌前，你可以看到已經沉到海底下的部分城市，如今已然成為一個龐大的水族館，你還可能看到成群的肥魚沿著舊街道慵懶的游來游去。

如果能知道迪奧斯庫瑞爾城是否還在海底下，或是在歷經兩千五百年後，是否還存有一些文化，應該是很有趣的事。但是這些猜想最終都被喬治亞和阿布卡西亞的火箭給摧毀了。

我開車載著我做客之地的主人基亞·沙塔尼亞（Giya Sartania，他是位年輕作家與譯者）出城，去位於山塔瓦洛（Santavro）的聖妮娜教堂朝聖。基督教在喬治亞是一個古老的宗教，早在西元四世紀就已流傳且深植於此，這間小教堂就是那時蓋的。一會兒後，我們又去位在德茲瓦林（Dzvarin）的教堂，它建造的時間比聖妮娜教堂晚了兩百年，而儘管相隔了兩百年，這兩座教堂卻明顯地十分相像，建築的巧思和細腻竟然未因相隔兩百年而有所改變。

進去這些教堂好像回到一千年前一樣，意思是說，至今這些教堂不是關閉，就是被用來當作無神論的博物館、放小麥或燃料的倉庫。更早之前，這些教堂已被破壞得只剩下光禿禿的牆壁而已，現在他們又回到信眾的手裡，於是我們彷彿又回到古墓時代，在斷垣殘壁中，第一代的基督徒於此會合。

這時天色已經完全變黑，月亮尚未升起。若不是如希羅事先預知的，基督徒自能認出路來，否則他們根本難以找到出路。真的，在他們的前後左右都可看到黑影幢幢，小心的朝狹窄的起伏沙地摸索前進。有些手拿燈籠的人會盡量用斗篷蓋住自己，較熟悉這條路的人，則是摸黑前行。

這段是節錄自亨利克·辛克維茲的《你往何處去》。但和基亞在一起，我目睹了一個類似的神祕景象。在德茲瓦林這空盪且冷得要命的教堂裡，只有一樣東西從外頭拿了進來，一個架在石頭祭壇上的金屬小十字架。戴著頭帽的教士在祭壇前面低著頭。四周一片寂靜；安靜到只能聽到從牆壁滴下來的水滴聲，還有幾名婦人慢慢走進來的腳步聲，她們手執蠟燭，燭光照亮了原本朦矓的教堂，其中一位婦人從袋子裡拿出麥餅分享給大家吃。在滿溢著濕氣和黑暗的內部、在有著麵包的安靜場景裡、在完全沒有回頭看我們一眼的教士奇怪舉止中，流動著某些東西。

公車司機才是老大

清晨，從提弗利司搭公車到巴庫，花了很長時間繞行大小高加索山之間的山谷。這段瑣碎、滑稽史詩旅程的英雄叫做雷瓦茲·蓋利查。臃腫肥胖，年過五十的他是我們的公車司機，我不知道當個公車司機對他而言是進步或退步。他說他曾經在國際運輸路線開聯結車，到過歐洲許多國家，所以一副老成世故的模樣。在五百公里的路途中，乘客上上下下，但始終客滿，只有我和兩個俄羅斯婦人買票到基羅瓦巴德（Kirovabad），其他乘客則是隨司機的叫價付錢，他再把收到的盧布塞進口袋。雷瓦茲是這條路的霸王，沒人敢跟他挑戰。

那天是陰雨天，這個地區算是世上人口眾多的地方，因此我們不斷碰到成群早已淋得又濕又冷的民眾站在路邊，不是拿著大包小包，就是用繩子綁著一頭綿羊或山羊，一看到公車來了，馬上可憐兮兮的招手，他們不是要討戈比或一把米，而是在乞求雷瓦茲能夠大發慈悲載他們一程。猜想得到這些人可能已經等上一整天了，因為公車的班次並不多。這條路很危險，附近就有（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戰事，所以雷瓦茲也真的要夠膽量，才能賺這獨門生意。

他當然會善用局勢來賺錢，手法卻殘酷無情，遇到想搭車的民眾時，他會停車問他們想到哪裡、願付多少錢，如果他們付的錢較多，行程也較短，雷瓦茲會把車上那些錢付得比較少的乘客趕下車，也不管他們離家一百公里遠！更不管他早已將車資收進口袋裡了！

雷瓦茲沒有趕我下車，因為，第一，我是唯一有買車票的乘客（那兩個俄羅斯婦人已下車）；第二，我是個外國人；第三，我正高燒近攝氏四十度，就快死了。越快到巴庫，雷瓦茲也越無情。剛出發時，車上有許多他的喬治亞鄉親，雷瓦茲對他們還有些敬意；現在整車都是亞塞拜然的農夫，他們一臉羞紅，不知所措。這些人的窮困的確令人感到沮喪，但其中一人看到我發燒，馬上從籃子裡拿出一瓶檸檬汁給我，讓我感動得喉頭緊縮。

我們已經接近巴庫了，眼前出現噩夢般的景象：一大片潑上柏油的土地、披蓋著壓碎的爐渣，蓋房子的板模胡亂散落一地。巴庫的每個地方都有石油流過；水池、湖泊、海灣都發出臭油味，石油浮在海面上，還有沙灘，天啊，我分明還記得這裡有著黃澄澄的海沙，現在卻變得黑黑油油的，到處是油漬和煤灰。

巴庫位在海灣邊，但是三面環山，所以要開進市區還得爬過陡峭蜿蜒的道路。在其中的一次轉彎中，有一幕剛好讓我觀察到雷瓦茲善良的一面。在這片灰黑黏稠的瀝青景色中，矗立著一塊水泥物，上頭則有一個活人，一位沒有雙腿的男人，顯然他是被人攙扶上去的，身體卡在一個水果木箱裡。

我目睹了某種很明顯是由來已久的傳統儀式，到達這裡時，雷瓦茲把車停了下來，走向這個男人，然後結結實實地塞了一把盧布到他的襯衫口袋裡。

Sir Olaf Caroe，一八九二～一九八一年，印度裔英國人，經歷過英國殖民時代，也曾擔任印度西北省份的總督。​

Henryk Sienkiewicz，一八四六～一九一六，波蘭作家，一九〇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主要作品有：《火與劍》、《洪流》、《渥洛杜耶夫斯基先生》、《十字軍騎士》三部曲，以及《你往何處去》、《在沙漠與荒野中》等。​

記述羅馬帝國暴君尼祿時期的一段歷史。​

俄國輔幣，一百戈比等於一盧布。​

逃離自我

在巴庫，我住在一位俄羅斯女子的公寓裡。當巴庫發生暴亂，搶劫縱火到處可見之時，她想盡辦法逃出那裡，於是我跟她在與家人同住的莫斯科碰上。她把公寓鑰匙交給我的時候，堅決的說：「我永遠都不會再回去了。」武裝部隊正在巴庫四處掠奪，她心有餘悸，告訴我當時她能夠到達機場，都要感謝一位願意載她的救護車司機，要不然她是不敢單獨上街的。

雷瓦茲的公車到巴庫站時已是黃昏，從郷下各地來的公車牛步在震耳欲聾的喇叭聲和擁擠的群眾中，有來接客人、送客人的，有賣番茄、小黃瓜和沙威瑪的，有一群群要錢的小孩，還有手拿警棍、一副懶懶散散、無精打采的警察。街道中彌漫著大茴香、小荳蔻、炸辣椒和羊肉油騷味，一種東方、非常東方的味道，大概就像伊斯法罕或吉爾庫克、伊士麥或赫拉特，是種喧鬧、古怪、自我封閉、外人無法接近的異國風味。無論何處，只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那裡馬上形成一個多采、喧鬧的集會、市集、露天市場；馬上出現撕破嗓子的喊叫和吵鬧聲，但緊接著（耐心點！）一切又都安靜下來，變成一個平價小餐廳，像朋友般的聊天、親切的點頭，轉變成一小杯的薄荷茶、一塊方糖。

複雜的家譜和種族意識

在車站，我立刻發現自己處境的無助，我不知該如何到達那棟房子，也不知道它確切的位置，還帶著一只塞滿書的行李箱（誰叫我有到處買書的毛病），外加四十度的高燒？「麻煩是否可以告訴我，」看到人我就問，甚至拉著人家的袖子或領子。「龐屈街一百一十七號在哪裡嗎？」但是被我問到的人都不耐煩的推開我，匆忙走開。我最後才知道他們很多人來自鄉下，有集體農場的農夫，有達傑斯坦（Dagestan）來的布料商和水果商，還有從車臣諾—印古什（Checheno-lngush），甚至遠從卡巴爾丁—巴克爾共和國（Kabardino-Balkar Republic）來的，所以從他們身上我問不到任何答案。這些來自高加索地區的高山居民已經被大城市搞得瞠目結舌、迷迷糊糊，怎麼會知道龐屈街一百一十七號在哪裡呢？我繞了又繞，半死不活又渴得要命，沒有東西可以喝，時至傍晚，唯一一輛賣克瓦思飮料的槽裝貨車也賣光了。

這裡也沒有計程車，失望到幾近崩潰的我站在街上，伸出我拿著一支畢克（BIC）原子筆的手。我沒有站太久，小孩子總是有著像老鷹一般的眼力。有一位坐在爸爸車內的男孩看到我這個顯然要送人原子筆的人，便要求他爸爸停車。我向他請教龐屈街一百一十七號後，他們讓我上了車；驅車前往。車子開了很久，離之前的公車總站有一段相當長的距離，在舊市區的一條又舊又暗的街道停了下來。（這裡我沒有看不起舊歷史建築，或對骨董的光采與珍貴有任何鄙視之意，所謂一棟老房子就是指歷經七十年，內部從不整修的房子。）我走進一個暗暗的入口，一個暗暗的院子：我踏著一堆堆的垃圾，聽到一個老婦人的聲音，問我在找什麼。她走過來，拉著我的手，帶我到隱藏在暗處的門邊，「為什麼，」她問我：「男人，你的手這麼燙？」

（這裡已經越來越不說「同志」了，但他們又不能叫「先生」，因為聽起來資本主義的味道還是太濃，若稱呼一個不熟的人為「你」又不太有禮貌，所以他們波此稱呼「女人」、「男人」。）

「因為我在發燒。」我回答。在黑暗中，我們找到了門，門上掛著鎖。走進去之後，婦人打開了燈，我看到了床。「妳知道，」我告訴她：「在美國有一種明信片，上面寫著：『快樂是……』然後有好幾個插畫代表快樂的意思。對我來講，現在快樂是看到一張床。」

「是的，你真的病得很嚴重！」她說。之後她幫我準備一壺熱茶，以及一盤各式果醬與糖果。

她問我是哪一國人。

就像全世界的農夫見面時會問穀物收成好不好，英國人每次見面會討論天氣一樣，在帝國時期，跟人接觸時的第一句話，是確認彼此的國籍，因為很多事情會取決於此。

大部分的場合裡，區分的標準是清楚容易的。這是俄羅斯人，這是哈薩克人，這是韃靼人，這是烏茲別克人。但這國度裡頭有極大比例的一群人，實在很難界定自己是哪一國人。就拿我的朋友洛斯蘭來說，他是車里雅賓斯克的人，他的祖父是俄羅斯人，祖母是喬治亞人，他們的兒子，也就是洛斯蘭的父親決定要當喬治亞人，之後娶了一個韃靼人，基於對母親的愛，洛斯蘭宣稱自己是韃靼人，長大後在鄂木斯克的一所大學裡，洛斯蘭娶了一個烏茲別克人，現在他們有一個兒子叫穆塔，穆塔到底是哪一國人？

有時候還有比這種家譜更複雜的，所以許多人並不覺得和國籍有關聯，這就是所謂的「新蘇維埃人」，不是用任何特定的意識或態度來界定自己的身分；有這樣的稱呼，決定因素只在於他們之前是蘇維埃的盟國一員，但如今隨著蘇聯的解體，這些人也正在找尋他們新的身分。（所謂的他們，也就是指那些甚至不再思考這一切的人。）

「新蘇維埃人」是舊蘇聯的歷史產物，其中一大部分是由不斷、密集及大規模的遷徙、配置、運輸和流浪人口所組成的。這個運動始於十九世紀放逐或到西伯利亞殖民的人，也有到亞洲去的人，但到了一九九七年後，才達到頂點。數百萬人失去家園，流浪街頭。有些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從前線返家：有些則因為大規模的內戰前往戰區。一九二一年的大飢荒曾迫使數百萬人四處流浪尋找麵包。許多被戰爭與革命奪去父母的小孩無家可歸，這幾百萬名的無家可歸者（bezprizorny）發起飢餓運動，得到四面八方的積極響應。之後，大批工人為了工作和麵包長途跋涉至烏拉山區，或國家其他也正在興建工廠、鑄造廠、礦場和水壩的角落，以便找到工作。超過四十年的時間，有數以千萬的人被下放到勞改營和監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只要哪裡成為前線戰區，就會有大批人潮被派送去支援。在此同時，身處在後方的貝利亞又把波蘭人、希臘人、德國人、卡爾梅克人（Kalmuk）下放到高加索和西伯利亞，結果就是整個民族的人都發現自己在陌生的國度裡，陷入貧窮和飢荒中。這樣運作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每個人都離鄉背井，讓他們成為無根之人，剝奪了他原來的文化、環境和家園，之後，無力反擊的他們就只好任由專制的政權支配。

在人民被迫不斷大規模遷移的圖畫上，讓我們再加上無數的共青團志願軍，只要打著「祖國需要鋼鐵」、「重耕休耕地」、「征服樹林地」等這樣的口號，就能號召許多人加入：另外也別忘了因為各種族間的衝突，而蔓延至全國各地的一波波難民潮。

今天尚有數千人被下放在外，在機場、在火車站、在軍營、在貧民區、在帳篷裡。在這些地方，流浪生活的氣氛仍然存在，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我的住址不是房子的號碼，不是街道的名字，不是城市的名字，而是蘇聯。」（今日稱為獨立國協：不知明天帝制又要被叫做什麼？）

有了這種連續不斷的大遷徙和好幾代種族的融合，使得初次接觸到在帝制統治下居民的人，特別會去注意到這些族群的單調性，而不是注意到他們之間的多樣性和特殊性。

內心的地獄

住在龐屈街一百一十七號那位女子的恐懼是種誇大的恐懼：這裡的人根本不接觸俄羅斯人。一個烏茲別克人可能和塔吉克人打架，布里亞特人可能和車臣人打架，但沒有人敢靠近俄羅斯人。密茨凱維奇說明了這個剛見識到時，無法理解的現象：一個專制的官員驅趕一整隊的圖瓦人去勞改營，這些不幸的奴隸沒有一個人敢反抗，畢竟他們大可以把這個官員殺了，再逃進森林裡，但不，他們就是順服的走著，聽著官員的口令，默默承受他語言的暴力。密茨凱維奇解釋說，在這些受奴役的圖瓦人眼中，官員象徵著專治政府的威權，令他們膽顫心驚、怕到半死，舉手反對這位官員就像反對整個強權政府，沒人敢這樣做。圖瓦人作家亞伯特·梅米在他寫的《殖民圖像》（Portrait du colonise）中精準地呈現仇恨加上害怕，形成了被殖民的人對統治者，也就是殖民者的態度——恐懼，梅米觀察到經過最終的盤算之後，恐懼會凌駕仇恨，超越及癱瘓了恨意。

只需看最近發生種族衝突的城市就好，甚至是菲加納（Fergane）或奧什（Osh）都可以，在烏茲別克人、卡拉爾帕克人和塔吉克人那些被燒掉或摧毀的房子間，清晰可見俄羅斯人的房子毫髮未損。貧窮的喀拉蚩人被憤怒的土耳其人攻擊時，誰為喀拉蚩人撐腰呢？大部分是喀拉蚩人，而在俄羅斯人背後的是什麼呢？是卡拉希尼科夫步槍、是坦克車、是核子彈。

然而我在巴庫的俄羅斯朋友，一聽到街上動盪，一聽到軍隊靠近過來的迴響，明明和所有人一樣，都知道那些部隊是衝著亞美尼亞人、而且只鎖定要攻打亞美尼亞人，還是匆忙的收拾行李衝到機場去，慶幸自己成功的脫離地獄，但地獄在哪裡？哪裡找得到地獄？

在她的心理，在她的意識裡。

我想起六〇年代在非洲阿爾及耳、利歐波德維（Léopoldville）和烏蘇姆布拉（Usumbura）機場的景象；七〇年代，同樣的情景又出現在盧安達、洛朗索馬克（Lcurenço Marques）機場。一群群白人難民，大包小包的露宿在外，疲憊加上恐懼使他們呈現出恍神狀態。他們是昨天的殖民者，這些土地前任的統治者，然而今天他們唯一的願望是盡速逃離這裡，把他們花團錦簇的豪宅、庭圜、游泳池、帆船全都拋在身後。這麼匆忙果決逃出的動機從何而來？是什麼迫使他們突然逃回歐洲？是什麼巨大的力量迫使他們無情的拋下陽光普照的舒適居所？或許是當地人開始屠殺他們的白人老闆？或許是他們豪華的社區已經被縱火？不，完全沒有發生這種事。

完全是殖民者意識裡的地獄來了，那是內心的地獄，是心底不潔的思想被喚醒，浮出了表面，一直以來，這些邪惡意識都以千百種方式隱藏著，既不是很清楚，也難以理解。並非每個殖民者都會被影響，許多殖民者都覺得自己是無辜的，實情也確是如此。儘管他們曾經幫忙創造出這樣一個具體的名為殖民的狀況，其本質是種不對稱的原則，是被殖民的人為殖民者的附屬關係，但其實他們本身也是這種狀況的受害者。矛盾的是，縱使我不想要當殖民者，甚至抗議殖民主義，仍然因僅為殖民他人的國度一員，就成了殖民者。唯有付出放棄我的國家和國籍，甚至是改變我的膚色（一種推論）的代價，才可以擺脫這個污點與惡評。但就因為這都是不可能的選擇，所以機場才會出現急躁擁擠的情景。十幾年前的盧安達機場，現在一九九〇年的巴庫機場，情況相似。

但是你要逃離誰呢？不是逃離你自己嗎？

不過葡萄牙人、法國人的逃離非洲，還是不同於俄羅斯人離開晴朗的巴庫、美麗新潮的里加，回到陰暗、寒冷的諾利斯克（Norilsk），或者回到骯髒、煙霧瀰漫的車里雅賓斯克。他們並不想要離開？我可不覺得訝異！為了救他們自己，他們在之前的殖民地設立各式各樣的工會或團體，而他們的口號是「待在原地，不要亂動」。住在龐屈街一百一十七號的俄國女士是個例外，那是因為她在奢華之處有一席之位，她家人有房子，而且就在莫斯科！

巴庫：我喜歡這座城。它是為人民，而不是為反人民而建。（真的，有些城市真的是為反人民而建。）你可以在這裡連續散步好幾天。巴庫有漂亮的大道，好幾條有壯觀新潮建築物的街道，都是石油之王艾佛列·諾貝爾先生所蓋的，事實上，任何想像得到的建築形式，這裡都看得到。在主要大道邊，矗立著幾棟亮麗豪華的大型公寓建築，那是亞塞拜然領導人蓋達爾·阿利耶夫為他的黨羽所蓋的居所。阿利耶夫曾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首腦，之後在七〇年代，又成為共和國的共產黨總書記。他是布里茲涅夫的學生，後來被任命為蘇聯的副總理，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除去他副總理的職務。阿利耶夫是布里茲涅夫的人馬之一，屬於一群高階腐敗象徵的人，嘗盡東方式的豪奢，徹底墮落。他們的腐敗可不是偷偷摸摸的幹：相反的，是明目張膽、賣弄挑釁的做，這些蓋在巴庫最主要、

最具代表性街區的大型建築物，正是最佳的明證。阿利耶夫根據他手上的名單分派這些房子，甚至會親自將鑰匙交給他欽點的人。分配的標準很簡單，他最親近的家人分到最好的房子，接下來才是他的表兄弟和他的高階黨羽。在這塊土地上，種族的情結凌駕一切，數千年來，始終不變。

我所住的地方，正是其中之一，房子的主人在當地國會上班，他是阿利耶夫的表兄弟，薪水僅足糊口，但是電視機、影印機、擴音器、喇叭、電燈等一堆天曉得是什麼的玩意兒沿牆而立。但即使他能賺上幾百萬盧布，也無法在商店裡買得到這些東西，因為商店並沒有賣。桌子上還有各類食品：蜜餞、棗子、核果。最惹我房東生氣的是沙卡洛夫。「沙卡洛夫？為什麼我們需要沙卡洛夫，他的太太是亞美尼亞人呢！」但除了一個問題（意思是，除了沙卡洛夫）以外，所有的事都很好。他請我吃從荷蘭來的起司，從巴哈馬來的蝦子。心滿意足的坐在他的家人中間，四周的電器彷如彩色的小眼睛般，一閃一閃的照著他的臉。

共產主義留下的後患

隔天我和馬緬朵夫（Ayudin Mirsalinoglu Mamedov）教授聊了一場。自一九一七年以來，首度許可建立一個土耳其文化會社，所以他顯得好奇、機智又開心。這幾年來，教授一直用土耳其文編輯期刊，並非人人都知道約有六百萬人口使用的土耳其語，是帝國的第二大語言，亞塞拜然人可以在安卡拉、塔什干和雅庫茨克用土耳其語溝通，說土耳其語的朋友到處都是。就某種意義而言，前蘇聯是一個斯拉夫—土耳其語的超級強權組織，索忍尼辛的想法是將土耳其語元素剔除，獨留斯拉夫的超級權力。

自一九三七年以降，才有亞塞拜然人這個稱呼，之前他們的身份證寫著土耳其人，目前他們視自己為亞塞拜然人、土耳其人及穆斯林。

馬緬朵夫說，共產主義帶給人們意識最大的迫害，就是讓人們不想好好工作、不想好好生活，只想隨便工作、隨便生活，這是真的。

讓我們看看大學。研讀辯證的物質主義四年，研讀蘇聯共產黨黨史四年，研讀共產主義四年，最後全部變成謊言。

歷經七十三年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後，人們不知道什麼叫做思想自由，所以他們就地實行行動自由，而對他們而言，行動自由就是殺戮自由，這就是蘇聯式的改革新思維。

共產主義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在數以百萬無家可歸、赤腳走在俄羅斯街頭飢餓孤兒的幫助下，史達林建立了共產主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偷盡所有東西，後來，史達林將他們全部放在寄宿學校。他們在那裡學會了仇恨，長大後，他們穿上秘密警察的制服，秘密警察用殘忍的恐嚇掌握了整個國家，這便是你眼前的共產主義。

史達林的盤算是什麼？他重新安頓這些民族、混合之後再撤除掉他們，於是你必須先傷害某人、移開某人，才能再調動其他人。最近在邊境地區就發生了三十六場衝突，甚至還可能更多。這就是史達林為你所做的盤算，是我們莫大的悲哀。

巴庫市中心的一家小餐廳。土耳其式的？伊朗式的？阿拉伯式的？亞塞拜然式的？在世界的這裡，這些小地方彼此都極為類似。小小的獨立房間。沙威瑪、米飯、番茄和檸檬汁。晚餐我和亞塞拜然民族陣線的領導人，也是作家尤希夫·薩緬多格魯（Yusif Samedoglu）一起吃，他正努力協調當地派系老大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衝突。對自由派人士、對中央人士、對想要擁抱對方的人而言，都是一段艱難的時期。我知道他要說的巴庫目前情勢是什麼，所以我就不再問這些問題；反而問他目前有沒有在寫什麼？他搖搖頭說沒有。而且，他應該要怎麼寫呢？他一向用西里爾字母書寫，現在他們正要廢止西里爾文，所以是要如土耳其般，只用拉丁字母，還是回頭使用阿拉伯語，沒有人知道。他之前用西里爾字母寫的書該怎麼辦？再把它翻譯成其他字母？誰要做這種事？值得嗎？一個作家在人生中最精華的時光卻徒留空白，只剩下一些難以辨讀的作品。

我生平第一次搭到像在顛峰時段公車般擁擠的飛機，在巴庫的機場，一群激動的群眾盡全力擠進機艙中，誰也沒考慮要退讓。機長邊詛咒邊威脅的大叫，似乎沒什麼用。大家擠在通道中，對於機長所言充耳不聞。最後機長只得揮揮手，關上駕駛員的座艙門，發動引擎，起飛升空。

kvass，這是一種盛行於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東歐國家，含低度酒精的飲料。由於酒精含量低到僅接近零至最多百分之一點五，所以兒童也可以飲用，深受大眾歡迎。​

Beria，一八九九～一九五三，蘇聯政治家，秘密警察首腦。是史達林大清洗計畫的主要執行者。二戰之後到史達林逝世之前，他是蘇聯實際上的二號人物，之後在爭奪史達林繼承權的鬥爭中失敗，被撤職並遭處決。​

Albert Memmi，一九二一年～，突尼西亞法語小說家，專門研究人類壓迫同類的現象，並寫過不少這方面的杜會學著作。​

Geidar Aliyev，一九二三～二〇〇三。一九九三年十月當選為亞塞拜然共和國總統，二〇〇三年十月又全力幫助其子擊敗對手，當選總統，同年十二月，在美國克利夫蘭一家醫院去世。​

Sakharov，一九二一～一九八九，蘇聯原子物理學家，聞名於核聚變、宇宙射線和基本粒子等領域的研究，並曾主導蘇聯第一牧氫彈的研發，被稱為蘇聯氫彈之父。同時也是人權運動家，是公民自由的擁護者，支持蘇聯改革。一九七五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Cyrillic，斯拉夫古語。​

沃爾庫塔，凍死在火堆裡

我們應該是晚上抵達沃爾庫塔，但卻在白天陽光下降落，所以這一定是別的機場。

哪一座機場呢？

座位上的我坐立不安，卻立刻發現自己是唯一焦躁不安的人，其他人連眼皮動都沒動一下。我大概已經搭飛機在這個國家裡飛行了十萬公里，從中觀察到兩個現象：飛機永遠都客滿，在每一座機場，不管哪個目的地，總是有大批人群在等候，有時候一等就是好幾個星期，所以任何地方要找出個空機位飛過去都是極端不可能的；第二，整個飛行途中，機艙裡總是一片安靜。乘客文風不動地坐著；沒有人講話。如果有人聽到嗡嗡響、聽到突然傳來的笑聲，還有杯子碰撞聲，那表示有一群波蘭人在機上：天知道原因是什麼，總之旅行就是會讓他們進入一種無限興奮的狀態，幾近狂喜。

不，這不是沃爾庫塔；這裡是瑟克特夫卡爾。

為什麼要問問題？

我不知道瑟克特夫卡爾是什麼地方，我忘了帶地圖。我們費力走過雪地到機場大廈，裡頭很熱，通風不良又擠滿了人。想要在長椅找個空位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所有的長椅上都睡滿了人，他們睡得那麼深沉，那麼安穩，彷彿很久以前就已經放棄了某天可以飛離這裡的希望。

我決定和乘客們一起牢牢盯著我的飛機，害怕不這麼做的話，就會錯失重新登機的通告，被留下來。我們站在大廳中央，實在是因為連靠牆的地方都被人佔了。

我們站著，就那樣站著。

我們站著，而且一直站著。

我穿了一件羊皮外套（我畢竟是要飛越北極圈），但是又熱又不通風的大廳裡既擁擠又熱得難受，所以我開始滴汗了。要脫掉羊皮外套嗎？但我要拿它怎麼辦？我手上都是袋子，這裡又沒有掛鉤。我們已經站著超過一個小時了，情況越來越讓人難以忍受。

然而，通風不良和汗水還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我還要像這樣在瑟克特夫卡爾站多久？再一個小時？二十四小時？我的後半輩子？而且，說真的，我在這裡做什麼？我們為什麼沒有飛到沃爾庫塔去呢？真的會飛到那裡去嗎？什麼時候？有機會脫掉羊皮外套，坐下來喝一點茶嗎？有這個可能嗎？

我看看身邊的人。

他們站著，兩眼直視著前方。就像那樣：兩眼直視著前方。表情中不見不耐煩。沒有焦慮、不安、憤怒。最重要的是，他們什麼都沒問：他們沒問任何人任何事。或許他們沒問是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了嗎？

我問其中一個人，問他是否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會起飛。在這裡，如果你突然問某個人一個問題，一定得耐心等待。因為你可以從被問的那個人臉上看出，只有在刺激（這個問題）的影響下，他才似乎醒了，才似乎活了過來，開始啟程從另外一個星球辛苦跋涉到地球來，這可是需要時間的。接下來他臉上會閃過微微、甚至被逗樂的驚訝表情，表明了心中在想：這白痴在問什麼啊？

被問話的那個人會認為問他話的人是個白痴，絕對是正確的。因為所有的經驗都告訴他，問問題並沒有好處，無論如何，一個人到頭來都會搞清楚（不論有沒有問問題），不論他們有回答他（或者，不回答他）：而相反的，問問題是非常危險的，會讓那個人大禍臨頭。

沒錯，史達林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了，但是記憶猶新，而且那個時期的訓誡、傳統和習慣都還在，都固定在意識裡了，會長期影響人的行為。他們當中有多少人（或是他們的家人、熟人等等）因為在會議上或甚至私下談話時問這問那，而被送到集中營去的？有多少人因為這麼做而毀了他們的事業？有多少人丟了工作？有多少人丟了性命？

多年來，官僚和警方維持著一個發展完備的監督和通報系統，設計的目的就為了用來揭露唯一的一個罪過：有人發問嗎？他問了些什麼？告訴我發問者的名字。

以下是兩位好朋友在開會之前的對話：

「你知道，我想在會議上問那件事。」

「我求你，別這麼做，你知道他們會把你關起來的！」

或像另外兩個朋友之間的對話：

「菲帝雅，我想給你一個忠告。」

「真的？」

「我一直注意到你問太多問題了。你想傷害自己嗎？放聰明一點，控制一下你自己，別再問了！」

在文學作品中（例如瓦西里·格羅斯曼），描寫有人從集中營返家的場景。一個人在西伯利亞受苦十年之後回來了。第一個晚上，他和他的妻子、孩子、父母親一起坐在家裡的桌前吃晚餐，也許還有對話，可是沒有一個人問這個剛回家的人這些年來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事，有過什麼樣的經驗。為什麼要問呢？《聖經·傳道書》裡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話：「了解的人承受痛苦。」

卡爾·波普曾經詳細闡述這個痛苦的想法（我是憑記億引用），說無知並非單純和消極的缺乏知識，而是一種積極的態度；是拒絕接受知識，不情願擁有知識；是對知識的拒絕。（或者，用三個字來說——反知識。）

問題的範圍是那麼的廣泛，對人生而言又似乎是必須的，不僅是一塊被禁止的佈雷區，也是一種純然有害且可憎的說話方式；另外還因為在蘇維埃，問問題是審問警察的專利。有一次，我搭火車從奧德薩到基希涅夫時，和鄰座乘客聊了起來。他過去是聶斯特河地區集體農場的一員。我問了他有關工作、房子和收入的事。每當我問一個問題，他對我的懷疑就越深，最後，他終於狐疑的看著我冷哼道：「這是在幹什麼，你是警方偵訊人員嗎，還是什麼？」後來他就閉嘴不談了。

正是如此！如果我是警方偵訊人員，那就沒有問題；警方偵訊人員是可以問問題的；警方偵訊審問人員是要問問題的。但是一般人呢？一個坐在從奧德薩開往基希涅夫火車車廂裡的普通人呢？

「我是這裡問問題的人！」偵訊官員利法諾夫大聲對被誤捕的艾維格尼亞·金茲伯格（採自《陡牆》〔The Steep Wall〕）說。是的，唯有他，那位偵訊官員，有權利問問題。

不過，大家都知道，警方偵訊人員提出的是不切實、不公平的問題，是要探究我們隱藏的秘密。不，警方偵訊人員的每一個問題都隱藏了致命的控訴；就是為了要毀掉你才會問那個問題，為了把你擊垮到地，徹底瓦解。「交叉火力質問」這個詞是從戰役、前線、戰爭、死亡借來的，絕非偶然。

因為審問語言是由警方、由所謂的學術推理法、由獨裁政府所佔用的，一個表達想要知道某件事的句子的曲折變化顯示了危險，說不定還預告了不幸的命運。結果就導致帝國越來越少人發問，問題也越來越少。

這就說明了想出問題的藝術（因為那確實是一門藝術！）逐漸消失的原因，甚至連問問題的需要也不見了。漸漸的，所有的事情都呈現一種原本就應該這樣的樣子，無可質疑和不能反駁的事實大獲全勝，由於事實本該如此，就完全不再有問題了。

在他們那裡出現許多格言、標語和表達認同那件事的文句特色，或至少是漠不關心、缺乏驚奇、卑微的贊同、順從：沒關係！那又怎樣！任何事都有可能！這個嘛，好吧！順其自然吧！Vsievo mira nie piereycbiosh！（你無法詛咒全世界！）你會活下去的，看著吧！Nachelstvo lutshe znayet！（老闆們最懂了！）人生！就是這麼回事！不需要更好！一頭卑微的小牛吸吮兩頭母牛！你不會去抓正在飛的鳥！等等，等等，這可是一種非常豐富的語言。

一個不問問題的文明國家，一個原本是透過問題來明確表達自己的國家，卻把內部整個焦慮、批評和探究全部抹煞掉的文明國家，是一個光會站在那裡、癱瘓了、無法動彈的文明國家。那正是克里姆林宮裡的人所追求的目標，因為統治一個靜止不動的噤聲世界是最容易的。

不關窗的旅館

在瑟克特夫卡爾幾個小時後，我們飛往沃爾庫塔。（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那次降落在瑟克特夫卡爾，或是那次絕望、讓人筋疲力盡的等待，目的究竟為何。）晚上飛這條路線是一次最藝術化、最具圖畫紋理的經驗。飛到幾千公尺高度時，飛機會突然進入某種雄偉、廣大劇院的後臺。我們看不到舞臺本身，因那淹沒在地球某個陰暗處，只能看到掛在天際發光的簾幕。它們是輕巧柔和的簾幕，黃綠相間，高達數千公尺。

這些布幕散發出一種脈衝、振動的光。

飛機好像已經迷失在明亮的褶幕裡，好像迷路了，失去了方向感，開始在延伸至空中的彩色與褶幔布料間，不安的繞圈圈。那綠色啊！最醒目的就是綠色！「綠色和藍色在濃淡交接處會增強」，這是李奧納多·達文西在他的《繪畫論》（Treatise on Painting）中所說的。確實，對照黑色，對照柏油般的黑色夜空，綠色喪失了天然的鎮定和平靜，呈現出強烈及專橫的色調，使得旁邊其他的顔色都變得暗淡無光，全退到背景裡去了。

當北方光線的奇觀消失，融入黑暗之中時，我們已經在機場上空了。

溫度是攝氏零下三十五度。我立即感受到那股冷勁，立即感受到冰雪刺骨，呼吸困難，渾身打顫。大家都散了，小機場大廈前的廣場空無一人，空無一人且燈光昏暗。要做什麼呢？我知道自己在這種寒冷裡撐不了多久。航站裡頭有個民兵崗哨，穿著羊皮大外套的民兵說公車很快會到，我可以搭公車進城，到旅館去。「這裡只有一間旅館，」他說：「你很容易就找得到。」

公車老舊狹小，擁擠、客滿，且壅塞。全身緊緊裹著羊皮、毛皮、圍巾、毛毯的人，就像是大型、僵硬、笨重的繭狀物。公車一停，那些繭就會猛然向前傾；公車突然開動時，他們又往後傾。每站都會有幾個繭消失在黑暗之中，他們的位置又換上其他的繭（意思是，我認為他們是其他的繭，因為所有的繭看起來都大同小異）。有時候會有某樣東西用力踩上我們的腳，力氣大到我們覺得自己的骨頭都要裂開了，結果是某個小繭正要開路走向出口。關於旅館的問題必須對著繭的上半部發問，換言之，就是朝我們正前方那個球狀體，好像是對著麥克風說話似的，還得拉長了耳朵仔細聽回答，因為不是針對我們回答，而是從繭那裡發出的聲音。這種旅行方式的缺點是，你可能正好坐在一個很漂亮的女孩身旁，卻渾然不知，因為根本看不到臉，也不可能看見自己身在何處，厚厚的霜雪和繁密華麗的白色花朵覆蓋了所有的窗戶。

我在這些繭之間逗留的時間並不長，因為，你看，過了半個小時，我們便抵達旅館附近的某個地區，於是當門砰的一聲打開時，那些繭便體貼地分站到兩邊，這樣剛從遠方來的人才可以從公車裡面脫困，下車，消失在黑暗和寒冷之中。

無論是羅浮宮或盧瓦爾河畔的城堡，都無法像沃爾庫塔旅館陰暗和簡陋的內部那樣，讓人覺得如此的愉悅和難以忘懷。在這裡運作的是古老的相對定律。從巴黎踏進羅浮宮的人行道並非從人間到天堂的通道，但從街上進入沃爾庫塔旅館的大廳卻是。旅館的大廳救了我們一命，因為它很溫暖，而溫暖是這座小鎮最珍貴之物。

我拿到一把鑰匙，跑向我的房間，但我幾乎才走進去，就以更快的速度跑了出來：窗子不僅開得大大的，而且窗框還包了一層厚重的冰，窗子根本沒有辦法關上。我匆匆忙忙地找到打掃房間的女服務生，告訴她這個令人驚恐的消息，結果她絲毫不覺得訝異。「我們的窗子就是那樣。」她試著要我冷靜下來；不希望我激動。你能怎麼辦，人生就是這樣，沃爾庫塔旅館的窗子就是那樣。

一個舊列寧主義者的問題（或者可以遠遠的回溯至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時期）：怎麼辦？我們商量了很久。最後我了解到，沒伸手到行李裡去拿出紐約製的昂貴古龍香水，她是不會想出方法的，果然一送給她，她立刻就想出了一個簡單又實際的點子。她消失了一會兒，之後從走廊暗處冒了出來，手上多了一把鐵鎚，就像印地安首領打敗白人時，得意洋洋地揮舞的戰斧。

我們開始行動，那可是一份適合瑞士鐘錶師傅的工作，重點在於既要從窗框上撬下大塊的冰，又不損傷到窗上的玻璃。如果我們打破玻璃，所有的工便都白做了，女服務生解釋道，因為新的玻璃要到夏天才會安裝上去，距離現在還有半年之久，而到那時我早已經離開了。「在那之前怎麼辦？」「在那之前我們就只能忍受，」她回答道，聳聳肩，嘆了口氣。我們花了好長的時問，但終究敲下了一塊溝槽深的長方形冰塊，窗子總算勉強可以關上。為了替我打氣，女服務生也送了壺熱水給我，冒出來的水蒸氣讓房間熱了一會兒。

我手頭有個想見的人的電話號碼，我撥了那個號碼，另一頭爆出嘶啞的聲音。「蓋那地·尼古拉耶維奇嗎？」我問。又發出嘶啞的聲音，是。我很開心；他也很開心；他知道我要來；一直等著。他說，「搭公車過來。」我心想，但現在是晚上啊，接著我立刻想到年中這時候，這裡是永夜，於是回應道：「我這就出發。」

我說：「我這就出發。」卻不明白自己正要踏上瀕臨死亡的旅程。

雙眼所見只有雪

這個問題、這段戲劇性過程，還有沃爾庫塔的恐怖，皆源自於煤礦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關連。沃爾庫塔位於科米共和國（Republic of Komi）越過北極圈的境內，在二〇年代時發現了豐富的煤礦，煤田迅速出現，大部分是由囚犯、史達林恐怖統治犧牲者的雙手所開墾出來，接著許多集中營也冒出了。不久之後，沃爾庫塔就像馬加丹一樣，變成一個名字/象徵，一個會喚起害怕和恐懼的名字，一個可怕的地方，還經常是最後的放逐地。造成這種現象的是蘇維埃秘密警察在集中營裡的惡行，煤礦裡殘暴的勞動，殺死成批囚犯的飢餓，以及恐怖到幾乎無法忍受的酷寒。這裡的寒冷折磨著毫無防禦能力、半裸且長期飢餓的人，筋疲力盡到了忍耐的極限，成為形式最複雜的酷刑的犧牲品。

今天，沃爾庫塔仍然是座煤田。這座煤田包括了十三座礦場，圍繞在小鎮的四周。每座礦場旁都有礦工的住宅區，其中有些還是以前的集中營，仍然有人居住。有一條環狀道路連結礦工住所和礦場，路上始終有兩輛公車相對行駛。由於汽車在這裡很罕見，公車就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

我便搭這樣的公車去拜訪尼古拉耶維奇，只知道要問柯索莫爾斯基城六號屋。一個小時之後，司機停在一個應該是柯索莫爾斯基村那一站的地方，打開車門，指出我要走的方向，但是他的指示那麼不明確，可以解釋成我要去的地方是銀河幾百萬顆星中的任何一顆，他不精確的手勢反正也不重要了，因為下了公車後，我很快就完全迷失了方向。

首先，我意識到自己的四周一片黑暗，一開始，我什麼都看不到，不過等視力開始適應黑暗後，便察覺到自己是在大雪堆的包圍之中。每隔一會兒就有陣陣的強風侵襲這些雪堆的山峰，把大量雲狀的白雪捲至空中；看起來彷彿山頂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噴出白色熔岩似的。到處都是堆積如山的雪，沒有燈光，沒有人影，而且酷寒到我每次一深呼吸，肺部都有被刺穿的感覺。

自我保護的本能應該已經告訴過我，自這情況脫身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離開公車站，等下一班公車，下一班公車應該遲早都會到（雖然時間已經過了午夜）。可是本能有負於我，所以，在某種致命好奇心的驅使下，或者可能只是有欠考慮，我開始尋找柯索莫爾斯基村和六號屋，這個輕率舉動基於我完全沒有搞清楚自己是在黑夜的北極圈外，在一片白雪沙漠裡，在攫住我的臉，讓我快要窒息，讓我無法呼吸的寒冷裡。

我往前走，不知道自己置身何處或是接下來要怎麼辦。我可以選擇其中一座山做為目標，但是在我想辦法費力走過深雪，快要窒息，而且越來越虛弱的接近之前，它就消失不見了。是連續不斷的強風，是致命的極地淨化，將幾座雪山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改變它們的位置、它們的成分，改變了整個景致。我沒有東西可以固定我的視線，也沒有東西可以定位自己。

就在某個時刻，我看見前面有一個坑窪，裡頭有間木頭平房。我半滾著滑下被冰覆蓋的山坡，滑進坑窪裡。不過那是一間已經上了鎖的店，這地方看來似乎安靜又舒適，我甚至想留在這裡，卻也同時想起極地探險家們的所有警告，他們說在一個白雪沙漠裡，如此暖和的地方等於是葬身之所。

所以我站了起來，再度出發。可是要到哪裡去呢？我該朝哪個方向前進？我越來越看不清楚，因為雪黏附在我的臉上，蓋住了我的眼睛。我只知道自己一定要繼續走，如果我躺了下來，就會死掉。而恐懼，人體內的那種動物性的恐懼，害怕被某個既無法認清，也無法反抗，卻感覺得到的可怕力量折磨到死的恐懼正不斷逼迫著他，逼迫著越來越虛弱、越來越愈無力的他進入白色的深淵。

我的力氣已經快要用盡了，但還是一再激勵自己再走幾步，就在這時，我瞥見一個女人的側影彎腰弓背，努力頂著強風。我趕緊拖著身體走向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六號屋，」然後再說一遍：「六號屋！」聲音裡充滿了希望，彷彿整個救贖就封存在這個地址裡。

「你走錯方向了，男人。」她用比風大的聲音叫道：「你現在是朝著礦場的方向走，你應該走……那個方向。」就像公車司機一樣，她的手指向組成銀河的數百萬顆星星。

「不過我也要到那裡去，」她接下去說：「來，我來告訴你在哪裡。」

走進尼古拉耶維奇住的房子，和走進這片住地的其他房子沒什麼兩樣。首先，從遠方一定會看到確確實實的雪山：在裡頭下面，便矗立著房子。你必須爬上山頂，下頭可見一棟平房的屋頂。從山頂到門那裡有從雪和冰牆挖出來的階梯，於是你懷抱著恐懼，努力且萬分小心的走到下面，然後在居民的協助下，和一堆堆的雪搏鬥，得用力才能把門推開到足以讓人進到裡面。

每一位新來的人在這裡都是非比尋常的事件，以至於所有屋裡（每間屋裡都有好幾個房間）的居民都出來歡迎，還會邀請你進去，就算只坐一下都好。

尼古拉耶維奇剛滿五十歲，是位退休礦工。這麼早退休是在如此惡劣的極地環境裡工作所能得到的額外補貼，然而那是個相當含糊的額外補貼，因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礦工能夠活到五十歲。浮腫的大胸部，使得說話時嗓子粗啞，還會發出呼呼聲，他是末期黑肺病患者。他十六歲時就到這裡來工作了，是被送到集中營嗎？不是，因為家鄉鬧飢荒，那是在庫斯克附近的一處集體農場。有人告訴他：如果你想吃東西，就到沃爾庫塔，很明顯的，那裡有食物，而事實上，他也可以買到麵包，有時候甚至還有一片肉。現在情況比較糟糕，因為你唯一拿得到的是馴鹿肉，硬的和石頭一樣。「真是糟蹋牙齒，」蓋那地·尼古拉耶維奇說，露出牙齒微笑。他的牙齒有些是金的，有些是銀的，在這裡牙齒的顏色很重要；那象徵一個人的社會階級。地位越高的人，越多金牙。地位比較低的就用銀牙，地位最低的人用人工牙，顏色和外觀都類似天然的牙齒。我突然想問史達林的牙齒是哪一種的，但是我知道答案：沒有人知道，史達林從來不笑。

我問他有關一路上所看到的棚屋，他說那些都是舊營房，可是我看到窗子裡有燈光啊！沒錯，他說，因為有人住在那裡。那些營房已經正式關閉，意思是已經沒有派發判決、沒有守衛、沒有酷刑。以前的囚犯很多都離開了，但是有些人留了下來，只因為無處可去：他們沒有家人、朋友。這裡至少還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還有工作，還有同伴，沃爾庫塔是他們在塵世間唯一的去處。

對蓋那地·尼古拉耶維奇而言，營房和營房外世界之間的界線並不是那樣的明顯，並不是奴役和自由的界線，只是束縛程度的問題。據說他是志願到沃爾庫塔來的。志願？他來這裡，因為他被家鄉的飢荒趕了出來！據說他可以隨時離開。離開？上哪裡去呢？他能住在哪裡呢？他能靠什麼養活自己？尼古拉耶維奇相當贊同伊凡·索羅涅維奇的見解——羅涅維奇是少數在一九三四年成功逃到西方的囚犯之一——整個俄國就是一個集中營。

他知道我之所以來這裡，是因為這裡有個礦工罷工活動。他的礦場已經復工了，但其他礦場還在繼續罷工中。如果我想要的話，我們可以到礦場去。我們投入一片漆黑之中，投入雪之中，投入一陣嚴寒強風之中。我們緊拉著彼此的手，那樣風才不會把我們擊倒，也不會將我們推往反方向。

在沃爾庫塔，我頭一次體會到冷不只是刺骨、有穿透力的冷，而是劇烈的身體疼痛。我覺得冷到頭像是要裂開來一樣，腳和手臂都痛到無法觸碰。

強烈的暴風雪中不時出現隱約的人影，模糊的側影，彎著身子，像對折般縮成一團。「那是第二班，」蓋那地·尼古拉耶維奇氣喘咻咻地在我的耳邊大聲說。「第二班要回家了。」

經過我們身旁的這些人不見天日可是有幾個月的時間了，他們在漆黑之中到礦場去；接著到下面，進入地底下，同樣也是一片漆黑，然後，當他們下班回來時，周遭還是一片漆黑。他們就像潛艇的船員，只有手錶，還有越來越強烈的疲憊、飢餓和困倦，才能告訴他們時間的推移。

