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

南京1937：血战危城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

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中国之翼：飞行在战争、谎言、罗曼史和大冒险的黄金时代

TEN YEARS IN JAPAN

A Contemporary Record Drawn from the Diaries and Private and Official Papers of Joseph C. Grew，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Japan，1932-1942

Ten Years in Japan：A Contemporary Record Drawn from the Diaries and Private and Offcial Papers of Joseph C. Grew，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Japan，1932-1942

©Joseph C. Grew，1944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INC.

关于作者

序言

第一章 刺杀阴影笼罩下的日本

第二章 暴风雨前平静的三年

第三章 从未遂政变到公开战争

第四章 中国事变

第五章 一个世界，两场战争

第六章 一个世界，一场战争

日本主要官员及各国派驻日本的主要外交使节人名一览

关于作者

约瑟夫·C.格鲁（Joseph C. Grew，1880—1965）

约瑟夫·克拉克·格鲁自1932年至1942年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人，出生于1880年。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早两年从哈佛大学毕业。1904年，他在美国驻开罗领事馆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格鲁先后在墨西哥、俄国、奥匈帝国以及德国的使馆工作过。1918年，他成为国务院西欧司的负责人，代表美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之后，他出任驻丹麦公使、驻瑞典公使、副国务卿及驻土耳其大使。1932年6月，他转任驻日本大使。1942年返回美国后，格鲁再度出任副国务卿，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数一数二的日本问题专家，直接影响了战后的美国对日政策。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格鲁从国务院的岗位上退休。

序言

有必要先说明本书的写作手法与写作目的。

首先是写作手法。我确信，若要准确地记载历史，必须依靠当时的直率评述。有鉴于此，我在为美国外交界服务的三十九年里，都保持了一个习惯，即每天都会把当时的情报、观感和想法记录下来。如此形成的记录，也决定了其性质及优劣。我辈的决断与行为所依赖的信念及假设，唯有在诚实坦率的日记中才能寻得踪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奢求绝对正确，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把他的真实见解记录下来。这些见解当然会有变化，有时是因为情况变了，有时则是因为我们不断获得新资料，遂使我们修正了过往的看法。

我在日本十年间所写的日记，当然带有这类记录所共有的缺点。尽管我的部分判断因情况改变而随之修正，但当时的实际情况仍被逐日认真记录下来。此外，我还认为这类严格按照当时实情记录下来的东西，自有其价值。这与记录中的主观判断明智与否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某些我日后因注意到新事实而会修改的见解还是留在了这本书里。不少观点和语言后来也被证明是错的，但同样照旧直录不讳收入书中，亦如那些经过时间证明是正确的部分一样。我保存日记时，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公开发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艰难岁月中，尤其是任职于东京，我们不可能像身处华盛顿那样总览全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可能与在华盛顿所产生的观点完全一致。任何观点都来自一个人的知识，更多的知识又会扩展和加深一个人的认知，使其理解力变得更敏锐。

我遭遇过很多挫折，特别是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与心存和平、有意推进建设性工作的日本政府的合作刚取得一点成就，就因为该政府倒台后被反动内阁取而代之，希望全部落空，如同遇到台风一样，成果瞬息之间就被一扫而光。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和平奋斗到底。毕竟一个大使刚到外国上任，马上就攘臂大呼“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是卷起铺盖回家了。我们的外交是我们国防的第一道防线。只要尚存可能，就必须守住这第一道防线；想要守住，就得去做工作。就日本的情况而言，伴随着欧战爆发，德国初期的胜利就像烈酒一样，灌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头头们的脑袋，局势马上就露出了凶兆。当时我就向美国政府提出警示，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并且可能会是那种危险的、戏剧性的、突如其来的行动。不过，我当时从未彻底放弃希望，也没有彻底放弃为和平做工作。因为若不如此，我在外交界的名声势必受损，而本人正是外交界的一员。

在此还要提请注意的一点是，本书收录的只是日记原稿的一小部分。过去十年的日记原稿是用打字机打的，足有十三大本之多。此外，我的书信、讲稿、会谈记录、相关剪报还有若干册。日记原稿中有不少内容并没有什么值得永久保存的历史价值，重复之处也不少。有许多内容则不适宜现在发表。况且日记毕竟是私人的、不供发表的记录，所以我还得为许多在世的同僚及其他人的身份保密。若透露了他们的姓名，有可能会让他们为难或是给他们带来不测的后果。不过，以上这些并不损害主旨。为避免搅乱正文，我没有使用星号和脚注，只是把日记原稿的一些条目和同时段的其他材料摘编在了一起，使之能成为流畅的编年体叙述。要把所有与书中故事有关的官方文件纳入日记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些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公开了。美国政府印刷局于1943年出版了一部上下两卷的文件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部分（1931～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 ），因此大家也都能读到。

接着想谈一下这部记录的写作目的。此书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向美国人民及联合国的其他各国人民，提供一个比当下大部分见解更准确的、关于日本问题的看法，只有对日本及其国民有正确认知，才能明智地去处理一些难题。我们在军事上夺取全面胜利后，这些难题总得解决。此前，我写《东京报告》（Report from Tokyo ）一书时，主要是想要让美国人民意识到日本的军事机器不容小觑，并希望纠正一些错误的想法。这些错误的想法一度泛滥全国，它们低估了日本这个敌人的生命力、战斗力与耐久力。经过长达十年的近距离观察，我了解这个敌人。因此我担心，我们可能要走上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后，才能最终获得胜利。想当然的臆想与自满情绪都是危险的。要获得胜利，要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必须不断增强、加快我们举国一致的备战工作，容不得片刻懈怠。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见识了大量有关日本军阀和军事机器极端阴险、狡诈、残忍的行为，以及自私自利的背信弃义之行径。我的故事为之提供了新的证据，足证日本军队的心理和气质仍处在中世纪。军事家都说要“了解你的敌人”。我的前一本书收录了我在全国各地发表的演说和广播，试图讲述日本军队骇人的战力、疯狂的决心以及极端的残酷与野蛮。

此外，本书若不能使读者认识到另一个事实，那么其目的也就未能达成。即使在当下的日本，仍有不少人并不想要战争。他们认识到攻击美国、英国及联合国的其他国家是愚蠢的。由于战时激愤的情绪与偏见，不少人或许会否认在日本国民中还有好人。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绝大部分对日本人没有亲身的、直接的认知。他们也不知道，有些日本人曾坚决反对与美国进行战争。这些日本人也曾试图逆转潮流，希望抵抗军方的自大狂妄与扩张野心。尽管最终徒劳无功，但他们英勇地奉献了一切，甘冒被监禁甚至被刺杀的严重危险（事实上也确实有数位被刺杀）。

在战争中，日本人必须而且必定会忠实拥护他们的领袖，必须参加战斗的人也必定会战斗到底。但是，在处理战后的困难问题时，我们必须了解和权衡一切因素。我希望这些私人日记能为将来提供一幅更广阔、更有助益的图景，让人们将这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来理解。

当然，首先还是要全部摧毁日本进行战争的力量。为了使我们的下一代不必再打这样的仗，就必须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决不能让日本和德国再来威胁世界和平。必须永远根除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

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我必须向三位同事的帮助表示感激。第一位是尤金·H.杜曼（Eugene H. Dooman），在珍珠港事件前最关键的那几年中，他在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馆任参赞，他是我的挚友，拥有久居日本的经验、成熟的意见和对政治情势敏锐的判断力。许多书中形成的观点，都有赖于他的帮助。另外两位是我的秘书：玛丽昂·阿诺德小姐［Miss Marion Arnold，现在是达纳·W.约翰斯顿夫人（Mrs. Dana W. Johnston）］和纳尔逊·牛顿（Nelson Newton）。为协助我准备撰写本书所依据的日记，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并对此事关怀备至。

约瑟夫·C.格鲁

华盛顿

1944年1月

第一章 刺杀阴影笼罩下的日本

（1932年5月14日～1933年2月15日）

在本书所记述的十年间，我见证了日本内政外交方面一连串的爆炸性危机。一些危机属于政治范畴，而另一些则是刺杀与军事进犯引发的。1932年成了一系列政治刺杀事件的开端。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遇刺，成为此类事件的一个高潮。 [1] 本书第一章描述的是一段看似平静的时期。全书中也只有这部分不以暴力事件落幕，而仅以日本承认“满洲国”的成立并决定退出国际联盟而告一段落。

使日之始

1932年5月14～18日 芝加哥至旧金山横贯大陆的特快列车上

我们出发了。我们千变万化的生活中的一次新冒险——第十四个工作岗位与第四次出使，这或许是最冒险的一次。五年间，我们目睹了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覆灭后留下的废墟中破土而出，披荆斩棘，艰难前行，重获新生。现在我们又要登上另一个更大的舞台，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里，全世界的注意力将会聚焦在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只有一件除外，那就是：日本会放弃它在中国满洲地区的投资、财产、侨民和重大利益。日本的势力一定要待在那里，除非打了败仗。现在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它将采取什么政策和方法来应对国际上的关切，用什么伪装来掩盖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

事实上，许多有趣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日本是会满足于巩固它在中国满洲的现有利益，还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计划建立一个囊括亚洲的庞大帝国，征服朝鲜只是第一步，而征服中国满洲是第二步呢？日本能避免与苏俄和美国的冲突吗？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日本继续一意孤行下去，会不会终将遇上世界反对势力坚定不移的抵抗？如果碰到抵抗，由此引发的冲突又将是什么形式的？是爆发国内革命，还是与外国爆发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而我们即将有幸从日本内部来观察上述问题，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期盼。

我会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观点。作为一名大使，若一开始就对驻在国抱有偏见，那就等于已经卷起铺盖回家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偏见迟早会被人发觉，进而使互相信任的基础难以建立，而他又只有在互信的基础上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因为这样又存在受当地氛围影响过多的风险。无论如何，我深知总统、国务卿和国务院的想法，这将有助于自己保持正确的航向。首先，我非常同情日本在中国满洲地区的合法愿望，但对其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毫不同情。

趁世界各国忙于世界大战之际，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日本又不顾《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2] 、《九国公约》 [3] 和《国际联盟盟约》 [4] ，在满洲和上海采取典型的“普鲁士式手段”等诸如此类的行径，这都是很难令人同情的。那些纯属中日之间的问题都有特别复杂的特征，例如条约理应如何解释、哪些条约是有效的、谁先违反有效的条约，等等，以致人们只好将这些情况视为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好在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对中日之争，我们不袒护任何一方；我们维护的是国际和平条约与“门户开放”原则的不可侵犯性，而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和我们所采取的立场都已经向全世界仔细表述过了。今后若有必要，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这里就先讲这么多，姑且作为前言。

赴任伊始，局势就已动荡不堪。一位来自《先驱调查者报》（Herald -Examiner ）的记者曾在芝加哥车站等候我们，并送来该报5月16日星期日的晚报，上面印有非常醒目的标题：“日本首相遇刺身亡”“严重的叛乱”“皇居危在旦夕”。这已是第四次重大的行刺事件。日本军部简直就像脱缰之马，正在四处横行，显然是想要建立法西斯制度。不过，尽管报上那么说，但我并不相信天皇会有危险，日本皇室恐怕还是受到普遍尊崇的，其中一定有些事情搞错了。如果最近这次恐怖事件——杀害首相犬养毅并向几处公共建筑物扔炸弹——是一群狂热分子干的，那么我怀疑这种极端行动可能不会对军部本身产生持久的影响。我们之后会看到答案。

沿途经过芝加哥、奥马哈和旧金山等大站时，都有摄影师和记者迎接我们并请求采访，但我自然是对日本、日本问题或有关我出使的问题只字不提。我稍微谈一些土耳其的情况，接着就客气地把他们都打发走了，至少这比一句话不说好得多。我们还被一家檀香山的报纸逗乐过，他们如此写道：

格鲁大使是一位有教养的人，兼备美国人的机警进取与欧洲人的谨慎矜持。他是个高个子，脸上常带着迷人的微笑，讲话慢条斯理，既不是波士顿式的，也不是英国式的，而是混合二者的悦耳声音。

简直是把我形容成了美欧的大杂烩。

在奥马哈时，有位记者问我认为最近三十年来突出的世界外交问题是什么。我立即答道：“毫无疑问，那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体系。”在这位记者看来，当今世界主要的危险因素是德国以及另一场可能爆发的日俄战争。对于他的看法，我未做评论。

横渡太平洋

1932年5月20日 旧金山

请美国驻东京总领事加勒尔斯（Arthur Garrels）、驻天津总领事洛克哈特（Lockhart）、二者的妻子，以及格雷厄姆·小帕森斯（J.Garham Parsons）吃了一顿便饭。小帕森斯是我的私人秘书，他是马萨诸塞州格罗顿镇人，毕业于耶鲁大学，颇受我们格罗顿的前校长皮博迪（Peabody）先生等人的赏识，又是美国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他很有前途，看起来很热爱学习，也乐于助人。

搭乘大来轮船公司（Dollar Line）的“柯立芝总统号”（SS President Coolidge ）于下午4点启航，加勒尔斯和洛克哈特以及日本总领事都来送行。纸片飘舞，欢声四起。鲜花既多又美，乃我生平前所未见。

1932年5月20日～6月6日 “柯立芝总统号”上

航程相当顺利，起初风冷浪大，南下后天气逐渐转暖，风浪趋于平静。自旧金山启航后，最初的四百英里航程向来都有这样的风浪。以头等舱的感受来说，这条大船几乎是空的，头等舱旅客只有五六十人。23号那天，汽笛突然响了六下，船停了，放下一只小艇。原来是统舱里的一个中国妇女跳了海，留下三个小孩。尽管我们的船在那周围转了一个多钟头，但还是没能找到她。

航行的头几天里，我在拼命赶时间，一口气写了十五封信，还写了一些准备在日本用的演讲稿，读了许多关于日本和中国满洲的资料。这次航行虽不能说是令人兴奋的，但至少还算能派上用场。除工作之外，主要有两项娱乐活动：一是在露天游泳池里游泳，早餐前游一次，傍晚在甲板网球场上狠打两三盘后再游一次，如此可以很好地保持健康；二是每隔一晚看一场有声电影。

1932年5月26日 檀香山

抵达檀香山的头一天简直像一个盛大节日。5点半起床，这让我想起以前在秀美的那不勒斯湾时，我的女儿安妮塔（Anita）和我常常很早起来观赏风光。6点刚过，我们的船迎着岸上乐队奏起的夏威夷欢迎曲《阿罗哈》（Aloha ）的乐声驶进码头。我家里其余的人也确实被乐声吵醒了。檀香山行政长官兼总督贾德（Judd）的副官罗斯（Ross）少校同领港员一起登船，代表总督欢迎我们，依照当地的惯例为我们戴上花环。到了傍晚，“颈上套的花环一定有十多串了，我们得不时取下旧的，换上新的，所有花环全是各种鲜花编成的”。

白天，海军司令官耶茨·斯特林（Yates Stirling）上将邀请我们去参观海军基地并坐一回海军的水上飞机，但我们太忙了，无法赴约。陆军司令官则派副官带花环来欢迎我们。日本总领事也来探望、送花。之后，我用无线电报一一致谢。

从檀香山到横滨的十天则是一段风平浪静、温暖舒适的时光，只有一两天遇到了雾雨天。在从旧金山经檀香山到横滨的这整个航程里，这条船本来还可以提早三四天抵达，但因为要与走这条航线的其他船只行动一致，所以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抵达东京

1932年6月6日 东京

多么美好的日子啊！多少个礼拜、多少个月以来期待、向往的日子终于到来。虽然事实总会与期待有所不同，但今天的情况也太超乎意料了。因担心错过例行手续，我早上4点45分就起床了，自己都觉得好笑。大雾弥漫，只能看见其他船只朦胧的身影。昨晚我们的船沿着日本海岸行驶，在雾笛尖叫了一个多小时后，于夜里某个时候便已在横滨的锚场停泊了。到了5点半，船上开始乱了起来。乘务员使劲砸门，把每个房舱的门都捶得砰砰作响，扯着嗓子大叫，要我们起床去见检疫官员。五分钟后，他们又重演一次。那些乘务员当然晓得怎样用最彻底的方式来执行命令。但我深表怀疑，他们不用这种讨人厌的办法，难道就没法达到同样的效果吗？

无论如何，我们确实在上午6点便见到了检疫官员。其实，艾丽斯（Alice）和我们的女儿埃尔西（Elsie）只睡了两小时，大可不必这么早就起床来穿戴整齐，因为日本方面已派专人来照料我们。后者只是与小帕森斯一道检查了我们的护照，根本都没与我们见面。另一个日方人员检查了我们带来的警犬基姆，签发了一张健康证明书，还有一人专门照管我们的行李。一切都办得安静而有效率，尽量减少烦扰。

7点钟船停靠码头之前，欢迎仪式就已经开始了。昨天已有一批欢迎电报传来。今晨，各类代表接二连三挤到舱前。来客中有几位是日本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最后是大使馆出色的参赞埃德温·内维尔（Edwin Neville）及其夫人。我们排列好以便照相，之后是接受记者提问。我当然绝口不谈政治，可结果对一些简单问题的回答还是被处心积虑地篡改为“访问谈话纪要”。例如英文的《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 ）以“格鲁先生接见记者”为题，开头就凭空捏造了这么一段话，还宣称是我讲的：“我写过一本书叫作《远东的体育和旅行》（Sport and Travel in the Far East ），但对当前的日本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希望在正式履新后，便开始认真学习。格鲁夫人的母亲就是海军准将佩里 [5] 的女儿……”好一个有来头的丈母娘！

我们终于和“柯立芝总统号”的阿林船长告别了，在蒙蒙细雨中驱车前往东京。不过，我没有觉察到沿途的景色不佳，因为内维尔和我坐在一起，要谈的趣事太多了。到大使馆时，只见灌木繁密、草坪如茵，喷泉、鲜花、水池嵌以彩石，共有四幢楼，白色的馆舍装饰着黑色的铁艺制品，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绿树。在这新兴都市不太悦目的大环境里，这里算是一处世外桃源。大使官邸在山脊上，可以俯瞰办公楼和宿舍，上下之间有茂叶密林中的石径可通。在官邸内部，我们随内维尔夫妇查看了一遍，瞧见了大客厅里的家具、窗帘和奢华的厚地毯，还有小客厅及更小的客厅，有吸烟室及其精美的壁板、一排排书架、一层层食橱（至少在这里已有足够的地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门别类地储存东西），看了凉廊、宴会厅、便餐室、衣帽间、七间卧室、四间浴室、熨衣室、缝纫室和储藏室，埃尔西不禁发出高兴的尖叫声，基姆也在摇尾表示接受这个新环境。我便问艾丽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她答道：“一点也没有，全都满意。”

大家又到办公楼去，途经游泳池。我和全体工作人员见了面，然后接见了来自主流媒体的美国记者：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的巴布（Babb）、《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的拜厄斯（Byas）、合众社（The Uited Press）的沃恩（Vaughn）、《日本广告报》（The Japan Advertiser ） [6] 的弗莱彻（Fleisher）。聊了一会儿，我表示希望跟他们密切合作，这样对彼此都有好处，还请他们常来坐坐。陆海军武官麦基尔罗伊（McIlory）上校和约翰逊（Johnson）海军上校告诉内维尔，按他们军方的规定，见我时必须穿全套军装，我却传话回去：但愿他们忘掉他们的规定，因为制服上的金边肯定会弄得我不自在，省去那一套规矩，我们的谈话反倒会轻松愉快得多。

玛雅·林斯利·普尔（Maya Lindsley Poole）和小帕森斯来吃午饭。玛雅在吃饭时自我介绍，我才认出她。回想起来真有趣：1904年1月，在科普利礼堂的一次舞会上，有人指她给我瞧，说那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姑娘。后来，当我求人引介这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姑娘”时，我却被带去见了艾丽斯。

下午3点，内维尔带我去日本国会拜会斋藤子爵 [7] ，因为他无法离开会场去外务省接见我。他已经是一位老人，大概年逾古稀，看着老态龙钟。他讲话吞吞吐吐，并且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精神似乎也不够集中，但他确实有名望：他以前是海军大将，当过朝鲜总督，现在由他来填补首相和外相的空缺，是要倚仗（很可能只是暂时借助）他的声望来渡过组阁的难关。我知道他忙着开会而我们也只能讲几句应酬话，所以我坐一会就走了，给他留下了请求觐见天皇和皇后的照会、我的国书副本、召回我的前任卡梅伦·福布斯（Cameron Forbes）的文件副本，以及打算向天皇献词的草稿。因为内维尔觉得送上献词草稿比较合适，于是我们就照做了。随后，我还拜访了比利时大使兼外交团团长 [8] 巴索姆皮埃尔男爵（Baron de Bassompierre），双方相谈甚欢。

5点，艾丽斯邀全体工作人员偕同妻女来赴茶会，赴会者足有六十五人之多。竟有这么大一伙人！在我们抵达的当天，竟就能以冷餐会的形式来招待六十五人。福布斯的日本仆人都在忙着，办事如钟表般精准高效。我想我们大概会全部留用他们。

宾厄姆（Bingham）和小帕森斯来吃晚饭。小帕森斯要和我们暂住在一起，等宿舍里的房间收拾好后才搬走。趁最初的印象犹新，我详记了今天的日记，谢天谢地，我现在可以在晚上10点半睡了，真要好好地睡一觉了。

各家报纸对新大使的评论

1932年6月7日

日本媒体的报道真让我感到好笑。昨天《日本时报》引用我的话，说我对现在的日本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希望认真学习云云。我压根就没说过这些话，虽然可能表示过在这里有许多要学的。尽管如此，这份军国主义的、反美的时报今晚竟又围绕着那段所谓的谈话写出一篇长达一栏半的社论，用看似恭维的语句称我“谦逊”，说我来到这里虚怀若谷、乐于学习。有些日文报纸就更信马由缰了。《时事新报》评论道：

新大使是一位志在促进和平的外交家，而格鲁夫人堪称最佳的伴侣。在船上答本报记者提问时，新大使以柔和的语调说道：“局势的确是严峻的，而他对日本的情况却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大使阁下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远东的探索与旅行》（Exploitation [9] and Travel in the Far East ）。格鲁夫人的母亲画过许多描绘日本的风景画，新大使和格鲁夫人颇受这些油画的影响，故对日本抱有好感。（粗体字是我自己加的）

《中外商业新报》写道：

新大使是一位运动健将。他身材高大，仪态伟岸，一双浓眉是他的显著特征。他用外交辞令讲道，除象征日本风光的富士山而外，他对日本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显而易见，新大使是一位有才能的外交家。

《东京朝日新闻》的评论中有这么一段：

新大使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有六英尺高。浓浓的眉毛，显示其为人机敏果断。他写过一本小册子，叫作《远东的体育和旅行》。当前日本已经获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无人能及的惊人发展，而他对日本的认识可能还像童话一般不成熟。格鲁夫人很久以前一度访日，她藏有许多日本风景油画，都是她自己画的。 [10] 她对造访日本的欣喜程度甚至超过了大使本人。大使有个女儿，有人看见她在船上冒雨散步，兴致勃勃。

《日日新闻》写道：

新大使在船上接见《日日新闻》记者时回答道：“现在就让我来谈论满洲问题、圆桌会议等时事问题，真的很让我为难。当前日美两国的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微小的刺激也可能会刺痛双方的神经。所以先不谈这些问题吧。我倒想谈谈即将在美国举行的、举世瞩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听说日本也打算派一队实力雄厚的选手去参加，他们将会有精彩的表现。为了保持和增进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必须不畏困难去推进外交活动，但在目前这个时候，体育交流是比通常的外交活动更重要、更伟大的外交活动……随新大使前来日本的还有他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女儿。”

我的想象力迟钝，当时根本没有提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甚至都没有想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确实是一个可讨论的话题。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日本报界的外交手腕显然比我的高明多了。什么“紧张状态”，什么“最小的一个女儿”，我当然更是一字也未提过。

准备觐见天皇

1932年6月7日

我原以为在呈递国书之前可能会比较清闲。未曾料想，今天就已经很热闹了，我之前在任何地方所经历的繁忙日子也不过如此。所幸我在早上7点以前已开始做事，9点已在办公室工作了。我希望今后能保持这个状态，因为确实需要带领馆员们遵守办公时间。

11点，宫内省式部 [11] 官长手下的一位课长山县武夫来了。山县先生说，天皇将在6月14日接见我，皇后也会接见艾丽斯和埃尔西。接见仪式后，我们三人将回来更衣，再去参加天皇、皇后的宴会。山县衣着得体，态度诚恳。

晚上7点，内维尔给我看了他写给国务院的电报，大意是汇报今天下午英、法、意三国大使及内维尔同斋藤子爵的会谈经过。在此以前，他们在我们大使馆开过预备会议，因为这里距外务省最近。意大利大使年纪最长，所以作为我们的发言人把其他三人都同意的内容一并告诉斋藤：由于芳泽 [12] 关于在东京召开圆桌会议的提议已经传开了，中国人对此提议已有反感，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人参加，那么在东京召开这种会议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四国仍希望能保持合作并建议以后日本如再有提议，可先由日本驻各国首都的大使提出。斋藤答道：他个人认为，这个会议应当在上海举行，而且应该邀请中国人出席，但在任命新外相（即外务大臣）之前，他不想先做承诺。他希望下周就能任命新外相，因此关于会议问题暂不做决定。电告国务院：因我尚未呈递国书，故委托内维尔参加这次会议。从斋藤的话来看，南满铁道总裁内田伯爵 [13] 将很可能出任外相。

1932年6月9日

上午11点，英国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Francis Lindley）爵士驱车来接艾丽斯和我去游叶山 [14] ，埃尔西则与内维尔夫妇乘火车去。我们三人到达后，在他们海岸边上的和式小平房里与林德利夫人、内维尔夫妇和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 ）记者肯尼迪（Kennedy）的夫人共进午餐。

给使馆人员的指示

1932年6月13日

上午10点，召集参赞、秘书、陆海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助手、两位领事等使馆人员开会，告诉他们，我要把我们这一小群人变成一个努力且密切合作的集体。我的门始终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敞开。无论有什么消息、意见或建议，只要他们认为是对我有帮助的，都可以随时来找我谈。我还要求他们，听到什么重要意见或消息，尤其是带政治性的，就写成机密备忘录呈报我，我会对这类文件严加保密。因为他们肯定会接触到我本人难以接触的个人与各层面的人士，所以这些备忘录将对我纵观事物全貌大有助益。我想知道各种各样的意见。我还告诉他们，我没有定期召开馆员例会的习惯，因为开这种会通常都是勉为其难，用处也不大，但是若有具体问题需要讨论，譬如有什么评论时局的报告要电呈国务院，或有什么新情况我希望弄清楚，我将随时召开会议。

宫内省式部副长黑田伯爵来访，讲解了一遍明天向天皇呈递国书的仪节准备流程。接着来的是《时事新报》记者某君，他去过中国满洲，我们进行了一段有趣的谈话。他说，新“满洲国”的日籍官员根本不喜欢按日本政府的观点看问题，压根不愿听命于东京。又说国际联盟调查团 [15] 一直很谨慎，至今仍未表示任何态度。随后又来了美联社记者巴布，他是我请来的，因为我将在美日协会发表演说，想请新闻界人士对演说稿提提意见，特别是要看其中是否有可能会被报刊妄加渲染的内容。他仔细看了后提了两三点小意见，说此外挑不出毛病，他认为不错。商务参赞巴茨（Butts）也看了，同意巴布的看法。宾厄姆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那些真能使听众感兴趣的问题，例如，美国对中日争端的真实态度、满洲问题、《九国公约》、圆桌会议、胡佛主义等，一定会在舆论界引发相当令人厌恶的批评和争论，必然都得回避。然而，回避后还得让演说有内容，这就是件极难的差事了。第一次演说就大谈我国政策，向他们进行填鸭灌输，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我还是要强调美国对远东问题普遍的关切与忧虑，希望这一点能够深入人心。

有一位日本政界要人请我在明天觐见天皇之前能先与他见面。他告诉我，在去年冬天他赴美之前，天皇与日本公众都认为，史汀生先生 [16] 在满洲危机 [17] 期间提出的那些照会只是代表史汀生先生的个人观点，是按他本人的倡议起草的。这位日本外交家从美国回来后，告诉天皇事实正好相反。美国之所以会给日本政府那些照会，是因为有公众舆论的压力，特别是来自教会、教育机关、妇女俱乐部和协会的舆论压力。实际上，这些团体的愤慨之情正是美国普遍舆论的反映，是来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因为人们对大战记忆犹新。美国持这种态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美国曾创立并支持国际联盟，虽然它并不是其成员国，但这些美国团体仍觉得自己对国联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种道义上的责任感又受到欧洲国家的鼓励，这些欧洲国家希望能让美国挑起重担。换言之，史汀生的那些照会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多于政治基础。他曾对天皇说，美国教会和大学的影响力不亚于日本的皇室，举足轻重，影响甚大。他说，关于所有上述事实，他问过很多美国知名人士，都得到他们的证实，例如休斯先生（Hughs）、柯立芝先生（Coolidge）、卡斯尔先生（Castle）、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先生（Charles Francis Adams）、各大学校长等，他们对美国舆论都有同样看法。

这位日本上层人士说，他认为我在觐见之前应该先知道天皇已经听过这些事实，这可能对我有用。因为天皇与我的谈话有可能会触及这个问题。对我的妻子也将同样有帮助，恐怕皇后也会同她谈到美国的妇女组织及其社会影响。

我感谢这位特来关照的日本客人，他想得如此周到。我对他说：关于美国舆论，他跟天皇说的那些话就一般情况来说都是很正确的。至于美国的道义责任，却不局限于对国际联盟而已，主要还集中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公约》上。

晚上7点，我把内维尔叫到使馆来，因为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日本可能提前承认“满洲国”和内田伯爵即将被任命为外务大臣两事电告国务院。现在谣言四起且彼此矛盾，舆论界关于现在承认“满洲国”这个问题有分歧，但是内田正在和陆军大臣荒木将军会谈。很明显，假如内田确实愿意接任外相，他就会在军人完全赞同的情况下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不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日本军人正明显地支配着政府，不经他们同意，政府寸步难行。

觐见天皇

1932年6月14日

今天是了不起的一天。毕竟生活不过是一连串的跨栏赛跑。跨过之后，就会觉得那些栏架远不是像之前所想的那样困难。困难这种东西，你不敢去碰它，它就会来折磨你，我们遇到的困难大都是由完全不必要的忧虑造成的。

上午10点20分，皇家马车来到使馆办公楼前，对这些马车和扈从骑兵队来说，这里比官邸前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使馆人员全穿上整洁的礼服，照了相。照相时列成的队形还没有散，式部副长黑田伯爵就来接我们了。不巧大雨倾盆，驾车员和骑兵队队长帽上的羽饰都淋得趴了下去，但大雨并没有使车队的威严减色。10点35分出发。骑兵们前呼后拥，载着使馆人员的马车排成一线随行，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威风凛凛地单独坐在马车后座上，黑田伯爵坐在对面陪同，沿途车辆行人已在警察的有效管制下停止行进，电车上、汽车上或街上偶尔有人鞠躬致敬，大使便脱帽答礼。

我们庄严地进入非常优美的宫前庭园，仪仗队肃立而待，号手吹奏一番。10点50分整，马车在宫门前停下。式部官长林男爵 [18] 出迎，我在洛桑会议 [19] 上见过他，那时他是驻英大使。他领我们来到接待大厅，那里已是众官云集，斋藤子爵当然在内，还有其他显要。艾丽斯、埃尔西和使馆女眷也随即抵达。我们闲坐了十至十五分钟，观赏这间装点精美的大厅，那些屏风和油漆大门尤其值得欣赏。然后我即应召觐见天皇，门口一鞠躬，半路再鞠躬，到他面前三鞠躬。

我读了献词，由著名的译员白鸟 [20] 译成日语。他是“外务省发言人”，经常发表相当重要的言论。我呈上国书和召回我的前任的文件。天皇以尖而单调的声音用日语读了答词，由白鸟译成英语，接着握手如仪。天皇问了两三个礼节上常问的问题，尽管白鸟翻译的四个字里我只能听见一个（已经告诉过他我的耳朵不大好，但在天皇面前，他就是不能提高嗓音），我还是尽最大努力做了机智的回答。

当天皇说再见时，我便请求允许我引见使馆人员，他们依次进来：内维尔、狄考福（Dickover）、特纳（Turner）、华盛顿（Washington）、宾厄姆、麦基尔罗伊、约翰逊、罗伯茨（Roberts）、巴茨、多德（Dowd）皆在被引见之列。每人照例三鞠躬，退出时又三鞠躬。我自己也成功熬过了倒行退出这一关，觐见到此结束。整个仪式都进行得极为准确而庄重。

昭和天皇裕仁很年轻，我看有三十一岁。他留小胡子，戴眼镜，说话时带着微笑。他当然是穿着军装接见我的。天皇、秩父宫、高松宫三兄弟的样子非常相像。

见完天皇，艾丽斯、埃尔西和我立即去觐见皇后，再行一次礼。当然，这次没有致辞和递国书这两个环节，我们又向皇后引见了使馆人员和他们的夫人。皇后看起来比在场的其他所有女士都更像可爱的日本洋娃娃，她虽然没有着实美丽动人的秩父宫王妃那么漂亮，但表情优美，笑起来很可爱。高木夫人充当翻译，但她的声音在我听来还是太小，还好艾丽斯在场，每句话都帮我重译一遍，否则我根本无法回答皇后的问题。我想他们迟早会发觉，如果想让我明白作答，就得说大声一点。耳朵背，加上日本宫廷这样的场景，真是让我烦透了。

之后，又像来时那样，我们回大使馆更衣。我请黑田伯爵、骑兵队队长和众馆员到我办公室喝了一杯香槟，但都是快进快出，因为我只有七分钟的时间进官邸换上晨礼服并坐上我们自己的汽车去皇宫赴午宴。12点12分，返抵皇宫，在迎接处站着与秩父宫两殿下、斋藤夫妇、牧野伯爵 [21] 、林男爵、松平伯爵夫妇及其他宫中官员闲谈，直到天皇和皇后驾临。我引艾丽斯和埃尔西觐见天皇，旋即一同入席。

这次午宴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难对付。气氛固然肃穆，但天皇和皇后几乎一直同我们谈话，没有什么拘束感。尽管他们只讲日语，总得由对坐的客人来翻译。进入这间华美的餐厅时，仆从们皆深深鞠躬，众人见到天皇、皇后之时会比欧洲人鞠躬更深，而且鞠躬了很长时间。入席者约有二十四至二十六位。秩父宫夫妇当然坐右边的位子。艾丽斯坐天皇左边，其下是内大臣兼枢密顾问官牧野伯爵；我则在皇后左边，下面是高木夫人。埃尔西坐在两位式部副长之间。

菜肴十分可口，乐队在屏后轻轻吹弹。我觉得，这间屋子虽然富丽堂皇，但不如接待大厅精美：死板的木器和厚重的幔帐未免太多了。不过，那些安置在摆得很巧妙的矮松和花卉后面的豪华金屏以及餐桌上的鲜花，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艾丽斯觉得牧野伯爵和她谈得来，天皇的兴致也很高，容易交谈，谈话自然是通过牧野翻译。牧野确实是个大人物，但所有在座的哪位又不是呢？我们自然会跟牧野大谈比尔·卡斯尔（Bill Castle），此人是卡梅伦·福布斯之前的驻日大使。

通过高木夫人，我与皇后几乎聊个不停，高木夫人终于把声音提高到我可以听见的程度；皇后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问我的旅游经历、我们的历次职位、我们的体育爱好、家庭，当然包括安尼塔曾游了十九英里的事迹，还扯到从马尔马拉海至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整个长度。这样一点一点的，她差不多把我们的全部生活史都了解了一番。宴后分散成小群，天皇通过白鸟和我闲谈，问了许多关于土耳其的事情，皇后则同艾丽斯和埃尔西聊天。下午2点整，林男爵走过来了，于是大家鞠躬的鞠躬，行屈膝礼的行屈膝礼，午宴到此结束。

一切都办完了，国书也稳妥地递上了，这大概算是一件快事。作为一个久经历练的老兵，我没有再像过去那样为这类事情所苦，毕竟这只是又一次跨栏。

回办公室后，签署致外交界各位同僚的照会，其中我坚持要修改致德国大使的照会，因为内有“始终存在于我们两个使团间的愉快关系”一句，我并不同意。为保持态度一致，我也改了致西班牙大使的照会。内维尔问为什么不改致英国人的照会，我说在1812年时这里还没有我们两国的使馆呢。

工作正式开始

1932年6月15日

美国人协会的正副会长赫茨尔（Herzel）和泰特（Tait）来访，说协会要宴请我，问我何时方便。内维尔跟我说过，他认为这事可以推迟到秋天，但协会的人似乎想要赶在美国人离城避暑之前举行，所以我同意7月1日去。当然又要做一次演讲。出乎意料的是，泰特先生给我们送来一辆新的林肯牌大轿车，在我们的凯迪拉克轿车运到之前我们可以先使用它。这辆车子本来是给已故首相犬养毅订购的，但在交货前他已遇刺身亡了。

随后是美国商人协会的秘书哈珀（Happer）先生来访，他要请我吃午饭。又要做一次演讲。试想，除了美国人协会、美国商人协会、美国学校和美日协会之外，光是日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代表团出发前，我就预定要分别做三次演讲：大使馆招待选手时为福克斯公司拍电影要讲一次，日本人饯行宴会上要讲一次，日本报界饯别该队时又要做一次广播演说。这样的生活着实难过，以后到了特定时候一定还要做许多次演讲。哈珀是日本版画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我们很想看看这些版画，他不久后就打算把其中的珍品汇集起来。

后来又接见松竹合名会社的社长大谷先生 [22] 和导演三岛先生。大谷拥有日本大多数的高级剧院，他来请我们去看星期五的一次演出，我们答应了。头一次看日本戏，一定会觉得很有趣。之后来访的是花旗银行的一位经理，名叫沃。

中午去拜访了法国大使德·马特尔（de Martel），他在中国当过多年外交官，他关于远东局势的见解高明合理，我们就此畅谈许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即赴皇宫，在天皇和皇后的来客登记簿上签名，又到秩父宫府签名。下午2点30分，在递送国书后正式拜访斋藤子爵，他在首相宫邸接见我，邸宅富丽堂皇，庭院优美。他说，曾与内维尔及其他三国大使会谈过，对我已无须再多说什么，但他料想新外相很快就会确定。3点，拜访意大利大使马约尼（Majoni），他的使馆设在一所很难看的房子里，房子却在一个很好看的花园之中，树丛环抱，与世隔绝。一见面，我就喜欢他，畅谈甚久。他的看法与别人无异，认为当下这个时刻随时都可能发生事变。4点30分，拜访巴西大使阿马拉尔（Amaral）。他说：“那天我去您那座宫殿的时候，您叫它小平房；如今欢迎您来我这所小平房的时候，我一定要叫它宫殿。”

对林德利的拜访要等他钓鱼回来以后才便进行，而德国大使也不在家，所以拜会各大使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不过现在还得去接见公使和代办，此后还要再去回访他们。除俄国使团和我们自己以外，共有三十二个使团，这就意味着共有六十四次互访，而且每次都得预约，还都得亲自出马，真是活受罪。

一位大使就是这样开始工作的，全靠自己的辛劳。午饭前赴东京俱乐部的鸡尾酒会，这是这一整天唯一的插曲，参加者有内维尔、修建过大使馆的建筑公司的雷蒙德（Raymond）和俱乐部会计主任秋本等。假如工作老是这样紧张，我真需要每天有那么一场酒会。

使馆人员响应我那天在会上的要求，已开始将他们写的机密备忘录送来。下面是比较有意义的几条的要点：

在大使馆的一次午宴上，某国大使馆参赞发表过一番有趣的谈话，称将来俄日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比打仗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暗示他自己的（大概也是他使馆的）想法是，日本国内很可能发生一场激烈的革命，从国际政治的观点来看，他觉得俄日联盟的力量是可怕的。

告诉我上述消息的人又说，最近有人散发过号召刺杀斋藤首相的传单。按他的说法是，许多人正在紧紧盯着首相。他还相信，甚至敢对天皇下手者都大有人在，可能是行刺，但更可能的是想把皇室赶回京都。他认为，上届国会无所作为，也许会被反动的极端分子利用。即便眼下无事发生，但难保不久后的将来不会发生事端。

某上校写道，往年富家子弟被征入伍后，通常被派去和近卫兵一起值勤，尤其是在可能发生不测的时候。可是，1932年农民子弟也被派去负责此类任务，富家子弟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优待。他称这个消息是从可靠方面得来的，并认为此事意味深长。他还说另一件事也值得注意：三井财阀给职工普遍加薪，并以私人捐献巨款用作救济费，显然是为了明哲保身。他暗示，向来吝啬的三井竟然有此举动，无疑是一件新鲜事。

日本剧院之夜

1932年6月17日

晚6点，作为大谷先生的客人，与宾厄姆和小帕森斯同赴歌舞伎座。大谷是日本最大的剧院会社的总裁，麾下有日本全国三十多座剧场和四百五十座电影院。看了两出戏：《桐一叶》和《镜狮子》。《桐一叶》由著名演员中村歌右卫门主演，艾丽斯以前看过他的戏。在今晚的戏里，他演一位老妇人。另一出戏《镜狮子》由以“狮舞”驰名日本的舞蹈演员尾上菊五郎主演。

这是日本最好的剧院，上演的古典戏剧和舞蹈也是最好的，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剧院很大，座无虚席，舞台之宽，不比我在其他地方见过的逊色。布景和服装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所有女角都由男人扮演，他们演得非常出色。菊五郎及其被视为杰作的狮舞，誉满全国，备受崇拜。他曾拜名伶市川团十郎为师学习狮舞，据说比他的老师演得还好。团十郎以前常说，在他所知道的舞剧中，狮舞是最难演的。这些名角的技艺大都是世代师承，菊五郎就是他那个谱系的第五代。在狮舞中，他脸上没有闪露过一丝表情，这舞蹈的旨趣全由他的头、手、身的动作来表现；他演妙龄美女时，头部动作尤为优美。这类日本舞蹈的传统程式和我们的全然不同，所以一时间还不懂欣赏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它只能逐渐引起人们的爱好。对日本人来说，这种艺术则几乎是神圣的。

《镜狮子》的剧情很简单：有个美丽的侍女被选到将军城堡前表演一年一度的狮舞，她在众人面前感到羞怯，经过一番敦促才翩然起舞。她舞步优美，手里拿着一个狮子头，身边飞来两只蝴蝶为她伴舞。头一场只是装在长杆上的假蝴蝶，后来换成两个漂亮的舞女。蝴蝶挑逗她，使她激动欲狂，竟为狮子的灵魂所附身，最后变成了狮子。在这个时刻，她从观众的后面走过一座桥来到舞台上，穿着灿烂夺目的金袍，披着长密的白鬃，随即跳起狂放的、作为终场的狮舞，乐队给她配上更狂放的音乐，以壮声势。乐队由十八人左右组成，成员均穿和服，坐在台后，面对观众；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负责吟唱，其余的击鼓奏乐。在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这种音乐纯属杂乱之音，特别是那刺耳的横笛，它总是同日式六弦琴和歌声的主旋律或曲调格格不入。听了一个钟头以后，我简直头痛，但这种音乐也的确加强了舞蹈的感染力。观众如痴如醉，这种热情我完全理解。至于吹笛，其意是在宣告主角即将登场、下场或剧情即将达到高潮。

幕间，大谷先生带我们到了后台，郑重其事地给我们介绍这位还穿着全套戏服的大名鼎鼎的菊五郎，我们和他一起照了相。随后，完全出乎意料，大谷还招待我们和他的两个导演同事在戏院餐厅吃晚饭，餐桌上还插着日美两国的国旗。无法想象要是在华盛顿，新大使刚到任，就有个戏院巨头来这样招待他。但在这里，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而美国也没有与此相近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举国崇拜的传统表演和舞蹈，也没有像歌右卫门和菊五郎那样举国敬仰的演员。这些节目共有六出不同的戏，组成一套，从下午3点演到晚上9～10点钟，但我们已经把最好、最红的两出看了，这两出大约演了两小时。这些戏为何会对民众有那样大的魅力并不难理解，甚至连我们这些新观众在回去后仍久久难以平复兴奋之情。

此前曾电告国务院，日本可能即将承认“满洲国”。今天接到复电。国务院问：据新闻报道，日本国会已通过决议赞同承认，此事我们能否予以证实？我回复道，日本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决议案，但尚无迹象表明此举除了政治上的热情外还有别的含义，也无迹象表明日本政府曾策划这个决议，或者将在决议的指导下行事。我还附上内维尔和有田 [23] 非正式会谈的要点：有田称政府不会仓促行事，内田伯爵也肯定不会那样轻率，他正准备回满洲处理南满铁道公司的一些事务，要到7月才能出任外相。

在我看来，由自己去和外务省谈论这个问题并不明智，至少目前是如此。我们连日本有承认“满洲国”的可能性这一点都无法完全肯定，因为他们若这样做，就会被视为在实际上废弃了日本对我们所做的最终将从满洲地区撤军的一切保证。但同时我又必须了解目前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才叫内维尔去打探，让他在轻松谈论其他事情时，顺便提到报上那些众说纷纭的报道。

在美日协会的致辞

1932年6月21日 东京

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是登山运动员或者山地原住民，就会稍微理解我今天的心情。因为你们也许领略过，当旭日初升，登临那渴慕已久的高峰，带着新的眼光，眺览四周的景色，感受新的鼓舞，将是多么兴奋。我在此想到日出，是因为你们的美丽国徽使我联想到我往日观赏过的高山晨景。自我上次访问日本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今天我见到的景色和眺望的前景确实都是崭新的。我国政府授予我的这个地位也确实是高位之一，在外交界供职二十八年之后来到这个特殊职位上，我感到心满意足。这种深切的心情难以言表。

你们对我的热烈欢迎，让我难以用言辞来表达无限谢意。这给了我很大勇气来承担这次领受的重大使命。尤其是要感谢德川公爵阁下 [24] 和其他政府要员出席此会，你们的殷勤好意为这里增色添香。你们还欢迎了我的妻子和女儿，我代表她们致以谢忱。日本人慷慨好客，久负盛名，我们初到贵国不过数日已明白名不虚传。有时我们的语言，准确地说各种语言的言辞，似乎都有词不达意之嫌。在这种场合，我们就得依靠一种如X光那样的语言，其在口头语言之下振动，却比任何话语都更能传神。你们对我的欢迎，使我更有理由希望，当我们彼此深入了解时，将会感到这一种听不见的、只可心照不宣的语言将是一位高明的译员，你我的口谈或笔述，他都能补其不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时局。若说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困扰着我们，那是愚蠢的。必须承认问题是存在的，并且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我们今天正面临着复杂的国际问题，有许多问题还亟须在今后几个月内解决。在日本、在美国、在其他各国，若不是有数以百计的人正在用全部时间和精力去解决世界上的难题，那么目力所及的前景必然会令人灰心。人们正在逐渐学会彼此合作，共同协商，在会议上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交换智慧和知识而共同获益。我深信，朝这个方向做下去，最终将获得成果。这些问题，今晚我无法一一细谈；还没有在你们的国土上扎下根来就大谈这些问题，也未免太冒失。但是我希望你们相信，全美国都在深切地、普遍地关心着日本。我要请你们相信，今天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像远东问题那样受到全体美国人民的密切关注。

这种关切不限于在华盛顿或纽约或加利福尼亚，而是普遍的。我和总统、国务卿、福布斯先生和卡斯尔先生等好友，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谈论过。此后，我又横贯大陆，在每一个地方，在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想要了解日本，了解它的思想、目标和根本意向。我相信日本人民一定也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真正认识美国，真正了解它的思想、目标和意向。在我看来，我在这里主要就是发挥一个译员的作用，我希望能为两国做一种通译工作，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不断增进双方的互信。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将是向我的国家解释你们的国家。多年来，你们日本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我国，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也需要去了解你们的风俗习惯、历史和取得惊人发展的文化方面的许多东西。你们也能使用我们的语言这一事实，只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据。

说到美国人民，如果有人问我，在今天的世界事务中，他们最感兴趣、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在过去十五年中，他们花过不少心思、做过很多讨论——我就会毫不迟疑地答道，那就是各国如何努力建立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机构。关心这个问题的，不限于所谓的知识界，即教会、大学、各种男女协会等旨在培养和形成舆论的组织，尽管它们的影响很大。上自最高官员，下至底层劳动者，皆包括在内。这种关心是普遍性的、根本性的。对1914～1918年那些黑暗日子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已渐趋淡漠，但那几年的经验，已在美国人民心中，在同样有此惨痛经验的各国人民心中，培育出一种志向：一定要在精神上和实际上建立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不可摧的国际和平机构。

至于世界局势，其严重性是不能否认的。所有国家，包括我刚离开的土耳其，包括美国，都正在经受经济萧条的重压和严峻挑战。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在紧急情况下，国家就往往会像一个人那样可能做出与平时截然不同的反应。这就使局势更加易变难测，此点是必须考虑到的。但我不是个喜爱危言耸听的人。在当今世界上这种人也太多了。由于天性，又由于有信念，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人类的能力和智慧能够战胜、克服这些让全世界不安定的困难，对此日本和我国都肩负重任。

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时，尤其需要镇静、从容、达观，尤其是东方式的美德。这就得花时间。任何国家都休想在一夜之间重建繁荣。我们或多或少是在一条船上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已是彼此依靠，一国有事，邻国马上就会深受影响。我们毕竟好像被囚禁在这个浮游于太空之中的小小星球上，满天的恒星都比这个小地球大得多。我们不能离开它，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力学会好好相处。

美国之所以真诚地关心日本并切望它能顺利渡过这个萧条时期，原因很多，前面说的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单拿我们的贸易关系来说吧。美国一国就承销日本出口商品的40%，并向日本提供30%的进口货物。这些数字，值得深思。

就我本人的同情心和善意来说，我希望不久后就能把这些心意具体化，化为对我们两国都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工作。要不然，仅表示好感，有何意义？要完成有建设性的工作，只有直话直说才行，这样才能对彼此的观点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到底什么叫友谊？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当然不是建立在空话上，当然不是建立在哗众取宠而不开诚布公的基础上。只有说真心话的朋友才算得上是朋友，在任何一个阶层中都是这个道理。他的话有时中听，有时则不中听。但听的人也就晓得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现今，不坦率乃是一种缺点，不是优点。时下爱讲假话的人，信誉扫地；爱表示真怀好意的人，也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好意。而我也只懂这种外交，只懂这种友谊。

两周前我抵达日本时，承蒙各报记者到船上来迎接我，问了我许多问题。我尽力作答，但恐怕还是有误会，因为有许多奇怪的话竟被认为出自我口，说我自称对当前的日本毫无了解，便是其中之一。不错，我的确有好多东西要学，我此来确实是虚心坦率而不抱成见，确实是想竭诚研究日本及其各种问题。但是，说我对当代日本毫无所知，恐怕就不准确了。恰恰相反，我读过、想过、谈过不少关于日本的东西，不仅和我国政府高级官员谈过，而且和许多了解日本的我国、外国的杰出人物谈过，我还和许多我重视其意见、相信其材料的日本政府驻外代表谈过。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就不可能完全无知。我热切希望，只要有幸和你们在一起，就能不断增加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希望，如有不当之处，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研究来予以改正。

我和日本还有别的联系。多年前我访问过日本，下榻在东京的一家日本旅社，千方百计地力求融入贵国的生活，目的就是要尽量学习。然而。自那时以来，变化多么大啊！宽阔的街道，高大的现代建筑物，瑰丽的公园和花园。这个城市进步得如此之快，弄得我这个旧时的游客几乎不可能追上它了。此外，我与妻子的结识也得感谢日本。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时候在这里住过三年。回美国后，有一次我见到她穿着一套颜色鲜艳的和服，扎着腰带，妆饰齐全，站在她家的壁炉边。我确信，正是当时这个情景令我倾倒，促使我向她求婚。另外请允许我再说一点，我们还藏有一些名人的亲笔签名，例如巴黎和会上西园寺公爵 [25] 、牧野公爵及其他参加那次历史性会议的日本代表亲手惠赐的，这些是我们最珍贵并以为自豪的宝物。有了上述的一般背景，今后无论要画什么画，就已经有了一张有用的、好下笔的画布。

在处理我们之间的问题时，必须有耐心，一百个耐心，还必须信任领导层的官员。我觉得我的地位负有重大的责任。要在实际上起作用，不仅需要日本政府，而且需要侨居这里的同胞们在认为适当时相信我，信任我。我希望他们和日本朋友们都有一样的感觉，我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欢迎他们经常同我合作，随时随地提出建议和意见。我衷心希望，此次出使贵国，能获得富有实效的、使我们两大民族都长久受益的成果。

最后，我想再提一下卡斯尔先生，自与他在哈佛大学同窗以来，我和他一直交往甚密。他是贵国的挚友和倾慕者。我现在提到他，是因为最近我偶然看见他在东京美国新使馆奠基时发表的一篇演说稿，其中有几段话我认为我们应该永记不忘。我想用那些话来作为我使日期间的座右铭，因为这些话恰好表达了我对我们使馆的要求。在今天这个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盛会上，最好的莫过于把这些话重述一遍：

我们希望这些新建筑物能给改建后的东京增添一道新景。但是，一个使馆，倘若徒有其表，不论外表如何美观，它也是失败的。如果它只是用于防风挡雨，使大量的文件不受损坏，或只供日常办公人员居住，那它也是失败的。它必须是为美日两国服务，成为这种服务精神的寓所。它必须是友好关系的中心。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必须献身于实现这个伟大的目的……我希望这块不怕风吹雨打的基石，能成为我们两国间友好精神的具体象征，象征这种友谊永远经得住诽谤者和挑拨者的打击。在这种持久的谅解和友谊中，珍藏着我们对未来幸福与和平的信心。

想要培育出这种谅解和信心，就要多仰仗这个热心公益的协会的合作。与此同时，我保证会全力以赴。

“日本的局势非常严峻”

1932年6月29日

下面是一位日本人向我的一位部下所讲的话，他来自警视厅。平常这位来客多半只是谈天气，这次的内容却值得玩味：

日本的局势非常严峻。表面上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民间积累了很大的不满情绪。只要有几个人聚在一起，神经就会被挑动起来，谋求解决问题，寻找出路。我们正不断获悉，各式各样的人群都在蠢蠢欲动。我们搜查他们，抄走他们的文件，抓了一些人，想这样压住事端，不让任何事件爆发。但是，什么时候会爆发重大事变，那就很难说了。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陆军青年士官们已不受掌控；对于该何去何从，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全国充斥着不满于政治现状者。

至于内阁，斋藤子爵是个正派人，阁员中也有几位正试图为国效力。然而，大多数依旧是那些老政客，还只是在为个人及其党派利益忙碌而已。看看有关县知事的风潮吧。安达这个人，要他为国家做任何一点好事都是不可能的。 [26] 他正是一个专搞他自己的政治阴谋的老政客。

许多人一直想组织起来，想物色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来组建一个以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新党，但这种人是很难找到的；据我所知，这个规划并无多大进展。

是的，我认为很可能还会有刺杀事件。在目前的氛围下要防止这类事件是很难的。

政客们削减了所有官吏的薪俸，说是为政府省钱，同时却任命各类政治上的同伙去当官。而这些官职又是完全不需要设立的，例如各部的政务次官，这些次官都无事可做。这类事情民众都知道，非常气愤。

光荣的7月4日

7月4日 独立纪念日

今天的工作开始得很早，因为我得去参加上午9点在东方文化学院举行的开学典礼并做简短讲话。斋藤和另外两个阁员原定要来参加，但都没现身。

12点15分赴东京俱乐部，美国大使照例要在那里向到会成员提议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到会者有英国大使林德利、加拿大公使马勒（Marler）、波斯公使、林男爵、石井子爵，还有很多日本人和外国人］。12点30分在美国俱乐部，再祝一次酒。两处庆典都是在酒吧间举行的，这是久已奉行的惯例，我不便干涉。

下午4点半至7点，艾丽斯和我在家招待各方来宾。尽管很多人已表示过一定要来，但我们还是登报邀请了所有美国人，又电话通知各个使馆和外务省，表示欢迎所有人。我穿上礼服，叫陆海军武官也穿上军装。这里的各国使节在自己国家的国庆日通常是不把外国人请到使馆来的，但我和艾丽斯认为，我们既然有一座又新又大的使馆，何不开个先例，把庆祝会变成一种招待会。各使团和外务省的几乎所有人员和许多美国人都来了，从斋藤子爵本人算起，共约三百五十位。艾丽斯把大使馆布置得很漂亮，天气正好晴朗，客人们可以在凉台和草坪上随意走动。大餐厅里可以自取冷菜、香槟酒以及各类饮料，舞厅里可以跳舞，音乐却不甚如意，因为日本乐队的那个指挥兼钢琴家没有来。尽管四个队员还是很卖力，但他们觉得惭愧，坚决不肯收费。虽然美中不足，今天下午的招待会仍然很成功，差不多每个人都留到散会，而且看来都很快活。

后来我们在平台上吃冷餐，在这儿可以俯视游泳池和馆舍。艾丽斯早先特别定做了一些日式灯笼，上面用日语写着大使馆的名字，并画有黄色的大帆船（我明白这是为了照顾我对船的爱好而设计的）。平台上放着藤椅、草席和许多枕垫，大树罩在头顶，照明唯有灯笼和月光，真是一个吃晚餐的好地方。留下来共进晚餐的有弗兰克·麦科伊（Frank McCoy）将军和夫人，连同他的属员布莱克斯利（Blakeslee）博士和比德尔（Biddle）中尉（麦科伊是今晨随国际联盟调查团来的，上午来探望我），还有德·沃尔特（de Vaults）夫妇、约翰逊海军上校、麦基尔罗伊陆军上校、内维尔夫妇、米尔德里德·托伊斯勒（Mildred Teusler）和她的已婚姐妹芬斯顿（Funsten）夫人、杜森伯里（Dusenbury）中尉、华盛顿、小帕森斯，以及一伙年轻人，他们后来又带埃尔西去横滨参加纪念7月4日的舞会，她在那里玩得很愉快。

我刚才忘记说了，参加我们招待会的还有国联调查团的全体成员，除李顿（Lytton）勋爵因病未到外，克劳德尔（Claudel）将军、阿尔德罗万迪（Aldrovandi）、施内（Schnee）博士等都来了。南希·阿斯特（Nancy Astor）的儿子小阿斯特现在是李顿勋爵的随员，他为他的上司不能来转致歉意，对我派麦基尔罗伊上校去车站迎接调查团、表示愿意协助该团工作而感谢。李顿确实病得很重，得了肠炎，发烧到105华氏度，林德利非常着急。我告诉麦科伊，我们本来很想留他们夫妇住在大使馆，但日本人对此会有什么想法恐难意料。这样做很有点像在贿赂陪审团。麦科伊说，他一向总是避免和我国使馆或领事馆的人员待在一起，因此即使我们挽留他也不能接受，他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就曾谢绝福布斯的邀请。

我们就是这样庆祝光荣的独立纪念日的，恰到好处。

满洲将成为“满洲国”

1932年7月5日

弗莱彻是美国记者中唯一接受了我的邀约并常来的一位，每天或隔天来一次。他告诉我他今晨发表的论国联调查团某些观点的文章的材料来源，这篇文章已引起一片抗议声。他又说，曾电告《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日本承认“满洲国”，林德利已向外务省表示反对，外务次官有田答称，即便要承认，最早也得在国联调查团向日内瓦提出报告之后。这个消息后来也在日本报界引起一阵对有田的猛烈抨击，有田为摆脱困境，只好说他不过是发表个人意见而已。

弗莱彻还顺便告诉我现正在东京访问的“满洲国交通部”部长丁鉴修 [27] 昨天接见记者时的情景。他一进屋，就立刻有大约七个日本官员把他围起来，记者们觉得非常好笑。一位记者问道：“您赞成‘满洲国’完全独立吗？”这位中国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刚说完，便有个日本官员凑到他耳边来耳语，于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这将由满洲人民自己做出决定。”另外一个记者问到日本给予承认的问题，丁鉴修也回答了。那个日本官员又站起来在他耳边嘀咕，于是他又补充说：“我们也希望得到美国的承认。”弗莱彻说，这实在太滑稽了，记者们再也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1932年7月6日

去拜访了马特尔，因为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否也对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提过抗议。他告诉我，还没有接到叫他这样做的训令。不过，昨天和有田谈话时，他曾力劝日本政府不要操之过急，理由是这样行事会使整个局势复杂化。马特尔认为，有田等人表示决心早日承认的公开声明，纯粹是说给国内人听的，日本政府不会急于行动。

内田今天正式就任外务大臣，并接见了日本的新闻记者。他说，日本的外交政策依旧不变，日本虽将要求得到它应得的权利，但也不想采取不必要的、损及其他强国利益的行动；其他强国的误解，终究是可以消除的，但日本方面如有任何失策，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严重的后果”一语，是译载在《日本时报》上的，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便叫狄考福去找白鸟，问他内田的话这样翻译是否准确。白鸟答道，英译的语气比原话重了一些，但我们所领会的意思基本上是正确的。

“开了好头”

1932年7月9日

今年夏天，要想碰上许多可以探听消息的交际场合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因为很多人走了，应酬接待也几乎没有了，无法获得与消息灵通的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初期的良好基础，看来已经奠定，问题在于怎样好好地利用它。前几天有个外国的外交官告诉我，他的日本牙医曾对他说，美国新大使“开了好头”，牧野伯爵也曾对李顿调查团的美国代表弗兰克·麦科伊将军说，我们在这里将会有巨大影响力，可以做很多工作。问题是：怎样做工作呢？

日本政府完全清楚美国的观点，在公众舆论极难把握的现状下，反复强调这种观点，我相信只会得不偿失。任何传闻，只要意味着美国大使正企图阻止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就会导致舆论一片哗然，这又反倒会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其初衷而提早承认，报刊现在都充斥着代表军部的观点。刚开过一个群众大会，有高级将校参加，其中还有一两个陆军中将，该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立即承认“满洲国”。

今天我写了一封信给牧野伯爵，询问我可否去看他，向他表示敬意。我希望能跟他进行一次很坦率的交谈，他也许能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我希望按照最近史汀生先生和新渡户谈话的精神来与他详细讨论时局，希望他能把我们所谈的内容上奏天皇；我要间接地弄清楚，牧野对麦科伊讲话的意思，究竟只是他认为我们可以在向华盛顿解释日本的观点方面多做工作呢，还是他认为我们可以更明确地向东京阐明美国的观点，进而影响当前的局势。这两种意思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我正找不到开展有益工作的途径，深望在这次和牧野的谈话中可以得到启发。从上面记的这些可以推知，日记既有记事之用，亦有厘清思路之效。

牧野伯爵说已经是年青一代在管事了

1932年7月13日

上午11点，如约拜访牧野伯爵，他穿着和服在他的和式房间里接见了我，与我亲切长谈。我引用了条约并按照史汀生先生最近和新渡户博士谈话的精神，详述了美国对满洲问题态度的根据何在，并表示我恳切希望日本在经过深思熟虑前不要轻率地承认“满洲国”。他以极谦和的态度听我陈述，然后说现在已经是年青一代在管事了。他追溯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如今左右国策的元老多已亡故，年青的一代又还没有培养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家，目前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但年青的政治家早晚是会培养出来的。他说，对于前途，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的这种新旧交替论，跟我在伦敦听见松平大使讲的很相似。

后来我们讨论到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大学在美国国民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告诉他我国的大学毕业生是怎样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他描述了他自己在赴巴黎和会途中访问美国时的情况，那次距他上次访问恰恰相隔半个世纪。谈话中牧野伯爵提到我在美日协会演讲中的几段话，大加赞赏，说演讲稿已被译成日文，呈天皇御览。他谈到比尔·卡斯尔及其在此期间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最后我说，只要牧野伯爵认为有什么具体办法可以帮助我发挥作用，就希望他以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向我提出，不必拘礼，因为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每个民族都会有大人物出现。这次会谈无疑是我到这里后最愉快的一次，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牧野伯爵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真是一个大人物。他是天皇近臣，可惜如今军人当道，他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几乎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也谈到日本人对艾丽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把她当作佩里家族的一员。他跟弗兰克·麦科伊也谈到过这点，讲得更多一些。这次和牧野谈话到底有什么收获呢？的确，我并没有听到多少具体的东西，他当然不能向美国大使明确表露他对日本国策的态度。不过，我多少可以体会他的言外之意，我相信他将会成为一个同情我们的、可能还会提供帮助的朋友。

还有另一件完全不相关的小事：独立纪念日招待会以后，我忽然发现我们餐桌上所有的糖果都带有“莫斯科，苏联制造”的标记，不禁大吃一惊。听说苏联人正在远东倾销这种糖果，售价比粗糖还低，味道居然还不错。

“危险思想”——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专利品

1932年7月15日

有两百名被认定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正在东京各处的法庭上受审。这批人是自去年4月以来，警察在历次突然搜查中逮捕的。报上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报道某处又有激进分子被捕的消息。但不必多说，没有哪一次抓的是军国主义极端分子或其他反动分子。通常是相当无辜的学生和职员遭殃。反法西斯运动看来规模并不大，其实基本上已被扑灭，但是官方搜捕之后，又继之以大肆宣传，其目的无非是要震慑其他持有同样信仰的派别，并为军国主义极端分子打掩护。

折中还是诡辩？

1932年7月16日

弗莱彻告诉我，在今晨记者招待会上，白鸟对记者们说，为配合国联调查团的观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在“满洲国”证明自己已具备被称为国家的资格之前，是否可以先承认它为一个“政权”而推迟承认其为“国家”。至于这种主张里有没有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及其对满洲的主权的意思，还不清楚。但不管是什么意思，日本政府总算是头一次暗示有可能采取折中方案。这话要么含有维护中国主权之意，要么就是十足的诡辩。

日本为什么在“满洲国”问题上闪烁其词

1932年7月18日

今晨弗莱舍告诉我，白鸟再次跟外国记者谈到“满洲国”，说法和周六时一样。他明确表示，出于尊重国联调查团的劝告，完全承认一事可能要搁置一段时间。白鸟的话可以做各种解释，特别是因为其中牵涉到中国是否继续对满洲拥有主权的问题，所以我便叫内维尔去和有田非正式地谈谈。此去一定要说明，他并非听奉任何指令，只是想了解白鸟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是由我去找内田，请他做正式的解释，就可能会对局势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我无论如何要避免的。

内维尔跟有田谈了将近一小时，主动和他拉家常，讲了许多实话，他跟有田很熟，所以能这样做。有田说，白鸟想必是“疯了”，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的意向从未有任何变化；并说一旦给予承认，就会承认它拥有完全的主权。

我给国务卿写了一封长电，汇报白鸟和有田两人的话，并陈述我们的看法，认为前者的话很可能带有释放“风向气球”的性质，目的是要试探外国的反应。因此不能设想他竟没有先和上司通过气，就敢发表这样的谈话，而且仅隔两天又基本上重复说了一遍。有田还对内维尔说，他认为内田不久就会约我去讨论整个局势。关于时局，众说纷纭，互相矛盾的各种声明、新闻报道、街谈巷议犹如洪水泛滥，搅得人心烦意乱。而我总得要随时向华盛顿报告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把要说的话都电告了国务卿，我感到舒服得多了。我想，恐怕日本人自己也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白鸟谈话的态度是仔细研究过的，目的是要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等事到临头再说。

1932年7月20日

拿起晨报，看见内维尔前天拜访有田的事上了头条，其内容是：现在英美两国俱已插手“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唯内维尔此举是否奉华盛顿之命尚不得而知。这自然是那个无法无天的白鸟干的，稍过一会儿，弗莱舍就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内维尔非常小心地对有田说过，他只是要求弄清某些新闻报道是否属实，并非奉命而来，也不是来提什么抗议的，这当然是大使才能做的事。我不明白外务省想从这种大规模宣传方式中捞到什么。内维尔去谈，只不过是意味着我不能非正式地跑去商谈事情，因为我每一次到外务省，在那里讲什么话，都一定会被捅到报纸上，一定会引起夸张的宣传。若是日本大使出渊去一次国务院，的确也会有记者来找他，向他提问，但是至少国务院本身不会透露谈话的性质，除非有什么正当理由，即使透露，他们也会留心不要传错。在东京却不是这样。

上午9点一到办公室，就看到国务卿发来的论及“满洲国”承认问题的密电，深感欣闻。我认为他是在严格遵循正确的政策。他说他已经看了我的报告，是带着关切和“焦虑”的心情看的。“焦虑”（solicitude）一词在韦氏字典上的解释是“怀着恐惧和担忧”。

今天早晨，中国新公使蒋作宾将军 [28] 正式前来拜访。他来访时穿着一件黑色的便礼服，却戴着一顶大礼帽。这就让我在服装（服装是外交极重要的组成部分）问题上感到为难。如果我回访他时，按常规穿燕尾服戴大礼帽，就会超过他来访时的礼宾规格。如果我穿便礼服戴常礼帽，显然又会损害中美间的良好关系。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像这位公使那样严重违反服装上的外交惯例。这是一个我在今后几天得反复考虑的问题。因为外交就是由这类小事构成的。

意大利大使、即将在本周内回国短期休假的加拿大公使马勒夫妇、外务次官有田夫妇来吃午饭。饭后我告诉有田，看到内维尔同他的非正式会谈竟发表在报上，不胜惊讶。因为内维尔已经很小心了，曾强调他此行并非奉命而来，也不是正式陈述意见，不过是要求弄清报上的某些传说而已。我还说，有田告诉内维尔，内田大概会在这几天内请我去详论大局，我已经知道了。有田答道，英意两国大使曾要求在本周内会见内田，他认为如果我也请求会晤就更好了。我说，此刻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请求会晤、打扰内田伯爵，虽然以后或许会有这种愿望。此事就到此暂时搁下。

新闻媒体的外交功用

1932年7月22日

又是一个大热天，早上8点早餐室的气温就达到86华氏度。

给国务院发了一封电报，报告热河的军事形势；又呈国务卿一封密电，报告我不要求会见内田一事。我告诉他，以后要和外务省保持密切联系，时常非正式地讨论问题，将会十分困难，因为这类谈话总是会传给报纸，几乎没有例外，而且往往传闻失实，还会在本地报纸上惹出一些令人反感的、有时甚至是煽动性的评论。如国务院所知道的那样，白鸟此人似乎自行其是，不受上司约束，又好像专爱哗众取宠且以此为乐。不过我还是说，我希望能尽早解决这个问题。白鸟的确是个谜；币原 [29] 曾想赶走他却没成功，因为他显然有军部的支持，看来他和军人是沆瀣一气的。他还是石井子爵之侄，又与枢密院议长、反动团体“国本社”的头子平沼 [30] 相熟：凭这些关系，他在外务省的地位当然就很稳固了。此外，他还和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 [31] 非常亲密，后者又是陆军将领谷将军的兄弟，因而两人都和军部有密切关系。

弗莱彻前来辞行，他要去轻井泽度假两周。他是我和新闻界的经常联系人。他走了，我会惦念他的，但他已答应由他的同事唐·布朗（Don Brown）暂代，我仍可时常得悉白鸟在每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妙论。

另一些记者显然仍旧是老一套想法，以为美国大使馆绝不知道什么消息，也绝不会给记者透露什么消息，因此也就不肯费事打听一下此种情况是否已有改变。弗莱彻却从中得益，因为我常常告诉他一些他自己无从知道的新消息。除非这些关系是彼此有用的，否则你不能跟新闻界建立有益的关系。

以球会友

1932年8月4日

美国影片进口商沃纳建议，在公映前在大使馆提前放映一些博比·琼斯（Bobbie Jones） [32] 打高尔夫球的新影片，我想这倒是一个好办法，还可以借此和日本高尔夫球界联谊。通过东京附近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长发出了招待券，来了约八十位日本高尔夫爱好者，还有几个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放映会搞得不错：放映机和留声机都摆在大舞厅帐幔的后面，尽量不露出来。博比·琼斯讲解他的球艺时，声音很清晰，就像他本人在这个厅里讲一样。可惜十二部成套的影片中，只有四部运到了日本，演示如何使用推杆、铁头杆、短铁头杆和短球杆，但仅此已足以引人入胜。之后，在吃精美的冷餐时，我注意到不少日本人仍在练习握杆和挥杆的空挥动作。每部高尔夫球片子之间加映的通常是一部朴素的音乐动画片，但日本人好像都还挺喜欢的。他们对这次聚会表示非常感谢。

史汀生国务卿“卑劣的、挑衅的”的演说

1932年8月15日

下一个让日本报纸大吵大闹的事件是反对史汀生先生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这使我在轻井泽才休息了几天（8月10～13日）就不得不赶回东京。内维尔也回来了。演说应该是在8月7日发表的，日记写到此处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演说稿的原文，所以还不知道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不过，从搜集到的最新新闻电讯来看，国务卿只是泛泛地谈到在远东局势中运用《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并没有直接指出日本就是侵略者。强悍的白鸟先生却不管史汀生是怎么讲的，竟对日本报界说，史汀生先生如此攻击日本，全日本皆为之愤慨。报纸同样大放厥词，诬之为“恶意宣传”“极不得体”“出言不慎”“卑劣的、挑衅的”等。有两天日本报纸满篇都是这类言论，这类论调对日美友好关系毫无益处。事件收场后，我才终于看到演说全文，其中并没有什么值得日本生气的东西。日本口口声声说它在满洲的行动是自卫，外务省对这篇演说的公开回应，却正好表明它做贼心虚。这是在他们意料之外的。

日本支持战争、反对国联的宣传

1932年9月1日

国际联盟调查团于1932年7月访问东京时，日本报刊秉承官方旨意发表了一批论调类似的文章，重申日本奉行其“既定方针”的决心。这既是写给调查团看的，同时也是怂恿国民在必要时要对抗国联。如前所述，国务卿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刚发表，外务省发言人白鸟先生便在8月9日向报界做了一通莫名其妙的、不正确的、挑衅性的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也是要煽动民族主义的反美情绪。

当前，日本全国人民（甚至小学生）又在官方鼓动下捐款，为陆军捐献“爱国”飞机、坦克、汽车、装甲车和防空设备。这既是为了筹措军费，同时也是在激励战备狂热。

只有武力才能遏制日本

1932年9月3日

召开了一次有陆海军武官参加的馆员会议，向他们读了打算呈史汀生先生的电报，这是经过重新考虑后改拟的。大家都同意。我不想感情用事，但我确实还要不断地公开表明一个意见：除非受到更为强大的力量制止，日本政府打算继续执行在满洲的计划。电报写道：如果不为强大的力量所阻，日本政府会坚决执行它的满洲计划；此外，现在操纵日本政府的人物还自以为他们的事业是正当的，这就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以上两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分，请国务卿务必注意。日本国内自由派政治家无足轻重，甚至说一点分量也没有。军事准备正在稳步进行。他们料到，国际联盟肯定会发表对他们不利的报告书，但他们还是把美国看作最大的绊脚石；至于同苏俄的摩擦，现在已无人谈起了。

我说，日本人是聪明的，很难想象他们会真心相信满洲自决这么一个显属捏造的前提，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整场行动，即便不算自卫，也关系到国家最高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他们准备在必要时不惜一战。所有上述意见，均已得到越来越有力的证实，特别是在最近这几个星期中。仔细观察时局，我还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如今日本人的这种顽固态度。由于国外的道义压力和国内的财政压力，日本的政策或许终有一天会被迫改变，但我们依旧不能不正视目前我们两国间在政策上和原则上存在公开对立的这样一个事实。

电报发出了，情况也如实记载下来了，我很高兴。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对这些事实有明确的认知。

住在这个国家，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作为个人，每个都是友善的，私交是最好的；但作为集体，他们总是对我的祖国怀有很深的猜忌和仇恨。这种敌意看来根本不是针对个别美国人的。史汀生先生是个例外，日本人的敌意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显而易见，从报刊上常会得出这种印象：日本人在怀疑史汀生先生的对日态度是否真的代表美国公众的普遍态度。在不少日本人看来，他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提出的数次抗议照会，都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他们直言不讳，一旦史汀生先生离开国务院，那么情况就会随之改变。但对美国人来说，任谁在读起日本报刊时都会感到不舒服。这些报刊向来对美国破口大骂，而有关满洲问题的社论和文章则不过都以荒诞的思想为立足点。它们的大致论点不外乎：日本并没有违反《九国公约》及其他条约。而这都是建立在两个虚假的前提之上，一是所谓“自卫”，二是所谓“自决”。所谓“自卫”，其法律论据是荒谬的。但日本人一边提出所谓的“满洲自决论”，一边心安理得地宣称：满洲的两千七百万中国人已经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脱离了母国，这些中国人已经自己建立了那个“闹剧式”的“满洲国”。此时此刻，日本人表现得如此幼稚。这简直是对他人智商的侮辱。然而，这种论据还是日本人经常作为一个公认的、不容争论的前提拿到台面上说的，日本报刊也就凭这些捏造的根据，一刻不停地为日本的立场辩护。

他们想法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们的全部论点就如纸牌屋般摇摇欲坠。我不相信李顿调查团会无法驳倒日本全部论点所依据的这两个虚假前提，当然我也能料想到为了取悦法国人，调查团应该会把话说得比较婉转。有谣传说，日本媒体称克劳德尔将军已接到训令，要尽量为调查报告书降调。

9月3日的《日本广告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藤田进一郎的长文。文中，作者将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美国在巴拿马的行动相提并论。这的确是日本报刊社论作者最爱的题目。其实，我很高兴看到弗莱彻把两篇文章并置一处，一篇是这位日本人写的，一篇是他写的社论。弗莱彻列举了巴拿马建国的全部事实，在结尾写道：

上述内容均为事实。美国在巴拿马推行的政策和日本在满洲推行的政策有一些相似之处，谁也不会否认。然而，两者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时间的要素。日本作者们通常忽略了。美国干涉巴拿马是在三十年前。当时美国派军舰支持巴拿马1903年的革命并助其建立了政府，因此该政府才将运河权利让渡给美国，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国际条约义务限制美国政府不能这样做。

《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都是在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问世的。在此之前，各国都只能靠强力政治来决定国运，以战争为推行国策的手段。今天则不然，世界各国人民都坚信应有一种新的秩序，上述条约就是这种新秩序的象征。

在《日本广告报》上发表的言论只能到这个程度，否则它就会被没收。对于向来小心翼翼的弗莱彻来说，如此行事已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了。

以上的评论，一般人并不会特别感兴趣。但我认为写日记时或多或少理应把当时的想法写出来。历史是一系列连续展开的活动图景。如果能在数年后给过往的某一个场面增添一点色彩和气氛，同样不无价值。

花旗银行事件

1932年9月10日

今天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花旗银行事件。如果说这事还不算严重的话，那就是在自欺欺人了。该银行的纽约总行曾要求远东各地的支行，如中国、马尼拉、新加坡等支行将其所在城市商业区的照片寄去，以便了解这些城市现代建筑的进展情况。日本也不例外。结果在大阪，日本宪兵突然叫停了当地支行的拍摄活动。此后不久，不仅大阪的报纸，甚至日本全国的报纸都登出醒目的标题和大幅的图片，指控该银行进行拍摄（其实都是严格遵守日本相关法律进行的）的真实目的是给美国政府提供市镇详图，以备战时轰炸这些地区。单从表面来看，整个事件是荒唐的，因为这些地点的照片是在商店公开出售的。而横滨的日本商会为了做广告，最近还在美国散发过附有同类照片的小册子。银行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但是，整件事就如流感一般，迅速蔓延，至少已有一名该行的日籍职员辞职。银行又接到日本国内爱国团体的恐吓信乃至登门造访，要求日籍职员全体辞职。如此下去，即便银行人员和财产不受损失，其商誉与日常经营也必然受到影响。

白鸟照例在新闻记者面前肆意夸大其词。由于制造这起事件者显然是日本宪兵队，而宪兵是归陆军省管的，所以昨天我便叫麦基尔罗伊上校去找陆军省的某些高级军官，要求发表一篇宣布银行无罪的正式声明。但那些军官大概只觉得这事好笑，不肯认真对待。此外，银行的柯蒂斯昨天也找有田谈过了。有田似乎表示了同情，但当前者要求发表正式声明时，有田沉默了大约三分钟，最后竟说：“啊，我们如何能完美地证明银行此举并无可疑之处呢？”不过，报纸的言论目前暂时停息，柯蒂斯认为我在这方面已无须再有什么行动。不过，今天他来电话说大阪报纸又闹起来了，刊登了极具煽动性的标题。电台公然广播，爱国团体也在捣乱。于是，我决定往访内田伯爵，就此事直接向他提出申诉。

会谈第2号　　　　　　　　　　1932年9月10日

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伯爵

纽约花旗银行事件

下午3点，如约拜访内田伯爵。他笑着说，久违了。我答道：自他就职以来，就想尽量少打扰他。

关于纽约花旗银行总行指令大阪支行在大阪商业区拍照一事，我向他做了详细的申述。

我告诉内田伯爵，尽管并无法律、规章规定不许拍照，大阪宪兵队却仍要求银行停止拍摄，此后，日本全国报纸几乎都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报道此事，指控银行所拍照片是要送给美国政府，并供拟制战时轰炸计划之用。我详述了这次报纸煽动滋事，已给该银行的声誉和经营造成了损害，同时要求：第一，开始正式调查；第二，为使已造成的损害得以部分补救，在接到调查报告后，立刻向新闻界发表正式声明，宣布银行无罪；第三，采取措施叫停报纸上的宣传。

内田伯爵认真听完我的陈述，讲道：在日本，政府难以干涉新闻界的事，但由于柯蒂斯先生访问过有田先生，调查已在进行。一旦接到报告，他便会按照我的请求对此事给予充分考虑。

邀请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来度周末

1932年9月11日

此后到轻井泽消遣了几天，算是今夏的最后一次。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 [33] 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他非常风趣，是天生的演员，却又出人意外地谦恭有礼。他一到东京，我就写信邀他来轻井泽（我们多年前在华盛顿见过）。不过，我也说明这里并没有多热闹。他本另有约会，要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障碍赛马英雄男爵西中尉 [34] 共度周末。因着急来我们这里，他就把别的约会推迟了。周日我们先在冰水池里游泳，后又冒大雨打了三十六洞高尔夫，费尔班克斯连击四十三次。他是个高尔夫球高手，在英国常参加比赛。周一下午在他回东京之前我们又打了一盘。

我们这里还来了一伙年轻人。实际上，他们几乎都是我们的朋友。大家一起吃午饭、吃晚饭、喝茶，费尔班克斯玩尽各种戏法，分享各种传说、逸闻、旧事，逗得他们一直很开心。他特别喜欢埃尔西，让她快活极了。周一午饭后，我们一起去拜访德川侯爵夫妇，他们曾邀我们午餐，而我们因打高尔夫球未能前往。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时在船上见过费尔班克斯，此后很想与他再见一面。

毋庸置疑，即便是在恬静的轻井泽，也无法完全避免因出名而惹来的麻烦：费尔班克斯总被人认出来。从早晨7点给莫斯小学的两个学生签名开始，大部分时间不得不花在签名上，他倒总是愉快地有求必应；他的现身当然也轰动了整个高尔夫球俱乐部，他们事前已备好最好的球童，开球时还有一大群观众。我把每个人都介绍给他，他总是和颜悦色、热情招呼。他每天都拍电报给玛丽，玛丽在一两个月内就要来东京和他相聚。他在那里租了房子，打算小住一段时间，因为他想了解日本人并多打一阵高尔夫球。有人请他签名，签完后还要他再写一点，他便在后面加上“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的丈夫”。他最近在南洋刚拍完一部片子，答应在我们使馆首映。

告别后，他来电话说：“周末愉快极了，无时不欢，非常感谢。”我相信这是真心的。当然，他让我们大家都欢度了假日。现在，关于制片、好莱坞和电影界，我们比过往要知道得多一些。他的电影——凡是我们想知道的——他都详细讲解，例如电影《八十分钟环绕地球一周》（Around the World in 80 Minutes ）里的印度把戏是如何拍摄的，等等，他和盘托出却又绝不夸大。一根绳子抛在空中，印度小孩竟能爬上绳去，这般惊险绝技的拍摄方法其实很简单，倒转镜头拍摄就可以了，绳子是朝下吊着的，而不是朝上。

9月12日，周一，报上登出了华盛顿电讯，报道我上周六就花旗银行事件向内田伯爵提出申诉一事，并引用了我发回国内的电报全文。新闻登得可真快。我想一定是如我所期，电报已及时送达，赶上了国务院的周六记者招待会。我知道，美国报纸定会把这次事件当作相当惊人的新闻，因而会向国务院提出一大堆问题。在电报里，我创造了“摄影谍报”这个词，报纸当然也采用了。不管它叫什么，都是强加给银行的罪名，不外乎这个意思。电报在《日本广告报》上登出后的第二天，《时事新报》就抛出一篇社论说这是小题大做，美国大使竟然诉诸内田伯爵，致使此事变成外交事件，令人遗憾，还说美国大使太过轻率，着实不幸。起初，白鸟告诉记者：内田伯爵答应调查，只是按外交惯例对一个大使的申诉给予礼节性的回答而已，并不是真要做什么调查。但两天后，他显然又奉命改口说，内田伯爵即将答复我的申诉，会宣布“日本政府并不认为美国银行的行为不正当，也不认为有不良动机。预料内田伯爵将会通知美国大使，他不反对向美国报界披露这个消息，但是他未必会向日本报界发表任何声明”。我想，肯定是有人劝告过外务省，要求它稍微留意一下美国公众的反应。至于日本报纸，我相信外务省是控制不了的，当然外务省本也没有打算这样做。操纵新闻界的是军部，这次反美国银行的风波十之八九就是军部一手策划的。他们认为这又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

日本在婚姻和政治方面的正统观念

1932年9月20日

以下是一位使馆职员写来的备忘录：

日本关于使私生子合法化的法律和习惯，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要宽松。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州，只有父母结婚之后，私生子才能有合法地位。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还有相关的限制条件，譬如在孩子出生时父母双方均有能结婚的合法身份。在日本，非婚生的子女在出生时就已是母方家族的成员，而只要父方予以承认（不论父亲是否已婚），这孩子便能成为父家的“庶子”，即合法的孩子，使用父方的姓。他既可以继任家主之位，也能继承家产。于是，他就可以成为正常的社会一员，并不会因出身而背上任何污名。父亲办理承认子女的手续也很简便，只要告知当地户籍官，这孩子为他亲生的就行了。换言之，就是在主管官员面前认下这个孩子而已。

如此轻易就能使私生子合法化的惯例，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日本人看来，类似的惯例无法适用于国际事务自然是毫无道理的。“满洲国”就像是一个私生子，虽然怀胎时并不光彩，生下来更丢脸，但只要通过父亲的承认这个简单手续，就可以把它变成国际大家庭里正常、体面的一员了。

生活的情趣藏于琐事之中，所以我觉得记日记是莫大的幸福。书信所描绘的，最多不过像一幅印象派的画作。即使如大部分通信员那样连续讲一个故事，也不会总是前后紧密相连而一丝不断。而私人生活，特别是亲近者的生活，却能提供最有趣的故事。我岳父托马斯·萨金特·佩里的书信自成一格，近乎日记，也让我念念不忘。我女儿利拉和安妮塔的信件也如实反映情况。写日记，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这是人之常情。近三十年来，即便我自己在写作上有不慎之处，但在回顾时从来不会为之烦恼。

还是回到政治问题上。日本媒体预言或毋宁说期待国际联盟不久就会瓦解，理由如下：

（1）美国和苏俄都没有加入国联，今后美国也不见得会加入。因此英国和法国都赞成解散国联，另成立一个有美国参与的国际机构。

（2）英国对国联的支持已无多少热情。拉姆齐·麦克唐纳 [35] 认为，国际问题应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

（3）国联在远东问题上进行的活动毫无价值。如果国联强迫日本服从盟约，日本就会退出。

（4）如果法国想通过国联向德国施加压力，德国就会退出。意大利因同情德国，也将一同退出，匈牙利、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则紧随其后。

（5）处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查科问题 [36] 时，国联已显无能为力。

（6）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Eirc Drummond） [37] 的即将辞职和经费问题也都是促使国联解体的原因。

议论有趣，值得深思。是否真有人在考虑解散国联，我无从知晓。但自盟约通过以来，洪水已一再溢出这个堤坝。它的弱点和不利条件已为现实所证明。正因为如此，现在才有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对国联进行一番美国乃至苏俄都能认同的全面革新则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这对有关各方都会有较大的裨益。国联作为国际政治领域中一间巨大的“股票交易所”，实为世界所需，我国本就必须与其合作，而且事实上也在合作。不过，自有《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后，《国际联盟盟约》的某些条款在理论上已经过时了。那么就应该保留现有机构，进而整顿整个组织，再根据《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重订盟约，使美国有参加的可能。利用这十三年来的实际经验，在新的基础上再从头做起，又有何不可呢？

德国使馆馆员论日本

1932年9月27日

今天，有一位德国大使馆馆员来谈了一会儿。最近几天的新闻报道日苏已达成谅解，他却对此表示怀疑。可小矶 [38] （武藤将军的参谋长）动身赴满洲前，又确实找苏联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Troyanovsky）进行过非正式的会谈。特罗扬诺夫斯基表示，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不过，他感到满意的是，苏联在短期内不会受到日本的进攻。日本现内阁不想找俄国的麻烦，小矶将约束陆军。因此，只要现内阁不倒台，大概就会太平无事。但估计现内阁的寿命难以延续到明年1月后，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我问，俄国人是否认为现在进行的军事准备是针对他们的？

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这位德国人因为要向他的政府写一份报告，所以一直在研究此事。他不认为军事准备会有这样大的规模。照他的说法，情况是这样的：若槻礼次郎 [39] 内阁（1931年12月倒台），特别是若槻和井上藏相曾想维持金本位。若要维持金本位，就必须尽量削减政府开支。陆军原是完全不受任何裁军建议羁束的，但为了省钱，若槻和井上曾打算裁减陆军。陆军因此不得不有所行动，否则就会丧失他们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势力。若槻内阁希望联合资本家们一起治国，而不是联合官僚或军部。因此陆军就发动了满洲事变，刺杀了井上准之助 [40] 和团琢磨 [41] 。国内一掀起战争热潮，陆军就趁势拼命要钱，以便获得最新式的装备。拨给驻扎满洲的五个师团的经费，名为驻军军费，其实根本用不完。他们正在用这笔经费买装备。同时，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他们还在叫嚷要警惕未来的危险，如将与美国打仗之类。

一个日本男生的来信

1932年9月20日

下面这封信来自一位日本男生，值得一记：

我亲爱的先生，

您好吗？

虽然我只是一个十八岁的男生，但我非常喜欢飞机，喜欢各种各样的飞机。只有飞机的照片才能让我高兴。日本没有漂亮的飞机照片，而且非常贵。我非常想要一张好飞机的漂亮照片。

请不要笑我。请不要嘲笑我的请求。

如果您手上有飞机照片的话，请给我一两张吧。哪怕是借给我也好啊。

如果您能给我的话，我该有多么幸福和高兴啊。如果您没有的话，请教我怎么写信给你们国家有名的飞机公司吧。

先生，请答应我的请求吧。求求您了。

再见，先生。

年轻的男孩

“要么忍着，要么打”

1932年10月7日

常听人说，日本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直在暗中坚持活动，早晚会听到他们的动静。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具体证据。尽管不顾军部的反对，日本政府已决定让驻美大使出渊胜次 [42] 返任，这或许是个好迹象；不过，我又觉得，这恐怕是天皇干预的结果。无论如何，有的明智之士已经看到，若在这个时刻派一个耀武扬威的人去华盛顿，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样的，美国要是派这样的人到此地来，也会招致毁灭性的灾难。去年5月我在华盛顿见到陆军部部长赫尔利（Hurley）时，他用一句话就概括了这样的局面：“要么忍着，要么打。”

下午弗莱彻来访，讨论了他即将寄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文章。随后是某某人来，谈了一小时。他说，他一直不断在做演讲。有一次是向三百位军官讲，清楚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曾在牧野伯爵等人在场时和天皇谈了两小时十分钟，天皇对他讲的一切都深感兴趣，这使他受宠若惊。他说，天皇完全理解我们的立场，亟欲制止反美宣传和沙文主义的好战言论。此人还要我注意两点：第一，只要少帅张学良按兵不动，那么日军就不会直捣北平，这完全以张学良的动向为准；第二，他希望美国的大西洋舰队在太平洋演习后，能在冬天返回大西洋，因为它留在西岸就给日本许多排外好战言论和陆海军备战活动提供了口实。他再三强调，日本国内的政局目前算是控制住了，军人中比较严重的沙文主义观点正被迫缓和下来。最后一点是否属实，我仍怀疑。

此人做了我无法做的事，正如我函告史汀生先生的那样，如今是这么一个时候：身为美国大使，公开演讲时不谈政治问题，倒是上策。我可以在私人谈话中阐述美国的观点，但在公开演讲时则不然。另外，实际上所有讲话都会被传给报纸，连保证保密的也照传不误。只要试图说明美国的观点，就会引起公开的争论，沙文主义者唯恐我的话会在日本大众心中留下一点好印象。此后，如果美国因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而采取行动，那时再公开发表演说，可能较合时宜。国务院最近发了一份文件，就裁军、德国要求军备平等和条约的神圣性等问题，进行了极为清楚的、系统的阐述，充分说明了我国的态度和政策，供我国驻欧洲各国的大使们参考，鉴于这种说明也能间接适用于现在的局势，所以也给了我一份。文中一部分，连同国务卿历次讲话的一些部分，在今后发表演说时，皆可以引作依据。不过，这要等情况发展到需要的时候才可以。

此人告诉我，因为我面对攻击时能忍耐，公众的同情其实在我这一边。他还提醒我，如果我不采用别的策略而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运用我的影响力，我的影响力将会变得更大许多。

因为谈到这里需要一点轻松的调料，我便引了一个记者名片上的两句话。这张名片是前几天送到办公室并转给我的，他要求予以接见：

请告诉我，您对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有什么看法？美国人民的观点和史汀生先生是一致的吗？

他理当受到接见却没有获得接见，因为与记者会面的危险不亚于发表演说。

记在日本赴宴的经历

1932年10月10日

去德川公爵家赴宴，客人中有出渊夫妇、有田夫妇、武田、麦基尔罗伊夫妇等。德川家的媳妇（亦出自德川家族）是女主人。在我看来，料理、鲜花、陈设、餐具几近十全十美，只是电灯没有加灯罩，强光刺目，把整个屋内的景色都给糟蹋了。以客厅里的灯光强弱来衡量主人是否殷勤好客，此种想法连一些文明国家也仍然摆脱不了，真是奇怪。这种强光既伤视力，又刺激感官，而且把在座女士们的一切优美之处都照掉了。和往常一样，在酒席上聊天对我来说是件苦差事，因为日本女人除极少数外，总是不肯轻松谈话，说一句，下面的又听不见了，甚至发表意见时也如同在窃窃私语，我只能把耳朵凑到她们的盘子上去听。况且，听得如此辛苦，也很不利于消化。我总想对讲话不肯大声一点的人说“如果说干什么都得费一点劲的话，那么提高嗓音总比竖起耳朵省力得多”，但这话我始终没有讲出口。艾丽斯常占优势，因为每次她都是坐在两个男人之间，我的左右则都是女人。不管怎样，得与德高望重的德川公爵共餐并追忆他家一度统治日本的历史，也算是一件乐事。

另一个日本发声了

1932年10月18日

下午，某君如约前来。他说因有幸接受宴请，特来致谢。不过，通常只需留下名片就行了，他显然是有话要说才来的。他谈了许多，大意是日本稳健派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影响力也相当广泛。只是因他们的观点未能在报刊或演讲中发表，所以一般人低估了他们。话讲得最多、在报上写得最多的人，不一定就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到了适当的时候，那些思想上的温和派就不会再如此默默无闻了。

这是他们常在我面前念叨的内容，但我当然要看到一点真凭实据才行。况且我想要知道，即使这个所谓的稳健派运动最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它又要怎样去影响实际政策呢。现在，日本既然已经正式承认了“满洲国”，那就很难相信今后会有哪届日本政府能够否认这一决定，又或是承认中国在满洲拥有哪怕是名义上的主权。显而易见，这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至于我，对某君说得很坦率，并把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告诉了他。听说他将会在日本得势，这让我很高兴。因为他绝不是那种沙文主义的好斗之徒。

在内田府邸的宴会上，客人中有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43] 的夫人、出渊夫妇、牧野伯爵、桦山伯爵、德川公爵、有田夫妇、麦基尔罗伊夫妇等。进餐前后，我都和牧野伯爵长谈，他的话和今天下午某君所谈的非常合拍，都是强调目前确有一股稳健思潮的“暗流”，继而又谈到《凡尔赛和约》导致的后果。后来我和某人坐在一起，他谈的也和牧野伯爵如出一辙。他们都想使我理解这个意思。

大概只有两件事尚可视为军人气焰有稍被遏制的迹象：一是明知军部会反对，出渊仍将返回华盛顿继续担任大使；二是今晨《时事新报》刊出一篇文章，称朝鲜总督宇垣将军或将接替斋藤。因为人们觉得作为荒木的上级，宇垣是陆军中唯一能驾驭荒木的人。此文竟被允许发表，这一点已值得琢磨，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怎么相信这类预测。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逐渐削弱军阀的势力，那就是国家预算中用于满洲战事的庞大开支：这一点确是必须考虑到的。满洲所谓的“匪患”，看样子是有增无减，虽听说已攻占了一些“土匪”的据点，却没有听到大量“土匪”失去战斗力的消息。其间又有报告称“满洲国”部队中存有不满情绪。还有更值得担心的，那就是不晓得苏俄究竟会做什么。由于“土匪”的破坏，满洲的大部分铁路或多或少地陷于瘫痪状态，此间忧虑又因此加深。如果交通线遭到破坏，那么面对假想中的俄国威胁，日本军方就无法处之泰然。这里还包含着另一层危险：日本人终将感到有必要占领北平和整个华北。在国际联盟按李顿报告书采取行动以前，他们大概还不会攻占热河，但张学良总是疲于应付，那个地区正在酝酿着什么事。麦基尔罗伊对此很是不安，但现在他也不能冒下判断。事情总这么模糊不清，令人惆怅。

与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共餐

1932年10月24日

艾丽斯陪同伍德罗·威尔逊夫人驱车出游，在明治神宫外苑散步，她们都谈意颇盛。威尔逊夫人谈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她说，在日本经常微笑非常有用。此话不假，艾丽斯就交了许多“微笑”朋友，从我们门口的警察到她训练警犬基姆时路上遇见的母亲们和孩子们都是她的“微笑”朋友。

与伍德罗·威尔逊夫人、桦山伯爵等在当地美国人创办的圣路加医院 [44] 院长托伊斯勒博士（Dr.Teusler）家用晚餐。威尔逊夫人在我邻座，跟我讲到1916年威尔逊总统是怎样听到他再次当选的消息。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据说威尔逊总统觉得不宜在白宫指挥竞选，便在新泽西城阿士布里公园附近租了一所房子，然而整个夏季他都在忙，离不开华盛顿，直到大选（当然照例是在星期二举行）前几天才迁到那里。当时还没有无线电广播，本来可以叫电报公司在屋里装一条专线，可是威尔逊总统又不想要这种“特权”。于是，他们便决定由总统的秘书图马尔蒂（Tumulty）从设在阿士布里公园的办公室用电话报告选举的结果。

星期二晚上的唯一一次电话是玛格丽特·威尔逊（Margret Wilson） [45] 的一个朋友从纽约打来表示慰问的，因为《纽约时报》大厦刚才闪烁的信号灯是红色而不是白色的，说明休斯已经获胜。玛格丽特·威尔逊回答说，除非进一步得到证实，她不承认这是最终结果，但总统认为已经无望了。威尔逊说，他感到高兴，可以不再为国事操心（威尔逊夫人说，若当时他真的离任了，现在也许会在这里）。讲完，他喝了一杯牛奶便睡觉去了，其余的人仍旧坐着，谈到深夜。到了星期三也没有消息，只是万斯·麦考密克（Vance McCormick）在凌晨4点来电话说，他表示在西部的选举结果揭晓以前也不会认输。

星期四晚上，已是大选后两天了，依然没有消息。威尔逊总统和夫人便动身前往威廉斯堡去参加塞尔家（Sayre）一个小孩的命名礼。行至威霍金小镇换乘火车时，就是在这个车站里，有个陌生的妇人来向威尔逊夫人献花，向她表示祝贺，因为她的丈夫赢得了选举。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胜利的消息，但还是难以置信，之前以为已经失败了。至少二十四小时以前，华盛顿已得到了消息，但谁也没去通知他们，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们理所当然是知道的。我问，那些时候图马尔蒂干什么去了。威尔逊夫人说，她猜想他已完全被胜利的报告冲昏了头脑。就这样，总统本人——这位最关心此事的人——就成了国内最后得知自己已经再次当选的人之一。

日本的寺院

1932年10月27日

今天又是在日光 [46] 旅行的美好一天。早上，和莉莲·米勒（Lilian Miller）出去瞻仰庙宇。寺社很多，神道教、佛教的都有，有的是为纪念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家康及其孙家光而修建的。 [47] 建筑设计和细节装饰之富丽堂皇，漆器和木雕之绚丽多彩，无法用笔墨来描写。米勒小姐说，以前林德伯格（Lindbergh） [48] 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言不发，直到全部看完以后，他才说了这么一句：“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保存在玻璃柜子里。”这样的评价大概比较恰当。我特别感兴趣的当然是那世界知名的表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的“三不猴”，还有就是那涂着金色和红色的神桥。此外，这些寺社（我看总共有六十座左右）都深藏在一大片巨杉林中，此种景色才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有些杉树按年轮计已有千年之久。这些树属红杉类，有加利福尼亚红杉的“小兄弟”之称。它们高高伫立，犹如寺庙的忠诚卫士，排列在长长的长满青苔的石级两旁，筛下点点阳光，洒在金、红、绿三色交辉的殿宇上。这种奇观，令人终生难忘。

参观日本丝厂

1932年11月2日

今晨艾丽斯、埃尔西和我在商务参赞巴茨夫妇的陪同下，赴大宫参观片仓缫丝厂，车程大概是一小时一刻钟。这次参观是早已安排好的，他们郑重其事，大宫的市长和警察署署长、公司的副总经理今井老先生等高级职员俱隆重出迎。我们参观了整个生产过程，从蚕茧加工、热水泡茧、抽丝、绞丝，直到将丝扎成捆以备装运。全日本生产的92%的生丝都销往美国。最有趣的工序是抽丝，机器排成长龙，数以百计的日本姑娘同时看管着二十台各不相连的机器，五个茧上的丝通过一个洞眼扭成一股线，那丝细极了，几非肉眼（至少是未经训练的肉眼）所能见的。

当茧抽完了或丝断了，姑娘们就得把手伸进150华氏度的热水里去换茧或接丝，那纤纤十指上的皮都破了，可是她们的动作很快，外行的参观者无论怎样也看不清她们在做什么。车间有扩音器，不断为姑娘们播放音乐，希望使艰苦的工作变得轻松一些。我们在场时，扩音器突然响起美国国歌，以表敬意。我们当然就地肃立，但令人苦恼的是他们放的大概是一张完整的唱片，那崇高的曲调吹奏了三次，没有奏完我们就不能动。

罗斯福当选

1932年11月9日

我自己对大选结果是持“观望”态度，因为我不大了解富兰克林·罗斯福究竟有多大的潜力。有些人一当上总统就备受推崇，至少富兰克林就有这种背景。虽然我不知道他对外交事务是否熟悉，但他有一个好班子，可以从中挑选他的国务卿。至于我辈命运将受到什么影响当然心中无数，得到3月4日以后才见分晓。在此以前，大概也不会知道什么，尽管报上将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想和预言。有个驻纽约的日本记者电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戴维·威廉姆斯博士（David Williams）很有可能被任命为驻日大使，但那只是猜测。我自然是很想把这个工作做到底，但我不能在蛋孵出来之前先数有几只鸡。

日本报界对大选结果一致感到庆幸。因为，首先他们预料今后定会有对日本较为有利的关税政策。其次，大选结果意味着史汀生先生从此就会消失，他们还都认为，日本之所以因满洲问题而与世界发生那么多纠葛，大部分应由史汀生个人负责。值得注意的是，连使馆里的日籍仆人，例如小帕森斯的女仆和约翰逊的司机，听到这个消息也都欢天喜地，两个人都说：“史汀生要下台了。”他们之中几乎没人认识到，在对待各项和平条约的态度上，美国人民整体来说都是坚决支持政府的，毫无同情日本的倾向。

日式晚宴

1932年11月25日 京都

今晚又有一件大好事。在日本，似乎总会碰到许多使人心生快意的事，因为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在漂亮的大泽府邸饮宴，全是日式风味。大泽是个商人，是通用汽车公司在京都的代理人、京都商会会长，却出身于古老的武士家族；他那个出来招待客人的儿子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儿媳很漂亮。同席的还有他的妻子、女儿、另一个儿子，加上我们一行和泷野先生。我不知自己能否恰当描述这次宴会——这很难，因为整场宴会优美雅致，必须身历其境才能领会。

进屋时先把鞋脱在门口，他们全家出迎，除儿子外均穿日式服装，年轻妇女则身着华美和服。寒暄后，男主人领客人到茶室，茶室内沿墙壁设有坐垫，就座时或坐或跪。房间是用普通方格隔板装成，下铺洁净的草席，为保持简单朴素，室内没有一件家具。按照习惯，这样的茶室里只陈设一件艺术品，或挂卷轴，或置花卉，期望客人通过欣赏它静下心来开始享受茶道的仪式。室隅有热水瓮嵌入地中，下烧木炭（木炭自然是看不见的），当家的女儿来到门口，俯身下拜，然后在她兄嫂的帮助下将木盘、轻便木勺、放勺子的茶匣、钵、茶筅等物一一取来，她腰带上还别着一条猩红手绢。一切安排就绪后，她的兄嫂拿来第一个茶碗，这是一个小巧的瓷碗。以上各物全放在那洁净的草席上，各有特定的位置。

茶道仪式开始。先在每个客人面前摆上一种豆面和大麦糖做的名叫“馒头”的甜品和取食的小箸，女儿跪着用勺子把地下瓮里的开水舀入碗中；打开猩红手绢，再按一定动作折三四下，洗了茶碗，装上抹茶，舀上开水，用茶筅刷三次，每刷完一次后在碗边轻点一下。于是第一碗茶做好了；嫂嫂扭身起立，走向主宾，下拜，把茶碗放在他面前。主宾深深鞠躬表示领谢；捧着茶碗奉右边邻客，邻客婉拒，又奉左边邻客，后者也婉拒；主宾这才俯首饮下，注意要用左手捧着茶碗，右手护着，又要注意须将茶碗旋转半圈，不要从送来时的那边喝下。饮后将茶碗置于面前席上，倾身观赏，向主人品评茶碗之美。每个客人都这样一一敬到，一丝不苟。这是我首次参加茶道仪式，只觉其雅致宜人，印象深刻，已近乎庄严的国礼。

仪式结束，转赴邻室，又在垫子上或跪或坐，围成方形，身穿优雅和服、头梳古典发式的侍女捧着常用的漆饰餐几而入，在每个客人面前拜置一张。先上热米酒，干两三小杯，再斟满，然后吃第一轮菜：鲜美的炖鱼汤、炸鱼、鲜虾沙拉，还有一两味别的菜，吃时自然是用筷子。大部分我都吃光了，这有点不妙，因为后面还有照烧鸡。

原先的餐几撤去，换上两张大矮圆桌，各放炭炉一个，每客一个小碟，碟上盛着一个生鸡蛋，另外就是一碗碗生牛肉片、洋葱，以及烹制这道最可口的料理所需的备种配料。不用说，我们早在宴席结束前就吃撑了。最后是水果和接连两杯茶。但最吸引人的还是屋子本身，结构匀称、摆设清雅，席间我几乎无时不在欣赏。那是一大间四四方方的内室，墙壁是平常朴素的方格隔板，一侧有开阔的檐廊，廊窗宽敞，可览室外的日式庭园。室内铺的草席纤尘不染，陈设只有三样：一是挂轴，画上是一株盛开的樱花；二是插花（瓮中插三朵蔷薇和一大枝樱花）；三是带有漆座的瓷狮，放在漆匣之上。这就是全部陈设，但在日本人看来，这屋子已经布置得再完美不过了。我们在告别时，步履蹒跚，活像是过冬的熊一样，但这是一个难忘之夜。

大使的消遣

1932年12月29日

在使馆玩了一场精彩的扑克牌，狠狠地教训了白鸟一下，颇觉痛快。人品如牌品。这次我请人来玩牌，并不是单纯为了娱乐。下午5点开始打牌，7点半吃晚饭，饭菜极佳，饭后一直打到10点。参加者有挪威公使奥贝特、白鸟、金子 [49] 、大桥 [50] 、勒·加莱（Le Gallais） [51] 、艾丽斯和我。白鸟是最大的输家，我是最大的赢家。对我而言，这恐怕不大符合外交礼节，但打牌就是打牌。我得让他最终明白，论虚张声势的本领，我和他不相上下，但我通常有胜利的把握。

苏俄：给外交礼节添了一个脚注

在土耳其时，我始终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承认苏联大使为外交团团长，而应以年资排名第二的德国大使作为尚未承认苏俄的国家使节们的代理团长。但在土耳其时从未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以至于我非得记下这种态度不可。可如今在巴索姆皮埃尔离职期间，特罗扬诺夫斯基暂代使节团的团长之职。他将在1月5日的国宴上向天皇致辞，特发出通告，请求各国使节为他的致辞讲稿背书。这就让我突然遇到了是否应该在通告上签名的问题。荷兰公使仿照已故的伦杰斯男爵（Rengers）在土耳其的态度，拒绝签名。同样，我、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及其他一些同僚也拒绝了，但是我请福雷奇（Voretzsch） [52] 转告特罗扬诺夫斯基，这纯粹是技术问题，并非有意违反国际礼节。特罗扬诺夫斯基答称，他认为承认他本人为团长，并不等于承认他的国家，他希望下次见面时和我谈谈这个问题。因此，为慎重起见，我特去电请示国务院，相信它定会赞成我的想法。

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内维尔和全体馆员的意料，国务院回答道：不反对我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保持外交团团长和团员之间所常有的社交上和礼节上的一切往来。因此他若来访，我应当接待他，还可以交换柬帖，只需写明“致外交团团长”即可，以后凡交换柬帖，我就用私人的名帖。实际上，只要不是把他当作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而和他正式打交道，任何事我都可以做了。

反正事情还没有搞砸。我迅即拜访荷兰公使帕布斯特（Pabst）将军，告诉他我已改变决定。对此，他颇能体谅，又去请罗马尼亚代办斯托伊切斯科（Stoïcesco）来，以便我告知此事。接着，我才叫内维尔去请苏联大使馆再把通告送来，及时签了名。

日本人为什么不善于打扑克牌

1933年1月24日

下午5点半，到一个日本朋友家打牌，留下来吃饭，又继续打到10点。我是唯一的外国人，跟六个日本人玩。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虽有我在场，轻松的气氛却似未见减少，因为他们之间讲日语或英语都各听其便。白鸟说，日本人不是玩扑克的高手，因为他们太诚实了，但是有好几次我观察到，他们的行为和这种声誉并不相符。不管怎样，我总归是赢了。

外交界的座谈

1933年2月14日

昨天和今天，接连同德国大使、荷兰公使、意大利和法国代办谈话，德国大使是我去找他的，后三位则是主动来问我对大局有何看法。福雷奇认为，自从中日争端开始以来，局势没有比眼下更危险的了。意大利代办韦尔硕特（Weillschott）还更激动，断言两年内肯定会爆发世界大战。他和德国人福雷奇预言，《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规定的国际制裁终将实施，日本将会退出国联。帕布斯特和我则在整个谈话中持完全一致的意见。

当他们问我有什么看法时，我先慎重讲明，自己要谈的都纯属个人见解。这是因为：第一，美国既非国联成员国，对于国联的行动步骤，我们难以置喙；第二，继任的美国政府尚未上任，除引述罗斯福关于尊重条约的公开声明外，我不能正式代表继任的美国政府发言，而现政府的态度已反复申述得十分清楚，无须补充。

讲完这个开场白以后，我总是乐于坦诚相告。根据自己个人的意见，我看不出国联或者别的什么国家会按第十六条实行积极的制裁（在“满洲国”问题上）。小国因无利害关系，考虑问题偏于以国联的威信为重，可是我不相信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大国会轻易容许事态发展到那种地步。因此我认为国联的行为不会超过道义制裁。

日本人最爱与压倒的优势进行所谓“英雄式的斗争”，强制性的措施只会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一致，甚至比现在更厉害，况且即使各国愿意采取行动，究竟能否把他们赶出满洲，都还是值得怀疑的。我还认为，日本未必会退出国联。军部和沙文主义者现在就要退出，但自由主义者竭力反对。币原今天已谒见了西园寺公爵（最后一个元老）。韦尔硕特想说服我相信，币原是去保证支持政府可能采取的一切步骤，但某君曾明确告诉我，正如我所料的那样，币原是去劝说日本不要离开国联。还有一些人也正在为此努力。

当然，由于军部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谁也弄不清，也许到头来我还是错的。但退出国联，首先必须得到内阁、枢密院和天皇的同意，而据我所知，斋藤、高桥、牧野等名流都在反对，因为若要走出这一步，至少也要估计一下代价。我的同僚们虽各有所见，但都同意这么一点：强制措施将会给世界和平带来极大的危险。

日本的交通法规

1933年2月15日

今天没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事情，不过听说东京警视厅贴了一张英文的交通法规，倒是给我解闷了：

（1）遇到警察向你举手示意，立即停下。

（2）不要视而不见，又或有其他不尊重警察的行为。

（3）当发现行人迈腿横过马路时，按一边的小喇叭就好。先礼后兵，如果他还是挡着你的路，那就冲他喊：“喂！喂！”

（4）小心路上的马，它们不会因为你在通行而害怕避让。当你经过马匹时，不要突然加速，要小心地驶过。

（5）给路上的狗保留足够的活动空间。

（6）平稳地驶过泥泞处，就好像那里藏着不容惊动的怪物。

（7）避免碾压到狗。

（8）转弯时踩好制动器，以免翻车。

呈国务卿史汀生函件

李顿调查团关于满洲问题的结论

东京 1932年7月16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如果把我们在此地了解到的情况做成一份简短的摘要会对您长期有用的话，我乐意在有事报告时每两周寄出这类摘要。

最近两周的大事当然是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来访，此事刚刚才结束……简单来说，调查团成员一致认为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根据两个假设：第一，自卫论；第二，满洲自决论。两个论点都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调查团已清楚地证明：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铁路被炸以及随后的每个事件都是日本人自己一手密谋策划和执行的。他们认为建立这个傀儡国家，非但不可能让远东安宁，还会种下深仇大恨，导致日中、日苏之间终将难免一战，会产生一个远比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更为严重的要求收复失地运动。他们认为，日本人或许能给满洲提供一个比中国人统治时效率更高的政府，但这个事实丝毫削弱不了中国收复失地的决心。他们认为，日本的行动直接违反《九国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国际联盟盟约》的条文，在行动之前，本应与其他缔约国进行磋商。他们建议，仍应进行这种商讨而推迟承认现在的满洲政权。在调查团看来，哪怕他们没有和中国人谈过，就算他们只与日本人进行会谈，判决仍将对日本不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有上述各点，除了最后这一句外，我都已在与内田伯爵的两次会晤中向他清楚说明。内田伯爵方面则毫不含糊地表示：日本已决心承认“满洲国”，他不会考虑任何反对意见，也不能就此事进行任何讨论。

调查团呈国联的报告书是否将明确地反映上述各点，又将用什么语气，我当然无从知晓，但调查团的五个成员对调查结果都有一致的判断，这看来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目前正在满洲掌权的日本人，我知道所有调查团成员都认为这些官员实际上都直接听命于日本政府。如有什么不同的迹象，也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不过，也有一些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并不这么看，而是觉得那些日本官员表现得“自命不凡”，并不愿听从东京的指挥。

调查团向内田伯爵陈述的那些调查结果和意见是否会对日本政府产生任何影响，又是否会使其态度有所改变，都很难预料。我猜大概不会。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恐怕要不了多久日本政府就会承认“满洲国”，但若日本真走出这一步，那就意味他们明明知道西方的意见却故意对着干。

我在7月7日电报中说过，放下法律方面的问题暂且不论，而仅从实际效果来看，我认为美囯若在现在抗议日本承认“满洲国”是不明智的。日本的报刊现在大都代表军部的观点，一定会抓住美国的抗议大做文章，无限夸大。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是做得出来的，接着很可能会引发一阵喧嚣，军部就会以此为借口，不顾政府中较稳重者的意愿，提前采取行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我的部属们也一致同意。若从法律的观点或从世界舆论及历史的观点来判断抗议是否明智，我当然还不够格。关于这方面，有一位知名的贵族已发过议论。最近，他和我的一个馆员谈到军部时说：“我希望他们尽早改变主意，不要非弄到亡国不可。”

格鲁谨上

日本如何仿效德国

东京 1932年8月13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您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演说发表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此间意味显而易见：日本人若不是心虚，就是在小题大做。因为我们现在了解到，演说只不过是在理论上讨论一种假设的情况，而日本人却视之为某种特定罪行的指控。令人遗憾的是，我无法缓和这篇演说在此地产生的影响，因为我还没有接到演说的原文或原文的内容摘要，原文得由上海寄来，等到寄达时，此事恐怕已收场了。无论事件如何发展，反正外务省已经拿这篇演说做了文章，故意煽风点火，使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熄而复燃。之所以称其“故意”，是因为日本报界的激烈反应并非根据来自美国的新闻专电，而是根据外务省对出渊大使的来电所做的煽动性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提前发给日本报界，第二天才发给外国记者的。

这种情况，使我清楚地回想起1914年德国政府的做法，那时他们就是用诽谤外国来煽动国民的战争心理。以后每当要进行新的冒险时，例如要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袭击交战国和中立国一切船只时，他们就会重施这种伎俩。在日本，蓄意煽动公众的仇外情绪，特别是仇美情绪，无疑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让军人们可以不顾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反对而在满洲任意妄为。

我认为这其实是日本人虚弱的一种表现，而非强大的标志。日本国内的经济财政形势严峻，也许还会走到绝境。农民困苦不堪，许多工业机构陷入萧条，失业人数不断增多。日元正在贬值，物价却未相应地上升，日本无法从国外获得资本；最近听说（虽无法保证可靠）日本政府曾相继向英、法、荷寻求借款，都没有借成。

内债也日益难以为继。当前形势还不是那么险恶，然而一旦“日本银行”吸收国内公债的能力枯竭，恐怕就很危险了。

与此同时，上百万日元又正被浪费在满洲的军事冒险上，由此到底能获得多大经济利益，其实令人起疑。忍受严重剥削的人民一旦明白这些费用全部花在哪儿了，那么后果如何就难以设想了。我相信，除了不肯面对现实、头脑发热的军阀外，在日本政府和愿深思熟虑的人中，都有人渐感不安。看来主要就是这些军人，以白鸟之流为喉舌，认为要掩盖上述那些事实，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宣传，指责外国尤其是美国要阻止日本致力于所谓自卫，借此在民众中煽动爱国的、民族主义的狂热。

这类民族主义情绪向来是危险的。1914年，在精心营造的民族主义战争心理的支持下，德国的军事机构成了脱缰野马，挣脱了一切束缚力量。日本的军事机构与此并无二致。它本来就是为战争而建立的，现在又自以为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势必也会欢迎战争。它迄今还没有被打败过，拥有无限的自信心。我从不危言耸听，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时刻当心，看到未来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历史事实将证明，闭目塞听就是犯罪。

格鲁谨上

满洲与李顿报告书

东京 1932年10月8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前函寄出后，在日本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承认“满洲国”；二是李顿报告书的发表。日本政府如此急于承认“满洲国”，有两层用意：在国联可能按照李顿报告书采取行动之前，先在国联和美国面前造成既成事实；给陆军一点甜头，以防他们颠覆斋藤的现内阁，乃至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最后的结果是，日本稳定了国内局势。采取相关措施后，日本国内确实安静不少。

承认“满洲国”之时，美国竟毫无反应，全世界的反应也相当微弱，日本人显然感到意外。尽管日本会感到宽慰，但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在宽慰之中还带有几分失望，因为从现在全国的情绪看，日本人实际上最不希望的是各国对他们不加理睬。他们喜爱的是有戏剧性的反应。

目前对李顿报告书的反应全在意料之中。各界群起谴责调查结果，故作义愤填膺之态，但除粗暴否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外，未见有任何严肃认真的反驳。不过，思想比较稳健而明智之人并没有跟大众一起叫嚣，式部官长林男爵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最近和一些朋友谈论时曾说，他认为报告书是一份值得钦佩的、通情达理的文件，尤其是第六章。这部分指出满洲政权是日本军人建立的，在满洲的冒险行动将把国家引到何处？日本有很多人忧心忡忡，但是报刊都不敢登载他们的意见。军部仍完全把持着报刊。

最近有两个人的谈话颇能说明当前日本人的心理状态。秩父宫最近宴请弗雷德里克·穆尔（Frederick Moore）。穆尔刚从美国来，将充当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的日本代表团的顾问。秩父宫想了解美国当前的舆论情况，竟询问穆尔逾一小时之久。最后，秩父宫直截了当地问：据说美国正为对付日本而积极备战，不知是不是实情？这个问题竟出自天皇的兄弟之口，日本此刻的紧张不安可见一斑。另外是一个日本友好人士跟我讲的话。我觉得他对时局的评论颇为中肯，因此摘其大意附上。他的话的核心就是这么一句：军人之所以在满洲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感到不“为国家的利益”做点事情，就可能会失去已有的一切权势。所以不管今后事态如何发展，都得考虑“保全面子”这个重要因素，这是东方国家最看重的。我认为，在整个局势中，最危险的因素就在这里。偏执狂妄的军阀，一旦发现其计划受阻，以致可能失败，不论阻力来自何方，国内或国外，他们都会继续蛮干，宁陷国家于大难，也绝不会向比较明智的稳健派投降或承认其失败。

报纸上的反美宣传正趋平静，虽然军部也许不会让它完全停息。最近报纸上已经登了几篇较为友善的文章。《报知新闻》举办的飞行大赛有飞机失事，总统发电慰问。此举也会有良好的效果。前几天，有位美国新闻界名人告诉我，他曾和白鸟谈到日本人是多么荒唐，竟担心美国正在准备和日本打仗。结果，白鸟答道：“当然是荒唐的。您看，如果我们认为真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我们会如此大胆地去攻击史汀生先生吗？”

新来的一个姓鲍的“满洲国”使节，逢人便粗暴地声称，“满洲国”打算尽早摆脱日本的监护，长春的华人部长大多数是日本人雇用的，但他本人“相当独立自主”，等等。这话是否真实，我深表怀疑。他还发表政见，称亨利·溥仪 [53] 不久就会成为包括满洲在内的“华北国”的皇帝，建都北平。有些外交界同僚和外国记者似乎还很把他的话当回事，林德利和我却没有把它当真。形同稚童的小鲍，大概还要继续说大话。

至于我们自己今后的政策，我现在更觉得，高明的办法是一方面坚持我们的立场，维护《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尽量不要采取可能刺激舆论的措施，以免助长日本军人的气焰。您最近在费城的演说中对日本有好评，连白鸟也不得不终于承认如此友好的姿态是充满善意的。加上总统对飞行失事的慰问，这些都能助这里的稳健派一臂之力。想必您也有这种感觉。依我之见，国联若按李顿报告书采取行动，最好能够吸收一些友好的和建设性的建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越这样做，反倒越对我们利大于弊。要使各项和平条约在远东最终得到履行，唯一的希望在于支持日本国内的稳健派。

关于这方面，有位参谋本部的军官跟我们陆军武官讲的话值得关注。这位军官说：“如今我们是在加班加点地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因为我们得管两个各不相干的部门：陆军省和外务省。”

格鲁谨上

日本友人论日本陆军对俄国的恐惧

有位日本朋友说，军人在满洲开始冒险之初，日本人民对此事是抱怀疑态度的。后来，直到国联和美国开始谴责日本人的行为时，人民才团结起来充当军人的后盾，就像全家站出来维护一个受外人攻击的家人那样。他们不会在当前这个时候承认军人是错误的，然而也正由于像一个家庭，他们终究会承认，也许那个被攻击的家人确实没有道理。现在对日本采取任何激烈行动，都只会加强这种家族情感，使军人继续当权；倘若大家都少安毋躁，就会出现一种对军人的反感，币原外交也许还能恢复。国家也和人一样，都不喜欢被人厌恶。

军人正在力图保持其权力，同时也正在力图使人民处于激愤状态中。他们总是想向人民显示：军人为国家之所必需。这是他们发动满洲事变的原因之一。日本认为国家总得在经济上有个出路。而军人也感到，若不为国家的利益做点事情，他们就会丧失一切权势。如果实现裁军，将来军人就会一钱不值，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以保全其地位。

日本人特别容易激动。他们就像是孩子，打了别的孩子以后，现正惊慌失措，东张西望，就怕有人来惩罚他们。这种紧张状态要到国联开会讨论满洲事件以后才会缓和下来。

日本陆军的作战计划确实是针对俄国的。然而，不是现在就要付诸实施，而是有朝一日再兵戎相见。日本很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认为一定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赶出亚洲。

日本政局的片刻平静

1932年12月3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目前政局十分平静，只有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例外。那就是包括荒木将军在内的当政人士看来已感到日本的政治刺杀事件太多，决定加以制止，方法就是打击整个阴谋活动的主脑人物，即黑龙会的老人头山满。他的住宅最近被警察查抄，儿子被捕。头山向来是个不受侵犯的人物，但最近谣传有刺杀斋藤、牧野、一木、高桥的计划，仿照以前对四个优秀人物（滨口、犬养、井上、团）的政治谋杀。这就使政府下了决心，认为采取严厉措施以终止刺杀的时候到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军部在内，一直都认为头山是一个所谓超级爱国的人物，而政府竟敢向他出手。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政府的信心和权威在增长。这并不是说斋藤内阁的寿命一定会延续到下届国会以后，因为这看来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确实意味着那些对以往恐怖政治应负直接或间接责任的莽撞的沙文主义军人和所谓的爱国社团不再是那么不可动摇的了，人们希望它被较有裨益的开明政治取代。

报纸上的反美宣传现在实际上已告停息。我想这也许和某某人有点关系，还很可能是天皇亲自下令制止的。值得注意的是，陆军省的新闻局最近完全换了人。有个新换来的军官是从驻墨西哥的日本公使馆调来的。当我们的陆军武官向他含笑致意、希望他能制止反美宣传时，他答道这正是他要做的。荒木将军最近遇见我们的陆军武官时态度亲切。出人意料的是，这跟他对我的态度一样。白鸟已经失势：他在陆军中的密友已被调走，他的政治盟友、政友会 [54] 的策士森恪也生病了，暂时销声匿迹。在记者招待会上，白鸟已比以前低调得多。日本反美情绪现在何以沉寂下来，我在11月28日电中还举了一些别的原因。当然，这种情绪始终存在，一旦有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很快就会煽而复燃。

关于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大会，我和许多外交界同僚、外国记者、熟悉日本的美侨都谈过，发现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日本绝对不可能变更或修改对“满洲国”的承认。另外我又觉得，日本很可能还留有一手，准备在最后时刻拿出来。

我这样推测有三个理由。第一，尽管日本现在说话肆无忌惮，行事却未必会那样轻率，甘冒全世界的道义谴责。看来他们可能有某种计划，想用来防止国联通过谴责的决议。第二，日本正在日内瓦为自己的立场辩解。如果一个国家确信自己有理，且如它所自称的那样，那又何必辩解呢？第三，越来越明显的是，日元汇率最近猛跌，国家的海外信用随之进一步降低，其主要原因都应追溯到人们对日本同全世界的政治关系缺乏信心。这种心情不平复，就始终存在货币崩溃引起财政和社会混乱的危险，也不能指望外国金融市场会给予援助。

在我看来，日本人正在设法缓和李顿报告书反对日本行动所激起的情绪，在别人以实际行动反对他们之前，先设法掩饰自己的行为，到最后则可能主动提出一些建议，企图在今后几年使问题能最终得到解决。不过，无论是什么建议，我绝不相信日本会有放弃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的盘算。关于这些建议（如果有的话）的内容，我的属员和我最近一周来都在尽力打听，想略知一二，但一无所获。国联大会上的讨论很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一旦查知日本的意图，我会立即电告。

我在11月28日的电报中曾建议，处理中日争端时必须克制，因为强制胁迫肯定只会使日本民族更加牢固地团结起来反对国联和美国。我相信无论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压力，都会促使日本全国团结起来成为军部的后盾，以致完全压倒比较稳健的势力，这些稳健势力正在暗中致力于恢复日本过去在国际会议中的重要地位。不过，我觉得施加道义上的压力就不会造成这种危险，说不定还会加深军部和稳健派之间现正开始显露的裂痕。全世界舆论的压力，加上平定满洲的困难和过重的军费负担，最后也许能使日本改变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管怎么说，既然以物质压力来威胁就几乎一定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那么施加道义压力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因此，时间的因素很重要，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而不能一蹴而就。

我在大阪的演说似乎还有点效果。其主要目的是想纠正这里的普遍看法，即以为您那样积极维护各项和平条约的态度并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我对此明确提出相反的意见：

“至于美国人民，他们全心全意支持（和平）运动、支持那些为缔造和平局面而努力的人。在和平局面下，各文明国家之间将不再有战争，就像现今各文明国家都已废除了奴隶制度那样。这种和平运动，代表着全体美国人民根本的、统一的、一致的愿望。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鲜明的、绝不含糊的。我们已经反复阐明了我们的立场。”

另外，演说的语气、内容又都极为友好，希望有如用药一般，既给人服下，又不致引起疼痛。昨晚外务大臣私下向我表示赞赏这篇演说。

借此机会，我想向您表示：您给诺曼·戴维斯和休·威尔逊的指示，是非常合适的。

格鲁谨上

史汀生国务卿的复信

1933年1月21日

昨天深夜收到的两周邮袋中有一封史汀生先生亲笔书写的令人欣慰的函件，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您对形势的描述与我们所见略同，我们的行动方针一向和您所建议的大体一致。

我注意到关于美国人民的情感和我维护各项和平条约的立场，您一直在向日本人解释，对此我特别感兴趣。您所援引的您最近演说中的那段话把我们的立场阐述得十分明确。我深信，您正在做的事必对未来大有助益。

迄今为止，大使馆的工作看来是顺利的。

[1] 1932年5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遭陆海军青年军官刺杀身亡。该事件也成为“大正民主时期”终结的标志性事件。本书脚注多为译者注，原书作者添加的脚注将以“作者注”的形式标明。

[2] 亦称《巴黎非战公约》，由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时任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于1928年8月27日在法国巴黎签署。最初的签字国有十五个，至1934年签字国达到三十四个。该公约原则上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虽然并未发挥实际作用，但凯洛格因此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3] 正式名称为《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美、英、法、日、比、意、葡、荷、中九国于1922年2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署。该条约要求各签署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和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4] 即国际联盟的基本章程和纲领。

[5] 马修·佩里（Mathew Perry，1794—1858），美国著名的海军将领。1854年，率领舰队抵达日本横滨，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一项开放日本港口的通商条约，史称“黑船来航”。

[6] 1890年美国人罗伯特·米克尔约翰（Robert Meiklejohn）在横滨创刊；1908年美国记者弗莱彻将其收购；1940年被《日本时报》合并，改名为《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后成为《日本时报》。

[7] 斋藤实（1858—1936），1932年5月接替遇刺身亡的犬养毅，成为日本第三十任首相。早年曾出任驻美武官，1912年晋升为海军大将，先后担任过五任海军大臣、两任朝鲜总督。

[8] 国际法对外交团制度并无专门规定，而主要遵循国际惯例及外交传统。在天主教国家，外交团团长多由教廷大使担任。在不适用此惯例的国家，则一般由各国高级外交官中驻在资历最长者担任。外交团团长的职责并不具有法律上的职能，其职责主要是：在某些正式典礼和社交场合代表外交团致辞、祝酒；就某些有关外交特权的问题与驻在国联系、交涉；向外交团成员传达驻在国政府有关礼仪事项的通知。

[9] 原文如此。

[10] 格鲁夫人艾丽斯·佩里是美国著名印象派女画家丽拉·佩里的女儿。

[11] 宫内省负责典礼事务的专设机构。

[12] 芳泽谦吉（1874—1965），曾任日本驻华公使、驻法国公使等职，也担任过犬养毅内阁的外务大臣。

[13] 内田康哉（1865—1936），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曾先后在明治、大正、昭和年间三次出任外务大臣，还曾代理首相职责，也是第十二任南满铁道总裁。

[14] 位于神奈川县三浦半岛西部，毗邻湘南，又能眺望天城山脉乃至富士山。近代以来，不少日本各界名流爱在此地修建别墅。

[15]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联盟派遣了以英国李顿伯爵为首的调查团，了解事变经过。1932年10月，调查团正式发表调查结果否定了日本所谓“自卫”的说法，明确指出其侵略行为。基于这个调查，国际联盟对“满洲国”不予承认。这也直接导致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

[16] 亨利·史汀生（1867—1950），历任美国战争部部长、菲律宾总督，1929～1933年任美国国务卿。因坚决反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其相关立场也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17] “满洲危机”为西方学术界用语，指自“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这段时间中的中日冲突。

[18] 林权助（1860—1939），从1887年就开始在外务省工作，历任驻仁川领事、驻上海领事、驻韩公使、驻英大使等职，曾积极推动日本对韩国的控制与吞并。

[19] 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与战败国土耳其在瑞士的洛桑举行的和会。

[20] 白鸟敏夫（1887—1949），曾任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是之后轴心国同盟的积极鼓吹者，还有其他积极投身侵略扩张的行为，因此在二战后被确认为甲级战犯，获判无期徒刑，1949年病死于狱中。

[21] 牧野伸显（1861—1949），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少年时代就曾留学美国，从政后既当过地方官，也担任过内阁大臣，还出任过外交官，曾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1925年，转任内大臣，之后也成为昭和天皇亲近的重臣，与元老西园寺公望被欧美视为当时日本所谓“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表人物。“二二六事件”时曾遭刺杀，侥幸未死。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为其女婿。

[22] 大谷竹次郎（1877—1969）早在1895年就开始经营剧场生意，与兄长一道创建了“松竹”。20世纪20年代后，松竹开始涉足电影拍摄，很快就成为日本规模最大的电影制作与影剧院运营公司。

[23] 有田八郎（1884—1965），当年在外务省被视为“亚细亚派”，当时担任外务次官，之后曾在第一次近卫内阁、平沼内阁及米内内阁中担任外务大臣。

[24] 即德川家达（1863—1940），德川宗家的第十六代家主，其前任第十五代家主即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德川家达曾先后担任贵族院议长、华盛顿会议首席全权大使、日本红十会总裁等职。

[25] 西园寺公望（1849—1940），日本第十二、十四任首相，曾与伊藤博文一道创立了政党组织“立宪政友会”。大正年间，被封为“元老”，拥有向天皇推荐首相人选的特权。早年曾留学法国，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发展君主立宪原则下的“政党政治”，称之为“宪政常道”。

[26] 指安达谦藏（1864—1948），九州熊本人，青年时代曾以记者身份前往朝鲜，曾参加包括乙未事变在内的多起政治事件。1896年后开始从政。精于各类有利于选举的政治操作，为达政治目的，也曾多次更换政党或组建新派系，被右翼政治学者德福苏峰称为“选举之神”。

[27] 丁鉴修（1896—1944），清末曾留学日本，奉张时期曾担任东三省陆军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奉天省省长公署咨议等职。“九一八事变”后，获关东军支持，组织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满洲国”成立后，任“交通部”部长。

[28] 蒋作宾（1884—1942），湖北德安人，官费留日学生，学习军事。早年即受宋教仁影响，倾向革命党人，也是同盟会的元老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与孙文、蒋介石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北伐成功后，转向外交界，先后任驻德国、奥地利公使，并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裁军会议。1931年年底转任驻日公使。1935年，中日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随之成为中国第一任驻日大使。

[29] 币原喜重郎（1872—1951）在1924年第一次出任外务大臣时，开始推行尊重华盛顿体系、对欧美采取协调主义，同时缓和对华关系等一系列主张，后被称为“币原主义”。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币原主义”最终无法阻止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币原在日本政坛开始被边缘化。二战结束后，再度复出，成为第四十四任首相。

[30] 平沼骐一郎（1867—1952）司法官出身，曾先后担任枢密院副议长及议长、司法大臣、内务大臣及首相。首相任内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战后被认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31] 1942年曾担任东乡内阁的外务大臣。战后曾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后未予起诉。

[32] 史上最著名的高尔夫球选手之一，创造过大满贯的优胜纪录。

[33] 好莱坞早期的著名演员、导演及剧作家，代表作有《罗宾汉》《佐罗》等。

[34] 即西竹一（1902—1945），日本陆军的骑兵及坦克军官，参加过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与爱马乌拉诺斯在马术场地障碍赛的中夺冠，因精湛马术与良好风度获得美国舆论的好评乃至社交界的追捧。因有男爵的贵族头衔，所以一直被美国民众称为“西男爵”（Baron Nishi），曾被授予洛杉矶荣誉市民身份。1945年战死于硫磺岛。

[35]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时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36] 1932～1935年，玻利维亚与巴拉圭曾因查科地区归属问题而爆发战争。

[37] 埃里克·德拉蒙德（1876—1951），时任国际联盟秘书长，英国外交官出身。

[38] 小矶国昭（1880—1950），时任陆军次官，之后担任过朝鲜总督。1944年接替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战后被认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39] 若槻礼次郎（1866—1949），日本第二十五任、第二十八任首相，大正年间政党政治的代表人物，后因未能约束陆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下台。

[40] 井上准之助（1869—1932），曾先后两次担任大藏大臣与日本银行总裁。因此曾主张削减军事预算，遭军内极端分子仇视。1932年2月在参加选举活动时，遭“血盟团”成员刺杀身亡。

[41] 团琢磨（1858—1932），明治维新后三井财阀的实际缔造者。1932年2月，遭“血盟团”成员刺杀身亡。

[42] 出渊胜次（1878—1947），自1928年至1934年间担任日本驻美大使。

[43]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

[44] 即圣路加国际医院（St. Luke’s International Hospital），建立于1901年，是一所隶属日本圣公会的教会医院。

[45] 伍德罗·威尔逊的长女。

[46] 位于日本关东北部的栃木县境内，以风景、神社及寺院闻名，是著名的观光胜地。

[47] 指位于日光的东照宫，是专门供奉德川幕府开创者德川家康的神社。

[48] 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著名的飞行家、探险家。1927年5月，驾驶座机“圣路易斯精神号”创造了史上首次不着陆飞越大西洋的纪录，旋即成为誉满全球的名人。珍珠港事件前，对美国参战持否定态度。

[49] 金子坚太郎（1853—1942），曾参与过《明治宪法》起草的政治家，担任过司法大臣、农商务大臣。晚年致力于日美的民间外交，担任过日美协会会长、日美同志会会长。

[50] 后来当外务次官。——作者注

[51] 卢森堡实业家，后任该国驻美公使。——作者注

[52] 德国大使。——作者注

[53] 溥仪的英文为亨利，当时不少外国人以此称呼溥仪。

[54] 当时日本的两大政党之一，较保守；另一个叫民政党，相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作者注

第二章 暴风雨前平静的三年

（1933年2月20日～1936年2月11日）

谁也不会忽视日本决定退出国际联盟的政治意义。这标志着日本与西方列强彻底决裂，为它后来加入轴心国做了铺垫。但日本离开国联的直接后果并不是日本在内政外交上立刻转向极端主义。恰恰相反，日本领导人在对西方列强摆出了敌对的政治姿态后，却采取了一种近似缓和政策的方针。至少对美国是这样。尽管表面温和，但日本外交政策的实质依旧强硬：不再继续遵守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又向中国派遣大量部队。对军国主义者来说，这一切的进程还是不够快，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平静的时间越长，风暴往往就来得越猛烈。

日本决定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0日

内阁今天议定，一旦国联大会通过“十九人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日本就立即退出国联。显而易见，纵然斋藤、高桥等人反对，但他们已全被压制了。内阁行动如此急速，则又表明是要以此作为要挟，企图阻止大会通过报告。此外，这也是一种姿态，想再次显示其沙文主义的特立独行。此举须经天皇和枢密院批准，至于如何退出、何时退出，还没有讲清楚，但终归是要这样做的。现在看来这几乎是确定无疑之事。

我的猜想错了：直到最近，我还认为他们不会走到这一步，然而这和他们迄今所做的每件事，例如马上承认“满洲国”等，皆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政策就是要用一个接一个的既成事实来对抗全世界。军部的地位依然至高无上，仍旧构成一种恐怖主义的独裁体制。毫无疑问，斋藤一定被告知必须跟他们保持步调一致，否则国内就会发生分裂。而这种分裂将以刺杀他本人和其他曾反对退出国联的人为起点。即便如西园寺公望这样的元老，在军阀面前实际上同样无能为力，看来今后他将继续受到冷遇。政府中较明智的首脑人物的处境与斋藤内阁刚成立时完全一样。当初他们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屈从于极端分子，以为以后总能掌握控制权，还以为如此才可以避免再发生“五一五事件”那样的情况。这才是对国家有利的，但这一切愿望都落空了。在此期间，白鸟还扬言要进军热河，并随时都可能付诸行动。如果日本真要进军北平，就有发生全面战争的巨大危险。前景简直暗淡无比。

不管如何，我完全赞同国联的行动和“十九人委员会”的报告与建议。日本既然终于决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非要推行所谓“重返亚洲”的运动，最终很可能还要打出远东的“门罗主义”，那么继续幻想以容忍迁就日本就已毫无意义。我们的苦日子恐怕还在后头。

让人民了解实情

1933年2月21日

弗莱彻来向我征求意见。他将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发一篇非常激动人心的专电，指出时局险象环生，谈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我说，让国内公众认识到前途有潜在的危险是很好的，而且他的专电将在巴黎发表，这对日内瓦也可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我告诉他，无须掩饰当下时局的严峻形势。

日本与西方决裂意味着什么

1933年2月23日

经过几日来的思考和讨论，尝试将我的一些想法集中在以下几点结论中。

无论怎样估计远东形势，皆应充分考虑下列各点。

（1）内阁决定退出国际联盟以前，日本已采取各种手段摧毁了它与外部世界联结的最重要的桥梁。如今走到这一步，意味着它国内的稳健派已完全失败，军部已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自中日争端爆发以来，对于国际联盟的每个重要行动，日本不是事先阻止，就是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在事后予以破坏。这都是为了清楚表明日本要撇开西方而独行暴走，蔑视西方对它的事务以及它自视为生死攸关利益的干涉。无法指望它会屈服于西方的道义压力或别的压力。军阀和在军阀煽动下的国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便开战也在所不惜。如今世界各国的道义谴责在日本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这类谴责非但无法改变日本人的决心，相反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只要政府露出一点与国际联盟敷衍或妥协的倾向，国内即使不爆发革命，也几乎肯定会发生更多的刺杀事件。

（2）这种民族情绪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a.军部决心保持其威信，不容有任何干涉行为；

b.“保全面子”本来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以致日本寸步不让；

c.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信条经过精心地反复灌输早已深入人心；

d.尽管满洲的巨额军费将会造成财政困难，但这完全不在军部考量之中，但凡涉及他们那个领域之事，就不会考虑什么节约；

e.当条约义务和日本人所自称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时，还要说此种义务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就根本无法理解了。

（3）至于是否会入侵热河的问题，我有理由认为日本会特别谨慎以避免越过长城，尽管这样做可能给战役带来大得多的损失和困难。当然，忽视下列危险同样是不明智的：当情况有变或发生意外事件，日军可能会进犯天津和北平，这自然立刻就会直接触及列强的利益。国联若采取任何积极制裁的行动，日本完全可能用迅速占领华北来作答。这确实是未来最大的潜在危险。

（4）最后，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在军部宣传的影响下，相当多的日本国民和陆军都认为，美日之间，或苏日之间，或美苏同日本之间终将难免一战。效率已经很高的军事机器仍在不断地、急速地得到加强，其自大和自信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海军也越来越好战。陆军、海军和国民都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因而就始终有这样的危险：任何足以激怒舆论的事件，都可能使日本不计代价地采取激烈措施。

上述判断，不仅代表了大使馆主要成员的意见，东京的外交界同僚和其他外国人士大多对此也有同感。在我日常呈送国务卿的报告中，当然会反映这些事实与见解。

有趣的小插曲

在眼下政治形势暗淡无光之时，华盛顿的国务院接到这封电报，想必可聊以自娱。我国驻欧洲某国首都的杰出同僚最近电告国务院：“王后生了一个女儿。我已向首相道贺。”

真有能维持和平的和约吗？

1933年2月23日

我最近曾在日记中说，赞成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争端的报告和建议。这句话必须修正了，就像这本日记中的许多话一样，只是说出一时的想法而已，经过深思熟虑后，必然要随时修正。那些建议在理论上也许还不错，但问题在于不切合实际，实行起来不会奏效，至少在眼下是行不通的。当然，从国联的观点来看，除此别无他法。况且国联卷入这个问题后，正是在我国政府的鼓励下，至少曾经表现出耐心与克制。然而随着思考越深入，就越忍不住要问：十四年来全世界煞费苦心经营的这个和平机构究竟是否完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堪用？

不妨想象一下，将1931年的满洲局势与1898年的古巴局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假设古巴危机是在《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签订后发生的，“缅因号” [1] 巡洋舰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战争心理便如森林大火那样蔓延到我们全国，全国上下的男女老少都在高呼“记住‘缅因号’”。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最终能防止跟西班牙开战吗？1898年的麦金莱 [2] 想避免战争，却无能为力。即便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我们是不是同样难免会受舆论所迫、以自卫为理由、不经宣战就占领古巴？直至今日公众仍在猜测，到底是谁引爆了“缅因号”；而今天的公众也在猜测，是谁制造事端导致1931年9月18日那天日本发动进攻。两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当然，古巴和满洲地区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我国的行动基本上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日本的行动则纯粹出于私利。可在这两件事当中，战争心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人深信日本图谋满洲由来已久，与吞并朝鲜无异，只是等待良机而已。这样看也许对的。

我的观点当然不是要为日本开脱，而是想探究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也包括我国在内，因求战心理十分强烈而发动战争，和平机构能否制止它动手。譬如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能够阻止南非战争 [3] 吗？英国大使馆的某某告诉我，当年他的父亲就因主张和平，在自己的村子里竟也有人拿石头砸他。詹姆森偷袭德兰士瓦 [4] ，自然是暴行，就跟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的行径完全一样。假如不发生德国皇帝电贺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获胜这件事，英国人自己本来会谴责这类暴行。那封贺电看来微不足道，却成了点燃战争狂热的星星之火。这类事情在每个国家都会造成一种战争心理。这种狂热让人可以不顾一切，甚至都不需要军事宣传来煽动。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将来还会出现一模一样或类似的情况。尽管已经有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国际联盟盟约》与其他一切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和平机构，但敌对行动还是在不断发生并将继续发生。

如果世界各国听任日本破坏这些盟约而不受惩罚，那么不仅这些和平条约本身会丧失其效力和尊严，还会导致其他各种条约终将丧失稳定性。正是因为世界无法也无力对日本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许多地方的条约已被破坏。对此我们打算怎么办呢？

进行道义制裁吗？当一个国家被战争心理缠绕着的时候，即便其他国家都对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其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这除了加剧——而非减弱——其好战情绪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效果，今天日本的情况就是明证。况且，人们始终怀疑这种举世一致的道义谴责又能维持多久，因为碍于各自的私利，团结一致的阵线迟早会破裂。

如果道义上的斥责无效，或多半无效，那么还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执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呢？当然不能用武力，一动武就恰好违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所维护的原则。以战止战，显然已经不能达到终止战争这个目的。假如唯一方法是再通过打几场世界大战来保障我们的和平体系，那么还是此时此地就抛弃这种体系为好。因为如此一来，文明本身也岌岌可危了。断绝外交关系也没有用，除非辅之其他措施。武器禁运一般也没有什么效果。以目前情况来说，武器禁运只会对侵略者有帮助。所剩下的就只有经济和金融抵制了。这恐怕在实际上还是无济于事。从当前的情况看，经济抵制只会促使日本把中国能够提供必需物资的那些地方也都一并占领，结果还是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在金融上，日本现在已经不能从国外获得贷款了；尽管无法借款，但它还是可以支撑下去。

显而易见，我们的和平机构在理论上是漂亮的，在实际上却无用。因为只做表面文章，所以才无用。它就像贴膏药来治疗癌症一样，听任癌症发展很久以后才请外科医生来敷上这么一点止痛的药，自然无济于事。国际间的祸事，多似癌症。最初只是某个地方长期受刺激，所以开始时一般并不厉害。这种刺激，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不大可能觉察到，但一出现明显的症状，早在需要动手术之前，医生就应设法消除这种病症。

未来的世界和平机构必须比医生早走一步。哪里有刺激，它就得有所觉察，诊断出将来生病的可能性，早在产生病灶前就着手治疗。这当然纯属理论。究竟如何才能在实际中建立这么一个机构，的确是我们那些总是没有效力的和平组织应该研究的问题，就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类似团体正经常引领消除癌症的研究工作那样。总而言之，世界和平机构要做到消灭战争，就必须比现在更加激进，更有先见之明，更多留心事实、形势和环境，而少谈理论。

外交工作与消遣

1933年3月14日

在保土谷乡村俱乐部吃了午餐，又与古尔德（Goold）、丹尼逊（Dennison），以及我的私人秘书小帕森斯打了高尔夫。前两位是标准的石油人。我们打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在第十八洞（四个标准杆）时，作为明星球员的丹尼逊与我都需要发挥最佳水平才能赢。小帕森斯抓到“小鸟” [5] 。丹尼逊在离果岭整三十码的地方挥杆，球击中了竹旗杆，然后直落入洞中，抓到了“老鹰” [6] 。这让我们有机会以所胜洞数来决定胜负，但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我和古尔德都有了麻烦：他上果岭时已花了四杆；而我在离果岭几英尺的地方也已是第四杆了。令人惊喜的是我打第五杆时，球越过杂乱的冬草飞了二十英尺进了洞，结果古尔德也是第五杆入洞。我们在关键时刻用两次堪称奇迹的挥杆，赢下了那天的比赛，让我们的对手十分受挫。高尔夫大半的乐趣都源自类似的意外。

提到高尔夫球，我记得在君士坦丁堡时，一些难于应付的商人常觉得使馆人员令人生厌，因为我们每天都没有按照商人的方式朝九晚六地坐在我们的办公桌后面，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使馆人员不知道如何为所谓真正的工作而努力。但他们忘记了，我们这些备受指责的外交官需要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7点15分就开始工作。如果我从下午2点开始打高尔夫到5点，这就意味着为了应付不变的工作，我需要从下午5点后一直工作到把事情做完。上周我跟艾丽斯三次从美梦中被使馆的电话吵醒，因为要马上去看传来的电报。在家时，只要晚上得闲，我就能读不少文学作品，如今则不敢有此奢望，只能去读跟工作有关的书。在许多晚上，我们去参加各式各样的官方宴会。尽管看着有趣，但更多时候只是坐在一张桌前，瞅着时钟一圈一圈地走。我怀疑海外普通商人的工作时间会不会像我们这样长。

接着聊高尔夫，我记得君士坦丁堡高尔夫俱乐部的记分卡上印有一条严格的规则，那就是“在遮阳篷、蹄痕或果岭上的车辙上发现的球都可能会被拿走”。在当地巡防的土耳其骑兵和野战炮兵对高尔夫球场颇有不满。尽管已经有铁丝网围着，但他们仍会在被雨淋软的地面上疾驰而过，尤其是果岭上。这倒是激励了高尔夫球手提高球技！

皇家猎鸭会

1933年3月23日

艾丽斯、埃尔西和我在令人扫兴的倾盆大雨中前去参加皇家猎鸭会。整个冬季都常有这种游猎，每个大使馆和公使馆都要被请来参加一次，使馆负责人、参赞、陆海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妻女俱在被邀之列。也会有一位皇室的亲王到场，今天正是秩父宫夫妇特来参加，我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喜欢我们这伙人，其中还有另外几个大使馆的人员。上午9点15分，在浅草雷门车站会合，乘专用电车约五十分钟至武州大泽，然后步行十五分钟穿过一片田野（有些人坐汽车），最后来到皇家猎屋。这附近有成千只野鸭，为驯养的媒鸟所诱导，栖息在沟渠中。每次打猎时会有十位客人受邀参加，每人获发一个类似捕蝶网的大网，但要大得多，网口很宽。客人有各自的编号，约定信号一发出，立即各就各位，沟两边各站五人，沟窄而深，两岸有栏，人在栏后。野鸭一听见“猎人”来，便会从沟渠中飞起，“猎鸭”就是当它们飞起时把它们兜进网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打猎，因为只要有鸭子飞到网边，几乎没有逮不到的，除非两网相撞而让它们逃掉。有四只飞近我处，我便轻而易举地将其一网打尽。有多少只飞近身边，全看走运与否，而捕捉这种无力逃跑的动物也并不是件乐事。林德利这天抓到十只，大多数客人捉住一两只，有人则一无所获。埃尔西捉得一只，她并不是很想捉到什么的。艾丽斯没有参加。鸭子飞起后有跑掉的，人们便放猎鹰去追捕。今天不巧，没有风，许多鸭子都不飞。随从曾两次叫我把它们从水里舀起来，我都断然拒绝，尽管别人倒是这样做了。他们恨不得把鸭子捉光，因为每位大使得给六只，级别低一点的客人也各有相应的份额，其余的供宫廷佐餐之用。

这天雨过天晴，春光明媚。真正有乐趣的是在猎屋前面做一些小游戏，例如在小球场上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掷铁圈、打板羽球、踢毽子，还有一顿美餐。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和秩父宫夫妇一起玩。我在乒乓球赛中打败了他，但最后是王妃赢了。他们毫不拘礼，平易近人，我们暗自庆幸，今天来的不是其他亲王，因为那些人大都死板，更不善于接待外国人。埃尔西特别快活。秩父宫夫妇说，他们非常欣赏我们大使馆的晚餐和电影，要我们不久后再请他们去一次。他们在别处看不到好电影，此言非虚，复活节后我可以请他们再来。秩父宫是天皇的弟弟，他那漂亮的王妃是前驻美大使松平恒雄的女儿，在华盛顿上过学。

来自赫尔国务卿的好消息

1933年3月23日

下午5点返家，看到赫尔国务卿来电，令人高兴。电报提到12月5日我给总统的辞呈，国务卿现特欣然告我：我这段时间的工作令总统感到满意，他希望我继续担任驻日大使。闻讯甚感快慰。这个消息并不意外，本以为总统如果望我留任，不派继任者即可。而这封电报则等于新政府明确下达的任命书，让我们明确知道将要继续工作，让我们很高兴。

日本退出国联

1933年3月27日

今天枢密院和天皇批准日本正式退出国际联盟，并已电知日内瓦。与此同时，还公布了天皇的诏书和斋藤的声明。这些文件和其他类似的文件都在夸夸其谈，称日本的一切行动均为维护和平，但问题在于日本对此的解释大概同我国及国联的解释均大相径庭。日本所谓“维护和平”，意思是用武力肃清满洲的抵抗力量，直到没有敌人、谁都无法反对它的控制为止，打造一幅由日本主宰一切的和平局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日本宣布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世界大战的文件也曾说它此举是为了维护东方的和平。然后，它就理所当然地把德国人从中国赶了出去。然而，当时的“维护和平”跟现在一样，都属用词不当。不过，我还是怀疑一百个日本人当中会有一人当真认为他们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盟约》。只有少数有头脑者敢于坦然面对现实。有位日本人曾对我说：“是的，我们违反了每一个条约。我们已经公开作战了。‘自卫’‘让满洲自决’等论调纯属扯淡。只是因为我们需要满洲，就是那么回事。”可是这种人仅占少数。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真正的自欺欺人的惊人本事。他们确实相信，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李顿调查团为中国宣传所骗，列强和国际联盟也都受了骗，因而对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想法。

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比那些厚颜无耻但自知理亏者还要难对付得多。绝大多数日本人，哪怕有才智者也在其中，都不知道是自己错了，所以抵抗外国干涉的决心反而倍加坚定。他们的心理活动、推论方法和我们截然不同。与他们交往得越多，越能体会到这一点。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之一。西方人以为，日本人既已仿效西方的服装、语言和习俗，就一定会像西方人那样思考问题。这是最大的谬误。东西方之间围绕条约义务之所以总会产生误解、易起争论，这是原因之一。这并不是说日本人签字承担义务时总不屑于遵守，而是想指出当那种义务和他们自认为的切身利益有抵触时，他们就将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这种义务。同时，照他们的见解和心理状态来看，这样做也许倒还是十分诚实的。如今中日争端中发生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如此。难怪即便不是不可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也很难。

关于日本违反条约明文规定，在雅浦群岛 [7] 和其他委任统治岛屿上设防，我们握有充分的第一手证据来证明，即便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恐怕也很难设想这种举动符合他们的庄严承诺与条约义务。但在这个问题上，那个不容争议的事实又出现了：东方关于此类义务的概念与我们的不同。整个关于委任统治岛屿的问题都具有爆炸性，可能还会引起如满洲事件那样的重大纠纷。恐怕我这个职位将来也不会是一个清静岗位。当然，我并不是在发牢骚。

顺便一提，有个很难应付的问题倒是被日本政府明智地解决了。它允许外国天文考察队明年去上述岛屿进行全日蚀观测。他们已决定用一艘日本军舰把那些考察队全送去，这些人将成为日本的座上宾，不过他们也将是处于极严密护送下的贵客。为答复我们代表美国考察队提出访问那些岛屿的申请，此种邀请又或说是命令已正式发给我们了。

日本人赈济加利福尼亚地震难民

目黑区的主日学校有九个小孩把他们每周的零用钱九十六钱（约合二十美分）送来，请我转寄加州地震 [8] 的受灾难民，以感谢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美国对日本的救济。我已复信感谢，把来信和复信都送给了报馆，并拟将这笔钱以官方急件寄国务院转交美国红十字会，以彰显其礼轻情重。钱有多寡，情义无价。

顺便一提，日本红十字会确实也向我们的地震难民捐助了一万日元，其中半数是东京市捐的。但想到1923年我们送给日本的善款有数百万美元，日本红十字会的这点捐赠就远不如小孩子捐的那九十六钱让我感动了。

附：她没找到工作

刚收到一封让人沮丧的信，其内容翻译如下：

先生：

随着春季的到来，我们在屋内屋外感到非常愉快。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您和您的家人是否依旧康健？我很高兴地说我身体健康。首都东京是否在所有领域都发生了变化？

我非常乐意来东京并待上一段时间，越快越好。在您家服务的那几天里，我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样。

您能否帮我在东京找一份工作呢？我请求您告知您现在的住址。

期盼很快会得到回复。

您忠实的仆人

松冈汇报日内瓦会议的情况，矛头直指西方

1933年5月1日

和松冈 [9] 谈话还真是一桩趣事。他刚从日内瓦和美国回来，事实上几乎都是他在讲话。他的英语很熟练，但给人一种非常自信乃至自负的印象。从他的一些公开谈话和演说来看，我觉得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之辈，他可以表达各种意见和感情。今天他告诉我，他在美国时曾为改善美日关系而努力，曾在太平洋沿岸各州对那些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演讲，勉励他们一定要做忠实的美国人。他又说他认为发展日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应是日本政策的基础，他今晨还曾向内阁宣讲了这一点，并将继续致力于这项工作。

从他谈话的那副派头可以猜想，他在内阁发言时一定像在对一群小学生训话。我跟他讲了报刊上的反美宣传所造成的危害。最近他曾对人说，如果他任下届外相，他就要如何如何行事。显而易见，由于日本社会各界的奉承，他从日内瓦回来时被当作英雄来欢迎，于是就更加趾高气扬了。

演讲的负担

1933年5月21日

圣路加医疗中心（又称圣路加医院）新建大楼落成，计划前去献词。准备讲稿花了一整天时间，已经写完。上周日写了两篇讲稿，一篇讲稿将用于横滨，供阵亡将士纪念日之用，另一篇将用于“美国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所有这些讲稿，遵照主题写起来都是开头难。真开了头，之后就容易了。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美国学校”那两篇倒比较简单，可以参考以前在土耳其用过的稿子，但在圣路加医院讲的，则要重新考虑。但愿秋天之前，讲这三次就行了，可谁也不敢担保。演讲的确是一个沉重负担：它虽和我的职业有密切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类邀请越来越不耐烦。从一年前来到日本以后，我已经做过三十五次演讲了。

华北又有麻烦了

1933年5月23日

下午6点，大使馆的一个日本朋友匆匆送来一张纸条，据此我电告国务院：日军已接到明令，不要进入北平；如部队仍打算前进，还会有更严厉的命令下达，这些命令都准备好了。看来我们上周呈报的判断是对的，我们断定日本人仅仅是要“包围”北平，然后逼迫中国人谈判，只要中国人保证不继续在长城一线攻打日军，日军就会撤退。但又有迹象表明，日本人想在华北建立一个缓冲国，而且他们很可能成功。北平周围的这种军事活动正好发生在石井子爵在华盛顿举行会谈 [10] 的前夕，看来很不妙。日本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行动及政策总是缺乏协调，使人深感遗憾。正当满洲的紧张局面逐渐消失而世界各国非常有可能终于默认现状的时候，日本陆军却又跳上报纸头版，并在国外造成一种印象：它仍旧在胡乱攻伐（实际也是这样）。而且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各国正在想方设法，至少在研究已经提出的各种办法，希望坐到一起来共谋达成某种有关裁军、安全和互不侵犯的切实协议。我知道，现在有许多日本朋友确实在为大局焦虑，却无能为力。

来栖评史汀生

我的秘书小帕森斯写道：

昨晚来栖先生和我翻了一下最近一期《外交季刊》，谈到史汀生的文章时，我大胆地表示了一点意见，认为史汀生是一个真诚的伟大理想家。来栖回答道：“你若不身处险境，当个理想家总是容易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日本许多当权者虽曾助长侵略行动，但骨子里自以为是地抱着防御的心理。我相信，有教养的日本人之所以也会相信去年夏天甚嚣尘上的“自卫”论，绝不是因为他们想入非非。在我看来，不先消除这种日本“身处险境”的观念，就无法制止日本陆军可能被误称的“扩张主义”的行动。我并不怀疑日本军人抱有称霸亚洲的幻想，但我仍然认为，他们的力量源自一种日本人内心深处的防御态度，即恐惧俄国、担心自身的安全。因此，就有了“非胜即亡”的说法。

应建立一座“国际政治保健学院”

在圣路加医疗中心新部门开幕式上致辞

东京，1933年6月5日

任何时代的有识之士都会认识到一个真理，即人类是一个整体。不过，要让这个基本真理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完美的落实，则必须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过去，每个民族都有人在培养这种思想，将来还会有人培养。这些人坚持寄望于这种思想，他们所关心的不局限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信仰乃至自己的国家。

在这个人类是一个整体的哲思中，最能打动我们共有仁慈之心的要素，便是身体上的疾病；救死扶伤不只包含功利主义，其中还有更广更深的意义：我们的医院教人有同情心，它们之所以令人尊敬，根本上是因为它们象征着爱，象征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人类幸福所负的责任。

正因为有这种开明的哲思的引导，美国主教派教会上千的教区、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许多进步的、热心公益的人士才慷慨解囊，我们今天为之开幕的这座崇高的大楼才得以落成使用。已故的前日本天皇陛下的慷慨恩赐，皇室、内务省、东京市和其他团体的大方捐输，后藤伯爵、大隈侯爵、涩泽子爵等日本显要人物的资助，有力地证明了圣路加医院在东京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个共同合作的事业。日本理事会协同美国理事会，在其最需要支援的时候给予最慷慨、最有益的指导和帮助。这种帮助对整个巨大医疗机构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而圣路加医院及其附属部门的成就大部分应归功于一个人，即鲁道夫·博林·托伊士勒（Rudolph Bolling Teusler）博士，他富有远见、信心和不倦的精力，代表我们两国的那些能干的同事们又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今天大家向他表示敬意，他受之无愧，我也同声赞颂，并向已实现其理想的理想家祝贺。

我今天讲话，目的不在于详述这所医院的背景和历史。关于这方面，与它的发展密切有关的人已经讲到了，远比我讲得好。我是想谈谈这座建筑物的广阔意义和它所象征的一切，由此也以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词不达意，但无疑是真诚的。

我刚说过的人类同为一个整体这个高尚的哲理，是远超乎政治谋略和政见的。它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在走向这种境界的过程中，自然的力量必然会给予推动。虽然这大概是渐进的，但它终将得以实现则是确定无疑的。文明总的发展趋势不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吗？史前时代的家庭认识到要组建部落，才能得到较大的利益。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今天世界各国又正在朝着更密切、更开明的合作步步前进。因为它们终于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得最大的幸福。因此人类的共同协作，虽是渐进的，但肯定已在过程之中。当我们经历失望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回顾一下已经走过的路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哪怕是在我们这一代也都在取得进步。这场运动最终将取得胜利，它并不是一个随着时代或个人是乐观还是悲现而会有改变的问题。这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即便会遇上难免的挫折、障碍和延误，但人类就其全体来看，总是在朝着至善极乐的方向而努力，人类依靠这种固有的本能，必定会得到最后胜利，正如宇宙的法则必然会得到体现一样。如果有人称我为幻想家，那就请这些有怀疑的人去探索一下历史的事实、发展和基本趋势，然后按数学上的类推法去推断一下将来吧。

我今天之所以谈到这个运动，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在日本设立这座大医院，以具体形式展现国际合作的原则，正是刚才说过的那个基本真理的物质体现，即人类在精神上是一个整体，而按事物的本性又终将在实际上成为一个整体。其次，是因为医学的原理也非常适用于救治世上的疾患：世界过去受难，现在受难，在经过逐步发展、取得经验、积累领导人的智慧而达到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以前，无疑还将继续受难。

我们国际上的疾患，大多跟人身体上的隐疾很相似。就像癌症那样，国际疾患一般先是某个地方长期受刺激，所以最初规模不大。若能预知那种刺激为癌症的先兆，迅速处理，这种病或许就可以避免了。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可能无法或没有机会预先觉察到这种刺激，但一出现明显的症状，早在必须动手术之前，他就能设法根除这种疾病。

在遥远的未来，有一天我们或许会有一种“国际政治保健学院”之类的机构。它将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就像家庭医师研究或应当研究他所照料的人的心理、生理和品行的状况那样。一旦发觉国际健康中有潜在危险的根源，早在实际发病以前，这个学院就会对症下药，以消除可能引发冲突的原因，即感染的根源。必须远在疾病生成以前即采取医疗措施。在国际事务中，仇恨的狂热一出现，才想到要避免发病就没有把握了，也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必须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在舆论有可能被激怒以前，在公众的明智判断力尚未为事态发展所遮蔽、为国际间仇恨偏激情绪所蒙蔽之前，就该有几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围坐在铺着绿色台布的桌旁，依靠各自冷静的判断为防治病症做大量工作。

这个“国际政治保健学院”，是对将来的一种幻想（我想称之为我别出心裁的一种奇妙的发明），它必须经常开会，就像普通实验室所做的那种研究工作，和现今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他类似团体经常为消除癌症而推动的研究工作一样。它的成员不是内阁总理或其他高级官员，而是许多社会各界、各组织的非政治性的专家。为了能够采取预防措施，并能行之有效，他们理应及时提出自己的研究结果、警告和建议。

自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 [11] 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今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必要因此而灰心丧气吗？这个走向国际合作的运动，并不会如雅典娜那样从宙斯的前额诞生出来，而且一出来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它必得如一切婴儿那样，从经验教训中得益，慢慢地发育成长。它终究会长到完全成熟，正如这所大医院，由于汲取医学界的经验、发明和发现，它为社会服务的潜力同样在随之增长。

朋友们，今天的典礼意义深长，它使我有所感悟，才敢做这些大胆的遐想。我所谓的“国际政治保健学院”不过是臆想的产物，也许只是空中楼阁。因为想到这个医院在完成其进步使命时，将会对个人与社会做出良多贡献，所以才借用它的名词和概念。这只不过是想用比喻来说明问题而已。有时做做白日梦，也并没有什么坏处。梦至少可以把我们引向使人受益的思路。我从这幢大楼，从它将容纳的、大量的从事种种医疗活动的设施，看到了人类基本上是统一整体思想的具体表现。现在人们正在为促进人类的密切合作而努力，那就让我们在这幢大楼所象征的原则中去寻找实例吧。把这所大医院所代表的国际友谊、治病救苦所体现的基督教精神和箴言等都运用到那个更宏伟的事业上去吧。

日美关系得以改善的片刻

1933年6月8日

去了横滨，“休斯敦号”（USS Houston ） [12] 军舰接待如仪。参观全舰一小时，随即陪同泰勒（Taylor）将军招待了大批来自横滨和东京的客人。该舰外形壮观，十分整洁。此舰已两度获得海军射击冠军，一次获得通信冠军，今年的这两项锦标现在都归它了。高射炮和火力控制台当然是被严密掩蔽起来的。

我问巴格利（Bagley）舰长，日本海军军官上船来时是否曾要求参观，他说他们没有这样要求，大概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美国将军访问横须贺时受到同样的礼遇。不过，还是看见有飞机在军舰的上空拍照。下午6点奏起国歌《星条旗》，招待会到此结束。在招待会上，不少日本姑娘们很快活。埃尔西欲邀内田须磨子前来做客，但须磨子和她的母亲都不敢请示内田伯爵，理由是“他最近已经准她外出多次了”。不过，内田伯爵夫人还是建议由埃尔西去找外相直接请示。于是，埃尔西鼓起勇气，在外相宴请佩里夫妇的午餐结束后去找他。起初，他果然说不行，后来态度才软下来了。须磨子在我们家玩得很好，当然有艾丽斯作陪，她很感谢埃尔西。我好像记得，那些老式的土耳其帕夏 [13] 也不太鼓励他们的家人与外人亲近。

写了一封给国务院的长电，呈报美日关系有显著改善。这背后有种种原因，首先是日英关系逆转，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与印度的贸易协定已告废除，对日本的棉纺织业是一个沉重打击。军部则已得到它要求的拨款，中国局势也较之前有所缓和，日本虽已退出国际联盟，却没有因此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当然，不能说好战情绪已经消失了，但明显有官方指使的反美宣传现在已大大减少了。

对美感情的好转突出表现在报刊对下面几件事都有明显的正面评价。第一，关于石井子爵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人们普遍相信，总统是怀着赞同的心情来倾听石井对日本问题的说明的。有一种看法是美国新政府会比上届政府对日本更友好。第二，泰勒将军的来访获得完全成功。泰勒将军去年在上海与野村海军大将 [14] 的通力合作受到普遍赞赏，他在此地受到的接待也极为热情。第三，美国驻菲律宾的新总督来此短暂访问，并曾拜望日本高级官员，给人印象很好。第四，佩里主教来访，特别是他往浦贺瞻仰了佩里纪念碑，其间受到一致赞扬。第五，圣路加医院的新医疗大楼开幕，有皇弟莅临，名流到场。

当然，军阀很可能不久后又要兴风作浪，依旧会在报刊上塞满反美宣传，把这阵子出现的改善风潮打压下去，但我觉得，毕竟还是有了积极的甚或是持久的进展。白鸟调离外务省而改任驻瑞典公使，这又是一个使人可以对前途抱希望的因素。顺便提一句，我还听说白鸟反对调职，曾挣扎到最后一分钟。

这种新出现的对美亲善，甚至在私人交往中也能看得出来。例如约翰逊海军上校告诉我，在过去一年中，某些以前和他最亲热的日本好友也不敢在人前与他接近。其中有一位曾被军部视为太喜欢外国人的日本友人尤其避之唯恐不及。前几天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时，此人竟与井上子爵一同主动来到我们的桌前，跟约翰逊和我坐在一起，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可是不敢这样做的。能在此地留下来，得见关系有此改善，我很高兴，友情若能持之久远，总是令人欣慰的。我想这会持续下去的，除非有不测风云，使之又受损害。一年来，情况的确有了很大变化。

艺妓之夜

1933年6月29日

梅雨天闷热，一直出汗，令人讨厌。我只穿衬衫，整天待在书房里。

约翰逊海军上校在“红叶”艺妓馆宴请日本海军将领和大部分使馆人员，共三十二人。大家分成两长排，坐在榻榻米上，姑娘们以热米酒待客，日式盛宴应有的佳肴逐一奉上。约一小时后，宴会热闹起来了。两小时后，猜拳进入高潮，人们开始敬酒。

猜拳是用手势来玩的，剪刀剪纸、纸包石头、石头砸剪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戏。某个艺妓前来陪酒（她们是不断换座位的），提议玩这种游戏。她赢了，就该你喝，表示向她祝酒；你赢了，就该她喝。这里的姑娘们格外活泼，远胜别处，而且都非常风趣。这时，邻座的客人也不断向你祝酒，还有挨个前来敬酒的，然后你还得去一一回敬。虽然酒杯很小，每次喝的量很少，但积少成多，当晚还是喝了很多米酒。如此畅饮，整晚欢愉。第二天清晨却毫无不适之感。当然，前提是你不效仿一般日本人那样掺上威士忌酒一起喝就行了。热米酒本来就蒸发得很快，日本料理比较卫生，易消化，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这一切都有助于举行一场欢宴，有醉意而绝不狂乱，虽亲昵而常保尊严，不纵情，不越礼。

上菜的间隙会插入日本音乐和扇舞，后来我们也站起来了，在榻榻米上坐了将近三小时，得把屈久了的腿伸一伸。此时留声机响了，艺妓们又拿出她们跳西洋舞的本事，跳得和本国舞一样好。坐在我旁边的高桥海军大将发表感想说，如果国际会议有这样的气氛，达成协议就毫无困难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大使馆里的浪漫

这批邮件到家之日，埃尔西的喜事对家人就不再是秘密了。虽然此事原本要到8月某个时候才能公开。6月30日，她和塞西尔·莱昂订婚了。莱昂来到这儿还不到一个月，就跑来求我准他娶埃尔西。我说他是个做事性急的人。他答道：“您能怪我吗？”既然他这么说，我当然不好再说什么。这事让我们大家都高兴。他是一个诚实、优秀的小伙子，二十九岁，至少在身高方面能比得上我们的另外两个女婿。至于别的条件，就让埃尔西自己去品评吧。她选的这个对象，且不说性格和人品都受到我们大为赞赏，单就她要嫁给军人这一点而论，我自然就很高兴。我猜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军人，肯定是可以创造纪录的。有了这种想法，大可以补偿因想到她终有离去之时而产生的伤感，她在家总是给我们带来情趣、音乐和欢乐。现在她至少又带来了一个艾丽斯和我都十分喜欢的女婿。他们打算在10月7日举行婚礼。那天也是我和艾丽斯结婚二十八周年的纪念日。

日苏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1933年7月18日

参加首相府招待韦尔奇（Welch）主教和夫人的便宴，主客是几年前在朝鲜时认识的。饭后与斋藤子爵长谈。他说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自立。我答道，这个问题绝不是单靠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他殷勤好客，第二天送了我一面日本丝绸制成的美国国旗。官邸，即设宴之处的门口，恐怕至少有十几个警察守卫着。因错发了警报，就在我们来到的那个时刻，那里正有一场虚惊，只见警察拔刀出鞘，子弹上膛，冲来冲去，搜索不速之客。既然常有刺杀的威胁，官邸周围自然会有一种紧张气氛，这并不奇怪。那晚斋藤子爵的夫人好像一直都闷闷不乐的。

已有一月左右几乎没有电讯往来了，我给国务院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汇报日本和苏俄之间的紧张状态，列举已经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严峻局势可能加剧的理由。这些事件也可以说有挑衅的性质，和满洲事变以前发生过的事件都有相似之处。日本军阀的意向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若预见到冲突终不可免，就很可能趁苏俄羽翼未丰而先发制人，毕竟时间因素对苏俄有利。因此，我虽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但确实相信局势有潜在的危险，值得密切关注。我们将这些都写入急件，随上次邮袋一同寄出，但这要再等十天才能到达华盛顿。尽管我不想神经过敏或危言耸听，但也不想事到临头而措手不及。在这个地方，对任何事，甚至是避免蓄意挑起战争这样的事视若无睹、不够重视，都是不明智的。

外交革命与日美关系

为《日本时报》日美关系专号撰写的文章

在美国外交界服务的三十年中，我观察到世界各国外交官的工作性质已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它的外交代表在与别国订立公开的或秘密的双边条约或协定时智取之，进而占到某种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便宜。在描述外交官生涯的小说中，这类纯属虚构的事例常出现在缔结条约时。常规套路是：有个男主角，例如卢里塔尼亚王国有个年少英俊的公使，通过他和埃列思里亚的王后的特殊交情，同埃列思里亚订成了秘密条约，遂在智斗中打败了反派角色——里西亚的大使。 [15] 过往订立条约是有点像这个样子的，直到19世纪末都还有这种方式，但是这类外交故事的作者和读者大概还很少意识到：自20世纪初以来，我们的国际关系和订约事宜已经起了变化。

若查一查现行的条约和国际协定，对缔约国对外关系有约束力的，在一定程度上对缔约国内政和政策也有约束力。如此就会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两国间秘密谈判的产物，而是公开的国际会议的成果。连双边的商务航运条约或仲裁条约，也常是与一切有关国家议定的一系列同类条约的一部分。如今的外交代表致力于商订秘密协定的例子反倒十分罕见。在国际政治关系发展过程中，世界已经走过签订秘密协定的阶段了。

若想了解其间缘由，无须远求。今天交通发达，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之小，各国间的交流是如此频繁，各国的商业金融关系又如此密切，以至于任何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都会引起所有国家的深切关注。这和我们美国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况很类似。在过往开发边疆的日子里，各地的移民住得很分散，大家都各行其是。每个人既是他自己的警察，也是法官兼行刑人。但随着人烟逐渐稠密，交通发达，有组织的社区兴起，那些先来的移民就再也不能只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行事，转而不得不同时考虑公众的利益。社区内任何两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敌是友，都成了全体成员所关心的问题。今天的国际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的各种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都如此紧紧相连、密切相关。以致无论哪两国的关系失调，都必然影响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关系和利益，不仅是涉及两个当事国而已（在不久以前，情况还是这样的）。

我们两国正应该根据这种情况来看待双方关系。我们是政治上、经济上都一步步迈向强盛的两个大国，中间则是浩渺的太平洋。这个大洋的命运，主要是掌握在我们两国手中。太平洋今后是要成为无休无止的妒忌、猜疑、纷争之地呢，还是要成为文化、商业友好交流的和平大道，又或是为增进世界福祉而精诚合作的媒介，多半也要由我们两国来决定。

我们两国的政策和行动，对全世界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都将有巨大的影响。因此，美日关系的前途，就不仅仅事关我们两国而已。为了我们各自的幸福、安宁和繁荣，我们固然一定要努力确保日美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除此而外，我们还肩负更大的责任，即对世界各国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让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时代”演变为和平与友好合作的时代，而不是苦难和斗争的时代。举例来说，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程中，这种苦难和斗争曾在“地中海时代”出现过。

我们两国要和睦相处，互助合作，这理应是不难的。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利益曾是许多重大冲突的起因，但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的经济利益并非互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两国都是原料供应国，但这些原料无须竞争。同样，我们虽然都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品，但产品各不相同，也无须竞争。日本提供的工业品主要是以手工业为基础，以其精巧著名，美国则提供能由自动化机器大量制造的产品。因此，我们的经济利益不一定互相抵触，别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主因在我们的关系中也就不存在。日美两国的沙文主义者经常提出其他利益作为可能发生冲突的原因，但只要耐心研讨、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些利益也无疑是可以调和的。

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时代”的命运大部分掌握在我们手中。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创造一个造福世界的和平友好时代，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使它成真。

俄日战争的谣传越来越多

1933年9月7日

罗马尼亚代办斯托伊切斯科来访，与我谈了日苏关系。我把我最近谈这个问题的电报私下拿给他看，他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有个助理陆军武官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战争难以避免，并预言战争将在1935年春天爆发，但有些人认为还会大大提前。苏联大使最近在招待外国记者宴会上的讲话引起了许多议论。他显然很气愤，日本报刊明里暗里攻击他的国家和人民，已使他忍无可忍。他在宴会上毫不含糊地指责日本的“国防宣传”，向听众宣示苏联的耐心和克制已临近极限。他还声称，苏俄不仅能够对付日本陆军任何公开的侵略行动，而且在陆空两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的话，苏俄可以发动攻势，攻入满洲地区。这说得够坦率了。

当然，这些情况一定已经透露给日本人了。俄国人曾讲过，一旦开战，他们就要从空中把东京和大阪两座都市全部摧毁。因此我想，万一真有此一战，东京便会有点像战场。最近日本举行防空演习，空袭演习时东京接连三晚全城一片黑暗，连看书的灯也不许开。显然是感到了俄国的威胁，日本才会举行这样的演习。

初会广田外相

1933年9月18日

下午2点，接受新任外务大臣广田接见。同时在场的只有巴西大使阿马拉尔。俄国大使尤列涅夫（Yurenev）和意大利大使奥里蒂（Auriti）一个缺席，一个迟到。广田热情相待，两手紧握着我的手。在简短的交谈中，他说：增进对美友好关系是他政策的基础，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这一点，他才接受这次任命。任命是突如其来的，他完全没有料到。从他的态度来看，我相信这些话发自肺腑。我说，在我自己看来，日本报界是增进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它们总是捕风捉影，煽动不信任和猜疑。他答道：“这事我们将一起细细商谈。”

我对他的初步印象还不错。实际上，比之道貌岸然的内田伯爵，他要热情开朗得多。我相信，现在去外务省将会是件乐事了，以前可绝不是这样。我看值得和他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内田伯爵则不光是重听，还从来不想谈话。有几次我因特殊事件去找他，他都好像对那些事件一无所知，只是说他将加以考虑。总之，他既不能也不愿认真讨论问题。

我要找广田交涉的首批问题之一是关于报界的问题。只要我们的人一去外务省，就会招来不适当的、令人恼火的新闻宣传。譬如前一天，我想商讨一下神户附近美孚石油公司油库的问题。那纯粹是一桩日常公事。油库是经政府明确许可、花了很多钱修建的，但因村民无理取闹，硬说怕引起火灾，所以建成后却无法使用。春天时，我曾向有田提出这个问题，但未得解决。可我知道，去外务省又会引起不愉快的宣传，于是便叫内维尔去找重光葵 [16] 。一小时后，《东京日日新闻》就登出内维尔的照片，在照片下面刊载一篇言之凿凿的报道，竟说他是和重光商谈如何停止两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外务省竟一声不吭，不加否认。拜厄斯、巴布、沃恩、弗莱彻等人纷纷来访，要求核实报道是否属实，以便决定是否转发回美国。当然，他们听了我们的回答后，就立刻决定不发新闻了。这类事情实在令人恶心，但在内田任内报界始终不改，也从未见他设法制止过。

还有一点，那才真是妙不可言：内维尔与重光谈话时，重光还曾主动提起报道失实的问题，痛骂日本报界不负责任；一小时以后，上述那个荒唐的谣言就出笼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笨拙的、释放风向气球的手法。广田此人，也许可以制止造谣，使我能毫无顾虑地去外务省。然而，他也可能会发现自己与他的前任一样无能为力。

有关满洲的内幕新闻

下面这篇有趣的报道是我认识的一位美国记者最近秘密撰写的。他讲到他在东京结识了一位日本商人，认为此人某天晚上讲的话“揭开了”内幕，特引述如下：

我要跟你讲讲满洲问题的真相。夺取满洲，原是一个陆军院校的计划，由来已久，但总是没有立即实现的可能。满洲的中国人惹恼了军部，令他们无法容忍。于是他们不等时机成熟就突然动手了，决心惩罚中国人。军部原以为会遇到抵抗，但一点抵抗都没有。中国人跑了，我们在满洲到处追击他们。在追击的过程中，我们总觉得有只脚举步沉重。低头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粘住我们的鞋。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满洲。

在外务省和陆军省，会有人告诉你，现在即将实行这样那样的高明计划。老实说，究竟应该怎么办，他们自己也心中无数。他们正都茫然不知所措，极为沮丧。除陆军外，人人都开始醒悟了，感到我们已经犯了最可悲的错误，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犯过这种错误。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开发了满洲铜矿，日本本土的铜矿就得全部关闭，数以千计的人就要失业。日本政府完全明白，把满洲当作解决日本人口过剩问题的出路不过是白日做梦。日本人移民满洲，每年最多可望达两万人。但对一个一年增加九十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这位美国记者继续写道：

如您所知，某某君是日本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满洲事变时，他因公然反对军方的行为险些被刺杀。他的朋友把他送进医院，又偷偷地在夜间帮助他从二楼越窗逃走。他来到美国；为了保命，在人前就到处呼喊万岁，私下才把心里话告诉我。

他也认为占领满洲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我问他对荒木将军有什么看法。他答道：“和所有军人一样，荒木将军也是一个傻瓜。”

他说，他那一派主张的政策是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只将日本对辽东的租界权扩展到整个满洲，为期九十九年。他说，日俄之战几乎肯定会在下个五年计划末期爆发。

他认为，为了避免这场战争，日本应该让俄国在满洲的某个港口有出海的自由，并设法说服欧洲国家向俄国开放达达尼尔海峡。

某某君回日本后，天皇曾召见他，要他谈谈美国的舆论现状。召见的真正用意显然是要保护他，使他免遭刺杀。事后某某君和我讲了召见的经过。他说，天皇对满洲事变甚为苦恼，不赞成这样搞。他（天皇）说，日本最大的危险是沙文主义。国家主义太过头了。某某君说，天皇曾命令陆军无论如何不要进攻北平。

（在这期间，荒木将军却一直在公开叫嚷“天皇命令我军举着旭日旗前进，我们岂能向后转”，等等。）

我还会见过斋藤子爵，可以断定，这次会晤是受过审查和阻挠的。他非常苦恼。

他说，满洲事件本来就是绝不应该发生的。不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我问他现在何以善后。他说：“某某先生，我不怀疑小鸡是常想回到蛋里去的——那里多么温暖舒服啊；可是一旦啄出蛋壳，就无蛋可回了。现在我们只有往前走，尽量往最好处想了。”

我问他，谣传美国和日本要打仗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双方海军的情绪都好像很紧张，但我看不出有任何打起来的可能。他说：“某某先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死了。要时刻记住，靠战争吃饭的人总是想要打仗的。”

我问他：“阁下，您是指海军吗？”

他说：“不是，不是。海军没什么。陆军却太不懂事了。”

太平洋上的伟大实验室

大使在泛太平洋协会和泛太平洋俱乐部举行的巴波亚 [17] 纪念日午宴上致辞

东京，1933年9月25日

主席、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在想象四百多年前，巴波亚站在连绵的达连湾山岭上第一次凝望浩瀚的太平洋时，不禁要问他是否有深邃的远见，能料想到这片大洋有朝一日不仅将成为世界上许多主要物产交换的大商场，而且会发展成历史上最大的实验室。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洋沿岸的许多国家都正在政治体制有着根本不同的情况下各自发展。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之所以有着根本不同的政体，是由于种族、历史地理或是舍旧维新的结果。

在太平洋各国中，日本以其深厚的东方文化素养，结合一个刚健民族的干劲与首创精神，吸取了西方文明，并完成了西化过程。这个过程迅速异常，其民族个性和特征却依然很强，其中突出的因素则是权力集中和君权至上。

疆域遍布全球的英联邦，各邦之间虽远隔重洋，却仍能保持必不可少的交往。这是由于它有防护妥当的海上交通线，有定期召开的会议，以共商互助互卫之道捍卫彼此的自由和利益。它的力量全在于其制度的灵活性和弹性。

美国的贡献则在于建立了一个联邦组织，既允许组成联邦的各州毫无阻碍地互相交往，又让每个州在非全国性问题上拥有其立法上的独立性。

最后是俄国，它走上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给政治词典创了一个新词——苏维埃制度。全世界都在一旁注视着，看政治学实验室中这个新添的试验将如何发展。

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尽可能设想到，国际间的联系和交往定会有惊人的发展。由于航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电学方面和其他领域中的发明创新，不难预见有一天世界各国将会在交通运输方面互相连接，其关系之密切远非现在所能比拟。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轮船尚在襁褓时期，电报和电话犹未被普遍应用，无线电和飞机更不可思议。历经之前几代逐渐加速的发展和发明，从现在的进度来看，下个世纪、再下个世纪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世界的发展速度一直不断加快（必然如此），国际商业和金融结构——其实还有许多别的部门——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国际疆界将失去其大部或全部现有的天然约束力，这些天然限制一旦崩解或消失，谁能晓得世界利益的最终趋向一致将会使各国的政治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对此，处在目前发展阶段的我们只能进行模糊的想象。

我曾把太平洋比喻成一座巨大的实验室。从前，化学家曾力求发现一些必要的元素，以配制出长生不老之药。如果让我们对模糊难测的未来稍骋遐想，那么为何不可以问：在将来某个时代，从上述各种各样的试验和经验中，会不会出现最能为大家所接受、最适于实现世界大同的一种制度或多种制度的结合呢？这个目标，如果堪称目标的话，今天只存在于我们的空想中。但空想或白日梦也未必全然无益，未必总是那么荒唐的。或许巴波亚也有他的梦想，不过，即使他有最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预见自己的发现所产生的结果——那才真的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在那个时代到来之前，人们的观点可能业已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为促进文明而表现出高度才智的各民族已在这个太平洋上的伟大实验室里共聚一堂，总是在工作，总是在推进、试验、了解，甚或已完成它的工作，以求有朝一日如今视为天然应有的国界不复存在。那时候，大海和高山都不能成为阻碍各国亲近的障碍。那时候，国际关系的整个结构具有如此复杂、微妙、普遍的性质，以至于公共的利益终于远远超过任何一群一国的利益。当那一天到来之时，如果适合那时情况的机构经过世世代代的设计和创造妥善地建立起来了，如果这个机构牢固地建立在德川公爵最近表达的那种开明观点的基础上，即“全人类未来的幸福安宁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增进太平洋沿岸各国间的互谅互助”，谁又能说世界达不到比我们祖先所设想的境界更加幸福和文明的境界呢？

那时巴波亚又可以来俯瞰他向世界揭开的这个大舞台，他在看到他对解决历史上的最大问题也曾做过贡献时，一定能感到欣慰。

婚礼日

1933年10月7日

埃尔西的大喜之日过去了。达官贵人们和新娘新郎都已经走了。

今天不是1905年10月7日那样的晴朗秋日，但至少雨云被大风吹散了，没有落下来，天气还算暖和，让人并无不适之感。上午10点，先是一起去总领事馆，来到施潘尔（Spamer）领事面前签署文件，内维尔和我当证人；然后赴麹町区公所，美国侨民总是在这里举行婚礼，因为这里的官员熟悉美国法律手续，美侨无须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不过，该侨民必须是住在这个区的，于是我们的新娘和新郎便把帝国饭店当作他们的临时住处，因为饭店在这个区内。区公所也就承认了这个假设事实。新娘和新郎险些死于非命：有个摄影记者乱扯窗帘，把窗顶上一种很重的木头装置扯下来了，木头差一点砸在他们的头上，扬起一阵积年已久的尘埃。不用说，大家都笑了，但如果真的砸中他们，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那位町长之类的官员心里很不舒服，向内维尔用日语嘟囔道：“我太粗心大意了。”仪式结束后（收费极低，才十五钱，约合三美分），我们又回到领事馆，施潘尔发给证书，表示他已为此次世俗婚姻做证，按照美国法律，莱昂先生和莱昂太太就此结成了夫妇。

下午3点举行宗教婚礼，4点招待客人，这些埃丝特·克兰（Esther Crane）和广濑千代（Chiyo Hirose）已分别在《日本广告报》和《日本时报》上做了极好的报道。我可以补充的只有：新娘令人称道，新郎为国增光，伴娘法伊·范·雷希特伦（Fay van Recheteren）使场面增色不少。我们原本只邀请六十五人作为埃尔西的朋友来观礼，结果来吃喜酒的却约有四百人之多。艾丽斯和我得去应酬秩父宫夫妇，他们倒一点也不拘礼，可是和其他皇亲国戚周旋就不能说总那么自在了，尤其是在日本，这些人周身都为皇室的繁文缛节所束缚。好在我算细心，事先写好了程序单，送交前田伯爵，征得了他的同意。秩父宫夫妇在阳台饮茶，我把公使们也请到那里去坐。后来听马勒说，公使们对这样的安排将永远感激不忘。

根据日本的规矩，在外国人的住处应酬社交时，向来只有大使才能同皇族谈话。我却偏要让加拿大等国的公使到那里去，这样一下子就把难办的问题解决了。

埃尔西和塞西尔驱车往横滨，从那里坐火车去御殿场，御殿场在富士山斜坡上，桦山伯爵已把他在那里的别墅借给了他们。父母则重理日常事务。抚育儿女，一向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如今楼上孩子住的房间已空空如也，父母也只好强展笑颜。

一位外交官谈泛亚洲运动

1933年11月13日

有位外交界同行对我说，自今年3月荒木将军、芳泽、广田等集会后，日本就萌生了修改泛亚洲运动或大东亚协会的打算，正在加紧推进。他认为，广田虽说要实行与外国改善关系的政策，但依然是这个运动坚定的支持者，他赞同日本的扩张计划。然而，这位同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足以佐证这个说法。据他了解，这个计划是要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国际联盟”，由日本、“满洲国”、中国和暹罗组成，当然以日本为首。换言之，即建立一个反对白种人的黄种人集团。他说，刚看过一本新编的日本小学教科书，内有一张远东大地图，包含日本、“满洲国”、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暹罗、海峡殖民地、菲律宾，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地图上有三面国旗——日本的、中国的和“满洲国”的，而美、法、英、荷的国旗都没有。他认为背后的含义意味深长，又说昨天参加朝香宫妃殿下的葬礼时，他还注意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花圈的摆法是，“满洲国”执政溥仪送的放在首位，“满洲国”驻日公使丁将军送的次之，外交团的花圈则在第三位。与他一道的他的译员曾把花圈上的题词念给他听。

这位同行觉得苏日间的局势很紧张，任何严重事件都可能引起冲突。他认为，俄国人的态度已经强硬起来了，日本确实害怕来自海参崴的空袭。合众社昨天发自莫斯科的专电报道称日本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日本辅助舰在堪察加海面被击沉，但他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这次谈话我已做了摘要，作为密件寄给了国务院。

苏联大使前来致意

1933年11月20日

上午11点，苏联大使尤列涅夫来访，这是我国承认苏联后的正式拜访。我在官邸书房接待了他。我们喝着雪利酒，举杯互祝健康。我相信，俄国革命之初他在海军起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当过驻意大利大使，驻波斯、奥地利公使，必定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说，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俄国将寸步不让，看样子他对俄日关系的前途是悲观的。对我国承认苏联，他显然十分高兴，态度极其友好。

我很快就回访了。在苏联大使馆享用樱桃白兰地酒，还有美味的鱼子酱三明治。大使馆是一幢极为时髦的新建筑物，房间宽敞明朗。如果布置得体，还是会很吸引人的。顺便一提，我国承认苏联一事倒也让我沾了光，竟得到一大罐味道鲜美的鱼子酱。但想不出拿什么东西回赠他，他又不抽雪茄烟。

特罗扬诺夫斯基受命出使华盛顿，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苏联挑选了国内主要的日本通出使美国。由此看来，这个事实本身就大有深意。

为什么日本人尊敬罗斯福

1933年11月30日 感恩节

读了总统在教堂发表的公告。到会的美国人很多，有使馆的大部分人员，代表圣职人员的则有赖夫斯奈德（Reifsniders）主教、伯顿（Burton）神父、高恩（Gowan）博士、埃文思（Evans）博士，还有协和会的另一位牧师。

公告中有一处暗示值得玩味，话是这样说的：“要使世界各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决不谋求征服别国，只求所有国家都以信誉担保，尊重邻国的主权和权利。”公告已在《日本广告报》上发表，肯定会刺痛日本读者中一些人的良心。说不定还会使日本某些自由主义者苦恼不安。总统办事高明：他绝口不谈满洲问题，却着手加强海军，承认苏俄；结果日本便转而采取了全新的、较为友好的对美政策。胡佛和史汀生过去不得不公开表明美国的政策，而现政府却能从采取行动中得到好处。罗斯福只消在上台时宣称政策不变就行了，接着便保持沉默。这一点他做得十分成功，只做不说，更不写，用的是不见诸文字却能让日本人心知肚明的语言。

日本式的广告

1933年12月7日

邮件此刻刚到，我面前有一张别有风味的广告单，是银座哥伦比亚零售商店寄来的，上面写道：

现代生活紧张、嘈杂、急迫，以致令人烦躁。唯有音乐才能缓解，唯有音乐可以抚慰不愉快、不健康的心境。

本店备有唱片音乐可供欣赏，如蒙光顾，还将免费奉上香茗一杯，以佐雅兴。有古、今、欧、美、日之乐曲，任君选用……各色唱片唱机，一应俱全，任君随意挑选。不妨一试，即知详情。备有善操英语人员，热诚招待。得便敬请光临，欣赏各种音乐，保证不虚此行。

向罗斯福致敬

1933年12月9日

昨天送达的邮袋里，有一封总统亲自签名的、极令人欣慰的信。他向我们的各个家庭、各个单位、所有驻日外事工作人员祝贺圣诞节和新年，还称赞我们能与政府同舟共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行为。他能想到大家且不怕麻烦，向美国所有驻外使节亲自签发信件，想必共有五十封这样的信，这的确是罗斯福特有的作风。一个总统对外交官员如此关心，实为我国前所未有之事。民主党人在野十六年之久，不少人求官心切，对他施加的政治压力极大，但他都顶住了，没有换掉任何一位担任使节的职业外交官。

日本皇后产子

1933年12月23日

早上7点钟，艾丽斯准时叫醒了我，说“警报在响了”。还真是在响，这是在宣告皇家诞下子嗣。生女响一分钟，生男则隔十秒后再响一分钟。那十秒钟内，我热切盼待着，第二声一响，我们皆大欢喜，只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此事的全部意义。

纳粹外交官的做派

1933年12月28日

德国新大使来访。他刚从莫斯科来，似乎是在那里就已从波利克罗尼亚德斯（Polychroniades）家打听到我们的情况。他个子很高，头长而秃，面孔瘦削，一副典型的“容克”地主样。人们满以为他照例会是粗声粗气的，但奇怪的是他握手时居然举动柔和，嗓音又尖又细。他一上任就按典型的普鲁士方式行事，派德国大使馆一个叫诺尔（Knoll）的人去告诉《日本广告报》，该报有些谈德国的文章的论调让他很不喜欢，必须改变。其实弗莱彻已经很小心了，在社论中总是避而不谈希特勒主义，因为当地外国人住得相当密集，他不想惹德国人来闹。他一向只限于刊登新闻电报，这些电文当然不一定都是在恭维希特勒。当他问诺尔，要是《日本广告报》不改变调子，那大使会怎么样时，诺尔答大使就要向柏林报告。多么吓人的威胁啊！

威尔弗里德·弗莱彻（Wilfrid Fleisher）告诉我，他把这个事件讲给他父亲听了，并问他父亲：要是他父亲遇到此事的话应该怎么办。他父亲答道，那就把诺尔扔出办公室。据《日本广告报》报道，这位大使的夫人在首次接受该报采访时——对新到的使节夫人的采访向来由该报女记者埃丝特·克兰进行——讲道，她希望很快就能了解日本人，“因为我们德国人对外国人的心理向来是敏感的”。那正是他们最大的弱点之一，上次大战期间他们对比利时人、英国人，最后还有美国人的心理都判断错了。这就是明证。《东京日日新闻》登出的各大使、公使对太子诞生的贺词中，有这位大使的一段话：“欣悉太子诞生，谨表衷心的祝贺。到任伊始便恭逢此事，我认为这也是赐给我个人的光荣。”皇后竟这样都还热烈地欢迎他，还真是太善良了。

日式摔跤——“相扑”

1934年1月15日

今天下午赴大竞技场观看日式摔跤比赛。想不出有哪种运动能比这种运动更令人厌烦的。这种摔跤跟我们的一点都不像。相扑手自成一个社会阶级，从小因身高体长而被挑选出来，然后就像填火鸡那样被喂得无比肥胖。他们出场只围一块腰布，赤身露体，大腹便便。比赛时双方面对面，先做出各种礼仪性的姿势，得做上好一阵，然后弯下身子，两拳撑地，活像在斗鸡。接着，双方同时跃起，较强的一个几乎总是推撞一次就能把对手扔出圈外，然后这场比赛就算完了。我们看的最长的一场也没有超过十到十五秒钟。只要身子的任何部分触及圈外的地板，这一回合就告结束。不能在地上打滚，就只能彼此推撞。据说相扑有四十八种擒拿法。

更可笑的是，比赛开始、躬身准备跳起时，相扑手要互相对视几秒钟，却又站起来，悠然步出圈外，擦擦身子、喝喝水，好像真的费过多大劲似的，又拿一把盐撒在圈里，然后，又照样从头来一遍，通常要搞六至八遍甚或更多次。如此观众每看几秒钟的真正格斗都得等上十至十五分钟。

听说他们之所以不再跳起来，是因为双方都以为，只要瞪眼盯着对手，叫他在对决前久等，就可以使对手迷惑。偶尔有一个也居然唬住了对手。有时也会这样：一方跳起，对方却伏着不动，误以为是搞错了，还得重新来过。真是荒唐透顶。但这些角斗士是公众崇拜的对象。竞技场中的观众当有一千人以上，各带着火炉取暖煮食，因为要在那里露营一天。每一场比赛都会在报纸上报道。那些选手，特别是那几个最胖的，在群众中的声望堪与贝比·鲁斯 [18] 在美国的名声。相扑比赛其实是神道教的一种仪式。每场比赛都有神官在场，他在斗士蹲下时还要做一个戏剧性的姿势，撒盐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报幕员必须拿着一把扇子，高声朗诵。看到这个，我们是高兴的，不过看一次也就够了。

日本人在怀疑林德柏格

1934年1月16日

近日报纸纷纷转载末次海军大将 [19] 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该文通篇充斥黩武主义议论，几乎是直言明说美国有好战的意图。他说，日本先后进行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并接管满洲，都是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不必说，每个日本人都知道“维护远东和平”的意思就是由日本来进行统治。而他们提到“维护远东和平”时，显然还都真心实意这样认为的。末次的议论中有这么几段：

他们（美国人）现正把大量飞机运到广州；他们正在加强上海、汉口等地的航空运输线。目前，他们运到广州的飞机较多，以后还要运到厦门和福州。从这些地方直至上海沿海都在建航空基地。至于北方，我们还记得美国人曾一再试图取道阿拉斯加横跨太平洋，但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以我们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们屡败屡试，无疑是在进行侦察。他们别有用心，但日本人是老实忠厚的民族，仍慨然宽待他们，那些乡民尤其厚道，把他们看作想飞越大海的自家子弟。

有位中尉进行了一次奇怪的飞行并返航。后来怎么样？你猜。林德伯格夫妇来了，在千岛群岛逗留了一个星期。第一天说天气不佳，第二天又这么说。他们飞了一下，又折了回去。他们其实是在我国北部侦察，尽管这只是一种猜想，但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可能。现在美国人在干什么？自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在阿留申群岛附近勘查，测量队、电讯队、飞行队等都大规模地轮番上阵。这一切是针对谁的？此刻他们已和苏俄恢复了外交关系。

当然，其中可以看到经济上的动机，但也可以说他们是在备战，企图从四方八面包围日本。苏俄正在集结强有力的轰炸机，在远东搞战备。战争一旦爆发，他们就可以从台湾、从北方、从苏联领土三路空袭，包围日本。我们必须料到，横跨太平洋的大舰队会载来强大的空军。对这样的不测事态，我们正在逐步加强防备。

我看有关林德伯格正在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会越来越多。

三位日本人救了大使馆的一条狗

1934年1月19日

今晨埃尔西和我带着我们的爱犬基姆和三博沿宫外的护城河做最后一次散步，不料回头一看，三博不见了。埃尔西说：“你看它会不会掉到护城河里去了？”我们往下俯视，只见至少三十英尺下，可怜的三博正在冰和水中挣扎，只有头还露在外面，像只落水的耗子。护城河的壕壁笔直，几乎不可能爬下去。我往回跑，想看看哪里可以找到小艇，宫门外值勤的警察却只是摇头，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四下望去找不到可以爬下去并游到狗那里的地方，此刻我以为救它是没指望了。可是当我走回现场时，三博却已经在岸上了，正在那里打哆嗦，停下观看或来援救的众人与车辆正把它围住。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的司机本泽、一个过路的出租汽车司机和一个送货小孩弄了根绳子系着爬下去，此时那可怜的小动物不知怎么已爬到岸壁上的小缝中，他们也抓着沿壁的缝隙而下，如此便救了它。他们可算是见义勇为，因为只要滑一下，就会猛跌到下面的冰上，那可不得了。三博没有摔死，已经是很幸运了。我想知道前来相助的司机和小孩的名字，但出租汽车早已开走了，送货的小孩则坚决不肯说出名字，也不肯收礼。我只有跟他握握手，表示谢意。不管怎样，总算把三博救回来了，让它在电炉前取暖半小时、喝了一点热牛奶后，三博又健壮活泼如故。

午饭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桦山伯爵。他说可给报纸提供这段佳话，问是否可以派个《朝日新闻》的记者来找我。我接见了记者，对获得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说我很想跟那两个不知名的好人取得联系。第二天，这故事连同三博的照片怡然展现在《朝日新闻》上，《日本广告报》也登了同样的文章，现在三博竟成了社会名流。艾丽斯带它驱车外出时，它会站起来朝窗外张望，艾丽斯看见有人在指它。对埃尔西和我来说，这次算是有惊无险。我猜三博是蹦跳着跃过了沟边，然后就被基姆无意中撞下去了。我们的确爱这些狗，两条都爱。

有音乐助兴的日式家宴

1934年1月20日

在朝吹家进餐，他们筹办得极好：漂亮的餐桌，精美的古董餐具，非常可口的菜肴。我们在不少日本人家吃过饭，这回算是最好的。菜肴有野猪头、鲜美的鲑鱼、满洲野火鸡等小菜，配鸡尾酒。火鸡肉有鹿肉味，但味道更香。餐后，主人的儿子奏木琴，池田文子小姐以钢琴伴奏。他家有七个孩子，每人玩一种乐器，组成一个家庭管弦乐队。他家在轻井泽的内维尔房子附近有栋大房子，我经过那里时常听见他们在演奏。朝吹夫人已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但依然那么年轻貌美，真是少见。

荒木辞职，林接任

1934年1月21日

今天荒木将军辞去陆相之职，我不得不拟长电一封呈国务院，23日发出。拟电前我已和很多人谈论过，此电主旨是对荒木辞职一事试做说明。关于这件事，各种解释五花八门，各执一词。主要原因当然是他现在确实有病，国会即将举行辩论，陆军需要有个代表列席，而荒木的病又不知何时才能痊愈。但我认为，这不过是给那些想赶走他的人提供一个借口而已，他们总是善于抓住此类机会。正如某某对我说的，“荒木嘴巴太大了”。他实在是说得太多，也写得太多了。在全世界面前，他是军人跋扈的象征。我从相当可靠的方面获悉，民政党的若槻和政友会的铃木曾威胁说要在国会提出质询，借以煽动公愤来羞辱陆军，后来才答应克制，条件是荒木辞职。

在陆军内部，荒木在少壮军官中也并非众望所归。但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嫌他太温和、软弱无力，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他又太厚道了，迟迟不肯辞退老将领而为年轻人让路，他们还认为他在内阁中妥协太多。事实上，荒木是一个介乎自由主义的宇垣和年轻躁进的沙文主义者之间的人物。他的继任者林将军 [20] 是野战部队的指挥官，而非参谋人员。他以沉默著称，但冷酷无情，固执鲁莽，敢于迅速做出决定。譬如1931年，他就曾不顾币原反对，独断专行，从朝鲜派兵去满洲。据说他认为陆军不应该参与政治，只管自己的事情，不必发表演说，尤其不要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因此大多数评论者都觉得，由他出任陆相预示着日本的对外关系将有所改善。另外，有些人却认为任命他当陆相，其实是备战的一个具体步骤，因为他是部队首长，不会倾向于调和，与人妥协的可能性比荒木还小。我的电报中谈到了这一切因素和各种意见。我说，目前我相信林的任命对政局和日本的对外关系将产生有利的影响，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至于是否如此，到国会辩论时大概就能看出端倪。

暴风雨前的平静

1934年1月23日

纵观政局可知：

（1）广田确实在尽力从各方面改善日本同外国的关系。在对美关系上，他主要是要求军部更安分守己和安抚报刊的情绪，已营造了比较好的气氛。由于和印度达成了协议，同英国的关系也有改善，但还不大稳定，因为双方在经济和商业上还有许多纠葛。同中国的关系则没有改善的迹象。大概是正在尽力收买某些华北的地方头目，一般的看法是华北迟早会被并入“满洲国”，要不然就是变成一个自治“缓冲国”。同苏联的关系则几乎是坏到极点了，因为苏联虽想重开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的谈判，但它的报刊仍在攻击日本，日本则以牙还牙，事态演变成了激烈的、挑衅性的公开对骂。终将一战的危险总是存在。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后，已开始和“满洲国”眉来眼去。

（2）各政党正在国会里批评政府，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这说明它们那方面的力量和信心正在增强，表明有人相信，全国范围的庞大的陆海军军费开支正越来越招人厌烦。但也有危险，如果搞过头了，就会惹恼陆海军少壮军官，使其恢复恐怖活动，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些人愤怒的声讨了。

（3）一般都认为，荒木辞去陆相职务，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和政党的胜利。公开挥舞军刀之声大概不会如以前那样响亮了。但林这个人还是难以捉摸、深不可测，何况他还是个意志坚强的人。陆军，还有海军，要想继续得到它们志在必得的巨额拨款，就必定要培养战争心理。

（4）如果说日本总的政局真有什么好转，那也很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1935年的海军会议，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不论是否开得成，不论能否达成协议，都会导致日美关系或许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日英关系趋于紧张。问题只是事态会严重到什么地步而已。日本必然会大吵大闹，怒骂我们老让它处于“次等国家”的地位。怒潮终有平静之时，但此后即使不留下伤口，也会又多一道伤疤。应该预见到会有这样的风暴，要尽量早做工作。任何工作，只要能创造友好的气氛，都会是有益的。

（5）日本人其实并不指望我们会在最近的将来承认“满洲国”。他们是知道我国的政策的，我们无须重申，没有重新引起对抗的必要。默默坚持我们的立场，也并不会使我们丧失原则。

1934年1月24日

在大使馆宴请外相。

广田还是如往常般友好，但因为召开国会、回答质询太紧张了，看上去非常疲倦。他说，对他来讲，这是一次全新的、困难的经历。菜肴不错，头道菜是野鸡奶油浓汤，获得不少好评；最后上来的是冰激凌加热红糖；主菜有鳟鱼和鹌鹑之类。在日本，容易烧出好菜。

三博故事的后续

1934年1月25日

今天我被告知，救三博的那位出租汽车司机已经被《朝日新闻》找到了，为满足我们登报的心愿，特来接受我们的感谢和礼物。为此，艾丽斯买来一块手表，她要包好才送到办公楼去，以免耽搁了时间。最后我要他们把这个人请进来，所以又耽搁了一阵。约二十分钟后，内维尔和杰夫（Jeff）进来了，他们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最后又转为大笑不止。原来就在等礼物的那个时候，那位司机在使馆外面被另外一个司机打了，因为他偷了后者的出租汽车开到使馆来。后来两个司机都被带往警察局。结果发现，自称救过三博的那个人不过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他看到广告后，就起了骗取礼物之心。老内维尔又惊又喜。我把礼物放回抽屉里锁上了。

1934年1月30日

今天《朝日新闻》的人把那位真正救过三博的司机带来了。我们请他来了官邸，艾丽斯把手表送给了他，还郑重其事地照了相。艾丽斯授礼、三博在旁的照片登在第二天的《朝日新闻》上。司机是个标致的小伙子，十分腼腆、谦和。能让他得到应有的回报，并宣扬其义举，我感到高兴。

苏日紧张关系开始缓和

1934年2月8日

苏日间常有开战的可能，于是大部分消息灵通的人士一直感到不安。除各种挑衅事件而外，这一仗也许还会在1935年就爆发。不过在最近六个月里，和平的希望倒稍有增加。有些重要因素，现在发挥着阻止一场苏日战争的作用。

（1）最近几个月来，有一种反对军部的显著倾向。预算中军费庞大，开支、要求激增，尤其让人不满。这种倾向在内阁、在报刊，特别是在国会上都能看得出来。最近国会议员在质询时攻击陆海军当局，这是反对军部的最直接、最猛烈的表现，也是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所罕见。

（2）国会的质询强而有力，表明政治领袖们的力量和信心在增长。军部确实做过头了。现在就要看这些信心增强的政治人物是否也会做过头。假若如此，那就有激起更多的恐怖活动的危险。海军方面已经传来了愤怒的声音。不过，国会休会后，政客们当众发表意见的机会就会变少，虽然他们仍将有足够多的机会对军人的跋扈妄为将给国家造成的危局表示忧虑。

（3）与1932年5月15日犬养首相被刺案有关的军官获罪较轻，而牵连程度较小的非军事人员反而获判重罪，这又加剧了公众对军部的反感。我从可靠方面获悉，荒木将军不久前说过，军事法庭在给军人定罪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完全错估了舆论的力量。他又说，当时军官们如果在犬养首相的门口切腹自杀而不是去刺杀首相，那就会立刻引发革命。可惜他们为达到正确的目的，却采取了错误的手段。

（4）人们普遍认为，荒木将军的辞职确实是出于健康原因。不过，许多人觉得这就是天意，给政局除去了一个兴风作浪的祸因。虽然还不知他的继任者对预料中的苏日战争抱什么态度，但至少可以说公然的战争叫嚣眼下会小一些，军人发出的挑衅言论也会少一些。这种情况应当能起一种稳住局势的作用。

（5）中产阶级包括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地主的心理状态在过去一年中已开始变化。目睹出口增加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他们希望保持现状，担心战争会造成混乱。然而工商业阶级享受到了这种繁荣，农村居民却没有沾到多大的光。在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面前，农民的收入却一直未变，或者近乎没有变动。另外，现代人都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状况，这对农业区也有影响，农民已不再满足过他们祖祖辈辈过的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这些因素，加上须由农村负担的重税，已造成农村地区扰攘不安。这些地区自然盼望能减轻负担，因此对沉重的军费负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更加反对。

（6）国家最高当局是爱好和平的。天皇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在位时期的特征正是以“昭和”二字来表示，这个年号是他自己选的，有“昭示和平”之意。没有理由相信他赞成在满洲的冒险，因为事情并不是由他决定的。元老西园寺公爵和牧野伯爵对战争的恐怖印象很深。自1931年后，他们就已无法使自己的意见为公众所了解，但他们还是经常在幕后做工作，人们认为他们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首相也是一位喜爱和平甚于战争的权贵人物。外务大臣广田已显示出意想不到的力量，自他就职后报纸的调子开始变得比较温和，外交方针转为力求同外国发展友好关系，这主要都应归功于他本人。国内有一群坚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一直坚持在幕后做工作。据说，他们的力量正较过往有所增强。最近在东京俱乐部招待英国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和出渊大使的宴会上，主席林男爵介绍讲话人时缓缓陈词，语气坚定威严，他在桌上砰地猛拍一下，强调道：“我们要和平！”这是一件小事，但林男爵是宫内省式部官长、天皇的亲信之一。

（7）从陆军本身的观点来看——毕竟是战是和很可能还得由陆军来决定——有些新因素也许能起抑制作用。甚至在陆军内部，头脑清醒者也不乏其人，他们知道一场日苏战争的严重性，他们怀疑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会不会只是徒劳无功。

诚然，陆军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拿下海参崴和沿海各省，甚至占领直抵贝加尔湖的全部领土，因为俄国人与内地补给基地相隔数千公里，在战略上始终处于危险境地。不过，俄国在东方的防务已经大大加强，驻海参崴和边境其他地方的空军能对东京和日本其他重要都市构成严重的威胁。此外，美国正式承认苏俄，则给形势添加了重要的心理因素，使日本当权者不能无所顾忌。因为美国虽奉行和平政策，但在日苏发生战争时，它究竟会采取什么行动？对日本人来说，这仍将是一个未知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因素，必须予以考量。即便军事计划制订得周密无误，但美国的态度如何、会有什么行动，仍是一个无从知晓的因素，因此就导致了可能存在不测的危险。美国的外交承认则增加了莫斯科方面的自信，但谁也不相信苏联会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我国承认苏联，已对时局起了抑制作用，其效力也许比别的任何要素都大。

（8）驻东京的各国陆军武官都有一种意见，认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将在1935年达到顶峰。在此之后，时间越久，苏俄在交通线、有组织的人力、防御工事和装备等方面就越有利。外国观察家基本都提出并坚持一种假设，认为在日本实现扩张目标的总计划中，苏俄沿海各省和东西伯利亚占有重要地位，而苏联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必须在有利的时候予以清除。即便果真如此，我仍旧认为日本有一派正在得势的人，他们认识到在进一步从事军事冒险之前，把既得成果巩固下来才是重要的。建立“满洲国”就是巩固成果的一个步骤。这派人认为在实施下一步的扩张计划以前，“满洲国”必须先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的、进步的政治实体。比较稳健的这派现在似乎较有希望占据优势，进而压倒那些并不那么讲理的人。

尽管有上述那些倾向以及其他值得考虑的因素，但未来的时局还是变幻无常的，容易发生无法预料的事件。我相信，外国陆军武官们全都抱持悲观态度。的确，日本帝国武装力量有个重要的派系，特别是少壮派，非常渴望同苏联一战，为达到这个首要目的，陆军和海军都在倾其全力进行紧张的、上下一致的战争准备。以前，我曾把这些人比作经过特训的球队：他们自信能占据优势，因此不满足于埋头训练，而总是盼望出场比赛。陆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恰似1914年的德国陆军。如果让这种人为所欲为，就会有战争，就会始终存在这样的危险。而他们的行动会造成一种战争无法避免的局面。

《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 ）编辑J.B.鲍威尔（J.B.Powell）先生对我讲的下述事件，可以作为这种危险的例证。有一次他在沈阳和一位日本年轻军官共餐，那位军官指着屋里的一张小桌子说，那张桌子具有历史意义。“轰炸锦州的计划就是在那张桌子上拟订的。当时意见不一，表决时我本人反对，但大多数同僚赞成，于是轰炸便照计划进行了。”这故事的含义在于他们未经上级指示，就可以采取行动。我当然无法保证确有其事，但鲍威尔先生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这种做法与1931年满洲战役中的其他事件并无二致。我们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不论东京当局或前线指挥部的观点、政策如何，将来仍有可能发生类似事件，而任何一个严重事件又都可能造成另一种局面，即对苏战争不可避免。

总而言之，最近几个月来，日本潜在的和平倾向已经显露并为人所知。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没有哪个时候如现在这样明显。有此倾向的人若能稳扎稳打，那么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就有望增加，早晚可以有效地引导国家采取比较明智的方针，少用军国主义的侵略手段。日苏冲突能否避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新出现的倾向能否继续增强。在目前看来，似有理由对此表示乐观。

日本宫廷庆祝太子诞生

1934年2月23日

宫廷丧事暂停三天，以便庆贺太子诞生。这三天里，宫中得分批接待有一定品级的所有日本官员，第三天时人数将多达七千。今天是邀请亲王、王妃、各国首席使节、内阁成员夫妇同天皇和皇后共进午餐，所有人都围着一张大桌就座。巴索姆皮埃尔不在，阿马拉尔代理外交团团长，首先由他代表使团献礼，向天皇敬献一个特大的银碗和一本银面精装、内有各国使节签名的簿子，并致贺词。天皇致答词，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

午宴庄严奢华，艾丽斯作为外交团的代理首席夫人坐在两位亲王之间。天皇和皇后坐在正中。每个客人面前都摆着特制的绘有皇家金羽顶饰的红酒杯和小型的武士银盔。席间有一位和我素不相识的李王子 [21] ，忽然隔着赫尔特曼（Hultman）夫人探过身来用德语问我：“世界上什么地方最美？”我不假思索，迅即答道：“谢德格山 [22] ，在容弗劳峰的一侧。”他似乎显得很满意，说道，“我要去那个地方”。攀谈到此为止。

餐后，各国使节及夫人相继被请进天皇和皇后见客的房间里，分别座谈五分钟左右，交谈自然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天皇说，日美关系有显著改善，他很高兴。我代表美国祝贺太子诞生。不料他突然问道：“三博怎么样？”（或大意如此。）显然，关于那条狗如何掉进宫外护城河里、如何被救的报道他都看过了。我觉得天皇非常热诚，皇后则喜气洋洋；她很想知道埃尔西的一切近况。艾丽斯告诉他，埃尔西去北京时不敢带着皇后送的结婚礼物去，怕给弄丢了，因为那是她最珍视的宝藏。我也和币原谈了许多话。内阁大臣的夫人们和几个高级官员的夫人们穿着大约一千年前的服装——花缎衣裳，红鞋，簪子夹着发辫，垂于背后。这是一次难忘的盛会；我们在那里从中午12点待到下午3点多钟。

苏联大使认为1934年春季将是关键时刻

1934年3月9日

今天与苏联大使尤列涅夫先生长谈，他先告诉我关于出售中东铁路谈判的现状。谈判还只限于日本外务大臣和他本人之间非正式的讨论，双方全体代表的会议尚未恢复。会谈纯属讨价还价。不用说，双方都想占到便宜，尤其是广田先生，他怕难以满足日本的舆论。简况如下。

苏联政府把谈判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①撤换苏籍铁路人员；②“满洲国”承担铁路债务。第二类才是铁路本身的出售事宜。苏联政府要求付给苏籍人员的补偿费是900万～1000万日元。债务约计多少，他并没有告诉我。关于铁路的售价，“满洲国”当局只出5000万日元，一直不肯松口。苏联最初要价2亿5000万卢布，后来减为2亿卢布。为方便日本，苏联政府后来又同意总额的50%以货物支付；在另外的50%中，协议签字时立即以日元付15%，其余35%由“满洲国”政府在三年内付清。最终双方达成的数字将是交易总额。现正谈判用哪类货物支付，日本人想尽量在这方面占便宜。

我问大使，他对谈判的最后结果是否乐观。他用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回答：“如果日本人有心避免和苏俄打仗，那就可以达成协议。”我对他说：“这话似乎可以解释为：如果日本人不妥协，苏联就要宣战了。”他答道，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本意是，如果出售铁路一事不能达成协议，这个事实就将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日本人意在求战并将以谈判失败作为借口，使日本舆论确信有理由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已经在公布的文件中泄露这个玄机，扬言不论谈判成功与否，他们都要取得这条铁路。

于是，我又问尤列涅夫先生，他对避免战争是否乐观。他说，乐观是重要的，但又暗示抱这种态度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到一定时候，日本政府可能会对外公布他和广田关于铁路的会谈记录，那时他的态度就会透露出来，进而可能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话虽如此，他给我的印象仍清楚地表明，他对前途绝不是乐观的。他说，本月内东京将举行各师团主要将领的会议 [23] ，这个会还将充分讨论关于进攻苏联的正反两面的意见。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1931年9月满洲事变爆发前不久，军部也开过类似的将领会议。他说，林向来都在进行反苏活动，特别是在中国新疆地区。尽管很难确知他现在的态度如何，但恐怕也没有多大理由认为他有和平的意图。

尤列涅夫先生重复他以前常对我讲的：苏联有充分准备，可以应对一切不测事件，海参崴和西伯利亚边境的防御固若金汤。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在改建双轨，即使冬季酷寒，铺轨工程也未有丝毫懈怠。日本人若进攻，他们当然能够派大军到满洲，或许还能够夺取海参崴及其邻近的东西伯利亚地区，但是往后的军事行动就将导致过长和虚弱的交通线，苏联人则可以逐渐把越来越多的部队运到那个地区。战端一开，不到一方精疲力竭是不会罢手的，而要耗尽苏联人那几乎无穷的力量，就得费很长时间。他说，俄国海军当然比不上日本海军，但海参崴的俄国潜艇队实力很强，若击沉一两艘日本战列舰，就会产生巨大影响，改变远东全局。他又说，虽然苏联的措施现在纯属防御性质，但战端一开，防御就会立即转为进攻。除非日本迅速获得大胜，否则苏联人就能占领部分或整个满洲，何况“满洲国”现有部队中至少有十万人将支持苏军，可以改变整个战局。

我对大使说，东京的外国军事专家大都认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将在1935年达到顶点。如果他们想打，1935春季将是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时刻。大使答道，谁也不能预定一个准确的日期，但他觉得今春进攻的可能性更大，在即将到来的日本将领会议之后，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因为他们懂得，随着时间流逝，苏军正越来越有利。他似乎坚信，这次日本高级军官的会议将做出最后决定。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日本是有不可忽视的和平力量在起作用，其中有天皇、西园寺公爵、牧野伯爵、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尤其还有广田，但他又说，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军部来决定。

我们接着谈下去，尤列涅夫先生又提到新疆的局势，说苏俄遣返的中国军队已在那里打败了别的军队。他认为，日本人在中国不断进犯，是想要制造更大的分裂。他觉得，日本人深信，美国正在支持中国，特别是在航空方面。他对于美国在菲律宾、关岛等地的进一步设防方面问了许多问题。他还说，根据他的情报，英国正在表现出明显的亲日倾向。他说，英国处境很困难，因为英国是完全有理由害怕日本过于强大的。他大体上同意政局还相当模糊不清，虽然他已看出在整个远东都有国际间的阴谋在幕后若隐若现。

庆祝日美友谊

1934年4月22日

今天是一个重大的节日。艾丽斯和我早上6点起床，7点45分在横滨坐上日本驱逐舰“岛风号” [24] 。我问过国务院，可否允许我们坐一艘美国驱逐舰到下田去，国务院不赞成。因为下田在法律上不是开放港口，除非日本人自己提议这样做，但他们又没有这样提。不过，他们还是带我们乘他们的驱逐舰去，同乘的有出渊、野村海军大将、桦山伯爵、罗杰斯（Rogers）夫妇、克兰夫妇、狄考福夫妇、古尔德（Gould）夫妇，以及另外几个日本名流、一大堆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这是去隆重庆祝佩里海军准将同日本签订日本第一个国际条约的八十周年，地点就在当时“黑船”停泊的主要港口。

去下田的航程约三个半小时，航速每小时二十五海里。春光明媚，风平浪静，这要感谢老天（要是昨天走就可怕了）。即使如此，一出东京湾，仍有大浪，有些女士脸色发青，出渊和桦山则完全昏了过去（passed out）。（这使我想起日本报纸郑重报道这次即将在佩里部下五个水兵墓前举行的祭礼时，也说这五个水兵“passed out”，不是“passed on”！）沿途都能望见富士山，山色清朗，气象万千。

下田的小港湾风景优美，岸高林茂，岛屿秀丽。有个小岛不那么美观，曾有一艘俄国军舰因遭大雾在那里撞毁。那时候，日本人原想把这里辟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埠，在与佩里签订的条约中只开放下田和函馆。后来事实证明，下田当然不合适，遂改为开放横滨。

我们先在下田对岸的一个叫柿崎的小村庄上岸，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25] 曾在这里的玉泉寺住过四年，此后才带着一个名叫阿吉的艺妓去江户，阿吉是抛家弃友来为哈里斯料理生活的，在那个时代为社会所不容，去世后也未能得到体面的安葬。然而，后世又因为她能无私地帮助当时受人憎恶的外国人而几乎把她奉若神明。今天的诗歌中还可以见到人们对她的怀念之情。原来的寺庙已经毁坏了，但就在旧址上现在又立着一所一模一样的新寺，方丈来迎接我们，陪同前往该寺，我和方丈早已有过多次书信往来。

艾丽斯和我先在五个美国水兵墓前一一烧香，然后才去庙里纪念汤森·哈里斯。纪念意义之深，礼仪之隆重，无不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在遗物橱前站了一会之后，便细看寺中虔敬保存下来的哈里斯的各种遗物，有他本人的一些物品，还有他的荷兰译员赫斯肯（Heusken）的衣服，赫斯肯后来是被刺杀的。寺庙附近有哈里斯纪念碑，上面刻着他的一段日记，那是他在日本升起第一面领事旗那天所写的：

1856年9月4日，星期四。只睡了一会儿，因为兴奋，还有蚊子。这儿的蚊子特别大。海边的人帮我立起旗杆。工作既费力，又缓慢。旗杆立而复倒：横杆折断，所幸无一人受伤。终于从船上找到加固旗杆的材料。旗杆立好了。人们在杆旁围成一圈，下午2点半，我升起了这个帝国从未见过的“第一面领事旗”。这是严酷现实的反映，预示时代将要改变。一叶知秋。请问，这是否真的对日本有益？

野村将军问我，他所谓“一叶知秋”是什么意思。我说，想必是说这意味着日本的锁国时代即将结束（未知是否确有此意），他最后那句“请问，这是否真的对日本有益？”表明他当时既想到他本国的利益，也同样考虑到日本的利益。

接着驱车一英里左右赴下田，几乎沿途一直有日本小学生夹道欢迎，男女学生都有。大批大批的欢迎者来自各个城镇，远至名古屋，他们都挥动着日美两国国旗，高呼“万岁！”其热诚是很难装出来的。这也真是令人很感动。最后来到市立学校，庆典就将在这里的户外操场举行。那里已临时搭起了一座神社，纪念佩里和哈里斯的典礼是按神道教仪式进行的，有音乐、几个神官和照例堆满几桌的酒馔；神官先挥动榊 [26] 树枝驱邪，给观众洒圣水涤污，然后主祭人就位、降神、读祈祷表，祈求神保佑那两位英雄的灵魂得到安息。此后便是我们大家走上去，献榊树枝，最后龛内的小门关闭，表示诸神现在可能离开了。

接着是讲话环节，演讲者甚多。先是县知事，接着是町长、庆典委员会主席、代表广田的出渊、桦山、野村将军、著名的江川英龙 [27] 的后裔山田和我。以演说家著称的山田讲得坦率，他说今后二十年的日美友谊要比过去八十年重要得多（言外之意是到了紧要关头），到纪念佩里签订条约一百周年时，其意义将远比现在还大。

讲话太久，以致再游览一个寺庙、参加市镇午宴等节目都只好取消。下午3点离开下田，在此已有三个半小时，小学生又夹道欢送、欢呼。和欢迎时的排场一样，有许多彩船伴随，送出港外，其中有艘旧拖网汽船被装扮成“黑船”的样子，船侧明轮翼等一应俱全，船尾突出地标着“波瓦坦号”。回程风浪较小，很愉快，在军官室吃茶点联欢。今天确实是个重大的节日。

俄国寓言

据报道，特罗扬诺夫斯基在美国国际法学会演说时讲了一个俄国寓言：有个厨师看见猫在偷肉吃，便向它大讲道理，教训了一番。猫一面听着，一面继续吃。“我认为这则寓言是针对国际关系而编的，因为它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猫听了还是继续吃，那又该怎么办呢？”

局势又突转紧张

1934年4月28日

最近几天政局非常紧张。的确，对我们这一行来说，有趣的形势和任务总是周期性地出现：过几段比较平静的时期，从容操办一些例行的公事，然后突然间又出事了，又要忙得不亦乐乎。自4月17日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 [28] 发表声明以来，政局一直在动荡；长电来来往往；大使、公使、代办、新闻记者川流不息来打听消息或探问对时事的判断，几乎无片刻休息。天羽至少让新闻记者有得忙的，外交官则在花上千美元付电报费。在不久前的一次晚宴上，我告诉天羽，我们大家都想把电报账单交给他，找他报销。他答道，好，没关系，他既然照顾了电报生意，就自然应从递信省那里得到回扣。目前还不太好判断，公众是把天羽视为一个说话不负责任的人呢，还是当作一个英雄呢。这大概要看你是去请教稳健派，还是去问沙文主义者。

对天羽原来的声明，日本报刊最初的反应是无条件赞同，但当国外反应不妙的消息传来时，有些报纸便一面绝对赞成唯独日本有责任“维护远东和平”之说，另一面却同意声明的措辞确实有点毛病。值得注意的是，广田26日给我的声明和天羽的声明是不同的。据17日声明的非正式译文，天羽是这样说的：

……为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必须单独行事，自负己责。这在我国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能够履行此项义务，日本必然期盼其邻国能分担维持东亚和平的责任，但日本认为，除中国以外，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够与日本一道来分担这个责任。

在26日的正式译文中措辞却有了改动：

然而，如果任何方面无论用任何借口采取不利于维持东亚法律和秩序的行动，日本都无法坐视不理；对维持东亚的法律和秩序，日本有最切身的利害关系。只需看它的地理位置，便可明白这一点。有鉴于此，它不能允许任何第三者不考虑上述情况而利用中国问题来推行其自私的政策。

据报道，天羽在17日声明中还说：

如果中国有利用别国势力来排斥日本的任何企图，日本都表示反对，因为这将危及东亚和平。如果中国企图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手段，日本同样表示反对。有鉴于最近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的特殊情势，日本希望外国认识到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哪怕只涉及技术援助或财政援助，最后仍必将对中国产生政治上的意义。如果将会产生此种意义的行动计划贯彻到底，必定会引起纠纷，而这又可能会迫使列强讨论划分势力范围，甚至国际共管中国或瓜分中国等问题，这将是中国可能遭遇的最大不幸。同时，这也将对东亚，最后对日本，产生最严重的影响。

因此，作为原则问题，日本不得不反对这些计划，虽然它并无意干涉任何外国单独和中国商谈财政或贸易事项，只要这些事项有益于中国而又无害于维持东亚秩序。如果这类谈判具有可能扰乱东亚和平与秩序的性质，日本就不得不反对。

例如向中国提供军用飞机，在中国修建飞机场，派军事教官或军事顾问到中国，提供贷款以供政治所用等，显然都会导致日本及其他国家同中国不睦，终将证明是有害于东亚和平的。日本将反对此类计划。

上述态度在日本过去奉行的政策中应已清楚体现。但由于外国要共同援助中国，要提供其他侵略性援助，其态度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太过露骨，所以日本才会对外公布上述政策。

至于为何要发表4月17日的天羽声明，已有许多揣测。我在致国务院的各次电报及最近的快信中力求讲清脉络，主要是根据这样的推测：外国在中国的活动迹象正日益增多，所以日本也日益顽固。另外我还说，如果赞成唯独日本才应维护远东和平的责任之说，就会使它在即将召开的海军会议上更有权要求拥有与英美同等的海军实力，还会使它能够独霸中国。天羽曾被日本新闻记者追逼，要他对此类问题表态。他最后得到重光的同意，披露已经发给驻华公使有吉的训令的内容。

广田是否批准发表此项声明无关紧要，因为声明正好准确地表达了日本目前想推行的政策。声明的措辞虽受到了一点批评，声明的内容却似已得到几乎所有日本人的无条件赞同。舆论的现状正是如此，广田要是否定这个声明，就保不住自己的位置。声明最后很可能会产生以下结果：①加深日本在满洲事变以来已普遍存在的孤立感；②推进陆海军为应对1935～1936年“危机”而做的准备活动；③使爱国激情发展到能够钳制政府的地步，以致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或海军比例问题上与列强发生明显的意见分歧时，无论何人当政，都不敢与列强妥协。

到车站给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送行，广田和大多数外交界同僚都到场了。

看见林德利走了，心里很难过。三十年前在开罗，我们就共事过。艾丽斯、我同他夫妇俩始终保持着诚笃的友情。他一向是个好同事，非常直爽，连机密消息也不吝赐教。

还有个同行，最近把送呈他政府的一封急件念给我听。之后经我请求，又私下送了我一份。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正如某人（在柏林与多德大使谈话后）对我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对“满洲国”的态度没有改变。我曾向你表示过我的意见，那就是，一旦美国认为改变态度有利，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史汀生主义 [29] ，它没有对任何人负有必须坚持这个主义的义务。尽管《国际联盟盟约》是其总统的杰作，美国在1920年还是不顾这一事实而抛弃了国联。

这种类比表明他完全不熟悉我国的政府制度。所谓史汀生主义，只是行政部门的一项政策，承认不承认某个国家也是一种行政特权。譬如派大使，国会可以做决议，但不能够不经最高行政长官的同意和命令而自行派遣。可是国会又有权拒绝批准包含《国际联盟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

这位外交官接着又说，他坚持认为，本来就不应该认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同样适用于满洲事变，他提出如下论点：

根据1901年9月1日的北京议定书，美国（还有法、英、意、比等国）有权在中国，即在北京、天津、山海关及其他地点驻军。假定至今还驻天津的、拥有现代化优良装备的大批美军为情势所迫，不得不使用武力以执行其正常的、条约所要求的任务，例如到离城二十公里甚至一百公里的地方去制止屠杀美国传教士的行动，那么史汀生先生会坚持说这一事件是侵犯了中国边界或违反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吗？不会的，因为那是讲不通的。然而谈到与此假设情况相似的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他却坚持这种说法。执着于法理，随意引申解释，推演到一定程度，就有违反基本常识的危险。

他的这番议论论据薄弱，比喻不伦不类。一个是当地外国驻军出击，保护侨民生命；一个是数十万大军侵入外国境内，从事大规模军事行动，其目的和结果都是使那个地区和它的所有者永久分离：二者岂能相提并论？我对他这样说了，他却不同意。他在他的信件中仍旧写道，只要美国和国际联盟坚持目前的态度，东亚局势就仍将存在战争的危险。

对于《九国公约》，这位同行的态度是，他既然不肯承认日本违反了第一条的规定，因此也就不承认它违反了第二条的规定。可是，缔约各国在第一条中同意“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后，又进而在第二条中同意“各国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定或协议或谅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条所称之各项原则者”。即使那些能接受显属虚构的满洲“自决”论，因而能相信日本没有违反第一条的人，也很难理直气壮地认为日本没有违反第二条。它既然和“满洲国”订了条约，那就当然违反了第二条。情况变了即可废弃法律上的义务，这话我们听得多了，但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假如可以得到宽恕和承认，那还不如干脆把一切条约都视为“废纸”——当个别国家觉得不方便时，就可以随意撕毁，就像1914年德国侵犯比利时那样。赫尔先生在他最近的备忘录中讲得很清楚，公认的修改或终止条约义务的办法是有的，但只能按照缔约各国规定或承认或同意的程序办理。我不希望看到美国承认“满洲国”的一天。

赫尔国务卿立场坚定

1934年4月29日

赫尔先生关于外国援华问题的备忘录发到时，幸好我在家。下午5点译出电文，5点半左右用打字机打好。虽然是星期日，又值天皇寿辰，我还是立即写一封私函致广田，问他能否即刻见我。他以电话答复，约定6点半会晤，因此我可以毫无延误地将文件送去。他慢慢地、仔细地看了，问我认为哪一部分或哪几部分最重要。我答道，我不认为我应该尝试对它做出解释，我认为电文本身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他只讲了一句评语，称天羽声明已引起“很大误会”，并说备忘录一经研究后即予答复。他极为友好，一点也没有表示诧异或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备忘录确实堪配赞誉，它完全符合形势的需要，行文巧妙，主旨鲜明，而语气委婉。

我看事情总算是过去了。广田保证日本仍愿尊重《九国公约》，约翰·西蒙爵士 [30] 似乎就欣然接受了，这未免太快了一点。他向下议院报告说，他对此种保证感到满意，这可能会使英国公众中某些人觉得有人还会有更多的要求和希望。无论如何，反正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们自己的立场。我想，国务院之所以“紧急”指示我尽快送交备忘录，大概是要阻止日本再发表此种虚伪的声明，据说外务省明天就要向报界发表这个声明了。显而易见，这份备忘录的确已制止了这类行为，因为第二天天羽便向报界宣称，眼下将不再有任何声明。不管别国有什么想法或做法，反正我们将会得到日本人的（也许是勉强的）尊重。这算是一件快事。

日本爱国主义者恐吓荷属东印度

1934年5月14日

帕布斯特来访，我们时常聚谈，这次是其中之一。他说，日本爱国团体“明伦会” [31] 最近派了一个代表团——内有退伍的海陆军将领各一人——来找他，交给他一份该会草拟的备忘录，就不久即将在爪哇巴达维亚举行日本-荷属东印度贸易会议一事敦促荷兰政府确保谈判成功，态度相当蛮横。备忘录还大发议论，提及荷兰政府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原住民的压迫，并说荷兰政府倘不与日本人妥协，就会使两国关系蒙上“乌云”。

帕布斯特将军说，他提出两点：①他的政府与荷属东印度原住民彼此如何相待纯属内政问题，不容别人干涉；②“乌云”之说含有恐吓性，这也是无法接受的。若要作为公使的他收下这份备忘录，这两点必须撤销。代表团的人鞠了一躬，貌似默然同意。公使说：“我可以把你们的鞠躬看作道歉吗？”他们又鞠了一躬。

公使又告诉我，他还听说，上述团体曾向日本政府建议，将来谈判若不成功，就同荷兰断绝外交关系。

荷兰公使想了解一下，美国大使馆在接待这类代表团和收受他们的信件时一向是怎么处理的。我告诉他，美国大使馆对这类代表团通常是以礼相待，但它从来不代表美国政府收受任何致美国政府或官员的备忘录、抗议书或其他信件。我们一贯认为，这些信件既然来源于日本，就应该通过惯常的、正当的渠道，即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美大使馆。

有几次，我们以为这些团体可能会找到大使馆要求转送什么信件，但自我到任以来，它们都没有这样做过，可见我们大使馆坚持的那种手续已卓有成效，打消了爱国团体和其他团体来我们面前陈述意见的念头。

日本式的绥靖政策

格鲁先生致美国驻瑞士日内瓦领事普伦蒂斯·B.吉尔伯特（Prentiss B. Gilbet）函

东京，1934年5月17日

机密

吉尔伯特先生台鉴：

4月5日来信收到，谢谢。遵嘱谨将眼下政局，特别是日本对待国际合作的态度略加概述，也会谈到日本志在称霸东亚的基本政策。

您在信中说：“人们有清楚的印象：日本在满洲的目标既已大部达到，所以它现在正试图尽量平息各方面对它的反感。”这实际上正是广田出任外相所承担的特定任务。于是，用日本报刊目前流行的话来说，广田先生的“国防外交”便代替了内田伯爵的“绝望外交”。

广田推行其和解政策，已显示了力量和才能。他是今年9月上任的，那时群众情绪正逐渐恢复正常。外务省咄咄逼人的发言人白鸟已被撵走。内田伯爵辞职，此事本身就是对军部势力的一个打击。几周内又开了有重大意义的“五相会议”，会上广田在与荒木交锋时据理力争，据信已获得了荒木不干涉外交政策的保证。随后在1月间，军国主义的“大祭司”荒木本人，也自知其对陆军许下的诺言无法实现，终于辞职了。

此外，在公开言论中，国会、公众舆论都对庞大的军事预算表示震惊，并出现批评陆军的倾向，认为他们不该让整个国家陷于不必要而又危险的动荡状态。商人和资本家也希望维持出口贸易的平稳状态。

这几个月来，广田一直都在做工作，主要是为日本同中、苏、英、美的关系打下一个友善的基础。我也深信他确有此意。报刊排外主义的缓和，显然是他插手的结果；重新努力逐个解决日苏间的悬案，说明是他在发挥作用；在他和我的谈话中，这点表现得更突出：他总是热心于探索一切可能改善美日关系的途径。有些人觉得他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小村 [32] 和加藤 [33] 之后最有才能的外相。

然而，许多人则认为广田的温和不过是一种手法和策略，实质上并不温和。的确，在去年如果不保证支持日本的大陆冒险事业，不深信日本有“维持东亚和平的使命”，他就无法上台。从这里正可以看出日本根深蒂固的、与温和相反的一面。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力求摆脱国际上孤立的危险境地，但在骨子里每个日本人，无论在朝在野，仍旧坚决地认为他们的国家一定要实现其久已抱定的野心，即称霸东亚。

正是出于这个缘故，除了嘴上的友谊之外，日本政府发现它很难向世界求得一点真正的友谊。人们都不免疑心，有很多人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打心底里认为，日本参与各种条约，承担各种国际义务，只是在帝国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当然也有通情达理之士，如在御前有影响的老一辈政治家西园寺、牧野等人，对这些近乎蛮横的观点，并不是毫无保留地赞同，但他们都是老人了，不能指望他们能对政局发挥长久的约束力。日本在每阵扩张浪潮过去之后，往往有一段巩固成果的时期。目前，这段时期对国家最为有利，但由于国民总以为目标已经在望，所以不肯承认这一点，这种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这使人立刻想起那个非常有名的、因外国援助中国而宣布日本将采取何种政策的天羽声明，这就表明了广田为日本争取朋友的愿望同这个国家的基本目标之间是互不相容的。一方面，声明已经给广田的睦邻政策造成极为尴尬的局面；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人，甚至没有任何政府官员站出来否认这个声明代表真正的国策。碰巧天羽声明的原稿本是发给日本驻外使节的训令，它的公开发表并没有经外相同意。这是事实，但这个细节无关宏旨。日本一向表示坚决反对《九国公约》的宗旨和意图，反对国际联盟给予中国国际（和西方的）援助，他们任何话都能说得出口……

至于苏俄，在目前看来，日本正试图与其保持和睦。就东京观察到的形势而言，双方现在都不想打仗，日本或满洲都没有进行临战准备的迹象。至少目前，我们只需担心发生非常严重的边境事件。广田已着手逐一处理中东铁路、日元和卢布兑换率、渔业纠纷、边界等各种问题，显然是真心希望了结这些悬案，但进展迟缓，也不见得有加快的可能。

苏联计划参加国联的传闻在此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虽然出现过一些把此步骤解释为苏联旨在保障国家安全的评论。但日本人明白苏联人进入国联将会加强国联在远东的影响，但这种可能性极小，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忧惧。顺便一提，苏联大使最近告诉我，他没有理由相信苏俄即将加入国联，但将来会怎么样他就不知道了。

至于苏日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广田说过，他的政策是先消除两国间具体的争端，然后才考虑订立一般性条约的问题。据信，有个很强势的少数派——显然是陆军——反对订立此种条约；目前国民心理正趋于正常，如果无视这个少数派，这种趋向就有倒退的危险。在消除这些具体争端以后才订立条约，少数派就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再继续反对了。

在结束这封信时，我要提到来函所述当前日本方面在日内瓦提出的意见，即希望仍能参与国联的一些机构，作为换取日本合作的条件，否则日本便废除与国联有关的一切条约。既然我在东京写信，那根据我在这里的暗中观察，首先我倒怀疑日本所谓的合作到底有多大价值（麻醉品控制之类的社会问题除外），因为日本在远东的目标是具有独占性的；其次，我怀疑废除与国联有关的一切条约是否就会造成一种让日本广大人民深恶痛绝的局面，至于说接受日本的保留意见，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难免有困难，如此东京会认为这就找到了似乎可信的理由而在明年不退出国联。对此，我也不敢置信。关于国联的事，日本早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日本政府已再三表示，日本退出国联是因双方意见有根本分歧，乃势在必行。仅在两周前，外相——即便他是现已明确表态的调和派的先锋——还公开说：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主张被列强否决，才不得不宣布退出我们与之密切合作过这么多年的国际联盟。不过，为了能够完成我们在东亚的使命和任务，这一步骤也是日本必定要采取的。”

日本“在东亚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表达日本自信负有“天命”的词句之一，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倘欲保持日本的国联成员国身份，就要甘冒否认这种“天命”的危险。而如果日本确定无疑会退出国联及国联的各种活动，那又自必带来这样的结果：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国联来作为在列强间纵横捭阖的工具了。

上述各点也表明了当今“老人内阁”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斋藤政府可以说是在试图继续踩刹车。此外，内阁虽已渡过了最近几次政治危机，但一次比一次吃力，所以它又是在抢时间。究竟是让国民的明智与见识尽快重新显现出来呢，还是等不到温和势力占上风政府就被拖垮了？现在，不顾多方面的不满继续支撑政府的只有天皇御前那些开明的、超党派的谋臣。要是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失败了，继任的政府几乎必然会更加反动。为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着想，他们必须尽量坚持下去。不管怎么说，当年掌握政权、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的那代人再也不会接管今日的政治事业了。我们早晚会严重关切这样的问题：新一代人能否胜利完成国家势必承担的艰巨任务，因为美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将会发生直接冲突，除非有人竭力扭转航向。

向您致以私人的问候。

您十分忠实的格鲁

7月3日，斋藤首相的内阁辞职，以冈田海军大将 [34] 为首的新内阁接任。

评价冈田内阁

1934年7月6日

电告国务院，有一位知名的日本自由派人物同我大致谈了谈新内阁。他认为成立这个内阁是稳健派的巨大胜利。事实也确是如此。因为沙文主义者曾大施压力，要求由极端的国家主义者来组阁。西园寺、牧野和他们那派人显然正在掌权。广田外相和林陆相将留任，高桥藏相也将暂留，虽以后大概会由大藏次官藤井来接替他。和我谈话的这个人说，这个决定犹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是让美国按其自身利益来挑选内阁，也挑不出比这更好的了。他说，新内阁将严格遵循斋藤内阁的政策，但将更有魄力和主动性，这是斋藤所欠缺的。我告诉国务院，我虽然还不能够完全同意上述评价，但我的确相信稳健派已占据上风。给我提供情报的人已经证明，此人的意见值得重视，因为连冈田的名字都还没有被公开提到以前，他就已经预言冈田大将要受命组阁了。

和苏联大使一次有益的谈话

1934年9月7日

拜访苏联大使，询问他关于出售中东铁路的谈判，除已经见报的进展而外，是否还有其他特别的新情况或事实，能否相告。尤列涅夫先生答道，尽管日本宣称谈判只是中止，但事实上已经谈崩了。他说，谈判停止，至少也能把大桥先生赶下舞台。此人既无知又碍事，纯粹是满洲的日军当局硬把他塞进来进行谈判的。他认为若摆脱此人，广田先生或许会同样高兴。

我问尤列涅夫先生，出售铁路无法达成协议，是不是还由于彼此都怕丧失威信和想获得精神上的胜利，而不仅是价钱的问题。因为苏联的要价和“满洲国”的出价现在只差四千万日元了。这根本不是问题。大使答道，谈到钱，日本人是锱铢必较的。广田先生当驻苏大使时，为了五百万日元的事就曾和苏联政府磨了很久。我问大使，有无迹象表明哪一方将会提议重开谈判。他只答现在还看不出来。

在这一点上，尤列涅夫先生对广田先生颇表赞许，说自己真是佩服他。他认为广田是个谈判能手，很机灵。比起之前的内田伯爵，和广田打交道要愉快得多，内田不过是日本军部的传声筒而已。

总体关系

大使说，他认为目前爆发一场苏日之战的可能性极小。苏联人在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力量很强，且早有准备，足以防备万一。他认为即使发生什么令人动火的事件，也会局部化，特别是因为满洲的日军现在还不具备发动攻势的条件。他说他也认为日本军部的气焰比荒木将军当权时期收敛很多，天皇及其近臣的势力大有起色，比以前有很大的能力来为该国推行稳健政策。他认为，最近撤掉末次海军大将的舰队指挥权而代之以永野海军大将，乃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说明稳健派的力量确实已经增强，也是一个信号，说明在即将举行的海军谈判中日本愿意实行和解政策。末次大将会不会另有任用，尤列涅夫先生似乎还不知道。

尽管大使避而不谈对大局是悲观还是乐观，他的话仍给了我一种印象：展望前途，他现在并不特别担忧，而认为情况正在好转。

中东铁路职员被捕事件

问他大批中东铁路苏方雇员被捕意味着什么时，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这个事件。他当然说，他们完全无辜，加给他们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相反，有确凿证据证明，所控破坏行为都是其他方面的人干的。他说，装载日本枪炮和其他军用品的铁路车辆一点也没有遭到损坏，这就特别值得玩味了。

《洛迦诺公约》 [35]

大使转而讨论欧洲局势，说《洛迦诺公约》肯定会成功订立的，但他对德国和波兰是否参加毫无把握。

英日同盟

大使问我，有英日结盟之说，我是怎么看的。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些谣言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从理论上很容易谈论这个话题，但我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相反，我甚怀疑英日之间是否进行过重修旧好的具体谈判。大使说，他同意我的看法，他也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但他认为英国目前在远东的处境的确值得其忧虑。他问我对英国派工业代表团到“满洲国”一事有无准确的了解。我答道，我没有理由相信此中含有任何政治意味。大使表示同意。

广田论1934年的海军会议

休假

将赴北平度假一月。行前拜访外务大臣，向他告辞并告诉他，在我休假期间如有事要和大使馆商讨，可以找内维尔先生，他随时都乐于效劳。

海军会议

外相主动提及海军会议问题，说日本已明确决定，大概会在1934年年底废除《华盛顿条约》 [36] 。海军中有许多人希望立即废除，但广田先生坚持要等到10月伦敦会谈之后，因为一个缔约国一旦废约，对所有其他缔约国来说《华盛顿条约》也将归于无效。广田先生是想在废约前同有关各方讨论此事，以免得罪其他缔约国，也免得在海军会议前夕造成不良气氛。如果大家不先有某种谅解就废约，是有可能造成这种气氛的。外相说，废约的事将分别同各国商讨，由于斋藤大使不在华盛顿，此事将由松平大使在伦敦与美国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团讨论。

广田先生说，同外国解决海军问题的困难固然很大，但还不如国内问题那么难，在国内他还得对付那些沙文主义者。他说希望在海军问题上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如此就可以使各国今后免于负担沉重的造舰计划，特别是因为日本海军的少壮派军官坚决反对建造大型舰只而赞成建造小型的。

“一定要为帝国海军雪耻”

1934年11月2日

“青年及在乡军人协会” [37] 在神户开会，我们得到了有关此会的第一手报告。陆军第四师团司令官的参谋人员松本中佐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要点如下。

（1）海军会议结果如何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在日本所要求的那一级军舰方面，它现在已占优势，并将继续保持这种优势。日本任何时候都能够打败美国，而且老实讲，也能打败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

（2）前几次海军会议上，美国耍两面派手法，致使日本的地位低人一等，一定要为帝国海军雪耻。

（3）归根结底，公道之所以得不到伸张，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总是从中作梗，必须消除来自这个国家的一系列侮辱。要把日本确立为公正世界的统治者，就必须打垮美国。

（4）以前曾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美国，由于奢靡浪费已变得虚弱不堪，现在是日本显示其大和魂所赋予的品质的良机。

（5）仗是一定要打的，一切都必须准备好，这样才能保证胜利。日本陆军现正伺机而动，退役和预备役军人必须随时准备应召入伍，时间或许在今年年底以前或明年年初。凡退役军人皆不得离开所在地区，有最要紧的事也只能短暂离开。

（6）日本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将来也绝不会被打败。

想到经常参加这类会议的年轻人易受影响的年龄及相当有限的眼界，上述那一类讲话看来确实有点危险，而且容易导致政治事件，特别是在人们因伦敦海军会谈而有点激动的这个时候。我将非正式地提请广田注意这个问题。

接待贝比·鲁思

1934年11月6日

驱车与贝比·鲁思、勒弗蒂·奥杜尔（Lefty O’Doul）和东京高尔夫球俱乐部冠军赤星四郎一道去朝霞打高尔夫球。尽管整场都有摄影记者缠着贝比，我们还是设法打完了大约十四洞。贝比的高尔夫球艺高超，和奥杜尔一样，两人都打得很稳，但因好些日子没有练了，并不是每一杆都准。贝比·鲁思说，我老是想猛挥（我常有这个毛病），和打棒球的原理完全一样，如果挥得太猛（你瞧，这位击球之王居然这么说），眼睛就无法始终盯着球。听他这样评论，我觉得有趣。之前倒没留意过贝比·鲁思在本垒准备打击时是否真的一眼不眨。

这天，我真觉得有趣的还是在来回的车上听贝比和勒弗蒂谈论棒球界的许多事情。当时要有个速记员在场就好了。因为要拍新闻影片，打完高尔夫球后，我们还得坐在俱乐部的台阶上继续谈话，球童站在后面。不料突然之间，又要我谈一点感想，我便说（现在记得是这样说的）：“贝比！总之能在东京见到你，太好了。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今天你的游伴都与众不同：一位是赤星先生，东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冠军；一位是我，全世界最差的高尔夫球选手。”

贝比豪爽地答道，他绝不同意我给自己封的称号。因为在球场上他老是被引入该死的圈套。这倒是实情。但是，头一杆他就猛然一挥，结果每次他都能脱险，而我却办不到。不必多说，俱乐部的人员和球童都兴奋到了极点，我还给所有在球场上遇到的运动员介绍了贝比。他总是说：“很高兴见到你。”他这次来，当然全日本都轰动了，他才是一位显赫有力的大使，我根本无法跟他相提并论。

美国在远东为何必须立场坚定

1934年12月27日

在伦敦海军会谈中，不管日本的态度如何顽固，我国政府和代表团都应毫不动摇，坚决主张现行的海军比例保持不变。我国政府和代表团决定，日本政府通告废除《华盛顿条约》这一行动，已自然地造成了一种会谈应当无限期中止的新局面，遂使日本人空手而归。对我们从所处位置观察伦敦会谈如何发展的人来说，这种结果令人特别满意。

首先，浮上我心头的想法是，美国现在和将来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准备退出远东，也许是体面地、逐步地退出，但终归是退出，听任我们的条约权利被取消，“门户开放”原则被废弃，既得的经济利益化为乌有，商业活动丧失保障。有人主张走这条路，而且私下向我鼓吹过，理由是任何别的政策终将导致难免与日本一战。弗兰克·西蒙兹（Frank Simonds）就曾强调说，这种危险几乎是必然存在的。在他们看来，冒这种危险是“得不偿失”的，因为美国放弃它在远东的各种利益并消除未来的战争危险之后，还是照样可以过得很舒服。

另一条路是始终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部分地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意志坚决但不咄咄逼人，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积极地、循序渐进地促进这些利益的正常发展。

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华盛顿的现任政府想走第二条路。因此我想，我们可以抛开退出远东那个假设，在估计前景时可以相信，我国政府绝对无意放弃美国在远东的合法权利、既得利益、不受歧视而均享机会的特权和商业的健全发展。

就我们自己的态度而言，走这第二条合乎逻辑的道路，不会也不应该与睦邻政策有什么矛盾之处。既然决心支持和保护我们在远东的合法利益，就难免时常与日本发生摩擦，但这个决策是可以而且应当采取绝不牺牲原则以及争取将美日间摩擦控制在最小限度的办法来实现的。

日常执行这一政策就是外交的事了。外交有时很难办，但总归是重要的，因为政策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处理我们已经碰到的以及今后还会继续碰到的各种问题。日本人有明显的自卑感，在表现时又披着同样明显的优越感的外衣，因此会极为敏感，伴之而来的便是咆哮、恐吓、沙文主义、惧外、仇外和有组织的全国性宣传：由于这一切，处理悬案的方式方法就很关键了，其中大有讲究，尽管就争端的性质来说它们往往并不值得那么小心翼翼。我国政府完全了解这个事实，从现政府就职以来发给大使馆的训令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而我们执行这些训令或相机行事时，也经常考虑到上述情况。

但在我们日常外交的背后有一个头等重要的因素，即国家作为后盾，并以国家的军备来显示和加强这种支持。我认为，我国军备的基本要素应是在原则上维护现行的海军比例，最后在实际上、在与日本海军力量的对比上达到并保持现行比例。在这种背景下，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外交才能有把握做到说话有人听并言出必行。最近报纸报道，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38] 将军说：“陆海军保持精锐，就可以给政治家的和平言论增加分量；危机临头才急切如狂，加紧建军，那就只能招致敌人进攻。”我们需要充分的准备，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不住在日本的人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目前的情绪。听说有位美国参议员最近建议，我们应当给日本同等的海军比例，以免将来发生战争。姑且不论这位参议员对我国在远东应奉行的总政策的见解如何，他公开讲这种话，就足以坚定日本的立场，助长扩张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而这种危险恐怕是他根本不知道的。日本报刊当然就把美国要人中诸如此类的言论挑出来广泛宣扬，以此论证日本的普遍信念，即美国的和平主义分子正占压倒优势，终将支配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种普遍倾向：把我国的外交声明说成虚声恫吓，认为大可以置之不理，不用担心后果。

日本人不停撰文高呼日本命中注定要征服和统治世界（原话如此）；陆海军中某些人、爱国团体、狂热的国家主义者都要求举国一致。他们的扩张野心昭然若揭。关于这一切，那些赞同这位参议员意见的人若能听到和读到一点，若能有所认识，那就好了。日本人之目的是要在中国、菲律宾、海峡殖民地、暹罗及荷属东印度群岛、苏联沿海各省和海参崴取得贸易控制权，最后取得政治上的压倒优势，就像征服朝鲜和满洲那样。一个时期走一步，中间稍歇一下，以巩固成果；然后，一见面前的障碍能用外交或武力来扫除，便又走下一步。眼看许多人都在做这样的帝国梦，陆海军可以不顾东京政府稳健派首脑的约束而恣意横行（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满洲事变已是明证），而我们还要指望条约的约束力或国际间的规矩来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即我们自己的财产，就是在自我催眠。这是不可饶恕的。

在与荷兰公使帕布斯特将军的一次密谈中，这位久居日本、精明练达的同行说，据他看日本海军充满排外好战的狂热，且一心要与陆军争功，以免在公众面前失势，所以很可能会在危机时刻或实际上在任何时刻不计后果地攻占关岛。

我不认为现在就会有这么疯狂的一幕，可是，若从条约权利和国际法的观点来评判，陆军在满洲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没有理智的行动。重要的事实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今后也依然如此的情况下（虽然在日本历史上沙文主义的钟摆总是往复于强烈和暂缓的周期之间），这个国家的军人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这样的事。

当日本人说日本是东亚的“稳定因素”与“和平保卫者”时，他们的意思是要实现日本治下的和平，最后在经济上完全控制东亚。照某些人的想法，日本还要在政治上全面控制东亚。最近一期的《费城公报》（The Philadelphia Bulletin ）引斋藤大使的话说，日本准备用战斗来维护计划中的和平，看来可能是误引。不过，这话也恰好道出了今天许多日本人的心思。日本国内有一种虚浮狂暴的氛围，这主要是军部的宣传培养起来的。这种氛围可以在今后几年或几代内把日本引向极端，让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除非政府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确能力挽狂澜，能防止国家走上民族自杀之路。

这种防止行为能有多大功效，始终可疑。经常有人在密谋反对政府。例如听说11月22日发现，有几个第三步兵联队的少壮军官和东京士官学校的学生已策划好要刺杀包括牧野伯爵在内的各种政府要员。 [39] 密谋被发现后，有几天不准士官学生走出校园。还有一桩类似的密谋，据称要在国会临时会议开幕时袭击政界人士，再来一次“五一五事件”，听说也被发现、被提前处置了。这类密谋的目标是要建立军事独裁。诚然，要证实这些谣传是不可能的，但是谈论颇多，无风不起浪。

我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出国来这里住一住，慢慢就会觉察到局势确实有潜在的危险和祸害，不要继续在一个自己毫无所知的问题上发表学究式的议论、写学究式的文章，徒为日本军部和极端分子提供炮弹。这些分子得势已非一日，现在则更有力量了。有人认为自1931年以来即暗中存在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只要外国稍予鼓励，他们就会强大起来，崭露头角，获得控制权。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自由思想是有的，但他们无法畅所欲言，而且大都软弱无能，短期内多半还会是这样。

这么说也许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这些大使馆的人是在助长某种“反日”情绪。事实绝非如此。不喜欢、不赞成某家的一些成员，不一定就是敌视其全家。依我看，日本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举世无双。我倒想把广田归入这一类，假如他能如愿以偿而不为军部掣肘，我相信他可以把国家引上较安稳的航道。

有位属于这一类型的朋友曾向我们哀叹说：“我们日本人做事总是慢手慢脚，又自高自大，错了连解释一下都不肯。”他们的外交一向是现在也还是“拙劣的外交”。他们的手段向来不高明。不错，日本“拙劣的外交”要由军部和极端分子负主要责任，但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往往缄口不言，敏于行而拙于言。军部和极端分子又一点也不了解、一点也不在意日本和别国的关系，政府官员如白鸟、天羽之流则一味巴结军部，一心只想借此提高他们自己在国内的声望，保住他们的前程，许多麻烦都是这样造成的。也许我们还得感谢他们，常常事先就在无意中泄露秘密的也正是这伙人。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减少我们对日本生活中那些优良部分的好感，也绝不会使我们“反日”。日本是一个矛盾百出、爱走极端、大智与大愚兼而有之的国家，这可以在有关海军会谈的言论中找到恰当的例证。海军当局和报刊一直都在坚持说，日本如果没有与美英同等的海军实力，就不能有效地防卫它的海岸；与此同时，报刊和公众又在文章、演说、交谈中大吹大擂，称日本海军今已强过美国海军，一旦打起来，轻易就能击败美国。在这种气氛下，一个外国人要保持超然冷静的态度就非常难了。我们使馆中人正力求冷静，但愿确能做到。在此期间，我只能做到不要惹起严重事端。建设性的工作目前是谈不上了。我们的精力正集中于反对破坏性的势力。

鉴于上述诸多考虑，我必须毫不迟疑地再次强调：局势有潜在的危险，做好应变的准备乃美国当务之急。在国际裁军运动中，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曾带头限制和裁减军备。我们抱过希望，以为这个运动会有进展，但是，华盛顿会议后十二年来时局的发展却并未给运动的进展提供有利条件。除非我们准备赞成在远东实现日本统治下的和平，赞成日本所设想和解释的这种和平运动必然会带来的一切后果，否则我们就应该迅速把我们的海军加强到条约所允许的极限。《华盛顿条约》期满后若不继续签订，我们也应该不惜代价地继续保持美日之间现在的比例，这是为了控制和减少战争危险而在平时缴纳的保险费。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或抵消美国强硬派的好战言论，就像防止或抵消和平主义者的失败主义言论那样。这两种言论有许多都被日本报刊登出来了，因为前者可以用来煽动公众的反美情绪，后者则可以用来制造一种印象，使人觉得美国软弱、踌躇，只会虚张声势。

我自己的看法——尽管只是猜测——就是日本绝不想挑起海军军备竞赛，它发现我们在比例问题上立场坚定，就会在《华盛顿条约》期满前的今后两年内，或在我们现在的造舰计划全部完成前提出另外的建议。据信，一旦美国的造舰计划确已完成而达到了条约允许的极限，那时候——大概不会在此以前——日本就会认识到我们是认真的，就会谋求妥协。我们认为，日本的海军政策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定的，即认为美国绝不会把海军扩充到条约允许的极限。过去两届政府的海军政策、美国和平主义分子的表面得势，再加上最近经济萧条的结果，更助长了这种想法。

不错，日本正在拼命制造和煽动舆论，即要求哪怕不是在事实上，也要在原则上拥有和美国同等的海军实力，大有破釜沉舟之势。但日本领导人也是善于用宣传改变舆论以适应新情况的高手。一旦日本确实看到争取同等地位已不可能，那就很难相信它会听任事态发展到非搞海军军备竞赛不可的地步。1935～1936年的国家预算共达2193414289日元，其中陆海军军费约占47%；到1936年，国债估计将为9亿8800万日元，几乎等于内阁统计局所估计的1930年的国民收入10亿6350万日元；在满洲的费用高昂，居民的税负已够沉重，很大一部分人民亟须拨款救济：在如此情况下，很难设想日本还能实行与美英并驾齐驱的海军计划。

只要我们的立场表现得坚定明确，就可以静观日方的下一步。我相信这一天指日可待。

关于最近伦敦海军预备会谈的情况，就我们在此期间所能猜想的而言，我认为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成果是英美呈现出在远东加强合作的明显趋势。日本如此藐视条约权利，控制东亚的野心永无止境，如果我们能够指望日后美英结成坚强的联合阵线与之抗衡，而这恰是“拙劣的外交”的又一直接后果，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宣布过一项政策，叫作“说话和气，身携大棒”。要使我们在远东的外交有成效，要想把终将与日本一战的危险性减小到最低限度，就只有采取这个办法。这样的战争也许是不可思议的，真是不可思议，但它的鬼影总是在那里徘徊，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还会是这样。把这一点丢到计算之外，就是可耻的鼠目寸光。最好的回避方法莫过于充分准备，因为战备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事实，日本的沙文主义者、军人、爱国者、极端国家主义者虽在叫骂美国的“挑衅性措施”，但是连这类人也能领会和懂得这个事实。苏联大使最近告诉我，有个日本要人曾对他说，苏联沿海各省之所以得免于日本的进攻，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在西伯利亚和海参崴加强了战备。我相信这是真话。我要再三敦促，我国也要做充分准备，以防远东发生不测。

上述各项意见，我当然已向我国政府呈报。

有关日记和函电的说明

1935年1月22日

回头重读这本日记时，我真不禁感叹：我竟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将其示人。它就是这么一个草稿本，一张用碎布缀成的褥子，其中有很多评论还是草草写成的，都需要进一步阐释或讨论。例如日美关系，这方面是很广泛的，绝非此种流水账式的记录所能容纳得了。我那样逐日论述，仓促行文，就很可能会给人留下错误印象。我们的正式函电，就其整体来说，也许还能涵盖这个方面，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还是必须以这些函电为准。日记的作用仅仅是给正文补充一点例证而已，在历史研究中绝不能只考虑这些例证而撇开正文。

我们的函电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并按一段时期来读，才能得到正确的观念。有些函电也许可以说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有一封讨论海军会谈的、据说是寄给总统的呈文（1078号），原是根据这样的想法写的：日本人就全体而论，对海军比例等问越绝无妥协之意，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举国一致的。这在目前来看是实情，千真万确，但两周后我又写了一封信（1102号），上报这么一个意思（仅属揣测，也声明是揣测）：当日本人终于发现我们真的是要保持现行比例，要把海军实力加强到条约允许的极限并付诸实践，即便这意味着海军军备竞赛也要继续实行此项政策时，他们就会谋求妥协而不敢搞军备竞赛。尽管他们已是背水一战，但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可以改变舆论和政策，甚至在条约期满前的两年内就会改变。正如我说的，这只不过是猜测，但包括参赞和海陆军武官在内的使馆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合理的猜测。所以这两封信实际上并不矛盾：第一封是谈现在；第二封是预测在一定情况下将来会怎么样，即若我们用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决心要把我国海军建立起来并保持在5∶3的比例上，日本将会做出何种反应。如果两封信总统都看见了，但愿他能领会此意。

美国为何不应撤销《移民法》

1935年1月27日

刚从美国回来的赖夫斯奈德主教夫妇和正在进行环球旅行的沃尔特·埃奇（Walter Edges）夫妇前来茶叙。赖夫斯奈德把他和赫尔、卡斯尔等人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主要是谈废除1924年《移民法》中有关区别对待的条文 [40] 的问题。他在加州时曾想拜访赫斯特（Hearst），征询其意见，但赫斯特病了，不能见他。我认为现在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项法令固然一直招人怨恨，今后也一样，但是现在废除区别对待的条文，就会被许多人视为示弱，被解释为意在安抚日本的好战情绪，也许会出现几篇动人的社论，称赞此举，说我们有承认日本享有同等权利的雅量，但日本的政策绝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军部的宣传也绝不会因此降低调子。相反可预料的是，有些日本人一定会撰文论证说，美国既能在移民问题上承认日本的同等地位，那么在海军问题上承认它的同等地位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何况，谁敢说某个法案一定能在参议院通过？我们就曾以为我国和土耳其签订的《洛桑条约》肯定会得到通过，政府也以为《国际法庭议定书》定能通过，然而两者都没有通过。提出废除《移民法》的区别条文而又废不成，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还是暂时不动为妙。

我国海军在太平洋演习为何有助于和平

1935年4月1日

新当选为“美国基督教科学派联合理事会”理事长的伊凡·李·霍尔特（Ivan Lee Holt）博士从上海回国，顺道来看我。我已为他安排好与广田会晤，他只是想带个表示友好的信给广田。他说，国内各教会正在要求取消预定在太平洋举行的海军演习，理由是对日本来说，这将构成一种挑衅和威胁。对这件事，他问我，他应该抱什么态度。

我竭力为演习辩护并告诉他，我认为反对演习的运动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还是危险的。演习纯系例行公事，大约两年前已做了部署，不会进入距日本海岸一千五百英里的范围之内；我们有两大洋需要保护，假若取消演习，那不仅是荒谬透顶，而且是示弱于人，自认害怕日本。如果我们制定政策，采取行动，全是要为讨日本人的欢心，那就只会使他们更加趾高气扬，只能招致日方采取进攻的策略，还会使他们觉得我国所谓的和平主义者正占优势，他们日本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任意侵犯我们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丝毫不必担心我方会采取防卫行动。若造成这样的印象，显然是有害的。

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若奉行某些教会所鼓吹的软弱和失败主义的政策，肯定只会加速战争的到来。遵循我国政府的明智政策，备战而不犯人，保护我们的正当利益而不悖睦邻精神，这才是保证和平的上策。假如日本认为应当把我们例行的海军演习解释为武力威胁，那也只能悉听尊便。因为首先炫耀武力的正是它，我们越显得没有骨气，它就越要拔刀相向。东方人欺软怕硬，最能助长其凶焰的是软弱。

交谈时，我当然没有完全使用这样的措辞，但我的确讲得极其坦率，因为国内有些教会的态度使我非常不安，霍尔特博士作为联合理事会的理事长也许可以施展巨大的影响。他好像有点诧异我的看法竟会是这样。因为据他说我在人们心目中原是个教会利益的坚决支持者，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明白了我的意思。临走时，他至少暗示了他将按我的话去做。如果我真有侨居此地的教会工作者的好朋友和支持者（我确实是）的名声，那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忠告或许会格外受到尊重。

德国重整军备，为何有利于日本？

1935年4月2日

罗马尼亚代办斯托伊切斯科及帕布斯特相继前来漫谈政治。德国宣布重整军备，确实让时局陷入一片混乱，一切都有利于日本。欧洲的紧张局势加剧，除仍在关心远东的美国外，列强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那边去了。日本可以更加安心，不用担心外来干预，自英日同盟终止以来，像这样的时机还从未有过。若与别国进行政治谈判，它也就居于特别有利的地位。昨天，天羽否认苏日将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声称并没有为此推进过任何工作。的确，在目前形势下，日本确实无此必要。事态发展正对日本有利。天羽说，日本除与波兰有过某种非正式的谅解外，同别国都没有联盟或协约的关系。我们还看到一些迹象：日本和德国正在密切交换意见和情报。但这一切还都不明朗，主要的事实是，日本现在可以“稳坐”一侧，并按部就班地推进其计划，它估计欧洲列强自顾不暇，不可能多为远东操心。这种局面只会使我们的外交更加难办。

一位伟大的日本绅士论日本

1935年5月22日

式部官长松平子爵和夫人在梅普尔俱乐部举行了日本式的盛大宴会，座中有牧野伯爵、林男爵、宫内省官员和全体外国使节（临时代办除外）及其夫人。有头衔的代办也在座。这真是一次盛会。

宴后与牧野伯爵同坐，交谈颇为有趣。其间他讲到他刚和巴黎《时报》（Temps ）编辑杜博斯克（Dubosc）的一次谈话，此人正在日本旅行。杜博斯克明确告诉牧野伯爵，他认为日本的政局“险恶”，因为各政党互相倾轧，腐化堕落，国政既有走向军事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也有走向共产主义的危险。

牧野对杜博斯克说（据牧野对我的转述），“您回到巴黎以后，无论做报告还是写社论，在讲到日本国内局势时，请把‘危险’一词从您的语句中删掉。在日本，我们有一种他国无法企及的预防设施，那就是皇室。只因天皇至高无上，永能独断乾纲，所以断不会有来自军事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的‘危险’”。

这位老人说话如此刚劲，显出这么强烈的爱国心，我还是第一次领教。他热泪盈眶，不得不擦拭眼镜。他今晚说话的神态和语气顷刻之间便流露出日本人强烈的忠君思想。我觉得，全国这种忠君思想的力量（不管有多少争吵、政治骚动，甚至刺杀，或许正因为有这些）是很强的，比外国人通常感觉到的要强得多。总之，今晚我窥见了这位平素温文尔雅的牧野伯爵的内心。这瞬间的一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将永远把他看作世界伟人之一。

美利坚先生和夫人访日

1935年6月20日

美利坚先生和夫人到处拜访，今晨拜到大使馆来了。它们是两个和真人一样大的美国吉祥物，是纽约市市长送到日本来作“亲善使节”的。它们不仅身材如人，而且外形生动逼真。艾丽斯盯了一会儿这位年轻太太秀媚的眼睛，不禁说道，那双眼睛后面没有灵魂才怪呢。这次访问引起了很多争论，争论的形式是写公开信给《日本广告报》：一记者认为，这全是无聊之举，有损尊严，听说总理大臣和美国大使还向吉祥物敬过冰茶，他们都来接见吉祥物，简直不像话，把日美两国的人都置于荒唐可笑的境地；而另一些记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

大概是这么回事：日本铁路的旅游部门向纽约市市长提出，送两个美国吉祥物来做“友好访问”，它们将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拉瓜迪亚（LaGuardia）市长接受了这个建议，便把这两个吉祥物派来了，在它们临行前还于纽约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据报道，在载它们来的日本邮船上，它们坐的是头等舱，现在则正在乘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渡轮及其他各种交通工具遍游日本。当然，此举不过是为日本旅行社做宣传，是一种噱头十足的广告而已，但当得到通知说这对吉祥物要来使馆拜访我们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接待，否则只会徒然得罪人，造成不良印象。不过，我还是很小心，特向美日协会的一个日方工作人员请教。他经过调查后，劝我放心接待。

之所以要接待，有几个理由：第一，首相、几个阁员和东京市市长都要接见这对吉祥物；第二，在日本，人们对吉祥物的感情深厚而普遍，这无疑起因于日本人热爱小孩，一年有好几次儿童节，还有各种玩偶社团；第三，我相信应该支持美日间的旅游业，来日本游历的美国人越多，对日美关系越有好处，可以防止某些意外事件和变故。因此艾丽斯和我便在后阳台接见这对吉祥物，大部分使馆人也在这里看热闹。美利坚夫人进来时掉了一只手，但很快就被修好了，它们被放在两张椅子上坐着，我们则在一群摄影记者面前和它们握手。按惯例用冰茶款待陪同吉祥物前来的日本人。不到十分钟就完事了。

后来又在日比谷会堂开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小孩，东京市市长亲临致欢迎词，我至少得派个代表，于是便派三等秘书安德鲁斯（Andrews）去代我读了演讲词，说我很乐意赞助这次访问。为了添上一点轻松味，我的演说词有这么一句：“美利坚先生和夫人有一点比其他来日本观光的人强：它们说日语、懂日语的情况，就和它们说英语、懂英语的情况完全一样。”不幸日本报刊未能领会这样故作玩笑的真意，竟把我的话引成：这对吉祥物精通日语。

每天仍有人写信给《日本广告报》，有的很友善，有的很可恶。这事其实不值得这么重视。不过我确信，我也来凑热闹，尊重这个国家对吉祥物的感情，日本人是高兴的。

苏联大使认为美日关系前景不妙

1935年7月17日

今天拜访苏联大使尤列涅夫，他要去休假，即将启程。话题从苏日关系谈起。大使说，两国对某些困难问题虽有争执，但他毫不忧虑结果如何，因为日本人不想打仗，更没有准备好。他认为我要对付的日美间的问题远比他的问题棘手得多，日美关系的前景比日苏关系的前景更暗淡。他的意思是，未来的日美关系不容乐观。在这一点上我和大使有所争论。我逐一列举了日美间的重要问题，略加论述，然后对他说，我确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即使得不到解决，至少也可以暂时搁置起来。

尤列涅夫先生说，关于苏联与“满洲国”的边界纠纷，自我们上次谈话后，情况已稍有改变。现在是想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任务不是定界，而只是处理由边界问题引起的具体争端。正如他上次告诉我的，起初他主张委员会可以有日本人参加，也可以有“满洲国”人参加，但不能两者都有，苏联人不同两者一起打交道。可是现在他的政府已同意在对等的基础上和两方的代表会商。换言之，即苏方代表的人数必须与两方代表的总数相等。广田先生还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预料谈判将会拖得很长，特别是因为在此种问题上日本军部是很难满足的。他认为在成立委员会之前，议事日程、开会地点等都需要多次商讨，而这些谈判又得由他本人主持，所以他觉得今夏出游轻井泽的希望不大。

向广田辞行

1935年7月18日

今晨拜访外务大臣，告诉他：鉴于驻日已有三年多，我国政府准我休假一次，明日即启航返美。我还说，但愿能在秋末回到东京。外相情意殷殷，说希望我一定要回来，因为换大使总不免要引起一些混乱，在新大使和所驻国政府彼此熟悉以前，又总会有一段不方便的时期，他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尤其不宜更换，这是最要紧的。我答道，据我所知，目前并无换人之意，我想定能重返东京。

我说，一到华盛顿，自然就要向总统和国务卿当面汇报，报告我对日本局势和两国关系的观感。外相若想表示什么意见，我非常乐意向总统和赫尔先生转达。广田便提醒我他刚就职时和我讲的那番话，大意是他认为美日亲善至关紧要，他愿以改善两国关系为其政策的基础。他说，虽然两年前关系不佳，但他觉得现在已有显著的好转，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能继续友好下去。竭尽全力以获得最理想的成果是他的心愿。他还说，他觉得日本和某些别的国家的关系，比现在的日美关系更麻烦，还更不能令人满意。

接着，他谈到海军的情势，并说除非有一线希望能在今年达成协议，订成条约，否则他认为最好还是把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他说，一国对另一国施加压力，只能激怒对方，最好能避免，他认为这是最要紧的。日本海军目前还没有什么计划，很愿意暂时维持现状。他估计年底以前恐怕得开一次海军会议，但会议可能只是在形式上开一下，也可能休会一两年后再开，不一定会引起争吵。广田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日本海军当局的苛求之心似乎没有原先那样强烈了，但他在这方面没有多说。观其大意是，假以时日，许多困难问题都可以顺利解决。

（驻日三年后休假五个月，使这本日记在这里中断了，但下面一条似乎还是值得收入记录。）

向白宫汇报

1935年8月4～5日 华盛顿

远东司大部分同僚都来迎接我们。我去了三次华盛顿，他们大家，特别是他们的领导霍恩贝克（Hornteck），都异常热情，大力协助。在卡尔顿大厦见到比利·菲利普斯（Billy Phillips）。与赫尔国务卿长谈，在此以前，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谒见总统，总统态度十分亲切。他给人的印象是极度乐观，兴致勃勃，精力旺盛。与总统谈话三次，使我非常惊讶：虽日理万机，他的注意力却能高度集中，对我职务上的问题也都了如指掌。他说，他不常写信给我其实就是一种表扬，因为这就意味着我没有什么差错。国务院的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还办了很多事。去了两次波托马克河畔的露天音乐会。

重返东京

1935年12月17日

第二阶段的课程于此开始。第一阶段的课程始于1932年6月6日，止于1935年7月19日。

我既无暇也无意一开头就叙述或议论五个月假期回来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老问题，只想说，问题很多，以后自然会讨论到。

拜访比利时大使巴索皮埃尔男爵。他透露了一个令人扫兴的消息：因为此刻正逢比利时新故王后的国丧，他从1月起又要去度长假，所以从现在直到明年9月将由我代理外交团团长。换句话说，我得一年四次按时在天皇御前致辞，还得参加许多仪节繁复的宫廷典礼。事实上，准备在1月5日宣读的献词稿已经在同僚中传阅了，已注明要由我这个副团长来读，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可怕的差事。

下午赴外务省拜访广田，只为告知他我已返任。简单的交谈中没有提到什么重要事情，只是广田曾眨一眨眼说，日本报刊骂人时惯用的连珠炮最近已将目标从美国转向了英国。他没有用那些字眼，但大意如此。日本人普遍认为英国访华财政代表团团长弗雷德里克·李兹·罗斯（Frederick Leith Ross）爵士非常可疑，应对他们在中国搞的财政和政治阴谋负责，最近华北的动乱就是这些阴谋引起的。换言之，英国损害了日本在中国的“安定势力”，而中国则是一个所谓被引入歧途的国家。

怨愤的一年开始了

1936年元旦

生活给了我很多教训，最大的一个教训莫过于制订新年计划。如果你明知自己会违反某个协定，那最好就不要签订那个协定。凭自己长期的经验，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违反我在1月1日所做的一切美好的决定，如今从哲理来看，在1月1日做决定就是不明智的。因此我便不再准备那些老表格（原想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填上花多少时间看书学习、练钢琴、运动，以及有节制地喝酒抽烟，等等，而是满不在乎地跨入新的一年，昧着我那颗新英格兰的良心，这颗良心我花了整整半个世纪才把它压下去。我在1936年很可能仍将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甚至比1935年浪费的还多。但那又有什么可愁的呢？生活是美好的，但要不较真儿才好，我们新英格兰的那些先贤（愿他们流芳百世）的确是拼命要把生活变成地狱。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我这一行，除了一本正经的生活而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呢？

天皇举行觐见礼，这是1933年以来的第一次。皇后因刚生第二子，没有出席，但并没有因此不让女眷参加，她们按部就班地鱼贯走过御前，行三屈膝礼如仪，非常得意。我作为外交团的代理团长，得率领一大队人。老实说，我们自己使馆的队伍就已经长得相当惊人了。我馆奉命参加的人员及其夫人共有三十五人，而名单上的大部分也都来了。

经过御座大厅的时间实在太短，不可能品评那个场面，但仍然可以说颇为壮观。天皇站在御座前，亲王、公主排成矩阵，分列天皇右边和左边，宫廷高级官员又排在这两列之后，服饰灿然，金光闪闪。同行中有抱怨者，因为他们和夫人按规矩穿戴整齐，也只是在天皇前一掠而过，前后都无缘与宫廷重臣接触。这种做法在世界宫廷中可谓绝无仅有的。我依旧认为，若论雍容华贵，哪里也赶不上日本宫廷。但我觉得，上次1933年的觐见礼完毕后，宫廷至少还款待了我们一点香槟冷餐，今年却连这样的款待也没有了。我本人还得去见皇后的式部官长，请他代外交团向皇后恭贺新禧，但也就是这么多了，我们出宫的时间比以往都早。

罗斯福的新年警告如何刺激了日本

1936年1月5日

总统在国会致辞的摘要发表了，摘录的范围很广，有大段引文，但日文报纸均未做任何评论。我想一定是外务省传话阻止了，目的是避免出现抗辩、谩骂之词，否则有些报纸确实会这样做。天羽等官员则推脱说没有读过这篇演讲词，借此敷衍过去。总统说，有些国家愿意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只有那双鞋子合自己的脚，那就让它穿吧。这话很巧妙。

有些话说得很直率，显然是针对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例如：“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美国各族人民必须认识到敌意在增长，侵略倾向日益明显，军备在增加，火气越来越大。这种局面，其中就包含着许多导致战争悲剧的因素。”“如欲通过和平谈判和主持世界正义的天良本性来达到合理合法的目的，就必须要有耐心，而那些谋求扩张领土、企图纠正以往战争造成的不公平待遇、想为贸易和人口找出路的国家，却没有表现出这种耐心。它们一向总是急不可耐，或恢复到武力统治的旧信念上，或退回到那种荒诞的想法上，即以为唯有它们才肩负天命，是注定要来完成天命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乃至必须听命于它们，受制于它们。我说这些话是经过再三斟酌的，我承认，在那种愿意挑这双鞋来穿到自己脚上的国家，我这些话是不会受到欢迎的……我要向你们指出全世界人民面临局势的严重性。危害和平的是少数人，不是多数人，威胁和平的是那些正在为私利而追求权力的人。”

能讲这番话，我认为是政治家有胆识的表现。这番话，无论实际效果如何，必然会深深影响他所指的那些人的意识和良心。此外还有助于通过总统要求的《中立法》和军备预算。他的话制止不住日本向中国步步进逼。因为除了日本战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制止它，但是要在日本人的行为手段和策略上起一点缓和作用，相信还是可以的，说不定还会暂时延缓他们的行动。以前日本人不喜欢史汀生，现在他们算是领教到罗斯福这个大海军主义者偏爱什么了。除此以外，罗斯福还公开发出警告说：“现在已到了美国各族人民必须有所认识的时候。”我想在美国下次大选时，日本人将为共和党祈祷了。

广田对罗斯福的答复

1936年1月21日

将广田在国会的演说电告国务院。他的话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在国会致辞的一种回答。他也不点名，只是批评“国外某些著名政治家”不了解别国的实情而又要在那里发号施令。日本人当然要给广田很高的评价，因为都认为他在同美国人斗智时占了上风。以下是他讲话中的有关部分：

非常遗憾，国外某些著名政治家好像总喜欢把他们关于世界大事应如何安排的个人信念强加于他人，动辄把不听命者斥为麻烦制造者。谁也没有资格奢谈世界和平，除非他不仅知道他本国的国民愿望与职责，还了解和重视别国的立场。要做到了解和重视别国的立场，又往往要从了解和重视那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入手。我们已经成功地增强了我们的国力，树立了我们的国威。这是由于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科学，将其发扬光大并使其适应我们自己的文明。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努力把我们的技艺和文化传到别国去，从而对增加国际谅解、丰富世界文明、增进人类和平与幸福做出贡献的时候了。

皮特曼参议员严厉谴责日本

1936年2月11日

收到国务院来电，电文中引用了国务卿对皮特曼（Pittman）参议员的演说的评语。皮特曼曾在参议院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称日本的侵略行为对美国构成威胁。赫尔先生说，此事没有人跟他商量过，他也从未插手这篇演说的草拟过程。当然是这样的。国务院的这类电报对我们核实新闻报道很有帮助。皮特曼的演说虽然是十足的好战言论，美国报纸社论似乎已在严厉批评它，当然这也是很对的，但我个人私下并不觉得这篇演说的发表是一个遗憾，相信其实际效果倒是有益无害的，或准确地说，反而是利大于弊。

从美国这方面来看，大量增加陆海军军费预算必将遭到和平主义者的反对，这篇演说却可以减弱这些人的鼓噪。在日本，这篇演说则可以向其政府和公众表明，我国并不是像此间的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由和平组织和妇女和平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如果被人屡次重打耳光，我们也有不肯把另一边脸转过来让人再打的时候，我觉得日本人总爱忘记历史。历史证明，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易激动的民族之一。他们忘记了1898年的怒潮，那时怒潮一来，犹如森林大火，几乎一夜之间就燎遍全国。尽管政府、国会和绝大多数国民本来并没有打仗的意愿，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还是爆发了。第一次大战以来，关于和平的言论及活动太多了，以至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我国在1917年的行动仿佛已是远古时代的事情了。因此我确信，偶有皮特曼式的演说还是有用的，至少可以促使日本人好好想一想，甚至还能刺激他们，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损害我们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权益得有一个限度。超过此限度，就会有面临报复的危险。

应该让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继续贯彻近年来所奉行的非常明智的政策，即一面稳步坚持立场，一面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刺激，但其间无论在国会还是报刊上，都要让舆论表达出这样的意向：我们绝无退出远东的打算，却有保护我们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的决心，乃至不惜对抗所谓日本在东亚的“绥靖势力”。这种“绥靖”即日本统治下的和平，也即由日本人独霸东亚。在满洲吃闭门羹，我们容忍了，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打一仗；日本再侵略中国其他部分，我们无疑也会容忍，但是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美国人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那时如果发生什么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不用像“缅因号”巡洋舰爆炸事件那样惊人，也足以在一夜之间就引发弥天大祸。

我不得不这样想，至少让日本人明白他们以为是死火山的地方仍然还有火，这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延缓他们的侵略进程，多少有助于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因此我反而一点也不生皮特曼的气。

[1] 1898年2月15日，在古巴执行护侨任务的美国战列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突然爆炸沉没。由于当时美西关系已因海外利益矛盾等原因日趋恶化，美国国内一致认定这次事件是西班牙所为。同年4月25日，美国正式对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爆发。但是，“缅因号”爆炸沉没的真实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2] 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1901年9月6日参加泛美博览会时遇刺身亡。

[3] 指1899年至1902年间，英国与南非布尔人（荷兰人后裔）殖民地之间爆发的战争。

[4] 1895年，英国南非矿业公司代表及殖民地官员詹姆森率领武装部队企图远征德兰士瓦，推翻当地的布尔人政权，结果却完全失败。

[5] 指低于标准杆一杆。

[6] 指低于标准杆两杆。

[7] 位于太平洋西部加罗林群岛，也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最西的一个州。

[8] 1933年3月11日，美国加州长滩地区发生了6.4级地震。

[9] 松冈洋右（1880—1946），早年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留学。回国后进入外务省工作，曾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后，转而加入南满铁道会社，曾任理事、副总裁。1930年当选议员，强烈批评“币原外交”。1933年作为日本代表在日内瓦宣布日本正式退出国联。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任外务大臣，积极推动德、意、日的三国轴心同盟，曾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但在审判期间病亡。

[10] 在石井子爵赴伦敦出席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途中经过华盛顿时举行。——作者注

[11] 指1899年5月18日到6月29日在荷兰海牙举行的万国和平会议，参加的有中、俄、英、法、美、日等二十六国。

[12] 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前来日本访问，这是它一系列常规任务中的一项。——作者注

[13] 帕夏（Pasha），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内对高级官员的敬称，类似英文中的“Lord”。

[14] 野村吉三郎（1877—1964），时任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1932年4月29日，在虹口公园参加庆祝会时被炸伤。1937年退役后，曾短暂出任阿部信行内阁的外务大臣。因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私交，后被派往华盛顿任驻美大使，负责对美谈判。战后，出任过JVC会社的社长。1954年，在政坛复出，当选参议员。

[15] 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Antony Hope）所著《曾达的囚徒》（Prisoner of Zenda ）中的情节。

[16] 重光葵（1887—1957），历任日本驻华大使、外务次官、驻苏联大使、驻英大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小矶国昭内阁的外务大臣。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再次被任命外务大臣，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了投降书。战后被列为战犯，判刑七年，1950年年底获释，并出任过鸠山一郎内阁外务大臣。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受重伤，终身跛行。

[17]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探险家，据信是最早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

[18] 贝比·鲁斯（Babe Ruth，1895—1948），美国职业棒球历史上最著名的球员之一。一共获得过七次世界大赛冠军、十二次美国联盟本垒打王、六次美国联盟打点王，也是美国棒球名人堂首批入选的五人之一。另外，由于棒球运动在日本同样流行，因此当时贝比·鲁斯在日本同样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19] 末次信正（1880—1944），日本海军内部反条约派的代表人物，强烈主张日本废弃《伦敦海军条约》。对美、中、英、苏皆持强硬立场，退役后曾出任内务大臣。

[20] 林铣十郎（1876—1943），在斋藤内阁、冈田内阁中担任过陆军大臣，1937年曾短暂任首相。“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曾擅自指挥日本在朝鲜的部队越境进入中国东北，后被称为“越境将军”。

[21] 应为朝鲜王朝的末代王世子李垠（1897—1970），高宗的第七子。早在1907年便被伊藤博文接到日本留学，毕业后加入日本陆军，官至中将。日本正式吞并韩国后，李垠名义上获得日本皇族的身份。

[22] 位于瑞士。

[23] 这次师团长会议定于3月26日在东京召开，为期五天。该会议不是每年都开，据说通常在新陆相就任后举行。——作者注

[2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峰风级驱逐舰中的一艘。1940年被改为哨戒艇。之后，“岛风号”的舰名由1941年开建的新型驱逐舰继承。

[25] 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后升为公使。在其任内，曾与德川幕府签订了《安政条约》及《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26] 即杨桐树，在日本称“木神”，常用于神事中。

[27] 江川英龙（1801—1855），德川幕府晚期的名臣，一生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多次建议幕府加强海防。

[28] 天羽英二（1887—1968），曾任外务次官、内阁情报局总裁、驻意大利大使。1934年4月17日，天羽英二在与记者的非正式谈话上表示：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要求欧美列强不应干涉中国事务，日本有维持东亚秩序与和平的义务。之后，这番言论也被称为“天羽声明”。

[29] 1932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承认”因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成立的“满洲国”，因此也被称为“不承认主义”。

[30] 约翰·西蒙（John Simon，1873—1954），1931～1935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31] 日本昭和初年的极右翼国粹主义团体，成员都是退役、预备役的在乡军人，积极主张海外扩张。

[32] 小村寿太郎（1855—1911），1901～1906年、1908～1909年任日本外相。曾代表日本签署《辛丑条约》与《朴次茅斯条约》。

[33] 加藤高明（1859—1926），1899～1916年曾四次任日本外相。1924年发动第二次护宪运动并成功出任首相，任内改革了选举法，并起用币原喜重郎为外相。1926年病逝于任上。

[34] 冈田启介（1868—1952），海军大将，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担任过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20世纪20年代后，先后两次出任海军大臣，1934年接替斋藤实任首相。“二二六事变”中侥幸未死，但其内阁随之倒台。

[35] 1925年10月5～16日欧洲多国在瑞士洛迦诺商议的七项协议。同年12月1日于英国伦敦正式签署。通过该公约，一战中的欧洲协约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彼此确认战后领土界线，并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

[36] 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12月31日。条约主要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总吨位之比为5.25∶5.25∶3.15∶1.75∶1.75。

[37] 日本预备役、后备役军人的组织，本部设在陆军省，在日本全国各地及海外殖民地都设有分部、支会。

[38]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年），1930年被从少将越级提拔为上将，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太平洋战争初期，出任远东军司令，却在1942年3月被迫从菲律宾撤退。1943年后开始组织、指挥盟军在西太平洋的反攻。战后，任驻日盟军总司令，负责对日本管制、改造等工作，成为当时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39] 即所谓的“陆军士官学校事件”：一批支持皇道派理念的青年士官企图刺杀重臣、元老，但由于消息败露而被宪兵破获。该未遂事件也成为之后“二二六事件”的一次预演。

[40] 1924年5月，美国政府颁布新的《移民法》，严格限制（几乎等于完全禁止）日本人和其他东方人迁入美国，但允许欧洲人按每年规定的人数向美国移民。

第三章 从未遂政变到公开战争

（1936年2月26日～1937年4月18日）

日本追求世界霸权的驱动力始于国内。自世界经济大萧条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无法为年青一代提供一个宣泄压力的出口，而这些年轻人类似于德国那些希特勒追随者。只有陆军才能给这些年轻人提供机会，但政府当局总是力图约束陆军。1932年，叛乱的青年军官们刺杀了数位政界领袖，但还远不至于能就此夺取政权。1936年，这群人再度发难。这次他们试图发动某种形式的政变。夺权企图终告失败，部分领导者被判死刑并遭处决。然而，他们的失败却让这类人意识到比起在国内发动“革命活动”，对外征服才是更令人向往的美梦。

雷霆一击：值得载入史册的两封电报

发出电报

呈国务卿，华盛顿

第36号电，1936年2月26日上午10时

今晨，有军人占领了一些政府机关和东京的部分市区，据说还刺杀了几位要人。一切情况目前都还无法证实。新闻记者皆不许发电报或打电话到国外。

本电报原属试发性质，是想确认我们的密码电报能否发送。收到后，请密码室立即电复。

格鲁

发出电报

呈国务卿，华盛顿

加急

第37号电，1936年2月26日正午

第一部分

大使馆第36号电，2月26日上午10时

（1）目前可大致断定，前首相斋藤海军大将、前内大臣牧野伯爵、侍从长铃木海军大将、陆军教育总监渡边将军均已遇刺。另据说大藏大臣高桥和警视总监遇刺受伤。

（2）军方已在各政府大楼和皇居周围的街区设立警戒线，若无陆军通行证任何人不得擅入。与政府部门的电话联系被切断。证券交易所已关闭。

第二部分

（3）现在据说首相冈田、内相后藤、前陆相林铣十郎均已遇刺。藏相高桥重伤不治。大使馆尚无法求证这些传闻。

（4）据大使馆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骚乱和巷战。叛乱部队仍严守军纪，未对百姓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在没有搞清这场叛乱性质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前，使馆方面还是建议大家都待在家里。事变中未见有排外情绪的迹象。

第三部分

（5）今晨，几队士兵分头向各大报馆散发油印的声明。声明宣称，现政府愈来愈背离真正的日本精神，天皇大权旁落。签署《伦敦海军条约》 [1] 与真崎甚三郎 [2] 将军被迫退役皆为例证。据合众社译文，之后的声明大意如下：“如果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日本同中、苏、英、美的紧张关系就会一触即发。”声明是由野中大尉和安藤大尉签署的，两人都属于驻东京的步兵第三联队。听散发这份声明的士兵说，今天下午5点还会再发表另一份通告：那将会是“一部新的国法”。向使馆通风报信者认为，日本国宪法上规定的部分权力恐将被暂停。他把当前的局势比作古巴的巴蒂斯塔政变 [3] 。

第四部分（简述大意）

（6）根据大使馆目前掌握的情况，此次事件确为一场政变，由陆军少壮派法西斯分子发动，旨在将作为天皇顾问的元老重臣集体一举铲除，继而实施所谓“昭和维新”。天皇本人应被软禁在宫中，无法与外界接触。这应是为了阻止有人能接近和控制天皇，以免妨害陆军政变组织的计划。之前，对刺杀永田将军 [4] 的相泽三郎的审判激起了陆军中法西斯分子的不满。最近的大选中，不料又有更多的自由主义候选人被选入国会。 [5] 以上种种看来都是这场叛乱的近因。最新的消息是，海军大臣大角大将已任代理首相之职，事变的领导人物正是真崎将军。这次行动的每个细节看来都是事前周密布置好的。（简述大意完）

（7）大使馆刚从非常可靠的信源获悉，牧野伯爵无恙。

格鲁

斋藤子爵之死

1936年2月27日

这是个可怕的时刻，我刚目睹了一个悲惨的场面。从斋藤家回来，昨天他就是在家里遇害的。我去时被引到停尸的那间小屋里，尸体就放在地席上，盖着被单，或许他就是在这间屋里被杀的。我先跪下烧香，然后转身看望死者家属，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正与敬爱的斋藤子爵夫人正面相对。昨天她也受了伤，进了医院。之后，为了能陪伴她亲爱丈夫的遗体，她必然是把受伤的手搁在吊带上，步履蹒跚地出了医院。

她问我要不要看看他的遗容，接着就把被单揭开，露出了一处弹痕（这只是三十六个伤口之一），斋藤子爵的遗容却很安详。我们是多么敬爱他、尊敬他。他总是面带微笑，且不说历居高位和一生行事所赢得的荣誉，单是那头白发，就已让人觉得他不同凡响。遇刺前几小时，他还在我府邸宴会上，坐在艾丽斯身旁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挨着我，我对面则是铃木海军大将，他也遇刺受重伤，命在旦夕。

今天吊唁时，斋藤子爵夫人与我面对面跪在遗体旁。她对我说，她丈夫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有声电影，他很喜欢在我们使馆看的电影。斋藤夫人又说：斋藤他一定会希望她代为道谢，谢谢我们带给他一个如此愉快的夜晚。我大受感动，除转达了艾丽斯的慰问外，竟一时无言。谁能想到他或许还有铃木将军昨晚一离开我们使馆，就径直迈向了死亡，在自己宁静的日式小屋中迎来子弹和刺刀？

这场暗杀让我们感到心惊胆战：斋藤、高桥、渡边皆丧命，铃木好像受了致命伤。谢天谢地，牧野伯爵幸免于难。因有人及时通风报信，他才能及时逃离当时所住的温泉旅馆，逃去别处避难。他刚走，一伙决心要残酷杀害他的叛军就破门而入。这是后来桦山从宫之下打电话告诉我的，牧野跟他讲了经过。西园寺公爵在兴津乡下，恰好躲过一劫，但那些待在东京的重臣们似乎没有收到任何警告。

有件事值得一提：昨晚宴会时，有人打电话给我们的仆人，说斋藤一离我们使馆，就请通知他们。之后，我们查了来电号码，发现那是当地的警察局。警察局说不定当时已得到什么特别警告，当然这也可能仅仅是例行的安保措施。大概后者的可能性更高吧。无论如何，昨晚斋藤在我们家做客时是否有警察保护都无关紧要了。他早在午夜前就回去了，直到翌晨5～6点钟才被杀。要是凶手冲进我们使馆，就在席间把他杀掉，那才更恐怖。以他们的力量而言，这也并不难办到。至于这在国际上会引发什么后果，在这些少不更事的莽撞者看来根本无须考虑，只要能让他们更轻松达到目的就好。部分刺杀叛军（也可能所有）都装备了机枪。在刺杀首相时，有几名警察在叛军进门前就被射杀。在渡边家，他的全部家人和仆人都被干掉了。

拼凑起来的悲剧经过

1936年3月1日

如此来看，叛乱前发生的一切与这四天的事情比起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以致我也无心去摘引之前的日记。我得设法把2月26～29日所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此事的结果是冈田首相突然再度现身，我们和其他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已经被杀了。没想到他却安然无恙，几乎让人感觉像是一出闹剧。这些叛乱者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在全世界，在日本也是笑柄，这倒是大好事。不过，令人悲愤的一面还是盖过了滑稽的一面。

整件事得从2月25日晚我们宴请斋藤夫妇说起。客人共三十六位，分坐两桌。为让这位老绅士和其他客人能享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款待，几天前我还去米高梅制片公司挑了几部电影。最后那个下午，沙森（Shathin）给我放了珍妮·麦唐纳（Jeanette MacDonald）和纳尔逊·埃迪（Nelson Eddy）主演的《淘气的玛丽埃塔》（The Naughty Marietta ），我立刻判定，理想的片子已经找到了，因为片中既有老维克托·赫伯特（Victor Herbert）优美的音乐，也有漂亮的场景、美妙的浪漫故事，却毫无俗气，几堪与《一夜风流》（One Night of Love ）媲美。

几乎一吃完饭就开始放电影。我们让斋藤子爵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以便他看厌了还能安睡一会。因为他告诉过内维尔，他在海军里服役时学会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打盹的本事。但我觉得他看得乐不思睡。电影放了将近两小时，中间安排有休息时间，大家吃了一点东西。贝特西·内维尔说，终场时日本女士们的眼圈都红了，所以我认为她们都已被浪漫故事感动了。后来还有夜宵，但斋藤老两口约在晚上11点半就走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算很晚了，因为他们平常总是到晚上10点就要离席。我送老先生出门，自1932年6月我首次拜会他（当时他是首相兼任外相）以来结下的友谊居然就戛然而止了。

想起来很有趣，他一生的大事业竟是从与美国人施莱将军的结识开始的。他当时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深造，却在美国大使馆赴宴后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温厚可亲，彬彬有礼，身在沙文主义纷扰的时代，却能以伟大智慧和宽广胸怀待人处事。我抱过希望，以为可以借助他的威望解决朝鲜学校的危机，因为地方当局要求信奉基督教的师生均须在神道教的神社做礼拜。这种要求如果坚持下去，就可能会导致我们办的教会学校全部关门。他一向支持我们的传教士。如今他那开明的影响力消逝了，谁知道将来会弄成什么样子？

26日早上电话铃响，应该是内维尔打来的。他传来凌晨发生刺杀事件的消息，谣言四起，说叛乱者已接管政府和部分市区。谁已被杀，谁还活着，暴乱有多大规模，谁也搞不清。我们第一封电报是早晨发出的，国务院电复称收到，来去花了六小时。这四天事变期间，我们经常有侦察员在市内走动，特别是我们的陆军武官凯里·克兰（Carey Crane）上校及其译员，他们尽最大努力去观测事态发展。第一天早晨，内维尔就从叛军的警戒线前走过。他镇静自若，很客气地用日语说他要去外务省，对方倒也同样礼貌地允许他通过。我想他恐怕是唯一一位在事件发生当天去外务省的外国人，而且去了两次。

那天夜里，艾丽斯很紧张，生怕叛军还要执行新的刺杀计划，而美国大使很可能也在名单上。她坚决主张我们在另外的房间里睡，靠近小孩。我怕她根本没合过眼，又笑她过虑。因为我心中有数，叛军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找美国麻烦。第二天我们使馆外就来了卫戍部队，设下岗哨，办公楼下面堆起沙袋，警卫森严，还有三个密探（包括来自警察分局的我们的朋友饭田）和两个卫兵驻守在住宅内。我每次下办公楼去，他们都一定要跟着。

第一天，墨西哥公使由乡返城，连公使馆也回不了，打电话求助于我。我尽力请堀内帮助解决，但外务省完全无能为力。公使见我尽了力也没用，也只好作罢。叛军驻扎在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在这两幢大楼上升起他们的旗子，那里离我们很近。我们在屋顶上用望远镜注视着事态发展。

日本政府暗中在做镇压叛军的各种军事准备，同时严格维持城内的纪律和秩序，并向叛军广播，用飞机向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场撒传单，用氢气球悬拉一条长幡，内容都是说天皇号召士兵返回营房，返回就会得到宽赦，因为他们是受骗了，他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因想到他们不服从天皇命令而正在流洎，再不解散就格杀勿论。这样过了两天，他们便一小批一小批地投降了。效果恰如所期，事件全部解决，除行刺时以外，即使开枪的情况也是极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其并不野蛮。

现在我们知道，当最后一批士兵离开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时，发动叛乱的军官经过四天抵抗也终于投降了。政府给他们两小时，要他们切腹自尽。他们却不肯切腹，因为他们以为可以援引之前的案例，能有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希望利用法庭作为讲坛，煽动人民反对政府。等受到军事审判后真被判死刑、被枪毙时，他们估计会非常惊讶。

有件事的情节感人甚深，那就是牧野伯爵遭到刺杀时的故事。当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半夜来刺杀他时，他正住在乡间的温泉旅馆里。据我所闻，情况（我相信是真的）是这样的：牧野伯爵的警卫枪杀了那个军官，士兵又杀了那个卫士，随即放火烧旅馆，希望迫使牧野伯爵跑出来。旅馆后面是一片峭壁，这位老先生由他的孙女和子及受过训练的护士带领着，爬到岩面的突出处，但再也无法往上爬了。不久后，火光照亮了他们，就像探照灯照着他们那样，士兵便端起枪来。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小孙女——那个可爱的姑娘也是我女儿埃尔西的好朋友——展开自己的和服，挡在她祖父的前面。士兵看到这种英勇姿态，深受感动，便把枪放下了。我始终觉得，小和子真算得是“二二六事件”中的一位女英雄，她果然救了她祖父的命。

日本新时代开始了

1936年3月1日

虽然叛乱只有短短四天，但我们使馆中人觉得，自上周二晚以后，即斋藤夫妇和铃木夫妇来做客的那个欢乐一夜后，恍若隔世。如果时间是用事件来划分的话，自那时以后，一个时代确实过去了。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此类事情发生，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冷眼旁观。我们清早读报，感叹一声“多么惨的灾祸啊”，回头还是该干吗干吗去，心中并无多大波澜。只有身临其境，听到惨遭杀害和表现英勇的人是自己的朋友，而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自己眼前时，才真会感触至深且久久难忘。

把朋友们的叙述慢慢拼凑起来，现在可以一睹这次刺杀事件的概况。这些故事不仅足以提高被刺者的声誉，而且显示出日本妇女的优良品质。例如斋藤子爵夫人，她就曾挺身在前，挡住她的丈夫，对袭击者说：“杀我吧，我替他。国家不能没有我丈夫！”并且真把手放在枪口上，直到受伤后才倒在旁边。又如渡边夫人，她把丈夫抱着躺在地下。凶手开枪时，只能先射穿她的身子，才能打到她的丈夫。

铃木将军的故事应永垂青史。安藤大尉拿手枪对着他，与他讨论时局，谈了十分钟，谈不下去了。铃木便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答道：“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你就开枪吧。”安藤便开了三枪。一弹擦破头盖，没有钻进脑髓，一弹穿过胸部打进肺里，第三弹射入腿中。胸伤最重，失血过多，只有输血才能救他的命。现在看来，他也许可以脱险。刺杀高桥的行径非常残忍。开枪还不够，还用刀劈。完了，刺杀者居然还向他的家属道歉，说“打扰了”。

我们还得说下去，看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日本必须实行某种“新政”，若不然正如相泽案中被告的律师所预言的那样：同样的事件仍将一再重演。我对广田有信心，但他所负任务之艰巨，实为前人所未遇。但他有极好的机会，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时碰到的时机有类似之处。若能有效地、顺利地解决问题，他何尝不能作为大政治家而载入史册？

“二二六事件”之类的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翻翻教育日本青年的那些历史书，再好好思考，就不难理解了。书中充斥着这类事迹，自上古起，不是刺杀，就是自杀，或出于报复，或因忠于主公，或表示对某一情况负责，真是荒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国家）。少壮军官们自以为，他们那样做是在为天皇效力，是要清除天皇左右的所谓恶势力。然而，后者却正是天皇自己选拔出来的。军官和这些人之间也并无私人恩怨。他们杀了斋藤、渡边、松尾（首相的妹夫，被误认作首相）之后，仍给死者烧香；在高桥家，因找不到香，还一定要在这个被杀的政治家身旁点上蜡烛。若要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不仅国内社会和经济方面必须实施新政，而且日本式的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都应进行根本改造。

事变中也出现过一些可喜的事。其中之一是大使馆人员同心同德，在行动上和精神上都团结一致。包括海陆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助手在内，我们大家一起工作，夜以继日，密切合作，彼此互通所掌握的信息，只求有利于全体，毫无部门本位思想。累了四天，虽然都已精疲力竭，但谁也没有表现烦躁或发生龃龉。当然，东京和伦敦、巴黎不同，在这个地方让这群人融为一体比较容易，而我们在这里也确实是团结的。我们的班子是由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人组成的，但彼此意气相投，融洽无比。我想，此中奥秘之一就是一群人凡能常在一起玩，也就几乎一定能在一起好好工作。

冈田首相是如何幸免于难的

1936年3月2日

首相到底是如何逃脱的，现在似乎已完全搞清实情了。2月26日清晨，官邸警钟齐鸣（约四年前艾丽斯和我赴当时首相斋藤子爵之宴时，也曾误发警报，甚至有我们当时正遭暗算的传说）。冈田将军看表，对睡在同屋里的妹夫松尾说：“看来我是死到临头了，但我不想穿着睡衣去死。”松尾答道：“您的生命太宝贵了，不能死。”冈田换衣服时，松尾便跑到楼下花园里高呼“万岁！”在晨光熹微中，他被错认作首相，被追击，结果当场毙命。

门口守卫的警察中有五个遭枪杀，一个受伤。冈田被人推入仆人的房间，关在厕所里。他在那里躲到第二天晚上，当松尾的遗体被抬走时，他便化装混进送丧的人群里，径直走了出来。松尾可以说是整个叛乱事件中真正的英雄，因为虽有许多忠勇的警察不惜牺牲以救其所护之人，但那毕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松尾的行为却是自愿舍己救人的义举。

广田改组内阁

1936年3月5日

电告国务院，广田已奉御命组阁。我很高兴，因为我相信广田是个坚强而又稳健的人，他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陆军合作，但我认为，若能赢得国内各派力量的支持，他还是会尽量明智地处理外交事务。我还认为，他是想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并将朝这个方向努力。换言之，他至少不会比其他任何日本首相做得差。如果由我来挑选首相，即便为美国利益考虑，大概也会选上广田。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还有谁更合我的意了。挑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来干，反而会更糟，因为在眼下这个时候，任何人来当首相都必须取得陆军和海军的绝对信任，否则他的内阁从一开始就会一筹莫展。

令人惊讶的是，广田立刻就宣布新阁组成，选择吉田 [6] 为外相。报上说，吉田还是他的组阁参谋。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是在向军部挑战，因为吉田不仅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是牧野伯爵的女婿。陆军当然断不会赞成，不久便传说广田已陷入困境，组阁困难重重。他选定的陆相寺内将军迟迟不肯就职，除非广田彻底更改他的阁员名单。

广田为什么要宣布新阁名单？我实在想不通。因为他明知道吉田无法过关，也知道按陆军要求抛弃吉田、修改内阁人选会削弱他的地位。但既然这样做了，其中必有深意，可能是想把干扰广田外交政策的责任径直接推给军部。为了占一点先机，广田又花了四天来弥合他和陆军的分歧，然后才向天皇上奏了最后的名单，由他自己暂兼外相。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听到海军有什么动静。当然，这只是指公开的言行。听说海陆两军之间并无好感。叛乱期间，海军方面曾调了几艘军舰直接到东京，然后对陆军当局说：“赶快解决这个事件，否则要么由我们替你们解决，要么我们就不再过问，概不负责。”结果，他们几乎立刻就把军舰撤走了。其实，我听说他们因陆军应对整个事情负责，也深感惭愧。据说叛乱的头一天，大角海军大将就曾去过皇宫，有大批水兵随护，还带了两挺机枪。这故事恐怕也值得深思。

广田阐释何为“积极外交”

1936年3月13日

下午3点，广田先生在首相宫邸接见我。等候会见时，现已被任命为首相私人秘书的岸道三 [7] 带我看了冈田睡过的房间，松尾就是从那里去花园替死的。广田单独见了我，不带译员。他开头就说，他当外务大臣时奉行的政策将持续不变。如今既然他当了政府首脑，这种政策更将贯彻始终。他说，他已得到全体阁员的支持，终将选择一个认同也会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做外相。

我问他，可否定义一下报上现正盛传的作为新政府纲领的“积极外交”。广田说，此语只适用于中国和苏俄，意思不过是全面加速推行既定的政策。就苏俄而论，因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军力和日本在满洲的军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陆军颇为不满。陆军希望把后者称为“边防军”，加强到和边境那面的苏军力量较接近的水平。不过，他又说，打一场苏日战争是愚蠢的，因为双方都没有取得实际战果的希望。他向我保证，只要他在职，就不会有战争。

至于中国，广田说，已宣布的三原则将成为今后中日谈判的基础。这三点已大体上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经我请求，他将这三点说明如下。

（1）中国的抗日活动和宣传必须停止。

（2）毋庸置疑，中国要在现行法律上承认“满洲国”是有困难的。但日本也没有要求它这样做，中国只要默认“满洲国”的实际存在，就能使关税、交通、运输等已有的关系合法化。

（3）要求中日合作，以防止共产主义蔓延。

我对广田说，他如果允许我关照我国政府放心，日本在中国推行其政策时不会损害包括“门户开放”原则在内的外国权益的话，将是有益的。首相说，日本绝不至于损害“门户开放“原则。在他看来，将来某个时候，日本也许会放弃其治外法权，唯有在那种情况下，日本政策才可能会间接影响外国的权益。

告辞前，我找机会向首相阐述了自己的而非奉命传达的意见。我说，由于廉价的日本商品越来越多地涌入美国，这让华盛顿政府颇感为难。我又说，国务院和日本驻美大使馆正在共同努力，希望能在公平切实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难题，但不管怎样朝这方面努力，我国工业界还是在对政府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恐怕最后会请日本政府采取更有限制性的措施才行。

顺便一提，广田在这次谈话中还说，正如他在我们初次会面时说的，促进日美亲善乃是他政策的基石，今后仍旧一样。

按神道教仪式举行的皇室葬礼

1936年3月26日

偕艾丽斯参加了北白川宫太妃以神道教仪式举行的葬礼。和1933年我们参加过的朝香宫妃的葬礼一模一样。得穿大礼服去，寒风天气中站在户外，却不许穿大衣。为小心起见，我穿了两件内衣，鞋里加衬垫，硬胸衬衫里加毛衣。虽然活像一条肚子塞胀了的蟒蛇，但确能保暖。

神道教葬礼分三部分：先在灵前献供，有米饼、鱼、蔬菜、水果、茶等食品；之后献衣箱，内藏供亡人穿的衣裳，献食献衣皆由五六个神官恭行其事；接着主神官向死者之灵读祭文。最后天皇、皇后、太后的代表们依次献榊枝，亲王、王妃、外交使节、首相和其余政府官员都相继各献榊枝。诸般仪节俱十分动人，行事从容庄严，尤其令人感佩。日本宫廷中从无匆忙之态，一切都不会错乱无序，因为每个步骤事先都已布置妥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各人都心中有数。

两封寄到使馆的信

1.“我想要六十日元的薪水”

美国大使馆

亲爱的先生们：

抱歉如此打扰。我明白这样做并不太好，但我没有其他办法。我非常非常崇拜美国。我希望能在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生活，但我只能待在东京。我钻研日本各类事务。请您听我讲讲自己的悲惨遭遇。1914年9月30日，我出生在东京。我十五岁时，父母离婚了。我父亲丢了工作，没了房产。母亲带着其他孩子过活，离开了我父亲，却扔下了我。尽管我父亲非常糟糕，也并不爱我，但照日本的规矩，我终究还是他的家人。他后来再婚了，爱他的新妻子胜过我。我父亲今年六十一岁，我目前四十五岁。我有六个兄弟姐妹，还得照看母亲贫穷的家庭。我虽然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但不喜欢这个群体。

我希望能为美国人当汽车司机。我开车非常安全小心，也非常健康。请行行好吧，帮我介绍一些美国主顾。

我想要六十日元的薪水。

请回信给我。

您忠实的纯一郎

2.密探给大使馆内维尔总领事先生的报告

【信封上的地址】

致内尔维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驻东京的代表总管

东京、日本

致内尔维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驻东京的最高法官

亲爱的先生：

抱歉冒昧来函打扰，请谅解我的行为。

我是一名美国公民，三十八岁。

我能流利地讲英语、德语、日语以及几种中国方言。

我来日本已有一年，从事过各种职业。

对日本各类意见以及日本战争谋划、秘密地带都几近了解。

现在我准备寄一张标有日本陆海军重要地点的地图。

不过，我此时此刻处于破产状态，钱财散尽。

我现在躲在一家日本旅馆里，由于无法使用真名，所以用一个日本人的假名字。

现在，先生！请您好好保守这个秘密。不然，我会被日本陆军逮捕。

求您给予仁慈的帮助，借我一些钱来渡过危机，解决所有事后，我会把地图寄到美国。

我现在就需要钱，立刻就要两百美元。等我回上海以后，会通过上海领事馆将情报发往美国。我必须秘密且小心地做这一切。

我非常抱歉无法直接寄给您，因为在这通过邮件寄送，一定会被日本人发现。

请借给我两百美元的现金。

待我回上海后，一定奉还。

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来跟您面谈。

请尽快回复，我无法在这里待太久。

我的时间紧迫，没法在这封信里写太多，但我们面谈时可以给您一些好消息。

请帮我这一次，我期待着。我无法去别处，因为已经没钱了。

您回信时请写我的日本人名字。

祝您健康，敬礼！

期待您的回复。

非常感谢！

您忠实的H.田中（回信时请使用这个名字）

荷兰公使预言日本要“南进”

1936年4月25日

荷兰公使来访，他最近听到一些谈论，声称日本海军的活动范围和场所将扩大到南海诸岛一带。他问我关于这方面是否有所耳闻。狄考福最近就此事问过海军次官长谷川将军。长谷川坦率地答道：那只意味着日本会尽力向南方扩展日本的贸易，海军则自然要保护这些新的贸易航线。

我对帕布斯特将军引了一个日本高级人士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讲的一段话，未提当时在场人的姓名，也未提针对国家：“日本有一个举国一致的主张，即我们一定要扩张。但向何处扩张，则有两派意见：一是大陆派，一是海洋派。目前是大陆派占上风，恐怕今后几年也还会是这样，但是一旦在这方面受到阻碍或挫折，那么……”

前一派意见显然是陆军的想法，后者则是海军的打算。帕布斯特将军深知这种情形，但鉴于最近日本海军人士大谈向南扩张，他认为假如欧洲老是处在目前这种形势，以致英国舰队不得不留在本土或附近海域，那么日本海军也许会在六个月内突然出击，以占领新几内亚或婆罗洲或一些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岛屿为目标。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性各占一半。

正如我常说的，帕布斯特将军根本就是个悲观主义者，作为一个关心荷属东印度群岛安全的荷兰人，他也几乎不可能有别的想法。正是他，早在两年前就告诉过我，他觉得日本海军很有可能会袭击关岛。他似乎很爱用“可能性各占一半”这个说法。最近谈到日苏在今年夏天会不会打起来时，他也用过这个说法。就我所知道的日本国内对“二二六事件”的普遍反应和许多方面显示出来的对暴动分子的盛怒来看，在最近的将来，我想无论日本海军还是陆军，都不会突然袭击南海或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不过，在发表这类意见时，我总是有一点保留：对这里的任何事进行明确的预言都是危险的。

意大利大使庆祝新的罗马帝国

1936年5月9日

赴意大利大使奥里蒂在东京会馆举行的宴会。他邀请了美国和德国大使馆的大部分人员。据他说，这是因为他的正式宴会是优先邀请那些没有对意大利宣布制裁 [8] 的国家的使节！顺便一提，这天晚上偏不那么美妙：食物不易消化，意大利酒都很差劲，房间丑陋，还加灯光刺眼。不过，在现在这个时候，意大利也显然不能把钱花在修理破旧使馆这类琐事上。宴后奥里蒂向我滔滔不绝地谈起国际联盟的罪行及其导致的后果，说这些罪行已驱使日本宣告“满洲国”独立，又驱使意大利变阿比西尼亚为其殖民地。反之，假如国联不来干预，意大利很可能只要取得阿比西尼亚作为委任统治地也就行了。此外，国联还导致英意、法意关系恶化，将欧洲推向战争，实际上也毁了它自己的威信。

自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获胜后，奥里蒂便面目大变，我还很少遇到这种人。几个月前，他似乎还垂头丧气，现在却得意扬扬，谈笑风生，几乎要在我们面前挥舞意大利的国旗了。在我们使馆的一次宴会上，我发现他饭后竟嬉皮笑脸地去拥抱斯托伊切斯科夫人，我自然就对正在旁观的斯托伊切斯科先生说意大利征服了阿比西尼亚还不够，现又在打罗马尼亚的主意了。斯托伊切斯科颇为赞赏这个评语。我的双关语虽不高明，但未必是牵强附会。墨索里尼这个政治自大狂的意识深处未必没有潜藏着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迷梦。谁敢说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摩擦最后不会酿成战争呢？而南斯拉夫被征服后，罗马的战车又将在哪里歇脚呢？

日本拒绝我国海军访问其委任统治岛屿

国务卿致驻日大使电

（大意）

华盛顿，1936年6月13日

几年来，日本政府每年都请求美国政府在阿拉斯加沿岸领海内给两艘日本政府船提供方便，允许它们驶入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港口。这些港口通常是不对外国商业开放的。这两艘船中，一艘之所以要来这些水域和港口，据称目的是研究有关保护提供毛皮的海豹的问题；另一艘的来访，却没有提出要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间的哪个条约或正式协议为依据。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答应了日本政府的上述要求。

前些时候就已存在一种强烈的暗流，猜测美日两方各在其太平洋领地上扩建港口和加强防御工事。我国政府不反对日本政府船只常来阿拉斯加领海和不开放的港口，就是因为相信这样可以给日本船只提供观察的机会，从而有助于消除日本政府可能产生的疑虑，使它不至于怀疑我们在改进什么设施而有违反1922年2月6日签订的海军条约的条文或精神。

我们认为，不幸的是，尽管盛传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上改进设施，违反不在这些岛屿上设防的条约义务，日本政府迄今却未采取像我们那样光明磊落的态度。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传说，日本政府未必是背后的支持者。尽管我们能对此报以理解，但日本政府必定与美国政府抱有同感，即让这方面的猜疑继续下去，就会引起相互不信任，因此应当消除这种疑团。

按海军部的计划，不久将派“奥尔登号”驱逐舰赴亚洲。如此，正好有一个机会让日本政府也能在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较大的不开放港口款待一下我国政府的船只，与在开放港口一样。我们认为，日本政府若能邀请“奥尔登号”访问这些海港，从两国关系来看，将有很大助益。

上述意见，请细加周密考虑。若上述意见没有问题，就请向外务大臣非正式地口述这些意见，即作为您自己的意思而提出上述建议。

望及时电复国务院。

赫尔

驻日大使呈国务卿电

（大意）

东京，1936年7月8日

今天我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向外务大臣提出邀请“奥尔登号”访问太平洋日本委任统治岛屿开放和不开放港口的建议。

外相对我所述情况显然十分关注，但他声称，他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他表示先了解情况后，才能知道处理的办法，尽量在7月20日以前把结果告诉我。

格鲁

驻日大使呈国务卿电

（大意）

东京，1936年7月28日

大使馆参赞应外务次官的邀请，前往讨论一些大使曾与外务大臣提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奥尔登号”可否访问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港口。参赞的这次拜访是7月8日大使拜访外相以来得以讨论此事的唯一机会。

次官说，大使的建议已提交拓务省，迄今没有回音。他又说，拓务省可能还要同政府其他部门商量。在参赞的追问下，他表示外务省恐怕无法催促其迅速答复。

次官的态度是友好的，但这也表明外务省是无能为力的。

格鲁

代理国务卿致驻日大使电

（大意）

华盛顿，1936年8月7日

复7月28日下午1点大使馆第163号电。有关“奥尔登号”的建议，国务院断定，要日本当局采取友好行动已属无望。在此期间，日本大使馆曾要求允许日本政府的训练船“进德丸”进入夏威夷的一个不在开放之列的港口。今天国务院正给该使馆回信，拒绝此项要求。

菲利普斯

德国在苏日之间制造摩擦

1936年6月18日

某某在今天的谈话中秘密地告诉我，他明白所有在日本的德国新闻记者都奉有柏林的训令，要他们不仅在新闻电讯中，而且要通过直接、间接的阴谋，竭力挑拨日苏关系。因为苏俄若忙于远东事务，就无暇在欧洲找德国的麻烦，这才符合德国的利益。某某说，他还知道，法国驻苏大使则正在采取恰恰相反的行动，力求缓和苏日关系，以便苏俄在德国进攻法国时能够大力援助法国。

二月的叛乱者被判死刑

1936年7月6日

电告国务院，陆军省今天凌晨2点宣布，对“二二六事件”中被起诉和接受审讯的共犯，即十九名军官、七十五名军士、十九名列兵和十名民间人士已做出如下判决：

十三名军官和四名民间人士被处死刑；

五名军官被处无期徒刑；

一名军官、十七名军士、六名民间人士被处两年至十五年徒刑；

二十七名军士和三名列兵被处十八个月至两年徒刑，延期三年执行（即缓刑）。

宣判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与刺杀罪行有关的内容。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的大罪。有些军士和列兵被断定为有意识地主动参加这一事件，其余的则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军官的命令。被判者皆不许上诉，死刑以枪决执行。

与此同时，由于禁令解除，报刊遂登出事件的全部情节，读起来有趣极了。就我们所知，处死陆军军官一事在日本还是前所未有的。如此严厉，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尚无法预断。报刊当然是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对这些判决几乎一致赞扬；但这些犯罪军官一死，在他们的许多朋友看来就将成为烈士，而按日本的传统，复仇是一种美德。依我看，更多的“事件”还在后头。

（回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庆典，日记和通信在此中断。）

返回东京

1936年11月27日 东京

又回来了，工作继续，事务繁杂，但经过那样一次休假后，又有干劲了。其实，回到日常工作上来，我感到十二分的高兴。狄考福说，能卸下重任，他也非常高兴。这种感觉，我们已经有过多次。就这样又干起来了，又能继续写日记了。

向广田求证

1936年11月30日

今天拜访首相，度假归来，特往致敬。话题首先是关于美国最近的大选。我告诉他大可放心，现政府总的外交政策，包括睦邻政策在内，还将持续四年。我还说到哈佛大学的三百周年庆典以及在波士顿举行的日本美术展览会。

当我问到日本近况如何时，广田先生答道，目前他最难办的事是处理征税问题。他说，苏俄扩军的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沙俄时代的军事体制，日本陆海军对此深感不安。陆海军都正在要求进一步扩充日本的军备，主要就是由于苏俄的军备日益增强，而扩充军备又必然要增加赋税。

广田先生既然主动提到外交事务，我便问他报上所传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一项协定是怎么回事。他答道，没有什么协定，实际情况不过是意大利将在“满洲国”开设一个领事馆，日本早晚也会在阿比西尼亚这样做，仅此而已。

首相又说，至于中国，谈判进展得很慢，所谈仍旧是以他从前宣布过的三原则为基础，特别是要中国停止排日活动，采取反共措施。我问他，听说日本的要求还包括关税问题，还要派日本顾问到上海，真相如何？广田先生说，这几点也提出过。关税问题已解决，至于派日本顾问，其实也没有什么，别国也都有许多顾问在中国，日本却一个也没有。在中国的日本商人强烈要求派遣顾问。广田先生明确表示，即便要派也全是经济顾问，不会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他说，中国政府显然难以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因为中国本身就有那么多的共产党人。

有位大使察觉到德日可能结盟

1936年12月3日

今天有位大使同行告诉我，他心中毫不怀疑，德日条约一定附有秘密军事协定。他对此事的猜测是，谈判一直是由日本驻德陆军武官大岛少将 [9] 进行的，其间外务省并不知情，大概德国外交部也不知情。换言之，谈判完全是通过军事渠道进行的。

他说，有一个事实让他更坚持这种看法，那就是秋天德国驻日大使尚在柏林时，德国驻日陆军武官奥特上校突然被叫回去，后来又恰好在协定签字前重返东京。他认为，与军部非常接近的日本驻瑞典公使白鸟也可能插手过这件事。这位大使说，他觉得由于去年商订的德“满”贸易协定试行效果不大，这次的德日秘密协定很可能还设想到由德国运武器给满洲，以偿付由满洲运去的大豆和其他商品。

苏联大使论德日协定

1936年12月3日

今天和苏联大使谈到日德协定时，后者颇为愤慨。他说其中必有秘密军事协定，他的政府握有确凿证据，他认为军事协定的矛头无疑是指向英国的。我问究竟是怎样指向英国，他说其中必有这样的设想：如果发生战争，便由日德两国瓜分英国的海外属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说，这既切合日本的“南进”计划，又符合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谈到反共产国际的协定时，他语带讥讽。大使也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德日协定，苏日关系大受损害。

日本准备与全世界为敌

1937年1月1日

就日本的国际关系来说，新的一年是在不祥的气氛中开始的。去年，它既在世界上名誉扫地，又与英、苏、中不睦，最近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更趋恶化。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关系有所改善。在其近邻中，只有跟美国算是尚能维持现状，但由于日本寸步不让，以致《华盛顿条约》期满后未能续签。这导致两国间存在防务和海军军备竞赛的危险，展望未来，眼下确实没什么值得乐观的理由。

出现此种不幸局面，首先要怪日本自己。因为它手段拙劣，现在只是自食其果。问题就出在外交政策受双重控制，这是老问题了。在这方面，政府中的文官，连首相和外相在内，都受制于军人，听命于陆海军，陆海军既不懂也不关心同外国发展友好关系，但没有他们的支持，内阁的寿命又长不了。德国就有过同样的情况，在1914年闹出多大的事来，我们已经见过了。

美国

一两年前，荒木将军曾对英国大使说，要是没有1924年《移民法》的排日条款，日美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说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不错，目前是没有什么重大争端足以严重妨碍到日美关系，但我们不应对问题熟视无睹，目前的一些争执之后一定会尖锐起来，其中蕴藏着危险。

首先是海军问题，随着《华盛顿条约》期满，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这方面今后会闹成什么样子，尚难预料，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假如恶化成造舰和军备竞赛，由此而产生的猜疑和不安必然会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另外还有一些可能会损害两国关系的问题，那就是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政策。这种政策一直有损害美国利益的可能。再就是，日本廉价商品在美国市场泛滥。长此以往，我们将不得不出于自卫而予以抵制，这就必定会引起国际上的愤恨和倾轧。

菲律宾群岛对日美关系来说也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根源，虽然眼前还不至于立即有危险。

中国

讨论或细述过去一年中日本在中国的外交活动及其他种种活动，看来都没有必要。只用这么说就够了：日本军部公开策划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尽管费尽心机，但大部分均告失败；日本军部支持的大规模走私行为，不仅酿成国际丑闻，而且让美、英等外囯都纷纷谴责日本；中国的抗日情绪迅速高涨，遍及全国，日本人非但未能与南京合作，尽力抑制此种情绪，反而凶相毕露，手段蛮横，致使反日情绪不断加剧。

当前新年伊始，由于少帅张学良扣留蒋介石随后又将其释放这一事件造成的新形势，日本在中国，不论有何种计划，似已暂时停止执行。日本人显然是在停步观望。新形势会不会导致中国抗日运动加剧，会不会使南京未来的政策转为强硬，强硬到什么程度，都还有待观察。

中国人展示决心，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突如其来，又出人意料，以致日本全国似皆有晴天霹雳之感。它就像一个迷茫不安的人那样，摸不着头脑，不知今后如何是好。报上已有一些议论，提到要改变对华政策，但是朝哪个方向改，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形迹。一向最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已发生改变的情况的，看来倒是日本：这很奇怪，却是实情。现在日本已明白，用军事压力讹诈是无效的，那它也许就会试用某种别的侵略方法控制华北。经济合作，强调其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生活状况”，自然是军部的一个老计划，其代言人正在加劲鼓吹，此法或许可以给日本扩张主义活动提供一条出路，而南京政府也不会太反对。看来日本暂时还不热衷于向南京政府主动发起正面进攻，更有可能的是从四周渗透，并在华北地区和蒙古边境固守已得的利益。

去年年初我对日本面临的大势所做的评述，其正确性已无可置疑，当时关于日本的对华政策，我大致是这样讲的：

采取什么行动，用什么方法，将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扩张主义的贪欲是根本性的。人们将会看到，从今以后不露声色地逐步推进也好，明目张胆地侵略也好，不论用哪种方法，日本都将坚决致力于巩固它对华北和满蒙的控制。对此，我毫不怀疑。

苏俄

在现阶段的时局下，日苏亲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事情是明摆着的：一方面，俄国有充分理由担心，日本终将扩张到蒙古和西伯利亚；另一方面，日本也害怕共产主义在邻国蔓延。这两点凑在一起，足以阻碍任何互相信任的基础的建立，更不用说边境事件以及纠纷了。不过，到去年11月，双方经过外交上的努力，已达成一项公平的临时协议。在此情况下，苏日关系或可暂安，一时当不致酿成太大的危机。组织一个混合委员会来考虑边界问题的意见在原则上被接受。而明显对日本有利的渔业条约也已草签，并准备在11月20日正式签署。苏联在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防务，加上西伯利亚铁路铺成双轨，其效率之高已足以使莫斯科几乎可以对于关东军的咆哮和威吓一笑置之；而日本人则还在忙于使其军队现代化，加强其满洲驻军，争取和北面的苏军达到平衡，根本谈不上继续寻衅以求早日开战。

然而，这种苏日关系的暂时改善又被日德防共协定的缔结粗暴地打断了。虽说协定表面上的目的只是共同对付共产国际的活动，反对它在各地散播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行动，因此并不是公开针对苏联政府的；但是，两国参谋本部间存在秘密谅解或协议乃是公认的事实，苏联驻日大使坚称莫斯科握有这方面的确凿证据。日本内阁的政敌认为，假如关于协定的内容在11月20日以前未泄露出去，苏日渔业条约就可以签字了，一切也都会好起来，因此他们责备外相，指责他让消息泄露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如果说莫斯科没办法在那个日期前探知日德在柏林的情况，那才是难以置信的。假如有什么错误的话，恐怕不是在于在某个日期以前走漏了消息，而是根本错在缔结这样一个协定。