來到共青團礦場，只見冰覆蓋的牆壁，冰覆蓋的建築，光線不足，腳底下是濕濕的淤泥。婦女們負責分配手推車，操作某種控制桿、傳動杆、支撐物。「你想和她們談話嗎？」尼古拉耶維奇問。但是要談什麼呢？如此的寒冷，如此的黑暗，如此的悲傷。那些女人忙碌、疲憊、心情沉重，或許擔憂著某些事，或許被什麼事情傷害到？讓我對她們表示一些尊重，讓她們輕鬆一下，就算只是不問她們任何問題，不要求她們做些額外的事情，甚至僅是不回答一些例行性問題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

礦工罷工活動

我們回到住處，回到米哈依爾·米哈依洛維奇的房間，他和另一位年輕的礦工葉夫根尼·阿列克謝維奇已經在等我了。他們會帶我到瓦爾卡斯何維斯卡礦場（Vargashovska mine），那裡的罷工活動仍在進行當中，而且即將舉行一場會議，但我們還有許多時間。黑髮、身材高瘦的米哈依爾靜不下來，相當激動，氣憤他的礦場（我們剛剛去過的那個礦場）取消了罷工。原因是領導承諾改善食物。「這個國家成不了任何事。」沮喪的米哈依爾說：「對這些人來說，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就是吃。吃！」他大發脾氣怒吼道：「吃！吃！吃！」挑動的叫聲讓人開始要流起口水來。「推動我們的飢餓，是我們唯一的關切。」

他顯然希望我了解，他，米哈依爾，是與眾不同的，和那些穿著較好的人不一樣。他驕傲的從一個衣櫥抽屜裡拿出他認為很寶貴的東西，一本漂亮、華麗、一九〇〇年版的瑟吉聖經（Sergei Bible），還盯著我看，看我是否會因而覺得驚訝和狂喜。接著他隨意翻開那本巨大的書，開始讀：「自己收集一些小麥、大麥、喬麥、豆子、扁豆、小米和巢菜，然後把它們放進一個碟子裡，自己做麵包……」

他停了下來，既吃驚又生氣。就連聖經談的都是怎麼吃！

「你還讀什麼其他的書？」稍後我問他。他正在讀渥夫納爾格斯，他把一本一九八八年綠皮列寧格勒版本拿給我看。「這裡有很多有趣的東西。」他講的是這位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的箴言集。「『奴役會把人的品格降低，到後來，他們甚至會愛上奴役。』多麼真實！」他點了點頭。「可是這位法國人在另一個地方又說：『透過狡猾的行為，我們不會有什麼收獲。』這點我不能認同，在這裡，你可是可以透過狡猾獲得一切的。」

鄰居們開始陸續抵達；米哈依洛維奇的房間開始擠滿了人。阿列克謝維奇打開擺在衣櫥上方的彩色電視。那個櫻桃木色的大盒子發出強烈的咆哮聲，仿彿隨時準備來場格鬥似的。「戴納摩對斯巴達克。」阿列克謝維奇小聲向我解釋，因為其他人早就知道了。

我盯著電視螢幕看，不見清晰的影像，只有好幾千條的彩色火花飛快的掠過凸狀的玻璃表面，電視機壞了，但是如果柯索莫爾斯基城裡這樣的設備壞了，就沒辦法修理了。

我從未見識過這樣的事。十幾個人專注的盯著不時爆出火花的螢幕，就像有人不時丟進乾杜松枝的火堆一樣。閃光、線條、點點光芒、搖晃、閃爍和脈動，活像是飄逸多變的仙靈摩根海市蜃樓。多麼多彩艷麗的光線啊，好一個不屈不撓的瘋狂默劇演員。所有的閃光看起來好像瘋狂又不合邏輯，不過我錯了，其實有個完美的次序掌管著這些錯亂的彩色顆粒，它們不停的跳動，快速的轉變方向。螢幕的左邊突然開始閃動紅光：紅色在那裡呈波浪狀的振動，激烈不已，突然間，房間裡發出一聲喊叫：「好耶！戴納摩得分了！」「你怎麼知道他們得分了？」我苦惱的問阿列克謝維奇，尤其是電視機連聲音都付之闕如。「你說如何是什麼意思？」他應答道，一副吃驚的樣子。「戴納摩是穿紅襯衫的！」過了一會兒，螢幕的另一邊出現一團藍色（斯巴達克的顏色），而這個房間（顯然是幫戴納摩隊加油的）的人抱怨說：「他們打成平手了！」中場休息期間，火花平靜下來，甚至變得動也不動，均勻的攤在整個螢幕表面上，只有在新的急轉和跳躍時才會再次出現，但是時間已經晚了，我們必須去參加會議。

對照雪白冰冷黑暗的，是瓦爾卡斯何維斯卡的燈光，那是沃爾庫塔歐格爾公司（Vorkutaugol Company）最北邊的礦場，喀拉海（Kara Sea，北極海的一部分）離這裡一百八十公里遠。

我穿著一件破舊的拼布外套，把臉藏在一頂有禦寒耳罩的大馴鹿帽裡，通過衛兵室，之後沒有人要求看我的通行證或身分證明，甚至還有人非常禮貌的指點會議室的方向。那是一個標準的會堂，有列寧石膏像，稱頌共產主義勝利的旗幟，前面還有一張鋪上紅布的桌子。

會堂裡的座位約可容納三百人，此刻全滿了，瀰漫著一股好奇的氣氛，同時也有某種程度的焦慮：經驗告訴這些人，挑釁當局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另一方面，莫斯科那裡又宣稱有新思維，所以某些事或許會改變。

會議一開始就顯得混亂、喧鬧，毫無秩序可言。誰要主持會議呢？誰有權利把發言權給其他人？誰有權利決定第一個說話的人是高個子，稍後再輪到矮個子發言？或者坐在會堂最後面的人先說，稍後再讓左邊那個女人說話，畢竟她已經要求發言很久了？還有總的來說，我們會議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已經集合了，現在呢？我們已經宣布罷工了，那現在呢？

隨即大家一定會想到缺乏領導人，也不時有人想要指揮集會。「高斯洛夫！讓高斯洛夫主持！」高斯洛夫想了又想，坐立不安，說話吞吞吐吐，無法決定該讓誰先發言，是這個問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在五號倉庫裡安裝窗戶玻璃的人，還是那個從會堂另一端大叫，要求知道列寧的書什麼時候會出版的人。「皮耶特洛夫！」他們大叫，不滿意高斯洛夫的表現。「快給我們皮耶特洛夫！」但是皮耶特洛夫同樣吞吞吐吐。皮耶特洛夫同樣也在煩惱；他也不知道要如何處理這些好鬥的與會人士。

最後，解決方法卻自己出現，而且理所當然，是個熟悉的解決方式。理所當然，管理階層出現了。幾位領導進入會堂，會堂牆上有罷工人士想辦法掛上的兩個標語：「打倒官僚！」和「打倒一黨專政！」（就像我寫的這樣，官僚小寫，一黨專政大寫。）驚恐的出現在罷工人士，而非領導之問，這些領導人露出諷刺的微笑，好像是說，對，對，打倒我們，但少了我們，你們可是一步也動不了！還有什麼好說的，領導們的話一點都不錯。你在任何地方都不會比在這裡更清楚的看到社會分成了管理階級和被管理階級，而且這種分法至少可以回溯到彼得大帝的時代，改變的只有階級名稱，但是它們之間的從屬比率、不對稱和奴隸身分始終相同。怎麼會是關於如何安排及主持會議這麼簡單的事由管理階級壟斷？千真萬確，進入會堂之後，領導長官就像理查·史特勞斯或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站在指揮臺後面一樣，帶著信心十足的自在表情站在桌子後面。

會堂安靜下來。

「哪個人想發言的？」領導平靜的問。有幾個人舉手，領導排定了順序，他們將依照順序發言，並用掃視的目光提出糾正，強迫某個想要跳過其他人的人坐回椅子上。

不過首先，領導自己先發言。

「會議已經進行了五個小時了。」他說：「你們解決了什麼事？」

會堂裡有幾個人回答：「這個嘛，什麼都沒有。」

「啊，你們看吧，」領導說，一副沮喪的模樣。「你們看，什麼都沒解決。另一方面，我已經處理了礦場的事。沒錯，我已經處理好了！我昨天才從莫斯科回來。」（這時說你之前人在莫斯科，在階級制度裡立刻就又升了好幾級。）

他停頓了一會兒，盯著突然一片寂靜的會堂看，過了一會兒，他帶著感傷繼續說：「我們，光靠我們，沒有莫斯科的介入調解，要把我們的煤出口到英國和美國去！我們，直接從瓦爾卡斯何維斯卡出口！」

會堂裡掀起一陣熱烈的氣氛，興奮、歡欣，到美國去是什麼意思？表示美元！而美元代表什麼意思？美元代表一切，實實在在的一切！

我可以看到這些凍僵的可憐人，經常好幾個星期不見天日的人，已經被這個昨天才從莫斯科回來的人給愚弄、戲弄和欺騙了。我看得出來，可是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我不能站起來大叫：人們啊，別相信他！我不能，就算只是為了不要剝奪了他們從瓦爾卡斯何維斯卡將出口煤到英國和美國的想法中所得到的些許安慰，我都不能。

表決結束罷工之後，米哈依洛維奇開了一輛破舊不堪但速度很快的莫斯科人，載我進城回旅館。那是一段三十公里的路程，沿路結著光滑的厚冰。米哈依洛維奇以每小時一百公里的速度狂奔。我們面前隨時都有可能冒出石頭來，在這種路上，以這樣的速度，一顆石頭可能意味著死亡。我兩眼瞪著前方，心想：啊哈，這是你看世界的最後一眼，這片黑暗，這些頭燈，還有，就在你面前的，這條發亮的結冰道路，隨時都可能讓你碎屍萬段。

受難之地沃爾庫塔

我到沃爾庫塔來看罷工，但我也是來朝聖的，因為沃爾庫塔是個受難的聖地。沃爾庫塔的集中營裡死了好幾十萬人，到底是多少？沒有人算得出來。第一批囚犯在一九三二年被帶到這裡，在一九五九年釋放最後一批。最多人是死在建造鐵路那段時期，今天的煤都是沿著這條鐵路運往阿干折斯克（Arkhangel’sk）、莫曼斯克（Murmansk）和聖彼得堡。鐵路建造期間，秘密警察的一位官員說：「沒有足夠的鐵路枕木嗎？沒關係！你們就可以拿來當枕木了！」

確實就是如此。那是一條沿途延伸出幾百公里長墓地的鐵路線，現在肉眼是看不到的，唯有那些走在鄰接路堤（一年只有兩、三個月沒有雪的時間，才有可能走在上面）凍土地帶上的人，才會發現裡頭到處都是腐爛的尖木梉，上頭釘著小小的木牌。舉例來說，要是一塊板子上刻了「A8I」，就表示這個地方埋了一千人。這是集中營的簿記員使用的密碼，他們總是謹慎的記錄被殺害和已故的人數，以按照比例減少麵包的配給發放。這裡沒有人死於特定的武器，全都是極度殘酷下的犧牲品，由秘密警察監督及一手造成。

這裡，在北方，罪犯最大的敵人（除了蘇聯秘密警察之外）就是寒冷：

可怕、無人道、處罰的苦勞，在熾烈的火焰、刺眼的強風下，在北極的夜晚之間，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鏟子閃閃發亮，拋揚著應該是由推土機從鐵道清除的雪。只有足夠持續全程，不斷動下去的意識和體力，才有機會活下去，忍耐下去。可是每一天總有大約十幾個裹著他們所有的破爛衣衫，縮成一團的人聚在火堆旁，他們動也不動的坐著，對著從興奮爆裂的木頭碎片裡冒出來的溫暖，圍成一個圈。他們已經是行屍走肉，任何東西都挽回不了這些人的健康或生命，他們身體朝向火堆有熱度的這一邊暖和，被燃燒樹枝冒出辛辣的煙烤著，身體的另一邊卻曝露在零下幾十度的寒冷之中。任何生物都無法忍受體内有這麼大的溫差。臉、手、胸部和腹部血管裡變暖和的血液，竟是由一顆虛弱的心臟打進一副幾乎要降為冬眠狀態的身體裡。這人體内正上演著他無法解釋的事物，困倦和噁心排山倒海而來，超乎尋常的寒冷征服了他，於是他悄悄的往火堆又靠近了一點，幾乎就要爬進火堆裡了。這樣坐了幾個小時之後，火堆旁只有屍體，或是仍在做最後痛苦掙扎的人。沒有任何事可以讓這些人稍稍離開火堆一步，武力脅迫、拍打不成，任何試圖撥動僵硬肌肉和挑動冷卻血液的努力也不成，一切都徒勞無功。等強制把他們拉開之後，他們已經像木頭般倒進雪中動也不動。每天都有十幾具左右僵硬的屍體被人用擔架抬進集中營裡。

（馬利安·馬克。貝利衛兹〔Marian Mark Bilewicz〕，《我逃出黑暗》〔I Escaped the Dark〕，一九八九年。）

我在漆黑、寒冷、大雪覆蓋的沃爾庫塔四處走動。你在大街盡頭可以看見地平線上橢圓形、平坦的建築，那些全是舊集中營的營房。公車站裡這兩位老婦人呢？哪一位曾經是集中營裡的囚犯，哪一位是她的監督者？如今年紀和貧窮讓她們平等了；不久後，冰凍的土地還會讓她們達到終究永遠的和解。我費力走在雪堆中，經過看起來完全相似的街道和房子，不是很清楚自己置身何處，我眼前這一切盡是尼克萊·費多羅夫（Nikolai Fiodorov）的視野。

費多羅夫是位哲學家，一位愛幻想的人：許多俄國人認為他是聖人。他一輩子窮困潦倒，身在俄羅斯寒冷的氣候裡，卻連一件外套也沒有。他是莫斯科的圖書館員，住在一個小房間裡，睡在硬梆梆的衣櫃上，以書代枕。從一八二八年活到一九〇三年，他走遍了各地。他死於一場大風雪，當時有人苦勸或許他該穿上羊皮外套，搭雪橇外出，結果第二天他就惡化為肺炎過世了。費多羅夫認為名譽和聲望是傷風敗俗的象徵，於是用筆名出版文章，不過其實大半根本都沒有發表。這位大師過世之後，兩位學生收集了他的作品，出版了一本名為《共因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on Cause）的作品，印了四百八十本，免費分送出去。

堅信生命永垂不朽的費多羅夫認為，基督信仰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復活的觀念。受到這個想法激勵的他，全心奉獻在研究如何讓所有的死人復活，是全世界每個曾經過世的人喔。

但是沃爾庫塔過世的人回返世間會是什麼模樣呢？城裡的街道上會突然出現好幾隊由士兵驅趕的可憐人嗎？衣衫襤褸的挨餓人影？一長排骨瘦如柴的人？尼克萊·費多羅夫夢想讓他們全都死而復生，但究竟要恢復成什麼樣的人生呢？

我注意到其中某條街上的一個木頭亭子，一位皮膚黝黑的亞塞拜然人正在賣這裡買得到的唯一一種花——紅色康乃馨。我說：「幫我挑，選最漂亮的。」他挑了一打康乃馨，小心的包在報紙裡。我想把它們放在某個地方，卻不知道該是哪裡。心想就插在雪堆裡吧，但到處都是人，這麼做實在尷尬，便走到遠一點的地方，可是到了下一條街，情況不變，人好多。在這過程當中，開始結冰的花都僵硬了。我想找個空曠的庭院，但到處都有孩子們在玩，我擔心他們發現後，會拿走康乃馨。我沿著街道和巷子漫步到更遠的地方，感覺到指間的花漸漸變硬，已經像玻璃一樣脆，遂走到小城邊界之外，在那裡，悄悄地將花放在雪堆之間。

Karl Popper，一九〇二～一九九四，猶太人，出生於奥地利，逝於倫敦，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學術理論家、哲學家之一，在社會學上亦有建樹。​

Odessa，屬烏克蘭。​

Kishinev，摩爾多瓦首都，摩爾多瓦位於前蘇聯西南隅，北、東、南三面臨烏克蘭，西邊則以普魯特河與羅馬尼亞為界。​

Dniester，流經烏克蘭西部和西南部土地，注入黑海。​

Dobrolyubov，一八二一～一八七八，俄國詩人、作家、評論家和出版商。​

Chemyshevsky，一八二八～一八八九，俄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文學評論家、作家，革命民主主義者。​

Vauvenargues，一七一五～一七四七，法國倫理學者及多才多藝的作家。​

Fata Morgana，又叫做Morgan le Fay，傳說中亞瑟王的姊妹，後引申為幻影的意思。​

Peter the Great，即彼得一世。​

Arturo Toscanini，一八六七～一九五七，義大利著名的指揮家。​

Moskvich，成立於一九三〇年的汽車工廠，一九四七年生產首批汽車，是一九七、八〇年代俄羅斯汽車業的龍頭老大，最終於二〇〇三年全面停產，品牌消失。​

明日，巴什基爾人的起義

我從沃爾庫塔回到莫斯科，讓自己暖和一點的同時，也想看看最高權力階層吹的是什麼樣新的風。

至高無上的，帝國的最高權力階層。

因為在像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今天稱之為獨立國協〔CIS〕明天呢……？）這樣一個國家裡，存在某些階層的人，他們的天職獨獨以帝國的規模來思考，甚至是以全球的規模。你不能問他們：「沃爾庫塔發生了什麼事？」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們完全沒辦法回答，甚至會感到驚訝：這是什麼意思？帝國可不會因為那裡發生的任何事而瓦解！

他們存在只為了一個理由，那就是保證帝制的持久性和發展，不管它選擇如何稱呼自己。（而且即使它瓦解了，他們的任務也就是盡快加以重建。）

在小型和中型的國家裡，沒有等同於這裡所講的這個階層：在那些國家裡，精英份子都忙著自己國內的事務，他們在地的密謀，他們自己封閉的後院。但是在帝制裡，管理階層（一般人也是）全神貫注在帝國規模的思考上，甚至是全世界的規模，大數量、大空間、大陸和海洋、地理上的經緯線、氣壓和同溫層，嘿，全宇宙呢！

西歐的人驚訝的看到，電視上莫斯科的貧窮老婦人放棄她們一直排隊等待領取救濟食物的隊伍，放棄買麵包，改而衝到街上，大聲喊著口號：「我們不會歸還千島群島！」

但是有什麼好驚訝的呢？千島群島是帝制的一部分，而帝制的建造是犧牲這些婦女的吃穿，是犧牲她們開口的鞋子和冰冷的公寓換來的，還有，最可悲的是，是犧牲她們丈夫和兒子的鮮血與生命換來的，所以，她們現在應該歸還嗎？絕不，絕對不歸還。

俄羅斯人和帝制之間存在一種堅強和重要的共生關係；超級強權的命運確實且深深的推動了他們，即便到今天也一樣。

巴什基爾共和國的不幸

世界上有兩種世界地圖。

一種是由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所宣傳的，在這種地圖上，美洲大陸位於中心，兩邊是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大洋。前蘇聯被切割為兩半，謹慎的安置在地圖兩端，那麼它廣大的面積就不會嚇到美國小孩。莫斯科地理學會印的則是完全不一樣的地圖。在莫斯科地理學會的地圖上，中間是前蘇聯，其面積之大，是範圍廣闊到呈壓倒之勢；反觀，美國則被切割為兩半，謹慎的安置在兩端，那樣俄國小孩就不會認為：我的天！這個美國真的好大！

這兩種地圖已經塑造了好幾代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在我漫遊帝制領土的路線裡，在許多其他事物當中，吸引我注意的是，即使在被遺棄和破敗不堪的小鎮裡，即使在幾乎空無一物的書店裡，都還是會賣這個國家的大地圖，地圖上世界的其他部分幾乎都成了背景，排在邊緣，置於陰暗處。

對俄國人而言，這個地圖是一種視覺上的補償，一種特別的情感昇華物，也是一種公開驕傲的東西。

它同時也解釋並賦予所有匱乏、錯誤、貧窮以及衰弱狀況一個正當的理由。這個國家太大了，無法改革！反對改革的人這麼解釋。這個國家太大了，無法整理！從布列斯特到海參威的門房都舉起雙手贊成這個說法。國家太大了，貨物無法分送到各地，空盪盪商店裡的女店員如此抱怨道。

大規模的解釋並免除了一切責任。當然，如果我們是像瑞士一樣的小國，這裡的一切也會像鐘錶的發條裝置一樣運轉！看看荷蘭有多小；一個你在地圖上幾乎看不見的國家裡要發展繁榮也不需要什麼花招！試試看滿足這裡每一個人的慾望，你就會發現那是不可能的事！

不過，在我有時間到莫斯科四處看看，獲取一些訊息，進行一些重要和具有啟發性的對話之前，就有消息爆出，說一座居民百萬的大城市，即位在窩瓦河和烏拉山之間的烏法遭到污染了。不單單只是臭氣、燃燒氣體等等，因為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事；這座城市遭受嚴重的污染，是危險、致命的危險。

「新的車諾比！」傳達消息給我的朋友說。

「我要到那裡去。」我回答道：「如果買得到票，我明天就飛過去。」

從莫斯科搭飛機到烏法去的每個人都帶了瓶瓶罐罐的容器水，因為烏法已遭石碳酸（酚）污染。朋友跟我說，任何喝了當地飮用水的人都會生病或丟掉性命

烏法是巴什基爾共和國（Bashkir Republic）的首府，一個位於烏拉山西邊山腳下的自治共和國，南邊延伸到哈薩克，東到西伯利亞，西到韃靼，曾經擁有相當美麗的大自然景觀，森林覆蓋了山脈，境內共有六百條河流和小溪，還有幾千座湖泊。各種野獸成群，活耀的鳥類繁多，外加大量的勤奮蜜蜂，直到化學物質進駐。巴什基爾被改變成一個化學實驗區，成為一個前蘇聯化學工業的中心。煙霧遮蔽了天空；空氣中盡是灰塵；石碳酸流到河裡。根據我從百科全書裡所讀到的資料，石碳酸是一種褐色、毒性極強的酸，是製造炸藥、塑膠、染料、丹寧和其他百種東西的必要成分。因為化學廠蓋得粗製濫造，也因為適當的濾器和清潔劑被視為生態學純粹主義者的虛構物和幻想，所以石碳酸不斷滲漏到河裡，但因為是悄悄的漏，所以對人的毒害應該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所以這個毒害之物也不會讓整座城市突然垮掉。

但那正是眼前的情況，人們打開水龍頭，看到流出來的是一種鐵鏽色、不透明的物質，屋子裡充斥著一股惡臭味。石碳酸！石碳酸！從一家傳過一家，傳遍大街小巷。

儘管如此，並沒有顯而易見的驚慌，如同全能和善變的大自然以規律出現的水災、地震，或異常寒冷的冬天上所做的肆虐暴行，對於一切明明是由沒有靈魂和愚蠢的當權人士所造成的不幸，這裡的人全都逆來順受，把有關當局這些輕率和蠻橫的行為視為又是大自然如此恣意施展的劇烈變動之一。必須了解這一點：必須順從。

街道上，廣場裡，站著一公里長的排隊人龍。這是奇怪的隊伍，因為一端並非連著商店或機關，他們是在等送水來的貯水槽，至於水會從哪裡來，何時來，會來多少，都沒有人知道。

排隊的人安靜又守秩序，懷孕的婦女站在前面，這其中有某種等級制度在，肚子最大的優先，接下來是帶著幼童的婦女，再來是獨自一人前來的婦女。（這些婦女當中則以長者優先。）在這之後才是男性，他們之中倒是沒有任何顯著的區分或優先權。

貯水槽抵達時，每個人想拿多少水都可以，但是能撐多久呢？一天？兩天？面對這個問題，沒有人有答案，接下來呢？在這個國家，媒體、收音機和電視裡充斥著有頭沒尾的故事。菲加納（Fergana）爆發戰事：有人傷亡；城市陷入火海之中，但到了第二天，菲加納就從大家的視野中消失了，無法查明那裡發生了什麼事。庫斯巴次（Kuzbas）罷工！相當大的一件事，因為這是一個大煤礦區。罷工發生在兩年前，之後呢？罷工結束了嗎？還是仍在繼續進行中？

我漫步在烏法街頭，湊巧來到一間博物館，我知道我人在巴什基爾人的土地上，但今日做為一名巴什基爾人代表著什麼意思？林姆·楊古辛博士（Dr.Rim Yanguzin）把他最近在附近山區、在舊殖民地遺跡及河岸邊發現的束西拿給我看。這是一把巴什基爾劍，這是一條巴什基爾項鍊，那是裝水和牛奶的陶罐。還有一艘十七世紀時巴什基爾人搭載的船，以及他們的馬佩戴的華麗馬具，我也可以仔細地看一具有鐵葉片的犁，一個腐爛的蜂窩，外加一些狩獵用的老舊陷阱。

楊古辛博士說這些東西全都是巴什基爾人做的，他的聲音裡充滿了驕傲。稍晚，我們坐在他的辦公室裡，裡頭擺滿了巴什基爾布料（總共三十一個部落，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設計）、巴什基爾的錢幣和戒指、劍和鐮刀。你透過窗子，你可以看到街道上排隊等水的人，在遙遠的背景，則是工廠高聳的煙囪。聽著楊古辛博士講話，聽著他對巴什基爾失樂園那滿懷感情的聲音，我已經能夠清楚看到這座城市實際上有兩個層次，而且衝突日增。

一層是化學，合成的和有機的，石碳酸和炸藥。這世界的主子是俄羅斯人，而且由莫斯科一個部門管理。

第二層標準由巴什基爾人未成熟的（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新生的）國家意識所主宰。

今日一場民族主義革命正橫掃全世界，我們會搭著這股浪潮邁向二十一世紀，但此刻迴響已經到達巴什基爾，正挑動那裡敏感和野心勃勃的心靈。

巴什基爾人口約百萬，他們要佔領哪一種地方，要接受哪一種立場態度？他們要認知經過三百年的俄羅斯化之後，已經沒有巴什基爾人了嗎？那是不可能的！多少的恐怖統治和迫害，以及集中營都無法根除巴什基爾人的巴什基爾性。俄羅斯化本身已在退縮之中，想要學俄語的巴什基爾人越來越少。那麼接下來呢，復甦一個人的獨特性，一個人的民族情操？那可是會導致嚴重後果的！因為要是一個解放、有思想，並且對他的民族利益已產生認知的巴什基爾人，看看周遭，他會看到什麼、發現什麼呢？

首先，他會發現，根據他的看法，從窩瓦河延伸到烏拉山的那個歷史上的巴什基爾領土，目前只有一半在自治共和國的國界之內，今日舊巴什基爾有部分屬於哈薩克，部分屬於韃靼，部分屬於俄羅斯聯邦（即便是目前的巴什基爾共和國，也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如果一名已有認知的巴什基爾人大聲表達出這一點的話，立刻就會樹立三個敵人：韃靼人、哈薩克人和俄羅斯人。民族主義無法存在於毫無衝突的情況裡；無法如沒有嫌隙和主張的事物般存在。無論在哪裡，一旦某個團體的民族主義抬頭，這團體的敵人馬上會像是從地底下冒出來似地現身。

在此同時，當我們這位已有認知的巴什基爾人環顧周遭，會發現他美麗的綠色家園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工廠，它的臭氣正在毒害空氣。仔細考慮事情的轉折，他會想起來根本沒有人問過他是否同意讓自己的國家變成化學工廠。而且，這位巴什基爾人會了解到，他並沒有從龐大和嚴重有害的化學產物上得到任何好處，因為帝制沒有給國內殖民地任何報酬。啊，明白了，他很快就會了解巴什基爾的殖民地地位，農業化學和化學製造如此深入這裡的事實讓他稍微想到喀坦加（Katanga）（現今的薩巴〔Shaba〕，位於薩伊境內）的聯合礦業公司，或是在茅利塔尼亞的米菲瑪。

然而，得到這些具破壞性和改革的結論之後，這位巴什基爾人要怎麼做呢？就像格列佛一樣，醒來時發現自己已被幾千條線緊緊纏住，動彈不得。他該怎麼辦呢？要求關閉工廠嗎？但是整個帝國境內，幾乎半數的化學工廠都設在這裡啊！上馬並搬到山上？他在那裡要做什麼，又要如何生活呢？

於是他的意識分裂，充滿了矛盾。獨立的渴望在他心中滋長，而他看不到壓制的辦法。他確定自己正坐在一袋黃金上，卻得靠救濟度日。即便在帝制的大地圖上，他渺小、秘密的祖國正逐漸消融在廣大的區域之中。這名巴什基爾人仍想恢復它的原狀，確定其國界，用高大的圍牆圈起來。盛行於帝制其他小國家的氣氛也傳遞給了他，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分離出來，把自己隔離在另一座中國萬里長城之後，彷彿其他種族的呼吸會像石碳酸一樣毒害空氣。因為在他被喚起的野心裡，巴什基爾人並不孤單，今天的帝制就像一座湖的表面，湖面下有座即將甦醒的火山，在平靜、光滑的湖面，泡泡突然出現，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泡泡也越冒越多，水面各處開始沸騰，在水深處模糊的隆隆聲清晰可聞。

今天，帝國境內有許多像巴什基爾這樣的小國和部落，他們越來越固執和勇敢的思考如何參與眾神的祭典，他們在樂觀的時候仔細思考這件事，但隨之而來的，便是絕望的時候，長期瓦解的無能和絕望感。

倖存的自然美

林姆·阿昧多夫（Rim Ahmedov）給我他一九九〇年在烏法出版的著作《河流、湖泊和草地的世界》（A World About Rivers,Lakes and Grasses）。前蘇聯的人解決「制度和我」這個問題的方法各自不同。有人支持政府當局，有人站在反對立場，還有許多人就只是為自己尋求某種庇護所，離政治越遠越好（好比前列寧格勒一對已婚的動物學家選擇了猴子模仿，作為他們專門研究的主題）。

表面上，但只是表面上看起來，大自然就是那樣的一個主題/庇護所。史達林在世期間，米哈依爾·普里希文（Mikhail Prishvin，一八七三～一九五四）是重要的自然寫作作家。在還沒有電視或彩色照相技術的彼時，普里希文的散文舉世無雙，和秋天森林的顏色、溪底小卵石的顏色、蘑菇傘帽的顏色以及鳥兒羽毛的顏色一起閃耀。我始終認為描述露珠和鳥櫻花朵是一種逃避，一種平靜的撤退。我也這麼對俄國詩人卡拉·柯羅妮洛娃（Gala Kornilova）說。「才不是呢！」她抗議道：「這是一種反抗的著作！克里姆林宮想要摧毀我們的語言，而普里希文的文字華麗又壯觀。他們希望所有的東西都沒有特色、沒有區別，都是灰色的，而在他的作品裡，俄羅斯是那麼鮮艷、漂亮、獨一無二！那些年我們藉著閱讀普里希文的文章，以免忘記自己真正的語言，因為真正的語言已經被新話語所取代了。」在林姆·阿昧多夫的散文裡有某種與普里希文類似的東西。林姆寫的並非俄羅斯政府有關化學工業、塑膠導體，有關水龍頭和丹寧酸的成就。林姆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相反的，站在與摧毀巴什基爾這些人相反的立場，他描述倖存下來的自然美，蘇托洛卡河（Sutoloka River）的太陽魚、奴爾他山（Nurtau Mountain）上的樹木、通往占塔土耳馬許（Janta-Turmush）農場花朵盛開的郷間道路，都是搭船旅遊，或是帶著帳篷和狗在他的故鄉四處流浪時所見到的。

阿昧多夫是位草本植物學家，草是他最喜歡的植物；他收集草，乾燥之後，再把青草混合，加入某些東西或其他草做成了藥。他告訴我，任何單方藥劑都不好又沒有療效。每一種藥都必須量身打造，先和病人談過之後，再個別準備。這樣的談話是必要的，那樣你才能選出適合的草藥來喚起那位特定病人體內的力量，來和疾病戰鬥，不這麼做是不可能進行治療的。

阿昧多夫記得最清楚的兒時生物是一隻小黃金綠色甲蟲，學名（金花蟲的一種）。林姆是在一片枯萎的蓴麻葉子上發現牠的，枯萎說的是那種不會讓人有刺痛感的葉子。

他現在已經六十歲了，後來再也沒有辦法找到那樣的甲蟲。

Miferma，與上述聯合礦業公司相同，都是歐洲國家在第三世界設立的礦產開採公司。​

Gulliver，《格列佛遊記》中的主角人物。​

俄羅斯神祕劇

烏法是我烏拉—西伯利亞之旅的首站。

路線：莫斯科——烏法——斯弗羅夫斯克（Sverdlovsk）——伊爾庫茨克——雅庫茨克——馬加丹——諾利斯克——莫斯科。全程（包括即興的地方探險）大約是兩萬公里，橫越一片冰天雪地的沙漠。一年裡的這個時候（四月），當地的河流不外是綿延幾好百公里的冰，只有不時會看到城市，像是戈壁或撒哈拉沙漠中的綠洲，封閉起來自得其樂的生活，彷彿和外界的一切都沒有聯繫、沒有接觸似的。

世界已經習慣高加索山的緊急現況，亞洲各共和國（塔吉克、烏茲別克等等）裡持續爆發著該死的混亂，聶斯特河兩岸皆有戰事進行。所有的衝突、反抗和戰爭都在前蘇聯的遙遠周圍；就某種意義而言，它們是在俄羅斯境外、在主體之外進行。

但是巴什基爾人民族意識的覺醒讓我們了解到一股新形式的衝突正在帝國內部醞釀中，你只要看看地圖就知一二：居民排隊等著要一杯水喝、楊古辛博士和他收集的古劍，以及能夠用當地藥草混合物治療你的林姆·阿昧多夫所在的巴什基爾共和國，結結實實的位在俄羅斯聯邦裡。而現在，巴什基爾人（和他們並肩而立的，還有居住在俄羅斯國內其他的非俄羅斯人）正開始提高他們的聲音，要求權利，要求獨立。

簡而言之，隨著前蘇聯的瓦解，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俄羅斯聯邦瓦解的可能性，或者，換個不同的說法；在（前蘇聯）殖民地自治化的第一階段後，俄羅斯聯邦殖民地自治化的第二階段開始了。

目前有許多非俄羅斯民族和部落居住在聯邦領土，他們與莫斯科的對立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強調自身利益的獨立。這個民族解放運動正以擴大強度的雪崩速度，在巴什基爾人和布里亞特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楚瓦什人和科里亞克人、韃靼人和摩爾達維亞人（Mordovian）、雅庫特人和圖瓦人之間蔓延。

情況的發展無法壓抑，因為幾世紀來飽受迫害、受壓制和俄羅斯化的這些民族和部落正在迅速擴展，反而是聯邦居民內，本地俄羅斯人的比例已經好幾年減少了。俄羅斯人的生育率相當低，可以逐漸感覺得到他們的焦慮、不確定和挫敗感。

一齣俄羅斯戲劇

我在伊爾庫茨克看到一張海報，正在宣傳一齣戲劇，劇名是：〈俄羅斯世界〉。

我買了一張票進去。

這齣劇在一間之前叫做「無神論博物館」的教堂裡上演。

關於東正教教堂

矛盾的是，被維護得最好的東正教教堂，都是被布爾什維克黨員將之改變成反宗教抗爭中心的那些，是用來反對東正教儀式、反對東正教神職人員、反對修道院、反對教堂本身等等。這些無神論博物館變成固定展覽的所在地，說明宗教是人的鎮靜劑，有描述亞當和夏娃是來自神話故事人物，神職人員在火刑柱上燒婦女，有愛人的社區牧師，以及同性戀者在修道院裡集合的圖片和象徵，全國各地有好幾千處這樣的展場，全都經過精心安排，而且是出自最高階層批准的一種設計。若是你在帝國時期來過這裡遊歷，參觀無神論博物館更是嚴格規定、必要的行程之一。

外國人在參觀過這樣的一間博物館之後，有時候會表達驚訝和憤慨，一個用來崇敬上帝的神聖地方，竟然被改成對抗上帝的總部。可是他們那樣感覺就錯了！且讓我們推想，某座教堂在對抗上帝上被指派了一個角色，換言之，就是被改成無神論博物館，之後那裡就會僱用地方顯貴的妻子，那麼她們會為了自己的溫暖而照料它，窗框裝上玻璃，門會關好，小暖爐會點燃，裡面也相當乾淨，牆壁時常粉刷，地板偶爾也會有人打掃。而那些沒有得到對抗上帝安排的教堂命運則完全不同。它們被改成馬棚、牛舍，改成燃料貯藏室，改成倉庫。勒佛夫附近尼耶斯特羅夫（Niesterov）一間漂亮的聖方濟教會裡，開了間摩托車修理店，這間教會和多年來幾千間被用於貯存油及人造肥料的教堂，都無法獲得挽救。那些五、六十年前遭搶、遭破壞、遭到關閉、遭受寒冷、風雨的破壞、任憑老鼠和小鳥糟蹋的教堂也無法得救。或許德羅戈貝奇的猶太教教堂可以得救，因為它有堅固的屋頂，並經常是被用來當作傢俱倉庫，所以沒有受到化學物質的破壞。現今大部分能夠挽救回來的教堂，正好都是過去的無神論博物館（最近經常被重新命名為「聖像博物館」）。

關於聖像

與最初作風粗野，稍後是有計劃、有條理破壞教堂的無法無天行為，後來也毀了聖像。

有多少聖像淪為犧牲品呢？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到最近的十年間，俄羅斯被摧毀掉的聖像有兩、三千萬。

這個數字是由俄羅斯藝術歷史學家A·庫茲涅柯夫（A.Kuzniecov）在《莫斯科河》（Moskva）（一九九〇年一月號）月刊裡引用的，庫茲涅柯夫列出破壞用途的聖像被拿去：

軍隊裡：打靶準確度練習用

礦場裡：當作積水隧道裡的鋪設材料

市場裡：當作建造馬铃薯條板箱的原料

廚房裡：當作切肉和蔬菜的砧板

公寓裡：當作冬天裡暖爐的燃料

庫茲涅柯夫還提到，堆積如山的聖像就只能是用火燒了，或是載到鄉下和城裡的垃圾場去。

伊爾庫茨克的這間教堂（得救的這一間，沒有被摧毀的這一間，那樣才能夠在其地基上蓋出黨委員會建築物）有粉刷過的高牆，靠牆而立的聖像色彩紛呈，陳年的亮光漆閃閃發亮。聖人、福音傳播者、使徒和神祕主義者的臉從框在銀色雕刻及框架中的微黑畫作裡盯著我們看，一待光線變暗，立刻退隱到他們隱密和謎一般的黑暗之中。

中殿裡排著長椅子，坐滿了大約兩百名的觀眾。人們很冷，緊緊地裹著外套；這可是伊爾庫茨克，在東西伯利亞。

七名高個年輕男子步上了設在聖壇裡的舞臺，他們穿著舊式的俄羅斯亞麻布襯衫，腰上纏了一條緞帶，如氣球般鼓起的亞麻布褲塞在長皮靴裡，頭髮梳成以前的斯拉夫髮型，前面留著瀏海，長度及肩，髮尾向內捲，還留著長長的山羊鬍。其中三個人拿著像弗拉迪米爾王子軍團小號手拿的小號，其中一人不時敲著鼓。在這個做好準備戰鬥的團體前面站著指揮官、旗手和思想家。旗手發表了一首對俄羅斯的讚美歌，從某個地方開始變成一篇英勇和崇高的歷史演說，然後又成了熱情的讚美詩，間中穿插著俄羅斯的長篇連禱文。他的舊俄羅斯戰友大聲呼應，以小號的喇叭聲和爆發的鼓聲做為結束。

「俄羅斯！」戰士們大聲叫：「妳總是這麼的偉大和神聖！讚美妳，俄羅斯！」（小號聲、鼓聲、戰士們畫出十字符號，鞠躬。）

「是的，」旗手說：「俄羅斯昔日非常強大，而且俄羅斯民族領導世界！」

「全世界！」戰士們大聲說（小號聲、鼓聲、十字符號、鞠躬），「來自歐洲和各大洲的國王們跪在我們的沙皇前，帶來金銀財寶做為進貢禮品！」（鞠躬、鼓聲。）

「可是俄羅斯的偉大激起敵人的恨意。俄羅斯的敵人已經等待她的崩潰良久，希望她滅絕！」旗手安靜下來，環顧四周和觀眾，我們動也不動地坐著，兩眼緊盯，全神貫注的傾聽。突然間，在教堂完全安靜的時刻裡，他好像要飛似地跳了起來，並拉長他的身子，大叫：「十月革命！」

他叫成這樣，讓我背脊竄過一陣冷顫。

「十月革命是對抗俄羅斯民族的國際陰謀！」過了一會兒：「十月革命原本是要讓俄羅斯從世上消失！」

「俄羅斯，他們要將妳致於死地！」戰士們齊聲說（小號聲、鼓聲、鞠躬）。

「大家都串通好了，」那位思想家說：「大家都參與了陰謀，拉脫維亞人、猶太人、波蘭人、德國人、烏克蘭人、英國人、西班牙人，每個人都希望俄羅斯民族毀滅！三股力量，」他總結他的見解，「主導這個陰謀，帝國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有猶太復國主義。這些惡魔為我們烹製了七十三年的煉獄！」

「走開，快走開，魔鬼們，救救妳自己，俄羅斯，快救救妳自己！」戰士們大叫，畫十字，吹奏著小號，敲打著鼓。

猶太人讓這位思想家最為憤怒。

「猶太人，」他用最藐視和侮辱的語調大聲說：「想要佔用大屠殺的名義。但畢竟，真正的大屠殺是迫害俄羅斯民族的罪行！」

他等到戰士們唱完一首關於俄羅斯領土的優勢和不朽的歌曲後，提出下列論點。

「一九一四年，」他說：「世界上有一億五千萬俄羅斯人，如我們的學者所估計的，如果這些俄羅斯人正常活著和生育，今天就會超過三億人。但我們的實際人口數呢？」他對著觀眾席說，並立即回答：「我們只有一億五千萬人。那麼我要問了，另外的一億五千萬俄羅斯人，一億五千萬我們的兄弟姐妹呢？他們死了，被謀殺了，被射殺了，被折磨死了，或者從未出生過，因為他們年輕的父母親在看到自己的後代之前，腦袋就先吃了子彈。

「我還有話要說。請問各位，如果他們想要摧毀一個民族，會從什麼人先下手？他們會從最優秀的人先下手，對最有才華的人下手，對最聰明的人下手，這就是俄羅斯境內發生的事。我們民族最好的一半滅絕了。那才是真正的大屠殺。帝國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虐待者和魔鬼的國際歌，無法忍受俄國人是世上最偉大的白人民族的事實！最偉大的！」

小號發出刺耳的聲音，鼓聲震耳欲聾。

我環顧四周的人，他們全神貫注的坐著，專心聆聽，但是臉上毫無表情，古井無波，沒有感情。他們沉默無聲，躲在他們的外套裡，包著圍巾和頭巾；一動也不動。排排掛的聖像在我們四周的白牆上發出模模糊糊的微光，這時在聖壇上的七位年輕俄羅斯人合唱著一首有關他們民族毀滅的歌。

歌曲結束後，旗手繼續說：「世人應該低聲下氣，為給了她如此可怕的一擊，為拿十月革命當有毒利劍刺她而請求俄羅斯的原諒。」

「讓各國請求俄羅斯的原諒！」戰士們大聲說。

「世人必須洗滌罪過，洗滌這個對俄羅斯所犯下的罪！」

我想，我的上帝，祢已經迷惑了他的理智。

我冷得要命，可是我不想離開，等著看接下來還會如何。

「俄羅斯人得立即出來反抗布爾什維克人，」這位思想家說：「各地，每個國家、省份都有暴動和叛亂。讓我將在坦波夫省對抗俄羅斯農夫的一名士兵所寫的東西唸給各位聽：『我參加過許多場對抗德國人的戰役，』他寫道：『可是我從未看過像這樣的事。機關槍將成排的人射倒，他們還是一直過來，好像什麼都看不見似的。他們踏過了屍體，踩過了傷者；他們是擋不住的，他們的眼神令人懼怕。將孩子們抱在胸前的母親不停地大叫，聖母、代禱使者，救救我們，可憐可憐我們，我們全都在你的保護之下漸漸死去。他們已經不再懼怕。』」

那位旗手將引用文章卡放到一邊去，四周仍然一片寂靜。

「布爾什維克部隊，」他用冷靜的聲音說：「在共產主義戰事那幾年間殺害了一千萬名以上的俄羅斯農夫，另外還有一千萬人死於饑餓。今天，他們想把一切都怪罪於史達林，可是史達林當時根本不在位。事實是，統治的人是布朗斯坦先生和捷爾任斯基先生，而他們都不是俄羅斯人。

「陰謀仍然存在！」那位旗手大聲說，手指著教堂的大門，好像國際陰謀者隨時就要衝進來，把我們捉進牢裡似的。

「陰謀仍然存在，」他重覆了一遍。「民族卻滅絕了。」

一陣長長、憂傷的鼓聲。

一片寂靜，觀眾群裡一片寂靜。

思想家又開始說話了，這次以就事論事的音調重新敘述帝國統治下的俄羅斯人過著最最悲慘的生活。「如果立陶宛的平均預期壽命是七十二點五歲，在俄羅斯就是六十八歲。立陶宛人耶！立陶宛人的壽命比俄羅斯人的要長五年！」他在乎的不只是某人的壽命比某人還長，重點在於一個地位低微的立陶宛人，竟然活得比偉大的俄羅斯人要久！

他主要關心的是，俄羅斯，祖國俄羅斯的人口減少了。在帝國五個最俄羅斯的行政區（普斯柯夫、吐拉、加里寧、坦波夫、伊凡諾夫）裡，人口日益減少。舊俄羅斯正在清空當中，最荒蕪的是鄉下地區。近年來，鄉下地方的人口每年都減少百分之十。夏天開車到很多被棄置的村落，你可能會看到一個地方只有老婦人在小屋外的土製長椅子上曬太陽。沒有男人，連老男人都沒有。你看不到一匹馬；你看不到一隻母雞；你根本就看不到家禽和家畜。在冬天，就連老女人都沒得看，冬天來臨，村落就好像被瘟疫掃過般。

「解決方法是什麼呢？」他問，那麼熱切的盯著觀眾席看，讓人以為他開了幾千公里，不遠千里的一路從莫斯科到伊爾庫茨克，希望這裡正好可以找到折磨著他的那些問題的答案。可是我們靜靜坐著，有幾個男人在座位上稍微變換了姿勢，彷彿覺得自己有義務要發表個人意見，給一些有益的意見，但過了一會兒，連他們也安靜下來了。

「俄羅斯是有智慧的，是永垂不朽的。」旗手對著我們茫然不知所措和徒勞的沉默做出回應，「俄羅斯會找到解決的辦法，俄羅斯會得救。」

他有一個方案，稱之為「俄羅斯的復活」，本質上是回歸到將俄羅斯人移居到俄羅斯，那樣他們或許會回來，如他形容的，回到「俄羅斯荒蕪的發源地」。這很困難，不僅因為俄羅斯人只想要離開俄羅斯，不想要回來，也由於正有這樣的行動：目前有兩千四百萬的俄羅斯人居住在俄羅斯聯邦境外。

「回來，回到祖國俄羅斯的發源地！」戰士們大聲說，畫十字並鞠躬。但是中殿並沒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反應。

在讓俄羅斯人回到俄羅斯的偉大運動裡，你可得小心別讓一些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或喬治亞人也利用機會搬到這裡來。

「俄羅斯人的俄羅斯！」旗手大聲說（小號聲、鼓聲還有畫十字）。

這是個重要但有問題的聲明。問題在於，現代俄羅斯人的意識已經被一種相互對立的矛盾給撕裂了；那是血統標準和土地標準之間的矛盾。該為何奮鬥？依據血統標準，重點是維持俄羅斯種族的純淨，但種族如此純正的俄羅斯只是今天帝制的一部分。那麼剩下的呢？依據土地標準，重點是維持帝國的完整性，但那樣一來，維持俄羅斯人種族的純淨就沒希望了。

矛盾，矛盾。

旗手了解這一點，儘管「俄羅斯人的俄羅斯」這個口號已經放飛出去，但他立即打了退堂鼓。

「俄羅斯，」他說：「必須保留超級大國的力量！他們希望我們變成像美洲保護區裡的印地安人一樣。他們想要我們喝醉，他們想要毒害我們。可是我們不會變成印地安人。我們不會變成香蕉共和國！」（小號聲，更多鼓聲。）

他用拳頭威嚇我們。「不要隨著西方世界起舞！不要在各位的脖子上掛著可口可樂的瓶子！」（只有鼓聲響起。）

「我們的目標是救助民族和國家，」他用斷然、堅決、強而有力的口氣說：「我們的目標是：一個國家，一片領土，一種精神，一個俄羅斯！」（許多小號聲，許多鼓聲。）

「很快地，」他加上了希望的語氣，聲音中也帶有說服力。「這個民族會受夠多元的混亂，受夠這整個混亂的冒充，會了解到只有沙皇才能帶來拯救！」

這時，另一段獻給俄羅斯的連禱文開始了。

「俄羅斯，原諒我們的罪，」旗手說：「不忠的罪、軟弱的罪、忽略目標的罪。我們誓言恢復妳的實力，我們誓言忠誠。以聖父、聖子和聖靈之名，讓妳的太陽，俄羅斯，照亮這個世界！」（長長的小號響聲，響亮的鼓聲，十字加上更多十字，鞠躬加上更多鞠躬。）

我走到外面，這是個滿天星空的寒夜，美麗，無風。我要回和貝加爾湖同一個方向的旅館。昨天我和當地大學一位傑出勇敢的年輕學者歐雷格·沃羅寧（Oleg Voronin）同行搭巴士到貝加爾湖，到一個名為利斯特維揚卡（Listvyanka）的地方，當時下著挾帶雪花的大雨，遮蓋了一切。

湖結了冰，生鏽的大型平底船殘骸穿透冰面露了出來。看不到另一邊的湖岸；甚至連利斯特維揚卡也看不清楚。那個拓居地有兩間商店和一間酒吧，但都關著，所以沒地方可去，也沒事情可做。等著巴士的我們在空盪盪的街道上走了好幾個小時。雖然我明白附近每個地方都很美，山脈、森林、流水，但得在夏天有太陽的時候過來。

我們回到城裡時幾乎只剩下半條命，而且嚴格說起來，我並沒有看到貝加爾湖，不過我在伊爾庫茨克買了一本書，從書裡能知道不少有關它的知識。這本書的作者G.I.卡卡茲（G.I.Gagazy）寫說貝加爾湖是座相當深的湖，水量龐大。他問道：如果人類唯一剩下的水源是貝加爾湖，能夠撐多久？他的回答是：四十年。

Prince Vladimir，九五五或九六〇～一〇一五，又名留里克，是古羅斯政治家、軍事活動家，九六九～七七年的諾夫哥羅德王公。九七八～一〇一五年的基輔大公，是留里克王朝早期最重要的成員。二〇〇六年，俄羅斯還依照他青年時代的故事製作了中譯名為《俄羅斯王子》的著名動畫長片。​

Mr.Bronstein，列夫。托洛茨基的原姓氏。​

Mr.Dzierzynski，一八七七～一九二六，蘇聯秘密警察的創始人。生於沙皇俄國治下的白俄羅斯明斯克州的波蘭貴族地主知識份子家庭。年輕時致力波蘭和立陶宛的革命運動，曾多次被捕，在沙皇俄國的監獄裡被關了十一年，還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蘇聯秘密警察在列寧的提議下成立，之後捷爾任斯基歷任蘇聯中央高層多項要職。​

指只靠出口香蕉，經濟受人控制的中美洲小國。​

跳水坑

「妳叫什麼名字？」

「譚雅。」

「妳幾歲了？」

「再過兩個月就十歲了。」

「妳在做什麼呢？」

「現在？這個時候嗎？我在玩。」

「妳在玩什麼呢？」

「我正在跳水坑。」

「妳不怕被汽車撞到嗎？」

「車子沒辦法開過這裡的！」

譚雅說的沒錯。昨天回暖了，中午時候甚至到了零上兩度，整座城都陷在泥漿裡。雅庫茨克城，真可稱得上是西伯利亞的科威特，一個靠黃金和鑽石而富有的共和國首府。那些令全世界的富家女讚嘆，拿來裝飾自己，或者在紐約、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珠寶店的櫥窗裡可以看到的鑽石，當中有半數（更不必說用在地質鑽孔和金屬切割上的鑽石）都來自雅庫茨克。

聰明的小女孩

譚雅有張蒼白的小臉蛋。這裡的冬天一直都是暗暗的，即使太陽真正露臉時，也不會讓人覺得溫暖；閃閃發亮的太陽雖然會刺眼，但是又遠又冷。這孩子穿了一件綠褐兩色大格子圖案布料裁製的外套，看起來已經過短，雖然實在不好，但畢竟沒辦法每年都買新外套，母親要上哪裡去找那樣的錢？再說，如果她真有那麼多錢，譚雅露出夢幻般的微笑，誰要去排隊，等他們剛好把適合十歲大女孩的外套送到雅庫茨克來？而且還是剛好給那些又瘦又高的女孩？

譚雅用很大人的方式來分析和判斷所有的事。

她把同樣的論據套用在跳水坑上，得跳得精準無誤，別弄濕鞋子，因為你要上哪裡去找另一雙鞋來換？

「當然，」我同意她的說法，「而且你還會著涼感冒。」

「著涼？」這個女孩一臉驚訝，「現在嗎？在冰已經融化，而且漸漸回暖的時候？你大概不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冷。」

這個西伯利亞小孩帶著清楚但不引人注目的優越感，看著顯然比她年紀大，卻對真正的冷沒有什麼概念的男人。

她解釋給我聽，根據空氣中明亮發光的懸浮薄霧，你就可以認定何謂真正的冷。人走路時，薄霧中會形成一條通道，通道會有那個人的輪廓形狀，人走過去了，但通道還在，固定在薄霧中。大男人製造出大通道，小孩則是小通道，像譚雅就會製造出一條窄小的通道，因為她身材纖細，但以她的年齡來看，那算是個高的通道；這是可以理解的，她畢竟是班上個子最高的人。早晨走到外面，譚雅可以從這些通道看出她的女朋友們是否已經到了學校，他們全都知道自己最親近的鄰居和朋友的通道長什麼樣子。

這裡有個又寬又矮，線條堅決，有別於其他的通道，是校長克勞蒂亞·麥特維耶夫納走過去了。

如果早晨沒有符合小學生身材的通道，就表示實在太冷了，學校停課，孩子們要留在家中。

有時候會看到一條扭曲、變形得很厲害的通道，之後突然終止。說到這裡，譚雅壓低了聲音，那表示是某個醉漢在走路，絆倒，然後摔到在地。在十分寒冷的天氣裡，醉漢經常被凍死，那樣的通道看起來就像是條死巷。

因為能在這裡遇見一位這麼棒、這麼聰明的女孩，所以我一點都不後悔來到雅庫茨克，更何況我還是意外碰見她的，當時我正在名為薩洛斯納雅（Zalozhnaya）社區的街道上走動。譚雅是我在這個社區空曠地景裡看到的唯一生物（當時是中午；這個時候大家都在工作），再者因為我迷路了，所以想問柯陸普斯卡街（Krupska Street）的方向，我在那裡有個約。

「我帶你去，」譚雅開心的自告奮勇，「因為你自己可能找不到。」事實上，這表示我必須加入她的遊戲，因為你只能以一種方式到柯陸普斯卡街，那就是跳水坑。

這裡是薩洛斯納雅社區：寬敞的街道互成直角，沒有柏油，甚至連鵝卵石也沒有。每條街道都是一條長長、平坦的水坑、泥洞、沼澤似的水池群島。沒有人行道；甚至沒有任何我們家鄉品斯克就有的人行木橋。木頭平房沿街佇立，那些小房子十分老舊；木頭已經變黑，潮濕且腐爛。窗戶小小的，玻璃厚厚的，窗框還襯著厚棉、毛毯和破布。拜這些玻璃所賜，你會覺得房子是透過幾乎看不到的老太太所戴的厚厚眼鏡在看人。

在薩洛斯納雅，寒冷是救星。

寒冷以嚴苛的紀律、裝甲的秩序、堅固和穩定的平衡保持了四周的狀況、自然環境和土地。房子深埋在結凍的土裡，土如水泥般堅硬，於是房子站得又直又穩；你可以在街上走路、開車；車輪不會陷進泥濘的沼澤地裡，鞋子也不會卡在黏糊的爛泥裡。

然而，這一切只要碰上像我遇見譚雅的那一天，也就是天氣變暖，全就會被奪走不見。

脫離寒冷的控制後，房子就變得鬆鬆垮垮，不知不覺地更加深陷進土裡。多年來，房子一直坐落在低於街道的相當高度以下：那是因為它們都蓋在永久凍土上，而房子隨著時間所散發出來的溫暖卻挖空了蓋在冰凍土裡的利基，每年因而越陷越深，讓每棟小房子都個別佇立在越來越深的洞裡。

現在，四月暖和的浪潮襲擊薩洛斯納雅社區，讓社區傾向了一邊，可憐的小屋歪歪斜斜、逐漸變形、呈現散亂的樣子，更加貼近地面。整個社區變小了，縮水了，下陷到有些地方只看得見屋頂，彷彿大型潛艦隊正逐漸沒入大海。

「你看到那個了嗎？」譚雅問。

我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看到接下來的景象：融解、鬆動的淤泥開始流動，蜿蜒成小溪流、水道、裂縫，直接流進房子裡。西伯利亞的大自然是激烈的，這裡的一切都既猛烈又極端，因此，如果雅庫茨克的泥漿威脅到房子，那可不是一種滴滴答、細細流、淡稀稀的暗灰色黏狀物，而是大量的崩塌，不可抗拒的突然流向門廊和門，堵塞了走道和庭院，就像是街道上的雪堆滿溢出來，整個倒進薩洛斯納雅的房子裡。

人在房子裡是走在泥中；地板上都是泥；到處都是泥。「味道有點不太好，」譚雅說：「因為薩洛斯納雅沒有污水系統，所以這裡面有各種不同的東西……」她皺起額頭，試著尋找適合的字眼，最後還是沒找到，只得妥協又說了一遍：「就是各種不同的東西。」

我應該注意另一件事，注意地上到處都插著標示，警告你不要到處亂挖。為什麼呢？這個嘛，因為電線就在腳底下，就埋在地裡，所以如果有人拿鏟子挖到電線，電流可是會讓他一命嗚呼。因此，在薩洛斯納雅，你不僅會濕到腰部，在泥濘裡弄得髒兮兮的，還會掉進污水排水管裡電死自己。那就是為什麼冬天比較安全的原因；因為冬天不會有人想要挖地。

俄羅斯生活哲學

快到柯陸普斯卡街時，我們在一棟小屋外碰見一位老婦人，她正拚命用掃帚揮掃，努力阻止泥漿大量湧入門廊。

「辛苦了。」我開始和她攀談。

「啊，」她聳聳肩回答。「春天總是這麼糟，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漂流起來。」

接下來我們兩個人都沒有講話。

「生活過得如何？」我問的是最老調和白癡的問題，只是想讓對話進行下去。

那位老奶奶挺直身子，把雙手靠在掃帚的把手上，看著我，甚至略帶微笑。「Kak zyviom？（最近如何？）」她慎重的重覆這句話，接著用一種充滿驕傲、堅定、痛苦和快樂的聲音，回答的是俄羅斯生活哲學的關鍵：「Dyshym！（我們呼吸！）」

就如拉丁美洲的貧民社區（里約熱內盧的favelas、智利聖地牙哥的callapas等等），雅庫茨克的薩洛斯納雅是個封閉排外的社區。貧窮、髒亂和泥濘把這裡製造成一個同質、協調、始終如一的景致，地景上的所有元素都和彼此相連結，都是相關的。目光所及，這裡沒有對比，貧窮的全景裡沒有繁榮的象徵。如此封閉社區的本質，就是無法改善個別的事物，因為連鎖裡的其他連結會立即產生阻撓，好比說沒有辦法提出人得有乾淨鞋子穿的主題——普遍存在的淤泥根本容不下這種事。

你只能拆除薩洛斯納雅，將居民全部遷到新房子裡，但是新房子也好不了多少，甚至還可能更糟。勉強完成的公寓大樓是用厚板模蓋出來的，但已經變形龜裂，而且牆上的灰泥呈薄片脫落。熱水、冷水，外加整個污水排出，都是透過房子外面的管線進行，這些管子橫越庭院、廣場、街道，通往四處，到處都可以看到它們，包在羊毛和破布裡，包在各種不同的金屬薄片和膠帶裡，還用電線和繩子綁住。

如果是冬天（一年當中有九個月是冬天），管子經常破裂，裂縫的地方就會形成從來沒有人移除的大型冰山。到處都看得到這種山，厚實沉重，在太陽下閃閃發亮。管道、電線、接頭、水龍頭在街上四處橫行的混亂景觀，使雅庫茨克的新社區看起來就像是巨大的工廠工作室，只是還沒有時間安上屋頂而已。

在其中一個工作室/社區裡有條長長、耐心等待的排隊人龍。我走近一點，看到有兩位穿著白色圍裙的女銷售員在忙的攤子，想知道她們賣什麼，看這群人在等什麼。蛋糕待售——一種蛋糕，只有一種，上面全是同一種的粉紅色糖霜。你可以就那樣用雙手拿起蛋糕，蛋糕不會碎掉，因為已經結成冰了。

我沒找到鑽石、黃金，也沒找到科威特，我找到的是薩洛斯納雅和一座貧窮的城市。雅庫茨克從來沒有看見、也沒有接觸過鑽石，鑽石都直接由礦場運到莫斯科，在那裡被用來支付坦克和飛彈的生產費用，還有支付帝制的國際政治活動。

浴室慘劇無人理

我回到奧克帝亞伯斯卡街的旅館。我住在五〇六號房，要打開房門，就得把鑰匙轉好幾次，通常得試上八到十六次，希望試到第八次就有結果是樂觀的期待，但期待試到第十六次有結果，就某種意義而言也是樂觀的，因為到了第十六次，門一定會開。最糟的情況反而是門無法從裡面上鎖，而鎖不上的話，就會往走廊方向敞開。我沒得選擇，只好請隔壁房的房客（布里亞特人，一位技術人員）幫我鎖門。（我們逐漸養成一種慣例：我敲我鄰居的門，他會出來，我們先一起打開我的門，然後我的鄰居再由外頭鎖上。）

浴室小小的，洗臉盆上方的水龍頭有冷有熱，但是淋浴間裡卻只有熱水。我在不知道這樣的情況下就開了淋浴裝置，結果沸騰、滾燙的水吼的一聲噴出來。由於浴室和房間本身很冷，所以立刻就形成濃厚的蒸汽。我看不見，趕快撲向淋浴裝置，卻關不上，我轉而衝向窗子，想讓蒸汽出去，結果窗子打不開：被人用膠布封住了，還有，反正，打開窗子的把手已經被拿掉了。如果我打開房間的門，蒸氣便會猛然竄進走廊裡；我會造成騷動，引發公憤，但為何會引起公憤呢？我到底錯在哪裡？我已經想好要如何解釋，為自己辯護。這個國家裡的一切不知為何都經過仔細的考慮，都被安排在一種方式裡，讓人在街上不論做什麼，不論處境為何，不論碰上什麼困境和困難，心中一直都會有一種罪惡感。因為（就如我之前說的），房間很冷，蒸汽立刻凝結在牆上、在窗框上，或在小小的鏡框玻璃上、在鏡子的裂片上。於是我做了最後英勇的奮力一搏，搞得全身濕透，半窒息還燙傷，但終於把淋浴裝置給關上了，發誓再也不碰其他東西。屋内潮濕，到處都是水，但有那麼一會兒，也比較溫暖。

我走到走廊上去看看有沒有人注意到剛剛撼動我房間的大洪水，不過走廊上空無一人，一片死寂。公共休息室裡有架電視開著，但是沒有人看，作家弗拉迪米爾·索羅辛（Vladimir Solouhin）正在說：「因為列寧的關係，蘇聯血流成河，流成了血海。」他說死了六千六百萬人，還沒有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犧牲的人算在內。「這全部，」索羅辛說：「都是用創造世界樂園的名義造成的。」他的結論是：「樂園！哈，哈！今天我們卻沒穿褲子地四處走動。」

在他之後，有位勞工朋友上台，撇開列寧已經不重要了不說，他仍驕傲的宣布自己剛剛看完五十五本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即列寧）的書，幾個晚上就看完了。「很簡單，」他顯得相當得意，「每一本都不超過一個小時就看完，我只不過是知道列寧都用斜體字寫書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就快速翻閱，只看斜體字的部分。我推薦大家用這個方法！」他鼓勵著雅庫茨克旅館這空盪盪的房間。

到了節目最後，莫斯科坦干卡劇院的經理尤里·魯畢莫夫（Yuri Lubimov）用批判性卻絕望的語氣說：「我們已經失去理智，我們已經失去良心，我們已經失去榮譽。環顧四周，我看到的盡是野蠻！」魯畢莫夫強而有力、戲劇化的聲音充斥在整個公共休息室裡，甚至漫溢到走廊和大廳去。

大廳的報攤上唯一賣的外國報紙是法文的《人道報》，我為了一張平常根本不會注意到的照片而買了一份，現在我坐在房間裡，兩眼盯著刊在報上最後一版上的照片看，照片中有條漂亮乾淨的高速道路，A6公路，路上有一排排漂亮乾淨的汽車，我突然為這一切著迷：路上的白色線條和明顯的大路標，以及亮晃晃的路燈，所有的一切都清洗過，所有的一切都好乾淨，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標題說：「踰越節的長週末開始囉！」

人們已經受夠巴黎了：他們想要休息。

這真的好遙遠，我心想，看著那張照片，感覺像是在金星上的事。

我開始用拖把清理浴室裡滿滿的水。

飢餓的影響

早晨，旅館的客人可以在酒吧裡買早餐。一天裡的此時，他們大半都穿著運動套裝，大家排隊等候，沒有人出聲，如果有人想和旁邊的人講話，會輕聲細語的講。這股安靜的氣氛有時是騙人，是不牢靠的，因為突然間，沒有任何理由，就有人大聲叫喊起來，吵架！這樣的情況有兩個特色，第一，吵架的原因通常是完全不合理的。什麼理由？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要弄清楚是不可能的；沒有人知道；大家都聳聳肩。周遭瀰漫著一股衝突的氣氛，就像一朵帶有雷電的雲，最輕微的小事也會引發其宣洩毀滅性的能量。第二，爆發即刻發生；沒有中間地帶，沒有嘲弄、不悅、慍怒、怪相，就是直接從沉默變成尖銳剌耳的聲音，活像突然跳下斷崖似的！就好像戰爭只能發生在唯一的頻率上，不能低一點或高一點。這種恐怖、激怒、無意義的尖叫和咒罵持續了一下下，然後就像開始時一樣又突然消失無蹤。吧檯再度恢復寂靜無聲，同樣的，如果有人想和他旁邊的人講話，會輕聲細語的講。

現在輪到我們走到吧檯服務生那裡，這個場景包括最簡短的對話和極度公事公辦的特色。吧檯服務生默默的看著客人，表示她在等客人點菜，沒有「早安」或「你好嗎？」客人也直搗黃龍講重點。他說：一杯奶油、一個蛋、農夫乳酩、黃瓜、麵包。

他不會說謝謝；他根本不會說任何沒有必要的話。吧檯服務生把食物交給他，接過錢，她也沒有半句話，關上收銀機後，便看著下一位客人。

這裡的人用餐迅速、急迫，幾秒鐘就把所有的束西都吞下肚。雖然有幾次我是第一個到酒吧的人，卻總是最後一個離開的，那些比我晚到的人都比我更早就離開了。我並不知道持續循環飢餓的恐怖究竟到了什麼地步，會那麼深刻的印在集體記憶裡，以至於在這裡發揮作用。潛意識裡害怕或許明天就沒有東西可吃了。

我在弗拉迪米爾·費德洛夫（Vladimir Fiodorov）家度過一晚。俄羅斯血緣的費德洛夫是當地文化界的名人，也是當地雙月刊《東方之星》（Zwiezda Vostoka）的主編，我在這本雙月刊裡讀到一篇關於雅庫特鄉下一個村落的報導，村落名為斯克帝亞奇（Syktiach，夏天由勒那河搭船往北走六天可到），結核病正在當地肆虐，能跑的人都跑了；若要一條麵包，你得走過兩百公里沒有道路的荒郊野外，越過雪地，穿過針葉樹林地帶，到達基烏舒爾（Kiusiur）這個小鎮。

費德洛夫的小公寓（住了他妻子、他本人和兩個女兒）打理得相當好，雅緻、舒適，估計有三十平方呎，不過家人不在，所以只有我們獨自度過這個夜晚。費德洛夫出生於雅庫茨克共和國，在勒那河岸邊，他已經全國走透透，很熟悉整個共和國。他經歷了一個對我來說是陌生和難以接近的世界，有針葉樹林地帶、河流、湖泊的世界，而且還帶入他的想像。因為我從來沒有到過那裡，不知道一個人在殺了一頭熊之後，或是當他餓得到處走動，突然間抓到一條大魚時，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一直想問一個有關雅庫特人的問題，但不知為什麼，總覺得不方便開口。在雅庫茨克共和國裡，雅庫特人是少數，人口總共四十萬。他們和俄羅斯人的關係是什麼？俄羅斯人十七世紀才來到這裡。費德洛夫相信那種所謂殖民地情況真的存在？殖民式的依附和剝削？

「怎麼會！」費德洛夫會這麼回答。雅庫茨克共和國（一九九一年秋天，雅庫茨克改名為薩夏〔Sacha〕）是他的國家；他生在這裡、長在這裡；他住在這裡、工作在這裡。南非的荷裔南非人的論點是：他們生在那裡，他們沒有其他的國家！再說，俄羅斯人和雅庫特人在這裡同樣被剝削，一個大國家正在剝削他們，那就是帝國的統治，是帝制拿走他們的鑽石，命令他們住在薩洛斯納雅。

雅庫茨克境內盡是痛苦，這裡有許多勞改營，主要都集中在金礦附近。如果囚犯交上去的黃金超過限額，每多交一克黃金就可以得到一克酒、一克煙草或麵包。作弊情形激增，在工頭之間變得十分廣泛。不過他們當中有個叫做帕夫洛夫的人曾經拿出三百克酒換三百克黃金，囚犯們發現那酒居然沒有加水稀釋，全都是實實在在的酒，於是帕夫洛夫的事蹟傳遍勞改營，他本人逐漸變成傳奇人物。就如你所看到的，在共和國裡，這個非比尋常的事件一再被流傳至今。

費德洛夫也談及恐怖的事，罪犯逃跑時，他們會遊說其中一名天真無知的政治犯和他們一起行動，這麼做就有了餓不死的保障。飢餓始終是個威脅。在某個特定的時間點上，他們就會殺了這名受害者分而食之。

逃亡事件發生時，蘇維埃秘密警察會通知當地人民，他們知道有獎金制度。只要把逃犯的右手交給當局就夠了；藉由比對指紋確認身分，「歸還」每位囚犯的獎勵是一袋麵粉。許多人，許多的獵人、旅人和地質學家意外死於這種方式。

史達林下令在雅庫茨克和馬加丹之間建造一條道路，全長兩萬公里，橫越針葉樹林和永凍土。他們由兩邊同時開工建造，夏天來了，天氣變暖和，永凍土融化了，水從土下面流過，將馬路變成沼澤地，淹沒了馬路，也把路上工作的囚犯一起淹死了。史達林下令重新建造，但結果同樣不變，他又下令重來一遍。道路的兩端從來沒有接合上，但建造道路的人或許已在天堂相遇了。

貧民區之意。​

貧民區之意。​

濃霧深鎖科累馬

我在雅庫茨克機場等前往馬加丹的飛機起飛等了四天。科累馬受到暴風雪肆虐；覆蓋了所有的一切，將萬物埋在底下，因此，預定的班機暫時全都取消了。

在西伯利亞旅行就是這個樣子。

大部分的機場皆照明不足；穿梭機場的飛機不但老舊還經常故障；有時候得在某個地方等燃料橫越整片大陸送到機場來。整個旅行期間，我都處在緊張的狀況下，非常焦躁，害怕突如其來的停留和延誤會錯過轉機，喪失了預約班次，然後好戲就會上演，慘劇發生，大難臨頭。因為你在這裡不能改來改去，不能換機票，不能選擇其他時間和路線。你可能會在一個陌生和永遠都擠滿了人的機場連續卡上好幾個星期，沒有機會快速離開。（所有的機票幾個月前就已經銷售一空。）那麼你要怎麼辦，要住在哪裡，要吃什麼呢？

我發現目前我在雅庫茨克就是這種狀況；我也無法回到城裡，因為萬一科累馬的暴風雪突然減弱了呢？如果那樣，飛機立刻就會起飛，所以我們得全力撐著，因為如果它走了，如果它飛走，我們就錯過了。

所以，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著乾等。

殘酷的虐待

當然，那是一種可怕的無所事事，一種無法忍受的無聊，就這樣動也不動的坐著，在一個心智麻木的狀態下，實際上什麼事都不做。但是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人不就是以如此消極的方式打發時間嗎？他們不就是那樣好幾年、好幾個世紀了嗎？不論宗教、文化和種族，不都是如此嗎？在南美洲，我們只需要進入安地斯山或開車穿越皮烏拉或是航下奧利諾科河，到處都會碰到貧窮的泥漿村莊、部落和小鎮；會看到許多人坐在屋前的土製長椅、石頭和凳子上，動也不動的坐著，幾乎沒在做什麼事。再從南美洲到非洲，我們探訪撒哈拉沙漠上的孤單綠洲，還有幾內亞灣沿岸黑人漁夫的村落，讓我們探訪剛果叢林神祕的俾格米人、尚比亞只有一匹馬的小鎮摩邊佐、蘇丹漂亮的丁卡族，到處都可以看到光是坐著的人。有時候他們會講一、兩句話，晚上在火堆旁取暖，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做任何事，只是無所事事的坐著，沒有任何動作；而且是處於（或者我們可以假設）一種心智昏睡的狀態。那麼在亞洲有什麼不同嗎？開車沿著喀拉蚩到拉合爾，從孟買到馬德拉，或是從雅加達到瑪瑯，我們不會目瞪口呆的發現，事實上有成千上萬的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印尼人和其他亞洲人都沒什麼動作，就只是無所事事的坐著，盯著誰知道是什麼玩意兒看嗎？且讓我們飛到菲律賓和薩摩亞，讓我們探訪廣大無邊際的育空領域還有熱帶牙買加，到處、到處都是同樣的景致，都是人們動也不動的坐著，連續好幾個小時坐在舊椅子上、坐在厚板子上、坐在塑膠條板箱上、坐在白楊木和芒果樹的樹蔭下，靠著貧民窟的牆壁，靠著籬笆和窗框，無論是在一天的什麼時間裡，無論季節，無論陽光普照或是陰雨綿綿，遲鈍和沒有表情的人們，彷彿處在一種長期困倦的狀態裡，沒有真正在做什麼，沒有慾望也沒有目標的活著，同時也（可以假定）淹沒在心智的冬眠裡。

我周遭的雅庫茨克機場情況呢？不是沒有什麼不同嗎？一群人坐著，不講話也不動，一群呆滯到好像連抽動都不會的人，在我看來，甚至連呼吸都沒。所以我們就別再興奮和扭動，別再拿那些女空服員答不出來的問題去折磨她們，然後追隨我們巴爾迪維亞（Valdivia）附近的寂靜村落聖胡安（San Juan），和被高溫摧毀的戈壁沙漠，以及設拉子（Shiraz）雜亂市郊的兄弟姊妹們的榜樣，讓我們動也不動的坐著，兩眼盯著空間看，陷入心智麻木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流逝，越陷越深。

四天之後，科累馬的暴風雪過去了，體型豐滿的女空服員在航站裡跑來跑去，大聲叫著：「馬加丹！誰要前往馬加丹？」叫醒正在睡覺的人。我們匆忙而緊張的收拾好袋子、布袋、包袱、旅行箱，裹上圍巾，扣好羊皮衣，將附有禦寒耳罩的大帽子從頭上拉下來，急急忙忙、亂七八糟的衝到飛機那裡，飛機立刻滑到跑道上，我們飛了起來。我身旁坐了一位要去探望兒子的婦女，他在科累馬的軍隊裡服役。他的來信讓她很擔心；信上清楚地顯示他不太能忍受老兵虐待新兵的狀況。

我聽過老兵虐待新兵嗎？是的，我聽過，那是一個由士官和老兵搞出來的新兵待遇殘酷制度，侵蝕紅軍的惡性腫瘤之一。蘇維埃社會縮小為一個排或連並穿上軍裝，這個社會的本質是強者以殘酷的手段對待弱者。新兵是弱者，所以他上面的那些人憑藉階級或在軍隊服務的年資，逼他成為他們的奴隸、賤民、擦鞋童和痰盂。新兵必須進入殘忍的共同體，必須喪失他的個性和尊嚴。為達到這個目標，他們虐待新兵，騷擾他、毀壞他，摧毀他，他們會打他或折磨他。有時候新兵受不了折磨、殘忍的行為和恐怖的事；會想逃跑或自殺。忍受著艱苦和老兵虐待，在無情牢房活下來的新兵，心中只有一種想法，那就是獲償、報仇、報復他所蒙受的羞辱，像是他們將他拖過泥巴和污物，他得聞下士們的裹腳布，他們用靴子踢他的臉等等。可是昨日才來的新兵能報復什麼人呢？他能偷誰家裡寄來的包裹，能弄傷誰的腎臟呢？當然，只有比他更弱的人，所以那就是更新的新兵了。

虐待狂行為、種族和宗教衝突在今天的軍隊裡延燒，使這個傳統更加惡化：烏茲別克族殺害塔吉克族，一排東正教徒（俄羅斯人）和一排穆斯林（韃靼人）起衝突，薩滿教徒（摩爾達維亞）在無神論者（德國人）的背後捅上一刀。

受驚、害怕的母親們開始組成各種不同的聯盟和社團，強迫有關當局正視老兵虐待新兵的問題。你可以在不同的示威運動和示威遊行上看到她們，她們走路時前面總是拿著兩張照片：其中一張照片裡有個年輕的男孩，那是他離家從軍時給母親當作紀念的照片；另一張照片，同樣那張臉，同樣的頭，卻已經躺在棺木裡。如果這名母親比較有錢，這些照片就鑲了框，裝上玻璃，但是你也可以看見貧窮的婦女拿著邊緣磨損的破爛照片，雨水和雪花淋洗和弄髒了年輕臉龐的五官。就算你只是在經過時停下來一會兒，那個女人也會感謝你的致意。

機上的鄰座告訴我有關她新兵兒子的痛苦，對著我的耳朵輕聲細語，因為她畢竟是在洩露偉大軍隊的秘密。我不知道她是否讀過米海洛夫斯基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研究，那是一部一八八二年的舊作。身為俄國評論家和思想家的米海洛夫斯基不贊同杜斯妥也夫斯基，稱他為「殘酷的天才」，但同時又驚於他的洞察力和他的才華。米海洛夫斯基寫道，杜斯妥也夫斯基發現人有一種令人恐懼的特質，他稱之為不必要的殘酷，那是一種既沒有理由，也沒有目的，只是要讓別人受苦的癖性。一個人會毫無理由地折磨另一個人，除了折磨能帶給他一種快感之外，而這種快感他還永遠都不會大聲承認。這種特性（不必要的殘酷），結合權力和自尊心，興起世人最無情的暴虐。米海洛夫斯基強調，發現這件事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史坦潘區可夫村和村民》（The Village of Stiepanchykovo and Her Inhabitants）的故事裡，他描寫一個名為風馬·歐皮斯金的卑微鄉下人，殘忍、蠻橫，讓人痛苦。「將恐怖伊凡或尼祿的力量給予風馬·歐皮斯金，」米海洛夫斯基寫道：「那他在各方面的表現都不會輸給他們，會以他的罪行震驚世人。」史達林穩固在克里姆林宮地位半個多世紀前，在希特勒得勢之前，杜斯妥也夫斯基就已經在風馬·歐皮斯金這個人物上構想出這兩位專橫人物的前輩。

風馬折磨他的被害人，滿足他殘酷成性、折磨、造成他人痛苦的需求。風馬並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他需要那些不必要的事」）；藉由把痛苦強加在他人身上，他並沒有達到任何目的，因此我們無法依據任何理性、務實的範疇去了解他。他並沒有想到殘酷成性的對待他人，沒有任何成效，也不會帶來任何成果，對他而言，重要的是殘忍行動本身的過程，是虐待本身，是為了殘酷而殘酷。風馬「會沒有任何理由，就毆打一個完全無辜的人」，這帶給他快樂以及一種權力至上的感覺。這種對於強加痛苦的行為徹底、純粹的漠不關心，被定義為「不必要的殘酷行為」。米海洛夫斯基認為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偉大的心理學發現。

可是為什麼，米海洛夫斯基不明白，為何風馬這種人會在俄羅斯找到這麼可以恣意發揮的環境？他的回答是：因為「在俄羅斯人個性裡的民族編碼，就是對痛苦持續不斷的追求。」沒錯，描述風馬角色的人，發現他黑暗的靈魂、充滿「不服輸、自我產生的忿怒」的人，表現出他可怕、不可思議的秘密，展現給我們看的人，一定得是俄羅斯人。

各種黑手黨

機翼下是一片白色的平靜平原，森林點綴其中，單調和空曠的空間，和緩起伏的丘陵上有平坦的小山丘，所有的一切都吸引不了目光，吸引不了注意力，那就是科累馬。

在馬加丹，從機場到小鎮有五十多公里，但我很幸運的找到一輛計程車，一輛凹陷、生鏽的伏爾加，搭車時我提心吊膽，因為我並沒有進城的通行證。我擔心自己在想了那麼久要到這裡來，在好不容易前來堪稱這世上僅次於奧斯維茲的最糟糕地方後，會被攔下來。我們沿著一條被雪覆蓋的快速道路前進，兩邊都是山丘，偶爾還會經過稀疏的幼松林，突然間，從其中一座幼松林裡冒出兩個年輕男子，他們戴著深色眼鏡，穿著高雅的西式豎領外套，活像犯罪影片裡的角色。他們要我們停車，想知道我們是否能載他們進城。司機看看我，我認為沒有問題，我們當然該載他們。結果顯示是好心的天使派他們來的，因為往前再走十公里就有個檢查哨，我們得停車。遠遠看到民兵，我立刻摘下眼鏡藏好。當地人戴的是黃色或褐色的塑膠鏡架，而我的鏡架是很輕的金屬框，這樣的差異顯示我不是當地人，馬上就會引人注目；每當我希望自己不存在時，就會把眼鏡藏起來。穿著廉價羊毛襯墊外套，戴著馴鹿皮帽的我，看起來就像是從鄂本斯克或托木斯克（Tomsk）來的人。民兵立刻對我們那兩位年輕人的深色眼鏡產生興趣，開始爭執、口角、對抗，他們被拉出車外。簡言之，民兵擋下兩位年輕人，命令我們繼續前進。

計程車司機稱那兩個被拘留的人為「高加索黑手黨」。「黑手黨」這個名詞現在相當流行，逐漸取代了「民族」二字。這裡曾經有一百個民族「如手足般和諧」共處，現在出現了一百個黑手黨。民族消失了，不存在了。三個大黑手黨取代了他們的地位，分別是俄羅斯黑手黨、高加索黑手黨和亞洲黑手黨。大黑手黨又分成許多小集團。有車臣和喬治亞黑手黨、韃靼和烏茲別克黑手黨、車里雅賓斯克和奧德薩黑手黨。小一點的黑手黨又分為更小的團體，這些更小的團體再分成極小的團體。小，但具有危險性，有手槍和刀做為武裝。因此，有黑手黨是以全國性規模、共和國的規模、城市規模、社區、單一條街（甚至單一庭院）的規模在運作。黑手黨的佈局非常複雜，但對於什麼人屬於什麼團體，其他集團成員可是一清二楚，畢竟他們的命就建立在這種識別能力上。所有的黑手黨都有兩個特色：一，集團成員不工作但生活優渥；還有二，他們持續不斷的分贓結清。偷竊、走私或分贓結清，這就是黑手黨成員每日生活的寫照。

這種擺脫不了黑手黨，凡事都以黑手黨來思考的討人厭習慣，並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有極深、極不幸的根源。本世紀頭三十年裡發生的巨變如世界大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和接下來的內戰及大批餓死的人民，奪走了俄羅斯幾百萬兒童的父母親和他們的家園。這幾百萬名孤兒，幾百萬無家可歸的人在國家的街頭流浪，晃過村莊和城市，尋找食物和一個能夠遮風避雨的地方，（在非洲和在俄羅斯挨餓流浪確實不一樣；在俄羅斯，沒有一個溫暖的角落，你可能會凍死。）這些無家可歸的人當中有許多人遂以偷竊和搶劫為生。

今天，許多俄羅斯黑手黨成員的祖父母都是當年四處流浪，而且經常無名無姓、無家可歸的人。要切斷一個人的過去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通常還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無論是誰，任何曾經和當局起衝突的人，都會把他準備戰鬥的狀態延續給兒孫。在今天後蘇聯的社會裡不僅有個別的犯罪、不僅有犯罪元素，同時也存在一個家族系統和傳統均有別於社會其他部分的完全犯罪階級。每個連續的危機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淨化、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腐化、蘇聯的瓦解等，都更加深化及擴大這個階級的地位。

世人以瘋狂、固執的眼光將黑手黨視為一張包羅萬象的大網（誰想要脫離喬治亞？阿布哈茲〔Abhazian〕黑手黨。誰在攻擊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黑手黨等等），而這張網還另有根源。首先是歷史的陰謀理論，這一點史達林談了好多年：任何不好的事情後面都有陰謀集團、組織、黑手黨。第二點，傳統、慣例和神祕的風氣是這個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特性。（誰當權？戈巴契夫的黑手黨。未來幾年誰會入主克里姆林宮？另外一個黑手黨！）

恐怖的科累馬

城裡沒有人問我任何事。儘管馬加丹旅館的接待員一臉嚴肅，而且（原因不明）用挑剔的眼神看我，她還是給了我一間明亮又溫暖的房間，二五六號房。從窗子可以看到被雪覆蓋的街道和公車站，更遠的地方有一道牆，牆後面是一棟舊監獄。

你可以像我在旅館遇見的三位日本人一樣來到馬丹加，他們來自札幌的紡織品公司。

他們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置身何處。

他們只忙著做生意和鞠躬，有禮貌、乾淨又有效率的他們想賣紡織品；這是他們來這裡的原因。儘管他們滿載高雅的布料來到這裡，不過你可以帶著完全不同的行李來，那就是關於這地方的知識行囊，我發現自己就正在和日本人談這個地方，談著事實上，我們目前正站在人骨上頭，即使知道這件事後，你會往後跳一步，或甚至跑開好幾百公尺，那都沒什麼影響：到處都是墳墓，更多的墳墓。

馬加丹是西伯利亞東北部領土科累馬的首府，以流至這裡的河流命名，是一塊極寒、永久凍土、暗無天日的土地，一片空曠、貧瘠、幾乎無人居住的地帶，只有少數遊牧民族，如楚可特人（Chukot）、埃文基人、雅庫特人。科累馬只有在我們這個世紀才引起莫斯科的興趣，當時謠傳這裡有黃金。一九二九年秋天，第一個基地在諾迦耶夫灣（Bay of Nogayev，臨鄂霍次克海，為太平洋的一部分）蓋了起來，這個新拓居地就是馬加丹的起源，那時只能經由海路到達此地，從北方的海參崴或納霍德卡（Nahodka）搭船過來，大約需要八至十天的時間。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大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採取一種解決方法，在科累馬創立信託公司開採黃金、銀和其他金屬，這間公司名為達斯特洛依（Dar’stroy）。三個月後，薩哈林號（Sachalin）輪船駛入諾迦耶夫灣，載來達斯特洛依第一任總裁——拉脫維亞共產黨員，聯合國政理事會的將軍艾德華·貝爾辛（Edvard Berzin）。貝爾辛當時三十八歲，還有五年的壽命。貝爾辛的到來顯示煉獄的開始，這煉獄以科累馬之名，會和奧斯維茲、特雷布林卡、廣島和沃爾庫塔一起成為二十世紀最大的夢魘歷史。而在俄羅斯口語裡，科累馬被詭異地改成一個蘊含相對理論安慰的字眼，也就是說，當情況真的很糟糕、很嚇人、很可怕時，一名俄羅斯人就會安慰另一名俄羅斯人說：「別喪氣，在科累馬更糟糕。」

在科累馬冰凍的荒原裡，人是需要工作的，所以莫斯科才會在成立達斯特洛依的同時，在這裡成立一個西北勞改營理事會。西北勞改營理事會之於達斯特洛依所擔任的角色，就像奧斯維茲/比克瑙集中營之於法本化學工業公司一樣，都是提供了奴隸。

馬加丹的起源和史達林恐怖時代的開始統治是同一時間，幾百萬人被關進牢裡。在烏克蘭有千萬名農人餓死，可是他們並沒有全部死光，還是可以把數不盡的大群「kulak（沙皇時代剝削貧農的富農階級）」以及其他「人民的敵人」放逐到科累馬，只是運輸上有些瓶頸，因為只有一條鐵路線通往海參崴，而且也只有少數船隻定期從那裡駛往馬丹加的港口。就是這條路線，二十五年來毫不間斷地橫跨整個帝國，將活的人皮骷髏運往馬加丹。

活人，但也有已經死掉的人。在集中營裡二十年的沙拉莫夫談到金姆（Kim）這艘可載運三千名囚犯的船，囚犯反叛時，護送他們的人會用水去淹他們，而當時的氣溫是零下四十度，等他們到馬加丹時，都已經凍成冰塊了。另一艘搭載了好幾千名被放逐者的船被困在北極的冰裡，一年之後才靠港，那時船上所有的囚犯無一倖存。

運送女犯人的船「德魯瑪」（Dzurma）抵達馬加丹時，已有許多女犯人已經因為寒冷和精疲力竭而瀕死。這樣的人，在一種慢性痛苦狀態裡，被稱為dohodiags，在集中營裡的語言是「瀕死者」。

「瀕死者」一個個用擔架運出去，他們被運出去，然後成排安置在海岸上，顯然是為了方便計數，以避免寫死亡證明時產生混淆。我們躺在岩石上，看看四周的同伴，他們拖著腳步進城接受公共蒸汽浴和消毒的折磨。

（摘自艾維格尼亞·金茲伯格，《陡牆》）

登上運輸船的人已經被幾個月來的監禁、審問、饑餓和挨打搞得精疲力盡，現在又要面對關在牲畜車裡、在污物裡渴得發狂的折磨（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東西可飲用），他們不知道自己要上哪裡去，也不知道等在旅程最後的會是什麼。在煉獄裡活下來的人被送進馬加丹，送到大型的野營區，這裡有個運作中的奴隸市場，設在礦場附近營區的指揮官會過來挑選身體最好的囚犯。指揮官的權力愈高，能為自己挑選的囚犯也就越強壯。

馬加丹和科累馬共有一百六十個營區，或也被稱為北極圈死亡營區。幾年下來，囚犯的面孔會隨著時間改變，但隨時都有大約五十萬居民。這些居民當中又有三分之一會死在營區裡，其他的，經過幾年辛苦勞動下來，離開時不是身體殘廢，便是帶著永久性的精神傷害。任何在馬加丹和科累馬活下來的人，都回不到過去的模樣，完全變了一個人。

營區是個經過縝密思考、殘酷成性的組織，其目的在於用人死之前會經歷最大的侮辱、痛苦和折磨來摧毀一個人。這是一張毀滅的鐵刺網，人一旦掉了進去，就無法自己掙脫。其中包括了下列元素：

（寒冷）裹著單薄可憐的破爛衣衫，一直忍受寒冷之苦的囚犯凍僵了。

（饑餓）他更加深切體會這種寒冷，因為他一直處在殘忍、過分饑餓的狀態下，僅以一片麵包和水糊口。

（辛苦勞動）饑寒交迫的他必須賣力工作，做到精疲力盡，超過忍耐的限度去挖土，並用手推車將土運走，壓碎岩石，砍伐樹林。

（缺乏睡眠）他饑寒交迫，加上辛苦工作而體力透支，經常生病，睡眠也被剝奪。在冷冰冰的營房裡，睡在硬木板上，他只能裹著工作時穿的破爛單薄衣衫，睡很短的時間。

（骯髒）他不准洗自己，除此之外，也沒有時間或地方可供清洗，所以他身上會復蓋一層黏黏的塵土和汗水，聞起來很臭，臭到令人難以忍受。

（寄生蟲）他一直飽受寄生蟲骚擾。虱子在他的破爛衣衫裡築巢，臭蟲在營房裡的木板床上結成塊，夏天時，成群的蚊子令他痛苦不堪，還有可怕的西伯利亞蒼蠅會成群攻擊。

（蘇維埃秘密警察的殘忍行為）護衛和守衛人員，也就是秘密警察的監督者會不斷將自己的憤怒強加在他身上。他們大聲咆哮，揮拳打他的臉，踢他，放狗咬他，而且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就開槍射殺他。

（囚犯們的恐怖行動）政治犯遭到囚犯們的脅迫、搶劫和折磨，只因為他們擁有低階權力。

（不公平的感覺）忍受不公平的感覺是種精神上的折磨。政治犯全都是無辜的，他們沒有犯任何錯。

（鄉愁和恐懼）所有的人都因渴望最親愛的人、渴望家（刑期高達二十五年）而苦，為與世界完全隔離而苦，為一個未知、越來越骇人的明天而苦，為恐懼死亡隨時都會到來而苦。

「看到集中營是一件可怕的事。」沙拉莫夫這樣寫科累馬：「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該認識集中營。在集中營裡體驗的每一件事都是負面的，每一分鐘都是。一個人為了適應它，只會變得更糟，不可能有其他方式。集中營裡有許多人不應該知道的事，但是看到生命最底層並非最令人恐懼的部分，最令人最恐懼的，是一個人將底層挪為己用的時候，是他的道德權衡借用集中營經驗的時候，是當囚犯的道德應用到生活裡的時候，是當人的智力不僅把集中營的觀點正當化，同時服膺它們的時候。」

稍後他又寫道：「對一個人而言，集中營是性格的大考驗，是平凡人的道德測驗，而百分之九十九都沒能通過這個測驗。那些想辦法要通過測驗、想要比其他人更好、對自己更加嚴苛的人，和那些沒有通過測驗的人一起死去……」《科累馬故事》（Kolyma Tales）。

邪惡之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貝爾辛被召回莫斯科，史達林認為這名劊子手太過溫和，命令將他逮捕並槍決。同一天，尼可萊·葉茲夫號（Nicolai Yezov）抵達馬加丹，帶來科累馬兩位新管理人員，取代了貝爾辛。坎普·帕甫洛夫（Karp Pavlov）上校擔任達斯特洛依的總裁（他之後於一九五六年自殺），他的副手史堤潘·加格寧（Stiepan Gcaranin）上校則成為科累馬死亡集中營的頭子，當時加格寧三十九歲，後來又活了一年。