道理很简单。这个协定及其可能附有的一切秘密协议都是日本军部制定的，与德国的谈判主要是由日本驻德陆军武官大岛少将进行的。进行这次谈判是否得到日本外务省的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鉴于外务省长久以来对改善和稳定日苏关系不断做工作，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大政方针，我们有理由这样问：日德协定对日苏关系的破坏作用事前是否十分明显？对于与日本外交的政治方向如此背道而驰的事，东京政府是否会表示赞同？协定确实已招致全国各方的非难。

这也可以说是日本政策受双重控制的又一次表现。不管怎样，如今是木已成舟了，日苏关系明显已大受挫伤，在最近的将来也难以挽回。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苏联政府必将依旧按这样的原则行事：只有用武力说话，日本人才听得懂。苏联秉持的上策是：一旦日本来犯，不论是边境袭扰还是较大规模的侵略，都应立即以加倍的力量回击。

德国

如果说日德协定含有某种假设，一旦战端开启，就会使协定具有军事互助条约的性质，那也未必。据说，日本曾竭力拉波兰参加日德协定，但未成功。波兰既置身事外，法国又会让德国有后顾之忧虑，要德国承诺在苏日作战时进攻俄国，是不大可能的。不过，说是有某种协议，如交换军事情报、向日本提供武器弹药和技术援助以换取满洲商品等，就比较合理了。不管所缔协定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明显的是，日本政策已有新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德国的关系势必加强，不论有意无意，这种新的倾向不仅对改善日苏关系不利，而且对改善同英国等民主国家的关系也必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意大利

还没有充分理由认为日本正蓄意与一个法西斯集团结盟，但它最近几乎同时与德、意订立协定，自然会引起此种看法。其实，日本撤走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公使馆，代以领事馆，意大利则在沈阳设总领事馆，从而表示在事实上日本承认意大利据有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也承认“满洲国”的所谓“独立”，这看来都不过是着眼于建立互惠的贸易关系，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

英国

日本倒想跟英国亲善，但正如英国大使最近对我说的，它希望的亲善是建立在“只取不予”的基础上。日本人的热情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而且只是出于一种顾虑：日本陆军已终于醒悟，认识到万一日苏开战，英国或许连善意的中立也不肯保持。在这种现实面前，日本人不能不有所顾患，由于满洲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贸易问题及其他种种争执，今天的英国人民中反日情绪日渐浓烈。

另一方面，英国同苏俄的关系在这三年中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严重的逆转。英苏关系不算亲热，但至少也还差强人意。苏联人知道，在英国搞共产主义宣传不会得到宽容。有关海军和贸易的协定也已订立。如此一来，两国以往的敌意大部分都已消散，而英日关系却一直在恶化，日本陆军已终于认识到这样发展下去将意味着什么，因而正开始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日本陆军军官特意来和他们的英国同行表示好感，也不必大惊小怪。

潜在的危险还在于日本有控制中国各地的打算，这将是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控制迟早会损害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和其他日本对华政策声明，都未能减弱英国维持和发展其在华利益的决心。可以推想，如果英日各自的对华政策都贯彻到底，二者就定会发生冲突。

同时，双方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还有贸易之争，又有石油问题，这些一向都是麻烦问题。在基隆事件中，据说英国水兵还被台湾的日本警察打伤，关系自然更糟糕。由于日本政府迄今仍不肯为事件做出适当的赔偿，局面闹得很僵。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已推迟原定的对日正式访问，英国议会中则有人提出窘人的质询和各种议案。皇弟秩父宫亲王虽已准备代表天皇前往伦敦参加即将于5月举行的英王加冕礼，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恐怕不会受到怎样热烈的欢迎。这将与几年前的情况非常不同。

在日本国内，也能听到许多坦率的批评，提出批评的人不喜欢日德协定，他们宁愿英日重修旧好，而这种老交情现在显然过时了。

日本国内

日本政治中有个值得注意的新问题，即来自人民的抗议。1937年新年伊始，人民对政府政策的反抗更加突出，其鲜明程度为1931年以来所未见。以往历届内阁均受到过反对派的压力，但像这样直接发自人民自身的反抗，多年来还未曾有过。

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的公众舆论已有取得支配地位之势。远非如此。不过，民间确有一种情绪在蓬勃滋生，认为人民在当前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应有更多发言权。这种情绪是军人造成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困难刺激起来的，目前还缺乏统一和领导，但运动有望最终发展为一种阻力，可以抑制军人当政并引导这个国家的好战态度。观察家常常感到日本的政治制度易于发动并非出自民意的战争，这是日本对国际社会的最大威胁。人民要求有受到咨询的权利，凡属这样的倾向总是有益的。任何国家的人民，无论在政治经验方面多么先进，要达到对战争的代价有成熟认知，都要走很长的路。不过，最近日本国民对那种以既成事实强加于全国的秘密外交的抗议极为强烈，这表明他们至少已在这条路上开始走了几步，尽管也很难说以后会不会倒退。国民已认识到，日德协定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严重威胁。抗议还迅速延及其他问题。日本的舆论常常自行烟消云散而一事无成，当前的抗议运动也可能会是这样的结局，但新年伊始，这事还是引人注目的，也有现实性。

除与德国订立协定、与南京谈判失败、处理对苏关系失策均遭非难而外，内政方面的一些因素也让广田内阁不得安宁。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广田组阁时，军部显然逼他做过承诺，要在阐明国策、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和奉行积极外交方针等方面采取行动。后两点，广田已在履行：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缔结陆军所喜欢的反共协定，当然也就是所谓的“积极外交”。但对另外两点，广田却延宕了。对于第一点，军部有人提出改革行政部门和议会的各种方案，广田却总是推给一些专门委员会去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回避。如此拖下去，最后等到其他更紧迫的政治问题冒出来，他就能转移视线。对于第二点，即改善人民生活，那就连装模作样的样子也没有了。物价飞涨，债台高筑，赋税激增，皆与许下的诺言背道而驰；意在逐步管制电力工业的那些措施也得不到人民的理解，更难说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看来只要军部想倒阁，就随时都可以把广田撵走，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干，理由也是现成的，说内阁未能实行其政纲就行了；但迄今尚无迹象表明，军部已一致认为换一个内阁就会干得好一些。军部依旧是操纵政府的太上皇，1937年也还会是这样，但是，由于军部统治所造成的祸害层出不穷，反对这种统治的情绪同样随之增大增强。财界和工业界中也有显著的反对派，对政府管制政策的法西斯倾向，他们越来越公开地表示不满。

同时国会也要开会了，众议院的席位中民政党占44%，政友会占36%，社会大众党、其他小党、无党派人士共占其余的20%。在广田内阁中，代表民政党的是递信相和通商产业相，代表政友会的是铁道相和农林相。广田内阁最重要的大臣都没有政党关系。

要言之，在1937年开始时，日本内政的特点是：人民非议政府（尤其是它的外交政策），公众不满于生活费用上涨、预算增高和税负加重。在反对声中，广田内阁仍有争取留任的有利条件：第一，军部（仍居支配地位）还没有判定改换内阁就能改善现状；第二，各政党还不能联合起来进攻政府。

陆军

毫无疑问，由于去年的“二二六事变”，日本陆军在公众中的声誉急剧下降，但后来的情势发展足以消除那时的不良观感，使陆军的势力和人望得以恢复，甚至比过去还高。陆军当局兵不血刃就迅速镇压了叛乱，有效地恢复了秩序，因而博得了公众的赞许。此外，应对事变负责的将领引咎辞职，被宣判有直接罪责的军官受到严惩，军部宣布决定清洗陆军中的“直接行动分子”，整饬全军的纪律：这一切都给广大国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陆相寺内将军镇压“直接行动分子”、在陆军中确立更严纪律的措施无疑是有效的，也比较成功地抑制了现役军官的政治活动。而且陆军还被认为有决心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推行各种造福于农村和其他各界人民的社会措施，这也有助于提高它的声望。

对于日本在外交上的种种错误和失败，军部要负主要责任。报刊责难之声正甚嚣尘上，但这种宣传大部分是一些政客搞的，他们正扬言要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上猛烈抨击内阁。可是，在广大国民眼中，这些政客早已声名狼藉。总的来说，国会同样如此，因为许多丑闻正是源于这些议员们的贪污腐败。议员当选后，极少有人做一点事来实践他们的竞选诺言。如今竟允许国会议员在报上肆意攻击内阁，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军部对自己的力量和声望有充分的信心。那些政客此时在报上点燃的凶焰，到国会真正展开辩论时，很可能大部分都将烟消云散。

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在国会上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抨击军部，结果对政府的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什么影响。

针对外交上各方面均遭遇明显的失败，人民一般倾向于要外务省而不是要陆军负责。反之，少数有识之士则大概比以往更清楚地感觉到，日本之所以现在面临如此恶劣的外交形势，陆军要负责任。

有个重要事实不容忽视：在1937～1938年度的预算中，高达727965556日元的陆军军费已得到内阁的赞同，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庞大的陆军军费，比1936～1937年度的数目多219648856日元。看来国会也不会对这个数额做出多大的削减。

总之，陆军对日本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减弱。

海军

随着1922年《华盛顿条约》和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期满，日本进入新的一年时，便与世界主要海军强国处于无约状态。它面临着与美、英进行无止境的海军军备竞赛的可能性，面临着美、英在太平洋和远东属地大增防御设施的可能性。这种局面当然是日本自己一手造成的：①它在1934年12月发出通知，表示要废除那两个海军条约；②它退出1934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以后便不再遵守三国条约；③它听任这些条约在1936年12月31日失效，既未就海军的质与量的限制问题也未就太平洋和远东设防的限制问题与其他海军大国达成任何协议。

驱使日本退出海军条约和拒绝再承担义务的主要原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它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受法律和契约的约束而使自己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概述之，在日本人心目中，5∶5∶3的比例实在是有辱国体，有伤自尊，无法忍受下去，因此大概在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便下定决心，将不惜任何代价消除这种屈居人下的耻辱。

还有一点，恐怕也是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本相信《华盛顿条约》订下的比例不再是能给它提供安全保障的手段了，尽管在订约的那个时候它觉得是可以的。无法否认，1922年以后，情况变化很大，特别是在航空技术方面，新的情势无疑已减弱了日本的安全保障。加之近年来日本还以东亚的安定因素自居，那么就更有必要摆脱各种限制以免妨碍新政策的有效推行了。

在估计日本废除海军条约而与列强处于无约状态这一行动的后果时，姑且先看日本可能会得到哪些好处，其中有几项可以列举如下。①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属地和本土都有岛国性质，港湾、内河航道等很多，形成天然屏障，它便认为，如果海军摆脱了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限制，即便所能依靠的资源相对贫乏，也能够建立起一支足以确保安全的海军。②日本认为它已用行动证明自己不甘屈服于西方大国强加的限制，如此一来，它在东亚特别在中国面前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总之，它希望在中国人面前赢得“面子”。③日本海军专家深信（并非完全没有事实根据），通过提升质量，即建造新型军舰或大型军舰（45000吨至60000吨），安装大口径主炮，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海军大国并驾齐驱。因为与之相比，现有的主流战列舰就显得陈旧了。他们吸取了德国的经验：当1906年英国建成“无畏舰” [10] ，而使自己以前所有的战列舰都变得陈旧时，德国以此为契机大大提高了自己与英国海军实力对比的地位。

不过，对日本来说，无约状态恐怕还是弊大于利。首先，《华盛顿条约》是一系列政治性条约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废约，也就破坏了1922年以来维系着太平洋和远东的集体安全体系。为了补救这种局面，它也许不得不设法订一些新的、可能属于双边性的政治协定，以保障自身安全。但从前的英日同盟 [11] 恐怕永远不能恢复，目前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安排可以代替英日同盟或刚被它抛弃的集体安全体系。

其次，日本对待海军条约的行动已使它完全孤立，而这种孤立始自1934年3月它退出国际联盟之时。除此之外，现在日本还将面对美、英可能在太平洋和远东属地增加防御设施的威胁，这种威胁即使不是迫在眉睫的现实，至少也会成为一个代价高昂的谈判条件，将来要是日本被迫谋求订立海军协定或其他政治协定，美、英就可以在谈判中抓住这一点跟日本讨价还价。

至于要在中国面前赢得“面子”，最近的时事证明这种期望已经完全落空了。日本不仅在去年秋天与南京政府谈判中受挫，而且现在还碰到前所未遇的顽强抵抗和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团结的中国。

其他结果也并不如意。去年已明显地看得出来，有人认识到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在战时，孤立才是真正的危险。因此过去六个月，日本已在认真想办法，力求摆脱这种处境。1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日德反共协定和日意协定，日意协定至少意味着彼此在事实上承认了对方用非法手段征服的领土；此后不久又公布了同波兰订立的增进文化交流的协定，而波兰则是德俄间战略上很重要的缓冲国。莫斯科立即做出强烈反应，结果日本同这个拥有强大武装的邻国的关系又变得非常紧张。

现有迹象可以证明，从政治意义上说，日本不与列强续订或另订海军协定，并没有使它的地位得到改善。但仅从海军的角度来看，并主要从防御上来考虑，也可以说日本也许是得利者，虽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奎松和麦克阿瑟访问东京

1937年2月1日

昨晚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奎松（Quezon）在赴美途中顺便访问了东京。我在车站欢迎他，驱车把他和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接到大使馆，他们将在这里做客一宵。设宴为奎松和麦克阿瑟洗尘。

今晨陪同奎松总统去见了天皇，会见后共进午餐，在座的有高松宫亲王、松平夫妇和其他贵客。天皇和奎松随意叙谈，谈到达沃地方的问题和一些别的问题。席间，我也对天皇讲了许多关于哈佛大学三百周年庆典和波士顿日本美术展览会的盛况，他似乎很感兴趣。我们还畅谈高尔夫球，我告诉他我打过二十四处日本的高尔夫球场，我觉得日本简直是打高尔夫球者的天堂，他听了好像印象颇深。我还很少见过天皇如今天这样平易近人。由于政治风潮，不知道到奎松总统来访时将是何人执政，所以我没有预先安排正式的招待会，但今天下午还是举行了一次相当大的非正式茶会。晚上奎松赴有田外相的宴会。

席间的演说很有意思：有田向奎松致欢迎词时只字不提美国，奎松的答词却通篇都讲到美国，并且非常庄重地说，菲律宾应该感激美国为它所做的一切。有田建议日本和菲律宾将来应发展最密切的文化经济关系，对此奎松答道，在将来建立那样的关系时，菲律宾共和国的首要责任和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要考虑美国，但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达成一种三方的谅解，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这不是他的原话，但大意如此。他这篇答词第二天发表了，我非常高兴。他的话，特别是谈到日菲未来关系时说的，“行动胜于言辞”的那一句，含有断然回绝之意，但我不敢肯定日本人是否听得出来。麦克阿瑟将军对我说，他认为奎松是世界五大政治家之一，我看他说得对。我发现他很能激发人，有他做客，颇感欣幸。

日美关系从未这样好过

1937年2月12日

艾丽斯患感冒，觉得不舒服，今天下午留在家里，由我代表全家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确实不虚此行，因为我在那里得到了和天羽促膝长谈的机会。天羽说，他认为两三年来日美关系已经大变，日本对待美国的态度和三年前迥然不同了。他说，现在我们之间真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悬案。他觉得很有意义的是，外务大臣就要在这几天内发表演说，声明深愿与美、英两国均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对美国，外相将说到现在的状态已经甚为满意；若谈到英国，则还要谈各种悬案都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换言之，天羽说在谈到美国时不附说明，这就表示没有值得一提的重要问题。

我说，自己认为能有此局面，主要应归功于广田先生，他曾尽力约束日本报界。过去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报界对美国大放厥词，所以才引起那么多麻烦；这些言论被新闻记者传到美国，美国报刊自然要应战。于是，两处都发生恶性循环。天羽便告诉我，他在这方面也出过力，在和日本新闻界代表人物见面的每周例会上，他都尽力开导社论作者，希望他们不要再和美国争吵。这点他做得相当成功。我对天羽说，我虽把改善关系归功于广田，但我亦深知他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我提到报上传说白鸟可能出任外务次官，天羽却把白鸟排除在外，说此人想和苏俄打仗，因此必定与现行体制不相投。我说，自己觉得日本此刻正处在紧要关头，正站在十字路口；天羽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时期成立一个温和内阁的缘故就在这里。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谈话很有意义，因为天羽明确地强调了一个事实，即现任内阁是温和的。就目前来看，情况似乎真是这样。

当心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1937年3月19日

一个月来的政局别有意味，因为滨田、尾崎和另外一些质询者在国会猛烈攻击政府，首相和其他阁员的答辩却比较温和。特别是有迹象表明，至少在目前，政府确实想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在对华关系上采取较稳健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执行多久，能执行多久，还无法确定。毫无疑问，陆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军纪整肃后，军官们现在发表议论都非常小心。年轻军官心里都明白，谈论政治或批评政府者一经告发，很可能就会在下次整肃时被撵到不如意的职位上去，所以他们得步步留神。眼下状况几乎有恢复“币原外交”之势，长期以来稳健派说话都没有现在这样响亮，他们的影响也可能比以前大了。

不过，我没有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意思，天真地以为这种新倾向会持续很久。这很可能只是一段插曲，或者说，只不过是扩张主义运动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我常常谈到这类模式，并认为它恰似海滩上的浪潮，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会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因此，在制定我们的对日政策时应该非常谨慎，日本政府似已在政策和策略上永久地改变主意，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我们不要因此而被引入歧途。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仍将如此。现在国会已被解散，因为政府所要求的许多法案它都不肯通过，内阁无意与各政党再吵下去，我们得密切注意，要看今后几个月国家施政动向究竟朝向何方。按常例，今后几个月一定有好戏看。在这里，总觉得有点像是坐在火山上，不知道火山将在什么时候爆发，我确信的是火山爆发的日子绝没有过去。

日本欢迎海伦·凯勒

1937年4月18日

今天下午在东京会馆欢迎海伦·凯勒 [12] 。大会之后，还有盛宴款待。这次大会让深藏在日本人民品性中的真实感情都显露出来了，这是其他任何场合都达不到的效果。除有教养的家族而外，日本人的传统礼貌一般只是一种客套；那种礼貌，一点也没有关切体贴别人的内容。内心感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今天的客人是一位没有一官半职的妇女，她全凭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完全失明、聋哑等极端的困难，献身于帮助盲人的公益事业，现在来到了日本，在这里传播她的福音，开展她助人至善的工作。此事让日本人非常感动，为我五年来所仅见。

在大会讲台上就座的有首相，他大概是以兼任文部大臣的身份出席的，还有外相、内相、东京都知事、东京市市长、德川公爵和盲人基金会会长大久保侯爵。大厅里挤了五六百人，座无虚席，我注意到其中有币原男爵、芳泽先生和许多高层人士。官员们依次发表简短的讲话，赞扬凯勒女士的功绩。她通过汤姆森（Thomson）女士致答词，然后大会送给她一个美丽的日本香炉。

最后轮到我讲话时，我因为太感动，便索性脱稿，尽量向会上众人表达我对这一切的真情实感，代表凯勒女士感谢他们。艾丽斯和几个客人在大使馆，从收音机听到了我的讲话。她说，我的话确实充满了感情。这的确是一次难忘的盛会。我相信凯勒女士也必定同样深受感动。《朝日新闻》报道称：“假如他们（指政府和人民）把献给凯勒女士的殷勤分一点点来增进盲、聋、哑等残障者的福利，那就会使她更高兴得多，胜过首相、阁员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都来欢迎她。正因为她的到来可以提醒人们关注那些私人办的慈善机构，它们是在怎样增进盲、聋、哑等残障者的福利的……但愿政府能制定政策并付诸实行……”

[1] 1930年4月22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及意大利在伦敦正式签署了《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俗称《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冻结了美、英、日三国战列舰的建造数量，同时对各国巡洋舰、驱逐舰的总吨位、排水量、主炮口径都做出了限制。该条约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右翼人士认为条约阻碍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步伐。

[2] 真崎甚三郎一直被视为日本陆军内皇道派的精神领袖。1933年6月晋升为陆军大将，次年出任陆军教育总监，但不久后因受统制派将领排挤，遭到免职。发动“二二六事变”的大部分青年军官都来自真崎甚三郎曾担任师团长的第一师团。

[3] 1933年8月，古巴赫拉尔多·马查多独裁政权被推翻。9月，陆军中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又发动政变从临时总统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手中夺取了政权，成为古巴实际的统治者。

[4] 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在陆军省刺杀了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永田铁山生前被称为“日本军中第一大脑”，致力于所谓“总体战”的战略规划。遇刺身亡后，被追晋陆军中将。

[5] 1936年2月20日，第19届日本众议院选举正式举行。一个月前，立宪政友会提出了对冈田启介内阁的不信任案。于是，原海军大将出身的冈田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大选。大选结果是立宪政友会大败，议席也从第18届的301席猛跌至175席。选举结束后，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传统政党的力量将持续衰落，而冈田治下“举国一致内阁”的根基将因此愈加稳固。

[6] 指吉田茂（1878—1967），侵华战争前曾任奉天总领事，是外务省内最强烈反对日德结盟的代表之一，也是牧野伸显的女婿。二战后，成为日本首相，与麦克阿瑟关系亲密。

[7] 岸道三（1899—1962），先后担任广田内阁、近卫内阁的秘书官，战后曾任日本道路公团第一任总裁。

[8] 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了吞并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战争。埃塞俄比亚向国际联盟申诉，在世界人民的压力下，国联不得不承认意大利为侵略国，对它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和德国没有参加制裁。因为德国已在1933年退出国联，美国自1935年8月起实施《中立法》，对被侵略的埃塞俄比亚亦不输出武器和军事物资。

[9] 大岛浩（1886—1975），时任日本驻德武官，后任驻德大使，德、意、日三国同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保释出狱。

[10] “无畏号”（Dreadnought）为1906年下水的英国战列舰，因其在武装、动力、防护等各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成为海军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也引发了新一轮的海军军备竞赛。

[11] 1902年，英日曾签订同盟条约。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为了拆散英日同盟，加强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提出另订新约。1921年12月，美、英、日、法签订《四国条约》，宣布废止英日同盟。条约规定四国彼此尊重在太平洋的属地和领土的“权益”，并为维护这些“权益”而采取共同行动。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的“集体安全体系”。

[12]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美国女作家，两岁时又聋又哑，七岁起被教会说话、读书。一生致力于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环境和提高其受教育水平。

第四章 中国事变

（1937年7月8日～1939年10月10日）

陆军的极端分子在日本国内夺权未遂，之后便把他们的国家拖入大规模的对华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团结了国民，使之支持极端分子，而且使整个国家走上了全球性的军事冒险。日本军国主义者原来以为占领中国所有主要港口，就可以控制全中国，但事实证明他们打错了算盘。随后而来的是1939年8月的德苏条约，它为希特勒进攻波兰铺平了道路，日本几乎和欧洲一样感到震惊。《反共产国际协定》是那时联结德日两国的最重要纽带，因此连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没有料到德国人会同苏联做成交易。所以，对日本军人来说，欧洲爆发战争未必是一件好事。新形势使他们能够更放手地“南进”，但东面的忧患则出现了。

中国事变开始了

1937年7月8日

中日两军在距北平城不远的卢沟桥打起来了。谁是肇事者，还不清楚，不过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Johnson）说，从日本人常在中国驻防军附近举行演习这个事实来看，这种事件早晚都会发生，不发生才怪。

日本各界一致赞成开战

1937年7月13日

电告国务院，在当前危机中，内阁、军部、外务省、报界和工商界都认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不容有任何削弱，看来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不用说了，当首相与各派政客、金融家、工商界领袖商量，问他们是否支持政府时，他们岂敢说不。但是，就目前形势而论，我们感到各方的一致性比满洲事变时大。

美、英表达意见

1937年7月14日

昨天日、中两国驻美使节均拜访了国务院，我国乘此机会表示，希望双方均能保持克制。我国的行动已告知英国政府，国务院随即发布下述新闻稿：

今晨日本大使和中国大使馆参赞分别来访国务院，通报有关华北时局的消息。在随后的谈话过程中，我们向双方都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和平事业及世界进步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日本尚未派遣增援部队。

“去问游客吧”

1937年7月17日

下面有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当前的情况。某次远东危机期间，有个美国商人问一个久居日本的侨民，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今后又将如何。侨民答道：“不知道。”商人说：“什么，你在这里住了三十五年，竟还会不知道？”老侨民说：“我确实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去问问来到此地旅游的人，随便哪个都行。他们会告诉你的。”现在在日本，有很多人坚信，目前这次危机乃是日本人早已策划好了的勾当，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取华北。他们举了许多证据：近卫内阁上台如此顺利；前一两年各方面的事态已在发展，终于导致最后一击；他们认为苏俄已被内斗削弱，无力干涉；英国在欧洲处境危殆，不能把海军用于远东；日本已与德国达成谅解。凡此种种，虽也言之有理，但我还是必须与那些老侨民持同样态度。我不知道，“去问游客吧”。各种说法全是猜测，我们能做的只是注视事态发展，搜集真情实况，再尽力去分析这些材料。

赫尔先生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极好的公开声明。声明完全不偏不倚：它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修改条约的正当手续、对国际法的尊重，还申明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以及裁军、与各国合作而又不卷入同盟关系等方针。不论是否于时局有益，发表这种声明远比直接抗议更好，抗议不仅无益，而且会刺激愤怒情绪。日本人不会喜欢这个声明，因为知道是针对他们的，但声明的形式使他们绝对找不到公然发怒的理由。

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回答

1937年7月20日

中国政府已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四点：

（1）两国应商定一个日期，届时双方军队立即停止行动，返回原驻地；

（2）以外交谈判解决争端；

（3）当地达成的任何协议均须经南京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4）中国方面愿意接受为国际法和条约所承认的任何解决办法。

日本人显然希望知道，这个备忘录是否就是对之前他们送去照会的答复。如果是，那又为什么对他们提出的各点不予答复。日本报刊当然说中国的照会“没有诚意”，今天的几家晚报还暗示大局已无可挽回。在我看来，南京既已向日本提出停战，并建议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日本人现在如果还是要开战，那在世人面前难以自圆其说。可如果同意进行外交谈判，照他们的观点来看，也是前后矛盾的。因为他们一直认定这次事件是个局部问题，应当就地解决。

今晨有报告说，苏军又在袭击满洲边境。中日开战后苏联会有什么行动，我看日本至少也要考虑一下这个未知的因素。

“既然你们拒绝接受我们的观点，那我们之间如何才能妥协呢？”

1937年7月21日

陆军省军务局的一个军官告诉凯里·克兰，从昨天须磨 [1] 同霍恩贝克的会谈可以看出，我国的态度是亲华的，并说我国完全不了解华北的情况。日本人会有这种印象，一定是霍恩贝克向须磨表示了审慎均衡的观察建议，凡属此种意见，都必然会给日本人留下那样的印象。这事让我想起荷日海运会议时日本代表团说的那句天真的话：“既然你们拒绝接受我们的观点，那我们之间如何才能妥协呢？”

到处都有军队在活动

1937年7月31日

今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该事妙不可言，而且确有其事，得用牛津式慢条斯理的语调来讲，才能让人领略它的妙处。有那么一位英国太太，相当高贵傲慢，最近路过日本，离船上岸之后她就对她的东道主说：“啊，这就是神户。请告诉我，我们的哪一位总督管理此地？”

今天电告国务院，日本越发下定决心，将动用重兵打击任何进入华北的中国援军。昨天开过五相会议后，近卫公爵立即谒见天皇。还有报道称日本已做出重大决定，并说这是日本对华计划的“第二步”。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出兵的迹象。

美国仍想维持和平

1937年8月6日

英国政府除重申7月28日对我国驻英大使提出的意见外，现在又建议由英美向日中双方提出调停，愿提供中立地点以便谈判代表会晤，协助解决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随时安排撤军。但英国政府在行动之前，还想听听多兹（Dodds） [2] 和我关于日本对这个建议大概会有什么反应的意见。

今晚在我书房里同多兹、英国使馆的桑塞姆（Sansom）、接替内维尔任我馆参赞的杜曼进行一番长谈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

（1）我们觉得，日本政府或人民都没有热衷于同中国打仗的明显表现，军部当然不在此列。日本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对日本屡表敌意，所以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日本政府和民众虽愿意避免一场全面战争，但政府决定采取的措施，无论是军事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他们也将支持。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开始后，军费就得追加四亿日元，战事若扩大，军费必然还得继续猛增，这就必然会使争取和平的主张得到有力而切实的支持。

（2）日本人坚决认为，不论是和是战，现在都必须由中国决定。在这方面我虽同意约翰逊的意见，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实际上已失去了在北平地区的控制权，中国人恐怕是不会主动求和的。如果中国军队继续开往河北，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全面冲突。

（3）我们应当想尽办法制止战争，这一点我看极为重要，为此美英政府欲尽最后努力，以英国政府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基础，出面斡旋。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反对。但我只是认为，提出建议时应十分清楚表示，这一行动绝不会构成干涉。我们觉得，东京接受调停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毫无希望。理应注意不要张扬，成败多系于办事的方式、方法。两国政府若决定进行，我想那就由多兹和我分别求见广田，要在他的私邸而不要去外务省，极为秘密地提出此项建议。问他觉得怎么样，在日本看来这项草拟的计划是否有用。在向日中两国政府试探时，如果认为不宜于先此后彼，那也可以同时在南京如法办理。

（4）至于东京将如何看待此举，我相信只要采用我刚才说的那种秘密的、探索的方式，就不至于引起什么反感。种种迹象表明，此类可以试探调停的渠道，只要想走，现在和今后都会是畅通的。

（5）我经过仔细推敲后的判断是，找广田就英国方案进行一次口头的、试探性的、半正式的、秘密的会谈，要比正式的“外交手段”好，可以避免“干涉”之忧，可以收获更好的结果。总之，千万不能张扬。

（6）我充分意识到，我先前已经表示过，凡能促进局势好转的事我们都做过了，但我还是希望美国在此远东大局最关键、最危急时期中的行为日后能被历史记录为不遗余力的、公正无误的、慷慨助人的义举。

多兹和桑塞姆都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中国人误炸上海

1937年8月29日

近来好像大都是在炎热的周日早上写日记。今天是8月29日，也不例外。身边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到山里度周末去了。艾丽斯和埃尔西在轻井泽，其余使馆人员有的去轻井泽，有的去中禅寺，只有本周末值勤的克罗克（Crocker）、文书人员和我还留在这里。杜曼建议他和我轮流出去度周末，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外出。现在事情发生得太快，有时出了什么事，只能由大使处理，或应当由大使处理。我们当外交官的不缺悠闲的时节，消遣的法子也有的是。我们的工作总是一张一弛地循环着，紧张的工作真的来了，我衷心表示欢迎。哪个专业人员不想得到施展本领的机会呢？所以此时此刻，我不能放松。艾丽斯热得难受，我赶紧把她和埃尔西送到轻井泽去，孩子们早已送去了，住在凯里·克兰家。我本人则干劲正高，精神旺盛，所以又在继续工作。不，这话我说得有些夸张。我想说的是，我们将继续工作，一切在所不惜。

8月14日上海发生了误炸事件，这是当代最可怕的惨案之―。 [3] 炸弹是误扔的，击中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炸死了聚在外滩等处的数百名中国平民。有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鲍勃·赖肖尔（Bob Reischauer）在汇中饭店门口受重伤，美国人可能还有死伤的。我已写信给住在轻井泽的赖肖尔博士及其夫人。后来我们从逃难者口中听到了第一手的叙述，真是不忍卒听。

与英国新任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首次晤谈

1937年9月8日

英国新大使罗伯特·克雷吉（Robert Craigie）爵士虽然要到周六才递交国书，但还是先来拜访了我。我们谈得很愉快，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希望我们之间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和克莱夫 [4] （Clive）谈过，我想我们初见就能这样坦率友好，也许就是因为克莱夫跟他提过我们两人的关系。

警告广田

1937年9月20日 川奈

又打了十八洞的高尔夫球，三天共打了六十三洞。最后打第六十三洞时，我比标准杆少打三杆，极为得意。烈日灼肤，身子困乏，精神却很爽快，这就很有意义了。

杜曼来电话说，今天我恐怕还得去见广田，所以午餐后就赶回来了。得悉日本有轰炸南京的计划，需要立刻提出意见。下午6点见到外相，我措辞强硬，与往常迥异。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讲最重的话的时候了。在交谈时，我讲到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1898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不想同西班牙打仗，可是“缅因号”一炸，战争就制止不住了。美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爱和平、最有耐心的人民，主张国际和平、裁军、维护条约的尊严等，都是我们带的头；但遇到挑衅，我们又可以变成世界上最易动怒的人。最好不要忘记历史。

这些意见显然产生了影响，因为广田第二天清晨便去觐见天皇，后来我们又开始看到一些迹象，说明政府正在为滥炸的结果感到不安，正在采取措施约束空军人员。不用说，闯祸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冒失鬼：他们一闻到血腥味，就狂奔乱撞，不管炸了谁，炸了什么东西，都觉得“毫无关系”。大概是由于我们提了抗议，他们也渐渐明白了外国的反应，所以政府后来派了一个海军将领到上海，同总司令长谷川商讨此事。现已传出话来，9月25日以后将不再轰炸南京。当然不炸了，到那时候他们要摧毁的都摧毁完了，还炸什么呢？在此期间，代理国务卿穆尔（Moore）也和斋藤谈过，随后我还奉命在这里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照会。现在绝不是抱骑墙态度的时候。

对无能的政府提出强硬的意见

1937年9月20日

今晚6点与外务大臣在他的官邸谈话时，我首先感谢日本当局在9月22日和26日美侨撤离期间特对避免轰炸粤汉铁路做了安排。外相问我曾否收到他关于轰炸惠州美国教会医院事件的照会。我回答说收到了，并对他的道歉和愿意考虑赔偿再表谢意。

我把话题转到现已宣布的日本海军将从明天中午起轰炸南京的计划，向他表示最有力而强烈的意见：假如实施这种计划，外国外交机关和人员以及其他非军事人员就有严重受害的危险。我说，倘若因此种军事行动而发生事故，就会对美国政府和人民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又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反感正在日益增加，这是日本自作自受，它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给自己留下了难以信任、猜疑、普遍遭憎恶等观感，还可能会弄到被逐出国际大家庭的下场。我告诉外相，由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几年来他和我一直培养起来的日美友谊正在迅速瓦解；美国人民虽有耐心，但如有涉及他们海外合法利益的严重事件发生，他们同样容易激动；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如果造成某种严重事故而使美国人民觉得其尊严受损，那就肯定会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是我时常担心的。我接着又诚恳地对外相说，日本海陆军在中国的行径正在迅速使日本失去世人的好感，几乎弄到举世共愤的地步。他应该负起责任来，指导日本的对外关系，约束日本的军人。我说，陆海军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日本的对外关系及其在国际上的处境，因此他应责无旁贷地领导现行的对华行动。我的意见和呼吁强硬而直率，没有给广田先生留下任何幻想的余地。我竭尽全力要使外相确信，轰炸南京时如果发生涉及美国利益的严重事件，就必定会在美国产生反响。

广田先生一点也没有试图反驳我的意见，从头至尾都在严肃静听。我讲完后，他才说，四小时以前，他已从东京下令给在华海军司令部，轰炸时要全力避免损坏南京的外国外交机关，避免伤害平民。我说，根据下午的报纸报道，昨天已经炸了南京。外相却说，那个微不足道，而且离外交机关很远。关于日本海军发出的要在9月21日中午开始轰炸的警告，外相主动表示意见，认为警告距执行的日子未免“太短”了。

我今天和外相的谈话虽然语气极为沉重且极为坦白，跟我到日本以来的常态截然不同，但他亳不见怪。他的神态自然也比平时沉重，听我讲话时看来也相当难堪，但他未做任何强力反驳。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在当地的个别问题上，他已经在告诫陆海军了，总是力求不要得罪美国，可是我们仍旧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总的目标问题上，东京政府对军人的影响微乎其微。

亲善使节

1937年10月5日

松方幸次郎起程赴美之前，特来一谈。尽管我劝过桦山、副岛等人不要派什么亲善使节去美国，他们还是有一批人要出去：松方、芦田、高石、铃木文史郎赴美，石井子爵赴英、法，伍堂海军中将赴德，大仓男爵赴意，等等。在美国，他们是不会获得什么成果的。

他们的基本论调是，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自卫，然而美国人谁也不会听这种胡话，无论他们怎么说。美国人对中国有天生的同情感，向来如此，而且对受压迫者几乎都会持同情态度。日本是在中国土地上打仗。这还有什么好讲的呢？这些使节都将碰一鼻子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但松方说，他此行不是去当亲善使节，而只是去进行商务联系，购买石油、废铁、卡车之类的必需品。我警告他：他将会看到，美国舆论并不接受日本所谓的中国要对当前战争负责之说，日本最近的许多行为已使睦邻政策难以继续实行，美国政府在决定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时，一定会考虑国内舆论的动向。他还认为，现在美国对日本的影响最大，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促使这场战争停下来。

（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芝加哥演说”，号召对侵略国实行“防疫隔离”。此后，比利时政府又邀请承诺尊重中国政治和行政完整的1922年《九国公约》的缔约国到布鲁塞尔开会。）

九国会议还能有什么用？

1937年10月9日

在军事和政治形势方面，日本人正在上海周围发动强大攻势，无疑是想影响九国会议。他们似已肃清了大片地区。但我们要问的是：就算日军能够占领和控制一切想占的领土，就算中国军队部分被歼灭，全部被打乱、被瓦解、被驱散，那又怎么样呢？日本人或别的什么人能迫使中国求和吗？假如谈和不成，日本人能撤回大量的军队吗？

他们必须守住已侵占之地。他们的补给线正越拉越长。在经常遇到游击战、实力不断消耗的情况下，这支在中国的大军能够维持多久？日军这样完全被拖住、相应被削弱之后，苏俄会怎么样？据我看，这是大局中未可逆料的重大因素。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会不会垮呢？会不会人心消散、陷入一片混乱呢？那当然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他们之所以不断轰炸无防御的城市，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着许多耗费心力的问题，以上这些只不过是一小部分。

另外，九国会议又能取得什么结果？强迫交战双方议和，然后被断然拒绝？试行经济制裁，然后像在阿比西尼亚问题时那样可耻地失败？或者是仅满足于道义谴责，打一阵大雷，而效果只等于在日本下一场小冰雹？

在这篇并不准确的独白送回美国的时候，也许上述问题的一部分或全部将会有比较清晰的答案。

日本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

1937年10月21日

有位外交界同僚说，他昨天曾向广田再度强调，重申10月15日提过的意见，力劝日本政府参加布鲁塞尔九国会议。他的论点是，国际联盟开会时，日本因为没有到场而错过了陈述自己看法的机会，此次布鲁塞尔会议将给日本再提供一个说明其立场的机会，这种立场可能会得到与会各国的慎重考虑，因为它们的最大愿望就是促成中日冲突的和平解决。外相答道，上次这位大使和他谈了以后，他请教过很多重要人物。这些人特别是政党领袖们的意见几乎一致，全都反对参加会议。但是，由于尚未收到正式邀请，所以就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1937年10月22日

吉泽昨天告诉杜曼，从外务省的角度来说，日本肯定不会接受九国会议的邀请，除非邀请中表明会议并不是根据国际联盟决议和10月6日美国政府声明 [5] 而召开的，否则就不要指望会有好的答复。

谣传和谈，但好战气焰日甚

1937年10月30日

今天国务院来了三封电报，对报上所传日本准备讨论和平条件一事表示关切，希望听取我们对形势的评论和预估。谣传之一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竟当了调停人，正在上海跟川越谈判。为了弄清这个传言，我们坦率地同德国参赞内贝尔（Noebel）谈了此事。他说，关于上海谈判，这里的德国大使馆一无所知。由于日本人认为陶德曼有亲华之嫌，又由于中国聘请德国人当军事教官 [6] ，川越和陶德曼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很融洽。陶德曼最近到上海，还想借此机会和川越搞好关系。

我把最近报刊上的一般评论告诉了国务院，这些言论都集中在这么一点：如果真的发展到与中国谈条件的时候，日本不会容许任何外人的干涉。于是，我又表示：若真要探明日本政府的意向，唯一的办法是由我去找广田“试探”一下。我说自己可以这样行事：最好是请求到他私邸去拜访，以免张扬。开头先提旧话。8月6日我对他说过，如有用得着我之处，只管告诉我。然后，再把话题渐渐引到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上，讲明这次找他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而非奉命。这样一来，即使消息泄露出去，也不致拖累或牵连到美国政府，而且说不定还能从广田那里套出一些话来。事实上，他自己恐怕也会欢迎这样给他提供的由头，以便把日本国内不赞成死战到底的人动员起来。总之，办这样重要的事，我不赞成用“中间人”，这种人很容易把事情搞砸或者弄得面目全非。

关于日方提出的条件，我们所知道的迄今只有著名的“广田三原则”，而这三点的含义又极其广泛，几乎怎么解释都可以，完全可以视日本人在某个时期的自己需要而定。我记得这三点大致是：要中国人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停止反日活动和宣传；镇压共产主义。不管最后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可以有把握地讲，无论包含什么内容，其中肯定会有这么一点：日本要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实际上完全控制华北。我想，除那含混不清的三原则而外，广田是不会向我提出什么具体条件的，恐怕连非正式地透露一下也不会，但毕竟试试无妨，以便打开谈判之门。我曾经为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停战尽过力；若能促成日中停战，也是一件大好事。

国务院立即回电，建议采取什么行动具体由我酌情处理即可，只是提议最好不要专为这个目的去求见，而要在因别事去见广田时见机提出这个问题。国务院允许我行事，并且几乎总说是“建议”，而不说是“指令”，我当然心存感激。

发出上述专电后，即与克雷吉连续开会，有时在我们使馆，有时在他那里，我们草拟了一封电报，由杜曼参加定稿。此电拟写成一式两份，分呈我们两国政府，希望有助于布鲁塞尔会议。简单来说大致意思是，假如会议的结果是要进行斡旋或调解，那就必须当心，不要越出会议“以协商谋和平”的任务，不要对冲突的根源或所涉及的责任表达意见。会议越能保持不偏不倚，调解终能成功的希望就越大。

此外，如真要调停，就应由一个国家担任，最好是由美国或英国，而不要委托几个国家或让美英一同出面。因为那样就有施加压力的味道，而外来压力或任何类似压力的东西都将会遇到坚决的抵抗，会议还应当慎重考虑到它的行动可能会对日本国内的政局产生什么影响。广田地位不稳，军部和沙文主义者想用松冈代替他。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就只能坐视日本以更加残酷的手段对待中国，美英在此间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这里的好战情绪显然在与日俱增。

克雷吉和我已就这份措辞相同的电报中的基本部分达成一致，并且对最后的定稿都满意，遂于晚间7点将电报发出，但愿此电能转送到正在布鲁塞尔开会的诺曼·戴维斯 [7] 和艾登 [8] 的手里，并能影响会议的策略。我们的法国同僚也同意给巴黎发一封大意相同的电报。我觉得我们这一天工作得不错。

今天克雷吉心烦意乱，英日关系几已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上海又死了三个英国兵，很可能是被日本炮弹打死的，英国的反日情绪正不断高涨。日本建了一支新的舰队——第四舰队，这也使他焦虑。他担心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封锁香港。我看他真正害怕的是日本海军可能会蓄意挑起一场英日战争。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知道日本海军的攻击目标确实已从美国转到英国。我们还知道，日本海军极不愿让陆军单独出风头，所以也在那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帕布斯特也同样担忧这支新舰队有配合“南进”政策的计划，会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他和克雷吉还担心会再发生一次“二二六事件”，两人都认为有此可能。

但我们又问自己，这批军人和沙文主义者还有什么理由来搞类似的刺杀呢？的确，看来陆海军已为所欲为，政府或保守派根本没有干预他们。西园寺、牧野、汤浅、松平等人如今似俱已销声匿迹。再搞刺杀又有什么好处呢？不过，向来兼具武士传统和流氓习气的日本军人和沙文主义者，在此时的政治舞台上始终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广田指责美国企图组织反日阵线

1937年11月16日

广田对我讲的话，大意如下：根据布鲁塞尔传来的报道，看来最后的决议草案是想用联合行动来对付日本。外相只见过决议的初稿，还不知道通过时有无变动或修改。但他担心，若真是号召各国采取联合行动，那就会对日本舆论产生很坏的影响。“联合行动”之意似乎是要实行某种制裁，如经济断交之类。这种行动不仅无助于停止战争，而且只会使中国人得到鼓励，进而无限期地延长战争，据“某国”外交官传来的消息，美国不仅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而且正在会上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

广田说，这些传言肯定很快就会出现在日本报刊上，必将产生很坏的影响。日本公众向来认为，拼凑反日联合阵线的首要国家是英国，但如果报刊现在报道说布鲁塞尔会议的领导权是美国所掌握的，那么反日的大部分责任就会移到美国肩上。正如外相常对我说的那样，与美国友好是他的基本政策，所以他颇为上述情况即将导致的后果感到“担忧”。直到最近，日本人依旧以为，在这次中日冲突中，唯有美国的公正态度是真诚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正态度都受到怀疑，因为它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而美国的立场则不同，所以人们还以为它对促进实现和平可能会起重大作用，就如同日俄战争时那样。因为它是日本的友邦中最公正的一个。由于总统的芝加哥演说，这种情况开始有点变化了。但后来总统向国会致辞时避而不提远东，这又使日本公众感到，美国的态度也许并不完全像他们所想的那样“严峻”。

接着广田又说，日本在中国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如果他们认为需要的话，日军完全可以继续前进，但他们也许并没有长驱直入的必要。现在促成和平解决，对中国只有好处。中国政府若从南京撤走，那将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有些将领已在组织与蒋介石对立的反对派，蒋介石的地位并不稳固。如果现在讲和，日本的条件将是“公平合理的”，日本不会占据中国一寸领土；但如果战争长期拖延下去，这种态度就可能会改变，牺牲既然增大，条件就会比较苛刻。美国要对大局有所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劝蒋介石同意议和。如果中国政府拿出愿意谈判的表示，广田便会派代表去上海和中国代表谈，或公开或秘密，任何方式都可以。

广田讲完后，我把他的话逐点重述一遍，问他我是否已经正确理解了他所说的一切。对此，他做了肯定的回答。我告诉他，我将向我国政府转述他的这些意见，在此期间，希望他尽力约束日本报刊，有关美国态度的报道，凡未经证实的消息都不要发表。我告诉他艾登在英国下议院实际上是怎样讲的，并说国务院已断然否认我国政府曾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还向他重述了召开会议的缘由。广田说，他同意我的意见，让日本报刊保持冷静是要紧的，他将尽力而为。我又指出，中国大使仍在东京，议和的外交渠道看来还是存在的。广田同意，但没有发表意见。

广田曾提到我国在日俄战争中起过的作用，并暗示如果蒋介石撤出南京，和谈将更难开始，这两点也正是昨晚杜曼对吉泽提过的，这很值得注意，一定是吉泽立刻把话传给了外相。

赫尔否定广田的指责

1937年11月17日

国务院来电，传来了布鲁塞尔会议11月15日通过的宣言全文。

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报告说，哈瓦斯通讯社发了一则东京专电报道，其内容据说是日本想要强使中国接受的条件，问我们对此有何看法。我们回答国务院：11月15日外务省发言人称，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

国务卿给我的电报中提及我和广田的谈话，他说布鲁塞尔会议通过的宣言中绝无“联合行动”一语。赫尔先生猜想，广田也许是指宣言的最后一段，那段是这样措辞的：

尽管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各国期望日本不要坚持拒绝，但现在的局面是国际条约的一个缔约国与所有其他缔约国的意见相反，坚决认为它所采取的行动不属于这个条约所涵盖的范围，把其他缔约国认为对当前局势有效的各项条款均视为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与会各国就必须考虑它们的共同态度应该是什么。

国务卿还托我转告广田，凡谓我国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的任何传说都是毫无根据的。赫尔先生还知道，在会上各国政府不过是履行了交换意见的共同职责，谁也没有做过超出这个范围的事——不论哪国外交部，只要它握有可以公开得到的情报，都不会对这些事实有误解。如果有，他将感到惊讶。他要我告诉广田，他很感激广田希望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五年来，他赫尔也是一直在为此尽力，但也不得不坦率地、纯粹出于善意地表达忧虑：发展和增进这种彼此友好关系的事业都永记于心，不应该因当前的远东局势受到损害。

广田为何误解赫尔的意思

1937年11月20日

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吉泽私下告诉我，11月18日我转达的赫尔先生致广田先生的口信中有些词句和精神其实被误解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为了保证能够准确地按照电文传达赫尔先生的信息，我先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去见广田，实际上是念给他听的，并没有插入临时口头传达的内容。口信说，赫尔先生衷心感谢广田先生愿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为了这个目的，五年来赫尔先生也在不断努力；但赫尔先生仍不得不善意地、坦率地表示忧虑，深恐建立和发展这种彼此都关心的友谊的事业会因目前的远东局势而受到损害（大意如此）。

口信末尾的这句话是带刺的，可是广田听了非常高兴，并请我向赫尔先生致谢，所以我当时就有点诧异。广田问我可否把我写的和念给他听的这一份留给他。我推托说，这张纸所记的只是一份粗略的记录，我回使馆后将立即给他送一份较整齐的抄本来。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不能把原本留给他，因为那是照密码译出来的，而且上面还有一些我不想给他看的附注。我一回到使馆办公楼就给他送去一封私函，附上一份非常符合电报原文意思的译稿。

今晨陪马慕瑞 [9] 去访广田时，见面我便问他，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他说没有，还想打电话找我要。我说，两天前就已寄出，就是紧接着我们上次会晤之后，我要查一查。我们刚走出广田的办公室，便碰见吉泽拿着我的信走进来。他说信先送到了档案局，所以给耽搁了。吉泽要杜曼下午来找他，并说广田先生对信息有不同的理解：他以为赫尔先生是说，尽管远东局势如此，他还是在为美日亲善做工作。广田显然是误解了“忧虑”一词的意思。

按广田自己那样理解，这个信息曾使他高兴得不得了，以至于忙着将此事电告一些驻在外国首都的外交使节。现在收到了我的信，就看出来他的理解和信息的真意之间的显著差异了，他便感到有点为难：要不要向外再发文件以更正错误呢？吉泽认为不必，也许听其自然还要好一些。这一切都只怪广田先生对英语掌握得不够，也说明绝不能相信纯粹的口头转达。但至少有一点值得我欣慰，出此误会，不是我这方面粗心大意造成的，因为我是据原文逐字逐句念给广田的。

给一个日本开明人士的信

东京，1937年12月3日

私函，机密

某先生：

感谢您于11月19日寄给我您11月11日致英国朋友的通告信函的拷贝件，已认真拜读。信中颇多宝贵内容，为此尤当感谢。

目前寄到我处的“解释”日本的态度和行动的材料甚多，来源各异，形式多样：有书信、备忘录，还有其他各种文件。然而，其中态度客观、实事求是而值得一读的寥寥无几，大部分均不值一看，因所据论断极为片面且未经证实，也没有证据以检验其准确程度。当此时局纷扰之际，我认为最要紧的是，我们大家都应当抱持客观态度，应先对所获资料的准确性有十足的把握，然后才下判断、提建议、做决定。否则我们的判断并无多大价值，例如对相关前提的可靠性不能肯定，世人就会把我们的论断视为存有偏见或纯属宣传。

正因您本人抱着开明、无畏的态度，是一位追求真理的人，又是一位爱国者，常把贵国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我才不揣冒昧，要对您的通告信函提几点意见。请您相信，我是作为挚友而这样做的，不仅是您的朋友，而且是日本的朋友。我向来认为，一个碍于情面而不肯直率进言的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1932年我在美日协会上做首次演讲时就说过这个话，以后也总是力求如此行事。不过有时作为朋友可以说的话，作为外交官就不能说，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写这封信的。

首先，您在通告信函第16页上说：“……是中国向日本挑衅，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第18页上又说：“一支中国大军平白无故向我们正在演习的一小队驻屯军开火。”显然，如今彼此都会说是对方先挑衅，但中立的观察者大都认为，指中国先侵犯的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此点。究竟是哪个肇事，恐怕谁也不知道，但一般有这样的看法：日本人既然在中国土地上，并且就在距中国驻军那么近的地方频繁演习，要不出乱子才怪呢。其实，早就该出事了。除日本军部的一面之词而外，如果您还另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您的论点，我非常乐于领教。据我看，要辩明这个问题，单凭一面之词是不够的。

其次，我知道确有其事（第一手而非第二手情报）：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提议于7月17日停战，表示愿意将部队撤至卢沟桥事变以前的阵地，在所涉地区内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只要日本政府也采取同样行动即可。停战期间，双方均不得试图占据战略要地。换言之，即订立一个“君子协定”：不利用停战期间谋取优势，听候和平解决。这个建议于7月16日送达日本政府，却未得到理睬。我很担心，这个事实如果载入史册，将不会是什么光彩的行为，但这的确是事实，绝非谣言。

再次，关于日本轰炸中国，您只在第19页提到一个事例（炸广州），说偶然炸死了一些平民（您所谓的人数不多）。我们根据中立观察者的目击，掌握有大量绝对可靠的证据，证明日本轰炸不设防城镇、医院、传教机关和教育机关的事例是很多的。日本飞机是在远离中国军事设施若干英里的地方大肆投弹，因此并非偶然，而被炸死的平民为数众多。这些轰炸事件即使在日本报刊上有所报道，也没有几件。美国报刊却报道了，也是根据中立人士提供的绝对可靠的观察资料。我国之所以举国愤慨，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这些报道。附上一张清单，内列我们正式了解到的一些轰炸事件，供您私人参考，并请保密。

我非常愿意承认中国对外宣传的效果一向比日本的宣传好，但上述各点并非根据宣传，而是根据中立人士提供的确实证据。如果追溯到以往若干年前的历史，日本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向世人辩解，但若以当前的敌对行动和作战方式为依据，日本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讲了。在我国，日本宣传人员常用“自卫”一词，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不恰当。普通美国人会很客气地听您讲，然后只问您一句就够了：“哦，但你们是在中国土地上打仗吧，难道不是吗？”要在这种责难面前辩明自己有理，需要追述许多历史背景，选用“自卫”一词是不恰当的。

我相信，您从这一切将会意识到，我国出现反日情绪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有正当理由，绝不仅仅是因宣传而起。我经常热切期盼的是，无论已经发生的还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不会损害我们两国的传统友谊。为达此目的，我始终努力不懈，这点我想您是明白的。

此信乃私函密件，我已经强调过了，请您也做同样处置。不过，既然您是一位追求真理的人，我觉得您还是有知道这些事情的权利。

约瑟夫·C.格鲁 谨上

一个日本极端分子的来信

1937年12月4日

下面这封今天收到的信，可以说明这里的普遍情绪：

〔译文〕1937年12月2日

美国驻日大使

约瑟夫·克拉克·格鲁阁下

打倒英国！

由于英国怂恿，中国才会对日本采取挑衅态度，所以才爆发了目前的日中冲突。随着在中国的战争发展，香港现已成为反日活动的中心。日本海军坚决主张日本应占领香港，否则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就将归于无效。

我们认为，日本应当首先占领香港和新加坡，由此消除日中冲突的根本肇因。尽管英国援助中国，日本还是占领了中国南方的五个省，如江苏、浙江、安徽等。为了维持东亚和平，从今以后，应在中国永久驻扎一百万日本人。

今后日本中学和其他学校的英语课理应裁撤。只有志在专攻英语的人，才去学英语。

上述内容已于11月15日送呈日本陆海军当局。

【签名】某某

（退役日本海军大尉）

我们接到“帕奈号”沉没的消息

1937年12月13日

今天实在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这里的周一通常比较轻松，因为这里的周一是华盛顿的周日，那里还在休息。我们打算跟几个外国同僚及其他一些人去竹之台打一天高尔夫球，但一看早晨来自中国的一连串电报，就打消了一切出游的念头。我立刻换了衣服，上午11点半前去拜会广田。日军正在炮击从南京经长江撤退的中国残余部队，不分中外船只，一律射击。据说这是司令部的命令。

根据我们的消息，载有我国使馆人员的美舰“帕奈号”（U.S.S Panay ）和三艘载有美国难民的美孚石油公司的船正从南京溯江而上，其间在至少有两英里长的一段路程中遭到炮击，炮弹正落在这些船的四周。我提醒广田注意我12月1日提出的关于“帕奈号”的照会，把大使馆获悉的一切事实告诉了他，给他留下一份备忘录和詹森 [10] 的四封电报的摘录。其中有一封讲得很清楚，日本炮兵队奉命行事，不加区别地炮击一切船只。我向外相呼吁，一定要设法制止这样滥轰我们船舰的行为，并向他指出，如果发生杀伤美国侨民的事件，就会在美国国内产生极坏的、严重的影响。广田只是说，已预先通知过所有的外国人，要他们撤离南京一带的战区。不过，他还是会请军事当局注意我的抗议。我的这次行动是自发的，并没有听奉命令，后来我觉得做得对，哪怕只是留下记录也好，所以很高兴。

我还借此机会向广田致谢，因为“胡佛总统号”（President Hoover ）在台湾附近触礁，可能全毁了，日本政府曾派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商船去援救。我又请求允许我们把“奥古斯塔号”（Augusta ）也派到那里去。外相说，要去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需要有正式照会，他会通知我。

以后一直无事。下午3点，艾丽斯告诉我，广田刚才来电话说他就要来大使馆找我。我当即对她说，外务大臣亲自跑到使馆办公楼来是没有先例的，一定是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我自然立刻就想到“帕奈号”。当我走到我的办公室时，广田已经在那里了。一见面他就说，据报道“帕奈号”和美孚石油公司的船已被日本飞机炸沉。他一点也没有试图抵赖的意思，没有推说也可能是中国飞机炸的，并且表示日本政府“非常抱歉与遗憾”。广田看来确实很激动，面露日本人在最激动时常有的那种表情。他说：“对这件事，我真说不出我们心里是多么难过。”我陪他下楼，送他上车。

今晨拜访广田的经过已在中午电告国务院，广田下午3点的来访也报告了。电报中还提到海陆两大臣也都分别向使馆海陆军武官表示了歉意。

这时国务院已发来“特急电”（12月12日夜11点45分发出，12月13日夜9点15分大使馆收到），说国务院已从汉口得到关于事件的报告，命我去见外相，探查消息，要求日本人立即采取适当的行动，要让广田明白局势严重，亟须采取一切措施，以防美国船只和人员再遭袭击。我于晚9点45分回电说，国务院所示各要点已在预料之中，今晨已经先办了。我们迄今尚未接到关于“帕奈号”被击沉的美国官方消息，鉴于国务院电报的传送需费时九小时，我建议凡属急讯均用无线电拍发，不要用绕经马尼拉和上海的海底电缆。

日本最初禁止报刊刊登此条消息，但不久即收回禁令，外务省也发表正式声明，暗示“帕奈号”和美孚石油公司船只是和许多运载逃出南京的中国残余部队的中国船舶混杂在一起的，所以事件纯属意外。美联社的莫林、合众社的汤普森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莱彻都来探问我们有什么消息。我非正式地对他们说，为增进日美友谊，我惨淡经营已五年，但由于这次事件，恐怕会前功尽弃。说老实话，此刻我很担心两国邦交会破裂，甚至已经开始考虑万一要撤离时如何赶紧收拾行李的细节。这一切就像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 ）被击沉后，我们在柏林开始马上整装待发那样。我无法预知美国政府和人民是否能够忍受这类自称非蓄意的、无理的侮辱。

“帕奈号”沉没以后

1937年12月20日

在此紧张而又疲累的时候，又有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实在很难及时更新日记。我们一直在艰苦工作，不分昼夜，不计周末。“帕奈号”事件造成的危机，更容易使人感到烦躁和气恼。这次事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战争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仁慈的事业，但对“帕奈号”先施轰炸，继而又用机枪近距离扫射，甚至在伤员和其他幸存者爬进岸上树丛以后仍继续扫射，必欲斩尽杀绝——日本海陆军的这种行为简直是不可理喻。

日本人数次轰炸医院、教堂、大学等非军事目标，总是拿“可见度小”和误差来做辩解，但就“帕奈号”事件来说，这种托词再也不管用了。情况很像是这样：飞机从一定高度炸沉该舰后便俯冲下来，陆军的汽艇还开过来一齐扫射幸存者。即便轰炸时或许知道是美国炮舰或许不知道（虽然船篷上清楚地画着或盖着美国国旗），但之后绝对不会看不见美国国旗。而扫射的目的很像是消灭亲见炸船的证人。我们从可靠方面得知，至少陆军当局——很可能还有海军——曾下令击沉长江上的一切船舶。尽管他们早已获得确讯并且清楚地知道那里有我们的船，甚至连船的准确位置都是知道的。

我最初的想法是，结果可能会导致双方断绝外交关系。斋藤将领回他的护照，我将被召回，因为我“想起了‘缅因号’事件”。当详情传到国内，国民开始了解到其残忍程度竟如此骇人听闻时，我更认为可能会断交。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断交就是肯定无疑的了。但是，广田立即亲自来访，表示日本政府“非常抱歉和遗憾”，日本海军当局也采取类似步骤，此皆前所未有之举，且绝无推卸责任的意思。这一切，似又暂时平息了公愤。就这点来说，日本政府倒是非常聪明。然而本地报刊至少还想否认有机枪扫射等情况，外务省发言人也有这种倾向。在此期间，亚内尔（Yarnell）将军正在上海搜集证据，此间的陆军也已派专人前往上海调查。美国海军将开调查法庭，询问证人，录取证词。同时，我们还听说，日本海军当局已将那个应对轰炸负责的海军将领召回，命他退役。现在真是一个紧张而又关键的时刻。

然而，存在“两个日本”的这个事实也在此刻表露得最明显。自“帕奈号”遇难的消息传来之日起，便不断有代表团、来访者、书信、捐款向我们涌来，上至高级官吏、医生、教授、实业家，下至小学生，各行各业的人都有，都想通过某种方式为其海军的行为表示羞愧、抱歉与痛心。有位衣着整齐的日本妇女从使馆办公楼的侧门走进来，剪下一大绺头发，连同一朵石竹送给我们。这是哀悼亡夫的古仪。还有个日本人为这个国耻而痛哭流涕。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来道歉。有些贵妇人、官员的夫人没有跟丈夫商量便直接来拜访艾丽斯。总之，事件的这一面还是感人至深的，表明日本人心中还留存一些骑士精神吧。

事件究竟会演变到什么地步，还很难预料。当国内得知详情，国会与公众日益愤激之时，我们或许不得不断交。但如果我们能够挺过这次风浪，那这一事件也许正可以提醒日本政府，使其认识到，除非它能抑制陆海军，否则断交就必不可免。而断交及其一切后果肯定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说不定可以因祸得福。但还是那个问题：他们能够抑制军部吗？假如采取压制措施，东京就很可能再发生一次“二二六事件”。政府自身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也知道，天皇本人是想干预局势的，但他会被允许这样做吗？日本有许多矛盾现象，这里我们又碰到一个：陆海军是天皇的“孩子”，为他效忠，唯命是从，但又像疯狗一样四处乱咬，而这非天皇之所愿，亦非其所批准的。

英国人的境遇和我们一样，他们在长江上的船也遭到袭击，也有人被炸死。

大使馆致“帕奈号”沉没事件日方调查人员的声明

1937年12月22日

兰登写信给总统，答应在外交政策方面支持政府。这封信发表了。还有另外一些人，但愿他们也能和政府同舟共济。我只希望，他们那套要放弃我们在远东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和威望（即使不是国家的荣誉）的主张，并不代表美国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并不认为共和党可以从政府的远东政策和行动中捞到多少政治资本。

大使馆同山本海军大将 [11] 及其他军官讨论“帕奈号”事件的会议今天在我的书房里举行了。地板上铺着地图，大家就围着地图而坐。参加的有海军省次官山本将军、高田海军中佐、柴山大佐、西中佐、吉泽先生、杜曼先生、美国新到任的海军武官比米斯（Bemis）海军上校、新到任的陆军武官克雷斯韦尔（Creswell）少校，会开了三个多小时。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日本陆海两军都显然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能查明事情的真相。如果不是有很多原因，他们是不会轻易这样做的。我以如下发言结束这次会议：

我想简单地谈点意见，可以吧？各位将校懂不懂英语？（译员告诉大使，他们都懂，不需要翻译。）

今天承蒙诸位光临，并多承指教，非常感谢。感谢大家为查清整个事件的真相而做出的努力，感谢高田海军中佐和西中佐汇报的现场调查的报告。这些报告我都很留心地听了。我国驻上海的海军司令亚内尔将军正在召开调查会，即海军的侦讯法庭。我还没有得到该庭的调查结果，也没有接到该庭搜集证据的最后报告。不过，我知道它已经在听取证词，尤其是幸存者的证词，已在尽量深入地进行调查，希望不久后就能接到报告。不过，我还是收到过一些证据，我们的侦讯法庭搜集到的这些证据与今天两位中佐所列举的事实有许多相符之处，但并不是各方面都一致，某些地方仍有出入。关于谣言的问题，已经讲了很多。我很愿承认，有些谣言虽到处流传，或许是无稽之谈；但我又觉得，有些传说将会被最后的证据证明是有事实根据的。

现在来回顾一下吧，我只想略微回述一下我国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看看我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12月1日，我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外相，那里停有“帕奈号”，我国驻华使馆人员要坐那条船，请采取措施，以免不测。之后，接到来自南京和上海的报道，称炮弹正落在“帕奈号”周围。我又在13日早上11点30分去见了外相，告知有此类报道，请求采取措施，以免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到威胁。那天下午3点，广田先生来访，通知我发生了“帕奈号”被炸事件，表达了日本政府的歉意，表示深感遗憾，陆海两相也这样做了。

随后日本各界人士来访或来信，向我表示歉意。这对平息由事件激起的美国人民的愤慨有很大作用。14日，我接到训令，要送交一项陈述我国政府态度的照会。当天下午4时，我求见外相，那时他没有空。到晚上8点30分我才见到他，当即递上照会。

其间吉泽先生曾于下午5时送来日方照会，我方照会中有几点已在日方照会中得到回答，但并非所有各点均已得到答复，所以我们至今仍在等候回音。

17日，我们的消息表明，事件要比我们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因为我们陆续从上海得到了证明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船被炸之后又遭机枪近距离扫射，逃入苇丛的人也无法幸免。至少有一架飞机低飞下来扫射他们。又有证词说，“帕奈号”还被陆军汽艇扫射。这些证词，以及上海侦讯法庭得到的其他材料，说明事件要比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国政府不想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同日本政府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只会混淆主题。在主要问题上，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无可争辩的，更是毋庸置疑的。我国船舶在长江上航行，合法合理。日本军事当局也知道那里有我们的船以及大概的位置。船上标有美国国旗，横竖都有，一目了然。船只除了遭到日本海军飞机低空轰炸外，日本水面舰艇还抵近向它们射击。“帕奈号”上的人员逃生后，逃生者又遭到日本飞机扫射。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日军犯了罪，根据这些罪行，我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尽数赔偿，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也是不容置疑的。

我想再说一遍：你们赔礼道歉，尽力查清事实真相，再来向我报告调查结果，保证赔偿，这些我都非常感谢。不过，我认为采取最严厉措施来保证这类事件绝不会再发生，才是最重要的事。若再发生一次类似事件，后果恐怕就不堪设想了。所以，现在我们下一步就是等候日本当局对我们的正式照会答复，看上海侦讯法庭的调查结果如何。在那以后，才能明确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帕奈号”事件告一段落

1937年12月26日

今天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它显示了两国政府的明智和卓识。尽管一方数次打算不惜任何代价“保全面子”，尽管另一方横遭侮辱，但两国政府并没有感情用事，贸然准备诉诸武力。日本政府为击沉“帕奈号”谢罪，卑躬屈膝；我方则立即接受了道歉。我国政府的照会，在我看是一篇杰作。我们已满意地看到，日本政府自认有责，表示悔恨、提出赔偿都很及时。我们承认日方的行动是对我方要求和期望的回应。在细节问题上，各自都信任本国的证据和结论。我方表示，非常希望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真能奏效，足以防止日本军政当局再攻击或非法妨害中国境内美国侨民的利益或财产。

日方办事同样巧妙，他们把照会安排在圣诞前夕送达华盛顿，使其能在圣诞节当天得到我们政府的处理（我方的答复于圣诞节下午3点自华盛顿发出）。日本人不会不知道，我国洋溢着圣诞精神，“和睦处世、善意待人”的思想必定会浸润、影响我国的决策。无论如何，有这样的结果，我感到万分庆幸了，因而中午去见广田时一进门就笑容满面（与12月17日拜访时的姿态截然不同），告诉他我带来了好消息。当我向他念完我方照会时，他确实热泪盈眶，充分表露出日本人的激动状态。他说：“听到这个决定，衷心感谢贵国政府和您本人。我高兴极了，您给我送来了一件绝佳的圣诞节礼物。”想必他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和我一样。我们又算暂时渡过了一关，甚为艰难的一关。

可展望未来，我丝毫也没有万事大吉的感觉。可以肯定，还会出现难关，也许还会更加艰险，美国人民的忍耐并不是无限的。仅是损害甚或摧毁我国在中国的有形利益，或侵犯条约权利，或破坏我们所维护的原则，尚不至于引起日美战争，但再有某种侵凌美国主权的行为，或者屡次三番的公开侮辱，战争就很容易被挑起了。危险就在此处，这是现实的危险，日本军部与日本政府不同，他们并没有责任感。凡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在展望前景时都无法排除这种危险。我离开外相官邸的时候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因“帕奈号”事件解决而感到满意，只不过是畅快一时。五年来，我总是想建成一幢坚实的日美友谊大厦，但这幢大厦的基石早已瓦解成流沙了。

日本教师、小学生寄来的信和诗

亲爱的先生们：

听说贵国的伟大军舰沉没了，您的同胞还遇难了，我深表同情。

消息传来，才晓得发生了惨案。我们日本人震惊的程度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

要知道，我们并没有丝毫害人之心，造成这么大的损害纯属偶然。

请向丧失亲人的家属们转致我们真挚的同情和吊唁。

附上用日文写的挽歌一首，还望接纳。

当中国事变发生时，我有个兄弟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叫作通州的一个村子里被杀了。当时他住在金水楼旅馆，那里的边防军突然向手无寸铁的日本人开枪。

之前几个月都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不知他是生是死。

每天挂念，悲伤难平。

海外素不相识的朋友也来信勉励，邻近的人也会来看望我们。

在忧患中听到温暖的话语，实感莫大宽慰。

尽管我们的境遇同样艰难，但我们还是要向你们深表同情和吊唁。

谨向全体美国朋友致意。

您忠诚的某某

悼“帕奈号”及死难船员

（某人写的日文挽诗）

恶浪翻滚，

战火纷飞，

沙场纷乱迷离。

英雄腾空，奋勇追敌。

炸弹落下。啊！炸的不是敌船，

误中了友邻的舰艇。

船沉了，还有几位水兵。

都因那致命的一击，

举国哀悼，无限哀伤。

（附注：原文语带双关，难以直译成任何外文。上面所译，只是略表诗中大意。译员最上。）

［译文］　　　　　　　　　　东京，1937年12月12日

美国大使阁下

亲爱的大使：

日本战机向贵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军舰误投了炸弹！妈妈告诉了我，我大吃一惊。这个消息真把我吓坏了。我相信，发生这种误会，一定是由于江上弥漫着浓雾。如果日本战机知道那是美国船，肯定不会那样做。日本空军没有任何理由要把美国军舰当作轰炸的目标。这次不幸事件也许会给船上官兵造成一些伤亡。这是我最担心的，但愿他们都平安无事。

亲爱的大使，我衷心希望您不要把这事看得太严重。要宽大为怀，原谅那些日本海军航空兵，毕竟责任不在他们身上。我还恳切希望，能允许我为日本战机的严重错误向您道歉。我非常喜欢贵国。美国万岁！再见。

五年级学生 某某

东京世田谷区

森山小学

日本开始发现中国事变意味着什么

1938年2月10日

在不祥的迹象中迎来了新的一年。由于发扬了真正的、罕见于国际事务的圣诞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由于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现了可佩的英明睿智，“帕奈号”事件才暂时得到了解决。但祸事仍旧还会发生，前景依旧十分暗淡。一方面，东京政府无力控制在华日军危害美国人生命、利益、财产的行为；另一方面，我国虽有和平主义的倾向，渴望和平，但在屡受侮辱的情况下，不能以为我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无限的。

如果上面两个前提都没错，那么剩下的似乎只是忧虑了，全无安心的可能。有个事实或许最能说明我自己的忧虑：最近我曾把这套日记和五年前到日本以来的私函装订本整理了一下，订购了两三只书包式的皮箱，以便突然要离开日本时一接到通知就可以把这些文件装好，并且马上就可以送上船。我觉不认为这样的变故不可能发生。

“帕奈号”事件引起的反响刚开始平息，就又传来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肆意妄为的消息，他们抢劫美国人住宅，亵渎美国国旗，多次将美国国旗扯下来、烧掉，不然就撕碎，如此等等，恣意侵凌美国的权益。显而易见，中国人遭到了几乎见人就杀的屠杀，许多中国妇女则被强暴。当然，日本人对这些事情都会狡辩。关于污辱美国国旗，他们说那是因为中国人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连我国总领事签署的、张贴在真正美国财产上的日文证件也无人理睬，这又怎么解释呢？至于强奸的事，他们说数以百计的中国妓女从妓院逃出来，日本兵只是把她们带回去重操旧业。又说我们得到的消息都来自传教士，他们不过是转述他们的中国雇员的话，并没有亲自看见过他们所诉说的那些事。

有人对我说，日本人的真意是想要逃难的中国民户和店铺老板能回来安居乐业。我说，中国居民，尤其是那些有女儿的人，听到那么多关于大批处决、屠杀、奸淫的消息后，如果不敢回来，恐怕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吧。听我这么回答，来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便无言以对了。事实上，他还是说了，而且竟然还说他能够理解中国人的态度。

日本反对英国、观望美国

1938年3月31日

在现在的情况下，对我们这些身在使馆的人来说，生活就好似摆着一排排跨栏的煤渣跑道。每跳过一栏，都有一阵快感，但是我们没有自欺欺人，认为已经跳完了最后一栏。新栏正在不断出现。要是在以前，还要难跳得多，如今稍好一点。但这只是因为日本政府目前亟须避免同我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它明白自己要应付的困难已经够多了，而且以后也许还会如此。它不想在军部给它带来的麻烦之外再去惹是生非。由于日本政府希望日美关系保持平稳，所以眼下我们才在外交谈判中有了一点力量。

日本政府抱持这种态度，绝对不是在感情用事。有此意愿，纯粹出于政治常识。他们知道，日本必然会和英国发生持久的、日益激烈的对抗。虽未明说，他们打仗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想要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步骤或许是渐进的，但终究还是一定要取而代之。而他们目前最不想干的事就是过分刺激美国，使其一怒而转与英国合作，以至于在远东建成有力的联合阵线。他们向来认为美国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相信美国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情绪实在太强烈了，不允许政府这样做。然而，除军部逼着要干的以外，他们（日本政府）还是不敢冒险。我觉得，日美间的纠纷之所以大都能够很快得到解决，就是因为存在这种形势。今后很可能还会是这个局面。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的职务虽然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也不能说是轻松的，但如果不能如刚才说的那样因势利导，那就会更难办许多。我们的外交成果——如果还能称其为成果的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取得的，我们政府处理各种问题时态度都很开明，这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国内，政局很不太平。政府在国会受到各政党的猛烈诘难，颇有法西斯管制意味的《国家总动员法案》和《电力管理法案》都引起很多人的反对。不过，在国会里，最后仍将是政府如愿以偿，就跟以往一样。在政府内部，在对华战争的战略问题上看来也意见不一：一派主张直捣汉口，纯粹靠武力来结束战争；一派则不赞成使用过激手段，认为最好还是先巩固已占之地，靠时间和经济财政压力迫使中国屈服。说也奇怪，倒是首相和广田领导的众所周知的文官派更倾向前一种方法，陆军头目反而赞成后者，理由是兵力不够，不足以征服和守住更大的地区。

3月底还没有向汉口进兵的迹象。日军正在山东和山西进行“扫荡”，据外国新闻广播，他们的“扫荡”并不顺利。实际上，最近还有消息说中国人打了一些胜仗。日军受挫，这里的报刊当然是只字不提。不过，看到报上说日本人已占领某一城镇，过几个星期又看到还是那个城镇被占领，那就不难得出结论了。陆军武官办公室墙上的地图插着各种颜色的针，战局近况如何，一清二楚。

在此期间，我们目睹了德奥合并，捷克斯洛伐克有被侵之忧，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显著优势，英国和意大利会谈，张伯伦抱骑墙态度。也许正是他的政策解除了眼前的战争危险，但是，从远处望大局，我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对前途表示乐观。各国，特别是英德两国，都不过是又在为“那一天”做准备。至于德奥合并，我们这些热爱过那古老的“舒适的维也纳”的人，一想到那座可爱的城市和昔日风光明媚的乐土即将纳粹化，不禁感慨系之。在纳粹制度下，谁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怀念帕德雷夫斯基

1938年5月15日

看了最近放映的关于帕德雷夫斯基 [12] 的影片。其中，有个情节使我想起了我自己和这位音乐大师的交往中也有件与此极为相似的事。我在童年时代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当时的美国，他的名字（当然读音是错误的）已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其为当代首屈一指的钢琴家。艾丽斯记得，她是在波士顿的布伦斯威克饭店见到他的，对他那光亮的金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和他接触是在1917～1918年大战期间，那时我是国务院西欧司司长，兼管美国人捐助给敌占区朋友或教友的救济金。这种救济金的数目当然要限制在最小限度内，以免“援助和慰劳”了敌人。

帕德雷夫斯基常常捐款给德占区的波兰人，通常是五六万美元。相对来说，数目是不大的；他总是在其所处位置上以合适的方式为波兰人抗辩，常泪流满面。他出来抗辩，波兰人便有了理想的代言人。

我第二次碰见帕德雷夫斯基是在巴黎和会上，又听到他在为波兰人发声。不过，这次是为了他们国家的独立，结果也很好。后来他当了波兰的第一任总理，是这个新建国家最理想的名义首脑，但这一角色他当得并不成功，因为他那慷慨无私的心肠不适于政治舞台：他跟毕苏斯基 [13] 合不来，1919年年底便辞职了。

1924年我任驻瑞士公使时，又曾偕艾丽斯赴莫尔日参加一年一度为帕德雷夫斯基举行的生日宴会。通常他会放烟火，但那晚下雨，晚餐就在屋内。饮香槟酒时，我提议为他的生日敬酒，讲了几句话，提到这位大师在美国深受爱戴，又说我一向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大慈善家、大演说家，但他作为音乐家的一面我们就无所知了，因为他主要是在美国演奏，而我们却是在国外生活，所以他的演奏会我总是未能躬逢其盛。帕德雷夫斯基起来致答词，对我那点颂词也照例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把夫人叫过来，对她说：“最近哪天晚上有空，就专请格鲁先生和太太来同我们在一起，我将为他们弹上一整晚！”

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我相信他当时是真心实意的。但不久后，我就奉调回华盛顿任副国务卿，还未实现莫尔日之约就走了。后来我们的长女伊迪丝去世，艾丽斯在关闭伯尔尼的公馆后，带着其余的女儿乘船回国，一路上伤心极了。在她们到来的前一晚，我赶往纽约，看报知道帕德雷夫斯基也到了这里，而且那晚就要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便独自去听了。奏完后，我又像《月光曲》影片中那对夫妇那样走到钢琴下面去听他重奏。帕德雷夫斯基看见我在那里；他一定已经得知我们的丧女之痛，大概也还记得他曾经约过我们。总之，他重奏了大半个钟头，而且是弹给我听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

首次会晤外相宇垣将军

1938年5月31日

今天新外务大臣宇垣将军 [14] 分别接见外交使节。他显然不懂英语，谈话只能通过译员。

他说，他要尽全力增进日美邦交，还说他素无外交经验，不习惯于外交这行的错综复杂，因此他将始终有话直说。我答道，我正因为有三十四年的外交经验，所以越来越深信不诚实是愚蠢的。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将以至诚相见，这点他永远可以放心。因此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殊途同归。

我问，关于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不知他的态度如何？如果我能在这方面对我国政府有所报告，那将会是有益的。外相明确回答，他保证将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如果这方面发生什么问题，就告诉他。

广田外相为什么丢官

1938年6月21日

有位日本政府要员，以深知政情的身份透露，对最近内阁改组的目的和现在这样组成政府的意图做了以下论述。近卫公爵和政府其他成员已意识到，要进一步巩固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并避免和英美发生严重摩擦，就必须把纯军务以外的一切政治领导权从陆军手中拿过来，交给政府的文职部门。广田倒台，就是因为他虽无力对抗陆军，却又坚决认为日本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只能由外务省控制。这不是陆军所能容忍的，军方现在筹设所谓“中国机关”以专门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个缘故。

宇垣将军和池田藏相答应就职，都是有条件的，即军部不得控制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事务。这也说明为什么要让板垣将军 [15] 当陆相，原因就在于他既享有陆军少壮军官的信任，又主张陆军不应过问政治，只尽其作为有力的军事机器的本分。宇垣和池田都认识到，若不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就不可能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问题。所以宇垣提出，一定要尽力使英美的利益得到保护。要夺军部的权，说服他们遵从政府文职人员定下的政策，显然不会那么容易，能否成功，令人怀疑。日本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其目的就是要使在华经济事务脱离军部的控制。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五相的意见完全一致。以上关于政府立场的论述，都“直接来自当事人”，可认为是绝对可靠的。

中国事变演变为中日战争

1938年7月1日

6月间发生的大事是日军对广州的狂轰滥炸和日本准备进军汉口。此外，由于中国人掘开黄河大堤，造成洪水泛滥，日军的进攻计划不得不大幅度修改。还有就是日本内阁改组。

轰炸广州，是现代战争中最残酷的事件之一，加上不久前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都败坏了日本的名声，致使外国对日本传统的“武士道”和日本人自尊心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这些罪行给日本带来的恶名，是永远洗刷不掉的。

广州遭轰炸后，英法大使和罗马教廷使节都向外务大臣提出正式抗议。我国则采取另一种做法，由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在国内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严正谴责。6月9日，我因斯科维尔（Scovell，美国传教士，被一名喝醉了酒的日本兵枪杀）事件拜访日本外务次官堀内，借此机会对他说，我想就日军在中国轰炸平民一事非正式地说几句话，先声明我不是在正式提出抗议，事实上也没有听奉要我这样做的训令，而是出自己的意思，并且是从美日关系着眼。我说，六年来，为保持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自己始终努力不懈。因此凡出现我认为有可能损害两国关系的情势，我就觉有义务，非得向日本政府指出不可，至少也得非正式地指出。

我说，今天我不想探究空袭的法律问题，也不想谈什么设防区或不设防区的法律问题。我只想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就会对美国舆论产生很糟糕的影响。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大屠杀必然会败坏日本在外国特别是在美国的声誉，是不是只要能在军事上占一些便宜，就值得这么做？我说，依我看，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外务省要干预，因为它要对日本的对外关系负责。我认为最要紧的是，日本政府应要牢记，轰炸平民一事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只要关乎人道主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深为关切。

次官对我这样以友好方式来商讨问题表示感谢，并称宇垣将军亦必与他有同感。他说，我的意见将会得到充分考虑，事实上外务省此刻也正在和军事当局商谈这个问题。

这种交涉方式似乎还起了一点作用。无论如何，之后我们听说，政府已派了一个联络军官去前线，要对狂轰滥炸的行径加以约束。我们还从各方面获悉（甚至东京俱乐部也在议论），正因为我国的抗议是用上述方式提出，所以才能说服日本政府。日本人尽管在军事上残暴，却还是一个易受感动的民族，在此地办事的方式、方法，比在任何西方国家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明白这类事，得靠经验，靠长期的经验。拍桌子在这里一点也没有用，反而达不到目的。

我们分析过这次内阁更替。这次改组表明，日本当局已认识到日本正进入艰难的阶段，表明战时心理和战时经济正在形成，自开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使我们想起了上次大战时德国的情况。食品还没有怎么管制，但许多物资现在对国民来说已经在禁止持有之列，皮革也在禁用之列，结果将是不再制造皮鞋，而鼓励人民重穿旧时的木屐。他们终于真正开始过苦日子了。高尔夫球因是橡胶做的，所以也不准制造了。在我看来，在不远的将来，高尔夫球这玩意儿即使不被全部喊停，也一定也会衰微，最后球场恐怕也会全部或大部分关闭。这一切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将使许多日本人切身感到他们的国家确实已处于战争状态了。

日苏爆发冲突，但避免了战争

1938年8月1日

7月间的大事就是在苏联和“满洲国”接壤处的张鼓峰爆发了苏日冲突：苏军在有争议的地段占领了一座有战略意义的山头。据本地新闻报道，日军又将苏军赶了回去，双方伤亡颇众。我们到日本六年以来，那一带总是时常发生类似事件，但这次有点不同，似乎比以往都严重，使我们想起了去年的黑龙江岛屿之争。那时似乎是日本人想试探苏联的实力。眼下这一次，则可能是俄国人在试探日本的实力和决心，要不就是与中国人遥相呼应，发动这么一个事件，以牵制进逼汉口的日军。假如真是为了这个目的，看来他们至少已经获得了部分成功，因为据传有大批日军已北调，而日本现在也确实无法忽视那个地区，不能不以防万一。

我确信苏联人此刻并不会同日本打仗，也确信日本人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冒险，所以对这次事件没有深感不安，并且一开始就觉得此事势必会局部化。与日本高级将领交往甚密的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告诉我，这些将领曾对他说，他们现在并不想同俄国发生麻烦，因为中国的事已经够他们忙了，所以他们不会让事件扩大。我想，奥特不会骗我，因为我们私交不错；若不发生意外，事件定会很快得到解决。幸运得很，事件果然以停战的方式解决了，那里虽始终存在冲突的导火索，但张鼓峰事件仍有可能变得同其他许多事件一样：虽然喧闹一时，但接着又沉寂下去。

在其他方面，这个月的要事是我们坚持努力，要日本保证尊重我国在中国的各项权益，结果略有所获，但也仅此而已。我曾与宇垣将军长谈过三次，第四次约见时他没空，改与堀内会晤。第一次会见时恰好是在美国独立纪念日，谈了约两个半钟头，我详述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各个方面。这次会见绝不是去碰碰运气，所有要讨论的议题事前都仔细研究过，花了几天工夫，为的就是要对各种情况了如指掌。我说到的一些事情和说话的强硬语气大概会让他发火，我也等着他发火。可是他没有动怒。他甚至感谢我能够同情地看待局势，而且是在听我明确说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日战争的总的看法如何，特别是对轰炸平民如何憎恶的态度之后，还表示感谢。

这次会谈是否有用，不得而知。也许在某几点上有些帮助，但不能指望会有多大效果，除非日本人有理由感到美国将会采取某种行动。他们可以给保证，给多少保证都行，但又总是会这样说：“请别着急。军事方面的情况使得我们暂时还履行不了诺言。”英国人和我们处境相同，而困难更甚，因为他们的利益比我们要广泛得多，日本人又正在加紧排挤他们。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已忍无可忍，极想发作，但只要日本人仍料定英国因困于欧洲纷争而无法动武，那他们就会继续对它嗤之以鼻，但说话则又相当客气。

慕尼黑会议前夕的日本

1938年9月30日

9月28日是个繁忙而又重要的日子。欧洲正在战争边缘瑟瑟发抖。我们都围着收音机，听伦敦、香港和悉尼下午和晚上播出的新闻，详情还不清楚，只听报道称有总动员，张伯伦寄最后信息给希特勒，请他放心，英法保证敦促捷克斯洛伐克履行其交出苏台德地区 [16] 的承诺。罗斯福总统直接致电希特勒本人，再次呼吁和平。此电文措辞有力、观点开明。不过在德国，这些呼吁当然是一篇也不许发表的。

我还没丧失信心，觉得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除非希特勒真是疯了，否则到最后关头总可以达成某种协议。但如果说希特勒也许真的发疯，我也会同意。希特勒在国内发表了几次演说，把话说得太绝了，现已很难打退堂鼓。若现在打退堂鼓，他的威信将受重创。

随后华盛顿来了特急电，命我去见外相或别的外务省官员，建议日本响应总统的倡议，也向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呼吁和平。下午1点，电文译出，打好字。值此危急时刻，理应分秒必争，1时5分，我便命杜曼携电赴外务省，交给负责人，等候宇垣将军按约定时间即2点50分接见我。订此约会时，岸曾说，外相和次官整天都不得空，无法接见我，但我告诉他，我的事极其重要而紧急，非见外相本人不可，这才做了安排。使馆秘书卡伯特·科维尔（Cabot Coville）随我同往，由他核对外务省译员土屋的翻译，确认翻译完全准确。开头我先对外相说，现在是文明史上最紧要的关头，此刻采取什么决定和行动，足以从根本上影响今后文明的发展方向；随即传达美国政府的信息，除口述外，又送上非正式的文本，以便留下记录，以求明白无误，还附上一份总统致德国总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呼吁书的转抄本。

消息译成日语，科维尔在旁边注意着，外相听完后做了回答，大意如下：

对于美国总统在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中所采取的行动，我代表日本政府表示完全赞同。如您所知，日本向来是渴望和平的。虽然现在不幸地处于对华战争中，但仍希望在那里恢复和平状态。我们也在谋求和平解决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不过，在此有一个问题：即使日本采取类似美国的行动，是否有效？从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来看，采取什么行动为益，必须慎重考虑。但我们还是坚决赞同总统所表达的信念。

下午晚些时候，吉泽建议道，若由外务省将美国的电文和宇垣的答复发表出去也许倒是件好事。我立刻同意，他也获得了宇垣的许可。国务院并未授权让我这样做，但即使吉泽不来问我，外务省也很可能会发表，即使不发表，也几乎一定会泄露出去，说不定还会走样。而且我认为，纵然日本不可能采取类似行动，若把它赞成总统的行动一事公布于众，显然也是有益的。正如堀内当晚对克雷吉说的，他们自己就正在作战，却要去呼吁别人不要大动干戈，这确实有点尴尬。晚上10点，外务省公报发表了。我对公报的形式有点失望，因为它没有确实反映出宇垣对我讲的话，即宇垣对总统的态度和行动都表示赞成，公报只说宇垣赞成总统的“愿望”，但也总算是说了这么一点，聊胜于无。我猜一定是吉泽起草后，那个沙文主义的发言人河相又给稿子的调子打了折扣。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克雷吉于晚7点15分来访，长谈时局。

临近午夜时，有个消息把我惊醒了：“汉堡美洲轮船公司”已下令命其船舶留在日本海域，而英国“半岛及东方轮船公司”则命其船舶于24小时内离开日本海域：这都不是什么好信号。我立即将此讯电告华盛顿，此刻在华盛顿肯定有类似的函电如潮水般涌来。

深夜，杜曼、科维尔、译电员瓦伦札（Valenza）和我在我书房里审核我草拟的各类电报，又听收音机的最新消息。在花了约一小时应付午夜传来的关于轮船的消息后，我还是睡不着觉。

29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古德塞尔（Goodsell）博士来访，告诉我他拜会外相的结果。宇垣曾给他几封致日本驻华官员的介绍信，他是去致谢的。原以为五分钟就够了，不料外相竟留他坐了一个半小时，细问他日军当局是怎样对待美国传教士和教会的，很想知道他的看法如何。古德塞尔便单刀直入，把日军的暴行、屠杀、奸淫、野蛮、残忍都如实告诉了他，还给他留下一长串早已编好的笔记目录。外相并不因此见怪，古德塞尔再三给他机会，让他可以随时结束这次会见，但他都继续谈了下去。这天正是外务大臣辞职的前一天，他这样做，的确值得注意。古德塞尔还给宇垣讲了一个故事：在爆发中国事变的卢沟桥附近，他亲眼看见城墙上刻着“东洋和平诞生之地”几个大汉字。古德塞尔说，外相喜欢这个故事，轻声笑起来。

在巴索姆皮埃尔处用午餐，有巴西大使韦洛索斯（Vellosos）、瑞士公使图恩希尔（Thurnheers）、帕布斯特等许多同僚在座，一同接待佩尔策（Peltzer）夫人，她是我们以前的同事佩尔策先生的遗孀，佩尔策当过比利时驻柏林、驻伯尔尼使节，后来又去过巴西。在座者谈起欧洲危机时都没有什么乐观的调子，晚上艾丽斯和我待在收音机旁，一直听到将近午夜都没有听到什么重要新闻，因为慕尼黑会议要到此地时间晚11点才开场。第二天（30日）早上6点半起来，却发现时局真的有了希望。上午10点45分，喜讯传来了，“协议已经达成”。

如此一来，我们才能以久违的舒畅心情迎来10月。

两晤有田外相

1938年11月7日

今天首次拜会新外务大臣有田先生，因他采取消极态度，会谈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作为老朋友寒暄一番之后，我便说到他的前三任外相曾先后向我保证，在他们各人的在职期间，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美国在中国的权益将受到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将得到支持。然后，问他愿不愿重申这些保证。

有田先生答道，他上次做外相时，日本人民对美国的态度特别友好，今天也依然是友好的，但其间由于发生中国事变，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却已大变。他想，只要看看最近日本报刊的评论，我就可以明白日本人民目前在这方面的态度如何了。外相说，考虑到国内的舆情，他不得不循序渐进，“十分谨慎”。

外相提到首相11月3日的演说，认为已经说明了日本的政策。我立即答道，我们仔细研究过那篇演说，觉得有些部分仍需要澄清，我特别问他能否将下面这段话解释一下：

日本不拒绝与列强合作，也没有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意图。如果这些国家能理解日本的真意而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为了东洋和平，日本亦将毫不迟疑地与之合作。

我问，首相所谓“符合新形势的政策”指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有田先生答道，他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就所有这些问题好好谈一谈，等他任职稍久一点，准备得好一些，然后才来谈。他反复说，他得循序渐进，局面“非常困难”。他今晚要去伊势神宫 [17] 报到，我问他可否一回来就接见我。外相答道，他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希望下星期内能谈。

我说，形势紧迫，我国政府也认为事不宜迟。有田先生便劝我耐心，并说倘若我们硬要日本立即答复我方10月6日的照会，这种答复恐怕也不会令人满意。他老是强调“耐心”二字。

于是，我便告诉他，有个问题我得特别提请他注意，刻不容缓。那就是上海至汉口这一段长江上自由航行的问题。我提了强硬的口头抗议之后，又给他留下一份标着今天日期的照会。我对外相说，我国政府不会满意含糊不清的答复。我逼问他，要他给出一个圆满的答复，包括确定日期，尽早取消对汉口以下长江航段航行自由的限制。外相仍闪烁其词，不做明确答复。

1938年11月21日

今天下午与外务大臣长谈。我说，美国从未企图“剥削”中国或在中国谋取任何势力范围，历史可资证明。我相信外相也会同意这一点。我们的愿望历来是、如今也依旧是避免划分势力范围和进行剥削。我们对“门户开放”的解释同那些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外相对这些话表示同意。

接着我便从原则问题转到实际问题，指出外相曾要求我们耐心，但在我方看来，美国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国政府必须倾听国内的舆论。我说，毫无疑问，由于日本在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外相和我当然会对日美关系的发展情况感到不安。至于我，则更是很久以来都没有如现在这样烦恼过。我觉得，补救之道莫过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一些较明显的措施，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证明，那些不断从日本各方传到我国的、要把一切外国权益逐渐赶出中国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

我说，在明显的措施中，首要的一步就是应立即停止轰炸，立即停止以其他方式侵犯远离陆海军作战地区的美国教会和其他美国财产。这类暴行仍在不断发生，每天都有消息传到我们使馆，证据确凿。此外，破坏行为的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日本政府仍推说是偶然事件，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最近的一些暴行不仅损及美国财产，且已伤及美国人的生命，还侮辱美国国旗。

我还口头反驳了日方11月14日关于长江航行的照会。

我再次请求外相解释近卫公爵在11月3日广播演说中讲的那段话，即只要外国理解日本的真意并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日本便与之合作。我说，我很想知道这里提出的合作如何实行。例如美国人近几个月来常听见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对他们说，美国商界只有通过日本中介人才能进行对华贸易。我问，外相所设想的“合作”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日本在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渐推行这种办法。

外相回答时先感谢我这样坦率。他同意，我们之间最好是开诚布公，即使难免会说出一些不堪的话。他托我转告国务卿，他断然否认关于美国人将来只有通过日本中介人才能做生意的说法。他说，日本希望并力求保证自己获得某些原料，但美国的贸易和其他事业仍有广阔的甚或更大的活动范围，它们都将是受欢迎的。

我再次吁请立即采取措施，满足我们的迫切要求，再次强调这对缓和美国舆情至关紧要。正式谈话到此结束。

我给外相留下一份我的陈述的非正式记录，标上“口述”二字，并指出这绝非外交文件。只是把我的话准确地记下来，给他一点帮助。外相对这个做法表示感谢，并说以后和我谈话时他也要效仿。我们一致认为常常见面对彼此都有益处。

回复日本对我国“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异议

（向有田外相口述意见的书面摘要，谈后留给外相）

1938年11月21日

首先我想说，星期六承蒙阁下接见杜曼先生，又得到一部分关于日本如何看待它在中国造成的新形势的说明，对此我颇感欣慰。您对杜曼先生说的一切，我均已获悉，因此若您愿意，我们会谈时可以先假定我已熟知那次谈话的内容。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您曾向杜曼先生表示，为了尽量消除我们两国政府间现有的意见分歧，您希望以后能和我谈几次。我也要尽力而为，凡向我表述的日方观点，我都要尽量准确地向我国政府转达。

另一方面，您将会发现，我也必须尽量明确地阐述我国政府的观点，因为彼此若无彻底的了解，是不可能调整今后的关系的。

我认为今天的谈话将纯粹是探讨性的，还需讲明，我此次来不是想答复日方11月8日的照会，因为我国政府还得花时间仔细研究那个照会，意见如何，到时候我自会接到指示。

不过，有几点我还是想立刻提出来。

阁下曾论及“剥削”中国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历史记载可以证明，美利坚合众国从未谋求“剥削”中国或在该国取得“势力范围”。关于此点，我想您也会同意。我们的愿望历来是、今天仍然是避免由任何一国或在任何一国划势力范围和进行剥削。

我们对“门户开放”所做的解释同那些做法全然相反。自美国建国以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就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美国参加的、载有体现此项原则的条约中有关远东的条款，无一不是为了减少和避免远东国际关系中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摩擦。

我们认为，遵守这些原则和条款，就能促进和平与普遍繁荣。凡采取相反的方针，就必然会引起摩擦，结果不仅贻害各国，而且就是奉行此种方针的国家同样无法免受其害。美国政府和人民坚信，那些原则和条款乃是为所有有关国家的利益着想的。

我国政府亟欲采取措施来阻止当前国际上逐渐呈现的“无政府状态”的趋势，真心希望对改善国际关系和恢复国际秩序做出贡献。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共同协商和信守国际协定来解决，这正是我国政府的主张。

我国政府奉行的贸易政策则是要促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取消和减少对商品交换的限制。我们相信，对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结果只会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物资更加丰富，邦交更加融洽。

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历来是美国人民和政府的信条和指导原则，美国舆论认为，任何国家如果力图在另一个国家为自己谋求优先的地位，那就同建立、保持美国及全世界的繁荣不相容。

我国政府还认为，无论哪国政府，都不能自以为世界上一个广袤而重要的区域该它独霸，要由它独断专行；任何政府要这样做，不管其动机如何，到头来都必然是误国害己，也危害别国。

上次与阁下会谈时，我曾请求解释近卫公爵11月3日讲的一段话，即只要外国理解日本的真意并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日本便与之合作。

我很想知道，日本打算如何实行这里所说的合作。例如，美国人近几个月来常听见旅华日侨说，美国商人只有通过日本当中介人，才能进行对华贸易。您心目中的“合作”也是这个意思吗？日本如今在中国正在逐渐推行这种办法。

阁下曾要求美国政府方面要有耐心，但我显然有责任指出，不论美国政府抱什么态度，美国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国政府亦不能不倾听国内的舆论。

毫无疑问，由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和政策，你我二人当然会对日美关系的发展情况感到不安。至于我，则更是很久以来都没有如现在这样烦恼过。在我看来，不论今后我们会商和谈判的结果如何，日本眼下应毫不迟延地开始采取明显措施，以防止日美关系的持续恶化。

首要步骤之一应该是向美国航运和商业开放长江下游。我们知道，现在除给日军输送军需品外，事实上还有日本商人在长江上来来往往，他们正式做生意，公开登广告，因此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阻止美国进行贸易的理由。

最近日本政府声称，它绝无蓄谋妨碍长江航行和贸易之意，现在它已在专心致力于尽早恢复正常状态。我国政府注意到这种保证，但同时还是认为，现状迟迟不改变，歧视外国权益的严重性就会与日俱增。

对日本政府来说，另一个明显的重大步骤应是立即停止轰炸和侵犯远离陆海军作战地区的美国教会和其他财产。这类暴行仍在不断发生，每天都有消息传到我们使馆，源源不绝。暴行如此猖獗频繁，若推说事出偶然，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最近，这些暴行不但损及美国财产，且已伤及美国人的生命，辱及美国国旗。

我方照会和日方11月18日复照中提出的其他各点，留待以后讨论。

外交的核心

（摘自1938年11月22日我在美日协会日本新任驻美大使堀内先生饯行宴会上的讲话）

我觉得，外交的核心就展现于此处。在外交中用书面形式的语言办的或能办到的，恐怕都只是很次要的一部分。能阐明书面上的词句背后的精神，才算是真正的外交工作。而在当今世界上，则还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书面文件可以反映舆情，但绝不可能充分地、准确地阐明舆情，也不可能帮助人们将制定那些文件时的真正精神表达出来。

因此，这就成了大使的最高目标的和任务之所在。他首先必须是个讲解员，这种讲解的职能要在两方面起作用。他先要了解驻在国，了解它的境况、心理状态、行为和行为后面的动机，将这一切向他本国政府解说清楚；然后反过来，又设法将他本国的意图、希望和要求告知出使国的政府和人民。他是两国相互调整各自行事思想和动力的执行人。的确，国际间的摩擦往往不是根本性的，而是起于未弄清的误会和猜疑。这类问题很少能单凭书面语言而不经口头商讨得到解决。对此，我们这一行的人都明白。记得六年半前，我在这个协会热情欢迎我的妻子和我的宴会上曾说过，我们的语言——实际上包括一切口头和书面的语言——时常都显得空泛浅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依靠一种类似X光的语言，它在表层下面振动，往往比任何写得出来或说得出来的东西都有效。而此种情景产生且只能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可见，一个大使因错误诠释而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他能做好事的机会也同样不可胜数。

一位提供情报的意大利人预言日本海军将挑起战争

1938年11月27日

昨天有一位和我私交甚密的意大利使馆要员，以极机密的方式告诉我，日本海军已断然决定宣战，大概在不久后的将来就要实施。这将成为同苏俄作战的第一步。

这位向我提供情报的人还强调说，香港是保不住了，“五分钱卖给我，我也不要”。他说这些话的理由是：日本海军认为自1931年以来，陆军独享威名，它则仅仅是给陆军当牛做马。因此它越来越不甘于充当这种角色，所以决定要乘此国民好战情绪高涨之际，扫除东亚所有的敌手，完成日本在这个地区的霸业。据说，英国由于过去十五年间扩军进度缓慢，现已势单力薄，日本海军原本还摸不透美国海军的动向，唯有此点尚能使它有所顾忌。然而在上周，这点顾虑也被消除了，因为美国显然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卷入远东纠纷。

虽然此人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还是可以这样设想：他所处的地位消息灵通，而其消息的出处又非别人所能接近。我的看法是，他的话也许反映了日本海军少壮军官的主观愿望。

罗斯福总统出手干预

1938年11月30日

9月世界大事的重点在于欧洲危机。如今，对我们来说，重点又转到日本来了，但我写到这方面的时候已是11月底，这两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又那么多，实难一一记录下来。大事自然是汉口、广州相继陷落。日军突然在大亚湾登陆，直捣广州，几乎畅行无阻。日本公众当然以为战争将就此结束，精心炮制的提灯游行庆祝在东京搞了几天。虽很难说蒋介石的军队能存在多久，但至少还存在，有些撤退了，但没有被歼灭，只要那些军队还存在，就无法想象日本敢于削减它的前线兵力和占领军。

10月初，我国采取了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刚开始是国务院发来一封长电，日期是10月1日，要我找机会向外务省提交一份长篇照会，内容几乎涉及有关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的全部问题，包括“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日本人对各种企业的垄断、外汇管制、关税率、电话和电报通信、码头和航运、长江贸易、对要求回中国去管理其资产的美国人的种种限制、对铁路运输的干扰、邮电检查等内容。

摆在我桌上的电文是这样讲的：总统根据上述情势，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履行它许诺的维持“门户开放”和不损害美国利益的保证；美国政府相信，从美日关系着想，尽早答复将是有益的。我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信息是来自总统的。以前为了另一件事他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想这次要提的抗议既然如此重要，用他的名义、以他的威望提出，也是完全合理的。实际上，我还立刻想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请求立即谒见首相。他仍暂兼外相，只是还没有接见过外交官。

其实，这封电报根本不是总统发的。之所以出现“总统”二字，纯粹是因为译错了电码。

但当时我还是立即求见首相，理由是我要向他转达来自合众国总统的信息。近卫公爵当然无法拒绝，如此我就无须冒僭越外相之嫌而又能在他这个首相面前将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和盘托出，这方面的情况他很可能还了解得很少。最初他们说首相整天不得闲，经我坚持，终于答应给我半小时，即下午1点至1点半。那正是在他因别事要去觐见天皇之前，这就更好了。为免惹人注意，他们派挂上普通牌照的首相专车来接我，引我穿过官邸花园，从屋后暗梯进入他的办公室。

我的口头抗议，近卫公爵全都听了。我说，这还要写成照会并送外务省；为准确起见，又照例留给他一份我的谈话的非正式记录。近卫公爵听完后说，感谢总统发来此讯息，他感到荣幸；又说，虽然换了外相，无论对中国之事或对其他国家，日本的政策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日本将坚守已经向我们做过的关于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保证。（奇怪的是，在一个月以后的11月3日，他就改取新政策，背弃他做过的一切保证。国际间的诺言原来不过如此。）

首相说，由于中国的战局，恐怕一时还难以满足我国的全部要求。但他明确保证，这种延误不会太久。他说，他将一如既往地希望并打算继续尽力改善日美关系，他是非常重视两国关系的。他还说，我提出的各点有许多他还不甚了解（当然不了解），但他愿意研究。后来我听说，这次谈话后，近卫公爵即命外务省就我提出的各个要点和争执问题写出一份报告。

向国务院汇报时，我称国务院电报来得正是时候，还说明了为什么正是时候。未料想三天后国务院又来一封急电，称总统根本没有发过什么信息，这可把人吓了一跳。不过，国务院也猜到，肯定是前电有弄错之处，但它自然不希望减损已经获得的效果，因此已向总统讲明，而总统对我利用他的名义也表认可。要不是他认可，我的处境真不堪设想。但我揣测，当总统听到这个故事时，眼里想必还是会闪出一丝喜悦。至于日本外务省，我相信他们仍会觉得那次会谈有可疑之处，吉泽在私下谈话时就曾对杜曼说：“我们有点不大理解，为什么大使的口头抗议说是来自总统的，而10月6日补来的照会却又只字不提总统？”至于我们那个以为“总统”一词无误而不做复查的译电员，我对他说：“这次算是上帝保佑你，下不为例。”

关于照会，我们向国务院提过一条建议，大意是，照会说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垄断企业时，应只将其作为例证，而不要使人觉得正当国际联盟对日本实施《国际联盟盟约》制裁条款之际，我们又来重新争论整个满洲问题。换言之，就是要讲清楚，我们只是担心在满洲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在华北重演。国务院说，它提到此点也纯粹是举例而已，准予修改，照会便在10月6日送去了。现在，这个照会已经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文件。因为有关各国都看到了，这次交涉必然是要在中国“门户开放”这个问题上摊牌。有几个同僚还对照会的内容表示称赞，认为措辞也很巧妙。这是国务院草拟的，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跟我们一样，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切盼日本早日答复，后来直到11月，我们才接到日方的答复。

早在10月4日我就告诉过国务院得有思想准备，日本人很可能在汉口陷落前先攻取广州。这当然就会切断从香港把军需品运进中国的补给路线。

10月间发生的事很多，我无暇在此逐日记述。和克雷吉谈过多次，我们之间一向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除照常不断抗议日方轰炸和侵犯美国在华财产外，我还在外务省进行过几次重要会谈。问题堆积如山，当解决的日子最后到来时，还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又有个美国教堂被日本飞机炸了，据我们所知，那里和中国的任何军事目标都相距甚远，传教士尼许斯（Nyhus）的幼女菲比（Phoebe）被炸死，菲比的母亲和姐姐受伤。这件尼许斯事件使我比往常更加悲愤：目击者叙述日军兽行的报道不断传来，还有照片为证，让我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要不是在东京还有一些同样为此痛心的、善良的日本人和我们在一起——或许他们更难受，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本国和他们自己的脸面——我们真会感到很难在这个职位上继续待下去。有时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向几个日本朋友发泄不满。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受了中国宣传的蛊惑，难免夸大其词，因为他们自己根本无从得知实情。外国杂志如《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 ）之类，即使能收到，其中如有犯禁的文章，审查官也会在投递前把这些文章统统撕掉。他们只有亲自到外国去，或者找归国的日本人谈，否则就没有任何门路可以得知真相。而真相又是那么令人作呕。

向日方转达总统提出的各项问题

（口头声明的记录，交予近卫公爵）

1938年10月3日

兹因需就合众国总统亲自关心的一个问题略做商讨，特拜访兼任外务大臣的近卫公爵阁下。

深知阁下公务繁忙，故不欲以过多细节打扰，拟所谈只限于问题之梗概。其必述细节将以照会形式详录，容后送交外务省。

需谈问题皆与日美邦交有关，以美国在华利益的问题为主。

总体而言，曾与前几任外相，特别是广田先生和宇垣将军谈过多次，他们都再三向我明确而恳切地保证：美国在华利益将受到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将保持不变。

可是遗憾得很，美国政府不得不说，侵犯美国权益，包括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事仍不断发生，依然如故。

鉴于上述情况，合众国总统特要求日本政府迅即采取有效措施，改变下述局面，以履行其早已许下的维持“门户开放”和不侵犯美国权益的诺言。

1938年4月12日，我曾请求外相保证日本政府不会赞成歧视美国在华北贸易的那些金融措施；外相虽声称日本政府将继续支持“门户开放”原则，但对我所提的抗议，迄今并未做出具体的答复。

现在美国政府获悉，日本当局实际上已在青岛实行外汇管制，擅自规定出口汇票要卖给横滨正金银行，否则不准货物出口，出口汇票又只能按远低于天津和上海公开市价的汇率出卖，否则该银行就拒绝收买。

烟台也在实行类似的措施。

美国政府不断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久后还要在整个华北建立全面的外汇管制制度。

控制外汇交易，必然导致控制贸易和商业。无论直接或间接，外汇管制一旦强制实行，日本当局就可以任意破坏机会均等原则，阻挠日美两国在华北地区的自由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华北从美国进口什么货物，向美国出口什么货物，以及由哪些商人来经营，都将完全听命于日本当局。

美国政府早已向日本政府指出，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行政当局所进行的并正式得到日本政府赞成的对中国关税率的改变是专断的、非法的越权行为，对此日本政府难辞其咎。

无须多讲，只要管理贸易、征税或禁止贸易的最后决定权是直接间接由一个外国当局来行使，以谋一己之利，在中国就无“门户开放”可言。

要在中国维持机会均等或“门户开放”原则，有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在该国经济生活中，不得存在直接间接偏利于任何外国或其侨民的特别优惠和垄断权，这已是不言而喻的。

7月4日我曾对外相说，在中国开办特种公司或垄断企业，就可能会使美国贸易受到限制和阻碍，美国政府希望不要造成这种局面。外相慨然答应：中国“门户开放”将予保持，美国政府可以放心，日本政府将充分尊重机会均等的原则。

在远东，美国侨民和他们的利益已遭受重大损失，这应直接归因于当前的日中冲突。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不能指望美国对华贸易早日复兴。

因此，美国政府感到更难安于这样的现状：美国侨民还得对付日本在华当局对他们权利的层出不穷的无端侵犯，对付日方旨在使美国对华贸易丧失同等机会的行动和政策。

美国政府对待日本侨民及其贸易和企业，不仅总是遵照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条文和精神，而且总是以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为依据，美国对待各国侨民及其权益的政策基础就是由这些原则构成的：日本工商企业至今仍在美国享有机会均等。

阁下不能不承认，日本当局在中日两地给美国侨民及其工商企业的待遇与美国政府在其辖区内给日本侨民及企业的待遇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而且日益悬殊。

鉴于刚才提及的情势，总统特请日本政府履行其早已做过的一些保证。总统要求，为了维持“门户开放”和不干犯美国权益，日本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1）撤销日本在其控制下的中国境内强制实行的、直接间接歧视美国工商企业的外汇管制和其他歧视性的措施；

（2）取消势将剥夺美国国民在中国从事正当工商业的权利的一切垄断权和优先权，取消旨在为日本企业界在中国各地发展商业和经济建立全面优势的一切措施；

（3）停止日本在华当局对美国财产和其他权益的侵犯，包括诸如检查美国邮电、限制美国人的居留和旅行、限制美国贸易和航运等各种形式的干扰。

限制和侵犯美国在华权利的事例还多得很，我今天没有时间列举。不过有几桩我还是想特别提一下：日本军事当局正在设置种种障碍，阻止美国公民到中国内地旅行；在上海检查和干涉美国邮电；成立华中电信机关，公开宣称目的是要控制华中的通信事业；创办日本控制下的轮船公司，要独占上海一带的水运。

兹向阁下恳切呼吁，望以日美邦交为重，鼎力相助，使这许多问题得到解决，两国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由日本是否履行其多次明确做过的保证而定。

日本关上了开放之门

1938年12月5日

11月，我国同日本的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继续恶化。在此以前，历届外相都向我们保证，中国“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将予保持，美国权益将受到尊重。11月3日，政策却发生突变。这并不是指实际执行层面，而是说官方口头上的政策也变了。直到10月3日为止，广田、宇垣和近卫公爵还相继向我明确保证要维持“门户开放”，那时他们都真真假假地试图把不可调和的东西拼凑在一起。他们的口头禅是：“请忍耐一下，一切都会好的。”

有田说，做出这些保证并非欺诈。他的前任们只不过是徒劳地想调和原则与现实而已；他则不然，他晓得那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直话直说。因此他不肯确认以前做出的保证。他向我表示的以及政府公开宣示的态度不再是“请忍耐一下”了；现在讲的实际上是：“东亚已出现新的形势；日本出于自身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安全考虑，必须支配中国的某些原料资源，把握某些工业上的机会。你们外国人不能再享有这些特定的东西了。但在贸易、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都还留有很多机会，就这方面来说，门户依然是敞开的。请看，自‘满洲国’成立后，你们和满洲的贸易倒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在我看来，日本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但这还不是政府中极端分子、工商界和陆军的政策。他们一心要把外国势力和外国贸易全部逐出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市场、日本经济和工业独霸的基地。他们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懂经济规律在实际上如何运转，也看不到若无外国人合作和外国资本，要恢复和发挥中国为工商业提供的巨大潜力将是极为困难的，日本甚至连开始都开始不了。等他们吃了亏，到后悔莫及之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

在概括上述变化时，还有个小小的因素恐怕也要考虑在内，那就是在此期间西方搞了《慕尼黑协定》，日军攻下了广州和汉口。

日本报刊经常指责美国和其他外国不懂得、不了解“东亚新秩序”。有田本人也对我抱怨道，美国报刊在这方面冥顽不灵，不理解日本做出的无意（完全无意）向外国对华贸易关上大门的保证（这话是12月26日讲的）。我答道，日本政府的官腔每次都要套上一些限定语，使人如堕雾中，搞不清日本政府的真实意思。而其所谓的保证，不仅美国报刊，而且连美国政府、公众和我本人也感到很难评价。

作为实例，我请他去看他交给我的一份文件中的两段，其中在讲到留给外国工商业的机会时，限定性的词语就至少出现五个之多，如“某些工业”“在既定计划范围内”“一般而言”“任何特别歧视”“不应有的歧视”等等。我说，我们当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效果比表示意图的言辞更重要，何况言辞外边还附加如此多的限制条件，使日方在解释时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外相也发觉此种情状确是荒唐，不禁哑然失笑，问我可否让他把我从他自己的备忘录中标出来的词句抄下来。

目前我们面临的局势大致就是这样。首相正式宣称：“日本不拒绝与列强合作，也没有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意图。如果这些国家能理解日本的真意而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为了东洋和平，日本亦将毫不迟疑地与之合作。”这些话真是高深莫测。何谓日本的真意？什么样的政策才算符合新形势？如此的官方声明简直是儿戏。

在此期间，谣言四起，议论纷纷：有的说美英可能向蒋介石提供财政援助，有的说可能对日本采取经济措施。日本是那样对待我国和我国在远东的利益，我也希望能以牙还牙，但不管我个人多么想报复，我还是一直不赞成采取所谓经济措施，除非我们准备坚持到底而承受其必然结果——也许就是战争。因为制裁总是隐含刺激，终究不免一战。英国人，至少有一些英国人相信，只要英美实行经济制裁，日本马上就会屈服。我不同意这种论调。对日本和日本人，我知之甚深。他们是一个不怕吃苦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也曾饱经忧患，对灾难早已习以为常：“以死相拼”就是他们的精神，其根深蒂固的程度甚至几乎胜过其他任何民族。他们将勒紧腰带，一勒再勒都可以。他们能以稻米为生，必要时就靠稻米打仗。虽然当大量储备物资告罄，石油、橡胶和其他军用必需品又被剥夺，可能会让他们受到一些约束，但要迫使他们投降，还得花很长时间。至少我是这样看的。至于外国援助蒋介石，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并不需要官方出面，尽可以非正式地去做，而辅以官方支持。

11月底以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大战之年开始了

1939年1月31日

近代史上很少有哪一年能如1939年这样在险象环生中开始，局势如此险恶，因为以极权主义国家为一方，以民主国家为另一方，都在迅速摆出阵势，准备厮杀，很可能又酿成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危如累卵的一年，没有无任何理由可以乐观。

12月就已预料到的内阁危机在1月4日爆发。近卫公爵辞职，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组成新阁，除更换首相外，只有藏相池田和内相末次大将下台算是重要的变化。我们经过多方探查，得到的结论是：这次危机集中在末次身上，他主张全国只成立一个政党，鼓吹按极权主义路线采取严厉措施。这些过激的观点使他很难为国会所容忍，但要单独排除他又在政治上行不通。在日本，遇到这种情况，照例是采取折中办法。末次的离职也可以用这类例子来说明：要赶走这个极端分子，就必须同时去掉另一个公认的自由主义者。

除末次这个因素外，大家都知道，近卫公爵一向健康不佳，很久以前就想辞职。拿下汉口和广州以前，突然发生内阁危机，就可能会产生心理上的不良影响，他无法冒这个险，但现在不同了，对华战事进展顺利，这种变更估计不会引起严重反响。关于这次事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公众对中日之战已感到失望，人心确已松弛下来，为了提高国民的劲头，也需要更换一下领导人。简言之，需要“打打气”。平沼说，在一般政策上他将继续贯彻之前的方针。他一向被视为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据说随着年事增高，他已经圆滑得多了，虽仍对极端分子抱有信心，但不一定就会奉行极端政策。有人甚至认为，他将设法与民主国家和解。留任原职的有田还保证说，事实也将会是那样。不管怎么说，眼下我还是看不出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美国大使与“满洲国”使节互访

1939年2月23日

里普利（Ripley）先生，信不信由你，我居然接待了正式按约来访的“满洲国”使节。五天后，我也如约正式回访，戴大礼帽，穿晨礼服，一应俱全。不，诸位读者，美国并没有因此就承认了“满洲国”是个正常国家。这只不过是作为外交团团长的我尽自己的本分而已，承认一个被正式派到日本朝廷来的使节而已，确定其身份合格、可以正式成为外交团成员的是日本朝廷，而不是外交团团长。阮先生 [18] 殷勤致意，但只能讲汉语，由另一位吴先生负责翻译，团长也一样客气。我们不厌其烦地畅谈东京的天气和美景，但谈话真正的主题是猎捕中国东北虎的问题，它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不过，话得讲清楚，我们两个使馆之间没有交换过任何照会、柬帖或别的正式文件，将来也不会有这种关系，送过的文件都落款为“外交团团长”，都是属于外交团而由外交团发出的，也是为外交团的事而发出的，绝非出自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或美国人。

斋藤大使骨灰引发外交问题

1939年4月3日

希特勒撕下了假面具。以前还说什么他只是要收回原来属于他的东西（别国住有德国少数民族的地区），说什么他在欧洲不再有领土要求，他如今什么都不说了，这个国际强盗已不再用这些诺言来欺骗曾经相信他的世人了。假面具已经扔掉，全凭大炮威胁，他侵吞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在巴黎和会上为这个国家的成立出过一份力。匈牙利实际上已成为附庸；罗马尼亚垂危；默麦尔 [19] 被兼并；波兰受到威胁；立陶宛、丹麦、荷兰、比利时眼看就要遭殃。是不是还要在亚得里亚海域夺取一个港口？这是否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我不相信墨索里尼会欣然同意。而英国这头恬然昏睡的老狮子，现在也好像终于有点不安而动起来了，上月底居然怒目圆睁，轻吼了一两声：别碰那根骨头（波兰）。 [20]

在此期间，我被一个问题缠住，这是我到日本以来碰到的最繁难的问题之一：美舰“阿斯托里亚号”（USS Astoria ）载着已故大使斋藤 [21] 的骨灰即将到达日本，要为此安排程序。

美国政府建议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据我所知，确是前所未有，因为斋藤是在卸任后死的）。当我将此意向日本政府转达、日方表示接受和感激时，我只是被告知“阿斯托里亚号”可在横滨停留九天，即4月17～26日。此间却立刻就有反应，而且照例是政治性的。日本人将此举解释为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反响随之而起，感情上政治上都很强烈。朝野上下都以为日美关系已翻开新的一页，亲美热潮席卷全国；热情化为决心，人们一定要用具体行动来表达日本的感谢之情。游艺、宴会、午宴、招待会、广播、游园会、观光旅行等节目都安排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刻，准确地说是3月26日，我们接到了国务院的首次告诫，他们要我们谨慎。这次告诫显然是由一篇发至美国的新闻专电引起的，那条消息说，有二十串珍珠项链要送给“阿斯托里亚号”军官们的夫人，大使馆已经收下了。实情是这样的：有个大阪珠宝商跑到东京来，拿项链交给我们的海军武官比米斯上校，声称这是对美国政府的义举略表谢忱，还说，只恨不能拿出六百条来，让“阿斯托里亚号”船员每人都可以有。在日本，要是拒绝这样的馈赠，就会被视为非常失礼，而且送礼者又须立刻赶回大阪。于是。比米斯上校便说，他可以把项链暂时保存在他的保险箱里，待与“阿斯托里亚号”舰长特纳（Turner）商量后再说，海军条例并没有禁止收受这类礼物的规定。

但比米斯并没有收下项链，他讲得很清楚，只是暂为保管而已。我们不相信特纳舰长会收这种礼，当时的想法是可以等他来了以后，再把项链悄悄地退回去，这比断然拒绝要好一些，不致使人太难堪。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事也会变成宣传材料。不料那个珠宝商却向报界讲了此事。这就很清楚了，不管他送礼时是何心情，事实上他是在借此机会替他自己和他的商店打广告。我们便赶紧派了一个海军译员到大阪去退还项链，他成功做到了。这段插曲算是到此为止。

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亲善感激之情既热烈又广泛，竟发展到要开群众大会来表示谢意。一百一十七位知名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年迈的金子伯爵为主席（他久负盛誉，号称是美国的挚友。虽然根据1932年的惨痛经验，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朋友），精心筹划，要大搞演奏国歌、挥舞国旗、组织学生队伍、发表演说等活动，再继之以柔术和其他日式武术的表演，下午还要同“阿斯托里亚号”船员举行大型田径赛或棒球赛。

我立即感到，这样的集会肯定不符合我国竭力避免的大肆宣传之意，也违背“阿斯托里亚号”来访的本旨。如此大张旗鼓的行动将会使美国人民十分恼火，他们定会有这样的反应：“废话少说，用行动来表示你们的谢意吧。”

因此我就赶紧处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要应付这种新局面必须尽量巧妙，得给日本人先铺上了某种缓冲器，提前泄掉他们集结在心中的情感，否则就只会引起气恼和怨恨，我们的义举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就会再遭损害。自然免不了要打许多通电话，开许多会，但我至少做到了推迟委员会的叶山之行，他们正打算要去那里把计划告知金子伯爵。

在一次与吉泽的大使馆午夜会议上，杜曼也参加了，我们暂时接受了一个折中方案：举行一场不加渲染的运动会，只由金子一人致辞，特纳舰长略致答词。第二天早晨（那是个星期天），便把委员会的几个人硬从床上拉起来，在使馆开了一个会，我对他们说：这次遇到的是一件严肃的事，任何招摇性的举动都应当避免，大肆宣传只会使美国政府和人民觉得日本误解了他们的一番好意，请千万不要那样做。这次会是在我彻夜未眠之后开的，那晚我通盘考虑了这个问题，早上5点钟起来后也一直在忙。委员会成员，至少有些成员，听了我的话以后显然有所感动。植原是日本最有才干的法学家之一，他明白了此中道理，向我保证定要再开一次会，传达我的意见，提出修改方案，然后送给我看。在此以前，他们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此便至少延缓了委员会的叶山之行，他们正是要在星期日清晨去向金子伯爵报告原定的计划，我把他们从床上拉起来开会的缘故就在于此。

这是今天即4月3日的情况。明天我还要去找日方接待委员会的主席泽田，私下“非正式地”把整个问题在他面前摊开来讲清楚。我想，要制止这次活动，有些话恐怕就得开门见山地讲。我愈加确信，即使只举行“一场只有一个人致辞的不事张扬的运动会”或任何一种群众集会，也会损害我们当初的好意。持国旗、唱国歌、游行等场面照例是会有的，这些情节定将出现在美国报刊上，还是会给人一种在政治上大肆宣扬的印象。只要在这里不致太得罪人，我都要尽力阻止所有这一套，最低限度也要使其一切从简，挥舞国旗、学生游行等一概免掉，除金子伯爵致辞、特纳舰长略致答词外，不再有什么演说。如果要我允许“阿斯托里亚号”官兵赴会，就得给我明确保证，一定要做到这几点。事关重大：我只希望我国政府以美国巡洋舰送回斋藤遗骸这样的举动能产生好结果——在日本和在美国国内的结果都一样好。在这点上我确实处在两难境地。这个问题不容易应付。不过我总觉得，日本人要对我们的义举表示谢意，至少要按照上述精神来做，否则都是事与愿违的。

斋藤大使的骨灰运抵日本

1939年4月17日

今天是个重大的日子，场面动人，充满深情，艾丽斯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们使馆下半旗志哀。“阿斯托里亚号”载着已故大使斋藤的骨灰到了。下午1点半，在横滨山下码头举行接灵仪式。汽艇准时驶离“阿斯托里亚号”，该舰和近旁的日本巡洋舰齐鸣礼炮。（昨天艾丽斯去看过斋藤夫人；这位夫人真是了不起，这两日尽管悲痛却能够自持，始终是那样温雅肃穆，实在令人敬佩。）

当美国水兵将装着骨灰瓮的日式灵柩抬上岸时，我们全体排队随行，来到设在码头上的灵堂。一言以蔽之，堂前礼仪极为庄重，互致十分感人的演讲词后，接待委员会主席泽田方从“阿斯托里亚号”舰长特纳手里接过骨灰。众人随即走到灵前，依次鞠躬，然后排成送殡队伍，由美日两方水兵组成仪仗队，日本乐队奏着出殡进行曲，经过列满人群的横滨街道，向停在另一个码头上的灵车行进。

总统送的花圈排在前头，外务大臣的随后，再次是我的，美方的花圈自然是由美国水兵抬着。按我的提议，美侨由赖夫斯奈德主教、迪克·安德鲁斯（Dick Andrews）和伊格尔哈特博士（Iglehart）这三位旅居日本最久者作为代表。比米斯上校充当我的随员。场面之庄严，周密安排的程序中每个步骤都井然有序，令人叹为观止。

艾丽斯和我乘丧车随行至东京，外务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齐集在东京车站迎候，此后日方人士即随柩车赴斋藤家参加祭典，我们则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去搅扰人家的私事，遂在此处离开送殡行列。刚才有件事很有意思：供坛上特别摆了一瓶老帕尔牌（Old Parr）威士忌酒，那是斋藤最喜欢的牌子，有照片为证，香炉里还点上三支他爱吸的香烟。在美国人眼中，这似乎是旁门左道，但在日本看来，这却是最虔诚、最合适的祭奠。按神道教教规，祭坛上应陈列食品，供死者享用，死者如爱喝威士忌酒，就要想尽办法让他得享。

艾丽斯和我，偕同比米斯和我国驻横滨领事博伊斯（Boyces）及其夫人在“阿斯托里亚号”上与特纳舰长安静地共进晚餐。

总统寄信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我真想拍个电报告诉他：“此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自豪。”总统的信息未必有效，但我觉得，在当前危机中应该最充分地发挥美国在道义上的影响力。要是1914年我们就能这样做，那场世界大战说不定可以避免。现在若能这样做，想来还是可以防止战争。凶兆就在眼前，希特勒可以卜算，如果他会算的话。不过我不相信他会算。

1939年4月18日

我让使馆再降半旗一天。葬礼在宏大的本愿寺举行，比以往任何祭礼都壮观。日本最高层人士全部莅临。首先由高僧大德诵经，然后有田、我和堀田（斋藤的朋友和同期同学）依次走到灵前致悼词。有田的悼词文情并茂，他本人也激动得声音发颤（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在结尾时念道：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您却一去不复回。感念于此，满腔悲痛。哀伤无限，无法言表。寥寥数语，敬祈来闻！

随后便是众人依次烧香，第一个是作为斋藤法定继承人的十三岁长女，接着是他的母亲、遗孀和幼女，再次就是有田、艾丽斯和我，依次下去。我们没有去墓地，也是因为不便去打扰别人的家事。斋藤夫人的伯父岩永取了一些骨灰去，要埋在他们家族的地上。我所见过的最感人的丧礼到此结束。自“阿斯托里亚号”到达之时起整套仪式之庄重严谨，确实令人难忘。

特纳舰长偕其部属来访。

宴请特纳舰长。艾丽斯是座间唯一的女性，她当女主人，给了我很大帮助。事后，出渊说，我连陆军大臣也请了，真是“妙策”。我是最后一刻才灵机一动想到请他的。外务大臣、宫内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同时坐在一个外国人家里，这在日本恐怕还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艾丽斯备办了一桌有甲鱼的美餐，我也把各种好酒都端出来了，席上的确是佳肴美酒，可与一切盛宴相提并论。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我举杯敬祝天皇健康，有田以遥祝总统作答。在接待“阿斯托里亚号”期间，恐怕就只有这次宴会没有人演说了！对日本人说来，正式宴会而无演讲是不可想象的，但美国大使馆也就是美国地界，而且这一夜是由我当独裁者。不过，我们还是得屈服于摄影记者，这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必要去得罪报界。无论如何，使馆里的场面总算得上是漂亮的：凉廊的桌上樱枝吐芳，餐桌上则有小菊花装饰。宾客分坐两桌，每桌各十八人。席间，各类事物井然有序而又毫无官方场合正式、拘谨的气氛。大使馆以及这次宴会确实值得好好表扬。当然，和往常一样，这都要归功于艾丽斯。我对有田说，家庭主妇在男子宴会上抛头露面的现象在日本恐怕不多见吧。不料，他竟答道，正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在我们这种年纪，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风俗。

1939年4月19日

外相设午宴招待特纳舰长及其属员。餐后坐在草坪上，大家讲故事，新闻记者便乘机给有田、特纳和我拍了一张很好的合照，还将其登在报上，加上“日美间的微笑”这样一个标题。

晚上，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在水交社 [22] 大摆筵席，以富士山、日光的寺院等最好的风景照片分赠舰长、“阿斯托里亚号”军官餐室和准尉食堂。送给军官餐室的那一张旋即挂在屋内的显眼处，25日舰长举行告别会时已经挂在那里了。水交社的这次宴会上，餐后还有美女玩杂耍和日本舞蹈等精彩节目。海军军官总是比陆军的人善于交际，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常在国外游历。席上的气氛亦极为欢畅。

餐后，米内大将把杜曼拉到一边（海相的英语不甚流利），请他转告我：他已经注意到我曾担心日本有卷入欧洲纷争的可能。他想告诉我，不必多虑，因为“日本的政策是确定的，国内图谋实行法西斯主义因而与德意结盟的势力已经‘受到抑制’”。海相说，为了保持和睦，无论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日本都要与之合作，但又必须置身于这两个集团之外，日本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两者都不同。

我们后来向吉泽重述了这次谈话。他说，暂不与德意结盟的决定，想必是刚做出的，因为之前他没有听说过。海相请人转告我的那番表白，可以视为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日本不愿卷入欧洲的旋涡。吉泽知道，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海军的意见举足轻重，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反共协定就再也不会加强了。

在谈话中，米内大将又说，他们正深切感到，需要同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当他被告知，两国之间的纠葛，例如轰炸我们在中国的财产，并不难解决时，他答道这类侵犯美国权益的事他都知道，将会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现在正在调查。

接着，海相又转到限制海军军备的话题上，为目前还不可能实行军备限制表示遗憾。他说海军是一个“危险的玩具”，海军的需求总是越来越多，结果只能造成财政破产，或引起一场大爆炸，因此终归要达成协议才行。他反复地说：“一定要裁军。”

这是我们之间最重要、最有深意的一次谈话，我认为它标志着日美关系已出现新的趋向，甚至可以视之为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米内是可以信赖的。

日本离开轴心国的航道

1939年5月15日

到启程返美休假为止，5月上半月的大事是尽力阻止日本与德、意全面结盟。到出发时，这方面的努力已见成效，我已得到明确的正式保证：不会有全面性的联盟，虽将有某种安排，但那也只是强化反共协定，其适用范围仅限于苏俄。但是，我很清楚有人仍将对政府继续施加压力，假如英国与苏俄缔盟，政府就将被迫参加极权主义国家的联盟，要不就是倒台，而由南将军、木户侯爵或米内海相来取代平沼。这并非不可能。不过，若由米内组阁，则仍意味着日本不至于会参加独裁国家的联盟。

我觉得，日本目前的政局火药味很浓，新的刺杀事件可能发生，尽管可能性没那么高。在中国的战事看不见议和的前景，国民感到厌倦，希望能有具体的结果，而收效却遥遥无期。这并不是说日本正在软下来。恰恰相反，一切都证明它是决心干到底的，而且没有什么即将发生财政或经济危机的迹象。但是，尚未取得最终成果就结束了中国事变，人们的怨气很大，人心非常不安定。

我跟日本上下层人士谈过话。我有充分证据可以肯定，我的论点已为首脑人物所注意，我都是按这样的意旨来讲的：欧洲若爆发全面战争，美国绝不会置身事外，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必然会发生激怒美国人民的事件，历史已经证明，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易激动的民族之一。到那时，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也会站在战争支持者的最前列，至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这样做。要是德国轰炸伦敦和巴黎而炸死很多平民，只此一点便足以使美国人民大为激动。即使德国和意大利在开战后几周内即席卷欧洲，美国的决心和无穷的资源也会最后赢得胜利，绝对有把握，就像1918年那样。那时，假如日本因全面军事同盟的关系而被绑在德国阵营内，要美国仍与日本和平相处，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日本应当看清未来，为它自身着想再来选择盟友。由于对华战事造成的一些困难，日美关系暂处于紧张状态，但困难终究是可以克服的。日本应当着眼于长远利益，不应只顾眼前。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经济、财政、商业、感情——美国都更适合做日本的朋友，且为其他世界各国所不及。当然，前提是日本也遵守友好之道的话。打一场日美战争，不管从什么观点来看，都是愚蠢至极的。再看另一面吧，德国和意大利能给日本什么好处呢？跟它们做朋友，到底能得到什么实惠？这些利害得失，都值得趁早好好想一想。

以上论点，正如我刚才说的，看来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我有理由相信，这些话天皇也能听到，一些高级人士已在鼓动，希望考虑我的意见。有些人，包括采取主动态度的海相在内，则谈到我的“忧虑”，劝我不用多担心，因为形势的发展，最终将如我所期的那样发展。

这样，我们就离开日本了，要去度几个月的假。心里感到，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为了把日美关系引上正轨，至少已经尽了人事，这毕竟是我的本职工作。

（因返美休假五个月，日记在此中断。）

[1] 当时是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的参赞，1940年任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作者注

[2] 英国驻东京临时代办。——作者注

[3] 1937年8月14日，中国战机在上海上空与日军激战，轰炸日军据点及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其中一架因弹架损坏，有两枚炸弹意外坠落，坠弹位置正是上海著名的娱乐场大世界附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4] 罗伯特·克莱夫爵士是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前任。——作者注

[5] 1937年9月12日，中国正式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的侵略行动。10月6日，国联大会由于不愿采取行动，便决定由《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会议。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愿意信赖《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会议将要通过的决议。

[6] 自1928年开始，德国就开始向南京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并进行贸易与军火合作。抗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外交政策倒向日本，军事顾问团在1938年被撤回。

[7]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1878—1944），曾在威尔逊总统时期任财政部副部长，当时是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

[8] 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1977），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也是英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

[9] 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1881—1960），历任美国驻华参赞、公使、副国务卿，曾代表美国正式承认南京政府。1936年至1941年间，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

[10] 纳尔逊·詹森（Nelson Johnson，1887—1954），1929～1941年先后任美国驻华公使、大使。早在1925年，他就已经是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主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珍珠港事件后，转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11] 日本海军当时负责善后的是山本五十六（1884—1943），之后因被陆军极端分子列为刺杀对象，被从海军省调任联合舰队，任司令长官。

[12] 伊格纳西·扬·帕德雷夫斯基（Ignace Jan Paderewski，1860—1941），著名波兰钢琴家，政治活动家。

[13] 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1867—1935），波兰独立运动的最大功臣之一，后也成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元首。在波苏战争期间，成功率领波军击退了苏军。

[14] 宇垣一成（1968—1956），先后三次出任陆军大臣，却因大力推行裁军而遭陆军内部的嫉恨。1937年在重臣会议上曾受命组阁，但因为陆军强烈反对，组阁流产。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出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战争末期，曾积极参与反对东条英机的倒阁运动。战后，免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1953年高票当选参议员。

[15] 板垣征四郎（1885—1948），历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总司令、第七方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

[16] 苏台德地区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境内有日耳曼少数民族。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公开要求将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9月29日，德、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协定，将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

[17] 位于三重县伊势市，被认为是神道教本宗。明治维新后，在日本政府推行的“国家神道”中，伊势神宫被赋予了特殊的国家宗教地位。内宫祭祀天照坐皇大御神（即天照大神），外宫祭祀丰受大御神。此外，伊势神宫也保存着象征日本皇权三神器之一的八咫镜。

[18] 阮振铎（1893—1973），早年曾在东京大学研习医药化学，回国后曾任奉天公立医院院长。“满洲国”建立后，先后出任奉天省公署秘书长、“文教部”大臣，1937年出使日本。之后，还担任过所谓“交通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二战后，被苏军俘虏，后引渡回中国，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也是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执笔人。1962年获特赦。

[19] 现立陶宛的克莱佩达，又译“梅梅尔”。

[20]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15日）后，英国政府的对德政策开始趋于强硬。1939年3月31日，英国向波兰提出保证：波兰的独立若受到威胁，英国将给予援助。

[21] 斋藤博（1886—1939），出身外交世家，1934年起任日本驻美大使。1938年夏肺结核病情恶化，以健康理由辞去大使之职，由时任外务次官堀内谦介接任。但未及回国，斋藤博就病逝于华盛顿特区。

[22] 即海军俱乐部。

第五章 一个世界，两场战争

（1939年10月10日～1941年12月8日）

欧洲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所有日本人都惴惴不安。不是害怕德国，就是害怕俄国。有些人曾重整旗鼓，试图弥合日美之间的裂痕，但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一切希望都在暗淡下去。法国崩溃后，局势更变得无法挽回。日本同美国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坏。英国似乎已濒临失败。南面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处于无防御状态，虽守中立但仍加紧扩军备战的俄国日益关注东方。于是，日本人便决定暂时专心致力于向南扩张，唯恐落在德国人的后头。1940年9月底，日本作为正式的一员加入了轴心国集团。此举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促进向南扩张；二是借此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向德国开战，也将导致美日开战。美国没有被吓倒，依旧保持其坚定的立场，反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如此一来，两国终究难免一战。于是，日本袭击了珍珠港。

危险期开始

1939年10月10日

重拾工作，已有充分准备。感到身体很好，渴望再度投入工作。

乘“龙田丸”返日，据船长说，此次航行是他在太平洋上遇到过的最平稳的一次，最后那几天，大海更平静得像内湖一样。

大使馆显得比平常更漂亮，到处摆满了别人赠送的鲜花。忠实的使馆人员在门前微笑相迎。回馆后，艾丽斯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波兰大使夫人德罗默（de Romer）太太，请求能前往探望她。夫人说，她近来一直没有会客，但艾丽斯则另当别论，她显然有点激动。我也打电话给波兰大使，对他说：在所有同僚中，我要先拜望他。

波兰大使发现日本有反德情绪

1939年10月12日

告诉波兰大使德罗默先生我要最先拜望他之后，便在今天早上去了，向他表达同情之心。 [1] 他显然很感动。他说，美国政府承认波兰新政府 [2] ，对他在这里很有帮助，因为日本人在对苏关系上有困难，正不知如何对待他才好。如今美国既有所行动，他就可以说服日本人继续承认他这个大使而不必再有顾虑。

大使说，日本人至今还记得我在春天离日返美前所表达的意见，即一旦欧战爆发，美国几乎肯定会被卷入。他们不知道我现在是否仍旧这样看。我答道，这次归国后我才认识到，美国人有一种强烈的，甚至几乎是普遍的不愿参战的心态。这与1917年所见到的态度迥然不同，尽管还会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事，但我现在觉得我国不参战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德罗默先生说，他认为，春天我向许多日本要人发表的议论对阻止日本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起过显著作用。日本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与美国友好。他说，除为数很少的一派人而外，日本人现在有强烈的反德情绪。

“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来源”发表的演说

1935年10月15日

整天准备即将在美日协会发表的演说。经过新罕布什尔山区老家几周的沉思，我决定进行这次演说。很幸运，总统和国务院也都赞成这个主意。此事真做起来，还感到颇为棘手。远东司已拟了一个初稿，我在华盛顿时又加以补充，回程中又几乎每天都在修改。可是现在我发现，现内阁及其支持者平沼和近卫公爵显然是真想同美国改善关系，发表原拟的演说内容就会使他们为难，如此就未免太短视了。我现在深信，如果找团体和个人做非正式的谈话，效果倒会好得多。因此我必须在左右两难之间走中庸之道，既不要让人低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军在中国行径的愤慨，又要尽量避免使用刺激性的言辞或把演说变成“诉状”，越过日本政府而径直诉诸国民。

我很理解，要是日本大使在华盛顿这样做，我们的政府也是会恼火的。我讲话的语气很重要。现在需要的是斩钉截铁地讲实情，呼吁停止轰炸、侮辱、限制贸易和其他侵犯美国权益的具体行为，可大原则也不能忽略。使馆人员都觉得现在拟的稿子很得体，我也有同感。虽然演说难免会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反响，但其中真冒犯人的话是极少的。究竟如何，以后自见分晓。所幸国务院已给我来电，其指示非常英明：我可能会发现日本另有倾向，如此就不宜再用原稿，若因此而使我个人已有的影响力受到损害，那就不好了。虽然原来提出要做这次演讲的是我自己，但国务院的来电仍使我有如释重负之感。

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来源

（摘自1939年10月19日在美日协会上的讲话）

英语中有个俗语——“直接出自马口” [3] 。我一点也不清楚为什么单挑这种动物来做比喻，尤其是因为马大都不爱表达感情，不过这句话的意思还是一清二楚的。今后几个月我在日本讲的话就是“直接出自马口”，因为这些话将准确地表述和阐释当前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和远东的一些看法。在归国期间，我还有幸同总统及国务卿商谈过多次。

5月赴美前，有位日本朋友曾请我把他所想象的日美关系的现状转告我在美国的朋友，其大意如下。

由于日本的军事行动，美国在华权益正受到一些轻微的无关紧要的干扰；日军当局总是想尽办法预防侵扰美国的利益；美国发表的有关日军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的报道都是故意夸大其词，目的是要煽动美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方有些行动之所以遭到美国人反对，多半是由于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同。由于美国墨守法规，美国政府对中国日占区内美国权益受损所持的那种态度，主要还是源于美国国内的政局；中国日占区的情况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好转，将使美国再也无法埋怨。

这就是我那位日本朋友的观点。

然而，真实情况远非如此！美国政府对其了解得很准确。美国人民也知道得很清楚。为今后的日美关系计，必须正视这些事实。只有考虑到这些事实，才能了解目前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对日态度；只有考虑到这些事实，并采取有效步骤去改变这些事实，才能改善日美关系。日美关系必须改善。

今天讲这些，并不是想详述引起我国反感的各种原因。这里也不是列举详情的地方。那些事实，我们两国间的那些纠葛，是要由两国政府去考虑的事。实际上，其中有一些也就是两年来我一直在和日本政府讨论的问题，而且我还要继续交涉下去。但我相信，对于那些事实和困难，你们也一定知道一个大概。有些问题是严重的。

此刻，在座的可能有许多人这么想：“每种情况，都有正反两面。我们在日本也有我们的舆论需要加以考虑。”不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在美国时，就曾将日本的观点的各个方面尽量告诉大家。但在日本这里，我也要尽力说明美国的观点。不细心考虑双方的观点，要建立友好关系，只会徒劳无功。但愿你们都能体会到我是多么热切地期盼达到这个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多么由衷地、以客观的立场为达成这个目标而尽一分力量。因此就得让我来消除一些我认为今天存在于日本的纯属虚妄的对美国态度的错误看法。

错误看法之一是，美国处理东亚事务的方法是囿于一种纯属“墨守法规”的态度，这是当今日本广泛流行的看法。何谓“墨守法规”？假如是指尊重条约、尊重正式承担的义务和国际法，那就说对了；尊重这些，正是并将永远是美国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我在日本听到的常用的“墨守法规的态度”似乎是指一种见树不见林、不能高瞻远瞩的立场。那就让我简略地谈一谈决定美国政策和目标的几个基本原则吧，这些政策和目标是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而制定的，的确主要是以“守法”的应世态度为基础的，但是据我看，它又远远超越了纯粹“墨守法规”的态度。

美国人民渴望同所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也希望各国之间都保持和平关系。这种和平愿望不是我们独有的，但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念，即在整个历史上，仅仅是作为两次战争间的一个插曲的那种和平，并不能够稳步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甚或连保存文明不行。我们相信的是，要依照我们国务卿所谓的“适当程序”来处理国际问题，才能维持国际和平。

美国人民要求尊重别国人民的主权和权利，也希望自己的主权和权利同样受到尊重。我们凭经验得知，解决国际纠纷的有效办法，与其说是在于仅仅放弃使用武力，倒不如说是在于断绝一切立即或终将使用武力的念头。请那些好讥诮人的人好好想一想，视要挟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会带来什么后果？！使全人类共有的良知得到明智而实际的运用，是纯粹的“墨守法规”吗？

美国人民认为，可以把战争的影响限制于交战国之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国民经济还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时，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它们主要是靠自己种植或制造的产品过活。今天的情形就不是这样了。现在各国要获得自己不出产的商品，要卖掉剩余的产品，都日益有赖于他国。由于各国都自有其特产，能够比他国更有效地或更经济地种植出或制造出某些物品，遂逐渐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商品交换制度。各国都为共同利益献出自己的工艺成就和自然资源。

正是这种交换制度不仅提高了各地的生活水平，而且使那些在简单的自给经济时一个人也难过日子的地方变得可供两人甚至三人过舒适的生活，使易于失调的、复杂的世界经济保持平衡，这不仅和我们高级文明的利害有关，而且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根本生存之所系。战争不但破坏交战国的人力和物质财富，而且干扰世界经济的妥善调节。因此，一些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成了其他所有国家利益攸关的事情。那么，即使单为世界经济着想，以适当程序解决国际纠纷，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也力劝别人照做，这样的“墨守法规”的思想，又有什么愚谬可笑呢？不以法律和秩序为基础，国际交往中的这些现念又怎么能够树立呢？

美国人民信奉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从来不曾实行这个原则的国家，甚至是日本，虽然日本把美国坚持“门户开放”称为所谓的“墨守法规”的最主要表现。甚至日本也曾坚决主张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实行“门户开放”，并得到过好处，我们只是被告知，这个原则不适用于中国，除非经过修剪和阉割。我刚才说的那个极其复杂的世界经济体制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国能够随意在各地做买卖，如果有人要在某些地区专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索取先买权并维护这种特权，这些地区便不可能有自由竞争的条件。

不用说，我刚才表述的思想是普遍适用的。

还有一个时常听到的错误看法，我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指责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了解“东亚新秩序”。对不起，关于这个概念，我想提一点不同的意见，请大家指教。何谓“东亚新秩序”，美国政府和人民是一清二楚的，绝不比日本了解得差。日本官方曾给“东亚新秩序”下了一个定义，叫作安全、稳定和进步的秩序。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仅切望自己享有，而且切望世界各地区的一切国家都享有安全、稳定和进步。但是，“东亚新秩序”的含义之一，却好像是要剥夺美国人在中国的长久以来已被确认的权利，这是美国人民要反对的。

有事实为证。日军现在在中国的那些做法就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此美国人民已愤慨到什么程度，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可能还不知道。绝不是说美国人民已经忘记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长期友谊，但可以这样说，对日军在中国的狂轰滥炸，美国人民的确深感震惊，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也是因为随着美国公民被炸死炸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正遭受直接威胁。他们越来越看重在华日军侵犯和损害美国权益的问题，认为这是在蔑视美日两国所订的条约和协定，蔑视有日本参加的多边条约和协定。美国人民知道，那些条约和协定是日本自愿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的条款构成一套指导实际行为的规范，是用来维护大家的利益，以及国家主权和经济机会均等这两项互相关联的原则的。

经济机会均等，本就是日本长期以来曾多次明确赞成并一再坚持的一项原则。美国人民还不仅是因其机会均等和待遇公平等久经确认的权利横遭剥夺而感到忧虑，而且觉得如果远东目前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使他们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的衷心希望归于破灭。由于日本驻华当局的政策和行动，美国在中国的权益正在被削减或被消灭，美国的财产正在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侨民正在遭受危险、忍受侮辱，如果我认为今天适于把全部事实都一一摆出来，你们就一定会感觉到美国的态度是正确的，是有充足理由的。大概你们也能明白今天我已经是如何艰难地克制自己了。

总而言之，美国人民根据他们得到的一切绝对可靠的证据，有充分理由相信，日本是在为一己之利而力图控制亚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内强力推行一种排外的经济制度。正是这个看法，加上轰炸、侮辱以及种种侵犯美国权利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美国人民的对日态度。至于我自己，我会说日本当局已做和正在做的许多伤害美国的行为，都是完全不必要的：这是我的信念，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信念。我们相信，日本若不侵犯美国的任何权利，也能够获得远东的真正安全和稳定。

以上就是我力求给予准确说明的美国舆论，我在回国期间对它做过很仔细的研究和分析。我们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太宝贵了，有意无意的损伤都不能容许。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经济、财政、商业、贸业利益、旅游、科学、文化、感情——日本和美国都应该永做互相体谅的朋友。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之间总难免发生争吵，就跟兄弟之间一样。但在困难时刻，美国也多次对日本表达过真诚的同情，希望能对它有所帮助；而对日本的成就则表示赞赏，对结成互助的关系亦曾寄予热切的希望。

我今天讲得极其坦率，请不要误解或曲解我的动机。我之所以抱此态度，首先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忠于我国的利益，但也是因为我深爱日本，并且确信，两国的真正利益，即根本的和永久的利益，要求我们在交往中的思想和行动都应该协调。我对日本有感情，这是和你们在这里相处七年、在愉快的交往中培养起来的。知道这些的人一定能看到，我的言行是一个挚友的言行。

我刚从美国回来时，有家日本报纸曾表示怀疑，称不知我怀里藏的是匕首还是鸽子。那就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除了一腔希望继续为美日友谊全心、全意、全力工作的热情外，我怀中别无他物。

今天我列举一些事实，单刀直入，据实反映。但我也是在恳求，为我们两大民族悠久长远的友谊考虑，彼此要有善意的了解。值此乱世，但愿现在以至于长久的未来，两国邦交能保持稳定。如果这种稳定关系能保持下去，对日本、对美利坚合众国都只有好处。

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演说的背景

1939年10月19日

下面是我回东京后给杜曼、克雷斯韦尔（Creswell）和史密斯·赫顿（Smith Hutton）的备忘录，其中叙述了这次演讲的背景：

我回国期间，美国公众舆论对日本的态度日益强硬，几乎普遍赞成废除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要求冬天即对日本实行禁运。政府目前的态度是，不容许美国权益被排挤出中国。假如美国实行禁运而受到日本的报复，我国政府亦很可能采取某种形式的反报复。

我曾指出，一旦采取制裁政策就必须贯彻到底，而贯彻下去又很可能终将导致战争。可是现在政府或国民的态度都没有任何软弱的迹象。总统和国务卿似已下了决心，要维持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海军秋季演习定在夏威夷水域举行。还有增派美国海军陆战队赴上海之说，但就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此事已决定缓议。不过，毫无疑问，如果在华日军继续侵害美国人和美国权益，如果他们步步进逼，定要将美国势力逐出中国，我国政府就会采取报复措施，后果不计，绝大多数美国国民亦将支持政府。“收起帐篷，体面地撤出难守之地”这样的高论现在很少听见了。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正被视为我们在整个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想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这种态度，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把日本政府同日本军部区别开来，一心信任其善意和努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些身在大使馆的人一向以慎于言行、避免激怒军部这样一种策略为原则。如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既如此坚定，我认为现在的上策就应该是将这种态度谨慎地告知日本政府和人民，以免他们总是以为（至少在我5月离日以前日本人普遍是这样看的）到最后美国终究还是会让步。现在我不认为我们会退让了，我觉得大使馆现在应该致力于使这种实情逐渐渗透到日本人的意识中去。让日本人总是停留在那种误解上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过，执行大使馆的这些任务时，还必须慎重。

今年夏天，国务院已认真考虑再写一份强硬的照会给日本，但杜曼先生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我支持他，理由是这种照会于事无补，只会激怒军部，况且我们的立场早已充分记录在案，无须再做补充。不过，我又主张，还是应该做点工作，把在华日军侵犯美国人和美国权利的事实摆在日本人民的面前。

据我了解，甚至有影响的日本人也不是个个都知道那些事实，因此他们总是觉得，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和日本的政策、反对“东亚新秩序”，一方面是由于硬要死守那些在他们看来已属陈腐的法律细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贯同情中国。要想由有影响的日本人（我想到枢密院议员之类，他们该是有影响的）出来发起一个制止军部排挤美国在华利益的运动，首先必须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和国民的坚决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依据的事实。那样的误解存在一天，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为改善关系采取建设性的措施。他们能否采取建设性措施或有效措施以约束军部固然值得怀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去做我们迫切需要做的事。

在阐明我们的态度时，一定不能用威胁的口吻，因为对日本人施加威胁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只能作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出来，事实俱在，所以日本制定政策时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因此我认为——总统和国务卿也同意——我回东京后对美日协会做首次演讲时，应当尽力把美国的真实感情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向日本人讲清楚。我只不过是报告我过去四个月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这次演讲格外有力，我觉得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后的演说不会再有这种有利条件了。我的想法是，以尽量友好的态度陈述国务院原想在那份拟写而终于未写的照会中提出的观点。美日协会大概是我们仅有的讲台了。我的演说定会引起相当广泛的讨论，即使只有《日本广告报》登载，也将会引起日本朝野许多实权人物的注意。万一有人抱怨，说我是要撇开日本政府而直接诉诸日本国民，那也可以用事实来答辩：日本要人以往又何尝没有利用过这个协会来阐述日本的观点（1932年我们到日本后首次参加这里的宴会时，石井子爵就曾在这里讲过话，可以比较），我当然也可以要求享受同等权利。

演说之后，有些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听众的反应时用上“发愣”“震惊”之类的字眼。其实，当时在场的只有合众社的汤普森，他抢在别人前头了，其他人以为这次要讲的仍将是外交上的老生常谈，可是美联社的莫林，还有休·拜厄斯，很快就陆续接到纽约的电话，要他们详细报道。日本报界的反应则果不出我所料，有些报纸骂我傲慢、粗鲁、大失外交礼仪。总的倾向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仍旧咬定美国人民完全不了解实情，总爱小题大做，把一点点偶然“事件”看作大肆侵夺，再就是认为我们依旧不了解“东亚新秩序”。但也有几家报纸，特别是《读卖新闻》，开头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指责我傲慢，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含糊地说，美国的观点似仍有可取之处，应细加研究。在此间的一般人看来，这类态度当然是十足的邪门歪道，但是这也表明灌输思想的工作已开始奏效。

有些日本人警觉起来了

1939年10月25日

有个开明的日本朋友告诉我，自从我做了那次“划时代的”演讲以后，他就一直在同最高层的官员们讨论，其中有首相、外相、汤浅（天皇的近臣之一）和牧野伯爵等，大家都在仔细研究这篇演讲。他说，他跟他们每个人都谈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又说，演讲已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已经开了一个头，而且非常及时，现在上述诸人，加上陆相畑将军 [4] 和兴亚院总务长官柳川将军 [5] ，将组成一个班子，推动局势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他说，还不太有把握能解决东亚新秩序同《九国公约》之间的矛盾，但他们确实决心要采取措施重新营造气氛，以期转变美国的舆情，展现日本的亲善愿望。他说，他相信西尾将军（已被派往中国统一指挥，制止南北日军当局的不断争吵）也一定赞同这个计划。以往日本没有什么建设性行动，听任美日两国隔着太平洋对骂不止，现在是结束这种放任政策的时候了，我的演讲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说，和他谈过话的那些高级人士都一致认为，我提出的两百多件抗议照会，不是尘封在外务省，就是只得到一些空谈采取适当行动的保证，现在应该积极处理。新外相野村海军大将不久就会约见我，不管我讲什么，他都将洗耳恭听。他说，我一定还能够与首相一谈，他也准备倾听我的意见。

关键性的两个月

1939年11月1日

我的演讲词立即发给了美国各通讯社，却没有发给日本报界。有位日本名人劝我发，我并未照办，因为我想要外务省明白，不应背着日本政府擅发文件，这点起码的规矩我还是遵守的。这点我们也告诉了吉泽，当时他和外务省的岸、三谷俱在场，一起听了演讲。我预料公众一定会要求刊发演讲词。果然，两天后外务省就主动请我把演讲词发给本地报界，我们立即照办。这也许是件小事，但这类事情在日本显得很严重，很快就会被人注意到。

据我看，今后两个月将是美日关系史上最关键的两个月。除非我们能够迅速得到具体结果，使他们不仅以消极措施还以积极措施向美国人民显示，日本确有尊重美国在华权益的诚意，否则要求在冬天对日本实行禁运的压力就会增大，国会就可能提出这项要求。所谓消极措施，我是指停止轰炸、侮辱及其他公然侵犯美国权利的行为；所谓积极措施，则是指向外国贸易开放长江那样的措施，作为向美国公众表示诚意的实证。以上论点，我对凡是和我交谈的人都说了，以后仍将这样做，毫无保留。这不是威胁，而是讲明客观事实。一旦实行禁运，那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美日关系一直坏下去，怎样想挽回都来不及了，这就是说今后两个月紧要的原因。

美国在对日关系上的抉择

1939年12月1日

最近有个日本人说，日本当前最需要的是出一个像伊藤公爵 [6] 那样的政治家。然而这种人物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将要出现的样子，由于缺乏优秀的治国人才，日本注定要倒霉。政府软弱，在挣扎中胡乱地进行战争。而在今天的日本，要控制住五花八门的各派势力并把它们联合起来，却又非得有一个特具超凡之才的政治家不可。

日美关系的症结在于，政府可以给我们安慰性的保证，可是全国就没有一个力量够大的个人或集团能确保那些保证得到充分的履行。几乎毫无疑问，稍了解外交的日本人，不论在朝在野，绝大多数都想对美国友好，但是他们忙于巩固自己的权力，之后才谈得上掌握决策权并采取有效措施。然而，若非如此，也就无法获致友好的邦交。邦交的增进，不能单靠表达善良意愿的言辞。这点我已经告诉过他们，而且一直在说，但收效甚微。现在看来美日关系的前景并不美好。

前景究竟如何，正是我们此刻需要好好研究和关心的问题。

两大任务

在进一步申述意见之前，我想先讲明以下几点。我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职责，也就是大使馆的职责，包含两个基本任务：第一，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展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第二，保持和增进美日之间的良好关系。即使在遇到这两个任务互相抵触时，也不能推卸对二者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到的是尽可能将这两大任务结合起来。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时，必须经常把这两个主要任务放在心上。今后我国政府应奉行什么方针，当然不能由大使馆决定，而是要由政府根据更宏观的政治去决定。

在制定今后美国在远东的方针时，我认为我们政府应当经常清楚地考虑到两点：首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我国外交政策是以自己尊重法定的义务，也希望别国同样尊重为基础的；其次是现实感，即注意客观实情。当原则与现实冲突而又无法协调时，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以让步求协调，我们能够或应该妥协到什么程度？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在原则和现实之间谋求妥协？我国自身是一个统一的实体，现在我们充沛的国力都已达到了预期中的巅峰。国际道义，包括尊重法定义务和永远不以武力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对我们来说既是口号也已成信仰。

美国曾庄严地（借用威尔逊有些夸张的说法）承担义务，要维护《九国公约》的原则，即主旨是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及“门户开放”。这就是前面说的原则问题。

而情况的另一面是，日本并不想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毫无此意，只有将它彻底打败，才能使它这样做：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比此点更确定无疑的了（假如说国际事务中有什么东西可以确定的话）。使“门户开放”在实际上得到遵守，现在和将来都面临一个遵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这就要靠施展手段，而不能靠原则。这就是前面说的现实问题。

能打败日本吗？

欧洲的现状不变，现在就看不到打败日本的可能性。无论哪个国家，无论置日本于何种境地，军事、社会、经济、财政无论哪方面的困难，都无法打垮日本。日本在军事上也许会遇到暂时挫折或出现僵持局面，由于中国人增加向日本施加的压力，在一定时期内日本甚至会如军事家所说“在战略上撤退到预定阵地”。换言之，即退回华北、控制华北，这本来就是所谓中国事变的首要目标。日本也许会遇到财政困难和经济萧条：要勒紧裤带，或许会困苦不堪；国内还可能发生日益高涨的社会动乱。现在还看不到日本会全面崩溃的前景。

我早已指出过，日本已开始出现通货膨胀，以后我还要谈到公债消化率下降、纸币发行量大增、物价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泛的物价管制措施，等等，这些现象都反映了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试图管制大米供求的措施正在激起广大农民的骚动。然而我的意见仍是，即使局面坏到不能再坏，日本人还是会固执己见：在大陆上的冒险事业不能半途而废，既然已经豁出去了，就得坚决干到底。使馆中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不相信美国一实行禁运，日本就会衰弱到不得不放弃其侵华计划的地步，禁运即使扩大到断绝美日之间的全部出口和进口，也不会收到这种效果。

统计学家为了使自己满意，曾经证明并且还会继续证明，外来的经济压力可以击败日本，但统计学家一般未能把心理因素估计在内。日本人是一个耐苦尚武的民族，至今仍在接受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武士道教育，这种精神世代相传，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内核。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一直在应付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地震、飓风、洪水、瘟疫、农作物病虫害和几乎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由于饱经风霜，他们惯于吃苦，对严密的组织纪律亦习以为常。每次都克服了困难。单凭统计数字来下判断，很容易使人迷误。

“东亚新秩序”

由美归来后这几个月，我仔细全面地研究了日本的舆论，包括政府、陆军、有影响的非军界人士、实业界和民众等各方面的意见，可以肯定地说，有一点是各方一致同意的，那就是所谓“东亚新秩序”已经形成。这个词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它也有个最基本的概念，即中国的满洲、内蒙古和华北永远归日本控制。在陆军中，在政府和国民的某些人当中，这个词的含义还要广得多：这些人是要控制中国全境，或者说，要保住但凡现在或将来能够夺占的地方，包括过去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口岸和各国租界在内。对满洲的控制，因有了“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已经实现了；控制内蒙古，是留待将来解决的问题；扶植王克敏和汪精卫两个政权，以控制华北和华中，则是其所希望和期待的。这些计划当然含有日本长期甚至永久驻军的设想，这样才能强迫这些地区屈从日本。很少有日本人认为“东亚新秩序”的含义比上述最基本的概念还要狭窄。

苦药丸需要包上精心制作的糖衣，日本人正是给他们的欲望和企图裹饰糖衣的高手。他们说，有许多日本人居然也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旨在给中国带来持久和平，是在为中国人着想。他们的战争是一场“圣战”。他们还说，也有许多人相信，那样做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日本本土。这又未免太贬低了公认的日本警察管制和根除国内“危险思想”的能力了。他们会告诉你，也确是这样说的，一旦汪精卫政权完全稳固下来，好斗的、无法安分守己的中国人不再闹乱子，美国的利益就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都将得到履行，天下也就太平了。这一切美梦据说都一定能实现。等着瞧吧，只要稍微耐心一点就行了。但我们可不吃这一套，我们没有必要受这个骗。

日本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自己能够概括，也许比许多日本人还要概括得好一些。他们要的是：

（1）战略上的缓冲地带，以防备苏俄来袭，特别是后者对满洲的进攻；

（2）控制日本缺乏但中国出产的原料，以保障经济上的安全，日本在经济上是脆弱的；

（3）根除中国特别是华北境内的抗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活动、宣传。

当然日本极端分子向往的远不止这些，但上述要求可以说是1931年满洲之战以来日本进行侵略的基本的和最低限度的目标。

等着日本陆军和军事体制有朝一日会在国内信誉扫地，就等于期待“千禧年”降临。日本陆军可不像狗尾巴，别以为砍掉这部分就可以防止狗摇尾巴了；它是和整个国家的结构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它盘根错节，既切不断，也不会因丧失信誉就萎缩。诚然，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喜欢陆军的行事方法并因此感到不安：强征大批健壮的青年前往中国作战，造成大量伤亡；军费日增又给日常生活带来种种恶果和不便。但是，如果说可以把陆军诋毁到某个地步，使其权力和威望就此一蹶不振，以致不再能掌控国策，或至少失去对决策的强大影响，那就是一种臆断。我相信任何熟悉日本和日本人的人都断不会有这种想法。这使人不禁感到主观愿望往往会变成信念，持这种臆说则不幸确是一个实例。在日本，如因社会动乱而发生政变，任何政变都会立即导致无情的军事独裁，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便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问题——从目前所有的迹象来看，这个问题是永远回避不了的——那就是：当原则与现实彼此对立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不认为我国政府能够或者应当或者将要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也难以想象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会这样做。而且我推断，对政府和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来说，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无须这样做。除非《九国公约》的条款经“正当手续”进行了修改，否则我们就应当而且必须尊重和履行我们自己在那个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

是否需要把日本孤立起来？

常有这样的论调：应该而且可以把日本孤立起来，这样它就会屈服。由此又推论出，除非在经济和财政上损耗它、孤立它，把它降格为二三流国家，否则它就会在大陆和海外继续扩张，席卷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西方在远东的其他属地，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现在正是遏制它扩张的时候了。

对这个论点，我提出下述意见。凡是要对违法国家采取某些孤立它们的办法时，都必须预计到最终还是得使用武力。如果制裁开始后不贯彻到底，就会使宣布制裁的国家丧失威信和影响力。制裁若贯彻到底，又可能导致战争。这点我觉得是不证自明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争论的。在我看来，除保卫国家主权外，动用武力，就无异于自认：第一，缺乏善意；第二，缺乏富于智谋和想象力的、建设性的治国之才。谈到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有人会说，只有单方面的善意和才略是不够的。对此我的回答是，日本也有这些因素，尽管它们到目前为止仍处于潜伏状态，但总是存在的。外交的职能之一就是促使这些因素茁壮成长。币原外交曾经出现过，也可以再度出现。

到外交上无计可施之时，再谈制裁也还不迟。在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外交谋略还没有用尽。我生性不是个失败主义者。我相信外交手段仍然可以制胜。

与野村外相的三次会谈

1939年12月4日

外相野村海军大将约我今天下午2点半去他的官邸见他。因忙于和首相密谈，他迟到了十五分钟，为此深表歉意。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

外相说，11月4日我们谈过一次，现在再谈，他很高兴。会谈中断了这么久，他又感到抱歉。他说，我上次提的意见以及留给他的文件他都仔细研究过了。我对他提过，必须停止轰炸美国财产、侮辱美国公民和侵害美国在华商业活动，日本当局若有制止之意，最好是拿出直接证据来。他认为这些建议很有价值。野村将军知道，美国有这样的印象：那一系列暴行是蓄意为之，日本当局有驱逐美国在华利益的意图。他向我明确保证，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印象完全是一种误会。规模空前、遍及广大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在中国进行，我们所控诉的一切事件和案件都是意外。日军奉有命令，要尽力注意保护和尊重美国在中国的财产和公民。外相说，他和主管阁僚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个事实可以告诉我，为了保证执行这种保护和尊重的方针，还在人事上对驻华各指挥部特别做了安排。

野村海军大将又说，强加于美国在华商业活动的那些限制，则是包括管制占领区在内的军事行动的结果，军事行动同安享太平的普通商业权利之间不可能没有抵触。不过，这些限制也只是特殊的、暂时的，待和平到来，我们的权利就能恢复。根据一时的状况来下判断和预测将来的情况，只会引起误解与纠纷。

他说到这里时，我便把正在损害美国商业权益的各种做法列举了一些，如建立垄断组织，这种做法使得各种美国企业无法营业。我觉得很难把这些垄断组织和其他限制性措施解释为出于军事需要。外相说，既然现在是战时，就需要管制商品，独家经营和其他限制性措施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解释。我则反驳道，有许多措施已给美国政府和人民留下这样的印象，它们自始即有成为永久性措施的意味。若事实并非如此，我欢迎他能提出具体的证据。

野村海军大将重申他的历届前任给我的保证：在华日军毫无排斥美国利益之意，相反，他们奉有极严厉的命令，要尊重美国的利益。他说，我国的对华贸易问题应在东京和战地同时处理，他要求战区内的美国官员和当地日本官员保持密切接触。

野村海军大将说，轰炸美国财产和侮辱美国公民的事件正在逐渐减少，例如在北海和南宁，他就没有听到那一带的美国财产受到任何损失。而且他们还正在采取促进美国商务的积极措施，例如可以从汉口装运桐油，从汕头装运花边和抽绣品。因此，他可以说，按照我上次提的宝贵建议，能做的都在做了。他知道我抱有改善关系的真诚愿望，为了感谢这种态度，他此刻正在和有关当局研究采取一些适当办法。

野村将军感到遗憾的是，他和我虽在共同努力改善关系，美国的重要人士却不时大放厥词，甚至说可能对日本实行禁运，他认为这是在损害我们努力的成果。

在这一点上，我请他注意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的自由。我说，经验告诉我们，对报刊或个人的言论采取压制的办法，往往会激化那些言论，反而事与愿违。我又说，政府以外的人公开发表意见，即使那些人可能和政府有密切接触，也不一定就代表政府的观点。外相笑答道，日本也常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报界。

接着外相又说，他想提出几项统计数字，以答复我上次所提的一些抗议和解决悬案的具体建议。他说，我上次交给他的事件清单，他们已经仔细分析过了，而且根据可以得到的文件写了一份摘要。他随即递给我一份非正式的日文文件，并说恐怕我还希望能得到译本，于是他便向我宣读下面这份摘要：

A.所提抗议业经告知收到或已答复者：179件

B.所提抗议未告知收到或答复者：203件

（1）不需要告知收到或答复者：22件

（2）虽未告知收到但其内容已转交在华有关官员者：27件

（3）虽未答复但已就地解决或已处理者：8件

（4）仍在继续调查而尚未答复者：110件

（5）其他诸种情况：36件

野村海军大将表示抱歉。由于办事疏忽，我们所提的抗议中有些没有收到或答复，但他向我保证，我们提过的一切抗议和意见都正在受到关注，主管官员正在设法解决。

有一些事件已经解决或即将得到解决，这类案件共有39件。这些事件都已调查完毕，日方官员正与我方在上海的官员接触，寻求解决办法。外相说，吉泽先生将向杜曼先生或我本人说明他刚才交给我的非正式文件的细节，并且还乐意随时讨论各项悬案。他说，他认为我们最好能同吉泽先生定期会谈，他建议外务省和大使馆的官员组成一个类似常设委员会的机构，以便处理这些悬案。如此，这些问题就能够迅速解决或在解决办法上达成协议，日美关系就可能由此趋于稳定。

外相提到，新闻报道竟说待解决事件有六百余宗。他认为报道如此失实，只会给公众造成误会，损害我们的关系。他觉得最好是把实情公布出去，建议由吉泽先生和我们联系，共商有关公布的事宜。

接着外相便说，现在他很想“非正式地”谈一谈。他谈到我们的通商航海条约，认为“尽管条约期满，我仍然希望关系保持正常，两国人民都没有理由为此表现激动”。日本的对美贸易在日本整个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对美商务倘若受到削减，日本显然就要另谋出路。

我觉得这话既含有要挟之意，也可以说是在暗示要谈判订立新约或临时协定，于是我便把11月24日赫尔国务卿对日本大使谈话的释义念给外相听，特别强调最后一段所包含的意见。其大意是，对消除两国亲善的障碍，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自己有主动提出具体办法的义务。

随后我便要求外相处理下列各事。

（1）8月1日日军再次袭击河南省桐柏县的“路德派兄弟布道团”（尼胡斯事件）。

（2）日军侵犯新乡的天主教会的财产。

（3）我向外相宣读了10月20日北平来电中有关暴徒袭击陈留“独立卫理公会”的电文。

（4）为了能直接收到华盛顿政府发来的消息和新闻简报，克罗克先生正与铃木先生商讨大使馆安装无线电收报机的问题，我请求外相亲自注意和关心此事。我说，我国驻外外交机关多已设有此类收报机，驻日机关却仍是一个重大的例外；我们若能与华盛顿保持密切而又迅速的通信联络，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我并不想请求日本政府允许大使馆设收报机（因为这是外交权利，我们可以正当地行使此项权利，无须别人允许）。不过，我还是希望在安装前得到外务省的明确赞同。

（5）我给外相讲了塔克（Tucker）事件的实情和此事在美国引起的普遍关切。我说，我曾收到国内许多重要人物的电报，他们都关心此事，我国政府亦正式表示关注。我说，塔克先生虽在监禁了大约六星期后被释出狱，但仍要在此后两周内受审。据我了解，日方说塔克先生犯了擅自传播某种违禁文献的罪；案子的结果定会在美国发表，势必将对美国公众以及塔克先生的朋友们产生重大影响。我又说，我并不想干涉日本的正常司法程序，因此没有就此案提过正式抗议，但我希望外相知道，此案已在美国引起普遍关切，包括官方的关切。外相说，连他也很难干预此事，案子是司法省经管，他相信塔克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处理。

同意发布新闻公报如下：“今天外务大臣和美国大使双方都以积极的态度继续就日美关系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会谈。”

1939年12月18日

野村将军今天在外务省约见了我。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他通过译员井口先生向我读了一份备忘录，然后交给了我，我随即送给了国务院。

外相明确地通知我，日本政府打算“在大约两个月内”将长江上一般航运的范围开放到南京为止。外相又说，由于在中国的战事，大概暂时还得对这种航运施加一些限制。

外相明确提出缔结临时协定，以便现行通商航海条约满期后继续维持日美通商关系，并表示，鉴于条约即将期满，剩余时间不多，希望很快就能开始进行订立新约的谈判。如有可能，最好在圣诞节前就开始。我答道，我没有收到有关此事的训令，问他是否要我将此话转告我国政府，算是由他提出的具体建议。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谈话还包括下列几点。

（1）外相把我们的问题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我答道，我们两国间存在一些事关根本原则的意见分歧，若照外相的分法，这恐怕很难归入上述两类中的任何一类。

（2）我不记得在我11月4日和外相的谈话中，是否曾提到有可能使美国舆论“迅速”转变一事。

（3）在野村讲完他的声明和我对日本政府力求改善两国关系表示赞赏之后，我便按照我国政府的训令，把国务院对12月4日外相所谈各点的反馈非正式地、全面地告诉了他。其中包括：国务院认为，日本有关当局迄今所做的努力只不过是“刚刚触及问题的边缘”而已。

（4）关于那两个所谓“公司”和其他垄断企业，野村表示为了克服国防问题上的种种困难，已有必要在“满洲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些“经济集团”。但是他宣称，日本并无排斥他国的意思，而且“很愿意接受外国资本”。我问外相，“是在没有歧视的基础上吗？”对此他只答道：欢迎外国资本加入这些企业。

（5）关于货币问题，外相认为，他们“不得不为军队筹措经费”，但对外币的差别待遇“待战斗停止，中国的新政府成立以后，就可以有所改变”。

（6）会谈结束时，外相“非正式地”说道，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我们必须防止欧洲的战争扩大到远东。为了防止这种意外，日美合作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1939年12月22日

今晚与外务大臣会晤时，我向他口述了两个彼此独立的声明，大体上依照国务院昨天来电的两段内容。我还引用了国务院12月18日训令中的话，以备忘录的形式将这个训令交给了外相。

野村将军用日语做了口头答复，后来译员又将原话的译文交给了我，译文如下：

美国政府已决定，即便在《日美航海通商条约》终止生效以后，还是会采取措施促进正常的通商关系。对于这个决定以及阁下在这方面的努力，我深表感谢。不过，商约问题，并非只以两国通商关系为限，而是在许多方面都涉及我们两国间的总的关系。例如，没有具体协议，即使通商关系能在大体正常的基础上维持下去，此种关系中经常在变动的情况亦不可能预测。这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景象。有鉴于此，并从改善日美关系的大处着眼，我热切恳求贵国政府对缔结临时协定的问题细加考虑。

我可以告知阁下，正如美洲局局长吉泽先生业已通知贵大使馆参赞杜曼先生的，日本政府依上述观点对此问题细加研究后，已准备临时协定草案一份，并已将此草案电送驻美大使堀内；已经告诉他，可以在会谈中适当的时候将草案提交华盛顿的国务院。

在随后的谈话中，我再三讲明，日本现在必须切实履行它做过的保证，即在无歧视的基础上尊重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及合法利益。

双方基本上同意了下述新闻公报，我还得到明确保证：外务省绝不另做超出公报的宣传。公报如下：

外务大臣和美囯大使今天下午就两国关心的问题继续会谈。外相和大使都对解决讨论中的问题展现了互助的态度。讨论已有进展。会谈还将继续。

米内海军大将领导新阁

1940年1月14日

内阁总辞，米内海军大将组成新内阁，有田为外相，我的老友藤原为商工相。米内就是去年春天曾阻止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那个人。我是在“阿斯托里亚号”运送斋藤的骨灰来日时结识他的。他曾来大使馆赴宴，我又在海军俱乐部的盛大宴会上和他一起吃过饭，餐后他请人转告我，我不用再担心日本会与德国结成同盟。

有田重返外务省

1940年1月18日

有田接替了野村将军，就职后分别接见各国大使。他对我说，他已派堀内前往拜访赫尔先生，共商条约期满后“依约进行贸易的商人”应处于何种地位。他希望我支持此事，以免两国侨民遭受损失。我只是把谈话中述及事实的部分呈报上去。国务院是知道我的观点的。后来国务院发来电报说，堀内病了，来见霍恩贝克的日本参赞被吿知，关于商人地位的会谈应在东京进行，因此现在有田很可能要见我，我也只能将他的建议电转华盛顿。这有点像打板羽球，拍过来拍过去。不过，我想国务院把会谈集中在一处是明智的。我简略地对有田提到，东京有一种宣传使公众误以为我曾向野村将军保证不会出现无约状态，这真令人遗憾。不过，现在报上已在正确反映情况了。

英日事件将美国大使挤到暗处去了

1940年1月23日

有一艘英国巡洋舰截住日船“浅间丸”并带走了二十一名德国人，说他们似乎是在德国海军服役的。这个事件当然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特别是因为事情就发生在几乎看得见日本海岸的地方。有家日本报纸说：“这是污辱了大和魂。”当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在公开声明中指出日舰也曾在香港附近扣留和搜查英船不下一百九十一次时，日本报界更是勃然大怒，先骂大使失礼，说他根本不该发表任何辩解性的声明，后来又怒斥他竟把崇高的日本同香港那样的小殖民地相提并论。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激情汹涌全国。

顺便一提，当我今天去约克雷吉同往参加美国俱乐部的午餐会时，他笑着向我道歉：现在他已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而把我挤到暗处去了。我答道，我十分欢迎他占据这个活动中心，并请他就这样待在那里，以便让我能在暗处安静一会儿。

得到罗斯福的赞许

1940年2月14日

今晚邮袋来了。我曾以私人身份给总统寄过我11月日记的序言，注明写于12月1日，谈到了我觉得应该推行什么样的对日政策。我还对他说：“本来不打算拿这么多阅读材料来打扰您，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文件，您的慧眼定能一下子就抓住它的要点。”罗斯福给了我一封很令人高兴的回信，还加上这么几句：“您处境困难，面对棘手的工作却还能应付自如，我非常高兴。谨向格鲁夫人致候。与您共同努力之人。”

更多的迹象表明日本在犹豫

1940年4月10日

国会循例开了会，又渐渐无声无息了。汪精卫的店铺开张，不知能开多久，又要失去踪影了。除了日本人的刺刀，他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保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了。如今看来，除非日本愿意并且能够在世界上的这一地区长期驻扎大批武装力量，否则他就无法继续自信还能站住脚跟。预言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是徒劳的。远东的事情向来都很难说，因为这里确实有许多无法估计的因素。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讲：日本绝大多数有识之士正越来越认识到，从大局来看，对华战争就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战争。

上述这个判断是根据许多观察材料并与日本要人谈过许多话而得来的。日记只能述及这些材料和谈话的极小一部分，但诊断病症也只是以一些症状为根据。我觉得最近同一位有影响力的日本著名时事评论家的谈话就特别具有发现症状的意义。他是写广播稿的，近年来常以尖酸刻薄的话肆意攻击英美，拼命宣扬日本的沙文主义。在两次长达几小时的交谈中，这个日本人却特别申述了两点意见，听起来实在令人惊讶。第一点是，他曾经仔细研究了日本对华开战以来赫尔先生发表的全部言论并已得出结论：赫尔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极为正确，日本则错了。不要以为此人是在别有用心地说奉承话，他是真正讲求实际的那种人，这个事实足以打消别人对他的怀疑。他说的第二点更有意思。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中国事变绝不可能解决，除非日本决心做到：①直接同蒋介石打交道；②允许有利害关系的第三国出面干涉（我猜意思是调解）；③给“东亚新秩序”下个定义。一个尊奉国家主义思想的日本人，竟对美国大使说这样的话，我看颇有象征意义。

我相信，假如我们能让事情按正常趋势发展而不受阻碍，时间将会对我们有利。所谓阻碍，我指的是带制裁性的那类措施。长期以来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讲的，现在我更加坚持这种想法。今天我分别同两个美国人谈过，一个是《资源战略》（The Strategy of Raw Materials ）的作者布鲁克斯·埃米尼（Brooks Emeny），一个是吉米·扬（Jimmine Young），后者最近曾因被控传播有关日本陆军的谣言而遭到关押、审讯和定罪。这种情况本可以使他对日本不抱客观态度，但两人不约而同地、真诚地完全同意我的论点。

二人中的埃米尼最近问过一位日本知名人士：如果美国正式宣布对日本禁运，他认为会产生什么结果。那人答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要看禁运是怎么执行的。假如在做法上有伤日本的“面子”，它就会断然进行报复，不计后果。明令禁运而又不伤日本的面子，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即使辩称禁运的目的在于保存美国的资源，那也瞒不过日本人。道理很简单，要出台一个惩罚性禁运令的说法已经传了很久，这几乎肯定会导致危及日美关系的情况出现。

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向美国宣战的可能，美国许多写文章、发议论的人总是低估这一点。他们看到日本正忙于对华作战，就更加忽视这种可能性。他们不了解军部重要人物以及民间的民族主义的狂热能强烈到什么程度。这种狂热不仅可以立刻阻止现任政府和开明人士朝亲美的方向努力，而且还能采取行动，使日美关系即使不处于危险的状态，也会陷于严重的紧张状态。如果两国打起来，那很可能不是因为双方事先做过慎重的权衡和周密的筹划，而是某种煽动性的行为促成战火的自燃。美国人民不想跟谁打仗，美国某些知名人士也轻视战争的可能性并告诉人民没有战争的危险。虽已有人——包括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少数深谋远虑之士——发出反对此种论调的呼声，但其他的人似乎还是认为可以太平无事。

前首相阿部将军被任命为参加汪精卫政权成立仪式的使节，即将于4月15日前往南京，表面上是要去和汪精卫谈判日本承认该政权的基本条件并议订和约，但他真要做的是同当地日军当局会商。他能够实现多少近卫计划中的原则和具体项目，尚待判明。日美关系的前途将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谈判的结果。

今后几个月可能很重要，甚至可能是个关键时期，但我以前也时常这样说，这都已变成老生常谈了。我现在还不晓得今春是否应该回美国度假。如果真出现好机会，能在这里做些建设性工作，我就不回去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对日本政府再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国的立场已经充分阐明过了，我们只能静听下文。回到国内，也许倒可以做点较有益的工作。此外，还可以近距离倾听我们政府和人民的声音，增长见识，就如去年夏天那样。这是很有好处的。我要找有田谈谈，看他有什么意见。到4月底5月初，再向华盛顿请示。

有田终结了始于野村的会谈

1940年4月26日

今晚有田先生来到大使馆时，我问他，他希望我们这次谈话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答道，“完全是非正式的”。接着他便说，他先要道歉：1月间他就职时曾向我表示，要把他的前任野村开始的会谈继续下去，殊知未能实现。对局势经过一番研究，他已得出结论，由于我们两国在原则问题上分歧太大，在这个时刻为准备议订新商约继续会谈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同意有田先生说的，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两国政府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不过我又说，美日间的纠纷还有更尖锐的方面，集中表现在日军继续侵犯美国在华权益，且最近变本加厉，我觉得应该先消除这种状况，然后才有可能妥善解决有关原则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便向外相出示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二十多页的声明，并把标题读给他听，声明中罗列了今年年初以来继续发生的轰炸和人身侮辱等事件，以及通过垄断措施、外汇管制、进出口限制等损害美国对华贸易和工商业的大量新事例。

我说，轰炸和其他侵犯美国权利的严重事件再度发生；日本政府虽向我屡做保证，愿意实行机会均等原则并尊重美国在对华商业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仍未对实践诺言做出显著的努力：这实在令人泄气。外相答道，谷先生已把我最近对轰炸美国侨民和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的抗议告诉了他，他正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他希望对天津租界的封锁不久就能解除。一俟对华战争结束，我们关于垄断措施、外汇管制和进出口限制的控诉至少可以解决一部分。外相还谈及赔偿我们在中国的损失的问题，说他曾经尽量设法解决，结果虽不一定能使要求赔偿者完全满意，但也表明他为满足这些要求做过真诚的努力。我感谢他出过力，但接着还是对他说，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仅仅是触及整个问题的皮毛而已。

外相随后又谈到据传我将返美休假。我答道，休假是每年都有的，今年尚未确定有何打算，但老实说，这几个月来我都在等日本改善美国在华权益，看它有无一点履行诺言的迹象，殊知始终是白等，看到的只是侵犯美国权益事件的重演和加剧，因此我越来越怀疑我在此是否还能有所成就，并觉得此时回去和我国政府亲自联系一下，或许要比留在东京更为有益。我说，我已经向日本政府充分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现在我们是在耐心地等待结果，但显然是空等了。

外相说，他希望我不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日本，因为日本国民现正为日美关系恶化而深感不安，可能会把我的离去理解为部分绝交，公众的反应也许会“非常严重”。我答道，我将根据外相的意见考虑此事，不久可以告诉他我将如何决定。假如我决定放弃休假，那就希望美国在华利益的境况确能有所改善，这才不辜负我做此决定。

随后是漫谈欧洲的战争。这次长约一小时的会谈中虽夹有一些刻薄话，但仍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用如下调子结束了这次谈话：经世治国者，必须放眼于长远的未来，而不是只顾目前，日美友谊自有其深厚的基础，最后必能战胜一切困难，道理很简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没有美国的友谊，日本就不能进步。

日本与荷属东印度群岛

1940年5月1日

假使荷兰被德国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将处于何种地位，现已成了一个重大议题。4月15日有田正式发表声明说，若该群岛的现状有任何改变，日本均不能漠然置之。我们有根据认为，其之所以做此声明，是因为欧洲各中立国都曾传说美国正打算在荷兰被入侵后把这些岛屿纳入自己的保护；我们还有理由相信，这些消息是一个德国人散布的。有田的声明使赫尔先生也回敬了一个声明，谓我国亦甚关心该群岛的命运。有田对一个走漏消息的人叹道，他发表声明时，绝没有料到美国政府会把它理解为日本暗示自己想要“保护”这些岛屿。不管怎样，这样互相打趣，实际留下了我国政府也参与了这场重大争端的记录。

“可以把我看作威尔基最早的支持者”

1940年6月10日

现在推测共和党将推选谁作为总统候选人还为时尚早。要让我来选，当然是选温德尔·威尔基 [7] 。前些时候当我读到他的第一次演说词和关于他的经历、人品和性格的记述时，我曾对艾丽斯说，他总有一天会脱颖而出，她满可以把我看作威尔基最早的支持者。他还没有冒出头来，但我想他一定会的。我希望并相信罗斯福将再次参加竞选和重新当选，因为他能认清并正在有效地处理当前攸关我们民族利益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即做好准备以防纳粹向西半球“渗透”。姑且不说“入侵”这个问题是超乎一切国内问题之上的大事，我推测假如罗斯福重新当选，他就会在内政上迅速向右转而全力加强战备。但假如罗斯福因某种预料不到的缘故而不再竞选，或者与现有迹象相反，他竟然落选了，那么我就希望威尔基当我们的下届总统，虽然我是从远处观察，不过我总觉得他诚实有魄力而又富于经验，有眼光而又具行政才能，尤其是对我国面临的问题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我是根据他的言论做出这样评价的，我读到的这些言论很少却很重要。从现在起，我们的一切谋划都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即英国海军可能被毁。罗斯福已经意识到这个现实，据我对威尔基的观点的了解，我想他也懂得这一点。

1940年6月18日

近来有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6月中旬已过，局势发展如此惊心动魄，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坐下来记述我们在这里的琐行趣事。不过历史总是一件件事凑成的，在七巧板中，连碎片也有一定的位置，因此我还是要勉力把这种零碎记录坚持下去。欧洲的事变必然会对远东产生重大的甚或剧烈的影响，还可能会引起后果深远的变化。在此关键时期没有离开本职工作，我深感欣慰。

日式葬礼使人想起另一个日本

1940年6月11日

今天德川公爵的佛教葬礼一如日本所有同类仪式，感人至深。私祭长约两小时（下午1点到3点），外国人中唯有艾丽斯、杜曼、我和泰国公使在场，其他外交官和众宾客只是3点以后才排队到灵前来烧香。在日本住了八年，我今天感到自己已不是外人，而是这群人中亲密的一部分，俨如在波士顿与家人相聚而不是在东京。坐在我们周围的日本人士和他们的夫人皆出自名门望族，很多人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德川、近卫、松平、松方等家族仿佛就是索顿斯托尔（Saltonstall）、塞奇威克（Sedgwick）、皮博迪（Peabody）等家族。我们很清楚他们的地位、权势、声望、人品、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我们深知波士顿的类似人物的情况一样。我们还感到，他们也把我们视为自家人。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趋炎附势，实则毫无此意。假如不拿世家而拿两国的张三李四来比喻，意思也完全一样。这不过是在说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悼念一个去世的朋友，和其他日本朋友亲密地在一起举行佛教丧仪，此中意义之深，气氛之隆重和亲切，都使人觉得好似在参加一个亡友的基督教式葬礼，恍如置身于波士顿的伊曼纽尔教堂一般。

德国的胜利搅乱了日美关系

1940年7月2日

5月间日本涌起的政治喧嚣尚未减退，反见日益加剧。德国连胜，法国崩溃，普遍预言英国必败，都必然对这里产生影响和作用，对陆军、极端分子和亲轴心分子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军部在咆哮，政府则用稍微温和的语言要求外国停止从印度支那、香港和缅甸向中国输送军事物资，要求英军撤出上海公共租界。同时，他们还要求荷属东印度群岛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定额和需求，而保证无限制地供应日本所要的商品，在移民和实业开发方面与日本合作。

言外之意是，这种种要求通通都得答应，不然就如何如何。此时尚难断定若是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日本是否就会使用暴力。日本政府的行动比较缓慢、谨慎，可是极端分子正越来越嚣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包括内阁很快倒台在内。若不是和平下台，那就是通过如“二二六事件”那样的政变。公众的反英情绪日益高涨，大部分人也反对美国。谣传内阁如果倒台，将由近卫公爵继任，但据我们看，他未必愿意接管政权。我们猜的是平沼男爵。近卫据说正忙于筹建他的一党制。

我在6月10日、24日和28日私下同有田会谈过，没有什么具体结果，但至少起了敞开两国政府间的谈判之门的作用，这也是他们的本意。由于都是在共同朋友的住处会晤，虽不免泄露风声并至少有一家报纸提到会谈正在进行，但我们还是基本上避开了公众的注意。

显然，不能指望单是外相和我这么争辩一阵会有多大的结果，虽然从可靠方面获悉，首相米内将军曾责怪有田没有给我较大的鼓励。美日关系已陷入恶性循环。我们这方面认定，改善两国关系有三大障碍：①日本以使用武力为推行国策的手段；②日本不履行按条约所承担的义务；③日本以各种方式侵犯美国在中国的权益。日本则坚持说，只要对华战事还在进行，这些障碍就无法排除，即便在战事终止以后，我们所指控的问题也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不能全部解决。另外，它还认为美日间没有商约这件事本身对改善两国关系就是一个重大障碍。这个恶性循环的圈子封得死死的，如何突破，真是一个令人绞尽脑汁的难题。

与松冈外相第一次会谈

1940年7月26日

新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今天循例分别接见各国使团团长，接见纯是礼节性的。他留我谈了将近半小时，而不是按常规只谈五分钟。

外相开头说，他还来不及制定政策，不过他还是要说，当报界问他，与广田政策、有田政策及其他外相的政策比较而言，他的政策将是什么样的政策时，他曾答道，不必寻找什么松冈政策了，只讲日本政策吧。

外相表示，他对赫尔国务卿极为敬仰，要我转告，请国务卿相信，他一向都非常重视日美关系。松冈先生说，他从来就是个说话很坦率的人，在我们今后的交往中，他可能会常说一些不像外交言辞的话，但他相信，直话直说，收获还会大一些。接着他便引述他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说到倘若美国和日本终于非打不可，它们也应该明确知道打仗的原因和理由，如果打起来了，亦不应该像历史上常见的那样因误解而让战争扩大。我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旧式外交，也赞成说话直截了当，我相信，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这样一个谅解上，对双方都有好处。我料想我们也许还能把“战争”一词排除掉呢。

松冈先生说，历史主要是被一些盲目势力所推动，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世界里，这些势力并不总是控制得住的。我承认盲目势力在历史上是起过作用，可我又说，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根本职责之一就是要把这些力量引导到健康的轨道上来，我希望不久即能和他一起探究美日关系的现状，坚信我们二人若均以正确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就必能适当引导他所担心的盲目势力，取得重大成就。

我问松冈先生想不想看看我上次和他的前任有田先生会谈的非正式记录，会谈中我陈述过美国政府的各种观点，我希望这份记录可以为我们下次谈话提供一个有用的基础。外相说他很乐意看，便将记录收下，放在衣袋里。

松冈寄语罗斯福

1940年7月26日

今天我和日本帝国新任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先生首次正式会见时，他特请我代他个人寄语罗斯福总统，大意如下：

几年前松冈先生离开日内瓦回国路经美国时，虽仅是国会议员而未担任别的官职，但因为与罗斯福先生是老朋友，所以也曾赴白宫拜会他，表示友好，兼致敬意。现松冈先生特请我向总统转达他个人的一点意见：他极为关切且终生向往维护世界和平；不过，他已终于明白了，世界局势既然在不断演进、变化和发展，就不能靠固守现状来保卫和平。他说，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成员国没有勇气执行盟约第十九条，该条规定，情况如有发展变化，即应做相应的调整。世界必须建立新秩序，世界和平必须以适应发展变化为基础。

罗斯福总统答松冈外相

1940年8月3日

罗斯福总统对松冈先生的私人寄语做了非正式评论，我口头转达如下：

松冈先生既明确表示了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关切和期望，又表示还需适应世界局势之发展变化，其陈词坦率，闻之令人欣慰。因此我也以同样直率的态度答复松冈先生：我认为，真正的、持久的世界和平，只有靠循规蹈矩的行事方法、公平合理的待人方式才能取得。这又首先需要尊重所有有关各方的权利，允许一切国家都实现其合法愿望，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均有追求进步和安全的愿望，这都是常理。为达成这些目的，并采用的上述方法，那随之而来的变化才会是正当的，美国也无憾于此种变化。日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维护世界和平的热忱，并且当然是真心诚意的。这一事实就提供了一个可以积极探求如何增进日美两国政府和人民间关系的机会。

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

1940年8月1日

若谓在米内内阁存在期间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对美日邦交有所建树，那又未免言过其实，但是，我们至少已经打下了一个尚属可用的基础，假设那个政府延续下来，我们会有一点建树。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因为一看近卫内阁便知，它在解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即已表露无遗：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奔轴心国，要建设“东亚新秩序”，要肆意践踏美英的权益、原则与政策。

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支持此种方针的日本人，尤其是陆军中人，是占大多数的，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他们都把现在的世界形势视为实现其扩张主义夙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以为绝不会受到据说已是残废了的民主国家的妨碍。法国已不足挂齿，面对强大的日本海陆军，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只能进行微弱的防御；英国被欧战绑住手脚，它的海军都集中于西方；至于美国，在这些扩张主义者看来，当那个日益危险的希特勒正大谈其终将征服西半球之际，美国也一定不敢与日本纠缠。德国的战争机器和体制，以及德国耀眼的胜利，如烈酒一般，已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

这是日本的新姿态。其实际行动如何还有待观察。一方面，天皇和元老重臣们的态度可以推想，反映这种态度的近卫公爵至少在英国的胜败尚未判明之前，很可能要适当约束一下那些“激进分子”，尽量把步子放慢一点、慎重一点。可是另一方面，那些“激进分子”在某些报刊的支持和怂恿下已在制造事端，想借此煽动反对美英的舆论，并以误报和歪曲事实的手法夸大那些事件。从以往历次反美反英的运动来判断，可以设想，这次运动定会愈演愈烈。这类反美和反英运动，通常总是在不同时期分别进行，意在把这两个民主国家拆开，但是现在我们这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已被视为处境大致相同的人了，今后想必亦会受到大致相同的对待。

国务院通过最近一次邮袋寄来的美国报刊剪辑影印本很有意思，我发现里面的社论和文章都反对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纽约《每日新闻》的社论，其论点被“中国信息服务”作为攻击的靶子而引述。因此很明显，假如可以把这些剪报看作美国报刊和舆论的横断面，那就说明赞成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的声音并不多。剪报所反映的几乎是相反的意见。

“绥靖”一词的意义自“慕尼黑事件”后已经改变了，已经从贤明政治家的词典中消失了。它所象征的那种态度绝不是我采取的态度，我断然否认自己同这种态度有什么关联。这个词意味着失败主义。三年来我屡次提出劝告，就是希望避免我国对日关系的任何方面出现必须实行“绥靖”政策的局面。赞同剪报所述观点的人也许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当前形势下，日本并不喜欢别人对它实行“绥靖”政策，就跟美国厌恶这种政策一样。我们汇报日本报刊言论的一系列电报都没有忘记强调指出：如果美国因受欧洲战局的冲击而采取权宜之计或有其他考虑才提出调整关系的建议，日本是不会响应的。我面前就有一篇社论，是评论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克雷吉曾问松冈先生，英国能否期待和日本改善关系，这篇社论便就这个问题写道：

我们知道，英国是在欧洲打了败仗，所以才渴望与日本改善关系。我们也可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才来求日本改善关系，自然是不会被接受的。

看了这些我假定其为美国报纸的横断面的剪报后，我有一个印象：美国报界以及美国公众往往分不清什么是“绥靖”政策，什么是调整两国间关系的方式。既做到调整两国间的关系，又不牺牲我们的荣誉、利益和对第三国承担的义务，并不是人的智慧和善意办不到的。

松冈和斯坦哈特聚会

1940年8月24日

我到日本八年了，第一次碰到一个外相直接打电话给我！这位外相是松冈，他不过是为昨晚的宴会向我致谢，称赞这顿饭如何好，并说他今天早上和我们的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Laurence Steinhardt）谈得很高兴。昨晚宴会后，松冈已邀请斯坦哈特今晨去看他，说他很想再谈谈。他们谈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谈些什么斯坦哈特当然都告诉我了。斯坦哈特特意避而不谈日美关系，他说那是我的职权范围，他不想越权。他们主要是谈苏俄。松冈打电话给我大概不过是要表白一下：他并没有背着我讲什么话。

还有一件趣事：松冈叫他的私人秘书来对我的私人秘书说，他即将派一个会说英语的日本人陪送斯坦哈特去北平，一直送到西伯利亚边境，这仅仅是为了确保他途中不会受到侦探和海关人员的为难。但更有趣的是，我再次会见松冈时，他说，他曾叫他的私人秘书告诉我的私人秘书，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斯坦哈特觉得这个日本人送他的目的是要监视他，他都可以辞退此人，撵他回东京。这还不算，最妙的是，松冈的私人秘书把这段意味特殊的话删去了，未曾传达。他显然是感到他的上司说得太不聪明了，以至于必须自作主张删掉。

日本加速建立“新体制”

1940年9月1日

8月是日本在近卫政府主持下建立“新体制”的时期，外务上则有点踟蹰不前，还要看“不列颠之战” [8] 的结果如何。世界各地似乎都在等，有好多事都会取决于此。

建立“新体制”一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日本正在急速变为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国家，尽管从大体上看这种做法还不能被称为法西斯主义，也不能被称为纳粹主义。它和两者都差得很远，不准备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搞单一的政党，相反是所有政党都不得存在，要靠人人各自效忠天皇而把全国团结起来。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集中营，但警察和宪兵已在忙于严厉镇压一切违犯“新体制”原则的人。这些原则还包括生活要节俭，反对很多娱乐方式，如日本人最喜爱的鲜艳颜色、游戏、运动以及通常的娱乐，“危险思想”更不待言。我担心，日本人那种传统的愉快精神将会越来越淡薄。报上每天总有什么禁令公布，所禁者有大有小，累积起来，影响就很可观了。

我们正在草拟一封急件，其中将列述一些禁令。禁令五花八门，从有关衣、食、举止行为的通告，再到情妇不得装电话这样莫名其妙的规定，应有尽有。这对风流浪子该是多么大的打击！有些高尔夫球俱乐部已经宣布今后不得举行锦标赛，不得雇球童，不得在平日打球，二十岁以下者不得打高尔夫球，不得乘汽车至球场，在火车或电车中不得穿着灯笼裤，成员保有的银杯均须上缴，熔化后上交国家。俱乐部的通告还强调说，今后打高尔夫球的目的只在于增强体力。我常称日本是打高尔夫球者的天堂，如今这样一来，对这个天堂有多么大的打击！一切形式的赌博也都在被禁之列。音乐倒还没有被禁，可电台比以往更爱播放军乐和爱国歌曲，加上那种日本式的鼻音唱法，难听至极，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这都是什么鬼日子啊！

美日关系没有进展。我发现在最近的训令中有迹象表明，我国政府可能正在准备展现强硬的态度，对这类训令我非常赞成。日本军部向政府施压，要立即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但已被制止。不过，一旦判明“不列颠之战”将是德国取胜，那么可以预料，日本就不仅会尽早向印度支那，而且会向香港乃至最终向荷属东印度群岛进军。我想，日本若要入侵东印度群岛，就必然会使我国和它正面冲突，但我又不认为现在马上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首先，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怀疑过英国终能胜利；其次，近卫政府很可能要在悍然入侵之前先通过外交施压，对这些岛屿尝试进行长期的和平渗透。当然，这是在假设政府能够约束陆海军的前提下说的。如果约束太紧，到一定时候又可能发生行刺事件，因为日本政府虽已实行极权主义和严密管制，终究还是控制不了军部和那些狂热分子，不能和德国、意大利相比。

和新外相松冈谈了三四次之后，我得到的印象是，他讲话太随便，但显然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而且按他的处世标准来说，也还算是诚实的。我觉得他真心想同美国搞好关系，愿意朝这个方向尽力而为。但是他到底可以做些什么还有待观察，我们只能根据事实和行动来判断。不过我总算在日本第一次碰到这么一个可以和他进行“非正式谈话”的外相。在松冈身上看不见有田所惯有的“谨小慎微”的样子，若与内田伯爵那种谜一般的人相对比，就更显出不同外交手腕的两个极端。

至于近卫公爵，我看他是一个体质差、不健康、意志也薄弱的人，他之所以极勉强地被突然捧到现在这个地位，依靠的是他的家族声誉和传统，也是不可抗拒的形势造成的。他肩负的任务繁重，看他将如何应付，倒是挺有趣的。

8月底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一个不为日本重视的警告

1940年9月2日

有位开明的日本友人说，他刚在叶山见到金子伯爵，这位老先生虽身患肾病和皮肤病，但不久后还是要来东京参加枢密院的会议，那时就要来拜访我，答谢我去年夏天对他的访问。我对这位朋友说，不敢让金子伯爵劳神，我去看他就好。

我的这位朋友说，金子伯爵听到一些谣传，说美国商人现在不想和日本做生意了。他料想这种传闻并不准确，但原口将军即将赴美了解真相。我告诉这位朋友并请他转告金子伯爵，日本军人在中国危害美国商业和其他利益的情况日趋恶化，而不是在好转。春天时，我请他向金子伯爵转述的一般情景迄今仍无丝毫改善。我又较详细地描述了现状，告诉他美国在中国的工商业是经过几代人经营起来的，日本人却用垄断措施、外汇管制和其他非法的手段使之毁于一旦。这是因为日本人要在经济、金融、政治各方面把工商业领域全部控制起来。我的朋友表示惊讶，并说金子伯爵万万想不到情况竟是这样。我请他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金子伯爵。

我这才详细谈到日本当前的政纲，指出依靠轴心国，日本只会沦为附庸。如此行事，目光极为短浅，甚至连筹建东亚经济集团也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我用许多话说明，在任何事情上信赖希特勒都是愚蠢的，告诉他何以德国绝不会支持日本在中国取胜；又告诉他德国人为什么要在德国和英美的纷争中想方设法将日本拖下水。我说，作为日本的挚友，我为它的前途叹惜，担心它按现在的路发展下去，最后就难以成为一个大国。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看得出，即使单从实际情况，从商业、经济和财政上着眼，也应该采取同美国增进友谊的方针。但是，只要日本继续侵犯我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和正当利益，两国关系就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

这位日本朋友显得颇受感动，说要立刻回叶山，向金子伯爵转达我的意见。我希望，在即将召开的枢密院会议上，这位老先生能在那个场合将我的意见转达出来。他知道我是作为日本的朋友讲这些话的，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并且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的确很难说出口。我深深感到，日本若仍坚持目前的政策，就等于朝礁石直接撞过去。

松冈解释日本何以就印度支那问题发出最后通牒

1940年9月20日

收到并译出国务院9月19日电报后，便与松冈约定于9月20日下午会晤，我准确地按照国务院的指示行事。

松冈先生说，西原将军的确已向印度支那总督提出了最后通牒，只是内容略有改动。至于改的是些什么，他却没有说。此事是如何发生的，松冈做了如下说明。

8月30日，法国大使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与日本政府在东京签了一个协定。协定特别规定日军调动可以经过印度支那并暂用飞机场。印度支那总督本应在9月6日签一协定，以实施8月30日在东京签的协定，可是不知是何缘故，他拒绝了，并对东京协定的执行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迫不得已，只好去问法国政府：总督竟如此坚决不合作，他的行动是否还受法国政府的节制；关于东京协定，法国政府是否会守信实行。法国政府说，它是守信的。然而总督显然没有履行协定的诚意，据日本当局了解，他还向驻印度支那的外国领事们夸口说，他是在实践阻碍战术，因此日本人感到有必要提出最后通牒。

松冈说，采取那些措施的目的是便于日军攻打蒋介石，给中国带来和平。他又说，战事一停止，日军就立即撤走；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将得到充分尊重，因此不会打破东亚的现状。外相说，他和近卫公爵以及政府其他成员代表日本少数派的意见，他们有决心不让日本搞压迫、剥削，或损害他国的领土完整。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国内正在进行一场反对极端分子的斗争。听到此处，我打岔了一下，说日法协定还订有关于印度支那的商业和经济的条款。松冈没有否定我的话，只是向我保证不会有剥削。

外相说，8月30日签订的日法协定的条款是保密的，缔约国只要有一方泄密，条款便会无效。他又说，但他可以私下告诉我，订约一事是法国先提出来的，它要求恢复从前日法两国相互做过的保证，后者大约是在缔结英日同盟的同时议妥的。他记不清准确的日期了，只记得协定已经生效，并向国际联盟备案过（想必就是1907年6月10日订的法日协定）。我又打断松冈的话，问他，法国希望保证不受哪个国家的侵犯。松冈先生说，这个问题还要讨论；然后继续说，日本则要法国允许日军跨过印度支那并暂时使用飞机场，作为答应其要求的回报。他叮嘱道，这些情由是秘密向我吐露的，以后外面如有传扬，即须斥其不确。

尽管外相的话又长又乱，但我还是尽量准确记下大意，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当时外相说完就走，要赴另外的约会，我都来不及说什么，只是告诉他，日军如进入印度支那，我国政府即断然视之为破坏现状的行为，而这是日本政府曾经允予保持的，至于如何进一步说明我国政府的态度，则要等研究了我的汇报后才能决定。

日本成为轴心国的正式伙伴

1940年10月1日

9月是日本史上和美日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同盟看来已是必然，自近卫政府成立之日起，日本政策的倾向即有可能产生此种结果，但这么快就订成盟约，实在是意料之外。签约进程一直被严格保密，主要是由德国特使冯·施泰默尔（Von Stahmer）在东京进行，自然有人做出种种揣测，但知道谈判进展得如此迅速的人为数极少。有些美国新闻记者甚至到了签约的那个下午的5点还仍旧以为条约是要在东京签字而不是在柏林，我的某些同僚则直到签约的那天都还在轻视三国结盟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如在黑暗中摸索，但我们还是根据自8月3日以来的报刊评论呈报过我们对此事的推想，我在9月20日发出电报称，从可靠方面获悉，天皇在前一天历时三小时的会议上，已当着全体阁员和陆海军最高当局的面批准了与德国缔结防御同盟。可是，这个消息总是不能得到证实或进一步说明，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依然什么也不能肯定。

同盟条约是9月27日在柏林签署的。对于这件事，我尽量从各个角度来思考，29日便有了如下一些想法。

显而易见，这个同盟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条约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形势，使美国在这个地区有后顾之忧，但日本能得到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实际上，这一条约似乎也真有点受惠不均，除非三方已就下列一点或几点订有秘密条款：

（1）支持日本控制或开发法属印度支那及荷属东印度群岛；

（2）由德国在重庆斡旋，调解中日冲突；

（3）同苏俄合作，以解除日本的北方之忧。

就第（1）点来说，只要德国掌控维希政府，日本就可以在印度支那畅行无阻；同样，德国如在荷兰逞威，日本就可以对巴达维亚施以高压；而后面这一点，我觉得是三国同盟最危险的隐患之一。论到第（2）点，只有苏俄合作，才能对蒋介石施加有效的压力。至于第（3）点，情况还很不明朗。有个同事昨天听见苏联大使很干脆地表示，他事前也不知道盟约的内容，但人们又在议论纷纷，认为苏日终将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有位向来同情美英的日本人在盟约公布后悄悄地表示，美国何不派一个舰队访问新加坡，民主阵营要采取报复手段，最有效者莫过于此。此举一定能产生影响，迫使日本的激进分子有所顾忌。若由英国出面宣布它愿意让美国军舰使用新加坡海军基地，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

显而易见，订下这个条约，日本就是把很大的赌注压在英败德胜上。最近遇到外相，在不供发表的、非正式的谈话中，我表示这样的意见：日本走现在这条路，无异于向礁石撞去；日本与德国结伙，无论欧战的结局如何，都只能落得一个当附庸的下场；不管德国许下什么诺言，它都不能也不会给日本提供有效的支援。我觉得，为了建立一个经济上不健全的东亚集团，就牺牲世界贸易和商业上的自由交流，日本财政和经济的前途必将毫无希望。松冈先生没有和我争辩，只是说，我的这些看法都是个人看法而已。

据我看，还有一件要事，那就是9月间曾给华盛顿拍了一封我只能称之为“绿灯”的电报，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出使日本八年来发往华盛顿的最值得注意的电文。将来记录上会表明，在7月间米内内阁倒台以前，我提出的劝告都始终是属于“红灯”一类，并非主张“姑息”，而是建议不要用强制的手段，而是用和缓的手法，以便施展积极的政治手腕。日本损害美国权益，特别是在华权益的行为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难谈和解了。不过，我明白如果直接实施制裁，就会使日美关系变得无可挽回。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能使日本脱离极权主义国家而倒向民主国家，我觉得我们仍然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下功夫。放弃这种努力，我认为就等于自认失败……

尽管“后见之明”不难办到，但我还是觉得大使馆提出的建议中没有哪一项是事后看来应该改变的。外交败于国内外的一些倾向及势力，这些倾向和势力绝不是外交控制得了的。

米内内阁倒台、近卫和松冈领导下的所谓“新体制”建立后，我花了大约六周或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观察和思考，现将我对局势的判断于日记中概括如下。

已细细研究了《芝加哥每日新闻》（The Chicago Daily News ）驻中国记者A.T.斯蒂尔（A.T. Steele）先生关于日本局势的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很有根据。他认为，对美国来说，最明智最安全的海军政策是坚定不移，他认为美国有一种倾向，总是过分强调坚定政策会带来危险——他的这些基本看法颇有见地，值得下很大功夫思考分析而好好评论一番。

制定美国对日政策，必须依据华盛顿政府较为全面的观点，依据我们大使馆也许还看不到的许多因素，在阐述我此刻对这个大问题的意见时，我始终牢记这一点。

毫无疑问，不管日本现政府是怎么想的，反正军部和此间的其他极端分子都是把当前的世界形势视为实现其扩张野心的理想时机。德国的连战连捷已如烈酒一样，使他们陶醉如狂。他们直到最近还坚信英国会垮台。他们深信德国很快就会得胜，应趁德国还在默许日本扩张的时候，赶在德国海上实力终必加强因而可能阻碍日本扩展其东方霸权之前，先巩固日本在大东亚的地位，如此方为上策。这些人尽管一直都在密切注视美国的态度，但他们总是严重低估美国，认为它不会做出什么有效的反对。无论在朝在野，开明人士又都一直没有约束极端分子的能力。

不过，现在我发觉，新政府就职时突然出现的那种乐观情绪慢慢冷下来了。政府、陆军、海军和日本国民现已开始觉察到，英国终究还是有不败于德国的可能性，我曾再三向我接触到的日本人明确强调这种可能性。除了逐渐有点认识而外，他们还看到了我国和英国在共同防卫的事业中日益团结，美国在大西洋英属领地上获得海军基地，并把五十艘驱逐舰让予英国以支援其海军，就是例证。有些消息正传到他们这里，说美国要赶建两洋海军，可能要加强太平洋海军基地，甚至说美国终将使用新加坡。

这些报道和事态发展正在日本人的意识上产生可以预料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着重指出，无论是英美合力还是美国单干，民主国家最终都将有积极行动，日本正面临着这种行动可能造成的危险。英美共同采取防御措施会造成什么危险，日本早有理解，它总是尽量避免同时得罪英美就是明证。另一方面，这些报道和事态发展又使某些集团更加振振有词，他们想把原料产地和市场统统置于日本支配之下，以确保政治上经济上的安全。日本人正开始怀疑，即使德国战胜，他们在中国和在南洋的扩张计划是否会因德国得胜而遇到新的危险。同时，在他们的思考中，苏联将来会采取什么态度和政策，又还是个未知数。

上面概述的各种因素，正开始使日本人迟疑不决。特别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压力下的外交谈判将会继续下去。但东京政府竟能阻止军人执行其猛然入侵印度支那的计划（哪怕是暂时的），这也就是略趋于慎重的表现，我确信，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的态度有关。看来，在弄清世界局势尤其是美国立场以前，日本很可能仍将继续实行斯蒂尔先生所谓的蚕食政策。

如果我国强行制裁，就会使日美关系江河日下——这个意见已经谈过了。我国最近开始实施的国防计划现在固然可以为一些措施辩解，称其不一定属于公开制裁，可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可能性：众所周知，美国盛产石油，如果严禁石油之类重要的产品出口，就会被日本政府和国民视为伪装得不巧妙的裁制，就可能或极有可能引起某种报复措施。要是日本陆海军认为他们的扩张计划被破坏应归咎于美国，那么，是否会发生斯蒂尔先生说的美国强调得太过分的那些危险，就不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深思熟虑，而要由陆海军的鲁莽性情来决定了。这种报复可能表现为由政府用一些措施来反击我国禁运，但更可能的是，陆海军不让政府知道或不先经政府批准就采取某种突然行动。这些危险是无法预计的，是任何时刻都不能准确估量的。可是，否定其存在，或者贸然制定政策和采取步骤而不充分重视这些潜在的危险，并决定直接对抗这些危险，那就是目光短浅了。

陈述下列意见时，我总是记着我出使日本的两个基本目的，即增进和保护美国的利益，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碰到这两个目的发生冲突时，应以何者为重，乃是上级推行什么政策的问题，就不在我的权限之内了。我的意图只在于就我们使馆所见，把时局中的主要因素讲清楚。强硬政策包含的危险已经谨慎地阐述过了，现在再来谈谈放任政策会带来什么危险。

不把日美关系看作世界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不可能讨论直接有关的问题，也不可能正确地观察这个问题。从全局着眼，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略述如下。

（1）美国和英国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一大批英语国家的领导者。这些国家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今天这种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另一群国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令人惊骇的威胁。德、日、意公开宣称的目的是要用武力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被征服的国家。试图用外交手段与这类国家协商，一般是无效的。有时候外交手段可以延缓它们的攻势，但不能完全制止它们的进攻。只有武力，或者准备使用武力，才能制止它们实现其目的。现在必须把日本归入掠夺国家之列。它已经抛弃了一切道德伦理观念，已经成了供认不讳的、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一有机会它就尽量利用别国的弱点谋取一己之利。它的“南进”政策，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构成明显的威胁，对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地位构成致命的威胁。

（2）可以说，美国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英国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又得靠而且只能靠大英帝国来支撑。

（3）在目前这个时期支持大英帝国关乎它的生死，假如我们认为这种支持也与我们自身的利益相关（事实正是这样，我的看法很明确），那么，至少在欧战的结果判明以前，我们应该尽一切办法维持太平洋的现状。我认为单靠表示不同意和把意见仔细记录下来是不能维持现状的，我们的利益也不再能够得到充分的和适当的保护。很明显，日本之所以还有点顾忌，没有用更蛮横的手段对待美国的权益，也只是因为我国的潜在力量不可小觑。但是日本又往往相信美国人民不会允许使用这种潜力，因此，同样明显的是，它的这种信心达到什么程度，它蔑视美国权益的行为也就干到什么程度：二者恰成比例。一旦这种信心被打破，外交手段就可望重新有效了。

（4）如果我们凭坚定的政策，能在英国赢得欧战胜利之前维持住太平洋的现状，日本就将面临一种形势，使它现有的机会主义观点不可能再占上风。那时也许就可以着手重新解决整个太平洋问题，使其符合美日双方的长远利益——当然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在日本的观点未彻底更新以前，只有显示武力，同时下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才能有效地获得这种结果，才能保障美国未来的安全。

因此，考虑到日本的实际情况和它现在的观点，我的意见是，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美国若是继续运用耐心和克制，反倒会使美日关系越来越不稳定。如能迫使日本政府和国民信服日本确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终必失败，那么，钟摆最后还是会摆过来。这时，重建美日友好关系还是可能的：这是我的希望。除此以外，我看别的路都是绝路。

当我结束9月的日记时，心情很沉重。我过去所了解的那个日本已不复存在了。

有些日本人对与轴心国结盟心怀疑虑

1940年10月2日

很难准确估计日本公众对日、德、意三国条约的反应，理由有二：①现在的报刊审查和舆论控制很严；②我们原来那些与日本人联系的可靠而重要的消息渠道都不能再用了，部分原因在于日本人只要一和美英大使馆接触，就会有警察来找麻烦，另外，还因为大多数日本朋友似乎都对与美国改善关系感到绝望。（我们知道包括女性在内的几位日本旧友已经上了黑名单，正受到严密监视。有些以前经常来访的密友现在连和美国人站在一起也怕人看见。最近有个喝得有点醉意的日本朋友把这一切令人遗憾的事告诉了我。）由于政府新近采取的背离美英的方针，那些与美英有利害关系的日本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对“新体制”特别是对与轴心国结盟深感遗憾，因而私下也强烈地表达过一些意见，但这些意见绝不能拿来作为准确衡量整个舆论的标准。

不过，就大部分舆论来看，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条约都明显地缺乏热情，其中包括海军，甚至有陆军和政府中的某些集团。我们知道，首相是拼命反对缔结这个同盟的，只因陆相和外相在御前会议上发起猛攻，他才输了，尽管天皇本人对此事也很不高兴。1937年签订“防共协定”时，曾有提灯游行、执旗游行、街上张灯结彩等示威活动，这表明民众至少还有一些自发的热情，而这次却什么也没有了。《报知新闻》实在天真，竟然写道：“必须想方设法使国民的血沸腾起来。对日本而言，三国条约正是激扬人心的进行曲，而不是挽歌！”天皇也觉得有必要下一道诏书。自1934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来，天皇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此中意味可以想见。诏书一出，就立刻把所有公开的反对言论压下去了。

日本报纸非常小心地转述美国的评论，避而不提美国大报的强硬社论，却常常用大号字着重宣传美国有些人士如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亚瑟·克罗克（Arthur Krock）、科尼利厄斯·惠特尼（Cornelius Whitney）等发表的温和言论，同时对萨姆纳·威尔斯 [9] 在克利夫兰的演说断章取义，专把调子温和的某些段落抽出来。关于美国希望实行“绥靖”政策的说法，竟在日本报纸上变成了大书特书的条目。

判断日本将来的策略必须谨慎，不要为大量来自空想的推测和意见所左右，必须静观事态发展。盛传日苏将订互不侵犯条约，如果成功签订，当然会对时局产生很大影响。德国军事代表团即将来日，这是条约规定的。想到此事，我有点担心，因为代表团成员绝不会只谈技术援助和物资问题，一定还要在这里，特别是在日本军部中煽风点火，催促他们“南进”，驱使他们同美国开战。

有些同僚曾问外务次官大桥先生，日本与德国结盟有什么好处，他答道，这个条约是直接针对美国的，自从1924年的《移民法》以及满洲事变以来，日本进行必要的扩张时，美国都一直从中作梗；世界极权主义将代替业已破产并行将被扫除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日本不得不与另一阵营结盟，这个阵营并不是那么毫不妥协地定要维持现状。类似的话他也跟我讲过。

松冈说明日本参加轴心国的理由

1940年10月5日

外相交给我一份日文声明，题为“就三国同盟问题致美国的声明”，大意是，条约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尽管大桥对我的同僚说过条约是直接针对美国的），如果美国理解“东亚新秩序”，日美两国间就不会有什么纠纷。我们大使馆将原文译出如下：

就三国同盟问题致美国的声明

最近缔结的三国盟约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的。日、德、意联合起来，被另一国进攻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可以防止世界混乱蔓延，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国同盟对世界和平是有助益的。通过这个盟约，日本也进一步表明了它要在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意图。

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使日本能与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所有地区的各民族建立共存共荣的关系。与其他所有国家处于平等的地位，日本就可以在大东亚各地自由地经营工商业并向这些地区移民，由此就可以解决人口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要开发和征服这些地区，也不是要封闭这些地区，排斥别国的工商业。日本早已试图通过移民、对外贸易和在外经营企业来解决它的人口问题，但欧美各国总是把日本移民拒于其广大领地之外，给贸易和企业设置障碍，致使日本解决人口问题的种种合理、和平的努力皆成泡影。

大东亚共荣圈内，日本正在努力消除这些不自然的、强加于人类自由活动的限制。预计将尽可能用和平手段完成此项工作，尽量少对现状进行不适当的变更。

日本的对华政策构成上述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是，由于有些中国人对此缺乏理解，由于英美采取不承认“满洲国”的态度而使蒋介石怀有收复满洲的希望，不幸的武装冲突就爆发了。这场冲突，实际上就是战争，日军在其军事行动中就不可能不触动列强的在华权益。当这些权益妨碍日本对华作战时，类似情况更是这样。所以，若要终止对这些权益的触犯，最合适的办法应是鼓励和促进日中媾和。尽管事实如此，列强不仅仍搬用教条式的法理论据和因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的条约见解来抑制日本的行动，而且用限制向日本出口重要商品之类的手段来压制日本，同时又给日本的敌人蒋介石政权以积极援助。这些行为都出自不可告人的动机，即总想尽量拖长东方的混乱状态，消耗日本的国力。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行为并不是由于爱好和平，也不是旨在保护权益。日本与德、意签订防御同盟，目的不外乎抵抗这种来自列强的压力，丝毫也没有出击他国之心。假如美国理解上述形势和情况，以及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用意，即使在订了这个盟约之后，日美关系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日本有决心解决日美间的一切悬案，增进和美国的友谊。

日本政府已经把我和日本现政府官员谈话时经常出现的一些要点记录在案，就我所知，日本政府以前还没有这样做过，这届政府直言不讳，在这方面以前不论哪届政府都赶不上它。有几点颇为突出，值得注意。

（1）“新秩序”现已延伸至大东亚，包含南洋在内。

（2）在这个大圈子里，日本“可以自由地经营工商业并向这些地区移民”，但他们又说这并不意味着征服或开发，也不是要封闭这些地区，排斥别国的工商业。

一看到这一点，许多想法就涌上心来。譬如，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办企业和移民，是不是要强加于人？如果是，不先征服，又怎么办得到呢？允许日本办企业和大量移民，都是违背荷属东印度群岛政策的。办企业和开发之间，若说有什么差别，差别也微乎其微。

一旦日本在这些地区站住了脚，要是日本人的本性不改，那么其他国家就将有好得不得了的“自由地经营工商业”的机会。

（3）这个声明的矛头直接对准我国的《移民法》，对准我国为阻挡廉价日货泛溢而规定的进口限额，以及我国的道义上的禁运和按战备计划实行的出口许可证制度。

那些责难，不值一驳，说一句就够了：要是日本处在我国的位子上，它也完全会这样做。

（4）日本将努力实现它的计划“而尽量少对现状进行不适当的变更”。

（5）中国事变爆发，既是因为英美不肯承认“满洲国”，也是由于有些中国人认识不足。

上面头一点倒是个全新的思想，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材料记录过这一点。至于中国人，其理解力恐怕真是太迟钝了。

（6）墨守法规的论点，过时的条约见解，以禁运压制日本，支援蒋介石……

这段没有什么新东西。

（7）“这些行为都出自不可告人的动机，即总想尽量拖长东方的混乱状态，消耗日本的国力。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行为并不是由于爱好和平，也不是旨在保护权益。”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非常简单，我们要蒋介石打胜，是因为他合法地、正当地代表中国，此外，我们深知，蒋得胜后，不管我们的权益会有什么改变，反正不会比目前日本统治下正在发生的情况更坏。至于“消耗日本的国力”，日本的军事实力是要大大削弱，只有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部才会信誉扫地；在军部失势以前，远东绝不会有和平。

松冈谈话两小时十五分钟

1940年10月5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松冈外相，谈了两小时十五分钟，谈话绝大部分是非正式的、不对外发表的。和往常一样，谈话中约95%都是松冈在说，因为他那持续不绝的独白很难被打断，除非硬插话进去。尽管有时他也提出一些显属有趣的论点，但他说话总是如滔滔江水一般，一泻不止，要记录都很难。

这次松冈先生谈的主题是，当前的世界情势乃是旧传统同机械时代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此番会谈中只有一次我语气激昂，那是外相的话引起的。他试图为以战争实现国家的扩张辩护，认为这是出于迫切的需要，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对旧时的德国有亲身的了解，当它安处于国境之内时，它是一个幸福、自足的国家，进步而且繁荣。如今德国领导人把弱小的邻邦碾为齑粉，以满足其狂妄自大的野心，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用需要作为借口而予以宽恕，假若硬要这样做，那就十分荒谬了。至于日本，我个人很知道它经济上的需要。可是，日美关系走到现在这种可悲的境地，并不是经济上的合理要求造成的，而是由于日本要用武力来满足那种要求，不肯采用赫尔先生合理可行的计划中所设想的那些按合法程序以解决经济困难的方法。谈到这里，松冈先生接话，他认为英美的特性是自命不凡，总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有错处。对此我答道，我一直还没有发现，有哪个日本人肯承认日本已经违反了《九国公约》的条款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松冈先生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居然说，他非常愿意在我面前承认这个事实，但他又天真地说，当然，在政治上他不能承认，当年国际联盟会议上有人逼他承认，他就没有承认。

外相说，他曾经退隐很长一段时间。上届近卫政府邀他入阁，他三次拒绝。之后，反复思量，痛感国家多灾多难，这才前往敦促近卫公爵再度出山，因为他觉得，革命和混乱即将来临，唯有近卫这个人物能够救日本。近卫已不像上届组阁时那样是个游移不定的政客，而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下定了救国的决心，国内至今仍有爆发革命的危险。我问他怕的是什么样的革命，松岛先生答道“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革命”。他认为危险并没有过去。接着他又谈了一阵前任外相如何优柔寡断、意志薄弱。

松冈先生说，与德、意结盟的事既已办妥，心中已无挂牵，他打算立即开始工作，竭尽全力解决我向他诉说过的一大堆事件。他要指导日本的对外关系，这是他出任外相的先决条件，他说他无意让军部特别是那些狂热的少壮军官来向他发号施令。

谈话过程中外相还说到日本并没有把其他国家的利益逐出东亚的意思，而是欢迎别国合作，一同发展新秩序。我立刻打断他的话，我说，听到你这样讲，我很高兴，不过正如我多次讲明的，事情的真相是，美国经过若干代积累起来的许多合法权益已经被逐出日本了，驱逐的速度还正在加快。松冈先生的回答照例是，对华战争一结束，蒋介石一被打垮，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还照例呼吁，美国应当停止援助蒋介石。我也照例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重说一遍。

临走时外相恳求我力劝我国政府不要再进一步对日本实行禁运。他说，这些禁运“不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困难”，但会大大激怒日本国民。他又说，一想到日美之间会发生战争，他就不寒而栗。（关于禁运，我看松冈先生也说得对，和长远的效果对比起来，眼前的影响当然不严重。）

日本害怕美国主动采取措施

1940年10月9日

数周来，今天是第一次外出。从东京驱车约七十分钟至霞关，参加美国俱乐部每半年举行一次的高尔夫球赛。外务省却偏挑这个时刻来找我，要我赶紧回去。大使馆说我下午6点即归，但大桥认为还是太迟了，要马上见我。得到消息时，所幸我已经打完了最后一盘，那时我也还是从容行事，5点35分终于来到了外务次官的官邸。外务省这么急别无任何理由，只不过是因为听说我国政府已“命令”远东的美国公民撤退，报上又传说美国政府已决定对日本宣布全面禁运，外相显然非常紧张，就叫大桥立即召见我。

关于禁运，我说我并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至于撤侨，我说我国政府并没有下过什么“命令”，只是提个建议，以防万一。当大桥谈到我国“禁止输出”废钢废铁时，我便把赫尔先生就这个问题对堀内讲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大意是，这是根据我国战备计划决定的，纯属内政措施，日本既然一直在不断损害我国在远东的利益，它就没有多大理由对此表示抗议。很幸运，和大桥会晤前，正好接到国务院发来的电报，其中论及与堀内的会谈。这封电报确实太有用了。

大桥还谈到日本希望与美国和睦相处，并无进攻美国之意；我答道，我们对日本亦同具此心，正如大桥先生所知，美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可是日本最高层政治家最近发表的煽动性言论，已使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真实意图感到可疑，这些言论已在我国引起了恰如所料的反应。我还说，那些言论必然会对我国的战备计划产生影响。

这次会谈以及如此急迫地要见我，都清楚地表明，最近日本政府成员的挑衅性言论在美国引起的事态发展已使松冈深感不安。我以前在建议我国政府应在一定时刻考虑撤走远东的美国人时说过，此举将在日本人的意识上产生强烈影响：这话现已得到了证实。

裕仁和近卫对三国盟约的真实想法

1940年10月22日

今天有人告诉我，他从可靠方面获悉：天皇和近卫公爵都激烈反对三国同盟，但是天皇发觉，假若不同意，他也许就活不成，他对近卫说：“唉，你我二人只好同浮沉共命运了。”这消息是间接从一个皇族成员那里得来的。经常有人在谈论，近卫将会倒台，将由一个军事独裁者取而代之，复活旧时“幕府将军”式的政体。不过，这显然代表偏激之见，如今三国同盟既已缔结，近卫也就暂时可以熬过困难时期了。

趋附亲日活动的美国杂志主编来访

1940年10月24日

日本报纸上登了一些谈话，据说是《当代》（Living Age ）杂志发行人、《今日历史》（Current History ）编委沃尔克·马西森先生（Walker Matheson） [10] 讲的。我便邀请马西森先生今天拜访大使馆。我告诉他，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时常爬到我家客厅的大桌上去，发现上面有一堆杂志，期数虽多却只有一种，那就是《当代》杂志。只有这种是我们当时买得起的杂志。由此产生了感情，后来我自己还订阅了好多年。我用这种方式把话引入正题，是为了向马西森先生表示，我对他的期刊有兴趣，因此自然也就关心期刊的主办人。我还觉得，讲了这段背景，就可以坦率地谈论今天想谈的问题而不致引起任何误解。

过去八年间，我都一直在为改善日美关系做工作，但遗憾得很，这种关系现已陷入非常紧张的状态，尤其是最近这个时期。为了了解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对日态度，日本人对美国公民的言论特别注意，观察细致入微。就在这个困难时刻，马西森先生来到了日本，并对日本报界发表了谈话，这些话一经推敲，便会让人得到这样的印象：①美国人民普遍不了解远东；②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最近采取的那些措施都是出于国内政局以及此类政策和措施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有何影响来考虑的；③美国人民的想法与此类政策、措施并不一致。

我对马西森先生说，在美国我们非常珍视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一个美国公民来到国外，又值国际政局紧张之际，在外国人面前非难自己的政府及其政策和措施，显然就是不忠诚、不爱国的表现。我说，报上报道的马西森先生的言论与我正在推行的工作截然相反，近乎是在拆台。因为这些言论所造成的印象和我正在努力传达的印象恰恰相反，这些言论会给美国利益带来很大的损害。日本报刊常常误引外宾的话，我完全了解这种情况，但关于马西森先生的谈话，我没有听见有人出来否认，说报道不确。我向他呼吁，作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发表那样的谈话了。

马西森先生不否认报道的准确性。他说，他来日本是为了熟悉远东的情况，没有想过要跟报界谈话，但新闻记者老是缠着他，很难避开。他说，他承认我的态度是正当的，他对自己的行为极为懊悔。我告诫他今后不要再对那些需要考虑以及他以前没有充分认识的事公开发表意见。

重新考虑日本参加轴心国一事

1940年11月1日

事态发展太快了，我简直不敢回头去看以前的日记，因为里面前后抵牾之处甚多，这表明它不过是一种一天一天凑成的草稿本。但它至少可以显示我们在写日记的那个时刻的想法和所得的情报，有些情报是确实的，有些则完全不可靠。它可以显示我们是怎样时常在暗中探索和瞎摸。我们越来越无法知道幕后发生的事情了，只因可靠的门路多已断绝，即使身在幕后，这边也往往不知道那边在干什么。迟至8月，我还写道，德国人老是挑唆日本与美国为敌，日本政府已日益厌倦；现在读起这些文字很是难受。

许多政府中人，也许还有占大多数的在野之士，的确是感到厌倦的。可是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听任德国人把他们拖入了三国同盟，把德国人设想的使日美终必一战的目标定为同盟的目标。亲轴心的白鸟派胜利了。也有这样的看法：松冈真想同美国搞好关系，他将朝这个方向尽力而为。是的，他的确是想搞好关系，但他所希望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得先放弃我们在远东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在那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享受最舒服的友谊。当拥有松冈、大桥、白鸟在内的近卫政府成立时，我们得到的是一张还没有冲洗的底片。照片的概貌事先已知，但具体的轮廓如何尚不知道。现在底片洗得相当好，模样正在显现，就未来的日美关系来说，这可不是一张赏心悦目的照片。

三国同盟既已成立，我们就不能再把日本当作一个单独的国家来看待。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的一员，我们的对日态度必定也就是对待那整个组织的态度。

另外，这里的情况正愈来愈糟。“新体制”不得人心，不满情绪正日益增长。前几天连陆相自己也不得不宣称：不必把新体制理解为要排除生活中的一切乐趣；他显然看到事情已经弄成什么样子了。政府内部争吵不休，莫衷一是，还有许多人在说，近卫已经仅仅是挂名首脑，日子也长不了。在日本，钟摆总是摆个不停，稳健派说不久就会摆回来，趋于正常，但我看未必，恐怕还会更朝那一端摆，摆到极端。倘若近卫倒台——无论是辞职抑或通过政变——继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军事独裁，甚至会是幕府一类制度的重演。

至于美日关系，我们现正等待大选结果，又要看大选后情况如何。日本人也在等。这次我们让他们猜。他们正在想，他们是否还掌握着主动权，对此他们已开始怀疑。

野村海军大将被任命为日本驻美大使

1940年11月7日

今天在苏联大使馆庆祝苏联国庆的招待会上，松冈告诉我，他今晚要再找野村将军，劝他出任驻华盛顿大使，他认为这次可以成功。

1940年11月8日

松冈打电话给我，说他昨晚说服了野村将军，天皇已批准他出任驻美大使。我电告华盛顿，表示野村此人品格高尚，经过长期交往，我觉得他值得敬重。他以前当外相时，曾被认为基本上是对美友好的：因此美国政府可以接受这个人选。顺便提一下，松冈曾再三对我说，若论驻美大使的人选，当然他自己才是最为理想的，但是东京离不开他。因此任命野村显然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松冈谈罗斯福和野村

1940年11月10日

今天和外务大臣谈了两小时，我陈述了一大批各色各式的事件，占去了大部分时间。

外相说，他邀我来他的私邸喝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这样间或非正式地谈谈，可以保持联系；还想告诉我，关于我方指控的日本侵犯美国在华权益的事，他正在不断尽力消除我方抱怨的根源。

松冈先生首先请我在发回国去的电报中转告总统，他个人对总统的重新当选表示衷心祝贺。

外相说，这次请野村将军出使美国，野村两度拒绝，因为此去势必要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保证，而一旦内阁更换，外相易人，新外相若不赞成松冈先生的意见，这些保证就会归于无效：他野村不愿被置于这样的地位。外相说，他那样坚决地劝说野村接受此职，并且终于能够打消野村的顾虑，都雄辩地证明了他自己对待美国的态度。

外相说，他不太可能阅读大使馆和外务省之间的所有来往文件。他的日常工作有时竟长达二十小时以上，尽管如此，他还是告诉他的最高部属，他不容许用官样文章答复美国的抗议，每个事件他都要知道全部事实，这样他才能够向我展示日本立场的真相，至少可以口头说明。他打算就这样做。他说，他承认有些做法很荒唐，例如，许多新事件竟说要由中国新政权负责而不应由日本政府负责。他要改正外务省方面的这种态度。

关于今后的演变，我告诉外相，要使美国有好的观感，行动和事实胜于官方声明。

我还告诉外相，大桥先生曾对我说，外务省很少从日本驻美大使馆得到关于美国报刊评论的材料，我对此表示惊讶，因为我习惯于把日本报刊的评论每天都全部电告华盛顿。我提出意见：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应当知道美国报刊，也就是美国公众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此点极为重要。

日本帝国庆祝其诞生两千六百周年

1940年11月10日

今天是日本帝国建国两千六百周年两天庆祝会的首天，好在这两天都是好天气，微寒中日丽风清。头一天是贺典日，第二天是庆祝日。几个月来，一队队男子和女学生一直在宫城前面的广场上干活：整平地面，竖立带上装饰的柱子，铺设无数的鲜花，最后搭起一座大篷，篷前设座位若干排，可供五万人入座，这些人都是特邀的，只有他们能亲临庆典，因为任何人都不许站在丸之内一带办公大楼的屋顶上和窗前，要不然这些地方就会变成场外千万人的看台，任何人也不得从高处俯视天皇，我注意到那些屋顶和窗前确实空无一人。

这两日天皇和皇后、皇族大多数亲王和王妃（秩父宫患肺炎，病重缺席）、国内全体高级官员均到场。近卫公爵主持庆典，向天皇读贺词，领头呼万岁。

1940年11月11日

今天是全国庆祝的日子，我们在桌边就座。昨天就没有座位，一直站了一小时多一点，今天有得坐，也算不错了。今天得享日本餐款待，米酒及其他肴馔一应俱全，但不能当场吃喝，而是要我们拿一块叫作“风吕敷”的大丝巾包着带回家去的，我们自然就把这包东西转送给我们的日本仆人，对他们来说，得享“御膳”总是无上的荣幸。还有礼仪性的舞蹈、多次爱国歌曲的合唱和乐队演奏。高松宫向天皇读欢迎词，然后我还得代表外交团致辞。

致辞时稳步走过篷内全体来宾，又走过台下鸦雀无声的五万人，走到天皇面前，鞠躬，取出眼镜和稿子，宣读，再鞠躬，放回稿子和眼镜，再鞠躬，向后转，严肃地走回我原来的位置：这一套真是够呛。但我还是干得不错，又因为我决定慢慢地读，注意咬清每一个字，所以后来我听说，通过扩音器，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连美智等大使馆仆人也群集在收音机旁，每个字都听见了——会上的贺词播到全国。在其他节目中一直板着面孔的天皇，听我读祝词时每听到一个要点都点一下头，当我最后读到希望日本能对人类共同文化和幸福做出贡献时，他的头点得尤为起劲。第二天法国大使阿尔塞纳-亨利（Arsène-Henry）特意来告诉我，他曾注视天皇的表情，深信天皇那样频频点头赞许，是要帝国政府和最高官员们记住，他自己是渴望和平的，阿尔塞纳-亨利对此印象很深，特将此事当作一个重要的政治迹象电告他的政府。甚至宫内省发的新闻稿也宣称，“陛下似乎非常喜欢”那篇祝词。不管怎样，事已办完，总算松了一口气，我的脸皮还不够厚，还不能不把这种差事看作一次严峻的考验。

顺便一提，祝词是国务院负责定稿的。在此政局紧张时期，我很小心，曾将原稿电呈国务院，经他们压缩精简后，成了一篇不卑不亢的佳作。他们任凭我再改，我却一点也没有改动。

今天我打电话给松冈，问他下午6点去不去东京俱乐部为两千六百周年祝酒。他说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我说：“喂，要是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再聊一聊。”他答道：“好，我去。”6点45分，他进来了，同几个还没有走的俱乐部成员寒暄后，便和我退入别室，进行了一次长谈。随时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松冈，倒是一个很大的方便，是他自己建议这样做的，以前的外相肯定谁也不欢迎这种做法。

松冈是三国条约的幕后黑手

1940年11月18日

日文报刊皆盛传美、英和泰国已结成秘密军事同盟，有家报纸还说美国已给泰国一千万美元贷款。看样子日本似乎是要故技重演：开始制造借口，以便对泰国施加军事的或外交的压力，来索取空军基地和其他设施的使用权，供最后扩展“南进”范围之用。我想我们一定会看到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

关于三国同盟的缔结，最初只能推测，得自各方的消息又多属以讹传讹，后来我们才逐渐从这种混乱中挣脱出来。我认为，尽管原来有人说近卫公爵和松冈均非出自本愿，而是为极端分子所逼，但是现在相当清楚了，这事就是松冈搞成的，他还把近卫拖下水。我们从极可靠方面获悉，其他阁员要么只是略有所闻，要么就是完全蒙在鼓里，直到最后才被咨询一下。现在我从一个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人那里搞清楚了，天皇很不想批准三国条约，之所以终于同意，只是因为松冈对天皇说，他经过深思，确信如果不与轴心国结盟，同美国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从松冈嗣后讲的一些话来判断，这种说法看来是真的。

日本向南看

1940年11月25日

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爵昨夜去世。考虑到他在日本社会上声名卓著、地位崇高，除向他的嗣子西园寺八郎和秘书原田男爵发唁电外，我还命大使馆降半旗。

有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已向蒋介石提出某种和平建议。据信是德国怂恿的，蒋介石若不接受，日本就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几乎毫无疑问，日本的兴趣正日益转向“南进”方面，首要目标是控制印度支那。据信约有三个师团在海南岛集结，何时动用，视欧战的发展和美国的态度而定。

“亲善使节”赴美亦徒劳无益

1940年12月7日

有个“日本经济联盟”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个我称之为“Y先生”的日本知名人士的中间人，和我接连谈了几次，我因这事又和国务院通了几次信，并对当前政局做了一点简单的分析。Y先生胸怀宏图大略（或可说是计划），想要去美国。他相信，只要实施这个计划，美日关系就会立即好转。他没有把计划透露给我们，不过我猜一定还是老一套，即请美国从中斡旋，与蒋介石讲和。

我举出很多理由，劝Y先生打消他的念头，但后来他又修改了他的方案，说他还是想去美国，不过不作为什么“亲善使节”，也不搞宣传，只是去了解一下美国公众对日本的看法，以便取得第一手资料而向日本最高层汇报。我们知道他和最高当局交往甚密，且有影响力。因此我告诉国务院，我认为也许值得让他去走一趟，当然完全是以私人的身份。这个建议被接受了，只是附有一些条件。日本人，甚至大多数政府高级官员，对美国舆论了解之差实属惊人，所以凡是可以启发他们的事，我都完全赞成。

也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我还拿了一些美国大报重要社论送给这位中间人，其中包括沃尔特·李普曼10月8日文章的影印本，建议Y先生拿给他的朋友们看看。后来我听说，那些社论已经被翻译并转给了几个高级官员，他们发现自己那样不了解美国的态度，也不禁愕然。我觉得我这么做倒是一个极好的办法。

我对政局的分析可以概括如下。

日本政府现正奉行危险的政策，终究要闯祸，有些日本人是认识到了的，Y先生的态度和他要去美国的愿望就体现了这些人近乎绝望的呼声。不过，他竟然自信他的“计划”能立刻改善美日关系，这也表明，他们还是根本误解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立场。他和他的同道都不能理解，我们不会仅为权宜之计就转变方向，我们的立场是以植根于美国信念中的原则为基础的。

在气质上能够领会这些基本事实的日本人恐怕为数不多。在他们的构思中，理解力或逻辑性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观点是长期以来被管制下的、沙文主义的报刊塑造的。他们把我们的政策说成是盲目坚持陈腐的法规观念，自私而又顽固地阻止日本进行正当的扩张，武断专横地不许改变现状。

这些日本人始终坚持认为，就在表层下面，有一大批持温和意见的人，如果美国表现出某种实际的友好姿态来支持他们，他们就随时可以冒出来，夺极端分子的权，而美国人却认为现在应该先由日本来做这种友好表示，他们觉得很难理解。

不错，日本是有一大批稳健派，但不幸的是，这些人一如既往地既软弱无力，又表达不出内心的想法。一度很不稳定的近卫内阁，由于延揽平沼男爵入阁，陆海军两大臣又公开表示支持，现已相当稳固，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相信，在现内阁被推翻以后，继之而来的其他内阁也定然会以同样的决心贯彻早已定下的方针，那就是，确立日本在“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的地位，它视此为理所当然，因为它已经成了现代世界的头等强国，而领土上和经济上却依旧局处一隅。

至于日美关系，自从美国侨民部分撤出远东以来，驾驭这种关系的策略已经有所改变。美国政策趋于稳固、从容却又坚定不移，废除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后所采取的渐进步骤就是这种政策的实施，日本现在正领略到其效果。对三国条约以及日本最高层政治家紧接着发表的挑衅性言论，日本国内的反应是一片惊慌沮丧，他们现在发觉，算盘打错了，美国人并没有被吓倒，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后美国便立即贷款给中国国民政府，就是明证。

事情现已到了这样的地步：日本人看到了现状，必须想点什么办法防止发生最坏的情况，可是他们仍绝不会考虑改变根本政策，但又只有改弦易辙，才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绝对不能设想，有哪个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目前会出来主张撤出中国和放弃“南进”之梦。美日关系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任命野村将军使美，也许意味着日本当权者在做最后一次努力，以防美日关系严重恶化，但若指望这位新大使有回天之术，能满足美国的期望，那也是妄想。

关于这一点，我重复了我在9月12日电报中说过的话：坚定的政策固然不免会有风险，但放任的政策会在将来产生更大更严重的危险。

“轴心国赢不了这场战争”

1941年1月1日

又有一年褪色成为历史了，那是可怖的、残酷的一年，但也是世界上一些地区表现了人性最优秀品质的一年，人们为了最崇高的原则——自由、宽容、正义，而表现了英勇、仗义、自我牺牲，以及战斗和必要时不惜一死的决心。我对英国必胜的信念没有片刻动摇过。这种信念当然不是根据去夏那些黑暗日子里的事实，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些事实，但在总统12月29日的广播讲话中，我们得到了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新年祝词，他说：“我相信，轴心国赢不了这场战争。我的这种信念来自最新、最好的情报。”

我们固然希望美国不卷入战争，希望与一切国家特别是与日本和睦相处，但要是甘让自己受骗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那就是愚蠢透顶。正在往战争道路上走的是日本，不是我们，但这条道路对我们自己未来的幸福具有同样的危害，因为日本走这条路时，打着“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等冠冕堂皇的幌子。那些建议实行绥靖政策的美国人，要是能看看日本要人在最近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反映他们真实欲望和意图的文章，哪怕是略看几篇，这些爱好和平的同胞也会明白，绥靖政策是一条死路。实行这种政策的时机已经过去了，有些好心肠的同胞也许会责备我，说我不提建设性的意见而偏要危言耸听，对这些人我偏要说，只有挫败日本极端分子的计划，使其声誉扫地，我们才能指望在东亚看到和平。癌症若得不到控制，就会逐渐侵蚀它所能到达的一切地方，直至其恶性支配力再无敌手。但是，若在早期就控制癌症，使其不起作用，当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力量重占支配地位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日本恢复健康的状态。那时，正如我在呈总统信中说的，我们才可以着手同日本重建正常的关系，重新处理整个太平洋问题。

英国若在欧洲获胜，诚然会使目前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有所改观，并使其大为简单化，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坐待英国胜利，是否应该让日本在它现在觊觎的一切地区埋头干下去，恐怕还是一个终究要考虑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将取决于日本前进的速度，在此期间，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准备对付任何事变。

我看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假如希腊的参战不算，那么，总统12月29日的演说总该是转折的标志。我们从收音机听过这篇演说；我又看了演讲稿五遍，差不多能背得出了，自然又想尽办法使它受到日本要人的注意，因为日文报纸发表的只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摘录。这是一篇惊人的演说，假设我对重选罗斯福是否明智有过丝毫怀疑（我没有怀疑过），这篇演说也会把此种怀疑一扫而光。对那些想蒙头睡大觉的同胞，这篇演说是一服强烈的清醒剂，也是一个无法反驳的警告。

12月14日，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弗兰克：

……关于日本及其所作所为。在我看来，事情正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总有一天得摊牌，有待决定的问题只在于对我们来说是早点摊牌有利还是晚点摊牌有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决定该问题的主要因素可能如下：

（1）英国在欧战中能否获胜，何时可望获胜；

（2）如果我们卷入对日战争，会不会妨碍我们在欧洲援助英国，以致影响英国的胜败；

（3）我们自己的远东政策与我们的战备计划、同现在和今后的美日海军实力对比必须协调至什么程度。

由于我们此处情报有限，对这些问题，我即使想做概略的回答也是没有资格的。

从东京这里观察局势，我们的看法可略述如下。

我总希望在美日关系中能有一点永久性的建树，经过八年的努力，我发现，外交已被它根本无法控制的倾向和势力击败了。我们的工作如同遭到一场台风的猛袭，毁灭殆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外交成绩。日本已公开地、无耻地成了侵略国之一，成了那么一个组织的一部分。凡是美国要维护的，它几乎全要去摧毁。现在只有设下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能防止日本人在中国永久盘踞下去，防止他们在已被他们划定的地区以经济控制为政治统治的先导而推行其“南进”政策。像美国禁运所产生的那类经济障碍，从长期看固然会给日本造成严重困难，但同时也有可能促使日本人孤注一掷，以求经济上自给自足。

历史可证明，日本的政策总是时而摆向过激，时而摆向稳健，但是从今天的情势来判断，我们认为较大的可能是更加摆向极端，而不是转为相反的方向。近卫内阁，特别是松冈，不久将会倒台，但在目前情况下，日本的领导人——不论一个还是一群——若要完全改变扩张主义的计划，就别想活下去。

我们自搞一套政策，日本有所行动，我们也在某方面进行应对，这种从容应对而又坚定不移的政策非常高明，而且已深深印入日本人的意识。不过，日本民众中虽有很多人确实在为他们领导人的现行方针感到不快，却仍旧无法说出他们自己的心里话，也没有什么力量，看来这种状况今后也还会持续下去。另外，德国人又拼命在这里煽风点火，希望日本和美国打起来。我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松冈：他的国家正奔向灾难。他至少已经看到了，他为恫吓我们而做的那些行为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是适得其反。

由此看来，除非我们准备和休·约翰逊将军一起全部撤出“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地区（绝不会有这种事），否则我们迟早会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我方采取逐步强硬的政策确实要冒难以避免的风险，特别是如“帕奈号”被击沉那样突如其来的打击，那是会激怒美国人民的。但我认为，假如我们奉行放任政策，我们将来碰到的危险会大得多。

换言之，当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时候，我们若不采取积极措施以维护我们未来的安全，其危险就要比现在采取积极措施大得多。据我了解，美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倾向于采取有力行动。我看主要的争论之点不在于是否必须阻止日本实行其计划，而在于什么时候去阻止它。

重要的是要经常牢记，我们采取“战争以外”的措施时，假如没有为贯彻实行这些措施而不惜一战的决心，就很容易被日本人看穿，他们就会继续放手大干，甚至由此得到更大的鼓励。只有当他们肯定我们是有当战则战的决心时，我们的初步措施才会有收效的希望，才有可能消除战争的必然性。这也是1914年爱德华·格雷爵士 [11] 说过的话。

倘使我们如此行动能促使日本现今的领导者终于失势，日本国内就可能会发生一场思想革新，那时日美关系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也从而得以重新处理。

概括起来，我对现在和今后局势的看法大致就是这些。我发回去的电报有些您一定已经看过了。在这些电文中，我们总想把这个岗位上所能见到的情景尽量描述清楚。如今，哪怕是日本人自己，右边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左边的人在干什么，因此为获得准确的情报，我们不得不在暗中到处摸索。他们所谓的“新体制”搞得一塌糊涂，政府内部争吵不休，情况之糟令人难以置信。新增一项极权主义的措施，就新添一个响亮的口号来掩饰。一切都确实已面目全非，不是我们所了解和喜欢的那个日本了。

……您正在运筹帷幄对外事务，国家有您继续掌舵，不致失去您那英明的远见、坚强的决心和宏大的胆略，我深感庆幸。

总统对远东危机做出结论

总统复信如下：

白宫

华盛顿

1941年1月21日

亲爱的乔：

12月14日来函我已认真研读。

首先，我得说，您对时局的全面分析和论断，使我受益匪浅。这些意见来自直接的观察、长期处理对日关系的经验和高明的判断，三者结合到一起，实属难能可贵。您得出的结论，我完全同意。

此外，我重新当选，承您道贺并对我指导外交事务表示信任，我衷心感谢。

您希望我就我国对远东的事态发展应持何种态度的某些方面阐述意见，这是很自然的。我认为，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全部是这场世界整体冲突的一部分；因此还必须承认，在欧洲和远东，我国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我们肩负的任务，是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这些利益受到严重危害，就得去保卫。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各条战线都要统筹考虑到，凡有助于保卫我国总体安全的方式都要加以利用。

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视之为决定我国对日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如果我国卷入对日作战，会不会妨碍我们在欧洲援助英国，以致影响英国的胜败。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日本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等地，英国战胜德国的可能性是否同样会因此减少。英伦三岛以及岛上的英国人之所以还能够存续和保卫自己，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坚强的本土防御，而且因为作为大英帝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的英国本土能够调动雄厚的资源来维持战争，并能有效地对敌人施加世界规模的经济、陆军和海军的压力。他们靠输入世界各地的货物与利用庞大的海外资金为生。他们保卫自己，不仅是靠本土的防御措施，而且在远离本土的地区进行广泛的经济、陆军和海军的活动。这既可以保障他们自己的物资供应，又能切断敌人的一些供应来源，并使敌人不能集中全部军事力量来攻击帝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

英国人在许多地方需要我们按大致业已确定的方针给予援助。而在远东，就美国的能力来说，这种援助当然是在“可能”范围之内。他们的防御战略必然是全球性的。我们在实施通过给予他们援助来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这一战略时，必须考虑到在给英国运送物资的同时，还能借此避免世界各地之间的交通要道免于封锁，如此英国就不至于失去其他重要的供应来源而让敌方得到更多的物资。

您还提出英国在欧战中能否获胜、何时可望得胜的问题，并认为这也是决定我国对日态度的重要因素。在前面我已经说过，这场战争是世界性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欧洲的战争。正如我最近公开宣布的那样，我坚信英国人在我们的帮助下一定能获胜。战争很可能要拖很久，但我们必须牢记，如果日本不受遏制，那么在战争的过程中，太平洋西部和南部区域的领土归属就可能发生变化。而要使这种变化再恢复过来就需要实力。然而等到英国胜利时，它的实力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从来信第四页下端和第五页上方的话可以看出，您也相当重视问题的这个方面。

一跟您谈我的想法，就写了这么多，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大、太错综复杂，即使想简单表述一下，也得从五大洲和七大洋 [12] 来考虑。最后，我还得特别指出，我们的问题既然是一个防御的问题，我们的计划就不能制订得太死板，一旦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得根据当时的情势来确定何时、何地和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调动和使用我们的力量。

顺致热情的问候。

富兰克林·D.罗斯福

原口将军的节日问候

1941年1月1日

下面这段让人看不懂的祝词来自信奉基督教的原口初太郎 [13] 将军的圣诞节及新年贺卡，多少值得一记：

愿你们都期待清风低吟。

愉快的港湾轻易取胜；

轻快迈向无忧之海

愿你们的船启航！

节日的问候

祝美国有一个水晶般快乐的圣诞，祝美好的新一年快乐。

原口初太郎

感谢赐予我们团结

我等人民、永恒之民

团结不朽的美利坚子弟，以圣洁自由之姿立于自由之峰的大能之下。他们凭借高速的联络与交通来奏响音乐，开创美妙的艺术，又能全然理解上帝的旨意。他满怀热情地赐下宝石般的箴言，借此促进团结，并将宇宙机械般的奥妙交到人手上。光辉照耀在他们之上，他们犹如天上的明星。我感谢他们，他们迈出钻石般的一步，准备在他们神的名义下为他们的国家服务。……尽管雅典人提供毒草，罗马人又使之确定。他们立于聚光灯下，信仰与勇气让精神上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能团结起来。我们相信他们能肩并肩一起出发，尽管欲求、种族乃至国籍不同。他们重现了其光辉，启发了各式各样的美利坚子弟。向他们广而告之，荣耀归于天上至高的神，愿良善之人能在地上永享太平。

罗斯福对林德伯格

1941年1月2日

我尽量向更多的朋友散发总统1940年12月29日广播演说的全文，以及我们每天的无线电新闻简报采自美国各大报的社论。我还叫威尔斯把演说全文发表在《日本新闻周刊》（The Japan News Week ）上，在日本约有三千两百人订阅该周刊，其中有高级官员、企业单位和教友，该周刊还在报摊上零售一千两百份。单是住友公司就订有一百份，分送其职员。这样一来，至少某些重要人士可以见到演说的精彩部分，注意到日文报刊删掉的段落。

于是日文报刊便对总统的演说再加评论，《中外商业》评道：“林德伯格等人都反对参战。由此可见，罗斯福的演说不过是表示他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国民。”这里的报刊总是大登特登美国名人发表的反对派意见和孤立主义言论，极少刊载相反的意见。因此，日本公众得到的印象自然是紊乱的、歪曲的。

德国挑拨日本和美国断交

1941年1月3日

这段时间德国人正千方百计阻止野村大将赴美，唆使日本同美国部分断交或完全断交，并且还将加紧离间日美关系，策动日本“南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最近得自某方面的情报更使此事明白无误。我遂提请日本当局记住下几点。

（1）日本如果听从德国的驱策，不仅会吃大亏，最后将一无所得，徒增耗费，而且会招来危险。

（2）日本如果站在轴心国一边参战，亦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战败；二是轴心伙伴得胜而日本也暂时捞到一点好处，即使是这个结果，那些伙伴也绝不会允许日本保持其战利品。

（3）全世界反对轴心国的浪潮正继续高涨，越来越明确；德、意胜利的可能性则日见减小。

（4）如果日本因为纳粹的奉承而卷入新的军事冒险，它就会得罪那些原无伤害日本之意却有打击日本之力的国家，假如日本硬要迫使它们采取自卫行动，它们就会使用这种力量。要是日本不让自己被引入歧途，那就有百利而无一害。

（5）轴心同伙能给日本有效军事援助的这一点是不足为信的。

（6）日本可以好好想一想：如参加轴心国方面的作战，或者公开侵犯美英的利益或与美英有重大关系的利益，要冒多大的危险，又到底有什么好处？

此外，我还告诉国务院，德国人拼命挑拨日本和我国作对，我们一清二楚，我一直在提醒包括外相在内的日本熟人记住上述各点。我还正在想方设法使各界有影响的人士注意总统12月29日演说的全文。

日本报纸预告日美战争

1941年1月7日

今天的《国民新闻》发表长篇社论，警告日本国民：由于英国崩溃，日美战争将不可避免，美国必将在今年某个时候参战。社论又说，这样一来，主要战场就会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而这篇以日本和美国为“交战双方的两大势力”的社论，还引用东条陆相最近的言论以及松冈和里宾特洛甫 [14] 的来往文电，称里宾特洛甫表示，“英国最迟至今秋就会被消灭”。该报断言，轴心国已受够了美国的挑衅，有理由对美国宣战。

与松冈发生争执

1941年1月18日

今天在松冈为野村大将饯行的午宴上，我同他们两人都交谈了，并希望野村能发挥他的影响力（我没有说向哪里施加影响），以改善美日关系。松冈说“关系确实坏到极点”，说完转身就走开了。

席间，松冈实际上还是以战争威胁美国，我立即回答，大意是：“外相也在美国长住过，理应知道美国人民在根本上是爱好和平的，同时也主张正义和公道。他还知道，有些东西是美国人民要坚决维护的，其中有属于义务者，也有属于权利者。让所有国家都得享和平、繁荣、安全、稳定和幸福，乃是他们最深切的愿望。处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我们必然会认识到，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事实和行动就是具体的证据，至于这些事实和行动所披的外衣，不管多么漂亮，都是不算数的。国家就跟人一样，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派野村出使的唯一优点

1941年1月20日

在一连串为野村大将饯行的宴会上，我曾和他多次见面，今晚甚至在一张沙发上同坐了半小时。可是，问他认为此番出使前景如何、最近访华有何观感，他却只字不提。他的英语显然讲得不好。将来在美国碰到那些强硬的参议员、众议员、新闻记者或官员，要是争论起来，不知他怎样应对。但正在此间访问的卫理会主教贝克告诉我，他曾在野村家和野村长谈过，深觉野村善于选词，熟悉长音节的字眼。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不是语言的问题了，在最近的将来，语言掌握得好不好也无关宏旨。我看野村大将此去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指望他老老实实地向他的政府汇报美国政府和人民现今的思想和言论如何。

日本的礼貌

1941年1月25日

今天“奇普”·波伦 [15] （“Chip” Bohlen）从莫斯科来到这里。他曾自敦贺发来电报说，“假如还活着的话”，他将于某时抵达东京。从海参崴出发的这段旅程相当可怕，可怜的波伦因感冒发烧，一到就倒在床上。他说，敦贺的日本官员和船上的职员态度都非常恶劣：他出示护照和其他证件时，证件总是被一把抓过去，船上更无服务照料可言。这就是波伦对日本和这个号称礼让的民族的第一个印象。威利 [16] 来时的最初遭遇也叫人忘不了：他从俄国一过境，便被日本大兵推出人行道外。前几天我在东京车站排队等候通过检票处时，来了一个日本人，他认为他应该占先，便猛然一撞，把我推到队外。幸而我忍了一下，没有还击，理智随即抑制了勇猛。每个国家都有粗暴的人，但今天的日本似乎正是这种人的天下。人家肝火正旺，你有什么办法呢？

说来真是有趣，最近美国军舰“棉兰老号”上有人对着一艘日本军舰拍照时被看见了，驻广东的日本海军当局便大吵大闹，又是要求道歉，又是要求交出胶卷。事情最后闹到哈特将军那里，他就叫格拉斯福德（Glassford）海军少将转告日本驻华舰队司令岛田大将：“驻广东的日本海军当局竟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哈特上将）非常惊讶。他本人就亲眼看见过日本军舰，特别是‘出云号’上的人对着他所乘的旗舰拍照，他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对这种举动提什么抗议。”之后，日方也就不提要求了。很明显，老岛田总算还有一点常识。

第一次有偷袭珍珠港之谣

1941年1月27日

谣言四起，谓日本人正在计划，一旦与美国决裂，便出动全部力量，大举突袭珍珠港。我当然向我们政府报告了。

日本人视美国为战争贩子

1941年1月31日

美国政府的国务卿赫尔考虑到与英国的关系，并联想到太平洋问题，曾经暗示：日本若有什么建议，美国愿予考虑。这种暗示实在是傲慢无礼，不值一听。究竟是哪个国家在制造紧张局势，导致太平洋不得太平？毫无疑问就是美国。正是美国一边标榜门罗主义，力主世界和平；另一边却煽风点火，引发了欧洲的动乱。它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还在加紧策划更凶险的阴谋，要把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假若日本要提出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是，请美国舰队立即从太平洋撤走。

《京城日报》（朝鲜的日文日报）

日美关系的前景暗淡至极

1941年2月1日

最近东京有个同僚形容日本当前的政局为“不稳定的平衡”。若说不稳定，我们可以完全同意；但要说平衡，恐怕就有点用词不当了，即使真有什么力量在制止倾斜，这种平衡亦非肉眼所能见。不错，稳健派是在不断做工作，以求保持平衡，特别是本届国会，开得很秘密，各委员会会议皆不许旁听，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方针不致受到公众的指责。我们晓得，有田连日来都在质问外务大臣；我们还知道，广田曾谓松冈是在奉行一种“置日本于死地”的外交政策；我们还从几个知名的国会议员那里获悉，政府曾暗中保证，要采取一种旨在避免与美国冲突的政策。

可是实际上军部在全力推动“南进”：他们违反与维希政府的协议，变本加厉地压制印度支那，同时还硬要调解泰国和印度支那的纠纷。据报道，其目的是要获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作为报酬：这就证明日本是要夺取最后进攻新加坡的跳板，志在必得。稳健派和极端派正处于“平衡”状态云云，似难讲得通。后者正牢牢掌握着政权，实际上还有充分证据表明，在纳粹分子的怂恿下，他们还打算猛冲猛打。他们要不是认为美国不会动，就是认为即使美国不甘沉默而进行干预，后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日美关系的前景已暗淡到极点了。

日本继续蚕食活动

1941年2月7日

下述新情况，无论是实情还是传说，都是具体的迹象，表明日本正在加紧推行其“南进”政策。

（1）谣传日军已在邻近马来亚北境的泰国基地宋卡登陆，金兰湾出现日本海军船只，暹罗湾出现一艘或几艘日本巡洋舰、一艘水上飞机母舰、数艘驱逐舰。

（2）日本正进一步侵犯印度支那，控制西贡机场、调停泰印纠纷便是明证。日本之所以要充作调停者，据说是想获得海军基地的使用权。

果不出我们大使馆所料，日本是在继续实行其蚕食政策，过去两年间，它就是用这种办法夺得了海南岛、湎洲岛、斯普拉特利群岛 [17] 和印度支那北部。实行这种政策，是朝要伸手的方向先试着猛冲猛打几下，然后停一阵，探明所用手段的效果和影响，接着再干；现在由于纳粹德国的怂恿，这项政策执行得更起劲了。

日本已经在东南亚取得了一个落脚点，再做一些准备，它就可以由此包围或进攻新加坡，可以给轴心国在印度洋的船舶提供物资了。进攻新加坡的计划，看来很像要与意料中的德国在英国登陆的计划相配合，两者同时进行。陆海军中的保守派显然不主张马上对新加坡下手，而是要等到欧洲形势有利时才动，但也不要忘记军部极端分子那种不顾后果、以死相拼的劲头也可能在英美能够干预以前就压倒了保守分子。

国务院1940年12月4日发出的非正式备忘录，论述了新加坡对保卫英国本土的重大作用，说得相当透辟，堪称定论。英国目前不能、最近的将来大概也不能分出大量海军部队来防守新加坡。依据我们既定的援英政策，我们绝不能坐视这个战略重镇落到敌国手中。

荷属东印度群岛、中国国民政府和远东英国人的士气之所以尚能维持，大概是因为还抱有一线希望，相信美国终将援助他们。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正承受着巨大压力，英国人也有突然遭受日本重压的可能，那么道理就再明白不过了：一分预防等于十分治疗。如果没有荷兰人的坚决努力，那么很难说，东印度群岛和新加坡能够守得住。新加坡被敌国夺去，必然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士气，影响英国在近东和东地中海的地位。

美国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何时采取此种行动，非我大使馆所能决定，因为这是属于最高战略决策的问题。我们建议不要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这种措施不仅无益，而且后患无穷。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应否阻止日本“南进”，而是什么时候去阻止它。把美国海军部队集结到远东来，必然会有引发战争的危险。这种危险会大到什么程度，很难估计，但无论如何，除非美国已准备好打仗，否则就不应当冒这种危险。不过，我们还是认为，及时制止日本“南进”，固然要冒险，但若让它继续横行，将来的危险就会更大。我们认为，日本人正指望我国会消极被动。我们认为，若要采取断然行动，就要尽快。

昆明来讯称，江西鄱阳的美国天主教教堂于11月15日被炸，来龙去脉很典型：一架日本飞机俯冲至约三百英尺高，向教堂投弹，院子里有两大幅美国国旗做标记，所有建筑物都画有白十字，视野也很清晰，但都无济于事；随后，这架飞机还转回来观察破坏的战果，并用机枪进行扫射。该教会称，教堂附近一英里范围内并无任何军事设施。结果，日本又会说这是一次难以避免的误会，请原谅。

松冈愿做调人的内幕

1941年2月21日

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信源是否可靠还无法确定，消息内容大意是：一个有陆军重要将校参与的强大集团正在酝酿政变，要用“二二六事件”那样的暴力手段来推翻政府。这个集团认为，政府正把日本直接引向对美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将必败无疑。所传政变成功后主要执政人物的名单我也拿到了，但不想记在这里。虽无法查核消息确否，但我知道确有人对近卫和松冈不满，我还知道日本人会怎样行事。这个消息未必是空穴来风。

松冈向艾登先生提出要为欧洲和平居中斡旋的消息甚嚣尘上。外国报纸大量报道，英国下议院都有人质询此事。至于这个说法从何而来，我原有一个想法，后来证明我猜对了。2月26日，松冈把整件事的原委全都告诉我了。事情似乎很简单，鉴于日本调解泰、印纠纷的行为受到批评，松冈便通过驻在伦敦的重光给艾登送去一份备忘录，在大段说明中有这么几句：

最后，外务大臣（松冈先生）还想讲明的是，对早日恢复和平一事，日本深为关切。所以不仅在大东亚，而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日本都愿意充当调人，乐于承担无论是调停事宜还是其他旨在恢复常态的工作。

此外，另有一个背景：情报部次长石井在外务省看到了这个备忘录，便把其中某些部分向报界披露了。这种做法犹如著名的天羽声明，当年天羽也是把广田给驻华公使的一封训令公诸报界，两件事如出一辙。他们透露消息，事先都未经外相知晓或同意。松冈告诉我，他很生石井的气，已对他发出“严重警告”，但在公众面前，当然还是要顾及石井的面子。无论如何，此事已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而且相当严重。松冈说，英国人已借此大做文章，暗示德国处境不妙，需要讲和。这种结果和他当初的意图完全相反。谈到这里，他非常激动，因强压怒火，两眼通红。

高尔夫球成了外交的晴雨表

1941年2月22日

在法国大使馆例行的周五“家庭式”招待会上，法国大使馆参赞费恩（Fain）男爵问我打高尔夫球的近况。我说：“每当外交界同僚或日本人和我谈起来的时候，开头几乎总是问我打高尔夫球的情况而不是天气，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亲爱的男爵先生？”费恩答道：“为什么？大使先生，您的高尔夫球可是测量外交团状况的晴雨表。只要您有一个星期不打高尔夫球，此事就会电传到世界各国的政府办公室，因为这表明局势确实严重了！”我说：“那好，明晚您打电话来，我会悄悄地告诉您我是否还能按现在的规矩，每周六下午打一场高尔夫球。”

回想与松冈的一次谈话

1941年2月26日

在讨论泰国与印度支那争端的谈话中，松冈外相特别指责了英国政府，称其在远东采取的措施直接刺激了日本，导致局势很难好转。他还顺便提到关于新加坡港口布设水雷和澳大利亚军队被调到马、泰边境的报道。

我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明明都是防御性的措施，日本人却说成是进攻性的。正如我在美日协会午餐会上对外相讲过的那样，我们行事总应该要以“事实和行动”为依据，与日本“南进”有关的那些事实和行动才正是不仅让英国而且让我国深感不安的真实原因。日军在相继占领涠洲岛、海南岛、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其他地区后，现在又进入印度支那。根据我们的情报，日军已占领西贡机场，日本海军也正在那一带活动。这些步骤，加上日本许多政治家和陆海军将领表示“南进”意图的公开言论，已经造成了一种氛围。对此，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不仅威胁到我们的利益，而且威胁到我们的属地。

松冈先生答道，发表煽动性言论的并不只有日本一国，关于这点他还提了几个美国人的名字。他否认西贡机场被占领，说一些有关东京（Tongking，越南地名）的事，又表示：日军驻扎印度支那地区，是严格按照与维希政府所订正式协定的条款行事的。我说，根据我们自己的情报，日军人数已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规定。外相却答道，这不过是补充兵员而已。

谈过以后，我便将所涉及的问题分别写了十三份备忘录。即便如此，也还是无法把他谈过的问题全都包罗在内。能熬过这种会谈的人，恐怕就没有不头昏脑涨的。以我所见，要论饶舌的本事，只有当年的土耳其外长图菲克·鲁希迪·贝伊（Tewfik Ruschdi Bey）能赛过松冈，鲁希迪还全是讲法语。幸亏我当过副国务卿，有牢记会谈要点的诀窍，那时往往要短时间内接连接见七八个外交官，只有事后才有空口授备忘录，而且每份备忘的记录都不得有遗漏。因为如果是忘记一点，也有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

日本暴力分子在国内的行为

1941年2月28日

粗暴的日本人不仅对外国人粗暴，对本国人也同样如此。最近报载，电影院门前排队的人群常常发生推撞、吵架乃至斗殴事件。据说“大政翼赞会” [18]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生活指导部部长喜多先生在被问到对此现象有何高见时答道：“照我看，这是因为民众缺乏训练。要是日常辛勤工作，每月消遣一两次，倒也无可非议；但即使是合理的娱乐，也没有权利在戏院门口互相推撞。”电影院的经理却说：“这表明一般民众是多么热烈地在追求娱乐。”实情却是，娱乐活动甚至一切生活乐趣现在都受到极大限制，结果人们的性情自然就越来越暴躁了。德国的口号是“快乐才有力量”；而在日本，这个口号应当改为“不快乐才有力量”。

有位日本政治家变得客气了

1941年3月20日

赴外务次官官邸参加大桥次官及其夫人主持的外交团宴会。大桥原本就待人和气，甚至可以说很亲切，而且就任以来似乎变得更加成熟老练。不管怎样，席间艾丽斯总是逗得他很高兴。餐后，大桥和我进行了一番很有趣的长谈。我们谈到日本的教育、经典及其教育制度的缺点，这种制度只是教青少年死记硬背，而不是培养他们的辨识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是讲得很坦率。随后，便谈到罗斯福总统最近的演说。他说他曾经绞尽脑汁，就想弄清总统所谓的远东独裁制度是指什么；这肯定不是指的日本，因为尽管日本有许多缺点，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处在独裁统治之下。后来，他明白了：原来罗斯福当然是指蒋介石这个十足的独裁者。至于说美国是在支援民主国家，他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蒋介石的中国更不民主的了。

他还提到了野村大将同总统及赫尔先生的会谈。令他感到高兴的是，双方已一致认为打一场日美战争是荒唐的。他痛骂那些给外国人不良待遇的人。谈得很有风趣，妙语连珠，而且十分愿意议论他本国的缺点，尽管还不是所有的缺点！我们原以为这晚将遇到一个索然无味、面目可憎的场面，事实却恰恰相反。

日本自欺欺人的例子

1941年3月26日

理智的日本人在多大程度上会犯违背理智的毛病，或者说往往根据被灌输的宣传而做出自以为老实的结论，始终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有鉴于当局不许他们知道事实，也许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们是无辜的，但像早稻田大学校长那样有才有学、长期标榜自由主义的人居然也写出下面这种文章来，这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

正如不久前近卫声明着重指出的那样，现在日本作战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一点点领土……与之相反，而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并在尊重它的主权的同时，建立东亚新秩序。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日本才不得不下决心进行这场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具有如此崇高理想的战争，在世界上恐怕都没有先例吧？故称为“圣战”，真是恰如其分……今天世界上那些最坚决主张维持“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原则的国家，正是最不愿意实行这些主张的国家。大家若都如此言行不一，如何能实现国际正义？

尽管如此，他们当中有些人也还是有幽默感的，《日本时报和广告报》最近登了这么一条新闻：

英国占领丹属冰岛是非法的，所以德国政府谴责这种行为，并已将该地区纳入潜艇封锁的范围。这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教训：非经正当的法律手续，不得擅取别国的领土。

德国人的脸皮实在太厚了，所以总是看不出这条报道背后的讽刺意味。有位日本人曾经这样批评德国人：“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仆从吗？”前几天他对我说，德国人那么强横，他认为这是出于一种很深的自卑感。一个日本人能讲出这些话，也算难能可贵。

有一次上述的那家报纸又把希特勒演说中的一个词“Herrenvolk”（即统治民族）印成“the hairy horde”（意为“长毛的原始部落”，指巨猿）。我可不相信这只是因为印刷厂的学徒搞错了。

向威尔基致敬

1941年3月30日

美国国内正就两个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一是关于《租借法案》 [19] ；二是考虑到我国有卷入战争的危险，我们给英国的援助应该只达到什么程度。我担心，在争论中，感情太强烈，有时就会妨碍客观地思考问题。例如，国内有个明智的朋友写道：

无论男女，如果一个人真诚热情地相信有种行动方针真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却又因为顾虑到个人而保持沉默，那就是不正派的，不管他有什么理由。

可是这同一个人在另一处又写道：

他（威尔基）似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已经成了一个只想在报上被曝光的人，一个政治投机家。正如某某人说的，“他不懂党派斗争的策略，甘让自己被政府利用”。

着重号是我加的。什么策略？当这个世界战火纷飞、美国又徘徊歧路之时，还要在党派政治上钩心斗角吗？威尔基在理智上和其他方面倒可能恰好是一个正派的人，而“无论男女，如果一个人真诚热情地相信有种行动方针真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却又……保持沉默”，那才是“不正派的”，这样说难道不合理吗？

不错，我国是实行两党制。少数派构成一个健全的反对派，正是这种制度的重要部分。然而，难道这就意味着在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反对派的任何成员，特别是有名望的成员，对政府的任何政策——即使是那个成员衷心认为正确的政策——都不应当支持吗？

我之所以提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上引两段话自相矛盾，其中对威尔基的基本看法是，“他不懂党派斗争的策略”。想必是我自己的资质愚钝，要不就是我对一个人及其动机的评价有错误。自去年春天，我首次读到威尔基的一些演说词后（我的意见已记在当时的日记中），就已相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无论在良心上还是政治上都是诚实的。我也深信，他现在已经远远背离了他在竞选演说中讲过的一些话，但我所谓良心上正直的人，并不是指那类在情况业已变化、视野已更开阔、思想已更成熟之后仍不敢修改自己以前发表过的意见的人。

就威尔基而论，关键就在于他在良心上到底是否正直。如果他仅仅是在沽名钓誉，只是“一个只想在报上被曝光的人，一个政治投机家”，那么我对他的品质的评价就全错了，那我也就退出讨论。但是，如果他真如我坚信的那样在良心上是诚实的，而面对他也认为真的最有利于国家的行动方针时却保持沉默或加以反对，那岂不是又沦为一个不正派的人了吗？像他那样大力支持他自己视为正确的方针，难道不应该吗？我自己的看法是，威尔基会逐渐脱颖而出，将来他定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日本的“南进”暂告停顿

1941年4月10日

这个3月，远东局势的发展陷入停滞。日本对泰国与印度支那争端的“调停”已有结果，实际上，不过是日本人向法国人提出最后通牒而后者完全接受而已。法国人知道，印度支那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的入侵。如果硬来，则很可能丢掉整个印度支那，因此他们认为放弃一部分总比全丢光好一些。顺便一提，我们还听说泰国首席代表事后评道，这次按日本之命制订的解决办法“完全缺乏常识”。看来此事的最后结果是，日本掐住了印度支那，并且至少部分地控制住了泰国。将来日本人若认为时机成熟，准备进攻马来亚、缅甸或新加坡，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地方。不过，欧洲的事态仍在发展中，另外日本人至少还得瞧一瞧美国的动向，因此日本的“南进”暂告停顿。

在此期间，松冈已赴欧洲进行他那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众所周知，他曾经说，里宾特洛甫一向被认为是欧洲最有名的说谎者，他倒想去看看真相是否如此。至于他在莫斯科的情况，我们从最可靠方面获悉，在他和斯大林一小时的会晤中，他用了整整五十八分钟宣讲日本的意识形态，结语更是妙不可言：日本人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非共产主义者，但共产主义和日本的家庭生活颇有相似之处。据说斯大林随即答道，尽管俄国和日本意识形态不同，但他看不出两国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朋友，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很想知道，松冈与希特勒会谈时，是否也同样有本事能够垄断发言。论饶舌，只有超人能赛得过松冈，但说不定希特勒是个超人。据传松冈曾对德国报界说（大意）：世间种种祸乱都是英美的阴谋诡计造成的。这类话我想他一定讲过。对于德国人，我是了解一点的，他们一定会过高估计自己的本领而对他尽施威胁利诱之术，这种惯用的伎俩只会削弱而不会加强轴心国之间的纽带。等着瞧吧，不管怎样，松冈先生单挑这个时候来访问，真是再糟糕不过了。他一到柏林，就碰上德国将南斯拉夫拉入轴心国集团的计划从初步成功沦为彻底失败，他抵达罗马的当天（或前后），就传来意大利在马塔潘海战中惨败的消息。松冈走到哪里，哪里就要倒霉。这本事大概连黑猫也比不过。

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在不断恶化，对近卫及其内阁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这种不满导致4月初的内阁改组，小仓、丰田海军大将和铃木将军被延揽入阁。小仓是住友财阀的首脑，碰巧又是关西美日协会（大阪）的会长。丰田贞次郎稳健明理。这两位我都认识，小仓跟我很熟，丰田也相当熟。这次变动无疑是平沼导演的，我们相信定是他在幕后操纵，希望给近卫公爵虚弱的内阁增添一些力量。改组的结果也许会是正面的，可以指望他们能对狂热的极端分子施加抑制性的影响力。事实上，也开始看到了一些征兆，至少亲轴心的情绪已有略微冷却的迹象。

但归根结底，正如我常说的那样，今后形势究竟会如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欧洲事态发展，特别是不列颠战役的结果。

尽管勉为其难，也很扫兴，我还是放弃了今春请求休假的一切打算。举世烦扰，不是休假的时候，何况未来几个月既然很可能是欧洲的关键时刻，远东也同样可能出现危局。我原拟于6月返美接受一个名誉学位，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在这期间看来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别人也能胜任代理主持使馆工作。要这样劝服我自己很容易，但也可能会发生某种需要大使发挥其影响力的大事。我心里很难受，因为夜深时我曾经大胆地想过，说不定哪一天会得到这样的荣誉，现在请帖果然来了，而我却不能去接受。看来那颗守旧的新英格兰的良心又赢了。

盛传日本将进攻新加坡

1941年4月15日

在我去川奈期间，东京盛传不待松冈归国，日本在几天内就要进攻新加坡。谣言层出不穷，甚至有些新闻记者已拍电报回国，外交官也全都为之震动。于是，我们大使馆遂不得不将此说电告华盛顿。自12日至15日谣言传了三天左右，15日，杜曼午餐时遇见大桥，大桥却“矢口”否认。根据大桥的指点，我们请美联社的希尔去问石井康。石井说：“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日本绝无派陆军或海军进攻或前往新加坡之意。”他还说，正如近卫公爵最近声明中说的那样，日本对南洋所抱的目的完全是和平性质的，只限于经济方面。他称这次谣言为“战争贩子的作品”。石原将军曾因撰文主张进攻新加坡而奉令退役，至少他那里是谣言的出处之一。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41年4月17日

关于和苏俄签订的这个条约，日本报刊的总体倾向是给予谨慎的肯定，但无多大热情，而且指出，这不过是日苏关系走向稳定的第一步。有迹象表明，日本对这个北方邻邦还是没有完全信任，以至于还不能放心“南进”。

总的来说，反对用武力推行“南进”政策的势力似乎还是相当可观。政府亦仍在留心观察欧洲局势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但又必须承认，前两周东地中海军事形势堪忧，已在日本引起了显著的反响，舆情正趋于对亲轴心分子有利。

昨天日本政府就如何评论日苏条约的问题，向日本报界秘密发出了以下指示：

（1）报刊报道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日本对订成这个条约的反应并不热烈；

（2）不要提及日本国内某些反苏分子的反对意见；

（3）不要说苏俄订这个条约是因为它有什么软弱之处；

（4）不要触及日苏两国相互提出的附有条件的具体规定。

这些指示当然十分重要：它们本身就说明问题了。

我由可靠方面获悉并已据此电告国务院：德国在日本的第五纵队势力不断增加，确实使人觉得不安。据说盖世太保日益猖獗的活动已惹人注意，这些家伙正在把他们认为抱有反轴心情绪的日本人的名单报告给日本警察当局。

苏日条约的背景

1941年4月22日

我在3月的日记中已经写过，松冈在赴柏林途中曾与斯大林进行双方之间的首次会淡，在六十分钟的会晤中，有五十八分钟是他向斯大林大谈日本的意识形态，结尾时还强调共产主义和日本家庭生活颇有相似之处。后来松冈从柏林回国时，又对斯坦哈特 [20] 说，他本以为与斯大林订约的希望甚微。因为俄国人要求，要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就得做出一些让步，而他松冈是不肯让步的，日本公众也不会容忍让步。可是后来到最后一分钟，听说斯大林突然提出可以订一个中立条约，于是几分钟内便同意签订了这个条约，日本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如果没有秘密让步的话）。对此事最感到意外的显然是松冈。

这个中立条约是否附有秘密的承诺或协议，目前尚且缺乏这方面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分析了条约可能产生的结果，得到了如下结论。

（1）日本至少在表面上无须为订约付出代价，因此促成此条约便意味着松冈取得了一项巨大的个人成就。

（2）条约并未规定缔约国各应实行什么政策、承担什么义务。由此可见，缔约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利用条约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双方都认为可以借此影响对方和第三者（在苏联看来，可以影响德国；在日本看来，则可以影响美、英）。

（3）不管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有什么保留，不管条文措辞如何巧妙，条约的倾向恐怕还是要结束中日战争，而非相反。

（4）就日本同苏俄的关系而言，特别是考虑到日本人有注重形式的心理，条约也有抵消轴心国三国同盟的片面性的意图。

（5）条约可能会助长主张推行“南进”政策的日本极端分子的气焰，因为条约保证，假使日本与第三国（即美国）开战，苏联将保持中立。

斯坦哈特曾宴请松冈，松冈在同他的谈话中透露了下述各点，我得知后便毫不犹豫地把这几点记下来了。因为松冈回来后若有时间，他还是会把他和斯坦哈特谈过的一切告诉我。

（1）无论在柏林还是罗马，松冈都没有做过任何承诺。

（2）日本加入三国同盟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这是松冈的口头禅，在公私场合，他都经常这样叨念。

（3）只有当美国向德国宣战时，日本才必须同美国作战。除此以外，凡事日本都要先和德国协商。

（4）松冈不相信德国会对美国宣战，但若有万一，他希望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采取任何行动前，都要先给日本一点时间，让它表明立场。

（5）日本将严格履行它对轴心国承担的义务。

（6）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对松冈说过他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7）他们还暗示，日本应停止反美的宣传鼓动。

（8）他们三个人都表示希望和平，但在英国投降以前，他们看不出有任何和平的可能。

（9）希特勒这个人给松冈留下很好的印象，松冈称其为天才。在他们的各次会谈中，希特勒都很讲道理，冷静沉着，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一般人所形容的那种暴躁的性格。

（10）里宾特洛甫赞扬英国正在进行的战斗，并且认识到，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它现在的力量比战争开始时更强。他还表示意见说，大英帝国恐怕是难以摧毁的。

（11）希特勒在万不得已时才会入侵英国本土，他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飞机和潜艇上。

（12）松冈不相信英国能够离间德意两国，意大利几乎完全被德国控制住了，何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有彼此钦佩的个人关系。但德国人被告知，“无论在态度还是言谈上都不要轻视”意大利人。墨索里尼并未因最近的挫败而泄气，自信不久后就能“卷土重来”。

（13）由于苏联开价过高，松冈同莫洛托夫（Molotov）会谈时几乎毫无进展。

（14）日本可以和莫斯科达成协议，也可以和苏联翻脸：它有选择的余地。

（15）松冈迫切希望尽早结束对华战争，并认为如果美国总统能告诫蒋介石，若后者不肯接受公平合理的议和条件，美国便停止援助，那么战争就可望结束。可日本人还是不会让第三者来调停，和平仍只能通过两国直接谈判来实现。

（16）除非苏联大量削减它对德国的物资供应，否则德国人是不会侵犯苏联的，虽然他们已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他认为，德国人放出可能要打苏联的风声，目的不过是要吓唬苏联人，使其继续供应物资。

（17）松冈希望总统和赫尔先生能信任他。

后来斯坦哈特为谨慎起见，将上述各点的记录念给松冈听。松冈证实，所记准确无误，他正是这样讲的。

德国会进攻俄国吗？

1941年4月22日

德国是否很快就要进攻苏俄以夺取乌克兰的粮食和高加索的石油，一时还无法断定。我认为终究这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德国人会时常散布即将进攻的谣言，目的是恫吓俄国人，使其增加货物供应量，乃至迫使苏联加入轴心国集团。德国人总以为入侵苏俄是轻而易举的，跟一次小规模的交锋差不多。这种看法也许对；但俄国人又是很难揣度的。诺门坎之役，他们确实教训过日本人，但那也许并不是一次大的考验。

松冈向黑龙会报告

1941年4月25日

听说松冈刚从莫斯科回来，反法西斯、反共的黑龙会便立即派代表去见他，要弄清他同俄国人签订的协议究竟有多大的适用范围。据给我们提供可靠情报的人说，松冈十分明确地保证，条约中绝无秘密条款，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政府都没有做过任何性质的口头承诺。两国也没有讨论过削减各自在西伯利亚和满洲的兵力。

松冈说，日本是在研究了全部事实、客观而周密地估量了时局中的一切要素之后才做此决定的。这个政策背后有着远大的抱负，即最终要在地球上造成“八纮一宇”一词所设想的那种局面，但它的目的还在于实现日本赋予这个词的概念，那就是“天下太平”。在这种太平盛世，任何民族都不再遭受征服、压迫和剥削。松冈说，这个政策一经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但又得十分慎重，留心时局变化中的每个细节。（时局变化！这是一个借口，日本总是给自己留下这类借口。它将恪守它所承担的一切义务，除非时局变化。只要它认为时局变化了，义务就成了废纸，“恪守”也就到此为止了。）

松冈的手腕耍过了头

1941年5月2日

松冈出访柏林、罗马和莫斯科归来后，红极一时。他和苏俄签订中立条约的成就，加上最近德国在巴尔干和利比亚的军事胜利，暂时巩固了他在民众中的声望。一般认为，他的野心是要当首相（倘若他真当了首相，那就请上帝保佑日本吧），他将利用他在外交上的成就来增加他个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从最可靠方面获悉，他正在干一件逆风行舟的事。据了解，他一回来就在欢迎他的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明嘲暗讽地攻击他的内阁同僚。他转弯抹角地指责他们蓄意破坏物资分配制度，他还提到日本中古史上一个图谋篡位而被后世唾骂的人物足利尊氏，暗喻有人在暗地里在拆大政翼赞会的台，这也应属于叛国行为。

此外，据说还有这么一件事：他回国后向近卫公爵汇报，内容包括他曾自作主张在订约过程中未经内阁授权便向苏联许下某种诺言。听到这话时，首相和阁员都非常愤怒。到底是什么诺言，无法确认，因为按新颁布的《国家机密法》，凡向我们泄密者都要吃官司，但也并非无法猜测：所做诺言大概和西伯利亚边境驻军的人数有关。

看来短期内松冈还不会被撤换，因为公众对他的评价太高了，但政府中人不喜欢他，特别是因为他总想不惜与美国一战，所以还把他看作危险人物。我们知道，近卫公爵和内阁都不会让他去访问美国，尽管他有此愿望。

谒见皇太后

1941年5月10日

自从九年前我们到日本以来，还没有和皇太后接触过，所以艾丽斯主动提出要拜见她，先后经过松平夫人和式部官长松平子爵的安排，觐见定于9日举行。这次觐见是以祝贺太后之子即天皇幼弟三笠宫订婚，以及其孙女即天皇长女与年轻的东久迩宫亲王订婚为名，艾丽斯也只是以外交团团长夫人的身份被接见。因为若是作为大使夫人去拜见，就等于开了一个先例，类似的请求就会接踵而来：无论如何，此次安排也已经算是破格了。但对艾丽斯来说，她本人的确向来钦仰太后，确实希望能见她一面。

结果不错，接待非常热情，气氛极为融洽。她们坐下来畅谈了半个钟头，由艾丽斯的朋友——女官山中夫人当翻译，她还见到了老迈的西村，他自夫人去世后衰老得更厉害了。艾丽斯说，关于西村夫人的情况，太后了解得比任何人（除我以外）都多。太后感谢艾丽斯经常送时装书刊（《时装》杂志等）和爵士音乐唱片给秩父宫妃，艾丽斯答道这些礼物不成敬意，太后便说，不要小看这些唱片，秩父宫在叶山养病时就听过这些唱片，他喜欢极了。

太后又说到前晚秩父宫妃和她进膳时还聊起这些唱片，谈起秩父宫妃的兄弟去世时艾丽斯送的花。太后还知道艾丽斯很关心聋哑学校，并感谢她在这方面做的贡献。太后对艾丽斯的事情知道得这么多，令人感到惊奇，而那样的致谢又使她有点窘迫。于是，她便讲了一些奇闻逸事来制造话题，逗得太后爽朗地笑起来，至少可以舒缓一下宫中那种礼仪森严的气氛。太后还详细问了我们儿孙的情况。

艾丽斯去时带了一些鲜橙、柠檬和葡萄，这是沃尔特·迪林厄姆（Walter Dillingham）从加州送来给我们的，后来听说太后又转送了一些给天皇和皇后。太后赠给艾丽斯一束采自御花园的漂亮兰花。后来山中夫人对萩原夫人说，这次谒见“极为成功”，太后非常高兴，她亲手向外国大使夫人送花还是史上头一遭。太后说，她希望不久后会有那么一天，能把所有各国使节夫人都邀请到宫里来赏花。艾丽斯道别时，太后拉着她的手依依不舍，送她到门外，行屈膝礼告别。

我之所以把这次聚会写得如此详细，是因为我觉得此事表明皇室非常希望与美国亲善，也将助力于促成亲善，因为这些情节肯定会从天皇一直传到臣民。虽然我们自己会极其当心，不会跟任何人说起这些。

日本外交政策出现明显的分歧

1941年5月15日

致华盛顿一封长电，述评日本驻南京大使本多和外务大臣松冈在中国问题上有明显的意见分歧。本多主张加强汪精卫政权，集合全力于南京政府控制的地区，并试图创造出一种可以向日本国民以为中国事变已告“解决”的局面。报刊却奉命要大肆渲染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此后数周里，日本报纸上便充斥着日军大胜和连续歼灭中国军队的报道，这些报道与来自对方的报道截然相反。我对国务院说，本多的意见事关日本对华政策的新动向，按理应当由首相或外相来发表意见，可是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因此，外国的外交界人士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迹象，表明实际上日本政府内部意见并不统一。

1941年5月16日

因松冈对法国大使阿尔塞纳-亨利讲了一些话，大使本人又向我转述，前述政府内部分歧的情况就更清楚了。松冈似乎认为，诱使汪精卫逃离重庆，他自己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他感到应当尽全力支持前者。可从汪精卫对日本的态度来看，他觉得汪精卫已没有再求他支持的资格。据他看，无论如何解决，现在能够和日本合作找到解决办法的只有蒋介石。目前还没有委托任何第三国的人或中国人去找蒋介石联系，但是松冈已准备在适当时刻找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人去向蒋提出某种符合日本要求的建议。

非正统外交的一章：对松冈的观感

1941年5月27日

关于1940年9月27日的三国盟约，以及德美爆发战争时这个条约与日美和战问题的关系，作为非正统的外交的一章，外务大臣松冈先生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饶有趣味的。

引发我与松冈先生口头和书面交换意见的那些情形可以证明这一点。外相出访欧洲约六周后回到东京，我立即函请在外相得便时与他会面。他让我（别国大使也一样）等了约三周之久，最后才在外务省正式接见我。在谈话中外相表示意见称，美国既然对德国抱挑衅态度，就该公开对德宣战，这样才算“好汉、体面、合乎情理”。他还说，希特勒一直非常耐心、宽宏大量，没有对美国宣战，但不能指望希特勒会无限期地保持忍耐和克制。我对他的话提出抗议，他便收回原意，辩称不是暗指美国干了不算好汉、不够体面、不合情理之事。后来他又写信对我说，只因他的英语知识不足，所以错用了“decent”（体面的）这个词，他的本意是要说“discreet”（谨慎的）。

外相接着极为清晰地表述了他对三国盟约的解释，大意是如果美国为它开往英国的船只护航，如果德国击沉这些船只，如果美国因此便同德国开战，那么他就要根据盟约第三条的含义把美国看作“侵略国”。他相信，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美战争。他又说，这仅仅是他自己的意见，真到那时不但要和他的阁僚，而且要和日本的盟国商议。而与盟国商议时，三票中日本又只有一票。［关于这一点，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据希腊公使波利蒂斯（Politis）先生说，今春德国攻打希腊时，松冈先生曾告诉他，日本在三国盟约中应尽什么义务由其自己决定，而其决定将以常识为指导；并且松冈先生认为，日本将做出什么决定是显而易见的。那时从没有提到过什么三票中日本只有一票。］

盟约第三条规定，只有当盟国之一被他国进攻时盟国之间才需要互相援助。我对于外相对日本在此条下承担的义务做如此解释表示惊讶。日本竟可以这样放弃它将来的行动自由，可以把它未来的命运交给三票中它只享有一票的情形去决定，让我尤为骇异。我阐述了美国对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的态度和美国要在公海上自由航行并将为自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决心。

5月15日，我回复松冈先生5月14日的第一封来信，一面感谢他，一面对他讲，那天会谈中他有些话“含义重大、影响深远”，令人遗憾。17日，松冈先生给我来了一封长信，标明“纯系私函”，强调这么一个事实：尽管他知道如何当一名外相才是“正确”的，但那并不利于增进我们之间的理解。他常常忘记他是外相，而时常又不得不意识到自己身处这个职位。对于许多外交家常抱的所谓“正确态度”，他实在是感到厌恶，这种态度“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成就”。他承认他自己总爱用一两千年甚至三千年前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如果我认为这是他癫狂的表现，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他说，至于5月14日会谈中他的那些措辞，他作为外相本来不该讲。在我们的正式交往中没有讲这些话的余地。他是把我当成一名世界公民才向我吐露真言的，他不仅将我看作一名大使，还将我看作他可以暴露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意图的对象。不过，他仍然写到尽管美国那样挑衅，德国还是忍耐，写到如果美国因进攻或被攻击（被攻击这一点他认为“倒不足为虑”）而卷入欧战，可怕的世界末日就会降临到文明世界的头上。另外他还说，他不知道我信中所谓“含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什么意思。他想不起他有哪句话可以导致我做如此解释，所以他相信其中必有误会。他建议一两天内再会谈一次。

5月19日，外相在他的私邸接见我。喝过茶后，便在花园里散步，两人都抽着烟斗，无拘无束，随意闲聊。他突然谈到赫尔先生曾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将军，告之14日我们会谈时松冈先土曾企图“恐吓”我。他对此表示惊讶。外相否认他有恐吓我的意图，更没有恐吓过我。对我将上次会谈呈报我国政府，他也感到诧异，他之所以会同我进行那次讲话，是因为把我看作格鲁先生而不是美国大使。我告诉外相，我在报告中说到他讲话的语气和内容时用过“好战的”这个词，接着我便把他那些被我形容为“含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话背给他听。外相没有对我的报告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只笑笑说，他的言辞或许可以说是好战的，但他的内心和思想是爱好和平的。

我对外相讲明一个事实：我在日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准确弄清日本政府的政策并向我国政府汇报，一如野村将军对待美国政府政策的态度一样，他在华盛顿也正是如此做的。松冈作为外务大臣，就是我能够了解日本政策的唯一的官方渠道。因此，纵使他是跟作为格鲁先生而不是作为美国大使的我讨论政策，我也还是有责任把他的观点告知我国政府，因为他是在代表日本政府讲话。在是否报告这一点上，外相不同意我的说明，但他还是承认了5月14日他向我发表过的意见。

在这次两小时的谈话中，我谈到美国不可剥夺的自卫权，谈到国际法在公海航行自由方面的应用，并表示意见说，如果日本真想同美国和平相处，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把美国的自卫措施理解为侵略行为。我还向外相读了赫尔先生4月24日在美国国际法协会上演说的全文。松冈先生认真听了，对每个要点都点头表示理解；他认为这篇演说把美国观点陈述得很清楚，堪称一篇很好的演说，但又说除美国观点而外还有别的观点，他觉得我们美国人总是不能设身处地替其他当事者想一想。我答道，我们只能依据事实和行动，这些事实和行动已经把其他当事者的立场和态度表现得非常清楚了。

以上仅仅是草草记下与松冈先生两次会谈和书信往来中出现的某些要点。他和我谈话、写信，是把我看作朋友而非大使，我本来不想加以利用，但我还是坚信，外相长时间出访归来在外务省第一次和我会晤后所交换的这一切意见，不管方式多么特殊，仍只能当作官方意见看。至于松冈先生表示的意见是否代表日本政府全体的观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我们打交道的一般情况而言，不妨这样说：我和松冈先生的私人关系还是很好的；我把他当作自己在日本的私人朋友之一，在交往中我喜欢他的直率，至少从表面看上去他还算直率。讨论问题时，他的有些话用词过于强硬，有些话甚至逼得我非提出强烈的正式抗议不可，但即便是在这种时候，我也尽量在言辞中少带情绪；作为外相和大使之间交换意见，有时还可以无所顾忌地互相攻其不备，迫使对方吐露实情。有些言辞虽可以解释为意在侮辱对方的国家，例如他竟说美国应该怎么做才算“好汉、体面、合乎情理”，但那是冲口而出、有口无心的，而且一经责难他便愿意收回，并没有背着人而耿耿于怀。

若问松冈先生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否诚实，我不想表示怀疑。在东京，政治把戏层出不穷，有时人家就引他的话，证明他在这个场合讲的是一套，在那个场合又完全是另外一套。他讲话的确太随便，滔滔不绝，若时间许可，能讲上几个钟头。在此情况下，要他说话一点也不自相矛盾，那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他跟我谈话时，我倒觉得他是在遵循着一个经过缜密考虑过的方针，即尽量把美国和德国开战的后果描绘得非常可怕。这很可能是出于一种错误的估计，以为用这种手法就可以对美国政策施加抑制性的影响。

松冈先生就职后不久就暗示过，他的政纲是恐吓美国，迫使它对远东和欧洲都采取完全不介入的态度。他自认为这是能办得到的，也应该这样去做。订立三国同盟，就是为了贯彻这个政纲。殊不知弄巧成拙，这一招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刺激了美国舆论，成了促使美国舆论脱离孤立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计划是惨败了，但看样子松冈先生恐怕还是不会改弦易辙，而宁愿在一条充满极大危险的路上走下去。因为另外制定方针，就无异于自认完全看错了美国人的性格和气质，就必然导致他的外相位子坐不稳。

德国催逼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

1941年6月10日

有位对我们友好的国会议员因有亲美的名声，不敢来大使馆。今天他通知我，松冈正受到德国大使馆和日本某些极端分子两方面的强大压力，要他对荷属东印度采取有力行动；因为荷属东印度当局已答复日本的要求，送来的照会严正有理，婉言拒绝将全部财物奉送给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据说，德国人催逼日本动手，而以美国不可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作战为理由。日本的极端派则是想在德国胜利结束战争之前拿下荷属东印度，因为他们害怕德国也在打荷属东印度的主意。

那位报信者还告诉我，纳粹分子已钻进日本的文化团体及其他各种团体，其渗透程度比一般人知道的要深得多，他们正在煽动群众，挑起后者对荷属东印度的恶感，想借此迫使松冈行动。政府中也有人相信，美国舰队大部分已从太平洋调赴大西洋，这种认知对情势当然也有明显的影响。

关于上述情报，我向国务院评论道：日本袭击荷属东印度会冒多大风险，目前我还没有把握来做判断。从技术上来看，只要对华战争还在打下去，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恐怕就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事情又有另外一面，我们必须记住，松冈先生已是轴心国的掌中物，面对来自德国的压力，他往往俯首顺从。在日本国内，他还拥有一大批有势力的追随者。他的言行无不包含着对美国的蔑视，他总是以为，美国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无可奈何，不会有什么强硬措施。日本极端派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若低估实际上就是短视。

苏德开战前夕的日本国内情势

1941年6月19日

东京一直有传言称，内阁内部在大政方针上意见不一，尽管日本宣称忠于三国条约，但对极权主义，特别是纳粹型的极权主义，仍有人持强烈的抵制态度，这种态度越发明显。现在东京之所以笼罩着一种“停滞不前”的气氛，上述情况也许就是原因之一。此外，美国政策的趋向还摸不准，德国有进攻苏俄的可能，以及国际上其他方面的事态发展，或许也与造成这种气氛有关。

日本国内这种意见分歧的有些迹象也许还会使人感到有趣。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反映就是日本给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答复极为温和。

根据从大政翼赞会协力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消息，代表们在讨论中并没有把松冈先生5月28日在日比谷的演说内容列入议题。在那次演说中，外相曾拼命为纳粹德国的极权制度辩护。他论说日本的经济结构远不如德国，又骂日本政府领导人和日本实业家缺乏责任感，全是无能之辈。很可能就是出于上述原因，加上那种十足希特勒式的腔调，虽然松冈先生本人提供了演说全文，印了二十万份小册子，内务省却禁止发行。

听说近几个月来，司法大臣柳川将军已下令逮捕了四百四十名基层官员，理由是这些人的极权主义言论触犯了《思想取缔方策具体法案》。该法规定，主张推翻资本主义者，均应受罚。现在我们又知道，6月11日农林大臣石黑先生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农林省的农政局局长盗用公款用于极权主义宣传，最近被关押。

6月17日，报上宣布，内阁将新设一个“思想对策协议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压制官员中的危险思想。

对日本政策的不满，对纳粹和法西斯思想倾向的反抗，在大政翼赞会协力委员会代表们的发言中同样有所流露，这值得注意。会上好几个发言者都承认，日本国内亲美亲英者大有人在，另外至少有一个发言者还力主日本不要模仿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制度。

国内意见不一致，既强烈表现在上述迹象中，也表现在报纸社论谨慎的评语中。这些现象都说明，日本的外交政策尚未最后确定，突然改变方向也并非全无可能。

德国进攻俄国：初步印象

1941年6月22日

今天传来德苏开战的消息。此事早在意料之中，但这样突如其来，仍令人惊异。我原以为德苏战争还要再迟一点才会爆发。自欧战爆发以来，我只敢做两个有把握的预言：一是英国不会战败，二是德国和苏俄早晚会打起来。一个预言已经成为事实；另一个到一定时候也将证实。

这个消息似乎证明了两点：第一，德国人已经放弃了今夏入侵英国的打算；第二，德国人越发迫切追求补给品，尤其是石油。我不知道苏军的潜在战斗力如何，我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能有准确认知。

俄德开战后日本陷入窘境

1941年6月23日

德苏战争使日本左右为难。它对轴心国做过保证，对苏俄也保证过要保持中立，现在到底该执行哪种政策呢？有个日本高级人士说，在他看来，日本将先抱骑墙态度，到交战双方胜负判明时才会进去捡便宜。不管此说是否正确，反正内阁几乎是在连续不断地开会，陆海军将领也在开会，另外还有御前会议，日本人忙得不亦乐乎（此后还忙了许多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切会产生什么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是日本采取新的方针、与美国和解的时候了。如果日本能采取一些建设性的政治措施，和解是大有可能的。这个时刻正是改变方向的可能性甚大之际。

荒木将军那帮人向来认为，若不夺取海参崴和沿海州，日本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目前这种局势一定会使他们陷入焦躁状态。我对这个消息是有理由相信的：有个做过首相的日本政界高级人士正打算责备松冈，说他的政策已将日本拖入以下境地：

（1）关于德国，由于与轴心国缔下盟约，日本被绑住了手脚；

（2）关于苏俄，中立条约也把日本束缚住了；

（3）关于和中国的冲突，解决遥遥无期；

（4）与荷属东印度的谈判并未得到公众因听信官方宣传而日久期盼的那种结果；

（5）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在不断急剧恶化。

我们别忘了一点，德国缔结防共协定之后，又和苏俄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曾经出卖日本。那时的平沼-有田内阁曾因此引咎辞职。现在正有人这样看：近卫-松冈内阁现在也应当效法那时的内阁总辞，至少松冈本人应该下台。

日本采取观望政策

1941年6月26日

我们获悉，6月24日苏联大使确实问过外务省，日本对苏德之战报以何种态度，所得的答复是日本的方针尚未确定。松冈说，哪一方应负开战的责任，这对日本的决策将有很大影响；又表示，日本的根本政策是以轴心国为基础，因此日本尚需判明，苏日关系现在是否仍能与日本的根本政策相协调。

显而易见，当初日本加入轴心国集团，是假定德国和苏俄的亲密关系将继续下去。苏德战争一爆发，也就把这种亲轴心的根本政策毁掉了。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这样讲。我们则静观其变。

日本否认有反苏企图

1941年7月5日

今天收到国务卿特奉总统之命寄来的、要转交给近卫首相的信件。信中表示：近来听闻日本有意进攻苏俄，美国但愿此说不实；美国政府希望能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更加可靠和稳固，深知日本也同有此心。如果日本有攻苏之意，那么这些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了。总统说，若能从近卫公爵那里得到维护和平的保证，他将深感欣慰。

我立即写信，由可靠的人送交首相私邸，问他我可否向他当面递交来自总统的信件，并请他指定会晤地点，只要能避免引人注意就行。不久，他的私人秘书牛场来了，称首相很乐意见我，但又恐我去他的私邸仍将被人注意，遂拟寻个高尔夫球场，在那里相会。可是不巧碰到星期日，所有高尔夫球场里都挤满了人，第二天也是假日。因此近卫公爵认为星期二或星期三以前实难会晤。我说，这事很紧急，不能耽搁，但为免使首相为难，我想就由牛场本人把总统的信带去。于是，我便把信交给了他，并对他说，我将整天待在大使馆，等候回音。晚上，回话来了：先为传信表达谢意，然后就说等外相自御殿场返京后，近卫公爵的回信就立即尽快由外相交给我。

这种做法有点欠妥，牛场先生在传达回话时为此表示抱歉。然而，他又说，在外交事务上，首相同外国大使直接打交道，在日本是没有先例的。我便委婉而明确地提出意见，请牛场先生替我转告近卫公爵：如果以为我是故意撇开外相，那就错了。我的办事程序与野村大使在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直接商谈并无二致，总统甚至对野村大使说过，随便什么时候他都乐意会见后者。我毫不含糊地对牛场先生讲明，如果近卫公爵认为不能直接答复总统的来信，我深感遗憾。

我告诉国务院，我绝没有把近卫公爵的态度看作故意拒绝答复。这不过是日本的先例和传统发挥作用的案例而已。想当初比尔·卡斯尔来日本时，身负特殊使命，以订成海军条约为目的。尽管兹事体大，他也只是同外务大臣交涉，并没有谋求直接接触当时的首相。

为了讲完这件事，这里还得记下：7月8日，松冈约见了我，把首相的复信交给我，请我转交总统，信中大意是：迄今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考虑对苏俄作战的可能性。他还给了一份他在7月2日向苏联大使发表的声明，意思也差不多，只是加了这么一点：日本将来的政策主要取决于今后的事态发展。我问松冈，他认为所谓今后的事态发展会有哪些。他答道，可能连带发生的事非常多，例如苏俄会不会与英国结盟，美国会不会设法经由海参崴向苏俄运送军用物资，用以对付日本的盟友德国。松冈说，日本国内的实权人物正在对他施加巨大压力，逼着要同苏俄开战，如果真发生上述他所想到的那些情况，极端分子的政治资本就会大大增加，他苦心为维持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就会遇到比现在更大的困难。松冈还说，他曾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都呼吁过，他现在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希望不要增加他的困难。

经过这次和松冈的谈话，我告诉国务院，我觉得很难相信此刻日本已经决定要和苏俄打仗。

顺便一说，在交给我的回信中，外相已按捺不住，竟问总统和美国政府是否真有介入欧战的打算。7月11日，我接到国务院的回信，除别的话而外，还叫我告诉外相，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将纯属防御性质。至于是否有参战的打算，希特勒先生最能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只需要他能把今后打算采取的侵略步骤透露出来就行了。

然而，这个故事还没讲完。因为7月17日大桥又把我请到外务省去，交给我一份外相的口头声明。其中提到，日本政府不想就我方回信中所提论点进行讨论，但美国政府或者任何别国政府若暗示可以滥用所谓自卫权，日本政府便不能置之不理，它既不能赞成美国回信中暗含的对德国的指控，也不能同意美国政府的下述看法：任何国家只是向美国暗示它应停止其自卫政策，就意味着把自己归入企图征服全世界的侵略国一边。

当时称病卧床的松冈在前一天晚上已经辞职了，他的后任很快就接替了他。这样看来，上述声明也很可能就是他在外相生涯结束时发出的最后声音，其语调很尖刻，跟一年来我们大部分交往中他那种敌视美国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在政治上死了，作风至死不变，他的最后言辞结束了这个时代极为有趣的外交中一个有趣的时期。

罗斯福总统要求近卫首相否认日苏即将开战的传说

国务卿特奉总统之命给日本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公爵阁下的信，1941年7月4日

美国政府从各方面的报道得知，日本政府可能有与苏联开战之意。

正如日本政府所深知，维持和保障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一向是美国政府诚挚的愿望，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的，美国政府曾尽了最大的努力。

从近几个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大将在会谈中向国务卿赫尔先生所做的陈述，以及日本可靠官员的言论中，美国政府看到希望，相信维持和保障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也是日本政府的愿望。现在美国政府得到的报道与这些陈述和言论却完全相反，以至于美国政府觉得这些报道难以令人相信。

美国政府一向希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不仅不会被进一步破坏，而且会有更加巩固和得到保障的可能。据了解日本政府也同有此心，但是如果日本走上军事侵略和征服的道路，那么这种行动就必然会使美国政府所抱希望化为泡影。

但愿所传日本决定与苏联开战之说并无事实根据，日本总理大臣阁下若能就此点做出保证，实为美国政府所热切希望的。

日本帝国外务大臣奉总理大臣之命复书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昭和十六年（1941）7月7日（译文）

在现在这种时候，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其他各国，各类谣言都在肆虐。

防止欧战蔓延到大东亚地区，维持和保障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始终是日本政府的真诚愿望，为达此崇高目的，日本政府一直都在竭诚尽力，这几乎是无须赘言的。

为了回答来函的最后一段，日本政府希望澄清：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考虑参加对苏作战的可能性。对于苏联与轴心国之间的战争，日本政府的立场已在1941年7月2日帝国外务大臣向苏联驻日大使发表的口头声明中阐明了。为使总统了解日本在目前情势下不得不实行的方针政策，拟附上这份声明，供其细阅。毋庸多言，美国政府自会把这个声明当作绝密文件看待。

另需指出，日本政府也想借此机会探问清楚，总统或美国政府是否真有介入欧战的意图？考虑到欧战的前景，日本政府当然非常关心，他们也从各方面听到一些谣言，深感不安。

日本在观察德国对苏联的进攻

1941年7月6日

我觉得，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评价日本政府在7月2日御前会议上重新决定的立场和政策了，评价自不免含有几分推测的性质，但仍然可以体现我见解的大概倾向。

由于德国进攻苏联，日本决策层及各派皆不知所措。在十天的商讨和审议中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即使这种混乱还不能被称为内部危机，但从我们得到的证据来看，这种混乱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了。按我们的估计，局势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松冈和平沼男爵之间的冲突已多少有点公开化了。现正闹得满城风雨，有人还说，平沼男爵曾发出威胁，要倚仗他内务大臣的地位逮捕几个极端派的头面人物。不过，该命令还没有执行，因为他接到警告称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他就会遭到刺杀（据我对平沼的了解来判断，这个传说不像是真的）。但至少可以说，这些谣言，不管真与不真，都可能反映出在日本领导人当中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在没有统一的思想，也没有哪一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日本不会有积极有为的政策，以免卷入新的纠纷或承担新的义务。

在结束上次大战的过程中，日本取得了大国地位，踌躇满志。此后，直到日本入侵满洲的问题被提交国际联盟的时候，人们才对日本在多大程度上涉足纯属欧洲的、与它关系不大的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记得1932年日本退出国联后便马上宣称，它要结束它对欧洲承担的义务，要立足东亚。这次大战爆发后，它又正式确认这个政策，并称之为“自由独立的政策”。这个政策执行了八年，表现得相当坚决，但到三国同盟缔结时，却来了一个急转弯。这个同盟再次使它卷入欧洲事务，在德国进攻苏俄以前已有一种看法在滋长，认为日本既与德意结盟，便承担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风险。

关于德国集团和日本集团，特别是关于日本在新联盟体系中预期将居于次等地位的问题，德国和日本在概念上其实有很大分歧。实际上，日本也开始明白德国希望在中国取得特权地位而无视“东亚新秩序”。日本已开始怀疑：德国的诺言是否靠得住；是否德国真打赢了，就什么都对日本有利了。松冈多次遇到挑战：据说他在柏林时，希特勒曾劝告日本与苏联订约，以改善苏日关系，可是话音未落，德国就进攻苏联，这不是蓄意欺骗日本吗？对此松冈不得不一再反驳。这并不是说，日本对德国的诚意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我不想夸大其词，但也不认为，这种信心如今还是那么坚定，以至于他们可以赞成任何倡议，即便到了为德国的利益效力比为日本自身谋利还周到时，还觉得这个联盟有理。

因此我认为，在德苏已经开战的形势下，若不考虑上面说到的三个因素，就无法重新制定我们的日本政策。这三个因素是：①日本国内没有一致的意见；②希望在日本已经承担的义务所能许可的范围内，尽量降低卷入欧战的风险；③日本对德国的诚意的信任程度已在减弱。

据在东京的外国观察家说，御前会议已决定，在攻打苏联沿海州以前，先持观望态度，一面注视德苏战争的总趋势，一面推动“南进”。据说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以印度支那为目标，要在金兰湾及其他―些地方取得基地，但要逐步推进，以免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他们还说，这个推动“南进”的决定是针对德国的，其用意是要赶在德囯获得全胜而能遏制日本的野心以前，把日本在南方的地位巩固下来。

一般认为，德国最希望的是日本采取措施，转移美国对欧洲的注意，而非催逼日本参加对苏俄的进攻。如果德国的愿望真是这样，那就可以说，上述所谓御前会议的计划倒正好与之相符。

但是，所谓御前会议的“重大决定”，也可以说是日本下决心要实行一种伺机而动的政策，静待苏联的崩溃。要证实这种估计，也可以举出几点：①近卫公爵曾对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门肯（Menken）说，对德国和苏俄承担的义务日本都要履行；②松冈先生曾向苏联大使发表声明；③外相7月4日还与某某某谈过话，想通过这次谈话造成一种印象：日本国内意见普遍一致，三国同盟各成员国之间完全相互信任。这就显然和实际情况相反，使我们对他的话不得不持保留态度。

日本加紧动员

1941年7月12日

东京不断有谣传称某几类预备役人员正在被军事当局召集入伍，但这似乎只不过是目前形势下应有的预防措施。

这是此后持续了几周的大规模动员的最初迹象之一，不久又开始有消息从神户、大连、沈阳和哈尔滨传来，谓大批部队似乎主要是朝满洲方向调动。我们听说，军部正在召集三十五岁至四十二岁的男子，限一两天内报到，有个电车公司一周内就有五十个司机被征召。我们使馆也走了一个厨师副手。大阪报道，预定在本周举行的年度网球赛和其他运动会一律取消，因为有很多学生要坐火车来参加比赛，而火车将移作别用；大阪还报道，局势显得非常沉闷，气氛日见紧张，人们普遍确信将会有事，却只能猜测是什么事。

动员活动已经紧张到不许外国人旅经濑户内海，不许外国人乘火车出入国境，因为这样走就一定要乘坐下关和釜山之间的渡轮。禁令妨碍了正常的交通，给一些想去上海的美国人带来极大不便，他们已经订好了日期要从上海坐船回国。这还不算什么，到8月初就更厉害了，驶往美国的日本船只全部停航，连去上海也变得困难，在多数情况下根本去不了。

英国朋友写出了心里话

1941年7月24日

有一位之前两三年在东京住过的英国朋友来了一封长信，有几段值得引述，因为写得相当好，而且指出了一个我很早就知道的事实：许多似乎讷于言辞的英国人，天生具有很强的感情和鉴识力，只是由于英国人在气质上偏于抑制，所以往往不肯外露。我想，大概主要是因为他居留日本时与美国人过从甚密，才彻底突破这种自我压抑，才能这样敞开心扉，他走时，我曾到车站去送他。

承蒙您亲赴车站送别，深表感激。我不能让星期四就那样过去，一去不返，因此把感激之情记录下来。

我们敬爱的外交团团长为了几分钟的送别，不辞辛劳，远道而来；何况那天其他的人要去中禅寺，您也要去轻井泽，行前有许多事要忙。您如此看重这次告别，我认为不仅是出自您那令我十分珍视的友情，而且也为了让我得享此等荣幸。

实际上，您拨冗前来，只为赶上和别人一起最后道声再见和一路平安，但这类小事却使友爱、忠诚和敬重的火焰永燃不灭。而有的人却连点燃这种火焰的力量也没有。

与您及其他诸友相处如此愉快，确实难分难舍。终于得归故里，与爱妻及家中亲人团聚，固觉欣慰；但我有幸得到的友情，一旦割舍，即使是暂时的，也令人万分遗憾，黯然神伤。

不过，我深信乌云消散的日子终将到来，尽管我还得流着“血、泪、汗”冲过层层暗堡，披荆斩棘，但我敢肯定，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些人还是能活下来，将会在某地重聚，再享往日无限幸福的日子。

可是，若在某处再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发现自己不是作为您的伙伴出现的，我这个幻想仍绝不能算圆满……

两年半以来一直生活在各国籍的朋友的圈子里，他们多半都是同邻居说话也要特别谨慎的类型，今后我不会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我今后的生活将是同另外一些朋友（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在一起，犹如同舟共济；必须万众一心，燃成一股火焰，同怀一个理想，抱定一个目标。

我的工作就是要点燃这股火焰。这些朋友的献身精神、互相关心和忠诚不渝的精神（无论什么行业，要成大事，这种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将在战争中经受对人类耐久力最严峻的考验。

格鲁先生，您的恩情，我永远也无法报答。

您给了我很多教益。如何才能点燃这股火焰并使之永放光明，我在东京时已经有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和典型，凭此火焰，就将战无不胜、事无不成。

谨向格鲁夫人致以最好的祝愿；谨向您的友情表示最深的谢意。满怀诚挚之心，敬向我亲爱的格鲁先生告别。

再见。

维希政府把印度支那的基地让予日本

1941年7月25日

我们现已获悉，维希政府的官方发言人24日宣布，日本已提出要求，要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地点占有基地；谈判正在维希和河内同时进行，日本并未提出最后通牒，德国也未施加压力。该发言人还说，将在1940年8月30日法日协定的范围内做出安排，只要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不变，只要日本不提出领土要求，暂时扩大法日协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有个新闻记者问维希政府的发言人：法国曾宣布，它将保卫它的帝国，使其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现在这种决定是否与原来的政策不符？他答道：由于叙利亚出了事，法国政府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又问：法国是否曾请求美国帮助维持印度支那的现状？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发言人显然是有准备的，因为他立刻答道：1940年法国曾经求助于美国却未能如愿，因此这回觉得不必多此一举了。以前这个发言人碰到难题时，往往推说要请示上级，这次他却没有用这个老办法来回避。

丰田外相说明日本何以决定保护印度支那

1941年7月25日

新外务大臣丰田海军大将今天分别接见外交使节。跟我谈话时，他先说，他奉命出任外务大臣实在是出乎意料，对于外交，他是外行，所以期待我的帮助；然后就说，三国同盟将继续有效，日本的政策仍以三国条约为基础。关于政策，他没有再说什么了。

我则说，为了给美日关系做一点永久性的贡献，我一直工作了九年，自然希望与外相合作，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我说，改善两国关系，不仅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对日本来说，也有益无害。不过我又说，必须记住，友谊不是单行道。

我这么说，外相表示感谢，保证给予合作。他说，今天与各国使节会见完毕后，就将立即和我长谈。

当晚9点半，我应邀拜访新任外务大臣，再次会谈。他说，明天中午日本政府将发表正式声明，宣布与维希政府达成的关于日军计划进入印度支那的协议，但鉴于美国关心此事，他想事先向我说明一下这次行动的理由和意图。丰田将军随即交给我一份日文文件，外带一份非正式的英译本。

看过文件后，我表示：我将立即把此件转交我国政府，但同时我还想告诉外相，我将把我国代理国务卿昨天曾对报界发表的一篇声明交给外相；我这样做，对日方文件中的某几点来说可能已是最好的回答。接着我便把今天电台选播的声明中的几段念给外相听，并说明天就送给他全文。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又着重说明了威尔斯先生声明中重要的几点。我说，指责别人“包围”日本，说什么日本的行动是旨在“保卫印度支那，维护其安全”，都是十足的谬论。我还说，我注意到了日方文件中“日本无意将印度支那南部变为武装进攻毗邻地区的基地”的这句话，感到很高兴；但是，就日本历届外相的诺言和保证而言，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几年来领教了很多，其虚伪性已令我们大失所望，导致我们只有相信事实和行动而不能相信言辞。外相没有试图反驳这个声明，只是恳求我信任他。

在接下去的谈话中，我历数了日本“南进”的各个步骤，直至如今又要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基地，从而危及包括菲律宾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其他地区。这次行动肯定会对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构成威胁，我国关心这些地区的安全是出于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理由。这些我都详尽阐述过了。

外相没有试图反驳我的论点，只是重述日本拟进军印度支那是志在和平，不同意我们使用“占领”一词，因为日本并无领土野心。我答道，“占领”一词的意思无关时间长短。

谈话结束时，外相热情向我呼吁，希望我尽最大努力转告我国政府：日本抱持和平目的；最要紧的是，在此关键时刻，不要采取刺激日本人民和妨碍改善日美关系的措施。他说，他将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知野村将军。

美国冻结资产令——适用于日本和中国

下面是一项声明的内容，注明的日期是1941年7月26日，发给报界的时间是7月25日晚8点。

总统因考虑到他已宣布国家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特颁布行政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方式与1941年6月14日冻结欧洲各国的资产相同。此项措施是要把涉及日本利益的一切财政和进出口贸易事务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并对违犯此令者处以刑罚。此项行政命令，一如1941年6月14日命令，其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利用美国的财政金融设备和日美间的贸易来危害美国的国防和利益，防止把用强迫手段或征服得来的资产在美国变换现金，制止在美国进行的颠覆活动。

应蒋介石大元帅的要求，并为援助中国政府起见，总统同时也已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纳入冻结管制之列。对中国资产实行许可证制度，将以加强中国政府的外贸和外汇地位为目的。按中国政府的意愿把中国包括在此项行政命令之内，乃是本政府援华政策的继续。

我们从完全可靠方面获悉，日本新内阁成立后不久，德国大使就去见了外相，请他转告首相，大意是：①德国在俄国的战争将在8月间胜利结束；②英国将在9月间迎来德国入侵；③冬天以前德国将大获全胜，从而结束战争。日本受到劝告，在这种形势下，它应当继续忠于轴心国盟约。

提供消息的这个人还说，德国也希望除掉松冈，不仅因为他要对与苏俄签订中立条约负责，而且因为他说得太多；又称德国希望日本入侵苏俄，而不是要它继续“南进”。

日本新外相为何睡不着觉

1941年7月26日

应外务大臣的邀请，今天再去见他，详细讨论日本在印支南部建立基地及美国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已传有此行动）后的新形势。由于两人对所论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结果毫无共识，谈话主要是重述昨晚会谈中都已提过的意见。

这次刚要来见外相的时候，恰好接到关于代理国务卿和日本大使会谈的报道。因此我便把其中的内容告诉了丰田将军，希望他准确知道代理国务卿对野村将军讲的话。代理国务卿曾说，他看不出现在还有什么把华盛顿会谈 [21] 继续下去的基础，外相特别注意这句话，要弄清楚准确的含义。他请我解释。我告诉他，我们只能按字面的意思来领会这句话。外相很怕华盛顿会谈破裂，其焦虑之情溢于言表。我有理由相信，就在我们会晤之前天皇接见过他，所以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在反映天皇对此事的关切。

丰田将军告诉我，代理国务卿对日本大使说德国曾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他对这话尤其感到遗憾，并称日本同法国政府就印支问题进行谈判时，绝没有借助过任何外来的压力。

跟对付英国大使一样，丰田将军竭力拿英国对叙利亚采取的措施 [22] 来同日本对印度支那的行动相比，但我在回答时强调这两件事截然不同。

丰田将军反复念叨，美日间目前这种可悲的局面全是美方误解日本的真意所致。对此我答道，日本官员和报刊已经摆弄这个毫无根据的论断很多年，我们都听腻了。为了说明日本的真意，之前几届日本政府都做过保证、许过诺言，结果如何呢？我便扼要重述了许多惨痛教训。我又说明了美国政府和人民为什么终于无法相信日本关于所谓“真意”的保证和解释。

外相显得非常关切地问道，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而外，美国政府是否还打算采取更多的报复措施。我答道，我的办公室还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丰田将军告诉我，这几夜他几乎睡不着觉。这样看来，由于事态变化，他确实很懊丧，一上台做外务大臣就碰到现在这种局势，尤为苦恼。我详细回顾了多年来我为把日美关系构筑在健全持久的基础上而做出的努力，特别讲到米内内阁时期所做的努力，还由此提到野村将军最近在华盛顿为这个目的所做的工作。

我说，我不想在失败主义的气氛中结束这次谈话，说完便竭力敦促他，希望他尽最大努力防止美日关系进一歩恶化。如果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再有任何侵略行动，美日关系就必然会进一步恶化。

东京有不少朋友都问我，丰田将军明知日本即将在法属印度支那有所行动，也预见到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必须由他去应付，为什么还是接受了外相的差事？在我个人看来，和大多数日本官员一样，丰田将军也报有一个明显的信念，即美国不会采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一冻结日本资产，针对日本进军印度支那一事采取反击，他们就感到突然。我不清楚日本这样错误估计美国的政策，是由于日本驻美官员不能正确掌握美国的舆论，还是由于他们的汇报不能在这方面说服日本政府。无论哪次和日本政府打交道，我都竭尽全力试图矫正这种错误估计。不过，日本对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突然和严重关切，我确信是真的。美国政府的行动已引发强烈的愤恨，我相信也是真的。

日美和好闪现一线希望

1941年7月27日

本周日早晨，代理国务卿来了一封极重要的电报，转达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建议 [23] 。这个建议是总统向野村将军提出来的，是为了稳定整个远东局势，避免日美关系急剧恶化，而恶化直接源于日本在世界这个地区的侵略政策和行动。建议的内容属于绝密性质，所以我现在不想记录其细节，但这些细节的确给日本提供了一条合理的出路，使它可以摆脱它所谓的困境和所谓正在威胁其安全的ABCD四强 [24] 对它的包围。

看电报时，我额手称庆，幸而留在东京，没有去轻井泽。因为据我看，极重要的是，不仅应当立刻弄清楚丰田将军是否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建议的全部要旨，而且应当尽量发挥我的影响力，使其能够被接受。我在日记里说过，今夏我没有回国，是因为预计有朝一日可以发挥我的影响力，我认为现在恰恰就是当时所预想的那种时刻。因此我马上打电话到外相私邸，虽是星期日的早晨，但也请求约见。上午11点半，在官邸见到了外相，我自己做主、自己负责，在长谈中尽力提出最强烈的呼吁，也可以说是做了我从未做过的最强硬的陈述。

我把这次行动告诉了国务院，并表示我确实越权了，但经过深思，考虑到三点，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①最重要的是，应当让丰田将军完整、准确地了解总统的建议；②时间因素也很重要，时间不允许我预先请国务院授权；③我相信，总统一定希望我们想尽办法，确保他的建议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重视，确保日本政府能充分认识到它的深远而开明的要旨，因为太平洋未来的和平也许就系于日本是否接受此项建议。使我惊讶的是，丰田将军竟说他没有收到这份三天前即24日就已送交野村将军的总统建议。他走开约五分钟，显然是去打电话问外务省，回来后又说确实没有收到。两天后，我们从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寺崎处获悉，野村将军在同总统会谈那天只是给东京发了一封非常简短的电报。我和丰田谈过后，寺崎旋即通知野村，叫他立刻呈送一份详尽的报告来。

两天后，收到萨姆纳·威尔斯来讯，颇感欣慰。他说，在这个时刻，我的行动有极大的助益和价值，总统和他本人都表示赞同。我不能说结果一定圆满。我极度乐观，但会谈时我曾告诉丰田将军，他现在得到了一个可以大显才略的良机，一条可以扭转他上台时遇到的险恶局势的途径。实际上，我还说，他现正碰到一个机会，可以使他成为日本最伟大政治家之一而名垂青史。无论日本接不接受总统的这一提议，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此举其实已将美国置于无懈可击的地位，总有一天其完整经过会被载入史册。如果日本人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在历史上他们就将处于不值得羡慕的地位。30日我再电国务院，又就上述问题提了一些建议。在最近与丰田将军的几次谈话中，我觉得意味深长的是，真让他激动的唯有一件事：我说到我国有人认为，日本奉行目前这样的政策应归咎于德国的压力；每次我一提起，他就断然否认德国现在还能对日本施加任何影响。顺便一提，以前有个同僚告诉过我，松冈曾电询里宾特洛甫，据传德国即将进攻苏俄，此说有无根据？里宾特洛甫断然否认，而四十八小时后，德国就入侵苏俄了。松冈本人证实过这个故事。这再次充分表明，日本人正越来越厌恶德国人，后者显然和往常一样，手段又玩得太过火了。

日美距战争只有八码远

1941年7月31日

在印支危机当头的时候，我看日本人真是愚不可及，竟让他们的海军航空兵向停泊在重庆的美船“图图伊拉号”（Tutuila ）投了一颗炸弹，险些闯下大祸。我最担心就是这种事件，这话我对松冈讲过。所幸，炸弹距“图图伊拉号”约有八码远而未击中，但船身受损，而且另一颗炸弹又险些击中美国驻华使馆。只是由于奇迹降临，才免于灾祸。若说是事出偶然，我看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三位美国官员曾在能俯瞰该船的山上目睹此事；天气理想；轰炸机在接近城市的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离开编队，改变航向，直冲到“图图伊拉号”和大使馆的顶上。美国官员一致认为，这是蓄意轰炸使馆区和“图图伊拉号”，只差一秒的几分之一就击中目标了。

我还来不及做什么，外务省代理次官山本就在上午11点来到了使馆办公室，代表日本政府深表歉意。后来我被告知，外相本人打算下午2点到使馆来见我；后又改到2点半；最后通知，2点半外相正与首相会晤，丰田将军觉得最好还是我在2点45分去见他，我去了。我不知道外相为什么要改变计划。不过，他也道了歉，并要我相信事件纯属偶然。对此，我公开提出异议。