加格寧是科累馬的邪惡傳奇人物。

「伊凡·庫茲米區，你記得加格寧嗎？」

我記得嗎？你八成是在開玩笑。我畢竟近距離看過他，就像我現在看你一樣。他當時正在審視一列囚犯，而且不是獨自一人，還有隨行人員陪著。在他現身之前，他們已經用電話傳遞了訊息：他可能會來這裡，親自主持營區的視察。我們立正站好時，他人還在馬加丹。所有的一切都清理過了，粉刷好，地上還鋪上黃沙。指揮部苦惱又憤怒；完全無法控制緊張的狀況。突然間，輕聲細語響起：他們來了，他們來了。營區的大門大開。他和他的護衛隊開車穿過大門，好幾輛小客車，外加好幾輛載著他個人護衛的卡車。他自第一輛車下來，隨員即刻如閃電般快迅分站兩旁。

他們全都佩帶了毛瑟槍，穿著羊皮短外套，他本人則穿著一件熊皮外套，臉上表情兇猛，酒醉的雙眼沉重如鉛。我們營區的指揮官，一位少校跑到他跟前，用顫抖的聲音報告：「西北勞改營理事會指揮官同志，營區系統的自治分營區已經準備好接受檢閱。」「這裡有囚犯逃避工作嗎？」「有。」少校心驚膽顫的回答，隨即有十二個人左右自隊伍裡往前跨一步。「狗娘養的，所以說你們並不想工作囉？」他手裡已經有一把手搶在握。砰！砰！砰！他解決了所有的人，還在動的則由他的隨員解決。「這裡有創記錄的人嗎？那些超過配額的呢？超級配額工人呢？」「有的，西北勞改營理事會指揮官同志。」一列開心、快樂的超級配額工人向前踏一步。他們沒什麼好害怕的。加格寧和他的隨員走到他們身邊，手中仍然握著空彈匣的毛瑟槍，他沒有轉身，就把槍往後交給他的人，然後從他們手中拿過一把新裝了子彈的手槍，放進一個木頭槍套裡，但手並沒有離開槍托。「超級配額工人是嗎？你們超過配額？」「是的，」他們回答。他再問了他們一遍：「超過配額的人民敵人？呃……你們，可惡的人民敵人！像你們這樣的人必須遭到清算……」然後又是……砰！砰！砰！又有大約十個人躺在一灘血泊之中。這時他才露出高興的表情，眼神變得平靜了一點，用血滿足了自己。營區的指揮官隨即帶領他可敬、高尚的客人到餐廳享受準備好的宴席，他很高興自己躲掉了子彈。加格寧想要的話，也會射殺營區指揮官。加格寧主事期間真是目無法紀，人們感覺自己簡直像是蒼蠅。

（摘自阿納托里·賽古林〔Anatoly Zygulin〕，《黑石頭》〔Black Stones〕）

加格寧一天要射殺好幾個人，十幾個人，有時候是好幾十個人，他殺人時會大笑或哼唱快樂的小調。貝利亞會突然下令他殺人，理由含糊不清，表面上說因為他是一名日本間諜。但追根究柢，相當有可能的是這位魁梧肌肉男、這位白俄羅斯農夫之子，這位以打鐵為生的鐵匠，這位半文盲，甚至不知道有日本這樣一個國家的存在。

一去不返的海岸

我帶了三個電話號碼到馬加丹來，撥了第一個號碼，是一位年輕男子接的電話，他告訴我，我要找的那位婦人已經過世了。第二個號碼，電話響個不停，沒人接。我撥了第三個號碼：二三三四三。接電話的人聲音低沉，心情愉快。我做了自我介紹，聽見相當親切、甚至是高興的回答，好像電話的另一頭（我個人其實並不認識他）已經等待我的拜訪多年。我們安排好見面的時間，他會想辦法從某個地方借一輛四輪汽車，那樣我們可以到處走走，看看。

早上，一輛綠色的高士小貨車停了下來，駕駛是位女性，她表示她四十七歲了。這麼說是很奇怪，可是我並不記得她的名字（或許她根本沒告訴我），只記得她的年紀。「四十七歲」是個魁偉、強壯的婦女，她身上的每樣東西都是往前凸，尤其是她的雙眼和胸部。她健壯的肩膀強而有力，我無法想像出一個男人的塊頭，足以站在她身旁後，會讓她自覺害羞、嬌弱、渺小的。任何東西（我想，還有任何人）都無法與她抗衡。

駕駛座旁坐著昨天和我談過話的男人亞伯特·米爾塔胡迪諾夫（Albert Miltahudiov），他是作家，成年之後三十幾年來都在科累馬，從事寫作和研究西伯利亞這區域的地理。（因為以前只能經由海路到達科累馬，習慣上就會說它是一座島，更加強調出它和其他世界的隔離。任何離開科累馬的人都會說：「我要到大陸去。」）

「Pojechali！（我們走吧！）」四十七歲用一種既是問題又是命令的語調說。我們才出發，她就開始稱讚羅馬尼亞人。「Molodcy rumyni！（羅馬尼亞勇敢的年輕人！）」她大聲說：「他們砍了希奧塞古的頭。」雖然這件事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了，她顯然還印象深刻。「我們什麼時候要砍掉克里姆林宮裡那些傢伙的頭？」

我心想：我人在科累馬。她的話並沒那麼令我害怕，反倒是，事實上，她單手握著方向盤，另一隻手比畫著該如何正確的砍頭；而我們正行駛在一條有可怕的溝渠、坑洞、窟窿的街道上，讓我覺得自己活像是真空室裡的太空人，不知道自己的頭在哪裡，腿在哪裡，這還更可怕些。車子一下子後面往上翹，好像要飛上天似的，一下子又突然往前傾，像是要進入無底的深淵。

可是四十七歲根本沒在看路，她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哦，他們把我們騙得多慘！」她會生氣的說：「他們讓我們變成了什麼笨蛋！」

她的精力、她的憤怒、她所有憎恨的火力全都瞄準了克里姆林宮。對四十七歲而言，那裡有人把她當白痴，散布十分荒謬的事，還命令她要相信。

「不過，我們會打倒他們的！」她陶醉在盲目、憤怒的願景裡。

我們抵達諾加耶夫灣（Bay of Nogayev），停在水邊，就在某些棄置、生鏽的刀具旁。這是個地方象徵，一個地方證明，類似奧斯維茲的大門或是特雷布林卡的鐵道斜坡，有著象徵性的重量。這座海灣、這座大門，還有這條斜坡是相同場景裡三個不同的舞臺設計：都是進入地獄的坡道。

從覆蓋碎石的多岩海岸上岸的幾百萬人當中，在我們現在所站的這座海岸上，有三百萬人再也沒有回來。這座海灣和日本隔開的鄂霍次克海入口非常的窄，看起來像是灰褐色的表面平靜的大湖，就連碰上暴風雨，這裡也不會起大浪。你從各個方向都可以看到深灰近黑的山丘，緩和的山坡光禿禿的，沒有一點綠色植物的踪跡，就像是很久以前棄置的一堆堆煤或是火山渣。一個無變化也無生氣的枯燥世界，沒有樹木，不見鳥兒，你看不到動靜；你聽不到聲音。低矮的雲沿著地表緩慢移動，總像是要往我們的方向，正對我們飄移過來。

這種環境會導致極端的行為，在這裡你會陷於精神錯亂，陷入瘋狂，或者屈服於最壓倒性的沮喪；最困難的是維持正常感覺，以及秉持大自然會是友善的信心，相信大自然並不想擺脫我們。在一個像科累馬這樣的地方，大自然和劊子手成了好朋友，協助他摧毀無防禦能力和無辜的受害人，大自然為虎作悵，在他們面前卑躬屈膝，總是不經意的給他們新的折磨工具，如刺骨的寒冷、冰冷的寒風、一層樓高的雪堆、巨大、無法通行的寒冷荒原。

船隻搭載一批批擠在一起的囚犯來到這座海灣，饑餓和窒息讓他們只剩下半條命。那些還能動的走下梯板上岸，首度看到這座海灣。許多人在回憶錄裡這麼寫到第一個印象：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回頭路了。他們被編入縱隊，接著開始計算囚犯人數。許多守衛都是文盲，計算龐大的數字對他們而言很困難，於是點名會持續好幾個小時。半裸的被放逐者在大風雪中動也不動的站著，飽受強風鞭打。最後，隨扈人員宣布例行性的警告：向左一步或向右一步都會被認為有逃跑企圖，我們會直接開槍射擊，不提出任何警告！這個準則同樣適用於蘇聯全國的領土。整個國家，多達兩億人，必須以嚴格的隊形朝命令的方向前進。偏左或偏右都表示必死無疑。

現在他們從海灣沿著馬加丹的大街前進，我今天住的旅館就在這條大街上，那是小鎮的第一條街，由貝爾辛建造，也用他的名字命名。蘇維埃秘密警察的領導們會用他們的名字為城市、廣場、工廠、學校命名，直到形成名符其實的蘇維埃秘密警察土地。一九三五年，貝爾辛在馬加丹開闢了一座文化公園，以他上司的名字（蘇維埃秘密警察領導）雅戈達的名字命名。三年後，貝爾辛和雅戈達雙雙遭到槍決，貝爾辛街更名為史達林街，雅戈達公園則以秘密警察新領導人葉茲夫的名字重新命名。一年之後，他們槍殺了葉茲夫，這座公園更名為史達林公園。一九五六年，史達林街被改為馬克思街，史達林公園重新命名為列寧公園，持續多久沒有人知道。最後，鎮議會想到了一個好主意，現在可以給街道取的是無政治意義的名字，於是有了加兹南亞（Gazetnaya）、波卻托佛亞（Pochtcvoya）、加拉兹納亞（Garaznaya）、那比爾兹亞（Nabierzhaya）。畢竟，報紙、郵局、車庫和海岸線會一直都在。

經過貝爾辛——史達林街後，精疲力盡的縱隊消失在臨時難民營的大門內，鎮上和附近地區有幾個臨時難民營。一直到最近，馬加丹的磚頭建築都還寥寥可數，由許許多多上面設有瞭望臺的木頭小屋組成的整座小鎮，看起來就像是個分布在山丘上的大難民營，冬天時被雪覆蓋，夏天時則浸泡在泥漿裡。

幾天之後，囚犯縱隊再度出發，押送他們的人用喊叫、來福槍托和小狗的吠叫聲沿路催促，最重要的就是到達最後目的地，只要是虛弱倒下去的人就完了。縱隊拖著腳深入科累馬，到他們指定的集中營，到原始的黃金、白金、銀、鉛和鈾礦場，用尖鋤挖空礦場。幾十年來，他們從馬加丹開始前進，有時候是每天，有時候是每週，一個接一個，幾百人接幾百人，幾千人接幾千人，沿著小鎮唯一一條路，也就是北邊的那條路，走到他們指定的地點，一個接著一個消失在永無止盡、濃密、冰冷的霧裡。

「亞伯特，」我問：「我們可以看看舊集中營嗎？」我們開始要由海灣往上開，沿著囚犯們的足跡，開到小鎮。

四十七歲正在咒罵地方官僚。事情是這樣的，馬加丹和阿拉斯加州達成了一個協議，一群美國小朋友受邀到這裡來訪問兩週。每個小朋友住進一個俄羅斯家庭，小鎮因而引發戰爭，因為每個人都想要家中有這麼一位小客人。當然，押注的重點不僅僅是一個相當慷慨的美國小朋友，所以這裡的人都很樂於招待他們，重點是，分派到這樣一個外國客人的人，整棟公寓大樓都可以立即獲得大修：粉刷牆壁、更換樓梯井的燈泡、窗戶裝上玻璃、打掃庭院、修補污水管、修好水龍頭、換過水槽和浴缸，門上的鎖和鉸鍊也會上油。四十七歲住的公寓大樓裡就正好有人想要爭取一位美國小朋友，可是她跟我們說時，邊說邊叫，又笑又罵，他給的賄賂太少了。所以樓梯井仍然暗暗的，還是沒有熱水。

總之，生活很辛苦。

馬加丹的一位居民，K.I.伊凡基恩柯寫了一封抱怨信給報社：

幾天前，我在《農婦》期刊上看到我的星座，從期刊上的星座來看，我推測可能可以成功的買到某件昂貴但有用的東西。因此，我就到美洛蒂亞店門前排隊，還沒開門前就去排了，希望能買到一架電視機。不幸的是，我沒買到。不過隔壁就是一間鞋店，所以我就衝進去買鞋。不幸的是，我在這裡也沒買到。我連續去了三家蔬菜店，馬鈴薯都已經賣完了。我開始走過一間間的商店，想要買點東西，任何東西都可以，不一定是要貴的或有用的，可是我到處都買不到柬西。最後，我發現自己在第十三家商店裡，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隻小豬，他們賣的是啤酒，不過那不重要，因為結果是只有你從家裡帶來大啤酒杯時，他們才會賣啤酒給你。

（《馬加丹區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們沒有開多遠。舊社區裡仍保有舊集中營，靠近白雪覆蓋的街道沒有人行道，也沒有街燈。有些集中營已經變成倉庫或儲藏處，其他的則腐朽成碎片。瞭望臺還在，到處可見，變形了，傾斜了，腐朽了。損壞的大門、籬笆和沒有鐵絲網的柱子躺在雪中和泥中，鐵絲都被偷了。大部分的營房都被拆來當柴火：還有幾間仍然立著，可是它們是空的，沒有門也沒有窗子。

在沃爾庫塔、在諾利斯克、在馬加丹的每個地方，你都會撞見集中營世界的髒亂，會看到極度破爛的貧困，製作粗陋、草率的暫時性、馬虎和原始。那是一個用補丁和破布縫在一起的世界，是隨便拿一般斧頭，用生鏽釘子釘出來的世界，是用粗麻繩綁在一起，再拿條舊電線固定的世界。

如果你想要湮滅罪證，這裡沒有東西需要破壞、拆解和炸毀。半數的古拉格已經沉到泥沼了。西伯利亞半數的集中營已經長滿了樹林，通往集中營的道路已經被春天的洪水沖走。在城裡，蓋在許多集中營舊址的是新的社區、工廠及運動場。

夏天，如果由北方那條路開車橫越科累馬前往卡蘭肯（Karamken）、斯特列卡（Strelka）、布希維克（Bol’shevik），知道舊集中營的所在位置，就會發現一堆堆腐爛的柱子、一根鐵欄杆、廚房的泥土遺跡，不過可能就找不到任何可用的東西：不會有湯匙或碗，不會有尖锄或鏟子，不會有磚頭或木板，那些全都被囚犯或是守衛拿走了，或是被當地人搜刮殆盡，因為每一件東西都有價錢、有價值。

幾年之後，集中營世界的最後一絲遺跡就會消失殆盡。

我又發問了，亞伯特，當年的馬加丹沒剩下任何東西嗎？沒有具體的證據嗎？

他認真的思考。「實際上什麼都沒有了。」過了一會兒，他說：「達斯特洛依的總部被拆掉了，秘密警察的營房被拆了，審問用的監獄被拆了，到處已經都是新房子和新街道了。

「但是還有一棟建築。它逃過了一劫，因為它在有點遠的地方，藏在住宅區的公寓大樓間，就是秘密警察的舊政治教學處，科累馬集中營的本部。」

我們到那裡去，攀上巨大的雪堤。那是一棟舊平房，今天看來顯得很小。大廳裡有大約十幾個女學生，一臉蒼白嚴肅的表情，正在練習芭蕾舞步。

殺人兇手的作戰指示就在這個大廳裡執行，他們就在這裡決定處決的次數和規模。這裡有加格寧和帕夫洛夫，尼基雪夫（Nikishov）和葉戈羅夫（Yegorov），還有好幾百個其他槍管都還熱的人。在他們的眼前，因為他們的協助，有時候甚至是他們親自動手，三百萬人喪失了性命。

我們在空曠的建築裡走動。「這裡呢？」我問亞伯特，手指著一扇門。

門後面是劊子手的浴室，一般房間大小，沒有馬桶，只有凹凸不平的水泥地，和上頭六個橢圓形的洞，灰色的牆上覆蓋著棕色的水漬，外加一個壞掉的水龍頭。

「就剩下這些東西嗎？亞伯特。」

「就這樣了。」他回答道。

兩種看法

我隨身帶了兩本書：沙拉莫夫的《科累馬故事》和亞力克斯·魏斯伯格—賽普斯基（Alex Weissberg-Cybulski）的《大清洗》（The Great Purge）。把這兩位作者、他們的觀點和立場並列，相當引人入勝。比較能夠讓人了解，就算只是稍微都好，都能讓人了解俄羅斯人的想法，了解其難以理解的謎團和本質。兩本書談的是同樣的經驗，布爾什維克鎮壓受害者的經驗，但是兩位作者的想法有多大的差異呀！

兩個人都是同一個世代的人（魏斯伯格生於一九〇一年；沙拉莫夫生於一九〇七年），兩個人都是在一九三七年被逮捕：沙拉莫夫在莫斯科（對他來說，已經是第二次）；魏斯伯格則是在查爾可夫（Char'kov），他在那裡擔任合約工程師。兩個人都受到蘇維埃秘密警察的折磨、拷問、不斷的騷擾和羞辱，分明都是完全無辜、清白、誠實的人。

不過從這之後，差異就開始了。

問題是這樣的：我們內心裡什麼東西會佔上風，決定我們和生活、和現實的關係？文化、我們所成長的傳統，或是信仰，還是我們擁有及承認的意識形態？

澳洲裔的魏斯伯格來自西方，在笛卡兒哲學的理性主義精神、敏銳和批判的想法中長大。

沙拉莫夫是個百分之百的俄羅斯人；他從未到過俄羅斯以外的地方；只有偶爾接觸西方的想法；有關他的一切，從頭到尾都是俄羅斯的。

同時，這名西方人士魏斯伯格是位忠誠和堅定的共產黨員，這位俄羅斯人沙拉莫夫則是個徹底的反共產主義者。

對於身為粗野鎮壓以及「不必要的殘酷行為」的受害人，對於史達林清洗、監禁、集中營和處決的整個噩夢般的周遭世界，現在他們各自要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

魏斯伯格深信自己已經進入精神病院，秘密警察的調查官員也精神錯亂。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是個精神失常、偏執狂、荒謬的世界。此地發生的事，他寫道：「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這是一個行為不檢點黨政機關的胡作非為，蔑視所有理性的解釋。」或者：「我抓著我的頭，我是在瘋人院裡嗎？」或：「所有的事畢竟都是愚蠢至極。我只是找不到描述這種情況的適當字眼。」等等。而且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放棄他的信仰：「我是德國共產黨員，」他輕蔑的看著審問員：「我到這個國家來參與社會主義的建設，我熱愛蘇聯。」

魏斯伯格深信自己是在精神病院裡，深信自己處在一個極可怕的世界，瘋狂和荒誕不經的偏執狂世界裡，他並沒有崩潰；在最令人恐懼的情況之下，在擁擠、骯髒、血淋林的監獄裡，他的心，西方理性主義者的心，強烈的運作，它為發生在自己周遭的事尋找一個理性、合理的解釋。在被關進的每座監獄裡，魏斯伯格都努力討論，努力質問，努力交換意見。

但這正是魏斯伯格受難的俄羅斯同志們將他看成瘋子的原因！你究竟在研究什麼？他們說。你到底想在這裡完成什麼？還是乖乖坐著受罪吧！

兩種態度之間是沒有交集、沒有共同語言的。這是我不知道魏斯伯格和沙拉莫夫能否了解彼此的原因。

沙拉莫夫認為他周遭的一切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集中營屬於大自然的順序，而不屬於人類的順序。一個人能夠反抗嚴寒或可怕洪水的現實嗎？如果洪水來了，有人開始揮拳對著河水，大家會說他瘋了，說他是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如果洪水來了，就必須爬上最高的樹，耐心等待水退去。那才是合理的行為，那才是唯一合理的反應。如果一個人發現自己在集中營裡，他不應該造反，因為他們會因為他造反而射殺他；他應該就活在一個確保自己能活下來的方式裡。或許某時，河裡的水會退去，或許某時，他們會將他從集中營放出來，無法也不需要任何原因。

在《科累馬故事》裡，集中營鐵絲網外的世界並沒有真實的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消息是很久以後才傳到這裡來的，而且也沒有什麼影響。真實和唯一的世界就是集中營。集中營是一個完整、合理的組織。為何魏斯伯格認為這一切都不合理呢？如果集中營不合理，應該會馬上瓦解。集中營確實有其邏輯，謀殺的邏輯，一種和澳洲工程師共產黨員所尋找的不同合理性。

沙拉莫夫的心智是理性、是邏輯的，而魏斯伯格的心智偏離了正道，迷失在不切實際的觀念裡。

「每次命運所帶來的干預，神的意志干預，都是不適當的，和集中營的管理規範互相牴觸。」沙拉莫夫回想。在這幾句話裡：任何認為他能夠表現有所不同的人，從來沒有接觸到人生的真正底線：他從來都不需要在「一個沒有英雄的世界裡」呼吸人生最後一口氣。

沙拉莫夫和魏斯伯格立場相異以對的壓制世界，也就是他們被棄置在內的「另一個世界」（亨林—格魯金斯基），由或許是俄羅斯最偉大的哲學家弗拉基米爾·索洛維耶夫來解釋：「東方和西方文化的對立，已經犀利的描述了人類歷史的曙光。如果東方文化的基礎是建立在人對一個比較高的權力、對超自然力量絕決的主從關係上，那麼在西方就正好相反，任憑人聽從自己的創造，容許了一個寬廣且自我產生的創造力。」

沿著馬加丹的街道穿過從雪中挖出的高牆通道很窄，窄到另一個人經過時，你得停下來讓他過。有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我會發現自己和某個年長的人正面相對，心裡總是會浮現一個問題：你是誰？是劊子手還是受害人？

為何我會亂想？為何我不能以平常心來看待這個人，不帶有那種反常和打擾的好奇心呢？因為要是我能鼓起勇氣問他這個問題，如果他認真回答，我可能會聽到這樣的答案：「你看，在你面前的既是劊子手，也是受害人。」

這也是史達林主義的特色，許多情況裡，這兩個角色是無法區分清楚的。首先，某個身為偵訊官員的人會打囚犯，之後他自己會被丟進監獄裡，遭人毒打；等他服完刑期後，又會出來報仇，如此等等。那是個封閉的循環世界，只有死亡這麼一個出口，是每個人都會迷失的噩夢遊戲。

我冒險走到更遠的地方，一直走到海灣。這裡再也聽不見城市的聲音，尤其聽不見科累馬的聲音。越過往下降到海灣那座山丘的某個地方，有死者躺在寂靜和黑暗之中。我在一本回憶錄裡讀到，科累馬的永久凍土保存屍體的功能相當好，好到那些被埋葬的人的臉上甚至都還保有他們的表情，而就如沙拉莫夫所警告的，那些臉龐，都曾經看過那些不該看見的。

我仔細思考了苦難的徒勞之事，愛會留下了它所創造之物，也就是下一代會來到這個世界，那是人類的延續。可是苦難的經歷留下什麼？人類經驗中這麼大的一部分，最困難和痛苦的經驗，居然船過水無痕。要是能收集這裡幾百萬人痛苦所發出的能量，將之轉化為創造力的話，想必可以將我們的星球變成一座繁榮的花園。

不過是什麼東西留了下來呢？

生鏽的船隻殘骸、腐朽的瞭望臺、某種礦石被挖掘過的深洞。淒涼、毫無生氣的空虛。四處皆無人跡，因為精疲力盡的縱隊已經通過，並消失在永恆的寒冷霧氣當中。

Mordovian，原蘇聯西部的加盟共和國。​

Mikhaylovsky，一八四二～一九〇四，俄國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其見解為民粹派運動提供諸多理論基礎。​

Ivan the Terrible，一五三〇～一五四八，即伊凡四世，俄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一五三三～四七年為莫斯科大公，一五四七～四八年為沙皇。伊凡四世是個富有才智、英明能幹之人，其活動特點是具有遠見和堅定的目的性，並具有進步的性質，在沙皇俄國的開國史上佔有非常特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伊凡四世三歲即位，母親暫時攝政，生長在階級鬥爭和統治集團内部門爭極其複雜的環境中，使他自幼即養成意志堅強和冷酷無情的性格，有很強的猜忌心，容易激動、殘忍，開始執政後，致力於改革，尤其是軍事改革，使俄羅斯走向強大之路，同時對貴族們嚴厲鎮壓。此人十三歲時就下令處死了反對他的世襲大領主，盛怒之下，竟然用手杖打死了長子伊凡王子，特別使人感到驚駭和恐怖。「雷帝」，也就是「可怕伊凡」或「恐怖伊凡」的外號由此而來。他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作家，是國家明哲的楷模，但也近乎一個瘋子。​

Auschwitz ，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設於波蘭南部屠殺猶太人、三座幅員遼闊的集中營總稱。​

Evenkis，西伯利亞境内仍操滿語的女真人。​

Treblinka，納粹德國主要集中營和滅絕營。​

USVlTL，在俄文裡頭的Управление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х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在意思上，等同於英文的 Northeastern Camps of Correctional Labor，不過這邊是將俄文字母頭組合而成YCBИTJl，在對照英文發音，便成了USVITL。​

Birkenau，奥斯維茲之後建立的集中營，德軍甚至將鐵路直接鋪設到毒氣室内。​

IG Farben，自一九二五年於德國成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盟國解散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學企業。​

Varlam Shalamov，一九〇七～一九八二，以精采的短篇小說，記錄了古拉格中最可怕的景象，對於索忍尼辛把集中營的描寫提高到藝術美學的層次，並不以為然，他主張非文學的文學，認為文學不能有美與道德，直覺直言的筆記式書寫才「合法」，反對修潤與改動。​

GAZ，Gorkovsky Avtomobilny Zavod的字母頭縮寫，高爾基汽車工廠。​

Yagoda，一八九一～一九三八，蘇維埃秘密警察頭目，是大屠殺（即當局所稱的大清洗）的教唆者之一。​

全名Nikolai lvanovich Yezov，一八九五～一九四〇，大清洗期間的秘密警察頭子，上述的船名顯然就是以他的名字為名。​

以上四個地名採音譯，意思即為後面所述四個機關或自然地區。​

Herling-Grudzinski，一九一九～二〇〇〇，波蘭最侓大的評論家和思想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是有關蘇聯集中營的個人記述《隔離的世界》，也就是上述的「另一個世界」。​

Vladimir Soloviev，一八五三～一九〇〇，俄羅斯的詩人、哲學家、評論家、文學評論者，在俄羅斯哲學與詩的發展上，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但傳說最後死於無家可歸的乞討中。​

克里姆林宮：魔法山

我從馬加丹經由諾利斯克回到莫斯科，從科累馬到諾利斯克搭飛機飛越北西伯利亞要三個多小時。那是個晴朗、陽光普照的中午；空氣十分透明，製造出很棒的特寫效果，好像是透過放大鏡看陸地似的。

飛機下面，目光所及盡是白上加白，風將和緩平坦的陸地變得極為光滑，光輝燦爛。在這片令人眩目和無生無息的平坦大地之上，有一個渺小、孤單的深藍色東西費力行走，那是我們飛機的影子，這算是飛機正在飛行，我們還活著的徵兆。

白色，正如每種顔色一樣，本身相當難以形容。它的確存在，但唯有和其他顏色並列的情況下，才會突顯個性，清晰呈現。而這裡並沒有其他色彩。只有無垠的白色宇宙，我們IL—六二客機渺小的影子，就像落入一塊隆起琥珀裡的小昆蟲，滲透其中。

但在某個特定時刻，我們會看到下面純潔明亮的表面上出現了一條線，一度獨自蔓延，但後來又看到第二條線。現在兩條線互相平行，筆直前進，直到來到與一條更明顯也更粗的線條交叉之處。有一段時間，什麼都沒有，就只是三條線延伸過一塊巨大的平坦背景。突然間，無垠的白色宇宙開始覆蓋上幾條新的線，這會兒線條更多，也排得越來越近。迄今毫無變化的同種飛機變成了方形、長方形、菱形和三角形，再變成一種錯綜複雜的幾何建築，越來越多的形狀，散布在各個方向：是諾利斯克，西伯利亞的採礦和冶金盆地，就如波蘭的希隆斯克、德國的魯爾、美國的匹茲堡，只是它位於北極圈的另一邊。

烏拉爾山坐落於諾利斯克和莫斯科之間，當飛機飛越烏拉爾山後，季節就改變了。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冬天，而現在，越過烏拉爾山峰之後，你就直接飛進春天了，大地恢復灰褐色的色調（在這個地區是正常的），河床流動著滿滿的銀波水色，處處都是淡綠色的斑點。沿路還是有一些城市，有窩瓦河，有森林，森林的另一邊就是莫斯科。

前往克里姆林宮

我在莫斯科隨即陷入討論風暴，首都的小道傳聞、辯論和爭執中，四處都和人碰面、會晤、開會和討論。從早到晚，每天總有各種人站在普希金雕像四周，人人都想講得比別人大聲，把手指頭插入彼此的眼中，亂塞一把把的傳單到對方的鼻子裡。這些時候是好辯論者的樂園，是有口才的人、參與辯論的人和繞舌的人、說教者和雄辯家、言語犀利的人和尋找真相者的樂園。這個國家裡有好幾十個、好幾百個這樣的街頭辯論俱樂部。你在勒佛夫和鄂本斯克，阿干折斯克和卡拉干達（Karanga）……各處的廣場上都看得到激烈的好辯者，看起來就像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舊照片裡的場景。

雖然口頭討論當中有許多有趣甚至非比尋常的事，但某天我仍決定逃離這些參與辯論的人和好辯者，前往克里姆林宮。

我想去克里姆林宮想很久了，每回從列寧斯基大道（我住的地方）到市中心，經過克里姆林宮高聳的圍牆、建築物還有右邊的塔樓時，心中總會再度興起這個意念。克里姆林宮建築四周廣大的石頭荒地總是讓我感動：廣闊無際的廣場、寬廣的橋、水泥堤岸，遺世獨立的廣大區域覆蓋上柏油和水泥板，綿延好幾公里。

往各個方向散開的廣場上，零落分散著成群的汽車，有些在這裡，有些在那裡，每隔幾分鐘就發動，瘋狂奔馳，盡可能抄近路，可以迅速開上某條起點距離這裡遙遠的街道，消失無蹤。儘管我們置身在一座千萬人门的城市中心，只有配置稀少的民兵聰明的不予擋路，所以除了他們之外，在這裡連個人也碰不到，週日或天氣不好時，特別能夠感受到這股淒涼。風劃破荒原，挾帶著強勁的雨或雪，我有時會冒險進入這些無人跡的地方，下面是莫斯科河滾滾的灰色流水，另一邊是為菁英份子所蓋的鉛灰色大廈公寓建築，那是這裡的唯一住宅區。我懸浮在孤立狀態之中：這種孤立狀態把難以接近的政府（克里姆林宮）從城市的生命組織當中區隔開來，這裡沒有街道的動靜或聲音，反而有著大草原的寂靜和無垠。

克里姆林宮坐落在山丘上，是一棟融合中古和現代雄偉大廈的大型綜合建築，用一道磚石城牆與外界隔離開來。這面巨牆上有二十座大小不同的塔樓，最大的塔樓是司帕斯卡雅（Spasskaya）、尼古爾斯卡雅（Nikolskaya）、納羅斯南雅（Naroznaya）、聖三一（Troitskaya）和波羅維兹卡雅（Borovitskaya），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政府大樓，還有已經變成博物館的舊東正教教堂和大教堂。最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宮是帝國重要人物的工作場所，通常也是他們的官邸。一言以蔽之，自一九一八年起，當列寧將首都自聖彼得堡遷至莫斯科時（主要是安全考量：聖彼得堡太靠近大海，也太靠近歐洲），帝制就一直由克里姆林宮的高地統領。

經由紅場是通往克里姆林宮城牆最短的路線。如果天氣晴朗又暖和，你可以在這裡碰見最多的人。廣場一邊排了條長長的通往列寧陵墓的人龍，另一邊是司帕斯卡雅塔樓。黑色的政府ZIL（蘇聯製的禮車）時常以相當快的速度從這道門奔馳而出，它們看起來都是一個樣子（只是最重要的人物沒有車牌），至於是什麼人坐在裡面，你也看不出來，因為窗子都有窗簾遮著。這些汽車開出的頻率之高，讓人大可以相信克里姆林官裡有一間汽車工廠，新的車款正一輛接著一輛離開裝配線。

如果沒有理由或目標，就那樣走進克里姆林宮，就只是走進去，那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三個理由可以進去：一，公司團體旅遊參觀博物館（那是一種榮譽和獎勵）；二，參加經常在這裡舉辦的各種會議（那麼會議代表和合格的記者可以進入）；三，獲得在此執行職務的達官貴人召喚。任何一種情況，在通過大門之後，都必須經由最短的路線到達預定的目的地，來回皆同。

我試著由西側進入，從特洛伊卡（Troicka）的大門進入，因為我知道那是步行前來的人，給平民用的入口，兩位民兵部隊的軍官把我攔下：「通行證！」

我把我的記者證給他們看。

「不夠！到克里姆林宮的通行證！你要去哪裡？」

「參加西伯利亞小邦國的會議。」

事實上是有那麼一場會議正在進行，他們因為通行證的關係不讓我進去，當時是下午四點鐘，辦公室工作人員、祕書、門警都走同一個入口離開克里姆林宮，而且全都提著袋子，裡頭塞滿來自克里姆林宮商店的東西，網袋滿滿是真正貴重的物品，有冷盤、乳酪、橘子。他們提著重重的東西，朝遙遠的公車站和地鐵站的方向晃過去。

第二天同一時間，我帶了一張通行證出現在特洛伊卡大門前，他們檢查通行證，比對照片和本人，確定我知道會議在什麼地方進行，在哪一棟大樓裡。事實上我並不知道，因為我也不想聽西伯利亞邦國的爭論，我只想看克里姆林宮。

但是這並不容易，因為我很快就明白了。離開又深又大的入口微光後，我看到城牆之內位於我面前的，是一片鋪了石頭的空曠地方，眼前是平坦寬廣的舊元老議會廣場，右手邊則是國會宮殿的現代大理石建築，左手邊是漆成黃色的矩形軍械庫大樓。到處都很空曠，到處都很乾淨。人行道顯然剛剛清掃過，灌木修剪得很平整，形狀統一，鑲邊石用石灰塗成白色。風吹時，枯葉也會出現在廣場和人行道上，可是對我而言，它們好像是太乾淨了。這種超然和嚴格的潔淨更加深了此地的空無及淒涼感。我有種自己孤單一人在這兒的感覺，沒有人關心我。但那是個幻象。

我最感興趣的是，面對我稍微往左一點的一棟建築物，一棟十八世紀的建築，曾經是元老議會宮殿，後來則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所在地。克里姆林宮本身就在裡面，豎立在一個三角平面圖上。列寧、史達林和布里茲涅夫都是從這裡統治蘇聯的。雙重防護將他們和城裡其他人還有這個國家隔開：第一重防護是克里姆林宮所在高地周遭的寬闊廣場，以及開放、光禿禿的空間，讓他們遺世獨立；第二重防護是他們在堡壘內，受到強大的克里姆林宮磚牆還有附近其他建築的庇護。

那樣還不夠！

名人與克里姆林宮

一九二〇年，H.G.威爾斯拜訪克里姆林宮裡的列寧時，注意到有第三道障礙物保護著這些領導：

我記得克里姆林宮在一九一四年是個相當開放的地方，就像溫莎城堡一樣開放，有少許朝聖者和成群的觀光客及情侣穿梭其中。但現在它卻封閉起來，很難進入。就連我們要進入外部的入口前，都得先來一場通行證和許可證的騷動；在進入現場之前，還得先通過五、六個房間的職員和哨兵。

（《暗影中的俄羅斯》〔Russia in the Shadows〕）

但即便那樣都還不夠看！

克里姆林宮四周無人的廣場、堡壘的城牆和大門、堡壘裡的空曠空間、建築物和房間裡的檢查站，都無法給領導人一種足夠的安全感。所以他們走到地底下；躲進地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克里姆林宮和諾金廣場（Nogin Square）上的中央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市中心的建築之間，都建了長長的地道，那樣政府成員和高階軍方指揮官才可以從克里姆林宮的一地到另一地，完全不用走到外面的街道上……伊薩科夫上將回憶道：「我們和史達林走在克里姆林宮的走廊上，走廊的交叉口都站有哨兵，根據内部安全設施規定，他們的目光會盯著每位路過的人，直到將他們交給下一位哨兵關照為止。當史達林用一種帶著苦澀的憎恨語調說：『他們提供保護……但也隨時會在背後開槍射殺你』時，我幾乎沒有時間想到那些。」

（洛依·梅德維德的《歷史評價》〔Under the Judgement of History〕）

呃，好吧，地表受到了安全保護，克里姆林宮城牆裡的一切也在控制之中，沒有人能夠挖通地下；不過不是還有來自空中的威脅嗎？沒錯，這一點他們也想到了。克里姆林宮上方的天空受到了嚴密的監控。唯有在改革時期狀態混亂的期間，確實發生了疏失，當時有位德國年輕人羅斯特突然降落，戈巴契夫為了克里姆林宮空中安全的缺口，不得不懲罰好幾位將領。

儘管在一九二〇年整個安全系統仍然相當鬆散，彷彿臨時的權宜之計，這種領導階層的庇護仍帶給威爾斯一種深受困擾的想法：

為了保障列寧個人安全，這一切大有可能都是不可少的，但這畢竟也讓俄國和他之間難以維持直接的連繫。似乎更加重要的是，還有考慮到政府行動效率的範圍内，也難以維持他和俄國之間的連絡。因為如果到達列寧手上的東西都是經過了某種過濾，那麼，同樣的，出自他的每件東西也一定都被過滤，在這樣策劃的過程中，就會產生嚴重的失真。

可能當威爾斯觀察到，蘇聯領導人因為自身的考量，而過度隔離所可能導致的致命後果的同時，列寧也拿一連串的問題來問這位總是做晨間散步，喝下午茶配牛奶，舉止端莊的英國人：

我們的談話總是由兩個，我該如何稱呼它們呢？就說是主題吧，總是由兩個主題徹底交織和容納在一起的。一個主題是我給他的：「你認為你們要製造出什麼樣的俄國？你想要創造什麼樣的國家？」另一個主題是他給我的：「為何社會主義革命不是由英國開始？你們為何不為社會主義革命而努力？你們為何不摧毀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國家？」這些主題相互交織，彼此影響與啟發。第二個主題又回到第一個主題上：「你們要製造什麼樣的社會革命？你們成功了嗎？」從那個主題，我們又回到兩個主題：「要讓它成功，西方世界必須加入。為何不加入？」

我往元老議會宮殿的方向前進。一開始並沒有人攔我，事實上，我一個人也沒看見。寂靜之中，我甚至聽得見自己腳步聲的回音，所以我試著走路不要弄出聲音來。沒錯，史達林的公寓確實就在我眼前的建築裡，他的妻子娜潔日妲·阿麗魯耶娃就是在這裡自殺的：

娜潔日妲·阿麗魯耶娃和史達林越來越難生活在一起。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一群互相交好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家庭聚在克里姆林宮裡，慶祝十月革命十五週年。娜潔日妲·阿麗魯耶娃也出席了，但史達林遲到了。最後他終於抵達時，娜潔日妲毫無顧忌的對他口出嘲諷的批評，史達林被惹火，大發脾氣，毫不客氣的回嘴。有時候，他會抽菸而不是抽菸斗，這時因為想將怒氣發洩在妻子身上，突然就將燃燒的香菸往她臉上丟去，並落在她洋裝坦露胸背的領口上。娜潔日妲拿掉香菸，跳了起來，可是史達林已經迅速轉身離開，娜潔日妲幾乎隨即跟上。結果，史達林到他的鄉間住宅去，娜潔日妲則回到他們位在克里姆林宮的公寓。慶祝活動被毁了，而且幾個小時之後，還出了更糟的事……早上，隔天一早，頭一個發現娜潔日妲·阿麗魯耶娃手拿一把小手槍，躺在床邊血泊之中的，是絲薇特拉娜（史達林的女兒）的奶媽兼史達林的管家卡洛琳。媞兒（Caroline Tiel）。

（洛依·梅德維德，《歷史評價》）

自那時起，史達林就獨居，而他的隨從人員幾乎全是男人。但畢竟人還是得有點樂趣，尤其是冬季漫漫長夜來臨，暴風雪肆虐，風在荒蕪廣闊的克里姆林宮呼嘯的時分。

史達林舉杯向列寧致敬，為一頓很晚才結束的晚餐畫下句點：

「我們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們的領導人，我們的導師，我們的一切，致敬！」

我們起身，安靜、莊嚴的喝洒，然後很快就醉醺醺的忘了列寧。然而，史達林臉上卻維持一種嚴肅、莊嚴，甚至是不悦的表情。我們離開了餐桌。就在我們散去之前，史達林走到一台大型的自動留聲機那裡，甚至想跳一些他的家鄉舞。他並非沒有韻律感，卻很快就不跳了，並提出了飽含無奈的解釋：

「年紀大了，我已經老了。」

可是他的朋友們，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那些奉承的人，開始向他保證：

「沒有，不會，沒的事。你看起來很棒，你保持得相當好。沒錯，以你的年紀……」

（米洛萬·吉拉斯，《與史達林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後來，史達林放了一張唱片，歌手的花腔啁啾聲伴隨著狗的咆哮聲。他笑得相當誇張，相當開心……

史達林放上舞曲，我們開始跳舞。我們當中唯一舞跳得好的，是安納斯塔斯·伊凡納威區·米高揚。米高揚先跳，接著是伏羅希洛夫跳，人人都跳。我的腳從來不動，跳起舞來就像一隻站在冰上的母牛，但我還是跳，舞技和我差不多同等級的卡岡諾維奇也加進來跳。馬林科夫亦然。布爾加寧過去會跳舞，可能是他年輕的時候吧；他隨著音樂的節拍，用一隻腳輕輕敲出某種俄國式的舞姿。史達林也跳舞，他手舞足蹈……我們就唱歌。我們唱歌的意思是為史達林放的唱片伴唱。稍後，絲薇特拉娜來了……史達林立即命令她跳舞。過了一會兒她就跳累了，我看得出來她只是勉強在動……史達林自己也已經搖搖晃晃，可是他說：「絲薇特拉娜，快跳！」她說：「可是我已經跳了，爹地，我累了。」但是史達林像這樣抓住她，抓住頭髮，一整把，我的意思是抓住她額頭上的髮絲，然後一拉，你了解吧，非常用力的……拉，猛拉了又拉。

（尼齊塔·赫魯雪夫，《回憶錄》〔Memories〕）

我正朝著元老議會宮殿的方向前進時，突然有兩個人出現在面前。年輕，體格壯碩，穿著灰色西裝。我不知道他們是打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完全是一瞬間的事。瞬間、堅定、專橫。其中一人舉起手，給了那個信號：停。就只有那樣，可是看起來非常嚴肅且決絕。他們一個問題都沒問，那是個沒有語言的場景。我站了一會兒，思考我該做什麼，然後轉身開始朝軍械庫的方向前進。

我走著，眼中閃爍著落日光芒，或許是因為如此，我才會這麼慢才看到那兩個年輕人來到眼前。年輕，體格壯碩，穿著灰色西裝，和之前那兩個人一樣，甚至是一模一樣的，不過當然是不同的人。其中一人用練習過的姿勢舉起手，示意我停下來。我停下腳步，猶豫了幾秒，但之後我轉向一邊，他們也立刻就消失了。

我不知道要往哪裡去，要怎麼辦，我對克里姆林宮的了解只來自照片。但是我看到國會宮殿的矩形輪廓，那是照片中熟悉的影像，於是開始往那個方向前進。然而，西伯利亞的議會一定是在另一棟大樓裡，因為我一走近，面前便突然出現兩個年輕人，體格很棒，身著灰色西裝，而且建築物內部暗暗的，所有的入口都關著。我決定往南走，因為我在那個方向看到了東正教教堂和各大教堂閃閃發光的圓屋頂，希望到了那裡，或許他們會讓我進去某個地方，看看某些東西。

在閒逛的期間，我心裡盤算著，要是我以堅定的腳步四處走動，甚至是以著一種特定的急促，用直線方式從甲地往之前選擇的乙地移動，就可以達到成功的探險。

但即便是這個方法，還是讓我不斷的碰到兩兩成對、體格壯碩、穿著灰色西裝的年輕男子，就好像，走著走著，我不慎按到某個秘密石頭，釋放出暗藏的彈簧，不斷把一對看起來像雙胞胎的男人丟擲到我的方向，可是一旦後退或轉向一邊時，他們就如出現時一樣迅速地消失無蹤。

走向歷史的克里姆林宮

四處依然空空盪盪。

夜晚起了風，在寂靜之中，我只聽見其偶爾出現的低語和悲嘆。我走過教堂廣場，沿著巨大的烏斯賓斯基教堂（Uspienski Cahtedral）和伊凡大帝高大的鐘樓前進。人人到了這裡都會感覺渺小，感覺被巨大的教堂所壓垮，折服於這些建築的獨特性。

最後我來到嚴密監控的波羅維茲卡雅塔樓（Borovitskaya Tower），因為領導高層都是由這座塔樓的大門進入克里姆林宮。我想看這個地方是因為剛讀到一本有關貝利亞的書，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貝利亞最後一次從這裡進入克里姆林宮，當時史達林已經過世四個月，他的地位由赫魯雪夫取而代之，赫魯雪夫擔心貝利亞會殺了他，奪走權力；因此他希望先發制人，逮捕貝利亞。在我提到的那本書裡（《貝利亞：生涯終結》），當時莫斯科地區的指揮官莫斯卡連科（K.G.Moskalenko 一九〇二～一九八五）元帥回憶道：「六月二十五日早上九點，赫魯雪夫打電話給我，他說我應該帶幾個可靠的人到克里姆林宮，到馬林科夫總理辦公室，史達林曾經在那裡主事。他又說我應該帶地圖，還有一些雪茄去。我跟他說我不抽菸，戰時就把菸戒掉了，赫魯雪夫開始大笑，說還是需要雪茄，但不是我所想的那種，那時我才明白應該要帶武器。」

赫魯雪夫講雪茄，而不講手槍，因為所有的人都互相竊聽，整套秘密計劃可能會曝光。

十一點時，莫斯卡連科和他的人搭乘布爾加寧元帥（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大轎車抵達克姆林宮，靜待時機。

幾分鐘後，赫魯雪夫、布爾加寧、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前來和我們碰面。開始告訴我們貝利亞最近都以粗魯無禮的方式對待政治局成員：暗中監視他們，在電話上竊聽對話，窺探他們，注意誰去看了誰，局裡的成員和什麼人碰面，粗魯對待他們等等。他們說，政治局要召集開會，有了特定的暗號，我們就進去逮捕貝利亞。

朱可夫元帥更進一步描述：

我和莫斯卡連科、他的副官，還有尼耶迪林（Niedielin）以及貝迪克（Batick）將軍一起坐在房間裡，等待講好的兩聲鈐響暗號。他們還預先警告我，說貝利亞身體很壯，還會柔道。

「那沒什麼，」我回答說：「我也很壯。」

一個小時過去了，沒有鈴聲。我開始擔心貝利亞是否意外的沒有施展計謀打敗所有的人。可就在這時鈴聲響起，我起身，我們走到政治局會議廳。貝利亞坐在桌子中間，我的將軍們包圍著桌子，他們從後面接近貝利亞並下令：

「起來！你被捕了！」

貝利亞還沒有時間站起來，我已經把他的雙手扭到後面並往上拉，那樣他就無法把手扯開。我看著他，他的臉色蒼白，十分蒼白，而且相當震驚。

我把他帶進等候室，接著又帶進另一個房間裡，在這裡徹底搜他的身。哦，我忘了。在我把貝利亞的雙臂扭到身後的同時，也飛快伸手摸他的皮帶，檢查他有沒有帶武器。

我們將貝利亞留置在上了鎖的房間裡，一直留到晚上十點，接著在黑暗的掩護下，開車把他弄出克里姆林宮，用地毯把他包起來，丟在車子裡。主要是為了不讓克里姆林宮的守衛注意到他，跑去通知他的人。

接著，他們審判貝利亞，不是審他的罪行，而是審他想要奪權，之後立刻就槍斃他。

莫斯卡連科經由離城市最近的尼古爾斯卡雅塔樓（Nikolskaya Tower）的大門將貝利亞載出克里姆林宮。

我現在經由相同的那座大門，走到特維斯卡亞街（原本是高爾基街）上。有些年輕人正在示威，

我走近去聽他們在說什麼，只見他們手牽著手，齊步向前走，大聲喊著：「可口可樂好耶！！！」

特維斯卡亞街上，往同一個方向移動的是今天已經排隊排了好幾個小時，等著進陵墓裡去看列寧那些又累又餓的人，他們現在排起第二列隊伍，是要去麥當勞，買漢堡加番茄醬及炸薯條的隊伍。

全名Alexander Pushkin，一七九九～一八三七。後世公認他是俄國文學的源頭，俄國詩壇之父。短短三十八年的歲月中，他寫下難以計數的精采詩篇，被文學評論家拿來與歌德在德國與莎士比亞在英國的地位類比。文學風格有寫實又有浪漫，作品有《包伊斯·郭多諾夫》及《尤琴·奥尼金》等等。​

Isakov，一八九四～一九六七，蘇聯海軍元帥及聯邦英雄，其領導的黑海艦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甚為著稱。​

Nadiezdha Alliluyeva，一九〇一～一九三二，史達林的第二任妻子，育有一兒一女。​

Svetlana，一九六七年從蘇聯叛逃到美國，她的女兒，也就是史達林的外孫女，是一名火山科學家，從年輕時就定居在堪察加半島的火山觀測站，反對母親的政治立場。​

Milovan Djilas，一九一一～一九九五，南斯拉夫作家及改革派人士，後來曾任南斯拉夫副總統。​

Voroshilov，一八八一～一九六九，前蘇聯領導人，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國務活動家，一九三五年的蘇聯元帥，曾於史達林死後出任蘇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七年。​

全名Georgy Maximilianovich Malenkov，一九〇二～一九八八，蘇聯政治家，也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史達林死後曾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一九五五年二月擔任蘇聯總理。​

全名Nikolai Alexandrovich Bulganin，一八九五～一九七五，蘇聯政治家。​

Ivan the Grest，一四四〇～一五〇五，即伊凡三世，也是使俄羅斯獨立，並統一了雅羅斯拉夫爾、諾夫哥羅德、彼爾姆、特維爾這幾個俄羅斯公國的莫斯科大公，一四六二～一五〇五年在位。一四九七年，伊凡三世頒佈了法典，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國的政府機構，規定拜占廷的雙頭鷹國徽為俄羅斯國徽，並且將其圖案刻在了俄國國璽上。同年，一面鍍金的雙頭鹰徽記被安放在了克里姆林宮的司帕斯卡推塔樓上，從此，俄羅斯獲得了象徵自己國家的標誌。​

G.K.Zhukov，一八九六～一九七四，蘇聯軍事家和政治家，因其在蘇德戰場上的奉越功勛，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優秀的將領之一，也因此成為僅有的四次榮膺蘇聯英雄稱號的兩人之一。​

困境

這些事件發生在一九九〇年的夏天，之前我無法講述，因為那樣會危及幫助過我的人。

出發到耶烈萬的前一天，我在莫斯科遇見了嘉莉納·史塔羅伊托娃（她是聖彼得堡大學的教授，當時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亞美尼亞代表，隨後成為葉爾欽的國際事務顧問），我是第一次見到她，她個頭大，但態度迷人，笑容溫暖友善，我知道她隔天要飛到耶烈萬去。「我們那裡見，」她說，隨即補充：「或許我們可以幫你，我不知道，再看看。」

我可以理解她口氣中的嘲諷，我說要到納戈爾諾—加拉巴赫去，實際上是個毫無希望的要求，根本沒有陸路路線可以進入：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亞塞拜然領土內的一塊亞美尼亞土地，被派駐的紅軍和亞塞拜然國民兵包圍，他們把守著所有的通道、高速公路、鐵道、小徑，守衛著岩縫、斷層、山隘、絕壁和山峰，想要強渡這戒備森嚴的交織網絕對不可能，即便熟知這些地方的人也不會做這樣的嘗試，那就只剩下空中路線，具體而言，就是俄羅斯航空公司的小飛機不時會（非常不規律的）從耶烈萬飛到納戈爾諾—加拉巴赫的首府史特潘納凯（Stepanakert），但那條路我也沒機會。不光是和取不取得機位有關，因為大家都會在耶烈萬機場露宿多天（而我既沒有時間，也沒錢做這件事。），所以原本就已經夠困難的了，更大的問題還在於買機票需要附上納戈爾諾—加拉巴赫居住證明的蘇聯護照，或是莫斯科軍事參謀部的許可證，就我的情況而言，兩樣證件都不可能取得。

冒用護照，想辦法出發

我在夜裡抵達耶烈萬，隔天一整天都待在旅社等電話。我隨身帶著一些亞美尼亞的編年史，那是有千年歷史的美麗文章，可是沒有辦法一下子讀太多，因為裡頭蘊含著那麼多的絕望、那麼多的痛苦、那麼多的眼淚。亞美尼亞的命運：幾世紀的迫害、幾世紀的放逐、離散、無家可歸的流浪、屠殺，全部記述在編年史中，每一頁都有人為苦難祈禱，有人乞求活下去，每一頁都恐怖，每一段字裡行間都有著顫抖和恐懼。

隔天早上電話鈴響，我聽到嘉莉納·史塔羅伊托娃的聲音。「從昨天開始，」她說：「我們一直在考慮你的事，審慎思考，想要幫你找出辦法來，請耐心等待一位年輕人過去找你。」

青年名叫古倫，他身材結實強壯，動作俐落，活力充沛，一看到我，他就擔心起來。「怎麼了？」我問道，他打開他的手提箱，裡頭有亞美尼亞人的護照，不過都是亞美尼亞的青少年：最老的二十四歲，全都死了。

「這個在蘇姆蓋特（Sumgait）被燒死，」古倫說：「這個在納戈爾諾—加拉巴赫被掐死。」

「這一個呢？」

「我不知道這個是怎麼死的，」照片中一對同樣嚴肅的黑眼眸專注的盯著我們看，最後古倫挑了一本上頭照片有些模糊（是水漬？汗漬？）的護照，告訴我就拿那一本。

接著他讓我坐進一輛破爛不堪的莫斯科人汽車，除了引擎和（我希望！）刹車還管用外，其他的全壞了，開過整座城，我馬上感覺自己身在第三世界，好像突然間赫然發現自己身在德黑蘭、加爾各答，或者拉哥斯，沒有人會去看任何調度、看燈號或標誌，但所有的紊亂、混亂、瘋狂的交通卻都依循著某種內在的邏輯（歐洲人眼睛所看不見的），保證儘管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高興開，依照純靠心意而定的方式，橫越、倒車、迂迴、轉圈，最後每個人（至少是大部分的人）還是都到達目的地。身為在廢氣污染中晃動、在瘋狂喇叭噪音中的微粒的我們，也朝我們的目的地前進，目的地在哪裡，其實我完全不知道，但是經驗已經教會了我無論何時，只要人家帶我去走上一場混亂、不定、未知的征程時，問問題是不對的，要是你問了，就表示你不信任他們；你不安；你害怕，但你還是得說你想要這麼做，下定決心，你到底準備好面對任何事情了沒有？更何況已經沒有時間了！要猶豫不決、躊躇不前、想要二者擇一已經來不及。

到了市中心有座老公寓建築物，古倫帶我走上二樓，這是一棟典型的蘇聯公寓，凌亂、擁擠，就算只是每天想要維持一點點的乾淨與秩序，都得費盡心力，這是沒有奧援的努力，沒有肥皂、沒有洗潔劑，經常連水都沒有。事實上，絕大部分常見的情況是沒有水，因為這個城市在漸漸乾涸當中；水極為難得，有時出現在這裡，有時出現在那裡，必須自己去找，必須耐心等待。我現在所在的這間公寓的露台改建成遊廊，玻璃牆深入植樹的庭院；在遊廊上有一張桌子，坐著幾個人，其中我只認識嘉莉納·史塔羅伊托娃，其他主要都是留著鬍子的年輕男子，鬍子男的出現顯示附近有戰鬥，在某個前線爭自由、爭權力之類的。亞美尼亞有兩個前線，一個和帝制戰鬥，另一個是與亞塞拜然，城中盡是阿拉伯突擊隊員，他們穿著舊衣服，或站在街上，或坐在卡車上，用任何能夠拿到的東西來武裝自己，不過所有的人都留著鬍子。坐在桌旁的突擊隊員非常親切的招呼我，但是在最初的發聲之後，他們就越來越平靜、一逕的沉默下去。

「瑞斯札德，」我聽到某個人說：「你今天就飛到史特潘納凱去，和史塔羅伊托娃代表同機，可是你得以機師的身份飛，而且你和她互不相識，明白嗎？」

「當然，」我說：「我明白。」聽起來就像是我在發一個重大而神聖的誓言。

我在公寓沒待太久，古倫就說該到機場去了。

我應該形容（我已經藉由其他各個不同機會認識的）耶烈萬機場嗎？我應該形容在機場的這個早上嗎？形容幾百個、甚至是幾千個醒來的人，睡在長椅上、在鋪上大理石的水泥地上，在石階上的人，形容這些人如何在髒話、詛咒和嬰兒的哭聲當中慢慢甦醒過來？形容他們在這裡睡了多久？呃，有些不是那麼久；這只是他們的第一夜，而那邊那些全身皺巴巴、沒有刮鬍子又邋遢的人呢？那些，已經待了一個禮拜，還有其他那些臭到無法再接近一點的呢？那些待了一個月的。他們所有的人都成了一個人，醒過來，胡亂的四處張望，搔搔癢，打打呵欠，一個男人起身，正把襯衫塞回褲子裡，一位女子努力把頭髮塞回方頭巾下，髮色如《天方夜譚》裡所形容的又黑又亮。到了大家都想要解放一下的時候，東張西望開始了，越來越焦急的東張西望，哪裡可以去，哪裡可以躲，哪裡可以蹲下來？機場有四間廁所，就算樂觀的推測它們全都運作正常好了，讓每個人都上完也要花好幾個小時，不幸的是，它們全都壞了，更準確的說，是根本不堪使用，就這麼回事。從前，很久、很久以前，便盆堵住了，因為堵住了，穢物堆積如山，人們開始往便盆周圍的空間填，用一種異乎尋常的一絲不苟，填滿地板上的每一平方公分，因為他們在廁所附近已經找不到任何活動範圍，便開始更進一步的擴張，用一種可以理解的天生決心，征服新的區域，而且越闢越廣。

呃，好吧，讓我們推論在找隱密處的成年人，看到黏在四間廁所門上的惡臭物時，會壓抑他們的需要幾個鐘頭，但孩子們呢？畢竟小孩子們……不得不去，兩歲小女孩得上，就算是五歲的小男孩，儘管已經夠大了，還是得上，所以機場的領導到處走動，並且對著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直接就在角落裡解放的小孩大發脾氣有什麼意義嗎？

有些、跑來跑去，想要弄清楚有沒有航班，有嗎？什麼時候會有？以及諸如此類的事，至於有沒有位子他們倒是沒問，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從來不會有空位可坐，這些像瘋了一樣到處跑來跑去，想問出個所以然來的，是天真又沒經驗的菜鳥；他們截至目前為止，可能只待了一或兩夜，老鳥就哪裡都不去了，他們知道那樣做沒有什麼意義，寧可守在他們的長椅上，他們一動也不動的坐著，像患了自閉症，和外界毫無接觸，像是精神疾病療養院的人一樣。

假冒機師

我應該形容那個擁擠小房間裡的景象嗎？在裡頭我盡聽著抱怨：執勤的亞美尼亞人從外觀來判斷，八成是某種拳擊手、馬戲團鐵人、摔角手轉業的，但也只有這樣的競技者在外型上才壓得住推擠、咒罵、威脅的群眾，他們舉起的拳頭甚至揮向了他，就像是致命石頭的洪流一樣。這些群眾中蘊含著多少的不幸、多少戲劇性的事件。這位女士今天一定要飛到烏拉爾去參加她死在軍隊中的兒子葬禮，我不打算描述她的大吼大叫、她的臉龐、她的十指撕扯著頭髮；這個男人突然失去視力，他必須飛到基輔去動手術，是避免永遠瞎掉的唯一機會；沿著房間牆壁而立的一排女人，也都因為某些原因非上飛機不可。他們靜靜的站著；他們不能緊繃神經，因為胃已經鼓脹，隨時都會痛起來。

古倫和我擠開這些人票，穿過固執、狂熱的推著某些東西（或是某人？）的群眾，來到了駕駛員的房間，一看到我們，其中一名就起身迎接，他瘦瘦的，比我高一些，叫做蘇倫，他叫我跟著他，帶我走向停車場，上了他的車，卡車上他備有一套制服，一件外套和長褲。「我熨了整夜，」他驕傲的說：「我們還要幫你弄肩章和帽子，」他補充道。我在車裡換衣服，把自己的衣服塞進一個塑膠袋裡，然後回到建築物裡。蘇倫找到一位女空服員，我看得出來他在跟她說事情，她旋即不見了，我們一邊聊著天氣一邊等她，最後她終於回來，點頭示意我跟著她走，她有飛行員更衣室的鑰匙，在那裡幫我挑選了適當的肩章和帽子，我將以飛行員的身分飛行，她帶我出門到走廊說：「我會待在更衣室裡，你自己回蘇倫那裡去。」她可不想被人看到跟我在一起。

我過去了，但馬上碰到一個意料之外的情況，就是我才現身機場大廳，大家一看到我這位機師，馬上帶著一堆問題朝我衝過來：我們要飛到哪裡去，我們會載他們嗎？什麼時候？

我應該想得出辦法來處理，但現在就有兩個人，或者應該說顯然很快就變成了兩個競爭者，一邊推開乘客，強行逼到我眼前，一邊幾乎是同步用蠻橫的口氣對我宣告：「所有的機票都只能透過我這裡取得！」（簡而言之，在這條確保一張紙真正擁有有效機票的價值的荊棘路上，一張正式買到的票，只是預備動作，甚至是預備的預備動作。一個人能不能上飛機，端賴付給黑手黨的賄賂夠不夠，兩方的頭子現在就站在我面前。這正是會讓許多西方人失控的場面，他們總是用透明、易懂和邏輯化的態度來面對通常也都是透明、易懂和邏輯化的現實，可是懷抱著這種哲學投入蘇維埃世界的西方人，會有種隨時被扯後腿的感覺，直到某人跟他解釋他認識的現實並非唯一，更確切的說，是並非最重要的一個。這裡存在著最多樣化的複數現實，交織成一個無法解開的巨大之結，其本質是多邏輯性的：最矛盾的邏輯系統充滿著奇異混亂，難怪不時會被以為世上只有一種邏輯制度的人錯稱為不合邏輯或非邏輯。）

我意識到，依我的情況而言，眼前最小的失誤都會導至悲慘的結果，於是被迫採取決定性的行動，我火力全開地推開眾人，走到機師的房間去。蘇倫把我介紹給將與我們同飛的第二飛行員，他叫做艾維瑞克，我們立刻喜歡上彼此。艾維瑞克知道伴隨著整件事而來的莫大風險，但裡頭也蘊含著讓他深深著迷之事，而打從一開始他就準備好面對一切。他知道要是他們逮到了我，他也連帶會下獄，但至少在我們剛碰面時，他是愉悅又活力充沛的，蘇倫正好完全相反，他始終相當鎮定，靜閉且無言。

在恐懼中等待

蘇倫和艾維瑞克開的飛機是小型噴射機JAK—四〇，可承載二十六名乘客，在耶烈萬起飛時沒有問題，一輛巴士載著我們和旅客到停在航空站遠處的飛機，我在旅客當中看到了史塔羅伊托娃和古倫（他以她助理的身分登機），其他則都是累壞了的亞美尼亞人，精疲力盡到連為終於要回家了的遠景露出愉悅的表情都辦不到，蘇倫、艾維瑞克和我進入駕駛艙關上門，蘇倫開始發動引擎，駕駛艙內的氣氛很好，因為我的整個遠征計畫安置在一個相當堅實的基礎上。一位卓越的蘇維埃大人物，一個大眾熟知又受歡迎的最高蘇維埃代表要來拜訪她的選區，她帶來禮物給學校，還要跟投票給她的人碰面，所以她自然會受到尊敬的歡迎；而我，在這個普遍好客和誠摯的氛圍裡，看起來就像，或許是她的私人飛行員。（如果這部分因為某些原因無法成功的話，我就得假裝我完全不認識史塔羅伊托娃。）

我們的小噴射機在四十五鐘之內飛越了耶烈萬到史特潘納凱的距離，來往於納戈爾諾—加拉巴赫兩座山脈（也稱做為上加拉巴赫山，因為也有一座下加拉巴赫山）間的旅程。高加索山支脈的上、下加拉巴赫山和緩的傾斜，好像是逐漸喪失了它的活力和衝勁，轉而形成庫拉河（Kura River）河谷：往西再飛兩、三百公里，這條清澈河流就會流進被油污染的黑色裏海。

飛機由蘇倫和艾維瑞克駕駛，我捫坐在駕駛員座艙裡，像是懸在半空中的劇場包廂，從上頭可以看到山脈舞動的非凡美景。這場舞跳得緩慢，如夢遊一般，幾乎不動，但在沉靜當中，石化的山形活動著，不斷的改變位置，不斷的轉圈，或往地面下降，或朝雲端垂直拔高，或成雙成對，或跳著群舞，或者列隊，不斷更新排列的方式。我感覺從八方迎面而來的，根本就是瑞士，這裡有吃草的羊群，那裡有奔流的河流，再過去是青翠的森林與空地。

史特潘納凱機場空中交通管制員的聲音把我從冥想當中拉出來，我們開始降落了，已經可以看到小山谷，以及勉強可見的房屋線條，然後過了一下，蘇倫指出了降落跑道線，結果我發現這條跑道既短又不平；再大一點的飛機就無法降落了，事實上連我們都在非常尾端的地方才停下來，前頭就已是一排橡膠了。我們慢慢的朝棚房滑行過去，那就是航空站，越接近之後，蘇倫跟艾維瑞克一臉僵硬：這地方被軍隊包圍了，到處都是國民軍，在納戈爾諾—加拉巴赫內有個戰爭國度，而那區域是由軍事委員所統治的，部隊屬蘇聯國安會單位，來自俄羅斯深陸。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蘇倫嘟噥著。

他才剛剛把引擎關掉，我就看到武裝同志們包圍了飛機，官員也接近了，蘇倫跟艾維瑞克說了些話，指一指我，艾維瑞克會意的點點頭。

「走在我前面，」他說。我們走出機艙，唯一的機門在飛機機尾，艾維瑞克打開門，階梯往地面落下，我感覺到一陣熱空氣，看到士兵在梯底集結。

「出去，馬上出去，朝前走，」我聽到艾維瑞克的聲音說。

我知道我連一秒鐘都不能遲疑，或者做什麼不確定的手勢，出現什麼不必要的動作，我跑下階梯，穿過已經擠在底下的官員，經過同志和民兵，直接朝前行進，艾維瑞克走在我旁邊，而他（我就靠他這一點了）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最重要的是沒有人叫我們，沒有人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直接走進一排武裝的卡車和坐在卡車陰影下的軍人間，這裡也沒人把我們擋下來，我們畢竟穿著飛行員制服，人人都看到我們剛剛才飛下一架飛機。我們走過約一百公尺遠的整排卡車，直到閘口，附近矗立著一座小木造建築，裡頭算是酒吧，只供應一樣東西，熱檸檬汁，艾維瑞克幫我買了一杯（兵荒馬亂當中，我忘了帶錢。），並且對我說：「坐在這裡等，」之後也沒說再見就消失不見。過了一段時間後，一個我從沒見過、留著鬍子的年輕人走過我身邊，透過齒縫嘟噥著：「坐在這裡不要動，從現在開始，你在我的保護之下。」然後消失不見。

等待開始延長，越來越久，我好像坐在燃燒的煤上；酒吧裡有好幾張桌子，但都沒人；坐在裡頭的只有我，不過卻仍有不少動靜；人們不斷進來喝檸檬汁，最大的威脅是民兵巡邏隊。想想看：一個位於郷間深處高山上的權宜機場，有時有架小飛機來，並且幾乎是馬上又飛走，唯一的吸引力是酒吧，裡頭賣檸檬汁，天氣熱，大家都口渴，民兵巡邏隊是最渴的，因為他們戴著鋼盔，穿著防彈背心，最上頭還負載著武器，這些巡邏兵該做什麼？其實什麼都不用做，就是走動窺探，走動搜尋、觀察、提問，然後在死寂和無所事事的厭煩當中，人家奉上了一份大禮：在酒吧中（還是唯一的一家！），在空盪盪的酒吧中，坐著一個飛行員，要是有個人就那樣走過來問他問題呢，這麼說好了，像是你打哪裡來？或者說你要到哪裡去？畢竟一個人總是可以提問，尤其是在身為值勤民兵巡邏隊的一份子，尤其是在戰爭的狀態中，尤其是在像納戈爾諾—加拉巴赫這樣麻煩的地方，人們很少到這裡來，很難到這裡來，他們不讓任何人進來。

要是一個俄羅斯巡邏員與我攀談，那還不會太糟：我會假裝我是亞美尼亞人；我會說俄語，但是帶著亞美尼亞腔，如果是一個亞美尼亞巡邏員與我攀談，那也不會太糟；我可以說帶有立陶宛人或拉脫維亞人腔調的俄語，我最怕的是俄羅斯—亞美尼亞人種族混合的巡邏隊，碰上他們的話，我就無力招架了。

第二個問題在於我沒有任何文件的事實，對，我襯衫口袋冒出了蘇維埃護照的邊邊，但那是一個在蘇姆蓋特被殺的亞美尼亞青年的護照。

一個小時後，那個鬍子男又出現了。

「聽我說，」我說：「我不能坐在這裡，他們會進來這裡捉我。」我看得出來他很緊張。

「坐著，」他回答道：「沒路出去，坐著，」然後他不見了。

不管多熱，我把帽子往下拉蓋住眼睛，假裝我在打瞌睡，那是頂大帽子，非常華麗壯觀，覆蓋著各式各樣的裝飾、條紋和橡樹葉子，我視它為一種掩護，一種我可以躲在後頭的簾幕，我也試著擺出一種排拒任何接觸的姿勢，那種性情乖戾、原始粗暴的不搭姿勢，是一種警示任何人：「最好不要再靠近！」的姿勢。

距離坐進酒吧的兩小時後，我聽見飛機飛走的隆隆聲，感覺愈發的寂寞，感覺陷入困境中，幸運的是，現在鬍子男又現身說：「跟我來。」我走出酒吧，感覺像是把堅固的牢獄之牆甩在身後似的。我們沿著機場通往城鎮的路走，可是沒有超過一百公尺，就來到路旁一個比路稍低之處，原來是座停車場，入口處一棵行道樹蔭下，坐著一位老亞美尼亞人。他和我的年輕鬍子男交換著了然的點頭，於是我的導遊把我帶向金黃色的拉達，他說：「坐在這裡不要動，」然後……消失不見。一方面我覺得在這裡比在酒吧內自在，在那裡我活像個容易被擊中的靶子，但另一方面，這在大太陽底下停了一整天的車子像個火爐，讓我好想要下車，到停車場散個步，這時，那個蹲在樹蔭下的老人說：「不要出去，他們就在附近！」真的，大約在五十公尺外，就有個路障，旁邊就是民兵警衛哨站。若看到有個飛行員為陽光照射所苦，再自然不過的是就是邀請他進入營帳中喝一口清涼的茶，接著就算只是為了閒聊下去吧，也會問他是誰、做什麼、好不好、哪裡來，畢竟一個人總得說話，這是自然的本能，人會說話，特別是實行開放政策的現在，現在可以跟陌生人說話了。

最糟的是，我依然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顯然我們在耶烈萬準備的樂觀計畫已經失敗。原本是認為史塔羅伊托娃會在機場接受當地權貴人士的歡迎，儀式會持續個十五分鐘，呃，或許進行半小時吧，接下來我們就搭車到城裡去，吃晚餐，送禮物給學童，參觀公園，和史特潘納凱的居民碰面，過程應該都是溫暖、友善、悠閒的。然而事實上，機場沒有名人等我們，只有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突擊隊員，根本沒有歡迎的氣氛；我們直接陷入困境之中。

我問老人（他一直坐在樹下朝機場的方向看，連跟我交換隻字片語時，頭也沒動一下。）史塔羅伊托娃已經出城了沒，但他用憂心的口氣說沒有，那意味著，我推論他們要不把她限制在機場裡，就是已經下令她搭我們的飛機飛回耶烈萬去了，但那個亞美尼亞人並不知道。

街道樹蔭下的那個老亞美尼亞人——所有的東方謀叛都靠這樣的人，他們像卵石般動也不動的置身於這國家岩石遍佈的景色中，在東方城市的泥土後巷中拄著柺杖，他們什麼都看過；什麼都知道。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他驚慌失措，沒有人可以騙過他們，沒有人可以擊敗他們，現在也是，拜樹下這個人的存在所賜，我感覺好多了。

我開始運用他們逮住我這件事做天馬行空的想像。

你從哪裡拿到這身制服的？審問的官員會問我。

哪裡？我在華沙買的，你可以從俄羅斯人手中買到任何你想要的制服，空軍上尉、陸軍上校，甚至是將軍的，你也可以買武器，但就如同你所見的，我沒有攜帶任何武器。

如果你說的是實話，為什麼要買飛行員的制服？

因為長久以來我就想進入納戈爾諾—加拉巴赫，而我知道沒有別的方式可以讓我到這裡來，我不計任何代價都想搭上這班飛機，因為我被命中註定要被根絕的人民，以及註定要被根絕的納戈爾諾——加拉巴赫居民的命運所深深打動。

你這麼認為？審問的官員會問。

哎呀，恐怕是的，這是個基督教小島，幾年內就會被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海洋所淹沒，這海洋的波浪已經高漲，你沒看到嗎？

你從哪裡拿到蘇姆蓋特那個人的護照？

那本護照就躺在耶烈萬機場一扇窗戶的窗台上，根本沒人注意到。

誰讓你上飛機的？

沒有人，我自己走上去的，我和其他乘客一起搭上巴士，然後一起登機，如果乘客問一個飛行員為什麼搭飛機，那很奇怪吧。

警衛！審問的官員叫民兵，把囚犯帶到他的監獄去！

我手頭上有很多時間，所以我構思出其他各式各樣的切結書替代版，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不要連累任何人，不要造成任何人的負擔。

從降落之後已經過了四個鐘頭，從城裡的方向開來一輛黑頭禮車，停在距離哨站有一段距離的地方。那是帝國比較高階的官員會搭乘的那種車子，所以我想啊哈，他們派那輛車來，或許他們要讓史塔羅伊托娃進城了，一會兒之後，鬍子男現身（一直都非常的緊張，懷有陰謀似的）並說：「用種果斷的方式走路！」用不著他說，我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中，果斷的邁步佔了戰鬥的一半。

我們上車，用力關上門，然後馬上開走車子，我們朝城裡的方向去，柏油路沿途間歇性的每隔幾公里就佈置著武裝車和小型坦克車；整個地區就像是一個陸軍大營區，突然間，眼前的快速道路上出現了高聳的大規模水泥街區，形成了迷宮，車子必須慢下來，小心的穿梭其間，直到被駐守的軍人叫停盤查為止。看到這個障礙，鬍子男說：「躺下來假裝爛醉。」他想不出其他辦法，我馬上癱在後座上，用帽子蓋住臉，我聽到鬍子男跟把頭探進車來的軍人說：「喝醉了，醉了也累了。」

我們又再度朝城鎮飛馳，右手邊是一座山丘，左手邊有座深峽谷，底部可見已經廢棄不用的鐵軌，「你可以坐起來了，」鬍子男說：「但是如果他們又把我們攔下來，就再假裝醉得不醒人事。」但接下來我們經過的步哨站都只是揮手讓我們繼續走，眼前很快出現了小街道，兩旁綠樹成蔭，街道呈直角交叉，然後車子進入一個四周環以公寓建築的中庭，那個鬍子男說：「下車！」我跳下車，車子又馬上開走，我甚至沒有機會環顧一下四周，一位年長女性就衝向我，拉起我的手臂，把我推進一個樓梯井去，只說：「三樓，」然後就走掉了。我走上三樓，有扇門已經打開了，很快的我就發現自己置身在一間公寓裡頭，被婦孺所包圍，每個人都歡呼出聲，抱著我、擁著我，對我叫著什麼。我看到紅通通的勝利面龐。「流氓、無賴、霸佔的人！」女人們激動起來。「他們到底還要這樣折磨我們，囚禁我們多久！」一邊繼續發出更有創意的詛咒，一邊幫我熱已經冷掉老久的晚餐。

幾個人走進來，也擁抱了我，因為他們的到來，整個吵鬧暫時平息；孩子們隱入某處的角落；女人們不再哀悼與詛咒，我可以去換衣服了，他們給了我幾件平民服裝。

空氣中瀰漫著不確定、恐懼和仇恨

傍晚的時間在談話中流逝，所以我才會到這裡來，我來這裡就是為了和加拉巴赫委員會的人碰面，他們不准離開這裡，被迫保持沉默，只能做無聲的抵抗，而他們真正想要的，是讓全世界知道在地亞美尼亞人的命運，他們的不幸、他們的戲劇性事件，那種讓某處聽到聲音的渴望，是被奴役之人的特性，攀附著世上可能有正義的信念，就像是一個溺水的人攀附著舢板，相信只要人家聽到了他們的聲音，就會了解他們，而且光憑這一點就能夠證明他們的論點，贏得勝利。

夜幕低垂，我們坐在大房間裡一張厚重的長桌旁，這是亞美尼亞典型的公寓：桌子是最重要的家具，是房子和家的中心點，為了不要空空盪盪的，必須把所有的東西都堆上桌，凡是手邊可以拿到的東西都要擺上去，因為一張光禿禿的桌子會疏遠人際關係，會凍結談話，桌上的東西擺越多，就展現了越大的誠意和尊敬。

「我們的問題是，」出席的某個人說：「我們怎麼生存下去？亞美尼亞人已經揹負了這個重擔好幾百年，我們已經擁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語言和字母好幾個世紀，基督教已經做了亞美尼亞十七個世紀的國教，但是我們的文化有種被動性，是少數民族、採防禦性的城池文化。我們從來沒有把我們的習俗、我們的生活方式強加在別人身上，佈道意識和統治慾望對我們來說都是陌生的，但我們卻發現自己被揮舞著預言的大旗、總是想要征服世上這一部分的人所包圍，在他們眼中，我們是伊斯蘭健康體內的一根毒刺，他們老想著該如何拔除這根刺，意思是如何把我們從世界表面上抹消掉。」

「納戈爾諾—加拉巴赫處於最糟的危境之中，」另一個人也出聲了，「我們曾經是亞美尼亞領土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一九二〇年，土耳其軍隊進駐，把住在今天亞美尼亞共和國與納戈爾諾—加拉巴赫邊界的亞美尼亞人口削減到僅剩一人，我們的祖先躲到加拉巴赫山中去救了自己一命。亞美尼亞與加拉巴赫間的滅絕地帶被高加索山的土耳其人，也就是亞塞拜然人殖民進駐，幾乎只有十三公里寬的地帶，被他們整個隔離起來，根本沒有辦法開車或者走過那裡，就這樣，我們成了位於伊斯蘭教亞塞拜然共和國心臟地帶的基督教孤島，而上頭的亞塞拜然人是什葉派教徒，柯梅尼是振奮他們人心的來源；在處理掉我們之前，他們不會安歇。」

「史達林，」坐在我旁邊的人補充道：「史達林熟知高加索山，畢竟他自己就是高加索出身的人，他知道住在山區的百來個國家總是彼此對戰，它是世界的後巷，有四重封鎖線：被黑海和裏海兩個海切開，又阻隔在兩座高山山脈後，誰會到這裡來？誰有勇氣深入內地？史達林知道如何加油添火，他知道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永遠會是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爭奪不停的骨頭，所以他才不要亞美尼亞統一納戈爾諾—加拉巴赫，讓我們這塊區域處在亞塞拜然之間，在巴庫的控制之下，莫斯科就這樣取得了最高決策者的位置。」

「撇開我們住得離巴黎和羅馬那麼遠不論，」桌子末端的一位老人說：「我們是基督教歐洲的一份子，或者嚴格的說，是在尾巴，讓我們看著地圖，歐洲邊緣的西半部有著明確的海岸線，過去就是大西洋了，但在東邊呢？一個人要如何畫出界線來？在東邊這裡根本不明確，在這裡歐洲融化、稀薄、消失了，我們必需採用某種標準，在我的意見裡，標準不該是地理上，而是文化上的，歐洲的東邊可以遠至住有基督教徒的地方，我們亞美尼亞人就是這樣的國家，是最東南方的教徒。」

「伊斯蘭教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前線有兩條，」桌子同一端的某人補充道：「一條沿著地中海，第二條沿著高加索山的山峰，要是一個人思及有越來越多的土耳其人和阿爾及利亞人搬到歐洲去住，就可以推論出我們的孩子有活著看到史特潘納凯成為世界上少數基督教徒城市之一的一天。」

「要是我們撐得了那麼久，」幾個聲音同時發言。為了印證剛剛那論點的不確定性，我們的主人領著我來到窗邊，天際高懸著排排燈光。「在高山上，」他說：「橫臥著亞塞拜然的城市舒沙爾（Shusha），他們把我們掌握在手掌心裡，這樣隨時都可以射殺我們。」

不確定、恐懼、仇恨，這就是一個人在此呼吸到的氣息。

「亞美尼亞人，」有人說：「從來沒有對失去納戈爾諾—加拉巴赫這件事甘心過，不管史達林的殘酷，不管布里茲涅夫的鎮壓，每隔幾年亞美尼亞人就會因為這件事發生暴亂和騷動。一九八八年六月，亞美尼亞最高委員會答應了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最高委員會的請願，使我們成為亞美尼亞的一部分，但巴庫說不行，莫斯科永遠站在強的那一邊，而亞塞拜然比我們強，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才佔亞塞拜然百分之五的面積，才佔共和國境內百分之三的人口。莫斯科利用了巴庫威脅說要佔領納戈爾諾—加拉巴赫這件事，宣稱進入戰爭狀態，讓自己的軍隊進駐於此，於是我們陷入困境。我們是在莫斯科的佔據之下沒錯，可是一旦莫斯科離開了這裡，我們就會落入巴庫手中。」

在討論進行當中，我們聽到樓梯平台突然傳來一陣騷動，門打開了，史塔羅伊托娃帶著一小隊隨行人員走了進來，她顯得疲倦和緊張，但還是努力保持平靜，並營造一種愉悅、開朗的氣氛，她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她一下飛機就被幾個官員逮捕，後來才知是領導納戈爾諾—加拉巴赫的軍方司令，他們宣稱她沒有權利飛到史特潘納凱來，試著說服她回耶烈萬去，但史塔羅伊托娃拒絕接受，並宣稱除非他們把她送回飛機上，否則她絕對不回去。官員了解這個問題，第一，因為史塔羅伊托娃是一個外型頗具份量的女性，還有第二，因為國際醜聞會外洩。諮商和商議開始無止無盡的展開，要怎麼辦？結果整件事的觸媒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阿亞茲·穆塔利巴打電話給在巴庫的戈巴契夫，誓言要是史塔羅伊托娃沒有遭到驅逐，就要對史特潘納凱發動攻勢。莫斯科方面想跟穆塔利巴、伊斯蘭教、土耳其、近東等等維持友好關係；誰在乎史塔羅伊托娃和納戈爾諾—加拉巴赫！史塔羅伊托娃在拖延時間，因為她願意不計任何代價地留在這裡和人碰面，她想要他們感覺有人還記得他們，她強硬的爭辯著：看到眼前發生的事情，飛行員利用混亂的優勢，已經趕緊飛走了。他們很清楚史特潘納凱的機場沒有照明設備，而現在天色又已經黑到他們沒有辦法在同一天裡嘗試另一次的降落。

史塔羅伊托娃在巴庫有對手，因為亞塞拜然人就像亞美尼亞人一樣，會把人分成兩個相對的陣營。

對亞美尼亞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對亞塞拜然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在錯誤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甚至只是說：「那兒有問題」（或是「那兒沒有問題」）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吊死、石頭丟死、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

在巴庫或耶烈萬發表以下的演講也是無法想像的：聽著，幾十年前（我們當中還有人記得那時候嗎？），一些土耳其帕夏和野蠻的史達林往我們的高加索巢穴丟進這顆可怕的杜鵑鳥蛋，從那時開始，我們國家、世世代代都飽受折磨，互相殺戮，而這些人在他們陳腐墓穴裡的笑聲卻大到人家都聽得見，但我們活在極度的貧困中，畢竟到處都是落後和汙泥，我們真的應該調和我們的差異，最後終於採取一點行動，做一些事！

這個人永遠無法完成他的演講，因為兩邊都無法理解他的演講，這個不幸的道德主義者和調停人會被剝奪生命。

三個瘟疫，三種傳染病威脅著這個世界。

第一種是國家主義傳染病。

第二種是種族主義傳染病。

第三種是宗教基本主義傳染病。

這三種都有個共同的特性，這是一個公分母，是一種挑釁、全能、絕對的不理性，任何人受這其中一項瘟疫侵襲，都會失去理性，在他的腦袋裡燒著神聖的火葬柴堆，只等著犧牲的受害者上門，任何冷靜交談的努力都會失敗，他並不想要交談，而是一個你必須同意他，承認他是對的，說要加入他的理想的聲明，否則你在他眼中就毫無意義，你並不存在，因為你只是個工具、道具、武器，沒有人的存在，只見動機。

被這種傳染病碰觸到的心，是一顆封閉的心靈，只有一個面向、單旋律、只繞著一個主題，也就是繞著他的敵人轉。想著我們的敵人支撐著我們，讓我們存在下去，所以敵人才必須恆在，要一直跟我們在一起。耶烈萬附近一位當地導遊帶我去看亞美尼亞一間古老的長方形建築，他用一個充滿藐視的口頭問題結束他的注解：「那些亞塞拜然人蓋得出這樣的長方形建築嗎？」稍後在巴庫，一名當地導遊把我的注意力拉到一排裝飾華麗、藝術新潮的房子前，他用一句充滿輕蔑的評論結束他的解釋：「亞美尼亞人蓋得出這樣的房子嗎？」

另一方面，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雙方有件共通的事足以讓人嫉妒，他們均不憂慮世界的複雜性，也不被人類命運既不確定又脆弱這事所侵襲，人的焦慮通常伴隨著像是下列這樣的問題：事實是什麼？什麼是好的？什麼是正義？這種焦慮對他們而言完全陌生，他們並不知道會問自己這些問題的人承受了多重的負擔。但我說的對嗎？

他們的世界小小的，就是幾座河谷和山脈；他們的世界很單純，一邊是我們，好人，另一邊是他們，我們的敵人；他們的世界被一種明白的排外定律所統治，我們或是他們。

然而要是還有另一個世界存在，他們可能會要什麼？只要讓他們安居樂業就可以，他們需要安居樂業，這樣才可以把彼此打得更徹底、更落花流水一點。

冒著生命危險離開

早上被陽光叫醒的我，跳下床走到窗邊，隨即停步，完全說不出話來，這是世上最美的角落之一！就像是身是在阿爾卑斯山、在庇里牛斯山、在洛多皮山脈，像安道爾、聖馬利諾或柯提納安培佐。昨天因為緊張，我都沒注意到周遭的景色，直到現在才看到展現在四周的是什麼，溫暖，但風同時是冷冽清新的，因為我們在山上，到處都是藍，強烈、深刻、透明的鈷藍色；遠方高處的山上頂著白雪，近一點也一樣是山，卻盡是綠意，強烈的綠，充斥在矮小的山松、在野草、在草地、在苔痕上。

在這片恬靜醉人的風景上，坐落著史特潘納凱社區破爛、荒廢的水泥公寓群，一片片沉重的水泥板黏腻、笨拙又凌亂的組合在一起，顯得邋遢、鄙陋，我待了一晚的建築群形成一個封閉的長方形，在它們裡頭、在陽台之間，住戶拉起了鐵線，鐵線上的小滑輪就晾著衣服，在直射陽光下可以晾整天的衣服，那樣乾得比較快，不過因為空間不是很大，所以必須執行某種時間表，執行某種具備共識的程序表，詳述誰在什麼時候可以掛出多少的衣物，而從衣物的種類、組合和外觀來判斷，可以了解鄰居一大部分的個人生活，也可以得到重要的購物資訊，例如對門鄰居是打哪裡買到那麼精緻的長統襪。在院子上、種在這裡的樹上延展的鐵線網，是那樣的有創造才華，又那樣的糾結，或許只有當地婦女知道要如何技巧及順暢的運作。襯衫和寬鬆褲子、內衣和襪子的這整場遊行，這會兒往前，這會兒朝側又向後，不時栩栩如生地活絡起來。

史塔羅伊托娃要回耶烈萬去了，而在窩藏我的公寓裡，亞美尼亞人從早上開始就商量要怎麼處理我？我要怎麼離開這裡？各個不同的信差從機場帶回來的報告，聽起來都很可怕，納戈爾諾—加拉巴赫的軍隊司令官（一位我忘了他姓什麼的將軍），想要平息穆塔利巴書記和他莫斯科盟友的怒火，決定展現力量：他會盡全力確保史塔羅伊托娃永遠不會再踏上這裡一步，並且是在一種脅迫和敵意的氣氛下離開，所有開往機場的車子都要經過搜查；機場擠滿了軍人；跑道上甚至配置了突擊隊隊員。

我可以看到這邊的亞美尼亞人神色緊張，開始吵起來，我聽不懂爭論確切的內容，但肯定是關於我的事，因為他們不時會中斷討論，朝我這個方向飛來一句：「穿上這套制服！」（我穿上制服。）過了一會兒：「不！穿上平民服裝！」（我穿上去。）經過另一輪的爭論：「不！穿回制服！」我順服的執行這些矛盾的指令，因為我看出情況真的嚴重：我陷在困境當中，無法穿過天羅地網去搭飛機。

史塔羅伊托娃（她在這裡非常受歡迎）到來的消息傳遍全鎮，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群眾開始聚集到我們屋前。只要有群眾，部隊就會迅速出現；要是部隊來了，就會開始詢問為什麼有群眾聚集等等；然後他們會跟著這條線走，一直追到線軸，我們的藏身處為止。那些亞美尼亞人越來越緊張；爭吵的溫度急遽升高。

終於有信差來了（昨天帶我出機場的那位出色的鬍子男），他跟亞美尼亞人說了些話，他們馬上陷入沉默，看著窗外，過了一會兒，其中一個對我說：「你看到那輛旋轉著燈光的民兵車了嗎？」停在我們建築之前那輛車的車頂上，緩緩轉著天藍色的燈光。「你走下樓去，」那個亞美尼亞人說：「穿過群眾，坐進車後座，司機後面那個位子，你必須讓人看起來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我穿上了飛行員制服，走到庭院，在群眾當中看到了一張張的臉龐；我推開大家，筆直地走向那輛民兵車，裡頭只有司機一人，一個亞美尼亞中士，我坐進後座等待，史塔羅伊托娃出現了，群眾包圍著她，就在那時，一隊陸軍巡邏兵停下來，個個金髮，所以是俄羅斯人；情況變得危急，史塔羅伊托娃縮減了會面，坐進停在一旁的伏爾加。兩名亞美尼亞民兵坐進我所搭乘的車子，也是亞美尼亞人的民兵上尉則坐到副駕駛座。

我們先開出去，伏爾加緊跟在後，巡邏兵沿街而立，一臉茫然，因為他們理應盤查每一輛車，但這畢竟是一輛軍車，警鈴鳴叫著，我們總算是依照某種方式開車穿過了水泥區塊的迷宮，然後通過拉起的柵欄。巡邏隊裡的士兵都是身材高大的金髮年輕人——斯拉夫人，藍眼睛，口操俄語。

陽光直射，熱氣氤氳，快中午了。

坐在司機旁邊的上尉很緊張，他知道此刻自己正在冒多大的風險，我想我們其他人也都知道，儘管我們開得很快，眼前的道路還是變成了心理上的各各他，延伸到無限漫長。

最後終於到了機場，我看到停著的JAK—四〇，飛機來了！但我們還有多長的路要走啊！我們還要越過最困難的障礙，也就是通往跑道的關口，關卡附近有一群人：突擊隊員、官員。我們在一段距離前停下來：載著史塔羅伊托娃的車子停在我們後面，我車上的民兵下車，位置由她替補，隊長取出他的身分證說：「我是總部的舍若維亞上尉，我有陸軍總司令直授的命令，要載史塔羅伊托娃代表到飛機邊去！」他開始跟擠在我們窗旁的軍人一遍又一遍的重複：「我是總部的舍若維亞上尉，我有命令……」等等，等等。

慢慢的，軍人退到一旁，柵欄舉起來，就在我們朝飛機開去的途中，史塔羅伊托娃卻要車子停下來並說：「我要去跟機場的司令官說再見，你們利用這段時間把瑞斯札德送上飛機安頓好。」

蘇倫和艾維瑞克站在通往飛機的階梯旁，「進機艙去，」蘇倫說（因為到處都是民兵，所以這話他說的很輕）：「坐在操縱盤前，戴上耳機。」我登上飛機，發現裡頭有個軍人，正用一種金屬探偵器檢查牆壁和地板，顯然是在捜尋有沒有走私進來的武器。

過了一會兒，乘客獲准上機，然後史塔羅伊托娃登機，蘇倫和艾維瑞克已經上來了。

飛行員發動引擎，我們慢慢滑向跑道。我問蘇倫，「我們還是有可能被叫回去嗎？」他回答：「可能，」跑道兩旁間隔平均的站著突擊隊員，鋼盔上偽裝著樹枝和迷迭香。

我們朝東起飛，飛進了陽光之中，朝山脈、朝雪飛，然後轉向東飛，飛向耶烈萬和亞拉臘山，大概過了半小時吧，然後頭戴式耳機傳來沙啞的聲音，蘇倫開了他的麥克風，他們聊了一下，然後蘇倫拿掉頭戴式耳機跟我說：「他們不會再叫我們回去了，你自由了。」

他露出笑容看著我，然後把他的手帕遞給我。

一直到那時，我才感覺到從我大大的帽子底下，如雨般的汗水正流下我的臉龐。

全名Galina Vasilievna Starovoytova，一九四六～一九九八，蘇聯時期人代會成員，活躍於政治界的她曾經激烈地批評配額制度。批評的名言是「女人的性別，不應該成為她的天花板。」在俄文裡頭，性別與天花板為同字發音，她認為性別與相關的配額制度成為女性進一步在政治發展的限制。​