后来野村将军秘密地告诉萨姆纳·威尔斯，为免将来发生类似事件，日本人将停止空袭重庆，这次事件就此了结。日本人又玩了一次火。

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新闻记者将有关这次事件的报道发回美国时，曾遭到审查员的阻挠，电话、电报均不许使用。当天我和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商谈了几次，我提醒他：“帕奈号”事件发生时，广田马上就来使馆见我，而我也在五分钟之内就把广田此举通过美国记者电告美国，正是这样才使美国的民愤平息下来。因此，现在就应当立刻让记者传送消息，以便把山本来访及迅即道歉一事报道出去。我认为此点极其重要。这位官员尽力去做工作，但又和审查员发生一连串误会，直到傍晚才把电讯渠道打通，为时已晚，恐怕已经赶不上美国东部晨报的前几版了。有些记者趁着线路开放时发了消息，但五分钟后审查员又把线路关了，有个通讯员就没能发出电讯。不过，这位日本官员还是很能干，电波虽已转到南美洲，但下午4点左右又拨回美国几分钟，让这个美国通信员将报道发出。

关于日本某些内部弱点的内幕消息

1941年8月7日

有个日本人最近和我的一个馆员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十分有趣的意见，此人我很熟悉，从他的地位和无可怀疑的诚实来看，可以肯定，他所说的事是他确实了解的，其要点如下。

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人员能力不济，野村将军本人虽是干才，但他手下没有第一流的参谋。在东京，政府中许多年轻官员虽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近卫公爵却能起稳定作用，调整美日关系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他的身上。

近卫公爵知道我很想多和他谈谈，就如总统常和野村将军叙谈那样，但就怕泄露和张扬，所以没有来请我。他还暗示，我馆呈送华盛顿的报告当然都会被日本当局侦悉，虽然他知道我们确实有“一种密码”（很有意思，但若使用他所说的这种密码，我觉得还是绝对保险的）。

有一位住在柏林的日本线人最近来电话说，日本如果有人认为德国在苏俄的攻势并非即将取得全胜，那就是胡说。恰恰相反，攻势正完全按计划进行，这个在柏林的日本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还迟迟不进攻苏俄。在东京接电话的这位先生只答道：“你才是胡说呢。”

从美英的观点来看，要是松冈组阁，身兼首相和外相，那才是日本史上最危险的内阁。这个报信人证实了我们对最近内阁改组的解释。他说，这次内阁改组让德国人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将军都不高兴，自新内阁成立以来，大岛几乎一封电报也没有来过。

此人相信，丰田将军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和我再谈几次可能会很有助益，希望能有机会和我加强联系。

从日本看大西洋会议

1941年8月14日

今天听到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某地举行了历史性会议，发表美英关于战争与和平目标的八条宣言 [25] ，关于这条消息，《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只用小标题登了一栏，而新近出版的德国战报则横跨三四栏。罗斯福政府的反对派当然会把宣言看作承担了各种各样的义务而使美国卷入欧洲事务，但我认为不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历史都将把这次会议及其结果视为威尔逊总统宣布“十四点” [26] 以来最开明的措施之一。

这些年来，人性也许并没有多大改变，但通过稍嫌惨痛的经验，人们无论如何也学到了一点东西。我敢相信，现在人们决不会再容许政客们将罗斯福和丘吉尔宣布的这种深谋远虑的计划毁掉。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需要较长时间，甚至很长时间，但在这个时刻把它宣布出来，我认为是一个表现雄才大略的行动。轴心国肯定又要骂上一阵，但无论它们如何咆哮，这个行动总会占上风的，并预先就打破希特勒想在适当时候表示和平姿态的希望。我很久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了，和往常一样，我为我们国家及其当前的作为感到无比自豪。

丰田将军的和平建议

1941年8月18日

外相今天下午约见我，进行了我与外交当局谈话以来最长的一次谈话。谈了两个半小时，译电室的职员直到次日清晨5点35分才译完我的汇报，我自己则一直写汇报写到午夜后很久。

这天真是酷热难当。我记录他话的时候汗如雨下，所以一小时后丰田将军便命人送来冷饮，提供冷毛巾来擦汗。他做出宽衣的姿势，以笑问的样子看看我。我当然点头，于是两人都脱去外衣，卷起袖子，打起精神来接着谈。外相的英语还过得去，我说的他都听得懂，不需要翻译，但他总是叫外务省美洲局的稻垣坐在旁边，在谈话进入“正式”阶段后把他的话翻成英语。

今天的谈话太重要了，所以我把他的话全都记下来，约有十二页之多。记完时，手几乎都抽筋了。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我接触过的外相中，我比较喜欢他。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今天，在我们拿冷毛巾擦汗时，我说：“将军，您曾经时常站在战舰的舰桥上，看见过持续数日的暴风雨，但自接掌外务省以来，却遇到了一场冗长、持续不断的风暴，没有片刻宁息。你我都必须尽可能去平息怒涛。”外相纵情大笑，我想他定会把这几句话拿到内阁会议上去说，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却还我一句：“好，可是如果美国停止向日本输出石油，我们又如何去平息呢？”

这次谈话开始于今天下午4点，丰田将军口述意见、从日语译成英语，我又把它记下来，共花了两个半小时。为解决当前日美间的危局，他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建议。他还说，最要紧的是不能泄露出去，尤其不能让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知道。他希望我向华盛顿汇报时提防别人看到我的电报。我说，电报将用密码发送。我希望并相信这套密码是破译不了的。至于我这里，只有杜曼先生和我的机要秘书阿诺德女士——她要誉录这次谈话——将会知道这个建议的内容。得到这样保证以后，外相似乎相当疲惫……

外相开头说，这将是一次绝密的长谈，要谈的问题非常重要，希望我合作。他说，他将作为海军军官而非职业外交家和我坦率交谈。我答道，自己也讨厌旧世界的那种外交，也是习惯于极坦率地、直截了当地讲话。下面就是丰田将军讲话要点的意译。

（1）根据《日法共同防卫印度支那协定》而派日军进驻印度支那，是一个和平的和掩护性的行动，目的在于解决中国事变。这是日本主动采取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德国或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施过压力。

（2）尽管已经请我转达，同时还命令野村将军传达过上述保证，美国还是认定日本在德国的唆使下运用武力，并采取了经济措施（指美国冻结资产令的措施），已把两国推到了完全断绝经济关系的边缘，给美日和平关系的悠久历史留下了很大的污点。

（3）外相说，日本人民与他有同样看法。公众舆论极为愤慨，但政府仍禁止贴标语、开大会、发表带敌意的报刊评论，尽量抑制人民的愤慨情绪。

（4）日本政府对总统7月24日建议的答复已直送华盛顿。赫尔国务卿8月6日回到华盛顿时，野村大使已将答复交给了他。答复是经过仔细全面考虑后草拟的，希望尽量满足美国政府的愿望。

（5）日方答复中有约束两国政府的重要建议，即中国事变一旦解决，日军就撤出印度支那；答复中有约束各方政党的三点建议。

（6）不过，总统的建议毕竟是专论印支联防措施的，因此日本的答复也相应地只限于这个问题。应当单独地对待日方的答复，不要同赫尔国务卿与野村将军已在讨论的两国关系的宏观问题牵扯在一起。

（7）8月8日，野村将军从赫尔国务卿处接到了美方对日方建议的答复，其中只是重复总统7月24日建议的内容，野村将军对此感到遗憾。日方曾慎重考虑总统的建议，美方却对这些建议太不重视了。

（8）换言之，日本政府虽已明确表达其意图，一旦中国事变解决，日军就立即撤出印度支那，因为中国事变是远东和平的障碍；但美方的建议看来仍是以日军撤出印度支那作为先决条件。

（9）如果美国真想在远东实现和平，日本政府就希望它充分考虑日本政府的声明，与日本合作，解决作为远东和平障碍的中国事变。

（10）正如大使所深知的那样，本届和上届近卫内阁都曾以最诚恳的态度希望调整日美关系。外相还深信，罗斯福总统及赫尔国务卿无疑同样有此愿望。

（11）丰田将军担心，两国和平关系破裂将是一件极惨痛的事。日本和美国，作为在当前世界情势下对维持世界和平举足轻重的最后两个国家，若不能运用政治家的才略，就会使本已糟糕的世界情势变得不堪设想。这将会给人类历史留下最大的污点，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无法了解破裂的本质。最后，我们作为政治家，如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意味着我们未能对两国人民尽到责任。

（12）外相认为，日本和美国都必须在当前危机中尽力承担世界救星的责任。因此，这两个隔着太平洋相望的大国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冷静、友好的气氛中考虑它们的问题。

（13）外相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上述那些道理，由于两国间发生的误会，加上第三国的阴谋，目前的美日关系已变得十分紧张，若不设法改善事态，局势就可能极为危急。

（14）外相认为，要克服这场危机，唯一的办法就只有使两国负责人当面会谈，彼此表明真意，着眼于挽救危局，寻求拯救人类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方法及手段。

（15）换言之，外相认为，如果两国领导人能在上述精神的激励下，从大局出发，为调整美日关系而开诚布公地交流，那将是非常合适的。因此他深信，最为合适的是：如果总统同意的话，近卫公爵将前往檀香山，亲自与罗斯福总统会谈。丰田已于8月7日将此意告知野村将军。他想叫野村将军在罗斯福总统回到华盛顿时就亲自去见他。

（16）据新闻报道，总统已于昨日返抵华盛顿。因事关重大，所以外相才跟我讲这些话，他希望得到我的合作。

（17）外相想到我曾为增进美日友好关系竭诚尽力，持续九年之久，就坚信我肯定会给予合作。

（18）毋庸多言，首相出国访问，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然而，近卫公爵这个首相下了很大决心，要去会见总统，尽管他明知道国内有很多人反对。近卫公爵的这个决定无非是表现出一种极强烈的愿望，要尽一切努力拯救世界文明，使其免遭毁灭，并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外相坚信，总统必有同样的想法，定能同意日本政府的这个建议。

（19）首相与总统会谈时，若双方领导人均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家风范、高瞻远瞩，那么日本并不会拘泥于8月6日野村将军送去的日方对总统7月24日建议的答复，坚信极有可能就日美关系的一般问题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关于此事，外相希望我注意：千万不要在两国和国外引起误解或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谈判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据此，外相认为，最好莫过于立即停止执行那些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的措施，或大大减轻其程度，日本政府当然也愿意采取与之相对应的行动。外相希望美国政府注意到这一点。

（20）上述各点，就是这个极其重要、绝对机密的建议内容，外相今天特别约见我也就是为了这件事。由于事关重大，性质微妙，万一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言而喻需要绝对保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迄今为止，他只命野村一人在美国讨论和办理此事，但为使建议得到实现，他才愿意十分坦率地向我交底，目的是要取得我的帮助与合作。如果建议中有什么问题，他很乐意与我商讨。

在外相讲前几段话的时候，即还没有说到提议檀香山会谈的时候，我曾提到日本的逐步“南进”。我指出，尽管获得过许多关于和平的保证，美国政府仍旧只能依据事实和日本的行动而不能依据言辞。我还注意到，上次谈话时，外相曾说，日军之所以进驻印度支那，是因为日本有受到美英等国包围的危险，现在他却只把解决中国事件当作此事的动因。对于这些评语，外相默不作答。

我还对他重述了7月23日副国务卿向日本大使发表的声明，大意是赫尔先生看不出现在还有什么把国务卿和野村将军在华盛顿的会谈继续下去的基础。我又说到8月8日赫尔先生对野村将军讲的话，其大意是在美国政府看来，8月6日日本大使交给国务院的建议并没有响应总统7月24日提出的建议。

据传满洲发生中国人骚动

1941年8月20日

我们从可靠方面获悉，满洲骚动四起，严重的动乱正在中国人当中迅速蔓延。动乱的原因是：经济困难；政府为修筑边防工事而蛮横地征召所有行业的工人当兵，连必不可少的煤矿工人也无法幸免；预计终将与苏俄打仗；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愈加强烈。游击队越来越多，夺取农村的粮食和物资，对治安的影响已相当严重。如果同俄国打起来，估计这个运动还会达到革命的规模。连“满洲国”的军队也受到骚动的影响，正准备一有机会就发动兵变，日本人也都知道这一切。

1941年8月22日

大连领事馆送来报告，近几周来自各方面的情报都说有迹象表明，在满洲的日本人对东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日益不满。税负日增，管制日严，很多日本人都感到厌恶，不惜设法逃税和规避各种禁令。要是在一年前，这种行为会被视为不爱国。当地的预备役军人也常常表示极不愿意被征入伍。政府的政策正在军事上、财政上给国家套上艰巨的任务，人们极度悲观，认为这些是难以承受的。据传已经有几个人自杀了。毫无疑问，当地日本人的士气和爱国心在过去一年显已低落，包括官吏在内，很多人都对政府的现行政策反感。

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1941年8月29日

美洲局局长寺崎先生今天下午3点前打电话告诉我，外相虽曾计划3点约见我，但鉴于事态又有发展，他担心这种会晤将会惹人注意。因此他改请寺崎先生代表他把外务省的信息送来。于是，寺峙先生来到大使馆，代表外相把日本首相致总统函的文本交给我，供我参考。此信已由野村将军于8月28日在华盛顿递交。

寺崎先生的来访是代替我去见外相，因为日本报界已从华盛顿知道了日本首相致函总统一事，消息既已以这种形式传到了日本，政府也就不可能再对日本公众隐瞒。

寺崎先生代表外相说话，详述了华盛顿方面宣扬此事 [27] 后的恶劣影响。报道虽然没有透露首相致总统函的内容，但确已向日本公众、亲轴心国分子及极端分子透露了一点：在美国政府最近采取步步进逼的措施而引发日本举国愤慨的时节，近卫公爵却主动采取了明显的求和行为。美国的进逼措施包括先明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后来又宣布运油给苏联的美国油船已从加州各港启航，还决定向蒋介石派遣由马格鲁德（Magrude）将军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寺崎先生指出，泄露首相的信的结果只能是直接有利于日本的极端分子和亲轴心国分子。这不仅使政府今后很难再采取和解性的行动，而且大大增加了近卫公爵受刺的可能性。他还说，今天下午警视总监就曾暗示，首相的生命危险增大了。

寺崎先生向我传达了丰田将军的呼吁，要我请我国政府采取下列三个步骤，否则近卫公爵促进美日谅解的努力恐怕就会遇到严重障碍。

（1）美日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应当立即举行。若再迟延，就会给反对与美国进行任何和解尝试的分子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组织党羽，向日本公众传播一种观点：近卫公爵正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顾公众将美国措施视为挑衅，竟谋求与美国达成谅解，这是在丢日本的脸。

（2）美国政府应暂缓派油船赴苏联，至少也要等到拟议中的总统与首相会谈有了结果之后。寺崎先生说，外相认为对于油船问题，群情激愤，情况确实危险，并非夸大其词。关于油船的事，他还说据日本当局得到的情报，有五艘开往海参崴的美国油船已经穿过了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

（3）在拟议中的两国政府首脑会谈期间，美国政府先应暂停执行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的法令。

寺峙先生又代表外相向我着重指出，日本政府已与美国政府坦诚相见，已向美国保证：中国事变一旦解决，现驻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就会撤退；驻印支日军不再在该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只要苏联信守中立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日本也将遵守这个条约。他还说明，这些都是目前日本政府所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保证和承诺。日本政府既已尽其所能做了这些保证，外相认为美国政府方面也应尽最大努力，做到上述三点，协助首相贯彻其现行方针。由于美国方面的泄密，这个方针现正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危险。

寺崎先生说，外相是在向我呼吁，希望我向总统和国务卿充分说明首相的处境，恳求美国政府不要从法理而要从心理的观点来对待日方所提出的让步。

寺崎先生说完上述要点后，我首先把刚收到的国务院8月28日来电第一段的实质内容告诉他，阐明国务卿对日本政府就运油给苏联提出异议一事的看法。我趁机强调，国务卿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符合逻辑的，有强大的说服力。为了使日本大使关于他最近在华盛顿谈话的报告不致被曲解，我还向寺峙先生口述了国务院通报这些会谈的电报的内容。

谈到相互冻结资产的现行规章时，我再次向寺崎先生强调：美国执行冻结法规时对待日本侨民是很宽大的，和日本对美国公民及美国利益那种苛酷的待遇大不相同。寺崎先生在答话中只是重申外相的要求：这类问题应当从在日本人心理上会产生什么影响来考虑，因为在两国关系紧张的这一时期，心理上的影响特别强烈。于是我又请寺崎先生注意，日本报刊的反美情绪正在高涨，对此寺崎先生答道，他可以极机密地告诉我，管宣传事务的内阁情报局的某些人员抱有明显的亲轴心国情绪，日本政府感到这个问题真是难以应对。

与寺崎先生讨论到上述外相提出的三点时，我没有让他抱什么幻想，无论是第二点还是第三点，美国政府绝不可能同意里面那些荒谬的要求。

与近卫公爵餐叙

1941年9月6日

今晚首相邀我以朋友身份赴私邸餐叙。在座的只有杜曼先生和首相的私人秘书牛场先生。谈话三小时，极坦率地论述了两国的基本观点。首相请求把他的话以私人信函的方式转告总统，相信这些话可以解释和阐明他命野村将军在华盛顿通过外交途径所提的建议。

近卫公爵，即日本政府，明确地、全心全意地同意以国务院宣布的四项原则 [28] 作为改善美日关系的基础。

近卫公爵承认，两国关系沦落到现在这样可悲的地步，他确实要负责。他也认为虽然自认能力有限，但也只有他能够促成两国关系得到恢复，不负各方的期望。他若失败，以后就没有哪个首相至少在他在世期间能办得成这件事了。所以他才下了决心，顶住一切反对势力，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推进他现在的计划。

首相希望，丰田将军向我传达的、日本政府准备承担义务一事，已经为总统和他本人的会谈打下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不过，首相也已意识到有几点恐怕还需要澄清并进一步做精准的说明。他有信心，双方的意见分歧定能得到彼此都满意的圆满解决，特别是因为日本海陆两军的首领都抱有善意，不仅赞成他的建议，而且将列席计划中的会谈。首相还讲明，对于他向美国提出的建议，陆海军两大臣都曾表示完全赞同。

从日本大使向首相汇报的大使与美国总统及国务卿会谈的情况来看，首相觉得，美国政府对日本现内阁的力量十分怀疑；它无法确定内阁若采用和平计划，是否能够挡得住反对派的攻击。近卫公爵告诉我，自从在华盛顿举行非正式会谈以来，他自始即得到陆海两军负责人的大力协助。就在今天，他刚和陆军大臣议妥，陆相已答应派一位大将随同首相去和总统会晤；海相也同意派一位海军大将跟首相同去。近卫公爵还秘密表示，他估计海军方面的代表很可能是前海军大臣吉田将军。另外还将有参谋次长、军令部次长及其他陆海军高级将校随行，这些人都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他承认，军部中是有人不赞成他的政策，但是他确信，既然有陆海军负责人的充分支持，那些人即使兴风作浪，他也可以制服他们。

近卫公爵反复强调：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制定出全面解决方案的一切细节也许需要一年半载；由于日本国内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压力的愤慨情绪正不断增长，一年半载后是否还能执行这类和解计划，他就不敢担保了。不过，他确能保证在目前这个时刻，他可以带领日本人民走向他所选择的目标，在拟订他可能承担义务的细节时，如果遇到困难，这些困难也可以被顺利克服，因为他的政府已下定决心，不完成它现在的努力誓不罢休。

在讨论过程中，我概述了我国政府以往的惨痛教训：历届外相都曾信誓旦旦向我许下承诺，但日本政府均未能兑现。结果美国政府终于得出结论：不能信赖日本的诺言和保证，只能看行动和事实。首相没有试图反驳这话，他只是强调他的政府现在希望实现美日关系的彻底重建。他向我保证，他将承担的义务绝不会像以前我们得到的那些“不负责任的”保证那样，他不许诺则已，一旦许诺就言出必行。首相说完这一点后，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只要有成事之愿就总能找到办法。

近卫公爵说，如果总统有什么机密建议想向他个人传达，他很愿意另做安排，与我秘密会晤。不过，他仍表示，切望能尽早安排拟议中的和总统的会晤，考虑到日本国内的现状，自是越快越好。近卫公爵相信，一切问题和悬案一定能在与总统的会谈中得到彼此满意的圆满解决，并以此结束了今天的会谈。他决心顺利完成重建日美关系的计划，不惜代价，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大使馆参赞与近卫私人秘书的谈话

1941年9月18日

我馆参赞尤金·杜曼与日本首相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谈过一次话，下面是他今天送来的报告：

牛场先生昨天下午打电话到我家，问我可否让他立刻来访。我对他说，我因感冒已卧病在床，若他不怕传染，我也愿意跟他谈一会儿。下午5点多，牛场先生来了，到将近7点才走。

牛场先生问，大使关于最近与首相会谈的汇报是否已得到华盛顿的批示。我答道，国务卿已发来电报，对近卫公爵的态度和见解表示赞赏。然而，野村将军于9月4日向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文件却把事情打乱了，所以大使认为他没有足够材料来要求再次会见首相。

牛场先生说，关于野村将军的行动，格鲁先生已告诉丰田将军。内阁听到以后，深感不安。他说，野村将军是收到过近卫公爵的一份草案，那是回答美国6月21日草案的，但因当时日本发生内阁危机，野村将军就没有把文件送去。他另外写了一封短信给国务卿，这封信毫无补益。牛场先生推断，野村9月4日送去的文件并不是得自东京的那份草案，因为日本政府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想通过总统居中斡旋，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而野村将军9月4日的文件却显然没有提到请总统斡旋之事。

我便向牛场先生解释道，华盛顿难以准确解读日本政府立场（例如9月4日的文件）的原因不止一个。我希望我们正在解开缠到一起的一团乱麻。不过，为弄清问题又浪费了一周多的时间，这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牛场先生以惊人的坦率说道，他绝没有责怪美国政府的意思，在决定美日两国政府首脑会晤这样重大的行动前，美国当然先要准确了解日方的目的与意图。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在中国。他认为，日本政府早已很清楚地表示它愿意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明确提示过为解决中日冲突它将向中国提什么条件。华盛顿会谈已经拖了几个月，国务卿也已一再明示，在预先知道日本的议和条件之前，他不打算让美国政府在任何决定中承担义务，而且条件要符合他为调整两国关系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如此，他才会满意。

牛场先生建议，美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透露议和条件。因为他可以向我保证，对于任何这样的要求，日本政府都会立即答复。我说，我并不明白他的意见：正如牛场先生自己所讲的，美国早已表示过希望知道日本议和条件的性质；在我方6月21日草案的第三节中，我们曾插进一个短语，目的就是想暗示：日本政府本来应该先将议和条件通知美国政府，这样总统才好去跟中国政府交涉。因此我断定，我方之所以终未得到通知，是因为日本政府不肯向我们透露议和条件。

牛场先生说，他不十分清楚是什么造成目前这种情况，但他可以向我保证，日本政府非常乐意把议和条件告知总统，并由总统转告中国政府和其他有关的各国政府。讨论后，两人认为，最好是日本方面采取主动，将议和条件通知美国。牛场先生将向近卫公爵建议，由近卫将条件告知格鲁先生，以进一步证明日本政府抱有诚意，有与美国政府开启正式谈判的意图。我们还同意，如果近卫公爵觉得可以由美方采取主动态度的话，那就由格鲁先生向近卫公爵表示，希望知道日方议和条件的性质。

后来我们又讨论到美日两方对欧战的态度。牛场先生说，日本不可能预先就向美国承诺：美国对德国采取任何有可能导致美德战争的行动，日本都将视之为防御行动。他认为，丰田将军送给格鲁先生的那个方案可以大致表明在计划中的两国首脑会晤之前日本政府能够承诺到什么程度。不过，他又说日本各派势力已经达成谅解，这将使近卫公爵能够直接向总统就日本的态度做出口头保证。他相信，此项保证肯定能完全符合总统的要求。

此方面还有一个问题令他非常担心，那就是与美国就此点达成协议后，日本政府又将如何向德国解释。我说，素来拥护条约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美国，绝不会要求日本背叛它的条约义务。不过，在我看来，同盟条约的权利义务与各盟国制定自己的政策之间仍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也可以说，盟国固然应奉行为共同目标服务的政策，但是三国盟约绝不会产生一种义务，一定要日本奉行单方面只能为德国服务的政策。日本可以通知德国，日本虽准备履行盟约第三条规定的义务，但它已做了保证，要实行与美国政策相符的政策，这难道不可以吗？从法律层面来讲，三国同盟终究是一个防御性同盟；签约时天皇颁布的敕令表示得很清楚，日本政府当时是把盟约看作一个和平工具。松冈先生从莫斯科回来时曾告诉驻东京的某国大使，如果德美之间发生战争，日本将会拿事前的情况与其盟国磋商。他确信，日本是否站在德国方面参战，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将由日本政府自己决定。

牛场生表示惊讶。他说，松冈先生解释过盟约第三条，而且与近卫公爵的解释截然相反，这个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松冈先生还向外国政府的代表者透露过他自己的解释。顺便一提，他还说，松冈先生告诉过首相，格鲁先生曾向华盛顿报告，上次内阁改组是由于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我告诉牛场先生，我们从来没有那样报告过。我说，我可以私下对他讲，我们的报告是说内阁改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进攻苏俄，推翻了日本签订三国盟约时以为德苏将保持和睦的预估；第二，关于三国同盟的适用范围和含义，首相和松冈先生两者的解释有矛盾。牛场先生表示，我们完全正确。

谈话最后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牛场先生强调，美国政府应尽快对日本的建议给予善意的答复。他认为这点非常要紧。牛场先生反复提到三国盟约签订一周年的日子即9月27日即将到来。

日本提出了与中国媾和的条件

1941年9月22日

今天下午应邀拜访丰田外相。他用日文读了一份文件，随后译成英文，又发表一份口头声明，大意如下。

（1）关于总统与近卫公爵会晤的建议，已包含在首相致总统的函件之中。

（2）日本政府的意图是，计划中的会晤将讨论两国间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然后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推敲细节，以保障在执行上能达成谅解。可是美国政府另持一种意见，要等初步非正式会谈中出现的问题谈妥以后，再举行首脑会议。

（3）外相解释道，他已在9月4日向我做的声明中回答了美国政府所提出的全部问题，9月4日的声明是扩大而非缩小了日本政府愿意谈判的范畴。

（4）随后外相便把日本拟订的与中国议和的基本条件交给了我，请我转交国务卿。外相着重说明，这些条件不应被视为新的建议，它们是同9月4日声明连为一体的，应视之为声明的补充。当时他曾确认，日本政府仍希望总统从中斡旋，结束日中冲突。

（5）丰田将军告诉我，由于总统与日本首相会晤的消息在国外传开了，国外电台报道中提到了正在进行的日美会谈。一个月来，日本国内已发生巨大变化。幸亏日本政府尽力，日本公众和报刊大都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但国内有些势力听到了国外的宣传，反对日美谅解的分子已在加紧活动。

（6）9月27日将是日本参加轴心国一周年，日本政府将设法防止发生事变或特殊事件，将只允许私人团体进行庆祝活动。不过，如果27日后美国还是迟迟不表态，那些反对日美谅解和得知日美会谈的分子可能就会乘机煽动舆论，导致会谈很难继续。

（7）丰田将军指出，日本政府迄今为止还在等待美国回答他在9月4日声明中提出的各个要点。他相信在那份声明里，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毫无隐瞒地展示它的目的和期望。

当外相问我华盛顿有无新消息寄来时，我便把国务院9月20日来电的内容讲给他听，电文是我来见外相前刚译出来的。丰田将军特别留意国务卿向日本大使讲的一句话：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见完全相同，也希望尽快推进。外相认为，美国政府还想就所议之事同别国政府商量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不免耽误时间，进而也就可能会导致极坏的结果。

谈到日本驻美大使对9月27日这个日本参加轴心国一周年的日子不大上心时，丰田将军表示，野村将军对日本国内现在的情势相当不了解，所以觉察不到这个日子的危险性。我对外相说，他竟没有把他自己对此事的担忧告知驻美大使，这令我感到惊讶。

谈到日中议和条件时，我告诉外相，在美国政府有机会审议这些条件前，我不想做任何评论，但为弄清问题，我仍想知道第三点中所谓“现存协定和惯例”的准确含义。外相答道，这些词语必须按本意来了解；不过他由此还提到美国在中国驻有海军陆战队，只作为一个实例，用以说明这几个字。

我答应立即向国务卿转达上述声明，包括他交给我的日中议和条件。但我又讲明，从日美两国政府间来往的函电来看，要在9月27日以前就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做出决定，我无法表示乐观。

1941年9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提交美国大使的日中议和基本条件的文本

一、睦邻友好

二、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日中联防

日中联防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活动和其他颠覆活动，这些活动可能会对两国安全及维持中国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根据现存协定和惯例，在必要期间，日本可在中国领土内的某些地区驻扎陆海军。

四、撤回日军

除第三点规定的驻军外，为应付中国事变派赴中国的日军在事变解决后即撤出中国。

五、经济合作

（1）日中间应实行经济合作，以开发和利用中国国防所必需的资源为主要目的。

（2）上条之意，并非限制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但这些活动须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六、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合并

七、不兼并领土

八、不索赔款

九、承认“满洲国”

日本重述罗斯福与近卫会谈的条件

1941年9月25日

寺崎先生今天下午要求来访，向我传达了一篇口头声明，基本内容如下。

丰田将军不止一次地、详细地告诉过我，日本政府目前的态度就是随时等候美国政府答复日本政府提出的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会晤的建议。因时间紧迫，丰田将军又不在外务省，美洲局局长才主动来见我，目的有二：第一，他想问问关于上述建议，我国政府有无信息下达；第二，他有个文件要交给我。

文件乃是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6月21日草案内容和议事准则的答复，同时也是给9月4日外相交给我的建议所做的说明。里面没有什么新建议，不过是把外相9月4日建议和另外几次说明中阐述的日方立场归纳在一个文件里，以便参考之用。这个文件不应视作条约一般的正式文件；其文本是“完全灵活的”，所以美国政府要怎么修改都可以，但要改变文件的实质，日本政府就不会欣然同意了。

驻日大使呈送国务卿的报告

（摘要）

（国务院所记原稿的大意）

1941年9月29日

提及在华盛顿和东京举行的预备性会谈时，大使指出：重读一下今春以来关于此事的来往电讯，便可发现为安排近卫公爵与罗斯福总统会晤，日本政府的兴趣是越来越大了，最近更是加紧努力，以求不再耽延。大使承认，在会谈中，他只是起一个传信人的作用，但他自然还是希望做一点建设性的贡献，尤其是想尽量正确估计日方对会谈有直接间接影响的那些因素和情况，供总统和国务卿参考，并设法促使日本政府采取美国政府视为达成两国谅解或协议所必需的措施和政策。自1940年7月米内内阁倒台后，日本的对美外交一度暗淡失色。不过，今年7月近卫-丰田内阁成立后，对美外交又获重获新生，变得活跃起来。因此大使迫切希望，虽然新的基础还不够稳固，不足以使人坚信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起来的楼房能够长存，但还是不要错过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机。

大使记得他以前说过的话：在日本，钟摆总是在稳健政策和极端政策之间摆来摆去；在目前的情形下，任何领导人或领导集团要改变扩张计划，就休想能够存续下去；只有设下无法逾越的障碍，才能阻止日本人永久盘踞中国和向南推进。大使还记得他有这样的看法：采取积极措施维护美国未来的安全，固然要冒风险，但不那样做，危险就可能要大得多；只是因为顾虑到美国的潜力，日本才不敢更放肆地侵犯美国的利益；只有显示武力和表明决心在必要时会使用武力，才能制止日本执行其暴力扩张计划。大使还记得他说过，美国这样做，若能使日本领导层最终丧失威信，日本最后就可能发生一场思想革新，日美关系也就可以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亦将随之得到重新调整。

大使指出，美国已在非常英明地实行前面设想的政策。这种政策，加上世界局势的发展，已在使日本领导层丧失威信方面发挥了作用。松冈外相下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世界局势的发展，大使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日本缔结三国盟约，二是日本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德国一进攻苏联，便打乱了三国盟约的基础，日本加入德意轴心，原是为了防备苏联，获得这一面的安全，以避免受苏美夹击的危险。目前日本正欲摆脱极端危险的处境，以修正原先的错误。大使记得他曾向国务院报告，大意是由于国外事变的冲击，日本的外交政策必然要改变；由于世界局势转向，到一定时候日本的稳健派可能会占上风。他认为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他认为，如果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宣言所预示的那种重建世界的纲领能够实行，现在倒是一个机会，可促使日本同走这条路。美国多年来的政策总是克制的，既耐心辩论、努力说服，又加上明示决心，必要时也会采取积极措施，已使日本的政治土壤适宜于播上新的种子。大使认为，假如细心栽培，新种子就可能开花结果，促成预想中的日本思想革新以及日美关系的彻底调整。

美国政府无疑也注意到，某些方面曾提出一种看法，在这个时候达成日美协议只会让日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借这个喘息期间，日本将先借美国的协助从日中冲突中解脱出来，然后恢复和加强力量，日后一有机会又会继续执行其扩张计划。这种看法不一定能被驳倒。这派人又认为，由于日本国内经济恶化，由于美、英、荷逐步加大经济压力而导致日本的财政、经济、社会都有崩溃的危险，日本也将会被迫放弃扩张计划。大使则进一步说，如果这个论点被视为是正确的，那么美国为达其目的，就只能在两种方法当中择一而行：一是日益收紧经济制裁的绞索；二是谋求建设性的和解，但这不是所谓的绥靖政策。

大使认为，自华盛顿预备性会谈开始、罗斯福总统原则上接受日本首相关于两国政府首脑会晤的建议以来，美国政府采纳的是第二种方法。大使说，诚然美国始终没有背离与日本谈判一切问题的意愿，尽管那时日本已经在从事武力扩张。他觉得，从远大的战略来看，美国如此明智的选择看来是无可挑剔的。即使积极和解的方法现在或以后归于失败，但也随时可以改用另一种方法，即逐步加紧经济制裁。根据大使的意见，美日关系的发展趋向不论是好是坏，今后美国显然必须长期保持备战状态。英国在世界大战中终将获胜，那时许多问题将会自动解决。想到这一点，就有理由感到莫大鼓舞。

大使承认，无论实行哪种对日方针，都必然会有风险，但他经过仔细研究后，仍相信如果讨论中的两国政府首脑会谈能沿着预备会谈的路线最后达成协议，就将大有希望，起码可以防止远东局势恶化，甚至还可以确保今后取得积极的成果。大使提到他以前表示过的意见：关于美日关系主要的争论点并非美国要不要制止日本的扩张计划，而是什么时候制止的问题。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美国是正逢良机，可以不经一战便制止日本的扩张计划，还是即刻就得冒战争的危险？不利用现在的机会，美国是否将会遭遇更大得多的战争危险？大使坚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前者。

某些方面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无论美国在太平洋采取什么行动，日本都不大可能故意采取将会导致日美战争的对抗行动。大使说，日本和美国都会有人采取易于激怒对方舆论的行动，致使战争不可避免，他无法同意若放任这些行动——不论是胡来的还是经过考虑的——之后不一定会发生战争。在这点上他想起了“缅因号”事件和“帕奈号”事件。

大使强调了解日本人心理的重要性，日本人的心理根本不同于任何西方人的心理。对任何特定情况，都无法估计日本人会做出什么反应，也不能用西方的任何计算尺度来预测日本人的行动。对于一个不久前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大使觉得，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要尽量正确解释日本人的心理。他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在呈送国务院的许多报告中，他都是力求这样做的。大使总是抱着这个想法，所以不怕赘言，特提出以下需要考虑的各点。

在现在的预备会谈中，如果美国希望或期待日本政府同意明确承担义务，而这些义务又在原则上和具体细节上都能满足美国政府，那就几乎可以断定，会谈必将无限期地、无结果地拖下去，直至希望与美国恢复亲善的近卫内阁及其支持者终于确定协议已属无望，美国只是在拖延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日本那种异常的敏感，那种丢了面子就不得了的古怪心理，不难想象日本的反应必将是强烈的。结果将是近卫内阁丧失威信，反美情绪突然高涨，这又很可能会导致激烈行动。这些行动究竟会造成多大损失尚难估计，其性质却很可能会激怒美国人，同时报复措施和反报复措施又将会造成一种使战争难以避免的局面。逻辑上必然的后果将是近卫内阁倒台，日本建立军事独裁，其倾向和气质都不是要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问题在于，这种情况甚至比罗斯福总统与近卫公爵的会谈——如果按计划举行的话——不能达成十分满意的协议更严重。换言之，问题仍旧是真诚谈判而不能获得完满的成功，比起美国显得不愿进行这种谈判的严重性是不是还要小一些。

大使继续说，他曾无数次强调，他认为这些宣言必须按其表面意义来理解，在罗斯福与近卫会晤和正式谈判以前，日本政府不可能把它将做的保证和将承担的义务讲得比之前各类表述更具体。大使解释道，日本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据他私下得知，原因之一是前外相松冈在7月间辞职以后，曾向德国驻日大使详述华盛顿会谈到那时为止的全过程。由于有许多松冈的支持者仍留在东京的外务省，恐怕无论有任何消息，这些人都会毫无顾忌地泄露给德国人和国内极端分子，这就会使现内阁的地位难以维持。

日本政府虽已暂时接受某些原则，但在预备会谈中提出的关于日本未来目的和政策的定义和模式，以及对这些定义的补充说明很抽象、很含糊、可做宽泛解释，以致不仅不能阐明日本政府准备承担的义务，而且反而造成混乱。大使同时又说，他已被告知，近卫公爵既然要与罗斯福总统直接谈判，就能够向总统提出保证，由于会谈具有深远影响的性质，这些保证不会满足不了美国。至于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大使无法肯定。不过，他指出，特就日本与轴心国的关系而论，日本政府虽始终不肯保证它将公开抛弃三国同盟成员国的身份，但它既然表示想与美国进行正式谈判，实际上也就是表示愿意把日本的三国同盟关系化为一纸空文了。因此大使认为，近卫公爵直接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保证或许比预备会谈过程中答应的更为明确和令人满意，这并非不可能的。

基于上述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正确的观察，大使认为，在预备会谈中坚持或继续坚持要日本做出只见于最后正式协定或条约的那种明确而具体的许诺，是达不到美国的目的的。大使认为，美国应对近卫公爵及其支持者公开表示的诚意和善意给予适当的信任，相信他们能按他们准备接受的基本原则制定日本将来的政策，能随即采取措施，逐渐却忠诚地履行这些原则，不用说，美国亦将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履行其义务；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够实现转变方向，改弦易辙，从而全面改善日美关系，一场终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也才有可以避免的希望。要打垮日本军事机构和陆军的威风，唯一的办法是使他们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大使看不出现在有这种可能。另外就只有一个可取的办法（在大使看来也是唯一明智的办法），那就是按美国现在努力的方向，通过积极的和解，促使日本发生一场思想和观点的更新。大使问道，在美国努力的势头尚未消失，因此尚能克服大使断定会不断加强的日本国内反对势力以前，是否应该把大部分智慧和谋略用于贯彻这种努力，使其获得成果？

呈报上述意见时，大使十分尊重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高瞻远瞩，而且完全明白自己是在驻日大使馆视界的局限下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的。

日美最后会谈的背景

1941年9月30日

至9月底，若要再为美日间自初春以来即已进行的所谓预备会谈严守秘密，那就有点像鸵鸟了，因为这事现已传遍全世界，近卫公爵关于“在太平洋某地”，其实是在美国领土上与总统会晤的建议，在日本军政界也是众所周知。这类事是不可能保密的，至少在日本是这样，因为听到消息的人太多了。但我们自己绝对保密：国务院关于此事的来电只有杜曼和我本人能启阅，我的回电亦标明只交国务卿。

据我揣测，野村将军处理他那一头的事务时却不怎么内行，他曾多次延误执行训令，而且至少有一次还对工作起过阻碍作用。那次他竟自行提出一个新的协议草案，被华盛顿视为是在倒退而不是促进谈判。等到我们得知此件并非东京所拟、东京并不知情，应予撤销时，几个星期已经被浪费掉了。据丰田将军说，由于语言有困难，他想把会谈移到东京。不过，国务院虽同意可以在东京举行平行会谈，但考虑到总统直接关心此事，仍非常希望主要会谈依旧在华盛顿进行。因此现在会谈多在华盛顿和东京两地重复着，彼此电告情况，如此至少可以保证核对信息是否正确和完整。在华盛顿，总统和赫尔先生，有时是韦尔斯、霍思贝克、汉密尔顿或巴兰廷同野村将军或其助手若杉会谈；在东京，则由杜曼和我同近卫公爵或丰田将军或寺崎会谈。

若把这些会谈的背景分解为一些简单的事实就一目了然：日本人发现，松冈（当然是在近卫公爵和大多数军人的支持下）引导他们加入三国同盟，是下错了赌注；果不出我所料，纳粹分子在日本趾高气扬，结果适得其反；美、英因日本进军印支南部而分别实行经济制裁后，日本政府终于开始看到恶果，不仅认识到与德国结盟，无论德国胜败，日本都将一无所获，而且感到英、荷、美施加的经济压力之重，绝非日本的经济体制所能承受。

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会谈实际上已开始了。一批有影响的日本人士曾劝说当时的大多数阁员与美国和好是符合需要的，松冈本人则长期坚决反对此举，最后还是被劝说便不再激烈反对。尽管他仍旧对我说，根据他自己对三国盟约第三条的理解，美国若与德国开战，也就肯定会有一场美日战争。但之后，与松冈在柏林得到的所有保证相反，德国竟进攻苏俄，由于估计极端错误，松冈被赶出了内阁，以丰田将军为外相的新内阁不久便加紧活动，争取与美国达成谅解。

把国家引到了现在这种境地，近卫公爵要负重大责任，但既然有松冈当了替罪羊，首相也就继续留任了，并且显然并非不愿支持和推动方针的转变。日本正在迅速滑向与美英交战的边缘；我们还知道，天皇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他的大臣们，不管实行什么政策，都绝不要使日本陷入与这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战争。我看毫无疑问，天皇对三国盟约并没有好感，之所以允予批准，不过是因为松冈诈称日本即将在经济上被民主国家扼杀，德国必将战胜英国，同时也是因为政府宣传机构精心培植起来的支持极权主义国家的公众舆论，尤其是军部的意见，当时占压倒性优势。

无论如何，反正新内阁成立后，近卫公爵和丰田将军便开始全力以赴，争取尽早与美国达成协议，声称愿意满足美国的一切要求，要把预备会谈提升到高峰层级，由首相亲自出马，与总统在美国领土上举行正式谈判。就我所知，首次暗示要举行这样的会晤，是日方4月送来的早期草案中提出来的；后来又提出，预备会谈达成谅解后，美日双方的代表便尽快在檀香山开会，由罗斯福总统和近卫公爵揭幕。 [29] 不过，作为日本政府的明确建议，这个计划是由外相在8月18日两个半小时的长谈中向我传达的，据我们的记录，此件又于8月23日由野村将军提交总统。一个日本首相，在这个崇奉惯例和传统的国家，竟能如此打破惯例和传统，并且可以说是卑躬屈膝，甘愿到美国领土上去拜会美国总统，就是一个标志，表明日本政府已下了决心，要消除给我国造成的巨大损害，这种损害已经得罪并逐渐激怒了一个强国。

现在正是9月底，尽管日本政府声称自信已经全面满足了我国的要求，会谈却几乎毫无显著的进展，预期的目标也并未清晰。之所以会如此，只因日本人有一种心理，致使日本政府不能让自己把自称准备承担的义务用简洁清晰的语言表示出来。他们提出方案，其措辞总是给争论留下可以做最广泛解释的余地，不是澄清问题而是让人更糊涂，然后要我们接受这些方案，若不全盘接受，即表示惊异，并又着手安排，希望两国政府首脑立即会晤。近卫公爵乘坐的军舰已准备就绪，等着送他去檀香山或阿拉斯加 [30] 或总统指定的其他任何地方，随行的高级文武官也挑好了，只待出发。

在此期间，我竭尽全力向我国政府描述日本国内形势的实情。9月29日发的电报长达十五页，可算我发过的电报中最长的一封。目的就是要对日本国内有关当前会谈的情势进行一个清楚的并自信是准确的陈述，但也讲明我只是从日本使馆的角度看问题，我呈上的意见完全服从于总统和赫尔先生广阔的视野。他们得考虑似乎日益倾向于赞成对日本采取更强硬措施的美国舆论，当然还得考虑整个世界形势，远东虽与全局紧密相关，但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刚才有机会重读了几封我以前写的函电，我曾在里面指出，那时和解的时机已经过去，主张对日本实行强硬政策。我现在仍然相信我当时写的每一句话，后来我还说过，日本政府现在致力于改变方针，包括与美国和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政府极明智地完全执行我所主张的政策，当时我提的意见，结语是这样的：“倘使我们如此行动能促使日本现今的领导者终于失势，日本国内就可能会发生一场思想革新，那时日美关系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也从而得以重新处理。”松冈的失势和倒台主要是由于在德国进攻苏俄的问题上估计错误，但间接促使他垮台的正是美国的强硬政策，日本每采取一个侵略步骤，就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步骤来对付它。我认为，现在有了一个促使日本思想革新、恢复日美正常关系、解决整个太平洋问题的良机。要做到这一切很不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是否感到我国的经济措施真会使它在经济上陷入绝境，但也绝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继续施展妙腕的话。

我现在的这些主张并不是绥靖政策，而是“建设性的和解”。“建设性”一词很重要。它有构建之意，要建一幢永久性的建筑物，谁也不会那样傻，竟想把它建在不牢固的地基上。与日本进行探索性的会谈，目的就是找到一块牢固的地基，要打下这样的地基，就绝不能在美国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上妥协。其次，正是由于我们实行了我所主张的强硬政策，所以才造成了有可能实现建设性和解的形势。

对付这些困难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时，不要忘记，外交实为国防第一线，我们的海军只不过是第二线，我们的陆军则可以说是第三线。如果作为第一线的外交奏效，其他两线就不需要动用了；而作为前线后备军的其他两线一出现，又可以大大增强第一线。作为第一线的外交，必须负起责任，做到无须动用这两个后备军，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在日本这里的职责的。我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也没有哪个人知道，但在我的人生观里没有失败主义。

日本对和平的渴望仍在增加

1941年10月1日

有个地位很高的日本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从黑龙会中的密友处获悉，首相拟赴美国地界会见合众国总统一事，东京政界现在都知道了。人们考虑到经济形势，都认为与美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实属绝对必要，所以一般赞成这个建议，连军部中也有人赞同。各重要政治团体的代表均见过首相，并已向他保证，他争取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努力将得到日本全国的支持。这些团体虽显然认为日本政府早已满足了美国的要求，但仍进一步断言，如果首脑会议得以进行，很难想象近卫公爵会让自己陷入无法完成使命、失败而归的情境，因此首相必然会接受美国的条件。上述团体很重视下列事实：警察现正严密监视日本境内的德国人；三国条约签订一周年纪念日时，首相故意离开东京；周年庆祝活动的规格降至最低级。

只有近卫公爵能拯救和平

1941年10月3日

另外一个日本人告诉我，当前的日美会谈若不迅速获得成果，肯定就会因日本极端分子及亲轴心分子日益加剧的反抗而被破坏，那时近卫内阁很可能倒台。除了近卫公爵，就没有哪个日本政治家能够做到与美国达成谅解了。我认真听着，然后对他讲，通过外相，我和日本政府经常有接触，他考虑到的那类情况，外相也当然随时在告诉我，我当然也经常把日本的实况和我对情况的估计呈报给我国政府。

沈阳的白俄被动员起来为日本效命

1941年10月6日

10月3日，沈阳的白俄 [31] 都被警察叫去开大会，会上他们被告知，凡属白俄，不论男女，年满十八岁至三十五岁者，均须立即领取一定式样的制服，很快就要受体育训练，须随时听候下达任务，至于是什么任务以后再说。会上还有个日军特务机关的军官向他们训话，对他们说，六十天内满洲将处于紧急状态，他们必须静候为国效忠。驻沈阳的美国领事说，他将尽力在几天内送点评论来说明这个异常的行动。

杜曼再晤牛场

1941年10月7日

今天我馆参赞尤金·杜曼再度会见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杜曼关于此事的报告照录如下：

牛场先生昨天来电话求见，我提议请他今晨来我家和我共进早餐。牛场先生按约定时间准时到来。由于进餐时有仆人在场，谈话中需要记录下来的内容不多，实质内容如下。

牛场先生说，由于日美预备会谈毫无进展，首相处境困难。近卫公爵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反对派现已有了一些具体材料，可以用来攻击内阁，前景相当暗淡。他说，除非我们充分理解首相是在什么情况下来提议会谈的，否则就不会懂得局势的全部含义。陆军很想结束日中冲突，但绝不肯来负责倡议结束这场冲突。当近卫公爵负起责任时，陆军便给他充分的、无条件的支持，他的崇高愿望若无法实现，他就得为此“负责”，以后谁也不会有他那样敢冒风险的勇气了，也不会有他那样的声望和政治地位，足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日中冲突这样的国家重大事务，同时还能得到陆军的支持。

牛场先生继续说，美国政府方面一张牌也不肯摊出来，这就加深了日本政府中人的悲观情绪。诚然，美国政府对其原则已做了充分的说明，但它没有明确说明过要日本政府承担什么。会谈开始已经几个月了，美国政府显然还是步步留神，不让日本人知道任何细节，真是令人失望至极。自收到美国上次的备忘录（10月2日）以来，日本政府中有更多的人认为，日本已落入陷阱，论点大致如下：美国本就没有与日本达成协议的意图；现已使日本暴露了它的政策和目标；这些政策和目标与美国的政策和目标不符，因此美国有正当理由拒绝与日本达成协议，应继续对日本保持敌对态度。

我对牛场先生说，这种揣测是毫无根据的。我记得，10月2日的备忘录曾提到美国公众对关于正与日本进行会谈的报道是怎样反应的，并曾讲明美国政府对解决太平洋问题的渴望并不下于日本政府，但美国的舆论既然是这样，就需要在开正式谈判以前先就一些根本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牛场先生问，我们曾否收到这个备忘录的文本。我给他看的摘要（10月4日我让他看过备忘录的摘要）简单明了、陈述客观，但据他说实际上备忘录的文本“令人极不愉快”。里面充斥争辩和教训，寸步不让，没有一点旨在推动日本政府满足美国政府愿望的暗示或迹象。他还举出涉及对欧战的态度的那段内容作为例子，反问道：备忘录为什么不暗示一下到底期望日本政府做出什么承诺？

最后牛场先生表示意见称，日本政府只剩下一个请求，那就是美国究竟要日本做何种性质的承诺，请美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清单，这个请求若得不到明确答复，那就终止会谈。 [32]

与此同时，我于今晨应邀拜见外相。一开始他告诉我，这里已经收到了国务卿10月2日交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正文，正在细加研究。外相问我对备忘录有何看法，我答道，大使馆只收到一份摘要，在我有机会研究全文以前，我想还是不表示意见为好。

丰田将军接着又告诉我，他已被告知我与首相9月6日私下会晤的情况，且已获悉我已将近卫公爵在会晤时讲的话作为“个人密信”通过国务卿转给了总统。外相说，他希望我明白，他绝无反对我同近卫公爵接触之意；相反，他倒期望通过这样的会晤可以很好地交换意见。丰田将军说，首相关于9月6日会晤的私人记录表明，近卫公爵虽已“在原则上”接受了国务卿一直强调的四点，但仍表示，在将这四点应用于实际情况时，还须进行某些修正。可是，10月2日美方交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却说首相“完全同意”那四点。因双方记录有异，所以就命令野村将军告诉国务卿，若认为这话是首相在那次私人会晤中讲的，就应该把“完全同意”改为“在原则上”。

外相声称，首相在9月6日讲的话纯属私人的、非正式的性质，目的不过是让我知道在日本政府决策中居重要地位的一个人的私见而已。托我将他的意见的要旨作为私信转致总统，是近卫公爵在会谈当中才想到的。丰田将军说，因此万没有料到，首相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讲的话，竟会被收进一份正式公文中，这份公文是要在许多并不知道我和近卫公爵会面过的日本政府官员中传阅的。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既然出现了有关首相意见的错误记录，事前外相和我又没有彼此核对过关于9月6日近卫公爵和我会晤时的谈话的记录，所以有必要把首相谈话的日方记录拿出来澄清。（首相用日语说的、经杜曼译给我听的意见，在我汇报那次会谈的电报中叙述得很恰当、很准确，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上述所谓日方记录，一定是把首相后来说的两句话搬到前面去了，这两句是：“他确信意见分歧是可以很好地调和的”“他明白，有几点还需要阐明和澄清”。）

谈到这里，丰田将军说，他希望研究完毕后，即可对国务卿10月2日的备忘录提出意见，在此期间，最好不要讨论那些他所谓“技术性程序”引起的事项。他指的是某些分歧，例如对近卫公爵9月6日的谈话和日本大使提交国务院的一些材料曾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东西有的并非正式文件，有的颇不完备，日本大使9月4日提出的草案就属于这一类。丰田将军觉得，费力去澄清这类由技术性程序引起的细节，只会使讨论复杂化。不过，一旦会谈真取得进展，他还是准备处理这类问题。

外相说，至于国务卿10月2日的备忘录，他想先提个简单的意见：他有个印象，美国政府是要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恢复到四年前的原状。自那时以来，日本已经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要求日本国民忍受困苦和牺牲，日本国民是受过教导的，他们把经受这些考验视为尽爱国之责。日本政府愿意并准备恢复到四年前的原状，但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应当理解，实际上要在顷刻之间就把以往四年做的事一笔勾销，这是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丰田将军问道，对国务卿10月2日备忘录概述的美国政府的立场，我可否非正式地表示一点个人的意见。我答道，美国政府是想把远东情势放在一个稳固耐久的基础上，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就不能做任何持久性的安排。我告诉他，我个人对国务卿10月2日备忘录的反应是，我觉得美国政府是在力求得到保证：日本将真诚地、不折不扣地遵守那些原则；若不是这样，就不能为太平洋区域的持久和平建立牢固的基础。

1941年10月8日

因得到外务省的特许，自颁布冻结令以来，今天我第一次可以把薪俸支票存入花旗银行并提取现款，用以支付一些账单和家用账目，包括欠轻井泽万平旅社的账。然而，馆员们仍旧取不到钱。不过，就快要有个协议了。英国人在冻结令发布后几天内就有了协议，所以这事全解决了，我们的协议却一拖再拖。

伦敦电台今晚广播了伦敦《每日邮报》的一条报道，说我昨晚在一次宴会上表示相信美日之间将会达成协议。我确实曾经在美国协会的年会上做过一次非正式的、不供发表的讲话，会员全是美国公民，我恳求他们不要外传。在讲话中，我重述了赫尔国务卿在9月13日记者招待会上论及预备会谈时讲的话，另外还说道：“如果能把几年来极度紧张的关系调整好，那将是皆大欢喜，我们何尝不想，但要实现这个愿望，必先解决许多悬案，而解决悬案，又取决于许多因素，所以我们的工作就变得异常复杂，困难重重。结局如何，我无法奉告。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后来我又说：“我从来不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会破裂，现在也没有这样想。我们要有撼山改地的信心，说不定我们真能够移山倒海。我认为这终究是做得到的。”

我详述了日本这几年来把两国关系弄到现在这种境地的政策和行动，也讲到美国政府的观点：任何国际架构都必须把地基建在国际交往中的一些根本原则上，涉及这些原则，就绝不能妥协。

冻结信贷使日本濒于破产

1941年10月9日

据我一个属员从可靠方面获得的情报，日本政府现在可以利用的外汇总数约为两万德国马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付外汇的契约到期时，日本政府势必拖欠。美、英、荷属东印度实施的冻结令已经完全切断了用这三国货币来支付的交易，用南美诸国货币来支付的交易也大大减少了。据提供情报的这个人说，他手里的契约就要付总数约为五百万瑞典克朗的外汇，近几个月来，日本买瑞典的货物主要是由柏林供给资金，大概是用德国提供的信用贷款。

最近日本接到德国的通知，这些信贷已被冻结，只能用来买德国货。据这个人说，德国人采取这个行动，可能是预计到日本将退出轴心国集团。来自另外一处的消息则说，瑞典因扩充军备，欠德国的债甚多，所以现在德国人要求瑞典用货物偿还，不要瑞典克朗。坊间盛传，日本现已欠了德国八千万马克的债。

从国际金融的观点来看，日本现在的处境之窘迫实已与日本国内某些被指名的外国人一样了。

丰田将军又想促成罗斯福-近卫会谈

1941年10月10日

今天下午外务大臣约见我。

他在开头便说，他虽然仔细研究了国务卿10月2日的备忘录，但其要旨仍然有点难以把握。但他已得出结论，美日两国政府有争议的点大致集中于三个问题：①日本在中国驻军；②美日两国对欧战各有各的态度；③在中国维持机会均等。外相又表示，10月3日他曾命日本驻美大使去问国务卿，在上述三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可否用明确的话语描述要日本政府承担的义务。日本大使没有回报。10月6日，他又再叫他去问。10月9日，日本大使电复外相，那天他已见到国务卿，但外相要问的事，他无可回报。丰田将军说，命日本大使去探询，原是想获得一些消息，结果却白白浪费了一周的宝贵时间。如果能获得消息，可以促进一下当前会谈的进程。外相今天又向野村将军发了训令，命他继续努力，取得回音，但为避免再有拖延，他又特请我转告我国政府，盼以答复下述声明的形式给他一个回信：

日本政府曾就某些问题向美国政府提过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显然未能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若想美国政府满意，日本政府要承担哪些义务？现在美国政府可否向日本政府提出来，供其考虑？

谈到这里时，我趁机回应了日本报刊对当前会谈没取得进展的批评。我向丰田将军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决定和执行其政策时，总要考虑和权衡美国舆论的发展和现状。丰田将军说，即便在日本，也不能无视公众舆论。不过，近卫公爵与总统的会晤如能实现，从而达成协议，控制日本的舆论，倒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外相向我保证，在首脑会议上，日本政府有可能承担广泛的义务，但在目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能在会前将它愿意承担的义务全盘托出。他一再表示担心，事态如果老是如现在这样悬而不定，政府就会抑制不住日本国内的极端分子。

谈话开始时，外相曾对我昨天将日本拟向法属印度支那增兵的报道函告他表达了谢意。所以我又回到这个问题，向他强调指出，日本在我们两国政府正进行会谈的这个时增兵印支，将会造成一种很微妙的局势。而且在我看来，还必将对会谈产生严重的、恶劣的影响。我告诉外相，我已请他注意日本当局最近在印支的行动，例如威逼要接管电报、邮政、海关，要求更多的空军基地之类。此时此刻，又增派日军到印支，这就必然会使人抱极大的怀疑，不知日本对印支是何居心。外相答道，他正在仔细研究我谈论这个问题的非正式的私函，且已与陆军大臣商议过，希望几天内即能给我回信。他又说，他还和陆相讨论过我请他注意的印支日本当局的行动，已请陆相尽快采取措施，改善局势。

外相还告诉我，他觉得日本驻美大使明显已经非常疲劳，所以正在考虑派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去华盛顿协助大使将目前的会谈继续下去。丰田将军说，他已经想到一个有大使级身份的高级外交官，但尚未与此人联系，所以还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担负这个使命。如决定派他，不知美国政府能否为他在马尼拉至旧金山的班机上订个座位。此事若能确认，对外相将有很大帮助。丰田将军说，这位官员不是向美国政府委派的，而只是作为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一个临时的、非正式的属员。我向外相表示会向我国政府转告此事。

谈话结束时，外相再三叮嘱：由于时间紧迫，必须加快会谈的进程。

近卫内阁倒台

1941年10月16日

今天下午5点近卫内阁倒台，8点15分已正式宣布。巴西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就来电话告诉我，我们刚结束为杰克·柯蒂斯（Jack Curtis）饯行的晚餐，十几个人正聚在我的书房里。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因为我虽知道日美会谈没有进展迟早会拖垮近卫内阁，但没有料到会如此之快。

与近卫公爵通信

1941年10月17日

近卫公爵今晨寄来一封私函：

1941年10月16日

大使阁下：

非常遗憾而又失望的是，由于国内政局，我的同僚及我不得不辞职，日后或许有机会向您说明详情。

不过，我确信继任的内阁定会竭尽全力把我们坚持至今的会谈继续下去，直至取得成果。因此我切望，您和贵国政府都不会因为更换内阁，又或只凭新内阁的概况或一时的印象而过分失望或气馁。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尽心竭力协助新内阁去完成我的内阁曾力求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崇高目标。

一直以来，有幸获得您的协助与合作，我趁此机会表示衷心感激，无论继任者为谁，均切盼您赐予他同样的恩惠。

向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近卫文麿谨上

我的复信：

1941年10月17日

总理大臣阁下：

您友善的来函奉悉，承蒙夸奖，万分感激。您深信新内阁将尽一切努力，务必使两国政府间的会谈以竟全功，这让我十分鼓舞，特向您致谢。您说您本人也将帮助新内阁完成您和您的同僚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这令我十分欣慰。毋庸赘言，您的继任者当然可期待我的真诚合作、同心协力，将两国政府已做的努力继续下去，直至获得成果。

请允许向您表示一点希望：在长期为贵国操劳，屡建功勋后，若能暂卸重任，则可寻得宽舒，稍事休息。

向您，亲爱的近卫公爵，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约瑟夫·格鲁谨上

同时，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来见了杜曼，对导致内阁倒台的情势做了极有趣的说明，并称首相曾经力争并终于获得保证，日本将会任命一个能将日美会谈继续下去的继任者。他是奉近卫公爵之命来告诉杜曼，要杜曼转告我。所述情节妙得很，将来也许可以成为日本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之一。这种种情况将导致什么结果，尚难预料。

上午10点，我们电吿国务院，现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将军很可能是首相候选人。下午5点，我们又获报告，被选中的是前陆相东条将军，他将以首相身份兼任陆相和内相。东条是今年春天不顾松冈反对、最初支持与美国举行会谈的五大阁员之一。这点至关紧要。

我们获悉，前德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希特勒的亲信弗里茨·魏德曼（Fritz Wiedemann）正在来日途中。后来又听说，魏德曼很可能是要去天津当总领事，他将以那里为基地，管理德国军事谍报网的远东组，他本人的特长是搞破坏和进行恐怖活动，拥有进行这些活动的大笔秘密资金。据信他将从天津指挥远东各谍报组织和盖世太保机关，现驻上海的迈辛格（Meisinger）和驻曼谷的许伯尔都归他统辖。据信这个远东组的主要目标是印度和缅甸，它的任务是充当在远东搞“钳形运动”的前哨，是要与德国伸入西亚的另一支钳子配合，从两面威胁印度。印度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所有最大征服者都要夺取的目标，据说希特勒也非常重视这个目标。

美国大使馆里的西部风情

1941年10月19日

我将这个周日的时间留下来，打算用来仔细重阅美日预备会谈自春天开始以来的全部材料，写一份要点概略。若用一张曲线图来表示会谈的进展和退步，就会看出会谈起伏特别大，最近则一直是在倒退。我是想熟悉会谈的全部情节，以便在会见新外相东乡并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可以应付裕如。

如今真有重返昔日美国“西部世界”之感。一个多月来，特别是9月18日近卫公爵遭到袭击以来，我身边总是带着一支手枪。9月18日那天，近卫刚离私邸外出，就有四个手持匕首和短刀的汉子跳上汽车踏板，要刺杀他，所幸车门是锁着的，刺客也很快就被私邸的便衣警察制服了。9月27日是三国条约签订一周年纪念日，我整天都严阵以待，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那些刺杀事件迭出的日子里，卡梅伦·福布斯就曾被列入一个所谓“爱国社团”的刺杀名单，只是因为那次他碰巧不在东京，所以才幸免于难。我知道，我同样在现在的一些黑名单上榜上有名。在大使馆官邸的入口处，警察主动加强了守卫，办公楼入口附近也设立了警卫室，但使馆的围墙很长，夜间几个持刀者随便都可以从某处翻过墙来，破窗而入。这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不喜欢充英雄，但更不喜欢没有好好回敬一下这群暴徒就束手待毙。

某次跟一位日本官员谈话时，他拿着我的手去按他的胸膛。我原本猜他是想表示他的心态摆得很正，可是他的“心”摸起来硬邦邦的。我马上就明白了，那个硬东西根本不是他的心，而是一把实实在在的手枪。与我们无异，很多日本人也同样受到军部极端分子的威胁。

对东条政府的分析

1941年10月20日

鉴于美国报刊和广播几乎普遍认为，日本新政府的成立是一个预备中的步骤，下一步就会是进攻俄国，要不就是采取某种必然会导致日美冲突的行动。我便根据事实与合理的推断，列出一些因素，这些因素表明，那些关于这次更换政府含义的看法虽似已为美国公众所接受，但不见得就是正确观察形势而做出的恰当预估。

近卫公爵的一个心腹告诉我们，近卫决定辞职并在辞职时要求保证继任的首相将是一个能把前政府开创的政策继续下去的人选。换言之，继任者要能谋求与美国重修旧好并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曾认为，要是探索性会谈破裂，或拟议中的正式谈判失败，近卫公爵就会被迫引退，继之而来的就将是军事独裁，而不会是文官政府。会谈还没有破裂，从这个事实来看，与上述预测相关联的条件并没有出现。我们觉得，前政府辞职的动机应该是：近卫公爵相信，美国政府若是与一个得到陆军支持、处在支配地位，即能决定大政方针，从而具有权力的首相打交道，而不是同一个中间人交涉，日美会谈就会取得较快的进展。尽管不出所料，接替近卫首相的并非文官，而是一个军人，但有迹象表明东条内阁愿意按上述政策继续会谈。这就意味着，给东条内阁戴上军事独裁的帽子，认为它的任务就是要加紧推行势必引起日美武装冲突的政策，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东条将军与日本以往的军人首相有别，他不是退役军官，而是一个现役大将。这就是说，最近若干年来，日本陆军第一次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公开承担责任，以前它是坚决不肯的。由此又可以推想，东条将军既保有现役军衔，就必能对陆军中的极端分子施加较大程度的控制。

我有个馆员曾在莫斯科结识新外相东乡先生，近几个月来又在东京与东乡先生的夫人和小姐见过几次面。他告诉我，新外相当驻苏大使时颇受苏联政府敬重，被视为近年来日本派往莫斯科的使节中最受欢迎的一位。据可靠的人说，东乡先生曾主持日苏间在莫斯科进行的旨在签订一项政治条约的会谈。由于主持得很好，1940年秋他被解职时，苏联政府曾明确表达失望的态度，还为他饯行，给予他异乎寻常的礼遇。此外，不要忘记，去年有一批外交官被松冈解除第一线职务，东乡先生亦在其中。据信，解职的原因是，他不赞成松冈所推行的那种极端的外交政策。

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通讯社刚才发表声明，大意是，由于近卫内阁已经定下了日本的根本国策，东条内阁将不另定新政策。

评外务次官西春彦

1941年10月22日

今天报上宣布，西春彦被任命为外务次官。西春彦近年来专管苏日关系，两度被派往莫斯科执行任务。在那里他与东乡共事，东乡之所以挑选他，无疑是因为个人关系，现在外务省的两个枢要职务俱由这两个人担任了，他们都有处理对苏事务的直接经验，且均被认为是对苏友好的人士。我认识西春彦这个人，也很喜欢他，他并没有多大学问，也没有什么杰出的才能，但大家都觉得他为人正直，可以信赖。他接替的是天羽的职位。

“妥协、妥协、再妥协”

1941年10月24日

有个日本朋友对美日会谈发表了一些意见。他主张，美国应同日本发表一篇联合宣言，声称美国无意“渗透”印度支那。他还如往常一样地说，美国如要会谈取得进展，必须妥协才行。我严肃地回答，指出没有妥协的余地，并且说明，发表他所建议的那种联合宣言简直是荒谬绝伦。我给了他一份我9月1日写给某某人的长信的副本，请他阅读、做记号、记住并深刻领会其内容。我虽然很喜欢这位朋友，但很难和他辩论，因为不管你讲什么，他总是又回到他原先的论点，要我们妥协、妥协、再妥协。

天皇是如何干预决策的

1941年10月25日

有位给我们提供情况的可靠的日本人士告诉我，就在近卫内阁倒台前，天皇曾召集枢密院和陆海军的要员开会，问他们是否准备推行一种保证不会同美国爆发战争的政策。参加会议的陆海军代表皆不回答。于是，天皇便讲起他祖父明治天皇实行过的进步政策，并破例命令陆海军要服从他的愿望。天皇的立场既如此明确，那就需要挑选一个能够有效地控制陆军的人来当首相，东条将军就是这样受命组阁的。东条依旧是现役军官，同时又负有责任，要尽力使当前的日美会谈取得成果。

提供情报者向我强调指出，日本各阶层，特别是现在的政治领导人，都有一个愿望，即日美关系必须实现调整，怎么做都行；日本报刊最近的反美论调、亲轴心分子和某些派别的过激言论并不代表这种愿望。关于这点，他又说新外相东乡先生接受这个职位，其具体目标就是要尽力完成当前的会谈，若达不到这个目的，他就辞职。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日本领导人大都认为，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主要障碍是日军撤出中国和印度支那的问题，但他们又都确信，如果美国不那么坚持，一定要全部日军立即撤出这些地区，置日本于十分为难的境地，那么部分撤军还是办得到的。

这位与最上层有联系的报信人还说，现在的形势和日本现存的政治体制是十年来第一次使日本的政策和行动有转变方向的可能。

华兹华斯时代的英国和丘吉尔时代的英国

1941年10月27日

一百三十五年前，普鲁士覆灭后，仅剩英国孤悬海外，独自对抗着拿破仑独霸下的欧洲之时，华兹华斯 [33] 写道：

又是一年！又一次致命的重击！

又有一个大帝国被打倒了！

我们没有盟友，也可能不会再有盟友，

我们是敢与敌人斗争的最后一个国家！

那好吧！从此我们明白：

能保卫自己的只有我们自己；

凭自己的右手打败敌人；

靠自己站稳脚跟，要不然就趴下！

据英国《重击》（Punch ）周刊的报道，1940年又有两个老水手以散文的形式表述了同样的心境，一个望着英伦海峡对面仍硝烟弥漫的法国北部港口说：“嗯，现在只剩下我们了。”另一个答道：“是啊，我们共有四亿个血肉之躯。”

德国人对东条内阁的反应

1941年10月29日

下面是某国驻东京使馆人员搜集的材料，描述了这里的德国人对当前政局的反应，据信相当可靠。

德国人对新内阁并不热情。近卫公爵一辞职，他们就以为一定会成立一个力主参战的内阁，但新内阁使他们大失所望。新内阁就职后，又马上逮捕了两个德国人，这就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一旦美德开战，日本将做何反应，自大使以下的德国人都感到捉摸不定。他们把日本人看作不能信赖的机会主义者。

德国人现在主要是尽力挑拨日本人进攻苏联。德国商界的重要人物最近被德国大使馆叫去，并被告知，尽管生意清淡，他们的薪水仍将照发，条件是他们应自视为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他们的特定任务是在日本人当中散布流言，怂恿日本人既反对美日会谈，也反对俄国，鼓吹现在正是进攻俄国的最好的时机。德国人这样做，据信是反映以下两点：①德国统帅部急切希望赶快打垮俄国，特别是因为在冬季战役中，德军的冬装很难供应得上；②希特勒本人想转移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注意，他自己想要这个地方（不过，为了牵制民主国家，德国又想怂恿日本“南进”，因此要是没有第一点，第二点就会被抵消）。

这时，在德国侨民中则继续搞战备，德国陆军武官除从事某些航运活动外，又在东京德国会馆组织战前训练，所有适龄德国人每周都须参加一次。据摇传，德国人还打算成立一支“自由军团”，一旦日本参战，即与日军并肩战斗。

这里的德国人一般虽仍保有胜利的信心，但对时局的某些方面也还是担忧，例如俄国战场伤亡甚大，德国国内粮食不足，美国可能参战，特别是法国时常发生的刺杀和处死人的事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所谓的“新欧洲”并不太平。

有个一向可靠的人给我们提供了下述情报：

由陆海军联合占领泰国的详细计划已拟订完毕。计划以德国攻打比利时和荷兰的作战方案为蓝本。要求用空降部队和伞兵同时占领所有机场、港口和战略要地。二百五十架运输机集结在台湾和海南岛，或者准备着随时调用。只要一声令下，即可执行此项计划。

东乡外相接见各国使节

1941年10月30日

今天下午3点，东乡新外相分别接见各国大使，公使则将在明天被接见。候见时区别对待：英国一边的使节、德国一边的使节、中立国使节分在三个不同的等候室。我是外交团团长，又是最先到的，却被引入一个小小的休息室，那个我们常在那里聚会的大客厅无疑是留给轴心国使节了。我看见驻日年资次于我的阿尔塞纳-亨利驱车到来，但没有进我那个房间；我不知他们到底把他归入哪一类。克雷吉没有来，因为昨天他已被外相紧急约见，不过可以想象，我们定会被划在一起。

一进外相的房间，迎面就是一列常见的排得密密的新闻摄影机和电影摄影机，我与外相合影，只用了几分钟。此后，这些摄影记者便被“嘘”的一声赶出去了，因为只准他们拍摄外交团的团长。翌晨，《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照例登出我们这张照片，大大地放在头版。对此，他们亲爱的盟友奥特将军恐怕会不大高兴吧。

丰田将军与东乡多么不同啊。前者轻松愉快，非常友好，谈正事前总要先开开玩笑；后者则冷漠无趣，毫无笑容，沉默寡言。东乡的英语说得还可以，但声音太低，谁也听不明白，我则更是一脸茫然，他要是用个译员，我反倒高兴。加濑和我坐在一张沙发上，他口齿清楚，英语又极好，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听不见的。尽管白忙一场，我还是怀念自己和丰田将军实在而愉快的交往。丰田是那种无论所办之事如何麻烦，但你总是乐于与其打交道的人。

交谈时，东乡先生说道，几年前他在外务省时，美日关系已经不大妙了。自那时以来，每况愈下，终于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若再恶化下去，就充满极大危险。谈到从春季持续到现在的日美两国政府非正式会谈时，外相声称希望会谈仍继续下去，并能毫不拖延地顺利结束。他请求我合作，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东乡先生说，为了取得进展，美国应当正视某些现实和事实。他随即举日本在中国驻兵为例。他说，别国现在也仍有军队驻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例如外蒙古就驻有苏军。外相没有再提到预备会谈，只是说，他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和我谈谈。

我先请外相相信，自己也很想跟他合作，接着向他说明，我们国务卿希望会谈仍在华盛顿进行，因为总统对会谈十分关心，而且还会积极参与。不过，在东京举行平行会谈也是有帮助的，可以提供一个互相核对的机会，使美国政府的意见得到较完整较准确的了解，所以在过去一段时期，我常常将国务院直接电告我的有关华盛顿会谈的内容转告外相。之后，我便把国务院通报10月24日副国务卿与若杉先生会谈的来电的释义交给东乡先生。

我对东乡先生说，外相当然不可能一一亲阅美国大使馆致外务省的函件，所以我以前总是把特别重要的信件另送丰田将军，请他亲自关注。这个做法是得到他允许的。东乡先生同意我继续这样做，这次会谈到此结束。

告辞时，加濑先生对我说，他已被任命为外务省美洲局第一课课长，乐于充当外相和我之间的直接渠道，只要我愿意。我感谢加濑先生，并提起我们以往的交情，又对他说，再次见到他在我和外相的会谈中发挥译员的作用，我很高兴。

驻日大使呈送国务卿的报告

（摘要）

（国务院所记原稿的大意）

东京，1941年11月3日

大使向赫尔国务卿及威尔斯副国务卿汇报如下。

他引用《东京日日新闻》11月1日的社论（已以同日第1729号电报呈报），又称该报还在“帝国濒临最大危机”的头号标题下发表了一条来自纽约的专电，摘要报道了据说是日本大使馆交给《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必须结束美日经济战的声明。据信，所引社论和评语都是当前日本人情绪的准确反映。

大使引述了许多电文，那些都是他数月来对日本国内影响政策的一些因素的分析，并表示他已没有补充，也不想进行什么实质性的修改。他认为，以下述各点来观察现状和最近将来的局势，也许就可以对日本的立场做出一个结论性的判断。

（1）日本不可能把日本或日中冲突同欧洲的战线及其变动分割开来。

（2）日本的政治思想，从中世纪思想到自由主义思想，应有尽有。因此，其公众舆论是一个变量。任何一派思想占优势，都可以随时对国外事件和形势的冲击产生决定性作用。（民主国家则不然，由于影响和指导外交政策的原则同属一类，由于引起意见分歧的多半只是方法而非原则，舆论形成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例如，去年德国在西欧大获全胜，随之而来的便是亲轴心国分子在日本得势；后来德国未能入侵英国本土，又让日本对德国的最后胜利产生怀疑，而这个因素又有助于增加稳健派的力量；最后，德国进攻苏联，推翻了苏德将保持和睦的预估，这又使日本人认识到把日本拖进三国同盟的人其实犯了大错。

（3）近卫公爵力求调整日美关系，并希望借此来促成与中国媾和，东条内阁也答应继续这样做。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想纠正1940年的错误。如果此举失败，如果德军继续得胜，那么日本就会同轴心国结成最终的、更紧密的联盟，这在意料之中。

（4）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都推断，由于财力物力有减无增，以致最终枯竭，作为军事强国的日本很快就会崩溃，但驻日大使馆从来不相信这种理论。这类预测是不自觉地以一个假定为根据，即日本必优先考虑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没错，日本的商业大部分的确已遭重挫，工业生产量锐减，国内资源消耗殆尽，但他们预言的那种结果并没有出现。相反，使国民经济一体化的计划已在严格实施中，若不是如此，日本就真会如预言的那样崩溃了。由此可见，至此刻为止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证明那种推断，即对日继续实施禁运便是有效的，必要时还能进行封锁（有人提议过），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远东作战。

大使谈到他1940年9月12日发的第827号电（报告日本军部把德国在欧洲得胜所造成的形势视为扩张的“绝好机会”）。他的电报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当时美国若采取和解措施，看来既不明智又徒劳无益。电报中建议的强硬政策随后即为美国所采纳。这种政策，加上世界政治事件对日本的冲击，迫使日本转而谋求与美国和解。大使推断，谋求和解的努力如果失败，日本的钟摆就可能再次摆回以前的立场，甚至可能摆得更远。这又会导致日本进行他所称的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封锁，宁冒民族切腹的危险，也不向外国压力屈服。据每天在感受日本国民气质和心理的观察者的认知，毫无疑问，这种事故不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

若认真研究日本人的性格和气质，就会明白：逐步加紧实行严厉的经济措施即可避免战争之说完全是一个靠不住的假设。根据这个假设来考虑美国的政策和措施是危险的。据大使馆的意见，采取这一方针并不能避免战争。不过，每种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因此大使馆也认为，把任何一个观点定为绝对正确，并据以确立政策，都是违背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也是本末倒置。根本问题在于，如果国防的第一线，即外交工作失败，与日本开战是否符合美国国家的目标、政策和需要。这显然是首先要决断之事，因为只有在这个决断的基础上，罗斯福政府才能够奉行一种尽量不会因摇摆不定、见风使舵、意见纷纭诸因素所影响的大政方针。大使并不怀疑，由于一经做出便不容轻易改变，这种决断一定已经过充分讨论并且落实，因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大使特别强调，他在对这个重大问题发表上述议论时，并不了解政府的意图和想法。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政府正在实施一种考虑不周的政策。他也并不是想主张美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或者从作为指导和调整国际关系包括美日关系的基础的根本原则后退一丝一毫。方法可以灵活，在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能妥协。日本有可能贸然对美国发动自杀式袭击，大使的目的只不过是要防止美国因误解这一点而遭到日本袭击。诚然，若遵循正常的治国安邦之道，日本是不会采取那种行动的。然而，不能用美国的推理标准来衡量日本。

大使认为不必过分担心目前日本报刊的好战腔调和报道内容（几年来都在猛烈攻击美国，时起时伏）。但他又指出，日本显然已有准备，一旦和平计划失败，便执行另一个计划。如果对这点估计不足，就是短视。他还说，认为日本的备战不过是炫耀武力，目的只在于给日本的高压外交以精神支持，并根据这种看法来制定政策，也同样是短视。日本的行动，不仅会使日美武装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也许还会是危险的、戏剧性的突然爆发。

民族切腹大有可能

1941年11月4日

我对日本国内涉及美日关系的一般情势的看法，已在11月3日电报中说过了。如果爆发战争，我希望历史不要忽略这封电报，尤其不要忽略那几句话：如果我们的和平努力归于失败，日本为了使自己不受外来经济压力的损害，也许就要全力以赴地殊死斗争，甚至不惜实施民族切腹。在最近的日子里，我们与此类气氛直接接触者都能认识到，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对于日本的逻辑规范或理性，无法用任何西方的计算尺度来衡量。有些人以为，我国的经济压力并不会把日本推向战争。若以这种想法来制定政策，将是危险的。和平计划一旦失败，日本就要打仗，它已经准备好了。无视或低估这点，或把此类备战行为仅视为日本在外交上的虚声恫吓，都是目光短浅的。日美间的战争可能会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那封重要电报已永远记录在册。

来栖准备起程赴美

1941年11月4日

中午12点10分，加濑来访，传达外相的话：外相要派来栖赴美协助野村将军进行会谈，但美国的航班定于明晨从香港起飞，他要是赶不上这一班而搭下一班，须等两周，那就太晚了。“出于技术性原因”，他必须在13日以前——这当然是指必须在15日日本国会开会以前——到达华盛顿。如果航班不能停两天等来栖，而是先飞往香港，那么就只能让来栖先飞塞班岛，然后乘驱逐舰至关岛，在那里赶上班机。我很清楚，我国政府是不会欢迎第二个计划的。

杜曼打电话到华盛顿给马克斯·汉密尔顿（Max Hamilton）。一定是汉密尔顿工作得力，因为几小时后他就来电话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航班飞离香港的时间将从5日延至7日。我立刻用电话告知东乡，他似乎高兴极了。

晚上9点，来栖因为将于明日清晨动身，前来辞行。他说，昨天下午东乡才把使命交给他，当时他感到惊讶。此后他一直在研究有关会谈的文件，这才明白自己碰到了一个难题。他说，自己此行只是要为会谈增加一个新观点，并尽量设法达成协议。看样子他口袋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新方案。假如飞机上能多找到一个座位，他还想把外务省美洲局的结城带去当秘书。

以前与石油公司进行长期谈判时，来栖曾任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后来先后在罗马和柏林当过大使，签订三国条约的就是他，但我没有理由认为他现在对纳粹德国比对美国还好。他的妻子是美国人，女儿弥惠是埃尔西的好朋友。我们进行了坦率的长谈，听我讲美国的立场时，他没有激动，只是平心静气地阐述日本的立场。追溯到币原外交时代以及币原外交失败的原因时，他提到中国人皆把这种外交看作软弱的表现。

日本新闻界破坏会淡

1941年11月5日

《日本时报和广告报》今天发表一篇恶毒攻击美国的社论，列举美国应当主动采纳的七点，作为向日“赔偿损失”的方案，内容如下。

（1）停止所有外国对重庆政权的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停止军事代表团现在试图使重庆继续同日本作战或保持内乱状态所做的宣传。

（2）完全不干预中国与日本进行的交涉，以求结束战争，建立经济合作。美国可以劝重庆政府与日本议和。

（3）停止用陆海空军基地和经济壁垒来包围日本。不再以国防为借口在西太平洋调动陆海军。

（4）承认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领导地位，对“满洲国”、中国、印支、泰国、荷属东印度及其他国家和保护国各自与日本建立政治经济关系，不加任何干涉。

（5）如果“满洲国”希望得到承认，即应采取显属必要的步骤来予以承认。它是一个由皇帝当政的国家，已经存在了，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即便没有伟大政治才略，只要稍有政治常识，就应该明白理应给予其外交上的承认。

（6）立即无条件停止冻结日本和中国在美、英、荷属东印度及一切实行此项挑衅性措施的地方的资产。

（7）恢复通商条约，取消对航运和商业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借和平之名行备战之实的恶劣措施，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

昨晚将近午夜时，美国新闻记者预先被告知将发表此社论，他们立即赶回各自的分社。据我了解他们已将社论全文逐字电告美国，此文一到，定会成为美国报纸的头版新闻。假如有什么东西能使美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全成泡影的话，那恐怕就是这篇社论了。谁不知道这家报纸是日本外务省的机关报。我想美国人民将不会赞成再进行争取和解的努力。这种烂文章既令人泄气，又愚不可及。它即使不预先就毁了来栖的使命，也对他绝无任何好处。

这件事最能说明日本人的幼稚：他们希望也需要同美国达成谅解，却在为此继续努力的时候，仍不断在他们的报刊上发表这类充满敌意的文章，这些文章只会使谅解成为不可能。当然，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写给本国人看的，表示他们是多么爱国，但同时也是想恐吓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孤立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迫使美国政府按日本的条件与日本妥协。日本报纸将美国孤立主义者的言论用大标题展示在头版，无怪乎日本国民皆以为孤立主义者是代表美国舆论的多数派。日本照例追随它的德国盟友，总是错估外国人的心理，尤其是英美人的心理。

对华盛顿会谈能取得什么进展，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如果谈判之门能够继续开着，避免彻底破裂，也许我们还能渡过难关。直到德国及其军事力量的必然崩溃开始显现，那时问题将会逐渐自然解决，目前最乐观的设想也只能这样了。

10月31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又发表了一篇非常恶毒的社论，煞有介事地说，作为以《租借法案》向重庆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美国曾提出实际上相当于以中华民国为“抵押”的要求：①取得保有和利用中国四个未指名的海军基地的独占权，战后亦将保持此种权利；②由中国采取经济措施，如取消贸易限制、无差别地听任外国使用原料等，其结果实际上将造成美国在经济上统治中国。社论说，这些“要求”，是马格鲁德代表团倚仗武力提出来的，已为重庆政府在原则上接受，作为商讨的基础。

社论指出重庆政府并不能代表中国，又以所谓美国的“要求”与日本对华方案那种“合作”“互惠”的性质相对照，最后下结论：由此可见，按《租借法案》给重庆提供的援助，并不是要帮助“贫穷的中国”，而是在增加美国的财富。

我对国务院说，一般而言，对日本报纸这类虚妄恶毒的攻击，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不过，我认为这篇社论所提出的指责非常重要，不能听之任之。我问国务院可否准我发表一篇否认的声明。国务院答道，它赞赏我不理睬那些错误言论和攻击的克制态度，但这次情况特殊，授权让我发表否认的声明。因此我写了下面这封信，11月5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在“美国大使馆辟谣”的标题下把它登出来了：

编辑先生鉴：

虽然对于报刊上出现关于美国政策和行动的错误报道，美国驻日大使馆公开予以关切并非常例，但10月31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社论提出的指责性质特殊，在目前情势下，大使馆不得不为此破例。

据社论说，美国曾在重庆提出一些要求，若被接受，就会把中国变成“抵押品”。详言之，这些要求是：①取得保有和利用中国四个未指名的海军基地的独占权，战后也将保持此类特权；②中国将采取某些经济措施，其结果实际上会使美国在经济上统治中国。

美国大使馆正式发表声明，这些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东乡和重光尚可理喻

1941年11月7日

在今天苏联大使馆庆祝国庆的招待会上（它是现在唯一还在举行这种招待会的使馆），对于上述《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的社论，即列出七点作为美国向日本“赔偿损失”的方案的那篇社论，凡有跟我谈话的日本人，我都乘机向他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指出这篇社论造成的危害是如何严重，特别是在来栖衔命赴美、力求胜利结束当前会谈的这个时刻。我说，当前大家都在盼望得到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结果之际，舆论却制造敌对气氛，又给美国公众留下恶劣印象，真是愚蠢极了。我坦承自己并不是妄加干涉日本的舆论，只是想如实地指出，众人皆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是受外务省控制的，社论自应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观点，这类社论在美国翻印出来，必然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外相东乡对社论似乎毫不知情，声称肯定不是外务省授意写的。不过，他答应调查，并且马上就把该社社长乡敏叫来，把我的话告诉了他。我也和乡敏谈了。他说，社论应由他一人负责，是他自己写来说明日本的最高要求的，这些要求肯定要比政府在会谈中提出的要求高得多。我说，他也许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造成多大的危害。别人告诉我，乡敏反对秘密会谈，他发表这篇社论就是对这种秘密状态的抗议。

我也和重光 [34] 谈了，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表示他将尽力制止这种事。同盟通讯社主编松本 [35] 则向我保证，日本报刊的调子和内容即将有所改变。他很守信，报刊的论调果然立刻就有了好转。看来我的激将法相当成功，他们全都行动起来了。在苏联大使馆的那次聚会显然很有用。

后来再访东乡时，我又重申上述抗议。他答道，外务省从来没有控制过《日本时报和广告报》，但若从现在起能加以控制也是件好事。不管乡敏怎么说，社论仍说不定是外务省指使写的。有个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说，乡敏的确是奉命而写。不过，我想若真是如此，那多半是部下瞒着外相干的，我相信外相的确是一点也不知情。

也许我过分强调了社论对美国公众的影响，但我猜测它一定已成了美国报纸的头版新闻，因为广播评论员总是大谈这件事。

讲到宣传问题时，我发现当年詹姆斯·加勒廷（James Gallatin）（我正在重读他那引人入胜的日记）在《根特条约》 [36] 签订前尽力促使英美两国媾和时的情况和现在非常相似，而且很有趣的是1814年4月21日，他从伦敦寄了一封信给陆军部部长威廉·H.克劳福德（William H. Crawford），信里写道：

他们（英国人民）期待“惩罚美国”。美国有什么正当理由要和英国打仗呢，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是这样看的：美国以为波拿巴正在得意，英国则危在旦夕，所以赶在此时与他合作，希望趁火打劫。这里的大多数人普遍有这种看法一点也不奇怪，为了取得这种效果，从而使对美战争得到民众的支持，英国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翻印和传播美国联邦党的言论和报纸。如果说皮克林（Pickering）、昆西（Quincy）、斯特朗（Strong）、汉森（Hanson）等人 [37] 未能把绝大多数美国人民争取到他们这边来，至少在这方面他们倒是完全成功了，没有费什么力气就使得那些从政治刊物上了解消息的英国人确信，美国（加入1812年的战争）并不是有什么缘由，只是充当波拿巴的盟友而已。

若把皮克林、昆西、斯特朗、汉森等人的名字换成当今美国的孤立主义者，相似之处就很明显了，因为日本报纸头版大登特登的正是这号人物的言论，日本人自然就把他们假定为绝大部分美国民情的代表者。

总统今天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撤走现正驻在北平、天津和上海等中国口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问题。

日本为何宁可静观而不愿与俄国开战

1941年11月7日

关于日本可能进攻苏联远东各省的问题，其真实计划如何，显然无从得知。

只能说，自东条内阁成立以来，毫无迹象表明，进攻苏联是该政府最近的意图之一。最近出现的一些尚难确认的迹象显示，东条内阁反而试图与苏联政府保持正常关系，也许还希望利用苏联目前的处境，通过谈判来满足日本的某些要求，特别是在苏联的对华政策方面。外相和外务次官两人都有与苏联政府进行善意协商的直接经验，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到日本在这方面新近意图的一些蛛丝马迹。

人们已经注意到，自新政府成立以来，新闻界对苏德战争的态度一般比以前慎重和客观。10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的社论提到苏日关系中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评论道，虽有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却仍继续支援蒋介石。这种态度对改善两国关系是一个障碍，因此请求新外相利用现在的机会解决这些问题。此外，素称有外务省喉舌之称的《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前两周撰文评论德苏战争时，已大体上倾向于强调这样的观点：即便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内的俄国欧洲部分全落入德国人之手，苏维埃政权也并不会垮台，因为苏联政府还拥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工业基地，可以继续打下去，另外还有英美通过西伯利亚提供援助。

如果苏维埃政权有任何即将瓦解的征兆，形势显然就会顿时发生变化，但仍有迹象表明，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将在苏联远东国境线上保持过往的静观态度。据现有的最可靠估计，日本在满洲的兵力为50万至80万。在老练的军事观察家看来，这支军队用以在苏维埃制度崩溃后西伯利亚处于解体状态时进行袭击则有余，用以在远东苏军保持原状的情况下对西伯利亚发动正式进攻却不足。

据说有艘叫“气比丸”的日船被苏联水雷击沉。 [38] 到目前为止，报上还没有企图利用这个事件的任何迹象，日本的反应只限于向苏联大使抗议，但根据上面的分析，要判断此事会对苏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还为时尚早。这次惨案是在日本多次指控苏联在日本附近水域布有浮动水雷之后发生的。

日本新闻界谨慎了一些

1941年11月8日

上周，日本报刊仍有许多专论美国和外交政策的文章，照样大放厥词，但从今晨的报纸来看，那种连篇累牍的恶骂却好像突然停止了。这点变化很有意思。除《都报》有一篇评来栖出使和日美会谈的社论外，其他报纸都只限于评论一些在我们看来实属无害的问题。

丘吉尔保证立即宣战

1941年11月11日

丘吉尔发出声明：“如果美国卷入一场对日战争，英国随之立刻就会对日宣战。”英国首相这种无条件的、不给日本留丝毫幻想余地的声明，听来令人高兴。

“狗一受惊就会狂吠”

1941年11月13日

这个星期《日本时报周刊》的社论头一句就是：“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间正在实行的政治经济计划，提供了一个日本关于共荣圈的思想的横断面。”印度支那的现状如何，日本今天对印支的控制是用什么方法得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日本又明确承认了自己的计划如何，听来真是使人神清气爽。

日本人的天真实在是惊人的。他们总是爱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公式和口号来掩饰自己的企图，意在使他们的计划带上最纯正的正义性，甚至用来自欺欺人，使他们自己也真的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全是正义的。“大东亚新秩序”“东亚共荣圈”及其“永远不变的”政策等就是这样来的。前几天有个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本来还是小孩，应被当作小孩对待，你们却视之为成人，待之如成人，你们英美人的毛病就在这里。一句鼓励的话，一点鼓励的表态，就可以使他们产生信心。德国人懂得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并利用了这种心理，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我还可以顺便说一点：假如真是这样，那就算我平生第一次了解到德国人也懂得外国人的心理。

当我说到日本报刊、撰文者、演说者的恶意言论贻害无穷时，这位朋友答道：“狗一受惊就会狂吠，越吓它，它叫得就越凶。今天的日本人都处于惊恐中，就连军人也一样。不要理睬日本新闻界。”

我只得对这位朋友说，如《东京日日新闻》那样重要的报纸竟然也在前几天发表文章，说美国的行为“犹如一个娼妓在阴暗的角落窃窃私语”。让一个美国人和美国人民连这都不要计较，就有点难了。

东条在国会致辞

1941年11月16日

今晨我参加了有天皇驾临的国会开幕式，使馆人员特纳和费尔里陪同前往。轴心国外交官大批出席，中立国使节来了几个，克雷吉没有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同我商量过，他们都来了。我知道，如果自己缺席，就会被人注意，而且没有什么理由要让轴心国使节独占会场，或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我觉得日美关系已处于危急状态。在天皇面前，尤其不应留下这种印象。在接待大厅中，大家仍聚在一起，我也照例同德国大使奥特、意大利大使因代利（Indelli）握手，但在外交官专席上，我们却首次被分开了：在式部官长大久保的小心引导下，土耳其、泰国使节和我在左边坐下，德国和意大利大使则移到右边就座。大久保护卫着外交团，眼睛很尖：他赶走了一个人，因为那人只穿短上衣而没有按规矩穿晨礼服；还有个来给上司当译员的，因为名字不在外交官名册上，也被他发现并赶走了。

第二天是首相和外相演说，我们使馆有四个人坐在外交官席上。东条讲完后，我们的海军武官史密斯-赫顿（Smith-Hutton）探过身去对我馆秘书本宁霍夫（Benninghoff）耳语道：“还好，他总算没有宣战。”《朝日新闻》评道：

有四位美国使馆人员第一次出现在贵族院的外宾席上，首相在院里发表首次施政演说。首相的讲话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往常在这里，即使是最好的演说也没有人鼓掌。美国使馆这四个人突然乱成一团，交头接耳，随后又都大摇其头。此种举动究竟是何用意，谁也不晓得。外宾席上其余的人都凝视着他们。

首相和外相的演说主要是讲给本国国民听的，但传到我国也不会留下好印象，尤其是东乡提出的要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三点内容。这三点是：

（1）如何顺利结束中国事变，日本自有考虑，第三国不得阻碍；

（2）帝国周围的国家不仅不应对本帝国施加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且应取消经济封锁之类的敌对性措施，与日本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

（3）应竭力防止欧战和各地动乱波及东亚。

这就是日本“永远不变的”政策。

和平能否维持，取决于美国

1941年11月18日

今晨《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的社论有这么一段：

正如格鲁大使所言，日美间有数以百计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目前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似乎是美国政府应该认识到给予日本安全感的极端重要性。美国联合英国、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重庆国民政府，在日本周围设下以海空军基地连成的巨大的包围圈，构成了对日本帝国的直接威胁。这种战略形势存在一天，日本就一天不会有安全或安稳的感觉。如果美国希望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不要再有战争，就应该懂得，解决全局的钥匙就在它自己的手中。

这种观点在这里很有代表性。威胁别人的永远是美国；潜在的侵略者永远是美国，绝不会是日本。接着，又推论出：美国完全“误解”了日本构建新秩序和共荣圈的和平用意，“包围”（纳粹德国也很爱用这个词）无辜无害的日本，这才导致双方不可能调整关系。

重新考虑近卫公爵

1941年11月21日

常常想到在近卫公爵内阁倒台时我回复他的那封信，特别是信里说到他为国操劳、功绩卓著的那段话。这话也许会受到某些人的挑剔，他们会指出正是他本人导致国家陷入困境，包括与轴心国结盟在内，都是他领导的结果。这些我全都承认，但我觉得这一切更应该归咎于松冈的恶劣影响，松冈的过错要大于近卫本人，因为近卫还得应付军部和极端分子。

我之所以提到他的功绩，主要理由是只有他还想扭转车头，而且为此努力不懈、无所畏惧，甚至愿冒生命危险，事实上他也几乎丧命。不管他以前在指导日本政策上犯过多少错误，他至少是有理智、有勇气去承认错误的，并且试图把他的国家引上与美国修好的新方向。我认为，单凭这一点，他已应得到某种程度的善意对待。在华盛顿会谈期间，正值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不是生活在日本的人、不了解日本国内充斥着各种势力和压力的人，实在很难理解近卫的处境，但我理解，所以才会在信中讲到他的功绩。假如我再来写这封信，我不会改掉那段话。

来栖：德国对他赴美深感不安

1941年11月20日

今天是感恩节。在美国联合教堂做礼拜，为让我们能在中午12点参加埃辛-泰克的婚礼，礼拜提前在上午10点半举行。克雷吉、奥菲瑟（Officer）、波利蒂斯、福尔托姆（Forthomme）夫人等外国人士也来参加礼拜，意在对我国表示感谢。阿克斯林（Axling）博士做了很好的讲话，我听完很受鼓舞，非常高兴，但没有料到他要讲那么长，克雷吉和我们只好在礼拜结束前退场。照例读了总统的感恩节公告。柏林来电颇有趣，称来栖赴美，日本驻德大使馆深感不安。有怨言称，大岛大使向德国人坚决表示，不管华盛顿出什么事，日本都将一心一意地推行其“南进”政策。听说大岛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日本若进攻荷属东印度或滇缅路，美国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所以现在的形势比将来有利。

纳粹分子正尽力使在柏林的日本人认为德国在俄国战场上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大岛的这些看法可能正反映了这种情况，但也很可能是由于大岛深知，日本的政策如果真转向稳健，那么他自己在柏林和东京都会陷入窘境。大岛将军在思想上属于白鸟派，是个彻头彻尾的亲纳粹分子。

美国的十点建议传到日本

1941年11月29日

我国政府已将调整远东全局的十点建议草案提交日本当局。这是一个客观的、宽宏大量的、有政治眼光的文件。这个文件几乎给了日本它自称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一切，只要它不再实行侵略政策即可。采取这种新方针，它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必需的原料，自由地进行贸易和通商，得到财政上的合作和支援，资产冻结令也将解除，并且还有与美国商订新商约的机会。如果它仍想在政治和经济上宰制东亚各国（美其名曰“东亚新秩序”和“东亚共荣圈”）——日本极端分子大都确有此意——如果它动用武力推行“南进”政策，很快它就会同ABCD四国处于交战状态，那就会必败无疑，沦为三等国家。但要是聪明一点，应对得当，它就可以不用再战斗而得到它自称不惜发动一场斗争而迫切需要的一切，即战略、经济、财政、社会等各方面的安全。

日本的舆论总是可以在较短期内改变。政府现在有个巧妙的办法可用，那就是劝国民相信，政府在华盛顿会谈中已赢得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可以不用武力而得到它一直在力争的安全和“自由”。

此后两三天里，我常在东京俱乐部，依照上述道理同几个日本知名人士攀谈。后来我听说，自己那些慎重讲明纯属私人和非正式性的谈话已引起东乡、近卫公爵、松平、木户侯爵等人的注意。和我谈话的那些人，看来大多数是知道美国建议的草案内容，并因此显得非常悲观，但话被传到东乡等人的耳里，想必还是有用。但愿我的话能一直传到天皇那里。这些话确实有说服力。

不过，在此期间，日本人又在把大批军队和补给品运入印支南部，显然有入侵泰国的企图。此外，在此紧要关头，首相还借庆祝防共协定签订五周年的机会发表演说，称美英为了攫取远东霸权，正在挑拨东亚各民族互斗，“为了人类的荣誉和尊严，我们必须把这种惯常伎俩都彻底清除出东亚”。

总统中断了在佐治亚州温泉的短期访问，提前赶回华盛顿。我相信，总统如此急促的原因之一至少是东条的好战演说。在此危急时刻发表这样的演说，真是愚蠢之极；尽管主要是讲给国内听的，但也明确显示了大多数日本人的信念：只要把武力威胁的分量加足，就可以吓倒美国；日本政府即使真想同美国保持和睦，也继续给国内的反美舆论加油，看来真是糊涂透顶。有个日本朋友说过，狗一受惊就会狂吠，越惊恐，叫得越凶；又说，日本人就像是小孩，应被作为小孩对待。我再次感到他的话确实中肯。我看首相的演说真是非常幼稚。日本昔日甚为自负的经国之才如今都藏在哪里呢？

日本对美国的建议反应悲观

1941年12月1日

几天来，我同一些日本知名人士谈过，其中一些人是与外相有直接联系的，大多数也都好像了解我国政府最近提出的十点建议草案的内容。他们虽希望华盛顿会谈继续下去，但都表现出一种悲观的反应，认为弥合两国的立场实有困难，似乎都认为我国提案的“调子”毫不协调，并且很在意这一点。

在每次谈话中我都着重表达我个人的意见：我国草案着眼于一个客观的、广阔的计划，是一个有极高政治家风度的方案，因为它所提供的实际上正是日本所谓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东西。它还提供了一条和平的、合乎逻辑的途径，使日本可以不再通过武力而得到它挂在嘴边的、迫切需要的东西。同时，我又毫不含糊地表示惊讶：在此危急时刻，首相竟会觉得适合发表那样的演说，这篇演说无论调子还是内容都只能被认为是好战的。我还讲明，这篇演说必将在美国引起可悲的、严重的反应，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必定会有这种反应。

我还说，日本政府现在可以改变舆论，使其相信政府已在会谈中赢得外交上的胜利（如果非要保全面子的话），可以不战而达到它当初所谓不惜为之动武的目标。

今晚报纸报道，内阁今天决定，不管达成调整关系的协议有多大困难，会谈仍将继续下去。

今晚在东京俱乐部遇见一位日本老友，他容颜苍老，面带愁容。他告诉我，内阁已决定中止会谈。我说，要是那样的话，恐怕什么都完了；看来不久后，我就会离开日本。可是报纸随即宣称，会谈将继续下去。然而，这位朋友的精神好像已经垮了。

东乡感到失望

1941年12月3日

参加贺阳太妃的葬礼，全部仪式都按照皇室丧礼的惯例。天气很冷，因不能穿大衣，我只得穿上两套内衣裤和一件毛衣。列队等候灵车时，发现靠近我的是德国大使，我只问了一下奥特夫人可好。他答道，她在神户。我率领外交团来到祭坛前，献上榊枝，出来时恰好走在首相东条将军的后面。等车时，东乡外相对我说：“我非常失望。”我答道：“无论如何，还是继续会谈吧。”海军大臣岛田将军向我问候，倒显得非常殷勤。

华盛顿向日本下了最后通牒

1941年12月5日

昨天收到一封与政府人士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名人的亲笔信。部分内容如下：

放眼时局，令人沮丧。至于我有何感想，您是知道的。您的心情，我大槪也能理解。现有许多心里话，请允许我坦率直言。我和朋友们谈过，仔细考虑了他们的感想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觉得美国11月26日文件的实际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华盛顿的确是向日本下了最后通牒。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非常遗憾。所以，我认为眼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美国先同意把日本方案视为商讨另一个临时协定的基础，以后再按美国方案制定最后协议。我只希望事情善始善终，故不揣冒昧，特致此函。

我看这封信真可以说是当前日本舆论的典型。

更多的日本人疑心美国在拖延时间

1941年12月6日

据一个素来可靠的、向我们提供消息的日本人说，东条将军11月30日演说的讲稿是首相和其他阁员事前都没有看过的，据信是大政翼赞会的人起草的。所谓演说不过是由代表者照读讲稿而已，其内容和语调与东条将军过去所有的演说都不太一样。

有人密报，根据相当可靠的人传出的消息（但尚未证实），魏德曼领导的纳粹恐怖组织正在拼死活动，力图破坏华盛顿会谈，最近轰炸西贡美商油库和美国领事馆的事件就是这个组织的三个德国特务干的，目的是要给美国人造成一种印象，认为这种袭击是日本人主使的。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不久后很可能还会有所活动。

罗斯福向裕仁呼吁

1941年12月7日

今天的广播宣称总统曾寄信给日本天皇，但没有报道内容如何、通过什么渠道传达的。直到深夜，赫尔先生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简短电报，表示正在译制一封电报，内有总统的信息，让我收到后必须尽快送交天皇。我立刻叫杜曼到大使馆来，打电话给东乡的秘书友田，请安排我和外相在午夜左右紧急会面。换言之，信息一到我就去见他。在译码时，杜曼就得打电话。据电报上所注的收报时间，这封电报在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到达日本邮电局了，虽属急电，却直到夜里10点半才被送到使馆来。这两封电报是国务院分别在12月6日晚上8点和9点发出的。我这么晚请求约见，友田似乎很不安。他问杜曼，事情是否急到连明天都不能等。第二天，杜曼感到那时的友田一定还不知道战争即将爆发。

不过，友田还是安排了会面，我们的司机早已回家，我们就找本宁霍夫帮忙，于午夜12点15分把我送到外相官邸。东乡立即见了我，我请求觐见天皇，面呈总统的信，随即朗读此信，给了东乡一份副本。国务院让我自行斟酌这封信如何送才合适，我觉得最好是请求面见天皇，这样才能极大地加重这封信的分量，并确保交到他本人手上。起初，东乡说他还要研究一下这份文件。我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能替我请求觐见。他答，还不能肯定，他要先将此事奏明天皇。他又说了一些话，评论华盛顿会谈。我说，关于12月5日的会谈，我自己还没有接到报告，如果要我把他的这些评语向国务院重述一遍，这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他便说，没有必要汇报。我约在午夜12点30分告辞。

国务卿的指示和总统致天皇的信如下：

十万火急

第818号，12月6日晚9点

机密

请尽快以您视为适当的方式将总统的信送交天皇，内容如下。

日本天皇陛下：

近一个世纪前，美国总统曾致书日本天皇，向日本国民献上美国国民的友谊。这一提议得到接受，在此后美日持续和睦友好的悠长时期内，依靠双方国民的德行、治国者的贤明，两国俱日臻昌盛，对人类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唯因兹事体大，在对两国至关重要的紧要时刻，我才需要直接致函陛下，商讨国事。我认为现在“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影响深远的紧急事态看来已在酝酿之中。

我们两国间的长期和平，对两国、对全人类都产生过有益的影响，现在太平洋地区却正在发生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影响的事态。这些事态也可能包含着悲剧。

赞成和平及各国皆有权存在并让他国存在的美国人民，一直在热心地注视着数月来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会谈。我们希望结束目前的日中冲突。我们希望太平洋的和平能达到这样境界，即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各个国家都能并肩共存而免遭侵略之害，各国人民都能摆脱难以负荷的军备重担，各国都能恢复既不歧视任何国家也不垄断在任何国家的通商关系的状态。

我相信，陛下一定和我一样明白，要追求这些伟大的目标，日美双方就应该赞同消除一切形式的军事威胁。若非如此，就无法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

一年多以前，陛下的政府与维希政府缔结协定。据此协定，五六千日军被允许开进法属印支北部，以保护更北面正在对中国作战的日军。今年春夏，维希政府又允许日军开进印支南部，共同防卫印支。实际上，从未有人攻打印支，也没有人这样策划过。我想我这样说是正确的。

这几周来，全世界都发现，派到印支南部的日本陆海空军数量庞大，致使别国有理由怀疑，这样不断在印支集中兵力并不属于防御的性质。

在印支集中的兵力规模既如此之大，现已遍及印支半岛的东南角和西南角，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的成百上千的岛屿、马来亚、泰国等地的人民当然会产生疑问：这些日军是否正在准备或计划朝这许多方面发起一路或几路进攻？

我深信，陛下将会理解这些国家人民的担心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安宁和国家存续。对于日本建立陆海空军基地，拥有大量人员和装备，组建能够发动攻势的大军，美国也有许多人正报以怀疑的眼光，我相信陛下也是能理解的。

显而易见，很难想象这种局面能继续发展下去。

上述各国人民，谁也不能无限期地或永久地坐在火药桶上。

如果日本陆海军撤出印度支那，不留一兵一卒，美国就绝对不会有入侵印支的想法。

我想，从荷属东印度、马来亚、泰国等地的政府那里，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保证。我甚至可以出面要求中国政府做出同样的保证。如此一来，日本从印支撤军，就可以确保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我致书陛下，就是希望在此危急时刻，陛下能和我采取一致行动，想方设法驱散战争的乌云。我深信，这不仅是为了我们两个大国的人民，而且是为了邻近地区的民众，我双方都有恢复传统友谊、防止世界上再有更多死亡和破坏的神圣职责。

富兰克林·D.罗斯福

这里的报界仅得到这样的通知：总统已致函天皇。

赫尔

[1]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了侵略战争。

[2] 指波兰在伦敦成立的流亡政府。

[3]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意为“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来源”。

[4] 畑俊六（1879—1962），1938年2月起接替松井石根担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同年12月，被召回国内，出任陆军大臣。1941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1944年6月晋升为陆军元帅后调回国内。战争结束前，在广岛任第二总军总司令。1945年8月14日，曾在御前会议上表示：日军无力正面阻止美军登陆。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保释出狱，1962年去世。

[5] 柳川平助（1879—1945），曾作为第十军司令官率领侵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导致中国军队不得不撤出淞沪战场。第十军所辖部队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制造者。1938年出任占领地管理机构兴亚院的首任长官，之后也担任过司法大臣。1945年病亡。

[6] 伊藤博文（1841—1909），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积极参与倒幕运动，也成为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之一，曾先后四次出任首相。甲午中日战争的策划者、实施者，日俄战争后成为首任韩国统监，推动对大韩帝国的吞并行动。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遇刺身亡。

[7] 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1940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8] 指1940年7月至11月，纳粹德国对英国本土实施的大规模空袭行动。由于英国空军的顽强抵抗，德国空军始终无法掌握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战略轰炸也未能迫使英国屈服，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

[9] 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1892—1961），1937～1942年任美国副国务卿，也是《大西洋宪章》的主要起草者。

[10] 1942年9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为外国势力非法充当代理人的罪名正式逮捕了沃尔克·马西森，随后他被起诉判刑。根据调查，沃尔克·马西森曾在1938年7月靠日本驻纽约领事馆提供的一万五千美元买下了《当代》杂志，之后日本每月向他提供两千五百美元的经费。

[11] 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1862—1933），1905～1916年任英国外交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曾留下一句名言：“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

[12] 指南北太平洋、南北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南冰洋。

[13] 原口初太郎（1876—1949），原陆军中将，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后任日本驻美武官，出席过华盛顿会议。退役后，以对美非战论的政治家形象活跃于国会，但也因此与东条英机交恶。

[14]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1938～1945年任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部长。

[15] 后来在德黑兰会议上任罗斯福总统的俄语译员。——作者注

[16] 美国驻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使。——作者注

[17] 即中国南沙群岛。

[18] 1940年6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开始实行所谓“新体制”，解散各政党。同年10月，效仿纳粹党、法西斯党，成立了“大政翼赞会”，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由首相担任总裁。

[19] 1941年3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向“其国防对美国国防十分重要的”国家出售或租借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

[20] 劳伦斯·斯坦哈特（Laurence Steinhardt，1892—1950），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21] 指从1941年4月起，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华盛顿围绕“美日妥协”与“中国问题”进行的一系列会谈。

[22] 1941年6月英国为了保障中东殖民地的安全，主动出兵占领了当时仍在法国维希政府统治下的叙利亚。

[23] 1941年7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野村时提出：由美、英、中、荷四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印度支那为中立区，如果日本政府同意这个建议并撤出该区域，那么日本有可能自由地从美国等国获得所需的原料和粮食。

[24] 指美、英、中、荷四国。ABCD是四国英文名字的首字母。

[25] 即《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上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示：反对与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的主权，摧毁纳粹暴政，解除侵略国武装。

[26] 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即废除秘密外交、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维持大国和平等主张。

[27] 指野村吉三在走出白宫时向美国报界宣布他刚才向总统递交了一封日本首相的亲笔信。——作者注

[28] 第一，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第二，拥护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第三，拥护机会均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第四，除可能用和平手段改变的情况外，不得改变太平洋的现状。——作者注

[29] 此项建议是在未经日本政府确认的纯非正式文件中提出的。——作者注

[30] 战争爆发后，美国流行一种说法，称计划中的罗斯福总统与近卫公爵的会晤将在日本军舰上举行，日本人的意图是要绑架总统。这种揣测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近卫公爵是建议在美国国土上会晤，在檀香山或阿拉斯加，或在总统提出的别的什么地方。——作者注

[31] 指在俄国革命后和俄罗斯内战期间离开俄罗斯的俄裔居民，他们大多反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

[32] 要对日记从东京角度所述形势下美国政府的立场有个清楚的概念，须研究国务院1942年5月19日的备忘录，载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 ：1931—1941，page 325。——作者注

[33]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拿破仑主宰欧洲大陆时（1804～1814年）曾对英国实施封锁政策，英国则处于孤立状态。

[34] 前日本驻英大使，1943年4月继东乡任外相。——作者注

[35] 松本重治（1899—1989），祖上有日本著名实业家松本重太郎与元老松方正义。曾作为同盟通讯社的记者常驻上海，著有回忆录《上海时代》。战后，参与创建了日本美国学会。

[36] 结束1812～1814年英美战争的和约，1814年12月签订于比利时的根特。加勒廷是当时谈判和约的美方代表之一。

[37] 皆为1812～1814年英美战争期间反对美国与英国开战的美国政治人物。

[38] 1941年11月5日，日本客货船“气比丸”在朝鲜半岛清津港东南水域触苏联水雷沉没，造成一百五十六人死亡。

第六章 一个世界，一场战争

（1941年12月8日～1942年5月31日）

日本对美国的进攻绕开了我们国防的第一线，即外交，直接不宣而战。这导致美国驻东京使馆人员及处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官员都发现自己对这一系列震惊世界并将美国卷入全球总体战的大事全然不知。1941年冬季至1942年初春，菲律宾、威克岛、关岛、香港、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与缅甸，全都落入日本之手。至5月底，美日交换外交官的手续安排妥当时，日本人不仅已达到这一年来扩张的极限，而且已在珊瑚海吃了第一个败仗，东京也遭到了一次轰炸。美国正经历自内战以来最黑暗的几个月，不过战局已开始出现转折的征兆。

战争

1941年12月8日

早上7点，被加濑打来的电话唤醒，他叫我尽快去见外相。他说，从早上5点起一再打电话，都打不通。我急忙更衣，约7点半来到外相官邸。加濑很亲热，东乡却一脸严肃、态度拘谨。他发表一篇简短声明，该声明现已纳入我呈报国务院的报告。接着他又交给我一份长达十三页的备忘录，写明日期是12月8日。他说这份备忘录今天已由野村将军交给了国务院，通知国务院停止会谈。下面是备忘录的最后一段：

日本政府感到非常遗憾，不得不告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鉴于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的态度，日本政府只能认为继续谈判将不可能达成协议。

东乡说，他已觐见过天皇（我听说在凌晨3点）。这个备忘录也就是天皇对总统来信的回答。他还讲了几句道谢的话，感谢我在会谈期间的合作，随即送我下楼，在门口道别。他只字未提珍珠港的事。

我返回使馆后即洗漱剃须，吃早饭。然后，向国务院发去报告，但此电未必成功送出。随即得知，大本营 [1] 已宣布：日本已向美英开战。这是《读卖新闻》今天清早的一篇报道的内容。报道虽全带官方口吻，但初读时仍令人难以置信。不久后，外务省的大野来拜访克罗克，拿着正式通告，两手发颤向他读道：两国的武装冲突已经开始了。

随后，使馆的大门被封锁。我们则被告知，任何人都不能出入。外务省的职员增尾被任命为联络官，充当我们与外务省之间的通道。我们又被告知，不得拍发任何密码电报，所有电报均须先送外务省批准。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来看我，却在门口被警察挡住。他走下车，表明他的身份，可是警察仍抓住他的两膀。他推开他们，找到一个负责的警官，这名警官把他放了进来。我们进行了最后的倾谈，为我们的合作互致谢意。他说，我们的这种合作是他驻日数年间少有的乐事。丹麦公使的妻子蒂利茨（Tillitse）夫人也来看望艾丽斯，回去时遇到刁难难以返家，最后是在一位便衣警官的帮助下才得以返家。我们的最后来访者是清晨前来的希腊公使波利蒂斯，以及西班牙公使的妻子德·比戈（de Vigo）夫人，她是来看艾丽斯的。

一群日本无线电技师在使馆办公楼和职员宿舍进进出出、仔细搜查，把所有的短波收音机都拿走了。他们很有礼貌，却查得非常彻底。来到大使官邸时，我说我只有两台收音机，他们也就相信了，只拿走收音机并没有搜其余的房间。他们都非常客气，陪同前来的外务省的大野尤为谦恭，特为打扰道歉。

一听到开战的消息已经证实，我便下令烧毁全部密码和机密信件。

同时又交代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每个人都应该留在使馆院内。拟好一封明码电报，告诉国务院使馆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事，但暂未发出，因为核查人数时发现漏了兰德尔·琼斯（Randall Jones）。原来他今天休假到横滨去了，还没有回来。大家一度担忧，最后见他穿过院子走进使馆，这才松了一口大气，而且有点惊异。大致是这么回事：他在横滨听到开战的消息后，便乘头班火车赶回来，并没有出事。之后，又从新桥站坐出租汽车来大使馆，也一切正常。到达后他才发现使馆的门都被封锁起来了，不许进出。他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想办法的时候，有个便衣警官走过来，指了指隔壁海军武官住的院子，建议他用史密斯-赫顿武官的花园墙边的梯子爬过使馆围墙。那梯子几年来一直放在那里。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安全回来了。

大使馆参赞尤金·杜曼记述今日之事的日记中有两段也应该放在这里，以便留下记录：

我的男仆每天早晨都在7点半叫醒我。今晨他却提前叫醒了我，说美联社记者马克斯·希尔先生有电话来。我听希尔先生说：“我得问问警察是否允许我同你讲话。”我可以隐约听到希尔先生在电话那一头和某个日本人谈话的声音。我明白了，希尔先生的话意在向我透露信息。过了好一阵，他的女仆才在电话里说，希尔先生已不得不离开寓所。我答道：我完全明白。

我立即打电话给本宁霍夫先生，请他立刻去希尔先生家查明实况，因为我非常担心他已被警察逮捕。约8点半，本宁霍夫先生来到我家，说刚去看过希尔先生。他称：希尔先生被软禁在家，正在用早餐，餐后就要去警视厅，他将在那里受审。美联社次席特派记者戴南特（Dynant）先生和合众社记者罗伯特·贝莱尔（Robert Bellaire）也在希尔先生处，但本宁霍夫先生报告说，警察不许他们同希尔先生交谈。后来提到的这两位记者显然没有遭到逮捕。贝莱尔先生找到几分钟的机会对本宁霍夫先生说，大本营已宣布，日本舰队已在西南太平洋某处与美英舰队交战。贝莱尔先生还说，他听说今天清晨日本飞机已轰炸檀香山。本宁霍夫先生和我共进早餐，随即回去洗澡，准备做今天的工作。

日本人采用了德国闪电战的策略，在会谈尚来破裂时就这样干，实属卑劣之举。我还不知道袭击的准确时间，但是我非常怀疑在轰炸夏威夷、战争开始以前，野村将军是否已通知赫尔先生会谈决裂。日本人要是仅限于在远东扩张、只进攻菲律宾，美国国内本会有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跳出来说：远东的事横竖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们一旦进攻了夏威夷，美国人民肯定就会群情激愤，团结一致。电台援引惠勒（Wheeler）参议员的话：美国必须“狠揍日本人一顿”。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我们的力量充分施展之前，我们也许还会受到一些沉重打击。但从长远来看，日本必败无疑，因为美国人民一旦愤起，就绝不会善罢甘休，由于美、英、澳、荷属东印度，甚或苏俄、中国都终于起来反对它，不久它就会应接不暇。

我在最近的一封电报里说过，日本绝对干得出这种事：全力以赴、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压力，即便意味着民族切腹亦在所不惜。其行动还可能会是“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我们应当有所准备：我很高兴此言已记录在案。现在发生的事果然是这样。

禁止出入时，幸好我们的其他所有馆员，包括非受任命的人员在内，都在使馆院内；只有琼斯在横滨，但也平安地回来了。在被关在屋里之前，我已经禁止馆员外出。纷传日本国内境况严峻，甚至说东京已宣布戒严，我却不相信。但也很可能有反美的示威游行，我馆一等秘书兼总领事梅金森（Makinson）报告说，他透过办公楼的窗子看见约有两百名日本人正向大使馆走来。不过，他们显然是绝对到不了使馆这里的。

今天马克斯·汉密尔顿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我听得很清楚，他却似乎很难听清我的话。他说，国务院正在考虑委托谁来照管我们在日本的利益，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阿根廷和巴西，尽管我认为后者可能会参战。英国人已把他们的利益委托给了阿根廷人。后来，我又在电报中提出中立国如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但不知他能否收到此电。我说，我们已非正式地向外务省建议，“龙田丸”仍应继续驶往美国，接载日本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人员，日本人也可以将另一艘船交给我们使用，我们当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因为我还不知道政府的意见如何。“龙田丸”上有许多美国人和外交人员，因此我料想我们不会阻碍它的行程。但也许它不管怎样已经折返日本了。汉密尔顿代国务院全体同僚向我们致亲切的问候。

下午6点45分，我们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全体人员请来举行酒会，共约六十人。杜曼发表了一篇关于艾丽斯和我的短小精炼的讲话，使我们深为感动。住在馆外的科尔斯（Coles）小姐、杜曼、威廉姆斯、克罗克、波伦、特纳、本宁霍夫、库珀（Cooper）和埃斯皮（Espy）俱已迁入使馆，床铺全由我们供给，也多与我们共餐。在宿舍有房间者则为需要床铺或地铺的人提供临时床位。我们是一个团结、合作的集体，又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此种时刻更体现出这一点。就我所知，日本是历史上唯一先对美国宣战的国家，今晚在与日本开战的第一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

8日凌晨我见到东乡时，他当然已经知道战争爆发了，可是他只字不提。如果说有什么迹象的话，那就是他进屋后把日方对我国新建议的复文“啪”的一下丟在桌上的那种态度，等于说：这是最后的回答。但和往常一样，他的态度十分冷静，谈完后站起来时，他还和颜悦色地地讲了几句感谢我合作的话。离开他的官邸时，除知道会谈已经破裂外，我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战争已经爆发了。东乡想必也觉察到了我没有起任何疑心。以前日军开进印度支那时，会谈也一度破裂，但后来还是恢复了。我在11月3日预言过，战争恐将是“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除了这点感觉外，从大使馆的角度来说，这次闪电战确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意味深长的是，国务院12月6日晚9点发出的传达总统致天皇书的第818号电报，其实是在7日正午到达东京中央电信局的，可是直到晚上10点半才被送到使馆来。电报上打印的收报时间的日语记号表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俘虏

1941年12月9日

今晨，警视总监留冈幸男带着一个副官兼译员来找我（仍由特纳当翻译），说他会尽量使我们感到舒适和方便。他非常和气。后来警察却擅自闯入使馆办公楼和宿舍，甚至闯入大使官邸，对我们从馆外购进食物和衣着用品的行为百般刁难。即便不把我们当作阶下囚，他们也完全把我们当作俘虏来看待：这种种行为和态度无疑是出自下级警官的命令，出自看守警察的愚昧无知，不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地位就按自己揣测的上意来行动。这些情况，总监恐怕还一点也不知道。

外务省欧洲局的太田也来过。他说，外务省美洲局的加濑今天本是要来的，但不巧太忙。太田说，他刚去过英国大使馆，看能做点什么来改善那里的境遇。为了改善这里的境况，他很想听听杜曼的意见。杜曼便把本宁霍夫叫来，一起开了一张很长的必办事项的清单，交给了太田。供应新鲜食品、来这里的日本官员彼此之间互不协调、供给燃料油等问题都列在上面了。太田说，所有这些事项他都会加以考虑。本宁霍夫走后，太田谈到周日晚杜曼与友田通电话的事。杜曼问太田，外相表示不愿太迟就寝，所以不大想见他，这是否意味着外相试图避免在开战以后和他再见面。太田有点急，提高嗓门道：“绝对不是。袭击夏威夷一事，外相一点也不知道，是到第二天清早才听说的。”无须深究，日军将要采取战争行动，天皇陛下的外务大臣却似乎对事态并不了如指掌。

史密斯-赫顿一家暂时还能继续住在使馆隔壁的屋子里，还可以给大约十六人提供食宿之便，用梯子（此梯久负盛名，“二二六事变”期间就已用过）翻墙，就能进入使馆院子，所以他们又可以给我们带报纸来。警察当然晓得爬梯子的事，起初并不反对。后来，我们的一个领事未经与杜曼或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商量就去找他的中国仆人，叫他越墙而入；仆人抱着一包鸡蛋，在黑暗中掉进反光的水池里，引起一片喧嚷声，警察跑来了。这又招来了调查：梯子被拿走，史密斯-赫顿全家及其宿客不得不长久地住进使馆来，使馆得多供养十六个人的食宿，以致办公室里也铺上了床，史密斯-赫顿一家三口则迁入大使官邸，一如杜曼、威廉姆斯、克罗克、波伦、特纳、本宁霍夫、艾丽斯的秘书科尔斯小姐等。我们还每天都摆下可坐十四人的餐桌，轮流邀请其他馆员和办事员来用餐。

为了留下记录，特将8日早晨外务省美洲局第二课课长大野交给克罗克的信函照录如下。拟了一电，向国务院呈报此件，交外务省代表增尾代发，后来听说已经发了，但无法肯定国务院究竟能否收到。

第136号——绝密——调查5

外务省

东京，1941年12月8日

阁下：

谨通知阁下，自今日起，贵国与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

我就此机会向阁下再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外务大臣 东乡茂德

致美利坚合众国驻东京特命全权大使 约瑟夫·克拉克·格鲁阁下

大野读完后，克罗克说：“现在是一个很可悲的时刻。”大野答道：“是的，我的这项任务令人生厌。”

大野接着又念了下述声明的译文，这是日本当局拟定的有关大使馆及其职能的几项规定：

1941年12月8日，大野先生向克罗克先生宣读了下述声明：

（1）大使馆及各领事馆的职能自今天起停止。

（2）大使馆及各领事馆的人员将按国际惯例获得保护及生活上的便利。

（3）为获得上述保护和便利，建议使馆全体人员集中住在使馆院墙内。

（4）与外界的通信，包括电话和电报，一律停止。凡有人外出，均须通过即将派驻使馆的增尾联络官向外务省取得许可。他已随我来到此地。

（5）代表贵国利益的国家确定后，即允许贵使馆与该国代表建立为代表贵国利益所需要的联系。

（6）对于保护美国公民将给予应有的关切。

（7）立刻交出所有无线电发报机。

（8）不许再保有短波无线电接收机，无论公私，一律交出。

（9）关于战争状态的通知，可用明码电报转告贵国政府，电报可通过联络官拍发。

表扬大使馆日籍雇员

1941年12月12日

我馆日籍雇员的品格值得一再表扬。他们全都表示希望留下，直到我们启程回国，但因为不允许他们在受雇于美国政府期间外出，也不许与家属联络、回家，所以我们只得解雇一些担任非必需任务的雇员。预计早晚还是会全部解雇的。防止房屋庭园损坏，维修机械和设备，仍旧需要相当多的人手，盼望将来代管美国利益的使馆能做出安排，继续雇用我们的日籍雇员。

我恳求国务院允许我为这些雇员做担保，在极困难的境况下他们仍怀有异乎寻常的忠诚和责任感。同时，我还请求政府支付被解雇者足够的补偿，并设法在战争期间继续雇用那几个老人。负责送信的那位在使馆工作了近四十年之久，还有好些人也已受雇十年或十年以上。

苦中作乐

1941年12月13日

这个周六晚上，馆员们想在馆内公用室开舞会。尽管我也希望利用一切可行的方式来维持士气，但还是否决了舞会的建议。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开舞会可能会给馆内转来转去的警察造成一种印象，即以为我们这些使馆的人在面对局势时态度轻佻。这是很不明智的。我明白跳跳舞本身并无害处。但不幸的是只要有跳舞的念头，就总会给外人留下心情愉快的印象，而我们此刻的心情绝非轻松愉快的。其他一切消遣和保持士气的办法我还是都赞成的。

由此，在露丝·凯利（Ruth Kelley）的布置和得力管理下，公用室便成了著名的“游乐场”，给馆员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聚会场所。这里有敞开的炉火、大安乐椅，有可以演奏的钢琴和留声机、可打桥牌和扑克的桌子、麻将牌、象棋，还有图书杂志。艾丽斯午饭后几乎每天下午都来这里打桥牌。

此外，我们的助理海军武官斯通中校还在低处的院子里巧妙布置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可以玩“推击”和“轻击”，让我们有机会练习和消遣。启用球场时，我们还正式举行了开幕式和比赛，波伦赛获胜。球赛被命名为“大东亚黑硫温泉高尔夫球锦标赛”。因为听说驻华盛顿的日本人被拘留在白硫温泉，我们如此命名确实有调侃的意思。

瑞士使馆负责代管

1941年12月14日

瑞士公使戈尔热（Gorgé）先生于9日接到他政府的通知，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将由他照管，但直到昨夜（13日）他才被允许与我会面，于是他今天早晨便来我们使馆。我们却看见他的车在门口被警察拦住，他只得转赴外务省，要求外务省打电话通知警察。外务省与警察当局之间互不通气。这类事例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

门终于开了，公使的车也开进来了，警察还是禁止杜曼与公使讲话。但是杜曼马上给馆员们传了话，馆员们来到庭院，当公使下车时，他们向公使欢呼。警察气坏了，试图制止，欢呼却反而更加热烈，警察束手无策。杜曼用手指碰了一下嘴唇，向公使暗示他不能讲话，公使就在一大批警察的簇拥下来到大使官邸，一个警察在其前，两个在其左右，一两个在其后面。把我们视为囚徒，当作罪犯对待，这显然从一开始就是警察当局的态度。约近三周后，由于公使抗议，警察们才被撵到馆外，并被告知不得如此苛刻，这时他们又恼羞成怒，进而想拿我们出气，搞了许多小动作。只是因此他们丟了面子。

之前即最初三周，警察就在使馆院内走来走去，随意进入办公楼和私人住处，在大使官邸窗前窥视。有一次还走进客厅，监视打包行李，经请求才退出。各处设立岗亭，有一次我挟着一包东西去办公楼，就看见一个警察在他的笔记本上登记。文明世界的国际外交惯例就这样被全然无视了。还有种种刁难，幸亏被拘留前刚好收到旧金山“联合食品公司”寄来的一大批罐头食品，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提供给我们的取暖用油少之又少，为了节约，我们几乎冻僵了。

起初，警察还不准杜曼参加我和瑞士公使的商谈，但不久他就冲破了障碍，时常列席。公使每两三天来一次，他条理清晰兼具组织意识，非常清楚依照外交惯例我们应享有什么权利。我们随之庆幸有这样一个坚强人物来当我们的代表者。凡有抱怨的事，他都记下来，向佐藤或西提出抗议，且终于收到显著效果。前外相佐藤受命主持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我们的问题，但他优柔寡断，令人大失所望。西外务次官则较能合作，也比较明事理。在对待我们的问题上，外务省和警察当局各行其是，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例子了。

日本下级官吏的行径

1941年12月16日（摘自杜曼的日记）

今天还算平静无事。不过，有件事值得一记，因为它正暴露了日本人的优柔寡断、易变以及幼稚。现在我们的值日官已在使馆大厅里支起一张办公桌，工作了两天，效果甚好。除了能充作一个极有用的信息中心，兼顾传达室的职能并办其他事而外，还立刻起到了加强大家的秩序纪律观念的作用。因为我们每二十四小时才能匀出够开两小时暖气的燃料，所以正门必须经常关上，为此还特意贴了一张用英日文字写的大纸条。值日官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提醒未随手关门者，记得回身去关门。今天白天来了一个穿制服的日本警官，军刀在腰间当啷作响，砰地把门打开，阔步穿过门廊，朝外务省联络官增尾的办公室走去。值日官很客气地对他讲，请把门关上。警官停在原地，显然踌躇了一会儿，才转回去关门。当时我们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但约六小时后，我们却不得不又再记起这件事了。晚上10点，大使馆译员藤本跑来找我，有点慌张，说首席警官叫他来告诉我，必须取消值日官的设置，撤掉办公桌，理由是日本政府已下令停止大使馆的职能，因此任何馆员均不得执行任何职务、不得公然行使任何权力。那位被请回去关门的警官当时是吃了一惊，无法做出拒不听从的决定，所以去把门关了。可回到办公室一思量，另一个想法便浮上心头：他居然被一个馆员指挥，这岂能容忍？他很可能又想到布告板上的通告，上面列有值日官的任务，其中之一是：“监督整理（Policing）馆舍的内务。”熟悉美国军队习语的人都知道，“policing”一词，不过是指打扫、整理内务而已。但这个日本人必然认为我们授权给值日官，要他监督日本警察的任务，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侮辱。还有一种可能，晚上10时以前，这个警官自己左思右想，想必还跟气愤的同事们谈过，折腾了六小时，大概又喝了两杯，这才把心一横，一定要废掉这个值日官制度。但他行动时又不通过正当途径，即通过外务省联络员给大使一份书面文件。真要这样办，就必须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他又不想这样做。于是，他就耍了一套非常典型的日式把戏：施以威吓，再看是否奏效。

无论是什么手段，内德·克罗克都请藤本去回答，在请示大使以前，什么也办不到。我们的打算是置之不理，静观其变。不过，克罗克还是把布告板上的通告取下来重新写过，把“policing”改为“cleaning”（打扫），改了措辞以免再有会引起日本人反感的字眼。

结果值日官还是没有被取消。

平安夜和圣诞节

1941年2月24～25日

这个平安夜令人难忘。吉恩·杜曼（Gene Dooman）为晚餐贡献了一只弗吉尼亚糖腌火腿，这是他一直留着在特殊时节用的。内德·克罗克则带来两瓶1933年的贝恩卡斯特尔葡萄酒。简和汉克·史密斯-赫顿夫妇、科尔斯小姐、威廉姆斯、特纳、本宁霍夫、波伦、克雷斯韦尔等均在座。我代表艾丽斯和我本人以香槟祝酒：一是向全体受委任和非受委任的馆员，感谢他们在现在这个艰难时刻所表现出的杰出的组织能力、首创精神、深思熟虑和广泛的帮助，并表示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二是祝他们留在国内的夫人们，希望她们早日能与丈夫欢聚，愿上帝保佑她们。杜曼致答词，情意感人。

有些朋友陆续送花来，法国大使的夫人约朗德·阿尔塞纳-亨利（Yolande Arsène-Henry）送给艾丽斯一封漂亮的书信，还有纪念品，西外务次官的夫人晚餐前给艾丽斯送来两只火鸡，这是西表示私谊的一种方式，此举值得深谢。全体馆员也向艾丽斯和我赠花，多好的属员啊！

但这天真正动人的事发生在晚饭之后，馆员几乎全馆出动，约三四十人走上坡来，为我们住在官邸的人唱圣诞赞美诗和颂歌。他们先在大厅里用拉丁文唱《齐来崇拜》（Adeste Fideles ），然后唱着德文的《平安夜》（Heilige Nacht ）慢慢走进凉廊。这是自发的行动，因为他们只练习过一次，但在本宁霍夫的指挥下唱得极为美妙。艾丽斯和我都深受感动；她甚至失声痛哭，可怜的老伴，我却得抑制自己。他们继续唱了一阵，最后慢慢离去。出去时，他们以最轻的声音再唱了英文的《平安夜》（Holy Night ），下坡时再用英语唱《齐来崇拜》（Oh Come，All Faithful ）。这是我们将永志不忘的一夜。后来馆员们仍继续在馆舍的公用室里唱歌和弹钢琴。我相信，这一晚一定能给他们久被压抑的感情和那些士气正受着严峻考验的人提供一个健康的排遣机会。

圣诞节

天气晴朗宜人，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气温和暖如春。艾丽斯这几天都膝关节痛，今天好了一些，我们照常带着萨沙和米基两犬在草坪上散步，她觉得很舒服。被拘留已经十八天了，第一次收到几份《日本时报和广告报》。虽然读起来不是特别令人高兴，但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日本人传来的那些陆海军的所谓捷报。我仍旧坚信德国终必崩溃，一旦德军开始瓦解，最后结果的预兆就会显现出来，因为德国退出舞台后，力量不断增强的美英海空军就可以全部用来攻击日本，后者终必败亡，这将是显而易见的现实。那时恐怕连那些目空一切、凶猛好斗的日本人也不会看不到。尽管这是主观愿望，但也是言之有据的，因为我深知德国人的特性。1918年的景象很可能重演，希特勒打错算盘去进攻苏俄，这将被证明是自取灭亡。历史将会证实这个预言。

一如平安夜，正是因为有现在的处境以及这种处境激发起来的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们度过了一个在东京这么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圣诞节。阿诺德小姐及其共炊伙伴斯库兰太太（Skouland）、加德纳小姐（Gardiner）、普莱费尔太太（Playfair），以及约翰逊（Johanson）和斯图尔特（Stuart）两位军官都前来官邸参加酒会，下午1点又共进圣诞大餐，菜肴有西夫人送来的火鸡和内德·克罗克贡献的泡了热白兰地酒的葡萄干布丁。大家互赠礼物，我通过一个友好的警察给艾丽斯弄来两盆优美的兰花，看来他是找遍全城才买到的。

下午4点，我们的仆人下田、深谷、船山和加藤接到通知，准许他们的家属进使馆，他们这才能在馆舍前欢聚，那是十分动人的场景。自从我们被拘留后，他们就不能同家人通话了。

此后我们便在公用室的圣诞树前聚会。我们有两棵圣诞树，一棵摆在官邸，一棵摆在办公楼，这原是下面院墙边挡住房屋光线的两棵树，吉恩·杜曼叫人砍来，挂上往年剰下来的装饰物。开头是副领事戴维·托马森（Dave Thomasson）和我弹钢琴，然后大家唱圣诞赞美诗和颂歌，最后是古尔德上尉扮的圣诞老人出现，向大家分赠礼品，朗诵优美悦耳的诗句。他表演得很精彩，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聚会。

圣诞庆祝到此结束，这事我们永远都会记忆犹新。

交换外交人员的事宜已在安排

1941年12月30日

瑞士公使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已接受我们提出的在洛伦索-马贵斯 [2] 交换外交官的建议，现正将说明细节写成照会并译为法文。公使说他立即经伯尔尼将这个照会电转华盛顿。这样看来，事情似乎终于有了进展。根据杜曼的好建议，我马上召集馆员开会，把消息告诉他们。他们一闻此讯便高声欢呼；这将有助于维持士气。日本外务省已放弃（其实它自己都从未认真对待）在横滨和旧金山两地直接交换外交官的建议，因为日本陆海军当局断然拒绝考虑让一艘美国船开进日本水域。

我把一只装外交团团长文件的金属大箱交给公使，请他交给新团长阿尔塞纳-亨利，在转交以前，须先去外务省，请木内检查这些文件，让他们放心，我们没有把别的文件夹在里面偷送给法国大使馆。还得由一个日本官员偕戈尔热一起坐车去外务省。警察对我们施加的隔离措施无以复加。

轴心国的外交官不大乐意让法国大使当外交团团长，比较喜欢资历浅一些的巴西大使。阿尔塞纳-亨利能否侥幸当选，还得静观其变。

有些日本朋友忠实如故

1941年12月31日

有位日本朋友来看我。他说两国间爆发战争时，他痛心疾首，所以未能早来。他代朋友们向我转达关心，还捎来两封日本友人的信。他说，拘留的头两周警察苛待我们，是由于战争来得太突然，他们没有制订过任何应付这种紧急情况的计划，所以起初政府各机关之间毫无协调可言。我说，现在已有显著的改善，但我们所受的待遇依旧是囚犯的待遇，与日本驻美大使及其属员和领事馆人员所受的体恤和宽待一点也不相称。

下面是那两封信：

东京，1941年12月17日

亲爱的格鲁先生与夫人：

尽管近年来发生了很多不幸事件，但谁也没想到两国间长期的友好关系竟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我记得很清楚，您常对我说，增进我们两国的友谊将是您的终身事业。我还知道，为使华盛顿会谈不致破裂，直至最后一刻，您仍在认真努力。您那样的不懈努力也无法拯救和平，着实令人痛心。但您可以永远相信，您对我国和我们的情谊，我们绝不会忘记。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还得说一件事。夏季时，每天我都在自己妻子的病榻前对她讲华盛顿会谈的进展情况，那时她都是尽量绷紧她脆弱的神经，认真倾听，不想有一字遗漏。她生前没有见到我们友好关系迎来悲剧般的结局，反倒成了她的幸事。

感谢您对我和我全家的深情厚谊。

某某谨上

东京，1941年12月30日

亲爱的格鲁先生：

我带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尽管我们为防止两国关系破裂做出了真诚不懈的努力，但可怕的事变终究还是发生了。我不想多说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和形势，我只希望目前的斗争也许只不过是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史上一个短短的插曲，两国很快就能重修旧好。

您与格鲁夫人，凭你们长达九年的精明能干的工作，已在我的同胞中结交了很多朋友。正如您所深知的那样，轻易忘却朋友，尤其是如你们那样令人敬佩的朋友，并不是我们日本人的习性。请您相信，我们中有很多人对你们的艰难处境深怀同情。

毋庸多言，能收获您那宽仁厚道的友情，是我的莫大荣幸。但愿我们还会有为增进两国关系而再次精诚合作的一天，我只切盼这个好日子很快到来。

我已调职，日内即动身赴任。恭贺新禧，并祝归途平安。

某某谨上

新年前夜在办公楼用自助晚餐。晚11点59分，把灯关了，齐唱《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 ）。灯再亮时，古尔德上尉扮作“时间老人”出现在人群中，他简单致辞，大家又手挽手地再唱《友谊地久天长》。艾丽斯和我却在10点半左右就走开了，没有等待新年的到来。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可守候的，没有那种心境。

新年伊始

1941年1月1日

天气晴朗。早晨去馆舍给馆员们拜年，又向负责保护使馆的巡查部长清河及其属下九个警官拜年。1936年“二二六事件”时清河也保护过使馆，后来还曾和我坐车出去游玩。他向我提起那个时候的经历，说那时我送过他一只银烟盒。清河说，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战争，但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战争。

瑞士公使来访，他马上就要去皇宫参加新年招待会。今年的招待会，就外交团来说，我想规模一定会比往年小一些。戈尔热说，日方虽已接受了我方提出的在洛伦索-马贵斯交换外交人员的建议，但他们有些人又想改在塔希提岛，因为去那里的航程要短得多。戈尔热说，他也会将此作为日方的建议转吿华盛顿。外务省已写了一个照会给他，详述交换事宜，他给了我们一份照会的副本。

一杆进洞

1942年1月4日

在使馆的高尔夫球场上打球，我一杆进洞。在这里打球以来，这还是头一回。球场长四百二十二码，有九个洞，洞边还有小小的轻击区，一应俱全。有一杆得翻过或绕过住房，若想平直打过屋顶，就有危险。不过，迄今为止只打坏过一个窗子。池塘里的鱼现在快活了，假如它们喜欢玩球的话。

每餐总有十至十四人同桌，所幸我们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不和我们一同用餐的职员和其他馆员也经常轮流上来吃一餐，如此保持彼此的联系。艾丽斯也常去馆舍看看供应部门或公用室，去拜访各处的公寓。

“让自己忙起来”

1942年1月9日

昨夜外务省失火，房屋差不多烧掉一半。有关我们最后撤退的那些文件想必也烧毁了一些。虽然瑞士公使可以按他自己的记录提供复本，但这样一来，本已经耽延的事恐怕又要推迟了。不过我们还算过得舒适，只是屋里太冷，因为必须节约燃料（直到傍晚才敢开暖气）。日子过得很快。早上我从早餐后一直工作到11点半；然后打一小时左右的高尔夫球，为的是运动一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晚上早睡。有充裕的时间看书。刚看完克罗宁的《天路历程》 [3] ，这真是一本好书。

交换

1942年1月16日

瑞士公使带来了日方对我国政府关于在洛伦索-马贵斯交换外交人员的建议的答复。日方接受了交换地点，但对波伦所拟备忘录中提及的两项提案有许多异议。我召集全体馆员开会，把谈判取得的进展告诉他们，对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卓越的和衷共济精神再次表示赞佩。

1942年1月18日

听从艾丽斯的建议，这周日的早晨我们有许多人在馆舍的音乐室聚会，唱了好几首大家最爱唱的赞美诗，琼斯弹钢琴，本宁霍夫当指挥。玛丽昂·阿诺德清亮的嗓音十分悦耳。

因闲时较多，有了大量读书的机会。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曙鸟》（Bird of Dawning ）已看完第二遍，这是古今描写海洋的最伟大史诗之一，不可不读。又看完了达格代尔夫人（Dugdale）写的鲍尔弗（Balfour）传记的第二卷，现在正在看杰塞普教授（Jessup）写的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 [4] 传记。西奥多·罗斯福处理远东问题时，鲁特曾参与其中。在现在这个时刻，关于他的言行，读起来别有味道。

1942年1月19日

瑞士公使戈尔热和他的夫人终于被允许来看艾丽斯。今晨来访，两位夫人聊了约两小时。其间，许多日本朋友和另外一些人送来鲜花和水果，共二十二批，还有一些人想送，但未能获准。有几个外交界的同僚也送花来。

1942年1月20日

现在日本报纸那种得意忘形的自吹自擂，读起来真令人作呕。我正准备带两整套12月8日以来的《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回去，一套送国务院，一套留给自己。

1942年1月22日

在高尔夫球赛中略胜斯通一筹，但不久就被鲍勃·费尔里（Bob Fearey）打败了。本宁霍夫在一场紧张的羽毛球决赛中战胜了拉姆。此外还有桥牌、象棋、跳棋等比赛。我们总是搞得很热闹。

我为我的私人秘书鲍勃·费尔里感到自豪，他是马萨诸塞州劳伦斯主教的孙子，非常称职。由于缺乏洗衣设备，每个馆员，不论男女，都是自己洗衣服，半个大院看去就像后院一样，晾满了衣服和寝具。费尔里却在官邸阁楼上找到一台旧洗衣机，于是他便在拉斯塔德（Rustad）的帮助下每天为全体馆员浆洗两次。他还是他那座公寓的防空监视人兼体育指导员，另外还轮流当值日官和主持整理办公楼的内务。顺便一提，他还是个电学家、无线电专家和飞行员，曾做过五百余次跳伞。这些本领都是他在哈佛念书时利用暑假学的。费尔里真是个精明能干而又热心公益的青年，前途未可限量。

1942年1月24日

荷兰公使帕布斯特将军因心脏病于今天在圣路加医院去世。他从1923年起当驻日公使，在此以前早已任公使馆的陆军武官，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外交家。一如克雷吉和罗默，他是我最亲密的同僚之一。他有荷兰人典型的固执，但为人谦和，与我意气相投。我将永远怀念他，把他看作我在日本结识的为数不多的最值得尊敬的朋友之一。他的突然去世令我非常难过，但对他来说，这倒是个幸福的解脱，因为我想他没有什么亲人，又是鳏居，战争造成的事态必定更加深了他的愁苦。

1942年1月25日

星期日又唱了赞美诗，现在这要成为定例了。这类聚会颇有鼓舞士气的作用。日子过得很快，星期日与星期日之间的间隔似乎很短。我们一点也不感觉厌烦，至少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特别是那些可以做点学问而以此自娱的人。

杜曼正忙于写一本很有趣的书，根据网球球友堀田伯爵提供的日本文献讲一些汤森·哈里斯出使日本的逸事，堀田是一个在哈里斯那个时代相当于外务大臣的日本高官的后裔。那时日本官僚特别是警察当局的心理和今天使馆中我们这些人遇到的情况何其相似，这一点显得格外有趣。

在馆员中，我确实感到遗憾的只是极少数馆员。这些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极少或毫无常读有益书籍的念头。大多数人都忙于馆舍和院子里的日常勤务，甚至得承担离职打杂女工的活，每晨轮流擦洗和打扫。但有些馆员恐怕是太离不开纯粹的社交活动了，这种人必定有感到厌烦的时候。

帕布斯特将军的丧礼

1942年1月29日

瑞士公使又来过了。他通常有许多问题要讨论，但每隔几天总要来一次，以便保持联系。不可能有比他更合适照管我们的利益的人了。他善于观察形势，办事讲求实际，性格坚强，又十分谨慎，力求避免因采用不适当或非正统的办事程序而事倍功半。同时，他的助手豪斯赫尔（Hausheer）也常来。他是个务实的人。他们的态度让我清楚地想起了1917年和1918年照管德国利益的瑞士驻美临时代办，那时我是国务院西欧司司长，他常来国务院找我，几乎每天都要讨论一大堆问题。

今天在圣路加医院附属教堂为帕布斯特将军举行丧礼。日本政府已做了安排，每个敌国使馆可以派一人参加。在外务省官员增尾和巡查部长清河的陪同下，五十二天以来我第一次走出使馆。我从挂有丧帘的侧门走进圣路加医院，马上就被领进教堂，没有跟任何人讲话的机会。我想悄悄坐在后排，但正在当招待的岸热情招呼我，把我引到右边第二排靠通道的座位上。在右边第一排就座的是照管荷兰利益的瑞典公使巴格（Bagge）和荷兰临时代办勒赫林（Reuchlin）夫妇及荷兰公使馆的其他人员。我们这一排也有一些荷兰使馆的人员，另外就是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夫妇，我们后面是比利时大使福尔托姆夫妇，以及秘鲁、哥伦比亚、希腊和其他现正与日本交战或已与日本断交国家的使节。

左边第一排是西外务次官、广田、佐藤和币原。币原迟到了，走路时拄着拐棍，摇摇晃晃，显得老态龙钟。他们后面是阿尔塞纳-亨利夫妇，他是以外交团团长的身份坐在那里的，再后是蒂利茨夫妇、戈尔热夫妇、智利公使、阿根廷代办和所有非敌国的外交官。还有很多日本人。礼拜全用日语进行，只有荷兰牧师致辞时用荷兰语，又用英语说一遍。结尾时有一位荷兰人来到风琴前，奏荷兰国歌。

巴格公使和勒赫林夫妇先走；我随即被引出来，恐怕所有敌国外交官都是这样被带出来的，以防彼此交谈。我和巴格及勒赫林夫妇握手后，立即上车。临走时，克雷吉夫妇出现了，我只和他们说了一句话，不过寒暄而已，另外就是说了一声“船上见”。本想停下来聊一聊，但警察表示过，任何谈话特别是和克雷吉交谈，将会给他们带来很大麻烦，所以只得作罢。艾丽斯虽也接到外务省的邀请，但没有去参加葬礼，后来我们间接听到日本朋友说，她的敏感可以理解，亦应感谢。

新加坡陷落

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现称“昭南”——陷落了。这新名字兼有“昭和时代”和“南进”之意。这是个沉重打击，但我仅视其为一时的打击。日本人终究会撤出一切非法占领的地区：日本列岛本身易遭攻击；他们的海军和有限的商船经不起消耗，早晚会被削弱，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有效地封锁日本，把它的本土与南方占领区完全断绝开。到其在海上决战遭遇失败，或者俄国参战，或者德国垮台，或许要等很长时间，但在任务完成以前，我们绝不会放弃。

1942年2月16日

瑞士公使带来一份最新的我国政府关于撤退外交人员的照会。照会是通过西班牙渠道寄来的，从华盛顿发出的日期是2月5日，已经迟误好几天了。看来定是外务省的太田把它扣了五天后，主管此事的佐藤才晓得有这份文件。戈尔热非常气愤，认为谈判不让他过问，至少没有经伯尔尼通知他有照会寄来。看样子，必定是日方要我国政府把谈判渠集中于西班牙方面，可是佐藤又对戈尔热说并无此事。我猜想，这不过是外务省惯有的缺乏协调的又一次表现而已。

一件事就足以说明日本人想问题、进行交涉是多么拖延：瑞士公使为替我们把汽车、酒等什物卖给外交界同僚，曾与日方多次商谈，皆无结果，这点小事竟拖了两个多月才终于做出安排。

今天日本人正忙于庆祝新加坡陷落，一大群队伍来到我们使馆前示威，英国使馆门前想必也有人示威。助理陆军武官巴布科克少校（Babcock）跑出去站在阳台上向示威者挥手。示威者也欢笑着挥动手帕回敬，领队者尽力制止这种友好的表示，大家反而大笑起来，走过去以后仍笑声不绝。

尽管大搞战争宣传，民众对美国似乎还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们还从各方面获悉，日本虽取得一些初步战果，民众仍在自问，美国有无穷无尽的资源，日本究竟是否真能打胜。

必须彻底打败日本

1942年2月17日

今天我召集全体馆员开会，将谈判撤退工作目前的进展告诉他们。我还对他们讲，我绝对相信，目前的日子纵然暗淡，但我国终将获胜，我给他们念了下面这段日记：

我们即将回国参加工作，不论是受到适当的要求，还是自发找到机会，我们应接手一切对美国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最终赢得胜利有所贡献的工作。我们是带着坚定的信念回国的：轴心国虽获得初期胜利，但终究会失败，终将受到严酷无情的清算，这是必然无疑的，其必然性犹如引力定律。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为了美国未来的安全和幸福，为了世界文明的安全和幸福，就必须彻底打败日本。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的军队、军事机构、军事体制声誉扫地并接受清算，才能使日本民族永远走上和平的道路。不管这个过程有多长，不管需要美国人流多少“血、汗、泪”，都必须最终地、有效地完成这个基本职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太平洋地区，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和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无法共存。

任驻日大使十周年

1942年2月19日

十年前的今天，领命出使日本。这是有趣的十年。使命虽归于失败，但即便是为了经历这些事件，我现在也不愿舍弃这十年的经验。

历史的教训

历史当然以事实为根据，以当时的有助于阐明这些事实的评论为根据。可人类若不汲取历史教训，在治国方略上得到积极的指引，那么历史研究就是无益的。文明的某些方面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科学、经济、交通和运输的发展，已使一国的闭关自守成了时代错误。世界各国已紧密相连，结为一体，以至于正如我国政府近年常说的那样：两国或数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扰乱世界经济，进而引起其他所有国家的关注。世界各地一出现势必或即将导致战争的局势，我国政府会立即表示关切的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对这类局势在道义上或实际上进行干预的权利，必然会产生另一种义务：我们当然不能一方面以事关我国利益为由，对国际上可能导致战争的局势进行道义或实际的干预；另一方面却对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漠不关心。今天各国互相依存，这已经是事实，不只是理论：在现在这样一个彼此紧密相连的世界里，每个国家的政策和行动，都会产生波及世界五大洲与七大洋的影响。用征服的手段夺取和抢先占据本应由大家共同利用资源的地区，是不能被允许的。然而，只要任何一国实行排斥别人、保护自己、增进一己私利的政策，不热心于帮助解决别国问题——别国的福祉也是现存世界经济运转必需的——那么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就会因无益的战争迭起而不断受到阻碍。

在现在与将来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只顾自己”，因为邻国，包括所有邻国的问题必然会变成它的切身问题的一部分。明智的治国理政者就必须承认“光荣孤立主义”或集团孤立主义的实际效力早就永远消失了。在我国未来外交、政治、立法等各方面的政策与行动中，要是我们不能领悟历史的教训，认识不到过去曾经失掉的许多机会，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必定还会错过良机，不能运用我们物质上的、道义上的无限国力去发展文明和增进我们本国人民的福祉，却将生命财富耗费在无益的战争中。

名副其实的拦路抢劫

1942年2月21日

瑞士公使今天又来过。他告诉我们，变卖汽车、酒等物件的事现在要全盘重新考虑了，因为大藏省坚持要瑞士公使将卖得的钱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另立账户，与他的公事费用的账目分开。现在同意我们取款，应付日常开支，但我们一走，这笔钱就要冻结。不许公使取用以支付公务开支，以便转入我们各人在华盛顿的账户。正如公使向木内指出的那样，这等于就是没收。我决不愿在这种条件下变卖我的汽车或美酒，我请公使暂缓办理此事，只将实情报告华盛顿。

这是名副其实的拦路抢劫。大藏省、内务省、陆军省都已决心擅作主张，不与外务省商量，更不考虑国际惯例。据说，外务省并非从未得到过主持外交的机会，但都失败了。简直是太丢脸了，现在它只能靠边站。有个日本外交官的太太告诉戈尔热，她的丈夫很郁闷，想离开，因为他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受权向公使做了一些保证，后来由于别的部门擅自改变决定，导致他不得不收回之前的保证。例如在大藏省看来，照管大使馆及其人员的财物的应是大藏省而不是瑞士公使，一切事关这些财物处理的事都得由它决定。这当然是荒谬的，戈尔热十分正确地向木内指出，如果真是那样，大使馆人员就没有什么被保护的合法权利了，因为他们不能诉诸日本法院。可是其他各部依旧独断专行，既不和外务省商量，也不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还有一件事，横滨警察当局拒绝瑞士代表去查看一个敌侨拘留营，只许侨民派两个代表来警察署见瑞士代表。这当然是违反一切国际惯例的，也意味着那个拘留营有问题。警察当然会警告侨民代表不要诉苦，否则就要对他们更不客气。上次大战期间德国并没有这类禁令，我们常去看设在鲁勒本的拘留营，至少每周一次，日本其他地区却又允许瑞士人单独和被拘留者谈话，不受警官监视。看来又是彼此各不通气，每个警官都可以自作主张、各行其是。

华盛顿诞辰日

1942年2月22日

华盛顿诞辰日 [5] ，星期六。唱完赞美诗，又唱了《共和国战歌》 [6] ，接着唱国歌。上午11点半，邀请全体馆员来官邸聚会，我提议为总统干杯。

日本必败

1942年2月28日

日本正在不断扩张其征服的疆域，同盟国的账上至今尚无收益，以至于同盟国最终胜利与日本最终失败的希望似乎正变得渺茫。但对于日本的失败，我没有丝毫怀疑。我已经说过，在我看来日本必败的道理犹如引力定律。

未经事实证明的预言，大多不过是痴人说梦。但对最后结果，我有我的想法，大致如下：或因经济解体，特别是石油匮乏；或因发生革命，革命可能在被占领国首先爆发，德国终将垮台。根据长期经验，我了解德国人的特性：志得意满时，他们是嚣张的恶霸；形势逆转，他们就会立马变成懦夫与哀声泣诉的失败主义者。食物和原料的供应紧张，且必将日益加剧。不论在俄国还是在别的地方，一旦军队不再连战连捷，破竹之势就会急转直下。士气将会垮下来，末日就不远了。来自俄国战场的伤亡名单将产生可以料想的后果，戈培尔的宣传谎言总会有不再能支撑士气的一天，民心总有涣散的时候，这一天说不定很快就会到来。丘吉尔最近说，胜利的到来，也许比原来预想的要快。如此乐观的话从他口里说出来，非比寻常，因为他一向总是爱描绘局势的阴暗面，我想他说这话时考虑到了上述情况，而且很可能还真有德国军民即将解体的证据。

德国一旦退出舞台，意大利自然也就随之退场了，留下来的将是日本单枪匹马对付美英海空联军的局面，也许还要加上苏俄。那时如果苏俄参战，很难想象它会放过收复失地，进而让自己永久处于不败之地的良机。如此一来，那么问题就大大简化了，因为盟国海空军可以海参崴为基地，可以迅速封锁日本本土，轰炸它的城市，摧毁它的船舶，完全掐断它的生命线以及其同国外军队的联系，最后甚至可以占领日本。

即使苏俄保持中立，要等英美获得全胜后才来解决它自己与日本的问题，那么完全摆脱了大西洋战事的美英联合海军也肯定能推进至能够打得到日本的空袭距离，收复一些基地，潜艇和飞机仍旧可以由此截断它的航运，封锁日本列岛。

当然，德国退场后，日本政府也不会看不到战争的必然结果，为了挽救它的城市，为使商船不致全毁而只是有一些逐渐产生的损耗，日本很可能在轴心国垮台后就会乞降。但我们得警惕，不要过早地议和。

再谈欧洲，我看德国一开始有崩溃之象，被占领国人民，包括法国人民一定会爆发大规模起义。那时土耳其很可能参战，罗马尼亚则很可能背弃轴心国而去进攻匈牙利，以夺取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也将很快从舞台上消失。

上述一切当然是把未来的图像想得很美，但我觉得这些假设并不是强词夺理。纵使结局不会来得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轴心国倒台后，必然是我国全胜的进程，一切都将立即开始。

美国佬忆往事

1942年3月10日

父亲冥寿一百周年，他生于1842年3月10日。正餐时，我举杯祝酒以资纪念，并做了简短的致辞，提到一些陈年往事。其中说了我祖父的一件逸事，他临终时在病榻上总为一个问题烦恼，在快咽气时终于讲出来：有一天早上（我记得是个元旦，他要照例送书作为礼物），他从海德公园来波士顿时忘了带钱包，遂在火车上向列车员借了五分钱付马车费。他在临死前嘱咐，这笔债一定要还。其愿得偿。

大使馆杂记：社交及其他

1942年3月24日

有颗牙齿坏了，镶边脱落，去牙医小谷大夫处就诊。遇见英国大使馆的胡斯顿-博斯沃尔（Houston-Boswall）和肯尼迪（Kennedy）夫妇，谈了一会。我们称这个诊所为东京社交俱乐部，因为在这里常常会碰见一些外交界同僚。

我们有个叫藤本的译员，是一个纯粹的、非双重国籍的美国公民。 [7] 今天竟被警察从大使馆拐走并被逮捕，据称违反了日本法律。究竟犯了什么法，我们不知道。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在送一个警察出门。一定是警察诈称有人找他，一到门外就悄悄把他抓走了。他的妻儿还在大使馆。他的家族要他留在日本，但他决定要和我一起回去，回美国的那个家。后来他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说他早已决定留在日本。我们却认为，这肯定是警察对他施加了压力。瑞士公使已提出强烈抗议，但迄今尚无结果。外务省说，它正在等司法省的报告。这不过是日本警察加诸我们身上的又一次暴行。

一个美国出生的日本人选择留在日本

1942年3月25日

杜曼的生日。开茶会，吃蛋糕，举杯祝他健康。我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再也找不出比他更能干的参谋长、比他更好的行政官了。他日常所思的，都是如何为我们集体和个人谋福利。后来他对我说，他太感动了，以至于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简单讲几句来应付。

关于那位在美国出生的日裔译员愿意留在日本一事，杜曼的日记有所叙述，现摘录如下：

昨晚将近6点，本宁霍夫向我报告说，译员藤本失踪了。藤本是在美国出生的，原持双重国籍，几年前返美时已放弃日本国籍。后又回到日本，从此就一直是大使馆的一员。

据本宁霍夫说，最后看见藤本是在上午10点半。他妻子刚发现他不在时，还不怎么惊慌。到下午3点左右，她开始紧张起来，跑来报告本宁霍夫，说找不到她的丈夫。本宁霍夫和特纳马上到处寻找，找遍各房舍和场地，都没有踪影。本宁霍夫便去找驻使馆警察队负责人清河。他见清河正在批阅文件，问他否知道藤本在哪里。清河继续写他的公文，头都不抬，只问了一声：“他不在这里吗？”本宁霍夫把怎么找也找不着的情况讲了一遍，并说藤本显然不在使馆内了。清河一直在写他的文件，没有抬头望过一眼。平时有谁不告知清河而擅自离馆，他肯定会激动万分，可是这次藤本失踪，他却漠然置之。本宁霍先明白了，这事清河是知道的。

本宁霍夫来报后，我立即去见了清河，问他：藤本的失踪，他是否知情。清河直视着我，说他一点也不知道，但可以打电话问警视厅。他走进隔壁有电话的房间，我通过开着的门听见他在电话里说，杜曼正在询问藤本的事；又听见他请示，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很快又回到原来的房间，说这就去警视厅调查此事。我要清河马上打电话给瑞士公使，请公使来见大使。清河生气了，说他没有义务服从我的命令，讲完扬长而去。

晚饭后，大使给我一张条子，要请瑞士公使第二天一早就来，我拿着条子去找值班的警察，问他是否允许立刻送这张条子给瑞士公使。他又打电话问警视厅，然后告诉我，条子要到明早才能送。

早上清河一到使馆，我就问他藤本的事可有消息。当时清河说，他能告诉我的情况只是藤本已被捕了。我告诉清河，昨晚他矢口否认知道此事时，我就完全明白了，他是知道的，可能还帮忙逮捕了藤本。清河承认是这样，但又说当时我是以咄咄逼人的态度问他，所以他才生气了。过了一会，他又冷静下来。之后，我终于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消息。看来大概是这么回事：藤本的母亲强烈反对藤本回美国，为了找个借口把他扣留下来，他的族人便跳出来控告他犯了某种重罪。

1942年3月27日

我为“大东亚桥牌马拉松赛”颁奖。史密斯-赫顿得头等奖，梅金森得二等奖，帕克斯得安慰奖或参与奖。

丹麦公使的妻子蒂利茨夫人致函艾丽斯，称岸终于为我们安排停当，可以出外打高尔夫球，而公使自己也想和我打一回。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馆员们，然后写封信给蒂利茨夫人。我知道英、加、奥使馆的人去打过一次，但克雷吉没有去。

婉拒高尔夫邀约及理由

美国大使馆

东京，1942年3月29日

亲爱的蒂利茨夫人：

岸先生费心为我们安排打球，好像都已经安排妥当了。艾丽斯都已告诉我了。他这样做，我衷心感激，您或公使若有机会向他转致此意，我将非常感激。岸一向是我在日本最值得尊重的朋友之一，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我对他的私谊和钦慕之心。无论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感情都将永存不渝。他筹办球赛，如此体贴、仁厚，正是他经常助人为乐的体现，我认识他这十年来，他这种特性只有我最了解。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较愉快的场合重逢，继续我们的友谊，一如既往。

遗憾的是，我有许多理由不能接受打球的邀请。虽然岸先生已尽力，但这些理由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很久以前瑞士公使也做过类似的努力，但我一开始就告诉他我断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请他不必费心。事实上，有位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干事就曾对公使说过，如果我们到那里去，将会使俱乐部的成员尴尬。我也决不愿意到任何俱乐部去而自陷于为难之境。尴尬的感觉是彼此都会有的。

我之所以无法接受这次邀请，还有更重要的理由。除看病外，日本政府不许我们离馆外出已有近四个月之久了。现在撤退之日将近，日本当局才开恩允许我们去球场消遣。也许一次，也许两次，我不清楚。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们现在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拘留我们的记录添上一点光彩而已。我很清楚日本宣传部门的伎俩。如果我接受邀请，他们就将大肆宣扬，借以表明在整个拘留期间我们都是受优待的。可是我们所受的待遇绝谈不上优越，在初期日本当局还违反了国际惯例的一切规矩。我们不仅被视为俘虏，甚至被当作罪犯，在整个拘留期间都不断受到警察的侮辱和压制。我不愿细说，以免增加您的精神负担，但这些事将来还是很难忘记的。

暂且放下在大使馆受到的待遇问题不谈，我也抱着美国人所共有的那种反感，其强烈程度实难形容。

至于馆员们，我已做如下决定：不希望他们把这次邀请作为游乐或消遣来接受，不过假如他们出于身心健康的考虑，觉得需要出去走一走，我也不反对他们自己去打球。部分馆员，特别是那些不像我那样在苦难中有妻室的人，被拘留久了，确实很不好受；他们希望也需要到空旷的地方去一下，我完全同情这种需要。他们会不会接受邀请，我不知道，但他们要去，我完全允许。

岸先生既有此美意，又如此尽力，我想他定会谅解我这种态度。这封信也可以给他看看。

谨向您和公使致以最热情的问候。

格鲁谨上

1942年3月28日

瑞士公使来访。他今天来到使馆门口时，大门半闭，警察只是袖手旁观，瞪眼看着他，既不走过去开门，也不叫汽车司机自己去开。公使遂转赴外务省，将此事告诉木内。木内说：“这可太严重了。”他打电话给警视厅总部，但戈尔热坚持要个外务省官员陪他一起来。在外务省官员面前，警察也还是那个样子，司机只得自己下车来开门。我很高兴，外务省官员亲眼看见了这种情况。这也许只是个别警察的态度问题，但故意侮辱的可能性则更大，其原因大概是公使来得太频繁，也可能是我们抗议藤本事件，把他们惹火了。戈尔热当然很气愤，很恼火，因为这是对他的直接侮辱。又一次无礼，我们身在使馆，无可奈何。

1942年3月30日

加濑来看我，替一位任高官的日本朋友给我带来一块羊肉和几个橙子。我和加濑谈到藤本事件及警察侮辱我们的种种行为，希望他转告东乡。

天野医师的夫人来到使馆，给我们所有人首次注射伤寒和副伤寒预防针。

1942年3月31日

瑞士公使来访。日本政府已向我国政府提议，我们可于4月25日前后乘船经上海、西贡，也许还有新加坡前往洛伦索-马贵斯，于5月20日到达。船可载客约一千一百人，因官员约有五百人，所以还有空位，大致可载六百名平民。戈尔热建议，这六百个舱位大致可分一百个给侨居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平民，给侨居日本和中国者各二百五十个。日方希望美方撤侨船亦同时开到洛伦索-马贵斯。

撤离计划依旧落空

1942年4月1日

我今天召集全体馆员开会，告诉他们日方提议我们可于4月25日或其前后离日，搭载撤退人员的日船将在上海和西贡停泊，接运其他撤离人员，5月20日前后可抵洛伦索-马贵斯。这个消息给了大家很大鼓舞，情绪马上高涨。不过，这个提议至少现在尚未实现。

1942年4月5日

在馆舍内做复活节礼拜，唱了几首复活节赞美诗，有音乐伴奏：琼斯弹钢琴，蒂索（Tiso）和普莱费尔夫人拉小提琴，威廉姆斯小姐吹长笛。我还读了选自《约翰福音》的日课。警察问我们要不要请个美国牧师来主持礼拜，我们谢绝了，宁愿举行一次非正式的集会。使馆里的天主教徒则被带往天主教堂做弥撒。

1942年4月8日

瑞士公使来访。现在看来，恐怕最早要到5月中旬才能走。想起来真有趣，去年12月，艾丽斯说最好还是把木柴保存起来，因为可能要到2月才能走，当时大家都笑了，以为是句笑话。我曾和内德·克罗克打赌，我认为情人节以前定能出发，结果输了十美元给他。他还和另外一些人赌哪个月能走，我想他也赢了。

吉米·杜立特 [8] 空袭东京

1942年4月18日

瑞士公使又来过。午饭前他刚要告辞的时候，我们听见许多飞机飞过头上，看见五六个方向燃起大火，浓烟滚滚。最初我们以为是演习，但很快就知道了，这是美国轰炸机首次大举空袭日本。据报道，这次是先轰炸北海道，然后依次轰炸东京、横须贺、名古屋和神户。我们见到一架飞机，看上去似乎失控了，飞得很低，擦着屋顶向西飞去。起初，我们还担心它已经坠毁了，后来才明白这是有意实施的战术，以避开驱逐机的俯冲和高射炮的火力。在东面又看到一架飞机，尾部拖着一长道黑烟，显然被高射炮射中了；它的样子不像轰炸机，我们猜想，这恐怕是日本高射炮部队惊慌失措，把自己的驱逐机打下来了。

这一切都很激动人心，但当时很难相信这并非日本飞机在搞实弹演习。日本报纸自称击落九架敌机，我们却不相信有什么损失，因为即使只有一架被击落，报纸也一定会得意扬扬地刊登出有飞机残骸的照片。美机看去很大，不像是从航空母舰上来的，想必是从阿留申群岛起飞而前往在中国新建的空军基地降落。我们使馆中人皆大欢喜，而且深感自豪。后来英国使馆的人告诉我们，那天他们喝了一天的酒，向美国飞行员致敬。

巴丹和珊瑚海两役之后

1942年5月26日

日本的宣传实在是过于幼稚，简直是笑话。巴丹陷落后，《日本新闻》于4月15日（晚刊）登出一张照片，说那是被占领的基地的入口，但是，大油漆招牌上却写着“U.S.Navy Vase，Mariveles”，竟把“base”写成“Vase”。第二天，《日本时报和广告报》也登出这张照片，但显已发觉有错，因为“V”字已经给刮掉了，草草换成“B”字，刮痕犹清晰可见。那块牌子当然是日本人自己写的，用以向公众证明他们确已占领该地。

5月26日，《都新闻》和其他日文报纸刊登了珊瑚海战役的照片，有一张拍到了一艘船的尾波，似乎是一直通到一个水雾和烟的喷口。报上说，这里有一艘被击沉的美舰。但在报纸的另一页，又有一张显然是摄自同一地点的照片，只是稍微移向右边一点，却现出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正离开“爆炸”处，朝相反的方向前进。显而易见，前面那张照片所照的，只不过是这艘船的航迹。

准备起程

1942年5月29日

召集馆员开会，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有望于6月18日起程回国。一片欢腾。

1942年5月31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在大使官邸集会，唱《祖国颂》《共和国战歌》和《美国国歌》，我讲了话。全体出席，共六十三人。

“阵亡将士纪念日”上的讲话：“我们的袓国”

按纪念阵亡将士的传统，长久以来每年的5月30日我们都在横滨公墓用鲜花装饰葬在日本的美国陆海军军人与平民的墓地，我们的海军武官每年都把花圈投入横滨附近的海中，悼念死在海上的人。这些含有纯朴敬意的祭典，正象征着美国精神：不论是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还是恪尽职守，致力于创造化干戈为玉帛的条件，只要是为我们祖国献出生命的人，我们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葬在日本的这些美国陆海军军人与平民，幸运地属于后一类人。世上既有奋战沙场者，也有不待战争爆发而为和平尽力者，谁能说这二者之中哪一类人对祖国的贡献更大呢？有许多美国人生活在国外、死在国外，无声无息，但他们仍曾忠实地、无私地、满腔爱国热忱地为他们心目中祖国的最大利益效劳。可是，如果战争爆发，如果自由、正义、法律、秩序与不法、混乱、奴役、野蛮的掠夺本能开始了面对面的较量，那么：

理智与爱支离破碎，

一个声音独自慨叹：

在当为真理献身时，

偷生比死亡更可怕！ [9]

在被拘留的这几个月里，我们总是举行这样的礼拜日唱诗会，参加的人想必都会感觉到，这种集会是自发的，是在虔诚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由此得到鼓舞。我们并没有去教堂做礼拜的那套仪式，但能够按《诗篇》里的话，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在圣洁之美中礼拜上帝”，形式虽然简单，却是发自真心。我认为，在这段郁闷的日子里，这种礼拜日集会有助于增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光辉；能使我们暂时脱离一个受战祸折磨的世界，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虽然我们在实践上无法举行以花饰祭墓的传统仪式，但我还是用这次礼拜日集会在心灵上纪念那些为我们祖国献出生命的人，如此我们倒可以永远地怀念他们。

我曾谈到，在这艰难的几个月里，我们大家都定会有沮丧的时刻。就我来说，这种沮丧的时刻，却只是一瞬间。对我们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必获最后胜利，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要说这是盲目的信念，那也悉听尊便。这和解数学题不一样，不是坐下来算一算就可以证明的。无法估量的因素太多了。冷静的逻辑可以把这种信念仅归因于想当然，但除此而外，还有别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基于许多明显因素的本能一般的根本信念。对我来说，其说服力正和数学论证一样，假如我能把这种信念和信仰传递给你们，加在你们自己的信念上，哪怕只传十分之一，它也能化为你们的信念。

现在我们终于就要回国了。我曾说这几个月是艰难的日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不同程度上，由于种种原因，这几个月都是艰苦的，在某些方面还极其艰苦。对那些远离家庭的人，我们的同情和体谅之心强烈到无法形容。至于我自己，这几个月里，我曾有充裕的时间来考察这一生事业的轨迹，就像一个建筑师在地震和火灾之后凝视一幢大厦的废墟那样。这幢大厦是他设计的，是他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力求坚固，能永远顶住暴风雨。这座城堡已经坍塌在我们身边了。这当然不是一幅悦目的图景。

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日后回顾时，无疑会把自去年11月以来的这段经历看成一场噩梦。然而在我看来，这绝不是一场噩梦。因为在一个人充满生动经历的漫长社会生活中，这是一段最激励人心的经历。这里是一个由许多不同成分，也可以说是异类成分，组合起来的团体，各有各的兴趣、性格和偏好。人性始终是人性。在监禁中，大家每日每时都紧密地共处一地。日子久了，我们这个小团体总会顶不住这种重压，至少也有顶不住的可能性。至于结果是否顶住了，我请你们各自去判断。我自己的印象是处在同样境地的同类团体，恐怕没有哪个能像我们这样经得住考验了。集体精神，共享合作之心，彼此互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能舍己奉公，尤其是在空间及活动都受限制的生活中仍自得其乐，风趣不逊平时。这一切都使我深感自豪。这种自豪感，就像我跟大家的深情厚谊一样，我将铭记终生。充满这个团体的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极其令人满意的合作气氛，本质上是美国所固有的传统。这种集体精神和互助的特性，是使我国成为伟大国家的天性之一。将来回顾这段经历时，我想我们定会认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收获、每个人都发展了可能需要发展的特性、每个人也许都在精神上获得了成长的时期。梅瑞狄斯 [10] 写道：“如果我为很快就要消失的赦免而痛饮，我的灵魂是多么渺小。”我们没有虚度这段时期，相反，我们关心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为此而工作。这就是我感到颇受鼓舞的原因。我冒昧地希望，你们大家都能有这种感觉，那高尚的集体精神还将带着我们回去，直到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国土。

现在我们就要回国了，去参加我们能找到的或被号召去做的各种工作，为祖国的伟大事业效力。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请和我一样坚信，这种努力不会是徒劳的。我们将需要我们的信念所产生的勇气，在国内和同胞们共事时，仍将需要密切合作的精神，在这几个月的同舟共济中，我们已经学到了一点这种精神。“有信，有望，有爱” [11] 是人类行为指南相当坚实的基础，但我一向觉得，现在比以往更觉得，“信心、勇气、爱”这几个词倒可以更好地表达《圣经》中这句话的本旨。这几个词为我们未来的航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因为信仰和希望需要用勇气来支持，然后才能有生气、有活力，否则就只是虚伪的妄言。而为使我们的合作精神也同样蓬勃旺盛，并用之于日常生活，那么信仰和希望也需要用我们的赞歌《美丽的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 ）中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名言来加强。

在我的大半生里，我遵守着两个微不足道的个人传统。一个是幼年时开始的，我把这个传统带进我们的家庭。当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们每次从海外归国、经过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时，我们常把四个小女孩带到船头，大家一齐朗诵司各特 [12] 的感情炽烈的诗句，就是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其实他还是我们祖上的姻亲——在他的《无国之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一书中沉痛地引用过的那几句：

呼吸健在，魂灵已亡，

他从不对自己说，

“这是自己的故土、故乡”；

当一个人的脚步迈向家园，

不再于海外飘荡，

谁的内心不像火烧一样？

如果确有那种人活着，请注意啊，

绝不要为他朗声高唱。

哪怕他地位显赫、名满四方，

哪怕他称心如意地富满天下，

尽管他有头衔、权势、金钱，

但卑鄙者，只惦念自己；

他即便活着，名誉终将一扫而光，

最终躯壳跟灵魂也都消亡，

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无人流泪，无人悼念，无人为他作诗一行。

另一个小传统是，每逢阵亡将士纪念日，总要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Gettysburg Address ）。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一起念一遍。因为在英语文章中，我从来没有见过用词有它那样优美和动人的。它是怎样草拟和发表的，你们肯定都知道。疲惫而充满烦恼的总统乘火车前往葛底斯堡，在一个旧信封背面草拟了这篇演说的提纲，当晚在旅馆里写成讲稿。第二天，1863年11月19日，在旧战场的纪念集会上，先有一个我国第一流的演说家按当时的习惯啰啰唆唆地讲了一通。身体瘦高、其貌不扬的林肯站了起来，只讲两三分钟，又坐下去了。听众不禁愕然，满以为在这种场合可以听到一篇他们所习惯的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谁知正好相反，于是大失所望。林肯演说之后，大煞风景的是全场寂然，几乎没有一个人鼓掌，着实可怜。林肯本人也认为这篇演说是一次惨败。人们后来细读讲稿，才领会到其词句的雄浑庄严之美。这时世人才发现，他给历史上的文学宝库增添了一篇最伟大、最鼓舞人心的杰作。在近八十年后的这个纪念日来读这些名言，是多么贴切啊。我们大家都必定会深受感动。

八十又七年之前，我们的先辈在此大陆接生了一个新国，她孕育于自由，奉献于人受造而平等之公理。

如今，我们已卷入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国家，或任一如此孕育并奉献的国家，能否常存。我们来到这里，在一处伟大的战场集会，是要把战场的一角献给长眠于此的将士；他们捐出自己的生命，乃是要国家永生。而我们此举，是完全合宜而正当的。

然而，在更崇高的意义上，这片土地是我们无法奉献——无法祝圣而使之归圣的。那浴血于此的勇士，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已经将它祝圣了——远非我们的微力所能增损。此刻我们说的，这世界未必会留意、铭记；但他们在此做的，却永远不会被遗忘。毋宁说，奉献于此的，是我们生者，以继续那未竟的事业，他们一路奋战、光荣推进的事业。毋宁说，在此奉献于那留存我们面前的大任务的，是我们——

让我们多多领受这些牺牲者的荣耀，忠于他们为之捐躯尽忠的伟业——

让我们在此庄严保证，战士的血绝不会白流——

让这国家，上帝保佑，获自由之新生——

让这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权，在大地上，永不消亡。 [13]

致美国人民的结束语

——通过哥伦比亚公司广播网发表的广播演说

首先我想说，我们刚登上交换外交人员的船只“格里普斯霍尔姆号”（Gripsholm ）时，许多朋友即来致候，全国各地又纷纷来信表示欢迎，我们（我的同事和我）大为感动。这种欢迎温暖人心、令人难忘。同时，在日本和日本占领区度过许多艰难日子以后重返家园的欢乐之情，简直无法形容，这同样是难忘的。恐怕难以一一答谢各方的慰问函电，现在，在所有听众面前，请允许我为此深情厚谊表示最深挚的感谢。

我眼中的祖国从来没有如此时此刻这样美丽过。重返祖国，从来没有像这次一般意义深长。撤退侨民的船在最后驶离日本海域之前，曾在横滨港停泊七天。如果我把这最后七天的情况告诉你们，重返故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就可以理解一点了。当时关于交换人员的谈判还没有结束，我们在那里等着，不知道谈判能否成功。如果不成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全都被押回日本，再次被监禁。我们当中有许多美国人（传教士、教师、新闻记者、商人）在上船前，都遭受过单独监禁，被关在寒冷的小牢房里，缺衣少食，还不时遭到最残酷、最野蛮的拷打。如此熬过了六个月。拷问的花样繁多，我不想多谈细节，只提一件：在“格里普斯霍尔姆号”船上，有三位美国老人，其中一人已年逾七十，给我演示了他们多次遭受过的灌水刑。清晨，我们走到船头，一个朋友就在那里演示受刑的样子。人被捆着，膝盖被按到下巴下，脖子贴着膝盖，手被紧紧反绑在背后，拷打时绑手的绳子竟深陷进肉里。然后把他翻过来，脸朝天，向他的鼻和嘴灌水。这只是一次实况演示，但单从那些人口述的拷问情景中，我已经可以想象了。日本警察会用上六大桶水，因为受刑人每次都会失去知觉，然后还被泼水，让他醒过来。有一位老传教士被指控为间谍，遭受了六次灌水刑，要他把诬告他偷到的情报内容供出来。

美国传教士、教师、新闻记者和商人，几乎都被视为有可能成为间谍。日本警察的愚蠢，仅次于他们的残暴。这个美国人又告诉我，有一次他被捆着，躺在地上。有个日本人用靴底在他脸上蹭来蹭去，然后又狠狠踢他，踢断了一根肋骨。最后松绑时，他只能勉强站起来。他说自己有根肋骨恐怕已经断了。有个日本警察问他，断骨在哪里，接着就去摸他的身子。摸到断骨时，警察问道，“是这里吗？”这人答道，“是”。于是那个警察便把手抽回去，挥起拳头，使劲打那根断骨。还有一件事，有位美国知名人士因在狱中被虐待，生了坏疽，导致了严重残废。多年前我就认识他，当我在船上看见他时，不禁猛吃一惊，几乎看不到他过去的样貌。

日军攻占南京时干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在香港又用刺刀杀死战俘：这些都是我之前间接听到的。但在船上我有了直接证据，因为有个女乘客曾亲耳听见那些战俘临死时的惨叫声，她把这个可怕的故事告诉了我。这绝不是第二手证据，而是可靠证人的亲口讲述。至于拷打，其直接证据则是受刑者本人提供的。

在横滨港等候的七天里，有几个人对我说，如果关于交换人质的谈判失败，他们就宁愿自杀，死也不肯再回到日本去坐牢：这话你们觉得奇怪吗？我知道，他们肯定会这样做的。

最重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6月25日凌晨1点，我醒了。感觉到好像有点响动，望向舷窗外边，只见一片树林在水中慢慢移过去。又有一片树林移动，比先前的快。我们终于启航了，航速慢慢加快，直到开足马力，离开了横滨，离开了日本，向家乡前行。这是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尽管还得航行一万八千英里，历时七十天，才能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前经过。我泪流满面，暗诵：

呼吸健在，魂灵已亡，

他从不对自己说，

“这是自己的故土、故乡”。

今晚我还有些话要说，要提到日本的军事系统。它发动了这次战争，现在我们正在和它激战。但在转到这个话题之前，有些事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我在日本交了许多朋友，我钦佩、尊敬、爱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并不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人。然而他们作为爱国者，将会为他们的天皇和国家而战，必要时还将奋战到底，尽管他们内心深处并不希望打仗，战争也并非他们发动的。我们被拘留在东京期间，警察企图把我们同外界完全隔绝开来，经常制造障碍。即便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许多朋友时常设法给我们送礼物来。那些礼物不是通常的鲜花之类，而是食物，例如有时送来一块肉，这是他们能送的最珍贵的礼品，因为他们自己也很少能够得到肉类。我和他们互相酬酢了十年，他们个人对我自始至终都十分忠诚。

但是，这个图景还有另一面——丑恶的一面，残酷、野蛮、禽兽不如，发动这次战争的日本军事系统是残忍和贪婪的。为了美国和联合国未来的安全与幸福，为了文明世界和全人类未来的安全和幸福，就必须彻底粉碎日本的军事系统、军阀集团和军事体制，必须彻底摧毁它们的名声和支配地位。总而言之，在太平洋区域，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联合国中任何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同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都没有共存的余地。

现在，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想讲一些我们正与之交战的日本军事系统之前的所作所为。这个系统是历经多年培植和演化的，因为早在1931年入侵满洲以前，它就已经制定了一个目标，不仅要北攻俄国，而且要“西侵”和“南进”，以便掌控日本人后来所谓的“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共荣圏”的实际含义自不必多说，就是日本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绝对控制这个辽阔区域。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满洲；1937年，入侵长城以南的整个中国。由于蒋介石及其英勇的军队、坚强的人民斗志高昂，日军终于在中国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尽管如此，这个战场还是被利用了，日本陆海军士兵可以在此进行实战训练。他们不断发展和改进战术，后来在南洋各地登陆和征服这些地区时，这些战术就派上了用场。

不要以为因为日军在中国的失败，日本国民就会丧失斗志，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正相反，这种失败反而会锤炼他们的意志，促使他们产生愿做更大牺牲的决心，使他们有更好的准备，去进行另一场企图征服东亚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终于已经开始了。他们明白必须越来越努力，因此对国家按战时需要必然会推进的各方面的改变，他们都以他们所特有的那种镇静而坚决的态度来承受。

日本所有武装力量都充满着进攻的精神，日本人之所以在这场战争初期取得胜利，这或许是最主要的因素。军事专家都认为，这种精神是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无形要素，所以日本现代陆军自建立以来，即注意培养和保持这种精神。假如敌人缺乏进取心，进攻的精神就会成为一种优势，日本统帅部对这种优势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认为白种人软弱无力，他们非常强调这一点。他们认为，我们美国人不过是一群体质虚弱的人，生活养尊处优，不愿在一场对付以斯巴达式的简单方式准备和训练起来的军事机器而进行的战争中做出牺牲，不能按战争的要求来吃苦受累。他们非常看重美国国内以前在战争问题上的意见不统一，而且仍然指望要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美国国民才能奋起，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才能培养出自己的斗争精神。他们料定，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日本早已完全控制整个东亚。他们发动这场战争时，并没有为失败做准备，也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他们用全部力量出击。在彻底毁灭以前，他们都将继续以这种方式来作战。

在适当时候，我们一定能摧毁这个军事系统、军阀集团和军事体制，但是，假如我们美国人（集体和个人）以为，我们仍旧可以过如常的日子，自我牺牲的精神只是陆海军军人的事，加紧执行生产计划也可以顺其自然，那么这场美日战争就肯定会有陷入僵局的危险。我这样说，是根据我旅日十年的经验，根据我对日本陆海军实力及日本人的顽强精神和战斗意志的了解。我认为把这些事告诉我的同胞，乃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对我的祖国比对日本了解得更清楚，对我们终将获得胜利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但是，我不希望看到我们流血、流汗、流泪的日子无限期地、不必要地延长。我国人民必须清楚我刚才讲的这些实情，必须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民族：甚至接连战败也打不垮他们的士气，经济困难也压不倒他们，他们作为集体或个人，都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天皇和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只有真正打败他们，把他们彻底赶出他们暂时征服的地区，或者逐渐消耗他们的海军力量和商船，从而完全切断其本土同周围地区的一切联系和通道；总之，只有在战争中把他们彻底打败，才能使他们回到现实中来。

我无须再多说什么了。我已经把自己经过长期体验和观察所了解到的实情告诉了你们。我已经带着自己在远东工作的同事们回国来参加战时的工作，与你们一道努力。我们只有在进攻中，作为个人和集体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能力，才能使我们亲爱的袓国安全穿越深渊，抵达渴望已久的胜利、和平的彼岸。

我们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护正义、法律和秩序。但首先还是为了自由，为了我们美国公民的光荣传统所赋予我们的自由，为了联合国中其他国家同样的自由。我们作战，是为了反对世界上的邪恶势力、不法行为和混乱，但主要还是为了免于遭受奴役，倘若我们失败了，那么被奴役的厄运就会落到我们头上。我确信，这不是危言耸听。毫无疑问，我们的事业，是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业，是值得为它而生、必要时为它而死的事业。

理智与爱支离破碎，

一个声音独自慨叹：

在理当为真理献身时，

偷生比死亡更可怕！

[1] 战争期间设置的日本陆海军最高统帅机关。

[2] 即今莫桑比克南部城市马普托（Maputo），曾为葡萄牙殖民地。

[3] 讲述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华北传教的故事。1944年曾被改编为电影，由著名影星格利高里·派克出演。

[4] 亦译作罗脱，曾任美国国务卿、战争部部长。1908年曾与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就两国在东亚的利益签订《罗脱-高平协定》。19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5] 又称总统日，为纪念美国的开国元勋和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而设立，定于每年2月22日，已成为美国法定假日。

[6] 《共和国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是一首源自美国内战时期的爱国歌曲。英国著名足球俱乐部曼联曾将此曲改编为队歌，使该歌曲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7] 明治维新后，开始有大量日本人向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移民。珍珠港事件后，有超过十一万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居住地而被关入迁徙营。1943年后，美国开始尝试组建由日裔组成的战斗部队，出现了如第442步兵团这样几乎全部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部队，它们先后在意大利、法国南部与德国参与作战。

[8] 即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1896—1993），美国陆军航空兵的缔造者之一。1940年4月18日，他率领十六架B16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成功空袭东京。他也因此壮举获颁荣誉勋章。

[9] 出自美国诗人爱默生的诗《牺牲》（Sacrifice ）。

[10] 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1829—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诗人。

[11] “faith，hope，cherity”，出自《圣经·哥林多前书1》13：13。

[12]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诗人。

[13] 此译文引自冯象《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林肯〈葛底斯堡演说〉新译新注》，《上海书评》2016年6月1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2547。

日本主要官员及各国派驻日本的主要外交使节人名一览

（括号中的日期为上任时间）

1932年6月

总理大臣

斋藤实子爵（1932年5月23日）

外务大臣

斋藤实子爵（1932年5月23日）

内田康哉伯爵（1932年7月6日）

外务次官

有田八郎先生（1932年5月23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中将（1932年5月26日）

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将军（1932年5月26日）

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先生（1923年5月26日）

商工大臣：中岛久万吉男爵（1932年5月26日）

大使 [1]

比利时：阿尔贝特·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Albert de Bassmpierre，1921年9月15日）

苏联：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Alexander Tyoyanovsky，1928年2月1日）

德国：恩斯特·阿图尔·福雷奇博士（Ernst Arthur Voretzsch，1929年1月22日）

意大利：乔万尼·切萨雷·马约尼先生（Giovanni Cesare Majoni，1930年6月17日）

法国：达米安·德·马特尔伯爵（Damien de Martel，1930年7月7日）

巴西：西尔维诺·居雷尔·多·阿马拉尔先生（Sylvino Gurel do Amaral，1931年6月8日）

英国：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Fancis Lindley，1931年7月8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波兰：兹齐斯瓦夫·奥肯茨基先生（Zdzislaw Okecki，1928年6月13日）

瑞士：埃米尔·特拉维尔西尼先生（Emile Traversini，1928年10月26日）

智利：恩里克·加拉德·涅托先生（Enrique Gallarde Nieto，1928年10月31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J.E.Hultman，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先生（Herbert Marler，1929年9月18日）

墨西哥：米格尔·阿隆索-罗梅罗博士（Miguel Alonzo-Romero，1929年11月25日）

挪威：路德维格·凯撒·奥贝特先生（Ludwig Caesar Aubert，1930年3月22日）

葡萄牙：茹斯提诺·德·蒙塔尔旺先生（Justino de Montalvao，1930年9月17日）

古巴：奥雷斯特斯·费拉拉先生（Orestes Ferrara，1931年5月28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1年10月5日）

阿根廷：鲁道夫·弗雷雷博士（Rodolfo Freyre，1931年12月24日）

波斯：哈桑·阿里·希达亚特先生（Hassan Ali Hedayat，1932年2月25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泽克·哈夫利切克先生（Frantisek Havlicek，1932年5月6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斯托伊切斯科先生（George Stoicesco，1929年7月18日）

芬兰：乔治·温克尔曼先生（George Winckelmann，1930年4月22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先生（Nebil Bey，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Edwin L. Neville）

陆军武官：詹姆士·G.麦基尔罗伊中校（James G. McIlroy）

海军武官：艾萨克·C.约翰逊海军上校（Isaac C. Johnson）

商务参赞：哈勒克·A.巴茨先生（Halleck A. Butts）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Erle R. Dickover）

三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William T. Turner）

　　　　　S.沃尔特.华盛顿先生（S. Walter Washington）

总领事：阿瑟·加雷尔斯先生（Arthur Garrels）

1933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斋藤实子爵（1932年5月23日）

外务大臣

内田康哉伯爵（1932年7月6日）

外务次官

有田八郎（1932年5月23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中将（1932年5月26日）

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将军（1932年5月26日）

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先生（1932年5月26日）

商工大臣：中岛久万吉男爵（1932年5月26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特·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Albert de Bassmpierre，1921年9月15日）

苏联：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Alexander Tyoyanovsky，1928年2月1日）

德国：恩斯特·阿图尔·福雷奇博士（Ernst Arthur Voretzsch，1929年1月22日）

意大利：乔万尼·切萨雷·马约尼先生（Giovanni Cesare Majoni，1930年6月17日）

法国：达米安·德·马特尔伯爵（Damien de Martel，1930年7月7日）

巴西：西尔维诺·居雷尔·多·阿马拉尔先生（Sylvino Gurel do Amaral，1931年6月8日）

英国：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Fancis Lindley，1931年7月8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1932年6月14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波兰：兹齐斯瓦夫·奥肯茨基先生（Zdzislaw Okecki，1928年6月13日）

瑞士：埃米尔·特拉维尔西尼先生（Emile Traversini，1928年10月26日）

智利：恩里克·加拉德·涅托先生（Enrique Gallarde Nieto，1928年10月31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J.E.Hultman，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先生（Herbert Marler，1929年9月18日）

墨西哥：米格尔·阿隆索-罗梅罗博士（Miguel Alonzo-Romero，1929年11月25日）

挪威：路德维格·凯撒·奥贝特先生（Ludwig Caesar Aubert，1930年3月22日）

葡萄牙：茹斯提诺·德·蒙塔尔旺先生（Justino de Montalvao，1930年9月17日）

古巴：奥雷斯特斯·费拉拉先生（Orestes Ferrara，1931年5月28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1年10月5日）

阿根廷：鲁道夫·弗雷雷博士（Rodolfo Freyre，1931年12月24日）

波斯：哈桑·阿里·希达亚特先生（Hassan Ali Hedayat，1932年2月25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泽克·哈夫利切克先生（Frantisek Havlicek，1932年5月6日）

暹罗：披耶·因德拉·威集将军（Phya [2] Indra Vijit，1932年10月6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斯托伊切斯科先生（George Stoicesco，1929年7月18日）

芬兰：乔治·温克尔曼先生（George Winckelmann，1930年4月22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先生（Nebil Bey，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Edwin L. Neville）

陆军武官：詹姆士·G.麦基尔罗伊中校（James G. McIlroy）

海军武官：艾萨克·C.约翰逊海军上校（Isaac C. Johnson）

商务参赞：哈勒克·A.巴茨先生（Halleck A. Butts）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Erle R. Dickover）

三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William T. Turner）

　　　　　S.沃尔特.华盛顿先生（S. Walter Washington）

总领事：阿瑟·加雷尔斯先生（Arthur Garrels）

1934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斋藤实子爵（1932年5月23日）

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先生（1933年9月14日）

外务次官

重光葵先生（1933年5月16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中将（1932年5月26日）

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将军（1933年1月9日）

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先生（1932年5月26日）

商工大臣：中岛久万吉男爵（1932年5月26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特·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Albert de Bassmpierre，1921年9月15日）

巴西：西尔维诺·居雷尔·多·阿马拉尔先生（Sylvino Gurel do Amaral，1931年6月8日）

英国：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Fancis Lindley，1931年7月8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

苏联：康士坦丁·尤列涅夫先生（Constantin Yurenev，1933年3月20日）

意大利：贾钦托·奥里蒂先生（Giacinto Auriti，1933年7月10日）

法国：费尔南德·皮拉先生（Fernand Pila，1933年11月30日）

德国：赫伯特·冯·迪克森博士（Herbert von Dirksen，1933年12月27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J.E.Hultman，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先生（Herbert Marler，1929年9月18日）

墨西哥：米格尔·阿隆索-罗梅罗博士（Miguel Alonzo-Romero，1929年11月25日）

挪威：路德维格·凯撒·奥贝特先生（Ludwig Caesar Aubert，1930年3月22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1年10月5日）

阿根廷：鲁道夫·弗雷雷博士（Rodolfo Freyre，1931年12月24日）

波斯：哈桑·阿里·希达亚特先生（Hassan Ali Hedayat，1932年2月25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泽克·哈夫利切克先生（Frantisek Havlicek，1932年5月6日）

暹罗：披耶·因德拉·威集将军（Phya Indra Vijit，1932年10月6日）

“满洲国”：丁士源先生（1933年5月18日）

芬兰：胡戈果·瓦尔万内先生（Hugo Valvanne，1933年10月5日）

波兰：迈克尔·莫希奇茨基先生（Michael Moscicki，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齐先生（Habibullah Tarzi，1933年10月18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斯托伊切斯科先生（George Stoicesco，1929年7月18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先生（Nebil Bey，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Edwin L. Neville）

陆军武官：威廉·C.克兰少校（William C. Crane）

海军武官：弗雷德·罗杰斯海军上校（Fred F. Rogers）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姆斯先生（Frank S. Williams）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Erle R. Dickover）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Edward S. Crocker）

三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William T. Turner）

　　　　　莫里斯·N.休斯先生（Morris N. Hughes）

　　　　　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George D. Andrews）

总领事：阿瑟·加雷尔斯先生（Arthur Garrels）

1935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冈田启介将军（1934年7月4日）

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先生（1933年9月14日）

外务次官

重光葵先生（1933年5月6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将军（1934年1月21日）

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海军大将（1933年1月9日）

大藏大臣：藤井贞先生（1934年7月5日）

　　　　　高桥是清先生（1934年11月27日）

商工大臣：町田忠治先生（1934年7月5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特·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Albert de Bassmpierre，1921年9月15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

苏联：康士坦丁·尤列涅夫先生（Constantin Yurenev，1933年3月20日）

意大利：贾钦托·奥里蒂先生（Giacinto Auriti，1933年7月10日）

法国：费尔南德·皮拉先生（Fernand Pila，1933年11月30日）

德国：赫伯特·冯·迪克森博士（Herbert von Dirksen，1933年12月27日）

英国：罗伯特·克莱夫爵士（Robrt Clive，1934年6月28日）

巴西：卡洛斯·马丁斯·索萨先生（Carlos Martins Sousa，1934年9月17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J.E.Hultman，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先生（Herbert Marler，1929年9月18日）

墨西哥：米格尔·阿隆索-罗梅罗博士（Miguel Alonzo-Romero，1929年11月25日）

挪威：路德维格·凯撒·奥贝特先生（Ludwig Caesar Aubert，1930年3月22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1年10月5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泽克·哈夫利切克先生（Frantisek Havlicek，1932年5月6日）

暹罗：披耶·因德拉·威集将军（Phya Indra Vijit，1932年10月6日）

“满洲国”：丁士源先生（1933年5月18日）

芬兰：胡戈果·瓦尔万内先生（Hugo Valvanne，1933年10月5日）

波兰：迈克尔·莫希奇茨基先生（Michael Moscicki，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齐先生（Habibullah Tarzi，1933年10月18日）

哥伦比亚：多明戈·埃斯格拉博士（Domingo Esguerra，1934年4月28日）

暹罗：拉克夏先生（Phra Raksha，1934年6月18日）

葡萄牙：托马兹·里贝罗·德·梅洛先生（Thomaz Ribeiro de Mello，1934年7月2日）

波斯：米尔札·巴盖尔·阿齐米先生（Mirza Bagher Azimi，1934年10月18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斯托伊切斯科先生（George Stoicesco，1929年7月18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先生（Nebil Bey，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Edwin L. Neville）

陆军武官：威廉·C.克兰少校（William C. Crane）

海军武官：弗雷德·罗杰斯海军上校（Fred F. Rogers）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姆斯先生（Frank S. Williams）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Erle R. Dickover）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Edward S. Crocker）

三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William T. Turner）

　　　　　莫里斯·N.休斯先生（Morris N. Hughes）

　　　　　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George D. Andrews）

总领事：阿瑟·加雷尔斯先生（Arthur Garrels）

1936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冈田启介将军（1934年7月4日）

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先生（1933年9月14日）

外务次官

重光葵先生（1933年5月6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桑岛查元将军（1935年9月4日）

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海军大将（1933年1月9日）

大藏大臣：藤井贞先生（1935年7月5日）

商工大臣：町田忠治先生（1934年7月5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特·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Albert de Bassmpierre，1921年9月15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1932年6月14日）

苏联：康士坦丁·尤列涅夫先生（Constantin Yurenev，1933年3月20日）

意大利：贾钦托·奥里蒂先生（Giacinto Auriti，1933年7月10日）

法国：费尔南德·皮拉先生（Fernand Pila，1933年11月30日）

德国：赫伯特·冯·迪克森博士（Herbert von Dirksen，1933年12月27日）

英国：罗伯特·克莱夫爵士（Robert Clive，1934年6月28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5年6月20日）

“满洲国”：谢介石先生（1935年7月4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J.E.Hultman，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先生（Herbert Marler，1929年9月18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泽克·哈夫利切克先生（Frantisek Havlicek，1932年5月6日）

芬兰：雨果·瓦尔万先生（Hugo Valvanne，1933年10月5日）

波兰：迈克尔·莫斯奇茨基先生（Michael Moscicki，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兹先生（Habibullah Tarzi，1933年10月19日）

哥伦比亚：多明戈·埃斯格拉博士（Domingo Esguerra，1934年4月28日）

暹罗：拉克夏先生（Phra Raksha，1934年6月18日）

葡萄牙：托马兹·里贝罗·德·梅洛先生（Thomaz Ribeiro de Mello，1934年7月2日）

伊朗：米尔扎·巴盖尔·阿齐米先生（Mirza Bagher Azimi，1934年10月18日）

瑞士：沃尔特·图恩希尔先生（Walter Thurnheer，1935年2月7日）

墨西哥：弗朗西斯科·J.阿吉拉尔将军（Francisco J. Aguilar，1935年3月14日）

阿根廷：爱德华多·拉塞多先生（Eduardo Racedo，1935年11月28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斯托伊切斯科先生（George Stoicesco，1929年7月18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先生（Nebil Bey，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Edwin L. Neville）

陆军武官：威廉·C.克兰少校（William C. Crane）

海军武官：弗雷德·罗杰斯海军上校（Fred F. Rogers）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姆斯先生（Frank S. Williams）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Erle R. Dickover）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Edward S. Crocker）

　　　　　卡博特·科维尔先生（Cabot Coville）

三等秘书：莫里斯·N.休斯先生（Morris N. Hughes）

　　　　　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George D. Andrews）

总领事：阿瑟·加雷尔斯先生（Arthur Garrels）

1937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广田弘毅先生（1936年3月19日）

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先生（1936年3月19日）

有田八郎先生（1936年4月2日）

外务次官

堀内谦介先生（1936年4月1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将军（1936年3月9日）

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将军（1936年3月9日）

大藏大臣：马场瑛一先生（1936年3月9日）

商工大臣：川崎卓吉先生（1936年3月9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特·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Albert de Bassmpierre，1921年9月15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1932年6月14日）

苏联：康士坦丁·尤列涅夫先生（Constantin Yurenev，1933年3月20日）

意大利：贾钦托·奥里蒂先生（Giacinto Auriti，1933年7月10日）

德国：赫伯特·冯·迪克森博士（Herbert von Dirksen，1933年12月27日）

英国：罗伯特·克莱夫爵士（Robrt Clive，1934年6月28日）

“满洲国”：谢介石先生（1935年7月4日）

巴西：佩得罗·莱奥·韦洛索先生（Pedro Leao Velloso，1935年12月24日）

土耳其：R.胡斯雷·盖勒德先生（R.Husrey Gerede，1936年3月23日）

中国：许士英先生（1936年4月6日）

法国：阿尔贝特·卡默勒先生（Albert Kammerer，1936年7月2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J.E.Hultman，1929年4月12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泽克·哈夫利切克先生（Frantisek Havlicek，1932年5月6日）

芬兰：胡戈果·瓦尔万内先生（Hugo Valvanne，1933年10月5日）

波兰：迈克尔·莫希奇茨基先生（Michael Moscicki，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齐先生（Habibullah Tarzi，1933年10月18日）

哥伦比亚：多明戈·埃斯格拉博士（Domingo Esguerra，1934年4月28日）

暹罗：拉克夏先生（Phra Raksha，1934年6月18日）

葡萄牙：托马兹·里贝罗·德·梅洛先生（Thomaz Ribeiro de Mello，1934年7月2日）

伊朗：米尔扎·巴盖尔·阿齐米先生（Mirza Bagher Azimi，1934年10月18日）

瑞士：沃尔特·图恩希尔先生（Walter Thurnheer，1935年2月7日）

墨西哥：弗朗西斯科·J.阿吉拉尔将军（Francisco J. Aguilar，1935年3月14日）

阿根廷：爱德华多·拉塞多先生（Eduardo Racedo，1935年11月28日）

丹麦：鲁道夫·巴尔图-莱恩男爵（Rudolph Bertouch-Lehn，1935年12月19日）

罗马尼亚：乔治·斯托伊切斯科先生（George Stoicesco，1929年7月18日）

智利：马丁·菲格罗亚先生（Martin Figueroa，1936年5月14日）

挪威：芬恩·科伦先生（Finn Koren，1936年5月28日）

加拿大：R.伦道夫·布鲁斯先生（R.Randolph Bruce，1936年11月7日）

秘鲁：里卡多·里韦拉·施雷伯博士（Ricardo Rivera Schreiber，1936年12月18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Edwin L. Neville，离职）

陆军武官：威廉·C.克兰少校（William C. Crane）

海军武官：哈罗德·比米斯海军上校（Harold Bemis）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姆斯先生（Frank S. Williams）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Erle R. Dickover）

　　　　　约瑟夫·F.麦格克先生（Joseph F. McGurk）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Edward S. Crocker）

　　　　　卡博特·科维尔先生（Cabot Coville）

三等秘书：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George D. Andrews）

总领事：阿瑟·加雷尔斯先生（Arthur Garrels）

1938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林铣十郎将军（1937年2月2日）

近卫文麿公爵（1937年6月4日）

外务大臣

林铣十郎将军（1937年2月2日）

佐藤尚武先生（1937年3月1日）

广田弘毅先生（1937年6月4日）

外务次官

堀内谦介先生（1936年4月1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中村孝太郎将军（1937年2月2日）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将军（1937年2月2日）

大藏大臣：结城丰太郎先生（1937年2月20日）

　　　　　贺屋兴宣先生（1937年6月3日）

商工大臣：伍堂卓雄将军（1937年2月2日）

　　　　　吉野信次先生（1937年6月3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特·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Albert de Bassmpierre，1921年9月15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1932年6月14日）

意大利：贾钦托·奥里蒂先生（Giacinto Auriti，1933年7月10日）

巴西：佩得罗·莱奥·韦洛索先生（Pedro Leao Velloso，1935年12月24日）

土耳其：R.胡斯雷·盖勒德先生（R.Husrey Gerede，1936年3月23日）

法国：夏尔·阿尔塞纳-亨利先生（Charles Arsène-Henry，1933年11月30日）

“满洲国”：阮振铎先生（1937年3月12日）

苏联：米哈伊尔·斯拉乌茨基先生（Mikhail Slavoutski，1937年9月2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Robert Craigie，1937年9月11日）

波兰：塔代·德·罗默先生（Thaddée de Romer，1937年11月2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Eugen Ott，1938年4月28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泽克·哈夫利切克先生（Frantisek Havlicek，1932年5月6日）

芬兰：胡戈果·瓦尔万内先生（Hugo Valvanne，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齐先生（Habibullah Tarzi，1933年10月18日）

葡萄牙：托马兹·里贝罗·德·梅洛先生（Thomaz Ribeiro de Mello，1934年7月2日）

瑞士：沃尔特·图恩希尔先生（Walter Thurnheer，1935年2月7日）

墨西哥：弗朗西斯科·J.阿吉拉尔将军（Francisco J. Aguilar，1935年3月14日）

阿根廷：爱德华多·拉塞多先生（Eduardo Racedo，1935年11月28日）

丹麦：鲁道夫·巴尔图-莱恩男爵（Rudolph Bertouch-Lehn，1935年12月19日）

罗马尼亚：乔治·斯托伊切斯科先生（George Stoicesco，1929年7月18日）

智利：马丁·菲格罗亚先生（Martin Figueroa，1936年5月14日）

挪威：芬恩·科伦先生（Finn Koren，1936年5月28日）

加拿大：R.伦道夫·布鲁斯先生（R.Randolph Bruce，1936年11月7日）

瑞典：维达尔·巴格先生（Widar Bagge，1937年3月12日）

暹罗：披耶·西·塞纳先生（Phya Sri Sena，1937年11月11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尤金·H.杜曼先生（Eugene H. Dooman）

陆军武官：哈里·克雷斯韦尔中校（Harry I. Creswell）

海军武官：哈罗德·比米斯海军上校（Harold Bemis）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姆斯先生（Frank S. Williams）

一等秘书：约瑟夫·F.麦格克先生（Joseph F. McGurk）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Edward S. Crocker）

　　　　　卡博特·科维尔先生（Cabot Coville）

　　　　　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George D. Andrews）

总领事：查尔斯·卡梅伦先生（Charles Cameron）

1939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近卫文麿公爵（1937年6月4日）

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先生（1937年6月4日）

宇垣一成将军（1938年5月26日〉

有田八郎先生（1938年10月29日）

外务次官

堀内谦介先生（1936年4月1日）

泽田廉三先生（1938年12月1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杉山元将军（1937年12月）

　　　　　板垣征四郎将军（1938年5月26日）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将军（1937年2月2日）

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先生（1938年5月26日）

商工大臣：池田成彬先生（1938年5月26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特·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Albert de Bassmpierre，1921年9月15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1932年6月14日）

意大利：贾钦托·奥里蒂先生（Giacinto Auriti，1933年7月10日）

巴西：佩得罗·莱奥·韦洛索先生（Pedro Leao Velloso，1935年12月24日）

土耳其：R.胡斯雷·盖勒德先生（R.Husrey Gerede，1936年3月23日）

法国：夏尔·阿尔塞纳-亨利先生（Charles Arsène-Henry，1933年11月30日）

“满洲国”：阮振铎先生（1937年3月12日）

苏联：米哈伊尔·斯拉乌茨基先生（Mikhail Slavoutski，1937年9月2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Robert Craigie，1937年9月11日）

波兰：塔代·德·罗默先生（Thaddée de Romer，1937年11月2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Eugen Ott，1938年4月28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泽克·哈夫利切克先生（Frantisek Havlicek，1932年5月6日）

芬兰：胡戈果·瓦尔万内先生（Hugo Valvanne，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齐先生（Habibullah Tarzi，1933年10月18日）

瑞士：沃尔特·图恩希尔先生（Walter Thurnheer，1935年2月7日）

阿根廷：爱德华多·拉塞多先生（Eduardo Racedo，1935年11月28日）

丹麦：鲁道夫·巴尔图-莱恩男爵（Rudolph Bertouch-Lehn，1935年12月19日）

罗马尼亚：乔治·斯托伊切斯科先生（George Stoicesco，1929年7月18日）

智利：马丁·菲格罗亚先生（Martin Figueroa，1936年5月14日）

挪威：芬恩·科伦先生（Finn Koren，1936年5月28日）

瑞典：维达尔·巴格先生（Widar Bagge，1937年3月12日）

暹罗：披耶·西·塞纳先生（Phya Sri Sena，1937年11月11日）

埃及：那比勒·瓦哈卜·贝先生（Nebil Wahab Bey，1938年1月17日）

秘鲁：里卡多·里韦拉·施雷伯博士（Ricardo Rivera Schreiber，1936年12月18日）

葡萄牙：若阿金·佩德罗索先生（Joaquim Pedroso，1938年9月8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尤金·H.杜曼先生（Eugene H. Dooman）

陆军武官：哈里·克雷斯韦尔中校（Harry I. Creswell）

海军武官：哈罗德·比米斯海军上校（Harold Bemis）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姆斯先生（Frank S. Williams）

一等秘书：约瑟夫·F.麦格克先生（Joseph F. McGurk）

　　　　　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Edward S. Crocker）

二等秘书：卡博特·科维尔先生（Cabot Coville）

三等秘书：弗兰克·A.舒勒先生（Frank A. Schuler）

　　　　　马克斯·W.施密特先生（Max W. Schmidt）

总领事：查尔斯·卡梅伦先生（Charles Cameron）

1940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平沼骐一郎男爵（1939年1月4日）

阿部信行将军（1939年8月30日）

外务大臣

有田八郎先生（1938年10月28日）

阿部信行将军（1939年3月30日）

野村吉三郎将军（1939年9月25日）

外务次官

泽田廉三先生（1938年12月1日）

谷正之先生（1939年8月30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畑俊六将军（1939年8月30日）

海军大臣：吉田善伍将军（1939年8月30日）

大藏大臣：青木一男先生（1939年8月30日）

商工大臣：伍堂卓雄先生（1939年8月30日）

大使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1932年6月14日）

意大利：贾钦托·奥里蒂先生（Giacinto Auriti，1933年7月10日）

法国：夏尔·阿尔塞纳-亨利先生（Charles Arsène-Henry，1933年11月30日）

“满洲国”：阮振铎先生（1937年7月2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Robert Craigie，1937年9月11日）

波兰：塔代·德·罗默先生（Thaddée de Romer，1937年11月2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Eugen Ott，1938年4月28日）

巴西：弗雷德里科·德·卡斯特罗-布兰科·克拉克先生（Frederico de Castello-Branco Clark，1939年4月10日）

比利时：皮埃尔·福尔托姆先生（Pierre Forthomme，1939年11月6日）

苏联：康士坦丁·斯梅坦宁先生（Constantin Smetanin，1939年11月20日）

土耳其：法里德·泰克先生（Ferid Tek，1939年12月14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瑞典：维达尔·巴格先生（Widar Bagge，1937年3月12日）

泰国：披耶·西·塞纳先生（Phya Sri Sena，1937年11月11日）

秘鲁：里卡多·里韦拉·施雷伯博士（Ricardo Rivera Schreiber，1936年12月18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哥伦比亚：多明戈·埃斯格拉博士（Domingo Esguerra，1934年4月28日）

阿根廷：鲁道夫·弗雷雷博士（Rodolfo Freyre，1931年12月24日）

墨西哥：普里莫·比利亚·米歇尔先生（Primo Villa Michel，1939年4月7日）

丹麦：拉尔斯·P.蒂利茨先生（Lars P. Tillitse，1939年4月10日）

希腊：阿萨纳西·G.波利蒂斯先生（Athanase G. Politis，1939年4月24日）

阿富汗：佐尔·法卡尔·汗（Zul Facar Khan，1939年6月12日）

罗马尼亚：乔治·帕拉锡维斯科先生（Georges Parachivesco，1939年6月12日）

芬兰：查理·古斯塔夫·伊德曼博士（Charles Gustave Idman，1939年11月6日）

智利：阿尔马多·拉夫拉·卡瓦哈尔先生（Armando Labra Carvajal，1939年11月30日）

匈牙利：乔治斯·德·吉卡先生（Georges de Ghika，1939年12月21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尤金·H.杜曼先生（Eugene H. Dooman）

陆军武官：哈里·克雷斯韦尔中校（Harry I. Creswell）

海军武官：亨利·H.史密斯-赫顿海军少校（Henri H. Smith-Hutton）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姆斯先生（Frank S. Williams）

一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Edward S. Crocker）

　　　　　斯图尔特·E.格鲁门先生（Stuart E. Grummon）

二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William T. Turner）

三等秘书：弗兰克·A.舒勒先生（Frank A. Schuler）

　　　　　马克斯·W.施密特先生（Max W. Schmidt）

　　　　　詹姆士·埃斯皮先生（James Espy）

总领事：查尔斯·卡梅伦先生（Charles Cameron）

1941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阿部信行将军（1939年8月30日）

米内光政将军（1940年1月16日）

近卫文麿公爵（1940年7月22日）

外务大臣

野村吉三郎将军（1939年9月25日）

有田八郎先生（1940年1月16日）

松冈洋右先生（1940年7月22日）

外务次官

谷正之先生（1939年8月30日）

大桥忠一先生（1940年8月19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将军（1940年7月22日）

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将军（1940年9月5日）

大藏大臣：河田烈先生（1940年7月22日）

商工大臣：小林一三先生（1940年7月22日）

大使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1932年6月14日）

法国：夏尔·阿尔塞纳-亨利先生（Charles Arsène-Henry，1933年11月30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Robert Craigie，1937年9月11日）

波兰：塔代·德·罗默先生（Thaddée de Romer，1937年11月2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Eugen Ott，1938年4月28日）

巴西：弗雷德里科·德·卡斯特罗-布兰科·克拉克先生（Frederico de Castello-Branco Clark，1939年4月10日）

比利时：皮埃尔·福尔托姆先生（Pierre Forthomme，1939年11月6日）

苏联：康士坦丁·斯梅坦宁先生（Constantin Smetanin，1939年11月20日）

土耳其：法里德·泰克先生（Ferid Tek，1939年12月14日）

意大利：马里奥·因代利先生（Mario Indelli，1940年7月20日）

“满洲国”：李绍庚先生（1940年12月24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瑞典：维达尔·巴格先生（Widar Bagge，1937年3月12日）

泰国：披耶·西·塞纳先生（Phya Sri Sena，1937年11月11日）

秘鲁：里卡多·里韦拉·施雷伯博士（Ricardo Rivera Schreiber，1936年12月18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哥伦比亚：阿尔弗雷多·米切尔森先生（Alfredo Michelsen，1939年2月14日）

阿根廷：鲁道夫·弗雷雷博士（Rodolfo Freyre，1931年12月24日）

墨西哥：普里莫·比利亚·米歇尔先生（Primo Villa Michel，1939年4月7日）

丹麦：拉尔斯·P.蒂利茨先生（Lars P. Tillitse，1939年4月10日）

希腊：阿萨纳西·G.波利蒂斯先生（Athanase G. Politis，1939年4月24日）

阿富汗：佐尔·法卡尔·汗（Zul Facar Khan，1939年6月12日）

芬兰：查尔斯·G·伊德曼博士（Charles G. Idman，1939年11月6日）

智利：阿尔马多·拉夫拉·卡瓦哈尔先生（Armando Labra Carvajal，1939年11月30日）

匈牙利：乔治斯·德·吉卡先生（Georges de Ghika，1939年12月21日）

瑞士：卡米尔·戈尔热先生（Camille Gorge，1940年3月5日）

葡萄牙：路易斯·埃斯特韦斯·弗尔南德斯先生（Luiz Esteves Fernandes，1940年3月29日）

澳大利亚：约翰·G.莱瑟姆爵士（John G. Latham，1940年12月24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尤金·H.杜曼先生（Eugene H. Dooman）

陆军武官：哈里·克雷斯韦尔中校（Harry I. Creswell）

海军武官：亨利·H.史密斯-赫顿海军少校（Henri H. Smith-Hutton）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姆斯先生（Frank S. Williams）

一等秘书：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George D. Andrews）

　　　　　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Edward S. Crocker）

　　　　　斯图尔特·E.格鲁门先生（Stuart E. Grummon）

二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William T. Turner）

三等秘书：马克斯·W.施密特先生（Max W. Schmidt）

　　　　　约翰·K.埃默森先生（John K. Emmerson）

　　　　　查尔斯·A.库珀先生（Charles A. Cooper）

　　　　　詹姆士·埃斯皮先生（James Espy）

1942年1月1日

总理大臣

近卫文麿公爵（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内阁

近卫文麿公爵（1941年7月18日）第三次内阁

东条英机将军（1941年10月18日）

外务大臣

松冈洋右先生（1940年7月22日）

丰田贞次郎先生（1941年7月18日）

东乡茂德先生（1941年10月18日）

外务次官

大桥忠一先生（1940年8月19日）

天羽英二先生（1941年8月15日）

西春彦先生（1941年10月21日）

内阁成员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将军（兼任首相）（1941年10月18日）

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1941年10月18日）

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先生（1940年10月18日）

商工大臣：岸信介先生（1941年10月18日）

大使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Joseph C. Grew，1932年6月14日）

法国：夏尔·阿尔塞纳-亨利先生（Charles Arsène-Henry，1933年11月30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Robert Craigie，1937年9月11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Eugen Ott，1938年4月28日）

巴西：弗雷德里科·德·卡斯特罗-布兰科·克拉克先生（Frederico de Castello-Branco Clark，1939年4月10日）

比利时：皮埃尔·福尔托姆先生（Pierre Forthomme，1939年11月6日）

苏联：康士坦丁·斯梅坦宁先生（Constantin Smetanin，1939年11月20日）

意大利：马里奥·因代利先生（Mario Indelli，1940年7月20日）

“满洲国”：李绍庚先生（1940年12月24日）

泰国：披耶·西·塞纳先生（Phya Sri Sena，1941年10月2日）

中国汪伪政权：徐良先生（1941年11月27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J.C.Pabst，1932年7月7日）

瑞典：维达尔·巴格先生（Widar Bagge，1937年3月12日）

秘鲁：里卡多·里韦拉·施雷伯博士（Ricardo Rivera Schreiber，1936年12月18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比戈先生（Santiago Mendez de Vigo，1932年4月25日）

哥伦比亚：阿尔弗雷多·米切尔森先生（Alfredo Michelsen，1939年2月14日）

丹麦：拉尔斯·P.蒂利茨先生（Lars P. Tillitse，1939年4月10日）

希腊：阿萨纳西·G.波利蒂斯先生（Athanase G. Politis，1939年4月24日）

阿富汗：佐尔·法卡尔·汗（Zul Facar Khan，1939年6月12日）

芬兰：查尔斯·G·伊德曼博士（Charles G. Idman，1939年11月6日）

智利：阿尔马多·拉夫拉·卡瓦哈尔先生（Armando Labra Carvajal，1939年11月30日）

瑞士：卡米尔·戈尔热先生（Camille Gorge，1940年3月5日）

葡萄牙：路易斯·埃斯特韦斯·弗尔南德斯先生（Luiz Esteves Fernandes，1940年3月29日）

澳大利亚：约翰·G.莱瑟姆爵士（John G. Latham，1940年12月24日）

巴拿马：安吉洛·费拉里先生（Angelo Ferrari，1941年3月13日）

伊朗：阿布卡西姆·纳吉姆先生（Abolghassem Nadjm，1941年3月13日）

罗马尼亚：乔治斯·巴古勒斯科先生（Georges Bagulesco，1941年4月28日）

匈牙利：尼古拉斯·德·韦格先生（Nicolas de Vegh，1941年6月11日）

墨西哥：何塞·路易斯·阿美斯夸将军（José Luis Amezcua，1941年9月18日）

美国大使馆

参赞：尤金·H.杜曼先生（Eugene H. Dooman）

陆军武官：哈里·克雷斯韦尔中校（Harry I. Creswell）

海军武官：亨利·H.史密斯-赫顿海军少校（Henri H. Smith-Hutton）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姆斯先生（Frank S. Williams）

一等秘书：乔治·A.梅金森先生（George A. Makinson）

　　　　　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Edward S. Crocker）

二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William T. Turner）

　　　　　查尔斯·E.波伦先生（Charles E. Bohlen）

　　　　　H.梅里尔·本宁霍夫先生（H.Merrell Benninghoff）

三等秘书：约翰·K.埃默森先生（John K. Emmerson）

　　　　　查尔斯·A.库珀先生（Charles A. Cooper）

　　　　　詹姆士·埃斯皮先生（James Espy）

[1] 外交官按上任时间先后排序。

[2] “Phya”译作“披耶”，是泰国贵族的一种冠称，其后乃人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美）约瑟夫·C.格鲁（Joseph C.Grew）著；沙青青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3

书名原文：Ten Years in Japan：A Contemporary Record Drawn from the Diaries and Private and Official Papers of Joseph C.Grew，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Japan，1932-1942

ISBN 978-7-5201-5438-3

Ⅰ.①使… Ⅱ.①约…②沙…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Ⅳ.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3211号

使日十年

——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

著者/﹝美﹞约瑟夫·C.格鲁（Joseph C.Grew）

译者/沙青青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张金勇 陆大鹏

责任编辑/沈艺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1.25 插页：0.625 字数：481千字

版次/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5438-3

定价/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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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获誉

这部了不起的作品填补了论述第二次中日战争的英文著述中的明显空白，首次全面阐述了1937年的南京战役。作者将出自中国、日本和西方资料来源的研究生动地交织进对军事、外交和文职上下各层面的真知灼见之中。何铭生的这部作品引人瞩目，眼光独到，也许是因为只有一个外国人才能够客观地对待中日两国之间的激烈冲突。

——理查德·B.弗兰克（Richard B.Frank），《瓜达尔卡纳尔和垮台》作者

何铭生再次巧妙地将源自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广泛素材编织成了一幅生动的画卷，展示出紧张的个人经历和震惊世界的国际冲突。……当我们注视着一个新近崛起的中国时，何铭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了更接近于中国意识表面的巨大灾难。……何铭生的戏剧化风格为描述20世纪历史的强大作品增添了一种扣人心弦的小说般的品质。

——罗伯特·A.卡普（Robert A.Kapp），《四川省和中华民国：省级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7》作者，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

通过阐明苏联空军参战与援助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性，何铭生澄清了此场战争中一个不那么为人所了解的侧面……书中最后一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是最有力的描述，也许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事件的最好分析。《南京1937》本身就是一本关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著作，也是他另一部作品《上海1937》的绝佳续篇。

——J.布鲁斯·雅各布斯（J.Bruce Jacobs），莫纳什大学亚洲语言与研究系荣休教授

何铭生很好地把南京陷落的本质和广度联系了起来。他所写的书经过了深入研究，让人手不释卷。他的视角既有战略层面，也有战术层面，其观察既有立足当地的细腻描写，也有来自国际背景的高屋建瓴……我愿意将此书推荐给那些想了解在西方国家卷入之前的远东地区的战争本质的人。

——克里斯·巴克姆上校（Major Chris Buckham），军事评论员

何铭生从外交和军事两个视角熟练地解释了大到军队调遣，小到单个士兵行动的许多事件，包括中日两国在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上的考虑，同时巧妙地为南京的沦陷做了铺垫……何铭生在继续为二战亚洲战场的起源提供深受欢迎的、可读性强的、多视角的解读，而这正是其他著述在匆忙地寻求珍珠港事件之后其他事件的真相时通常会掩饰的。

——《战略之页》（Strategy Page ）

着重于军事方面的杰出的……客观公正的、善于分析的、清醒冷静的论述……《南京1937》是一项令人惊叹的研究成果，何铭生那戏剧化的叙事风格可令读者身临其境。

——《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 ）

记者的叙事技巧结合研究人员的完整方法，由此产生了这部描述1937年初冬中日两国军队争夺南京之战的引人入胜的作品……此书为那些对军事细节情有独钟的读者提供了极多信息，并通过包括进高级政治的各个层面，增添了视角，启迪了思维……好极了！

——《周末报》（Weekendavisen ）

今天，每当我们提到民国时期的南京，首先就会想到强奸、掠夺和大屠杀。但是，南京城沦陷于日本侵略者魔爪的惨痛经历远远不止于这些……何铭生不仅从军事战术上阐述了中华民国首都的沦陷，他还解释了其幕后的外交活动，并转述了一些参与其中的个人的叙述。异乎寻常的是，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反映日本人的观点。书中所列出的广泛来源表明，以中国人的视角所做的陈述，很少能历经日军占领、国共内战以及后来的“文革”而幸存下来……书中所表述的一些观点，是大多数读者之前不会遇到的。非常值得一读。

——《亚洲评论》（The Asian Review ）

在这本出自精心研究的著作中，何铭生审视了从信件和日记中获得的证人证言，并将这些与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所产生的战斗记载相并列。他的这种努力，使得南京成为传奇城市的确切原因一望而知……对一桩鲜为人知的事件的极有价值的记录……对战争黑暗面的无情揭示。

——《军事历史月刊》（Military History Monthly ）

此书与同类型的其他书籍不同，不仅在于其所利用的资料来源的多元化，还在于其作者的全球视角……新闻式写作风格使得《南京1937》成为一本能令对军事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乐意阅读的著作。军事战术的分析与日记和回忆录中所揭示的两军官兵的战斗经验及心理状态的生动描绘相互印证。……所附的许多照片和地图更增强了其效果。

——《军事史杂志》（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

（本书）……填补了关于1937年南京保卫战的英文文献的空白……其中的人物叙述使得有关战争的描述更加生动和更具可读性。

——《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

一丝不苟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何铭生将继续撰写这些历史。现在离中国军事史的黄金时代距离还很遥远，但如果像何铭生所著的这类书籍继续出版的话，那么中国二战史的黄金时代就可能为期不远了。

——战略之桥网站（Strategy Bridge）

致谢

作者按

前言

第一章 新的战斗打响了

第二章 “全面出击！”

第三章 跨越战线

第四章 太湖之战

第五章 严冬

第六章 兵临城下

第七章 决定性的日子

第八章 沦陷

第九章 恐怖

第十章 劫后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致谢

在许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此书得以顺利面世。作者在此特别感谢军事历史学家和作家理查德·B.弗兰克，感谢莫纳什大学的布鲁斯·雅各布斯教授和冰岛的贾科·吉斯拉森，他们仔细审阅了我的手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士华先生向我介绍了目前在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研究。尼古拉斯·陈、理查德·哈里恩、罗伯特·卡普、史蒂夫·李和格雷厄姆·汤普森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鼓励。假若本书中有任何错误或误解，当然由我个人负责。

一张真实的照片能胜过千字的文字描述。我要感谢现位于台湾地区的“中央通讯社”及其董事长陈国祥允许我利用该社庞大的数字化照片档案馆。如果没有《朝日新闻》照片档案馆的帮助，本书也不会具有现在的面貌。制图师卡尔·毛罗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以精湛的手艺表明了一张地图所具有的价值很可能超过一万字。

凯斯梅特出版社帮助我出版了上一本书《上海1937》，如今这同一支编辑队伍又为我这本《南京1937》的出版尽心尽力。编辑部主任史蒂芬·史密斯以其无穷尽的热情鼓励着此项目的编辑工作，所做出的努力远远超出了其职责所在。宣传部主任塔拉·利希特曼总是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迅速且专业地解答各种问题。设计师利比·布雷登再次显示出她的神奇手段，赋予本书强大的视觉上的吸引力。编辑安妮塔·贝克充分发挥出她的语言魔力，引领着读者把注意力均等地投向整本书的整体结构和每一个个别的词语。

在我写作《南京1937》的那些岁月中，我那耐心的妻子惠聪源源不断地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们，丽莎和伊娃，当爸爸藏身于办公室中埋头撰写书稿时，她们总是温馨地给予理解和接受。

2015年8月于哥本哈根

作者按

音译时使用拼音系统的利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事实上，在21世纪初拼音系统已经被广为使用，任何其他系统都无法与其竞争。因此，本书也予以采用，只有少数例外，那就是其他某些更传统的拼法被更加普遍使用的时候。例如，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在当时被拼为Chiang Kai-shek，而不是Jiang Jieshi，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被拼为Yangtze，而不是Changjiang。我也选择将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用汉语拼音拼写为Nanjing。在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在直接引用时，当时更为常见的拼写方式Nanking则保留了下来。

本书中的地名往往取其现代普遍采用的形式，而不是1937年时的形式，以便让读者更容易识别（如，北京而不是北平，台湾而不是福摩萨）。在少数情况下，我决定提供中国地名的直译，如紫金山和光华门，其主要目的是使非中国文字使用者更容易读懂其含义。

中国的传统习俗是把姓氏（通常是一个字）放在人名的前面，然后才是个人的名（通常是两个字）。本书沿袭了这种习俗。对于日本人的姓名，我也遵照日本的习惯把姓氏放在前面。尽管有日本语言学家的建议，我还是没有使用附加的变音符号来表示元音的长度，因为我希望让文本看起来更加易懂。

* * *

本书是大量使用一手资料进行长期研究的结果。书中的叙事便是利用这种材料构建而成，并且是作者长长的一系列个人选择的结果。每一种这类选择在不同的作家笔下都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表述，而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一本极不相似的书。我欢迎就我所做出的选择展开讨论。最简单的方法是访问我的网站www.chinaww2.com，或者我在脸谱网（Facebook）上的主页页面www.facebook.com/chinaww2。只有通过坦诚和公开的辩论，我们才能够逐步接近难以捉摸的且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如实地述说历史。

前言

在1937年末和1938年初那令人发指的六个星期中，南京从一个简单的地名转变成了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象征。在一支醉心于野蛮报复的获胜军队滥用暴力肆意蹂躏之下，南京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大批无助的市民遭到强奸和屠杀，其规模之大令人无不为之震惊不已，虽然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对自己的同胞所施加的痛苦已经太多太多，从20世纪40年代初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到70年代的柬埔寨再到90年代的卢旺达，桩桩件件，有案可稽。同这些地方一样，南京已经成为20世纪恐怖史这本厚厚的史书中一眼就能识别出的醒目篇章。

那发生在长达六周的南京大屠杀之前并延续了五个星期之久的南京保卫战，很少为西方公众所知，中国公众对此也同样不甚了了。蒋介石的军队，汇集了来自面积相当于一块大陆的国家的四面八方的士兵，他们奋勇抗战，誓让日本侵略者为它们所侵占的每一寸中国土地付出尽可能高的代价。1937年的南京将作为中国的苦难经历被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但在此之前，它也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的故事。像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其他许多战斗一样，南京保卫战尽管不如1942年的埃及阿拉曼战役、1943年的苏联库尔斯克战役和1945年的德国柏林战役等一些著名的事件那样名扬全球，为世人所熟知，但同样完全值得浓墨记载在史册上。本书的宗旨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填补历史文献上的这一空白。

淞沪战役（也叫淞沪会战）延续了整整三个月，南京战役（又叫南京保卫战）紧随其后，参与战场厮杀的多数角色也基本上是原班人马。然而，后者在本质上是一场不同类型的战争。在上海市内及周边地区进行的战斗在性质上是防守战，与二十年前欧洲前线发生在战壕内外的屠杀颇为相似。相比之下，南京战役是一种运动战，与数年后由机械化军队在欧洲展开的大规模战役没什么不同。1937年的上海能够提醒当代公众上一代人刚刚经受过的战争的苦难，1937年的南京则是即将爆发的更大恐怖的前兆。

不仅日本对南京所展开的迅速进攻与德国国防军在针对波兰和法国所展开的突然袭击中所运用的闪电攻击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而且日本飞行员对平民区实施的空袭和不久后就在二战中发生的针对人口密集区实施的无差别恐怖轰炸两者也是并行的又一对甚至更为险恶的暴行。同样，日本军人在占领区对待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野蛮程度，其所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暴行，预示着以平民为目标的大量屠杀，在欧洲和亚洲的战场上将很快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在1937年的长江两岸，杀人变成了取乐的恶劣行径；几年后，在波兰的维斯瓦河和苏联的第聂伯河之畔，同样上演了此等罪恶的一幕。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像今天一样，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它的经济前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其结果便是，1937年所爆发的全面战争并不仅限于双边的战事，而是立刻牵扯到了一连串国家。主要的交战对手当然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但一小群德国人、俄国人甚至美国人也作为积极参与者而被卷入事件的中心。就像世界另一边同一时间正在激烈交火中的西班牙内战那样，在南京发生的冲突对许多未来的交战国来说，也称得上它们的一场带妆彩排。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中国人，而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这种情况在随后的七年半时间里始终如此，直到日本最终于1945年夏天被彻底打败为止。在遭受过战火洗劫的所有中国土地上，成千上万的普通中国人经受了难以承受的苦难。没有人知道在枪炮沉寂之前究竟有几百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战争年代，中国死于战乱的绝对人数仅次于苏联。中国有无数未留下姓名的民众——士兵以及平民——在战争年代身处绝境，然而却未见诸报道，甚至在战后的史学中也没有得到他们应得到的重视。作为永远的纪念，本书就是献给他们的。

第一章 新的战斗打响了

1937年11月11日

随着夜色勉强地松懈了对笼罩在机场上空的寒冷的掌控，三架中国攻击轰炸机开始沿着跑道加速行进。每一架美国制造的诺斯罗普伽玛2E型单翼机都载着一名飞行员和一名后座炮手，并配备着一枚1600磅重的炸弹。当飞机离地起飞时，旋风9引擎发出的嗡嗡声，就像被激怒的黄蜂一般，响彻天空。飞机疾速向着无一丝星光的夜空飙升，飞行员可以依稀辨认出首都南京那熟悉的轮廓，尽管它在战时的灯火管制下显得那么黑暗阴郁。不远处，泛着青灰色的长江之水向东奔流不息，汇入大海。同样，这几架飞机的航向也是东方。在这深秋的清晨，它们的目标是：在东海上空搜索日本的舰艇并实施攻击。 [1]

操纵着编号为1402号诺斯罗普伽玛飞机的是第2轰炸机大队第14中队的少尉彭德明。尽管才24岁，自从那年夏天与日本的全面交战爆发以来，他已经在中国东部上空激烈的空战中成长为一名老手。坐在身后的是他的后座炮手李恒杰，两人军阶相同，但李恒杰要年长一岁。两人都知道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难以抗衡的。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城内及其周围展开的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战斗刚刚过去，日军将会突破并扫荡这个国家最繁荣、人口最密集的心脏地区，现在看来这已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他们也知道危险正在逼近何处：就在他们的下方。当飞机朝着在地平线上形成的狭长淡薄的晨曦飞去时，一道淡淡的曙光破开了覆盖在由无边无际的稻田构成的拼图上方的雾霭；这些精耕细作的稻田，一小块一小块错落有致，由复杂的灌溉渠道将其连片成网。从空中俯瞰，一处处村落犹如斑斑圆点，彼此间隔距离不超过一英里；也有些较大的商业城镇，其中不少都环抱在古老的城墙之中。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这一天的清晨，它看上去同以往一样安谧。但很快和平将被打破，战场上的混乱将替代这一方宁静。

片刻之后，战争的第一道迹象便映入了飞行员的眼帘。随着飞机逐渐接近上海附近的前线阵地，乡村道路上出现了拥挤的士兵。他们身穿各色军服，有灰色、卡其色和蓝色，分属构成中国军队的协调松散的各师各旅。成千上万的士兵正在全线撤退。当他们从上海撤出时，他们的一小批战友组成了一道单薄的防线来牵制日军。此时此刻，这场在过去三个月中消耗了成千上万条性命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但是，甚至就在中国人试图从战争中将自己解脱出来时，杀戮仍在继续。随着日军飞机不断俯冲并投下夺命的炸弹，沿路腾起了一道道黑色的烟柱。

在彭少尉眼里，这场战争也是一件事关个人的大事。中日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轰轰烈烈的抗争，构成了他整个童年时代的背景。当他十来岁还在上海读一所职业高中时，就已经亲眼看见了日本人是如何得寸进尺、咄咄逼人，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来欺凌中国，加剧摩擦的。早在五年前，形势就已经逐渐恶化并失去了控制，从而引发了两国间的第一次重大武装冲突，上海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冲突中化为废墟。当战斗结束时，双方仅仅打个平手，而不是像大多数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将可恨的日本人逐出中国，为此彭德明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2]

现在，一场新的冲突已经开始，而为了迎接这场战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同仇敌忾，准备好了决一死战。这些人中包括了彭少尉和他的后座炮手李少尉，他俩都在1937年夏天毕业于位于中国东部城市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六期，正好赶上战争开始，就被派遣上阵。敌对行动始于中国的北部，然后蔓延到了上海。彭少尉一次接着一次驾机执行出击命令，主要攻击目标是运送部队和补给物资到上海前线的日本船只。

尽管他每天都不得不忍受机毁人亡的恐惧，这位年轻人在抗日战争中第一个激动人心的阶段仍然为自己能够亲手杀敌而非常开心。“当你完成任务返回基地并受到欢呼的人群迎接时，心中的那种感觉简直棒极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但是，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现在早已过去。到秋末时，仅仅几年前才成立，所聘请的外国顾问能力不一、任期又不连贯的中国空军，已经几乎被清除出了空中战场。第2轰炸机大队只剩下五架飞机，彭李两位少尉也已经失去了很多战友。

这些损失让他们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悲伤，但他们不能让情绪来削弱履行其职责的能力。11月的这天早晨，他们正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使命。雨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但天气预报预计天气良好，适宜飞行。在他们的使命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在陆地上飞行时，天气预报已经被证明是准确的，但是当他们的编队接近东海时，天空变得阴沉沉的。这样的天气有好处也有坏处。一方面，这大大减少了彭、李和另外两架飞机的飞行员被发现的风险，从而可以避免被飞得更快、更灵活的日本军机的穷追猛打；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寻找目标也将变得更加复杂。

很快，海岸线就被远远地抛弃在身后，他们操纵着轻型轰炸机向舟山群岛飞去，这是离大陆10英里左右的一群小岛。飞行员们保持着一个松散的编队飞行，不断地穿越机下几乎像一张连绵不断的大地毯的云层，寻找着可见到深蓝色大海的云中缝隙，凭借他们那训练有素的眼睛有可能会发现一个潜在目标。上午10点左右，他们的运气来了。起飞三个半小时后，他们终于观察到在云层中有一处狭窄的空隙，而在空隙的中间，他们发现有一艘敌人的航空母舰。 [3] 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一直希望寻找到的机会。

彭德明立刻把他的飞机定位在对航空母舰实施俯冲攻击的有利位置。伽玛飞机以稍微超过30度的角度切入，并加速到接近每小时250英里。日本水兵开火了，一串串曳光弹向着空中的飞机呼啸奔去，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在飞机给他们造成任何危害之前就把它阻挡住。弹雨并没有影响到彭德明，他保持航向不变。随着军舰的轮廓在他的瞄准视线中快速增大，他在等待着最恰当的时机来投放炸弹。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他不仅仅要考虑到军舰的航向与速度，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速度和切入角以及风向和风力。他一边祈求着幸运之神站在他的一边，一边释放了炸弹。当这个从任务开始时就一直携带着的沉重负荷被投掷下去后，他感觉飞机突然上升了。他迅速掉头离开以便逃脱从舰上射来的密集的轻武器火力。其他两架伽玛2E型飞机也实施了相同的动作。

脱离危险距离后，三架飞机的机组人员试图了解他们攻击的效果。在总共只有三枚炸弹的情况下，只要有一枚炸弹命中目标，他们也会认为攻击是成功的。 [4] 炸弹确实击中了目标。火焰舔舐着航母的船尾，大团大团的浓烟从后甲板上腾起，高处看上去显得小小的那些身着白色水手制服的士兵的身影就像突然被掀开了盖子的蚁丘里的蚂蚁一样，横冲直撞。很明显，舰上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这个情景在飞机驾驶舱内引发了胜利的欢呼声。飞行员们对他们能够使敌人遭受严重打击而十分满意，随后驾机飙升至云层之上，设定航向朝南京基地飞去。 [5]

在这三架轰炸机以略微超过每小时200英里的巡航速度返航的途中，飞行员们最大的担忧一瞬间变成为现实，两架日本九六式舰载单翼战斗机突然从云层里出现了。在最近几个月里，诺斯罗普伽玛机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它绝非新一代更快、更机动的日本战机的对手。这三架中国飞机毫无在空战中获胜的希望，它们也不能够在速度上胜过其对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用了几秒钟时间。伴随着彭德明的其中一架诺斯罗普伽玛机上的飞行员实施了此时此刻唯一可行的策略：在消失之前急速俯冲潜入云层。另一架伽玛机在被日机子弹击中后，裹着一团明亮的火球一头栽入大海。直到飞机栽进海里，机上的两位中国飞行员也未能设法跳伞逃离飞机。

然后，日军飞行员转身来对付彭德明驾驶的飞机。他们射出的子弹撕开了机身，导致机舱内部浓烟滚滚，四处飘散。起火燃烧的飞机迅速丧失高度，彭德明和他的后座炮手仍竭力逃生，他们成功地向后推开座舱罩。接着他们跳了出来，并打开了降落伞。在慢慢地飘向下面无边无际的碧海蓝天的过程中，他们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飞机径直坠入大海。当时唯一可以拯救他们生命的可能就是迅速组织一次快速且有效的搜索救援行动。然而在1937年末，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两个飞行员从此再也没有为世人所见。

* * *

11月11日星期四，这一天中国东部的天空特别忙碌。当彭德明少尉随降落伞下降而溺死于大海之中时，位于台湾岛上台北市（Taihoku） [6] 北面的松山机场的日本地勤人员正在为即将执行轰炸中国大陆任务的一个中队九架双引擎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加油装弹。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南京的大校场机场，但如果天气恶劣使得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时，他们就将前去轰炸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苏州市的工业区。 [7]

这九架轰炸机，每一架都载有多达七名成员的机组，共组成了三个飞行小队——领航小队、第一小队和第四小队。此项作战使命由海军少佐须田敬三全面负责，他坐在领航小队中的一号机里，担任空中观察员。这种责任的分配并非别出心裁：根据日本人的惯例，他把给飞机领航这项耗费注意力的任务交给他的副手，以便集中精力于任务本身。上午10点20分，整个中队起飞了，很快就组成了三个“V”字形状的小编队。

几分钟内，他们就飞到了将台湾岛与中国大陆隔开的狭窄海峡的上空，此时的台湾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区已经超过四十年了。这九架轰炸机上的机组成员都来自鹿屋航空队，它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一支精英部队。这年早些时候，他们接收了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整个夏天他们都狂热地投入训练之中，从而对这款新型飞机非常熟悉。在整个训练期间，与中国的最初几周的战争已经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中国的战机相抗衡，他们的飞机表现得速度太慢，也太脆弱，许多有价值的飞行员饮恨长空。在多次血战之后，日本指挥官终于同意给轰炸机提供强大的战斗机以护航。 [8]

随着绝大多数中国空军被逐出长空，潮流再次转了向，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指挥官的既定方针。听任轰炸机靠自己的装备去单打独斗，他们仍然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每次执行轰炸任务时，他们都会派出强大的护航机群，去引导轰炸机穿越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空荡荡的天空。在这种情况下，下午1点15分，在飞越中国海岸线到达上海附近的空域后，这支轰炸机中队得到了第2混合航空队所属的九架九五式舰载双翼战斗机的配合。阳光照耀下，天空明亮如洗，指挥官做出了决定，机群应该直飞南京，而不是苏州工业区这个替代目标。

很多日本飞行员之前都有着突袭的经历，所以熟知南京的大校场机场。在前两个月里，离南京古城墙东南两三英里的这块地方已经多次被日本飞机作为目标反复轰炸过。尽管如此，侦察表明，此地仍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下，能够作为前进基地为中国空军提供服务去攻击在上海附近作战的日本军队。虽然大多数中国飞机已被疏散至作为后方的内地，但还有少量飞机留在这个机场上。为了确保形成日本的空中优势，他们必须要拔除这些钉子。

就在下午2点30分之前不久，这九架轰炸机飞临大校场机场上空。虽然空中没有发现敌人的战斗机的迹象，他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中国的防空火力和往常一样危险。猛烈的高射炮火在轰炸机群中接连爆炸，炽热的弹片在空中四处飞舞，轰炸机编队被严重地打乱了。一架由海军士官菅野平吉驾驶的第一小队中的飞机被炮火打散了，脱离了其他轰炸机，无法再同其他飞机一起参与攻击。

在须田敬三的率领下，编队中剩余的八架飞机发现了他们的预定目标，中国飞机一排排整齐地排列在机库内，这些机库有着用沙包堆砌起来的低矮U形护墙。九六式攻击机开始进攻了，投弹手利用其简陋的瞄准装置在他们的目标上方扔下了炸弹。这不是精确轰炸，仅是依靠概率法则来取得成功：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投掷了足够的炸弹，其中一些必然会击中某个目标。

这个策略是奏效的。领航小队中的三架轰炸机飞到了8500英尺的高度，在沿机场南边的一排机库上方总共投掷下了36枚六十公斤重的炸弹。他们满意地看到下面燃起了四团大火。另外两个小队针对的是机场东边的目标，他们的战果稍逊一些，造成的大火只有两处。

正当轰炸机中队准备返回自己的大本营时，菅野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尽管他的飞机被切断了与中队其他飞机的联系并且机上仍然满载着炸弹，但他试图单枪匹马地闯机场。他的九六式飞机立即成为地面所有防空炮火合力对付的目标。很快这架飞机便成为其设计中致命缺陷的牺牲品——当一个油箱被击中时，短短几秒钟，大火就烧遍了整个机身，使之变成机上七名机组成员的飞行的死亡陷阱。

当这架九六式飞机被烧成一团火球而迅速下坠时，地面上的一些目击者看到有两名机组成员跳伞并急速摔死在地面上。其他人则确信跳下来的有三个人。有人说他们的降落伞未能打开，还有人则宣称说他们的伞是打开的，但被从轰炸机上飞溅的火花点着了。飞机上的七名机组成员中只有一人最终设法降落在地面上，但他从此杳无音信。被狂轰滥炸几个月后，中国军人和平民一心想要复仇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即刻就在被俘的日本飞行员身上伸张了正义。 [9]

* * *

西北方向距离机场两英里的南京古城墙内，约翰·拉贝（John Rabe）正在观看日本轰炸机的垂死挣扎。这位秃顶、胖乎乎的54岁德国商人站在花园中他亲手建造的宽敞的防空洞的入口处，里面他用来躲避空袭的地方。在整个秋季的几个月里，躲避空袭几乎已经成为首都人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了。如同身旁的其他旁观者一样，拉贝被空中打击行动的快速有效所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就在短短的20秒钟内，傲慢的轰炸机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0]

11月的这一天，防空洞里挤满了人——不仅有拉贝自己的中国佣人，而且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入口外面突然响起了欢呼声，人们立刻意识到日本轰炸机被打下来了，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拉贝自己从来没有因看到日本飞机被打下来而产生任何乐趣。有一次，在一个类似的场合，躲在他的防空洞内的人听到一架敌机被击中后栽了下来，便抑制不住兴奋，大声欢呼喝彩、手舞足蹈，而拉贝本人却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悄悄地、自言自语地嘟哝道：“别吵！有三个人要死了！” [11]

尊重人生命的价值，无论他属于冲突中的哪一方，这就是拉贝在危险越来越大时仍然选择留在南京的复杂动机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多数其他外国人都选择了离开。即使拉贝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年，并且已经对中国的困境感同身受，但在他家门口所发生的战争的是非曲直似乎对他个人而言无甚关系。同情心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因素，在时间还来得及的关头，阻止了他去听从自己最自然的冲动而出逃。他在日记中写道：“空袭时，谁要是在防空洞里蹲上好几个小时，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他就能理解我的感受。” [12]

也许，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那强烈的责任心。这可能是从小接受了德国北部路德教传统教养的结果，它强调每个人必须履行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在拉贝所处的特殊情况下，社会就是他在南京所代表的西门子公司、公司的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他明白自己作为领导人的职责，并且知道如果他离开了，一切都将土崩瓦解。“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拉贝的中国助手曾经对他说，“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 [13]

每个人都知道，令人畏惧的日本军队将很快站在南京城的大门口。在仅相隔一日路程的上海，自从8月以来，一场激烈的战斗一直在进行着，中国人在这一仗中打得比许多人所预期的要好得多。然而，即使来自前线的那些经严格审查过的新闻报道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上海已经丢失了，而且在一场最终被认为是徒劳无功的战斗中，中国消耗了它最好的部队。随着中国的抵抗被打破，现在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几周或者甚至几天而不是几个月——日军士兵就将列队行进在南京街头。

拉贝原本可以轻易地放弃他的职位。那年夏天，当战争在中日之间爆发时，他和妻子为了逃避南京的酷暑，就已经北上去过了古老的帝国首都北京附近的北戴河海滨度假。刚到那里，他就目睹了铁路沿线大批日本军队的兵力调动，意识到双方的敌对状态已经变得多么严重，各方面都已经变得水火不相容了。

拉贝明白，中日之间已经酝酿了几乎十年之久的这场战争，不可能是一场低强度的战争，而将是一场全方位的大规模战争。一旦理解了形势是多么危急，拉贝坚信他应该回到南京，那儿才是他的位置。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此时此刻，战争正逼得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返程车票必须提前好几个月预订才行。拉贝将妻子留在相对安全的北戴河，自己被迫选择一条迂回路线。在和平时期只要40个小时的行程结果花费了他整整11天。 [14]

他一回到南京，就立即着手改建设在他花园中的防空洞，配备了急救物资、装在篮子里的食物和热水瓶里的饮用水。他还准备了浸泡在醋里的纱布绷带，万一遭到毒气攻击时可当作口罩使用。当然，普通的防毒面具会更好，但当时这是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他只能靠自己动手来解决。拉贝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是一个在世界的东方磨炼了几十年并能即兴发挥的人才，在那里人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什么意外。

在防空洞旁边，他撑开了一块长20英尺、宽10英尺的帆布，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字，希望这个纳粹德国的象征标志能够在日本飞机寻找机会对目标实施轰炸时起到一点儿保护作用——德国迄今为止还在军事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但其同情心似乎在转向日本一边。这是一个讽刺，尽管在当时并未被人们完全理解，这个象征着20世纪欧洲最邪恶的屠杀的纳粹标志，竟然被用来保护地球另一边的人民的生命。 [15]

对纳粹将能够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的拉贝，还在自己的家乡时就是希特勒政权的一个追随者。事实上，他曾经是当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支部的临时副书记，他心目中特别注重的是社会主义这一方面。不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他都很关心小人物的命运，身上丝毫没有纳粹党成员动辄就显示出来的那种野蛮残忍和狂妄自大的痕迹。 [16]

到11月中旬时，战争的威胁几乎已经把生活在南京的所有外国人都清空了。即便如此，拉贝也不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外国人。在仍然逗留在首都的所剩无几的外籍人士中，有个人名叫明妮·魏特琳（Mirrie Vautrin），51岁，是个美国教师。11月11日，她坐在干净的、保存完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楼里面，此地离拉贝家的花园西面不到1英里。对发生在身边的大屠杀几近绝望的她，在一封信上倾吐了她的满腔激愤。

“当然，我们不能让一群在日本的军人如此卑鄙无耻的行径轻易得逞，就像他们在中国所实施的那样。”她在给一个纽约熟人的信中如此写道。此时，外面的街道上挤满了逃离家园的居民，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拖拉着他们的财物——人力车、独轮车、婴儿推车。她仍然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期待着外交手段能最后获得成功，并且能够避免在南京发生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那么多聪敏理智的人。军事力量肯定不能征服一切。” [17]

同拉贝一样，魏特琳也曾到中国的北方去度暑假，以避开南京令人窒息的高温。同样像那位德国商人一样，战争一爆发，她就迅速赶回她的岗位。还像他一样，她立即着手组织应对敌人空袭的准备工作，根据柏林政府派到中国的一位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建议，她亲自来决定在校园里的哪个地方开挖防空洞。 [18] 她还把全体学生划分成三个小组，在空袭期间担负起不同的责任。其中一组要携带梯子，另一组要使用灭火器，第三组则要用沙子或水来灭火。 [19]

魏特琳与拉贝一样注重实际，而且她曾经是个优等生。事实上，自从三十年前当她还是个青春少女时，她就一直出类拔萃，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州立师范大学（Illinois State Normal University）毕业典礼上代表93个毕业生向全校师生致告别辞。 [20] 从她的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那熠熠闪光的学术背景和总体才智，这使她能够在处理日常实际问题时不拘一格，并且去思考中国正在遭受的不幸的意义，眼看着这片在她大部分成年时期内称为家的地方即将被不幸所吞噬掉。在她的深思熟虑中有一个执着的主题：战争是疯狂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中呀，”她在给一个纽约朋友的信中写道，“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战争，然而我们却让一小群大叫大嚷的狂徒把我们推入了战争。” [21] 她感悟到，人类本性中一种恶魔般的力量在起作用，促使人们似乎在眨眼间就沦落到暴力的深渊。“男人把自己组织成一个个国家，这是多么愚蠢啊，”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意思是真的要在男人两字下面画上线加以强调，因为他们是那么迫切地热衷于战争，肯定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内心深处刺激着他们。” [22]

她那关于战争是男人的事业的观点并非巧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中国妇女从所遭受的几千年的压迫中逐渐出头露面的最明显标志之一。这所在二十多年前创办的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为女性提供学士学位的教育机构，在几乎整个时期内，魏特琳一直在该校任教，甚至还短暂担任过校长。

现在，花费了毕生精力所建成的这一切都有可能付之东流。那年秋季学校里不再开课了，学校试图在其他地方的临时校园里注册新的学生。对于那些留在南京的师生来说，未来似乎是不确定的。只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给了魏特琳希望。“正义的力量必将战胜邪恶与黑暗的势力，”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个信念能给予我们前进的勇气。” [23]

* * *

南京城的主要特征不在城里，而在它的周围：城墙。几乎从城里每一处制高点都可以瞧见城墙，若隐若现，巍然屹立。既令人压抑，同时又使人安心，它的存在意味着可以让居民安居乐业，并将入侵者拒之城外。城墙的周长有20英里，这是一处令人敬畏的建筑物，对于任何试图成为征服者的人来说，它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城墙是在两堵平行的石头墙中用土填实所构成，在多处地方墙高超过50英尺，顶部宽达40英尺，可容两辆货车轻易地并列行驶。 [24]

南京城的城墙沿着周围的天然屏障蜿蜒延伸——西临长江，南倚雨花台，东靠紫金山，北接玄武湖。在大部分城墙边流淌的古老的护城河使得它更加令人望而却步。然后，再来看看城门。在和平时期，城门欢迎着四方来宾，但一旦战争爆发，它们就变成了错综复杂的防御工事，由一道道大门和之间的空地组成。假如攻击者攻破了外面那道城门，它也可能被阻止在第二道瓮城城门之前，而且最终将发现自己掉入了迷宫似的陷阱内。南京城的城墙包含了中国几千年的军事技术。要想占领南京，绝对没有捷径可走。 [25]

进入城墙里面，1937年的南京是新建筑和非常古老的亭台楼阁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混合物。这是一个年轻国家的国际化首都，同时又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虽然它的一些建筑可以追溯到14世纪初的明朝皇帝，但其政府并没有驻足于它辉煌的过去。有远见卓识的人士正在建造一栋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新摩天大楼，展示出他们为整个民族所规划的美好未来。

十年前，是中国国民党人做出的决策，将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这样一来，治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相对会更容易一些，或许这也是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南京坐落在中央之地，离南北边界距离大致相等，交通十分便利，其境内有三条铁路和一个公路网，并且非常靠近经济充满活力的东部海岸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纽带——它和中国最主要的商业城市上海只隔了200英里。这段行程如果乘坐汽车、火车或者更多的时候沿着奔腾的长江坐船顺流而下的话，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26]

诚然，选择南京作为新的首都远远不止是为了方便实用。民国创始人，即已故的孙中山先生，坚持认为将政府的所在地迁离北京是绝对必需的，因为“20世纪之光明”将永远无法穿透紫禁城，清朝的一代代统治者满足于充当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的守护者，似乎无法去应对现代世界的要求。 [27]

这个社会曾经在很多方面都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出身贫苦注定入宫侍候皇室的男孩被残忍地阉割成太监，出身上层阶级的女孩被迫要缠小脚，同时听任其广大民众生活在赤贫之中，苦不堪言，罪犯则被当众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处以死刑，用的是千刀万剐这种古老的处死要犯的手段。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推翻末代皇帝的国民党革命者想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割断联系，然后在南京另起炉灶，重新开张。

南京是江苏省最大的城市，在过去十年里为了一步迈入摩登时代而掀起了建设的狂潮。到1937年时，南京已经开始展露出一个名副其实的首都的容貌。在世界各地任何城市都能引起关注的城市地标像雨后春笋般迅速面世。美国记者朱利叶斯·艾格纳（Julius Eigner）曾如此写道，1934年在纽约建筑师亨利·K.墨菲（Henry K.Murphy）帮助下完工的外交部大楼，比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还更现代化，艾格纳曾代表《国家地理》杂志访问过这个城市。 [28]

按照一个俄国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建造的交通部大楼，在一年后耸立了起来，这栋楼是南京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建筑，暗示着这是皇宫般的屋顶与明白无误的西方设计相结合的产物。 [29] 铁道部大楼，根据艾格纳所述，“也许是至今所有政府部门办公楼中布局最好和最具有吸引力的大楼”，这栋楼经常被用于举行高级别的政府会议。 [30] 商业利益也紧跟着政府机构建设的脚步。到1937年时，大多数中国的银行都在南京建立了分支机构。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商业区的房地产价格以700%的速度在增长着。 [31]

在那过去的十年里，自从中华民国定都南京，摩登时代的光辉确实已经在南京上方闪耀着。在1927年，南京还只是一座只有大约30万居民的一潭死水般的省级城市，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大都市。根据艾格纳的说法，“南京从一个隐藏在巨大围墙之中的贫穷落后、杂草丛生的乡村，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进步的大都市”。十年前，他这样描述道：“这座城市没有值得一提的照明系统，没有自来水厂，没有下水道；现在，在通常情况下，宽阔的大街上霓虹灯闪闪发光，人们安装了现代卫生设施，一拧水龙头就能流出的自来水取代了街头售卖的桶装水。” [32]

城墙的东面是海拔1467英尺的紫金山，它得名于在黎明和黄昏时会从其森林覆盖的山坡上发出的神秘光芒。在前往顶峰的半山腰上，坐落着孙中山的陵墓，这是一处令人眼花缭乱的蓝白两色建筑物，已经成为官员们频繁前往凭吊的目的地。同时，此地也成为一处新公墓，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英雄们死后也改葬在此，这使得整片区域都变成了一处新的世俗国家朝拜的场所。对于一个痴迷于可保存其死者遗体的风水宝地的民族而言，南京无限期地继续作为中国的首都，其中所传达的信号之强大胜过了一切。

然而，虽然鲜有当权者愿意承认这一点，事实仍然是在南京发生的很多惊人变化都是肤浅的表面文章。在1927年，城墙内只有很小一部分地区得到了开发， [33] 十年后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大片地区依然是农田，使得这座城市接纳了周围乡村季节性变化的色调。在夏季，城市几乎被树木、草坪、田野和池塘的绿色所覆盖。 [34] 而在冬季，草木的郁郁葱葱让位于更加阴冷、更加险恶的灰褐色阴影。

许多市民都固执地抵制官方试图把他们拽入20世纪的努力。当有着2000个座位的国民影剧院上映着诸如诺玛·希勒（Norma Shearer）和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主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类影片时，传统的戏院月台宫则提供了由艺名为玉清小姐、兰香小姐和梨花小姐这类艺人表演的节目。 [35]

在交通运输领域内，新旧事物混合共存的现象比任何其他领域都要明显得多。南京全市共有300辆公交车，3000辆汽车和15000辆黄包车。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居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靠的还是自己的两条腿，与狗、猪和牛争夺着空间。 [36] 人行道则往往被喂奶的妇女、玩游戏的孩子和谈论着张家长李家短的老太太们所占据。 [37]

在第一次来南京的游客眼里，南京似乎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同其他中国大城市有所不同。这里似乎极少有穷人。衣衫褴褛的乞丐和无人照料的孤儿似乎明显比其他地方要少得多。对于一个自称为人民工作的政权来说，那些都是令人难堪的东西，所以都被隐藏在视线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高速现代化的城市建设逐出了视野，但他们依然还存在。“我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写道，“他们住在地下涵洞里，或者住在曾经是贫困街区的空地上搭建的临时棚子里，半隐半露地蜷缩在大都会建设的表象之后，或被驱赶到仍然‘未开发的’的郊区去。” [38]

尽管有着现代建筑群，标志着一个新国家的创建，南京仍然充满了历史。甚至这座城市的名字——意为“南方京城”——也见证了昔日作为几个朝代的基业的功能。古代的将军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城池，公元3世纪东吴的统治者便在此立都。一千多年后，明朝最初的皇帝都把他们的宫殿建在南京，后来才迁都北京，以便更靠近北部边境，从而能更好地对付长期以来从长城之外来进犯帝国的侵略者的威胁。

南京一度非常强大，例如在14世纪末时的明代初期，它胜过地球上任何其他同时代的城市；但也有它不幸的时候，所遭受到的羞辱和掠夺令人难以想象。如同整个中国一样，南京曾被多次征服，并且有两次几乎全城覆没。在6世纪末时，一支敌对的军队攻入城内，屠杀居民，拆毁房屋，掘地三尺以便清除这座城市昔日的辉煌迹象。南京第二次几乎完全被摧毁是在19世纪的60年代，当时南京正处于19世纪世界上最血腥的冲突的中心。

南京也曾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它麾下的起义军，受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驱动，寻求推翻北京的皇帝。当皇帝的军队发动反攻时，造成了至少2000万人死于内战的后果。这一冲突的最野蛮高潮就发生在南京，这座城市是1864年陷落的。忠诚的清王朝军队包围了城市，当他们最终摧毁了抵抗并攻入城里后，便屠城三日，纵火狂欢。

老人和孩子，因不能作为劳动力使用，尤其成为屠杀的目标。“小孩和幼儿，有些甚至不到两岁，就被刀劈枪挑，只是为了取乐。”一个在屠城结束后不久进入南京城的中国官员这样写道。 [39] 这种残酷无情的血腥屠杀似乎是属于更加原始的时代的，但引人注目的是，在1937年时还活着的人对此仍然记忆犹新。那些在19世纪60年代年龄尚幼的居民，此时已经是掉了牙的八旬老人了，他们悲伤的眼睛已经看得太多。

动荡的历史也给南京城的城墙留下了累累伤痕，但在1937年，三分之二的城墙仍然屹立不倒。南京城墙饱经风霜，经历了凭借坚实的墙砖就可以将敌人几个月或几年阻挡在外，只要不出现流行病或叛变，补给充足的守军就可以长期坚守的年代。对于城里的平民而言，城墙或许是他们的一颗定心丸，而负责保卫这座城市的职业军人就知道得更多了。他们明白，即使是近代的武器装备也已经被证明有能力攻破城墙。没有人能预料到如果遭受由重炮、坦克和轰炸机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的攻击，城墙又能抵挡多久。

如果他们相信不祥的预兆的话，他们很可能已经因欧文·魏克德（Erwin Wickert）的经历而变得心神不安了。魏克德是一个德国学生，战争爆发前几个月访问了南京。他也是约翰·拉贝的一位熟人，并作为客人住在拉贝家里。魏克德听从了主人的建议，一边在城墙上悠闲地长距离漫步，一边对眼前的景色赞叹不已，长江江水缓缓流淌，首都覆盖着繁茂绿冠。就在饱览美景的同时，他突然发现了一顶鲜红色的小孩帽子。他捡了起来，又吓得立刻丢弃了它。帽子里有一颗腐烂了一半的孩子的头颅，肥肥的白色蛆虫正在蠕动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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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座古老且自豪的城市在1937年11月会处于变成战场的边缘呢？那年秋天沿长江下游爆发的激烈冲突的原因其实可以往前追溯好几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自中世纪末始，就逐渐成为一种军事威胁了，那时的倭寇就曾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上下大肆进行着烧杀抢掠。 [41] 尽管如此，20世纪中日冲突的真正根源是这两个国家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做出的不同反应。

虽然中国已经勉强同意现代化，但直到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垮台前，它并没有全面投入进去；而日本已经明白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迫使其为国际贸易开放港口后仅仅几十年，就在19世纪末着手对其古老的社会进行全面改革。日本想成为像西方国家一样的国家，并急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不是一个是否选择的问题，日本的精英集团内部达成了共识：国家的存亡在此一举。

日本的现代化有多个方面，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并且还包括了日本外交政策上的根本变化。从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隐居状态——如19世纪初的朝鲜——日本把自己转变成了一个外向型的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不仅仅希望向外国人学习，而且想成为像它们一样的帝国。这就意味着对外扩张。 [42]

从一开始，日本就把中国视为其殖民剥削的天然目标。早在1874年，它就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到台湾，当时台湾是归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管辖的一片领土。 [43] 二十年后，更严重的对抗引爆了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短暂且不平等的战斗中取得的胜利使它将台湾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日本人也因此享有了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地位，这是一块向中国东北各省扩张的跳板。

新的世纪带来了新的收益。20世纪初，日本参加了一支在中国镇压排外的义和团运动的多国部队，作为回报，日本取得了在北京附近驻军以保护其外交官的权利。五年后，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从而接管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又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存在，它与盟国并肩作战，击败了在中国东部山东半岛上的德国殖民军队。当世界大战结束后，令日本感到极其遗憾的是，它被迫放弃了许多收益，但确实成功地维持了它在主要港口城市青岛的存在。

1931年，一群部署在中国东北以保护从俄国接管的租界的日本流氓军官筹划了一个重大事变。他们破坏了事实上由他们受命保卫的铁路，然后嫁祸于中国并全面入侵当时被称为满洲的东北三省。几个月后，日本在该地区扶植了一个表面上独立的国家“满洲国”。实际上，这是日本的一个傀儡政权——当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二十年前被革命者废黜的皇帝溥仪，被任命为这个“新国家”（指伪满洲国）的统治者时，这个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总而言之，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日本已经在中国霸占了相当多的资产，从1937年夏天起，它成功地大大扩张了在其控制下的地盘。7月，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发生的一场日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小冲突迅速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当中国的抵抗在得到现代坦克和飞机支援的纪律严明的日本步兵的猛攻面前崩溃之时，日本很快发现自己掌控了中国北方的大片平原。然后，当全面战争才刚刚开始了几个星期时，战斗就转向了南方，并开始在一个全新的舞台上展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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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当上海圣三一大教堂的教长特里维特牧师让大家默哀两分钟来纪念那些在十九年前已经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者时，外面的枪炮声使得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也在颤动。多得异乎寻常的聚会成员虔诚地低垂着头，无声无息，保持着平静，假装没听见外面机枪不断发出的嗒嗒声和夹杂在其间的爆炸声。这是一个超现实的场景，每个人都能领会特里维特教长关于战争是徒劳无益的讲道。“如果这个世界除了战争方式之外找不到其他解决争端的办法，”他对严肃的听众讲道，“那么这个世界就该灭亡。” [44]

那场把两分钟静默转变为两分钟地狱般的噪声的战斗是在差不多快获胜的日军和留下来掩护大部队向西逃离的少量中国驻守部队之间展开的。大多数战斗发生在城区南部，这是一片叫作南市的有城墙环绕的老城区。日本人对战争造成的附带损害持典型的冷漠态度，整天不断地轰炸这片区域，烟尘从无数燃烧的大火上方升起，一直飘到黄浦江上空，甚至使得江上最大的轮船的轮廓也变得模糊不清。 [45]

在南市，日军面对着由一再表明他们愿意战斗至死的士兵防守的坚固而且准备充分的工事。以伟大的战术远见建造在靠近一些重要街角的碉堡，形成了特别巨大的障碍。在三个月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日军士兵不甘心此时就为天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穿行在狭窄的街道里。当他们遇到一个真正的或可疑的中国抵抗掩体时，他们会先用坦克压上去，并将其炸毁，然后再继续前进。 [46]

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逃离了南市，但他们只能站在刚刚进入法租界的边界线旁，极其愤怒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和商铺在战火中被摧毁。此时，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场战斗似乎完全是徒劳的。他们把怨恨发泄到那些放下武器并逃到法租界内的中国军人头上，其中有不少穿上了长衫来伪装成平民。“大批愤怒的中国暴民在等着他们，咒骂他们抵抗不力，”《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报道说，“人群好几次威胁要使用暴力对付解除了武装的士兵，租界当局召来了法国警察后备队用长竹竿击退了他们。”战争开始时抓住了许多中国人的那种爱国热情，现在已经开始烟消云散了。 [47]

对于中华民国50岁的领袖蒋介石而言，在他感到自己不得不直面失败的那一天，他的同胞之间团结精神减弱的迹象成了陷他于绝望之中的另一个原因。以蒋介石的身份来看，眼前的失败更是令他痛苦万分。他的外表不甚起眼，身上通常穿着的棉军装“几乎同一个中尉所穿的一样简单”，然而他的自尊心是极大的，他那显赫的、几乎是戏文般洪亮的头衔“大元帅”也能反映出这一点。 [48] 在一个相当不寻常的程度上，他把自己等同于这场全民族的斗争，因而失败格外加剧了对他的自尊心的打击。“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他斩钉截铁地说道，“那里就会成为抗战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49]

如此看来，那年初做出的把战争引向上海的决策原本就是蒋介石的主意，这就毫不奇怪了。这项计策的目的就是要把日军吸引到其整体技术优势不能得到很好发挥的地区去打仗。比起开阔的中国北方平原，长江三角洲地区丰富的河道地形会使日军坦克更加难以通行，并且还能提供更多保护，免遭日军飞机的袭击。把战争导向上海也有利于中国人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了解他们正在进行的抗战。他们知道，西方人的社区将见证他们抵抗日本侵略的意志，从而为中国赢得世界各地的同情。

也许，更重要的是，迫使日本在上海地区开辟新的战线是符合诱敌深入并令其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耗尽实力的战略的。 [50] 蒋介石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始至终地实施了这项战略。“他具有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敢于做出决定，并坚持下去而不计后果，”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他的突出特性是像一头牛头犬那样的不屈不挠，有时候这容易使他变得不切实际的固执。” [51] 也许这一次，他确实是太固执了。上海保卫战已经被证实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甚至远远超过了最悲观的中国指挥官最初的预料。近100万人在不同的战场上参与了战斗，中国方面的损失是巨大的。 [52]

“凡尔登”是中国和外国观察者在提到上海的交战时都会联想到的，将上海的交战同那场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大战役相比，是因为后者已经成了牺牲大量生命却增加不了多少领土面积的无意义战役的象征。争夺上海的大部分战斗都是在上海城的北部和西部的乡村展开的，那年秋季有好几个星期，双方似乎处于胶着状态，消耗着各自的实力——直到日军在中国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发动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打击。 [53]

仅在一周前的11月4日，日军第10军在上海南边的杭州湾实施了一次突然登陆。这个军事行动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气得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一旦登陆后，日军就进展神速，即将切断还在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的退路。尽管这个行动本身就令人恐慌，但蒋介石感觉到日本人的计划甚至比这更加雄心勃勃。他研究了地图，注意到日本人将如何扫荡太湖以南的地区。这将使他们非常危险地接近首都。蒋介石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甚虑敌军由嘉兴出宜兴）威胁我南京也。”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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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攻下南京——这个念头同一天确实占据了蒋介石的主要对手的脑海。上海战场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正在日前由他的部队占领的一栋废弃校舍里同一群外国记者见面。“对于未来的发展，你们最好问问蒋介石大元帅。”他如此说道，从他个头不大的身躯里能够发出洪亮的嗓音，这能力使得听众们十分惊奇。“据报道，蒋介石预计战争要打五年——不错，很可能要花这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去南京。这一切都取决于蒋介石。” [55]

松井石根和蒋介石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着一种斯巴达风格。59岁的松井留着小平头，一身简单的军装未佩戴任何勋章，看上去就像一个清心寡欲的武僧。 [56] 接待记者的那个房间更加强化了这种简朴的印象，因为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几件家具——几把椅子、一张铺了桌布的桌子和三个插了菊花的花瓶——之外，一无所有。尽管有着严厉的军人风度，但松井也能流露感情。即使同外国人在一起，有时他也会笑得如此猛烈，以至于眼里充满泪花。 [57]

在那次特别的记者会上，松井石根一心要取悦来访者，他认为一切都很顺利。“我尽我所能不以过于强硬的姿态来吓唬他们，”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都显得很高兴，而且在我看来，他们每个人将来都能给国外的舆论施加良好的影响力。” [58] 其实，松井石根给众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像他所相信的那么有利。他的言论“日本人不是侵略者，他们的到来是为了救济中国人”——鉴于已经丧失的大量中国人的生命，这句话简直荒谬透顶——足以使法国报纸《费加罗报》将其用作醒目的通栏标题。 [59] 美联社强调了松井石根通过暗示可能会对住在公共租界内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而发出的含蓄威胁。美联社还援引他的话，说租界里外国当局的态度——自战争爆发以来一般都是抗日的——已经“使得合作很难继续”。 [60]

然而，管理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在日本控制之下的上海，对于松井石根和那天在场的其他日军战地指挥官来说已经是个次要问题了。在攻下了中国最大的和商业上最重要的城市之后，占据他们大脑的主要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突然变得近在咫尺的南京成了考虑对象，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11月11日，松井石根的总部发布了一份公告，称在上海获得的胜利将会被“着力跟进”。一个外国记者提醒他的读者，松井早些时候说过向中国的首都继续挺近的决定将“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抵制日本在中国的目的”。 [61]

在对南京的图谋上，日本人含糊其辞，这正反映了其幕后集团围绕战略重点存在严重分歧。当时日本人的共识是，如果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这四个主要东部城市沦陷了，中国政府将不复存在。前三个城市现在已经被占领，中国人手里只剩下南京了。 [62] 在发生于1932年的原先在上海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中，甚至连最具野心的日军指挥官也从未梦想过要把战火烧到南京附近去。 [63] 这一次，日军战地指挥官将解除几乎所有的约束。

松井石根的参谋人员认为，从上海撤出的中国部队一到城西就会立刻停下来寻求继续抵抗，大致沿嘉定到黄渡镇一线展开。11月11日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松井石根的第10军第6师团迅速运动，当天就攻占了青浦城，然后继续向北朝苏州河开进，几乎与该地区的日军共同完成了一道钳形攻势。预感到中国军队即将完全溃败，松井石根于11月11日晚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上海地区的所有部队向西移动，大致沿上海通往南京的铁路，将从太仓至昆山这一段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各部队将从第二天开始调动。 [64]

看来，尽管松井石根公开表示了对去南京是否有必要的疑问，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这是不容置疑的。早在8月间，当日本统帅部将已经退休的他重新召回出任上海派遣军指挥官时，他就曾表示南京是最终目标。 [65] 在高级军官中，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七八年前他就考察过全中国，甚至还与蒋介石见过面。蒋介石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曾使他极度失望。现在，他正在致力于寻求一项在中国的永久解决方案，他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经被授权全面指挥新成立的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包括他原先的部队上海派遣军以及在杭州湾的第10军的那些部队。 [66]

不过，松井石根的观点并未被众人看好。这件事情的核心问题是究竟应该把什么视为对日本帝国最大的战略威胁。日本军部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派别认为苏联是最重要的挑战，而中国是次要的，甚至可以转而帮助日本面对在东亚的俄国熊。这种谨慎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作为一个熟知军事历史学且眼光敏锐的战略思想家，石原曾警告在中国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并陷入泥潭的危险。“其结果将会等同在西班牙压垮拿破仑一样的那种灾难——缓慢地陷入那种最深的沼泽。”石原明确地警告说。 [67]

这不是日本军官中的对华鹰派所想听到的，他们策划了解除石原职务的阴谋，并把他逐出东京的决策中心。结果是，他只好满足于通过具有类似信念的高级官员来施加影响，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 [68] 多田骏的实权远远超过了他正式的权力，但他的权力常常被浪费掉了，因为他被迫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去找出在如何打好中国这场战争这个问题上大相径庭的两种意见之间的平衡点。 [69]

然而，总的来说，到1937年11月时，石原等人的影响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并且在做出是否向南京进军的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不祥预言完全被置之不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绝不会派一兵一卒到中国去。”他曾如此说过，仅仅就在对中国发动战争一个月之前。 [70] “所有的努力，”之前他在有关国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都应该首先用来战胜苏联。” [71] 事实证明，日本实际上正在以其未曾想象过的更直接的方式去对抗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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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边4000英里外的莫斯科，有关中国的战争似乎是一桩遥远的事情，但对于正在苏联首都一所军校接受高级培训的政委安德烈·格拉西莫维奇·雷托夫（Andrei Gerasimovich Rytov）来说，突然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前一天，即11月10日，他被召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米尔诺夫（Pyotr Alexandrovich Smirnov）的办公室，斯米尔诺夫实际上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同时也是全军政治教育的主导人物。 [72]

斯米尔诺夫抽出了内含雷托夫个人档案的文件夹，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然后突然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想以何种方式在前线作战？”雷托夫渴望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所以即刻回答：“我随时待命！”斯米尔诺夫把雷托夫的档案放在一边，定睛看着眼前的年轻人。“你必须跨出国门，远离我们的边界，”他说道，“你同国内的联系将被中断，因此不会有任何具体行事的指令。你必须在现场做出一切决定。仔细通盘考虑一下，然后把最终答案告诉我。”

大半个晚上的时间雷托夫都用在琢磨他的上司会给他分配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上，第二天他再次遵命来到了斯米尔诺夫的办公室，急切地等候具体命令。斯米尔诺夫依旧从容不迫，从抽屉中取出一份文件。“实话告诉你，”他最后开口说道，“这个任务跟中国有关。”他解释说苏联决定派雷托夫到中国去担任一支空军部队的政委。这将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让我来告诉你，这一切都属于高度机密，”斯米尔诺夫继续说道，“蒋介石要求我们提供飞行员，而不是政委。听明白了吗？你将被看作飞行指挥官。我希望你同样要明白这一点。”

苏联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小心谨慎。与蒋介石结盟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趋同。一方面，中国一直在寻找海外援助的新来源，原因是德国——直到现在仍然是其主要外国支持者——都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它正逐步向日本靠拢。另一方面，苏联看到了支持中国的战争对己有利，因为这样做会使得日本全力以赴而不至于去威胁其东部边界。

这种权宜“婚姻”在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表现得很清楚。中国人丝毫没有浪费时间，甚至在协议签署之前，就马上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清单，希望对方派出350架飞机以及飞行员。那天结束时，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援助，同意派出200架飞机，以换取中国交付军工生产所必需的矿产，比如钨。 [73]

中苏友谊得到了出自一个非常不可能的来源——英国政治家温斯顿·S.丘吉尔的支持。苏联驻英国的使者描述了丘吉尔在一次会见时如何“大大赞扬我们在远东的战术：保持中立又同时给中国武器援助”。他认为，这样做最好，因为太过公开地支持中国将会引发对一个扩张主义的苏联的担忧，在许多强国间这是一个令人心有余悸的幽灵，从而会使形势更有利于日本，并且会使建立一个针对德国、日本和其他政权的“伟大联盟”变得更加复杂化。有趣的是，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丘吉尔也把这样一个联盟视作“拯救人类的唯一手段”。 [74]

间接援助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俄国人仍然会处于危险之中，雷托夫深知这一点。同一天晚些时候，他被告知他将被派往中国，他遇到了即将担负相同使命的另一名成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此人是个战斗机飞行员，最近刚从西班牙内战战场成功返回，而且两次因在西班牙的战功而被授予列宁勋章。苏联空军副司令雅科夫·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穆什克维奇给他们两人介绍了情况。“日本军队在技术上远优于中国，”斯穆什克维奇说道，他也是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老将，“中国空军特别令人担忧。匆忙赶去援助中国的苏联飞行员目前都在南京。他们都在英勇地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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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上作战的人几乎丝毫不了解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在11月11日向西撤出上海的潮流般的中国士兵中，陈颐鼎少将肯定没想到外援将很快到手。这位31岁的少将是第261旅旅长，隶属于第87师这支精锐部队，他和手下士兵参加了自8月开始爆发的整个淞沪战役。战斗一直打得很苦，所造成的损耗接二连三地把全师推向毁灭的边缘。官兵伤亡人数总计达到16000名，他们曾得到过四波次的增援，每个波次都有2000名到3000名士兵。到11月为止，全旅官兵所剩无几，只有少数人像陈旅长一样，从战斗开始至今侥幸没有成为又一个牺牲品。 [75]

如此高的减员率反映了中国人在上海地区所使用的战术。在战役刚开始时，去对付一小群在城市繁华区陷入困境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享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中国指挥官投入了大量兵力去攻击工事得到强化的日军阵地，依赖的是勇气和锐气，来应对日本人物质上的优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当日本从中国其他地区以及本土抽调了增援部队后，中国还继续派遣士兵到已经成了绞肉机般的上海去，这几乎是自杀性的自暴自弃。

大量将士的死伤，甚至包括了高级军官，表明了中国新式军队的最佳军事单位中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在很多情况中，前线军官都是些铁血汉子，常常身先士卒，与士兵分享他们所面临的艰苦和危险。陈颐鼎本人也曾多次投身于最激烈的战斗之中。尽管军衔很高，他依然亲临前线，还经常亲自操控轻重机枪，向往往只有几米开外的敌人不停射击，有两次他同敌人的位置挨得如此近，甚至可以直接向敌人投掷手榴弹。 [76]

像第87师这样的部队都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军官们坚强勇敢，率先垂范。在这方面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这支部队是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训练出来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外国顾问中德国军官已经成了主体。大多数在华德国人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从战壕中带回了一个特别的教训：要让你的战士在敌人的炮火面前竭尽所能，军官们就必须同他们生死与共。

德国人对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前五年一直努力打造的现代化军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这一方面。德国人还提供了武器装备。陈颐鼎和他的战友们在上海战场浴血奋战时配备的正是德式M35型头盔和M24型柄式手榴弹，这使得很难将他们与德国国防军士兵区别开来。第87师的士兵比起其他任何现代中国军人都有着更高的训练水平和更好的装备。作为它的兄弟部队，同样精锐的第36师和第88师也是如此。

因此，对第87师的期望是它会血拼到最后，而且它也不负众望，顽强地战斗着。10月底，第87师从上海中心城区转移到城西苏州河边的阵地。苏州河确实是条宽阔的河流，如果日军试图向南突进把中国守军包围在一个巨大的口袋中，那么它就不得不克服这个障碍。尽管日军一再空袭和展开大规模炮击，第87师的将士们还是接二连三地打退了日军过河的攻击。最终，11月9日，撤退的命令下达了，陈颐鼎和他的部下加入了撤出上海的被打散的士兵洪流。 [77]

原先中国军队的撤退都表现出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特点，并且往往都是在黑夜的掩护下进行的。经常是整团整团的兵力悄悄地转移到新的阵地，甚至都没有引起敌人的丝毫注意，直到几个小时后敌人才会发现。这一次完全不同了。这一次行动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在上海地区以往的任何战术撤退。在长江下游战区的全部中国军队，成千上万的战士，在同一时间内一起行动。

许多部队在遭遇敌人并与之交战时不得不脱离战斗以进行撤退行动，在一些情况中，他们只能在最后一刻到来时才能逃脱。即使是高级军官的人身安全也暴露于危险之中。驻上海的中国右翼部队副总司令黄琪翔就是在他的指挥所即将被敌人的进攻部队占领之前才撤离的。他离开后仅十五分钟，日本兵就蜂拥而至。另一个将军为了逃避敌人追捕不得不游过一条小河，差点被淹死。浸泡在几乎结冰的河水里，被冻得半死不活，后来总算被带到一个农民家中，得到帮助恢复了体力之后，他又继续向西跋涉。 [78]

这样大规模的撤退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不可能不被敌人发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军事行动。撤退任务的执行方式使得整个行动变得更加糟糕。放弃阵地的命令在高层做出决策之后立即开始向下传达，但部队接到命令的方式却是五花八门。电话线早已被炸毁，而当士兵被派出去传递命令时，却因整个交通线崩溃而受阻。许多部队只是在注意到大家都在向西转移的时候才知道已经开始撤退了。一旦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往往惊恐万分，仓皇逃离。 [79]

没有任何详尽的计划来指导撤退行动如何进行，没有为每支部队指定具体的撤退路线，也没有时间表，其结果便是大家为了活命而疯狂挣扎。三个月来曾经肩并肩作战的士兵为了逃命而成了竞争对手。在桥梁上，在其他狭窄道口，精疲力竭的士兵用尽最后的力气与他们在战火中的兄弟争抢着，唯恐落后。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中的校官们和将军们试图以军衔来压服人以便获得道路上的优先通行权，但在一片混乱状态中，没有人会在乎他们。

这支庞大的军队被其自身的沉重负担所拖累了，道路上每一里地都挤满了人，无法朝任何方向移动。对于日本飞机来说，这是一个诱人的目标，结果是同样血淋淋的景象一再上演。机翼上涂着红色旭日标记的飞机出现在地平线上，向下俯冲，对着无助的猎物扫射。陈颐鼎后来写道：“缺乏组织和道路堵塞造成了许许多多不该发生的伤亡。” [80]

比起被日军飞机机枪的十字瞄准线对准来说，中国士兵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厄运，那就是被日本步兵活捉。没有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普通士兵，会去无望地期待得到宽恕。这是一场没有俘虏的战争。落入敌人手中的中国军人如果被枪杀或斩首还算是幸运的。很多传言描述了日本人是怎样把俘虏们绑在一起，有时候是几十个人，浇上汽油然后点燃，将他们活活烧死。许多中国步兵试图逃脱这种命运，他们扔掉了武器，脱掉了军装，把自己装扮成平民。成捆成捆废弃的武器装备散落在道路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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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国军队在11月11日那天全军败退一样，它的日本对手也在那一天调兵展开进攻。就在陈颐鼎目睹着自己的部队在上海西面土崩瓦解的那几个小时内，由五艘货船组成的一支护航船队在“神靖丸一号”（Shinsei Maru No.1）带领下正沿着中国的东部海岸高速行进。这是该船队在海上行驶的第三天了，运送的是身经百战的日本第30步兵旅团的官兵。他们被一艘英国驱逐舰跟踪着——这证明西方列强对搜集有关日本迅速在中国深入作战的情报的兴趣浓厚。 [81]

接下来会发现什么？自从这些士兵退出了在中国北方的战斗，然后坐在散发着马粪臭气的火车车厢内穿过寒冷的平坦地带后，他们心目中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有些人猜测，他们将前往山东半岛，在这场正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那里很可能是一个新的爆发点。其他人希望能驻扎在“满洲国”。还有些乐观的士兵想象着返回家园受到英雄般的迎接。在这些快乐的想法的刺激下，他们变得像赴野外旅行的孩子一样，又说又笑。

可当他们一登上货船的甲板，船只便掉头向南而不是向东驶去，这下子每个人都明白了，他们是不可能返回日本的。他们看到眼前的海水逐渐从大海的蓝色变为浑浊的泥黄色，有些人猜测他们进入了长江。他们是对的，他们的旅团长、51岁的佐佐木到一，原本是可以提前告诉他们的，但即使是他自己也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在他踏上“神靖丸一号”的甲板上时，他才被允许打开几个装着地图的密封袋子，地图上标示着他们的目的地：上海地区。佐佐木略微有些担心，因为他的部队从未接受过两栖作战训练。他们将很快经受考验，因为佐佐木和他的旅团构成了第16师团的一半兵力，给他们的命令是协同作战，一劳永逸地结束淞沪战役。

这项努力之所以能付诸实施，是由于东京最高统帅部做出了人员变动，曾经警告会有陷入中国泥潭的风险的石原被赶下了台。接替他的是少将下村定，随着此人的就职，一项新的要打赢中国战争的作战方案赢得了突出地位。同他的前任一样，下村定认为真正威胁日本长远利益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但他就如何应付当前局势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想要增派更多部队去上海，而不是少量部队。他想要彻底消灭所有中国人的抵抗，一劳永逸地结束战斗，这样日本军队便可以重返北方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82]

这就是第16师团被调往南方参战的原因所在。他们将在上海西北的长江岸边登陆，然后向内陆突进，把大批在城市内外作战的中国士兵隔离开来。配合第16师团参与此次战斗的是重藤支队，这支部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联队，已经在秋季较早的时候从台湾岛用船运到上海地区，并在之前几周里就已经多次参战了。 [83]

第16师团所计划的登陆行动，是从背后攻击中国军队的一次复杂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第10军在上海以南的杭州湾沿岸的登陆。第10军登陆后进展迅速，特别是其中的第6步兵师团，其锋芒深入推进到乡村，轻松得意地看着中国军队的抵抗在他们面前烟消云散。一旦第16师团在北边登陆，一个巨大的钳型攻势就能够展开了，大批中国军队将被一网打尽。

看起来，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是执行此项任务的合适人选，但也许又不是。他的名声毁誉参半。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神射手，打野鸭对他来说太容易了，所以他宁愿去打空中的飞鸟。与此同时，也有些人把他描述为“虐待狂”。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曾出使法国去完成一项外交使命，有人说他“喝多了法国文明”——不是伏尔泰和卢梭时代的法国，而是法国大革命中赤裸裸的杀手罗伯斯庇尔的法国。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问题：当他指挥部队在人口稠密地区去打一场征服战时，他将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 [84]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有些部队直接接到了命令，不容许去试图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别开来。“所有守法的百姓都已经退进城内，”11月11日第3师团第6联队发布了明确的命令，“每一个在城外抓到的人都应视为抗日分子而予以消灭。……为便于在扫荡行动中烧光房屋，须自行准备引火物。” [85]

[1] 有关三架诺斯罗普伽玛飞机在11月11日的战斗任务的描述主要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一份战果报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卷3，第2125-2126页。我非常感谢航空专家理查德·P.哈莱恩（Richard Hallion）为我提供了有关诺斯罗普伽玛飞机的装备、性能和战术的极有价值的信息。

[2] 有关彭德明的背景的细节转引自双流县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双流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906-907页。

[3] 如前面提到的这份中国的战后报道所描述的那样，三架中国飞机的一次出击就能够接近一艘受到充分保护的日本航空母舰，这件事似乎看来有点牵强附会。然而，当时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道，在淞沪会战期间中国的俯冲轰炸机攻击了一艘停泊在长江口的日本航空母舰，参见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p.58。

[4] 在之前的袭击水面目标的战斗中，诺斯罗普伽玛飞机的战绩惨淡。1937年8月14日这个型号的飞机参与了对停泊在上海港内的日本“出云”号巡洋舰的攻击，在攻击中没有一枚炸弹命中目标，倒是三枚偏离目标的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的旁观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参阅理查德·P.哈莱恩所著的《来自空中的打击：战场空袭史，1910—1945》（Strike From the Sky：The History of Battlefield Air Attack，1910-1945 ），Tuscaloosa，AL：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0，p.122。

[5] 日本军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不得而知，因为已知的日本文献记载没有提到过这次攻击。鉴于缺少相关记载，所造成的损失很可能是有限的。

[6] 台北市的日文称呼。

[7] 有关11月11日对南京大校场轰炸的叙述是根据发表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的一份日本的战后报告，参见其中第57卷，第882-885页。后文引用略为NDS 。

[8] 有关日本海军航空兵早期驾驶九六式攻击机的经历，请参阅理查德·M.巴歇尔（Richard M.Bueschel）所著的Mitsubishi/Nakajima G3m1/2/396 Rikko L3y1/2 in Japanese Naval Air Service ，Canterbury，Kent：Osprey Publishing，1972。

[9] 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Claim Capture of Nanhsiang，”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1937.

[1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9-20。

[1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3.

[1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

[13]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

[1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4.

[1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4，6-7.

[1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4-6.

[17] 给丽贝卡·格里斯特（Rebecca Griest）的信，转引自胡华玲所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Nanking：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0，p.67。

[18]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

[1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3.

[2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xix.

[21] 1937年8月10日给丽贝卡·格里斯特的信，转引自胡华玲所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第62页。

[2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22.

[2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27.

[24] Teitler，Geir et al.（eds.）. A Dutch Spy in China：Report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 Leiden：Brill，1999，p.130.

[2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xvi；Turnbull，Stephen. Chinese Walled Cities 221 BC-AD 1644 . Oxford：Osprey Publishing，2009，pp.30-33.

[26] Musgrove，Charles.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Architecture ，Ritual ，and Response in Nanjing . Honolulu 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35.

[27] Musgrove，Charles.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Architecture ，Ritual ，and Response in Nanjing . Honolulu 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33.

[28]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217.

[29]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p.197，214.

[30]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197；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台北：捷幼出版社，2007，第84页。

[31]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189.

[32]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189.此处清楚地描述了在遭到战争全面破坏之前的南京。尽管艾格纳的文章刊登在1938年2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上，他的手稿则是在1937年11月完成的。

[33]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198.

[3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xvii.

[35]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p.204，211.

[36]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p.198-199.

[37]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p.202，209.

[38]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第44页。

[39] Platt，Stephen R.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2012，p.350.

[4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xvii.

[41] 事实上，“日本”倭寇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包括蒙古人、朝鲜人甚至中国人。参阅So Kwan-wai.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East Lansing Mi：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

[42] 近年来对日本在19世纪末竭力加入西方国家体系的评价，请参阅Okagai，Tomoko T. The Logic of Conformity：Japan’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3。

[43] Okagai，Tomoko T. The Logic of Conformity：Japan’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3，pp.70-72.

[44] 《北华捷报》，1937年11月17日。

[45]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12日。

[46] 《北华捷报》，1937年11月17日。

[47]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2日。

[48]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p.197，243.事实上，“大元帅”这个头衔最早是孙中山所用的。我非常感激历史学家理查德·B.弗兰克，他给我指出了这一点。

[49]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244.

[50] 有关蒋介石在上海开辟新的战线的可能动机，历史学家没能达成共识。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p.31，116-117，247-249，278 （n.74）。

[51]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242.

[52] 荣维木：《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收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北京，2010，第2页。

[53] 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p.219ff .

[54] 蒋中正：《困勉记》，台北：国史馆，2011，第584页。

[55] 合众社，1937年11月11日。

[56] 另外一个不佩戴勋章的动机可能是希望避免遭到暗杀或狙击手的狙杀，在日本军官中这种做法很普遍。

[57]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日。

[58]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26页。

[59] 《费加罗报》，1937年11月12日。

[60] 《纽约时报》美联社消息，1937年11月12日。

[61]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2日。

[62] Matsumoto Shigeharu. Shanhai jidai：Jaanarisuto no kaiso （The Shanghai Years：Memoirs of a Journalist ），Tokyo：Chuokoronsha，1982，vol.2，pp.242-243.

[63] Jordan，Donald a. China’s Trial by Fire . Ann Arbor 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167.

[64]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p.403-404.以下引用略为SJRS 。

[65] Yoshida Hiroshi. Tenno no gunkai to Nankin jiken . Tokyo：Aoki shoten，1998，p.71.

[66] 华中方面军事实上在通常称为华东的地区开展军事活动。这点不应与地理上的华中地区相混淆，地理上的华中地区指的是中国的内陆省份河南、湖北和湖南。

[67] Peattie，Mark R.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301.

[68] 在某些来源中也称之为Tada Shun。

[69] 日本的陆军参谋总长是日本天皇的叔叔闲院宫载仁亲王，他通常不亲自处理日常军务。这样多田就意味着要去填补这个空缺。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44-45.

[70] Peattie，Mark R.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293.

[71] Peattie，Mark R.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205.

[72] 有关雷托夫在莫斯科的谈话的记载是基于下列文献：Rytow（Rytov），a.g. “Im kämpfenden China”（“In Fighting China”），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In the Skies above China，1937-1940 ）. Berlin：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1986，pp.100-102。

[73]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p.92-93.

[74]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108.

[75] 陈颐鼎：《杨树浦、蕴藻浜战斗》，收于《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114页。

[76] 陈颐鼎：《杨树浦、蕴藻浜战斗》，第114页。

[77] 陈颐鼎：《杨树浦、蕴藻浜战斗》，第114页。

[78]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 611页。

[79] Carlson，E.F. Twin Stars of China .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3，pp.22-23.

[80] 陈颐鼎：《杨树浦、蕴藻浜战斗》，第114页。

[81] 有关第30旅在11月初的行动的描述转引自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 ，卷60，第303-304页。

[82] Hatano Sumioand Sochi Junichiro.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45：Japanese Military Invasion and Chinese Resistance，” in Japan-China Joint History Research Report . Tokyo，2001，vol.1，p.136.

[83] 9月时离开台湾的重藤支队，得名于其指挥官重藤千秋少将。该支队下辖五个营和一个山炮连，参见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第279页。

[84] Bergamini，Davi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 London：Heinemann，1971，p.17.

[85] 转引自Bix，Herbert.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 New York NY：HarperCollins，2001，p.333。

第二章 “全面出击！”

1937年11月12日至14日

中国人修筑的碉堡有着浑圆的顶部，前面并列着机枪射击孔，在玉井胜德眼里，这种碉堡活像巨大的章鱼。这是一个致命的怪物，宽有三十几英尺，里面很可能躲藏着一些中国士兵，配备了捷克制造的ZB26式机枪。这位30岁的下士接受的命令是率领他的分队去攻占该碉堡，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碉堡周围不易靠近，日军第18师团不得不在布满防御工事的乡间开辟出一条道路。所有中国军队的工事都设置得很巧妙，相互之间有交通壕连接，令日军无藏身之处。这些碉堡只能一个一个地拔除。 [1]

自11月4日玉井的师团与第10军其他部队一起在杭州湾登陆以来，刚过一个多星期，这些日军部队就在野外开始了单调的、看似无休无止的行军，只是偶尔也会遭遇到短暂且激烈的小规模战斗。他们两天前占领了枫泾镇，随后继续西进，准备绕过太湖的南边 [2] ，但行军队伍在嘉善城前方看似宁静的农田中突然停止了步伐，因为那里每个平缓的山丘都可能是被加以巧妙伪装的机枪阵地——往往情况也确实如此。

当玉井接到攻占碉堡的命令时，他和战友们在仓促间挖掘的战壕里已经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了，只要他们胆敢把头抬得过高，就会招致中国守军的枪林弹雨。日军带来了山炮，这种火炮只需少数人就可拆卸并搬运，但威力不大，不足以穿透那些中国防御工事的厚重土墙。日本飞机出现过一次，但中国的碉堡与乡间起伏的田野融合成一片，不易被飞机从空中发现。打碉堡就只能由步兵来干。

玉井明白执行这项任务最终无异于一种通常的自杀使命，但与此同时，他和战友们都有着一种难以言明且不合常理的感觉，似乎他们都能够刀枪不入。在去中国之前，他原以为，当他碰到这样的情况时会胆战心惊，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但此时此刻，当他身临其境，成为各种现代战争致命武器的活靶子时，他反而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平静，仿佛置身事外，像从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观察自己。

在正午刺眼的阳光下，玉井和四五个士兵穿行在田野间，尽量低着头，依靠尚未收割的稻秆和任何可提供保护的低洼地来掩护自己。中国军人发射的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其中一颗子弹擦伤了玉井的右耳，留下一阵强烈的灼痛感。当玉井挨近碉堡时，他纵身一跃，跳过了最后一段距离，士兵们紧随其后。他们都设法避开了碉堡里面中国机枪手射向他们的密集火力。

玉井让士兵贴在碉堡入口的两侧，然后他爬上碉堡的顶部，一小组士兵紧随其后。他注意到从碉堡内部突出的三个通风孔，于是掏出了一颗手榴弹。他匍匐着，拽出保险销，撞击手榴弹的引信火帽，然后扔进了一个通风孔里。7秒钟后，他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卧倒在他身旁的士兵们也急忙把成束的手榴弹扔了进去。

他们听到了碉堡里面的呼喊声和尖叫声，就从碉堡一侧滑了下来，聚集在入口周围。玉井用刺刀手柄敲了敲门，反复高喊着他唯一会说的中国字：“来！来！”（“出来！出来！”）。片刻的紧张过后，门从里面打开了，守军一个接一个从里面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手上举着步枪和手枪表示投降。玉井看着他们感到很是震惊——他们如此年轻，长相又如此像日本人。

手榴弹爆炸使得他们中有些人伤得很严重。其中一个被严重灼伤，另一个的脸皮被撕裂，像一条条的带子挂在脸上。第三个士兵的下巴被炸飞了一半。突然间，一个士兵从里面黑暗处冲了出来，跳越着穿过聚集在门口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像头羚羊一样往周边的田野里冲去。一阵步枪齐射瞬间就结束了他那发疯似的逃命企图，他很快便栽倒在地上。

在所有的中国士兵鱼贯走出碉堡之后，玉井与一小群士兵进入了碉堡。由于眼睛还没能适应黑暗，他们只得摸索着前进。这时，从较远的角落里传来哭泣声，玉井辨认出有两个人影。他把他们拉到入口的光亮处，发现其中一个士兵只是位大约十六七岁的男孩。他像个孩子般地哭着，一边用手指着喉咙，表示害怕被杀。尽管缺乏相同的语言，这个孩子还是设法让他们明白，他是不愿意打仗的，他希望能回家到父母身边去。

玉井把这最后两个俘虏推到门外，让他们加入已经被捆绑起来的其他俘虏中去。突然，有几个日军士兵提起了最近几天阵亡的战友，便立刻激起了一股愤怒的情绪，他们开始拳打脚踢这些无助的俘虏。其中一个士兵，愤怒至极，失去理智，立刻用刺刀刺向一名中国士兵。其他人也蜂拥而上，几秒钟内八名俘虏就都倒在地上，痛苦地颤动着，终因多处刀伤而身亡。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谁也没反应过来，其间，玉井被他的连长叫了过去。他们被召入一间农舍去汇报情况。当玉井回到扣押俘虏的地方时，俘虏们都已经被杀害了，尸体被推到一条沟里，其中过半的积水已经被鲜血染成一片令人作呕的猩红。漂浮在水中的是中国俘虏们垂死挣扎时从口袋里掉出来的个人物品，有他们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照片，表情呆板，眼中无神。

其中一个俘虏，比其他人岁数大些，已经被刺伤，但还未断气。他凝视着玉井，仿佛在哀求杀死他，将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玉井举枪仔细地瞄准，子弹射中他的胸部，干净利落，几秒钟内他就咽气了。玉井看到另一名士兵俯卧在地面上，轻微地颤动着，便朝他的背部也开了一枪，他慢慢地滑进了沟里。从那些死者的面孔中，他也看到了刚才想要回家的那个小男孩的脸。

* * *

也是在11月12日，南京城阴雨连绵。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写信的美国教师明妮·魏特琳正在举行一次茶话会。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场合，战争的阴影也始终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在场的客人中有南方卫理公会医院苏州分院的埃德蒙·L.莱斯医生，苏州比南京更靠近前线。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为避开正在推进的日军，这所医院即将搬迁到中国的首都去。“只要日本人手里还有武器”，她忧心忡忡地写道，她心爱的南京就将会变成一片“焦土”。 [3]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知南京市民，提醒他们因上海已经沦陷所将面临的困难前景。社论强调大家要努力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并继续提醒其读者所肩负的重大责任：“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办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 [4]

1937年末的南京是个被打上了战争印记的城市，但这种情况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从7月开始的同日本的冲突并未带来多大变化。电影院一直开放，城里的购物商场也一如既往地熙熙攘攘，市区主要交通要道中山路还是车辆如潮。警察训练有素，到处秩序井然。电话一直能正常使用，只有在遭到空袭电源被掐断时才会中断工作。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一直保持着应有的顺畅。一大批人聚集在电报局外面，心情迫切地要给亲人发送消息。驻上海的美国广播电台每小时都会播出最新消息。 [5]

实际上，外部的平静是相当表面的，即使是在早期阶段。一位外国目击者写道：“毫无疑问，市民们都非常恐慌，但并没有表露出来。”官员们已经在为不测事件做各项准备工作，战争不会总是停留在安全线外。在地质研究所里，除了那栋大楼之外，一切物品设备都被送到避暑胜地庐山牯岭去了。 [6] 目光敏锐的记者们还注意到，南京市区政府办公室配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那些老资格的都已经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了。有人悄悄地议论说，他们甚至已经逃离了这座城市。 [7]

1937年秋天，当地的收成好于往年平均水平，食品并不匮乏。到11月时，由于战争破坏了流通渠道，物价涨了起来。在商业区，四分之三的商店已先后用木板封上了，那些还开门营业的商店也只提供有限的产品，且价格比年初高得多。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旅馆已暂时关门了，电影和其他形式的娱乐也都已经歇业了。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的描述，那些茶馆店里漂亮的戏子们发现自己的技能派上了新用场——为蜂拥而来的士兵们表演。 [8] 只有一个行业比和平时期更加兴旺：打短工，或者叫得难听些，就是苦力。一时间，对能够有力气挖防空洞或往码头搬运行李的男人的需求量大增，而且开价也比战前提高了两倍以上。 [9]

11月中旬时，尽管前线还仍然在大约200英里开外，但无休止的空袭和对正在逼近的敌人的恐惧带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与外界接触的逐渐减少，更是加重了大家的焦虑。与上海的铁路联系也在11月中旬被切断了。虽然通往中国其他城市的火车还在继续运营，但运行时间全无规律，同时也只保留了一条唯一的飞机航线，将南京同其西南方向近300英里外的大城市武汉连接起来。 [10] 全城只剩下五家国家控制的报纸还在发行，但内容要比战前少得多，杂志仅限于两到三个几乎完全与抗战相关的专题。 [11] 收音机是备受珍爱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外籍人士当中，尽管香港和马尼拉电台播送的有关中国战争的消息少得令人沮丧。 [12]

随着对战争的日益关注，一种新近产生的共同使命感扩展到了各行各业。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呼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广告。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强烈的爱国热情突然间爆发了出来，几乎每栋大楼上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 [13] 居民们被征召去修建各种防御工事，有些人还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以便能在保卫城市的战斗中出力。极少数不合作的人因被看作“卖国贼”而受到严厉的惩处，但绝大多数人都是自愿参加的。 [14] “日本人真应该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使中国人团结得日益紧密，”魏特琳评论道，“他们身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勇气、信心和决心。” [15]

人们在爱国热情高涨的同时也没有放松警惕。城里到处都有军人和警察站岗，检查身份，不断搜寻间谍和汉奸。政府当局严禁在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讨论军事问题。“城里对所谓的叛国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个替日本人刺探情报的中国间谍在给他主子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城里居民的反日情绪十分强烈。” [16]

可以说，当真实情况被披露之后，人民群众的士气比社会精英还要高。11月中旬，沮丧与绝望的情绪笼罩着中国领导集团。驻南京的意大利大使朱利亚诺·科拉（Giuliano Cora）叙述了与前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相遇。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意大利外交官首次感受到了宋子文的低落情绪。 [17]

政治领袖们纷纷离开南京前往中国内陆的安全之地，从中反映出政府部门中的士气急剧下降。11月16日晚，负责全面作战指导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在铁道部大楼举行了一次会议。蒋介石主持了会议讨论，然后将发言权交给了时年69岁、一脸大胡子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名义上是国家主席，实际上有名无实，他在发言中一开始就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在南京参加会议。由于没有其他方式来躲避日本飞行员的窥视，当天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海军“永绥”号军舰将护送他离开南京沿长江西上。

“主席，”蒋介石说道，“你应该走，没别的办法。”他说着看似宽宏大量的话，但自己的行为举止呈现的却是另一面。他的脸色变成深红，发出了一连串的叹息声，似乎陷入痛苦之中，显露出被最亲密的助手抛弃的真实情感。紧张的沉默笼罩着整张会议桌，只是当蒋介石的秘书张群指出“不是每个人都要离开时”，气氛才稍微得到一点缓解。几个小时后，挤满了官员及其眷属和财物的“永绥”号炮舰朝长江上游驶去。林森还下了一道特别命令，此次行动必须高度保密。 [18]

领导精英的离开必须加以严格保密，以免引起大规模的恐慌，这是与政治体制最高层的指示相吻合的。事实上，大批高级官员的出走早在8月就开始了。人们私下的议论是对的。8月初，很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军政部有口头命令，令公务人员把家眷送走。于是大家纷纷搬家了。”就在同一天，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也传达了这条口头流传的命令。四天后，他把自己的家眷送上了船，运往西南几百英里外的湖南老家。 [19]

保密是徒劳的。1937年秋天，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的美籍教师比伊·埃克斯纳·刘（Bea Exner Liu）正住在南京，像大多数人一样，她非常清楚等待着这座城市的即将是什么厄运。“有情报称，日本人已经决定进军南京，”她的丈夫告诉她，“还没有撤离的政府官员家属必须马上离开。你可以去我家同我的家人一起住。” [20]

战前南京的人口多达百万，此时急剧下降，只剩下了一半。留下来的主要是穷人，要不就是那些资产不能轻易挪动的人，如店主。 [21] 每天，城里的主干道上都挤满了源源不断的人流，推着装满床、鸟笼和其他财产的手推车，搬迁到他们希望是比较安全的乡下去。 [22]

有些人留下来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蒋公榖医生的一个朋友催促他尽快离开南京到更安全的武汉去。“我是负着重大责任的人，”他回答说，“断不能自由自在地出走。倘我现在跟你到汉口，这叫作逃。逃的人生命是有了，再拿什么面目去见人呢？生死成败，早已置之度外，请你不要代我着急。” [23]

* * *

“我们立即出发！”11月12日上午10点，整装待发的命令传遍了日本帝国陆军第36联队。这道立即西进、对敌人穷追猛打的命令在该联队驻守的上海苏州河南岸的阵地上引起了一阵慌乱。士兵们对此感到惊讶，但并不欢迎。第36联队是第9师团的下属，自9月下旬以来一直在作战。士兵们刚刚参加了淞沪战役击败了中国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期待着返回日本，不行的话至少可以休息几天。现在，又要准备出发作战了，每个人都心情沮丧，愁眉苦脸。 [24]

24岁的资深二等兵山本武还有着另外一种使他焦虑不安的原因。他的上司刚提拔他当分队长，手下有10个士兵。对他来说，战场上的重担突然间翻了倍。他再也不能过普通士兵的生活了，再也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和简单地接受下达给他的命令了。他的新职责意味着他必须想问题要想在前面。他的上司们会密切关注他，更重要的是，他的手下也会盯着他。他必须要树立一个好榜样，不允许有任何过错。

下午2点，第36联队出发了。从早上就弥漫开来的沮丧心情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就在士兵们长长的队列出发后不久，大雨开始倾盆而下。接着道路变成了黏糊糊的烂泥塘，在越来越响的雨水敲打声中传出了含糊的咒骂声。这使他们很不情愿地想起了刚刚在上海附近结束的阵地战，那里的条件类似于二十年前欧洲的西线战场，整个战地景象都是灰褐色的泥浆。

无论是山本，还是其他日本步兵，都不能理解日本的宏伟的战略蓝图。自从来到上海之后，他只看到一份报纸，没有听过任何无线电广播。对日本家乡发生的事情他顶多有个模糊的概念，对于国际形势就几乎一无所知了。不过，他心想，如果蒋介石在失去上海之后还不打算投降的话，那就别无选择，只能去攻打首都南京了。

“从黎明到白天，所有师团的任务都转为追击敌人。”上海地区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在他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记录下了山本的部队所在的第9师团和在其右侧的第11师团所取得的进展，虽然进展缓慢，但中国的防御还是在他们面前逐步瓦解了。另外两个师团，第3师团和第101师团紧随其后。 [25]

再往北，靠近长江江岸，第13师团也在准备西进。原本驻扎在台湾岛的、有着一个联队规模的重藤支队白天在上海港登上了船，现在正沿着长江上行，准备在长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陆。登陆行动还将涉及第16师团的官兵，目前这支部队还在船上，运输船载着他们正从华北原先的战场赶来。

在南边，第10军成功地在杭州湾登陆之后，又迅速地穿过防御薄弱的乡村。其中的第6师团在得到国崎支队的增援后， [26] 已经渗透到从杭州湾到长江这段路程的三分之二处，几乎与上海以西的日军衔接起来。第10军的另外两个师团，第18师团和第114师团，也从登陆地点挺进内陆，但不久就转向西面了。他们继续向内地进军，以此给出第一个信号：日本军队并不一定把目标限定在铲除上海市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国部队。 [27]

一场以生命为高昂代价争夺每一寸土地的消耗战突然间变成了一场运动战。许多士兵在被困于狭窄的散兵坑或与伙伴们挤在逼仄的狭长掩体里达数周之后，现在不得不去习惯这种新型的战斗形式。一个日本士兵后来回忆道：“在整整五十天里，我只挪动了两英里。现在突然间，我们正在经历着快速进军。”尽管如此，最大的障碍还是缺少状况良好的道路。第3师团和第11师团最终走的是大致相同的路线，拖慢了彼此的进度。 [28]

毫无疑问，日军正在开进敌方领地。当地农民已经经历过大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同时，自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对上海西部的不断轰炸也激起了他们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 [29] 日本士兵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景象，每次进入一个新的城镇都会发现墙壁上贴满了有各种抗日口号的标语。恼羞成怒的士兵会撕下来，然后，匆匆地刷上自己的口号：“打倒蒋介石！” [30]

除了疏远陌生的感觉之外，实际上，他们是进入了一个一无所知的国家，绝大多数人才开始一步一步地充分认识到他们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范围究竟有多大。无意中，第13师团的士兵们也开始了解到了中国领土的广袤。像其余部队一样，他们向西进军，然后碰到一条无法横渡的宽阔河流。他们只能沿河北上，发现这条河最后流入长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心灵启示。长江丝毫不像他们日本家乡的河流，它是那么浩瀚，如大海一样一望无际。他们感觉到他们所侵略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大洲。 [31]

野战部队急需有关他们试图占领地区的更准确的情报。“由于缺乏军事地图，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华中方面军参谋次长武藤章写道，“我们对道路和河流毫不知情。通常地图上没标示有路的地方，实际上很可能有一条相当好的道路。完全相反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军官们要求提供更精确的空中侦察，并且认为应该将部署在“满洲国”——中国的一块已经被绥靖的地区——的侦察机派往需求量大得多的上海和南京地区。 [32]

上海西面的城镇接二连三地很快就沦陷了，到处都重复着相同的模式：快速攻陷之后，紧接着的是全面摧毁。在某些地区，历史上最凶险的一幕又在重演。学过历史的学生们都知道，拥有约3万居民的嘉定县城因在1645年拒绝屈服于中国的新统治者，即来自帝国东北边境外的清军而闻名。征服者当时实施了一次为时漫长的围攻，一旦攻破城市，他们就屠杀了所有的守城官兵。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塔见证了这场大屠杀，而在1937年时，仍然屹立于此的这座塔再一次见证了血腥的杀戮。 [33]

这次的征服者是来自日本的第101步兵师团。他们是预备役军人，年龄要比第3师团或第11师团士兵的平均年龄大几岁。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农民或会计师，其中许多人还初为人父。11月13日，当炮弹将城市的三分之一夷为平地之后，他们占领了嘉定，然后立刻就动手杀掉每一个进入视线内的人，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在战斗中以及随后的几个星期内，他们要为城里及周边乡村8000多居民的死亡负责。 [34]

“一座死亡之城”，战后不久一位日本访客这样描述嘉定道，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沉默世界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我们自己的脚步声”。战争已经洗净了城内全部人类的痕迹，逃过劫难的极少数幸存者被逼成了影子般的幽灵。“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这位日本访客说，“只是偶尔从倒塌的茅舍中爬出来的踉踉跄跄的老人，然后又返回到其中。” [35]

11月14日，第11师团的士兵们到达了太仓，这是一座有古老城墙环绕的城市，能经受长达月余的围攻。日本军队冒着头上的直接火力，越过了环绕城市70英尺宽的护城河，来到了高达20英尺的城墙跟前。在技术欠发达的时代，任何入侵者都会在这样的障碍面前止步不前。日本人则不同，他们手头拥有飞机和大炮，只要在城墙上轰出一个洞后，步兵便可冲进城内，迅速占领这座城市。 [36]

这里也是一样，军事行动停止之后，破坏仍然在继续着。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半座城市的建筑都被夷为平地，食盐和粮食商店也被洗劫一空。似乎日本人不仅想抹去中国人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还企图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一位中国官员战后访问这座城市时写道：“有史以来，我们的人民从没有遭受过如此极度的灾难。” [37]

在整个前线，随性任意残杀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几乎一个俘虏都没留下。第13师团第26旅团的士兵石井太郎在沿着长江行军的过程中，目睹了一场集体处决。几具无首尸体已经漂浮在水面上，但是还剩下3名中国战俘。一名日本军官亲自负责这场杀戮。他穿着一身简单的军服，不过两把系在他腰带上的贵重军刀表明，他显然出身豪门。

这位军官走到一个俘虏跟前，抽出一把军刀，夸张地在空中挥舞着，并用一个戏剧化的姿势，将军刀悬于俘虏的头顶。也许过于紧张，刀锋略微有些颤抖。然而那个俘虏却平静如水，跪在地上等待着无法逃避的死亡。日本军官落下了军刀，却不能砍得干净利索。虽然他在俘虏的头颅上砍开了一个大口子，却未能致命。

那个俘虏向前扑倒，双脚痛苦地乱蹬着，同时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叫，令围观者不寒而栗。军官似乎对他造成的痛苦格外兴奋，对躺在他面前的俘虏疯狂地挥刀砍杀，直到尖叫声停止。石井惊恐地转身就走了。混乱的思绪在他脑海中萦绕。为什么要处死中国人？难道他们不肯投降吗？他担心万一他被活捉，他自己的命运又将会是怎么样的呢？他摸着随身带着的一颗手榴弹，紧紧地抓住不放。这颗手榴弹将用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刻来临时，他会用这颗手榴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38]

* * *

战火蔓延到长江口三个月后，南京上空的空袭已经成了常规性的侵犯了，但居民们绝对没有完全适应来自空中的恐怖。明妮·魏特琳立刻学会了如何区别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的声音。“当日本飞机飞到头上时，你的心跳都停止了。”她在8月底的日记中如此写道。 [39] 如果天空乌云密布，那就是老天给的一件礼物，因为这意味着那一天将不会有空袭。“当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天在下雨时，我们就会欢欣鼓舞，说老天太完美了，”33岁的美国医生罗伯特·欧利·威尔逊在给他朋友写的信中说，“阳光明媚，云高风轻，对我们来说才是危险的日子。” [40]

可以肯定，8月15日第一次空袭来临时，那些外籍人士还能有几分冷静地去对待。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午餐会被打断后，客人们还能够踱步走到阳台，一边啜饮着鸡尾酒，一边把空袭当戏看。 [41] 但自得意满的神情很快让位于谨慎小心的态度。五天后，即8月20日，大使馆的大楼在一次黄昏时分的空袭中被炸弹爆炸震得摇摇晃晃，而美国公民的住宅则被大量弹片击中，留下了千疮百孔。自那以后，再没有谁还敢上阳台观看空袭了。 [42]

8月27日晚，大约有30枚炸弹被投掷在紫金山上，落到了中山陵公园内外，中山陵是纪念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之国父孙中山的圣地。 [43] 这很可能是为了打击城里居民的士气，后来，用明亮的蓝白两色瓷砖建造的中山陵被用毛竹编织物覆盖了起来，一位外国评论家打趣地说：“有点像一个竹编篮子。”当然它不能起到防弹的保护作用，但可以成为一种伪装，有助于将这座纪念馆融入周围的环境中。 [44]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南京的面貌完全被战争改变了。人们“在院子和花园中，在公共广场和街道上”都准备了防空掩体。 [45] 外国人不仅在其建筑物的顶部而且在车顶上都画了自己国家的国旗，从而避免被战斗机的机枪扫射。 [46] 每次袭击都带来了相同的程序。提前二十至三十分钟，警报器就会刺耳地响起来。一听到这个信号，行人就要去寻求庇护，汽车司机必须立即停车。当短促的警报声响起时，街道就会被清空。从此时起，人们就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静静地等候日本飞机的到来。 [47]

部分接受了美国人训练的中国空军最初对日本轰炸机形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当这些飞机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却没有护航时。驻扎在南京附近奉命保卫首都的第四和第五空军大队在早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有6架日本轰炸机在第一次空袭南京时被击落。 [48]

在空中赢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克莱尔·陈纳德，他是一个已经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曾任中国空军的教官，此时负责南京的空防任务。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飞行员将他在美国老家制定的飞行战术传授给学生，但还从未在实战中获得他所期望的那种程度的成功。现在，他的机会来了。

他的战术模式很简单：同一时间用三架战斗机去集中对付一架敌人的轰炸机。一架从敌机上方进攻，另一架从下方，第三架留作预备，以在必要时提供致命一击。陈纳德告诉中国飞行员不要在意飞机机身，而要瞄准引擎，因为一些没打中引擎的航炮很可能会击中悬挂在机翼根部的油箱。这个战术非常成功，日本人在三天之内就失去了54架飞机。陈纳德很清楚地以此来证明他的观点，即光有轰炸机是不能赢得战争的，而且应当开发多种型号的飞机，包括为轰炸机护航的战斗机。 [49]

夜间空袭是个大问题，但陈纳德和其他指挥官一起找到了解决办法。受过德国训练的炮兵军官和中国防空部队总指挥官黄镇球将军要求确保在南京地区集中设置几十个斯佩里探照灯，按网格状分布，这样会起到双重作用。既可以使日本轰炸机机组人员无法看清目标，也可以映射出他们飞机的影子，在空中盘旋的中国战斗机就能清楚地定位并击落敌机。 [50]

当地报纸报道了几名最有杀伤力的中国王牌飞行员，使他们迅速成为名人。这在战争充满了挫折的当时是个极受欢迎的好消息，但好景不长。不久，日军指挥官决定用战斗机给轰炸机护航，命运的天平又偏向了日本。中国空军的精英，驾驶着最好的飞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们，在那个秋天里的几个星期内都相继牺牲了。 [51]

所有的空袭都来势凶猛，但最猛烈的空袭发生在9月底。“南京城今天遭受了三次骇人的空袭，平民的鲜血汇流成河。”9月25日的广播电台报道说。 [52] 那一天共有96架次的日本飞机来袭。地面目击者看到十几架中国飞机越过长江上空向北逃逸，原以为这些飞机无非就是逃离，但没想到有些飞机又折返与敌机作战。 [53] 当一架日本轰炸机被中国战机击落时，街头上的人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安全，欢呼雀跃，大声喝彩。 [54]

9月25日空袭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在平民中散播恐怖气氛。“敌军连日反复猛炸南京，毫无损于军事设备，”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人民生命财产多受伤害，市场凄惨。” [55] 大约有20枚炸弹落在南京最大的中央医院所在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医务人员不得不撤离。两枚1000磅重的炸弹在医院附近爆炸，留下两个巨大的弹坑。如果炸弹落下的地点再靠近一点，就会造成医院里100名病患中大部分人的死亡，包括前些日子被击落的一架日本飞机的飞行员。 [56]

炸弹爆炸时，有两个拍摄纪录片的摄影记者在医院顶楼，希望获得最好的拍摄角度。一位医生确信他们已遇难，就冲上楼去，却发现他们两人还在忙着拍摄。没过多久，蒋介石夫人——委员长那艳丽惹眼的妻子——出现在医院里，并允许摄影师拍下她同病人说话的场景。她很快就意识到照片的宣传价值，于是敦促摄影师赶回上海冲洗胶卷，并避开常规的审查程序，将照片传播出去。 [57]

9月下旬的空袭促使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向日本发出口头抗议。9月30日东京做出回复，声明尽管空袭并不针对非战斗人员，然而，“要实现日军的军事目标，即轰炸位于南京市内和周边的军用机场及其设施，伤及百姓是不可避免的”。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媒体对来自国外有关空袭的批评却进行了广泛报道。这也许表明，在是否需要对中国开战这个问题上，日本的高级指挥官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 [58]

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还采取措施向那些可能对在中国开战或至少对战争的形式持反对意见的日本社会群体呼吁。“根据中立观察家的直接观察，我们有大量绝对可靠的证据表明，日本对不设防的城市、乡镇、医院、宗教和教育机构进行了多次轰炸，”他写信给一个日本朋友道，“大部分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都落在离中国的军事设施数英里外的地区，并且……大量的非战斗人员死于非命。” [59]

* * *

在嘉善战斗中，玉井胜德目睹了中国俘虏走出碉堡后被处决的整个过程，这场战斗是1937年11月在长江三角洲南部地区最艰难的战斗之一。如同该地区的许多其他城镇一样，嘉善有着几百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尽管本身规模中等，但形成了一个拥有大约200万人口的同名县城的中心。

尽管如此，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而言，这座城市的真正意义都不在于它的人口数量，而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跨越了连接上海和浙江省省会杭州这两座城市的一条重要铁路。若不占领此地，日军将无法西进。1937年秋，日军以其在整场战役中标志性的彻头彻尾的凶残占领了嘉善。 [60]

在日本步兵进入嘉善之前，日本空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三天的狂轰滥炸。当时几乎所有的居民都逃到周边乡村去了，剩下的不超过100人。他们大多都是年老多病，自己行动不便，也没有关心他们的亲朋好友可帮助他们逃离。日军用刺刀将他们几乎全都刺死了，就埋在离北门外不远的一个大坟坑里。 [61]

嘉善是日军第10军攻占的。同北边已经厌倦战斗的上海派遣军不一样，第10军参战还不满一星期，其官兵渴望着与中国军队决一死战。没有哪支军队能够像第10军第6师团这支日本精锐的部队那样好战。在他们急切地向前推进时，速度之快经常都超过了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一位第6师团高级军官率领车队在寻找新的军需物资时，碰到了几个试图逃到友军部队去的中国士兵。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根本无心再去对付已经被打败的敌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处理俘虏。 [62]

这位军官是不可能找到他所寻找的军需物资的。尽管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获得全胜，但登陆也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勤问题。登陆区域的土层不适合卸载重型装备，因此在他们开始作战行动一个多星期之后，第10军的士兵们还深受其后果的困扰。例如，第10军第114步兵师团的全部野战火炮不得不转运到上海，为的是去利用上海的现代化港口设施。 [63]

由于是在侵犯一个没有多少现代化道路的国家的领土，第10军只能求助于当地人的交通方式——不走陆路而走水路。《纽约时报》报道称，数以百计的中国帆船和舢板拥有者，挥舞着自制的日本国旗，向侵略者出租或出售自己打造的船只。“原以为这个由溪流和湖泊交织成的迷宫将是日军进兵时的巨大障碍，”报纸记者写道，“但这反而大大加速了日军向内地渗透的步伐。” [64]

最能体现第10军武士道精神的是它的司令官柳川平助。他于1879年出生于长崎附近，原是一名退役军官，当日本在华挑起的战争迅速扩大，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时，他被重新召回去服现役。他参加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18年曾在北京陆军大学任教。尽管他在中国有段生活经历，但面对中国人，他毫不心慈手软。他希望一路挺进南京，而且一到那里，就准备使用芥子气和燃烧弹来对付这座城市，直到它投降。 [65]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柳川头脑中浮现出的一些想法始终占着上风，这些想法与当时席卷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趋势毫无二致。他赞成日本实行极权的军国主义统治，并支持以神道为中心的国教——这是一种日本特有的半神秘的宗教信仰。他的盲目信仰反映出在他身上有着一种危险的、非理性的倾向，原本他可以在他的生涯中去接受一种现代思想的。在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占领南京是可能的这个问题时，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一种信念，他说道，“根据我的第六感”。 [66]

* * *

当战场上的日本指挥官和在东京的军事决策者们争辩着攻占南京是否有价值时，他们的中国对手们也在讨论保卫南京是否值得。大多数军事行家认为从一开始就败局已定。上海沦陷后不久，蒋介石把他的高级指挥官之一陈诚召到南京会谈。蒋介石询问道：“南京如何守法？”陈诚则用另一个问题回答道：“是否叫我守？”“不。”蒋介石回答道。陈诚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 [67]

11月中旬，白崇禧——中国最受尊敬的将领之一——主张公开宣告南京为一座不设防城市。他认为保卫南京不仅没必要，而且是不可能的。所有可调动的部队原先都部署在上海，现在这些部队都被打败了，需要休整。如果他们在南京进行抵抗，将不会有增援部队前来，因为无兵可调。他倾向于一个更灵活的防御计划，而不是顽强地固守阵地。 [68]

他的看法得到了蒋介石的秘书长张群的支持，张群也认为最终应放弃南京，尽管在他看来政治考量更为重要。如果中国军队只是简单地从城里撤出并允许日本人进入，那么假如日本人要同中国人谈判的话，他们就会失去优势。日本人就不能够以通过武力在战场赢得胜利的战胜者的身份坐下来谈判了。 [69]

同样，蒋介石的首席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也反对固守南京。他认为，固守南京如果不是直接“发疯”的举动，那么，“从军事角度看也是毫无意义的”。 [70] 如果蒋介石选择强迫他的军队背靠长江进行决战，“一场灾难很可能将无法避免”。据法肯豪森将军所述，主要是因为他的建议，蒋介石才决定使用不太彻底的方案来保卫南京。 [71]

这个方案是11月中旬在南京召开的三次决定性的会议上敲定的。 [72] 在第一次会议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刘斐强烈要求避免在南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军队的实力已经被削弱了，日军能够借助长江及其他河流上的船只迅速进逼南京。事实上，南京处于长江的一个弯道内，这就意味着在水面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可从三面对其实施轰炸。南边通往芜湖市的陆路交通一被切断，首都就会被完全包围。 [73]

当然，刘斐也提出因为南京是首都，为维持整个国家的士气，不能不经一战就放弃。刘斐认为，用12个团就可以执行这项任务，最多使用18个团，太多则不切实际。会上几乎人人都赞成刘斐那头脑清晰的分析。然而，蒋介石却迟疑不决。从军事上说，他并没有对刘斐的悲观看法进行辩驳，但他更赞同的观点是，南京作为西方公认的首都，至少应该要保卫一段时间。这次会议未得出结论。 [74]

在第二次会议上，气氛变了，似乎大家都坚定了信心要守住南京。唐生智，这位在南京参谋本部内似乎忠诚不足又缺乏特别卓越战绩的高级将官，接过了蒋介石先前有关首都是国际公认的言论，补充说南京作为国父孙中山的长眠之地，绝不能轻易放弃。唐说，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蒋介石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再加考虑，但仍未做决断。“我们再研究罢。”他告诉在场的人说。 [75]

蒋介石的指挥官们都对大势所趋有所了解。出于宣传目的，总司令热衷于在南京进行戏剧性的最后一战，以此团结全国民众，并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国继续抗日的决心。缺乏明确的战略目的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蒋介石不仅仅是个军官，也一直是个政客。 [76] 他的指挥官们明白为南京而战的意义所在，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这项很可能是自杀式的任务。

“他们全都到过上海，非常清楚前线的形势，”高级将领孙元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知道在上海时部队的损耗非常严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恢复部队的战斗力。” [77]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最终会被挑选出来的是大家眼中最不可能的一位将领，由他率领中国军民去打一场至今最英勇也最徒劳的抵抗日军的战斗。

第二次会议后隔了一天举行了第三次会议。蒋介石首先讲话，问了一个大家都预料到了的问题：“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唐生智说话了。“委员长，”他对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说道，“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介石毫不犹豫，立即答应了。“很好，”他说，“就由孟潇负责。” [78]

自从成年后，唐生智的整个人生都是一名军人，但他并没有真正被看作一个杰出的军人。20世纪20年代，中国这个偌大的国家一直是四分五裂，军阀割据，他始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积极参与其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努力。后来他们又不止一次闹翻，前后有两次，每次唐生智都被迫出国，第一次到日本，第二次到被英国统治的香港。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他与蒋介石和解，从那时起唐生智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最重要的新职务是负责组织模拟日军攻击南京的军事演习。 [79]

然而，他也时常生病，关键是，自从那年夏天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他从来没有参与指挥部队抗击日军的实战。他出生于南方的湖南省，是个典型的地方军人，很难在精锐部队中获得尊重，后者都是全心全意忠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像这样的重任在任何人的眼里他都不是首选。“你真了不起啊。”会后，李宗仁将军因唐生智自告奋勇保卫南京而竖起大拇指对他如此说道。也许李宗仁是略带讥讽，要不然的话，他就绝对是赞同唐生智的少数人之一。 [80]

* * *

日军第30步兵旅团的士兵们此时仍然乘坐在“神靖丸一号”和其他船只上，这些船将他们从华北运来要在海上航行四天。11月13日上午，他们抵达长江岸边，对未来的前景不甚了解。但有一件事儿他们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们对几分钟之后的登陆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没有接受过广泛的两栖作战训练，而且他们对上岸后即将面对的敌人的规模也一无所知。 [81]

旨在减轻陆上隐藏的敌人的威胁，日本海军炮手做了精彩的表演，给人印象深刻，也确实为士兵们打消了一些顾虑。几艘在航程的最后一段护卫运输舰的巡洋舰往登陆区域半圆形的一个地带发射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炮弹。飞机在空中盘旋，向任何移动的物体扫射。登陆艇恰似黑色的蝗虫般向前推进。沿着整条海岸线的村庄都在熊熊燃烧，天空笼罩在一片黑色硝烟之中。耳边传来轻武器的密集开火声，第一批登陆的部队已经与敌人交上火了。

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站在“神靖丸一号”的舰桥上观看着登陆。前天松井大将亲自向他布置了任务，从那时起，他就对整个计划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将在长江南岸的上海西面登陆，从那里进入腹地去拦截从上海撤退的中国军队。这种战术在1932年的战斗中已经使用过，但不是在离上游如此之远的地方，也没有面对如此庞大的敌军部队。他担心伤亡人数将超过50%，甚至在登陆的最初阶段就会伤亡惨重。

他注视着登陆行动全面展开，此时部队缺乏两栖作战训练的弊端也初现端倪。一直到午后，登陆的速度都要比预期的速度慢许多，而且，令他非常遗憾的是，甚至还比在他右翼的重藤支队要慢。佐佐木决定登上一艘正在连续运送士兵去战场的登陆艇。当登陆艇到达岸边时，他仍然看不见敌人的任何踪迹。这艘船在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处停了下来。

有个士兵说道：“长官，你不该弄湿你的靴子。”然后，他就背起佐佐木走过了泥泞的岸边。“是呀，”旅团长心想，“很明显，在别人眼里我已经老了！”一踏上实地，他终于有机会了解他所处的境地，并听取了自登陆开始以来所发生的战况的汇报。由于伤亡人数不多，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佐佐木到一和他的属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眼睁睁望着被火光映红的整个地平线，那是被撤退的中国军队付之一炬而熊熊燃烧的村庄。登陆行动通宵达旦都在持续着，到第二天早晨，全旅团一半士兵都已经上岸。不过，马匹和战车都还留在船上，但佐佐木认为不能再等，于是决定同手下士兵步行出发，甚至连火炮也暂时不顾了。到处都是正在燃烧的房子。行军中的士兵们看见那些返回家园的农民拼命地试图扑灭大火，但大多白费劲。佐佐木和他的部下经过了许多战壕和防空洞，这些地方仍然散发出人的气味，不久前还都是人们的藏身之处，尽管佐佐木没有遇见日本的敌人，但他知道他们就躲在黑暗处的某个地方，伺机杀他。

当佐佐木到一率领他的部下进入内陆地区时，松井石根乘坐着“大井”号轻型巡洋舰视察了登陆区。“基本上重藤支队的登陆进展顺利，”松井在日记中写道，“第16师团的部队没有接受足够的训练，因此，他们的登陆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这不是松井第一次表达他对麾下各部队技能上的差异的看法了。在杭州湾登陆时，作为先锋的国崎支队比第10军其余部队在登陆上都要更加敏捷。原因很清楚：作为在华北的第5师团的一部分，这个支队原先就在两栖作战的战术方面接受过全面的训练。 [82]

日本军队两栖作战的经验可以追溯到1894～1895年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以及十年后又与俄国的交战，当时，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登陆非常圆满，战无敌手。 [8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继续了他们之前的成功经验，从海上向华东地区的德国占领区发起攻势，迅速制服了那块小小的殖民地上的驻军。这些战绩几乎无人关注，因为，在全球冲突中最引人注目的两栖作战行动是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的登陆以及同时发生的屠杀。 [84]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日本领导人日益加紧为一个可信的未来作战方案做准备，这是一场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挑起战争的原因是双方都渴望获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资源，为此双方都将被迫寻求在西太平洋的支配地位。这就要求必须对分散在广袤无垠的西太平洋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地实施控制，反过来这就必须使两栖作战能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需优先考虑的战略——即使这样一个战略优先将会与其他该优先考虑的重点，比如准备同苏联打一场地面战争等，产生冲突。 [85]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胜了德国，但日本的战争规划人员明白，加里波利战役中英法联军的溃败为未来的两栖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日军如果要与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作战的话。日军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继续在无对手的海滩登陆，而是应该做好准备，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86]

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军方已经为两栖作战制定了可行的规则，即由陆军担负起执行军事行动的主要责任，而海军则充当辅助角色，主要为摧毁岸上敌军阵地提供炮火支援。但在初期还是发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原设计用于穿透船体的海军舰炮在轰击野战防御工事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即便如此，总体而言，日本的两栖作战能力在20世纪30年代末还是首屈一指的。 [87]

20世纪30年代后五年里，日军发动的两栖作战达到了高潮。他们从在华战役中获得的主要教训是，建立一支专门的两栖作战部队花费甚巨，尤其与潜在的获益相比，代价太高。一方面，大多数在中国海岸沿线的登陆都没遇到强劲的抵抗，这表明日本将绝不会遭遇到像加里波利那样的残酷战斗，其不免会令人有几分惊奇。另一方面，原先被指定去执行特殊的两栖作战任务的师团，尤其是在上海的第11师团，遭受了严重的人员伤亡。这促使他们得出结论，他们需要更多基本的步兵训练，应该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战斗，在登陆上则不必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88]

* * *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中国和日本正投入成千上万的士兵去互相厮杀，尽管日本飞机正在对中国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实施系统的空袭，尽管日军对中国的平民实施了难以言表的暴行，但两国之间却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中国在东京仍设有全面正常运作的大使馆，大使由65岁的职业外交官许世英担任。 [89]

这是一个离奇的安排，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正式宣战，而且时常会有无法预见的后果。1937年初秋时节，当日军正在华北和上海周边两条战线上深入中国内地作战时，许世英大使会见了日本外交大臣广田弘毅，提议两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90] 这项提议立即在南京遭到拒绝。许世英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老先生”，根本不了解现实，在上海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员答复记者时如此说道。 [91]

到1937年11月时，许世英已不再身处重大事件的中心，外国观察家也不再指望从这两个交战国的首都能发现任何在东亚恢复和平的希望的迹象。相反，他们关注着在比利时的事态的进展。由于长江下游大规模战斗正如火如荼，有十九个国家聚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希冀找到一种结束敌对行动的方法。这十九个与会国包括中国，但不包括日本。日本曾两次受邀参加会议，11月12日日本对第二次邀请的回复到达了布鲁塞尔，答复内容是“不参加”。

日本认为，除了直接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正在发生的冲突。日本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在《九国公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于1922签订的这项公约旨在保证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诸如目前这种会议形式的集团组织的干预，只能刺激两国的民族感情，使得达成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更为困难。”日本在给出席于比利时首都所召开之会议的代表们的信函中提出了反对理由。 [92]

一个月前，国际联盟呼吁召开九国会议，后来加上所有对东亚感兴趣的国家，最终成为十九国会议。日本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而且缺席了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日本担心中国会和以前一样寻求将日本置于同西方国家敌对的处境。1895年，日本在赢得了对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之后，战利品却被剥夺了。当时，俄国、法国和德国也阻止了日本去占有与朝鲜毗邻的具有战略地位的辽东半岛。 [93]

中国对待该会议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冷不热。不同的是，日本担心的是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而中国担心的则是会议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有人提议会谈应从没有多大作用的国联转到影响力更小且无正式组织的九国会场上去，该提议“就像落下了一枚炸弹，令所有人不知所措”，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如此写道，当时他被挑中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94] 会场一片质疑声。“这里似乎没人知道从布鲁塞尔会议中能够希望获得什么，”经验丰富的英国官员托马斯·琼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说‘和平’。但和平从何而来？”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可能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因为面对赤裸裸的侵略时，西方国家的无能可能会更加凸显出来。在日本第二次宣布抵制布鲁塞尔会谈的同一天，美国驻东京的大使约瑟夫·格鲁也在日记中发泄了他的无奈。总的来说，他认为这次会议将使局势复杂化，令西方列强的分歧和无能暴露无遗，同时，它也鼓励了日本统治集团内的激进分子。“为什么，”他问道，“政客们不能三思而后行呢？” [95]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参加了布鲁塞尔会议并假装以为会议能够取得实效。11月13日，就在日本第二次拒绝了邀请后不久，顾维钧在布鲁塞尔发出呼吁。“既然日本政府的最新回复是冲着你们的脸狠狠地关上了和解与调停的大门，”他说，“难道你们不能决定禁止给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和信贷并扩大对中国的援助吗？” [96]

事实上，顾维钧知道西方对中国提供援助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充其量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尽管之前的国际谈判曾使得日本在战场上暂停进攻——1932年，就在国际联盟大会开幕前十个小时，日本停止了在上海地区的军事行动——但那已经是近六年前的事了。 [97] 自那时以来，时代已经变了。世界上的无赖国家已经变得更加胆大妄为，而民主国家却变得更加胆小怕事。

因此，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期望获得西方大国的让步并不能决定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安排。相反，代表们接到南京的命令，要向前看，并为会议后的形势做好准备。他们得到的指令是“积极寻找方法，让欧洲和美国同意并鼓励苏联对日本动用武装部队”。 [98]

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曾长期依靠德国，将其视为合作伙伴，现在却越来越感觉到被德国所出卖，不光是德国，还有其法西斯主义的合作伙伴意大利。 [99] 因此，中国越来越期待苏联——日本在亚洲东北地区的主要对手——作为主要的外部支持力量。反过来，苏联的态度也比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西方民主国家坚定，与中国一道，苏联是唯一一个呼吁在欧洲和亚洲建立集体安全的参会国。 [100]

[1] 玉井胜德（1907～1960年）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他以笔名火野苇平写作。有关他所在的部队参与嘉善一役的叙述，大体上是根据他在1937年据说是写给他父亲的一封私信。整封信收录于在火野苇平《火野苇平的信》，收于NDS ，第61卷，第729-737页。玉井还在他的Mugi to heitai 一书中描述了嘉善之战，此书于1938年出版并于次年译成英文，书名为《小麦和士兵》（New York NY：Farrar and Rinehart，1939）。有关嘉善之战的部分在第130-138页上。尽管此书对于战争的描述是不留情面的，但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残杀中国俘虏的那部分——被删除了。有关玉井写作时严格的战时审查制度的细节，根据他本人在前线的经历，包括这一特别的段落，参见Rosenfeld，David M. Unhappy Soldier：Hino Ashihei and Japanese World War II Literature . Lanham：Lexington Books，2002，pp.49-51。

[2]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2.