Lada，俄國產車子。​

Ayaz Mutalibov，一九三八年～，是蘇維埃亞塞拜然的最後一位領導人，也是獨立後的亞塞拜然一九九一～九二年的第一位總統。​

Golgotha，基督被釘死之地。​

中亞，海的滅絕

飛機畫出一個大圈圈，翅膀傾斜時，可以看到底下伸延的沙丘，被風吹起了皺摺，那是新的裏海沙漠，或者說的更準確一點，是一座從地表上消失的海洋海底。

如果我們從西到東看世界地圖，會一連看到歐亞大陸南部的四座海洋：首先是地中海，轉成黑海；然後是越過高加索山後的裏海；以及最後的鹹海。

鹹海由錫爾河（Syr Darya）和阿姆河這兩條河流匯集而成，這兩條河都很長，錫爾河長兩千兩百一十二公尺，阿姆河則長一千四百五十公尺，切過了整個中亞。

中亞等同於沙漠和更多的沙漠，有褐色的風化石土地，以及頂上太陽灑下的熱氣，外加沙塵暴。

但錫爾河和阿姆河的世界不一樣，兩河沿岸都是耕種地，豐饒的果園；到處都長滿了核桃樹、蘋果樹、無花果樹、棕櫚樹和石榴。

坐在某家果園的樹蔭下，在吹著微風走廊屋簷下，享受著清涼夜風下的靜謐，是份莫大的樂趣。

錫爾河和阿姆河，以及它們支流的水讓著名城市興起與繁榮，比卡拉和基發（Khiva），浩罕（Kokand）和撒馬爾罕，這條路也是商品滿載的絲路商隊必經之道，拜威尼斯和佛羅倫斯，尼斯和塞維爾的市集所賜，取得了他們的進口物品和繽紛色彩。

在十九世紀後半部，兩河流過的大地被米海爾·卻納米（Mikhail Chernaev）將軍領導的專制軍隊所征服，變成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或者說是成為它南部的殖民地，叫做突厥斯坦，因為當地的人口（除了塔吉克人之外）講突厥語，這裡普及的信仰毫無例外的是熱帶氣候與沙漠的宗教：伊斯蘭教。

一九一七年，突厥斯坦的反專制起義不是被烏茲別克人或吉爾吉斯人，而是殖民當地的俄羅斯人，如今轉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人所點燃的，他們因而掌握了權力。一九二四年突厥斯坦分裂成五個共和國，有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以及突厥斯坦（分為好幾個階段）所成立的哈薩克。

在史達林統治期間，大批的農人、伊斯蘭神職人員，以及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還真的包括了許多）都成為鎮壓的受害人，後者被俄羅斯人所取代，也被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等等當地的激進份子和官僚所同化。

棉花田造成的災厄

中止了大鎮壓，赫魯雪夫以及之後的布里茲涅夫將一項新的統治政策引介進殖民地，俄羅斯化後的當地人擔任每個委員會的頭頭，可是他的副手始終是直接受命於莫斯科的俄羅斯人。新政治的第二個原則是基於當地舊部落結構的重生，以及把權力交托給信任的族群手中的作法，藉以收買其忠誠。稍後，在新思維期間，前蘇聯總檢察長發布了令人驚駭的公報，與帝國下諸中亞共和國普遍存在的可怕腐敗對抗，整個在地中央委員會和內閣全部進了監牢。什麼？難道人人都偷竊？是的，每個人，因為是在中央委員會，或是其他一些由管轄宗族的長者偷偷運作的統治機構的名義之下，與主流利益有所關連，或者做聯結：要是有宗族互相對立，而他們之間又無法達到共識的話，當地就會爆發內戰，像一九二二年發生在塔吉克的那一場。在每個共和國首位聳立著一位高官，也就是地方黨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主祕，按照東方傳統，他會在位到死為止。庫納耶夫（Dinmukhamed Kunayev）做了哈薩克共和國第一書記二十四年，直到戈巴契夫換掉他為止；拉希多夫在烏茲別克擔任了二十四年的第一書記，直到一九八三年過世為止；蓋達爾·阿利耶夫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頭子，後來擔任亞塞拜然第一書記二十三年，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不論什麼時候走過街道，都會成為大家記得長長久久、成為大家追憶長長久久的事件；由大不列顛發明，在亞洲與非洲使用，後又被莫斯科採用的間接統治手法，賦予這些手握權利者的完整許可證。

以上有關於統治制度的離題敘述，能夠讓我們更加了解這段不尋常的海的毀滅史，還有它的背景和環境。

水是生命的首要之物，在熱帶和沙漠地區尤其珍貴，因為那裡的水特別少，要是我有足夠一塊田地用的水，就不能耕種兩塊地；要是我有足夠灌溉一棵樹的水，就不能種兩棵樹，人喝的每杯水都是用一棵植物換來的，那棵植物會因為我喝了它所需要的水而枯掉。為求生存，人類、植物和動物間的戰鬥不曾間斷過，為了爭一滴水而戰，沒有就會死。

是戰鬥，也是合作，因為這裡的一切都靠著脆弱及不穩固的平衡，一旦翻覆，就意味著死亡，如果駱駝喝了太多的水，就不夠給公牛；公牛就會渴死，要是公牛死了，羊群就會滅亡，那要叫什麼拉著踏車，運水到牧草地去？要是羊群滅亡了，人類要吃什麼，要穿什麼？要是人虛弱又裸身，那麼誰要來種地？如果土地上沒有農田，沙漠就會侵占過來，沙子會覆蓋掉一切；生命就消失了。

他們經年在這裡種棉花，棉織品既輕、強韌又健康，有助於人體清涼。幾世紀以來價錢一直都很好，因為從來沒有過度栽種，限制永遠是（也仍然是）熱帶區長期的缺水。要耕耘一塊新的棉花田，一個人得從庭園取水、砍掉森林、殺掉牛群，但到時人要依靠什麼而活，要吃什麼？幾千年來，印度、中國、美洲和非洲的每個人都知道這種兩難的困境，在莫斯科呢？莫斯科的人當然也都知道！

起於六〇年代的大災難，把烏茲別克半數肥沃的綠洲變成沙漠花了二十年以上的時間。首先，推土機從帝國的各地開過來，從錫爾河和阿姆河的河岸開始，這些熱鐵蟑螂遍爬過整片沙地，它們開始朝沙地切出溝渠和裂縫，引進河水到河溝。想想錫爾河和阿姆河加起來總長三千六百六十二公尺！所以他們必須挖出無數條溝渠（到今天都還在挖），然後集體農場的工人必須沿著這些水道種下棉花。一開始，他們種在荒蕪的不毛之地，但因為白色纖維還不夠，當局下令把所有可耕地、花園和果園都讓出來種棉花。那些被奪走唯一僅有之物，或是紅醋栗灌木叢、或是杏樹、或是一小塊綠蔭的農人心中的絕望與驚恐，輕易想像得見。在村子裡，棉花就種在農舍的窗下、在屋前花床、在庭院、籬笆旁，取代了番茄和洋蔥，取代了橄欖和西瓜，這些村子全淹沒在棉花中，飛機和直升機飛來飛去，投下大批的人工肥料，形成有毒的殺蟲劑雲層，人們嗆咳窒息，無法呼吸，眼睛還瞎掉。

赫魯雪夫要他哈薩克共和國的休耕土地耕作，布里茲涅夫則要烏茲別克闢種棉花田，兩者都很執著自己的想法，根本沒有人敢質疑這兩項命令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大地的圖案迅速改變，稻田和麥田、草地、羽衣甘藍和紅辣椒架子、桃子和檸檬農場全部不見了，極目所及，到處都種植著棉花，蓬鬆柔軟的棉花田海洋展延幾十、幾百公里。

棉花生長了好幾個月，然後就到了豐收時節。

在中亞的棉花收成期間，一切都停頓下來。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學校、機關和辦公室都關閉，店家和工廠只上半天班：每個人都去採棉花，在炙熱的太陽底下工作，學童、學生、哺乳的母親、老人、醫生、教師，在任何情況下，沒有人可以免除這項義務。這裡有句俗語說：要是你不種棉花，他們就會把你種在監獄裡；要是你不採棉花，他們就會過來採收你。在收成時間每個人都談著棉花，每個人都跟著完成計劃的新聞快報走，報紙、廣播、電視，一切都只為一位女神，也就是棉花服務，大約有兩千萬人住在中亞的鄉下，三分之二是棉花工，除此之外真的什麼都沒有，農夫、園丁、果園管理人全部都得變換職業，他們現在全受雇為棉花田的勞工，高壓政策和恐懼強迫他們從事棉花業，是高壓政策和恐懼，絕非金錢。採收棉花賺的是蠅頭小利，工作卻辛苦又單調，要完成他的每日配額，一個人必須彎腰一萬到一萬兩千次。攝氏四十一度的酷熱，有毒的化學肥料空氣，始終乾涸的口渴毁滅了人類，尤其是女人和小孩。但畢竟棉花越多，我們國家就越有錢也越快樂！而現實呢？現實中人們付出他們的健康和生命來換取個人的幸福和少量的腐敗野心份子。

（古里格利·瑞辛卻寇〔Grigory Reznichenko〕，《鹹海大災難》〔The Aral Catastrophe〕，一九八九年。）

腐敗野心份子也就是暗指：眾所皆知布里茲涅夫在莫斯科的人，以及拉希多夫在塔什干的人，在彼此同意的情況下，提供了一個灌水的棉花豐收的錯誤形象；這是宣傳和金錢這兩大黑手黨，或者直接說，就是棉花黑手黨在操控，侵佔了成千上百噸虛構的棉花。

黑手黨有錢了，可是他們幾百萬的同胞，也就是悲慘的採棉花工人卻淪落為乞丐，因為棉花工人是季節性的，頂多持續一季；之後一個人要做什麼？那裡已經沒有果園或菜園，也沒有牛群和羊群，幾百萬失業的人流離失所，毫無機會，生活黯淡無光，只有在收成時期，在秋天才會發光發熱，然後再次跌落進沉重、炙熱、窒息的熱帶死寂中。

典型的殖民地情境：殖民地提供原料，讓大都市做出成品，在烏茲別克收成的棉花頂多只有百分之十在共和國內織就，其他的都送到帝國中央地帶的紡織廠去，要是烏茲別克停止耕耘棉花，俄羅斯的紡織區就得停工。

當時（現在依然是）因為來自莫斯科的命令：「更多、更多的棉花，」烏茲別克的耕耘區域就如同灌溉入田的水量般持續增加，科技上是毫無問題的。排水、水管、溝渠和所有這類的發明，就是把水從河流中引進田裡，但在進入棉花田之前，就已經不見了三分之一，毫無用處的陷入沙漠中。

每座沙漠表面十幾公尺下躺著大片的濃縮鹽層是個已知的事實，要是把水引過去，鹽巴濕潤了，就會開始浮上表面，眼前烏茲別克就正在發生這樣的事，隱密、破碎、深藏的鹽開始往上移動，重新獲得自由，烏茲別克的金黃色大地一開始覆蓋著白色的棉花，現在則閃爍著白色鹽巴的結晶發光體。

但一個人無須研究土地，每逢風吹過，就可以在唇上嘗到鹽味，眼睛跟著刺痛。

鹹海不再美麗

錫爾河和阿姆河的水不再流入鹹海，而是依據人們的意志沿途揮霍，沿著三千多公尺這麼長的距離，潑灑在田地，潑灌在無盡的沙漠上。因為這個理由，世上這部分唯一的生命來源，兩條強力河流原本平穩和廣闊的水流在流域中不是（如天性慣例般的）湧現及增強，而是開始衰退、縮減，越來越窄，也越來越淺，直到已經流不到海，它們變成既鹹還含毒的泥濘小池，變成濕軟和發臭的水溝，變成不可靠的浮萍泥潭，最後還陷入地底，整個消失不見。

到了一個叫做木伊那克（Muynak）的集中營，幾年前這裡還是個漁港，現在卻位於沙漠之中；這裡距海六十至八十公里遠，集中營附近，也就是漁港一度的所在地，但見生鏽的拖網船、小艇、舢板殘骸，以及其他的船躺在沙地上，儘管油漆斑駁掉落，還是可以分辨出一些名字來：愛沙尼亞、達傑斯坦（Dagestan）、納波卡（Nabodka），這是個廢棄之地；周遭不見一人。

過去二十年來，從木伊那克看不到的鹹海已經不見了三分之一的水面面積和三分之二的水量，其他的推測則是水面面積已僅剩下一半，這段期間，水平面掉了十三公尺，由先前的海底轉變而成的沙漠已近三百萬平方公頃。每年有七千五百萬噸的鹽巴和之前倒進河流的廢棄人工肥料所產生的毒性，就會藉由風和沙暴從沙漠融入空氣當中。

那是一個讓人難過的集中營，木伊那克，曾經一度坐落在賦予生命、美麗的阿姆河流進鹹海的地方。鹹海是座非比尋常的海，位於沙漠心臟部位，那裡現在既沒有河流也沒有海洋，城裡植物枯萎；狗都死掉了，半數的居民離開，留下來的則無處可去。他們不工作，因為他們是漁夫，而那裡根本沒有魚，鹹海一百七十八種魚與海鮮當中，如今只剩下三十八種，更何況海在遠方；一個人要如何橫越沙漠到那裡去？碰上沒有強風的日子，人們會坐在小板凳上，靠著他們老舊房子搖搖欲墜的破牆。想要確定他們如何維生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難以和他們溝通任何事情，他們是卡拉爾帕克人，幾乎不會講俄語，孩子也已經不再講俄語了。要是對靠坐在牆上的人笑，他們只會變得更加陰沉，而女人會用面紗蓋住臉，真的，微笑在這裡看起來是個錯誤的表情，笑聲聽起來則像是用生鏽的釘子在玻璃上刮搔般尖銳刺耳。

孩子拿著沒有把手的塑膠桶在玩沙，衣衫襤褸、瘦骨嶙峋，露出可憐哀傷的表情，我沒有造訪最近的醫院，那在海的另一頭；倒是在塔什干看了在那家醫院製作的影片，每一千個新生兒中，會有一百個即刻夭折，而那些活下來的呢？醫生用雙手抱起一個皮包骨的孩子，儘管看不太出來，但真的還活著。

半數的人有黃疸，有黃疸的人再得了痢疾會馬上死亡，但一個人在這裡要如何保有最最起碼的清潔狀況呢？每個人每個月用配額券只能保證拿到一塊肥皂，而儘管不需要配額券，一天也只能獲得一桶的水。

鹹海和它的支流供應了三百萬人的生計，但海和它兩條河的命運也侵擾著這裡三千兩百萬居民的處境。

蘇維埃當局長久以來都掛心著要如何改變災難，所謂的災難就是鹹海的毀滅，一半中亞的滅絕。畢竟眾所皆知棉花耕耘地的空前加碼，已經導致悲劇性的缺水，這樣的缺乏正在毀滅世上一大部分的土地（這個事實至今依然被祕而不宣）。一定要找到水，幾千立方公里的水，否則烏茲別克人會渴死，沙子會埋掉棉花田，俄羅斯的紡織盆地會停頓，不斷的連鎖反應下去。但要到哪裡去引來那麼多水？第一個點子是炸開帕米爾和天山（也就是兩條河的源頭），大爆炸的結果是雪崩會從山頂而下，降落到這星球比較溫暖的區域，會形成像尼羅河和亞馬遜河河水一樣豐沛的水量：水流進乾涸的河流，河流流至海，一切都會恢復到跟以前一樣，意思就是好事，就是回到正常的情況。

但這計畫有兩個弱點，第一，像帕米爾和天山這麼廣闊的山脈只有用原子彈才炸得開，而世界其他地方可能都得慘烈的接受那驚人的爆炸和續起的地震；不過這點子最後被放棄有個更重要的理由：經過爆炸，帕米爾和天山的斷層塊確實會釋放出大量的冰河結凍水，而且只會釋放一次，可是那樣的份量卻有著極為嚴重的風險，就是接下來可能會淹沒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領土的一大部分。不過當局仍持續尋找著解決方案。

我在塔什干接受了山尼諾（Sanira）企業的總領導維克多·杜歐維（Victor Duhovy）的接待，山尼諾是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水利部無數的部門之一，負責照顧鹹海，還有阿姆河和錫爾河。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怎麼照顧的，首先必須明白部門在帝國中的涵義，那個有問題的部門雇用了兩百萬人，於是每天早上有兩百萬人起床，走路來上班，坐在他們的辦公桌前，拿出紙筆，開始做事情。做實地考察工作的人反而是幸運的，他們拿出各式各樣的丈量工具，準確的丈量和數算一切，但就算是一個人接受世上確實有這麼多的東西需要丈量和計算，要為這兩百萬人找工作依然不容易，所以也才會有一大堆的專家和官員致力於每一個即便是完全天馬行空的點子。

杜歐維總領導走向掛在他辦公室牆上的一張大地圖，那是前蘇聯和歐亞大陸的地圖。杜歐維本人是一個態度和藹，可愛及活力充沛的紳士。

「有個解決方案，」他對我說，「請看，」他的手從地圖上頭往下畫到底。「一個人只要，」他用手的動作解釋：「把西伯利亞幾條大河的流向從北改向南，水就會流到我們這裡來。」

稍後我查核了這些河流的距離，就算是到最近的一條，還是得挖條兩千五百公里長的水道。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打電話給安瓦，他是杜歐維企業裡的工程師。

「有什麼新消息？」我問道。

「沒什麼特別的，」他回答道：「我們在工作。」

「做什麼？」我問道。

「如何把西伯利亞的河流改道，讓水轉向流到我們這裡來。」

Tajik，中國少數民族。聚居在新疆最西部的塔什庫爾干，語言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

全名Sharaf Rashidov，一九一七～一九八三，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共產黨領導人。​

德羅戈貝奇小鎭的波夢娜

在頓內次克（Donetsk）的大學街上，我看到一位婦人在賣牛蹄。大學街是市裡幾條熱鬧的大街之一，她站在刺骨的寒風中搓揉著雙手取暖，一對對磨平的牛蹄陳列在她前面的桌上。我走向前，問她牛蹄有什麼好吃的，「你可以把它們拿來熬煮成湯，」她回答：「牛蹄有脂肪。」

白天鵝百貨公司矗立在離這裡不遠處。在世界的這個角落，有一大群顧客正像西方同樣會受到色彩鮮豔的廣告所吸引的顧客們一樣，爭先恐後、蜂湧衝向一樓的櫃檯。原來是有批鞋子到貨，我走向前瞧個仔細，發現一人只能買一雙。售貨小姐甚至不管鞋盒裡裝的是什麼鞋，也不管是賣給誰要穿，反正一人只能買一雙，每個顧客也是拿了一盒鞋子就擠出人群站到一旁去，那裡馬上又形成了一個換鞋中心。漸漸的，經過一番交易、討論和協商後，每個人都朝他們的理想前進，得到了她或他所想要的鞋子。

經濟學教授賈尼納·果比爾納（Galina Gobierna）告訴我，頓內次克的工廠或礦場的利潤所得如何分配：莫斯科拿百分之五十四，基輔拿百分之三十，頓內次克當局則分到了百分之十一，他們本身只能獲得百分之五的利潤。

生活太可怕了！

我問一個站在公車站的女孩如何到火車站去。「我帶你去！」她提議。雖然這是市中心，泥巴卻深及腳踝。今天是陰天；冷冽的寒風呼呼吹著。

頓內次克是烏克蘭煤區的中心；在某些社區裡頭，一堆堆的煤炭和煤渣就直接堆在路上。牆上都是黑黑的煤灰；許多外型相似的建築物，一棟接一棟地延伸了好幾公里，營造出黑色的條紋，灰色的水漬，褐色的鏽狀地衣。

「你喜歡頓內次克嗎？」女孩怯生生的問我。大家對這類問題都很敏感，如果說了一些批評的話語，恐怕會傷害感情。我開始竭力找些正面的字眼來描述這個城市，但口氣似乎少了真誠，因為我停頓下來的時候，女孩便用堅定又近乎驕傲的口吻回應我：「但在夏天，我們的城市會開滿玫瑰花。一百萬朵。你可以想像嗎？一百萬朵玫瑰花耶。」

晚上有一半的時間被我花在頓內次克車站等火車。傍晚時刻，這裡所有的店都已經打烊：包括賣甜茶的唯一一家酒吧、報攤，以及售票亭。大廳裡的燈光昏暗，乘客或相依而坐或躺下來，睡在木頭長條椅上。經過旅途的奔波和漫長的等待，疲倦的他們睡姿都異於平常，像是精神分裂似的，包著披肩和頭巾、裹著大外套、戴著禦寒耳罩，從遠處看來，好像一排排鼓脹的綑包、背包、包裹，一動也不動。

這裡寂靜無聲，窒悶得一點風都沒有，而且黑暗無光。

突然間，在大廳的一個角落，從這些行李之一看不見的深處傳來尖叫聲，一名婦人跳起來繞著大廳轉，無助的跳著。「Vory！Vory！（小偷！小偷！）」她絕望的大叫，大概是醒過來發現皮包不見了，她在長椅間找了好一陣子，嘴上不斷哀嘆：為什麼，為什麼是她的皮包？她向上帝乞求幫助。但是大家毫無動靜，她只好再來回尋找，最後她頭髮凌亂，一臉倦容地回到位子上坐了下來，蜷起身子來，陷入沉默。

然而一會兒之後，又從另一個角落出現同樣可怕恐怖的叫聲，「小偷！小偷！」另一位婦人在我們之間找來找去，讓我們看她雙手空空，但是人人依舊視若無睹；照樣縮著身體藏起來，蜷成了一團。

只有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老奶奶稍稍睜開眼睛，或許是對我，也或許是對她自己說：「Zyt’strashno（生活太可怕了！）」邊說邊把她的油布袋子抱得更緊，再度回到她警醒的淺睡中。

在我的車廂中，有一位婦人要去奧德薩參加她兒子的婚禮，她來自西伯利亞，住在勒那河附近。通常一個車廂可容納兩人、四人或六人，男女不分，但風俗習慣卻很嚴格。首先，要先禮讓婦人鋪好床、換好衣服後，才輪到男人。以前大家會穿睡衣；現在則都穿運動衫之類的衣服。在車廂中度過的時間相當愉快，每個人都給其他人一些什麼；會把自己有的食物，像是餃子、烤雞、起司、麵包等拿出來與大家分享。有一回旅行時，我看到一名帶著湯的婦人，還帶上了幾個碗和幾根湯匙，這樣才可以分一些給別人。你也幾乎總會在車廂裡看到一瓶伏特加或白蘭地，總是有人會記得帶上這些。有時候我沒東西可吃，其他人馬上遞出他們有的任何東西給我。曾經一度大家對彼此都有防衛心，車廂裡一片寂靜，現在卻瀰漫著開放的氣息，大家馬上講起話來，話匣子一開，彼此的不信任感就不見了。講故事的聲音此起彼落，還有自我告白，以及意見交換。

西伯利亞可說是全球最大的監獄，沙皇曾把數十萬的人民驅逐到這裡；布爾什維克黨則把數百萬無辜的人民關在這裡。但我們的西伯利亞人克勞蒂亞·米納諾瓦（Claudia Mironova）卻把西伯利亞當做庇護所、自由之島。一望無際的荒野、茂密的針樹林，外加無路可通，變成了一個遺世獨立的避難所，讓人得以消失無蹤。克勞蒂亞·米納諾瓦說，所有在這裡的異議人士都可以存活下來。他們從沙皇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手中存活下來，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哪裡。曾經有名男士乘船碰見過他們，她繼續敘述著。他隨身帶著紙和水彩、鉛筆和蠟筆，乘船沿著勒那河而行，遇到村莊或農舍就停下來，婦人們依序拿來學校或護照上的小照片，為她們那些死在戰場上的孩子畫像，這就是他獨立討生活的方式。克勞蒂亞·米納諾瓦自己又是如何生活呢？當全部的人被趕往集體農場時，某一晚，她和她先生偷了一條母牛和兩隻豬，就那樣逃進針葉林。他們在那裡定居下來，先是蓋了一間棚子，然後變成有圍牆的房子。她驕傲的說，整個史達林時代，他們沒有見過半個陌生人。她推斷他們存活下來的關鍵是罐裝豬油。豬油，其中蘊含著存活下去的秘密和自由不可或缺的要件。如果沒有豬油，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這基礎、基本的財富，你就不會有自由。這是克勞蒂亞·米納諾瓦所說的，她與我們分享生命最重要的課程。過了一會兒，她解說要如何燙洗瓶瓶罐罐，才能將豬油保存得很好，還有針葉林中採集到什麼草藥，可以加入豬油中，她也給了我們配方和調配比例，說明該如何去除豬的內臟，以及怎麼切塊。

由車窗往外望，我看到廢棄的大砲零件：中型口徑的砲管半埋在和鐵軌平行的沿路邊，十幾支頗新的砲筒和盾牌也插在泥巴中；其餘的則早已沉入泥塘和水裡。幾分鐘後，我看到約有二十輛武裝車，一樣半埋在路邊。平坦的烏克蘭平原裡，看不到任何生物，空空盪盪，什麼也沒有。

前往奧德薩的途中，克勞蒂亞·米納諾瓦用一把鋒利的小刀將一大塊豬油切成小塊，塗在麵包上給大家吃，又香又營養。

從奧德薩到基希涅夫的郊區火車像是破銅爛鐵，用一些鐵釘和錫板加上滿是破洞的木板和三合板拼湊而成，到處都是破壞過的痕跡。每輛車子到底被砸毀、洗劫過多少次？車廂內有一些典型的當地幫派份子：狐群狗黨、阿飛、小太妹和小混混。這火車是他們的，這個月台、這個世界都是他們的，他們在這裡大聲推撞、談笑，卻並不愉悅；這種充滿侵略性、警告性的喧鬧就是要激怒你。因為我們一群人緊靠在一起，所以我心中毫無懷疑，認定遲早肚子會被捅上一刀，或者眼前亮過刀鋒。這種不安一直持續到他們在提拉斯普（Tiraspol）下車，才舒緩下來，車上只剩一些羅馬尼亞農民，他們溫和安靜，眼睛直盯著窗外的星光看。

我們花了整個早上在參觀基希涅夫的景色，在這裡每件東西都混著奇怪的組合：街道上的招牌有法文、波蘭文、俄文、德文和亞美尼亞文；較常用的語言與街道的名稱則是摩爾多瓦語（Moldavian），也就是羅馬尼亞語；路邊小販在他們的商品、水果上標上羅馬尼亞文；蛋捲、桃子、西瓜和其他水果全部依重量販賣。我們住的客棧也有用波蘭文標示；有一個掮客是猶太人，這在我們國家很常見；他雇用的馬車夫是從維爾紐斯來的；客棧的主人也有一個義大利的名字。所有的東西都有著類似的混合。這也難怪基希涅夫是比薩拉比亞的人口特徵中最好的例子：種族最多元的人群匯集地。在那位從東方逃離出來的生還者旁邊有位高雅的大人物，他身穿維也納進口的禮服，线著黃色的小孩手套，悄悄的走了過去。而亞美尼亞理髮店旁邊則有手風琴在彈奏董尼采第和貝利尼的抒情曲，還有史特勞斯的華爾滋……

（約瑟夫·伊格納希·克勞日夫斯基，《奧德薩、雅夕和巴迪札克回憶錄》，〔Memoris of Odessa,Jassy and Budzak〕，一八四三年。）

基希涅夫還留有什麼？如今那裡分成了兩個城市，其中一個是最近幾十年來建的，高高的公寓大樓，外牆貼上白色石灰板的社區，這樣一排排螞蟻窩似的城市，正迅速取代並摧毀基希涅夫那迷人、古老的東南方小鎮：散布在山丘上，尚有幾處讓人昏昏欲睡的角落，幾條小街道像棋盤似的垂直交錯，我們可以一直走在街道上，當太陽高照時，街道上樹影婆娑，到處可看到老樹，有榆樹、白臘樹和栗樹。街道的兩旁則有著濃密的紫丁香和茉莉花，伏牛花和連翹花。在這裡散步，可以瞥見庭院深處的花園、涼亭和陽台，繁花盛開，溫馨誘人。

傍晚時分，我們沿著陡峭彎曲的路開車前往公墓，天下起小雨。接近入口處，在昏暗的天色裡隱約可見公墓管理員住的小屋。曾經在基希涅夫服務好幾年的安東尼·安格羅聶堤斯神父是個年輕的立陶宛人，講波蘭語，在這小屋裡有一間房間。他帶我們去參觀附近一間老舊荒廢的公墓教堂。當我們看完後，他又打開了一扇隱藏的門，我們沿著階梯走下去，看到了地下陵墓，在那裡又有一間小教堂，頗為寬敞明亮。那是當地一些德國信徒，偷偷蓋起來的地下陵墓和小教堂，作為禱告的秘密地方。他們利用晚上和假日極端隱密地蓋了好幾年，以免被當局發現，他們還把挖出來的土倒到公墓四周的山丘上，只因為任何一撮新土都可能引起懷疑。

稍後一位高瘦、頂著稀薄的金髮，行動充滿活力的傳教士，開著一輛老舊的莫斯科人，載我到舊基希涅夫市中心的一間教堂去。他推開粗重的大門，打開電燈，地方當局才剛發還這間被當作倉庫使用的教堂，但是信徒們想辦法蓋了一座簡單的神壇，並將牆壁粉刷了一番。

這裡明亮、安靜，但是荒涼。

我們走路的時候，腳步聲的迴音很大，然後停在聖壇所前。

「只有我一個人留下來，」傳教士告訴我，「我那一千五百名的德國信眾，已經全部離開基希涅夫了。」

我被帶到里歐李·尼亞多夫（Leonid Niedov）工作的地方，那是一間既黑且大的水泥地窖。只因說了：「在羅馬尼亞時代，我們有吃不完的香腸。」這句話，尼亞多夫被關進了勞改營七年。一九六四年被釋放出來後，索忍尼辛從梁贊（Rysan）發電報給他：「Vsie dushoy pozdravlayem,raduyemsia.（我真心的迎接你，讓我們慶祝一下。）」這時赫魯雪夫剛好下台，克里姆林宮由布里茲涅夫掌權。尼亞多夫釋放出來後，餓著肚子又失業的他思考該如何維生。因為他頗具藝術天份（就讓我們說是頗具藝術機伶吧），他決定用鉛鑄造當紅政黨領導人的人像，再賣給政府機關和市場的老百姓。這是個不錯的點子，那個時代如果不買這樣的人像，可能會被控告為蘇維埃當局的敵人。他先做列寧，但是因為鉛不夠，加上缺乏經驗，將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人像鑄成玩具小錫兵那樣小。尼亞多夫開始擔心他會不會因此再一次被送進勞改營，並在那裡終結一生。

列寧很偉大，審問的軍官可能會說，你卻將他做的像小錫兵那樣小。

「我怕死了，」尼亞多夫繼續說：「所以趕緊把所有的列寧人像丟到火爐裡熔掉。」好吧，那現在要換鑄誰的人像呢？史達林？不，他的名聲不好；赫魯雪夫？不行，他的名聲也不好。所以就只能做布里茲涅夫。這一次尼亞多夫就比較小心了，確定他有足夠的鉛，也做了一個夠大的模子。就這樣，拜布里茲涅夫所賜，他鑄了各種不同的模子，人頭、半身、全身的，二十年就這樣活了下來。當我下樓到他陰暗、也可以說是全黑的地窖，站在炙熱火爐旁的尼亞多夫就像強健的火神赫斐斯托斯般，籠罩在高熱熔鉛所釋出的嗆人有毒的煙霧中，幾乎看不到他的身影。現在又是另一個時代，尼亞多夫把布里茲涅夫的人像熔掉，以便鑄造聖喬治和當地的贊助廠商聖史蒂芬。

人生戲劇一齣齣

晚上從基希涅夫出發到基輔。我沒睡覺，等著開進文尼察（Vinnitsa）的火車。現在已經是凌晨三點鐘，一片漆黑；老車站裡只有幾盞小燈亮著。月台上的乘客一動也不動。小雨下著；雨點滴滴答答的打在窗上，窗外雖是什麼也看不到，但你還是知道文尼察就在那裡，在車站之後，在深夜裡。文尼察就像卡亭（Katyn），是烏克蘭另一個遭受大屠殺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時，俄國秘密警察在這裡屠殺成千上萬人，沒有人知道真正到底死了多少人，一九三四年挖掘出來九千四百三十二位受難者之後，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再進一步挖掘。躺在墓園裡的，大多是烏克蘭人和波蘭人。在文尼察城的某個地方，靠近栗樹林的旁邊，他們又挖掘出了十三座大型墓場，共有一千三百八十三人埋在裡面，他們全都是因為後腦勺中槍致死；埋葬了這些受害者後，墓園上面馬上就蓋了一座文化休閒公園。挖掘之後，改蓋了好幾座露天音樂舞台，在其中一座舞台上還設有一個笑聲部。

在基輔，我住在國民之友大道附近一位名叫蜜茲的年長婦女家裡。我擁有自己的房間，雖小卻很溫馨，還有很多的書，包括西班牙文的書，因為我的女房東是個西班牙文譯者。就像其他國家一樣，廁所也很小間，但是從地上到天花板到處都塞滿了一捲捲的衛生紙和洗衣精。這個好心的女房東蜜茲很照顧我，甚至有時我很晚才回去，她還會熱碗湯給我，而且湯裡總會有一塊帶肉的骨頭。當我喝湯時，她告訴我她是如何神奇的弄到這些佳餚，當然，蜜茲和我都清楚這的確是最真實的神奇故事。

我會提到蜜茲，是因為最近我剛好必須對一群人解釋什麼是戲劇，命運的戲曲、生命的戲劇化，還要舉出例子，而蜜茲這一生正好是這樣的例子。十年前，她的先生移民到紐約，剛開始的日子十分辛苦，直到猶太社區的人幫忙，才度過了難關。後來她的先生，現在是前夫了，靠著雙手打下一片天。現在跟她比較親近的人，只有她十五歲的孫女。蜜茲的身體不好；她體重過重，而且不良於行。有天我回到住處時，發現她手裡握著一封信，神情顯得很激動。這封信是她丈夫、她前夫寄來的，信上寫著：把孫女送過來，我可以讓她在這裡讀書，幫她發展，給她一切。她的丈夫、她的前夫是對的，蜜茲也很了解這點。留在基輔，她的孫女能有什麼未來？再說孩子是那麼的有天份！可是，如果她的孫女走了，蜜茲將孤獨一人，完完全全的孤獨一人，加上——還需要明說嗎？——大家都知道老年人是禁不起歲月無倩法則摧殘的，她必須正視這個現實。然而另一方面，她又怎能剝奪孫女這麼好的黃金機會呢？她在那裡或許可以成為醫生、成為小提琴家，遇到一位有錢的老公。

「先生，對於這件事，你認為如何呢？」蜜茲絕望的問我。我眼看著她整個身子在顫抖，一遍又一遍的讀著那封不知該悲或喜的信（信的內容尚未讓她的孫女知道），感覺自己踏進了一齣人生戲劇的中心。我靜默了好一會兒之後，然後乞求蜜茲的諒解。「請原諒我，」我說：「不要生氣，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基輔的外表會驅人

在這裡，政治掌握了一切，讓我本能的想用烏克蘭議會剛通過之決議文的大綱，或用與當地激進份子的對話，來寫這份報告，但是再想了一想，不，我還是寫其他的好了，我要來讚美基輔這個城市。在前蘇聯時代，這是唯一一座不僅為匆忙回家的人設計，也為閒晃的人設計的大城市，分享這特質的，或許只有聖彼得堡，但那裡的氣候是個障礙，冷得多，而且多風多雨又多霜。反之，基輔陽光普照、溫暖又安靜。在下午的市中心可以看到成群的人，不是談論政治、辯論抗議的群眾，只是數以千計的路人，離開他們密不透風的辦公室或公寓，來到這裡呼吸新鮮空氣。此外，老式的咖啡廳似乎又在基輔盛行起來。在這裡，當然要先大排長龍一段必要的時間後，才可以買到一杯茶或糕點，這在好比說莫斯科，可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事。

這個城市位於山丘上，有些街道蜿蜒陡峭；山丘頂上可以看到聶伯河谷和聶伯河，它跟亞馬遜河一樣寬，跟尼羅河一樣平靜緩慢，有著無數的支流、河灣和小島。有一天烏克蘭富裕之後，這些水域將航滿帆船和遊艇，但目前這裡仍是平靜且空盪盪的。

基輔的建築，則另有一番故事。你可以看到各個時代、各類型的建築，從奇蹟式保留下來的中世紀修道院、東正教教堂，到可怕的史達林式社會寫實主義的建築，而在那兩者之間，還有巴洛克和新古典建築，以及最重要的，還有極度華麗豐富的藝術新貴創作。這曾是多麼美麗的城市呀！從一九一七年起，這些建築古物開始遭受破壞，至今未止。有一天，我買到一份由熱愛基輔的一群人士所出版的特別文獻，記錄基輔的地圖和一份列有被刻意破壞的建築、教堂、宮殿、陵寢等的清單。這兩百五十四棟建築物之所以被布爾什維克黨夷為平地，是為了要抹滅基輔文化的軌跡。兩百五十四棟，天啊，那已經是整座城了呀！幸好，這裡無能又沒效率的系統有利於藝術，當局無法毀掉一切，許多美麗的教堂和建築物得以保存下來。

儘管如此，可別被這城市久遠的外在魅力所誤導。許多建築物的整個住屋設施非常糟糕：樓梯井污穢惡臭、窗框破損、附屬建築物和庭院也因燈泡被偷或被敲壞而顯得陰暗。許多房子不是沒冷水就是沒熱水，甚至連水都沒有。蟑螂，還有其他各種難以處理的寄生蟲，則成為有如瘟疫般的普遍性災難。我住過一些大樓公寓，也曾到其他大樓去拜訪朋友，知道情況如何。這些所謂的蘇維埃人，首要就是精疲力盡之人，如果沒有力氣為剛贏得的自由歡呼，也不必太過驚訝，因為他們就像長跑選手在率先抵達終點時累垮、癱倒，甚至連勝利的手勢都比不出來了。

我會提到這些日常生活的艱苦與噩夢，是因為在前蘇聯瓦解後，在流出世界的資訊中，對一般人的生活，對數百萬窮困、筋疲力盡、挫敗和赤貧，尋找著食物、衣服、有時還只是求得可以棲身之屋簷的市民，都沒有提到隻字片語，生活中可說沒有什麼能給予他們歡愉，讓他們歡喜，和感覺到熱情的了。

基輔的河臘沙機（Kreshchatik）就像巴黎的香榭大道，那裡曾有好幾家藏書豐富的書店，但是目前都是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已不再出版和販售，而新文學尚未產生。簡單的說：轉型期。目前每件事都可用「轉型期」這句話來解釋。共產主義瓦解了，大家都在觀望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每個人都把自己對自由的遠景投射到未來，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期待、希望和夢想。但是也有成千，或者上萬的人，是不敢有幻想的。這些人不分晝夜的圍在其他國家的領事館外。（在莫斯科，我甚至在剛果領事館前面看到排隊的人群！剛果？沒錯，就是剛果。只要能遠離這個……接下來是一個毫無愛國心的粗魯字眼。）蘇維埃人現在想起來他們不是蘇聯的公民，而是希臘人、德國人、猶太人、印度人、西班牙人、英國人、法國人等等，所以他們想要回去他們的祖國、他們象徵性的家園、他們祖先所在的地方。他們要離開，放棄一輩子所努力獲得的財產嗎？什麼財產？他們驚訝的回應。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人擁有過任何一樣東西。呃，或許有，像是被關在勞改營好幾年，或人民公社裡一塊漆黑的角落，或每個月三塊錢的退休金。

在河臘沙機的大街中有個廣場（曾經被叫做十月革命廣場，現在稱為獨立廣場），在今天（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還有一座列寧的石像。但是今天早上工人們已架設好起重機，他們要移除這座石像。現場有許多圍觀的民眾，還有本來在基輔超級無聊的西方電視媒體，現在終於有事可忙了。眼前首要之務，這座石像一定要移走，因為寫在石像上的口號對這位革命之父已確切無奉承之意：劊子手、黨衛隊，較溫和的是寫路西法。烏克蘭的列寧石像毫不匱乏，據說有五千座。這個數目是怎麼來的？簡單，只要把所有的工廠、學校、醫院、集體農場、部隊單位、港口、車站、大學、鄉村、鎮、市、大型廣場、橋樑、公園等等地方加總起來所得的數目，就是答案了。因為這些地點一定都會設有一尊列寧石像。

順帶一提，就像現在要拆除一樣，當初架設列寧像也一樣麻煩。我在摩爾達維亞附近碰過一位男士，就只是為了要在二樓的房間擺放一座沉重的列寧半身雕像，而在勞改營待了十年。起因是所有的門都太小了，這個不幸的人決定用繩子绑住《馬克思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Marxism and Empirical）作者脖子，以便將它吊上陽台，結果他還沒有機會解開繩子，就已經被捕入獄了。

語言是革命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跳過這個石像繼續往下走，就會到達一條小而安靜，叫做奧爾多尼綺的街道，這是烏克蘭（具有象徵性的）發生全面性革命的地方。入口處矗立著一座不太討人喜歡且年久失修的小宮殿，那是烏克蘭作家聯盟總部，也是革命總部。附近，幾乎就在它的對面，聳立著一棟有力、龐大、壓到性的建築物：烏克蘭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也是共和國恐懼的人物如卡嘉納維屈、謝查比希（Shcherbici）、伊凡舒等人辦公的地方。這兩棟大樓就像是建築上的大衛與歌利亞，歷史上他們之間戰事不斷，而這回有個令人喜歡的結局：大衛擊敗了歌利亞。

一年前我就曾造訪奧爾多尼綺街的小宮殿，因為人家告訴我在那裡可以和詩人伊凡·德勞奇（Ivan Drach）碰面。他是烏克蘭重整運動（RUCH，Popular Movement for Reconstruction of the Ukraine） 的領導人，這個組織一直遲至一九八九年九月才成立，成員都是長年受到迫害和壓制的各個反對派團體，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團體是「烏克蘭赫爾辛基團體」（Ukraine Helsinki Group）。不令人意外的，「烏克蘭語言社」（Ukraine Language Society）這個一樣受過迫害的團體也參與了這個組織。就如同其他地方一樣，語言也是烏克蘭革命的部分原因。在五千兩百萬的烏克蘭居民中，有一半的人不會說烏克蘭語或說得並不流利。這是被「俄羅斯化」三百五十年後不可避免的結果。禁止用烏克蘭文出書的禁令曾執行過幾十年。早在一八七六年，亞歷山大二世就規定烏克蘭的學校只能用俄文教學。幾個月前我去參觀烏克蘭第三大城市頓內次克，彼時有關至少要開放一所小學教授烏克蘭語的鬥爭已經進入第二年了。老師們把小朋友集合在公園裡，在那裡教他們烏克蘭語。教烏克蘭語？天啊，這可是反革命、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呀！

同樣在頓內次克，在一場抗議活動期間，有一名膽子夠大的烏克蘭重整運動年輕人，從他的夾克裡拿出黃藍色的烏克蘭國旗，高高揮舞著，旁邊的人都驚訝得張口結舌。「就讓他們習慣吧！」他會意的告訴我。

簡而言之，可以說有兩個烏克蘭：一個在西，一個在東。西烏克蘭（即之前的加利西亞〔Galicia〕，大戰前屬波蘭的領土）比東烏克蘭更像烏克蘭。這裡的居民說烏克蘭語，百分之百覺得自己是烏克蘭人，而且引以為榮。這個國家的靈魂、性格和文化在這裡保存了下來。

東烏克蘭則是另一種風貌，它的領域比西烏克蘭來得大。住在這邊的俄羅斯人有一千三百萬，半俄羅斯人也至少有六百五十萬人以上；俄羅斯化的情形更加深入且蠻橫；史達林幾乎殺盡了所有的知識份子。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他還讓數百萬的烏克蘭農夫活活餓死，並下令槍決數萬名知識份子。只有逃到國外的人才能倖免於難，於是烏克蘭文化在多倫多、溫哥華反而比在頓內次克或卡爾可夫（Kharkov）保存得還好。

我去拜訪西烏克蘭（也稱烏克蘭山麓）和東烏克蘭的時候，它們差異仍然相當大，而那幾個月正值爭取獨立期間。莫斯科出版的《國民之友》（Friendship of Nations）月刊（一九九〇年第四期）上面寫到：「基輔有三百萬人口，四萬人將參加支持獨立的示威遊行。勒佛夫（西烏克蘭首府）人口一百萬，有三十萬人會來。比勒佛夫人口還多的頓內次克則有五千人會來。」

我回到奥爾多尼綺街，前往作家聯盟宮殿，現在要見到伊凡·德勞奇已非易事，幾十個人擠在他的辦公室，都是從烏克蘭各地前來，想要對他傾吐他們的困難，以尋求建議和協助的人。我看得出來沒有機會談話，所以當天稍晚，我從旅館打電話給他。他用疲憊的聲音說：「我們明天試試看吧。」德勞奇是優秀的詩人，作品都有明確的主體，但現在的他卻沒有時間寫作。「得把詩放到一邊去，」他說：「先救救烏克蘭、救救它的文化。」俄羅斯化的速度這麼快，再過幾年恐怕就沒有幾個人讀得懂烏克蘭新文學了。此外，首先得讓現存的文學重現在讀者面前，一般的烏克蘭民眾甚至不認識兩位二十世紀文學界最偉大的作家米寇爾·奇維洛威（Mikol Chvilovy）和弗拉基米爾·文尼琴科，這都是政府當局想要迫使人民遺忘的名字。另外又有多少烏克蘭人有機會讀到瓦希利·史圖沙（Vasili Stusa）、阿雷克希·提卻（Aleksei Ticheg）和尤里·利文（Yurii Litvin）這些幾年前被國安會謀殺的詩人作品呢？

烏克蘭的書籍在這裡只佔總出版量的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是俄文。從一八六三年起，除了一些抒情文以外，莫斯科就禁止用烏克蘭文出版任何書籍了。

一九九〇年一月，在我多次前往基輔旅行的其中一次，我所碰到的人都為他們聊的事情深深感動，而他們談的都是同一件事，也就是一月二十一日那天的事。烏克蘭曾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獨立，不過只維持一段很短的時間，不過還是有好幾十萬人手牽手從基輔到勒佛夫、再到伊凡法蘭科夫斯科（Ivano Frankovsk），綿延成長達五百公里的人龍來紀念這個日子。今日，不論從一九九一年八月發生的事來看，或從橫跨歐亞大帝國的瓦解來看，這樣的人龍，即便綿延五百公里或許都沒什麼，但是對於那些跟我談這件事的民眾而言，這可是一個震撼、一個奇蹟、一個革命。會如此說是因為以下幾個理由：第一，這是第一次並非由中央委員會下令執行，而是由一個年經的獨立組織「烏克蘭重建運動」所發起的大型活動。是的，所謂「黨的領導階層」演變到後來，已經變成一個空虛的名詞，真正的領導階層已由社會產生的草根組織所接替，而且整個社會也只聽他們的。第二，顯然烏克蘭人民對於第一次獨立運動的記憶、對於布爾什維克黨七十年來努力要抹滅烏克蘭文化的記憶猶新，如此一來，這樣的人龍就產生了相當巨大的心理意像，緊緊掐住了蘇維埃主義噩夢的脖子，感覺那已經毫無轉圜餘地，已經成了絕望的代名詞。

從那時刻起，烏克蘭的歷史就加速進行。也是在一月份，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批准可以建造烏克蘭天主教堂。（在烏克蘭共有四個基督教社群，分別為烏克蘭天主教會、羅馬天主教會、東正教教會、烏克蘭獨立東正教教會，其中的恩怨情仇是烏克蘭現代歷史上另一不同的章節。）三月份，共和國內舉行各級議員選舉。三個選區中（又是指西烏克蘭），由民主反對黨獲得勝利。（我最喜歡的烏克蘭作家文尼琴科，也是烏克蘭民主化思想的創始者，會多麼開心啊！）終於，六月十六日到了，國會通過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主權宣言，聲稱共和國的法律超越蘇聯的法律，而且共和國有權擁有自己的軍隊，鑄造自己的錢幣。宣言聲明烏克蘭為一個非核子武器的中立國家。（這很重要，因為大批的毀滅性武器都存放在共和國境內。）然而六月十六日的聲明之所以在歷史上具備了相當的重要性與說服力，不在於它只是記載事實的文件，而在於它是一份宣示了意圖的聲明。

因此，戰爭持續下去。秋天時，學生和礦工爆發罷工，學生佔領了基輔的市中心，要求共和國的蘇維埃領導幹部們交出政權。同年大約有二十個政黨成立，但是較具有影響力的只有烏克蘭共和黨（Ukrainian Republican Party）和烏克蘭綠黨（Ukrainian Green Party）。（車諾比距離基輔北方只有八十公里遠。）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這一天到來。

莫斯科發生政變。烏克蘭境内十分平靜；烏克蘭在等待。但是幾天後，烏克蘭最高議會在基輔集合，八月二十四日最高議會宣布「獨立的烏克蘭政府產物，也就是烏克蘭共和國成立」，聲明稿補充道：「烏克蘭領土是不可分裂也不可侵犯的」，之後在類似事件以滾雪球般的速度和強度橫越過整個世界時，歐盟成立了，突然變成一個大政府（這裡所謂的大，是以歐洲陸地大小的標準來看）這件事並沒有給大家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美國的政治評論家瓦特·李普曼曾經這樣描述：我們西方國家對於這些事件的想像力是慢一大拍的，需要較多時間來測度事件的意義和理解它們的重要性。

但是俄羅斯人馬上就理解到發生了什麼事，我正在莫斯科看蘇聯最高議會會程，那是個戲劇化的時刻，因為這個議會會長陸基亞諾瓦（Lukianov）正在發言，他是戈巴契夫的左右手，正在控訴人家指他為整個陰謀的意識策劃者，通常很吵雜的議事廳，現在則是鴉雀無聲，一片安靜。

突然，議程的副主席拉普亭（Laptin）打斷了會議進行，並且以緊張的聲調宣布：「同志們，基輔有些新的狀況，我們必須馬上組成一個蘇聯最高議會代表團飛過去！」葉爾欽的副市長盧茲寇伊（Rudzkoy）和聖彼得堡的市長索布恰克（Sobchak）隨即帶領代表團出發。這兩個人在擊敗新史達林派的政變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也因為兩人都是俄羅斯人，所以相當清楚如果沒了烏克蘭，俄羅斯將會變成什麼樣子。「沒有了烏克蘭，」波蘭歷史學家J.華斯威茲（J.Waswicz）在三〇年代曾寫道：「莫斯科就只像是個北方的荒原罷了。」

烏克蘭與世界各國的關係

烏克蘭的未來會從兩個方向著手：一是與俄羅斯的關係；一是與歐洲和世界各國的關係。如果這些關係能順利發展，那麼烏克蘭將有絕佳的機會。因為這裡土地肥沃，天然資源豐富，又有溫暖宜人的氣候。此外，這裡還有超過五千萬個強壯、精力旺盛、企圖心強的烏克蘭人民。

一九九〇年秋天，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出書，提出他心目中相信應該在原蘇聯之地興起的政府藍圖，在《如何重建俄羅斯？》（How to Rebuild Russia）這本書中，他提議將來國家要由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北方的哈薩克來組成。至於其他國家，他則建議歸還，因為「我們力不及周遭。」

烏克蘭反對這個藍圖，其他的國家則贊同。「烏克蘭問題唯一解決的方案，」烏克蘭的異議人士李歐尼·普拉時傑（Leonid Plushch，即前述的Leonid P.）最近這樣寫：「就是建立我們自己的國家，一個可以組織國防機構和發展文化的國家。」曾經害怕俄羅斯共產黨迫害的烏克蘭知識份子，現在正密切注意俄羅斯民主人士的態度。當烏克蘭傑出的政論家之一尼可萊·李亞布查克（Nikolai Riabchuk）在寫俄羅斯民主改革運動方案時，將他的憂慮轉化為警惕問道：「是帝國民主主義，而不是帝國共產主義了嗎？」沙卡洛夫的遺孀艾蓮娜·波蕾（Elena Bonner）在九月初也抒發類似的情緒。「我害怕，」她說她害怕潛伏在俄羅斯人內心之物，他們「那種擴充和掌控的心態。」

至於烏克蘭和世界各地的關係如何？烏克蘭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有些地方甚至直到一九三九以前，都是世界上文化、宗教或語言最多采多姿的地方之一，還擁有色彩最豐富的花園，西方人士常為之著迷不已。儘管經過摧殘蹂躪，有多少波蘭人、俄羅斯人、猶太人、匈牙利人、義大利人、奧地利人、德國人、羅馬人，仍然駐足於此？九月時，我到一個位在濟託密爾茲（Zytomierz）的波蘭墓園（從基輔往勒佛夫方向一百五十公里處）去看：這是墨紐茲卡的兒子之墓、這是克拉斯茲斯基的太太之墓、這是帕德瑞斯基的姐妹之墓，這是康拉德的家族之墓。直到前不久，達布朗斯基將軍的家族墓園還偶爾被當作妓院使用。

相較於其他國家，烏克蘭的優勢是它遷徙在外的移民。加拿大的亞伯達和安大略省有相當大面積是烏克蘭農民種植的麥田，在底特律、紐約、洛杉磯與西歐，都形成了極具經濟和文化影響力的烏克蘭社區，這些移民對烏克蘭都有著相當強的向心力。烏克蘭的愛國主義有一股農民特質：生根在自己的土壤上。今日，在基輔已經有許多從加拿大和美國回流的烏克蘭人。他們有的想設立銀行和公司，有的想進行貿易，有的想開出版社。很快的，烏克蘭將有自己的航空公司、有自己的商船、有自己的貨幣，和自己的軍隊。

被問及烏克蘭的未來時，有一位領導人米海洛·何瑞恩（Mihailo Horyn）在基輔回答我：「我們要使烏克蘭成為一個開明、優良、民主、人道的國家。」

開明、優良、民主以及人道。阿門。

慘絕人寰的過往

勒佛夫。一天傍晚，盧威·卡密洛夫斯卡神父帶我到他家去，希望我見見和他住在一起的母親。

布朗尼拉葳·卡密洛夫斯卡太太是一位年紀很大的婦人，有著一張熱切慈善的臉龐，駝著背，彷彿背著一個看不到的重擔。她描述事情的語氣，平靜祥和到令人以為她是在講自己某個前世所發生的事似的，和坐在我面前的這位名叫布朗尼拉葳的婦人，沒什麼共同之處。之後想到她時，我就想起保羅·克勞岱年老時寫下的一句話：「我看著早先的生活，就好像一座島，漸漸消失在遠方。」歷史的不斷前進，和反覆無常是我們這時代的本質，支使著大多數擁有多重角色的我們，互相冷漠對待，甚至彼此對立。

卡密洛夫斯卡太太生了十個孩子。其中六個因挨餓而死在她的眼前。她像是約伯的女性化身，是大飢荒時代的約伯。像她這麼一位熬過大變革期存活下來的女性，只確定了一件事實，那就是大飢荒中受害較多的是小孩和男人，結果顯示相對而言，女人是最堅強、也是回復最快的人。「上帝是多麼美好，」卡密洛夫斯卡太太當時這麼說：「祂給了我這麼大的力量！」

在小小的公寓裡，我透過盧威神父母親的雙眼，看到大飢荒的一幕幕的情景。（神父是她最小的兒子。）我並沒有問往生者的名字，或問他們的墳墓在哪裡，因為我覺得我不應該發問，只要專心傾聽她吐露的心聲即可。

但是首先，我先簡單的敘述大飢荒的歷史。一九二九年一開始，在第十六屆蘇維埃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全員大會中，宣布了全國集中化計畫。史達林決定在一九三〇年秋天之前，全國的農民（當時農民佔了全國四分之三的人口，人數超過一億）都必須住進集體農場。史達林用兩種方式來壓制他們的反抗，先將數十萬農民送進勞改營，或放逐把他們移居到西伯利亞去，其他的被他強迫挨餓，直到順從為止。

受這計畫最大衝擊的是烏克蘭塞皮雅托卡（Szepietowka）縣的巴特朗（Butryn）村，也就是卡密洛夫斯卡太太和她先生約瑟夫及小孩住的地方。

正式說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莫斯科決定了每一個村落有一定的配額運送給政府，包括多少穀物、馬鈴薯、肉類等等，但是這個配額卻遠遠超過土地所能出產的。可以理解的是農民根本無法完成中央強制施加的計畫。所以，當局開始強迫，通常是以武力強迫捜括村裡所有可吃的東西。如此一來，農民既沒得吃也沒得種了。於是從一九三〇年開始，展開了一場延續七年的大飢荒。最慘的一年是一九三九年。今天大部分的人口統計專家和歷史學家都一致認為，那些年下來，史達林餓死了大約一千萬人民。

飢餓的形成既恐怖又多樣化。挨餓已變成生活的常態。整個國家裡，只有特定人士擁有足夠的營養。他們是高級官員及掠食者，但這兩種人都只佔社會的一小部分。數百萬飢餓的人民，願意為一片麵包做任何事……飢餓拉開了人們的距離，許多人失去了同情的能力，不想幫助別人……在那時期的照片中，我們看到人們冷漠的走過躺在貧民窟中的小孩，我們看到婦人在路邊的屍體堆旁平靜的聊天，我們看到車夫一派舒適的坐在馬車上，上頭屍體的手腳則橫陳在外……六歲的坦尼雅·波基寇從隔壁加維爾·特寇的菜園裡摘了一瓣大蒜。結果加維爾把小女孩毒打一頓，小女孩拖著身體爬回到家裡後就死了。這小女孩的父親史迪潘還是紅軍游擊隊員。他帶著因為飢餓已經全身浮腫的四個小孩到縣府當局尋求協助，當他被拒絕時，他對著縣議會的書記波羅尼斯基說：「與其要我看著孩子受苦，不如你把他們吃掉，這樣我反而比較好受。」說完，他就在議會大樓前的一棵樹上吊自盡。有位叫做菲爾多卻克的農婦，因為可憐隔壁鄰居六歲的小孩尼可拉斯和兩歲的歐拉，答應他們的雙親每天會給他們一人一杯牛奶。但是這兩個小孩子並沒有拿到牛奶，因為他們的父親對母親說：「所有鄰居的小孩早都已經死了，為什麼我們還要餵我們的小孩？我們應該在還來得及之前先救自己。」一個七歲男孩子在市場裡偷了一條魚，憤怒的民眾追上他後，抓著他並且不斷往他身上踹，直到小男孩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人群才散去。一名叫瓦西·盧奇科的農夫跟太太歐珊娜住在一起，他們有一個十一歲的女兒，兩個分別是六歲和四歲的兒子，他的大太是個積極的婦人，能夠為了找尋食物遠行到波塔瓦去。有一天，鄰居來到瓦西家，看到大兒子被吊死在門框上。

「瓦西，你這是做了什麼事呀？」

「我吊死了兒子。」

「那另一個呢？」

「我昨天就把他吊在衣櫥裡了。」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沒有東西可以吃呀。歐珊娜帶麵包回來時，總是全部都給小孩子吃，現在這樣，她回來的時候，就也會給我一些東西吃了。」

這樣的悲劇不斷上演，那些外出去尋找食物的人，回來時卻發現已經沒人活著，死亡壟罩整個鄉村。可以一次容納數十人的大型墳場都事先挖好，沒有人會懷疑幾天内就可填滿，到時又得再挖新的墳場……裝運屍體的馬車進出墳場已經成為村莊的常態景象……政府官員會一家家去問有沒有人過世，有的話他們會來幫忙載到公共墳場……人民吃什麼呢？橡子算是不錯的美食，此外還有麥麩、粗糠、甜葉菜、樹葉、木頭刨花、鋸木屑、貓、狗、烏鴉、蚯蚓、青蛙。隔年春天草要長高時，痢疾和腹瀉又毀掉草地，比被人因飢餓吃掉的數量更多。在三〇年代中期，鄉村的情況變得更加恐怖，被捉去牢裡關的人反而認為自己比較幸運，至少在監獄裡還可以吃到一片麵包。

（謝爾蓋·馬克蘇多夫〔Sergei Maksudov〕，《環節》〔Zvenia〕，莫斯科，一九九一）

為了粉碎農民的反抗，當局關掉村莊裡的商店、學校和診所，不准農民離開他們的村莊，也不准進城。在被視為叛亂的村莊入口處貼了告示：不准在此逗留、不准跟別人交談！鐵路沿途村莊每當有火車靠近時，農民就會衝向鐵軌，跪在地上，哀求的舉起雙手大聲呼喊：「麵包！麵包！」火車上的工作人員受命關上窗戶、拉下窗簾。

先是整家人死亡，之後，則是整村的人死亡。

看到死亡漸漸逼近，村莊開始在哀嚎。全村的農民在哀嚎，不是理智或心靈的的呼喊；比較像是風吹在樹葉上或麥梗上的沙沙聲。我會生氣起來：為什麼他們嚎哭得那麼悲傷？他們已經不再像是人，卻還是哭個不停。有時，我走進田裡聽著：有人在哀嚎。我再走遠一點：哭聲似乎停了。但是再走幾步又聽到哭聲，是鄰村的哀嚎聲。似乎整個世界都跟著人們在哀嚎。上帝不在了，有誰會聽到？

（瓦西里·格羅斯曼，《萬事奔流》〔Everything Flows〕，華沙，一九九〇。）

卡密洛夫斯卡太太說一九三二年的夏天情況最嚴重，當時通過了一條法律，農民把它叫做麥穗法（Law of the Blade of Grain），是史達林親自發明和起草的，事關保護集體農場的財產。根據這條法規規定，如果偷了一串的穀物、一根紅蘿蔔或一顆甜菜，就可能會被判處七年徒刑或甚至被槍決。類似的刑罰還用來對付弄壞了曳引機的曳引機司機，或者弄丟了鋤頭、鏟子的農場員工。

這條法律在八月初公布，當時田裡的穀物正待豐收，很多種裸麥或小麥的地方都設置了瞭望臺，秘密警察拿著隨時可開射的步槍在這些地方站崗，驅走任何膽敢拿走一串穀物的人，農地和道路周圍也配置了秘密警察在巡邏，看守收成。甚至還有一些小哨兵也被叫來幫忙，但後來都撤了，因為這些都是小孩子，而小孩子大量死亡，不只死於飢荒，也死於自相殘殺。

所以人民看得到小麥，也看得到揮舞的麥穗；只要還有力氣的人，就會走出自家去看看這些正在生長的穀物。但是農夫們必須站在稻田的遠處觀看，他們知道要是站得太近，子彈就會射過來。如果在夏天剛好又熱又陽光普照，從窗子往外看，可以看到遠遠地平線那端的黑點，全都是飽受高燒和風寒之苦的人，骨瘦如柴、衣衫襤褸。他們有些人就是不回村莊，寧可待在那邊，遠遠望著。

卡密洛夫斯卡太太回憶著說，有時候會看到馬累死在秘密警察的腳下，因為這些牲畜也很瘦弱。在麥穗梢上能看到秘密警察騎著馬的側影，他會坐在馬上環顧四周，然後突然消失不見，馬就那樣癱倒在他底下，接下來便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秘密警察會一陣混亂，大家可以趁這幾秒鐘到田裡拔幾葉麥穗，這樣至少有東西可以吃一天，或者兩天，總之有東西可吃。

死亡有時是因為飢餓，有時卻是因為吃太多。有時候，會有一隊叛亂份子從城裡帶麵包過來，人們一湧而上吃了又吃，然後就痛得身體扭曲、又哭又叫，有的人馬上就死了。

最慘的事，莫過於捜查全家。政府官員會掀開地板、耙開每一吋菜園、挖掘土地，確定任何地方都沒有藏匿任何食物。要是發現了食物，他們會把食物拿走，並把窩藏食物的人抓進牢裡。他們抓走卡密洛夫斯卡的先生六次，她叫他尤濟克，每次她都會到公所的辦公室去又跪又哭。她是個幸運的女人，因為每次他們都會讓他生還。而她斷言，他們之所以能這麼幸運，是因為她相信上帝。上帝從來不放棄人，她堅信不移的對我說。她自己也是最好的見證。因為之後不久，他們把她放逐到哈薩克，把她的先生送上戰場。哈薩克的情況跟烏克蘭一樣艱難，但氣候更加糟糕，她必須穿過風雪走八公里到集體農場上工。她幾乎認定她的先生戰死在德國了。但是，瞧！她的先生居然從戰場上回來了！正因為有這樣的重逢，才有了坐在我們身邊，面帶微笑的盧威神父。

布爾什維克黨到底打算如何，文字實在難以形容，有一次，有人從城裡帶了份報紙，裡面有一張照片，顯示田裡長著高高的穀物。旁邊的文字敘述著城市將遭飢荒，大家日夜排隊等麵包，因為農民偷懶，他們不願去收割穀物，於是所有的東西都在田裡腐爛了。大家對這些農民仇恨至極，然而真正因飢荒而死的，畢竟是農民。當他們把農民送上坐往哈薩克的火車時，會經過荒廢的村莊，窗戶被釘住，半開著的門在風中吱吱作響的搖晃著。一個人也沒有，或許只會出現一個秘密警察吧。沒有牲畜，牠們不是餓死，就是被宰了，連一聲狗吠也沒有，因為老早以前，狗就被吃光了。

馬克蘇多夫相信，烏克蘭的種族滅絕實為大飢荒；雖然官方所知是因為農業集體化和集體農場制度的建立所致，帶給了這片農耕地至今仍無法恢復的可怕詛咒。「但是在這場殘酷戰爭中的勝利者生活，」他寫道：

也沒有變得多好，因為這是場以重大犧牲換來的勝利。農業集體化後，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間增加了兩倍的穀物產量，雖然這些地區的人口一直在增加，但二十五年下來，產量卻依然維持不變。牲口的飼養從未超過當時因屠宰或餓死的十億頭馬、乳牛、公车、綿羊和豬的數量。毫無疑問的，蘇聯之所以有持續不斷的農業危機，原因就在於那些年不斷的破壞所導致，那些「勝利」，最後都變成了挫敗。土地和農民用他們唯一能夠的方式來報復那些當初征服他們的人。也就是農地不再生長作物、農民失去了到農地耕作的熱情。這是一個可怕，卻也是正義的報復。

歷史學家用各種角度來解釋發生在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種族滅絕。俄國歷史學家認為這是為了摧毀傳統社會，轉而創立一個無形式、易駕馭、半奴隸的新蘇維埃人的手段。烏克蘭的歷史學家（其中包括瓦雷廷·莫羅茲〔Valentin Moroz〕）認為，史達林的目的是要救帝國：若沒有了烏克蘭，帝制就不復存在了。然而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卻目睹了「莫斯科遠在天邊！」口號下烏克蘭民族主義雄心的崛起。烏克蘭精神的主要指標是農民，為了破壞這個精神，史達林一定要消滅農民。那時約有三千萬個烏克蘭農民。技術上而言，只要建立一個毒氣室網路，就可以消滅一大部分的農民，然而史達林並沒有犯這個錯。蓋毒氣室的人必須承受所有的責難，自己會招致無恥兇手的罵名。史達林反將罪過全部推到受害者的身上：你死於飢餓是因為你不要工作、因為你沒有看出集體農場的好處。他更進一步的抱怨：就是因為你，城市居民要挨餓，婦人沒有乳汁哺餵孩子，小孩虛弱到沒有體力上學。

被世界孤立的烏克蘭農村，在只能啃著樹皮、啃著自己鞋子上的皮革，和忍受都市裡大排長龍等著買麵包的市民無情的歧視中，無聲無息的消逝。

饑荒與美食開始的作品

我在勒佛夫接近黎明的時分起床，走上街道時，天色還暗暗的。我看到遠處有一盞小燈光搖曳著：今天的第一班街車正開過來。搭車到火車站後，我買了一張到德羅戈貝奇的郊區線車票，等我到達的時候，天色已亮，微微的陽光從薄雲間照射出來。（時值二月，）李斯札克·加拉斯（Liszek Galas）和艾佛特·次列葉爾（Alfred Szrejer）在月台上等著我。加拉斯先生必須趕去上班，但是次列葉爾先生已經退休，所以可以陪我一天。

之所以到德羅戈貝奇來朝聖，是因為作家布魯諾·舒茲在這裡出生，在這裡創作，在這裡逝世。次列葉爾曾是舒茲的學生。舒茲先生在弗瓦迪斯拉夫·優吉羅（Wladyslaw Jagielo）中學除了教寫作和畫畫外，還教手工藝和素描。「當我們不想再上課時，就拜託他講個故事，他也會停止教課，講故事給我們聽。他對這樣的事還滿樂此不疲的。」

舒茲住在佛羅倫斯加街十二號的一棟平房，從那裡到位於日爾羅納街上的學校，大約只有幾百公尺。他只要走兩條小街，再穿過一個漂亮的廣場，就到學校了。附近有間教堂，再來一個廣場，教堂後面廣場的旁邊，有一間麵包店。一九四二年，一名叫做卡爾·甘特（Karl Gunter）的蓋世太保就是在這條街上，用一把女用小手槍射殺了布魯諾·舒茲。

布魯諾·舒茲的生活一直都在小鎮裡，到後來，甚至更加縮小到僅限於佛羅倫斯加街、日爾羅納街，和麵包店旁廣場這小小的三角形內。今天人們花幾分鐘就可以走完這條路線，深深思索著布魯諾·舒茲超凡想像力的神祕，但是否能像布魯諾·舒茲達到任何清晰洞見的結果呢？唯有這麼漂亮的小鎮才能散發出如此非凡的奧祕，也唯有那麼一次、獨獨對布魯諾·舒茲這麼警醒敏感的一份子，才會散發出樸素及靜靜流動的精神來。

所以我的問題才會顯得那樣的荒謬：「次列葉爾先生，肉桂店在哪裡？」

次列葉爾停下來，用一種驚訝、諷刺甚至有點譴責的眼光看著我。「肉桂店在哪裡？」他重複我的話說，「怎麼說？他們是在舒茲的想像裡呀！就在那裡閃閃發亮！就在那裡散發出如此獨特的香味！」

次列葉爾先生想要讓我看他的資產，或者更準確的說，是曾經屬於他家族的資產。這間藥房是他祖父的、這棟房子是他父親的，他的父親在蘇黎士拿到化學博士學位，曾在雅夕煉油實驗室當過主任。

他的家人大多死在貧民窟裡，少數生存下來的則全部移民到阿根廷去了。

在戰後十六年來，次列葉爾先生一直在歌劇樂團拉小提琴和唱歌，首先在基洛夫（Kirov）（以前的萬達〔Wanda〕），後來到柯索莫雷克（Komsomolec）（以前的史圖卡〔Sztuka〕），最後到學校教音樂。

「這裡，」在城裡走了好長一段時間後，次列葉爾先生說：「這裡以前是猶太教堂，現在是家具倉庫。看到那邊的枯枝沒？夏天時，這裡都是野草。」那個白癡女孩特魯亞曾把她的床舖放在這裡嗎？或許有。

每件事都這麼曖昧不清、無法理解。在烏克蘭大飢荒最嚴重的那一年，舒茲在離烏克蘭不遠的德羅戈貝奇寫下了他的《肉桂店》（Cinnamon Shops）。他對那個大悲劇應該是一無所知，彷彿藏身在這個世界之外似的。然而，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在這裡運作著，到底是什麼樣神祕的趨勢、聯想、連結和對立，讓他用這樣充滿著飽足的景象來開啟書的序幕？

在陽光普照的早晨，雅黛拉從市場回來，她就像波夢娜女神在陽光中浮現，絢爛的陽光從她的籃子裡灑落，有果皮吹彈可破、鮮美多汁的粉紅櫻桃，有聞起來比實際吃起來還棒的奇特黑櫻桃；還有擺放了好幾個下午、内含果核、包覆著金黃色果肉的杏子。在如此詩意的水果旁，她拿出如鍵盤般的排骨，兩側帶有肉質結實，富有彈性的痩肉，以及像章魚和花枝般的海帶。這葷素海陸皆備的晚餐材料，口味未定的原始素材，一起散發出某種原始的鄉村野味。

Pomona ，羅馬神話中的果樹女神。​

Vilnius，立陶宛首府。​

Donizetti，一七九七～一八四八，義大利著名的歌劇作曲家。最著名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是一八三五年首演的〈拉美莫爾的露契亞〉。​

Bellini，一八〇一～一八三五，義大利歌劇作曲家。貝利尼的作品有兩大特點：其一是美妙的旋律，可以看作是另一位著名義大利作曲家斯卡拉蒂黃金旋律的繼承者；其二是高難度的美聲唱段，這兩者的完美融合，便是他歌劇的魅力所在。​

Straus，一八二五～一八九九，奥地利作曲家，以圓舞曲作品最為著名，如〈藍色多瑙河〉。史特勞斯家族是音樂世家，老約翰·史特勞斯被譽為「圚舞曲之父」，小約翰·史特勞斯則被譽為「圓舞曲之王」，對十九世紀維也納圓舞曲的流行有重大的贡獻，也最為人所熟知。​

Józef Ignacy Kraszewski，一八一二～一八八七，波蘭小說家。​

Hephaestus，火神的希臘名，也是手藝異常高超的鐵匠之神，貌醜，為愛神的丈夫。​

SS，德文Schutzstaffel的縮寫，是德國納粹黨一個龐大的半軍事组織，算是納粹黨的禁衛軍，以兩道閃電做為SS象徵。​

Lucifer，堕落的天使，後來成為魔鬼撒旦。​

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一八九三～一九九一，前蘇聯政治人物，是史達林的親密盟友。​

全名Vladimir Antonovich Ivashko，一九三二～一九九四，曾擔任戈巴契夫時期蘇聯共產黨副總書記。​

David & Goliath，舊約聖經中少年打敗巨人的故事，後來引申比喻懸殊的對決。​

Vladimir Vinnichenko，一八八〇～一九五一，烏克蘭作家和政治家。他早期的故事屬自然主義，後來的小說則關注個人的衝突與社會，屢受迫害，後住在法國。​

指莫斯科政變。​

Pope John Paul II，一九二〇～二〇〇五，生於波蘭，羅馬天主教第兩百六十四任教宗。他在一九七八年被選為教宗，是第一個成為教宗的斯拉夫人，也是自一五二二年後第一位非義大利人教宗。任内共到其他國家進行教宗訪問一百零二次，是歷史上出行最多的教宗。​

Walter Lippmann ，一八八九～一九七四，二十世紀美國專欄作家、新聞評論家和作家，六十年的卓越工作使他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專欄作家之一。​

Paul Claudel，一八六八～一九九五，法國重要的象徵主義劇作家之一，也是一位詩人、記者與外交官。姊姊即是與羅丹相識，甚為知名的藝術家卡蜜兒·克勞岱。​

Job，聖經人物，熱愛家庭，是個成功的商人，突然間世界崩塌，在短短的時間内失去兒女、財富和健康，卻始終未曾失去對上帝的信仰。​

Bruno Schulz ，一八九二～一九四二，波蘭教師，也是重要的作家及畫家。​

歸鄕

首度踏上聖彼得堡，時間是八月，但卻很冷，而且下著毛毛雨，杜斯妥也夫斯基說多雲的斯堪地納維亞天氣就像是這個城市的特色：「最後是潮濕的秋天，悶熱而骯髒，皺著敵對與刻薄的怪相，透過髒到不行的窗櫺往屋內窺探，讓葛里德余先生無法不懷疑他並不是在諾德鄉間，而是在聖彼得堡城市之中。」（杜斯妥也夫斯基，《雙面》〔Double〕《地下室手記》的作者經常暗示他書中主人翁的煩躁、憤怒和憂鬱，都和城市的氣候與氣氛有關：「一大早，我就被一種奇怪的消沉所壓制住，突然間我似乎是孤單的，每個人都遺棄了我，離我而去，當然所謂的任何人都會問『每個人』是誰，因為我雖然已經在聖彼得堡住了快八年了，卻連一個熟人都沒有。」（杜斯妥也夫斯基，《白夜》〔Whitec Nights〕

壯觀的宮殿廣場

我走出車站（我從莫斯科搭夜車過來），心裡想著葛里德金先生和他不尋常的歷程，但想著的不單是他，聖彼得堡在許多小說、詩歌和傳奇中都擔任了一角，以至於不太像是一個真正的城市，反倒比較像是創造出來的；而拜普希金、果戈理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才華所賜，有時他們的主人翁對我們而言，反倒比我們剛剛在街上錯身而過的人還要來得真實。

街名叫做涅夫斯基大道（Nevsky Prospekt），由東向西橫越過舊聖彼得堡，越接近涅瓦河（Neva River），河岸兩旁的公寓建築和其他大廈就越大也越華麗。越來越高大莊嚴的建築物本身便宣告著我們正在接近一個特殊、重大、最重要的地方，事實上，在涅夫斯基大道底的右手邊，就像某人突然拉起窗簾一樣，出現了宮殿廣場廣大的全景。

壯觀的景象！

沿著廣場整個左側邊而立，伸展而出的是翠綠、蔚藍和雪白的龐大冬宮，裝飾著藝術化的格子與半露方柱，這便是沙皇的王位。

在對面，廣場另一邊則矗立著漆成淡黃色的參謀部紀念大樓。

在這些壯觀的建築物間，橫躺著宮殿廣場廣闊、平坦及空曠的延展場地，大到我幾乎都要稱其為無邊無際了，只見一頭的末端有某樣東西閃爍，某處有車經過，或某個人匆匆走過，不過這些都只突顯出這個地方，強調出它的冷靜不動而已。

這廣場的全景，它的概念、計劃和氣質，擁有一種深刻的象徵主義，比起無數的論文和手冊所能呈現的，還要訴說著更多關於這國家的種種，因為這個廣場做為力量的性格與架構的實例，冬宮代表的是最高形式，是統治者的座位，而它的右翼唯一且最重要的建築，卻既非精神上的力量（這裡一間教堂也看不見），也不是立法力量（極目所及，不見議會），而是參謀部裡的軍隊、部隊和武器。

正因有著統治者和他的軍隊，所以象徵軍隊外衣和國家圖案的俄羅斯老鷹才會有兩顆頭，而不是一顆？

老聖彼得堡的街道可以讓人不斷繞著走，因為有那麼多有趣的建築，那麼多運河，那麼多廣場，那麼多角落和裂縫，普希金離開這裡，迎上他（在涅夫斯基大道和莫以卡的角落）命定的決鬥；在這裡，安娜·阿赫瑪托娃寫下她令人震驚的《安魂曲》（Requiem）；安祖·貝雷小說《聖彼得堡》中的主角阿波隆·阿波諾維琪乘馬車走過這條路，他說：「過了聖彼得堡，就什麼都沒有了。」當我在這兩邊排排站著好幾千間中產階級堅固公寓房子的街道遊蕩時，心頭不斷浮現一個問題：在這資本家、私人產業和富裕的要塞，布爾什維克黨怎麼會取得勝利？這些建築物畢竟是一個強大社會力、主要財力、金融和組織力的儲藏庫！在列寧取得權力的過程中，這些人在哪裡、在想什麼、在做什麼？

美國歷史學家理查·皮佩斯（《俄國大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九九〇年）這麼回答：

庫魯卓·瑪拉帕爾泰如此形容，在法西斯黨掌權時，正好拜訪義大利的英國作家以色列·贊格威爾的困惑，他震懾於不見「路障、街頭巷戰和人行道上的屍體」，贊格威爾拒絕相信他正在目睹一場革命，但是根據瑪拉帕爾泰所描述，不流血正是現代革命的特質，訓練有素的震撼部隊小分隊幾乎是沉默的佔領了戰略點，用這麼類似外科手術般精確的手法進行攻擊，以至於絕大部分的大眾根本毫無所察。

這個描述也符合了俄羅斯的十月政變（瑪拉帕爾泰研究過，並用來作為其範本之一），到了十月份，布爾什維克黨人放棄了在列寧的堅持下，從三月到七月進行的大型武器展現和街頭小衝突，因為事實已經證明群眾難以控制，還引發了後座力，他們改而倚賴在軍隊建制命令下的軍人及工人小分隊，偽裝成軍隊革命委員會，佔領彼得格勒主要傳播及運輸中心、公用事業和印刷廠，也就是現在都會的神經中心，只需要把政府和參謀本部的電話線切斷，讓他們無法安排反擊，整個行動執行得好平順，好有效率，甚至連咖啡館、餐廳，外加劇院、戲院和電影院都開門做生意，人群和大眾繼續尋求娛樂。

隨即浮上心頭的是亞歷西斯·托克維爾對於法國大革命前夕情境詫異的描述：「這可能有助於解釋異常的事實，也就是當革命來叩門的那一刻，為什麼上層及中產階級成員幾乎沒感覺到任何不安，以及為什麼他們還會大發議論，愉快的說著人民的美德、他們的忠誠、他們天真的快樂等等，他們這些不想看到的人的盲點，瞬間顯得如此怪異及悲劇性！」（《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一百二十五年後，歐洲的另一邊演出了類似版本，在兩個例子中，意外的元素都為攻擊者帶來了勝利。

民主城市諾夫哥羅德

我旅程的目的地並非聖彼得堡，而是再往南一百五十公里處的諾夫哥羅德（Novgorod），以及住在那裡的亞歷山大·葛羅柯夫（Aleksander Grekov）教授。

諾夫哥羅德是中世紀著名的城市，和佛羅倫斯及阿姆斯特丹齊名，商業和工藝高度集中，長期發展各式各樣的藝術，尤為神聖建築和聖像的中心，這裡有獨特的政治系統，幾百年來（從十一世紀到十五世紀），諾夫哥羅德都是獨立、自主的封建共和國，最高權力由城內各色居民和附近自由農民所組成的議會主持，那些人推選出一位親王，他以他們之名統治，並隨時可以接受召喚。無論是彼時，或是世界那一角，這些都是前所未聞的制度，這個城邦國自由獨立的象徵是一座大鐘，給居民用來召喚議會，所以，當莫斯科的伊凡二世終於在一四七八年征服了諾夫哥羅德，下令移走大鐘的時候，這行動本身象徵著城市已經失去了它的獨立性，有歷史學家相信這是決定莫斯科，乃至於整個俄羅斯未來方向的關鍵時刻之一。諾夫哥羅德是民主城市，對世界開放，與全歐洲保持接觸。受到蒙古影響滲透，對歐洲充滿敵意的莫斯科則採擴張主義，已經慢慢的進入恐怖伊凡的黑暗時代，所以，要是俄羅斯朝諾夫哥羅德的方向走，可能變成一個和莫斯科為首的國家完全不一樣的國度，但事情卻朝不同的方向進行。

諾夫哥羅德等同於此地的克里姆林宮（所謂的克里姆林宮是一種教會的城廓，用牆，也一度是用權貴之位圍攏而起的一群教堂、修道院和禮拜建築），旅行團會來這裡參觀老建築和繪畫傑作，瓦洛帝·P.（Volodia P.）就以在紀念俄羅斯黃金時代巨大的墨色銅像下幫他們拍紀念照營生，因為遺跡低層有一百二十九位俄羅斯人雕像群，瓦洛帝可以在任何你選擇作為背景的名人及英雄群像前，為你拍下照片。要是來的是一團軍人，瓦洛帝會安排他們站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頓斯科伊、亞歷山大·蘇沃洛夫、米哈伊爾·庫圖佐夫和伊凡·帕斯基維奇前；如果是一群作家協會的人來，他們就會以米哈伊爾·羅曼諾索夫、伊凡·克雷洛夫、亞歷山大·格里戈里耶夫、米哈伊爾·萊蒙托夫當背景。老師們會發現自己置身在希臘至聖西里爾與聖美多迪烏斯和蒂克霍恩·札東斯基之間，瓦洛帝還會把一群政工和經濟學者擺在米哈伊爾·羅曼諾夫這位王朝建立者，優雅坐著的苗條凱薩琳二世，焦慮的彼得一世和驕傲挺直的尼古拉一世之間。

瓦洛帝這份工作收入一定頗豐，因為當他帶我回家時，我在他這單身漢公寓裡看到的第一樣東西是無數閃亮的黑色金屬盒子，排列成柱，堆積成塔，國際牌、傑偉世（JVC）和Sony的任何種類都有，我的主人馬上打開開關。公寓裡頭還有個身段頗佳的漂亮女子，一陣寒暄後，就認真的問我是不是可以代表她去跟瓦洛帝求情，說服他結婚。「因為他拒絕娶我！」她解釋道，擔心之外還有點生氣。

我們回到教會城廓、回到紀念遺跡去，一群校外遠足的學童在等瓦洛帝，他答應要幫他們拍照

（他是這裡唯一的攝影師），這些孩子站在毛毛細雨中，彎腰去看安娜·安卓雅萬納展示紀念明信片的桌子。在孩子們去拍照的時候，我開始為自己挑些明信片，我不知道要買什麼，但突然間安娜·安卓雅萬納，一個年齡或許四十歲、也或許六十歲的女人從過短的大衣袖子朝我伸出了手。

「看，」她說，憤怒又絕望的。「看，他們讓我的手看起來像男人的！」

她給我看她青筋浮凸、粗糙、巨大的手掌，並重複道：「他們讓我的手看起來像男人的！」

從她嘴巴聽起來，這好像是最恐怖的控訴，像個驚駭，像個詛咒。

「打從我年輕開始，」她解釋道，眼淚奪眶而出的吼叫著：「我就像個鎖匠一樣的工作，我這輩子都像個鎖匠。」

「而今天，看看，」她用混合了悲傷和恐懼的聲音說：「我有了像男人一樣的手！」

雖然她從小就和這雙手為伴，儘管她每天都看著，現在卻懷抱著羞愧和驚恐的心情看著自己的一雙手。

苗條嬌小，有著灰髮和一張蒼白病容臉龐的安娜揮舞著工作過度，彷如強壯鎖匠的手，做出威嚇的手勢。

不過最後她發現惡運當中的一點閃亮火花，一些欣慰的人生碎片，所以片刻之後她補上：「他們把我的手變得像男人的，他們把我變成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始終沒辦法把我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她慢慢的平靜下來，等我離開的時候，她用已經安靜、溫柔和順眼下來的口氣說：「現在只要他們可以讓我過段正常的日子就好。」

虔誠的信念

要到葛里柯夫教授和他太太瓦倫堤娜·波瑞索夫（Valentina Borisova）在地下室工作的古老大樓去，得先穿過偉大的聖索菲亞主教堂，深入教會城廓，橫過各式各樣的廣場和院子，那是一間很大的房間，事實上是幾個相連的地窖，擺著一排排又寬又長的桌子，上面放置著成堆的牆壁小碎片，處處皆有照明；不然這裡會暗暗的，甚至是一片漆黑，每一張桌子旁都坐著兩、三個人，拿著石造建築的碎片仔細的看，警醒、專注的全面沉默君臨此地，只會被偶爾傳來的驚呼聲打斷，而那可都是重要的時刻：

「我有伊利亞的眼睛！」

「我有片天藍色！可能是帕拉斯基瓦（Paraskieva）殉教者。」

他們討論起來，開始諮商、比較。

這裡在進行的是：

諾夫哥羅德教會城廓附近矗立著許多小一點的教堂和修道院，其中有座耶稣變容教堂（Church of the Lord's Transfiguration），十四世紀時蓋在三公里外的一座小山丘上。一三八〇年，一群姓名不可考的畫家（或許是塞爾維亞人）用精采絕倫的壁畫裝飾教堂內部，表面積總共約三百五十平方公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俄羅斯人把教堂變成了碉堡和砲兵觀察據點（在這片沒有樹又平坦的草地上，那是唯一的制高點），德國人則持續用大砲和迫擊炮瞄準它，因為他們朝教堂開了兩年半以上的火，戰後山上僅餘超過五公尺高的碎石山。接下來的二十年，山上長滿了草、野草和草叢，直到一九六五年，有人開始在瓦礫堆中四處撥弄，發現壁畫的彩色小碎片，接下來的幾年，三百立方公尺的碎片經過小心徹底的挖掘，篩選出十立方公尺的彩色碎片，然後送到諾夫哥羅德教會城廓。過去二十年來，葛里柯夫教授、他的妻子和一群熱心的人就埋首在這裡，努力從這些被大砲炮火徹底破壞及粉碎的小石頭、碎屑和小分子中，再度拼起古老的十四世紀壁畫，拼出一群姓名不可考的畫家（或許是塞爾維亞人）在上頭描繪出他們的神改變樣子的景象。

整個工作室牆面的木架上擺放著已經修復的基督頭部，或者是聖耶夫勒莫（St.Yefrem）的光環，或者是一名年輕殉難者的衣服。

教授說最大的困難是壁畫照過的相片不足，也沒有敘述文件可做憑證，於是有時就必須倚賴不可靠及誤導的目擊證詞。

和亞力山德·皮爾卓威區·葛里柯夫（Aleksander Pietrovich Grekov）談話，我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有著獨特非凡想像力的人，那必是一種滿載幾千個問號和兩難推論的想像，這片留有火焰痕跡的牆面是上帝出現的火焰碎片，或是正相反的，是全能之主會往不知悔改之頑固罪人丟過去的地獄火燄？這清楚保留著眼淚形象的小銀片，那是老天爺啊！是把兒子放進墳裡的母親的淚，或是聽到基督復活的婦女之一臉上的喜悅之淚？

「六天之後，耶穌帶著彼得和雅各，以及他的兄弟約翰上了高山，以便能夠獨處，並在他們面前變了模樣，臉龐明亮如太陽，衣服則潔白似雪。」（〈馬太福音〉第十七章一至二節）

散落在某張桌子上的金色光芒，哪一道是太陽的一部分？躺在某個櫃子裡頭的白色粒子，哪個是潔白似雪的衣服碎片？

「但無論是誰，若使一個信我的小弟兄犯罪，倒不如直接拿一塊大磨石拴在他的頸項上，把他沉到深海裡去。」（〈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節）

這裡某個人正在燈光下仔細盤查的波浪碎片，代表的是危險的深海，或者是描摹基督乾腳踏上，走向他信徒那片海的畫作的一部分？

「告訴我，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迷了路；他豈不會留下這九十九隻在山坡上，而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節）

保存在這一小塊灰泥畫像上的這綹羊毛是屬於九十九隻素行良好又服從的羊之一，還是那放蕩不馴，讓有耐心的牧羊人尋遍山坡的羊的殘餘物？

看著從幾千個小分子、碎片和屑塊，從沙塵、顆粒和小石子中，教授和他的學生花費多年的時間拼出聖人、罪人和傳奇的畫像來，我感覺自己像是個目擊證人，在布滿灰塵的寒冷地下室裡，目睹天地、所有的顏色和形狀、天使和君王、光明和黑暗、善與惡的誕生。

回到幼時家圍

我從諾夫哥羅德轉往明斯克（Minsk），到白俄羅斯國家陣線議會去，他們的大作家瓦西里·畢考帶我進去。畢考個子高大，沉默寡言，甚至算是極度沉默，但那沉默卻顯得親切及友好，他小說之一中的主人翁亞基耶夫無論外表和行為，都神似瓦西里本人。亞基耶夫拜訪他的家鄉，尋找著過去的遺跡：

他環顧周遭，廣場已經改變許多，變得都認不出來了，但教堂還在，幫助他取得方向感。現在必須轉進小巷，循著向下的街道走。亞基耶夫努力控制心中的焦慮，快速出發到城鎮邊緣去，起先到他熟悉的日羅納街，那裡排列著典型的木造房子，小小的果園和花園一路延伸到一座深峽谷，其中有河流婉蜒流過，溪旁種滿了老樹。

（瓦西里·畢考，《來源》〔The Quarry〕）

白俄羅斯是個平坦的國家，像蔚藍的海一樣的平，夏天因矢車菊而呈綠色和土耳其藍，在冬天如雪和烏鴉的白和黑，有著無數像亞基耶夫拜訪的那種小鎮。白俄羅斯是個農業國家，農民的國家，白俄羅斯語言就保持在這些村莊裡，這也在議會會期中得到印證，許多從城裡來的代表只會說幾句白俄羅斯語，然後就致歉轉為俄語，他們說俄語要簡單得多，來自村落的代表沒有這樣的困難，白俄羅斯戰略性的位置導致沙皇和布爾什維克黨人在那裡實施井然有序、殘酷和尖刻的俄羅斯化戰役。在三〇年代，幾乎整個白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不是被槍斃，就是被放逐，大屠殺由貝利亞的心腹兼朋友卡納瓦（Canava）所組織的，他是喬治亞人。那些被處死的人被控是波蘭情報員，莫斯科急著要說俄語的人口住在白俄羅斯，甚至不需要是種族上的俄羅斯人，只要說俄羅斯語就好。

白俄羅斯議會針對車諾比的災難結果做了許多討論，最早受到發電廠放射性波侵襲的就是白俄羅斯，也傷得最重，明斯克每月發行的《涅曼》（Neman）刊了一張照片，上頭是一個在車諾比爆炸後出生的白俄羅斯男孩的照片，只見他全身皮膚白如瓷器，有著碩大、悲哀的黑眼晴，頭上不見一根頭髮，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光禿蒼白。

我洗耳恭聽，如代表之一所沉思的：對白俄羅斯而言，哪一種統治比較危險，是俄羅斯人還是波蘭人？他結論是波蘭人，因為波蘭比較吸引人。

從明斯克搭了一整天的巴士到我的家鄉品斯克，從早到晚都走在同樣的景色上，好像是站著不動似的。某些口岸只見涅曼河蜿蜒的淺河床，有些口岸是直線的歐金斯基水道（Oginski Canal）。

品斯克。我覺得自己活像是亞基耶夫：

亞基耶夫努力控制心中的焦慮，快速出發到城鎮邊緣去，起先到他熟悉的日羅納街，那裡排列著典型的木造房子，小小的果園和花園一路延伸到一座深峽谷，其中有河流蜿蜓流過，溪旁種滿了老樹。

中午時分我到教堂去，做完彌撒，在人群開始漸漸散去時，我走過去問是否還有人記得我的父母親，他們以前在這裡教書，我告訴他們我的名字，結果那些正要走出教堂的人，竟然是我母親和父親的學生，已經比當年多添了五十歲。

我已經回到了我幼時的家。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杜斯妥也夫斯基一八六四年完成的中篇小說。​

筆名全名為Anna Akhmatova，一八八九～一九六六，俄羅斯「白銀時代」的代表性詩人。在百姓心中，她被譽為「俄羅斯詩歌的月亮」，與被譽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的普希金齊名；然而在蘇聨政府的嘴裡，她卻被污衊為「蕩婦兼修女」。從一九一二～一七年陸續出版的三本詩集《黃昏》、《念珠> 及《白色的群鳥》，躋身俄羅斯一流詩人行列。但自婚後，先遭受詩人丈夫古米廖夫被蘇聯政權以「反革命陰謀罪」處決的打擊，後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間，又面臨兒子被捕，自己遭受無盡的迫害與磨難，因而寫出了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又名《輓歌》，不過直到一九八七年過世，她的《安魂曲》才得以全文發表及出版。​

Richard Pipes，一九二三～，美國研究俄國，尤其是蘇聯時期的歷史學家，主要著作包括《俄國大革命》、《布爾什維克政權下的俄羅斯》、《財產與自由》與《俄國革命簡史》等。一九八一～八二年間，曾擔任美國總統雷根的國家安全會議顧問，負責蘇聯和東歐事務；一九九二年更親身見證了俄羅斯憲法法庭對蘇聯共產黨的審判。​

Curzio Malaparte，一八九八～一九五七，在法西斯統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時期裡，是義大利最有影響、最有才華的記者、劇作家及小說家。​

Israel Zangwill，一八六四～一九二六，英國猶太裔劇作家、小說家、猶太復國主義领袖，也是最早用英文介紹猶太移民生活的作家之一。​

Petrograd ，聖彼得堡在歷史上曾數度易名，這是其中一個名字。​

Alexis de Tocqueville，一八〇五～一八五九，法國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最知名的著作是《美國民主論》以及《舊制度與大革命》，探討西方社會中民主、平等，與自由之間的關係，並檢視平等觀念的崛起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產生的摩擦。托克維爾曾積極投入法國政治，包括了從七月王朝～一八三〇、一八四八～至第二共和國、一八四九～一八五一，但在一八五一年的政變後他便退出了政壇，並開始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可惜只完成了全書的第一卷便去世。​