[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42-43.

[4]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2日。

[5] 这些资料转引自一封给《泰晤士报》的信，发表于1937年11月4日。由于此信作者于8月21日离开南京，信中对南京城里的描述应该是战争初期的情况。

[6]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4日。“Kuling”（牯岭）是根据英文单词“cooling”玩笑而来的西方称呼，指江西省庐山上的一个地名。

[7]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收于NDS ，卷2，第39页。

[8]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39页。

[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30-31.

[10] 武汉在很多资料来源中也被称为汉口。事实上，汉口是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的原先三个城市之一。如此，武汉常被称为“武汉三镇”。为避免混淆，本书全文都使用“武汉”这个地名。

[11]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40页。

[1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47.

[13]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14]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页。

[1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22.

[16]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39页。

[17] Ciano，Galleazo. Ciano’s Diary 1937-1938 . London：Methuen，1952，p.34.

[18]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台北：捷幼出版社，2007，第84-85页；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19]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7页，注 4。

[20] Liu，Bea Exner. Remembering China 1935-1945：A Memoir . Moorhead，MN：NewRivers Press，1996，p.41.

[21]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页。

[22]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4日。

[23]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89-90页。

[24] 有关第36联队离开苏州河岸的记载是根据山本武写的《山本武日记》，收于NDS ，卷32，第326-328页。

[25]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26-127页。同样参见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0。

[26] 国崎支队，以其指挥官国崎登少将得名，由第5师团第41联队强化而成，配备山炮连、装甲连和运输连，参见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391。

[27]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0.

[28] NDS ，卷56，第70页。

[29]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页。

[30] 《大阪每日新闻》，1937年11月30日。

[31]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276页。

[32] 117井本熊雄：《日支事变作战日记》，收于NDS ，卷60，第49-50页。

[33] Brook，Timothy. 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75.

[34] Brook，Timothy. 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67.

[35] Brook，Timothy. 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67-68.

[36] 《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1月15日；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4。

[37] Brook，Timothy. 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67-68.

[38]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277-278页。

[3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

[40] Letter to friends，dated December 14，1937.From RG 11：box 229 Folder 3875：“College Files：University of Nanking：Correspondence：Wilson，Robert 1937” at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41]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4日。

[42] 《纽约时报》，1937年8月21日。

[43] 《泰晤士报》，1937年10月4日。

[4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40.《泰晤士报》，1937年11月30日。

[4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4.

[46]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1938，p.198.

[47]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

[48]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92-93页。在一架三菱轰炸机的残骸中，中国士兵发现了一个日本飞行员的个人物品，包括他妻子的一张照片和一封他妻子写给他的信。

[49] 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第48-49页。

[50] 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第49页。

[51]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93-94页。

[52] 罗伯特·威尔逊：《致朋友函》，12月14日。

[53] 罗伯特·威尔逊：《致朋友函》，12月14日。

[54]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95页。

[55]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56] 罗伯特·威尔逊：《致朋友函》，12月14日。

[57] 罗伯特·威尔逊：《致朋友函》，12月14日。

[58] 《泰晤士报》，1937年10月1日。

[59] Grew，Joseph. Ten Years in Japan .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1944，p.231.

[60] 即使是在关于这场战争的中文文献中，嘉善之战也几乎无人关注。

[61] Honda Katsuichi. The Nanjing Massacre：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 . Armonk NY：M.E.Sharpe，1999，pp.311-312.

[62] 147《熊本师团战史》，收于NDS ，卷56，第388-389页。

[63]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25页。

[64]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5日。

[65] Hattori Satoshi with Edward J.Drea. “Japanese Operations from July to December 1937，” in Peattie，Mark et al.（eds.）. 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76.

[66] Yamamoto Mashiro. Nanking：Anatomy of an Atrocity . Westport CT：Praeger，2000，p.50.

[67] 陈诚：《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第1卷，第17页。

[68] 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第150-151页。

[69] 宋希濂：《鹰犬大将》，台北：李敖出版社，1990，第174页。

[70]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388，note 145.

[71] Die Schlacht bei Shanghai . Berlin：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1939，p.40.

[72] 尽管这几次会议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辩的，这些会议的时间却不太明确，究竟开了几次也未确定。刘斐说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11月13日或14日召开的。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8页。在下文中均略称为NBZ 。而根据李宗仁所述，仅召开过一次会议，日期是在11月11日。Li Tsung-jen （Li Zongren） et al.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李宗仁回忆录》）.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79，pp.326-328.刘斐的日期可能更正确，因为与程思远提出的那次重要会议的日期11月17日相符合。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第151页。

[73]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NBZ ，第8页。

[74]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NBZ ，第8-9页。

[75]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NBZ ，第9页。

[76] 这种情况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在淞沪战役快结束时，大量的中国军队正从市区撤出，而上峰做出的决定是命令一个营的士兵去守卫公共租界边一座废弃的仓库大楼，如同上演一出20世纪的“阿拉莫”之战，以此来确保能吸引大量外国媒体的关注。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p.187 ff。

[77]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台北：时英出版社，2002，第243页。

[78]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NBZ ，第10页；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第151页。

[79]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103页。

[80] 李宗仁，第328页。

[81] 有关第30旅团登陆的叙述是根据佐佐木的记载，第305-307页。

[82]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27页。另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222。第5师团在日本是两栖作战学说发展上的先锋，早在1918年就实施了其第一次登陆实践。参见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7-68。

[83] Evans，David C. and Peattie，Mark R. Kaigun：Strategy，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 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7，p.441.

[84]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2-53.两本详细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针对德国的军事行动的著作，几乎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面世，分别是Burdick，Charles B. The Japanese Siege of Tsingtau：World War I in Asia . Hamden CT：Archon Book，1976；Hoyt，Edwin P. The Fall of Tsingtao . London：Arthur Barker，1975。

[85]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5-56.

[86]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5-66.

[87]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68.

[88]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8-69.当然，在二十多年两栖作战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技能和经验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就被彻底抹杀掉，在与日本海军的两栖部队，即这支海军特殊登陆部队的合作中，日本军队仍然在1941年和1942年整个西太平洋的登陆行动中成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89]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战争爆发后仍然保留了驻华使馆，尽管其大使川越茂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上海。

[90] 《中国向日本提出互不侵犯条约》，《纽约时报》，1937年9月2日。

[91] 《宋严词责备使节》，《纽约时报》，1937年9月3日。

[92] Brussels Conference：Convened in Virtue of Article 7 of the Washington Treaty of 1922.Acts of the Conference：November 3rd to November 24th 1937. Brussels：A.Lesigne，undated，p.40.

[93] Lee，Bradford A.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62.

[94] Craft，Stephen G. K . V . 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 Lexington 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p.122.

[95] Quoted in Borg，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441.

[96] Quoted in Borg，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426；Brussels Conference ，p.42.

[97]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p.277-278.

[98] Garver，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3.

[99]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266.

[100] Craft，Stephen G. K . V . 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 Lexington 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p.125.

第三章 跨越战线

1937年11月15日至23日

11月15日，日本第10军的一小群军官深夜聚集在杭州湾北侧一栋废弃的大楼里商讨并决定中国的命运。坐落在金山市的这栋大楼已经被第10军征用作为野战指挥部。大楼紧挨着一条河，参会者都乘船抵达，“像在威尼斯一样”，其中一人后来回忆说。第10军的司令官柳川平助主持了会议。他只是本月初才开始参战的，所以特别渴望将战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他人也是如此。 [1]

这是一次很奇怪的会议。军衔低至少佐的军官都能参与重大决策，在其他国家里如此重要的决策权只能是政治权力的最高层才能拥有。会议的议程是：是否坚持一周前东京下达的第600号命令，停止苏州至嘉兴一线东侧的进军， [2] 抑或是无视明确的指令，继续前进，夺取南京。日军虽未能在上海附近彻底歼灭中国军队，但大家一致认为，他们的对手几经挫败，已经斗志松懈，现在正是发动一系列决定性打击从而赢得迅速胜利的最佳时机。唯一的问题是，对此他们应该发动何种程度的攻势。

寺田正雄大佐，第10军的一位高级参谋，首先发言。他说：“中国军队正朝他们的首都撤退。”他指出，嘉兴线是由那些对战场实际情况不太了解的人在东京武断地决定的。寺田被公认为是一个狂热的军官，一个身穿卡其布军装的武士，对任何妨碍果断的进攻行动的言行都缺乏耐心，他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出人意料：“我们应当越过这条线，跟踪追击，直捣南京。” [3]

池谷半二郎少佐最近刚调到行动迅速的第6师团当参谋，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样也是要把握好军事事务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平衡。池谷刚刚从前线回来，亲眼看见了中国军队的败绩。“从战术角度看，我完全不同意寺田的观点，即越过这条战线，”他说，“但是，在是否要进攻南京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不仅把它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而且还要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加以考虑。”

“并不是说战地指挥官不能促成一个既成事实来给东京的上司施加压力，”池谷说，“重要的是，行事必须十分谨慎。”他的建议是在嘉兴东边保留第10军的大部分兵力，只派出一些小部队越线追击敌人。“如果东京命令我们撤回那些小部队，那么怎么办呢？”一名参谋军官问道。“我们当然会服从命令，将部队撤回到战线的这一边。”池谷如此回答道。

池谷的意见被忽视了，寺田的强硬立场占了上风。在场的大多数军官都一致认为，当前战况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部署在上海地区的日军要向西进攻，不是小部队的小打小闹，而是动用他们所能调动的大部队。如果立即实施决定性的大规模进攻，军官们估计，在二十天之内南京就可以落到日本人手中。参谋们立即开始工作，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他们制定了一个“从嘉兴到南京”追击敌人的总体纲要。大势已定，这些在政治上原本无足轻重的军人，就这样做出了一个其后果极大影响了中国和日本，甚至影响了整个亚洲的重大决策。

* * *

战场上的普通日本士兵其实是不可能知道高级军官们所制定的阴谋诡计的。对于第10军的普通士兵来说，决定他们行军速度的不是远离前线躲在后方的指挥官们的决策，而是天气，但天气非常恶劣。雨从11月中旬就开始下了，强度犹如热带雨季，不间断地持续了一个星期。

在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日军士兵们的回忆中，雨是一个贯穿其中的共同要素。多年以后，有关他们在什么时候去过什么村什么镇的详细记忆早已随时光褪去，但老兵们仍然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在从上海到南京的途中的经历：他们冒着瓢泼大雨，艰苦跋涉，经过洪水淹没的稻田和暴涨的河流，浑身湿透，寒冷刺骨。 [4]

第10军第114师团的中队长西泽牟吉中尉很快就被迫习惯了灌入衣领的雨水。扣子扣得再紧也挡不住的雨水，顺着背脊直往下流，直到全身完全湿透。最后，到了休息时间时，他和战友们就在他们所站的地方倒下就睡，甚至都不愿劳神去寻找个藏身处躲避连续不断的滂沱大雨。他们都逐渐习惯了雨水，雨水成了他们人生的自然部分。 [5]

许多战斗也都在瓢泼大雨中进行，这给流血事件添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在战役初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队中国骑兵试图半夜去偷袭一座日本军营。但在最后一刻被日本哨兵发现了，突袭的隐秘成分消失殆尽。中国的骑兵一个个倒在日本人无情的机关枪枪口下。日本人的军营周围留下了18匹死马和众多尸体，鲜血很快就被下个不停的倾盆大雨冲淡了。 [6]

大多数中国道路的路况恶劣，这就意味着大雨总会伴随着泥浆。这与俄罗斯的泥潭颇为相似，四年之后在击退德国入侵苏联的战斗中，俄罗斯的沼泽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一匹匹战马都陷到齐肚深的泥潭里，一门门大炮几乎都无可挽回地困在黏糊糊的泥浆中。“在长江以南的战场上，到处都是大雨和烂泥，无论你是猎人还是猎物，你都会从头到脚沾满了烂泥。”第26步兵旅团的石井清太郎如此写道。 [7]

烂泥吸住了沉重的靴子，步兵们步履艰难，被迫像梦游似地缓慢前行，即使面对威胁生命的危险时也是如此。在向西前进的途中，日军第16师团的一队人马目睹了三个中国散兵在几百米开外的雨中走着。日军士兵开火了，但中国人还是迈着同样缓慢的步子继续走着。只是在日本人的子弹打倒了三人中的一个之后，另外两个才加快了步伐，试图逃过这一劫。一位亲眼见到这个情况的日本军官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为什么不早点逃跑呢？是泥泞的道路使他们放慢了脚步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危险？难道他们直到最后关头才知道整整一个中队的日本士兵都在端着步枪瞄准他们吗？ [8]

雨下得没完没了，大多数日本士兵都不停地诅咒着，每当他们的上司强迫他们上路又开始漫长的一天行军时，他们个个口出怨言。 [9] 尽管如此，找到一个有房顶的屋子进去睡觉也会带来危险。一天晚上，一群士兵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达了一个村庄，发现有个小茅屋就进去了。他们找到了几件衣服，于是兴高采烈地裹在自己身上过夜。谁知第二天早上他们突然发现衣服里爬满了虱子。这时再想做什么来补救都已经太晚了，在整个战役期间，他们都将与虱子为伍。 [10]

尽管一路上有许多的艰辛和不适，日本士兵后来还是会想起有一种乐观情绪激励着他们向西进军。“在我们向南京行军的前一半路程中，冰冷的雨水鞭笞着我们，”其中一位士兵多年之后写道，“但是，我们一边追击敌人，一边愉快地想到，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可以像英雄般的凯旋。……尽管行军使得我们身体疲惫不堪，但我们还是洋溢着一种快乐心情。就是凭借着这种精神，我们才能够顺利完成长达100英里的长途行军。” [11]

* * *

大雨并没有阻碍一架日本飞机于11月17日晚单独降落在上海机场。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由于战争的限制而被迫选择了一条迂回航线，短短的这段距离所花费的时间要比和平年代所需的时间长得多。机上有一小群军官，为首的是河边虎四郎大佐，他新近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他的使命是：就是否允许日本华中方面军便宜行事做出决断。 [12]

前线军官迫切希望利用攻陷上海周边防御工事后所形成的好势头，这一点在东京是众所周知的。河边虎四郎的任务就是去探索有无允许部队穿越苏州至嘉兴一线向西追击逃敌的可能性。 [13] 他绝对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但他坚决反对在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进一步冒险，这是明确无误的。

在日本军官中，河边是对华问题上势力急速削弱的鸽派成员之一。早在1937年夏天，他就收到一封来自一位访问过中国大陆的日本平民的告诫信，信中警告说，日本军官正试图策划一个涉华“事变”，以便引发公开冲突。这将给日本一个借口来扩大其在华北的势力范围。河边曾试图提醒他的上司，但几乎毫无效果。来自中国的报告使得他们偏信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报告认为一切有关战争贩子的言谈都是空穴来风，危言耸听，一派胡言。 [14]

一旦战争确实爆发后，河边试图控制损失，他提出部署在中国的军队在行动上应受到严格的限制。河边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最典型的是知名的强硬派武藤章，他被调到中国出任华中方面军参谋次长。 [15] 在河边访问上海期间，武藤是排队等候与他会谈的军官之一。这次会面就是他们摊牌的时刻。

“我来此地实地考察战况，以便做出最后决定，应该在什么位置给我们的军事行动设置一条限制线。”河边说道，在飞机着陆后不久，他就与战地指挥官们一起就座会谈，其中包括声音刺耳、坚持己见的武藤章。武藤随即回答道：“目前这条战线是从苏州延伸到嘉兴，但我们应该考虑跨越这条战线。”“这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战场上的总体目标。”

武藤继续说道，应该允许第10军向太湖南边的湖州进军，切断南京和战略城市杭州之间的交通联络。在北面，应允许上海派遣军攻占同样重要的城市江阴，因为——尽管有点乐观——他认为攻陷江阴甚至可能导致蒋介石的下台。最终，还要攻占南京，在武藤看来，占领南京将结束这场战争。 [16]

河边耐心地听着。随后几天里，当其他前线军官们向他发表类似的言论，公然宣称他们是多么渴望一路打到南京时，河边还得一次又一次地保持同样的耐心。事实上，他很可能是在错误的时候来到了错误的地方。在东京他原本可以更直接地影响决策，现在却远离东京来视察中国战区，而这里的战地指挥官们却忙着要越过底线，欲将战争引入一条不归之路。

柳川和他指挥的第10军就是这种激进好斗派的典型代表。然而，即使当日本军队中和政治领袖中的鹰派即将赢得对华政策之争的时候，他们也遭到了来自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方面的挑战。德国，这个在东亚怀有相当矛盾的同情心的强国，积极参与了旨在实现该地区和平的忙碌的幕后会谈。

* * *

1937年末，在华各方势力纷纷出面，加紧斡旋，但作为中间人在远东两个大国之间调停以实现和平，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并不是日本的首选。虽然这位60岁的德国外交官在20世纪20年代时曾被派驻日本三年，但自1931年以来，他一直在德国驻华外交机构担任要职，并且在这个职位上尽职尽力。非常清楚也无须辩驳，他是中国人的一个朋友。

10月在南京对德国使团成员的一次演讲中，陶德曼“表达了对在华的其他德国侨民的同情，他们同中国人一样正在经历考验和磨难”。他告诉那些听众，“中国人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勇气深深打动了国内的德国人”。这在中国媒体上已有报道，由此也为日本人所熟知。 [17]

尽管如此，当陶德曼11月初会见蒋介石以解释日本人启动和平谈判的条件时，他一直小心翼翼，采取一种完全客观和中立的立场。在这些条件中，首要的是在华北的广泛让步，包括所有中国军队撤到北京以南一线，并在与由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接壤的内蒙古建立一个亲日政权。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陶德曼和他在北京的上司却仍然继续着他们的绝密努力。 [18]

德国并没有因出于对和平的固有热爱而试图去结束中日战争。相反，它的立场正好反映出它的尴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亚洲老盟友中国与自己的亚洲新伙伴日本交战。“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朋友，”德国议会议长及纳粹党的主要领袖之一赫尔曼·戈林对一个中国来访者说道，“中日战争已经置德国于左右为难之境。这就是德国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充当调解人的原因所在。” [19]

德国可能寻求扮演调解人的角色的迹象是在8月下旬出现的。柏林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在给上司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一场两国之间的战争使得德国处于两难境地，而德国想与这两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建议在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能在和平斡旋中发挥作用。 [20]

德国同时也担心，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可能会伤及其在东亚的商业利益，并且可能会削弱日本挑战苏联的能力，从而使得莫斯科能够在欧洲战场上投入更多的资源。 [21] 总之，持续的战争肯定会使德国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德克森大使指出，主动的调停会“使德国摆脱保持中立的困境”。 [22]

日本的战地指挥官们对德国试图调解的努力感到恼火。这一态度在11月19日这天暴露出来了，当天意大利驻华大使朱利亚诺·科拉在上海派遣军总部拜访了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这次来访为日军将领提供了一次有利的与德军将领对比的机会。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写道，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局势持有一种更“明确”更“公正的”态度。 [23]

主动提出与中国开展谈判的是日本体制中的鸽派，这点倒是毫不意外。石原莞尔就一直积极地试图说服德国在中日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以结束双方的敌对。在石原被免职后，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继续着这种努力。 [24] 日本领导层中赞成这种做法的人都一致认为，与中国的直接谈判最好在如布鲁塞尔这样的多边背景下进行，其间中国能有效地利用外国的同情。

他们偏好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中国可能会从布鲁塞尔谈判中获得某种外交优势的前景恰恰就是中国对日本于11月初由陶德曼转达的和平试探采取不妥协态度的原因。“中国现在成了布鲁塞尔会议上大国关注的焦点。”蒋介石在拒绝日本的条件时如此告诉德国大使。此处涉及某些边缘政策。蒋介石从未期待过在布鲁塞尔谈判中的收获会像他所透露的那么多。尽管如此，他毫不妥协的态度似乎使中国的舆论都站在他那一边。在有关陶德曼使命的消息被泄露后，德国外交官遭到了中国媒体的严厉批评，中国媒体憎恨与“日本鬼子”的任何交易。 [25]

与此同时，也许是心有余悸，担心布鲁塞尔谈判不会产生任何切实收益，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明白必须对德国的调解敞开大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利用德国做调解人，可以引起中国、日本和德国之间邦交关系的修复，以及可能的反苏集团的扩大。迫于压力，莫斯科不得不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26]

这是一个复杂的外交游戏，到11月中旬时，有迹象表明谈判趋于破裂。不到两个星期后，现实清楚地表明布鲁塞尔会谈的成果甚至要比预期的少得多。中国的态度有了显著变化，做出让步的新意愿应运而生。11月16日，宣传部长陈公博 [27] 利用访问意大利的机会，请求这个法西斯国家的外长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去试探日本对和平的态度。现在中国政府似乎已做好让步的准备，而且是之前不可想象的让步。“他让我明白，”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满洲国’的国家地位将可能获得承认。” [28] 这就好比华盛顿允许加利福尼亚州脱离联邦一样。中国越来越焦虑，而前线的进展将很快地把焦虑变成绝望。

* * *

11月19日早上7点，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向所有参战部队发出指令。“敌人的指挥系统处于混乱状态，整支军队笼罩在失败的沮丧情绪之下，”他写道，“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意志。”中国军队的主力已向苏州—嘉兴一线的西面撤退，而且撤退将很快成为全面溃败。他的结论很清楚：“我们绝不能错过乘胜追击直捣南京的机会。” [29]

该命令中的其他部分还包括了给第10军各部队的详尽指令。第6、第18和第114师团将沿太湖南岸西行，途经湖州市，然后右转朝南京方向行进。国崎支队的士兵受过特殊训练，他们的水路行动能和陆路一样迅速，该支队接受的任务最具挑战性。他们不仅没有右转，反而是继续进军到芜湖市附近的长江，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渡江去拦截从南京撤退的中国军队。

这次军事行动将不同于日军近年来所实施的任何行动。柳川平助认为，这次行动将要结束这场战争，而且所取得的胜利将比过去的战绩更加辉煌，如三十多年前打败沙俄之役一样。柳川确信这次战役将速战速决。“这一天快到了，”他在给指挥官们的后续信件中写道，“南京的城墙上将高高飘扬起旭日旗。” [30]

柳川平助的命令一经发出并传到东京后，立即掀起了一阵恐慌。对于他的上司或者至少那些主张在中国采取谨慎路线的人士而言，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片面意图，完全修改了正在进行中的战争的全部目标：即使在此最后阶段，该目标也仍然仅限于在上海地区击败中国军队。攻占南京，与其说是战争策略，不如说是一项政治决策。多田骏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担忧，唯恐日本在中国陷于战争之中不能自拔。此外，他还担心进一步的进攻性军事行动也会使陶德曼的和平努力处于危险之中。 [31]

同在东京的许多其他军官一样，多田受到多种复杂的、难以归类的动机的驱使。他完全赞同一部分军官的看法，认为避免陷入中国战争泥潭的办法是给予中国军队迅速果断的打击。这也使他成为派一支强大部队于11月初在杭州湾登陆这项计划背后的推动力。即便如此，他最初甚至还反对将战线扩大到苏州—嘉兴一线，而且只有在无论如何都不跨越这条线的条件下，他才会做出让步。 [32]

多田的第一反应是责令第10军停止进攻。而石原莞尔的继任者，更加强硬的作战部长下村定则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战地指挥官做重要决定时应给予一定的回旋余地。多田仍然不顾一切地坚持对前线指挥官加以约束，11月20日下午6点，陆军参谋本部向华中方面军发出一封电报。电报以斥责的方式明确指出第10军的进军违反了第600号命令，该命令规定了苏州—嘉兴这条线。 [33]

两天后来自华中方面军的答复抵达，其内容几乎就是公然违抗上级命令。为了使战争早日结束，战地指挥官们认为必须攻占南京。否则，就是给敌人一次重振战斗意志的机会。此外，战地指挥官们还写道，推迟决战与日本人民的意愿不符，会“危及公众舆论的统一”。 [34] 这些指挥官的做法显然是贸然闯入了政治领域。

他们强调只需两个月就可以攻占南京，这个时间表比第10军参谋人员所预计的二十天要稍微保守一些。他们认为，第10军在短暂停留以便巩固后方之后，就应被允许继续前进，而且上海派遣军在为期十天的休整之后，也应被准许加入进攻行动。 [35]

在他们试图说服东京的同时，战地指挥官们仍然还确保自己的部队在继续进军，几乎毫不拖延。来自上峰的停止进军的命令在逐级传送时，其权威性已逐渐削弱了。华中方面军在回复东京的同一日，还命令第10军继续谨慎进军：“虽然已经禁止军队追击到南京，但你们仍然可以向湖州先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对于这道命令，第10军选择了合乎自己意愿的解释，并以以下形式传达给各级军官：“每个师团选择四到五个大队的部队，迅速追击敌人。”其余的部队则向湖州进发，并“随时”准备加入追击队伍。 [36]

* * *

11月19日，就在柳川平助命令他的部队如果有必要就追击敌人直捣南京的同一天，蒋介石正式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负责危机到来时的防御。谣传唐生智将这次晋升视为其人生命运的实现。有个算命先生曾经告诉他，他是一位古代常胜将军的化身。此外，那位算命先生还预言，一旦日本控制了上海，它的军队就不会再前进了。 [37]

也有人说，唐生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最终日军必定兵临南京城下，而且他将不得不面对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宗教的力量再一次使他得到了解脱。他意识到首都终将失守，成千上万的士兵可能会丧生，但他相信佛教徒所持的一种信念，只要人们行事出于纯洁的动机，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则是次要的。 [38]

生于1890年的唐生智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典型的那一代手握重权的指挥官。他们都经历过新旧中国的两个时代。当他们还是小孩和青少年时，他们一直生活在几百年都没有多大变化的社会里。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学习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为适应实际生活而做准备。就像他们可追溯到近百代的祖先一样，统治他们的是身居遥远京城的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他们迎来了新的国家，并且接受了现代军事教育——以唐生智为例，他上了华北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但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完全放弃他们的传统思维方式。 [39]

这些传统思维方式常常包括对所有外国人的极端不信任。在他担任卫戍司令长官之前，唐生智一直负责卫戍部队的军事训练。就任后，蒋介石建议他应该让德国首席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列席幕僚会议。唐生智犹豫了。“法肯豪森一直在日本担任武官，”他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现在正相互支持。这样做不恰当，是吧？”蒋介石回答说，法肯豪森是一位老资格军官，尽管柏林的政客们结成了新的联盟，但他还是不会忘记对老朋友的忠诚的。“没关系，”蒋介石说道，“我们可以信任他。”唐生智被迫松口，但他对那位德国军官从未有过完全的信任。 [40]

唐生智本人也很少能使别人对他产生完全的信任。主要问题在于他是来自中国南部的湖南省，而他所指挥的核心部队却卫戍南京多年，对待首都忠心耿耿。此外，即将调来南京的其他部队也都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由于唐生智与这些部队之前都没有人脉关系，他们是否会尊重他的命令还不得而知。 [41]

唐生智的体质羸弱不堪。在他被任命后不久，蒋介石命令他的一位高级将领白崇禧陪同唐生智一起视察城墙。尽管唐生智穿着厚厚的外套，视察中大部分时间也都留在军车里，他却明显地被冻得够呛。当他们来到需要攀爬的几段城墙时，他总是留在车内，让他的参谋长出去代他视察。有过此次经历之后，白崇禧对一位军官同僚说道：“蒋以唐防守南京，实无知人之明。” [42]

事实上，尽管唐生智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为南京战斗到死，他本人对自己长期坚守首都的能力也缺乏足够的信心。那年早秋时节，有位名叫刘湘的中国西南方的军阀访问了南京。唐生智告诉了刘湘自己有关一场防御战能坚持多久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唐生智说道，顶多只能坚持到国军的主力撤离战场、重新聚集并休整补充的那一刻。当刘湘即将离开时，他对唐生智说：“我在这里遇到的所有人之中，你是唯一一个愿意告诉我真相的人。” [43]

* * *

真相就是在上海沦陷之后的数周内，中国连连失利，兵败如山倒。尽管如此，中国军队仍然做到了让日本的每一次胜利都付出惨重的代价。11月19日，日军第16师团与重藤支队齐头并进，从长江南岸登陆区急行军，然后联手攻占了常熟城。这样就为日军在号称“吴福线”的防线上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这条吴福线起于长江边的福山镇，经过古老的商业中心苏州城，一直延伸至太湖边上的吴江镇。 [44]

虽然日军取得了快速进展，但是他们也对中国的防御力量感到震惊。当日军接近常熟城时，他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一种由水泥碉堡构成的相互交织的系统，对此他们不得不逐一攻破，而进攻常常要付出沉重代价。守在堡垒内的中国将士视死如归，决心抵抗到底。战场上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日本人以为他们最终摧毁了一个中国工事并准备继续前进时，他们会非常遗憾地发现，有些防守士兵仍然还活着并从他们的两翼向他们开火。 [45]

日军在常熟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中国军队所装备火炮的惊人威力，这些火炮原本被普遍认为比日军火炮低劣。在攻占这座城市前的最后几个夜晚，日本士兵在他们的临时阵地上被连续不断的中国大炮的爆炸声震得彻夜难眠。这些炮弹往往还打得非常准，令人魂飞魄散。当听到又一枚炮弹呼啸着划破夜空时，日军步兵们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这将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响炮弹声了。”中国人在宣传中将吴福防线喻为新的“兴登堡防线”，后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的一条几乎坚不可摧的防线，许多人曾经对此宣传嗤之以鼻，但是它却蕴含了几分真实。 [46]

同样也是在11月19日，更为偏南的古城苏州也沦陷了。攻陷苏州城的是日军第9师团，两天前这支部队占领了昆山市，然后沿铁路西进。 [47] 根据《纽约时报》所载，攻城部队一枪未放。一支由15个日军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大摇大摆地进入城内，悬挂起日本国旗，而中国守军则仓皇出逃。 [48] 一个日军发言人在上海反复强调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苏州，他说：“我们把在这种情况下攻占这座伟大的城市（苏州）看作现代战争史上最不寻常、最具悲喜剧色彩的战绩。” [49]

“苏州附近的敌军部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士气，”松井石根大将在日记中写道，“一些士兵弃械投降，其他人则趁乱西逃。……我们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令人担心的抵抗。到目前为止，上海派遣军已经实现了其所有目标。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50]

事实上，所有这些不过只是宣传而已，也许松井石根本人也受骗了。苏州并没有那么轻易地落入前进中的日军之手。即使就在第9师团的士兵们能够从远处看见城里著名的古塔之前，他们也还是不得不先攻下城外纵横交错的中国守军所筑的碉堡群，而一旦穿过古老的城墙入城之后，他们还被迫逐个逐个地消灭此起彼伏的零星抵抗。根据日本的消息来源，有1000多名中国士兵在这些肃清残敌的行动中被杀。 [51]

确实，在第一个日本步兵涉足苏州城之前的好几个星期里，苏州就已经饱受战火的洗礼了。日本飞机每天都轰炸这座城市，这反映出苏州作为吴福线上主要枢纽的重要性。在整个前线的大撤退中，苏州的中国守军决定于11月14日撤离这座城市。高级将领顾祝同如此描述了这场随之而来的骚乱：“是日，苏州遭日机大肆轰炸，我离苏州时，苏州城内外多处大火焚烧，难民扶老携幼，沿途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图，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 [52]

尽管大火熊熊，等待着日本兵的是苏州城中丰富的战利品。根据一位西方记者的描述，在第9师团攫取的战利品中，有100门大炮和其他不同类型的装备。 [53] 历史上苏州城一直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即使在数月的战争之后，仍然到处都有着取之不尽的战利品。许多日军士兵去了一趟卷烟厂之后，口袋里便塞满了香烟；其他士兵则扛着装满硬币的圆桶，他们刚刚抢劫了一家银行。 [54]

24岁的山本武，新近被晋升为上等兵，也带着他的小队在苏州城搜寻战利品。在最后一批中国守军被杀戮之后，苏州已经变成了一座鬼城。他们进入了一座被遗弃的大型豪华别墅，里面的床榻柔软舒适，一些出身农家的士兵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奢华生活。其中有个士兵在翻抽屉时，惊喜地发现了不少隐藏起来的色情照片。“现在我们有话题可聊啦。”他如此说道。

山本打开一个衣柜，里面装满了昂贵的皮草和彩色刺绣的中式衣服。他还发现了一本相册，里面有在日本拍摄的快照：第二大城市京都和神圣的富士山。每个场景前都站着相同的一群人：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国男子，他那穿着中式旗袍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行为端庄，乖巧整洁。山本想道，这户人家一定是有钱人。如果没有战争，他很可能会成为日本人的朋友。 [55]

* * *

11月20日晚6点，苏州和常熟沦陷后第二天，在南京所剩不多的报纸中的一家刊发了一份号外，考虑到战时对出版物的限制，这是极不寻常的。号外登载了一篇重大新闻，中国政府已决定离开首都南京，迁至数百英里外长江上游的重庆。没过多久，南京广播公司证实了这一消息。 [56]

政府发布了一个声明来解释这个举措。迁都是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绝不意味着抗战决心的削弱。中华民族已准备好与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人，宁死不当亡国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的愿望，声明中如此说道。 [57]

此时，政府即将搬迁成为公开的秘密已有好几天了。在大约一星期之前，交通部的走廊和办公室就已经堆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箱子，其他各个部也同样在匆匆忙忙地打包收拾准备离开。 [58] 尽管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这次搬迁行动还是来得很突然，超出了大家的预期。“离宁之日，一般员工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一个名叫丁绍兰的官员回忆说，“精神很紧张。” [59]

蒋介石政府甚至还考虑过将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的遗体从紫金山中山陵迁走。他们不知日本人会怎么对待这个现代中国影响力巨大的标志。最终，出于实际考虑，他们做出决定还是将遗体留在南京。遗体被安置在一个地下墓穴中，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好几层砖块和大理石，因此要想入内只能使用炸药。尽管如此，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还会有一队卫兵留下来守卫陵墓。 [60]

早在8月，蒋介石就曾权衡过从南京迁都的利弊，在那时，重庆就被提出作为一个可能的选择对象，尽管在历史上重庆一直可以说是一处穷乡僻壤，而且显然也不是中国东部世界性大都会文化的一部分。然而，重庆足够遥远，这使得日本陆军鞭长莫及，但又非过分遥远，以至于完全丧失治理中国的可能性。 [61]

政府机构搬迁至重庆并不是一次性就全部到位的。如外交部就先搬迁到位于长江之滨的临近城市武汉，那里居住着相当多的外国人士。大量的外交官也先后停留在武汉。11月23日，美国大使乘坐美国“吕宋”号战舰离开南京，英国驻华大使乘坐“蜜蜂”号炮舰也在同一天离开。在原先数百名英美籍人士中，有30名美国人和19名英国人继续留在南京。那天晚上，唐生智会见了留下来的外国使团成员，并保证“即使在极端危险的时刻”，也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62]

同样，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也在考虑，一旦南京城被战争吞噬，如何去保护城里的平民。他们有一个模式可供借鉴，那就是最近淞沪战役中在上海设立的一个特殊非军事区。那个名为饶家驹安全区的非军事区是以其创始人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的名字命名的。 [63] 11月19日，为南京非战斗人员建立中立区的国际委员会成立了，11月22日，约翰·拉贝出任委员会主席。 [64]

委员会成员明白，安全区的成立必须得到日本军方的同意。就在拉贝被选为主席的当天，委员会致电驻上海的日本大使，表明了请“日本当局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能尊重安全区的平民性质”的希望。同时，电报也承诺得到了中方的保证，不让军事人员或武器装备进入安全区。 [65]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清楚，整个政府的搬迁实际上发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信号，即危险迫在眉睫，这时候保持士气尤为重要。首先，他自己就留在南京。其次，他确保自己在公众视线内。迁都重庆的决定公开后第三天，他和夫人宋美龄坐在一辆密闭的汽车里围绕南京城行驶，以此来鼓舞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精神。消息迅速传开，那辆车所到之地都吸引了大群充满好奇心的围观者。 [66]

正在进行着的准备工作还包括安排哪些部队应留守南京以及哪些部队应向西撤退。从本质上讲，这就是决定谁将生存，谁将牺牲。1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南京装甲兵团的指挥官杜聿明被召唤到总参谋长何应钦的指挥部，何应钦说明了蒋介石保卫首都的计划，以及中国的这支弱小的装甲部队应如何配合这些计划作战。

他说：“现在决定唐生智守南京。委员长要将德国战车全部留在南京抗战。”这里他指的是中国最近从德意志帝国购进的Sd.Kfz.221装甲车。杜聿明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样做毫无意义。“德国战车虽然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战车，”他说，“可是有枪无炮，威力不大；而且为数只有15辆，它们也不适于在南京周围河湖密布的地带作战。”

杜聿明建议配备英国制造的维克斯·卡登·罗伊德坦克来代替德国坦克，中国也拥有这种坦克的两栖型。“这些坦克都有枪有炮，又可以水陆两用，适宜于南京附近的作战。”他还建议，一旦希望渺茫，这些坦克还可以横渡长江，开往江北。“不”，何应钦说道，他认为杜聿明并没有理解。坦克是否可以水陆两用其实无关紧要。“你不要想撤退到江北，委员长说要死守南京，应照命令将德国战车留下。” [67]

* * *

也许中国的军事指挥官不应该对1937年秋他们所处的境况感到惊讶，他们当中最敏锐的人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1917年，被誉为“民国最重要的军事理论家” [68] 的年轻军官蒋百里，就曾以令人难解的先见之明撰文指出，日本侵略扩张的帝国主战略迟早会导致一场在中国大陆上旷日持久的战争。 [69]

随后的几年中，蒋百里制定了他认为应对该挑战所需的战略。“我们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他在1922年写道，“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之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们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 [70]

这一思路使蒋百里成为“持久战”这一理念的睿智的首创者之一。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中国的独特的战争策略，本质上可以收到不战而胜的效果。“感谢我们的祖先，”蒋百里说，“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场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已。” [71]

中国的地形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个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大机动性部队宜于北方平原地，”蒋百里在他的论著《机动兵团之组织》中写道，“不能使用于南方地及水田地。” [72] 面对具有技术优势的敌人，中国只有一个选择：把敌人从可以发挥他们装甲优势驰骋战场的北方引诱到长江周边区域，使他们困在泥潭之中。

蒋百里有充足机会将他的思想传递给下一代。在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背景下，知识上的影响主要都是通过学校这一渠道，对下一代思想上的影响力没有人能超越倍受尊敬的教授。 [73] 这种文化使蒋百里受益匪浅。他在北京附近著名的保定军校任校长多年，在这个职位上他能够用自己的思想理念来深深地影响中国武装部队的未来领袖。其中一人便是唐生智。

反过来，唐生智也能够把蒋百里的理论付诸实践。1935年秋，他曾全面深入地参与了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的计划和执行。共有两万多兵力参加了那次在长江以南南京和上海之间展开的军事演习。这种前所未有的参演部队的规模，使得中国军队能够真实地模拟实际战场条件，其主要宗旨就是对“诱敌深入”战略的一次检验。 [74]

演习结束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唐生智评论说演习地点选择得非常好。这样的地形地貌对于坦克部队指挥官而言不亚于一场噩梦。江河密布，山坡陡峭，道路狭窄崎岖，几乎没有哪座桥梁能支撑坦克的重量。用来间隔成千上万小块水田的田埂，几乎都不到两三英尺宽。对于在阵地间快速移动的步兵来说，这个宽度足够了，但对于履带车辆而言，它们就无计可施了。这种地形似乎是任何机械化军队的葬身之地。

1937年秋季对日战争的发展态势似乎初步证明了蒋百里的观点是正确的。蒋介石细心地避免了调派他的最精锐部队到华北的北京地区，而是选择在上海周边地区打响了一场大战，这里的地形确实证实了蒋百里所描述的日军装甲车碰到的不利条件。 [75]

日军逐步引入了一些创新战术，甚至使他们在上海西面和北面半干半湿的稻田里也照样能够使用自己的装甲部队。但在通常情况下，日军坦克仍被迫沿垫高的道路移动，这就使得它们非常危险地暴露无遗，成了隐藏在它们前进道路两边的中国步兵的活靶子。9月和10月的几个星期内，上海地区确实看上去就像一个泥潭，在逐渐消耗日本军队，直至弹尽粮绝。 [76]

日军11月初的成功登陆——首先在杭州湾，然后在长江南岸——戏剧性地、出人意料地改变了局势。僵局已被打破，尽管当地的地形仍然造成重重困难，但日本军队还是能够重新进军了。之后战局的变化将证明蒋百里十年前的观点是否仍具指导意义，抑或日本人的坦克在长江以南的水乡也能纵横驰骋。后者似乎日益成为现实。

* * *

昭和天皇裕仁的士兵并没有像蒋百里和其他指挥官可能希望的那样被困在长江以南。尽管如此，他们在战场上赢得的胜利与其说靠的是现代机械化的武器装备，还不如说靠的是古老传统的严明纪律。11月23日，当日军第20联队的上等兵东史郎到达长江战场的第一天，残酷无情的战争现实就让他意识到自己已深陷其中。他所在的部队是沿长江边登陆的第16师团的一部分，登陆数小时之后，他听到了响亮、愤怒的日语斥责声。声音出自一栋被人遗弃的中国农舍里。

“你害怕上前线吗？你害怕打仗吗？”随着责骂声传来的是打耳光的“啪啪”声，接着是啜泣声，“你还是日本人吗？你能把自己看作是个日本兵吗？你这个胆小鬼！”一个小队长正在惩罚一个年轻士兵，只是因为这个年轻士兵想请假去野战医院治个小病。在日本军队中，只有战场上受的伤——而且是重伤——才被视作前往野战医院的门票。 [77]

日本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南京战役中的残暴名声是相符的，但要驱使其士兵上战场，常常需要严厉的纪律，外加野蛮的强制暴力。事实上，远远不是所有日军参战部队都具有相同的作战素质。在上海地区的两个日本师团，第13和第101师团，均是由预备役军人临时组成的战时部队。这两支队伍中充斥着丈夫们和父亲们，他们都不愿意去冒无谓的风险、做无谓的牺牲。 [78]

有一次，第101师团的大炮几乎将一个村庄夷为平地，眼看着中国守军在撤退，部队却没有上前追杀。 [79] 另外有一次，同一师团的一个大队长试图召集他的部属乘夜去偷袭中国军队的防线，结果却发现自己几乎独自身处无人地带，跟随他的只有两三个忠诚的士兵。在他设法返回的路途中，敌人的火力杀死了他。作战部队的领导力是至关重要的，由能干且勇敢的军官率领的部队才能在战争中凸显出来，缺少优秀军官的同类部队只能甘拜下风。 [80]

即使是精锐部队，在上海外围的烂泥里战斗数月之后，其士气也会逐渐低落，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尽可能避免参战的倾向。当上海之战终于结束，大量中国军队潮水般向西撤退时，第9师团从接到追击敌人的命令到仅仅开始准备将部队从阵地上召集起来就花了整整十四个小时。 [81]

大量的兵力消耗是这种士气不振的主要原因。华中战场犹如一个绞肉机，士兵的生命被以惊人的速度挥霍着。天谷支队 [82] 第12联队在上海附近登陆时兵力多达4000人，但十天之内，仅剩900人。 [83] 这场战役比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来日军所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加血腥。

但这并不是说日本士兵不是可怕的敌人。他们的枪法如传奇般的准确。这是他们在日本家乡的射击场上无数个小时射击训练的结果，中国步兵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此。军营里流传着许多日本士兵隔着极远距离准确击中目标的故事。

尽管如此，在几年后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士兵身上所具备的某些令人敬畏的品质在南京战役期间还不曾形成。此时，他们还不是骁勇的夜间战士。保存下来的记载描述了日本装甲连队夜晚亮着前灯驰骋在中国乡间的情况。这种做法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前灯会招致隐藏在靠近路边掩体里的中国步兵的注意，而日本坦克指挥官们也学会了借助星辰来导航。 [84]

夜间的效率低下并不是因为日军军事手册缺乏明确的指令，事实上手册给出的指令非常清晰。士兵在日落之后须保持头脑冷静，遇到敌人须待其靠近到100英尺时的地方才能开火。但这一切在11月太湖南岸的黑夜里都变得不切实际，第18师团的士兵们在那些日子里被困在战壕里，有时候与中国防线的距离近到连彼此说话都能听到。这是一次噩梦般的经历，有些士兵的反应已接近于极度恐慌。

在无人地带，哪怕是一丝微小的动静都会引起紧张的步兵的一阵扫射，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许多人都产生了幻觉。子弹通宵达旦不停地划破天空，这是因为士兵们感觉他们看到了移动的影子。有时这不过是他们的幻觉，有时则不是。不止一次，他们自己的战友遭到误杀。日军指挥官逐步了解到他们的步兵训练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几年内，他们的训练就得到了改进，这使得西方将士在太平洋战场上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感到特别懊恼。 [85]

* * *

日军战地指挥官将他们的作战重点从击败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转移到乘胜追击直捣南京，这一决定给日军部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各部队须重新考虑他们的计划，但没有哪支部队受到的影响大过第6师团。第6师团的士兵是第10军11月初在杭州湾涉水登陆的第一批部队中的一部分，他们进展迅速，就像谚语中说的快刀切黄油一般利落。

然而，由于现在做出的决定是部队朝西面南京方向运动，他们奉命要转一个巨大的U形弯掉头朝南，差不多又要回到几天前他们曾经经过的同一地区。部队的行动受制于地形，在太湖地区更是如此。原上海派遣军在得到第16师团和刚到的其他部队的增援后，将要向太湖以北推进，第10军则向南推进。

这就意味着第6师团不得不加快步伐，迅速与第10军的其余部队会合。突然间，该部队的士兵，在战役开始时曾经行动非常迅速敏捷的士兵，此刻却似乎遭遇了不期而至的厄运。在转身向南行军之后，他们于11月21日到达嘉善。刚一到达，部队中就暴发了霍乱，因此而耽搁了三天的进度。同时，第10军的其余部队——国崎支队、第18师团、第114师团——则迈着轻快的步伐，一路挺进，于11月23日进入湖州。 [86] 一路上，他们征用了能找到的每一艘船，通过直接从太湖南岸到西岸的捷径来运送部队。 [87]

行军经过太湖以南乡村的日本军队惊奇地发现此地的景象非常熟悉。“环绕在我们四周的群山与家乡的景致毫无区别。”11月底，国崎支队的末永健一郎少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88] 一天之后，同一支队的炮兵大佐槻木雅夫在他的日记中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水稻田、桑园、茅草屋、远处的群山——这一切都与家乡十分相似。你会感觉好像正在参加秋季军事演习。” [89]

* * *

第10军的士兵当时可能还不知道，但这些注定要在战场上残酷地拼死拼活的士兵此时此刻正在到达长江战区。尽管中国政府正在撤离南京，来自中国西南的四川省的生力军却正在首都的码头上登陆，他们将朝着另一个方向进军，向着危险进军。

这些从11月20日开始登陆的士兵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3集团军。他们戴着宽边草帽，以保护自己免受中国南方的烈日暴晒，草帽上常常涂抹着伪装用的黄绿色图案，看上去有点儿异国情调。有些士兵看起来像是刚刚穿上新制服，而其他人则可怜地都穿着适合亚热带气候的薄棉衣，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应付华中地区的寒冬。少数士兵“衣衫褴褛，犹如贫困潦倒的苦力”。几乎所有士兵都穿着草鞋，在路上行军一整天后，每晚都必须修修补补。 [90]

他们的装备都是些最基本的，武器也近乎原始。新到达的士兵所配备的最常见武器，就是四川本地生产的一种老式步枪，但还有不少士兵根本没有武器，只是简单地扛着“粗棍和背包”就投入了战斗。每个师最多只有十几挺轻机枪。无线电通信设备只有在旅级及以上指挥部才有。非常明显，该部队缺乏大炮或其他类型的重型装备。这样一支军队原本只是用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一直此消彼长、技术低级的国内的内战，他们从未被指望过会用来对付像日本军队这样富有作战经验的敌人。 [91]

尽管川军的成效可疑，但他们进驻南京对蒋介石来说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他们已经长途跋涉了好几个星期，有些人甚至好几个月，而他们这种不辞辛劳甘愿如此长距离行军的精神表明了中国在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反抗日本军事威胁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相比之下，他们在前往战场途中的行为表明，在统一指挥下要有效调动其庞大的资源，中国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支川军部队编成五个师和两个旅（原文如此），均由当地军阀刘湘提供给养，刘湘那年初曾走访南京，并对唐生智的直率表示了欣赏。刘湘成为蒋介石反抗日本的新盟友，这完全是出于民族大义而不是一反常态，尽管不到一年前他还是蒋委员长最坚定的敌人之一。现在，刘湘的部队在与蒋介石的部队肩并肩共同对日作战，但他们依然保持了强烈的地方忠诚性。他们只听命于刘湘，而不是蒋介石。

田钟毅就是这么一个只忠诚于刘湘的人。他是第13独立旅的旅长。他率部从四川跋山涉水远道而来，但就在离南京几百英里的地方停止了前进，即使是蒋介石亲自下达命令，他也拒绝继续向首都开进。他只接受刘湘下达的命令，直到那位南方军阀亲自签署的一道命令到达之后，他才指挥部队继续前进。 [92] 这不是唯一的一段插曲，不久，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决定他们的命令都以刘湘的名义来发布，即使刘湘本人还在去南京的途中。这些表面上由刘湘签署的冒名命令持续了一个星期，直到最终到达南京之后，他才开始亲自发布命令。 [93]

蒋介石清楚地明白这些川军部队的价值，同时也觉察到他自己在川军普通官兵当中几乎没有什么威信可言。为了赢得川军指挥官的好感，蒋介石把他们都安排在南京城中最舒适的饭店里住宿，并且当他们先后来到首都时，特地亲自一一接见。 [94] 蒋介石真心需要他们的帮助，为此愿意不计代价尽力而为。也许蒋介石还有其他动机，但即便如此，他也是十分聪明而不会公开说出。通过调动川军出川，使他们远离家乡效力国家，蒋介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一些地方军阀的影响力。 [95]

将川军部署在何处？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存在疑问的。正在沿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第10军必须加以阻止。虽然对敌人的详细计划一无所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也能看出，一旦日军到达南京以南的长江港口城市芜湖，这最后一条从首都南京撤退的主要陆上通道就将被关闭了。因此，中国军队急需保卫该地区，而日军则同样急需征服它。 [96]

顾祝同，这位曾亲眼看见苏州撤退时的混乱情景的将军，早已下令从中国南部的广西调两个师去阻止日军的推进。这两个师立即出动了。刘湘的部队也被派往同一个战场。到11月最后一周时，两支大军——日本的第10军和新到达的川军——在太湖西南同一地区交汇了。两支部队都经过急速行军，此时冤家路窄，注定要在此相遇，而且，他们最终将在整个南京战役最血腥的一场战斗中拼个你死我活。

[1] 有关该会议的叙述依据的是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第419-420页和池谷半二郎少佐的回忆录。池谷半二郎：《一个作战参谋的会议手记》，收于NDS ，卷33，第244-246页。日本战地指挥官在南京战役中主动超越东京给他们定下的限制，这在他们的国家的历史上有许多先例。这是一种被称为“gekokujo”的日本传统，即“下级胜过上级”，在近代日本的许多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行为。非常感谢乔克尔·吉斯拉森为我指出这一点。

[2] 《帝国大本营下达的第600号命令》，收于NDS ，卷11，第6页。

[3] 寺田是一个持坚定但有点迂腐观点的人，他认为军事行动不应该受后勤的限制。“后勤问题，”他说，“不应束缚军事行动，这项基本原则必须清楚地明白。”山本五十六，第76页，注 64。

[4]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283页。

[5] 西泽牟吉：《我们的大陆战记》，收于NDS ，卷57，第670-672页。

[6] 西泽牟吉：《我们的大陆战记》，收于NDS ，卷57，第670页。

[7]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276页。

[8] 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 ，卷60，第318页。

[9]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收于NDS ，卷60，第331页。

[10]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 276页。

[11]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收于NDS ，卷60，第328页。

[12] 有关河边虎四郎的使命的描述源于井本熊雄的著述，第47-59页。另外可参阅秦郁彦的著述，第278页。

[13] 河边虎四郎赴华使命的一个次要目的是试探前线军官是否愿意派遣部队参与未来在华南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

[14] Peattie，Mark R.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294.

[15] Peattie，Mark R.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296-297.

[16] 井本熊雄的书中提供了此段对话，第48-49页。

[1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7，in Five Volumes，Vol.III，The Far East.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p.602.后文引用略为FRUS 。

[18]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Series D，vol.I：From Neurath toRibbentrop （September 1937-September 1938） .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pp.778-781.后文引用略为DGFP 。

[19] 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第156页。戈林同代表蒋介石正在访问德国和意大利的蒋百里将军的谈话。

[20] DGFP ，Series D ，vol . I ，pp.754-755；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p.243-244.

[21]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456-457页，注释97。

[22] DGFP ，Series D，vol.I，p.755.

[23]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32页。

[24]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p.260-261；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456-457页，注释97。

[25] DGFP ，Series D，vol.I，pp.780-781.

[26] Garver，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7.

[27]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第五部，分管国际宣传，陈公博任部长。——译者注

[28] Ciano，Galleazo. Ciano’s Diary 1937-1938 . London：Methuen，1952，p.33.

[29] 《第10军第31号命令，1937年11月》，收于NDS ，卷11，第199-200页。

[30] 《柳川给指挥官的命令，1937年11月》，收于NDS ，卷11，第201页。

[31]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78页；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18；以及山本，第49页，以及第74页，注释48。

[32]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456页，注释92；Hatano and Sochi，pp.136-137。

[33]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18.

[34]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p.418-419.

[35]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p.418-419.

[36]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0.

[37]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卷3，第9页。

[38] 谭崇恩：《唐生智评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26页。

[39] 有关唐生智的背景资料，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103页。

[40] 唐生智：《卫戍南京的经过》，收于NBZ ，第2页。

[41] 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第151-152页。

[42] 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第153-154页。

[43] 唐生智：《卫戍南京的经过》，收于NBZ ，第2-3页。

[44]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3.

[45] 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 ，卷60，第314页。在这个事实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黑色幽默，几年后，向太平洋中日本人占领的岛屿发起进攻的美国军队也往往会遇到同样疯狂的抵抗，守卫士兵宁死也不愿投降。

[46] Sawamura，p.184.

[47]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4.

[48]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1日。

[49] 《时代周刊》，1937年11月29日。

[50]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33页。

[51] 《第九师团战史》，收于NDS ，卷56，第108-110页。

[52]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174页。

[53]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22日。

[54]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收于NDS ，卷60，第333页。

[55]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收于NDS ，卷60，第333页。

[5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26.

[57] FRUS ，1937，Vol.III，pp.703-704.

[58]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21.

[59]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60]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0日。

[61]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62]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24日。

[63] 参见Ristaino，Marcia R. The Jacquinot Safety Zone：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6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25-27.

[6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28.

[66]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3日。

[67] 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收于NBZ ，第212-213页。

[68] Mackinnon，Stephen. “The 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in Mark Peattie et al.（eds.）. 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88-189.

[69] 张瑞德：《战争前夕的国军》，收于Mark Peattie et al.（eds.），p.85。

[70] 李吉荪：《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收于《抗日战争研究》，1996，卷2，第103页。

[71] 李吉荪：《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收于《抗日战争研究》，1996，卷2，第104页。

[72] 李吉荪：《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收于《抗日战争研究》，1996，卷2，第105页。

[73]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众所周知，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正是借助于他担任过北京的中央党校校长这一职务，为他的职业生涯在早期就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持基础。

[74] 李吉荪：《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收于《抗日战争研究》，1996，卷2，第105页。

[75] 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248.

[76] 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p.157-185.

[77]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 ，卷8，第397页。

[78] 第13师团和第101师团各包括大约20000 官兵，比常设师团的25000官兵的编制要少。这两个师团拥有的火力也较少，并且机动能力也比不上常设师团。参阅Ness，Leland. Rikugun：Guide to Japanese Ground Forces 1937-1945.Vol.I：Tactical Organization of Imperial Japanese Army & Navy Ground Forces . Solihull：Helion and Co，2014，pp.63-65。

[79] 井本熊雄：《日支事变作战日记》，收于NDS ，卷60，第55页。

[80] 井本熊雄：《日支事变作战日记》，收于NDS ，卷60，第56-57页。

[81] 井本熊雄：《日支事变作战日记》，收于NDS ，卷60，第51页。

[82] 天谷支队，以其指挥官天谷次郎少将命名，基本上由第11师团第10旅团构成。

[83] 井本熊雄：《日支事变作战日记》，收于NDS ，卷60，第56页。

[84]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54-255页。

[85] 火野苇平：《火野苇平的信》，第732页。

[86]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1.

[87] 骆周能：《简记广德、泗安战役》，收于NBZ ，第127页。

[88] 末永健一郎：《末永少尉日记摘抄》，收于NDS ，卷57，第762页。

[89] 槻木雅夫：《槻木的日记》，收于NDS ，卷57，第754页。

[90] 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在《法兰克福报》刊登的报道，被东中野修道（Higashinakano Shudo）引用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The Nanking Massacre：Fact versus Fiction . Tokyo：Sekai Shuppan，2005），第32页；高明明：《对川军出川参加广德抗日战斗的历史考证》，收于《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卷 2，第90-91页；《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0日。

[91] 高明明：《对川军出川参加广德抗日战斗的历史考证》，第91页。

[92]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04-105页。

[93]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04-106页。

[94]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05页。

[95] Benton，Gregor. New Fourth Army：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118。

[96] 至少有一个来源表明蒋介石想让川军在南京附近的防御圈固守阵地，但是刘湘坚持川军应被派往首都东南方去阻止日军第10军进军。参阅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12页。

第四章 太湖之战

1937年11月24日至30日

11月下旬向太湖战场挺进的川军士兵中间有位叫饶国华的将军。这位时年42岁的第145师师长身上反映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转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他出生于四川一个贫穷的家庭，在1911年末推翻远方北京城中皇帝的大革命时期，他剪掉了自己的辫子然后加入了当地的一支军阀武装。 [1]

尽管饶国华的军事生涯几乎全都是在他的家乡四川省展开的，但他的忠诚却超越了省界，扩展到了全中国。当卢沟桥事变使中国陷入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之际，他一直坚持要上前线去抗击日军。如今，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在率部开往北方之前，他还回到故乡的村庄为老母亲70岁生日祝寿。“与日军作战不一定以胜利告终，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曾对朋友如此说道。

11月底他亲临战场，此时他痛苦地意识到他的士兵去对付现代日本军队准备是如此不足。川军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朝太湖方向前进，但部队行军主要都是在日落之后，为的是躲避日军飞机的骚扰。士兵们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此地新修的铺了碎石的道路，使得他们穿的草鞋都磨成了碎片。深夜里再怎么修补也无济于事，有些士兵于是只能赤脚上阵。 [2]

途中，他们遇到大量国军士兵在向后方撤退，其中有几路纵队士兵特别使他们感到吃惊。那支部队衣着齐整、装备良好，似乎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反而看上去好像刚刚离开军营，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许多川军士兵心头都在问着相同的问题：难道我们就该冒着生命危险去确保他们这些士兵撤离吗？难道他们不比我们更有战胜敌人的优势吗？ [3]

第145师一到广德，马上就开始修筑工事，尤其是位于城市附近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场。该师还派出部队沿路到泗安镇。但是，留给他们做战斗准备的时间不多。日军也很快就到达了，并立即展开无情的攻击。11月25日，小规模战斗从早到晚一直不断，而第二天，中国士兵则领教了敌人进攻的全面威力。

日军飞机轰炸了泗安镇前的中国阵地，接着，为日本第18师团的进攻铺平道路而提前派出的坦克迅速出击。只习惯于打低级战术内战的中国士兵以前从未遇到过装甲部队，故惊慌失措，不战而逃。日本战车碾过被炸毁的中国守军阵地，一路前进，未遇什么抵抗就攻占了泗安。 [4]

就在这重要关头，当川军部队正在与外敌做第一场殊死战斗时，能够掌控全军的刘湘却病倒了。一场严重的胃病击倒了他，他只能被护送回后方。为了填补刘湘走后的空缺，蒋介石任命他最信任的指挥官陈诚来指挥这支川军部队。尽管陈诚对南京政府的忠诚毋庸置疑，但他对川军部队的关注就要大打折扣了。同样，川军官兵也没有对陈诚留下好的印象。虽然他们尽职尽责地每天都向南京发送有关他们行动的详细报告，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5]

* * *

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面临着内部沟通不畅的麻烦，日本人也有着类似的严重问题，不仅各部队之间难以交流，而且高级军官和政客之间的对话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敌对行动酝酿之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对自己和其他政府官员被封锁消息而一直感到愤愤不平，他们无从得知任何涉及中国的重大决定。“内阁大臣们在严肃地讨论着一些议题，而相同的内容早已被报纸报道了。”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如此写道。 [6]

这种文官影响力的缺乏也许能部分地反映出近卫文麿的个性。据说他的眼睛能看出“有点淡淡的惰性”，熟悉他的人用“倦怠文化”（a culture of languor） [7] 这个词来指责他。这种懈怠的态度可能更加容易使军方在中国自行其是。然而，把一个政治领袖排除在关乎国家利益这样最重要的大事之外，此种情形哪怕是对像这位没有特别强烈的权力欲望的近卫文麿一类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 [8]

1937年11月，他成功地推动了一次改组，将政府和军队两方面的决策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此举导致了御前联席会议（Imperial Liaison Conferences）的诞生，会上最高军事指挥官与内阁成员同桌就座。有时候，会议会在皇宫召开，天皇裕仁也亲自出席。一旦天皇出席会议，那么会上所做出的任何决议就获得了一种几乎是神圣的地位，无人可以逆转。 [9]

与御前联席会议并行的还有在11月颁布的一项法令，成立了帝国大本营，其中包括了陆军和海军参谋本部的负责人以及战争大臣和海军大臣。帝国大本营本质上与1894～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以及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所建立的同名总部类似，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其目的是为了简化决策过程并减少不同军种间的对立。 [10]

帝国大本营的运作并不像日本计划者所希望的那样成功。根据战后记载，从一开始，帝国大本营就“对解决眼前问题无所作为，反而在考虑微小细节上使用了额外人员及更复杂的组织结构”。 [11] 在新的体制里，类似的这种内部关系被继承了下来。鹰派和鸽派还在其中一决雌雄，只不过是在利用这个新近设立的机构作为其争斗的竞技场。

这种成功的欠缺在11月24日星期三这一天越发明显，当时帝国大本营举行了其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对于东京的强硬派下村定少将来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灭最后的阻力来大大扩展在上海西面的军事行动。这种阻力来自多田骏，尽管敌人已经被大大削弱了，他却仍然和以往一样，担心过度陷入中国战场会带来长期风险。

多田骏的权威不仅被在中国的战地指挥官所削弱——两天前他们在违抗命令的信中表示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在乎东京是否满意——而且他还失去了陆军参谋本部的支持。甚至连河边虎四郎，这位在11月中旬赴华视察刚回来的作战课课长，也改变了主意。回到日本后，他确信从苏州到嘉兴的停战线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的。 [12]

在多田骏的支持者逐渐减少的同时，下村定决定继续施加压力。此刻，陆军参谋本部的大多数成员都站在他的身后，他利用召开帝国大本营会议的机会来强烈地表明他正在策划一场全面进攻南京的战役。 [13] 尽管仍然没有人能说服多田骏去相信夺取南京是明智的，但他在跨越停战线一事上妥协了。 [14] 战地指挥官们现在拥有自主权可以任意深入中国腹地。对扩张主义者和他们的首席代表下村定来说，这是一个胜利——但是他还不满意，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可以看清这一点。

* * *

在东京举行帝国大本营首次会议的同一天，在布鲁塞尔则是《九国公约》缔结国的最后一次相聚。代表们以一个很快就被众人视为一纸空文的宣言结束了为期三周的毫无成果的谈判。“武力本身不是解决国家之间纠纷的公正和持久的办法”，声明如此说道，该声明获得了除意大利之外所有出席国的批准，意大利是日本在欧洲的极少数朋友之一。声明“强烈”敦促“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和平进程”，但声明中只字未提如果交战双方中某一方不遵守的话，将会发生什么。 [15]

温文尔雅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毫不掩饰对多国会谈的虎头蛇尾的厌恶心情。两天之前，在谈判结局已经明朗的大会倒数第二次会议上，他已经声明了“对谈判显然缺乏有成效的结果而表示遗憾和失望”。 [16] 由于缺乏自身的影响力，中国沦落到只能试图采取使世界感到羞辱进而采取行动的地步，但不出所料，收效甚微。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美国首席代表诺曼·戴维斯来到顾维钧面前，为自己在最后声明中没有更强烈地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而做出道歉。他说他只是忘了。“不过，”他补充道，“总体上这件事为中国创造了普遍的善意。中国比以往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17] 私底下，戴维斯更加诚实坦率，他说，中国人很自然会对最后宣言感到不快。“他们喜欢原则性的声明，”他在电话中告诉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但不幸的是，这并不能阻止日本残害他们的国民。” [18]

那些自由世界的报纸，就其所关注的程度而言，同样也对这次会议嗤之以鼻。“从一开始，会议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泰晤士报》在其社论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会觉得主动提出一种不那么被动的政策是理所应当的，在这种情况下，铁的事实对各国都具有约束力。” [19] 总部位于巴黎的《费加罗报》以一个法式耸肩来告别这次会议：“代表们无法达成一个令中国满意的具体结果，”它说，“相反，他们只是采纳了一种外交礼节，只是反复强调为什么先要召开这次会议。” [20]

谈判结束之后，一些代表意犹未尽，感觉本可以多做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与会者一直不愿意用武力来支撑他们对东亚和平的呼吁——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那个年代，对二十年前的最近一轮发生在战壕中的屠杀还记忆犹新——但另一件事，也许是更严重的事，是他们甚至都未能去讨论中日冲突的实际情况。与会者没有关注冲突的演变过程，也没有详尽地分析局势以便发现可能的使双方和解的途径。 [21]

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柏林的外交官组织了一次社交意味更强的活动。日本大使馆举办晚宴，庆祝《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一周年。来宾中有阿道夫·希特勒，尽管他平时并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 [22] 来宾听取了日本递信大臣永井柳太郎的广播讲话。“中日冲突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圣战，”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南京政府解释它的抗日态度，将中国人从赤色恐怖中解放出来，并保证远东地区的和平。” [23] 德国通过出席招待会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第三帝国将放弃其中国老盟友，转而与日本结交，后来的轴心国即由此而诞生。世界日益被划分为两大阵营，用美国代表戴维斯的话说，就是“守法者和违法者”。 [24]

而布鲁塞尔会议则是另一个迹象，如果还需要那么一个的话，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遏制国家之间冲突的机制是有很大缺陷的。由于它无法遏制侵略行径，其结果就是战争在远东一直持续着，随着日军西进，一些大战相继在许多外国人闻所未闻的城市里爆发。像江阴这样陌生、鲜为人知的新地名不断出现在西方报纸上。

* * *

1937年秋，年轻的政训处处员郭心秋与第112师的官兵一起抵达长江港口城市江阴。该部战士都是彪悍的东北汉子，也是征战多年的东北军阀队伍的老兵。他们吃苦耐劳，无所畏惧。但郭心秋只是个毛头小伙，还不能与他们一样。11月下旬，他与一队纠察队员被安顿在城边码头附近的一处私人住房里，但一堵无形的墙把他们分隔开来，一边是一个是从未听过战场上激烈枪声的新手，另一边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25]

在中国那新的积极性很高的现代军队中，郭心秋的工作是提高部队的士气。由于战争临近，他感觉必须也要鼓舞自己的士气。令人不安的是，大炮声一天天更近更响了，谣传日本兵也已经距离此地不远。谣言不假。11月27日午后不久，江阴城的南边和西南边升起了日本人的两个观测气球。敌人会在发动攻击之前先实施侦察活动。

江阴城大约位于长江沿线的上海和南京之间的中段，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江阴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在长江江面从3英里宽急剧变窄至1英里左右的那一点上。几百年来，江阴一直被誉为“长江真正的入海口”，它也是长江上下游往来运输的一处至关重要的要塞。 [26]

江阴本身不是一座大城市，特别是按中国的标准。这里人口总计只有5万，到11月底，大多数人都已经逃离了。在9月下旬的一场海战中日军击沉了中国舰队的一半战舰并迫使另一半撤回长江上游之后，江阴对日军构成的军事威胁大大降低了。即便如此，中国军队在陆上仍占优势。这就使得江阴成了继攻陷苏州和常熟并导致吴福防线崩溃之后日本的关注焦点。这下一道防线是锡澄线，江阴正位于此防线的北端。

这座城市也坐落在位于前线最右端的日军第13师团的通道上。该师团已经为攻打江阴做好了准备。江阴在周围33座小山丘上都修筑了防御工事，像本地区的许多其他城市一样，江阴最重要的防御工事是由砖头和石块砌起来的一道10英里长的坚固城墙。这道城墙高30英尺，墙内另有一道宽达25英尺的土墙作为支撑。五百年前，明朝的工匠建造了这道城墙以抵御长时间的围攻，即使在20世纪，该城墙还能够发挥这个作用，至少中国的指挥官们希望如此。 [27]

整个秋天，江阴都是由拥有5000名武装士兵的第112师单独守卫着，直到11月，参加了血腥的淞沪战役并在日本获胜之后向西撤退的第103师才加入了守卫。像第112师一样，第103师也有大约5000名来自前军阀部队的士兵，只不过他们不是来自寒冷干燥的东北，而是来自炎热潮湿的中国西南地区。同驻扎在太湖边的川军一样，他们面对的也是在装备和训练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敌人。

日军没有等待多久就采取了行动。就在观测气球出现在地平线上数小时后，他们的火炮开始轰击了。最初，飞来的炮弹约有三十秒的间隔，后来速度越来越快，直到形成高潮。最后，整个攻击听起来像是一阵连续不断的轰鸣声。绝大部分炮弹都落在长江边，炸毁了周边所有的房子。电话线也被炸断，分散在各处的中国部队之间的通信被切断了。

郭心秋第一次尝到了战斗的滋味，当他在这间别人的住房里寻找稍厚一点的墙以求得到更多一点的保护时，他看到他的战友们准备了米饭和鱼罐头，围成一圈坐着吃饭聊天，好像什么麻烦事儿都没有一样，他既羡慕又难以置信。他想，他自己最终也会习惯炮声的，只是目前还没有。

* * *

当第一波炮弹开始在江阴上空落下时，唐生智在南京会见了国内外记者，他毫不掩饰眼前任务的艰巨性，但仍然誓言要为南京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中国在物质上虽乏准备，但精神上则具无上之抵御决心，”他在1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自卢沟桥事件以来，我军在各地多遭挫败，但吾人将屡败屡战，至最后胜利为止。”他保证南京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守军将战至最后一人，要让敌人为这座城市付出高昂的代价。 [28]

1937年中国在所有的战线上都被击退，日本人打赢了每一场战斗，但中国普通士兵不折不扣的顽强意志却引发了世人的钦佩，尽管有时候带点无奈。他们勇敢地去抗击在近代战争中从未输给任何一支外国军队的日军，这一事实使人越发对他们表示钦佩。“在现代历史上，中国士兵第一次从滑稽可笑的传奇迷雾中显露出他们的真正面貌，”在淞沪战役结束时，《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仍然是训练不足、武器低劣……但是他们在原本只能守一周就会丢弃的阵地上足足坚守了十周。” [29]

《泰晤士报》的社论作者着重提到了中国士兵低劣的装备——“他们还带着雨伞，因为买不起防水雨衣”——几乎每个外国记者都指出了这一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并正在打一场精彩的仗，尽管他们没有飞机和大炮——只有士兵和机枪，”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里·雅内尔（Harry E.Yarnell）在1937年1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他们有同样的装备，我认为受过训练的中国士兵每次都是会打败日本人的，因为他们更主动，资源也更丰富。” [30]

问题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士兵极其稀少。蒋介石曾雄心勃勃，试图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战斗队伍，可他的努力还没完成一半，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他把越来越多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军阀队伍逐步吸收并编入自己的军队中，并且还制定了一套征兵制度，但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只有50万年轻人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这个人数还没有后来投入淞沪战役的人数多。 [31]

一旦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往往没有时间训练新兵，这导致士兵们会犯一些基本的错误。例如，部署在南京东面的第48师的增援部队就发生了不拉导火索扔手榴弹的情况。 [32] 如果运气好的话，在开往前线的路上，新兵们会被教给一些基本的当兵要领。被征入第41师当兵的年轻小伙子，以前从未摸过枪，他们就在开往南京去的长江江轮上靠着船边进行射击训练。 [33]

与以往相比，中国人现在拥有更高的士气，以及一种为自己不屈不挠的祖国而战的紧迫感。“仅仅就在十多年前，中国的士兵还差不多被当作商品来使用，他们出多大力打多少仗是与付给他们多少钱成比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F.卡尔森写道，他在1937～1938年作为海军部的官员在中国各地考察，“这一期间，民族主义指导下的政治教育在他们心中激发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意识和民族责任感。” [34]

当然，任何规则总有例外。富裕家庭的子弟往往能够逃避征兵，而且绝大多数中国士兵都来自贫穷的农业地区。 [35] 军队内部裙带关系盛行。一位高级军官把他的部队从南京战区撤出，给出的不是别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竟然只是为了自保，就这样的人后来还居然从团长晋升为旅长，原因就在于他的父亲有上层关系。 [36] 正是这些实际情况使得中国在与日本的巨大军事冲突中处于劣势，但也许中国最大的弱点在于其指挥官所误认为的自己的最大优势：愿意去承担难以想象的损失。

自从全面抗战爆发，尤其是在上海，中国一直试图依靠其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弥补其技术落后的劣势。中国士兵被消耗，或更确切地说，被浪费在毫无希望的抗击机械化敌人的战斗中。派出“不怕死”的敢死队携带炸药去炸坦克，常常连自己也一块儿炸死，这种战术用得非常普遍。

“此次抗战为死中求生的一战，唯有牺牲到底始有光明前途。”蒋介石在1937年10月的国庆演讲中说道。 [37] 他的讲话完全是实事求是的。中国人被期待迎着死亡而上，连眼睛都不要眨一下。有时，整个师都是被这种方式消耗的。由此对日本人造成的影响主要都应该是心理上的。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凶残的“懦夫博弈”，旨在向日本人表明他们发动战争是徒劳的。无论他们准备牺牲多少人，中国人都愿意而且能够做出更大的牺牲。 [38]

每一个战前和战时被派到中国军队任军事顾问的外国人都憎恶中国的这种做法，包括德国将军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对大规模屠杀毫不陌生。尽管遭到如此的反对，蒋介石也从来没有偏离他的战略，甚至还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派往毫无生路的战场上去。在淞沪战役这场持续几个月的战争中，他于20世纪30年代花费巨大代价建立起来的几个师的精锐部队都被打残了。一个华裔美国军事史学家战后如此写道：“成千上万的将士以死表明，中国随时准备做出牺牲。” [39] 然而，这么大的牺牲却没有保住上海，同样也不能保住南京，这确实是苦涩的讽刺。

* * *

到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时，南京城已是一片混乱。那些不幸还仍然留在首都的人都想跟随着政府及时脱身。从南京城中心开始，连绵不断、缓慢移动着的疏散人流从城里的主要大街中山路一直延伸到下关码头，足有3英里长。另一支较小的士兵人流正朝着另一个方向移动。防空警报几乎不断地在发出刺耳的尖叫，给整个乱哄哄的景象增添了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

“黄包车和汽车上都高高堆着包装箱、包袱、家具，还挤着人。”瑞士记者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 [40] 如此写道，尽管是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工作，她却保持着客观、公正的声誉。“从早到晚，没日没夜，一群群居民都舍弃了家园，走上了逃难的路程。商店也一个接一个地关门停业了。由于大多数房子的电源已经被切断，商人们都在烛光下抛售剩下的库存，而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买到包装箱或牛皮纸了——商店里的货都卖光了。” [41]

人们离开这座城市的顺序也很清晰。首先是富人离开，然后是中产阶级。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军人，因为他们不得不留下，同他们一起的还有穷人，后者不知哪里可去。 [42] 许多等了很久却还未能离开的人就只能漫无目没有头绪地到处游走。“住在城北的人逃到城南，住在城南的人逃到城北，”一个中国记者写道，“农村人逃进城市。人们来回逃窜，似乎仅仅逃离自己的所在地这种做法就足以让你得到安全了。” [43]

还留在南京的几份报纸登载的不真实和矛盾的报道更加剧了紧张气氛，虽然国民政府威胁用严厉的惩罚以图杜绝造谣生事的现象，但这个问题继续存在着。 [44] “恐惧已往下弥漫到穷苦人当中去了——难怪许多社会上层都逃离了城市，”明妮·魏特琳写道，“下人们都害怕当日本人来时，他们会被抓去当兵，或者被杀头。谣言四起，无奇不有。”那时的她可能还不知道，但在1937年被日本人占领的部分中国地区里，斩首以及更残酷的处死方式绝不是离奇的谣传那么简单。 [45]

当民众逐渐意识到政府也无能为力，无法提供多少帮助时，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加剧了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早在11月14日，国民政府就下令疏散南京的妇女和儿童，要求“所有交通工具”都用以实现这一目的。但很快这项命令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因为几乎所有的资源都被用于政府的西迁。办公桌椅和档案柜的搬迁甚至都优先于普通民众的撤离。 [46]

国民政府本身征用了600辆卡车和220条大小船只来协助完成这项任务，一旦失去了这些运输工具，留给普通老百姓的就所剩无几了。在11月的最后几天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试图就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态采取补救措施，他给交通部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协助政府机构搬迁的船只尽快返回南京，帮助疏散百姓。但大多数船只都没有足够的返回时间，南京百姓只能依靠自己。 [47]

“大撤退变成了一种竞争，”莉莉·阿贝格写道，“汽车非常难以得到。政府机构之间互相争夺卡车。汽车的标价高达几千美元。” [48] 起初潮水般涌出首都的难民所乘坐的汽车和客车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人力车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 [49]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沿长江往上游方向逃离，因此人山人海的难民都拥挤在下关码头上。根据一位美国军官的观察，长江江边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旧货市场，马鞍和炮弹与成堆的炉子及各种家庭用具在争夺着岸边的位置”。 [50]

正是在这旋涡般的混乱中，嫁给了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教师比伊·埃克斯纳·刘，也成了11月最后几天中拼命试图逃出城去的人群中的一个。她和丈夫冒着瓢泼大雨，带着沉重的行李，在南京码头非常凄惨地待了四十八个小时，在这对年轻夫妇的周围是一片“难以形容的混乱”。他们一获得去长江上游的船票就马上赶到江边，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船只不停就开走了，因为船上已经人满为患。 [51]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也无法找到其他运输工具。比伊·埃克斯纳·刘只好和她的丈夫找了一家旅馆稍事休息，刚刚安顿下来他们就被告知有条英国船出现在江中。虽然他们没有船票，但他们决定试一试。他们把行李装到一条舢板上后，有人告诉他们在设法上船之前还有吃饭的时间。他们刚在一个小吃摊坐下，马上又被告知有一个新的紧急情况。他们不得不换一条舢板，因此要把行李从这条挪到另一条上去。

那条新来的舢板被推离了码头，但是当船夫想要扯起帆篷时，绳索却断了。船身失去了方向，在江中打转，碰撞到其他船只，但最终还是设法驶到了英国轮船旁。起初，船长拒绝接纳新乘客上船，但比伊坚持要求，争辩道不让她上船的话，她就只能步行逃离南京了。船长在舱板间为她丈夫找了一席之地，而将她本人安排住进了一间头等舱。她后来写道：“我讨厌这种特权，但没办法，我只能接受。”

* * *

刚从布鲁塞尔返回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1月27日对在列宁格勒集会的学生和工人发表讲话。当谈及刚刚结束的《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时，他对西方民主国家未能援助中国表达了公开蔑视。“各国，”他说道，“都承认和平面临着一个巨大威胁，但未采取超越文字声明的任何措施。而侵略者是不能仅仅用声明来对付的。” [52]

尽管他没有直接确认，但苏联领导人在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上采取了远远不止是文字的行动。大量重要的援助物资被远距离运送到东亚地区。第一批满载炸弹和其他军用物资的ZiS-5和ZiS-6重型卡车车队10月从苏联出发，经陆路跋涉近2000英里到达前线。用现代作家的话来说，这支车队的长途跋涉是“沿着一条荒凉的商队路线，途中经历了沙尘暴，通过了盐沼地，翻越了陡峭的山坡，穿过了极热的沙漠和极冷的冰河”。 [53]

飞行员完成这项任务要更容易些，他们能够空运。安德烈·雷托夫，几个星期前还在为一道突如其来的去中国的军令吃惊不已的年轻政委，如今即将现身于长城的另一边。此时他身处兰州市附近一个海拔5000英尺的机场，兰州作为飞机长途飞行的一个中继站，是苏联飞机进入中国战场的必经之地。这座机场当时在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的控制之下，此人是个传奇人物，曾与中国共产党游击队并肩作战了十多年，因作战勇敢而获得过苏联红旗勋章。

雷托夫获悉他的一个朋友早些时候驾机来中国时经过此机场。他问阿基莫夫是否认识此人。阿基莫夫回答说认识，然后接着说道：“他死得很惨，飞机在这里降落时起火被烧死了。”这位朋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但他没有考虑到兰州的空气稀薄，这意味着飞机着陆所需要的距离要比在正常情况下更长。“多么可惜啊，”雷托夫心想，“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一路飞到中国，居然还没有参战就死了。” [54]

在南京，俄国飞行员和他们的飞机逐渐来华的消息没有被公开报道，但私下已经流传开了。11月的最后一周里，有个谣言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流传，说总共有十架俄国飞机飞到了中国首都。据说有三分之二的飞机在沿中亚航线紧急降落时被“淘汰”了。 [55] 有些俄国战机开始加入南京城的保卫战。11月25日，有一架飞机遭到了四架日军飞机的攻击并迫降，有个外国记者将其描述为俄国飞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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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形势与古代“空城计”故事中的情形惊人地相似，第144师的师长郭勋祺和他手下一些军官说道。 [57] 中国人个个都知道那个故事。它说的是传奇人物诸葛亮军师有一次只带着一小队人马躲在一个城楼里，面对的则是一支强大的敌人军队。他该怎么办呢？他不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高坐城头，喝酒弹琴。敌人从远处看到他自信的神情，觉得他必定有一支大军隐藏在旁。敌人上当了，他们相信这支并不存在的大军即将向他们发起攻击，于是便仓皇逃走了。

这是一个有关心理战的寓言故事，强调用超强的冷静来压倒敌人。近两千年后，这个故事在太湖之滨再次上演。11月末，激烈的战斗还在太湖南面和西面继续。这时日军第18师团在向广德进发，目标是最终到达芜湖和长江，而日军第114师团则接到了不同的军令。该师在太湖西岸原地后转，显然意图向南京进军。

中国的第144师正等候着他们。这支川军部队像太湖附近大多数其他中国军队一样，已经选择了有利地形来修筑防御工事。挖掘的工事横穿一条沿太湖西边延伸的公路。公路一边是宽阔的水面，另一边则是起伏不平的乡野。这就迫使日军只能在狭窄的正面展开攻击，如此中国军队可以弥补一些面对技术上如此强大的敌人时的劣势。

中国军人把他们所拥有的少量火炮集中了起来，这些火炮大多是山炮，能够拆开由骡子甚至是士兵来搬运。当日军实施密集攻击时，大炮就能发挥作用了。确实，中国军人很聪明，大炮在他们手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中国士兵任凭日军炮轰阵地而不予反击，等到敌人步兵前进到1000码（合914米）之内时才下令山炮开火。结果是灾难性的。日军进攻队形被打散，进攻也停止了。 [58]

就在中国炮兵即将赢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们被命令撤出战场。负责山炮的军官辩称日军必定在数小时内会攻破他们的阵地，最好抢先采取措施，以免他们的宝贵装备落入敌人之手。第144师的指挥官只好勉强同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半开玩笑地相互说着，现在到了实施“空城计”的时候了。 [59]

中国军队的将士依然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抗击着敌人，仿佛他们的火炮仍然还在，但日军很快就注意到防守已经削弱，于是重新鼓起勇气发起了进攻。尽管遭受挫折，但中国士兵们看到他们的师长郭勋祺腿受伤后仍躺在担架上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又重新焕发了斗志。然而，由于缺少火炮，中国军人身陷逆境，被迫全线撤退。

部队伤亡惨重，一些士兵伤势极其严重。有个士兵被子弹从耳朵打进，从脸部飞出。即便如此，他的意识仍然完全清醒并能开口说话。更使人震惊的是，全师的伤员救助设备极其短缺，每个团只有十到二十副担架。 [60]

就在中国军队的防线即将崩溃时，第144师的军官又面临着另一个挑战。日军步兵利用前些日子征用的船只，横渡太湖，逐渐逼近。由于没有大炮，国军只能用轻武器向船只射击，日军因而能够几乎毫无阻碍地登陆。这是最后一根稻草。由于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第144师别无选择，只好放弃阵地，他们一路向西撤退，向广德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靠近。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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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末的一个夜晚，明妮·魏特琳和其他志愿者被召集到下关火车站来接大约200名中国军队的伤员。他们看起来都像普通的男人和孩子，与魏特琳在自己住的街区可能遇到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战争使他们变成了残废，没有医生或护士在场护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所有那些在去年七八月间认为战争是必需的人事先就能够看看这些缺胳膊断腿的受难士兵。”

这些士兵似乎对现代战争毫无准备，魏特琳如此想道。一个士兵在可怜地呻吟着，他的鼻子和一只眼睛受了重伤。另一个伤势严重的士兵躺在被雨水浸泡多日的担架上，魏特琳所能找到的就是一些麻袋，可以用来充作毯子。还有一个士兵的腿从靠近臀部处被炸掉，伤口却好几天没有得到治疗。“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那腐肉的气味，”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回到家里，我先用来苏尔溶液洗手，然后再用肥皂洗，但气味就是洗不掉。” [62]

魏特琳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只能对这些伤兵说些安慰的话，而在其他时间抵达的伤兵们却连这点运气都没有。11月末的一天，一列火车运送了2000名受伤的士兵抵达南京，火车就这样停了，听任伤兵自己留在车厢里。过了两天之后，才有人最终将他们同那些已经死了的士兵一起挪到站台上，然后又被弃之不顾了。 [63]

《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记录了这地狱般的情景：“躺在混凝土地面上的伤兵中最幸运的有一张单人草席和一床单人棉毯，而那些躺在车站月台上的伤兵则遭受着难言的痛苦，因为月台上没有墙，有些地方的屋顶也已经破了，所以他们暴露在凛冽的寒风和不时降下的暴雨中。”最糟糕的是，由于缺乏镇静剂，那些重伤员的哀哭声隔几个街区都能听到。 [64] 一些平民百姓，就是士兵们在前线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的那些人，反应却是极其冷漠，令人吃惊。一位德国记者写道：“那些逃难人员就从伤兵身上跨过，他们随身带的行李还撞到了伤兵们身上。” [65]

这种冷漠无情并不是普遍的。一个从上海开来的火车车厢里爬出来的伤兵想去国立中央医院，但没有钱。一个三轮车夫便免费送他。“我不要钱，因为你是打日本人受伤的。”他说道。 [66] 诸如这样的事情都是些例外。即使抗日战争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感，特别是在城市里，但中国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许多伤兵来自中国遥远的地方，说着难以听懂的方言，几乎得不到任何同情。

南京市的医疗设施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显不足，在战时更是不堪重负。到11月底，每天都会有2000～3000名伤兵运到南京，数量是淞沪战役开始时的两倍，他们都是“在拥挤不堪的、颠簸的卡车里或噪音刺耳的货运车厢里躺在稻草上二至四天”后才到达的。伤兵中包括来自前线的新伤员以及先前就负伤的老伤员，后者是赶在日军到来之前从首都东面的其他城市转移来此的。 [67]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的军事医学还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是作为一种事后补救措施被附加到其他服务上去。为受伤人员安排救治是每个师长的责任。名义上，每个师都应该有96名医护人员，但在现实中人数远远不够，只能征用一些技术不熟练的人员来完成这项任务。通常情况下，不适合战斗的士兵就转到医疗岗位，普通农民或工人被征召去抬担架，甚至去当护士。 [68]

传教士兼医生巴慕德（Harold Balme）叙述了许多师缺乏熟练的外科医生和适当的医疗器械的情况：“救护车、担架、夹板、外科绷带、抗破伤风血清、药品——所有这一切都数量极少，更多时候根本就没有，经过多次战斗之后，大批伤兵躺在战场上无人照管，或爬到一些可藏身之地去等死。” [69] 战地记者胡德兰（Freda Utley）将前线附近的一所伤员接收站描述为“几间陈旧、肮脏、低矮的房子”，房子里“伤员躺在地上，身上还穿着鲜血浸透的肮脏的衣服，伤口包扎粗糙，没有人留在那里照顾他们的需求”。 [70]

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士兵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遇见他们的人都对他们的坚忍态度表示敬佩。1937年秋，美国海军一位军官在探视了芜湖的一所医院之后，对那里所有病人的乐观态度印象深刻。“我们走遍了医院的各个角落，”他在给美国大使的信中写道，“只有一个中国人在轻声呻吟，他的头部严重烧伤，并且失去了一只手。” [71]

南京医院的一名西方外科医生罗伯特·O.威尔逊亲眼看见了战争的残酷现实和现代武器对人体造成的恐怖后果。他的病人当中有一个中国军官，此人被达姆弹头击中，尽管国际公约已经禁止使用达姆弹了。“子弹从一个很小的洞口进入手臂的一侧，打碎了骨头，从另一侧钻出来时造成了宽达两英寸的裂口。要保留这条手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威尔逊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72]

威尔逊在哈佛受过教育，他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每天都在发生这种恐怖事件，因而想从亚力克西斯·巴雷尔（Alexis Barrel）所著的《人类：未知的领域》一书中寻求答案，此书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道德和精神的发展。威尔逊在信中写道：“这种现象的一个极好的例子现在正在发生，而我正好也在亲身经历着。”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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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末沿着长江下游发生的战争中有一件事情非常令人惊讶，那就是非战斗人员能够相对容易地从上海逃到南京以及其他地方，经常还成功地绕过前线。就在日军进攻的同时，数目惊人的难民还能向西部逃亡。许多人利用日军将主力集中在长江以南的机会，横渡长江，沿长江北岸行进。在这压倒一切的极度不幸之中，人们也苦中作乐。流动歌手和演员会给人们带来些简单的娱乐表演。 [74]

德国战地记者沃尔夫·申克（Wolf Schenke）11月从上海公共租界出发进行了一次这样的旅行。他乘坐其中一艘小船沿着长江以北狭窄的水道行进，经过一些落后闭塞的村庄，当地的村民们看到突然来了这么多船只，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到处都是一片非常和平安详的景象，你突然感觉到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战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只有我们的存在和村子里吊在木头架子上作为空袭警报器的大钟，才提醒了我们一场血腥战争正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着。” [75]

尽管申克体验到了这片土地上的宁静，但这些交通工具很可能被日本人视作极大的麻烦来源，因为中国的特工人员可以不断地监视日本人沿长江的战争准备。此外，令日本人格外恼怒的是，一些在中国的抗战中能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也能借此自由出入南京。在申克乘坐的船上，有一位乘客是个官员，负责为几乎已经全军覆没的中国空军获取外国制造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76]

当时，离开上海踏上西行之旅的另一个外国人是一位年轻的丹麦人，名叫伯恩哈尔·辛德贝格。他曾是已故《每日电讯报》记者菲尔·彭布罗克·斯蒂芬斯的助手。自从他的老板在淞沪战役的最后一天被杀害之后，他便失去了工作，后来，一家名为史密斯有限公司的丹麦水泥制造公司联系上了他。这家公司拥有一个还未建成的大工厂——江南水泥厂，位于南京东北面的栖霞山。令公司忧虑的是，日军对中国首都南京的进攻可能使公司这项重要资产遭到严重损失。 [77]

因拥有不同寻常的中国知识而闻名的辛德贝格获得了水泥公司的聘用，被派往水泥厂实地查看，并且在日本人发起进攻时看管好这家工厂。已受聘于该工厂的德国工程师卡尔·京特将同他一起接受这项任务。这项任务的风险很大，但除此之外看起来却似乎相对简单。事实上，对这个丹麦人和他的德国同事来说，这项任务被证明是既危险又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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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步兵发起进攻之前，江阴连续遭受了两天的炮击，但这座城市的构造使它可以承受如此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轰炸。自古以来，城内外的33座山头既可作为观光景点又可作为天然要塞。其中最高的山叫定山，有900英尺高，居高临下，可以一览无遗。随着战争的临近，防御工事的修建也加快了速度，1936年蒋介石曾亲临此地视察。同年晚些时候，曾经在这座山上进行远足和狩猎活动的西方人突然发现他们已被禁止登上此山了。到1937年夏时，山上的防御工事已恢复至以往那么坚固，大炮总数超过了100门。 [78]

虽然城区规模属中等，江阴却是一个盛产棉花和丝绸的地区的中心，总共有50多万居民，分别住在5000个大小不等的村庄里。 [79] 当日军于11月末到达江阴地区时，绝大多数平民已经逃离，但他们的房屋留了下来，中国守军充分利用了这些被遗弃的房子，将它们转变成隐蔽的据点。

11月29日，日军第13师团开始进攻，其第103旅团和第26旅团分别从左右两侧接近江阴。由于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日军行进艰难。当一排日军士兵小心翼翼地穿过空旷的田野时，一串子弹就会嗖嗖地划过空中，其中一人便应声倒下，他的战友们就会争相抢占藏身之地，然后狂乱地试图确定子弹飞来的方向。同时，他们也常常会遭到中国军队频繁的反击，日军小部队有好几次被切断与大部队的联系，不得不等待救援。 [80]

尽管在当地遭到一些挫折，日军第13师团还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在陆上炮火和舰载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很快就包围了江阴，除了通向城西的一条狭窄的通道之外。然而，中国的炮兵部队已做了充分准备，他们用大炮瞄准长江上的日本舰艇进行反击。双方的炮战持续了三个小时。有几艘日本舰艇被击中，但中国的炮台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81]

在中国军队的第103师方面，这支防御部队花了不少时间挖出了又深又宽的反坦克壕沟，以此阻断日军装甲部队的进一步推进。11月29日晚至30日晨，第103师组织了自杀性行动，越过敌人防线去破坏敌人的装甲优势。士兵们精简装备，只携带最重要的几样——皮带、格斗匕首、步枪和炸药，潜入日军阵地，去寻找敌人的装甲车。他们不出声响地爬上装甲车，将手榴弹扔进炮塔，或引爆放置在履带下面的炸药。 [82]

打掉了日军在装甲车上的优势为中国军队赢得了一些时间，但并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势头。11月30日，日军向江阴地区的制高点定山发起了无情的进攻。在飞机、大炮和海军舰炮的掩护下，日军步兵攻击了据守在山顶的中国连队，一场血战之后，他们占领了阵地。连长夏民安将他的部队撤退到江阴，以便向团指挥所汇报损失情况。 [83]

当第103师的副师长戴之奇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想当场枪毙夏民安。夏民安所在团的团长从行刑队的枪口下救下了他。团长提出让夏民安戴罪立功，从日军手中夺回定山。夏民安又被任命指挥迄今为止一直留作预备队的另一个连。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最终，日军被迫放弃定山，但胜利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双方伤亡均很大，在阵亡将士名单中就有连长夏民安。 [84]

* * *

像江阴这类的个别地区，以及更加偏南靠近太湖的广德，给日军带来了麻烦，拖延了日军向南京进军的步伐。然而，对日军大多数士兵来说，向中国首都南京的推进是一次没完没了地穿越荒凉乡村的行军，只是有时候遭遇到被打散的中方小股部队，会发生残忍的短时间小规模冲突。这些部队都面临着一个经常被战争忽略的挑战：后勤。

由于道路简陋，补给车队几乎不可能赶上正在快速推进的部队，至少有一次松井石根不得不求助于空运这种昂贵的办法来为前锋部队提供补给。 [85] 绝大多数日军部队当然是享受不到这种奢侈的，相反，他们只能按自古以来远征军的解决方法去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对日本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正在中国主要的产粮地区作战。他们可以轻易地从平民百姓手中获取所需，大多数老百姓一听到敌人来了，都吓得逃离了他们的农舍和村庄。常常饿得半死的日本士兵会闯进途经的各家各户去寻找食物，他们高兴地发现中国人吃的食物和他们自己吃的一样：米饭、豆浆、酱油等。他们把这些食物称为“蒋介石送来的礼物”。 [86]

有些士兵还把不去过多关注后勤问题看作是件光荣的事。一支轻型坦克部队极力想赶上友邻部队，以免延误参加攻占南京的军事行动，但他们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当一个军官向他的指挥官提出这个问题时，指挥官的反应很快：“笨蛋，”他脱口而出，“我们已经晚了，你就光想吃！如果我们落在别人后面怎么办？让我们到了南京后再去吃吧。” [87]

尽管如此，许多日军部队在开往南京途中仍花费了大量精力去搜寻粮食。他们主要寻找大米，这是东亚的主要农产品之一，如果碰巧能找到猪肉，那会被认为是他们最大的幸运。就在到达无锡城之前不久，第9师团的一群士兵穿过一处刚发生过激战的现场。阵亡士兵的尸体仍东一具西一具地散布在战场上。士兵们开始寻找食物，但一无所获，直到有人发现死亡的中国士兵肩上还挂着米袋。大米浸泡在阵亡战士的鲜血中，不过仍然可以食用。 [88] 在极少数情况下，日本士兵也会大交好运。在南京战役初期，第6师团的士兵们进入昆山城，占领了当地的火车站。他们发现一列中国军队的火车，车厢里装满了米袋和冬季军服。冬季军服特别使他们欣慰，因为他们都还穿着单薄的军装，而温度却在下降。车厢里的货物被分配给了各支部队，抢到了粮食和衣服的士兵们欢呼雀跃。 [89]

日军薄弱的后勤系统不仅意味着物资补给不到位，还意味着日本士兵在向前方搬运自己的武器装备时，不得不临时想办法。当第16师团的士兵11月初在长江边登陆时，他们的大炮被卸在岸上，却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士兵们只好自己来拉大炮，直到他们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水牛，这种千百年来一直供人使唤的牲畜。 [90]

最终，大量的日本兵都转而利用平民百姓来帮他们。在路上行军几天或几星期之后，日本兵个个都精疲力竭，他们随意抓住中国的老百姓，强迫他们扛包裹，就像19世纪探险家雇用本地人当搬运工一样。随着日本兵在向南京进军的路上经过更多的城市，并逐渐积累下更多的战利品，对当地挑夫的需求也增加了。有些士兵需要三个中国人来为他们扛赃物。 [91]

许多中国人被迫随同日军一路到南京。而一旦被放行，他们又不得不面临极大的风险，他们得自己设法返回家乡去，如果归途中遇到一群多疑的日本兵，甚至可能会被枪杀。因此，他们常常要求日本人出具一张证明，表明他们曾帮助日本军队。这是他们的人身保险。有时候，日本士兵会对那些他们认为干活不够卖力的中国人开一个残酷的玩笑，用他们看不懂的日语写道：“这个苦力是一个懒虫，任何一个日本士兵都可以随意杀了他，或放他走。” [92]

* * *

日本参谋本部的主要鹰派人物下村定此时已经拥有足够的权力，能够实行一条他认为对中国具有足够进攻性的路线。即便如此，当鸽派势力在东京全面退却时，他表现得似乎已经获得了正式批准，可以向南京推进。他深信最终他能克服最后一个主要障碍，并让多田骏同意进攻南京，然后，他要确保战场指挥官不受干扰，继续追击已经溃败的敌人。

因此，11月27日，下村定向华中方面军发出一封电报，对他们重申陆军参谋本部攻占南京的“决心”。如何实施进攻这个问题还在研究当中，他解释说，并要求对此造成的延误予以谅解。同时，他一直在给多田骏施加压力，要求他同意对南京展开全面进攻，双方的激烈争论在东京总部已成为家常便饭。 [93]

随着大多数支持者的离去，面对中国战区日本部队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多田骏最终妥协了。11月28日，他收到了一份由下村定的作战部起草的进攻计划，最后他批准了这项计划。现在，东京的军事精英们正在密切合作，共同策划一项军事行动，长驱直入并征服南京，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这将是给蒋介石的极大羞辱，他的政权也将难以为继。 [94]

但是，几乎就在东京的军事精英们对攻占南京达成共识的同一时刻，其政治精英们却卷入了一个平行的努力：试图为中国的战争问题找到一个最后一分钟的外交解决方案，这是极其自相矛盾的。就在多田骏给军事占领南京打开绿灯的那一天，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与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取得了联系，武汉是蒋介石政府一部分机构的临时所在地。德国大使传递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尽管最近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日本政府仍然对和谈感兴趣，条件与月初，即上海沦陷之前日本政府所提出的相同。 [95]

毫不奇怪，孔祥熙做出了积极回应。毕竟，布鲁塞尔谈判的结果甚至低于中国政府的预期。希望着能减轻在前线的中国军队受到的压力，孔祥熙还询问了在谈判进行的过程中，是否能劝说日本停止向南京进军。与陶德曼会谈后，他即刻与在南京的蒋介石通了三次电话，试图得到他的批准去参加谈判。蒋介石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要求陶德曼从武汉前往南京当面商讨此事。德国大使定于12月1日动身。 [96]

* * *

伊藤敏夫是国崎支队一名21岁的日本炮兵军官，经过多日行军，到达广德并与那里的川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斗。现在，他终于身处前线，躲在战壕里面，离中国阵地只隔着几英尺的无人区。他第一次感受到夜战所具有的特殊的、充满恐惧的不确定性。11月末的一个晚上，他正在准备露营地并烧火煮饭时，突然间枪声和惊慌的呼喊声响彻天空。“把火扑灭！敌人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喊道。每个人都在原地趴下，眼睛紧紧地盯着黑暗中看不见的敌人的方向。

进攻并没有随之而来，倒是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令人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黑暗给出了足够的空间让想象力来作弄人，伊藤认为他看见了自己母亲的脸。他心想：“我会想要最后一次和她道个别。”黎明的第一个迹象终于来到了，紧张的气氛得到了部分缓解。有个人影在接近伊藤，他的战友开了一枪，但没打中——幸亏没打中：这是个落伍的日本士兵，在无人区度过了孤独可怕的一夜后，正要返回自己的部队。这件事引发了一阵神经质般的傻笑。

渐渐地天亮了，伊藤受命参加一支巡逻队，去寻找在夜间混乱中失散的士兵——这不是任何人会自告奋勇去做的事。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突然看见两顶中国军人的帽子。他们匍匐向前，发现两名敌兵平躺在野外，睡得很死。日军士兵射出了一串子弹。两名中国军人中有一个再也醒不过来了，另一个只是受了伤，他站了起来。伊藤一枪击中他的肚子，他应声倒下了。他们简单地搜查了尸体，然后返回自己的阵地。 [97]

11月的最后几天里，在广德周围也爆发了混战，因为交战双方对地形都不熟悉。对于中国士兵来说，他们的上级指挥官下达的命令使得他们越发不知所措，这些命令自相矛盾，有的指示部队前进，同时有的又命令撤退。川军第23军军长潘文华准备采取夹击行动，责成第13独立旅从北面向广德前面日本人占领的泗安镇发起反攻，同时第146师从南面发动进攻。这两支部队立即出发了。

也许因为缺少无线电设备——这是川军部队的普遍问题——他们没有接到新的对所有在广德地区中国军队发布的撤退命令。这些命令不是潘文华签署的，而是忠于蒋介石的陈诚下达的，在刘湘病倒之后他全面接管了刘湘的指挥权，他也急于行使这一权力。幸运的是，第13独立旅的军官通过邻近部队得知撤退的命令，及时在泗安镇停止了进攻。

第146师却没有这样的好运，该师继续向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进击。刚刚从芜湖赶来且同样没有接到撤退军令的第14独立旅，会同第146师实施反攻。中国军队到达泗安后，与日军打了一场近距离激战。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日本科技针对中国肉体的战斗故事。日军从后方调来了装甲车开路。中国军队在道路两旁埋伏，它们一到士兵们就爬上去从炮塔往车里塞进手榴弹，然后，一起跳上着火的车辆杀死那些还活着的车组乘员。 [98]

随着两侧的战斗逐渐减少，广德正前方的区域成为主战场。日本兵白天向广德城进军，一路上经过成堆的中国人尸体以及由撤退的守兵放火点燃的大量房屋。晚上，他们停止前进。对日军来说，这是一段最糟糕、最可怕的时间，因为中国军队会在夜幕的掩护下潜入他们的阵地。在黑暗中摸索时，双方的小部队都会迷路，可能会碰到友邻部队，也可能会遭遇敌人。

尽管在前线战斗打得很乱，但是很明显，日本人赢得战争完全是依赖物质上的优势。日军炮火猛烈，广德上空弹如雨下，城中大部分房屋都中弹起火，同时日本步兵也从几个方向逼近广德城。由二十五年前剪掉辫子投身军阀队伍的师长饶国华所率领的第145师此时已经被逼到崩溃的边缘。11月30日，他孤注一掷，下令他的一个团进行反攻，但该团团长感到此举是徒劳无益的，直接违抗了命令。在饶国华看来，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失败，一个无法容忍的失败。 [99]

饶国华撤出广德，深感愧疚。夜深时分，他和一小群参谋在一处竹林附近找到一间房子休息过夜。内心充满痛苦的他提笔给刘湘写了一封信，当时他并不知道刘湘因胃病已经被送往后方。在信中，他为没能守住广德表示歉意。他让随身警卫休息一会，自己朝外边走去，一会便消失在竹林中。不久，他的属下听到了一声枪响，他们一起跑出房子到竹林深处搜索，发现饶国华靠着树坐着，他的佩枪在他身边。鲜血从他的太阳穴汩汩流出，已经气绝身亡了。 [100]

[1] 高明明：《1937年广德抗日战斗的田野调查与历史考证》，收于《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卷3，第108页。

[2]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05页。

[3]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07页。

[4] 高明明：《对川军出川参加广德抗日战斗的历史考证》，第92页；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13页。

[5] 戚厚杰：《论川军广德、泗安的抗战及其历史评价》，收于《日本侵华史研究》，卷3，2012。

[6] Kazami Akira. Konoe Naikaku （The Konoe Cabinets ）. Tokyo：Nippon ShuppanKyodo，1951，p.50。转引自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455页，注释 76。

[7] 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44.

[8]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71页。

[9]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71页；Evans and Peattie，pp.458-460。

[10] Peattie，Mark R.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40-41，95.

[11]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71-272页。

[12] 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74-75；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19.

[13]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456页，注释 96。

[14]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19.

[15] Brussels Conference ，pp.79-80.

[16] Brussels Conference ，p.59.

[17]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2，第692页。

[18] Davis papers，memorandum of Hull-Davis telephone conversation，quoted in Borg，pp.637-638.

[19]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25日。

[20] 《费加罗报》，1937年11月25日。

[21] Quoted in Borg，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638.

[22]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4日。

[23] Mund，Gerald. Ostasien im Spiegel der deutschen Diplomatie.Die privatdienstliche Korrespondenz des Diplomaten Herbert v.Dirksen von 1933 bis 1938. 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6，p.125.

[24] Quoted in Borg，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440.

[25] 有关郭心秋在江阴时的记载是根据郭心秋所写的《第112师守备江阴战况点滴》一文，收于NBZ ，第95-96页。

[26] Kessler，Lawrence D. 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51 . 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p.6-7，116-117.

[27] Kessler，Lawrence D. 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51 . 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8；《战争与人》，收于NDS ，卷10，第355页。

[28] 《大公报》，1937年11月28日。

[29] 《泰晤士报》，1937年10月28日。

[30] Yarnell to Lieutenant Commander Leland Lovette，Navy Department，November 2，1937.Harry Yarnell paper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31] Liu，F.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 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1956，pp.136-137.

[32] 郭浚：《第二军团驰援南京述要》，收于NBZ ，第138页。

[33] Askew，David. “Defending Nanking：An Examination of the Capital Garrison Forces，” in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15，2003，p.163.

[34] Carlson，E.F. Twin Stars of China .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3，pp.10-11.

[35] Liu，F.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 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1956，p.137.

[36]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12页。

[37] 蒋介石：《抗战到底》，1937年10月9日广播演讲稿，收于《蒋介石总司令战时文集》（The Collected Wartime Messages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 New York NY：The John Day Company，1946），vol.1，p.45。同年7月，蒋介石曾号召他的同胞做出“最大的”牺牲。ibid.p.22。

[38] Liu，F.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 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1956，pp.143-144。

[39] Liu，F.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 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1956，p.143。仅仅为了给日本人“发出一个信息”而消耗大量军队的战术甚至在之后的战争期间都还仍然持续着。刘在他的著作中记述了1944年的衡阳之战，在那场战斗中16275人的中国守军中阵亡了15000人。Ibid.p.144.

[40] 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在《法兰克福报》刊登的报道，被东中野修道（Higashinakano Shudo）引用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The Nanking Massacre：Fact versus Fiction . Tokyo：Sekai Shuppan，2005），第31页。

[41] 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在《法兰克福报》刊登的报道，被东中野修道（Higashinakano Shudo）引用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The Nanking Massacre：Fact versus Fiction . Tokyo：Sekai Shuppan，2005），第30页。

[42] 胡华玲所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Nanking：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0，第67页。

[43]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44]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3日。

[4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51.

[46]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9页。

[47]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9页。

[48] 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在《法兰克福报》刊登的报道，被东中野修道（Higashinakano Shudo）引用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The Nanking Massacre：Fact versus Fiction . Tokyo：Sekai Shuppan，2005），第31页。

[4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48.

[50] 埃文斯·F.卡尔逊：《卡尔逊论战时中国，1937-1941》，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第20页。

[51] Liu，Bea Exner. Remembering China 1935-1945：A Memoir . Moorhead，MN：NewRivers Press，1996，pp.42-43.

[52]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9日。

[53]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93.

[54] Rytow（Rytov），a.g. “Im kämpfenden China”（“In Fighting China”），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In the Skies above China，1937-1940 ）. Berlin：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1986，pp.107-108.

[55] 卡尔逊：《卡尔逊论战时中国，1937-1941》，第20页。早在10月7日，《泰晤士报》报道了有80架飞机以及飞行员已经在中国，然而进一步评论道，这“可能是夸大其词”。

[56]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6日。

[57]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09页。

[58]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08-109页。

[59]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09页。

[60] 林华均：《金村南山阻击战》，收于NBZ ，第108页。

[61] 戚厚杰：《论川军广德、泗安的抗战及其历史评价》，收于《日本侵华史研究》，卷3，2012，第31页。

[6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49.

[63] 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在《法兰克福报》刊登的报道，被东中野修道（Higashinakano Shudo）引用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The Nanking Massacre：Fact versus Fiction . Tokyo：Sekai Shuppan，2005），第32页。

[64]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7日。

[65] 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在《法兰克福报》刊登的报道，被东中野修道（Higashinakano Shudo）引用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The Nanking Massacre：Fact versus Fiction . Tokyo：Sekai Shuppan，2005），第32页。

[66]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90页。

[67]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7日。

[68] Watt，John R. 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 and Epidemics，1928-1945 . Leiden：brill，2013，p.119.

[69] Watt，John R. 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 and Epidemics，1928-1945 . Leiden：brill，2013书中的引文，p.119。

[70]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97.

[71] Marquart，E.J.Letter to Ambassador Nelson Johnson，November 1，1937.Harry Yarnell paper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72] Wilson，Robert O.Letter to Family，December 14，1937.Robert Wilson Correspondence Rg 11：box 229 Folder 3875：“College Files：University of Nanking：Correspondence：Wilson，Robert 1937” at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73] Wilson，Robert O.Letter to Family，December 14，1937.

[74] 卡尔逊：《卡尔逊论战时中国，1937-1941》，第19页。

[75] Schenke，Wolf. Reise an der Gelben Front：Beobachtungeneines deutschen Kriegsberichterstatters in China .（A Journey Along the Yellow Front：Observations of AGerman War Correspondent ）. Berlin：Gerhard Stalling Verlagsbuchhandlung，1941，p.36.

[76] Schenke，Wolf. Reise an der Gelben Front：Beobachtungeneines deutschen Kriegsberichterstatters in China .（A Journey Along the Yellow Front：Observations of AGerman War Correspondent ）. Berlin：Gerhard Stalling Verlagsbuchhandlung，1941，p.32.

[77] Hinrup，Hans J. “Sindberg：The Good Dane in Nanjing 1937.” Paper delivered at NACS 8th Biennial Conference in Stockholm，June 11-13，2007.

[78] Kessler，Lawrence D. 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51 . 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p.8，116-117.

[79] Kessler，Lawrence D. 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51 . 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p.6-7.

[80]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288页；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1；《战争与人》，第356-357页。

[81] 万式炯：《第103师江阴抗战及撤退概述》，收于NBZ ，第84-85页；赵旭：《守备江阴要塞战斗纪实》，收于NBZ ，第92页。

[82] 万式炯：《第103师江阴抗战及撤退概述》，收于NBZ ，第84-85页；赵旭：《守备江阴要塞战斗纪实》，收于NBZ ，第84-85页。

[83] 赵旭：《守备江阴要塞战斗纪实》，收于NBZ ，第92页。

[84] 万式炯：《第103师江阴抗战及撤退概述》，收于NBZ ，第84-85页；赵旭：《守备江阴要塞战斗纪实》，收于NBZ ，第85页；赵旭：《守备江阴要塞战斗纪实》，收于NBZ ，第92页。

[85]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35页。

[86]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281页；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326-328页。

[87]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53-254页。

[88] 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335页。

[89] 《南京作战之真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收于NDS ，卷62，第69页。

[90] 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 ，卷60，第313页。

[91] 例子参见东史郎：《东史郎日记》，第402-411页。

[92]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第422-423页。

[93]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456页，注释96；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2。

[94]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2.

[95]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p.265-269.

[96]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271.

[97] 伊藤敏夫：《一个士兵的战绩》，收于NDS ，卷33，第387-388页。

[98] 戚厚杰：《论川军广德、泗安的抗战及其历史评价》，收于《日本侵华史研究》，卷3，2012，第31页。

[99] 戚厚杰：《论川军广德、泗安的抗战及其历史评价》，收于《日本侵华史研究》，卷3，2012，第32页。

[100] 高明明：《对川军出川参加广德抗日战斗的历史考证》第92页。

第五章 严冬

1937年12月1日至6日

中国军队第112师的刘纪祥中尉期待着与日军的正面交锋。好几个星期以来，他的部队一直严阵以待，直到12月1日，等待终于结束了。敌人如期而至，此时就聚集在几百码开外的不远处。好几天前刘纪祥及其部下就知道敌人已在路上，并一直据守在长江要塞江阴城厚厚的城墙后面。日军空袭越来越频繁，随之而来落在城里的炮弹也越来越多，猛烈的爆炸声预示着战斗正在迫近。日军企图削弱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为最后的猛攻创造条件。 [1]

同第112师的其他部队一样，刘纪祥的部下大多是原军阀部队东北军的士兵，他们只接受过最基本的现代战术训练。因为前几周都没有任何行动，所以他们现在都急于和敌人打一仗，于是就从城墙上面开了火。然而，由于开火的时机过早，不但无一命中，还白白暴露了自己的实际阵地所在。日军呼叫炮火支援，随后的一小时内，炮弹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在炮击暂停的间隙里，突然的安静马上被伤员的尖叫声所充斥。炮击恢复时，伤员痛苦的呻吟声又被爆炸声盖住了，这几乎成了一种解脱。可怕的一小时炮击结束后，刘纪祥的连队统计了伤亡人数：共计14人。

炮击一停止，日军便继续向城墙方向进攻。这一次他们是大规模出动，由一辆装甲车在前开路。刘纪祥把目光转向旁边，看见旁边一个班的班长周长庚，也是他的老战友，突然站了起来，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他端着一挺捷克式轻机枪，鲁莽地朝正在逼近的装甲车扫射。射出的子弹未能在装甲上留下哪怕一点儿凹痕，只是在钢铁表面上到处反弹出白色的火星。

“老周，”刘纪祥在战斗的嘈杂声中尽可能大声地喊道，“快停下！不行的！”周长庚听不见，还在继续射击。装甲车内的日本士兵发现了城墙上他一个人的身影，便缓缓地甚至是懒洋洋地将炮塔对准他的方向。刘纪祥正想再喊一声，此时装甲车上的火炮已经开火了。一刹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晃动了整段城墙。周长庚原先站着的那一段城墙消失在浓重的灰土尘烟之中。刘纪祥立刻明白他的老朋友阵亡了，为了不必要的逞强白白牺牲了。

冬季的第一天是星期三，这天早上，中国军队围绕江阴城的防御工事已经岌岌可危。尽管他们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加固工事，抵御进攻，但准备仍然不充分，城内的几个阵地都无人防守。一些官兵们争相去打开碉堡，以便驻守，却发现碉堡都被锁住了。即使能找到钥匙，也不全都能和锁匹配。再加上中国的大炮没法降低炮筒从而能近距离轰击敌人，所以用处有限。此时战况迅速恶化，形势十分危急。 [2]

日军第26旅团二等兵石井清太郎同他的部队正在向肖山进攻，这也是江阴33座山头之一。为了躲避子弹，大半的时间里他们都在爬行，子弹不仅有敌人射来的，也有自己一方射出的。随着山势越来越高，他们眼前的一切显得越发险要，中国军队的一挺机枪在他们头上开火了。石井蜷缩在一道低矮的山脊后面。他能听见敌人的子弹在他头顶几英尺的地方呼啸而过。然而，他们接到的是进攻的命令。石井迅速起身，刚巧看到中国士兵的机枪枪口发出的闪光。他朝着那个方向连开了三枪。机枪哑掉了。他心想，我肯定是击中了目标。 [3]

他向前冲过去，跳进中国人的战壕。这是一条交通壕，弯弯曲曲绕着山背延伸。他朝前方继续行进，经过一些中国军人的尸体，大部分尸体都被日军的弹片炸得残缺不全，十分恐怖。有些尸体缺胳膊断腿，还有些尸体的内脏流得满地都是。有个阵亡中国军人的半边脸都不见了。一个日本士兵站在这可怕的场景旁看得目瞪口呆，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又想看又害怕。石井很快敲了敲他的头盔，他才回过神来。“他们已经完蛋了！”石井说道，示意他继续往前走。 [4]

12月1日这一天，中国军队开始通过西边仅有的一条狭窄通道撤退，然而这条通道上同样混乱无序，这种混乱情况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军队撤退的特点。负责守卫这座城市的两个中国师团来自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这是非常不利的。大多数军人只会讲一种别人听不懂的方言，即使彼此能听懂对方，他们相互之间也丝毫谈不上有什么责任感去为对方负责。本来应该掩护第103师撤退的第112师，结果没等对方撤退就自己先跑了，第103师发现之后才开始向西撤退，但退路却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进攻面前。 [5]

年轻的政工干事郭心秋一度和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不太合得来，这天他接到命令，要在当天日落前撤退。江阴城南边一个名叫南闸的小乡村此时大火冲天，火光照亮了半边天。风裹着浓烟向他的部队直吹过来。为避免被这又浓又呛人的烟所窒息，他们不得不用毛巾或布条捂住嘴脸。他们在浓烟中摸索着向西前进，但遇到了埋伏在他们侧面的日本机枪手的伏击。曳光弹在空中“嗖嗖”飞舞，中国士兵四处逃散了。在这令人恐怖的时刻，郭心秋发现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他陷入了恐慌之中，直到他碰上自己队伍里的另一名士兵之后，他才得到解脱。 [6]

他俩和其他几个国军士兵一起设法到了长江边上，发现了一艘之前被用来运送弹药的小船。他们划船过河，正要上岸时，突然发现有一排步枪枪口正对着他们。一支国军部队的士兵沿着长江北岸一字排开，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许从阵地上逃下来的士兵过河，那些人必须回到对岸去打敌人。郭心秋尽力把他们的情况给对方讲清楚。有那么一会儿，他们的命运一直悬而未决。后来，岸上的士兵让步了，允许他们下船。一起逃回来的13个人终于如释重负，有几个激动地哭了，他们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上了岸。 [7]

长江对岸，石井清太郎和日军第26旅团的其他士兵们在江阴城外33座山中的一个的顶上休息着。他们发现从东边地平线上飞来了一架飞机，越飞越近，然后识别出是一架日本飞机。他们站起来欢呼，比着胜利的手势挥舞着。飞机在他们头顶上掠过，转个弯又折了回来。但是，这一次飞机却投下了炸弹。飞行员把他们误认为是中国士兵。日本士兵四散开来，拼命想在这暴露无遗的山顶上寻找任何可以躲避炸弹的藏身之地，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讲，已经为时过晚。就在江阴战斗结束后的几小时内，死神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8]

* * *

就在同一天，12月1日星期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飞抵上海地区视察前线，并亲自传达东京的命令：占领中国首都南京。 [9] 命令极其简短：“华中方面军联合海军向南京发动进攻。” [10] 多田骏拖延了三天，才把这项他在东京已经表示最终同意的命令传达给前线部队。他以这种消极的、不那么激进的方式表明，他对战争转向新的方向是否明智仍然持怀疑态度。 [11]

当天晚上7点，华中方面军颁发了更详细的命令。第10军于12月3日开始对南京发动最后进攻，沿两条主要路线向北推进直逼南京，左翼取道芜湖，右翼取道溧水。上海派遣军比第10军在前线待的时间更长，因此更加疲惫，所以将在两天后再发动攻击，其主力将集中在丹阳和句容周围地区。 [12]

这些命令发布后的第二天，松井石根获得了一次晋升。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而上海派遣军的具体指挥权则移交给刚到上海战区的一个新人——皇室成员朝香宫鸠彦王。“这是一项伟大的荣誉，” [13] 在接到电报通知获悉朝香宫鸠彦王即将到达的消息后，松井在日记中写道，“我随即将电报内容传达给整个部队，并颁发命令以一切必要的手段确保亲王的安全和舒适。” [14]

50岁的朝香宫鸠彦王是天皇裕仁的叔父，拥有成功的军事生涯，包括曾在日本驻巴黎大使馆担任武官。这一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印记：一是他在法国因车祸落下了瘸腿的残疾，二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堪称完美的法语。尽管他很有天赋，也很努力，但他并不是裕仁最为看重的人。这是因为就在一年前当一部分军官叛乱时，他没有表现出对天皇应有的忠诚，自此备受冷遇。到中国指挥战争是他在日本那如神一般的统治者眼中挽回昔日地位的最佳机遇。 [15]

* * *

轰炸机飞行员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马钦，现年30岁，出身于伏尔加河畔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他于12月1日投身战斗行动。就在他操纵着他的双引擎三座图波列夫SB轰炸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着陆时，一大群日本轰炸机正在该地区上空实施着攻击。长途飞行后的马钦有点头昏体乏，他磕磕碰碰地爬出了驾驶舱后，马上就被一个熟悉的景象所震惊：一群俄国波利卡波夫伊-16战斗机升上了蓝天，随即与日机展开了激战。 [16]

空战发生在离他所站的地面足有1万英尺的高空，相差这么远的距离，马钦无法确定战况如何。他可以听到远处机枪发出的哒哒声，也能看到飞机中弹起火。他注意到有一些降落伞张开了，但他还不能判断出究竟是哪一方占据了上风。第二波中国飞机从机场起飞了，恢复了激烈程度的空战在继续着。一架飞机坠落了下来，机尾拖着一长条浓烟。当它接近地面时，从机翼上两个明亮的圆圈可以判定这是架日本飞机。一具降落伞缓慢地落在地上，表明至少有一名飞行员生还。

马钦被请进中国司令部所在大楼。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中，有一群中国军官和俄国飞行员正在等候着。三个身材矮小的男子沿着一面墙一字排开。他们都穿着飞行夹克，脖子上还系着白色围巾。他们都是日本飞行员，刚刚被他们的俄国对手所击落。尽管他们的处境危险，但他们却流露出自信和傲慢，仿佛捕捉者和被俘者的角色被调换了。

他们解答说，他们当天早些时候从上海起飞，那时的上海早已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其中一人轻蔑地笑着。“天皇下令要我们使中国臣服，”他说道，“因此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要迫使中国跪在我们面前！”一名中国军官失去了冷静，他二话不说，上前就扇了那个飞行员一个耳光。之后，那三名飞行员被带了出去，命运未知。

此时，苏联援助正开始大批进入中国，马钦和他的飞行员战友就是其中的先锋。就在南京看来必定会遭到日军攻击的关键时刻，俄国飞行员和飞机也大量到达南京。马钦刚才所见到的直冲云霄的伊-16战斗机群是一个有着23架飞机的中队，这个中队只比他早到几小时。有些飞行员，在长距离飞过了整个中亚地区之后，已经筋疲力尽，然而他们还是在到达中国的第一天就驾机出击了五个架次。 [17]

第二天，日本针对南京的机场实施了一系列空袭，这使得俄国战机更加忙碌。日机攻击强度如此之大，迫使中国指挥官不得不将他们的飞机暂时迁到离前线几百英里外的后方基地。尽管还不清楚日本人是否已经意识到他们前一天遇到的对手是俄国人，但他们还是选择了为自己的轰炸机群加强护航的做法，派出了20架三菱单翼九六式战斗机来给轰炸机护航。 [18]

俄国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当他们在为一个外国的生存而战斗的同时，却屡屡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一位名叫刘庸诚的中国排长，见证了苏联志愿者驾驶飞机为保卫南京和日军飞机在空中缠斗。有一架俄国飞机被击落了。飞行员的身体从很高的高度掉了下来，带着很大的冲击力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刘庸诚的部队拾起了飞行员散落的遗体，然后在城墙附近给这位飞行员举行了一个充满荣誉感的葬礼。 [19]

* * *

12月2日是星期四，这天上午9点，一艘从武汉出发悬挂着纳粹旗帜的海关缉私艇沿长江顺流而下，航行一夜后抵达了南京码头。德国大使陶德曼迅速上了岸，同行的还有使馆参赞海因茨·劳恩夏格以及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 [20] 陶德曼的使命十分机密，即使是他于离开武汉之前几个小时还在与轴心国伙伴意大利大使馆的秘书共进晚餐，也未透露半句接下来的南京之行。该秘书事后戏称道：“罗马-柏林轴心在东方似乎并不起作用。” [21]

尽管是个秘密，但陶德曼到达南京的消息还是几小时内便在德国人中间传开了。智力超群的商人约翰·拉贝准确地猜出了他来南京的原因。“我认为他这次回来是和德国想当调停者有关的。”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22] 当陶德曼还在海关的船上时，他在柏林的老板，即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已经会见了中国大使程天放，并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尽快媾和。“不论中国做出多大的努力，”纽赖特说道，“日军的军事胜利已经不可逆转。” [23]

就在会见陶德曼之前，蒋介石召见了他最亲近的幕僚，他们大多是将军。外交部次长徐谟给在场的人士通报了日本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已提出的和平条件。许多会议出席者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条件。他们很吃惊日本居然没有要求中国削减军备。“如果仅仅是这些条款，”白崇禧将军惊呼道，“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因为日本的提议似乎允许中华民族的生存，包括唐生智在内的参会将军们都同意将这点作为谈判的基础。 [24]

蒋介石于当天下午5点会见了陶德曼。德国外交官很崇拜这位中国领导人，尽管面临着灾难性的军事形势和前不久在布鲁塞尔谈判中的失败，蒋介石仍然极其友好，精神抖擞并且毫不紧张，这给陶德曼留下了深刻印象。 [25] 但这又使得陶德曼敦促蒋介石在目前蒙羞的情况下去接受和谈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他认为作为一个外交官，他的职责是保护各个民族，而不是把他们推向悬崖。 [26] 所以，他觉得他只能给蒋介石大元帅提出一条建议。陶德曼说：“我认为中国应宣布将本着和解的精神准备就日本的条款展开协商，这很有必要。”蒋介石回答说：“我打算这么做，但我希望日本也同样如此。”此外，蒋介石还列出了一些必须得到尊重的中方认为应优先考虑的重点，如果与日本的和谈能开始的话。他不会接受任由日本控制中国北方领土，他也不愿意为了实现与日本的和平而牺牲掉最近与苏联缔结的友谊。 [27]

在蒋介石答应与日本谈判之后，陶德曼便立即前往德国大使馆向柏林的上司汇报。之后，他回到码头登上了送他来南京的同一艘船，乘着夜色沿长江溯流而上。有一件事情在这位德国大使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蒋介石要求对即将到来的中日谈判绝对保密。陶德曼的意见是德国应该“全力以赴”支持这个要求。蒋介石愿意与恨之入骨的日本人谈判，如果这个消息被走漏风声，那么他相信这会是蒋介石政府在中国的统治的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亲俄集团”。 [28]

12月初，整个德国外交社团弥漫着对蒋介石脆弱政权的担忧。“中国政府越是推迟和平协议的达成，中华帝国被分裂的危险就越大。”外交部部长纽赖特如此指出。 [29] 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决策者们也担心这种风险。即使在鸽派已经让步愿意接受占领南京的意见时，还有许多人都急于避免使蒋介石政府倒台，因为他们担心随之而来的后果。

“抛弃蒋介石政权会使其处于完全绝望的困境，他只能孤注一掷，背水一战，全力对抗日本，”最近刚巡视过上海的参谋本部官员河边虎四郎写道，“无论我们是否摧毁它，最终我们将造成一个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这样的一个中国将在未来不断地大量消耗大日本帝国的实力。” [30]

* * *

12月2日早上，几乎就在陶德曼走下那艘海关缉私艇的同时，上海的居民有幸看到了一幕过去六周都未曾看到的景象：带有中国标记的飞机在他们的城市上空飞过。有一位目击者，爪哇—中国—日本航线的荷兰籍员工J.W.克拉嫩堡，亲眼看到两架飞机袭击了停泊在吴淞口北面的日本船只。“我看见两架单翼机以极快的速度在头顶呼啸而过，”他告诉记者道，“当飞机接近吴淞口时，迎接它们的是停泊在那儿的日本军舰发射的猛烈的高射炮火。” [31] 当时很少人知道实施攻击的飞机实际上是俄国人的。

克拉嫩堡所看到的两架飞机是图波列夫SB轰炸机，绰号为“喀秋莎”，然而他所目睹的战机的行动只不过是针对上海及其周边日本阵地进行的大规模袭击中的极小一部分。这些俄国飞机是前一天晚上刚刚与它们的飞行员一起到达南京的那一批。即使那些飞行员刚刚结束了长达数千英里的一次多阶段远距离飞行，他们仍然丝毫不浪费时间，立即加入战斗，深入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

当天破晓时分，吃过简单的早餐之后，飞行员们就从南京机场起飞。爬升到一定高度后，机关枪手们就立即开始寻找天空中任何日本飞机的迹象。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睡眠。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投入战斗。“我们对战争仅有模糊的看法。我们在书上读到过有关战争的描写，但我们从未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残酷现实。”来自伏尔加的年轻人米哈伊尔·马钦如此写道，他已经被任命为中队的副中队长。 [32]

马钦指挥一个小队九架轰炸机去袭击日本在上海的重要机场。另一个小队由中队长尼古拉·基德林斯基率领，他们的目标是停泊在上海和长江口附近的日本舰船。俄国轰炸机希望用一个计策来实现他们的整个奇袭任务。他们先沿长江南岸向东飞行，然后在海上转向东北，直到他们离海岸线20～25英里处，之后，他们再向右急转，接着直飞上海。他们将从靠海的一边接近上海，这就是从日本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攻击。

他们的策略非常奏效。飞机在海上1.2万英尺的高空成功地调转了方向，然后飞向上海。马钦从远处看着这个城市，他注意到空中并没有日军战斗机在迎接他们，这使他松了一口气。但他还是看到了停泊在上海黄浦江畔的日本军舰上的高射炮射击发出的火光。马钦一边搜寻着下方地面上的飞机场，一边希望日军的炮弹不会紧贴着他的飞机爆炸。一层薄薄的晨雾覆盖在城市上空，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眯着眼，尽力去分辨下面朦胧的地形，突然间，他发现了并排停放着的日本飞机，机翼上有一层伪装。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机场，但此时投掷炸弹已经太迟了。

马钦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再次攻击日军的这个机场。他率领着这群“喀秋莎”绕了个大圈来冒险做第二次尝试，也再次将自己暴露在高射炮对空拦阻射击的火力之中。日本人也有了时间去操控飞机，有些飞行员已驾机升空了。有六架日本战斗机朝俄国轰炸机猛扑过来，但他们未曾料到图波列夫SB轰炸机上配备的四挺机枪具有异乎寻常的强大的防御火力——两挺在机头，一挺在机侧，另一挺在机腹。一串灼热的铅弹迎面射向来犯的日机，马钦看见其中两架日机被击中起火了。

第二次飞行到机场的上空，马钦下令将机上的炸弹投放下去，其余八架也紧随其后投掷了炸弹。从上空看，接二连三的爆炸看上去就像快速开放的一朵朵花，有着一种奇怪的、超脱尘俗的美。飞行员们向下俯视，看到好几架停放在机场上的日本飞机已被炸毁。随后，他们开始了返回南京基地的回程。有一架苏联轰炸机受到了一些损坏，但没有人受伤，机组人员的心情好极了。“天空是那么明亮，我们的感觉是那么好，”马钦后来回忆道，“我们已经旗开得胜，初试身手就取得了圆满成功。” [33]

* * *

12月2日，中国与其俄国盟友有机会在空中品尝了成功，但在陆地上，中国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十天前在长江岸边登陆的日军上等兵东史郎，此时正在和第20联队的其他日本兵一起向东行进。当他们到达基本上未加抵抗就已沦陷的常州城时， [34] 他们看到了一道又一道刷在墙上的同一条消息——“在丹阳集合”。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告诉他们，中国的指挥系统已经相当混乱，军官们都落到了只能通过在墙上刷标语的方式与部队联系的地步。同时这也告诉他们，丹阳之战将比常州之战要激烈得多。 [35]

有城墙环绕的丹阳城位于常州西北约25英里处。两地之间的道路几乎是笔直的，与上海至南京的铁路平行，因此第20联队的进展也十分快捷。当他们到达丹阳前方时，等待着他们的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东史郎所在的联队将成为先锋部队；好消息是，他自己所在的小队将作为预备队，而联队里的另外两个小队将会被投入实际进攻中去。但是，他的宽心没有延续多久。因为一位指挥其中一个进攻小队的少尉过于性急，很快就阵亡了，所以他的小队被撤了下来，由东史郎所在的小队接替。

几分钟之内，他的小队小心翼翼地接近了一片能掩护中国军队阵地的竹林。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开了火。日本人弯着腰进入了一片墓地，墓地里头一个个小坟包为他们提供了掩护。日军小队用八九式掷弹筒 [36] 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射炮弹，打哑了那挺机枪。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发动进攻，拔出了军刀，上好了刺刀，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大声喊杀。当他们冲到离竹林还剩一半距离的时候，那挺机枪又开始了射击。一个日本兵倒下了，接着后面又倒下了几个。当他们离得很近的时候，其中一人向中国军队的阵地投掷了一枚手榴弹，但手榴弹没有爆炸。他们继续往前冲，然后跳进战壕里。但战壕里已经空无一人，中国守军在几秒钟前已经离开了阵地。 [37]

丹阳于12月2日被攻陷了，这样第16师团前往句容途中的主要障碍就被清除了一个。在它的南边，第9师团正沿着从天王寺到淳化镇的道路行军，距离首都南京仅几英里远。再往南，第3师团的部队也在取得进展。在前线的北端，天谷支队正在接近长江港口城市镇江，他们准备渡过江之后沿对岸向西突进。 [38] 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敌人的整个防线已经被突破，敌军的士气急剧下降。我相信未来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将不会有很多的抵抗。” [39]

上海派遣军仍然还没有对首都南京发动最后攻击，但即使全面进攻尚未展开，这支部队的士兵们的进军速度也令人十分满意。这使得松井石根能做出何时到达首都城门的计划。“我打算有条不紊地占领南京。在进入南京之前，我们必须向蒋介石或卫戍司令长官劝降，”松井在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占领南京时，我希望不会对城市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并且我们也能够避免伤害百姓。” [40]

日军的进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连日本人自身都感到惊讶。东史郎的小队到达了丹阳西面一个被遗弃的小村庄。他们被告知将在此停留一周。于是他们便安营扎寨，就地住了下来。他们在废弃的房子里寻找能使自己感觉舒适的住处，并挖了茅房。他们宰杀了一头猪，然后便躺下抽烟，放松着他们的疲惫，并享受着锅里煮开了锅的猪肉的香气。他们刚刚度过了快乐的一个小时，营房里就充满了大声呼喊着的命令声。“赶紧收拾行装，”军曹们大喊着，嗓音中没有丝毫的同情，“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士兵们的牢骚声在空中飘荡。“这是最短的一个星期，”他们相互间戏谑着，“只有四个小时。” [41]

* * *

眼看着他们的目标就要达到，日军非常担心南京城的防御。亨利·约翰·迪德里克·德·弗勒梅里（Henri Johan Diederick de Fremery）是一位来自荷兰的中国军队的顾问。他在战前视察了首都的防御工事，但没留下任何深刻印象。德·弗勒梅里同时也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情报机构的间谍，他观察到南京城北面和东北面已经修筑了沿海炮台，包括已经过时了的前膛炮。“这些防御工事在保护城市抵抗军舰攻击方面或许还有些用途，”他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对自己真正的上司说道，“但究竟有谁会想用军舰来攻击这个城市？” [42]

显然，城墙上的其他地段也都设置了各种火炮，但数量不够。由于缺乏物资，有些阵地的质量极其成问题。例如，中山门和光华门之间的一段城墙是用所谓的“永久性结构”来加固的。城墙外侧是混凝土，但城墙内侧却是脆弱的竹编藩篱。这只是一个波将金村庄 [43] ，日军第一波炮弹打过来就会分崩离析。 [44]

南京城也有天然屏障，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边的紫金山和南边的雨花台丘陵地带，但中国军队却没有做到将这些天然屏障和人造防御工事有机结合起来。那条能起到护城河作用的河流在东边变得很浅，不用花多大力气就可以过河。德·弗勒梅里写道：“要说南京是个防守严密的城市，那是缺乏完整依据的。” [45]

问题之一是，南京的城墙并没有反映出过去几个世纪的军事演变。它没有向外凸出的堡垒，可以使守军同时从多个角度置暴露的敌人于致命的火力之中。此外，从城内登墙几乎同从城外登墙一样困难，所以中国守军失去了灵活性，无法如其所愿地尽快将部队集中到出麻烦的地段。 [46] “几千年来，城墙在中国的防御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秘密报告中写道，“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不能或不愿看到城墙在配备现代化军事装备的进攻面前是不起作用的。事实上，更糟的是，城墙还给守军自己造成了地形障碍。” [47]

城墙仅仅意味着可以充当最后一道防线。至少在理论上，随着日军越来越接近南京，在远处的东边还有着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正等待着他们。中国人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准备应对入侵者，1932年初在上海打响第一枪后，中国的领导人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已经制订了详细的应急计划。然而，这期间的几年对蒋介石政府来说是非常忙碌的几年——他的政府一直在疲于对付共产党人以及各式各样的军阀——因此修筑防御工事便成了次要事项。 [48]

1937年夏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指挥官们才匆匆忙忙地重新试图完成这项任务。军事工程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及军警被调来仓促地修补防御工事，使其可用于未来的保卫战。大量的平民也被征用，但绝大多数都是充当配角，如厨师或搬运工。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这项工作仍然不能按时完成，城外的情况则更加糟糕。 [49]

当中国军官和他们的德国顾问在日本人即将抵达南京之前视察南京城外的防御工事时，他们必然是极为震惊的。某些地段上的阵地只完成了一半，因为修建工程在半途中计划有变，而中断后的工程再也没有得到恢复。其他阵地则太容易被发现或过于暴露。有不少混凝土碉堡的射击孔被修得过大，以至于看上去就像是为敌人设立的巨大的标志牌，告诉他们“往这里打”。 [50]

如果这些中国军官和德国军官能有时间视察完所有防御工事的话，他们可能还会遇到更多不愉快的意外，但他们没有。由于行程匆忙，他们略过了几个防御工事的主要部分，而只是用铅笔在1：50000的军事地图上画上红线标出了他们认为应该是阵地的位置。因此，中国的指挥官没有完全了解南京城内及其周围的战术形势就进入了战争。 [51]

* * *

到12月的第一周时，南京被笼罩在幽灵般的安静之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没有秋季入学的学生，留守的几位工作人员在一栋楼里围着一张桌子吃晚饭。几个月前，这栋楼还是喧闹的学生宿舍。 [52] 南京城本身已经停止了所有正常的运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停了业并用木板封门，银行也没有一家继续营业的。与之相反，有三家外汇兑换店生意还挺兴隆的。由于外币供应量有限，每个人最多只允许兑换5美元。 [53]

有一种生意一时间特别兴旺。那就是对外国旗帜的需求突然高涨，因为外国国旗既可以用于免遭空袭，或者一旦日本人入城，也可以充作护身符。裁缝们将全部时间都用于缝制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甚至德国的纳粹字旗。 [54] 入夜，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大街上很快就空无一人。多停留片刻就会有安全问题。警察部队中的逃亡导致犯罪率急速上升。 [55] 抢劫案越来越多，对他们的惩罚也非常严厉地加快了。头天晚上被抓的六名中国的抢劫犯，第二天一早就全部被枪决了。 [56]

中国军队在紧张地备战，准备迎击预期中的日军的猛攻。“街衢交通要点均置沙包电网，”《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 ）报道说，“城外各军事要点亦均布置炮位，埋藏地雷。” [57] 工程师们做好了准备，将要去炸毁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桥梁，多处村庄也被付之一炬，黑烟遮住了整条地平线。农民们从世世代代本属于他们的家中被驱赶出来，场面令人心碎。 [58] 这是“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但很多人认为，军事需要和肆意破坏之间的界线被随意跨越的次数太多了。 [59]

冬季第一个星期结束后，仍然可以听到远处的轰炸声，爆炸声浪也强大到足以使城内的窗户发出咯咯的声响。 [60] 前线越来越近，中国的伤兵已经开始步行到达南京城了。 [61] 末日的感觉笼罩着这座城市。想到即将到来的死亡，一些传统意识较强的中国人开始把早几年前就准备好的棺材搬到安全的地方，等待着即将来到的死亡。 [62] 就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工把书装箱存放到地下室从而腾出空间收容难民时，商人弗朗西斯·陈（Francis Chen）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说：“好像我在准备葬礼一样。” [63]

与悲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生活还是得设法继续下去。许多中国人坚守的时间循环理念对他们也是一种帮助。困难的时刻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好日子还将回来。虽然日本舰艇将在随后几天内出现在长江上的谣言还在扩散，明妮·魏特琳家的园丁仍然为来年开春种下了豌豆。“他不相信事物的古老的顺序会改变——他因循守旧的日子过得太久了。”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 [64]

尽管如此，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心存侥幸，特别是在关系到民族独有的文化遗产的存亡问题上。12月3日早上，一艘满载着中国三千年积累的历史珍宝的船离开了南京。数千个装满了价值连城的艺术品的箱子被随船送往上游地区，其中包括“无可取代的青铜器、瓷器、书画及其他艺术品”。 [65] 这些箱子是四年前从北京运来的，一直保存在南京的保险库里。《泰晤士报》的记者报道说：“自从离开北京之后，这些珍宝翻开了它们奇异且多灾多难的历史中又一页新的篇章。” [66]

与外界的联系一个接一个地被切断了。只有下关有一个邮局还开着门，但是在12月初，最后一架载着信件的飞机离开了南京飞往武汉，这些信件都是寄给那些担心自己所爱之人安危的亲人的。 [67] 南京城城墙的大门也被封住了，只留下一半城门开着供人进出，这都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的准备。由于出口被封，留下来的居民们开始怀疑——当然一半带有玩笑性质——最后时刻的撤离可能就意味着要用绳子把自己从城墙上放下来了。 [68]

显然，形势很可能突然间迅速恶化，而且可能不会有多少时间留给人们做出反应。12月5日，所有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得到警告，要他们收拾好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并要做好准备在接到紧急通知后能立即离开这个城市。 [69] 第二天，最后的指令就发出了。所有持美国护照的人都被命令赶去长江码头登上在那里等候着他们的一艘内河炮艇，这艘炮艇就是美国的“班乃岛”号。 [70]

* * *

12月5日，日军飞机在南京上游的港口城市芜湖上空飞行，在6000英尺的高度朝港口投下了炸弹，造成了两艘英国轮船严重受损和一艘皇家海军军舰轻微损坏的后果。强烈的爆炸震撼了“德和”号轮船，这艘船为英商怡和公司所拥有，船上载有2000名中国乘客。爆炸当即造成8人死亡，失去了舵的轮船漂浮到河中央燃烧了起来。另一枚炸弹击中了属于太古洋行的“大通”号轮船上的发动机和锅炉，导致轮船搁浅。一阵弹雨横扫在英国皇家军舰“瓢虫”号的甲板上，海军少校H.D.巴洛舰长受了轻伤。弹片也落到了岸边，一座飘着英国米字旗的英商拥有的仓库被炸得七零八落。 [71]

在获知这些事件之后，长江沿岸的外国人士确信，英国作为当时仍是远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帝国，将会对其非交战国权利遭到粗暴侵害而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出乎意料的是，皇家海军只是致信日本在华中地区的最高海军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敦促其未来行动要更加谨慎。 [72] 除此之外，什么要求也没提出。鉴于皇家海军在中国水域内的弱势，大不列颠的海军将领们不想与日军发生对抗。身在伦敦的海军参谋长厄恩利·查特菲尔德勋爵努力安抚外交部的官员，“防止他们做出任何可能激怒日本人的行为”。 [73]

英国远远没有试图挑衅日本，事实上它的外交官们就在那个时刻还积极参与试图撮合东京和南京之间实现和平的努力。12月6日，英国外交部决定致函美国国务院，试探其对英美联合扮演日本和中国之间“邮差”角色的意愿。 [74] 这反映出了日中冲突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当时的公众并没有看清楚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就12月初中国极易激化的形势而展开的斡旋行动，要比明面上看到的多得多。尽管交战双方走向南京决战的步伐似乎不可阻挡，但外交力量仍然在幕后发挥着作用，试图终止双方的敌对行为。

德国作为调解人还在继续努力着，准备向日本转达蒋介石同意谈判的意愿。同时，德国驻日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给国内发出的报告都还有着乐观的语调。“在日本参谋本部的圈子里，”他写道，“他们又在考虑尽快实现和平谈判。鉴于中国遭受的惨败和对布鲁塞尔谈判失利的失望，和谈对中国是有益的。”“由于其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范围和不断增加的战争开支”，日本也将从中受益。 [75]

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相关消息流传到一些交际广泛的外界人士耳朵里也是不可避免的。南京的德国商人拉贝，就是从德国公使馆秘书乔治·罗森处得知陶德曼确实为了和平使命已经造访了南京。拉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罗森博士希望在日本占领南京之前就能实现和平。” [76] 突然间，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亮点——这是杀戮最终会停止的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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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日军向西挺进直逼南京，其在身后留下了种种纵火、强奸和谋杀等暴行。无助的平民落在打了胜仗的日本兵手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南前头村38名村民的命运就是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出日军在南京战役期间实施的成百上千次类似的大屠杀暴行。

日军放火烧着了南前头村全村12间房屋，并强迫被抓的村民眼睁睁地观看自己的家园变成一片火海。一些村民挣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奔向燃烧着的房子试图救火，却被日本人反锁在屋内，很快因屋顶烧塌而葬身火海。有两个妇女，其中一人还怀着孕，被多次强奸。事后，日军士兵“剖开孕妇的肚子，并掏出了胎儿”。

有个两岁的男孩被这混乱嘈杂声吓哭了。一个日本兵一把从他母亲怀中将他抢过来，抛进了火里。那个母亲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刺刀刺中，扔进了一条小溪。其余被围困的村民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处置，日本兵把他们拖到河边，用刺刀捅死后将尸体扔到河里。 [77]

上海和南京之间相距170英里的这片地区成了充满死亡和毁灭的噩梦般的炼狱。几英里开外，唯一能见到的人都是死人。一个日本骑兵军官在一个小村庄过夜，看到了大路上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开始时以为是一条狗。当他走上前去，却发现这是一具烧焦的尸体——这也许是一个中国农民，勉强从烧着的屋子里爬了出来，却死在了外面——尸体上烧烂的肉成了七八只饥饿的野猫的美餐。 [78]

这种虐待狂行为在日本步兵中尤为普遍，但绝非仅限于他们。在南京城东一家医院工作的一位美国医生描述了他在日本进攻期间所接收的一个病例。这是一个中国人，被飞过的一架日本飞机击中，内脏都被弹片扯出来了，这导致他失血过多，无法救活。

“当日本飞机飞近的时候，他跑到一个桑树林子里去躲起来，”这名医生写道，“飞机追赶着他并用机枪向他扫射。同时，另外三个农民也被打死了，还有四个被打伤。方圆几英里内都没有中国士兵。为什么，或出于什么目的，那些日本兵还要袭击这些对他们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可怜的农民呢？” [79]

残暴的日本士兵还没来到就早已臭名远扬了，所以，毫不奇怪许多中国平民宁愿选择自杀以求速死，也不愿落入日本人之手被慢慢折磨死去。在刚离开平湖镇前往南京的途中，西泽牟吉中尉和他第114师团的部属看到了两位中国姑娘正在过河。她们两人手牵手走着，或许是俩姐妹。刚一踏上桥，两个姑娘似乎迈着小而快的步伐朝日本兵的方向走来。然后，停住了，仍然手牵着手，她们一起跳入河中，很快就消失在湍急的河水里。 [80]

* * *

日本1937年秋在华中地区进行的战役与两年后德国入侵波兰及1941年进攻苏联在一个方面特别相似，那就是战场上的成功都伴随着难以想象的暴行。在战场上与武装军人的战斗胜利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的屠杀。往往同一个士兵会在同一天干出两件不同的事，从英勇杀敌不假思索地转变为残杀无辜。 [81]

这里存在着同样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们怎么能这样干？有些罪犯不过只是十八九岁，这个年纪极易受人影响。同时，许多在中国实施了难以启齿的暴行的日本人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有了家室，留在家乡的女儿的年龄同那些被他们在前线强奸和刺杀的女孩差不多大，这是一个本质上无法解释的事实。

这一点同德国在东方战线难以理喻的行为是相似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德国人把自己视为优秀民族，比他们的俄国、波兰和其他斯拉夫敌手更加优越，他们把那些民族污称为“劣等人”。相比之下，日本人没有否认，也无法否认他们与他们的中国敌人有着很多共同点。中国是日本文明的主要来源，这是不争的事实，像书面文字系统这种既简明又应用广泛的一类事物就能很好地反映出这一点。

来自第10军的士兵横山胜之助感觉自己同那些被自己的部队强迫做挑夫的中国农民有着一定的联系。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一丝情绪表明他们想要战争。相反，他们和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一直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只是每隔几十年，当残匪败兵经过时，他们的正常生活才会遭到短暂的暴力的侵扰，会遭受强奸、抢劫和纵火蹂躏。横山真诚地相信，战争是由西方列强精心策划、由蒋介石一手操纵的结果。他觉得有必要打破那堵将中国平民与日本人隔离开来的愚昧无知的墙垒。 [82]

对日本人而言，他们与中国的民族关系就像是两兄弟的关系——一个是年轻正直的弟弟，另一个是迷失了方向需要经引导返回正道的哥哥。松井石根就代表着这种观点。与他的军事生涯相对照，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他热衷于见到仍然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枷锁之下的亚洲各国人民间的合作。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对中国特别着迷。当其他雄心勃勃的军官都热衷于去西方国家的首都，如巴黎或伦敦时，他却申请去中国，并作为一个外交代表在中国待了近十年。 [83]

20世纪30年代，他对大亚细亚事业的奉献反映到了政治层面上。1933年，他是大亚细亚协会（Greater Asia Association）最为突出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该组织是由日本主导，但它一直具有“可能是在1933～1945年传播泛亚细亚主义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特色。1935年末，在造访中国期间，松井曾协助在北部港口城市天津建立了中国大亚细亚协会。 [84]

对松井石根这样的人而言，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活动本意是帮助“解放”亚洲人民。在他们眼中，1932年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傀儡政府是国家建设的一项大胆尝试，他们希望中国的其他地方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获益。“下一步，”松井在1933年写道，“我们必须将我们给予‘满洲国’的同样的帮助和深切的同情扩及全中国四亿人民，把他们从世界各国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85]

松井石根在1937年还没有放弃他的泛亚细亚理想。在攻克上海以西的地区后，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根除”代表欧洲和美国利益的大亨，此处暗示了为实现政治目的他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 [86] 除了这种危险的、潜在的侵略性之外，日本人在他们侵略的国家面前暗自感到自卑，因此在自以为优越的同时私下里还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中国疆域的广袤和悠久的中国文明都能助长这种自卑心理。“太湖实在是太大了，”一个日本士兵在向南京进军的途中于日记上写道，“当你望着太湖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就像海洋一样大。” [87]

最明显的是，日军对中国施加的暴力是出自一个荒诞无稽的误解：许多日本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如此“不领情”。日本人还以为他们到中国来部分是为中国人着想，他们是被一种救世主一般的欲望所驱动而来拯救中国人的。他们被激怒了，就好像是父亲被不听话的儿子所激怒一样，所以试图惩罚这种不听话的行为。

日本军队中的普通士兵自己可能对此并没想太多，但这种理念自上而下地渗透了他们的心灵。美国军官弗兰克·多恩在日军侵华期间也在中国，他把日本人的残忍看作一种挫败的反映，因为中国人自己不想要别人来拯救：“日本士兵被洗了脑，他们被灌输了一种虚妄的理想主义信念，即他们的使命是充当十字军，去把中国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当他们试图解放中国人的努力遭到拒绝后，普通日本士兵都感到震惊。” [88]

* * *

日本人不过是虚妄的中华民族的救星，相比之下，俄国人才是真正的救星，他们的飞行员12月2日空袭上海就是一个明证。虽然他们一直保持低调，飞机上涂的是中国的标志，飞行员穿的也是民航飞行员的制服，但他们的真正目的很快就被受困中的南京市民所知悉。大家都已明白，大多数中国飞机此时都被逐出了南京上空，所以保卫南京上空的使命现在已经留给了俄国人。 [89] 任何一个在南京大街上被认出的俄国人都会很快就被欢呼的仰慕者所团团围住。 [90]

最终日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12月2日上海上空的空袭击中了日军在城里的阵地，这是六周以来的第一次。 [91] 日本人猛然觉醒，更糟糕的是他们要面对俄制图波列夫SB轰炸机的特殊性能，这种型号的轰炸机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最为先进的轰炸机之一。即使大多数时候飞机是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飞行的——俄国的战斗机需要被用来保卫中国的大城市免遭日本飞机轰炸——但凭借它们装备的四挺机枪就能够抵挡日本的空中来袭。

俄国飞行员也受到了来自他们同行的吝啬的赞赏。“俄国飞行员不屈不挠、意志坚定，并且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克莱尔·陈纳德，当时任中国空军的顾问，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他们能够把十二个小时的警觉、激烈的空战和通宵的狂饮结合在一起，所达到的程度任何其他民族都望尘莫及。”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蚂蚁般的团队精神和韧劲”，但同时也展现出“一种对严格的空中纪律的极度偏好”。 [92]

蒋介石夫人对空军特别钟爱，也许这是因为“空中骑士”所具有的不可否认的魅力。俄国飞行员也是她所关注的对象。当两位俄国飞行员12月初受伤躺在南京的一家医院里时，她带了糖和水果去探望他们。 [93] 即便如此，俄国飞行员对她的印象却并不很好，认为她的兴趣是相当肤浅的。每当她接见新到的一批俄国人时，她总是会以一个完美的女主人的礼仪来接待他们，询问他们身体是否健康，从苏联来的旅程是否愉快。至于来自空中的日军的威胁，以及俄国人准备如何去对付，这些方面她似乎完全不关心。 [94]

从12月开始，当日本下决心要猛攻南京之后，日军飞机空袭的强度就大大增加了。12月1日，日机出动了9个批次，2日出动了11个批次，3日出动了15个批次。沈咸是守卫在南京城城墙上的一个高炮连的军官，他发现他和部下总是成为日机特别的攻击目标，他们不得不一天换八次阵地来避免被日机摧毁。在他们眼里，这是来自日本人的一种间接恭维，沈咸明白他们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防空火力扰乱了日军飞机的目标定向，他一次都没看到过日本的轰炸机能直接命中南京的城墙。 [95]

在南京的一个冬日早晨，他还赢得了他个人的一次胜利。空袭警报在上午8点响起，几分钟后，日本轰炸机黑压压的影子就出现在紫金山上方。沈咸一直等到飞机飞得足够近，然后才一声令下：“开火！”炮弹爆炸飞出的弹片击中了一架轰炸机的油箱。拖着一条长长的黑烟，这架飞机急剧下降并坠毁在城内一座古寺附近。虽然空袭仍在继续，但欣喜若狂的南京居民纷纷从藏身处出来，爬上炮台与中国士兵握手致贺。给他们的奖励并未就此结束。当天晚些时候，一名到访的军官给他们传达了蒋介石本人的信函，祝贺他们这个炮台所取得的胜利，并给予了500元现金的奖励。

* * *

由拉贝和其他几个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费尽心血催生的南京安全区在12月的第一周开始成形，随之正式对外公开宣布，并相应成立了四个委员会，分别负责食物、住房、财务和卫生。 [96] 一旦当地报纸详细报道了这个安全区的计划后，数以百计的惶恐不安的中国平民开始拥入安全区，他们确信日本占领南京只是时间问题。 [97] 一家小报一再声称，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有“义务”留在安全区外直面日军的轰炸，但这种宣传几乎无人再去相信了。 [98]

安全区从一开始就面临重重难题，既有实际问题也有官僚机构产生的问题。数千袋原本是为安全区将来的居民准备的大米和面粉无人看管，结果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人都觉得应该是被军队偷掉的。 [99] 还有更多潜在的问题不断涌现，因为国军开始在安全区内挖掘壕沟并铺设野战电话线，这样做自然会使安全区去承受日军攻击的风险。 [100] 国军军官承诺他们会离开，但他们一拖再拖，使得安全区的组织者都失去了耐心。直到最后一个国军士兵离开之后，他们才能够绕安全区插上一圈旗子，将该区域标明为真正的非军事区。 [101]

日本人不愿公开承认这个安全区，但保证会予以尊重。 [102] 他们的这种冷淡态度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但令人诧异的是，一些中国军官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安全区的敌视态度。“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一位愤怒的官员对拉贝说，“南京应当守卫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么现在逃进安全区内的人们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士兵的。” [103] 他们不想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这也包括了要完全摧毁安全区内的一切建筑。有些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国军军官原则上也持反对意见，因为他们把出现在他们国家首都中心的一块基本上由外国人治理的地区视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 [104]

建立安全区并不是人们为了帮助减轻战争所造成的痛苦和苦难而做的唯一努力。在淞沪战役爆发之后，凡是军医跟不上的地方，中国红十字会都介入了，并成立了许多急救队和急救医院，以此确保伤员能得到现有医疗设施的救治。10月，红十字会在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校园里建立了一所医院，共有3000个床位，以及一支由300名医生和护士及400名看护组成的医护队伍。 [105] 截至10月底，医院共收治了1200个病人，每天做50台手术，而且大多数是截肢手术。 [106]

然而，随着日军逼近南京，医生和护士都转移到了长江上游的西部。整个红十字会医院都撤离了，美国教会医院也从开始的时候有将近200名医生、护士和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减少到冬天来临时的仅有11人。 [107] 有些人是奉命撤离南京的，而其他人是没打招呼就自己离开的。威尔森在一封信中叙述了他如何在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完成了一台给一个爆炸受害者做的复杂手术，这位护士同时还兼任X光技师。“这天下午那位护士偶然离开了，”他补充道，“现在手术室里我们一个人都没有了。” [108]

随着医疗设施几近瓦解，一群外国人士主动出手相助，试图改善医疗状况，并取得了小小的成绩。一个以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约翰·G.马吉（John G.Magee）为首的委员会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他用这笔钱在美国圣公会的校舍里设立了一个临时急救站。 [109] 总的来说，这是一件缓慢且没有回报的战场上的工作，许多中国官员还认为这样的工作是多余的。为了能够帮助在站台上越积越多的伤兵，一些外国志愿者向中国政府索要救护车。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救护车确实有，但是没有汽油，也没有钱去买。 [110]

* * *

12月6日，藤田实彦少佐有点着急。他同日军第10军的其他部队一起登陆后已经有一个月了，他感觉时间正在飞快流逝。他听说沿着长江南岸前进的一些部队几乎快到南京了，其他部队也已经渡过了河，可能会从背后向南京挺近。但是，他本人及他指挥的第2轻型坦克车中队却被困在他们的猎物南京城之外120英里之遥的地方。藤田生性有点放荡不羁。他蓄着日本军人中最有派头的胡子，在国内也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不过此时此刻，这些都已不再重要。眼前首要的是他是一个战士。“我不能被别人甩在后面。”他急躁地念叨着。 [111]

12月2日，第10军接到向南京挺近的命令后做出了狂热的反应。第114师团作为右翼，几个小时内就行军穿过了溧阳城，随后两天里每天都走完了40英里，并于12月4日到达溧水城。在第114师团后面的第6师团，由于在太湖东面转了一个很大的U形弯，所以落到了第10军其他部队的后面，此时正在努力追赶。国崎支队接到的命令是赶到长江边的太平城，从那里渡江，然后前往南京对面的浦口，在那里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 [112]

第18师团在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的左边，他们在12月2日接到的命令是从广德附近的地带出发，大致朝西北方向直插南京。这时日军的指挥官们接到情报，称大批中国部队正在撤离南京地区，向南退往宁国，此举明显是为了避免被包围的厄运，因此第18师团的任务也发生了改变。12月4日，重新给第18师团下达的命令是改变方向直接向西，尽可能地设法困住中国士兵。 [113]

换句话说，日军第10军中的每个人都被调动起来了。藤田实彦觉得他的那列九四式小型坦克也应该行动起来。没等上面批准，他就下令立即向南京开进。挤在坦克里面的坦克手们一边互相开着玩笑，一边给马达加速，坦克喷出了一阵阵废气，就像香烟的烟雾一样。 [114]

藤田实彦坐在领头的坦克里，整支坦克部队沿着一条泥泞的道路开始行进，这条路将把他们带往中国的首都南京，并带往胜利的荣耀。他们一路上大都进展顺利，除了有小范围的耽搁之外——这都是中国人的“焦土”政策所造成的。即使有些小的挫折，但在12月6日日落时分，赶了一天路的藤田还是觉得他们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距离。

半夜时分，他们到达了一条河的岸边，河上的桥梁已被撤退的中国军队完全炸毁。日军工兵们搭起了一座便桥，但第一辆驶上这座脆弱的便桥上的坦克就把桥压塌了，陷入烂泥里3英尺深。坦克兵们只能把宝贵的时间花在等待上，一直等到便桥修好，然后才能继续前进。破晓之后，藤田查看了地图。他的这份地图的比例尺很小，几乎是供游客用的，但这却是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从地图上获知，过去的24小时内他们已经行驶了100英里。在他和南京之间现在只剩下30英里了。 [115]

[1] 有关刘纪祥在江阴的经历的叙述是根据刘纪祥的回忆录《江阴守城战及撤退之经过》。收于NBZ ，第98-99页。

[2] 万式炯：《第103师江阴抗战及撤退概述》，收于NBZ ，第84-85页；赵旭：《守备江阴要塞战斗纪实》，收于NBZ ，第85页。

[3]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288页。

[4]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288页。

[5] 万式炯：《第103师江阴抗战及撤退概述》，收于NBZ ，第84-85页；赵旭：《守备江阴要塞战斗纪实》，收于NBZ ，第85页。

[6] 郭心秋：《第112师守备江阴战况点滴》，收于NBZ ，第96-97页。

[7] 郭心秋：《第112师守备江阴战况点滴》，收于NBZ ，第96-97页。郭心秋在战斗中存活了下来。

[8]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 ，卷60，第288-289页。石井也从战争中存活了下来。

[9]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42页；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2。

[10] 《大陆命令第八号》，收于NDS ，卷9，第8页。

[11] Bergamini，Davi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 London：Heinemann，1971，p.20。根据Bergamini的叙述，多田骏同意对南京发动最后进攻，但也明确表明前提条件是将进攻推迟到12月1日。

[12] 《华中方面军第25号作战命令》，收于NDS ，卷9，第22页。

[13] 《中支那方面陆上作战经过概要》，收于NDS ，卷56，第51页。

[14]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45页。

[15] Bergamini，Davi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 London：Heinemann，1971，pp.22-23.

[16] Matschin（Machin），M.G. “Chinesische Marschrouten”（“Chinese March Routes”），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pp.165-166.

[17] Polynin，F.P. “Erfüllung einer internationalistischen Pflicht”（“Carrying Out an International Duty”），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p.68.

[18] Vojna v Kitae：Boevyje dejstvia aviatsii （pervyj god vojny ）［War in China：Aerial Combat （First Year of the War ）］.Moscow：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1938，pp.16，60-61.

[19] 刘庸诚：《南京抗战纪要》，收于NBZ ，第181页。

[20] FRUS ，1937，Vol.III，p.746；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47-48.

[21] FRUS ，1937，Vol.III，pp.746-747.

[2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47.

[23] DGFP ，Series D，Vol.I，p.787.

[24] 刘子健：《中日战争中的德国调停，1937-38》，收于《远东季刊》，卷8，第2期，1949年2月，第161页；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70。注释：两段叙述均源于汪精卫，所以应谨慎使用，因为，就如Boyle所指出的，汪精卫显然对有意捍卫自己与日本求和的努力。程思远也对会议有类似的叙述，第157-158页；虽然无法确定出处，但似乎也是以汪精卫作为主要参考。

[25] DGFP ，Series D，Vol.I，pp.788-789.

[26] Mund，Gerald. Ostasien im Spiegel der deutschen Diplomatie.Die privatdienstliche Korrespondenz des Diplomaten Herbert v.Dirksen von 1933 bis 1938. 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6，p.126.

[27] DGFP ，Series D，Vol.I，pp.788-789。蒋介石并没有直接提及与苏联的协定，但很清楚地提道：“中国和第三方的条约不会出现在和平谈判中。”Ibid，p.788。

[28] DGFP ，Series D，Vol.I，p.789.

[29] DGFP ，Series D，Vol.I，p.787.

[30] 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71.

[31] 《字林西报》，1937年12月3日。

[32] 有关12月2日空袭的描述是基于Matschin所著，第167-169页及Vojnav Kitae ，pp.59-60。

[33] Matschin（Machin），M.G. “Chinesische Marschrouten”（“Chinese March Routes”），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p.169.

[34] 常州在其他文献中有时也被称为武进。

[35]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 ，卷8，第408-409页。

[36] 所谓的掷弹筒（knee mortars）实际上是榴弹发射器，并不是真的如其名称那样设计成使用时放在使用者的膝上，因为很可能会造成骨折。然而，在太平洋战场普遍是这么叫的，因而此处也沿用。

[37]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 ，卷8，第409-410页。

[38]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3.

[39]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43页。

[40]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8，第145页。

[41]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 ，卷8，第411页。

[42] Teitler，Geir et al.（eds.）. A Dutch Spy in China：Report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 Leiden：Brill，1999，pp.129-130.

[43] 俄军将领波将金为取悦叶卡捷琳娜女皇而沿途搭建的造型悦目的假村庄。——译者注

[44]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86页。

[45] Teitler，Geir et al.（eds.）. A Dutch Spy in China：Report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 Leiden：Brill，1999，p.130.

[46] Teitler，Geir et al.（eds.）. A Dutch Spy in China：Report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 Leiden：Brill，1999，p.130.

[47] Teitler，Geir et al.（eds.）. A Dutch Spy in China：Report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 Leiden：Brill，1999，p.130.

[48] 郭汝瑰等：《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4-615页。

[49]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84-85页。

[50]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86页。

[51]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86页。

[5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2.

[5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2-63，66.

[5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0.

[55] 《泰晤士报》，1937年12月6日。

[56]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7日。

[57]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85页。

[58]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5日；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5-66。

[59]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5日；《泰晤士报》，1937年12月6日。

[60] 《泰晤士报》，1937年12月7日。

[61]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5.

[62] 《泰晤士报》，1937年12月3日。

[6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0.

[6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0-61.

[6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1，64；《泰晤士报》，1937年12月3日；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47。

[66]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30日和12月3日。

[67]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2-63.

[68]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0；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59.

[69]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5日。

[70]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7日。

[71] Oliver，Frank. Special Undeclared War . London：Jonathan Cape，1939，p.151；《泰晤士报》，1937年12月6-7日。

[72] 《泰晤士报》，1937年12月7日。

[73] 查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atfield）给内阁及帝国防务委员会大臣莫里斯·汉基爵士（Sir Maurice Hankey）的信，引自Lee，Bradford A.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89.

[74] Lee，Bradford A.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86.

[75] DGFP ，Series D，Vol.I，p.790.

[7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1.

[77] Honda Katsuichi. The Nanjing Massacre：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 . Armonk NY：M.E.Sharpe，1999，pp.63-65.

[78] 梶谷健郎：《参加南京攻掠战》，收于NDS ，卷10，第102页。

[79] Timberley，Harold J. Japanese Terrorin China . Freeport NY：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69，p.91。“纯粹为了取乐”而向平民扫射的事件要比绝大多数愿意承认的事实要多得多。轴心国的罪行都有据可查，参看下面所引用的一位姓费舍尔的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对他在英格兰执行的任务的描述：“我向每个我看到的骑自行车的人扫射。”见Neitzel，Sönke and Welzer，Harald. Soldaten . Protokolle von Kämpfen ，Töten und Sterben . （Soldiers.Protocols of Fighting，Killing and Dying）. Frankfurta.M.：Fischer Verlag，2011，p.105。盟军飞行员也曾经被指控在明显没有军事理由的情况下袭击平民。例子参阅Knell，Hermann. To Destroy a City：Strategic Bombing and Its Human Consequences in World War II . Boston MA：Da Capo Press，2003，pp.39，46，253。

[80] 西泽牟吉：《我们的大陆战记》，收于NDS ，卷57，第670页。

[81] 德国决定以最残酷的手段推进在巴巴罗萨行动中有广泛的文件记载。然而，在前两年侵入波兰时，许多同样的残忍行为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参见Rossino，Alexander B. Hitler Strikes Poland：Blitzkrieg ，Ideology ，and Atrocity . Lawrence 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3。

[82] 横山胜之助：《日支事变从军记：突入南京》，收于NDS ，卷33，第332-333页。

[83] 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pp.140-141.

[84] 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pp.137-140.

[85]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 ，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p.146。

[86]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 ，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45页。

[87] 小长井鉴重：《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32，第312页。

[88] Dorn，Frank.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1：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 New York NY：Macmillan，1974，p.93.

[89] 何嘉兆：《战车三连卫戍南京纪实》，收于NBZ ，第218页。

[90] Polynin，F.P. “Erfüllung einer internationalistischen Pflicht”（“Carrying Out an International Duty”），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p.68.

[91] 《字林西报》，1937年12月3日。

[92] 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第63页。

[93] Wilson，Robert.Diary，December 3，1937.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94] Rytow（Rytov），a.g. “Im kämpfenden China”（“In Fighting China”），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In the Skies above China，1937-1940 ）. Berlin：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1986，p.125.

[95] 沈咸：《高炮连参加南京保卫战简记》，收于NBZ ，第225页。

[96]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0.

[97]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4；《泰晤士报》，1937年12月7日。

[98]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49.

[9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47.

[10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48-50.

[101]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5-66.

[10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46，50.

[103]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1.

[104]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5日。

[105] Watt，John R. 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 and Epidemics，1928-1945 . Leiden：brill，2013，pp.122-123.

[106] Wilson，letter dated October 28，1937.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107] Watt，John R. 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 and Epidemics，1928-1945 . Leiden：brill，2013，pp.122-123；《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7日；Wilson，letter dated November 28，1937.

[108] Wilson，letter dated November 28，1937.

[109]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7日。

[110] 阿贝格，被东中野修道引用，第32页。

[111]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50页。

[112]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p.424-425.

[113]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4.

[114]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51页。

[115]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55-256页。

第六章 兵临城下

1937年12月7日至9日

12月7日早晨6点不到，南京居民在睡梦中被飞机的轰鸣声所惊醒。声音来自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所乘坐的正在飞离南京的飞机。蒋介石特意一大清早登上他的“美玲”号飞机——当然，这是以他夫人的名字命名的——因为这样最有希望避开日本飞机。日本飞机要在白天更晚些时候才会开始绕着南京上空巡航。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队战斗机为他护航，以确保万无一失。 [1]

蒋介石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庐山，那里是他的避暑胜地，位于南京西南方向300英里外。在飞往下一站位于湖南的衡山之后，他将最终降落在长江岸边庞大的城市武汉，此地距南京约300英里。他政府中的绝大部分机构早已搬迁至此。 [2] 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蒋介石在飞离南京前给一位地区司令官发的电报中如此解释道。 [3] 或许他当时真的是这样以为，但对于他的政府而言，实际上这只是千里跋涉向遥远的西部迁都的开始。等他再次踏足南京，已经是漫长的八年之后，其间还牺牲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蒋介石在南京的最后几天里，局势已经乱成一团。在他动身的前三天，日本人离南京已经很近，炮击也越加密集，他不得不从他在紫金山上的官邸搬到城门内的一幢别墅居住，这栋别墅原本属于一位颇有名气但已过世的文人。 [4] 这只不过是个短暂的停留。任何一个稍微留心的人都会看得很明白，因为几天以来蒋夫人一直在公开地为离开南京做准备。她把那些无法带走的东西都送了人，其中一架钢琴就送给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5]

就在蒋介石准备离开南京时，在他心头占首要位置的是南京城内军队的士气和民心。于是，12月4日晚，他召来了卫士队队长俞洁民，要他选一小队可靠的卫士身穿制服站在下关码头显眼的位置。当时，大批民众聚集在下关码头拼命想离开南京。蒋介石的目的是利用显眼的卫士来平息到处传播的他已离开南京的谣言。 [6]

蒋介石做出的留在南京直到最后一刻的决定，“不仅于军事布置能强勉完成，而且于军心民心亦有裨益”，他在日记中写道，“应迁移之物品皆能如数运完，南京幸免兵难。若早十日离京，则败局更不堪问矣”。 [7]

在他离开南京前的一个晚上， [8] 蒋介石召集少将以上的军官全部到唐生智设在铁道部内的指挥部开会。在蒋总司令到来之前，参会者相互之间已经讨论了目前的形势，普遍的看法是：南京是守不住的。然而，蒋介石的乐观情绪使得他们大吃一惊。在夫人的陪同下，蒋介石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发表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讲话。尽管中国暂时遭受了失败，但也还是给了日本人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且打破了侵略者速战求胜的希望。与此同时，中国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9]

“全国的至诚瞻仰在这里！全世界翘首切盼付与最大的注意力，也是在这里！”他告诉他的听众道，“我们不能轻易地放弃南京！”紧接着，他转向唐生智，正式将保卫南京的全权责任交给了他。蒋介石命令道，你们要像服从我一样服从他。这不会是个象征性的战斗，他说道，在南京打一场持久战能够牵制日军兵力，从而给中国军队的主力一个喘息和休整的机会。

因此，蒋介石希望卫戍部队能“破釜沉舟”，这和西方的“烧桥断后路”的说法意思差不多。他承诺很快就会有三个装备齐全的全员师从西南省份云南抵达武汉。他将亲自率领这支部队到南京来解围。“万一有什么不幸，那也是成了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他在结束时说道，“人谁不死？我们要看死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伟大的时代中，能做这件不平凡的工作，是何等光荣！” [10]

会议结束后，唐生智把蒋介石和宋美龄送到了门外候着的坐车旁。唐生智已经承诺战斗到底。他跟蒋介石发誓道：“有统帅命令决不撤退，誓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显然很感动，他敦促唐生智要小心从事，并在上车之前再次表示非常感谢唐生智所做的牺牲，特别是在他几十年来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事业看来就要分崩离析的时候。“患难见交情！”蒋介石说道。 [11]

* * *

当蒋介石乘坐的飞机飞离南京时，日军第16步兵师团24岁的步兵东武夫正在诅咒自己的厄运。他所在的师团一整夜都在野外露营，此刻正在整理行装，马上又要向西朝中国的首都南京开拔，去迎接又一个漫长而令人疲惫不堪的白天。不仅如此，他的中队再次被选中担任右翼。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非常危险地暴露于敌人的火力之下，敌人很可能就隐藏在他们行军经过的主要道路北面的乡村里。 [12]

第16步兵师团早上7点开始行动。东武夫所在的中队沿着一条山路行进，路旁是一座高耸入云达3000英尺的山。日军士兵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山坡上中国士兵挖的阵地，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阵地都被废弃了，仍然有零散的小股中国士兵对着日军队伍打冷枪。虽然距离太远不能准确命中，但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子弹还是让日本兵们非常紧张。当日军的先头部队遭遇阻击投入战斗时，部队的行军也就停止了，此时他们也松了一口气。 [13]

日军师团在向西行进穿过仍然分布着中国士兵的山地丘陵时，不光是普通士兵在冒着生命危险，东武夫部队的旅团长佐佐木到一也尝到了危险的滋味。当时，他正在往前走，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阻碍了部队的行军。正当他和一位联队长在讨论战况时，敌人的一挺机枪在他前方只有800码的距离处开火了，子弹就在他脚下打得尘土飞溅，这促使他立马趴在地上。 [14]

由于第16师团在向南京进军时部队沿几条狭长的路线延伸，所以只有在行军队伍最前端的士兵加入了战斗。对于离前线后面一点的大部分日军部队而言，这样的冲突就如同是在日本本土的一次秋季演习。第12联队的二等兵东史郎和他同一大队里的其他士兵被留作预备队。就在几百码开外的地方，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重机枪的弹药都快耗尽了。相比之下，东史郎所在的大队却仿佛置身事外。有些士兵就在不远处死去，而他们却看起来好像是在郊游，边聊着天边说笑打趣。 [15]

对于日军而言，在阳光明媚的12月的这一天里，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作为上海派遣军的先头部队，第16师团已经突破了南京城以东30英里中国人设在句容这个重镇的防线，并向汤水镇逼近。在他们南面，日军第9师团已经到达淳化，这是另一个扼守通往南京要道的重镇。在北面，第13师团的士兵正在镇江横渡长江，以期到对岸建立一个立足点。

在第10军方面，进展同样迅速。第114师团一路推进到秣陵关，其位于南京以南不到20英里处。而自12月初受命夺取南京以来，第6师团一直在全速赶往前线，很可能当天晚些时候就可以到达。在这两个师团的南面，第18师团也一路扑向长江，途中势必夺取宁国，以此完成对南京的包围。 [16]

* * *

12月7日，好像整个重心都在向西移动。就在蒋介石离开南京几小时后，松井石根同他的幕僚一起在上海附近登上了一列西行的火车，去指挥日军向南京发起最后的总攻。作为华中方面军的总司令，松井已经为此行筹划了一个多星期， [17] 但没有办法尽早付诸实施。因为最近的战事，通往苏州的铁路才重新投入使用。 [18]

松井石根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当他乘坐的火车经过被摧毁的城镇和乡村时，他透过车窗看到的并不是最近的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而是农民们返乡后平静的乡村在逐渐恢复生机。在苏州，他注意到由当地中国人的代表组成的自治委员会已经成立起来了。或许，他正在看到他所想要看到的。这就是他梦想中的中国。他想把中国分裂成一堆较小的类似国家一样的独立实体，每一个都小到足以让日本随意对付。 [19]

同一天，松井石根的参谋部完成了从上海到苏州的转移，并随即在苏州下达了粗略的占领南京的总攻令。参谋部预测了两种可能的结果。最好的情况是中国守军会被说服而放弃战斗并打开城门。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的每个师团都会派一个大队进城去完成城内秩序的平定，如果可能的话，去消灭拒绝放下武器的士兵的零星抵抗。

另一种情况则意味着一个血腥的后果。中国指挥官将无视日本对他们的投降要求并准备为捍卫首都而打一场持久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日军将集中所有炮火猛轰南京城，每个师团都将派出一个联队向城门发起强攻，进城后再逐街逐巷、逐门逐户地打一场残酷的消耗战，最后占领全城。 [20]

南京城所将面临的噩运已经有了清晰的迹象，那就是具有野蛮透顶、毫不留情特点的南京城外的战斗。《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F. Tillman Durdin）亲眼看见了日军是如何消灭第154师和第156师的，这两个师都是从中国南方用船运到此地的。日军把他们包围在一个锥形的山顶上。“日本兵围绕着山顶周围燃起了一大圈火，”他写道，“大火烧着了树木和草丛，慢慢地逼近山顶，迫使中国士兵不得不往山上退却，直到聚成一团被日军用机枪无情地射杀。” [21]

* * *

12月7日，在黄海对面的日本，德国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正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他会见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他转达了中国政府现在愿意考虑日本提出的谈判条件的信息。德克森解释道，一旦日本和中国双方都承诺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停战谈判，那么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将会公开呼吁结束远东战事。但是，广田的回答让德国特使着实吃了一惊。

日本外相说道：“我怀疑现在是否还有可能根据一个月前日本起草的条件进行谈判；也就是说，在大日本皇军还未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前。”“但是，”德克森回答道，“就在11月中旬，也就是日本取得最初的胜利时，你还告诉我这些条件仍然保持不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日本外交官再也不能说话完全算数了，广田做出这样的解释。“过去几周里局势已经不同了，”他说，“野战部队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苛刻。” [22]

虽然德克森对日本这一新的立场很吃惊，但他对这样一个理念也有几分赞同，即中国在战场上的失败意味着中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换取和平。“考虑到日本取得的巨大的军事胜利和过去几天里中国军队的惨重败绩，日本在谈判重点上提高要价是不可避免的。”德克森在给柏林的报告中如此写道。 [23]

广田外相没有向德克森提及新的附加条件，这是有原因的。日本人想给中国开出什么样的和平谈判条件，他们自己内部都未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日本变得越来越固执，这点恰好掩饰了东京幕后持续的意见分歧。12月初，日本帝国大本营发布的一份文件初稿成了内部讨论的依据，也表明日本的要求有了显著的扩张。这份文件包含了多项苛刻的条件，包括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24]

尽管日本首都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鸽派正在输给鹰派。代表着参谋本部内少数人意见的多田骏，支持对中国采取宽宏大量的方针，认为日本应该具有政治家的风范。他醉心于一种部分建立在对欧洲前辈的研究之上的军事文化，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恰当的比喻。他说，日本领导人的行为应该像普鲁士的奥托·冯·俾斯麦，后者在1866年赢得克尼格雷茨战役（也叫萨多瓦战役）后仍给奥地利开出了宽宏大量的条件。 [25]

这种宽宏大量并不仅仅是基于利他主义的，而且坚定地依据了日本自身的利益。“一旦各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承认被撤销之后，也就是说，在南京沦陷之后，蒋介石政府就将会倒台。”近卫文麿在12月初如此说道，语气中带着几分愉悦。 [26] 与此同时，蒋介石政权的倒台也正是日本内部那些头脑清醒的人士所担忧的。中国如果缺少一个中央政权将会导致这个庞大的国家全面瓦解。“一个多年分崩离析的中国……将大量消耗（日本）帝国的实力，直到遥远的未来，”河边虎四郎写道，“此外，还将引诱英国和美国的势力介入整个远东。” [27]

河边虎四郎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日本决策者受到了一个特别因素的严重制约，那就是民众。即使是在一个逐渐走向独裁的社会中，民意也很重要。如今这些民意被主张强硬外交政策的媒体所煽动，形成了一种狂热。日本民众不允许心慈手软，他们受到了蛊惑去相信日本军队是为了中国而到中国去但中国却不知感恩这样的谎言。河边写道：“民众是最强硬的。”一位日本商人警告身为日本高级官员的原田雄夫说，除非公众复仇的渴望得到满足，且中国被迫做出巨额赔偿，否则日本“将会出现可怕的动荡”。 [28]

此时的日本，内外环境极不稳定，处于危险之中的不仅仅是权利和威望。外交政策上的争论还会导致严重的人身风险，即使是东京的政治精英也不例外。举个例子来说，连广田弘毅外相也担心起人身安全来了。日军军官中年轻的鹰派截获了德克森和德国政府之间的一些往来电报，了解了德国人正在努力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其结果是，他们威胁要“杀”了广田外相。 [29]

* * *

中国政府没有立即被告知日本人拒绝和谈。12月7日晚，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在武汉会见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T.詹森（Nelson T.Johnson）时仍然表达了乐观的看法。据媒体报道，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声明表明东京仍然愿意接受第三国的调解，王宠惠满怀希望地如此说道。 [30]

尽管政府部门的语调仍然乐观，但中国的战地指挥官们正做着最坏的打算。任何有军事价值的东西都绝对不会留给来犯的日军。南京周边地区的警察和军人都忙碌着把老百姓赶出他们自己的家门。如果有人拒绝，就会被威胁要以叛国罪处死他们。在多数情况下，老百姓的房子都会被浇上煤油，然后一把火烧成平地。随着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目标，浓黑的烟雾越来越多地遮盖住了南京周围的地平线。 [31]

据《纽约时报》报道，南京城南边有个面积相当于一个小镇的区被放火焚毁，下关火车站附近一个用于展示蒋介石政府先进性的示范村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 [32] 《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了在出城后一路向东考察前线战况时的所见所闻，他看到大火吞噬了化学战实验室。“公路以北，高官们宫殿般的住宅都被付之一炬，滚滚的浓烟从里面冒出来，”他写道，“沿着去前线的道路两旁的村庄现在已经变成了冒着烟的废墟。” [33]

在深刻的民族危难之际，这种做法似乎是个合理的选择，但也给南京地区的平民带来了巨大且显而易见的痛苦，对民心也是一个打击。一个78岁的老人来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前，他说自己是被赶出家门的。他独自一人前来，是因为他的老伴不肯离开。魏特琳写道：“如果这种方法能使日军延缓12～24个小时进城，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因为它给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 [34]

日军离南京越近，中国守军留下的对建筑物的破坏就越彻底。随着守军不断加强力量阻止日军进攻的步伐，南京周边已经没有一座桥梁是完好的了。 [35] 日军因轻装行军而未携带复杂的架桥设备，结果只能被迫不断地想办法来保持他们的进攻势头。此时，日本军人发挥了日本农民善于因地制宜的智慧。20世纪30年代末的日本军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农民子弟构成的，他们在关键时刻很好地露了一手。 [36]

到12月9日凌晨时，日军第9师团第19联队的一中队士兵连续行军和战斗已经超过了三十六小时。然后，当他们走到南京以东大约10英里的地方，一条汹涌的河流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河上有座窄桥，桥的另一端有个由中国士兵守卫的碉堡。中国士兵手中的轻武器不断地射击，使得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试图过桥的话，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然而，队伍后方的军官们对他们毫不同情。“赶快过桥，夺取碉堡，清除所有障碍，”军官们下令道，“这是去南京最近的路。” [37]

一个年长的二等兵很快打定了主意。他找到了碉堡火力的一个盲区，然后脱光了上身，跳进冰冷的河水中，身后拖着两股绳索。一旦游过了河，尽管接近零度的河水使他打着冷战，他仍坚持着把绳索拴在桥的另一端，使他的战友们能用附近农舍里找到的一些竹板搭起一座便桥。几分钟后，整个中队过了桥，并且从后面夺取了碉堡，部队得以继续前进。日本军队是受到严格的指挥体制和严厉的纪律的制约，但有时候也有让个人发挥主动性的空间。 [38]

一名日本军官后来回忆道：“每一位师团指挥官都加入了目标定为南京的赛跑，或更准确地说是马拉松，都痴迷于想成为第一个登上城墙的人。” [39] 有一个师团在接到命令离开前线返回上海执行治安任务时，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你该听听这个师团的指挥官们每天对我的抱怨和悲叹，他们痛恨被剥夺了参加向南京胜利大进军的权利。”松井石根如此对一个外国记者说道。 [40]

各部队争先恐后地赶往南京，但也因此加深了日军内部已有的对抗。12月初，在通过一段丘陵地带时，第16步兵师团的士兵相信他们的精力是相当旺盛的，认为他们的行军步伐是快速有力的。突然间，他们发现右边出现了一支和他们平行进军的日本部队。他们很快就认出来那是第9步兵师团第35联队的士兵。这个发现并不令他们高兴，只是促使他们更加加快了速度。“不要让第35联队抢在我们前面到达南京，”中队长大声喊道，“加快脚步，赶快跟上！”士兵们立刻忘掉了疼痛的肩膀和酸胀的腿脚。最重要的是要先赶到南京。“前进，”他们心里在想着，“赶到南京！赶到南京！” [41]

* * *

在日军从多个方向多管齐下地向南京开进的路途中，他们经过了很多城市、乡镇和大小村庄。有些地方没打几枪就沦陷了，其他一些地方则由愿为保卫每一寸土地而战斗到底的士兵据守着。南京东南方向大约15英里的淳化镇就属于后者。据守该处阵地的是中国第51步兵师的士兵，秋天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周边打过几场硬仗，这有力地证明了即使遭受了严重的损耗，中国军队仍然能够打出有力的一拳。 [42]

第51师在撤回南京的途中发现退路已经被快速进军的日本部队切断了。各部只有在当地平民的帮助下才设法暗地里悄悄穿过敌人的防线，退回南京。 [43] 一回到南京，第51师的官兵就希望有机会渡过长江，进行急需的休整。然而，蒋介石又让他们重新投入战斗，命令他们守住淳化。 [44] 为弥补有战斗经验但已经伤亡的老兵，部队补充了一些新鲜力量，包括一些甚至缺乏基本训练的年轻人。 [45]

部队于12月初到达淳化时，非常失望地发现碉堡和防御工事的状况很差。在整个南京战役期间，国军士兵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廉价承包商的偷工减料。有些地堡深埋进地里，起不到防御工事该有的作用。其他的地堡射击孔又太大，面对敌人的火力无法或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最让人沮丧的是，碉堡的钥匙还常常找不到，连进碉堡都成了难题。 [46]

第51师用从当地征集到的少量材料日夜赶工来整修阵地，但仍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把防御工事提高到能让指挥官真正满意的标准。 [47]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改进了许多：以碉堡群为中心，在淳化镇前建立了三道防线；两道铁丝网和一道反坦克壕将使日军难以推进；还有一些隐秘的机枪掩体，给日本步兵准备好了“意外的惊喜”。 [48]

第51师先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到淳化镇前几英里的湖熟村去建立一个前哨阵地，并提供敌军动向的预警。日军的先锋是由第9师团的500名士兵组成的一支部队，12月4日他们露了面。之后的两天里，坚守在湖熟村的那个连孤军奋战，经受了猛烈的攻击。 [49] 中国方面临时增援了一个装甲排，这是仅有的几个中国坦克迎战日军步兵的战例之一，而不是日军坦克打中国军队。此战中国军队损失了3辆坦克车，而日本的步兵据报道伤亡人数是40人。 [50]

12月6日下午，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守卫湖熟的中国连只剩下不到30个幸存者。他们放弃了阵地，突围退回淳化，留下了殉难的官兵。 [51] 紧紧跟随在撤走的中国军队身后的是日军第9师团的先头部队。他们并未与中国的阵地直接接触，而是展开了先期的侦察。根据他们的观察，日本人认为即使中国的防御工作准备得很好，但也没有多少人把守。只要有足够的炮火准备，就能够轻松取胜，或者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52]

事实恰恰相反。日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突破了中国军队三道防线的第一道。再次依赖他们的炮火威力，顽固的日军继续竭尽全力夺取后两道防线。第9师团的炮兵山本武接到命令发起密集的炮火攻击，以便为步兵进攻扫清道路。为了产生心理上的作用，日本的大炮进行齐射，炮声震耳欲聋。令日本兵意想不到的是，中国人也预备了大炮，同样还以颜色。一发炮弹落到了山本武的阵地附近，造成一名二等兵死亡，一名分队长受伤。 [53]

在这个节骨眼上，双方似乎陷入了僵局。此时六架日本飞机从后方飞来，在距离地面才几十英尺的高度投下了炸弹。炸弹爆炸产生的黑色浓烟一团团升起在中国防线的上空。烟雾还未散尽，日本步兵就从散兵坑里跳出来向中国的防线发起猛攻。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在阳光下熠熠闪光，这让山本武联想起了阿修罗——他童年时代所接受的佛教教义中的战神。紧接着就是白刃战，日军仅用五分钟就拿下了中国的阵地。 [54]

但并不是所有的日军进攻都同样顺利。日本第9师团的士兵们在前线好几处地方都陷入了中国军队机枪的交叉火力之中，对他们来说这实际上就是无处藏身的死亡区。对中国士兵来说，战场上的情况也同地狱一般。第51师师长王耀武写道：“炮火连天，血肉横飞，我官兵有的被打断腿、臂，有的被炸出脑浆。” [55] 该师第301团在战场上首当其冲，官兵伤亡总数达到了1500人。 [56]

日军继续保持着这种压力。在争夺淳化战斗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日军的左翼总算能够取得一些进展，他们潜入了村子后面。但是，真正的突破是在12月8日下午才取得的，当时落在第9师团大部队后面的整整一个联队都赶了上来并投入了战斗。他们带来的影响既有军力上的同样也有心理上的。日军的士气迅速高涨，很快就为进攻聚集了强大的动力。那天傍晚，淳化便落入了日军之手。 [57]

在中国第51师被迫撤退几小时后，一支被留作预备队的日本步兵经过了刚刚结束了战斗的战场。他们觉得地狱也不会比这里更加惨烈了。整个地区到处堆满了刚刚被打死的士兵的尸体，空中充满着重伤士兵的号叫声。从旁边经过的士兵很难区分敌友，因为几个星期的尘土已经褪去了军装的颜色。只有一位孤零零的和尚在为死去的军人诵经，不论是日本兵还是中国兵。 [58]

* * *

战争离南京越来越近了，留在南京的人也都明白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自12月8日起，他们就能听到远处大炮的声音。 [59] 12月9日，日本炮兵发射的炮弹第一次落到了南京城内，在市中心的新街口广场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威力强大，使得好几个街区外的窗台上的花盆都摔了下来。 [60]

形势已经变得很明朗，日军的全面攻击已迫在眉睫，此时，城里谣言四起，各种推测五花八门。中国人打算怎么办？他们会让南京几天后就被占领？或者还是会经历一次长期且痛苦的围城？ [61] 所有的媒体都逐渐消失了，因此没办法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外国人被允许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晚间新闻发布会。但对于城里的大多数市民而言，他们面对的却是新闻管制，以及还要去承受不确定的未来所带来的精神折磨。

由于南京城里人口越来越少，大部分地段都陷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因此抢劫也成了一个问题。有人看到中国士兵从被遗弃而空无一人的商店里偷钱。 [62] 几乎所有一切都停止了正常的运转。“此刻的南京只是她一年前的一个影子——一个悲伤和沮丧的影子，南京原本是那样地充满着热情和进步。”12月9日明妮·魏特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63]

但就是这样一座可怜的、半被遗弃半无法纪的城市还不断地拥入了来自城外的战争的逃难者。妻离子散已经是不可避免。一个女人失去了她12岁的女儿，站在路边看着从身边不断经过的难民，徒劳地希望在人群中看到女儿的面孔。 [64] 然后在12月8日，逃难的人流停止了。各道城门全被关闭，只有在出于紧急的军事目的的情况下城门才会开启。据传说，即使是在南京外围打仗负伤的士兵也不准入内，任其死在城外，离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就差几分钟的路途。 [65]

日本人的绞索已经牢牢地套住了南京，越来越多的南京平民开始向安全区转移。“我希望你也能看到从城里其他地方像潮水般涌入这片安全区的人，”美国传教士欧内斯特·H.福斯特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所有通往这里的路上全是一群群的人，利用他们所能用得上的任何工具——手推车、卡车、婴儿车，还有不知疲倦的黄包车，有的甚至由学生来拉，所有有轮子的东西都被用来搬运他们一切可带走的财产。” [66]

早已做好了准备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此刻变成了安全区内的一座难民营，接收了首批难民。其中有些人先前生活在上海和无锡，还有些人就住在城墙外的村庄里，当他们的家园变成一片“焦土”时，被迫进了城。学校里的教职员工仔细地为这些新到的人安排住宿，先前已经接受过培训的一些年轻姑娘当起了接待员，把每个人领到预先分派好的住处。然而，随后的时间将会表明，这样的秩序和纪律是不会持久的。 [67]

* * *

12月7日晚，从紫金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麒麟门附近日本第16步兵师团士兵点燃的篝火，这使得驻守在紫金山上的中国军队中的精锐部队教导总队格外眼红。在这支作为其他中国部队的典范而被特别建立起来的教导总队的眼里，日本人是个诱人的目标。教导总队的官兵们一直渴望有突出表现的机会，即使马上就要面临战败的命运。 [68]

周振强是教导总队第1旅的旅长，他建议对日军实施反击，而且已经拟定了如何实施的行动计划。他计划率第1旅发起正面攻击，驻扎在他左侧的第3旅则从侧面夹击，包围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敌军。这项计划很可能会成功，但从未给予尝试机会。南京卫戍司令部反对这个主意。“现在消耗的兵员太多，”唐生智的参谋回应道，“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结果是，教导总队不得不只是简单地掘壕固守，等待着敌军的到来。 [69]

就在中国的守军接到命令按兵不动时，日军第16步兵师团开始继续向西行进。他们胆战心惊地第一次爬上紫金山。紫金山山坡上长满了针叶松柏，树林之间的空隙中则生长着茂密的竹子，几乎就是一片丛林战的环境。“几步开外你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更糟糕的是你都不知道敌人隐藏在哪里，”该师团第20联队的一名士兵写道，“当我们听到敌军开火时，我们只能胡乱地回击。子弹到处乱飞。” [70]

日军士兵艰难地爬上山坡，在距离山顶还有一半路的时候，他们看见白烟四起，并听到了竹子烧着之后发出的特别的爆裂声。中国军人占据了顺风的有利位置，并且利用这个优势放火烧着了竹林。日本兵立刻拔出刺刀和军刀，在他们前方的竹林中砍出一条防火带，宽度足够隔开火区。这个士兵后来写道：“只能用这种方式，我们才不至于被活活烤焦。” [71]

紫金山前面的主要防御阵地叫作老虎洞，位于东面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上。只要这个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里，日军就无法攻下整座山。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们非常清楚这个阵地的重要性，所以从教导总队第5团派了一个装备精良且斗志高昂的营来驻守。

攻打老虎洞的战斗是12月8日下午打响的。日军首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教导总队的阵地，紧接着，日军的步兵就开始沿着山坡向阵地爬去。凭着严明的纪律，在营长刚毅的命令下，这个营的士兵以精确的瞄准和集中的火力压制住了脆弱的敌军，给对方造成了大量伤亡。日军当天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72]

第二天早上，日军增加了一倍的兵力来攻击老虎洞阵地，他们不仅用大炮轰击，还出动了飞机空袭。日本步兵再次凶残地向山顶爬去，希望烟幕弹会挡住守军的视线。然而他们再次失败了，并且这一次他们受到了额外的压力，因为邻近的一支中国部队对日军的右翼发起了反攻。

教导总队的士兵们虽然成功地守住了阵地，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日军下午再次发起炮击时，守卫老虎洞的这个营有超过半数的人伤亡。由于这个山峰毫无遮掩且难以增援，教导总队的指挥官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这个阵地。于是，这个伤亡惨重且连营长也牺牲了的营便撤回到紫金山的第二高峰。 [73]

对教导总队来说，放弃老虎洞是个挫败，但也能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优势。中国部队退回到了一条准备充分的防线，他们非常熟悉这道防线所穿过的地带。防线以孝陵卫为中心，四年前，教导总队正是在这里住进了他们的新营房。对于总队里的绝大多数士兵而言，这里就好像是他们的家，他们熟知每一条小溪、每一个小村、每一片竹林及每一个池塘。而日本人即将面临的是一场恶战。 [74]

* * *

12月初的一个早晨，南京机场上停着的伊-16战斗机的驾驶舱内，端坐着身系安全带的俄国飞行员D.A.库图莫夫（D.A.Kydymov）。在冬日晴朗的阳光下，驾驶舱内越来越热，难以忍受，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必须要能够在几秒钟内就起飞。现在前线如此接近，以至于日本飞机飞到他们头顶上时都来不及发出任何预警。

27岁的库图莫夫来到南京虽然只有几天，但已经驾机执行过好几次任务了。和大部分苏联飞行员一样，他也是通过中亚航线来到南京前线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他都还没有机会面对面地遇到日军飞机，所以他很渴忘感受一下空战的刺激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誉。 [75]

在驾驶舱里很不舒服地坐了几个小时后，库图莫夫听到中国机械师高声喊道：“日本飞机！一架日本飞机！”在高高的蓝天上，他看到有一个黑点越变越大。这正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幸运的是，机械师没有等待示意飞行员出动的红色信号灯变亮就立即转动了伊-16飞机的螺旋桨。顷刻间，库图莫夫就驾机起飞了，并迅速爬升。

这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起落架使飞机减慢了速度。由于起落架无法自动收回，他不得不用手摇曲柄来将它收回。他将飞机改成水平飞行后，就艰难地动手去收。与此同时，一架日本飞机正冲着他飞来。只差几秒钟就能收起起落架了，但此时库图莫夫只能放弃，他松开了曲柄。日本飞机现在离他非常近，近到他都能识别出这是架三菱九六式单翼机。敌机射出了一串机枪子弹，库图莫夫感觉有几发子弹击中了他的机身。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刻，日本飞机向下避让，飞了过去。

库图莫夫又去摇曲柄，拼命地摇着。他知道那个日本飞行员正准备再次飞来攻击他，如果他动作不够快，没几分钟他就会死。他告诉自己不要惊慌，最后，他又摇了几下后，终于成功地收回了起落架。此时的伊-16飞机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快地加速。两架飞机再次全速擦身而过，互相朝对方射击，但都没有命中。

这只是一次超现实舞蹈的开端，感觉像是没完没了，但实际上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两架飞机一圈又一圈地飞着，两位飞行员都经验丰富，不会上对方的当。最终，日机失去了耐心，决定返回基地。库图莫夫对着敌机的下侧盲目地射出了最后一串子弹——击中了。日军战斗机翻转了机身，肚皮朝上，很快一头栽了下来，最后化成了一团火球，坠毁在南京机场的外边。

* * *

在南京以南，日军第6师团终于赶上了第114师团，并作为第114师团的左翼向南京完成最后一段进军。到12月8日时，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离南京约15英里的地方。此时，第6师团和南京城城墙之间隔着一片丘陵和不太高的山地，其间耸立着两座山峰，一座叫将军山，另一座叫牛首山。侦察部队已经侦察清楚，中国军队挖好了战壕，正在沿一条向北穿过两座山峰之间的道路等待着日本人的到来。 [76]

沿着道路继续向北进军的任务落到了第13联队的头上，而第23联队的任务则是向左前进，绕过山之后再沿着长江向北。该师团的炮兵联队现在只有以前一半的实力，因为它的四个炮兵大队中有两个大队被留在杭州湾一带。炮兵联队接到的命令是集中火力帮助第13联队在山峰底下开辟出一条通道。但第13联队遇到了比他们预料中要强得多的中国军队的抵抗，无法继续行军，再加上炮兵落在后面太远，也不能给他们提供有效的援助。于是，师团长决定暂缓行军，等到第二天，也就是12月9日再继续前进。 [77]

在夜幕掩盖下，炮兵联队沿着山路向上推进，炮兵指挥官们聚集在靠近前线的一座小山头上。破晓时分，他们朝中国军队的阵地开炮，炮弹比前一天打得准多了。这时，该师团的参谋长出现在炮兵指挥所，他很关心阵地是否太暴露。“你们在这里很容易遭到步兵的袭击，”他一边说着，话音里透着一种告诫的语气，一边拿着野战双筒望远镜观察着这片地区，“最好小心点！”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意思，当他话音刚落，一颗中国的步枪子弹就穿透了他拿着望远镜的手。他被迅速地护送下山去了。 [78]

胡子拉碴、长相凶狠的藤田实彦指挥着坦克车队行进在将军山和牛首山之间的路上，他们是前去增援第13联队的。因为爱好写作，所以藤田决定让《每日新闻》的一名战地记者搭乘他的坦克。在一场激烈的交火中，那位记者蜷缩在坦克里，而坦克里的全部乘员都在用机枪向路边山上的敌人扫射，滚烫的弹壳雨点般地掉在记者周围。“烫死我了，”记者喊道，“烫得我好痛！”藤田很快冷冷地回答：“嗨，你自己要来的。现在那边爬满了敌人，只要你敢探出头去，你就死定了。” [79]

顺着路不远处，藤田实彦看到另一支日本坦克车队从他们身边经过，去解救被中国军队的轻武器火力压制在前方一个村子里的一队日本步兵。藤田的一个熟人，井上中尉，在领头的那辆坦克里，离村子大约100码的时候，他突然遭到了隐藏在房子里的山炮的攻击。井上的坦克被好几发山炮炮弹击中了，他被迫拽着坦克驾驶员一起爬出起火燃烧的坦克。坦克驾驶员的裤子被火烧着了，井上上前试图帮他把火扑灭，这时中方的机枪突然开火，子弹撕开驾驶员的胸膛，把他打死了。

井上示意队伍中的第二辆坦克停止前进，但为时已晚。这辆坦克也中弹起火。坦克车长和驾驶员从炮塔中探出身子，看上去是要放弃坦克了，就在此刻，坦克又被另一发炮弹打中，两人的下半身仍然还在坦克里面，却再也无法动弹。最后，被困的这两人被活活烧死。整支坦克部队都没有察觉即将展现的灾难，于是继续前进，结果又有两辆坦克被摧毁。这场遭遇战使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四辆坦克被毁，总共七人被杀。

那位平时开朗健谈的战地记者突然间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白。他本来是要搭乘第二辆坦克的，但被耽误了。“结果我坐上了第五辆坦克，”他说道，“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藤田的心情也闷闷不乐。仅仅两天前，他还跟第二辆坦克的军官聊过天，当时那位军官还给藤田看了一瓶很珍贵的陈年米酒。虽然这瓶酒他原本打算留到攻陷南京时喝，但是他还是同意和藤田共享了一杯。这一杯酒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告别，藤田心中这么想道。 [80]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步兵、装甲兵和炮兵的协同作战还是逐渐取得了成效，成功地把中国军队赶出了他们的阵地。12月9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第一批日军士兵到达了南京南面不远的铁心桥镇。 [81] 与此同时，第23联队沿着山脉以西延伸的道路继续向北前进。这样的行动意味着该联队不得不放弃到目前为止在前往南京的路上一直在利用的相对比较硬实的道路，转而沿一条不适合车辆通行的简易山路继续去南京。如此一来，所面临的一个很大弊端就是火炮的运送大大减慢了。 [82]

其后果马上就体现了出来。第23联队的一个大队接到命令，去扫清设置在标号为154号山头的一座不高的山峰上的敌人阵地，这座山就横卧在日军前进的主道上。这个大队既没有炮火支援，而且它的一半兵力——两个中队——也还在后面为火炮运输提供警卫。该大队剩下的两个步兵中队接到命令向山上进攻，炮兵部队则被要求换用小口径的八九式掷弹筒。 [83]

当154号山头上的中国守军看见日军走近时，便用上了他们所有种类的武器——轻重机枪、步枪和迫击炮——向敌人开火。日军被压制住了，只能在八九式掷弹筒火力的掩护下缓慢地向山顶移动。当日军一挺轻机枪的几个枪手发现有很多中国士兵向山上运动去变换阵地时，他们迎来了一个突破机会。他们长时间的扫射纷纷击中了目标，应声倒下的已死和快死的中国士兵翻滚着坠下山坡。 [84]

日军的小队长抓住机会，起身向山顶猛攻，机枪手紧随其后，小队剩余兵力跟在他们后面，相距10～20码。在向山上运动时，他们碰到了四个举枪正要射击的中国士兵。但日本的机枪手出手更快，扳机一扣，射杀了所有四个人。 [85] 接下来的战斗如同一场屠杀。日本兵占领了山头，然后仔细瞄准被打败后向北逃跑的中国士兵的后背射出致命的子弹。其他日军士兵握着上好了刺刀的枪进入战壕，杀死了所有中国人——已经受伤的、想要投降的以及假装已死的。 [86]

* * *

就在日本第10军从南面向南京进军时，上海派遣军则从东面逼近。日军先头部队的矛头深深楔进了中国军队占据的领土内，绕过了大量的中国部队，而这些中国部队只是事后才鼓起勇气从后面打击来犯之敌。这时候战场上的形势是无法固定的，它瞬息万变，也难以预测。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双方都很少使用战壕，他还提到南京周围的战斗“在很多方面都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野外的交战一样，除了会使用机枪之外”。 [87]

第16师团的一个上尉赤尾纯藏就陷入了这样一种看不到有任何固定前线的战局之中。12月8日，他正率领着自己的中队穿越句容北面山区的一个山谷，突然间这支联队的先锋部队遭遇到强大的阻击而停止了前进。当邻近的两个大队被派去对付中国军队时，赤尾和他不到200人的部下被作为预备队留在山谷里。这里离前线还不到1英里，赤尾派出一支小分队在一个300英尺高的山顶上放哨，密切关注战况。中队里其余士兵则在有一道土墙围绕着的几间农舍里舒服地躺下来休息。 [88]

午饭时分，赤尾坐在一间屋子里正和一名同僚军官轻松地聊着天，突然连着山顶哨所的一部军用电话响个不停。“几千个敌人从后面来了。他们是直冲着你们来的！”电话那头大声喊着，声音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赤尾冲了出去，发现一大片中国士兵正从后面的山谷冲过来。赤尾急忙跑到旁边的屋子，一脚踹开门，看见士兵们正在做午饭。“敌人来了！跟我走！”他大声喊道。士兵们丢下手中的炊具，抓起步枪，跟着赤尾冲上了农舍后面的山坡。

越来越近的中国士兵也看到了日本兵，双方在相距几百码的地方就开始交火。看上去有点势均力敌。然后，日军搬出了两挺重机枪，在相距50码的地方架了起来，以每分钟500发子弹的速度向中国军人扫射，在这样的交叉火力下，中国士兵犹如遭到屠杀。另外九挺轻机枪随后也加入了战斗，一瞬间，中国部队的阵型就瓦解了。部分中国士兵被打散，开始撤退。赤尾的部下没等他下令就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去追击敌人。在他们前面领头的是个年轻好斗的军官，他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军刀砍杀，以至于军刀都断成了两截。

赤尾很满意地看着。他和他的部下曾经日复一日的训练，为的就是这样的战争，他们的表现是完美的。赤尾把注意力转向山谷对面的山头，午饭前他布置了一个分队的兵力在那里作为观察哨。山上满山遍野全都是中国士兵，都朝着山顶开火。山顶上那一小群日本士兵正在做殊死挣扎。赤尾领着一部分士兵冲上山去，但被中国军人的炮火压制在半路上。

中国士兵似乎已经占领了山顶。赤尾命令一名少尉下山返回山谷寻找援兵。少尉站了起来，喊道：“是，长官！”但他立马就被一颗子弹穿透了腹部倒了下来，痛得打滚。不一会儿，赤尾身边的另一名士兵头部直接挨了一枪。在他周围的士兵们上也不是，下也不行，就都做好了死的准备。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山坡下较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上尉！”

一支由三个分队组成的小部队终于成功地上了山，并带来了最需要的武器：八九式掷弹筒。那个军刀断成两截的军官也同他们在一起。赤尾将八九式掷弹筒对准山顶，然后注视着每发炮弹是怎样在密集的中国士兵人群中炸开的。趁着中国士兵突然陷入短暂的混乱和恐慌，赤尾和他的部下很快就登上了山顶，刀剑在手。

他们到达山顶时，发现只剩下很少的几个中国军人。其中一个拿着手枪对准那个带着半截军刀的日本军官，当这个军官意识到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时候，脱口而出骂了一句：“混蛋！”这使得中国人在扣动扳机前迟疑了一刹那。这一刹那就注定了生与死的区别。另外一名日本军官，他手上握着的军刀是完好的，一个箭步向前挥刀砍死了这名中国军人。随后，赤尾和他的部下找到了那个被围困的日军分队。他们的身体被砍得不成人形，无法辨认了。有的眼睛被挖了出来，有的鼻子和耳朵被切掉了，还有的连手脚都找不到了。一个幸存者都没有。

* * *

既然无法实现体面的和平，那么中国就要准备奋战到底。这是前外交部部长张群12月9日在武汉国际俱乐部演讲时传递的信息。 [89] 这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呼应了中国领导层很多人都持有的情感，而且是基于中国比其任何邻国都更大、历史更悠久且更有能力承受更多损失这样一个根本性前提之上的。正如蒋介石在几年前讲过的那样：“凡事成功不在起头，而在最后五分钟。” [90]

日本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意蒋介石在进行一场“持久战”，他们还相信，促使蒋介石采取这种行动的不仅有其深厚的人生信念，也有对当下的战术考虑。他仍然希望外国势力最终会站在中国一边进行干涉，尽管所有的证据证明的都恰恰相反。 [91] 毕竟，蒋介石曾在离开南京前夕发给战区指挥官的一封简要电报中说保卫南京极其重要，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下个月里可以期待在国际事务中会有“重大变化”。 [92]

问题是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高官们心目中的“重大变化”究竟是什么？到1937年底，他们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当德国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摇摆不定时，美国和英国没有表现出任何愿意介入东亚事务的倾向，而且毫无实质意义的布鲁塞尔会议也表明期待多边会议产生效果是不行的。这样就只剩下苏联作为主要的潜在外国支持者了。

有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介入中日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很有信心的。在国民政府的一部分机构搬迁到武汉后，武汉市市长突然间也需要接触外交政策了。据他说，蒋介石已经收到了“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发来的一封电报，就苏联在不久的未来直接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做出了乐观的汇报”。 [93] 这份电报几乎可以肯定指的是杨杰将军发来的电报，他是蒋介石在莫斯科的最高军事代表。杨杰已经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见面，并且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如果南京沦陷，苏联将会对日宣战。 [94]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听说了杨将军的电报内容，并对他以外交辞令所表达的“杨杰的丰富想象力”感到震惊。杨杰自从来到莫斯科后，一直有点我行我素。在早先的一个场合里，他敦促蒋大使单边宣布一项根本不存在的苏联将介入中日战争并站在中国一边的意图。以这样的方式，杨杰解释道，我们就可以诱使日本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结果是苏联也会被硬拉入战争。蒋大使礼貌地拒绝了。 [95]

现在，面对杨杰电报中所概述的所谓的伏罗希洛夫的承诺，蒋廷黻判断这是这位将军的又一个计谋。于是他立即给蒋介石单独发了封电报，提醒他不要过于相信杨杰所宣称的苏联的直接干预。大家普遍认为，甚至杨杰本人也承认，苏联担心在中国参战会导致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紧张态势或者也许是全面冲突。 [96]

尽管如此，如果蒋介石对苏联干预的前景仍然很乐观，这就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俄国人发出的信号有关。1937年底，苏联红军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瓦西里·K.布柳赫尔（Vasilii K.Bluecher）公开表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苏联在必要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地跨过边界。 [97]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俄国人已经跨过了他们的边界，或者至少部分士兵是如此。就像在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们所完全明白的那样，俄国飞行员正在参加中国的空战，但他们为中国首都而战的角色马上就要结束了。

* * *

在中国战区出现苏联飞机，特别是图波列夫SB轰炸机，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来得有点迟。已经逐渐习惯了在空中任意来回的日本飞行员，意外地发现他们在遭受危险的攻击。建在临近前线的临时机场不得不往后搬到远一些的地方。俄国人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中国军队的广泛认可，他们都很高兴能得到这份预料之外的帮助。 [98]

然而，俄国人的帮助并没有改变整体局势。一位师长写道：“日本飞机仍占优势，且常向我轰炸及扫射。” [99] 谣传蒋介石和其他领导人对俄国人起到的有限作用感到失望。“苏联飞机的到来也许是这种过分自信的来源，”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乔治·艾奇逊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些飞机并未满足众人的期望，中国在陆上和空中取得军事胜利的希望已化为泡影。” [100]

尽管如此，苏联飞行员继续为保卫南京而一直战斗到最后。12月9日，他们派出了一小队飞机飞往上海执行侦察任务。地面上的形势极度混乱，飞行员都不确定回去要报告什么。但是，他们不需要担心。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基地时，他们的基地已经被匆匆忙忙地放弃了，甚至都没有时间去摧毁那些受损严重而无法升空的飞机。 [101]

由于地面没有地勤人员，飞行员只能自己给飞机加油并准备飞往南昌，那个在西南350英里外预先设定的基地。当他们正要起飞时，一架由一个姓舒科茨基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无法发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中国机械师帮助修好了引擎的故障。这个帮助来得正是时候。刚修完飞机，日本轰炸机就出现在头顶上，日本步兵也出现在机场边缘。所有飞机都争相升空，再晚几分钟，如果不是几秒钟的话，就会被日本人抓住。

一个多小时后当飞行员在南昌着陆时，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意外惊喜。舒科茨基推开舱盖，跌跌撞撞地爬出了一个不知所措、有点头晕眼花的中国机械师。就在日本人朝南京机场上的飞机发动猛攻的时候，这位俄国飞行员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一把拽住了那个中国机械师并把他拉进机舱，随即沿跑道加速起飞。 [102]

* * *

12月9日凌晨，天还很黑，日本陆军第36联队的先头部队，步兵加上轻型坦克，遭到了中国教导总队一个营的阻击，后者据守在南京城东南方向的红毛山上。随后两军的交火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守军伤亡过半后不得不撤离。日军穷追不舍。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破晓的一缕微光时，日军看到了高高耸立在他们面前的南京城城墙的轮廓，若隐若现，雄伟壮观。土褐色的坚固城墙看起来像是自然地貌而不是人造工程。尽管精疲力竭，但日本步兵们爆发出胜利的呼喊：“万岁！” [103]

日军士兵开始在黑暗中快速前进，直接朝城墙上巨大的城门进攻。就在此时，沿街的路灯毫无预兆地全都亮了，使他们全都暴露在一片不受欢迎的亮光之下。与此同时，轻武器射出的密集火力沿城墙上方向下倾泻。其中部分子弹是撤回到南京城内的教导总队的士兵射出的，他们现在有机会为不久前在城外的失败复仇了。

满身血污的攻城日军士兵拖着呻吟的伤员退回到暗处寻求夜色的保护。中队长山际喜一是最先看到城墙的日本兵之一，他花了片刻时间来确定一下方向。在他左边，他看到了一个建筑群的模糊轮廓，他判断这肯定属于中国军队的防空学校。他事先已对南京的地理烂熟于心，知道现在面对的是哪道城门。借着微弱的晨光，他辨别出了城门上方石匾上刻的汉字。他能看懂这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在日语里也有。这几个字就是光华门——教化之门。他感受到一阵胜利的快感。他们已经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在他们行军打仗数星期中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战斗即将进入决定性阶段。 [104]

几分钟内，第36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就来到了城门前并下令他的三个大队占领阵地，做好攻城准备。天越来越亮，中国守军的火力也越来越强，他们的大炮也瞄准了几英里后的日军部队。胁坂次郎来到防空学校勘察地形。站在防空学校东北角的一个指挥塔上，视野非常清晰。当时，城门是关上的。南京城周围的护城河大约宽500英尺，深约15英尺，而城墙本身是40英尺高。一条反坦克壕和五道拒马——可移动的缠了带刺铁丝网的木架——封住了通往城门的道路。从城门到护城河的道路两旁各设置了五道带刺铁丝网。要攻入城门将是极其困难的。 [105]

联队里有两门山炮，在快速向南京进军期间一直被拖着走过了崎岖山路，此刻被推入了防空学校，开始直接对着城门开火。厚重的木门上被大炮轰出了大洞，但很快日本人就明白，城门已经从后面加固了，用的是结实的木梁和沙袋，而且堆得非常密实。一个日本士兵默默地说道，甚至“连一串蚂蚁都无法通过”。 [106] 单凭炮击是无法突破防御工事的。于是召来了工兵，派他们前往没有遮挡的、直接暴露在墙头上守军步兵火力下的地方，让他们设法清除障碍并炸毁城门。当其他日本兵向中国守军持续射击迫使他们低着头时，工兵们推开拒马来到城门跟前，然后把炸药放在城门脚下。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回荡在清晨的空气中，但当尘埃落定时，城门却几乎毫无损伤。 [107]

尽管在攻城的日军眼里，中国守军看上去牢牢地坚守着城墙，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接近了承受极限。炮兵的炮击，加上一上午好几次日本飞机空袭，已经造成了城门周围100多人的伤亡。城里临近地区很快派来了援军，其中一支援军就是向鸿远中尉指挥的宪兵教导团的一个排。他们配备有6挺捷克轻机枪，并征用了几辆公交车，开往光华门。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遇到一名军官端着碗靠着墙根正在吃饭。当他看到援军时，非常高兴，赶快把碗往地上一扔就上前和向鸿远握手。向鸿远立刻带着整个排顺着古老的台阶登上了城墙。 [108]

城墙上的位置也是很危险的。每次只要有人稍微探出身去，日本兵的步枪就开始射击。结果是，向鸿远和他的部下根本无法知道城墙外地面上的情况如何。早上第一次空袭过后，日本飞机没来再次发动攻击。很有可能是因为日军已经到达城墙边，日军飞行员想避免给自己一方造成伤亡。与此同时，日本飞机还在袭击南京城内的地区。有两个连长拿着手枪对着飞机拼命地开枪射击，但毫无用处。向鸿远很难听懂他们说话时浓重的口音，因为他们都来自中国东南方，但这不妨碍他了解到这天早上日本飞机炸死了他们连队里的大部分士兵。 [109]

中国军人急需了解城墙外边发生的情况。一个机枪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用两面镜子和两把步枪通条绑在一起做了个很原始的潜望镜。这让向鸿远第一次详细了解到了战况。此时，日本人没有全面靠近城门。有九辆坦克正在护城河外边等着，排着队好像是在阅兵场上一样，构成了好靶子。只要有一队配备合适装备的中国士兵就可以给日军造成极大的损失。向鸿远让他的部下轮流看那个潜望镜，这样每个人都能大概了解眼前的任务。 [110]

日落前的几小时里双方在光华门周围陷入了紧张的僵持状态，任何一方都无法赢得决定性的一步。日本的工兵们又做了两次自杀式的努力，企图炸毁城门，但每一次都发现他们的炸药完全不足以在这牢固的防御工事上炸开一道口子。与此同时，中国守军冒着极大的危险到城外实施了一次突袭，成功地烧毁了一个面粉厂。这个面粉厂的厂房实际上比城墙还高，如果被日本人设法占领的话，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绝佳的观察点。中国步兵拿着油桶和木材跑向面粉厂，很容易就成了日本人射击的目标，因此有几个士兵还没到达目的地就被射杀了。尽管如此，还是有足够的战士跑到了面粉厂并设法将其夷为平地。 [111]

12月9日，随着夺取城门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国军精锐第88师也投入了战斗。该师的第262旅——由第523团和第524团组成——奉命守卫光华门和中华门之间的城墙。第524团的一个营也被派到光华门去加强防守。随着日军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这个营的伤亡人数达到了300人。其中一个连残存的17名士兵由一位排长带着从战场撤了下来，而连长和副连长都先后阵亡了。 [112]

日军第36联队在城门的两侧分别部署了一个大队，第三个大队留作预备队。这个大队的士兵很快发现后方和其他地方一样危险。他们不断地遭到中国的零散部队的袭击，这些零散部队从乡村汇拢，希望能杀出一条去城门的路。有一支中国军队仍然还占着防空学校西南方的一座山头，他们正从校园里朝日本士兵开枪。 [113] 在乡村不断出现的中国零散部队给这支日军先锋联队造成了极大威胁，令其难以从阵地上保持与设在更加后面的七瓮桥的司令部的联系。有不少传令兵在途中被击毙。最终，所有的通信都只能通过无线电报来实现。 [114]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向鸿远中尉渐渐失去了耐心，开始觉得他那一个排的宪兵教导团的士兵在城墙上没有得到有效使用。就在他的这个排被新来的排替换下之前，他决定集中火力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命令6挺机枪的枪手每挺都要朝敌人打空3个弹匣。同时，他命令步兵对着护城河另一边的一排日军连续射击。向鸿远注意到日军有了动静，日军坦克的引擎在快速转动，好像是要朝后方开去。他命令士兵再次发动密集的火力攻击，这样又加速了坦克的撤退。向鸿远感觉很好，在夜幕降临南京之前，他打了一个小胜仗。 [115]

* * *

12月9日中午，一架日本轰炸机单独出现在南京上空，但飞机并未像往常那样携带炸弹，而是携带着传单。由松井石根署名的传单上指出中国抵抗力量在战场上是没有获胜希望的。 [116] 南京已经被包围，日本人完全有能力在中国人的家门口发动战争。这份传单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那就是投降。“答复的最后期限是明天，也就是12月10日。”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117] 中国人必须在中午之前将答复递交给中山门附近的日本军队。 [118]

如果中国不愿接受，那么日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进攻，传单以严厉的语调发出警告，其目的更像是在威胁。“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於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传单如此写道，并且还警告如果中国人不放下武器将面临的严重后果，“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 [119]

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拉贝以及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带着停战三天的提议来找唐生智。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唐将军竟然表示同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征得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同意。” [120] 获得唐生智首肯后，这几个外国人赶紧拍发了两封内容几乎一致的电报，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东京，建议双方停火。停火期间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同时中国守军则从城内阵地撤出。两封电报都要求尽快得到回复，“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 [121]

问题是唐生智为何一边以如此气势断然拒绝松井的和平提议，而同时实质上又赞同另外一个极其相似的提议。他并不是要争取时间，因为一旦被迫离开城墙，中国军队将无法花三天时间来改善他们的处境。也许，在意识到南京的形势是多么危急之后，唐生智可能对战斗至最后一人有了新的想法，现在他在考虑如何在三天停火期内把军队全部撤出。

不管唐生智的确切动机究竟是什么，事实是南京周边的形势彻底改变了，或至少可能会完全改变。在12月9日这天傍晚之前，为了避免全面战争，已经做出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努力。这两个努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人保全面子，去避免一场看来即将失败的战斗。或许，大屠杀也可以在最后一刻得以避免。

[1] 《南京保卫战大事记》，收于NDS ，卷2，第419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2；俞洁民：《警卫蒋介石飞离南京》，收于NBZ ，第51页。

[2] 俞洁民：《警卫蒋介石飞离南京》，收于NBZ ，第51页。

[3]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卷2，第218页。

[4] 俞洁民：《警卫蒋介石飞离南京》，收于NBZ ，第51页。

[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54.

[6] 这些谣言在11月底就开始传播开来，见《魏特琳日记》，第55页。

[7]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9页。

[8] 宋希濂称会议是在12月4日召开的，宋希濂：《南京守城战》，收于NBZ ，第234页；谭道平声称会议是12月7日晚召开的，这明显是不对的，因为蒋介石在当天早上就已经离开。此段前文提到的12月4日表明谭道平是错误的，而且他也打算写下这件事确实是发生在12月4日，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 ，第20页。

[9]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收于NBZ ，第234页；这个叙述更加支持了蒋介石选择在上海进行抵抗以获取更多外国支持的看法。

[10]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收于NBZ ，第234页；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 ，第20页。

[11]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 ，第20页。

[12] 东武夫：《东武夫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32，第390页。

[13] 东武夫：《东武夫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32，第390页。

[14] 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 ，卷60，第332页。

[15]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 ，卷8，第417页。

[16]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4.

[17]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日。

[18]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 ，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46页。

[19]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 ，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46-147页。

[20] 《南京城攻占要领》，收于NDS ，卷11，第25页；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p.425，427。

[21]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22] DGFP ，Series D，Vol.I，pp.793-796.

[23] DGFP ，Series D，Vol.I，p.799.

[24] 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p.71；Crowley，James B.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59.

[25] Crowley，James B.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59.

[26] Crowley，James B.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59.

[27] 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71.

[28] 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72-73.

[29] Quoted in Borg，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475，and note 104，p.643.

[30] FRUS ，1937，Vol.III，p.777.

[31]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8-69.

[32]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33]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3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8-69.

[35] 梶谷健郎：《参加南京攻掠战》，收于NDS ，卷10，第103页。

[36] 与今天相比日本曾经是一个城市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一半多的日本人口仍然生活在人口不足一万的小城镇，参见Henshall，Kenneth.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Japan to 1945 . Lanham MD：Scarecrow Press，2013，p.450。

[37] 广濑正元，《斗魂》，收于NDS ，卷60，第182页。

[38] 广濑正元，《斗魂》，收于NDS ，卷60，第182-183页。

[39] 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 ，卷60，第336页。

[40]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日；松井并没有明确他是对哪个师团说的，但可能是第11师团。

[41]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 ，卷8，第420页。

[42] 邱维达：《淳化阻击战》，收于NBZ ，第148-151页。

[43]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收于NDS ，卷2，第178页；邱维达，第148页。

[44] 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收于NBZ ，第141页。

[45]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第178页；邱维达，第148页。

[46] 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收于NBZ ，第143页。

[47]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第178页。

[48] 《第九师团战史》，第114页。

[49]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第178-179页。

[50] 何嘉兆：《战车三连卫戍南京纪实》，收于NBZ ，第218-219页。

[51]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第178-179页。

[52]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行动经过概要》，收于NDS ，卷56，第172页；《第九师团战史》，第114页；《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连队史》，收于NDS ，卷56，第128页。

[53]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收于NDS ，卷60，第203-204页。

[54]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第204页。

[55] 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收于NBZ ，第143-144页。

[56] 郭汝瑰等：《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3页。

[57] 《第九师团战史》，第114页。

[58] 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345页。

[5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8.

[6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9-70.

[61]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8.

[6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40.

[6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2.

[6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0.

[65]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66]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116。

[67]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38.

[68]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100。在英语中，一般翻成“Training Brigade”，即训战旅，但如果按此翻译的话会产生歧义，因为这个部队本身也包含了单独的旅。所以，作者就翻译成“Training Division”。

[69]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67页。

[70] 望月五三郎：《我的支那事变》，收于NDS ，卷33，第179页。

[71] 望月五三郎：《我的支那事变》，收于NDS ，卷33，第179页。

[72]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68页。

[73] 李西开：《紫金山战斗》，收于NDS ，卷2，第376页；刘庸诚：《南京抗战纪要》，收于NBZ ，第181-182页；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68页。

[74] 李西开：《紫金山战斗》，收于NDS ，卷2，第376页；刘庸诚：《南京抗战纪要》，收于NBZ ，第181-182页；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376-377页；刘庸诚：《南京抗战纪要》，收于NBZ ，第182页。

[75] 该叙述是基于Kydymow（Kydymov），D.A. “‘Himmelskönige’ verlierenihre Kronen”（“‘Kings of the Sky’ Lose Their Crowns”），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pp.183-185。俄国飞行员的坚韧给经验丰富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留下了深刻印象。等待作战的美国飞行员往往会在候警室打牌、看杂志或干脆聊天来打发时间。相比之下，俄国飞行员会将他们的飞机围成一个圈停在机场上，整天在驾驶舱内正襟危坐，等着下一次空袭的到来。这样使得他们能反应迅速，但也有弊端，因为他们的飞机同时起飞的话，常常会相互撞上。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第62页。

[76]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0页。

[77]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0-621页；《熊本兵团战史》，第421页。

[78]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0-621页。

[79]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66-269页。

[80]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73页。

[81]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1页。

[82]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收于NDS ，卷57，第457，471页。

[83]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71页。

[84]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68页。

[85]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68-469页。

[86]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72页。

[87]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7日。

[88] 这场战斗的叙述是基于赤尾纯藏所撰《火化的青烟》，收于NDS ，卷33，第66-70页；赤尾纯藏：《泥与血之中》，收于NDS ，卷61，第410-420页。

[89]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275.

[90] Ch’i Hsi-sheng（齐锡生）.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45 . Ann Arbor 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49.

[91] FRUS ，1937，Vol III，p.765.

[92]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卷2，第219页。

[93]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275.

[94]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第209页。

[95]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第209页。

[96] Garver，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4.

[97] Garver，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4.

[98] Polynin，F.P. “Erfüllung einer internationalistischen Pflicht”（“Carrying Out an International Duty”），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p.69.

[99] 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收于NBZ ，第143-144页。

[100] FRUS ，1937，Vol.III，p.767.

[101] Kydymow（Kydymov），D.A. “‘Himmelskönige’ verlierenihre Kronen”（“‘Kings of the Sky’ Lose Their Crowns”），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p.187.库图莫夫写道他自己也不清楚是12月11日还是12日。然而，他给出的日期好像太晚了，因为光华门外的机场是在12月9日被占领的。

[102] Kydymow（Kydymov），D.A. “‘Himmelskönige’ verlierenihre Kronen”（“‘Kings of the Sky’ Lose Their Crowns”），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 ，p.187.

[103] 向鸿远：《增援光华门侧记》，收于NBZ ，第203页；山际喜一：《追思》，收于NDS ，卷33，第53页。

[104] 山际喜一：《追思》，收于NDS ，卷33，第53页。

[105] 《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6页。

[106] 平井茂一郎《从军回忆录》，收于NDS ，卷60，第176页。

[107]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支那方面行动概要》，收于NDS ，卷56；《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6-137页。

[108] 向鸿远：《增援光华门侧记》，收于NBZ ，第203页；山际喜一：《追思》，收于NDS ，卷33，第203-204页。

[109] 向鸿远：《增援光华门侧记》，收于NBZ ，第203页；山际喜一：《追思》，收于NDS ，卷33，第204页。

[110] 向鸿远：《增援光华门侧记》，收于NBZ ，第203页；山际喜一：《追思》，收于NDS ，卷33，第204页。

[111] 向鸿远：《增援光华门侧记》，收于NBZ ，第203页；山际喜一：《追思》，收于NDS ，卷33，第204-205页。

[112] 卢畏三：《第八十八师扼守雨花台中华门片段》，收于NBZ ，第164-165页。

[113]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支那方面行动概要》，第161页。

[114] 《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8页。

[115] 向鸿远：《增援光华门侧记》，收于NBZ ，第203页；山际喜一：《追思》，收于NDS ，卷33，第205页。

[116] 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64页。

[117]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 ，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47页。

[118]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 ，第22页。

[119] 东中野修道，第43页；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 ，第22页。

[12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6.

[121] FRUS ，1937，Vol.III，pp.781-782.

第七章 决定性的日子

1937年12月10日至11日

12月10日星期五，近中午时分，一辆单独从句容方向开来的轿车来到南京城边。车内坐的是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次长武藤章，他戴着标志性的圆形宽边眼镜。随行的还有一名高级军官和一名精通中文的翻译。当他们到达离中山门不远的日军前线时，便就地停了下来。然后，他们等候着。他们的任务是与被围困的中国守军代表会面并接受中方对前一天发出的投降要求做出的答复。几分钟过去了，对方仍没有任何动静。一个小时后，这三个日本人断定他们这一趟是白跑了，于是就掉转车头往来时的道路开了回去。 [1]

试图说服中国投降的流言已经在日本士兵中传开了。从最高级将领到最底层的士兵，大多数日军官兵都在梦想着占领敌人首都这最后的决定性一仗将带来的荣耀，也有些人手指交叉在默默地祈祷能轻松地结束这场漫长的战役。自从进入长江下游以来，日军经历了日本现代军事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几个星期，只有三十多年前日俄战争的杀戮能与其相提并论。南京的城墙巍峨坚实难以撼动，这也预示着将会有更多的流血牺牲。

直到最后一刻，日军指挥官们还一直希望他们最终能说服中国人放下武器而不必打仗。12月10日拂晓时分，日军甚至命令在城墙上空升起一个很大的气球。气球漂浮在成千上万中国守军能隐隐约约看到的高度，气球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白色条幅，上面写着几个简单的汉字：“放弃无益的抵抗，打开城门投降！” [2] 当然，这是白费功夫。随着天色越来越亮，中国军队的炮击也更加密集，这表明他们绝无拱手认输的打算。最终，到了日本人定下的截止期限时，日军也没有得到任何正式回复，这就可以确定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对厚厚的城墙发起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了。

即将成功的征服者试图劝说南京居民投降以免遭受代价巨大的攻城战，这并不是第一次。1659年，郑成功也曾尝试用同样的方式占领这座城市。他曾力劝守城清军将领开门投降，也曾把招降书抄下后绑在箭上，然后射进城墙内给城里百姓看——这和约三百年后日本人用轰炸机投放传单的方法几乎如出一辙。其结果也是一模一样——完全被藐视。 [3]

“今天一直到中午，仍然没有接到支那军的答复，”松井石根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于是我对两军下达命令，从下午开始攻打南京。”他补充道，他预期中国人的防守只能维持一周。“现阶段敌军所做的抵抗几乎是象征性的。肯定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 [4]

日军的进攻将沿着整个前线展开，矛头指向中国军队在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以及紫金山山顶的阵地。 [5] 尽管如此，仍然还存在最后一个选择。前一天拉贝和其他外国人士共同向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了停战三天的建议，这项提议也许会被双方接受。但是，就在同一天下午3点左右，这个希望也破灭了。

日本给予中国答复投降要求的最后期限过去三小时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给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发电报，附上了蒋介石给予那个平行的为避免战争所做出的最后努力的回应。蒋介石声明道，南京的国际委员会错误地相信了唐生智是支持三天停火的。蒋总司令还补充说，他本人对此的态度是：“该提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6]

唐生智从蒋介石不惜一战的回应里领会了其中的暗示。四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7点整，唐生智给他的部队下达了一道命令，号召全军要抗战到底。他警告任何人未经允许擅离岗位都将面临严厉惩罚。任何没有阻止他人撤离的人也将同样受到处罚。除此之外，他还派宋希濂和他的第36师——类似他手下的禁卫军——在长江码头巡逻，防止士兵过江逃跑。“我们必须以全力捍卫南京，”他写道，“我们不能放弃一寸土地。” [7]

* * *

12月10日凌晨，光华门附近地区仍然还在双方的争夺之下。日军第9步兵师团周围都是中国士兵，他们面临的情况是要么他们去包围对方，要么就是被对方包围。该师团的第36联队恰好固守在城门前，此时基本上被切断了与师团其他部队的联系，甚至在该联队和位于后方七瓮桥的第18步兵旅团指挥部之间连一根电话线都没有。这块地方到处都是被打散的中国士兵，都在设法找回自己的部队。日本步兵似乎全都暴露在看不见的敌人的枪口之下，随时有可能被从各个角度飞来的子弹击中。 [8]

这种情况终于在早上8点发生了变化。这时第18步兵旅团副旅长在七瓮桥跳进了一辆装甲车中，他率领一支补给车队穿过部分在日军控制之下的乡村。这支车队运来了500发炮弹以及机枪弹药，一路无险，顺利到达，为几乎耗尽弹药补给且十分危险的第36联队及时提供了补充。不久之后，通信兵也成功地为第36联队接通了电话线，通信联系就此也顺畅了起来。 [9]

对山本武和他的炮兵战友来说，有了新的补给无疑是个好消息，他们用山炮对着光华门打了一早上。几个小时几乎不间断的炮击使得他们中好几个炮兵都暂时失去了听觉，因此下达的命令都是写在小纸条上传递给他们的。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到下午4点，光华门城门的外门终于被轰出了一个大洞。日军炮兵们可以看到内门前面由沙包堆成的牢固阵地。那道内门也必须被炸毁，但至少第一道障碍已经被清除了。炮手们个个兴高采烈。 [10]

中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唐生智非常清楚光华门已逐渐成为南京保卫战的关键阵地。他已经把防守光华门的重任交给了由德国人训练出来的第87步兵师的剩余部队。尽管第87师在几个月的战斗中伤亡惨重，但仍然保留了精锐师的特殊光环。唐生智还派了第156师幸存的将士——他们和《纽约时报》记者几天前在南京城外圆锥形山顶上看到的被屠杀的士兵同属一支部队。最后，唐生智还命令装甲车向城墙的那部分地带靠近，而炮兵也开到光华门边以便提供近距离战术支援。 [11]

中国军队的大炮一直打到了傍晚，目标是日军炮兵观察岗哨和设在防空学校内一栋房子里的联队指挥所。一发炮弹正巧击中房顶，房顶塌了下来。在令人窒息的浓烟和灰尘中，日本军官们一时间个个动弹不得。“混蛋，你们还不放弃？”其中一个人气愤地骂道。然而，当烟雾散去时，他们全都看见了令他们惊喜万分的同一个景象：城墙上升起了日本的旭日旗！军官们全都站了起来，顾不及把军服上的尘土掸掉，就爆发出一阵狂喊：“万岁！” [12]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在中国守军集中炮火轰击日军联队指挥所时，一个机会来到了靠近光华门的第1大队大队长伊藤善光少佐眼前。因总是炫耀他几个月前在上海受伤后装的玻璃假眼珠而闻名全联队的伊藤，命令他的第1中队爬上城门两边碎砖石堆积起来的斜坡，这是前几个小时持续炮击造成的。

就在第1中队的士兵们设法进入城门之后，伊藤善光很快又命令第4中队紧随其后。等到中国军队发现他们防御工事上的这个危险缺口时，已经为时太晚。日军两个中队已经在城门处站稳了脚跟，而且他们还向城内推进了100码，并将几栋房子据为阵地。他们由此建立了一个立足点；虽然还很脆弱，但总还是一个立足点。 [13]

第36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向部下下达了一个不容误解的命令：“第1大队必须守住光华门，即使是意味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14] 一道类似的命令也传给了中国的军官们，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日本人手里夺回光华门：“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每一方都做好了准备去面对仅有的两种结果：胜利或者死亡。一场恶战的大幕已经拉开了。 [15]

* * *

离光华门西南几英里处，和第87师一样也接受过德国训练的中国第88步兵师，此刻正深陷于激战之中。他们负责防守雨花台附近城门之前一串崎岖不平的山头。他们必须守住，否则南京就将失守。师长孙元良将军使用的语言几乎像巴顿将军一样简洁有力，他解释了他们手头的作战任务：“敌人不是打不死的！” [16]

为有效利用本身的资源，第88师派出其下的第527团和另外两个炮兵连去扼守雨花台，而把第528团留作预备队。 [17] 官兵们都没有信心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虽然和第87师一样，第88师在战前同属精锐主力，但在几个月代价极其沉重的战斗中，他们已经失去了许多优秀官兵，首先是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然后是在撤回南京的途中。现在全师共有6000～7000人，其中3000人是新兵，他们都是用来补充老兵牺牲后不足的空额的。疲惫已经开始在他们身上蔓延开来了。 [18]

虽然如此，与其对手相比，第88师的确还是有一个特别的优势，那就是地形。雨花台易守难攻，对进攻者而言无异于是最可怕的噩梦。几年前战争还未爆发时，当时的军事规划根据的就是这样的设想，即侵略者会从南面进攻，雨花台将成为最重要的战场。所以，这个地区的防御工事修建得异常坚固和密集，由反坦克战壕、混凝土加固的碉堡和成排的铁丝网等各种形式所组成。 [19] 更让日军头痛的是，雨花台经常被用于军事演习。在大多数情况下，第88师只需要跳入战壕，就可以占用这些工事了。 [20]

当日军第6师团于12月10日到达雨花台时，其军官很快就很清楚，中国军队已经决心要把此地转变为主要的抵抗战场。这里的机枪掩体布置得非常具有战术眼光，使得日军步兵被钳制住，动弹不得，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第6师团不惜任何代价，架起了他们自己的大炮以提供近距离战术支援。一个炮兵中队长被打死了，当时他正在摇起炮筒想毁灭中国守军一个大大加固了的阵地。 [21]

尽管从炮兵那里得到了火力支援，日军也只能断断续续地穿过山地向前进攻，并连续遭受惨重的损失。他们屡屡被铁丝网挡住去路，要想拆除铁丝网，士兵们就势必暴露在中国守军准确的火力之下。中国守军也确实是常常战斗到了最后一个士兵。一名日本军官观察到有一个中国守军的碉堡被日军从外面封锁住，结果里面的士兵失去了任何逃生的机会。 [22]

在第6师团第23联队中，有一个中队的士兵的经历是很典型的。他们被压制在一条反坦克战壕里，几乎不能动弹。因为只要稍微动一下，50码外一个碉堡内高度警惕的中国机枪手就会射出一串仔细瞄准的子弹。尽管如此，日军的炮击还是逐渐削弱了中国阵地，中国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撤退了。到最后，连机枪手也出来了。

当日本士兵站起身来时，发现了远处正在逃跑的机枪手。渴望报仇的他们全都对着机枪手肆意地扫射。机枪手消失在低矮的山脊背面，好像被击中了，然后他又起身继续逃跑。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日本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击中了他。只是在那天晚些时候，当他们继续前进时，他们才发现了那个机枪手，虽然他已经死了，但双手还紧攥着机枪。 [23]

第6师团遇到了他们所熟悉的问题，那就是进攻得太快，绕过了一些仍然很有战斗力的中国部队。第47联队的进军路上有一座1600英尺高的山，位于雨花台以南，据守在上面的中国士兵还未被完全清除掉，他们不断地向正在前进的日军后翼开火。日军于12月10日傍晚占领了这座山头，尽管中国士兵不断反攻，但整个通宵这座山头都一直在日军手中。 [24]

在中国方面，第88师的第527团也加入了这场特别激烈的战斗，但与敌军不同的是，他们缺乏有效的炮兵支援。中国的军官们非常不情愿置贵重的战争物资于危险之中——这种不情愿却几乎从未被用在对人员的关心上——所以他们把大炮转移到一座小山后头。在山后这些大炮不会遭到敌人直接火力的攻击，但也意味着它们无法准确地瞄准敌军。对于中国军队而言，装备一旦损失后是无法得到替换的，而人员在战场上损失后是可以得到补充的。 [25]

* * *

蒋公穀是一位决意留在南京的中国医生，12月10日早上，当他在福昌饭店的房间醒来时，发现大部分酒店员工都乘着夜色逃走了。酒店里停了水，马桶也用不了。他正要离开房间，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外面的街道。他向窗外望去，看到了不断扩散的黑烟，日本人发射的那发炮弹就落在酒店附近。几秒钟内，就有三到四发炮弹接连落在酒店周围。其中一发炸开了酒店楼顶的储水箱，使得水箱里的水顺着墙壁飞泻下来。 [26]

蒋公穀很快找到了住在隔壁房间的同事，然后一起下到一楼。他们发现派给他们使用的小轿车已经被大火烧着了，所以只能步行离开。不一会儿，他们就被潮涌般的一大群人裹在中间，只能朝众人走的同一个方向前进。所幸的是他们在人群中看到了酒店的一个服务生——事实上，他也是连夜逃跑的员工之一。此人在美国大使馆也谋了一份差事，就设法把蒋公穀和他的同事一起带进了美国大使馆，一直等到街上的混乱平息些以后才出来。

当天晚些时候，蒋公穀回酒店取走了行李。他后来获悉他当时离开是正确的。没过一会儿，日军的炮弹就击中了酒店的正门，炸死了40个人。 [27] 这足以表明12月初的南京是多么混乱和无序，直到第二天，还有9具尸体躺在大街上，没人收走。“所幸的是，”一位西方记者说道，“他们肯定都死于一瞬间，因为伤口实在是太可怕的。” [28]

此时战斗正围着南京进行着，枪炮声不断。南面城墙外就能听见机枪开火的声音。 [29] “东面的战斗似乎在扩大，”拉贝写道，“你能听见重型火炮和空袭的声音。” [30] 光华门差点失守的谣言被传开了，还有报道称中国士兵的战斗意志正在衰退。日本无线电台的报道很乐观，预测南京城将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内沦陷。“每个人都认为南京最晚在今天晚上就将落入日本人之手。”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31]

12月7日早晨把蒋介石送上飞机后，蒋介石卫士队队长俞洁民最初留在南京。三天过去了，他没有接到任何新的命令。他用电话向南京卫戍司令部请求指示，但没人接他的电话，于是他就主动带着一小队身着军装的卫士驾车去了下关码头。他们找到了原本为紧急情况准备的两艘兵舰，随后他们登舰横渡长江到了对岸。他们获得了安全——成为少数及时逃离南京的幸运士兵中的一部分。 [32]

* * *

12月10日，随着逼中国人投降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的消息流传开来，日军第16师团已经行进到南京东面几英里的地方，这时赤尾纯藏上尉相信，他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毫不怀疑他部下中的多数人也有相同想法。

这个年轻的中队长脑海中不时回想起这天早上不断看到的死亡景象，当时他和他的部下正在行军穿过黑暗的中国乡村。 [33] 脚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武器装备碰撞发出的金属的叮当声，压低嗓音的交谈声，突然间全都被就在他前面发生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打断了。残肢断臂到处飞落。尖声喊叫的士兵四散地躺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徒然地想要移动他们被炸掉的四肢，就像被弄翻了身的甲壳虫一样。在行军队伍前面的一个小队径直走进了一个雷区，而地雷又引爆了士兵们携带的弹药。“这就是地狱。”赤尾纯藏心中想道。

当天破晓时分，就在全中队在紫金山附近停下来休息时，赤尾发现一个挂着要求投降的标语的气球升了起来，他心里默默地希望中国人会接受投降。他相信这也是他手下大部分士兵的想法。但是，当沉寂了一上午的日军炮兵再次沿着整条前线开火时，他们的这个希望破碎了。再没有比炮声更能彻底地表明中国人已经拒绝了投降。

赤尾纯藏正经历着年轻军官的典型困境。一方面，他要完成使命，而完成使命就必然会牺牲生命。这就是战争的本质。另一方面，他非常关心手下的士兵。他还记得他部队的士兵在东京和家人告别时的景象。当时，他多希望能向他们的家人保证会平安地将他们的儿子和丈夫活着带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会尽力的！”

对于第16师团来说，从正东方向逼近南京，取汤水这条路是前往南京的最直接的道路，可以一直通向中山门。但这条路要经过紫金山脚下，任何走这条路的人都要受制于控制了紫金山顶峰的人，不论此人是谁。“如果不能控制住紫金山，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向南京进攻都是徒劳的。我们根本就到不了南京。”第30旅团的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如此说道。 [34]

第16师团第33联队接受的任务最为艰巨，他们要直接穿过紫金山，沿途消灭遇到的零星的抵抗力量。在他们的南面，第9和第20联队将从汤水沿道路两边向西挺进。再往北面，第38联队奉命绕过玄武湖，然后转向朝下关码头方向前进。在战场上被大量使用的炮兵也许是日本对中国的主要优势，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一直非常关注炮兵。在视察前线的时候，他总是会详细地询问大炮的位置以及在战术上如何利用大炮来对付撤退之敌，这表明了他认为大炮是战场获胜的关键因素。 [35]

随着这个总体计划的实施，这一天里出现了一长串混乱的各自为战的小规模战斗。对于参战的士兵来说，如第20联队的二等兵东史郎，就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们的一切经历就是不断地行动，似乎全然杂乱无章，手忙脚乱地去对付在他们身边神出鬼没的敌人。有一次，他们击溃了一小队七名中国士兵，这些士兵被困在一片洼地里的小树林中。日军用刺刀刺死了其中六个，最后一个士兵则被一位日本军官用他的军刀砍下了头。被砍下的头在地上滚了好几米，像个足球一样。有一个日军士兵临走之前还好玩似地踢了几下。 [36]

战场上也不完全是空无一人。虽然大多数居民都已逃离，但还是有人留了下来。在经过一个小山村时，东史郎的中队没有发现一个士兵，只是看到一群被吓坏了的村民。日军动手偷走了村民们仅有的一点食物。东史郎独自一人走开了，他闯进了一个屋子去寻找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在把家具都翻了个遍后，他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有饰纹的箱子。打开箱盖，他大吃一惊地看见了一个婴儿，大概才生下没几天，没有多少意识，但显然急需营养。东史郎在想：这个妈妈去哪了？为什么要把婴儿放在箱子里？也许这个婴儿的兄弟或者父亲已经被征召入伍，拉到前线去了？他脑子里只知道一件事。所有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这是战争。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着。 [37]

森日出夫中尉是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一个中队长，12月10日一整天他都同部队一起在小心翼翼地穿过紫金山南面的丘陵地带。在每个村子里，在每个山坡后，在每个山谷内，都有中国士兵在等候着他们。这就意味着他和日军士兵们每走一步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的却是除了那些直接参战的士兵之外，没有人会去在意或者知道其名的地方。他后来写道：“就我们中队而言，如果要我用几个字来描述南京战役，那就是一场没有荣耀的疲劳战。” [38]

随着天色越来越晚，第20联队找了个地方过夜。他们进入了一片看上去像是专给达官贵人居住的地区。有些中队选择了按现代西式风格设计的别墅。森日出夫的中队最终住进了一栋日式住宅过夜，房间里有铺了榻榻米或稻草垫子的床，就像士兵们熟悉的自己的家那样。他沉思道：“当你想到中国政府内也有像这样的亲日分子，你情不自禁地会怀疑，这场战争打得是不是有点矛盾。” [39]

那些级别更低的普通士兵，虽已经躺下来准备在12月10日晚睡上几个小时，但他们脑子里还在想着战争，还在猜测着即将发生的伤亡：

“我不知道明天谁会死掉？”

“哪个倒霉蛋吧。”

“我告诉你一件事。肯定不会是我。我们差不多已经就在南京了。” [40]

* * *

12月10日晚，最后的生死对决围绕着光华门展开了。此处是整个城墙最为关键之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把他们能够抽出的所有部队都派去填补防御工事上出现的缺口，这个缺口是日军第36步兵联队成功地在城门附近占据了一个脆弱的立足点后造成的。考虑到城门一旦失守，很多人的脑袋就要滚落在地，毫无疑问，当第87师第261旅陈颐鼎旅长投入战斗后，在他们这样的指挥官身上承载的压力是巨大的。

陈颐鼎带着两个加强营从东北方向接近城门，与此同时，同样来自第87师的第259旅的一个团从西南方朝城门靠近，试图对城门附近的日军形成钳形攻势。日军装备精良且挖好了工事，但他们人数甚少。由于缺少上级的指示，陈颐鼎很无奈，他后来写道，他们“只会安全地待在城里听着前线来的汇报”。尽管如此，他的士兵在其他匆忙集结的部队的配合下，向日军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使日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41]

这让有着玻璃眼珠的大队长伊藤善光感到压力更大了，他的上司原本就给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城门的压力。 [42] 他被迫采取迅速行动。他的大队里的第1和第4中队已经据守在城门周围，但他们需要增援。当夜幕在城墙上空降下后，伊藤亲自率领一直留作预备队的第3中队大胆地快速冲向城门。中国守军料到日军会试图加强其在城门旁已经夺得的立足点，当他们看到伊藤善光带着他的中队向前冲锋时，中国守军就从城墙上用轻武器密集地向日军开火。 [43]

尽管他们遭遇到的是钢铁风暴，但伊藤善光的部队还是冲到了城门边，并且匆忙地在碎石坡上建立起了临时阵地。这个阵地相当暴露，因为中国守军控制了城墙上面的制高点，这使得他们几乎可以任意射击。中国士兵还向日军阵地投掷手榴弹，造成日军重大伤亡。其中一枚手榴弹的弹片穿透了伊藤善光的头骨，令他当场毙命，他的部下只能无奈地围在旁边。 [44]

这支日军部队在失去了指挥官之后，仍然顶着压力一直坚持到夜幕降临。中国军队将一辆装甲车开到了城门前，直接对着日军阵地开火。日军仍坚守不动，所表现出的顽抗精神同样也使得他们几年后在太平洋群岛战争中闻名于世。松井石根在日记中颇有点自豪地写道：“即使受到敌军连续不断的反攻，第9师团仍然坚守着城门。” [45]

到午夜时分，第156师中由南方士兵组成的一支小分队执行了一项毒辣的计划来彻底消灭残存的日军士兵。他们并不打算简单地射杀日本兵，而是想要让他们葬身火海。他们带着木材和汽油罐爬上了日军阵地上方的城墙。凌晨1点，他们朝下面的日本兵扔下浸满汽油后点燃了的木材，日本兵被困在熊熊燃烧的木柴里，遭受到可怕的伤害。或许这是为了复仇，毕竟《纽约时报》记者几天前亲眼看见在南京城外的山顶上中国士兵被活活烧死，其中就有156师的士兵。 [46]

争夺光华门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2月11日星期六，战斗也越发激烈，逐步演变成不论是日军进攻方还是中国防守方都无法自拔的胶着状态。中国军队的举动受到已在城门外修筑了阵地的日军的牵制，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开火。这使得中国军队无法撤离伤员，通信兵也无法铺设通往后方的电话线。

日军失去了一位大队长，但光华门争夺战对于中国军官来说其代价至少也与之相当。陈颐鼎提到他的参谋长、两位营长和三十多名下级军官和士兵都牺牲在这场反击战中。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他非常愤怒地获知有一支拥有十二门博福斯山炮的友军炮兵部队就排列在离光华门几米远的地方，但他们却拒绝向日本人开炮。这些山炮本可以完全改变战局。但炮兵们却解释说，问题在于只要他们一发射炮弹，他们的阵地就会暴露。自从淞沪战役以来，注重武器装备胜过注重人这一问题一直就困扰着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努力，并且将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抗日战争最终结束。 [47]

* * *

将近12月中旬的时候，南京周边的乡村完全变成了一个奇特的似乎脱离了现实的地方。日军行军经过之地，看上去似乎都是空旷的山野，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空无一人。只是在视线中几乎看不到人而已，因为大部分人都逃难去了。也有少数人留在自己的家园，躲藏在地窖和谷仓里，徒劳地希望战争会与他们擦肩而过。与此同时，因为跟不上自己的队伍，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留了下来，他们也对日军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12月10日黄昏时分，有一群日本士兵正站在他们认为已是前线之外的安全范围内。他们都集中在一栋农舍后面，正在想办法烧一堆火，然后就可以在火上煮米饭。这时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枪响，接着就有一个士兵短促地哼了一声便一头栽进了火堆里，扬起的火星在寒冷的空中飞舞。一颗子弹穿过农舍的墙然后射中了这个士兵的喉咙。鲜红的血从他的伤口喷涌而出。虽然在他周围的士兵立即给他包扎了伤口，但他还是死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是经常发生的。 [48]

日军还没有真正“征服”南京以东和以南的地区，只不过是经过了而已，因此肃清残敌成了日军的当务之急。12月初，在紫金山附近的日军第16步兵师团和其他部队都抽出了许多士兵去执行这个任务，范围包括离南京城很远的地区。“中国的散兵游勇可能就分散躲藏在这个地区，必须要放火用烟把他们熏出来。凡是对日军没有用处的小房子都必须要烧掉！”这道命令下达给了第16师团的士兵们，他们被要求分散到麒麟门附近的乡村去执行任务。不久以后，各家各户的房子都被点燃了，火越烧越大，火光照亮了整条地平线。

齐藤中二郎的小队正在这个人间地狱搜索，突然，他发现一个正在燃烧着的茅棚里有动静。“有人在那里！”他喊道。一个身影冲出棚屋，逃往远处。三个步兵朝着那个逃跑人的方向举起了步枪，但迟疑了一下。一个年纪大些的二等兵保持镇定，举起步枪，一枪就击中了那人的右腿，那人摔倒了。几个年轻的日本兵跑到受伤的人跟前给他包扎伤口。他们谈论着要把他带回联队指挥部去。不用这么麻烦，那个击中他的年长日本兵说道，带回去太麻烦了。他的命令很简单：“杀了他！”

茅棚里不止一个人。当日本士兵忙着对付那个受伤的中国人时，另外一个严重烧伤的人跑了出来。他跑了大概有30码，受惊的日本士兵才举起枪射击，但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另外一个在旁看着的军官对这么不准的枪法失去了耐心，“真见鬼，”他骂道，然后把枪抬到了下巴位置，仔细地瞄准，用一颗子弹打倒了那个人，“你们应该这样开枪才行。” [49]

没有直接参加光华门南边战斗的第9步兵师团的士兵们也在清除分散在乡村的中国军队的残余士兵。12月11日中午，该师团一个小分队的士兵接到命令，要仔细搜查一栋看上去很可疑的农村房子。这栋房子之前也被搜过，但里面好像还有些动静。日本士兵小心翼翼地进入房内，一间一间地搜查，结果在地窖里发现了八个中国士兵。这八个士兵没有试图抵抗，很快就举手投降了。日军把他们绑着带了出来。

用了一些一知半解的中文词语，再借助些手势，日军推断这些中国士兵到过几天前他们的一位战友被杀的地方。日本兵讨论了该如何处理这些俘虏，很快他们就做出了决定。他们冷酷地把这些中国俘虏拖到他们战友的坟前。他们认为，这些中国军人就该死在这个地方。有些年纪大一些的士兵犹豫了，不想参与杀戮，因此就由年轻士兵去动手。不久，八具无头尸体就躺在这个孤独的日本人的坟前。 [50]

晚上，日军分队长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说着话。他告诉士兵们他曾经是一个害羞怕事的孩子，甚至都不敢去打死一只苍蝇。在那个时候，想到要他去杀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即使是在战争中，都会使他毛骨悚然。“结果是我可以就这样杀人了，甚至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他说道，“我一点儿都没有觉得难受。实际上，我感觉还挺好的。每次杀人之后，米饭吃起来也更香了。” [51]

* * *

12月11日早上，日本第6步兵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在远处看见南京城的城墙了。 [52] 为了驱除雨花台高地上的顽强的守军，他们已经战斗了近两天。中国守军是第88师，他们仍然顽强地想要证明自己不愧为精锐部队的名号。为了尽最后的努力来保住在雨花台的一小块立足点，第88师投入了至今仍作为预备队的第528团以及一个营的工兵。虽然他们都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部队基层都是新兵，加上军官中的骨干力量几乎都已经阵亡了，队伍的战斗力变得越来越弱，对他们的指望只能这么多。面对日军残酷无情的攻击，他们的防守很快便开始瓦解了。 [53]

由于在光华门遇到了顽强的防守，12月11日，日军决定把进攻目标转向中华门。日本飞机也被召来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在城门周围第88师的士兵们被迫逐渐退入城内。撤退发生得很快，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点混乱，使得日本兵也能紧随其后。等中国守军回过神来时，已经有300个日本士兵进入了城内。只是在把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全都用上之后，中国守军才把他们又赶出了城门。 [54]

与此同时，部署在中华门东边的第88师的左翼还留在城墙外。他们与日本第9师团的部分士兵交战，但受到了巨大压力，被迫撤退。在这天结束时，中国的第88师缩短了战线，并且在城墙前重新做了部署。原本在夜晚发动反击的计划也搁置了。这是因为根据判断，该师的士兵实在太过劳累已经没有力气再进行反攻，即使反攻也不会有任何胜算。 [55]

藤田实彦，这位胡子拉碴的坦克指挥官，也是在这一段前线进行生死搏杀的日本兵之一。但身处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之中，他却仍然保持了他的幽默感。他碰到一个鼻子被打穿了的军官，这位军官对他说：“很幸运，子弹没有打到骨头，所以我还好好的。”藤田开玩笑地回答道：“我们应该在你鼻子上穿个环，这样就可以把你牵去当牛干活了。”很多其他士兵伤得更严重。藤田看到了一辆被烧得只剩下车架的汽车，有人告诉他，车是《朝日新闻》的一个记者的。 [56]

总而言之，对于日本第10军来讲，这是成功的一天。在更往南的地方，国崎支队顺利地在慈湖村横渡长江并开始向浦口进军。 [57] 该支队受过的专门的两栖训练使其非常适合完成此项任务，但是这支部队有限的规模——实际上也就是个加强了的步兵联队——让前线司令部有些担忧，有人怀疑他们不能独立完成任务。朝香宫鸠彦王建议先把第13师团的一部分运过长江，之后再向北去切断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从而彻底断绝已逃离南京的中国军队很显然的一条撤退路线。但非常可能的是，他还另有一个隐秘的动机。他是刚刚得到任命的上海派遣军的首脑，因此第10军的国崎支队无论获得什么胜利都和他毫无关系。但是，作为第13师团的直接指挥官，第13师团士兵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会直接反映在他身上。 [58]

* * *

12月11日，日军的炮弹连续不停地落在南京的城墙内外。 [59] 圣公会传教士约翰·马吉路过一栋刚被日军炮弹击中的房子。差不多有20人遇害，有七八个人被炮弹掀到了街上。“一对可怜的老夫妇看着他们被炸死的33岁的儿子躺在地上，脸上被炸出个大窟窿，伤心得几乎要疯了。”灾难才发生几分钟，这可怕的场景周围就聚满了大群围观者。 [60]

看见有几发炮弹就落在安全区的南边，安全区的管理者非常担心。于是他们沿安全区周边都悬挂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旗帜来增加一点安全感，但炮弹都是从几英里外打过来的，这样做显然起不了任何作用。“看起来就像是7月4日美国国庆节！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在这里看到过这么多的美国国旗！”不知疲惫的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幽默地说道。“听起来也像是！”金陵大学教授查尔斯·里格斯回应道。 [61]

安全区的领导人也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的问题：既然南京城里的法庭都搬迁走了，那么那些违法的人该如何处置呢？那天，他们真碰到了一个盗窃的现行犯。“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二十四小时拘役，后来因为没有拘留所，就直接放他走了。”拉贝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62] 难民继续大量流入，总共有850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落脚。魏特琳和她的同事一开始相信，最初所估计的要在校园里接收2700名妇女和儿童这个人数太多了，但她们很快就不这么认为了。 [63]

在长江两岸，成百上千受伤的士兵和平民排着队等着渡过长江到浦口，然后从浦口坐火车去内地，从而远离危险。有些人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什么吃的都得不到。渡轮在长江上来来回回地行驶着，尽可能地多救人，但还是快不了。截至12月10日晚，仍然还有1500名受伤的平民被困在长江南岸。 [64]

在受命留守南京的装甲部队中有一个指挥官名叫何嘉兆。在保卫南京的最后几日里，他的士兵们就像是支流动预备队，不停地在一个又一个出麻烦的地方之间赶来赶去。12月11日，他奉命去第156师师部同该师指挥官商讨如何用他的装甲部队给该师提供最好的支援。途中，他遇到了一位老同学，这位老同学已经是宪兵司令部的一个军官，还指挥着一个摩托车排。老同学告诉他道，“我马上要向武汉撤退”，然后又说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都在往武汉撤。接着，他突然递给何嘉兆20元钱。“我给你20元钱，准备将来用。”说罢，他就飞快地骑着摩托车走了。 [65]

* * *

日军中尉森日出夫在中国人的别墅里睡了一晚榻榻米，12月11日又被指派到中山门前面执行更多的肃清残敌的任务。这个地区有很多树林和散落各处的别墅，很明显在战前这里是高级官员所住的地方。现在官员们都消失了，而中国军队开了进来，誓死要让日本人在进攻道路上付出尽可能沉重的代价。

每一栋房子里都隐藏着令人不安的惊恐。如果日军杀死了一楼所有的中国士兵，很可能在二楼还藏着另外一些人。此地危机四伏，危险来自任何方向，任何距离——来自几百码外狙击手的步枪，或来自躲在附近树后一个步兵扔出的手榴弹。森日出夫身边的一个士兵头部中弹死了。森日想道，不知这个士兵是不是还想说几句遗言。他可能真还有遗言要说，但死亡来得如此之快，他再没有机会说出来了。 [66]

日本人面对的是一支意志非常坚定的军队，其骨干力量都是教导总队的年轻士兵，他们之前已经在紫金山附近驻扎了好几年，占尽了地理优势。他们也是主力部队的一部分，这并不仅仅体现在装备和训练上，而且他们也深受蒋介石标榜的民族主义的教化。李西开是该总队第3团的团长，他的指挥所就设在日军前进的主要道路上，即使如此，他的团也一直在继续战斗。我们“对地形非常熟悉，而总队之主阵地工事建筑也较坚固，加之我总队官兵有爱国主义的士气，斗志高昂”，他如此写道。 [67]

尽管如此，日军还是逐渐控制了紫金山地区。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一早就视察了一个炮兵观察哨。他很高兴地获悉他的部队已经占领了紫金山的两座山峰，而且即将夺取最后一个，也就是主峰。当天晚些时候，中岛回到后方给朝香宫鸠彦王汇报战况。他第一次认识朝香宫鸠彦王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在巴黎的日本使馆任职。朝香宫鸠彦王听到他的汇报后很高兴，赏了中岛糖果，中岛又拿回去和他的部下一起分享。 [68]

虽然得到了糖果的赏赐，中岛的右翼还是出现了一个潜在问题。第16师团和沿着长江南岸行进的第13师团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中国军队极有可能从这个防守稀松的缺口逃走。第13师团占据了重要的长江港口城市镇江，正准备横渡长江。华中方面军命令第13师团分出三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的兵力组成一个支队。这个支队——以支队长山田栴二的名字命名为山田支队——将留在长江南岸，直接向西夺取两个长江要塞：乌龙山和幕府山。 [69]

采取了这个措施之后，第16师团就不用再担心缺口的问题了，可以集中精力攻打城墙。当太阳在这个星期六慢慢接近地平线时，上尉赤尾纯藏正在为进攻做准备，他深信这将是最后一次攻击了。他接到命令要占领中山门东北方向的一个山头，在此山头上可以俯视南京城的这个入口。“攻打南京很可能是这场战争的最后一仗，我希望在敌人的防线被攻破时，你们中队能冲在最前面。”他的联队长曾对他这样说道，试图把这个自杀式任务说得很有吸引力。 [70]

执行这个任务无疑就是自杀。山头上已经修建了好几个机枪阵地，这些阵地都还用泥土、砖块和瓦片进行了加固，并与复杂的战壕系统相互连接。阵地前遍布密集的铁丝网，用于阻拦进攻的士兵，这样机枪就能将他们扫射致死。而且，这个地区还极有可能布满了地雷。此外，赤尾纯藏从最近的经历中也知道，中国士兵都是很警觉的。当他匍匐前进时，稍稍抬头想要观察一下这个地方，就招来了一阵弹雨，其中一颗子弹擦过了他戴的钢盔。

下午晚些时候，联队的炮兵用四门山炮朝中国守军的阵地开火，并且持续轰击了一个多小时。到下午5点，当冬季的天空开始变暗时，赤尾纯藏断定此时该发起攻击了。他预计战斗会是短兵相接，于是命令自己的手下只带上步枪和一把小的挖战壕工具。然后，当整个中队都卧倒在地等待出动时，他先派出一小组士兵在山炮和他们战友的步枪和机枪的掩护下到前面去炸开铁丝网。

一连串爆炸声响起来了，尽管在山炮不断的轰击声中炸药爆炸声勉强才能听见，但也表明前面的士兵已经获得了成功。中队里的其他士兵纷纷从掩体里出来，有的挥舞着军刀，有的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窝蜂似的向前冲去。当他们冲到离中方阵地700英尺远的地方时，大炮按原先的约定停止了轰击。密集的炮火以及在炮火之后接踵而来的日军端着刺刀的冲锋使得守军惊魂不定。他们拼命地爬出壕沟，逃往后方。赤尾和他的士兵紧追在后，左右猛砍。

赤尾纯藏率部乘势向前占领了这座山头，达到了目的。当他到达山顶时，山顶已经被守军遗弃了。他把胜利的消息传给了指挥部，说他的任务圆满完成了。然而，他收到的回复却让他很是困惑：要他带着中队撤离这个山头，退回自己的前线。显然，联队指挥部认为这个位置太过暴露。赤尾觉得撤回去就浪费了一个宝贵的优势，于是干脆就忽视了这道命令。

赤尾的中队还没来得及挖掘好掩体，中国军队就往山顶发起了反击。日军士兵们卧倒在地，一边还击一边还在疯狂地挖地。他们一点点地围绕山顶建起了一道初步的环形防线。天黑后枪声依然不断。日军士兵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虽然又吵又危险，但那些不用站岗的人都开始在浅浅的战壕里睡了起来。他们总是打一会儿瞌睡，就又惊醒，知道一切可以放心后又再次入睡。最后，他们击退了中国军队所有夺回山头的反攻，终于可以安心了。

* * *

12月11日是蒋介石离开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把这一天用来设法厘清思路，以便更好地了解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他和他的国家都意味着什么。他以“本周反省录”的形式把自己的思考付诸文字，每周末都会在日记中写下长长的一篇。在前几日令他和中国陷入重重困难之中的背景下，他仍然能出乎意料地保持冷静，并有先见之明。 [71]

他写道，不论他是否拥有南京，他的国民革命都将继续下去。有了正确的精神，“战败则可转败为胜”。在他看来，最大的挑战不在于日本侵略军本身，而在于他的政府的削弱会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中国将再次出现同室操戈。那么，由此而来的风险就是中国会变成“第二之西班牙”，蒋介石写道，他指的是到那时已经持续了十七个月之久的西班牙内战。 [72]

蒋介石对于他的共产党对手一直怀有强烈的戒备感，即使是在日军似乎就要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仍是如此，这就是典型的蒋介石。不仅是他一个人有这样的特点，实际上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统治者形成的一种思维。外国侵略当然是一种灾难，但它们是可以克服的，即使无法立即克服，那么几年或几十年后也都能做到——如果不能用其他任何方式来实现的话，那么就干脆以人口优势同化侵略者，使他们也变成中国人。

对于一个政权的存亡而言，内部的动荡是一个更加根本性的威胁。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种并非巧合的先例。19世纪垂死的清朝政府当时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来自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和正在现代化中的日本的——而其中唯一真正有潜力能给中国的帝王体制带来致命一击的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说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他把日本比作来势汹汹但可以治愈的“皮肤病”，而相比之下，共产党却是“像心脏病”。 [73]

从这个角度来看，迅速地从南京撤退虽然会蒙受耻辱，但蒋介石能够从容应付。然而，为了南京去打一场血淋淋的且徒劳的保卫战，而且还会让他失去剩下的最好的部队，这对他来说要困难得多。旷日持久的防守战将会是悲剧性的消耗战，由此实力的天平将决定性地偏向共产党人。蒋介石的这一新的思考反映在他12月11日晚发给唐生智的电报里：“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74]

[1] 饭沼守：《饭沼守日记》，收于NDS ，卷8，第200页；谭崇恩，第233页；Yamamoto Mashiro，p.64。

[2] 赤尾纯藏：《火化的青烟》，第73-74页；何嘉兆：《战车三连卫戍南京纪实》，收于NBZ ，第220页。

[3] Andrade，Tonio. Lost Colony：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94.

[4]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 ，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47页。

[5] 蒋中正编：《抗日战史：淞沪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2，第三卷，第258页。

[6] FRUS ，1937，Vol III，p.784.

[7] 蒋中正编，第三卷，第258页；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 ，第22页。

[8] 《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8页。

[9] 《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8页；《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支那方面行动概要》第161页提到电话线是在12月10日下午才接通的。

[10] 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206页。

[11] 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第154-155页；何嘉兆：《战车三连卫戍南京纪实》，收于NBZ ，第221页；蒋中正编，第三卷，第258页。

[12] 《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8页。

[13]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支那方面行动概要》，第161页；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第155页；《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8页。

[14]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支那方面行动概要》，第161页；《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8页。

[15] 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第154-155页。

[16] 卢畏三：《第八十八师扼守雨花台中华门片段》，收于NBZ ，第165页。

[17] 卢畏三：《第八十八师扼守雨花台中华门片段》，收于NBZ ，第165页。

[18] Askew，David. “Defending Nanking：An Examination of the Capital Garrison Forces，” in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15，2003，pp.163-164.

[19] 《熊本兵团战史》，第422页。

[20] 赤星义雄：《填满了扬子江的尸体》，收于NDS ，卷10，第145页。

[21]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2页。

[22] 《熊本兵团战史》，第423页。

[23]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 484-485页。

[24] 《熊本兵团战史》，第423页。

[25] 卢畏三：《第八十八师扼守雨花台中华门片段》，收于NBZ ，第165页。

[26] 蒋公穀：《陷京三月记》，收于NDS ，卷3，第57页。

[27] 蒋公穀：《陷京三月记》，收于NDS ，卷3，第57-58页。40人被杀这个数字是依据费吴生的说法，George Ashmore，《日记》，出自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p.85；福斯特记录的数字是15人，第116页；而拉贝记下的死亡数字是12人，第60页。

[28]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第116页。

[2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3.

[3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8.

[3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57，59.

[32] 俞洁民：《警卫蒋介石飞离南京》，收于NBZ ，第51-52页。

[33] 有关赤尾纯藏在南京东面那些紧张日子的描述是基于《火化的青烟》，第73-76页。

[34] 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 ，卷60，第337页。

[35] 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收于NDS ，卷33，第120页；中岛今朝吾：《中岛今朝吾日记》，收于NDS ，卷8，第272-274页。

[36]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 ，卷8，第429页。

[37]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 ，卷8，第428-429页。东史郎从战争中活了下来，之后用笔如实地叙述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他于2006年去世。

[38] 森日出夫：《中队长的记录》，收于NDS ，卷33，第92-94页。

[39] 森日出夫：《中队长的记录》，收于NDS ，卷33，第94页。

[40]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 ，卷8，第433页。

[41] 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第154-155页。

[42] 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353页。

[43]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支那方面行动概要》，第161页；《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8页。

[44] 《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9页。

[45]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 ，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47-148页。

[46] 《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39页。

[47] 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第155页。

[48] 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351页。

[49] 齐藤中二郎：《彷徨两千五百公里》，收于NDS ，卷33，第143页。

[50] 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351-352页。

[51] 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352页。

[52] 《熊本兵团战史》，第423-424页。

[53] 卢畏三：《第八十八师扼守雨花台中华门片段》，收于NBZ ，第165页。

[54]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 ，第24页。

[55]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 ，第24页。

[56]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86页。

[57]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5.

[58] 饭沼守：《饭沼守日记》，收于NDS ，卷8，第200页；谭崇恩，第233页；Yamamoto Mashiro，第202-203页。

[5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4.

[60] Magee，John G.（约翰·G.马吉），“Letter to Wife”（《致妻子函》），出自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pp.168-169。

[61] Smythe，Lewis S.C.（刘易斯·S.C.斯迈思），“Letters to Family”（《致家人函》），出自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p.252。

[6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1.

[6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46.

[64] 马吉，《致妻子函》，第168页。

[65] 何嘉兆：《战车三连卫戍南京纪实》，收于NBZ ，第221页。

[66] 森日出夫：《中队长的记录》，收于NDS ，卷33，第94页。

[67] 李西开：《紫金山战斗》，收于NDS ，卷2，第376页；刘庸诚：《南京抗战纪要》，收于NBZ ，第181-182页；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73页。

[68] Bergamini，Davi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 London：Heinemann，1971，pp.22-23；中岛今朝吾：《中岛今朝吾日记》，收于NDS ，卷8，第274-275页。

[69]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8.

[70] 有关赤尾纯藏对12月11日经历的叙述基于《火化的青烟》，第74-82页。

[71] 家近亮子：《从蒋介石日记解读1937年12月的南京情势》，收于《民国档案》，2009，第113页。

[72] 家近亮子：《从蒋介石日记解读1937年12月的南京情势》，收于《民国档案》，2009，第113页。

[73] Eastman，Lloyd E.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1927-1937，” in Jhn K.Fairbank et al.（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Part 2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48.

[74] 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唐生智在他的战争回忆录第4-5页中写道，他早在12月10日中午就收到蒋介石的一封电报，敦促他在适当的时候就撤退。类似的措辞，如使用“相机”这样的措辞，表明唐生智所指的这封电报就是其他来源所标明日期为后来12月11日的同一封电报。当然，唐生智明显有兴趣把蒋介石为撤退打开绿灯的时间尽可能提前。

第八章 沦陷

1937年12月12日至13日

早晨6点40分，藤田实彦少佐就被吵醒了。这天是12月12日，星期日，沉重的轮子压在砾石上发出的噪声使他无法继续入睡。坦克内的床很不舒适，他从上面起来，把头伸出炮塔顶部往外窥探。他看到大炮被牵引着朝南京城城墙方向行进。最后的总攻正在形成中。藤田不想在敌人的首都被攻克的时候自己却被甩在后面，他迈着匆忙的脚步，一边从沿路停着的坦克车队旁边走过，一边敲击坦克的侧面来催促他的部队。到早晨7点时，这支坦克部队已经上路了。 [1]

整支坦克车队高速向前行驶，但不久就受阻于中国军队的炮火。当密集的炮火停止后，车队继续行驶了几百米，然后又不得不再次停下，这次是因为中国步兵从路边的一个村庄开的火。日军很快就排除了这个障碍，之后证实这是最后一个障碍。坦克车队又往前行驶了几分钟，这时藤田看到了许多房子，在房子后面，一道长长的城墙围绕着南京城展开。往右边，他可以看到高高升起的地面，那就是雨花台高地。

藤田环顾四周，他们的行动太快了，把步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的路上。现在雨花台高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情况：中国守军在离开他们的阵地，急匆匆地跑下山坡向城墙转移。藤田指挥坦克车上的机枪向奔跑着的中国士兵扫射。多挺机枪的交织火力一下子就把逃离的人群扫倒了一大片，中弹的士兵一个个顺着斜坡滚了下去。一部分日军步兵赶了上来，立刻参与了屠杀。他们大声地笑着，享受着杀戮的乐趣。

藤田的装甲车队护送了一组工兵去南京城城墙，然后沿着护城河向东开，一直开到一扇很大的城门前，城门两侧各有一个较小的门洞，全都紧紧地关闭着。在主城门的顶部，有一条用蓝色油漆刷上的令人恐惧的口号。这是用中文写的，但藤田认识足够多的传统文字，所以他明白是什么意思：“誓复国仇”。高高耸立着的城墙本身足有三层楼高，但已经在遭受日军炮兵的炮火轰击。炮弹似乎在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把大块大块的城砖从城墙上剥离下来。藤田立刻明白了他身处何处：中华门。

既然雨花台实际上已经落入了日本人手中，那么这道城门就成了主要的奖品。城门口的城墙有70英尺高，并有一条100英尺宽的护城河加以保护。护城河上所有桥梁都已经被摧毁了。 [2] 围绕着城门的地带是重点防守区，在城墙上大约每隔50码就有一挺机枪把守。城墙内的城门用大量沙袋构成的障碍物进行了加固。 [3] 配备了迫击炮和轻武器的中国步兵可以从城墙顶上向日本人射击，而在城墙外，其他守城士兵在一些尽管实施了“焦土”政策但仍然留下来的建筑物中修建了不少独立的阵地。 [4]

日军第6师团的任务是攻占城门以及防守严密的城墙西南角。从东到西，第6师团分别部署了第13、第47和第23联队。该师团四个联队中剩下的最后一个联队是第45联队，这个联队将绕过城墙的西段，尽可能地向北移动，目标定在长江边的下关码头。 [5] 第6师团的士兵已经大致地了解了他们的行动方向。在12月11日至12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他们想尽办法，几乎完全贴近了城墙进行侦察，所以他们能够做好充分准备以在黎明时分发动攻击。 [6]

进攻按计划开始了。野战炮兵发射的炮弹一发接一发地落在城门上，但并没有在城墙上造成严重破坏。一辆日本坦克也开了过来，准备对准城门直接轰击，但不管怎样，还是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效果。接下来轮到工兵出场了。一小队配备了长梯的“敢死队”尽可能地贴近城墙往上爬，因此没有暴露自己，然后在剩下最后几米的时候向上冲刺。但当他们刚刚在空中一露出身子，似乎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了一阵中国军队的机枪子弹，把他们一个不剩全都打死了。 [7]

中午，三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头顶上，接着在城门外一栋中国军队据守着的楼房附近扔下了炸弹。大火伴着浓烟瞬间吞没了楼房。一大群被困在楼房里面的中国士兵利用这个浓烟弥漫挡住视线的机会，想跑回城墙内。日本兵立刻察觉到这个动向，在火线上的每一个日本士兵都开了火。这群奔跑着的中国军人像割草似的全被撂倒了，彼此倒在一堆。有一个幸运的士兵几乎已经到达城墙边，但最后也中弹倒下了。“全部消灭。”在旁观看的坦克指挥官藤田心里念叨着。 [8]

* * *

12月12日的早晨，伊藤善光所率领的第1大队幸存的一小群日本士兵仍然坚守在光华门里面一个很窄的环形防线内。他们第9师团的战友们正在城墙外面看着他们作战，却帮不上忙。上午10点左右，日军对中国阵地发动了炮击和空袭，这给了第1大队一个机会爬上砖石碎块堆成的斜坡向城墙上端发起猛攻。在一场血腥的白刃战之后，日本人最终又被赶回到底下他们原先那个狭窄的阵地上去了。 [9]

在这场血淋淋但未取得成效的战斗中，第1大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于是联队指挥官决定将其缩编为一个中队规模的单位。他把这个单位命名为竹川部队，并将其附属于第2大队。第2大队大队长立即命令属下第7中队冲进光华门内去增援竹川部队，主要是给被困的士兵补充弹药和食物。第7中队的第一次冲锋被中国军队的交叉火力打退了，但第二次努力成功了，在光华门内的日军士兵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原本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认为他们只剩下死路一条。 [10]

在这天的剩余时间内，山本武的炮兵阵地继续向中国阵地射击，希望能给竹川中队带去些安慰，并且尽可能给城墙造成更大的破坏，从而有可能向南京城的守卫部队发动第二次进攻。与前几天不同的是，中国军队也在实施炮火反击，一发接一发的炮弹落在了日军的炮兵阵地上。“我几乎不敢相信我今天还活着。感谢上帝，”在躲了一整天中国军队的炮火之后，山本武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然后又很快补充说，“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战了。” [11]

事实上，中国军队的密集炮火标志着他们坚守光华门的最后一次共同努力。在城墙的中国守军这边，12月12日的总体局势处于一种极大的混乱之中。第87师的陈颐鼎旅长曾经被警告如果光华门被日本人攻破就要提头来见，此刻他能听见雨花台边缘传来的激烈枪声，也能看见紫金山上燃起的无数大火的烟雾，但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此时的他被困在战争的迷雾之中。 [12]

陈颐鼎的部队终于成功地与后方接通了一条电话线，但下午三四点时又被切断了，也许是被飞落的弹片打断的。天黑之后，陈颐鼎派了一名军官到他的左翼去和那里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系。那位军官返回后的报告令人无法放心。一支来自中国广东的部队正在放弃其阵地向北转移，目的是通过那边的一扇城门退出南京。那名军官试图向一个行进中的士兵询问他们的去向，但他们就当他不存在，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随着邻近部队的主动撤离，在光华门和中山门之间一段城墙上的中国军队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一个令人恐惧的可能性正在到来。日本人可以通过无人防守的城墙的东南角长驱直入，并赶在陈颐鼎的部队有机会撤离之前就包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防守变得更加不可能了，不断向陈颐鼎的阵地倾泻的炮火也强化了这个事实。

然而，撤退并不是陈颐鼎和第87师的其他指挥官能轻易做出的选择。毕竟，他们在战前就曾卫戍过南京，南京城已经成为大多数士兵的家。午夜后不久，陈颐鼎召集他的高级军官一起开会。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们均认为，此刻部队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撤退。然而，陈颐鼎坚持每个人都在一份文件上签名来确认他们的支持。这样的决定由一个人来做出的话未免具有太大的潜在危险。毕竟，陈颐鼎已经受到过威胁，他自己的首级可能也难以保全。

不久之后，这支中国军队开始撤离他们的阵地。日本人没有立即意识到所发生的情况。他们在12月12～13日的夜间所注意到的只是中国军队的炮火变得越来越远了。凌晨4点，炮声完全停止了。仅仅在那时，日军的侦察才查明敌军几乎已经完全撤离。仓促间，竹川中队爬上斜坡到达城门的顶端，发现那里几乎已经被遗弃了。剩下的几个中国军人很快就被压垮并被杀死了。最后，在一场看似无休止的拉锯战中牺牲了如此多生命的这道城门，此时此刻竟几乎毫不费力地就被日本人占据了。 [13]

城墙外日军第9师团的士兵们爬上了前几天炮击所造成的斜坡。到达城墙顶部后，他们把手伸向空中，大声喊叫“banzai！”（万岁），声音如此响亮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的家人在日本家乡也有可能听到他们的呼喊。日本士兵相互握手，彼此拥抱，眼泪哗哗地在脸上流淌。他们想起了过去几个月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从上海一直到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毕竟这是值得的，幸存者们相互告慰着，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牺牲了自己。 [14]

* * *

南京当地有句古老的谚语：“紫金山焚则金陵灭。”12月12日，紫金山的山坡上从一端到另一端全都陷于一片火海之中。 [15] 教导总队第1旅旅长周振强带领他的部下在这场绝望的战斗中坚守在山上树木覆盖的顶峰，但他们即将被装备更好的日本军队击溃，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不得不在此之前就放弃。 [16]

又是同现在已经熟悉的模式一样，周振强尽管多次尝试与教导总队总指挥部联系，但还是无法从他的上级处获得有关总体形势的信息。最终他派人跑步前去询问，几小时后得到了回报，说总队的指挥官下午晚些时候已经离开了。其他的汇报表明城里守军已经全面瓦解。主力军第88师也陷于混乱之中。已经有人看到广东部队一个整师，即放弃了光华门附近一段城墙的那支部队，从太平门出了城，显然决心要撤回家乡去了。 [17]

由于所有迹象都表明城内指挥系统已经瓦解，周振强决定开始有序地从紫金山撤离，只留下一支小部队掩护撤退。他们通过中山门进入城内，非常有纪律地列队穿过南京的街道，周振强的士兵们得到的印象是城里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迹象。 [18] 说着刺耳方言的国军士兵到处都是，但他们看起来似乎已经不再听从任何特定的指挥了。唐生智的权力已经大大地减弱了。 [19]

抢劫变得很常见，这是因为已经不再有任何执法人员来实施在战争初期对犯罪分子施加的严厉惩罚了。“我们遇到一些士兵在商店里抢苏打水、果汁和其他食品，以及其他可携带的物品，还有他们发现能方便使用的物品。”一位西方目击者说道。 [20] 同时，在过去一周里强制执行的“焦土”战术，现在也被应用到了城内。曾被外国游客誉为南京最杰出建筑物的交通部大楼，已在大火中被焚毁，火焰在几英里外都能看见。 [21]

国军辎重部队的一个营长郭歧同他的部下都被困在中央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不知道该怎么办或去哪里。12月12日，他派一名营副去指挥部所在地一所军校的校园，希望能得到下一步的行动指示。那名军官随即回来说，军校里已经空无一人，而且显然已经撤离了一段时间了。只剩下散落的还在焖烧的余烬，那是参谋人员在离开之前烧毁的机密地图和文件。 [22]

虽然中国军队中的纪律正在崩溃，但有些地方却还存在着一种几乎超越现实的责任感。一名从南京战场撤退的军官与他的部队偶然发现一群普通工人还在为修建中的防御工事浇水泥。不必麻烦了，这位军官告诉工人道，战斗已经结束了。“哦，不行的，”其中一人回答，“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会耽误工期的。” [23] 南京城周围的护城河里漂浮着成千上万的死鱼，它们都是被四处乱飞的炮弹弹片杀死的，翻着肚皮浮在河面上，给这个疯狂的世界增加了更多噩梦般的感觉。 [24]

* * *

日本第13航空队的年轻中尉奥宫正武在南京战役最后阶段中始终十分忙碌。12月10日，他率领他的六架九五式舰载双翼机出动去支援第9师团，他们轰炸了光华门周围的中国阵地。12月11日，他参加了对驻扎在南京城内明故宫机场的中国炮兵阵地的袭击。12月12日，他的行为几乎提前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要比珍珠港事件早了几乎四年。 [25]

当天上午，他驾机在中山门袭击了中国阵地，然后飞往南京东面常州的一个机场降落。在那里，这个疲劳的飞行员又接受了新的指令。情报显示，满载着中方士兵的中国轮船，正从南京向长江上游行驶。日军步兵只能在陆地上看着这些战利品从他们手指缝里漏掉，于是陆军想让空军来为他们做这件事。停在常州机场上的所有可用飞机——九五式舰载战斗机和九六式舰载攻击机混合在一起，共二十四架飞机——已经为这次任务集结起来了。

奥宫正武的飞机起飞后很快在通常的三角队形中找到了它的位置。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视野特别清晰。飞行员们根据对轮船速度合理的假设，直接冲这些船只在长江里应该在的位置而去。下午1点30分，在距南京28海里（约52公里）的长江上游处，飞行员们看见了四艘轮船。他们对他们的军事情报非常信任，认为没有理由再去进行进一步的识别。

一开始，九六式舰载攻击机从相当高的高度轰炸了这些船只。其中一枚炸弹击中了领头的那艘船，那是一艘某种类型的战舰。炸弹炸毁了舰上的前炮，并炸断了前桅。然后，第一波六架九五式战斗机在船队上方往下俯冲，从前面实施攻击。它们一架接着一架俯冲下来，总共投下了约20枚炸弹。有些炸弹在离领头那艘船很近的地方爆炸，损坏了船体并伤害了甲板上的船员。船上现在有人去操纵甲板上一挺点30口径机枪了，这个枪手光着膀子朝日本飞机猛烈扫射，但都没有击中。有几架九五式战斗机也用机枪向那艘船扫射。

连续轰炸和扫射了二十分钟后，造成的结果是彻底的破坏。领头的那艘舰艇此刻陷在江中央，船体被子弹打得百孔千疮，火焰四起，并向右倾斜。另外两艘船搁浅在长江右岸，还有一艘搁浅在左岸。日本飞行员们非常满意地看到自己的任务胜利完成，于是停止了轰炸并开始返回他们的临时基地。在常州着陆后，迎接所有飞行员的不但不是荣誉和赞扬，反而是严厉的斥责。为什么他们不把所有的船只都击沉到江底去？他们被命令立即返回并把那些船全部击沉。

他们没有找到那些船，但他们碰巧发现了靠近南京的另外四艘船。奥宫正武立即向这几艘船俯冲，掷下了一枚60公斤重的炸弹，击中了其中一艘船。当他拉起飞机时，一瞬间他看见了船体侧面的英国国旗。他意识到他犯下了一个大错，他开始了对中立国轮船的袭击。其他飞行员也明白那些国旗标志的重要性，就没有再投掷炸弹。那艘被炸的船事实上是英国的“万通”号轮船。 [26]

这次轰炸第一次表明日军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没过多久，日本飞行员又了解到，那一天早些时候他们在南京上游攻击的船只实际上也是西方国家的。其中三艘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而另外一艘——就是遭受了最惨重伤害的那艘——是美国海军的“班乃岛”号，一艘仅装备了轻武器的平底炮艇。

这艘炮艇是十年前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改建成的，专门用于长江巡逻，其任务是保护在中国最长河流上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班乃岛”号加入了将美国公民从战区撤离的行动，11月和12月，它都是在执行其本身的使命，就在遭到攻击的那一天，有54名船员的“班乃岛”号正在运送4名美国大使馆人员和10名美国及其他国家记者去安全地带。

从空中往下看，这次攻击似乎是不偏不倚、干净利落的，但对于在底下的人而言则是一场肮脏、血腥的大混乱。“我们刚刚吃了一顿鸡肉正餐。紧接着就听到日本轰炸机飞来了。它们的声音不新奇，”“班乃岛”号的副艇长亚瑟·F.安德斯上尉后来回忆道，“这一次日本人的重型轰炸机不是在我们头上飞过再去轰炸陆地上的中国人。” [27] 第一波爆炸的力量就让“班乃岛”号炮艇艇长詹姆斯·J.休斯少校的腿断了。

随后的爆炸以及伴随着的机枪扫射迅速造成了大量伤亡。一阵机枪子弹打穿了海军士官的食堂，其中两颗子弹击中了意大利报纸《新闻报》的记者桑德罗·桑德里的腹部。“我被打中了！我要死了！”这位42岁的记者大声尖叫道。有几个船员也受了伤，包括军需保管上士查尔斯·L.恩斯明格。“班乃岛”号的医生将机舱改变成一个医务室，不停地治疗络绎不绝的受伤人员。最后，他的手上总共有45个伤员。 [28]

在医务室外面，手臂受了伤的安德斯上尉接替指挥，他向仍然能够履行自己职责的“班乃岛”号上的船员们发出了一系列指令。不久，一块弹片撕破了他的脖子，流出了不少血，顿时使他无法说话，他就改用书写文字来下命令。下午2点，他意识到“班乃岛”号受损严重，已经不能再靠岸。他不得不草草书写下任何一个船长都害怕下的命令：“弃船。”

水手们和乘客们乘坐两条小船来到一个长满芦苇的沼泽地里的小岛上，因为担心日本飞机又来扫射，他们就一直躲在那里。从那个位置，他们观察到一艘满载士兵的日本汽艇靠近了“班乃岛”号。在向船上发射了更多的机枪子弹后，日军士兵登上船，但只停留了五分钟就又离开了。当时船头上美国国旗仍然在飘扬着。

几分钟后，大约3点54分，“班乃岛”号向右舷翻转，沉没在十多米深的水里。船上的幸存者们又冻又怕，只能蹚着齐膝盖深的烂泥，抬着那些因受伤太严重而无法行走的人，一起费力地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走去。尽管受伤人数众多，但没有一个人在攻击中立刻死亡。可惜那个奇迹没有持续下去。夜间，恩斯明格和桑德里两人都因伤势过重而去世了。

* * *

在中华门，互相残杀持续到了12月12日下午，但这对整场战斗没有多大影响。日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他们的失利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第6师团的指挥官巧妙地把第13联队和第47联队之间的结合处就部署在城门口。所有士兵都清楚，这样部署的目的就是特意要鼓励这两支部队展开竞争，看谁能首先占领城门。 [29]

然而，事实是要想取得成功不能仅仅依靠冲动。单凭意志力是不能在南京城城门这道防线上砸出一个大洞的。在和平时期，南京的城门是进入繁华首都的入口要道，但在战争时期，它们就完全变成了相反之物，变成了防守严密到几乎不可穿透的堡垒。如果有任何日本军官希望速战速决，很快赢得胜利，他们注定会失望。正午刚过，城门前的结果就已经很清楚了：双方僵持不下。 [30]

第47步兵联队进攻的那段城墙在城门的东边，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也看不出部队有任何重大进展。日军士兵被来自城墙上的中国守军的火力压制住了，他们只能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象征性的胜利而沾沾自喜。有一小群士兵终于设法到达了城墙边上，并靠着城墙放了一架梯子，但梯子不够长，够不到城墙顶部，还差大约10英尺。

有一名士兵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的最后一段，双手紧紧抓住突出的砖块，然后再抓住几乎是垂直的城墙表面上的缝隙。日军前线上的全体士兵都屏住呼吸在看着他。他艰难地爬上了顶部，一只手展开了一面日本国旗，但立即招来了中国守军猛烈的火力打击，他不得不找个地方躲起来。很快他就消失了。日本士兵对他都很关心，不知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发现他在城墙上找到了一个凹坑，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战斗中他就一直待在那里。 [31]

有些日本士兵已经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危险，因为他们相信战争即将结束，但也有人置谨慎于脑后。星野光昭上尉指挥着在中华门附近的一个中队，他要对几十个年轻人的生命负责。他感觉到他对手下一名23岁的士兵负有一个特殊责任。这个士兵是他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的父母曾要求星野光昭亲自确保他安全地返回家中。 [32]

星野光昭答应说他会尽他所能，到目前为止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诺。在整个南京战役中，每次当这个年轻人自愿参加自杀性任务时，他都故意忽视他。年轻人再次自告奋勇。他想成为一个六人小组的成员，这个精心挑选的小组的任务是去大胆地尝试攀登城墙。最终，星野光昭同意了这个心情迫切的年轻人的不断要求。“这一次是不一样的，”星野光昭想着，提醒自己此刻他们是站在敌人的首都城墙前面，“即使他死了，他的老父亲也会感到自豪，并能原谅我。”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但非常值得一试。这个热切的年轻人领着整个小组爬到了城墙顶部——并且活了下来。

这一天真正的突破发生在城门的西边。第23联队就部署在那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攻打靠近西南角的那一段城墙。很明显，如果不是先用火炮靠近轰击从而在城墙的实心墙体上轰出缺口的话，城墙是爬不上去的。该师团大部分炮火支援——三十六门小口径山炮、四门100毫米榴弹炮和四门150毫米榴弹炮——都被调来轰击这部分城墙。炮兵观察哨也被派到第23联队的前方指挥所，以便与步兵协调，并观察炮击的效果。 [33]

到下午三四点时，炮击在城墙上炸出了一个像山沟似的大洞，大到足以让日军从中发起进攻。第23联队将其第2和第3大队置于前线，第1大队留作预备。首先，工兵必须去完成最艰苦的任务。当进攻一开始，联队的全部火力都被用来封锁城墙，迫使中国守军隐蔽起来，然后工兵们冲进70英尺宽的护城河。一旦他们在河里形成了一条延伸到远处的人链，他们就举起梯子作为一座临时便桥，让第3大队的一个中队踩着梯子冲过河去，然后向城墙上的缺口发动进攻。 [34]

炮火转换到近距离支援步兵，在城墙上的洞口周围设置了一道火力障碍，以阻止中国守军在攻击进入决定性阶段时进行干扰，同时日军士兵们爬上了几十英尺高的由炮火造成的砖石瓦砾斜坡。下午5点不到，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城墙的西南段。中国守军发动了好几次反击，想把日军赶回去，但都无济于事。日军的这一行动锁住了南京城的命运。一旦没有了城墙保护，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拯救这座古老的城市及其人民了。 [35]

* * *

12月12日，曾因击落日本轰炸机而获得一笔奖金的中国军官沈咸，意识到了至今最清晰的迹象，那就是战斗即将结束了。他命令高射炮降低炮筒，直接瞄准地面上的敌人而不再是空中的敌机。这支一开始有47名官兵的炮兵部队，也开始遭受严重损失。在那个星期天早上，一枚飞来的手榴弹在附近爆炸了，造成一辆牵引车被炸毁，一名驾驶兵阵亡。在接下来的100个小时里，当沈咸和他的部下艰难地在这座垂死挣扎的首都里夺路逃离地狱的途中，将会有更多的死亡等着他们。

由于失败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跑到外国人控制的地区寻求安全保障，但即使在那里危险也仍然时常存在。当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在安全区内做一台手术时，几块弹片就差一点打中了他。 [36] 约翰·拉贝的家里每平方英尺都挤满了各个家庭，其中许多家庭还带来了自己的铺盖，就在露天席地过夜。有些人在他家的一面巨大的纳粹十字旗下寻求保护，认为这个位置特别“防弹”，因为随着东京和柏林之间不断发展的友谊，日本飞行员在对一块明显处于某种德国保护之下的地区实施侵害之前肯定会三思而后行的。 [37]

在预期日本军队可能控制南京城之前的几个小时内，南京居民已经做好了准备。当务之急是要保存个人的性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的一个裁缝原本同意暂时保管一些中国国民党的宣传材料，但此时因害怕而不敢了。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他被获准使用学院里的垃圾焚化炉来快速摆脱这些危险的文件。学院里的教职人员还匆匆忙忙地把为中国士兵准备的衣服埋进地里。尽管这些衣服对平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随着冬季来临，温度会骤降，但军服的颜色必然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38]

在已经被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日军的野蛮暴行引起了对受伤士兵可能的命运的强烈关注，这些伤兵很可能在敌人的魔爪中丧生。在南京还作为一个自由城市的最后几个小时内，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优先考虑的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受伤士兵运过长江去。12月12日，医生们发现有一艘汽艇停泊在河岸上，船上的发动机显然出了故障。他们设法修复了这艘汽艇，在整个白天里，他们帮助把几百名伤员渡过了江。 [39]

尽管如此，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受伤的士兵都留在了长江的南京一侧，对他们来说，医疗设施极其缺乏。在12月的头几天，国际红十字会收到一笔5万美元的款项用来设立军事医院。第一家这类医院是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内建立的。 [40] 从一开始医院的条件就非常糟糕，特别是因为许多医生和护士宁愿选择逃离，也不愿在日本人手下碰运气。 [41] 一个德国来访者参观了设在外交部的医院后说，这是“中国（军队）的耻辱”，医院条件差得无法形容，伤兵们在那里躺上两三天都无人照顾。 [42]

12月12日一整天，南京市民耳朵里都充斥着连续不断的、令人心绪不宁的沉重轰炸声，同时还伴随着头顶上轰炸机的轰鸣声。 [43] 那天晚上，南京城南面的整个地平线都被火光映红了。 [44] 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战斗的声音，并在日落后还仍然继续着。但半夜过后，枪炮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每隔几分钟，炮弹发出的沉闷的重击声仍然可以听到，但不清楚这声音来自何方。在大多数时候，一种怪异的沉默主宰着一切。仿佛这座巨大的城市在遭受最后攻击之前屏住了呼吸一样。 [45]

* * *

12月12日上午11时，就在四十小时前刚刚发出严厉命令要为每一寸中国土地战斗到底的唐生智派人来见拉贝和安全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他们带来了一项停战三天的新提议。从该提议的措辞上可以看出好像不是出于唐生智的手笔，而且提议中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投降”一词。

拉贝认为“事情非常明显”，尽管唐生智夸下海口，实际上还是渴望安排一次停火，但他不想自己承担责任，希望将这个责任转交给国际委员会。“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身后，因为他预料到并且也害怕来自最高统帅和在武汉的外交部的严厉指责，”拉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非常不喜欢这样！” [46]

不过，也存在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唐生智可能是故意争取时间，因为他刚刚被告知，他守卫南京的时间可能需要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尽管前一天蒋介石表示，他将能够理解和原谅放弃首都的决定，但是在12月12日，他再次改变了主意。在给唐生智的一封电报中，他对南京卫戍部队能够显著地延长坚守南京的时间表示乐观。

“当不惜任何牺牲，”蒋总司令写道，“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 [47] 蒋介石没有直接解释他从前一天所持态度的突然变化，但他有所暗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他写道，“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

现在依然不清楚蒋介石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大变化，但他此番言论发表的时间表明，他再次将希望寄托在来自苏联的重要援助上。就在这同一天，谣言在武汉突然流传开来，说立法院院长孙科已经与苏联签订了一项协议。前外交部部长张群会见了德国大使陶德曼，并指出孙科确实于那个月初已经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了，但陶德曼的和平努力打断了他的旅程。张群没有试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更广泛的阶层中，主要是在年轻一代中，人们的感情越来越倾向于苏联”，苏联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后的希望”。 [48]

无论蒋介石是否因苏联突然大幅度增加援助的希望而振奋起来，唐生智不可能分享他的信念。不过，他也不可能公开地不同意他主子的看法，所以只能诉诸拖延战术，希望在三天停战结束之前，蒋介石可能再次改变主意。要求停战是一个冒险的赌博，很可能会以唐生智的职业生涯甚至是他的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表明继续打仗的意愿。

这就是唐生智在他秘密接触拉贝接洽停战事宜的同时，还对他的部队中任何失败主义的迹象采取强硬路线的原因所在。当他一听说原主力部队第88师师长孙元良将军正率领2000名官兵从光华门撤往码头时，唐生智迅速做出反应。他派出第36师师长宋希濂去阻止孙元良的部队。当两支部队相遇时，很可能会导致自相残杀的冲突。幸好，第88师同意返回城门继续战斗。 [49]

不管唐生智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当天下午3点它就被废止了，因为唐生智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一封新电报，这一次是命令他全面撤退。停战已经没有必要了。唐生智派出一名军官去找拉贝，取消先前的提议。当然，他不能透露全军的撤离计划，而是找了一个借口，他解释道：不幸的是，由于日本人已经来到了南京城城门前，现在再来谈停火已经太迟。这一次提议的三天停火比在12月9日提出的那次更加短命。 [50]

* * *

有关中国军队开始撤出南京的谣言在许多部队中引发了恐慌。成千上万的士兵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加入士兵和平民的人流，沿着城里主要街道缓慢地移动。人群似乎断定乘船离开南京是最好的赌注，到下午晚些时候，拥挤的人群从城里延伸几英里一直到下关码头。 [51]

前往下关必须要经过挹江门。这道城门是一处相对现代的建筑物。在最近几十年里，这道城门一直作为坐船来到南京的客人的主要入口。12月12日，这个主要的入口只打开了一半。如此大规模的人群都拥挤着试图通过这狭窄的瓶颈，无疑会造成极大的灾难。在城门口，那些不幸没有正好挤在城门前方的人承受了在他们身后几英里的人施加的压力。在密集的人群中，一旦被绊倒在地实际上就是被处以死刑。没有人在栽倒之后还能再次活着站起来，他们肯定会被不断涌来的惊恐万分的平民和士兵的潮流踩死。

在这毫无秩序的大撤退中，纪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军官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士兵们开始互相打斗。首先是推撞，然后是互殴。卡车直接驶入人群，强行从中通过。坦克发出像史前野兽一般的吼声，从愤怒的群众中压过，沿路撞倒了许多人。有些士兵由于人群拥挤不动而气得发狂，开始随意对人群开枪射击。

有些消息来源还表明，第36师在挹江门附近的致命混乱中起了作用。“第36师的岗哨把机枪架在城墙前的掩体上并大喊‘不要挤！你们再挤我们就要开枪了！’但是人们还是继续在拥挤。”一个中国参谋军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52] 根据李宗仁将军的回忆，他也是那个时候离开南京的，军队最终确实开了火。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道：“这场内部屠杀造成了大量伤亡。” [53]

中国辎重部队营长郭歧率领一队摩托车穿行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密集的人群中。他坐在第一辆摩托车旁边的车斗里。突然，摩托车手一头栽倒在车把上，一声不吭。一颗流弹击中了他。郭歧快速地靠过来抓住车把。在迫使摩托车停下来后，他很快把那个死去的士兵的尸体推到路边，然后继续前进。 [54]

为了减轻挹江门的压力，有些部队被命令通过城墙东北角的太平门离开南京。当他们到达那里后，发现城门几乎完全被封住了。城门入口周围用沙袋堆起了厚厚的挡墙，只留下一个狭窄的缺口，大小每次只够让一个人通过。为了通过那里，巨大的人群中人们相互争斗着。即使是处于最好的秩序和有纪律的状态下，这么多人都要通过这道城门也需花费整个晚上和第二天大半天。而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至少要一个星期或更久。 [55]

在那个一直到深夜还在城里不断发展的极度混乱中，来自广东省的年轻军官李益三完全迷失了方向。他独自一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人会说和他一样的语言。手无寸铁又几乎毫无战场经验的他，竭尽全力试图逃离一心要杀死他的敌人。虽然手上没有地图，但他仍然拼命地尝试找到一条出路。12月12日和13日之间那个夜晚的南京，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 [56]

李益三在其中担任宣传官员的第156师这支部队已经开始在混乱中从南京撤离，只留下了几名军官和士兵在后面尽可能地自己照顾自己。李益三听到一些士兵在谈论要混进安全区隐藏在平民中，但他自己还是宁愿找到一条出城的路线。在跟随大批人群沿着城里主要大道走了一段路之后，他突然如释重负一般听到了自己华南母语那熟悉流畅的音调。他加入了那群士兵，同他们一起脱离了较大的人流，朝东向着未知的未来走去。 [57]

* * *

在下关附近的码头上，12月12日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混乱场面。大火沿着江边熊熊燃烧，有些是日本人的炮弹或炸弹造成的，其他的则是撤退中的中国士兵所执行的总体“焦土”战术的一部分。到岸边接送难民的小船一瞬间就挤满了人。当船只被推开时，船上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的，以至于有些乘客紧贴在船帮上一把没抓住就掉入冰冷的水中。只差几秒钟没赶上船的士兵会用枪对准那些船只，随意地射杀乘客或在船身上打出很多洞以至于船都沉入了水中，以此来发泄他们失望的愤怒。 [58]

一些在船上找不到容身之处的绝望的人开始把他们能够找到的可以漂浮在水面的任何材料——一扇门、一截木头或任何可能不会下沉的东西——绑在一起做成筏子。这些临时做成的筏子很少能持续较长时间。有些一到水里就立刻翻了。还有些虽然能够在长江上漂一段距离，但不久就被江上的浪吞噬了。江面上只见一个个人头在水中起起伏伏，一个个挣扎着的身体缓慢地被水流裹挟着漂向下游。从那些绝望和垂死的人群中发出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哭号声，折磨着站在岸上的人。

一条脆弱的小木船驶入河里，但几乎立刻就开始下沉了。在那些在劫难逃的乘客中，有一个人特别吸引了那些还在岸上的人的注意。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衣着华丽还化着妆，更突出了她的美丽。她的一只手抓住一块木头，另一只手捏着她那奢侈的手袋，她愿意用她的一切来交换一个活命的机会。“请救救我，”她哭喊着，目光没有专门对准某一个人，“你可以拿走我的首饰和1万美元。我会嫁给你的。”然而很快她便消失在水面下了。

对大多数士兵来说，要找到一个渡过长江的方法是极其困难的。对于装甲兵团的军官刘树芄来说，这就更加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因为他还要负责一队装甲车辆。他们如何去找到足够大的船来把这些沉重的货物运过长江呢？天黑之后，他的一些下属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接管了一艘经过码头的小火轮。小火轮拖着几艘驳船，听从他们的指挥一起靠近了码头。 [59]

起初，刘树芄和他的部下试图将装甲车驶上驳船，但装甲车太重了，导致驳船摇摇晃晃，非常危险。然后，他们得出结论，装甲车必须留下，但至少他们可以尝试挽救一些属于该团的较轻的卡车。结果证明这些卡车也太重了。最后，他们决定把所有的车辆都遗弃在码头上，然后讨论转向了该如何处置这些车辆。有些人提出破坏汽车，而另外有些人则主张在车上设下饵雷，即把手榴弹安置在马达下面，只要一发动马达，手榴弹便可爆炸。他们最终决定采用后一种方式。

当士兵们丢下车辆正要乘坐驳船离开时，其中四个人，两个驾驶兵和两个坦克兵，来到刘树芄面前，告诉他说他们想留下来。其中一个说道：“我们四人决计留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刘树芄回应说：“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去浦口后方。”“不行，”他们坚持道，同时指着城墙的方向，“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他们认为，至少应该尝试与敌人打一仗，否则不应该谈论撤退。“我们的战车上还有武器，”另一个坦克兵说道，“与其破坏掉，不如和日本鬼子干一场。”

“我不能命令你做什么，”刘树芄说道，他不是他们的直接上级，“你们的排长呢？你去请示你们排长一下。”刘树芄想要说服他们撤离，但两个司机看起来有些不耐烦了。“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好吧，”刘树芄答应说，“你们选好武器，带足弹药，主要任务是尽快破坏车辆。”他还命令拨给他们足够十天的食物。这几名士兵抓住他们的步枪，从驳船上跳下来，然后消失在黑暗中。刘树芄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他们的名字将列入在保卫南京的战斗中失踪，很可能阵亡了的人员的长长名单之中。

* * *

亚洲农民自古以来就使用农历。几千年来，他们的生活是由月相来决定的，以至于了解地球最亲密伴侣的行为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在12月12日和13日之间的那个夜晚，这种知识突然对日本第6师团第13联队的士兵变得非常有用。根据农历，这天晚上是农历十一月初十和十一之间的夜晚。他们准确地知道月亮将会变成什么样。月亮会在午夜之前非常明亮，但不久之后就会躲藏起来。从亮如白昼突然变成漆黑一团——这样的夜晚将非常适合发动进攻。 [60]

一群日军士兵被挑选出来实施突袭，成员只有少数几个人，他们的装备精简到只剩下最基本的几件：步枪、刺刀和头盔。任何在夜间会发出金属声响的器具都不能携带，以免被中国守军发现即将发生的攻击。然后，他们偷偷地向城墙移动，随身带着用三副竹梯绑在一起的长梯，长度足以够到城墙顶部。他们一格一格爬上梯子，仍然确保不会发出一点儿声响，不让警觉的中国哨兵发现他们的阴谋。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被发现。否则，只要往城墙下扔几枚手榴弹就足以立刻阻止这次进攻。

终于他们未被发现就到达了顶部，然后立即成扇形散开。在城墙高处站岗的中国士兵看到了迅速扑近的黑影并开了火，但已经太迟了，他们挡不住日军的攻击。紧接着发生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大多数日本士兵因为挨得太近，无法使用步枪，就只能立即使用刺刀。不知所措的守军被驱退了，这支成功的突击队伍设置了一道防线，然后等待墙外的增援。

他们不必等待很长时间。沿着第6师团整个前线的大规模进攻在12月13日黎明时分开始了。日军集中炮火轰击城墙上很窄的一段，从下到上逐步展开。炮弹一点一点地将碎石堆成了一个斜坡，士兵们可以利用这个斜坡来爬上城墙。日军飞机也被召来实施一次短暂的空袭，在飞机削弱了剩下的抵抗力之后，一群士兵冲上斜坡。在其他日本兵提供的火力保护下，他们爬完了最后一段距离到达城墙顶部，然后放下一副绳梯。几分钟之内，其他40个日本士兵加入了他们。到上午10点30分，城墙上飘扬起了旭日旗。 [61]

当日本侵略者到达城墙顶部时，一个可怕的景象在等待着他们。远处是几天来炮火轰击的结果。许多房子被夷为平地，有的则还在燃烧。然后，到处都是尸体。血流成河，其中漂着的尸体有些没了脑袋，要不就是五脏六腑流得到处都是。遍地都是无法辨认的人肉碎屑。 [62]

随着蒋介石放弃城市的命令逐级下达，不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守卫在南京周围城墙上的部队全都开始加快了他们的一切行动速度。沿着前线，日军以小组方式向前推进，有时也有单独行动。在中山门附近，第9师团第7联队一个名叫平本渥的士兵，利用在炮击期间坍塌的一个地方，在12月13日凌晨爬上了城墙。他从他的由家乡两个邻里居民捐赠的背包里掏出了一面日本国旗，与另外两个士兵一起到达了距离城门800英尺的城墙顶部。

他们谨慎地向城门移动，但没有看到任何活动迹象，不论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他们进入了一个似乎是警卫室的地方。里面烟雾太浓，他们简直不能呼吸，但烟是从厨房里的炉火冒出来的。炉子上有一口锅烧开了，正在沸腾。锅里炖着红薯、胡萝卜和白萝卜。不久之前，还有人在这里做饭。三个日本士兵没有再去麻烦自己做进一步的检查。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他们的优先事项非常直接。他们一屁股坐了下来，马上用热乎乎的食物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63]

* * *

到12月13日上午晚些时候，所有进入南京城的主要入口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其中包括西南方向的中华门，南面的光华门，以及东面的中山门。当日本士兵登上城墙顶部时，引起他们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眼前的一切都与他们的期望太不相同了。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但相反的是城墙旁边的地区全是一块一块的农地，看上去就是一片乡村景象。引起日本人注意的第二件事是完全见不到人。

日军士兵小心翼翼地向他们刚刚攻克的城市前进，手上端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随时准备射击。然而，能听见的枪声很少。 [64] 日军第23联队的一个士兵，脱离了他的小组，警惕地慢慢穿过无人的街道，当他在一个转角拐弯时，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中国士兵。他们沉默着彼此盯着对方，然后慢慢地向后倒退，直到他们都到达一个拐角。然后他们各自跳到一边，彼此都看不见了。 [65]

几个星期以来，日军士兵一直在担心死亡和伤害，一旦危险减弱了，他们又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第23联队的另一个士兵被命令守在市中心附近的一个路障旁，要求所有经过的车辆停车接受检查。很快，一辆民用汽车驶过来了。这个士兵站在路中间，用他的步枪指着它，汽车放慢了速度。这个士兵站到一旁，准备搜查这辆车，这时司机突然加速，转眼车子就不见了。令他遗憾的是，这个日本士兵在车轮驶过的一刹那看到了一名中国高级军官的徽章。 [66]

在中山门附近享用了一顿热餐的士兵平本渥，同他的部队一起也进入了南京城，他们来到一栋外表像办公楼的建筑物前。这里原来是外交部。门口站着两个严厉的身着制服的中国警卫。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得像个巨人，似乎要伸手去拔他的佩枪，这时一个日本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顶在他的胸口上。这个中国人放弃了他可能考虑过的任何抵抗。 [67]

在外交部的一个大院子里，有人曾仓促地在这里烧过文件，多年积累下来的机密材料都被化为灰烬。这里再也不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总部，它已经变成了一所临时医院。死者和伤者在车道上肩并肩躺着，房间里面的地板上也都挤满了受伤的士兵，有些濒临死亡，瘦骨嶙峋，没有水喝。一辆手推车上堆着一大团胡乱缠着布条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体。一双伸出的脚在抽搐着，表明这个人还没断气。 [68]

对南京大多数平民来说，与这座城市新来的统治者的初次会面是平静无事的。从潮水般地涌进城墙到进入南京市的城区，日本人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直到正午时分，南京居民才看到第一批日本人，6～12人一组，行进在城里南部的街道上。最初，许多人遇到征服者时还松了一口气，并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公平对待。 [69] 他们的希望受到了日本飞机的鼓舞，这些飞机往城里散发了传单，向居民保证会得到人道待遇。 [70]

明妮·魏特琳与占领军的第一次遭遇是一个可能来偷食物的小偷。一个日本士兵进入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家禽实验场。“他来了，因为听见鹅叫声他才来的。”62岁的程瑞芳老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71] 魏特琳被召唤到现场，借助于手势，告诉他这些家禽不供出售，之后他就离开了。“碰巧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魏特琳如此写道。 [72]

* * *

12月13日是南京沦陷的日子，但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仍然充斥着疯狂地寻找逃脱出路的中国士兵。许多人渴望摆脱他们的军服，乞求还留在城里的居民给换一身便衣。一大群数百名士兵拥挤在南京南部的几条著名街道上，南京的裁缝店主要都集中在这里。现成的便服卖得像“煎饼”一样火。大街上到处散落着丢弃的军服和装备。沿着去下关的路上，全是一堆堆遗弃的军服和装备。司机们开车要特别小心，不能压到衣服堆上，生怕可能会撞上手榴弹而引发爆炸。 [73]

令人担忧的是，在安全区内也有成堆的军服，这会使人怀疑有大量士兵也在那里寻求避难。 [74] 安全区管理人员最大的恐惧是中国士兵会全副武装地进入，因为这几乎肯定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拉贝和他的同事在12月13日花了大半天时间，坐在一辆汽车上沿安全区外的街道巡逻，鼓励他们所见到的士兵放下武器。 [75]

下午，他们与另一辆由金陵大学教授查尔斯·里格斯驾驶的外国人拥有的汽车一道，带领一群解除了武装的士兵穿过一些道路到安全区内金陵大学法学院去。“他们拥抱那辆车！”拉贝的同伴之一、美国教师刘易斯·斯迈思写道。他们发现这群士兵中仍然有人携带着武器，于是便说服他们解除武装。这个场面被一个骑着马靠近他们的中国军官打断了。他不同意眼前见到的做法，便拿着一支卡宾枪向空中开火。有一个外国人上前夺下了他的枪。 [76]

解除中国士兵武装的努力后来成了许多当年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挥之不去的噩梦。“我告诉他们日本人会宽恕他们性命的，这是多么愚蠢啊！”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Fitch）写道，他也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我们从未想到过，我们竟然会看到在现代世界上无人能及的这种残暴和野蛮。” [77]

随着中国军事领导层的崩溃，小股中国士兵在试图寻找办法从南京撤离时只能完全依靠自己。这天早些时候，负责一个防空高炮连的年轻军官沈咸接到了一道简单的命令：“炸毁高射炮，率领弟兄到浦口集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自从在上海打仗以来，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这些高射炮。当沈咸把炮筒炸毁时，眼泪忍不住从他的眼眶里往下流。 [78]

沈咸的士兵人数超过三十，他们准备登上原先用于牵引高射炮的车辆，希望能够通过挹江门去下关的码头。但他们还没有走多远就中了日军的埋伏，一个排长和八个士兵被杀害了。接着他们只能靠步行继续前进，此时他们的装备也减到了最低程度。除每个军官都有一支毛瑟手枪外，士兵们只有两支卡宾枪。他们的目的是设法到达长江的岸边，一路上要尽量避免碰到敌人。

就在他们艰难地穿过一条条街道时，他们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剩下的人断定他们只能靠自己来碰运气。到下午时，剩下的官兵已经不足二十人了。当他们几乎快要到达长江边时，一个中国平民拦住了他们，报告说有六个日本士兵正在杀害附近的平民。他们立刻绕道前往相救。一阵短暂、猛烈的交火之后，所有的日本人都被击毙了，但沈咸的士兵也阵亡了两个。他们的出手确实救了不少中国人的生命，但也造成了相当大的耽搁。到傍晚时，他们还是没有到达长江边。

与此同时，那位在大城市中迷失方向到处乱碰乱撞的年轻军官李益三，也跟随着他的操中国南方话的同伴到了南京城东北边的太平门。就在前一天，这道门还几乎被堆积的沙袋完全封住，但现在有些沙袋已经被挪开，以便使通行更加容易。经过一番拥挤之后，李益三终于来到了城外。虽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还是继续往前走。他本能地跟随着其他士兵沿着一条乡间道路走着。路面上每隔100码左右就有一小堆米，这是一种简单的有地雷的警告。 [79]

他们进入了丘陵地带——紫金山的山脚下。突然间，一阵机枪齐射撕裂了沉默。一小队日本兵一直埋伏在那里等着他们。李益三周围的士兵朝枪声响的方向冲去，纯粹是靠人数多他们才打败了日本兵，把后者全杀死了。“哇，打个胜仗这么容易吗？”李益三问周围的士兵。突然，仿佛是给予回答一样，他听到一声呼啸声从他的左耳边掠过去，然后爆炸了。

在几百英尺外的另一个阵地上，日军用迫击炮向他们射击。似乎日本人企图将撤退中的中国人引入紫金山附近山峦之间的狭窄山谷内，然后用几挺分布得很有策略的机枪来全歼他们。李益三开始意识到，南京郊外的乡村可能和城市本身一样危险。他还意识到，他身上穿的军官长大衣泄露了他的身份，使他成为日本狙击手的一个重要目标。尽管天气寒冷，他还是赶紧脱掉了大衣，然后跟大家继续前进，去寻找另一条路线来逃避紫金山附近的死亡陷阱。

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经过一个地方，似乎此地新近发生过一场战斗。地面上躺着几具尸体，其中一个还没有断气。这个伤势严重的士兵呻吟着，从他吐出的几个词中，李益三可以听懂他是来自中国南方的某个省份，李益三自己也是那里出生的。这个垂死的士兵眼睛盯着李益三，似乎是在用目光恳求他再补一枪以让自己彻底摆脱痛苦。李益三不忍下手。他也没有武器。难道他该用他的双手去……？李益三再也无法忍受。他转过身，背对着这个恐怖场景，跑了开去。

* * *

美国海军亚洲舰队的军官们在12月12日至13日之间的那个夜间深深担心着“班乃岛”号的命运。12月12日下午1点35分，这艘炮艇上的无线电在发送一篇电文中间停止了传送。所有随后的通过无线电联系这艘船的努力都未成功。接着日本人轰炸了停泊在长江芜湖港口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船，其中包括一周前已被日军轰炸过的皇家海军“瓢虫”号。这更加加深了他们对“班乃岛”号的担忧。 [80]

有关美国海军“班乃岛”号的船员和乘客的消息是在12月13日早晨才为外部世界所知晓的，当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了圣公会传教士哈里·B.泰勒家里。泰勒是弗吉尼亚人，他和家人住在安庆市，距南京150英里。电话另一端是美国驻华使馆二秘乔治·艾切森。艾切森之前已经在“班乃岛”号船上，他此时打电话通知泰勒“班乃岛”号被炸，而且有伤亡。艾切森之所以打电话给泰勒，是因为传教士是中国乡村中唯一可以通过电话联系到的人。几个小时后，美国海军“瓦胡岛”号，“班乃岛”号的姊妹船，就已经在前往攻击事件发生地的路上了。 [81]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里·E.雅内尔上将对日本袭击的报道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取消了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巡洋舰离开上海前往马尼拉的行程。“美国海军舰只留在中国水域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只要有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将一直留在这里。”上将如此声明道。 [82]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封电报中表明他对此事件“深感震惊”，这封电报他坚持要直接交给天皇裕仁。 [83]

日本官员们立即表示道歉——大量的道歉。12月13日下午，日本海军大臣发表了一篇文告，表达了他对“这次不幸事件的真诚遗憾”。 [84] 同日晚些时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把这次袭击描述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 [85] 为之动容的外交大臣广田弘毅亲自造访了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我无法告诉你我们对此的感觉有多么糟糕。”他对美国使节说道。 [86]

日本战地指挥官则远远谈不上有什么懊悔。他们的炮火还瞄准过南京以外长江上的皇家海军“金龟子”号和皇家海军“蟋蟀”号，当时在芜湖的高级军官桥本欣五郎大佐接到投诉，指出这几艘舰艇都悬挂着英国国旗，他立即回答说：“我不认识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旗，除了我自己国家的旗帜之外。” [87] 他还被指控给他的部队下达命令，向长江上所有船只射击，“不论国籍”。 [88]

美国海军“班乃岛”号的沉没在美国报纸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这起事件更加拉近了美国公众和中国抗战的距离，任何先前的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一事件也成为美国参议院长时间辩论的主题，尽管它也被孤立主义者抓住作为可能使美国在海外牵扯上不必要的承诺的一个小事件的例子。一位作者指出：“可能从来没有哪一项战争罪比攻击‘班乃岛’号更加详细地记录在案。” [89]

美国大使格鲁非常紧张。他是一位具有历史意识的外交官，他联想起早先的类似事件，如1898年美国海军“缅因”号被击沉，这是美西战争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想起了英国远洋客轮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它被一艘德国U型潜艇在1915年用鱼雷击沉。此举造成了1000多名旅客和船员的死亡，其中包括许多美国人，使得美国公众舆论决定性地一致反对德国。 [90] 大使在他的日记中透露，他“已经开始计划收拾行装的细节，以防我们不得不卷铺盖走人”。 [91]

最终，危机减弱了。通过召回南京附近的空中作战指挥官，东京解决了好战的野战指挥官的问题，同时也支付了大额赔偿金，于是这一事件很快就被遗忘了。 [92] 有一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贵重物品也在“班乃岛”号船上，包括属于学院院长的婚礼银器，一个月后，当俄国潜水员打捞出这些物品时，美国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其他事情。 [93] 而当格鲁大使不得不真的卷铺盖离开时，已经是四年之后了。

* * *

在要求手下军官共同签署一封表示支持撤退决定的决议文件之后，陈颐鼎旅长开始率领他的部队在12月13日黎明前撤离光华门附近的地区。在前往下关的路上，他数次停下来探望属下几十个受了伤的士兵，伤兵们被安置在设于一个古老墓地的一所临时医院内。他们因伤势太重无法参加撤退，陈颐鼎对他们说了几句好意鼓励的话之后，不得不离开他们。他不可能知道，仅仅几天之后他们就全都死了，被日本人杀死在他们的病床上。 [94]

陈颐鼎到达下关时，时间已近中午，等待着他的却只有坏消息。他们的师长带着参谋长在前一天下午就已经渡过了长江。此时，他只能依靠自己。面对着江边的一片混乱，不需要多长时间他就明白在那里他完全无能为力。他决定沿着江边走下去，希望能为他和他的士兵找个地方躲几天，然后再找条路离开交战地带。下午3点多，他们到达了燕子矶，这是一处风景名胜，以其直入长江的陡峭悬崖而闻名。

陈颐鼎注意到，他身后有大量士兵追随着他，超过了3000人，而且不再是只有自己部队的士兵。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穿的是将军军服，尽管战争变幻莫测，但他的军装仍然十分洁净，使他更具有权威的风度。不管怎样，他觉得有担负起领导他们的责任。陈颐鼎决定让他们先在悬崖的阴影下休息，并派出一部分战士去山上警戒。他们还没有休息多长时间，突然就爆发出一阵枪声，很明显，警戒部队与进攻的日军打起来了。很快，来自其他部队的士兵就朝四面八方逃散了。原来这就是我的权力范围呀，陈颐鼎无奈地想道。

形势日益严峻。日本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击败抵抗力量，并消灭江边的中国士兵。陈颐鼎不想当俘虏，就准备掏出手枪，这时他的两个卫士把他拽到江里，扶他爬上一块准备用来横渡长江的原始木筏。其他人也跳上这块木筏，结果木筏很快就开始下沉。在这最后一刻，漂来了一艘小船，由一个男人控制着，上面还有一辆自行车。“我们有个旅长在这里！”有些士兵大声叫喊道。船上的那人欣然把自行车掀入水中，把陈颐鼎拉上了船。与那一天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命运不同的是，他终于到达了长江的另一边。 [95]

陈颐鼎很幸运，因为日本人很快就会把他们从在上海开始的进攻中所形成的恶名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有些人比别人更早一点就认识到这个可怕的事实。12月13日下午，数百名中国士兵出现在安全区的北端。负责管理安全区的委员会说，他们帮不了这些士兵。委员会试图宽慰他们，说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并承诺不再打仗，日本人很可能会给予他们“仁慈的对待”。这显然是太乐观了。 [96] 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军队闯进了安全区，拖出了200名中国男子，大多是士兵，押到城外残忍地枪杀了。 [97]

同样是在12月13日，日本士兵开始沿着长江江岸上下巡逻，朝江中漂向下游的任何人和任何物体射击。他们的伙伴站在江中的海军舰艇上，朝他们喝彩，每次子弹打中了一个漂在水中的无助的受害者时，他们就会鼓掌欢呼。 [98] 连平民也难以幸免。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拉贝在南京市中心转了一圈，他看到每隔100或200码就有死去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背部都有弹孔。 [99]

当夜幕降临到12月13日的南京城上空时，整个城市“没有灯，没有水，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明妮·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随着日本军队有效地控制了南京城，有三个危险不再像以前那样迫在眉睫，趁乱打劫的士兵的危险——这也许是她所认为的——以及空袭的危险和炮击的危险。“但是，”她不安地补充道，“第四个危险仍然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打了胜仗的军队手中。” [100]

[1] 有关藤田实彦在12月12日早晨的经历，根据的是他写的回忆录，第89-292页。

[2] 《熊本兵团战史》，第426页。

[3] 赤星义雄：《填满了扬子江的尸体》，收于NDS ，卷10，第145-146页。

[4] 《熊本兵团战史》，第427页。

[5] 《熊本兵团战史》，第426页。

[6]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3页。

[7] 赤星义雄：《填满了扬子江的尸体》，收于NDS ，卷10，第145-146页；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93页。

[8] 赤星义雄：《填满了扬子江的尸体》，收于NDS ，卷10，第145-146页；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93页。藤田实彦在战争中幸存下来，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在中国。1946年因肺炎而死在中国监狱中。

[9]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支那方面行动概要》，第163页；《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 142页。

[10]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支那方面行动概要》，第163-164页；《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42页。

[11]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第208页。这不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因为他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并返回了日本。

[12] 此处有关12月陈颐鼎以及第87师士兵在光华门的叙述是根据陈颐鼎撰写的《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一文中第155-156页的内容。

[13] 《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第142-143页。

[14]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第210页。

[1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3.

[16]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68页。

[17]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68页。

[18]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 ，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68-169页。

[1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2.

[20]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第117页。

[2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5；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7.

[22] 郭岐：《陷都血泪录》，收于NDS ，卷3，第134-135页。

[23] 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第157页。

[24] 平本渥：《平本渥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60，第231页。

[25] 有关攻击美国军舰“班乃岛”号的叙述是根据Angwin，W.A. Some Phases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July to December，1937） . Shanghai：Asiatic Fleet，1938，pp.65-75；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收于NDS ，卷10，第121-124页；Oliver，Frank. Special Undeclared War . London：Jonathan Cape，1939，pp.155-159；《驻上海总领事（高斯）致国务卿》，电报，1937年12月17日，收于FRUS，1937，Undeclared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tinued from vol.III），pp.505-507。

[26] Edwards，Paul M. Between the Lines of World War Two：Twenty-One Remarkable People and Events . Jefferson NC：McFarland，2010，p.78.

[27] Pace，Eric. “Arthur F.Anders，96，Hero aboard U.S.Gunboat in 1937，” obituary i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2000.

[28] Oliver，Frank. Special Undeclared War . London：Jonathan Cape，1939，p.157.

[29] 《乡土部队奋战史》，收于NDS ，卷57，第565页。

[30] 赤星义雄：《填满了扬子江的尸体》，收于NDS ，卷10，第145-146页；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 ，卷33，第293页。

[31]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64页；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5页；《熊本兵团战史》，第428-429页。

[32] 《乡土部队奋战史》，第566页。

[33]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3页。

[34]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62-463页；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5页。

[35]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62-463页；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 ，卷61，第625页。

[36] 费吴生，第87页。

[37]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4.

[38]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76，139.

[39] 蒋公榖，第59页。

[4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77-78.

[4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5.

[4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3.

[4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5.

[4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4.

[45] 蒋公榖，第59-60页；沈咸：《高炮连参加南京保卫战简记》，收于NBZ ，第225-226页。

[4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62-63.

[47] 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48] DGFP ，Series D，vol.1，p.801.在从这个来源转载的电报中，陶德曼提到孙科的时候常称他为孙佛，在西方来源中提到他时常用此称呼。

[49]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第236页。

[5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3.

[51] 此处和以下段落都是根据郭岐的回忆录，第135-136页；老兵：《南京惨案目击记》，收于NDS ，卷3，第432页。

[52] 被引用于东中野修道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第55页。

[53] 李宗仁，第328页。也请参看郭汝瑰等所著《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644页。

[54] 郭岐：《陷都血泪录》，收于NDS ，卷3，第136页。

[55] 李益三：《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收于NBZ ，第258页。

[56] 李益三：《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收于NBZ ，第256页。

[57] 李益三：《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收于NBZ ，第258页。

[58] 此处和以下描述码头地区的大混乱情况的段落都是根据老兵的回忆录，第432-433页。

[59] 有关战车在下关的描述都是根据刘树芄的回忆录《战车第一连在下关》，收于NBZ ，第 216-217页。

[60] 有关半夜攻击中华门附近城墙的描述是根据《熊本兵团战史》，第428-430页。

[61] 赤星义雄：《填满了扬子江的尸体》，收于NDS ，卷10，第146页。

[62] 赤星义雄：《填满了扬子江的尸体》，收于NDS ，卷10，第146页。

[63] 平本渥：《平本渥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60，第231-232页。

[64]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65页。

[65]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88页。

[66]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87页。

[67] 平本渥：《平本渥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60，第233页。

[68] 平本渥：《平本渥阵中日记》，收于NDS ，卷60，第233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6。

[6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72.

[7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9.

[71] 程瑞芳：《程瑞芳日记》，收于NDS ，卷3，第12页。

[7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78，141.

[73]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64-66，72.

[7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77-78.

[7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66-67.

[7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7；斯迈斯：《致家人函》，第256页。

[77] 费吴生，第90页。

[78] 沈咸：《高炮连参加南京保卫战简记》，收于NBZ ，第226页。

[79] 李益三：《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收于NBZ ，第259-260页。

[80] Angwin，W.A. Some Phases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July to December，1937） . Shanghai：Asiatic Fleet，1938，pp.65-75；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收于NDS ，卷10，第121-124页；Oliver，Frank. Special Undeclared War . London：Jonathan Cape，1939，pp.155-159；《驻上海总领事（高斯）致国务卿》，电报，1937年12月17日，收于FRUS，1937，Undeclared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tinued from vol.III），p.65；FRUS，1937，Undeclared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tinued from vol.III），pp.488-489.

[81] FRUS，1937，Undeclared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tinued from vol.III），p.489.

[82] Powell，John B.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 New York NY：The MacmillanCompany，1945，p.315.

[83] FRUS，1937，Undeclared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tinued from vol.III），p.496.

[84] FRUS，1937，Undeclared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tinued from vol.III），p.492.

[85] FRUS，1937，Undeclared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tinued from vol.III），p.497.

[86] Grew，Joseph. Ten Years in Japan .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1944，pp.233-234.

[87] Angwin，W.A. Some Phases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July to December，1937） . Shanghai：Asiatic Fleet，1938，pp.65-75；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收于NDS ，卷10，第121-124页；Oliver，Frank. Special Undeclared War . London：Jonathan Cape，1939，pp.155-159；《驻上海总领事（高斯）致国务卿》，电报，1937年12月17日，收于FRUS，1937，Undeclared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tinued from vol.III），p.65.

[88] Powell，John B.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 New York NY：The MacmillanCompany，1945，p.317.

[89] Edwards，Paul M. Between the Lines of World War Two：Twenty-One Remarkable People and Events . Jefferson NC：McFarland，2010，p.80.

[90] Grew，Joseph. Ten Years in Japan .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1944，pp.234-235.

[91] Grew，Joseph. Ten Years in Japan .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1944，p.234.

[92] Powell，John B.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 New York NY：The MacmillanCompany，1945，p.318.

[9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138-139.

[94] 有关陈颐鼎在12月13日的活动的描述是根据他写的《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第156-158页。

[95] 陈颐鼎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于1995年在南京去世。

[96] 费吴生，第87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70。

[97]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8.

[98] 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第158页。

[9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7.

[10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8.

第九章 恐怖

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1月下旬

长长的一列中国男子行进在南京的街道上。足足有好几百人，他们面临着即将被处死的命运。仿佛是为了嘲弄他们，他们还被迫扛着一面很大的日本国旗——象征着他们的死亡是以这个帝国的名义执行的。两三个日本兵押送着他们，把他们驱赶到一块空地上去。“在那里，他们一批批被残酷地枪杀了，”美国记者阿奇博尔德·斯蒂尔（Archibald Steele）写道，他目睹了那个可怕的场景，“一个日本兵站在越来越多的尸体上，用步枪向每一具还在抽搐的尸体不断发射子弹。” [1]

南京城刚一沦陷，杀戮就开始了。打了胜仗的日本人成扇形展开进入城里的大街小巷寻找猎物。那些不幸被抓的中国人或者被当场打死，或者被拖到更大的杀戮场地，与其他俘虏一起去面对可怕的噩运。一开始，日本人到处搜捕当过兵的人，不管是真的当过兵的还是在他们眼里认为像是当过兵的；但很快，就在几个小时内，受害者的范围就扩大到所有类别的人，不论性别或年龄。日军占领南京还没满一天，南京城中心的街道上就已经到处都趴着平民的尸体，差不多每个街区都至少有一具。 [2] 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在暴力的狂欢中被杀害、折磨和侮辱，这场野蛮的狂欢整整持续了恐怖的六个星期。

在遭受失败的时候，南京似乎被怪异地抛弃了。家家房门紧闭还顶上了门闩。公共汽车和小轿车被推翻在街上。以前在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黄包车也已经不见了踪影。 [3] 然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留在城里，躲在室内。旗帜是城里换了新主人的最直接标志。12月14日早晨，全城的私人住宅、商业企业和公共建筑前面都升起了旭日旗。绝大多数都制作得很粗糙，只是在一块白色的布上再贴上一块红布而已。这是一种沉默的请求，希望得到宽容相待，但这种请求大多是徒劳的。 [4]

很快，许多令人震惊的对恐怖暴力的描述开始流传开来了。当日本人进入一家理发店时，八个在店里的人中有七个被杀，唯一幸存的理发师被送到了医院，他被日军刺伤，脑袋几乎被割下，脖子后面一直到脊椎管所有的肌肉都被切断了。 [5] 一个受伤的战俘仅是抱怨他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就被无情地痛打了一顿。然后他问自己是不是因为饥饿而遭到殴打时，他又被拖到一边，用刺刀刺死了。 [6] 一个女人的喉咙被割开了一半。有一个孕妇的肚子被刺了一刀，以至于她那还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杀死了。 [7] 一个男人看到他的妻子被刺刀刺穿了心脏，然后他的小孩子又被从窗户往外扔到好几层楼下面的街道上。 [8]

最终，因这类单独的恐怖事件实在太多，已经无法把它们当作孤立的暴行而简单地忽视了。此外，大规模的杀戮也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多数是针对年轻健壮的男人，日本人似乎是在试图削弱南京并使其丧失未来的任何抵抗手段。“这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的问题是我们在头三天里遇到的最严重问题，”美国教师刘易斯·斯迈思悲痛地写道，“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解决了，因为日本人把他们所有人都枪杀了。” [9]

12月15日晚间，日本人从安全区围捕了1300名已经放下了武器的士兵。他们被捆在一起，100人左右一群。然后就都被带走了，他们中没有传出一声啜泣声。有一群被允许搭乘一艘日本炮艇离开南京的外国人偶然成了接下来的屠杀的见证人。在等候船只时，这些外国人沿着江边走了一段，无意中撞见了这个大规模屠杀的场面。日本人一个接一个地在这些士兵的脖子后面开枪把他们全部射杀了。“我们看到大约100个士兵就这样被处决了，这时一个负责的日本军官注意到我们，就马上命令我们立即离开。”一个外国人后来如此写道。 [10]

但不是所有的屠杀都是事先冷酷地安排好的结果。有不少屠杀就发生在现场，没有任何预先计划。有这样一个例子，一群日本兵正押着两列战俘沿着一条路向长江走去。俘虏们都被绑在同一根绳子上，防范非常严格。每隔两三码就有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对着步履艰难地走着的中国人。突然，一个俘虏滑倒了，因为他们都是被绑在一起的，所以在他前面和在他身后的两个人都被他拖倒了。很快，整列队伍都摔倒在地，他们挣扎着站起来。日本警卫立刻失去了耐心，开始用刺刀刺入那些无助的俘虏的身体内，日本人连续不断地往不停扭动的俘虏身上刺杀，鲜血四溅，直到没有一个活口。 [11]

日本人越来越频繁地把被他们杀害的受害人的尸体遗弃在现场。街道上的尸体逐渐堆积起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德国人在12月中旬乘汽车去下关，他的车几乎是行驶在尸体之上。 [12] 有些尸体被流浪狗吃掉了。反过来，这些狗又被饥饿的人吃掉了。 [13] 饮用水也变得不再安全。当安全区的工人开始清理池塘时，他们发现许多池塘里都塞满了尸体。有一口池塘里塞了30个死了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手被绑在背后。 [14]

在其他情况下，日本人会把被他们用机枪或刺刀杀死的受害者的尸体收拢在一起，堆成一大堆再浇上煤油，然后点火烧掉。斯蒂尔在12月17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写道：“我在北门看到一堆可怕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里曾经有200个人，而现在则是一大堆还在冒着烟的肉体和骨头”。 [15] 在被日本人放火烧死的人中偶尔也有侥幸逃脱的。有一个幸存者就设法从其中一个火葬堆里逃了出来，然后返回到安全区，“他的脖子和脑袋被火烧得非常可怕，人们几乎不敢相信他是一个人。” [16]

* * *

就在日本人还没有完全控制南京的短暂时期内，这个城市原先的守卫者疯狂地试图在最后的关键时刻逃离厄运。蒋介石的军队被击败了，那些败兵或者是单个地，或者是成群地，想方设法在敌人的战线上寻找漏洞，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死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成功逃脱。几个月来的战斗教会了他们如果被抓获就不要指望日本人会发善心。确实，过去的经历给了他们充分的理由相信，一旦落在日本人手中，死得快还算是走运。

曾经在南京城城墙上负责一支防空部队的军官沈咸，在12月14日黎明前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混乱中摸索着穿过散乱的火光映照下的街道，试图从战斗的声音中判明方向，决定下一步怎么走。首先，他和他的部下希望通过下关逃走，但发现码头地带已经被日本人占据了。他们又按原路折回，来到了市中心。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成堆的尸体，这是大屠杀的第一批受害者。12月15日日出之前，经过近二十四小时漫无目的的东碰西撞，他们进入一个部分遭到遗弃的大学校园里去藏身。 [17]

他们决定白天都待在校园里，因为校园外的街道上日本兵无处不在。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试图找到一条出城的路，但不断发现日本巡逻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黑暗中，沈咸的士兵又失散了几个。最终，他们设法偷偷地溜出了城，并在一个被遗弃的村庄里找到了一处临时的藏身之地。12月16日晚，他们发现了一条弃船，最终成功地横渡了长江。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南京城内他们整整用了三天时间来寻找逃亡之路，其间，沈咸的全部人马从三十多人一直减少到了只剩下两个军官和一个士兵。在那些不见了的士兵中，有的是在路上走失的，更多的是被枪杀的。 [18]

也有其他人通过完全不同的路径逃离了南京。12月14日上午，来自第156师的年轻军官李益三仍然还难以忘怀他所遇到的要求他帮助早点结束痛苦的那个垂死的士兵。他与其他被打散的士兵一起，在乡村农地里穿行，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开大路，因为在大路上不时有日军装甲车辆飞驰而过，车上的机枪随时准备对邻近野地里发现的任何可疑动静开枪射击。李益三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在燃烧着的村庄。在许多村庄里，曾经居住在那里的人被打死后，没有被埋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正在腐烂。 [19]

最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墓东的村庄，大约在句容以南10英里。让他们非常惊讶的是，中国部队在这里的军事活动很频繁。士兵们大多来自第66军，和李益三一样，都是中国南方人。整个村庄已经变成了很大一个容留撤退下来的散兵的收容中心。被打散的部队都被引导到这个地点，然后被送往中国的南部。主管收容工作的军官是第66军参谋处的一个高级参谋。“有些从南京突围出城的士兵会有办法逃往南方，但其他人不一定有，”这个军官说，“你是不能对他们坐视不管，见死不救的。”

像这样幸运的个别人成功逃脱的故事，可能有成百或数千个。在极少数例子中，也有成建制的师级规模的部队成功地偷偷越过了日军的封锁线进入安全地带。就这样的一些部队来说，比如第156师，他们都是事先细心地制订了计划，详细指明了离开南京后要走的路线。有些士兵和军官就按照这条路线，经过三天的艰苦跋涉，躲避了日本的巡逻兵，最终来到了南京南面的宁国。 [20]

这些都是单独的例子。绝大多数来自被打败的中国部队的士兵往往更容易被日军俘获。蒋介石的一些最精锐的部队几乎被彻底消灭了。第88师只有1000名士兵安全地渡过长江逃离南京，教导总队也只有1000名士兵逃脱了，第87师则只有300人活了下来。 [21] 即使对于第156师这样的部队而言，他们制订的逃生计划也只是对那些听说过这个计划的人有用。当失败迫在眉睫时，他们的计划传达得非常匆忙，听到风声的人全凭偶然的机会。许多人从未获悉，因此被困在已经成为死亡陷阱的南京城中。

* * *

有一天，日本人出现在南京安全区的学校中，他们知道有大量难民躲在这些学校里。他们要求所有当过兵的人往前走出队列，保证他们将以干活换取安全。许多人就照着做了，他们以为长时间的躲藏终于结束了。他们被带到一间空房子里，在那里他们被剥光，然后每五个人捆在一起。外面已经烧起了一堆大火。随后日军用刺刀刺他们，还没等他们咽气，就把他们扔到火堆上去。只有几个人设法逃脱了，才把他们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告诉了别人。 [22]

日本人知道，有许多中国士兵躲藏在南京城里，穿着和当地人一样的衣服。堆积在大街上的大量军服和武器装备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接管南京几个小时后，日军就开始系统地搜查中国士兵。安全区也不能获得豁免权，因为日本军队怀疑中国士兵逃进了安全区。12月1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被日军光顾了，尽管学院教工采取了一项政策，除了为非常老的居民保留的一间餐厅之外，不接受任何人来访。日军士兵带来了斧头，有些门只要稍微开得慢一些，就会被砸破。日军用六挺机枪对准校园，只要看到有人试图逃离校园就会随时开火。但是，日军士兵们没有任何发现。 [23]

在其他情况下，当他们确实找到服兵役年龄的年轻人时，他们就把这些年轻人排成一行，在他们身上寻找各种标记特点，如是否留平头，头上是否有戴过钢盔的印记，或肩膀上是否有扛过步枪留下的水泡等。 [24] 通过检查一个人的手是否有经常使用挖战壕工具留下的印记来判断某人是否当过兵，这种方法只能导致许多从来没有服过兵役只是从事过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留下了老茧的人被抓捕。“黄包车车夫、木匠和其他工人常常被抓走。”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费吴生如此写道。 [25]

日本人也想出了一些更狡猾的方法来鉴别当过兵的人。在一次搜查安全区内的一个营地时，他们没有多少运气能从大约6000个已经放弃了希望的男人和妇女中找出当过兵的人。就在离开之前，他们突然耍了一个花招。“立正！”有人用完美的中文叫了一句口令。那些年轻人中曾经当过兵的，经过几个月或几年的训练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身体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立即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但也为时已晚。日本人把他们赶了出来。 [26]

接下来所发生的，不论是对这群士兵还是对无数其他俘虏群，都是极其残忍的一个恐怖行为，可与几年后在东欧所发生的野蛮暴行相较。考虑到大屠杀的程度，日军很快就组织起大规模杀人并处置尸体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杀人。一排排俘虏被用机枪射杀，那些没死只是受伤的人接下来就会被单独用子弹打死或用刺刀刺死。绝大多数屠杀行为都发生在长江附近，在江边可以更容易处置受害者，因为只要把他们推入江中，就有望让江水把尸体冲走。

随着几个星期过去，日本人担心仍然有大量原先的士兵在逃，就越发加紧了搜捕。从12月下旬开始，日本当局开始实施一种新的制度，要求南京所有居民登记在册。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这样的登记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导致了几乎难以形容的混乱场面，因为日本人还决定在校园的邻近地区进行居民登记。 [27]

首先是男人进行登记，然后是女人进行登记。通常由妇女去参加登记以便拯救丈夫和儿子，不然他们会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抓走。最终，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登记过程中，共有28名男子被带走。 [28] 每个已经登记过的人都从当局那里得到了一份文件。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在日本军队临时起意来侵犯他们时，这份文件丝毫都不能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在那个冬天的南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29]

* * *

尽管有组织的大规模杀戮主要针对的是服兵役年龄的年轻人，但事实上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段时间内，任何类别的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有50名来自安全区的警察据说因为他们允许中国士兵进入安全区而被射杀。 [30] 城里的消防员也被日军带走了，不知命运如何。 [31] 还有6个扫大街的清洁工被杀害在他们所住的房子内。 [32] 就像失去了控制的流行病一样，获胜者的杀戮欲望似乎在不断膨胀，在不断寻找更多的新目标。

当日本人命令安全区委员会为下关的电厂提供工人帮助恢复正常发电时，委员会给他们提供了54个工人。但几天之内，其中43人被杀害。日本人声称他们的罪行是以前曾作为国营企业的工人一直在为蒋介石政权工作。事实上，他们一直是私营电力公司的雇员。 [33] 似乎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有可能会在某一天对他们造成威胁的男性人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一个统计数字表明，失踪的丈夫和儿子共有593人。 [34]

虽然年轻人是日本人特别针对的目标，但日本人并没有根据年龄或性别做出特意的区别对待。美国传教士约翰·G.马吉记录了许多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事件，包括有两个家庭几乎被全家杀光的惨剧。日本人用刺刀刺杀、开枪射击并实施强奸，屠杀了这两家三代无辜的人，包括4岁和2岁的幼儿：“年长的被刺刀刺死，年轻的被用军刀劈开了头颅。”仅有的幸存者，一个严重受伤的8岁女孩和她那4岁的妹妹，在她们死去的母亲腐烂的尸体旁边度过了之后的两个星期。 [35]

日军的暴行往往还伴随着各种侮辱，似乎是要彻底粉碎被征服民众的精神意志。一个女人失去了她的父母和三个孩子。当她为她的父亲买了一口棺材时，一个日本兵劈开棺材盖子，把老人的尸体倾倒在大街上。 [36] 另一个喝醉了酒的士兵强奸了一个中国女人，然后又往她全身上下呕吐秽物。 [37] 还有一个六口之家蹲在地上准备喝一罐稀米汤。一个日本兵走过来往罐里撒尿，然后大声笑着走开了。 [38]

这种对羞辱平民的嗜好意味着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与在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执行的大屠杀并不完全相同，在奥斯维辛进行的屠杀是工厂化的，并且往往——如果不是总是的话——具有无人性的和不动感情的性质。而在南京的屠杀是对一个几乎是关系密切的人种的屠杀，每一个行凶作恶者双手都沾满了鲜血，有时确实如此。在这层意义上，南京大屠杀更像是早期由德国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实施的大屠杀，那时毒气室还没有被使用。

日本人还有一种做法，与几年后德国人在欧洲的暴行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日本人在中国倾向于给他们的杀戮行动取一个听起来无害的称呼，似乎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的罪行，或者使他们更容易接受这种暴行。日本人在公报中把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屠杀委婉地称为“扫荡”行动，就像德国人之后对付犹太人用“处理”和“处置”两个词一样。 [39]

* * *

南京大屠杀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当时的目击者知道日本人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预兆。传教士约翰·马吉将南京的局势比作土耳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后者在当时仍然还记忆犹新。 [40] 即便如此，在罹难者的确切数字上还是没有一致意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近八十年。

《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在南京被日军占领后最初的对大屠杀的详细报道中声称，有3.3万名中国士兵死于南京，其中2万人被处决。 [41] 外国记者弗兰克·奥利弗（Frank Oliver）在193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称，在南京被占领的第一个月里，总共有2.4万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 [42]

很快，更大的数字开始传播。1938年拉贝回到了德国，他举行了一次演讲，他引用了欧洲人士的估计，死亡人数在5万至6万之间。 [43] 1942年2月，蒋介石告诉听众，在一个星期之内有20万人被屠杀。 [44] 在1946年和1947年间，蒋介石政府负责审判一批日本战犯的南京法庭声明，在南京沦陷后有30多万人丧失了生命。 [45] 公开发表的最高估计数字是由一位中国军事专家提供的，这个数字是43万。 [46]

中国媒体普遍接受的数字现在是30万——这也是许多同情中国现代政权的作者所引用的数字。 [47] 而在另一方面，一位日本-加拿大历史学家在对现有文献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称：“一个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学术上有效的受害人数范围”是从4万到20万。 [48]

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一直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研讨主题，并且看来不可能在所有人都满意的情况下得到彻底解决。这个题目“太大了”，传教士兼金陵大学教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在1946年7月被召唤作证时告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场杀戮总体分布太广泛，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提供一幅完整的画面。” [49]

数字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且不论在中国首都的确切死亡人数是多少，当时非常清楚而且今天仍然非常清楚的是，1937年末和1938年初在南京发生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灾难性事件。英国出生的诗人W.H.奥登呈现了在南京发生的特殊罪恶，他在十四行诗《在战争时期》的Here War Is Simple 中将南京大屠杀同德国纳粹政权对其敌人造成的恐怖归于一类：

而地图真能指出一些地方，

那儿的生活如今十分不幸：

南京。达豪集中营。 [50] [51]

* * *

12月16日星期四晚上，明尼·魏特琳看见一辆卡车经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车上有8～10个女孩。当她们看到这个西方女性的时候，就拼命大声喊叫“救命！救命！” [52] 魏特琳无能为力，但她毫不怀疑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早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二，她就在日记中记下了所听说的女孩被强奸的传言。第二天晚上，许多妇女被从她们的家中带走了。 [53]

约翰·马吉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强奸妇女，而且是以我所知道的最无耻的方式进行的。”刘易斯·斯迈思列出的一份临时清单显示，强奸是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的常见事件：12月14日中午有四个女孩；同一天晚上10点又有四名妇女；12月15日晚有三名女性难民；大约在同一时间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54]

这些数字涵盖了许多个别发生的恐怖事件。一个15岁的女孩被带到一处有200～300名日本兵居住的兵营并被裸体锁在一个房间里，每天都被强奸多次。 [55] 受害者的年龄从11岁一直到80多岁。 [56] “强奸后被遗弃的妇女往往被醉醺醺的士兵用刺刀刺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道，“常常是母亲不得不看着她们的婴儿被砍头，然后自己又遭到强暴。” [57] 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费吴生报道了一个妇女遭受强奸的案例：“一个日本禽兽一边强奸她，一边故意掐死了她的五个月大正在啼哭的婴儿。” [58]

这是一种古老的羞辱被征服之敌的方式，以此表明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女人。在没有任何人能保卫她们的情况下，南京的妇女不得不考虑用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年轻漂亮的女性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并且用一层层煤灰把脸抹黑，以便减少吸引力。 [59] 也有人穿上男孩的衣服，或者老妇人的衣服。 [60] 日本人了解这些招数，要愚弄他们并不容易。

这是一种全体放荡堕落的狂欢，“在现代没有一处地方能与之相提并论”，美国记者斯诺写道，在日本军队中连级别最低的士兵也丝毫不受限制：“有些带头参与这些蹂躏行动的军官，把他们的营房变成了后宫，每天晚上在床上都要换一个新俘获的女性。露天交媾也时常可见。” [61]

在南京被占领的前十天里，一群群日军士兵每天都要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十到二十次。他们经常亮出上了刺刀的步枪，刺刀上仍然还染着鲜血。明妮·魏特琳因此很快忙得不可开交，她认定拯救生命要比拯救其他东西重要得多。 [62] 因此，在日本人占领之后的最初日子里，魏特琳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从校园的一端到另一端不停地奔走上，以此阻止大批四处抢劫的日军士兵从这里带走妇女。 [63]

有个特别紧张的情形发生在12月17日晚，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被呼唤到校园前面去见一批刚刚来到的日本人。几天前，魏特琳接到了另一名日本军官给予的一张纸条，证明该地区是一个真正的难民营。但这些日军把这份文件撕成碎片。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魏特琳和她的同事被迫站着或跪着，周围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没有人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64]

真相慢慢地显露出来了，原来魏特琳和她的同事被诱骗到前门，以便让其他日军士兵可以通过另一个侧门进入校园，然后抓走妇女，总共抓走了12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情景，”魏特琳写道，“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她们这些工作人员站在大门口直到晚上11点，担心如果她们一动，躲在黑暗中的日本兵就会朝她们开枪。这是魏特琳唯一一次无法阻止强奸的发生，这件事永远困扰着她。 [65]

相对而言，中国妇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比较容易逃脱厄运，最主要的是因为魏特琳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她们的外国人面孔使得日本人犹豫不决。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生过类似形式的保护。安全区委员会的德国成员施佩林（Eduard Sperling）说，当日本兵试图在安全区内强奸中国妇女时，他本人被呼唤提供帮助达80多次。 [66]

日军士兵实施强奸时经常还伴随着其他形式的暴力，往往在本质上都令人作呕。有个妇女，已经有了六个月身孕，她抗拒被强奸，结果被日军在她脸上和身上用刺刀连刺十六下，其中一下刺穿了她的腹部，杀死了还未出生的孩子。 [67] 一个年轻女子被强奸了，当虐待结束后，日军士兵还用一个空啤酒瓶硬塞进她的阴道，之后又将她枪杀了。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也被以类似的方式用来作为侵害其他受害妇女的场所。 [68] 一伙正在四处寻觅年轻女子的日本兵命令一个中年女子帮助他们去找新的目标。当她不能或不愿帮助时，他们用步枪朝她的腹部开了一枪，子弹擦伤了她的肚皮，并带走了“三个巴掌那么大的一块肉”。 [69]

* * *

当日本军队刚进入南京城时，他们很少去破坏南京城内的建筑物，美国传教士詹姆斯·麦卡伦在12月底时写道。“自那以后，”他补充说道，“所有商店里的货物全被洗劫一空，大多数商店都被付之一炬。” [70] 在占领南京的第一天，日本人立刻就分成小组分散进入城内的大街小巷。他们砸碎了商店的橱窗，把里面的货物据为己有。他们用箱子或盗来的人力车运走了他们劫获的物品。 [71]

起初，大部分抢劫的主要原因是将之作为弥补日本军队后勤跟不上的一个权宜措施。前方作战士兵进展太快，远远脱离了他们的补给车队，部队严重缺乏食物，直到道路修复可以再次使用，以及长江也被开放用于运输之后，情况才改观。 [72] 尽管如此，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的行为中也夹带着一种虐待狂的成分。日军士兵抢走了安全区内为难民细心准备的大米、小麦和煤炭等物资，甚至还抢走了穷人中最穷的人的微薄财产——“他们最后的一枚硬币，他们最后的一些铺盖。”费吴生写道。 [73]

南京的每一栋房屋都遭到洗劫，“被翻了个底朝天”。 [74] 每一件物品只要没有被钉在墙上就都被挪动了。然后，日军士兵又拆掉了门和窗框。保险柜被用步枪子弹或手榴弹炸开。日军士兵还经常当着主人的面掠夺他们的财产，用刺刀威胁着他们。 [75] 每个街区至少有一辆汽车被抛弃在路上，通常也都被推翻在地，所有有用的东西，包括蓄电池，都被拆光了。 [76] 就像七年半之后在柏林的俄国人一样，普通日本兵对手表也特别感兴趣。 [77]

由于发生了大量的抢劫掠夺，运输工具也变得供不应求。到12月底时，卡车也被用来抢劫。 [78] 当车辆不够使用时，日军士兵用手推车来代替，甚至连婴儿车也被派上用场。骡子和毛驴也被征用，最后是人。就像在从上海到南京的进军途中发生过的一样，中国人本身也被胁迫用来去帮助日军抢劫他们自己的家。 [79] 当时一个常见的景象就是一个日本兵驱赶着一群中国人走在街上，背上扛着刚刚盗来的东西。 [80]

中国士兵在撤离南京时也实施了程度有限的抢劫，但同日本胜利者的抢劫规模没有任何可比性。中国人曾经非常小心地避免闯入外国人的住宅，但日本人就毫不理会这种区别。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使馆连同大使的住宅都遭到抢劫，他们几乎把一切东西都席卷一空，从床上用品、金钱、手表，到地毯和艺术品。 [81] 日本人还抢劫了美国学校，他们把墙也给砸破了，以便把钢琴搬走。 [82] 在有些情况下，日军士兵还得到了日本浪人的专业帮助，这些浪人很可能都是些来自上海的大型日本团体中的流氓无赖。 [83]

日军全军上下都参与了对中国首都南京的抢劫，他们抢走了几乎所有贵重物品并送回到日本国内。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也肆无忌惮地把几件昂贵的家具打包后运回了日本家乡。“我们已经占领了这个国家。我们已经杀了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再带一些家具回家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也不会让任何人快乐。” [84]

日本人不仅把南京城洗劫一空，他们还开始到处纵火。成千上万处的大火造成了弥漫的烟雾，飘过城市的上空，遮住了原本是星光闪烁的冬季夜空。有些火灾是由于粗心大意，例如当日军士兵在篝火上烧烤一头偷来的母牛的肉时，无意中把一栋古老的建筑物也给烧毁了。 [85] 还有许多是出自愚蠢的破坏行为。南京乐器行里所有的乐器和乐谱都被堆积在大街上，然后被付之一炬。 [86]

然而，南京城里各个地方燃起的大火实在太多了，已经无法刨根问底逐一找出每次大火的起因。通常，纵火都是在日军军官的监督之下实施的，那些纵火的士兵随身携带着专门用来放火的特制化学试剂条。 [87] 在南京被占领后的一周内，城市的夜空亮得如同白昼一样，睡在拉贝家花园里的难民的身上也映上了幽灵似的血红色色调。 [88] 人们开始怀疑，日本人是故意有系统地纵火焚烧南京城里的建筑物，一则是为了掩盖他们的抢劫，再则是妄图剥夺城里居民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自立的经济手段，后者是他们更加可恶的一面。 [89]

抢劫在1938年1月中旬仍在进行，但已经不再仅仅由日本人实施，当地人也参与了进来。一旦局势略有改善，南京城的居民们会在白天回到他们自己家的附近，隔一段距离观察着，如果有中国抢劫者出现，就出面干预。如果抢劫者是日本人，他们就只好听任日本人为所欲为。日本人的暴力习性在当时已经是臭名昭著了。 [90]

大部分的战利品最终可能都运去了日本，但也有些回到了本地的流通市场。安全区内上海路沿线的街头摊档上出现了产地可疑、来路不明的东西。 [91] “一开始安全区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现在它却成了分拣和销售赃物的避风港，”魏特琳写道，“社会上所有的邪恶元素似乎全部被释放出来了——就像一颗炸弹在海上爆炸搅起了沉在水下的渣滓和污秽。”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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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来到南京的日本士兵都是可怕的怪物。美国传教士詹姆斯·麦卡伦叙述了他偶尔看到有日本士兵帮助中国平民，或抱起中国孩子同他们玩的情景。他写道：“不止一个日本士兵告诉我他不喜欢战争，并渴望回到自己家乡。” [93] 欧内斯特·福斯特，另一个美国传教士，与一个会说英语的日本士兵进行过一番长谈，这个来自横滨的士兵原先是个商人，福斯特发现他说话“很得体”。 [94]

日本军队其实完全是由普通人构成的，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了当时，以及几十年后一直悬在人们心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军队堕落到如此残忍的地步，以至于甚至在同样产生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以及古拉格集中营的这样一个世纪里都会使人类感到震惊？是什么促使一个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组织——其中一部分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有着精致的文化品位——去实施肯定会被认为是毫无人性的行为，即使是在战场上经历过几个月的杀戮之后？

对此，有些解释集中在南京作为一个新的、更强大的中国的中心这个特殊地位上，这个强大的中国最终将向东亚的主要强国日本发起挑战。“中国人相信日本仇恨南京——仇恨她所代表的一切，”《泰晤士报》在南京沦陷之前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南京这个建成了一半的首都就是这个新中国的象征，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认为南京是日本人眼里的魔咒。” [95]

在与拉贝的谈话中，菊池先生，一个“非常温和且迷人”的日本翻译，为在南京所发生的一切做了辩护，他利用了德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的例子，“在比利时发生的情况没什么不同”，他说道。 [96] 同样，德国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在解释时引用了1918年的情况，当时他们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处于失利状况，于是他们的宣传机器开始发布公告，大意是说法国殖民部队已许诺打了胜仗后会给每个士兵奖励一个德国妇女。然而，德国人的这个例子是20世纪初期许多欧洲人所接受的种族主义者的陈词滥调的产物，完全不足凭信，何况并无证据表明日本人也得到过任何此类承诺。 [97]

不管怎样，给强奸开的绿灯也不能用来解释对手无寸铁的战俘的大规模屠杀。在此处，日本人把投降视为特别可耻的行为这种奇特观点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似乎说得过去的解释。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道德准则之上的，即所有日军士兵和军官只能战死沙场，决不能向敌人屈膝投降。 [98] 由此引申开来，任何甘心当俘虏的敌人都只配得到蔑视，并可能由此遭受最糟糕的虐待。

在为日本步兵学校准备的一本小册子中有一段奇怪的文字，其中混杂着一种傲慢态度与一种可以免受惩罚的感觉：“即使我们处死中国士兵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口普查登记不完整，而且也因为有相当多的士兵无家可归，要查证他们的存在是不容易做到的。” [99] 这句话暗示着一个极其关键的解释。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在日本普通士兵头脑中可能突然意识到，即使他们实施了任何会使他们内心不安的行为，他们也都可以逃脱处罚。

12月14日似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就在日本人进入了南京城城门、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并可能相信战争已经结束那一刻，似乎发生了某种情况。就是在这一天，日本士兵意识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担心会面临什么后果。到了中午，大街小巷全都是一群群打算抢劫的日本兵。两天后，巨大规模的抢劫、杀戮和强奸的浪潮横扫整个城市，甚至连安全区也不能避免。“迄今为止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狂轰滥炸和连续炮击，同我们眼下所经历的恐怖相比，简直算不上什么。”拉贝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 [100]

与犹太人大屠杀不同，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完整程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为人知晓的，但在南京发生的可怕惨案从来就不是一个秘密。“在整个城市中，无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了，”1938年1月6日来到南京的美国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写道，“到处传播着平民被毫无理由地枪杀或刺死的传言。” [101] 《纽约时报》1938年1月初的一篇长篇报道中揭示：“日军的暴行就是南京沦陷的标志。” [102]

日本人自己也知道，一些异常可怕的情况正在南京发生着。“收到上海电报，”日本外务省亚洲事务局局长石井太郎于1月6日在日记上写道，“详细报道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抢劫，强奸，场景太可怕不忍一睹。唉，这还是帝国军队吗？”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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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大屠杀的规模可以与纪律的败坏联系起来。从战场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艰难作战中释放出来的日本士兵，感到了一种无比兴奋的自由感。有些人就像行为不端的男孩子。拉贝描述了有一天晚上他走进花园查看，因为日军士兵反复到这里来寻找强奸对象。在花园墙头上可以看到许多人头，但当德国人带着手电筒出现在花园里时，他们就匆忙地溜走了，就像从树上偷了水果的孩子被逮住了一样。 [104]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工作人员玛丽·特威纳姆撞见了两名日军士兵，他们偷了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并试图用自行车把旗帜带走。旗帜一直是放在校园中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飞机从空中轰炸或扫射。这两个士兵看到特威纳姆走近，就藏在一栋相邻的楼房内，但还是被发现了，他们的脸像孩子一样羞得通红。 [105] 这件事可以说近乎一场闹剧，但事实是这类轻微的不当行为几乎与最残忍的犯罪行为离奇地交织在一起。就在几分钟的时间内，魏特琳又被叫去阻止两个日本士兵从厨房偷饼干，同时还有两个士兵正在强奸一个年轻女孩。 [106]

在日本士兵中出现的破坏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使得那些已经习惯于日本武装部队的严酷纪律的人感到惊奇。有人看到日本士兵嘲笑他们自己军官发布的公告，或将下达的书面命令撕毁并扔到地上。有些外国人士认为，由于日军士兵没有随身携带可供辨识的个人编号，因此干了坏事的人不能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这就使得违纪行为更加恶化。 [107]

这个问题部分也归结于日军军官团队的质量，及其管理一支由大批年轻人组成的军队的能力。这些年轻人中大半是初出茅庐，第一次摆脱社会的制约。然而，不是每个日军军官都能胜任他们的使命。魏特琳亲眼看见了一个日本军官几乎无法阻止一个士兵去强奸一个年轻女孩，尽管他有着军官的权威。 [108] 比这更糟糕的是，有些军官觉得待在一旁不动反而有种负罪感，就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比如在持续时间很长的轮奸过程中。 [109]

也有少数军官确实试图给他们的士兵灌输纪律。一名日军大佐逮住了一名试图强奸中国女子的士兵，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 [110] 后来，有人看到一名日本将军掌掴了一个士兵，这个士兵用刺刀刺死了一个中国人，还威胁两个德国人。问题是，这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讨好外国人而做的表演呢。 [111] 无论如何，日军采取的纪律措施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士兵们对他们的军官几乎丝毫都不尊重。”拉贝在他12月18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 [112]

在日本赢得胜利的关键时刻，由于缺乏来自高层的领导能力，这个问题越发严重。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自11月3日以来一直身患疟疾，从12月5日至15日期间，他的病情使他实际上无法控制前方的事件。 [113] 他的一个下属后来作证说，当他被告知“盗窃、杀人、殴打和强奸事件”时，他变得“相当愤怒”。 [114]

即使松井石根可能对他的士兵的不端行为不满，但他仍有可能非故意地造成了原本不会发生的更为普遍的暴行。正是他坚持要在12月17日举行一场胜利阅兵式，就在他患病痊愈之后的第二天，对他来说也是最早的可行时间。这就引起了日本军官对安全的恐慌，他们尤其担心朝香宫鸠彦王，这位昭和天皇的近亲，有可能遭到暗杀。如此一来，这就很可能促使他们更加加紧搜捕和杀害可疑的原中国士兵。 [115]

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军队纪律正在崩溃。于是在1938年1月4日，陆军总司令部向松井石根发出一道语气非同寻常的直接指令，命令他严格控制军队：“我们真诚地要求加强军纪和公共道德。” [116] 已被从东京最高统帅部解除职务的中国问题“鸽派”人物石原莞尔更是直言不讳。松井石根应对部队的行为负全部责任，石原莞尔如此告诉《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斯蒂尔道，并且还说，日本军人的士气从来没有低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117]

到12月底的时候，有传言称，新的纪律更严明的日本军队将到达南京，从那时起，对平民的犯罪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118] 随后，一个宪兵支队抵达了南京，可以看到情况有所好转。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发现在安全区外站岗的一些宪兵对正在其眼皮子底下实施的暴行视而不见，假如他们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的话。 [119]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宪兵打交道的经历毫无疑问是好坏掺杂的。第一批派来保护学院的约25名宪兵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因为其中一些人自己就实施了强奸。 [120] 后来派来的人员的素质提高了，他们更加遵守纪律，有时甚至表现得比普通士兵更加友好，因此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遇到几个似乎非常好的人。”魏特琳在1月11日写道。 [121] 她几乎还同他们中的一个交上了朋友，这个宪兵给她看了他妻子和婴儿的照片，作为交换，他得到了一张这个美国老师的小照片，他还把照片寄回了家。 [122]

* * *

当日本人进入南京时，南京的气候对于当时的季节而言显得异常温和，几乎像10月一样。这对于成千上万在外面露宿的难民来说是难得的幸事。 [123] 但是，好景不长。在南京被占领后不到一个星期，气温骤然下降，雪也开始下起来了。 [124] 对于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现在生活在旷野中的人来说，生活变得越加困难。这就是成百上千，最终成千上万的人逃往安全区避难的原因。

即使安全区被日军士兵反复光顾寻找战利品并强奸妇女，它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人们普遍认为安全区，以及安全区委员会的管理工作，因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值得称赞。安全区“的确在战斗期间提供了一些保护……但安全区的主要作用一直在于自从南京被占领以来它所能够给予民众的保护措施”，安全区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W.普卢默·米尔斯写道。 [125]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后不久，安全区人口暴涨，激增到25万。他们中约有7万人被安置到预先安排好的25个不同营地，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不得不寻找一个可能的栖息之地。 [126] 一个个小小的“棚户村”不久就出现在整个安全区的空地上。 [127]

很快，南京被非正式地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安全区之外的地区变成了一处幽灵般的“无人地带”，人口不超过1万。相比之下，安全区变成一个活动频繁永无停息的中心。 [128] 曾经是一条宽阔大街的上海路，将安全区拦腰分为两半，现在成了以货换货和做买卖的集中点。随着新增加的数十个临时摊位和货架，以及茶馆和餐馆，这里看上去就像是农历新年期间的庙会——如此拥挤，以至于不可能坐在汽车里在此通行。 [129]

尽管安全区里居民的背景千差万别，但一种社区意识逐渐在这里出现，最后甚至还有了自己的非官方的自制“徽章”。 [130] 安全区外的无秩序状态使得这种识别符号在战斗结束后的好几个月中都一直在起作用。几个星期后，安全区的一些居民试图迁回家园，但被日军士兵赶开了。与此同时，矛盾的是，到处张贴着的告示却在敦促南京居民尽快回家。 [131]

作为25个难民营地之一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位于安全区的西南端，是个浓缩了安全区居民所承受的总体状况的微观世界。幸运的是，学院在秋季学期没有开放正规的课程，留下了空缺，使其教职员工能够为随战争临近而拥入的难民去做准备。难民人数增长迅速，远远超出了明妮·魏特琳和她的同事们的预期。 [132]

当日本人占领南京时，学院共有4000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人被允许进入，即使已经没有空间可提供给她们了，结果是她们不得不在野外露宿。到12月22日时，人口估计达到了1万。尽管曾经尝试在校园围墙内维持秩序，严格管理，但这种努力很快就被人数过多所挫败。魏特琳和她的同事们不再给新来的人分配房间，而只是让每个人都能进来，并敦促她们自己想方设法找块地方安顿下来。 [133]

最初，魏特琳她们已经制订了保持卫生的详尽计划，但最终由于大量难民的拥入，事实证明这个计划不够现实，难以实施。校园里灌木丛上全晾晒着洗好的衣物。1月的雪和雨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大泥浆池，成千上万双脚把泥巴带进了楼房内，魏特琳不禁怀疑这些地方是否还可能被再次打扫干净。最后，总算使教职员工满意的是，校园的主要部分确保不会被当作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 [134]

尽管校园内污秽遍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1月似乎还很舒适，在内避难的居民们能到室外享受着温暖和阳光，楼房里充满着嗡嗡的说话声。这里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几乎就像是生活在20世纪初的正常时期内，人们在中国人认为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和死亡。到1月10日时，安全区管理人员记下了18个小生命的出生和10多个人的死亡，包括一个死于白喉病的8岁男孩。 [135]

总而言之，魏特琳认为，与其他难民营相比，她管理下的营地出现的问题相对较少，这主要归结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它只接纳女性。由传教士贝德士管理的难民营麻烦要多得多，对此她写道：“当你把鸦片烟鬼、赌徒和各种坏人都收进了营地后，你可以想象每天出现的问题是多么的困难。”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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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下午2点，一行14名外国人组成的一支队伍团结一致地前往日本大使馆。他们得到了总领事田中未雄的亲自接待，他同每个人握了手。外国人带来了一封信，上面有留在南京的所有22个外国人的签名。信中要求结束在城里的纵火和日本军队的违纪行为。 [137] 写这封信的想法是在过去两天里由这些外国人酝酿成熟的，因为现在看来这座城市似乎正在被有组织地逐步焚毁。最后，刘易斯·斯迈思在早餐前坐下来写成了此信。田中读了这封请愿书，说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这次拜访之后，纵火仍然持续了五个星期。 [138]

日本人对西方人还是有些尊重的，虽然并不普遍，而且也并不总是会有所区别。许多外国人试图在他们的家门外贴上他们国家的国旗来保护自己的住宅，但还是发现日本人会破门而入。 [139] 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第一天里，日军士兵就把一辆有美国国旗标志的汽车给偷走了，当时车子的主人刚刚把车停在家门口，还上了锁。 [140] 一辆外国车的车主要求偷车的日军士兵留下收据，结果得到这么一张收条：“我感谢你的礼物！日本陆军，佐藤。” [141] 魏特琳说，在某些情况下，当她出现时，士兵们就会停止抢劫。但有两次，他们对她毫不理会，仍然继续着他们的抢劫。 [142]

为了寻求保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校园周围八个地方放置了美国国旗，并在中心地带放了一面30英尺宽的美国国旗。但要想阻止日军士兵进入该地区，这些美国旗却“绝对没有用处”。 [143] 即便如此，对美国人的直接敌意仍然有限。一个在南京街头跟着一群日军士兵后面参与抢劫的日本平民浪人看见美国传教士马吉后，用流利的英语要求他出示护照。“谢谢你。”他检查完这份文件便一边交还一边很有礼貌地说道。 [144] 日本人把他们的负面情绪大多留给了俄国人和英国人，因为这两国的人被视为是与日本帝国有竞争历史的国家的代表。 [145]

另一方面，日本人只对一个国籍的人士——德国人——保留着特殊的尊敬。对那些恣意妄为的日军士兵，拉贝会大喊“Deutsch”（德意志）或“Hitler”（希特勒）来达到他的目的，或者他会向他们展示他的纳粹十字臂章，表明他是纳粹党的成员。德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日益强大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它正在迅速成为日本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是在全球政治中同日本一起遭到排斥的一对难兄难弟。 [146]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德国人的尊重也有局限了。个别日军士兵竟然直接闯入德国大使馆内去寻找女性，最终，几乎所有德国人的办公楼、住宅都被非法闯入过。 [147]

尽管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毫无疑问，外国人还是提供了少量保护，这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当日本人占据南京才几天时，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出现在拉贝家的房子外面，跪在地上磕头，乞求让她们进入他那已经挤满了人的花园。 [148] 明妮·魏特琳守卫着她的中国女孩，就像“老母鸡守卫她的小鸡那样”， [149] 她从一个中国司机那里知道了她和其他外国人在中国人眼里的巨大作用。“唯一能挽救中国人免遭彻底消灭的原因，就是在南京还有少数外国人”，司机如此对她说道，同时拒绝了魏特琳给他的小费。 [150]

* * *

在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这一年的圣诞节是阴郁的、冷清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有些人唱着圣诞颂歌，但伴随着他们的是“相当忧郁”的气氛。 [151] 日益扩大的战争的阴影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在给美国朋友的圣诞祝福中，魏特琳表达了对“所有地方的人民，在饱受战争蹂躏的西班牙，在遭到践踏的阿比西尼亚，以及在正遭受着苦难的中国”的良好意愿，祝愿他们“会享有出自对基督的信仰的和平，伴随着基督的诞生，天使们高唱‘愿世界得太平，人间持善意’”。 [152]

12月24日，拉贝到医院去探望了一些遭受过残忍的日军特别严重伤害的病人，回家后看到在他的庇护下的难民正在准备圣诞装饰品，包括一棵小圣诞树以及一个由蜡烛光照亮的圣诞场景，他深受感动。拉贝写道：“我真的感觉到圣诞精神降临在我身边的一些迹象。”但后来当他夜间开车时，一路上“经过了好几具尸体，这些尸体已经躺在我们的街道上十二天了，一直无人收殓”。 [153]

1938年1月1日下午1点，中国人再次成为他们自己城市的统治者——或至少是日本的宣传机器想要公众相信这一点。这一年的第一天，一个傀儡政府就在安全区北边举行的一场仪式上成立了。一面新的五条旗——中华民国早期使用过的旗帜——升了起来，以一个不足以令人相信的姿态表示了一种爱国精神。新的领导人就职上任了，他们发誓要复兴他们的城市，然而他们周围的楼房却还在燃烧着。 [154]

这场仪式是两个星期的筹备工作的结果。早在12月15日，松井石根就会见了当地中国社区的一位领袖，在这位日军指挥官的日记中只提到此人姓陈，他被挑选出来帮助建立一个新的傀儡政府。两年前，当松井在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协助建立大亚细亚协会的中国分会时，陈就在现场。他赞同松井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但他警告说，中国人对日本的恐惧会使管理被征服领土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155]

傀儡政府与日本占领军合作，共同推出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一项教化制度。这项制度特别针对被认为最有可能会进行抵制的年轻人。“你们在婚姻方面必须遵循传统习俗，让父母为你们做主。你们不要上剧院，不要学英语。中国和日本必须融为一体，这样国家才会强大，等等。” [156] 这种试图赢得人心的妄想是愚弄不了人的。一份经傀儡政府批准的新报纸，叫作《新申报》或《新生活杂志》，发行之后很快就被视为一堆粗制滥造的宣传垃圾而无人问津。 [157]

当前最为紧要的是恢复和平时期的状况，并使南京再次正常运转，但在这些方面傀儡政府几乎未取得任何进展。日本人的暴行证实了这一点。鉴于南京被日军占据后第一批去电厂的志愿者的命运，没有人能找到40～45名工人去填补他们的空缺。消防员也是如此。 [158] 因此，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1月2日，城里的一部分地段恢复了自来水和一些时段的电力供应。两天后，城市又陷入了一片黑暗。到1月13日时，水厂仍然没有运行，电力也仅是间歇性供应。熊熊的大火在整个1月里都没有熄灭过。 [159]

没有人会认真地去对待这个政府，甚至于它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也似乎有麻烦，从成立开始它就有了流氓和腐败的恶名。 [160] 这个政府有个名字叫“南京自治政府”，某个聪明的外国人很快从中改了一个字，变成了“南京自动政府”，讽刺其作用不过是个傀儡，没有自己的意志。 [161] “可以肯定这帮人只是个二流传声筒，”罗伯特·威尔森医生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但在城里还找不出一个一流人物来。” [162]

* * *

就在南京艰难地经历着自己地狱般的苦难时，留在城里的人们对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在南京的外国居民第一次听到广播新闻是在1938年1月7日，当时他们获悉日本飞机空袭了武汉。还有传闻说杭州也在经历着与南京相同的恐怖，但没有人知道任何细节。 [163] 也许，在战争时期，限制报道发生在远方的事件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就连发生在南京周边的情况也毫无音讯，可怕的真相只是一点一点地逐渐为首都民众所知。

有个西方人，在1月初设法到南京东面去走了一趟，他回来报告说，在20英里范围以内，所有村庄都被烧毁了。 [164] 在南京城外，日本士兵随意地射杀平民，包括儿童在内。一个德国人驾驶着他的车子出城转了一个小时，都没有遇到一个活人。 [165] 在南京被占领后，能离开南京城的中国人说，南京到句容之间，每一个水塘里都堆满了正在腐烂的人和动物的尸体。 [166]

就像在南京城城墙之内一样，许多发生在城外的暴行似乎都是出于日军无聊和卑鄙地寻求刺激。美国传教士马吉看见一个年轻的农民，他的上身被严重烧伤。日本士兵们问他要钱，他拿不出钱来，他们就用煤油浇在他身上，然后放火烧他。同样，还有一个年幼的男孩也遭受了可怕的烧伤，原因是他没有带领一群士兵去找他的“妈妈”。 [167]

住在南京附近乡村的人们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危险。他们不仅是四处掠夺的日本人的潜在猎物，还可能受到中国歹徒团伙的伤害，这些歹徒把目标对准了拥挤在道路上的大量难民，还有那些尽管激烈的战争就发生在他们的家门口，却仍执意留在家里的少数男女。约翰·马吉见到过一个49岁的女人，歹徒到她家找钱。“当她和丈夫说他们没有钱时，”马吉写道，“歹徒用凳子连续击打她的头和乳房，还用火烧她的脚，直到她拿出了他们存下来的仅有的四块多钱才罢休。” [168]

在没有正式的政府的情况下，非正式的权威就常常由自古以来扎根于中国乡村的秘密社团和组织所把控。在历史上，这些社团就已经能够与皇权共存，因为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资源去实施从上一直到基层的微观管理。在南京沦陷后，秘密社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例如，据说“大刀会”正在给平民提供保护，他们针对的不仅有日本士兵和地方匪徒，而且还有那些正在逃回自己的队伍并靠偷窃生存的小股中国部队。 [169]

对少数幸运的平民而言，他们在其他地方也找到了避难所。在南京东北约15英里的栖霞山上坐落着江南水泥厂，年轻的丹麦人伯恩哈尔·辛德贝格与德国工程师卡尔·京特合作，在里面为数百名中国人创建了他们自己的私人安全区，否则这几百个中国人将面临被日本军队屠杀的极高风险。他的方法与拉贝在附近的南京采取的方法非常相似：不让日本人进入他的范围，在楼房屋顶上画上丹麦和德国国旗，以防止空袭，并尽最大努力来维持这些难民的生存。 [170]

辛德伯格一开始不了解南京城里的情况要比他自己面临的情况更加糟糕，在12月下旬，他还曾尝试将一些受伤的中国人运送到首都去，结果只好半途折返。他还试图为在水泥厂的中国人提交一份请求书，寻求帮助，结果也是同样碰壁。他到乡村去时所看到的情景与其他外国人所观察到的情景是同样的，所到之处满目疮痍。“你能看到周围的一切都被破坏殆尽，”1938年初，他在写给丹麦报纸《奥胡斯先驱论坛报》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的一次南京之行，“所有的村庄都被付之一炬。所有家畜家禽都被抢走。无论你朝哪里看，到处都是被杀害的农民和中国士兵的尸体，这些尸体又成了野狗和其他野兽的食物。” [171]

* * *

1938年1月初四下里传开了流言，说中国军队即将夺回南京，并已经发现在城内有一些蒋介石的士兵。有不少从12月中旬开始挂在私人住宅外面的小小的、临时用来自保的日本国旗立刻消失了，还有些戴着日文臂章的中国居民又把臂章给撕掉了，甚至还有人在谈论要攻击日本大使馆。 [172] 有人还说，日本人开始害怕了，正在寻找中国衣服，一旦他们不得不撤退，就可以换上冒充普通平民。 [173]

这些传言都不是真实的。中国军队在经历了把他们从上海赶往南京，又从南京赶往内地的代价高昂的几次战役之后，此时仍然在休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首都。经过六个星期的恐怖之后，这座城市开始重整旗鼓。在与“黄枪会”或“大刀会”等秘密组织成员的冲突中，许多日本兵被杀或受伤。日军士兵们“被这些罪犯吓得要死”，美国传教士福斯特写道。 [174]

新年后，安全区内的人口开始减少。进入1938年后的第一个星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难民人数从高峰期达到的1万人下降到了5000人。在南京沦陷后不到一个月，许多人就开始在白天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她们自己的家，晚上再回到学院来。尽管如此，这座城市还远远谈不上安全二字，即使对于已经把家安在安全区内的家庭来说，魏特琳也认为如果她们离开难民营太远的话仍然是不明智的。 [175]

在日本军人如潮水般涌入南京城城门之后一个月，南京作为一个城市已经被彻底摧毁了，每天每晚仍然都有些地方被放火焚烧。到1938年1月中旬，根据一项估计，南京城一半以上都被焚毁了。主要的商业区已经不见踪影，围绕在孔庙周围的娱乐区也是如此。 [176] 但即便这样，这座经受了炮火洗礼的城市仍然一点一点地在齐心协力，准备再次开始漫长的恢复旅程。魏特琳在考虑要开办一所工业技术学校，为妇女们提供四个月的课程，以便弥补因男人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戮而造成的劳动力不足。 [177]

中国的农历春节是在1938年1月31日。整个亚洲都会庆祝这个节日，日本人也不例外。但这一天却是个“阴沉、泥泞”的日子，许多人担心，日本士兵会因饮酒过度而变得“太快乐”，从而会试图进入安全区寻找妇女，但他们被阻止了。 [178] 天空中充满着成千上万的爆竹发出的声响。这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在那一天也寄托着其千年前就有的同样的目的——吓跑邪恶的妖魔鬼怪。 [179] 生活在拉贝的难民营里的难民送了一幅很大的红色丝绸横幅给他。上面题了几个金色的中国字，他的中国朋友为他译成了英文：

You are the living Buddha

For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你是千千万万人的活菩萨。） [180]

[1]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8年2月4日，转引自陆束屏编《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第22页。

[2] Bates，Miner Searle（贝德士）. “Some Pictures from Nanking （Dec.15，1937）”［《来自南京的一些画面（1937年12月15日）》］，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4。

[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88-89，134-135.

[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80。悬挂日本旗的相同做法在华北几个月前就已经有了。

[5] Wilson，Robert O.（罗伯特·O.威尔逊），“Letters to Family”（《致家人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pp.392-393。

[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2.

[7]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21.

[8]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06.

[9] 斯迈思：《致家人函》，第256页。

[10] 费吴生，第89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73；斯迈思：《致家人函》，第256-257页。

[11] 《原日本兵的证言》，收于NDS ，卷60，第244页。

[1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4.

[13]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15.

[1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86，131.

[15] 转引自陆束屏，第21页。

[16] McCallum，James H.（詹姆斯·H.麦卡伦）“Account of Japanese Atrocities at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38”（《日本人南京暴行录：1937～1938年冬》），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p.231。

[17] 沈咸：《高炮连参加南京保卫战简记》，收于NBZ ，第226页。

[18] 沈咸：《高炮连参加南京保卫战简记》，收于NBZ ，第226-227页。

[19] 有关南京陷落后李益三的活动的叙述是根据李益三的回忆录，第58-260页。

[20] 李益三：《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收于NBZ ，第258页。

[21] 《南京各军师突围概述》，收于NDS ，卷2，第238页。

[2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01.

[2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81-82.

[2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45-146；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44.

[25] 费吴生，第94页。并参看McCallum，James H.（詹姆斯·H.麦卡伦）“Account of Japanese Atrocities at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38”（《日本人南京暴行录：1937～1938年冬》），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第232页；以及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98。

[26] 老兵：《南京惨案目击记》，收于NDS ，卷3，第434页。

[27]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97，100，107，111，145-146.

[28]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45.

[2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46.

[3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75.

[3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82.

[32] 斯迈思，刘易斯·S.C：《日军士兵在安全区骚扰案例》，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p.310。

[33] 费吴生，第94页；McCallum，James H.（詹姆斯·H.麦卡伦）“Account of Japanese Atrocities at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38”（《日本人南京暴行录：1937～1938年冬》），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第238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86-87，146；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91。尽管拉贝对此事并不十分清楚，但魏特琳写道，那43个人都是拉贝亲自选出来去为发电厂工作的那群人中的。这件事情在这位德国商人身上造成的压力是很容易意识到的，假如他因此而无意地卷入这些工人的不幸死亡事件之中的话。

[3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149-150.

[35] 马吉，约翰·G.：《马吉的影片》，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209。

[3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15.

[37] 马吉，约翰·G.：《马吉的影片》，第215页。

[38]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54.

[3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5.

[40] 马吉，约翰·G.：《马吉的影片》，第171页。

[41] 《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

[42] Oliver，Frank. Special Undeclared War . London：Jonathan Cape，1939，p.169.

[43]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212.

[44] 蒋介石：《抗战到底》，1937年10月9日广播演讲稿，收于《蒋介石总司令战时文集》（The Collected Wartime Messages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 New York NY：The John Day Company，1946），卷2，第665-668页。

[45] Wakabayashi，Bob Tasashi. “Leftover Problems，” in Wakabayashi，Bob Tadashi （ed.）.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 New York NY：Berghahn Book，2007，p.377.

[46] 转引自Chang，Iris. 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 New York NY：Basic Books，2012，p.100。

[47]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第51页。

[48] Wakabayashi，Bob Tasashi. “Leftover Problems，” in Wakabayashi，Bob Tadashi （ed.）.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 New York NY：Berghahn Book，2007，p.384.

[49] 转引自章开沅编，第62页。

[50] 二战时纳粹的三大中心集中营之一，先后关押过约21万人。此处译文引自查良铮。——译者注

[51] Auden，W.H. The English Auden：Poems，Essays，and Dramatic Writings 1927-1939 . Edited by Edward Mendelson.London：Faber and Faber，1977，p.257.

[5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82.

[5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79-80.

[54] 斯迈思：《日军士兵在安全区骚扰案例》，第310-312页。

[55] 马吉，第200页。尽管这个女孩遭受了可怕的苦难，她还是活了下来。

[56] 贝德士：《致朋友函（1938年1月10日）》，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14；Magee，p.200。

[57] Snow，Edgar. The Battle for Asia . New York NY：Random House，1941，p.57.

[58] 费吴生，第91页。

[5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83.

[6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46.

[61] 斯诺，第57页。

[6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42.

[6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83.

[64] 费吴生，第91页；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84-85，144-145。

[6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84-85，144-145。其中六个女孩第二天早晨5点返回了，未受伤害，参看《魏特琳日记》，第143页。根据魏特琳在1月底准备的一份报告，在令人恐怖的那几个星期里，总计有三个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抓走的妇女遭到了强奸，参看《魏特琳日记》，第143页。对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发生的强奸案的数量有些不同的意见。拉贝说单是12月16日一天，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就发生了100起强奸案，参看《拉贝日记》，第77页。

[6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51.

[67] 马吉：《致妻子函》，第179页；McCallum，James H.（詹姆斯·H.麦卡伦）“Account of Japanese Atrocities at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38”（《日本人南京暴行录：1937～1938年冬》），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第231页。

[68]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第134页。

[6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97.

[70] McCallum，James H.（詹姆斯·H.麦卡伦）“Account of Japanese Atrocities at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38”（《日本人南京暴行录：1937～1938年冬》），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第230页。

[7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7.

[72]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第120页。

[73] 费吴生，第83-84页。

[74]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第120页。

[7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43-144.

[76] 费吴生，第97页。

[77] 费吴生，第88页。

[78]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95.

[7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103-104.

[8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4。

[81] 贝德士：《致朋友函（1938年1月10日）》，第14-15页。

[8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36.

[83] 马吉：《致妻子函》，第173页。

[84] 中岛今朝吾：《中岛今朝吾日记》，收于NDS ，卷8，第301页。

[8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135-136.

[86] 威尔逊：《致家人函》，第 402页。

[87] 贝德士：《致朋友函（1938年1月10日）》，第15页。

[88]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82，86.

[89] 斯迈思，刘易斯·S.C：《致朋友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303。

[9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35.

[91]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115，123，125，127，134.

[9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36.

[93] McCallum，James H.（詹姆斯·H.麦卡伦）“Account of Japanese Atrocities at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38”（《日本人南京暴行录：1937～1938年冬》），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第231页。

[94]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第120页；马吉：《致妻子函》，第178页。

[95]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30日。

[9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73，81。1937年末在南京的德国人极其厌恶这种比较，他们说二十年前发生在比利时的荒淫无耻的行为是个人的行为，这些人往往也被德国军队所处决，参看费吴生，第303页。

[97]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32.

[98] Goette，John. Japan Fights for Asia . New York NY：Harcourt，Brace and Co.，1943，pp.41-42.

[99] 转引自山本武，第139页。

[10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72-73.

[101] 转引自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xii。

[102] 《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

[103] 转引自Hatano and Sochi，p.138。

[10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77.

[10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84，113，138，142.

[106]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87.

[107]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13.

[108]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94.

[10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21.

[11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80.

[111] 费吴生，第93-94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87。

[11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79.

[113]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 ，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20页。

[114] 转引自山本正次郎，第210页。

[115] 山本正次郎，第141-142页。

[116] Hatano and Sochi，p.138.

[117] 转引自山本正次郎，第163页。

[118]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93.

[11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12.

[12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88-89.

[121]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20，see also p.102。

[12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117-118.

[12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9.

[12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86.

[125] 米尔斯，W.普卢默：《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246；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3；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41。

[126]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p.414。

[127]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10.

[128] 米尔斯，W.普卢默：《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246；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3；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第246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35；《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第414页；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99。

[129] 米尔斯，W.普卢默：《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246；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3；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第246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09；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10。

[13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06.

[13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2.

[13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52.

[13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84，86，87，90.

[13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96，128-129，146，148.

[13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17.

[136]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22，see also p.120.

[137] 费吴生，第93页；马吉：《致妻子函》，第178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85；斯迈思：《致家人函》，第264页。

[138] 贝德士：《致朋友函（1938年11月29日）》，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42；斯迈思：《致家人函》，第264页。

[13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74.

[14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9.

[14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78.

[14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92，112.

[14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12.

[144] 马吉：《致妻子函》，第173页。

[14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16.

[146] 费吴生，第95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77，79，82，84。

[147]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21-122.

[148]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74-75.

[14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99.

[15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86.

[151] 斯迈思：《致家人函》，第274页。

[15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42.

[153]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92，94，95.

[15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09；斯迈思：《致家人函》，第284页。

[155]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 ，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49页。

[156]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00.

[157]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30.

[158]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75，82.

[159]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11，112，131.

[16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14，146.

[161]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34.

[162] 威尔逊：《致家人函》，第404页。

[16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12。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因为杭州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受到日本人的烧杀抢掠，但还是逃脱了日军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

[164] 费吴生，第99页。

[16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45.

[166]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04.

[167] 马吉，约翰·G.：《栖霞山之行报告（1938年2月16-17日）》，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p.196.

[168] 马吉，约翰·G.：《栖霞山之行报告（1938年2月16-17日）》，第196页。

[16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32.

[170] Hinrup，Hans J. “Sindberg：The Good Dane in Nanjing 1937.” Paper delivered at NACS 8th Biennial Conference in Stockholm，June 11-13，2007.

[171] Hinrup，Hans J. “Sindberg：The Good Dane in Nanjing 1937.” Paper delivered at NACS 8th Biennial Conference in Stockholm，June 11-13，2007.

[17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13，117。这则谣言是没有依据的，完全可以相信是由城内的特务传播的，意图动摇这个新政府。

[17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15.

[174]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第142页。

[17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114-115，117-118.

[17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35，144.

[177]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116，152-153.

[178]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 Armonk NY：M.E.Sharpe，2001，第143页。

[17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 ，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153-154.

[18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68.

第十章 劫后

南京沦陷之后，在首都的外国人士之间很快就流传着唐生智因为抵抗日军攻击不力未能守住南京城而被处决的谣言。 [1] 事实上，与他的大多数参加了保卫中国首都之战的部下不同，他自己生存了下来。12月12日那天，他设法通过了挹江门，并渡过长江到达安全地带。然而，在城门附近有相当多的士兵却被第36师的士兵误认为擅自撤退而射杀。蒋介石不仅没有惩处唐生智，反而保护了他，没让他因在南京的作为而承担任何直接的后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未受良心上的折磨。就在日军夺取南京后不久，神情沮丧的唐生智在南京北面的徐州火车站遇见了李宗仁将军。他们共谈了二十分钟。“德公，”唐生智说道，“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李宗仁原先因唐生智的过度激情而曾嘲笑过他，现在也为他感到惋惜。“不必介意，”他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宏旨。” [2]

此次谈话发生在徐州这个特定的城市里，这几乎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在当时也只有最富有先见之明的人才能预料到。几个月后，由于其战略位置紧要，徐州成为一场殊死大战的战场，见证了中国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获得的胜利。这场大战也被称为台儿庄大战，作为为数不多的一次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击败日本人的战例，它将在中国的军事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并影响着21世纪。 [3]

然而，在1937年12月时，蒋介石政权的前景确实显得非常黯淡。尽管蒋介石非常公开地向全国反复承诺，但他还是无法守住他的首都。南京坚固的城墙，过去经受过长达数月的围困，可这一次却不到一百小时就被攻破。外国观察家对蒋介石把抗日战争继续打下去的可能性普遍持悲观态度。

“南京被攻占是中国遭受的最重大的失败，也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悲惨的军事溃败之一，”《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在试图保卫南京时，中国人竟然听任自己被包围，然后被按部就班地大批屠杀。……成千上万中国士兵的坟墓也可能就是所有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的希望的坟墓。” [4]

私下里，各国外交官们也表达了强烈的信念，即蒋介石肯定会失败，剩下来的唯一问题就是，他是否会固执地选择继续去打一场他毫无胜算的战斗，抑或是他是否会选择乞和。美国大使纳尔逊·詹森在一封给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雅内尔海军上将的信中写道：“除了继续在国内打一场断断续续的战争，或者在谈判中尽可能争取最好的条件之外，现在留给中国人的牌已经打光了。” [5]

* * *

日本人也表现得好像蒋介石已经战败了。他们的假设似乎是蒋总司令在中国政治上也成了强弩之末，轻轻一推就足以使他的政权像纸牌屋那样轰然倒塌。12月14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公开声明中表示，蒋介石失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和现在的南京，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局面。他说：“国民政府已经变成了它原先的模样的影子。”如果出现一个新的中国政权来取代蒋介石政府，日本将同它打交道，“只要这个政权被领导着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6] 近卫文麿在同一天还发表声明，他将召集日本的文职和军事领袖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既然中国在战场上已被彻底打败，那么应该对它施加什么样的和平条款。日本的要求突然间大幅度增加了，不仅包括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而且包括在内蒙古和华北地区建立新的亲日政权。同一天，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确实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在提出这些结束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的同时，日本的实际政策也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7]

这些通过德国外交渠道转达的日本政府的要求，在中国政坛以及那些从事被许多人解释为“拖延战术”的中国人中间造成了“震动和惊愕”。 [8] 这促使日本政府中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员呼吁终止与中国的谈判。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后期阶段，就有关针对中国应采取什么适当政策这一点，日本最高决策者中仍然存在分歧。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仍然对在中国打一场持久战争的前景深表关切，并希望谈判能继续进行下去。 [9]

多田骏面对的是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包括外交大臣和陆军及海军大臣，最终他让了步。“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他说，“必须避免内阁和（参谋本部）之间的斗争可能引起的任何政治动荡。”尽管他不同意，但他选择不再积极反对对华不让步的政策。1938年1月16日，日本公开声明，它将“从今以后停止”与蒋介石“打交道”。 [10] 这是一个不可收回的声明。这是一个真正没有退路的临界点。战争成了唯一的选择。

* * *

德国作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信件转达者，也把蒋介石看作一笔失败的赌注。1938年1月下旬，德国驻东京大使冯·德克森敦促德国外交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并呼吁放弃中国以支持日本。他警告说，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日本对德国所做出的即将被废弃的和平努力怀恨在心。冯·德克森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日本将“在不合时宜的时刻做出令人不愉快的决定，以此对我们发泄其深深的怨气”。 [11]

冯·德克森的看法在柏林受到青睐。纳粹德国和天皇裕仁治下的日本正在进入同一条轨道，在未来三年内，这将导致轴心国的建立，并把柏林和东京牢牢地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共同去挑起一场最终将席卷大半个地球的战争。当拉贝于1938年回到德国故乡时，他经历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发现大多数人对他关于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描述充耳不闻。他甚至还遭遇了盖世太保的来访，盖世太保显然希望他对日本的暴行缄口不言，保持沉默。 [12]

冯·德克森大使在其1938年1月的报告中也指出，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日益密切，所以应该放弃中国。他的这个论点颇有道理。俄国人对中国的援助远远不是象征性的。到1937年底，在中国已经有450名苏联飞行员。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日本人很可能已经享有完全的空中优势。 [13]

蒋介石似乎没有很好地去理解俄国人的动机。他们把飞机和飞行员派到中国来，使中国置身于战争之中，却使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即便如此，在南京沦陷后，蒋介石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出信息，要求他直接参与战争。斯大林礼貌地拒绝了这个邀请，说如果他加入这场战争，“整个世界就会说苏联是一个侵略者，世界各地即刻就会增加对日本的同情”。 [14]

几个月后，苏联副外交人员委员会见了法国大使，他的讲话中透露着非常罕见的直率，称中国的局势“非常辉煌”。他预计中国还将再打几年，此后，日本的实力将被大大削弱，以至于无力再对苏联发动任何大规模作战。很明显，中国正在被其利用。 [15]

无论苏联出于何种动机，中国都正在接受斯大林的苏联的重大援助，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却袖手旁观，唯恐惹怒了日本。直到希特勒执行侵犯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苏联被德国军队逼到绝境而不能再提供大量海外援助时，它总共向中国提供了904架飞机、1516辆卡车、1140门大炮、9720挺机枪、50000支步枪、31600枚炸弹，等等。 [16]

* * *

总而言之，中国并不像当时大多数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损失惨重，一蹶不振。同样，一些中国官员后来也辩称，南京之战并非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是绝对的惨败。“我认为守南京的主要目的还是争取一些时间，使刚撤下来的部队得以休整和准备，”唐生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而不单纯从南京是首都或中山陵园所在地来考虑。” [17] 他的回忆录是在战争和共产党革命之后，在他选择留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发表的。

同样，在南京任军官的谭道平也把这场战斗描述为是一次有限的成功，因为它把日本人引入了内陆，这正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军事思想家蒋百里提出的战略。由于所有日本军队都被攻占南京的任务所束缚，这就使得几十个从上海撤离的中国师能够摆脱他们的追击。 [18] 就日本人而言，谭道平在战后写道：“他们判断错误，他们迷恋于战争的可以迅疾结束，胜负的可以立刻决定，然而，事实却粉碎了他们的幻梦：一部分兵力被消耗了，他们不能速战速决。” [19]

这可能是中国军官借助于事后的认识去相信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即使这一点属实，也是付出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惨重代价。和在上海一样，南京战场上的中国指挥官也认为他们可以在纯意志力的基础上作战。“现代战争不能只凭精神意志，血肉之躯，南京保卫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中国军官郭岐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20]

南京保卫战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怨恨。很多人心中还积聚着几十年的愤怒，如第87师的旅长陈颐鼎那样，他所在的师战后只剩下几百名幸存者。“在这五天的战斗过程中，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他后来在战斗回忆录中写道，“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向我们下达撤退的命令；事后也没有听说哪个指挥官因失职受处分。” [21]

* * *

12月20日，拉贝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派出16名工人去清理打扫南京的首都饭店，这家饭店是供日本军官居住的。根据委员会所做出的坚决要求，这16人都被带回来了。他们每人甚至还都得到了五块钱的报酬。“看得出来，中国人对此的印象是好的。”拉贝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这个例子表明，日本人在南京采取不同政策是能取得不同效果的。 [22]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比大多数欧洲人更了解中国，但日本人在中国所表现的自我毁灭式的残酷也令他目瞪口呆。“日本人对中国人心态的理解少得令人吃惊，”非常仰慕希特勒的赫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如果他们以人道和仁慈的方式行事，那么所有的抵抗都会消失，他们也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23]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不仅在南京是个失败者，而且在它于中国所发动的其他战斗中也都是一个失败者。

1938年2月7日，松井石根就有关他指挥下的士兵过分荒淫无耻的行为发表了他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声明。他说道：“绝对有必要……立即停止有关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和中国财产的纪律和行为的不利报道。”接着他补充说，鉴于日本军队在成功地实现日本在东亚的使命之前正面临着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前景，惩戒性的纪律是尤其必要的。 [24]

近十一年后，松井石根坐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囚牢里，等待着因其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而将被执行的绞刑。他被允许与一个来自名为“净土”的教派的佛教禅师谈话，该教派得名于天上的乐园，这个乐园正等待着来自该教派的信徒。松井石根对他的师团指挥官们在南京的行为表示失望。他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恨。他本人则已经托付给了他自己的命运，并希望他即将到来的死亡有可能会在日本的前军人中产生一些急需的反思。

“我只能说，”他告诉那位禅师道，“我对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感到非常高兴，希望我的死将在尽可能多的那些当时在场的军人中引起一定程度上的深刻反省。无论如何，该结束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只能说我此刻只是想死，然后在净土上获得重生。” [25]

[1] 费吴生，第85页。

[2] 李宗仁，第328-329页。

[3] Mackinnon，Stephen. “The 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in Mark Peattie et al.（eds.）. 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92-194.

[4]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5] Johnson，Nelson.Letter to Admiral Harry Yarnell，December 7，1937. HarryYarnell paper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6] Crowley，James B.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59.

[7]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81，284-285页。

[8]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p.278-279.

[9]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83，286页。

[10]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86页。

[11]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291.

[1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209-215.

[13]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94.

[14] Garver，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5.

[15]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94.

[16]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p.93-94.

[17] 李吉荪：《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收于《抗日战争研究》，1996，卷2，第110页。

[18]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南京：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1946，第47页。

[19]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第117页。

[20] 郭岐：《陷都血泪录》，收于NDS ，卷3，第133页。

[21] 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第156-157页。

[2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83.

[23] Ottosson，Ingemar. Handel under protest.Sverige och Japan på väg mot andra världskriget 1931-1939 （Trade Under Protest：Sweden and Japan on the Road to the SecondWorld War，1931-1939 ）. Lund：Sekel Bokförlag，2010，p.271，note 315.

[24] 《纽约时报》，1938年2月8日。

[25] Victoria，Brian. “Zen Masters on the Battlefield （Part II），”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11，Issue 27，No.4，July，2014.

附录

战斗序列

中日双方军队师一级指挥官的名字在括号中列出，中方包括独立旅一级而日方包括支队一级。

中国军力

第2军团（徐源泉）

　第41师（丁治磐）

　　第121旅

　　第123旅

　第48师（徐继武）

　　第142旅

　　第144旅

第66军（叶肇）

　第159师（谭邃）

　　第475旅

　　第477旅

　第160师（叶肇）

　　第478旅

　　第480旅

第71军（王敬久）

　第87师（沈发藻）

　　第259旅

　　第261旅

第72军（孙元良）

　第88师（孙元良）

　　第262旅

　　第264旅

第74军（俞济时）

　第51师（王耀武）

　　第151旅

　　第153旅

　第58师（冯圣法）

　　第172旅

　　第174旅

第78军（宋希濂）

　第36师（宋希濂）

　　第106旅

　　第108旅

第83军（邓龙光）

　第154师（巫剑雄）

　第156师（李江）

　　第468旅

江防军（刘兴）

　第112师（霍守义）

　　第334旅

　　第336旅

　第103师（何知重）

教导总队（桂永清）

　　第1旅

　　第2旅

　　第3旅

第23集团军（部署在广德和泗安）（刘湘）

第21军（唐式遵）

　第145师（饶国华）

　　第433旅

　　第435旅

　第146师（刘兆黎）

　　第436旅

　　第438旅

　　第13独立旅（田钟毅）

　　第14独立旅（周绍轩）

第23军（潘文华）

　第144师（郭勋祺）

　　第430旅

　　第432旅

　第147师（杨国祯）

　　第439旅

　　第441旅

　第148师（陈万仞）

　　第442旅

　　第444旅

日本军力

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从1937年12月2日起，朝香宫鸠彦王）

　第3师团（藤田进）

　　第5旅团

　　　第6联队

　　　第68联队

　　第29旅团

　　　第18联队

　　　第34联队

　第9师团（吉住良辅）

　　第6旅团

　　　第7联队

　　　第35联队

　　第18旅团

　　　第19联队

　　　第36联队

　第13师团

　　第26旅团

　　第103旅团（后改为山田支队）

　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

　　第19旅团

　　　第9联队

　　　第20联队

　　第30旅团

　　　第33联队

　　　第38联队

　天谷支队（天谷次郎）

　　第10旅团

　重藤支队（重藤千秋）

第10军（柳川平助）

　第6师团（谷寿夫）

　　第11旅团

　　　第13联队

　　　第47联队

　　第36旅团

　　　第23联队

　　　第45联队

　第18师团（牛岛贞雄）

　　第23旅团

　　　第55联队

　　　第56联队

　　第35旅团

　　　第114联队

　　　第124联队

　第114师团（末松茂治）

　　第127旅团

　　　第66联队

　　　第102联队

　　第128旅团

　　　第115联队

　　　第150联队

　国崎支队（国崎登）

　　第9旅团

　　　第41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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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费加罗报》

《大阪每日新闻报》

《大公报》

《泰晤士报》

《纽约时报》

《时代周刊》

《东京日日新闻报》

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arhus Stiftstidende ，Danish newspaper，260

Abegg，Lily，Swiss journalist，109—110

Akimov，Vladimir，Soviet aviator，112

Amaya Naojiro，Japanese major general，284 n.81

Amphibious operations，69—70，280 n.82 and 88，across Lake Tai，115；across the Yangtze，200；in Hangzhou Bay，36，45，48，56，63，69，81，91，94；the south bank of the Yangtze，45，56，67—69，84，91—92

Anders，Arthur F.，US Navy lieutenant，215—216

Anqing，Chinese city，232

Antiaircraft Academy，179，181，188

Anti-Comintern Pact，104

Armenian genocide of World War Ⅰ，243

arson，46，145，198，248—249，255—256，259，261

Asaka Yasuhiko，Japanese prince，commander of Shanghai Expeditionary Force from early December，131—132，200，203，252

Associated Press ，37

Atcheson，George，second secretary at US embassy in China，177，232

Atrocities；against civilians，145—146，237，242—243，250—251；against soldiers，58—59，199，236—238，241—242，252；in Nanjing，estimates of deaths，243—244；in Jiading，57—58；in Jiashan，63；in Taicang，58；motives，146—148；249—253

Auden，W.H.，British-born poet，244

Augusta ，U.S.cruiser，232

Australia，69

Azuma Shiro，Japanese senior private，92，137—139，157，194

Bai Chongxi，Chinese general，65，84，134

Baimaokou，Chinese city，56

Balme，Harold，missionary and physician，117

Baoding Military Academy，83，90

Barlow，H.D.，commander of HMS Ladybird ，143

Barrel，Alexis，author，117

Bates，Miner Searles，teacher and missionary，244，255

Bee ，British gunboat，88

Beidaihe，north Chinese seaside resort，24—25

Beijing，24，28，30—31，33，37，64，78—79，90—91，99，142—143，263—264

Beijing Army College，64

Berlin，103—104，247

“Big Sword Society，” secret society，259—261

Bismarck，Otto von，German chancellor，160

Blyukher，Vasilii K.，Soviet Far East commander，177

Boxer Rebellion，anti-foreign movement in China（1900），33

Brussels Conference，71—72，80，102—104，111—112，123，134，144，176

Buddhism，83，164—165，261，267

Buildings in Nanjing：

　Central Bank，213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28—29，87，213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28，219—220，228

　Ministry of Railways，29，53，155

Carlson，Evan F.，U.S.Marine captain，108

Central Aviation School，18

Central Hospital，Nanjing，61，116

Chamberlin，Neville，British prime minister，71

Changshu，Chinese city，84—85.87，105

Changzhou，Chinese city，137—138，214—215，289 n.34

Chatfield，Sir Ernle，British chief of Naval Staff，144

Chen，Chinese collaborator，257—258

Chen Cheng，China general，64，100，125

Chen，Francis，business manager at Ginling College，142

Chen Gongbo，Chinese politician，80

Chen Yiding，Chinese colonel，41—44，195—197，211，233—234，266

Cheng Ruifang，teacher at Ginling College，229

Cheng Tianfang，Chinese ambassador to Germany，134

Chennault，Claire，American aviator and advisor to Chinese Air Force，60—61，149，272 n.3，295 n.75

Chiang Kai-shek，13，56，57，123，151，156，157，161，192，238，240，242，260，263；air raids on Nanjing，61；Chen Cheng and，100，125；Communists and，38，140，205—206；decision to defend Nanjing，64—67；diary，61，205；departure from Nanjing，154—155；evacuation of Nanjing，53—54，87—88；Falkenhausen and，65，83，109；Germany and，42；Japanese views of，36，56，57，77，121，123，135，147，160，175—176，263—264；Jiangyin，119；Liu Xiang and，95—96，284 n.95；Matsui Iwane and，36，38，139；military commander，107，108—109，150，155—156，163，175，202，286 n.39；moving capital，88；Nanjing battle，36，163，182—183，186—187，205—206，220—222；Nanjing defenses，89，140；Nanjing massacre and，244；order to abandon Nanjing，221—222，227；personality，35，274 n.48；politician，66，80，88—89，95—96，175—176，202；post-battle assessments of，263—264；Shanghai battle，35—36，91；Soviet Union and，40，176—177，221，265—266；Tang Shengzhi and，66—67，83—84，156，206，220—222，262，299 n.74；Trautmann’s peace mission and，78—79，80，123—124，134—135，144

China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11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88，220

　Ministry of war，54

Chinese Air Force，19，21—22，41，60，118，149，272 n.3

Chinese Army，medical facilities，115—117；reputation，107—109

Chinese military units

　1st Brigade（Training Division），167，212

　2nd Bomber Group ，17，19

　3rd Regiment（Training Division），203

　4th Squadron ，60

　5th Squadron ，60

　13th Independent Infantry Brigade ，96，125

　14th Independent Infantry Brigade ，125

　14th Squadron（2nd Bomber Group），17

　23rd Army ，125

　36th Infantry Division ，42，187，221—222，262

　41st Infantry Division ，108

　48th Infantry Division ，107

　51st Infantry Division ，163—165

　66th Army ，239—240

　87th Infantry Division ，41—42，188—190，196，211，240，266

　88th Infantry Division ，42，181，189—191，199—200，212，221，240

　103rd Infantry Division ，106，120，130

　112th Infantry Division ，104，106，128，130

　144th Infantry Division ，113—115

　145th Infantry Division ，99—100，125

　146th Infantry Division ，125

　154th Infantry Division ，158

　156th Infantry Division ，158，188，196—197，202，223，239—240

　259th Infantry Brigade（87th Infantry Division），196

　261st Infantry Brigade（87th Infantry Division），41，196

　262nd Infantry Brigade（88th Infantry Division），181

　301st Infantry Regiment（51st Infantry Regiment），165

　523rd Infantry Regiment（88th Infantry Division），181

　524th Infantry Regiment（88th Infantry Division），181

　527th Infantry Regiment（88th Infantry Division），190—191

　528th Infantry Regiment（88th Infantry Division），190，199

　Military police ，104，140，180，182，202

　Training Division ，167—168，178，202—203，212，240，295 n.68

Chunhua，Chinese village，138，157，163—165

Churchill，Winston S.，40

Ciano，Count Galleazo，Italian foreign minister，80

Communists，Chinese，37—38，112，140，205—206，266

Cora，Giuliano，Italian ambassador to China，53，79

Cricket ，Royal Navy gunboat，232

Dachau，244

Dai Zhiqi，Chinese officer，120

Daily Telegraph ，118

Dajiaochang air field 21—22，132

Danyang，Chinese city，131，138—139

“dare-to-die” squads，108，120，209

Davis，Norman，chief US delegate at Brussels talks，103—104

Ding，mountain near Jiangyin，119—120

Ding Shaolan，Chinese official，87

Dirksen，Herbert von，German ambassador to Japan，79，144，159—160，264—265

disease；cholera，94；diphtheria，255；malaria，252

Dorn，Frank，American officer，148

Du Yuming，Chinese officer，commander of armored regiment，89

Durdin，F.Tillman，American journalist，158，243

Dutch East Indies，69，139

Eigner，Julius，American journalist，28—29，274 n.32

Eitou Toshio，Japanese artillery officer，124

Ensminger，Charles L.，US Navy storekeeper first class，216

Epstein，Israel，American journalist，30，305 n.47

Falkenhausen，Alexander von，chief German advisor to China’s Army，65，83，109

Fengjing，Chinese city，48

Figaro，Le ，French newspaper，37，103

First Sino-Japanese War（1894—1895），32—33，69，71，101

Fitch，George，230，241，245，247

F.L.Smidth & Co.，Danish enterprise，118

Foreign Office，British，144

Forster，Ernest H.，166，249，261

France，14，46，71，132

Frankfurter Zeitung ，109

Fremery，Henri Johan Diederick de，Dutch officer，139—140

French Concession，district in Shanghai，34

Fuchang Hotel，191

Fujian province，32

Fujita Sanehiko，Japanese major and tankette commander，152—153，170—171，200，208—210，300 n.8

Fushan，Chinese city，84

Gallipoli，battle of，69—70

Gates，see Nanjing city gates

General’s Peak，170—171

German advisors in Chinese military，26，42，65，79，83—84，109，140—141

Germany，71，282 n.19；atrocities in both world wars，146，243，249—250，291 n.80，306 n.95；diplomacy，25，40，72，78—80，83，104，123—124，133—135，144，159—160，221，264—265；Japan and，25，33，40，69，219，248，256，260，264—265，280 no.83；Great War and，69，85，233，249—250，280 n.84，306 n.95；military assistance to China，26，42，61，188—189，295 n.68；war with Soviet Union，75，146，265，291 n.80

Gestapo，265

Ginling College，25—27，51，141—142，155，161，166，201，219，229，233，240—242，245—246，251，253—256，261，305 n.64

Goering，Hermann，German Nazi leader，79，282 n.19

Great Wall of China，30，112

Great War（1914—1918），33—34，36，42，55，69，85，104，109，243，250

Grew，Joseph，US ambassador to Japan，62，72，232—233

Gu Zhutong，Chinese general，86，96—97

Guangde，Chinese city，100，114—115，120，124—126，152

Guangdong province，211—212，223

Guangxi province，96—97

Guenther，Karl，German engineer，119，260

Gugong Airfield，214

Guo Junqi，Chinese general，113—114

Guo Qi，Chinese battalion commander，213，223，266

Guo Xinqiu，Chinese political officer，104，106，130—131

Haneda Airport（Tokyo）76

Hangzhou，Chinese city，18，77，259，308 n.162

Hangzhou Bay，36，38，45，48，56，63，69，73，81，85，94，170

Harada Kumao，Japanese official，160

Hasegawa Kiyoshi，Japanese naval commander in Central China area，143

He Jiazhao，Chinese armored commander，202

He Yingqin，Chinese general，chief of staff，89

Hedin，Sven，Swedish explorer，267

Heng，mountain，154

Higashitake Furi，Japanese private，156—157

Hill 154，Chinese position

Hindenburg Line，German fortification in the Great War，85

Hino Ashihei，see Tamai Katsunori

Hiramoto Atsushi，Japanese private，227—228

Hirota Koki，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70，159—160，232

Hirohito，Emperor，92，101，132，232，252，265

Hitler，Adolf，25，104，159，256，267

Hong Kong，52，67

Hongmaoshan，hill south of Nanjing，178

Hospitals，51，61—62，116—117，145，149，151—152，219—220，228，233，237，257

Hu Shi，Chinese intellectual，54

Huang Qixiang，Chinese officer in Shanghai battle，43

Huangduzhen，Chinese city，37

Hughes，James J.，U.S.Navy lieutenant commander，215

Hull，Cordell，U.S.Secretary of State，103

Hunan province，54，67，84，154，275 n.66

Iketani Hanjiro，Japanese major，74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101—102，159

Imperial Liaison Conference，Japanese military-civilian institution，101，264

Inner Mongolia，78，264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of the Far East，244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district in Shanghai，37，118，279 n.76

Ishii Seitaro，Japanese private，58—59，75，129—131，288 n.8

Ishii Taro，head of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s Bureau of Asiatic Affairs，251

Ishiwara Kanji，chief of operations，Japanese Army General Staff，38—39，45，79，82，253

Italy，72，79—80，83，102，134，282 n.19

Ito Yoshimitsu，Japanese major，189，196，210

Jacquinot Safety Zone，88

Jacquinot de Besange，Robert，French Jesuit，88

Japanese Army，attrition，93；efficiency，92—94；general staff，38—39，76，79，82，102，123，131，264，275 n.69；logistics，121—122，161—162；looting，86—87，121—122；

Japanese military units

　2nd Light Armored Company ，152

　3rd Infantry Division ，46，56，58，138

　6th Infantry Division ，38，45，56，63，74，81，94，122，152，157，170，190—191，199，209，216，226

　6th Infantry Regiment（3rd Infantry Division），46

　9th Infantry Division ，55—56，85—86，93，121，138，157，161—162，164—165，187，196，199—200，210，212，214，227

　9th Infantry Regiment（16th Infantry Division），194

　11th Infantry Division ，56—58，70，284 n.81，294 n.40

　13th Air Group ，214

　13th Infantry Division ，56—58，92，106，119—120，157，200—201，284 n.77

　13th Infantry Regiment（6th Infantry Division），170—171，226

　16th Infantry Division ，45，56，69，75，84，92，94，122，138，156—157，162，167，173，193—194，198，203，248

　18th Infantry Brigade（9th Infantry Division），188

　18th Infantry Division ，48，56，81，93—94，100，114，152，157

　19th Infantry Regiment（9th Infantry Division），162

　20th Infantry Regiment（16th Infantry Division），92，137—138，167，194—195

　23rd Infantry Regiment（6th Infantry Division），170，172，190—191，209，217—218，227—228

　26th Infantry Brigade（13th Infantry Division），58，75，119，129，131

　30th Infantry Brigade（16th Infantry Division），44，67，194

　30th Infantry Regiment（16th Infantry Division），194

　33rd Infantry Regiment（16th Infantry Division），194

　35th Infantry Regiment（9th Infantry Division），162

　36th Infantry Regiment（9th Infantry Division），55，178—179，181，187—189，195

　38th Infantry Regiment（16th Infantry Division），194

　45th Infantry Regiment（6th Infantry Division），209

　47th Infantry Regiment（6th Infantry Division），191，209，216—217

　101st Infantry Division ，56，58，92，284 n.77

　103rd Infantry Brigade ，119

　114th Infantry Division ，56，63，75，81，94，114，146，152，157，170

　Amaya Detachment ，93，138，284 n.81

　Central China Area Army ，38，57，76—77，82，123，131，157，185，203，252，275 n.66

　Kanoya Air Group ，21

　Kunisaki Detachment ，56，69，81，94，124，152，200—201，277 n.26

　Military police ，253

　Shigeto Detachment ，45，56，68—69，84，276 n.83

　Shanghai Expeditionary Force ，38，63，77，82，85，94，131，139，157，173，201

　Special Naval Landing Force（Marines），41，280 n.88

　Shigeto Detachment ，45，56，68，69，84，276 n.83

Takegawa Company（6th Division），210，212

　Tenth Army ，36，38，45，48，56，63—64，69，73—75，77—78，80，82，94—97，131，147，152，157，173，200—201，284 n.95

Java-China-Japan Line，136

Jiading，Chinese city，37，57—58

Jiang Baili，Chinese strategic thinker，89—92，266，282 n.19

Jiang Gonggu，Chinese physician，54—55，191—192

Jiang Lianhong，Chinese provincial official，54

Jiang Tingfu，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Soviet Union，176

Jiangnan Cement Works，118，260

Jiangnan Wharf，215

Jiangsu province，28，54

Jiangyin，Chinese city，104—106，119—120，128—131

Jiashan，Chinese city，48，62—63，94，276 n.1，278 n.60

Jiaxing，Chinese city，73—74，77，81—82，102

Jinshan，Chinese city，73

Johnson，Nelson T.，American ambassador to China，88，161，186，263

Jones，Thomas，British official，71

Jurong，Chinese city，131，138，157，173，185，239

Kan’in Kotohito，chief of Japanese Army General Staff，275 n.69

Kanno Heikichi，petty officer，Japanese Navy Air Service，22—23

“Katyusha”，see Tupolev SB

Kawabe Torashiro，Japanese colonel，chief of the Army General Staff’s Operations Section，76—78，102，135，281 n.13

Kidalinski，Nikolai，Russian squadron commander，136

Kikuchi，Japanese translates 249—250

“knee mortars，” nickname for Japanese grenade launchers，138，172，175，290 n.36

Koeniggraetz，battle of，160

Konoe Fumimaro，Japanese prime minister，101，160，263—264

Koo，Wellington，Chinese ambassador to Paris and delegate at Brussels Conference，71—72，103

Korea，33，69，71

Koxinga，Japanese-Chinese pirate of the 17th century，186

Kranenburg，J.W.，Dutch businessman，136

Kuling，Chinese mountain resort，52

Kung，H.H.，Chinese finance minister，123—124

Kunisaki Noboru，Japanese major general，277 n.26

Kunshan，Chinese city，38，85，122

Kydymov，D.A.，Russian pilot，168—170，296 n.101

Ladybird ，British gunboat，143，232

Lake Tai，36，48，77，81，93—94，96—97，99，106，114—115，121，148，152

Landing operations，see amphibious operations

Lanzhou，Chinese city，112

Lautenschlager，Heinz，German embassy councilor，134

League of Nations，71—72

Leningrad，111

Li Hengjie，rear gunner，Chinese Air Force，17—21

Li Xikai，Chinese colonel，203

Li Yisan，Chinese officer，223—224，230—231，239—240

Li Zongren，Chinese general，67，223，262，279 n.72

Liaodong peninsula，71

Lin Sen，chairman of Chinese republic，53—54

Lishui，Chinese city，131，152

Litvinov，Maxim，Soviet foreign commissar，111—112

Liu，Bea Exner，American teacher，54，111

Liu Fei，head of operations bureau，Chinese general staff，65—66，279 n.72

Liu Jixiang，Chinese lieutenant，128—129

Liu Shuwan，officer in Chinese armored unit，224—225

Liu Xiang，Chinese warlord，84，95—97，100，125—126，284 n.95

Liu Yongcheng，Chinese platoon commander，133

Liyang，Chinese city，152

looting，86—87，122，141—142，147，213，235，247—251，253，256

Lu，mountain，154

Lusitania ，British ocean liner，233

Luzon ，US Navy vessel，88

Ma Chaojun，Nanjing mayor，110

Machin，Mihail Grigor’evich，Russian pilot，132—133，136—137

Madame Chiang Kai-shek，China’s First Lady（Song Meiling），62，89，149，154—155

Magee，John，American missionary，151，201，242—243，245，256，259，305 n.54

Maine ，U.S.Navy cruiser，233

Malaya，69

Man，the Unknown ，1935 bestseller，117

Manchukuo，33，44，57，80，147，159，264

Manchuria，33，104，147；invasion in 1931 of，33，67

Manila，52，232

Mao Zedong，205，266

Marco Polo Bridge，battle at，33，99，107

Matsui Iwane，Japanese commander，36—38，56，68—69，85—86，121，138—139，157—158，162，182—183，186，196；Chiang Kai-shek and，36—37，69，139；diary，56，69，85，131—132，138—139，186，196，257—258；malaria，252；Nanjing massacre and，252—253，267；personality，36，147—148；politics and，79，147—148，257—258；promotion，131—132

McCallum，James，American missionary，247，249

Meiling ，Chiang Kai-shek’s personal airplane，154

Metropol Hotel，267

Military Engineering School，140

Mills，W.Plumer，Safety Zone administrator，254

Ming，Chinese dynasty（1368—1644），27，30，106

Mitsuaki Hoshin，Japanese captain，217

Mitsubishi A5M，carrier-based Japanese fighter，20，133，169

Mitsubishi G3M，land-based Japanese bomber，21—23

Molingguan，Chinese town，157

Mongolia，78

Mori Hideo，Japanese first lieutenant，195，202

Mudong，Chinese village，239

Mufu，Chinese hill fortress，203

Murphy，Henry K.，American architect，28

Muto Akira，vice chief of staff of Japan’s Central China Area Army，57，77，185

Nagai Ryotaro，Japanese communications minister，104

Nakajima A4N，carrier-based Japanese fighter，22，214

Nakajima Kesago，commander of Japan’s 16th Division，45—46，194，203，248

Nanjing，29—32；air raids，52，59—62；city wall，22—23，27，29，31—32，81，84，133，139—140，143，149—150，157，162，166，170，178—181，183，185—186，188，194—196，198—201，203，208，211，213—214，223，225—226，239，259—260，308 n.171；decision to abandon，206，221—222，299 n.74；decision to defend，64—67；defensive works，139—142；evacuation of，54—55，95，109—111，142—143，151，155，213，215，238—240；lawlessness in，141—142，166；looting in，247—249；mood in，110，142，165—166；vigilance in，53

Nanjing city gates

　Chinese Gate，181，189，200，209，216—217，227，

　Gate of Enlightenment，140，179—181，186—189，192，195，197，199—200，210—212，214，221，227，233，296 n.101

　Gate of Great Peace，212，223，230

　Sun Yat-Sen Gate，140，182，185，194，202—203，211，213—214，227—228

　Tongji Gate，186

　Yijiang Gate，222—223，230，262

Nanjing Safety Zone，88，150—151，166，201，219—220，223，229，234，237—238，240—242，247，249—250，253—255，257，261，267

Nanqiantou，Chinese hamlet，145

Nanzha，Chinese village，130

Napoleon Bonaparte，38

National Geographic ，28，52，274 n.32

Nationalist Party，Chinese political party（also known as Kuomintang or Guomindang），28，51，108，219

Neurath，Konstantin von，German foreign minister，134—135

New Life Journal ，Chinese newspaper，258

New York Times ，The ，34，64，85，116，158，161，188，197，243，251，263

night fighting，75，92—93，120，124—125，191，196—197，220，225—226

Nine Power Treaty（1922），71；Nine Power Treaty Conference，see Brussels Conference

Ningguo，Chinese city，152，157，240

Nishizawa Benkichi，Japanese first lieutenant，75，146

Northrop Gamma，US-built airplane，17—21，272 n.4

Oahu ，U.S.gunboat，232

observation balloons，105—106，186，193

Oi ，Japanese light cruiser，69

Okumiya Masatake，Japanese lieutenant，214—215

Old Tiger’s Cave，Chinese strongpoint，167—168

Oliver，Frank，foreign correspondent，244

Organization of Mechanized Forces ，The ，military treatise by Jiang Baili，90

Osaka Mainichi ，171

Ox Head Peak，170—171

Pan Wenhua，Chinese general，125

Panay ，U.S.gunboat，143，215—216，231—233

Pearl Harbor，214

Peng Deming，second lieutenant，Chinese Air Force，17—21

Philippines，69

Pinghu，Chinese town，146

Polikarpov Ⅰ—16，Soviet fighter，132—133，169

Prussia，160

Pukou，Chinese city，152，200—201，225，230

puppet governments in occupied areas，158，257—258

Purple Mountain，27，29，60，87，140，150，154，167—168，186，193—195，198，202—203，211—213，231

Puyi，last Chinese emperor，33

Qing，Chinese dynasty（1644—1911），28，205

Qingpu，Chinese city，38

Qiweng Bridge，181，188

Qixia，mountain near Nanjing，118，260

Rabe，John，German businessman，23—26，31，88，134，144，150—151，182—183，186，192，201，219—222，229，235，244，248—252，256—257，260—261，265，267

Rain，19，51，55，59，75—76，111，115—116

Rao Guohua，Chinese general，99，126

rape，145，243，245—247，250—253，305 n.64

rasputitsa （Russian quagmire season），75

Rice，Edmond L.，physician，51

Riggs，Charles，Nanjing University professor，201，229

ronin ，249，256

Roosevelt，Franklin D.，232

Rosen，Georg，German diplomat，144

Royal Navy，143—144，231

Russia（pre-1917 state），33，69，71，81，93，185，205

Russian pilots，39—41，112—113，132—133，136—137，148—149，168—170，177—178，265，295 n.75

Russo-Japanese War（1904—1905），33，69，81，93，101，185

Rychagov，Pavel Vasilievich，Soviet fighter pilot，40—41

Rytov，Andrei Gerasimovich，Soviet political commissar，39—40，112

safety zone，see Nanjing Safety Zone

Saito Chujiro，Japanese private，198

Sandri，Sandro，Italian journalist，215—216

Sasaki Touichi，commander of Japan’s 30th Brigade，44—45，68—69，157，194

Scarab ，Royal Navy gunboat，232

Schenke，Wolf，German journalist，118

“scorched earth” tactics（see also arson），51，68，142，153，161，166，209，213，224

Sd.Kfz.221，German-made armored car，89

Shandong，33，44

Shanghai，1937 battle of，14，17，18—19，24，33—36，41—43，45，55—57，66，70，88，91—93，106—109，116，151，163，189—190，197，212，230，266

Shanghai，1932 battle of，18，37，68，72，140

Shen Xian，Chinese officer heading anti-aircraft battery，149—150，218—219，230，239

Shigeto Chiaki，Japanese major general，276 n.83

Shimomura Sadamu，chief of operations，Japanese Army General Staff，45，82，102，122—123

Shinsei Maru No.1 ，Japanese cargo vessel，44—45，67—68

Shuhu，Chinese village，163—164

Shukotsi，Russian pilot，178

Sian，Chinese town，100，125

Sichuan province，95—97，99—100，106，124—125

Sindberg，Bernhard，Danish businessman，118—119，260

Smirnov，Pyotr Alexandrovich，Soviet deputy defense minister，39—40

Smushkevich，Yakov Vladimirovich，deputy commander of Soviet Air Force，41

Smythe，Lewis，American teacher，229，237，245，255

snow，253，255

Snow，Edgar，American correspondent，245

Song Meiling，see Madame Chiang Kaishek

Song Xilian，Chinese general，187，221

Soong，T.V.，former Chinese finance minister，53

Soviet Union，38—39，45，69，72，75，78—80，135，146，221，289 n.27；assistance to China，39—41，111-112，133，176—177，221，265，287 n.55

Spanish Civil War，14，40—41，205，257

Spanish-American War，233

Stalin，Josef，Soviet leader，265

Stampa，La ，Italian newspaper，215

Standard Oil，215

State Department，U.S.，28，144，186

Steele，Archibald，American journalist，236，238，253

Stephens，Phil Pembroke，British journalist，118

stragglers，Chinese 75，121，181，188，198，239；Japanese，124

Suda Keizou，lieutenant commander，Japanese Navy Air Service，21—22

Suenaga Kenichiro，Japanese second lieutenant，94

Sugamo Prison，267

Sun Ke，president of China’s legislative assembly，221，301 n.48

Sun Yat-sen，founder of Chinese republic，28—29，60，66，87—88，266，274 n.48

Sun Yat-sen Gate，140，182，185，194，202—203，211，213—214，227—228

Sun Yat-sen Mausoleum，29，60，66，87—88，266

Sun Yuanliang，66，189，221

Supreme Defense Council，Chinese governing body，53

Suzhou，Chinese city，21—22，51，73，77，81—82，85—87，96，102，105，158

Suzhou Creek，38，55

Suzhou-Jiaxing stop line，73—74，77，81—82，102

Tada Hayao，deputy chief，Japanese Army General Staff，39，79，81—82，102，123，131，159，264，275 n.68—69，288 n.1

Taicang，Chinese city，38，58

Taierzhuang，battle of，262—263

Taihoku，capital of Taiwan，21

Taiping，Chinese city，152

Taiping rebellion（1850—1864），31，205—206

Taiwan，21，32，45，56，276 n.83

Tamai Katsunori（penname Hino Ashihei），Japanese corporal，48—51，62，276 n.1

Tan Daoping，Chinese officer，266

Tanaka Sueo，Japanese consul general，255—256

Tang Shengzhi，Chinese general，66—67，88—91，96，106—107，134，155—156，167，188，213；after battle，262，266；career，67，83—84，90；decision to abandon Nanjing，206，221—222，299 n.74；health，67，84；named garrison commander，83；personality，83—84；rumors of execution，262；truce proposals and，182—183，186—187，220—222

Tangshui，Chinese village，157，193—194

Tatung ，British steamer，143

Taylor，Harry B.，American missionary，232

Terada Masao，Japanese colonel，73—74，281 n.3

Tian Zhongyi，Chinese officer，96

Tianjin，north Chinese port city，37，147，200，258，263

Tianwangsi，Chinese town，138

Tiexinqiao，Chinese town，172

Times of London，The ，103，107，143，249

Tokyo，38，45，62，64，70，72—74，76，78—79，81—82，102，122—123，131，144，159—161，183，193，219，233，252—253，264—265，267，281 n.1

Trautmann，Oskar，German ambassador to China，78—81，123—124，134—135，144，221

Tsukinoki Masao，Japanese colonel，94—95

Tuck-Wo ，British steamer，143

Tupolev SB，Soviet bomber，132，136，149，177

Twinem，Mary，Ginling College staff member，251

Type 94，Japanese tankette，152

Unicorn Gate，167，198

Utley，Freda，British journalist，117

Vautrin，Minnie，American university teacher，25—27，51，53，59，110，115，142，161，166，201，229，235，245—246，249，251—257，261

Vickers Carden Lloyd，British tank manufacturer，89

Voroshilov，Kliment，Soviet defense minister，176

Wakizaka Jiro，Japanese colonel，179，189

Wang Chonghui，Chinese foreign minister，160—161

Wang Jingwei，Chinese politician，289，n.24

Wang Yaowu，Chinese general，165

Wantung ，British vessel，215

warlords，Chinese regional power holders，84，95—96，99，104，106—107，126，128

Weather，see Rain and Snow

Wehrmacht ，14，42

Wickert，Erwin，German student，31—32

Wilson，Robert Ory，American doctor，59，117，151，201，219，258

Wong，C.C.，Chinese artillery officer，61

World War One，see Great War

Wufu defensive line，84—86，105

Wuhan，Chinese city，52，54，88，123—124，134，143，154，156，160，175，176，202，220—221，259，277 n.10

Wuhu，Chinese city，65，81，96，114，117，125，131，143，231—232

Wujin，see Changzhou

Wulong，Chinese hill fortress，203

Wusong，port near Shanghai，136

Wuxi，Chinese city，121，166

Xia Min’an，Chinese company commander，120

Xiaguan，district in Nanjing，109，111，115，143，155，161，192，194，222，224，229—230，233，238—239，242

Xiang Hongyuan，Chinese lieutenant，180—182

Xiao，mountain near Jiangyin，129

Xiaolingwei，Chinese town，168

Xicheng defensive line，105

Xinjiekou，square in Nanjing，165

Xinshengbao ，Chinese newspaper，258

Xu Mo，Chinese vice foreign minister，134

Xu Shiying，Chinese ambassador to Tokyo，70—71

Xuanwu Lake，27，194

Xuzhou，Chinese city，262

Yamagiwa Kiichi，Japanese captain，179

Yamamoto Takeshi，Japanese senior private，55—56，86—87，164，188，210—211

Yanagawa Heisuke，Japanese general，64，73，78，80—81，83

Yang Jie，Chines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in the Soviet Union，176

Yangtze，17，27—28，32，35，42，44—45，53，56—57，59，61，63，65，67—68，71，75，81，84，87—92，95—96，104—105，108，111，114，117—118，120，122，128，130—131，134—138，142—143，151—152，154，157，163，170，185，187，192，200—203，209，214—215，219，224，230—234，238—241，247，262，272 n.3

Yangtze Patrol，215

Yanziji，scenic spot near Nanjing，234

Yarnell，Harry，US admiral，commander of Asiatic Fleet，107，232，263

“Yellow Spears，” secret society，261

Yokosuka B4Y，carrier-based Japanese bomber，214

Yong Sui ，Chinese naval vessel，53—54

Yu Jiemin，head of Chiang Kai-shek’s bodyguard，155，192—193

Yuhuatai hills，27，140，186，189—191，199，208—209，211

Yunnan province，156

ZB vz 26，Czech-made machine gun，48，129，138，180

Zhang Qun，Chiang Kai-shek’s secretary and former foreign minister，54，65，175，221

Zhejiang province，63

Zhenjiang，Chinese city，138，157，203

Zhongshan Road，street in Nanjing，51，109

Zhongyang Ribao ，Chinese newspaper，51

Zhou Changgeng，Chinese squad commander，129

Zhou Zhenqiang，Chinese brigade commander，167

ZIS-5，Soviet truck，112

ZIS-6，Soviet truck，1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1937：血战危城/（丹）何铭生（Peter Harmsen）著；季大方，毛凡宇，魏丽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2020.6重印）

书名原文：Nanjing 1937：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ISBN 978-7-5201-1026-6

Ⅰ.①南… Ⅱ.①何…②季…③毛…④魏… Ⅲ.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Ⅳ.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7975号

南京1937：血战危城

著者/〔丹〕何铭生（Peter Harmsen）

译者/季大方 毛凡宇 魏丽萍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 插页：1 字数：291千字

版次/2017年11月第1版 2020年6月第3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026-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2353号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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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1945：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Copyright © 2014 by Richard Bernstei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7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Robbins Office，Inc. and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Ltd.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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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来自达志与维基）

本书获誉

如果你只愿意读一本有关这个关键时期的书，那么就读伯恩斯坦先生的这本著作吧。

——《华盛顿时报》

非常优秀……伯恩斯坦如学者一般在此书中涵盖了中国1945年的政治背景，但仍以新闻记者的视角去看待人间万象。

——《纽约时报书评》

行文洗练且令人信服……这本富有思想的书超越了枯燥的、陈旧的争执，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国在1945年的命运最终应该由中国人而绝不是美国人来决定。

——《外交事务》

构思巧妙……伯恩斯坦先生详实地叙述了在多大程度上共产党领导人拉拢并误导了美国人……这种对中国人之观点的重视使得伯恩斯坦先生的书完全不同于先前最著名的先导之作，芭芭拉·W.塔奇曼在1971年出版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华尔街日报》

研究广泛……（伯恩斯坦）有关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有限的研究结果是与美国最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干涉行为有着内在联系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对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的引人入胜且有时是令人痛心的叙述……同样也尖锐地指向了今天的全球性难题。

——《里士满时讯报》

非常刺激……此书所做的及时到位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现实。

——《出版人周刊》

可读性极强……所做的细致入微的事后评价，熟练地探讨了未被采纳的道路的历史衍生物。

——《科克斯书评》

一本以敏锐和优雅笔触撰写的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著作。对于那些有兴趣去了解中国在20世纪中叶如何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人而言，此书非常值得一读。

——大卫·西布利（David Sibley），《军事史季刊》

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中国1945》是一本名实相符、不可多得的好书。作者远远不止陈述了这关键一年的史实，更是让人颇受教益且也令人信服地剖析了驱使中国和美国分裂并造就了今天的世界的人物和势力。

——傅好文（Howard French），《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作者

目前美国与中国在东亚主导角色上的竞争，根源可追溯到1945年时的那段复杂历史。理查德·伯恩斯坦对二战期间和之后美中两国关系所做的引人瞩目并令人激动的深入研究，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事件和多彩个性增添了熠熠发光的新鲜见解。对于非专业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历史著作的典范，它唯一的缺点是，一旦开始阅读就几乎令人无法释手。

——史蒂芬·I.莱文（Steven I. Levine）

1945年的戏剧性事件在继续影响着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当我们重温危机不断的这一年中的历史事件时，毛泽东、周恩来、史迪威、马歇尔——这些伟人和其他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此书的页面上，他们不得不就这些事件做出重大抉择。本书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的威权主义的根源，中美两国之间互不信任的起因，以及历史的难解性。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1945年年初，美国是有机会来构建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良好关系的。理查德·伯恩斯坦就所发生的事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重要故事，并为创造性的外交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在处理与中国以及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上，这个教训依然是十分中肯的。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

研究深入，文笔优美，论点鲜明有力，《中国1945》重新审视了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在此期间，罗斯福的决策失误伴随着斯大林的地缘政治野心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倾向，将冷战的命运封闭在亚洲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也使得中美之间对抗的后果一直持续到今天。这项有启发性的、发人深省的研究非常值得所有美国的决策者和中国事务观察家阅读。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当美国和中国正在探索大国关系的“新模式”时，理查德·伯恩斯坦的这本激动人心、内容详实的著作为更好地理解导致了今天的挑战的那个时代，提供了必要的诠释。《中国1945》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意识到美国卷入东亚事务的令人憎恶的复杂性，历史的重要性，以及那些制定重大决策的人物的有限的视野。

——杰罗姆·A.科恩（Jerome A. Cohen）

在这本研究深入透彻、行文清晰明了的书中，理查德·伯恩斯坦描述了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个分水岭：1945年。在这一年中，如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中国政治和该国与美国以及整个世界之间反复无常的关系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1945》以富有感染力的笔触生动地描述了一系列多姿多彩的人物，他们为此后半个世纪的游戏制定了规则。

——奥威尔·谢尔（Orville Schell），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关于中国的人名和地名

引言

第一部 无辜的中国人

第一章 一场罕见的胜仗

第二章 委员长与美国人

第三章 满目疮痍的国家

第四章 毛、周和美国人

第二部 仇恨的种子

第五章 错误的人选

第六章 特使的愤怒

第七章 道德妥协

第八章 “笑里藏刀”

第九章 中国政策之战

第十章 不同的命运

第三部 成功与失败

第十一章 民心

第十二章 斯大林的欲望

第十三章 既成事实

第十四章 从何下手？

第十五章 马歇尔来了

第十六章 从希望到对抗

尾声

致谢

参考文献

关于中国的人名和地名

中国人名和地名的转换翻译是项复杂的工作，一是因为多年来所使用的方式多种多样，二是由于某些名称自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以来多有变更。本书中所使用的多数地名是1945年的常用名称，如果与目前使用的名称不同，我会在首次提及之后加以注明。这类例子，此处择要举两个，如满洲地区（即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奉天，如今被称为沈阳，而当年的芝罘，如今叫作烟台。而北京却是一个例外，其意为“北方京城”，1945年时曾被称为北平，意为“北部和平”。但我以现在普遍接受的方式，仍称之为北京。

在1945年的时候，将中国人的名字转换为拉丁字母的主要系统被称为威妥玛式拼音法，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被拼为Mao Tse-tung。但自共产党上台执政以来，中国采取了另一种被称为拼音的系统来取而代之，毛泽东的名字被拼为Mao Zedong。对于大多数人名，包括毛泽东在内，本书均采用当前正在使用的拼音系统。然而，就国民党官员的名字而言，我还是采用仍在台湾地区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法。由此，当我提及参与1946年1月停火谈判的国民党官员张群时，将其拼为Chang Chun，而按照拼音应拼为Zhang Chun（应为Qun）。国民党这一词按拼音应拼为Guomindang，或缩写为GMD，但我用的仍是旧式罗马拼音Kuomintang，或KMT。

最后，有少量名字的拼写方式虽然既不对应拼音也不符合威妥玛式拼音法，但因为太熟悉，如果放弃反而会造成混乱。主要例子如国民党领袖蒋介石Chiang Kai-shek。按拼音他的名字应拼为Jiang Jieshi，但本书中仍拼为Chiang Kai-shek。有些中国城市的名字也同此处理，如广州拼为Canton，而不是Guangzhou，重庆拼为Chungking，而不是Chongqing。

引言

临近2013年年底，中国沿海的一片水域因一个新奇的庞然大物的出现而立刻成为万众瞩目之地。这是一艘航空母舰，从乌克兰购买，在青岛港翻新，被称为“辽宁”号。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艘这样的巨舰，因此，尽管不能像在世界各大洋任意巡弋的美国航母那么迅捷，那么强悍，但也标志着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将其力量投射到远离中国海岸的水域的意图。

对此，美国自然兴趣盎然，当“辽宁”号在驱逐舰和巡洋舰的护航下驶向国际水域时，美国出动了一批舰艇贴近观察。其中一艘美国导弹巡洋舰，“考彭斯”号，几乎与一艘迎面接近、“咄咄逼人”地横阻其船头的中国舰艇相撞，双方都对对方的行为做出了愤怒的评论。 [1]

美国国防部长称中国的行动“不负责任”，中国则通过新闻媒体宣称“考彭斯”号非法闯入中国在南海宣称的“禁航”区内。中国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尽管这种说法不为美国或其他亚洲国家所接受。中国报纸《环球时报》警告说，中国有权利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而且“不能因为它过去不能够主张它的利益就意味着它已经放弃了这个权利”。 [2]

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美之间就在公海上发生过另外一些对峙事件，这是因为中国表明其长远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主导力量。

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中美关系发展到目前的最新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与过去历史的紧密呼应，特别是由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所采取的行动，警告美国勿再插手，阻止美国在亚洲行使它认为是其最重要的力量。在这类行动中，最重要也最知名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爆发的朝鲜战争。当时，中美双方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卷入了大规模的敌对行动。但与朝鲜战争相比，美国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对峙要早五年发生，那个事件发生在中国港口城市天津和古老帝国首都北京之间的一条道路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小分队当时正在那条尘土飞扬、绿树成列的道路上执行巡逻任务。

时间是1945年9月，抵制日本侵占中国大部领土达八年之久的惨烈抗日战争，刚刚在几周前结束。美国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到中国的北部海岸去帮助维持当地秩序，并协助中国的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重新夺回其先前被占领土。但是，在战争期间曾热烈欢迎美国军队、外交官和记者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却根本不想让美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愤怒中双方交火射击，各有死伤和俘虏，其中包括一些正在搜集共产党人不想让他们拥有的情报的人员，他们的使命与近七十年后“考彭斯”号所从事的使命相同。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1945年标志着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对抗的起源，双方的关系就像反复发作的疾病一样，不断受到困扰，又不断得到恢复，即使曾经有那么几个阶段，双方关系打得火热，高调宣称共同利益，似乎在此期间，过去的猜疑和仇恨已经被永久摒弃。这是一种自行其是的奇特的对抗，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和美国似乎从友好合作中得到的好处比从冲突中得到的要多得多，譬如贸易和投资，共同应对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1945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于从天津到北京的公路上发生冲突之前，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不但在抗日战争中互相合作，并且还热情洋溢地谈到了有关未来的宏图伟业，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将被用于其中以帮助中国摆脱贫困。

当然，这种好事并没有发生。双方在1945年年初似乎还很轻松愉快的心情逐渐恶化，早先常有的宴会、祝酒词和友谊的声明被武装冲突、相互指责，以及特别是来自共产党人愤怒表达的永久且不可避免的敌意所取代。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中美之间最近的竞争都起源于那一年，但这种敌对的模式正是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结束前后几个月里，其后果便是先后发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恶战。

这种模式是否可以避免？事情是否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对1945年所发生事件的记载中找到。对于中美两国而言，1945年是个转折点，在未来的岁月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两国之间的关系都要多得多。

[1] New York Times ，Dec.14 and 17，2013.

[2] Global Times ，Dec.21，2013.

第一部 无辜的中国人

第一章 一场罕见的胜仗

1945年年初，一场胜仗给已经进行到第八个年头的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了一个开门红。这是一场难得的胜仗，特别振奋人心，因为此时的中国，也许还并不习惯战胜，但已经十分熟悉，也饱尝了战败所带来的悲惨命运。

这场胜仗发生在云南西部与缅甸交界处，一个名叫畹町的地方，此地是一处亚热带关口，通常情况下，不为外人所知晓。和现在一样，当时这个小镇也是由架设在怒江支流上的一座仅容一辆车通过的小木桥与缅甸连接。小商品市场、海关关卡和边检站分布在一片壮观的地带上：层层梯田，湍急浑浊的溪流，团团雾霭飘浮在绵绵不断、无边无际的峡谷中。然而，这里并不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1945年1月3日，就在这里，两支人数甚多的中国军队，一支从东边穿过云南，另一支从西边穿过缅甸，与大约2000名虽然疲惫不堪、忍饥挨饿，但久经战场且工事坚固的日军遭遇了。

正因为畹町位于缅甸瑞丽江流域的东北出口处，其重要性瞬间便凸显了出来。三年前，一支日军强行军穿越丛林，配合空袭，发动地面攻击，夺取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整个缅甸，从而实现了日本试图占领整个亚洲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把英国人从缅甸驱逐出去，从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完全根除欧洲白人殖民主义。日本已经把英国人逐出了他们所占有的香港、马来亚和新加坡，还把美国人从他们在亚洲唯一的殖民地菲律宾赶了出去。（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则因与纳粹德国结盟，名义上仍然控制着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但很大程度上日本可以在那儿颐指气使。）

日本的另一个目标便是封锁中国，实际上是围困中国，防止它从外界获得补给，从而迫使其投降。当日本于1937年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时，其远征军便夺取了中国漫长的太平洋沿岸所有港口的控制权——东北的大连、旅顺、营口、葫芦岛和秦皇岛 [1] ；华中地区的天津、芝罘（现烟台）、青岛、宁波和上海；南方的厦门、汕头、广州和被英国占据的香港。日本还诱使法国维希政府关闭了中国西南地区从越南首都河内到昆明的一条旧铁路，从而阻断了原先的陆路通道。抗日战争最初几年里，苏联曾提供大量武器装备给中国，但从1941年起停止了供给，彼时苏联开始忙于同纳粹德国作战，自顾不暇，无力再运送任何作战物资给中国。

结果便是有着4.25亿人口，领土有如一个大洲规模的中国，陷入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几乎完全被隔绝于世，从而也被切断了一切军用物资来源。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派遣了2万名劳工去修建一条双车道、全天候、从云南到缅甸的公路。这条公路作为通向中国的漫长供应线的最后一段，发挥了整整五年时间的作用。从旧金山起运的货物由货轮运到缅英共有的仰光港，然后经陆路用火车运到500英里外的缅甸东部掸邦的腊戍镇；从那里开始，又用卡车载着这些货物翻越缅甸边疆部落地带的陡坡，并通过畹町桥运入中国内地。这条路继续向东北延伸，穿过云南乡村连绵起伏的绿野，跨过架在怒江深邃、陡峭的河岸上的栈桥，蜿蜒曲折又一个500英里后，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结束全程。

随着日本攻陷缅甸，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唯一通道就只剩下从印度东北部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十分危险的高海拔空中航线了。飞行员们一提起这条“驼峰航线”，无不色变。就这样一条往往伴随着致命危险的供应线，给中国提供了所能得到的所有武器、弹药和燃料，使之能够拼死作战，抵御装备精良的日军。当然，仅靠这条供给线，物资供应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重新打开滇缅公路是一个持续不断、令人执着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只有一个指挥官的情况下。这将是给中国提供物资，从而帮助中国在亚洲这场战争中做出更大贡献的一种方式，这场战争的最主要和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打败日本。

对缅甸始终耿耿于怀的指挥官是陆军中将约瑟夫·W.史迪威，当时是众人笔下争相报道的一个传奇人物，后来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参谋长，以及整个中-缅-印战区所有美军的指挥官。唯一发生在这后一项头衔上的问题是，除了顾问团、一些卓有成效的空军部队单位，以及一支被称为麦瑞尔突击队的著名游击大队等这些重要的例外，在这个战区内几乎没有任何美国作战部队。尽管史迪威几乎可以指挥蒋介石所勉强部署的全部中国军队，但由于蒋要对付众多军事和政治上的挑战，相对而言，缅甸在其中的重要性较小。1942年，当日本第一次入侵缅甸时，史迪威已经离开了他所指挥的中国军队的主体，还九死一生地摆脱了日本人的追杀，步行逃到了印度。在那里，他对所见到的记者直言不讳地发出了感叹。“我们被打得一败涂地，”他说道，“我们不得不逃离缅甸，这是极大的屈辱。我想我们应该找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打回去，重新占领缅甸。” [2]

此刻，在1945年年初，美国和中国正在重新夺回缅甸。尽管史迪威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已经于四个月前就被解除了指挥职务，也不再出现在现场，但这两支会合在畹町的部队，基本上是由他所创立并训练的，而且也正在执行他的战术计划。钳形攻势中的一支臂膀，是由12个中国师组成的Y部队（滇西远征军简称Y），根据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国民党将军卫立煌的命令，已经从昆明穿过云南省向缅甸长途进军500英里。但每推进一英里，都是在分配到每个较大国军单位的美国联络官敦促之下，浴血奋战赢得的成果。在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 [3] 的责令下，卫立煌于1944年4月开始在云南境内杀出一条血路。怒江从北到南横断滇中地区，江水滔滔，湍急险要；借助月光，他用渡船将麾下7.2万人，以及驮畜和武器成功运送到对岸。 [4] 云贵高原上骤雨季风，浓雾弥漫，时而转变成雨夹雪，皆挡不住部队的滚滚铁流。部队架桥铺路，越过了无数山涧溪流。凭飞机空投，接收了所需物资供应。一路上，日军始终处于守势。卫将军从美国第14航空队得到的帮助至关重要，由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率领的这支享有盛名的飞虎队，在整个怒江战役期间对日军实施了无情的扫射和猛烈的轰炸。不过，面对随时准备战斗、宁死不屈的敌人，卫将军的部队还是遭受了惨重伤亡。约翰·H.斯托特上校，一名与Y部队联系的联络员，回忆起中国军人在战场上的行为时说，他们试图“在机枪火力交织扫射中爬上去”，这种“全然不顾一切的勇气”，似乎“浪费得令人心痛”。 [5]

史迪威钳型攻势的另一只臂膀是X部队（中国驻印军），由中国军队5个师组成，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美国人丹尼尔·I.苏尔坦中将，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从印度经缅甸，翻越无数峡谷峻岭，一路打向中国。1944年11月，卫立煌部队占领了滇西小镇芒市，从而拥有了一个可供空运的机场，再不用依赖空投来获取物资了。12月1日，遮放被收复了。在边境的另一侧，X部队攻克了伊洛瓦底江畔的八莫镇，离畹町的直线距离仅为50英里。

卫立煌部于1945年1月3日向畹町发起了进攻。第二支中国军队的突击队伍纷纷攀上了名为回龙山的山顶制高点，由此控制了通向畹町的所有道路。《时代》杂志驻中国的战时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像斯托特上校一样，从一个观察哨清楚地观看了战场行动的全过程，他把战斗的展开描述为“如同给转折点打上标记的插曲之一”。

白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一个漫长而炎热的登山日子，这天一开始，美国飞机就在顶峰上空盘旋：大炮发射出的三颗烟幕弹形成的图案，标示出了山顶日军的位置，接着美军轰炸机不断追踪轰炸，凝固汽油弹、杀伤弹、重磅炸弹一个接一个落下来。 [6]

每小时持续8分钟的火炮齐射，炸毁了日军的阵地，“每一阵炮火齐射之后，中国步兵便穿过被弹壳切碎的树林朝下一个高度冲去；然后又一阵齐鸣，可以看到身着蓝灰色军装的中国军人跳入战壕或环绕在日本碉堡周围，并从顶部往下扔手榴弹”。随后，一群群秃鹰飞过山坡，在中国和日本军人的死尸上采食。

白修德宣称已经实现了一个转折点，这看来似乎有点儿夸张，然而，怒江战役的圆满结束确实让深陷在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中的人们看到了前景和希望。日军的坦克、飞机、炮舰和快速步兵相互配合，协同攻击，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和火力，在中国已经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中国的领土十分辽阔，日本的补给线被拉得太长，并且中国的抵抗也足够顽强，使得日本谋求获得全面胜利的希望无法实现。尽管他们没有征服中国全境，但他们已经屠杀了数十万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在美国军界或世界其他地方极少能够为他们自己赢得些许尊重或敬仰。

在中国的这幅军事画卷中最可悲可怜的成分是中国士兵本身，对他们来说，在战场上受伤或者被杀结局是同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死得快或死得慢而已。外国采访者报道了他们对所见所闻的震惊：成群的伤兵躺在路边，眼神因绝望而呆滞，伤口无人照料，仿佛街头乞丐般被路人忽视。一群群被强拉来的壮丁，面黄肌瘦，有时还被用绳索串着，驱离家园，去取代死亡和受伤的士兵。

中国在战争开始前十年就在努力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并大量聘用德国顾问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其军队仍然装备不足，缺乏食物，士兵则通常体虚羸弱，用一份美国陆军报告中的文字来表述的话，他们的皮肤只是“一层劣质覆盖物包裹着瘦弱的身子，除了把粮食转变为粪便之外别无他用”。 [7] 军方领导层中充斥着腐败和无能的官员。大多数高级指挥官实际上都是些半军阀，对中央政府的效忠也是三心二意，还沿袭陋习，克扣军饷，中饱私囊，这就是他们虚报名额吃空饷的动机。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效率低下，士气低落，各自为政，风气不正。而日本则在各方面都表现为是一个现代的二十世纪强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损失是如此惨重。

尽管战绩不佳，中国仍然继续战斗着，并且，就如我们后来所见，外国观察家们往往有一种倾向，只强调中国军队的缺陷而全然忽视它的优点。最起码的事实是中国经八年抗战而依然未败，且困住了百万日军，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如此，中国赢得的胜利还是太少了，而决定性的胜利则更少，这就更加给怒江战役增添了特殊的光芒。根据美国官方军事史，这场战役标志着“中日关系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将日军从他们想占据的地区驱逐出去”。 [8] 当他们结束了日军对他们国家的三年封锁之后，中国人也收复了云南省内被日本人侵占的2.4万平方英里领土。《纽约时报》报道了这场在“世界上最艰难的战场上，云南省内的峡谷、云雾笼罩着的关卡和高耸入云的山峰”间发生的“野蛮的、毫不留情的战斗”，并把这个胜利称作“中国在战争期间第一个真正的攻势中的杰出高潮”。 [9]

畹町收复后第九天，一队飘扬着美国和中国国旗的美国卡车车队飞驶过瑞丽江流域，途经河两岸山区民族村庄那如画般梯田，朝着中国方向爬上了陡峭的山坡。伴随着X部队的美国记者们停下吉普车与中国士兵交谈，在无线电天线上悬挂起两国的国旗，然后加速向畹町驶去，在那里他们用电讯文稿通告了整个世界，滇缅公路上最后一个日军阵地已经被“消灭或驱除了”。为了庆祝胜利，一群名副其实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和他们的美国顾问抵达畹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即蒋介石那受过美国教育的内兄，亲率一个强大和有影响力的代表团从战时首都重庆飞来此地。接替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也从重庆赶到这里。苏尔坦将军和第14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也莅临现场。陈纳德将军在美国正式参战前就对日本占领军实施了空袭，当时他的空军中队被称为美国志愿队。陈纳德的一些飞机现在也正嗡嗡盘旋在畹町上空，以防日军的突然进攻。

前一天，在对美国的广播演说中，蒋介石宣称，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将“极大地鼓励我军和我国人民的精神”，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失败的预兆”。 [10] 蒋介石接着说道，三年来，日本曾断言封锁中国将迫使中国陷入崩溃，使它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但是，“现在这支大军的到来向敌人证明，无论是中国还是盟邦，他们赢得战争的意志力都绝不会动摇”。总司令将这条从印度到中国的新公路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并以一个明显的手势，向成功背后的这位将军的杰出工作、独到眼光和运筹帷幄表示感激和敬佩。蒋介石宣布，以此路来纪念史迪威将军的“独特贡献，以及盟军和中国军队在他的指导下在缅甸战役和滇缅公路建设中所起到的显著作用”。

从近七十年后的有利角度来看，盟军在缅甸的成就、鲜血、牺牲、残酷艰巨的任务，以及现在看来战争的徒劳无功，都是那么可歌可泣。考虑到那一年的结束是多么糟糕，对于蒋介石政府和美国在华的雄心来说，那些给1945年年初的胜利留下标记的夸张的华丽辞藻，现在看来都是那么虚假、徒具形式。尽管为夺取领土和修建公路做出了巨大牺牲，从印度东北部利多到中国西南部昆明的公路实际上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温斯顿·丘吉尔曾长期反对把缅甸作为盟国主要战争努力的一个重点，并形象地比喻成为了吃豪猪而一根刺接一根刺地去拔。 [11] 他认为，重建滇缅公路将是“一个巨大的、艰苦的任务，不可能在派上用场之前完工”。他是对的。到了公路重新开放时，美国航空运输司令部已经配备了道格拉斯和团结飞机公司生产的大型四引擎飞机，借助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运输了44万吨物资，几乎十倍于几年前的空运量，也是1942年年初，当滇缅公路还没落入日军之手前，用卡车所运输的物资最多数量的两倍。现在，飞机每天每夜每隔两分半钟就飞越600英里航线上的驼峰，就如《纽约时报》的迪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也被称为窦奠安）所说的那样：“就空运中国的军事物资而言，这使得利多-缅甸公路几乎被废弃了。” [12] 最终，尽管丘吉尔这位地位最高的殖民主义者对缅甸战役持反对意见，中国军队所完成的主要功绩恰好是为英国收复了失去的殖民地。对中国自身来说，他们却并没有做出太多骄人业绩。

当然，随着迎接车队到来的鞭炮声在畹町响起，没有人会不明智地去说那么多。没有人会去提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即蒋介石和史迪威互相憎恨，或是在他离开之前几个月，中国政府和被派往全国各地帮助抗战的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彼此猜忌。用美国将军的名字来命名滇缅公路，肯定在这位中国领袖的嘴里留下了酸楚的味道。但是，在赢得这条公路的战斗中，中国人已经证实了史迪威所长期持有的信念。在美国领导人中，史迪威有时候几乎是唯一一个仍然坚信中国军队能够打出其威风来的人，只要他们能够得到适当的补给、扎实的训练和良好的领导。现在，一项代号为“阿尔法”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正付诸实施。在云南，配备美国教官的训练营正在设立并运行中，中国军队中最好的39个师在接受训练，准备迎接今后的抗战。

魏德迈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下一步，在结束“阿尔法”训练计划后，将针对中国境内的日军据点发动攻势，向沿海进军，确保一个接近广州或香港的主要港口，并为美国军队的登陆做好准备。“可以相信，”魏德迈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在7月展开，我们的部队就能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也许可以阻止日军计划中的重新部署。” [13] 换句话说，日本人将没有时间重新部署防御工事，以防美军的进攻。在夺取了一个港口后，魏德迈认为，“不断增加的物资供应加上战斗胜利的经验，可以激发信心，创造条件，使中国军队有能力直接将日军消灭在亚洲大陆上，美军则不必大规模登陆参战了”。

简言之，比起多年来的战事，中国的形势一片大好。美国的政策已开始产生红利。日本肯定会被打败，唯一的问题是打败它还将花费多少时间、如何具体实施，以及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美国在中国的长期目标——把中国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救出来，一旦实现后，要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民主、友好的大国——似乎伸手可及。

另一大主题——在畹町的庆祝典礼上是不会有人认为提及它是明智之举的——就是中国严峻的政治局势。如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整个国家会被分为两个地理区域，各自由互相敌对的武装政党所治理。其中之一，也是迄今为止较大的地域，涵盖了日本战线西部的大部分中国，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的省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所控制，世界各国公认蒋为中国的合法领袖。国民党将重庆定为战时陪都，在重庆可见到全部的、庞大的战时国家机器：外国驻华使馆，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几所中国大学，从远处东边的家园迁移至此；中国政府的官僚机构；报道抗日战争的国际记者中心；以及成千上万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流离失所、苦苦挣扎的难民。

重庆以北，千里之外，存在着中国另一支主要军队，中国共产党及其足智多谋、富有魅力的领袖毛泽东。共产党人利用战时的混乱招募大量的新战士，加入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地区里保有的部队中，这些地区大多在北方，人口更为稀疏，特别是在陕西省，他们的总部坐落在名为延安的一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小城内。在日本必然的战败实现之后，尽管不是板上钉钉，但极有可能的是，在中国这两大党派和两个领导人之间，即将爆发新的冲突，他们相互为敌已达二十年之久。此外，一旦冲突发生，很有可能重新爆发的中国内战将是一场生死决斗，胜者将赢得全部奖赏，那就是中国本身。

美国太专注于与日本的战争以及结束在欧洲的战争，因这个正在进行中的任务十分巨大，以至于对中国政治的未来难以进行深入思考。站在1945年1月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内战似乎只是可能的前景之一。美国人已设法在政治上安排有关事宜，以适应他们自己对赢得对日战争的专注。

从全球政治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美国与苏联这个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自身的最强大国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另一个主要的未来胜利者之间的关系，是热忱的、互相信任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为朋友、正在进行的战争中的盟友，以及罗斯福打算在战后创立和平与稳定的新秩序的合作伙伴，这种新秩序将通过创建一个强大的新组织即联合国而得到保证。毕竟，难道美国没有通过大规模的租借法案实质上给了俄国人抗击纳粹德国所需要的装备吗？难道双方已经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在战争结束后不能够持续下去吗？当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于1942年访问华盛顿时，他曾被邀请在白宫就寝。 [14] “我认为，”罗斯福在1942年谈到斯大林时对丘吉尔说，“如果我尽我所能给他一切而不问他要任何回报，出于神圣的道义，他不会试图吞并任何东西，他将同我一起为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而努力工作。” [15] 直到他于1945年4月逝世，这位美国总统一直坚持这种幻想。

区别于同斯大林所打的交道，尽管蒋介石强烈反对，美国和毛泽东及其在延安的军队也保持了友好关系。当蒋介石的军队在缅甸和云南逼近日本军队时，美国的代表也在烛光下同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畅谈可能出现在双方对日作战中的各种合作形式。双方热烈探讨了情报共享，给共产党部队提供美国武器和训练，共产党在北方帮助美国伞兵和在中国沿海帮助美军实施诺曼底式登陆等问题，这将需要与在敌后建立了根据地的共产党游击队密切配合。最重要的是，双方立下了神圣誓言，避免未来的内战，共同努力促进一个统一和民主的中国，而这正是美国对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梦想。

“我们将在一位美国将军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提供服务，”1944年秋天毛泽东对一个美国特使热情洋溢地说道，他曾多次表述有关共产党对美国的牢固的友好情谊，这只是其中一次，“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感觉。” [16]

然而，就在这一年中，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到1945年年底时，几乎所有现实的希望——避免打内战，打造一个团结并亲西方的中国，与融入正常运作的政府中的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等——实际上已经彻底破灭。尽管美国形式上仍在追求其理想，但很明显，这是一个徒劳的追求，一种痴心妄想；当然，这是现在的回想，可是在当时也不乏明智人士。日本被光荣地打败了，但是在太平洋赢得的这个胜利终究只是走向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失败途中的一个中转站，即一个对美国完全封闭的中国兴起了，在价值观上与其完全相左，在利益上与其极度敌对，却与苏联这个最险恶的对手紧密结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有关中国的美国梦在相互指控和谴责中烟消云散，随风而去。

这种事态，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在畹町的战斗，是真正的转折点。从敌人手中拯救中国的战争胜利了，但随后中国又很快地丢掉了。随着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被一一揭开，中国却渐渐落入了与一个新的敌人结盟的人手中，这个敌人的理想、价值观和行动方式与美国的截然相反。这种状况将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它将导致美国在其防止历史重演的努力中，打上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一场是在朝鲜，另一场是在越南，后者是二十世纪美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冲突。这两场战争都是紧随畹町大捷之后发生在十二个多月中的那些事件的长期效应。

[1] 原文如此，秦皇岛属东北和华北经济区的结合部。——译者注

[2] Donovan Webster，The Burma Road：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3），p.45.

[3]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6），p.34.

[4]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6），pp.340-49.

[5]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6），p.346.

[6] 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8），p.222.

[7]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th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370.

[8]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th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135.

[9] New York Times ，Jan. 4，1945.

[10] New York Times ，Jan. 24，1945.

[11] Webster，Donovan. The Burma Road：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in World War Ⅱ.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 2003，p.60.

[12] New York Times ，Feb. 9，1945.

[13]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332.

[14] William Jones，“Correspondence Sheds Light on FDR Post-War Vision，”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July 6，2007.

[15] Cornelius Ryan，The Last Battle：The Classic Battle for Berli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66），p.162.

[16] David D. Barrett，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73.

第二章 委员长与美国人

在中日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曾与他在中国的高级军事代表约瑟夫·W.史迪威，议论过有关暗杀蒋介石的可能性。罗斯福并没有使用“刺杀”这个词，他似乎不太可能确切地表述过史迪威所理解的他的意思，尽管这种混淆可以说反映了美国决策者们在中国国内政治黑暗阴沉的氛围中试图操纵战争全过程和战后进程时，蕴含在决策中的深刻的歧义和不确定性。史迪威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来自于他的参谋长和最信赖的下属弗兰克·多恩将军，从开罗会议返回后，史迪威与多恩在重庆会了面。开罗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罗斯福、蒋介石和史迪威本人都出席了会议。

史迪威告诉多恩，他和罗斯福在开罗期间曾经私下交谈过二十分钟。在那次交谈中，照史迪威所述，总统以“他那种威严的口吻”，活像一个黑手党教父般地对他说道：“老弟，如果你无法与蒋相处又不能取代他，干脆就彻底摆脱他，一了百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找一个你能掌控的人来取而代之。”

根据多恩的叙述，史迪威指示他“策划一个可行方案，然后等待命令”， [1] 多恩照此做了，为一次形同好莱坞惊悚片的暗杀行动制订了一个应变计划。这位被美国人或恭敬或嘲弄地用Gimo或Gissismo [2] ，或CKS [3] ，或Cash My Check [4] ，或委员长，或总司令等各种名头来称呼的蒋介石，将被送上一架飞往印度蓝姆迦的飞机，去视察正在那里接受训练的中国军队，这是为改造中国落后的军队所做的努力。飞行员会假装发现引擎出了故障，然后下令机组人员和乘客跳伞自救。蒋介石将会被引到机舱门边，系上被做了手脚的降落伞，让他跳下去。

“我相信这是可行的。” [5] 史迪威如此告诉多恩。

当然，蒋介石未曾遭遇过暗杀，多恩也没有从史迪威处就这项计划接受过进一步的指令。还有就是，没有其他证据表明，罗斯福曾有过任何将蒋介石置之死地的念头，看来他似乎也不太可能这么做，尽管他对史迪威发出过“你明白我的意思”这种不祥之音。罗斯福对蒋介石有时难免也会怒气冲冲，但同为国家元首，他对蒋，另一个身处被称为政治体制的笨拙国家机器的顶端而高处不胜寒的人，也怀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罗斯福母亲德拉诺的祖先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对华贸易中获取了财富，罗斯福因此也赞同美国人对中国特有的愿望，希望中国最好采用美国方式，从最近的凄惨状况中涅槃重生。例如，与他战时最亲密的盟友温斯顿·丘吉尔不同，丘吉尔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愿望是愚蠢的、一厢情愿的，而罗斯福则衷心希望蒋介石成为战后世界的四大巨头之一，与丘吉尔、斯大林和他自己齐名，他认为蒋介石是唯一具有声望和地位的人，能带领他那苦难的国家走向体面的新时代。他在开罗同史迪威的一番话是有特定情境的，当时他眼中的蒋集推诿、欺骗和专横于一身，令他感到特别困惑。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同儿子艾略特说道，他很想知道为什么蒋介石如此不愿意让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为什么蒋介石一直把“成千上万他最好的部队置于红色中国的边界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蒋介石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可言”。 [6]

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和传记中，史迪威一直被捧为名人，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备受他的部队爱戴，即使他的指挥令他们几乎无法忍受。他爽直健谈，不能容忍造假、欺骗或无能，但他同时也蛮横好斗、指手画脚、固执己见、缺乏清醒的判断、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换句话说，不是适合中国的恰当人选，中国需要的是一位偏见比他更少、外交手腕比他更多的人。他瞧不起蒋介石，把蒋称为“花生米”。不仅在他的日记里，而且在他同参谋人员和上司交谈的话语中，他常常会若有所思，大发感叹，说如果能拔掉蒋介石这根眼中钉那事情就会好办得多。甚至在开罗会议或同多恩的谈话之前，史迪威把卡尔·F.艾弗勒，美国驻华高级情报官，召唤到他在新德里的办公室。据艾弗勒所说，史迪威告诉他，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摆脱掉蒋介石”。在听取了史迪威的指令后，艾弗勒询问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然后他确定了采用尸检检测不到的肉毒杆菌毒素，这将是一个有效的武器。但是，1944年5月，在缅甸总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史迪威告诉艾弗勒他改变了主意，不准备干掉蒋介石了，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7]

这些都是荒唐古怪的想法——将一个盟国领袖从飞机里抛出去，或者以罗马帝国最常见的阴谋方式来给他下毒。但事实真相在历史上有案可稽，不仅在声誉良好的目击证人的回忆录中提到过，在有关蒋介石的严肃认真的传记中也有过探讨。如此便成为衡量美国决策者们在中国所面临困境的某种方式，这个国家不管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战后都是又贫穷又分裂，他们对这么一个不完美领袖的期望实在是勉为其难，如何对付他确实是个难题。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多年之后，美国卷入了谋杀所谓的亚洲盟国的领袖——1955～1963年的南越总统吴庭艳——的阴谋，其与刺杀蒋介石的阴谋有着并非偶然的相似性。吴庭艳被本国对手打死，但事先曾获得肯尼迪政府的批准，因为他的统治令人捉摸不定，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高级官员们将其视为问题的来源。

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是吴庭艳的一个前辈，因为他也是一个腐败的右派独裁集团的领袖，尽管他本人在经济问题上十分廉洁。蒋介石的妻子，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是迷人的和傲慢的——“dragon lady” [8] 是形容她的常见的、带种族色彩的贬义词；从这层意义上说，代表吴庭艳的是他的弟媳妇，美艳、迷人、颐指气使且受过法国教育的陈丽春夫人，而且，就像在她之前的蒋夫人那样，被认为是在幕后行使很大影响力的人。吴庭艳是一个天主教徒，蒋介石则是一个卫理公会派教徒。面对共产党人的起义，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和善心，两人都只能束手无策。

然而，蒋介石从来就不像吴庭艳那样是个傀儡元首。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凭他自己的智慧和领袖气质上台执政，而不是被外国情报机构塞入封闭的总统府内的。自二战以来数十年里，把蒋介石看作二十世纪历史中最大的无能之辈之一，已经是世所共知了。然而，在当时，甚至是后来，人们都有理由以更加同情的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卓有成效的领袖，深陷巨大的弊端之中而仍致力于为国家争取光明的未来。最近的传记，尤其是前美国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强调了蒋介石的优秀品质，而不是他的不足之处，并把他描绘成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仍苦苦奋斗的勇士，特别是在毁灭性的日本入侵之后。蒋介石于1887年出生于浙江——上海以南的一个沿海省份，并在一所日本军事院校接受过部分教育，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共和派领袖孙中山的重要门生。孙中山领导了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并建立了国民党，在经历了一段独裁监护时期之后，承诺建立西式民主。蒋介石身材瘦削、个头不高、呆板生硬、自豪又爱国，深深感受到在外国人铁蹄下中国人的屈辱感，并立志要有所作为。1911年大革命之后，中国远远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反而陷入分裂和混乱，国土因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这种情况自然容易招致虎视眈眈的日本的侵略。

在蒋介石的丰功伟绩中，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他所率领的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一种脆弱的统一。在北伐中，他接受了共产国际从莫斯科派来的人员作为他的顾问，他的军队由德国军官担任训练教官，这些德国军官曾经训练过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的大军。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即使其本身表现为一个短暂的插曲，消失在随后发生的无数喧嚣的事件之中。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蒋介石在消灭许多军阀并建立一个现代政府的过程中，凝聚了广大同胞的国家和民族的愿望。他的军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军队，而且使得之前军阀们那吓唬人的私人军队相形见绌，陈腐不堪。在世人眼里，蒋介石是一个年轻有为、能干且有远见的领导人，中国在经历过这么多错误的开端后，蒋介石的领导终将把他的国家带入现代世界。

然而，蒋介石从未能够克服存在于中国的深刻分歧，或拜占庭式的分裂，有时是反对政党几乎是杀气腾腾的政治。1927年，他组织了一次恶性政变来反对在统一国家事业中的盟友——共产党人，他坚信，也许他是正确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纵容”下，一俟其目的实现后，正阴谋消灭他。共产党人，或者那些未包含在成千上万被逮捕或被暗杀者之内的人士，都被赶出了城市，在新近脱颖而出的领袖毛泽东的带领下，建立了农村根据地。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南京确立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是一座古代京城，位于长江之滨，周边地域皆由新政府控制。而北京则不然，尽管过去六百年中大多数王朝定都于此，现在却还掌握在尚未被击溃的军阀手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蒋介石统治着一个有前途的复兴中的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贫穷、迷信、落后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驱逐了苏联人，但仍聘请德国军官为顾问，帮助他组织了几次战役以消灭共产党在农村的根据地，他原本很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不是他必须在同一时间内去解决来自日本的威胁的话。

蒋介石早先没有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做出抵抗，尤其是1931年东北地区的沦陷。蒋介石觉得中国还太弱，无法和日本交战。相反，他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和消灭共产党。这并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蒋介石明白，只要中国被交战派别所分割，就不可能强大。但随着日本持续逞强试图攫取更多中国领土，这激起了中国民众对蒋施压，要求他放弃消除国内对手的努力，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他在1936年年底照此做了，虽然很不情愿，而且是作为一场旨在迫使他就范的事变的结果，其过程犹如戏剧一般。

同年1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位于中国西北的古代帝国的京城，在那里他将会见一名被称为“少帅”的男子。此人就是张学良，他在年轻的生命中已经见识过血腥阴谋。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当时颇具江湖气概的人物，那时中国的权力分别掌握在一群军阀手中，每个军阀都有自己的军队、领地和独霸全国的野心。被称为“张大帅”的张作霖，出身土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反共和分子，一副十足的中国军阀派头，喜欢以一身普鲁士风格的军装出现在众人面前，留着辫子，系着绶带，佩戴大号肩章和勋章，大檐帽上摇曳着流苏。他指挥的军队有几十万人，还娶了五个妻子，并短暂控制过北京。但在1928年，随着蒋介石的军队在统一全国的事业中向北推进，张作霖被迫撤回到东北。日本在东北享有半殖民地特权，包括部署一支相当大规模的军队的权利，这支部队号称“关东军”。在返回的路上，张作霖被关东军士兵将炸弹置于所乘坐的火车下面而被害。通常认为这次暗杀的原因是日本人对张作霖未能阻止蒋介石的部队推进到北方而感到愤怒，但似乎也可能的是张作霖被视为过于独立，而当时日本计划把中国东北地区变为一个傀儡国家。

张少帅其人是个颓废、吸食鸦片、沉溺于女色之中的登徒子，日本人扶持他为东北地区的新军阀，显然以为他会比他的父亲更加顺从日本人的旨意。但他们错了。张学良戒了鸦片，变得成熟认真，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人物，并支持国民党。1929年，他邀请两位亲日中国官员出席宴会，并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将他们处决了。蒋介石任命他为指挥官，再度努力从中国政体中除去共产党。但是，随着1936年时间的推移和日本对中国主权进一步侵犯的情势似乎迫在眉睫，张学良拒绝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想法，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共同策划了他后来所称为的政变。

11月底，张学良告诉蒋介石，他在陕西省的军队眼看要去与自己同胞打内战，几乎已接近哗变，他提议请蒋介石坐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南京到西安去慰抚他们。蒋介石同意前往。张学良将进行中的计划告诉了毛泽东。毛称之为“杰作”。 [9]

蒋介石带着平时的随从到了西安，包括他的外交部长和军事顾问，下榻在一家距西安10英里远的温泉度假酒店。他花了一些时间召见组织起来向延安共产党人进军的部队的军官，告诉他们，在这场长时间的战役获胜之前，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了。 [10]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戴着东北士兵的毛皮帽，冲进蒋介石正在睡觉的小屋。他们打算捉住他，但仅穿着睡衣的蒋从窗口逃出，并翻过院子后墙，但在从墙上摔下来时后背受了伤。蒋介石在附近山顶的一个山洞里与几个忠实的副官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晨，他就被张学良的部队羁押了。

不出几个小时，在中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延安更舒适些的窑洞里，毛泽东获悉有关此次事变的信息。一听到这个喜出望外的消息，毛泽东希望审判并处决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将领们。他给莫斯科拍发了一封电报，向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约瑟夫·斯大林征求处理此事的意见，毫无疑问地期待斯大林会对处决蒋介石而感到欣喜。斯大林是中国共产党人获取武器和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共产党刚刚击退了国民政府试图消灭他们的最近一次攻势，正在重聚力量。

蒋介石被扣押令斯大林感到十分震惊，更令他震惊的是要处决他的情势。这是谨慎的斯大林和更为浮躁的毛泽东之间关系中一个特定模式的证据。1936年年底，苏联领导人的首要关注是来自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同时威胁。11月，日本伙同意大利和德国共同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明确针对苏联，这就使得苏联将受到西边德国和东边日本的两面夹击的情势凸显。出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几个月来一直鼓励共产党与蒋介石和解，使他们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团结一致。因此，斯大林视针对蒋介石个人生命的这一威胁为鲁莽和危险之举。他觉得，如果蒋介石被消灭，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谋取权力的道路将因此开辟，会使日本更有能力侵入苏联西伯利亚。斯大林向毛泽东发出严厉的指令，不能让蒋介石受到任何伤害；在收到这些指示后，周恩来——共产党内温文尔雅且灵活老到的首席谈判代表——飞到西安传递信息给张少帅。

随后周恩来牵头进行了一次谈判，谈判中蒋介石答应取消反对共产党的作战活动，并与他们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时确立蒋为公认的、无可争议的国家领袖。圣诞节后的第一天，当周恩来去见委员长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后者敬礼——这是“红军向统一战线的指挥官表示服从的第一个标志（姿态）”。 [11] 蒋介石的传记作者陶涵这样写道。作为交换，共产党人得到了一种事实上的合法化，或至少蒋会放弃自己消灭共产党的努力。他们将保留自己的军队；事实上，他们现在有机会大幅度地扩军了。他们将能够派代表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以便协调共同抵抗日本人的事宜。

蒋介石被扣押的新闻和统一战线形成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其结果是，当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时，蒋介石不再仅仅是一个受欢迎的领袖；按陶涵所说，他成了“民族英雄” [12] ，被推上了名望和权力的新的巅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和分裂的国家，但它比起自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清朝被推翻时至今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有序、更团结，经济上也更具活力，蒋介石也因此得到更多赞誉。团结抗战的新决心使他在国际和国内都被公认为是那可左右中国命运的人物，是值此危难时刻能够领导这个国家的唯一领袖。这道光彩几乎延续了整个抗战时期，其中前四年是中国独自抗日，后四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有了美国这个主要的也是唯一的真正盟友。

自始至终，蒋介石享有着几乎是一种普遍的信念，他在勇敢地抵抗着邪恶入侵者的赤裸裸的侵略。这个形象在美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最重要的支持来自于亨利·卢斯，他是一位传教士生于中国的儿子，是《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的创始人，这两份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多年来，蒋介石有十次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超过了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或其他任何人。

卢斯远不是中国战场上唯一能够看到蒋介石的人格和领导能力上的伟大的激情观察者。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效地指挥过德国军队且在北伐期间担任蒋介石首席顾问的汉斯·冯·塞克特，称他具有“杰出的、高尚的人格”。 [13] 后来被错误地指控为共产党间谍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称他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有着“高度民族主义”的人物，“肯定能在关键时刻负责将中国团结一致”。 [14] 飞虎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在1943年告诉罗斯福（史迪威当时也在场），蒋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一”。

小说家韩素音（Han Suyin），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不折不扣的追随者，在战争初期对蒋介石的崇拜也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她写道，中国的统一是“由于一个人的天才，一个精干、不事张扬的年轻的中国军官”，在“十六年黑暗中的斗争”之后，他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 [15] 在许多绚丽多彩的散文中，她继续描述道，蒋介石拥有“长城般的坚强意志，就像中国江河中的滔滔洪水，势不可当”。他是“一个手中掌握着我们四万万人的命运的人”。面对日本人的猛烈攻势，她继续说道：

他就在那里，蒋介石，带着坚忍不拔、矢志不渝的决心指挥着战争，克服软弱和怯懦，绝不屈服于武力。我们变坚强了，我们放心了。……这个决心唤醒了全国民众，鼓舞着中国摆脱麻木不仁，让它意识到过去的辉煌及未来的尊严和伟大。一个人，但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象征，一种激励。 [16]

中国的救星、左右命运的人，这个形象反映在无处不在的蒋介石的画像上——学校教室、政府机关、公共广场，甚至在战争结束后短暂的几年中，挂在北京故宫入口处厚重的大门上方。如今，其早已被他的伟大的敌人——毛泽东的画像所取代。当时被中国将领们所青睐的一幅标准照是他身着戎装，佩戴着超大的肩章和金色的穗带，扎着肩带和腰带，胸前还挂着一堆杯碟大小的勋章。他的左手按在一把剑的剑柄上，他的光头和修剪齐整的胡子在这套行头相衬下总觉得有点儿显小。出版于1933年的一期《时代》杂志封面上有他的照片，上面是他骑着白马、戴着太阳镜敬礼的形象。在其他的一些照片中，他身着丝绸长衫，颇有几分优雅的学者风度。另外还有一些照片，有的透露出一种留着胡子的慈父般的微笑，有的更像是中华民族的善解人意、慈祥、宽容的师长。

所有这些形象都旨在传达一种中国领袖人物所应具有的尊严、智慧和统领一切的品质，就像韩素音所表述的那样，一种精神力量。此外，如果这些形象要使人相信，也应该是宁静和充满自信的。亨利·卢斯持续将这个形象传达给美国公众，直到蒋介石一败涂地失去江山之后。其他一些对蒋介石持更加适度、不那么狂热的看法的美国人钦佩他，尽管他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而且当寄托于蒋介石的幻想那破灭的浓厚乌云笼罩在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美国官方圈子上空时，这些倔强的支持者认为他的缺点都被夸大了，而他的美德却被淡化了。

在1944年年底来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阿尔伯特·C.魏德迈眼里，令人惊讶的事情不是蒋介石在战争中表现得如何糟糕，而是多么出色。相比于英国和苏联，他写道，中国得到的仅仅是“涓涓细流似的援助”，但“尽管被西方冷淡和忽视，它却顽强地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设法生存了下来”。 [17] 魏德迈毫不掩饰自己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与他的前任史迪威的分歧。“远不是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样勉强应战”，魏德迈后来写道，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忍耐力”。

按照魏德迈的观点，美国人未能认识到中国所做出的牺牲以及战斗达到了何种程度。1937年争夺上海之战，他指出，是“自从凡尔登战役以来这个世界所见过的最血腥的战斗”。 [18] 这的确是真的。这场上海争夺战可以证明后来流行的从抗战开始到结束中国基本上未能抵抗日本侵略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历史事实，中国的抵抗是如此激烈，令日本感到完全出乎意料。战争一开始，迫切要征服中国的东京军国主义者曾预测战斗几个月后就能结束。他们未曾预料到，近八年后，中国仍然牵制着近百万日军。英国统治的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几乎未经一战就落入日本魔掌。就连荷兰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广阔群岛，加上当时还是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群岛，都落得同样的命运。但是，中国却仍然在抵抗着，从未被征服。

同样，中国与欧洲也有得一比，这种比较也能给蒋介石增添不少光辉。魏德迈指出，中国本可以遵循“法国的榜样，让自己被占领，然后等待美国的最终拯救”。 [19] 但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以后，蒋介石号召中国人民坚持到“忍耐的极限”并“牺牲到底，抗战到底”。魏德迈认为，这样的声明比敦刻尔克战役后丘吉尔著名的题为“热血、汗水与眼泪”的演讲更勇敢、更坚决。 [20] 在国际上完全被孤立的情况下，中国确实奋起反抗长达四年之久，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而在此期间，理应中立的美国，却持续向日本提供石油和生铁之类的重要原料。

蒋介石得到他的美国盟友支持的一个方面，也正是被他的美国诋毁者所指责的那个方面，即他的军事战略以及他的独裁统治，也正因为这点使得罗斯福想摆脱他，史迪威也对此愤恨不已。蒋介石的军事理念在一些高素质的观察者眼里看来是合理的，他们相信蒋介石根本不需要去做像史迪威那样的美国人要求他做的，照样也能继续掌权。“中国要想获胜，只有依靠拖住日本的优势兵力，并期望它迟早会卷入与西方列强的战争，”魏德迈得出结论认为，“蒋委员长采纳了良好的策略，即努力分散日本的实力，迫使敌人过度拉长战线。” [21] 罗斯福总统的表弟，也是陈纳德将军助手的约瑟夫·艾尔索普认为，美国决策者们不明白蒋介石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国内一股想要推翻他的势力正在日益壮大，然而他唯一的外国盟友却要求他不要做出任何反应。

* * *

从许多方面来看，蒋介石的被扣押，以及由此产生的统一战线协议对蒋介石本人和中国是真正的历史分水岭。在当时看来这虽是一种颂扬，然而实际上却是他的声望下跌之始，之后他再也无法在中国国内的纷争之中成为最终胜利者，以继续统领他的国家沿着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强烈影响的政治改革和变化的道路前行。如果不是因为发生在西安的扣押事件，蒋介石几乎肯定已经完成了打败共产党的“最后五分钟”战役。尽管他的军队达不到国际水准，但比以前要更强大，装备更精良，并且在德国顾问协助下也更有效率，中共的红军则也许只剩下3万人马，而且仍然衣衫褴褛，装备极差。在日本着手展开全面努力征服中国之前，假如蒋介石于1936年年底和1937年对共产党发动新的攻势的话，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本有可能就会到外蒙古或苏联寻求避难去了。在那里，斯大林将会让他们活着，但因为需要面对日本在华胜利所导致的威胁到苏联生存的巨大危险，他将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而且他也不能支持中共做出任何去推翻它的努力。共产党一旦在陕北根据地遭受惨败并被逐出边界，就不会再有能力扩充自己的军队和扩大根据地，就像二战期间他们所做到的那样，利用这些年的机会扩充实力，打造了一支拥有超过百万士兵的军队，并管辖着大约19块解放区。

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愿。在极端的胁迫下，蒋介石打破了一个国内冲突的基本规则，这就是绝不能让一支你不能控制的武装力量进入你的阵营之中，因为毫无疑问，当条件成熟时，这支力量是会反对你的。据说，当他从西安回到南京时，蒋介石的老朋友、国民党高官陈立夫就向他提出忠告，让他组织一支大部队把共产党从陕西的根据地清除殆尽，但是蒋介石则像陶涵所描述的那样，“垂下头，没有回答”。 [22]

在信守诺言的决定下，蒋介石帮助确立了从长远来看竟然会毁了他自己的条件。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介石在众人眼中一直是一个英雄，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但对于其他许多人而言，幻灭逐渐形成了。到了战争后期，他的形象和声誉已经一落千丈，尤其在蒋介石不可缺少的盟邦美国眼中，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糟。到1945年年初时，蒋介石这位曾经的中华风云人物，《时代》杂志封面上骑白马的豪侠，其声誉已沦落成某种混同于对立面的东西，几乎等同于心胸狭窄、蓄意阻挠、阴险狡诈的独裁者。这就是史迪威对蒋介石通常的表述，这种表述逐渐开始被美国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及许多新闻界人士所接受，并认为是准确无误的，即使广大公众对此还不甚了了。就在陈纳德赴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肯定蒋介石的伟大功绩的同一天，史迪威却当着罗斯福的面将蒋介石形容为“优柔寡断、玩弄花招、无法依靠的流氓无赖”。 [23]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包括蒋介石的一些最密切的观察者，蒋已然成了一个右翼独裁者，更像那些日子里甚嚣尘上的法西斯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而不是乔治·华盛顿，尽管许多美国人渐渐意识到，中国总体上有其特定的文化盲点。“他们是虚假东西的伟大信徒。” [24] 约翰·马格鲁德准将，中国军队的高级顾问，向美国陆军部如此汇报道。他们无视现实，偏好“讨人喜欢但虚妄的假象”，竟然还有人把他们在日本人手中遭受的失败，说成他们赢得的胜利。

造成这种情况的某些原因是法国人所说的“usure”（磨损），本义为因时间的推移使得物体缓慢地失去光泽。战争久拖不决，加上日本军队的“扫荡”，大批人员伤亡，不断涌现的难民流，严重的饥荒和营养不良，秘密警察可怕的光顾，一队队用绳索捆着的壮丁被押往前线去打仗却衣不蔽体、未经训练、缺少武器和食粮，无能的政府难以制止日军暴行——所有这些事情都削弱了曾经的伟大领袖的地位。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大量的游行和歌曲以及随处可见的标语来鼓舞士气。政府新闻办公室推出了无尽的系列报道，宣扬有关英勇抵抗和日军遭受巨大人员伤亡的好消息（其中大部分是虚构的），但在某些时候现实会变得不可避免，当这种时刻来临时，领导人就应该当仁不让地负起责任。蒋介石也会犯错误。他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杰出人士或被关押或遭软禁。报刊新闻被严格审查。蒋介石的形象变得似乎越来越虚假，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夸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时主动但往往是被动地改变了他们的效忠对象，转而支持共产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过美国教育，包括全国的教授、学生和作家们。他们认为共产党更具活力，少有腐败，对国家遭受的苦难所负责任较少，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更民主。

在华美国人中这种幻灭感也很强烈。“哪里是英勇的抵抗？” [25] 史迪威问道，“哪里有伟大的游击战？哪里有改革或者哪怕是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解？”他把蒋介石政府比喻为德国纳粹——“同样的世界观，同样的强盗。”史迪威曾向罗斯福总统的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概括他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称简直就是“一个半小时的狗屁废话”。在他的日记和写给在家乡的妻子的信里，这位美国指挥官更是尖酸刻薄。他写道，蒋介石是一个“固执、愚昧、抱偏见、唯我独尊的独裁者”，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他主持着“一个一党政府，靠盖世太保支撑着，领导人神经不正常，没受过什么教育”。 [26]

1944年全年及进入1945年后，发自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的公文满载着针对蒋介石的愤怒，抱怨蒋介石自己按兵不动，却让美国部队去打仗，为他做出牺牲。美国大使克拉伦斯·E.高斯对蒋的英雄描写嗤之以鼻，因为早在1943年黄河故道以北就没有任何国民党军队，甚至也不像共产党，国民党在那里连寸土游击区都未能建立。

“中国的战略在性质上完全是防御性的，”高斯写道，“中国军人承受着如此严重的缺陷，说得不客气些，他们完全没有价值……在他们觉得共产党问题依然存在时，重庆部队不愿用自己稀缺的军事资源来抵御日本，许多军人和文职官员都认为，日本是次要敌人，共产党才是主要敌人。” [27]

1944年秋高斯离开中国时，将一肚子怨气发泄给新来的魏德迈：“我们应该拔掉塞子，让整个中国政府付诸东流。” [28]

对蒋介石的行为的幡然醒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就美国人还是就中国的领导人而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极其不同的两场战争。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是为了打败日本，随之而来的感觉是美国在战争中做出的部分牺牲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尤其是为了中国那不完善的，并且如史迪威所说的，“忘恩负义”的政权。1944年秋天，在听腻了史迪威的牢骚报怨之后，马歇尔获得蒋介石的首肯，得以调遣中国军队赴缅甸北部参战，这是“战争开始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在提高他的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改进兵员招募方面表现出积极关注” [29] ——这一评论针对的是这么一个领袖：他的军队当时已经伤亡过百万，并且已经牵制了日本最精锐的百万部队长达七年之久，其中大部分部队是可以被直接用来对付美国人的，假如中国已经投降了的话。

曾经在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工作过的奥利弗·J.考德威尔在回忆录中讲述了战时他在中国的效劳经历。 [30] 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曾经有一位陈先生来找他，此人自称是一个反蒋秘密社团联盟的使者，认为蒋介石的独裁和分裂统治将最终导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就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这个观点与一些最好的美国对华政策分析师的观点不谋而合，并且也被证明是正确的。陈先生告诉考德威尔，他所在的组织希望用李宗仁将军来取代蒋介石，李是一个半独立的军事领导人，广西是他的大本营，并拥有一支忠于他的军队。

这一计划从来都没有实施过，考德威尔也没有再提起。但仍不时有一些反蒋但非共团体会与美国人接触，以谋求支持来赶蒋介石下台。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些密谋。他知道自己不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特别是那些曾留学美国并渴望在中国享有更多自由的人。他也知道自己的国内武装反对力量正在迅速成长壮大。到1945年年初，在蒋介石的早期“围剿”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军队残部已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并且按中国的标准来看的话，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毛泽东把他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避难所打造成了事实上的独立行政区，在其非正式的境内有约9000万人口。蒋介石最大的担心莫过于一旦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人将同苏联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来推翻他。这正是他用他最精锐的40万部队在北部拉开战线封锁共产党的原因所在，此举也导致罗斯福和许多其他美国观察家感到困惑不解和愤怒。但蒋介石这般行事的简单原因，还是他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地抗击日本，同时又控制共产党人。他将这几个师脱离与日本人的交战，不仅阻止了共产党人向南和向东的潜在扩张，而且封锁了向北借道外蒙古进入苏联的主要路径，从而有助于预先阻止蒋介石自己有充分理由相信的可能意味着他最终厄运的合作。

这是蒋介石和他假定的美国朋友之间的最大分歧。到1944年中期，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取得胜利之时，中国的对立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再把击败共同的外敌作为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双方都知道，这个任务将由美国来完成。双方都在筹备战后的摊牌，最终大奖将是中国本身，身处劣势的蒋介石，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在余下的战争期间，蒋介石行走在两个互不相容的要求的夹缝中。他在物资上处于弱势，他的国家又被日本有效地阻断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通道——除了来自印度的货机运输生命线之外。因此，蒋介石需尽其所能来讨好美国人，并使极其重要的租借物资顺利运抵昆明机场。但他又不能做到美国希望他做到的那么多，那样会毁掉他在即将来临的战后斗争中的机会。史迪威觉得蒋介石既傲慢又不领情，但蒋却认为自己被美国人的要求所羞辱，这种要求威胁到他的生存。他不得不保持一种尊重的姿态。他只能委曲求全，就像滇缅公路重新开放时当众命名这条路为史迪威公路一样，放弃了他的自尊。他给这个很可能是向他提要求的美国人中他最厌恶的人颁发荣誉，是因为他担心，他们可能最终会毁掉他自己。

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敌意可以回溯到1942年时的缅甸，当时日本将英国殖民统治者驱离边境退入印度，击败了中国和美国的军队，并关闭了通向中国的最后一条陆路补给线。那时史迪威被任命为蒋介石的参谋长，他理应由此而能有效地指挥在缅甸的中国军队，但就在这场战役中，史迪威第一次领教了蒋介石暗中有意指示他的指挥官无视史迪威的命令，特别是其下达的让他们采取攻势的命令，还有此后蒋不愿派遣部队到缅甸，这些都给他留下了一个个痛处。

史迪威于1943年告诉马歇尔：“这颗花生米说他不想去打仗。” [31] 他特别提到蒋介石拒绝派遣部队加入史迪威想发动的重新夺回1942年失陷之后的缅甸的战役，但这句简短不留情面的话也反映了史迪威对蒋介石更广泛的蔑视。早在1937年，史迪威于在华的一次长距离视察途中，不得不感叹，人人皆知抗日战争迫在眉睫，蒋介石却缺乏准备，甚至还向美国人保证他将大力抵抗侵略者。“他根本就是毫无意愿去做成一件事情，”史迪威在一份军情报告中写道，“要不然他就是完全愚昧无知，不懂得与一流强敌拼斗前做好准备意味着什么。” [32]

对于这个说法，当年史迪威、高斯和其他对无处不在的蒋介石的玫瑰色写照（过誉奉承之词）感到愤怒的人很可能会意见比较一致，比起他们来，如今对此项争论持不同立场的双方都能找到更多的支持证据。事实确实是，从一开始，史迪威总是不得不先请求蒋介石出动军队，然后又因蒋介石的犹豫、拖延，承诺派兵，接着又食言而被激怒。“他老是打不定主意”， [33] 在缅甸的第一次战役中，史迪威抱怨道，这场战役以中国和英国军队的溃败而告终。史迪威承认蒋介石派出了他的一些战斗力最强、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第5军和第6军，但调动部队所花时间太长，史迪威认为，正是这类延误“不幸使我们失去了在缅甸这里可能有过的任何机会”。 [34]

不过，蒋介石对缅甸的分析并非全是荒谬可笑的。自1937年投入抗战以来，他自认为对打日本人已并非门外汉。“抗日并不像镇压殖民地起义，不像殖民战争，”他告诉英国驻缅甸军队的指挥官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我们中国人是知道如何打日本人的。干这种事情，你们英国人是不行的。” [35] 鉴于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以及历史上英国人的战斗声誉，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自命不凡，但在这个战例中他的观点得到了有关缅甸战役的英国官方历史的证实，英军指挥官确实总体上被指责为“自满、傲慢、轻敌”。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冲突早期阶段都低估了日本人，认为他们都不比蒋介石所提到的任何一场殖民地叛乱更具威胁性，而英国人，特别是在印度和阿富汗等地的英国人，都擅长于镇压叛乱。韦维尔“未能识别日军的优势程度导致了他的盲目乐观”， [36] 一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得出如此结论。

在蒋介石看来，史迪威和其他美国官员也犯了低估日本的毛病。在观察了1937年的上海之战后，驻沪专员埃文斯·F.卡尔森上尉宣称日军是“三等劣质”军队。后来在1938年，他又指出日军“打击能力低下，运输协调能力差，空军和地面部队之间的协调性欠缺，武器装备低劣，炮火方向性差，指挥官缺乏想象力和主动性”。 [37] 与所谓死板的、缺乏创造性的日军相比，尽管缺乏作战经验，史迪威却因其在野外演习中业绩卓著而在军队中闻名遐迩，在演习中他强调速度、出其不意和精神。就在被派遣到中国之前，他在美国陆军47位少将评比中独占鳌头。 [38] 缅甸是他在作战指挥上的第一次实战体验，他的作战计划的特点就是大胆无畏。日本于1941年12月在缅甸空降了3个师，与许多敌对方指挥官所认为的相反，他们精通丛林战和山地战。他们机动灵活，取得了对局限于公路的英军的机动优势，并且拥有良好的陆空协调。他们还得益于当地的反殖民主义情绪，冒充——一些缅甸民族主义者还信以为真——是从欧洲剥削者手中拯救当地人的“解放者”；他们很快就在一系列交战中打败了英国人。作为当地的殖民势力，英国应对缅甸的防守承担主要责任。有鉴于此，史迪威不分青红皂白地因1942年缅甸沦陷而指责蒋介石是不合理的。

1942年2月底，英军的主力——第17印度师，退到了锡唐河边，这条河是缅甸首都仰光前面的最后一道自然屏障。河上仅有一座桥梁，500米长的跨度，铺设了木板供车辆通行。第17师的后卫分队在河的东岸挖掘了防御工事了，以便为护桥而战，并掩护部队主力过河。但是，由于通信极其混乱，桥梁被炸毁，从而导致两个旅的兵力被困在河对岸不能过河。 [39] 在随后的混战中，该师有一半以上的人被击溃，大部分重炮遭到摧毁，即使通向仰光的道路并未阻塞，英国人也再无能力构筑一条强大的防御工事了。

至少在名义上可以指挥中国军队的史迪威，认为用一场迅速的反击战就可阻止日军。他在东吁制订了这个计划，东吁位于连接南面的仰光和北面的曼德勒的主要铁路线上，是一个筑有围墙的小城。他把中国第5军的第200师派到那里，这支部队同日军在城里打了一场异常激烈的逐家逐户的争夺战。当史迪威想调遣第22师去东吁增援时，该师指挥官抗命不从，第200师不得不夺路而逃，而第22师则从未参与此战。

被第22师抗命不遵所激怒，史迪威飞到重庆，如他在日记里所记载的那样，他“言辞激烈地发了一通牢骚”并要求另请高明。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抱怨道：“我必须要板着脸告诉蒋介石，他的部属不执行他的命令，而当时十有八九他们正在按他的吩咐去做。” [40] 但是，蒋介石确实已经将他的部队派到缅甸，并告诉史迪威，他把这些部队置于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即使他发现史迪威夺回仰光的计划是有风险的。之所以有风险是因为他考虑到日本控制了整个孟加拉湾，日军的空中优势，日军的坦克和大炮的威力，以及已经得到证明的英国人的不可靠性。蒋介石赞成一个更为谨慎的计划。“就缅甸而言，继续准备进攻不应该被看作一个指导原则。”他如此说道，借此阐明了他与史迪威之间的重要理念差异。史迪威坚称进攻是拯救缅甸的唯一途径。相反，蒋介石赞成自己所称为的“纵深防御”，即把队伍按一定间隔分布在敌人的前进路线上，使其不断付出代价，或者，换句话说，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最残酷的几个月后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

1942年在缅甸，蒋介石希望退回到仰光以北的曼德勒，并守住一条东西走向横穿全国的战线，以便能建成一条从英国占领的印度阿萨姆邦进入中国的供应线。英国人于1944年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时很赞同这个计划。但即使是在1942年，尽管疑虑重重，蒋介石还是对史迪威做出了让步，史迪威应该知道这个姿态的重要程度。蒋介石说：“让（中国人）把几个军的部队在这么重要的地区转交给一个他们既不认识也没太大信心的该死的外国人手中，这期望值该有多高。” [41]

但无论是因为蒋介石的谨慎或是史迪威的盲目乐观，1942年的缅甸防卫战成了一场灾难。史迪威决定试着引诱日军掉进设在一个叫彬马那（Pyinmana） [42] 的地方的陷阱，在那里部署了英国和中国的军队，中国第5军也按时进入了那里的阵地。但英军担心被合围，撤了回去，中国的第200师也抵制了史迪威要求冲进缺口的命令。与此同时，日军从东边展开大规模进攻，击溃了中国第6军的一个整编师。4月29日，日军夺取了腊戍，此地是来自仰光的铁路线的终点站，同时又是进入中国的货车运输路线的起点，这条运输线是蒋介石四年前派遣20万中国劳工进入缅甸建成的。

此时，蒋介石希望中国军队聚集在更加靠北的密支那。史迪威表示同意，并决心加入其中，但从未实现过，他选择走陆路，而不是乘坐由陈纳德派来接他去那儿的一架飞机。根据这一决定，史迪威离开了他理应指挥的部队，被迫率领他的参谋人员、一群缅甸修女以及一些平民步行离开缅甸去往印度阿萨姆邦。

史迪威的撤离迅速成为传奇故事。这位强悍的指挥官催促着约百名士兵和平民一行撤退到安全地区，部分伤员用骡子驮和担架抬，竟然未损失一兵一卒顺利到达，然后还像麦克阿瑟一样发誓，有朝一日要回到缅甸。全程陪同的两个美国人——记者杰克·贝尔登和史迪威的忠实参谋长多恩将军，很快就此事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帮助建立了史迪威的传奇，并间接佐证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正是由于蒋介石一贯的幕后干预才导致了缅甸的失利。这个冒险故事提到，在史迪威与他的中国军队分手前，一位中国将军为了逃命偷偷霸占了一列火车，然后因与另一列火车相撞，导致铁路线停运两天，以致史迪威为之感叹，这位将军怎么没有给撞死。

在史迪威看来，中国军队从来没有遵照他的命令进行部署，在史迪威就职中-缅-印战区的整个时期内，“花生米”也一直是他特别蔑视的对象。无论怎样尝试，史迪威似乎都无法说服蒋介石相信，中国军队最需要的是训练、改编，以及清除所有那些笨拙腐败的官员，他们之所以被委任是因为政治庇护，而不是所表现出的能力。

1942年4月中旬，东吁和彬马那两次失败之后，缅甸战役的结果仍然悬而未决之时，史迪威无意中发现了蒋介石发自离战场2000英里外的重庆的一封信，命令给每四个中国士兵分发一个西瓜。“当他的耳朵里充斥着缅甸的炮火声时——他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咎于委员长的其他干扰——这道关于西瓜的命令激起了他对蒋介石的蔑视，”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传记中写道，“由于史迪威的反应最终为人所知，这反过来又激怒了蒋委员长。” [43]

但是，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史迪威的计划故意无视日本的压倒性实力，以有勇无谋开始并以虚荣自负告终。当史迪威于1942年4月徒步离开缅甸退往印度时，他给中国军队下令，要他们尽可能撤离缅甸，蒋介石很“震惊”，感到史迪威“已经把我的10万士兵遗弃在外国丛林中，自己却一头逃到印度。只是到了此时他才给我发了这封电报”。 [44] 虽然多年来史迪威一直抱怨说他很难见到蒋介石，这位中国领袖总是身处深宫禁地之中，蒋介石却因一连数天甚至数周都不能从他这位所谓的参谋长那里得到只言片语而非常生气——直到在这次颇有名气的徒步走出缅甸的事件中，他通知蒋说，他已经谢绝了陈纳德提供的飞机，离开了他所指挥的部队，独自寻找一条出路。

在很大程度上被史迪威的支持者，如贝尔登和多恩所忽视但被蒋介石强烈关注的，是1942年缅甸溃败时日军给中国师团造成的可怕的伤亡数字，这些数字被美军司令部大大低估了。从缅甸的撤退涉及许许多多幸存和逃生的故事，但除了史迪威的经历之外，那些故事几乎都被湮没了，或者至少是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总之，中国损失了他们最好的军队中的2.5万名官兵。有些师损失的官兵多达三分之一，连同他们本就补充不足的卡车和火炮。随后双方纠缠于互相问责之中，显然，这样的问题就会被提出来，即如果蒋介石“纵深防御”的建议得到落实，而不是史迪威妄图一战就把日军全部逐出缅甸的更雄心勃勃但极其冒险的努力，那么1942年的劫难是否可以避免呢？诚然，如果遵循蒋介石的战略，陶涵写道：“彬马那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也将有一个公平的成功机会。”此外，即使该计划失败了，“那场撤退也会更加有序，而且中国本身……也会在随后来临的将近四年的战争中要强大得多”。 [45]

即使两年之后，史迪威胜利返回了缅甸，蒋介石对此虽然给予公开庆祝，但并没有消除他对这位参谋长的判断能力的疑虑。蒋介石对盟国优先考虑欧洲战场而非亚洲战场总体上表示愤怒，他也非常气愤史迪威痴迷于反攻缅甸而优先考虑战争的次要战场。恰在此时，日军于1944年发动了旨在夺取中国本土全部省份的攻势——反过来，这又激怒了美国，批评他拒绝抵抗。“我们是夺取了密支那，但我们也几乎失去了整个华东。” [46] 蒋介石于1944年10月冷冷地对罗斯福总统的特别代表帕特里克·J.赫尔利做出如此评述，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他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召回史迪威。缅甸战役巩固了史迪威在美国国内的声誉，但对于蒋介石，这只是强化了他的信念，如他私下在日记里所述，史迪威“缺乏一个指挥官应具备的美德和远见”。

正因为情况如此复杂棘手，1944年年底罗斯福派赫尔利前来查明事实真相。赫尔利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生性乐观，富有魅力，行事往往借助西部牛仔文化传统。在他初次来到中国时，时任驻华大使克拉伦斯·E.高斯表达了自己的猜疑，罗斯福是否想让赫尔利来接管大使之位。作为回应，赫尔利讲述了一个西部理发店的故事。有个顾客坐在椅子上正理着发，突然间子弹嗖嗖地在他的头上穿过。他自然大惊失色，挣扎着站起身来，可是理发师说道：“沉住气，兄弟——没有人向你开枪。” [47]

赫尔利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顺风顺水，事事如意，无论是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石油富豪，还是作为一个北美印第安人乔克托族的律师，还是作为赫伯特·胡佛总统的战争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兵时，他在法国阿尔贡战场赢得了一枚奖章。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地区爆发时，他负责给困在菲律宾巴丹半岛的美军运输物资，至少有一次他实施了技术上属于海盗的行为，即在船上悬挂日本国旗以蒙混过关。他具有十足的美国信念，认为所有的分歧都可以被克服，只要有一点良好的意识和强硬的讲话，但在这一点上，他是既天真又固执，完全不愿意采纳与己不同的意见和信息。

赫尔利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9月8日，即他抵达重庆后的第二天，两人一见如故，十分投缘。至少蒋感觉赫尔利与“过去的美国官员不同” [48] ，说这话时他肯定指的是像史迪威和高斯这样的不怎么被他接受的人物。不管怎样，蒋介石同意了美方的主要要求，那就是赋予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包括共产党部队，万一他们愿意接受蒋介石作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的话。但是，事情很快变糟了。赫尔利刚一登场，日本人就发动了代号为“一号”（Ichigo）作战的1944年大攻势与缅甸战役。9月15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史迪威和赫尔利都在场，会上蒋介石担心日本人会在萨尔温江一线发起反攻，他要求在缅甸密支那的X部队立即向东移动，以减轻压力。因为在缅甸迫使士兵超越常人忍耐极限而“臭名昭著”的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要求，理由是他的士兵需要休整。 [49] 换句话说，这如同一个美国下属告诉中国的领导人，他不能使用中国军队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会后，史迪威写信给马歇尔称蒋介石是“疯狂的小混蛋” [50] ，并报告说他在破坏整个缅甸战役。史迪威还照会宋子文，抱怨称他在中国“多年来一直被拖延、忽视、欺骗，以及受到粗暴轻率的对待”，并提出要求授予他对所有中国军队的“不折不扣的全部指挥权”。 [51] 正是这种要求导致几个星期后蒋介石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

最后，在重庆郊外黄山山顶的蒋介石官邸内爆发了一场著名的交锋，这导致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挽回地破裂了。正在和马歇尔一起出席魁北克盟军会议的罗斯福，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照会，命令史迪威亲自交付。这是一份极具侮辱性的照会。它要求蒋介石“立即”加强在云南的Y部队，并置史迪威于“无限制指挥你的所有部队”的地位，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不予遵守，“你就必须自己准备承担后果，并承担个人的责任”。

接到照会后，史迪威坐吉普车前往黄山。蒋介石和他的几个高级官员及军事指挥官正在与赫尔利开会讨论史迪威接手指挥中国军队的具体条件。蒋介石得知史迪威到来后，邀请他喝茶，但史迪威要求先私下见一见赫尔利。在蒋介石官邸的阳台上，他将罗斯福的照会递给赫尔利，赫尔利看到其中包含的冒犯言语后，要求史迪威不要将之递交给蒋。

“乔，”赫尔利说道，“你已经赢了这场球赛，如果你想在中国指挥军队，那么你所要做的就是接受委员长已经批准的一切。” [52] 史迪威执意要亲自将总统的照会交给蒋介石，他本应知道对蒋介石来说这将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蒋介石静静地看了中文译文。几分钟后，他倒扣茶杯，暗示结束会议，然后说道：“现在我明白了。” [53]

根据此事件的美国目击者约瑟夫·艾尔索普的描述，一俟史迪威和赫尔利离开房间，蒋介石突然爆发出一阵“压抑的猛烈的啜泣” [54] 。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他遭遇到“一生中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屈辱”。 [55] 然而，史迪威获胜了。他一直敦促罗斯福更加强硬地对待蒋介石，特别是利用威胁取消援助来迫使中国人做出让步。“与我分享快乐吧，”他写信给妻子，“我们已经占了上风……他碰了一鼻子灰。” [56]

当天晚上，蒋介石召赫尔利返回官邸，并告诉他，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两人第二天再次见面，蒋介石告诉赫尔利：罗斯福照会中的文字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最低点。其中一处含沙射影特别伤了他的心，这肯定是受到史迪威等人的怂恿，罗斯福居然说他没有对日本发动过一次战斗。他告诉赫尔利，自1936年以来30%的中国军队一直在战斗，其中一部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伐战争以来就没离开过战场，而这些士兵是不会接受“态度傲慢” [57] 的史迪威的。

同时，在黄山会议后的日子里，史迪威正制订着接管中国军队的计划。他下令运送200吨物资给新任桂林保卫战的指挥官，桂林是日军“一号”作战攻势的直接目标。而这些物资是他长期扣押下来的——也就是说，甚至在他抱怨蒋介石的军队不打仗的时候，他还在扣押作战物资。他还起草了由美国武装共产党军队5个师的建议。最后，他答应赫尔利说自己会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

但为时已晚。9月24日，在史迪威递交罗斯福照会后的第五天，蒋介石向赫尔利重申了有关史迪威必须离职的要求。他给了史迪威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史迪威“是一个职业军人，工作努力，行事果断，擅长于自己的军事准则，那就是进攻”，但是“他缺乏战略思维……（抑或）基本的政治技巧……（并且）他非常傲慢”。 [58] 第二天，他给了赫尔利一封正式信函，要求召回史迪威。他在日记中则吐露了他的痛苦，在他看来，曾经可能是世界上他最崇拜的罗斯福此时却背弃了他。“我的心都碎了，”他写道，“继续干下去太难了。”但他也表示了决心。他说，中国能够“再次单枪匹马地独自抗战……哪怕……只剩下四个省”。 [59]

赫尔利后来说，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公函到达的那天晚上，他久久无法入眠，凌晨时他召见自己的助手，口述了一封电文发给罗斯福，建议总统接受蒋介石的要求。“史迪威的每个举动都在逼迫蒋介石彻底屈服，”他写道，“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您需做出选择，但您必须选择蒋介石。”他告诉总统：“在我所知的中国人中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拥有同蒋介石一样多的领导素质……（他）已经同意了您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个建议，除了史迪威的任命之外。” [60]

因史迪威被免职而埋下的分歧将是深刻和持久的。史迪威本人遭受了第一次打击，公众舆论习惯于视他为诚实、直言不讳和严肃的人。在他被解职之后、离开重庆之前，史迪威邀请了《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到他的办公室，不仅给了他们所发生事情的他自己的版本，还让他们获取了涉及蒋介石风流韵事的秘密电报通信，这是明显违反军纪的。 [61] 白修德的报道基本上被《时代》周刊所拒载，杂志总编卢斯不会允许刊登攻击蒋介石腐败无能的文字，而这恰恰是白修德文章的主题。

但阿特金森则没有这样的限制，他陪伴史迪威乘坐飞机返回华盛顿，他那有关蒋史之争的报道使得新闻报道中的蒋介石和他的政权之形象向负面转变。“史迪威功亏一篑源于蒋介石拒绝全面投入战争”成了《纽约时报》头版通栏标题，此文囊括了史迪威就此问题的观点。“与赤色分子的和平被禁止：委员长认为他们的军队与日本交战威胁到他的统治。”阿特金森写道，史迪威被蒋介石解职“代表一个垂死的反民主的制度之政治胜利，这个制度更关心的是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不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解除史迪威将军职务并任命一个继任者能影响我们去默许一个愚昧冷酷的专制政权。” [62]

赫尔利没有立刻公开表态。但在大约一年内，他做出了只能被形容为疯狂的评论，他指责史迪威、对蒋介石持与史迪威相同观点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及美国新闻界共同卷入一个旨在推翻蒋介石的阴谋，并谋求让共产党政府来取代蒋。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总结自己的立场：“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记录，将无可挽回地在历史上与推翻中国国民政府的阴谋相提并论，他妄图成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来取代蒋介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存在于华盛顿政府中的共产党细胞或器官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3]

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于11月2日，也就是史迪威离开后仅仅五天就首次去拜访了蒋介石。他两天前飞到重庆，然后驱车驶出了经受着战争折磨并瓦砾遍地的城区，跨过长江到达黄山。通常穿一身简单不带标记的长衫的蒋介石，这天穿了一套普鲁士风格的棕绿色戎装，佩戴着五星上将的徽章。魏德迈发现蒋“身材瘦小、举止优雅、骨骼精致，双眼黑亮而炯炯有神，笑容迷人”。 [64]

蒋介石急于给这位即将成为其参谋长的美国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后者同时还将控制至关重要的根据租借法案每月转道印度供应中国的大量航空燃油、武器和弹药。蒋介石在一个宽敞的会客室接待魏德迈，屋内墙壁上装饰着美丽的中国画和版画，光亮的地板上铺着地毯，柚木桌子和椅子镶嵌着大理石，花瓶中插着鲜花。身穿长长的蓝色长衫的仆人悄无声息地奉上茶点。房间周围悬挂着许多窗帘并摆放着多个屏风，以至于见多识广的魏德迈也感到惊奇，“究竟会有多少人在监听并关注我们所说的内容”。 [65]

“请，请。”蒋介石说着他唯一会讲的英文单词，示意魏德迈坐到长沙发上，然后就可以挨着坐在他旁边。这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他绝不会和史迪威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他似乎有点腼腆，但眼神敏锐，十分警觉”， [66] 魏德迈注意到，他因紧张而不停地扇着扇子。几个星期前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以及宋子文也在场。

这次会晤是互相客套一番并且修复史迪威事件留下的伤口的好机会，但不宜进行详细讨论。魏德迈告诉委员长，他确信“我们将毫无困难地实现美中两国军队认真协调、高效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人”。 [67]

尽管对蒋介石充满敬意，魏德迈对中国军队的状况不抱任何幻想。日本人正在不断进攻，威胁着桂林和柳州这两个重要城市，二者均有美国空军基地，然而魏德迈奇怪地发现，中国人非常“冷漠和愚蠢”。稍后，12月4日，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他稍稍改变了主意。“我现在得出了结论，”他写道，“蒋委员长和他的追随者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但他们都无能为力，惊慌失措。他们缺乏组织、装备和现代战争训练。” [68] 其中有些问题如“杂乱无章、愚昧可笑的计划”，简直“令人无法理解”。中国士兵不仅缺乏适当的装备，他们还得不到起码的给养，魏德迈很快意识到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的供应不足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中国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因”。 [69]

这种评价似乎与史迪威最严厉的判断相一致，但实际上，魏德迈不仅比他的前任更圆滑——这种特点使他能够与蒋介石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而且更富有同情心，更倾向于在没有反证之前给予他肯定的判断。虽然美国的公众舆论嫌弃蒋介石——或者至少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所描述的幻灭也已经知情——而且尽管驻华美国外交官和军事官员正在形成反蒋共识，魏德迈却逐渐相信赫尔利的评估，认为委员长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能够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个人。另外有些人也有同感，因此美国政府最终对蒋介石采取了毫不掩饰的听之任之的态度，并不热忱地去接受以下的事实，就像罗斯福对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 [70] 曾经说的那样：他可能是一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混蛋。

1944年年底，来自蒙大拿州的年轻国会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被罗斯福总统派往中国从事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察。曼斯菲尔德曾经作为一名海军士兵在中国驻扎过，并且在蒙大拿州立大学教过远东历史。1945年1月，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道：“情况真的很糟糕。”曼斯菲尔德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裂痕，这就削弱了中国在面对共同敌人日本时的实力。此外，他还写道，国民党腐败无能，他们的军队供给不足，食物恶劣，并且指挥不力。然而，他总结说：“蒋介石是可以让中国统一和独立成为现实的一个人。他，也仅有他，能够理清目前的凌乱状况，因为，尽管他做了那么一些事，但他就是中国。” [71]

某种试图化不可为为可为的，与曼斯菲尔德等人所持观点相似的看法正在出现，这就是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领导者，人民在遭受苦难，甚至承受着自己政府的胡作非为，他却奇怪地置身事外，无动于衷。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冷静的、不留情面的分析都伴随着同一个判断：他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是浑然一体、完全相同的。在之后支持右翼独裁者反对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多次经历中，这是美国第一次这么依赖一个亚洲领袖，尽管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仍然是美国对未来的选择。

[1] 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57-58.

[2] 这两个词均为Generalissimo的缩写。——译者注

[3] 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首字母。——译者注

[4] 意为“兑现我的支票”，蒋介石英文名字的谐音，蒋曾被杜鲁门总统奚落为“只知要钱”。——译者注

[5] 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8；Frank Dorn， Walkout：With Stilwell in Burma （New York：T. Y. Crowell，1971），p.258；Frank Dorn， Walkout：With Stilwell in Burma （New York：T. Y. Crowell，1971），pp.77-79.

[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47-48.

[7]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8.

[8] 冷酷无情、爱寻衅滋事的有权势的女人。——译者注

[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25.Taylor cites Zhang Guotao，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2），pp.478-79，and Yang Kuisong，Xianshibian xintao ［A New Study of the Xian Incident ］.

[10]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26.

[1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4.

[1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5.

[13] F. F. 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34-1949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1），p.99.

[14] Owen Lattimore，China Memoir：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149.

[15] Han Suyin，Destination Chungking （Boston：Little，Brown，1942），p.17.

[16] Han Suyin，Destination Chungking （Boston：Little，Brown，1942），p.131.

[17]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9.

[18]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9.

[19]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80.

[20]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80.

[21]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80.

[2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6.

[23]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371.

[24]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p.250-51.

[25]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320.

[26]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378.

[2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inafter FRUS ），1944，vol.6，pp.6-7.

[28]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205.

[2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43.

[30] Oliver Caldwell，A Secret War：Americans in China，1944-1945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2），pp.8-9.

[3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26.

[32]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153.

[33]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73.

[34]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74.

[35] Lattimore，Owen. China Memoir：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190.

[36] Alan K. Lathrop，“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no.2 （Sept. 1981）：405.

[37]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14.

[38]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25.

[39] Lathrop，Alan K.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no.2（Sept. 1981），p.410.

[40]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79.

[4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1.

[42] 即今日缅甸首都内比都，当时还是个小镇。——译者注

[43]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84.

[4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5.

[4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8.

[4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7.

[47] Don Lohbeck，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308.

[48]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5.

[4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6.

[50]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6.

[5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6.

[5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7.

[5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87-88.

[5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9.

[5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9.

[5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91.

[57]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9.

[58]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91-92.

[5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92.

[60] FRUS ，1944，p.170；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94.

[61] Peter R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246.

[62] New York Times ，Oct. 31，1944.

[63]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305.

[64]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7.

[65]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7.

[66]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8.

[67]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8.

[68] Romanus and Sutherland，Time Runs Out ，p.52.

[69] Romanus and Sutherland，Time Runs Out ，p.65.

[70] 此处应指索摩查家族的开创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1896～1956年），尼加拉瓜军人出身的政治家，1937～1947年、1950～1956年两次任总统。1956年死于刺杀，两个儿子先后继任总统。索摩查家族的统治至1979年才被推翻。——译者注

[71] FRUS ，1945，vol.7，p.7.

第三章 满目疮痍的国家

中日之间的战争是毁灭性的，也是没有必要的（unnecessary）。八年来，它在整个中国横行肆虐，所造成的死亡、破坏和损失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死亡和物质毁害的损失，而且还有共性上的损失，中国人自己之间的人文关系中的损失，为了求生而苦苦挣扎压垮了国家对于同情、互助和同胞情谊的承载能力。

这场战争中形成高潮的主要战斗发生在1937～1945年，但也可以说是始于1895年，那时正在复兴的日本，难以满足地、毫无束缚地追求着国际威望——这意味着模仿欧洲列强参与争夺殖民地之战——几个世纪以来原本属于中国的台湾全岛已被日本霸占。但是，日本的主要目标是横跨日本海，占领朝鲜和满洲地区（即中国东北）这片广袤的陆地，并以此为垫脚石然后夺取更大的战利品，那就是整个中国。中国通常是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国家，此时已变得羸弱不堪，政治上混乱无序，再无能力捍卫其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在朝鲜和较偏远的东北省份——如满洲地区——的利益，满洲地区还成了日本和另一强国——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竞争舞台。

1905年，日本宣布自己已经成为争夺殖民地竞赛的主要参与者，当时它酣畅淋漓地在一场有着浓厚殖民战争色彩的博弈中大胜俄国：两个斗士在完全属于第三国——中国——的国土上搏斗，而中国自己却不是斗士。日俄战争标志着一个亚洲强国第一次在一场重大冲突中打败了一个欧洲强国。日本军队挫败并智胜了俄国，不仅在陆地上，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海上。在决定性的、争夺最大的东北城市奉天（现在被称为沈阳）的陆战中，俄国损失了9万人的兵力。在于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发生的决定性海军对峙中，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指挥日本舰队打得俄国舰队全军覆没，而大部分俄国舰只都是从1.8万英里外的波罗的海母港赶来的。只有3艘俄国舰船逃脱了厄运。俄国失去了其舰队中所有8艘战列舰及5000名官兵，相较之下日本则只损失了3艘鱼雷快艇和116名官兵。虽然俄国同意朝鲜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可日本却在1910年占领了整个朝鲜。日本赢得了此前属于俄国的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并接管了俄国在南满地区曾拥有的特殊殖民权益，包括旅顺港的租约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从那时候起，俄国收复这些损失的雄心从未变过，而这一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对中国和美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作为胜利的果实，日本在亚洲成了无可争议的大国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力量，并准备着实现其大胆且具有种族色彩的目标，即在全亚洲取代欧洲白人殖民主义者，创建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庞大的新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朝着这个目标稳步迈进，当时，作为与胜利一方结盟而得到的回报，它被赋予权利接收在中国山东省境内的原先德国的财产，包括因德国所建的同名啤酒厂而在西方闻名的海滨城市青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将这些资产返还中国，是因这个世界共同开始为其侵犯中国的主权而感到有些懊悔，当时的日本，比它后来的变化更温和也更包容，觉得有必要做出和解的姿态。

但随后日本的温和派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一心想实现日本的泛亚洲命运，对此，他们认为，需要与西方文明进行末日天启般的最后摊牌。要称霸亚洲，他们首先要主宰中国，他们鄙视中国的软弱、腐败和低劣。同时，要主宰中国，他们需要保持对满洲地区的控制权，并将其建成为扩张的基础。

1931～1932年，在裕仁天皇的支持下，军国主义分子完全控制了日本。名为“樱花会”和“血盟团”之类的民族主义团体在日本国内实施了一系列暗杀。受害者之一是最后一任试图遏制军队在亚洲大陆的野心的首相，由此彻底打掉了温和派的残存势力。1931年，在后来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的事件中，作为日本民族主义武装中坚的关东军，派出部分人员炸毁了奉天附近南满铁路的几段铁轨，并将破坏罪名嫁祸于中国人，然后利用这一事件来攫取构成满洲地区的所有中国东北省份的控制权。几个月后，他们说服了已经被推翻的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出任新成立的所谓独立国家“满洲国”的傀儡领袖。早在1932年，一群愤怒的中国人在上海痛殴了五个日本僧人，或者如某些报道所称，日本军官收买了一些中国暴徒去殴打这些教士。 [1] 作为回应，日本派兵进入华埠（大多数日本公民居住的公共租界在上海一直是军事禁区）。几支中国部队在德国教官的建议下，有效地组织了抵抗，日本便派出大批陆海军部队入侵上海，并且出动了炮舰和双翼飞机轰炸人口稠密的中国居民区，这是历史上有案可稽的第一次对城市中心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由此很快引发了更多对亚洲和欧洲城市的轰炸。日本人征服全中国的长期、残忍、暴行累累的努力由此拉开了帷幕。

这些侵略引起了国际联盟徒劳的抗议。尽管“满洲国”的建立被认为是非法的，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举措来惩罚日本的侵略。虽然蒋介石政府做出了派遣军队抵御日军1932年入侵上海的不成功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它默许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侵占。当时恰值国民革命期间，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独立自主的、摆脱外国对其主权侵犯的“新中国”正处在努力打造的过程之中，蒋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深知中国在军事上仍然软弱，无力挫败日本的野心。当时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其直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后才被迫放弃。

但是，日本不断制造着“事件”，并且每制造一个事件，其都被作为进一步侵占的一个借口。1937年7月7日，一个中国巡逻士兵枪杀了一个在古老的大理石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的日本兵。这座桥名为马可·波罗桥（即卢沟桥），如此命名是因为据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十四世纪时曾经到过这座桥。以此为由，日本正式着手征服全中国。针对这一新的“事件”，它派出了以满洲为基地、全副武装的四个师的军队穿过长城，旨在夺取黄河以北中国的四个省，包括古老的帝国首都北京。随着这支军队的调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了。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战争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激烈的交战不断打破短暂的平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蔓延到西欧，德国侵占了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时，日本对中国的攻击已达四年之久。在那四年里，中国完全是孤身奋战，既无盟友也无支持，仅仅从苏联和美国得到一些资金和物资援助。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它使用中国内陆的一些机场让日本为其入侵中国北部与沿海省份付出了一些代价。

就像两年前被墨索里尼入侵后的埃塞俄比亚那样，中国在1937年向全世界呼吁以寻求帮助，但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来自国际联盟——该组织成立的宗旨就是使国际侵略成为非法而日本就是其中一个成员国——的声援，也没有来自美国的援助。美国人在感情上非常重视中国。自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商人一直在从事两国间的贸易，一百年来其传教士也一直在把他们热忱地认为是基督教文明的福祉带给中国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很喜欢向访客讲述自己的德拉诺祖先与中国的渊源。在他家族的祖籍所在地海德公园附近故居的音乐室里，摆满了总统的祖先在十八、十九世纪收集的中国瓷器和漆器古玩。但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二十年，美国已经没有兴致再去干预国外冲突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在中日战争前四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继续给日本提供重要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人是欺侮和掠夺中国的合作者。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后，《赫斯特报》上登出的标题简明扼要地表达了美国的态度，对中国的眷顾之情已经因中国的战略重要性的降低而被放弃。“我们同情。但与我们无关。” [2] 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以后，即使是对中国的同情增强了，对日军暴行的了解更直接了，报刊上也可能继续刊载同样的标题。

只是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了对珍珠港的偷袭之后，美国才被直接卷入战争。截至当时，中国在军事和民事两方面遭受的损失是惊人的，然而它所表现出的抵抗决心应该让大部分欧洲国家感到羞耻。譬如，对比中国，法国在1940年面对德国入侵仅六个星期就投降了；然后，还成立了一个低三下四、通敌卖国的政府，直到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法国一直处于逆来顺受的亡国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希腊和欧洲其他被占领国家很快就结束了。所有这些国家都领教了德军占领的严酷手腕，包括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些西方国家也都经历过以游击队形式来反抗占领，以及德国部队一旦遭到袭击就实施的野蛮报复。当然，英国从未投降也从来没有被侵占过。但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只有苏联经历了在自己的领土上超过几个月的全面战争。苏联总计有近五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为近四年。而中国的战争，不包括日本在1931年开始对东北地区的侵占，总共持续了八年。

史迪威的离去和魏德迈的到来是在1944年秋天。此时此刻，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其军队元气大伤，其人民意志消沉、迷失方向、失去希望，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其政府还是由蒋介石领导，但因无力防止侵略者掠夺而丧失了信用。数百万军民死于战祸，千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沦为赤贫，在绝望中挣扎。无数的城市化成了燃着余烬的废墟，绝大部分乡村经济被破坏殆尽。研究战争的学者估计这场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约为1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只有战争开始时的四分之一。 [3]

中国如此巨大，因此某些地区并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战火燃及，最为明显的是东北地区和台湾，而这两者都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实际上还在经济上得益于日本对物资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其他地区，特别是被称为大后方的广袤的内陆省份，包括四川、山西、贵州、甘肃和云南，基本上未被日军占领，或者没有直接接触战争。即使那些更靠近中部也被日军实际侵犯的地区，如湖南、河南等省，在1937年日本最初的侵略和1944年春日军发起残忍的“一号”作战行动之间，也很少发生实际交战。在中国许多未被占领的地区，中国人一如既往地充满智慧、精力充沛地努力去生活，因为哪怕是身处绝境，人们也总得奋力而为。甚至是在集中营和沦陷区，人类的创造力也绝不会停顿下来。“如果没有外界压力所带来的恐怖和四处逃亡，一个省级城市似乎能够在和平的自治中艰难前行，就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以往的帝国统治期间一样。” [4] 美国旅行者格雷厄姆·佩克（Graham Peck）如此写道。在美国参战之前的1940～1941年，他已走访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难民创造了新的社区。一个新富企业家阶层涌现了。被称为“游击商人”的他们，行囊里塞满了丝袜或自来水笔，乘坐小船或马车从日本人控制的城市前往未被占领的城镇。在广东和广西两省的旅途中，佩克发现许多“新兴的小镇，挤满了新的餐馆和酒店，赌博、酗酒发出的嘈杂声通宵达旦”， [5] 这些地方原先只是宁静的渔村，小船在村边绕过。按理说走私是非法的，然而经当地军事指挥官和海关官员征税后仍可放行。几个月后，1941年在河南省，佩克遇到了一位前任官员，失去了工作，转而成为一名游击商人。他报道说，河南最繁忙的走私港口界首镇 [6] ，有着比重庆还好的中餐或西餐馆。重庆东北方向600英里外的黄河岸边省会城市洛阳，“庇护着十多万人口，热热闹闹地守着中国城市生活的套路，一片繁荣景象”， [7] 仿佛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与苦不堪言、人满为患、瓦砾遍地的重庆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50英里开外就有日本军队驻扎。

这种表面繁荣状况的存在，绝非因为中国政府的作为，它随时可能会戛然而止。就在佩克到达后两个星期，日军对洛阳的常规轰炸就开始了——侦察机在早晨飞来侦察，轰炸机则在夜间投弹轰炸——突然间恐慌伴随着日军入侵的谣传席卷全城。日军飞机往往贴近黄河飞来，顺着黄河朝北飞向洛阳，刹那间，一分钟前还在和平地从事日常交易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街道上相互碰撞，仓皇逃避，争先恐后地跳下陡峭的台阶躲进防空洞里。佩克后来写道：“每次长时间空袭后，清理队伍就会扛着很多用草席裹着的尸体从大街上经过。”商业凋零，四处停电，学校关闭，房地产价格直落，蔬菜价格飞涨。“这座城市很快就呈现出一派破旧、凌乱的景象，如同我在之前秋天的重庆所见到的那样，街道上电线缠绕，瓦砾成堆，海报和窗户纸撕裂成碎条挂在空中。”“大街上……从黎明到黄昏都冷冷清清，空空荡荡。” [8]

1941年5月16日，日方出动110架飞机轰炸洛阳，扔下了700多枚炸弹。这天下午，

往西去的道路挤满了人，或徒步，或坐着架子车、黄包车、独轮车和汽车，缓缓地逃离洛阳。道路两侧树木上方，人流经过时扬起的灰尘如条条长蛇连绵不断，从烟火笼罩的城镇一路延续到远方群山的边缘。路边田野上，人们的喊叫声、哭号声和咒骂声融汇成一道低沉的、颤抖的、连续的声响，就像一头遭到致命攻击的野兽，在鲜血直喷时发出哀号。 [9]

轰炸结束后，正常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洛阳，许多难民也是如此，中国人的适应能力得到部分恢复。但城市附近和河对岸群山中的战斗所留下的愤怒和不信任将长期留存，难以忘怀。人们仇恨日本人，他们对国民党保护他们的能力也丧失了信心。政府的批评者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狱。报纸均需送审，因此国民政府在抵抗上的软弱无能不为大众所知，然而尽管无人亲眼看见，但还是被人怀疑。国民政府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的军队未能攻击日军的后方，按照统一战线中的条款这是他们必须做到的。共产党人拒绝了这项指控，但联合阵线这个从来就不牢固的联盟，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团结了。正如佩克所描述的那样，在洛阳城外艰苦跋涉的难民中，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征用了大多数轿车和一半的马车，车上“挤满了省城庞大的文武官僚群体的家眷、家具和文件”。 [10] 这样就更加促成了“笼罩在公路上方的仓促、野蛮、只求自保的氛围，这种乌烟瘴气如同灰尘一般令人窒息”。食品和交通的价格涨了四倍；那些花得起钱的人连盆栽棕榈树都装上马车运走，而穷人们则只能肩扛手提自己的必需品，这只能激起怨气和反感。有些人干脆在路上大打出手。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参战之前，当时外部世界中几乎没有人会关注此事。尽管他们毫不知情，可中国人却面临着又一场将延续四年的战争。

中国人的生活被扭曲变形了，无论是大是小，集体或个人。国民党军队遭受的惨重伤亡严重削弱和耗损了国民政府，而这个政府还得去面对在日本占领期间规模和实力都大幅增长的共产党对手。

除了死亡和经济损失之外，许多城市遭到破坏，民众大批迁移，国家的精英，如专业人士、行政管理人员、公民领袖、商人和金融家，大量衰减。由于国家的贫困和落后，在中国辽阔地域上分布稀少的许多拔尖人才，也失去了他们的金钱，还有他们的信心。行政机关成了一个烂摊子，知识阶层虽然没有被摧毁，但大都不在其位，其领军人物，如当时的政府一般，处于内部流放状态。为了生存，争斗十分激烈，从而产生了一种人人只为自己的相互仇视、不信任和愤世嫉俗的氛围。传统的中国，虽然贫穷，但培养了某种儒家和佛教的社会良知，尤其是通过一些被称为“同乡会”的慈善组织，即来自相同省市现居住在其他省份或城市的人会伸出援助之手，给来自同一地区的新人提供帮助。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作“人情味”，意思是人类感情上的情愫，凭借一种美德的滋润可以减缓生活中的摩擦。但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抹杀了大部分人类情感，留下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

孔子认为，完美的道德包含五个特点：庄重、宽厚、诚实、勤敏和慈惠。 [11] 所有这些宝贵的美德都因国家陷于长期战争而萎缩，因此，政府的苛捐杂税、对弱者的无情盘剥、食物盗窃、土匪、海盗、强奸和高利贷紧随日本铁蹄的蹂躏，接踵而至。比起中国人自己，或至少那些在作品中描述战争的中国人，这个现象更为在华外国人所关注。佩克这样写道：“生存的困难，以及潜在的恐慌，在所有交易中激起了贪婪和狗咬狗的个人主义，只剩下家庭这个最后幸存的单位，还保存着相互间的仁义和责任。” [12] 即使在最好的时代，拥挤不堪、贫穷落后的中国，也比大多数国家遭受更多苦难。在战争期间，苦难更是呈几何级数加剧。“公益精神、宽宏大量，甚至是忠诚老实都成了大多数人难以承受得起的东西了，”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写道，“强者不仅践踏弱者，他们彼此之间还尔虞我诈。” [13]

尽管国民党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宣传，如鼓励大家唱爱国歌曲，在未被占领的城市里贴海报，致力于塑造英勇抵抗的形象，不断宣称一切都是按照蒋介石的计划进行等，但政府首先要为未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负责，并要为随之而来的混乱无序、迷失方向、残酷虐待、流离失所、惨无人道负责。“你能见到之前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痛苦，眼神迷茫、情绪消沉、愤懑不平、仇恨绝望，而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些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体内。”这是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1945年时对即将去重庆赴任的美国外交官约翰·梅尔比的告诫。虽然该官员说的是印度，但他补充说：“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完美的介绍。” [14]

在入侵华北的同时，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直指长江流域，并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内，就攻占了北起天津，南到广州和香港的中国所有沿海大城市，以及作为重要港口的上海，然后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还有长江边的工业中心汉口。不仅中国的领土受到了日本闪电战的冲击，而且它那受过德国人训练的最好的几个师也遭受了极大伤亡，国民党军队的元气从此再没有得到完全恢复。

这是一场毫不留情的战争，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所称的那样。在1937年于上海延续了三个月的那场战斗期间，国民党军队奋起抗击，使日军遇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抵抗，尽管遭到来自港口日本军舰炮火的轰击，国军仍然逐门逐户地拼死战斗。由一张刊载在世界各地报纸上的照片所引起的愤怒反响，是整个亚洲战争之前或之后任何其他信息都无法比拟的。照片显示日军袭击后一个婴儿直直地坐在几根铁轨上，他的皮肤不是被烧焦就是被灰烬覆盖着。一座横跨轨道的步行桥就在他身后。裂口参差不齐的金属碎片遍布地面，像是有人将整副巨大、半撕开的扑克牌抛撒一地。孩子的嘴是张开的，脑袋看起来比身体大。他的身子奇怪地直立着，两臂垂在身体两侧，像一尊小小的、破损的佛像，这画面非常极致地表现出弱小生命无助地处于世界末日的残骸之中，这是无辜受难者的化身，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展现着中国人的牺牲。

但是，大屠杀仍在继续着，而世界却在袖手旁观。直到1941年年底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及其盟友才被卷入冲突之中，并站到了中国一边。

中国有些地方不只是被破坏，而是被全部摧毁，彻底消失了，人口急剧减少，几乎像古迦太基废墟那样处于湮没的状态。湖南省省会长沙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1938年时，长沙市人口为50万，巨大的城门和围绕全城的城墙证明着它的年龄和重要性。该城坐落在长江的一条主要支流湘江之畔，湘水流经湖南中部的平原和连绵起伏的丘陵，形成一片丰饶的农业地域，长沙起到了商业中心的作用。城中一条条狭窄的小巷蜿蜒穿行在灰瓦斜顶的两层砖房之间。宽阔些的商业要道两边排列着由圆柱支撑着的店铺拱廊，马路上人力车、毛驴、牛拉大车熙熙攘攘，小贩们吆喝着他们的麻辣小吃的美味。“世间的一切都在街头进行着，”一个外国传教士医生的妻子写道，“给油纸伞上油的、弹棉花的、浇蜡烛的、雕刻棺材的……婴儿在街上喂养，孩子在街上抽陀螺玩，老头靠着墙根晒太阳打瞌睡。” [15]

长沙因其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汉代古墓，许多学校和佛教寺庙，以及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暴力遭遇而享有盛名。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时，长沙被围困数月之久，当时一个妄称自己是耶稣弟弟的且颇有魅力和远见的人几乎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在更近些的1930年，长沙也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暴力冲突的现场。同中国很多中心地带的城市一样，长沙既有其迷人的一面也有其可怕的一面，你能见到留着稀疏胡须的老者在清晨托着鸟笼遛鸟，也能在冬天看见冻死在街头的乞丐。在1937年日本发动上海战役以及1938年攻占南京之后，有3所中国的主要大学已经迁到长沙，所以市内人口激增至50万。

长沙还有几百名外籍人士，包括一个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利伯索尔先生，他研究并测量了长沙市的古迹，还翻译了不少古书。有二十几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美国人主持着耶鲁大学的中国项目，旗下的中学、医院和医学院占地面积20英亩，位置就在城市的北门外。这是一个安静、特殊的校园，其中的小教堂、宿舍和行政大楼四周环绕着菊园、竹棚，以及香樟树林，喜鹊在其中筑窝搭巢。 [16] 更多的是外国客商，传教士与他们并不合群。外商占了湘江中的一个狭长小岛，在岛上他们享受着那个时代外国商人与世隔绝的精彩生活，他们的俱乐部（仅供白人使用）和他们的生活“充斥着西方怪癖、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纵情声色、为所欲为”。 [17]

对外国人而言，长沙是外国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几十年里中国所提供的萨默塞特·毛姆笔下田园生活的范例。宴请客人至少有十道佳肴，均出自中国最负盛名的特色菜系；游览可乘坐轿子去距离不太远的山中佛教寺庙，或者去著名的汉墓群；在俱乐部里可饮鸡尾酒、玩斯诺克和聊绯闻八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国民党人还在中国享受着政治上为所欲为的几年好日子，中国的贫穷、混乱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给西方人提供了异国风光的贫民窟、文物鉴赏和感官娱乐，这是一种挥霍着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的巨额利润、自我放纵、享受仆人成群日日豪宴的奢侈生活方式。即便是传教士也能享有家庭中每两个成员就有一个中国仆人服务的生活，外国商人则享有一对一的服务。这一切都是那么便宜。“在中国，”一位传教士承认道，“我们每个月花55美元就能像贵族和国王般地生活。” [18]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即将到头了。

中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平静。1937年的感恩节那天，日军许许多多轰炸中的第一次发生了。当天下午三点左右，轰炸机飞来了，防空警报紧随其后鸣响了，而不是在这之前。几分钟之内，长沙市就布满了弹坑和废墟。两家挤满来自上海和南京的难民的小旅馆被炸弹直接命中，导致上百人死亡。烧焦了的碎尸残骸横七竖八地躺在街头。一名女子蜷伏在被炸死的丈夫的尸体旁边，一边恸哭，一边焚烧着纸钱，供他来世使用。靠近他脚边的泥土里插着三炷香。

随后，在1938年的秋季，南边的沿海城市广州和北边的工业重镇汉口，这两个由中国主要的南北铁路线与长沙相连接的城市，相继沦陷。大批难民和伤员涌入长沙，为接纳他们，长沙城竭尽全力。当时还是美国驻华武官的约瑟夫·史迪威，在杰克·贝尔登的陪同下来到长沙，这样他就可以面见住在医院里的伤兵，努力找出究竟有哪些国民党部队实际上在与日军作战。 [19] 接待他们的是美国医生菲尔·格林，他当时管理着湘雅医院（Yale-in-China hospital）。

10月下旬，当日军向长江上游进攻的消息传到城内时，一切变得很清晰，这回该轮到长沙了。不久，即10月26日上午，“医院后面的兵工厂爆炸了”，格林写道，“就这么一声巨响，整个地方都不见了”。爆炸导致30人丧生，70人受伤。“把他们挖掘出来所花的时间和善后处理所花时间一样多。” [20] 令迫在眉睫的灾难情绪更加强烈的是，国民政府已下令，如果日军成功攻下长沙城的话，城里应寸草不留。在上海、广州、南京、汉口和其他被攻陷的城市里，日军掠夺粮库和货仓、偷盗牲畜和值钱物品、屠杀平民、强奸妇女和女孩，以及将老年男人和被俘的中国士兵用于刺刀训练。国民党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寻求一种战略，适合羸弱却疆土广大的国家与远离家乡的强大敌军打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他们将退回到内陆，并在沦陷区遵循焦土政策以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资源，然后当敌人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时实施反击。

11月9日，蒋介石亲临长沙主持一次军事会议，他非常钦佩地谈到与拿破仑交战时莫斯科如何被付之一炬，并表示，长沙应遵循这个神圣的自我牺牲的榜样。 [21] 但是，蒋介石的讲话和随后能见到的实际准备引起了恐慌。人们开始逃离，其中包括那些应该留下的人，即当地政府中的官员。格林写道：“随着许多省级官员争先恐后仓皇出逃，恐慌也迅速蔓延。”长沙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显然在劫难逃的城市”，街道空空荡荡，只剩下站岗的士兵，携带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22] 11月12日晚上，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主持晚宴宴请湘雅医院的全体医务工作人员，在吃完辛辣美味的本地佳肴，当然也用精美的瓷杯干完了许多杯温热的米酒之后，他下令第二天之前他们必须全部离开长沙城。

但为时已晚。午夜刚过，格林写道，停泊在湘江中的英国炮舰“沙鸥”号（SS Sandpiper）上的医生发现靠近江边的地方燃起两处大火。半小时内，他又看到了三处大火。但似乎没有人试图把火扑灭。凌晨两点，他意识到，城市南端也燃起了许多大火。人们拼命想逃脱。江边火光冲天。“怡和公司（英国船运公司）就像是在开篝火晚会；德孚洋行（德国公司）很快成了一团火球；市中心更是烈焰熊熊。” [23] 天亮之前，格林看见从宪兵司令部出来的士兵携带用油浸泡过的棉布条打破各家各户的房门纵火焚烧，还没等打开窗户然后就跑掉了。把这座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朝初期时就已经是很古老的城市付之一炬，这些士兵有怎样的感受，未见诸任何报道。他们仅是执行命令，天亮后，火焰与初升的太阳一起把整片天空都烧得红一道黑一道的，接着，就如格林所叙述的那样：“大火喷发，军火库隆隆的爆炸声中夹杂着一声声单响。” [24]

长沙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可看到那些二层小楼被大火吞噬，穿着丝绸短外套的男人们无可奈何地站在房子外面。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当时正住在长沙，当火焰开始在他所住的公寓里舔舐时，他侥幸逃脱。城中的文化和商业中心被夷为平地，留下的仅是一堆瓦砾和灰烬。

这场大火是战争迷雾的后果。 [25] 当地官员，包括保安处长和警备司令，听到传言说日本人已到了城门外以及长沙城的防御工事即将崩溃时就惊慌失措，于是点燃了这场烧毁整个长沙城的大火。事实是，日军的攻势已经暂时停止，长沙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但当这一切都搞清楚后，整个长沙城已付之一炬。不久之后，蒋介石飞到长沙试图补救。他会见了外国人，并对所造成的混乱和破坏表示抱歉。显然是试图为她的丈夫开脱责任，宋美龄致函长沙市民说城市被故意焚毁“是不符合蒋委员长的命令的”。 [26] 三个地方官员，包括警备司令和保安处长在内，被追究大火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并付出最终的代价：处决。尽管大多数居民已经在起火之前离开了，派去清理的队伍报告说他们将2万具尸骸搬运至城墙外并埋在那里。其中包括受伤的士兵，他们几乎全部都死于医院的病床上，因为一直都没有人想到过要提前疏散他们。超过2.1万栋建筑物被完全摧毁，这个数字占长沙所有建筑物的三分之二。 [27] 其中包括1万多幢住宅、55所学校、13家医院。全市的佛教寺庙和道观、餐馆、酒店、政府机关、粮食仓库，以及仓库里面的粮食，都被烧毁殆尽。那些砖石结构的房屋内有着足够的助燃物：家具、楼梯、木梁、木门、窗框和纸糊窗。当木制房顶龙骨被烧毁后，所支撑的沉重瓦片坠落下来，就像许许多多的落石，把底下的一切都砸平了。

“我站在八角亭前，这里原先是繁荣昌盛的丝绸商店聚集地，长沙城内商业区的中心，”一个美国传教士后来写道，“现在我朝任何方向都能几乎毫无阻挡地看到一英里开外……大火过后好几星期，在一些大仓库原先矗立的地方，大米仍在焖烧。”长沙“已被夷为平地，满目疮痍，完全处于脆弱不堪的状态”。 [28] 一个站在古城南门的人可以看到北门那一边雅礼大学的小教堂和宿舍的轮廓。两道城门之间没有剩下任何东西能挡住视线。格林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医院病房里人满为患……城市的大部分已荡然无存。”仍然停泊在附近湘江水面上的“沙鸥”号的一名军官说：“长沙，以及城外的各种产业点，现在已经完全被夷为平地。” [29]

如果这场大火被证实是漫长战争中长沙所遭受的唯一一次灾难，这本来就已经够悲惨了，但事实是日本陆军和空军的侵犯还给它造成了许多其他伤口。由于位居主要铁路线上，加上又是湖南省农业财富的主要集散地，长沙注定是这场战争全程的一个战场，也是中国抵抗意志的一个象征。日军发动了四次主要攻击，其中三次被薛岳指挥的中国军队所击退。薛岳是最优秀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曾就读于广州的黄埔军校，当时蒋介石在那里当校长。日军分别在1939年、1941年、1942年和1944年企图夺取长沙。在1942年的战斗中，薛岳故意示弱，引诱日军大批部队进入口袋，然后从四面八方展开攻击，同时还派出机动部队骚扰日军身后的补给线。随后日军的撤退又因一连串不得不进行的横渡江河行动而减缓，途中大量官兵被来自高地上的中国军队的火力所射杀。这是日本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少数明确无误的失败中的一次，也是付出沉重代价的一次。官方报道有5.2万名日本兵死于此役，尽管这很可能也是中国新闻部门所公布的许多夸大其词的报道之一，但日军的损失肯定是相当大的。

但是，当日本人在1944年又一次发动进攻时，作为有如英国领土一般大的省会城市长沙，却几乎未做任何抵抗就沦陷了，并在1945年成为这八年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的代表。人口剧减，居民或遭屠戮或被迫流亡，其经济、机构和生活方式如同其房屋、商店和寺庙一样只剩下一片废墟。这是有关中国的一个关键事实，此时冲突的各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苏联和美国——都面临着，即使是不知不觉的，战争的最后阶段和战后的第一阶段。在中国的大片国土上，社会结构和政府结构几乎都不复存在。

几乎不可能在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来计算中国所遭受的全部破坏。历史学家的估计是有2000万～300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死亡，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尽管在超过4亿的人口中这个数量在比例上并没有超过发生在苏联、波兰等国的人口损失，或者，仅就人口损失这一点而言，也比不上日本遭受美国轰炸的结果。但是，加在中国所遭受的破坏之上的，不仅仅只有战争的时长，还有冲突伊始国家所处的贫穷和脆弱的状态。在局外人眼里，中国人的受苦受难似乎一直是预料之中的，几乎是正常的。一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战争、饥荒和压迫连年不断，而且深重的国家。这片土地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如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表述的那样，“被污秽、残暴以及对苦难和草菅人命的冷漠所抵消”。 [30] 令人惊愕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寻常，这是十分可悲的，这给自古以来中国人所承受的折磨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其他此类折磨包括饥荒、官员腐败、滥用职权、强迫卖淫、迷信、纳妾、杀害女婴、缠足、鸦片瘾、行乞、童工、军阀割据、匪祸、苛捐杂税、失地、人口过剩、文盲、家庭暴力、随地大小便，以及杀婴和天文级的婴儿死亡率等。“我感觉成为中国人纯粹就是厄运缠身，”1940年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徒步旅行后，美国记者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如此写道，

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运气，再也没有比出生和生活在那里更差的了，除非靠某种黄金般的机会，你碰巧出生在拥有权力、金钱、特权的家庭（即便如此，也世事难料），而这种可能性仅是千万分之一。我同情他们，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可容忍的未来，我渴望尽快逃离，从我所陷入的这一切：长年累月的苦难、污秽、绝望和我自己的幽闭恐惧症，就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 [31]

骨瘦如柴、满身是汗的人力车夫用力拉着他们轮子很大、设计精巧的车子给富人提供交通服务。近乎赤裸的苦力背负纤绳沿运河和江河拖拽着驳船逆流而上，肩上套着挽具，身子绷得像拉紧的弓，几乎与地面持平，这些景象构成了生动又可怕的画面，恰是中国日常生活中毫不松懈的紧张的一个象征。与此相似的还有其他那么一些通常的形象，例如，皮肤粗糙的妇女赤脚在泥地里播种和除草，浑身大汗的农民或在田野里的沟渠边踩着脚踏水车，或用扁担颤悠悠地挑着砖块或稻草，或跟在拉着原始犁铧的水牛背后一步一步地辛劳耕作。蝇迹斑斑的医院，瘦得皮包骨的瘸腿乞丐，成千上万的土砖房屋构成的村庄，一位访客如此描述道，这些房屋“烟熏火燎，灰墙黑瓦；村民们都一成不变地穿着染成靛蓝色的土布衣服……在瘦弱的鸡、猪、狗以及婴儿的混乱哭闹声中忙碌着自己的营生”。 [32]

如同中国的禁欲主义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就是数以千万计的人每天只是为了生存所经受的斗争的残酷程度。白修德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写道，这个国家半数的人还没到30岁就死了。 [33] 白修德没有给出如此惊人的统计数据的来源，这很可能是夸大其词，但也不会太过分。1949年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为40.1年。 [34] “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灾年还是丰年，尸体在空旷的公路或者城市街道上随处可见，”白修德写道，“在上海，早晨到工厂门口去收集毫无生气的童工尸体，已是例行之事了。”英国社会学家R.H.托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对中国的乡村生活做了一项调查，他的一个比喻很出名。他把典型的中国农民比作一个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的男人，因此，“即使一圈涟漪也足以淹死他”。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水面涟漪频繁形成。托尼当面问一个农民：“是什么驱使你远离家乡定居在此？”农民回答说：“土匪、士兵和饥荒。”托尼写道：

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乡村人口苦难深重，人身和财产得不到保障。他们要向一个个称王称霸的地痞流氓纳税进贡，好不容易把他们全都打发了，却还要向政府缴纳苛捐杂税……他们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他们被刺刀顶着去收割庄稼，然后被迫无偿转交给当地驻军，尽管没有这些粮食他们会被饿死。他们被迫无视法律去种植鸦片，因为除了吸食鸦片的鸦片馆之外，军阀们可以从鸦片上榨取比大米或小麦更重的税收，并由此赚钱。他们还被附近的职业土匪敲诈勒索；如果抗拒，那么一年后，当土匪们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把他们的村庄夷为平地。 [3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学者费正清住在乡下，他还记得在村庄里迎接他的是些“瘦骨嶙峋的狗的叫声和满身苍蝇的儿童的盯人目光”。因营养不良而患头皮疾病和皮肤疾病是见怪不怪的。农民们在“只有几棵树和少量水”的“一块块尘土飞扬的农地”里种植庄稼。灌溉都是由手工完成的，“一桶一桶地去浇水，非常辛苦”。 [36]

如果中世纪般的贫穷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种常态的话，就不难想象七年半的战争对中国成千上万的贫困乡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不仅有军队掠夺造成的伤痛，还有敌对派系搜寻食物和给养、强拉壮丁、因绝望而占山为匪、身强力壮的男人消失殆尽。只要有轻微的扰动就足以陷中国农民于灭顶之灾，而战争是绝不轻微的。正如当时一位学者所记下的：“乡村苦难的程度完全超出了想象。” [37]

最悲惨的灾难终于在1941年至1943年之间来临了，这或许颇为反常，因为那是战斗相对平静的时期，当时华北爆发了一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饥荒。这场灾难是由1942年的旱灾和1943年的蝗灾造成的，并因战争的混乱、交通网络的破坏，以及日军征用商船而加剧。饥荒的结果是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300万人沦为难民。在1943年春天途经河南的白修德，描述了极其恐怖、令人作呕的场面——孩子们在吮吸他们死去的母亲的乳房，妇女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去听他们的哭啼，人们剥下树皮熬出一种汤来果腹，为了生存甚至还人吃人。“路上有很多尸体，”他后来写道，“一个女孩不超过17岁，苗条、漂亮，躺在潮湿的地上，她的嘴唇因死亡而变蓝，她的眼睛睁开着，雨水落在上面。” [38] 这场饥荒给省城郑州带来致命一击，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早先已经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瓦砾。“我们站在主要大街的一头，顺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望去——整条街空无一物，什么都看不到。偶尔有人穿着随风飘动的破衣烂衫从门道里踉跄走出来。那些注意到我们的人把我们围了起来，摊开双手向我们哀求，口中喊着‘可怜可怜吧’，直到我们的耳朵灌满了这种声音。” [39]

河南发生的饥荒是如此巨大而可怕，以至于几乎无人去关注发生在土地肥沃的广东省的类似饥荒，尽管据说有150万人死于其中。广东是沿海省份，毗邻被英国人占领的香港，当时的广东只发生过一些断断续续的战斗，尤其是在日本夺取了广州并收紧了对中国的封锁之后。1940年，广州沦陷两年之后，格雷厄姆·佩克乘坐一条走私船从香港经西江河口迷宫般的河道溜进广东。他所见到的第一个真实的小镇是淡水口（Tam Shui Ko），这里虽然还没有被日军入侵，然而却已经是“一座城市墓地”，绝大部分的居民，不论贫富，都在广州沦陷后的恐慌中逃离家园。“野草和灌木在不大的且有着白色骑楼的街道上疯长……从那些没有用砖砌死的门窗里能看到黑黢黢的被烧过的房间或者是露天炫目的日光。” [40] 佩克记得在公共建筑物侧面涂的抗日壁画和口号，这些都是早些时候抵抗精神的迹象，但现在，“在大多数的街道上，除了野狗和野猫，以及一些奇怪的驯服了的大老鼠外，唯一的生物是一些衣衫褴褛的路边摊贩，用托盘装着一些脏兮兮的商品”，他们“穿着粗糙的避雨蓑衣，像一群躲在废墟之中的毛发杂乱的野兽”，在大声兜售着。

1938年，作为阻止日军推进华北而做出孤注一掷的努力，蒋介石下令将黄河决堤 [41] ，黄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悲哀”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决堤只是推迟了日军的进攻，然而却造成了淹没广阔华北平原的大洪水，好几个省份整县整县地被浸泡在两三英尺深的水中。洪水造成大面积的粮食作物颗粒无收，使得最糟糕的时候每天都有超过1万名忍饥挨饿的人聚集在各大城市寻求救济。最终，80万人直接死于水灾或活活饿死。1945年时，500万难民仍然滞留在他们逃难的地方。

学者戴安娜·拉里在她有关中国战时苦难的记载中，把这些行为归因于“上峰夸大其词的爱国主义和下属的无能” [42] 的结合。随着任何战争的发展，特别是那些漫长的战争，约束都会松弛，肆意破坏都会增加。二战就是全面战争时代的标志，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城市都遭到密集轰炸，平民被大规模屠杀。然而，中日战争中死亡和流离失所的人的绝对数字残酷地表明：当灾难必然降临之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战争双方至高无上的意愿就是去接受降临在无名的、可替代的广大民众身上的严峻不幸。在毛泽东执政之后，他常常赞扬两千年前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尽管其建造长城这项重大成就不仅耗费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且也未能阻止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对中原王朝的入侵。中日战争的两方，都存在接受甚至鼓励大规模死亡的意愿，表露出一种对民族志气的狂热且盲目的依恋，这是一种普遍共享的感觉，认为死亡和穷困总是比战败更可取。一些研究战争的学者认为这种甘心牺牲自我的狂热应归因于在日本军事院校的经历。在这些军事院校中，许多未来的中国军官和他们的日本同行在上一个朝代的最后几天里曾同窗学习过，并且一起在那里被灌输过宁死不降或不当战俘的行为的荣耀。在任何情况下，令人吃惊的是没有战俘的存在。玛莎·盖尔霍恩将此归因于中国人对侵略者的凶残所怀的仇恨。“一名中国士兵，”她写道，“如果活捉任何一个日本战俘都能得到1000法币的奖赏。尽管这笔钱数额不小，但士兵们只要抓住日本兵就立即射杀，作为直接的个人报复，为那些住在和他们自己的家园一样的村庄里的人所受到的苦难而复仇。” [43]

战争爆发几周后，《纽约时报》在上海就这场至今已经涉及成千上万军队的战斗却完全没有俘获任何敌方士兵而采访了日本陆军和海军发言人。军方发言人也爽快地承认道，“‘几乎没有抓住一个中国战俘’，而当被告知中方宣称捕获一名日本士兵时，他咧嘴大笑”。 [44]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导致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许多统治者为了国家目的而牺牲大量人命，或者把大量死亡的数字看作国家经历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太平天国起义导致了2000万人丧生，这是十九世纪迄今世界上代价最高的战争，尽管美国的南北战争在这一点上也有一比。后来，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毛泽东曾说过对中国进行核攻击所造成的损失会比针对其他国家的类似攻击少很多。1959～1962年的饥荒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这是其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在他不断发起的政治纯洁化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技术人员受到冲击。中国总是有足够多的人可以重新开始，另起炉灶。

蒋介石身上也有类似的东西存在，正如黄河决堤泛滥成灾所表明的那样。基于军队太弱难以实施有效抵抗之理由而对日本让步多年后，蒋介石把全民抗战作为一项伟大的民族宗旨，再多的牺牲、再多的苦难也在所不惜。在争夺上海的战斗中，日本飞机对城市的华埠狂轰滥炸，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为可以免遭攻击，其人口从150万上升至400万。“成百上千的无家可归者阻塞了街道，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睡在办公室走廊、储藏室、寺庙、会馆、游乐场和仓库里，”历史学家魏斐德写道，“到这年年底，从街头或废墟中已清理了101000具尸体。” [45] 闸北区，全市最大的中国人居住区，就像另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成了“满目疮痍的震中地区”。 [46] 一位抵达上海北面的小城吴淞的法国记者写道：“整个城镇和周围村庄已被可怕的轰炸摧毁烧尽，夷为平地。” [47] 西北70英里外的无锡，人口由30万跌至10万。一位名叫熊谷靖（Kumagai Yasushi）的负责所谓平定南满铁路的日本军官，察看了上海西部的嘉定县城。他后来写道：

这是一片多么凄凉可怕的情景呀，房屋倒塌了，屋顶瓦片散落在道路旁，噼啪作响的电线扯落在地，使得走路也难以迈开步子。这里那里到处都是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炸出的坑。奇怪的是，只有矗立在市中心的高耸的佛塔毫发无损地幸存了下来。几乎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偶尔，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从一个坍塌的茅屋里爬出来，然后又爬回去。城墙内三分之一的房子已不幸被摧毁。我们感觉自己身处一座死亡之城，在这个神秘无声的世界中，唯一的声响是我们自己的脚步声。 [48]

为了抵挡日军进攻上海，蒋介石下令全师挺身而战（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将被全部消灭）而不是撤出部队，以便让他们能够保存下来再次投入战斗。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毁灭性的，不可恢复的。对中国军队伤亡人数的估计最低是18.7万，最高是30万，受到重创的主要是蒋介石手下受过德式训练并配备德式武器的最好的几个师，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其后果将直接影响中国在此后的战争中的军事效率。 [49] 在西方人眼里，这种牺牲从军事观点来看是毫无意义的，即使，如白修德所说的那样，“在政治意义上，这是一次战争的伟大的示范”，以其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民面对毫无获胜希望的战争所能表现的吃苦耐劳和英雄主义”。 [50]

在战争期间，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37年和1938年，紧随着卢沟桥事变而展开，日本对中国实施了双管齐下的全面攻击。其中一个矛头指向的是夺取黄河以北的省份，将它们与满洲地区合并形成由日本控制的华北，其地域面积将大于整个西欧。第二个矛头所向是富饶的长江流域。这两种攻击都包括对平民聚集区毫不留情的燃烧弹轰炸，从沿海城市上海到西南地区的桂林。一路上抢劫、大规模屠杀，以及强奸已成日军的惯例，因为日军奉行的政策就是旨在恐吓老百姓以使之屈服并迫使政府投降。随后就发生了著名的“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平民惨遭杀害，无数的妇女和女孩被强奸，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南京大屠杀的后果是，该城约80%的人口消失了，或者是因为死亡或者是因为逃亡。 [51] 在还留在遭受过屠杀的城市里的中国人中，78%的人没有收入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财产，甚至没有被褥。

对南京的蹂躏绝非发生在中国的唯一暴行，从长沙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只剩下一片废墟，再无人烟。徐州是上海北面江苏省的一个铁路枢纽，在其西南30英里开外一座小山坡上有个村子名叫闫窝。1938年5月20日，日本侵略军冲进村里，仅在一个小时内，就杀害了200人。“然后，他们把包括本地村民和难民在内共计670个男人赶到了村外一栋房子的院子里，”一个历史学家写道，“院子周围的房屋都被从外面点着火；试图逃离火焰的男人都被包围这栋房子的士兵射杀。670个人中除5人之外全都被杀。” [52] 在北面铁路枢纽台儿庄那延续数周的战斗中，2万人口锐减到只剩7人，1个85岁的男人和6个女人，《北华捷报》如此报道。 [53]

当然，大多数的地方没有遭受那种总体上的摧毁，但许多地方都经历了一种持续性的，几乎是例行的破坏。1941年1月的一个夜晚，盖尔霍恩坐飞机抵达昆明，这一天的白天，昆明遭到了27架日本轰炸机的狂轰滥炸。有一条街上几乎所有房子都被炸毁了，整条街

挤满了中国人：穿着黑色或褪色的蓝色棉布衣服的男人，缠了小脚的几个女人步履蹒跚，黑衣黑裤的农妇头发编了辫子垂在背后，孩子们夹在人流之中……一些管道被击中了，污水遍地，从破裂水管中流出的水使得行人要在街上蹚水而过。那些破烂的房子突然间裂了开来，长时间储存的污垢和异味全都释放了出来。几乎没有可呼吸的空气，那些现在还侧向倚靠在不稳定的横梁或者靠一堵坚实的墙支撑着而未倒的房子，随时都可能像雪崩似的倾倒在拥挤的街道上……在所有沿街的一面，靠着烛光和煤油灯光，人们在不停挖掘着，努力恢复他们自己那被炸毁的家园，他们用钉子把断裂的木板拼接起来，有的像是房顶，有的像是墙壁，搭成了能住人的棚子。只有在晚上才能干点活。第二天日本人又会来轰炸。 [54]

当白天空袭警报响起时，盖尔霍恩写道，人们只能逃离，因为城里没有防空洞，建筑物里也没有藏身处。“他们跑到山上去看日本轰炸机如何在他们的空城上空扔炸弹。”

* * *

中国人并没有按照日本指挥官的预期很快就投降，这时，日本发现自己已经深陷泥潭，这种泥潭后来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也很熟悉，那就是困在一场既不能断然获胜但似乎又不可能抽身而退的战争之中。到1938年年底，在一年半的大规模战争之后，日本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放弃了赢得一场纯军事胜利的希望。日本人不再寻求消灭国民党，而是试图扶植一个傀儡来摆脱中国政府。他们发现了一个前国民党左翼领袖，名叫汪精卫（从那时起，这个名字在中国就变得恶名昭著、人人唾弃），此人对日本人十分驯顺服从，因此被扶植为南京傀儡政府（又叫汪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向内地迁移，越过长江上的三峡天堑，搬到重庆，这里原先只是一个沉睡、落后且到处是悬崖峭壁的山城。随之而来的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僵持，但这个僵持阶段是非常血腥残酷的。一位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已经确定，在1942年12月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每月伤亡人数接近5万，这比上海战役和1937年武汉沦陷期间发生的伤亡人数仅少1万。 [55] 据国民党统计，在这期间共发生了9次大战和496次小规模战斗，还有2万多次小型冲突。

1940年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年份。1939年冬天，国民党曾试图组织一次大反攻，以多达80个师的兵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与此同时，共产党扩大了其控制地区，并且招募了新的部队，这两者都损耗了国民党的力量。但是，令蒋介石非常痛苦并失望的是，他的军队表现不佳，军队指挥官经常拒绝服从进攻的命令，反而沉溺于一种叛逆性的临时妥协，与敌人更多的是做交易而不是交战。 [56]

从1940年冬季攻势的失败到1945年年初收复滇缅公路，国民党再未尝试发动另一次大规模攻势。相反，它恢复了蒋介石所青睐的“纵深防御”，希望敌人在过度扩张的过程中会消耗自己，直至最终反攻成为可能。同时，在1940年，沿中国沿海向越南推进的日军夺取了广西，牵制了更多的中国军队并造成无数死伤。当然，其间既有政治挫折，也有军事败绩。在此之前，当苏联与轴心国德国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后，日本得以从满洲地区和内蒙古把军队解脱出来集中对付中国军队。1940年7月，屈从于日本的要求，英国停止通过香港或缅甸给中国供应物资。法国当时则处于卖国通敌的维希政权统治之下，允许了日本对河内的军事行动。河内至云南的铁路桥梁被炸毁。即使在日军实际占领缅甸之前，对中国的封锁也几乎完成了。

在美国参战之前整整一年，整个局势，换句话说，完全是灾难性的。到1940年时，日本在中国共有1000架一流飞机，相较之下，中国只有大约150架二流飞机，而且当日本占领了杭州和南昌之后，中国空军主要的飞行学校和飞机工厂也相继失去了。 [57] 中国所有防卫重庆的飞机在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几个月内被消灭殆尽，处于中亚大门的所有城市，包括成都、西安、长沙甚至兰州在内，均频繁遭到空袭。1940年5～9月，在所谓的僵持阶段，日本对中国的人口密集中心出动了5000架次飞机投掷了2.7万枚炸弹，这还是在陈纳德的飞虎队往往有效的骚扰之下进行的。 [58] 最终，日军夺取了长江港口城市宜昌，这是通往四川的门户，也是继续向西的铁路枢纽。由此日本人得到了一个基地，既可用于轰炸攻势，又可控制湖北省的水稻产区。

尽管日军的绝对数量在被占领的中国土地上看起来很高，但实际上分摊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就很单薄了。日本的政策是控制战略要点，特别是中国的铁路线，并通过引诱中国本土人士与他们合作来成立地方行政当局。这样做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敌对方的渗透、抵抗和游击骚扰，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对手主要是国民党控制下的武装力量，名气更大的对手在华北，属于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武装。战争结束多年之后，日本老兵作证说，从1942年起，为了应付这种困难局面，日本在中国执行了后来被称为“三光”——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这意味着针对庇护游击队的村庄和针对任何涉嫌反对日本统治的个人的野蛮报复。日本学者估计，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是有270万中国人丧生。最为裕仁天皇认可的美国传记作者赫伯特·比克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光”政策所导致实施的残忍暴行“比陆军的化学战和生物战或者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所具破坏性要大得多，持续时间也长得多”。 [59]

生活被战争以多种方式变形，扭曲成奇怪的、面目全非的形状，就像被占领后的欧洲的人们一样，中国人也以他们自己众多的、不同的方式去应对。有些人投敌成了汉奸，或者有能力利用局势来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还有些人成了烈士。成千上万来自城市地区的青年人被吸引到共产党在延安的总部，认为那里是真正的爱国活动的中心。数以百万计的人逃离了家园，并且多年来一直还是难民。中央政府撤离了类似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留下了权力真空，听任秘密社团、犯罪团伙和走私商人来填补。“他们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一位上海居民写信给市政府的看守人员称，“结果是善良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土匪则大量涌现，谋杀和强奸每天不断。” [60]

“在抗战过程中，”一个名叫陈存仁（Chen Cunren）的上海医生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受苦的人遭受的苦难越来越多；那些富裕的人发财的方式千奇百怪、令人费解。” [61] 通敌卖国者、爱国人士和只求能生存下去的绝大多数人之间相互作用，创造了无数无奈、盘剥和复仇的辛酸故事。在被日本于1941年从英国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的香港，有个姓谢的矮矮胖胖的中国警察，曾没收了一个被关在拘留营的英国人的房子，他后来结交了一个名叫中岛的日本宪兵，两人狼狈为奸。 [62] 他们伪造罪名，肆意逮捕香港的中国人，然后要求他们的家人支付赎金。自然，这个姓谢的在香港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人。在某次事件中，一位名叫多米尼克·阿尔维斯（Dominic Alves）的葡中混血男子，被抓进了在九龙一所由姓谢的看管的私人监狱中，这可能是因为多米尼克曾经在一桩房地产交易中击败过姓谢的。但是，这个故事有着一个相当圆满的结局。多米尼克那有着中葡血统的妻子米利亚姆，去找在九龙的日本当局投诉，控告谢和中岛两人。她得到了一个日本殖民官员的支持，这位官员对日本那冠冕堂皇的宣传持很认真的态度，相信日本入侵并占据大部分亚洲地区是为了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这块大陆，给亚洲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米利亚姆的努力既带来了奖励也受到了惩罚。她为私闯九龙宪兵队的鲁莽而被鞭笞八下，但她的丈夫被释放，那个姓谢的也销声匿迹了。

这些原本是在某些地区发生的早期恶性争斗的场景，自从日本于1938年扶植傀儡政权以来就已经屡见不鲜了，这是一种汉奸的颓废与极端贫困和绝望共存的现象。历史学家魏斐德描述了“电影小明星、歌剧女歌唱家、社会名流和交际花常常光顾” [63] 位于上海法租界巨泼来斯路 [64] 的一栋豪宅，他们的汽车经常被人看到停在外面的车道上。拥有这块地产的是一个叫潘三省（Pan Sanxing）的人，他还垄断了长江上从上海到汉口（在上海西边约200英里）的客轮运输。他拥有中餐、日餐和西餐馆，以及上海最出色的妓女，“随时可供日本军官狎玩，那些军官饮用了两三杯昂贵的洋酒之后，醉意醺醺，期待着在铺着榻榻米的客房里吸毒纵欲……他们可以免费在那里待到天亮”。这种“汉奸的奢侈生活”包括了一种利用商品短缺和失意绝望的创造性的创业精神。陈医生叙述了有关抗生素的黑市，一剂用量的花费之高可以买下一栋别墅，黑市由地下团伙所操纵，它们派走私船去印度支那搜集抗生素。在上海最知名的医生中有一位名叫丁惠康的肺结核病专科医生，他发明了一个巧妙且可营利的方法来克服诊断所需X光片的短缺。丁医生只用一台仪器，不需胶片。 [65] 患者在仪器前面站一分钟，技师直接检查人体透视影像。技师会在病人的掌心用红色的圆圈标示病人的肺部轮廓，指明他认为自己所看到的结核点。然后，丁医生用一根又长又粗的针把空气注入被感染的部位。他也给那些能够买得起抗生素的富有病人使用抗生素。丁医生把他在战争期间赚取的钱财用来购买罕见的中国古董以及吸引女性，特别是女演员。

然而，在日本占领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和舒适无缘的。到1945年时，由于多年的战争而造成了物资严重短缺，日本在城市和乡村同时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例如，在上海，大多数家庭的用电量到了每天仅限于用十五瓦灯泡照亮几分钟的地步。 [66] 特别要说的是，所有的反日情绪都要遭到审查。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日本就接管了在上海已经建立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政府不能行使主权的外国租界，并立即下令销毁所有的报纸、杂志和涉及当代历史的书籍。大街小巷都燃起了熊熊的焚书火光。日本人还命令家家户户上交收音机，并要求18～30岁的所有男人加入当地街道治安维持会，参加八小时轮班的保甲监控。反抗者被关在警察总部里遭受严刑拷打，包括往鼻子里灌水、拔指甲，以及所谓的芝麻卷，即把受害者塞进一个绑得紧紧的麻袋里踢来踢去。 [67]

因其在太平洋的损失以及要为预期的对本土列岛的入侵做好准备，日本变得越来越心烦意乱，日军被用船运出上海，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满洲地区的伪满汉奸军队。这些军队被称为“皮帽士兵”，因为他们穿着适合自己寒冷的北方家乡的衣服。 [68]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日本人却仍然不断地宣告自己一直在打胜仗；有时候日本人用巨型宣传气球拖着彩带飘浮在上海的跑马场上空来公布这些胜利，其中一些无疑确实发生在军事前线。而伪满军队，如果与被他们换走日本军队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比日军更糟。根据魏斐德的记载，他们“进入上海时，一路奸淫掠夺”。他们要求日本人为他们建立“慰安所”，这是战时为日本兵建立的卖淫场所的委婉说法，日本人回答说妓女短缺，伪满士兵就挨家挨户搜捕“幸存的老年妇女以满足他们的肉体之欢”。

对中国妇女的暴行惨无人道，数不胜数。就像日本人在朝鲜及东南亚地区所干的那样，他们在中国也到处开办“慰安所”——在全国各地正式经营的共有280家——从而每40名士兵可共用1名“慰安妇”。 [69] 在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强奸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乡村女孩常常被肆意抢走，供日本官员和较低级别士官发泄性欲，给受害者造成的后果是疾病和永久的耻辱。一个亲眼看见日军袭击浙江省永嘉地区枫林村的证人多年后回忆道：“他们强奸了许多妇女，其中有一个生完孩子才满三天。” [70] 另一名也在浙江的女性证人名叫傅杨（Fu Yang），当日本人来到她的村庄时，她还是个孩子。“日本人强奸‘花姑娘’，无论她们是6岁还是60岁，”几十年后她告诉采访者，“我妈妈每天都会用黑色污垢涂满我的脸，让我穿男孩子的衣服，留男孩子的短发，生怕日本人会抢走我。我们的邻居，王太太，虽然已经满60岁了，但她也没能逃脱。日本人抢走了她，后来把她烧死了。” [71]

对于成百上千万不是日本侵略的直接受害者或没有受到战争暴力实际影响的中国人而言，战争仍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艰辛，并伴随着深层次的心理创伤。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一直遭受缺乏兵源的困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伤亡太大，而这样又给未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全部村庄造成了持续的痛苦，以至于许多农民认为生活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日子过得比在国民政府控制下更好。1944年11月，在抵达中国后不久，魏德迈给马歇尔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有着4.25亿人口的国家却招募不到足够数量的新兵。在被日本控制的土地上无法招募新兵，并且日本控制了中国东部地区的主要人口中心。除此之外，农业上还需要许多能干之人，否则这个国家将会挨饿，工业上也是如此，需要工人生产国家在战争中需要的物资。而且，魏德迈说：“营养不良、不讲卫生、公共卫生条件差以及令人遗憾的医疗服务，都导致了体能上能够服兵役的男性数量的减少。” [72]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危害性不亚于饥荒或水灾，而且更频繁——每年两次——并造成更多的受害者，”魏德迈在观察了美国的中国盟友几个月后这样写道，“拿饥荒、水灾和旱灾与征兵相比，就像拿水痘和瘟疫进行比较一样。” [73] 隶属于美国大使馆的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赖斯在报告从山东到安徽等中国中部地带各省的情况时，这样说道，“除了最贫穷的人之外，其他人都能逃避兵役。被征士兵受到虐待，很少或根本得不到训练。军官们热衷于做买卖和走私毒品，而他们的士兵则依靠人民生活。散兵敲诈勒索过往客商和当地富裕人家”，其结果是激起了人们的“敌意和对立”。 [74]

包括白修德在内的其他观察家也报告说，国民党军队的征兵无异于一种绑架，新兵实际上是被用绳索捆绑在一起，在枪口的逼迫下离开自己的家园，然而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却生活在成群低声细语的仆从和价值连城的古画之中。

这些被征召的新兵大多数都被强行从妻子和孩子身边带走，结果是他们的妻儿老小丧失了经济上的支柱。中国不是美国，不会把上前线的部队将士的工资支付给他们家中的妻子。对无数中国妇女而言，一旦她们的丈夫远离家园或因阵亡而阴阳相隔，她们就会陷入贫困之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75] 这场战争也造成大批人口流离失所。1921年出生于武汉的刘群英对美国学者说，她的家在1938年1月被日军炸毁后，她和弟弟、母亲都沦为难民。日本人的目标是到达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而国民党政府几个月后也避难迁移到了那里。

“潮水般的人群带着他们的财物拥挤在道路上，使得前进非常缓慢和混乱，”她说道，“我们不得不和人群一起留在主要道路上，因为土匪往往会袭击走散的难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白天，我们随着人山人海慢慢移动，饿了就吃我们随身带的干馒头。到了晚上，我们只是把我们唯一的一床被子铺在地上，我和母亲轮流睡上几个小时。” [76]

刘群英和她母亲及弟弟是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的一部分，数百万人被迫逃离被日军侵占、轰炸和掠夺的城市与乡村。他们向西跋涉，试图到未被占领的省份去寻找住所和工作。在战争期间，包括长沙、桂林和徐州在内的许多城市，基本上是全城人口都逃光了。大量来自上海、广州、南京、汉口等被占领和被践踏城市的人口加入了沿着道路和河堤向西逃难的混乱人群之中。

当时的目击者对这种颠沛流离所付出的辛劳而倍觉惊叹，战争初期的情景也是如此。沿着长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之上可以看到7000名苦力拉着7000辆人力车，全都满载着井盖、下水道格栅和散热器，这都是在日军于1937年10月攻占汉口之前尽力从汉口抢运出来的。 [77] 一个加拿大天主教传教士在目击了徐州以南的逃亡队伍之后写道：“绵延不断的牛车队伍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带子。整个北方的人口都出动了。妇女和儿童都挤在大车上，周围捆绑着篮子、麻袋、鸡、羊等。许多人都流着泪水，孩子们在啼哭。男人们抽打着牛。谁也无法停止，只能继续走。在这一切的中间是不计其数的士兵……个个脸色阴沉。呼吸到的只有尘土。” [78]

报道了四个月徐州之战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写道，“牛、马、驴”全都在“沿路逃亡”。

一些年轻男人背着行李和他们的家产，另一些人背上驮着老人。有些人怀里抱着孩子，有些人扛着被子，还有的人扶着自己的老母亲或生病的妻子。苦难的悲情在相互之间蔓延——缠着小脚的老妇，躺在大车上满脸皱纹的家族长辈——都在逃离毁灭。 [79]

在这大迁徙的途中，刘群英和她母亲遇上了逃离自己安徽家乡的一对兄弟，他俩帮助她们走完了到湖北恩施的整个路程，据说刘群英的中学已经搬迁到了那里。为报答兄弟俩中哥哥的帮助，刘群英只能顺从他的性要求，她的母亲无奈但也默认了。到达恩施后，她们发现其实学校根本就没有在那里重建。靠近四川的这个小城，挤满了难民，物价很高。“我感到伤心和绝望。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只能随波逐流，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得不和那两兄弟住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满足那个哥哥的性需要，为了我的母亲和弟弟去忍受生存的痛苦。” [80] 离开恩施，这群人又辗转去了重庆。重庆当时是、现在也是坐落在陡峭山坡上的山城，俯瞰着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重庆本身就是一个痛苦和抵抗的神奇故事的发生地。正如我们所知，为了远离日本侵略的锋芒，国民政府到1938年年底就完全迁到了重庆。许多大学也搬迁到了重庆郊外。在日本侵略军到达之前就被拆除的工厂，也被一部分一部分地搬到了四川和云南，并在那里得到重建。这意味着政府官员、教师、技术人员、工厂经理和其他人员大量涌入并聚集在这个落后的供给不足的城市，如同那些更加绝望的难民一样。尽管官员们有薪水可领，可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很艰难。

社会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在1944年得到英国新闻部的授意而访问了中国，他提到了这个“竹子、烂泥和苍蝇”的世界，这个到处充满厕所恶臭的中国。官员和教授都住在漏水的老鼠出没的房间里，重庆炎热、潮湿的夏季令人窒息，潮湿、阴冷的冬天又使人寒冷难耐。比顿拜访了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教授，他从上海迁居到重庆。比顿说道：

他靠着劣质大米生存，在一间类似监狱囚室的房间里睡觉和工作，没有人照料他。除了用两本词典撑着一块木板作为一张床，还用一个箱子隔了几层来存放从先前生活中抢救出来的书卷之外，他没有任何家具。按照“节油”运动的要求，油灯必须在夜间尽早熄灭。 [81]

因为没有供水管道，所以生活用水必须向苦力购买，他们从河里取水后用扁担挑着贩卖。物价很高，特别是临近战争结束时。比顿写道：

生活得像农民那样的，都是些法国文学或欧洲哲学的伟大的专家和学者；那些一直担任科学杂志编辑，或一直是知识界和思想界核心的人士，都被困顿滞留在这里，连买香烟的钱也没有。有些人因烂脚而无法行走，还有些人因缺乏营养和缺少洗浴而引发疾病。然而，他们却仍然保持着令人惊叹的欢乐，充满着活力。 [82]

他们的生活还时常伴随着空袭警报，并且在一段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每天都要跑去躲在重庆陡峭的山坡中开挖出来的防空洞里。1944年年底抵达重庆后的第二个晚上，魏德迈将军通宵未眠，一直听着对这个城市的空袭，他说，这提醒他“中国的确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83] 到1941年年底，根据租借法案承诺提供给中国的价值1.45亿美元的物资中，只有2600万美元的物资已经运到，还有大量物资在缅甸等待经滇缅公路运往中国。 [84] 在几乎三年后，魏德迈还提到在重庆的那天晚上，炸弹不时地落在城里山坡上挖出的防空洞的入口附近，躲在洞里避难的平民差点被活埋。即便如此，在这战争开始后的第六年，蒋介石把重庆作为战时临时首都以来的第五年，重庆仍然没有高射炮或现代警报设备，“日本鬼子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夜幕降临前”。魏德迈的结论是“必须对此采取措施”， [85] 但结果还是什么措施都没有。

比较而言，比顿所见到的那些背井离乡的官员和教师的生活几乎还可以说是奢侈的，而像刘群英那样的人或其他无数以茅棚为居却还被警察拆毁，因为没钱而得不到医治，以及沦落到沿街乞讨度日的流民的生活就更加凄惨了。他们中许多人在重庆两江交汇处狭窄的平地上迅速涌现的巨大棚户区里找到了家，如果这也算是家的话。“在贫民窟与人类共存的有家养的狗和野狗，猫和老鼠，以及其他虫子，”曾经住在河堤边的一个居民回忆道，“包括跳蚤和蟑螂。在夏季，潮湿的河岸是蚊虫滋生地……我们一年到头都苦不堪言。” [86]

在向西行进的旅途中，刘群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和母亲以及弟弟，还有那途中相遇的兄弟俩，往往走一天路，然后她的母亲和旅伴就会去设法干几天活，以便获得食物再继续接下来的行程。她们花了一年时间才到达重庆。刘群英生下了一个孩子，一出生就身体虚弱。在日机一次轰炸时，刘群英跑往树丛躲避但摔了一跤，孩子便死了。

“我们在野外挖一个洞，把他埋葬了，然后继续我们的旅程，”许多年后她说道，“我的心都碎了。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被埋在哪里。” [87]

当他们这群人到达重庆后，刘群英嫁给了那个哥哥，不料他竟然是个酒鬼，还喜欢玩女人。他经常光顾妓院。他会把女人带回家，并要求妻子为他们做饭。最终，她的丈夫永远离开了，刘群英在重庆战时救助局下属的一所小学找到了一份教学工作。她母亲和她还接了些洗涤和清洁工作。学校的校长还亲自帮衬她一部分工资。之后她又有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患了肺炎，但没钱买药，最后“在我的怀里死去”。 [88]

1944年4月，由于未能迫使中国投降，而且面临着美国将使用中国领土进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性，日本结束了僵持阶段，发动了“一号”作战攻势，试图夺取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这是八年抗战期间的第二个旷日持久且战斗激烈的阶段，因为日本试图实现两个目标。其一是开辟一条陆上通道，直达日本在1940年就夺取了的印度支那，以便借助铁路线将部队和物资从越南海防港直接运往中国东北，然后用船运到日本本土。其二是要摧毁美国第14航空队用于轰炸中国被占领土上和太平洋上日本目标的众多机场。正是在这次战役中，长沙沦陷了。

“一号”作战计划在西方从来没有获得太多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与战争中其他重要交战同时发生，包括盟军登陆诺曼底。尽管如此，由于这场战役跨越了1944年整个下半年，所以成为日本在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总共投入了17个师团的50万官兵，其中有的是从东北调遣而来，有的则直接来自日本本土。在中国一方也有着同等数量的士兵，但一如既往，其中多数士兵营养不良且装备不足，作战时通常互相不配合，时不时有人逃跑，有的部队只顾保留实力，见死不救。

“一号”作战攻势所造成的破坏和混乱是极其可怕的，伤亡人员的总数是个天文数字。逃难人群阻塞了道路。受阻于过度扩张的供应线和美国轰炸机的骚扰，日本人被迫竭尽所能以求生存，他们四处掠夺，射杀或刺死那些敢于抵抗者。在1938年和1939年就遭到轰炸但随后或多或少平静了几年的城市再次遭到了轰炸。美国空军主要基地所在地的桂林被夷为平地，人口大幅减少，同时，正如我们所知，湖南省最大的城市长沙，成了一片无人居住的废墟。

中国小说家巴金在战时日记上写道：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烧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吧。

……

从以上简单的报告里，你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受难的情形，从这个城市你们会想到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它们全在受难。不过它们咬紧牙关在受难，它们是不会屈服的。在那些城市的面貌上我看不见一点阴影。在那些地方我过的并不是悲观绝望的日子。甚至在它们的受难中我还看见中国城市的欢笑。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 [89]

* * *

只要能忍受，把仇恨牢记在心，就已经是一种胜利，或至少是一种救赎。但能够进行反击就更好，被视为正在勇敢顽强地进行反击的团体将赢得中国人民的敬仰。蒋介石所实施的反击远远超过了许多美国观察家和之后的历史学家的认知。对于那些未被允许亲赴前线的观察家而言，通常更容易看到的是非军事性的抵抗。在未被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到处是海报、高唱爱国歌曲的游行学生、呼吁人们忍受的宣传电影等景象。蒋介石频繁的演讲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他那富有魅力的妻子宋美龄，到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广泛宣传中国的顽强抵抗，并游说议员以求获得帮助。报纸和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报告充满了中国获胜的报道和日本遭受的毁灭性损失。

正如我们所知，这些做法颇具讽刺意味。国民政府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宣传，也越来越不被人相信。但实际上国民政府的抗日作用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共产党进行的抵抗很少，其损失只是国民党部队遭受损失的一小部分。然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蒋介石越来越不被认为是个英雄般的斗士，而共产党军队则越来越被认为能征善战，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在中国遭受的苦难削弱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威信及合法性的同时，共产党却能够将它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1]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20.

[2] 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42.

[3] Arthur Waldron，“China’s New Remembering：The Case of Zhang Zhizhong，” Modern Asian Studies 30，no. 4 （Oct. 1996）：948.

[4]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98.

[5]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98.

[6] 现属安徽省。——译者注

[7]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41.

[8]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p.244-45.

[9]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52.

[10]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56.

[11] 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子张问仁于孔子”条。——译者注

[12]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7.

[13] John K. Fairbank，introduction to Peck，p.3.

[14] John F. Melby，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21.

[15] Ruth Altman Greene，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6.

[16] Edward Gulick，Teaching in Wartime China：A Photo Memoir，1937-1939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p.72-73.

[17] Edward Gulick，Teaching in Wartime China：A Photo Memoir，1937-1939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74.

[18] Nora B. Stirling，Pearl Buck：A Woman in Conflict （Piscataway，NJ：New Century Publishing，1983），p.57.

[19]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1.

[20]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1.

[21] Diane Lary，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63.

[22]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2.

[23]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3.

[24]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4.

[25] New York Times ，Nov. 21，1938.

[26]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4.

[27]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63-64.

[28] Gulick，Edward. Teaching in Wartime China：A Photo Memoir，1937-1939.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p.238-39.

[29]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5.

[30]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144.

[31] Martha Gellhorn，The Face of War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8），p.77.

[32] Cecil Beaton，Chinese Diary & Album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2.

[33]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1946），p.xiii.

[34] Nancy E. Riley，“China’s Population：New Trends and Challenges，” Population Bulletin 59，no.2 （June 2004）：6.

[35] Richard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New York：Farrar，Straus，and Giroux，1972），p.73.

[36] John K. Fairbank，“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51，no.1 （Oct. 1972）.

[37] Stephen R. MacKinnon，Diana Lary，and Ezra F. Vogel，eds.，China at War：Regions of China，1937-1945 （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78.

[38] White，Theodore H.，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1946，p.169.

[39] White，Theodore H.，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1946，p.170.

[40] Peck，Graham. 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50，p.30.

[41] MacKinnon，Stephen R. 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178.

[42]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64.

[43] Gellhorn，Martha. The Face of War.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8，pp.99-100.

[44] New York Times ，Sept. 25，1937.

[45]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7.

[46]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246.

[47]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245.

[48] Diana Lary and Stephen R. MacKinnon，eds.，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UBC Press，2001），p.57.

[49]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247.

[50] White，Theodore H.，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p.52.

[51]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50.

[52]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98.

[53] MacKinnon，Stephen R. 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103.

[54] Gellhorn，Martha. The Face of War.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8，pp.85-86.

[55] Hans J.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 （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233.

[56] Hans J.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 （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243.

[57] Edward Dreyer，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don：Longman，1995），p.258.

[58] van de Ven，Hans J.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 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246.

[59] Herbert P. Bix，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0），p.367.

[60]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p.246-47.

[61]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1.

[62] Emily Hahn，“Black and White，” The New Yorker ，May 5，1945，pp.21-23.

[63]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3.

[64] 今安福路。——译者注

[65]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3.

[66]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3.

[67]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3.

[68]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5.

[69] Max Hastings，Inferno：The World at War，1939-1945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11），p.416.

[70] Yang Chengyi，ed.，Fenghuo mengyue zhong di jipin：Zhejiang kangri zhanzheng kousu fangtan ［Memories in the Blaze of Wartime：Oral Interview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Zhejiang］ （Beijing：Beijing Library Publishing，2007），pp.10-11.

[71] Yang Chengyi，ed.，Fenghuo mengyue zhong di jipin：Zhejiang kangri zhanzheng kousu fangtan ［Memories in the Blaze of Wartime：Oral Interview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Zhejiang］ （Beijing：Beijing Library Publishing，2007），p.76.

[72] FRUS ，1944，pp.191-92.

[73]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6，p.66.

[74] FRUS ，1944，p.211.

[75]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9.

[76] Danke Li，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56.

[77] Time ，Dec. 26，1938.

[78] Lary，Diana，and Stephen R. MacKinnon，eds. 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m China. Vancouver：UBC Press，2001，p.105.

[79] Jack Belden，Still Time to Di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4），p.84.

[80] Li，Danke. 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57.

[81] Beaton，Cecil. Chinese Diary & Album.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63.

[82] Beaton，Cecil. Chinese Diary & Album.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63.

[83]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8.

[8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94.

[85]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8.

[86] Li，Danke. 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87.

[87] Li，Danke. 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58.

[88] Li，Danke. 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60.

[89] Ba Jin，Guilin di shou-nan ［Hard Times in Guilin］，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xiexingcun.com.

第四章 毛、周和美国人

1944年7月22日，八名美国外交官、军人和特工在战时首都重庆登上美国空军C-47货机飞往共产党人总部所在地延安。这条航线几乎是朝正北方向，飞越600英里，该地所处地带在政治和地理上把中国一分为二。飞机飞越四川省的亚热带绿色山脉和梯田，在中国古都西安略作停留，然后继续飞行，跨越黄河。从空中看黄河就像是一条宽广的波状长带，不是黄色，更似泥土的褐色。黄河以南是国民政府的领土；以东是日本占领下的傀儡国（指汪伪国民政府），其正式名称一如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国，也为“中华民国”。正北约200英里就是延安，当时有个美国游客将延安描述为“饱受侵蚀的一大块高原”，在将近十年前，经历九死一生的长征的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随着飞机接近目的地，作为延安著名标志性建筑的一座明代白色九层宝塔，隐隐呈现在附近一个寸草不生的褐色山丘上。还可以看到有一大群人等候在下面的旷野上，其中有人打着手势告诉飞行员在哪里着陆。飞机降落在一些峭壁前面，“延安精英们住的一排排紧挨着的窑洞，就是在这些崖壁里挖出来的，可以躲避敌人的轰炸”。 [1]

当C-47降落在草地跑道上之时，几乎发生一场灾难。 [2] 飞机的一个轮子陷进一座旧坟，导致飞机下降时向左侧倾斜。仍在转动的螺旋桨撞到地面，从轴上脱离了出来，飞切进飞机前部的机身，几乎伤及飞行员。乘客和旁观者在经历了一番迷茫之后，周恩来，这位中国共产党温文尔雅的对外代表，大步流星地走上前去，与代表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紧紧握手。和善的包瑞德上校是前任武官，身材高大、粗壮，过去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中文讲得很地道。

美国小组中约有六人是为战略情报局工作的，该局是中央情报局在二战时的前身，急于获得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报，也希望从共产党那里获取有关日本占领军及其中国傀儡政府军队的情报。在这些特工中有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雷蒙德·克罗姆利，他曾被派驻日本，是一个日本军事问题专家。 [3] 还有查尔斯·斯特尔，他是一个擅长游击战的突击队老兵，参加过在缅甸的战斗行动，他将选择在华北的日本目标。另一个成员，布鲁克·多兰，曾参加费城自然科学院发起的收集鸟类的探险活动，广泛游历过中国大部分省份，包括西藏，被认为非常熟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 [4]

级别最高的非军事人员是36岁的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同他的朋友、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一样，都出生于中国，父母也是传教士。谢伟思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富有经验、相貌堂堂，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和吉米·斯图尔特 [5] 颇为相似，属于一个极其聪明勇敢又会讲中文的年轻外交官员群体，他们的命运与中国和美国诡谲的国内政治有着密切关系。

等候的人群翘首以待贵客多时，所以欢迎的热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共产党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与美国建立自己的关系。周恩来于1943年就曾建议美国派代表团到延安，戴维斯也曾正式将此事提交美国国务院。“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如此不祥地在地平线上显现，美国政府迫切需要有关他们的第一手情报并同他们接触。”戴维斯后来如此写道。 [6]

而且，除了美国人和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有过亲切交流之外，美国政府对这么一个到1944年年初已经控制了有着近1亿人口的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没有直接认知，这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是真的在抗日吗，就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难道他们就像国民党坚称的那样，是屈从莫斯科一心要统治世界的理论家吗？抑或像史迪威认为的那样，他们只是些民族主义者，其社会和政治纲领并未超出某种良性的土地改革？

解答这些问题的信息都是间接的，来源模糊的。驻重庆美国大使馆一名外交官撰写的一份文件表述了他对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印象，仿佛它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其所标明的来源为“一位身处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法国国民”，一位“最近旅行经过那片地区的比利时欧亚混血人”，以及“一位飞机坠毁在中国游击队控制地区的美国飞行员”。 [7] 1944年2月，白宫正式要求蒋介石政府允许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员去共产党总部。蒋介石的回复是他将为这项计划“提供方便”，但实际上固执地拒绝了。

蒋介石的抵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的要求实际上相当于对共产党人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国中之国的非正式承认。然而，国民党阻止美国与共产党的接触，以及就此针对共产党的全部宣传，可能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将其称为充满了“明显的谎言”，“几乎毫无可信之处”，还“有点荒唐滑稽”。 [8] 国民党的宣传的确如此，尽管其中并非一无是处。在何应钦参谋总长4月时给史迪威的参谋长T.G.赫恩少将的有关中共的官方描述中这样写道：中共的目的是“尽可能延长中国的抗战……希望在远东制造普遍的混乱状态（以便）夺取中国的政权，作为迈向世界革命的一块踏脚石”。 [9] 至于共产党军队，何说，“他们只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和未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在与日本人合作，而不是与他们作战。此外，据何应钦所言，共产党人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非常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的政策是“恐吓人们就范”，但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的对抗中，总是存在着武装叛乱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在该地区保持一定数量的军队”。美国人估计大约有40万的政府军保持着对共产党人所在地区的封锁，导致这些军队不能被用于抗日作战。

何应钦的公文与其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倒不如说是一幅讽刺画。共产党人对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造成的长期威胁确实比日本人更大，而且由莫斯科策划的“世界革命”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尽管这一目标比何应钦的看法更为遥远、更偏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公共关系活动来防止对共产党的任何有利的看法，不让其获得美国决策圈的关注，这对国民党的生存而言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它推行的政策直接体现了这一目标。在重庆的西方记者不得不忍受严厉的审查制度，但无论是审查制度还是频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都未能真正提升国民政府的公信力，美国大使高斯认为这类发布会的内容多半都是些“喋喋不休的说教”。 [10] 对国民党来说不幸的是，外国记者和外交使团干脆就不相信由行政院新闻局提出的报告，其中对中国所打胜仗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而日本人的伤亡数字却大得令人吃惊，精确得令人生疑。任何细节都未曾忽略。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当局甚至禁止使用西方新闻报道里的“通货膨胀”这个词——而此时重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承受着物价快速上涨的痛苦。

毋庸置疑，这种情况下，在重庆是得不到任何可证实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写照的。的确，在重庆的西方记者甚至都被禁止在他们的发稿中提到共产党，除非，就像《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哈里森·福尔曼后来指出的那样，“去引用委员长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说的话，指责共产党‘霸占国家领土’，‘攻击国民政府军队’，或‘阻碍战争的进程’”。 [11] 外国记者提出想采访共产党地区的要求是完全不受欢迎的，随着对审查制度不满的增加，提出要求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蒋介石本人的担心也溢于言表，唯恐任何美国观察团的“年轻幼稚”的成员会“相信中共的宣传”，并把他们的轻信转达给“华盛顿的高级官员”。 [12]

一方面意识到操纵舆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要在外国人中维持一定程度的信誉，蒋介石真是左右为难。此外，到1944年春，国民政府在河南正遭受日军“一号”作战攻势的重创，同时在陕西又面临被攻击的威胁，使得它比以往更加依赖美国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与担心相反，蒋介石也怀有一定的希望，如果西方记者和军事观察员参观了共产党的延安总部，他们可能会开始了解共产党的“独裁”和“欺骗性”的本质。 [13] 这年4月，蒋介石回复了以《时代》杂志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为主席的外国记者协会提交的正式请求，说政府会允许他们访问延安——前提是共产党要“确保在共产党人占领地区行动和调查的充分自由”。 [14]

几个月后，由少数美国和英国记者组成的新闻代表团奔赴延安，陪同的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官员——用如今的记者辞令来说就是“看护”。不久之后，蒋介石对组成正式军事观察团的要求做出了让步，很快，被称为“迪克西使团”的军事观察团就诞生了，之所以取这个代号是因为它将立足于反叛者的领域。 [15]

观察团到达延安的当天，就与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共进午餐，周恩来也在场，他立刻就显示出他个人的外交技能。“上尉，”他对受损的C-47飞行员杰克·E.钱皮翁（Jack E.Champion）说道，“我们认为你的飞机是个英雄。幸运的是，另一位英雄，你自己，没有受伤。毛主席要我转告你，你没有受伤令他感到宽慰。” [16] 毛泽东本人也协助确立友善的基调，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称观察团的到来是“自抗战开始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事件”。 [17]

很快，谢伟思和包瑞德就同四年后即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者的人们一起吃午饭和晚饭，一起喝茶，并喜欢上了他们。这些人在报告中把共产党领导人描述为直爽、谦逊，充满鹰级童子军 [18] 的活力，尤其热忱、平易近人、无戒心、坦率——后面这些品质不言而喻地和蒋介石形成对比，他专横地隐居在重庆郊外摆满古玩的山顶住宅，被史迪威称为“花生米的贝希特斯加登 [19] ”。多年以后，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高级官员住进了毗邻北京紫禁城的园林府邸，高高的围墙和护城河环绕四周。但在延安，他们给美国访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的简朴生活，所住的窑洞装的是木头门和纸糊窗户，家具仅有粗糙的桌椅，以及一个搪瓷脸盆架。 [20] 这不是贝希特斯加登；这更像是福吉谷 [21] 。

延安的窑洞都是在黄土崖壁的同一高度上挖掘出来，再由几何状的陡峭曲折的小路相连接，这种景象本身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每个窑洞都有一个拱形入口，门前窄窄的一块平地作为一个小小的菜园子，也许还是鸡窝或猪圈，或娃娃玩耍的地方。其给人的印象是规模宏大的某种沙漠营地，就像驻扎在西奈的以色列人，或是在中东的罗马军团。窑洞里没有室内管道。厕所的位置距离窑洞很远。窑洞里的照明靠的是昏暗的煤油灯，取暖靠的是炭火盆，这会散发出大量危险的一氧化碳；观察团中的一个成员，梅尔文·A.卡斯伯格，是来自圣路易斯的医生，他告诫同事们烤火取暖时一定要让窑洞的门开着。共产党领导人都穿着棉服棉裤，没有任何军衔装饰，他们说自己渴望与美国建立友谊，他们非常坚持这一点，他们也钦佩美国的民主性质。对于几个月前随记者团到过延安的福尔曼来说，整个景象是“边区人民韧性和决心的一个宏伟象征”。 [22]

到达延安仅仅六天，谢伟思就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了他的第一印象，这是“极其有利的印象”，与福尔曼的印象非常相似。他说，进入像延安这样的地区，每个人都要“有清醒的意识，绝不能头脑发热”，要充分认识到，那里的情况不可能与之前的访问者所描述的一样好。然而，他继续说道：“我们全体团员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正在见面的也是不同的人民。” [23]

如他所说，在令谢伟思以及观察团其他成员印象深刻的画面中，有一些东西不在构成要素之内——“无论在言语还是行动上，都没有炫耀和走形式”，没有“卫队、宪兵和重庆官场的哗众取宠”，也没有“乞丐和绝望的贫困”，而在中国其他地方，这两类都是不可避免的。“人们说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普遍带着敬意（对毛泽东更是怀有一种崇拜之心），但这些人都很平易近人，对他们完全不必谄媚奉承。”谢伟思在报告中如此说道。就抗战而言，“士气非常高……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百倍。没有厌战情绪”。与此同时，“到处都在强调民主和与普通百姓的亲密关系”。他发现自己与另一个已经在那里的西方记者的观点完全相同：“我们已经到了陕北的山区来寻找中国最现代化的地方。”最重要的，也许是谢伟思反复思考着的可能性，即国民党终将失败，而共产党终将成功。“人们情不自禁地会越来越感觉到（共产主义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而且在它身后有着强大的动力，并把自己与人民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它是不会轻易地被消灭的。”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观点后来也被美国国务院的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所赞同。

到达延安一个月后，谢伟思获邀与毛泽东会面，时间整整延续了8个小时。在此期间，这位共产党的主席向这个低级别美国外交官，来自重庆使馆的区区二秘，请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毛泽东说，他希望美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而且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保持下去，因为，战争的结束将意味着军事观察员们的撤离，而美国官方机构的存在将能阻止国民党的进攻。毛泽东要求美国人对蒋介石施压，促使他进行民主改革，以使共产党可以参加政府。他忧思忡忡地说道，如果国民党不搞自身改革，就会有内战，然后美国的武器将被用来对付共产党。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毛泽东要求美国的援助分配给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共产党。他告诉谢伟思，中国认为美国是“理想的民主” [24] ，而且是对国民党的专制的一种约束。

9月，戴维斯来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会谈，在此他也与儿时的朋友谢伟思会合了。对他们两人来说，戴维斯的出现从某种角度来看肯定是一个动人的甚至是不祥的事件。同谢伟思一样，戴维斯出生于四川，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福音派的成员，力图把耶稣的光明带给中国，然而戴维斯和谢伟思长大之后都没有分享他们父母的传教使命。相反，他们加入了美国的外交部门，在美国参战之后，两人最终都成了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的总部设在新德里，但经常前往中国、华盛顿特区，甚至莫斯科和开罗（1943年列席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峰会），在那次会议上他评估了诸如英国和苏联在战争中的目的，以及它们如何不同于中国和美国的目的等问题。为此，他赢得了思想独立、坦率、具有不寻常能力的声誉，他能深刻地揭示出在战时，尤其是在美国人中很常见的痴心妄想。

例如，有些人崇拜丘吉尔，觉得英国和美国在战争期间发展一种特殊关系是完全正常的，并且相比亚洲战场，美国同意给予欧洲战场更多优先考虑，从而使得中国需要的轰炸机反而被英国拿了去，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戴维斯警告说，在亚洲人眼中，英美之间的亲密关系使人感觉“我们已经与英国结盟组成‘白人统治集团’，从而把西方帝国主义重新强加给亚洲”。 [25] 在另一份具有先知般准确性的报告中，他警告不要采取“措施把我们自己投入殖民帝国主义中去，以免我们发现自己与一种过时的体制结盟，徒劳地去反对很可能得到俄国支持的不断高涨的亚洲民族主义浪潮”。 [26] 换句话说，不要被卷进英国在亚洲重建其殖民帝国的目标中去（或法国的类似欲望），也不要容许斯大林去支持亚洲的某种新秩序，而美国却仍然紧紧抓住过时的腐朽残余不放。这是极好的建议，尽管一代人之后这项建议没有能够在越南得到遵循，那里另一种民族主义暨共产主义的革命正在形成。

戴维斯还理解美国人的倾向，他们从学校教育中接受了这样的乐观信条：“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只要你有胆量、决心、魄力去做就行。”这往往会高估纯属善意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面对不可消除的和相互冲突的亚洲野心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重大失误，”他在1943年评论美国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直接指挥他的军队时写道，“就是给中国人下命令——这是徒劳无益的。” [27] 有一个戴维斯与谢伟思俩人都能理解而他们的许多上司——在这个例子中包括史迪威——却不明白的问题，就是要想改造中国的国家军队，首先就必须改造中国的政治，然而这种改造会被蒋介石认为是对他的专制政权的一个严重威胁。

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内，他们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的核心，这群人对中国政府的本质和前景做出了现实的评价。尽管美国多数高级官员都相信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对中国的未来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却看到了蒋政权的腐败和不得人心。他们深信，在国共两党之间打造一种合作关系的美国官方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接受对方的条件并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相信，美国需要找到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同时保持其与国民政府的最重要的关系，而不是去等待中国统一那个欢乐日子的到来。就此而言，这第一个理由是完全符合美国的政策的，即在抗日战争中争取共产党的支持。美国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从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的新师团到鼓励国共两党捐弃分歧，确实都是朝向这个目标的。

但是，戴维斯和谢伟思还有第二个目标，这个目标能被接受的范围则大大缩小了——事实上，也从未被接受作为美国的官方政策——但这个目标对毛泽东所表达的呼吁表示了极大同情。如同大多数实实在在扎根于中国的中国通那样，戴维斯和谢伟思逐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将会爆发内战，而共产党会赢得这场战争。诚然，国民党不仅被看作中国合法政府的执掌者，也是一个勇敢且不可缺少的政党，一个新兴大国的必然的未来领导者，这一点不光是报刊上的描绘，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尤其是罗斯福总统，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带有几分疑虑。

对于这种传统观点，谢伟思、戴维斯和其他脚踏中国实地的中国通们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地表示不相信。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革命锐气，在普通中国人中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在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中就更加不得人心了。国民党上下各级充满了玩世不恭的大小暴君，导致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已无改造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没有失去自己的革命锐气并且利用战争来建立众多敌后根据地的共产党，将要上台掌权。

“未来冲突的界限是在当前冲突的进程中形成的，”戴维斯在1943年写道，“我们现在可以确信在我们这个时代进一步的战争与革命。” [28] 在访问延安后，戴维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共产党是否即将接管全中国？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是的。战后蒋介石唯一的生存机会，戴维斯写道，是依赖美国“以相当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规模进行干预”，但戴维斯知道，美国不可能在把它的军队从欧洲和太平洋撤回家之后立马再派遣100万兵力去参与中国的内战。这就是为什么戴维斯在延安拜访毛泽东之后几星期就写道：“共产党人肯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并且中国的命运不在蒋介石手上，而在他们手上。” [29]

戴维斯的希望和预期是，加强与中国未来的必然统治者的合作关系将促进美国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导致共产党人减少对苏联的依赖。美国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它发现很难从国民政府得到的那种帮助，同时它可以给共产党选择余地。通过与共产党商讨军事合作，戴维斯想鼓励他们去考虑战后他们可能会在美国有朋友。他后来写道：“我希望我的兴趣的表露可能会有助于激活这样的考虑，也许美国能够取代他们与苏联之间因饱受战争蹂躏而急需的团结。” [30]

对美国来说，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得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赤色程度，以及他们如何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全球胜利。戴维斯和其他中国通估计，他们既没有赤化到极端程度，也没有在意识形态上陷得那么深。在随后的岁月中，很多中国分析家承认，战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掺杂着不少的一厢情愿。“我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主义执政党当时在意识形态上的坚持以及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的灵巧手腕。”戴维斯就如此写道。 [31] “正如我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明显依据后见之明，”包瑞德于1969年坦言，这一年中国深陷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之中并大骂美国，“我在1944年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把中国共产党看作美国的敌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条在我眼里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同样是一种诅咒，但那时我太天真了，以至于我会认为共产党的中国成员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 [32]

戴维斯相信，不管美国的专家们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都将要上台掌权，这意味着把他们从苏联怀抱里争取过来的努力不会让美国损失什么，即使尝试失败了也不伤皮毛；但如果成功了，就会获益匪浅。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确信“对某种教义的信仰是容易枯萎、腐烂和堕落的”，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会是“退缩者”。 [33] 他们“只要在国内外压力的驱动下就会重新燃起革命激情”，这不是像亨利·卢斯的《时代》杂志公司那样作为公众舆论堡垒的观点，这家公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在美化蒋介石的名声，即便它曾警告过共产党人接管中国的可怕后果。

但是，从史迪威开始，在中国问题专家、记者和许多在华军事顾问中，有两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发展。其一是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怒，这点我们已经在史迪威、美国国务院中给他担任顾问的职业中国通，以及一部分记者身上见识过了；其二是对毛泽东充满希望，这种希望存在于许多上述人群中，他们钦佩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人没有蒋介石那种饱受诟议的性格特点，对日本人的侵略逆来顺受，还为消极不抵抗找出一大堆借口。

* * *

“中国成了一个烂摊子，”二等秘书谢伟思在1944年3月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急件中写道，“眼前看不到任何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内部动荡激烈且不断扩大……造成这样整个令人遗憾的局势，蒋介石，唯有蒋介石，是该负责任的。” [34] 在迪克西使团动身前一个月，美国大使克拉伦斯·高斯在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电报中说，一种“普遍的忧郁和一种沮丧并带点失败主义的态度正在重庆的中国官员和其他各界人士中蔓延开来”。 [35] 国民党领导的政府，高斯说道，未能对日本在河南的进犯“做出任何明显的抵抗”，当时河南是日军“一号”作战攻势的主要目标。中国农民，深受他们自身“凄惨状况”的折磨，对中国军队极其不满。而在中国的城市中心，“官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都对蒋委员长提出了隐秘而可怕的批评；批评他把所有权力和权威都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批评他目前对国内外问题所持的反复无常、多疑和暴躁的态度……批评他对苏俄的怀疑态度以及因为一直未能以此种怀疑来影响美国而耿耿于怀”。

现在回想起来，很容易看出，蒋介石对于苏联的忧虑和他希望说服美国接受他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在当时，斯大林是勇敢的盟友，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首当其冲承受着纳粹的进攻，过度地怀疑这样一个盟友不是美国人的风格。罗斯福总统概述了美国的观点，他在1942年向丘吉尔保证，他能“比你的外交部更好地对付斯大林”。 [36] 他的一些顾问警告说，斯大林在战争结束后将吞噬所有国家，罗斯福的感觉却是，“斯大林不是那样的人”。目前尚不清楚高斯眼中的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对蒋介石所持的总体上厌恶的态度似乎已经促使他排斥蒋介石，即使蒋是正确的。

这就是战时许多美国人在越来越蔑视国民党的同时转而被共产党迷住的心理机制（反应敏锐且冷静坚定的高斯不在其中）。美国新闻界在报道中国时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许多驻华记者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一直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反对日本占领者的英勇抵抗战士。但是，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悲观看法在1944年就时不时地出现，到1945年时则越来越扩散了，这种情况也传递给美国公众，蒋介石自己也意识到了此点。“在美国，人们对中国的公众舆论已变得越来越挑剔了……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就必须立刻加以纠正。”这年3月他对自己最亲密的顾问如此说道，谢伟思就在那个时间里因中国的“令人遗憾的局面”而指责他。 [37]

1943年《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文章很好地总结了对蒋介石日益增多的怀疑，这篇报告由德高望重的军事分析家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执笔，早些时候他因报道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而赢得了普利策奖。所有那些有关中国战胜日本的早期报道都是不正确的，他如此写道。“毫无疑问，中国与日本的大部分战斗都是失败的”，日本兵“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去中国的任何地方，因为中国的防御不堪一击”。 [38] 鲍德温写道，在中国政府官方公报有倾向的鼓动下，人们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存在着一种误解或曲解。不同于在俄国的德国军队，日本人在他们已经占领的大片中国土地上正力图实施治安管理，而不是去夺取新的领土，鲍德温写道。他们出动部队“扫荡”，从而“打乱中国军队的进攻准备”。在他们撤回到原先的据点之前，他们有时会与中国军队发生小规模冲突，因此会遭受伤亡，这些小冲突却被官方公报夸大成“激烈战斗，并且通常的日军退回原先的据点变成了重大的战略‘撤退’”。

鲍德温在发表于《读者文摘》的上述文章的姊妹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加入了更多细节，其标题是《对华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多》。但是，尽管他对军事形势的洞察力特别突出，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鲍德温自己的想法中却也保留着一些一厢情愿。虽然中国军队是“弱小的”，他在《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中写道，“以一个人——蒋委员长——为象征的自由中国的抵抗意志，还将是东方事务中的主要决定因素”。

戴维斯和史迪威都认为这种言论是哗众取宠，但也没有回避利用非官方渠道的努力来影响公众舆论。他们两个人1943年时都在华盛顿，戴维斯为史迪威安排了几次会议，其中包括在《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尤金·迈耶的家中与二十多位记者的会见，在此期间，史迪威阐明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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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氛围中，外交官、军官和记者们纷纷把共产党看成一个充满希望的替代者。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并不奇怪，它还是被一批具有开拓性思维的记者培育多年的观点，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埃德加·斯诺，这位年轻、敏锐、爱冒险的左翼中国问题专家，他在1938年年初出版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 [39] 一书，用热情洋溢的文学语言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介绍给美国公众。1936年斯诺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身边度过了大约四个月，就在共产党避开国民党的“围剿”并在陕西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之后不久。在许多漫长的夜晚里，斯诺获准对毛泽东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连续采访，由此诞生的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出版之后第二天就卖出了4800本，并在之后的数月里一直名列畅销书榜单。

《西行漫记》一书的影响极其深远。借助于出色的写作和可信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华苏维埃”——共产党通常的称呼——突然间变得举世皆知，呈现于一度生活在传闻和谣言的阴霾中的西方公众面前，在书中共产党人被描述成光荣和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中的英雄。这里有男人，也有一些女人，他们战胜了蒋介石顽固的要消灭他们的企图，他们经受了长征的艰苦卓绝、死里逃生的火线考验，现在正在与应受谴责的日本侵略者打一场聪明机智、斗志旺盛并有胆有识的游击战争。

“如果这本书被正确解读的话，”《纽约时报》的评论者赞赏道，“红色中国的重要意义就不在于它是红色的，而在于它是中国人的，并且它可能预示着长期预测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失败。” [40] 这位名叫R.L.达弗斯（R.L.Duffus）的评论者，在抨击他所称之为中国的“中世纪异教徒的”恐怖，当然还有日本竭力使中国沦为“帝国农奴制度”的图谋时，也没忘记提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人是如何“背信弃义、唯利是图和腐败无能的”。达弗斯的评论引用了斯诺的话，内容是“毫无疑问，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成千上万的人起身迎接这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西行漫记》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新闻界的一个经典，但它也是一个精心策划和完美实施的公共关系妙招，在其中出谋划策更多的是共产党人而不是斯诺本人，共产党选择他来向世界发布自己的故事。 [41] 蒋介石政权禁止在中国的报纸上哪怕是提及共产主义运动，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就想要在西方媒体上为自己赢得关注。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确认斯诺为合适的人选便邀请他去共产党的大本营。因为他尽管政治上左倾，但仍享有独立自主的名声——不像那些旅游记者同行，他们毫不隐瞒地披露他们对共产党的偏爱。共产党试图在世界舆论面前结束自己的孤立状况，而斯诺恰恰就具有这种努力所需要的可信度。

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当时他还是个雄心勃勃并渴望成名的年轻人。他一开始在上海，在那里他结识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位叛逆、女权主义、亲共、反国民党的作家，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与她的妹妹、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相反，宋庆龄已经成为蒋的反对者以及蒋的“白色恐怖”的极具影响力却几乎碰不得的批评家。直到1935年，斯诺与他的妻子开始到北京（当时叫北平）生活，为《周六晚邮报》撰写有关中国的报道，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报刊中位居第二。 [42] 他还为《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写文章，这两家报纸任命他为特约记者。

在北京，斯诺和他那优雅、魅力四射且同样雄心勃勃的笔名为尼姆·威尔士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一起结识了北京的学生，并帮助他们在1935年年末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反对日本，也反对打共产党而不打日本人的国民党政策。示威活动后不久，有个年轻人与斯诺夫妇取得了联系，他的名字叫俞大卫——中文本名叫俞启威。他是共产国际在华北的代表，共产国际是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组织，给苏联之外的共产党提供帮助、建议、鼓励、资金，并往往控制它们。俞大卫二十四岁但颇有身份。 [43] 斯诺夫妇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他们在北京所结交的唯一一个共产党员，当时的北京几乎不存在共产党的组织。在俞大卫为共产主义革命所做的贡献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把他在上海的女朋友，女演员江青吸纳入党，这个江青很快就去了延安，并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而且多年后，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一个激进的煽动者的作用。

斯诺想访问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就是当时环绕着古老城墙的宝安，位于他们未来的家的所在地延安的北边。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他即将动笔写的是“涉及某一个关键地点的世界性的独家报道，有关这个地点的文字已有数百万，但根据的都只是道听途说和有高度偏见的政府报告”。 [44] 他向俞大卫表示了他的希望，俞大卫似乎已经帮助安排了来自共产党领导人的邀请。斯诺从宋庆龄那儿也得到了帮助，他在上海时曾去拜访过她并要求利用她与共产党的影响力，以确保他们同意为他的旅行开绿灯。

由此可见，这次旅行是斯诺主动提出的，但在西安事变停止了蒋介石的反共战役的几个月之前，共产党人也有着相似的考虑。具体来说，和毛泽东一样，斯大林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方法来逼蒋介石结束他的反共攻势，转而打击日本侵略者。正如我们所知，斯大林深深忧虑着日本会轻易地在华北获得胜利，然后可以随意打过边境直取苏联的西伯利亚。而毛泽东则担心蒋介石会与日本求和，以便可以腾出手来，利用共产党军队在江西的战役以及在长征中大伤元气的机会，继续发动攻势来剿灭共产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位历史学家在评述斯诺的开创性访问时写道，“并迫使蒋介石放弃他的血腥立场，就像斯大林所看到且毛泽东也逐渐同意的那样，必须开展一些引人瞩目的公关活动来赋予革命者正确性，从而在世人眼中将其视为合法的、受欢迎的中国政治运动。” [45]

斯诺与毛泽东相互配合完美：前者，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言，是“一个寻找文学圣杯的浪漫冒险家” [46] ；而后者则将自己视为《三国演义》中草莽英雄的一个化身，毛泽东在年轻时就看了这本有关中国漫长历史中一个动荡时期的恃强凌弱的经典作品。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在江西的游击战故事、长征途中所经历的危险和艰辛，以及毛的爱国抗日激情等完全符合斯诺他自己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对中国的斗争的认同、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厌恶，或许最重要的是，他对创作一部史诗般作品的渴望。

斯诺对共产党的明显偏袒在他所受到的接待中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在八路军一路护送下，他到达了一个小镇，在入口处迎接他的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美国国际友人视察苏区”。当他穿过古城墙的城门进入城内时，军号响起，来自三个红军师的士兵列队唱歌、喊口号，并在他经过时向他敬礼。“我感觉，”斯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像一个佩剑外巡的大元帅。” [47] 他每天早晨去一个地方同西北地区苏维埃政府的三名成员一起打网球。他教在宝安的领袖们的妻子玩拉米牌戏。当他于10月12日离开宝安时，中国共产党的全体领袖，除了因睡得晚出名的毛泽东之外，都来为他送行，高喊“斯诺同志万岁！” [48]

斯诺同志！斯诺自己并不认可这个尊称。尽管如此，他并未持中立立场，也绝非多疑的观察者。他是一个有才华和进取心的年轻人，且极具文学才华，扮演着法语中承诺人（l’homme engagé）的历史角色，投身于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事业。斯诺本人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周恩来在1941年告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称斯诺根本不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时，这并不是想给他掩盖什么。 [49] 他确实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一个年轻的唱诗班歌童，一个鹰级童子军，一个发现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故事之一的民主自由的信徒。然而，他对毛泽东的认同，也许是因他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探索出的有利职位，导致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斯诺变成了毛泽东的辩护人。他因此而遭受了折磨。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发现几乎无法在美国找到一个记者或作家的工作，因为他被看作在盲目推崇某个党派，是一项名声不佳的事业的鼓吹者，这就是他。

斯诺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他属于在不同程度上对国民党不屑一顾而对共产党赞成喜好的一群人——从共产党事业的狂热支持者到更清醒的时局评估者，他们更强调民族主义和民主，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强硬路线。在这个未经组织的群体中，有外交官、军官和记者，最终他们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被割裂开来，构成了一个痛苦的、势不两立的部分，他们的意见被置之不理，他们的职业生涯被彻底断送，而中国和美国也在一夜之间成为敌人。

这个群体里的一些人，特别是对华外交专家，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就已经在北京相互结识了，他们当时都很年轻，被中国的浪漫所吸引，充满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厌恶，也因看出了国民党的镇压本质而对其十分反感。其中有美国公使馆会说中文的官员，如谢伟思、约翰·戴维斯、雷蒙德·卢登，以及斯诺在北京的最好的朋友O.埃德蒙·克拉布，他们都作为对华外交专家而占据重要岗位。像斯诺一样，他们后来也都因受到指控而被蒙上阴影，这些指控轻则是过分天真幼稚，重则是在描述共产党的时候背信弃义。大力促成斯诺赴陕西之旅的正是克拉布，就像他的美国公使馆的同事一样，希望借此而打破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信息封锁，以便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并能够就此准确地向国务院做出汇报。

这伙“老北京”中有几个于1938年在汉口再度相聚，在那里又有几个人加入其中，这几个人在后来有关中国的火力凶猛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是长江边的工业中心，南京失陷后，有好几个月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之后它才继续沿长江向上游迁移，通过雄伟的长江三峡，更长久地定都重庆。戴维斯在那里是作为外交官员。史迪威是武官，陪同他的是他最亲密的助手，杰克·多恩上尉（后为将军），朋友们称他为“平基”（Pinky，意为较激进的）。一些在美国卷入战争之前几年里就在报道中日战争的记者也迁到了汉口，其中就有因新著《西行漫记》而刚出名的斯诺，同他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其他一些左翼记者，包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英国人胡德兰（Freda Utley），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合众社的杰克·贝尔登，他是史迪威频繁出游的伴侣，后来在1942年还曾陪伴后者参与了著名的缅甸大撤离。埃文斯·卡尔森是名海军陆战队军官，他也在汉口。在斯诺访问华北之前，他就已经在那里观察八路军了。当卡尔森被禁止公开表达自己对共产党的钦佩之后，他就离开了海军陆战队。

他们自称为斗争到底者，就是这十来个在汉口的英美人士。大家都知道，汉口这个城市是日本铁甲车沿长江流域横冲直撞无情进犯的必经之地。 [50] 战争正在迫近，情形有如戴维斯所说的那样：“空袭、军队调动、前线撤下的伤兵，以及街头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和德国的军事顾问，在敌人到来之前逃离家园的成群结队且茫然失措的难民，在城里四处奔波往墙壁上粘贴爱国海报并呼吁大家抵制敌人的学生，最后还有在主要建筑物里埋下炸药以用焦土来迎接侵略者的共产党人。” [51] 外交官们、记者们和其他一些人那时常常聚在一起吃饭和谈话，地点是戴维斯的公寓，位于宏伟的汇丰银行大厦内，或到罗西餐厅去，话题总是有关日本及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暴行，有关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

这些斗争到底者相互之间颇为欣赏，根据《纽约时报》的迪尔曼·德丁所言，“在汉口的记者和美国官员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友谊”。 [52] 德丁称他们的共同点为他们对中国及其在日本人蹂躏下所受苦难的“深深的同情”。其中，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都是不加掩饰的共产党的崇拜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国民党的反对者。像戴维斯这样更为冷静的分析家以诙谐的超脱态度去看待这些狂热的亲毛派，认为共产党代表着自由和希望的曙光这一观念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甚至斯诺的一些朋友也指责他不该写一篇亲毛狂想曲，应代之以客观的、持怀疑态度的报告。尽管如此，该群体中的记者们所创作的作品主体还是有利于共产党并诋毁国民党的。早在1934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版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书中依据的是同共产党的指挥官们的访谈，它满怀激情地叙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在中国中南部的江西省创建苏维埃共和国的早期努力。史沫特莱后来还出版了两本书，都充满了对共产党人的热情洋溢的描述。其一是1939年的《中国在反击》，其二是1943年的《中国的战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为自由而战》出版于1938年，属于相同的政治体裁。不甘心屈居于她丈夫的盛名之下，海伦·斯诺也造访共产党地区，并于1939年以尼姆·韦尔斯之名出版了《续西行漫记》，这本书像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本满腔热情的亲毛作品。此外，还有不少寻求冒险经历的年轻美国人在三十年代末期也去了中国，其中有些人写了一些书，虽然今天已被遗忘，但这些书强化了共产党游击队的英勇形象和日本占领者的丑恶嘴脸。 [53] 《人道的努力：中国战争的故事》是由一位名叫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的年轻男子所写，他曾随共产党军队在敌后行军，《纽约时报》在1939年预告此书为“对一个处于征服者世界里的另一个世界的惊心动魄的描述，他们在刺刀的阴影中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有时因日本人那迦太基式的报复而付出最终的代价”。 [54] 很难确切地说清楚这些对中国革命者的描绘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渗透到了公众的意识中去，或形成了外交官们后来的看法的背景。斯诺、史沫特莱和其他人写的书的影响力被卢斯那发行量巨大的《时代》和《生活》杂志所抵消，这些杂志对国民党的描绘与左翼人士对共产党的描绘几乎是同样充满溢美之词。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另外有许多分析师，他们绝非左派或亲共的浪漫主义者，也以他们更清醒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立场。这主要反映在官方的政府通信中，而他们的立场竟然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立场没有多少区别。史迪威是个注册了的共和党人，政治上保守了一辈子，却认为共产党的目标是“合理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 [55] 迈瑞尔突击队的指挥官弗兰克·迈瑞尔在迈克·曼斯菲尔德于1944年年底视察中国时告诉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与莫斯科结盟，他们根本上不过是对土地和税收改革感兴趣的一个中国的农民集团”。 [56]

曼斯菲尔德自己对共产党人的结论是：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57] 在一个非常民主的政府体系领导下控制着9000万人。至于国民党，它

遭受痛恨的程度逐日增加，这是由于人民害怕军队和税吏的态度；农民的反抗，省级领导对政党的批评，学生（原文如此）对征兵的反抗以及许多中国人不惜一切投奔美国，而且一旦到了美国就再也不想离开，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是腐败的。它口头讲民主，但行动上却独裁。世界上最糟糕的审查制度就在重庆，而且每十个外国人就有一个侦探盯梢……自由派人士的会议会被国民党恶棍侵扰，密探无处不在，以至于人们都不敢说话。 [58]

国民党人自身以及他们的对手都有着这样的看法，认为共产党尽了最大努力去促进一场其后成为创造性的、多方面的宣传活动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并赢得美国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于1941年年底加入太平洋战争之后。策划并实施这项努力的就是周恩来，一个卓越的人物，一个有着魅力四射的个性的名人，一个外交天才。

周恩来与美国外交官和记者的接触始于短暂的汉口时期，当时，根据还处于早期善意阶段的统一战线的条款，他是驻国民党首都的中共正式代表。他非常平易近人，驻汉口的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及记者随时可以与他联系，这种做法在重庆的整个战争期间他都一直在延续。1942年5月，周恩来给了埃德加·斯诺一封信，要求他转交给劳克林·柯里，罗斯福的白宫首席助手之一，信中列举了共产党人对日本人的军事胜利，并且第一次要求美国将对华援助的一部分直接给予中共。 [59] 周恩来很快提出了最终成为迪克西使团的建议，并扩展了他的新闻魅力攻势，从著名的左派如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更为中立的新闻界主流成员，他们的人数在珍珠港事件后已大为增加。周恩来也知道，这些记者会变得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越来越失望。

仅在几年前，周恩来的头颅还被高额悬赏。现在，因为统一战线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联盟，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重庆。在重庆时，他保持着活跃的社交日程，非常随和地在晚宴和招待会上结交美国外交官和记者，给他们讲解中国，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保证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国民党右翼的背叛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做出的贡献，只要美国允许他们的话。周恩来是如此从容不迫，如此善于表达，他的分析如此经验老到，如此世故练达、富有教养，以及看上去真挚忠诚，以至于大家很少把他看作中国两个竞争的主要武装政党之一的成员，而更多是作为一个朋友、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就像某些记者所称他的那样。

“周恩来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不论是细节还是整体，他可以轻松地回忆起日期、引言、经历和事件。”1941～1945年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后来如此写道，他说在他早年旅居中国时就已经和周“成为朋友”。 [60] 白修德是二十世纪中叶那几十年里最好、最出名的记者之一，他非常真挚地崇拜周恩来，他写道，周“是并列于约瑟夫·史迪威和约翰·F.肯尼迪的三个我所见到并认识的伟大人物之一，在他们面前我几乎完全停止了怀疑或者质疑的判断力”。后来他明白了周恩来是“一个杰出和无情的人，同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造就的任何人一样”，但是他“有着一种独特的方式，能令人着迷、充满感染力、引人瞩目并似乎能分享信任。我不能否认，他彻底赢得了我的感情”。 [61]

能表明周恩来一生特性的是他隐藏极深的严厉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全身心投入。周恩来是十分复杂的。他的风格、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使他更像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创立了共产党的那些温文尔雅、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在之后激进阶段接管共产党的那些初出茅庐、才疏学浅、缺乏教养的狂热者。他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昔日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但随着清王朝的崩溃而家道中落的那种。周曾在天津的南开中学学习，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中国高中，类似亚洲的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是一所现代化、改良主义、有公德心的学校。他学习英语，是学生报纸的编辑，演过话剧，并作为班上尖子生完成学业。然后，就像很多中国的优秀年轻人一样，周在日本度过了几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回到中国。

在北部港口城市天津，周恩来加入了秘密的“觉悟社”，这是众多反对中国军阀政府并探讨民族振兴不同想法的研究团体之一。像许多这类学生一样，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甚至遇到了几个知识分子学者，他们受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和前景的鼓舞，在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1924他是在欧洲度过的，先到伦敦再转柏林，但多半时间居住在巴黎。正是在那里，他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并成为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的领导人，然后，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下，与国民党联合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当周恩来回国后，他早已深入参与改造中国的运动并受到高度重视。虽然只有26岁，但他被任命为位于广州珠江江畔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创建此校的目的是要组成一个现代化的、有技能的中国军官团。该学校由另一个影响中国未来的人领导，他就是瘦削精干的蒋介石。周恩来的工作是按照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去指导学员，当时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一样，是一个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的革命政党。

正如我们所知，第一次国共合作一直持续到1927年，这一年蒋介石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先发制人的政变，从那一刻开始，周恩来就处在蒋介石的对立面。与蒋对立就意味着与国民党特务进行秘密和残酷的殊死斗争，后者的任务就是追捕并杀死共产党人。

周恩来的这部分历史，一直未被后来他在重庆的美国朋友所发现。以假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不断地更换安全藏身处，从来不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是共产党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中央特科”的创始人，其中包括被称为红队的一组刺客。1931年，周恩来的一名特工，名叫顾顺章，被国民党警察捕获后禁不起拷打，出卖了情报，导致在上海的一些共产党特工被捕和被暗杀。不久之后，周恩来的另一个特工，因不遵守周恩来的命令与情人在旅馆度过了一宵而被捕。这个特工在被杀之前受到折磨，泄露了周恩来的身份，这迫使他离开上海去了毛泽东在江西的农村根据地。

这段历史表明了在中国这幅画作里面的基本元素。被称为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为了抗击日本而建立的，其在理论上使得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成为朋友和同盟，但它们之间一直延续下来的斗争的深度和致命性给彼此留下不可磨灭的仇恨和不信任，特别是在一个缺乏政治上和平竞争经验和传统的文化里。因此，短短几年前还身陷谋杀和复仇博弈之中的周恩来，如今来到了这里，在国民党的临时首都开辟天地，从事政治社交和说服这门高雅艺术，定期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会面，并试图说服他们相信共产党是通情达理的和值得信赖的。他与他的六个工作人员住在重庆一条深巷内一套摇摇欲坠的老宅里 [62] ，每当下雨泥浆就深及足踝。房子里有个客厅，摆着几把椅子和一张沙发，全都覆盖着“同样的蓝色粗布，中国农民和工人所穿的衣服用的就是这种布料”。 [63]

除了毛泽东之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精英，包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没有人能显得更加温和，更加纤弱，更加亲切”， [64] 白修德如此评论他——在内，美国来访者可随时见到。周恩来的办公场所的闲适朴素，尤其是与蒋介石官邸那令人生畏的排场相比，给人留下极大的好感，与延安福吉谷般的营地十分相似。

这里有个人具有一种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魅力。她是一位名叫龚澎的女士，是周恩来的一个助手——“他个人最喜欢的，也是我最喜欢的。”白修德这样说她。白修德还补充说，她“是我所遇到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 [65] 那时龚澎常常把共产党的每日简报转交给外国报刊，并把一摞摞最新的延安无线广播稿副本带到市中心的记者招待所，然后分发给住在那里的各国记者。白修德说她是一个“军阀”的女儿，作为一个来自延安革命圣地的抗日游击队战士，她是“一个真正的拿手枪的女英雄”。这增强了她对白修德的吸引力，因为白修德自己从内心深处就是一个浪漫的人，容易发生一厢情愿的迷恋，所以他对龚澎的描述有些夸张，龚澎其实并不是军阀的女儿，也从来没有佩带过手枪。虽然如此，她仍然是在那些年里大量投奔共产主义事业的年轻人的典范，那些年轻人帮助形成了具有共产主义魅力的风气与政治时尚。

龚澎的父亲与蒋介石在同一个日本士官学校求过学，他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他在那个事件中的故事激励了他的女儿，令她从小就爱读中国的罗宾汉小说。 [66] 新的共和国诞生才三年，其总统袁世凯，也是原清帝国军事统帅，宣布自己为新皇帝，龚澎的父亲随即发表了一个宣言，谴责袁世凯复辟帝国，他因此被迫逃离中国以求生存。他带着家人去了横滨，1914年龚澎在那里出生。她出生时名为龚庆生，这是佛教语汇，意思是“慈悲众生”。

几年后，袁世凯在全国抵制他的统治的浪潮中去世，龚澎全家搬到了上海。在那里，龚澎和她的姐姐一道进了圣玛丽亚中学，这是一所在1850年由圣公会传教士创办的有选择性的女子学校，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可送他们的女儿去就读。1933年毕业后，龚澎两姐妹考取了在北京的燕京大学，这也是一所由新教传教士创立的精英学校，当时学校中共产党组织非常活跃。她在1935年的学生抗日游行示威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1936年，她加入了共产党。

在北京期间，她与斯诺夫妇成为密友。1937年斯诺从延安返回后，她和一群朋友在一个名叫伦道夫·赛勒（Randolph Sailor）的美国心理学家位于北京的家中聚会，他给她们看了《西行漫记》打字稿原作连同斯诺在陕西逗留期间拍的一部短片。就这样，通过一名外国记者的叙述，龚澎和其他左翼中国学生开始了解毛泽东那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在斯诺家微小的屏幕上，”龚澎的女儿多年后写道，“妈妈第一次看到延安和那里的士兵的蓬勃生机，还有毛泽东、朱德和其他革命领袖是如何充满活力、意气风发，她似乎也身处延安，呼吸着延安的空气。” [67]

在延安精神的激励下，1938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龚澎加入了青年人队伍，从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奔赴穷乡僻壤的延安，她与一些朋友结伴而行——“他们年轻满怀抱负的心中充满了激情。”她的女儿后来写道。有一次，在沿着一条当地小溪散步时，她遇到了毛泽东本人。毛问了她的名字，她在燕京大学时已将庆生改为维航，意为“维持航行”。在延安，她再次改名为龚澎，是为了纪念名为龚湃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告诉她，她做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此后，她常常去听毛的演讲，坐在前排并记笔记。她在一生随后的时光中都是毛主席的忠实学生。

1940年她在延安结了婚，当她的丈夫身负使命离开延安后，她被派到重庆，在重庆时她那流利的英语使她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两年后，她得知丈夫已经遇害。又过了三年，她嫁给了周的另一个得意门生乔冠华，此人是一位才华横溢、年轻英俊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共产党杂志《群众》的主编。（据认识他们两人的费正清所言，他们寒碜的衣柜曾惨遭窃贼光顾，小偷通过窗格插入一根带钩杆子，把费正清送给乔冠华的一套牛津定制西服给偷了。） [68]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乔冠华成为中国的外交部长。

在重庆，龚澎在外国记者团中赢得了名气，当时的记者人数已有数百，其中不少年轻人都迷恋这位28岁左右、身材纤细、清秀标致的年轻女性，她的英语口语十分地道，对她自己所说的内容也笃信不疑。 [69] 在这点上，她与国民党那位油嘴滑舌的新闻发布官形成了幽默对照，国民党靠的是每天捏造的新闻、严厉的审查制度和压抑的氛围，恰如高斯大使所形容的，“有点荒谬”。

那时，费正清任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他的日常工作是为战争部收集中国和日本的书面资料，他对龚澎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给家乡的妻子威尔玛的信中，他特意提到此事，并把龚澎描写为“被正式任命与蛮夷打交道的人”，有着“一种使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都被驯化的影响力”。 [70] 信中还提到一些特别崇拜和迷恋龚澎的人，有《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广播电台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陈纳德的助手约瑟夫·艾尔索普，以及“英国使馆的一部分官员”。据塞瓦雷德所言，她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美女而不是一个性欲对象，能激发出为之献身的谦恭的爱。他后来又写道，她在周的办事处里是个“头面人物”，“一朵枝高叶茂的鲜花”。她“谦逊和蔼、温文尔雅，但也是朝气蓬勃、诚实坦率又端庄得体的年轻人……在她面前，男女情感会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超越性别的敬畏和钦佩……有不少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都幻想自己爱上了她——但这未免太有点像爱上了圣女贞德”。 [71]

尽管记者们与国民党新闻办公室的关系十分紧张、刻板——例如，塞瓦雷德将其形容为“一个弄虚作假和充满笑柄的地方，还一本正经地每天重复着”——但许多美国记者都倾向于同情龚澎，并相信她。她之所以能赢得外国人的好感，也要归因于共产党的整体形象，这个形象不是他们的延安总部形成的，而是由设在重庆的周恩来那谦逊的办事处形成的，其成员不断受到秘密警察监视并始终担心着被捕。费正清回忆道：“中共在重庆仍然处于被孤立的劣势，毫无道理的威胁始终伴随着他们。” [72] 在这种氛围中，他后来写道，龚澎是“在一个充满唯命是从、趋炎附势之徒的城市里大声表达不同政见的人。她是在野党派的代言人，他们改善社会的理想，揭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73] 尽管费正清在回忆中也提到了她所扮演角色的片面性。“她所提出的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张自由清单——国民党的暗杀，新闻压制，捣毁印刷厂，诬陷迫害开明的批评者，拒绝给予示威权，否定罢工权，等等，” [74] 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这些权利也被共产党拒绝了。”尽管如此，龚澎的崇拜者们几乎都没有留意到这种片面性。通常情况下，塞瓦雷德都保持着一个新闻记者所能有的冷静和理解力，但在面对龚澎所过的他称之为“令人心碎的生活”时，却发出了感叹，她被困在国民党控制的重庆，一直被政府的秘密警察跟踪和监视，这样一种生活“只有一个有着灵魂和崇高理想的女人”才能忍受。有一次，在同塞瓦雷德谈话时，龚澎表达了她对呼吸自由空气的渴望，这个美国人据此认为，作为两所教会学校的校友，毫无疑问龚澎指的是美国式的自由。“假如我能够在一个自由的地方待一小会儿那该多好啊，”有一次她曾如此向他说道，“就只是为了看看那儿是什么样子的，哪怕是一小会儿。” [75]

记者团曾试图策划一些方案，可以让龚澎得到某种奖学金从而去美国。同时，他们一直照顾着她。塞瓦雷德谈到在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中有过一个“沉默的共谋” [76] ，如果她真的有一天消失在国民党秘密警察的陷阱里，他们会唤起全世界的关注，使之成为一个外交事件。有一次，她染上了痢疾。费正清告诉阿特金森说她病了，阿特金森就安排了一个美国海军医生为她治病，医生用磺胺类药物治好了她的痢疾。还有一次，龚澎联系谢伟思告诉他，她的丈夫乔冠华病了，需要输血。谢伟思自愿献出自己的血，虽然最终没有让他献血乔冠华也康复了，但他的姿态表现出他对龚澎远不止纯职业的兴趣。 [77] 再后来，战争结束后，另一名在重庆结识了龚澎的记者芭芭拉·史蒂文斯，帮她把她和乔冠华生的幼子带给龚澎在上海的家人。 [78]

周恩来为何选择龚澎作为他在重庆的新闻秘书，从某种与性别有关的意图上去考虑是很诱人的。中国有本《三十六计》，是古代编纂的有关如何在战争和政治中获胜的格言集，其中包括了“美人计”。这个计策就是派遣一个女人到敌方阵营去诱使对方士兵忽视自己的职责，让他们消除警惕性，或许还为了讨得这个女人的欢心而相互之间大打出手。当然，美国记者团中的大部分人对龚澎的态度表露出记者们对许多在重庆遇到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感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如此可爱和有吸引力，如此不同于外界渲染的共产党、红军、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普遍形象。“她不仅年轻漂亮，”抗战期间一名中国记者在重庆这样描述龚澎道，“而且非常有礼貌，穿着旗袍，坐在椅子上，显得很真诚，这让所有的记者都盯着她，因为她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变成了美丽和革命的原型。” [79]

在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几年之后，当共产党人取得了政权，龚澎也成为中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时，有几个关于她偶遇一些在重庆时对她着迷的记者的例子。她已经变成了共产党官员，冷漠、严肃、难以亲近。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在美国记者被驱逐出境之前，她冷落了那些遇到她的老朋友，或者穿过马路以避免与他们见面。 [80] 在1950年代，她成为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负责接待极少数的外国记者，其中大部分人来自非洲或亚洲。

当加拿大记者威廉·史蒂文森（William Stevenson）1956年在中国见到她时，她斥责前者只拍古代遗迹的照片，而不去展示该国的革命进展。 [81] 1954年，她陪周恩来去日内瓦出席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的会议。其间，一些报道这一事件的美国人因在重庆时就认识她而试图重叙旧谊，然而却被断然拒绝。在一次宴会上，当她点燃香烟时有个纪录片摄影师拍了一张她的照片，她表示了反对。此后她再没有公开露面，尽管她是周恩来的所谓的新闻官。用一名在场记者的话来说，余下的时间里，她一直“隐居在美岸大酒店内，一个陷于沉思中的脸色阴郁的女人，穿着薄薄的蓝色礼服”。 [82]

共产党人的魅力并没有在每个人身上都起作用。战后《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迪尔曼·德丁对一位朋友说：“凭借人格力量和聪明的说理，周恩来可以压倒你。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反复听他说后，你可能就不再相信他说的话了。” [83] 不过，共产党把自己呈现在有利的光辉之下的努力，包括周恩来在重庆发挥的作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即使这项成功的部分原因并非全是因为共产党看起来是多么好，而是由于国民党是如此糟。“在自由中国，到处都是漆黑一团毫无希望，”德丁说道，以此来解释对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普遍态度，“贪污渎职，苦难穷困，缺乏进一步斗争的意志。我甚至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坏到极点，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可能会变好。” [84]

1944年春天，蒋介石终于允许记者们前往延安采访，在此期间，对共产党有利的新闻报道达到顶点。对于共产党而言，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冒险，但对国民党来说却是一次公共关系的惨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其他出版物报道了这次采访的行程，他是波兰裔犹太人，1920年为逃离反犹主义，与他的家人一起来到亚洲。他发出的电讯充满了英勇、民主的共产党人和腐败、颓废、压制的国民党人之间的惊人对比。

在他第一篇发给《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他写了有关西安的情况，这是一座国民政府控制的城市，位于记者团去共产党总部的必经之途。“每走一步都能明显地看到西安这座城市的警察国家的特征”，他后来如此写道，并指出，共产党的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的那条街上可以发现“空无一人——这就是（国民党的）监控，任何人胆敢从那里走过都有可能被怀疑是与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络”。 [85]

也是在西安，国民党陪同人员展示了一个八路军的逃兵，可惜的是这一主动行为却成了宣传上的败笔，因为事后查明此人逃离中共根据地是因为他拒绝去干清理土地、种植庄稼的活，这也是八路军的职责之一。 [86] 他曾因试图逃跑两次被抓，但他并没有被关进监狱或遭殴打，只是挨了“批评”——国民党人指责共产党人的“野蛮暴行”其实就是如此而已。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哈里森·福尔曼将记者团延安采访之行的西安部分写进了一本书，并于1945年出版，其中写道：“我们后来得知，那些坚持要我们使用他们提供的服务的特殊的人力车夫，其实都是被分派到招待所去的。我们拒绝乘坐后，他们还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87] 有一次，在福尔曼返回招待所的途中，有人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宣言，谴责国民党的暴政，并告知福尔曼政府所采取的特别预防措施，用以“欺骗你们，封锁你们，并监视你们”。 [88] 该文件称，国民政府已经拨付一笔500万美元的资金，涉及数百个特务，伪装成“翻译、招待员、仆人和客房服务生”。笔者自称是“一个房客、西安的市民”，为“自由事业”而奋斗。他还表示自己相信共产主义永远无法控制中国，因为“任何政党想要拥有全部权力，从而剥夺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将承受彻底的失败”。

告别西安，记者团乘坐“一艘像驳船的巨大木船”横渡黄河，爱泼斯坦回忆道，十六个船夫屁股坐在船上边划边唱《黄河大合唱》，这是一首1939年在延安谱写的爱国歌曲。现在，记者们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89] 这里“没有旗帜，没有横幅，没有严格组织起来的人群欢呼雀跃，把我们这些游客当成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合体”。他们的第一个晚上是在一个全是窑洞的村庄里度过的，一位朴实无华的共产党将军会见了他们——“与穿着定制军服、戴着白色手套的国民党军官完全不同”。第二天，他们骑马出发去访问他们见到的第一支共产党军队——“满头大汗、被晒成古铜色的小伙子们带着令人愉快的微笑”，肩上挎着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武器，这就加强了共产党正在进行着英勇的、全面的、成功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观点。这块土地，爱泼斯坦报道说，在中共领导下已经完全变了样，特别是护送他们的王震将军。“每一片曾经是贫瘠的山顶和梯状斜坡似乎都被开垦了，种上了小米或豆子或亚麻或棉花。” [90] 爱泼斯坦以前从未去过那个地区，因此也没有亲眼看见过共产党到来之前这里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写道：“在被封锁之前，这里根本不种棉花，很多年来人们都穿着破衣烂衫，但现在再也不是了。”所有这些“新开垦的硕果累累的土地”都将被移交给人民，爱泼斯坦写道，他们不必缴纳任何农作物作为税赋去供养士兵。

固临是记者团到达的第一个县城，他们见到了当地的县长，爱泼斯坦报道说，这个男人在共产党到来之前还是文盲，但现在能写简单的报告了。一名60岁的劳动模范被“挑了出来”，此人以前没有土地，他告诉记者如今他的生活得到了多大的改善。他指出，在上个种植季节县长还亲自挑粪到地头，“有谁听说过在旧时代县长还会干那种活”。 [91]

某个美国记者称赞共产党没有“严格组织起来的人群欢呼雀跃”，在共产党掌权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出版的书中，他也没有注意到崇拜毛泽东的大规模仪式已成为生活中的一个标准方面。中国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工厂工人实际上都以跳“忠字舞” [92] 来开始每一天，那是在“敬爱的主席”画像前跳的经过编排的舞蹈，青少年经常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人人都以一种致敬的姿势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工厂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印有毛泽东形象的徽章，在国内几乎每个人都要佩戴。但爱泼斯坦终身都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多年来始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编辑工作，任该国主要的宣传刊物《今日中国》的总编辑。

然而，如果说有些写了有关毛泽东和延安的文章的记者是他们的同路人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斯诺夫妇埃德加和海伦、杰克·贝尔登和哈里森·福尔曼，还有1944年记者参观团中的其他大多数人则不是。其中有为美联社工作的莫里斯·沃陶，他同时又是国民政府情报部门的雇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冈瑟·斯坦也是。“一切都是光明正大，摆在桌面上，”福尔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在行动、讨论、采访、参观和拍照上绝对没有任何控制或限制。” [93] 斯坦也写道：“在一个从未在任何其他地方见过的全新的整合良好的社会里……延安的男女先驱在精神、思想和行动上是真正的新人类。” [94] 这些话不能不使人想起后来的一个共同主题。

认为“中华苏维埃”并不是真的那么红，而且只寻求更高程度的民主之类的观念在其他精明的、有眼力的分析师中流行起来，他们并不是那种轻易会上政治童话当的人。1942年，迪克西使团开始前两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才几个月，约翰·戴维斯在电函中指中国共产党为“农业民主党”；谢伟思则撰文指出，正在追求简单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和精神上更像是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 [95]

在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报告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借代的说法，指共产党人的时候用“所谓的共产党人” [96] ，或指延安的时候用“所谓的共产党地区”，连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本人在1944年6月给克拉伦斯·高斯大使的一份备忘录中也如此称呼。甚至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既不是蒋介石的反对者，当然也不是史沫特莱或爱泼斯坦类型的左派，也使用这种惯用语。到达中国后不久，赫尔利写给罗斯福一封信，信中充满信心地说他可以使国共双方在一个联合政府中共处，摒弃了蒋介石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担忧，传达给美国总统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给他的，那就是尽管一些贫困的中国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与共产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莫洛托夫的描述呼应了斯大林本人的看法，斯大林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黄油”， [97] 尽管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想打日本人，斯大林补充道。这听起来也许很怪，美国人怎么会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喜好中捡起这个词来，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盟友，大家有相信他的倾向。

* * *

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似乎也证实了斯大林对他们的描述。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得像是理论家，或革命学说的虔诚信徒。他们同美国客人在一起时很友好、轻松、和善，与其一起吃饭、谈话到深夜，喝他们所说的虎骨酒（用浸泡高粱蒸馏制成的威士忌，没有虎骨就用牛骨代替），并表演戏剧，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给予那些表演高度评价，他在去中国之前曾是《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员。迪克西使团的一些成员经常同朱德一起去深山老林打猎，第一枪往往是朱德打的。 [98] 周六晚上，只要天气暖和，就会举办露天舞会——这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留下的活动，她曾给毛泽东辅导舞蹈——地点是在一片叫梨园的果树林里。 [99] 舞会期间，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与当地留着辫子的女孩在地板上绕圈滑行，伴舞的是一个旧留声机发出的沙哑音乐。

在福尔曼的书中，他介绍了参观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情况，这是延安主要的文化机构。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一个提倡打破旧习的自由思想家，也是接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军人物。鲁迅于1936年去世。关于他还有一个可争论的问题，即1957年时，如果他活着，会不会是“右派”。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福尔曼发现有将近300名艺术家和作家在毛泽东的善意引导下，愉快地在创作剧本、故事和歌曲。“共产党人很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文化，”他写道，“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教育家、剧作家和新闻记者定期会晤，坦诚讨论他们的诗歌，相互批评，并评论他们的作品。”但情况并非总是这样，福尔曼告诉他的读者。大多数艺术家和作家都来自上海，“他们那高度西方化的文化与内地中国农民的民间传说相距甚远”，这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不轻视无知的农民、工人和士兵，而农民、工人和士兵则以拒绝他们来反驳”。

“毛泽东有远见地看出这一点，并认定这不是好事，”福尔曼说，“他召集所有的文化工作者开了一个会，严厉批评他们的清高架子，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坚持下去只会退化并衰败。” [100] 福尔曼断定“延安的文学界认真铭记了毛泽东的话，并产生了惊人的好成果”，去适应“农民、工人和士兵创造的……新环境、新社会”。在采访了毛泽东后，福尔曼得出结论，毛本人“不是不可亲近的圣人，也不是所有智慧和引导的唯一源泉，他的话是不容置疑的律法”。 [101] 他的话“被作为讨论的基础，最终由绝非橡皮图章的党的委员会批准通过”。

毛泽东请福尔曼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愿望和对西方价值观的钦佩。“我们没有在社会和政治上追求苏联的共产主义，”他告诉后者，“相反，我们更愿意考虑我们正在做的某种类似林肯在南北战争中为之而战的事业：解放奴隶。” [102] 毛泽东可能已经意识到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使用过“林肯似的”这个词来形容他。毛泽东进一步向福尔曼保证“我们相信并实践民主”，以此来对照毛泽东所称为的“国民党今天所实行的一党专政”。 [103]

迪克西使团与中国高层军事官员之间有着比任何美国人之前或之后与中国共产党军官之间所拥有的更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同所有的将领定期举行会议，这些将领后来率领人民解放军在内战中打垮了国民党，还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军队交战。其中有共产党的总司令朱德，他那被戴维斯称为“农民的精明”和“强大的性格” [104] 总是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其他与迪克西使团内的美国人来往密切的未来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中还有林彪，直到他在1971年与毛泽东的一场致命的权力斗争中去世前，他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就是他宣传了《毛主席语录》这本“红宝书”，并指挥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他在内战中是共产党军队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并且同美国人在延安也逐渐相识的彭德怀一起，拟定了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意外进攻计划，这场战争造成了美国军队在任何战争中都没经历过的最惨的失败。包瑞德上校对林彪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林彪“能够给任何见过他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他很有礼貌，包瑞德回忆道，但属于表面不那么和蔼可亲的共产党领导人之列，笑容不多，但明显是个“一流的军人”，这样的人“我会非常乐意在其麾下效命……当然除了跟我自己的或是友好的国家去作战之外”。 [105]

戴维斯用语言描绘了三个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他们坐在周恩来住的窑洞里的凳子上，连续谈话两三个小时。 [106] 在延安，毛泽东显然是领袖、权威，坐第一把交椅，“身材高大、丰硕，有着一张温和的几乎是女性般的圆脸”。戴维斯谈到“他炽热的个性”和“他的极其平稳、冷静和自信的态度”。这个描述与亨利·基辛格二十二年后的描述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二十二年后他和毛泽东在中南海而不是窑洞里见了面。在基辛格的描述中，毛“是整个房间的主宰——靠的不是大多数国家赋予领袖人物一定程度威严的排场，而是凭借散发出的几乎是有形的且压倒一切的驱动力”。 [107]

作为终身都是毛泽东的二号人物的周恩来，给戴维斯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随机应变、他的愤怒、他的认真和他的趣味，全在他的脸上充分显示出来”；而“老朱”——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他名为朱德——是个“内敛、慢条斯理、精明的农民”。

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被带领步行或骑马从延安总部去前线，探险历程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其中有个成员名叫雷蒙德·P.卢登，他也是一个会说中文的官员，几年前在北京曾与斯诺交往过，同戴维斯一样，现在被分配到史迪威的司令部。卢登花了四个月在陕西走访，考察了共产党对一些从理论上讲是日本人控制下的村庄的管理。他的结论是共产党有当地人口的支持，他们在动员农民这一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并且共产党人的领导是“中国最实事求是、组织严密、意志坚强的团体”。 [108]

美国人那么冲动地喜欢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用30岁的美国飞行员乔治·瓦洛夫（George Varoff）的经历来解释。他和一架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10名机组人员于1944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三周年之际，从陕西省起飞去轰炸位于满洲地区的奉天的日本目标。在国内时瓦洛夫是一个田径明星，把撑竿跳高世界纪录保持了一段时间，在1936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运动会上跳出了十四英尺四又八分之五英寸的成绩，所以他的情况在报纸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45年1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他在行动中失踪。两个星期后，报纸宣布瓦洛夫是安全的，并已回到了自己在中国的空军基地。这份报纸没有提供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他如何获救的详细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涉及了由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美国朋友运作的一个网络，所以必须保密。

瓦洛夫的使命是去打击位于奉天的兵工厂和飞机制造厂。但是在2.2万英尺的高空中，他的B-29飞机，当时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强大的轰炸机，因太寒冷导致层冰堆积在驾驶舱玻璃上，瓦洛夫很难跟随编队中的长机飞行。 [109] 由约翰·P.昆兰中士操纵的他那架飞机的尾炮也没能发挥作用。当他所驾驶的飞机接近目标时，日本战机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攻击，疾速穿过美机编队，追击已投掷炸弹的美国飞机。瓦洛夫的飞机被击中，迫使他掉头飞回陕西。另有两架飞机从美机编队中脱离其他护航机飞来提供护卫。

瓦洛夫的飞机下降至2400英尺，努力保持自己的发动机尽可能慢速地运转，但当情况变得很清楚他无法再控制住之后，他下令全体机组人员跳伞，然后他自己也跳伞。降落时，寒冷、凛冽的强风扑面而来，他使劲拉住降落伞的吊索从而能操纵伞降落到一个山谷里去。这时，他看到他的飞机撞上了一座山峰，冒出一团火球。两架护航飞机在头顶盘旋，标出坠落的美国人的位置，然后转向西边朝基地飞去。瓦洛夫落在一处崎岖的山坡边，他在头撞上一块岩石后便失去了知觉。他苏醒时发现自己的鲜血染红了周围的白雪。

瓦洛夫和他的机组成员生存的可能性并不大。这11个美国人被大风吹散后，降落在河北省某个地区的多处崎岖山峰上，该地区由日军控制，他们看到飞机后肯定会立刻动身去搜捕，一旦他们抓获美国人，肯定会处死他们所有人。但在B-29坠毁后的几分钟内，中国农民就仔细搜索了好几平方英里的森林和峭壁，试图先期到达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身边。搜索持续到晚上，一个个山坡都闪动着火炬的光芒。两天之内，中国人就找到了所有11个飞行员，并把他们带到属于美国人称为“八路”或“八路军”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前哨营地。有2个美国人受伤严重，不得不让农民驮在背上送去藏身处。操纵飞机雷达的那个名叫威廉·伍德（William Wood）的机组成员降落时当场撞昏迷，当他苏醒后，他看到当地人已经把他背到一所住宅里了。

八路们给美国人喂食，照料他们的伤口，并且向他们保证会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一个多月来，他们把美国飞行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让他们落入日本人的魔掌，并且，就像美国人后来报告的那样，把他们当作英雄看待。中国农民四处寻找鸡蛋、花生和水果给空战英雄们吃。收留他们的村民们操办酒席款待他们，而这一切都是在面临正搜捕他们的日本人的威胁之时做出的，一旦被发现包庇美军飞行员，村民就会遭到打击报复。八路们一级级向上报告他们已经收留了飞行员，美国军方官员被告知他们的下落。经过几个星期的不断勘查，共产党人在一段孤僻的山路上开辟出一条跑道，一架美国飞机才得以降落。新年元月的一个寒冷冬日，八路军的战士们望着乘坐救援飞机而来的美国人接应失事飞机上的这些美国人，然后飞回了他们自己的基地。

总计约有60个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是以这种方式获救的。其中一些是被国民党人所救，但大多数都是被共产党人救的，共产党在敌后有着更广泛的网络组织，而据估计，在这些救援行动中为击退日军还遭受了约600人死亡的损失。为拯救美国飞行员，普通中国人要具备极大的勇气，就像那些在河北的山区搜寻瓦洛夫和他的机组成员的人一样，因为他们肯定知道，一旦被日本人抓住，后者将毫不犹豫地杀掉任何一个参与救援的人员。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一直压制对这些救援行动的报道，不让美国公众得知，但是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肯定知道这些情况，此类事迹正可以促成共产党和美国之间有关共同目标和美好感觉的氛围。

包瑞德在延安时，他亲眼看到一个名叫约翰·巴格里奥（John Baglio）的飞行员的回归。在离北京不远处被击落之后，一个当地农民引导巴格里奥找到了八路军，八路军千里跋涉护送他安全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每到一站都热情接待，直到他到达延安。包瑞德指出：“巴格里奥是一个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有多在意的美国人。他所知道的就是他们救了他。” [110]

下一次美国飞行员跳伞落到共产党军队的手中是在大约五年之后的朝鲜，而此次的接待是监禁。这就使得战时的合作水平更令人惊讶，而两者关系沦落到如此敌对的程度也更令人痛心，因为代价太大了。

这些救援行动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是迪克西使团中的成员之一，延安空地救援工作组的代表，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亨利·S.惠特尔赛（Henry S.Whittlesley）中尉和他在八路军中的同行之间密切配合的产物。惠特尔赛收集了可供美国飞行员跳伞的最佳地点的情报——这意味着那里的共产党游击队活动能力最强——此类信息在飞行员接受命令时被交给他们。不过，他于1945年死于日本人的一次伏击（共产党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机场）。

美国人在他们的包里装着“护身符”，即上面写着中国字的布条，其可表明他们是朋友并要求帮助。他们还随身带着“对话本”，或者说是双语常用语手册，可以帮助任何一方通过指向他们自己的语言的短语进行交流。那些有点语言天赋的美国人还学到了一些中文短语，如“美国飞机”和“八路军”。瓦洛夫和他的机组成员在跳伞降落到河北那一天，就很好地利用了所有这些手段，瓦洛夫对他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飞机”和“八路军”。正是这种合作孕育出了善意的氛围，伴随着令人振奋的清新空气和出自革命大熔炉的新人感，这一切都与弥漫着虚伪、腐败和无能恶臭的，雾气蒙蒙、严重受损的重庆形成了巨大反差。多年以后，包瑞德用简单明了的一句话总结了这一切：“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死对头，但那时他们肯定是‘好人’，尤其对于那些得到过他们帮助的飞行员来说是恩人。” [111]

[1]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17.