Ivan II of Moscow，一三二六～一三五九，一三五三～一三五九年在位。也稱莫斯科大公。​

Aleksander Nevsky，一二二〇～一二六三，俄羅斯統帥和政治家，一二三六年他被選為諾夫哥羅德公爵，他與瑞典侵略者和德意志條頓騎士團的鬥爭，使俄羅斯的西北部地區免於被西方天主教國家征服。一二三六～五二年及一二五七～五九年為諾夫哥羅德公爵，一二四六年起為基輔大公，一二五二年起為弗拉基米爾大公。​

Dimitry Donsky，一三五〇～一三八九，一三五九～八九年的莫斯科大公。​

Alekander Suvorov，一七二九～一八〇〇，史上少數從未吃過敗仗的將軍之一，著有訓練手冊《勝利科學》。​

Mikhail Kutuzov，一七四五～一八一三，俄國元帥，著名將領及軍事家，一八一二年曾率領俄國軍隊擊退拿破崙的大軍，取得俄法戰爭的勝利。​

lvan Paskievich，一七八二～一八五六，俄軍將領，曾在一八三一年的「十一月起義」中，成功佔領華沙。​

Mikhail Lomonosov，一七一一～一七六五，俄國詩人、科學家、語法學家和天文學者，被認為是俄國第一位偉大的語言改革家，對自然科學也有重大贡獻。​

Ivan Krylov，一七六九～一八四四，被譽為俄國最偉大的寓言作家，即《伊索寓言》的作者。​

Aleksander Griboyedov，一七九五～一八二九，俄國劇作家及作曲家。​

Mikhail Lermontov，一八一四～一八四一，俄國第一流的浪漫派詩人、小說家。​

Cyril and Methodius、Maxim the Greek，希臘兩兄弟，向多瑙河流域的斯拉夫人宣傳基督教，號稱「斯拉夫人的使徒」。兩人都是學者、神學家和語言學者。​

Tichon Zadonsky ，一七二四～一七八三，俄羅斯著名神學家。​

Mikhail Romanov，一五九六～一六四五，一六一三～四五年在位，是俄國沙皇，羅曼諾夫王朝的開創者。​

Elias，希伯來文聖經中的一位先知。​

Vasili Bykau，一九二四～二〇〇三，多產的白俄羅斯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作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餘波盪漾

（一九九二～一九九三）

餘波盪漾

俄羅斯以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開啟了它二十世紀的歷史，並以導致一九九一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解體的那場革命做結。

這個國家的歷史是座活火山，不斷騷動，而且至今仍不見有想要平靜下來，想要休眠的跡象。

俄羅斯作家眼中的蘇維埃

俄羅斯作家猶里·擘利夫（Yurii Boriev）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歷史比喻成行進中的火車：

火車朝光輝的未來前進，列寧主導，突然間車停了，軌道沒了，列寧叫人來加長，週六加班，軌道鋪好了，火車繼續走，現在是史達林在開，轨道又沒了，史達林下令射殺一半的車掌和乘客，強迫另一半的人鋪設新鐵軌，火車再次開動。換赫魯雪夫取代了史達林，當軌道走到盡頭時，他下令把火車行過的軌道拆卸下來，鋪到火車頭前。接下來是布里茲涅夫取代了赫魯雪夫的位置，等到鐵軌又沒了時，布里茲涅夫決定放下百葉窗，搖動車廂，讓乘客以為他們的火車還在行進當中。（猶里·擘利夫，《史達林尼亞得》〔Staliniad〕，一九九〇年）

然後我們來到了三個葬禮紀元（布里茲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柯），這段期間火車上的乘客連他們正要開往哪裡去的幻象都沒了，然而到了一九八五年三月，火車又再度啟動，不過這是最後一段旅程了，會持續六年半，這一次由戈巴契夫擔任火車司機，標語「開放—重建」就寫在火車頭上。

一個人賦予「俄羅斯」名稱的意義越抽象，越容易侃侃而談，「俄羅斯尋求道路，」「俄羅斯說不，」「俄羅斯走對路，」等等，在這種一般性的高水準上，許多問題都失去了意義，不再重要、消失了，意識形態及國家的大規模化解了困難、煩惱的小規模日常生活，並將其邊緣化。俄羅斯還會是個超級力量嗎？與如此重大的問題、與重要之事並列的，是諾夫哥羅德的安娜·安卓雅萬納，他們會不會讓她正常生活一陣子啊？從大量的媒體，更糟糕的是，從我們的記憶，普遍存在政治言論的語言排除了我們可以表達私人問題、個人事件、個別痛苦的語言，他們頭上無屋頂可遮風擋雨？這已經不在我們的關切之列；那是救世軍或紅十字的問題。

可是要避免這種抽象的態度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只可以透過一般、綜合性的，對，就是透過抽象的語言和概念來呈現龐大、鉅量、坦露在外的事件，而且在這過程中，始終都很清楚我們會一次又一次的落入簡化及陳述的陷阱，要侵蝕這陷阱又是件再容易不過的事。

有作家會用神聖部分意義導入「俄羅斯」概念，歸因於神聖事物的神祕部分和深不可測的特質，詩人費多爾·圖契夫寫著「俄羅斯無法以理性來瞭解……一個人在俄羅斯只能秉持信念。」杜思妥也夫斯基相信對歐洲來說，俄羅斯是難以理解的謎樣事物：「對歐洲而言，俄羅斯是史芬克斯的謎語之一，西方會比較快發現永恆的律動或生活的萬靈丹，而不是探索出俄羅斯的本質、俄羅斯人的靈魂、俄羅斯的個性和特質。」

俄羅斯的信念有時視為宗教色彩，我在莫斯科看到一場示威活動，大批的群眾對俄羅斯反覆念著同樣的話，投入之程度就像是到光明坡Jasna Góra）去的朝聖者複頌著對聖母的禱詞一樣。

其他的俄羅斯作家則強調俄羅斯和其他的國家都不一樣，別人應該把它當成一個例外看，當成一個獨特的現象。「一個人談到俄羅斯時，」皮歐提·察達耶夫寫道：「經常把它當成跟其他國家一樣的單一國家看；事實上並不全是那樣，俄羅斯是一個完全分散的世界，」康斯坦丁·阿克索夫（Constantine Aksov）同樣斷言寫道，「俄羅斯，是一個沒有先例的國家，連跟歐洲城邦和國家一點兒都不像。」

接連不斷的震撼

起先我並沒有構思一場大旅程，我只想要到高加索山去，上次去是六〇年代末期，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被俄羅斯征服，強迫併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那個小區域特別吸引我，因為我最著迷於這世上精神及政治上的自治化。而越過了高加索山，就正在呈現這樣的過程，二十世紀不只是極權主義和世界大戰的世紀，也是史上殖民地自治化的偉大時代：一百多個新國家出現在世界地圖上，至少在形式上，整塊大陸獲得了獨立，第三世界誕生，人口統計學上的數字激增，發展貧乏的國家人口以多於富裕國家三倍的速率增加，造成了許多問題，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煩惱。

造成英國、法國和葡萄牙殖民帝國破產的第三世界擴張過程，也可以在地球上最後一個殖民帝國，也就是蘇聯內體會到。到八〇年代末，這國家裡非俄羅斯人已經幾乎佔了人口數的一半，而政府菁英卻是由百分之九十五的俄羅斯人，或由國家少數已經俄羅斯化的代表所組成的，這些少數人意識到這個事實後，遲早會展開解放行動。

所以一開始我計劃如先前做過的那樣展開旅程，先從莫斯科到喬治亞，再到亞美尼亞，最後到亞塞拜然，但卻被告知這個路線是行不通的，因為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邊界關閉；發生誰也不具影響力的戰事。

這對我而言，真是個震撼。

這裡怎麼有人可以宣稱蘇聯境內發生了事情，莫斯科竟然無法插手干預？對我而言，是承認帝國勢力轄區內居然有辦不到的事情的事實，才真正算是革命！我記得二十年前在亞塞拜然，我想要前去拜訪斯維爾德洛夫（Svierdlov）集體農場，而不是基洛夫集體農場，卻被告知那是不可能的：莫斯科既然給我們如此這般的行程，就沒辦法再更改。電話往來開始了，經過一番詢問與解釋，最後，回應來了：同意，就去斯維爾德洛夫吧。這一切實在都顯得荒誕、瑣碎，可是政權之所以能夠維繫，就是靠這種小心翼翼抓住每個細節，拚命想要掌控每一件事的系統。猶里·擘利夫寫到一些常常盤據在史達林腦海的事情。他會發布像這樣的命令：「把一號裁縫店的裁縫機搬到七號工廠。史達林。」

結果現在有大事件，相鄰的兩國打起了仗，還關閉邊界，莫斯科對這件事卻無能為力！

隔天，當我到達耶烈萬，經歷了第二個震撼。我在街道上散步，突然間遇到滿臉鬍子的武裝份子，看得出來他們並非紅軍，路人說他們是亞美尼亞獨立解放軍的支隊。我無法理解，在帝國境內竟然會出現不是紅軍也不是國安會的軍隊。從早年我對這國家和系統的了解，我等著俄國軍隊師團抵達亞美尼亞首府，把這些年輕人屠殺殆盡，並把城市裡幾千個居民移居到西伯利亞去做為懲罰，但钽類似的事情卻沒有發生。

第三個驚詫，發生在當天傍晚。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最高國會會期的相關報導，其中一個代表正在跟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巴契夫爭吵，我渾身一僵，跟總書記吵架？動彈不得。曾有一度，這表示要被處決，而後來，就代表事業全毀。現在這位代表走下台後，卻獲得了滿堂熱烈的掌聲。

總結來說，我認為：蘇維埃已經走到末路了！對我而言，帝國是在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從莫斯科到耶烈萬那次就瓦解了，之後所發生的事，只不過就像將廢土扔到早就有的瓦礫堆中而已。

我相信，唯有那些曾經歷過史達林主義—布里茲涅夫主義的人，才可以意識和體會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一年間蘇聯發生的轉型及革命後的巨大衝擊。在我旅行途中曾遇到一些年輕記者，他們認為他們看到的事只不過是物換星移常理中有趣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對我而言，每件事卻都是空前與驚異的；我真的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九八五年隨記。

此時觀察共產主義的系統和伴隨的蘇聯危機，以下事件變得越發深刻、清晰、尖銳：

·跟莫斯科牽連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慢慢式微。

·西方國家的共產黨瓦解，失去了意義。

·儘管有戒嚴法壓迫，波蘭的團結聯盟（Poland's Solidarity）造成社會主義系統永久的裂痕。

·在與西方國家的武器競爭中，莫斯科漸失優勢，落伍的科技和低落的勞工生產值，使其在這場掌握世界的比赛中節節敗退。

隨著超級勢力的元氣大傷，日薄西山，這一整個世代的領導人們也隨之瓦解。在歷史性的一九八五年前幾年間，庫拉可夫、拉希多夫、蘇斯洛夫、布里茲涅夫、柯西金、烏斯奇納夫和安德羅波夫相繼死亡，這群人的最後一個契爾年柯也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過世。其他要不是如縱情於酒精裡的葛羅米柯和格里新，地位越來越不穩固；不然就是像阿利耶夫陷入惡劣的貪腐中。

雖然在改革前，人民表達的方式與西方大不相同，但輿論的力量在這裡還是存在的。人民是透過沉默表達意見，而不是用言語，但他們這種無以言喻的表達方式卻意義重大，更能充分表達出他們的指控，他們看人或看事情的方式自有他們的說服力。何處該出席，何處該缺席，當被迫參加集會時，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結束時，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儘管自大的政府鄙視社會，但對於瀰漫在社會裡的沉默，仍不得不正視以待。在布里茲涅夫時代，共青團會議正在聖彼得堡進行時，我曾碰到一位「負責議事廳氣氛」的學生。俄國電影導演史達林斯拉夫·高佛陸金（Stanislav Govoruhin）在八〇年代末期製作的〈不能這樣活下去>（Tak zyt’nielzia）這部電影中，把一九八五年的輿論表達得最好。

這段時期蘇聯在國際間和國內所出現的危機，不外乎就是一些舉世每日都會發生的事，如老百姓的痛苦、物質的缺乏及對生活的無望。我們不要忘記，在這裡所謂的領導菁英特權只是種相對的特權，僅存在於貧窮老百姓的背景襯托下；要是讓有錢國家裡的特權份子聽到的話，大概只是一笑置之。例如烏克蘭某個地方爆發了醜聞，其實不過是某個官員開車時後車廂沒關好，被路人發現了裡頭有燻腸。我本身也在烏法目睹過一件醜聞，市場裡賣的是爛掉的蘋果，但是一些黨工卻能買到只被蟲咬過、可是沒爛的蘋果！有多少次當我走進各地的公寓時，房東都會在門口說：「Rishard，izvini nashu scvietskuyu nishchetu！（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有時候，街頭巷尾在傍晚時分的閒聊主題，竟然是富裕國家生活的標準和品質。在我訪談結束時，俄國人會帶著一種無可奈何的語氣微笑道：「Eto nie dla nas...（那不是我們想要的……）」

一九八五年春天，就在這種情形下，在安德烈·戈託米寇（Andrey Gtomyko）的推薦下，米哈依爾·戈巴契夫被選為蘇維埃共產黨中央委員總書記。一個月後，在四月的全國黨代表大會時，戈巴契夫發表演講，開創了改革和開放的新時代。

以某個角度來看，改革和開放就像是兩個人工肺臟，讓垂死的蘇聯又多活了六年半的時間。我會這麼說，是因為戈巴契夫的政敵們宣稱，當初他接下了全盛時期的蘇聯，卻將它帶領至解散，可是事實剛好相反，蘇聯已分崩離析了好一段時間，是戈巴契夫盡可能的延長了它的壽命。我提這一件事也是因為（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矛盾議題之一），就在蘇聯未解體前，許多西方的蘇俄政體研究專家，特別是在美國的政治學者當中，普遍認為蘇聯的體制是世界上最穩定持久的典範國家。這種想法的主要擁護者是杜克大學教授傑利·F.霍夫（Jerry F Hough）。席爾多·德垂佩便曾在《紐約書評》（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期）提到，當時沒有一個美國政治學者預測得到蘇聯將瓦解。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蘇聯在一九九一年底消失不復存在時，我們會聽到世界各地傳出錯愕驚訝的叫喊聲。怎麼可能？這麼穩固，卻倒了？這麼不可分割，卻分散了？而且是在一夕之間？但這「一夕之間」只適用在最後一幕。事實上，瓦解的過程早在先前就已陸續出現。

對我來說，改革是因為兩大過程的結合，才使得帝制社會不得不屈服：

·治療恐懼的特效藥大量出現

·進入資訊宇宙的旅程蜂擁而出

一個不是在普遍的動物性恐懼、不是在沒有資訊的世界中長大的人，是很難了解這是什麼意思的。

蘇維埃帝國的基石是暴力，和伴隨它而來、難以切斷的衍生物——恐懼。因為史達林和貝利亞的過世，克里姆林宮中止了大規模的政治恐怖，可以說他們兩位的離去，是帝制衰亡的開始。赫魯雪夫的緩和作風及接下來幾年的不景氣，稍微減輕史達林時代駭人的夢魘，但是還沒有完全消除，對異議份子的迫害還在持續；人們若懷抱不該擁有的想法，仍會失去工作；審查制度還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等等。唯有改革和開放可以進行重大的改變。這是第一次人民開始公開表達他們自己的看法，開始有意見來批評和要求政府當局。當然，他們做得太過火，也太過沉迷，結果終究讓人筋疲力盡，因為每個人、每個地方，都在無止境的說、說、說，或者無止境的寫、寫、寫。大量氾濫的言語、無數文字出現在議事廳、在空中、在數百萬噸的紙張上。這些過於豐富的言論和激動的辭句，在拜俄文本身的緣故，因為俄文有豐富的辭藻，綿延不絕、無止無盡，就像俄國的領土一樣。這裡沒有笛卡兒的教條，沒有禁慾主義的規範，在獲得一句有價值的話之前，必須先辛苦聽完冗長的演講或看完長篇大論的文章，想要得到個珍品，還真是辛苦呀！

現在不只可以談，而且還有話題可談。因為進入資訊世界的旅程已經同時展開。簡而言之，前半世紀和後半世紀（特別是最近幾年）主要差異之一，就是取得資訊的管道上的完全不同，標示了時代的特性，就這點而言，前半世紀的人（特別是在蘇聯境內），跟後半世紀坐在電腦桌前打著鍵盤即可獲得任何想要的資訊的人相比，像極了山頂洞人的時代。一位俄國異議人士，也是作家的李維·寇皮亞里爾夫（Lev Kopieliev）在他的書《我年輕時的偶像》（The Idols of My Youth）裡，提到這點不同：就資訊而言，以前的成年人就像小孩子一樣，反觀今天這個時代，連小孩子都像是大人。在前半世紀的蘇聯，人們所知真的非常有限。資訊管道還真是一大特權，以往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檔案比毀滅性武器的軍械庫還要戒備森嚴。有位俄國記者（我忘記他叫什麼大名了）回憶說在蘇維埃入侵捷克後，他問布里茲涅夫是否允許寫出當時有關那個國家的報導，布里茲涅夫冋答：「你什麼都可以寫，但只能寫一份，而且只能把它寄給我。」

現在突然間有資料了，有關於卡亭的、有關於庫羅帕堤、有關於索洛維茨島……

戈巴契夫的關鍵一九九一年

經過五年的緊繃和努力之後，戈巴契夫漸漸疲憊、緊張又失去了方向。他的初衷和動力也明顯漸渐流失。雖然他的政治見解到目前為止還算極富創造力，而且從俄羅斯的狀況來說，這些見解也可說是極具創新和不凡，但現在卻都變得像例行公事般了無新意、舉棋不定、處處讓步。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他的外交部部長，也是他的長年戰友愛德華·謝瓦納茲公開警告他，保守勢力正準備政變，之後隨即遞出辭呈，戈巴契夫卻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幾個被他任命高階職位的心腹中，有人即將要背叛他，他們全是共產黨的官僚，也是新史達林主義的反動成員。

最關鍵的一九九一年來了，由維爾紐（Vilno）和里加的流血事件拉開序幕，蘇聯國安會的部隊用坦克車攻擊了維爾紐的和平遊行隊伍，十幾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立陶宛人用水泥路障圍住國會大廈，當我進到裡面時，內部的人大聲叫著要注意加強防守，沙包堆到窗戶旁邊，到處都有年輕的武裝志願兵在守衛，他們料想敵人隨時會攻進來。蘭茨貝爾吉斯總統有點緊張，但還是鎮靜的陪著大家，鼓舞大家。在里加和塔林（Tallinn），情形就像在維爾紐一樣，水泥路障保衛著新成立的國會大厦。最壯觀的路障是在塔林，我們必須走過那些蓋得像米諾斯迷宮的走廊，才能抵達國會。

誰該為維爾紐和里加的流血事件負責呢？在莫斯科的民主人士問著，同時也把矛頭指向國安會的首腦克留奇科夫和內政部長普果，但是戈巴契夫並沒有把他們解職。是他缺乏勇氣嗎？還是他不知道該做什麼？

夏天，他和家人去了克里米亞度假。

他所有的心腹，包括站在最前線的副總統亞納耶夫（Yanayev）都開始展開攻擊行動。八月十九日那天，三日政變開始。坦克車包圍了所謂的白宮，也就是俄羅斯聯邦的政府和國會所在地，以及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欽的辦公室。葉爾欽譴責那些陰謀策劃者，並組織防衛隊保護白宮。

政變迅速被平定，政變的首腦人物被捕入獄。後來發現被派遣去掌控核子武器的坦克部隊已經兩天沒給食物吃，大多數人甚至沒有長靴可穿，只能穿運動鞋。那些幫忙防衛白宮的婦人可憐他們，於是跑回家去拿一些食物給他們吃。防衛的坦克部隊向那些慈悲的女士保證，他們絕對不會開火，也信守了承諾。幾天以後，莫斯科媒體報導當政變開始時，反叛的主腦亞納耶夫的母親正躺在克里姆林宮醫院，反叛的消息一出，大家認為她的兒子將掌大權，醫院裡的病人紛紛爬下床到這位老婦人的病榻前，給予最誠摯的賀詞。但反叛失敗後，亞納耶夫被捕，同樣的，病人又拖著病體下床，但是這次是到醫院院長辦公室，直接了當的要求驅離這位婦人。

戈巴契夫從克里米亞回去，為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喪生的三位罹難者舉行喪禮。百萬民眾聚集在送葬隊伍開始的克里姆林宮，表達他們的敬意。我聽到老遠有人用擴音器在講話，但是群眾們也在講話，根本沒有人在聽。

「講話的那個人是誰？」我問。

「戈巴契夫，」有人回答我，然後就繼續講他的話。

戈巴契夫已經引不起人們的興趣，沒有人想再聽他講話了。

戈巴契夫權勢不再

每時每刻，歷史就在我們眼前搬演，我在葬禮中目擊了一個新階級的誕生。當我站在加里寧大道（Kalinin Prospekt）等著出殯隊伍時，一位高高的、穿著破舊油布外套的年輕人走近群眾，大聲叫著：「白宮的保衛隊員，站出來！」

起先是一片沉寂，沒人行動。但是經過幾次懇求後，從外表判斷是個學生的人鑽出了人群。不一會兒，其他人也站出來。沒多久，一大群的保衛隊員就成群聚集，穿著油布外套的人很快就明暸自願者已經開始主動集結成眾，遂停止招募。他把那些站出來的人的姓氏抄下來，並請他們下週二來參加集會。他們會組成一個組織，或者進行白宮保衛隊員的運動，他們會獲得徽章和身分證；幾年後，他們就會是部長、將軍、大使。

八月政變之後，戈巴契夫辭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一職。之後，葉爾欽解散共產黨，並宣布共產黨是非法組織。那時我人在基輔，烏克蘭共產黨雄偉的大樓顯然的失色荒廢。兩名員警站在大樓的入口，對於任何詢問都只以聳肩和沉默回應。制度的支持者到哪裡去了？那些黨工呢？他們早已設法在政府部門和商業公司找到行政職位，或是朝向聯營企業，做初生的資本主義前哨站。

戈巴契夫一定覺得越來越孤單。他在西方仍然備受歡迎，西方世界想要和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和諧相處，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他們得可愛、他們得微笑、他們得穿著得宜、輕鬆、開心、幽默、有禮。終於，在絕望的等待六百年後，現在這個人出現了：戈巴契夫。倫敦和巴黎、華盛頓和波昂，全都興高采烈的敞開雙臂。多棒的發現！多讓人欣慰啊！

年長的美國婦女成群結隊的組團前往俄羅斯。

「我們去莫斯科吧！去和戈巴契夫共進午餐！」

俄國人睜大眼睛觀察著這一切。

在此同時，跟美國婦女觀光團同輩的俄國人正在排好幾小時的隊，只等著要買一塊肉或起司，他們對總書記就沒有這麼高的興致。

他當然也警覺到了這一點，一定感覺得到他的周遭越來越空洞。這制度的支柱之一叫做telefonnoye pravo（電話法令），也就是位階較高的官員，以打電話給他部屬的方式下達指令，像是將史密諾夫解職，處死科薩科夫等等。較低階的官員只能依指示執行，不能提出任何疑問。如果拒絕，他自己不是得離職就是被處死。這樣的傳達系統可以確定的是不會留下任何文件紀錄，所以也無從求證是誰下的決定，責任歸屬無從查證。電話法令也可以由反方向來傳達。低階官員在做任何決定前，會先打電話給長官徵求他的同意，因此，下屬電話打的多寡、電話內容的種類與重要性，都能夠讓高階長宫拿來確認自己是否依然重要。許多之前的黨部主管在寫回憶錄時，會總結說，他們會開始準備下台，就是出現了辦公桌上電話鈴響次數越來越少的徵兆，到最後是完全沉默。這表示他的職業生涯已到盡頭，緊接而來就是降級、解職，然後是無法避免的終結。

到了一九九一年年底，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次數越來越少。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像是六月十二日葉爾欽當選了俄羅斯聯盟的總統，正逐漸掌握帝制時期較大一部分領土的統治權。

是葉爾欽在十一月中止了（當時有將近二千萬黨員的）共產黨的執政權，並宣布它為非法機構。他在戈巴契夫並不知情（或至少沒有徵求他同意）的情況下，倡議與俄羅斯聯邦的領袖，以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共和國的領導人，於十二月初在比亞羅維札（Bialowieza）森林召開會議，決議成立新的聯盟，也就是獨立國協。兩週後，五個中亞的共和國也加入，一個新的帝國雛形開始浮現。

戈巴契夫依舊孤立。

十月二十五日，戈巴契夫辭去蘇聯總統職位，克里姆林宮那榔頭和鐮刀的紅旗也被撤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已不復存在。

我同時追著看螢幕上改革的命運和帝制隕落的過程：

·電視機螢幕上的畫面（或者說是在數十台電視機的螢幕上，因為我不斷換到各個城市、車站、旅館和公寓去）。

·在我旅遊期間，鄉間一般日常生活的畫面。

有兩個場所非比尋常的衝突：

·高層政治的場所（電視數小時連續不斷播放最高會議、各階層代表大會及聯盟的審議）。

·行人的場所：在又黑又冷的清晨排隊的隊伍、在寒冷的西伯利亞公寓裡的夜晚、在聽到食堂已經開放的消息，大家歡聲雷動，因為可以喝到一碗熱湯了。

這在兩方面精神分裂似的感受，將我的注意力導向存在於我們這時代物質文化時期（或稱為每日生活）和政治鬥爭時期之間，那一道基本的，甚至是無法跨越的鴻溝。在中古時期，這兩種年代或多或少都能互相交集，產生和諧的節奏：城市發展了好幾世紀，朝代也延續了好幾世紀。

今日已經不同了：就算過了數十載，城市仍然會繼續發展；但是做為統治者，則是過了幾年或甚至幾個月就會被汰換掉。政治舞台比日常生活舞台的旋轉還來得快上好幾倍。政權一替換，執政黨和他們的領導人也跟著換，可是人民的生活卻一如往常，依舊沒有寓所，沒有工作；房子依舊破破爛爛，馬路依舊坑坑洞洞；從早到晚依舊忙忙碌碌，只求收支平衡。

或許，那就是許多人之所以遠離政治的原因：對他們而言，那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模擬而生的節奏，和加註在一般人生活上的節奏是完全不同的。

媒體與帝國崩解

對於帝國的崩解，電視也幫了很大的忙。只要秀出政治領導人也像一般人一樣，只要讓人們就近看看他們，看看他們如何吵架、如何緊張、如何犯錯、如何辛勞、如何贏，以及如何輸，藉著拉開布幔，讓人們得而一窺這最高及最隱密的殿堂；有益及解放的去神祕化過程於焉展開。

一直以來，權力的部分神化都是俄國政治文化的信條之一，晚近到了十九世紀中期，被視為聖人的沙皇畫像高掛在教堂裡。布爾什維克黨欣然樂意的採用了這個傳統，領導人的生活被包裝得極端神化。領導人類似法老/木乃伊，走路僵硬、不太微笑、保持靜默，目光定在空中某個點上。研究蘇俄政治的學者，常常以出現在各類公報上人名的先後順序，來研判克里姆林宮裡的權力結構。他們這樣做是對的，因為這樣詳細嚴密的操作掌握著先後順序、出現的次數，還有出現在報紙的哪個版面，甚至刊印出來的領導人名字大小。負責黨務草案的官員會吹毛求疵地監控著。看！米高揚在烏斯奇納夫之前先上講台，一定有什麼涵義！而所有的莫斯科人民都會因流言和臆測而亂哄哄。

電視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的事，讓所有政變的策劃者改變了策略：以前，他們會先攻擊總統府、政府機關和國會大廈；現在則會先掌控電視台大樓。最近在維爾紐和提弗利司的戰爭、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和利馬（Lima）的戰爭，被攻擊的都是電視台，而不是總統府。近來有關政變的電影劇情也會這樣演：坦克車在破曉時分出動佔領電視台，這時總統還安穩地睡著，國會大廈一片漆黑；一個人也沒有。策劃者會前往真正的權力所在地。

任何一個大轉變，不論是政權交替或是社會革命，都會分為三個時期：

·破壞舊系統時期

·轉型時期

·新秩序建立時期

前蘇聯帝制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個轉型時期，舊制度的元素和新秩序的預兆混雜在一起。「轉型時期」的觀念是今日一切問題的答案。事情進行得不順利？太糟了，這是轉型時期。供應品不夠？可以諒解；這是轉型時期。舊老闆仍然大權在握？別擔心；這只是轉型時期。

想想這個國家的領土如此廣大，還有悠久深遠的歷史發展過程，可以推想「轉型時期」還會再持續好幾年。

轉型時期的主要任務、要旨和想法是要推行大規模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要改變舊政權，要創造新品質的生活。

俄國改革是尚未結束的革命

兩位歷史學家，一位是俄羅斯人納坦·艾德曼（Natan Eydelman），另一位是美國人理查·皮佩斯，為俄國所有的改革下了兩個基本觀點的定義。

艾德曼：俄羅斯的改革一直都是從上而下。這個召喚一定得從最上層開始，逐漸傳到底下，然後實現。由於改革受限於這樣的模式，一陣子之後，改革的動力就會減弱，整個情況陷入膠著，然後停擺。

皮佩斯：俄羅斯的改革由外在的情況和事件所支配，這種際遇有可能是俄羅斯在國際的競爭場合上遭受挫敗，或在掌握世界的競爭中遭受到過度的排斥。俄羅斯國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重要，這一直是改革陣營的痛處，使得保守派和其他的對手更相信俄羅斯應該成為有效率及現代化的國家，才能重新獲得國際地位。

這就是截至目前為止的情況。至於將來會變得如何，時間會給我們答案。

如我先前曾提過的，蘇聯學者並沒有預見蘇聯一夕瓦解，但即便那些相信、甚或預測總有一天這個超級政權會垮台的人，也憂心在布爾什維克交出政權和滅亡前，他們會先放一把火燒掉整個國家，讓全國陷入血海之中。

這樣的事都沒有發生。

國家的共產黨垮台相對而言並沒有發生流血事件，連在種族上的俄羅斯也沒有，偉大的烏克蘭宣布獨立時，連一發子彈也沒開射，白俄羅斯的情形也一樣。

我們目睹了當代世界正在發生的絲絨革命，又稱不流血革命的現象，或如以薩·達尤卻爾所形容的，是尚未結束的革命。

這些革命中都有一些典型的特色，就是雖然舊勢力正在滅亡，但是並未完全滅亡，所以在適應新舊之間的過程中，因各種適應問題同時伴隨而來的戰爭，便常會在對峙的兩邊發生。有效的原則是避免侵略、嗜血的衝突。

有趣的是，今日流血衝突只發生在那些盲目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或宗教的基本教義乘戰爭之際而入的地方，換句話說，這三塊黑雲是可使二十一世紀的天空風雲變色。有些地方是由於社會結構轉型才產生伴隨而來的各種階級鬥爭，那樣的過程就比較溫和，也比較不會流血。

回到俄羅斯：一九九四年的今天，舊體制還留下什麼？前蘇聯還留下什麼？留下來的有：

·舊官僚體系。它仍然具有影響力，在政府機關、經濟事業、軍事機構和警察單位。據俄羅斯社會學家們估計，總人數約有一千八百萬人。目前舊官僚體系仍無他物可替代，反對黨從未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力量。留在國内的異議人士數目不多，反正大部分都已經離境出國了。新政治階級的產生需要些時日，而這段過程總得等上好幾年。

·兩個龐大軍隊：俄羅斯軍隊（之前稱紅軍）和國内軍隊，包括邊境部隊和鐵路部隊、空軍和海軍。據說有數百萬人。

·權力很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民兵。

·所有的中型、重型工業仍然是國營的，包括高度發展的軍事工業集團，這是超大的武器戰備機構，生產和研究機構共有一千六百萬名僱員，這類工業的主管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著重要及活躍的角色。

·國營的大地主。在農業部分，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佔主導地位。

·舊思想、舊社會行為的領域，還有灌輸給人民幾十年的愚昧觀點。

·舊的合法體制。

除了舊政權的機構之外，還有一個共產黨既大且悲的遺產，一個恐懼與壓抑的覺醒：他們醒悟到一九一七年以來，延續了數十年以來，在特定的幾年間便會實行具備大滅絕特性的迫害。歷史學家和人口統計學家對於這種規模屠殺的估計，呈現出差異極大的看法。人口統計學家塞爾吉·馬桑杜瓦（Siergei Maksundov）估算的數量最少，根據他的估算，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間，有五千四百萬蘇聯公民死於非自然死亡（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I.庫加諾瓦（I.Kurganov）教授估算的數目則是最多的，根據他的估算，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八年間，在集中營、監獄、兩次世界大戰的前線，約有一兆一千零七十萬的蘇聯公民失去性命。（《旗幟報》〔Znamia〕，一九九〇年一月）

極權主義系統下的另外一個遺產，就是社會上普遍性的貧窮，公寓的貧乏、厨房的貧乏、生活的貧乏。

第三個遺產是社會上驚人的道德敗壞程度。各式各類的幫派竄起，武裝集團運作恐怖活動，犯罪集團進行不法勾當。此外，類型互異的犯罪集團四處橫行，魔爪甚至深入到權力高層。武器黑市猖狂放肆，連飛彈都可買賣。還有明目張膽到令人髮指的竊盜行為，蔓延的貪污腐敗、酗酒、強暴、譏笑嘲諷，以及無所不在、處處可見的粗暴行為。

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遺產是生態的蹂躪。煙霧瀰漫的城市，工作場所普遍通風不良，受污染的河川和湖泊，核廢料到處傾倒。最可怕的是，還有五十六座既陳舊又過度裝載的核能電廠，五十六個潛在的車諾比，偏偏這些電廠又不能關閉，因為提供了大城市照明，供應許多工廠電力。

帝國的改革步驟

帝國發現自己現在的轉型時期，實際上是從一九九一年開始的，而且還會延續許多年。在這個過程中，物質文化時期和政治鬥爭時期之間的鴻溝也越來越明顯。無疑的，政治發展會更趨熱烈，物質進展則明顯的會較少。

政治舞台上正在上演什麼呢？凶殘的權力鬥爭正在各勢力團體中進行。反葉爾欽陣營想要推翻總統和他的政權。現在很難清楚的界定這些團體分站的兩邊陣營，哪邊是改革派，哪邊又是保守派，也難以說就一般的情況而言，這樣的標準在這裡是否有任何意義，或者是否適用？官方的說法是，葉爾欽陣營想要改革，而反對陣營（最主要是活躍在國會裡）並不想要改革。但真的是這樣嗎？今天，在時間和時勢的催促下，改革的需求有其客觀的必要性。任何執政的團隊都必須在支離破碎的經濟上做某種程度的改革與變化，因為如果不這樣，國家將毀滅，執政團隊也會隨之滅亡。

當然還有改革節奏的問題。但是又有誰能測量或界定呢？專家們堅持，俄羅斯在一九九二年是向前踏了一步，但是這一步應該可以再大步些，甚至可以大更多。換句話說，當國家已經很顯然的往前踏一步，會不會實際上只是留在原地不動呢？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疲倦了，也不再抱持幻想。或許大家會省悟是因為葉爾欽和他的西方專家顧問們對於改革的預估都太過於樂觀，忘記了改革就是意謂著改變現實，而現實就是塊用血和鋼鐵琢磨七十年而成的花崗大圓石！必須花費多少時間、精力和金錢，才能弄碎這顆政治大頑石！我認為這個國家的倒退、貧困、疏忽與毀滅是如此嚴重，以至於期望在一年內就能有明顯進步，時間實在是太短了，讓我們再等個十年、二十年吧！

不過幻想破滅的這一年，倒是足以讓這個國家的政治氣氛，稍微降一下熱度。

每個人都已遺忘了改革和開放。

曾經在與共產黨的抗爭中那樣積極主動的民主陣營，已經在政治舞台上被邊緣化，他們發現自己不是迷失了方向，就是被遺忘了。一般而言，民主這個字眼在俄羅斯已經越來越少被提及。

整個社會充斥著等待的心情和對政治的漠不關心；人們極端的厭惡政治。

主張強化權力（特別是中央權力）和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的陣營開始佔上風，這種氣氛助長了政府的威權，鼓吹了各式各樣的獨裁體制。

未來呢？

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當代世界所做的各項預測幾乎都不會成真，未來學陷身危機，已經失去了威信。幾千年來微小、簡單和統計世界所塑造出來的人類想像力，今天已經捉不住也趕不上周遭的現實，現實正在快速的膨脹（尤其是拜電子的進步和消息的擴大所賜），比一切都增加的更多，數百萬個的細節、要素、單位和生物都在持續活動、戰鬥、全新結構、安排及組合當中，再也無法讓人掌握、阻止或者形容。

撇開這些困難不論，倒是可以認定有三個過程會主宰俄羅斯人的生活。

首先是整合與瓦解的民族主義力量戰鬥著，俄羅斯人會想要維持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超級帝國；反之，各個少數的非俄羅斯人則想要追求越來越明確，屬於他們自己、自治的目標，這些少數人口現在只佔蘇聯人口數的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或者說一億兩千萬人是俄羅斯人），但非俄羅斯人的人口是以俄羅斯人五倍的速率在成長，意味著俄羅斯人的百分比正在迅速縮減，俄羅斯語的優勢也在銳減當中，前蘇聯領土內講俄語的人民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少人學俄語了。在我的旅途當中，在某些地方想用俄語溝通都有困難，尤其是和年輕人攀談時，年紀大一些的人俄語最棒，年輕的差一些，而小孩子幾乎就一無所知了。

（關於按兵不動的俄羅斯人：兩千六百萬住在俄羅斯聯邦之外，主要是在烏克蘭和哈薩克，他們的未來則不確定。）

非俄羅斯人人口的急遽增加所形成的蘇聯「亞洲化」過程，拜德國人，尤其是大量猶太人的移出所賜，又加快了些速度，後者是因為感受到了日益增強的反閃族主義威脅，那是新迫害和集體暴亂的幽靈。

力量的整合與瓦解戰鬥可能也會發生在各共和國間的邊界問題上，曾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領土邊界的相關問題，是個潛在的定時炸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八〇年間，當時聯盟各個共和國經歷了九十幾處的領土改變和邊界修正，光是一九九〇年，他們境內就發生五十多次的邊界衝突，今日的次數甚至更高，這些邊界有多處就如非洲一樣，橫過許多相同族群居住的土地。（這樣的情況就發生在塔吉克和烏茲別克的邊界上。）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對抗可能會成為邊界衝突的另一個來源，伊斯蘭正在經歷一次劇烈的重生。那就是在前蘇聯領土內，約有六千萬說土耳其語的人信奉伊斯蘭。

在力量的整合與瓦解之外，第二個過程將是根據生活物質狀況而起的社會累進對立，一端會聚集有錢人（然後變得更有錢），另一端則是窮人（而且變得更窮），儘管每個社會都有生活低標，可是俄羅斯的對比特別尖銳、顯著、刺激，這是最原始、無情形式的資本主義，或者是偽資本主義。

第三個過程是自我發展，我用一個笨拙的術語來界定這項發展的天性，叫做飛地發展。在高度發展的歐洲國家，比如說像荷蘭和瑞士，周遭的物質環境多少都以相似的水準發展：房子漆得工整，窗戶上有嵌畫玻璃，路上的柏油平滑，交通動線區分得很好，各處商店皆有充足的存貨，餐廳溫暖乾淨，街燈明亮，草坪修剪得整整齊齊，但在飛地發展的國家裡，景象看來就不同了。一間優雅的銀行矗立在破爛的公寓建築間；一間奢華的旅館被貧民區包圍；一個人從照明光亮的機場走進一個陰森、污穢城市的黑暗之中；在迪奧精品店光輝燦爛的展示櫥窗旁，是當地骯髒、空盪、沒有開燈的商店；

在壯觀的車旁是老舊、發臭擁擠的城市公車，首府（大部分都是外來的）構建了它芳香和發光的聖堂，發展出這些棒極了的飛地，卻沒有意願，也不想要發展國家的其他部分。

俄羅斯的未來方向

俄羅斯人在爭論，該怎麼做？有人說該回到根本，回到舊俄羅斯，索忍尼辛主張沙皇俄羅斯是個輝煌的國度，「富裕且繁榮」（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如何重建俄羅斯？》）；不幸，之後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進入毀掉了一切。不過之前世紀的見證人已為俄羅斯描繪出沒那麼田園風的景象。

多年後我再度橫越你的道路，

我發現你完全一樣都沒變！

你的死寂、靜止和麻木。

你休耕的土地

以及沒有屋頂的農舍和腐朽的牆壁。

你骯髒、惡臭的空氣，無聊，跟以前一樣的爛泥，

還有同樣的卑微眼光，一會兒放肆，一會兒又沮喪。

雖然你已經從奴役當中獲得自由，

你卻不知道該拿自由怎麼辦——

你，以及百姓……

一切都一如以往。

（伊凡·屠格涅夫，〈夢〉〔The Dream〕）

安東·契訶夫在一八九〇年寫道：

……我們讓幾百萬人在監獄裡腐朽，漫不經心、毫不體貼、野蠻的毁滅掉他們；我們用鏈子拖著人穿過幾千哩的冰天雪地，讓他們感染上梅毒，腐敗他們，增加罪犯，然後把過錯全部推到這些紅鼻子的獄卒身上。所有歐洲文明人士都知道該怪罪的不是獄卒，而是我們所有的人，但這不關我們的事，所以我們沒有興趣。（《書信集》〔Letters〕，第一集。）

回歸舊文化？但俄羅斯的文化指的是貴族或農民，然而現在已經沒有貴族或農民，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這裡又從來不算多數，而且經常格格不入。

必須面對這個社會，尤其是面對知識份子、民主主義者的問題與困境。

比如說，社會和國家，一個人要如何參與管理國家的團體？一個國家又要如何民主化？

俄羅斯大地的特性和資源對國家政府的勢力有利，但俄羅斯當地的土壤是貧瘠的，氣候冷冽，一年當中大部分都是短晝的,在這樣的天然條件下，大地的生產收成不多，有重複不斷出現的飢荒，農人窮到沒有辦法獨立；領導人或國家對他總是擁有莫大的權力，被債務所淹沒的農民卻沒有東西可吃，淪為奴隸。

同時這又是一片石油、瓦斯和鐵礦天然資源豐富的大地，但天然資源的開發與利益在一個強盛的官僚獨裁國家尤其容易被獨占，土地的貧瘠和豐富就這樣逐漸傷害人民，撐起了政權，那是俄羅斯很大的一項自相矛盾。

但這個國家的未來還是可以樂觀看待，大社會有著強大的內部力量，他們有充分的生命力，有各式各樣、無窮無盡的力量補給，可以讓他們從最嚴重的挫折當中提升自己，並從最嚴重的危機當中出頭。

中國可以從羞辱和飢餓的深處自我提升，並開始獨立成功的發展起來，印度也是，巴西和印尼亦然。即便是在困難的環境下，這些國家廣大的人口，錯綜複雜的文化，忍耐的能力和創造的野心，還是能夠創造出驚人的成果，這個人類發展的通則當然也適用於俄羅斯。

還有一件事：只要是居於自身和平的利益上，讓俄羅斯既著迷又充滿恐懼的西方總是準備好提供援助。西方會拒絕別人，卻永遠會幫忙俄羅斯。

在冬天的俄羅斯大地上，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裡的尼可拉斯駕著他的三匹馬馬車：

尼可拉斯再檢查一次馬，看一下四周，他們依舊沐浴在月光下，依舊在星光閃耀的神奇草原中。

「薩哈爾大叫著我應該向左轉，但為什麼要往左？」尼可拉斯心想：

「難道我們要去梅留科夫家嗎？難道這就是梅留科夫的莊園嗎？天知道我們要到哪裡去，只有老天爺知道我們要到哪裡去，只有老天爺知道我們會發生什麼事——」

全名Yury Vladimirovich Andropov，一九一四～一九八四，前蘇聯政治人物，長期擔任蘇聯黨政領導職務，曾任一九六七～八二年的國安會首腦、一九八二～八四年任共產嘗總書記、一九八三～八四年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全名Konstantin Ustinovich Chernenko一九一一～一九八五，前蘇聯政治人物，曾任共產赏總書記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任總書記後，内外政策大體繼承了前任安德羅波夫的方向。但是當時已經體弱多病，不久健康更加惡化，無法正常履行職務，任總書記十三個月後即去世。​

Fiodor Tiutchev，一八〇三～一八七三，與亞歷山大·普希金和米哈伊爾·萊蒙托夫並稱為俄羅斯最偉大的三位浪漫詩人。​

Sphinx，即埃及故事中出謎語給人猜的獅身人面像。​

Piotr Chaadayev，一七九四～一八五六，俄羅斯哲學家。​

全名Vladimir Grigoryevich Kulakov，一九四四年生，蘇聨境内沃羅涅日州領導人。​

全名Mikhail Andreyevich Suslov，一九〇二～一九八二，前蘇聯政治人物。在蘇聯最高權力核心擔任要職超過其歷史一半的人只有兩個。一位是長期負责外交和國際關係事務的安納斯塔斯·伊凡納威區·米高揚，另一位的名字在蘇聯以外並不廣為人知，那就是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以及黨務的米哈伊爾·安德列耶維奇·蘇斯洛夫。他有兩個公認的非正式稱號：對於同志，他是「頭號思想家」，對於反對者，他是「灰衣主教」。​

全名Alexsei Nikolayevich Kosygin，一九〇四～一九八〇，前蘇聯政治人物，一九六四～八〇年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全名Dmitriy Fyodorovich Ustinov，一九〇八～一九八四，一九七六年起任蘇聯國防部長至逝世為止。​

全名Andrei Andreyevich Gromyko，一九〇九～一九八九，前蘇聯政治人物，曾於一九五七～八五年任蘇聯外交部長，一九八五～八八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Viktor Vasilyevich Grishin，前蘇聯政治人物。​

Theodore Draper，一九一二～二〇〇六，美國歷史學家及政論作家。​

Kuropaty，史達林曾下令在此槍決數千名白俄羅斯人。​

Solovki，白海中著名的勞改營。​

Eduard Shevardnaje，一九二三年～，喬治亞政治人物，一九九五～二〇〇〇年擔任喬治亞第二任總統及前蘇聯戈巴契夫執政期間的外長。​

全名Vytautas Landsbergis，一九三二～，音樂學者，立陶宛獨立後的國會議長，後擔任總統。​

Minos，希臘神話中宙斯和歐羅巴的兒子，古希臘的米諾斯文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在神話故事中，米諾斯因為捨不得殺一頭太漂亮的公牛獻給海神，海神怒而對米諾斯的妻子施咒，使她愛上那頭公牛，還生下一個牛頭人身的怪物彌諾陶洛斯。米諾斯於是下令建造了一座迷宫，把彌諾陶洛斯關在裡面，讓人每年獻童男童女來供它食用，最後忒修斯闖入迷宮殺死了這個牛頭怪物。​

全名Vladimir Kriuchkov，一九八八～九一年間任蘇聯國安會主席。一九九一年八月因為政變失敗而被捕，一九九四年二月獲大赦。​

全名Boris Karlovich Pugo，一九八八～九一年間任拉脫维亞共產黨第一書記。​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主權國家的自由聯盟，一九九一年組成，包括前蘇聯所屬的俄羅斯及其他十一個共和國，簡稱CIS。​

Isaac Deutscher，一九〇七～一九六七，波蘭猶太裔人，英籍新聞從業人員、歷史學家和政論家，因為替托爾斯泰及史達林立傳而著名。​

Semitism，尤指猶太人。​

指在本國境内，但隸屬於另一國的一塊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