[2]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14.

[3] Cromley’s and Stelle’s backgrounds are discussed in Maochun Yu，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3.

[4] Brooke Dolan II，Road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Philadelphia：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1937）.

[5] 即詹姆斯·史都华，美国著名电影、电视和舞台剧演员，空军准将，英俊潇洒，才气逼人。——译者注

[6]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14.

[7] FRUS ，1944，p.489.

[8] FRUS ，1944，p.400.

[9] FRUS ，1944，pp.401-405.

[10] FRUS ，1944，p.406.

[11] H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1.

[1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65.

[13] Warren Tozer，“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Visit to Yenan in 1944：A Reassessmen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4，no. 2 （May 1972）.

[14] FRUS ，1944，p.408.

[15] 迪克西指美国南部各州及人民，与指美国北部人的扬基意义相对。——译者注

[16]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30.

[17]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55：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DE：R Books，1989），p.21.

[18] 童子军中年龄最大的一级组织。——译者注

[19] 贝希特斯加登是德国东南端边境城市，位于三面被奥地利领土环绕的深谷中，曾有希特勒和纳粹首领们的别墅，以希特勒的“鹰巢”而闻名。——译者注

[20] Carolle J. Carter，Mission to Yanan：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44-1947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7），p.37.

[21] 福吉谷是美国的革命圣地。1777年冬，费城陷落，华盛顿率领败兵残将在这里修整，冻死、开小差的士兵不计其数，是整个独立战争期间最艰难的时光。——译者注

[22]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46.

[23] FRUS ，1944，pp.517-20.

[24]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215-16.

[25]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160.

[26]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183.

[27]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196.

[28]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139.

[29]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5.

[30]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1.

[31]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4.

[32]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46.

[33]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4.

[34] FRUS ，1944，pp.38-39.

[35] FRUS ，1944，pp.100-101.

[36] Fraser J. Harbutt，Yalta 1945：Europe and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55.

[37] FRUS ，1944，p.39.

[38] New York Times ，July 20，1943.

[39] 1937年10月Red Star Over China 首次以英文形式出版于伦敦；此处提到的版本应是由纽约兰登书屋在伦敦版上的修订版，1938年1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译作《西行漫记》。以下皆用此名。——译者注

[40] New York Times ，Jan. 9，1938.

[41] Alexander V. Pantsov and Stephen I. Levine，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7），pp.1-2.

[42]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p.148-51.

[43]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p.155-56.

[44]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57.

[45]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p.157-58.

[46]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59.

[47]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66.

[48]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67.

[49]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65.

[50]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25-30.

[51]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5.

[52] Stephen R. MacKinnon，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Uni47.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104.

[53] Stev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37-47.

[54] Nathanial Peffer，“The China at War and the China Behind the Lines，”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Dec. 24，1939.

[5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92.

[56] FRUS ，1945，vol.7，p.2.

[57] FRUS ，1945，vol.7，p.8.

[58] FRUS ，1945，vol.7，p.12.

[59] Michael 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76.

[60]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17.

[61]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18.

[62] 即曾家岩50号，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办事处，后称“周公馆”。——译者注

[63]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20.

[64]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20.

[65]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21.

[66] John K. 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68.

[67] Qiao Songdu，Qiaoguanhua yu Gong Peng：we di fuqin muqin ［Qiao Guanhua and Gong Peng：My Father and Mother］，trans. Wenyi Zhou and Richard Bernstein （Beijing：Zhonghua Shu Ju，2008），p.23.

[68]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72.

[69]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68.

[70]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73.

[71] Eric Severeid，Not So Wild a Dream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7），pp.327-38；Rand，p.237.

[72]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70.

[73]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68.

[74]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67.

[75] Severeid，Eric. Not So Wild a Dream.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7，p.329.

[76] Severeid，Eric. Not So Wild a Dream.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7，p.328.

[77] E. J. Kahn Jr.，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07.

[78]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276.

[79] Qiao Songdu. Qiaoguanhua yu Gong Peng：wo di fuqin muqin [Qiao Guanhua and Gong Peng：My Father and Mother]. Beijing：Zhonghua Shu Ju，2008，p.70.

[80]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310.

[81] William Stevenson，Past to Present：A Reporter’s Story of War，Spies，People，and Politics （Guilford，CT：Lyons Press，2012），p.240.

[82] Godfrey Blunden，“The Two Faces of Chou En-lai，” Life ，June 28，1954.

[83] Quoted in 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 （Washington，DC：Regnery，1951），p.143.

[84] Quoted in 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 （Washington，DC：Regnery，1951），p.143.

[85] Israel Epstein，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2005），p.174.

[86] Israel Epstein，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2005），p.175.

[87]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4.

[88]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p.5-7.

[89] Epstein，Israel. 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p.179.

[90] Epstein，Israel. 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p.180.

[91] Epstein，Israel. 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p.183.

[92] For photographs of this and other rituals of obeisance to Mao，see Liu Heung Shing，ed.，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 （Cologne：Taschen，2009），pp.178-83.

[93]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June 23，1944，cited in Tozer.

[94]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3，1944，cited in Tozer.

[9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20.

[96] FRUS ，1944，p.103.

[97] Dieter Heinzig，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1945-1950：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NY：M.E. Sharpe，2004），p.22.

[98] Carter，Carolle J. Mission to Yanan：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44-1947.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p.42.

[99]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p.50-51.

[100]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p.88-89.

[101]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177.

[102]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178.

[103]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179.

[104]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18.

[105]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33.

[106]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18-219.

[107] 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Little，Brown，1979），p.1058.

[108]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2.

[109] “Report of Capt. Varoff Crew Rescue，” Mar. 22，1945，40th Bomb Group Association，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40thbombgroup.org. For news coverage of rescue，see New York Times ，Jan. 17，1945.

[110]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37.

[111]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37.

第二部 仇恨的种子

第五章 错误的人选

多年来，美国与众多的独裁者维持着良好关系，像蒋介石那样的独裁者也包括在内。一旦冷战爆发，就绝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内安排来决定其与美国的关系，而是是否与苏联结盟，并把自己置身于为苏联的目标而服务之内。自从迪克西使团执行它的使命的那几个月之后，在漫长岁月里，众多观察家和学者有力地辩称，不存在任何因素使中国必然对美国怀有敌意。如果华盛顿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与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构建了一种独立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给予蒋介石一边倒的支持，那么，如谢伟思所言，我们就有可能不会与“我们曾经期望的亲密朋友和盟友”分手，至少我们会有某种比“充满仇恨的敌意”更好的东西。 [1] 最重要的是，谢伟思和许多其他学者及观察家在以后的岁月里辩称，我们就不会在一场无情的血腥内战中以支持失败的一方而告终，由此“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很可能不会发生”。 [2]

然而，对于戴维斯、谢伟思和史迪威而言，重要的是中共有着民主的潜力；他们似乎更像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农村税赋的改革而绝不是更激进或更革命的东西；他们将走自己的充满活力的独立和民族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斯大林和俄国人的路。说他们错，并不是要谴责他们或者去发现他们玩忽职守。他们都是些勇敢、聪明、诚实和令人钦佩的人，试图在迷茫的环境里苦心探索出真相。此外，比起他们在分歧很大的美国政府内部的对手，他们要更为现实，他们的政策指令也更加合理。处于他们那种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中，极少会有人比他们做得更好。但是，他们也犯了错误，他们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同美国的价值观和期望的相容性。在以后的岁月里，许多人争辩说，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走上激进主义道路是因为他们首先被西方推入孤立和不安全的境地。但那时发生的整风运动表明，这是不正确的。在延安的美国人所未曾看穿或理解的，就是共产党在中国夺取全部权力之后变得非常明显的毛式统治的构成元素，其实在这一切还未发生之前几年它们就已经存在了，其中还包括对二十世纪集权主义的方法的采纳。

还有一种论点也常常被提及，这种论点与谢伟思和其他外交界中国问题专家所持观点恰恰相反；提出这个论点的有美国新任使节帕特里克·赫尔利，有亨利·卢斯，有魏德迈将军，有后来被称为“中国游说团”的成员，还有在华盛顿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后来对自己认为应对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负责的那些人实施了政治迫害。这个论点的内容就是，外交官员对毛泽东的乐观看法再加上他们对蒋介石的诋毁导致了对国民党支持的削弱，如果这种支持没有被削弱的话，共产党是不会上台的，如此一来在朝鲜和越南发生的战争也就永远不会发生了。

从1944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发生的事件表明，以下两种观点，即认为不与共产党合作是个错误的观点和应该给予蒋介石更多支持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两者的立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即要根据美国的标准由美国来塑造世界，并且一旦美国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它就有能力做好。正如我们所知，美国的政策是拙劣的、前后矛盾的，且往往是临时起意的；它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的产物。在这点上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训，其中包括制定合理的目标并理智地实现它们的重要性，而不是大声宣布不切实际的目标，然后在无法实现之后只得遭受信誉和自信上的损失。但是，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的政策。中国的未来只能由这片土地上的力量来决定，对此，虽然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决定性的控制。

1944年11月7日，一声响亮的狂吼在延安机场跑道的草坪和光秃秃的褐色丘陵上响起，毛主席和周将军——当时的外国人都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拥有的这个称呼——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表情。” [3] 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包瑞德上校后来写道。

约翰·戴维斯把罗斯福总统的在华特别代表帕特里克·J.赫尔利发出的这声巨吼称为“一声长长的嚎叫”。 [4] 包瑞德说这是一种“印度安人的战斗呐喊”。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有着毋庸置疑的丰富经验，生活中也敢作敢为，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赫尔利这样的人。此人一开始对他们充满魅力，之后却让他们失望不满，最终令他们困惑、为难、勃然大怒，同时合理化了他们那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美国的意识形态倾向。

之前从未遇到像赫尔利这样的人的，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官员，以及魏德迈将军的部属，也都不知道如何对待他，最终，他们之间爆发了一次冲突，并导致了一个丑陋事件的发生，其间有人受到恶意的鲁莽指控，有人的事业被毁于一旦，美国也失去了就中国问题展开有理性的辩论的可能。

赫尔利乘坐一架定期往返为迪克西使团成员运送邮件和物资的美国C-47军机，从阴冷潮湿、遍地瓦砾、游荡着死神的重庆来到了令人振奋的、空气新鲜清爽的延安。日期是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到达中国近两个月之后。在重庆那短暂的几个星期内，他已经与共产党代表举行过会议。他一到达就投入调解两个互相敌对的武装政党的使命中，以便使它们能够联合各自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但他还是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访问延安的邀请，甚至无视毛泽东本人的一封私人信件，因为他想确认蒋介石对他的外交努力的默许。不过，即使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到共产党人总部去面见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准备，他也没有事先让他们知道他的行程。

因为任何美国飞机抵达延安机场都是一个重大场合，所以包瑞德在赫尔利到达时在现场迎接，周恩来也在现场，但他不知道这位从C-47飞机里现身的高个、花白头发的人是谁，即使赫尔利尽其所能来给对方留下引人注目的第一印象。他穿着一身被包瑞德描述为“我一辈子所见过的最漂亮的量身定制的军装”，佩戴着三排军功绶带。（这导致包瑞德带点讥讽地说：“将军，除了谢司起义 [5] 之外，你拥有了所有军功绶带。”） [6] 周恩来问包瑞德，那个穿着蓝色加衬大衣、体现出新来者的华丽身份的人是谁。当他被告知这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时，他马上“消失在一阵尘埃中” [7] 去接毛泽东。很快，主席就从他那辆破旧的救护车里出现了。一支仪仗队也很快集合起来，吹响了军号，赫尔利敬礼回应，就在此时此刻，他发出了乔克托印第安人的呐喊，喊声令共产党人惊诧不已，这正是赫尔利与众不同之处。就像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描述的那样，他力争把他那粗犷的牛仔背景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显示他“放荡不羁的善意”。这就是他打破沉默的方式。借助硬塞进来的一个牛仔的比喻，历史学家赫伯特·费斯说：“他试图将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关进一道通用法则的藩篱之内，并把它们转变成一个追求法律和秩序的委员会。” [8] 尽管在史迪威的前线跌跌撞撞，赫尔利仍持乐观态度，认为自己的善意、颇具说服力的魅力和简单的常识，就可以克服中国两大武装政党相互仇恨及利益冲突的障碍。

欢迎仪式后，赫尔利、毛泽东、周恩来和包瑞德登上救护车，向着由城墙围绕的延安一路颠簸而去，在场的所有参与者肯定被一种历史可能性的感觉所打动。

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而言，在他们之中出现了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是他们长期艰苦斗争旅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就在短短的几年前，他们刚刚摆脱了在蒋介石手中遭受的灭顶之灾。1937年，长征结束并在他们的第一个避难所宝安短暂停留之后，共产党队伍的人数从一年前开始艰苦跋涉时的10万急剧减少到只剩下7000。现在，他们可以自豪地声称他们的军队有近100万人，再加上估计有250万人的民兵作为储备力量。共产党控制的大约有9000万人口的地域分布在华北被占领和未被占领的地区。

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显著的增长，凭借的是充满活力的、杰出的组织工作，并借助于在中国国内观众面前巧妙的自我表现。但是，他们成功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的入侵，为此蒋介石被迫推迟针对他们的军事行动，给了他们一个建立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机会。

赫尔利很快试图与毛泽东建立一种有着共同基础的意识，与他共享出身农村的背景和对朴实语言的偏爱。他们经过一个正在放羊的人身边时，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他年轻时也曾是个牧羊人。赫尔利则说他一直是个牛仔。当这个中美小组横穿延河河床时，毛泽东告诉他的客人，河水在春天上涨，在夏天则干涸。赫尔利告诉毛泽东，在俄克拉荷马，河流在夏天时也都变得非常干涸，以至于你可以根据鱼扬起的尘埃来判断哪里有鱼。当救护车在一个正在艰难地对付一头倔强的骡子的中国农民旁边经过时，赫尔利大声喊道：“鞭打他的另一边，查理。”包瑞德把这个有些费解的叫法（查理？）翻译给被搞糊涂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将军言辞中的粗俗和与任何能被轻易识别出来的思维模式毫不相关的谈话方式” [9] 使得这项翻译任务更为困难。

赫尔利具有一种超越国界的粗俗流浪汉的品性，但来到中国，他就只能是一个门外汉了。在接下来的数周里情况变得很清晰，他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去完成他的主要任务，即实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当时接管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唯一一个外行。其他人中还有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他是罗斯福的新任国务卿，也是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中未能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一个人物。像赫尔利本人一样，他的任命几乎也是机缘巧合。恰好在需要的时刻他脱颖而出，在这个意义上他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对手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对照，他们分别是老谋深算、出身名门的宋子文和精明过人、经验老到的周恩来。

斯特蒂纽斯出身于长岛上的一个名门望族，先后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任总经理，1941年他成为租借法案的行政官，1943年任副国务卿。他显然是一个能干的人，但他的经验，包括他作为战争资源局主席的角色，完全是国内的，尽管作为租借法案的行政官他也程度有限地处理过对外事务。历史学家们描述1944年罗斯福任命斯特蒂纽斯为国务卿是其意图绕过国务院直接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征兆。特别对于中国来说，总统往往通过他的亲信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与蒋介石沟通，霍普金斯与蒋介石的姻亲兄弟孔祥熙和宋子文保持着密切联系，后两人常常待在华盛顿。

在战时的大多数时间内担任驻华大使的克拉伦斯·高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感觉与史迪威很匹配，却一直被排斥在决策圈外。并且，与赫尔利不同，他不能直接面见美国总统。同样与高斯不同，赫尔利无意去聆听谢伟思、戴维斯和卢登等中国通的意见，他们都是魏德迈的专门政治顾问并继续给他提供报告。“如果我没有得到美国的政策，那么我将制定美国的政策。” [10] 赫尔利到达重庆时就如此宣布。他也确实这样做了，遵循他的异想天开的思路，在他需要时可以得到总统的支持，而政府的替代观点则基本上被他的风头所盖掉。

那些职业中国通，其中大部分人已到中国十多年，并且在全国各地有过不同的任职，很快就对这位新任特使成功的机会持怀疑态度。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有太多的仇恨，太多的以往流血事件，最重要的是，太多不可调和的终极目标，以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法达成任何持久的妥协，中国通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巧合的是，就在赫尔利到达重庆的那一天，早已在那里的约翰·戴维斯拟了一份电报给美国国务院，电文中他非常现实地列举出中国两大政党相互之间的看法以及对美国的看法是如何互相冲突。

就共产党人而言，他写道：“美国是他们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担心。” [11] 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接受美国的援助（这将是他们与蒋介石达成妥协的回报），他们就可以迅速控制中国的大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许不需通过内战”。在戴维斯看来，这是因为一旦中共得到美国的认可，蒋介石军队的许多军官和官僚就会抛弃他，蒋当然明白这点。与之相对应的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担心在于美国的援助只会给予蒋介石，而且他得到的援助越多，戴维斯写道：“促成他打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党统一中国就会耗时更久、代价更高。”

换个说法，戴维斯的观点是，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接受对方的条件都意味着自己的毁灭。双方都想在国内冲突中脱颖而出，他们都知道，一旦日本人被赶走，内战就会爆发。双方也都希望避免在中国和国际舆论面前表现得不肯妥协，成为拒绝和谈并代之以内战的一方，这种共同的愿望给了赫尔利一次开局机会。

因此，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美国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把和平带给中国的努力源于美国最深切的历史使命，这就是通过在世界各地培育自由企业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来推进其商业和战略利益。按照威尔逊总统的说法，这是在全世界实现民主，或者，就像后人所表述的那样，看到人权的进步。二战结束前和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在中国看到了从战时遭受破坏的灰烬中重建一个现代化的自由社会的可能性，并且，这一愿景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即使赫尔利没有意识到，他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所拥有的最后一个机会，即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其公民享有的保护和权利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普及的目标。

美国的计划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起了作用，但是在中国，由于国民政府的缺陷和共产党的强力反对，其被证明是一个很难推行该计划的地方，身居现场的观察者如果比较聪明的话就能理解这一点。“赫尔利到达延安时，想的是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同共产党联合起来，这与说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家危急时接受两党合作没有多少差异。” [12] 戴维斯多年后这样说道。赫尔利从未能理解戴维斯的观点。到达延安后，他告诉包瑞德，他曾经解决了辛克莱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之间一项痛苦且高度引人注目的争议，此外他还得到了一笔100万美元的酬金，他似乎认为，如果他能成功处理好那项谈判，他也可以把中国人的事给办好。 [13] 包瑞德很怀疑，如果在墨西哥和辛克莱之间的那场纠纷中，双方同中国问题的双方一样，也不急于为一笔好交易达成协议的话，最终将会是什么结局。

赫尔利1883年出生于当时的俄克拉荷马境内 [14] ，他有过艰苦的、丰富多彩的、坚韧不拔的、从穷乡僻壤步步高升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于所有那些他将在他的海外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出自常春藤盟校的东部人。从11岁开始，他就在乔克托印第安人保留地境内的煤矿干活来帮助养家。他的母亲去世时，他才13岁，根据非常欣赏他的正式传记的作者所言，他继续工作，送煤或驯马或干他能找到的各种零工，即使在这种困境中，他仍旧贪婪地阅读，梦想成为一名律师。他晚上去位于乔克托保留地菲利普斯镇一所新开的夜校上学，白天则在一个煤矿干活当骡夫（把驮着煤炭的骡子赶出矿井），然后给当地一个肉贩放牧。他是一个喜欢户外生活的孩子，一个乔克托年轻人的朋友（他对他们保持了一生的忠诚和同情），一个俄克拉荷马灌木丛林地上的骑马好手。他聪明好斗，敢作敢为。

1898年，随着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爆发，赫尔利试图成为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个狂野骑士，但被拒绝了，因为当时他只有15岁。他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进了印第安纳大学，在这所专为乔克托和奇克索印第安男孩开设的学校里，他是班上唯一的白人男孩。他爱好广泛。在学校的管弦乐队中他演奏法国圆号，在足球队和棒球队里都能找到他的身影，他还率领学校辩论队保持了不败纪录。1905年他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在俄克拉荷马的印第安服务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首府华盛顿，在那里他被录取到国立大学法学院（后来被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合并了）。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未经通报进入白宫，并私自闯进总统办公室，以他曾经几乎成为一名狂野骑士为由，要求总统给他一份政府工作。故事的下文是，罗斯福当即加以拒绝，理由是如果赫尔利拥有一份政府工作，他将成为一个懒惰的醉汉。总统对他说，最好回到俄克拉荷马去干点儿自己的事。

一年之内，25岁的赫尔利获得了他的法律学位。三年后，当他刚满28岁时，他就当上了塔尔萨市律师协会的主席。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为石油公司工作上。在一桩案子里他独自一人赚了5万美元。在另一桩案子里，别人支付给他一块草原土地作为报酬，这块地很快就因被不断扩大的塔尔萨城市包围而升值了。他是涉及印第安人领地相关法律的专家，这使他常常卷入涉及土地权益和采矿权的案子中去。一次，在一个涉及非法转让土地的案件中，他对手的律师向法官抱怨赫尔利未能坚持“基本法则”。

“对方律师在本案中要求基本法则，”赫尔利回答道，“这很简单，不会产生误解。这是摩西在西奈山上传下来的。那就是你不可偷窃。”

像赫尔利这样的人是必然会从政的，他在一个民主党占优势的地区以共和党身份去竞选州参议员，不过仅以相差无几的得票率输了。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有一个名叫小维克多·洛克（Victor Locke Jr.）的最好的朋友，后者是个有着四分之一乔克托印第安人血统的共和党人，尽管其名字听起来像英国人。洛克能说乔克托语，并且被塔夫脱总统任命为乔克托部落的大酋长。洛克任命赫尔利为这个有着2.8万名成员的部落的国家律师。在这个职位上，他于任期内所经手判决的118例案子中赢了115例，其中一例挽救了俄克拉荷马乔克托部落，使之免于破产。他在法院和国会中慷慨陈词，阐述了印第安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虐待，以及从道德和法律两方面需要做出的纠正。1916年，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再次任命赫尔利为乔克托部落的国家律师，威尔逊写道：“帕特里克·赫尔利是极少数为印第安人服务而不利用它为自己谋私利的值得信任的人之一。” [1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赫尔利曾在赴法国的美国远征军中服役，获得上校军衔。战后他在胡佛政府内任战争部长。1939～1940年，在恢复了作为一个石油公司律师的生涯后，他因墨西哥征用案而获得了全国关注，他在延安给包瑞德叙述了这个案子。墨西哥的行动引起了美国愤怒的民族主义回应，墨西哥一方也同样坚决拒绝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有好几个月，赫尔利代表辛克莱参与谈判，报纸上的预言是不可能也不会达成什么交易。但赫尔利与双方的民族主义强硬派进行斗争，达成了墨西哥为辛克莱被征用的财产做出补偿的协议。在这出戏的所有美国演员中，几乎只有赫尔利一个人接受了接管辛克莱控股公司的墨西哥的主权权利。“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当时如此说道，“他知道他的公司的利益取决于合作与让步的政策。” [16]

他也是罗斯福新政的一个坚定不移、直言不讳的对手，有一次他当面对罗斯福说：“你知道，总统先生，我反对你政治上代表的一切。” [17] 但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则是个不能不用的大好人。

对他的第一项任命就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在白宫召见赫尔利，并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有点儿海盗血性的男人。” [18] 日本人正在侵袭欧洲和美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并封锁了菲律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所率的7.6万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被困在巴丹半岛。赫尔利被要求找到打破封锁的方法，他接受了这项使命。他去了澳大利亚，雇了船，给被围困的士兵送去弹药和其他物资。至少有一例，如前所述，他让偷越封锁线的船只挂上日本国旗来加以伪装，这显然是一个海盗的技术动作——罗斯福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假如赫尔利被敌人俘获的话，日本人很可能把他当作罪犯处死而不是把他当作战俘赋予他战俘的权利。“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船只、计划、人员和武器上不如日本军队” [19] ，他后来如此说道，对悄悄穿过日本包围圈的船只中失去了两条这个事实悲伤不已。最终，当麦克阿瑟逃到澳大利亚后，美国人投降了，并且被迫加入了前往战俘营的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

1943年，罗斯福派赫尔利第一次访问中国，以便为蒋介石出席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做准备，美国总统将在开罗会见丘吉尔，然后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会议。一年后，赫尔利回来了，一如既往地乐观和喜欢喧闹，随时准备接受作为罗斯福总统在中国的特别代表的新工作。

赫尔利来到中国时正值中国弥漫着除国共关系之外别的事件导致的情绪危机，最严重的一个是由日军持续的“一号”作战攻势而中国却未能阻止所引起的。“当我刚刚到达时，我认为日本的目标很明显是我们在昆明的基地，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见，”赫尔利在给斯特蒂纽斯的早期电报中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是令人绝望的，如果我们不把日本人阻止在昆明之前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做出的所有抗议声明都将对历史的结论没有任何影响。美国将在中国失败。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你应该动用你所有的力量来给予魏德迈获胜所需要的一切。” [20]

就在同一天，12月6日，当赫尔利的“惊恐”电报发给斯特蒂纽斯时，乔治·艾奇逊，这位颇有天赋、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重庆美国大使馆中的二号人物，写信给斯特蒂纽斯称：“我们不希望变成杞人忧天者，但在我们看来情况似乎很清楚，是时候采取预防措施并尽我们所能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此类突发事件了。” [21] 这指的是日本人会绕过昆明，代之以直接进攻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艾奇逊建议非必要的美国人员疏散撤离，并建议另择一处作为备选的临时首都，也许在遥远的中国西部，他还建议重庆大使馆里的所有机密文件以及密码机上的核心部分和转子部分都要毁掉。艾奇逊把一切都考虑到了，甚至要求华盛顿提供“相当数量的美国货币储备供应……因为中国的货币很可能会变得毫无用处”。

针对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部队一直缺乏决断力的后果，陈纳德将军也提出了警告。他在9月底直接向罗斯福做了汇报，称这种情况

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即将失去的华东将意味着失去能够攻击日本军用建筑关键要害点的所有机场。这也意味着中国军事实力的极大削弱，而延安政权的力量则相应得到增加。中国显然面临着内战的严重危险。此外，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延安政权就有着赢得胜利的绝佳机会，无论有或没有俄国的援助。但俄国人也肯定会给予援助。我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被承认的；但我不能整个忘记一个暗示性的事实，即延安领导人在苏德条约签订时所采纳的严格的共产党路线。我不需要指出在中国建立一个与莫斯科紧密联系的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打乱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或者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22]

罗斯福对这些警报的反应是增加对蒋介石的压力，让蒋去做他恰恰不能做的事。9月16日，他在魁北克与丘吉尔会谈期间给蒋介石发出了一封长信，警告后者称，当“我们在全世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当“我们迅速推进跨越太平洋时”，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说很可能一切都太晚了”。现在需要的是“你们方面立即要采取有力行动”，否则后果将是一场“军事灾难”。 [23] 具体而言，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做两件事：一是马上在萨尔温江采取行动，以便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路，二是交给史迪威“无限制指挥你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只有办好这两件事情，罗斯福暗示道，美国才可能源源不断地援助蒋介石。“我已经非常坦率地表达了我的想法，”罗斯福总结道，“因为看起来在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很明白，你们和我们拯救中国的全部努力将会因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而付诸东流。”

这就是派遣了数百万同胞冒着生命危险加入战争的美国总统，现在正在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即坚持让美国做出牺牲的受益者去承担它应分担的责任。罗斯福的顾问们一直在告诉他，如果中国失去了昆明，它将基本上被战争淘汰出局，那样的话“至少需要多出一年，很可能是数年的额外战争……才能打败日本，解放中国”。 [24] 但结果并非如此，事实上赫尔利、艾奇逊与陈纳德的警告竟然都是夸大其词。日本人没有攻击昆明或重庆的计划，不需要撤出使馆。蒋介石的“纵深防御”战略在这方面是有效的。同时，蒋介石认为，把100万日军牵制在中国，他已经分担了战争的责任，而且，他可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提出反问，美国总统说“我们拯救中国的努力”究竟是什么意思？中国已经坚持了八年，其中四年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那时美国却在给日本供应战略原料。既然美国“正在全世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不能再继续坚持几个月或者甚至数年？他认为拯救中国就意味着不再同日本打仗，反正它已经几乎被打败了，而是要确保一旦日本被英勇的美国人解决掉之后共产党不能上台执政，难道这是错误的吗？

在这方面，蒋介石和罗斯福优先考虑的重点完全不一致，一个是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另一个则是为了挽救自己国家士兵的生命。对于美国来说，将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置于同一个“围栏”，就像费斯后来所比喻的那样，成了一种灵丹妙药，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每个人，包括那些几乎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互相不同意对方的人，都支持这个解决方案。甚至陈纳德，美国人中蒋介石的最好朋友，也告诉罗斯福，我们需要的是“重庆和延安之间的真正统一” [25] ，从而使蒋介石所知道的即将到来的内战不会发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需要罗斯福的个人代表发挥他的历史作用。

于是，赫尔利致力于完成此项任务。在他与蒋介石和重庆的共产党人最初的会议中，一项协议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起来，至少在赫尔利身上是这样。这将是一个五点计划，其中中国共产党将基本上被承认为一个合法的政党，交换条件是同意将其军队置于中央的统一指挥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将乐意接受这一安排，为什么不呢？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人愿意放弃对自身武装部队的独立控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承认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蒋介石肯定曾非常怀疑赫尔利能说服毛泽东同意这个方案。

赫尔利在延安出席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是在11月8日。赫尔利主导了上午开始的开幕式，提交了一份书面的五点计划给毛泽东。这份文件呼吁国共两党“为统一指挥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而携手合作，以便尽快打败日本并重建中国”。其中有一段内容显然是由赫尔利撰写的，并且令人想起数十年来美国所做出的按照基督教和民主的形象改造中国的努力，文件进一步呼吁双方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奋斗。在下一个段落里，它提到了国民政府将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合法政党。

毛泽东掌控了下午的会议。他开始说话时带点包瑞德所说的“有礼貌的嘲弄”，然后猛然间展开了对蒋介石的愤怒谴责，把中国的分裂怪罪于他。我们所需要的，毛泽东说道，不只是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而是一个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在内的完全改组过的政府。也就是说，毛泽东坚持要求的远不止是仅仅给共产党人一个合法地位。他要求的是一个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面国民党和共产党拥有平等的地位，尽管他似乎并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细节，如有关该政府将如何发挥作用等。一旦在联合政府上不能达成一致，毛泽东对他的机会也未必抱多大信心。赫尔利的设想似乎是，国民政府的力量无比强大，共产党将乐意接受其所提供的法律地位。他的五点建议规定，共产党的部队将得到与国民党军队“相同的工资和津贴”，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军队的状况将得到改善。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一点上赫尔利犯的错误，他说（据包瑞德的记录）：“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无力再战。” [26] 国民政府的军队有近200万人，其中77.9万人被用来封锁共产党人，而其余的政府军队一见日本人来了就逃跑。这一时期最好的历史学家估计，有40万名政府军士兵在封锁共产党人，是毛泽东给出的数字的一半，但其仍然在蒋介石的军队里占很高比例。至于相等的工资和津贴，毛泽东指出了许多美国的中国通在他们写给华盛顿的信函中就已经注意到的，如包瑞德概括的那样：“蒋介石手下的士兵大都忍饥挨饿，穿的是破衣烂衫，许多人病弱不堪以至于即便是短途行军都支撑不住。” [27] 包瑞德同意这一点，他写道：“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士兵行军不到1英里后就倒下死亡。” [28] 而共产党军队却都吃得好、穿得暖，而且身体状况良好。

赫尔利对此的回应是指出，到目前为止非但没有逃跑，中国反而已经赢得了在缅甸和萨尔温江的胜利，而且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激烈的长篇大论中包含任何中国的敌人都可能会使用的话，那些人希望看到中国“继续内部分裂，自相纷争”。这是胡言乱语，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将军，”他对赫尔利说，“我所说的有关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早就已经被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孙中山的儿子，国民党自由派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员），以及孙中山夫人说过了。你认为这些人是中国的敌人？” [29]

赫尔利改变了话题。他说，蒋先生真诚地想跟共产党达成协议，作为这方面的证据，他愿意在国家军事委员会里给中共一个席位。

毛泽东没把这个提议放在眼里。

赫尔利：可是，这意味着一只脚迈进了门槛。 [30]

毛泽东：如果你的双手被绑在背后，一只脚迈进门槛是毫无意义的。

赫尔利：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资格能让共产党充分了解所有的军事计划和行动，还可能包括针对共产党自己的任何举动。

毛泽东：军事委员会是一个没有权力的机构，其现在的成员都根本不知内情；它是如此无足轻重，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召开过会议。

“主席，”赫尔利反问道，“如果你认为蒋委员长提出的条件不够公平，不足以让你加入一个联合政府，那么根据什么条件你才会愿意这样做呢？”

毛泽东花了一天时间与他的支持者交换意见，第二天他向赫尔利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从而导致了后者与共产党之间达成协议。当协议达成时，如包瑞德所说，共产党人“非常高兴”，这不奇怪。协议给了共产党人他们想要的一切，包括一个“接纳各抗日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政治团体的联合国民政府”。这后一个类别涵盖了在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阴影里出现的小型、非武装的民主党派，最大的是中国民主同盟，它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政党，其中许多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以这样一种方式，这项建议基本上就废除了自1927年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党专政，很明显蒋介石认为这种一党专政是他继续统治和中国的未来必不可少的——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软化是非常缓慢的。

在延安达成的这项协议还包括了把赫尔利早先有关“民有”的措辞扩展到美国对中国最开明愿望的全面阐述。“联合国民政府将实施旨在促进进步和民主，建立公正、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政策”，甚至还有“人身保护条令的权利”，这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从未以任何形式存在过。 [31] 这些措辞明显是由赫尔利插进去的，在11月10日上午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之前，他花了一下午和一晚上的时间调整这个文本。赫尔利与罗斯福的政治分歧并没有阻止他在文本中插入几句罗斯福的最响亮的话语。中国的新政府“还将奉行旨在使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这两项权利更为有效的政策”。

毛泽东和他的副手们很高兴去签署一份美国式的人权法案。他们只接受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变的原则，即除要求民主自由之外，在野党比执政党有更多要得到的东西。在1944年年底中国的情况特别是这样，当时对国民党的不满正在增长，而不是对偏远的、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的共产党，而国民政府的反应则是极其压制的措施——监禁、新闻审查和禁止示威游行。美国在两大中国武装政党之间进行斡旋的努力并没有导致国民党的崩溃和共产党的掌权，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的舆论上帮助了共产党。

赫尔利在延安的最后一个下午时，双方都参加了包瑞德所称的“爱的盛宴，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32] 后来，在会议厅外，赫尔利对毛泽东说：“主席，我认为由你和我通过签署这些条款来表明我们认为它们是公平公正的，这应该是合适的。”所以，他们就把文件搁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两人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用的是美式风格的钢笔而不是中式的印章。只是在动身去机场前，赫尔利确实加了一句告诫语。“毛主席，”他说，“你当然能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公正的，但我不能保证蒋委员长会接受它们。” [33]

然而，乐观的赫尔利似乎并没有预料到让蒋介石同意修改后的文件会出现问题。毕竟，赫尔利自己已经签署了，他很看重美国的影响力和威望，美国希望达成一个协议，而美国的支持是蒋介石所迫切需要的。在他出现在延安之前，他曾与蒋介石有过密切磋商，所以对蒋介石会走多远他肯定略知一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共产党人可能觉得赫尔利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作为一个姿态，周恩来和一个秘书陪同赫尔利随机去了重庆，大概，周恩来会在那里处理任何进一步的必要的文本提炼。

当赫尔利于11月10日抵达重庆时，他立刻把自己和毛泽东签署的文件送给宋子文，想要让他转交给委员长。宋子文惊惶不安地赶到赫尔利的住处。“共产党卖给你一张商品清单（a bill of goods） [34] ，”宋子文说，“国民政府绝不会承认共产党的要求。” [35]

这是一张什么商品清单呢？在赫尔利和毛泽东的协议中所设想的联合政府的确切条款中虽然可能涉及一些权力和权威的分享，但是完全没有阐明有一定数量的政府部长职位会分配给共产党，而且蒋介石会留任共和国的领导人。但宋子文相信，在这一点上赫尔利上了毛泽东的当。对他和蒋介石来说，很明显共产党将能够利用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存在来加强他们在获取全部权力的最终竞争中的实力，从内部获胜。换句话说，共产党人对赫尔利所做的事感到高兴的主要原因恰恰就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原因。面对着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讨论报告，蒋介石再次一如既往地表示担忧，美国人会被共产党人那虚伪的真诚表述所“忽悠”，说他们对美国和民主是如何地爱，以及如何无私地决心尽一切所能来帮助战胜日本人。现在，他曾经指望得到理解的赫尔利，却重复了这一模式。尽管蒋介石做出了反向的警告，赫尔利继续相信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把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描述为“人造黄油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后者把目标定为夺取全部权力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这个信念是他的谈判策略的基础。在赫尔利经常重申的观点中，苏联人不会支持中国共产党，这就意味着如果对共产党保持强劲和一致的压力，他们最终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在国民党占主导的政府中扮演一个弱小的角色。

但是，蒋介石是很有头脑的。他知道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同苏联人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意识形态上的关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蒋介石希望通过培育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从而能够阻止俄国人给予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然而他却发现自己在发出像不为人所相信的预言家似的警告，说共产党的性质完全是红色的，同时共产党人却从自己的立场鼓励美国人相信他们有点儿像红皮白心的萝卜一样。

在返回重庆的飞机上，包瑞德坐在周恩来的身旁，他问周认为是美国还是苏联才是更大的政治民主国家。“我们认为苏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周恩来回答道，但他又补充道，“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要用一百年时间才能达到这种民主状态。同时，如果我们能够享有你们今天在美国享有的同样的民主，我们也将极其高兴。” [36] 千万不要介意在认为斯大林的俄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这点上所表现出的不祥的天真，或任性的意识形态上的盲目性。美国人总是会从类似于周恩来的这种评论中提取出一个善意的、让人放心的信息，即共产主义是在遥远的未来去实现的一个理想，而在漫长的实现过程中，共产党人可以成为美国人的朋友。

鉴于蒋介石拥有庞大的军队，他在国外作为“中国救世主”的声誉，以及他从其他国家，包括苏联，所享有的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统治者的承认，为什么蒋介石要认为与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是一条灾难性的路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主要差别相关，尽管是同盟国却不能找到共同的基础点，这就是历史学家邹谠所称的“美国人的简单性相对于中国人的复杂性”。 [37] 对美国人来说，其单一的目标就是打败日本，既然那也是中国人的目标，美国人就不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似乎在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措施上犹豫不决，例如改革中国的武装部队，解雇不称职的指挥官，将七拼八凑、装备落后、指挥失误的师团合并成较少数量的有纪律和有效率的部队。对于像史迪威这样的美国人来说，这种军事改革是一种简单良好的意识。它将有助于击败日本，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能使蒋介石拥有在未来与共产党的对抗中所需要的那种军队。

同样，赫尔利肯定也感到国民党将欢迎有机会在美国风格的政治竞赛中与共产党进行和平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每个人都有他的发言权，得票最多的党派获胜，败选方将在下次选举中等待另一次获胜机会。但对美国人来说非常简单的东西，对蒋介石来说则是极其复杂的。蒋介石的权力是建立在中国的军事首领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上，其可以回溯到他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时期，在一些关键的情况中，还可以回溯到他在日本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 [38] 这支武装部队不单单只是一支军队；他们还是一个权力基础的网络，有些人忠于蒋介石，而其他人（往往是其中更有能力的）则独立于他，甚至可能还是他潜在的对手。蒋介石需要用忠于他自己的指挥官来指挥军队，即使这意味着要容忍他们以用不存在的士兵来填补名单的方式去获得中央政府给他们的工资，即使他们与日本人买卖战略物资来中饱私囊，即使他们是无能的指挥官。蒋介石拒绝解雇那些对他效忠的指挥官。此外，在战争期间，他拒绝给在作战中有能力但不效忠于他的指挥官提供军需物资，因为在中国那由个人军事关系编织成的网络中，他们不是他个人网络中的一部分。

说到政治改革，蒋介石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一个相当抽象、简略的措辞，其实际意义是允许共产党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进入政府，然后与他们争夺民众的青睐。就美国而言，政治改革会给予中国政府合法性，扩大民众的支持，并平息学生和知识分子潜在的不满和失望。联合政府将给予蒋介石更强大的部长职位，他将继续担任军队的总司令，并作为美国的一位盟友，以及他的国家的总统。

然而，蒋介石相信，政治改革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对于他来说，有着善意的天真和轻信别人的美国人，没能考虑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实，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去寻求和解，被迫授予合法地位给一个昔日的“匪帮”，会被解读为软弱，而被视为软弱则将导致己方的力量倒戈到另一方。共产党本身将会很乐意见到他们的人气、威望和地位的急剧上升。戴维斯之所以做出一旦共产党得到美国的认可，蒋介石的许多高级军官会弃他而去的预测，其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在中国那赢者通吃的政治体系中，坚持追随一个失败者是没有好处的。几个世纪之前，马基雅维利就警告说，一个国君邀请强大的对手来自己的王国，满心希望能解除他们的武装，削弱他们，其实是在为自己丧失权力铺平道路。蒋介石可能没有读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但他无论如何都会明白，他自己的权力不能依赖于与生机勃勃、持久稳定的共产党人达成交易，而是依赖于不与他们打交道，进而摧毁他们，以免他们摧毁他自己。

赫尔利的谈判是美国人在中国最引人注目和最显而易见的一种首创精神，但绝非唯一的一次。其他的均不那么清晰，不那么显眼。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有许多美国机构在中国运作，包括几个不同的情报机构。例如，其中有无伤大雅的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专门收集中国和日本的书面材料并在中国新闻界传播美国政府的宣传。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候，领导该机构的是费正清，他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32年，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保持着无比广泛的交际，其中许多人曾留学美国。另一个重要的团体被称为AGFRTS，即空军和地面部队资源及技术人员局，它在1944年春天正式开始运作。 [39] 其总部设在昆明，专事收集天气信息和日本飞机、军队和船舶的活动情报——这些情报是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又名“飞虎队”）所不可或缺的。该航空队的许多机场分散在未被占领的中国领土上，以便展开对日本目标的攻击。

AGFRTS的人员大多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借调而来，其中就有茱莉亚·麦克威廉斯，她后来成为著名的烹饪书作家和电视名人，改名为茱莉亚·查尔德。另一个备受推崇的AGFRTS情报人员，一个在敌后建立起十多个情报搜集中心的人，是给人印象深刻、非常能干的上尉约翰·伯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后来他指挥了一次发生在山东境内的危险又重大的任务。

像美国战时新闻局和AGFRTS这样的团体，戴维斯后来写道，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比较平民化的元素”。但是，戴维斯继续写道，“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设在重庆的以美国海军武官梅乐斯（Milton Miles）上校为首的一个秘密组织。梅乐斯与美国在中国的其他机构不断争夺地盘，特别是美国战略情报局，该局曾试图拉拢他，但未能成功。他是美国人中最接近戴笠的人，戴笠以前是黄埔军校的学员，从那时起，就成了蒋介石亲近和信任的侍从武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戴笠被任命为一个称作蓝衣社的秘密机构的头头，蓝衣社是由蒋介石的另一个黄埔学员何应钦创建的，抗战爆发后何应钦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蓝衣社这个名称表明他们都受到褐衫党和黑衫党的启发，后两者是新兴的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领导人用来恐吓对手的准军事组织，但蓝衣社也是由黄埔派系形成的一种中国传统的秘密帮会，用来支持他们的领袖蒋介石，他们对他宣誓效忠。当战争爆发时，戴笠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头子，该机构比较委婉的官方名称是调查统计局 [40] ，这在中国是最可怕的机构。

美国的情报机构和戴笠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中美关系中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这种关系是亲密而友好的。绰号“狂野比尔”的威廉·多诺万是个企业律师，是他创立并领导了美国战略情报局。他到过中国两次，分别是在1943年和1945年，并与戴笠有过亲切的会见，随后保持着书信交往，书信中充满了恭维之词，看起来几乎是他们两人在相互模仿。“多诺万将军阁下，”戴笠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对你的仰慕之情穿越了不断延伸的距离，就像连绵不绝的滚滚波涛和飘荡在空中的云彩。” [41]

尽管为讨好对方做出的努力是伤感的，但戴笠实际上是一个坚强的、极其理智的行家，他坚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美国所有的情报工作必须处于他自己的全面控制之下。他最亲密的美国伙伴是海军上校梅乐斯，以“玛丽”之名而著称，因为当他在海军学院1922级当学员时，玛丽·梅乐斯·明特正是一个著名的百老汇明星。外号“玛丽”的梅乐斯是一个擅长社交的颇具魅力的海军军官，被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此人是海军作战部长和罗斯福的亲密顾问——派往重庆美国大使馆任武官，最初负责监测在中国沿海的日本航运以及为最终美国在那里的登陆搜集信息。费正清在回忆录里称他是“一个穿着卡其短裤和衬衫的年轻人”，他的“脸不仅长得英俊而且其实还挺漂亮，一笑就露出两个酒窝”。 [42]

不论梅乐斯漂亮与否，他都拥有来自很有势力的海军上将金的支持，这就给了他一种官场地位，使他能够把自己的业务从没有争议的情报搜集扩展到非常有争议的与戴笠的合作形式。他既不受美国大使馆的控制，也不受美国军事指挥官的约束，首先是史迪威，然后是魏德迈。在赫尔利之前的克拉伦斯·高斯大使曾经抱怨说，戴笠是中国的“盖世太保”的头子，他希望大使馆能“摆脱可能与戴笠将军有联系的陆海军军官的所有官方关系”， [43] 说这句话时他针对的是梅乐斯。但是金上将在知道国务院对梅乐斯的不满后，把梅乐斯晋升为准将，并任命他为新成立的驻华美国海军机构的头头，这个机构直接听从金上将的指挥。这使得梅乐斯能随意去做他想做的事，并同戴笠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以便“在抗击日本的战争努力中实施特殊的措施”。 [44] 这个新的机构被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ACO），它的34个独立活动领域中包括了破坏、对日伪官员的暗杀和一所特务学校。费正清称这所学校为“破坏活动培训中心”，其位于重庆以西沿嘉陵江约12英里的一处秘密地点，名叫“歌乐山”，这名字还挺有讽刺意味。“这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海军情报官查尔斯·G.多宾斯上尉如此描述歌乐山道，“这里每个入口和交叉路口都有武装到牙齿的哨兵一天二十四小时站岗。” [45]

中美合作所的创立是一件发生在战争中的事。它的目的是帮助战胜日本，而不是要卷入中国的国内事务中去。但梅乐斯与戴笠的关系太过亲密，戴笠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这样就把美国置于同一个被越来越多的在华美国人视作集埃德加·胡佛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于一身的人关系密切的位置上。戴笠的军统局已经把触角伸向了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他在华南和华东地区有着一张广泛的敌后游击队网络，可以护送美国情报官员秘密前往沿海地区以便在那里观察日本人的海运活动。

但军统局也监视中国的异见者，比监视更糟糕的是——或许多美国人相信的是——逮捕并处决他们。在这层意义上，戴笠和军统局同康生和共产党情报网针锋相对，尽管在华美国人对康生的了解远比对戴笠的了解要少得多。这两个情报机构在一场持续的秘密战中相互对抗，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并持续到三十年代初，当时与共产党分裂后的国民党试图消灭对方，共产党则奋起斗争以求生存。

1942年2月，戴笠发现一个共产党的七人间谍网已经渗透到他的组织中，这些人包括戴笠的特工在中国各地所使用电台的负责人。“这个特殊的党支部就像一把匕首，直接刺入戴笠军统局的心脏……几百架无线电台和几千个无线电话务员的秘密任务都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 [46] 这是该间谍网的负责人，一个名叫张露萍的年轻漂亮女人的官方传记中的内容。

在军统局内部发现的这些“鼹鼠”引起了戴笠的警觉，这也是促使他寻求与美国合作的契机之一，因为美国人在反间谍方面可能更为擅长。这七名共产党特工都被逮捕、遭受折磨并在两年后被处死。 [47] 共产党直到1983年才承认军统局内间谍网的存在；之前，毛泽东甚至不想去证实国民党情报机构的指控。

有关戴笠究竟如何打压异己还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在华美国人中的传统观点是他应对大量的错误行为负责。戴维斯说他是“令人讨厌的”。 [48] 戴维斯说戴笠的“主要作用是追捕涉嫌反蒋的人，虽然他在日占区也拥有活动网，但主要被用来追踪地下共产党人”。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前任主任、后出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高级职务的约瑟夫·拉尔斯顿·海顿，警告多诺万不要跟戴笠掺和在一起，因为戴的方法就是“用毒药、匕首和狡诈的方法搞暗杀”。 [49] 即便是魏德迈，尽管对蒋介石的国内手段毫不心软，也认为梅乐斯和戴笠的关系令人困扰。事实上，他恳求战争部从中美合作所撤出，并终止梅乐斯与戴笠的关系。他写道：

戴笠主要专注于收集针对中国人和居住在中国沦陷区的外国人的情报。他对日本人的兴趣完全是次要的。他的行动方法与德国盖世太保和苏联秘密警察格别乌（OGPU）非常接近。美国继续维持与他及其组织的关系和联系已经损害了心胸宽大、思想健全的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形象，并使之对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动机和我们表达的目的的诚意提出了怀疑。 [50]

后来，因中美合作所和梅乐斯仍在运作，魏德迈又写了一封信：

如果美国公众了解到，我们向一个如戴笠所操控的这样有问题的组织提供大量援助的话，不必解释，这肯定将是最不幸的。梅乐斯在这里充当圣诞老人已经很长时间了。 [51]

给美国军事情报署（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拟了一份关于戴笠的报告的多宾斯上尉写道：“数以百计的戴笠的受害者被杀死了，还有数以千计的受害者在监狱和集中营中受尽折磨，不知道为何被抓或还要被关多久。” [52]

令人好奇的是，声称在战争中发生的失踪、折磨和处决的这些总结中有着某种抽象的品质。有些被国民党镇压的受害者是为人所知的。例如，其中就包括马寅初，他是一个受过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经常批评蒋介石。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马寅初都被软禁在家，这当然是一种镇压措施，但他没有被杀害，也没有被送到集中营或一个残酷的监狱中去；正如我们所知，当他从软禁中被释放的时候，他立即开始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激烈演讲。在战前，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头几年，戴笠的蓝衣社执行了多次暗杀，其中包括了至少两个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自由批评者，杨杏佛和史量才，后者是上海《申报》的主编、总经理。 [53] 此外，蓝衣社的一份出版物吹嘘说在武汉处死了大约40个“叛徒”，就是说，与日本敌人合作的中国人——这些事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六年后的七七事变之间。该组织还处死了一些与蒋介石争夺权力的竞争对手，包括一群年轻的将军，戴笠怀疑他们涉嫌在1943年年末阴谋策划逮捕蒋介石。1944年，蒋介石枪毙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将军，张德能，因为他未能抵抗日本人以保卫长沙，反而撤离该城，并据称用卡车装满了自己的财产。 [54] 正如陶涵所写的那样，如果蒋介石觉得自己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他就不会阻止自己去下命令处死大批人，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他确实这样做了。 [55]

国民政府秘密警察和戴笠没有遵守正当程序的细节，这是可以肯定的。也可以认为，当时在中国殴打和折磨囚犯是司空见惯的。但军统局并不是盖世太保，也不是格别乌，没有它们的效率、它们的彻底性，或它们大批屠杀的文字记载。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但也不是法西斯政权，堪比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俄国；事实上，考虑到当时正值战时，猜疑和阴谋的氛围，一个与之竞争的傀儡政府的存在，以及共产党人的反对，令人感到惊奇的可能不是国民党的罪行太多，而是不那么多。由在华美国人汇编的有关戴笠的报道几乎根本就没有被处决或失踪的反蒋异见者的名字，这种细节的缺失表明有些关于军统局和戴笠胡作非为的报告是基于传闻的可能性，或源于这样一种趋势，因戴笠被看作国民党的傅满洲 [56] 而声名狼藉，受此影响，人们总是去相信据说是他干的最坏的事情。

当时有美国人在现场，他们相信这一点。梅乐斯上校站出来为戴笠辩护，在他的回忆录里辩称戴笠的渎职行为只不过是假设的，想象多于真实。同样，在1946年1月，由一位名叫J.C.梅泽尔写的海军情报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ONI）的报告也指出，该局已收到“有关戴笠的众多不利报告”，但所有那些经梅泽尔调查核实过的报告，他写道：“都已被证明是误导性的，其中大多数是错误的，其他一些则是被扭曲的。” [57]

在战争结束时，海军情报局局长托马斯·B.英格利斯撰写了有关戴笠的文章，他的结论是：戴笠尽管冷酷无情，但他必须由中国的实践来判断，而不是美国。英格利斯写道：“作为战争时期的国家警察的首领，根据按我们的标准来说绝对是残忍、野蛮的法律与习俗去对付叛徒和罪犯，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58] 戴笠的秘密警察职能，他继续写道，已经“使他的名字在中国社会广泛的群体中成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代名词，不仅令真实的各类罪犯、叛徒和通敌者望而生畏，而且那些基本上是忠诚和值得尊敬的人也对他怀有畏惧之心”。就是这些人“在大声抱怨他那缺乏证据就实施逮捕和拘留的权力，并把他描述为政治反动派的打手”，但是，英格利斯断言，戴笠只是“以他自己国家的习惯方式行使了他的战时职责”。

然而，问题是戴笠似乎同希姆莱或贝利亚一样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恶棍，即使这样的比较有点夸张。戴笠的秘密警察具有盖世太保或格别乌的外在属性，在一处守卫森严的办公场所的阴影中运作，并且只效忠一个有着盛气凌人的委员长头衔的人。它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它能激起恐惧，也由于无人知道它究竟在做什么，它就激发了更多的恐惧。

相比之下，如我们所知，四处发展中的延安政权也有着它的秘密警察及其幽灵似的指挥官，康生，他只对被称为主席的人负责。然而当时的观察家们，不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似乎从来没有将戴笠与康生做一比较，这点颇引人注目。中共的安全机构是如此封闭，如此不透明，以至于没有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由此几乎不会激发任何惧怕。

此处的教训是：一个被夹在专制独裁和自由民主两者之间的政党将战略优势拱手让给了坚定地站在其中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中的政党。

阴谋论者可从这件事中看出中美合作所证明了美国的潜在目标，这个被共产党人相信是美国“反动派”的目标是为了帝国主义剥削而保证中国的安全。但是，在战争结束前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各个在华情报机构的行动是值得注意的，这些行动非常诡异、极不协调，不属于任何中心计划或中心战略思想。梅乐斯和中美合作所虽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其行动却几乎独立于任何控制。没有人能掌管一切，连魏德迈也不行，尽管他逐渐试图把间谍活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盟军在中国的战争努力的一个突出弱点是，有太多情报机构各自独立地、不协调地活动着，南辕北辙，互相误解。” [59] 1944年年底，魏德迈在发给马歇尔的一封绝密电报中如此写道。

因此，赫尔利只是中国这出戏中的一个美国主角。他对其他人的某些行为一无所知，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赫尔利关注的焦点，他所痴迷的仍然是试图打造一份国共协议，他不断看好在这方面所做努力的成功前景，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不是也不可能是这块料。有一阵子，在蒋介石拒绝了赫尔利与毛泽东的五点计划后，他似乎愿意把随之而来的僵局归咎于国民政府。11月13日，他告诉戴维斯，他认为这个计划是合理的，并说他怀疑国民党不妥协的原因在于宋子文，他在戴维斯面前把宋子文称为“骗子”。 [60] 他宣称，蒋介石曾经答应同共产党达成协议并以此来交换史迪威的解职，然而现在，他相信宋子文在破坏这项安排。这令戴维斯大为吃惊；他是第一次听说此事。

但赫尔利并没有长时间坚持这一立场。很快，他就有点莫名其妙地采取了一个显著的亲国民党的立场。他逐渐在美国人关于如何对付蒋介石的争论中确立了自己坚持的一种对立观点，而相对的那种观点是持交换条件的阵营所主张的，他们觉得不应该给蒋介石任何东西，不论是租借援助还是道义上的支持，除非从他那里得到具体的承诺作为回报，特别是有关政治改革和精简军队的承诺。史迪威的副官弗兰克·多恩曾简明地阐述过这个论点。他说，只有在“最后通牒的基础” [61] 上去对待蒋介石，才可能使中国摆脱政治僵化。

赫尔利拒绝了这一做法，由此他还与美国高级领导层达成了共识，后者从未对交换条件政策有过兴趣。这一观点出自总统本人，同样作为一国之首，深知处于权力顶峰的孤独，总统对蒋介石怀有天然的同情。“委员长认为有必要维护自己那至高无上的地位，”罗斯福在给马歇尔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你和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他是行政长官，也是总司令，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人说话严苛，或者以我们可能从摩洛哥苏丹那里得到的方式从他那里得到确切的承诺。” [62]

赫尔利后来对罗斯福解释了蒋介石的观点的合理性，即接受一项同中共达成的协议将被视为他们自己的一个胜利，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失败，而对他来说失败将是致命的。此外，赫尔利和毛泽东在延安那块石头上签订的那份协议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一个有着三千年历史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和平争夺权力的国家里分享权力？在同毛泽东一起制定交易时，赫尔利未能理解戴维斯所表述的情况，即“一个少数派反对党的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蒋介石那平衡各种相互竞争的机会主义者的体制，在引进任何人都可自由参与的西方民主之后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特别是当其中一支竞争力量是一个有活力的、人数激增的、有纪律的组织，并决心去摧毁那个系统并夺取政权时”。 [63] 赫尔利对蒋介石几乎无条件的支持是他对戴维斯所做分析的回应，但其与戴维斯可能要求他去做的完全相反，因为戴维斯是有条件交换阵营中的一个坚定成员。“到12月时，”多年后戴维斯告诉一个采访者道，“在未得到来自华盛顿的确认的情况下，赫尔利将军开始宣称，美国的政策是对中国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全力支持。” [64] 这是赫尔利所坚持的一项政策，戴维斯继续说道，这项政策的宣布是如此强硬，没有任何细微的歧义或者妥协余地，但“恰巧在那个时间，其有效性……成了问题”。

蒋介石无疑是欢迎赫尔利的支持的，但这并不能使他摆脱困境。蒋介石坚定地认为，民主改革，特别是允许一个联合政府成立，将会搞垮他，但同时他又不能简单地拒绝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这个目标而不伤害赫尔利和罗斯福的善意。所以，国民党以一个自知肯定会被共产党拒绝的反提案来回应赫尔利和毛泽东的计划。相比毛泽东和赫尔利的五点计划，这项反提案包含了三点，但其核心要点是：如果共产党愿意“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及战后重建，并把他们所有军队的控制权移交给国民政府”，作为交换，中央政府将同意承认共产党为一个合法的政党。

在重庆看到这份反提案时，周恩来毫不意外地拒绝了，他说甚至都没有必要将其带回延安。这样就为未来两年美国艰苦的调解努力而在中国的两方与美国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毛泽东想得到法律承认，当然他能够得到，就像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得到的那样，在民主选举中和平竞争权力，尽管这样的解决方案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想成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但他认为放弃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无异于自杀。双方都做出了名义上的让步，以满足美国人以及迎合中国的民意，即双方希望达成协议，但双方的目标仍然是相同的：权力——国民党要保持权力而共产党则是夺取权力。

尽管如此，赫尔利仍然相信他的努力会结出果实。“我们正在取得一些成果”，12月时他在给国务卿斯特蒂纽斯的信中如此写道，虽然在所有的历史记录中都很难找到任何成功的事实。他说他每天都与蒋介石见面，而蒋则被说服“为了团结中国的军事力量并防止内战，对他来说有必要……对共产党做出慷慨的政治让步，在国民政府中给予他们足够的代表性”。 [65]

在1944年的最后几周和1945年的最初几周里，重庆的情况就是如此。蒋介石仍然待在他那僻静的别墅里，身边摆放着古董瓷器，沉默的仆人在一旁为他服务，围绕着他的是他最亲近的助手，他想听到的他们都会告诉他。而周恩来则住在重庆一条普通的小巷里，被秘密警察监视着（他们占用了同一幢楼的其他房间），同美国记者和外交官共进午餐和晚餐，散发出他一贯的魅力和他那理性的光环，并给大家提供保证：共产党所想要的一切就是打败日本，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赫尔利在他们两者之间似堂吉诃德般不切实际地来回穿梭，努力争取共识及不存在的共同的终极目标。12月4日，他、魏德迈和罗伯特·B.麦克卢尔（魏德迈的参谋长）拜访了周恩来，他们一起试图说服周接受现在的蒋介石和赫尔利的三点计划，但无功而返。

12月7日，包瑞德和周恩来飞回延安，周恩来是因为在重庆没有什么可进一步再谈，包瑞德则是因为赫尔利要他说服毛泽东去接受周恩来所拒绝的。这一主动的举措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对抗，毛泽东在谈话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愤怒，并告诉包瑞德他为什么绝不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但同时又向其保证他想成为美国的朋友，甚至还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最大限度的信心，即无论在赫尔利作为中间人的会谈中发生什么，未来是属于他的。 [66]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也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景，这个精明的农民共产主义者，穿着一套棉衣，住在中国西北部一个窑洞里，热情洋溢地同一个美国上校说话，几乎是非常精确地预测了未来。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根据包瑞德的叙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不止一次“大发雷霆”。在某一时刻，当包瑞德告诉他蒋介石认为赫尔利和毛泽东的五点计划是迫使他丧失权力的一种方式时，毛泽东跳了起来，并喊道：“他早就该下台了。”毛泽东事实上指出，蒋介石在台上的日子如果不能以日来计算的话，那肯定是可以用年来计算的。而且如果，毛泽东说，

根据他的情况，美国希望继续支持蒋介石这个烂壳子，这是它的权利。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做一切想做的事，蒋介石仍然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不需要哪个国家来支持我们。我们能够站得笔直，像自由人一样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重申了他早些时候的承诺，为美国在中国沿海的登陆行动提供支持，并主动提出愿意去做蒋介石一直犹豫不肯放手让史迪威去做的事：把他的部队置于一个美国指挥官的指挥之下。“我们愿意全心全意地在一个美国将军的指挥下作战，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他对包瑞德说，“这就是我们对你的看法。如果你在中国的海岸边登陆，我们将在那里迎接你，并且听从你的指挥。”

当包瑞德离开这个讨论话题时，他的印象是他“徒劳无益地同两个聪明、无情和坚定的领导人（毛和周）谈了话，他们对自己职位的实力绝对确信无疑”。他试图与他们争辩，但他们的回答是自信又挑衅的那种。由于拒绝接受一项协议，包瑞德说，毛泽东将“给蒋介石一个极好的机会，来声称他一直在说的所有有关共产党人是叛徒和叛乱分子的话已被证明是无可争辩的”。毛泽东的回答是：“长期以来他一直在骂我们是叛乱分子和叛徒，因此我们已经习惯了。他喜欢怎么说就让他去说。”

包瑞德说：“如果国民党和美国的军队把日本人从昆明和贵阳赶回去，你就会很不好看。”

毛泽东回答道：“假如这种情况发生了的话，没有人的欢呼声会比我们的更响亮。”

最后，包瑞德说：“如果蒋委员长被打败了，你们也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美国可能会从中国撤出它的全部军队（让共产党人去与日本人单打独斗）。”

毛泽东说：“美国不能抛弃中国。”

毛泽东对赫尔利也很恼火，而且因为这种感觉很快弥漫开，曾经在赫尔利访问延安时出现的广泛的友好气氛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毛泽东告诉包瑞德，他理解赫尔利给他的警告，他不能强迫蒋介石签署他们同意的五点计划，但“在蒋介石拒绝这些公平条款之后，我们没有想到赫尔利将军会回来，并逼迫我们同意一个要求我们做出牺牲的反提案”，他如此说道，“如果赫尔利将军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他永远也不会明白”。此外，毛泽东警告说：“到了一定的时间，我们会觉得应该给中外各方展示这份文件，以及上面的签名。”

毛泽东当然没有公布这份文件，上面有着现在会令赫尔利感到尴尬的签名，但仅仅是他威胁要去做就已经极其深刻地影响了赫尔利，用戴维斯的话说，赫尔利“因毛泽东欺骗了他而勃然大怒”。“他妈的！”他对包瑞德大叫道。1944年年底，在拒绝重开谈判之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制定了达成协议的四个新条件：（1）释放所有政治犯；（2）撤走围困共产党的政府军队；（3）废除所有“限制人民自由的压制性法规”；（4）终止所有秘密警察的活动。 [67] 赫尔利被激怒了。共产党领导人必须知道，这些看似很民主的要求将使得蒋介石更难以去接受一个联合政府，因为，正如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所表述的那样，蒋介石不得不把它们“看作相当于允许共产党进行革命而不加反对或阻止”。

如果赫尔利因毛泽东而心烦意乱，那么他要为自己阵营成员的所作所为而更加心烦意乱，这些人包括戴维斯、包瑞德，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有魏德迈。针对共产党，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姿态，但这些行动和姿态仅仅延续了几个月前迪克西使团开始时就在美国人和有些人喜欢称呼的延安政权之间发生的接触和对话。赫尔利有意误解这些接触，巧合的是，在他那谈判努力土崩瓦解时，这些接触还在持续，而这种误解终将导致美国使馆中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意见的努力付诸东流。

1944年12月15日，包瑞德再次去往延安，正准备离开中国的戴维斯陪同他一起去。据戴维斯后来的记述，当他还在赫尔利的办公室时，大使接到了包瑞德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认为包瑞德提到了即将到来的延安之行。在赫尔利和包瑞德讲完话后，戴维斯接过电话和包瑞德交谈，“赫尔利就站在身边”，两人在电话中讨论了他们的延安计划。戴维斯后来写道：“这是一次例行旅行，就像魏德迈的部属所做的那样。” [68] 他的目的是“在去莫斯科之前先快速得到一个共产党威权政治的最后印象”，这样一个目的对于一位即将被派驻苏联的外交官来说似乎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没有任何坏处。

然而，赫尔利心中一直在怀疑，在他背后正发生着代表共产党的阴谋策划，他觉得戴维斯此行正是这项阴谋的一部分。事实上，戴维斯和魏德迈的其他一些部下确实喜欢共产党，和他们在一起感觉挺好，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将最终取得政权，他们觉得从军事合作开始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要赢了，”重庆大使馆的政治分析员亚瑟·R.林沃尔特（Arthur R.Ringwalt）后来说，他总结了中国通的共识，“去反对一个几乎是无法反对的运动有何意义呢。” [69] 他们不喜欢国民党，并且几乎不加掩饰。所有这些都导致身处异乡政治世界而迷惑不解且缺乏安全感的赫尔利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怀疑。

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支持，他是赫尔利与蒋介石政府的主要接触点。在戴维斯前往延安之后，宋子文打电话告诉赫尔利，他的特工已向他报告称戴维斯正在延安，赫尔利显得似乎真的不知情——尽管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他告诉宋子文这个报告是不真实的。当赫尔利发现戴维斯确实去了延安后，他只能打电话给宋子文向其保证自己没有试图欺骗他。“外交部长显然已经成功地运用了一个古老的策略，即通过将不光彩的动机强加给一个无心的错误而使人处于守势。” [70] 戴维斯后来如此写道。

当戴维斯回到重庆后，他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戴维斯认为赫尔利似乎已经“平息了怒气”，但他没有。早些时候，在同戴维斯谈话时，赫尔利曾称宋子文是阻碍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反动派”中的一个；但现在，他认为，比起戴维斯这个外交部公认的最聪明、最敬业的官员之一，宋子文是一个更诚实的人。宋子文传递了一份他称之为来自他安插在延安的特工的可靠情报给赫尔利，大意是戴维斯曾建议共产党高层不必关注赫尔利，因为他是“一个老傻瓜”。 [71]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派驻重庆的职业外交官相信情况是这样的。有些职业外交官在自己的圈子里开始把赫尔利称为“粗鲁迟钝”的人，一个“自命不凡摆出一副大人物架势的人”，一个“老顽固”，或者，借用人们给他起的一个中文绰号“大风”（Big Wind）。有位美国职业外交官叫爱德华·赖斯，他来中国已有十年之久，去向赫尔利汇报工作，整个过程被他描述为大使的一出令人难以理解的独角戏，他除了能说“你好”和“再见”之外，其他什么话也插不进。 [72] “赫尔利精神不正常是不太可能的，”另一位美国职业外交官菲利普·斯普劳斯后来告诉记者称，“但在例行的内部会议上，他会援引《大宪章》《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说》，激情四溢，以至于在他高谈阔论结束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说：‘好吧，我会投你一票。’” [73]

对他老板的这种不利评价戴维斯颇有同感，但指控戴维斯告诉毛泽东说赫尔利是个老傻瓜的确是完全缺乏可信度的。除了宋子文那未经证实、来源不明而且明显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情报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

在美中关系史上的此时此刻，经过了四年多持续的抗战努力，受人尊敬的史迪威被解职已有四个月，因日本人要进攻重庆而引起的恐慌也刚过去不久，美国大使馆里面的情绪被新来的约翰·梅尔比描述为是“有害的”。“主要的日常活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似乎就是窃听和躲在角落里。那些听从赫尔利大使的人趾高气扬，其他人则大多敬而远之。” [74]

使馆内部的分歧回应了整个美国政策的不连贯，或者，如戴维斯当时所说，认为“美国的政策只是一种现实主义和一厢情愿之间的优柔寡断的妥协” [75] 是靠不住的。赫尔利一方面敦促共产党恢复他来中国后倡导的谈判，另一方面却在表达他对“延安政权”日益增加的幻灭感以及继续坚持对蒋介石的支持，在此期间又一直在加深他的猜疑：他的美国下属正在暗中破坏他的努力。与此同时，这些下属送交了厚厚一摞报告和一大堆意见，描述了蒋介石正在遭受致命的削弱并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即赫尔利在一切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他在对共产党的支持程度上是错误的；他在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这个看法上是错误的。中国通们正在提出提供武器支持共产党，而赫尔利则愤怒地逆向而行。

这年年底，大使馆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这是自从史迪威离开、赫尔利到来，以及日本发动“一号”作战攻势以来的第一次，也将是戴维斯出席的最后一次，几天后他就要离开这里前往莫斯科了。戴维斯回忆道：“赫尔利朝我举杯并响亮地说：‘这杯敬你，约翰。’”然后，在脑袋后面插上一枝像是印第安羽毛般的常青树枝，大声地发出一连串乔克托人的战斗呐喊后，赫尔利带着大家绕着房间跳起了蛇舞。晚会结束时，他告诉戴维斯，自己将不会再骚扰他了。“你也跟我一样。” [76]

在离开中国前，戴维斯写了封电报来陈述他的观点：如果美国不愿意参与权力政治，此处他指的是认识到共产党的实力与国民党的弱点，最后将以交给苏联“一颗在中国北方的卫星”而告终。他也给赫尔利发了一份副本。五天后，戴维斯去拜访魏德迈和赫尔利并道别，他大胆地恭维赫尔利杰出的职业生涯，并说“万一他的谈判失败而陷入中国人的阴谋圈套之中”，那将是一个“可悲的高潮”。

“赫尔利脸红了，接着胀得发紫。‘陛下’一旦咆哮发怒，他会打断我的背脊的。” [77] 戴维斯如此写道。戴维斯由此结束了他的叙述，但是魏德迈则描述了一个不寻常的后续情景，赫尔利鲁莽地、诽谤性地指控戴维斯是一个共产党员并试图暗中破坏中国政府。 [78] 当戴维斯强烈否认对他的指控时，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睛。第二天，戴维斯去莫斯科赴任，不久之后，赫尔利就试图要打断他的背脊了。

[1] Honorable Survivor：Mao’s China，McCarthy’s America，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p.330.

[2] Honorable Survivor：Mao’s China，McCarthy’s America，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p.331.

[3]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57.

[4]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6.

[5] 丹尼尔·谢司，美国起义者、军事家。马萨诸塞人，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军官，战功卓著。战后曾任一些政府职务，但马萨诸塞的经济危机开始后，他和其他一些农民被迫背负债务，又被政府错误的政策压迫。1786年，他领导农民发动了谢司起义。——译者注

[6] Time ，Jan. 1，1945.

[7]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57.

[8]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14.

[9]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57.

[10] Arthur R. Ringwalt，“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Arthur R. Ringwalt，” Truman Memorial Library，online at http：//www.trumanlibrary.org/oralhist/ringwalt.htm.

[11] Quoted in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36.

[12]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7.

[13]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57.

[14] Lohbeck，passim. Russell D. Buhite，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assim.

[15]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49.

[16]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148.

[17]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153.

[18]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153.

[19]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153.

[20] FRUS ，1944，p.201.

[21] FRUS ，1944，p.199.

[22] FRUS ，1944，p.159.

[23] FRUS ，1944，pp.157-58.

[24] FRUS ，1944，p.287.

[25] FRUS ，1944，p.159.

[26]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0.

[27]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0.

[28]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0.

[29]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1.

[30] Mao-Hurley dialogue is from Barrett，pp.60-62.

[31] Mao-Hurley dialogue is from Barrett，p.63.

[32]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3.

[33]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4.

[34] 美国口语，意为欺骗某人做某事。——译者注

[35]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228-29.

[36]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5.

[37]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91.

[38]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112.

[39]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56.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87.

[40] 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译者注

[41]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44.

[42]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15.

[43]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38.

[44]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99.

[45]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College Park，Maryland （hereafter NARA），RG 38，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Records of the U.S. Naval Group，Box 39b.

[46]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44.

[47] 据国内资料记载，军统电台案案发是在1940年春，而张露萍等七位党员牺牲是在1945年7月14日。此处及上一段1942年2月的说法作者应有误。——译者注

[48]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88.

[49]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02.

[50] NARA，RG 38，Box 39.

[51]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89.

[52] NARA，RG 38，Box 39b.

[5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04-105.

[5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73.

[5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05.

[56] 英国作家Sat Rohmer于1913年出版的小说Fu Manchu 中的主人公，是当时西方流行辱华观念中的一个中国人，后成为一系列其他仿效作品中的典型东方歹徒形象。——译者注

[57] NARA，RG 38，Box 39.

[58] NARA，RG 38，Box 39.

[59]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99.

[60]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9.

[61] Tsou，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93.

[62]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6，p.270.

[63]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8.

[64]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p.145-46.

[65] FRUS ，1944，vol.6，p.748.

[66] Mao’s conversation with Barrett is from Barrett，pp.70-75.

[67]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19.

[68]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5.

[69] Ringwalt，oral history.

[70]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5.

[71]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6.

[72]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p.122-23.

[73]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p.122-23.

[74]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23.

[75]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8.

[76]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8.

[77]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9.

[78]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319.

第六章 特使的愤怒

1945年1月10日，从上一年7月开始就一直生活在延安窑洞里的雷·克罗姆利少校，给在重庆的魏德迈将军拍发了一封紧急加密电报。“延安政府，”克罗姆利写道，当时他极有可能是坐在一张木桌边点着一盏煤油灯，“想要派遣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到美国去，给感兴趣的美国公民和官员解释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

克罗姆利曾经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日本工作过，此时是延安军事观察组的一个成员，凭此身份，他能出现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间——观看在户外演出的京剧，参加周六晚上的舞会，以及出席美国情报人员能见到中共领导人的其他非正式聚会。至少有一次，他甚至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一起跳舞。江青来自上海，原先是个艺名叫蓝苹的二流演员，虽然穿了一身臃肿的棉衣，但也难以掩盖她带有几许风骚的魅力。

克罗姆利告诉魏德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而非其他人，“即刻就能单独或共同赴华盛顿出席探索性的会晤，如果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表达这个愿望并把他们看作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的话”。从未离开过中国的毛泽东，一个中国的罗宾汉，或者中国的列宁（叫什么取决于你的观点），现在要求访问白宫！

毛泽东提出的会见罗斯福的要求同另一个亚洲革命领袖胡志明，今天的“越南之父”，提出的要求是相似的。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之前很久，胡志明就曾要求美国给予帮助来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而且是两次，但均被忽视了。在1945年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最高领导人登上一架飞机飞往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晤，这样的想法暗示了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困扰美国与亚洲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错失而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无法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克罗姆利发出的请求过了二十七年并经历了美国在亚洲的两次战争之后才得以实现，毛泽东的确与一位美国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见面了，不过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北京，并且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党政权的领袖，他的多年执政时间都曾被用来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粉碎美帝国主义。1972年的突破有可能发生在一代半人之前吗？如果有可能，中国共产党是否绝不会，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一边倒”，意思是在冷战时期的紧张岁月里倒向苏联集团一边？如果中国没有倒向一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为阻止敌对的共产党政权的扩张而由美国出面打的代理人战争，是否就绝不会打起来？

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美国领导人错失了去支持在亚洲渴望变革的巨大力量的机会，如果对这些力量哪怕至少是保持中立而不是摆出作为它们的全球主要敌人的姿态，那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就会是无限地更加和平与幸福。另一种观点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苏联这个榜样的鼓舞，必然会采取激进的、反美的途径，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与美国的冲突，无论这种冲突是什么。

通过克罗姆利少校转达的这个信息使用了“非官方”这个词，其无疑是让美国能够接受一个共产党代表团而不违反只有蒋介石政府才能够正式代表中国的原则。本着这种精神，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要求不要把他们的秘密行动告知罗斯福总统在中国的特别代表，帕特里克·J.赫尔利。在那时，即使赫尔利正试图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携手加入联合政府共同抗击日本人，共产党人也把他认定为是个对手，会阻止他们越过他而直接去见美国总统。在这点上他们是正确的。魏德迈忽视了毛泽东将此信保密的请求，并遵照外交礼节，把电报转给了赫尔利，赫尔利把它扣下了。这一提议就这样从未被转交给华盛顿。共产党中国的未来领导人主动发出了询问，却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他们相信赫尔利已经与他们为敌，这个看法肯定可以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倡议的时机。不难想象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在1945年年初会对罗斯福说些什么，因为他们将要说的肯定与他们告诉赫尔利、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以及那段时间内能够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的内容完全相同。共产党人希望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从而实施共产党人所说的“民主改革”，即允许他们与中国所有的抗日党派一起加入一个“联合政府”，而不要求他们放弃他们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的对大规模军队的控制权。但是，共产党人最想从美国得到的是子弹和枪炮。毫无疑问，毛泽东也会要求把这些东西直接提供给共产党人，他肯定会说，正是共产党在承受着抗击日本的主要重担。

毛泽东会告诉美国总统，他将很高兴地让一位美国指挥官来指挥他的军队共同与日本人作战。在1945年年初，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原子弹将在那一年8月结束太平洋战争，最普遍的假设是，战争将继续下去，至少还要再打一年或两年。为了打败日本，人们认为，美国将不得不入侵日本本土岛屿，有一个已经在桌面上讨论的选项是让部队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这个地区将作为一个集结待命区供最后向敌人领土发起总攻。另一种选择，它也是在军事规划人员中被更为看好的，即继续进行中的“跳岛战术”，并利用如冲绳这样的近岛作为攻入本土的集结待命区。然而，毛泽东敦促他在延安见到的美国人使用中共的军队来保护可能到达中国土地上的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毫无疑问，他们会遭遇日本人的激烈抵抗，他会把这项提议重复说给罗斯福听。

除此之外，毛泽东几乎肯定会试图说服罗斯福，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意义上的共产党，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决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企业、禁锢其批评者或搞农业集体化的共产党。正如我们所知，几个月前在延安接受哈里森·福尔曼的采访时，毛泽东曾把自己比作林肯，无疑他也将会跟罗斯福去谈他曾经同福尔曼谈过的有关“解放奴隶”的话，意思是指中国的贫困农民“通过土地改革来改善民生”，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去残酷地消灭阶级敌人。按照这些原则，毛泽东甚至还可能为罗斯福阐明他所领导的运动的重大意义，即它代表了亚洲的一次巨大动荡，某种全新的东西，一波旨在争取共产党后来称之为“解放”的渴望和决心的浪潮。他也可能给罗斯福这位天生的反殖民主义者一个选择：忽视这种原始的新生力量，或是让美国与之为盟，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去扶持这个正在出现的庞然大物，不论罗斯福喜欢与否。

即便这项请求被赫尔利转交，罗斯福是否会接受毛、周前往华盛顿去拜访他的请求呢？这是极不可能的。美国总统是不会将声望和合法性给予反对其盟国政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他也不会同意他们加入联合政府之时要坚持的条件：在他们的解放区保留他们建立的百万大军。因此，赫尔利扣压毛、周的请求，也并不能那么可怕地被认为是失去了一个机会。共产党人这个姿态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赫尔利对其的反应，因为他们要求克罗姆利不要告诉赫尔利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明确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的一些部下企图通过破坏他的调停计划来帮助共产党人。

赫尔利一直在费劲地试图让陷入僵局的会谈重新开始。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他把周恩来派回重庆。就在同一天，驻西安的领事爱德华·赖斯解释了毛泽东不那么急于如此做的原因之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继续扩大。他写道，最近共产党利用了国民政府在河南的失败“创建了一大片新的共产党控制区” [2] ，这片地域包括山东、江苏、湖北和河南的部分地区。赖斯的观点是每当蒋介石政府失去一块地盘，就会以如下两种方式被分配：“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输给了日本，乡村地区的控制权则输给了共产党。”

毫不奇怪，1月11日有封从延安给赫尔利的信件到达了。在信中，毛泽东以国民党没有显示“丝毫真诚”为由拒绝恢复谈判。三天后，因毛泽东的拒绝而恼怒的赫尔利拍发了一封长电报给罗斯福，其中叙述了他前几个月的谈判努力，从上一年11月初他访问延安开始。赫尔利告诉罗斯福，就在他已经快要成功时，突然莫名其妙的，“共产党甩掉了我们”。赫尔利接着告诉总统，这种“共产党人立场的剧变”，他们拒绝恢复谈判，即使蒋介石做出了重大让步，是因为魏德迈属下的“某些官员” [3] 一直在给共产党人提供他们几乎想从美国得到的一切，而没有要求他们同意与国民党达成协议。“这些美国官员制订了一个在共产党控制地区使用美国伞兵部队的计划。这项计划为在游击战中使用美国人指挥的共产党军队而做了准备。该计划以美国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为前提，完全绕开了中国的国民政府，并直接向共产党军队提供美国物资。”

赫尔利说他之前就对这一计划略知一二，但“我不知道该计划已被提交给了共产党人，直到共产党人请魏德迈为毛泽东和周恩赴华盛顿与你会晤确保一条秘密途径时才真相大白。他们要求魏德迈保守秘密，不让国民政府和我知道他们要拜访你的提议”。 [4]

在基本事实上赫尔利并没有全错。他所犯的灾难性错误是他指控“魏德迈属下某些官员”搞破坏和不忠，其实所发生的一切都只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整体性的不连贯，所有这些机构的运作在其行动上或多或少都具有独立性。戴维斯对赫尔利的结论，尽管毫无疑问是自私自利的，似乎也是真实的。当时他给他的妻子写道，这是因为“大使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阴谋的旋涡之中而有点困惑”。 [5] 这项阴谋的主要发起人则是人称“狂野比尔”的多诺万，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的头头。

多诺万渴望在情报事务上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就像与戴笠和国民政府的合作一样。共产党在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领土上都有游击队和特工，显然能够给美国提供大量的情报。 [6] 此外，共产党人在同迪克西使团中的战略情报局官员，特别是克罗姆利的会谈中明确表达了他们欢迎和鼓励这种兴趣。共产党人需要设备，特别是无线电台，他们的军队和特工可以在他们广泛的解放区使用。他们还希望对他们的情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1944年9月，战略情报局同意给十四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提供电台。到1945年4月时，大约1.4万磅的美国设备，大多是轻量级的电台和零配件，已被空运至延安，并且还有更多设备正在运输中。对于战略情报局驻中国副代表威利斯·伯德（Willis Bird）来说，他所承担的战略情报局配合共产党人的活动，足以使他用全部精力来与延安打交道了。 [7]

伯德并不是同共产党洽谈军事或准军事合作的唯一一位美国官员。1944年11月初，就在魏德迈抵达中国仅仅四天之后，长征老兵、八路军现任参谋长叶剑英就戴维斯提出的美国人的想法做出了回应，认为美国可以在山东、江苏交界处的连云港实施一次诺曼底式的登陆。共产党人将予以全面配合，这将成为一次重大的联合作战，在范围上类似于美国与国民政府军队在缅甸和云南省的军事行动。叶剑英提议共产党派出5万人的军力来支持五个师的美军；这种支持将包括破坏日本人的通信，并牵制日本军队以使他们远离到达的美国人。 [8] 戴维斯立刻明白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获得今后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美国武器。他也清楚美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将使美国军队离开中国的南部和西部，而此时正是日本发动“一号”作战攻势的时候，这将使得昆明甚至重庆都可能缺少保护。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充分理由赞成叶剑英的计划。如果美军确实要在中国沿海登陆——在那个阶段美国军事规划人员认为为了打败日本有必要这样做——共产党人的帮助是必要的。周恩来告诉戴维斯，如果美军到来，“他们会在降落地区半径200英里的范围内动员当地人民为美国军队提供劳力和食品”。换句话说，共产党人“提供了在其权力范围内所能提供的一切合作” [9] ，戴维斯在他日记里透露道，他明显对正在展露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并相信这将可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谁能判断，”他后来写道，“如果美国……接受了毛泽东的合作邀请，延安威权政治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正是为了支持他那具有激动人心的可能性的观点，戴维斯写下了三篇富有远见的论述共产党的文章并发往华盛顿。在文章中，他淡化了偏向共产党人的观点，代之以强调他们的民族素质，他有力地评价了从苏联控制下把中国共产党“赢过来”的可能性——这个观点他后来承认是“低估了意识形态对共产党行为的影响力”。 [10] 但在当时，明显影响他的因素不光有军事合作前景，而且还有延安接待他的热情和幽默，那些友善的周六晚上的舞会，那种如教友间一样所具有的非正式性，以及他那发自内心的信念：共产党人是真诚地渴望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毕竟，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与美国的友谊会给他们带来远比与俄国的亲近多得多的收益。戴维斯在1944年年底写道：“他们现在已经朝着正确方向转了，只有当受到来自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时，他们才会再度返回到革命的道路上去。” [11] 至于整风运动，戴维斯后来写道，他“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但“我没有深入探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权力问题上，以及美国能做些什么来吸引延安远离苏联”。 [12]

此处确实是有点疏忽，然而在那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有人能比当时的戴维斯看问题看得更清楚。

* * *

1944年年底，战略情报局的多诺万派他的在华代表伯德中校赴延安和共产党商谈进一步的合作。与伯德随行的是包瑞德，他是奉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之命去延安探讨在共产党控制区驻扎美国伞兵的可能性。他们恰好与戴维斯同一航班，如我们所知，后者的延安之行是趟告别之旅。在回忆录中，戴维斯声称对伯德和包瑞德之任务的性质只有一个模糊印象。他们三人到达延安是12月15日。第二天，伯德和包瑞德去见毛泽东和其他人。在随后的三天里，他们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未来可能的合作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包括在共产党作战单位里派驻美国特别军事小组人员，对日军“一般打了就跑”，就像伯德在一份备忘录里所记载的那样。 [13] 更为重要的是一项制度性的承诺，该计划设想要为2.5万名共产党游击队战士提供美国装备。作为交换，如伯德所写下的那样，美国将接受“（中共的）65万军队和250万民兵的全面合作，只要魏德迈认为有战略需要的话”。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会同意这个计划：给他们装备不良的2.5万名士兵提供装备。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国民党人会以同样的理由强烈反对它，因此，事实上这项计划未产生任何成果。战争时期产生了大量机构，这些机构中的权威人士炮制出了许多方案，多诺万和他的计划恰好就是这种情况之一。然而，伯德的提议在赫尔利身上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从那时候起，赫尔利成了外交部中国事务专家的不共戴天之敌，他坚持认为，是他们故意破坏了他的调解努力。不论是因为官僚主义的迂回曲折，尤其是碰到多诺万这样的人，还是因为某种不那么邪恶的动机，赫尔利未被告知伯德延安之行的特殊使命。如果他知道正在进行中的事情是什么，他肯定会予以强烈反对，因为伯德的合作建议承诺给共产党人实质性的帮助，同时却想避开与国民党人达成协议的麻烦。与此同时，赫尔利认为，在1944年年底去延安的三个使者——伯德、包瑞德和戴维斯——身上，都有着最邪恶的动机。他发给罗斯福的电报是他打出的第一拳，由此展开了使在他手下辛勤工作的外交界中国专家以及魏德迈属下的军官们蒙受耻辱的长期战役，其不仅要让他们蒙受耻辱，而且还要把他们从所在的服务岗位上清除出去。

罗斯福总统非常重视赫尔利的电报，把它转给了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即总统的首席军事顾问，此人又转给了陆军总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马歇尔又发给了阿尔伯特·魏德迈。魏德迈当时在战场上，正在努力促使国民政府军队在萨尔温江前线继续展开攻势。马歇尔要他给出一个解释，魏德迈立刻回复道在他的指挥下没有任何人有“不忠诚的计划”。魏德迈对赫尔利非常生气，因为其在未告知的情况下给总统发出了这么一封控告电报。毕竟，遭到赫尔利指控的有不当行为的人在他的属下，包括他的参谋长麦克卢尔。魏德迈对指控全然否定令赫尔利心神不宁。在中国战区总司令和美国驻华大使之间的情形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他们之间多日没有说话——在重庆他们共用一栋房子！“这真是尴尬极了，因为我们不得不坐在一起吃饭，”魏德迈后来写道，“直到一天晚上赫尔利走进我的房间，当时我正半躺在床上看书。他坐在我的床边，双手握着我的右手，因他对我的行为而向我道歉。” [14]

马歇尔要求更多的细节，于是魏德迈就此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赫尔利的陈述确实大部分是正确的：一些军官，即伯德和包瑞德，后者在麦克卢尔的命令下，的确曾同毛泽东进行过会谈。鉴于麦克卢尔的角色，很难相信魏德迈会对此主动行为一无所知，但从不介意。在一封发给战争部的电报中，他为发生在共产党和“为赫尔利将军真诚地聘用的我的军官”之间的“未经授权的轻率讨论” [15] 表示道歉，尽管他不同意这是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破裂的原因，但是他承认这件事“会使得（赫尔利）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遇到更严重的困难”。为进一步和解而尽自己的职责，魏德迈在重庆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宣布所有的美国军官发誓从此不给除重庆政府以外中国境内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援助——这是一项对麦克卢尔-包瑞德主动行为的明确否认，如果是未直言的话。 [16]

这一切的结果是，在这件事情中能直接联系罗斯福的唯一角色赫尔利，感觉到他对下属不忠的怀疑被证实是正确的。他究竟是否了解真相，即这件事其实源于多诺万，而伯德和包瑞德只不过是简单地服从命令，他从来没有承认过。当然，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赫尔利所相信的那样，由于看到可以不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就能得到美国援助的前景，所以共产党人敢背弃与赫尔利的谈判。但如果他们在12月末和次年1月那几周里有过那样的想法的话，他们也会很快打消这个念头，谈判就能得到恢复。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发生了一件事，它让毛泽东有更多理由相信，中国的事态正在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而这不是与美国军方官员的一些不确定的对话所能得到的。并且，这一事件几乎很快使得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早已发生的一切都与未来无关。

[1] Barbara Tuchman，“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Foreign Affairs 51 （Oct. 1972）.

[2] FRUS ，1945，vol.7，p.168.

[3] FRUS ，1945，vol.7，p.176.

[4] FRUS ，1945，vol.7，p.176.

[5] John Paton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 W. Norton，1972），p.385.

[6]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6.

[7]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7.

[8]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1.

[9]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2.

[10]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2.

[11]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2.

[12]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3.

[13] Memo from Willis Bird to chief of staff，subject：Yenan trip，24 Jan. 1945，RG 38，Entry 148，Box 7，Folder 103，“Dixie.” Cited in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87.

[14]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313.

[15]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93.

[16] New York Times ，Feb. 15，1945.

第七章 道德妥协

新年之初，毛泽东成了最早知道即将发生某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的人之一。这件事将发生在寒冷的黑海沿岸的一个地方，一个除俄国人以外极少有人听说过的地方：雅尔塔。

从1945年2月4日到11日，三大巨头——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将在那里会面并在他们之间决定战争的最后战役和塑造之后的力量平衡。会议是在严格的战时保密条件下举行的。直到会议结束，美国人和媒体甚至都还不知道罗斯福离开过美国。但间接证据强烈表明，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前不久就已经知道了，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是斯大林告诉了他，用的是一部连接他们双方的秘密电台。这部电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维持了苏俄和中共的密切联系。

2月3日，雅尔塔会议开幕的前一日，毛泽东发电报告诉周恩来，“斯大林在会见丘吉尔和罗斯福”，并且有关这次会议的结果之后斯大林也将保持联系。考虑到整体保密的程度，毛泽东是没有办法预先知道意义重大的雅尔塔会议即将开始的消息的，除非斯大林告诉他。 [1]

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在毛泽东同意了赫尔利的持续恳求恢复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之后，他已经于1月22日抵达重庆。但关于雅尔塔的消息显然说服了毛泽东，谈判应该被推迟，于是他命令周恩来即刻返回延安。正如研究这段历史的著名学者得出的结论一样，毛泽东认为，即将在雅尔塔举行会议的这个消息意味着，或迟或早，苏俄将加入亚洲的战争，这“肯定会增加中共在中国政治事务中的分量”。因此，毛泽东决定暂时推迟与赫尔利的会谈，“以充分利用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在远东不断增加的影响力”。 [2]

这似乎是共产党人在赫尔利主持的谈判中采纳更强硬路线的原因，但是如我们所知，赫尔利却归咎于伯德、包瑞德和麦克卢尔。在他看来，他们再加上以戴维斯为首的中国通们，沆瀣一气，破坏了他的调解。没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事实上向毛泽东报告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结果，不过他也不必这么做。毛泽东和他的副手们应该知道战略前景在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转变。斯大林会想要加入对日作战，部分原因在于想要实现其长期目标，即收复俄国1904～1905年耻辱地败给日本所丧失的领土，这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来说并非坏事。在雅尔塔秘密协定签署后次日，毛泽东在延安给党员们做了传达，共产党前几年的政策——支持蒋介石和向美国伸出友谊之手——在朝一个更激进、更好斗的方向转变。几周前，毛泽东还在延安的桃园舞会上鼓励迪克西使团成员以及包瑞德和伯德等特使与中国姑娘翩翩起舞。现在，毛泽东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准备不惜流血来反对“美-蒋”，该词是共产党人对美国-蒋介石联盟的带贬义的简略称呼。

这在用词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毛泽东感受到极大的威胁时，他是极其友好的。在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始终感觉受到美国支持下的进攻延安的威胁，如果斯大林被与德国人的战争所压垮而无法施以援手的话，这种进攻就会很快到来。现在，他感觉威胁减少了，他告诉党员们，“不要怕（美国人的）愤怒，还有他们的大声指责”。 [3] 同时，毛泽东对美国人仍然坚持他的“魅力攻势”，这是一些历史学家所给的称谓，美国人在延安还能继续见到他，一起谈谈在情报搜集上合作的可能性，如何营救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以及接受毛泽东称之为美国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毛泽东没有对他所遇到的美国人泄露他在党内高层所做的有关转向苏联的讲话内容。但是，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当他听说了雅尔塔会议之后，一些有关他夺取全部权力的前景的新想法已经进入了毛泽东的内心，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毛泽东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重新考虑局势的人。W.埃夫里尔·哈里曼，富兰克林·罗斯福派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大使，也在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之际沉浸在令人忧心的有关斯大林和苏联的想法的深入思考之中。如后来的记载所述，他被现实绑架了。哈里曼是一位银行家的儿子，家里在长岛拥有一处带马场的房产，他从小就在有着四十个卧室的豪宅里长大，他同斯大林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是任何其他美国人都比不上的。在他绝大部分的遭遇中，哈里曼一直是他的总统对战后世界的宏伟构想的支持者。根据这个构想，即将战胜轴心国的大国联盟能使他们的友谊和联盟永存至未来，从而确保全球的和谐与和平。

由战时合作所带来的对苏联的温情在六十年后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大量文件曝光了斯大林那毁灭性的罪恶。现在一切都很清楚：在1945年，整个世界正在走向一次碰撞，不仅仅是权力，而且还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关个人自由、有限政府、防止滥用权力之类的重要理念，正受到来自一个肆无忌惮且偏执粗鄙的巨头的挑战。但在当时，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一年前，在“遏制”苏联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之前，以及在核恐怖平衡时代到来之前多年，苏俄对德取得的巨大胜利主导了国民的情绪。罗斯福，正如我们所知，培养了对斯大林的热诚的信任，直到他于1945年4月逝世为止，特别是他相信他和苏联领导人将在战后永远延续他们的联盟。

快到1944年年底时，罗斯福总统参加了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2万人群众集会，这是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庆祝美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十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 [4] 苏联大使，安德烈·A.葛罗米柯，也出现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圆形剧场里；指挥家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也到场指挥了节目中的管弦乐部分。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出席并在讲话中提到“伟大的红军”。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谈到了一个“机会——整个世界以前从未知道的——促进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罗斯福在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欢呼下，给大家描绘出他和斯大林之间“日益增加的意愿”，以去“建立经久不衰的和平”。

在莫斯科，哈里曼对这种幸福的远景开始失去信心，原因是斯大林的攻击性行为，他也越来越感觉到在同斯大林及其代表谈话中的强硬，斯大林想象出了一个与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1945年4月4日，他发了一封愤怒的电报回华盛顿，抱怨俄国人行事“从他们的私利的立场出发”。 [5] 他们实施新闻审查“以防止公众了解事实”。他们“无情地在所占领的敌对国家里剥夺一切他们可以搬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哈里曼察觉出斯大林的目标中有着某种极其恶意的东西。他意识到，苏联的独裁者并不是罗斯福所认为的那个人，会以互惠的方式对慷慨的对待做出回应。“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哈里曼写道，“苏联的计划是建立极权主义，终结我们所知的个人自由和民主。” [6]

在这段时间内，在哈里曼心目中中国似乎并不是主要考虑的对象，尽管他也很担心苏联在中国的意图。4月21日，罗斯福逝世后的第九天，他警告说，苏联很可能在“马其顿、土耳其尤其是中国”“造成进一步的麻烦”。 [7] 他说，如果蒋介石没有在苏联占领中国东北之前同中共达成协议，俄国人“肯定会在那些地区建立一个受苏联支配的共产党政权，由此中国就会被完全分裂”。哈里曼在这句话中也做出了与其他美国官员同样的一厢情愿的假设，这就是，借助某种方式，只要蒋介石可以吸引毛泽东加入中国的统一政府，中国就不会有苏联的恶意干涉，但此后发生的事件证明这个假设是非常错误的。不过，在他和其他战后规划师心目中，中国仍然不如欧洲那样是他们的主要考虑对象。在雅尔塔会议后的几个星期里，只有波兰才是令大多数美国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它说明了美国和苏联在目标、实践和价值观上的不相容性。

苏联对波兰的企图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之前一直没有被世人所提及。去谈论六年前的事件一直被认为是徒劳无益的、不明智的，也是失策的，那时斯大林和希特勒以粗暴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瓜分了波兰。1939年，这两个独裁者目睹他们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这份秘密协议规定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抹杀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波兰，开辟一条以流经波兰首都华沙的维斯瓦河为界的新的德苏边界。条约签订一周后的9月1日，德国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毁灭性闪电攻势，入侵波兰并迅速占领了它的西半部，导致与波兰签订了条约规定一旦德国入侵就要协同防卫的英国和法国对之宣战。

苏联随之于两个星期后也侵入了波兰，但英国或法国都没有对其宣战，部分是因为没有针对苏联的防御条约，部分则是因为同时与德国和苏联交战将是荒谬的，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对西欧及其自由造成最直接威胁的就是希特勒。在该条约签署后，德国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将注意力转向对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侵犯，以及对英国的轰炸行动。这一切都在1940年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发生了。

同时，在卡廷森林里，苏联秘密警察执行了斯大林批准的一项行动，杀害了2万多名波兰公民，其中包括在1939年入侵时俘获的8000名军官。这是一场由秘密警察苏联内卫军及其毫无人性且残忍的领袖拉夫连季·贝利亚组织的先发制人的攻击，目的是消除任何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寻求建立独立的波兰的领袖人物。苏联人把惨案的动机及不可饶恕的暴行都归咎于德国人，这个厚颜无耻的谎言居然被世界各地相信了几十年。1941年1月，在纳粹入侵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低地国家半年后，希特勒和斯大林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合作，签署了一项德苏边界和商业协议，其中规定苏联以原料来交换德国的工业机械。

作为1939年到1942年之间的盟友，斯大林和希特勒都犯下了大肆屠杀敌人的罪行（且伴随着对本国公民的大量谋杀或监禁），只要能扩张他们的利益，就可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德国的铁蹄肆意践踏了比利时、挪威、荷兰和法国，并准备在东方实施大规模种族迫害；而斯大林则吞并了波兰的东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罗马尼亚北部和东部的省份（比萨拉比亚、摩尔多瓦和北布科维纳）。斯大林还入侵了中立的芬兰，不过，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芬兰人成功地进行了部分抵抗，虽然失去了一些领土，但从不屈服于苏联的控制。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位于德国认可的苏联的“势力范围” [8]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实质就是一个占领区。

然而，这个邪恶的、玩世不恭的德苏联盟最终还是解体了。1941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一年后，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闪电战，从北方、中央、南方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由此几乎一夜间就把斯大林从一个同谋者转变成仇敌。希特勒的叛逆行为破坏了斯大林早期控制整个东欧的计划，迫使他必然要与英国和美国建立联盟，英美则遵循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原则。现在，在雅尔塔会议上，经过将近四年与德军交战及许多代价巨大的苏联的胜仗之后，斯大林下决心要从战时盟国那里得到对苏联势力范围（占领区）的认可，这是他未能从已失败的与希特勒的交易中所得到的，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所要的范围要大得多。

他丝毫没隐瞒自己的意图。这次雅尔塔会议是战时三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是1943年在德黑兰，那时斯大林就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并不急于再次见面，他坚持要求下一届峰会在某个离他很近且方便的地方举行，要不然就干脆别开会。这就要求罗斯福先坐火车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到弗吉尼亚的纽波特纽斯，接着花十天时间乘坐海军巡洋舰到地中海岛国马耳他，在那里他将与丘吉尔会合；然后再搭飞机飞七个小时到塞瓦斯托波尔，美国飞机还得凌晨3点时起飞，以避免可能的德国空军的攻击；最后，他们还得乘坐汽车沿一条蜿蜒曲折的路线行进90英里，穿过群山最终到达雅尔塔。 [9] 但是，为了实现就战后世界的形态达成某种理解的愿望——包括从罗斯福的立场上来看最重要的是，苏联同意参加联合国，这是罗斯福为战后世界构思的宏伟理想方案的核心内容——罗斯福顺从了斯大林的要求，甚至不惜冒损害自己健康的风险。

斯大林并没有特别渴望会面，这是因为实际情况对他有利，他也不希望受制于来自盟友的压力而在自己的胜利面前倒退回去。截至1945年2月，他的军队已经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以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无意放弃这样控制权。

至于波兰，美国代表团中的人，包括罗斯福、哈里曼和国务卿斯特蒂纽斯，都对苏联领导人不加掩饰的含糊言辞感到震惊。一个“自由、独立和强大的波兰对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 [10] ，斯大林向西方盟国保证。但是，斯大林继续说道，因为德国是借道波兰而入侵苏联的，苏联就“必须在该国（波兰）占完全的主导地位”。

三大国的领导人就波兰问题争论了好几天，尽管很委婉且没有提及1939年苏联吞并了这个国家一半的领土。罗斯福和丘吉尔支持战争开始时在伦敦成立的非共产党的波兰流亡政府，他们敦促做出一项安排，使其能与苏联资助的共产党组织竞争权力，假定是通过选举，但苏联尽一切可能来阻止这一目标时达成。在雅尔塔会议的前几个月，即1944年8月，波兰家乡军（Polish Home Army）发动了著名的华沙起义，战斗在城里逐门逐户、一条街挨一条街地进行了两个多月，试图驱逐纳粹占领者。起义的时间被设定在苏联军队刚好到达华沙中心维斯瓦河的另一边时，但苏俄军队却在那里停滞不前了，斯大林在观望和等待着德国人消灭波兰的非共产党的武装抵抗，然后把华沙夷为平地。斯大林很高兴看到那些波兰人被消灭掉，他们是极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反对派来对抗苏联的影响的。

到这三位领袖在雅尔塔会晤时，俄国人早已在华沙任命了一个即将成立的波兰傀儡政府，对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虽然各方达成了一个动听的协议，承诺受到苏联支持的政府将来会举行自由选举，并且较笼统地保证了欧洲被解放了的人民“恢复主权和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 [11] 的自身权利，但正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二把手、后来的遏制战略总设计师乔治·F.凯南在当时所说的，这些文字实际上是“最拙劣的那种含糊其辞”。 [12] 当波兰共产党后来不兑现所承诺的选举时，西方盟国完全无能为力。后来在1945年，英国人和美国人承认了苏联控制的波兰政府，作为交换，它吸收了一些非共产党成员。苏联控制下的波兰成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被公认的一个事实。

考虑到苏联的宏大目标和它在东欧的行动，难免不会想到已经有人在担心斯大林是否想在中国做类似的事情。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最高层几乎没有人考虑过有关苏联在欧洲的目的和苏联在亚洲的目的也许会有类似的可能性。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的近期目标是一旦战争在欧洲结束，就让苏联参战对付日本。在1943年举行的三巨头德黑兰会议期间以及与哈里曼会谈时，斯大林都已秘密同意了这项原则，但现在罗斯福想要同他敲定具体细节，比如他将出动多少军队，还有苏联参战的确切日期。

针对苏联参与对日战争是否必要或是值得的，美国政府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美国国务院总的来说是反对与苏联就此达成协议的。最近离开重庆去莫斯科就任新职的约翰·戴维斯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他并不知道斯大林在那里向罗斯福做出了秘密承诺）就明智地预言，俄国人在亚洲开辟战线“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参与对日本发号施令并建立新的战略边界”。 [13] 在戴维斯和国务院其他官员看来，去打败一个敌人，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却只是邀请一个凶险的未来战略对手去占领刚刚赶走战败之敌的那块领土，这是前门驱狼后门揖虎，毫无意义。此外，也有一些高级军官，如在美国海军中位列第二的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以及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五星上将、绰号“哈普”的H.H.阿诺德，他们都认为亚洲的战争只要通过封锁日本就能取得胜利。

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认为要打败日本就必须对日本列岛本身实施大规模进攻，因为他们坚信，在抵抗中大规模的集体死亡比投降更可取。美国军方规划人员估计，对日本本土预期的进攻给美国军队造成的伤亡人数可能在10万至35万之间。他们进一步指出，通过加入亚洲战争，苏联能够在中国东北牵制住上百万日本军队，否则这些军队将被部署到日本本土以对抗美军登陆。后来指挥了进攻日本行动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促请罗斯福要求俄国人派遣六十个师，或者50万人以上的部队去进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 [14]

罗斯福还想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另一个目标，其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高目标，即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在战争早期，美国军事规划人员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中国是对日本作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行动基地，部分原因是对日本的最后进攻只能从中国领土上发起。在1945年年初，中国的贫困和武装力量的糟糕状况导致了对这一观念的舍弃。“到雅尔塔会议召开的时候，”历史学家邹谠写道，“美国官员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会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一个强国。” [15] 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希望中国能够统一，从而能为抗日战争做出更多贡献。他也清楚苏联有能力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抑或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罗斯福曾经听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多次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都不会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想要确信这些保证是真实的。如果能让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可能受阻，从而使得在对日最后战役期间破坏政治联合或一旦抗战获胜之后就挑起内战的可能性减少了。

罗斯福正是心中揣着所有这些想法于1945年2月8日到斯大林在雅尔塔的书房去商谈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事宜的。除了两国元首之外，房间里还另有四人——莫洛托夫、哈里曼和两个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这次会议是双方就一年多前在德黑兰达成的非正式协议的定型，但这种定型是非常重要的。

罗斯福首先问斯大林是否能够允许美国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用于对日本的轰炸，斯大林同意在靠近中国附近的阿穆尔河地区建立两个这类基地。罗斯福然后给了斯大林一份备忘录，要求联合计划在远东的作战，斯大林说他会下令配合。此举是一个突破，因为这是斯大林从抽象地承诺在太平洋战区给予帮助转到具体的计划。但斯大林说在他愿意谈论军事细节之前，他还有一些政治条件。

首先，他要恢复1905年俄国丧失于日本的那些土地的“主权”，即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和日本北部的千岛群岛岛链上的几个小岛，这些岛挡住了苏联进入太平洋的通道。 [16] 至于中国，斯大林希望在中国东北占有一些重大的优势，这也是俄国人于1905年输给日本人的。苏联要求控制那里的铁路，获得对辽东半岛南端旅顺港这一不冻港的永久租赁权，以及附近港口城市大连的控制权；它还要求对外蒙古的现状予以承认，外蒙古虽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而实际上是被莫斯科控制的卫星国，但因为它曾经是清王朝的一部分，后来的政府也声称其是属于中国的。

换句话说，作为加入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斯大林要复活其被日本据为己有的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特权，还有自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享有的通商口岸，尽管他们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一年左右就已经放弃了这些特权。这就意味着，除了英国控制下的香港的和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门，只有苏联将保留其在中国的半帝国主义地位。不过，没有人会在雅尔塔会议上冒失礼的风险去指出这一点。

斯大林的要求陷罗斯福于困境，令他左右为难，在军事上他渴望俄国人出兵中国东北，然而公开同意苏联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则会令他尴尬。 [17] 为使该外交活动不至于搁浅，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将接受这项交易，但前提是必须保守秘密。告知中国将等同于告知全世界，因为重庆政府不能保守秘密。罗斯福想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蒋介石对这项交易的同意。

哈里曼不赞同这种做法。 [18] 对于罗斯福和斯大林就中国问题会谈半小时后所拟的最后文本，除了其他方面，他反对其中一句令人吃惊的表述，该句话大意是在满洲地区的“苏联的特殊利益要得到保证”。“特殊利益”这个措辞在语气上既模糊又专横，同时这项秘密交易——由两大强国来处置一个不那么强大的国家的利益，甚至都不把它们的安排让那个不那么强大的国家知道一二——恰好呼应了短暂且充满暴力的六年之前所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罗斯福曾经要求并且也得到了时间去征求蒋介石对这项安排的同意，但其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形式而已。

诚然，罗斯福是在努力挽救成千上万的他认为可能会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美国士兵，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排除的头等大事。但奇怪的是，罗斯福竟然会信任斯大林，这个在二十世纪被证明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主要人物。他想要信任后者。他认为，他对战后世界的愿景依赖于作为合作伙伴的斯大林的可靠性。或者，正如戴维斯后来解释的那样，总统为战后世界所想象的整座大厦都依赖于斯大林的合作和善意。“对此的处方是，”后来，戴维斯把眼光扩大到亚洲时说道，“慷慨地、宽宏大量地援助苏联，不去为各自的好处而讨价还价，支持某种领土上的要求和斯大林告诉罗斯福他要实现的其他目的。” [19] 我们已经知道哈里曼试图打消罗斯福的这种信任并提醒他斯大林的目标与美国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哈里曼并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乔治·凯南警告说，斯大林的目标——他谈论的是欧洲——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上其他国家人民所追求的国家间幸福、繁荣或稳定的生活”。 [20]

凯南很清楚斯大林在寻求战后全面掌控东欧，任何与此相悖的观点都是一厢情愿的。此外，虽然许多专家都把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的盲区归因于他生命最后几周中的脆弱，但实际上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沉浸在这种一厢情愿之中。他自己的驻莫斯科大使，海军上将威廉·H.斯坦德利——曾在苏联就职直到哈里曼于1943年接任——就常常抱怨所有罗斯福派往莫斯科的特使，他们“越过我的职权，按照罗斯福的政策行事——不与俄国人对抗，给他们想要的一切，因为，毕竟他们在打德国人”。 [21]

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三个巨大的讽刺。第一，苏联急于攫取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无论如何都肯定会出兵中国东北，以便在将战后条款强加给战败的日本时能够在谈判桌上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向斯大林乞求恩惠，或同意他的条件来交换一些他原本就渴望去做的事。

第二，美国相信给予斯大林想在满洲地区得到的东西事实上是在创造条件来加强中国的国民政府并削弱共产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恰好相反。诚然，苏联承诺过会离开满洲地区并把它交给中国政府，许多人也相信他们会的，而这将为莫斯科和重庆之间签订将共产党人排斥出权力中心的条约铺平道路。“俄国人承诺不干预中国事务，”亨利·卢斯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生活》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写道，“从而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台并转移了他们最近在膨胀的与蒋介石政府平起平坐的要求。” [22] 但是，去相信斯大林会信守对于中国的承诺那就是太天真了。最终，斯大林在一年半后确实放弃了满洲地区，不过不是交给国民政府，而是暗中给了共产党，这样毛泽东就得到了一块根据地的控制权，从此他再也没有被驱离过。

第三，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当然，原子弹导致了日本的突然投降，而被认为需要俄国人出手相助的美国地面攻势根本就没发生，即使是换取俄国人帮助的高价已经被支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始至终都涉及一个巨大的道德妥协，与独裁者斯大林合作，以便打败另一个独裁者希特勒。我们太“软弱了”，凯南说道，“以至于没有俄国人的合作就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并且这种合作一直是“老练的和有效的”。 [23] 认识到这一点并接受把拒绝给予希特勒的东欧控制权作为奖励而赠予斯大林，这就是现实政治的本质。

在雅尔塔会议上，这种道德妥协被扩展到亚洲，然而俄国人的帮助并没有被扩展到亚洲，同时这种帮助也是不必要的，它只会给美国及其价值观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个月前，即1944年的8月，周恩来曾预测俄国人加入战争的后果。当迪克西使团刚刚抵达延安时，共产党人表达了他们与美国建立深层合作和友谊的愿望，周恩来写了一篇长长的党内报告，就国际形势做出了他的分析。 [24] 当时他并不知道俄国人是否会加入战争，但他们的加入将是非常可取的，他写道，尽管最好不要公开表达这种愿望，以免令美国人对未来的苏中共产党联盟产生警觉。苏联的参战，周恩来写道，将意味着不亚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意味着蒋介石的失败和共产主义扩展到从华沙到广州的整个欧亚大陆——“这是蒋介石和英美保守派人士不想看到的”。

[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93，211.

[2]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93.

[3] Zhou Enlai，Zhou Enlai nianpu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Zhou Enlai］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Co.，1991），pp.600-603.

[4] New York Times ，Nov. 17，1944.

[5] FRUS ，1945，vol.5，pp.817-20.

[6] 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p.249.

[7] FRUS ，1945，vol.5，p.843.

[8] S. M. Plokhy，Yalta：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Viking，2010），p.131.

[9] Rudy Abrahamson，Spanning the Century：The Life of W. Averill Harriman，1891-1986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2），p.370.

[10] Plokhy，S. M. Yalta：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Viking，2010，pp.166-67.

[11] 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74.

[12] Isaacson，Walter，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p.246.

[13]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48.

[14]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50.

[15] Tsou，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71.

[16] Plokhy，S. M. Yalta：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Viking，2010，pp.223-24.

[17] Plokhy，S. M. Yalta：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Viking，2010，pp.224-25.

[18] Abrahamson，Rudy. Spanning the Century：The Life of W. Averell Harriman.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2，p.390.

[19]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47.

[20]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 Kennan：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1），p.188.

[21] Abrahamson，Rudy. Spanning the Century：The Life of W. Averell Harriman.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2，p.345.

[22] Life ，Sept. 10，1945.

[23] Gaddis，John Lewis. George F. Kennan：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1，p.189.

[24]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82.

第八章 “笑里藏刀”

谢伟思于1945年3月最后一次访问了延安，其间他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这次谈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他确信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一种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机会就在眼前，需要美国去抓住它，只要美国有智慧愿意这样做。当时，他得到消息称美军已经荡平了日本在冲绳的据点，他觉得这个消息使毛泽东处于“非常良好的精神状态，边说边从椅子上站起来，绘声绘色，谈话中充满戏剧性的装饰，时不时加进一些有趣的轶事”。对于由美国大使赫尔利居中调解的与蒋介石的谈判被证明“无果而终”，毛泽东表示了失望，为此他归咎于蒋介石，但他又充满自信、胸有成竹，称如果蒋介石再次试图用武力来消灭共产党，其注定会失败。“在内战期间，我们要比现在弱一百倍，蒋介石都不能打败我们。” [1] 毛如此说道。

但无论中国发生了什么，不管谈判是否成功，不论美国是否给中共提供武器，毛泽东深信不疑地对谢伟思说，中国和美国将是天然盟友。毛泽东说它们有着“同情、理解和共同利益的牢固纽带” [2] ，谢伟思如此转述了他的话。它们双方都“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和个性化的……天生爱好和平，不侵犯别人，也不搞帝国主义”。基于这些原因，谢伟思在电报中继续总结毛泽东的评论道：“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就不能有任何冲突、隔阂或是误会。”共产党人的目标是适度的，毛泽东说，这使得包瑞德后来将其称为“土地改革者的废话”。这些目标就是减租、累进税制，以及“民主制度”。至于美国，毛泽东重复了几个月前他给包瑞德的保证，即使美国拒绝给他的部队提供“一枪一弹”，共产党人也“将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提供和实践合作。只要是他们能够做的……共产党人都认为是责任和义务”。 [3] 但是，如果美国确实认为武装共产党人是合适的，那么两国都将从中受益。同日本人的战争将很快结束，美国人会“赢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不朽友谊”。

这些会谈坚定了谢伟思的信念，美国给予蒋介石一边倒的支持，实质上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失去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去同中共建立亲密关系。几个月前，在那次访问延安时，谢伟思写道：“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可能曾有过的偏向苏联的任何倾向似乎都成了过去的事情。” [4] 美国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上都是一个可期待的合作伙伴，远比苏联强大得多，而且对东北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如新疆，都没有殖民主义的图谋。“结论是，”谢伟思在1944年9月写道，“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俄国更为重要。”现在，他和戴维斯都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的是，美国需要根据这一事实采取行动。1945年4月中旬，戴维斯从莫斯科提交了他写的一份备忘录。 [5] 他警告说，国民党不仅缺乏民众支持，它甚至还没有制订计划去吸引民众的支持，并且国民党“效率低下、贪赃枉法、腐朽没落”，毫无可能去战胜“充满活力、纪律严明”的共产党。至于共产党人，戴维斯继续写道，他们开始时是“作为莫斯科的世界革命政策的工具”，但在战争期间他们从俄国人那里得到的援助极少，这些战争经历把他们推向了民族主义的方向。然而，他们是否还会决定成为“俄国对外政策的自觉自愿的工具”？他们是否会“愿意根据等于或高于他们给予苏联的条件与我们进行合作”？我们真的不知道，戴维斯承认道。“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如果有哪个共产党政权比较容易被美国在政治上‘吃掉’的话，那就是延安。”

1960年，戴维斯的备忘录问世十五年后，毛泽东领导中国愤怒地与昔日的盟友和社会主义兄弟苏联决裂，指责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犯下的罪行和敌对行为，所用的高调夸张言辞是中共对其敌人的一贯用语。除了口水战之外，还有1969年发生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西伯利亚之间边界乌苏里江上有争议岛屿上的武装冲突。这种新的对抗为中断了又一个十多年的中美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重新修好铺平了道路，这一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中国的反苏敌意及其为求势力均衡而与美国改善关系的行为大大地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直都是愿意听从如戴维斯所说的“美国人的提议”的，至少会对美国产生非敌对的关系，只要美国不去坚持其盲目和弄巧成拙的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在这种看法的背后有着一种历史的解释，即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俄国人，也从未得到过多少他们真正的援助，有时还会感到被他们出卖了。中共始终向往的，就如毛泽东多次向迪克西使团代表陈述的那样，是从与美国的正常和友好的合作中受益。毛泽东想让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需要，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独立于苏联，这就招致了在北部边境上的巨大威胁，几乎是对中国的咆哮，反对中国与遥远的美国去搞战略平衡。赫尔利本人也相信这一点，这是他与中国通之间意见一致的一个方面。在这一话题上的最高权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曾亲自向他确认，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有些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在毛泽东掌权的第一个十年里，他的确让中国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这是因为美国把他推到了那个方向。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多次对斯大林的作为感到怒不可遏，因为苏联领导人毫无悔意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后来，毛泽东说起过斯大林的“不忠”。他称斯大林为“这个虚伪的洋鬼子”。 [6] 他因俄国人在东北地区和中国西部的新疆行使半殖民地权力以及斯大林对待他的傲慢态度而感到羞辱。这种观点认为，他会让他的国家脱离苏联的控制。

这种观点得到了众多公认事实的支持。毛泽东几乎从一开始——肯定是从1927年国民党血腥的反共政变起——就是一个非正统的革命家。在上海发生屠杀大批共产党人的惨案后，毛泽东把党引向农村，他相信受压迫农民可以成为革命的基础。毛泽东在江西省建立了一批农村苏维埃——仿照强大的工人苏维埃，或叫作委员会，这些工人苏维埃为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在中共内部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多年来被称为“归国留学生”或“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批人，为首的是骄傲的、雄心勃勃的早期党员王明。王明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就被派往莫斯科学习，除了中途回国一两年，他一直留在那里，直到1937年。他错过了在上海的和在毛泽东的农村苏维埃的所有革命行动。他没有参加长征，因此也就没有附加在这个创造出神话的事件上的声望。但是，他从自己与世界革命中心的联系中获得了极高的身份，他曾经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代表接触频繁，因此被视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成立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发誓要为“以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可用手段，来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和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以此作为彻底废除国家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战斗到底。

王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语言来批评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的偏向”，这样就更加深化了把毛泽东首先作为一个中国的爱国者，其次才是一个国际革命家的看法。他在一系列斗争中战胜了王明，并在四十年代初达到了顶峰，他似乎以他那独立的实用主义战胜了斯大林的正统观念，毛泽东在他自己的著作里也强调了这一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7]

然后是二战的实际经验。在整个战争期间，毛泽东从苏联那里得到的都是戴维斯所说的“不公正待遇”。苏联正式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来没有在共产党人的反蒋斗争中公开支持过他们，从未承认他们可作为一个替代政府（就像他们对待波兰共产党人那样），甚至从未给过他们多少武器。在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还提供武器装备给国民党人，以便支持他们抵抗共同的敌人——日本人，这些装备包括后来成为中国空军主力的战机。即使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的公开承诺仍旧是要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后来的内战中，苏联驻华大使，与他的美国同行形成对照，居然伴随着国民党一起撤退到南方。即使是像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这样的人，一个认为毛泽东会将俄国人的利益看得比中国的利益更重的热忱的亲蒋议员，都发现斯大林本人在他与中国的关系中完全是“正确的和考虑周到的”。 [8] 贾德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过去七年中莫斯科在支持或供应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无论是物资上还是指导上”。 [9]

贾德身处万里之外，但即便是在现场的美国人，特别是来延安已经一年半的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也都没有见到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总部有任何强烈的来自苏联的影响，或者甚至有其存在。有着敏锐观察力的谢伟思认为有可能“在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最大的可能是同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之间使用“一部在延安的电台”。但是，他也认为这种联系是最低限度的。1945年3月，当谢伟思最后一次访问延安时，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多年缺少来往了，或许一年内只有一两架次的飞机，而且这些飞机中途停在中国西部的兰州加油时还被国民政府的特工进行了彻底搜查。最后一架从莫斯科飞来被仔细搜查的飞机是1944年11月降落在延安的那架。根据谢伟思的计算，1945年年初在整个延安总计有三名俄国人，一名是个外科医生，另两名是塔斯社记者。更重要的也许是，在迪克西使团的观察员与中共军队的所有重要接触中，包括与他们的游击队战士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都没有发现俄国的武器和装备”，这是可以用来支持贾德的说法的。

这种认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接触似乎非常偶然并且不那么重要的看法，支持了包括史迪威、戴维斯和谢伟思在内的中国通的信念，即中国共产党人会欢迎与美国的友好关系，部分是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较少依赖苏联，因此，一旦上台，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实现这个目标，就不太可能成为亚洲巨大的反西方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去预测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可以被引诱脱离苏联的怀抱就非常有意义了。

然而，大多数有力证据表明，美国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尽管在那么多事情上是如此正确，尽管他们在绝大部分判断中是如此精明和现实，但恰恰在这一点上错了。多年以后，戴维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认为很有可能“在政治上拿下”中共是“不现实的”。 [10]

戴维斯把他的错误归因于“低估了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的承诺”，这是对的。但是，中国通们还犯了另一个分析上的错误，即把势力均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运行原理。他们认为中国想利用美国这个威胁较小的力量来制衡苏联那令人畏惧的力量，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中国在几十年以后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所低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革命俱乐部中的会员资格，这是在他们的个性和身份上本质的、根深蒂固的精髓。作为本身是诚实且性格直爽的人，谢伟思和戴维斯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承认斯大林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以及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斯大林；一旦冷战开始，他将别无选择，只能站在苏联一边。逻辑和经验告诉美国人，将自己融入从属于莫斯科的国家集团中去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逻辑和经验说毛泽东愿意看到苏联控制东欧，但为了避免自己也落入虎口，他想与美国创造一种战略平衡。

但在1945年——包括稍早和稍后——毛泽东并没有以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其作为卫星国被剥夺了自由和独立。他看到了苏联在那里的宗主地位——尽管他不会这样称呼——这是为了国际革命所拟的一个盛大的未来计划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一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主张似乎仍然非常古怪，很难相信在美国或是在中国居然有人会去信它。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这个主张激发了像毛泽东那样的成百上千万人的强烈愿望，他们看到整个世界被分裂成两半，一半是受剥削的、半主权的或像中国那样半殖民化的穷国，另一半是富有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在他自己的利益和苏联的目标之间几乎没有冲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矛盾”。学者亚历山大·V.潘佐夫和史蒂芬·I.莱文在他们合著的毛泽东传记中，广泛借鉴了潘佐夫所获得的以前无法得到的苏联档案中的相关内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战争趋于结束，斯大林在亚洲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彻底改变世界舞台上各种势力间的相互关系并使之有利于苏联”。 [11] 而这种重新排序的关键是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

毛泽东同样相信这一点，由此他知道，他的终极目标和斯大林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他最终在中国夺取权力将能够，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句名言，使东风压倒西风，或者不用这种隐喻语言来说就是，有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胜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由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

“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1949年6月22日，就在取得对全中国的控制权之前，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如此说道，该讲话总结了推翻清王朝后的四十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八年。毛泽东说，在国内我们已经学会了“唤起民众”，“在国外”，他继续说道，我们必须“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12]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和斯大林与西方盟国进行着战时的交往。其目的并不是与美国的友谊，而是维持必要的安排以待条件改变。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了解美国那本能的反共冲动，因此，他们竭力压制那些冲动。他们竭力说服美国人通过迫使国民党接受一个联合政府，并给予共产党人武器用于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支持中共的战时目标。如果美国能做到这两件事，那么随后，如潘佐夫和莱文所写的那样：“中共将能够把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挤’下权力宝座……最终夺取政权。” [13]

毛泽东的温和政策，包括他向美国伸手示好，就是以此种方式同他的目标和斯大林的长期革命目标完全保持一致的。他与迪克西使团成员的友好交谈，他对记者的温和、亲民主的表述，他那支持美国在中国领土上登陆的提议——所有这一切行动不只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而且是根据他的命令来执行的。此外，这些命令与斯大林给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的命令是相同的——采取一种“渐进式”的立场，去吸引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并促使西方领导人相信他们不具威胁性的节制。这就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得到中国小民主党派的公开拥护，以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提出释放政治犯和结束国民党监视中国公民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塑造成温和与民主的政党的努力重现了过去一桩著名的事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即从1923年到1927年，斯大林在对党员的一次秘密讲话中提出了他的计划，要把蒋介石“像挤柠檬一样挤过之后再扔掉”。 [14] 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了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挫败了该计划。如今，在1945年，这项计划再次被推出了，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注定会取得成功的。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起源时期。当时，一群中国左派知识分子，毛泽东也在其中，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顾问被派到中国进行监督指导并提供资金。他们给初出茅庐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名义下的话语风格、宣传基调和分析模式。他们还向其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而仅仅比共产党早几年成立的国民党，也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组织的，并接受苏联顾问的指导，但是当蒋介石于1927年激烈地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之后，他也与莫斯科决裂了。他让苏联顾问卷铺盖回国，然后转向其他地方寻求资金和支持，只剩下中共作为还接受共产国际密切监督指导和资助的唯一的中国政党。

从那时起，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涉及的内容远比单纯的建议、金钱和道义上的支持更广泛，更深入。这是一种完整的文化和政治传输。这是一套词汇，一种称为辩证法的分析方法，一套做法，以及一种崇高的、令人着迷的、激动人心的政治远景，涉及历史上的进步力量战胜剥削和反动势力。自从1921年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直到五十多年后逝世，毛泽东从未背离过这一愿景。当他于1949年6月发表了他那关于“一边倒”的讲话时，毛泽东把他即将到来的成功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这是最卓越的武器，其光辉和希望随着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而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他说道，“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 [15]

许多早期的共产党人，尽管不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这所学校是共产国际于1925年建立的，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培养来自殖民地国家和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这所大学的一位校友是刘少奇，直到1966年之前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负责中共的组织工作，并且是1942～1944年整风运动的策划者之一。后来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曾于1926年短暂地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然后换到了另外一所离克里姆林宫一个半小时路程的姐妹学校，那所学校则是由共产国际于1921年创建，专门培养一支未来的中国革命队伍。二十年代初周恩来在欧洲的时候，曾经是中共旅欧支部执委会成员，他招募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赴莫斯科就读上述两所大学。通过这些方式，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莫斯科实际上成了一个训练场地和一个精神圣地，这对于来自波兰、德国、保加利亚和朝鲜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是一样。

1923年，羽翼渐丰的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通过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其结盟，结果是他们同时成为两个党的党员。换句话说，这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莫斯科对中共与更大更强的国民党的关系做出决定性指导的一个早期例子，这种指导实际上从未中断，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为止。

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创建一支职业革命家的骨干队伍，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先锋，它提供的帮助，不仅有在意识形态培训上的内容，而且还有许多很实用的方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那段时间，中共领导人往往为躲避国民党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疲于奔命，他们的孩子中有三十几个，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在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的帮助下隐蔽在上海，这个组织是由共产国际建立的，作为其促进外国共产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 [16] 当这个隐蔽所被关闭后，斯大林安排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前往苏联。在那里，他们被称为已经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英雄”，几乎在整个二战期间都留在苏联。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后来称为李娜——也在苏联度过了她的整个童年，以至于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她回到祖国时，几乎都不会说中文。这样的孩子共有一百多个，都是热诚的中国革命者的后代，他们的父辈或在莫斯科学习，或在那里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工作，或是已经回到中国“闹革命”而将子女留在那里。 [17] 他们中有刘少奇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朱德的一个女儿，林彪的一个后代，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子女，所有这些孩子都由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负责照料。

我们是从林英（Sin-Lin）写的一本令人刻骨铭心的回忆录中知道这一切的，她在苏联长大直到13岁，在1950年回到中国之前都不知道她的父母是谁。这些中国孩子同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家的子女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其中有些人来自如南斯拉夫、越南、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家，他们在一起唱一首歌，歌名为“国际儿童之家颂”（“在我们心中燃烧着抗议/像黑暗中愤怒的火焰”） [18] ，还要去学会热爱斯大林，他们被教导说，斯大林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

当中共领导人或他们的家人得了重病时，他们就会赴莫斯科治疗。其中有毛泽东的两任妻子，贺子珍和江青。1939年，周恩来从马背上坠落摔坏了胳膊肘骨头后，也去莫斯科求医。组织成员身份是包罗万象的，限制严格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1938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时候，数十名，也许是几百名在俄国的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清洗，并被发配到古拉格。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都是被其他中共人士所检举的。林英的父亲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度过了十七年，她认为康生后来对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莫斯科时就认识的共产党同事的迫害，其目的就在于要掩盖他原先在苏联检举中国革命者时所扮演的角色。林英十几岁时问她的妈妈（一位忠诚的革命者），斯大林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如何能犯下如此不公正的罪行，她母亲的回答是：“你所谈论的仅仅是个别事件，代表了革命的曲折，它们不能遮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功绩，它们不能玷污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否就其成员消失在苏联监狱体系中向苏联提出过抗议，数百人在那里从此杳无音讯。人们只能猜测这样做的原因。

中国共产主义特有的语言，它的符号和话语模式，它的宣传风格，它的木版印刷的图文，它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观念，它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它的报纸和极端严肃的理论期刊，它的内部争论和斗争的专门词汇，它发明的全套意识形态标签词汇集，全部是新近创造出来各种主义，如“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背弃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以及后来用在像毛泽东、朝鲜的金日成、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越南的胡志明这些获胜的革命者身上，对神一般的天才领袖的狂热崇拜所使用的奉承之词——所有这一切都移植于俄国原版的百科全书中的术语、概念、信仰和技术，受其孕育并获支持。在无数遭受压迫和殖民统治的人的眼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使得苏联成为一个通向辉煌未来的开拓者——“社会主义国家” [20] ，一方乐土。

同样，考虑到中国后来与苏联的彻底决裂以及这个国家对民族独立的强烈依恋，要重新唤起对一个听命于外来权威的时代的回忆是需要强有力的历史记忆力的。不过，在中国革命者试图模拟和效仿苏联的宏伟成功的那几十年里，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如同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教会中权威和顺从的关系，其中貌似教皇的统治者基于世俗圣经颁布法令，其真实性由神圣的、绝对无误的科学共同提供担保，或至少由胜过其他分析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优越性所通告。

伟大的革命家列宁、毛泽东、胡志明和金日成死后，他们的遗体被做防腐处理，并置于展厅以供公众瞻仰。这种做法的起源在于俄罗斯东正教对圣徒的崇拜，其教义认为，精神上的纯洁胜过肉体的衰败；共产党采纳了这个理念，认为至高无上的革命领导人将永远活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之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最强烈的吸引力是它为国际无产者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没有权力，这个解释完全适合中华民族的不满和愿望。列宁以他极具影响力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一论点又发展了这个解释，毫无疑问他的论点会被灌输进如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这些地方的学生们的头脑中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垄断企业手中；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导致这些垄断企业——它们控制了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府——到全世界凡是它们能够去的地方去寻求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它们产品的市场。这个理论以其富有说服力的、容易理解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即使有几分机械的——措辞解释了年轻革命者需要了解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一切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现在仍然耿耿于怀的百年耻辱的开端。毕竟，除了垄断和贪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武力以确保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印度鸦片之外，鸦片战争还能是什么呢？列宁的理论解释了通商口岸、外国租界、日本赤裸裸的侵略、颓废和特权，以及在华外国人仆妾成群的奢华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免除中国法律的追究，他们的传教士传达的信息是中国的信仰和习俗均劣于外国的信仰和习俗。深深嵌入在中国早期革命者和爱国者脑海中的是这样的信念：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暴利是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做生死斗争的最后堡垒。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包括美国、日本和英国，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其主要成果就是一系列限制彼此海军规模的协议。在该条约制定者的眼里，这是努力防止军备竞赛和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之不易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斥责为帝国主义的“打劫”，“将迫使4亿中国人在新的国际责任下再次进入奴隶制”。 [21]

这样的解释，如果美国人早知道的话，定会让他们很难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在涉及中国时则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美国人一直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当其他国家都强行从中国榨取殖民特权时，他们首次制定了“门户开放”政策，这是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冲动相一致的，即帮助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基督教民主国家。例如，当中国人被迫向在1898年义和团运动中打败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支付巨额赔款时，美国把它所收到的款项投入一个教育信托基金，以资助优秀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22]

但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而言，美国的意图并不总是表现得如此善意。1915年，当战争在欧洲肆虐时，日本强加给中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迫使中国同意一系列的让步，从给予日本人满洲地区铁路的控制权到允许其佛教传道者在中国传教。当时软弱的中国政府答应了这些要求，从而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特别是在学生群里。几年后，紧随着一战的结束，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写进了一个条款，授予日本控制德国在山东省青岛的殖民地的权利。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新的侮辱做出的反应是四年的抗议活动以及称为“五四运动”的自我反省，这场运动强有力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理智，包括那些很快就着手建立共产党的先驱。对他们来说，原以为是仁慈的美国人居然同意给予可恨的日本人控制中国领土的权利这一景象，验证了对“门户开放”是美国维护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委婉说法这一猜疑。

对美国的这种看法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主要不同点之一。双方均希望通过在通商口岸取消治外法权实现中国的完全独立。蒋介石始终怀疑，英国的政策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变得强大和独立，而是要使它保持软弱可欺，受西方的束缚，由此英国能保住它的帝国，包括在香港和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域外占有地，这个怀疑是正确的。但尤其是在1927年与共产党决裂之后，中国国民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在共产党人眼里，甚至国民党本身的构成也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政党。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人同共产党人一样非常爱国，致力于中国的全面独立；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靠近美国，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不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而是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蒋介石本人皈依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卫理公会；他那富有魅力的妻子上的是韦尔斯利大学；他的妻兄及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是哈佛的校友；他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奥伯林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充斥着说英语的美国大学毕业生。白修德于1940年在重庆组织过一个哈佛俱乐部 [23] ，他后来写道，这个俱乐部“包括了蒋介石政府中很大比例的高级官员，超过了其他哈佛俱乐部成员在约翰·F.肯尼迪的华盛顿政府中可能占的比重”。蒋介石对在中国开展的传教活动和大企业持开放态度，但他未能在二战爆发前消除在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诸如在中国法庭上免于起诉的权利和外国人管理的警察部队等——这些权利大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因此，随着国民党变得越来越像是美国的助手，它失去了反帝国主义的可信度。

在中共的领导阶层中没有人上过哈佛、韦尔斯利或耶鲁。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与美国之间没有私人的或公开的联系，没有富有情感的老同学关系，也几乎没有宗教关联。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反帝国主义为其核心宗旨，伴随着的是他们对全球政治的阐释，即帝国主义者本身或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世界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这一反帝国主义的信条表现在所有事情上，无论大小，无论涉及的是政治还是个人问题。

毛泽东绝对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是不变的，这也是他对美国态度友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的原因之一，此举是很有谋略的一步棋。中国在发动战争和政治斗争上有着经典的三十六计，其中就包括被称为“笑里藏刀”的计谋。这条计谋的目的就是当你需要陷敌人于困境、迷惑他时，或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来说，利用他和其他敌人之间的“矛盾”以防止他们联手对付你时，你就要去讨好自己的敌人。一旦毛泽东上台执政，官方核准的语言就变成了关于“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这种论调。他相信苏联作为革命权威的源泉也是永久性的。战争导致斯大林和毛泽东双方都暂时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目标，把刀藏一阵子，因为这样做的话，意识形态目标有可能在以后会实现。

甚至在全面抗战之前，毛泽东也一贯表现出对这一原则的服从。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正如我们所知，毛泽东在获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后的最初冲动是把他一直称为“叛徒”的蒋介石送上法庭公审，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处决，但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同意代之以一个联合阵线。毛泽东服从了，几个月后，他做了公开检讨，承认自己错了，斯大林是正确的。 [24]

历史学家盛慕真查阅了早期研究者无法接触到的中国档案，根据他的考证，毛泽东和斯大林确实如谢伟思所怀疑的那样在战争期间一直用无线电台相互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比谢伟思所认为的更为重要。 [25] 这部电台是一个秘密，是从早先受共产国际影响的时期继承下来的。在蒋介石“围剿”共产党的战役中这部电台已被淘汰，但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于1936年被修复了，然后被用于整个战争期间。1940年，周恩来到苏联治伤后带回中国一套无线电发射设备和两套密码——例如，“遥远的地方”这个短语指的是斯大林——从而使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联系更加可靠。延安的无线电台被称呼为“农业部”，由毛泽东最信任的一个副手管理。为毛泽东翻译斯大林发来的电文的师哲在他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一直完全控制这些电报文档，将这些文件保存在自己的住所，他人无权使用它们。这些文件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于1946年被烧毁，很可能这样一来，就能守住斯大林紧密参与了中共日常事务这个秘密，在那个时候他理应“正确和慎重地”对待中国的，任何中共是苏联代理人的暗示也能够因此而避免。

周恩来还从莫斯科随身带回了30万美元，这是多年来苏联秘密给予中共的多笔财务资助中的一笔，这样做既增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掩饰了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 [26] 即使在希特勒进攻苏联、斯大林一夜之间陷入一场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战争之后，流向中共的资金也未停止。潘佐夫和莱文特别引用了从苏联档案中挖掘出来的一份文件，文件显示1941年7月3日，德国进攻开始后两个星期多一点，有100万美元被拨出用于援助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个数字在1941年相当可观。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且直到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俄国人和中共之间的密切协商、合作和协议的确还在沿用这种基本模式。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斯大林在东方最担心的是日本的攻击，类似于1905年战争的重新打响，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基地扩展到苏联的西伯利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斯大林想要一个尽可能最强大的中国，而尽可能最强大的中国是一个由蒋介石领导的、共产党与之合作的中国。斯大林明白共产党还没有能力夺取政权。他们九死一生，刚刚从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蒋介石对他们的毁灭性战役中幸存下来，他们的军队现在被封锁在陕北的要塞内，与国民政府的军队相比，既弱小又严重缺乏装备。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去支持国民党，不做任何可能激怒其领导人蒋介石的事，或迫使他去与日本人谈和平协议，那样将使日本人腾出手来把目光投向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

因此，从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命令有以下三个方面：支持苏联；维护统一战线；避免引起美国人怀疑共产党的长远计划是革命性的征服。1939年，当斯大林和希特勒同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随后瓜分了波兰时，全世界的左派都为之感到震惊和沮丧。各国共产党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做出一个快速且尴尬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主动称赞与希特勒的联盟，在那之前希特勒还一直是他们所称的魔鬼化身。

1940年，当中国的男人被活活地用于刺刀训练，成千上万的妇女被日本人强奸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了一次广播讲话，宣布美国处于紧急状态。中国国民党对这个讲话欣喜若狂，认为这是美国迈出了参战的第一步。然而，期待着支持德苏条约的共产党却处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去反对任何针对俄国的盟友德国，或德国的盟友日本的任何军事举动。因此，中共的反应是称罗斯福为“战争贩子”。《解放日报》引用其帝国主义理论警告说，美国的统治阶级正准备“驱使美国人民投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屠宰场，从而为美国最富有的大约六十个家族产生巨大的战争利润”。 [27]

次年，由于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袭击，毛泽东被迫要改变这种看法，德国的突然袭击导致斯大林和毛泽东双方都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罗斯福在共产党人的宣传中也从“战争贩子”转化为“开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28]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最根本的观念已经改变了。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即将取得政权时，他否定了中国需要美国和西方援助的理念。“他们的资本家要赚钱，他们的银行家要赚利息，以便从他们自己的危机中解脱出来——这不是什么帮助中国人民的事。” [29] 他如此说道。

曾经有几次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服从使他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产生了冲突，当时他们之间都平等相待。1940年，周恩来和朱德都想抗击日本侵略，于是就违背了斯大林的指示，推动中共打了一场百团大战。这场大战给共产党带来了一个可怕的后果，重新掌控权力的毛泽东又返回到有限进攻的游击战策略，打了就跑；他这样做，就是要恢复斯大林提出的低风险、低伤亡、最大宣传价值的标准战略。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至少有两次，变得焦躁的毛泽东开始相信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对他发动攻击——他对蒋介石于1927年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发动的大屠杀记忆犹新——他希望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样做当然会破坏或毁灭联合阵线。针对这两种情况，斯大林通过秘密无线电台告诉毛泽东，他夸大了国民党攻击的危险，并要求他保持耐心，不做任何会削弱统一战线的事。毛泽东默认了。

这些例子中有一个是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发生的最大军事对抗，被称为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1941年年初，也许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他的一位将军攻击了共产党新四军的一个师，在三天的战斗中造成了新四军的严重损失。双方都指责对方违背了统一战线。新四军的这个师已经同意国民政府的命令从长江以南撤退到长江以北。而根据国民党的说法，新四军违背了这项命令，正在趁机发展根据地。共产党声称该部只是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江，还没来得及去做就遭受了攻击。

关于这个事件极有可能共产党人的版本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认为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是符合他们利益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愤怒的毛泽东想宣告统一战线已经不复存在，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向国民党发动全面进攻。但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为斯大林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告诉毛泽东，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人民……并尽一切努力避免内战的扩大”。 [30] 当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一定的不满时，季米特洛夫又两次电告他坚持维护统一战线，于是毛泽东同意了。

1941年4月，斯大林给予毛泽东又一次强烈打击。他与日本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在条约中他承认日本的傀儡“满洲国”，以此换取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蒙古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际上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展。毛泽东始终担心的是蒋介石——他过去和未来的死敌——将会同日本讲和，然而现在却是斯大林亲自在不折不扣地做成此事！而且这笔交易将使日本有能力派更多的部队进入中国，因为它不再需要警惕俄国人的举动。除此之外，中国也宣称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认可了这项新的条约。 [31] 他这样做是因为该条约涉及苏联的核心利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由此俄国和日本之间的亚洲战争的威胁现在已经被避免了，而且斯大林也已经击败了英美挑动轴心国反对苏联的阴谋。（苏联此时还没有遭受纳粹德国的攻击。）

在1941年稍后时间发生的两个事件改变了有关战略布局的一切。第一个事件是希特勒对斯大林的极大背叛。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突然从三个方向向苏联展开攻击。与法西斯结盟已两年的斯大林现在给毛泽东发出呼吁，要求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斗争。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要他缓和本就已减弱的反对美国参战的立场。“不管他们是帝国主义列强与否，如果他们反法西斯，那么他们就是好的。” [32]

第二个事件是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这使美国成为正式宣战的战士而投入战争中去，发誓动用自己的军队来击败日本并将其驱逐出中国。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电报给罗斯福，提出要“同你并肩战斗，直到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摆脱暴力和无休止的背信弃义的祸根”。 [33]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的参战消除了日本会进攻苏联的任何残余的可能性，但他仍然忧心忡忡，主要担心的是蒋介石和美国人之间的联盟，一旦日本被打败之后，这一联盟便会把注意力转向共产党。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并给予毛泽东一个机会来建立自己的军队以对付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佳的办法就是建立起他自己与美国的关系，并赢得美国的承认成为合法政党。毛泽东已经对像埃德加·斯诺这样的左派记者做了些公关工作，但这种努力的目的既是要在中国得到足够重视——因为斯诺的书在中国能够也确实逃过了国民党的审查制度——而且还要在美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现在的目标就是尽量争取美国人，邀请主流记者来延安，接待迪克西使团，并帮助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让美国人确信他们的友好情谊，并做出姿态展现共产党在1944～1945年不断完善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对在重庆的美国游客发表意见，说共产党的意愿是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他要求国民党通过释放政治犯并遏制其秘密警察同样也做到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正如我们所知，临近1944年年底时，毛泽东告诉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他将欢迎美国部队登陆中国的土地，他会高兴地把他的部队交给美国人指挥。“不存在什么美国不干预中国这样的事，”1945年3月时他告诉谢伟思，“你们在这里是作为中国最大的盟友。你们的存在这个事实影响巨大。美国的意图一直是善意的。” [34]

在某些方面，毛泽东也许说的是实话，或部分是实话，特别是当他赢得美国的帮助去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及当他主动提出在美军登陆中国沿海时提供军事援助的时候，他是诚心的。毛泽东一直相信他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在中央政府中得到一个有意义的位置，他就能用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最终夺取政权。在《雅尔塔协定》签署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超过100万人的兵强马壮、充满活力的军队，在他的指挥下，这支军队所面对的政府军却是兵源严重枯竭。如果他能够得到批准为美国登陆中国沿海提供后勤支持，那么他将能够把他的势力延伸到长江以南的新地区，这可是一个既定目标。

然而，他所表示的把他的部队置于美国指挥之下的意愿则纯粹是公共关系之举了。“我们永远不会同意的” [35] ，毛泽东于1945年1月25日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他的理由可以追溯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毛泽东说，那样做将把党的军队“置于洋人指挥之下，变成一支殖民军队”。美国是帝国主义政权，苏联是革命力量。当需要区别谁是永久的朋友谁是永久的敌人时，认清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1] Lynne Joiner，Honorable Survivor：Mao’s China，McCarthy’s America，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Anna 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pp.130-31.

[2] Joseph W. 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p.372-73.

[3] Joseph W. 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383.

[4] Joseph W. 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308.

[5] FRUS ，1945，vol.7，pp.337-38.

[6]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46.

[7]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26.

[8] Time ，June 18，1945.

[9] Esherick，Joseph W.，ed. 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Ⅱ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p.350-53.

[10]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2.

[11]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43.

[12] Mao Zedong，“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4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online edition，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4/mswv4_65.htm.

[13]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43.

[14] Robert Carson North，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C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96.

[15] Mao，“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16]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250.

[17] Sin-Lin，Shattered Families，Broken Dreams：Little-Known Episode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Stalin’s Gulag， trans. Steven I. Levine （Portland，ME：Merwin Asia，2012），pp.86-89.

[18] Sin-Lin，Shattered Families，Broken Dreams：Little-Known Episode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Stalin’s Gulag， trans. Steven I. Levine （Portland，ME：Merwin Asia，2012），p.91.

[19] Sin-Lin，Shattered Families，Broken Dreams：Little-Known Episode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Stalin’s Gulag， trans. Steven I. Levine （Portland，ME：Merwin Asia，2012），p.118.

[20]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29.

[2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58.

[22] 即清华留学预备学校及“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译者注

[23] White，Theodore H. 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73.

[24]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31.

[25]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22-23.

[26]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34.

[27] Mao，“Interview With New China Daily correspondents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ept.1，1939，in Collected Works ，vol.2，online at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2/mswv2_17.html，p.70.

[28] Mao，“Interview With New China Daily correspondents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ept.1，1939，in Collected Works ，vol.2，online at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2/mswv2_17.html，p.72.

[29] Mao，“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30]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49.

[3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71.

[32]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73.

[3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88.

[34] Lyman P. Van Slyke ed.，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July 1945 （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20.

[35]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90.

第九章 中国政策之战

1945年2月底，魏德迈与赫尔利一起离开了中国，一个星期后抵达华盛顿。魏德迈四处奔走制订计划以在春天时使用中国沿海的一个港口。赫尔利的目的则更模糊，更具政治性，也更易引起分歧。他被在重庆听到的传言所困扰，据说斯大林和罗斯福于2月在雅尔塔会面时就中国问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他希望从罗斯福本人那儿得到真实信息。他还希望被授予有关中国政策的全部控制权，并且将这项政策公之于众——基本上就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

正如我们所知，赫尔利是一个在194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动辄勃然大怒的人。他深信，他所做出的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的努力趋于失败，正是因为一些外交官员希望他失败，伯德和包瑞德与毛泽东及其阵营中的其他人就有关情报合作和支持美国在中国东北的伞兵的会谈就是这种不忠的证据。

赫尔利的诸多传记中有一本把他的这种暴戾脾气归咎于身体不适、重庆的阴湿和污秽、失眠甚至牙痛，这是大使最容易犯的。 [1] 赫尔利需要眼镜却不肯戴，结果常常是头痛欲裂。他的注意力是短暂的，他不能看冗长的文件。有一次，在重庆的鸡尾酒会上，中国客人都在场，他却和麦克卢尔大吵了起来，以至于只有靠朋友的干预才使得他们免于拳脚相向。他几乎不受人尊重，即使大多数人对他都能做到举止得体。共产党人管他叫“小胡子”。 [2] 在62岁这个年龄上，他遭受着智力衰退的痛苦，这已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了；至少，一些观察者相信情况确实如此。“随着频率增加，（赫尔利）常常会忘记他在哪里，同谁在一起，甚至他刚刚说了些什么。”《时代》杂志的贾安娜（Annalee Jacoby）如此告诉一位采访者道。

令美国使馆中职业的中国问题专家和魏德迈手下的工作人员惊愕不已的是，赫尔利开始检查起他们所写的报告来。“他说，他被派往中国是来支持国民政府的，我们不应该报告任何反映国民政府（低劣）的品质和才干的事情，”美国使馆的高级政治事务官员亚瑟·R.林沃尔特后来回忆道，“我们会把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写成报告，而他却拒绝呈报。” [3]

有这样一个例子，赫尔利把林沃尔特提交的一份文件搁置了好几个星期，该文件描述了拨给蒋介石政府的武器的流向，或是卖给了共产党或是在局部冲突中丢失了。当林沃尔特询问大使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份报告时，赫尔利把宋子文召到他的办公室，当着林沃尔特的面给宋看那份文件。毫不奇怪，宋子文宣称这不是真实的。这份报告就此从未发出。 [4]

一直以来，赫尔利坚称自己是在成功的边缘，如果不是因为像戴维斯、包瑞德和伯德这些人的非法干预，他原本早就可以达到目的了。矛盾的是，尽管他在其他一切事物上都不同意他们的见解，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追随者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观点倒是与中国通们的观点相一致。“我停下来观察，在这个沉闷且有争议的地方，有两个基本事实正在出现，”赫尔利在2月时写道，此时重庆谈判已经崩溃，周恩来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则对美国人发出的返回谈判桌的请求置之不理，

（一）共产党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他们正在追求民主原则；（二）国民党那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个人的政府其实并不是法西斯。这是争取民主原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果我们认识道路，如果我们有清醒的头脑、宽容和耐心，我们是会有所帮助的。 [5]

面对赫尔利的暴躁和顽固不化的头脑，中国通们着手反击，他们的反对逐渐成熟并发展到对他们的老板和大使的公开不服从。这年秋末，雷蒙德·卢登和迪克西使团的其他三名成员开始了一段长达1500英里、历时四个月之久的旅程，从延安正南约150英里到阜平，旅程中大部分地区据说都处于日本控制之下但已被共产党军队渗透。卢登的观察记载给中国通们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几个男人穿上中式冬季棉服先乘坐吉普车前进，然后换骑骡子，再徒步穿越崎岖的山岭地带，有时在1英里左右就有日军小股部队出没。一路上他们见到了共产党游击队，游击队员们坚定朴实的信念、他们的献身精神，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那健康的体魄和高昂的士气深深打动了他们。他们遇到了来自城市的年轻中国人，在农村教书。他们看到原始的工厂在制造各种产品，从纺织品到炸药。他们没看到的是任何有意义的军事行动，因为在华北地区中日之间普遍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停火，在这种氛围下，除了一些打了就跑的小规模的攻击之外，共产党人和他们的百万大军没有与日本军队实际交战。有一次，这五个美国人遇到了一架被击落的美国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他们在共产党人护卫下安全地通过敌人的防线。这是一次壮举，需要在沿途大片地区进行精心组织，再加上当地人民的合作。

1945年1月回到延安后，卢登发现机场跑道上有一架美国飞机即将飞回重庆，于是他上了飞机，回到大使馆，并给他的中国通同事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当他遇到赫尔利的时候，卢登自然期望大使对他的探险至少会有点儿好奇，但赫尔利最感兴趣的似乎是这次旅行究竟是谁授权的（答案是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以及无论这个人是谁，又是谁授权给了他。 [6]

1945年年初，卢登的观察结果终于抵达华盛顿，在那里这些结果直接引发了激烈的就中国问题进行的持续辩论。卢登的第一手观察与戴维斯、谢伟思、包瑞德和伯德一直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他强调了共产党人活动地域的范围和他们所享有的来自当地民众的支持。他写道：“共产党的军队和行政管理得到民众的支持是个现实，没有正当的理由可加以怀疑，这一点我们必须在未来规划中加以考虑。” [7] 共产党受到其统治下人民的欢迎这个印象不是，就如某些人（即赫尔利）所认为的那样，“用来欺骗外国游客的舞台背景……给农民提供体面的待遇、基本的公民权利、充足的食物和足够的衣服这种简单易懂的共产主义纲领，实现了八路军和人民之间的真正团结”。

在旅程中，卢登及其团队成员曾与当地指挥官谈论过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物资，以及他们将如何处置这些物资。从他本人的观察和他们的答案中，卢登估计，如果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炸药”，共产党军队“最多只需提前四十天的通知就可以瘫痪掉华北的铁路交通”。卢登还重申了谢伟思和其他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是“自由民主的党派和稳健的民族主义者”。 [8]

卢登在这个美好的判断中所反映的，要么是有几分“用来欺骗外国游客的舞台背景”的元素，要么就是中国问题专家们那促进与共产党合作的渴望使得他们过于心急地在共产党身上找出国民党所缺乏的美德。但是，共产党人如果拥有更好的武器和装备，他们就可能为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在这一点上卢登无疑是正确的。

当时在莫斯科就任新职的戴维斯，从他的角度在同一天的一封电文中详细阐述了美国与延安保持更密切关系的好处。他说，莫斯科肯定在“幸灾乐祸”地观察着中国的局势发展，蒋介石的政权不断衰败，共产党在不断发展壮大，而美国仍然不确定该怎么做。如果美国与延安合作，戴维斯断言，美国就会有机会加强中共内部的务实的民族主义派别，同时削弱“那些倾向于依赖苏联的教条主义者”。

“克里姆林宫很可能知道，美国对‘共产主义者’这个标签的深刻怀疑和敌视会使美国公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偏见，”戴维斯写道，“斯大林元帅肯定会被告知……大多数美国人都愿意相信这样的说法：只有通过蒋介石，中国才能在战争与和平中实现自己的命运。”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顽固，这种“参与现实政治的无能”，可能会导致我们“失去我们所追求的：尽可能快地打败日本，以及一个团结、强大和独立的中国的出现。而苏联很可能会得到……在中国北方的一颗卫星”。 [9]

与此类似，谢伟思和卢登写信给魏德迈，辩称，“委员长试图消除所有政治反对派，甚至会在必要时付诸武力的意图”，以及他更关注自己国内的反对派而不是去抗日的习惯，就是国民党逐渐丧失自己人民的支持的关键所在，也是它的军事绩效拙劣的原因。“支持委员长是可取的，只要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愿意并且能够集结中国的全部力量来抗日，”这两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写道，“支持委员长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本身。” [10]

接收这些情报的人是远东事务局中国科的头儿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一个外表高贵的45岁年纪的堪萨斯人，他之前在中国有过分布广泛的六个不同职位，包括在重庆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在此任上他对主要的中国通非常熟悉——但并不总是分享他们的看法。范宣德就像大部分职业外交官一样，有点儿看不起赫尔利，他喜欢热衷于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倡导者戴维斯和谢伟思，但他也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看法有点狂热。“他们太过火了” [11] ，在谈起戴维斯和谢伟思的时候，范宣德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加里·梅，在年龄上他们比范宣德要小十来岁，但比他还更不耐烦，而且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蒋介石的缺点，所以更倾向于“把所有美德归功于共产党” [12] 。这是他在1944年时的一次演讲里所说的，演讲虽没有提及戴维斯和谢伟思的名字，但显然在他心中有他们的位置。

范宣德相当肯定赫尔利的使命会失败，尽管他也不喜欢共产党，但在没有任何真正有吸引力的选择下，他的政策建议是非常接近中国通的。他认为，对于美国和中国而言，最佳选择是让蒋介石继续执政，但蒋必须迅速转变以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否则很可能会被推翻，最有可能就是被中共推翻。 [13] 但是，范宣德明白，蒋介石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由此，美国需要有“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去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一个失败政府的失败领导者。这个替代方案或多或少就是谢伟思和戴维斯所推荐的：武装共产党而不征求蒋介石的同意。

这些意见通过某种途径被刊登在国务院一份有关中国政策的文件上，当魏德迈抵达华盛顿时会被转交给他，但引人注目的是，文件对赫尔利保密。这份文件是为弥合那些赞成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人和那些希望与共产党建立关系的人之间的分歧而做的努力。文件写道，中国的短期目标就是要打败日本，这是魏德迈应该全力以赴的；而要在政治领域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团结所有中国派系，当然，这是赫尔利正在试图去做的。文件认为，如果美国能够武装各派，包括共产党，这将是一件好事；但不幸的是，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能使它变为可能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如果美国在某一时刻需要派部队在中国沿海登陆，那么美军指挥官“应该做好准备去武装共产党人”。此外，虽然美国的政策是鼓励一个统一的中国，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应该在委员长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在这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14] 是很重要的。

尽管非常聪明也非常现实，范宣德的替代方案还是缺乏具体的实践性。它没有回答有关同共产党单独进行军事交易会对国民政府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的问题，这将是对蒋介石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而且还很可能促成他下台。蒋介石不愿放弃自己的一党统治在什么时候能被用来证明美国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是合理的呢？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范宣德的文件说明了在正需要强有力的、头脑清醒的领导层时，却缺少明确的方向和有利的选择。罗斯福总统已是风烛残年，已经没有人能在美国政府的顶端就中国问题提供领导意见。相反，是最没有资格，最喜怒无常、危险而不明智的人在现场负责，以来填补空缺。

就蒋介石而言，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困境，并因此时而忧郁，时而愤怒。在《雅尔塔协定》签订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恐惧和怀疑” [15] ，是否对他隐藏了什么东西，当然他是对的。他不是傻瓜，他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就此事询问罗斯福，而当蒋介石得知罗斯福允许在《雅尔塔协定》中写进秘密条款时，他觉得自己已经被“完全出卖了”。 [16]

蒋介石的坏心情可从以下例子略见一斑，当他出席国民参政会这一很少召开且没多少权力的机构的一次会议时，一个名叫邹鲁的来自广州的党国元老询问了周恩来提出的允许共产党派一名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要求，在这个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未来的战胜国将讨论建立联合国一事。令蒋介石烦恼的是，共产党人已经在利用委员长拒绝扩大中国在会议上的代表性的举动进行宣传，声称中国将在整个世界面前显得是个没有代表性的独裁国度，就和现在一样。美国大使馆就此次国民参政会的记述是这样说的，蒋介石“大发雷霆，严词训斥了邹鲁……并广泛地谴责了自由派人士”。 [17] 一涉及共产党的话题，蒋介石就“气得满脸通红，他的声音和双手都在颤抖。当他的话音一落，受惊的听众一片沉寂，接着他就宣布休会”。

在重庆，中国通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政策处于危机中。E.J.卡恩，《纽约客》杂志的一个作者，在七十年代初采访了卢登、戴维斯、谢伟思和其他中国通。他们告诉他，当时他们都住在重庆的同一幢房子里，“周围没有女性，晚上的时间他们都断断续续地靠他们在桥牌、飞镖或填字游戏上的爱好来打发，或者也用来分析和重新分析中国那令人沮丧的情况”。他们越来越认定“如果他们不尽快去做一些事情，那么美国至今试图在中国和为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会付诸东流”。 [18]

因此，中国通们决定采取一个激烈的步骤。他们指定谢伟思撰写一篇分析报告送交华盛顿，时间上要与魏德迈和赫尔利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正好一致。当赫尔利不在时，负责大使馆事务的外交官乔治·艾奇逊表达了对这一举措的一些疑虑。“他们会说我们都是叛徒，猫儿不在老鼠就闹翻天。” [19] 他如此说道。因此，为预先阻止这一可能性，他们插进了这样一句话：“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所以此时应该是就此事进行讨论的一个有利时机。”然后艾奇逊在文件上签了名，文件就发了出去。文件不加掩饰地宣称赫尔利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是“不完整和不客观的”，这是一份外交人员内部表示不同意见的声明，其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据谢伟思后来说，使馆工作人员中的所有政治官员都同意这份电文。 [20] 即使是魏德迈的参谋长默文·E.格罗斯（Mervin E.Gross）——魏德迈不在职位上时由他指挥——也表示赞同。电文写道，美国应该向蒋介石递交一份最后通牒。罗斯福应该“以明确无误的措辞告知蒋介石，军事需要要求我们同能够在这场抗日战争中协助我们的共产党和其他适当的团体进行合作并提供补给”。 [21] 此外，没有必要等到国共合作协定接受之后再向中国领导人发出这份通知。正如历史学家赫伯特·费斯就这项争议所概括的那样，这份政策建议将“确保所有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合作；将共产党人控制在我们这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使国民党人确信其明显的最终打内战的计划是不可取的；以及推进中国的统一大业”。 [22]

对于持完全相反观点的赫尔利而言，这份电报无疑是战争宣言。显然，它在时机选择上不只是同他到达华盛顿的时间一致，并且还在这项政策辩论发生的时候挖了他的墙脚。以他那种名人的性格特点，他不能够看透这份电报的真相，这是一群聪明且消息灵通的人士所表达的急迫甚至勇敢的不同意见。而他却指控道，这是“不忠的行为”。去武装共产党就是去承认共产党为“有武装的交战方”，而这将“导致国民政府迅速被推翻”。赫尔利现在感觉他无法去相信使馆内或外交部门的任何一个人，他的这种信念又被随之而来的事实加强了。3月5日，他被召到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开会，在会上，如他所说，他受到了“训斥”，并被迫去为他认为已经解决了的政策问题辩解。得到他的授权并对他持完全同情态度的传记作者引述他在那个场合对他自己的描述道，他面对着“国务院中一大批亲共分子作为我的法官向我发问”。 [23]

战线被划出来了，赌注则是美国在亚洲的作用的本质。但是，针对一个贫穷的亚洲国家其弱势政府面临共产主义革命时美国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展开的第一轮美国人的较量中，赫尔利能直接接触总统是张王牌。他去了白宫，白宫已经收到了持反对意见的3月2日重庆电报的复印件，费斯记录下了事情的结果：“总统支持赫尔利。” [24] 共产党人将不会得到武器或物资供应，未经国民政府事先批准也将不会与他们达成单独协议。

和以往一样，罗斯福根本就没有兴趣用枪指着蒋介石的头来逼其让步。他也许觉得，尤其是在他同斯大林于雅尔塔签署了秘密协定之后，他无法通过迫使蒋介石做出蒋认为将导致推翻其统治的让步来进一步羞辱这位中国领导人。在罗斯福眼里，问题的关键是结束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并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独立、友好的国家。把蒋介石变为一个顺从的附庸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当时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尽管对中国人的骄傲而言是毁灭性的，但《雅尔塔协定》必将把美国更密切地与蒋介石政府捆绑在一起。根据秘密协议的条款，俄国人承诺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而不是给它的意识形态盟友共产党。而现在，居然有人提议美国有效地承认共产党作为事实上的中国北方的政府，而且不顾一个联盟政府的意愿，提供武器和援助给这个事实上的政府！如果蒋介石因为美国给其敌人的援助而垮台，那该怎么办？那样的话，就像历史学家加里·梅撰文所称，俄国人将被从只支持国民党的约束中解脱出来。“由此他们能够，”梅总结道，“加入中共的努力，夺取对中国的控制权。” [25]

无论罗斯福的推理是什么，赫尔利现在手握总统给予的信任投票，他将用它来压制在这一领域里的中国问题专家，这无异于一场清洗，对象是那些曾在该国生活多年，能说其语言，了解其环境和主要人物的人。约翰·戴维斯很走运，他已经离开中国去了莫斯科，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对他极为赞赏。但3月时赴延安报道中共党代会的谢伟思，刚返回重庆就获悉他被要求立即赶赴华盛顿，他照办了，成为一架军用飞机上的唯一乘客，经南亚、中东、非洲和南美长途旅行，于4月12日到达，刚巧就是罗斯福去世的那一天。亚瑟·林沃尔特也被重新分配工作。其他一些人也难逃此劫，包括一位三秘，一位翻译官，以及使馆二号人物乔治·艾奇逊。在赫尔利的坚持下，艾奇逊被弗吉尼亚银行家沃尔特·S.罗伯逊所取代，此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也许就因为这点，他和赫尔利相处得很好。

赫尔利还对美国外交人员前往延安下了禁令，因此中国通们曾经享有的会见共产党高级官员的捷径被切断了。后来，谢伟思也曾报告说，赫尔利把外交信函展示给中国国民党官员看的习惯会有削弱性效应，因为这些报告的来源可能会受到威胁。谢伟思说：“有些人被召唤到大使面前去听他的长篇训斥，而他使用的是剥皮匠人的语言。”赫尔利的胜利并不是导致同中共的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消失的主要原因，但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它证实了毛泽东和他的谋士们无论如何都倾向于相信的观点，即美国是垄断资本家控制的帝国主义强国，它必将是他们的敌人。

那些已经不能在涉及中国的职务上为美国效力的外交官，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源源不断地提交令人瞩目的且往往是很精彩的中国问题报告。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谢伟思写了一些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报告，揭示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分裂，描述了战争双方的宣传战，分析了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会与日本合作、对公众舆论实施审查的效果、共产党是如何能够把根据地扩大到被日占区中去等许多其他话题，甚至还提到了国共双方写在墙上的口号和所画的宣传画，以及它们所展示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此外还有两党竭力为自己打造的形象和诋毁对方的形象。谢伟思在1945年3月提交的有关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桂系将领的报告是中国政治内部运作的一个有技巧的解剖，它说明了除其他方面之外，为什么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削弱潜在对手比晋升有能力的军官更为重要。这种彻底运用“分而治之”的权术，谢伟思写道：“在蒋介石看来也许是他唯一的选择。由于本身薄弱，中央政府的唯一希望，根据其有限的看法，就在于削弱所有反对派团体，并使它们始终处于弱小和不团结的状态。蒋介石眼里的‘统一’显然意味着主宰一切。”

谢伟思和其他外交界支持者的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对毛泽东的看法变得过分乐观。他们上了共产党的当。这一结论是无法避免的。但他们绝不是亲共的，绝不像赫尔利和从事政治迫害的委员会为“失去”中国而竭力责怪他们时所声称的那样。赫尔利坚持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字眼——“不忠”——是丑陋的诽谤。直到四十年后，当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再次前往中国时，美国才重新享有有关中国问题的始终是高水准的报告和分析，就像被赫尔利从他们的岗位上清除掉的谢伟思、卢登、戴维斯、艾奇逊、赖斯、约翰·埃默森等人当年所提供的那些报告那样。

1945年4月初，还是在华盛顿，赫尔利召开了一次涉及面广泛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受到了重庆和延安的关注。 [26] 赫尔利在会上毫不含糊地宣布不会给共产党任何援助，因为这种援助就等于承认除美国承诺支持的政府之外另有一个中国政府存在。赫尔利还插入了一个体现他那一贯的乐观的声明，声称中国各党派正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统一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最主要的信息是，在这种统一得以实现之前，绝不能“促进和援助中共军队的发展”。这个声明与国务院几个星期前给予魏德迈的立场文件是不一致的，但没有人出面来反驳这个被新闻界称为“赫尔利少将”的人。

甚至在此之前，赫尔利还催促总统告诉他有关雅尔塔会议的信息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究竟做出了什么决定。起初，罗斯福对他的大使否认他和斯大林之间曾有过关于中国的秘密协议，但在最后一次访问白宫时，赫尔利终于让他道出了真相，罗斯福给赫尔利看了同斯大林达成的交易的文本。在后来对这起事件的叙述中，赫尔利说他被深深震撼了。“美国的外交官们”，他指控道，已经“放弃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且（画出了）共产党征服的蓝图”。 [27]

但是，正如他的未经授权的传记作者罗素·D.布希特（Russell D.Buhite）所指出的那样，他很可能是假装义愤填膺，或至少是夸大其词。赫尔利完全清楚将苏联引入战争的必要性，他也接受了拿中国的什么东西作为给他们的回报的随之而来的必要性。他所想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切实际地希望得到的——是莫斯科和重庆之间的交易，这将阻止苏联对中共的援助。 [28] 赫尔利似乎准备让自己挑起这副重担，要亲自出马去伦敦和莫斯科（他后来说此举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虽然并不确定），以便争取获得英国和苏联对他的中国政策的支持。

于是，赫尔利再一次出门到国际外交这片险象环生的水域里去天真地游泳。他会见了丘吉尔，后者尽职尽责地同意支持蒋介石政府并鼓励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但后来丘吉尔在这方面什么也没做。然后，赫尔利又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见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们向他保证称会支持蒋介石政府，就只是他的政府，他们不打算支持中共。

令人吃惊的是，赫尔利那么轻易地怀疑中国通们有着隐藏起来的阴暗邪恶的动机，却如此轻易地被一块糖果哄得团团转。他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可能试图通过提供有关他们意图的虚假保证来抵消美国的努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赫尔利与之争斗的中国通之一，约翰·戴维斯，现在正在莫斯科，他试图警告自己的老上司不要被花言巧语所蒙骗——然而，后来被指控对共产党态度过软的却是戴维斯，而不是赫尔利。“曾经有大量的忠告提供给（赫尔利），但他没有表现出接受的愿望。” [29] 乔治·凯南如此评论道。

就在这种政治上的操控发生之时，战争在中国继续进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火，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妄图一战而彻底击败中国。冈村把手下82万人马分成二十五个师、一个装甲旅、十一个独立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以及十个独立旅。 [30] 这些部队按三个编队部署——华北方面军占据黄河和长城之间的地域，第六方面军面对华东地区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第十三方面军在上海和长江流域下游。冈村亲自指挥的第六方面军，拥有五个师和228门大炮，是一支令中国战区司令部的美国人，特别是其司令魏德迈将军，在夜间都难以入眠的精锐部队。

冈村属于日本军官中残酷无情、意志坚定并有能力激起担忧的那种类型。自从他指挥部队在1932年占领上海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因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成了臭名昭著的第一个命令当地妇女强迫卖淫的指挥官，还给她们起了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慰安妇”。在几乎所有被日军侵占的领土上，日军官兵都能得到她们的“服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第11军参与了长江流域的一些重大战役。1939年春天被调到北部省份后，冈村要求允许使用毒气，声称需要给他的部队“胜利的感觉” [31] ，随后他指挥了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化学武器攻击。

1940年，冈村宁次升为大将并担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此时共产党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日军以其残酷的战术做出反击，这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他指挥下的日本军队应该对学者们估计的270万非战斗人员死亡负责。 [32] 在此之后，1944年，冈村是“一号”作战攻势的总指挥，这场攻势在1944年延续了好几个月，企图征服整个华东和东南地区，并沿途拔除美国第14航空队的基地。他的照片上显示出一个严厉、阴沉、冷酷、身穿制服的男人，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浑身上下渗透着铁的纪律、毫不留情屠杀敌人、为天皇赢取胜利荣耀等日本军事价值观。

随着1945年的来临，冈村和日本能够就最近在中国赢得的一些重要胜利来为自己庆贺一番——这与其他地方的战争形成了对照，如在太平洋、菲律宾和缅甸遭受的毁灭性损失，还有早些时候在中途岛、硫磺岛和其他太平洋环礁打的败仗，这些已经给日本帝国招来了厄运。尽管如此，在1945年年初，似乎还看不到日本有丝毫要放弃的想法。美军指挥官也不会相信最艰难的战斗已经在他们身后。1944年11月，就在新来的魏德迈还在熟悉情况时，日军占领了仍然在中国人手里的广州—汉口—北京铁路的部分路段，从而形成了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一路延伸到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一条完整的铁路线，这将可能是一条极其重要的供应线，如果美国和日本要在中国土地上最后打一场一决胜负的战役的话。与此同时，第11军以四个追求荣耀的师团和一连坦克的兵力，占领了位于桂林和柳州的美军机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就是从这些机场起飞骚扰日本在华供应线和轰炸海上运输船只的。

在几个星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宣布离胜利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多年来，日本人一直占据着中国沿海，”他说，“他们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军队，最近还在加强他们的控制。他们已经接管了一条从广州到汉口到北平的内陆补给线，他们还占领了这条路线东边对我们飞行员很有帮助的三个机场。” [33] 此外，日本仍拥有抵御入侵的强大的国内防线，其生产能力仍很强大，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充足。

桂林和柳州失陷的后果是严重的、令人担忧的，因为这两地不仅是美国大型空军基地的所在，而且还控制了进一步向西的道路交通，特别是去贵阳和昆明。昆明是经驼峰航线运来的物资的终点，是即将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的起点，也是美国物资的发散点，没有从美国运来的那些物资，中国是可能无法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坚持下来的。

桂林是中国南方一座古老的城市，街旁有着柱廊，店铺都有宽宽的骑楼遮挡日晒，这是一处历尽沧桑、景致如画但被污染了的破旧地方，附近的山脉优雅美丽，尖尖的山峰凸起在青翠的乡间。几乎自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美国飞行员就在那里的军用机场飞进飞出，他们能瞥见漓江的美景，清晨的阳光闪烁在下面水牛耕作着的稻田上，即使是飞行员驾驶着为世人所知的最具杀伤力和最现代化的飞机去执行轰炸和扫射任务。

到了晚上，飞行员和飞机维护人员在机场附近的竹棚中享用牛排和啤酒，然后在第二天早上他们坐下来听当天的作战任务分配介绍。 [34] 他们谈论着侥幸脱险的经历以及他们那些被击落再也没能回来的好友。他们对中国的一些亡命之徒恨之入骨，其中有些是战争难民。他们聚集到桂林正是因为美国人在那里，他们会设法搞到租借法案的物资，然后到黑市倒卖；或者，正如人们普遍怀疑的那样，在美国飞机起飞的时候，操作无线发报机向日本人告密。

机场附近有一家年代久远的旅馆，美国飞行员常去那儿喝酒，与当地女孩跳舞，然后同她们退隐到沿主楼两翼而建的小卧室去。桂林被誉为自由中国的性都绝非没有缘由。有个极受欢迎的场所名叫“利多俱乐部”，在那里某位自称法蒂玛·伊斯梅尔（Fatima Ismail）的女人负责招待客人，但大家普遍怀疑她出卖情报给日本人。

在日本人占领桂林三天后，魏德迈与蒋介石及其部属举行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其间，他提出了一个增强中国防御能力并最终能击退日军的总体计划。这个代号为“阿尔法”的计划将装备和训练三十九个中国师，每个师都配有美国顾问小组；普遍营养不良的中国军队将得到充足的给养；将要引入战场紧急医疗后送和伤员救治这些在中国还非常陌生的概念；每名士兵也将得到足够的装备。所有这一切都将遵循史迪威在印度兰姆训练中国军队时所创立的模式，那些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表现极佳。

魏德迈不能确定阿尔法计划是否会起作用。即使加以恰当的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是否会有战斗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会有能激发他们斗志的将才，他对此没有一点儿信心。在他逗留中国的最初几周和几个月里，他的评估奇怪地无法保持一致。他把蒋介石与丘吉尔相比，非常坚定地赞赏蒋介石，但又对中国的军事领导持怀疑态度，他觉得中国的军事领导层患有严重的“愚蠢和效率低下”病，这使得它“冷漠并缺乏才智”，“无能为力且不知所措”， [35] 因此不能或不敢就此情况准确地向委员长汇报或做些努力来加以改进。魏德迈认为保住桂林应该是有可能的。中国的第97军，兵强马壮、装备精良，曾经据守在似乎很坚固的城北工事里。蒋介石一度“斩钉截铁地”让魏德迈放心，称如果日本人发动进攻，他的军队可以在桂林—柳州地区坚守两个月——但随后他们却不战而退了。“中国人的混乱无序和一塌糊涂的计划是无法理解的，”魏德迈当时写道，“我们可以花费巨大的后勤成本投入大量部队，但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会坚持战斗。” [36]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供应物资在实质性地大幅增加，因此燃料和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每个月大约有5000吨物资经驼峰航线运来；截至1945年年初，美国的C-47军用运输机每个月的运输量达6万吨之多，日本人能充分理解这个极大的差异，因为他们的供应量在逐渐减少。事实上，如果魏德迈事先知道在这一点上日本最高统帅部的头脑中是什么想法，他就会有更多的理由来保持谨慎的乐观了。日本人的“一号”作战攻势已经放慢，因为冈村宁次的补给线拉得过长，即使在那些没有过度扩张的地方，他们也被第14航空队的有效攻击给缠住了，这也是冈村迫切想要占领桂林和柳州机场的原因。 [37]

冈村的司令部设在长江港口城市汉口，在那里，他曾眼睁睁地看着陈纳德的B-29轰炸机把弹药倾泻在沿河岸散布的工厂和仓库上，造成壮观的大火，并使得大量船只拥堵在江中，多达10万吨的日本军需物资都被困在江上各处。仅12月18日一天，就有77架B-29和200架战斗机空袭了汉口及其姊妹城市武昌和汉阳（现在合并为武汉一个城市），而日本人的飞机已经被转移去守卫美国可能会在那里登陆的沿海地段，因此无法阻止此处的攻势。当一切都结束之后，这三个城市全部被笼罩在浓厚的烟雾之中。

美国飞机还摧毁了京汉铁路的桥梁，破坏了日本人使用铁路运输替代水上运输的计划。日本人采取的对策是在铁路线被炸断的地方将物资卸下来，装到卡车上，运到铁路线修复的地方再装上火车，但美国人的炸弹摧毁了那么多的火车头，这种方法的使用也是有限的。日军或许只能得到他们原计划补给的四分之一。他们有足够的食物、军服和弹药，但汽油将在几个月内耗尽，除非采取一些行动，否则长江以南的铁路将完全瘫痪，冈村可以预见这一天的到来。

这种情况造成了战争的短暂平息，其间日本人重新集结，试图重新组织他们的补给线，并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东京最高统帅部赞成放弃其华南基地并集中兵力，而不再去防卫中国沿海预期的美军登陆点。这种战斗间歇反映了日本的困难处境，尽管从盟军的角度来解释这种间歇会暴露出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的含糊之处。当时谣言满天飞，矛头直指国民政府暗中串通日本人，让后者夺取美国机场以换取对中国本身的战争的暂停。当魏德迈一如既往以外交姿态很尊重地把这些谣言告知委员长时，蒋介石的反应是“绝对不表态”，魏德迈当时如此记载道：“没有迹象、情感或其他方式可以表明他否认或者承认了这一点。他的自然反应是干巴巴的闲扯。” [38]

魏德迈勇敢地继续他的使命，仿佛谣言并不存在。对中国师的训练和美国顾问的指派——最终已有3000多名——仍在继续。同时，随着春天的临近，冈村无视东京帝国大本营的意见，决定实施他自己的一个大胆计划。1945年1月，他占领了桂林东北方向江西遂川的另一座美国机场。但他知道，占领这样一座小机场，只是暂时的眼前之利，或者根本就无利可图，因为陈纳德的飞机和飞行员可以简单地迁移到其他地方，再从那里恢复行动。桂林拥有基础设施、仓库、兵营、情报总部和设备，然而在遂川，根据美国官方对中国战区的记载，“日本人所继承的一切就是空空的跑道”。 [39] 考虑到这一点，帝国大本营决定放弃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转而守卫华南沿海。日本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原因是美国夺回了菲律宾，从而开辟了美军在中国本土登陆的集结地。

但是，冈村认为对美军入侵的恐惧被夸大了。他想要攻击重庆并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绝非仅仅临时中止他的行动。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中国的防御如以往那样一触即溃的话，冈村还是可以希望他能把中国从战争中淘汰出局。然而，如果中国顽强抵抗的话，日本将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防守消耗战，撤回到沿海地区并试图阻止利用中国作为跳板进攻日本本土的盟军。

冈村选择芷江城作为其孤注一掷的新攻势的第一个目标。芷江原本是湘西一个平凡的地方，崎岖不平，没有几条道路，大部分货物运输都靠苦力在小路上肩挑背扛走村串户，或者靠在该地区的许多河流里穿行的舢板。小城本身拥有陈纳德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使得它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但冈村还把它看作针对西北方300英里的重庆本身，或者还有昆明，进行轰炸的潜在基地。

1945年早春，冈村在芷江东部的平地上集结了2万日军。4月13日，在盟军空中侦察机的密切监视下，这些部队开始大举推进。迎击这一来势汹汹的军队并将其打退，以避免直接威胁重庆和昆明，是中美联合指挥部现在面临的挑战，这也是对阿尔法训练初步完成之前所产生的新合作精神的一次考验。

中国军队第74军第51师位于连接芷江东西两面一条主要公路的几英里处，预期日军会沿此公路进犯。但是，在湘西这边的日军借助迷宫似的丘陵和山谷潜入了大批部队从而甩掉了横在他们和芷江之间的国军。同样的战术日军于1942年在缅甸成功地应用过，当时日军士兵迅速穿越丛林，避开了道路，以谋略胜过了英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

第51师的美军联络官是路易斯·V.琼斯上校。中国师长告诉琼斯，他正在从该地区调出两个团的兵力试图阻止日军渗透，因此琼斯便率领一支无线电通信小队、一个翻译，以及44名苦力，跟着他们在山间长途跋涉。第二天，他发现这两个团已经冲出了日军可能经过的山谷。第三个中国团，未与其他两个团一起出动的第151团，还留在原位，4月17日晚该团独自投入战斗抗击日军。第二天，琼斯赶上了中国师长并说服了他重新部署自己的部队；这样一来，面对来犯之敌他们的战线拉开达6英里之宽。

19日，该师师长请求空中支援。第二天来了1架飞机，第三天有4架，但随即大雨降临，空中行动被迫中止。日军第116师和第133步兵团的士兵在地面上顽强地进攻，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缓慢推进。不久，他们占领了山门镇，这给他们在小山上提供了一个作战据点。但是，如正史记载的那样，尽管压力巨大，中国的第151团“顽强地坚守着”。 [40]

其他中国部队同样如此，沿着75英里长的防线全面抵御着日军的进攻。当山门镇西北方的前线出现一个很大的裂口时，中国的第18军迅速前移，防止了敌人的突破。在防线的其余地段，中国军队各部均“勇敢坚守，并且对日军的每一步推进都报之以反击”。 [41] 同时，抗日战争期间一些罕见的情况也正在发生。芷江成为一直延伸到昆明的一系列基地之一，大量物资被运到这些基地。一家野战医院被建立用来救治伤员，还成立了一家车辆维修公司，以便使受损的运输物资的卡车可以得到修复并继续发挥作用。供应网点从芷江开始沿着公路和可通航的河流向四处延伸。粮食、武器——冲锋枪、60毫米迫击炮、布朗式轻机枪——弹药甚至夏季军服被运到这些供应点，然后再用卡车或舢板转发给中国军队，甚至在战线的后方还成立了移动式外科医院。

在这片偏僻的中国土地上，战斗持续了几个月。最终，共有八座基地医院在运作，受伤的中国士兵因此能得到医疗救治，而不是像在这漫长战争期间的开始阶段那样只能坐以待毙。因为可以从洞庭湖流域用船将大米运到湖南东北部再用卡车分送到部队，所以没有必要再出现中国士兵中常见的恶性行为：去当地村庄偷窃食物或极度忍饥挨饿。的确，一支军队必须吃饱了才能打仗，中国的国民党军队中似乎往往缺失这个基本要点，但在芷江战场上绝对不是。

同时，琼斯上校的经历表明，在中国指挥官和他们的美国顾问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1942年史迪威在缅甸遭受的挫折——在那里他的命令要不被蒋介石忽略，要不就是被他撤销——1945年在湘西再也没有重演过。有个名叫乔治·L.古德里奇的上校联络官，他是1945年2月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的，此人报告说：“每当形势发生了变化，将军就把联络官请到地图前，在解释了战情之后，就征求他的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随后下达的命令，都是按照联络官建议的计划执行的。” [42]

5月2日，在武阳山谷的入口处，中国的第5师直接面对从南路进犯的敌人。在得到美国顾问的赞同后，它做出了包围日军的决定，据官方历史记载，这项决定“取得了圆满成功”，缴获了“相当数量的日军装备，包括火炮、一些文件以及6名战俘”。 [43] 在之后的日子里，中国的第121师向北移动，并成功地攻击了日军的左翼。其他作战部队从北顺势而下，在日军集结地后面切入，迫使敌人夺路而退。

5月11日，中国第18军第11师攻占了一个日本供应仓库，连同500匹战马。同时，看到了要避免失败所需做出的巨大努力，并意识到帝国大本营针对沿海重新部署的命令，冈村宁次决定不再派遣增援部队，并下令部队撤出芷江战役。

大约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显然察觉到一个机会，便做了他以前常常做的事情。他给他的指挥官何应钦下令去夺取湖南省的衡阳市。这正是美国人，尤其是史迪威，觉得蒋介石总是缺乏的那种敢作敢为和气魄。不过，这是一种干扰，魏德迈在得知这道命令之后提醒蒋介石，如果蒋介石不告诉他就对自己的将军们发号施令的话，那么他，魏德迈，就不能很好地协调整个战役。魏德迈还说，中国军队还未就夺回衡阳所需规模的作战行动做好准备工作。蒋介石让步了，他说，他还没有下令，只是表达了一个意见。 [44] 换句话说，魏德迈设法做成了暴躁的史迪威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说服中国政府的主席和总司令不要随意插手。

截至6月7日，芷江保卫战已经结束。日本人撤回到原先的阵地。芷江之战应该被计入中国的胜利。对重庆和昆明最直接的威胁被避免了。进一步向东朝广州和香港进军的道路为中国军队敞开了。日军遭受的损失是1500人死亡，5000人受伤。中国的伤亡较高——近7000人死亡，12000人受伤——但中国在战争中投入的军队比日军多得多。在评估自己的失败时，日军指挥官将其归因于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而这个进步甚至是在“阿尔法”所设想的训练计划还未结束之前战争就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所取得的。

“中国战区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 [45] 官方历史下了如此的结论。中国人采纳了一些“与他们的习惯做法”全然不同的行动方式，这“反映了他们的合作精神和魏德迈、麦克卢尔及其参谋人员的说服力这两方面的成果”。但并非一切都很顺利。美国人特别提到了中国军队允许被包围的日军部队逃亡的倾向，这是在中国的战争中由来已久的做法。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情况下所写的三十六计，目的是通过总是让给敌人一条退路来避免战争的过高代价。中国国民党人坚持这项传统，这是令他们的美国顾问恼怒的事。但美国人也表示，如果装备良好并指挥得当，这支军队打起仗来不会比任何人差。

除此之外，国民党军队的此次表现来得正是时候，许多美国观察者都认为对于蒋介石的军队，他们只能抱现实的绝望态度，相信这支军队是无可救药、难当其任，并且还总是拒绝参战的。难道毛泽东没有告诉过包瑞德国民党的部队见到日本人只会转身就跑，而不是奋勇杀敌？芷江战役是一个重要例子，在新的形势下，他们挺身而出，勇敢作战，并取得了胜利。

但也发生了某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某种既阴险毒辣又耸人听闻的情况，困扰着此后几年中有关中国的任何形式的自由讨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美亚间谍案”的一段插曲，其影响到了所有中国问题专家，但谢伟思遭受到的打击是最直接、最具毁灭性的。这一切都始于1945年1月，当时有份颇具影响力的小杂志——《美亚》杂志，其读者多半都是在国务院或大学工作的对亚洲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发表了一份无关痛痒的报告，题为“英帝国在亚洲的政策”。

肯尼斯·威尔斯看了这篇文章，他当时在战略情报局南亚处工作，该局是中央情报局在二战时的前身。韦尔斯注意到该报告的某些部分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出自他就东南亚的英美关系所写的一份报告的部分章节。韦尔斯的报告是被列为机密文档的。他想知道《美亚》杂志是如何得到他的报告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想知道，于是他们监控了《美亚》的编辑，并且在一次不合法的行动中，闯入了该杂志的办公室，试图发现卖国泄密的可能源头。

[1] Buhite，Russell D.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191.

[2] FRUS ，1945，vol.7，p.115.

[3] Ringwalt，oral history.

[4] Ringwalt，oral history.

[5]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22.

[6]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49.

[7] FRUS ，1945，vol.7，p.201.

[8] FRUS ，1945，vol.7，p.158.

[9] FRUS ，1945，vol.7，p.157.

[10] FRUS ，1945，vol.7，p.218.

[11] 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120.

[12] 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120.

[13] 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124.

[14]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337.

[1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02.

[1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02.

[17] FRUS ，1945，vol.7，pp.239-40.

[18]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52.

[19]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52.

[20]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68.

[21] FRUS ，1945，vol.7，pp.87-92.

[22]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71.

[23]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381.

[24]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72.

[25] May，Gary. 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126.

[26] New York Times ，Apr. 3，1945.

[27] Buhite，Russell D.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203.

[28] Buhite，Russell D.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p.203-205.

[29]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58.

[30]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49.

[31] Bix，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0，p.362.

[32] Bix，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0，p.366.

[33] New York Times ，Feb. 9，1945.

[34] Severeid，Eric. Not So Wild a Dream.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7，pp.337-38.

[35]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p.53-54.

[36]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62.

[37]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p.174-75.

[38]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176.

[39]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179.

[40]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282.

[41]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282.

[42]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285.

[43]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p.285-86.

[44]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287.

[45]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290.

第十章 不同的命运

当赫尔利在清洗重庆大使馆中最好的中国通时，毛泽东则在享受前两年整风运动结出的果实。从那以后，他就远远不止是人中之杰，远远不止是一个有魅力的和受尊敬的党的领导人。一首在1943年谱写的朗朗上口、音调优美的颂歌里这样唱道：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达到顶点却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 中共七大于1945年4月开幕，500名代表选举毛泽东为所有中国共产党执政机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就把权力全部集中到单独一个领袖手中，这种方式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但与毛泽东的正式职位同样重要的是不停的颂扬。

这是一种将一些中国自有的封建习俗与来自斯大林同志的做法混在一起的个人崇拜。

中共七大在延安的一所礼堂里召开，会场里响起了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岁”是仿效千百年来对中国皇帝的欢呼口号）。舞台台口上方悬挂着大字书写的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泽东思想第一次被写进了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官方支柱，享有与马列主义平等的地位。被选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在代表大会上做了一次重要讲话，其中几乎每一段都充满了样板式的词语，称赞毛泽东领导能力的杰出、他的政策的正确性，并强调了研究他的思想的必要性。

就在大会开幕前，毛泽东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文件追溯了过去每一事件中毛泽东政策的正确性。作为中共七大和确立毛泽东的官方历史为党的思想的准备工作，甚至王明这位毛泽东过去最强大、最著名也最顽固的对手，也承认他过去反对毛泽东是思想错误。 [2]

如果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能以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他肯定会把王明开除出党，甚至可能把他投入监狱，但正是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他没有这么做。此处存在着一个模糊的能一决胜负的要素，其可以追溯到前些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恶性斗争。1943年年底，毛泽东写信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解散，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经常通过季米特洛夫继续以非正式的方式给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下达指示），指责王明“从事各种反党活动”。 [3]

不过，王明曾在莫斯科住过几年，他在那里有他自己的人际关系，包括季米特洛夫，而且在1943年有几个月他和毛泽东都在向全球革命的总部发送电文就原本是中共内部的事务寻求对自己立场的支持。王明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指责毛泽东是“反列宁主义”和“托派”，这在国际共产主义世界中都是严重的且真正置人于死地的指责。毫无疑问，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季米特洛夫在这件事上做出了有大智慧的判断，将他的支持给予毛泽东，但要求毛不要断绝王明和党的关系。 [4] 为了“团结”，毛泽东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

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了中苏两党关系的紧密程度。在后来的岁月里，在斯大林去世并且中苏分裂后，毛泽东随之经历了这种缓和影响的缺失。他那些曾经的亲密同事，包括前文提到的刘少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年轻人那些暴徒行为的残酷迫害。刘少奇被当众殴打，被指责为“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代理人，最终在得不到医治的情况下死于糖尿病。

1945年王明同意了莫斯科居中促成的妥协，承认他原先声称归功于他自己的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像我早先认为的那样是我的”。 [5] 这一切都是本着以当前为重的精神。《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得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每一个重大胜利的英雄。

诚然，毛泽东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他那非凡的领导才干和在他指挥下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得以幸存，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显著发展这个事实。但这种优势也应归结于毛泽东的一种非凡能力，他运用策略击败了他的潜在对手，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由忠心耿耿的支持者组成的中坚力量，他们确保了他的命令得到执行。

在他对中共七大代表所做的演讲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并保证中国共产党会主张民主制度，绝不会赞成苏联式的一党制国家。“民主”和“民主的”这几个词反复出现在毛泽东的每一个声明中。“毫无疑义，”毛泽东在他的重要讲话——内容几乎是一本书的篇幅，肯定要花几个小时才能读完——中宣称，“急需……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之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一个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反过来，这个政府将“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6]

毛泽东对未来中国政府的具体想法实际上是模糊的、笼统的，足以允许以几乎所有方式来进行解读。毛泽东预料到会有反对意见。“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毛泽东向他的听众保证道。这是真的，他说，“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未来”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毛泽东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本国的资本主义”是好的，不能被允许的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

在继续纠正一些假定的误解，包括那些批评中共的外国评论家所持的错误看法之后，毛泽东否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共产党得势之后，会学俄国那样……”

然而，在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讲话中，尽管明确否认了在中国仿效苏联的制度，但他还是说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话。毛泽东承诺他将“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

西方有一个为毛主义辩护的学派，他们把毛泽东后来的激进主义——最好的说明是1957的“反右运动”，激烈的农业集体化就是那一年开始的；以及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一种狂热的极点——归咎于在中国内战迫近时美国决定全力扶植蒋介石。或者，如果毛泽东的国内激进主义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直接产物，而且要是美国当年听从了中国通而不是赫尔利的意见，在军事上与共产党合作而不是给予蒋介石一边倒的支持，那么至少，他对美国的敌视，所有“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口号，他在朝鲜战争中的介入，他对越南北方的支持，他与苏联的结盟，他对周边国家游击队运动的援助——所有这些都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至少一个友好的美国能使毛泽东与斯大林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戴维斯和谢伟思所争辩的那样。

在1945年春季发生的事件的先后顺序也能给这个论点提供某种根据。毛泽东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毫无疑问，假如当时美国给他提供了帮助的话，他是会很乐意地接受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帮助包含了子弹和枪支的话，就像他会接受同国民党达成的给共产党在新政府里留一个位置，同时保留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的协议一样。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几周，赫尔利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所有的美国援助都将提供给国民政府，共产党什么也得不到，除非蒋介石批准。共产党人对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失望。当赫尔利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传到延安仅仅几天后，《解放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据信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措辞激烈的匿名分析文章。赫尔利开始时的确是作为一名公正的调停人，毛泽东这样写道，回顾了在延安时他和赫尔利在一份为成立中国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幕，但此时赫尔利已经“背弃了他所说的话”。赫尔利陈述的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就其新闻发布会的声明补充道，而且这也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而且危险的意见”。

毛泽东的这些语句中含有一种令人觉得是真实的激情，一种真正被人背叛的感觉。几个月前包瑞德在延安同毛泽东长谈时他也见证过同样的愤怒，当时毛泽东提出警告，反对去扶植“蒋介石这个烂壳子”。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比喻。“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他在赫尔利的新闻发布会后警告说，“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 [7]

这还不是一个有着持续敌意的声明，那样的精彩文章后来是会出现的。就此时而言，毛泽东仍然没放弃他的希望，美国可能不会继续采纳看来是赫尔利为之设定的政策。尽管如此，他对赫尔利那坦率公开的谴责标志着语气上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将来的预兆。

从短期来看，如果赫尔利没有在这一时刻公开和私下偏袒国民党的话，情况肯定会有所不同，但不太可能会长时间保持不同。赫尔利的新闻发布会确实令中共心烦意乱；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背叛了前一年11月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一起签署五点建议时达成的有关美国武器和援助的默契。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极大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用于战争剩余阶段的战略的事件，是要比一个美国大使所能做的或所能说的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的。

有两桩这样的事件就发生在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的同时。一桩是斯大林废除了苏联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对毛泽东来说，无论他是否知道《雅尔塔协定》，这是一个明确的苏联试图攻击中国东北地区日军的信号。另一桩是欧洲战争的结束，就这一点，毛泽东知道，或至少可以放心地假设，能让苏联军队腾出手来投入对日本的军事行动。

苏联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名列第二，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线长达1000英里。自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以来，苏联实际上一直在指导和支持它。如果或者一旦苏联加入亚洲的战争，最有可能的是将日本踢出伪满洲国，这样就能够把领土和武器转交给共产党的军队，而这将使华北的实力均衡偏向中共并极大地削弱国民政府。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对他来说，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也将有助于中共获得武器，提高中共在中国的威望并扩大其控制的地域范围，特别是如果美国在中国沿海登陆而八路军出手相助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去培育美国的善意呢？美国是一种后备力量，第二个帮助的来源，特别是在对苏联援助所怀的不大的希望也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向美国示好是一个防守动作，一种先发制人的外交手段，旨在使美国在中国国内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时也鼓励它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顺从既是战术性的也是战略性的。毛泽东始终需要预防美国人站在他曾经的和未来的敌人蒋介石一边进行任何干预。但是，无论美国是否帮助中共，毛泽东的首要目标是获得中国的全部权力并促进世界革命，而这些目标决定了他与苏联结盟的态度。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发表了九次讲话，并在所有的讲话中都重申了这一基本态度。在内部讲话中他的言论甚至更为尖锐。在这些讲话中他强调了一个观点，即与苏联结盟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代表中的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在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除了一些钱，苏联几乎没有提供物资上的援助。对于他们的这种说法，毛泽东的论点是，是的，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问题上是犯了一些错误，但它的贡献远远大于错误，没有它的帮助，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外国的支持，我们能取得成功吗？”他反问道，“中国革命不能单独成功。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此处他指的是莫斯科的支持。 [8]

正是在这样一次内部讲话中毛泽东就斯大林的特殊历史地位发表了稍有些夸张的讲话，并要求大家服从。

毛泽东说道，的确，共产党必须要对所有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包括在中国自力更生、独自作战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远水救不了近火” [9] 的情况，他在七大上说道。但他向与会代表保证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苏联的援助正在到来。“你们信不信？”他问道，“反正我信。”

在机场的一次偶然相遇给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进一步的证明，在他看来，中国通不只是犯错更是背叛。1945年4月初他在离开华盛顿返回重庆的途中，遇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有着“狂野比尔”之称的多诺万。多诺万给了赫尔利一些关于范宣德的惊人信息。赫尔利碰到过这位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中国科的头儿，就是几周之前在远东事务局露面时，那是一次令他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当时他面对着“国务院中一大批亲共分子作为我的法官向我发问”。多诺万告诉他，范宣德对“赤色分子过于友好” [10] ，此外还有一项关于政府文件被泄露给一家名为《美亚》的亲共杂志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毫无疑问，赫尔利正需要这样的消息来证实中国通们正在活跃地破坏他和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官方政策，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让共产党人获胜。

不久之后，1945年6月6日，谢伟思——范宣德的一位亲密伙伴，并且如我们所知，他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通中最聪明的一个——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并被控间谍罪。在延安时，谢伟思比任何其他外交官都更经常与毛泽东见面，关系也更密切；同时，他与约翰·戴维斯都是试图在“政治上吃掉”（politically capture）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个小组的领头人物。

《纽约时报》刊出惊人标题“联邦调查局抓获六名间谍，两名在国务院 ”。

秘密被窃

海军军官和两名杂志

编辑在此被捕

广泛的系列盗窃案

来自陆军、海军和

其他文件的情报被声称用在

《美亚》杂志上

“经过近三个月的跟踪和监视，”《时代》周刊则如此告知其数以百万计的读者，“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秘密超级侦探上周逮捕了五名男子和一名妇女，指控他们违反反间谍法。美国即将出现战时最大的国家机密泄露案。” [11]

值得注意的一个巧合是，同一天另一个获得头版待遇的重大新闻事件，披露了苏联想要占据即将被打败的德国的三分之一领土的意图，这是即将到来的冷战的第一步。5月8日，欧洲的战争刚刚结束，各国就已经在酝酿着同苏联的一个新的冲突，很快苏联就将变成一个前盟友。与此同时，亚洲的胜利似乎仍然还很遥远且代价高昂。欧战胜利日三周后的6月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国会，需要派遣击败德国所需军队的两倍，共计700万兵力，到亚洲去彻底打败日本。 [12] 伤亡人数将增加，牺牲仍然在所难免。

换句话说，此时还不是指控一个外交官泄露文件给涉嫌同情共产党人的左翼杂志的时机。就在前几周，赫尔利解除了谢伟思在中国的职务。在中国通们2月给国务院拍发了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电报后，赫尔利披露了电文的作者是谢伟思，“我豁出命来也要逮住这个狗娘养的”。 [13] 现在，命运女神已经介入了。当美国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时，因被指控对国家不忠，谢伟思只得在监狱里度日如年。赫尔利肯定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而谢伟思，正如他后来对朋友所说的，被“耻辱和羞愧压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另一间囚室的一个家伙，犯了盗车或强奸罪什么的，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谢伟思回忆道，“我说，‘阴谋违反反间谍法案，’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罪，但听起来像是很重的罪！’” [14]

此案的结果是，谢伟思1945年8月出庭受审，面对的是一个大陪审团，政府指控他的这个案子随即被撤销了。大陪审团以二十对零的投票反对起诉谢伟思。其他人中有三个被起诉。最后，没有人被判入狱。在谢伟思被无罪释放后，国务院欢迎他回去工作，他被派往日本，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担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部属。

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为“美亚事件”，这是美国在战时因与中国关系纠缠不清而产生痛苦后果的第一个公共事件。随后多年里接踵而至的是在美国人中间查找破坏者的一系列非理性的、卑鄙的行为，这些行为深刻影响了谢伟思、戴维斯和中国通中的其他几个人的未来。在上述直接的例子中，对六名被指控为间谍的人物轰动一时的逮捕反映了当战后世界的斗争正在逼近之时，发生于美国政府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有意操纵。就像所有之前和之后的这类操纵一样，其中都涉及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者通过有选择性地发布一些信息来努力在争辩中影响公众舆论。

谢伟思在这件事上一直不太慎重。他来到了华盛顿，在等待下一个任务的时候无所事事。他在远东事务局有一个办公室，但他在那里没什么事可做。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加利福尼亚，他很孤独，特别是在晚上。为帮助打发时间，他接受了社交邀请，就是在其中一次社交活动中，他见到了几个记者和编辑，他们对这位在重庆和延安待过好几个月并且见多识广的知情人口中有关中国的事情十分感兴趣。

1945年2月当他仍在中国时，谢伟思遇到了约瑟夫·艾尔索普，他是罗斯福的一个远房表弟，也是陈纳德手下的一名高级官员。像陈纳德本人一样，艾尔索普热衷于支持蒋介石。艾尔索普曾经告诉他，看不清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卒的话就是“白痴”，不明白蒋介石集中注意力对付共产主义威胁而不是日本的必要性就是傻瓜。 [15] 几年后，已经成为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的艾尔索普，在《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对此加以总结。要求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敦促他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并坚持要求国民政府把军队用以打击日本，而不是延安，美国的这些做法已经致命地削弱了蒋介石，并帮助了共产党去夺取权力，而后者的反美敌意却被中国通们掩盖了。艾尔索普的观点是：让美国自己来对付日本，让蒋介石去对付共产党，这样做会更好。

谢伟思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认为蒋介石的软弱不是由美国的政策所导致的。相反，正是蒋自己的局限性注定了他的命运。与戴维斯一样，谢伟思知道中共很可能会受苏联的控制，而这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与之建立关系的选择，这是谢伟思所喜欢的。至于蒋介石，要求他进行政治改革是保护他的唯一方式——假使还有什么方式能用来保护他的话——对他的过分宠爱只不过是去支持毛泽东所称的“烂壳子”。在那时——现在依然如此——去想象在没有成千上万美国军人参与的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还能做什么可以保持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或哪怕是中国南部的半壁江山，那只能说是想入非非。谢伟思相信这一点，所以他想阻止美国去犯一个巨大的错误。

他得到了来自上级的鼓励，包括罗斯福总统租借法案的前主管劳克林·柯里，以及范宣德，后者敦促谢伟思透露给新闻媒体一些有选择的消息，以便推进他们的集体观点并诋毁赫尔利的观点。当他还在中国的时候，谢伟思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去会见记者并提供背景资料，包括他在提交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所含的意见。“我是劳克林·柯里指定的泄密者。” [16] 他后来如此告诉E.J.卡恩。他的联系人中有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此人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其评论毫无疑问对赫尔利不利，是会令赫尔利愤怒的。正如我们所知，赫尔利曾向国务院抱怨，称有人在搞丑化他名声的活动。

谢伟思的另一个联系人是《美亚》杂志的编辑菲利普·杰夫（Philip Jaffe）。杰夫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已入籍移民，在贺卡业务上赚了不少钱。他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的朋友，并且很明显是一个左翼分子，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怎样，白劳德受到莫斯科的攻击，原因是经常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争论。《美亚》有一个涉及中国革命的观点，其类似于埃德加·斯诺或其他任何一个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迷住并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的人所持的观点。但它是一本严肃的杂志，不是一个宣传工具，也不受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的控制。

杰夫有着积极的进取心，他设法获得了一些政府文件的副本，提供文件给他的来源有好几个，其中之一便是谢伟思，谢伟思给了他一些在中国时所写的机密报告的副本。杰夫自1945年1月底起就一直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当时战略情报局的肯尼斯·威尔斯已经向联邦调查局报告，《美亚》杂志几乎一字不差地发表了他的一份有关英国对东南亚的政策的机密报告。联邦调查局派特工驻守在《美亚》杂志办公室的外面，该办公室位于曼哈顿的第五大街225号的一栋大楼里面。3月，一个五人小组看到办公室内空无一人，就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闯入杂志社办公室，并且发现了似乎是强有力的丰富的犯罪阴谋的证据。 [17]

他们发现杂志社配备了一个暗室，尽管该杂志并不刊登照片。他们找到了许多政府文件的复印件，其中有些标有“绝密”。还有不少上了锁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各种资料，有的来自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有的来自国务院，还有的来自战略情报局。从那时起，由75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组成的一队人马被派来监视杰夫和他的同事，窃听他们的电话，偷听他们的谈话。

在布下了这么一个天罗地网后，谢伟思的谈话被联邦调查局偷听到了。杰夫结交了他，请他在华盛顿吃饭，给他介绍了一些投稿人，并在有关中国的一般话题和有关赫尔利的特定话题上同他建立了共识。有一次谢伟思到杰夫在华盛顿的斯塔特勒饭店的房间去拜访，联邦调查局的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谈话，内容是他称为“非常机密” [18] 的事——显然指的就是上一年秋天由多诺万和麦克卢尔发起，由伯德和包瑞德执行，同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这是谢伟思对杰夫所做的最轻率的谈论，但这能算是对美国犯下的不忠罪的行为吗？

大陪审团不这么认为，一些更聪明的美国评论家也不这么认为。有些自由主义人士，如皮尔森、沃尔特·温切尔和马克斯·勒纳前不久制作了一些栏目，谴责联邦调查局的逮捕是努力扼杀新闻自由和镇压国务院内部的持不同意见者。 [19] 皮尔森将此案称为“美国的德雷福斯案”，比照那个法国军队中一位犹太籍船长被诬告为间谍的案子。其他人则依据事实真相来看待此案，认为这不过是一例各种派别的政府官员一直都在干的那种泄密行为而已。即使这种案子会从公众关注中很快消失，但由最初的、有时是耸人听闻的报道所产生的回味，是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好故事的吸引力，其有关间谍、隐藏的危险、秘密和邪恶的势力，是令人难以抗拒的。《美国纽约日报》警告称这桩六人案件提供了“骇人听闻的证据，说明共产党的组织者已经获得重要政府机构的高度机密的文件”。 [20]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刊出一条标题宣称，“战争秘密广泛泄漏，六人被捕只是开端”。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系，尽管其座右铭是“授人以光，使之自寻其路”，而且旗下的厄尼·派尔可能是当时最有名的战地记者，却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报道了一个美国人摆脱蒋介石去投靠共产党的故事，并宣称这是谢伟思策划的。 [21]

也许因美国对华政策反复无常而感到困惑，中国共产党人本身也在关注着此案。对他们来说，逮捕证明了帝国主义国家那不可改变的本性。在美国报纸上出现那些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三周之后，共产党的《解放日报》刊出了有关这一事件的详尽分析，尽管这篇分析的措辞用的都是马列主义的术语，但是分析得很到位。报上说，谢伟思等人受到的折磨并不真正涉及“机密情报”，就像美国媒体所说的那样；而是关系美国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更深层的斗争，反过来说，这实际上是关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在战后世界中继续生存的能力。“逮捕这六个人说明美国对华政策两条路线的争论已表面化”，该报评论道，其中一条路线“承认中国人民的巨大的民主力量”，即“八路军和新四军”。另外还有一条路线则“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只承认反民主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领袖和暴君蒋介石”。 [22]

这份报纸强调了一些始终不变的共产党宣传的主题，只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主题会更让人感觉刺耳。我们的敌人不是“美国人民”或“支持中国人民事业的美国朋友”。我们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赫尔利之流”等都是常见的措辞。从那时起，中共对美国的猛烈抨击——偶尔也会有所缓和——就变得更加尖锐、更加程式化，凡是提到美国大使和他对国民党的支持，都用到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这个标准措辞，连同一起的还有老一套的保证：赫尔利和蒋介石将不可避免地被打败。共产党评论家越来越多地提到赫尔利4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美国的政策转变为支持“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目标”。赫尔利成为往后多年里少数几个美国人中第一个被视为主要敌人的人，此时的美国也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正在中国寻求“霸权”的一个“资本主义独裁统治”。美国大使变成了“赫尔利老爷”，没有他的操纵蒋介石绝不敢试图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伴随着对美国及其“帝国主义官老爷”的这种谴责，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对苏联的称颂，赞其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民主国家”，是比“资本主义独裁下的美国民主”强“一百倍的民主”。 [23]

美国人知道，共产党已经成功地渗透进表面上效忠于通敌卖国的汪伪政权的中国军队中。1945年，这些伪军部队受到美国情报机构更加严密的监视，特别是有针对他们的秘密行动，即中美合作所开展的军事行动。中美合作所是由绰号为“玛丽”的美国海军军官梅乐斯同他的主要中方合作者、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联合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的下属机构中有一个宣传品生产单位，专门制作狡猾且聪明的误导信息，旨在令在华日本士兵以及伪军丧失斗志，对于后者而言，要劝告他们相信日本几乎已被打败，他们应该考虑在还不是太晚之前赶紧弃暗投明。

有一张在敌占区散发的传单，画了一位阴暗忧郁的女性，正在照顾一个垂死的男人。传单本身似乎代表着汉奸伪政府的一个警告，即有来自日本的传染病，那是由于“许多未被掩埋的轰炸受害者的尸体”已经污染了饮用水。 [24] 传单的目的是间接地说服在华日本士兵，他们老家的亲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张传单针对的是中国的汉奸，画面上显示一把尖刀指向一个正在撤退的人的后背。“拯救你的生命，保护你的家人，”传单上印着这些文字，“八年以来，你为敌人劳作，被敌人奴役。现在敌人要赶回去保护日本本土。敌人会把你留下来吗？不。你是一个危险者。你知道得太多，必须死。……敌人的种种残暴行为，早已在广州福州等地开始了。你还能做什么？马上逃走吧。救你自己的命。” [25]

美国人相信，面临失败的伪军可能比较容易被招募。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手中的一些武器不是像其经常声称的那样是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而是向装备良好的伪军行贿买来的。 [26] 此时，执行“西班牙猎犬”行动的小组被派去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然后开展联合情报行动，以便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伪军可能被争取过来去反对他们的日本主子，此外还有提供情报以及可能的在破坏活动方面的合作。 [27] 简言之，这实质上是一种针对共同敌人的合作，自1944年年中以来共产党人一直在争取这样的合作。

两天之内，执行“西班牙猎犬”行动的五名成员均被共产党游击队俘虏，并受到高强度审问，然后被带到两位级别很高的共产党政委面前，他们做出决定对其予以无限期扣押。尽管美国抗议，他们还是被扣留了四个月，直到战争结束一个月后的9月才被释放。那时，美国在一些事情上正与共产党合作，比如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等，而出现上述敌对行为的原因，正如研究这个事件的一位主要的美国学者所写的那样，是“没有事先通知延安”，因此，延安认为“‘西班牙猎犬’行动肯定是别有用心，妄图组织人民反对共产党”。 [28] 另一位研究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历史学家写道，早已因赫尔利和魏德迈偏袒国民政府而感到失望的共产党，担心美国尝试与中国傀儡政府军队接触是想要让他们转而反对共产党。

几个月后的8月，因“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成员仍然被扣留并被切断与美国总部的联系，魏德迈将军就他们受到的对待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强烈抗议，毛泽东当时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魏德迈辩称，作为中国战区的指挥官，他有权指挥敌后活动，而且，提前得到也在那里活动的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允许“并非总是可行的”。之前派出过许多这样的任务小组，魏德迈说，当地的指挥官都“认可并接受（美国特工）作为朋友和同事”，接待他们“并给予他们友善的待遇”。 [29]

当毛泽东面对魏德迈有关“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成员被捕的质疑时，毛泽东概括了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时所受到的亲切友好的款待，言下之意，共产党没有虐待美国人的政策。他说：“我认为阜平事件是非常不幸的。” [30] 但是，给予迪克西使团热情的接待已经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了，是在赫尔利的谈判破裂之前，是在赫尔利4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前，也是在“美亚事件”爆发之前。有可能毛泽东并没有下令逮捕“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尽管他没有得到及时的汇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下令尽快释放被扣留者。看起来同样可能的是，对美国人进入阜平持怀疑态度的八路军指挥官执行的是一个总体命令。1945年6月11日，延安迪克西使团的代理团长威尔伯·J.彼得金向魏德迈报告道：“所有共产党的指挥部都已经得到命令，逮捕、解除武装并扣押所有在任何地方碰到的未获授权的美国人。” [31]

从这层意义上说，“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和迪克西使团成员之间存在着标志性的差异，像雷蒙德·卢登这样的迪克西使团成员可以在共产党游击队陪伴下到敌后视察。这是因为迪克西使团得到了授权，其成员可以由被后来来到中国的来访者称为“看护”的人——即官方导游——陪伴，去他们选定的地方和见他们选定的人。“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则没有这样的“看护”，因此当然是“未获授权的、非法的”。

无论如此对待“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是出于何种原因，此中显示出的敌意和怀疑已成为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前兆。不久之后，经过长达八年的冲突，抗日战争突然结束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美国和共产党将不再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敌人的消失会剥夺双方合作的动机，留下的是许多可让其中每一方都把对方视为死敌的动因。

[1]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42.

[2] Short，Philip. Mao：A Life. New York：Henry Holt，1999，p.395.

[3]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38.

[4]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38.

[5]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39.

[6] Mao，“On Coalition Government，”Selected Works ，vol.3.

[7] Liberation Daily ，July 11，1945.

[8] Yang Kuisong，Mao Zedong yu Mosike di Ennen-yuanyuan ［The Love-H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Moscow］ （Nanchang：Jiangxi Renmin Chuban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Co.］，1999），pp.519-20.

[9] Yang Kuisong，Zhonggong yu Mosike di Guanxi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Moscow］ （Nanchang：Jiangxi Renmin Chuban She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Co.］，1997），pp.519-20.

[10] May，p.169.Harvey Klehr and Ronald Radosh，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54.

[11] Time ，June 18，1945.

[12] New York Times ，June 2，1945.

[13] Klehr，Harvey，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26.

[14]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69.

[15] Klehr，Harvey，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20.

[16] Klehr，Harvey，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62.

[17] Klehr，Harvey，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31.

[18]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68.

[19] Klehr，Harvey，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100.

[20] Klehr，Harvey，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98.

[21]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70.

[22] Liberation Daily ，June 25，1945.

[23] Liberation Daily ，July 11 and July 20，1945.

[24] NARA，RG 226，Box 148，Folder 9.

[25] NARA，RG 226，Box 148，Folder 9.

[26]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0-21.

[27]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0-21.

[28]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0-21.

[29]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23.NARA，minutes of Wedemeyer meeting with Mao，Aug. 30，1945.

[30] NARA，Minutes.

[31]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2-23.

第三部 成功与失败

第十一章 民心

马寅初是这样一种人，中国国民政府原本需要他的支持但失去了，结果是让共产党这个死对头大大地赢了一把。他在中国是极具影响力的横跨两个世纪和时代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1882年，即光绪八年，在清末接受的教育，当时的中国衣着为长袍马褂，朝廷腐朽且极度保守。但他的职业生涯却是在新中国度过的，在新的时代里，受过教育的阶层都要参加一种深刻的反思，找出国家长期衰退的原因以及能使它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方式，就像过去它常常拥有的那样。

马寅初的故乡是绍兴，那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佛教寺庙、文艺茶馆和木制房屋像威尼斯那样沿纵横交错的湖泊和运河而建。绍兴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这个国家的黄酒酿造之都。马寅初的父亲是一个酿酒师，他想让自己的儿子追随他进入家族事业，但是，当马寅初在新生的现代精神鼓励下想学习科学、冶金和经济学时，他父亲让步了，马寅初在中国一些最好的学校里学到了他想学的知识。

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热情、雄心勃勃且非常聪明。在一张大约20岁时拍的照片上，他穿一件年轻儒生穿的高领长衫，表情严肃且坚定，透过金属框眼镜看着相机。他是个非常杰出的学生，1907年，他梦想成真，获得了奖学金赴耶鲁大学求学。这对他和他的国家都有着巨大好处，他也打算学成后报效祖国。

马寅初是美国对华理想主义的受益人，美国真诚地想帮助中国克服其近代历史中的腐朽没落。在二十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非常屈辱地被迫支付巨额赔款来弥补义和团所造成的损失和被夺去的生命。在这笔款项的接受者中，仅有美国将其份额投入为中国学生所设的奖学基金中去。这就是资助马寅初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资金出处，他是在1911年得到这个学位的，刚好就在那一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被推翻了。然后，在1914年，当世界其他地方都陷入世界大战中时，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

拥有了新的想法以及这些学位所赋予的声誉，马寅初带着满腹经纶回到了中国。此时的中国，革命思想正在强烈地吸引着国内最优秀的年轻人，马寅初也被包括在内。他经历过军阀时期连年的混乱和暴力，也经历了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统治下大部分国土得到统一的兴奋。他渴望参加国家的复兴大业，在上海帮助成立了一所新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商科大学；他就任中国经济学会会长，在此任上他开始主张经济增长和民主并行的观点，认为首先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成功，然后再搞第二位的开放、思想交流和自由是不可能的。

马寅初一度支持国民党，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成了蒋介石独裁、不民主倾向的批评者。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期，蒋介石的安全部门把他软禁在家，禁止他公开活动。他在这项禁令下度过了五年，但并没有被中国的其他作家和教师，以及尽管在中国没有权力却享有极高声望的为数不多的通常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所遗忘，他们同马寅初一样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但也有能力为祖国的光明前途效力。

1944年年底，国民党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和美国的知识分子的压力，要求其放松镇压政策，从而解除了对马寅初的软禁。如果国民政府希望这个姿态将会使马寅初感激涕零地转变为其支持者，这将是大错特错。他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被称为星期五聚餐会的一次聚会上，地点是在重庆一家舞厅。 [1] 这是由进步商人和企业家发起的一项定期活动，参加者达数百人，其宗旨是通过相互见面，针对当前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即中国目前的处境和未来前景交流看法。

大厅里座无虚席，灯突然亮了，当晚的主持人陪着身穿天蓝色绸缎长衫的马寅初走了进来。“今晚，我们将欢迎马寅初教授并庆祝他重获自由。”主持人吴羹梅如此宣布道。对马寅初将出席当晚聚会明显一无所知的观众们，突然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马寅初登台发言，在感谢了听众的欢迎后，向大家保证他没有同政府做交易以换取他的释放。“我，马寅初，还是老不听话的马寅初。”这是他的开场白。作为结束对他的拘禁的代价，当局禁止他发表演说，他说，即使这样他仍然还要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典型的马寅初特色，这是他的听众和像他这样的人对道德上和实际上的冷漠无情表达的公开和强烈的谴责。在中国迫切需要公民的无私参与和自我牺牲时，他说，有人却“躲在大后方，既吃农民的米，又抽农民子弟去拼命。吃的是鱼肉，穿的是丝绸，住的是高楼，坐的是汽车”。马寅初的话是刺耳的、无情的，就像旧约中的先知说的话一样，严厉抨击了中国的“上等人”的“残忍和贪婪”，在大多数人遭受死亡、贫困和战争的苦难时，他们却“趁机大发国难财”。中国真正的英雄，马寅初宣称，是农民，是成千上万“断肢折足，或流血阵亡，或死于饥饿、疫疠，或辗转于沟壑”的农民。 [2]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在它整个有史记载的四千多年历史中都不是，但中国有像马寅初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想要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二十世纪初，在为建设新国家寻找途径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口号，就是“赛先生和德先生”（科学与民主）。其中的“赛先生”将使这个国家摆脱无用的习俗和迷信的泥淖。二十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鲁迅写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故事，有个生病的男孩的父母亲，用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去买据说唯一可以治愈孩子病的药：一个蘸着刚刚被砍头之人的鲜血的馒头。对鲁迅来说，这种冷酷的医疗骗局象征着中国那更大的禁锢：愚昧的传统、穷人的绝望、家族族长的权力、妇女的从属地位、婆婆对媳妇的实质上的奴役——这些婆婆自己也是这个国家最黑暗且仍广泛奉行的恶习缠足的受害者。科学可以治愈中国这些多重的苦难。这就是马寅初学习冶金学的原因所在。

然后还有“德先生”，单单是民主就可以使中国摆脱僵化的权威，以公民参与感来使它恢复朝气，并唤醒其人民身上从未使用过的能量。所以，马寅初的观点是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国家不可能以旧时代的政治制度去创造现代经济。“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民主了，”他说，“所有国家必须在战争结束后走民主的道路，否则它们将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独立。” [3]

就“民主”而言，马寅初心中似乎并没有想到一个西式的选举制度。对他来说，民主就是关注大众的福利，特别是农村群众的福利，在这点上，他很清楚地相信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符合国家的需要。

* * *

在1945年战争剩下的几个月里，当美国试图弄清其对华政策究竟应该是什么时——到底是全面支持蒋介石，还是一种包括也给共产党武器援助的平衡政策——马寅初在谴责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接近于他心目中的农民英雄。3月在重庆的一次中国穆斯林协会会议上，马寅初用真空管打了一个奇特的比方来为中国缺少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而悲伤。当然，蒋介石是被认定为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的，但马寅初把他比作一个仪器，里面是空的，还拒绝接受任何来自外部的东西。“我在谈论的这个‘真空管’就是他——蒋介石，” [4] 马寅初如此说道，生怕他的话被误解了。

再后来在重庆，亲共的《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又有马寅初的身影，这一次是因他的国家而“不寒而栗” [5] ，他指责他的同胞去容忍难以容忍的东西——大街上令人绝望的贫困、数以百万计的饥饿人群、疾病、饥荒、死亡、污秽等。当这种可怕的苦难正在发生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却“还想征集粮食，招募士兵，把穷人赶到冰天雪地的战场上去为‘他们’卖命”。

马寅初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批评似乎，尤其是从几十年后的有利角度来看的话，一直是存心一边倒的。在他的讲话或文章中，见不到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使用严厉的话语。马寅初感觉对蒋介石已经不能再抱任何希望，而共产党人，不论新旧，看来都是一个更干净和更光明的替代。这在中国确实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在亚洲的大战即将结束，在不断削弱的国民党同日益增强的共产党之间的新的战争也一触即发这样的关键时刻。

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或者，在缺乏精确数据的情况下，似乎是在大多数作家和思想家中——正是国民党引起了他们的怒火，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执掌着政权，而且一直执政几乎达二十年，这也是独裁的二十年。随着战争即将结束，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多少人——除了像谢伟思和戴维斯那样更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师——能预测到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会逃往台湾而共产党会上台执政。国民政府看起来很强大。它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包括三十九个接受美国训练和装备的一流师，而共产党仍然被认为是游击队这种缺乏武器的乌合之众。国民政府完全垄断了空中和海上的中国武装力量，当然，它还保持着触角密布的秘密警察组织。所以，当马寅初和其他人贬低国民党却对中共保持沉默时，部分原因是他们把国民党看作可能会无限期掌控中国的政府，而共产党则是一个遥远的对手，当时还只是要求在联合政府中拥有一席之地。

此外，这些人还能痛苦地回忆起，当年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在艺术创作和知识发酵的地方，特别是上海，实施的恐怖统治。在那些年里，国民党对作家和思想家进行了野蛮的攻击。还有些人，如瞿秋白与胡也频 [6] ，都是左翼作家和诗人，他们充满激情，口才出众，因为支持早期的共产党而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并于三十年代被行刑队枪决，蒋介石的狂热的海外支持者对他们可能一无所知，或者是早已忘记。这些事件在中国是不会被忘记的，尤其是不会被那些可称为大学问家、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的人忘记——老舍，著名小说《骆驼祥子》的作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鲁迅本人一直把蒋介石斥为独裁者，左倾的上海知识分子与鲁迅有同感，他们在1945年开始设想没有日本占领军的未来。然后，怀疑、疏远感和对国民党的恐惧开始出现在被称为第三种力量的成员身上，他们就是像马寅初这样的人，通常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没有成为共产党人，但眼看着国民党继续依赖镇压工具，他们越来越感到失望和愤怒。最后还有学生，和通常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被灌输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渴望，对一个无法捍卫自己国家的政府的迟钝懈怠、腐败和傲慢义愤填膺，相对而言，共产党则被认为是在勇敢地发动游击战抗击可恨的侵略者。

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于1944年夏天正式访问了蒋介石，当时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写了一封信转交给他，信中写道：“中国现在已被分成两个国家：民主的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组成，另一个是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前者正在积极地进行战争并保护人民，后者则不仅袖手旁观反而还压迫人民。” [7]

因此，当战争结束时，很难找到有独立思想的人愿意宣扬蒋介石的英雄气概和辉煌才干。毫无疑问，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仍然崇拜蒋介石，还把他看作战时拒绝投降的象征，看作一个骑着白马挥舞着爱国反抗之剑的英雄。但是，有着巨大声望的马寅初，和中国许多其他著名作家和学者，以及成千上万倔强的学生对他的公开背弃表明了国民党政权核心处的弱点，而该弱点只有这个国家里的另一支武装力量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

在整个中国，宣布日本突然投降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反应是一样的：欢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清醒的认识，对中国来说，胜利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最坏的情况是，另一场战争迫在眉睫。在中国东北一个关押美军和盟军士兵的战俘营里，一个日军中尉在早晨点名时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战争友好地终止了。”“友好”这个词在士兵中引起了喧闹的、苦涩的笑声。大多数美国人和大多数亚洲人都认为战争将延续更长的时间，但1945年8月6日和9日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缩短了战争进程。同时，按照斯大林在雅尔塔对罗斯福做出的承诺，苏联也加入了战争。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之前约十一个小时，苏联部队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起了进攻。

当战争结束的消息传到共产党总部时，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回忆道，

延安沸腾了，以延安城为中心的几条辐射形山沟中漫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人们欢呼雀跃，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苹果、梨送给近旁不认识的人，不管认不认识，互相拥抱，拉起手来扭秧歌，当晚，满山遍野都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这种狂欢持续了三天。 [8]

如此突然结束的战争增强了席卷中国大地的欢乐洪流，尽管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气氛因可怕的战争后果带来的极大痛苦而有所缓和。“8月中下旬，全国的老百姓都沐浴在幸福和重生之中，敌占区的老百姓一夜庆祝直到日出。” [9] 年轻的作家储安平回忆道，当时他在给一本名叫《客观》的新杂志写稿，这本杂志是因战争结束而导致国民政府放松其严格的审查制度后突然冒出来的许多新刊物之一。8月10日晚上，中国各地都有烟花表演。一个在重庆的政府部门的头头花了1万元中国货币去买烟花。“大多数人，尤其是政府雇员、学生、商人，以及其他所谓的上层阶级人士都投身于欢乐的旋涡之中。” [10] 散文家和剧作家路翎回忆起伴随着敌人投降而来的短暂的欢乐时如此写道。大学生唱起了《马赛曲》，街道上架起了鼓，川剧中用的硬木响板和钹发出的声音回响在拥挤的街道上空。

几个小时内，美国的飞机出现在中国的天空中，用降落伞给战俘营投下食品和药品。在上海，白修德从机场驾车经过静安寺路 [11] 时发现马路上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中国人，挥舞着美国和国民政府的小旗”。在码头，那里的小贩通常卖鱼干，现在他们提供蒋介石的丝绸画像，这是一个小小的标志：蒋委员长仍被视为一个领导着中国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人。 [12] 一个酒吧的白俄罗斯老板给任何穿制服的美国人提供免费饮料，后者还可以“选择店里的任何女性，任何种族、任何肤色、任何身材——店里全有”。

这不只是一场战争的结束。一种新时代的感觉正破茧而出，同时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这个旧时代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并包括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这是中国的屈辱时代。作家夏衍，《新华日报》的资深编辑，与鲁迅同属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始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列举出特别与日本相关的民族耻辱的要点：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失去了台湾；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国同意了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同年对上海的轰炸和占领；六年后的七七事变，日本暴露出征服全中国的意图。“这近百年屈辱的历史终于结束了，”夏衍写道，“整个《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都疯了。其实，整个重庆、整个中国都疯了。” [13]

当蒋介石得知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斗争已经结束时，他正在重庆与一些高级官员和墨西哥大使共进晚餐。他和他的同伴听到来自附近美国军事总部的欢呼声和爆竹声，经调查后得知日本投降了。几天后，蒋介石向正在为伟大的胜利而欢呼的中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并且为显示其宽宏大量，指示他的人民不要对在中国土地上的成千上万的日军官兵和日本平民进行报复。他派参谋长何应钦到南京从冈村宁次手中接过正式的投降文件，次日中国军队进入南京，这是七年来除傀儡政府外中国当局第一次踏入曾经的国家首都。“我非常乐观”，蒋介石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这是在战争结束时有关中国那种狂热的封面故事的一部分，文中宣称这个国家以前从未“如此接近一个和平与进步的时代”。在这一切之上，该杂志宣称：“是蒋总司令在运筹帷幄，他思想敏锐、严于律己、不屈不挠，他是胜利的首席建筑师，现在是和平的第一个希望。” [14]

然而，中国实质上遭受了巨大破坏和深度割裂，贫穷落后，民不聊生，胜利的狂热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要对摆在面前的问题做一清醒和迫切的评估。在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那十年（1927～1937年）取得的巨大进步已经被破坏殆尽，除中国东北地区外，但东北的大部分工业也很快就被俄国人系统地夺走了。大部分铁路都已不再运营，航运也被削弱了。道路的状况十分糟糕，桥梁和隧道均遭毁坏，农户缺乏所需要的一切，从耕作所需的牲畜到肥料。在整个中国，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形成了难民潮，从他们的战时避难地返回他们的家园，到处都没有资源，没有工作机会，他们面对的是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使得手头拥有的不论什么货币都变得一文不值。在1945年年底，独轮车已经成为运输货币的常见方式，因为需求量极大。11月，上海举办了一次拉黄包车比赛以供公众娱乐。 [15] 由中国苦力拉着的黄包车上，坐着中国、白俄罗斯和美国女人，车子用皱纹纸和横幅作为装饰。获胜的苦力可得到700万元的奖金，这相当于22美元，当他把这笔钱放到黄包车上拉走时，这笔钱所占的空间刚好同他才放下的乘客大小一样。

蒋介石本人对现实的把握其实要比在纽约撰写有关他的文章的亨利·卢斯和《时代》的其他编辑更加实在。“每个人都把这天当作荣耀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却独自感到非常羞愧和悲哀。” [16]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他的国家所遭受的破坏肯定沉重地压在蒋介石的心头，十八年前他在南京建立政府时给中国制订的宏伟计划已毁于一旦。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几乎肯定会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总统，共产主义运动会被平息，国家主权会完全恢复，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大国。此时，相反的是，他不仅不能享受八年顽强抗战带来的回报，而且还不得不担心将面临的针对其统治的更大挑战。正如他在日记里所记下的，斯大林和毛泽东能够“使中国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17]

持这种忧虑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人。战争结束时的兴奋很快就被对新的内战即将接踵而来的担心所取代。除此之外，像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领袖对国家的悲惨状况还有着更广泛的痛苦。“我只是激动了一小会儿，”左翼诗人和散文家胡风后来写道，回忆起昆明的狂欢气氛，鞭炮炸响，人群聚集在街道上，美国吉普车拥入市区，“但我很快冷静下来。”胡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赴日本求学，回国后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他是鲁迅的朋友，一个对共产党政工干部试图将正统思想强加给不同文化的批评者，一个审查制度的反对者。“日本，十年来中国的死敌，已经被打败了，但中国在未来怎样才能做到自立？……这场胜利能使人们的心蒙上阴影，但可悲的是，我的心是不容易被蒙蔽的。” [18]

“在这几周之内，”《客观》杂志的评论员储安平写道，他指的是战争结束后9月和10月的那几周，“这片曾经被占领了七八年的土地又被第二次占领了。”这次是被“难以描述的不道德和不称职的国民政府官员”。展示在每个平民面前的是国家处于可怕的状况，他写道：“我们在光复区的财政是一个烂摊子，在大后方也是一片混乱。工厂破产了。商店到处都关了门。……运输也是一团乱麻，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甚至连长江上的航运也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一开始是有太多的规章制度，而现在是有很多黑市。” [19]

最糟糕的是，储安平接着写道，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承诺他们想避免的内战已经在发生，而渴望和平的老百姓“只能叹息”。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缺乏“有活力的年轻人”，而共产党，如他所说，被证实了对“另一个国家的价值观的极度支持”，另一个国家指的是苏联。 [20]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的几个月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四处奔走，试图从他们在战争中逃难所到的地方返回家乡。陇海铁路是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战争期间曾不断遭到轰炸和扫射，在沿线一个以往的小站上，聚集了巨大的难民群，他们已经无处可去。大雨接连下了好几天，于是人们把茶馆、酒馆、餐馆和其他沿着一条小街市的店铺都变成了住宿的地方。车站有两台机车发生了爆炸，造成数百人伤亡。很幸运地登上火车的人发现车厢顶上布满了洞。“候车区已经成为一条小河流，”来此采访的记者董珞瑜（Dong Luoyu）报道说，“人们在车站周围随地大小便，使得到处臭气冲天。”中国所需要的，他写道，是“革命性的变革，一种新的精神，但是在我们见到的景象中丝毫没有这种希望”。 [21]

董珞瑜沿着铁路线向东走去，发现村庄的墙壁都被破坏了，到处长满了杂草，“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废弃的草棚，几乎没有人类的痕迹”。 [22] 这是1943年洪水和饥荒的后果，当时国民政府炸开了黄河堤坝试图以洪水来阻止日军进犯。“村庄附近道路边的树木都被剥光了树皮，因为都被人吃了，”董珞瑜写道，“已经胜利了，但一个月后，还是没有任何人回来，也没有任何重建迹象”。只有当他一路走到沿海和前德国殖民地青岛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分队曾在那里登陆——他才总算找到了些充满希望的东西。“市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美国朋友总是那么年轻，那么精力充沛。”

遭受灾难最少的地方是那些在战争早期就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它们避免了成为战场。像青岛、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在战争期间都是颓废淫靡、卖国通敌泛滥的地方，不像长沙和桂林那些城市有那么多的残垣断壁——但其生活仍然经历了万花筒般的变化。为整个战争囤积的货物突然出现在市场上，比如闪闪发亮的美国汽车，它们全都是在1941年，即珍珠港事件前一年，之前生产出来的。“上海正在膨胀” [23] ，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写道，到处都有在美国本土都几乎不可能得到的美国电器之类的物品，但被商人囤积在上海，这些商人与日本侵略者做交易换得他们的合作，就能够封住他们的仓库，现在又重新打开了。但即使是在上海，和现在一样作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货物的泛滥也并没能弥补所有缺失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城市似乎不是新近恢复了繁华，而是赤裸裸的、被剥光了的，因为日本人在离开之前，拿走了从灯具到水龙头的一切东西。据一位历史学家说：“这是一个原始的，没有暖气的城市。” [24] “这个叫上海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寒冷”，美国上校约翰·哈特·考伊（John Hart Caughey）在家信中写道，因为“所有的散热器都不见了”。他说，日本人“似乎认为，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废金属都给弄到东北地区去，就有助于他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所以他们搬走了一切”。 [25] 考伊从他住的新城饭店（热水每周提供三次）的窗口往外看，注意到人们“走在路上神情茫然，衣衫褴褛。你该明白，眼看着他们将要被冻死，却没有人给予他们一点点关注”。 [26] 与此同时，“敲诈” [27] 这种中国由来已久的陋习，一种合乎规范的腐败，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形式。那些曾经留在上海或北京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是否曾经通敌，都被迫要支付罚款或面临被指控通敌的风险，于是一个活跃的敲诈业务出现了。被国民政府派去接收在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管理的工厂的官员，把存货廉价出售，然后把钱揣入自己的腰包。

善于观察的年轻中国记者梅焕藻为《大公报》撰写了有关上海的一系列文章，描述了他所称为的战后的混乱和政府在治理上的无能。他报道了一个在街上听到的流传很广的幻想破灭的评论：“脱离了黑暗的上海，还不如在黑暗中的上海。”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在争抢稀缺的公共设施。“当电车到达车站时，人们争先恐后地抢位置，就像士兵在战场上冲锋一样。”

梅焕藻写道：

抢劫犯到处都是，三到五人组成武装团伙侵入民舍。在报纸上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件。官员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紧挨着静安寺路的世界著名的赛马场，现在成了刑场。……本报记者11月22日抵达上海，据我的朋友们所说，前一天，一帮罪犯被处决了。几天后，另一帮罪犯被执行了死刑。在第一帮罪犯中，有一个是原陆军中的连长，宋先生，他的罪行是带了一群人拿着武器到老百姓家里去偷金条。 [28]

这些抢劫案都是失业造成的后果。贫穷、绝望的人们不愿意去“冒赛马场上的风险就去拥挤的电车上干活”，因为扒窃毕竟不是死罪。这些小偷小摸的罪犯，梅报道说，如果被抓，就会被拉到警察局挨一顿打，然后他们又“重操旧业，他们的技能也提高了。这种大胆的精神应该归因于他们那空空的肚子”。 [29] 还有不少其他问题。恶性通货膨胀便是其中之一，在战争期间留在城里的上海人指责那些回归者的挥霍无度，他们战时跑到重庆去了，现在却拿着政府正在印刷的纸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在处理被称为“汉奸”的人的问题上，人们也不耐烦了。那些曾经在南京汪伪政府工作过的人，根据公开法规，他们应该被押上法庭受审，但他们却“仍然逍遥法外，没受到任何惩罚”，梅如此报道说。此外，对于当局，人们都有一种效率低下、玩忽职守、十分无能的感觉。“政府和人民八年后的团聚，应该像父亲和儿子长期分离后的团聚一样，但是为什么政府戴上了这个粗暴和冷漠的面具，把他们拒之于千里之外？”梅问道。

[1] Yang Jianye，Ma Yingchu （Shijiazhuang：Huashan Wenyi Shuban She ［Huashan Arts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7），p.87；Deng Jiarong，Ma Yinchu Zhuang ［The Biography of Ma Yinchu］ （Shanghai：Wenyi Chuban She ［Arts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6），p.98.

[2] Peng Hua，A Biography of Ma Yinchu （Beijing：Dangdai Zhongguo Chuban She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8），p.52.

[3] Ma Yinchu，Complete Works ，vol.12 （Hangzhou：Zhejiang Renmin Chuban She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9），p.263.

[4] Peng Hua. A Biography of Ma Yinchu. Beijing：Dangdai Zhongguo Chuban She[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8，pp.52-53.

[5] Supplement to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 Yinchu （Shanghai：Sanlian Shudian Press，2007），p.328.

[6] Jonathan Spence，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59-1980 （New York：Viking Press，1981），pp.207-36.

[7] FRUS ，1944，p.472.

[8] Shi Zhe，Feng yu Gu：Shi Zhe hui-yi-lu ［Peaks and Valleys：The Memoirs of Shi Zhe］ （Beijing：Hungxi Publishing Co，1992），p.17.

[9] Chu Anping，Keguan ［Objectivity］，Nov. 11，1945 in Chu Anping Wenyi ［Collected Essays of Chu Anping］ （Shanghai：Dongfang Chuban Zhungxin ［Eastern Publishing Center］，1998），pp.3-8.

[10] Lu Ling，Qiu Ai ［Night of the Chinese Victory］ （Haiyan Bookstore，1946），pp.194-202.

[11] 现为南京西路。——译者注

[12] White，Theodore H. 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p.235-36.

[13] Xia Yan，Xia Yan Zejuan ［Autobiography of Xia Yan］ （Nanjing：Jiangsu Wenyi Chuban She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1996），p.172.

[14] Time ，Sept. 3，1945.

[15] John Hart Caughey，The Marshall Mission to China，1945-1947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1），p.53.

[1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0.

[17]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0.

[18] Hu Feng，Hu Feng Zizhuan ［Autobiography of Hu Feng］ （Nanjing：Jiangsu Wenyi Shuban She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1993），pp.343-44.

[19] Keguan ，Nov. 11，1945.

[20] Keguan ，Nov. 11，1945.

[21] Da Gong Bao ，Dec. 22-25，1945.

[22] Da Gong Bao ，Dec. 22-25，1945.

[23] Lattimore，Owen. China Memoir：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206.

[24]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275.

[25] Caughey，John Hart The Marshall Mission to China，1945-1947.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1，p.53.

[26] Caughey，John Hart The Marshall Mission to China，1945-1947.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1，p.61.

[27] Caughey，John Hart The Marshall Mission to China，1945-1947.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1，p.207.

[28] Da Gong Bao ，Dec. 24，1945.

[29] Da Gong Bao ，Dec. 24，1945.

第十二章 斯大林的欲望

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日军发起进攻是在1945年8月9日午夜过后一分钟，当时十一个军团100多万名苏联官兵高喊着“杀死日本鬼子！”沿着一条2000英里的战线全面攻入日本人占据的伪满洲国。 [1] 衣着残破、军援枯竭的日军无法与久经沙场的苏军匹敌，苏军配备了27000门重炮，5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3700架飞机。尽管日军知道苏军最终会发动进攻，但他们还是措手不及，因为他们错失了苏联大规模聚集战争物资的情报，这些物资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交付的，用了近70艘货轮运到海参崴。十四年前用来攻克东北并在战时大多数时间占领着这里的日军，是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但此时关东军的大部分已经被调去防御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攻击。几天之内，苏联人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和华北的部分地区。

苏联对中国东北日军的进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主要的陆上战役，也是战争中最大和最轻易的军事胜利之一。进攻发生在美国原子弹袭击广岛的三天之后，距之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也仅仅几个小时，毫无疑问在确保日本投降这一点上苏军的进攻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在促使日本决定放弃战斗中也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苏联军队的表现，即使按照二战的标准，也是惊人的残忍。俄国士兵成群结队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各地抢劫和强奸，受害者大多是住在那里的日本平民。毫不奇怪，经过十四年屈辱的占领，要实施报复的不仅仅是俄国人。俄国人允许“所有非日本人公开抢劫三日” [2] ，美国的一个名为“红雀”的情报小组从沈阳报告说。

许多平民被迫自杀，日本军官们则鼓励他们这样做，认为这是比遭受俄国人或中国人报复的更好的一个选择。多年后，有部颇受欢迎的中国电视剧 [3] 讲述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的故事，她非常恐惧地发现她住的整个村子都被自己人毁了，于是就逃到一个中国家庭避难，后来她成了一个中国男人的小妾。当美国“红雀”情报小队询问在沈阳发生的暴行时，苏联最高指挥部解释说，第一批入城部队中有很多士兵的家庭都被德国人毁了。这些“复仇军”被用作突击队，一个苏联两星将军报告说，“他们的心态很不正常”，“一门心思就想要抢劫、杀戮和强奸”。 [4]

俄国人进攻行动的最大受益者是残忍、不道德的现实政治大师斯大林，对他来说这是在东亚扩大苏联势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更大计划中的一部分，或者，就像乔治·凯南在一份电报中所列举的苏联战后目标一样，寻求“对位于中亚地区毗连苏联边境的中国各个省份的控制”。 [5] 斯大林曾在雅尔塔向罗斯福保证，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三个月内他将进攻中国东北的日军，他一天不差地兑现了他的承诺。他还发誓要在苏联攻入东北三个月内离开那里。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苏联的进攻是一项加以掩饰的侵略政策的主体部分，这项政策大胆且非常成功。它的另一部分是要欺骗美国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以便对苏联的意图保持满足的状态。斯大林最大的担心是——尤其是在为美国所独有的原子弹显示出可怕的威力之后——美国将对苏联在东方的扩张产生警觉，并可能采取行动来加以阻止，最有可能的就是给予蒋介石大量支持，甚至派遣美国军队到华北地区。因此，斯大林1945年的计划就是要在不让美国人感到紧张的情况下完成其影响力的扩张。眼光总是十分敏锐的戴维斯当时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克里姆林宫在给亚洲做政治手术时将特别小心翼翼，在接下来的两年或三年内会尽可能地减少给美国造成的震惊和痛苦。” [6] 莫斯科将继续实施它所称为的“麻醉”政策，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没有比赫尔利更好的或更不谙内情的助手了。

在摆脱了最好的中国通们之后，美国大使于1945年4月从华盛顿返回重庆途经莫斯科时，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们告诉了赫尔利最想听到的，即他们会支持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达成和解的努力。正如凯南指出的那样，斯大林在做出这个承诺时是可信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绝对不会同意任何让其放弃自己的军队的要求，而蒋介石也绝对不会同意允许毛泽东保持他自己的军队。在这方面，支持美国在华政策意味着绝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但是，那么想要在专业中国通的分析和行动中去发现隐藏的邪恶动机的赫尔利，却相信斯大林的保证意味着一切。在赫尔利与斯大林会谈仅仅几天之后，当时在场的哈里曼就警告说，赫尔利过于乐观了。一位帮助总结了哈里曼出于华盛顿利益对时局的分析的助理说：“斯大林元帅是不会无限期地与蒋介石合作的，只有当俄国人在远东参战时，他才会充分利用并支持中国共产党……”

赫尔利不予理会，他似乎也没有对苏联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意图有所留心。甚至在他于4月初赶赴莫斯科之前，俄国人就已经把一个顺从它的共产党政府强加给了罗马尼亚，并且他们也表达了要把波兰的边界向西推移到曾是德国领土的地方的意图，以此来交换将并入乌克兰的一大片东部领土——他们这样做一点儿也没有按照在雅尔塔做出的承诺，去和英国或者美国进行磋商。很显然，斯大林还打算在波兰把一个亲苏集团推上台，这就促使罗斯福直接向斯大林抱怨，他的行动将危及“我们的国际合作计划”。赫尔利似乎也没有注意到苏联报纸上的评论，根据国务院中国事务司的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所述，它们的目标是“推翻重庆政府——苏联与它保持着外交关系——赞扬中国共产党并提高他们的声望”。 [7]

赫尔利不想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会对中国采取不同于波兰或罗马尼亚的方式。斯大林的军队即将要占领中国的一些省份，这些省份紧挨着中共在敌后建立起了游击网络的几个省份。正如戴维斯曾警告的那样，去相信假如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选择，它就会把那些领土交给被由其控制的媒体指责为“反动”的政府，而不是去交给被同一个媒体描述为“民主”的共产党，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公平地说，大多数识破斯大林伪装的美国官员，像戴维斯和凯南，都认为严峻的形势使得在中国由国共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势在必行。用一项协议来捆住毛泽东的手脚，这是唯一能够让他承认现有中国政府权威的办法，并且这样做的话他们也就支持了赫尔利的努力。除了被赫尔利整肃的中国通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觉察到这样的交易是极其不可能的。但赫尔利确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了与重庆保持良好的国与国的关系，会乐意抛弃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会使斯大林在中国东北享有将其作为半殖民地的特权，这是罗斯福在雅尔塔答应他的。在赫尔利看来，斯大林将与国民党达成一项协议，因为斯大林知道赫尔利所知道的，那就是与中国通的危言耸听的预测相反，共产党太弱了，根本无能力夺取政权。7月，赫尔利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谈起共产党实力时用了三倍“夸大”（exaggeration）这个词。他辩解道，共产党人的军事实力，在他们控制下的土地面积，以及他们所享有的受欢迎程度都被夸大了，但他没有给这些不正确的结论提供任何证据。斯大林曾经和蒋介石签订过协议，据此他进一步认为，毛泽东会明白自己是多么孤立，并且会很快地做出让步。赫尔利写道：“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最终将作为一个政党参与到国民政府中去。” [8]

杜鲁门政府也相信这一点——或者，如果政府的某些高级官员不是很相信这一点的话，他们仍然会认为，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将给一个美好的未来提供最好的希望，而获得这一协议的一种方式就是要让苏联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但是，美国人已经在雅尔塔同意给俄国人在中国享有某些特权。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一直是瞒着蒋介石的一个秘密，因为受影响最大的将是这个领袖，但现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景意味着这个秘密不能再保持下去了。7月，杜鲁门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并向他概述了罗斯福在雅尔塔已经同意的条件。

可想而知，这对蒋介石而言是个极其坏的消息。这是一种国家耻辱，一种出卖，是对庄重公开地声明要恢复中国全部主权完整这个承诺的背信弃义。尽管围绕着雅尔塔有那么多偷偷摸摸、窃窃私语的东西，但蒋介石和宋子文极有可能早已知道了，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主要是因为如果他们不接受，俄国人会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共产党，后者是会这样干的。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明白，没有苏联的同意他不可能在全中国继续执政。所以，他派宋子文到莫斯科去，给其的指示是基本上同意所有的雅尔塔条款。他放弃了中国历史上所拥有的外蒙古，斯大林则想把外蒙古变成他的一个傀儡国家。对于斯大林来说，反对帝国主义是他的信念支柱，但他也承认在中国问题上的这些让步实际等同于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也就是中国在十九世纪同西方列强签订的那种。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要求——例如，控制大连的港口和旅顺港以及东北的铁路——不仅对于苏联的安全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中国的安全也同样必要。他告诉宋子文，再过几十年日本又会以一个大国的面貌出现，中国和苏联需要有一个条约来阻止其野心。“应该让日本一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然后它才会保持安静，”斯大林说，“我们同中国关系的总体规划就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 [9]

这个观点没有涉及意识形态，没有想发动一场全球革命，而且这些话也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蒋介石放心。此外，斯大林向他保证，苏联人将在离开时把他们在东北夺取的所有领土移交给他，而且只会给他，斯大林还承诺苏联军队三个月之内就会离开。蒋介石比赫尔利更现实，他知道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风险：出卖大量的中国主权以换取某种他非常清楚斯大林极可能会打破的承诺。在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和宋子文之间的最后一轮谈判中，斯大林利用了蒋介石最大的担忧，他暗示说，如果中国不按照他的条件来签订一份协议并且立即签署的话，其后果就可能是苏联大量援助中国共产党。 [10] 即使有了新的协议，莫斯科也很有可能通过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是国民政府来帮助他们，所以蒋介石处境尴尬，为避免可能强加给他的后果，他只好屈服。这是一场赌博，但他还是认为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给了他最好的机会，让苏联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

8月14日，即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斯大林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一切——控制大连、旅顺港的海军基地，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以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作为交换的是他答应只承认蒋介石政府，把东北转交给蒋介石的部队，不给中共任何援助，所有这些承诺他都可以违反且不受任何惩罚，如果他选择这么做的话。

如果蒋介石对此还忧心忡忡的话，赫尔利却是欣喜交加、毫无疑心，因为在他看来，“俄国已经保证了它在物质上和道德上对重庆政府的全面支持，从而剥夺了敌对的延安共产党政权去拥有其最强的外国盟友的可能性”。 [11] 赫尔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这种乐观精神感染的人。“这样就把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支持者赶出去了，” [12] 《时代》杂志宣称，“他们失去了来自苏联同志的帮助的希望……可能会被迫放弃他们自己的军队和政府，然后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去接受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里的他们的位置。” [13] 《纽约时报》的报道更为慎重，但口径是一致的，其结论是与莫斯科达成的协议“最大限度地减小了，至少在目前，爆发灾难性的中国内战的危险”。 [14]

在赫尔利和其他人眼里，毛泽东拒绝与蒋介石恢复和谈好几个星期之后，于8月下旬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出席某种中国的峰会就是最好的证明。谈判将恢复，赫尔利认为原因是共产党人是软弱的、孤立的，没有其他选择余地。

多年后，在谈到应斯大林的要求他赴重庆出席赫尔利主持下恢复的和谈时，毛泽东怨恨地指责斯大林的“背叛行为”，他把斯大林称为一个“虚伪的洋鬼子”。他还说“因为斯大林坚持，他才被迫去的” [15] ，这似乎是真实的。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毛泽东采取激进行动，特别是试图在局势还未成熟之前就想去夺取全部权力。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使他能够将自己的军队按中国标准扩张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控制了十八个解放区的人口，大部分解放区是在北方的农村地区，但也有一些是在东部和南部。现在，毛泽东已经做好准备要去占领这个国家的一些主要城市。

就在苏联庞大的军队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第二天，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给新四军，这是他在中国东部的主力部队，命令它“集中主要力量占领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共产党派使者去见在上海的日本指挥官，他们正在等待正式的投降机会然后被遣送回国；中共也派人去和汪伪政权的一些成员见面，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合作以在那里举行反正起义。国民党秘密警察注意到了这个动向并成功地暗杀了傀儡政权的两名高级官员。毛泽东不听劝阻做出了与上海地下党高级官员的建议相反的决策，命令在上海市周围占有约10英里宽的一圈地盘的新四军派出3000人的部队潜入上海发动起义。 [16]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可令人回想起在1926年和1927年共产党人占领上海的企图，当时在正统的苏联指导下，他们全力以赴去组织城里的工人。现在，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天里，共产党的“红色工人”占领了十多家工厂，在那里他们对抗着亲国民党的“黄色工人”。这座城市的学生们也渴望罢工。但在8月15日，驻亚洲美国军队的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发出了一号命令，这道命令指示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单位只能向国民政府当局投降。毛泽东没有权力派军队去控制上海。同时，蒋介石致函冈村宁次，授权他使用武力抵制任何共产党人要解除他的武装的企图；强烈反共的冈村肯定会抵制共产党接管上海。但阻止毛泽东的计划的，正是一向很谨慎的斯大林；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这个计划将引发一场直接的内战，对此他和中共都还没有准备好。8月21日，他拍发了两封电报到延安，告诉毛泽东停止行动，同以往出现这种情况时一样，毛泽东服从了。

斯大林还让毛泽东去重庆，毛泽东也照做了，尽管与赫尔利的看法相反，他既不是出于软弱也不是被苏联抛弃。我们曾经看到过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演讲中表达的对苏联帮助的信心，即使在当时苏联的帮助还不是很明显。斯大林对中苏条约的认可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担忧，但从根本上说，他还是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战术行动，一个必要的欺骗。 [17]

最糟糕的是，毛泽东因斯大林的警告而受挫。根据他的俄语翻译师哲的回忆，他对去重庆的命令“非常苦恼，甚至愤怒” [18] ，但他也理解这源于苏联领导人非常不愿意挑起有核装备的美国去积极反对苏联和中共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一年后，毛泽东在接受左翼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一次采访中指出，与斯大林不同，他从来没有担心过中国会遭受原子弹的攻击，他非常相信思想上觉醒了的群众那种能够战胜有先进武器的敌人的能力。 [19] 就是在那个时候，即1946年，毛泽东开始使用“纸老虎”这个词来形容美国的实力，这个词他连续用了好几十年。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在1945年中苏签订条约时，毛泽东有充分的理由感受到形势在朝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其一是，斯大林如同以往那样，当他着手实施一项毛泽东不喜欢的政策时，就会向中共提供秘密保证，称他的行动是符合中共的长期利益的。即使在斯大林发电报指示毛泽东去重庆时，他还告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二号人物，当时与另一名共产党高级干部高岗一起在莫斯科的刘少奇，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的和谈只不过是一个战术。同时，他告诉他们，正如有两个学者就这一事件所写的那样，“会谈将给中共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从而使他们能够为即将到来的战斗重组并调动军队”。 [20]

不管怎样，对毛泽东而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并不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是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在苏联军队越过边境进入中国领土四天后，他写道，准确地说，这一举动的“政治影响”是“无法衡量的” [21] ；比“那两颗炸弹”更为重要——落在长崎和广岛上空的那两颗。如果原子弹的威力是如此巨大，毛泽东问道，为什么美国会要求俄国对日本发动战争？事实上，他继续写道，要在至今经得起检验的中国史学上确立一个“事实”，那么许多人所持的战争是由原子弹结束的信念就是不对的。这是出自“资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报刊和通讯社的影响” [22] 的产物，真相正如毛泽东所看到的那样，是苏联红军的参战才导致日本最终投降。

毛泽东认为，如果一切顺利，苏联军队大量进入东部战线将起到与苏军进入波兰同样的效果，斯大林在波兰设计的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方法，或多或少，是可以在中国复制的。约翰·戴维斯同意这个观点。“如果苏联红军进入华北，”他写道，“那么即使那些同情美国的人遭到清洗，美国的援助和合作被有效地阻止或消除，也将是不足为奇的。” [23] 无论红军到哪里，他强调称：“俄国的政治统治都会紧随其后。”在波兰，斯大林曾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最终举行自由选举；同时，将建立一个代表波兰所有主要政治派别的临时联合政府。其中一个派系是非共产党的流亡政府，虽然其总部设在伦敦，但给西欧的盟国军事行动贡献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另一派是亲苏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该机构是斯大林在卢布林成立的，卢布林是苏军从撤退的德军手中夺取的波兰东部的第一个城市。当苏联军队横穿波兰时，德国军队在苏军面前节节败退，卢布林集团获准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管理，联合政府中的非共产党成员被挤到一边不予理会，或干脆遭到监禁。1945年3月，以召开一次会议商议波兰的政治安排为饵，苏联引诱16名非共产党波兰人去卢布林，他们在那里被逮捕，并被带到莫斯科受审，然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监狱。斯大林那聪明和无情的策略导致波兰的纳粹独裁政权被一个屈从于莫斯科的波兰傀儡政府所取代，之后这个政府整整持续了四十五年。

波兰不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蒋介石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留在中国，从来没有领导过流亡政府。此外，与波兰不同的是，中国从未成为入侵俄国的路径。尽管如此，这两种情况之间也有怪异的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像卢布林集团一样，相信斯大林会为它找到扩大其控制地区的方法。蒋介石则类似于非共产党的波兰人，表面上得到俄国人的承认却又被暗中挖墙脚。在波兰，斯大林占领了领土，然后把它交给了他的波兰代理人；现在他在东北有着150万人的军队，问题是，尽管他承认蒋介石政府并且承诺会将其控制的领土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他会找到办法给共产党提供真正的权力吗？

在1945年，毛泽东完全不加保留地认同了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包括在波兰的结果。对他来说，非共产党的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着“反革命”的“旧波兰”，即波兰地主和资本家；而亲莫斯科的卢布林集团则响应了“波兰人民的一致要求”，它标志着“在解放了的东欧的新民主运动的一个高潮”。 [24]

8月27日，赫尔利带着两瓶苏格兰威士忌，搭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第二天，他陪同毛泽东飞往其死敌的临时首都，这是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在延安机场现场观看的人说毛泽东神情紧张，就像个“赴刑场就义”的人一样 [25] ，《时代》杂志如此报道称。就在他登上赫尔利的飞机前，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也将永远不会再做的事：当众亲吻了妻子江青。毛泽东是担心自己会在重庆遭到绑架，甚至被谋杀，所以他的这个姿态也许是一种告别，以防万一。但是赫尔利已经为他的安全做了担保，斯大林也一样，所以他动身了。在他们起飞之前，赫尔利将身体探出飞机舱门，发出了被一个在现场的中共人士描述为“古怪的、响亮的尖叫，好像一头捕食动物逮到了猎物一样” [26] ——乔克托印第安人发出的战斗呐喊。

当他们到达重庆时，记者们已经在机场等候良久。有人问毛泽东对乘坐飞机感觉如何，他回答说：“非常有效率。”而赫尔利没再发出另一声乔克托呐喊，当他和毛泽东坐在大使馆的黑色凯迪拉克车上离开时，他喊出的声音据有些在现场观察的人士说听起来像是“Olive oil！Olive oil！”（橄榄油！橄榄油！） [27] 当晚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宴会上蒋介石举起一杯米酒，说他希望“我们能有1924年的亲切气氛”。 [28] 他指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短暂的和谐，当时毛泽东是国民党的一位组织者而周恩来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美国记者报道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共产党宣传上的转变——中共的报纸改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而不是“反动派”的领袖。作为国民政府官方信息来源的中央社，其本身则引用了“消息灵通人士” [29] 的话，大意是双方之间达成一项“全面解决方案”是“必然的”。

两位领导人都扮演了分配给他们的角色，蒋介石是完美的主人，毛泽东则是尊敬的客人，称呼蒋介石为“蒋介石委员长”并表达了他的支持。

蒋介石和毛泽东举行了九次单独会议。他们在重庆蒋介石的私人花园里肩并肩地走着。两人穿着类似的服装，都是多年前由孙中山推广的高领束腰上衣；蒋介石穿得挺括光鲜，毛泽东穿得更为朴素。与通常在中国的模式不同，他们的会谈内容没有泄漏。直到大约五个星期后，《大公报》发布了一篇独家新闻，宣布他们的会谈十分成功。就在第二天，根据在场的《时代》周刊记者报道，毛泽东“面带微笑，充满信心”，举行了记者会，他说：“我对谈判的结果是有信心的。……中国共产党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政策。” [30] 苏联也在给希望的火种扇风助力，莫斯科电台9月末快乐地广播说，中国的国共双方已经同意“为整个中国创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广播得出结论道：“这已经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中国东北的苏联指挥官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也做出了一个受到全世界的赫尔利们极其满意的欢迎的姿态，据报道他拒绝让共产党的八路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城市。白修德在《时代》杂志上一篇题为“光明与希望”的文章中报道说，苏联拒绝了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要求，显然这是一个信号，斯大林信守了给蒋介石的条约中的承诺。 [31]

令这种信心十足的乐观情绪更受鼓舞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似乎满足了周恩来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提出的三项要求，在当时，因为这些要求是新提出的，所以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一系列严重障碍。国民政府承诺释放政治犯、结束审查制度、确保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并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动。所有政党也都将合法化。会谈中的核心问题是允许共产党在已经建立根据地的省份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控制权。由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代表团，要求在北方由共产党控制四十八个师和五个省份。蒋介石拒绝了这种事实上的国家分裂，但放弃了对他所谓的“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说法的坚持，他的确同意让共产党保留十二个师，这将是一支超过10万人的军队。

9月18日，经过四周的谈判，毛泽东在一次热情洋溢的茶话会上抓住时机宣布：“我们必须停止内战，所有各方必须在蒋主席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共同建设现代化的中国。” [32] 在他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蒋介石前往毛泽东下榻的地方，两人聊到深夜。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问自己，他对和平的呼吁是否“触动了主席的内心”。 [33] 第二天是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纪念日。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大批的人来到街上庆祝这个国家的国庆节，这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次。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起共进早餐，同时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模糊的协议。双方承诺建立一个民主政治制度，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由其制定选举规则选举新的国会，并将他们的武装力量统一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 [34]

赫尔利敦促了双方保持对话，但没有提供有关解决方案的“细节”，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他对此颇感自豪；而这一点恰好遭到了以后的历史学家们的公正批评。 [35] 其实，一个具体的美国计划正是当时所需要的，这个计划将如实承认中国各方的力量平衡，随后就由美国给双方施加尽可能大的、不间断的压力来迫使双方接受现实，这与周恩来提出的四十八个师并控制五个北方省份的要求是比较一致的，而中国其余的部分则仍然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手中。这样做会导致国家事实上的分裂，不过随后为召开国民大会将举行理想的选举，那将是民主的开端，也许就能避免内战。

当然，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似乎也不可能会发生，即使赫尔利曾经设法向双方施压，就权力和管辖范围做出更清晰详尽划分，而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蒋介石很可能太过担心，一个联合政府会导致他丧失权力。至于毛泽东，当他一回到延安，他就可以向他最亲密的同事保证，在重庆达成的这笔交易“仅仅是纸上的文字”，是“不会等同于现实的”。 [36] 他的重庆之行已经达到了目的。他缓和了与美国人的关系，他急于让他们继续在旁观望而不插手。他向世界传达了一个寻求和平的、有理性的领导人的形象。

但是，毛泽东身体力行在说明的真正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周恩来总结的四个字：打打谈谈。在他的眼中，谈判的目的不是要去达成一个双方妥协的协议，而是要去争取时间，去阻止你的敌人的侵略行为，甚至你还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来加强你的实力以及你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声誉。然后，一旦条件成熟，你可以放弃谈判，并全力以赴去赢得军事胜利。在中国，真正的战斗是不会在重庆围绕着谈判桌展开的。东北的城市和乡村才是战斗展开的地方，那里现在在苏联人的控制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后来在其他地方发生的冲突中的所谓“既成事实”，而此时毛泽东着手确保既成事实对他有利。

[1] David M. Glantz，Soviet Operational and Tactical Combat in Manchuria，1945，“August Storm” （Portland，OR：Frank Cass Publishers，2003），pp.1-2 and passim.

[2]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Situation as It Has Developed from 16 August 1945 to 10 September 1945 ，NARA，RG 226 （Records of the OSS），Entry 148，Box 6.

[3] 此处指的应该是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小姨多鹤》。——译者注

[4]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Situation as It Has Developed from 16 August 1945 to 10 September 1945 ，NARA，RG 226 （Records of the OSS），Entry 148，Box 6.

[5] Lisle Abbott Rose，Dubious Victor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Kent，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p.132.

[6]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p.406-407.

[7] FRUS ，1945，vol.7，p.348.

[8] FRUS ，1945，vol.7，p.433.

[9] 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3.

[10] 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5.

[11]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405.

[12] Time ，Sept. 3，1945.

[13] Time ，Sept. 3，1945.

[14] New York Times ，Oct. 14，1945.

[15]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46.

[16]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8-9.

[1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02.

[18] Shi Zhe，Feng yu Gu：Shi Zhe hui-yi-lu ［Peaks and Valleys：The Memoirs of Shi Zhe］ （Beijing：Hungxi Publishing Co，1992），p.215.

[19] Mao，Collected Works ，vol.4.

[20]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7.

[2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00.

[22] Mao，“The Situation and our Policy After the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ug. 13，1945，in Collected Works ，online at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4/mswv4_012.html.

[23] FRUS ，1945，vol.7，p.325.

[24]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98-99.

[25] Time ，Sept. 10，1945.

[26] Shi Zhe，Feng yu Gu：Shi Zhe hui-yi-lu ［Peaks and Valleys：The Memoirs of Shi Zhe］ （Beijing：Hungxi Publishing Co，1992），p.21.

[27] Time ，Sept. 10，1945.

[28] Time ，Sept. 10，1945.

[29] Time ，Sept. 10，1945.

[30] Time ，Oct. 8，1945.

[31] Time ，Sept. 24，1945.

[3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1.

[3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1.

[3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9.

[35]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361.

[36] Mao，“On the Chungking Negotiations，” Collected Works ，vol.4，online.

第十三章 既成事实

8月16日，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二天，在重庆的美、英、苏三国使馆分别收到了由延安共产党总部发来的一份照会。照会一开始就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取得的成就。照会提到，共产党军队已经收复了“被国民党政府放弃的有1亿多人口的大片失地”。 [1] 这支军队现在已经有100万正规军，并且在十九个解放区里共有地方民兵220万。照会以精确的数字断言，侵华日军的69%（不包括东北）和中国亲日傀儡政府军队的95%都在最近结束的战争中“被我们的军队抗击和包围着”，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国民党却“采取袖手旁观、坐享其成的政策”。

照会接着开始陈述其主要观点，称这些成就已经为共产党赢得了权力去“接受已被他们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并接管他们的武器、物资和资源”。照会是由朱德以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签署的。同一时间，延安电台广播中以较少的外交辞令也表达了相同说法：“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2]

朱德的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美国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表面上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即接受日本的投降，实际上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接受日军投降的一方将得到他们的武器和所控制的地区，这两者在中国迫在眉睫的内战中都能转化成实力。

朱德的照会的弦外之音是明确了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现在选择用广播来表达。他们不只是一个武装政党，就像赫尔利喜欢称呼他们的那样。他们是中国的一个合法的替代政府，是一个拥有约四分之一全国总人口的政府，即便他们这项声明所针对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受条约约束只能支持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而这个政府暂时还避难于重庆。共产党通过比公认的政府战斗得更加顽强更加勇敢而赢取了他们的权力，在共产党人眼中，当成千上万的村庄被万恶的入侵者攻陷时，那个政府却只是放弃、逃跑或者袖手旁观。

朱德的照会向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发起了一个挑战。此外，共产党还不仅仅只是给外国使节发送外交照会，不仅仅只是声明参与受降的理论权利。在日本投降后数小时，甚至之前，他们就在采取行动，派出他们偏重思想教育且只配备轻武器的游击队到他们即将和国民政府展开争夺的地区，脚踏实地，“先下手为强”，这个词后来常用于指先派地面部队进入某个地区。国民党也试图采取同样的行动，尽管共产党明显占有地理优势。换句话说，裕仁天皇投降的消息还在中国人耳旁快乐地回响时，这个国家又将面临一场残酷的斗争。

当美国大多数士兵、外交官和特工人员还在为原子弹的威力和战争的迅速结束而感到惊喜的时候，美国政府却不得不迅速做出决策。首先，如何回应朱德的要求？当然，可以选择承认朱德所提出的事实并在战后争夺地盘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这样做基本上就是那些专业的中国通，如约翰·戴维斯和其他人，在1944年秋季和冬季所建议的。他们承认这样一种政策会迅速导致中国分裂成两半，一半是黄河以北，包括东北，归共产党，黄河以南的另一半是国民党的地盘。戴维斯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事们认为，这样一条路线也会使美国避免去支持内战的最终失败者。在他们看来，这也可能使中国共产党避免进入苏联的轨道。就像戴维斯1945年6月时在一份备忘录里所写的那样：“如果美国政府去年下半年（当时苏联还未做好在亚洲展开行动的准备）就接受一个分裂的中国的事实并且现实地大力寻求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话，莫斯科是否能指望延安的绝对服从就成了一个问题。” [3]

当然，赫尔利没有同意。在看过朱德的照会后，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华盛顿，警告说若同意朱德的要求，其代价将是中国的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因为共产党会很快放弃同蒋介石的谈判，双方将别无选择只得开战。赫尔利继续相信4月在莫斯科时他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里得到的保证，即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确信苏联已经出卖了中国共产党，又软弱又孤立的中共将别无选择，只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他也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实现这一点。他非常信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宋子文和斯大林在朱德的照会到达重庆前一天签署的。按照赫尔利的理解，这项条约的重点是要让中国放弃一些在东北的主权以换取苏联的承诺，如条约中明确规定的：“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和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质资源援助，所有支持和援助都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 [4] 赫尔利向华盛顿保证，这份文件“结论性地证明苏联政府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而且两国政府在满洲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这意味着苏联会加快速度将东北转交给国民政府控制。

于是，朱德收到了一封礼节周到的回复。信中拒绝了他声称的要求受降的权利，提醒他那些著名的协议，并且本着善意的精神，要求他和共产党提供合作。美国人拒绝在战时武装共产党，现在他们又将共产党排除出了战利品分享者之列。

赫尔利说的是抽象的原则，打的是如意算盘，而朱德却在揭示现实。共产党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片地区，这是他们战时在敌后努力创建解放区的成果。他们在解放区建立了平行的政府，并创建了农民组织。他们也有着近百万的武装部队，还得加上数量更大的民兵组织，许多这样的部队就驻扎在表面上被日军和中国的傀儡政权控制的地区——就像那些美国飞行员被八路军带到安全区时所发现的那样。

在某些方面，朱德确实有些夸张——比如被他们“包围”的日伪军的精确的百分比，还有他所持的观点：共产党一直在战斗，而国民党却刀枪入库。共产党人在宣传他们一直在坚强地、勇敢地和不断地抗击入侵者上是极其成功的，但他们的百万大军主要是参与一些小规模的打了就跑的攻击，除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之外，几乎没有重大的军事行动。

但共产党身居战略要地，尤其是陕西、河北和山东这几个省份，当时美国情报部门估计国民政府在这些地方的军事存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一个关键的事实。有一段时间，唯一可用来阻止共产党接管这些地区的军队就是原本该投降的日本军队。这就是蒋介石向日本发出他那近乎绝望的指令的原因所在，要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同时，还要保持他们所占领地区的和平。日本人照办了，从而使自己成为八年来他们一直试图消灭的这个政府的盟友。几个星期以来，日军击退了共产党试图解除他们武装的努力，他们还在华北最重要的铁路线上巡逻。尽管这样利用日本的军队是必要的权宜之计，但这也是国民政府软弱的表现，表明这个政府缺乏准备，难以去控制国际协定指定给它的地盘。

这些既成事实包括了一个近乎荒谬的反常现象：经授权去接受日本投降的集团没有能力去受降，而有能力去受降的集团却被剥夺了权利。通过把国民政府军队运送到位，这个难题原本是能够被克服的。但无法克服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最可怕的既成事实：150万久经沙场的苏联官兵在中国东北的存在，而与其接壤的又是中国共产党势力最强大的地区。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很难被夸大的，尽管赫尔利几乎完全视而不见。

苏联对中国东北辽阔领土的占领标志着亚洲的一个转折点。这使得美国期望在战后亚洲做出的安排变得不可能，根据这项安排，中国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也是潜在的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将统一在一个既民主又对美国友好的中央政府之下。一旦苏俄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站稳了脚跟，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临时性权宜协定就破裂了，世界正进入冷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华盛顿和莫斯科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谋求全球霸权的生存竞赛中冷面相对。

甚至在亚洲的战争还未结束之时，杜鲁门政府就越来越看清苏联企图控制东欧的目的，随即做出了一些短暂的但为时已晚的努力来抢先阻止苏联在亚洲的类似努力。7月，在波茨坦举行的由斯大林、杜鲁门和克莱门特·艾德礼（会议期间接替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出席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正在考虑放弃苏联进攻满洲地区对迅速结束抗日战争是必要的这一观点。伯恩斯的一个亲密助手回忆道，他想“在中国问题上运用策略击败斯大林”。 [5] 原子弹是一个秘密，但波茨坦会议向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不投降则面临灭亡，于是伯恩斯希望日本早日投降，如此就可以抢在苏联派兵进入中国实施《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之前使其失去意义。

然而，日本对最后通牒不予理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伯恩斯的意见总是被杜鲁门驳回。杜鲁门是老罗斯福之后唯一在战争中真正参加过战斗的美国总统，而且，就像半年前在雅尔塔的小罗斯福一样，他最优先考虑的是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我已经得到了我到这里来想要得到的——斯大林将于8月15日对日开战，没有任何条件，”7月18日他从波茨坦写信给妻子道，“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将提前一年结束这场战争，想一想有多少孩子因此而不会送命呢！” [6]

现在，苏联人已经在中国东北安营扎寨了，他们的军队由顽强的布尔什维克老将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苏联问题专家约翰·梅尔比对他的评论是一个“没有一丝温柔和怜悯” [7] 的人。一旦苏军在东北驻扎下来，所有过去岁月里的其他争论和可能性——尤其是美国出台一项更明智的政策是否可能早就促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莫斯科——就全都变得无足轻重了。随着战争的结束，形势急剧且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现在能感觉到他们已是胜利在望。苏联的进攻意味着共产党在华北将占据优势，除了美国以与最近结束的战争同等的规模再付出巨大努力之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赶出去了。

这就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随着战争的结束不断恶化的潜在原因，即使美国的使节试图在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促成一项和平协议。一些与赫尔利的希望和期待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到目前为止一直因中苏条约而感觉被抛弃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因苏联进入了中国的东北而大受鼓舞，底气十足。中国共产党人再不像以往那样迫切需要美国了，现在他们认为美国是可有可无的。他们不希望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但他们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如果他们发现美国人行事违背他们的利益，他们将勇敢地面对它。几个月前，毛泽东曾对谢伟思说：“美国不干涉中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你们在这里是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盟友。你们的存在这个事实影响是巨大的。” [8] 现在，毛泽东明白了美国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帮助他的对手与他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因此，共产党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美国看作实现自身目标的一个障碍。

* * *

8月12日，即长崎原子弹爆炸三天之后，但在裕仁天皇发表投降公告之前三天，朱德已经下令让四支武装部队赶赴东北同已在那里的苏军展开合作。 [9] 几天后，在前往重庆的前夕，毛泽东派出九个团到东北，并告诉几年前从那里来的共产党干部回到东北家乡去。 [10] 然后，毛泽东一边在重庆的花园里同蒋介石散步，承认他的权威，一边继续调兵遣将把中共的势力扩大到东北，其最终目标是推翻蒋介石政权。一如既往，缴获日军的武器是装备极差的共产党关键性的直接目标。早在1月，朱德就曾要求花2000万美元从伪军那里购买武器。虽然就苏联而言，提供武器给共产党是对中苏条约的公然违背，但现在苏联的确成了他们主要的武器提供者了。很快，苏联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925架飞机、360辆坦克、2600门大炮、8900挺机枪，以及大量的小型武器。 [11] 这些武器最终有多少落到了共产党人手中并不清楚，尽管其中大部分都应该是清楚的。

虽然苏联提供了缴获的武器，但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很难知道究竟他们能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或者莫斯科将如何在帮助他们的愿望和根据中苏条约完全不能帮助他们的义务之间搞平衡。不过，共产党人明白，最终他们是和俄国人同属一个阵营，并且有着相同的目的。“他们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刘少奇对他的同事说道，在毛泽东不在期间他回到了重庆，“他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也是。” [12]

毛泽东回到重庆继续同蒋介石谈判的第二天，中共在延安针对已经被派到东北去的八路军部队颁布了一道命令。这支中国军队应不再打出八路军的旗号，而是改为东北志愿军（Northeast Volunteer Army）。他们应避免引人注目，坚持走偏僻小路，只进没有苏联红军部队驻扎的村庄和城镇，并避免出版报道部队运动消息的报纸。这些命令中引人注目的是延安的信心，他们相信将从俄国人那儿获得帮助，即使这种帮助必须保守秘密。“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该命令称，“他们对我们在东北的活动持宽容的态度，只要我们不造成外交困难。”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杨奎松是如此阐述这个问题的：“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14]

当然，此时衣衫褴褛的中国共产党的士兵和苏联红军老战士之间的关系迅速回暖，尽管苏军曾经把中共部队阻挡在沈阳城外。当他们初次见到八路军时，杨奎松写道，苏联人把他们当成土匪，因为他们装备太差，穿的衣服也太破，这促使延安责令其各军事单位注意他们的穿着。但这种早期的谨慎很快就被亲密热情的联系取代了。

9月9日，当毛泽东正在与赫尔利和蒋介石谈判时，他接到之前派到东北去的八路军一支部队的司令员曾克林的报告，描述了其十天前到达山海关港口外时受到了苏联军队指挥官的热烈欢迎。他们两人举行了一场被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形容为“盛大的入城庆典”，在这之后，苏联允许曾克林、他的部队和文职干部继续前往锦州港然后再到沈阳，沿途接管各地区。此时大约就是白修德报道说的，俄国人把“他们的手背”伸给（拒绝）了八路军，但是根据曾克林的叙述，在沈阳大和旅馆特地为他举办的一场盛大的宴会上他被尊为贵宾。“他们亲切地称我们为‘同志们’。”曾克林后来这样描述他的苏联东道主，

他们高度赞扬我们的军队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但是，由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他们要求我们不要以八路军的名义展开活动，因此，经仔细研究后，我们决定将我们的部队改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Autonomous Army of the People of the Northeast）。……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接管了沈阳兵工厂、仓库、军用服装厂、自来水和电力公司、邮局、银行和广播电台。我们还利用广播电台报道了我军进入东北的重要新闻，大力宣传了党的政策，反复播放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其他革命歌曲。我们还派出部队到其他城镇去。 [15]

9月中旬，马利诺夫斯基从他设在沈阳东北方向吉林省的主要城市长春的司令部，派了一名使者去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商讨事宜。这在延安是一件大事。共产党人告诉迪克西使团成员要远离机场，第二天上午，共产党安全部队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围住了机场。中午，苏联使节所乘的飞机从沈阳抵达延安。 [16] 从机舱里出来了一小队穿制服的苏联军事人员，他们很快就被迅速护送到中共的总部去。马利诺夫斯基的使者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指出中共军队必须撤出东北。 [17] 迪克西使团的成员可能听到了有关这个声明的风声，也许这就是其目的所在，尽管执行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伊凡·D.伊顿上校在他的回忆录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一点。总之，苏联使节公开讲话之后，当晚就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谈，其间他阐释了苏联真正的政策。东北的大城市，如沈阳、长春和哈尔滨将被移交给国民政府，共产党将不得不退出这些城市，但苏联红军会支持在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军队，只要这些部队打出地方武装的旗号就行。

共产党人对这种安排感到很高兴，这是他们一直盼望的机会。这意味着在具体实践中，尽管他们将被排除在几个大城市之外，但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军队派到任何地方去。在放弃了夺取上海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之后，毛泽东宣布了共产党的战略是占领农村，动员当地的民众。这暂时不会导致蒋介石政府被推翻，但正如他所说的：“我们要挤进去，给蒋介石好好洗把脸，但我们还不想割掉他的脑袋。” [18]

与苏联上校的会面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举行了一次深夜会议。他们提出了一个战略方针，可以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样一句口号加以概括，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派遣2.5万名干部和20万人的军队到北方。身在重庆的毛泽东发出了他的批准意见，在几个月内，东北的中共军队人数已经达到40万，统一归林彪指挥。 [19] 苏联人表面上信誓旦旦会遵守中苏条约，在形式上禁止八路军武装通过他们的防线，但又另找了一个借口，允许他们以平民身份通过。然后，这些“平民”就能得到日本武器，而这些武器大大地优于他们原先那些不被允许带进东北的武器。

“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武装了民众”，一个共产党发言人在重庆向美国记者承认道，意思是指那些被允许越过苏联防线的平民“志愿者”，“他们可能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武器”。 [20] 以这样的方式，共产党士兵就能够占领葫芦岛和营口这些东北口岸城市后面的阵地。这些部队中有许多人是从共产党的华北根据地经陆路穿过内蒙古到达东北的，但也有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原先是在东部的山东省，他们就需要乘船到东北。

在这一点上，因毛泽东仍在重庆，一个名叫吕易的中共军队领导人告诉他，部队已经从烟台抵达大连，烟台是八路军于8月23日占领的。 [21] 吕易说，中国人在那里与苏联人接上了头，苏联人告诉他们，中共部队在乡村的活动不会受到干涉，在大城市里，他们也能够组织无武装的民众组织。

美国也开始采取行动。战略情报局同所有人一样，对战争的突然结束感到措手不及，马上将其使命由搜集日本占领者的情报转为搜集有关战后局势的情报。“虽然我们已经出了丑，但我们会尽力及时加以弥补。” [22] 战略情报局驻华情报小组负责人理查德·赫普纳上校在给多诺万的信中如此写道，仅仅几天前，多诺万才结束他的中国之行回到美国。自从战争在欧洲结束后，战略情报局就已经扩大了其在华活动的规模，目前在华特工人数已近2000。 [23] 截至8月12日，即朱德的照会被送到重庆美国大使馆的同一天，赫普纳已经组织了几支小队空降到中国各地。 [24] 代号为“喜鹊”的小队去北京；“鸭子”小队去山东；“麻雀”小队去上海；“火烈鸟”小队去海南岛；“红雀”小队去东北的最大城市沈阳。其他几支小队分别前往亚洲其他地方——“鹌鹑”小队去河内，“乌鸦”去万象，“老鹰”去朝鲜。

这些小队在到达后的第二周内就分别就位。北京的“喜鹊”小队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战俘营。“鸭子”小队在山东中部的潍县也发现了一个。“红雀”小队在8月16日空降到沈阳郊外的一个地方，赶在苏联人到达之前先到那里以便等苏联人一到就搜集有关他们的情报。当苏联人确实抵达后，美国人立即就感觉到苏联军队针对他们有一种些微的骚扰和不友好，这预示着两国未来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冲突。“红雀”小队很快了解到附近有个战俘营，关了1321个美国人和几百个其他国家的人。 [25] “红雀”小队想靠近去解救战俘，但苏联人阻止了他们的努力。“俄国人非常不合作，”“红雀”小队的一个成员，R.H.赫尔姆少校8月25日在给赫普纳的信中写道，“他们敷衍我们，直到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到关了我们的人的战俘营去‘解放’他们，然后把功劳归于他们自己。他们整整花费了四天时间才安排我们去战俘营。既不关心又不合作，假如情况倒过来，是我们面对一个类似的苏联小队，我们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

战略情报局的小队一到战俘营，就开始发回有关从新获救的美国大兵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的报告，特别是在日本人手里死亡的几千名美国士兵的情况。 [26] 来自亚拉巴马州克罗斯维尔的雷·哈里森中尉是侦察机飞行员，1942年4月2日在菲律宾被捕。他说，有398名飞行员登上一艘从马尼拉把他们运到中国东北的日本船，只有13人在旅途中活了下来。“红雀”小队估计，从菲律宾撤离的1600名战俘在四十五天的航程中，有1300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

这些战俘的遣返工作是“红雀”小队待在沈阳的表面理由，但它很快确定了在那里的秘密行动，就是密切关注俄国人和中国人并报告他们的活动。这包括9月7日“突然且未经宣布” [27] 的中共军队第一支部队的到达。原先的汉奸们也因战争的突然结束而惊慌失措，他们通过创建警察部门和所谓的维持治安委员会来维持沈阳的秩序，还把国民党徽章缝到他们的伪军制服上，以此拼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红雀”小队观察到八路军在搜查并逮捕这些人。 [28] 共产党人很快就把张贴在全市所有建筑物上的国民党旗帜移除或涂抹掉了。红旗数量激增，有些人挥舞着红旗，在街头流行的标语中也有“打倒蒋介石”和“满洲支持共产党”等内容。

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8月29日，美国人报告说，俄国人已经通知他们没有足够的油料来给美国飞机加油，因此“所有来沈阳的飞机必须备足返程汽油。……在任何方面不要指望俄国的合作”。同时，当地发生了用汤姆生冲锋枪顶着抢劫美国人的行为，还出现了“B-24轮胎被扎穿，醉酒辱骂美国佬，公然侮辱美国国旗等行为”。 [29] 小罗伯特·希尔斯曼上尉和其他三名美国人被一名苏联士兵抢去了手表、随身武器以及钱，据希尔斯曼说，那个士兵还“用卑鄙的方式侮辱杜鲁门总统和美国人”。这几个美国人找到苏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们要回了自己的随身武装和一块手表。“苏联将军向我们保证这个士兵会受到惩罚；然而，第二天这个士兵被安排在我们住的酒店外面的路口站岗，每次我们经过那里时，他都利用他所占的有利位置对我们冷笑。我相信这是有计划的侮辱。”

“美国人在沈阳非常不受俄国人的欢迎，”“红雀”小队9月13日报告说，“也许是因为俄国人不希望美国人观察到他们的如下行为：在他们于11月1日离开之前，他们在执行一项系统的掠夺政策。每一台机器的每一个部件都被拆走，商店和仓库的所有库存商品都被搬走。当他们结束行动时，沈阳将成为一座空城。”

苏联人不是傻瓜，他们当然明白“红雀”小队搜集情报的目的，他们最终命令小队离开沈阳。10月中旬“红雀”小队离开了，但在离开之前，它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即将出现的危险局势。“中共的八路军……已经明确地表示它打算占领东北的这一部分，”小队的报告上写道，“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央政府能不能不费枪弹就开进沈阳地区？” [30]

共产党想尽快调动军队到一切他们能去的地方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反应是请求魏德迈帮助将政府军空运和海运到中国北部和东部。美国同意这样做，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划下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冲突红线。苏联是暗中帮助共产党，而美国是公开地帮助国民政府，尽管给出的理由不那么光明正大。帮助空运的表面原因是让国民政府去接受日军投降，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华北还有100多万日军，其中很多是在临时充当警卫，收缴他们的武器，用政府军替换他们，并把他们送回国去是二战中未完成的一件重大事项。

因此，针对蒋介石的请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责成魏德迈帮助中国遣返日军，恢复部分失地，尽管命令同时明确表示，美国军队需“避免在中国参与任何自相残杀的冲突”。在许多在华美军军官的眼里，这项要求似乎既天真，也无法得到执行。正如魏德迈在一系列尖锐的、越来越恼火的电报中所指出的那样，将政府军运送到共产党已经存在的区域就是参与到中国的自相残杀的冲突中去。共产党当然也会这样认为。8月15日之后，谴责美国的行动成了延安报纸和广播的主题，其通常被描述为“支持中国反动派打内战”。 [31]

美国人也认定有必要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去中国，特别是有5万名成员的第三两栖军（ⅢAC）。这支特遣队经历过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的几次战役的洗礼，战争结束时在关岛接受了训练，准备投入预期中的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因此，将这支部队派到中国，能确保应付混乱局面并帮助完成遣返日本军人和平民的重大任务。

在朱德的照会送到重庆使馆后，共产党再次做出努力劝阻美国帮助在华北的国民政府。威廉·A.沃顿准将，第三两栖军司令官的参谋长，于9月的第三周从关岛飞到中国，为海军陆战队员月底来华做准备。沃顿在战争爆发前已在亚洲待了十二年，主要是在华北地区。他能说中文，也很了解中国。他飞到上海，在那里见到了赫尔利，随后又去天津与日本人商谈关于海军陆战队接管当地驻防事宜，日本人极其配合。然后，他又去北京为预期抵达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队安排住宿。

在北京之行结束时，沃顿收到一张内容为要求见他的纸条，上面写着“人民反对蒋介石”，这是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那天晚上，周恩来突然出现在美国人的总部，直截了当地发出警告：共产党“将为阻止海军陆战队进驻北平而战”。随后是被沃顿称为“暴风雨”般的长达一小时的会谈，其间沃顿同样直截了当地告诉周恩来，海军陆战队特遣队会利用公路和铁路来到北京，而且这支部队将“完全有能力长驱直入，穿过共产党在其前进路途上聚集的任何部队”。 [32] 就在几个月前，毛泽东几乎恳求过美国让其军队在中国沿海登陆。现在，随着抗日战争结束，局势已彻底改变，美国军队不再受到欢迎。

然而，不管欢迎与否，9月30日上午，在日本投降六周后，也是毛泽东、蒋介石和赫尔利都在重庆专注于他们的谈判时，一支属于第三两栖军的大约2.5万人的部队出现在海河河口，这是北方大城市天津的塘沽港的入口处。 [33] 对于大多数当地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景象。许多中国的小舢板从河口涌现，陆战队员们排列在登陆艇栏杆边，与中国船夫交换着互不相通的问候，并购买一些廉价小饰品作为纪念。

上午10点30分，海军陆战队第1师第7团的指挥官路易斯·R.琼斯准将率领一队人马乘坐登陆艇通过海河河口的沙洲到上游的港口去安排部队登陆。在琼斯的船经过时，成群的中国人站在从河口到港口全长15英里的沿线观看。次日，海军陆战队第7师乘火车到天津，在那里，挥舞着纸制美国国旗的人多如牛毛，以至于陆战队的卡车不得不强行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前往他们设在原先的公共租界里的驻地。

几天内，海军陆战队全面铺开，一个营向北航行到满洲地区南边的秦皇岛港，在那里他们发现一些现已解散的伪军正与共产党游击队交火。秦皇岛不仅在历史上就是通往东北的沿海门户，而且还是从内陆省份河北的煤矿运煤来到此地的汽车的终点站。美军指挥官约翰·J.葛姆雷中校下令以海军陆战队取代伪军守住防线，共产党人停止了射击，表示他们愿意合作。

但这只是短暂的休战。没过一个月，共产党人就展开了一系列不间断的行动：狙击、骚扰、彬彬有礼的谈判，以及不那么彬彬有礼的恐吓，试图阻止美国人帮助国民政府集结军队。

在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同时，魏德迈开始帮助国民党把军队从大多数设在中国西南方的基地空运到东部和北部地区。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行动。魏德迈在写给取代了受人尊敬的乔治·马歇尔出任总参谋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将这场行动称为不亚于“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使用飞机的部队大调动”。 [34] 两个月来，中国的上空充斥着巨大的四引擎C-47军用运输机发出的嗡嗡声和隆隆声。大部分飞机都从印度飞越驼峰，接上军队后，将他们送到新营地，然后再飞越喜马拉雅山返回印度。这些飞机把3.5万名士兵从柳州送到上海，两地距离长达900英里；它们还把中国远征军的4万名老兵从芷江途经800英里运到南京；此外，还有数千名其他部队的士兵被空降到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

此外，海军陆战队接管了前德国殖民地青岛，此地曾被称为“（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一部分”。 [35] 琼斯将军指挥一个北京联队驻扎在东交民巷，那里聚集着庄严的外国驻华使馆及其附属的公寓、俱乐部、教堂和酒店，几十年前被义和团围困过。海军陆战队的职责之一是保护天津至北京和天津至秦皇岛的铁路线，并保护养护铁轨的中国工人。10月初，在靠近天津东边机场的一家原法国兵工厂成立了一个飞行联队，其他空军部队则驻扎在青岛和北京附近的机场。生活在铁路附近成百上千个土坯房村落中的中国农民，几乎都已经习惯了美国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在中国糟糕的交通网上空发出的嗡嗡声。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美国国内公众要求和期待美国军队从战争中返回家园，而不是去执行新的、非常遥远的部署的形势下展开的。这架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解散是如此迅速、如此杂乱，以至于杜鲁门称之为“解体”。假如他试图加以阻止，他的传记作者戴维·麦卡洛得出的结论是：“他很可能会受到弹劾；既然战争胜利了，敌人粉碎了，整个国家渴望自己的年轻男女回归家乡的情感是压倒一切的。” [36] 这种公众情绪大大地限制了美国在中国做出重大承诺的能力。中国通们对海军陆战队的部署感到紧张不安是出于有关联的其他原因：这种部署实质上是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而这正是美国官方政策所要避免的。国务院中国科负责人范宣德问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如果共产党试图接管海军陆战队控制的港口的话，美国人该怎么办。范宣德指出，美国人将要么不得不击退他们，要么“靠边站”，让他们接管，这两个选择没一个是吸引人的。“除非有压倒一切的军事原因要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执行这些部署，”他写道，“否则这个计划就应该被放弃以利于中国军队的占领。” [37]

范宣德提出的是个关键问题，即美国是否应该干涉中国？这个问题从1945年到1946年被提出并探讨了无数次，甚至当美国在进行干预时，无论怎样慎重，在越来越激烈的中国国内的争吵中，官方层面上也都还是保持中立的。这项政策既模糊又矛盾，因为其本身的目标就是不可调和的，其一是帮助国民政府运送部队和扩大其权力，其二则是拒绝被拖入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正在加剧的冲突。为了使美国能脱身于中国国内的争吵，范宣德希望中国军队能执行美国人被派去执行的任务。

但是，这些中国军队如果不靠美国飞机运送又怎么能够到位呢？如果他们不能维持秩序，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能阻止共产党及其俄国保护人去接管中国东北部所有港口的话，又该怎么办呢？难道美国应该只是站在一边，听任这种情况发生吗？如果不是，美国该如何避免偏袒一方呢？如果美国确实偏袒一方，那么在公众大声疾呼和平的情况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这样做呢？

魏德迈确实考虑过这些问题。他认为赫尔利对苏联的乐观是幼稚的。他相信它的长期计划是培养中国共产党去接管整个国家，这导致他得出与范宣德相反的结论。魏德迈大声疾呼，由美国来“牢固地”占领一些主要港口地区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中国的局势有可能是爆炸性的。在中国有400万～600万名日本侨民，其中包括100万仍持有武器的士兵，他们需要被遣送回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难民也在设法返回他们战前的家园。这个国家有着迫切的经济需求，必须立即加以满足。煤炭必须从唐山附近的矿山用火车运到港口——魏德迈把守护这些煤炭称为“军事需要” [38] ——否则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会没有燃料供应给像上海之类的地方的发电厂和工厂，如果经济崩溃的话，他警告说，将会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

共产党人早已在全力同国民党激烈争夺地盘，攻击铁路线也是他们干的。艾奇逊同意魏德迈的看法，也认为海军陆战队是必不可少的，他写道：“存在问题的港口都位于最可能发生麻烦的地方……因此，美国军队的存在将加强国民政府的地位，有助于从—开始就防止发生任何骚乱情况，这也是蒋委员长所希望的。” [39] 这口吻听起来根本不像是要置身于中国的内战之外。

9月，杜鲁门总统成功地提出了一项处理外交矛盾的杰作。他说，应蒋介石提供援助的请求，美国将提供飞机、舰艇和对中国地面部队的支持。他说，提供这些援助将不会使美国在中国即将来临的内战中支持其中一方，这是美国一厢情愿的做法的最佳例子。在他对华政策的声明中，杜鲁门援引了美国的民主理想，指定美国的援助不能被“转而”用于同中共打内战或“支持不民主的制度” [40] ——这个要求听起来不错，但忽视了一个麻烦的事实，蒋介石政府正是一个不民主的机构。从那时起，美国的特使们就多次警告蒋介石，美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如果内战爆发，美国就会停止援助。

毫不奇怪的是，共产党会把美国的立场视为不友好。在1945年的秋天，当美国的空运正在进行着并且海军陆战队也在执行他们的任务时，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陷入了一种紧张和小规模的对抗中。8月15日，约翰·伯奇上尉成为第一个被亚洲共产党军队杀害的美国人，也是后来成千上万被杀的人之中的第一个。

伯奇的名字多年后被一个极右政治运动所采用。但如前所述，他当时是战略情报局的一名军官。他曾受到史迪威的称赞，被戴维斯所推崇，并由国防部宣布是“我们组织内的杰出的情报人员之一”。 [41] 保罗·弗瑞曼，另一个战略情报局军官，在长沙郊外他那小小的总部里遇见过伯奇，发现后者是个“25岁左右瘦瘦的年轻人，爽朗，充满热情，性格很有吸引力”。 [42] 珍珠港事件之前伯奇曾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当时美国在抗日战争中还是中立国，他亲眼见证了日军无数的暴行，使他成为“坚定的抗日分子”。他“在工作中极其认真，知识渊博”，弗瑞曼后来写道。伯奇出生于佐治亚州的梅肯，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如弗瑞曼所述，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战争，在我们这边都是好的，日本那边都是坏的”。

伯奇主要是替专门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搜集情报的空军和地面部队资源及技术人员局工作，为此他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监听站。日本投降后，伯奇奉命去山东省侦察第14航空队能使用的机场，以便接回关押在那个地区的日本集中营中的美军战俘。 [43] 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他的使命是复杂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在山东这个地区，共产党人历尽艰辛才在敌后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山东省的战略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大小和中心位置，而是由于它的两个主要港口——南部的青岛和北部的烟台——控制了通往中国大部分海岸线的通道，尤其是东北地区。1945年年初，中共曾经提议，美国人可以使用江苏省北部的一个港口，就在山东以南，以此换取朱德要求的2000万美元，以作为一种行贿资金帮助他从伪军那里得到武器。

山东在战时的情况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之间不言而喻的休战状态，双方都不想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在实质上的巨大军事僵局中。共产党人也设法与汪伪政权进行秘密合作，因为其主要敌人都是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共产党能够牵制相当大部分的国民党军队，这对伪政府和日本人都是有利的。在山东的这一秘密互利关系中，有个关键人物，他就是一个名叫郝鹏举（Hao Pengju）的前国民党军官，此人投靠了伪政权，当上了华东地区警备司令。

他就是伯奇奉命去取得联系以便帮助其侦察潜在的空军基地的那个人，但这不符合共产党人的愿望。共产党人同郝鹏举属下四个师的很多指挥官都有着密切接触。战争结束时，蒋介石命令郝鹏举等待并入国民政府军队。共产党人则想说服他去他们一方，所以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美国人干涉这个计划。当伯奇情报小组的4名美国人、7名中国人和2名朝鲜人经苏北抵达山东时，他们被共产党军队拦住了。随后双方进行了愤怒的谈判。伯奇到那里去并无意图要干涉正在出现的国共之间在华东的争权夺势。他只是想勘察飞机场，所以他愤怒地要求共产党人允许他继续自己的使命。

共产党的军队放了他和他的小组，接着第二次把他们拦了下来，第三次则是8月25日在一个叫黄口车站的地方。伯奇的副手，一个名叫董庆生（Tung Chin-sheng）的国民党军官，试图说服共产党人，称美国人是朋友，扣押和解除他们的武装会导致“共产党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严重误解”。伯奇拒绝解除他的小组的武装。他要求面见共产党的指挥官。他表现出愤怒甚至专横的态度，这导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死是他自己挑衅的后果。

当时整个小组曾一度试图寻找当地的共产党指挥官，伯奇抓住了一个传令兵的衣领，使劲晃动，还问他：“你是土匪吗？”那个指挥官，就是最初下令逮捕他们的那位军人，此时命令他的士兵解除伯奇和他的情报小组的武装。根据董庆生上尉的叙述，他在这个事件中受了伤但幸存下来并给美国调查人员提供了证词，伯奇被射中大腿，然后被抬到火车站附近的煤渣堆，最终用刺刀捅死。“尸体被发现时是裹在一张草席里面，”情报小组中另一个幸存者W.J.米勒中尉后来向魏德迈汇报说，“他的手和脚都被捆住了。左大腿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右肩膀上有一个大洞，整个脸被毁得面目全非。”

伯奇的被杀，恰逢共产党人对任何被认为是阻拦他们前进的人变得更加严厉的时刻。那四名“西班牙猎犬”小队的美国士兵仍被关押着。几周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另一支小队也被陕西省的共产党人逮捕并关押。 [44] 很快，以山东为中心又发生了其他一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共产党人都用枪口来大声表达反对美国的任何干预。

满洲地区的面积大约是60万平方英里，比法国、德国和波兰三国面积的总和还大。它拥有现代工业经济所需要的丰富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和日本在1905年为争夺它而开战，也是为什么日本在1931年占领它。满洲地区的人口几乎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黄海和巨大的渤海湾有着极好的终年不冻港——大连、旅顺、营口、葫芦岛等。在南边，它能威胁到与之非常接近的华北地区一些关键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北京，它距离满洲地区最南部的辽宁仅有约100英里，而距长城仅50英里左右。最重要的在战略上，它与苏联有着1000英里的边境线，另外与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也接壤，所以无论哪一方占有这个地区，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俄国人提供的武器并且拥有广阔的腹地作为无法攻克的避难所。

满洲地区之前至少有两次充当了征服或试图征服全中国的基地，最近的一次是在1937年，当时日本人从他们控制的伪满洲国派出师团向南进攻。三个半世纪前，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羸弱不堪，满族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派出他的军队穿过满洲和中国内地之间群山中的关口。就像后来的日本人一样，他们爬上了长城——面对强悍的入侵者长城从未发挥过非常有效的屏障作用——然后他们像洪水那样涌向广袤的华北平原，以及数以千计无防备的村庄。毛泽东在后来的一些重大战役中也正是这样做的。控制了满洲地区并不是控制了中国，但它可以为任何反叛力量提供巨大的优势。

毛泽东对此非常清楚。他的形象，尤其是在西方，是农民游击队的形象，擅长于用农村包围城市，却又不需要去赢取这些城市。然而，早在1945年春末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工业、交通系统和生产财富的方式，以便抗衡国民政府对上海附近工业区的控制。 [45]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充满自信的毛泽东在七大结束时的一次会议上说，“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46]

这个基础是日本投降后几个月里在斯大林的帮助下逐渐奠定的，但共产党人的运动大都在暗中进行，斯大林的帮助也是秘而不宣的。斯大林一再地保证说他将履行同中国国民政府签署的协议，赫尔利和其他一些人愚蠢地相信了这些保证。足足有好几个月，美国人都处于困惑和不确定的状态，然后才恍然大悟斯大林的政策仅仅是口头上信守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尽一切可能在帮助中国共产党，除了不去激起美国的强烈反应之外。

有着这样的战略，斯大林自然是胜券在握。如果共产党人控制了华北，当然他也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在他的边境他就赢得了一个他自认为会是友好甚至恭顺的政权。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将是最好的结果。然而，斯大林知道共产党也许会失败。如果国民政府占了上风，斯大林可以声称自己在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上是无辜的，同时保留他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收益，在旅顺港驻扎苏联军舰，并维持同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这个政府还依赖着他的善意。在这两种情况中，斯大林都将成功地取代日本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力量，彻底扭转1905年俄国被击败和日本占领满洲地区造成的影响，还能在苏联西伯利亚和亚洲其他地区之间保持一个安全缓冲区。

如果他能够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这些，斯大林就没有理由只是为了多得到些好处就冒风险去与有核武器的美国人为敌。所以，他尽最大的努力将风险降到最低，去实施一种特别灵活的甚至在当时看来有点自我矛盾的政策。他敦促中国共产党人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但当他们这样做时，他又会抑制他们，并要求他们向国民政府做出让步。之后，当局势许可时，他会再次敦促中共采取更加好斗的政策。斯大林熟练地操控着。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他从来没有失去自己的影响力，即便有时候他的谨慎在毛泽东身上激起了阵阵受挫后的愤怒。同时，他与国民政府又保持着正常的甚至是友好的关系，直到他帮助调动的军队迫使国民政府流落他乡。

在确信苏联不会干涉之后，中共制定了一项咄咄逼人的战略，以应对新的美国军事存在。就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的那一天，《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准确地指出：“不管美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登陆实际上会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不可避免地协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一亿人民。” [47] 几天后，这家报纸警告说，美国军队不应该进入“已经被解放的和没有日本军队的地方”。共产党的政策是对美国人讲礼貌，甚至欢迎他们，“如果他们尊重我们的利益的话”。但如果他们试图强行进入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反对正式通知他们，并准备以武力抵抗”。 [48]

对中共这项指导方针的第一个检验发生在北京附近，周恩来曾警告沃顿将军那里会有抵抗。10月5日，一支海军陆战队侦察小队在从天津到北京的路上发现了36个分散的路障，卡车大小的这类车辆无法通过。共产党想要阻止从港口运送物资到以前的帝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营地，国民党士兵也在乘飞机抵达。第二天，当海军陆战队的工兵在一个步兵排的掩护下去清理道路时，四五十个共产党士兵从周围的树林里向他们开了火。 [49] 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了伤，整个排被迫撤退。第二天，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坦克排开到现场，以岸边一艘航母为基地的飞机也飞来保护，他们清除了路障，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事件。

同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凯勒·E.罗基（Keller E.Rockey）少将，主持了天津地区所有日本军队的投降仪式，后者大约有5万名官兵。 [50] 受降仪式场面宏大，盛况空前——一支海军陆战队乐队，一支护旗队，美国国旗和中华民国国旗在飘扬着，地点就在法式市政大楼前面。这栋大楼是该城最雄伟的欧式建筑物，现在已改作第三两栖军的指挥部。用绳索圈出的受降场地外面挤满了人，有些人从屋顶往下看。一组6名日本军官走过海军陆战队警卫跟前朝受降桌走去，在罗基少将面前象征性地放下他们的佩剑。随后，当他们被押送到在旁等候的汽车边时，中国人纷纷发出憎恶的嘘声。

次日，罗基少将在海军指挥官丹尼尔·E.巴比（Daniel E.Barbey）海军少将的陪伴下，登上了“凯托克廷”号指挥舰，沿山东北部海岸航行去执行占领烟台港的任务。美国人知道，共产党人在战争结束后的那些日子里已经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烟台。烟台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因为无论谁占有这个港口城市，都可以用它来运送部队，通过大连港然后去东北，中间只需穿过渤海150英里的水面，即将到来的争夺中国的第一仗就是在东北打响的。

几天前的9月27日，在获知美国计划要派遣部队到这个港口城市后，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参谋长叶剑英发了一封电报给魏德迈，告诉他既然附近没有日本人，在该地区部署美军将被共产党视为干涉中国内政。 [51] 尽管如此，“凯托克廷”号旗舰，在“路易斯维尔”号巡洋舰及其海军陆战队特遣队护卫下，于10月7日早上到达烟台。巴比少将，这位来自俄勒冈，曾在新几内亚、菲律宾和婆罗洲指挥过海军陆战队作战的两栖战专家，派出一名美国上校要求共产党人离开，但会见了美国上校的共产党官员客气地拒绝这样做。他复述了叶剑英告诉魏德迈的话。由于“中国军队得到了与敌人战斗多年并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本省人民的支持”，这里一切都秩序井然。 [52] 同时，叶剑英给魏德迈司令部又发出了第二次警告：如果美国部队登陆，可能会出现麻烦，而责任将在美国一方。

在“凯托克廷”号上，巴比向魏德迈证实该地区确实没有日本军队，这就意味着海军陆战队任何形式的登陆都不能代表解放一个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而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招致“共产党的痛恨”。 [53] 在巴比的敦促下，美国最高指挥部决定放弃在烟台登陆。共产党赢得了一场胜利，其重要性不容忽视，至少有一位在现场的美国记者做出了报道。迪尔曼·德丁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美国已经给了国民党政府——“现在的关系已经接近内战”——大量的帮助，把政府军队运往北方并直接接管了天津、北京以及秦皇岛。“有关烟台的决策将画出一条线，当前美国不会在涉及中国敌对党派的问题上越过此线去支持蒋介石总司令。” [54]

一切变化得太快了。仅仅几个月前，当抗战还在继续进行时，美国军官和中共政治局成员还在延安一起参加星期六晚上的舞会。在中国沦陷区的田野和村庄里，友好的八路军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营救被击落的美国空军士兵。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除了没有真正的公开交火之外，却使得美国人极不安全，以至于他们决定要离开。

而且，天津至北京公路上的交火和约翰·伯奇的被杀证明这里已不再安全，即使这种危险在美国军事领导人眼中似乎还不那么严重。在与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和海军部长詹姆斯·F.福莱斯特（James F.Forrestal）会面的时候，新任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Robert P.Patterson）把这些与中共的摩擦事件看作某种“轻喜剧”，声称海军陆战队可以从中国的一端到另一端而不会碰到“严重的阻碍”。 [55]

这无疑是事实。在中国没有什么军队，除了苏联红军，在火力和战术上能与海军陆战队媲美。然而，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任务还是紧张和艰难的。他们从等待遣返的日本人那里获知，那时日军巡逻华北的公路和铁路时经常遇到八路军游击队的狙击、伏击、地雷和对轨道与信号设备的破坏。这个责任现在已落在美国人头上了，他们坐在满是灰尘的烧煤的火车上，或是乘着吉普车和卡车在泥泞的公路上巡逻。无论1万英里外穿西装打领带的官僚会说什么，海军陆战队所面对的是想让他们离开的棘手的本地武装，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一本海军陆战队战史记载道，从长城到沈阳“每一英里铁轨、每一座桥梁、每一个道岔都是共产党攻击的潜在目标”。 [56] 在中国执行任务的整个期间，海军陆战队遭遇了18次武装冲突和几次小规模袭击，共有12人阵亡和42人负伤。

10月11日，海军陆战队一个侦察连登上了青岛码头，青岛是从烟台穿过山东半岛位于其西南方的一个大港口城市。八路军控制了青岛附近内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沿海大部。国民政府还远在他乡。海军陆战队接管了这个港口城市，并将离城10英里的机场置于其保护之下。在初次登陆后的两天内，师长小莱缪尔·C.谢泼德少将，后来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山东的共产党指挥官，信中提议双方在“消灭剩下的日本军队和其他叛军” [57] 的行动中进行合作，后者指的是汪伪政权的军队。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进入青岛，他期望不会遭到海军陆战队的抵抗，他希望海军陆战队不要介入迫在眉睫的与国民政府军队的“公开冲突”。

谢泼德回信说他在那里并不想消灭任何人，共产党想进入青岛是不可取的，并且“海军陆战队第6师绝不会帮助中国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此后不久，谢泼德与国民政府军队指挥官肩并肩站在一起，在青岛赛马场接受1万多名日本官兵的正式投降，建这个赛马场的时候，青岛还是德国的殖民地。

在谢泼德和当地中共指挥官之间信件交往之后，残余的伪军、等待遣返但仍担负着守卫任务的日军以及共产党等各种武装团体之间接连发生了许多冲突。尽管政府军力量在不断增强，青岛仍然像海军陆战队战史所描绘的那样，是“共产主义海洋中的一个小岛” [58] ，只有海军陆战队才使得这个在上海和天津之间的最大港口免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当然，这一事实在共产党人眼中意味着——与谢泼德的保证相反——美国人在中国的内战中支持了一方去打击另一方。

这种紧张局势也导致了北边更远处的武装事件。11月中旬，德威特·佩克（DeWitt Peck），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贝克斯菲尔德的四星将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师长，乘坐火车途经古冶 [59] ，这是一个村庄，位于唐山的煤田和秦皇岛港口之间一条主干线附近——魏德迈将军曾经强调保护这条货运线的军事必要性。突然，佩克和与他同行的部队，一队海军陆战队卫兵，受到藏在铁路北边500码左右一个村庄里的共产党军队的袭击。海军陆战队的一个飞行中队被叫来增援，在共产党占据的村庄上空模拟低空扫射——不想伤及平民——实施攻击的共产党便溜走了。当海军陆战队第7师的一个连第二天到达现场来营救时，他们发现共产党人在夜间已经把400码长的轨道给破坏了。几名中国铁路工人被埋在路基上的地雷炸死了。

佩克转乘一架飞机去秦皇岛，在那里他直接将整个东北移交给国民党指挥官杜聿明将军。双方一致同意，派遣国民政府的部队去清除铁路沿线的共产党游击队，并且为了让这些部队能够放手完成使命，海军陆战队将接管唐山和秦皇岛之间全程135英里内所有长度超过100米的大桥的守卫任务。从海军陆战队的角度来看，这项安排使他们不会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发挥直接作用；而从中共的角度来看，海军陆战队正在帮助国民政府收复的失地，正是共产党人凭借其勇敢和牺牲已经在敌后夺取并在其控制下的地区。

这些小规模冲突不会醒目地出现在美国军事史书上。然而，它们是发生在美国军队和一种新的敌人之间的第一次此类对抗，这种对抗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熟悉。在越南战场上，以及在更后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这种对抗产生了一个新名词，叫作“不对称战争”。敌对的游击队突然在无名的村庄里出现，开火袭击，当美国战斗机出现在天空时，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成为后来美国在亚洲的战争模式。在中国河北省铁路沿线发生的这些冲突的背景是即将到来的冷战。这些冲突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由它们所支持的第三方出面打的小规模代理战争，美苏两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和权力的竞争已经开始了。

作为中苏协议的一部分，一个表面上是监督苏联向中国移交控制权的谈判委员会已经在长春市建立起来了，那里也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司令部的所在地。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手段强硬、作战经验丰富、战功卓著、坚定可靠的共产党军官，一个“没有一丝温柔和怜悯”的人，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在15岁时就加入了沙俄军队来逃避令人厌恶的童年生活，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战斗，参加了在他一生中所发生过的几乎每一场沙俄和苏维埃的武装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两次负伤。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的内战中，他开始为苏维埃而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作为一名志愿兵参战，当他返回家乡时，被授予列宁勋章以表彰他的勇敢。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后，他是生死攸关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的英雄，这一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扭转了不利于苏联的局势。他因杰出的指挥才干而获得了苏沃洛夫勋章，它是苏联军队中级别最高的勋章。

后来，在苏联军队向柏林进军、一路上粉碎德国师团的征途中，马利诺夫斯基在布达佩斯战役、布尔诺战役和布拉迪斯拉发战役中都是胜利者。欧洲战争结束时，他被调到亚洲，指挥苏军在中国东北击溃了日军。几年后，他出任苏联国防部长；1960年他的肖像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图片并被冠以“俄国新的强硬路线”这样的标题。杂志写道，他“性格粗鄙”且“冷漠无情”；他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儿子” [60] ，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这样称赞他。他个头不高、身材粗壮，不苟言笑的脸上带有一种好斗的坚定，他不是一个能被吓倒的人，也不是一个会被共产党词汇里称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情绪所折磨的人。中国代表团很快就发现，他也是一个擅长用打官腔来推托和编造借口的高手。

由熊式辉将军率领的中国谈判小组于8月12日到达长春。他们很快就有机会来计算出俄国人用来妨碍他们实现其目的的多种方式，他们的目的就是以国民政府的官兵来取代苏联人。但是，还有不少小的障碍。例如，中国人了解到苏联人下令暂停了中国银行在满洲地区的业务活动，所以谈判小组很难支付它的开销。有一次，俄国人因抱怨一些有关苏联国内政治的新闻报道，竟然搜查了国民党在长春的办事处，传唤了全部工作人员进行审问，指责他们没有得到苏联最高指挥部的许可就擅自分发宣传品，把他们关了一夜，然后下令他们停止所有活动，包括派遣小组去满洲地区各地调查情况。 [61] 几个星期来，苏联人一直抱怨他们所称的在满洲地区的“反苏活动”，并且认为国民党的代表应该对此负责。苏联人甚至拒绝让中国人派代表到满洲地区以西的热河去购买制作制服用的皮革，借口说去热河的路途“太乱”。

谈判小组成员之一，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张嘉璈，在到达长春机场时便注意到此地“挤满了苏联军官和士兵” [62] ，周围难以见到中国人。“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不能使用本国货币，”他在日记中写道，“同一天，我接到一份报告，说苏联军队正在掠夺工业设备。” [63] 这是指发电机、锅炉、广播设备、汽车，甚至办公用具。当中国人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安置他们自己的政府时，马利诺夫斯基回答说他需要得到上级的指令。当被问到他是否能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交通工具时，马利诺夫斯基说没有车辆、船舶或者飞机可供使用，尽管他也补充道：“这个问题两国政府可以在中苏条约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64] 苏联是否允许中国人接管前伪政权的印刷局？马利诺夫斯基说此事也需要征求上级的意见。

毫不奇怪，在与苏联指挥官最初的会谈中张嘉璈会得出如下的印象，即“苏联无意积极支持我们运送军队到东北”，尽管苏联的蓄意阻挠总是会遮掩在以其他方式来提供帮助的虚假建议之后。马利诺夫斯基敦促中国人利用铁路来运输人员，但中国人知道，当然马利诺夫斯基自己也知道，在山海关的共产党军队已经把满洲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铁路线切断了。

10月里的日子在一天一天过去，苏联对满洲地区的全面控制也越来越清晰，他们的蓄意阻挠不再是小打小闹了。马利诺夫斯基的一个助手——张嘉璈认出是帕夫洛夫斯基少将——正式通知中国国民政府，他们认为所有原先日本留在满洲地区的工业设备是战利品，都属于苏联。中国人提出抗议。苏联做出让步，说日本国有产业将是战利品。日本的私人财产，相比之下要少得多，可以归中国所有。苏联在当地拥有150万官兵，中国完全无力抵抗。

不难想象中国人在这个被认为是合作但实际上是发号施令的条约下的劣势地位。这位马利诺夫斯基代表着地球上第二强国的胜利之师，面对的是一个软弱、满目疮痍并且是分裂的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所能依靠的仅仅只有来自一个遥远的超级大国所宣称的友谊。在谈到满洲地区名义上回归中国政府控制这件最紧急的事情时，熊将军通知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打算借用美国船只从香港把部队运到大连港并登陆。马利诺夫斯基的答复是，中苏条约宣布大连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仅用于商业目的，因此允许中国军队在那里登陆将违反该条约。换句话说，恰恰就是在这个条约中，苏联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为该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们有义务对之给予道义和物质支持，现在却告诉这同一个政府，它被禁止派遣自己的武装部队到属于它自己的一部分领土上去。

张嘉璈对苏联如此直截了当且厚颜无耻的阻挠感到十分震惊，他写信给蒋介石警告说，苏联意图在北方创建一个“特殊体制”，中国东北的几个省将“完全被包围”。“我担心恐怕连东北沿海都面临被封锁的危险，”张嘉璈写道，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东北势必会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 [65]

马利诺夫斯基总是备有某种合理的替代方案，他让中国人及其美国护卫放心，尽管大连这个东北最大的和最好的深水港不向他们开放，但他们可以往北在葫芦岛和营口这两个小一些的港口让部队登陆，美国人不想打仗，于是就同意了。但是当美国船只组成的小舰队抵达葫芦岛后，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控制了港口并发誓如果政府军试图在那里登陆他们将不惜一战。 [66]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场景。就像早些时候在烟台一样，指挥美国军舰的海军少将丹尼尔·巴比负责帮助国民政府夺回领土控制权。如果真要打起来，巴比有足够的兵力去对付共产党人，但他接到的指令是避免冲突。鉴于这种情况，他告诉国民政府就此事去与苏联谈判。熊将军向马利诺夫斯基正式提出在葫芦岛登陆一事，他指出苏联指挥官曾向他保证过能在那里安全登陆的。马利诺夫斯基曾给出从11月5日到10日之间作为登陆的窗口。美国的特遣部队是11月7日到达的。然而，马利诺夫斯基答复说，共产党的部队没有经过苏联控制下的区域而是来自南方，所以他能做什么呢？这位非常“助人为乐”的马利诺夫斯基建议熊将军去同八路军商量此事，熊式辉将军自然说他不能这样做。他心里很清楚，共产党人是不会因为他要求他们离开就会客气地放弃葫芦岛，允许政府军在那里登陆的。当熊式辉又问马利诺夫斯基如果共产党部队和政府军之间发生冲突俄国人会怎么做时，苏联指挥官的回答是他会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

美军特遣队仍然在巴比将军指挥下改向营口进发，这是国民政府部队登陆东北港口的最后选择。到营口后，由共产党任命的市长在码头上向站在登陆舰栏杆边的美国人大声呼喊，共产党会抵制政府军队任何登陆的努力。于是，巴比遵照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的命令，下令舰队撤回到海上。政府军的登陆只好向南转移到秦皇岛港口，的确，美国特遣部队在渤海上航行了数日却没有结果，最终只得在11月中旬让所载军队在秦皇岛港上岸。

此刻，蒋介石的儿子，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蒋经国，在长春加入了中国谈判小组。11月4日，蒋经国去拜访马利诺夫斯基并向他抱怨说，共产党的军队阻止了政府军预期在营口的登陆。马利诺夫斯基的答复是，在营口的苏联军队人数甚少，所以阻止共产党队伍的调动是不可能的。“很清楚，”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苏联故意让八路军的人进入葫芦岛和营口，以便阻止政府军在那里登陆的努力。” [67]

张嘉璈开始明白苏联蓄意阻挠的原因：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时友好关系在战后恶化了。有很多次，马利诺夫斯基都用“严厉”的语气抗议国民政府让美国派军舰到大连。张嘉璈了解到，俄国人想排除在东北的任何美国军队，这就置中国于困境之中。造成这种局势的背景是，美国采取了行动来排除苏联在占领日本中发挥作用，而占领日本正是莫斯科所要求的，作为其军队参加了五天战争的回报。 [68] 苏联的宣传在鼓吹毛泽东早已提出的理论，即扭转亚洲战争局势的是俄国人对东北日军的进攻，而不是美国在太平洋的胜利以及原子弹的使用。这也是俄国人为他们系统剥夺日本人建立的满洲地区工业之举辩解的所谓正当理由。占有日本建造的工厂只是为了补偿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这个信息非常明确：如果美国坚持垄断战后的日本，那么苏联将在东北亚予以回敬。

于是，游戏还得继续下去。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下一个有益的建议是国民政府空运部队进入沈阳和长春，为实施这项计划而在11月举行的谈判进展缓慢。但此时蒋介石对整个东北局势越来越悲观了，他不能确定如果他强行行事是否能占上风，他也担心朝内战迈出的任何一步都会招致全体人民的愤怒。这很容易理解。已经重新活跃的中国新闻媒体充满着希望避免内战的热情表述。10月末，10名自由派教授在仍然因战乱而内迁的几所大学的所在地昆明发出一封公开信，敦促毛泽东和蒋介石结束中国的“一党专制”并召开一个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美国大使馆注意到这种情绪的增长，提出警告说：“这些教授都对他们所说的‘美国对华新政策’感到痛心，他们对美国给予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感到困惑难解，他们认为这种支持只会增加蒋介石的决心，不在中国成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也不交出现在由国民党拥有的任何真正的权力。” [69]

共产党人巧妙地调整自己以便与这种日益增长的舆论趋势保持一致，他们同样抱怨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也同样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事实上，蒋介石已经宣布计划于1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所有的政治派别将在这次大会上决定选举以后的国民大会的方式。蒋介石这样做似乎是回应知识分子中的呼吁和来自美国的要求走向民主的压力，的确，他也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些步伐。那年春天，蒋介石主持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国民党自1938年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其决议案中有一项是要求当年晚些时候召开一次全国会议以便为新的国民大会安排多党选举。 [70] 蒋介石也终止了在部队主要单位派驻政治委员的制度，这是在他的美国顾问敦促下采取的行动，其目标是摆脱政党对军队的控制。当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也采取了一些政治改革的措施，特别是结束了新闻审查制度并释放政治犯。难道这些都是纯粹装饰门面的吗，就像共产党和许多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在蒋介石统治之下的中国政府仍然是一党独裁，但已经允许并容忍公众的批评；这样的开禁举措已经在空气中发酵。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并且，重庆谈判结束时，毛泽东也在原则上表示了同意。

与蒋介石的谈判结束后，除秦皇岛外，八路军封锁了满洲地区所有港口。11月中旬，林彪占领了长春，这是苏联人指定为空运国民政府军队的目的地城市之一。总是热切地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苏联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蒋介石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如果他能和俄国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向他们证明不会在东北给他们惹麻烦，仍然可以说服他们不去帮助共产党人。所以，空运计划也就被放弃了。 [71]

[1] FRUS ，1945，vol.7，pp.519-20.

[2]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p.340-41.

[3]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406.

[4]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346.

[5] Schaller，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256.

[6] David McCullough，Truma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424.

[7]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26.

[8] Schaller，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214.

[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5.

[10]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9.

[1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8.

[12]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06，citing Zhu Yuanshi，“Liu Shaoqi yu Kangzhan Jiesu Hou zhengduo Donbei di Zheng Dou” ［Liu Shaoqi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Northeast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Jindaishi yanjiu ［Modern History］，no. 5 （1988）：pp.124-45.

[13] Yang Kuisong. Mao Zedong yu Mosike de enen yuanyuan [The Love-H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Moscow]. Nanchang：Jiangxi Renmin Chuban She[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Co.]，1999，p.223.

[14] Yang Kuisong. Mao Zedong yu Mosike de enen yuanyuan [The Love-H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Moscow]. Nanchang：Jiangxi Renmin Chuban She[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Co.]，1999，p.223.

[15] Zeng Kelin，“Dadi Chongguang：Youguan Dongbei Jingun Huiyi，” ［Recover the Land：Recollections of Marching into the Northeast］，Renwu ［Figures］ 184，no. 5 （1984）：77-78.

[16] Ivan D. Yeaton，Memoirs of Ivan D. Yeaton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76），p.116.

[1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6-107.

[18]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7.

[19]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0-11.

[20] New York Times ，Oct. 30，1945.

[21] Yang Kuisong. Mao Zedong yu Mosike de enen yuanyuan [The Love-H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Moscow]. Nanchang：Jiangxi Renmin Chuban She[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Co.]，1999，p.228.

[22]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31.

[23]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26.

[24]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32.

[25]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2-33.

[26] OSS Records，NARA，RG226，Entry 148，Box 7.

[27] OSS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NARA，Entry 148，Box 6，Folder 87.

[28] OSS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NARA，Entry 148，Box 6，Folder 87.

[29] OSS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NARA，Entry 148，Box 6，Folder 87.

[30] OSS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NARA，Entry 148，Box 6，Folder 87.

[31] Schaller，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266.

[32] Benis M. Frank and Henry I. Shaw，The History of U.S.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5，Victory and Occupation （Washington，DC：Headquarters，U.S. Marine Corps，1968），pp.547-48.

[33] Henri I. Shaw，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1.

[34] Schaller，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265.

[35]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p.3-4.

[36] David McCullough，Truma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474.

[37] FRUS ，1945，vol.7，pp.570-71.

[38]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10.

[39] FRUS ，1945，vol.7，p.571.

[40] FRUS ，1945，vol.7，pp.559-62.Feis，pp.371-73.

[41]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35.

[42] Paul Fillmann and Graham Peck，China：The Remembered Lif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8），p.186.

[43] W. J. Miller，“Account of the Death of Captain John Birch，” OSS Headquarters，Central Command，Sept. 14，1945，NARA retained file.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5-41.

[44]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41.

[45] Steven I. Levine，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26.

[46]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9.

[4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6.

[48]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6.

[49]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2.

[50] New York Times ，Oct. 8，1945.

[51]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365.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16-17.

[52] Ronald H. Spector，The Ruins of Empire：The Japanese Surrender and the Battle for Postwar Asia （New York：Random House，2007），p.54.

[53] Frank，Benis M.，and Henry Ⅰ，Shaw. The History of U.S.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 Vol. 5，Victory and Occupation. Washington，DC：Headquarters，U.S. Marine Corps，1968，p.559.

[54] New York Times ，Oct. 9，1945.

[55] FRUS ，1945，vol.7，p.646.

[56]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8.

[57]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6.

[58]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7.

[59]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9.

[60] Time ，May 30，1960.

[61]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p.88-89.

[62]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72.

[63]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73.

[64]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75.

[65]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76.

[66]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p.384-85.

[67]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04.

[68]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p.390-95.

[69] FRUS ，1945，vol.7，pp.476-79.

[70]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305-306.

[7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4.

第十四章 从何下手？

在10月和11月，从美国驻华外交渠道涌入的有关共产党迅猛发展和国民政府麻烦不断的报告越来越多，华盛顿的情绪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悲观。10月初，来自西安美国领事馆的情报说共产党在黄河以北正变得“日渐活跃”。笼罩在美国决策者心头的景象是共产党军队在华北不可阻挡的渗透。新任临时代办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是在赫尔利清洗了使馆人员之后来到重庆的，他告诉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由张家口、北京和大同三地形成的三角地带的大部分区域，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人口稠密地区——张家口是通往蒙古的门户，大同是通往东北的长城上的一个关隘，北京不仅是一个大城市，作为前帝国首都，还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此外，共产党人正表现出“对美国的极度反感”，罗伯逊如此说道，他们越来越向苏联靠拢。苏联占领了原先的日本武器库并把“大部分战利品移交给了共产党人”，尽管他们在条约上承诺只援助中国的中央政府。 [1]

在抵达中国之前，罗伯逊在美国政府中的经历是驻澳大利亚租借法案办公室主任。后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会成为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这个位置上他被称为蒋介石的顽固支持者。但当他在中国担任临时代办时，他同赫尔利完全两样。他很有礼貌，行动很有理性，“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 [2] ，就像一位同事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礼貌之化身”，另一个同事则这样评价他。毫无疑问，后来他仇恨共产党而喜欢国民党，但他在1945年写的有关毛泽东和苏联的阴谋的报告看起来不是教条的，是有事实根据的。与赫尔利不同，罗伯逊写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其他人，如身在现场的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的报告。

10月也有一些好消息。罗伯逊报告说海军陆战队帮助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在北京的驻军的投降，罗伯逊说，这能起到“减少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不断增长的共产党的威胁”的作用。但几个星期过去后，来自中国的大多数消息都是令人震惊的。罗伯逊转交了美国武官处的周报，这相当于有关共产党人的进展和苏联的欺诈的一份不间断记录。11月初，罗伯逊报告说新四军在撤出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省份，这将“增强共产党军队在北方的实力”。 [3] 接下来的一周罗伯逊公布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威胁看来越来越大。”共产党人正在袭击铁路沿线，并声称要继续进攻，除非国民党停止其部队调动。与此同时，10月里有关国共谈判即将取得突破的乐观情绪正在消退。罗伯逊说：“目前看来几乎毫无希望能够达成任何永久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4]

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蒋介石催促魏德迈将军派美国军舰再运送两个中国兵团经天津到北方去。魏德迈予以拒绝，回答说美国已经为国民政府运送了足够兵力去接受日本投降了，他没有得到授权去提供更多的帮助。魏德迈在电报中告诉马歇尔，“持不同政见分子”，他这里指的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才是造成目前严重麻烦的原因，因此调运增派的部队不在我们的任务范围内”。 [5] 此外，魏德迈说道，他希望11月中旬能撤出海军陆战队，蒋介石已经在东北有五个军了，再帮助运输更多政府军部队去那里，就意味着延长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部署时间。

几天后，魏德迈再次向马歇尔报告说，蒋介石给他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让他把中国军队运到东北，但是，魏德迈说，鉴于莫斯科难以令人信服的行为，“我们的政策一直认为这是中苏两国之间的事”。 [6]

到11月中旬时，来自武官处的报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震惊和悲观。“僵局的形成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因为在拿出一个解决方案上至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7] “冲突正在全线展开，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处于内战状态。”共产党人在进攻太原，在河北山西交界处出现了“激战”，八路军正在继续破坏东北的铁路线，力求防止政府军调往东北。大约在同一时间，驻天津的美国领事通知华盛顿，中国北方正常的铁路服务“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共产党人正在“抢劫火车、埋设地雷、拆除铁轨、烧毁枕木并大规模毁坏路基”。 [8] 11月18日罗伯逊的报告中给出这样的结论：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内战“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一周后，他写道，尽管国民政府在把共产党赶出河北省和东北之间的沿海通道山海关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共产党占领了苏联军队撤离后的真空地带，凭借已经到位的一支估计有10万人马的军队，他们现在似乎已“根深蒂固”了。 [9] 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最后希望是蒋介石计划在12月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人曾表示他们将参加此次会议，这个大会至少可能带来内战的中止。但后来共产党人宣布他们绝不会出席这个大会，于是大会被取消了。罗伯逊说，此次大会的取消是“这个阴沉的一周中最黑暗的一面”。 [10]

魏德迈是美国在华的关键人物，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罗伯逊或其他任何人，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战争部长都会向他征求意见，此时魏德迈处于悲观、焦虑不安的状态。几个月前在华盛顿时，他像赫尔利一样，驳回了有关共产主义危险的说法，自信地说可以相对容易地处理这个问题。现在，他所担忧的不仅是国民政府的软弱，而且还有不现实的美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务院的立场是：是的，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援助会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导致给蒋介石的“间接帮助或支持”，但这并不等于对中国事务的干涉。11月23日，与蒋介石重申要求更多美国援助的“紧急呼吁”的同一天，魏德迈给马歇尔拍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指出了这种说法的自欺欺人之处。他不怀疑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必要性。他写道，撤出海军陆战队就是给共产党人那“令人厌恶的宣传战和恐吓行为”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胜利。” [11] 但是，支持国民政府“将肯定使美军卷入这场自相残杀的争斗中去。在这一点上不容犯错。……如果美国的政策是要帮助中国统一并置满洲地区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话，我们就需要明确了解这种后果”。

魏德迈发自中国的报告极少提供值得乐观的理由。他告诉马歇尔，蒋介石“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在共产党人反对的情况下去占领满洲地区”， [12] 甚至他要收复长江和长城之间的华北地区都没有把握。“这片地区十分广阔、交通有限，人们是否忠诚也值得怀疑，”魏德迈告诉马歇尔，“共产党游击队和破坏者可以并且可能……骚扰和限制中央政府军队的调动。”

对于苏联，魏德迈非常现实，他说苏联与蒋介石的代表维持着一种“外表的合作秀”，但“看来绝对是在为中共创造有利条件去逐步占领华北和满洲的重点地区”。在魏德迈眼里，蒋介石的问题主要不是军事问题。他喜欢蒋介石，他发现蒋非常“真诚”和“无私”，但是蒋被一帮“只对自我扩张感兴趣的寡廉鲜耻之徒”所包围。魏德迈说，听中国政治家说话感觉他们就像持不同意见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行动上却是通过欺诈和阴谋来实现自己发财致富的目标”，而委员长在腐败问题面前却表现得“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13]

魏德迈接着给马歇尔提出建议——似乎忘记了对给共产党送去一场伟大“胜利”的担忧——他指出最好的出路，将是完全从中摆脱出来，从而“排除卷入中国内部事务的可能”。魏德迈进一步建议称，或许将东北置于新成立的联合国的保护之下会是一个解决办法，同时，国民政府能集中精力去收回对华北的控制权，魏德迈预测道，即使这样去做，也需要花费几个月或者几年的辛苦努力。无论哪种方式，魏德迈明确地表示，美国都将面临一个基本选择：要么退出，要么深深卷入中国那不间断的内乱之中，并且去冒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包括与苏联直接对抗的可能性。

* * *

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其与亚洲的关系中面临一个今后它将非常熟悉的两难境地。它认为，拒绝帮助一个友好的政府是不能接受的，但提供这种帮助所带来的潜在成本也是不能接受的。就像在后来类似的情况下，每一个建议都会导致针对其自身的反建议。派遣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员？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范宣德担心这可能会给苏联一个不从东北撤军的借口，而它现在已承诺12月初撤回它的军队。（最终，俄国人直至1946年4月才全部撤出它的部队。）撤出海军陆战队并退出中国？美国战时在亚洲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建立一个友好、统一、独立的中国，为实现这个目标它已经在生命和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如果现在退出，就是前功尽弃。

此刻，可能只有期待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来发出最强有力的坚持到底的呼吁了。然而，这项使命却落在中国科的一位外交官员的头上（赫尔利认为其中大部分人员都是阴谋反对他的）。此人名叫庄莱德，是又一位工作十分勤奋的来自俄克拉荷马的职业外交官，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西安当领事，但现在已经回到美国任中国事务司司长。战时他一直被同事们认为比大多数中国通在政治上更加保守，但这在当时并没妨碍他加入那些职业外交官的共识：美国应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让他去进行政治改革，美国不应该不顾一切把自己和蒋介石绑在一起，以及如果军事上有必要，美国应该与共产党人合作。

现在情况不同了。威胁蒋介石生存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苏联支持者，庄莱德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回荡着一种道德上的义愤，一种深沉的焦虑，即如果美国不能当机立断，那就会把大半个中国拱手让给共产党政权，这样的结果将不只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还将是可耻的。庄莱德写道，中共正在做出“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对华北的控制”，同时“迫不及待地企图夺取对满洲地区的控制权”，并且在这些方面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和教唆”，譬如以大连是一个自由港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来阻止政府军在大连登陆。美国如何面对这些公然违反条约的行为，庄莱德写道：“（将）对中国、对远东、对世界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14] 中国共产党控制华北和东北将意味着对中国事务的“外国干涉”，即苏联的干涉，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庄莱德断言，将无异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最大的危险是，亚太地区战后的残局将是一种不能接受的后果，即一个被日本控制的中国，被另一个不能接受的后果，即“一个被苏联左右的中国”所取代。防止中国永久分裂，应该是美国的最高利益，应优先于如政治改革或避免“自相残杀”等其他利益。美国可以选择简单的退出，但如果这样做，或者如果提供“给中国的只是三心二意的援助”，那将“摧毁我们所寻求实现的一切”。庄莱德总结说，美国需要“坚决、有效地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以实现在中国已经收复的地区，包括满洲地区，恢复秩序”。 [15]

这个陈述很具说服力，而且还预示着未来将有更多这类有关在亚洲其他国家采取坚决、有效行动的声明，就像约翰·F.肯尼迪在1961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成功和自由的生存”。庄莱德的上司范宣德把这项声明转交给了伯恩斯，但也有很多人提出的论点是站在另一边的，尤其是范宣德自己。

庄莱德的分析是建立在对美国实际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不过，根本的问题是美国人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美国人的信念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大革命，就是走向自由民主的进步是至高无上的美国利益，因为其本身是善的，是被压迫人民的一盏明灯，而且因为最和平最安全的世界将是民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庄莱德的备忘录中回响着后来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那种激动人心的理想主义。它也具有非常吸引美国人的威尔逊总统似的特色，即在世界事务中支持正义一方。鉴于后来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文革中的疯狂，以及其他所有这类现象——庄莱德呼吁采取的预防性立场为其获得了值得回顾的吸引力。然而，当时在中国该做何种选择是完全不清楚的。蒋介石领导之下的国民党有着严重的缺陷；恰恰是共产党人在打着民主和公民权利的战士的旗号，这就是为什么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和西欧，都有如此众多标榜自己是进步人士的人被吸引到他们身边去。如果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有过真正的民主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更加清晰。但站在以后的立场上来看，关于国民党对中国来说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的说法就没有任何疑义吗？

范宣德认为，庄莱德的宣言中缺失了大量信息，尤其是没有仔细审查成本和成功的可能性。把为自由而战说得天花乱坠固然不错，但决策者需要评估宏伟的理想主义目标是否真正可以实现。正如约翰·戴维斯之后所说的：

庄莱德的立场……在当时和后来的美国政府的大多数决策中都是很典型的。某种情况中的力量现实，即使能被理解，也往往会服从于“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因为先例、承诺、道德冲动、情绪，以及包容一切的“国家安全”而应该去做的事情。于是，政策的成本因素就这样常常被忽视了。 [16]

作为对庄莱德意见的部分反应，范宣德表明了一个根本性的观点：所期望的行动并不总是有效的行动。他就中国问题提出了三个选择：第一，退出；第二，继续现行的政策；第三，扩大使命。虽然没有说得那么直接，但他似乎倾向于第一个，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即使有我们的援助，蒋介石能够通过军事手段给华北和满洲带来持久的稳定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17] 因此，在一项已经失败的事业中再去消耗美国人的生命、资源和声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二天，伯恩斯在同罗伯特·帕特森和詹姆斯·福莱斯特会面时大声读了范宣德的备忘录，这两人分别是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帕特森特别赞成忽视范宣德的观点，同时也忽略魏德迈的观点。根据戴维斯的描述，帕特森是个“很起劲的”人。他就是那个把共产党攻击海军陆战队视同为“轻喜剧”而毫不在意的人。他深信有关共产党力量的报告是“夸大其词”。在这次会议上，他对福莱斯特说，他刚刚与亨利·卢斯交谈过，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强力亲蒋的社论，文中他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在道义上有义务给予蒋委员长全力支持，卢斯说他从帕特森口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应。

福莱斯特没有过多地去考虑在亚洲大地上实现美国目标将要遇到的障碍。他所考虑的是在国内方面的心情：希望美国士兵能安全返回家园，不要被派去为一个本身就是腐败和不民主的政府执行代价高昂的任务。挥舞着写有“立刻撤军”标语牌的示威者们正在马路上游行。全国各地的社论中都在提出同样的要求。而卢斯的回答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命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18]

庄莱德曾经说要忽视诸如中国国民党的严厉政策等这类细节，但是公众并没有忽视它们。实际上，公众之中已被撕开了一条深深的裂缝，从中演化出了在缓慢恶化的蒋介石的声誉和对共产党人的更浪漫的看法。“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被称为‘共产主义’是有点令人困惑的，”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这个民主主义者的最著名支持者，5月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写道，“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一件打了折扣的事情。” [19] 在一本名为《亚洲的解决方案》的新书中，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他曾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写道：“共产党的政治结构比国民党的政治结构更接近民主。”他继续写道，蒋介石可以是一个“联合人物”，他“不必担心失去他在政府中的权威，在这个政府中与共产党的党派差异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协调”。 [20]

卢斯决心同这些态度对抗，这场战斗的一部分是要刷新他的那位中国英雄已经被玷污的名声。9月，他把蒋介石的肖像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仅仅一周前，丘吉尔也在封面上出现。卢斯的潜台词是在欧洲和亚洲在战时有两位伟大的胜利者，未来有两位伟大的人物。封面上的蒋介石身穿未佩戴勋章的简单军服，英俊潇洒，双眼炯炯直视前方，他的仪表刚毅坚定，但又被一丝睿智的笑容软化了几分。“时年57岁的蒋介石，站在他自己和他的民族的历史的一个顶峰上，”同时刊出的一篇文章不吝溢美之词，“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个重要的事实已经变得非常清晰：蒋委员长已经证实了那些为人们长期拥有的信念，即他的政府是牢牢嵌在人民广泛的支持之中的，并且一旦得到和平，就能够在中国实现有效的治理。” [21]

这篇文章是有意要证实卢斯给蒋介石的写照：一个明智的受人爱戴的形象。但他在此事上的执着却使《时代》杂志的编辑与他们自己的驻华明星记者发生了争执。白修德拒绝撰写卢斯想要的崇拜蒋介石的封面故事。白修德在给《时代》杂志纽约总部的电报中抱怨说，卢斯想要的故事无非是一纸“老调颂词”，不过是想“再次证明中国的这位严厉暴君是合法的”。 [22]

这些冲着卢斯所讲的话，几乎等同于战斗檄文，其结果是白修德被召回美国并丢掉了在《时代》杂志的饭碗。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毁掉了在不屈不挠的卢斯和富有才气、斗志旺盛的白修德之间父子般的关系。白修德曾经在他的重庆办公室外边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道，他所写的东西和杂志上登出来的东西如果有什么相似的话纯属巧合。白修德甚至还反对过美国帮国民政府空运军队，他争辩称，在中国的美国军官很可能会被共产党游击队包围，派他们到中国会让美国卷入亚洲的内战，反过来这又会把中共推入苏联的怀抱。

中国问题还引起了家庭内的争吵。在每个人的眼里，中国都是一头不同的野兽。诚然，我们“对中国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因为中国连年不断的内战”，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写道。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现在还有没有一个被叫作中国的还在运转的国家……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去与其打交道？”卢斯给自己的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响亮的肯定。“大多数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中国这个简单事实的重要性，即中国的合法政府在中国的土地上（未流亡）维持着自己作为至少拥有一半国土的唯一政府的地位，并且在另一半国土上也拥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忠诚。” [23]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与卢斯的观点没有分歧。在他们于11月26日和伯恩斯举行会谈的前一天，帕特森和福莱斯特写了一份备忘录，完全不同意魏德迈对国民政府控制华北和东北的可能性所持的悲观态度。帕特森和福莱斯特不愿轻言放弃。对魏德迈的结论也还没有进行详细的审查。国务卿和战争部长没有用军事技术力量去影响相对强势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去影响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他们没有谈及中国国内对蒋介石的幻灭，也没有谈论中国传统中那种帝王间禅让天赋君权的可能性。他们没有去讨论为确保蒋介石在他与共产党的权力争夺中占上风需要多少部队和物资。福莱斯特和帕特森绝对不会同意美国可能抛弃长期盟友、自己则抽身而退这种想法。“不加慎重考虑就从任何既定目标撤退看来是不可取的。”他们在给伯恩斯的信中如此写道。如果美国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支持政策，“世界舆论就会指责我们抛弃盟友”。 [24]

就在那一天，魏德迈又给马歇尔发出了一封电报，重申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即没有“美国和/或盟国的进一步援助”，蒋介石将无法得到华北和东北的控制权，就东北而言，还得加上“苏俄的全心全意的合作”。 [25] 在他与蒋介石的会谈中，魏德迈说，中国领导人已经同意“暂时放弃收复东北”，转而把重点放在华北。但即使这样，魏德迈说，可能对他来说也困难太多。因为铁路线太长，而且“共产党人的破坏”太严重。魏德迈并不是说美国应该“抽身而退”，而仅仅是要明确表示，如果美国选择帮助国民政府，那么这种帮助将不得不是大量而长期的。“此外，”魏德迈警告说，“让我既执行帮助中央政府军队的命令，同时又执行避免参与自相残杀的内战，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26]

第二天的会议一开始，伯恩斯念了一遍帕特森和福莱斯特的信。之后，福莱斯特表示反对“现在就将海军陆战队突然撤出华北”。针对可能会招致公众反对的任何在中国的长期军事承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美国应该同俄国人好好谈谈，并“让联合国也参与进来”。但是，伯恩斯问道，美国究竟要俄国人去做什么呢？是要他们在已经承诺撤离的日子，12月2日，之后还留在东北吗？这个日子可是还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

福莱斯特：“不，但我们可以要求他们支持蒋介石政府。”

伯恩斯：可是，俄国人早已受条约约束只能支持国民政府，所以这就“很难搞清楚我们应该如何就这个问题去和苏联政府交涉”。

伯恩斯重复了中国驻美大使告诉他的话：苏联曾经承诺不允许任何共产党武装进入东北。

虽然伯恩斯明白要求苏联人去做他们坚持认为早已在做，而伯恩斯知道他们并没有在做的事是毫无意义的，但他也提不出任何新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危机。相反，他又回到了以前美国官员曾提议的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相同模式。“考虑到各种因素，”他说，“也许明智的做法是试图迫使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坐到一起来，也许要告诉蒋介石委员长，除非他赞同这么做，否则我们将停止援助他的政府。” [27] 他建议请赫尔利大使马上返回中国以把这个信息再次转达给中国领导人。会议决定，海军陆战队将暂时继续留在中国，但究竟还要留多久似乎没人知道。同时，美国将给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施加更大压力，以促使他们达成协议并停止他们之间的战斗。

美国就是这样发现自己已经在中国的内战中越陷越深了，它既忽视了庄莱德的警告不要做事“三心二意”，也忽视了魏德迈的警告：除非承诺投入更多、时间更长，否则将不会起作用。最终形成的政策是一种比较中庸的措施，因为那两个主要的选项，一个是放弃盟友，另一个是投入大量美国军队，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伯恩斯的“明智的做法”甚至都没有核查一下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拒绝坐在一起美国该怎么办。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国家的一个趋势，当处于一个迷惘困惑的时期时，它往往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要尽量满足持相反意见的选区但又不能去做出任何明确的或难以承受的承诺；同时，不管多么渺茫，它还是要去培育这么一种希望，即如果冲突双方通过美国调解下的谈判能解决他们的分歧，那么整个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福莱斯特尽管在同伯恩斯的会议上似乎什么也没说，但他注意到在做出推迟海军陆战队离开中国并给国共双方施加压力要求谈判解决冲突的决定时那种近乎随意的方式。他在日记里这么写道，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官腔毛病的症状是多么普遍，在随后的几年里，受到这种毛病摧残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文件太多了”。 [28]

这一次赫尔利拒绝合作。26日，即在福莱斯特和帕特森举行会议的前一天，他告诉伯恩斯说不想再回到中国去。他说自己正在考虑辞职。伯恩斯试图说服他留下来，说他的国家需要他，蒋介石也坚持让他当大使。11月27日，就在伯恩斯、福莱斯特和帕特森举行会议的当天，赫尔利去白宫拜访了杜鲁门，杜鲁门告诉他中国的局势看来日趋严重，他需要马上赶回去，最好第二天就走。

杜鲁门以为赫尔利同意了，然后就去和他的政府成员共进午餐。席间，他接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赫尔利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最终打算辞职了。未礼节性地预先告知总统或国务卿他的这个决定，固执任性到底的赫尔利最终释放出了他累积起来的愤怒，压垮了他应该有的更好的判断力。

在给记者的信中，赫尔利说出了他所认为的美国的中国问题的根源：不是苏联的阴谋，不是共产党的攻击性，也不是对蒋介石普遍的幻灭，他说，而是专业的美国外交官，尽管他做了努力解除了他们的职务，但他们还留在拥有权力和责任的位置上。不论在记者会上，还是在他的书面声明上，赫尔利都没有指出具体名字，只是提到“那些职业外交官，（他们）站在了中国共产主义武装政党和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一边，其政策是保持中国的分裂状态”， [29] 但显然他指的是那些曾对他的判断提出质疑的在重庆和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在美亚案件中被判无罪后已被重新分配到东京担任麦克阿瑟的顾问，伴随他一起去东京的还有约翰·埃默森和乔治·艾奇逊，后者就是几个月前写给国务院的那封信的正式作者，信中称赫尔利对中国情况的报告“不完整也不客观”；约翰·戴维斯，赫尔利最讨厌的人，他现在在莫斯科，是乔治·凯南的一个重要助手；还有范宣德，国务院东亚事务的负责人，赫尔利在他的信中抱怨说，他是“我的一个上司”。

这是耸人听闻的消息，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纽约时报》全文转载了赫尔利的声明，并在头版另一篇文章中将其描述为“职业外交官对外交政策实施的强烈谴责”。在一篇社论中，《时代》杂志郑重其事地建议杜鲁门政府调查这项指控并“给予国家一定的保证……高层所采纳的政策确实被如实地贯彻下去”。 [30] 但赫尔利还没罢休。

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中，这个消息引起了“一片哗然，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大家把憋了很久的话都纷纷说了出来”， [31] 苏联问题专家约翰·梅尔比在他的日记里如此写道。赫尔利的指责现在已经暴露了“我们的内部争论：我们在这里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及对立观点之间的极度怨愤”。国民党人感到失望，但共产党人非常高兴。一直在谴责赫尔利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总代表的延安广播电台在广播中说：“在重庆的中国内战煽动者遗憾地辞职了，（但）中国人把它视为美国人民的胜利。” [32]

几天后，赫尔利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指名道姓地指责他们，特别是艾奇逊和谢伟思，费心劳神地颠覆美国对华政策，妄图把中国交到共产党手中。然后，他又去了参议院，在两天的作证过程中他再次指控艾奇逊和谢伟思密谋推翻蒋介石。“帕特·赫尔利出场时大吼一声，挥动着双拳，”《时代》杂志描述了他露面时的样子，“他的白胡子往上翘，他的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子上晃晃悠悠。他在他的主要话题上展开猛烈抨击。” [33] 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在答复中被迫答应正式调查这些严重的指控，以确定它们是不是毫无根据，由此无意中增加了它们的清晰程度。美国外交官员们按照正常程序报告了他们的意见和分析——绝无不忠行为，他如此说道。但赫尔利那耸人听闻的指控首次把在中国问题上对不忠和两面派的责难带入了公众视野，并且以其恶毒的公诉方式在公众视野中保持了几十年。

杜鲁门对赫尔利的突然辞职极度烦恼，他需要立刻找到另一位大使，当然他心目中也已经有了一个人选。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乔治·马歇尔，此人刚刚回到在弗吉尼亚利斯堡的家中，期待着在结束了作为一个士兵和参谋长的忙碌生涯之后有个宁静的退休生活。 [34] 马歇尔夫人想在他们到家后的第一顿晚餐前稍事休息，刚刚走完一半楼梯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将军，我希望你能为我到中国去。”杜鲁门如此说道。马歇尔想等到晚饭后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夫人，便说了一句，“好吧，总统先生”，就挂断了电话。一个小时后，广播新闻发布了马歇尔的新任命。“在你没有休息之前，我不忍心告诉你。”马歇尔告诉他的妻子。此处有一点不清楚的是，马歇尔本人是否明白同杜鲁门的简短交谈中的重要含义：他不仅仅是驻中国的大使，而且调解中国的两大武装政党和制止刚发生的内战这两大任务现在了也已经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同时，局势已经有所好转。11月中旬，厌倦于苏联的欺骗并意图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蒋介石下令谈判小组离开长春。苏联最初的反应是加紧骚扰。共产党控制的警察部队的一名成员被打死了，于是全市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传单指责国民党，并要求驱逐国民政府代表团，然而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代表团已经接到蒋的撤离命令。整个代表团的总部是“风声鹤唳”，国民政府谈判团队的经济学家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他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唐朝诗人。供水和电话线路都被切断了。“感觉是即将要发生一个巨大的灾难。” [35]

同一天，国民党代表团的160名成员乘坐飞机离开长春回北京，紧接着苏联就改变了它的基调。在此之前，斯大林给中共的主要战术指导是，在东北中共可以采取调动自己军队和阻止政府军队的“行动”，但不能“讲出来”； [36] 中共不能公开宣布接管东北的意图。一直以来，斯大林都还与蒋介石保持着正常的、排他的关系的表象，在重庆保留了大使馆并且与延安没有官方接触。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通信往来都是非正式的、秘密的，或者通过他在延安的代表，或者通过多年前共产国际提供的无线电发报机。 [37]

国民党代表团撤出长春两天后，斯大林照会蒋介石说，他将在东北“杜绝一切暴民行动”，并提议苏联红军可以推迟撤离，以便给这种努力提供协助。几天后，俄国人告诉蒋介石，他们将保证政府军在东北各主要城市的登陆，如沈阳、长春等。同时，斯大林要求共产党从这些城市撤出他们的军队并且不得在这些地区打击政府军——即使在这一时刻，苏联还加快了从大连和朝鲜的军火库里给共产党提供武器的速度。 [38]

在长春，一个苏联军官召集当地报纸记者并告诉他们禁止反对国民政府。几乎是一瞬间，批评国民党的传单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支持国民党和赞扬国际合作的招贴。 [39] 马利诺夫斯基发誓要阻止共产党在国民政府确立了其权威的地区的活动。他禁止共产党军队发行纸币，并表示希望国民党代表团返回长春。 [40]

俄国人继续奉行他们通常的灵活政策，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又避免任何会导致美国加快介入的行为，而毛泽东尽管对这种谨慎感到不耐烦和烦恼，但也能理解这一点。11月20日，延安给其东北局下达新指令，通知它共产党的主要力量应把“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作为重点，背靠苏联、朝鲜、外蒙古和热河，创建强大的根据地”， [41] 而不是试图去占领东北的大城市。当然，许多共产党的中下层力量，成千上万在战争期间转移到解放区去的普通干部，并不满意于这一政策。他们被告知要“从全局出发”，抗击“美-蒋”，这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贬义缩略词，指所谓的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盟。国民党和中国革命者之间的争权夺势是一面镜子，反映出苏联和美国之间，“新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动派之间那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全球斗争，但作为一个策略问题，为了避免美国的干涉，苏联不得不“在表面上和中共划清界限”。同样，中共不得不“假装自己与苏联没有关系”，即使它本来就该“尽力使美国保持中立”。 [42]

其他方面的局势也有所改善。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强迫八路军从秦皇岛周围地区撤离，政府军在东北取得了不少进展。一些大城市发生了学生示威，但这回换了方向，他们抗议共产党亲近苏联，而不是把国民政府作为反抗对象。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视察了北京。这是自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的公认领袖第一次踏上这个城市的土地；在整个漫长的战争年代里，中国那光荣的前帝国首都一直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中。10万学生聚集起来，在进入中国最雄伟的皇家遗迹故宫前入口处的天安门广场迎接委员长，他们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43] 就像蒋介石的传记作者陶涵所描述的那样。成千上万的人挤上前来抚摸他或只是看他一眼。他的一幅巨大的画像被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 [44] 上，画像上的人物显得严厉、专制，而不是他那慈祥的学者姿态。

之后，蒋介石从北京飞抵南京，他自己原先的首都，并定居在设于中央军校内的官邸里，他为所取得的“光荣的胜利”而感谢“我们的天父”，并沿路接受了在途中等候的成群结队的市民给他的欢呼。 [45]

在主要的战略问题，即苏联所起的作用上，蒋介石无疑是了解共产党的两面政策的，但他仍然对苏联态度上的明显变化感到高兴。他那能讲俄语的儿子，在长春参与了同马利诺夫斯基的谈判，12月初时告诉他，苏联已经“几乎同意了所有的政府提议，包括解除所有非政府武装力量的武装”。 [46]

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会有可能相信这一点吗，尤其是当俄国人同时在充实共产党的军火库的时候？蒋介石一直希望通过外表显得强大并证明中共没有机会推翻他从而能诱导莫斯科与毛泽东保持距离。因此，蒋介石决定不去抗议苏联从东北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前日本的工厂席卷而去。他也没有做出努力去减少苏联在大连、旅顺港和东北铁路上得到的新殖民主义者的利益。他希望他能满足莫斯科，说服俄国人他们的利益所在是支持他，而不是毛泽东。这在当时是一个合理的算计，但此后的事件很快表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有关中国形势的美国外交官递交的报告明显变得更加乐观了。驻华武官在12月初的报告中指出，国民政府的一架飞机已经被派往延安接周恩来到重庆参加关于召开难以捉摸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进一步谈判，并且共产党报纸的社论“表明对妥协措施的讨论持更积极的态度”。 [47] 共产党人的反对立场已经“软化”了，武官总结道，现在看来，“面对正在大批调入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中央政府军队，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坚持太久”。

12月初，国民政府七个军的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三路并进的行动来接收华北。第一路部队直扑张家口，此地位于北京的北部并控制了到东北的主要陆路。第二路部队沿北京-古北口铁路推进占领长城地区的关隘。第三路人马，其中包括共产党报纸早前宣告已经被消灭了的部队，已经到达离沈阳30英里处，在那里一场大战正在成形。这些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

12月中旬，美国情报机关相信共产党会放弃保卫沈阳。武官的报告说，共产党的统治正面临着“更严重的威胁”， [48] 因为政府军已经接近张家口并进入了热河省。同时，国民政府的第八集团军在美国的帮助下已在青岛登陆，并从共产党控制的山东港口，最重要的是此前阻止过海军陆战队登陆的烟台，展开攻势，一路追击共产党军队。

12月的第三个星期，周恩来又回到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看来是“板上钉钉”的了。整个局势正在朝有利于国民政府这边发展，时机也是十分完美的，因为新的驻华大使即将到任，美国展开了又一次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促使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这将导致一个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作为一个举止、声望和资历均无可挑剔的名人，两块大陆上的军事胜利的建筑大师，一个地位和声誉均使反复无常的赫尔利相形见绌的人物，乔治·C.马歇尔胸有成竹，尽管美国人之前在中国的外交努力已经失败了，但这一次他们是注定要成功的。

[1] FRUS ，1945，vol.7，pp.578-79.

[2] Nancy Bernkopf Tucker，China Confidential：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96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91.

[3] FRUS ，1945，vol.7，p.601.

[4] FRUS ，1945，vol.7，p.602.

[5] FRUS ，1945，vol.7，pp.603-604.

[6] FRUS ，1945，vol.7，pp.611-12.

[7] FRUS ，1945，vol.7，p.613.

[8] FRUS ，1945，vol.7，p.618.

[9] FRUS ，1945，vol.7，p.687.

[10] FRUS ，1945，vol.7，p.691.

[11] FRUS ，1945，vol.7，p.664.

[12] FRUS ，1945，vol.7，p.652.

[13] FRUS ，1945，vol.7，p.653.

[14] FRUS ，1945，vol.7，p.629.

[15] FRUS ，1945，vol.7，p.632.

[16]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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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Life ，Nov. 19，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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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Life ，Nov. 19，1945.

[24] FRUS ，1945，vol.7，p.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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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ames Forrestal，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Walter Millis （New York：Viking，1951），p.111.

[29] New York Times ，Nov. 29，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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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26.

[36]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3.

[37]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5.

[38]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4.

[39]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27.

[40]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35.

[4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4.

[42]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4.

[4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9.

[44] 原文误为午门。——译者注

[4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9.

[4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9.

[47] FRUS ，1945，vol.7，pp.694-95.

[48] FRUS ，1945，vol.7，p.700.

第十五章 马歇尔来了

“人人都在等待着马歇尔，他的身上寄托着太多的期望。”约翰·梅尔比在他的日记上如此写道，还有两天杜鲁门那杰出的新使者即将到来，他将去避免中国的一场内战，假如有人能做到的话。

每个人都在这里急得团团转，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知道这个大人物要亲自来大家都怕得要死……一种高潮后跌到低谷的迹象开始显现出来，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的感觉，整个这一切都是在压力和恐慌之下凭空想象出来的。这里的许多人现在都后悔了，但除了必须去面对之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就任只会损害他的盛名，而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1]

梅尔比没有说为什么许多人对马歇尔使命的形成感到遗憾，但最有可能的是这种遗憾出自于对美国的担忧，投入自己的资源和自己的声望冒极大风险去追求非常明显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国内的美国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前者对冲突双方之间强烈的不可调和性有着现实的体会，而后者始终秉持着政治妥协和权力斗争制度化的非暴力的坚定信念，双方都完全忽视了中国的传统。但或许马歇尔本人居高临下的形象、他的高度、他的战无不胜的经历能凌驾于这一切之上。“他是一个谦虚的人，完全没有虚荣心。” [2] 马歇尔的一名高级助手在第一次看到他后的家信中如此写道。他是一个会在战争期间拒绝接受任何奖励或勋章的人，觉得当士兵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时候去接受奖励是不合时宜的。“我这一辈子见过了太多的士兵，”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在参加马歇尔于参谋长任上退休的仪式时对他说，“而您，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战士。” [3]

梅尔比是12月底在重庆时第一次见到马歇尔的，感觉马歇尔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直接印象”，尽管他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曾经组织军队和后勤并指挥了打败轴心国的战役的马歇尔，以从不干涉他所任命的指挥官在战场上指挥作战和从不试图从远处干预战场决策而闻名于世。随着梅尔比的逐步了解，他对马歇尔有了一个“不断加深的印象，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战士，而且在真正做到谦逊和宠辱不惊这个意义上确实是一个伟大人物”， [4] 然而他也并不能真正理解在中国进行外交斡旋这个任务甚至会比打赢一场全球战争更令人沮丧，更充满意料之外的障碍。根据梅尔比的观察，马歇尔毕竟是个“其视野和经历都受到职业军人身份限制”的人。

每个人都在期待着马歇尔。当他的飞机于1945年12月20日在上海降落时，中美两国的仪仗队都在场迎接。阿尔伯特·魏德迈，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指挥官，用一辆黑色别克轿车护送他到华懋饭店 [5] 。这家饭店宏伟灰暗的大厦坐落在上海著名的外滩，十六年前，诺埃尔·科沃德在这里写下了他的剧作《私生活》。华懋饭店是公共租界的地产大王伊拉克犹太人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建造的，是能够展示外国人管理下的那部分上海的场所，从那可以俯瞰宽阔的黄浦江，江上拥挤着帆船、舢板、轮船，现在还加上了美国的海军舰艇。此时，马歇尔所在的这座城市几乎等同于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引人注目地展示着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城里著名的赛马场踢足球、打棒球，晚上又醉酒寻欢，去探索《时代》杂志微妙地称为“荒淫享乐的城市生活”。上海和其他城市都是他们的乐园。

马歇尔的一些随从外出观看这种美国占领下的情景。他们在深夜时返回军舰的途中，看到一些海军陆战队员在举行黄包车赛车比赛作为消遣。他们雇了些苦力，而这些军人则坐在黄包车的乘客位置上。比赛沿着宽阔的南京路和静安寺路或上海的其他主要马路进行，这还不算太出格。马歇尔手下一名成员报告说：“更糟糕的是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驱赶苦力，通常是用皮带抽打苦力的后背。” [6]

在马歇尔到达中国时，因日本战败所引发的兴奋已经被酸楚的、愤愤不平的、悲观的情绪所取代。抗战结束后国家已陷入内战之中这个现实正在到来。国民政府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正在从西边的陕西到东边的山东之间许多地区展开激烈的战斗。破坏抗战胜利的兴奋心情的并不仅仅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分裂。在非共产党组织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争议，特别是在国民党和几个代表商人、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民主党派之间，这些党派是随着战时对政治活动的限制被解除而诞生的。在许多方面，蒋介石仍被看作带领国家经历过多年抗战的英雄而受到尊敬。他在中国是最出名的人物，他的画像无处不在，他的讲话在亲国民党的报刊上被正式报道，而且他有一个富有魅力的妻子，当她访问华盛顿时能在白宫下榻。但是，对执政党的幻灭也开始蔓延开来，并且在许多人的心中都有以下这种感觉：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存在是强加于人的新帝国主义，那些用皮带抽打黄包车夫的海军陆战队员就是一个例证。

1945年11月下旬，昆明爆发了学生示威，那里的几所大学仍然还留在它们战时流亡的地方。在战争期间，昆明一直是陈纳德的飞虎队的总部并在云南军阀龙云的政治控制之下。因此，比起大多数中国的沦陷区，昆明一直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较少受到国民党战时的限制。此地也是一个罕见的成功抵抗了日军并实施了反攻的中心，因为中国军队在陈纳德的战机那不可或缺的支持下，把日军从怒江峡谷赶回了缅甸。在一场著名的战斗中，龙云在一位中国将军阵亡之后亲自指挥部队反败为胜，并重新集结中国军队防止敌人横渡怒江，否则那将是一场大灾难。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蒋介石派他自己的军队到昆明，经过几天的流血冲突后，他们接管了城市，龙云则被打发到重庆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

此刻国民党军队完全控制了昆明，他们强制执行委员长的命令，阻止了在云南大学中央礼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从而导致了一个由教师成员出面演讲的露天集会。大会被军队向人群头顶上方鸣枪示警而打断，但学生们已经表达了他们的要求，其中之一便是要求美国军队撤离中国。示威主要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它所坚持的一党统治、它的腐败，以及它的秘密警察的恐怖活动。在中国，学生示威游行有着特定的含义，其历史意义可追溯到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强烈抗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五四运动”。据报道，在昆明的示威游行中，因为当局试图强行恢复秩序，有学生遭警察突袭而被杀害或受伤，但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1946年，给马歇尔的谈判提供了一种反对意见的背景声音，这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丧失民心的一个标志。

“在那里发生的谋杀和暴行是令人震惊的。”梅尔比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他指的是12月初在昆明发生的事件——尽管梅尔比本人并不在昆明，也不是很清楚、很具体地了解那里正在发生的谋杀案。“很多国民党人是真的吓坏了，但这样的情况仍然在继续。” [7]

如果中国的局势是不确定的、模糊的，那么美国的政策也充满了模糊性和不一致性。在到中国就任之前，马歇尔出席了一次星期天上午的会议，在座的有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及其顾问，包括迪安·艾奇逊，他当时是美国国务院的二号人物，以及范宣德。魏德迈从中国汇报了蒋介石的持续要求，期望美国帮助运送更多的部队到华北和东北，很明显，这些部队在那里将被用来阻止共产党人的扩张。因为这个要求违背了美国不卷入中国“自相残杀的冲突”的政策，问题自然就出现了：美国应该同意这一要求吗？如果同意的话，蒋介石组建联合政府的动机就会减少，因此不急于做出答复似乎是适当的。但马歇尔想知道，如果是蒋介石而不是共产党阻碍了所期待的协议的话，美国的政策会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深。范宣德强烈地反对进一步援助蒋介石，如果蒋对马歇尔的使命构成障碍的话。 [8] 给蒋介石更多的武器将导致内战，而共产党很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范宣德认为，其后果对美国来说不会是灾难性的。他认为，鉴于中国的广袤和向往独立的力量，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假如共产党真的赢了——那又怎么样呢？中国已经遭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到处是一片废墟，亟须基本的重建和改造，其所有精力都会被国内的紧迫需求所占用。因此，如果蒋介石拒绝政治解决，美国应该拒绝运送他的军队，即使这意味着共产党人将夺得因日本军队撤离而空出的地区的控制权。中国的分裂尽管不是好事，但也不会是灾难性的，而且，不管怎么说，最终还得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美国人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范宣德的观点清晰地表述了对外关系的更深层看法，即要认识到按照自己的规范来塑造世界时美国的力量是有局限性的，以及要接受不那么完美的结局的必要性。

范宣德的论点没有任何吸引力，这是由迫在眉睫的冷战所注定的。伯恩斯在与马歇尔和总统共同出席的那个星期天上午的会议上亲口做了阐述。伯恩斯认为，如果美国未能帮助蒋介石，苏联人将推迟他们承诺的从东北撤军，在那里他们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巩固他们在华北的根据地，包括河北、陕西和山东。最终，那几十万仍然在华北的日本人将被迫向共产党投降。苏联人将会以与他们已经在主宰的东欧同样的方式来主宰中国，成立一个恭顺的共产党政府以取代在纳粹占领期间成立的通敌政府。

马歇尔完全同意伯恩斯的观点，并帮助找出理由来向杜鲁门总统证实。为了给中国冲突双方某种激励以便能相互做出让步，他说，在是否给蒋介石提供更多援助这个问题上应该不要给出明确答案。美国的政策中应该有一种故意含糊不清的元素。但如果蒋介石“未能做出合理的让步”，马歇尔说，把他在会议上的立场做了一个总结，“那么随之而来的悲剧性后果将是一个分裂的中国，以及苏联人很可能重新在东北接管权力，这两者的综合效应将导致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目的遭受失败或损害”。 [9] 这个观点将所有反对意见一扫而空，它表明：在已经做出那么多牺牲之后，在珍珠港事件与巴丹死亡行军、硫磺岛、塞班、珊瑚岛、翻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以及原子弹之后，在太平洋战区超过10万名美军死亡和25万人受伤之后，在超过2.1万名美国军人关押在日军战俘营遭受恐怖拘禁之后，最终的结果却是比日本控制下的中国更加糟糕——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控制下的中国。杜鲁门被说服了，伯恩斯也接受了。马歇尔得到正式指示，如一个历史学家所总结的那样：“要尽量促使双方做出合理让步以便达成停战协议。……如果中共拒绝这样做，他得到授权可运送政府军到相关地区。但是，如果蒋委员长拒绝这样做……他不会被抛弃。” [10]

换句话说，不管蒋介石怎么做，美国都将提供船只和飞机帮助他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尽管他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并不知道这一点。马歇尔的目标将是实现中国的和平的政治解决，因此运送更多的政府军是不必要的。但不可否认，如果一切努力都失败了，美国最终的立场会是继续援助蒋介石，而这种帮助将构成站在国民党一边卷入中国的“自相残杀”。

马歇尔使命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但也有出自个性的原因，马歇尔拒绝轻信任何在他到任之前的悲观预测。他的参谋长，陪同他去中国的亨利·A.拜罗德上校在华盛顿时告诉他，他成功的可能性只有2%。 [1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年轻的马歇尔曾被派驻中国，艾萨克·纽厄尔（Isaac Newell）当时担任驻华美军司令，他也写信给马歇尔，称“你已经……接受了一个难题，其难度同你刚刚解决的那个不相上下”。 [12]

当马歇尔于1945年圣诞节前夕抵达上海时，迎接他的也有类似的告诫意见。在华懋饭店刚安定下来还没几分钟，他把魏德迈召到他的套房。“我告诉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后来回忆道，“他绝不可能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做出一项可行的安排，因为仍然掌握着大部分权力的国民党是铁了心不会放弃一丁点儿权力的，而共产党这边同样也是铁了心要夺取所有权力，在苏联的帮助下。” [13]

马歇尔对这一现实的预测给出了严厉的回答：“我要完成我的使命，你要帮助我。” [14]

战争结束时，马歇尔已满65岁。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弗吉尼亚家族——他的祖先中有一位是美国的第一任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他上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击败反对美国殖民统治的菲律宾游击队暴动的战争中曾担任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欧洲远征军指挥官约翰·J.潘兴的门生。战后三年里，马歇尔一直指挥着第15步兵团，在世纪之交义和团反抗时，这支传奇部队被部署到中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约瑟夫·史迪威，后者当时是第15步兵团的一个营长，自那以后，两人一直保持着紧密的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的当天，罗斯福总统任命马歇尔为陆军参谋长，之后的六年里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5年他接受了到中国调解的使命。

蒋介石因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友谊而感到不安，这位中国领袖最讨厌的美国人就是史迪威了，但是当马歇尔到中国后的第二天，在南京与蒋介石第一次会面时两人都谨慎地回避了这个话题。马歇尔再次向委员长确认杜鲁门总统的政策包括“清除中国的自主军队，如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15] 这显然是蒋介石、最想听到的。马歇尔说，他的目标，也是杜鲁门的目标，是要“通过和平手段，找到一个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方案”，尽管这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反对，但它不完全是蒋的目标。蒋介石的目标是借助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阻止共产党人威胁他的统治，如果使用武力是他最好的选择，他是会随时准备采用的。按照马歇尔的转述，蒋介石告诉马歇尔说，“苏俄和中共之间肯定有着明确联系”，后者依赖于前者，前者在东北给了中共武器装备并且在大连、葫芦岛、营口等地非常“不友好也不合作”。蒋介石肯定苏联的目的是“要在东北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政权。他说东北的苏联军事指挥官故意拖延苏军从东北撤出，以此作为帮助共产党人的一种手段”。 [16]

马歇尔以他那美国人的方式以及以一个将成功取决于说服别人妥协意愿的谈判者方式，选择在这个早期阶段把国共冲突归咎于双方的误解，或者，如他所说，归咎于一个“在敌对双方之间的恐惧、不信任和猜疑的障碍”。 [17] 他似乎认为蒋介石夸大了中共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战术需要，而不是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承诺的反映。实际上，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看法比马歇尔更接近现实。中国的冲突不是由于沟通不畅，而是由于存在着两个政党，这两个政党都在寻求无可匹敌的权力并代表着不可兼容的社会和政治意愿。

在他们南京会面后的第二天，马歇尔和蒋介石一起飞往重庆。重庆虽然不再是国家的首都，但仍然有许多政府机关和使馆留在那里，周恩来还住在共产党那有些破旧的办事处里，并且与马歇尔的谈判也将在此进行，或至少在这里开始。梅尔比写道：“所有大小官员都到机场来迎接美国人和中国总司令的到来。” [18] 警察试图把共产党人赶走，迫使美国人出手干预以阻止这种行为，梅尔比回忆道，这就是造成当时心情“一点儿都不愉快”的一个原因。

重庆此时已经进入严酷的冬季，多雾、多雨、寒冷。乌云在江河上方翻滚。前一天，梅尔比沿着两旁都是商贩摊位的滑溜泥泞的小巷赶去周恩来的办事处替马歇尔来访做前期工作。在美方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的新特使会见了周恩来，据马歇尔说，周恩来“强调了他们对于停止敌对行动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愿望”。周恩来前一天也去过机场，在机场他告诉马歇尔，他非常钦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观点以及华盛顿的民族独立精神——这是一个不那么微妙的让对方放心的说辞，即共产党人同样追求独立，而不会屈从于苏联。马歇尔理解周恩来做出的合作保证后面的保留条件，那就是中共从来没有表示过加入与国民党的联合政府的意愿，如果他们不得不放弃对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控制权，并且如蒋介石所坚持的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话。

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对马歇尔的使命表示欢迎，这一点，从目前来看，是与他们的整体战略保持一致的。1945年12月初，毛泽东给前线干部发出了指令，不要在冬季打仗，而是要在东北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以后与国民党决一胜负。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总提防着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要毛泽东这样做。1946年1月，马歇尔的使命才展开短短几个星期，斯大林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忠告，永远不要低估美国的实力，因此要小心别去激怒美国，使它站在蒋介石一边在中国实施大规模干预。 [19] 在1945年12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按伯恩斯所说，斯大林已经“做出保证会支持国民政府并愿意履行这项义务”。斯大林否认了在东北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他认为中共软弱、无关紧要而不予考虑，伯恩斯也许是出于一厢情愿，轻易地就上了这些欺骗性保证的当。“我的估计是”，伯恩斯总结道，斯大林“不会刻意做任何事情来破坏我们统一中国的努力”。 [20]

诚然，如乔治·凯南1946年1月初在莫斯科写给伯恩斯的信中所说，苏联不会做出任何明显的努力去破坏马歇尔的使命。在凯南眼中，苏联是“一支扩张主义的力量”，受到“革命传统、民族主义野心，以及好动的本性”的驱使。凯南补充说，莫斯科不希望有一个中立的中国，“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不同我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对我的人’”。 [21] 凯南还就斯大林习惯性的欺骗提出警告。苏联的体制，按照其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理论划分，允许党去执行被政府“虔诚地发誓要抛弃”的政策——就像斯大林对伯恩斯所做的那样，说苏联政府没有给予中共任何援助，而苏联共产党所做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凯南所说的革命传统会引导克里姆林宫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成功，但如果他们太软弱，那么一个顺从的国民党控制的中国也将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因此，为了在中国拥有一个顺从的政权，苏联将维持一种令人困惑的两面讨好的政策。

毛泽东的估计也是如此。他知道斯大林将帮助中共，此时斯大林也正在东北帮助中共扩大它的势力，但至少在眼下，苏联要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继续在表面上表现出支持国民政府在东北重建控制权的计划。即使毛泽东想违抗苏联领导人的告诫，在军力平衡上他也做不到。到1945年年底时，国民政府已经把一些最好的接受了美式训练和装备的部队——所谓的阿尔法部队——部署在葫芦岛和沈阳之间，并且正在向承德、热河和张家口的共产党根据地推进。“随着中央政府向热河开进并在河南和江苏集结军队，共产党人的地位正在恶化”，美国武官在1946年1月5日报告称，共产党遭遇到“供应困难、伤亡惨重、天气极冷和武器不足”的问题。 [22]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使命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机会去继续展开政治攻势。让他们分享国家权力成了压在蒋介石心头的一块巨石，因为共产党人知道，这是美国人所要求的，同样也是中国的公众舆论所想要的。共产党人知道马歇尔希望他们放弃自己的独立军队，但他们可以对这个要求采取拖延的办法，争取时间，同时通过招募新兵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23] 与此同时，同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会投入战斗，如果他们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的话，即便是当他们的出类拔萃的使者周恩来正在诚心诚意地参加马歇尔的使命。换句话说，目前这个局势是斗争和谈判同时进行的最完美时刻。

马歇尔在重庆的一所住宅里刚安顿下来，就马上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一起展开了一系列密集的磋商。蒋介石派来参加这些会议的代表是张群，一名陆军将军，同蒋总司令相识时两人都还是青少年。代表共产党的则是周恩来。三人在当前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举行了几次时间相当长的会议。看起来，双方都想要制止已经在中国多个地区爆发了的内战，马歇尔也证明了自己是个完美的调解人——耐心、务实、注重细节，并能显示出对双方都公平相待。

给国共双方带来分歧的问题不是是否同意停火。双方都希望停火，至少停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另一方占有优势的地区。困难的问题是，停战之后什么样的部队调动可以得到允许，从而使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利用停战来为未来的敌对行动抢占先机。一般情况下，各方都同意应该只允许极少数的部队调动。已经参战的部队应该守在他们自己的阵地上，直到以后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所有中国军队将被整编入一支唯一的国家军队——原则上双方也都接受这个想法。

如果国民政府不被允许去接管由前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所包括的东北省份，并因此需要在美国的帮助下把部队调往那里，这样的协议是不会被接受的。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允许它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是苏联也在中苏条约的条款里承诺要协助中央政府，而且只有中央政府，去这样做。然而，东北也正是共产党势力较强，已经有部队渗透并占领了日军武器库的地方。但是，共产党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热切的妥协姿态，接受了被谈判者称为停火后不能在东北调动军队的“例外”。换句话说就是，中央政府将被允许把部队运送至东北并在东北境内调动，从而在苏联人撤出之后恢复中国的主权。中共则被要求将他们的军队保留在现有的位置上。 [24]

即使是有了这样的共识，这也是好几天经几次马拉松式的谈判后才取得的，但在其他事项上的谈判几乎都谈崩了。分歧集中在两个城镇上，一个是赤峰，位于现在的内蒙古东部，另一个是多伦，赤峰往西约125英里。这两地在当时都属位于北京北部和东北部被称为热河的省份的管辖；现在，热河已并入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国民党人声称他们曾与苏联达成协议，苏军撤走后由他们来接管这两个铁路枢纽所在的小镇。周恩来坚持认为苏联已经离开了这两个地方，而且这两地都已经被八路军占领。国民党军队正朝这两地进逼，他说，这使得冲突几乎难以避免，既然最终军队都会改编整合，政府就没有理由“现在就用武力来加速接管这些地方”。 [25] 随着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即1月9日，周恩来说，我们已经同意把东北作为一个例外，“但我们不能同意这一个”。 [26]

谈判到了最后关头。这天就是被长期拖延和期待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PCC）的第一次会议。将有代表各个党派的38名代表出席会议——8个代表国民党、7个代表共产党、9个代表民主同盟、5个代表青年党、9个代表党外人士。突然间，这个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名但从未谋过面的群体，将被授予决定中国未来政治形式的使命。但是，如果内战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政治协商会议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将是一个悲剧”，马歇尔说，呼吁中止在1月9日召开的会议，因为继续召开将毫无意义，“只会使这个会议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27]

那天晚上，正如他后来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所说的，马歇尔登门拜访蒋介石。当他第二天早晨见到张群和周恩来时，他告诉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突破。他说，委员长已经“慷慨地同意在不涉及赤峰和多伦的情况下签署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 [28] 问题解决了。就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几分钟，这三个人宣布停火协议达成了。

马歇尔很高兴。中国的各方已被证明远远比所有那些预言失败指日可待的悲观主义者更加好打交道。1月13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向部队下达停止战斗、原地待命的指令，双方都承认中央政府部队在东北属于“例外”。蒋介石随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令美国人欢欣鼓舞的讲话。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敦促他进行政治改革，放松他的控制，以及让敌对政党合法化并允许它们真正参与政府工作。美国人曾抨击国民政府的专制，它的新闻审查，以及放手让戴笠和他的秘密警察恫吓、拷打和监禁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魏德迈告诉马歇尔说：“我试图告诉蒋介石要实施政治自由化，镇压只会把知识分子、小商人和学生驱赶到反对派那里去。” [29]

现在，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将做美国人想要他做的一切。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重要的姿态。自由民主的理想被提出来作为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蒋介石承诺，在十日之内，中国所有的公民权利将得到保证，新闻审查将予以终止，政党将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仅仅在七天之内，所有政治犯都会被释放——除了亲日汉奸之外。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10日开幕，中国正在迈出史无前例的另一步。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召开过把自由竞争的政党召集在一起的集会。

政治协商会议在随后的岁月中很少再引人注目，因为它的寿命很短，而且没有持久的影响力，但在当时它具有真正的力量和真正的威望。它将为一个联合政府搭建框架，包括一个多党组成的新的国务院，大致相当于一个内阁，其中国民党将获得刚刚过半数的席位。然后，将召开一个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这份文件有望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如法炮制，建立起一个对行政权力加以制衡和限制的制度。总之，政治协商会议是要建立一项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民党会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对于一个被享有无上权力的帝王统治了数千年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当年在全世界推销的一张配方，由新闻自由和法治所支撑的自由竞争的政党制度，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对警察权利的限制。这样的建议是不可能出自苏联的，因为苏联排斥自由竞争的政党的想法。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政治协商会议公布的计划中所承诺的民主性质受到了中国人民兴奋的欢迎，也是因为在马歇尔身上凝聚了大量的信任。在赫尔利所失败的地方，他成功了，或者看起来成功了。

中国的谈判双方均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共产党人尤其如此。1946年1月12日，停火协议生效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两天后，《解放日报》宣布：“国共两党停战命令的颁布，受到全中国人民普遍热烈的庆祝。全中国人民为此而掀起的狂欢，不亚于日本投降时所引起的狂欢。……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 [30] 周恩来此刻向马歇尔保证说，共产党已经准备好“与美国政府的目的进行合作”。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标，周恩来说，他重复了一年前与包瑞德同乘一架飞机时告诉后者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中国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还差几十年的距离，而且在此期间，“即将在中国开创的民主应遵循美国的模式。……我们的意思是获得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自由企业和个性的发展”。 [31]

周恩来很快去了一趟延安以便让中共中央委员会审批他们在重庆做出的决定，在他返回重庆时，周恩来亲自递交了一封毛泽东写给马歇尔的信。“民主的大门现在被推开了，不管这道缝现在仍然是多么窄。”这位主席在信中如此写道。周恩来说他想转达一则奇闻给马歇尔听，从中可以揭示共产党人的态度。 [32] 在延安有传言说毛泽东很快将访问莫斯科，周如此说道。毛泽东对此大笑，他说他还不打算休假，尽管休假会有利于他的健康。即使他真要去什么地方休假的话，毛泽东说，他宁愿去美国，因为在那里他确信可以学到许多对中国有用的东西。

停火协议签署几个小时后，北京成立了负责监督停火协议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称，总共有125名军官和350名工作人员，配备电台、飞机、吉普车和卡车，所有这些都得由美国运输机空运。“距离十分遥远，”马歇尔说，他概述了停战视察工作后勤方面的困难，“面积巨大，通信条件十分糟糕，甚至完全缺乏。” [33] 原驻重庆的代办沃尔特·罗伯逊被派往北京任美方首席代表。来自印第安纳州的32岁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拜罗德上校，从马歇尔使命成立以来一直参与其中，将出任参谋长。拜罗德后来回忆说：“我们实际上从第二天起就有一个团队在那里。” [34] 美国人用飞机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小组接到北京，在那里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酒店里。军调部的总部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所医院是由美国传教士在1906年建立的，主要开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学院共有二十栋庄重的砖楼，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大都被废弃。

几乎就在同时，双方都开始抱怨另一方违反停火协议。周恩来于1月14日，即宣告停火一天之后，在重庆与马歇尔交谈，他抱怨说虽然蒋介石许愿可以保持赤峰这个城市的现状留待今后谈判解决，但政府军却仍在向赤峰进兵。马歇尔回答说，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他的亲口保证，政府将遵守停火协议，如果他没有遵守，那么蒋会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 [35] 马歇尔说，最有可能的是这种持续的敌对行动是“处于低水平的小规模行动，可以由军调部进行纠正”。

马歇尔致电拜罗德，后者在北京与共产党首席代表、长征老兵叶剑英见了面。经过了一两天紧张的日子之后，各方首席代表同意第二天在该地区抛撒传单宣布停火。拜罗德派出一架美国飞机去赤峰查看停战小组是否可以在机场降落，据报道机场已严重受损，但飞机未能返回，与飞行员埃斯特尔·西姆斯（Estele I.Sims）中尉也失去了联系。第二天又派出了另一架飞机，这架飞机总算联系上了西姆斯，他报告说他和他的飞机都被俄国人扣留了，因为他没有适当的身份证明，也没有关于他的任务的书面命令。这是由于缺乏可以作为指导的过去经验而仓促行事所付出的代价。

拜罗德想立即派出一个停战小组去赤峰，但叶剑英拒绝了，称该小组中的共产党成员还没有到达。1月16日，一架美国飞机被派到在共产党人手中的张家口，把中共小组成员接到北京，美国和国民政府的小组成员都在北京等待着，但是当飞机接了十四个共产党人返回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都不是停战小组成员，而是叶剑英的一支由一个将军和十三个卫兵组成的卫队。令美国人恼火的是，共产党人还带来了一大堆宣传小册子准备在北京散发。“很明显，叶将军并不想让停战小组去赤峰或张家口。”罗伯逊和拜罗德于17日如此报告马歇尔，他们推测这是因为共产党在那两个地方势力很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拖延都是由于叶将军未能提供代表。” [36]

但是，几天之内，这个机制就运转顺畅了。拜罗德每天都发出停战简报，他告诉马歇尔：“双方都过度夸大了他们对违反协议行为的说法。” [37] 1月21日，两名美国记者乘坐军调部的飞机终于到达了赤峰。这是自五个月前苏联进入东北以来美国记者第一次来到东北境内。《纽约时报》的亨利·A.利伯曼（Henry A.Lieberman）善意地描述了这个“满眼都是风化泥屋的田园般的城市”， [38] 现在由戴着修剪过的羊毛帽子、穿着羊皮大衣和毛毡靴子的友好的俄国士兵占据着。他引用了一个苏联指挥官说的话：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大约在同一时间，周恩来在重庆告诉记者，战斗开始沉寂下来了。

整个气氛都很好。蒋夫人出现在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长春，她带来了3万箱糖果送给苏联军队，以感谢他们在战胜日本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战斗确实停止了，”多年后拜罗德说道，“商品和药品开始流通。很多封锁被解除了。” [39] 三人停战监督小组也在进入前线。美国报纸援引军调部一位官员的话说：“大家都不再怀疑双方都希望和平，并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尽全力去实现它。” [40]

“事态发展良好。” [41] 2月4日马歇尔写信给杜鲁门，总结了前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

3月初，马歇尔开始了他的3000英里之行，穿过华北，亲自去争议地带视察现场，三人停战监督小组也在现场巡视，每个小组都由一个美国军官负责。此行的高潮是延安，其他一些美国官员——包括谢伟思、戴维斯、赫尔利和包瑞德——都在他之前到过延安，并在那里同毛泽东面对面地会谈过。延安广播电台报道说：“成千上万的人挤进现场想看一眼这位五星上将大使，共产党方面把他看作当前中国和平的领导人。” [42] 马歇尔写信给杜鲁门汇报了他与毛泽东的会晤，“我说话极其坦率”， [43] 意思是共产党能够得到真正的美国合作，包括给他们的军队提供武器和训练，但条件是共产党人必须诚心诚意地遵循和平的道路。马歇尔说，毛泽东“没有表现出不满，并保证和我全面合作”。

马歇尔报告说，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他不管去哪里，都受到了“非常热情的像在城里那么喧闹的”接待。这并不奇怪。在他们眼前的这位战胜日本的大英雄，千里迢迢来到了就在几个月前还被认为是土匪巢穴的遥远偏僻的共产党总部。这位在世的最伟大的美国人，杜鲁门这样称呼他，把延安作为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首都和施政要地给予了正式承认。他对延安的造访是对共产党新地位的一种肯定：他们正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们是军调部和乘坐美国飞机飞遍中国广大东北地区的停战监督小组的正式成员。马歇尔向杜鲁门强调指出，在这些小组里的美国军官“已经完成一个惊人的任务”，这就是“去控制一个比宾夕法尼亚更大的地区，并使十八年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双方能对彼此有一个和平的理解”。 [44]

2月，马歇尔使命又经历了几次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国共双方都同意缩小他们的军队的规模，军力对比维持在大大有利于国民政府这方。总之，国民党将拥有九十个师（一个满员师几乎有1.4万名官兵），而共产党仅有十八个师。大约十八个月之后，双方的部队将合并接受统一指挥。双方都将取消自己的政治委员，因此军队将首次变成非政治的，在一个政府控制之下而不是一个政党控制之下的武装力量。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所有这些条款似乎都值得注意——共产党人同意将他们在东北的部队减少到仅仅一个兵团，与马歇尔刚开始主持谈判时的三十个兵团相比，力量悬殊。国民党将获准拥有六个兵团。

这一切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人似乎完成了一项他们原本始终认为无异于自杀的行为：允许政府军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并且放弃对自己的武装部队的控制权。2月12日，当马歇尔主持的谈判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时，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这个评论表明毛泽东仍然把军事统一视为投降。“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他继续说道，“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 [45]

这个陈述不够明确，但毛泽东似乎是想让他的政治局同事们放心，军事谈判主要是为了摆样子的。就像1945年秋天与蒋介石会晤后他那“一纸空文”的评论，他觉得协议的实际意义微乎其微，因为怎么实施掌握在他手中。在长春，蒋介石与苏联进行经济谈判的代表张嘉璈正在注视着已宣布的停火和军事整编协议的细节，他的反应是预言似的怀疑。“国民政府显然假定因为东北是个‘例外’，就可以派兵去收复我们的主权。”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但是，国民政府似乎不明白的是，“由于苏联的秘密支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军队在那里的实力已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此外，张嘉璈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很容易地通过东北与苏俄漫长的边境线获得他们的援助；而国民政府的战线拉得太长，并依赖于唯一一条铁路线和两个小港口。“每当我展望并思考未来，”张嘉璈写道，“我会不寒而栗。” [46]

但这只是在该问题上的一个稀有的阴郁的想法，而且是一个私下的想法。就当前而言，气氛还是很活跃的。2月9日，即在毛泽东告诉政治局军事协议实际上又是一纸空文的三天之前，他对一名美国记者唱的是不同的调子。“总的来说，”他说道，“中国已步入民主阶段。马歇尔在结束内战、促进和平、团结民主上做出的努力无疑是杰出的。” [47]

1946年3月，马歇尔返回华盛顿向杜鲁门汇报工作，杜鲁门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来迎接。马歇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领导人“成功地终止了过去二十年的敌对行动”。他说，国共双方“现在正忙于遣散大批军队并把剩下的军队统一整编成一支中央军队”。 [48]

马歇尔的诚意是无可争议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心直口快，不会去粉饰困难。毛泽东因其“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述而闻名遐迩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个精辟论点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去拥有自己的军队，绝对不能只相信和平的政治斗争。但马歇尔显然真的相信，如果能给共产党人保证他们能得到真正的民主制度的话，中共是会放弃他们独立的军队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能够这么快就理顺了原先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人民身上有着悲剧效应。” [49]

[1]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51.

[2] Beal，John Robinson. Marshall in China.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0，p.68.

[3] Forrest C. Pogue，George C. Marshall：Statesman，1945-1949 ，vol.4 （New York：Viking Press，1987），p.27.

[4]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69.

[5] 现和平饭店。——译者注

[6] Caughey，John Hart The Marshall Mission to China，1945-1947.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1，p.62.

[7]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44.

[8] May，Gary. 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p.139-41.

[9] FRUS ，1945，vol.7，p.768.

[10]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419.

[11] Henry Byroade，“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Henry Byroade，” Harry S. Truman Library；online at http：//www.trumanlibrary.org/oralhist/byroade.htm.

[12] Forrest C. Pogue，George C. Marshall：Statesman，1945-1949 ，vol.4 （New York：Viking Press，1987），p.29.

[13]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363.

[14]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1958，p.363.

[15] Lyman P. Van Slyke，ed.，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 ，vol.1 （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p.6.

[16] Lyman P. Van Slyke，ed.，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 ，vol.1 （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p.11.

[17] Van Slyke，Lyman P.，ed.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2 vols. 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p.7.

[18]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53.

[19]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23.

[20] FRUS ，1946，vol.9，p.18.

[21] FRUS ，1946，vol.9，pp.116-18.

[22] FRUS ，1946，vol.9，pp.41-42.

[23]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21-22.

[24] FRUS ，1946，vol.9，pp.73-104.

[25] FRUS ，1946，vol.9，p.104.

[26] FRUS ，1946，vol.9，p.104.

[27] FRUS ，1946，vol.9，p.104.

[28] FRUS ，1946，vol.9，p.105.

[29] FRUS ，1946，vol.9，p.40.

[30] Liberation Daily ，monitored by FBIS，Jan. 12，1946.

[31] FRUS ，1946，vol.9，pp.151-52.

[32] FRUS ，1946，vol.9，p.152.

[33] FRUS ，1946，vol.9，p.351.

[34] Byroade，Henry.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Henry Byroade.” Harry S. Truman Library. Online at trumanlibrary. org/oralhist/byroade. htm.

[35] FRUS ，1946，vol.9，p.347.

[36] FRUS ，1946，vol.9，pp.362-63.

[37] FRUS ，1946，vol.9，p.373.

[38] New York Times ，Jan. 21，1946.

[39] Byroade，Henry.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Henry Byroade.” Harry S. Truman Library. Online at trumanlibrary. org/oralhist/byroade. htm.

[40] New York Times ，Feb. 2，1946.

[41] A full set of carbon copies of Marshall’s letters to Truman are in NARA，Joint Chiefs of Staff，records of Admiral Leahy，RG38，Entry 117，Box 2.

[42]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Mar. 6，1945.

[43] NARA，Leahy records，RG38，Entry 117，Box 2.

[44] NARA，Leahy records，RG38，Entry 117，Box 2.

[45]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26.

[46]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231.

[4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26.

[48] New York Times ，Mar. 17，1946.

[49] New York Times ，Mar. 17，1946.

第十六章 从希望到对抗

1946年3月，乔治·马歇尔人还在美国，中国的事情就开始土崩瓦解了。4月时，他匆忙赶回重庆，几周之内他给杜鲁门的报告中早先的那种乐观就已无影无踪。“前景不容乐观，”在4月6日给总统的信中他写道，“我发现在满洲问题上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已经彻底决裂了，敌对行动在不断加强，并向南蔓延威胁到中国内地。” [1]

国民党已经着手力图通过把军队调入东北来击败共产党，尽管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功，但以马歇尔的军事专家的观点来看，他们现在还处于“一个严重薄弱和危险的军事地位，对此共产党有充分认识并相应地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 [2] 马歇尔记得上一年12月在白宫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即便蒋介石的行为造成了和谈的破裂，也要继续支持他，但这并没有减轻他对停火未能守住而感到的沮丧。同样令人泄气的是，随着共产党人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对美国也变得更加敌视了。1946年7月美国的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得出结论，在马歇尔于1945年年底抵达中国和在1946年春季爆发新的敌对行动之间，中共对美国的态度的变化是从“克制的希望到公开的对抗”。 [3] 除非有一个越来越不大可能的“妥协安排”，马歇尔说，否则“华北将陷入彻底的混乱之中，战事将不可避免地四处蔓延”。 [4]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错？

最初，马歇尔认为问题出自国民政府和他称为“势不两立”的一个派系，后者是一群不想失去自己特权和地位的将军与一群国民党内部所谓的CC派分子 [5] ，其得名于陈立夫和陈果夫两兄弟，此二人从1911年大革命起就与蒋介石相识。蒋介石许多最重要的盟友——他的参谋长何应钦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都是二十年代初黄埔军校的学生，而蒋介石当时是学校的校长。但陈立夫和陈果夫在蒋介石的人生中出现得更早，那时是1911年大革命前夕，蒋刚从日本一所军校毕业返回中国，并加入了力图推翻清朝的革命军。时任当地革命领袖和上海都督的陈奇美，成了蒋介石的靠山。陈氏兄弟是陈奇美的年轻侄子，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他俩在国民党队伍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多年后，他们成了国民党内部坚决反共的右派那强大和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马歇尔相信蒋介石本人不仅廉洁，也愿意致力于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制定的政治自由化，但他无法控制国民党内部决心要搞破坏的极右派。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充分证实这一观点。就在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时，民主同盟组织了大规模会议，有多达2000人参加，来讨论当前的事件，显示了正在发生的民主的产生过程，这是令人钦佩的。但是，这些会议被一伙“有组织的流氓”所破坏，一名美国外交官向华盛顿汇报这些事件时用了这个词，这些破坏活动是陈氏兄弟所指使的——或至少是这么怀疑的，尽管没有确切证据。那些破坏场景极其可恶，匿名的打手冲入和平的讨论会场，殴打了著名的自由派人士。1946年1月下旬，中国民主同盟在秘密警察搜查了其一名代表的家后宣布将抵制政治协商会议以后的会议，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威胁坚持到底。

在历史所记载的野蛮的歹徒行径中，这些事件相对较小，但也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两桩发生在那几个月中的暗杀事件将永远载入史册，但这种暗杀事件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很难用一个数字来对应地概括一个恐怖统治。就连随时准备宣传右派违法行为的共产党报刊也没有报道1946年春天，当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时，又发生的新的政治逮捕。

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实施的反民主行为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刻，当时许多政治活动家正在蒋介石身上寻找诚信的迹象。很多人还记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戴笠的蓝衣社实行的白色恐怖，那时蒋介石政权的许多反对者都被处决或投入监狱。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更系统的反自由暴行这个事实也没能够提升国民党的诚信声誉，而此时最需要的就是信任。这些事件给了反国民党的宣传者一个机会，来把国民政府描绘为“法西斯”，从此，共产党报纸开始频繁地使用这个词。

1945年12月下旬，原战时新闻局的负责人费正清，给国务院提出警告，称前两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蒋总司令最终被抛弃” [6] ，而抛弃他的正是美国应该最想培养的那些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费正清说，“自由派人士说，他们在蒋政权之上看不到希望”，因此1946年2月和3月对这些人的恐吓行径只能强化这种感觉。

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但所承诺的释放政治犯并没有实现，或者，至少是这个政权的许多反对者声称蒋没有做到。延安广播电台强烈地连续不断地抱怨这一点。1946年1月，亲共作家郭沫若遭到警察殴打。在重庆，有人组织了反苏集会，美国外交官相信这是CC派操纵的，亲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的《民主日报》的办公室被洗劫一空。这些流氓行径激起共产党愤怒的宣传攻势。梅尔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暴力迹象越来越多，自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来，每天晚上都有大规模群众集会，公开讨论问题。每次一开会，戴笠的警察就会成群结队地来起哄，并投掷石块，一次比一次多。有关政治犯的话题得到越来越多的特别关注。上周一，政府答应七天后释放全部政治犯，但是有关很多人被杀的传言在四处流传。而在此地肆虐的疟疾，被当作死亡的原因。 [7]

“马歇尔，”梅尔比着重提到，因这些无法调解的行动而“变得非常生气——也许还有些泄气”。

发生在1946年最初几个月里的镇压和右派的流氓行为往往被引证为蒋介石国内地位衰落的里程碑。但是，并非所有这些事件，当然也不是其中最大的事件，即发生在全国城市里的反苏示威游行，是流氓行为。相反，这些事件似乎是针对苏联在东北的行为的爱国反应。苏联人曾答应在1946年2月1日前撤离中国东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2月11日，在雅尔塔会谈一周年之际，全世界的报纸透露出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的细节，根据这项协议，苏联人在中国东北获得特殊的新殖民主义特权。这无疑激起了许多逐渐相信外国夺走中国主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的中国人的极大愤怒。三十一年前的1915年，愤怒的、被唤起爱国激情的中国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些要求包括的内容有对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和大连港及旅顺港的租期延长——几乎与雅尔塔会议上给苏联的特权完全相等。“二十一条”中包括了在东北建立日本的“主导地位”这个措辞；在《雅尔塔协定》里，苏联的“突出利益”得到了保证。这并不奇怪，特别是鉴于这种比较，非共产党中国人会做出如此强烈和不利的反应。

独立的《大公报》的一篇社论宣称，“既然中国已经付出了代价”，这里指的是中国被要求为东北付出的代价，“我们希望她不会被要求付出更多的代价”。 [8] 《纽约时报》从重庆报道称，全市各家报纸，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之外，“还包括许多过去同情过共产党的报纸，都不仅加入了对苏联政策的尖锐批评，而且还参与了一项迫使中国政府公开在东北事件背后隐藏的真相的运动”。 [9] 2月22日，1万名学生在重庆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同时，在汉口、北京、成都、南京和青岛也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也许正如有些人所怀疑的，是CC派号召学生采取行动的，但完全没有理由去怀疑游行参加者的诚意，就像完全没有理由去怀疑1915年示威者的爱国主义一样。重庆学生游行时扛着的标语牌上写着“苏联=德国+日本”和“斯大林=希特勒+裕仁”。 [10] 上海的学生在苏联领事馆前面高喊“滚出满洲”。至少有一名示威者扛着一幅很大的斯大林画像，画像上横着用中文写了一个大字——“蛇”。就是在这些示威活动中，《新华日报》和《民主日报》的办公室受到冲击。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秘密警察攻击这些报纸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但《解放日报》和延安广播电台对于学生要求苏联离开东北以及停止从东北掠夺工厂和发电厂却没有表现出同情。当学生们在游行示威的时候，《新华日报》否认中国共产党曾经从苏联那里得到过任何帮助，声称共产党的“地下战士”十四年来在东北一直很活跃。 [11] 张嘉璈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在长春时参观溥仪的康德皇宫的见闻，在这座雄伟的宫殿里日本人安置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而康德就是这位傀儡皇帝在位的年号。整个宫殿遭到苏军的抢劫，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俄国士兵洗劫一空，甚至连灯泡都没放过。张嘉璈写道，宫里的图书馆“散落着装书和绘画的箱子。……抢劫者抢走了卷轴、绘画和书法作品”， [12] 固定在中国画卷轴底部可以便利画作更好悬挂的圆柱形木棍都被撕扯出来，乱扔在地上。

大约在张嘉璈参观前皇帝的家的同一时间，一位名叫张莘夫的中国技术专家，国民政府的一个工矿处副处长，去视察抚顺市附近的一个煤矿。他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这座矿山的中国所有权，陪同他的有一个苏联同行，以及去接管煤矿的七名中国工程师和一小队铁路警察。当一行人到达时，苏军缴了铁路警察的枪。他们告诉张莘夫，不会允许他的代表团接管这座煤矿，他们应该立即离开抚顺。于是，中国人就登上一列火车返回长春。有一个排的苏联警卫坐在另一节车厢里。当火车到达离抚顺25公里的李石寨站时，张莘夫和随行的七名工程师被人拖下火车，剥光衣服，最后被刺刀刺死了。 [13]

当这个事件的消息传回到国民政府后，中国的副参谋长向负责长春地区的苏联将军叶菲姆·特罗岑科（Yefim Trotsenko）中将表达抗议抱怨，后者回答说，这个事件是中方的错误，因为中方没有在张莘夫到来之前通知苏联军队总司令部。中国军官对他在这个问题上回避责任的态度明显感到震惊，便指出张莘夫是在一个苏联官员陪同下前往的，而且坐在火车上的那一个排的苏联警卫在攻击发生时也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加以阻止。特罗岑科将军的答复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张嘉璈很清楚这个事件的含义。这表明在“经济合作问题被解决” [14] 之前，苏联是不会允许中国恢复对抚顺煤矿的主权的。而且张嘉璈明白，“经济合作”就意味着中国默许苏联的要求，几乎就是把东北所有的大型工业都交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

中共拒绝抗议苏联人在东北的存在、他们的经济要求，以及他们在撤军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加解释的拖延或从康德皇宫盗窃绘画和书法作品的行为，这也许并不奇怪。毛泽东并不想冒犯斯大林。相反，共产党人代之以将他们的愤怒集中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身上，并最终集中在援助国民政府的美国“帝国主义”身上——却完全忽视了美国在1943年就放弃了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且与英国夺回香港一样，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帝国主义”行为是苏联的行为。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毛泽东的行动是在一个更大背景之下展开的。1946年2月可能是马歇尔在华调停的最佳时机，但恰好此时冷战也在形成，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已日趋明显。2月11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说，认定“铁幕”已在欧洲降落了下来。斯大林也发表了自己的演讲予以回应，他宣称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同一个月晚些时候，仍然还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乔治·凯南，给国务院发出了他著名的“长电报”，为后来形成的遏制政策奠定了基础。

3月，莫斯科让中共领导人知道他们将从几个东北大城市撤出，同时又告诉说根据中苏条约，他们将不得不把这些地方转交给国民政府的军队，但是中共应该准备采取行动。所以，八路军立刻推进到东北的南部地区，占领了那里的一些中小型城市。

就在同一时间，在华美国外交官开始注意到共产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提交给马歇尔的一篇很长的备忘录中，曾在1944年作为迪克西使团成员访问共产党地区并报告了他们在当地大受欢迎的雷蒙德·卢登说，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苏联。例如，他们的报纸一直在重复苏联的官方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上的胜利主要是苏联的功劳，而美国和英国的贡献甚至不再被提及。他接着说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宣传中使用“法西斯”这个词了，“法西斯在完全的俄国人的意义中指的是任何反对俄国的人，现在中国共产党也有同样的愿望”。 [15] 卢登尚不知道这些文字姿态是不是一种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不再主要是“民族主义的改革者”，而是成了“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卫星势力”。

卢登在他的怀疑中对形势的变化跟得太紧以至于尚未固化成既成事实，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盛慕真，发现1946年3月20日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战略已经问世。这个战略就是寻求将东北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以长春市为分界点。“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长铁路全线，”毛泽东说，“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长铁路。” [16]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愤恨地向马歇尔在华盛顿期间负责调解使命的阿尔万·C.吉列姆（Alvan C.Gillem）中将抱怨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援助。3月30日，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军方继续运送政府军进入东北，我们将认为这样的行动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并且在政府方面是缺乏诚意去实现在满洲的真正停火”。 [17]

早在3月18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就表达了他对蒋介石目前的行动的看法。毛泽东写道：“最近时期的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 [18] 两天后，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告知他共产党将不会再参加起草中国新宪法的国民大会。他已断定，中国的革命只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在他那失望的表述中，毛泽东可能是真心的，但他似乎对冷战加剧做出的反应远比对蒋介石的反民主行为更加强烈。3月20日，在报告中国迅速变化的政治发展时，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参赞罗伯特·史密斯告诉伯恩斯称：“委员长已经表现出……一种值得称赞的合作精神和妥协意愿。”史密斯继续说道，蒋介石“希望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案，但不能有对他的权力的实质性挑战”。同时，史密斯说：“共产党人似乎在借助目前对国民党的猛烈抨击从而为自己准备这样的意外事件而提前推卸责任。” [19]

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以下的可能性，即国民党强硬派在向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已经出轨了，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这样做。原定5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将起草宪法，国民党想要控制这个大会。但是，在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政治进程，而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它在战争期间行使的那种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由延安正在加强的宣传攻势所反映出的毛泽东的观点，除了作为他迫不及待想实现自己权力的产物之外很难做出其他解释。这些宣传以非常压抑的措辞提到了秘密警察的恐吓，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禁，对学生抗议活动的镇压，以及对记者的骚扰。毛泽东在1946年的前几个月可以坚持选择由马歇尔使命所绘制的蓝图——选出国民大会，起草一部新宪法，并最终在选举中竞争权力。这就是当他告诉马歇尔“在中国启动的民主应遵循美国模式”时，他向马歇尔表明的意图。

4月初，直到此时还一直隐忍未对蒋介石进行人身批评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对蒋介石进行辱骂攻击的文章，这篇文章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被正式转载。 [20] 文章指责这位中国领导人煽动内战，完全违背了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的所有四项承诺——允许公民自由、所有政党合法化、举行地方选举和释放政治犯。

这种势不两立之中蕴藏着什么阴谋呢？在历史记录中很难找到一个更加僵硬、短视自私、愤世嫉俗和腐败的政治派别。如果说驱使毛泽东去夺权的是某种难以抑制的欲望的话，那么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就是与之水火不容的另一种动机。 [21] 1946年7月，最糟糕的时刻出现了，民主同盟的两个重要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昆明驻军暗杀。也许是因为最近的学生示威，昆明驻军发出了一道笼统的命令，必要时应处决那些倾向于在政治协商会议内支持共产党的民盟成员。没有证据表明是蒋介石批准了这些暗杀行动，确实，如陶涵所指出的那样，鉴于这类镇压行动在公共关系上的代价，蒋介石几乎没有理由听任这样的暗杀行为发生。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引述了他称为“盖世太保”的攻击，指出“无情的恐怖主义在昆明甚嚣尘上”。 [22] 继暗杀之后，另有几个民盟成员，包括人类学家费孝通，他也许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知识分子，都到美国领事馆躲避了一阵。在一次会晤中，司徒雷登就这些暗杀事件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并警告他知识分子总体上正对他越来越不满。蒋介石答应采取一些措施。

此后，在昆明或其他地方再没有持异见的知识分子遭到暗杀的报道，所以也许是蒋介石确实下指令制止了这类镇压活动。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费孝通和我们之前在评论战争结束后的气氛时提到的储安平，继续开展着他们的活动；同样，马寅初和其他一些杰出人物也毫不掩饰他们对国民党的幻灭。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在陈氏兄弟的指挥下，可能一直在施加压力通过一部一旦被采纳就会赋予总统近乎独裁权力的宪法，但他们的这一努力没有获得成功，看来——至少在美国人眼里——他们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同时，尽管蒋介石的秘密警察仍然活动频繁，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还继续在重庆出现，转载着《解放日报》斥责蒋介石的社论。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代表被国民党秘密警察密切盯梢，但相对而言，他们还是未受干扰地住在他们那狭窄的小巷子里。

在整个冬季和1946年的春季，马歇尔为恢复停火并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而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主持了几百次会议，所有会议的记录加起来长达成百上千页，如今全都完整地保存在国务院的档案室里。但这些谈判无非都只是代表着一种虚幻世界，仿佛是置身于一个与国家现实隔绝的蚕茧之中。所有这些会议的记录无非都是些枯燥沉闷的、令人厌烦的、再三反复的照本宣科，充满相互指责和言不由衷的对己方和平意图的宣称，还有马歇尔为结束争斗而提出的具体的、详细的、可行的建议，所有这些都变得越来越像是各吹各的调。各方都仔细钻研着拟议中的协议的微小细节，似乎这些协议都将生效并具有实际效力。然而实际上从未有过。

破坏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的，不是CC派或任何其他党派，而是内战的恢复。国民党和共产党互相指责对方。没有一方会愿意被看作毁掉和平机会的一方，但双方在他们的行动中都有过错。“双方都一直对对方的不当行为和邪恶目的进行了大量指责。”马歇尔对周恩来说道，并且“在观点上完全相反”， [23] 他继续说道。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裁定主要过错与次要过错之区别。他只是希望使双方都能越过相互指责的阶段，朝恢复过去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努力，但双方都是一旦情况对自己有利，就开始攻击对方。

马歇尔的努力原本会持续到1947年，但实际上在1946年3月7日这一天就戛然而止。那天，在没有给中国中央政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大约装满了四十列火车的苏联军队撤离了沈阳，同行的还有一支坦克、卡车和大炮车队，以及自上年8月起就一直悬挂在红军司令部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苏联的撤军促发了抢占地盘的争夺战，而这场争夺战要一直到四年后以共产党获胜的内战本身结束之后才告终。

在苏联军队撤退的时候，根据美国的估计，大约有10万人的共产党军队聚集在沈阳附近，但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已经从秦皇岛沿铁路线北上，赶在共产党前面，把共产党的小部队驱离出郊区并潮水般涌入市内。国民党司令赵公武中将宣称对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24] 他声称已经将共产党军队逐出沈阳城外十几英里。

这种踌躇满志是有原因的。国民党第52军进入沈阳标志着自1931年日本侵华以来中央政府军队第一次进入东北的最大城市。除此之外，由美国训练并装备的政府军表现不错，如此有效地赶跑了共产党，使得蒋介石颇有底气地认为，如果他坚定地采取行动，他就可以用武力摧毁毛泽东的军队。但这完全与马歇尔的迫切恳求背道而驰，马歇尔警告他，他的部队会因战线拉得太长而变得过度分散。在这个世界上能有谁比乔治·C.马歇尔懂得更多战术和后勤物资供应的重要性呢？

虽然蒋介石占领了沈阳，但其他地方的局势对他来说就很糟糕了。4月，当马歇尔仍然在华盛顿因他的出色工作而得到赞誉时，苏军撤出了他们在东北的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他们提前通知了共产党人撤离日期，并和以前一样告诉他们要准备好采取行动。国民政府在市内有一支约7000人的部队。俄国人撤出后的第二天——国民党宣传声称是半小时之后——2万人的共产党军队发起了攻击。 [25] 《纽约时报》的亨利·利伯曼同其他六七个美国记者一起在场，他报道了残酷的逐街逐巷的争夺战和重大的人员伤亡。共产党的八路军支队，像往常一样换了个名字叫“民主联军”，是一部“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组织良好、精心指挥的作战机器”，利伯曼说他们的武器配备令人印象深刻，拥有日军的火炮、机枪和步枪。利伯曼特别指出，共产党否认是从俄国人手中得到这些武器的。大部分攻击部队是六个月前乘船从烟台港到达东北的，就在前一年秋天，共产党成功地阻止了美国人运送政府军在烟台登陆。

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位于长春市中心的一栋五层高的银行大楼内，那里是政府军总部。大约有1500人的国民党军队驻守在楼里，用利伯曼的话说，进行一场“阿拉莫般的防卫战” [26] 抗击着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把大楼变成了一个“地狱”。当政府军最终试图逃跑时，他们被火力封锁在银行旋转门前，数百人被射杀在大楼前的广场上。

到目前为止，攻占长春是共产党针对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最大的军事成功，它使得马歇尔的斡旋、1月10日的停火协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以及所有计划中的军队整编全都前功尽弃。“马歇尔的努力功亏一篑”成了4月30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共产党人为他们重新发动攻击给出的正当理由是基于国民政府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特别是在热河省向赤峰调动部队。延安广播电台、《解放日报》和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源源不断地发表了这方面的指责文字，不仅谴责国民党违反停战协定，而且指控右翼势力破坏政治解决的图谋。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长时间会谈中也重复了这些指控，虽然战火重燃，他仍继续激烈抗议美国帮助运送国民政府部队到东北之举以及其他事项。

占领长春正好发生在马歇尔结束他的华盛顿逗留准备返回中国时，所以在逻辑上自然成为他与周恩来和国民政府代表恢复谈判时的第一项议程，但奇怪的是，在他与周恩来4月23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时，他对此缄口不提。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只是就新的停火给出了一项提议。 [27] 相比之下，当他同一天晚些时候与国民政府代表，代替了张群的徐永昌将军会谈时，马歇尔几乎没有隐瞒他对国民党的恼怒，他说他们已在不经意间“教共产党掌握了新的力量意识”。他列举了国民政府的许多缺陷，从不提交部队调动报告，到搜查共产党人在北京的住宅，尽管在马歇尔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军队对赤峰的进攻。马歇尔告诉徐永昌，“共产党人现在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们可以对政府提出过度的要求”， [28] 其意思是，本来凭借更明智的政府政策是可以避免共产党人占领长春的，但现在他们似乎取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军事优势。

几天后，马歇尔给杜鲁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更加公正地评价了各方的责任。共产党人在为他们夺取了长春而“兴高采烈”，他写道，“毫无疑问，他们的将军们在主宰着谈判桌上的代表”。在他们所获得胜利的鼓舞下，他说，共产党开始了一个反对美国运送政府军到东北的宣传攻势。他说，周恩来“敦促我撤销运输支持来迫使蒋委员长住手”，但委员长自己的顾问和将军却告诉他要采取“一项他们没有能力执行的武力政策，哪怕是有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有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华北港口青岛、天津并沿铁路线直达秦皇岛港”。换句话说，马歇尔得出的结论是：“前景不容乐观，在我看来，除非达成一项妥协安排，否则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华北局势一片混乱，战火不可避免地四处蔓延。”

确实，前景不容乐观，尽管在蒋介石走向失败的道路上和共产党走向胜利的道路上还注定有着一些重大的起伏和波折。蒋介石听从了他的将军们的建议，确实在长春失陷后采取了一些主动行为。他最强的第1军从沈阳沿铁路到达四平街并于5月24日收复长春，随后继续向北朝还在共产党手中的东北北部大城市哈尔滨挺进。6月初，马歇尔拒绝了蒋介石运送更多国民党部队加入战场的新请求，在他执着的恳求下，蒋介石同意了新的停火协议，这次停火持续了关键的三个星期。

是否因为就在蒋介石的部队似乎刚好掌握了主动权的那一刻却同意了停战，从而导致蒋介石失去了他所有的可以一劳永逸地在战场上打败共产党人的最佳时机，这始终只能是个猜测。马歇尔并不这么认为，而且有关这个争论的砝码似乎也偏向他这边。共产党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政府军队，尽管如此，如果战线一拉长，时间就对他们有利，过去的情况始终印证了这一点。共产党人享有与苏联之间的漫长的边界，通过这条边界斯大林可以给毛泽东提供武器并且在必要时给予庇护。而政府军如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战线拉得过长并过度分散，他们的补给线长得似乎无边无际，动辄就会遭到陕西、河北两省的共产党游击队的骚扰。此外，当政府军在东北展开攻击时，共产党也能够在长城以南发动进攻赢取更大收益，尤其在山东，他们的队伍就在青岛郊外。

蒋介石似乎有过多次把共产党人攥在手心的机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江西“围剿”战役之后，蒋介石曾迫使他们进行长征。然后，在1936年，他似乎马上要彻底消灭长征后剩下的衣衫褴褛的红军时，日本的侵略和中华民族的需求阻止了他，为了抗拒外敌保卫祖国，他与自己国内的宿敌结盟。而此刻，再一次战胜毛泽东的机会似乎又离他远去了。

美国会在相当程度上从资金和武器两方面帮助他，但这种帮助绝不会是无止境的。继长春于4月暂时失陷后，蒋介石要求美国再帮助运送另外两个军的兵力到东北战场。马歇尔拒绝了，他在给杜鲁门的解释中说，美国已经运送了22.8万名政府军士兵，如运送更多军队“就等同于是在目前局势下支持一场内战”。 [29] 马歇尔不想这样做，正如他所说的，“让（中国政府）陷入困境”，但他也不想鼓励蒋介石全力征服东北，他认为这会是一笔蚀本生意。与此同时，马歇尔详细介绍了他减少海军陆战队兵力的计划，截至这年夏天计划从几个北方港口和北京将5.5万人的总兵力减少到2.8万人，即使海军陆战队还需要被用在给北京的行政总部以及给继续派到华北各地的停战监督小组提供交通和安全支持。马歇尔还与周恩来商谈了由美国来训练共产党军队的安排，这是打算在军事整编计划生效后予以实施的。

总之，马歇尔仍在坚持他的努力，在中国内战中维持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公正，这是一种有偏向性的中立，美国以此来履行其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义务，也不给评论蒋介石的美国评论家留下开空头支票的口实。谈判还在继续，但主要是作为一种策略，国共双方都借此来竭力证明自己是和平的政党，即使战争已再次吞噬了他们的国家。

同时，共产党人的宣传也可用于对他们所做出的决定进行追根溯源，这个决定就是放弃了对美国的友好意图，并确定美国为中国的头号敌人。

这种情况来得极快。1946年2月延安电台还广播了中美合作的感人故事，如来自山东潍县有关为一个前一年5月被日本防空火力击落的一架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举行追悼会的报道。 [30] 广播里描绘了一幅动人的画面，追悼会场摆满了花圈，“解放区各界”都发出了唁电和悼词。广播中报道，潍县的地方官员主持了追悼会，“并公开致辞，希望中美友谊万古长青”。

3月初，就在马歇尔访问延安之前，《解放日报》称赞了他的“辉煌成就”，说他“受到中国人民热情欢迎的原因在于他的努力方向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也和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世界和平相符”。然后，当然还有毛泽东那广为人知的赞誉之词，他发誓要“全心全意遵守所有的协议”，他还提到了“蒋介石总司令的领导”和“美国朋友”。

四个星期后传来了更新后的对美国的言语攻击，伴随着的是一种更新后的不满和困惑的语气，这种语气将成为此后共产党宣传的特征——用“更新”这个词是因为在许多方面，这些新的攻击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上一年秋天海军陆战队到达华北时的极力反对。1946年4月4日，中共报纸登载了愤怒的报道，说美国战机在长春以南重要的铁路枢纽四平扫射了共产党人的阵地。中共媒体报道称，其中一架飞机被击落，在飞机残骸里发现了一名美国飞行员，这就证明了“美国飞机和军官已公开参与了国民党军队的肆无忌惮的行径”。 [31] 马歇尔下令就这些指控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从来没有美国飞机在四平附近出现过。当这一结果被提交给周恩来时，共产党报纸登出了一份撤稿声明，承认死去的飞行员是一个穿着美国制服的中国人，他的脸部毁损得太厉害，以至于搞错了他的身份。

尽管如此，共产党人就美国正在参与的反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所展开的初步指责是有效果的，并且，无论如何，这些批评的鼓点还在继续敲着。共产党的报纸连续报道了属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的呼吁，要求美国停止运送国民党军队并反对拟议中的给中国政府的美国贷款，理由是这些贷款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 [32] 5月，延安的广播包括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即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破坏了马歇尔作为一个公正的调解员的作用，这本身可能是真实的，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是为毛泽东曾发誓要“全心全意”遵循的协议所允许的。随着战火的重新加剧，延安广播电台坚持认为，“美国的援助是加剧目前东北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一个不容抵赖的事实”。 [33]

6月5日，延安广播电台广播称：

美国军队还为中国内战煽动者组织了空军和海军力量。美国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飞机、军舰、火箭炮、大炮、坦克、汽油和所有必要的战争物资……再明显不过了，如果没有这样庞大的援助，中国的反动派绝不可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内战。……美国的这种军事干预少不了帝国主义的策划。（国民党反动派）会发现，美国要求中国提供军事基地及在华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从而使中国沦为美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这样的一天迟早会到来。

同样在6月，曾经得以豁免共产党批评的马歇尔，也遭到了人身攻击，这一趋势后来导致了使用“杜鲁门马歇尔集团”这样的样板措辞，来指意图在中国建立帝国主义统治的美国境内的所谓反动派。报纸报道说，马歇尔原本可以阻止国民政府调动新的部队加入争夺东北的战斗，但他没有去做。事实上，如我们所知，马歇尔拒绝了蒋介石运送更多政府军去东北的请求，他还下令缩小海军陆战队部署的规模。

6月7日，《解放日报》上载文称：“在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内政遭受帝国主义干预的程度，以及中国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运动遭受赤裸裸镇压的程度，从来没有达到现在的规模。” [34]

从当时美国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这种愤怒语气的加剧说明共产党已经转而怀有坚定的反美敌意，对此美国无法加以改变。8月时，共产党宣传再次指责马歇尔未能阻止延安广播电台所称的“中国内战的加剧”。 [35] 在这一年走向结束之前，马歇尔开始向杜鲁门建议，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他的调解努力了。

马歇尔明白，这些愤愤不平的仇恨表述，尽管“全是不准确的说法”，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结束了他们真诚地避免内战的努力。出于公共关系的原因，他们会继续谈判，但他们也将继续战斗。他们对美国的公开敌意和把国民政府描述为帝国主义外国势力的“走狗”是他们的战略的组成部分，他们意图凭借此战略来赢取胜利。

[1] NARA，Leahy records，RG 38，Entry 117，Box 2.

[2] NARA，Leahy records，RG 38，Entry 117，Box 2.

[3] NARA，Leahy records，RG 218，Entry 117，Box 2.

[4] NARA，Leahy records，RG 218，Entry 117，Box 2.

[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

[6]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131.

[7]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83.

[8] New York Times ，Feb. 15，1946.

[9] New York Times ，Feb. 20，1946.

[10] New York Times ，Feb. 21，1946.

[11] New York Times ，Feb. 21，1946.

[12]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95.

[13]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223.

[14]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222.

[15] FRUS ，1946，vol.9，pp.513-16.

[16]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33-34.

[1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36.

[18]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27.

[19] FRUS ，1946，vol.9，p.157.

[20] FRUS ，1946，vol.9，p.167.

[21] FRUS ，1946，vol.9，pp.160-61.

[22] FRUS ，1946，vol.9，pp.1380，1400.

[23] FRUS ，1946，vol.10，p.77.

[24] New York Times ，Mar. 21，1946.

[25] New York Times ，Apr. 30，1946.

[26] 阿拉莫为美国的一个城市，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中经顽强抵抗后被墨西哥人占领。——译者注

[27] FRUS ，1946，vol.9，pp.791-93.

[28] FRUS ，1946，vol.9，pp.791-93.

[29] FRUS ，1946，vol.9，pp.791-93.

[30]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February 10，1946.

[31]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Apr. 2，1946.

[32]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Apr. 21，1946.

[33]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May 20，1946.

[34]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June 7，1946.

[35] Forrest C. Pogue，George C. Marshall：Statesman，1945-1949 ，vol.4 （New York：Viking Press，1987），p.125.

尾声

当警察半夜来到的时候，梅志和她的丈夫，中国最知名的文学评论家胡风，不忍心告诉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两人即将被捕。 [1] 于是，他们说客人已经到了；他们把自己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安顿上床，和他们亲吻互道晚安。然后，他们就被带走了。

梅志，散文、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家，六年后才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即便获释了，她仍被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这是中国的一种说法，意思是感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她被迫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以便清除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胡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和抗日爱国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其后整整二十五年几乎都被湮没在中国监狱系统里。在此期间他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理由是，他后来说道，他根本就没有犯过什么罪。胡风的罪行是撰写并传播了一篇一面世即刻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长文，文中他批评了中国的新领导者强加给艺术和文化的限制。这种冒犯行为导致毛泽东宣布他为“反革命集团”的领袖，毛泽东还下指令称：“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 [2] 1979年，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胡风被释放出狱，又过了三年，他被正式平反。但他因长期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最终陷入受折磨过度的精神失常，于1985年去世。

胡风是本书提到的几个中国著名的学者、作家和专家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公开醒悟帮助了将公众舆论的潮流扭转为反对蒋介石并支持还不那么知名的共产党。他们分属不同的信念派别。有些人，像胡风一样，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则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中的所有人，就像世界各地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接受其令人满意的必然性，及其体现了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敌人之外全人类进步渴望的主张。中国同其他地方——从古巴到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都因其中央政府的腐败、肮脏及无能而得到增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实际运作并不怎么了解，但也在1949年共产党人上台执政时给予他们热烈欢迎。

去做他们所做的事是有风险的。像左翼作家联盟一样，属于一个亲共的组织，或者只不过批评几句蒋介石和国民党，就要冒坐牢和酷刑的危险。然而，除了他们中少数几个确实痛苦地遭受过苦难，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为自己的信仰献身之外，大多数反对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出版小说、诗歌和散文，教学，以及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寅初的例子，在公开聚会上表达他们的意见。

正如我们所知，在1946年7月时，民主同盟的几名成员因害怕刺杀了两位民盟成员的右翼暴徒而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寻求临时避难。其中就有费孝通，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农村研究的先驱，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自燕京大学（后称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先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同他的很多同事一样，他是通常与共产党结盟的民主同盟的一个成员。在战争期间，他生活在流亡昆明的一所大学里，在云南省的乡村从事研究。他甚至还到美国去生活了一年。他在中国的出版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享有相当的知名度。

1949年之后的几年里，毛泽东总体来说对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是执行了一项他在战争年代和夺取权力的长期斗争中所采取的温和政策。许多批评过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职务。费孝通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以及享有声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成员。

1956年，在后来被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中，费孝通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结果他被迫站在狂呼乱叫的人群面前承认自己的“反人民罪行”。后来，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他被红卫兵小将殴打，并被迫去打扫厕所。不同于许多其他受害者的是，费孝通活了下来，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但他说自己已经失去了原本是最能出成果和最有用的二十三年。

其他人有着相似的遭遇。马寅初，这位在1944年曾把蒋介石比喻为“真空管”的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储安平，他在《客观》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使得他在日本投降后的那些日子里成为一个突出的人物，当上了《光明日报》的编辑。《光明日报》是一份主要读者为知识分子的报纸。当马寅初提出中国要实施人口控制规划后，他失去了信任，因为当时毛泽东认为人口控制是帝国主义列强妄图使第三世界保持软弱可欺的一个阴谋。

马寅初被清除出公共生活，受到了一系列荒谬的政治罪的指控，并承受着一种非人待遇；毛泽东逝世后，像费孝通一样，他也被恢复了名誉，并能够重新恢复他的学术生命。

马寅初至少还避免了实际上的牢狱之灾，其他许多人则难逃厄运。1957年，成千上万的人被划为“右派”，包括众多受过西方教育并从国外回国帮助建设新中国的人。他们中许多人被送往劳教所去“改造”思想。许多人就死在了那里。1958年，储安平被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就在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前，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本长达1054页的文件汇编，其目的是要捍卫美国政府，回应有关美国须为现在是很明确的，即中国会“丧失”在共产党手中而承担责任的指控。这本著名卷宗的正式名称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1944年到1949年时期》，但被普遍称为《对华关系白皮书》（也简称《白皮书》）。1949年1月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为此书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并不是因为美国的任何过错；中国是被蒋介石政府“丢失”的，这个政府已经变得“意志消沉，失去民心”，无法挽救，尽管如《白皮书》上所表明的，美国多年来一直做出巨大的努力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然而，与杜鲁门政府的希望和期待相反，《白皮书》并没有解决争端。最重要的是，它未能阻止错误和邪恶的指控的重演，这是赫尔利在1945年年末辞去驻华大使一职后发起的，其坚持认为是国务院中的一群亲共产党中国的专家破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损害了中国那合法的亲美政府。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国内所产生影响的关键特征，从蒋介石的失败所带来的打击中涌现出来一些右翼煽动者，他们策划了可耻的迫害，把失败归咎于政府内部一些“阴谋者”的叛逆行为。

并非所有战争期间在中国服务的美国人都受到了指控并要承担责任，但其中许多人确实惨遭厄运。曾作为中国战区司令而指挥若定甚至颇为明智的魏德迈，也加入了对外交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横加指责的行列，草率地怪罪他们破坏了美国的利益。魏德迈姗姗来迟的指控是很奇怪的。当他在中国期间，包括1945年年底和1946年年初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夺取东北控制权的竞争正如火如荼展开的那几个决定性的月份里，他写了很多紧急报告发往华盛顿，但其中没有一次他所持的立场是国务院的中国通涉嫌不忠。他后来才提出这些指控；里根总统在1985年给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赫尔利在他突然辞去大使一职后回到他在俄克拉荷马的家中并三次竞选美国参议员，但都没有成功。一直到他于1963年去世，他都对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坚持认为是中国通们对美国不忠才导致了灾难。但主要挑起指控任务重担的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他指责美国国务院的所谓共产党人要对失去中国负责，要对其他方面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负责，这竟然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

即使是乔治·马歇尔这样备受推崇的风云人物，人人都认为他是远离任何怀疑的可能性的，竟然也承受了麦卡锡的指责。马歇尔在中国始终坚持他徒劳无功的努力去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直到他于1947年最终离开中国，取代詹姆斯·伯恩斯出任国务卿为止。就在那个时候，他制订了帮助欧洲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其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1951年，麦卡锡出版了一本书，指责马歇尔要为共产党在中国接管政权负责。在一份从发表起就因荒谬夸张而一直臭名昭著的声明中，他指控马歇尔参与了“一个如此巨大的阴谋集团，犯下了如此黑暗的恶行，使得人类历史上任何先前的冒险行为都相形见绌”。

马歇尔幸运地经受了麦卡锡风暴而基本上毫发无损。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那些级别较低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在战争结束后恢复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最终因中国的“丧失”而几乎全都在劫难逃。

约翰·帕顿·戴维斯后来分别在苏联、德国和秘鲁任职。在1948年时，他因1943年一架载着他和另外一群人的飞机坠毁在缅甸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领导能力而被授予自由勋章。但在1954年，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虽然没有掌握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仍裁定他缺乏“判断力、审慎，以及责任心”。他被国务院解雇，他的安保审核也被剥夺。他去了秘鲁首都利马并成为当地一个成功的家具制造商，后于1999年去世。

谢伟思，在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期间担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助手，后来在1952年同样遭到解雇。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为他恢复原职，不过，由于美亚事件中对他的指控仍然阴影缠身，他无法继续做一名外交官。他辞了职，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馆长和编辑。

范宣德被派到瑞士工作了几年，后来又去了摩洛哥，但他在麦卡锡政治迫害中也受到攻击，仅凭捕风捉影且显然站不住脚的证据就指责他为共产党员。他被迫于1952年从国务院辞职。费正清也被麦卡锡之流指责为不忠，并经历了一段极其紧张而艰难的时期，当时他和其他中国问题专家，其中最知名的有欧文·拉铁摩尔，都经受了美国国会的调查。但是，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不同的是，费正清因他在哈佛大学拥有历史学教授职位而受到保护，在那里他培育了几代学者、记者和外交官，包括本书的作者，给他们传授了有关中国的知识。

毫无疑问，不论是在谁的手上失去，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与苏联密切结盟并帮助亚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失败。毛泽东本人因美国的失败而几乎欣喜若狂。在1949年8月《白皮书》发布后仅一天，毛泽东在他的一次著名演说中，引用了艾奇逊自己的话来讽刺美国的立场。他指出，艾奇逊承认蒋介石无法挽救，是因为他的政府“意志消沉，失去民心”。毛泽东问道，那么，既然美国明白中国人不再需要他，为什么还要给国民党提供帮助？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毛泽东称，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的目标之一就是“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和一场“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但美国失败了，毛泽东说，因为“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 [3] 毛泽东还强调了他称为的“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他说，这就阻止了美国“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

毛泽东那充满胜利欢欣的讲话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其一是把它看作一个声明，共产党中国和帝国主义美国因它们的敌对本性决定了必须是死敌。其二是把它作为一种变相的希望，希望美国在中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希望美国拒绝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因为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正常的或至少非对抗性的关系本来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上，在做出敌视共产党这个抉择后，美国使得毛泽东别无选择，就像他在1949年另一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只能向苏联方面“一边倒”，这就导致了长达二十五年的互不信任和敌意。

是否有可能存在不同结果呢？对于这个困难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作家、政治家和学者给出了激烈的、相互冲突的答案。在辩论的一侧始终有一方辩称，如果美国行动更坚定，更加有先见之明，美国是可以从共产党人的猛烈攻击中挽救蒋介石的，中国也就会慢慢地朝亲西方的民主方向演变。假如美国提供给国民党更多的帮助；假如美国当时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更加明晰；假如美国不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停止在日本占领期间消灭共产党的战斗；假如美国在1946年年初蒋介石初步取得了几乎是成功的攻势期间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师团去东北；假如史迪威和中国通们没有在蒋介石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重拳打击之际去玷污他的声誉——那么共产党的胜利是有可能被防止的。

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有几个人提出了这种观点，最突出的也许是与罗斯福总统关系紧密的表兄弟约瑟夫·艾尔索普，战后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专栏作家。正如我们所知，艾尔索普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只有“白痴” [4] 才看不到共产党会成为苏联的马前卒，反对蒋介石集中力量于未来同共产党的斗争的愿望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艾尔索普认为，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在战后调遣大批自己的军队到中国去，从而确保国民党能够建立其统治。

艾尔索普还认为，美国人民一旦明白了所涉及的战略利益，就将支持在中国对共产党发动战争。然而，战争一结束就要求美国军队返回家园的大量呼声表明艾尔索普完全错了。极有可能的是，假如听从了他的建议，美国会发现自己陷入像二十年之后在越南所经历的那种困境——把自己束缚在亚洲大陆上无法打赢的一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之中。共产党太根深蒂固、太强大，获得的苏联支持太稳定，随着冷战正在世界各地展开，苏联人将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人在中国流血和死亡。而且，正如艾奇逊所正确地表述的那样，在克服国民党政府的缺陷这个问题上，美国根本就无法有所作为。中国人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与此相反的选项是要求美国不再支持国民党，从而不会招致毛泽东的愤怒。这就是中国通们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要比艾尔索普的观点更好。不幸的是，像戴维斯和谢伟思这样的人物，尽管都是很聪明、很敬业的公职人员，但他们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频繁接触时，对共产党太过天真以至于目眩神迷。他们对毛泽东的偏爱并没有改变美国的政策方向。尽管对国民党的幻灭和对共产党的英雄描绘大量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中，美国在介入中国的“自相残杀的冲突”中时仍然站在蒋介石，而不是共产党一边。

如果美国更早抛弃蒋介石并在中国国内斗争中保持中立，就像毛泽东在1949年8月的讲话中似乎模棱两可地暗示的那样，这么多年的对立是否能够被避免呢？多年来，对于这个问题舆论的洪潮给出了答复：“是的”。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越南战争中，许多学者、记者、外交政策专家和普通百姓一直认为，美国不仅反对亚洲的革命力量，而且还去支持右翼独裁者，从蒋介石开始，从而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正是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导致了革命政党在世界范围内风生水起——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越南共产党或者，之后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者——并都把美国视为敌人。从这种观点来看，中美对抗是被误导的美国决策的产物，其本身也反映出在美国的辩论中未能聆听那些更明智的声音。

这个观点应用到世界其他地区时可能是正确的，但用在中国这个特定情况中，就很难具有说服力了。一方面，在中国实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就如同一项庞大的军事干预一样，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在容易产生强烈意见分歧的事件中，民主国家往往会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大规模的干预将会遭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反对，因为做出巨大的努力去拯救一个遥远的且并不怎么民主的政权显然难以使他们相信是正当的。

然而，同样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也会确信，当一个长期存在的盟友面临着可怕的挑战时完全听任其自生自灭，这将是可耻的，过于狭隘利己的，也是与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到1945年年末，很明显，斯大林公然违背了他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义务，把东北交付于毛泽东手中，此时如果袖手旁观、不出手相助就会违背美国人的公平感。现在回想起来，很容易看出，当时所做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蒋介石也因此失去了中国大陆。但是，当时这一切都是很不明朗的。当华盛顿做出帮助蒋介石的决定时，他似乎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在中国打一场胜仗，如果不是在东北的话，在长城以南也会是稳操胜券的。

塑造中国和中国未来关系的主导力量不是美国的选择，而是苏联和毛泽东的本质和行动。那些年里的转折点不是在华盛顿做出的一些决定，或是赫尔利的新闻发布会，或是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到北京、天津和上海，而是苏联在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勉强接受与国民党的政治交易的进一步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尽管美国为调解双方做出了不懈的共同努力。一旦斯大林派出100多万士兵占领东北，中国的内战就在所难免，因为毛泽东明白，国民政府不再具有消灭他的军事能力。当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总统在雅尔塔与斯大林会晤时，恳请苏联派兵进攻中国东北，而且苏联的进攻也得到了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支持。但是，正如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当时就看穿的那样，不论美国是否要求他出兵，斯大林肯定要派出他十一个军的兵力，由无情的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率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是“丧失”在蒋介石手中，但更主要的是斯大林和毛泽东赢得了胜利。

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不是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而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以及他对苏联帮助的需求。毛泽东所需要的来自强大的和更近的俄国人的支持和善意，远远超过了他所需要的来自矛盾的和遥远的美国的支持和善意。冷战已经开始了。苏美之间的敌意也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即使毛泽东不想这么做，他也不能忽视斯大林的要求而只能“倒向一边”，在以斯大林为主的世界里中立是不被允许的。

但毛泽东并不想采取一个中间立场。毛泽东不是塔列朗，总是在寻求权力平衡。他是一个有远见的革命家，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冲击波式的影响下，他也深深地浸透在这种以激进和暴力的方式改造世界的全球文化中。毛泽东的性格、信仰和抱负以及他领导的运动，而绝不是在华盛顿所做出的一些决定，在引导着中国的历史。如果换一个人物，情况也许会不同。一个不那么注重意识形态的人物，会与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争取早日和解。这样的一个人物可能会一直努力，就像当时刚刚独立的印度那样，从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受益。他可以像多年以后的纳尔逊·曼德拉那样，选择与以前的敌人“一笑泯恩仇”。但斯大林主义为毛泽东提供了他拥有领导权的路径，而且阶级斗争也一直是他的信条。“骑墙是不行的，”毛泽东在1949年夏说道，当时国民党正在节节败退而他正准备接管政权，“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5]

[1] Mei Zhi，F：Hu Feng’s Prison Years ，ed. and trans. Gregor Benton （London：Verso，2013），p.18.

[2] Mei Zhi，F：Hu Feng’s Prison Years ，ed. and trans. Gregor Benton （London：Verso，2013），back cover.

[3] Mao Zedong，“Farewell，Leighton Stuart，” in Selected Works ，vol.4，online edition，http：//www.marxists.org.

[4] Joseph Alsop，cited in Klehr，Harvey，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20.

[5] Short，Philip. Mao：A Life. New York：Henry Holt，1999，p.421.

致谢

我的感谢一如既往地献给我的编辑乔恩·西格尔，感谢他忠诚的支持、出色的判断力、建设性的针砭，以及他的友谊；当然，还要感谢桑尼·梅塔以及克诺夫出版社的专业团队中促成此书问世的其他人，此处要特别提到梅根·豪泽。当然，我还要感谢凯西·罗宾斯，我那坚定的代理人，以及罗宾斯办公室中的她的助手们，他们的善意、理解和鼓励同以往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还有些人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帮助。我很感谢我的两位从读研究生开始的朋友，黎安友（Andrew J.Nathan）和史蒂芬·I.莱文，他俩现在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最好和最知情的专家，感谢他们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建议、批评和指正。毋庸讳言，如果本书中的事实或判断仍有错误的话，那责任都在我。我还要感谢周文奕，我那非常聪明、有天赋，而且资源丰富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员；她的工作是卓越的，在应对我那许多急迫的问题时沉稳有气度。我还要感谢艾丽丝·苏，在我这项研究的初期阶段，她在中文资源上给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杰伊·巴克斯代尔，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王成志；感谢南希·赫斯特、卡蒂·马顿、戴维·马戈里克、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盛慕真、马克斯·黑斯廷斯、本·格尔森、道格和南希·斯佩尔曼夫妇，以及凯瑟琳·塔利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都提供了帮助。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所工作的两个姊妹中心，中美中心和伊莱亚斯中心，它们忍受了我的缺席，我在布鲁克林楼上的书房里长时间的闭门谢客，还有我对七十年前所发生事件的好奇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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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著；季大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

书名原文：China 1945：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ISBN 978-7-5097-9672-6

Ⅰ.①中… Ⅱ.①理…②季… Ⅲ.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②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45 Ⅳ.①K263.07②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2878号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

著者/〔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

译者/季大方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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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15.625 插页：0.625 字数：352千字

版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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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帕顿·戴维斯与奶娘付大娘（音译），约1908年。

峨眉山，约1915年。
传教士老约翰·帕顿·戴维斯（最左边）、约翰·帕顿·戴维斯（中间）和一众其他传教士。

全家福，约1918年。
左起：约翰·帕顿·戴维斯、老约翰·帕顿·戴维斯，海伦·麦克尼尔·戴维斯和唐纳德·戴维斯。

于汉口约翰·帕顿·戴维斯的公寓内，1938年夏。
从左到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弗兰克·多恩、F.麦克拉肯·费舍尔、无法辨认的中方军事发言人（被遮挡）、杰克·贝尔登、A.T.斯蒂尔（《芝加哥日报》）、埃文斯·卡尔逊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弗雷达·厄特丽、章汉夫、约翰·帕顿·戴维斯。

副领事朝比奈和约翰·帕顿·戴维斯在江西吴城一间日本官员休息室，1939年8月。

约翰·帕顿·戴维斯（手持那加人送他的矛）、威廉·T.斯坦顿和埃里克·塞瓦赖德1943年9月九死一生穿越缅甸丛林之后。

中将约瑟夫·W.史迪威与其工作人员。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史迪威左边。

1944年10月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延安。
从左到右：周恩来、朱德、约翰·帕顿·戴维斯、毛泽东和叶剑英。

1945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美国代表团。
前排从左到右：詹姆斯·B.科南特、本杰明·科恩、詹姆斯·F.伯恩斯、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站立一排从左到右：不知名的上校、约翰·帕顿·戴维斯、范宣德、爱德华·佩吉、H.弗里曼·马修斯、查尔斯·E.波伦。

约翰·帕顿·戴维斯与妻子帕特丽夏·格雷迪·戴维斯在他们莫斯科的公寓，1946年。

1954年11月6日，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华盛顿，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除后的第二天。

1961年，帕特丽夏·戴维斯与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利马与他们的一张单刷版画合影，该画被采用为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海报。

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利马家里的日光室内，背景是他精制的一些创意家居。

1962年戴维斯一家在利马家里的客厅。左起：苏珊、约翰、帕特丽夏、提基、萨莎、躺在地毯上的詹尼弗，约翰·帕顿·戴维斯扶着黛博拉。

约翰·帕顿·戴维斯和帕特丽夏在利马的自家服装样式工坊。

1963年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利马亲自拍摄的全家福。
后排：苏珊、提基、约翰、萨莎；前排：黛博拉、帕特丽夏和坐其腿上的梅根，以及詹尼弗。

序

托德·S.珀德姆（Todd S.Purdum） [1]

我从未有幸见过小约翰·帕顿·戴维斯。但在1979年夏天，通过两本不错的著作，我开始对他有所了解，如同见到一样。第一本书是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最近刚刚再版的1946年回忆录《平凡的梦想》（Not So Wild a Dream ），其中详细记述了二战期间他和戴维斯被迫从一架发生故障的美国运输机伞降到缅印边境野蛮丛林部落的苦恼经历。第二本是《纽约客》资深撰稿人小E.J.卡恩（E.J.Kahn，Jr.）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外交官及其遭遇》（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这部引人注目的著作记载了20世纪40年代戴维斯和他在中国的外交官同事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而原因竟是他们成功预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会战胜蒋介石领导的涣散腐败的国民党。

那时我还是在校的大学生，觉得戴维斯的故事就是现实版的小男孩奇遇记，尤其是如果这个小男孩碰巧是一个来自和睦家庭的敏感个体，一个正直诚实的好学生，一个敏锐的人性观察者，以及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也会留意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在仔细阅读这本简洁明了、有所保留却又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后，现在我又知道，戴维斯是美国“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中不可或缺的一位，而且由于其漫长精彩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缺乏足够的公众认可，他的故事就更加吸引人了。

戴维斯的回忆录是一阵旋风，同时也是20世纪中间50年全球范围的名人录（Who’s Who）。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戴维斯在中国四川出生，他的父母是美国浸礼会牧师。在参议院宣判克林顿无罪后不久，他在北卡罗来那州的阿什维尔（Ashe Ville）与世长辞。在世时，他与一大批同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共事、争论或仅仅萍水相逢。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以及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如果在哥大读书时稍对田径运动或披头士有些兴趣，他很可能会成为年轻的大卫·洛克菲勒的家庭教师。然而，他找了份洗碗的工作，后来决定申请去外事部门。

20世纪30年代初，戴维斯被派往中国，这是他的第一个任务。在那里，戴维斯感受到了美国霸权时代之前盛行的消极老套、凭经验和直觉行事的外交方式。他作为史迪威将军的特别外交事务助理目睹了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到偷袭珍珠港的二战风云。史迪威当时是中缅印战区盟军指挥官、最高统帅蒋介石失落的参谋长。从这个时候开始，戴维斯遇到了很多传奇式人物，从甘地到尼赫鲁、富兰克林·罗斯福、乔治·马歇尔将军、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蒙巴顿将军，甚至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和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时候，戴维斯从一条绝不亚于美国王牌间谍“疯狂比尔”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 [2] 的官方渠道得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是同性恋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当1943年戴维斯乘坐的从印度飞往中国的飞机迫降在丛林中时，他随身带着一瓶少有的干邑白兰地（Cognac）和一些特别的褐色墨水，这是为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准备的礼物。后来，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担任大使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期间，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约瑟夫·斯大林。战后美国外交巨擘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是戴维斯的亲密同事和朋友，除了塞瓦赖德，戴维斯还有一些其他的著名记者朋友，这些人包括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和详细记述戴维斯贡献和遭遇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的作者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

看起来戴维斯好像过得很好。但是在这本大量取材于他众多个人信件和日记以及为国务院和军队长官准备的正式白皮书和报道的回忆录里，他从未是自己生活中的英雄，尽管有时他的行为会有英雄色彩。他是一个长期被孤立、受到错误对待的睿智观察者，措辞优雅，随时都会有奇思妙想。在一次坐在印度邮递火车驾驶室里的惊险旅行中，他惊叹车头没有牛被撞的痕迹，因为当时铁路沿线到处都是四处闲逛的神牛。他认为“有尊严的友好”是对待等候他和塞瓦赖德的野蛮丛林部落的唯一合适方式。他将蒋介石概括成一个东方的超脱而谦和的士兵、政治家、卫理公会教徒和东方智者。他对帕特丽夏·格雷迪（Patricia Grady）的记述含蓄而又充满无限爱意，认为她独一无二。他们一起共度了愉快的57年婚姻时光，生养了7个孩子。

一次又一次，戴维斯在这本书中的判断都惊人的准确。他预见到英国残存的帝国姿态会使联军的战争努力遇到困难。他知道，正如战争结束前他一度认为的那样，“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中国的命运不在蒋介石手中”。早在1943年，他就意识到，要注意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从而对我们所在时代今后的战争和革命有所准备”，也由此预见到约翰·肯尼迪后来所谓的冷战中“漫长的迎接黎明的争斗”。

这是戴维斯一生中的悲剧——也是本书令人感到灼痛和警醒的主题——在最危险的时间里，祖国剥夺了戴维斯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曾经决定要背叛，而是在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发起的九个连续内部安全检查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Loyalty Security Board）最后认为他缺乏“判断、谨慎和忠诚”——这三个方面实际是他所充分具备的。当然，他所真正缺乏的，是在恐怖时期对美国国内政治主流需求的懦弱服从。1954年11月，杜勒斯国务卿转达了对戴维斯的裁决，但是杜勒斯表示如果戴维斯有需要，他愿意为其开具人品介绍信。这种提议降低了这些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戴维斯的解职发生在他的参议院同侪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倒台并备受指责前不到一个月，也是奠边府（Dien Bien Phu）法国殖民力量溃败仅六个月之后。这使得美国国务院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最出色的亚洲问题专家，他的存在可能对美国在越南的外交政策的有效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戴维斯将这些都简单地记入手稿中。这份手稿自1972年他在西班牙的时候就开始写了，后来费力写了二十多年，之后便放置一边，未能完成。尽管外交生涯结束后他出版了另两部著作——1964年的散文集《外交和其他事务》（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 ），以及1972年有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的《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 ）——可他对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拖再拖。“随着年事渐高，”他的女儿提基（Tiki）告诉我，“他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幸运，因为他没有完全停下来。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历史时刻不同于戴维斯的，但是一样充满喧嚣。我们听到纽约市长宣称，在一些国会议员中，“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情况”，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似乎要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被问到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我没有太留意”。在这个时候，戴维斯有关中国和很多其他问题的博识和智慧就变得有用起来。

像很多了不起的人生前都怀才不遇一样，戴维斯在不如他的人手下工作，终遭不幸。但是他还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观点被证实，名誉被恢复。亲耳听到他的老朋友塞瓦赖德，那个最冷静的北欧人宣布，虽然他“认识很多人”，但就人所当有的状态、谦逊和熟虑、机智与沉稳等方面，他从未遇到像戴维斯这样的完人。而读者现在可以通过他的书来重新认识这个非同寻常的人，这是何等的幸运！

[1] 托德·S.珀德姆，《名利场》（Vanity Fair ）编辑。

[2] 20世纪40年代常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除特别注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第一部分 离开与重返

第一章 解职

第二章 从中国到美国

第三章 我的游学教育

第四章 汉口、远东事务处和珍珠港

第二部分 “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第五章 与史迪威共赴亚洲

第六章 与甘地的一面之约

第七章 尼赫鲁和“那个问题”

第八章 美国人在印度

第九章 威尔基、华盛顿和“醋乔”

第十章 与那加猎首者一起

第三部分 公共外交和个人外交

第十一章 战争的政治

第十二章 开罗：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一起

第十三章 大英帝国重回亚洲或许与我们无关

第十四章 帕特丽夏到达印度；宋氏家族上演闹剧

第四部分 中国问题

第十五章 史迪威的战争

第十六章 委员长对抗将军

第十七章 会见毛泽东

第十八章 共产党、国民党和赫尔利三者交锋

第五部分 莫斯科的日日夜夜

第十九章 莫斯科任职

第二十章 赫尔利全面出击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莫斯科

第六部分 国内争斗

第二十二章 回到美国和院外援华集团

第二十三章 被任命为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司成员

第二十四章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合作

第二十五章 1948年重访亚洲

第二十六章 “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

结语

索引

致谢

第一部分 离开与重返

第一章 解职

1954年11月5日下午2点30分，我走进了国务卿空阔的办公室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正站在那里等我。国务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的身边是法律顾问赫尔曼·弗莱格先生（Herman Phleger）。

在这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杜勒斯是在莫斯科。为显示两党合作，杜鲁门政府将共和党人杜勒斯纳入参加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中。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一秘。杜勒斯经常与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用餐，她陪同他购买纪念品，他则请我们在莫斯科一家不算太差的饭馆吃饭。现在，他已经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了。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11月3日我作为驻外使团的副公使从秘鲁首都利马回到华盛顿。这种改变不只是简单的南北半球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不是从春天到秋天、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变化，更多的还是从平静的状态进入焦虑之中，到处充斥着猜疑。

这些感觉并非刚刚才有。美国人民二战后梦想的幻灭，他们对俄国人、中国人和核弹的恐惧，以及“共产主义颠覆”这个美国人生活中可怕的新生事物，已经被部分政客、宣传家和军人鼓吹利用快九年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野的共和党发现，控诉民主党丢掉中国以及容忍政府中的共产主义“阴谋”是他们重新获得公众支持从而接管政府的最好机会。

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和各种政治团体将攻击矛头主要对准国务院，特别是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外交人员。这些外交官们——我也曾经是其中一员——被认为参与了把中国拱手让给共产主义的有组织阴谋。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更是指责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其前任乔治·C.马歇尔将军是背后的主谋。

谣言对无知民众产生了作用，促成了艾森豪威尔和理查德·M.尼克松宣称为“清理华盛顿污浊”而进行的竞选活动。这包括扩大了因对忠诚、安全以及任何表明个体并不可靠或易受影响的合理怀疑而解雇公务人员的标准。一个人如果被宣布可靠性不够就相当于被归入“安全威胁”这一危险的类别中，远远超出不忠。我的同事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被杜勒斯以工作表现未达到某种预期为由勒令辞职，尽管此前的国务卿对他的判断刚好相反。共和党的即将上台和清洗的不断扩大并未安抚煽动者。比如，麦卡锡在1953年11月24日宣称，在我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胜算为零”，会“出局”，因为我还在政府中任职。白宫官员认为这是对总统的攻击，然而深受爱戴的、强有力的艾克 [1] （Ike）保持了沉默。杜勒斯同样如此，作为一个有明确原则的人，却在与这些政治团体的关系中也有所顾忌。

1954年6月，我被从利马召回国务院，在忠诚安全委员会监督下参加听证。这是对我的忠诚与安全所做的第九次正式审查了，第一次是在1949年。7月我回到利马，在那里等待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到了10月，在没有得到委员会任何反馈的情况下我接到前往华盛顿的命令。

那个时候，外交人员的升职遴选也临近了。有关我的绩效报告认为，我可以被提拔为大使。所以当11月3日我到达华盛顿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会被解雇，还是被征求意见去有空缺的使馆当大使。

1954年那个下午，当我走近杜勒斯和弗莱格时，我注意到他们面色凝重、神情悲痛。就好像，我遇到的是两个正等候引导刚失去亲戚的人到教堂长椅上的引座员。他们的状态表明，情况可能有些不乐观。他们站在办公室离门不远的地方，很明显我可能会得到安慰，但绝不会被邀请继续走入房间并且坐下。

杜勒斯和弗莱格以与我岳父亨利和岳母柳克丽霞·格雷迪（Henry and Lucretia Grady）的相遇以及对他们的敬意开始我们的谈话。国务卿补充说，他还认识我的堂兄弟理查德·L.戴维斯（Richard L.Davies）——一位长老会新人，对他评价很高。气氛勉强缓和后，杜勒斯转入正题。他说，尽管事情对他来说很难处理，但他必须这样做。忠诚安全委员会认为我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也绝非不忠，但我在判断力、方向感以及可信度上有所欠缺。因此，我必须——说得好听一点——与现在的工作分离，比如，被解职。

很明显，彼时彼地并不适合争辩有关对我人格中无形品质的主观评估，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两点。我问到是否我的轻率举动——如杜勒斯所说的那样——与我在中国工作的那段经历有关。是的。后来还有类似的轻率吗？他说他已经记不起来了。我问他是否同意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没有丝毫犹豫，他说是的。

好了，只能这样了。于是我和他们说了再见，径直走入国务院新闻发布室。在那里记者们正盘问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Lincoln White）关于他刚刚发布的有关我离职的消息。这些记者——其中一些我曾经认识——强烈要求告知我说了什么。我从自己的衣袋中取出多份印好的声明递给他们。趁着大家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分散，我快速走出了大楼。

我的声明这样写道：

很显然，我不能说对国务卿的决定感到满意。同样，我也不能说我认为这样的评断有充分根据。但是与一位公职人员的名声和前途相比，国务卿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名有着近33年工作经历的职业外交官，我可能更了解大多数他要处理的问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了解，我决定不再添更多麻烦。

争吵已经够多，我不打算再制造不和，以致消磨我国的力量且影响同共产主义敌人间的生死斗争。

因此，我不会反对国务卿的决定，或者试图把自己和他人做比较。我相信历史会还我以公正。鉴于此，我告知国务卿，我个人欢迎有关自己案件的所有记录公之于众，包括我在1950年提出的美国应寻求与苏联进行有准备的摊牌的建言。

我希望自己的离开可以使美国人民对外交部门信心增加，这种信心已饱受削弱。如果这就是我离开的实际结果，那么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就个人而言是让人难过的收场——无任何怨言和遗憾。

在妻子帕特丽夏的帮助下，我在利马就准备好了这份声明，用以应对未如所愿的情形。很明显我不得不屈服于国务卿的不利决定，他的裁定是最终的，而且也没有其他可行方法与之抗衡。此外，我相信当现在左右这个国家的不正常状态过去后，历史会给予我公正的评定。

妻子和我也讨论了如果让我选择主动辞职我该怎么办。辞职可以保存颜面，更好找工作。但是我不接受辞职。事情不应该是模糊和逃避的。如果杜勒斯和他的幕僚想清除我，那他们就得采取行动并给出理由。我不应该为了避免丢脸而做徒劳和无望的努力，以辞职的方式逃脱，从而给杜勒斯想要的结果——摆脱我，且不用为我的离开承担任何责任。

直到杜勒斯正式解雇我的几个小时前，我才知道了可能的决定。国务院的高级职业外交官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让我去他办公室。他是一个很细心、善于安抚别人的热心人，曾在二战中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当墨菲告诉我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利的且得到了国务卿支持时，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鲍勃 [2] 直到昨晚才接到的通知”，我给在利马的帕特丽夏写信：

鲍勃说如果我愿意，我就有机会选择辞职。我说过我更想面对现实。就这样了。我现在正等待被传讯，可能是国务卿，如果他愿意和我谈话。当然还有记者。我现在很平静也将努力保持平静。你会在报纸上看到的。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请耐心等待。我会认真努力地做好这件事，直到喧嚣平复。之后我会考虑找新的工作。一步一步来。

保持乐观，亲爱的。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有多么难。但是我们正重新开始一个崭新的——我相信是更快乐自由的——生活。我是这样看的。

[1] 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2] 罗伯特的简称。

第二章 从中国到美国

19世纪70年代，23岁的迦勒·戴维斯（Caleb Davis）从威尔士来到美国。他原本是一位渴望提高自己生活地位的商店职员，来到美国后，他仍然当起了商店职员。通过勤俭节约和不懈努力，迦勒成了布店老板。该店位于芝加哥，后来被大火烧了。此后，他搬到了克利夫兰重新开始，并在那里娶了丽贝卡·弗伦奇（Rebecca French）。弗伦奇是一位虔诚冷静的贵格会教徒（Quakeress）。这位瘦小而粗犷的威尔士男人和这位消瘦而温善的俄亥俄州女人（她知道1776年时先祖的情况）结合在一起的原因有三个：他们赖以过活的小店、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最终两人的五个孩子。五个孩子排行中间的是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他便是我的父亲。

迦勒和丽贝卡的五个孩子成长在对上帝敬畏和热爱的环境中：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祷告、阅读经文。尽管丽贝卡已经加入了丈夫所信仰的正统派教会——基督教门徒会（Disciples of Christ），但她仍然保留着贵格会的特征，如她称呼我为“thee” [1] ；更明显的是，她倾听细微的声音，等待内心灵光的启示。世俗的任何力量都无法与她内心的良知相抗衡。这一点上，迦勒也是如此。

到1920年时，迦勒·戴维斯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富商。六年后，我高中毕业，他曾在给我的祝贺信中写道：

我很感动，因为我看到父亲的名声得以延续。我的心中充满感恩和谦卑之情，因为父亲的孙子们没有愧对他的名声，并且到目前为止，他的重孙足以让人相信戴维斯这一姓氏不会受到玷污……值得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简简单单的、丝毫不计私利的善良。说一个人是好人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最高的评价……祝愿你永远快乐，能够拥有许多真诚的朋友。

迦勒和丽贝卡乐观向上，在生活中他们给予孩子们关爱，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的父亲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对学习《圣经》和宗教信仰尤为认真。因此，父亲从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毕业之后，毫无意外地去了一所神学院，后来又去了纽约的一所圣经学院。他已经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十分简单，那便是去那些异教徒最为集中的国家，拯救他们的灵魂。

在纽约，约翰遇到了海伦·麦克尼尔（Helen MacNeil）——一位清秀标致、充满活力的马尼托巴女子（Manitoba，加拿大湖泊名）。她离开了邻近特里赫恩（Treherne）的加拿大草原上的农场。在那里，海伦的父亲辛勤耕作，但整个家庭仍然难以度日。因为怀揣着成为歌剧明星的梦想，海伦搭上一辆日间长途汽车来到了纽约。尽管她很有天赋，但是几乎没有接受过中音和高音训练，因而在大都会歌剧院的处女秀就被延后。其间，她有机会在教堂的唱诗班担任独唱。后来，在“复兴巡回演”行至佐治亚州时——再加上在这样的巡回演出中，她不必受到传统教堂音乐的束缚——海伦发现自己的福音赞美歌能够引起罪人的忏悔之意，让他们把自己交给上帝。她经历了她后来所说的宗教体验，即从浅显的信仰到找到基督。

约翰·戴维斯，那位具有理想主义但又脚踏实地的年轻传教士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福音传播的使命。他和这位感情丰富、有追求的边疆女孩结婚了。美国浸信会（the American Baptists）把他俩派往中国传教。1906年，两人乘坐汽船穿过太平洋，逆长江而上。途中一半是乘坐内河轮船，一半是乘坐纤夫拉的舢板船。从上海到目的地嘉定（Kiating） [2] 大概1700英里，整个旅程耗时两个月左右。刚到达目的地，两人便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在一位在嘉定待了几年的同事的指导下，约翰开始了在教堂的长时间工作。约翰感到很有成就感，因为他从事的是他所立志献身的事业。但是，海伦是痛苦的，她讨厌这座破旧老镇的贫困、肮脏和疾病。同时，她也感到丈夫开始忽视她的感受。

来到中国的两年后，我出生了。一年后，母亲感染了伤寒，差点丧命。1911年，母亲怀上了我的弟弟——唐纳德（Donald）。弟弟出生后的第五天，我们全家坐上了船，要逃离一场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推翻了帝王统治，建立了名义上的中华民国。

在美国待了一年之后，我们又返回中国，这次我们搬到了省会城市成都。我父亲负责那里的浸礼教会的福音和教育工作。我们和其他的传道士相隔一段距离，而乘坐轿子又太慢，所以我们更愿意与家人和中国人待在一起。我们偶尔见到的外国人主要是加拿大人，因为加拿大卫理公会（Methodist）布道团差不多是成都最大的新教徒群体。与加拿大小朋友一起玩耍使我对祖国的情感从我与中国人那种天然的隔离感中萌发出来。那些加拿大小孩和我非常幼稚地互相吹嘘自己的国家更大更好。因为寡不敌众，在这些幼稚的争论中我比他们更加卖力，我逐渐成为一个沙文主义者。

有时候，我们会和一个美国家庭聚会。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负责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有关活动，他的儿子杰克 [3] 是我的同龄人，也是我的好友。我的父母认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人有点“世俗”——当然，他们不像天主教传教士那般“邪恶”——尤其是附近一座修道院中的修女，她们不仅是天主教徒还是法国人，因此除了盲目偶像崇拜之外，她们很有可能有些不道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喜欢瑟维斯一家，也喜欢待在他们家，不论他们在宗教圣洁方面有多大缺陷。

瑟维斯夫人通过函授的方式教育杰克和他的兄弟们，函授课程是由巴尔的摩的卡尔弗特学校（the Calvert School）提供的。我的母亲对课程大为赞赏，于是为我和唐（Don） [4] 报了名。这是我在九岁或十岁时第一次接受正规教育。教科书数月之后的到达是一件大事。跟软嗒嗒的中国书本相比，美国的教科书是如此精美：坚硬的封面，厚且滑的书纸，让人兴奋的图片和地图。

但是，在我父母看来，这种世俗教育没有宗教教育重要。我们的宗教教育采取的形式是选读和阐释《圣经》，背下一些赞美诗以及部分《新约》里的段落。但是，这种灌输教育在我身上的作用不如当年在我父亲身上那般有效。思想上，我并不反抗这种教育，我只是不感兴趣，无动于衷。12岁时，在父母休假之时，我们居住在俄亥俄州的欧伯林。父母对我说，我已经到了明白事理的年纪，有能力做出一个顺从内心的合理选择，我应该做出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接受洗礼。因为我的父母是浸礼会教徒，他们认为由比如圣公会教徒施洗的点水礼实际上是逃避了基督关于洗礼的劝告。对我而言，我的洗礼是在教堂会众前面接受浸礼。

尽管我对自己面临的决定没有感到兴奋，但是我难以想象我会拒绝父母对我的真切期望，虽然我认为自己还不需要洗涮原罪。我也有畏缩情绪，因为我要如此显眼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保全面子而声明我的宗教信仰，跨入水深齐腰的浸礼池，接着在众人的注视下，浸湿我的衬衣和裤子，让水从我的头一直流到脸颊。我顺利完成了浸礼仪式，它和我之前害怕的一样。但是，这让我父母感到高兴。

在接受浸礼三四年之后，亨利·L.默肯（Henry L.Mencken）和《美国信使》（The American Mercury ）走进了我的生活。此前，我们已经搬到了上海，在那里我上了一所美国中学。图书馆里的刊物中就有《美国信使》。这本杂志的主题以及默肯先生的英文表达方式都和我之前所熟悉的有很大不同。由于深受杂志中揭露、讽刺以及默肯先生的抨击性散文震撼，我从不会向父母隐瞒我新近发现的兴奋事儿。他们没有对我的不虔诚发火，他们更多的是感到痛心和棘手。我的父亲是一位理性的人，他努力放开自己的心态，努力理解默肯的观点。默肯的观点刺痛了他的基督教情怀。很明显，父亲是不赞同默肯的观点的。

1927～1929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实验学院（the Experimental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学习。这段时间的学习拓展了我的学术兴趣。这是一所两年制学校，由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创立并担任校长。第一年主要学习经典雅典文明，第二年主要学习19世纪美国的知识。米克尔约翰这样的人很少见［德日进先生（Père Teihard de Chardin）是另外一位］，他的身上散发着温暖、沉着和智慧。他的教学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学生要有自己的答案。学校鼓励我们要不怕嘲笑和指责，大胆探索和发现。

我的同学们各不相同，很多是我没见过的类型。比如来自纽约的、充满创造力和激情的维克多·沃尔夫森（Victor Wolfson），他创作了《厄勒克特拉》（Electra ）。演出地点是农业学校的秀牛展馆。在这部剧中，我很不情愿地扮演了俄瑞斯忒斯（Orestes）。再比如卡罗尔·布莱尔（Carroll Blair），他是一位身材瘦小、面相干枯的威斯康星州人，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官员。还有来自纽约的西德尼·赫茨伯格（Sidney Hertzberg），他是名诺曼·托马斯社会主义者（Norman Thomas socialist），性格从容不迫，做事井井有条，脾气也很温和。此外，还有一位同学来自男孩们都梦寐以求的著名军事院校，但是他适应不了自主学习，因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寻找桥牌和扑克牌牌友上。

在实验学院的两年时间里，我想我学到的应该是一种非常开放同时又保持怀疑的思维方式。与我的同学不同，我没有痛苦地去积累一大堆知识。但是，我所接触的哲学和美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这些东西并没有让我认同父母的神学信仰。

大学时，我曾写信给父亲，建议他读一篇杂志文章，这篇文章宣扬用美育代替宗教。他给我回信，信中这样说道：

我想现在真是这样了，如今的学生不像我们那一代那样尊重《圣经》和教堂的权威了……《圣经》和教堂至多不过是把我们引向上帝的方式。有些人对《圣经》和教堂的忠诚要比对上帝的还要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要通过《圣经》和教堂来热爱圣父，但是通过美育也未尝不可，这总比没有方法好。但是如果你要是摒弃所有有关上帝的思想，我会感到很痛心，因为这就像你我在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层面上分道扬镳。但是只要你诚心找寻上帝，我们的心就会更为紧密，因为我也在找寻上帝。对我而言，我深信通过基督和《圣经》，一份明确的神的拯救计划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言而喻，这是一条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我必须遵从我见到的灵光，不仅自己要走这条路，还要影响别人也走这条路……我有一种预感，上帝也会接受那些和我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们。但这仅仅是我的预感而已，不是上帝的标准。因而，我必须坚守我自己的路线；我也会牢记我不能去评判别人，我所做的只能是用我的言语和生命来证明我的坚守。

如我父亲所言，我并没有摒弃所有有关上帝的想法。我愿意接受别人的劝说，但是父亲的神学劝导无法让我信服。然而，我确实尊重他对信仰和良知的忠诚。

1928年6月的一个早上，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给我们读了一段话，这段话对我的触动比我在麦迪逊（地名）听到的或读到的任何话都要大。这是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一段话：

这位普里斯库斯·赫尔维狄斯（Priscus Helvidius）也看到了，并且做出了相应的行动。当韦斯巴芗（Vespasian） [5] 派人禁止普利斯库斯去元老院（the senate），普利斯库斯说道：“你有权力撤销我的议员资格，但是只要我还是元老院议员，我就必须去。”

“既然如此，你至少要保持沉默。”君主说道。

“如果不问我意见，我就会保持沉默。”普利斯库斯答道。

“但是我必须征询你的意见。”

“那我就会说出我认为正确的观点。”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会判处你死刑。”

“难道我告诉过你我是永生不死的吗？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你让我死，我便大无畏地去死；你要放逐我，我便平静地离开。”

普利斯库斯只不过是一个个人，他做出了怎样有益的事？为什么呢？紫色对于衣服有什么益处呢？除却本身很美，为他者树立了美的典范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贵格会称you（你）为thee。

[2] 今四川乐山内。

[3] Jack Service，即谢伟思。

[4] 唐纳德简称。

[5] 罗马皇帝。

第三章 我的游学教育

在实验学院的最后时期，我心中那份原始的不安分促使我离开了麦迪逊。我决定在北平附近的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读完大学低年级，然后回到美国完成高年级的学业。我的同学——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的儿子——戈登·米克尔约翰也加入了这次冒险。计划的第一步是买一辆车。我和戈登囊中羞涩，我用我们的一点钱糊里糊涂地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Indiana）买了一辆二手的斯图兹（Stutz）。后来发现车后有三个弹孔。由于这样的缺陷，再加上证件不齐，这辆车的价格倒是很便宜，正适合我们。

开着这辆带有伤疤的车我们到了堪萨斯州。在堪萨斯我们做了短暂的停留，帮人收割小麦。还没等到挣够到加利福尼亚的油钱，我们便又上路了。到达旧金山之时，我们差不多身无分文。在旧金山，我们受到了老米克尔约翰的朋友艾伯特·本德（Albert Bender）的友好接待。艾伯特是一位身材瘦小、活泼乐观的爱尔兰人，他还是金门艺术（Golden Gate arts）的赞助人。他留我们住宿，并设法让我们以普通船员的身份登上了“皮尔斯总统”号（President Pierce）。穿过浩瀚的太平洋，我们在日本换船前往北平。

我和戈登被燕京大学录取，这所大学主要是由美国传教机构资助，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较少）有一定的联系。教师主要是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中英文授课。因为燕京大学是人们眼中最好的大学之一，所以它吸引了全中国各地的学子。外国学生十分罕见，所以人们都以好奇的眼光看待我和戈登。戈登主修自然科学，从而为他的医学院做准备。而我则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一名驻外记者。这是一个如此精彩的职业，我可以走遍全世界，进出战场，轻易混入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群中间，通过电缆把新闻传递给心怀感激的大众。

我的课程学习不是很严格，所以我有很多时间打篮球、跑步、和其他男生喝酒。我和女生相处时十分谨慎，因为我担心在这样的传统国家，我的行为会冒犯到别人或者引起嫉妒和其他不愉快情绪。我经常去附近的北平城，有一次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名为O.艾德蒙·克拉布（O.Edmund Clubb）的外交官。当时，他还是美国公使馆（the American Legation）的一名低级官员。我把这看作一件大事，因为我从未见过外交官。此前，我对外交官有一种敬畏之感，但是随后发现克拉布非常谦逊友好，我也就感到轻松了。

校园里会周期性地发生政治运动，通常是抗议侵略行为；但是1929～1930学年度，校园相对平静。1926～1927年那场让人欢欣鼓舞的国民大革命已经悄无声息，这场革命远没有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标志着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一年多之后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还不具备二战时期那样广泛的吸引力，而且此时，由于在理论上存在争论和竞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分裂当中：一方认为要在城市进行地下运动；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在内，他们初步在中国中部山区建立了红军。有人告诉我在燕京大学有学生共产党，但我似乎没遇到过。当然了，这些共产党行事都很低调。当时，这所传统大学里的大部分学生都忙着为找工作做准备。

1930年6月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去内蒙古旅行。在鄂尔多斯北部沙漠，我参观了一个黄河水利工程的修建。这里是边疆地区，有草原、马夫和骆驼队。

当年夏末，我和戈登返回美国。我们经过了中国东北地区（如今，中国东北地区的很多地方仍然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然后到达西欧。旅途中，我们与麦克斯韦·S.斯图尔特（Maxwell S.Stewart）以及他的妻子相伴。斯图尔特在燕京大学当老师，但时间不长。五年前，他曾在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教我数学，现在他成了一名记者。我们穿过了荒凉的西伯利亚。在边境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苏联人，他们是戍边士兵。这些人身材高大、相貌严峻，看起来不大友善。那些身材较小、邋遢不洁的官员以及火车上的服务人员也同样不友好。起初，我以为他们对我冷漠是因为我是资产阶级一员。但是后来我发现，很明显他们对待无产阶级同胞也是同样的态度，甚至更差。这与我在中国所观察和认识到的性格开朗、流露真情的流亡俄国人形成巨大的反差。

斯图尔特夫妇、戈登和我乘坐的是最便宜的座席——“硬座”，也就是木质座椅。睡觉的时候，我们租了几个睡垫，睡觉条件才有所改善。火车中途停站的时候，我买了一些巧克力作为应急食品，又从消瘦的妇女那里买了些酸黑面包。因为餐车里的饭价格昂贵且非常难吃，所以，我主要吃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胃里发酵，因而一周之后到达莫斯科时，我感到胃胀难受。

除了偶尔能买到别的食物，在车站基本只能买到黑面包。1930年是一个饥荒之年，因为斯大林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这导致食物产量和配额大幅下降。铁路沿线，人们衣衫褴褛，许多房屋又老又旧且是木制的。从车窗望出去，大部分的路都是土路。苏联看起来好像比封建中国还要落后。

通过作为记者的人脉关系，斯图尔特安排我和戈登住在安娜·露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公寓，而女主人则出城在外。我很遗憾没能见着斯特朗小姐，因为她是一个名人。她是美国人，但写了很多支持苏联的文章。1927年，她曾率先报道中国革命。她的公寓是我们探索莫斯科的好“据点”，这里省钱又方便，让人非常满意。在这里我们看到，莫斯科除了红场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克里姆林宫以外，要么破旧倾颓，要么正在建造新的工程。我们在莫斯科转了一两天，主要是想找一家饭馆或者食品店买些吃的。之后，我和戈登准备前往西欧。

但是，旅行部门的官员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到的莫斯科，之后又去了哪些地方，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入住旅馆的记录。确实很可疑。两天之后斯特朗女士的一位朋友出具了一份书面说明，证明我们之前住在斯特朗女士的公寓。如此这般，我们才获准离开。

越过边境，我们从社会主义天堂来到了毕苏斯基（Pilsudski）时期的波兰。天空的颜色仿佛从阴沉如铅色变成了万花筒般的欢快之色。为了庆祝这样的变化，我在一家崭新干净的餐馆要了两份火腿鸡蛋。

哥伦比亚大学是我游学的第二个目的地。戈登去了麦吉尔大学，最终在医学方面找得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由于我的证书极不寻常，我被哥大录取，成为这所大学的本科生。成为本科生意味着我有很多课程可以选，而且我的大部分课程是在晚间。此前，我已经放弃了成为新闻人的轻率决定，因为我在燕京大学期间的成为自由撰稿人的努力不尽人意，因而对能否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感到怀疑。我决定尝试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为此，我选修了菲利普·杰赛普（Philip Jessup）的国际法课程。

对我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钱。我的父母从他们微薄的工资中给了我一些资助，我的姑妈弗洛伦斯·戴维斯（Florence Davis）也给了一些资助。我必须努力自己挣钱。在国际之家（International House）办公室人员的好心帮助下，我被推荐给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夫人指导她的孩子大卫（David）学习。她友善地接待了我，大概了解了我的成就。几天后，我收到一份电报：

因要培养孩子运动兴趣故决定选择他人他不仅擅长体育且和孩子在昆虫学上有共同兴趣感谢你来相见很遗憾未提供这份工作小约翰·D.洛克菲勒夫人

所以我便找了另一份工作——在一家迪克西（Dixie）风格的餐馆当洗碗工。这家餐馆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Amsterdam Avenue），它的主人是一位有教养的南方女子。这家餐馆的员工除了我之外都是日本人，主要食物是玉米饼和豆煮玉米。

1931年我从哥大毕业之后就参加了驻外事务处的考试。考完后，我便等待结果。当时，我住在未婚的姑妈弗洛茜（Aunt Flossie）的小屋，住所离底特律的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很近。因为我和戈登的父母都远在中国，我们在美国没有家，所以，如果我们有需要，姑妈都会为我们提供住处。姑妈弗洛茜当时是《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 ）的编辑，她是一位感情丰富、热情开朗的女子。但是她对自己是一名真正的新闻人感到自豪，也十分冷峻。实际上，这不过意味着她是一位具有丰富常识的女性。

姑妈弗洛茜的朋友——新闻人、艺术家、博物馆馆长以及汽车工程师——来自各行各业，十分有趣。通过她，我曾经见到过正在潜心创作壁画的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机智风趣、沉着冷静的瑞典雕塑大师卡尔·米勒斯（Carl Milles），沉默寡言、容易发火的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后两位的住所离底特律较近。同样得益于我的姑妈，我曾在迪尔伯恩（Dearborn）参加亨利·福特（Henry Ford）举办的方块舞晚会。福特先生体型较瘦，神情淡然。他曾几次想找回美国人生活中失掉的朴素，但都没有成功，这次也不例外。

11月，国务院告知我通过了驻外事务处的考试。1932年1月，我乘船到达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Windsor，Ontario）的美国领事馆——作为驻外事务处的实习官员出国了。每年还有一份2500美元的不菲津贴。我接受了一年在职培训，在胡佛执政的最后时期我被调派到位于华盛顿的国务院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当时我们有15个新人，由驻外事务处和国务院官员给我们讲解领事工作的各项事宜。培训三个月之后，培训老师为我们打分。对我的评定褒贬不一。移民法律和实践老师写道，我对这门课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我“在礼仪方面，需要极大改进”，我“是班级中最没有希望的”，我缺乏“发挥自我最大优势的愿望”。最后，他总结道，“我不会让他从事签证工作”。国际法老师认为我“成熟，思想深刻。如果他的主动性能与责任感相结合，他应该会在驻外事务处有所发展”。对外商务老师认为我的“英语在一些方面要有所提高”。总领事C.E.高斯（C.E.Gauss）培训我们“整理商品、船运、海员材料”，后来我还会见到他。他认为我外形条件较好，懂礼节，和人相处愉快，“但是精力不大充沛，做事往往不求甚解，不够用心或者不够准确。15名学生中，他排第13名”。

“他的判断力和认识似乎超过同龄人，”护照和公民资格老师这样写道，“他很勤奋，有一种责任感。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官员。严肃庄重，彬彬有礼。”

带着这些评价不一、相互矛盾的认定，我被分到了我的第一个固定岗位——前往位于中国西南山区的昆明领事馆任副领事。

作为职业机构的驻外事务处于1924年创立，集中了一些分散的外交和领事职能。20世纪30年代早期，这个机构还是一个个性化机构。机构有700名左右职员（2010年人数达到11500人），所以可以认识很多同事，至少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职位。驻外事务处根据政府的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进行相应的人事调动。尽管在这里，工作基本按照个人能力不偏不倚地进行，提拔也是根据个人表现，但是徇私情现象依然存在。然而，这种徇私情没有大公司多，甚至比它们少；当然也绝没有国务院和市政府那般严重。

驻外事务处的工作人员往往把事务处看成一个精英集团，部分原因是他们代表了美国政府。当我在温莎市当见习副领事的时候，我收到加拿大政府为我颁发的牛皮纸制作的领事证书，授权我行使我那一丁点儿的领事权力，证书上面据说有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Rex Imperator）的亲笔签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这份带有国王签名的证书使我的地位高于河对岸底特律市政厅官员的地位。

驻外事务处工作人员之所以有这种精英主义情怀还有另外一个肤浅的原因：由于小说和电影的描写，人们认为驻外事务处的生活是充满魅力的——王室接见、致命阴谋、上流社会的调情。对于很少一部分人，他们的生活可能如此，但是大部分人则不是。有一小部分人为了满足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便在穿着上有所费心。我后来在北平公使馆认识了一位外交官，上班时他穿着硬翻领上衣、条纹裤子、黑色长身夹克，戴着夹鼻眼镜，把自己装扮的像五星级酒店的接待人员。除了着装方面，他们还热衷社交性游泳。在华盛顿，一位同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看来，参加上流社会的舞会，取悦苏尔格雷夫俱乐部（Sulgrave Club）的老年贵妇对职业发展非常重要。

但是把驻外事务处看成精英团体的真正原因不是这些偶尔存在的虚荣心。这种精英情怀源于一种强烈的公共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过去外交事务光辉传统的延续。我认为，这种责任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认为拥有特权的外交人员有义务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马萨诸塞州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的事迹完美诠释了这一观点。几位传统派外交家，尤其是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 [1] 和诺曼·阿穆尔（Norman Armour） [2] 一直把这种服务公众利益的传统坚持到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员敬仰这些外交家，把他们视为献身事业的楷模。我进入外交领域时，国务卿是亨利·L.史汀生（Henry L.Stimson），他便是一位正直、热心公共事务的绅士。

在这种氛围之中，人们便认为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充满荣耀，同时认为事务处的工作人员在与公众和同事相处时要体现和维护这种荣耀。由于存在这种观点，驻外事务处在开展工作之时无须担心安全和纪律问题。很少有违背外交荣誉的案例发生，如果发生的话，会被悄无声息、坚决果断地处理，就像绅士俱乐部的做法一样。具体的做法是，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领导直接与违纪者谈话（他基本上认识所有的职员），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对违纪者的处理：有的给予警告，有的记录到档案，有的让其辞职，有的建议国务院予以开除。

在我初入驻外事务处之时，从未听过要对职员进行指纹录入。所以，后来当听说要实行指纹录入，我感到一阵伤感，就好像朋友之间的信任被打碎。早期驻外事务处最大的安全除了传统的荣誉感，还有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相互熟知，这种联系和熟知的产生得益于每个国外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较少，以及驻外事务处的相对完整性。一个人的性格和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办事处的其他人所熟知。因为这种相互了解，一些人的特立独行甚至是怪癖也会得到理解。

* * *

昆明领事馆很小，只有我和一位比我职位高一点的副领事。昆明所在地区是中国海拔较高的边陲，与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接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很少。云南省（省会昆明）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到达云南的通道，除了古老的道路和山路，便只有一条从河内到云南的窄轨铁路。当时，我居住的地方风景如画、安静祥和，也没什么重大事件。我会坐着轿子逛逛小城，欣赏领事馆大院里盛开的栀子花、茉莉花和紫藤，在法商球场总会（Cercle Sportif Francais）里打网球。

我到昆明后不久，北平公使馆发出通知，询问是否有人愿意申请在公使馆参加为期两年的中国研究学习班。学习班毕业生将作为专家，一生长期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当时我申请了，因为我认为成为专家后，会有晋升的机会。接替我在昆明领事馆工作的是我儿时好友谢伟思（Jack Service）。

在公使馆的两年（1933～1935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跟着中国老师学习有关古代和现代中国的指定读物。这些老师都是传统学者形象，讲究礼仪。除此以外，我还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大部分是将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态度的作家和学者：不为人熟知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此时他还未进入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也还没有写《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费正清（John K.Fairbank），当时他还是研究生，决心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艾伦·普里斯特（Allan Priest），他是大都会博物馆里负责收集中国古董的中国艺术馆馆长；还有研究有关蒙古和满洲问题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也是在北平，我见到了耶稣会信徒（Jesuit）、古生物学家、神学家德日进，他是一位散发着光辉的人。同样是在1933～1935年，我第一次见到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蒋梦麟，也第一次见到了胡适。胡适是著名学者，曾领导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

美国驻中国公使是纳尔逊·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他是一位善于交际、有些许孩子般搞怪的俄克拉荷马州人。他的性格和行为与不拘小节、精明能干的小镇官员很像。但是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掌握了一套陈腐老套的中国礼节，如果有必要，他也很乐意使用这些礼节。因为年届中年的他当时刚刚结婚并且不久之后又有了儿子，所以他沉浸在新奇的家庭生活之中。他把公使馆里的事务交给了参事克拉伦斯·E.高斯。在华盛顿时，这位参事对我的品质评价很低。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高斯，你会觉得他长得有些吓人。由于长时间伏身于办公桌，他的肩膀变得很圆，肤色是缺少日晒的惨白，嘴唇很薄，嘴角上扬，灰白的眼睛上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开始，他是老领馆的职员，凭借出众的能力，逐渐得到提升，现在接近驻外事务处的最高领导。他的下属敬重他的专业、谨慎、分析能力和正直。表面上，高斯比较腼腆害羞、不露锋芒，实际上，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他会苛责指正；同时，他又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对那些他认为没有轻视他的人过分热心。

在北平，我开始认识美国军官，尤其是那些在中国问题学习班的同学。弗兰克·多恩上尉（Frank Dorn） [3] 便是其中之一。在军官学校时，因为他的肤色，别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赤红儿”（Pinky）。在北平之行的最后一段时间，我认识了陆军武官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多恩和史迪威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负责保护公使馆的海军陆战分队队长是A.A.范德格里夫特上校（A.A.Vandegrift），后来他成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小分队中有一位人称“骄傲”普勒的上尉——刘易斯·伯韦尔·普勒（Lewis Burwell Puller），他现在是海军陆战队的传奇英雄。很大一部分驻扎北平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都成为二战和朝鲜战争的将军，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东亚的了解。此外，在我看来，他们比一般军官都要优秀。

北平有很多美丽聪明的女性，比如杜尔哥公主（Turgout princess）尼日吉德玛（Nirjidma）以及来华的美国和英国少女。她们的母亲或者姑姨带着她们领略古老北平的光辉，我和三个单身同事有幸陪同。尽管我们满怀感激地珍惜这些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在北平结婚。就我而言，我觉得事业还不稳定，还不能担当起如此重大的责任。

我心怀遗憾地离开了北平，不仅仅是因为离开了昔日好友，还因为历史悠久、古色古香、雍容尊贵的北平真是适合生活的好地方。对称的高墙大门、广场长街，还有朱门黄瓦、雕栏玉砌，最重要的是古都的祥和宁静所孕育出的一种稀疏平常但舒适惬意的典雅。

奉天（Mukden） [4] 是我的第二站，那里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和交通中心，也是一座沧桑而重要的城市。日军占领了这片地区，建立了傀儡政府进行管理。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日本占领的合法性，也不承认满洲国（Manchukuo）的合法性。尽管日军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我们，但是很明显他们把我们看作了敌人。所以我们在美国总领事馆（the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的处境很微妙。

奉天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报告站，负责向华盛顿报告有关满洲内部的动态、中朝边境的游击战情况以及日苏在蒙古和苏联边界反复发生的冲突。我发现我特别适合这些工作，有时还会对这样的工作感到兴奋。尽管这里环境恶劣，但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再加上有一些美国和英国朋友，我也算得到了补偿。

美国记者有时会参访满洲。苦于从守口如瓶的日本官员那里得不到什么真实信息，他们便转向总领事馆。《读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 ）的J.P.麦克沃伊（J.P.McEvoy）便是其中之一，其他记者包括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的威廉·亨利·钱柏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总领事约瑟夫·W.包兰亭（Joseph W.Ballantine）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向记者口头通报有关情况，接着，如果总领事认为这位记者是小心谨慎、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他便会把我们向华盛顿呈送的有关满洲的报告堆在桌子上，邀请这位记者从中选取内容向美国人民报道。包兰亭向记者强调要小心谨慎，不要泄露了消息来源；如果有人问及，可以说在污水沟捡到的。约翰·冈瑟花了两天时间研读这些文件。他的论述《透视亚洲》（Inside Asia ）中有关“满洲国”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他从领事馆所获材料的重写。

包兰亭和我让记者阅读的文件大部分都是保密信息。当时，关于保密只有两个级别：机密和绝密。由于后来的安全问题恶性膨胀，绝密文件当时“仅限专门人士阅读”。无论如何，我们都自愿“违背了安全原则”，但是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我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相反，我感到无比光荣，因为我们通过记者向美国人民传递了他们有权利、有必要知道的信息，即便是保密信息。

1937年春，我有了探亲假。我和范德格里夫特上校夫妇一道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铁路，不过这次坐的是软座。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两天，见到了一些美国大使馆的职员，包括乔治·F.凯南（John F.Kennan）。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莫斯科的氛围十分紧张，人人噤若寒蝉。凯南曾经作为旁观者参加过精心策划的“审判”，他向我讲述了一些老革命受到难以置信的指控后自我认罪的细节。真让人不寒而栗，我一直无法忘记这些事情。

[1] 曾任罗斯福政府驻意大利大使。

[2] 曾任罗斯福政府驻智利大使。

[3] 中文名窦尔恩。

[4] 沈阳旧称。1657年，清朝在今沈阳设奉天府，自此奉天之名开始正式出现，并一直沿用至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张学良宣布易帜之后，奉天重新改称沈阳。1932年建立的伪满洲国再次把沈阳更名为奉天，直至1945年抗战全面胜利。

第四章 汉口、远东事务处和珍珠港

1937年，在我从美国回奉天的途中，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中日两国军队在北平附近对峙。日方借机深入中国，试图占领长城以南地区。当时由于东北地区已被日本控制，我途经日本和朝鲜半岛回到奉天工作。但是没待多久我又被转移到汉口，而那里也即将被侵略军占领和控制。我倒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在奉天我已经看惯了日军的脸色。此外，哪怕灾难真的降临，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如果命丧汉口，也不会让太多人悲伤，比起有家室妻儿的人好上不少。这样的人事安排，组织还是考虑周详的。

虽然遭到轰炸，但我只伤着皮毛。在1938年这还真算得上稀奇事。空袭不断，军队调动频繁，从前线运来一批批伤兵；苏联志愿空军和德国军事顾问们遍布街道；成群的难民赶在日军到来前逃离；爱国学生们四处奔走，在墙上张贴救国海报，号召国人抗敌救亡；还有共产党员埋下炸弹，炸毁建筑，侵略者来了之后只能看到一片焦黑。如此这般，好不热闹。

在汉口的时候，我还重逢了一众故人：史迪威上校，军队武官，当时负责侦察敌军路线；“赤红儿”多恩，辅助史迪威的副武官；埃德加·斯诺，负责报道战争和秘密的政治暴力行动。斯诺最近出版了《西行漫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一跃成为享誉全球的名人，却仍旧不失本心。

当时汉口的战时生活条件有限，英美两国的记者和官员都聚集在长江沿岸一带的办公室、公寓、旅馆和酒吧里；加上日军步步紧逼，即将兵临城下，危机四伏，人人自危，因此我们这二三十位美国记者和官员霎时有同病相怜、沦落天涯之感。我们自称“背水一战的人”，在汇丰银行大厦的公寓里吃喝玩乐，或者唇枪舌剑。

我在北平结识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卡尔森（Evans Carlson）也从北方来到了汉口，之前他一直在一线研究八路军。卡尔森四十有余，身材瘦削，比亚伯拉罕·林肯英俊几分，比加里·库珀（Gary Cooper） [1] 又逊色几分。他为人谦逊，坦诚率直，略缺少怀疑精神。虽然他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负责写信向总统汇报当时的中国局势，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炫耀过这段非同寻常的交情。他们相识于1935年，当时卡尔森是温泉疗养院（Warm Springs）的总统海军护卫队的负责人，此前曾两度在中国工作。总统对这位身体强健、理想主义的军官青睐有加。

卡尔森是第一位深入共产党占领区的美国军人。来到汉口之后，共产党部队和游击队团结一致且忧国忧民的精神让他印象深刻。共产党鹰级童军（Eagle Scout） [2] 般的作战能力与其他中国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堕落生活截然不同。卡尔森对于共产党军队的赞赏却引起了美国高层军官的不满。而当他在媒体上发声时，海军试图堵他的嘴。为了见证历史，卡尔森选择退役，在全美公开盛赞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预言，只要美国停止向日销售军事物资，一个和谐、团结、民主的中国必将战胜日本。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成真。卡尔森最终还是回到了海军，奔赴二战的战场。当时他统率一个营，人称“卡尔森突袭营”（Carlson’s Raiders）。他把共产党正规军队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融入军队的训练中，但他对战术和美国历史与文化最持久的贡献也许是在词典编纂方面。他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Gung-ho” [3] 作为突袭队的口号，把这个词语引入美国流行文化中。现在，“Gung-ho”已经渐渐失去原来的中文含义，而更多带有卡尔森自身的色彩：全心全意、率真坦白、忠心耿耿、充满热情。

* * *

1938夏天，我在汉口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有些后来又重逢了，还有些影响了我的生活，尤其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其中一位是周恩来，时任中共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谈判的首席代表，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大敌对政权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

周先生形象端正，充满活力，机敏过人，颇具魅力，这些特质非常适合另一项工作——处理与外国记者和官员的公共关系。他是共产党领袖，但爱好广泛，举止活跃。这开启了他此后长达37年的外交生涯，即使在担任总理之后也是如此。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4] 与共产党代表团关系密切。她是个中年女性，具有明显的美国特征，不是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 [5] 而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6] 那种美式味道，还有点《女侠简恩》（Calamity Jane）和《摇摆者》（Wobblies）的感觉。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雨飘摇，无比黑暗，就在那时她生于科罗拉多矿营之中，成长过程也伴随着贫穷、辛酸和愤怒。她禀性叛逆，以写作为生，捍卫底层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利益，尤其支持一战期间印度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20世纪30年代，她来到中国，对于目睹的贫穷和压迫深感震惊，之后她向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组织靠拢，到访了共产党在延安的大本营，并于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加入了乡村游击队。

史沫特莱女士从乡村游击队来到汉口时，身着走形的八路军灰色棉军服，打着绑腿，脚踩布鞋，一头褐色柔软的短发上戴着一顶软塌塌的帽子。当时她生活极为拮据，美国主教吴德施（Logan Roots）收留了她，为她提供食宿。他们被称作莫斯科-天堂轴心（the Moscow-Heaven Axis）。艾格尼丝开玩笑地称呼他为主教同志，尊敬的吴德施主教对这样的称呼倒也乐意接受。后来她受雇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记者，经济状况好转了不少，也成了国际记者团的一员。

艾格尼丝也在不断为游击队筹集医疗物品和资金。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后来的勋爵英弗查普尔）就是为游击队伤员捐款的人之一。艾格尼丝其貌不扬，充满热情，阿奇爵士非常敬重她，也因为她加深了对中国与中国人的了解，而一般外国人很难获得这种渠道。当然大部分外国记者也和阿奇爵士一样尊敬艾格尼丝女士。

虽然她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人们却通常认为她是共产党员，也常常把她和共产党员联想在一起。因为她特立独行、桀骜不驯，还容易愤世嫉俗、悲天悯人，我很怀疑她是否真的入了党，何况就算她申请入党，党组织也未必会接受吧。艾格尼丝曾经对我说，她敬重欣赏朱德（她还曾为朱德撰写传记）和另外一些共产党斗士。我很好奇，如果再选择一次，艾格尼丝是否还是不会放弃追随共产党。

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使馆早已紧急撤离，记者团也即将离开汉口，我和准备撤离的朋友们吃了顿便饭，其中就有艾格尼丝。饭后她一人独坐，我便过去同她交谈。我问她要去哪里，她回答说要回到游击队，“那就是我该去的地方”。我表达了担心，如果她所认同的共产党真的当权，她的革命信仰遭遇背叛，她是否会有幻灭之感。为什么她就不能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好好当个记者呢？“我没办法，”她眼眶含泪回答说，“别无选择。”

我顿时后悔刚刚那番话了，她并不需要我的教导，我提醒她的事情她早已明白，而我并没有提出另外的可行方案。而且她可能真的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她离开后的几个月给我寄了几封短信，报告游击队里的情况。当时，我们只能从她那里得到那些混乱地区的第一手信息。后来，我就和她失去联系了。

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是合众社（United Press）记者，年纪轻轻，非常聪明，有些喜怒无常。有一次他向我发牢骚，说合众社对他太小气，问我副领事收入如何。我告诉他，如果没记错的话，大约是3500美元的年薪，他听了气得直跳脚，说“我可不比你差”。然后他就拍电报给合众社说，除非加薪到我的标准，否则就不干了。

他真的辞职了，然后就失去了收入来源。我便邀请他和我同住。有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饭店吃饭后回来发现，杰克失踪了。此后几天，我们向警局、医院和军方情报机构询问——都没有叫杰克的人的消息。我们只能放弃，杰克可能死了，可能掉进长江，也可能已经遇害。大约十天之后，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回到公寓，原来他心血来潮去火车站，登上了一辆北上的军用列车。到了前线之后，他身陷战场，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每天都混乱不堪又惊心动魄。能听到贝尔登讲述交战情况和溃败战况，史迪威非常激动。虽然这位副武官曾经亲赴前线，但是当时中国高层觉得中国军队的作战情况让他们很没面子，可谓“家丑不可外扬”，因此设置了重重关卡，导致史迪威没能深入汉口以北的前线。而杰克目睹了战区情况，还带来了战斗参与报告，这些与官方公报的内容大相径庭。

贝尔登在日军到达之前逃离了汉口，直到1942年我才再次见到他——他在缅甸，还是在史迪威身边。

1938年夏，汉口一度改变了费雷达·厄特丽（Freda Utley）的未来。她是个中年女性，在不同阶段有过许多种信仰，并且每种信仰都全心投入。厄特丽女士生于英格兰，一开始是英国国民，但是大学期间，于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不再效忠国王与祖国，转而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她嫁给了一位苏联公民，于1930年赴苏，在共产国际（Comintern）工作，不久便对苏联共产主义失望透顶。后来她宣称并没有把英国共产党党籍转移到苏联共产党，她的英国共产党党籍只是失效了。再后来，她的丈夫被苏联当局扣押，让她更加心灰意冷。1936年，她终于离开了苏联前往中国。

她在汉口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及斯诺、卡尔森、史沫特莱等一众与中共党员非常熟稔的外国人。她很激动地发现自己找到了新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后来她还在著作《战时中国》（China at War ）（1939）中盛赞中共抛弃了独裁，采取了资本主义和民主路线改革的政策。而且，1950年她还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决定揭露苏联的真正面目，“如果我的丈夫还活着，苏联还会把他送上死路”。这就是厄特丽女士对公民义务的认识。

她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1938年初，中国空军由意大利人训练，规模太小，作战能力低下，又腐化堕落，因此遭到日军扫荡。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快50岁了，是美国陆军航空队（American Army Air Corps）队长。后来因为耳聋和坚持轰炸机相比于驱逐机的弱点（背离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主张）而退休。陈纳德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空军顾问。陈纳德是典型的战士相貌：脸上有些凹凸不平，眼神冷峻直接，陈纳德下巴前突坚毅。如果说史迪威是步兵典范，那么陈纳德就是典型的敞开式座舱战斗机飞行员的典范。两大战将在1938年夏齐聚汉口，在之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水火不容，却通力合作。

当时中国军队无力抵抗日军，日军顺利占领汉口。和占领南京之后的野蛮行径不同，日军在汉口相对文明有序。我们这些留守的人、数千中国人，以及一些不安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沦为囚犯，关卡森严，没有通行证无法出城，而通行证也是严格控制发放的。

我负责撰写政治报告，起草照会以告知日军关于华中地区美国地产的位置，在日军轰炸或者其他军事行为导致房屋受损或者美国人人身伤害时向侵略军追究责任。此外，虽然日军不太乐意，我还是要长途跋涉进入日军占领区，查看孤立无援的美国人的健康情况。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个被中共游击队占领的避暑山庄遭到日军围困，我要将里面的美国人救出，结果差点被共产党士兵射中。

* * *

国务院在1940年秋把我转移到远东事务处（the Far East Desk），担任两位中国事务部官员的下属。由于我们在原来的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大楼（State-War-Navy building，后来成为总统的行政办公室所在）的窗户正对着白宫西厢，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让在行政大厦（Executive Mansion）视线范围内的远东事务处的所有百叶窗处在同一高度，从而使罗斯福总统在看到远东事务处这一美国外交“圣地”时，不至于看到杂乱无章的景象。此外，我还要在国务院其他部门到处查看，完成上司交代的工作，统计远东事务处草拟电报的首字母频率（电报内容是字母缩写）。这些体力活弥足珍贵，帮助我更快上手。

我在这方面的教育因在乔治城结识的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而得到强化。他身材小巧、敏捷活跃，戴着无框眼镜，是一位哈佛的经济学家，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我们认识时，他对中国事务越来越有兴趣，几次联欢会之后，他开始给我打工作电话，询问一些中国事件的信息或者我的评论。我觉得这样有点奇怪，他竟然忙于一些明显是自身领域之外的事务。但是，涉猎广泛、分身乏术是罗斯福政府的典型特征，他们总是仓促忙乱。

自然而然，总统助理这样的关注让我倍感荣幸。但与此同时，这样的联系也让我有些不安，因为柯里显然没有按常理出牌。按照政府正常的程序，他本应与助理国务卿或者处长及处长以上职位的人打交道。我便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向我询问信息的情况，他们没有表态，但我觉得他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联系。他们并没有明令禁止回答柯里的问题，由此我便觉得，如果我让这位总统助理上别处问问题，就会显得有些自以为是，至少有点尴尬。

柯里这样的行事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总统的影响，因为总统自己也不按规矩办事，喜欢削弱下属的权力。罗斯福常常绕过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直接与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接触。当然，这是总统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赫尔虽然擅长在外交政策方面与国会打交道，但他的外交事务知识储备却很有限，外交手段也过于简单和说教，相反，威尔斯却非常能干，是实干派职业外交官。

但是，实践证明，如果罗斯福出于某种原因不想与其任命的外交事务负责人接触，他应该换自己完全信任的其他人来担任国务卿。但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他是政治家，不是行政管理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华横溢的罗斯福开始大展拳脚，但总统本人、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别密使团的外交行为却让人越发摸不着头脑了。

斯坦利·K.霍恩贝克博士（Dr.Stanley K.Hornbeck）作为国务卿远东事务的政治顾问稍显浮夸，他是从远东处提拔上来的，所以他想当然地把远东处当作理应为他服务的封地。因此，一摞摞的文件必须递交给他审批，或者告知他。霍恩贝克对所有放到他办公桌上的文件都要进行迂腐的记录。这些不分大事小事的备忘录又会统统回到远东处，从早到晚，日日不息。

霍恩贝克有中国的学术背景，但是没有日本的背景。日本侵华让他义愤填膺，对中国人同情不已。不过我们这些在中国工作的人，大部分与他有相同感受。

霍恩贝克的助理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一位勤恳的年轻人，他会浏览、筛选霍恩贝克桌上成摞的文件。为如此沉闷无聊又小题大做的上司担任专门助理，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工作。阿尔杰平易近人，但是他不参与霍恩贝克和远东处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这些下属都没什么机会和他接触。

罗斯福交给赫尔一项乏味而且危险（和美国国内政治事务比较起来）的任务，即与日本谈判，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这项关键任务中，国务卿的首席顾问就是霍恩贝克。谈判团中还有一位是我在奉天时的领导约瑟夫·包兰亭——他是位不修边幅、容易紧张但颇有魅力的日本事务专家，不过他也得听霍恩贝克的。

与日本大使的谈判从3月持续到1941年12月7日，在绝对机密的国务院进行。我和同事们都很不安，完全不知道谈判进展。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份声明，表达了我们反对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达成任何交易的意愿。我们把声明递交给远东事务处处长麦克斯韦·M.汉密尔顿（Maxwell M.Hamilton）后，他勃然大怒，警告我们不要管闲事，并且透露说，海军和空军（两者都想壮大自己的实力）想让国务院争取时间，即使不能避免与日本交战，也要设法拖延时间。

我和同事都搞错形势了，我们面临的风险不是出卖中国，而是把日本逼到绝路，除了战争别无选择。赫尔和霍恩贝克都是坚定的亲华派，他们骨子里就没法为了达成临时协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和平共存）而向日军妥协，这也违背了他们的原则。1941年，美国公众对日本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我很怀疑是否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赫尔、霍恩贝克谈判团确保了谈判中不会达成任何妥协。然后，好像命中注定似的，美国与日本毅然开战。美国军方并没有争取到足够的备战时间。

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我正在无忧无虑地享受为期两周的假期。得克萨斯州以东对我来说是块陌生的土地，因此我充满期待地启程去畅游南方。罗克·布拉德福德（Roark Bradford）带我领略了新奥尔良的独特魅力，逛了景色宜人但稍显平淡的海湾（少了亚洲类似水路的芬芳气息），还看到了在卡真人聚居的格兰德艾尔（the Grand Isle of the Cajuns）艰难定居下来的中国人和斯洛伐克捕虾人。

相比之下，墨西哥湾岸区以东地带逊色许多。在我看来，查尔斯顿、南卡罗来那比新奥尔良更加和谐宁静，建筑井然有序，城市典雅大方。就在如此宜人的环境中，在一个平常的周末中午，街道上的人们在激动地交谈，录音机的声音也调高了，我就在此时听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消息。

这在我的意料之外，但还不至于让我震惊。我很自责没有预料到事件发生，至少我本可以预料到袭击时间。去年在汉口的时候，有个周末我在公寓举行午餐会，招待三位美国海军军官和两位日本海军军官。其中一位日本上尉喝了松子酒和啤酒之后兴奋异常，把餐巾在头上打了个结，还对喝得烂醉的美国炮舰官员叫嚷，“我们要打你们的话，一定选在周末早晨动手”。那会儿我心想，他们可能说到做到。

回到事务处后，我们默默地开始疯狂地搜索记录，查看我们是否把驻日使馆预示袭击的信息传递给了军方。结果发现了两个重要信息：有一个消息是在11月中旬，一位将军提醒我们日本倾向于先袭击再宣战；另一个时间更早，转述了秘鲁驻日使馆的报告，内容是一位日本海军军官醉酒后和一位秘鲁使馆职员说，要是开战的话，日本会先对珍珠港下手。据我所知，远东事务处及时向军方报告了这些消息。

显然，美国被打得措手不及，责任并不在于忽视驻日使馆发出的未经证实的警告信息。珍珠港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文武百官和民众都小瞧了日本的胆量，低估了日本的军力，自以为国家固若金汤，还错误地认为，日本要把侵华战争升级为太平洋战争的话，只会一路向南袭击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

当时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司令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低估了日本的危险性。珍珠港事件爆发10天之前，霍恩贝克估计12月15日之前日军和美国交战的概率只有20%。在1941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还打包票说可以守住菲律宾岛。军方自我安慰说，最新的B-17轰炸机不仅可以粉碎任何针对菲律宾的袭击，还可以阻挡日本南下东印度的步伐。

虽然被破译的日本电报显示，11月29日之后日本就抛弃了寻找和平和解方案的努力，美国当局高层（包括总统和其他高层领导）还是没有太把这个情报当真。这份电报，其实预示了太平洋中部强大的美国军队情势危急，即将遭到攻击。如果在1941年12月7日前，有情报称日本特遣部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冒险跨过半个太平洋，突然袭击并击溃位于夏威夷堡垒的美国舰队和空军，然后全身而退，人们一定认为它荒谬至极，自然也就无人理会。

[1] 美国知名演员，曾获5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总共夺得两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1961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2] 鹰级童军是美国童军的最高级别。

[3] 或源于“干活”，意为团结一致。

[4] 美国著名记者，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著称。

[5] 美国小说家和剧作家，风格多以讽刺和幽默见长。小说《了不起的安德森家族》《艾丽丝·亚当斯》曾获普利策小说奖。

[6] “社会丑事揭发派”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屠场》和《石油》。

第二部分 “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第五章 与史迪威共赴亚洲

1941年新年前夜，离珍珠港事件还有约一年的时间，史迪威写信给我，祝我新的一年幸福快乐，还捎来了“赤红儿”多恩的口信：“如果你有办法让我们被派到中国去，那么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去。”

好吧，事情并没有朝此方向发展。史迪威当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德堡（Fort Ord）掌管第七师的一名少将，但是七个月后他升任为第三军司令。日本偷袭珍珠港两周之后，他就被调往华盛顿。“赤红儿”多恩作为他的副官一起前往。史迪威在陆军部（War Department）得知，他将负责美国当时的第一波进攻计划：在法属西非的某地登陆，行动代号为“体操家”（GYMNAST）。

圣诞节后不久，我和史迪威、“赤红儿”一起吃饭时，还对此并不知情。他俩暗示我，他们会去海外，但不是去中国。饭后我问多恩，即使他们没有被派往中国，我能否去中国呢？

“赤红儿”回答说，他觉得可以这么安排。我之前曾建议，我可以当史迪威将军的外交专员，或是担任类似于大使武官的职位。

1月初，美国最高统帅部（American high command）开始怀疑“体操家”行动的时机和可行性，并且疯狂设想了很多替代计划。同时，罗斯福和当时已任陆军部长的史汀生觉得迫切需要对外展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支持。但是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再到爪哇海（Java Sea），美军都混乱不堪、虚弱无力，无法向中国调派部队或大量物资。最好的选择就是派一名高级美国军官给蒋介石做顾问，同时作为美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向中国承诺日后会提供更多援助。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乔治·马歇尔将军曾和史迪威于1926年在中国任职。1942年1月1日，他让史迪威推荐一位派往中国的人选。尽管史迪威自己显然是合适人选——因为在任何方面，史迪威都被评为陆军最佳作战指挥官——但他当时正忙于评估“体操家”行动，于是他推荐了胡格·德拉姆（Hugh A.Drum）中将。正如他在日记中写到的，这是因为德拉姆是位能侃侃而谈的高级将军。但是让史迪威亲自去中国，他的回答是：“不，谢谢。”在中国人“眼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上校……这职位非德拉姆不可”。当然，史迪威挑的这个人适合战斗职位，但不大适合代表和行政职位。

德拉姆觉得中国的这一职位职责不明确，不配他这样的将军级别；而且，史汀生和马歇尔对他的印象不佳。他们又找到了史迪威，问他是否愿意出任该职位。“派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史迪威如此回复道，颇有他的性格特色。

史迪威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差事并非没有疑虑。他从自己在中国的丰富经验出发，对中国军方领导层的素质不抱太多幻想。并且，由敏锐而文雅的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准将率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当前的报告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报告称：中国军队缺乏英勇斗志，中国国民政府申请的物资不是为了抗击日本，而是为了确保日本战败后国民党能够在国内对手面前处于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正如对许多中国通一样，中国对史迪威也有一种诱惑力。史汀生任国务卿时，曾捍卫过中国，反对日本20世纪30年代初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设想的史迪威的职责应当是：让中国一直参战，确保中国作为基地，起初可以进行有限行动，最终可以从中国发动反攻，并有可能由中国军队反攻。到1月中旬，中国一职的职责已经大大扩展，越来越模糊，包括要做蒋介石并不存在的专职参谋。除了要掌管美国提供的物资分配，史迪威还被告知要训练甚至指挥中国军队。

具体指挥多少中国军队，指挥地点在哪，在什么情况下指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军大量撤出泰国、涌入缅甸，试图切断中国仅存的连接西方的地面通信线路。这条线路从仰光穿过半个缅甸延伸到云南边境。在此关头，中方表示，除了马格鲁德（他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授予一位美国陆军中将对派往缅甸的中国军队“执行控制权”。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是否允许一位美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将是检验蒋是否愿意这位美国人发挥有效作用的试金石。

华盛顿和重庆之间有关任命美国指挥官到中国履职的信息交流是通过宋子文进行的。他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哥哥，很美国化，聪明智慧，但厚颜无耻、野心勃勃。他当时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居住在华盛顿。他堪称蒋介石的密友，负责翻译和编辑美中政府间的通信。

宋通过自己在华盛顿的某位或多位身居高位的信息来源获知，史迪威很可能是中国一职的人选。于是他四处打探史迪威将军，对打探到的信息也很满意。随后，蒋介石宣称，派史迪威来将“最受欢迎”。

史迪威得到保证，他会有“行动控制权”，蒋、宋也对他表示欢迎。于是，马歇尔在1月23日问史迪威：“你愿意去吗？”史迪威的回答依然是：“派我去哪，我就去哪。”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兴高采烈，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来不得不去了。”

陆军部1月23日下令给史迪威，任命他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以及美军在中缅印战区的主将。这些美军起初包括总部的工作人员、联络人员和技术人员。宋证实，史迪威将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监督和掌管美国对华提供的所有防卫援助，并在蒋介石的授权之下，指挥分派给他的中国军队。为了强调军事援助的目的，马歇尔指示史迪威要“为了战事的进行，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有效援助，并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效能”。

就这样，一位被评为美国陆军最杰出作战指挥官的大将军被派去担任一个无实权的礼仪性、谈判性的行政职务，还得在蒋介石同意下才能指挥中国军队。而他本人认为蒋没有军事才能，这一点是致命性的。那么史迪威为什么在有机会拒绝的情况下依然接受这次任务呢？他之所以接受是因为作为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他把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他真正尊重的少数人之一）的个人意愿当作命令。其次是因为史迪威也相信美国军队中一个类似信条的事情：中国士兵如果加以恰当训练，配上装备，英明领导，就可以与任何国家的军队媲美。这一次可能是他证明这个信条的机会。

尽管如此，他早前也已希望可以确保自己指挥一些美国作战部队。他向马歇尔形容说，西南太平洋是防御战场，而中国是反攻日本的战场，美国需要在此部署至少一个军。在史迪威任职于中国期间，他反复提出这个要求，但是直到任职的最后一年，他才获得批准，而且只获批了一个团。

然而，美国最高统帅部却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相对不那么重要。美国的大战略优先侧重于打败德意轴心国，打败日本次之。到时攻打日本的话，可能的攻击路线有四条。第一，从北太平洋和阿留申群岛（Aleutians）开始，但天气和地形条件严重限制了这条路线的可行性。第二，从太平洋中部（Central Pacific）向西包抄袭击。日后证明这条线路是通往胜利的大道。第三，从澳大利亚以北的岛屿开始，与日军展开漫长的正面战斗，最大化地分散日军力量，这条路线可让麦克阿瑟将军履行自己重返菲律宾的诺言。

最后一条，从中国开始。战争中的大多数时候，中国与自己的同盟国实际上处于隔离状态，所以后勤物资从这里运送很费周折。需要从美国横跨大西洋，绕过非洲，穿过印度洋，然后横跨或是绕过印度次大陆，往北渡过雅鲁藏布江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山脚，之后空运跨过缅甸以及东面的高山，最后到达中国西南的群山角落。正如在战争中常说的那样，中国确实在“防线的尾端”。现在看来，当时出于军事考虑，把美国大兵和物资运往中缅印战场实在是分散了我们的实力，这些大兵和物资本来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别的战场上来对付敌人。

那么史迪威将要面对的这位蒋介石是何方神圣呢？他56岁，长江下游地区人，纤弱瘦小，处事圆滑，时而冷漠时而热情，固执倔强，优柔寡断。他曾在日本军事院校学习，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中国帝制的共和运动。他在随后的1911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很小，革命结束之后，他与上海金融界结下了关系，当了一名掮客，并与实力强大、偶尔仁慈的上海黑社会建立了联系。

新共和国很快就被军阀割据搞得支离破碎。蒋维持了他与孙的关系，那位飘忽不定的领导者领导了多次军事讨伐运动以为自己的国民党占据一席之地，蒋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运动。他因此而获益。当孙与苏联签订协议请求支援时，他派蒋作为自己的军事代表于1923年访问莫斯科。等在广州建立了基地之后，孙任命蒋为新建的广州黄埔军校的校长，军校里还有一批苏联军事顾问，由升职后的瓦西里·加伦（Vasily Blyukher） [1] 领导。

1925年孙逝世之后，蒋毫不费力地打败了竞争敌手，成为孙的继任者。他还表现出自己懂得如何与外国顾问打交道。他称苏联终止援助完全是虚张声势，还一度软禁自己的苏联军事导师，并强迫苏联召回一些试图改革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导师，其中一位导师据说是因为取笑了他。不顾苏联导师的建议，他于1926年开始了征服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蒋是与刚成立不久、尚身单力薄的中国共产党协作进行北伐战争的，苏联代表成功说服了孙接受中国共产党并与之结成统一战线。尽管蒋继续了这个统一战线，但是当北伐之后要打入他自己的地盘，尤其是上海时，他却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下手了，杀戮了其党羽的魔爪所能触及的所有共产党员。蒋利用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宣称是全国性的保守政府，但事实上它只控制——而且是不完全地控制——中国的东南部。

为了寻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蒋拉拢上海最有势力的银行界和商业界。1927年末，他从老式的婚姻纠葛（两个妻子）中解脱出来，并开始信奉基督教，以使自己有资格迎娶宋美龄。和宋结婚，蒋得到的是一位美丽大方、气质高雅的妻子。历史上像她一样篡夺王权的女皇或是皇帝宠妃并不少。他因此结下的姻亲也个个意气风发。

宋氏家族是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族。宋美龄的父亲查理自小在美国长大，他的孩子们也在美国接受教育。查理和孙中山是朋友，二女儿宋庆龄成了孙的第二任妻子。她是家里最温柔、最理想主义的一位，不喜欢秉性独裁的妹夫蒋介石。大女儿宋霭龄机灵敏锐，自制力强，是孔祥熙的妻子。孔自称孔夫子的直系后代，曾担任蒋的财政部部长。宋家长子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一路直升成为外交部部长，并且像他的妹妹蒋夫人一样，二战期间他也是蒋介石和美国的中间人。

蒋统一中国的尝试失败了。军阀继续控制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区域、中国东北的所有区域，直到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北地区。但蒋并未因此对日开战。相反，他企图消灭自己之前的盟友——共产党。共产党此时已经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小乡村里建立了政权，并经受住了国民政府的反复攻击。1934年，蒋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行动终于迫使共产党向西南方踏上6000公里的迂回大撤退，即“长征”。他执意攻打共产党，于是1936年发生了一起荒诞的事件：他遭到了地方军队的绑架，后经共产党调停才被释放。他同意与共产党再次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蒋介石在1934年取得的大捷是德国顾问团策划的，团长是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后来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接替了塞克特的位置。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法肯豪森正负责训练中国军队。中国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也主要是由他策划的。当中国按兵不动，不愿再继续打胜仗时，他愤怒不已。

苏联在战争初期没有给共产党而是给蒋提供了军事援助，并且给他派了苏联军事顾问，其中有朱可夫（G.K.Zhukov）将军、崔可夫（V.I.Chuikov）将军。鉴于他们在对德战争中的表现，苏联认为他俩有能力给蒋介石提供建议。但是蒋介石并没怎么用他们，所以他们返回苏联了。

对蒋来说，史迪威过来任职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大约18年来，他陆陆续续地接触过一些试图告诉他怎么当军人的外国人，但他并未因此对自己在军事事务上的判断表现出明显的不自信。有时他也会接受意见，但总会调整这些意见；更多时候，他并没有采取行动。没有理由令人相信，蒋对史迪威会比对加伦和法肯豪森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 * *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三年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客观的，原因在于百年来美国传教士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冲动和参与。我们因美国没有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反而出售战争物资给日本而有一种罪恶感；再者，相关宣传中，中国的形象是为我们而战的英雄，只要求我们提供用来消灭敌人的美式武器和技术。蒋和宋正是这样的中国的核心人物，蒋是赛珍珠（Pearl Buck）笔下美丽的中国土地的4亿耕耘者的指挥官，他永不退缩，还是一名基督教徒；宋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如绣在锦缎上的桃花般柔弱，但她是坚定的蒋介石忠诚的配偶（蒋、宋被评为《时代》周刊1937年年度风云伉俪），还是中国大业能言善辩的代言人（她使国会议员们变得更有男子汉气概，他们开始忏悔，开始有坚定的意志）。

关于中国的传说普遍存在，这意味着美国在制定战时对华政策时有点罔顾事实和混淆逻辑了。对中国过度的情感依附使得中国在我们的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这与中国真正的军事和直接政治价值并不成比例。罗斯福在其关于地缘政治的推测中提出，中国在战后会成为强国，因此中国在战时应当被视为一个强国，蒋也应当被列入丘吉尔、斯大林之列。这使得中国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高。

结果，华盛顿的文武官员罔顾他们在重庆的代表发回的内容相反的报告，一厢情愿地认为蒋和他的国民政府可能会倾全力与日本作战。华盛顿也迫切希望中国能够一直参战，还片面地以为蒋虽不愿花费力气抗战，但肯定不会放弃抗战。如果美国胜利的话，蒋如果维持美名义上的盟友身份，那么他将获益多多，不仅能得到各类援助，战后还能获取领土。

在“赤红儿”和史迪威将军的帮助之下，我于1942年2月收到了国务院派我去云南做领事的指令，指定我为驻华大使馆二秘，指派我去“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率领的驻华军事代表团”。接着是一行例行公文：“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指令中明确说明把我指派给史迪威是为了保持“军事代表团与美国和外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三天后，即2月13日，国务院又追加一项，告诫我要“在史迪威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履行联络职责。国务院还希望，如果恰当可行的话，我要让驻华大使并通过驻华大使让国务院知悉“军事代表团的活动”。

我在远东事务处的顶头上司并不赞成把我派给史迪威将军，他们觉得这个指令不合规矩、近乎轻率，认为我应该待在对外事务处。管理对华租借事务的柯里则欢迎这个安排。我猜他是觉得我可以成为与史迪威指挥部联系的有用联络人。

柯里和刚结束蒋介石私人顾问任职、返回美国的欧文·拉铁摩尔都对我强调：鉴于日本即将占领仰光，印度在后勤补给上极其重要。拉铁摩尔提到他所说的是蒋和陈纳德的意见，他本人也赞成。陈纳德当时是一个小型驱逐机队队长，机队名称是美国航空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AVG） [2] ，由美国雇佣兵组成。蒋和陈纳德认为，美国应该把当时有限的力量用于从中国侧面攻击日本。柯里和拉铁摩尔让我向陈纳德保证他的意见得到了赏识，但是他必须与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H.阿诺德［Henry H.（Hap）Arnold］将军合作，否则他将得不到装备。阿诺德将军极具影响力，他的要求必须满足。

史迪威远赴中缅印战区两周之后，我于2月25日从华盛顿出发，同行的还有六名军官和一名军士。我们先乘坐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独创的一款水上飞船飞往亚马孙河河口的贝伦（Belem），那里潮湿多雨，生满苔藓，空气令人窒息，十分酷热。然后再到纳塔尔（Natal），横跨大西洋，到达利比里亚令人昏昏欲睡的渔人湖（Fisherman’s Lake）。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转乘双引擎C-47运输机飞过尼日利亚的卡诺（Kano）和迈杜古里（Maidugiri），横穿乍得（Chad）的荒野、喀土穆（Khartoum）引人注目的尼罗河，往北飞过开罗，那里挤满了英国的英俊参谋，军队称他们为“穿着宽松长袍的猪”。又飞过特拉维夫市，往南飞过阿拉伯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此交汇，之后飞过蔚蓝和翠绿相互辉映的波斯湾，飞过沙迦（Sharjah），这里有一条飞机沙漠跑道，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六七个英国皇家空军（RAF）地勤人员，还有一只小羚羊。接着飞过伊朗荒凉、弯曲的海岸线，飞过俾路支（Baluchistan）、卡拉奇（Karachi），最后穿过次大陆到达了熙熙攘攘、尊奉神牛的加尔各答。

纽约到加尔各答的这趟旅程历时十三天，因为夜间停飞，航班还屡屡延迟。由于到缅甸的航空运输遇到了障碍，我与加尔各答的一群没落的印英裔美国人待了约十天的时间，一边享受他们的奢华生活，一边等着与史迪威见面。在此期间，我遇到了C.J.鲍尔（C.J.Pao）。他敏锐精明，魅力四射，时任驻华总领事，我曾在北平见过他。二十年后，当我在安第斯山脚下患难时，他用事实证明了什么是忠诚的朋友。

与此同时，蒋介石准许现已是陆军中将（Lieutenant General）的史迪威知晓别人给他的提议，虽大多都是懦弱胆怯的提议。他还口头上告诉美国人，史迪威将要指挥两支中国军队（每支包括三个兵力不足的师）进入缅甸前线。日军在3月6日占领了仰光北部之后，旋即展开了大屠杀，重挫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Sir Harold Alexander）率领的英、缅、印、尼（泊尔）联军。在下缅甸地区，西部由大英帝国军队占领，而中国军队抱着试水的心态向东部移师，这样一来，可以委婉地称东西部之间有条“分界线”。盟军的空中支援主要由英国皇家空军和陈纳德带领的飞虎队提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落后陈旧，迅速就被击败了。飞虎队拥有40架新型P-40驱逐机，并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虽然能力超过了敌方，但是由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零件和人员配备都不足，所以飞虎队依然被打败了。

史迪威刚认为自己要指挥中国派往缅甸的远征军了，就发现这仅仅是个遐想。他下发的指令会被秘密反馈给蒋介石做最终决定。蒋还背着史迪威向战场上无心战斗的军官们下发一连串优柔寡断的命令，这些命令甚至直达团级层面。

蒋介石的防守意识强烈得近乎病态，最致命的表现在于他的静态防御，把进攻先机拱手让敌。更要命的是，他沉迷于囤积物资、保存军力，极不愿意把军队派去打仗，等真派兵的时候，也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派。因为他相信，集中兵力比分批增派兵力冒的风险更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做既打不赢战役也赢不了战争。

史迪威的指挥部位于眉苗（Maymyo），这是缅甸风光绮丽的夏都，缅甸政府也已撤退到此。3月22日我到达时，史迪威不在指挥部，而是上前线了。“赤红儿”多恩陪他去的。

第二天，史迪威和多恩回到了指挥部。那是座大红砖房招待所，隶属美国浸礼会。史迪威面容疲倦，但依然散发着独有的活力。3月24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史迪威将军在楼上空荡荡的房间。他对我说：“坐下。”我们便每人坐一把藤椅。他接着说：“关于如何开展你的工作，我这里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你是自由的，所要做的就是保持我们与这里的民事部门之间沟通顺畅。”国务院曾告诫我要“在史迪威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履行职责，这就是他指导给我的全部职责了。

缅甸的民权政府正在全面崩溃。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雇员在内的缅甸人对他们的英国主人没有忠诚感。当日军兵临城下、横行作恶之时，大多数缅甸人，包括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忠仆，都陷入了恐慌，寻找自保之路，想办法迎合新来的征服者。更有魄力的人甚至选择成为侵略者的同谋，到处进行破坏、伏击、纵火等。可供我联络的民事部门简直少之又少。仅剩的部门就是军事部门了，而这些部门只有当枪顶着脑袋时才会运转。

在与缅甸政府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我首先拜访了英国驻缅甸总督的军事助理。下午4点40分，我把他从午睡中叫醒了，但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受到了打扰。在陪他和他的宠物——一只名叫吉布小姐（Miss Gibb）的长臂猿——喝茶、吃点心时，我向他正式提起了第一件公事：中国士兵因私滥用吉普车。是啊，曼德勒警察已就此问题向违反规定的中国部队投诉了，结果只招来了辱骂。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军事问题了，不关民事部门的事了。

几天之后，英国驻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Sir Reginald Hugh Dorman-Smith）用红杜松子酒热情招待了我，我们还就很多事情交换了意见。我们得出结论：美国人和英国人应该警惕别有用心、离间我们关系的那些传言。总督拿缅甸混乱的指挥结构大开玩笑，而他的首席秘书，某位叫宾斯（Binns）的先生，已经在前一天直言不讳地跟我聊过该问题了。宾斯观察到，史迪威将军自我介绍时称自己为中国驻缅甸远征军第五、第六军的指挥官，而中国第五军的指挥官杜将军自我介绍时也说自己是远征军的指挥官。英国驻缅甸高级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Alexander）当然也自视为这块英属殖民地上所有联合军队的指挥官。最后，宾斯指出，根据缅甸宪法，只有总督一人有权负责缅甸的防务，别人无权。不过，宾斯不知道的是，蒋介石也在其中掺了一脚，他经常性地削弱已经交给史迪威的权力。

3月底，因为对蒋的出尔反尔和欺骗行为非常愤怒，史迪威飞去重庆与他当面对质。他带上了我。因为缅甸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反正，我也该去向驻华大使报到了。派我跟史迪威之前，我就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工作。去重庆的途中，史迪威还去云南接上了陈纳德。他率领的飞虎队遭到重创，撤到云南去了。毫无疑问，缅甸的领空现在完全由敌人控制。

当史迪威与蒋介石争论时，我正在拜访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以前在国务院和北平的时候，他就小小地称赞过我。他刚正不阿，有着清教徒的责任感，爱探索，头脑精明，尽管我很尊重他，但是我能感觉到重庆的压抑、腐臭、怨恨、阴谋已使他性情大变。我想他需要改变。高斯大使也不大看好我跟着史迪威将军工作。他苦笑着说，我属于坐办公桌后面的那类人，适合在他的大使馆工作，但不适合到中缅印战场瞎晃荡。

我向陈纳德传达了柯里让他与阿诺德将军合作的建议。陈纳德说，他手下的志愿飞行员们现在满腹牢骚、目无纪律，如果能按当初协议上的承诺，让他们回趟国看看家人的话，他们就会乐意被编入陆军航空队。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是从他的陈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和飞行员们的看法一致，都认为把他们即刻编排入队是不公平的。陈纳德是个飞行员，终究是不大愿意做老步兵史迪威的下属。由于蒋的偏爱，他享有特权，能直接和蒋介石、蒋夫人见面。他相信，单凭空军力量就可以打败日本，地面的兵力投入可以降到最小，这和蒋氏夫妇的观点颇为一致。并且，陈纳德的内心也很笃定，自己是完成这项伟业的唯一合适人选。正如他跟我说的，他手下150名飞行员能完成的事，陆军航空队可能需要1000名飞行员来完成。

从1942年初到1944年底，高斯、史迪威和陈纳德是在中国的三大美国知名人士。他们三个意志顽强，专业能力极强，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并孜孜不倦。他们出击迅速，常为了正义（尽管他们三个对“正义”都有着自己的解读）而愤怒呐喊。陈纳德有点自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谋划篡夺史迪威的位置，这使他与史迪威一直不和，还把蒋氏夫妇和白宫卷入其中。高斯感到自己被两位将军冷落了，因为他们很少跟他商量事情。他不愿妥协，不愿主动，其实他起码应该与该战场指挥官建立协作关系。史迪威忽视高斯，不是因为他讨厌高斯，而是因为他本身就不愿征求别人的意见（虽然有时别人提出务实的意见时，他也会欢迎）。事实上，人称“醋乔”的史迪威尽管觉得高斯有点牢骚满腹，但是他也挺喜欢这位大使的。

* * *

盟军每往缅甸撤退一步，印度的重要性就提升了一些。印度的位置有利于退守，这归功于它的面积。印度是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空中桥梁的基地，在这个基地里，可以种植和生产战争物资，也可以准备和发动反攻。

史迪威和他的下属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如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史迪威不仅自己是中国专家，他的下属中还有六七个极其出色的中国和日本专家，但是他却没有印度专家。印度研究领域长久以来被美国政府和学界忽视了。

在我看来，如果可以替史迪威调查研究一下印度的政治和经济，那对他是最有益的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史迪威，他欣然同意。于是，4月5日，我离开重庆奔赴印度。

就在同一天，蒋氏夫妇和史迪威飞往缅甸。蒋向史迪威保证会指示手下的将军服从他的命令。不管蒋会对他的军官交代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继续撤退，他们也不会服从这位外国指挥官。日军运用计谋，以少胜多，使缅甸“防线”最东端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完全崩溃。盟军处于下风，最终的溃败也不远矣。到4月底时，中英部队已是士气低落、纷纷溃逃。中国被摧毁的两个师和亚历山大麾下幸存的士兵一样，踉跄着穿过丛林小道进入了印度，而残余的中国士兵则四零八散，返回了中国。

日军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击溃了缅、中、印、英联军。战役中的一个小插曲让史迪威难堪极了。由于陆路、空路都被切断，他、多恩和约百名官兵只得徒步跋涉，越过丛林密布的深山到达印度。在印度，他气愤地向新闻记者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败透了，不得不撤出缅甸，丢死人了。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打回去夺回缅甸。”

史迪威在6月初告诉蒋介石，如果从中国方面寻找这次屈辱溃败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和特性。中国军队软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装备不足。300个中国师团都兵力不足，如果把他们整合为满员的师团，那么师团的数量会减少，但整体的战斗力会大大提高。此外，只有少数将帅比较能干，他们应该留下，其他的应该免职，“否则，无论提供多少物资，军队还是会走下坡路”。并且，蒋介石应该指定一个指挥官，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绝不能被他人侵犯”。还有，应赏罚及时。

蒋夫人经常参加蒋介石与外国人士的会议。她告诉史迪威，他提出的意见与几年前德国军事顾问给蒋提的意见差不多。可见，蒋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意见了。

之后，史迪威举行有关军事改革的会议，蒋夫人再次出席，并再次详细阐明蒋对此事的冷淡回应。简而言之，她告诉史迪威，他的建议不可能得到落实，他必须得“现实点”。五年前，陈纳德在担任蒋氏夫妇的军用航空顾问时，曾催促蒋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整治中国空军官员的无能和腐败问题。当时蒋夫人告诉他，蒋说“能与他合作的只有中国人，如果清除所有犯错的人，那么剩下的还有几个呀”？

事实上，蒋如果进行一场全面整肃的话，“所有犯错的人”会在他行动之前先清算他。虽然他蛮横专制，但他并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拥有随意清除别人的独裁权力。他也无法像民主国家里的强势领导人一样，可以整顿政府里明目张胆搞腐败或无能的那帮人。他是自己手中这支糟糕部队的囚徒。

中国的军事部门和其他国家部门一样混乱不堪。这是因为中国正从一个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转向一个未知的现代社会，还处于过渡期。中国军队只有士兵，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蒋的中央政府建立的师团被视为现代军队，通常会响应蒋的意愿。而其他的许多军队归属于地方新军阀，由地方征税和维护，因此与蒋之间是一种协商关系，也就是说，蒋如果要他们归顺的话，就不得不跟他们讨价还价。另外，实力较弱的中国共产党部队虽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军的一部分，但在1942年，他们可能随时叛乱，只不过被蒋麾下那批较忠诚的几十万部队压制着。国共双方都等着对日战争结束后重启内战。

军阀思想在省级部队的司令官中间泛滥，在中央军的司令官们身上也有这种思想的残留，但是共产党的部队中却不存在这种思想。在军阀思想之下，一个军事部队是其指挥官的私人财产，他可从中牟取收入。例如，省级部队的指挥官可从其部队占领区的人们那里收税。如果指挥官公开表示支持国民政府，那么他会得到政府对军饷、口粮等费用的补贴。这位将军要是有商业意识（大部分将军都有），他会虚报兵力，但把实际费用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例如，中国驻缅甸第五军的杜军长对一个给中国士兵提供米盐和其他食物的现金补贴的英国人说，他有45000名士兵。尽管这个英国人认为准确的人数不超过28000名，但是他们还是接受并按照杜的说法支付了钱。这个英国人提前支付了24万卢布之后，跟杜的部队核对时，部队的指挥官们声称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付款。于是，这个英国人中断了补贴发放，等着部队提供收到应得补贴的证据。杜司令没有拿出这样的证据。

指挥官变身企业家，他的部队就是他的资本，于是他不再热衷搞任何降低其盈利或冒风险的动作。在过去的好时光里，军阀思想盛行，抢夺、扩张领土都是很好的投机行为，完全可以冒险去积极进攻。而这场战争的敌人是个热衷侵略的外国死对头，所以谨慎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撤退来保存物资和人力；如果临近的部队陷入麻烦，不要让自己的部队也陷入危险境地，一定要在他们撤退之前撤退。如果他们先行撤退，你就会暴露出来，易受攻击。

大多数中国将军的这种防守、消极的态度因蒋的策略而进一步强化了。从1937年日本侵华开始，蒋的策略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希望等美国或苏联最终卷入对日战争时，日本会从中国撤兵；蒋坚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定会与中共发生内战，他必须为内战储存物资。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蒋和他的国民党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的愿望可以圆满实现了，可以依靠美国人来消灭日本人了。并且，作为盟友，他可以向华盛顿要求大量的武器，他可以把这些武器囤积起来，日后用来与共产党一决胜负。

蒋的策略可能不光明磊落，但很务实。这个策略不仅和国民党将军的观点不谋而合，也和中国人骨子里的厌战情绪一致。但蒋的宣传人员对外却把中国塑造成富有战斗性的英雄国度。

史迪威认为，以美军的军事装备作为条件换取中方采取进攻行动，这样的讨价还价使他能够刺激蒋政权。我也持相同的观点。史迪威控制着美国拨给中国的物资，这是他手中强大的谈判筹码。但是白宫，不管是罗斯福还是他的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劳克林·柯里，都尚以为中国还保持着战争初期高涨的抗战情绪，因而不愿为援助设置任何条件。物资的生产有限，英苏等同盟国对我们竞相提出援助请求，再加上缅甸沦陷之后，空运到中国的物资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1942年和1943年对中国的物资援助肯定是缓慢进行的。

现阶段史迪威还不能与蒋讨价还价，于是便向他抛出利诱条件引他行动：等美国物资到后，他会替蒋训练、组织、装备一支现代化军队。他成功说服蒋，让他首先训练从缅甸撤到印度的中国军队。他还主动提出一个强化、训练、装备30个重组师团的计划。此计划得到了批准并已开始执行了。之后，史迪威又提出再训练30个师团的计划，1943年末，他提出了第三批30个师团计划。蒋有了这90个师团，不仅能够驱逐日本人，还能在战后的中国处于霸主地位。

[1] 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35年苏联第一批元帅之一，远东方面军司令，也是苏联远东方面长期抵御日本侵略的最高将领。1924年，广东革命政府向莫斯科请求协助组建新式军队，布柳赫尔便化名“加伦”来到中国协助创办黄埔军校。

[2] 即“飞虎”队。

第六章 与甘地的一面之约

1942年4月，我在给身在华盛顿的未来妻子的信中写道：

自从离开重庆后，我的眼睛就有毛病了——感染了。所以昨晚我一到就去找酒店推荐的眼科医师，他叫乌塔姆·辛格（Dr.T.K.Uttam Singh）。他一上来就想卖眼镜给我，之后才翻开我的眼皮检查，然后用超然事外的语气宣布我害了沙眼。于是，我在一张藤条椅上坐下，后仰着头，他往我眼睛里喷了点眼药水。当时是4点40，等到5点30时，我眼睛不再像进了滚烫的灰烬那样疼了，我能看见了。

但在此期间，我们进行了一次很有收获的谈话。当然，对话一开始就提到了克里普斯与印度国大党的谈判。谈话结束时，我们聊到一个人要是抛却了欲望，再打败了憎恨、贪婪，最后连自我意识也战胜了，那么这个人可以自视为上帝了。中间我们穿插着谈及了印度以前经历的、现在也正在经历的历史周期：在长达六千年的时间里，印度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国，过去的两千年印度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沉睡度过，而现在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印度也将引领世界。

明天早上，我打算去看一个普通的医师，他想象力没那么天马行空，爱喝威士忌，有点怪怪的。我要问问我是否真得沙眼了，要是真得了，应该怎么治。我们美国人对健康有种迷恋。生病就像打仗，是很正常的。生病很麻烦，也不舒服，需要好生养着。但是生病对修身养性有好处，它让你成熟。当然，前提得是病好了。

我的眼病好了，其实只不过是急性结膜炎。

我对印度一无所知。一个月前，从缅甸到中国时，我第一次经过印度。诚然，我很熟悉莫格利（Mowgli） [1] 和《古庙战茄声》（Gunga Din ） [2] ，甚至读过佛斯特（E.M.Forster）的《印度之旅》（A Passageto India ）。除此之外，我并不了解这块多彩的大地。

大多数美国人对印度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把印度想象成一个奇特的国度，居住着耍蛇人、耍绳魔术师、挨饿的贫苦人民、珠光宝气的王公贵族，以及在火葬柴堆前殉夫自焚的寡妇。甚至在人们预期会有很多印度信息的地方，也会有信息缺口。我记得迪安·腊斯克（Dean Rusk） [3] 曾说，珍珠港事件后，作为陆军部一名热血的预备军官，他努力想了解一下印度。他申请看有关印度的军事情报时，人家递给了他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一张旧报纸剪报和一张《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的印度地图，而就在这个文件夹上面有人盖了个“机密”字样的章。

美国高级指挥部对印度的了解尽管很少，但也逐渐把印度视为对日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1942年春，缅甸防御崩溃，日本派一个强大的海军特遣部队开往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我们开始担心敌人可能会入侵印度，把这里也变成战场，而印度是我们向中国提供物资和夺回缅甸的基地。

要是日本入侵，印度人民会如何应对呢？我们那时发现，缅甸人民极其反英，所以就算他们不是积极与日军合作，也是被动接受新来的日本侵略者。这样的情况会在印度重演吗？即使日军不入侵印度，那么印度人中盛行的反英情绪将会如何发展，如何影响我们美国人？印度人民对英国这个日益衰落的殖民统治者的憎恨要远远高于对日本这个冉冉升起的东方帝国，我们作为英国在印度的同盟者和客人，是否也会被这种仇恨包围呢？答案无从知晓。

1942年印度最显著的特点是广阔。印度当时很大，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面积比西欧还大，被称为一个次大陆。印度人口也很多，约有3.5亿居民。

印度人口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有澳大利亚人种，如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主要分布在南方；有雅利安人（Aryans），大多分布在北部；还有沿着北部边疆居住的蒙古人种（Mongoloids），比如我的那加（Naga）朋友们，稍后我还将详细介绍他们。最引人注目的多样性还在于语言差异，即使同一族群所说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印度约有1500种语言及方言。

印度教和佛教这两大世界宗教都起源于印度。伊斯兰教是从西北而来的侵略者带来的，之后取代了佛教，成为印度的第二大宗教。尽管穆斯林主要生活在印度的西北和东北，印度中部主要是印度教徒，南部也生活着大量的印度教徒，但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互交融了。其他的宗教团体较小，其中有锡克教（Sikhs）、基督教、耆那教（Jains）、拜火教（Zoroastrians），以及南部海岸的犹太殖民者的后代。

很显然，在1942年，印度的两大宗教关系并不融洽。宗教仇恨有时会诱发血腥的部族暴乱。此外，穆斯林普遍比印度教徒贫穷，他们憎恨印度教徒，认为印度教徒在经济上歧视他们。

印度教部族之内也存在着分裂，四大种姓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它们的世袭制也不尽相同。并且，四大种姓和四大种姓之外的“贱民”（untouchables，pariahs）也存有分歧。

印度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英国驻印度总督，他代表乔治六世。乔治六世虽然是英国的国王，但也是印度的皇帝。英国人并没有试图把他们的管理强加于全印度，这是明智之举。他们直接管辖英属印度的17个邦。只要那些所谓的首长（rajahs）、大君（maharajahs）和其他王公贵族承认英国统治，英国就允许大大小小、享有不同程度自主权的土邦存在。

印度政府是英国统治的工具，它管辖英属印度，并监督其他的邦，通常这种监督力度不大。印度政府由数百名英国人来管理，他们占据了有支配权的要职。这些人几乎都是印度行政参事会（Indian Civil Service，ICS）的成员，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这是最理想的职业之一。大多数政府官员——从类似于内阁的总督委员会委员到乡村邮递员——都是印度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是ICS的成员。

英国人对印度的政党持容忍态度，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政党是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国大党）。它支持印度独立，宣称自己是不论信仰和阶级的所有印度人的代表。而实际上，它的追随者主要是印度教徒。国大党的主要人物是莫罕达斯·K.甘地（Mohandas K.Gandhi），他被称为“圣雄”［Mahatma，即“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起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沙拉金尼·奈都夫人（Mrs.Sarojini Naidu）是该党仅次于甘地的主要人物，他们不仅以政治活动著称，还因文学造诣著称于世。

以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为首的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主张在印度次大陆上建立一个名为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穆斯林将不再受他们所称的英国人和印度教徒的压迫。激进的印度教徒组成了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主张印度教享有不容妥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也在寻求关注和支持，但是没有哪一个党派的实力能与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印度教大斋会持平。

最初指导我有关印度事宜的是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同事。他们见多识广，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所知，并把我介绍给他们的英国和印度联系人。这非常有帮助，但是我想更进一步了解一下印度的其他地方，想结识外交圈子之外的有影响的印度人，尤其是那些麻烦制造者。

如果我是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得到印度政府的认可，那么结交那些敌视印度政府的人，会显得很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我被分配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而且是史迪威将军的手下。史迪威将军作为美国派往中缅印战场部队的总司令官，他本人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印度都享有正当身份，所以我对印度的研究也是合理的。由于史迪威给我很大的自由，让我自主行动，所以我可以在印度自由走动，寻找那些驻外事务处的同事们没有或很少接触过的印度人。

刚开始探索印度党派时，我参加了国大党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 [4] 举行的一次会议。我是不请自来，所以只想露个面，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多看多听。幸运的是，我是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的。他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派记者，人们推测他肯定支持印度独立，因此他很受欢迎。不管怎样，印度所有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国大党人，都对出现在印度的美国人着迷。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人的风度和品格新颖奇特，还因为印度人普遍以为美国可以而且可能会劝诱英国把印度归还给印度人民，至少在1942年前半年是如此。他们预期我们与印度人民站在一起，因为我们不是也曾遭受过英国的殖民压迫吗？

“有了‘美国记者’这个魔力般的通行令，”我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和斯诺穿过人群，走进会议厅。地板上铺着雪白的帆布，上面坐着约300人。我们坐在会议厅一侧的台阶上。”

在这个小厅一端的讲台上坐着的那群人，五年后成了印度的统治者。甘地缺席了，但是处处都有他。虽然他在印度中部修行，但是工作委员会（Working Committee）的所有成员都意识到甘地对他们的期望。讲台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着魅力四射的超级婆罗门（Brahmin） [5] 尼赫鲁。讲台上还有C.拉贾戈巴拉查理（C.Rajagopalachari），他聪明、务实，是一名来自马德拉斯（Madras）的政治人物，1948年当上了印度总督（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奈都夫人聪明智慧、热情洋溢，集诗人与政治家于一身。她与工作委员会的其他人员一同舒服地坐在台下。毛拉·阿扎德（Maulana Azad）是国大党中穆斯林的代表人物，因穆斯林指责国大党实质上是印度教组织，并没有代表性，于是国大党便接纳了阿扎德。他主持此次会议，此刻他弓着腰坐在高脚桌前。

会议议题因最近的两个事态变化而受到了影响。第一个是国大党与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谈判的破裂。伦敦授权克里普斯与国大党就印度独立进行谈判。失败之后，双方互相推脱责任。第二个是日本轰炸印度东部沿海城市，印度人猛然警醒：自己面临着被入侵的威胁。

此次会议响应了甘地的立场，会上气氛消极、被动，他们认为与英国重新谈判是徒劳之举，英国永远不会主动放弃控制权，再说在英国问题上寻求穆斯林联盟的加入也是无用的，因为穆斯林联盟不会接受国大党的提议。至于对日战争，国大党是不会支持英国的。如果日军入侵，迎接他们的将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拉贾戈巴拉查理是会议上唯一的异议者。

“窗户开着，”我在日记中写道，“可以看到远方的铁轨，偶尔会有趟列车鸣笛经过，笛声尖锐但低沉。讲台后面的窗户也开着，往外看去，有所小房子因墙壁摇摇欲坠而使屋顶逐渐坍塌，这有着巧妙的象征意义。”

我们进去的时候，拉贾戈巴拉查理正在发言。他是一个瘦弱、稍显驼背的小个子，裹着白色棉袍，戴着一副黑色的大眼镜。他用精心挑选的英语讲话。他以及其他发言人营造的气氛像是身处一个文雅礼貌的辩论社团。每一句奇思妙语都颇费心思，引发他人接话。唯一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来自那些要赶上午11点的火车回马德拉斯的国大党人。

拉贾戈巴拉查理正在为他所谓的马德拉斯决议提供理由：印度正在遭到攻击；已经有印度人在印度领土上被杀害了；抱怨现有政府的不公平待遇是没用的；印度现在必须团结一致；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可以成为全国政府的一部分。只有小孩子才想坐在送家人去火车站的汽车的前座，如果你跟他理论谁应该坐在前座，那么你就赶不上火车了。组成一个理性政府的主要障碍是有关穆斯林威望的心理障碍。如果在原则上承认巴基斯坦的话，那么穆斯林在实践中就会合作。

接下来工作委员会的其他几个成员也发表了讲话。他们用母语发言，但也夹杂着一些英语短语，如民意、一厢情愿、机灵的头脑和儿童心理学等。旁听席上的成员和女士们认真地做着会议记录。

尼赫鲁患了感冒，一直咳嗽。当然，他的讲话反对那项决议，但理由却不充分。他说得很少，只说很反感巴基斯坦国的概念，这与国大党的宗旨相对立。他还说，自己曾试图促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解，如果给那些穆斯林或者那些乞丐们下跪就能促使印度国内团结的话，那么他会很乐意下跪的。

毛拉·阿扎德的相貌和手势都颇像一位法国小镇上强有力的镇长，他让拉贾戈巴拉查理最后再做个发言。拉贾戈巴拉查理一开始就讲了几句挖苦人的话，他说尼赫鲁是个博学家，声誉很好，人格高尚，但也没有必要巧言令色。他接着说，时间紧迫，国大党的态度或许在和平时期会有用，但面对目前的危机，国大党应该抢占先机，通过向穆斯林妥协来寻求解决之道（他在此并没有说现在是摆在印度人面前的多年不遇的革命时机）。“你已经完全证明了反对英国的理由，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国大党应该抓住被赋予的权威，并运用这个权威。

会议结束了。穿着橙色纱丽和脏兮兮的宽松服装的女接待员们又热又累。她们终于不再忙碌了，靠着墙壁给自己扇扇风。穿着栗色短裤的警员们也混在大汗淋漓的人群中，挤到外面阳光明媚的街道上去了。我看见了一条横幅，起初还以为肯定是什么口号呢，谁知竟是一个壮阳药剂的广告。

“缅甸前线溃败了，印度的敌人也来到了家门口，”我写道，“因为种种原因，国大党无法采取一个比对付衰败的英帝国的非暴力不合作更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一个威胁自己的新兴帝国，所以，它选择了休会。”

阿拉哈巴德正午热得可怕，我和斯诺觉得对付这种天气唯一的选择也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了。于是，我们小憩了片刻。

约4点40，我们去拜访拉贾戈巴拉查理。他纤弱瘦小，手指修长，手掌被染成了淡紫色。他用冷静的口吻分析说，国大党的问题在于它与英国人作对的时间太久了，所以现在已经痴迷于这种抱怨了。国大党的思维是孤立主义，像爱尔兰一样，它只会反对和阻挠。现在摆在面前的是多年不遇的最好的革命机会，但我们却无所作为。他提出的议案的宗旨就是要打破一种我们想有所作为的静止局面。但是国大党又像爱尔兰一样，不愿接受任何值得考虑的妥协——不论是向穆斯林妥协，还是向英国人妥协——因为它所谈论的只是一种绝对的完美解决方案：一个团结和自由的印度。

斯诺问拉贾戈巴拉查理，尽管国大党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立场，那他是否能在马德拉斯有所作为，组织马德拉斯人民抵抗日本攻击。他回答说不能。国大党极其强大，并且他进一步暗示，他不想绕过国大党采取行动。

拉贾戈巴拉查理宣称，穆斯林联盟不可能像国大党试图暗示的那样遭到忽视。虽然较为开明的穆斯林支持国大党，但不可否认的是，穆斯林联盟的立场的确仍代表着大多数穆斯林。

他说，蒋介石最近写信给尼赫鲁，抱怨英国人在缅甸作战时的行为，指出他们的许多缺点。“这有什么用呢？”拉贾戈巴拉查理反问道。在我看来，这句声明，如果发自肺腑的话，会是一个最明确的证据，表明他持着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态度，这很是让我惊喜。

很明显，拉贾戈巴拉查理的态度整体上是悲观的。我的感觉是，他觉得这种形势已经无法补救了。

我和斯诺搭乘双轮马车又到了尼赫鲁优雅的官邸。奈都夫人及她的女儿和几个弟子、一位新加坡过来的年轻华语播音员都在那里。尼赫鲁就像人们描述的那样，有着贵族和精神领袖的气派。我们围坐一起吃杧果冰淇淋，听尼赫鲁、奈都夫人和斯诺三个人讲话。石头地板凉凉的，几瓶插花美妙精致，每个人（除了我和斯诺）看起来都干净清爽。一排矮桌子上放着一本《生命》。

尼赫鲁说，克里普斯的到来给英国在印度问题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克里普斯是一个糟糕的政治家，尼赫鲁还不知道他能糟糕到什么程度。克里普斯不讲策略，还发脾气（奈都夫人对此表示非常同意）。谈判失败不是克里普斯的错，因为他被丘吉尔和（利奥波德）埃默里［（Leopold）Amery，英国驻印度事务大臣］束缚了手脚。尼赫鲁在回答斯诺的一个问题时宣布，他在克里普斯来印度之前并不知道他将带来什么样的条件。曾有人预先警告他，这些提案“非常糟糕”，仅此而已。但是，当克里普斯照旧坚称驻印总督的权力不能被剥夺时，谈判就破裂了（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给他们开出的条件远远不行，还不够掩人耳目）。丘吉尔、埃默里和（总督）林利斯戈（Linlithgow）是印度面临的最糟糕三人组。他引用埃默里为日本1931年在中国东北的所为辩护的话说，“不能责怪日本人，他们只是在做我们对印度做的事”，显然他很赞同这个观点。

尼赫鲁认为，印度政府的腐败是非常普遍且触目惊心的，尤其是与国防领域相关的部门。尼赫鲁和奈都夫人主导着当时的谈话场面。其他印度人都安静地专心聆听。斯诺过后愉快地讲述了刚刚访印的蒋夫人尝试戴纱丽的事儿。奈都夫人说：“你们都知道，蒋夫人穿唐装多显高贵和优雅。但当戴上我们递给她的纱丽时，天哪，她看起来如此普通，一副蒙古人的容貌，你看，就像从尼泊尔的山里来的女孩。”

尼赫鲁和他的一个副官礼貌地送我们上了马车。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与车站餐厅的领班道别。那位领班是在寇松总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总督）夫人，一位姓雷特的富有美国人到来后，生活开始走下坡路的，这在当地白人中并不多见。以前，这个小个子男人可以饲养三匹扛马球的小马，喝威士忌，过着虔诚而体面的英式生活。但是，寇松夫人带来了很多同样富有的美国朋友，她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帝国，还允许他们向当地人多付钱，这些都打乱了这里的节奏。

* * *

5月3日，我写道：“我最想见的印度人当然是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但他当时正在印度中部沃尔塔（Wardha）附近的寓所里。我的一些印度朋友警告我，那里非常炎热，有的乡村都能自燃。但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5月7日

乘坐的孟买邮政专列（Bombay Mail）在午夜到达了沃尔塔，比正常时间晚了六个小时。车站的工作人员热情助人，告诉我去政府招待所的路线。谁知招待所竟住满了。于是，（车站值班员）阿卜杜勒（Abdul）从女士候车室给我拿来了一个板凳。我躺在上面，就这样睡在了月台上。幸好晚上没有火车在此卸货。

5月8日

天刚拂晓，我就被一群印度孩子吵醒了，他们等天亮等得不耐烦了，所以很开心激动。阿卜杜勒从一家伊斯兰教徒的小吃摊上帮我买了一顿简单的早餐，作为回报，我慷慨地给了他4安那小费 [6] 。

安排给我的交通工具估计是沃尔塔最为豪华的双轮马车。车身漆成了绿色，用甘地和其他先知的画像装饰着，由一匹矮小、懒怏怏的白色公马拉着。车夫戴着白色甘地帽，政治意识相当不错。他隔段时间按一下喇叭，发出特别深沉的声音。他似乎对此非常满意。

我们约6点时离开，到甘地寓所的路程赶了约三分之一时，我决定换身衣服。而我的确换了，包括内衣也换了，还好车夫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从这条灰尘漫天、已经发烫的路转了个弯，驶向一排一层高的茅草屋。所有的一切都极其简朴，近乎原始。一个低矮的茅草屋前面摆着五张床，一个穿着白色土布衣衫的年轻女孩正在卷铺盖。圣雄甘地在50码开外。他系着白色缠腰布，缠腰布整齐地卷在腰间，没有按照惯例缠着脚踝。他站在那里，手里拿有东西，与坐在一张光秃秃床上的两个小孩子认真谈着什么。他身边围着一群弟子，还有些干净、聪明、容貌姣好的人。其中有两个人为他撑着黑伞，遮蔽清晨的阳光。

我候在办公室门前，刚才是一个言语粗鲁的西洋女人带我过来的，我没听错的话，她的口音是日耳曼人所独有的。办公室是个黑暗的小房间，我只能在黑暗中看到一个绿色大保险箱。两个家丁拦着不让我进去。我又被带到离办公室10码远的一张床边。这里似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床，但我还是愿意站着等。我看到甘地走来走去，在巡查前面摆着五张床的一个房间。他身后跟着五六个弟子，开始这个周五早晨的简单巡查。一个和蔼的印度人走过来，我跟他说了我想与圣雄甘地简短交谈几句的请求。他让我去找甘地的秘书德赛先生（Mr.Desai）。我在另一个茅草屋里找到了他。房间似乎都用木条分开了，有一部电话供他们安排培训住宿。

德赛先生解释说，甘地只在下午4点之后接受采访。我表示愿意等，他看我没有退却的意思，就继续说这里没有厕所等设施。我肯定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因为他最终说了真正的原因：甘地当晚要去孟买，出发之前还有事情要处理。我提议可以在孟买见。德赛先生似乎觉得这是个好的解决方案。在这些一来一去的谈判中，他全程站着，手中拿着一把支票。我很会看倒过来的字，看到其中一张50磅的支票写着收款人是圣雄甘地，但看不到开票人是谁。

这间小茅屋前面的床上坐着一个印度人，他看起来像是专业人士，并和德赛先生一样，仪态优雅。我想他应该是在打坐冥想。我的出现显然让他分神了，他干脆放弃打坐，坐在那里听我们交谈。

等再次坐上双轮马车后，我与三位漂亮的印度人交谈起来。他们很年轻，也许十几岁或二十岁出头。他们似乎不太赞成国大党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在我看来，他们的话有点亵渎神灵，在那种环境之下实在很难讲出。

几天后，我向一位美国资深传教士询问关于甘地的事情。他说甘地虚伪、反动，只支持印度教党派，抱有种姓偏见。他告诉我，几年前他参加过一个乡村群众大会。甘地在大会上用方言发表演讲，煽起人群的反英情绪，他的一些印度朋友悄悄移到他身边保护他，害怕人群会把他错认为英国人而攻击他。长篇大论之后，甘地用英语简短地说了一下非暴力的抵抗方式。可媒体只刊登了甘地后半部分的演讲内容。

甘地答应5月在孟买接受我的采访。采访一完，我马上就记录了下来。

我坐着一辆颠簸的旧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穆斯林，来到了马拉巴尔山（Malabar Hill）的柏拉屋（Birla House）。一位简朴整洁的年轻印度教徒收了我的名片。在令人不舒服的接待大厅等了几分钟后，马哈德夫·德赛（Mahadev Desai）走了进来，他歪了一下头，向我问候。

我被带到了房子外围、面向草坪的走廊上。地面铺着白色的棉布。我正要脱鞋，他们告诉我可以穿着。那位瘦小的圣人就坐在一个白色的被子上，垫着枕头斜靠在走廊的墙壁上。或许是没有牙齿的缘故，他的脸在突出的鹰钩鼻和一副严肃的有框眼镜的衬托下显得更小了。他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土布衣衫，有一角束在肩头。他轻声细语地请我原谅他不能站起来，说这是“老人的特权”。我被安排坐在他左前方的一把椅子上。他右边坐着（组织部长）瓦拉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看起来是位稍显凶狠的绅士，还有两位女助手。但我没看见德赛。我介绍了一下自己，说自己是亚洲式美国人，是来这里学习的。甘地回应说，这可不常见，“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跑过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他的弟子们闻之大笑。

随着采访的进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这样居高临下地坐着不舒服。于是，我问甘地是否介意我坐在地板上，我说我在日本生活过好长一段时间，觉得席地而坐非常舒服。这个提议似乎引起了一阵欢乐。当往地板上坐时，我注意到了德赛。显然，他一直都像个狡猾的狐狸躲在我身后。只见他弓着腰，赶紧往我身后更远的地方挪动，以试图遮挡一个类似便条本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这次谈话中做了45页记录。这怎么可能？我一直搞不清楚。

正如甘地柔声细语说的那样，我的思绪有一两次游荡到了别处。我还观察到有个女弟子打瞌睡了。但是甘地自始至终都思维敏捷。他讲话一点都不含糊，当然这不包括他谈的一整套哲学概念。他摆脱不了对英国的不信任感，这点非常明显。

5月14日，我把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了史迪威将军，内容如下：

我是在孟买柏拉屋与甘地交谈的。一开始，我就问他觉得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印度。他答道：“或许可以让英国立即从印度彻底撤离。”他接着谈论了这个声明背后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在过去的几周刚刚成形。

甘地说，日本在该地的主要目标就是摧毁英国霸权。如果英国人撤出印度，那么日本人就没有动力攻打印度了。英国人未能有尊严地从马来半岛（Malaya）和缅甸撤军，但他们仍有时间有尊严地从印度撤军。如果他们现在离开，那么对于英国、印度，乃至全世界都是最好不过的。

我说道，中国对日本态度温和，但并未使自身免遭日本侵略；日本有动力去攻打一个独立的中国，那么它攻打一个独立印度的动力也只会有增无减。甘地解释说，印度不像中国，不是日本的邻国，因此，不太可能遭到日本的侵略。

虽然如此，甘地也承认印度遭到日本侵略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果真是这样，甘地宣称，“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非暴力不合作。我们不是一个英雄民族，我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并坦白承认”。他说，到时他会向印度人民提倡抵制日本食物、水，拒绝为日本人工作。但他不希望看到水井遭到投毒和掩埋，因为那是暴力行为。我问他是否可以采取焦土政策 [7] 。他说因为涉及暴力，所以会反对这样的政策。

他指出，对日本的非暴力不合作与对英国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完全不同的。英国人监禁印度人，有时折磨印度人，但他们不杀戮印度人。但牵涉到日本人，对印度人来说则是要么成功，要么死亡。

他的一些朋友，比如拉贾戈巴拉查理，曾和他辩论说，英国是文明之邦，而日本是野蛮之地，因此在此紧要关头，印度应该和英国合作共同对付日本这个更大的祸害。对此，甘地的回复是，印度既不希望被英国统治，也不希望被日本统治，非暴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用以对付野蛮人也许比对付文明人作用更大。他说，日本很少接触印度思想。他还暗示，如果日军遇到印度民众的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实际上就被打败了。

我间接提到他在《哈里真》周刊（Harijan ）上曾声明游击战“对印度来说是舶来品”。我问他，他的这句话是否适用于穆斯林和印度西北部的人们。他说，印度西北部的人们的确有打游击战的经历，但他们反抗的是那里力量不强的英国驻军，这对于抵抗日本人价值不大。他颇有智慧地谈到游击战的确切性质和有限价值：要取得成功，需要精心训练，还需要正规军的密切配合。他认为，训练普通群众成功打游击战与训练正规军相比，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谈到在此紧急关头与英国合作是徒劳之举时，甘地说，自一战结束以来，英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势。如果当前这场战争结束后，英国继续统治印度，那么会更加咄咄逼人。他不觉得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控制正在放松，也不觉得美国会代表印度与之斡旋。他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受制于英国，美国国内对印友好的声音都遭到了英国的扼杀。

我问他，按照他的意愿，英国撤离之后，他是否也希望我们离开。“当然。”他回答道。

拉贾戈巴拉查理建议，国大党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赢得穆斯林联盟的理解，最终建立一个国民政府。我问甘地，他是否认为这条建议最终会被普遍接受。他含糊其辞，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甘地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归因于英国的阴谋。如果英国解除了对印度的统治，那么双方的分歧“会像一股瘴气随之消失”。我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也都给了我同样的解释。既然双方似乎都认识到他们被人利用来对付彼此，甘地也暗示过双方都希望看到印度社会团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共同合作摧毁英国的企图。甘地解释说，尽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渴望团结，英国人也能够从中离间，因为“分发面包和鱼的是英国人”。他们刚开始照顾这一方，转而又照顾另一方，从而引起了双方的摩擦。

甘地说，他与蒋介石和“石夫人” [8] 交谈的五个小时中，也同样涉及了跟我谈的这些立场，不过没提到英国要立即完全撤出印度的概念，因为这是他最近才形成的观点。他表达了对中国的极大同情，还说英美帮助中国的方法就是撤出印度。

甘地在整个采访中十分亲切。虽然没有很刻意，但他显然密切关注着我的表情。因为他风趣地评论了我的一个微笑，而我还以为自己只是在心里笑了一下呢。

我在自己的日记中补充道：“当采访要结束时，甘地说：‘你可以告诉你要报告的人，我这个老人一直在胡言乱语。’我当时表情一定很困惑。交谈中有那么一两次，我有点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似乎没有任何有逻辑的问题要问，也讲不出任何有逻辑的评论。”

尽管在英美看来，甘地对日作战的观点毫无意义，但是对多数印度教徒来说，他很有说服力。他之所以能够领导他们，是因为他不仅了解他们，而且是他们自身的集中反映。甘地和印度教徒都清楚，无论如何，印度教徒没有信心和能力用武力驱逐英国人。所以，甘地多年来鼓吹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把它作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策略。

对于甘地来说，非暴力不合作也表达了他所教导的道德。因此，非暴力主义不仅仅是出于爱国，更是高尚之举。甘地是一个革命领导人，但他也遵守印度苦行圣僧的传统。结果，与世俗政客的高调言论相比，他虔诚的态度和言语对普通人民更有影响力。有个印度编辑告诉我，甘地控制人们的秘密是他把每个人都当作孩子对待。他笑了笑，说蒋介石和夫人访印期间与甘地会面时，甘地主动提出赠给蒋夫人他修行的圣地，让她可以“像我女儿般地住下”。甘地把人们当作孩子，折服了很多人，我不怀疑这一点。但是蒋夫人把每个人都看作臣民，所以很难被甘地这个伟大人物的俏皮话所吸引。

[1] 儿童读物《森林王子》系列之一，讲述一名叫莫格利的狼孩在印度丛林中的遭遇。

[2] 一个讲述印度殖民地的影片。

[3]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

[4] 印度北部城市。

[5] 印度种姓中的最高等级。

[6] 安那是印度旧时的货币单位，等于1卢布的1/16。

[7] 指军队撤退时销毁一切敌军可利用之物。

[8] 应为蒋夫人。

第七章 尼赫鲁和“那个问题”

我后来慢慢意识到，印度事关美国利益，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发动对日作战的基地，还因为它有可能是战后殖民主义引发动荡的集结地。我预测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及战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继续控制或占领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势必会带来重重麻烦。在亚洲人看来，美国宣布愿意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后，在殖民主义带来的动荡中处于相对自由的位置。确实，许多南亚人认为美国坚决维护他们对于独立的渴望。

之所以印度可能是动荡的集结地，是因为我们与英国、荷兰以及“自由法国”在对日作战中的盟友关系。在这种必要且可取的盟友关系之下，我们本来理所当然地要帮助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维护或重申在殖民地的主权，这样就会使我们不必要地卷入异国的冲突中，而这又与我们的利益及信仰背道而驰。心中存着这些顾虑，我继续在印度探索。

* * *

我与甘地会面后大约一周，印度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胡拉姆·穆罕默德（Ghulam Mohammed）告诉我圣雄甘地正准备发动某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在新德里，我找到了尼赫鲁，希望能了解现状。

3月24我与尼赫鲁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期间我询问他关于进行非暴力反抗计划的报道，这些报道已被人所知，这似乎让他很苦恼。他表示不知情，但很难让人相信，他当时仍在山区度假。我点明，印度动荡会破坏我们为帮助中国所做的努力，这已是显然之事。中国不仅会遭殃，而且这种破坏的程度可能会使中国倒向苏联，苏联也会同情中国。我在给史迪威的报告中写道，尼赫鲁“表示赞同，但轻描淡写，依然保持他潇洒迷人、假装真诚的做派”。

在为这次计划所做的斗争中，他会支持甘地吗？尼赫鲁态度不明。两位印度朋友说：“要让尼赫鲁表露自己的想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激怒他。”我于是听从他们的建议，问尼赫鲁，他是否认为自己应该遵从国民大会党（即甘地）的指示，即使这些指示与他的信仰相悖。他闪烁其词。

我接着说，甘地最近曾说尼赫鲁实际上是自己的继承人，并表示虽然尼赫鲁偶尔“背叛”自己，但他并不生气，因为尼赫鲁忠诚地执行甘地制定的国大党政策。尼赫鲁装作对甘地称他为自己的继承人一事毫不知情，并宣称，更多时候是甘地被自己说服，而不是相反。

谈话丝毫没有进展。我接着问尼赫鲁，如果我了解的情况属实，甘地的哈里真基金会（Harijan Fund）没有公布账目，表面上是为了维护贱民的利益，实际是为什么。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我在给史迪威的报告中写道，他嚷道：“为什么这成了最奇怪的问题，最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肯定公布过基金的用途。当然，我与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基金会的行政事务我是毫不知情的。”

我本来就要相信他与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了。但尼赫鲁开始长篇大论，说安贝德卡尔（Ambedkar）博士（被压迫阶级领袖）所代表的流浪者群体是如何虐待比他们还要低下的群体。他后来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抱怨英国的不公上来，并上升到历史高度，开始滔滔不绝。接着，他又回到之前对我阐释过的主题上来，即印度人是如何定期听日本人的广播，以及英国对印度态度转变时印度人是如何“洋洋得意”。他补充说，日本人的宣传做得很聪明，他们告诉印度人要沉住气，印度的解放部队——由在缅甸抓获的囚犯组成，由日本人组织——很快将解放他们。他暗示，过半的印度听众相信他们在这些广播中听到的内容。

这次对话结束几天后，尼赫鲁到了沃尔塔与甘地会面。他回到在阿拉哈巴德的家后，我于6月2日坐飞机赶到这里，希望打探些消息。尼赫鲁说，他并没有向甘地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听取了甘地的意见，并告诉甘地自己会回家仔细思考谈话内容。诸事待定，没有大的动向，尽管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冲突的存在，甘地却要求英国人撤出印度，即使撤出后随之而来的是混乱。

但是，我向尼赫鲁表示，甘地与他都深知，大规模的公民抵抗运动会破坏战争成果，使美国与中国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同情荡然无存。另外，我还没有看到甘地如何能通过这样的措施说服英国放弃印度。尽管尼赫鲁的态度不明，我的印象是他赞同我的观点，但显然他的心情并不愉快。我感觉到他的内心又在自己的思想信念与对甘地的忠诚之间反复挣扎。

然而，这种自相矛盾、犹豫不决的性格，更证明了尼赫鲁是甘地的继承人。生于印度上等阶层家庭、受过英国上等阶层教育的尼赫鲁拥有两种文化背景，是一位优雅、机智、仪表堂堂的贵族人士。甘地已经摆脱英国教育对他的英国化影响，重新使自己印度化，但尼赫鲁却没有。我怀疑即使比尼赫鲁更印度化的人也无法成为甘地的继承人，况且在甘地身上，我并没有发现其强悍之处或掌控局势的能力。说来奇怪，他在国际上的形象或许比在国内要伟岸些。奈都夫人评论道，美国人认为尼赫鲁是国大党的领袖，这很让人遗憾。事实上他不是。他是个理论家，帕特尔（Patel） [1] 才是实干家。

胡拉姆·穆罕默德告诉我，他曾与尼赫鲁共同在英国学习。在斗争高潮时期，印度呼吁穿印度土布制衣、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行动正如火如荼，穆罕默德有一天回到了他与尼赫鲁的宿舍，发现尼赫鲁在民主主义者抗议期间，把自己一套套昂贵的英式西装一把火烧了。这激怒了他，他的民族情结可没有尼赫鲁那么高涨。多年后，在1942年，穆罕默德告诉我，尼赫鲁被美国人的奉承宠坏了。他总结说，尼赫鲁“思想不诚实、行动懦弱”。

比起甘地，西方人更能理解拉贾戈帕拉查理，甚至是尼赫鲁。尼赫鲁在阿拉哈巴德国大党会议中担任的角色充分显示出他追求实际的政治策略，他不排斥任何可能性，也不拒绝对自己来说不完美的状况。

当时我对未来主要关心的问题正转向战后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分化上来：一边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亚洲殖民地重新确立地位，组成一个阵营；另一边是世界上除白人以外的人，侥幸得到苏联支持，组成另一阵营。拉贾戈帕拉查理对此表现出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1942年10月20日，我与他会面时，他说，白人若继续与世界上的有色人种为敌，将会不堪重负。有色人种迟早要赢得自由，白人最好早早承认他们的自由地位，以免种下仇恨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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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党由甘地控制，而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则由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控制。与甘地穿着缠腰布，刻意追求简洁的着装风格极为不同，身材清瘦匀称的真纳穿着笔挺的西装，剪裁十分精致，看上去像个花花公子。与他进行过几次对话后，我在1943年1月写道：

真纳在今天的印度，是一位诡计多端、投机取巧的政客，在穆斯林发现自己成为少数群体并被印度教歧视的背景之下，成为元首。他巧妙利用他所代表的穆斯林群体的担忧，组建全印穆斯林联盟，并将其发展成为遵从他的意愿且纪律严明的组织。

全印穆斯林联盟的政治信条，也就是真纳的战时口号，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一个不是很明确的计划，大体是要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衣柜里的精美衣服被尼赫鲁的爱国热情烧成灰烬的胡拉姆·穆罕默德，是这些穿梭于亚洲和欧洲两个世界、举止优雅并机智精明的印度人中的一员。他离开了印度政府一个实际上属次内阁级别的职位，当了海德拉巴（Hyderabad） [2] 的财政部部长（Finance Minister）。巴基斯坦成立后，他最后的职位是英联邦巴基斯坦国的总督。

穆罕默德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有一次在瑞士，他告诉我，他的一位欧洲朋友［我记得是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3] ］让他描述一下印度。他说道：脑袋硕大，扎进漂浮的云层里；身体孱弱、瘦小、干瘪、肋骨尽露；然后是巨大的双腿，肿胀着，感染了象皮病，站在泥潭中。他说：“那就是印度。”

穆罕默德向我解释，对印度来说，不论是国大党还是全印穆斯林联盟都提供不了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他说，印度唯一可行的政府，将会由很少几名政客组成，包括拉贾戈帕拉查理及两三个其他政客。这几个政客是之前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the British raj）任职官员中的出色者，以及大公司总裁中的佼佼者。

像之前与我交谈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一样，穆罕默德深信，随着同盟国开始取得战争胜利，英国将越来越不情愿授予印度独立地位。因为印度太软弱且四分五裂，无法推翻英国的统治，印度当时最切实的希望就是初来乍到的美国人可能诱导伦敦给予印度独立地位。但是，我在印度认识的人们说，美国人受了英国人的蛊惑。他们都哀叹道，针对德国与日本的战争将最终以另一份《凡尔赛条约》结束。既然在1918年的和平会议上，美国能背叛中国，在二战胜利者制定的清算计划中，它也将背叛印度。

另外，穆罕默德像拉贾戈帕拉查理及之前与我共同探讨过这一话题的印度人一样，断言如果美国与英国以牺牲印度独立的代价来保持团结，这会最终导致印度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深入探讨时，穆罕默德说，英美联盟将有实力在亚洲施加“和平”，但这种“和平”将会违背亚洲人的渴望和意愿。但这种和平将会使对白人的仇恨持续发酵。这种和平也只能在我们这一时代维持住，最终会被亚洲向白人发起的战争打破。

持种族极端主义的印度教大斋会的主席是V.D.萨瓦卡（V.D.Savarkar）。他住在孟买郊区的一所普通房子里，1942年5月我前去拜访他。当时，我写道：“佩带短剑的锡克教看门人给我开了门。下人领我到了楼上角落位置的房间，这个又小又脏的房间，就是印度教徒口中的英雄的卧室。萨瓦卡坐在床上接见了我，他穿着一套白色宽松衣服，一只脚穿着袜子，另一只脚光着，灵活的脚趾一直在动。他眼睛显然近视，因为他带着的眼镜镜片很厚。卧室墙上挂着的，是他的四幅或五幅肖像，其中有几幅是彩色的。”

接下来的对话是单方面的。我问的问题寥寥无几，他却在长篇大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穆斯林是外国人；印度教一定会复兴，印度教的统治将会确立。像其他地方的种族狂热者一样，萨瓦卡的想法简单狂热，是个排外的种族自恋狂。我感觉他缺乏一个成功领袖所需的魅力或创造能力。

大斋会副主席S.Y.莫克吉（S.Y.Mockerjee）博士性格却十分不同。他外表博学可敬，曾是孟加拉（Bengal） [4] 的财政部部长。1943年1月，我告诉他，真纳已经向我表示希望与拉贾戈帕拉查理和他（莫克吉）接触，三人一道请求总督同意与甘地（当时已被英国人逮捕）展开协商，以解决印度民族主义者与英国人之间的僵持局面。对真纳的提议，莫克吉十分感兴趣，并表示他将会联系拉贾戈帕拉查理。但第二天，他告诉我，这个提议可行的前提是，真纳不再执意要他接受巴基斯坦计划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真纳不会让步，所以真纳的提议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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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受压迫阶级”群众，包括大批贱民和流浪者，并不是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势力。但他们有一位在政治活动中十分活跃的斗士，他经历过压迫，现在又成为总督委员会（Viceroy’s Council）的一员。他就是毕木劳·安贝德卡尔（Bhimrao Ambedkar）博士，他戴着眼镜，大腹便便，看上去平淡无奇。

安贝德卡尔希望印度独立，但前提是受压迫阶级的生活能够改善。他并不相信国大党的承诺，即国大党的进步措施已经能够保证对贱民的公正待遇。他坚持认为，国大党并没有做出真诚的努力，改善流浪者的生活。另外，国大党的保守成员也不希望去做出努力，扫除障碍（包括撤销使未出生的婴儿终身为奴以清偿贷款而签订的协议），因为贱民对于上等阶级的印度教人士来说十分有用。

对受压迫阶层在由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这种说法，安贝德卡尔丝毫不感兴趣。因为他说那将意味着三个集团的统治。不行，他要等到战争结束后。那时，在权力交接中，贱民的地位应该由英国与印度不同派别认真协商。

这个讲求实际、不招人喜欢、精明世故的政客得到了贱民们的推崇。这些人把他的照片挂在墙上，用花环装饰。见过甘地和安贝德卡尔在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中间深受爱戴场面的美国牧师们说，安贝德卡尔的支持者更热忱。贱民们见到他会一拥而上，只为能亲吻他的脚。

一名被指派到由贱民组成的某军团、上任仅6个月的年轻英国官员在1942年12月告诉我，这些士兵崇拜安贝德卡尔，事实上还向他祷告。我们的对话结束后，我写道：“在最近的暴动中，他们驻扎在那格浦尔（Nagpur） [5] 。这些士兵朝婆罗门开火，似乎很享受这种杀戮，三四名士兵甚至还因此被没收枪支。”

贱民组成的军队与印度其他部队之间有冲突吗？有，在他看来，尤其是与锡克部队的冲突更甚。

在这位英国官员看来，贱民在部队里与英国士兵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他们完全信任英国军官。他认为这些印度小伙子还能安心在行军路上放声高唱“德国兵见了英国国旗，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是相当可悲的。“这些可怜的小伙子根本没任何概念。”

像贱民一样，贵族们也称不上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势力。但他们不需要领袖，他们自己干得很不错，所以谢绝领导。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很宽裕，海得拉巴的尼扎姆（Nisam of Hyderabad） [6] 当时就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乌代布尔大君（Maharajah of Udaipur） [7] 是月亮的后代，从未去过德里向英国驻印度总督献礼，因为乌代布尔大君除非作为征服者，否则是不能去德里的。

对贵族来说，去德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去总督官邸参加舞会，的确有不利之处。年轻的库曲比哈尔（Cooch Behar） [8] 大君是位花花公子，喜欢美国人。他穿着白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结，参加了一次以总督名义举办的聚会。当时他正在与一伙美女跳舞，跳得正尽兴，总督看到了他。他后来被告知，要么走人，要么换上绸缎衣服和配饰，与其他贵族成员一道，接受这种华丽的展示，坐在总督宝座下方的位置。他照做了。

如此兴致勃勃的，还有斋浦尔（Jaipur） [9] 年轻的大君。他英俊潇洒、魅力十足，是顶级的马球选手。他遵从传统，结了两次婚，妻子都是王室内部成员，一位是公主，另一位是这位公主在焦特布尔（Jodhpur） [10] 王室的一个侄女。后来，为追求自己的个性，他想娶美丽、十分聪慧、重获自由的艾莎（Ayesha）——库曲比哈尔的妹妹——为第三任妻子。在接下来的协商中，艾莎将她的条件说得很直白，那就是大君在五年之内不得再娶。让她感动的是，大君竟然答应了她的要求，这等丢脸之事对一位大君来说前所未有。他们的婚姻因此也闹得满城风雨。但大君熬过了这痛苦的5年，此后不久，当我和我的妻子帕特丽夏与他们结识时，艾莎和他看上去并没有因这段经历受太大影响。

补充一句，艾莎在印度独立后开始活跃于印度国内政治舞台。她成为立法机构的一名杰出成员。1975年，印度政府的执行部门发现她没有将财产全部上缴，她因此惹上了麻烦。

“女性接受了教育，就等于猴子手中有了把刀。”印度教一则对女性不太客气的名言如是说。一位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女性曾向我表示，在开明的印度人看来，女人往往：第一，更激进、更现实；第二，比男人淡定。事实尽管可能是这样，但我所见到的女性当中，很多人镇定自若、刚柔相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任何男人相比，在心智和魄力上，都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另外一个理应由男性掌控的社会，即传统的中国，这一点也适用。论性格和智力，中国女性要与中国男性平起平坐，易如反掌。在中国历史上，曾屡次出现，虽出身卑微但刻苦努力的女性，最终大权在握的情况。简而言之，她们就是比那些丢掉权力的男人更聪明、更顽强、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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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我踏上旅程，前往印度南部，“马德拉斯”号邮车（Madras Mail）载着我从加尔各答向南驶去。火车在某站停下时，我跟火车司机聊起来。他是一位英印混血的老头儿，牙齿都掉光了。与当时典型的英印混血人一样，他希望别人能够对他平等相待，因为当时英印双方都没有完全接受混血群体。司机朋友说，他多年以前就退休了，战争开始后，他又被叫回来。我会介意跟他一同前往下一站吗？确实会。

他嚷道，你看看这个引擎，东拼西凑，多少年了还不换新的。巡视员说，邮车上装这种引擎，简直是笑话。我在日记中写道：

火车轰隆隆开动起来，我们都没说太多话，包括握方向盘的老人，还有埋头苦干的锅炉工。但火车越开越快，火车头不停震动，不断弯曲，我发现自己身上沾满了灰，车组人员却变得更加沉默。在速度似乎是最快的时候，老硬汉探身喊道，“速度60了”。我发出了一声赞叹。后来，当我在感叹火车引擎前部为什么没有沾满牛肉及牛肋骨时，我问，“你有没有撞过牛？”他回答：“撞过，还撞过人呢。它们想把火车撞出轨。1908年我还是一名年轻工程师的时候，我撞过一个人，要不是当时车上有一些牧师，我可就倒大霉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撞的到底是一头神牛，还是只是一个人。

晚上，司机换人了。新司机也是英印混血，但更年轻些。他表示自己对于权力落入印度民族主义者手中十分担忧。他说：“这个国家对我们‘真好啊’！英国人装作担心战后小的民主社会的命运，那我们（英印混血）呢？他们不正负责我们的生存吗？如果他们能给予国大党权力，我希望他们能把缅甸交给我们。”

几天后，我见到了瑞士博学的H.H.盖斯（H.H.Gass）博士。谈到英印混血人的处境，他感到同情，但是他表示，英印混血人对印度人的态度还不如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态度。他们得到的补偿太过丰厚，而且他们急于巴结上等阶级。

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马德拉斯有一种17世纪的味道。确实，这里的气氛宁静、古老，很有殖民地风格：庄严的建筑，无水泥的玻璃房，街道宽阔沉静，绿树成荫。人们穿着鲜艳，而且我发现，他们不像加尔各答人那样阴郁、孤僻或懦弱。

我拜访了拉贾戈帕拉查理的儿子C.R.克里希纳斯瓦米（C.R.Krishnaswami）。他穿着朴素宽松的衣服，伸出手欢迎我，他的手很柔软。后来，他把头斜向一边向我示意，领我到了他父亲简朴的小房子里。我们最初的谈话，被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大约六岁的小男孩打断。我夸这两个孩子很可爱，他笑了，并温柔地说道：“他们不喜欢外国人。”我以为说这话他会有些尴尬，于是我笑了，并说这已经不足为奇了。他说：“我可以对你说，因为你是美国人。换做一个英国人，会感到受到冒犯并感到难堪，英国人这一点很奇怪。”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赞同他的说法。但笼统地说，大部分小孩，不论来自哪个种族，都不喜欢外国人，认为他们是奇怪、荒诞的异国人，这一点我很赞成。恰当的例子就是中国小孩和美国小孩。他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描述英国人没能获得信任和友谊，是多么失败；还有，即使有些印度人与英国人交朋友，私下里又是如何承认自己其实很讨厌英国朋友。

碰巧，这些孩子不是他的，是他妹妹的，他们是甘地的外孙和外孙女。

在去往班加罗尔（Bangalore）的火车上，负责治疗麻风病人的H.H.盖斯博士、一位敦实的印度商人和我坐在同一车厢。这位商人穿着轻薄的白色衣服，吆喝着走过来，坐到了自己宽大的皮座位上，他光着脚，双腿盘坐。他外表像一个《新群众》（New Masses ）漫画里的印度资本主义剥削者。随行的还有他的搬运工，他蹲在地板上，将各种食材掺杂起来，有坚果，有黏黏的东西。他很熟练地将这些东西卷进一个湿润泛亮的叶子里。老商人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槟榔蔬菜混合点心，边吃边流口水，结果把嘴和牙都染红了。

这位商人开着麻纺厂及制糖厂，还有5000台做制服的缝纫机。他要去班加罗尔买下一个香烟厂。挣这么多钱怎么花，这是个问题。买货的话，政府可能会没收；买地的话，日本人可能会入侵并夺走土地；买金子或银子的话，没有任何回报。但还是有很多印度人正在囤积金子银子，并把它们埋起来。而且，还有那么多事儿需要花钱。他女儿的嫁妆就要5000卢比。

盖斯博士虽然是瑞士人，但在印度出生，上学基本是在美国，并与一位美国人结了婚。当那位商人在解释印度教-穆斯林-英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当然要使印度从英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等陈词滥调时，盖斯博士一直保持安静。他所说的话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美国的，而不是印度。我们一直在讨论印度习以为常的贫困问题。是，盖斯博士也注意到了，可在他看来，得克萨斯以及俄克拉荷马的贫困问题同样严重。

然而，在地处高原的印度迈索尔（Mysore） [11] ，相比在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 [12] 和特拉凡科（Travannore） [13] ，贫困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紧迫。枯瘦如柴、大肚子的儿童，以及患病的、畸形的人更少见一些。我得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迈索尔大君相对有效的治理。

我坐着烧木炭、两边透风的道奇大巴，横穿迈索尔。乡间绿树繁茂、群山绵延，赏心悦目。交通隐患有牛和满脸怒气的猴子。人们的服饰色彩鲜艳，有洋红色、橙色、樱桃红色、宝蓝色，等等。一些女人头上戴花，一些人穿着像纱笼 [14] 一样的衣服。再向南，在科钦（Cochin） [15] 乡间，保守的妇女赤裸着上身来来回回，而蔑视传统的年轻女子，却毅然穿着严实的衣服，从脚踝裹到脖子。

大巴上，一位年轻的印度商人坐在我旁边，我们随即开始讨论“那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摆脱英国。他作为一个印度教徒，主张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依他看来，印度的奴役状态还是应该归咎于英国，并且美国有某种主持公道的义务。我再一次不厌其烦地表示，华盛顿不会干预。

这位年轻人问我：在我看来，印度人是否有能力实行民主自治？印度人当然有能力实行自治。但他在自治前加了条件——“民主”，这个词可有多种解读。他打断我，开始抱怨英国人没有使印度充分工业化。他希望看到汽车厂。我回答，发展这种工业的前提是有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大众市场。在日记中，评价这次谈话时，我写道，这反映了“印度人心里的狂热和埋怨”。

大巴在乌塔卡蒙德（Ootacamund） [16] 高原上海拔2100多米的地方停下来。放眼望去，是长满野花的山坡、成片的桉树、条条溪流和一个湖泊，美景尽收眼底。从乌塔卡蒙德出发，我又出高原，坐火车到了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 [17] ，后又沿着海岸坐过大巴、黄包车，乘过独木舟，还曾在月光下坐着汽艇行进在安静的水道上，抬头看是遮天蔽日的棕榈树，四周长满了风信子和百合花。在这36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大部分时间听到的，或者出于谨慎只是旁听到的，是关于“那个问题”——印度与英国关系——无休止的抱怨。

[1] 全名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印度政治家，国大党前领导人之一，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2] 印度南部城市。

[3] 著名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代表作有《记忆的永恒》《悍妇与月亮》《内战的预兆》等。

[4] 南亚某地区，现分属印度与孟加拉国。

[5] 印度中部城市。

[6] 18世纪至1950年间海德拉巴的君主称号。

[7] 乌代布尔：印度拉贾斯坦邦南部名城；大君：印度君候尊称。

[8] 印度西孟加拉邦城市。

[9] 印度拉贾斯坦邦城市。

[10] 印度西北部一城市。

[11]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旧称。

[12] 原为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后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

[13] 印度西南部地区，旧邦。

[14] 纱笼，一种服装，类似筒裙，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

[15] 印度西南海岸的一座城市。

[16]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尼尔吉里丘陵西北的城市。

[17] 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

第八章 美国人在印度

在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 [1] ，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坐在同在阅兵台上的特位凡科女士邦主的左侧。我在那天早上到达特里凡得琅，也就是特拉凡科都城，并致函迪万（the Diwan） [2] ，希望能采访他。他很礼貌地接见了我，并安排他做律师的儿子帕塔比·拉曼（Pattabhi Raman）陪同我观看当天晚些时候一次隆重的宗教游行。

帕塔比·拉曼在被绿树掩映的阅兵台下接见了我，会面地点在特里凡得琅外面的一条宽阔的路边，路上新铺了白沙，直通阿拉伯海（Arabian Sea）海岸，距离不足一公里。成千上万民众安静地站在路的两边，路对面的小树林里，椰树随风轻摆。

女土邦主和公主坐着凯迪拉克加长轿车来了，没有任何轰动或喧闹。帕塔比·拉曼把我介绍给女土邦主，她45岁左右，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人；然后又把我介绍给她女儿，她20岁出头，很漂亮，公主就应该漂亮。女土邦主是前任大君的妹妹，现任大君的母亲。之所以她的儿子成了大君，不是因为他的哥哥没有子嗣，而是因为在特拉凡科，大君之位向来传给大君姐妹的儿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因此，这位娇生惯养的孩子在3岁时就成了大君继承人。拉曼说这位年轻的大君对侄子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

这种继承模式在我看来似乎比父位子承这种熟悉的方式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只要统治家族的女人所生的孩子中既有儿子又有女儿，那就可以确定这一家族的血脉不会中断。从女人的角度而言，这种方式使得女性获得主导地位，同时又避免权力所带来的负担。被自己的姐妹和母亲包围，大君又有什么机会呢？他作为王子得到的遗产来源于他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最终他的姐姐或妹妹会利用她们的儿子将大君之位夺走。

这位女土邦主十分活泼健谈。她告诉我她有一次去巴厘岛的经历，以及巴厘岛与印度教之间在种族和宗教上的联系。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如何对待巴厘岛人，她很担心。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转向了她正在她的宫殿里装修的一个房间。她还说道，她坚信“现代主义”的装修风格不适合居住。后来我们又谈到了当代印度绘画。我们的谈话又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大象。她声称，大象的智力接近人类。她的一头大象不小心伤到了管象人，于是便流泪痛哭。她说，在特拉凡科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区内禁止射杀野生动物。这让她想到了比卡内尔（Bikaner） [3] 大君，说道：“可怜的比卡内尔大君，最让他高兴的事儿，就是踩着不幸被他猎杀的动物的头照相。”

在阅兵台上的还有J.H.卡森斯（J.H.Cousins）博士，他是一位在特拉凡科工作的爱尔兰考古学家。他妻子显然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这在当时对他来说很不幸。在英格兰时，他妻子因为作为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 [4] 的助手参加妇女参政权论者举行的活动而被捕；在印度，她又因为支持国大党被捕。然而，卡森斯博士的兴趣在过去以及神秘的当下。他说，宗教已经渗透到特拉凡科人的生活和行为中，以至于他们的性格变得有些神秘。

另外，宾客中还有三位性格并不神秘的人：十分温和、身材瘦小的英国公使助理，他害羞的妻子，以及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的经理。下午的时光缓缓流逝，经理嘟囔着想念自己的下午茶。但女土邦主安排的更周到，不一会儿，番茄汁、三明治，还有战时的一件稀罕物——苏格兰威士忌酒——就被端上来了。

接下来，我们观看了阿拉特游行（Aarat Procession）。领头的是一头体型巨大的大象，这头大象盛装打扮，穿着深红色衣服，额头上戴着一个金色的网状饰物。后面又是一头大象，驼着一位鼓手和两名乐师。接着是家喻户晓的骑兵，穿着蓝色和金色头巾，戴着红色肩带，长杆子上飘着三角旗。接下来是骑马的军官，两队特拉凡科步兵，一直排到队尾。走在两队步兵之间的人，胯两边撑着榈树叶制成的伞。一对光着上身的人，穿着长及脚踝的纱笼，戴着薰衣草编的帽子，胸口和肩膀上涂着金粉，手里拿着出鞘的剑，赤着脚在年轻的大君面前大步行进。

大君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穿着跟其他人一样，除了他戴的一顶绿色无边帽。刚走过阅兵台，他就停下了，环顾四周，向女土邦主的方向看了几次，没动也没说话。他又开始走，举着剑，剑身与身体平行。

大君之后，游行者的头上顶着三个神龛，神龛里是三位神：斯里帕德马纳巴神（Sri Padmanabha，他的肚脐上长着一朵世界之莲），克利须那神（Krishna）和那罗辛哈神（Narsinha）。人们把三座神搬到海岸，以行洗礼。由于易犯错误，三位神都犯了罪。他们夺走过生命，杀过人，因此，大君为他们举行赦免仪式，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由于他们的罪恶而被迫离开的地方。

队伍的尾部是大象，返回的途中，神明就由这些大象搬运。还有穿着白色飘逸衣服的人、乐师坐在大象上，最后是一辆救护车。

这次游行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游行者和参观者都很严肃但并不郑重。在有些宗教集会上，人们往往表现出敬畏、狂热、卑躬屈膝以及其他一些过激的情绪，但这次却不同。作为一名观众，我认为这次游行既不华丽也不俗艳。路上刺眼的白沙，雄伟高大、随风轻摆的棕榈树，色彩亮丽的服饰，人们和谐的歌声，神明和魔王，所有景象在安静之中催生了美。

所有这些都远离了世界的喧嚣和动乱。我与迪万C.P.拉马斯瓦米·艾亚尔（Sir C.P.Ramaswami Aiyar）就此展开了讨论。他亲切接见了我，虽然对我唯一的介绍就是想采访他的字条。我拜访他时，名片上也只是简单写着“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隶属于美国驻中国-缅甸-印度部队总司令部”，他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不快。显然，我得向这位杰出的绅士解释，我为什么非要来到距离美国最远的印度来见他。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向他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突然间发现自己置身在印度——我们的人、设施以及物资；在印度人的观念、传统以及习俗中，我们如何一下子成了陌生人；我们是如何希望能够与印度尽量保持默契和谐的关系，并因此做出了哪些努力。我解释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另外，我们是英国的盟友，我们将团结一致。但同时，美国人有自己外交政策，在殖民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

迪万先生大笑起来，并说，“我理解你，欢迎欢迎”。这一下颠覆了我对他的看法，让我有点不太适应。

关于特拉凡科，他告诉我：“我们从未被征服过：荷兰人试过，但被我们打败了；法国人试过，又走了；英国人，我们与他们联合了。我们国家的理论是：我们是属于我们的大君信仰的帕德马纳巴史瓦米神的，因此，大君每天早晨开始工作前，都要向神龛述职。”

迪万先生继续说，在特拉凡科600万居民中，约200万为基督教徒，剩下的几乎全是印度教徒。在这里，基础教育免费，识字率在全印度是最高的——53%。我们后来又谈到印度的政治以及印度人的性格。迪万总结说，印度需要一个联邦制政府，有一个强大中央执行系统，政府人员任期至少四年一届。在主权问题上，他说，英国人已经失势。唯一能担当精神领袖的世界大国是美国。“为了世界的福祉，你们要保持领导者的角色，在和平会议上你们必须警惕骗局和阴谋。”这样的话，我早已听印度人说了很多遍。

* * *

从特里凡得琅回新德里的途中，我曾与迪万的儿子帕塔比·拉曼及他的妻子一同乘坐火车。我当时写道：“她友好、丰满、漂亮、年轻，鼻子两边戴着晃眼的钻石、珍珠，从鼻子挂到嘴边。我竟然想，她会不会把珍珠连同吃的一块儿咽下去。她的头发散着，长及腰间，穿着飘逸的衣服，看起来像是高更（Gauguin） [5] 画笔下一位精致的、衣着考究的模特。”

我问帕塔比·拉曼，英国公使在特拉凡科有没有什么政绩。拉曼回答：“他是个看门狗。”他通过那项预算案了吗？他回答，当然没有。几年前，他在任命政府高层工作人员之前，都要征询意见，“但我父亲成为迪万后，他立马改变了这样的做法”。

在印度的官僚机构这一话题上，拉曼认为，对找工作的印度年轻人来说，政府是最具吸引力的。他补充道，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从其他印度人口中我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但正是通过官僚机构，他的父亲及其他有才华的人，像胡拉姆·穆罕默德，才得以步步高升，最终坐上了可以大展拳脚的位置。另外，在这次谈话之后的日记里，我写道：“在官僚机构中，吸纳最有前途的年轻人，并给予他们既得利益，以维持现状，这是一个有效的殖民策略。当然，官僚机构还必须足够残酷、死板，以避免这些年轻狂热的新手进行危险的创新。后来，他们的精神已经与机构格格不入，但丰厚的福利使他们不至于过于激烈地反对并酿成大祸。”

关于受压迫阶级，拉曼说，这不再是个问题。国大党为贱民（或被社会遗弃者）所制定的计划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他描述了他的家庭和依附于他的家庭的贱民之间的关系。这些贱民，对家里的所有事情都想知道，自己有麻烦也从不介意告诉这家的成员，向家里提供各种建议，家里有人要去英格兰时还流泪送别。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他们与自己服务的高等家庭荣辱与共。我说，这种关系在我看来，与美国南方贵族与家奴关系中一些较为柔和的元素有相同之处，都有一种仁慈的家长作风。拉曼不赞同这种比较。

关于中国，拉曼问了一些问题。我说，蒋介石有一种强烈的清教主义倾向，有克伦威尔的一些特质。听了我的话，拉曼说，亚洲当下的领袖，如果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就必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清教主义倾向。我赞同。

拉曼承认，在牛津期间，他对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美国人一味追求物质，无文化可言。但他后来改变了想法，因为我们显示出了（无论方式有多么粗糙）我们有很好的本性和道德。

拉曼对于美国法律的熟知程度，让我震惊。但他认为，我们的法律没有给予个人隐私充足的保护。与罗斯福总统相反，他对当时组建的最高法院赞赏有加，他说，“现在你们总算有了一个确实好的法院”。

说来也奇怪，几天前，我与已退休的迈索尔迪万在班加罗尔参加一次会议时，他40岁的儿子在会上透露自己十分痴迷美国法律。他说，他曾花三年时间，撰写一部关于美国宪法中商务条款的书。他将书的前四分之一打印出来，寄给美国杰克逊大法官（Justice Jackson），还刚刚收到了杰克逊的回信，同意为书写序言。

对于他的父亲M.N.克里什纳·拉奥（Sir M.N.Krishna Rao）要说的话，我十分感兴趣。这位前迪万个子很高，虽然上了年纪，但仍是位相貌英俊的绅士。他的胡子已经花白，穿着酒红色棉质衬衫，衬衫底部露在腰布外面。他说，在塑造战后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必须担任主要角色，因为只有美国是足够超然又足够有原则的。只有美国人的动机不让人怀疑。另外，美国必须保持自身的实力，因为只有以美国的实力做保障，稳定才能维持，原则才能坚守。他说，“善的天然力量太过轻柔缓慢”。

* * *

在甘地煽动性的反战主义压力下，1942年夏，英属印度摊牌了。我在孟买见到甘地之后大约一个月，他开始呼吁采取行动，摧毁战争成果。他建议那些房子可能被征用的人：“别搬，否则后果很严重。”英国人对此并没有计较。但是，当他和同伙继续煽动非暴力破坏行动时，英国的反应是在8月突然关押甘地、尼赫鲁和其他参与这次运动的国大党成员。

在1943年向史迪威将军所做的印度局势报告中，我写道：

政府突然逮捕国大党领袖，国大党措手不及，根本没有准备好一个全国性的行动计划。全国后续的示威和骚乱，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发性的。这证明了国大党组织不善。

如果在过去的春夏两季里，印度人的心理可以被描述为精神错乱，这种心理夹杂着受迫害强迫症，酝酿着对英国的仇恨，常受制于政治幻想且自相冲突，那么因为国大党领导人被逮捕和随后的事态发展，这种心理变得更加扭曲。政府对骚动的残酷镇压，比逮捕更甚，使印度人的受迫害强迫症愈演愈烈。这些因素，再加上英国人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内坚决不会放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使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英国的仇恨持续升温。

另外，国会被政府打败，首先巩固了穆斯林联盟的地位，使其呼吁穆斯林自治的要求更有底气。在此之后，在印度人认为的政府权力转移中，人们由支持穆斯林联盟转向支持印度教大斋会。一个必然结果是，公众的反感情绪越积越重，持续发酵。

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奇怪局面产生了。印度不同的团体和派别由于对英国人共同的仇恨和他们对摆脱英国统治的渴望走到了一起。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充分利用不同团体之间的敌意，使离间之计，它们又越来越仇视对方。在最近持续的公民示威中，这种策略被反复运用，例如，一个村庄的穆斯林社区由于反政府活动而被集体罚款，政府赦免了他们。

当然，英国坚决否认曾故意离间不同团体或派别。他们与殖民地印度打交道这么久，如同过去夺走他们的国家时是无意识的，现在他们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几乎也是不自觉的。

尽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呈腐朽之势，但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更加腐朽，缺乏斗争活力。一位英国官员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能管理印度，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印度人如此不堪一击。甘地在塑造印度革命方式中的巨大影响一直是倒退的。他的行动理念，无论是在宗教信念方面还是在战术考虑方面，也许最开始是基于对宿命论和印度教性格中消极元素无原则的接受。他没有善加利用穆斯林性格中的阳刚之气（结果是，穆斯林选择倒退，走上了地方自治的道路）。甘地的行动理念逐渐发展成非暴力、不服从、非合作、消极抵抗，以及在经济上奉行原始主义的伪宗教计划。这样的计划只会煽动群众沉迷于受虐倾向，而不是致力于推翻英国的统治。而尼赫鲁，他的进步理念与甘地的计划冲突，但他的实力已无法战胜甘地。

可能导致印度革命的势头遭到挫败，这是由于印度人相对软弱，也由于一个事实，即无论印度政府在其他方面如何无能，它都知道如何利用手中牢牢掌握的控制力。他们人为制造的团结是极不真实的，因此英国人声称自己是能使印度团结的唯一力量，是正确的。

因此，按照这样的事态，由于实现权力有序移交给印度国民政府（Indian National Government）这一意图缺乏计划（无论是自发的计划还是在第三方压力之下制订的计划），英国就能够将对印度的控制拖到战后。但必要前提是：英国统治要保留其当前的活力及帝国主义的立场。

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世界各地持续腐朽崩溃，加之进步及更理性势力的冲击，英国帝国统治终会受到影响。当新势力在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之时，英属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不论现在还是将来。

这就暗藏危险了。因为，如果没有计划将政府权力有序地移交给印度人，英国统治体系的瓦解将释放印度革命的动力，并演变为实际行动。在不同团体的冲突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中，现存的人为团结会崩溃，混乱将接踵而至。到那个时候，甘地的影响力可能会因为他的年迈糊涂（他现在正走向这种状态），或者因为他的逝世，变得荡然无存。他的继任者或继任者们可能是理念不那么消极的人。

这种局势下，酝酿着另一场大战的可能，因为革命和国内混乱制造了一种政治真空，这使得异己分子能够乘虚而入并利用混乱为自己谋利。现在在真空外的对手会扩展到真空里，并变得更为激进。最近西班牙的革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1914年在巴尔干地区也能发现这种情况，只是形式略有不同。或许这其中最具启发性的例子是中国。

我说，在印度人看来，从1943年年初开始，我们就与英国联系在了一起。这部分是因为美国对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统治保持沉默和无所作为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这种统治。在预测这种情况在战后世界将如何演变时，我警告说，印度持续反抗白人帝国主义，很可能会吸引“苏联或中国，或两者兼而有之，到时候，即使它们并不同情印度，也会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关注印度”。

美国在一个完全错误的位置，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与英国结盟共同对抗背后由一个或两个强大邻国支持的印度革命，这样的前景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美国政府要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1943年1月，我建议，在重申声援英国的同时，华盛顿至少应该与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维系殖民地统治的努力和对英属殖民地的重新控制撇清关系。从那时候起，在我们的宣传和政治斗争中，我便尽我所能，以顾问的身份向在印度、缅甸和东南亚司令部的人员，呼吁这一点。

1943年年初，我还说道，华盛顿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尝试使伦敦逐步有序地将主权归还印度，使其支持最终印度政府的成立。这种压力会激怒英国政府，特别是首相丘吉尔。他曾宣称，国王任命他为首相，不是要他来主持大英帝国的清偿工作的。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干预是正当的，因为英国试图控制印度的企图会在战后带来极大的风险，又因为英美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些风险将严重影响美国。正如我在口头上所说的那样：“我们能负担得起……让英国人以我们的和平为代价去冒险吗？”

无论是英国，还是我们，都没有充分正视英国的未来。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英国应该保持一等大国的地位。但实现这一决心的必要前提是，英国能够维持其帝国统治。我在1943年所做的预测中指出，剥离殖民地的英国将不再是一个一等大国，而是三等国家。然而，固守其殖民地将导致抵抗，这种抵抗完全有可能使英国的实力消耗殆尽。在我看来，比起晚妥协导致暴力流血，英国能够早些以和平方式做出让步，是更好的选择。这也是战争一结束后，英国政府努力的方向，其间也显示出其娴熟的技巧和领导能力。

关于印度独立，虽然我有各种担忧，但我并不认为印度从外国奴役中解放出来后，印度人民的生活会得到极大改善。1942年11月2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被自己的同类剥削，这就是想要从外国统治中获得独立的人所追求的权利。”

[1] 印度南部港口城市。

[2] 一种地方长官的称呼。

[3] 印度著名的古城和贸易中心。

[4] 妇女选举权的积极倡导者。

[5] 高更（1848～1903年），与塞尚、凡高同为美术史上著名的“后印象派”代表画家。

第九章 威尔基、华盛顿和“醋乔”

我在1942年探索印度期间，曾到过中国两次，回过美国一次。第一次来重庆是为协助劳克林·柯里，并尽我所能随时向史迪威通报柯里的动向。

柯里作为罗斯福的特别顾问，被派往中国安抚蒋氏夫妇。当时蒋氏夫妇很愤怒，因为美国给中国的援助比他们想要的少，同时因为一些承诺给予中国的空中支援改道去阻止强大的德军并支援受到威胁的开罗。蒋夫人和她的哥哥宋子文曾暗地里表示，中国会撤出联盟。蒋委员长要求美国安排三个师的兵力，派遣一个拥有不低于500架飞机的空中作战部队，并给予远远超出华盛顿供给能力的援助。二战期间，蒋氏夫妇、宋子文和孔祥熙（蒋夫人的大姐宋霭龄的丈夫）类似的虚张声势、威胁和要求，屡见不鲜。

柯里设法安抚蒋介石，蒋给了他一个太平洋前线计划（Pacific Front Plan），要他带回美国，交给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的做法使蒋和柯里两人都感到满足，因为两人都渴望感到别人需要自己而且自己很重要。事实上，史迪威曾制订过一个战略计划，组建美英中三国联合防御部队，对抗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且美国至少要派遣一个师的兵力支援该计划，而蒋的计划与之如出一辙。

蒋设宴招待了柯里，宴席上四处摆着一些桌子，每张桌子能坐八到十个人。我与几个内阁部长和政客坐在同一桌。蒋介石穿着一件长长的白礼服，来到了我们桌旁。我们都站起来以示尊敬，他用自己又高又尖的声音开了个玩笑。我们坐了下来，坐得直直地，没有人说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后蒋打破了沉默，他向坐在我旁边的官员问了几个问题，期间我们其余人都保持沉默。后来他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餐桌，之后没多久我们就互道晚安，各自离开了。

柯里并不太信任史迪威将军或高斯大使，对我还是比较坦诚的，但也没有向我透露他会给总统何种建议。然而，我推测他并不十分赞同史迪威。我如实告知了史迪威将军，史迪威要我陪柯里返回华盛顿。或许我可以趁机了解关于中缅印三国的动向，可我一直到召回事件后才真正有机会。柯里曾建议召回史迪威和高斯，他认为自己是替代高斯的最佳人选，这可是个不会实现的梦。

罗斯福听到了中国对史迪威不满的报道，倾向于听从柯里关于史迪威将军的建议。总统十分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他认为，四巨头要取得胜利和实现公正的和平，取决于能否避免与蒋介石的不愉快，而在人际关系方面如此精明的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充分加以利用。罗斯福向马歇尔提出的召回史迪威的建议被马歇尔和亨利·史汀生驳回。他们坚持，没有人可以取代史迪威。

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在感情、冲动和理智的共同作用下，我与一位独一无二的年轻女子——帕特丽夏·格雷迪（Patricia Grady）——结婚了。我们两人都不太看重传统，坐飞机来到南卡罗来那州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在那里闪婚是合法的。我去办结婚手续时，帕特丽夏留在了法院附近的墓地。一位无精打采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办理了手续，递出了结婚证。当我伸手去拿时，他却把手收回去。不知道是出于怀疑还是南方人的殷勤，他坚定地说：“不行，要给女士。”因为我们两人都认为度蜜月在战时不太合适，于是帕特丽夏第二天回到了《华盛顿邮报》，继续当专栏作家，我也回到了国务院，继续当顾问。

在与柯里离开重庆之前，被他和蒋介石制定宏大战略的尝试感染，我也将自己关于战争和政治的很多想法写了下来。对于此次及后来我关于政治军事事务的思索，史迪威至少能容忍我的努力。在我1942年7月31日重新评估中缅印局势的报告中，我说道，中国政府的目标是：第一，确保其统治得以延续，巩固其在中国国内的权威；第二，以尽可能强的军事实力参与谈判。因此，中国的政策是保存军事实力，依靠美国和苏联（这是迟早的事）打败日本。只有当它得到承诺，确保自己的物资消耗会立即得到补偿时，中国才可能采取防御政策。把物资借给中国而没有任何交换条件，只会导致交付的物资被某些人囤积起来。

至于英国人，我继续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似乎无意夺回缅甸，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到战争结束时，如果英国丧失的殖民地仍在其控制之下，那么这些殖民地将在和平会议上明确要求恢复独立。如果在中国和美国的援助之下，英国重新占领这些殖民地，其地位将会受到影响。要敦促英国对缅甸展开反攻，前提是美国政府尽可能向伦敦施压，同时美国也要承诺派遣军力参与。在这方面，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兵力已经足够。

在此，我的批评被扭曲成白日梦。如果除了德国仍是中东地区强大的威胁这一点，没有其他原因，丘吉尔也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针对缅甸采取行动。使印度军队从该国西部防线转移出来，将是轻率的。此外，在甘地的煽动下，维持国内秩序可能需要军队。最后，印度军队在缅甸被挫败士气大跌后，很难有能力对高度警戒、激进和强硬的缅甸占领者发起进攻。

我写道，在缅甸的败仗，显示出中国和英国将领们的无能和缺乏进攻精神，反攻的最高指挥权应该归美国。美国在针对中缅印展开的行动中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后勤，因为美国与印度在海上相距12000英里，中美之间空中交通十分不健全，将物资转运到中国东部基地的空运和汽运耗资巨大。但夺回仰光和重开滇缅公路将缓解中国的供应问题。

接着我点明了中国的战略位置，它靠近日本的侧翼。我还指出，中国和英国的军事力量当时仍然处于闲置状态，美国可以与这些现有力量讨价还价，对其施压或承诺象征性地派遣兵力，使其参与。我的报告以过度乐观结束，我写道，“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哪一方能够用如此少的代价做如此多的事情”。

我总结道，我们可以继续在中国展开有限的行动，物资从印度空运。但是，如果盟军试图夺回仰光和重新开放中国的陆路，那么美国从中国展开的空中进攻将大大升级，升级至包括远程攻击日本及其在西南太平洋的重要航线。或者，作为替代办法，可以增加物资供给，以优先支援从缅甸和中国向南中国海（史迪威的计划）发起的进攻，切断日本在该地区的物资供应。而这样的进攻，我说道，可能会使日本暂停对苏联的进攻，日本将与德国合作，使苏联在二战中首先出局（其影响对盟军在西线的现状是灾难性的）。做这种考虑之时，我回顾了1942年夏初在重庆与中国官员接触时的感受，我感到他们期望东京转移兵力消除苏联对其后方的威胁，并与德国联合起来。

* * *

10月，史迪威第二次召我去重庆。这次的任务是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当时威尔基正在世界各地公费旅游，以制造印象，使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可以取代罗斯福的国际性人物。中国是他旅程中的一站。他是个高大、爽朗的人，像许多试图通过选举宣传自己服务公民的人一样，他有些自恋，想当然地认为他爽朗的个性散发出说服力及诱惑力。

蒋介石集团对威尔基的到来感到高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观察和吸引这个可能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人。即使威尔基落选，作为美国国内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也可以为蒋介石的利益贡献力量，所以蒋氏夫妇开始在温德尔·威尔基身上下功夫。

首先，他们将他与高斯区别对待。高斯当时已经准备好要安顿威尔基。威尔基与意在冷落高斯的蒋介石一起来见高斯，高斯受辱回到了他的住所，并向手下的工作人员大发雷霆：“天啊，上次选举我本来要投票给威尔基，但1944年，我要投给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家伙——埃尔默·托马斯（Elmer Thomas）。”蒋氏将威尔基与他来自美国的随从官员安置在政府的一栋豪华别墅里。

对于重要的美国客人来说，蒋介石的角色始终是：东方的超脱而谦和的士兵、政治家、卫理公会教徒和智者。由于蒋不懂英文，而威尔基也不懂中文，主客之间的沟通在译员的帮助下进行，口译员常常是讲一口流利英文的蒋夫人，有时则是身为信息部门长官、对美公共关系总管的董显光（Hollington Tong）。董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蒋氏不停用美食、美酒、谄媚和宣传来哄骗威尔基。他们想给他传达的信息是：用陈纳德取代史迪威，并给予我们终极、绝对可靠、万能的武器——空军。宴席、奉承还有旁敲侧击说服了这位总统候选人，使他相信中国的立场是正当的。但是，是蒋夫人激起了容易上当受骗的威尔基对中国的热情。蒋夫人长相标致，当她隐藏起她傲慢和精于算计的天性时，还是很有魅力的。一些外国人为之着迷，她很享受这种状态。在早期与她接触时，铁石心肠的陈纳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坦言：“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所以，当蒋夫人在他面前施展魅力、卖弄风情时，易骗的威尔基怎能不束手就擒？在一次救援茶会上，蒋夫人穿着空军中将的披风（毕竟，蒋氏想要的是空军），向他吐露心声，说威尔基“让她心乱”。这样娇嗔的表白明显打动了威尔基，他要离开的那天晚上，当着她高深莫测的丈夫的面，威尔基要求蒋夫人次日与他一同坐飞机去华盛顿，到时候不论她要多少架飞机他都会给她。

关于与蒋介石的对话，威尔基没有告诉高斯和史迪威。他与史迪威只谈了半个小时，但与陈纳德谈了两个小时。每当美国记者在场时，威尔基总是冷落中国东道主，以利用媒体。招待威尔基的外交部某位官员说，像威尔基如此“没有定性”的人，本来就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更别说成为一个总统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威尔基可以忽视自己的过错，也可以忽视微笑和鞠躬背后的蔑视（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和中国人只是为威尔基设定的一个舞台，真正现实的是他在美国选民心中的形象。有能干的公关助理随行，还有热情的美国记者对他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报道，威尔基对自己在中国的成功心满意足。他的形象在他的《天下一家》（One World ）中得以不朽，该书也成为优秀的畅销书。

* * *

陈纳德交给威尔基一封信，信上的日期为1942年10月8日，让威尔基交给总统。在这封信里，陈纳德宣称，如果能给他提供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及充足的补充兵员，他可以“完成使日本垮台的任务”。他宣称，他可以在“大概半年，最多一年”的时间里实现这一目标，但他需要“作为美国在中国军事指挥官的最高权威”。

这当然是试图排挤史迪威。然后，除了承诺日本迅速倒台之外，陈纳德向总统保证，“我可以让中国成为美国永远的朋友”。

马歇尔将军后来说，陈纳德“全是胡说”，没有充分考虑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物流：空运瓶颈限制了物资支援的数量，对从中国东部军事基地发起的密集空中行动是一种掣肘。1942年间，跨越中缅边境的山脉珠穆朗玛峰的物资供应断断续续，从无到有，增长到每月2000吨，而且，到1943年年中，这一数量由2000吨左右达到5000吨。截至1944年年底，空运物资将达到4万吨。但是，每跨过珠穆朗玛峰空运1吨物资，航空运输指挥部（Air Transport Command）就要燃烧1吨燃料，何况昆明空运总站距离那些军事基地仍有数百公里的路程，且沿途地势起伏不断。陈纳德每向敌人投放1吨炸弹，需要大约18吨的物资。

但是，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更重要，那就是陈纳德的提议中发起强大空中攻势的空军基地的安全。史迪威在陆军部的支持下坚持认为，除非中国军队的对敌作战能力显著增强，不然按照陈纳德的空中行动计划，日本在地面战争中可以长驱直入，拿下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后来也确实如此）。史迪威原则上并不反对发起空袭，事实上他强烈支持并且制订了计划，但他坚持认为地面部队必须先壮大起来，成为空军基地的后盾。史迪威与陈纳德在战略侧重点上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44年，直接反映在对中国输出物资这一问题上，也就是物资如何在地面部队与空中兵力之间分配，两人意见十分不合。大部分时候，史迪威占上风。

罗斯福倾向于接受陈纳德刹那之间就把日本解决的承诺。在连续几个月艰难对抗日本和德国却连受挫败后，他希望能有一次壮观的胜利。而且他知道蒋介石会支持任何依靠空军而不是地面部队的计划，故而坚决支持陈纳德的计划。所以，安抚蒋介石，不让他有任何借口退出战争，也是支持陈纳德方案的原因之一。

* * *

当我在广袤的中缅印战区和美国游历时，一般都是在执行新德里总部或重庆总部指挥官的军事命令。这两个总部的成员都认识我，但是其他大多数军事基地的成员就不是这样了。对他们来说，光看脸是认不出我的。我通常都会穿军官裤和军官衫，但是为了贴合我的平民身份，我不戴帽子也不戴徽章，看起来十分可疑。宪兵在街上把我拦下来的时候，我就向他们解释我的身份，给他们看我的名片，最后他们总是比看之前还困惑。

我担心若没有指挥官的命令，我在游历中会遇到麻烦，于是我便问史迪威，能不能让副官长给我一纸文件，授权我自行申请出行的权利，以备不时之需。老头儿拿出自己写有战区指挥官的名片，字迹清楚地写道：致中缅印战区美国军事力量的全体军官和机构：协助并为约翰·戴维斯的游历提供便利——美国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这张名片我只用过一次，对付一位执拗的阿萨姆邦航空运输基地的中士，总之效果出奇得好。

史迪威是一位复杂且矛盾的人物，人们称他为“醋乔”（Vinegar Joe）可谓恰如其分。在演讲和写作中他多表现为走谩骂路线的大俗人。但是他对英语语言掌握得很精准，并且有着精确的洞察力和品位。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之时以及会议结束之后，他利用空闲时间热心研究耶路撒冷、孟菲斯、塞加拉和卢克索的古物。他对我说：“考古学是真正能触及我们内心的东西，尤其是对那些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人。”

当史迪威认为军事形势有此必要时，他对军队的要求可谓冷酷无情。著名的例子便是1944年密支那（Myitkyina）围攻战役中，一小支美国步兵分遣队面临体力完全枯竭且热带疾病缠身等状况，但史迪威仍然要求他们继续战斗。史迪威对自己也是毫不手软：那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但耐力堪比年轻人；他进入敌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击范围去鼓励他的军队；在缅甸告急时，他拒绝转移到安全地带，而是和那些没有航空运输的士兵待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徒步穿越荒山野岭。

他情感极为强烈，但又十分克制，所以他对个人和国家的反感情绪容易转化为憎恨。他对我说，他欣赏某个军官“是因为那名军官记仇”。同时，他也是一个温暖体贴的人，对妻子和孩子尤其挚爱。他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友善的。

我们从缅甸北部出发，在那里，史迪威鼓舞中国的两个师发起攻势，这两个师曾在印度兰伽（Ramgarh）接受过他的训练和装备。他还曾羞辱过师、团和营的指挥官：在可恶的季风季节，他浑身湿淋淋地径直来到这些指挥官面前，明知前方危险有埋伏，他还告诉他们要继续前往丛林深处。现在我们在去新德里的路上，我们乘坐老头儿的飞机——乔叔的战车——飞往阿萨姆邦的一个基地。夜已经深了，史迪威又累又饿。

尽管食堂已经废弃了，但我们还是找来了一名厨师给我们四五个人准备食物，那名厨师看到这位军事名人后喜出望外。后来这名下士坐下来与我们交谈。谈话内容都和家乡有关。我记得他说他到过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还说他如何想念罗切斯特市。史迪威说他的妻子来自锡拉丘兹。毫无疑问，这名厨师认识锡拉丘兹的一些人，他跟我们聊了这些人的情况，说的都是好话。

吃罢晚饭，很明显史迪威准备睡觉了。但是怀旧情绪开始涌上心头，于是我们被厨师又带回了罗切斯特市。战区指挥官同情地听他说着，克制住想打哈欠的冲动，偶尔还插上一句简单的评论证明这是场谈话而非独白。这位想家的厨师停下来想些什么，最终，史迪威还是机智地拿到了主动权，感谢了这位下士，并且与他一同期待工作结束我们都能回家的那天。

史迪威对卖弄这类的事情是极为不屑的，他也很反对那些装腔作势的人。重庆总部的成员想和这位总指挥官拍张照片。因为前排的座次还未安排好，但正中间的椅子肯定是为老头儿留的，于是那些自视不凡的军官们都快速争抢，想离中间的位置近一些。我平凡无奇，就心安理得地和中士、下士还有一等兵站在后排。史迪威大步走向我们这个微笑、充满期待的列队，扫了一眼便心知肚明。他看见了我，于是径直穿过了那群厚脸皮的人，最后和一群小兵们还有我这个驻外事务处的外交人士 [1] 站在一起。

史迪威反感那些自大、虚伪和为了政治私利不顾军事考虑的行为，而且他又不愿意掩饰或隐藏自己的感受，所以这激起了他所鄙视的那些人的憎恨。蒋介石（史迪威在心情较好时还称其为“花生米”）很早就意识到他在这位美国参谋长眼中并没有很高的尊严。罗斯福知道史迪威对蒋不尊重后，表示了强烈不满，1943年他又再次见识到了史迪威的轻蔑态度：冷酷、阴沉、寡言少语。总统在其来访白宫时让他谈一谈陈纳德所畅想的策略，总统是极力支持陈纳德的。史迪威厌恶陈纳德夸夸其谈的骗术，厌恶总统对这种骗人方案的肤浅偏爱，厌恶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那极不专业的说教——说什么对日战争只是顶层与东京分享的一块蛋糕，厌恶罗斯福急于讨好蒋的态度，最终史迪威想愤然起身。但是毕竟在总司令面前要恪守礼仪，他克制住了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最终没能说出自己的意见。罗斯福会认为他可能是生病了。

史迪威对他所接触的大多数英国人的评价都不高，反正不会高于对蒋和蒋的亲信的评价。他之所以会这么想，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缅甸战争的失败，二是他在新德里的英国总部中通常能感受到的那种消极论调，三就是简单朴素的反英偏见。史迪威并未尽力隐瞒自己对同盟的看法，大家都很清楚他对同盟的贬损态度。

同时，跟对待中国人一样，他对一些英国官员的评价也很高甚至可以说是赞美有加。他与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 [2] 交谈时就充满敬意，后者是英国军方驻华盛顿代表。他说他崇拜迪尔的“人性之善”，这也表现了他非“醋乔”的一面。我也听到过他赞美威廉·斯利姆（William Slim） [3] 将军，说他好战且攻击性强。史迪威对军人的最高评价便是好战。纵使他们拥有所有其他的军人品质，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战士，不渴望战争，那么他们便不是真正的军人。

与罗斯福的那段灾难性插曲过后几天，史迪威见了一个人，相对于其他英国人，此人更应该对英国在缅甸不愿加入对敌战争负责，但他们处得非常好。此人便是温斯顿·丘吉尔。他们就缅甸的战略观点是互相对立的，但是没人能否认丘吉尔的好战品质。光是这点便足以让史迪威钦佩了。

史迪威疏远那些与他有分歧的人，这让我很困扰。我在1943年2月23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老头儿已经胜过了约翰·布朗（John Brown） [4] ，成为新一代愤怒不妥协的代名词，他不能猛攻哈珀斯渡口（Harper’s Ferry），他已树敌太多。”我若是有机会，一定会以晚辈的身份跟他说说这件事情。

1943年3月7日，我、“赤红儿”多恩和其他几位军官在他家吃晚饭，饭后的那两个小时里，我和将军讨论了一些议题：重庆和华盛顿两地对他的阴谋，美中两国人民的摩擦起源，还有我从不同军官那里听到的对他的批评。在此之前我在一本活页笔记本中把我想说的话以提纲的形式写下来，谈话过程中，我一边说一边把说完的提纲撕下来。在我看来，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蒋介石和陈纳德已经成功将史迪威的反对阵营从柯里和总统扩大到了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其他人。现在媒体（特别是《时代周刊》）都开始批评他了。

之后我们又说到美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面临的心理问题，尤其是他的许多下属军官，他们在这方面都有些迟钝。在我看来，感知力缺乏这种问题几乎无法解决。我说，我们有办法应对马匹和机器，却没有对付外国人的诀窍。

接下来我把从一些军官那里听来的对他的批评以及对他上司的批评告诉了他。访问之后，我简单写了些东西，经过整理（考虑到当时的方方面面，那些对话并未逐字记录），我告诉将军：人们认为他身为指挥官，忽视了他责任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和时间；人们还认为他在选择主要亲信时判断失误，尤其是对司令的选择。之后我写道，唯一一点不能经由我口重复给他听的苛评便是他记仇。

当时史迪威一手遮眼挡住电石灯的强光，另一只手在随意涂鸦。他毫不愤恨地接受了我说的一切，虽然有些话不应该由我这个下属来说。中途他还说，“你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这些是吗”？

他淡定冷静地给出了答复。总结来看，他也认为他手下一些高级军官有缺点，但是同时他们有能盖过这些缺点的优点。至于他自己，他觉得责任必然是他一人承担，因为只有他能全权有效地对付蒋介石、中国的高级将领甚至是一些师长。我写道，“如果这位大师抽身而出，局面将一落千丈”。

史迪威还问我，谁应该出现在他的下一轮晋升名单中。我说了几个，但是其中只有一人出现在最终发布的名单中，这个人便是法兰克·麦瑞尔。1994年，他指挥过美国分遣队，大家称之为麦瑞尔突击队。麦瑞尔在密支那为史迪威出生入死。

* * *

为了消除美国国内对他日益增多的批评，我建议将军授权我和海登·柏德诺（Haydon Boatner）上校（此人是史迪威手下一名精力充沛且能说会道的官员，曾在印度与中国军队一同接受培训，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私底下向华盛顿新闻界中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传递一些信息，比如史迪威对其战区内战争的看法。史迪威并未同意这个建议。由于批评之声日益强烈，他“不愿意再费神去考虑做这些事情的风险了”。

正好大使要出发前往美国商量事情，我想谋得他对史迪威的支持并且通过他得到美国国务院内上层人物的支持。我向他提交了一份我认为叙述史迪威事情始末的备忘录。在那份备忘录中，我解释了史迪威的使命，还描述了中国人对此次战争的看法。在备忘录中，我陈述了以下观点：

所有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强烈意识到：联合国（二战时期的联合国指为对抗轴心国结成同盟的同盟国）中的四个主要成员里，中国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时间也最长。此外，就像俄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也比我们更为强烈。政治考虑在他们衡量形势（包括军事形势）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对政治考虑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俄国人和英国人。

日本人指控中国人想利用远的（美国）来打近的（日本），说明日本人越来越认清这个事实了。

对于俄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来说，我们流的血还不够多。政治考虑在他们衡量形势时变得如此重要，所以他们在战争中打击的不只是他们的敌人，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他们还在打击他们的同盟。

在描述史迪威与中国军队交涉时的问题时，我写道：

军官对跟日本人打仗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实际上这在兰伽（印度的训练营）就能找到蛛丝马迹。那里一位说中文的、与中国军官一直保持联系的美国军官表示十分惊讶，因为他的中国同事中没有一位表达过要上战场和日本人打仗的意愿，而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家都被日本人占领。在中国本土，情况就更糟糕了。

中国军队中腐败盛行，自然对战争也十分淡漠。中国军队有独立谋生的传统，他们也不得不这么做。许多部队都靠驻扎地的当地人生活。这种情形在很多日本占领的领域边界处更为严重。这些地区的中国司令官带着妻子和家人在此处定居，还做起了生意。他们控制边界线的走私运输并从中牟取暴利。

举个例子吧。湖南境内的一支专门破坏敌方设施的英国军队想摧毁边界线之间的桥梁（中国人和日本人就是通过这座桥梁做生意）。中国司令官听说这个计划后，命令英国人直接出去，说让英国打好自己的仗就行，湖南这里一切和平安宁，还说想闹事的是英国人。在云南-印度支那边界处的河口，中国人和日占区的交通往来十分频繁，相当数量的渡船会于特定时段内在分界河上来回穿行。中国的要塞从日本占领区获取粮食供给。1月末的一个清晨，预定的船只没能运来足够的粮食。中国司令官极为愤怒并发出了强烈抗议。日本人并不想中断这种关系，他们极为热心，几个小时后便发出特派渡船把配给运来了。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腐败。不过区别就在于，当上级命令下来的时候，日本人还是能靠得住去打仗的。腐败并未使其衰弱。

史迪威想让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有人提出建议：必须把租借的武器放到中国人手里，并且与蒋介石磋商发出进攻的命令。这样的看法未免太过天真。

事实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恳求和讨价还价：租借军备物资，以兰伽计划作为诱饵让中国人跟着他走。

结果是：美国报纸和广播频繁出现对中国军队过分夸赞的报道，这些颂词多数是因为在美的中国施压集团和美国的亲华派军人发挥了作用。这些所谓的赞扬给了那些想获得无使用限制的租借设备的中国派系可乘之机。几乎不言自明：中国人可能会建议的、替代史迪威将军的人，很可能是重庆的权势力量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人。这么看来，不能说中国人卑鄙或是恶毒——他们只是纯粹太政治性了。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责怪史迪威将军，认为他和中国人处得不好。史迪威将军不是一个愿意妥协的人。他并未隐瞒自己对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他认为中国人能力不足且腐败滋生。自然而然，许多中国人因此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我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这样的：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处处充斥着政治和胡作非为。任何想调解、驾驭中国政治的美国军人会很快发现自己深陷其中，而且都在做些无用功，最后便被挤出局外。史迪威将军曾对我说过：“对我来说，最安全的路线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我还是同意这个看法的。中国军队不会因为甜言蜜语或是慷慨捐赠的军备物资而去和日本人打仗的。

中国人急需清教精神。中国人自身并不能产生清教精神，某种意义上，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蒋。如果中国军队要改头换面，那就必须通过史迪威将军。他说的话有时候能在精神上刺痛中国人，但是形势也还没完全恶化。超过二十位中国高级军官都私下找到他，告诉他他的直截了当帮了中国一个大忙，还说中国需要他，他应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之前也有人说过，即使是他的政治敌人，都被他那六个月在兰伽的成果所触动。他大概完成了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促使中国发起对日攻击。如果最终中国对日发起攻势，那这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回想起来，这也算是史迪威的合作声明。我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甚至觉得他无能，而有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支持，要挫败史迪威在中国行动中讨价还价的愿望，对于蒋介石来说又是何等容易。

读完我的备忘录之后，史迪威说备忘录表达了他想说的东西。但是要是他自己说的话，必然是连篇的脏话。将军还说，“战后我想做的只是带着我的狗去林子里散散步，不想看见任何人”。

我在备忘录中要求和蒋介石谈谈补偿条件，就在我递交备忘录的前一天，总统写信给马歇尔，认为强硬的讨价还价“并不是正确对待蒋的方式”。那是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蒋并不会“使用和我们一样的方法”。当然，事实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蒋从儿童时代就养成了讨价还价的习惯，他本身能在国内拥有今天这样的权力地位也是通过讨价还价得来的。

总统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声明：实际上蒋介石已经将中国置于其无可争议的统治之下，并且他“这么短的时间内在中国所完成的是我们几个世纪才能做到的事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这段阐述并未呈现真实的蒋介石，但是这恰恰反映了罗斯福对蒋介石和中国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马歇尔向史迪威传达了总统谈话的主旨。史迪威在给我看参谋长发来的信息时，偶尔会把无线电报直接拿给我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还批评史迪威“不顾”空战，他主张所有人都支持陈纳德。我在日记里隐晦地写道：总统想换掉史迪威，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那时候我认为这是蒋夫人的阴谋使然，她那个时候是白宫请来的客人，忙于在华盛顿游说。我并不知道尽管那时候蒋夫人在公众和国会面前光芒四射，但她高人一等的姿态、任性且极不礼貌的做法，使白宫对她的热情逐渐消耗殆尽。不过现在看来，罗斯福想换掉史迪威，似乎是因为他改信了陈纳德，同时还认为这样可以安抚蒋。

如果史迪威真的会对总统给参谋长的信息做出回应，那他应该如何回应呢？我告诉将军，他不能争辩，最好敷衍一下就让它过去。我再次建议他派我和柏德诺去华盛顿，但他还是不同意，他不想屈服去开展那些政治活动。

事实是，马歇尔反复坚定地告知罗斯福这样一个熟悉的论点：建立地面力量比空袭更具战略优先性。

* * *

史迪威改变主意了。在他拒绝把我派去美国之后的第十一天，他告诉我我要和那位令人敬畏的法兰克·麦瑞尔一同前往华盛顿，后者将同陆军部进行磋商。他并没有说明我应该做什么。他知道我的想法——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显然，他把怎么讲故事的任务交给我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请求罗斯福召唤此时已是少将的陈纳德前往华盛顿，向罗斯福呈递一份蒋介石与陈纳德达成的关于空袭的计划。于是，马歇尔将史迪威召来华盛顿。我的任务因为史迪威的到来而简化了许多。

帕特丽夏和《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尤金·迈耶（Eugene Meyer）有来往，她既是该报的女记者，也是迈耶的一位家庭朋友，她说服迈耶邀请史迪威去他家见一些华盛顿的著名记者。对我来说，说服史迪威接受似乎更为困难，但是他还是同意了。晚餐八点开始，晚餐之后约有二十名记者加入我们。史迪威用他一贯的直率与他们交谈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口才很好，说的东西也很有说服力，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跟他之前与罗斯福那场灾难访谈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些记者说，史迪威让他们第一次对中国的形势有了客观现实的了解。

我和帕特丽夏在我们的小公寓中为他安排了与一些参议员见面。他再一次成功了。我们也没忘记战时政府可怜的孤儿——美国国务院：我说服史迪威见一见霍恩贝克和赫尔。谁知道呢？可能会因此发生一些什么好的事情呢。

我不想卷进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不和当中（尽管我是史迪威的拥护者），我认为陈纳德应该能把他自己的情况说清楚。除此之外，我也挺崇敬他的：与其他一些飞行员截然不同，他是一名严肃的战斗飞行员。所以我也为陈纳德安排了和霍恩贝克的谈话。

这次访谈之后，霍恩贝克告诉我，我和史迪威“在推销方面实在是经验不足”，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国人的积极面，而不应该放在中国人的弱点上。然而，因为之前误导性的推销，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形象早已经是过分吹嘘后的形象，积极应对的第一步便是正视中国的弱点并找到相应的对策。

柯里问我，他如何才能与史迪威讲和。马歇尔已经冷漠回绝了他试图调动史迪威的请求。他现在想和战区指挥官建立友好关系，试图巩固其在白宫中中国事务专家的地位。我建议史迪威冷静地接受柯里，史迪威也同意了。

我利用午餐茶歇的时间见了许多华盛顿通讯记者和专栏作家，我就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向他们介绍中缅印战区的情况。在纽约，我的中国传教士朋友的儿子、蒋介石政府成立的热心宣传者亨利·鲁斯（Henry Luce）邀请我共进午餐并与我交谈，不过我们都没有改变对方的想法。

和国务院战争经济局的一些官员开完会之后，我意识到我的一些与美国官员私下交流的言论已经被报告给了宋子文，而且他听了之后很不高兴。我拜访了宋子文，告诉他他听到的那些所谓我的话语都是夸张不实的报道，希望他不要误会。这位中国外交部部长回答：“华盛顿没有秘密。放心吧，戴维斯先生，开的所有会议我都能拿到完整准确的信息。”这样的大话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1] 原文为cookie-pusher，意指花费过多时间参加社交活动的外交家。

[2] 英国陆军元帅，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赴法参战，任英国远征军第一军军长。1941年12月起任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为协调英美两国战略计划做出了贡献。

[3] 英国著名军事统帅，曾担任帝国总参谋长、澳大利亚总督，曾指挥英军在缅甸对日作战。

[4] 美国起义者、废奴主义者。1859年他领导美国人民向哈珀斯渡口进军，举行武装起义，要求废除奴隶制。历史学家认为他对南北战争发起有重要作用。

第十章 与那加猎首者一起

这次经由驼峰航线飞往中国的航班上有包括我在内的17位乘客。那是1943年8月2日清晨，我们在美国军事运输飞机上等待飞机从印度东北角的查布亚空军基地起飞。给我们送供给的无聊下士开着卡车来到飞机的门口处，直接把降落伞朝我们扔了过来。

我和其他几位乘客的降落伞没有救生背包。美国大兵们喜欢甜食和纪念品，他们通常会为了应急食物中的巧克力而把应急食物拿走，他们还以拥有一把折叠弯刀为荣，所以也会把丛林刀拿走。没人把这样欠考虑的小偷小摸行为当回事儿——“哎，美国大兵就是美国大兵，大家都这么干。”

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要去重庆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一系列广播报道。威廉·斯坦顿（William Stanton）是战时经济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的一名官员。他们二人和我是飞机上的三名平民乘客。飞机上还有一名中国下士、一名中国少校、两名美国初级军官和十名美国中士和下士，这些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得克萨斯州、缅因州、纽约州、蒙大拿州等。塞瓦赖德，此人我在华盛顿时就与他打过照面。我与其中一名美国军官也比较熟悉，他是邓肯·李（Duncan Lee）上尉。邓肯也是传教士的儿子，父母都在中国当传教士。他曾是罗德学者，现在是“疯狂比尔”多诺万将军为战略情报局聘用的众多极有前途的年轻律师中的一位。邓肯是华盛顿战略情报局总部的一员，我第一次见他就在华盛顿。我们曾一同从华盛顿经由伦敦、阿尔及尔和开罗前往中缅印战区，他现在是在中缅印战区巡视。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柯蒂斯突击队的C-46运输机，双引擎，比可靠的C-47战机还要大。C-46运输机是当时新开发的机型。因为战时极其需要任何会飞的东西，所以C-46运输机还未经过妥善彻底的检验就投入使用了。由于并未排除所有的机械故障，所以它的发动机很容易出现问题。

不过，伴着飞机发动机让人放心的轰鸣声，我们还是起飞了，飞机稳稳地向前冲、向东飞，我把担心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在飞机尾部的铝桶凳子上坐着，尽量让自己舒服地待着，还小憩了一会儿。约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早上九点左右，我们穿越了第一层山脉到达了缅甸中南部上空，当飞机正要继续前往中国边境的高大山脉屏障时，两个发动机中的一个不工作了。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基地，希望另一台发动机能使飞机维持必要的高度以穿越我们和基地之间的山脉。不久，机工长——一名中士——走到机尾拉开了舱门。我们不断下降，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所有的行李都要抛出去。我看着我的旅行包离开机舱，还是有些遗憾的，因为里面装着给中国朋友和一些熟人的礼物，包括给孙夫人宋庆龄的一瓶上好的干邑白兰地和几瓶她喜爱的棕色墨水。

飞机还在下降。我走上前问机组人员我们到哪里了，但是无线电话务员忙于处理与基地的紧急通信，两位飞行员不安地盯着他们的仪器，一声不吭，全神贯注。没有人回答我。关键是我们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伸向缅甸北部的两个狭窄凸角，如果我们不得不拿上降落伞往下跳，还跳入了敌人的控制区，那就真是从油锅又跳入了火坑。不过我的结论是：因为日本人占领的凸角面积非常小，要正好跳入敌人的控制区似乎也不太可能。估计着我们不得不马上就往下跳了，我回到机尾座位处，把唯一的武器——一把反曲刀——绑在了我的公文包里。

这把大弯刀是那种廓尔喀人用来砍脑袋和树冠的刀，是前一天海登·柏德诺将军给我的，想让我把玩或是挂在娱乐室的壁炉架上。因为海登忘了把刀鞘给我，所以我把这把反曲刀绑在公文包里，希望落地时我不会被刀刃弄伤。接着我又把降落伞绑在身上，这还是我第一次穿这么精妙的装置。

每一个在这架破飞机上的人都对灾难毫无准备，而且其实每个人私底下都很害怕。我们这个团队很涣散，大家都心烦意乱，也没有人指挥一下把我们团结在一起。飞行员含糊不清地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跳下飞机。我可不情愿离开C-46铝制的冰冷怀抱，也不愿意一头扎进3000英尺下冒着热气的原始丛林，我只是犹犹豫豫地走向前。

但是没有其他人走向前、走出门，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还是决定了结这不可避免的事。几天后我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里描述道：“我站在倒霉的突击队运输机机舱门那儿说，‘好吧，如果没人跳的话，那我就跳了。总得有人带个头吧’。”我把公文包和反曲刀放在胸前抓牢，右手抓住降落伞的释放环，摇摇晃晃地走出舱门，迈向未知的蓝色远方。

周围很吵很黑，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我闭上了眼睛。我曾在小说中读到过，伞兵都是数到十才拉动开伞索的。我按照书上说的这么做了，数到十之后用力拽了一下释放环，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我继续往下掉，所以只能使出吃奶的劲儿。突然我感觉自己被猛地向上拉起了一些，然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蓝天、白云，还有我头顶上好看的闪闪发光的降落伞。不过我的公文包和反曲刀不见了。一定是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降落伞上，手就松开了。

我下方几百码的地方有三个降落伞在漂着。那架讨厌的C-46迅速离开，飞往印度。真该死，我心里想，他们丢下我们，现在他们就足够轻了，就能返回基地了。我就这么狭隘地想着，突然我意识到自己下降的时候像个钟摆似的在晃。我从来没在书里读到过这样的情景，但我想起来伞兵应该能够通过有选择地拉动开伞索在空中自由移动。我用力拉了几根绳索，但是只换来降落伞恐怖的透风声。我没再乱试，降落伞又一次鼓起来了。下落过程中大概最后100英尺下降得特别快，我猛地掉落在山的一侧，打了几个滚，幸好被降落伞拖住了。就在我急忙挣扎站起来的时候，邓肯·李落在离我100码开外的地方。然后是得克萨斯州的怀尔德（Wilder）中士，最后是一名中国少校。

我们非常幸运，落在一个不太陡也没有树的山腰上，山上都是草和四散的低灌木。丛林在更低一些的斜坡上和下面的山谷里。尽管身上瘀青、精神紧张，但没有一个人受重伤。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我们突然落在这样一片荒地上，看不到任何人或是人待过的痕迹。那些美丽安静的山地和山谷中都潜藏着些什么？可能是老虎、豹子、野生水牛。我们会遇上什么样的部落，是友善的部落，还是猎首者，抑或是可能会把我们出卖给敌人的部落？日本人在哪里？对抗水牛也好，对抗日本帝国军队也好，我们全部的武器就是邓肯的点四五口径手枪。

至少我已经吓得全身僵硬了。我的嘴里全是灰尘且极其干燥，渴得不得了。斜坡下面是一条溪流，灌木丛中还有一个小池塘。我们就去喝水了。我们跪在地上，手捧着清凉的水喝了一口又一口。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看见池塘边的灌木丛有一处缝隙，缺口处有一张脸盯着我，那张脸上满满的都是好奇心。目光中并没有敌意。我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灌木丛中又出现了其他几张脸。很快六个部落成员也和我们一起在池塘旁边了。他们身材都很好，穿着腰布，有个茶托大小的铜盘保护他们的生殖器。他们带着有红流苏的长矛，背上还绑着长长的类似弯刀的匕首。

我们这些天外来客有很多担心和问题。可是怎么问他们呢？那位少校用中文脱口而出，“我们在哪里”？似乎对这些看起来像中国北方人的部落成员说中文再自然不过了。但是没有回应，他们甚至都没有露出要试图理解的迹象。那些神奇又安静的野人只是用特别迷恋的眼神盯着我们。然后我发现一只水蛭爬到我的胳膊上了。没有燃着的香烟或是盐之类的能赶走水蛭的东西，我只能试图用手指把它拉开，可是没能成功。一个部落成员，看起来明显比其他年轻勇士的级别更高，第一个从灌木丛中出来，走上前来用手拉开了那只水蛭。太好了——这是个友善的举动。

我在小笔记本上认真地画了一个火车头的简图，自己还发出火车的汽笛声。那位长者和他旁边的人看着我画的图和涨红的脸，一脸茫然。结论是：我们可能离铁轨很远（缅甸境内所有铁轨都由日本人控制）。或者，我们是不是还靠近敌人控制的丛林之路呢？我画了一面日本旗，但是没有红色的铅笔或钢笔，结果画出来的东西离写实艺术差得太远。观众兴趣极大，但是没有一丝认同的迹象。我们距离战斗区域远吗？我尽力用自己的声音（不过音调比较低）再现战争的声音，同时还反复把想象中的来复枪举到开火的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是第二个：如果附近有战争，那具体是在哪里？我带着极度求知和困惑的表情接连表示出地球的四个季节。我的表现似乎得到了认可，但是观众对我的一系列问题还是没有要给出答案的意思。

我决定换个方法，试图找出我们离英国军事基地有多远。我再次用不太令人满意的应急办法，画了一面国旗，这次我画的是联合王国国旗。接下来就是怎么解释清楚距离这个概念了。如何向这群不穿裤子的绅士们描述或表演出一英里的概念呢？或许，用流逝的时间来演出距离这个概念就不那么难了。所以我手指向太阳，把手臂滑向日落的地平线，然后我闭上眼睛，脸侧躺在手掌中，还轻轻地打鼾。之后我醒了，用手指向东方，又把太阳带回了它当时的位置。他们表情严肃、全神贯注却无动于衷。现在还是要赶快问这一系列问题中的关键部分：要经过多少这样的昼夜轮回才能到达有联合王国国旗标志的地方呢？我又一次露出急于知道答案的困惑表情（我的确也很困惑），我举起了一根手指、两根手指……一直举到了十根手指。还是没有人回答。表演到此结束。

部落成员做手势问我们要不要和他们继续向前走。虽然带着些疑虑，但我们还是同意了。我们会被带去哪里，会面临什么情况？我们向山上爬时，一位走在我旁边的健壮野人指着山坡上方，笑了笑，用手在喉咙处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虽然他和他的同伴没理解我之前的哑剧，但是我觉得我知道了他想告诉我什么——要割断咽喉。不过，是谁要遭此厄运呢？

到目前为止，那二十几个把我们带上山的部落成员还未对我们表现出任何敌意。不管怎么样，即使有邓肯的点四五口径手枪，我们还是任由他们摆布。我们是否能够逃生，是否能有希望回到我们的同伴中间，这些都取决于这群人是不是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避免任何对他们的怀疑、不信任或是不友好的态度。同时，我们好像也不应该刻意去讨好他们。在我看来，有尊严的示好似乎才是正确的做法，同时还要警惕我们可能触犯什么禁忌。

* * *

上山的小道是笔直的，没有丝毫蜿蜒，坡度也不平缓。我认为，这条直达的公路工程便是两点之间那条最短的线路了。当然进攻起来极为不便。刚开始按部落成员的步速，我们跟在后面气喘吁吁，落后了有100码。后来他们知道我们跟不上，便放慢了脚步，还停下来休息。

约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山脊的最高处，看见了村庄，看见了建在木桩上的房子。居住区里的女人们都出来站在走廊上好奇地向下张望，想看看她们的男人从山下带回了什么。她们站在栏杆边上，赤裸着上身，倒也是道有趣的风景。我们被直接带到了一个长长的房子里，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村民集会地和男士俱乐部的混合体。

部落成员站在巨大的走廊上，兴奋地向我们指着近处山脉后冒起的一柱黑烟。C-46还是没能成功返回基地。我潦草地写了一张纸条，措辞谨慎，以防落入敌军之手：“今晨跳伞的人加入了村庄的队伍中。送信人会给你带路。埃里克，这封信也是给你的。——约翰和邓肯。”我用手语请求首领派一名部落成员送出这则消息。交谈许久之后，一位勇士抓着那张纸条出发了。

那之后我们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但部落成员们对我们特别有兴趣，他们检查我们的衣服，还研究邓肯的左轮手枪，当然谨慎起见邓肯已经把弹药卸下来了。整个气氛极为放松且友好。我们渐渐也不担心暂时的安全问题了，但是还是为一些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困扰：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回到文明世界？

部落首领似乎觉得这场会面应该办成一次特别的活动。他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严，递给我一把银质刀。我不知该如何正确回应，只能虔敬地注视着这件武器，同时绞尽脑汁地想该用哪种礼节来回应。我的总结是，最有意义的并且最不容易引起误会的就是也给他献上礼物。我双手手臂张开，恭敬鞠躬，把我的降落伞递给这位精瘦的老人。他无动于衷地接受了这件进贡给他的丝织品。

接下来我又献上我的腕表。在这儿不用乘火车也不用去赴约，我觉得，在回到（如果我们能回去）以小时和分钟计算时间的那种生活之前，没有这个计时的东西我也能过。我献礼物的第一步就是用手语简单介绍了一下手表的本质和意义所在。我和首领都觉得这太难进行下去了。所以接下来我一本正经地把手表取下来，戴在了首领的手腕上，好像手表化身成为护身符了。首领大人还是不露声色、面无表情，我当时想，或许我还是留着它比较好。

同时，宴会即将开始，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大火点起来了，大罐的米酒也端上来了。显然，这次宴会只是男性之间的聚会，村里所有的男性都来了，而且相当正式。首领依照一种我不熟悉的礼仪安排了座次——更准确地来说应该是蹲次。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天外来客被安排在一起。

主菜也上来了。主菜是只山羊，一只活生生的疑容满面的山羊。它被直接带到我面前。首领递给我一把大长刀指示我砍掉羊头。所以，这就是来的路上那个陪同比画的被割断的咽喉了。虽然比起被执行者来说，做执行者更好，但是我觉得自己还配不上这样的荣耀去杀掉这头坏脾气的老山羊。怀尔德中士是得克萨斯人，我想他可能是结束这头坏脾气的牲畜的最佳人选。我告诉首领怀尔德将在此次庆典中做我们联盟的代表。显然，这位得克萨斯人不太积极，但他还是抓起刀。三位勇士摁住不配合的山羊，他便把这头牲畜的头砍了下来。

接着山羊的躯干在我们大家中间一个一个往下传，我们应邀从脖子的残余部分饮山羊的血。山羊血尝起来寡淡无味，像是还未冷冻、没加伍斯特辣酱和柠檬的番茄汁。这样的兄弟会告一段落以后，山羊就放在火上烤了，随后便传来一股山羊毛烧焦的恶臭味。

我们集会的外边有几个部落成员在喊叫并指向山谷的上方。我能隐约听到飞机的嗡嗡响声。如果是我们的飞机，我们就迅速分散开来，然后挥舞降落伞。但如果是日本人的飞机，我们就不能暴露自己。噪声又大了一些，听起来像是我们的运输机，然后飞机出现了，就在离我们几英里的山谷上空飞行。对，那是我们的一架C-47。我们用力抛出降落伞，傻傻地叫着跳着。但是飞机飞走了，飞向了山谷，飞过了山脊之后就消失在视线中。因为飞机没飞直线而是转了个大弯，我猜测它要么是一架接到C-46遇难信号的在找我们的搜寻机，要么就是在执行补给投放任务，给地面军队输送物资的飞机。不管是哪种情况，看起来我们都有些许希望。

最后山羊烤熟了，大家又聚集起来，宴会仍在继续。食物包括没加调料但味道辛辣的山羊肉和寡淡的米酒。宴会很快结束了，随后首领把怀尔德中士带到一边，指示说这位得克萨斯人将陪同他去村庄里的其他一些地方参观。“小心女人”，我在怀尔德身后朝他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句。我和邓肯还有那位中国少校被留下来和大家待在一起。自我们见到这群饮山羊血的兄弟们起，我们就一直在打哑谜，我们厌倦了猜字游戏，也厌倦了这里的动物、蔬菜和矿物。显然，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最简单的言语交流。同时，为此我们要做些什么？要多久他们才会欢迎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在一架飞机再次突然出现时更好地发出信号？我的纸条能送到埃里克和同伴那里吗？他们会和我们汇合吗？

怀尔德到底去哪里了？太阳快下山了。村庄边缘传来喧闹声，声音越来越大。给埃里克送信的人出现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亲爱的约翰——这里有十一个人——两个伤了腿——供给投在这里，飞机还会回来——救援队在路上——来这里吧——我们在飞机残骸南面约一公里处。埃里克。”

好吧，这就足够清楚了，也十分振奋人心。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趁着天还没黑赶紧出发。送信人的归来让大家十分兴奋，他还向大家讲述飞机坠毁的故事，首领和怀尔德都被吸引回来了。“怀尔德，这么久你都干了些什么？”“噢，就他和我，我们在说话呀。”我心想这怎么可能。但是转念一想，这位沉默寡言的得克萨斯人和首领之间的谈话可能就像我在内蒙古认识的一位瑞典商人（贩卖马和骆驼）与他的蒙古业务联系人之间的谈话差不多吧。都是些简单的问题或陈述，对方也没什么回应，十到十五分钟也就这样过去了。

热情谢过首领和我们的歃血兄弟之后，我们跟着送信人出发了，陪同我们的还有三四名勇士。暮色降临，部落成员想加快脚步。但是显然，我们连他们正常的大踏步都赶不上。所以，他们只能调整以适应我们跌跌撞撞的步伐。就在天黑之前我们停下来了。勇士们跳到灯芯草丛中去了，姿势极为夸张，就像跳芭蕾一样。他们拿着大刀在灯芯草丛中挥舞，然后灵巧地把灯芯草扎成束做成火把。其中一人收集了一小堆易燃物，摩擦火石打出火来，他和他的同伴就用这个点亮了火把。

我们继续艰难前行，但是现在有了火把。夜幕来临，我们需要这样闪烁的光芒，因为小径有些看不清了，行进变得困难，路也时不时地变得陡峭起来。至少我还是觉得挺宽慰的，因为想到我们头顶的火光会让周围那些大型猫科动物不再觊觎我们。火把一直在燃烧，即使一场季风雨把我们都淋透了，火把都还没熄灭。我们连走带爬继续向前。我已经不再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了；我迷迷糊糊的，满脑子只知道要站稳，还要向前挪步。大概就这样过了四五个小时，向导开始高声提醒我们了。我们来到一处低矮的木篱笆处，走进了一个黑暗的村庄，又被带到了一个长长的房子里。就在那儿，多数人都围在火边睡着了，这些人就是我们C-46上的同伴们。

* * *

埃里克醒了。我全身湿淋淋地跟他打了个招呼，“我想，您就是塞瓦赖德博士吧”。我们离开大部队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位中国少校跳出去以后，下一个人在机舱门边待住不动了，当时场面陷入了巨大的混乱。这就解释了我们之间为什么隔得这么远——因为直到飞机飞离我们的视线到达一个山脊上方时，他们那些人才陆续往下跳。除去一名副驾驶员，每个人都从这次坠机事件中活下来了，那位副驾驶员的降落伞好像和机尾缠在一起了。无线电话务员一直与基地保持联系，帮助总部确定飞机的位置，他后来掉在了一棵树上，把腿摔断了。埃里克安全降落在他附近，所以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其他人都是轻伤。

部落成员很快就发现他们了，而且看起来十分友好。坠机之后约一小时，一架搜寻机就出现在上空，很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架飞机。搜寻机往下投放了毯子、口粮、无线电广播发射机（掉下来时摔坏了）和让我们留在原地的指令。几个小时之后第二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投下指令，让这些人留在原地，不要进村（因为当地人可能不太友善），不要分头行动。埃里克这群人发出需要医疗救援的信号。秉着乐于助人的态度，下午晚些时候，第三架飞机到达上空，带来了一位叫唐·弗利金杰（Don Flickinger）的航空军医，他是一名陆军中校，还有其他两名医师，他们就这样带着任务飘降下来了。

到了早晨，村里人就没那么热情了。一些长者因为思想保守，对我们的存在表现出了不满意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二十二名侵入者不请自来，还是从天而降，而且占领着小村庄里最重要的屋子，这至少是挺让人讨厌的。幸运的是，这个团体里有一些开明者，除去消灭我们之外他们想出了其他好办法，那就是把我们和他们分隔开。他们用愉悦欢快的手势把我们引出栅栏之外，引到了一个缓坡草坪上。在不过约三四个小时内他们就用大树枝给我们建起了几个竹屋。竹屋四面敞开，但屋檐极宽，倾斜出约四英尺。

供给飞机出现，给我们的指示是留在原地，会有印度的救援部队来找我们。我们待的地方是一个叫那加（Nage）人的少数民族猎首者定居的区域。为了能让我们自己保护自己，供给飞机扔下了一些卡宾枪和弹药。这些东西落在了山坡下方，离我们有半英里远。我们冲下山坡要拾回这些包裹，但是那加人更为敏捷，他们拾起武器装备直接交给了我们。其他的救助品也从天而降，比如灌装的饮用水（美国生产的饮用水）。他们根本没想到这是季风季节，也没注意我们驻扎的地方离山里清澈的溪水只有100码，溪流流入谷底，形成瀑布般的水流。我猜想救援的传统就是给美国人投放美国水，才不管他落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也一直得到了饮用水，当然还有其他更为实用的东西：食物、糖果、杂志、卫生纸和墨水。还有能够促进我们和那加人关系的东西：几个麻布袋装的盐。这里没有盐，所以部落成员收到这些时十分感激。

第二天，猎首者主人中的开明者在他们给我们建造的竹屋前集会。他们带来了一头矮小的公牛，他们把公牛拴在树干上。一个仪式要开始了，我们面向这头野兽和部落成员庄重地排好队。一个那加人后来宰杀了那头牛。我感到一阵恶心，想着我们会不会又要强迫自己饮下鲜血，但没有，我们省去了这样一次痛饮。我们似乎应该给些回应才比较合适。我想是在埃里克的建议下吧，我们参差不齐但是声音嘹亮地高歌了一曲《我一直都在铁路上工作》（I’ve Been Working on the Railroad ）。现在，我似乎显得又要立誓，与另一群猎首者结为兄弟。我希望那不意味着，以后在某次考验忠诚的冲突中，我们会在两派之间进退两难。

* * *

在等待救援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来救我们的日子里，生活几乎一成不变。

在地面安全地度过一晚之后，我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竟是触手可及处一两个蹲坐的那加人。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看我如何恢复神志。从黎明到黄昏，我们都处于一种被观察的状态——我们代表着无尽的新奇。猎首者对我们的食物尤其感兴趣。他们对丢弃的美军战斗口粮的罐子、线头和布头都赞赏有加。于是我们就拿这些商品跟他们积极地开展贸易，换取新鲜农产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寻找特价品的猎首者在我们的竹屋里进进出出，我们在营地里专门留出一小块区域来充当贸易市场。部落成员很快明白这个地方就是有着商业本质的开展交易的地方。因为我还害怕毫无节制的讨价还价和以物易物会招致我们和那加人之间的误解和敌意，于是我试图对经济进行管制。我们先从控制价格开始，比如说一个空的口粮罐头换两个鸡蛋。但是后来，野人们对现代便利的需求逐渐饱和，航空运输司令部从天上投放下来的大量供给使得我们的空罐堆积如山，最后锡罐市场惨况空前。但一切都是如此有趣，那加人似乎和我们一样很喜欢搞这样的经营。

许多部落成员都深受溃疡疼痛之苦。一两个胆大的让中校弗利金杰博士把磺胺药剂洒在溃烂处。显然第二天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了。弗利金杰像是在经营一家“猎首者纪念诊所”。但是来上药的都是男人、男孩儿和婴儿。即使是被病症困扰的妇女都是要远离我们的。

所以，最终结果是，这群野人没有处决我们，而是接纳了我们。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到他们中间的方式。如果我们不是一股脑儿从天上掉下来，如果我们是从地面穿过竞争激烈的领土界限进入他们的领地，我们就会中他们的埋伏，我们的头骨可能已经成了当地居民收集的战利品了。如果我们在他们第一晚的友好之后还试图待在那个长长的房子里，我们有可能也已身首异处了。

比起那加人，我更担心日本人。我猜测敌人监控着我们的无线电通信，因此已经知道我们一行人掉入丛林，他们和我们的人一样有能力进行三角测量，从而知道我们的位置。1943年8月日本人仍然是有能力组织扫射突击队、从丛林基地中派遣巡逻队和小型任务组的。我估计日本人对我们很有兴趣，而且他们很容易抓到我们，所以我建议在我们的营地内部和营地周围挖沟渠，周围还要有守卫站岗。我的建议没什么人响应。我们的防御战略还是几个人整晚围坐在营火周围，而卡宾枪靠在竹屋的柱子上。对于任何敌人来说，这样的防御都是极易攻破的，而且火光还使得我们极易被发现。但也同样是这样的火光，又成为我们面对眼镜蛇和老虎之类的虫兽的极佳防护。

我断断续续地摘记了少许给妻子信中的片段。8月9日：

现在是中午，正在下雨。因为是季风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在下雨。我坐在铺在地上的降落伞上，下面还有一层毯子和防潮布，靠在一个小树桩旁，这棵小树既是我们平时身体的倚靠，也是我们杂草盖的小屋的支柱。我能听见身后100码外溪流奔腾流向陡峭山下的巨响。在谷底，印度丝绸般的迷雾在对面山坡上缭绕，山顶都消失在浅灰色的云雾中。邓肯在我对面坐着，只穿了一只鞋，手还不自觉地在腿上搔痒。埃里克在我们九人竹屋的另一头，盖着毯子蜷缩成一团，睡得很熟。

8月14日我写道：

他们给我投放了一些墨水。奇怪的是我发现墨水很难写字。埃里克也这么说。我们两个会写一些东西，他们都不用墨水。我跳伞的那天被水蛭咬了一口，感染了，已经躺了两天了。中校医生昨天和今天都没用热敷布，他给我服了一些磺胺嘧啶，所以我现在有些头晕。救援队今天或者明天就到了。我希望到时候我已经好了，能走路了。不然被人抬着真是太丢人了。

有一个人从丛林绿色的迷蒙中向我们的草地大步走来。那是个年轻的英国人，金发，没戴帽子，穿着淡蓝色的马球衫，领口微开，下身是深蓝色的法兰绒短裤，还有到膝的袜子和厚重的粗革皮鞋。他没带武器，只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竿和一个黑色的登喜路烟斗。这个人是菲利普·亚当斯（Phillip Adams），他在崇山灌木中走了12天来救我们。他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是印缅边境丘陵地带的民政长官，在对付那加人方面很有一套。

亚当斯带着一个行动小组，约有60名那加侦察员，他们的装备比较稀有，都是珍贵的步枪和猎枪。尽管没有统一着装，但是这些那加战士显然都是受到文明熏陶的，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的是卡其短裤而不是遮羞布。这些侦察员的衣服脏兮兮的，也没有过多的修饰，他们是亚当斯的保镖，当然在回去的路上也会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卡宾枪。

这不是亚当斯第一次来般沙（Pangsha）村，也就是我们营地旁边的那个村庄。他几年前带着阿萨姆步枪队的一支分遣队也来过这里，奉命前来烧毁这个村庄。亚当斯后来告诉我，那是对般沙村的惩罚，因为他们在猎首方面实在是过分活跃。

亚当斯在向我们说明行进计划的时候都是轻声细语的，几乎可以说是害羞吧。我的感觉是我们都围着他、盯着他，不断地问他问题，那种方式让他觉得我们美国人难以招架。为了符合他在那加人眼中的地位和威望，他单独占了一间竹屋，离我们的竹屋还真有些距离。他经常去那间竹屋洗手洗脸、换衣服，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他不会专门为了晚餐换一身行头。他的男仆从一壶朗姆酒中给他斟了一杯餐前酒。那个仆人在竹屋前放了一张折叠桌，铺上白亚麻布，放上银餐具。我们的长官笔挺地坐在他的英国军官椅上，仆人给他端上了一份难吃的（如果是典型的英裔印度菜）晚餐。无关人员最好不要靠近餐桌。所以那些野人和我们这些美国人只能远远地看着。

因为我们要拆掉营地离开这里，村里很多人都在场。我就站在亚当斯旁边，看着他们争夺我们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绳头、布料、瓶子这类的东西。他们喋喋不休，能看出来彼此还是在很友好地争论。突然几个猎首愤怒地提高了声音，而且开始跳上跳下。亚当斯马上紧张起来，用低沉却坚决的声音对他旁边的几个侦察员吩咐了几句。他们悄悄地走到发生纠纷的地方去。亚当斯自己抓着一两个猎首者的头发，与他信得过的侦察员们把一触即发的大屠杀压下来了。可敬的亚当斯解释说，刚才差点就要发生屠杀了。当他们开始跳上跳下的时候，他们下一步的举动就是拿出长刀开始砍人。

此次行进持续了两周时间，我们跨过高山，偶尔穿过村庄，我们的供给飞机会投放食物和其他一些杂物，还有给村民的盐。路上我给妻子写信说：

行进过程中大多数时候还是很忙的——我们拆营地，建营地，看风景，看亚当斯的仆人，看那些强硬的野人侦察员，和队里其他人聊天，希望这一天见鬼的徒步可以结束。晚餐后还要扎营和闲聊。

这是我走过的最难走的路。直上直下，这样那些打算追我们的敌人就不容易追上我们。风景很美。离目的地还有六天路程时，我们驻扎在7000英尺高的地方，从那里我们看见了那条巨大曲折的河流（雅鲁藏布江），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山上的薄雾十分漂亮，一直绵延到谷底。我们在溪流和瀑布旁边停下来，去饮清冽甘甜的泉水，看玲珑鲜艳的兰花的叶子，湿润的粉红兰花也很美。

我们行进的最后一个周日，空中饮食服务给我们加餐了。他们用降落伞把食物投到我们这儿，是那种母亲通常做的周日晚餐：热番茄汤、热炸鸡、肉汁、土豆泥、豌豆、热饼干，甜点包括巧克力酱冰淇淋、椰子蛋糕和咖啡。如此丰盛的食物令人感动，他们真是做出了巨大努力，毕竟他们要相互协调和改善技术等。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

随着我们接近旅途的终点，所见到的那加人的相貌和村庄的面貌越来越不好。我们遇到的第一批那加人有着出色的体格，他们朴实、自重而且性格直爽。而在“文明”边界的那加人看起来就没那么健壮，也不太自信开放。亚当斯说英国人现在有保护那加人免受外部利用的政策。印度人和其他商人都不准进入那加人的领地，那里被视为封闭的人类学的保护区。我觉得只要那加人能得到这样仁慈的、实实在在的保护，也是很不错的。

我离开了猎首朋友们，不能说没有遗憾，因为我很感激他们。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很照顾我们。在和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很高尚——他们找到了我的公文包和反曲刀，直接拿来给了我，包虽然凹陷得很严重，但是东西都还在。我还收到他们主动送给我的礼物——一把刀鞘。那把刀鞘是两块竹子凹板做的，用编制的竹条绑在一起，还装饰有烧制的线条花纹，画了一架飞机，下面是一个降落伞，降落伞下还挂着一个人。

第三部分 公共外交和个人外交

第十一章 战争的政治

“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是五角大楼创造的一个地缘表述。在这个战区中，史迪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仅就在该地区对美国军队的指挥权而言。中缅印战区与其他三个战区——中国战区、印度司令部和东南亚司令部（SEAC）——存在重叠。

当然，中国战区当时处于蒋介石控制下，而史迪威名义上是其有名无实的盟友的首领。印度则是在印度战区总司令、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的控制下。而在韦维尔当了总督之后，陆军上将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接替了他的位置。史迪威在印度司令部并无实权，却将自己两个指挥部中的一个设在了新德里，另一个在重庆。

东南亚司令部由海军元帅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勋爵指挥。他是一位时髦、优雅、勇敢的年轻海军贵族。他被指派为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SACSEA），被任命为总指挥（Supremo），这样就与蒋介石“委员长”（Gimo）的名号并驾齐驱了。史迪威则被任命为副总指挥。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的作战范围基本都在水上，如锡兰，以及敌方占领的英国、荷兰和法国殖民地，其中包括缅甸。1943年，当东南亚司令部建立的时候，我预测其职能是以水陆两栖的方式夺回殖民地，忽略缅甸，目标直指新加坡。蒙巴顿元帅的指挥部坐落于康提的一个洋溢着田园诗意的植物园，位于锡兰群山连绵的中部地区，与海洋和这个岛国仅有的几个机场保持了尽可能远的距离。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指挥部对史迪威的影响，从他在缅甸北部行动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其麾下大部分为中国士兵，对此他需要对蒋介石负责。支持他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驻扎在印度，而且他所有的补给线都途经印度，这就使其对奥金莱克有所依赖。由于军事行动在缅甸进行，所以他又在蒙巴顿的控制之下。东南亚司令部将缅甸前线分成了数个作战区，并让斯利姆将军指挥北部战区。由于史迪威坚持要得到北部战区野战部分的指挥权，所以他使自己屈居人下。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副总指挥，史迪威的级别又高于斯利姆。所幸，二人尚能理智共事。

在中缅印战区的构架中，史迪威指挥着麦瑞尔位于缅甸北部的美国作战分队、美国第十和第十四（陈纳德）航空队、美国在印度和中国训练的中国军队的分队，以及从卡拉奇到中国东南部桂林市的补给、运输和工兵分遣队。

为史迪威效力并在某些方面受其指挥的，是一些平民和准军事组织。美国战争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除了对中国和印度平民进行政治宣传，还提供心理战的物资，如从空中向日本人投下宣传单，并指派宣传战专家到一些作战地区，比如他们会在这些地方呼吁日本人投降。

还有一个平民组织名为经济战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它为美国购买战略物资，并收集和分析敌方的经济信息。而正是因为它的后一个职能，经济战委员会还为中缅印战区总部服务。经济战委员会和战争情报局的这种民间行动，在中国是服从大使的管控，而在印度则是服从总统个人代表的管控（由于印度当时并非主权国家，所以像交换大使这样的正常外交关系并无可能）。只要经济战委员会和战争情报局的行动进入了军事领域，中缅印战区对这些行动的指挥，即便没有实权，至少也与其利益攸关了。

由于有众多军事方面的烦心事，史迪威花在这两个新平民机构上的时间便寥寥无几。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两个机构关于打仗的任何意见。他帐内的高级陆军主力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这两个机构的漠不关心。

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作为一个准军事组织，在史迪威及其下属的管理下运作良好，其中一个叫作机密行动（Secret Operations）的部门，至少就参与了刺杀敌军和破坏行动。而机密情报部门（Secret Intelligence）旨在进行间谍活动，并跟踪敌军。士气行动部门（Morale Operations）负责进行黑色宣传，但其角色模糊不清。研究分析部门（Research and Analysis）则负责学术研究。

1942年底至1943年初，战争情报局、经济战委员会、战略情报局等各式各样的力量纷至沓来。直接让史迪威本人产生兴趣的，是战略情报局的机密行动部门。这个部门深入缅甸北部搞破坏活动、发动游击战。无奈之下，其他平民组织和准军事组织只好通过新德里和重庆司令部的情报部门G-2，寻求战区司令部的联系和指导。虽然态度够好，但战区G-2部门的工作极为枯燥和平庸。

1943年2月和3月，我在战区同史迪威讨论了心理战和平民机构提供的情报。两次见面，史迪威都让我出手掌管这些活动。但我既没有人力也没有意愿来领导这种后方机构。5月，我在华盛顿建议史迪威让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四名官员向他详细说明情况，正如我一样。他照做了。

为向国务院解释史迪威采取行动的原因，我在5月29日写了报告：“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将军认识到，他在战争中经常面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心理问题……他的参谋，作为职业军人，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条件来搜集和评估信息，也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出谋划策；因此他必须转向别处，来获得这些重要的情报和建议。”

我继续写道，史迪威已经口头授权我监管一个由战争情报局、经济战委员会以及战略情报局三个机构共同协调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情报作战项目。作为一名担心新机构侵入外交事务的驻外事务处官员，我认为其他官员的详细汇报不仅会对将军有帮助，而且，在大使和总统个人代表的指导下，可以为这些新机构的人员提供政治方向，防患于未然。

国务院派遣三名驻外事务处官员向史迪威做了详细汇报。第四位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现。这三名官员分别是日本问题专家约翰·K.埃默森（John K.Emmerson）、在奉天与我共事过的中国问题专家卢登（Raymond P.Ludden），以及中国问题专家、我幼时的朋友谢伟思。这三位的汇报是通过正常的战争部门和国务院进行的。国务院远东司和驻重庆代办处都注意到了这些举动。但是正在休假的高斯大使并没有注意到。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尤其当他发现自己失去了谢伟思这个他最器重、最有前途的尉官时，他怒不可遏。由于是我导致了这种局面，他的怒火直接烧向了我。

国务院在向我的三位同事下发命令时非常缓慢，从当年5月拖到1943年夏末，总部已采取行动为监督心理战和军事人员的情报工作做好了安排，尤其是G-2。最后，我释然了。一切都像之前那样运转，因为很显然我们四个不会从国务院得到什么支持，而且如果我设想的安排付诸实践，我们四人将担负行政工作，并卷入司法管辖权的争端。因此，我们分别在各局充当咨询和顾问的角色，而不是监管的角色。我们的等级所差无几，共同协作，我无意表现得像个领导。然而，由于我是战区司令部中关系较深、较广的，同级的人都视我为上司。

谢伟思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政治调研、报告，以及为史迪威和他在重庆（谢伟思最初就在重庆）、新德里（有我的办公室和我们的文件）的总部人员做翻译。佩姬·德丁（Peggy Durdin）神气十足地管理着我们在德里的办公室，她是《纽约时报》通讯员窦奠安（Tillman Durdin）的妻子，同时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位新闻记者，谢伟思和我曾同她一起在上海上学。埃默森在1943年和1944年初主要忙于缅甸的心理战和研究在缅中印的日本战犯。卢登担任第十二轰炸机司令部的政治顾问，正是这支远程轰炸机部队在离日本较近的太平洋岛屿被占领和利用之前，从中国西部袭击了日本。我们各自写作，把自己的备忘录寄给史迪威，除非史迪威对某些话题不太感兴趣。作为惯例，我们要给大使馆和新德里的使团寄去多份他们感兴趣的备忘录。

* * *

中缅印战区的一个美国组织顽固抵抗中缅印战区总部和使馆的监管和控制。它由美国海军上校米尔顿·梅乐斯（Milton E.Miles）领导。他是战后最早告发我的人之一——而且是在背地里这么干的。梅乐斯被称作“玛丽”，我记得，原因仅仅是他的姓让那些易受影响的海军学校学员想起电影明星玛丽·梅乐斯·敏特。他的组织是中美合作所（SACO） [1] 的美方部分，他严肃而有意地把它称为“Socko”。

梅乐斯告诉我，他有一面三角旗，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会让旗子飘扬在驱逐舰上，迷惑从旁经过的日本战舰。旗子是他自己设计的，上面有三个问号、三个感叹号和三个星号。当我跳伞降落到缅甸之后，我收到了玛丽的便条，他欢迎我参加毛毛虫俱乐部（Caterpillar Club），纸上还盖着他奇怪的橡皮印章。

梅乐斯被海军部派去建设运营气象站，搜集在中国沿海行船的敌军情报，尽可能为最后在海岸的登陆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梅乐斯的工作是中缅印战区的军事任务，他受史迪威的管辖。梅乐斯最初是附属于使馆的，因此他也对大使负责。在战争早期，他还一度在中国领导战略情报局。即便如此，总部和大使馆对梅乐斯忙于何事知之甚少，他扮演着掌控者的角色，薄薄的嘴唇保持恰当的沉默寡言。史迪威让我问问梅乐斯他正在做些什么，于是我找梅乐斯上校谈了几次话。

海军部希望梅乐斯从事的大多数活动是在敌后展开的。显然，梅乐斯上校需要中方的合作。他发现蒋介石的秘密特务头子戴笠也乐意这么做，但是需要些代价。中美合作所促成了合作。戴笠是领导人，而自称“领头”的梅乐斯是二号人物。

戴笠的职位类似于某国独裁政府为应对异见者威胁而设立的秘密警察首长，其任务是监视、暗中侦查和镇压。他最主要的关切是内部敌人，而非外部敌人。我在11月8日的摘记中写道：“虽然以中国的标准看，戴笠的组织是高效的，但是它具有贪赃枉法、向敌泄密等匪徒的弱点，因此其在南京的组织最近被日本击溃。”

戴笠和梅乐斯之间商定的安排是，戴笠提供情报、保护，与敌人进行“游击战”。我在1943年9月5日写道：“梅乐斯告诉我，作为回报，他必须做军备物资买卖，他称之为‘贝壳串珠’（wampum）。戴笠没有并且不会无偿地将信息给他。而且，戴笠对接受现金付款不感兴趣，因为他显然拥有他所需要的足够的钱。戴笠也不乐意用提供情报来换取服务，比如让被派给梅乐斯的美国军方和技术专家为戴笠的情报人员提供广泛的训练。戴笠想要的是某种具体的军备物资——冲锋枪和无线设备。”

玛丽抱怨他没能得到足够的“贝壳串珠”。他在一艘沉船上损失了几千支冲锋枪，而史迪威不会给他足够的从驼峰航线（The Hump）运送来的军备。因此，戴笠对情报有所保留。梅乐斯服从戴笠的要求，使他有权力反对任何美国人给中美合作所分配任务。梅乐斯上校对我声称，他不想要在中国有生活经历的美国人。据梅乐斯称，中美合作所美方部分在1943年末拥有近200名拆弹专家和通信专家、气象学家、联邦调查局特工（5人，还有另20人到期了）及战略情报人员。

梅乐斯说他的联邦调查局和战略情报局人员将为戴笠的情报人员提供科学的警务训练，这最终将在第五纵队的活动中派上用场，只是如何开展尚不明确。但明确的是，这种训练一定与内部安保职能相关。

9月5日，我问梅乐斯，中美合作所是否在实践中用了生物和化学制剂。他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好结果。”我于是记录道：

他解释说，通过这种方法，已经处理掉了一个日本少将，两个准将，一个海军少将，六个少校。其中三名军官是被一位女性行动者杀死的。这些活动发生在……汉口-南京地区。我问日本人是否有怀疑过这些军官的死因。梅乐斯摇了摇头。我说，我认为这些行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梅乐斯说，如果我们希望活捉，他还有一种药物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在一个空军基地的地勤和空勤人员。这种药物会引发急性痢疾……

我并不怀疑梅乐斯拥有他所说的这些药物和毒物。我无法确定，他吹嘘的这些下毒事迹是真的发生过，还是戴笠为了使他留下深刻印象而捏造的。正如玛丽声称有人搞拆除和其他阴谋破坏，这些与下毒有关的事情也令人怀疑，除非有美方人员当场验证，但是并没有。我在11月写道，梅乐斯所称的阴谋破坏经中缅印战区验证并无事实根据。然而，我猜想，戴笠和梅乐斯的合作在1944～1945年可能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

梅乐斯称，戴笠交给他三个师的游击队，并给予他为游击队装备武器的特权——冲锋枪主要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后来，我从其他信源听说，在发放了美国的武器之后，这些所谓的游击队中至少有一些还继续奋力谋求第二批武器。梅乐斯还向史迪威要了一万把匕首用来刺杀印度支那的日本人。

在离重庆不远的一个风景优美、植物繁茂的峡谷中，梅乐斯有一片自称为农场的地方。这是他的田园生活总部，有几栋零星的、看起来很淳朴的房子。戴笠的特工，也就是那些圆滑的年轻男人——不易察觉却无处不在——照管着美方的事务。在农场某个我不曾探访过的地方，梅乐斯（以及更重要的是戴笠）曾接待过“自由的”泰国和法国团体，梅乐斯声称他们是在英国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印度偷渡过来的。他说他打算利用他们对泰国和印度支那进行渗透活动。

这些政治活动都是梅乐斯在没有告知使馆或总部的情况下开展的。一个到达重庆的年轻泰国警察寻求使馆帮助，希望让他前往华盛顿建立一个自由的泰国组织，但是随后却消失了。大使馆发现他是戴笠和梅乐斯的宾客。随后，玛丽接到华盛顿发来的命令，要求他与大使馆讨论此事。后来，虽然这位泰国人依然是戴笠和梅乐斯的客人，但是他突然在29岁“高龄”时死了。

高斯反对将梅乐斯附属于大使馆的安排，并告诉华盛顿，梅乐斯“从未向大使做过报告，而且与梅乐斯办公室活动相关的信息仅限于传言和其他信源”。因为梅乐斯，高斯对大使馆与戴笠的“令人恐惧的秘密警察机构”之间的联系感到不悦。最终，作为对大使请求的回应，梅乐斯被派离了大使馆。

针对梅乐斯的批评很容易使他生气。9月5日，他报告说，一些在桂林的美国人曾“取笑过他”。梅乐斯上校声明，如果这种行为不停止，那么这些人可能会在自己的背上发现刀子。他说，“在中国是有人消失的”。

在我和梅乐斯1943年多次谈话的某一次中，梅乐斯看起来很气馁，并且希望回到他的海军职位上。他给我一种印象，即他宁愿让战区司令部驱逐，这样他就会成为军队恶行的海军殉道者，而不是继续被牵扯在一项失败的事业上。但是他会对付所有继任其职位的人。如果梅乐斯必须离开，他会带走他所有的人员。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他希望他所害怕的事情不会发生——戴笠将使在华美国人的一切变得艰难。

梅乐斯让我们这些和他打交道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他能从海军部得到有力的支持。梅乐斯在华盛顿的支持者是梅泽尔（J.C.Metzel）上校。据梅乐斯说，梅泽尔的办公室紧邻海军作战总长的办公室，并能直接接触海军上将金（King）。我在某一次去华盛顿的时候，拜访了梅泽尔，他是一个忧郁、警惕的人，我们彼此间都所得甚少。

我把从梅乐斯那里听到的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了史迪威。虽然有很多重大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蒋介石、罗斯福、陈纳德以及在缅甸停滞不前的行动——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就金上将最得意的项目与海军争吵，而这个项目也并没有严重阻碍史迪威想做的事。由于1943年史迪威名义上还是战略情报局负责人，我认为该组织可能会适当地牵制和约束梅乐斯。

* * *

威廉·J.多诺万少将（“疯狂比尔”）是战略情报局首长，他原是华尔街的律师，后来成为间谍活动头目。他像个后期的泰迪·罗斯福，性格活跃，爱冒险——与华盛顿沉闷的官僚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多诺万就他的中缅印战区行动与我做交易，在他R街房子的晚餐上，或者F街俱乐部的午餐上。在那里的酒吧里，多诺万还宣称，乔治·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肯定是个同性恋。这发生在那些比亵渎旗帜更糟的日子里，我很惊讶随后没有发生暴力。无论如何，多诺万的坦率让我更大胆。几个月后，1943年10月6日，我针对他在中缅印战区的行动写了一份长达七页的评论，其中我还调查研究了梅乐斯的活动。

我对多诺万的批评主要是政治性的：玛丽涉足自由泰国人和自由法国人的密谋以及他对戴笠的屈膝奉承。我写道：“梅乐斯骑上了一只毫无利益的老虎，而我们剩下的人也不自觉地跟着他骑虎。这令人尴尬……我知道只要战略情报局自身有机会扫清梅乐斯的这团乱麻，你是不希望国务院和陆军来处理的。”多诺万未能控制住梅乐斯，因为玛丽既是金上将的门徒，又是戴笠的俘虏。没有“上司”的赞助，梅乐斯无法在中国履行职责。

多诺万继续建立他在中缅印战区的小帝国。他有一支很出众的队伍，渗透进入印度支那，救了胡志明的命，在战后还成功帮助胡志明进入河内。

美国海军一名预备役上尉基因·马基（Gene Markey）在中缅印战区为人们熟知，原因是他是海蒂·拉玛（Hedy Lamarr） [2] 的丈夫，而不是因为他在海军的战绩。因为他的倡议，我1944年9月去华盛顿的时候会见了海军上将罗斯·T.麦金泰尔（Ross T.McIntire），他是海军军医处处长和罗斯福的医生。麦金泰尔上将想知道我是否见过他分配给梅乐斯的医生（梅乐斯那时已经被提拔为海军准将）。我回答说，没有。麦金泰尔叫嚷道，他从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或报告，也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现在在哪里。我说，我们并没发现中美合作所发挥了什么作用，但是我感觉梅乐斯可能在为海军做些什么，而我们却不知道。麦金泰尔上将主动说：“我们也没从梅乐斯那里获得什么。”

麦金泰尔担心梅乐斯无法完成原先预期的大规模海岸登陆准备，而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说，我们不愿意干涉一个看起来得到海军最高司令部支持的行动。如果要理清这项行动，那也该是海军来做。中缅印战区指挥部不希望插手，在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制造摩擦。麦金泰尔上将最近刚随总统从夏威夷的陆军-海军会议回来，他说，他认为梅乐斯的问题也许该由帕特里克·J.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少将来解决。史汀生和马歇尔挑选了赫尔利这位前陆军部部长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希望他能解决蒋介石和史迪威间的长期不和以及史迪威与梅乐斯在中缅印战区结下的仇怨。麦金泰尔明确透露，罗斯福派赫尔利去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处理梅乐斯的烂摊子。

在我和麦金泰尔谈话之后的那个月，史迪威离开了中国。11月，也就是史迪威离华的第二个月，高斯也离开了中国。1945年1月，轮到我离开中国。但梅乐斯还是留在中国。他不仅没有被赫尔利问责，反而成为给善于接受的赫尔利传递戴笠那些所谓“情报”的承办商。史迪威的继任者陆军中将阿尔伯特·C.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在1945年7月5日发给陆军部的一则消息中表达了对梅乐斯的失望之情：“如果美国公众知道我们为一个如戴笠这样操作的令人质疑的组织提供补给，而没有任何解释，那一定会非常不幸……梅乐斯已经成为常驻这里的圣诞老人。”成为圣诞老人并没有阻止玛丽的晋升之路，最后，他反而被提拔为海军少将。

* * *

大多数美国军人认为战争是等待士兵去完成的工作……让轴心国军事溃败，仅此而已。我们的大部分军官都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尽可能少地关注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次要的。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可以在战胜轴心国之后再讨论决定。

对我们的同盟国来说，战争行为是政治和经济整体政策的一个功能。因此，军事逻辑总是服从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有时为了政治和经济因素还得违背军事逻辑。

以上这些话是我于1943年9月写给史迪威的，我同时还表示，史迪威“对这个论题非常熟悉”，但我正重新审视它。这源于我7月在伦敦和美国大使以及美国军事规划者的数次谈话，而这些军事规划者正就对日战争问题与他们的英国同僚协商。美方军事规划者被告知，英国人希望把缅甸的行动推迟到1945年对苏门答腊岛和新加坡的进攻之后。美国人担心，如果未能开辟地面交通将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但是英国人认为中国人在对日战争中毫无价值，且觊觎印度支那和泰国。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John G.Winant）告诉我，丘吉尔希望看到中国人垮掉。

怀南特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英国首相的事情，看起来是要向我解释英国的政策：法国的教训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已被榨干，于是，它在1940年又被击败了。丘吉尔首相下定决心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身上。

基于此以及其他信息，我总结丘吉尔的政策如下：第一，保存英国的劳动力——用时间来换取人力，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人力耗尽，人口大量减少，那么胜利就不是胜利；第二，收回并扩张帝国；第三，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第四，通过推迟开辟第二战场来削弱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力量。我当时还补充道：“英国民众和多数英国官员，包括时任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应该都不会制定，更不用说支持这样一个英国战争政策图景——除了第一条以外。”我说，这个政策是丘吉尔自己的，他有权力去执行该政策。

我写道，正像英国的军事战略一样，中国的策略也由政治因素决定。史迪威对此再了解不过了。总之，蒋介石的心思被战后对其统治越来越大的威胁所占据，决定采取军事不作为、保存力量、利用其他各方打败日本的策略。

我写道：“他们与德国人斗争，意识到无法指望英国和美国来为他们打败纳粹德国国防军。”

苏联的政策看起来似乎不如英国和中国那样政治化。苏联的目的仅限于打败敌人，这和我们相似。

但是，虽然我们是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政策，俄国人却是出于必须而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关乎生存的致命斗争几乎不给政治的挑挑拣拣留有余地。英国在1940年和1941年的政策以及中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政策也是出于同样简单的原因。

然而，一旦俄国人感到他们已经赢得了生存的战斗，有了一些机动操作的空间，那么他们开始让自己的军事策略听命于整体的政治政策，就不足为怪了。这个时刻可能已经到来了。

不论是在构建空军基地还是开辟东北亚第二战场上，我们没有理由抱有苏联会自愿加入抗日战斗的乐观主义情绪。当情况满足俄国人的愿望时，他们可能会采取抗日行动，不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并且只是为了能参与决定对日条款，以及建立新的战略疆界。

随着苏联的危险减小，它对我们的需求也减小了。由于克里姆林宫感到对我们的需求减少，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也相应变弱，不再能够去说服俄国人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行动。我们似乎很少利用与苏联讨价还价的优势，也许是因为我们并没准备好强行取得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也因为如果这样做，我们将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如今，我们发觉我们与苏联讨价还价的优势已经消失了，正如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我们与英国讨价还价的优势也消失了一样。我们对中国却依然保有讨价还价的地位。但是我们从未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利用过这一点；恰恰相反，中国人让我们处于被动状态，因为我们对中国有一种内疚的复杂情绪。

无论苏联的政策会变得如何，丘吉尔想让德国狗咬俄国狗的意图预计只会激发苏联严格依照自身利益来发挥作用的决心。丘吉尔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引发了中国的愤怒质疑。中国强烈怀疑英国企图重申对香港的统治。几周前，一位很有责任心且见多识广的中国陆军军官告诉我：“我们最后当然要与俄国人战斗，但我们首先应该与英国人战斗。”

英国人绕过缅甸的决定预计不会鼓励蒋介石对日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态度。对消息灵通的中国人来说，很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开辟从缅甸到中国的陆路交通，没人能合理地要求他们发动对日本的大进攻。

因此，英国的这个政策完全是鼓动中国不采取行动，让我们与英国战斗。英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盟友，这是英国这一观点的实际应用，它也暗示，我们现在对日本侧翼攻击所持的立场不值得利用。如果日本人明显看到中国及其盟友认为中国战区即将消亡，他们将得以随意减少在中国的驻防，而用富余兵力在其他地方对付我们。

我接着写道，英国人对中国人不那么友好。英国人一直都试图把西藏当作北印度的缓冲区。至于苏联，莫斯科方面估计要干涉和阻止蒋介石的终极企图——粉碎中国的共产主义。这种干涉当然会引起美国反干涉的幽灵，甚至会造成美苏冲突。

我随后又谈及苏联的扩张主义，并且

担心寻求建立新的战略疆界的苏联继续扩张到其他三个大国同样出于战略原因而希望维持独立的领土，或是其中一国（中国）所享有的领土。在追逐德国时，苏联打算深入到中欧多远呢？苏联在西南亚有何意图？苏联利用朝鲜半岛的分歧是为了什么计划？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因为蒋介石的袭击向苏联求助，克里姆林宫是否会使中国共产党人依附于自己，并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在俄国帮助下据守及占领的每一寸土地？比如中国北部及东北地区。

我在1943年的这份文件中评论道，美国的政策看起来似乎

多多少少致力于《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 [3] 中阐述的某些模糊的政治和经济原则。但是这个政策似乎从未凌驾于击败轴心国的纯粹的军事战略之上。然而，有一个政治政策看起来却战胜了军事战略，那就是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在世界其他人的眼中，美国的沉默便是对丘吉尔帝国主义的默许顺从。

我总结道：“未来冲突的轨迹将是由现在的进程形成的。我们现在可以保证，在我们的时代将发生进一步的战争和革命。”

史迪威告诉我，他认为总统应该读一下我的这个15页的备忘录，虽然按罗斯福的习惯，他是不会读任何超过一页的东西的。柯里把我呈送给他的文件也递交给总统一份，我并不清楚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9月时对战后前景的悲观主义并不是刚产生的。1943年3月，我在写给妻子的长篇诉苦信中就抱怨过即将出现的恶魔以及“我们无法应对即将出现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的老套故事。只是，这一次它的范围更广，造成的动荡更大。唯一的走向就是做好自己所能做到的事，对自己无法做到的事自制”。十天后，我又写道：“我们将在这场战争中磕磕绊绊地取得胜利，但接下来我们的时代又将发生一场战争。我不知道在这个关头哪个是最重要的——是保证胜利还是计划我们将在胜利后做些什么。我认为后者更重要。”

但是做这些计划的人——我在华盛顿见过其中一些人——使我惊慌。“具有无瑕疵的意图”但不了解现实的人，从理论上来说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 * *

1943年史迪威有一次在重庆的家中设宴款待孙中山的夫人，我也在场。她是宋氏姐妹中唯一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轻松自如地用英语说着低调的俏皮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来自史迪威将军小团体以外的人士在他家用餐。他不是一个爱办派对的人。这位温文尔雅、温柔美丽的女士坐在那里，她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们这边则是6或8位美国男士，有点敬畏她，并努力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谈话转向了战争胜利后应该如何处理日本。我记不得史迪威的看法了，但是他的一些军官似乎忙于争论谁会对日本展开最具破坏性的报复。孙夫人坐着没动，一直静静地、饶有兴致地听着他们的争论。话中的建议依然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是因为它有《旧约》一段话的无情口吻，即“我们将盐播撒向日本的土地”。

在1943年甚至1944年，美国对如何处置日本并无明确定义。打败它，这是当然的。1943年1月24日，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宣布，我们要求无条件的投降。但是，除了使战争比协商投降持续更长时间之外，这意味着什么呢？（斯大林在谈及德国时偶然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一点。）日本投降后，我们是否打算将这个国家变为废墟？日本是否会变得田园农牧化，正如华盛顿的某些人为德国建议的那样？我们是否试图避免在地球的那一区域制造权力真空，并允许日本继续保存足够强的实力，使其成为东亚权力制衡中的一个筹码？

我对消灭战持怀疑态度。1943年10月20日，在新德里与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谈话时，我问他彻底毁掉日本是否可取，将来日本能否用来抗衡苏联和中国？令我惊奇的是，他同意我的观点。两个半月以后，还是在新德里，我向蒙巴顿的副参谋长魏德迈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也再一次认同了我的看法。但是日本人并未从华盛顿和伦敦听到什么消息，他们依然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决意要谋杀他们神圣的天皇、奴役活捉的日本人，随后寻求无益于日本的投降条件。

[1] 中美合作所，全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二战时期中美为加强军事情报的合作而合建的跨国情报机构，建立目标是共同打击日本。

[2] 与各国军方高层私交密切的好莱坞女星。

[3] 指罗斯福提出的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信仰自由（Freedom of Worship）、免于贫困的自由（Freedom of Want）及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of Fear）。

第十二章 开罗：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一起

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首次会面，同行的还有他们各自的参谋长及其他高级军官，包括史迪威、蒙巴顿和陈纳德，此外还有几位大使在场，但高斯不在其中。史迪威还带着法兰克·麦瑞尔，他的中国联络官约翰·刘（John Liu）上校和我一同到开罗。所以，我对这些最高统帅们的决策过程略知一二。

11月20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今天到达开罗。昨天下午在阿拉伯河酒店，法兰克猛敲我的房门，让我去他房间商量一下他应该和总统谈些什么，老头儿 [1] 要求我们献计献策。“我应该向总统提什么要求呢？”

我穿着拖鞋，坐在床上说道，“交涉权力”。我认为这是他最需要的，但也是总统最不愿给他的。

法兰克补充说还要军权，还有陆军部颁发的四星将领的荣誉。

老头儿进来加入讨论，由此我便开始参与到会议中。

我们谈到了“象限会议”（QUADRANT，英美两国在魁北克召开的大会）上所做的决定以及主要进攻路线，还谈到一个中国南方海岸港口的问题。当时我捡起来一个虫子，觉得应该是臭虫。我把它递给法兰克，他用手指把虫子碾死了，发现的确是臭虫。

我们讨论到从某个特定区域发起轰炸，并高兴地发现这可以协助海军作战，也能支持其他战事。而且我注意到，在“象限会议”制定的作战日程中，的确划定了一个特定区域以备后期进攻。我们能不能提前对其发起攻击，进而将战争日程加快一到两年呢？他们马上就同意了，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开始讨论这一计划的诸多益处，而其优势之多令我惊讶。

难点就是水上补给线。老头儿问道，他们不愿意与日本舰队作战吗？

我问老头儿，他是不是不希望赫尔利成为无任所大使，他当即表示肯定。

我们回到主题。我认为这个想法应该对海军有吸引力，法兰克说还有空军。我强调能省一两年的时间是这个计划最大的优势，但对此我并不胸有成竹，因为在两位专家面前，我只能尝试性地给出建议。

谈话慢慢进入尾声，随后我们就各忙各的了。法兰克去剪了头发，我去洗了个澡。

和约翰·刘喝完茶，我决定起草一份计划，因为法兰克和老头儿均无此意。我在一张酒店的纸上起草了一份计划。法兰克看过后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然后我给老头儿看，得到了同样的反应。

今早在飞机上，法兰克向我借纸。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他走到我的座位前，把他的计划拿给我看，典型的陆军部风格，足足两页半。我做了一些修改。我们吃水果，看杂志，和无敌泰［埃米特·J.泰森（Emmet J.Theisen）上尉，“乔叔叔的战车”的飞行员］聊天，法兰克说他会让老头儿以他的叙事散文风格再做一遍计划。

11月21日。我们向空军借了打字机和纸张，开始制订计划。法兰克把计划压缩到一张纸上。老头儿浏览过后表示不须任何修改，我指出几处有待商榷的地方，建议他表达出此计划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协调性。老头儿把这张纸放在裤子后袋里离开了。

我又在一张纸上拟出在中国战区和东南亚司令部中涉及的政治考量。

第二天一早，我和麦瑞尔带着打印好的最终计划赶往米娜宫（Mena House），将计划发给陆军、海军和空战策划者中我们的熟人。米娜宫这座位于金字塔旁的怡人酒店就是此次“六分仪”（SEXTANT）会议的会址。“六分仪”是此次会议的代号，而我认为，鉴于会议召开地点，会议代号也许换作“米娜宫的停留”（Mena Pause）更为恰当。

发放完计划，我去美国公使馆修改备忘录，而麦瑞尔则去买手风琴。我们各自办完事情后去拜访了赫尔利，他说接到了与总统会面的命令。所以，我们在他离开之前赶快给了他一份计划。

我们回到分配给史迪威和他的同行人员居住的舒适乡间住所。麦瑞尔开始专心致志地摆弄他的新乐器，而我则出发继续做宣传，在怀南特公使馆留了几份我们两页纸的计划。回到住处后，我写道：

老头儿雀跃地进来。帕特（赫尔利）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心情颇佳，正在寻找捷径。我想知道帕特有没有把我们那字迹有些模糊的计划转交给总统。

很显然，气氛十分热烈。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员接到命令开始工作。约翰·刘似乎也如释重负。据说中国人完全听从我们的指挥，任我们发号施令。但对英国却不是这样。

他说，中国人没有参加此类大会的经验，不知会议如何运作。与会的高级将领过多，跑腿的上校却人员不足，而他们要承担所有联系及艰巨的准备工作。将军们无所事事，没人通知所以完全不知会议进展。这其中很大程度涉及面子问题。这是委员长的最高级代表团，都是他最器重的将领。

11月23日，大会正式召开。我再次注意到，“气氛十分热烈。该计划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CCS）最重要的议题”。我因级别较低未能参会，但史迪威、麦瑞尔等人一直告知我会议进展情况。

“我们这个小计划的妙处在于，”我写道，“它对许多人都有吸引力——包括欧尼（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哈普［空军上将阿诺德（Arnold）］、蒋介石和罗斯福。马歇尔将此计划作为蒋介石的计划提交，而史迪威将军也在此前将计划以非正式的方式交给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考量。在今天下午的联席会议上，金、阿诺德、马歇尔和莱希［海军上将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同时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JCS）主席］都表示支持这一计划。”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记不清我们的小计划的具体内容，但最近在查看国务院发布的美国外交关系系列文件中有关开罗会议的内容时，我偶然看到“1943年11月22日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的备忘录：中国在战胜日本中发挥的作用”，这使我回想起我们当年制订的计划。而这些文件也充实了我故意写得含糊不清的日记。

该计划首先重申开通与中国的陆地通信线路和训练中国军队的目的，此乃老生常谈，然后提出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占领广州和香港的目标。计划还建议轰炸台湾、菲律宾以及在这些岛屿和中国之间的日本船舶，并且“对所有美国海军在这些区域的行动给予以陆地为基础的空中支援”。它继续表示，“这些行动可以：为其他战区提供最大帮助；将‘象限会议’所制定的战胜日本的日程表提前一到两年”。若要成功实施该计划，美国需要同意史迪威常常提起的增派三个师兵力的请求，即于1944年3月、4月和5月分别向印度派驻一个师的兵力。

该计划使英国将领们和蒙巴顿大吃一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有关中美军队重占香港的建议触碰了敏感神经。将军艾伦·布鲁克爵士（General Sir Alan Brooke），即帝国总参谋长（Chief of the Imperial General Staff）嘲笑该计划“异想天开”。他还就中国的军队力量及兵力部署盘问与会的中国将军们。这些蒋介石最优秀的将领们对一些事实数据声称一无所知，对更广义的问题也不发表看法——“正如约翰·刘所观察到的，没有委员长的同意，他们无人敢作声。”尽管史迪威代表他们回答了问题，这个下午仍然让中国人饱受屈辱。

史迪威做完简短发言之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将军们参加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他们也对前一天下午折磨他们的人提了一些问题。我注意到，在回答中国人的提问时，英国人“平静地说，要想知道英国在印度有多少兵力，他们需要两个小时来计算，而现在即使是大概数值也不知道”。英美两国认为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军方，并不可靠，泄露给他们的军事机密很可能会传到东京方面。这可能是解释英国人此种难以置信的无知的理由。

我们的小计划最终也没能实施，倒不是因为英国的反对，而是由于一直妨碍中缅印战区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后勤——到中国东南部超远距离的海陆空运输。11月24日，马歇尔告诉史迪威他的反对是出于后勤考量。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将军是一位军队规划师，也是我在北平和缅甸认识的老朋友，他在25日对我说我们的提议并不成熟。汤姆斯·廷伯曼（Thomas Timberma）上校是另一位研究中国的专家，来自总参谋部行动与计划部门，我对他的观点做了如下记录，“蒂米 [2] 不看好我们在中国的行动，认为中国人会令我们失望，我们的侧面攻击也会暴露”。

此外，美国的军事家们得出结论，若想战胜日本，需要动用航空母舰，从小笠原群岛（Bonin）和硫黄列岛（Volcano Islands）出动远程飞机并进行海上封锁。这避免了与盟国打交道时令人烦恼的复杂混乱情况。中国作为对日作战中的一环，其重要性日益下降。然而，虽然是被动防御，中国在牵制日本兵力方面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因为，如果日本发现美国已经放弃在中国战区投入更多兵力，它就会将大部分部队调离中国，转而加入太平洋中西部对美国的战斗，进行更加强硬的抵抗。

对中国牵制日本兵力的关切与美国政府上层一直以来的一个迫切愿望有关，那就是要让中国一直能参与战争。然而，造成中国在美国总体政策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的原因则是罗斯福固执地认为中国应该被视作超级大国，和美国、英国、苏联享有同等地位。所以，尽管其军事重要性日益下降，中国仍然在美国政府的政策考量中占有与其作用不相称的重要地位。

所以，会议商讨制定进攻方案，旨在打通从缅甸北部到中国的陆地交通，由史迪威率领的中国驻印度部队从阿萨姆邦向东南方向进军，与中国从云南出发前往印度的部队会师。同时，会议还商讨了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即跨过印度边界进入缅甸西部进行小规模战斗，并针对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进行两栖作战。出于安全考虑，并没有告诉中国方面第二个计划的真正意图，只是说这个计划设想在孟加拉湾发起军事行动。

在开罗，蒋介石依然保持往日作风，固执己见又优柔寡断。由于中国得寸进尺，要求不断，欧洲战区运输机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旧要求别国派遣更多运输工具并运载更多物资来帮助中国度过困境。至于他的游移不定，从大会第一天就可见一斑，当时他在是否参会的问题上多次改变主意。

但是令与会成员更加不安的则是他对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态度的改变。11月25日，他表示支持该计划。当天晚上，史迪威接到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的电话，让他过去一趟。史迪威到后，发现在场的英美上层人士早已酩酊大醉，这令他十分厌恶。这些高官们在乐队的伴奏下唱着，“会有鸟粪飞过/那多佛的白崖”。 [3] 霍普金斯将史迪威带到环境较为严肃的楼上，告诉他蒋介石心意已变，转为反对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

英美两国的将军们劝说蒋介石，让他与大家达成共识，结果他又一次改变了态度。就这样，时而支持，时而反对。甚至在最后蒋介石坐飞机回国途中，蒙巴顿在印度的一站追上了他，他又对该计划表示支持。当然，他回到重庆后又一次违背了对总指挥的承诺。

蒋介石仅仅是对缅甸战役不感兴趣而已。他在对日作战中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曾经对史迪威说过，中国需要出动三个师的兵力才可以牵制一个师的日本敌军，而要进行主动攻击的话，则需要六个师。尽管云南-缅甸前线的战况并不像他说的这般糟糕，但他仍然畏首畏尾，不敢进攻，不敢打破敌人封锁并开通到印度的一条长补给线。不，他更愿意被动地依赖美国的空中补给，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战区被击败之后，美国在中国东部为他开辟一个沿海港口。

* * *

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一同参加会议标志着“四巨头”（the Big Four）的诞生。会议需要他收敛起自身的消极态度，与盟国一起展现出拼搏斗志。这自然会让他产生自我冲突，导致对军事行动的态度摇摆不定。蒋介石试图将对他消极抗战的指责转嫁他人，于是做了一个精明巧妙的承诺。他表示，如果东南亚司令部的对日作战不局限于孟加拉湾，还可以延伸到缅甸中部的话，他就把自己在云南的军事力量派往缅甸。这远远超出了蒙巴顿建议的缅甸西部作战的范围。

英国拒绝接受这个提议。随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召开会议。继与蒋介石进行磋商之后，英、美、苏三国就达成协议迈出第一步。丘吉尔同意斯大林和罗斯福关于开辟跨海峡作战和地中海作战以攻击在法德军的愿望。几天后，回到开罗，罗斯福迈出第二步：做出让步，同意丘吉尔取消孟加拉湾军事计划的坚决主张。英国首相的看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不能接受）是，地中海军事行动需要那些分配给安达曼群岛登陆的两栖装备。孟加拉湾军事行动的取消以及东南亚司令部拒绝攻击空袭占领曼德勒的敌军这一决定，给了蒋介石理直气壮的理由来做他想做的事：坚持己见、按兵不动。

丘吉尔大可不必为了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的破产而沮丧。安达曼建议并不成熟，缅甸战役的想法也令人反感。“我讨厌丛林，”他后来写道，“反正最后丛林都会属于胜者。”在太平洋战区抗击日军的决定可以达成。但就亚洲大陆的战场而言，苏联需要做出决策协助抗战。斯大林在德黑兰反复对罗斯福强调，苏联只有击败希特勒后才会加入对日作战。届时东南亚司令部需发挥其本质作用，采取清除行动，重获失去的殖民地。因此，丘吉尔认为中国的军事重要性比之前更为轻微，美国沉迷于中国事务实为徒劳无益、枯燥乏味。

* * *

罗斯福去开罗很大程度上是想与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在战争中很依赖蒋介石，并想与其探讨战后世界和平的构想。但是，他带去的随行人员却不懂中国，不会中文。了解中国、精通中文的人在美国国务院和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尽管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只认识一小部分国务院官员，他们却对几乎所有人持轻视怀疑的态度，只选择相信几位外交专家。

会议召开前一天，我意外地在公使馆遇见了驻外事务处中国专家组中最受敬仰的威利斯·派克（Willys Peck）。他中文流利，与蒋介石相识多年，并且行事谨慎周全。他应该是担任罗斯福翻译、为他收集中国信息并记录会议内容的不二人选。总统带他去了吗？没有。斯坦利·霍恩贝克派他去了白宫，但派克说白宫方面对他的到来反应冷淡，同意他同行的前提是他只能做翻译工作。可最后他甚至连翻译也没做。他被罗斯福忽视了。为了让他感觉没有完全受到排斥，我将知道的会议进展尽可能多地告诉了他。蒋介石离开开罗那天，老头儿把情况告诉了派克，他很是感激。他伤心地谈到，年轻人更受欢迎——言下之意是，我们能接到更多上层的指示并做出应对。

罗斯福身边没有一个知识渊博的美国人给他提提建议，约束他的行为。他贸然行动，想要教化蒋介石，并寻求他的合作，以建立一个罗斯福式的世界秩序。蒋夫人在11月23日中国人遭受屈辱的那天穿着艳丽，像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她当时对军队的翻译重新做了阐释，还试图以姿色诱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罗斯福与蒋介石的私人会面中，蒋夫人担任翻译。霍普金斯也见过蒋氏夫妇，他向史迪威和我暗示道，没人知道蒋夫人在她的翻译中加入了多少自己的想法。这对于熟悉这位宋家小妹妹的人来说不足为奇。所以，罗斯福总统知道蒋介石到底说了什么吗？更不用说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了。蒋委员长又能知道多少罗斯福总统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呢？

罗斯福和蒋介石在大会期间有三四次私下会面。美国方面没有会议记录。总统的儿子艾略特（Elliott）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谈话，但也只是敷衍地为后代记录道，两位政治家商讨了中国的统一——大概是共产党问题。艾略特继续他的概述，透露在之前的一次聚会中，罗斯福和蒋介石提及的话题包括马来亚、缅甸和印度。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会面时，总统的翻译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这位精明干练的外交人员做出了仔细详尽的记录。这些记录在日后美国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处理中国事务的美国官员则没有关于罗斯福和蒋介石交流看法的客观真实的记录。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宣言阐明，罗斯福和蒋介石就满洲和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满洲和台湾应该归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后来的总统们可能会后悔，认为应该等到召开和平会议并经过全民表决再决定如何处置这个岛屿。

但罗斯福认为，这种慷慨大方以及把敌人土地交还中国和苏联的无端做法，可以说服蒋介石坚持抗日并使斯大林加入对日作战——但事实是中苏自会这样做，而罗斯福却认为他必须从中斡旋、给予恩惠才能有此结果。总统还想借助对别人土地的慷慨来表现他的诚挚善意和高尚品德，以此来减少蒋介石对洋鬼子的厌恶和斯大林对美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偏见，进而推进大国间的团结。

通过波伦的会议记录及日后总统的声明我们知道，罗斯福与蒋介石、斯大林不仅探讨了日本殖民地的归属问题（朝鲜由中美苏三国托管，推迟独立），还就英法两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问题达成新协议。丘吉尔完全不赞成这一新协议。罗斯福和蒋介石达成一致，认为印度支那不应归还法国，而是应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下管理；斯大林开始没有表态，而随后表示同意。罗斯福为印度未来发展所制定的方案说明，他对外交事务只是一知半解。

1942年时，他曾建议丘吉尔在印度建立过渡政府，效仿前美国殖民地在《联邦条例》指导下的做法。这最多可以算个令人难堪的受文化限制的建议，但它却激怒了丘吉尔。而后，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与斯大林单独会面时说他没有与丘吉尔讨论印度问题，而是想先与斯大林分享看法。他认为解决印度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与苏联改革有几分类似。斯大林从容不迫地听他说完这个从历史角度上看异想天开的见解，并向他解释道，由于文化和社会差异巨大，印度的情况十分复杂，而且自下而上的改革就意味着革命。

* * *

在会议结束前一天，史迪威带我去拜访霍普金斯，希望能得到一点启示，了解白宫如何看待中缅印战区。这位总统最得力的助手当时生病在床，所以他在卧室接待了我们——他面色憔悴，盖着白色羊毛毯子，铺着浅绿色床单，但眼睛十分透彻明亮，握手也出乎意料地坚定有力。霍普金斯说英国既不希望中国强大，也不希望日本强大。但是，他继续说道，他们却希望日本战后可以有所发展。因为日本日后可能还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在台湾、菲律宾以及“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建立牢固的基地。

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主要大国，霍普金斯说道，而且远东将会成为美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地区。“在他去往德黑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他与蒋介石的会面长达三小时。蒋介石和与他如影随形的夫人讲话十分坦率，激烈地表达了反英态度，并表示对于苏联非常紧张不安。他说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幼稚。想要外蒙古。他不禁笑了。”

霍普金斯坚持认为苏联并没有野心获得亚洲土地，而且斯大林也仅仅是蔑视中国军队而已。关于中东，霍普金斯批评了“英国的租借争执”，而且希望战争一结束马上收回所有美国装备。“很显然，他对美国在中东的贸易发展潜力十分看重，”我写道，“认为我们在开罗没有银行这一点简直不可原谅。”

我提到华盛顿对战地代表的政策引导问题。以下内容同样出自我的日记：

他准确地指出我们的大使缺乏指导，并且存在重复机构。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小组合作密切的人来掌管美国外交事务。需要有按手之礼（a laying on of hands） [4] 。他倾向于不考虑大使馆的效力。我告诉他大使馆里也有优秀之人，来自国务院——“这点我们还是不要讨论了。”霍普金斯大声说道。

霍普金斯提到，他认为我们应该听听总统对我们政策的看法。他会安排。他认为秘密指令应该是从整体政策中衍生的，而且只有国外的关键人物可以得到这些指令。

几个小时之后，12点15分，老头儿和我在通往科克别墅的道路入口接受全面检查，实施检查的是特工处一个健壮的年轻人，他穿着内衣和野战夹克，不愿让我们通过。随后我们经过特工处的人员以及大厅入口处的助手们来到会客厅，坐在一张橘色沙发椅上，看到总统儿子艾略特穿着一条未熨烫的轻便长裤走来走去。我们被领出来，走进一条周围布满植物的长长的走廊，随后看到沙发上坐着的那位大人物。他说，“你好，乔”，并热情地与我们握了手。

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广泛，可谓天南海北。我认为这是我参与的谈话中最难条理清楚地记录下来的。

总统首先说孟加拉湾军事行动全面取消。他沮丧地说道，他已经为此事争取了好几天，但是首相坚持不肯让步，以致他们陷入僵局。会议不能因为这件事而破裂，所以全面取消了该行动。罗斯福随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事情也不是太糟糕——空运物资将会增加，我们也会着手建立90个中国的师并组建第十四航空队（由陈纳德率领）。蒋介石应该不会特别不满意。他之前请求美国给予10亿美元的贷款，总统告诉他估计国会不会通过，但是可以先给他5000万以稳定货币。

老头儿以非常恭敬且严肃的姿态询问我们的对华政策问题。我想不起来任何深刻敏锐的答案，只记得总统回答的主旨是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久前，他对丘吉尔说中国人口4.25亿，不容小觑。但丘吉尔却大喊道，“4.25亿小辫子”。首相表示，他不会降下大英帝国在任何地区的国旗。总统对于香港的解决办法是：让英国国旗继续飘扬，但“接下来需要一个宽容大度又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让英国宣布香港为开放口岸”。

我请总统解释一下苏联当前及未来在亚洲的“高尚行为”。他立刻答道，苏联与我们相同，已经获得了所需的土地。我本意是问安全方面而不是领土扩张。所以我继续问苏联是不是不希望中国东北地区获得外蒙古那样的地位。当然不希望。他告诉斯大林他确定“尚”（他这样称呼蒋介石）愿意将大连设为自由港。西伯利亚与世界各地的贸易都可以以保税方式通过这个不冻港。

尽管他预计苏联不会在亚洲霸占土地，但他表示斯大林应该不会任由“八军（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中被指定为第十八集团军，是主要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受人摆布欺凌而坐视不理”。

我们不知不觉地谈到了殖民地这一话题。他曾直截了当地问尚（实为蒋）中国想不想要印度支那，蒋介石也坦率地回答“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斯大林认为印度支那不应归还给法国，那么托管制度显然是最好的答案。他还特意提到朝鲜，认为朝鲜没有做好自治的准备。朝鲜需要的是国际培育，就像我们对菲律宾所做的努力那样，也许东南亚都是如此。

我问道，如果蒋介石政权倒台我们该怎么办。总统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栽培下一任领导人”。然后他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想知道谁可能会是下一个领导人。老头儿和我都认为目前看不到有力的人选——可能会是一个团体。老头儿还颇有远见地讲道，我们不必寻找他们——他们自然会找上门来。

霍普金斯关于日本的问题主要是围绕我们应该对这个帝国持何种态度。我说，事实上一朝为敌就可能再次为敌，而且同样凶残。总统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他回忆道，他的一个祖先曾经路过日本，当时日本天皇根本无足轻重，而经过短短70年左右的时间，天皇就取得了今天的地位。

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他先人的故事。有一个祖先去了中国，挣了100万后回来，但因为煤矿投资失败而分文未剩，然后他又去中国，又挣了100万，回来用这笔钱购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可直到他去世两年之后才开始挣得分红。总统侃侃而谈且笑声不断。

除此之外，他还讲了关于有些体胖的孔祥熙借款5000万建设公路的轶事（目的是显示这位健谈者精明的交易天赋），以及他计划去黑市用5000万多买些贬值的人民币（“当然我并不是金融专家”）和发展战后途经美国的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航空事业。他的这些讲述令我们困惑不解又沮丧郁闷。这应该属于政客的敷衍应付，顾左右而言他。他从未直接探讨当时真正的主题——他希望将军如何对蒋介石解释计划的变化以及他会就对华政策下达什么指令。

霍普金斯只是在谈话的中间部分在场。他脸色苍白，脸颊泛着不健康的亮粉色斑点，耀眼的阳光使他只能眯着眼看我们。他问我是否懂中文。是的。随后他对罗斯福说，我们需要一个紧密合作的小团体，他们可以胜任工作并保守秘密。

霍普金斯通报首相来访，我们则起身离开。总统让我们给他写信，并说，“记住，你们都是大使，都是大使”。我不知道高斯先生会做何感想。

回米娜宫的途中，老头儿在车里抱头沉思。

会议最后做出的军事决定到底是什么？似乎没人知道答案。乔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打败。蒂米说，游戏结束是因为有人拿着球跑到了场外。午饭后，总统和参谋长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甚至连乔治·马歇尔都不确定比分如何。就这样，米娜会议尘埃落定。

我们最后向英国士兵和辅助本土防务部队（ATS）的女兵们道别，他们一直守卫并照看我们的住所。大英帝国政府考虑周全，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上好的饮料，以作慰藉。我们认为只有让那些确保我们这段时间安全幸福的人也一同分享他们政府的福利才算公平，所以就给他们提了建议。毕竟，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痛远远大于我们。比如，杰克已经有五年多没有回家了——印度、埃塞俄比亚、西部沙漠、突尼斯——与他五岁的孩子还未曾见面。

他们在我们和斯特拉将军［乔治·斯特拉特迈耶（George E.Stratemeyer）］的地下室共举办了三场舞会，都是小事，本不值一提，除了在酒这一点上——大英帝国政府认为我们每次都酩酊大醉。爱尔兰人在第二场舞会时对啤酒和杜松子酒实在感到厌倦，幸好法兰克每次都把他的手风琴借给他们。士兵们和英国辅助本土防务部队的女孩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舞。老头儿、斯特拉和法兰克也参加了一次舞会。约翰·刘腼腆害羞，却因为一首中国歌曲博得满堂彩。

当我说对日作战是我们的分内之事时，两名中士严肃地抗议道，“不，先生，也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其中一个略带歉意地问了有关战争的问题，我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听完说：“先生，谢谢，我们无法向同胞开口询问这些问题。”

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军士长、勤务兵和哨兵们依依不舍地祝我们一切顺利。安妮是负责我们日常起居的英国辅助本土防务部队的女兵，与我们告别时，她眼含热泪。

为了满足将军的考古热情，我们飞过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拿撒勒（Nazareth）和泰西封（Ctesiphon），最后回到印度和中国。

[1] 此处指史迪威。

[2] 指廷伯曼。

[3] 该歌曲为维拉·林演唱的《多佛白崖》，二战著名歌曲，抒发了暴风雨过后会有蓝天的积极向上情怀。此句歌词应为：会有蓝鸟飞过/那多佛的白崖。

[4] 圣经中代表“分赐权柄”，在此表示职位分配。

第十三章 大英帝国重回亚洲或许与我们无关

位于印度的政治战争行政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PWE）的领导是约翰·高尔文（John Galvin）。这个行政部不隶属于印度政府，而是英国政府的下属机构，负责传播真实或虚构的秘密信息，以迷惑并误导敌人。1943年10月30日，高尔文、我和几个英美宣传员在新德里一起商讨两国的政策和前景。

我问高尔文，美国若在战后寻求孤立主义会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吗？当然不是，他答道。我认为美国成为孤立主义者最大的风险也许就是美国民众会感觉我们在二战中被英国欺骗了。美国人民如果认为牺牲可以换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么他们甘愿牺牲。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美国人都确信废除帝国主义会使世界更美好。

如果英国允许推翻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就不再是英国人，失去了生活的标准”，高尔文回答。他百分之百支持丘吉尔发表的绝不会成为国王的第一个负责帝国解体的首相这个声明。我说，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大英帝国是因为它需要一个强大的英国——而如果帝国解体，英国不会强大。

同时，我继续说道，对美国民众来说，美国在南亚和东亚的兵力处于一种完全妥协让步的境地。如果在一些地方艾森豪威尔将军都被看作受英国欺骗的话，那么史迪威作为英国司令官蒙巴顿的副手，处境又会是多么脆弱。在美国军队和盟国一起战斗重占缅甸和马来亚，而这些地区又重新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美国民众不禁会问，美国人为什么要为了英国重获殖民地而做出牺牲。高尔文也认为这确实有可能。

如果英国不希望美国转向孤立主义，并且希望战后和美国继续合作，我说道，那么英国就必须在东亚地区给予我们表明立场的自由。由于殖民问题，这个地区的政治火药桶比地中海地区多得多。英国不应试图压制我们在南亚、东亚的言论自由。高尔文表示他知道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还谈论了大国间进一步的争端这一话题。高尔文预计，苏联、中国、印度、日本会结成联盟，对抗英美两国和其他白人政权，而最终，这两大阵营会在印度开战。

当然，高尔文的预测和我在1943年1月交给史迪威的印度情况调研中表达的观点类似。但高尔文和我的判断中最根本的不同是，我认为如果伦敦可以尽早允许印度独立，那么中印苏和英美之间的冲突也许可以避免，而高尔文则不愿看到英国殖民地独立，所以认为一场全面彻底的东西方之战不可避免。

在记录与高尔文等人对话的备忘录中，我写道：“帝国统治与利益意味着与他人的关系是建立在镇压、剥削、特权和武力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殖民地人民会投靠那些许诺予其改变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而殖民地人民不会投靠那些不在乎他们是否受到奴役的国家。”

我对高尔文说英国应允许美国向东亚人民表明立场，此话并非空穴来风。1943年，美国在发动心理战以支持缅甸北部中美军事行动的时候遭遇来自沃尔特·考索恩（Walter Cawthorn）的顽强阻碍。这位充满敌意、不易对付的将军是印度总司令部军事情报机构的主管。但是我认为考索恩代表的并不是统一的英国立场，而且丘吉尔处理殖民问题的方法也没有得到所有英国官员的支持。

我和负责发动美国心理战的战争情报局代表遇到过一些英国官员，他们似乎愿意配合以实现各自独立作战。这点在保罗·D.巴特勒（Paul D.Butler）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英国新闻部远东局局长，曾在奉天担任英国总领事，我与其相识并对他十分敬重。巴特勒也曾受到考索恩的阻挠。和很多不涉及殖民管理的英国官员一样，他也认为印度政府非常愚昧无知。

但是考索恩的这种态度绝非限于他一人，同时他也有权力阻碍美国行动。他曾拒绝向美国心理战团队提供缅甸人员以及缅甸语印刷字体，有效地妨碍了美方的行动。相反，美国当局向在印度的英国人提供了10名日英翻译和双语播音员，一台100千瓦的发报机，一整套日语字体以及日语排字工，还在缅甸和泰国上方空投数百万份英国传单。1942年7月和10月，我曾对考索恩一再保证我们不打算进行妨碍英国对其臣民的统治或给英国人带来麻烦的宣传，试图以此减少他的敌意。

结果是徒劳无果。10月30日，在东南亚司令部搬到锡兰之前，我在新德里交给魏德迈将军一份报告，其中记录了我们遭遇到的阻碍。魏德迈将我的报告交给总指挥。3天之后，我被告知如果可以和考索恩取得联系，那么我们寻求的合作也就近在咫尺了。次日，考索恩告诉我他不会允诺支援，除非英美达成协议整合两国宣传工作。

当天下午，考索恩同东南亚司令部参谋长亨利·波纳尔（Henry Pownall）将军召开会议。他依然拒绝美国的要求，但得到了波纳尔的支持。而英国高层第二天再次处理该问题，似乎大家意见相左，但这个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我和两名战争情报局的心理战战士与一群人共同会面，其中包括考索恩，他的同事印度总司令部军事行动机构主管，负责缅甸民政的将军，以及蒙巴顿最得力的政治顾问马伯里·艾斯勒·德宁（Maberly Esler Dening）——他有着得体可亲的外交风范。我再一次努力消除疑虑，一再保证我们并不想提及“四大自由”等令人尴尬的话题。德宁接受了我们的立场，但是苏伊士以东的这三位将军似乎认为美国的心理战无非是蛊惑人心的伎俩。来自总司令部的三人组最终勉强同意暂时借给我们六个或八个从缅甸撤离出来的人作为我们的翻译。战争情报局终于获得许可引进了几名缅甸人员。

* * *

为什么考索恩和那么多来自印度政府和军队的人似乎对美国在缅甸的宣传走向，甚至对美国人在印度的存在高度敏感呢？1943年11月15日，我对英美在南亚和东亚的合作进行了研究，试图推测英国的立场观点。

仅仅是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于印度就已经使英国感到不安，因为这降低了英国已然因日本侵占而受损的威望。而威望这个全能的光环，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统治权力的无形基础。美国人在殖民地人民中享有支持个人和民族自决这一声誉，这同样令英国人不快。“尽管英国人对我们当前在殖民问题上噤声心怀感谢，”我写道，“但是他们仍然十分忧虑不安，唯恐哪一天美国会天真地因殖民地人民的自由问题而与他们爆发冲突。”

英国还担心美国在受其军事控制的缅甸部分地区实行美国式的民事管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会保有或索要其重占的缅甸地区。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令英国忧心的是美国扶持中国的政策。英国害怕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会加重大英帝国中民族主义的顽疾，甚至中国自身会变为扩张主义者。

所以，对于英国来说，他们与我们在南亚和东亚的关系十分尴尬。“但是他们不得不容忍我们。”我在1943年写道。因为他们需要我们。

逃离困境最令人满意的方法也许是：接受我们（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双方联合进行有效合作，然后通过主导这个协调统一的伙伴关系，使我们与他们的政策行动一致。

所以建立了东南亚司令部，在其中我们和中国（只要中国服从安排）与英国合作，接受一位英国最高统帅的指令。这位最高统帅，即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拥有大多数美国人欣赏的所有特质：坦诚直率、精力充沛、魅力四射。但是，唉，我们应该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位勋爵获得了丘吉尔的什么秘密指令来抑制他的天生活力，除非，我们可以从一些事件中看出端倪。同时，海军上将蒙巴顿的英国下属和印度政府的官员强调，他们希望不仅要将人员和精力投入到军事上，还要投入到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事务上。

我不认为英国这样做就是有悖常理或充满恶意。在我看来，他们只是自然地遵循了在伦敦（丘吉尔）和新德里的主导观念，认为这样做最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有道理。但是在南亚、东亚的殖民地区，英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完全与我们相符。在共同对抗日本这一方面，我们步调一致。但是我感觉，似乎“对于英国人来说，英国国旗在新加坡升起比穿过东京街头进行胜利的游行更加重要”。然而在我看来，“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复活也许超出了我们的任务范围”。

1943年1月，我曾建议华盛顿，应该试图诱导伦敦一步步允许印度独立。现在，10个月过去了，我不再提及缅甸和马来亚的独立问题，而是只关心由于我们再次进入缅甸而带来的紧急问题——如何避免让亚洲人认为我们是由于与英国联合为其重获殖民地而做出了妥协让步。

“虽然英国十分敏感，害怕其处境会因我们而变得尴尬，”我写道，“但是他们却对我们所处的狼狈境况毫不关心，无丝毫同情，而这些狼狈状况都是由我们两国的联合造成的。”如果我们可以在东南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独立行动（这也就意味着给予那些摆脱束缚的人自我决定的权利），“我们可能会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与合作。但是因为我们与古老的殖民主人的合作，我们得到的也许就是同英国一样的来自当地民众的抵抗、敌意和不合作”。我们与亚洲那些自由民族的关系也受到了不利影响。“泰国人会认为——就像许多中国人现在的想法一样——我们已经和英国人结盟，推行‘白人政治’，在亚洲再一次强制实行西方帝国主义。”

不管英美两国的伙伴关系令双方多么不安，

我们也像英国一样，不能从这个关系中脱离。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非常需要英国。反之亦然。这个伙伴关系不能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一味退让妥协。只要我们将战争情报局保留为独立的美国心理战的喉舌，我们就能够向东亚解释我们的政策——同时又不冒犯英国。我们希望由此可以减缓殖民地人民对我们的敌意，也许还能赢得比以往更多的合作。要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我们的心理战必须保持纯粹的美国身份。

我在1943年11月的报告中最后附上一条相关事项建议——对于重新占领的殖民地的民事管理，我们要避而远之。

一周之后，即11月22日，我在开罗重新整理了自己关于英美合作的评论，做成备忘录，发给开罗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考虑到蒙巴顿的作战区域不仅包括缅甸和马来亚，还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南半部分，我写道：参加东南亚司令部的军事行动会将我们卷入英国、荷兰和法国的重获殖民地的行动中。

我的主旨是，我们应该专注于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避免“在殖民地问题上相互怀疑和斥责，进而对和谐的英美关系产生危害”。但是，在与东南亚司令部的合作中，我们需要开辟一条经过缅甸北部到中国的陆地路线。“但是重占缅甸北部之后，作战方式开始出现分歧。”

“英国希望重点向南推进以重新获得殖民地，而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关切则在东部。”

我不知道总统是否看到了这份备忘录。

* * *

“迪基·蒙巴顿，冲动的孩子，”罗斯福向我和史迪威这样描述东南亚的最高统帅。这位冲动的海军上将在1944年初开始着手控制东南亚司令部中一向独立的战争情报局心理战行动。缅甸是他的管控范围，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认为战争情报局在该国北部的行动应该受他的监管。艾森豪威尔负责的英美两国的军事行动被整合到一起。所以，为什么这些行动不该受他这位战区最高统帅的控制呢？

这当然是因为英美两国在殖民问题上的分歧。我为史迪威和他在中缅印战区的副手丹·索尔登（Dan Sultan）少将准备了一份声明，阐述了我们在整合问题上的立场。“美国的心理战行动表达的是美国政府的政治政策，所以不能受任何外国主权的控制或指导。国务院和战争部已表明他们不会接受英美在亚洲的宣传整合这一原则。”我们赞成成立一个英美联络委员会以协调双方各自的心理战行动，而不是进行整合。

我们向路易斯勋爵表明了立场。1944年3月，这个问题在华盛顿的英美会议上再次被提及，当时我在那里处理别的事务。英国方面仍然要求整合。我们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既可以保住蒙巴顿的颜面，满足正常的对军事指挥的忠诚，又可以保留独立的美国宣传行动。4月，我略带歉意地向索尔登将军解释道，我请他帮忙处理战争情报局心理战的事宜是因为其中有一些问题也正占用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莱希和总统的时间。“我认为，这整件事情令人十分不快。但是我们的盟国不愿在较低级别中解决这些事情，他们坚持要新德里、伦敦和华盛顿的最高层出面解决。”

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创立联合联络委员会（Combined Liaison Committee）以协调英美两国在印度和东南亚司令部的心理战及相关事宜。我和索尔登将军飞往康提和东南亚司令部做最后的准备以实施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示。路易斯勋爵已将总部从令人窒息的印度政府和印度总司令部附近搬到锡兰这座天堂。东南亚司令部坐落于康提郁郁葱葱的植物园，绿树成荫，而且远远高于沿岸平原和岛上唯一一个飞机场。司令部环境宜人，而且还有迷人的英国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提供服务，可谓是为地中海俱乐部 [1] 提供了范本——只不过是军事风格。毕竟，克劳塞维茨和孙子没有要求将军们只能将总部建在脏乱无序、破败不堪的地方。

索尔登将军是为了弥补史迪威对行政事务的忽视而被派去的美国指挥官。他代替史迪威，心平气和地同印度总司令部和东南亚司令部打交道。史迪威及我们所有与他共事过的人都十分欣赏并尊敬他。

蒙巴顿身着白色海军上将军装，英姿飒爽，光彩照人，邀我和索尔登参加他的总司令会议。这个会议聚集了一些海陆空的指挥官，而这些指挥官都在他的不久之后将被取代且不会被怀念的名单里。这位总指挥向来固执己见，刚愎自用。

我向国务院汇报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勋爵阁下个性鲜明，行事冲动，他让在座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不喜欢战争情报局所拥有的自治权。他情绪非常激动，难以自控，甚至说如果不能对自己的战区有完全的掌控，他宁愿回家。我一遍遍地重复之前的观点，并且在做了很多安抚工作之后，才使得路易斯勋爵最终让步，允许战争情报局继续现在的行动。

但是会议结束之后，他又情绪激动地继续和我讨论，实在令人费解。

这是这个几乎已经过去的小风暴的最后一点声响。战争情报局的心理战保留了独立作战身份。国务院正式赞扬我在表达本国观点时“处事得体、判断正确”，这令我感到意外。

我认为美国政府在亚洲的活动不仅要在宣传和民事管理方面独立于其欧洲盟国，如果在公共关系方面也能独立运作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误解和误传。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一个总指挥非常中意的计划——打算拍一部电影讲述东南亚司令部的故事。负责电影制作的人员告诉我，英国新闻部有意在全球推广发行这部电影。

我并不妒忌路易斯勋爵会因为这样一部电影而得到极大的个人满足。毕竟，充斥着对将军们过分表扬赞赏的个人宣传并不是毫无先例。令我困扰的是英国想把这部电影制作成一部纪录片，而纪录片表现的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历史事实。但是，除非电影可以揭露英美在东南亚司令部中所存在的分歧，否则就不能传达史实。但要做到实事求是，必然会影响作战行动。所以，最后的电影成品很可能是在可靠的纪录片伪装下的推广宣传。

1944年秋天我在美国时，飞往好莱坞和弗兰克·卡普拉讨论这部正在筹划中的关于东南亚司令部的电影。随后，我又和一位陆军上校讨论。他在英国专家的协助下负责制作这部东南亚司令部的大片。我向卡普拉表达了我对这个计划的担忧。他立刻领悟到“纪录片”所涉及的政治考量，并力劝我把该问题报告给国务院和马歇尔将军。

回到华盛顿后，我就该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并向负责中缅印战区和东南亚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官员提交了一份副本，建议停止制作“这部由英美共同参与的描述亚洲战争进程的电影”。不久之后我就回到了中国。我不知道这个备忘录的下文如何。而且我对殖民问题的担忧很快被更紧迫严重的问题取代，那就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危机，以及面对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应采取何种政策。

[1] 地中海俱乐部于1950年在法国成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度假机构之一。

第十四章 帕特丽夏到达印度；宋氏家族上演闹剧

帕特丽夏在1942年8月24日和我结婚后仍然继续工作，在《华盛顿邮报》担任特写记者和专栏作家。一年零一天之后，她收到了我的无线电报：“回到文明边缘的时间刚刚好，在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送上我满满的爱。”这是在我跳伞掉进缅甸丛林之后，她第一次直接得到我的消息。她最早得知我出事是在事情发生一周后，一名打听情况的记者半夜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乘坐的飞机坠毁，并本着知情权的原则，让她表达她的感受和反应。接下来她得知我和其他人幸存下来，身处遍布食人族的丛林。

帕特丽夏告诉我她已收到我的结婚纪念日电报，她写道：

整个《华盛顿邮报》都密切关注着你的冒险，大家都十分热心。电报发过来的时间是周三一早，我们办公室的小玛莎召集在场的人一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这份电报。毋庸置疑，当时我并不在场。最后，大家决定让玛莎给我打电话。我的反应自然是让她打开电报读给我听。先是电报撕开的声音，然后是恐怖的沉默，最后变为低声哭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想？我当时极力控制着自己，让她告诉我电报的内容。“是约翰，”她哭着说，“是约翰。”她之前有好几分钟一直说不出话，而在那期间我已经想到可能是最坏的结果。我到办公室之后，她为她的眼泪道歉。“我只是太高兴了，”她解释道。我的天哪。

军人和外事人员的妻子不可以离开美国到战区和丈夫团聚。这条规定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帕特丽夏足智多谋，胆量过人，她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想要到印度——作为记者，作为战争情报局的心理战战士，或是作为战略情报局的间谍人员——但是都未能成功，因为归根结底，她是我的妻子。如果我可以得到史迪威将军的许可，她来中缅印战区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请求的。

帕特丽夏也是个坚持不懈的人。经过几个月的奔走，并不断恳求专横的护照部门主管露丝·希普利（Ruth Shipley），她终于从国务院获得一本护照，条件是她必须自己安排旅行。所以在1943年秋天，她便启程前往印度，先乘商务飞机到达秘鲁，然后到达阿根廷和巴西。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桑托斯等了几周之后，她乘上了一艘瑞典的小货船——安妮塔号。它的中立立场让人一目了然，因为在船体两端和船的中部都画着大大的瑞典国旗，而且夜晚还有泛光灯将国旗照亮。就这样伴着灯光，帕特丽夏穿过了南大西洋。她的船长是个好色之徒，开着船不顾及避让潜艇，一直前进。她安全地到达开普敦，从那里坐火车去德班。随后她十分幸运地在几个月来第一次坐上了商务飞机中非优先的座位（nonpriority seat），向北进发。这是架水上飞机，懒洋洋地嗡嗡作响，时不时就在水上着陆。在经过维多利亚湖时，这架飞机每晚都要停下让乘客和机组人员伴着蚊虫叮咬在岸上过夜。

帕特丽夏乘坐的水上飞机最终停在喀土穆的尼罗河上。在那附近的荒芜之地上坐落着美国空运司令部的大型基地，它在从美国到中缅印战区的主要线路上。帕特丽夏向哨兵们和控制乘客先后顺序的官员做了自我介绍。他们都大吃一惊，并欣赏她的勇气，而且自从离开美国，他们再也没见到过这样一个穿着红色休闲裤的23岁的美国漂亮女孩。她有什么当务之急需要处理呢？没有。如果没有指派的紧急事项需要处理，那么几乎不可能乘坐空运司令部的飞机。

她确实有一份来自国务院的形式上的电报副本，内容是要求外事官员对她友好以待。这份文件的签名是“赫尔”，就像国务院的其他所有电报一样。士兵们看到签名，以为是国务卿本人关心帕特丽夏的安危，所以他们给她安排了贵宾入住的房屋，还分派几名宪兵保护她。

他们询问驻开罗公使馆是否要求将戴维斯夫人此行作为优先事项处理？结果得到了公正的答案：最低优先级。

显然，帕特丽夏的出现给基地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基地不能一直细心照顾着她直到轮到她乘坐飞机离开——她应该排在最后，等战争结束所有士兵都被送回家之后才会轮到她。基地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一窘境，结果他们十分有创造力地雇用她为一架C-47运输机上的无线电话务员，和一群美国军人一起前往卡拉奇。

这使得原有的机组人员感到高兴，尽管之前的无线电人员吓了一跳，他在帕特丽夏上飞机之后跟着上去，看到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迷惑不解地看着布满旋钮、开关和灯泡的操作板。他们在亚丁降落给飞机补给燃料时，飞行员给她演示开飞机多么容易。他劝说帕特丽夏坐在他的位置上，用报纸挡住挡风玻璃以使她看不到跑道，并告诉她仔细听耳机里的哔哔声。然后飞行员鼓励她在阿拉伯费利克斯区完成一个漂亮的三点着陆。

将要着陆时，飞行员撕下玻璃上的报纸，发现在跑道中部有一个轰炸机残骸。这迫使飞机不得不再次上升向更远的荒凉之处飞去，而且这次降落也不能像之前那样无所顾忌了。我一直没明白这整个过程，也没有细问。我猜想副驾驶应该与这个幸运的结果有关。

战时的飞行员自成一派，有独特的风格。在印度时，我问一位年轻的机长，谁取代了一个无聊的飞行员，为什么两个螺旋桨中有一个静止不动。他回答说，他曾经切掉一个发动机，想要看看飞机只有一个发动机时如何飞行。在一个由破损严重的B-24轰炸机改装而成的运输货物和旅客的飞机上，飞行员玩起了在雅鲁藏布江上低飞的游戏，而高度之低甚至都激起了浪花。尽管一周之前，另一个飞行员已经将他这架B-24的底部拆下，但飞机依然沉入水中，否则的话，仅仅是低飞就会害死飞机上的所有人。

离开亚丁，帕特丽夏的下一站是在阿曼海岸沙漠上的萨拉拉，然后到达卡拉奇，在那里她被安排和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兵们同住，之后飞往德里。我当时在新德里，帕特丽夏从卡拉奇传来消息，这是自从我知道她被困在喀土穆之后听到的关于她的第一个消息。她离开华盛顿三个多月后到达新德里，而两天之后，我则离开新德里前往华盛顿。

美国外交使团的二把手乔治·麦瑞尔和我在北平相识，他为人慷慨大方，每次我在新德里时，他都让我到他家的客房去住。他家宽敞舒适，而且只有他一人居住。帕特丽夏过来之后，他也热情好客地接待了她。我去往美国的这段时间里，她则住在麦瑞尔家的客房。由于乔治喜欢宴请宾客或参加舞会，所以他高兴地让帕特丽夏担当装饰性的女主人以及社交搭档，一起出席战时新德里上层的各种庄重的活动。几个月后，我和帕特丽夏分到一座小房子，离麦瑞尔家只有一百码，这使我们可以轻松地保持着和乔治悠闲自在、意气相投的相处。

总督所住的阴森森的宫殿被命名为总督官邸。在帕特丽夏初次到访那里之前，担心的乔治向她简要介绍在皇室代理人面前的言谈举止要遵守哪些规矩：不要忘记向总督行鞠躬礼——即使是总督夫人也要向她的丈夫弯腰鞠躬；总督没和自己说话前不能主动和他讲话。

时任总督是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他之前担任中东司令部总司令，然后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月，快速放弃了对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军的无用指挥，因为上述联军在东南亚战斗士气极其低落。在美英荷澳联盟快速瓦解之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总司令，最终成为印度总督。帕特丽夏在第一次晚宴上坐在韦维尔的左边。他的好耳朵在另一边。但是她不能主动和他讲话，而他却以沉默寡言闻名。

喝汤的声音没有因为善意的小玩笑而减小，将军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妻子们以质疑的眼光冷淡地打量她，而且这种情形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些都让她感到绝望。于是她开口向国王的代理人说了话，只是一点不重要的小评论。总督答复了她。帕特丽夏发现总督阁下的问题不过是羞怯而已，就开始继续和他谈话，并且使韦维尔谈到了他在北非的经历。在谈话中，他坦言他曾经因为在昔兰尼加的失败而被免除了中东司令的职务。

在这座大房子里的另一个场合中，诺埃尔·科沃德这位曾经在军队表演的作曲家为总督和高级军官们演出。在这次聚会中，他表演了一首最新创作的小调，灵感来源于他最近在印度遇到了一些陆军的上校、准将和将军。歌词是模仿他在印度听到的高级军官间的谈话——回忆之前共同战斗的同志们。所以，每段歌词的结尾大体都是“某某人怎样了？我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帕特丽夏的笑声引来反对的目光，而歌曲唱完之后掌声却也寥寥无几。中间休息时，坐在帕特丽夏前面的两位将军中的一位扫视四周，冲在场一位年轻军官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大声对他的邻座说道，“好家伙，那是不是老福赛斯的儿子啊？”“我看像，”另一位回应道。“老福赛斯怎样了？”“我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另一位将军若有所思地说道。

在佩姬·德丁重新做回记者之后，我说服帕特丽夏到政治顾问办公室义务“贡献”她的服务。尽管这样做违反了她的职业价值观念，她还是无偿承担起了秘书的工作，直到我们可以雇用他人时才可以有工资。甚至在那之后，她还会在有需要时到办公室帮忙，但也不是对于这种不公正无报酬的契约服务毫无抱怨。我剥削她的结果就是，她在中缅印战区新德里总部变得很有名，既和战区副司令相处融洽，又和忙于办公室工作的下士关系良好。我们两人都觉得有一位军官特别和蔼可亲，他就是泰然、智慧的陆军中校迪安·腊斯克。在他成为国务卿之后，我们依然偶尔和他联系。

我不在新德里时，帕特丽夏和乔治·麦瑞尔的妹妹露丝游览了两个印度土邦。在乔治的陪同下，他们乘坐火车和装有窗帘的豪华轿车到达帕蒂亚拉锡克教土邦主的领地，土邦主邀请他们参加在德里西北部高山上他的宫殿中举办的奢华宴会。第二次旅行是帕特丽夏受土邦主及其夫人爱莎之邀，到斋浦尔射虎。他们建议她带几个朋友同游，所以帕特丽夏就邀请了露丝和其他几个美国人。

中缅印战区总部为此次活动给帕特丽夏配备了一支卡宾枪。为了弥补这支枪射击老虎时负荷量的不足，帕特丽夏在她所有弹头上都刻上了凹痕，这无疑与《日内瓦公约》的某些条例背道而驰。乔治还借给她马裤、山羊皮的射击夹克和一顶帽子，这顶帽子看起来就是猪肉派和Jaeger品牌头饰的结合体。

在她准备爬上象背射击老虎前不久，一位她邀请的美国骑兵上校走到她身边，说她应该把卡宾枪交给自己，因为她对这种事情毫无经验，有可能在狩猎中误伤射手。尽管帕特丽夏感觉受到了侮辱，颜面扫地，但她还是选择屈服而不是和这位多管闲事的骑兵一决高下。

由于没有武器，面对经过的老虎她也束手无策，只得和露丝坐在一头大象上缓慢地穿过灌木，而同行的队伍携带了大量武器，就算有一个营的老虎同时发起进攻，也足以将其消灭干净。尽管有时老虎会进入视线，但它们都十分机智，可以很快逃脱。

为了弥补帕特丽夏没有武器不能射杀老虎的遗憾，贾伊（Jai）带她乘坐一艘铺满蓝丝绒的船去射鳄鱼。她射中了一只。随后爱莎为她安排了一场老虎和野猪的对打表演，老虎取得了胜利。

由于我不能带帕特丽夏一起去中缅印战区的其他地方，所以她要离开新德里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或来自他人的邀请。雷蒙德·A.惠勒（Raymond A.Wheeler）少将是一位能力出众、独具慧眼的陆军工程师，他曾成功地处理中缅印战区的所有后勤事宜，后来被任命为蒙巴顿的行政官员。他邀请帕特丽夏和他共同乘飞机到康提，这样我们就能在那里团聚。我在康提同史迪威一起工作。当时蒙巴顿人在伦敦，史迪威暂时作为代理总指挥处理军务。

我和帕特丽夏在人满为患的康提的住处问题因谦和有礼的马伯里·艾斯勒·德宁而解决，他让我们住在他在湖畔酒店的一间单人套房里。我们入住的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去了总部，帕特丽夏还没醒。9点时，一位锡兰的客房服务员把她叫醒，告诉她该回家了，语气虽谄媚却十分坚持。

尽管康提有板球场，但东南亚司令部附近却没有飞机场。这个战区延伸到中国南海，而距其总部最近的航空设施在科伦坡附近，足足有一百多公里，而且途中山路曲折，还要穿过沿海平原。在帕特丽夏返回新德里时，她先乘坐窄轨铁路上的小火车去飞机场，和他同在一个车厢的是迪龙·里普利及一位神秘的英国人，这两人都是被指派到东南亚司令部工作的。里普利这位迷人的鸟类学家及战略情报局的高官最后成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 会长。他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内装手榴弹，如果有人强制打开公文包，手榴弹就会爆炸。那位英国人后来透露是在国王的特务机关工作。他也同样带有自我毁灭装置。

帕特丽夏很快发现不光迪龙钟情于鸟类，他的那位英国同行同样如此。他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倒不足为奇，因为康提及其市郊是鸟类爱好者赏鸟的乐土。

两位间谍组织的高官兴高采烈地表示要交换自带的珍稀鸟类标本，于是都冲动地去拿公文包。帕特丽夏见状赶快紧张地走向门外，此时，他们已经啪的一声打开那通往地狱的公文包，并且从中拿出人类长着羽毛的朋友的奇异标本。

* * *

蒋介石夫人的哥哥，即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是史迪威和蒋介石关系中的一个变数。但是，在宋子文的反复无常中却有一点保持不变，那就是他那过于自负又从不掩饰的野心，即篡夺妹夫之位。

在接收完史迪威分配给中国的物资之后，宋子文转而对他持敌对态度，因为美国在1942年通过驼峰航线空运给中国的物资低于中国的预期。当时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向蒋介石表示，史迪威就是造成物资不足的原因。宋子文在美国政府及工业界有诸多消息来源，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一点常识，即美国当时的军工生产已经难以保证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需要，而这些国家的需求都优先于中国。那么为什么宋子文要指责史迪威呢？

一个解释是，也许宋子文想要让美国将军史迪威充当替罪羊，使他免受多疑易怒的蒋介石的指责，因为美国没有在飞机和物资上满足蒋介石忽视军工生产和后勤运输等因素而提出的无知要求。另一种解释是，也许宋子文真的相信史迪威对马歇尔和史汀生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如果他下定决心，完全可以说服他们出手相助，控制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Control Board）的决定以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史迪威没有这样做显然是他不想满足蒋介石的愿望，这又给除去醋乔增加了一个理由。

1942年底宋子文改变了战略。他和蒋介石、陈纳德、柯里想要除去史迪威的尝试失败了，尽管罗斯福已经接受他们胡搅蛮缠的要求，可他不能不顾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这两位明辨是非、公正贤明，在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一直支持他。宋子文似乎决定，如果不能战胜史迪威，那么就要与他联手。

这位外交部部长回到重庆，据说向蒋介石提建议，如果他想得到更多美国的军备物资，就必须表现出认真的军事意图。重庆方面突然转变态度，更加合作，这令史迪威大吃一惊，却也使其感到高兴。他对我说，宋子文要真正开始好好工作了。当宋子文选择合作后，他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伙伴。与他的同胞相比，他接受过更多的美国教育，所以办事更加高效，有美国人的风格。但是他美国式的干劲和急躁却惹恼了传统的中国人。

宋子文针对他妹夫的密谋很快浮出水面。他建议史迪威关注两位将军，史迪威认为这两位不错，但他们却是蒋介石不信任的人。宋子文还让史迪威将军支持一项安排，通过这项安排，他就可以有更大的权力掌控中国的军事力量。史迪威没有支持宋子文这种对自己的提拔任命。

奉承讨好史迪威并没有给宋子文带来更好的运势。因此，1943年9月，宋子文在华盛顿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计划，内容是任命两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将军分别担任中国的总指挥和总参谋。这就相当于，尽管蒋介石仍然是国家元首，但他和史迪威二人已无权指挥中国的军事行动了。总统将宋子文这份自以为是的建议交给马歇尔，马歇尔则将它放置一边，不予理睬。

宋子文向罗斯福提交了他为治疗中国军事衰弱而开的并不精明的药方。而在几天之前，他的两个姐妹——蒋夫人和孔夫人突然关心史迪威是否安好，这令史迪威摸不着头脑。她们表示会在蒋介石面前支持史迪威将军。当时蒋介石对史迪威十分不满，因为他轻率地下令发起行动。史迪威将军接受了两姐妹从中斡旋的好意，认为她们是受其兄弟宋子文的影响而向他表达善意。

她们确实是受宋子文的启发，但原因却是，他们听闻了宋子文的计划，感觉受到了威胁，所以马上采取行动，力求与史迪威结成同盟。蒋夫人感觉受到威胁是因为她的丈夫就是宋子文的目标，孔夫人也是如此，因为她的丈夫是财政部部长。这两姐妹想要团结一致对抗她们的兄弟，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消除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隔阂。

10月中旬，刚刚上任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起身离开印度，前往重庆会见蒋介石，而当时宋子文也离开美国回到重庆。与蒙巴顿同行的是陆军中将布里恩·萨莫维尔（Brehon Somervell），这位精明强干的美国陆军补给部门的主管这次同行的目的就是将总司令介绍给蒋介石。宋子文给他的建议令这位将军大吃一惊，因为宋子文说罗斯福已经同意撤销史迪威在此的职务。宋子文还提醒路易斯勋爵，如果任命史迪威为副司令，会产生“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宋子文在重庆作为蒋介石和萨莫维尔的翻译，他告诉这位美国人，蒋介石要求史迪威撤出中国是因为他对中国军队已经“失去信心”。史迪威听到是中国提出的要求感到十分不快。同样感到烦恼的人还有蒙巴顿，他不想在上任初期就失去这个他想委以重任的人。他本想让史迪威解决棘手的中国人问题，尤其是在印度和缅甸。路易斯勋爵主动提出向蒋介石求情，史迪威同意了。蒙巴顿在拜访蒋介石之前，先通过萨莫维尔向他暗示，如果在中国军队工作将近两年的指挥官被调走，他将无法继续进行中国军队在东南亚司令部的调度部署。

同时，宋氏姐妹也在不停奔走。他们得到了军政部部长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的支持。史迪威十分蔑视何应钦，认为他能力不足，故意刁难而且和他人同谋破坏。而这次，何应钦乐意与史迪威共谋对阵宋子文。他知道宋子文正在尽一切努力让陈诚将军取代自己，陈诚是宋子文最中意的两个指挥官之一。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史迪威虽然之前也想让陈诚取代何应钦担任参谋总长，但现在也认识到有必要同令人轻视的何应钦一起对抗宋子文。

然而，这个争端归根到底是宋氏家族的内部闹剧。宋子文坚持认为只要蒋介石提出要求让史迪威撤出中国，他就可以摆脱咄咄逼人、强人所难的史迪威。而宋氏姐妹都认为，史迪威在美国支持者众多，如果将他驱逐出中国，势必会引起美国对中国物资供给的削减。这种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持续了数日，直到10月18日随着宋子文和他的妹夫双双大发雷霆而达到顶峰。当时这位外交部部长大声辱骂蒋介石，而那位军人-政治家也不甘示弱，大声回骂并打碎了多个茶杯。

宋氏姐妹、史迪威和何应钦将军胜利了，但条件是史迪威要做出一副忏悔的姿态来帮助蒋介石挽回面子，因为他感觉撤回让史迪威离开中国的要求使他颜面扫地。忙碌的宋氏姐妹担当导演，设计“醋乔”的台词，他也确实极力控制自己，按照计划进行，说道：如果他曾经犯下错误，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存在误会。史迪威在“演完这出戏”之后写道，“‘花生米’尽力表现出和解的姿态，”对他进行了简短的说教，让他认清总指挥和总参谋之间的关系，不要过于自负。

宋子文计划失败，在这场闹剧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尽管没有剥夺他外交部部长的头衔——撤他的职就是给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蒋介石让他待在家里，不要再插手公务。直到1944年夏天他才得以恢复工作。至于陈诚将军，他的指挥官职务被解除，官衔未定，无人问津。宋子文的另一个门徒薛岳将军在1944年英勇抗击日军的一次进攻，但急需军火补给时却未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结果惨遭失败。

[1] 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

第四部分 中国问题

第十五章 史迪威的战争

史迪威缅北战役的任务是驱逐消灭盘踞于此的敌军，而后建设一条连接中印的公路和油管，有利于战机更安全便捷地飞跃驼峰。伴随着敌军的攻势，美国工程兵操控机械，以列多（Ledo）为起点，在山林中开辟出一条基础的货车道。 [1]

这项令人惊叹的任务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完成。但经由此路及其油管运输的补给总量却逊色于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的空运。物资车辆的车轮只在这条公路滚动了五个月，战事便结束了。此后，中国的补给主要经东部海岸线进入，这条一时间蔑视了丛林的公路又逐渐被丛林吞没。

虽然首先提出建设此路的是中国方面，最终拥护它的却是史迪威。他与这条公路因对方而被世人知晓。其中有一些人以此为依据，批评史迪威缺乏决策力却又固执己见。魏德迈将军，在纳入蒙巴顿麾下之前曾是美国战事的主要计划者之一，他曾批判建设“史迪威公路”的方案，还认为缅甸北部的军事活动完全不靠谱，很有可能失败。约瑟夫·阿尔索普上尉，作为陈纳德的助手和发言人，预言史迪威在缅甸将会失败。阿尔索普积极与哈里·霍普金斯通信，信中不乏谴责史迪威之辞，而这只是他反对史迪威的一点点表现。

从结果上看，史迪威公路及其油管的建设和其中的军事行动本该为我军打下基础，但其代价却大于收益。不过，在1942年至1943年美国制定决策期间，战争的前景其实尚不明确。而美国政府在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策略中，夸大了中国对抗日战局的重要性，提出要千方百计地为中国军队提供补给，不能只靠空投。人力与资源的大肆投入是全面战争的一个特征。

从人类的角度看，缅北会战及其路管建设是伟大的。对此，他人已有充分评价，我不再赘言。

史迪威训练的三个师之一派遣了几个小分队于1943年末跨越阿萨姆邦进入缅甸，随即遭遇日军第18军团。该军团曾占领过新加坡，现占领了缅北地区。中国军队的官兵因为多年败于日军手下，所以遭遇战初期缺乏自信。但史迪威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使他们赢得了几场小战役的胜利，也赢回了信心。

中国军队战力的提升取决于三个改变。其一，美国的补给服务确保他们吃饱穿暖、武装充分，而且消耗的弹药装备能迅速补充。即使有时未能完成，也只是战事所迫或天气原因，而不是因为官员的贪污与囤聚。

其二，不再如先前的中国战场那般抛弃伤员。史迪威坚持向军队提供高标准的医疗支持，由列多的一所顶级美国综合医院作保障。另外，战役中首次采用轻型飞机从空中向后方护送伤员。

其三，美国第十航空队控制了缅北领空，使得我军不再受敌军轰炸，路管修建时也不会受敌方低空扫射的干扰。同时，零散部队和侧翼部队在丛林中行进的时候也可以获得空投补给物资。

史迪威相信中国士兵的素质。战役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普通军官士兵，而在于他们的高级军官。蒋介石的胆小、优柔寡断和不作为从根本上导致了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失利，他不止一次地背着史迪威号令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指挥官，破坏我军士气。

同时，蒋从云南阻止敌军攻势，意图逼退敌军，让史迪威指挥的中国军队的三个师对付他们。蒋介石为了逼退日军一个缩水的师团，竟调用了滇西军12个师的力量，其中有一部分力量还参与过美军训练项目，装备了美军武器。美国计划首先改革和武装中国军队30个师，再改革和武装60个师，总共90个师。与这12个师对抗的只是日本一个力量薄弱的师。

蒋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反击。即使武装力量远胜于敌军，他也不愿消耗物资，不愿刺激日军，更不愿承担一丝失利的危险。同时，他还要求英军不要在缅甸中部和孟加拉湾地区有大动作，否则他便原地不动。罗斯福催促蒋指挥滇西军应战，他则以中共军队将要发动攻击、苏军在东北边境蠢蠢欲动和日军准备对华北发动更大侵略三个理由敷衍过去。他只判断正确了第三件事。他不向缅甸进军，而是派遣两个师到印度与史迪威带领的三个师会合，并声称会做好准备迎接“同盟海陆军可增援中国海岸战区”的那一天。

除了一些坚定的亲华派，美国官员们此刻终于理解了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厌恶，尽管他们的感受程度还不像史迪威那般入木三分。有些人不遗余力地想帮助蒋，蒋则不遗余力地阻碍与他们的合作，最严重的一次是他絮絮叨叨地请求美国给他10亿美元的贷款。华盛顿方面拒绝了他，因为在日本对中国的陆海封锁尚未解除之前，即使10亿美元也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蒋介石也提出另一种方案，即要求华盛顿方面以人为虚高的官方汇率支付美国在华驻军——特别是B-29轰炸机基地建设——所产生的费用。如此，美国要支付的美元，将是当时已贬值中国货币的真实价值的六倍。

不出所料，蒋强硬地索要经济援助是凭借日本可能开出条件诱惑中国退出战场，孔祥熙向高斯透露了这一潜在威胁。华盛顿方面认为蒋的表演是为了就滇西军在路管建设上的帮助作用向美国要价，他们出离愤怒。美国财政部和陆军部均认真考虑过是否可以撤出中国。但是，鉴于“四巨头”的任务分配中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承诺，美国不能从中国撤出。因此，美国只好将主要涉及金钱的问题用研究和谈判的方式拖延，逐渐不了了之，接踵而来的账单则通过临时的讨价还价来解决。

当史迪威快被蒋介石娴熟巧妙的沉默逼疯时，东南亚司令部已着手计划忽略缅甸，准备陆海同时进军苏门答腊、马来亚（西马）和香港。这是丘吉尔梦寐以求的。1944年1月7日，魏德迈与我交谈，我记录道：“如果我们被限制在缅甸丛林战中，将无法联合麦克阿瑟和金抗击日本。阿尔伯特（魏德迈）认为联合麦克阿瑟和金的唯一可行方法是绕道经过新加坡。”

东南亚司令部当时的计划名为“公理”（AXIOM），蒙巴顿派出魏德迈带领的17人团队前往伦敦和华盛顿争取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史迪威在他们出发之前得知情况，任命我与准将本杰明·费里斯（Benjamin Ferris）到华盛顿反对“公理”计划。出发之前，我们首先来到史迪威的缅甸总部报告。

会见史迪威的几个小时里，费里斯一直在场，所以我无法私下与史迪威交谈。恰巧史迪威之子有口信要我传达，我便以此为由邀请他到竹舍之外相谈，交谈中史迪威提到了数个话题。事后，我做了简略的笔记：

将军缓步在十字竹道上，我在侧畔的草地上跟随。我告诉将军，眼下的华盛顿之行是他目前为止遇到的最重要的会议，但他却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弱的团队参与。本尼（费里斯）的恐英情绪不会因乔治·马歇尔而平息。将军表示已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已警告过本尼不要矫枉过正。

我又提出：“本尼可能会受华盛顿的那帮人威慑，因此无法做出良好的陈述。在我看来，将军您自己、法兰克·麦瑞尔或柏德诺准将都拥有积极的人格，你们才是赴会的合适人选。”老头儿说他和法兰克都没办法去，但柏德诺可行。

所以我便开始推荐柏德诺。他掌握着兰伽训练过程的第一手信息，在阿萨姆邦-缅甸边界（Assam-Burma Border）坚持了整整两个季风季，还曾领导了胡康河谷战役。他身上有引人注目的品质，如果有机会见到总统先生，一定能吸引其注意力。

温盖特［派头十足的英国将军，指挥钦迪特部队（Chindits）在日军防线背后执行远程刺穿（Long Range Penetration）］为其部队做了一次戏剧化的陈述，赢得了总统的支持。我认为柏德诺也可用令人注目的方式阐述我们保卫并夺取缅北领域的想法。

将军随后同意派出柏德诺。

我、费里斯及柏德诺赶在魏德迈代表团之前早早抵达华盛顿。我与柏德诺马上会见了弗兰克·罗伯茨准将。在北平和第一次缅甸战役时期我便认识了他，他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现在已高升为军队策划的一把手。柏德诺陈述了史迪威的想法，罗伯茨表示同意。而我只和费里斯共同出席了与史汀生的会面。当时是中午11时45分，77岁的陆军部长先生正需要午睡片刻，而费里斯的陈述又不是很清晰，因此会谈也就没有什么结果。

按照我与史迪威的计划，我安排柏德诺去见了一些经过甄选的记者。他坦率地向记者们讲述了缅北战役中蒋介石和英国方面的不合作态度，但他尚不如史迪威当年那般坦率。我们并非揭秘，因为我们所述信息早已在华盛顿方面传开。但是，当记者们基于我们的简述发表了他们的报道之后，英国陆军元帅兼英国参谋长委员会（British Chiefs of Staff）驻华盛顿代表约翰·迪尔爵士被激怒了，他向总统与马歇尔抗议，训斥陆军部和海军部泄露消息。

作战处首长托马斯·汉迪（Thomas Handy）将军，召见审问了可怜的柏德诺。在我的笔记中，他“直接尖锐地质问泄露的消息从何而来，柏德诺起初回应道，作为一名军人，理当对上级长官实言相告。不过他又追问托马斯·汉迪将军是真的想知道谁该为那些令人尴尬的报道负责，还是仅仅想结束公众的关注。当时在场的众人哄然大笑，托马斯·汉迪说只要那些报道停止传播就可以了。”

而对于我，廷伯曼说，他已经向汉迪解释，我原本隶属于国务院，后借调给史迪威将军。托马斯·汉迪表示“他们”（托马斯·汉迪那一班人）并不需要向我展示权威。假如五角大楼各阶层人员对深陷忧患仍然不屈不挠的史迪威没有那么多敬佩之心——并且私下里对我们的言论并无同感——的话，我与柏德诺可能会遭遇无情的对待。

兴许缘于托马斯·汉迪对我们的态度，一周之后总统召见了柏德诺，要他对缅甸情况做个简短汇报。柏德诺的汇报清晰有力，成功唤起罗斯福对缅甸之战的热忱，据我所知还没人能做到这一点。满怀热情的罗斯福询问柏德诺，应当如何让丘吉尔支援史迪威。

我带领柏德诺与新晋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交谈。斯特蒂纽斯注定要替代病痛中的赫尔，他揭露了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对国务院这个专业外交组织的轻视。他是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董事会主席，和蔼、忙碌且上相。当选国务卿不是因为他对国内外事物的洞察力——那并非他的职责——而是因为他要成为总统的门面和国务院的管家。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才是外交政策的真正标杆。

斯特蒂纽斯专注地聆听了我们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再与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谈一谈。格鲁曾任驻日大使，在斯特蒂纽斯继任为国务卿后他将担任副国务卿。他是外交专家。他更加细致认真地听完我们的故事后，让我们以斯特蒂纽斯的名义起草一份送往白宫的备忘录。

2月23日，我以开阔的视角在备忘录中介绍了史迪威的情况：

我们在亚洲的政治目标是巩固与中国的关系，在微衰的英荷帝国系统与充满活力的俄国发生冲突时保持平衡。退一步讲，我们也不乐意与殖民帝国主义有瓜葛，以免为了与一个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国家结盟而白白地与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主义相对立，况且它还很有可能得到俄国的支持。

为了达成这一总体的政治军事目标，今年我们踏出了第一步，即开拓了一条从缅甸通往中国的交通道路。而接下来则需要在英帕尔（Imphal）地区的英国军队和在云南的中国军队停止不作为的态度，发动对日攻势，支援正在列多地区行进的中美联军。

在备忘录的结尾，我请求总统对丘吉尔和蒋介石施压，促使他们支援史迪威。我不知道格鲁是如何处理这份备忘录的，但是，我交给霍普金斯的另外一份更早的备忘录被他递交给了总统。在那份备忘录中我论证道，美国应当攻下缅北而非苏门答腊与新加坡。

“公理”计划虽然得到丘吉尔的强烈支持，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却不以为然。该计划在华盛顿被否决。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它不合时局，原因在于不可或缺的欧洲两栖作战船在1945年之前无法集结，“公理”计划将会被加速前进的尼米兹（Nimitz）和麦克阿瑟甩在身后。而总统也不同意该计划，因为他看到了计划背后丘吉尔的殖民意识和迂回意图。

* * *

我和柏德诺游说各方对英国施压，试图让其加入抗击敌人的战斗，事后看来，我们的努力稍显多余。早在当年3月份，日军就攻击了位于缅印边界的崎岖的英帕尔地区。日军三个师团牵制住了英帝国四个师。敌军的目标是突破雅鲁藏布江河谷，沿着交通路线从印度其他地区直指印度北面的史迪威军队和用于空运物资到中国的大型空军基地。

日军轻装翻过被丛林掩盖的边界山脉，抢占英军物资储备，从背后切断了守军的补给，让英军度过了难熬的一个多月。美国战机从缅北转移前往支援受困的英军。史迪威又下令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增援，但遭到拒绝。蒙巴顿请求丘吉尔和罗斯福敦促蒋介石令滇西军形成第二道防线，但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

英军的反击，日军未抢占到足够的补给物资，其在缅甸的补给站补给无力，以及雨季的来临，这些给予了侵略者枪弹、饥饿和热带病的多重严厉惩罚。但疯狂的固执本性仍然让受挫的敌军坚持反抗到7月份，而后狼狈地退到丛林中，山道两边尽是败退敌军的尸体。

1942年，也是在这一片丛林中，史迪威带领他的小分队逃过日军的扫荡。同年，依然在这一片丛林里，无数的难民想要逃往印度，却在无情而又繁茂肥沃的山坡上死于饥饿与疾病。

在英帕尔战役的高潮阶段，我们终于说服蒋介石发动了滇西军。为了保留蒋介石的面子，我们用了一种委婉隐晦的说服方式。受马歇尔和史迪威之命，中缅印战区首长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少将对中国军队参谋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说，如果滇西军仍然守着租借法案（Lend Lease）的物资不动，租借法案将会中止。这是史迪威推荐的一种等物交换谈判，却曾遭到罗斯福的训斥。两日后，也就是4月14日，何调动了滇西军。

滇西军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攀爬进入怒江（Salween）峡谷，他们用竹筏强渡汹涌的江面，然后沿着峡谷西面奋力向上，一路未被日军发觉。准将“赤红儿”多恩带领着美国顾问团和中国部队。滇西军作战力量薄弱，与历经兰伽集训的几个师相比，训练和装备均显不足。而且多恩对该部队也没有史迪威那么高的权限。

经过一场初期胜利之后，中国军队的攻势开始走下坡路。他们不断无视多恩的建议，而且中国的军官们优柔寡断，受到错误指导，不是鲁莽就是胆小，浪费军力正面攻击敌军力量集中的地方，武器操作失误频发。日军一小股不足中国军队力量十分之一的部队成功顽守在云南怒江西面的一个突出位置。该位置一边连接老的滇缅公路，一边又是史迪威选定的连接点，战役因此陷入僵局。

由于中国指挥官们动作缓慢，1944年3月，史迪威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蒋还在为渡江讨价还价的时候，位于英帕尔前线的日军已经威胁到了史迪威的交通路线。4月，情况稍有好转，但没有人能确定有所好转的情况可以保持多久。史迪威将军决定冒险推进，出奇兵攻占密支那日军空军基地，然后利用空中力量加以巩固。密支那火车站是日军在缅北最关键的据点。

史迪威组建了一支由美军和中国军队共同组成的分遣队，共计4000人，其中美军人数1400人，专打丛林战。他们疲惫不堪、充满怨气。他们是代号“加拉哈德”（GALAHAD）分遣队的幸存士兵。由于受升任为准将的法兰克·麦瑞尔领导，该分遣队被称为“麦瑞尔突击队”。突击队于2月进入缅甸战场，灵活多变、锲而不舍地攻击敌军侧翼与后方。之后的两个月内，在突击队向密支那行进之前，战斗、疾病和精神崩溃就削减了一半突击队员。

由克钦当地部落人员领路，受过战略情报局训练的这支中美协作特遣部队顽强地在山道间行进，穿越了世人认为无法穿越之地。他们用了将近三个星期，到达了目的地，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成功占领了密支那的飞机跑道。史迪威也给了蒙巴顿、魏德迈、阿尔索普和其他预言任务失败的人一个惊喜。

就在麦瑞尔突击队智夺密支那飞机跑道之后，诸多战事却旋即走上错误的轨道。麦瑞尔要求空军总部首先运送援军和食物过去，因为一些突击队员已经多日没有吃饭了。然而不出所料，斯特拉特迈耶却派来了并非亟须的防空部队与工程师。中国军队则投入两个营袭击只有700名日本士兵防守的密支那镇，混乱的中国军队陷入持久交火中。第二天，中国军队又投入更大一股力量重复表演。而日军则阻退了所有攻势，增援后人数达到5000，开始顽固抵抗。

经过三个月无休止战斗的煎熬，突击队本希望在完成占领任务后退到后方修养。但是，由于密支那的敌军没有被成功剿灭，史迪威只好下令已经透支且状态低迷的突击队员留下来继续加入夺取密支那的残酷战斗。由于情报部门G-2低估了敌军实力，突击队员苦战了两个半月一无所获。最终，大约200人健全地存活下来，其余队员有的战死，有的被送往列多治疗或进行康复，他们差点要发动叛乱。麦瑞尔的心脏病发作了两次，一次是在山道行进途中，一次是在任务成功两天之后。

敌我两军均在密支那扼住了对方的咽喉。虽然日军士兵不断消亡，他们仍然拒绝投降。此时战役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军队的先锋部队遭遇敌军所剩无几的第18军团后孰胜孰败了。而占领密支那飞机跑道似乎让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松了一口气，他们开始主动攻击，在6月底占领了孟拱（Mogaung）的铁路。此战的胜利也有钦迪特部队的功劳，这支由温盖特创建的突击队在敌军防线的后方展开行动。

史迪威指挥钦迪特扰乱位于中国军队攻势南边的敌军后方，破坏敌军交通线路。温盖特于3月死于空难后不久，史迪威与其继任者威廉·伦泰恩（William Lentaigne）就势同水火。同麦瑞尔突击队一样，钦迪特部队的士兵被过度征用，在严酷长久的战斗中耗尽精力。但史迪威却如同苛求麦瑞尔突击队那般苛求他们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任务。

史迪威对自己毫不仁慈，因此，在危急时刻，他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军队。但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无畏，充满战斗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人们只能被有限地激发并充满这样的品质——在二战中，日军的上限要高于美军、英军和中国军队。钦迪特部队没有被史迪威激发鼓舞，却因为他耗尽精力，他们对史迪威的怨恨不会比麦瑞尔突击队少。

* * *

1944年4月中旬，英帕尔战役正处于高潮阶段，史迪威马上要决定执行密支那的任务，蒋介石则刚刚不情不愿地下令滇西军横渡怒江。此时，日军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ICHIGO）的大规模侵华行动，调动了超过15个师团的力量。日军从华北向南扫荡，目标是打通南北铁路段，占领曾经威胁过他们的东南空军基地。由于日军的海上交通在美国潜艇和飞机的围攻下日渐瘫痪，日军侵略行动的最终目标之一是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中国最南边的陆路交通。另外一个目标则是对付美国在华东的空军基地。第十四航空队曾对日军在华的海上和铁路交通造成不小的损失。一旦这两个目标实现，正在华西休养的中国军队将被隔离开来，无法与登陆中国沿海的美军直接联系。

日军从人数上远多于自己的中国军队眼皮底下进入华北。到了夏初，他们就攻到了华中。1942年和1943年，陈纳德和蒋介石曾对罗斯福满口保证过第十四航空队的安全，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了。虽然陈纳德指挥空军进行行动，同时陆地上的中国军队数量远多于敌军，但是日军没有受到阻拦，而且还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空军基地。史迪威和马歇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地面的保护力量足够，空军基地才能发挥效用。

到了1944年底，“一号作战”几乎已经完成了任务。日军分出一纵队西进，引起了湘桂政界的恐慌。如果当时日军再前进70公里，混乱势必发生。最终阻止日军步伐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冬天的来临和补给的缺乏。

* * *

英国人对史迪威多番忍让。他们知道史迪威暗地里对他们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只在某些特殊场合才有所收敛。因为在缅战中英军毫无亮点的表现、英国在战略和战术上的不同观点、印度政府和印军对他恼人的妨碍，本来就不待见英国人的史迪威对英国人更加吹毛求疵，批判英国是顽固主义的温床。

史迪威的反英（正如其反蒋）言行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初级的层次表现为稍有掩饰的轻视。1944年8月，他在短暂担任副总指挥期间的表现便属于该层次。他批判东南亚司令部人浮于事，编制过于复杂。后来，他有一次在自己人面前口不择言，引起了更大的争议。他说：“天杀的英国佬不会打仗。”他曾经夸赞过蒙巴顿是个“好人”，但这次在他口中却变成了“漂亮的小伙子”。事后，英国人果然听到了这些不中听的话。

最高层次反英言行从他日记中那些怒气冲天酸溜溜的话就可见一斑。如果某天事情不顺，烦躁的史迪威就会将压抑的失望与微弱的希望倾泻在纸上。其实大多数日子里事情都不顺利。他不是为出版而书写，而是为了精神宣泄。在他的日记中，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不幸沦为“便壶”，英国人全部都是“卑鄙的伪君子”。

史迪威这些不中听的话和其他一些更粗俗的言论，并没有让受攻击者过多在意。直到1946年史迪威去世，他的个人文件得以公开，公众才了解到他对自己粗野言论不加节制的那一面，这种公众印象持续了数年。但史迪威受人尊敬的总体形象，并没有被这种印象代替，正如他没有被其他将军添油加醋的不实回忆录抹黑一样。

虽然在1943年秋天蒙巴顿曾帮助蒋介石建议美国召回史迪威，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却将自己的副手从东南亚司令部调到中国，让魏德迈或索尔登代替其职位。史迪威对英国明显的偏见，派遣我和柏德诺到华盛顿的举动，以及滥用钦迪特部队的行为，的确是过分了。同年6月，英国陆军元帅、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要求马歇尔将史迪威调离东南亚司令部。

* * *

1944年6月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到访重庆，试图缓和蒋介石与共产党、苏联的关系。他经由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抵华执行罗斯福指派的任务。罗斯福的目的是：一方面表达对蒋介石与红军关系逐渐恶化之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要趁华莱士离开美国之际，打下基础以便取消他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大会参与竞选的机会。

华莱士和威尔基一样，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他并没有成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但他的确完成了一件我盼望已久的要事，那就是让蒋介石同意由中缅印战区总部派出一个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延安驻扎考察。这是蒋许久以来的一大让步，以后他将为此事后悔。

因华莱士的访问，宋子文再度出山。他作为蒋介石的翻译，明确表达了蒋对史迪威的反感，并联合陈纳德和阿尔索普，成功地说服华莱士给罗斯福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有一点内容是建议将史迪威撤出中国，并指名魏德迈接替。副总统提出该换帅意见之前其实从未见过史迪威或魏德迈。

史迪威派出我和公共关系官员保罗·琼斯（Paul Jones）上尉，向华莱士发出迟来的邀请，希望他能访问史迪威将军的缅甸总部。当时，史迪威正忧心忡忡地关注密支那的围攻和进展迟缓的孟拱河谷战役，无法抽出时间到中国与一个被他认为是瞎管闲事的人闲谈。当华莱士与蒋介石结束谈话之际，我尝试接近他，递交史迪威的邀请。但他却让陈纳德和阿尔索普做主。他们有礼貌地阻止了我。然后我情绪激烈地呼吁他们发扬高尚品质，暂时放下与史迪威的不和。他们安排我会见华莱士，前提是他们必须在场。我在后来递给史迪威的报告中写道，“陈纳德及其搭档阿尔索普都是得体有理之人”。会面时，我代史迪威向副总统发出邀请，但他带有歉意地拒绝了——以天气和时间紧迫为由。

但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们会见那天不久前，也就是6月26日，华莱士就已经给罗斯福发了电报建议撤回史迪威。我更没有料到，这位突然如此卖弄计谋却毫无技巧的战略家一听别人说陆军部会否决他的最佳方案——陈纳德同时掌握军事和政治的权力并有权“直接与白宫商议解决政治问题”，从而同时替代史迪威和高斯——之后，就顺道推荐了魏德迈（实质是由宋子文和阿尔索普推荐）接替史迪威。华莱士对美国政府高层使出这种狡诈的调遣计谋，最终却落得个在史迪威遭撤换之前被罗斯福赶走的下场——而还在他未被赶走之前，罗斯福还让史迪威升了职，并要求蒋介石支援史迪威，使蒋大失颜面。

一边，蒙巴顿和布鲁克希望史迪威退出缅印去中国；另一边，蒋宋与陈纳德三人又希望他撤出中国一直待在缅印。因此，马歇尔考虑是否要赋予史迪威一个新角色，这个新角色来源于史迪威本人在1943年提出的概念——战地参谋长（Field Chief of Staff），一个可以对中国军队行使相当大权限的职位。怒江之战前线不容乐观的状况和无力抵抗日军“一次作战”行动的糟糕表现，似乎显示出中国的指挥力量既无法在当下抑制敌军的攻击，也无法在未来将日本的百万军队赶出中国，因为即使美国制服了日本，日军残余也会继续抵抗。

日本本土投降以后，美国人不可能继续留在战场，继续从太平洋对岸和欧洲运送军队到亚洲大陆参加战斗和做出牺牲。让苏联人进入满洲乃至整个中国消灭日军也是令人不安的一种选择。要是蒋介石能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处理权让给史迪威，也许曾经训练并领导中国军队在缅甸夺取胜利的史迪威能够阻止“一号作战”并激励中国人在太平洋之战胜利后打垮日军的负隅顽抗。

这似乎就是马歇尔当时的想法。7月1日，他试探史迪威是否有意愿重整并指挥中国军队。史迪威很严肃地表示，拯救中国的希望很渺茫，那一丁点渺茫的希望存在的前提是他能拥有“完全的军权”。如果总统能够向蒋介石传达“强硬的信息……委员长可能会在压力下让我指挥军队”。同时，史迪威认为挽救危局的唯一机会是从位于华北的山西反攻，而且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马歇尔把史迪威对中国毫不乐观的评价视作对他的想法的默认，要求蒋介石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位令人讨厌的外国军官。马歇尔参谋长马上着手此事。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支持善战的指挥官史迪威，在7月4日向总统递交了报告，严厉批判蒋介石和陈纳德在抗击“一号作战”侵略行动之前和期间的表现，赞美史迪威是唯一“能够带领中国军队有效抗击日军的人”。原因之一是，他曾经“凭借自己组建的一支力量，在内外反对声中，克服地形和天气的巨大障碍，进行了一次绝妙的战役”。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将史迪威升为上将。

参谋长联席会议推举史迪威成为四星上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需要更高的威望匹配他的新头衔：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官。总统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推荐，马上通过电报通知蒋介石陆军部的具体草案。其严厉的教导口吻表明，罗斯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蒋过分欣赏的态度。

罗斯福与马歇尔有足够理由怀疑，宋子文的翻译有意淡化了华盛顿给蒋的信息，而蒋夫人也简化了总统的一封电报，因为其中的内容本该让蒋介石大为不快。因此，中缅印战区在重庆总部的高级官员只好亲自前往传递罗斯福的信息，要求蒋同意史迪威“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指挥所有中美军队，并赋予他完全的职责和权限协调指挥各项行动，瓦解敌军的侵略”。该高级官员是费里斯，他带上我的同事谢伟思作为翻译。

蒋为了避免让自己迫于罗斯福的催促而妥协的情况出现，当下就给出回复。他再次要求罗斯福派出一位德高望重的代表“协调他与史迪威将军的关系”。蒋意图得到一位权力高于史迪威和高斯的人。如果他实在无法摆脱这两位不可屈、不可欺的美国利益卫士，那么他希望通过另外一位美国人绕过或否决他们。7月和8月，蒋一直在争取此事。

* * *

因为与史迪威合作，有时我会夸大有关他的事情。在1944年3月递交给国务卿的一份备忘录中，我将史迪威比作威廉·S.格里夫斯（William S.Graves）将军。格里夫斯将军在1918年曾指挥美国军队进入西伯利亚。时任陆军部长的牛顿·D.贝克（Newton D.Baker）曾写道：“我们的协约国将格里夫斯将军描述成像威尔逊总统那样‘固执、不随和、难以合作的指挥官’。当我向总统保证‘格里夫斯将军对总统的政策绝对忠诚’时，总统无视所有协约国指挥官的挑拨，对我说‘贝克，他们的说法太老套了，有些人被评价为固执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正确的。’”

我承认，为了消弭诽谤者对史迪威的恶意中伤，我的确有一些夸大之词。在私底下，我对史迪威说，我并不认为他一直都是正确的。1944年7月17日，我用两页纸对他做了最尖锐的一次评价。在其中，我说大家都在询问“您什么时候从树林里走出来重新执掌战区指挥权”。我还说，“史迪威一直扮演着缅甸拓荒者的角色，结果给华盛顿留下了缺乏领导力的印象”。

将军在后半句划上下划线，并在空白处写下“内疚”二字。

我继续写道，如果想要阻止中缅印战区从二级战区降为三级战区，唯一的办法是从战术层面升华到战略层面。史迪威在空白处提出疑问：“我们真的拥有强有力的论据吗？”

“您手下的几位高级官员，”我观察了赫恩与费里斯后写道，“被认为是您看似光鲜的沉重包袱。人事、情报、行动和补给四个部门的首长不是被看作友善的庸才，就是被讽刺成老而无用。”史迪威指出赫恩与费里斯“可能更糟糕”。“没错，”他略记了关于四部门首长的那几句话，“我们正准备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假定中缅印战区是一个垃圾场，收容的尽是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看不上的人，我们也无法接受当下如此可怕的人员编制和指挥危局。我们的战区拥有足够的人才挽救局势。”将军就我的评论在空白处写下具体的人员名字，还问道，“除了这些人，我还应该开除谁”？在第二页末端，他写道：“欢迎这样的备忘录。约瑟夫·华伦·史迪威（J.W.S.）。”

对于多数身处高位的人物而言，我的评论是非常鲁莽无礼的。史迪威能接受这样的评价出于几个原因。其一，矛盾的史迪威，内心深处却是宽广的、谦虚的。其二，除去他的众多偏见，他其实善于接受，思想开放。但是如果你想看到他的这些品质，首先必须让他把你当朋友而不是诽谤者或谄媚者。我恰好符合他的要求。他知道我支持他，而且我的支持不是为了讨其欢心。我是一个友善而又无私的评论者，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虽然我认同史迪威，而且因他矛盾但热烈的感情而感动，但我没有与他建立密切关系。我与他的交流多数是通过书写或其他正常渠道。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也许只和他单独交谈过一些具体性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未谈论过广泛的军事或政治话题。虽然我从不过问他与陆军部的交流，但他曾多次告知我马歇尔传来的消息。

我与史迪威的接触多数都不是在正式场合——或者在乘坐“乔叔叔的战车”时，或者在我们与其他军友用餐时，或者在偶遇时。虽然我知道他欣赏我，但我不知道他对我的工作会如何具体评价。目前为止，他还没有为我写过勤务评定书。他需要忧心的事情太多，所以我觉得要他为我写致国务院的勤务评定书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我也没有请求史迪威给我三位驻外事务处的同事的勤务评定书签字，对此我很自责。

[1] 后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第十六章 委员长对抗将军

1944年8月，史迪威再次派我前往华盛顿。此次与我同行的是法兰克·麦瑞尔。麦瑞尔在五角大楼咨询关于史迪威新角色的一些事务，我则拜访了几位在华盛顿的旧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与哈里·霍普金斯在9月4日的一场闲聊。我将他的话记录如下：

委员长最近的一次来信中，似乎有意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境内所有同盟军队，包括中国部队。他（霍普金斯）觉得只有史迪威将军这样的外国将领能够同时指挥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我则提出，鉴于第一次缅甸战役的经历，史迪威将军很难不去怀疑自己对中国军官到底拥有多大的指挥权限。我预测其权力会处处受限。

霍普金斯先生明显对我的观点表示惊讶。他相信史迪威将军有自信指挥好中国军队。他询问我，缅北战役中，美国是否真的成功指挥了中国的部队。我给出肯定回答，但是我也提出，不论过去还是未来，我们在中国地区对中国部队拥有的权限，要远比我们在印缅地区的时候低……史迪威将军可能的确可以成功地指挥他们，但他要克服中国人的顽固、懒惰和冷漠，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相信史迪威将军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这种安排下，我们要面对许多困难，但如果依靠中国人自己消灭日军，那更是没有希望。我认为史迪威将军也是感同身受。

随后，霍普金斯先生表示史迪威将军会获得很大的权限，因为白宫会通过马歇尔将军直接与史迪威展开工作。

我把此次交谈的备忘录递交给史迪威，并评论道：

霍普金斯明显带着过于幼稚的乐观精神解读了委员长的信息，对此我很恐慌……我突然想到，如果霍普金斯都如此乐观地看待一个外国人，一个十足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的可行性，那么他的上司肯定也怀着虚幻的乐观致力于此。在我看来，他们参照的是戈登（Charles Gordon，“Chinese Gordon”）与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例子。这两位分别是19世纪中期清政府招募的英国和美国指挥官。

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希望你无条件地效力于中国军队。而一旦出现中国军队违抗命令的事件，或其他你的权威受限的情况时，按照他们不切实际的想法，被责难的人可能是你。

因此，我认为需要给霍普金斯先生打个预防针。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质疑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效果了。在1943年2月17日的日记上，我明确地写道：

我们最大的错误是一直在尝试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指挥中国人。我们拥有武器，因此中国人愿意多与我们合作一会儿。我们懂得武器的使用方法，我们对指挥和组织军队有见解，同时我们又觉得中国军官效率低下、能力不足，因此想把这些见解强加给他们。我们沿袭戈登和华尔的思维与他们打交道……但并不被他们接受。史迪威用压制和惩罚对付他们，然后，他被他们晾在了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相信蒋介石会按罗斯福的要求让出军权，史迪威更是这么想。本来，史迪威深知蒋介石并非直接掌控所有军事力量。蒋对军队的掌控是通过分散指挥而非集中指挥。他不相信任何人，任命庸才为将，轻视他们，在任何重要的事务上亲自与每一个高级军官打交道。因此，史迪威面临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史迪威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面只是我的推测。当时的美国军界特别推崇一种国家信条：胆量、决心、气概和行动让一切皆有可能。美国人，尤其是史迪威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横穿缅甸夺取密支那，在多雨的密林中开辟道路通往最终目的地中国，他已经用决心、努力和坚持打破过别人眼中的不可能。

此时中国正陷入绝境之中，而且他的上司也明确希望他去挑战不可能。秉持优秀将士的品质，他承担起上级的期望，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总统让“委员长迫于压力给他指挥权”。他认为蒋介石会被迫采取积极行动，但这与蒋的基本利益相悖，这是史迪威错误的根源。蒋曾因受迫于美国人取消租借法案的威胁下令军队强渡怒江，但美国将最后通牒发给何应钦，这种摊牌方式让他失了面子。尽管强渡怒江之事不符合蒋的期望，但他的实权并没有受到影响。美国要求他直接授权给史迪威却强烈威胁到他的权威，无礼而难以接受。

* * *

罗斯福接受了蒋关于派遣总统私人代表的要求。他利用这种机会，将一些闲置人员作为支付政治债务的现成筹码，调离那些不方便留在身边的人。不过，当时他忙于与尼米兹（Nimitz） [1] 和麦克阿瑟开会，因此没有决定人选。

史汀生在8月初向马歇尔提过，他正在想办法趁这段时间让帕特里克·J.赫尔利入选。马歇尔原则上不赞同派遣私人代表，因为通过私人代表，罗斯福可能会绕开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面向史迪威，但即便如此，他却马上推荐了赫尔利。这是为了抢在霍普金斯的前面。他认为霍普金斯的人选很可能会受陈纳德、宋子文和阿尔索普的影响。

赫尔利曾是一名俄克拉荷马州的律师，因墨西哥石油诉讼和其他业务发家致富。他也曾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陆军部长。罗斯福、史迪威，特别是史汀生对他还算满意。基于在新德里和开罗的两次简短会面，以及对他品格的错误估计，我认为他会帮助史迪威。而最满意的还得算赫尔利自己。不过，他并不满足私人代表的头衔，因此纠缠着斯特蒂纽斯帮他安排大使的职位。但他的强求并没有实现。

遵循以德报德的原则，罗斯福任命唐纳德·纳尔逊以其“私人经济事务代表”的身份抵达中国。纳尔逊曾经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2] 的要员，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前主席。因与现主席牵扯不清，罗斯福才想把他送到海外。霍普金斯与我讨论任命的问题时，他很担心唐纳德在中国要如何打发时间，对我说，“如果中国方面为纳尔逊提供四五个女孩，纳尔逊会很高兴，也可以让他闭嘴”。霍普金斯对中国方面会提供如此现实的条件毫不怀疑。

我在给帕特丽夏的一封信中，对该委任评价道，“显然，中国之于美国的政治舞台而言就像西伯利亚之于苏联，只是，罗斯福的手法更快更仁慈”。

8月23日，就在我和法兰克·麦瑞尔抵达华盛顿后不久，我致电赫尔利祝愿他马到成功。他马上邀请我加入他和纳尔逊，一同经由莫斯科飞往重庆。因公事缠身，我遗憾地表示拒绝。他则催促我尽快回到中国。

赫尔利和纳尔逊的赴华路线将经过俄国，而且赫尔利想要告知苏联人民委员（Commissar）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其赴华任务，并向其垂询与蒋打交道的方式。这些事令国务院头疼不已。赫尔利自认为是罗斯福派他与苏联人民委员进行外交联系。当国务卿询问时，总统却否认。不出所料，纳尔逊与莫洛托夫会面时，一开始便表示他们是受总统的指示而来的。

莫洛托夫相信了这两位自视甚高的私人代表——或者说他们自以为得到了信任。他表示：“苏联一直支持蒋，已经很久没有与穷苦的中国共产党联系了，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代表苏联人民，向不远千里来向他寻求指导的两位保证，他的同志们很乐意看到美国人帮助中国，苏联政府也欢迎美国政府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引导中国。

莫洛托夫的鼓励让赫尔利和纳尔逊更加自我肯定。在新德里，他们对史迪威表示，他们会告诉蒋介石团结国内（以平静、暗示的方式）并给予史迪威指挥权。将军表示欣慰。

总统给赫尔利的指示核心是“促进蒋介石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帮助后者获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为了执行指示，在9月7日的首次会面中，赫尔利向蒋介石复述了莫洛托夫的保证。“即便如此，”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委员长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持怀疑态度，并明确表示，所有将由史迪威领导的所谓共产党军队必须最终由委员长掌控。”

* * *

即便是用隐晦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合法化，蒋介石也能敏锐地感觉到。因为统一战线联盟的关系，第十八集团军在名义上是国民军队，但实质上并没有在蒋的掌控之中。蒋介石认为该军和其他共产党武装力量一样“不合法”，视其为敌人。因此，蒋介石分配了约40万效忠于他的军队包围共产党在西北的根据地。史迪威对蒋介石如此浪费大规模军事力量感到厌恶。

史迪威不仅希望这40万大军能用于抗击日军，也希望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加入抗日的行列中。1942年6月，我向史迪威做报告，内容涉及我与当时身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谈话：“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愿意带领共产党的军队加入缅甸战役，‘我将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

不知是基于周恩来的表态，还是基于其他我不知道的情况，史迪威告诉马歇尔，共产党愿意将军队交给他指挥。虽然他本人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部队，但那些称赞他们纪律严明、素质高超的报告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共产党的力量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华北、华中日军的后方和两侧，人数众多，意义深远，而且还在不断壮大。他们拥有45万正规军和大约200万民兵。

但他们缺乏各种装备。即使在正规军中，士兵的人数也要超过步枪的数量，弹药量不足以支持任何稍微大型的战斗。总之，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大致上是由到处分散的游击军组成，以俘获的敌军装备和自制武器为武装。如果共产党正规军能拥有滇西军这样的装备，将会是中国最强的部队——事后他们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拥有超凡的团结精神、一往无前的气概和广大人民的支持。

而自我封闭、自我麻醉的蒋介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明白一点，即如果他同意美国人调用共产党军队对抗日本，美国人肯定会坚持改善这些宿敌的武装。所以他一开始就固执地否决史迪威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提议。而现在，华盛顿方面要求史迪威指挥中国部队，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军队。

共产党方面也是小心谨慎的。只要蒋介石批准授予美国人指挥权，他们也不会反对——这实际上相当于婉拒。但周恩来曾对谢伟思说，时机并不成熟。时机成熟的条件，首先是足够的美国军队和物资抵华，其次是反攻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刻。

我对延安方面的犹豫有自己的理解。包括第十八集团军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军队物资很拮据，根本无力进行正式的反击。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从美国征用的中国港口直接获得物资，从而拥有美国现代化的武装和有保障的物资流后，当然愿意组织正面反击，并考虑让美国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和美军的完整联军。他们不指望蒋介石同意美国通过现有的中印线路给他们提供补给。

共产党军队由谁指挥的问题与租借法案的掌控权紧密相关。史迪威对阵蒋介石的唯一筹码是反对和保留物资补给分配的职责。他认为这项职责的保留对完成任务至关重要。蒋介石和宋子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职权和他不断施压要求武装共产党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打定主意要夺取租借法案的掌控权。赫尔利则坦率地支持史迪威，反对蒋宋的要求。

比起史迪威与共产党的关系和租借法案的控制权，蒋最关注的还是罗斯福关于赋予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对于蒋应该赋予史迪威什么样的职权，华盛顿方面没有具体性要求。史迪威告诉赫尔利他的具体要求，然后这位私人代表在9月中旬将史迪威的要求告知了蒋介石。基于此，他们要求蒋签发一份委任状，委任史迪威为中国陆空军的战地指挥官（Field Commander），他同时还要签发一份指令。

委任状将赋予史迪威“奖惩、任命和撤换之权……及陆空军事活动的命令权”。指令中，蒋介石将指示史迪威以准备反攻的名义重组并调动陆军力量。最终，蒋介石将授予他解散旧部、创立新军和调整人员的职权。关于史迪威对中国士兵军饷过低的担忧，蒋介石将指示他立刻采取措施提高军队的生活质量。

赫尔利对自己帮助蒋起草的这份委任状和指令感到由衷地满意。实际上，在美国或其他拥有国家军队的集权国家中，这种程度的授权和指令并不过分。但是在民国时期，它不仅让史迪威有资格改革中国武装力量，而且还将产生虚弱的中国军队无力承担的经济负担。它是革命的药方。它将打破手握军权者的饭碗。假设这些人阻碍它生效——尽管蒋介石的命令正是如此——他们在应对一位外国恶棍旨在让他们失业的指令时，也要耗费大量精力。

但这次史迪威想要的是极大的权限，包括“禁止委员长干涉他的行动”。那么为什么他又要挑战不可能呢？我也只能再次推测。史迪威的任务失败的概率很大，只能追求出奇制胜，所以他试图通过这种直接强制的行为索取权限。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份委任草案足以使蒋介石深受侮辱。但是累积了两年半的怨恨消磨了史迪威保留蒋介石面子的热情。

谈判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两周，结果双方均不让步。史迪威反而告诉宋子文，如果无法获得全权，那么他宁愿放弃责任。在毫无建树的这段时间里，日军已扩展至国民党军队在华南的防守区域，滇西军此时却滞留在怒江彼岸。当时已是9月中旬，蒋对昆明和重庆之安全的担忧升级成惊慌。

他召见了史迪威，终于表达了让滇西军回撤的意愿。这是要抛弃史迪威经过长期而艰辛的努力解决中国受困之苦的成果。“这个发疯的杂种，”史迪威在日记中对蒋爆发了怒气，“竟要破坏整个帮助中国的该死计划。”随即，他毫不犹豫地给马歇尔发电报，报告蒋介石畏首畏尾，捣乱华南“防卫”。

马歇尔收到史迪威状告蒋介石失常的电报时，恰好在魁北克会见罗斯福、丘吉尔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消息传到的日子是9月16日，恰好不幸地赶在他们意志坚决、雄心壮志地策划进击欧洲和太平洋的当口。马歇尔的幕僚按总统意思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函，罗斯福在上面签了字。该函语气冷淡，细致地数落了蒋介石一番，包括“我确定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加强怒江的军力，发动攻势，同时马上给予史迪威你军全权”。

该函通过军事渠道于9月19日送到了史迪威手中，由他转交给蒋介石。这是例行公事，但绕过了敏感的赫尔利。史迪威当然不会把这封公函当作“烫手山芋”，反而感到满足。他马上带上一位中文翻译往蒋介石的居所走去，打算亲自递交信函。

但抵达后他发现蒋介石正与赫尔利、宋子文以及其他中国军队高级军官开会。他劳烦赫尔利到会议室外见面，将总统的特函给这位私人代表阅读。赫尔利觉得罗斯福的语言过于直白，建议史迪威允许他口头传达其中大意。但受令直接传达消息的史迪威拒绝了赫尔利的建议。他们两人进入会议室，史迪威将这把“辣椒粉”撒向了蒋介石。

当时的场景——一名外籍下属当着蒋介石那群狡诈的党羽的面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指责他的信函——是蒋介石最丢脸的一次经历。史迪威却没有意识到对蒋介石的冒犯。委员长沉默着读完公函的中文翻译后，朝史迪威说，“我了解了”。言外之意是他们的会面结束了。美国总统的信使回到驻地，得意扬扬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使得‘花生米’丢面子”后的“幸福”。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让蒋失去面子意味着他将彻底没有机会从蒋介石那里有所收获。“醋乔”离开后，“花生米”爆发了怒火，试图在亲信面前挽回面子。

大约七年之后，美国参议院热火朝天地进行了一项调查，主题是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军事灾难。赫尔利向他们回忆起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事件的始末，以此向他们表达“盛情”。他认为，如果将军听从他的意见，一切都会顺理成章。下面是他的回忆中最重要的几段话：

我和史迪威坐在走廊边，他给我看了总统发来的电报。虽然先前已有共识，但电报收件人并不是我。电报中确实提到让史迪威将军亲自传达信息的内容。

我仔细地读了一遍，将军则一直坐在我身边。我转过头对他说：“乔，其实你已经赢了。委员长已经同意总统的要求，他必须同意，没有选择。”

史迪威说：“我不关心他同意与否；我只知道总统命我把信息转交给他。”

我又劝道：“乔，我们大费周章才有如此收获，而且我们正在准备你的委任状。我认为你最好口头把大意告诉委员长，而不是交给他这封语言僵硬的电报，否则他可能会把它当作最后通牒，会觉得被迫当众答应原来已经答应的事情。他其实已经同意了这上面的每一条要求。”

他说：“是总统派我来转交的。我现在就进去转交给他。”

接下来是一段更长的对话。我苦口婆心地劝这位朋友，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地进去当面转交。

赫尔利的描述中关于他与史迪威的周旋大致可信，但他声称已经说服蒋介石接受美国要求授予史迪威全权这点却非实情。我在事件快结束的时候才回到重庆，与赫尔利和史迪威讨论了事情的经过，他们两人均未提到蒋已经同意总统要求。不要说蒋介石民族主义的敏感神经，就单凭他对史迪威长久的敌意，也不可能同意把全权交给这个讨厌的美国人。赫尔利只是善于误导自己。因此他有可能在与蒋介石周旋的时候说服了自己，并且认为蒋与他达成了共识；或者当他多年以后满怀喜悦地向参议院委员会回忆起这段久远的往事时，措辞过于夸张和一厢情愿。

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开始斟酌如何回应罗斯福总统。在这之前，史迪威向马歇尔表示，对蒋保持施压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种预想颇为乐观，尤其是罗斯福的要求中，并没有明确警告蒋介石不合作将会受到何种制裁。相反，罗斯福的信息中却提到了租借法案。它原本是美国与蒋博弈的唯一筹码，罗斯福却要不合理地增加对蒋援助。所以总统不可能放弃蒋介石和中国，华盛顿方面只能通过修辞手段施压。

9月25日，蒋介石、宋子文，以及摇摆不定、愈发顺从的赫尔利共同完成了一份蒋介石回驳美国总统的信函。内容大意归结为一句话：史迪威难以合作。信函提到，在转达罗斯福的信息时，史迪威跃居蒋介石之上；史迪威不适合这项任务；蒋坚持撤回史迪威。9月底，孔祥熙在一次晚宴交谈后，向重庆方面发了一份报告，首次暗示了白宫对此的反应——这非常符合华盛顿方面的行事作风。霍普金斯在闲谈中对孔祥熙表示，鉴于蒋介石的主权权利，罗斯福打算答应蒋的要求，召回史迪威。

蒋介石的立场因此更加强硬。在一次与其政治幕僚的会议上，他声明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租借法案必须由他掌控，并且指责美国陷入“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史迪威和马歇尔仍然在寻找和解的办法，但已毫无用处。10月10日，蒋介石再次要求总统召回史迪威。他指出，作为一国首脑，他有免去官员职位的特权。赫尔利站在蒋这一边，对总统说，“如果您仍然让史迪威留在这场争论中，您可能会失去蒋介石、失去中国”。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多年以来一直都自负地认为已经掌控了蒋介石或者中国。

10月18日，总统致函蒋介石，同意其撤回史迪威的要求。中缅印战区从而分割为中国战区和缅印战区。魏德迈受任为驻华美军指挥官，并被授权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索尔登则受任指挥驻缅印的美军。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回到美国。

* * *

与法兰克·麦瑞尔赴华盛顿之行结束之后，我回到了新德里，9月份下半月我一直在那里准备将自己的活动基地迁至中国。10月17日我抵达重庆，两日后，史迪威受令终止中缅印战区指挥权。战区总部的气氛紧张，似乎在等待什么，史迪威则双唇紧闭。

不久后我见到了赫尔利。他表现出难过的样子，说：“我搞砸了！”他可能努力做了什么，却无力改变结果。改善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对立状态，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带着钦佩的语气，称赞史迪威接受撤令表现出的“随遇而安”。

史迪威则对我说，“管他呢，人只活一次，所以人必须按自己的信念而活”。

他的回归势必引发媒体大众的轰动，所以我建议史迪威开一场记者招待会，按照自己的视角直白地把情况告诉媒体。他同意我的建议，接受了当时离开百老汇的《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以及《时代》杂志代表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的采访。他们两位和多数驻中缅印战区的记者一样喜欢这位老头儿，对他与蒋介石的长期斗争表示遗憾。

史迪威的撤回使我心烦意乱，对将军的喜爱也让我受到影响。在我看来，他的离开对于美国在华的努力是悲剧性的。我和许多将军身边的人——包括在陆军部的那些人——都觉得，是罗斯福的怯懦打倒了史迪威将军。

原则上，罗斯福在史蒋之争中没有选择。蒋介石作为一国首脑，的确有特权撤免国外的军事或文职代表，而罗斯福作为相应国家首脑，有义务同意他的要求。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博弈中，如果以利相逼、以力相迫，以上的情况可能有变化或反转的空间。租借法案是罗斯福能够提供的最大可用利益，但已经送出去了。在压力方面，他唯一可用的手段是租借法案的保留权，但是他却不愿用它做筹码。所以，蒋介石要做的就是保持镇静、坚定信心，静候罗斯福认输。而事实就是如此发展的。

假如罗斯福抑制并中止对华援助，那将会怎样呢？蒋考虑过这种意外。10月初，他在一场与其国民党幕僚的会议中提出，“我们可以不需要美国人”。比起宋美龄和孔祥熙以关系崩溃的预言恐吓白宫对蒋介石做出让步，蒋的这种态度可能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如果他必须在授予史迪威所需的职权（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做到）和放弃美国援助之间做残酷的选择，我怀疑他可能会选择后者。史迪威获得指挥权会动摇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况且这种地位是建立在他军事无能和平庸的杂乱平衡上的。美国中止援助会影响他积累军事装备，但不太会影响他在中国的权势——当他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时。

但选择通常都不是非黑即白，中间选项是存在的。罗斯福可能想过中止援助，但在等待蒋妥协的过程中，这个想法被自己的优柔寡断掩埋了。蒋介石则算计着装作屈服于华盛顿方面的最终通牒，实际上继续过去两年半的做法，拖延、逃避和欺骗史迪威。他不会让罗斯福有明确的理由中止援助，却会设定界限妨碍史迪威得到真正的权限，并按照自己设计的程度破坏之。

* * *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事件体现了中美在抗击日军态度上的根本差异，也表现出美国人并未意识到差异的存在。差异的根本不在于蒋史二人，也不在于其他相关官员，而在于中美人民对战争的不同观点。中国人民遭受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日军侵略轰炸的困扰，他们对政府和军队缺乏信心，认为敌人无法战胜而感到害怕，所以才在绝望中寻求美国人的帮助。而美国人民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之后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重拾无畏，带着复仇之心奔赴战场。错误的宣传，人性相通的错误设想，使得美国人误以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面对战争时心情是相同的。

中美的分歧在领导层面更加显著。蒋介石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对现实妥协。与中国共产党今后注定的决战占用了他许多精力，而且为了准备这一战他需要保存实力，因此更加消极抗日。而美国政府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当前的战事上面。罗斯福用了两年才在开罗会议上发现，蒋并没有像他那样热衷于抗击共同的敌人。但即便如此，他似乎也没有试着理解蒋介石如此专心于无所作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他渴望和蒋达成共识、共同合作，并认为丘吉尔与斯大林也有这样的想法。受此影响，总统先生认为他们四位会共建一个公正的战后世界。

马歇尔、史迪威以及其他站在美国这边的人士都认为，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谈判，华盛顿方面能够激发蒋及其团队的进取心，但我们低估了这位同盟在不作为上的才华。美国因此面临着束手无策的窘境。只要美国政府一直把蒋介石和中国捧在不可或缺的位置上，弱者就一直有机会欺凌强者。

“史迪威使命”是指一位美国将军武装、训练并领导一群鱼龙混杂名声不好的中国军团在中国战场上获取胜利。是否实现全在蒋介石的一念之间，所以这种期待是虚幻的。而让一位美国军界的善战之将整日与虚幻做斗争，是对稀缺人才的浪费。美国投入的大量物资——轮船和飞机从美国运往昆明的军需、缅北战役的投入、史迪威公路及其油管的建设、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彰显了美国人的机巧、组织能力、决心和实力，唯独少了智慧。

回顾20世纪40年代，对于打败日本和重建和平，中国均未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民长期受战争磨难因而态度悲观的情况，明白蒋介石政权难以赢得民心、激励民族情绪的事实，美国政府如果足够聪明，就不应该指望蒋介石的力量能够积极战斗，奢望他们主动行动。如此的话，美国只需要象征性地在中国投入一些军事力量，派出适度的航空分队对一些难以抵抗日军陆面侵略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Free China） [3] 的主要城市进行保护，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空袭骚扰日军就可以。保留驼峰航线必要的航空运输，但规模可以缩小。同时驼峰航线的空中防卫任务应交由驻扎于印度的第十航空队。

在面子上，美国应派一位有声望、稳重而又退居二线的军事代表到中国，粉饰参谋长联席会议与中国总参谋部（Chinese General Staff）之间的友好关系。他的地位应当居于驻华大使之下。驻华大使是总统应对中国首脑的全权代表。虽然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驻华大使可能需要接触蒋介石，但在其他情况下他应当尽量避免。军事代表的职责是以无伤大雅的简报和咨询保留中国军界的面子，并获取中国在关于日军情报活动上的援助。

所以也就不存在隶属蒋介石之下的美国参谋长、租借法案监管人，也不存在所谓的中缅印战区。美国人不需要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效率，更无须试图指挥他们。没有这些刺激，蒋介石或者其他中国人就不会丢面子，华盛顿方面和重庆方面的关系也不会如此紧张。

当然，蒋介石会为了自己的防守事业吵着要求更多美国补给。罗斯福可以这样回复：既然现在蒋的手中握有一个可以安全停靠的港口，我们可以通过船舶运送物资（最好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物资）。因为这些物资可以抵消租赁法案中的武器和其他装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1945年到1950年的内战中随意使用的物资被共产党缴获，把美国变成了红军的军需官。

丘吉尔对中国的战略评价是正确的。他最初便预估到中国沦陷的可能性，因此认为中国并不是抗日的重要因素。他用温和的语言把美国的行为描述为“对中国的迷恋”，并对此感到困惑。他还在1942年到1944年间正确判断出缅甸的一系列战役是对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如果利用迂回路线对付日军，他们最终将撤出或减少在缅甸这一突出位置的兵力。如果他们滞留缅甸，一旦本土战败，多半要听从天皇的指挥投降认输。被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战术迂回的几股日军力量皆终于此命运。

和丘吉尔一样，整个英国对中国局势的态度要比美国政府合理。伦敦方面认为他们无法在中国的内务上有所建树，所以当蒋介石政权和共产党力量博弈的时候，他们隔岸观火。英国对中国保持着疏远冷静的姿态，与美国形成强烈对比。后者深陷于心烦意乱和自我毁灭中，不仅显而易见地波及了美国政府和国会，还波及美国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信息媒体行业。

[1] 美国海军名将，十大五星上将之一。

[2] 美国著名的零售业公司。

[3] 指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

第十七章 会见毛泽东

史迪威的离开使我不知何去何从。国务院曾经从大使馆中选派我加入“史迪威领导的中国军事任务”。我应该被指派给史迪威的中国战区继任者魏德迈？还是印缅战区继任者索尔登？还是回到大使馆？

我自己则希望能访问延安，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然后调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了解苏联如何对日作战、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莫斯科方面对中国内战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日本战败后，中国必将爆发内战。我计划了灵活的时间表。在延安可以待上至少几周，然后在1945年夏天之前转往莫斯科。

有了这些想法，我赶在史迪威离开之前就请求他授权我去延安。他同意了。了解到魏德迈将在10月下旬抵达重庆，10月12日，我写信给魏德迈，提出如果他需要，我与同事愿意在原来的工作基地为其效劳。同时为了争取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我还写信给国务院处理苏联事务的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表达了我的愿望。

索尔登希望招募我。虽然我喜爱并且高度评价索尔登将军，但我对中苏关系的兴趣要高于印缅战区，所以我表示了感谢，但推辞了。我也急切地想从重庆大使馆脱身。在能力不俗的工作团队中，我结识了几位好友，与他们工作必定充满享受。但鉴于我与高斯的紧张关系，我认为他不太可能会留下我，我也不愿意亲自测试他的气量。

自1942年第一次冷淡地接受我开始，高斯对我的怨气就在持续增长。他认为我这种频繁的调任“消磨了他人士气”，我表现得毫无用处，他试图要求国务院取消我的职位，“让我回去干正经事”。史迪威曾告诉我，高斯多次希望华盛顿方面把我调回大使馆，其中有一次，将军驳斥道：“你试试。”史迪威派我会见柯里，未邀请高斯而是带我参加开罗会议。从这样那样的交往中，我获得一些高斯大使需要的信息，并报告给他，他却因此更加讨厌我。但我遵照的是国务院的指示，让大使适度地知情，否则我便玩忽职守了。

大使怀疑我帮助史迪威挖走他手下最得意的高级官员——谢伟思。他的怀疑是对的。大使阁下还认为我的一些行为不当，因而生气。有一次，一位女士给他寄了一封信。她有教养、漂亮而纯洁，曾在红十字会工作，是带给军队健康的化身。我听说大使收到信后愤怒到了极点。弗朗西丝（Frances）只是想要换一种方式对战争做贡献，因此想要为驻扎于新德里的政治顾问效力，而帕特丽夏也很开心地将秘书工作移交给她。

当时我刚好不在，弗朗西丝觉得应该发挥主动精神，希望能稍微得到提升。我忘记了这是秘书工作的本质。她不告知我却以我之名义直接致函高斯大使。当时，大使的下属们在信中都对大使们恭敬有加，以“尊敬的”修饰，以“先生”为称谓，以“我很荣幸报告”或“请求”为开场，以“您非常恭敬的”为结尾。作为平等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通常省略“非常”。

弗朗西丝则省略了一切，只以“亲爱的高斯先生”为开头，然后以些许真诚为结尾，不表达恭敬。虽然足够，但不体面。高斯先生对这件小事过度解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认为是我在无礼地贬低他的地位，让一位没有教养的、厚脸皮的秘书和他直接交流。

虽然与高斯关系不好，但我仍然尊敬他一如既往的正直，也同情他曾受到总统的轻视。总统不仅无视他，还任用一群轻浮草率、满腹阴谋诡计的自作聪明者——柯里、华莱士、赫尔利和纳尔逊，削弱大使的地位。同时，高斯深深地怀疑美国是否真能在情况急速恶化的中国有所建树。在侮辱和失望并存的情况下，高斯于11月1日辞职。白宫为了表示最后的慈悲和教养，在收到他辞职信之前便宣布他卸任。

* * *

在我看来，美国在亚洲面临着三个显著问题。最紧急的是战争的胜负。其次是美国在帝国盟友英国及其殖民地发生争执时采取的立场。这个问题我已讨论过。最后，当共产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时，美国要如何制定对华政策才能获益或将不利降到最低。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不寻常的谜题。共产主义是否会横扫全中国？它与莫斯科方面是何种关系？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苏联是否会站在中国共产党那边进行干预？美国是否会帮助蒋介石和国民党卷入内战，卷入与苏联的对立中？

这些并非新出现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开始，蒋介石就开始把城市地区和交通要道拱手让给了日军，又被共产党控制了农村地区。1943年6月，我调查了中美苏的关系，写成备忘录递交给国务院。

在调查中，我引述了美军的一项预估，即共产党占领的面积已达到31万平方公里，拥有2500万人口。调查报告中，我评价延安政权非常正直、深得民心，而蒋介石的政府腐败、压迫人民，毫无民众基础。我写道，蒋是“这个腐败系统的主人和操盘手”。

国民党和蒋介石意识到，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因勇于进行管理改革、作风正直而深受好评，对国民政府及其腐坏的系统是个挑战。委员长不能同意共产党合法化和执行民主进程这看似单纯的要求。因为那可能把国民党和各省总督赶下台。

另外，共产党也不敢接受国民政府的要求，解散军队，被国民政府吸收。因为那将意味着灭亡。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重庆的观察员认为，国民政府可以通过清除行动打破僵局。这一行动将可能促成内战，由此，对抗双方中的一方将获得支配权。

我认为，莫斯科方面不会坐视武装落后的共产党被粉碎，因此有可能援助他们。蒋介石的反共行动可能会“迫使共产党接受苏联人的武器支援。共产党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将因此增强。他们经过六年的祖国捍卫之战才形成的些许民族主义可能因此逆转，倒退为苏联的卫星政权”。苏联的支持可能会帮助中国共产党击败蒋介石，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中俄集团。

我继续写道，蒋介石集团了解攻击共产党的风险，解释了“重庆高级官员们为何指出不仅要准备内战，还要准备对俄国宣战”。蒋介石最终将寻求国外援助。“我们预测，蒋介石将会不遗余力、穷尽手段，把我们卷入其中，争取我们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他可能会说，如果美国不援助，全中国乃至全亚洲都会被共产主义席卷。我们将很难拒绝……显然，如果蒋介石试图消灭共产党，我们不仅要陷入中国内战，也要陷入与苏联的争斗中”。

随着中国共产党逼近的威慑，美国政府亟须与其建立联系，获取一手信息。然而，“自1938年开始，美国政府文武官员都没有访问过中国共产党所在的地区”。我提议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代表团。

六个月后，由于蒋介石的阻挠，美国还是没有在延安设立相关机构。我在1944年1月15日撰写了另外一份备忘录，内容长度在一页以内，以便总统和马歇尔阅读。同时我给霍普金斯发送了一份副本，希望他能转交罗斯福，并随信附上一封草稿函，建议罗斯福按此内容致信蒋介石。

备忘录中，我描述了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共产党和俄国人的情报需求。草稿函中，我没有提及共产党人和俄国人，只集中说明重建东北和华北需要准备的事项。为了增加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调查陆空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我认为执行美国观察至关重要，应立即向陕北、山西和华北其他必要地区派遣代表团”。我略去了关于设立领事馆的要求。它政治味、挑衅味过浓，反而会损害派遣观察员的可能性。

霍普金斯将备忘录和草稿函转交给了总统，总统指示海军上将莱希与马歇尔协商执行。我的草稿函经过细微修改后，于2月9日寄给了蒋介石。蒋再次推脱，直到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才勉强同意。

* * *

第一个观察团或观察组（蒋不同意使用“代表团”的字眼）在1944年7月22日到达延安，由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上校领导。他有着拿破仑般的体格和亲切的态度。作为一名中国专家，他享受中国式生活中好的方面，喜欢用中文对话。谢伟思作为其政治观察员随行。观察组由9位不同的军事情报专家和通信专家组成。一个月后，第二个补充观察组抵达，卢登便在其中。

“如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谢伟思抵达后几天报告道，“延安的总体气氛类似于相当小的宗派学院——或者说宗教夏令营，人与人之间有点装模作样、自以为是、故作姿态的情谊……”但美国观察团发现共产党人其实是朴素、直接和真诚的。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似乎开了一个好头。

毛泽东一开始便向谢思伟指出，他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并且在战后和观察团离开之后仍然保留它。他同时希望能在谢思伟熟悉延安后与他进行一次交谈。谢思伟主动着手撰写第一份详细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报告。

谢伟思在延安待了一个月后，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达八个小时的谈话。其深远意义不在于对话的时长，而在于内容。占据优势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向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请求美国政府的合作。他们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将逐渐推翻蒋介石政权，重建中国。

实质上，毛当时希望内战能避免，希望蒋启动共产党可以参与的民主程序，希望美国政府促使蒋介石政权改革。假如它不主动改革，那么很有可能要付诸战争。毛担心蒋在内战中仍然拥有美国物资支持。这并不是说，他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相反，他希望美国的援助能普及所有抗日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军队。

毛认为美国应当从中国海岸线进入中国，与国共两党均开展合作，但两党应在不同区域范围活动，这样可以让美国看到两支力量的差异：共产党拥有广泛民众基础，共产党人善战。

毛泽东说，每一位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活生生的民主宣传者。这位共产党领袖还说，中国人视美国为民主典范。从另一面来看，美国的出现可能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抵制蒋介石政权的压迫性。在谢伟思关于毛泽东谈话主旨的报告中，毛泽东说道：“当然，我们希望观察团到此是为了帮助我们击退日本。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你们到此的首要意义是一种针对国民党的政治目的，这点无须否认。”

毛不希望二战后让苏联支持中国。俄国人拥有强大的改造能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共产党如果寻求苏联援助，将会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中国已经支离破碎到极限了。如果美国能对中国共产党提供民主而有效的支援，那么苏联也不会有意见。

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实现的唯一办法是发展自由企业、吸收外资援助。他说，中美利益相连、相似，因此两国可以也必须协作。共产党不会惧怕民主美国的影响，反而会欢迎你们，请美国拭目以待。

毛总结道：“美国不需要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我们承受不起欺骗你们的损失——承受不起与你们斗争的后果。”

谢伟思向中缅印战区总部和大使馆急送了一份毛泽东谈话的完整内容。大使馆转发了一份给国务院。但华盛顿方面无意回复毛泽东。

* * *

史迪威离开重庆那天，我乘坐总部的C-47运输机飞往延安。我们认为它是反抗势力的地盘，因此称延安为“迪克西”（Dixie） [1] 。鸟瞰延安，这是个位于中国西北的小镇，坐落在一个没有树木的山谷里。10月末，山谷两边久经侵蚀的沉闷高原仍然被炙晒得光秃秃的，呈现出一片黄褐色。我们拐入山谷，在降落的时候，看到两边的山崖上挖出一个个窑洞，里面住着延安的精英。窑洞可以避免敌军轰炸。一路上，他们向我们挥手致意。

打开舱门我们便感觉到机外干净清爽却又干燥的空气。阳光从湛蓝无云的天空上照射下来，这与沉闷、阴暗、潮湿的重庆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男男女女都穿着单调统一的填絮棉衣裤，他们的举止表情却体现出其他地区人民少有的独立、开放和活力。

欢迎的人群聚集了延安社会各方人士——士兵、官员、党务工作者、学生以及其他寄居于此的人员。谢伟思和参谋长叶剑英也在人群中。叶剑英穿着夹克和带有斑纹的土布棉裤，没有佩戴徽章。他们调用了一辆旧卡车把我们这些美国客人接送到住处。我、约翰·埃默森、白修德（Teddy White），以及其他大约6名官员组成了参观团。但我们第二天要飞返重庆。

我将我们的住处称为“度假牧场”。它与其他建筑分隔，由两栋石、砖和土坯建成的新楼组成。其中一栋八层高，里面没有厕所，只有外面一个公厕，用炭盆供热，煤油灯照明。房间的地板都是灰乎乎的，每一间放了两张床。搁凳上架上木板，然后放上草垫和棉被就组成一张床。我们在另外一栋楼用餐，食物是美味的中餐。那栋楼配备了一个朴素的娱乐中心。中国的卫兵警觉高效，将里里外外都保持得井然有序。

我们抵达当晚，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主持了一场愉快的晚宴，欢迎所有外国军士、友人和观察团。共产党重要的党内和军队人物均出席了晚宴。我、谢伟思和埃默森与周恩来同桌，包瑞德和军队访问团与朱德同桌。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包括代表苏联新闻社塔斯社的两位代表，坐在了第三桌。而为了彰显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拥护，当时在延安驻扎的国民政府代表，包括一位上将和一位上校，也受邀出席，但他们只和几位不知名的共产党人士坐在另外单独的一桌。

安静节制的欢宴没有歌女陪场。晚宴结束后，周恩来邀请我、谢伟思和埃默森一同到他靠崖的“房子”里做客。我们穿过一扇门，来到一个倾斜的小院子，眼前的崖面上挖出了五六个窑洞，那就是周恩来的住处。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屋内大约有四米宽五米长，放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摞书和一罐白菊茶。周夫人是一位朴素、安静、有气质的女人，穿着和其他人同样的填絮棉衣裤，但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编织帽。她给我们泡了茶，与我和谢伟思闲聊了几句就离开了。周夫人是参加过长征的主要革命者，也是幸存者之一。毛泽东放弃了妻子、朱德的夫人被国民党抓获杀害，但周恩来并没有那么早结婚。周恩来与妻子的关系善始善终。

毛泽东进入了房间，我在日记里记录道：

毛泽东身材高大，体型略胖，有着一张圆润温和而略带秀气的脸庞。他带着中国共产党党员特有的直接的友好，大步向前与我们每个人握手。他坐在我右手边的一个小凳子上。然后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周恩来、埃默森、谢思伟和我先后进入窑洞……我们友好坦诚地交谈了两三个小时。中途朱德也进来加入我们。

毛周朱三人围坐在桌前，他们的脸庞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神态各异。毛泽东的手势神情都很放松……散发着强大的人格魅力……他展现出强烈而又沉稳的冷静和自信。

周恩来的脸色则相对专注……他是一个活跃的人，愤怒、认真和快乐都会写在脸上，手势反应迅速敏捷。他将会成为一位上镜的外交部部长。

朱老头儿是一位走路拖沓、反应缓慢但实质上精明的人。他是农民出身，脸庞宽平、其貌不扬，平凡地就如同中国北方常见的土墙一般。但他却拥有非常丰富多样的性格。由于他身形很宽大，而且常年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所以体型看上去四平八稳，步态摇摇摆摆。他的神态也相应地变得坚韧。不过，被逗乐的时候，他的大嘴会爆发出极具感染力的笑声。

这次交谈中，我故意延续了毛泽东与谢伟思关于美国与中共合作之必要性的话题。如果美国在共产党控制的海岸地区登陆，共产党的组织、军队和人民又会提供什么样的合作？毛回答说，如果美国的行动规模大并向共产党提供补给，他们会尽全力协作。具体事项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朱德和叶剑英，一位司令，一位参谋长，会和我探讨其中的可能性。但即便美国保持冷漠，毛泽东也相信共产党的前程，因为他们的实力在稳步壮大。

虽然在9月的五角大楼之行后，我认为美国登陆中国海岸地区的可能性较小，但我也认为美国与中共合作可能会在华北取得先机，否则俄国人会以帮助亚洲战事为借口进入华北。鉴于其中的政治因素，我迫切希望了解朱德和叶剑英能提供什么。在叶的推动下，我在返回重庆的第二天继续研究此事。

窑洞的摆设和五角大楼接待室厚厚的地毯、电话机、光亮的大桌旁坐着的神情肃穆的人，以及他们身后的旗杆旗帜形成反差。我和叶在他的办公室兼住所会面。房间大概五米长四米宽，地板就是泥土，摆着一张简单的桌子，没有电话和旗帜。会面的第五位参与者——倒不如说旁观者——是妞妞。她是叶剑英可爱的三岁女儿，穿着厚厚的保暖衣服，戴着白色尖顶编织帽，上面绣着一颗红星。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讨论了一个笼统的话题：战争的进程。我发现叶剑英是一个机智、敏捷和直接的人物。卢登在几年之后告诉我，与国共两党许多军界人物都打过交道的马歇尔在一次战后的任务中曾评价道，叶剑英是中国人中最会打仗的。

会面中，我自然地向包瑞德上校寻求意见和帮助。除了我们两位，共产党当时有叶剑英、朱德和妞妞在场。朱总司令和妞妞没有说什么话。第二天，即9月26日，包瑞德和我再次会见了叶剑英，以及另外三位重要的指挥官：彭德怀、林彪和聂荣臻。彭德怀是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官。他们四位似乎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那个宽泛的问题。因此，包瑞德和我向他们提出了有关美国登陆中国海岸地区的具体假设。

一周之后，叶朱周三位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告诉了我们在美国力量登陆连云港后他们的预计划。连云港是东西干道陇海线的临海终点站。按照我的估计，他们的目标是在该区域建立空军基地，从而具备对日本、朝鲜、中国东北，当然还有敌占区的打击能力。他们预计日军将派出两个半师团阻止美国首次登陆，还可能在五天内增援至五个师团。为了确保盟军优势，他们建议美国派出五个师执行登陆任务。

简单来说，共产党将在陇海线东段范围派出五万常规军，增派援兵应对阻止登陆的日军，同时在连云港320多公里半径内发动人民群众为美军提供劳力和食物。在华北其他区域，共产党军队及其民兵将牵制敌军，切断敌军交通线。（后来朱德和叶剑英向我透露，他们的总体兵力是60万常规军和专门游击军，再加上250万民兵。）共产党估计，登陆之举和华北反击会引起日军的强烈反扑。因此，他们需要通过控制中的港口获取物资。他们委婉地提出需要（美军在太平洋战役里缴获的）日本轻型武器和弹药。

11月3日，我用两页纸总结了共产党的预计划，标为“首要机密”，寄给魏德迈和在华盛顿的旧识史迪威，还寄给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但是均杳无音信。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还是放弃了中国。美国不仅没有考虑过抢在苏联之前在中国大陆打击日军，反而迫切希望苏联至少要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对付日军。

毛泽东对谢思伟的陈述里，表达了共产党寻求战后美国经济援助与投资的愿望。在我看来，这是对进一步探索的追求。共产党已经预见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实力与局限，那么，对于经济目标，他们又有什么见解呢？

当周恩来在他的窑洞里用茶和水果招待我们时，我问他，假设共产党执政了，他们对工业、外资、外贸和其他经济活动将采取什么政策？在我看来，他们不仅要面对尚未解决的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及其他传统农村问题，还要在全面执政后承担突如其来的新的经济任务。周恩来显然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但他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观点。

我不认为毛泽东对话谢思伟时曾思考过关于美国援助的具体计划。他的确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资金和贸易机会，但他并未构思出蓝图和符合共产主义的具体说明。假设美国人认真考虑了他的提议，他的共产主义也能以权宜之计允许任何带来应许利益的政策。

因此，在政党路线未制定之前，周恩来面对我的突然提问，实在无法给出什么权威解答。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表现出的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忱，能够让他们在因为国家饱受战争蹂躏和穷苦之苦而考虑选择结盟苏联之时，保留对美国作为另一种选择的期待。我们在会谈结束后一起用了午餐，期间周恩来以总统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等美国政治话题挖苦我。午餐后我们打了乒乓球。

* * *

驻外事务处分派给史迪威的四位官员中，包括我在内有三位现在都在共产党控制区域，谢伟思则返回华盛顿进行咨询。在我和埃默森抵达之前，卢登就已经开始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靠双脚和骡子，深入山西的敌后区。这些区域虽然名义上被日军侵占，但实际控制权却在共产党手中。卢登是唯一一位有机会考察这些区域的美国驻外事务处官员。他随共产党常规军和游击队连续行进数周，穿过敌人防火线，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了共产党的军队组织。他总结道，共产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效地组织起农民力量。他们的战士有耐力、有纪律、有冲劲，他们的领导是“中国最实事求是、条理分明、意志坚强的团队”。

共产党能够赢取农民力量的原因很简单。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近90%，他们对政治并不关心。政府和军人在农民眼里代表了痛苦和折磨，而不是归属。如果日军能够注意与农民阶层的关系，中国农民也许更仇恨的是国民党或者各军阀。但日军不仅没有善待他们，反而放肆掠夺、破坏、强奸、屠杀，让幸存的人民活在愤怒的绝望中。而共产党来到他们身边，告诉他们不要绝望，他们要依靠共产党组织强大起来，抵抗敌人并最终获得胜利。共产党干部和军队尊重每个农民，激发他们的思考，促使他们参与决策，然后获得他们的信任。而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对他们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如何抵抗侵略者，而不是共产主义和革命。

埃默森凭借自己的日语能力采访了许多日本俘虏，收集共产党改造战俘（POW）的技巧。在缅甸，他活跃于心理战的运作中。在密支那战役里，他曾站在前线用临时广播向敌军宣讲。然而，日军抵抗宣传的能力很强大。缅北战役中两百多名日本士兵都只是因为生理伤病而被俘。

一朝被俘，且受到人道的对待，缅北的日军战俘都特别顺从。虽然他们曾被灌输宁死不降的观念，但并没有实质规定限制他们被俘后的言行。不过，以囚徒的身份苟活，而不是像英雄那般战死，这是他们难以磨灭的羞耻。至少他们最初都说，即使有机会他们也羞于回到日本。所以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并且尽力在可怕的命运里过得好一点，尽力获得俘虏者的认可。埃默森和一小群令人敬佩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nisei）——来自麦瑞尔突击队和战争情报局心理战小组——理解战俘的心理活动，成功说服他们参与宣传材料的制作，对付他们曾经的同伙。

所以，埃默森来到延安之前就已经在处理战俘之事上颇有经验了。共产党邀请他视察他们的战俘工作，其呈现方式是一所学校，他们称之为日本工农学校（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学校的宗旨的确是教化战俘。以此看来，共产党在战俘工作上比我们还要先进。他们不仅审问俘虏获取情报，咨询俘虏意见用于宣传，还把战俘转变成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

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一位温和敦厚的日本人，名叫冈野进（Okano Susumu），真名是野坂参三（Nosaka Sanzo）。他曾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参加第三国际。野坂转变战俘的工作似乎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当时，战俘们无人押送，三三两两地来到我们的“度假牧场”，彬彬有礼地回答由我们的战争情报办公室有礼貌地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在《日本思维》（The Japanese Thread ）一书中，埃默森回顾了他在印度、缅甸、国民党政权地区、野坂的日本工农学校与日本战俘经历过的奇闻逸事。

埃默森了解日本人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与战俘的交谈又加强了认识。所以他认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将引发日军更长时间的抵抗，造成美军不必要的损失。1944年8月，他建议国务院要有效地消除日军疑虑，让他们明白投降并不意味着灭亡，投降后仍然可以保留天皇。只有天皇能毫无异议地命令日本武装力量停火投降。埃默森是少有的几位能以远见与勇气在战争结束一年之前持有这种观点的美国官员之一。他的建议被递交给霍普金斯，但我不知道罗斯福是否了解。不管怎样，他没有在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上让步。杜鲁门更是拒绝给予天皇任何保证，否决了关于日本之和平的提议。

为了那些阅读超过一页的备忘录都有问题的人，我在11月初写了三个概要回答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多“红”？他们对各强国秉持什么态度？他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执政者？

我对中共“红”的程度的预测受到了自己假设的影响，即我认为对教义的单纯信仰很容易枯萎、衰减和误用。我说，中国共产党人将回归原貌，他们只有在国内外压力之下才会拥有革命的热忱。我显然低估了中共作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专注，也低估了毛泽东团队运用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我的想法是投机性的，它没有实现。马列主义预见了美国政府的行为，中共理论派获得了胜利，足以宣扬共产主义教条的正确性。

“对力量的自信，”我在围绕一个关于延安和各强国关系的主题时写道，“使得共产党相信他国的支援或侵略决定不了他们的存亡……他们意识到，强国能加快他们的发展，也能抑制他们的发展。”对于与苏联的关系，我在之前已经询问过他们，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会让他们与莫斯科方面交恶。他们声称，苏联人进入战场抗日时，不会想要控制他们，希望莫斯科方面交出外蒙古。对于这两个声明，我表示怀疑。

共产党对英国的态度特别老套，他们认为英国是传统的帝国主义力量，会站在蒋介石一边对付他们。毛泽东虽然明确表示美国是他们的期待，但也是他们最担心的一环，“因为美国人独立支援蒋介石越多，越有可能促成内战，共产主义的中国越要迟来，越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共产党是否会执政？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已经掌控了大约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9000万人民的力量。只有“支持蒋介石的外国干预力量达到抗日的水平”，他才能击垮共产党。但这似乎不太可能。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强大到难以撼动。“共产党将执政，中国的未来属于共产党而不属于蒋介石。”

[1] “迪克西”意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在这里则暗指陕北解放区。

第十八章 共产党、国民党和赫尔利三者交锋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出乎意料地乘总部专机抵达延安。他身着整洁的少将服，看得出来他对那身衣服情有独钟。看到欢迎他的人群，受到感动的他发出一声乔克托族（Choctaw） [1] 的战斗呐喊。淳朴的红军不熟悉美国土著的习俗，对这声呐喊感到疑惑。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讶异的样子，可能只是暗地里把它当作外国人的又一个古怪行为吧。

这一声乔克托族的战斗呐喊表现了赫尔利的一部分公众人格。他对于自己寒微的俄克拉荷马州出身以及西部的方言、民间智慧和行为习惯感到兴奋。而且，他所炫耀的豆科灌木、印第安战斧和六发式左轮手枪文化，像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豪和悲悯，意图俯视和震慑他认为曾经轻视过他的软弱的东部人和欧洲人。这种炫耀更像是一个玩杂耍的人在等待苍白的关注和掌声。

早在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我就写信给赫尔利，催促他亲自拜访“迪克西”，独立直观地感受一下共产党领导者的风貌。但我的请求是多余的。当大家还在期待他缓和蒋史关系之时，他就对缓和国共关系产生了兴趣。

前者是总统派给他的任务，我却没有见过任何有关后者的文件。但如果赫尔利在前往重庆之前曾向总统表达过他对后者的兴趣，那么一切也算符合常理。出于一贯的豪爽和不拘小节，罗斯福很有可能会口头应允赫尔利，就像他会口头称呼史迪威和我为“大使”那般，但那只不过是让听众自我感觉良好的政治废话罢了。不幸的是，赫尔利、纳尔逊以及1942年罗斯福派往印度的那位愚钝的私人代表路易斯·约翰逊是自我意识膨胀之人，把总统的客套恭维当成了随心所欲的通行证。

抵达延安的赫尔利认为撮合国共两党就像当时在美国面临国家危难时促成驴象合作那般容易。他来延安之前和蒋介石的两位部下起草了一份关于双方合作的协议，内容包括军队统一、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共产党合法化以及“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

因为感觉到赫尔利的期望过高，在他抵达延安不久，我就提醒他不要期望共产党全盘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我告诉他，共产党很难被说服。他好像对我所说的感到惊讶和厌恶。他提出要独自与共产党谈判，建议我翌日返回重庆。我遂了他的心意。而白修德主动帮助他准备谈判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时，赫尔利也怪罪于白修德。他曲解了白修德的好意，指责白修德是在“反对他负责的任务”。

但是，经过与共产党高层的三次会面，毛泽东向他解释了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之间的天壤之别，他退缩了。他曾以为毛泽东对中国的描述与中国的敌人对中国的描述并无二致，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中国，与他所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基于这种毫无技术的推诿之言，他抱怨起这份自我强加的任务，认为“让他一个局外人达成两者的合作太强人所难了”。后来他又做出让步，提出如果毛泽东愿意合作，他们可以促使蒋介石合作，这样一来，他们三个就可以统一中国了。

应赫尔利的邀请，共产党提出了他们的诉求，其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共产党参与中央政府的军务和民政、公平分配国外援助”两点。这对于赫尔利来说足够温和了，毕竟亨利·史汀生、弗兰克·诺克斯以及他自己，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在全心全意地服务于民主党执政的政府。但他没有意识到中国不存在“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概念，西方民主倡导全民参与，无法兼容蒋介石用于平衡竞争对手的系统，更何况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扩张、纪律严明且决心摧毁他的系统并夺取政权的组织。

为了打造新中国的“大宪章”，赫尔利挪用了林肯的思想并加以粉饰。他向想象中的中国联合政府保证，将建立信仰、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保障人身保护令及其他美好权利，包括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这一系列的政治德行与陈词滥调给予红军强烈的喜悦。并不是因为他们会按照赫尔利的愿望履行它们，而是因为他们会先为其背书，将其打包成共产党与赫尔利达成协议的样子，然后让得意扬扬的赫尔利把包袱丢给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会拒绝，但也从而坐实了共产党对他的批判——反对民主。同时，站在赫尔利的角度，共产党还可以在窑洞里遥想蒋介石和赫尔利的挫败，以此为乐。

事实的确如此。赫尔利回到重庆之后，将“赫毛建议”的副本托付宋子文递交给蒋介石。赫尔利为自己成为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起草者而欣喜，因此他将那份毫无理性的协议签成一式两份，“说服”本来就如此打算的毛泽东签下名字，并且向共产党保证他们的需求不仅得到他的支持，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宋子文看到建议后大吃一惊，急忙冲到赫尔利家，告诉感冒中的赫尔利他被“共产党的花言巧语欺骗了”，国民政府绝不可能答应共产党的要求。

两天后，仍在感冒中的赫尔利向我详述了他的活动细节。他说，由于共产党造就了如此尴尬的局面，所以国民政府提议秘密举行谈判。提议体现了公平，如果谈判失败，一定是国民政府的问题。赫尔利相信蒋介石愿意和共产党达成共识，但蒋介石身边的人一直在阻挠。其中，宋子文是最大的拦路虎，赫尔利称他为“骗子”。赫尔利爆出了一件令我惊讶的事。他说，作为逼走史迪威的条件，蒋介石曾答应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而后，我将这段谈话原原本本地写在信里寄给了范宣德。

蒋介石和“骗子”宋子文仅仅花了一周多时间就重新获得了赫尔利的支持。随后他们三位编制了一份《反建议案》，应对赫毛“八福词”（beatitudes） [2] 式的建议，要求共产党将全部军队交与国民政府控制。恰巧在重庆的周恩来表示反对《反建议案》，于是赫尔利召集了魏德迈及其参谋长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一起去说服周恩来接受“赫蒋建议”。因此，赫尔利不仅心甘情愿地深深置身于国共危险的斗争中，还不合时宜地、毫无必要地把美国军方拖下水。

因无法说服周恩来，赫尔利于是让已返回重庆的包瑞德在12月8日再次造访延安，劝说毛泽东接受《反建议案》。毛泽东坦言共产党不会放弃作为自卫唯一手段的军队掌控权。同时他还指出，赫尔利是“赫毛建议”主要的起草者，还促使他共同签署该建议，“不管多不情愿，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将带有签名的建议公之于中国人民与外国媒体面前”。当包瑞德报告此行失利时，赫尔利在毛泽东的威胁下，怒火终于爆发，指责毛泽东欺骗了他。

此时距离赫尔利仓促地投身于这场毫无意义的个人调解已经一个月了，他最终自食其果，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脱身，任国共两方宰割。前驻华大使高斯在华时，尽量避免将自己和美国政府卷入尔虞我诈的中国内政中，赫尔利曾经因此轻视高斯。虚荣、无知、轻信和鲁莽的赫尔利不可能像高斯那样明哲保身。

* * *

蒋介石和宋子文很满意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的确，赫尔利最初曾因拥护史迪威而反对他们，也曾受莫洛托夫和毛泽东迷惑。但是熟悉美国人的宋子文对赫尔利做出迅速的判断，掌握了他虚荣、多疑和无知的弱点，同时蒋介石又借史迪威事件的机会成功争取到他。这位公使后来建议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使得蒋介石和他的大舅子对他推崇备至，要求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常驻代表，因为“他对人性具有独到见解，能够解决问题，还能与共产党领导人和谐相处”。

其实最初对蒋宋来说，善变而敏感的赫尔利是个威胁。宋子文曾密切监视他，仇恨所有不恭维蒋介石政权的人物，害怕他们影响赫尔利。而我就属于他仇视的范围，不需要其他原因，我与史迪威的关系便足以令他仇视。

“你对中国时局的精通，”11月17日罗斯福致电赫尔利说道，“不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外交方面都很突出，足以让你有资格”担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对总统的夸赞深表同意，接受了大使的职位。两天后，新大使邀请我与他共事。他邀请了五位住在使馆外的使馆人员与他同住，这些人在重庆房荒的时候也曾受到高斯的邀请。他同时还将安排我和妻子住在使馆——帕特丽夏会从新德里飞到重庆。但最终他的舒适安排没有实现，赫尔利认为由于日军向西进攻，帕特丽夏应当延期抵达。

我没有把赫尔利的招募当一回事。魏德迈早就收纳了我和其他三位同事，因为我们都曾经为史迪威效力过。但我也有其他被调动的可能。我从华盛顿方面听说，自己将从魏德迈身边调到一个不知名的近东领事馆。传言来自11月8日国务院的文件，里面要求军方让我与几位同事恢复外交工作。魏德迈成功收纳了卢登。对于谢伟思、埃默森和我，史汀生在11月22日致函代理国务卿，“魏德迈确信这三位的存在会减缓军事活动的阻力”。

我将被派往近东领事馆的传言让我不安。我预想的目的地是巴士拉（Basra）或亚丁（Aden）。我认为这次派遣是惩罚性的，曾想过辞去驻外事务处的职位。赫尔利以亲切的长辈口吻劝我不要离职，因为他了解我生性反叛，而国务院里“尽是‘善于忍气吞声之人’（pole sitter）”，政府需要我的工作。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我在国务院的朋友范宣德曾竭力帮助争取调遣去向，为了我好，他原本计划帮我争取到科伦坡（Colombo）。但他的好意并未派上用场，因为魏德迈很严肃地断言道，假如他身边没有我、埃默森和谢伟思三人，抗日战争会受到不利影响。

另外，赫尔利多次告诉我，宋子文一直极力要求他把我调离中国。11月13日，他对我说宋子文是个爱耍阴谋的人，利用人的性格，试图让他误入“追逐疯狂”——一种贬斥众多中美官员的说法——的歧途中。不过，按照赫尔利疑神疑鬼的性格，他不会一点都不相信宋子文的主张。

所以宋子文才能成功地向赫尔利撒下一个弥天大谎。宋子文说，我向他揭露了魏德迈的“法西斯思想”。不出所料，赫尔利将宋子文编制的流言传达给魏德迈将军和我。随后我向魏德迈解释，意在证伪宋子文的不实之言。他说，想到我可能如此评价，他就感到受伤。宋子文的流言之毒不仅影响了赫尔利，还影响了魏德迈。

赫尔利还相信了宋子文编造的另一个谎言：国民政府外交部接到驻扎延安的情报人员的消息，说我曾经对共产党人许诺，派谢伟思到华盛顿，联合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不再承认国民政府，转而承认共产党。我对此的否认似乎暂时平息了赫尔利愈发浓烈的猜疑，但此事之后，他开始浅显地解读那些纷至沓来的所谓“来自延安的情报消息”。制造消息的多数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和在资深外交家眼里充其量能称之为“嫌疑犯”的人。

* * *

早在延安与赫尔利交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不像史迪威那样乐于接受不同意见。因此与之对话时，我尽量婉转地表达我对于他达成国共合作协议之可能性的异议。但是在呈交给魏德迈的备忘录中，我认为要表达得直接一些。我把这些备忘录的副本也给了赫尔利。

赫尔利从延安回来后不久，我在11月15日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当下的确不能放弃蒋介石，”但是，“我们不能无期限地为一个政治破产的政权买单”。我继续写道，赫尔利正在尝试把国共整合为联合政府。这当然是最佳的方案（相对于拖美国下水的内战而言）。但如果国共两方无法联合，我们就要二选一。

而且随着时间流逝，特别是在苏联即将加入抗日战争之时，“与其小心翼翼地保全委员长的面子，我们更应当尽快提升与延安的关系，尝试‘在政治上夺取’中共，而不是眼睁睁看着他们‘顺其自然地加入俄国人的阵营’”。俄国人进军华北和东北势在必行，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奢望完全赢得共产党。但我们可以通过战时和战后的援助帮助他们建立民族主义精神，脱离苏联的控制。

回过头看，在政治上夺取中共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它表明我低估了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深入程度。但美国对中共的援助策略切实可行，可以帮助他们在物质上独立于苏联，降低克里姆林宫的影响。而我认为，只要出现契机，共产党随时都有可能掌控全国。

虽然按照我的判断，与内战相比联合政府是更好的选择，但我并不认为它可行。12月初，我写了另外一份备忘录，也给赫尔利提供了副本。我写道，蒋介石知道联合政府迟早会夺取他的统治权，所以不可能接受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而共产党也不可能在要求上让步。蒋介石和国民党日渐式微，共产党迟早要取代他们。

12月12日，在致力于国共达成协议之事上，赫尔利面临僵局。我意识到，僵局——或者说拖延的谈判——意味着蒋介石会继续阻挠我们开发共产党控制的华北的战略有利位置，否定我们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随着战争对我们的大量消耗，我们有理由告知蒋介石，我们会与“任何有利于抗日的中国军事力量”合作并援助他们；我们不会对那些有意挑起内战的军队施以援手；同时我们还要让他知道物资的分配，包括对共产党的援助。

因为我的备忘录不符合赫尔利的口味，他也鲜少向周围的人征询意见，所以12月13日他邀请我对他上报给华盛顿的一份关于毛泽东拒绝“赫蒋建议”的信函提出建议时，我感到很诧异。他所写内容属实，透露出十足的谨慎——但他没有意识到谈判已经不可能继续了。我没有建议的必要。

* * *

奇普·波伦在12月中旬从国务院发电报回复了我于10月自荐调往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请求。电报中说，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正在莫斯科翘首期待我的到来。晚冬初春之时我就考虑过前往驻莫斯科大使馆。宋子文的敌意，以及他对赫尔利的影响力，使我不确定自己能发挥多大作用，我开始考虑是否要在哈里曼手下谋事。而且，我已经开始反感当时中国的时局。美国政府在中国无力作为，诸事结局已经注定，是时候动身离开了。

我向赫尔利告知了波伦的消息，他表示我不应等到2月份，应当立即动身前往莫斯科。他如此催促我离去，我并不意外。我已经适应了他阴晴不定的性格。就在不久前，他还对我坦言宋子文反复要求摆脱我的事情，而且有意让中国外交部安排我与妻子住进他的使馆。他享受着“焦虑的子文”的表演，却又受宋子文不厌其烦挑我刺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也没有热情和兴趣参与他的投机活动。当初他在延安的时候，逼迫我离开延安，现在又想用同样的方式逼迫我离开重庆。而波伦的消息符合他的目的，来得正是时候。

赫尔利说，我应该秘密前往莫斯科，公开会惹宋子文不快。我并非被流放到不知名的所在，而是要担任一个可能要继续处理中国事务的职位。按我的判断，赫尔利之所以顾忌宋子文的喜怒，是因为他希望对外交部隐瞒该事实。更重要的是，赫尔利暴露出他与宋子文关系中的一个心理弱点，即他认为有必要巴结外交部。他说他会遵循宋子文的意愿，说我被遣回再调职。他曾经建议调离史迪威，现在则要编造我的离去。

在他向我展现了如何逢迎外交部的小伎俩之后不久，12月15日，他吐露了宋子文反对我的动机，并对宋子文的动机表现出毫不遮掩的喜悦。赫尔利说，外交部部长先生敦促他将约瑟夫·阿尔索普从陈纳德身边调到他手下。他大笑着继续说道，“子文认为你知道的太多了，他想在我身边安插他自己的人”。

这是赫尔利第二次和我分享宋子文和阿尔索普的故事了，说明他的记忆力出现了问题，需要唠叨重复。我们重温笑话之后，大使接到了包瑞德上校的电话。上校翌日清晨将前往延安。我也和包瑞德通了话，安排与他共赴机场的细节，整个过程赫尔利均在场。我和包瑞德结束对话时，恰好有他人进入房间，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未向赫尔利详述飞往延安的计划，以为他能从刚才的对话中推断出来。不久之后我便离开了，只告诉他两三天后归来。大使什么都没说。

前往莫斯科之前，我到延安最后一次迅速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了解共产党如何看待日军和国民党签订条约停止进攻侵略这一坊间说法。作为魏德迈团队的一员，这是一次常规行程，与赫尔利的共产党工作毫无关系。我受到了延安方面的热情接待，与毛周以及其他主要共产党领导者进行了笼统一般的交谈，再次强烈感受到他们的智慧、能力和自信。周恩来认为日军和蒋介石可能达成缄默的共识，放缓侵略活动，只不过他对此没有有力证据。

12月18日，也就是我从延安返回当日，我拜访了赫尔利。他因我未事先征求其意见就前往延安之事斥责我。他说，就在我离开后，宋子文马上打电话询问我的延安之行（我们的行动受政府特务的严密监视）。赫尔利否认我离开重庆。之后又了解到我的确飞往迪克西了。他因此陷入尴尬的局面，对我火冒三丈。他不得不向外交部承认错误，还要在宋子文面前尽力洗脱故意欺骗的嫌疑。外交部把可耻的动机强加在无心之失上，使他人不得不自辩。他们用这种毫无新意的计谋获得了明显效果。

我向他简要地解释了一番，我说自己并未意识到他对我前往延安一事不知情，而且我是受魏德迈之命前往。我还就自己未告知他具体计划表示歉意。大使当时隐晦地询问我是否到延安干涉国共谈判。我说我从未向任何人询问过有关谈判的事情。听到我的回答，赫尔利的猜忌好像有所缓和。

第二天，我碰巧见到大使。他说蒋已表态愿意不顾宋子文一众反对分子的意见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最终，赫尔利得出一个在我看来不合逻辑却令他十分欣慰的推断。同时他更加希望我尽快前往莫斯科。

一方面宋子文煽动赫尔利反对我，另一方面大使极易受外交部刺激的影响，显然我已经难以继续行使自己的职责了。12月9日，我便如此告诉魏德迈。我请求他同意我离开中国前往驻莫斯科大使馆。魏德迈显然对我的要求感到吃惊，先前他被一连串的军事问题缠身，所以不了解宋赫二人针对我的阴谋设计。魏德迈将军以宋子文为由认为我不应该离他而去。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调遣，并写信感谢我高效忠诚的工作。

宋子文没有意识到我的调遣已经被提上议程，只待正式的出发指令，所以他继续怂恿赫尔利刁难我。12月22日，大使与我用完午餐后，指责我最后一趟延安之旅破坏了国共谈判。原来是外交部向他透露，宋子文又收到“来自延安的情报”，控告我建议共产党不用重视赫尔利，因为他是个“老糊涂”。虽然情报本身是虚构的，但它却道出一番实情。我和一些在中国最了解赫尔利的人都认为他算不得睿智。针对大使的嘲笑日益增多——一位美国记者曾当着我的面嘲笑赫尔利老而无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认为可以忽视赫尔利。我们都很清楚他手中的权力。

我无法反驳宋子文精心设计的陷害之辞。如果我尝试的话，也许毛泽东最终真的会出面否认我曾经以赫尔利是老糊涂的理由建议延安政权人物忽视他，但谁会相信这样的闹剧呢？反过来说，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宋子文的控诉是真实的，除非有人像赫尔利那样明显地相信戴笠的特务成功打入了中共内部。但是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一点的。

再次解释了延安之行的情况后，我质问他，在他如此支持我的情况下，我背叛的动机是什么？赫尔利开始细数对我的善意之举。因为觉得我背叛了他，所以他很想反击。他曾经向外交部部长澄清不是有意欺骗他。“这件事让我惹上麻烦，”大使大声责备道。我不该让他意识到自己陷入窘境。经过我更加耐心的解释，赫尔利表示他需要午睡，需要一个人思考。

交谈之中，我对赫尔利说，宋子文在利用操控他。但是这位曾被大使称为骗子的操控者说辞混乱，经常自我矛盾，大使怎么可能被他操控？在我看来，唯一可信的解释是赫尔利陷入了异国的、充满误导性的任务之中，而且他还轻率地得意忘形。当联合不可兼容的两方的努力不断化为泡影时，他不能承认自己的挫败是因为愚蠢。虚荣心迫使他寻找外部借口。

宋至少感觉到了，甚至完全明白了其中奥妙。流利的英语、外交部部长的职位、蒋夫人的缺席，使他成为赫蒋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同时，他还擅长挖掘利用大使的弱点。虽然赫尔利不信任宋，但他不得不完全依赖这位聪明、有能力的人物，长期受其左右。

赫尔利寻找自我受挫的理由时，宋子文成功地把他的焦点从国民政府转移到共产党和我身上。但作为大使希望调解的一方，共产党不是大使愿意对抗的对象，因此他只好接受宋的归咎，把我视为他的失败症结。他需要这个借口维护他的自负——赫尔利统一中国的大计被我破坏了。虽然他认为外交部部长背信弃义，还是采纳了后者的虚假指控，下定决心把我赶出中国，理由是“子文认为你知道的太多了”。

* * *

赫尔利在面对国务卿做年终报告时，其中一点提到，他的任务是“支持”蒋介石和“联合中国所有军队”。他还说，虽然大家都认为内战不可避免，但他到中国后，“让蒋介石相信通过签订国共协议，中国可以集结军事力量抗日，此为其一，还可以避免内乱，此为其二”。

说到底，国共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赫尔利继续阐述，“阻止中国统一协作的最大力量来自外国人”。这些人中“有一些美国军事和外交官员相信国民政府将最终倒台，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国不可能出现军事或政治的统一”。赫尔利把我们的预警曲解为倡导，宣称这些美国人认为共产党“不应该”与国民党合作，也“不允许”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统一。他还断言道，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抛弃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

在大使馆的盛大圣诞晚会上，赫尔利举杯，朗声说道，“约翰，我敬你一杯”。我把它当作一种场面行为。他离开的时候，他说会停止对我的困扰。“你也要停止对我的困扰。”在敬酒和道别之间的某个时间，大使在后脑勺绑了一根常青树枝代替羽毛，呼叫起乔克托族的战争呐喊，在房间引领一众人跳起蛇舞。

离开重庆之前，我在1月4日对克里姆林宫如何看待中国时局做了一番判断。我认为，苏联将“冷笑而满足地”看着蒋介石政权的衰弱、共产党的扩张和美国的挫败。如果美国拒绝与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将意味着延安的国民党势力失去威望，“支持依赖苏联的共产主义力量将得到增强，克里姆林宫无疑清楚这一点”。克里姆林宫也承认，美国如果与中共合作可以大受禆益。但鉴于美国对共产党的敌视，对虚无缥缈的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莫斯科方面还怀疑华盛顿方面是否真的会“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事实上：

美国政策只能在面对现实和一厢情愿之间摇摆妥协……我们不情不愿并且无能地参与现实政治……克里姆林宫确信，我们会眼睁睁地失去追求的东西：用最快的有效手段击败日本并建立强大、统一、独立、自主的中国。苏联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华北建立其卫星国。他们意识到当下最利益攸关的乃是亚洲和西太平洋未来的力量平衡。

我把这番严肃沉思之作递交到国务院。后来我了解到，范宣德让它在众官员间流传阅读。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他和其他人的回应。我也自然而然地给了赫尔利一份副本，虽然我知道其中的观点不受他欢迎。他也没有回应。

1月9日，也就是我离开当日，我于清晨分别拜访了魏德迈和赫尔利，与他们道别。道别时，我祝愿大使工作顺利。后来回忆起来，我当时还提醒他即使谈判失败也不要陷入中国混乱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他的职业生涯如此卓绝，不能让中国之行变成可悲的巅峰。

赫尔利听到后情绪激动，然后面色红润大口喘气。他咆哮着反击我。“你想要放弃蒋介石，”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也义愤填膺地反驳他。但是赫尔利已经失去理智，怒气已经占据上风。最后我们照例以握手结束谈话。当天我飞往印度，然后与帕特丽夏共赴莫斯科。

我离开后不久，赫尔利自称第一次获悉麦克卢尔少将、包瑞德上校和战略情报局的威利斯·H.伯德（Willis H.Bird）上校在魏德迈参谋长的授意下与延安方面讨论美国与中共适度合作的军事计划。他勃然大怒后致电总统，明确地指责包瑞德三人背着他密谋破坏国共谈判，让共产党有理由绕过他接触美国。大使对他们的造谣诽谤被一份美国官方调查曝光。

1945年1月对赫尔利来说是一段难堪的回忆。他第三次被激怒。毛泽东和周恩来向驻延安的美国上级军官提出前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的请求。他们要求此事向赫尔利保密。毛周破坏了与赫尔利的约定，他们的要求最终传达到了战区总部，魏德迈则正当地把它展示给大使看。这位不幸的官员果然爆发了怒火，表现出他重重的疑心。赫尔利否决了毛周的请求。

赫尔利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着手整治那些直言不讳甚至专横跋扈的驻外办事处官员，禁止任何人向华盛顿方面提交批判蒋介石政权的报告。春天的时候，国务院内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爱德温·F.斯坦顿（Edwin F.Stanton）说：“我们别再指望驻华大使馆提供真实客观的报告了。”

[1] 美洲原住民。

[2] 来自圣经，即神赐的八种福。

第五部分 莫斯科的日日夜夜

第十九章 莫斯科任职

从印度到莫斯科，我和帕特丽夏经过了沐浴在日光下的德黑兰，沉思在里海岸边的、破旧的巴库和遭受战争打击而破落不堪的斯大林格勒。1945年3月25日，由于飞机需要加油，我们乘坐的苏联C-47穿过茫茫大雪，降落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Vnukova）。我们好像进入了矿井，周围漆黑一片，严寒刺骨，并且有股发霉的味道，我感到了一丝不祥的征兆。

这是帕特丽夏第一次到苏联。而我，曾两次途经苏联。1937年，我第二次途经苏联，并且在莫斯科做了短暂的停留。也就是这一次，我在美国大使馆见到了乔治·F.凯南。如今，八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莫斯科，而凯南也是如此。他现在的职务是公使，权力仅次于大使。

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不仅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和白宫（也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沟通的官员，而且白宫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哈里曼家境优渥，之所以选择公职，是因为他有一种贵族责任感，一种政治抱负，是因为他相信公职事业要比挣钱更有意思。大使馆没有人比大使对工作更加尽职尽责，没有人比大使工作的时间更长。他坚决贯彻执行罗斯福对苏联的战时政策，因为本质上来说，哈里曼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注重行动的人，他不是阐释政策的汇报者。

哈里曼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的住所——斯巴索之家（Spaso House），让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直到我们的指定住所可以入住。斯巴索之家是一个两层圆形建筑，有很多房间，圆形的支柱由板条和石膏做成，看起来像是大理石。住在斯巴索之家的还有大使的女儿——受人尊敬的凯思琳（Kathleen），她和帕特丽夏年纪相仿；几位单身职员也住在这里。斯巴索之家不仅仅是一处住所，因为哈里曼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这里处理，要么在他的卧室要么在他二楼舒适的办公室。哈里曼很少在他的大使馆办公室工作。而我们其他人都在大使馆办公，凯南负责给我们提供指导。

帕特丽夏也在大使馆官邸办公。作为战时政策，哈里曼规定驻外事务处人员的妻子只有接受大使馆工作才可以到莫斯科。然而，公使的妻子安纳莉丝·凯南（Annelise Kennan）是个例外。安纳莉丝·凯南是个充满热情、富有洞察力的女性。帕特丽夏被分配的是经济部门的文秘、档案、研究工作。这比在新德里为我做无偿工作要好一些。但是可能是因为工作条件的缘故，她的工资并不能体现她的水平和价值。她的工资不比从苏联雇佣的佣人高多少。

政府这样占便宜让帕特丽夏很恼火。一年半之后，我说服帕特丽夏把她的岗位转让给一位能胜任的女职员（在战争后期，大使馆来了一批女职员）。如此这般，政府对她的歧视性待遇就不复存在。现在，她在密码室工作，这是一份苦差事。如此，就没有人说她是“关系户”。

住在斯巴索之家时，每天早上我和帕特丽夏乘坐使馆的车去工作，司机是俄国人。汽车驶出大门，驶过值岗的苏联士兵。沿途，女人裹着棉服，系着头巾；清洁工正在把雪铲进垃圾车；街上几乎没有车辆，因为本来汽车就是稀缺品。人行道上，戴着皮帽子或者头巾、夹裹在大衣里的男男女女们正弓着身子，一言不发地踩踏在冰块上，趟过厚厚的烂泥水。路过的建筑物都是老旧不堪，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不久我们看到了克里姆林宫高高的红墙、塔楼和尖顶。我们来到了宽阔的麦卡沃伊街道（Mokhovaya Ulitsa）。这不仅仅是一条大道，它是克里姆林宫的缓冲地区。在革命纪念日，红场会举行盛大游行，这里便是部分游行的舞台。

我们很快就从斯巴索之家搬到了我们的临时住所，一间小公寓。在给美国的亲戚们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通常每天早上我和帕特丽夏跟莫斯科当地人一块挤地铁上班……这是一个总能引起兴趣的经历。每个人都衣着褴褛，没有快乐的笑脸，大部分人脸色苍白，车上没有活跃的谈话。尽管这些人营养不良，背负着重担，我总能感觉到一种原始力量。俄国的女性是让人惊叹的……她们似乎和男人一样坚韧强大。这不是指体格强大（男人体格也不强大），而是指她们具有让人叹服的忍耐力。即便是枯瘦粗糙的老年女人也是如此。

一栋破旧的七层小楼便是大使馆官邸，十几套狭小的职员宿舍也在这栋小楼里。小楼的对面是克里姆林宫，斜对面是红场和圣巴西尔大教堂。我和帕特丽夏终于分得了六楼的一套宿舍，里面有一间兼做办公室的客厅，两层高；有一个小餐间，一间厨房；楼上是一间卧室和一方狭小的阳台。从我们的餐间和卧室望出去是克里姆林宫以及其他一小片地方。夜里，最高尖顶上的发光红星照亮了我们这边的天空。

前门外的楼梯平台上有一个桶。秋天，卷心菜、土豆都储藏在这个桶中。桶里储存的主食一直吃到来年春末。苏联方面会给我们发放战时配额卡，也会为外交官开设特别的副食品店。尽管品种有限，但我们精明能干的厨师总有办法给我们“加餐”。第三种食物来源是大使馆的杂货铺，里面寒酸地储存着美国产的日用必需品，有罐装的、瓶装的，还有盒装的。因此，我们过得很充足，尽管我们想念蔬菜水果。

当然，相比苏联人民，我们过得相当不错了。由于战争——但根本上更由于苏联经济体系的整体无效率，尤其是农业——使得苏联遭受着令人惊恐的食物短缺。大多数苏联人每天的食物是黑面包和罗宋汤，肉是难得的奢侈品。

苏联的弱势群体与特权阶级的差别不如加尔各答乞丐与印度王公贵族的差别大。部分原因是亚北极区的贫困不如亚热带地区那般明显和赤裸裸。另外，苏联上层社会也不像印度王子那样炫耀消费。但是，苏联统治阶级举办的宴会、招待会奢华非凡，与平民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老百姓自然看不到这些宴会、招待会。

官方举办的招待会是在一个大厅中间，摆上一张巨大的自助餐桌，上面是巨大的枝形吊灯，招待会便围绕着这个自助餐桌进行。摆满桌子的是一盘一盘满当当的鸡鸭鱼肉、油酥点心、鱼子酱以及别的山珍海味。先到的客人观察一下自助餐肴，一边应付性地聊天，一边伸手接杯甜腻的苏联香槟，一边想象着桌边就餐的位置。客人们手里拿着杯子，庄严而敏捷地移动到自己最喜爱的美味面前。

一旦就位，站稳脚跟非常重要——盆骨或小腹顶着桌子，双脚叉开、站牢，两肘向外展开，作防御状。你得一边经受得住一波一波客人的“攻击”，一边解决掉盘子里成堆的食物，一边添加食物，啜饮香槟，保持微笑，还要能向成功移到桌边的熟客点头示意。酒足饭饱之后，两边的压力就可以把你挤出就餐队伍，离开餐桌。

来迟了的高官显要要么放弃这样的热情款待，要么加入就餐队伍——在苏联和外交精英群中，推挤着、蠕动着，曲折前进，一直走到餐桌。我的做法是先在家里吃完饭，然后以一个旁观者身份参加招待会。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把我的纽扣挤掉，不会把最好的深色西服弄上酸奶油，尽管我非常想品尝美味的烟熏大马哈鱼。

* * *

我是大使馆里唯一一个东亚问题专家，我的职责最初是观察和评论苏联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几个月后，我被安排负责所有的政治报告，包括苏联的内部发展。大部分工作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就像一部侦探小说情节的展开，因此我非常享受我的工作。

我在莫斯科的任职也是一个令人欣悦、让人受教的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凯南。凯南不仅是一位能力出众的职业外交家，而且还是一位让人深受启迪的老师。凯南对俄国的文化和特性有着学者般的认识。此外，他还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力，从而让他对苏联的理解更加丰富和丰满。凯南对于苏联问题的才智和洞见在他流利的、有个性的交流（书面抑或谈话）中得到了阐释。

哈里曼一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因而对凯南的评论并没有多少兴趣。凯南的评论不总是关乎赢得战争，他对苏联动机、意图和行为的解释也并非和总统完全一致。但是，凯南在他的下属中拥有忠实的听众，我们中的一些人是他打磨思想的磨石。在凯南撰写备忘录和报告时，他会让我们其中的一些人通览急件和电报草稿，并且让我们提出意见。就我而言，我认同凯南对罗斯福对苏政策的担忧。现在，我又是个另类——之前我不认同美国对华政策，现在我又与罗斯福在对苏政策上存在分歧。

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是帮助苏联打败德国，然后说服克里姆林宫帮助美国打败日本。对于罗斯福来说，所谓打败这些敌人是指这些敌人无条件投降。紧接其后是铲除纳粹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同时，说服苏联与我们（中英美）合作，缔造一个国际组织，维护公正持久的和平。

按照罗斯福的想法，这项宏伟计划的实现有赖于大国之间的团结，这就意味着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和蒋介石要同心协力。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关键人物，因为斯大林是大国苏联的首脑；同时，斯大林也是最难对付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认为斯大林乃至整个布尔什维克阶层不信任美国，对美国态度冷淡；二人认为原因是，在俄国革命和苏联建立时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曾干预过布尔什维克。

在白宫看来，大国团结的第一步是要让斯大林摒弃其长期的怀疑，需要让斯大林认识到我们对苏联是真正的友好。要实现这样的第一步，方法是单方面地对苏联慷慨援助，不期望苏联方面的互惠措施；同时，对斯大林提出的一些领土要求以及其他要求给予支持。这样做的思路是，如果我们对克里姆林宫展现出信任，这会让我们赢得斯大林的信任。

罗斯福与许许多多的美国政治家一样，认为自己的个人魅力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并且对此自信到无以复加。罗斯福打算用他的魅力影响斯大林。他私下曾说，这位苏联的独裁者是“可以争取的”。在1943年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上，罗斯福为讨好斯大林，曲意逢迎，与这位布尔什维克独裁者一道引诱丘吉尔。会议之后，在圣诞前夜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民“我和斯大林元帅相处得很愉快”。他接着说道：“我认为斯大林元帅是俄国全心全意的代表，我相信我们可以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并且可以相处得非常愉快。”

罗斯福之所以对于自己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比较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计划加入对日作战。在美国政府内部，这样的对苏目的是一个很深的秘密。无关人员，包括我，对此毫不知情。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不知情对我的履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对苏联意图的判定还是基于1943年9月我在中国所做的假设：

对于苏联自愿加入对日作战，不论是空战形式还是在东北亚开辟第二战场，我们都不能过于乐观。俄国人或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入对日作战，而这很可能会发生在战争后期。俄国人参战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参加对日条款的制定，建立新的战略前线。

考虑到这些新的远东战略前线对美国有利，因此我认为苏联的参战并非纯粹是好事。尽管我承认苏联的参战会降低我们取得胜利的成本，美国的伤亡也会更小，但我认为没有理由去哄诱甚至收买苏联参战。相反，我认为苏联不可能置身于东亚战事之外。唯一的问题是苏联什么时候行动。问题的答案是苏联认为适合的时候，而且不会很早。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聚首雅尔塔。当时我正从印度前往莫斯科。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了解到雅尔塔会议上的阴谋。会议讨论的一个议题是苏联参与对日作战。如果一些条件得到满足，斯大林在德国投降两到三个月后参与对日战争。

斯大林的迫切需求以及他的账单都不大便宜。斯大林的要求包括保持外蒙古现状，使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中国对于外蒙古有主权要求。斯大林还要求归还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权利”；归还库页岛南部港口；不顾中国的要求，租借亚瑟港（the Port Arthur） [1] 军事基地；控制大连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斯大林还要求占领千岛群岛，这显示出苏联想成为太平洋大国的愿望。

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斯大林的迫切要求；其中，丘吉尔不过是敷衍塞责，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基本上是美苏之间的协定。罗斯福同意了斯大林的条件，即如果斯大林认为有需要，罗斯福要使蒋介石同意苏联对外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要求。而斯大林则表示愿意与蒋介石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如此，不论斯大林想做什么，不论是否已付出代价，斯大林已经为其领土扩张提前得到了英美的支持。因为罗斯福总统愿意担当收钱人的角色，斯大林免受了尴尬，避免了直接和蒋委员长交涉外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问题（他应该看到这样的安排对他是有帮助的）。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巧妙的表演，但这不需要这位独裁者花费口舌进行谈判，因为罗斯福愿意做出大幅让步。罗斯福相信他这样的让步会让苏联尽早加入对日作战。

罗斯福总统之所以急切地希望苏联参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根据美国军方的估计，打败日本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事实上，如果我们依赖长期的海上封锁，消耗日本的空力和海力，最终迫使日本投降，胜利的代价也将大幅降低。但是军方认为美国人民特有的速战速决的心态不允许如此拖延的过程。因为1945年初的原子弹还是一个未知因素，所以武力打击日本仍然不失为一种选择。根据以往痛苦的经验，军方认为美军登陆日本将会遇到疯狂的阻力，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苏联能在美军攻击日本主岛之前加入战争，美国的伤亡将会大幅度降低。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计划负责进攻日本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2月敦促华盛顿得到苏联方面的承诺，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有不少于60个师与日军作战。

随着事情的发展，原子弹让海岸登陆进攻变得没有必要。原子弹或许使得克里姆林宫提早开始攻击日本，但只不过是几天而已。1945年7月末，苏联高级代表告知美国和英国的相关人员，苏联军队将在8月下半月进攻日本。美国于8月6日向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于8月9日进攻日本军队。

* * *

我在莫斯科工作了不到一个月，赫尔利便从华盛顿前往重庆。罗斯福几天前去世，因而我们感到很忧郁，也在想我们那位不为人熟知、未经检验的新总统会带来什么变化。甚至赫尔利好像也感到压抑。

自1945年3月，赫尔利一直对华盛顿大为恼火，因为在他离开重庆之后，大使馆人员发电报给国务院，建议对华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并且建议就此与赫尔利进行商议。赫尔利大使强烈谴责发送电报的人，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忠，要求他们离职，并且控诉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家相互勾结反对自己。赫尔利在罗斯福去世前几周曾突然拜访罗斯福。似乎，赫尔利得到了病榻上憔悴的总统的应允，同意其对华政策。我这里说“似乎”是因为当时两个人的谈话没有记录，而六年后赫尔利向参议院提供的戏剧性的版本又不能完全相信。

赫尔利3月和4月谈话的备忘录以及赫尔利给新总统的电报表明，这位大使向罗斯福描绘了他在4月末所能构建的国共合作的愿景，条件是拒绝大使馆关于与延安有效合作的建议，继续只对国民党提供支持。赫尔利前往伦敦和莫斯科，期望获得丘吉尔和斯大林对这项政策的支持。赫尔利似乎认为如此便能诱使延安方面与蒋合作。

尽管此前罗斯福已经会见过埃德加·斯诺并且告诉斯诺他正在“和那里（即中国）的两个政府工作”，而且还要继续这样的工作直到“我们把它们合二为一”，但是罗斯福仍然许诺赫尔利，批准他的只支持蒋的政策。罗斯福的模棱两可、厌恶分歧、想把这个棘手的决定推后以及他的离世，这些因素使得赫尔利成功夺取对华政策决定权。重庆大使馆的声音被扼杀了，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高级专家的轻声警告被忽视了。罗斯福死后，只有赫尔利能够知道已故总统对他的指令，而杜鲁门对此毫无疑义。

但是在罗斯福去世之前，赫尔利曾前往伦敦以期获得英国政府对其对华政策的支持。丘吉尔按照礼节接待了他。4月6日——根据丘吉尔方面的记录——赫尔利似乎想要谈论些无关紧要的场面话，而丘吉尔则抓住了这次机会毫不含糊地向这位来访的公使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英国绝不放弃对香港的控制，英国绝不放弃一寸英国领土。丘吉尔注意到他的来客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在给总统和国务卿的报告中，赫尔利称自己非常勇敢地责备了丘吉尔首相，控诉帝国主义的邪恶，表明英国有义务将香港归还中国。

赫尔利得偿所愿。他获得了英国的支持，支持其有关统一中国武装力量，建立自由、团结、民主中国的设想。英国的同意放纵了美国改造中国这一奇怪的强迫症行为。事实上，赫尔利在伦敦得到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

在访问伦敦时，赫尔利找到了机会警告英国政府：根据一份外交部的备忘录，我是“毒辣的反英分子”。英国外交部不想承担风险，便暗中告知英国驻苏大使馆。但是，莫斯科的英国官员对我和我的妻子非常友好。

为了准备斯大林-赫尔利会谈，我为哈里曼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背景材料，因为哈里曼也要参加这次会谈。简而言之，我说通过谈判实现中国统一的希望不大，因为国共合作（这是赫尔利所追求的）很可能难以实现——蒋不会接受一个真正的同盟。另外，我认为即便美国给予援助，蒋也无法用武力统一中国，日本用了大概八年的时间也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为了保存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蒋需要①大规模国外援助，规模之大以至于援助国的选民会否定这样的援助；②改革蒋的“贪污成风、效率低下、腐朽僵化”的政府，但是这样的改革很可能是自欺欺人，“就像波旁人”那样，“没有学习，就没有忘记”。

鉴于以上内容，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共有可能脱离莫斯科；因而我提出在不放弃蒋的同时，与延安合作，为延安提供援助。我曾这样写道，“如果说美国能在政治上‘俘获’共产党政权，这个共产党政权便是延安”。当然，现在看来，这样的话有些夸张。我继续写道，与中共合作的政策会“与苏联竞争对中共的吸引力，而非围困中共”。如果我们继续只对蒋提供支持，则会围困中共。

我记不清哈里曼对4月15日的备忘录有什么反应，也不知道他是否做出了反应。第二天晚上，他和赫尔利会见了斯大林。4月17日，哈里曼前往华盛顿。

哈里曼邀请赫尔利居住在斯巴索之家。因为当时我和帕特丽夏仍然住在斯巴索之家，所以我们和赫尔利时常见面。赫尔利待我很和蔼。我避免和他谈论中国问题。

4月16日晚，哈里曼将赫尔利引见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根据赫尔利的回忆，斯大林先前曾称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接着，赫尔利与这两位布尔什维克人讨论了重庆与延安的谈判。斯大林提出会帮助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这让赫尔利感到了斯大林的热心。此外，斯大林还“高度赞扬”了美国训练、装备共产党军队，使之与国民党军队合并的愿望，这让赫尔利很高兴。蒋曾在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中出卖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称蒋大元帅“自私”，“是一个爱国者”；斯大林称苏联曾经“像朋友般对待蒋”。

斯大林提出，告知蒋雅尔塔会议上的决定。赫尔利表示这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尽管几年之后，在谴责雅尔塔协定成为一种政治潮流时，赫尔利也痛斥该协定，但是在这次会议中以及与哈里曼的交谈中，赫尔利并没有提出异议。告知蒋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在程序上是有考虑的，因为要防止中国泄密，所以只有得到斯大林的应允，才能告知蒋。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赫尔利心情很好。他与共产主义的高级牧师的交流很成功。他向华盛顿报告了他的成功。他在电报中说道，斯大林“希望我们知道他完全支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简而言之，斯大林无条件同意在谈话中向他描述的美国对华政策”。

随后，赫尔利立即飞往重庆。凯南现在负责使馆的工作，因为哈里曼已经前往华盛顿。凯南静下心来仔细考虑苏联对赫尔利如意算盘的支持。他召我进去，他在起草一份发往华盛顿的评论，内容是关于赫尔利所传递的信息，我偶尔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他的评论大意如下：斯大林可以答应赫尔利所说的内容，因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当然，斯大林可以同意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因为他知道只有共产党接受统一的条件，统一武装力量才可行；至于苏联的政策，我们认为将继续灵活多变，富有弹性，将致力于在其亚洲邻国问题上用最低限度的责任换取最大的权力。

凯南列出了苏联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其中包括“要在实质上，而非形式上，获得沙皇俄国时期，俄国在亚洲土地上所有外交、领土财产”。在这条警示信息的结尾，凯南写道，“我们在此关头需要苏联的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对支持的需求，加上斯大林答应任何人任何事的语气和小心翼翼的友好态度会把我们引向对苏联的过分依赖，甚至我们在中国的长期目标的实现也需要苏联的默许”。

一俟返回重庆，赫尔利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对中国政策意见一致。用赫尔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词来讲，他希望这能“摇树落柿”。赫尔利希望三方“意见一致”能迫使中共接受蒋-赫方案，实际上就是中共向蒋投降。赫尔利之前向罗斯福描述了这样的愿景。但是，既然他已经说服了丘吉尔和斯大林，再加上这个世界对这个成就漠不关心，所以这次记者招待会未能带来什么变化。中共表现得尤为镇定。

* * *

1945年春，赫尔利从中国撤掉了一部分人，谢伟思是其中的一个。他被调任国务院，继续负责与报界保持联系。之前他在史迪威和魏德迈将军手下做的就是这份工作。就我所知，这项工作得到了史迪威的批准，背景十分透明，主要是向记者和编辑们通报一些消息。谢伟思就是这样给菲利浦·贾菲（Philip Jaffe）通报的。当时有一份名叫《美亚》（Amerasia ）的学术性期刊。这份期刊专门报道亚洲局势，而菲利浦·贾菲正是这家期刊的编辑。当时谢伟思有几份描述中国现状的报告，通报时他复印了一份给贾菲，并口头告诉了他一些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谢伟思不知道的是，在《美亚》贾菲已经从其他政府要员那里搜集了上百份公务文件。之后战略情报局反情报部门（OSS counter-intelligence）发现了这件事，紧接着联邦调查局于6月6日逮捕了贾菲等相干人员，谢伟思也在其中。但是8月10日大陪审团一致判定谢伟思无罪。

所谓的“美亚案”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尽管大陪审团20-0一致宣布谢伟思无罪，但还是有些人认为谢伟思有过失，不该大意地向一个他认为可靠的编辑透露消息。同时，我在6月27日给家人写信时写道：“谢伟思的事我也是大吃一惊。”我说我向远东事务司的高级官员表示：“我随时待命，可回国为谢伟思证明，此言非虚。”

远东事务司的约瑟夫·包兰亭回复了我的请求。他表示目前我能做的不多，因为事件还在调查中。卢登当时在国务院任职。他写信给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7月31日，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回复给他：

首先我得说，如果谢伟思确实这样或那样地将官方机密文件的内容泄露给了未经授权的个人（这也是我所知道的他受到的唯一的指控），那么就牵扯到四点。

第一，关于文件的机密等级。谁有权划分、重置或降级机密文件？这个问题上我不记得有看到过任何指令。按照我的经验谁都可以设置机密文件，从大使到职员，从将军到下士。同样照我的经验，官员、职员和士兵也可以重新设置等级，可以提高、降低或取消一个文件的机密性。我看到过很多低于助理国务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级别的人，随便在“机密”俩字上用铅笔画上一条线，就更改了文件的机密性。

在这个议题上我想到很多问题。只是因为一份转述报纸报道的文件被标记为机密（我看到过很多这种的），这份文件的内容就不能向非官方人员提及了吗？当只有文件的一部分是机密，而整个文件被划为机密文件时，那些非机密性的部分也必须当作机密吗？即使这部分内容大家早已熟知，也必须当作机密吗？机密等级重置信息是否有档可查？机密等级设置是否会失效？如果之前被划为机密的东西，之后被大众所熟知，非得要等到几年后《外交档案汇编》（Foreign Relations ）出版，才能取消其机密性吗？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一直辩论下去。

第二，关于一个更加灵活的制度——背景信息。我第一次熟知它是在入职初期。当时我观察到，我的主管为了国家利益向美国记者提供背景信息。当时他做这些时显得果敢明智而又无可非议。从那时起，我看到过非常多的政府官员使用这个方法。我也从新闻人那里得知，这种做法其实很普遍。众所周知，给出的信息从最高机密到不受限制，可能会有很多种类。我的感觉是，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中，背景信息的给出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良好而必要的程序。有些信息的给出会引发社会舆论，而这些舆论有时可能会使敌人有机可乘，但如果对背景信息进行保留，美国人民则将受到更大的危害。因为没有信息，民主便被削弱，沦为疑虑和猜忌的猎物。

第三，我认为在政策上，政府官员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原则上不应受到禁止。这种禁止会影响政策，为某些官员所利用。民主政权下民众本有权知道的信息，政府官员可以此为由拒绝回应。如果官员的立场坚实，政府也并没有向公众隐瞒什么，那么它就不会怕在它的权限内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没有人说，因为最高法院中有不同意见的提出，我们的司法体系就岌岌可危了。

有人马上会反驳说，国际关系是如此微妙，而有些低级官员的言论却冲动而有失稳妥，让他们发言只会给我们的对外关系制造麻烦——有在对日本和西班牙采取必要的绥靖政策（多亏文件机密性的重置，公众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时期政府管制的必要性为证。我接受这个论点，所以我说了“原则上”。但我也觉得政府应该警惕，防止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对国际关系过分忧虑，并且时常以“国际关系微妙”为由来压制与官方发言不符的言论。

然后我们说第四点。如果谢伟思、拉森（Larsen）、劳斯（Roth）确实是向无关人员泄露了机密信息，那其他在华盛顿和其他地区做了同样事情的官员呢？赎罪的教义虽在神学中崇高而启发心灵，在官僚行政体系中却远非如此。平等对待、保持一致在这个案件上会是一个更公正的原则。

这就是以上四点。另外，如果事情继续发展而FBI并没有找到证据，那该怎么办？间谍这种事并不是说一句“老兄对不住，估计是我们弄错了，咱们就这样算了吧”就能一笑而过的。或许能找到一个方案完全洗白，彻底挽救他的名誉。我也不知道。不管怎样，这事得谢伟思自己决定。

实际的情况是，被大陪审团宣判无罪后，谢伟思被调任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政治顾问团中（麦克阿瑟后来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但这是在国务院还有一些威望也更刚正的时候。

* * *

谢尔盖·维诺格拉多夫［（Sergei）Vinogradov］是重庆苏联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因为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他在莫斯科，所以当6月上旬他联系到我时——怎么联系到的我记不起来了——我也很吃惊。我只记得他偶尔会很随和，有时也故作坦率。他想要和我建立联系这件事不同寻常，因为即使是爱在国外结交朋友的苏联外交家，回到莫斯科也会避免和外国人联系，要是遇见了只会远远地打招呼。因此我推测，维诺格拉多夫是奉命联系我，而他这么做不是要间接通过我向我的上级传达信息，就是要拉拢我或招募我。

我和帕特丽夏带着极大的好奇接受了维诺格拉多夫的邀请，在他的住处和他共进晚宴。我把邀请告知了爱德华·佩吉（Edward Page）。他是个苏联问题专家，官阶在我和凯南之间。他听完后突然起身，迅速断定“他们”在争取我。哈里曼比较淡定，却也关心事情的发展。

维诺格拉多夫在一幢公寓楼中有两个房间。整幢楼巍然却阴沉，看上去脏兮兮的。维诺格拉多夫还有他的妻子和母亲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我记得主人的英语很流利，他的妻子则不然。老母亲只有在被儿子问及的时候才会说些俄语。

维诺格拉多夫的美式英语很熟练，对此他无可厚非地炫耀了一番。他在苏联的语言学校里学会了美式英语，之后通过学习《绅士爱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进一步提高自己。他把卢斯女士（Miss Loos）的名著当教科书来学习词汇和句法。在美国时，他把纽约地铁当语言实验室全部坐了个遍。从曼哈顿到布朗克斯，到布鲁克林再到皇后区（Manhattan，Bronx，Brooklyn，Queens），他听着地铁广播不断完善他的发音和表达，经常一听就是几个小时。

那晚我印象最深刻的，既不是那两个年轻的苏联人，也不是那桌好菜好酒（酒瓶中是干橘皮泡制的伏特加），而是那位沉默寡言、满脸沧桑和皱纹的母亲。纳粹攻近莫斯科时，她不肯离开住处，在没有供暖甚至有时没有供水的情况下熬过了寒冬。当时我和帕特丽夏提到，我们见过一些苏联女人，她们的顽强和坚毅令我们钦佩。维诺格拉多夫就喊着说，“是女人拯救了我们”。

我和帕特丽夏准备离开时，维诺格拉多夫诚恳地鼓励我研读——不是卢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他跟我说这事时，就像是一个和蔼而关切的牧师在向一个非信徒讲授救赎之路似的。我觉得这很幼稚。对于习惯了人道主义信仰并了解苏联现状的我来说，他怎么能觉得列宁主义理论会对我有吸引力呢？

我们后来也邀请了维诺格拉多夫一家来我们的住处共进晚餐。只有他自己来了，看上去也不太自在。独立日（Fourth of July）招待会时我邀请了他，他没露面。后来我差不多见过他两次，然后就没有什么了。我的结论是，他觉得我对他来说只是枉费时间。

* * *

似乎我的存在总是让赫尔利睡不安稳——或者是宋子文？6月19日，一封电报从重庆大使馆发来，上面是赫尔利的签名，其中有这么一句：“这里也流言四起，但是我们没人相信。其大意是约翰·戴维斯在主管莫斯科的报纸，报道中国政府的负面新闻。”其中也有暗指，是我给《真理报》（Pravda ）和《消息报》（Izvestia ）提供了信息。这先是引得哈里曼大笑，因为想法实在荒诞，但他转而又愤恨不已。

6月30日，宋抵达莫斯科，意欲与苏联协商出一份协议，而之前罗斯福和斯大林达成的、蒋和宋也并未反对的雅尔塔协定也会被纳入其中。机场欢迎仪式上，宋站着观看了仪仗队的分列式。这支仪仗队由200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军人组成，个个都是健硕的人体样品。而为了预演宋即将要和苏联领导人开始的会议，这些人在那位倒霉的中国外交部部长面前走过时，是那么的气势逼人。他们将步枪高举在肩膀上，枪上的寒光映射在宾客脸上。他们穿着黑靴步调齐整地踢出七十度，然后两腿绷直使劲拍打在地上，脸上的肉都震得直抖。正步走拍打出的砰砰声仿若一阵此起彼伏的炮声。宋对于莫斯科的欢迎显然不是太满意。

宋到达不久后，哈里曼难为情地告诉我说，那位中国外交部部长要求整个协商的进程对我保密，而哈里曼又很难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了解宋的为人，我对这件事并没有像哈里曼那么惊讶。这位倒霉的中国人反正是要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觉得知不知道具体情况也就无所谓了。而我更加关注的是苏联政策的宏观运作。

7月10日，在评估苏联的东亚政策中我曾说，出于以下原因，苏联可能会试图改变东亚局势以使其对自己更有利。一个是防范中国，因为中国“一两代人之后可能成为亚欧大陆上对苏联最大的一个威胁”。另一个安全顾虑就是“朝鲜是攻击苏联远东的天然通道，”而千岛群岛、库页岛（当时归属日本）、北海道和本州岛则可能被作为攻击苏联的跳板。

“为了供应逐渐扩大的商船和海军，苏联需要更多的港口和基地。”这是莫斯科在东亚寻求改变的另一个原因。届时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国内的权力之争”发展为“公开对抗”，苏联可能也是看到了这个机会。日本统治结束后，朝鲜国内形成了政治真空；日本自身肯定也要出现混乱，这些也都吸引着莫斯科。

我列出了苏联在东亚的两个最低目标。一个是莫斯科将主导或争取的安全防御线，由中国的新疆、内蒙古、北部（North China）、东北，以及朝鲜、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组成。另一个目标与日本有关：休战协定中的发言权和“战后在政治上挟制日本的机会”。

为了达到其目标，克里姆林宫有三个选择：军事占领，政治行动，又或两者同时进行。虽然军事占领能使莫斯科得偿所愿，但“苏联武力的直接展示，还有扩张主义野心的暴露可能会惊动美国，这是克里姆林宫不愿看到的。惊动美国的副作用之一是，可能导致英美在决定日本岛屿问题上抵制苏联的发言权”。然而单靠政治行动又未必能完全行之有效。因此，政治军事联合行动是苏联最有可能的路线。

战略上，对待中国和朝鲜，克里姆林宫可能会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为了避免对亚洲国家显得过于霸权主义，也是为了避免加剧美国的怀疑和敌意。它会靠延安来执行克里姆林宫在中国的目标。

如果去年秋冬美国政府（当苏联还没准备好在亚洲有所行动时）能正确认识中国分裂的事实，并实际地、有力地寻求发展共产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那么莫斯科是否能够得到延安的绝对服从这件事便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很明确的是，现在共产主义中国只会按照苏联的指示行事。克里姆林宫非常满意当前的形势，因为它可以在尽情地对重庆进行挑逗的同时确信，一旦蒋试图在中国东北部建立国民党政权，延安会自发并有效地进行抵抗。而共产主义中国也会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安全防御线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它基本上不可能被其他国际联盟所接受。

美国的麻痹大意，据我总结，是苏联策略的一个结果。“显然克里姆林宫今后两三年在亚洲会小心行事，尽量不惊动或刺痛美国。因此当前的‘正确’态度和其对苏联侵略性扩张问题的轻描淡写等策略……关于这些问题美国人民被蒙在鼓里多少，之后麻痹大意的弊端都会一分一分地显示出来。”

上交这份评论几天后，就赫尔利的一封致电，我在凯南的协同下，向哈里曼进行了汇报，内容如下：

这封电报的论点似乎是，如果能够说服苏联政府公开宣称或者通过协约表明其对重庆的支持（也就是说对延安的背离），中国共产党将意识到他们没有国际支持，只能与重庆妥协。

我们觉得苏联可以随便公开否定延安，但延安毫不妥协的立场不会改变。这个观点有以下依据：

（1）苏联制度的双重性质。如果延安受到莫斯科控制，它不是受国家机关控制，而是受党内控制。当克里姆林宫希望时，在涉及其他大国利益的问题上，国家机关可以表面上遵循息事宁人的政策，同时其政党可背道而驰，悄悄跟中国共产党说只是做做样子，不要影响实际关系。

（2）假设苏联政府公开否定延安，其政党也贬低中国共产党（这种事情非常不可能），事情也不一定能发展成延安让步，接受重庆提出的条件。我们甚至怀疑即使失去了所有的国际支持，延安也不一定会与重庆妥协。即使我们姑且承认中国共产党没有他们自身说得那么坚定，不是说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们还是要比1927～1937年间强大好几倍。那时候除了共产国际隔岸观火的叫好和瞎指挥，他们没有任何国际援助，却以令我们汗颜的精神坚持抵抗住了蒋介石。我们觉得苏联的影响有时候是被夸大了。延安扎根本土的生机、力量和顽强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而且归根到底，这个因素将决定如果中国靠谈判统一，重庆方面会不得不做出更大的让步。

[1] 即旅顺港。

第二十章 赫尔利全面出击

最终欧洲战场的硝烟停息了。克里姆林宫一直到5月9日，也就是在西方受降书签署两天之后，才向其人民宣告纳粹的投降。10日苏联人民放假庆祝。就这样，一些莫斯科人早上经过大使馆时，以往都是眼睛直视前方，大步从使馆之前走过；那天却停下了脚步，抬头看飘扬着美国国旗的麦卡沃伊楼。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可能是一些使馆员工从窗户上向他们挥手来着——但很快从星星点点的几个人，增加到了几十个人，然后到上百人。人们笑着，比画着，欢呼着。我们也聚到窗户旁挥手示意，回喊过去。

在使馆前站岗的两个卫兵（警察）控制不住局面了，欢乐的人群越聚越多，逐渐过千。这时黑便衣们冲了进来，命令人们散开。不可思议的是，群众竟对这些人置之不理。到了半晌，从使馆到克里姆林宫墙的巨大空地上，已经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俄国人。他们不仅在庆祝着这场悲惨的长久的战争终于结束，迎来了胜利，也在为与他们共享胜利果实的美国伙伴喝彩。

当凯南安排人从窗户外面将一面苏联国旗挂在使馆星条旗的旁边时，所有人都在欢呼鼓掌。凯南走到使馆大楼正面的一根柱子下，用俄语祝贺苏联人民获得的胜利。喝彩声浪潮般扩散开来。直到傍晚人群才开始减少。天黑之后还有小群的人从这边经过，微笑着招手，我们也招手示意。

然而第二天早上，人们再次从使馆经过时却低着头，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似的。苏联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自然而然毫无掩饰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伙伴昨天还恣情放纵，今日就被管得规规矩矩，不敢与外国东西沾一点边。这种转变使我们觉得，前一天美苏友谊所表现出来的真诚与温暖更加可悲。

* * *

克里姆林宫着手巩固其在东欧的既得军事利益的同时，也重新部署兵力，合力绞杀日本。在美国不断的压迫下，同时也是有感于苏联即将进攻，日本政府在1945年夏提出休战的建议。杜鲁门没有做出回应。

他的几个高级文职顾问找到他，想看看是否能够将无条件投降改为保证其天皇及皇室安全条件下的投降。他们的考虑是，这样宽宏的条件可以让疯狂的日本人顺利投降。因为拖得越久，日本自杀式的抵抗就会消耗更多美国士兵的性命；而且只有他们的天皇能够下令投降。他们是这么建议杜鲁门的。差不多一年之前埃默森也提过大体上一样的建议。杜鲁门拒绝了保证日本天皇安全的条件。

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英美中三国政府重申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如果东京投降，日本人民可按照其“自由意愿”组建政府，否则将“立即予以毁灭式打击”。其中没有提到日本天皇。

对日作战在三次暴力打击中达到顶峰。其中两次是美国的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另外一次是苏联部队在东北亚地区对日本的进攻，8月10日东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后，他们还继续攻打了好几天。

对于苏联来说这场战争很短暂。8月8日宣战，10日日本提出投降时未停，持续到8月23日莫斯科宣布结束。苏联只用了微小的代价便报了1905年日俄战争的一箭之仇，并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也潜在地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手。但数千万苏联人民在经历了纳粹的侵略和占领，以及随后的“解放”之后，对于东方战场的结束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们在这边并没有被侵略。相反，西方战场的结束使他们长舒了一口气。

指挥对日作战的同时，斯大林也不忘在政治上处理和蒋的关系。宋不愿接受苏联提出的条件，带着失望在仲夏离开了莫斯科。但随后在苏联对日宣战前一天，他又回到了莫斯科。三天后，斯大林建议宋，如今苏军在中国东北正长驱直入，他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即达成协约，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会进入中国东北。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The Soviet-Chin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于8月14日签署。它使得苏联基本上得到了在雅尔塔会议中斯大林所要求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同时它也给了莫斯科帮助中国国民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

9月4日，在凯南的协同下，我通过电报向国务院发出汇报：莫斯科并没有在条约中对“红军部队目前所占领的近期目标”做何要求。这个协定对苏联政府有利的一面是，它给有可能会造成争议的情况赋予了合法性。苏联愿意接受中国人民民主管理中国东北，这反映了其熟练的政治手段。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会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而苏联当局在苏联军队撤出后，大概也会支持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东北地区。

对于苏联政府宽泛地保证说，将对中国政府进行援助，但并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我评论说：“这个说法已经有好几年了，只不过是旧话重提罢了……如果克里姆林宫现在或将来要影响延安，它将通过党内。”尽管莫斯科对重庆的承诺不利于延安“以潜在的苏联军事支持为条件来谈判”，但这却在大局上减少了外界对苏联在中国的意图和行动的猜疑和非议。

8月10日，日本政府在广播宣告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添加了一个条件——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特权不被侵害。华盛顿第二天宣布，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柄交由盟军最高指挥官（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Allied Powers，SCAP）定夺。不过日本最终会被允许自由建立其政府。8月14日东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并宣布，其天皇已经发出诏书通知人民投降，并将命令所有日本军队停止战斗。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向东京发出了关于投降事宜的指令。大本营（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将其当作一个天皇示意下的命令，通知到了所有日本军队。当初日本军人为了天皇，忠顺地奔赴战场与黄泉；现在他们也忠诚地听从了他的旨意，接受投降。在中国的日本军队接受命令，向中国国民党军队投降，只有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是接受苏联军队的处理——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这项盟军最高指挥官的指令法理上是正确的，因为蒋的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中国政府。漏洞在于，蒋的政府在国内并不被完全承认。这时延安已经命令其军队接受其管辖范围周边地区的日本军队的投降。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由日本军队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之间，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活跃着，国民党却蜷缩在中国西部毫无作为。然而日本军队忠于指令，拒绝向延安投降，耐心地等待着蒋的军队的到来。不过那个时期共产党的装备仍然落后，所以无法强迫日本军队。

华盛顿坚持保蒋的原则，立即开展了一次空运，将国民党军队从边远地区送去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因此在中国内战一开始，美国政府便站到了国民党这边。靠美国撑腰的国民党没有解除北方日军的武装，遣送他们回国，反而要求他们继续占领城市和交通线以防范共产党，同时蒋派兵挺进农村地区与红军对峙。华盛顿也派遣了超过5万名海军官兵，代表蒋介石与日本败军一起防范共产党军队。

与此同时，共产党军队开始进入东北地区。他们捡起了苏联从日军和日伪军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这是共产党有能力反击的开始。蒋也派兵进入东北，他们是按照之前互相达成的共识，从苏联军队那里接管东北。五角大楼配合了蒋介石长这次愚蠢的冒险，从海路将他的军队运往了东北——这次冒险是致命的，因为它过大地拉长了国民党军的战线。

美国从决定无视共产党对日本军队的受降那刻起，便已经参与到了中国的内战中来。之后明显更加深入，通过海空两种方式将50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各地，派遣美国海军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对抗共产党军队，给予国民党军队飞机、船只、坦克、车辆和各种形式的物资供给等，都证明了这点。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让美国人民参与到这个异邦的内战中来？这个决定——更准确地说不存在实际的决定——来自美国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教会、教育、慈善以及商业上的联系。美国人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和爱，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认识主要来自他们的想象。美国人没想与中国人民感激彼此，欣赏彼此，忠于彼此。美国人将这虚构的中国人民等同于理想中的蒋派。至于中国共产党，美国人民基本上没怎么听说过，况且他们也不符合中国人民在美国人心中的神秘形象。

在主观情绪的影响下，华盛顿由支持蒋的国民党抵抗日本人，转为鼓励他们与共产党对抗。由于重庆大使馆的职业官员被赫尔利禁言，华盛顿得到了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国共力量对比图。在3月份造访华盛顿时，赫尔利、魏德迈和戴笠的合作者梅乐斯海军准将（Commodore Miles）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只要美国稍加援助，国民党就能轻松铲除共产党。赫尔利继续贬低共产党，并保证双方最终会和解，尤其是因为8月下旬他曾陪同毛赴重庆与蒋谈判。这次谈判他自称有功，不过谈判毫不意外地破裂了。8月底，魏德迈告诉记者，他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任何地区都处于下风，消灭他们不在话下。

国共双方摩拳擦掌，开始拼命地为内战的全面爆发做准备。这时赫尔利向国务院拉响警报，指控英国、荷兰和法国几个“帝国主义者”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美国和苏联对抗。因此，刚从二战中走出来的欧洲人被美国职业外交家召集了起来，理由是他们破坏了美国统一中国的任务。而事实是，欧洲人自己的麻烦都已经多得顾不过来了，他们还会在中国问题上给自己找麻烦？赫尔利想回到美国，于是他振振有词地向国务院汇报了“亚洲目前的基本问题”——“不是民主就是帝制，不是自由市场就是垄断”。他后来对杜鲁门、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Byrnes）和国务卿也是这么说的。在9月23日从重庆发出的最后信息中他依然向华盛顿保证，中国的局势正在好转，国共明显正在和解，内战的谣言正逐渐消散。

* * *

等到了华盛顿，赫尔利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回去复职，他托称是鼻窦炎犯了。等治疗过后，他与伯恩斯、杜鲁门谈了谈，10月初他表态同意回中国。蒋氏夫妇请杜鲁门让赫尔利待在重庆，杜鲁门于10月20日回复称，他本人和伯恩斯都相信赫尔利的判断力和能力，赫尔利一定会复职的。

11月初，赫尔利却再次改变了主意。他给国务卿伯恩斯打了电话。伯恩斯一个月后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他告诉我他当时在圣菲（Santa Fe），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中国局势的新闻，仍觉得不能回去。”11月26日，赫尔利现身国务院，向国务卿递交了辞职信。他除了说身体不适之外，还抱怨说得不到驻外事务处某些官员的支持，这让他很疲倦。他点名谢伟思和乔治·艾奇逊。点谢伟思是因为早在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之前，谢伟思就为史迪威写了份报告；而点乔治·艾奇逊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时局变幻无常，应重新考虑本阶段对华政策。伯恩斯好说歹说，赫尔利同意两天后回重庆。

但第二天，在没有事先通知总统或国务卿的情况下，赫尔利公开宣布要辞职。他在记者会上指责“有些职业外交官站在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帝国主义集团的一边，连续不断地告知他们，我为阻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所做出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公开建议中国共产党除非被授予控制权，否则不要统一国共武装力量”。赫尔利进一步扩大指责的范围，称“我们国务院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赫尔利称，尽管有些职业外交官制造了一些不利因素，但是“我们在统一中国武装力量上确实取得了进展，也确实阻止了敌对派系之间的内战，至少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是这样”。虽然他其实想说这些成就都是自己取得的，但是他在公告中还是用了“我们”，而没直接用“我”。他并没有透露是哪些人阻挠了他拯救中国的大业。

赫尔利发表这些猛烈抨击的第一时间，就有人通知了伯恩斯。国务卿大为震惊，认为这个声明一定是搞错了。他打了通电话给赫尔利，赫尔利坦承自己的确公布了那则声明。他还发了一通牢骚，说自己病了，发着高烧呢；说人们正在“朝他射击”；说他改变主意，是因为头一天国会议员狄勒赛（Hugh DeLacy）发表了一篇演讲，批评他这个驻华大使的表现不佳。他说，他怀疑国务院里有人向狄勒赛提供了信息。然而，据伯恩斯说，赫尔利最后仍说“伯恩斯，如果你让我回去，那我就回去”。

伯恩斯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杜鲁门总统。但杜鲁门已经不再信任赫尔利，便没再理会他回去的主动提议，而是接受了他的辞职。

赫尔利本可以以健康状况不佳的正当理由体面地辞去驻华大使一职。但是，他却选择挑起一个全国性的丑闻，让自己成为遭到下属背叛的受害者，从而变成丑闻的焦点人物。他之前给自己设定的近期目标是“防止内战，统一中国”，这太贸然行事了。然而他非但没有退让，反而用一种更戏剧性的方式把他的目标昭告天下。

当然，驻外事务处所有的官员都喜欢“防止内战，统一中国”这个完美的目标。但我们认为，他的目标在当时很可能是遥不可及的。自1943年以来，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实际问题是，如果发生内战，中国共产党很有可能获胜，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这就是我们与赫尔利之间的不同。我们相信，赫尔利执意无条件地支持蒋是错误的。总有一天，我们将在国共双方之间进行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建议是，美国政府不放弃蒋的同时，也应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同抵抗日本的盟友，也可能是中国的下一个统治者。

国会里嗅觉敏锐的人士立刻就闻到了政治气味，他们从赫尔利讲述的有关美国官员勾结共产党人破坏即将奏效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事情中看到了机会。在野的共和党人循着气味追踪到一个可以搅乱执政当局的问题。参议员肯尼斯·S.维利（Kenneth S.Wherry）宣称，赫尔利指责的这些人的行为“游走在叛国罪的边缘”了，并推出一项决议，要对国务院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共和党众议员要求国务院“把所有共产党分子从工资单上剔除”。按照肯尼斯推出的那项决议，赫尔利受邀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揭露一切。

赫尔利在两天吵闹的作证过程中，再次毫无根据地指责某些驻外事务处官员曾告知中共他的政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还点名称乔治·艾奇逊、谢伟思，其他两名同事亚瑟·林格沃尔特（Arthur Ringwalt）和富尔顿·弗里曼（Fulton Freeman），还有我，破坏了他所做出的努力。随后，他单单挑出我，说我是“反帝国主义分子”。至于辞职，他告诉疑惑的参议员们：“当我发现国务院正在试图摧毁我的时候，我决定反击，并且我坚信自己不会被摧毁……攻击已经开始了；职业外交官在整个事件中对我进行的那种攻击已经重新开始了。我认识到，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替我辩护，于是我将设法自我辩护。”

赫尔利作证结束之后的那一天，也就是1945年12月7日，伯恩斯也现身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这位国务卿先生说，赫尔利向参议员们引用的谢伟思和艾奇逊背叛他的证据的报告，并不包含任何可以支撑他这项指控的内容。他补充说：“通过正当渠道，他们向自己的上级表达了某些观点，这些观点与当时政府的既定政策或多或少有些不同……但无论何时，如果哪位官员认为，因迫于变换的环境需要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那么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上级官员反映自己的意见。”

要是得知国务院的官员，不管他们是不是驻外事务处的，因担心得罪我或是国务院的其他人而觉得不能通过正当渠道往上提交诚实的报告或建议，我是会极度悲伤的。要是真有这么一天，我所需要的协助和指导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赫尔利大使另外还指责说，某官员或雇员不仅仅是表达了与上级不同的看法，他更是告知与中共有联系的人赫尔利大使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对华政策……但是大使先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来证明哪个雇员有过这种行为。忠心为政府服务的人，不能仅因为任何个人的怀疑而被解雇，他们的名声也不应遭到玷污。

* * *

伯恩斯暂时处置完赫尔利搅起的这波骚动之后，于12月中旬赴莫斯科与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会面。随行的有国务院顾问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核问题顾问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以及波伦和范宣德。哈里曼让我负责媒体代表团。

我第一次参加国务卿在斯巴索之家的聚会时，大家谈起赫尔利的种种指责时总拿我开涮。哈里曼和来自华盛顿的代表团似乎认为，赫尔利扮演了一个小丑，亲手摧毁了自己的信誉。国务卿先生显然觉得赫尔利对我的控诉很好笑，他仍然拿我逗乐。几天之后，在外长们会见的休息间隙，他在和莫洛托夫轻松地交谈时示意我过去。我刚走到他们跟前，他就转向这位布尔什维克大佬，像吐露秘密似的说：“赫尔利说他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他去敲你门时，你得开门让他进去，听到了吗？”当伯恩斯的笑话被翻译过去后，莫洛托夫仍绷着冷淡而拘谨的社交面孔，一丝笑容也没有。

看到赫尔利对我大加指责的第一条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先辞职，然后再公开反驳他。但妻子和乔治·凯南都劝阻我，建议我保持沉默，让这些荒谬的言论自生自灭。1月份，我收到了驻外事务处处长威廉·E.德库西（William E.DeCourcy）的来信，他说，或许我想要回应赫尔利指责我不忠之事。

我回信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想回应。我猜德库西并没有兴趣看我揭露“我与赫尔利的关系，我对他的看法，他对手下驻外事务处官员的背叛，以及他的辞职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我认为国务院更希望驻外事务处的官员能够把精力放到更有建设意义的事情上”。我回应了德库西转述的那几条对我的指责，说我没有“传达给中国共产党有关盟军在中国登陆或行动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告知他们赫尔利“努力阻止国民政府的崩溃并不代表美对华政策”，更没有建议他们“除非共产党得到控制权，否则应拒绝同国民党军队合并”。

在伯恩斯访问莫斯科期间，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范宣德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对华事务部主任一职。我又惊又喜，但还是拒绝了，并解释说，我想先积累经验。

* * *

在1月5日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傍晚时分，窗外黑漆漆的，一颗点缀着红、橙、绿小彩灯的高大圣诞树闪闪发光。它就矗立在大使馆前面大广场中间的一个小集市的中心。我刚从集市上回来，各式各样的小货摊就摆在结块的积雪上。他们卖着青色橙子、劣质的洋娃娃、伏特加酒、冰冷的小圆面包以及《斯大林宪法》。生活空洞无味的莫斯科人到处闲逛，听着扬声器播放的莫斯科民歌，但很少买东西。几个孩子团团抱在一起，只把鼻子露出来，摇摇晃晃地跳来跳去。这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沉闷的景象。

有天晚上，我和帕特丽夏听了96首俄国歌曲。我们的整体印象是俄国歌曲既忧郁又有活力。正如乔治·凯南所说，“如果你的生活里也是泥泞和积雪交替着，大多数时候头顶着灰色的天空，周围都是无边无际的干草原，你也会变得忧郁的”。

圣诞节前夕……我跟着国务卿一行人参加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一条长长的大理石楼梯通向这座沙皇的宫殿，楼梯上铺着红地毯。楼梯的尽头是一个宽敞的前厅，挂着一幅庞大而显眼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村庄的油画。然后，穿过几个走廊，每隔几步就站着一个僵硬笔挺、呆板严肃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警卫员。再穿过宴会厅，就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会客室，那里已有一些杰出人士在候着了，但显然他们的身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手插口袋，这儿站一会儿，那儿站一会儿，大约15分钟后，有人嘀咕：他来了。只见一个穿着军装、头发灰白的小个子男人缓缓穿过宴会厅朝我们走过来。他身后的随行人员是其他的重要人物——莫洛托夫、贝利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马林科夫（党委书记）等。他穿过那一列外国人，简短地与他们握手，相视一笑，愉快地问候，宛如一个亚洲的农夫老爷爷。一行的其他人也跟几个人握了握手，然后就不握了，显然是发现这样的表演相当乏味，也浪费时间。

我们坐在了一个摆满了斯拉夫特色菜肴的桌子上，有鱼子酱和奶油松饼。因为职位低微，我当然是坐在这个约50人长桌的一端。这反倒使我能够专心观察……

坐在斯大林周围的那群人真是人类中非同寻常的一批。他们看起来好像从未晒过太阳——脸色苍白、体态虚胖，这是典型玩政治的人。而将军们都是面色红润、身体健壮。但和我一起品尝餐后甜酒的米高扬是个例外。他是一个黑黝黝的亚美尼亚人，长着一个断了鼻梁的鹰钩鼻……我相当喜欢他，像斯大林和布尔加宁将军一样，他看起来是个正常人。

用过咖啡和餐后甜酒之后，我们去宫殿里的放映室看电影。整个放映过程中，有位内务部警卫长始终站在斯大林身边。这是一个舒适的小电影院，座位的前面都带有桌子，桌子上还摆满了水果和香槟。整个观影过程中，侍者不停地帮忙倒咖啡，送来小份的精美食品。影片是一部讲述苏日战争的纪录片。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部片子不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观看。

之后我们要打道回府了。依次穿回那些走廊，经过戴着蓝色帽子的警卫，走过那幅巨型油画，在一挂又一挂的枝状大吊灯下穿行，最后沿着长长的、铺着红地毯的大理石楼梯走下来了。

我们又去参加了斯巴索之家举办的一个美式圣诞夜聚会。那里有丰盛的自助餐和一个弹奏苏联舞曲的管弦乐队。乐队是由惆怅的芬兰人和捷克人组成，他们是误入歧途才会逃到这个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天堂。那场聚会办得不错……帕特丽夏戴着一顶点缀着亮晶晶小圆片的帽子，看上去很漂亮。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莫斯科

1946年1月，哈里曼离开了莫斯科。等哈里曼的接任者到达之后，凯南于4月份也离开了。哈里曼大使已经完成了战时在苏联的任务，此时也准备好继续向前走了。事实证明，他在之后30年的公共生活中担任了不同的职位，其中包括商务部长、驻圣詹姆斯宫大使 [1] 、纽约州州长等。凯南到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任副院长，给未来的将领、海军上将和大使们讲授外交政策方面的难解之谜。

接任哈里曼和凯南的分别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和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史密斯将军曾是艾森豪威尔的下属，担任过西方盟军的参谋长。德布罗是驻外事务处的一名官员，负责国务院的东欧事务。

史密斯单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上进心，从士兵一步一步做到了三星将军。当伯恩斯提任他为驻苏大使时，这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吃惊不已。据他回忆，伯恩斯向他解释说，“军人来莫斯科做这份工作是有优势的……因为大元帅斯大林在许多场合表现出对职业外交官的某种不信任，并表现出对军人的某种好感”。伯恩斯从这个不太可靠的推测出发，说总统和他都相信苏联战地指挥官对苏联的政策——可能包括外交政策——将有强大的影响力。史密斯在战时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就相识，这也是派他去莫斯科的另一个原因：“深入到俄国人的肌肤里。”

驻外事务处过去任命驻外大使时，常常会选各种各样的人：总统欠下政治债务的人（显然是指他竞选资金的捐献者）、退休或败选的政治人物、获胜的政治人物的亲信、陆军上将、海军上将、资产雄厚的人、新闻记者、学者以及一些白宫宁愿“流放”到国外而不愿其参与到美国政治活动中的知名人士。这是政党分肥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够进行下去的前提是：在外交官这种职业里，业余爱好者与专业人士做得一样好，甚至比专业人士做得还好。诚然，有些出于政治考虑而任命的外交官（哈里曼正是其中一位）比一般的职业外交官做得更出色。虽然如此，被派往危险地区或者毫无吸引力地区大使馆的仍通常都是职业外交官。有些地区显然需要外交官具有外交资历和经验，这些地区的大使也是由职业外交官担任。

我们在莫斯科的工作人员已经为史密斯的到来积极地做好了准备。我们猜测他不是位普通的政治任命者，我们也知道他很有声望，是位极其出色的军官。但是，他将如何调整自己，从指挥意义深远的战时陆军和空军部队转而管理一个排的外交官？更何况这些外交官经营的是美国与神秘莫测、难以调和的克里姆林宫之间沮丧的无形关系。

史密斯十分认真地对待外交官的角色，同时也保持好奇心和良好的幽默感。他一来就立刻对大使馆运行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报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给我的印象是轻松活跃、思维敏捷和果断坚定。与他在莫斯科相识的这一年里，他很少表现出一丝不耐烦，也很少脾气暴躁。他压抑自己的情绪，这损害了他的消化系统。

到莫斯科一周之后，史密斯大使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他没带一个工作人员跟着去，甚至也没带当时还没回华盛顿的凯南。原因有点古怪，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是因为“我认为那次会面可能会发生很激烈的争执”。我怀疑，是他虚荣的自尊心在作祟，担心作为职业外交官的下属们可能会目睹他出丑。出于政治目的而被任命的人，上任伊始通常都会有这种担心。

“戴维斯夫人什么时候回美国生孩子？”帕特丽夏已经是怀孕后期了，但还没有准备回国的迹象，于是大使馆中的苏联雇员急切地问我。“她不回国了，就在这儿生。”“那么孩子就是苏联公民了！”“哦，不会的，孩子将是美国公民，因为它的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外交官。”“这样啊，”他们点点头，“那就没问题了。”

刚到莫斯科不久，我和帕特丽夏就开始分头学俄语了。由于大量日常工作的需要，有人会给我提供笔译和口译的便利，所以我花在俄语上的时间很少，自然取得的进步也很小。但是帕特丽夏学得却很好。为了让自己准备好分娩时可以住院，她集中精力学习了妇产科方面的俄语。

在6月14日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我报告道：“前天晚上，帕特丽夏开始了第一次阵痛……她一整夜没睡……到了8点，我迅速把她送到医院。”孩子以德国共产党员克拉拉·蔡特金（Klara Zetkin）命名，现住在一间陈旧的、脏兮兮的房屋中。尽管帕特丽夏持有办理入院手续的必需证件，但仍花了一个半小时才住下。

她的衣服、皮包、手表，甚至是结婚戒指都被带出来交给我……她和5位哺乳妇女、大约10位产妇一起被带到了待产室。她当然占据了护士和医生注意力的中心。他们全都十分好奇，有着斯拉夫人朴素的热情。我还想特别说明一点，就是他们劝解别人“不用担心”的精神。

为了帮助产妇缓解疼痛，他们推进来一罐笑气。但帕特丽夏吸了之后不见效，于是追问了好几次原因。后来她观察到表盘显示气罐是空的。俄国人不怎么喜欢麻醉，那个气罐只是起心理作用。结果她经历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疼痛。跟她一块进待产室的那些哺乳妇女和产妇都已经送到产房几个小时了。这时，另一项集体合作开始了——两位医生按压她的中腹部，一位助产士接生孩子——就这样帕特丽夏生下了你的外孙女……她说疼得并不厉害，不过这是因为她性格勇敢自信。

那个地方的气氛很特别，待产房里有个老护士不停地对帕特丽夏说：“你此刻经历的痛苦多么美妙啊，痛苦多么美妙啊。”而且，由于帕特丽夏在经历阵痛时并没有喊出声来，那位老护士向哀号着的俄国妇女嚷道：“看！她经历的痛苦多么美妙啊！”

今天上午，在“小饺子”教授的特别安排之下，我偷偷溜进病房看了看帕特丽夏。她和一位捷克外交官的妻子共享一间病房，能够奢侈地享受半个包间。小饺子教授名叫布利札妍斯卡娅（Bernard Montgomery），是这家医院的一把手，据说也是整个苏联最好的产科医生。

自从萨莎（孩子的小名）出生，帕特丽夏还没有见过她。“俄国人直到第三天才会把婴儿带到妈妈身边，然后像中国宝宝那样严严实实地包在襁褓中，只露着眼睛、嘴巴和鼻子。”

因为签发出生证明等问题属于内务部的职权范围，所以萨莎的出生证明是由不受人待见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开具的。出生证明上面虔诚地印着口号：“世界工人大团结！”为了确保萨莎享有美国国籍的权利，我安排大使馆的领事部在美国国务院填写了一份美国父母有新生儿后的惯用报告表格，以备记录在案。小小地炫耀一下，我还成功说服大使在那份证明上签字并盖章了。

* * *

理查德·霍特莱特（Richard C.Hottelet）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的一名记者。我们与一群美国记者意气相投，他便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纽约时报》的德鲁·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以及当时还在合众国际社工作的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由于喜欢他们的陪伴，我和帕特丽夏经常与他们以及他们美丽动人的妻子见面。

霍特莱特是最近才到莫斯科的。6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时任苏联副外长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已经同意接受他的采访，他想跟我讨论一下可能提出的问题。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是美苏两国建交谈判的苏方代表，也是第一任苏联驻美大使，担任过苏联外交部部长，还曾设法动员一些民主国家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但他失败后，被降职为副外长，而莫洛托夫接任了外长一职。

霍特莱特是个经过历练的聪明记者，他曾到柏林执行过任务，还被盖世太保抓捕过，所以根本不需要我的指导。面对李维诺夫时，他单刀直入，不浪费一点时间。如果西方对于克里姆林宫当时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意属殖民地等问题上的主张做出让步，那么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会得到缓解么？不会，因为西方很快就会面临莫斯科下一轮的要求。

李维诺夫的从容回答在两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它反驳了当时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即只要华盛顿答应了莫斯科的要求，克里姆林宫就会满意，东西方之间的摩擦就会结束。当然，克里姆林宫也不希望他们的这种幻想破灭。霍特莱特认为，秘密警察通常会在办公室安装窃听设备，但李维诺夫回答问题时的另一个非凡之处就在于他不把这些放在眼里。

随着采访的进行，这位副外长似乎急于向这位美国记者吐露心声。李维诺夫欣然回答着霍特莱特的问题，说克里姆林宫依靠领土提供安全，它的信条是：拥有的领土越多，就会越安全。莫斯科不会依赖集体安全，因为在它的意识形态之下，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苏联在当时仍未发展核武器，但他们的交谈却建立在莫斯科终将拥有核武器的假设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李维诺夫明确地暗示，若凭借核武器能速战速决，克里姆林宫是不会不愿意诉诸核武的。

有人认为，不受当前战略方针束缚的新人到最后可能会成功上台，李维诺夫却驳斥了这一观点。年轻人正在按照过去的模式接受大量的教育。至于民众起义、地下运动和宫廷政变，如果未遂，那么十有八九是徒劳无益的。

霍特莱特离开外交部时兴奋不已，他拿到了一条独特的特大新闻。但他也焦虑不安，害怕秘密警察窃听之后会马上以间谍或谋反罪名拘捕他。此外，他认定这条新闻此时还不可以播。如果他试着播的话，首先是这条新闻被毙，其次是李维诺夫将遭杀害。

霍特莱特从外交部赶到大使馆，来告诉我他采访的情况以及他面临的选择困境。显然，他不应该公开李维诺夫透露的消息，但这消息十分重要，应该报告给美国政府。我把他叙述的采访内容编成电报，并将其列为最高机密以保护李维诺夫的身份。史密斯大使对这位外长意外暴露的内幕十分关注，并在电报上签上名，使其尽快到达目的地。

李维诺夫为什么如此直率地畅所欲言，我们感到很困惑。若正如我们所料，他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那么他简直就是在自找最猛烈的报复。因为他的这番话若让斯大林知道，轻则是有失严谨，重则是忤逆谋反，除非这次采访就是个挑衅。但是，苏联政府怎么会找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用评论家的专业术语来这么诋毁自己呢？想想就很牵强。即使李维诺夫的办公室没有窃听器，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没人能保证他的办公室没有窃听器。那么，他为什么会凭着豁出去的勇气，吐露对自己长期服务的体制的意见呢？我们的结论是，他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他知道自己即将隐退，不会再有大作为了，于是抓住霍特莱特要求采访的机会，最后一次提醒西方警惕克里姆林宫。

之后不久，李维诺夫就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五年半后，他逝世了，官方为其举行了高规格的二级葬礼。本性大方和正直的霍特莱特直到葬礼之后才将采访李维诺夫的故事出版。

李维诺夫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曝光了新信息、释放出新解读，而是因为曝光者自身是一位能够影响苏联动机和政策的高级官员。在我看来，他的观点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推断。1946年1月，在一个有关苏中关系的调查中，我发现苏联“从革命传统、民族野心乃至动力学属性上来看，都是一股扩张的力量”。克里姆林宫“在思想上坚信，苏联体制和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最终将发生公开冲突，苏联在战略上会沉迷于大纵深的国防理念”。

我在1946年9月份的一封信中写道：

有天晚上，我们去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为一个到访的美国科学家及他的妻子举办的晚宴。该协会是一个旨在结交外国朋友的苏联组织。这位科学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微生物学。在自己的领域，他很了不起；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他近乎无知，这是十分危险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许多到访的美国消防员。他对原子弹可以毁灭人类感到惊恐万分，他的研究员和他都认为在解决维持美国与苏联和平的问题上，是可以抛弃科学方法的，惊慌失措可见一斑。对这个领域他一无所知，正如我对微生物学的基础知识一无所知一样。正因如此，他才如此愚蠢地让自己出了洋相。

因为依然很担心轻信别人和同胞到访的问题，后来我又写道：“有这么一类美国人，到这儿之后，被招待他的鱼子酱和香槟（既有实实在在的，又有比喻意义上的）收买了，于是眼睛里只看到苏联的好，接着便像一个自笞者，开始贬低祖国的成就了。回美国之后，他满嘴谈论的都是虚假的苏联，对这个大坟墓的粉饰与虚假却轻描淡写。当我们试图与他谈话、纠正他的扭曲观点时，他却对我们抱有偏见，认为我们并不愿承认这项伟大实验的好处。”

苏联文化部门有意吊着从资本主义国家来访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胃口，他们有时会发现苏联人身上有趣的性格。有那么一次，在一个晚宴上，帕特丽夏有幸坐在鲍里斯·兹巴尔斯基（Boris Zbarsky）教授旁边。他和蔼可亲，作为列宁尸体防腐师——让列宁的尸体保持气色红润，仍在红场水晶棺里摆放——而享有盛名。他自豪地炫耀自己因此被授予了一块金牌和一条鲜红色的丝带。他告诉帕特丽夏，保存列宁尸体的过程是个秘密。但是她有个大体印象，那个过程涉及大量的注射。那位教授还表示，保存列宁的遗体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帕特丽夏推断他那时正处于工作空闲期。

苏联当局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至少是不赞成本国公民与外国人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我觉得应该用数据检测一下官方排斥外国人的情况。我历时八个月，对媒体上提到的艺术、新闻、苏共、政府、教育和工会等领域的积极人士进行多次挑选，每次差不多选十几个人。我想挑的苏联人就是那种我们通常在开放社会里会交往的人。我往他们的办公地址（没有家庭地址）寄了一封邀请函，邀请他们来我们位于麦卡沃伊的公寓喝一杯。所有的场合，我们大使馆都会有几名俄国专家在场，以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对228名苏联公民发出邀请函之后，我就不再记数字了，也对此失去了兴趣，因为只有8个人应邀来了。邀请信写有“敬请赐复”，但也只有57个人回信婉拒，163人毫无反应。至于这些来的人中，我记得有位以抨击美国而众所周知的专栏作家，还有一个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年公务员。他们都喜爱辩论，这一点令我们满意。

一名女教师显然是吓坏了。我们推断，她就这么贸然来了，没有获得上头的指令或是批准。对于这件事，我深感后悔。我之前从没想到，既然克里姆林宫向其臣民发布了无处不在的排外警告，那么可能会有无辜的人，在没有得到上头许可的情况下，无意中就陷入了危机四伏、有损名声的境地。这是个老套的故事了，可追溯到沙皇时期。当时一些外国人对俄国人的友好姿态本没有恶意，却为这些俄国人带来了伤害。

有几种到访大使馆的人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们自称是美国人，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以为苏联是乌托邦，便放弃美国国籍来到这里，现正处于适应苏联的阶段。

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的弟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走进大使馆，问我们能否安排他返回美国。他说自己被雇来在马戏团表演，已经受够了苏联的生活，很想回家。但是，因为他放弃了美国国籍，现在是苏联公民了，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他。他要走的时候说，警察盘问他的话，他会说是来看《纽约时报》上棒球比赛得分的。我们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前窗观察着罗伯逊：等他走过大使馆门前后，一个从一条通道上出现的穿黑衣戴黑帽的人追上了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一位面容憔悴的中西部中年妇女冒险越过大使馆前穿制服的两个警察，走进来问我们能否帮她离开苏联。和其他在大萧条时期幻想破灭的美国人一样，她也来到了这片没有失业的土地。他们之前在莫斯科北部一个集体农庄安顿了下来，生活不可思议的艰辛。再后来有了战争，他们就走散了。

她摸索着走到了离苏中边境不远的阿拉木图（Alma Ata）。打仗的那些年她基本都待在那里，靠着在一个工厂区打杂、啃黑面包、喝淡茶过活。跟有些俄国人一样，她没买票，没乘车的证明，偷乘火车来到了莫斯科。虽然她知道答案（因为她为了取得苏联国籍而放弃了美国国籍），但是她依然询问我们能否帮她回美国。她坚忍地接受了“不能”的答案，离我们而去。由于当时茫然的绝望，她一时冲动，而现在不得不忍受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们称那个人为养蜂人，可能有四十多岁了，自称仍是美国人，要求我们把他送回美国。他说自己来自纽约，20世纪20年代来到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天堂，因反苏观点而陷入麻烦。多年来，他在古拉格群岛四周——卡拉干达州（Karaganda）、北极区（the Arctic）、科雷马河（Kolyma）地区——被转移来转移去。但结果是，他竟靠着阿谀奉承、行贿背叛活了下来。有几年他流亡西伯利亚，生活没有那么糟糕，之后他就偷偷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流浪街头，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生活在没有身份的恐惧之中，遭到黑社会的欺凌，甚至是政治黑社会的欺凌。

我们用无线电联系国务院，要求其调查养蜂人是否确实为美国公民。同时，养蜂人跟我们谈过之后不得不离开，因为大使馆原则上不提供庇护（大使馆无力招架众多难民）。我们猜测，他一旦走到大街上，就会被人带走。如果他日后回来询问华盛顿对其国籍的看法，那么他也是在警方控制之下来的。

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养蜂人回来后说，秘密警察对他坦承，当他刚到苏联、幻想破灭之时，苏联还不强大，但是现在他必须认识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很强大，未来就看苏联的了。他应该放弃离开俄国的任何想法。他们会坚持他是苏联公民，不准他离境。因此，他必须回去流亡。我们推测，他也只能流亡了。然而更糟的是，我记得，国务院告知我们：养蜂人虽然在美国居住过，但他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位因抢劫罪被通缉的波罗的海移民。

乔治·凯南夫妇带我和帕特丽夏参加东正教大教堂举办的俄国复活节午夜仪式。乔治当时是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所以我们乘坐大使的豪华轿车前往，到了之后还有两三个分配给美国代表团首长的便衣警察跟着。他们如破冰船在冰层上开辟航道，带着我们徒步穿过大教堂广场上拥挤的人群。我们挤进教堂去，挤到离墙壁不远处。我们离圣坛还很远，但前面已挤满了穿着土褐色大衣的人。他们面朝着摇曳的蜡烛群、礼拜仪式的装饰和身披闪亮法衣的牧师。两个合唱团演唱的复活节午夜的宏伟乐曲就像澎湃的海浪旋律。

拥挤的人群散发出的热气飘到了大教堂的天花板和圆顶，然后遇到冰凉的石头凝结成小水滴，落到底下的人群身上。当庄严而光辉的拜占庭式诵经开始时，身穿锦缎的牧师围在大教堂的中心。密集的人群虽穿着灰暗破旧的衣服，因过冬而苍白无力的俄国人的一张张脸庞，却因大片的烛光、绚丽的仪式、高雅的音乐以及复活的神秘而变得容光焕发。

当我们离开时，广场上依然有众多对着大教堂虔诚地无声拜祭的人。负责我们的便衣警察穿着黑皮衣，戴着黑帽子，低声说道：“让路，同志们，让路。”挡路的人们面无表情，但旋即让出一条通道，让我们这批礼拜入侵者得以撤离。

当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到访莫斯科时，史密斯在斯巴索之家设宴招待这位昔日战友。他努力与苏联将军建立私人感情，但并未成功，辜负了此前杜鲁门和伯恩斯让他“深入到俄国人的肌肤里”的期待。独裁者会把他的妻妾圈养在深闺中，以免遭到他人亵渎和挑逗。克里姆林宫也把自己的军事指挥官养在深闺，以免遭外国人的怂恿和诱惑。但是，这样的场合会有例外，伊万·科涅夫元帅获准前来和史密斯、蒙哥马利叙叙旧。但元帅是由表面看起来像是普通官员的几名官员陪着来的。

我和帕特丽夏到达之后，史密斯让她坐在科涅夫边上当翻译。她吓了一跳，抗议说，自己的俄语还不够好。“今晚，你会说得很好的。”做过总参谋长的史密斯笑了笑，颇有权威地说道。

坐在旁边的科涅夫元帅体格健壮，胸前挂着许多勋章，帕特丽夏的“生存意识”强迫她应该用自己知道的词汇进行交谈。她用起分娩和婴儿保健领域的词汇已经如鱼得水了，于是告诉科涅夫她在莫斯科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一情报似乎让这位大元帅很高兴，他提议为萨莎干一杯。此后他时不时侧过身子，高举酒杯，洪亮地说：“敬萨莎。”

当史密斯、蒙哥马利、科涅夫三人追忆起过去的战功时，帕特丽夏已要绞尽脑汁地去翻译了。她先说几句简单的俄语，然后用手势和音效做补充。比如“机关枪”这个词，她先用俄语说出“枪”，然后伸出食指指着科涅夫胖胖的肚子，口中还发着恐吓的“啵啵”声。形容“手榴弹”时，她先假装狠狠地咬开一个环，然后右手从脸庞往前猛拉一下，最后越过餐桌做一个高弧线投掷的动作。科涅夫认真地看完她比画，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等到要敬在场的主角时，史密斯站了起来，高举玻璃杯说：“敬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者！敬打赢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红军的代表人物！”帕特丽夏把这些话同时翻译给科涅夫。他大吃一惊，表情都僵了：“可我当时没在斯大林格勒。”帕特丽夏重复道，史密斯大使敬的是打赢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红军的“代表人物”（她着重强调了“代表人物”这几个字）。科涅夫不满地摇了摇剃光的头，俯身在桌子上，冲着自己带来的官方翻译员低吼“她说我在斯大林格勒！”那位翻译是名中将，又逐字重复了一遍帕特丽夏的翻译。科涅夫元帅并没有平息怒气，坚定地再次声明：“可我当时不在斯大林格勒！”

* * *

1946年底，我面临着一个问题：我在莫斯科的任期于1947年春结束，之后将会被派往哪里呢？12月份，有人就这个问题试探我时，我表示不想再回去做远东事务了。并且，我对分配到拉丁美洲工作也不感兴趣，原因正如我写给弟弟的信中所说——“我老了，学不会西班牙语了”。我在1947年3月的一封信中提到，我可能会被分派到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学习。

在我离开之前，莫斯科要再举办一场外长会议。现任国务卿马歇尔将军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代表团规模比伯恩斯时大很多，几乎是自给自足，只需要我们大使馆提供后勤支持。随团有十多名记者，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来苏联。他们希望在会议之外多对苏联做点解释性的报道。得到大使的有力支持后，我从大使馆的有关苏联的机密报告中选择了一些，拿给责任心强的记者们，让他们作为新闻报道的背景信息。

即使是史密斯也对国务卿马歇尔有几分敬畏。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威严的人物。他行使职权时，超然客观，一丝不苟，有领导风范，并不被个人感情所左右。在社交场合，比如晚上一起喝一杯时，马歇尔是个旧派弗吉尼亚绅士：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对女士彬彬有礼。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这是为显示与共和党进行两党合作的任命。杜勒斯表示，自己是共和党中对外关系领域的专家，如果执政党是共和党，他就是国务卿的合理人选了。他也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是远不如马歇尔有男子汉气概，没有那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和高尚气息。

我收到的命令是派我进国务院，接替我的是我的朋友福伊·科勒（Foy Kohler）。我们共同在温莎领事馆见习、在国务院在职培训过。他最终也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这是他成功的职业生涯的顶峰。

1947年5月2日，我带着妻女帕特丽夏和萨莎离开了莫斯科。离去也不是没有遗憾的，因为我们夫妻在这小小的外国人团体中与很多人结下了美好的友谊。但是我们最担心的要属萨莎和莉娜（Lena）的分别了。莉娜体态丰腴，五十多岁了，在萨莎出生后不久就做了她的保姆。她称萨莎是她的“小公主”，给予她满满的、祖母般的关爱。她很笨拙地解释说，这是因为“她说呀说呀，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莉娜对我女儿的无私爱护是因为一个小事故让她坚信我不配当父亲。

帕特丽夏要带莉娜、厨师玛丽亚（Maria）和女佣希尔达（Hilda）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这对他们仨来说可是难得的享受了。莉娜出门时，不放心地把萨莎交给了我。我抱着可爱的小萨莎到楼下的办公室，就在那里，一场小意外降临到她头上。她从桌面上往我膝盖爬时掉了下来，额头上肿了一块。我知道剧场小分队回来后自己必定遭殃，便想办法如何让他们的注意力从那块瘀青上转移到别的地方。我拿起印着“最高机密”和“紧急”字样的黑色印章，蘸了蘸红墨水，朝孩子的额头按去。

我们回到公寓房间，等待着我的命运降临。门打开了，那群芭蕾舞迷欢快的交谈戛然而止，他们不约而同地倒抽了一口气。莉娜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宠爱的小天使显然因其没有责任感的父亲的粗心大意而搞得额头流血了。近视眼的她冲上前来，从我的腿上一把抢过安静的小婴儿飞奔到厨房。

几个月后，当我们要离开莫斯科时，莉娜与萨沙的道别令人心酸，还有点凄美。把女儿从对她无私关爱的莉娜身边带走，我感到十分内疚。

中途停留在法兰克福时，一个文雅的爱沙尼亚年轻女人瓦莉·蒂尔（Valli Teeaar）加入了我们。她是个难民，要跟我们一起回美国，当我们的住家佣人。我们四个人乘坐“诺丹号”离开了被炸弹夷为平地的鹿特丹港口。

[1] 即驻英大使。

第六部分 国内争斗

第二十二章 回到美国和院外援华集团

到达纽约时，怡人又文明的观赏方式是站在船的甲板上。没有座椅的束缚，你不用伸长脖子、身体前倾却只能从空中的一个小窗口看到倾斜转动的纽约风景。身后飞驰而过的工厂和房屋也不会突然被隧道所吞噬，陷入一片空无的黑暗之中。在船的甲板上，人是自由的，可以双脚站立，呼吸着自然空气，也可以从容不迫、文明体面地欣赏这座城市的风光。它灿烂辉煌、排成阵列，等待着你的检阅。看到地标性的建筑，你甚至还有时间在它淡出视线之前跟它聊上两句。

1947年6月9日，当“诺丹号”缓缓驶入纽约的港湾时，我和帕特丽夏、萨莎、瓦莉按照传统，站在甲板上观赏自由女神像和纽约的天际线。我们穿过受检阅的列队，市中心的摩天大厦在听到立正口令后全都挺胸抬头了。那是种震撼人心的奇观！

这些年我和帕特丽夏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来回搬家，经历了战争，目睹了战争之后的死气沉沉。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这片和平富饶之地。我们打算买座房子，并按照驻外事务处的规定，安定4年左右然后再派往海外。我已经积攒了几个月的假期，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探亲访友，找找房子。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去底特律看望姑妈弗洛茜，让她看看萨莎。这次走访其实另有目的：我想买辆汽车。虽然战后汽车市场依然供不应求，但是在弗洛茜姑妈的安排下，我成功购买了一辆时髦的、带着红色内饰的黑色水星敞篷车。坐着这个人们眼中潇洒十足的交通工具，我们从汽车时代的中心地底特律开往了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附近一片死气沉沉的大农场。

农场的主人是帕特丽夏的朋友佛罗伦萨·费舍尔（Florence Fisher）。当时她还是位老姑娘，不喜欢自己成长的流光溢彩的都市，更享受简朴的乡村生活。对我们而言，这里有弗吉尼亚平原地带仲夏时期的嘈杂和炎热，有高天花板房间的凉爽，以及一位容易相处、热情招待我们的女主人。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令人放松的地方了。但很快我就在这平静之下开始焦躁了，我们不得不努力找房子了。于是我和帕特丽夏把萨莎和瓦莉留在这片乐土上，我们开车回华盛顿找房子去了。

帕特丽夏找到了一家，位于亚历山大公爵街1707号。这是一幢建于19世纪初的佐治亚风格的房子，带有一个大大的后花园，虽疏于打理，但那里仍有银杏、黑胡桃、苹果、樱桃、桃子，大片的丁香花，以及其他的灌木。房子比较土，夹杂在一群商住两用、以次充好的建筑物中，有点不堪入目。但是如果这座高品质房子的周边环境也同样优质，那么我们就负担不起了。

1947年9月30日我们搬了进去。作为房主，我很自豪，但也有焦虑。我写道，“我跑去政府印刷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抱回来一摞有关翻新房子的书籍——《教你如何看房子》《砌砖——行业的分析》《旧箱子的大用途》《如何控制白蚁》《草本花卉》等”。幸运的是，房子的修葺和改造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完成的。但是，我参考用的那么多书确实赋予了我勤杂工的自信。

与此同时，我和帕特丽夏负责整理花园，做些修剪和移植的工作，尽管我们技术不佳。园艺对我来说是新鲜事物，虽然修剪草坪和除杂草都是苦差事，但是别的大多数活儿都令人满意。这大概是因为，园艺与体育运动比起来，更为原始，是真正地在栽培生命。

* * *

1947年被分配到华盛顿后，我恰恰见证了美国患神经衰弱症的中期阶段。美国人民在二战胜利之后所展现出来的轻松、满足和超级自信很快就开始消失了。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1945年，盟军之间尤其是美苏之间形成的团结明显开始破裂，这时人们的幻想也开始破灭了。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还一度燃起希望，认为美、英、中、苏的联盟将保证世界永久和平。但是，苏联向东欧扩张、中共进攻国民党，已经使未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美国人民开始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视为敌人。即使我们已经战胜了一波敌人，但是又面临着一组新的对手。而我们的这组对手与之前我们付出痛苦代价打败的那组对手一样狂热和“险恶”。

让美国人尤其不安的是中国的暴力革命。美国人一直认为蒋氏夫妇及国民党才真正代表中国人，是我们的中国人，但他们却被丝毫不能代表中国的共产党推翻了。美国人不情愿地认识到，这是国民党的衰落和共产党的活力所致。多数美国人不愿承认，中国革命主要是内部力量推动的。相反，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以外的力量必须为此等形势的糟糕转变负责。现成的一个解释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从莫斯科阴谋策划的。

北朝鲜1950年进攻南朝鲜后，美国为了保卫南朝鲜不惜诉诸武力。麦克阿瑟将军无意进犯中国的边境地区，之后中国共产党击溃美军几个师，最终美国也没能取得严格意义上的胜利，双方陷入了僵局，令人失望。这一系列事件严重挫败了美国人的自尊和自信，也加剧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他们相信，美国受到了克里姆林宫指示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苏联1949年研制成功原子弹，也加剧了美国的忧虑。当时，美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一次爆炸就能伤亡数十万人的可能。人们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脱原子弹爆炸的碎片、焚烧和辐射。当时洲际弹道导弹还未问世，核弹攻击还只能由飞机进行。若由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也许可以使华盛顿地区的人们至少有一两个小时的预警时间。

华盛顿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他在离华盛顿不远不近的地方买了房子。说近呢，是因为可以在核弹爆炸之前赶回去；说远呢，是因为那些警惕不足但装备精良的难民不会都找上门来。还有一位朋友建造了一个宽敞的、加固的地下防空洞，使用者仅限自己家人（宠物不算）、一个木匠、一个水管工，以及他们的妻儿。我的朋友们并不是歇斯底里的活命主义者；相反，他们清醒、聪明、消息灵通，但是他们代表了美国人广泛的担忧甚至恐惧。

* * *

是否要开发氢弹，是否要做此努力，争论相持不下；加上热核武器测试成功后，苏联也马上开发了这种武器，担心核灭绝的不安情绪被放大了。

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了敌人，美国不再垄断人们眼中的终极武器，因为一个敌对大国也拥有了这种武器，再加上对于间谍和政权颠覆的恐惧，这些都影响了公众的心理。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前，苏联叛逃官员，如亚历山大·巴尔民（Alexander Barmine）、伊格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和维克特·克拉夫申科（Victor Kravchenko）等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就已经证明了克里姆林宫对于民主国家的渗透。然后，美国一些变节的共产主义者，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路易斯·F.卜登思（Louis.F.Budenz）、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弗雷达·厄特丽、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教授等，拉响警报，声称苏联发起的政权颠覆行动在美国政府、学术界、新闻界和艺术界中很猖獗。他们列出了名单，指出哪些人是他们所认为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苏联阴谋的特工，哪些人是上当者。

国会听证和演讲，特别是众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和参议员帕特·麦卡伦及约瑟夫·麦卡锡的言论，夸大了变节者的指控，并使这种指控可信。在众议员尼克松为主角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钱伯斯指控阿尔杰·希斯在自己（钱伯斯）担任苏联特工时将政府机密传递给自己。消息一出，震惊全国。当这些指控在公众看来实际上已在两次庭审中得到证实时，间谍已渗透到国务院的消息就广为人知了。

对于美国是否还无所不能越来越多的怀疑，加上对于新敌人、核灭绝及共产主义渗透的恐惧，共同制造了一种容易被人利用的心理状态。三种不同的个人或机构，怀着不同的动机，利用全国人民的不安情绪大做文章。

一是中国国民党。他们努力争取美国援助并使美国参与他们与共产党那大势已去、注定失败的斗争。国民党认为，美国不断加剧的不安情绪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操纵美国政治，并从中获益。除了游说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与美国政府和新闻界交往甚密的驻美中国大使馆及其他国民党机构，还攻击那些反对美国进一步徒劳地、混乱地介入国民党事务的人。这种诽谤直指那些呼吁认清现实，承认共产党将要掌控中国未来的人。

第二类个人或机构，支持中国国民党，并因此被国民党利用。这其中有很多美国的政论家、商人、军官、政客、牧师和变节的共产主义者。这个群体鱼龙混杂，松散无序，各行其是，各怀鬼胎，这就是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其成员所收集的情报，不仅仅来自国民党，也来自愿意合作的前共产党人。这些游说者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美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并且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正在抛弃一个忠实的盟友。在他们的游说中，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所谓的罪行是受在国务院内涉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士的蛊惑，尤其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

院外援华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有《时代》杂志（Time ）和《生活》杂志（Life ）的出版商亨利·鲁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Scripps -Howard newspapers ）的出版商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曼彻斯特联合导报》（Manchester Union Leader ）的出版商威廉·勒布（William Loeb），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和乔治·索克斯基（George Sokolsky），前大使赫尔利和蒲立德（William Bullitt），陈纳德和魏德迈将军，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及耶鲁大学教授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或许最勤奋、最狂热的游说者是阿尔弗雷德·考伯格（Alfred Kohlberg），他是一名富有的中国蕾丝及刺绣品进口商，曾发起并资助一本名叫《实言》（Plain Talk ）的杂志，该杂志被视为院外援华集团的喉舌。

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也毫不迟疑地攻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接受了国民党对中国现状的解读，支持国民党政府。他们坚信，对于国民党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国民党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所以在他们心中丝毫没有忠于哪一方的冲突。相反，如果怀疑国民党的利益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则会让人怀疑是对美国的不忠。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院外援华集团中，也存在于国会中的中国帮（China bloc）中。

由于通常依赖由中国国民党和院外援华集团提供的情报，这些立法者要求并投票支持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他们发现，指责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并在国务院窝藏赤色分子，能满足他们的爱国责任感，随之而来的宣传也顺其意而行之——抹黑政府并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野心，以便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

参议院中国帮的代表人物是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由于他维护中国利益，他被称为“来自福摩萨岛 [1] 的参议员”），斯特尔斯·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H.亚历山大·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等三位共和党人，及麦卡伦和詹姆斯·O.伊斯特兰德（James O.Eastland）两位民主党人。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叛变，他们有时会得到参议员的支持。这些参议员认为在他们针对杜鲁门政府所进行的政治突袭中，这个问题能发挥效力。这些政治突袭包括麦卡锡不计后果的连环抨击，以及罗伯特·A.塔夫特（Robert A.Taft）散射的谴责。后者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者，本来他对东亚地区极少关注。

在众议院，沃特·贾德（Walter Judd）——前在华医疗传教士，是支持国民党并反对杜鲁门政府的最顽强的斗士。还有两位是约翰·M.沃利斯（John M.Vorys）和约瑟夫·W.马丁（Joseph W.Martin）。上述三人都是共和党人。与参议院中的中国帮成员一样，他们采取了一种极为方便的做法，即在坚持中国国民党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是一项爱国原则的同时，将这一策略与党派政治融合起来。

当时，全美都充斥着日益加剧的恐惧、猜疑和不安的情绪，这些情绪由于中国的挑拨者、美国的游说者及国会中的敌对议员变得更为严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期间，驻外事务处中我们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着我们的工作。

[1] 16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台湾的称呼。

第二十三章 被任命为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司成员

1947年8月，我来到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报到，当时凯南已被任命为司长。规划司的指定缩写是S/P：S意味着规划司隶属于国务卿直接管辖的办公室；P则意在规划司的职能，即政策规划 [1] 。作为规划司的司长，凯南可随时并直接向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汇报工作。S/P的办公地点紧邻国务卿办公室，也显示出规划司与国务卿的紧密联系。

S/P由马歇尔将军发起，于1947年5月5日设立。由于常年担任陆军参谋长，在面对一些正在进行中的政治行动时，他早已习惯未雨绸缪。为此，其政策策划人员要随时待命。当然，作为国务卿，他仍然十分需要未雨绸缪。因此，S/P接受国务院的命令，负责制定长期对外政策，为即将来临的问题预先准备，审查广义上的政治-军事问题，评估现存政策恰当与否，并与国务院协调政策规划。

国务院还从没有除了各种临时委员会之外的任何机构，来为未来做准备。并且，外交事务如此分散、如此无序，如何能准确地预测并规划，真是个问题。过去，无论情况如何，国务院，包括驻外事务处，一直以来大多依赖先例、机密信息、直觉、即兴演说及挽回颜面的言论，并乐此不疲。所以S/P的出现，并没有迎来外交事务专业人士的喝彩。连马歇尔将军令人敬畏的威望及凯南在同事中所享有的业内声誉，也仅仅是为S/P赢得了人们带着怀疑的接受。

1947年8月，S/P组建，成员有凯南，与科德尔·赫尔有长时间来往、我们视为圣人的卡尔顿·萨维芝（Carlton Savage），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前教授约瑟夫·E.约翰逊（Joseph E.Johnson），一直研究德国事务的国务院经济学家雅克·海因斯坦（Jacques Reinstein），刚从中欧卸任回国的驻外事务处官员韦尔·亚当斯（Ware Adams）。年底，约翰逊离开，另外又有一批人加入S/P，他们中包括有处理阿拉伯及非洲事务经验的亨利（哈里）·维拉德［Henry（Harry）Villard］，以及拉丁裔亲美学者乔治·巴特勒（George Butler）。我在S/P工作的4年中，人员流动整体上是有益的。

在我成为S/P的工作人员之前，预先有些许宣传。《生活》杂志是罗伯特·罗维特（Robert Lovett）的备忘录式的杂志，仿佛煞有介事。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亨利·鲁斯的专家之一，在《生活》的一篇文章中，对罗维特被任命为马歇尔的副手，即副国务卿，表示欢迎，并称赞凯南对于苏联威胁的警惕。但张伯伦警告罗维特要提防我。他说，我曾是“史迪威的政治官员”，“‘醋乔’史迪威将军直到他被从中国召回，一直是反蒋亲共运动的头号人物，后来又竭尽全力使赫尔利从驻重庆大使的职位上落马”。

张伯伦摆出了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他承认，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支持已被人熟知的范宣德的对华政策”——使共产主义者“并入”中国政府。张伯伦同时否认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有任何不同，还声称马歇尔及罗维特共同的前任迪安·艾奇逊对共产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后来他差点就怂恿罗维特开始一场清洗，虽未成功但却狡辩道：“国务院还从未进行过清扫，这是事实”。虽然我总是因这样的攻击感到不安，但我记忆中，张伯伦的诽谤并没有给我的人际关系带来任何不快。

在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期间，凯南成了S/P的代名词。没有他，S/P工作人员的作用就无关紧要了。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国务卿对他的依赖；其次——也是马歇尔对他如此信任的原因——是他对于世界局势的把握以及他使国际关系概念化并对其进行阐释的非凡能力。我们其他人所起的作用只是对他的想法做出回应。同时，我们批评、参与制定并有时发起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接下来会被凯南担任主编的全体S/P工作人员编辑、采纳或拒绝。当然，凯南对由S/P发布的文件负最终责任。

有问题需要讨论时，S/P的工作人员就聚在会议室里开会，比如起草一份政策文件，回复国务卿的疑问，应对国际上发生的新的重要变化，或者听取及审问有话要说的人，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教授，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教授，空军中将约翰·斯莱索爵士（Sir John Slessor），波多黎各统治者路易斯·穆尼奥兹·马里（Luis Muñoz Marín）或是牧师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博士等。工作人员的会议是非正式的，有很多即兴的想法。很自然的，成员之间可以自由地相互咨询。因为认识业务部、情报部及研究部的东亚问题专家，我便经常与他们联系，以防自己远离实际，成为象牙塔主义者。

当我加入S/P时，其成员已在马歇尔计划中初获经验，当时也仍在致力于欧洲复兴计划的逐步实施。西欧及希腊、土耳其的严重危机在1947年秋仍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对于国务院其他部门准备的关于已被提议的日本和平条约的草案，我也做出了反应。

以下是8月11日，我给凯南所写建议的节选。我认为条约草案：

似乎一门心思要在持续的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监督之下进行大规模裁军和民主建设，但在日本的情况下，去军事化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即使日本想，它也不可能再成为一流的军事强国。至于民主，是否一个国际监督机构中苏联的存在对民主进程有利，这也是个问题。苏联的存在可能会对日本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它会将持续监督的责任推给美国，自己却施展阴谋使日本成为一个苏维埃极权主义国家。在已被提议的条约下，要进行一场政变易如反掌……在占领部队撤出后，日本政府只有一支配备轻武器的民警部队可以调遣，以维护安全和秩序。

凯南将这一备忘录交给了副国务卿罗维特先生。他回复道：“GK（凯南），我已将‘条约’驳回，因为这样的‘条约’是完全不恰当的。”

我的另外一次举动与政策规划无关，相反，是关于文学审查的。史迪威将军于1946年10月因癌症去世。泰迪·怀特（Teddy White）因为厌倦而从《时代》和《生活》杂志出版社辞职。他说这是从“鲁斯先生的妓院”中辞职。他从纽约写信给我，说史迪威的遗孀已将将军的战时日记及其他私人文件转交给他，希望他能够安排出版事宜。由于担心史迪威私下无所顾忌地乱发脾气可能会使人反感，我告诉泰迪，我认为这些文件先不要出版。他还是带着手稿，带着部分史迪威流畅通顺的陈述，来到了华盛顿。

即便如此，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毫无隐藏的“醋乔”。泰迪删掉了大部分脏话，却保留了一个疲倦受挫的人在自己面前吐露心声、尽情发泄苦闷而说出的许多辱骂之词。因为大多数时候，他写作是为了安慰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为了一字不差地出版。在人们看来，史迪威已公布的文章精简、准确又富有文采，他对于词语和意义的把握是很敏感的。

泰迪回到了纽约，还是没听我的话。

9月22日，在一份备忘录中，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国务卿私人助理帕特·卡特将军［General M.S.（Pat）Carter］。我引用泰迪所说的话，即史迪威夫人决心要出版这些文件，以为丈夫正名。我继续说道，可能能阻止她出版，但是可能有“镇压”及“迫害”之嫌。我主动请缨，希望写一封信给史迪威夫人，劝说她打消出版的念头，但同时又觉得马歇尔将军与史迪威是老交情，他写比我写更有说服力。

马歇尔将军在我的备忘录上加了注作为回复，他写道：“让我看看戴维斯先生写给史迪威夫人信的草稿——G.C.M（马歇尔将军）。”我将草稿交给了他，他建议修改几处文字，但强调这些改动只是为了不想照搬我写的信。

在前几段寒暄引出话题后，我对史迪威夫人说道：

对于我们这些曾为史迪威将军效力，对他格外忠诚与敬佩，曾与他共患难的人来说，他的名字，他的威望，一直十分重要。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独特伟大的人，有《旧约》中先知的正直，又有在内战中进攻哈普斯渡口（Harper’s Ferry）而建立赫赫战功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英勇。我们都不希望乔·史迪威被人们误解。

当下，将军的名字誉满全国。虽然有些许诽谤，但没有哪个公众人物不是如此。而且这些诽谤是微乎其微、不起作用的，我甚至觉得可以忽视它们，不然它们就会被放大，被大做文章。

恕我冒昧，出版之事有两点不妥。第一点涉及这些私人文件中将军所做的陈述；第二点是这些文件中所抨击的一些对象可能在出版后撰文反驳。

乔·史迪威还未能悠闲地、目光长远地、以他轻快明晰的散文风格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使命娓娓道来就逝世了，这对于历史来说是一种损失。本来将军可以在历史面前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慎重的、强大的陈述，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残文断章，而且是毫不委婉、尖酸刻薄的片段。这其中大多数都是在将军厌烦疲倦之时仓促写就。这样的文件只能让人断章取义，不能全面地刻画将军本人。实际来说，在世人面前，这样的文件所体现的乔·史迪威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

旧事重提，加上文件中批评之人随之做出的反驳可能会对将军的声誉带来深远影响，我相信这一点您也会赞同。出版后，这些文件就会成为乔·史迪威的短板，别人却享有无限的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辩驳。我相信您一定也考虑到了这种真实的可能性。我恳求您对于出版之事及其后果再做斟酌。

最后，我请求您原谅我干涉将军的家事，干涉这件对将军一家有很大影响的事情。您知道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几乎将自己视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且因此对将军有与你们一样的感情。

在这封信送达之前，我写信给泰迪，告诉他我写给史迪威夫人信的内容，同时补充说，如果他们还是认为必须出版，他必须得到使用手稿的正式许可，方可证明他没有违反保密原则。之前我曾向他提过此事，因为我担心陆军部（War Department）因他违反保密原则而制裁他。在信末尾的注中，我受启发给未来的《总统制造》（The Making of a President ）系列书的作者，也就是泰迪·怀特，写了一条糟糕透顶的建议：还是做一个驻外记者，不要再试图报道美国国内新闻，不要再在史迪威的文件上下功夫，回归本职工作。

泰迪对我所有的干涉举动毫无诟病、心存善意，但是却争论道，美国人民“现在应该知晓事实，而不是在一百年之后解读一些历史文件”。关于这一点，我原则上赞同泰迪。在“事实”应该被立即公布这一点上，我与他同样持强烈赞同意见，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担心史迪威满是怒火的陈述会使“事实”被公众的反应所扭曲，不论公众持支持或反对态度。

最终，我没有收到史迪威夫人的回信，马歇尔将军也赞同我应该就此打住。《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 ）于1948年出版，对泰迪来说本书是一次胜利（这也让我十分高兴）。它向所有人证明，不论这些人支持还是反对史迪威，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美国对中国、俄国及共产主义的不安及神经质正持续恶化为一种病态，而这一点他们早已知道。

* * *

共产党的军队缴获了日军的物资，并开始缴获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的美式武器。他们于1947年发起进攻，计划两年之内将蒋介石及其部队赶出亚洲大陆。随着蒋介石的部队开始呈溃败之势，美国国内煽动代表国民党出面干涉的声音日益高涨。我在1947年11月3日S/P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尽管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大规模扩展，将会实现大反转，但对美国来说，这并不是灾难。至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我说道，若不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进行改革，大规模的援助只会助长腐败。对于国民党是否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我也表示怀疑。

在我看来，中国东北的问题比较特殊，这一地区“深入苏联，成凸角之势，从战略角度看，能够包抄苏联远东地区……该地区对于苏联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此外，“克里姆林宫可能将美国在雅尔塔的姿态解读成了美国接受由苏联主宰中国东北”。只要没有别国干涉中国东北事务，且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势力继续瓦解，莫斯科就会认为事情会顺其道而行，并心满意足。但一旦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威胁到了这一进程，甚至要颠覆这一进程，那么苏联很可能会采取一些补偿性措施”，这可能演变成为美苏之间一决高下。我接着问：总而言之，发动这一系列事件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安全？而且，如果我们非要跟苏联一决高下，中国东北的影响十分有限，就这样的对象展开争夺战是否理想？

我总结说，中美之间传统上就存在着强烈的感情联系，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呼吁美国在中国的内战中援助国民党政府。从现实角度讲，这样的声音我们不能忽视。进一步说，在这一时刻给予中国一定数量的援助作为我们在道义上的支持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一中央政权的迅速土崩瓦解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

因此，我建议给予“在迎合美国舆论的基础上的最少量援助；同时，若可能的话，避免中国政府突然、彻底的崩溃。而另一方面，倘若在中国内战中试图使国民政府大获全胜，并收复中国东北，是徒劳无益的。首先，这样的目标是没有可行性的；其次，这样的行为将会被苏联视为美国的食言之举，从而可能会在东北地区形成美苏对峙，而这一地区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又十分模糊。”

针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后，许多人要求在东亚也实行类似的计划。其中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州长，他在11月5日指责道，一份帮助欧洲的计划正在筹备中，而关于中国还没有任何提议。他当时已经着手准备次年参加总统竞选，打败杜鲁门，这次指责意在谴责杜鲁门政府对战时盟友中国背信弃义、落井下石。

1947年12月4日，我写道：

远东地区，与欧洲一样，在最近的战争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但加剧并恶化远东地区灾难的因素一般不会影响欧洲，因为远东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政治、经济及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并不是这场战争的产物，它酝酿已久并且它……注定要进行下去。

因此，这一面积是欧洲两倍、人口是欧洲三倍的地区，也充斥着很多欧洲存在的问题，如意识形态冲突，特别是那些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收缩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冲突。

政治上，只有在远东地区人民愿意并能够拯救自己的基础上，美国在远东地区才能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美国不应、不能也不会独裁远东地区未来的政治事务。远东地区的人民必须——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必须——自己掌握命运。

卓有成效的欧洲复兴将会成为美国纳税人肩上的沉重负担，但是承担起这份责任的美国人能够对我们在欧洲需要展开的任务大体有所了解……他们做出了贡献，但经济风险又是可知的；而对东亚整体或者只有中国采取类似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其经济风险是未知的。

或许美国最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领域是文化。过去，美国为亚洲所做的最大贡献一直体现在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弘扬人文主义等方面。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节节胜利，美国国会内的亲蒋人士及媒体更加强烈地要求杜鲁门政府援助国民党。国务院成了众矢之的，这种攻击还来自行政部门，尤其是五角大楼里陈纳德、魏德迈及梅乐斯的信徒，只不过他们的攻击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很自然，国务院处于守势，它说服不了大众，更不用提那些批评者了。

1948年8月，政策规划司仔细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受争议的部分，即对华政策。我起草了首份意见书，草本杂乱无序。

由于希望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探讨这一饱受争议的政策问题，我便从分析中国急剧增长的人口开始，这也切合当时我们对于全世界人口问题的担忧。我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与其自然资源有关。从当时可获得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自然资源是相对有限的。

中国要避免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命运，看起来只有实行工业化。但是实行工业化的速度要快，不然中国“人口不计后果的繁殖将会：①将任何工业化的最初成果全部吃掉；②滋生不稳定，极大阻碍工业化进程”。最终，想缓解人口压力，可能要采取“针对人口狂增现象的一些残酷的镇压及强制性举措”。

我所得出的结论中，并没有针对国民党或是共产党。我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将会是混乱的、极权的。极权主义可能能够通过“极端手段，如强制实行‘社会化’”来打破人口-工业化的恶性循环，但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也会给整个社会结构带来巨大、持久的损失。

在分析中国军事的重要性时，我也没有针对中国的政治复杂性，而是在美苏战争的背景下进行分析。我弱化了“中国游击队的重要性，无论其在交战哪一方”。这个预言意义不大，两年后中国游击队在朝鲜就大败美军。我继续说道：“中国若不能在其广大的内陆地区建立起现代交通网，那从战略上讲，除沿海地区外，其他区域只能是一片困境，无法成为战略跳板。”

谈到中国整体的局势，我说道，共产党已控制除三个城市之外的东北全境，也已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正威胁中国中部，威胁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我列出了两党所接受的外国援助，指出国民党从我们这儿接受的援助远比共产党从俄国接受的援助要多。有此作基础，兵力多得多的国民党，加上其在物资上的优势，理应轻而易举取得内战胜利。国民党没有胜利，总而言之，是因为腐朽、堕落、凶残的将领以及与人民大众的脱离。而共产党的胜利，原因众多，包括民众支持、政治及军事领导人英明老练，以及部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等等。

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忽视苏联的意图。我指出，克里姆林宫希望将中国东北及新疆地区的某些边界地带分离出来，使它们成立由莫斯科控制的独立政权，从而削弱中国的势力，并使苏联在南部边界有更多的缓冲地带。另外，苏联担心的“不是必须怎样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内战，因为在这点上它已经非常令人满意，而是如何能够确保彻底并长久地控制中国共产党……”

至于美国应该援助国民党以实现内战战局扭转的提议，我说道，这就意味着公然干预。“我们的干预越公开……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卷入得越深，国民政府就越会被中国人视为傀儡，其信誉只会更加败坏，这样干预所带来的损失就会越大。”这是“一场规模浩大、无法预计并危险重重的行动，美国政府不能拿美国的威望和资源做赌注，还如此理直气壮”。

尽管我已料到国民党会逃走，但什么时候以及如何逃走却无法预测。情势瞬息万变，因此“在当下阶段试图细致描绘出未来几年的走向只会起误导作用”。在最近的将来，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一些“最灵活、最基本的政策”，包括：继续承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逃走后，“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决定承认谁为合法政府；尽量避免“中国变为苏联政治、军事力量的附属物”。

我认为，在实行对华政策时要考虑一些原则。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中国，有许多大的本土势力正在施加影响，这些势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此，在决定我们能采取何种行动来改变中国事态的演变时，有很多限制。如果同一些本土的势力对立，限制只会越来越多。相反，如果我们能与这些势力联合起来，我们的影响力就会剧增。

克里姆林宫利用及影响中国的能力（这让华盛顿的官员夜不能寐）也是十分有限的。“在未来5年这一关键时期内，克里姆林宫动员中国资源与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这以后的情形现在还难说。如果苏联帝国主义半路夭折，那中国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安全顾虑，因为我们的心头之患是中国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政治-军事力量结合起来。

我们要提防对任何派别或任何行动做无法挽回的承诺，而且在亏本时，“我们必须果断减少损失”。同时，“我们丝毫不能依赖中国任何派别或政府对美国的主观态度。恐惧与喜爱一直并且仍在从根本上主宰着外国政府对我们的态度，但只要我们能够熟练加以利用……我们的力量……必须以一种有效的形式行使，它不能因误用而浪费掉”。

美国的军事力量若要在中国有效运用，则必然付出高昂代价。克里姆林宫则由于避免公然干预，并依靠政治-文化举措，而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中大获成功。美国力量最有效的运用将是在政治、文化及经济方面。

为呼应战时与蒋介石谈判时关于让步条件的建议，我说道：“经济支持如果仍然没有附加条款，就会变成馈赠的礼物。我们仍然要支持，以经济援助授权的形式，支持蒋介石，但这些援助决不能提前交给对方。行政层必须要保持给予或扣留的灵活性。”

我起草的文件在工作人员修改后，作为政策规划司第39号文件（PPS 39），提交给了国务卿，后又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以供考虑，因此又被命名为NSC 34。

[1] 政策policy，规划planning，均以P开头。

第二十四章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合作

1948年10月，政策规划司数次派我到位于老国务院大楼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在这里，每天下午，我都会会见一名海军上校、一名陆军上校及一名空军上校，进行严肃的探讨。在最近开始的融合对外及防务政策的计划中，我们就是所谓的工作层。我须参加的起草会议都针对对华政策。我们毫无进展，因为军队坚信美国政府必须增加对中国国民党的援助，因此国务院的立场，即美国从中国的泥潭中脱身而出，是不能接受的。

海军上校与两位上校有些拘谨，而且在我看来，似乎有些局促不安。这也正常，许多军官都跟公众一样，怀疑美国外交官对外国人使阴谋，却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让外国人占了上风，因而导致了战争，而这时诚实勇敢的军人接受了使命，为拯救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对华政策作为考虑的主题，使三人有了更多的猜疑。五角大楼普遍认为国务院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过于软弱，因此认为国务院充其量是个被莫斯科欺骗的傻子。此外，我推测，这三人对我的身份有所顾虑，另外还考虑到梅乐斯准将、魏德迈将军、陈纳德将军及赫尔利对我并不欣赏。

* * *

进度如此之慢，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也不时打开一道门缝伸进头来，催我们加倍努力。他是海军少将（已退役）西德尼·W.索尔斯（Sidney W.Souers），本是一名忙碌的密苏里商人，战时成为海军的一名情报官员。1950年，他的助理詹姆斯·S.雷（James S.Lay）接替了他的位置，雷本是一名电子工程师，战时成为陆军的一名情报官员，后在情报部门步步高升、游刃有余。这两人都很谦逊，从不装腔作势，这种品性在华盛顿可不多见。

我和来自军队的合作者没能达成协议，我不记得这次无果而终后来怎样。按逻辑来讲，这一主题会被提交国务院及国防部的高级政策官员，以制定解决方案。

二战期间，形成了联合决策的做法。在这之前，对外政策由白宫及国务院制定。需要考虑军事行动时，会临时咨询海军及陆军部。二战的性质以及罗斯福的管理方法改变了这一切。这场战争给政治带来的负担过于沉重：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民族主义。另外，即使与盟友之间，也一贯存在着对立和摩擦。结果是，在军事策划和军事行动中加入了多种形式的政治因素。因此，美国官员本来即使不能超越肮脏的政治，也可以躲离，可现在却发现已将政治纳入考虑范围，并最终适应了依赖政治判断。

罗斯福的管理方法巩固了军事部门参与制定对外政策的趋势。这位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像是自己的国务卿。他使国务院不再举足轻重，而且在战时，针对重大对外政策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白宫比与国务院走得更近。白宫能通过军事渠道，越过国务院，给联席会议以指导。

战争结束后，随着很多军人复员，一些有能耐的预备军官被调到了国务院及驻外事务处。他们的到来使国务院当时岌岌可危的行政结构焕然一新，而且使国务院更加重视国际事务中的军事因素。

广义来看，某些组织上的变动十分有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行政部门及国会得到教训：不论愿意与否，政府的工作必须更加协调；在军事工作中，必须更加团结。因此，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中规定，三大军事部门隶属国防部，设立中央情报局，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最初几年，委员会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也在不断变化。但委员会的核心一直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在杜鲁门看来，在这一机构中，其他成员能为他在重要对外事务及相关军事问题上提供建议，但最终决定权仍归总统。任何决定，若未落实到纸上并由总统签署，一律无效。这是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为防止由于记错或故意错误地引用口头声明而对内阁定下的规矩。

虽然后来委员会的工作团队敢拼敢干，但最初规模很小、能力有限，而且依附于他人。除了索尔斯和雷之外，另外还有一两个初级助理及秘书。我的印象是，这个机构作为政府的左膀右臂，十分不起眼。在杜鲁门执政期间，委员会发展壮大，但还无法与后来的规模相提并论。

可怜的是，国家安全顾问当时在总统面前无用武之地。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上足以承担起顾问的职责，当两人发生争执相持不下时，两人共同的上司，即总统，会做出裁决。很难想象国务卿马歇尔、国防部长迪安·艾奇逊能忍受一个裁判管家横亘在两人之间，甚至横亘在两人与总统之间。至于杜鲁门，他坚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只是一名行政助理，其职权只是交接文件及记录决定，十分有限，当然不能干涉政策制定及行动。周末，他要悠闲地待在办公桌旁或家里，而不是在电视节目里大放厥词，与国务卿对峙并振振有词，或在美国政府里发出刺耳言论。

索尔斯上将催促我和三位来自军界的会友达成协议，本是打算为安全委员会成员，尤其是总统，省去麻烦，使他们不用再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并做出一致决定。如果分歧不是根本性的，鼓励合作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然而，对于一些原则上的分歧，强求全体一致可能会导致一味老生常谈，这样政府就可以推卸责任，不用在互相冲突的行动计划中做出冷静的选择以进行管理。

* * *

艾奇逊认为只有重大问题才能提交给安全委员会，然后再由总统决定。为鼓励坦诚的讨论，他认为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只能在不包括助理的委员会议（Council meeting）成员之间进行，且前提是国务卿及国防部长针对需要考虑的问题已得到通报，并且总统愿意、留心并在理智上能够承受艾奇逊所说的“决定的痛苦”。而杜鲁门就是这样一位总统。

我开始在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三年之前，也就是1945年3月27日，魏德迈将军、梅乐斯准将、赫尔利大使［他曾在胡佛执政期间担任陆军部长（Secretary of War），并且曾是预备队（Reserves）中的一名荣誉准将，大概是这期间积累了经验］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会面。会上，中国三巨头（the triumvirate from China）向联席会议承诺，对国民党进行相对小规模的援助就可以压制共产主义。魏德迈在1945年8月30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我不觉得共产主义在中国任何地方的数量或实力都是强大的……如果数量及装备考虑不计，我不认为共产主义会带来任何麻烦”。

后来，1945年11月20日，陆军部长罗伯特·派特森（Robert Patterson）也贬低了共产主义的实力。他断言，当时派驻中国的60000名美国海军可以横跨中国国境并畅通无阻，因为毕竟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峙只不过是舞台上的花拳绣腿。随着内战不断蔓延，国民党人数达250多万的部队、共产党人数达150多万的部队陆续参战，加上国民党虽有美国援助但仍然在战场上惨败，五角大楼终于得出结论，中国的冲突不再是一场闹剧。

一开始我们就低估了过去是我们的对手将来还会是我们的对手的亚洲人，包括菲律宾起义者、日本人、中国人和越南人。如今，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我们又做出了误判。

在1947至1948年期间，五角大楼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轻视共产党的部队到警惕观察，认为共产党愿意并忠诚地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如果共产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他们可能有望与苏联部队一道组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为实现苏联可怕的目的，即主宰世界，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灾难。对大部分美国部队来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五角大楼传统上以为，若美国不进行大规模、作为最终手段的军事干预，唯一能与这股赤潮相抗衡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表现又如此迟疑、笨拙，哪怕他们有半点得力之处，也能被美国的物资和“顾问们”扶持起来。

尽管经验与当下的情景不同，但同样的判断依然适用。虽然没什么效果，但我们的顾问们一直，而且当时也正在为蒋介石长及其将领提供咨询及物资。1941年，约翰·麦格鲁德准将所带领的使团开启了我们善意的援助，后来史迪威带着他庞大的顾问团为国民党提供培训，后又有魏德迈，最后又有大卫·G.巴尔（David G.Barr）少将带领的由1300人组成的顾问团。在物资方面，巴尔证实，他在中国期间，正值内战的高潮，国民党部队从未因缺少武器弹药而输掉一场战役。

然而，国防部部长詹姆斯·V.福莱斯特（James V.Forrestal）十分热心。于是，1948年8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对中国国民政府给予有妥善监督的援助，并采取保障措施，确保这些援助不被滥用，并且援助中要包含军事设备援助。”这种建议看上去是义气之举，其策划文件又是一如既往的多，但其中有两个条件削弱了建议的效力。

这两个条件是：“妥善监督”及“保障措施”。这项建议因此在现实中是毫无意义的。对于援助的监督意味着不仅要确保提货单、发货单及收据没有水分，确保援助不会被私藏（这尤其让史迪威反感）、在黑市出售或让共产党缴获（这尤其让巴尔恼火），还意味着要让援助真正用到实处。一旦援助被转交给国民党，除非美国在国民党内部从将领到连队层层安插能够支配物资去向的人员，否则保障措施就无从谈起。这一点显然不可能。史迪威采取类似行动后，蒋介石便强烈不满，最终史迪威被召回美国。

因此，联席会议的这项建议是强词夺理。

国务院的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在军事上从中国的内战中抽出身来。福莱斯特则针锋相对地宣称，政府对中国毫无政策可言。这种言论契合了大众认为政策即行动的想法。人们往往说：不要只是站在那里，去采取行动！然而，在现实中，政策当然也包括不采取行动、警惕地等待或谨慎地采取冷漠态度。

在艾奇逊接任国务卿后不久，为研究对华政策，他询问了我们当中四或五个了解中国的人。轮到我时，我说道，中国就像是一个屋顶和墙壁都在坍塌的房子，我们要先等形势明朗后，才能决定采取何种合理行动。后来，艾奇逊在一或两次公开声明中，呼吁等待中国的形势变明朗。这激起了院外援华集团一干人等的强烈谴责，被他们视为是对共产主义的软弱、失败主义以及毫无政策可言。艾奇逊虽未被这些谴责所吓倒，但等待形势明朗的策略却未被采纳成为外交政策口号。

第二十五章 1948年重访亚洲

在到访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及德里后，我于1948年年中来到曼谷，参加驻外事务处针对东南亚局势举行的一次会议。在德里的三或四天，我与帕特丽夏的父母一同度过。亨利·格雷迪是当时驻印度大使。

自从三年前我来过这里后，这片次大陆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对它的“印度帝国”（Indian Empire）进行了清算，做出让步，把主权给了两个新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甘地已被一位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杀。尼赫鲁不再是叛军首领，他出狱后成为印度总理。蒙巴顿也由驻东南亚盟军统帅变成了驻印度的最后一位总督，以及后来的英联邦独立印度的象征性总督，真纳担任驻巴基斯坦总督。

格雷迪一家带我去参加以印度外长名义举办的竞技俱乐部（Gymkhnana Club）的招待会。我在给帕特丽夏的信中写道：“这种情景十分不同，没有制服、外交使团，而且在这些印度人中也很少有熟悉的面孔。尼赫鲁在场，神采奕奕，着一身白色衣服，与我及驻印度大使交谈之时面露沉思之色，与格雷迪夫人交谈时又十分专注、活泼愉快。”她很有同情心，曾步行参加甘地葬礼。“毫无疑问，你母亲在印度人中很受欢迎。”大使在与德里官员交谈时，“谈到了几条朴实的真理，显得很担忧。我告诉他不要顾虑太多，招全世界人喜欢的美国大使是不存在的，他背后的权力太大”。

之后我又见了尼赫鲁两次，一次是在格雷迪家举办的招待会上，另一次是在总督“官邸”——一所巨石建筑里为蒙巴顿一家举行的欢送会上。两次相见，他都精神焕发但又若有所思。至于路易斯勋爵（Lord Louis），一年多以来，他要管理驻印度事务，还要负责向两个新政府移交权力；同时数百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正在迁移。另外，在民众暴乱中，有数十万群众遇害，所有这些都使他压力很大。现在，几天之后他就要回英国了。他穿着白色燕尾服，在人群中穿梭，幽默地开着玩笑。我向他表示祝贺，并祝福他，他也一贯地亲切和蔼。

参加曼谷会议的，大部分是来自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的外交人员，会议的焦点是两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的殖民问题。虽然在印度已不存在殖民问题，但在该地区其他地方，随着共产主义兴起，殖民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此次会议上，我提交了一份针对东南亚问题的S/P文件。

离开曼谷，我去了爪哇，见了我的哥哥、嫂子还有我的父母。我父母正在从中国回美国的途中，唐纳德当时在巴达维亚也就是现在的雅加达担任副领事。

1948年6月底，印度尼西亚的殖民问题日益恶化：日本投降后，荷兰企图将印尼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Indonisian Nationalists）的顽强抵抗。双方边谈边打，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越来越激进。在离开前一天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我总结了局势。关于荷兰，我写道：“他们傲慢、固执、愚蠢，企图在印尼再造一个往日的荷兰东印度帝国（Netherland East Indies），这无异于毁了印尼。”

在新加坡，美国海军联络官带我会见了柔佛苏丹（Sultan of Johore），我在给帕特丽夏的信中写道，他有好几处宫殿，

但他不住，而是住在一座十分现代的乡间别墅里，有一名哨兵和一名看门人。在门前我们见到了他，他是一位身高六尺，高大魁梧、大腹便便的马来人，灰色头发。他已经74岁，而他的罗马尼亚妻子（第三任）只有30多岁。他穿着卡其短裤、卡其透风衬衫，领子敞开着，还有一件红棕色棉质背心。我们来到了他装饰过度的会客厅，马来人和罗马尼亚人最差的品位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墙上挂着他和夫人的肖像画。史密斯司令和我喝的是strengahs（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他喝着一杯可口可乐，（不喝Strengahs）是因为他第二任妻子是苏格兰人，后来与别人私奔了。当时由于中国共产主义分子在马来西亚十分猖獗，他心情焦躁。并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恼火经济受到破坏……我没能见到卢佩斯库夫人（Her Lupescu Highness），她去打高尔夫球，在马来西亚各州苏丹舞会（All Malay Sultan’s Ball）待到凌晨4：30。

后来，史密斯司令开车送我到乌吉瑟林宫（Bukit Serene）。

乌吉意思是山，瑟林意思是宁静，是苏丹为第二任不忠的苏格兰妻子兴建的。被妻子抛弃后，他便不再喝威士忌，并离开了这里。当时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住在这里。这里看上去像是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的场景，好像是用奶油糖果和冰糖建成的。但是这里面积巨大、非常舒适，华丽的接待处和走廊是这世上最具和平主义的地方之一。在一段长满青草的绿坡下，河口和河湾尽收眼底，远处，连绵不绝的低山通向视线之外，直到无限。正是日落时分，风景瞬息万变。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与风度翩翩、纯朴谦逊又十分聪明的麦克唐纳先生专心交谈。

在印度，赢得独立后，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激化的仇恨。在印度尼西亚，问题是如何赢得独立。而在马来西亚，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的暴动，柔佛苏丹对此十分焦虑，因此那天晚上我与他在乌吉瑟林宫的谈话主要针对此事。当时主要由华裔人士组成的共产党，在丛林里建立根据地，英国军队也在这种游击战中不断遭受挫败。

客人中还有一位英国人，已经在婆罗洲（Borneo） [1] 生活多年。麦克唐纳针对如何对付这些游击队，向他咨询。这位“婆罗通”建议：从婆罗洲丛林中招募迪雅克人（Dayak），英国士兵在丛林战中穿着靴子带着装备，无法施展，而赤脚的迪雅克人人可以在雨林里来去自如，对付叛军绰绰有余。麦克唐纳认真听完后，表示感兴趣。但命中注定，共产党不会被婆罗洲的野人打败。数年之后，由于持续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包括军事、政治及经济措施，共产党已不再构成大的威胁，但并没有被消灭。

在6月3日写给帕特丽夏的信中，我写道：“黎明时分，飞机载着我们离开新加坡。”

飞机沿着马来西亚湿软的海岸线飞行。世界伊始，万物复苏，暗灰色的光线照射着大地，薄雾飘飘，像贝拿勒斯（Benaras） [2] 丝绸，轻抚着沙滩、海洋和海藻。飞往巴达维亚的途中，我们十分兴奋。上午的太阳直射大地，这景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现在我们正穿过层层薄雾，来到举世闻名的丛林上方。这里如此潮湿，树木苍翠，看起来像是一块暗绿色的霉菌，所有生命体开始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飞过波浪起伏的深蓝色海面，飞过印度支那曲折蜿蜒的海岸线，飞过美丽的金兰湾（Camranh Bay）、棕灰色的山、泥水河两旁的稻田和绵延的浅褐色海滩。蜷伏的小岛在水中突然出现，像是从海上冒出的龟壳。

中国人顽强的繁殖能力和生命活力让我十分惊讶。没有哪个城市像香港一样拥挤，加尔各答人口可能也多，但是太多人毫无生机、行动迟缓。海边，渔民正在装货卸货，有人上岸来港，有人坐船出国。街头，人流如织，我却还看到了一幅真正祥和的画面——八个小孩跟随着妈妈，在人行道上，坐着、爬着、打盹。到处都有小孩，在商店里、人行道上或街头。当然，孩子们一直都是被抱着、爱抚着，咿呀学语。

说不清为什么，我被邀请参加菲律宾总领事为庆祝菲律宾独立一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

他身材矮小，很友好，穿着白色背带沙滩裤，白色棉质衬衫外面套一件透明的刺绣衬衫。有一群兴奋的、小巧的菲律宾女人，穿着毛茸茸的衣服。我接连喝了啤酒、鸡尾酒和香槟。总督来了，领事关于自由的演讲轰动全场，可我没有听清，演讲结束时还向国王敬酒。国王陛下表示，已经独立的国家十分欢迎菲律宾（发音像是一种植物） [3] 加入它们的行列，并向Philip-松的总统敬酒。一个卡巴莱风格（cabaret）的菲律宾管弦乐队，后来到城里寻欢作乐去了。每个人，尤其是菲律宾人，都很悠闲、很愉快。

美国总领馆于7月5日举行活动庆祝7月4日的独立日，在杜鲁门的欢迎会上。当我手里拿着一杯为荣誉而举的香槟，准备向杜鲁门敬酒时，我接到一份发自华盛顿的电报。电报上说，我跟帕特丽夏的孩子帕特丽夏·佛罗伦斯·戴维斯（Patricia Florence Davies）出生了。7月4日，在乔治·华盛顿的家乡出生，这就是最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的小家伙是一个美国人。杜鲁门可以等，我要先私下里向小家伙敬酒。

* * *

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我从东南亚回来之后，一直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该地区整体我做出如下概括。军事方面“其本土攻击力微乎其微，但其在游击战方面本土防御力较强。政治方面，民主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建立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东南亚国家想获得稳定，就必须在可见的未来进行专制管理，施仁政或不施仁政都不是重点。本土领导人要求脱离外国控制获得自由，部分是由于民族主义者诉求的驱动；同时，他们也受到自身统治并剥削本国人民的欲望的驱使”。

至于是否应该在殖民地国家具备自治能力之前就让其独立，我曾经这样写过：“然而，殖民地国家是否适合自治这个问题，在实际政治中没什么有效性。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殖民地国家是否有能力使得持续的外国统治对宗主国而言变成赔本生意。如果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无论殖民地国家政治成熟度如何，它都可以进行自治了。”

“东南亚国家的600万华人是困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少数族裔问题。”这些人拒绝同化，在经商和金融等方面的成就超过当地人。他们将财富汇回中国，并且人们还担心他们会成为潜在的第五纵队。海外华人还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南亚地区做好了准备。莫斯科似乎已经允许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南亚的共产主义事业，因为该地区“目前为止对苏联只具有较小的战略重要性”。

然而，实际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苏维埃的视野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增长堪忧。鉴于莫斯科极力批判铁托主义，所以它不太可能忽略民众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广泛担忧，而且在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又加剧了民族主义情绪，还刻意对其进行利用。因为莫斯科还反对巴尔干结成同盟，所以它一定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共产主义的霸权统治。

最后，再提醒一句……关于争取东南亚站在我们这边与苏联对抗这个问题……必须牢记：反白人情绪在东南亚广泛且深刻。根本上来说，这个阶段东南亚人民对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斗争没什么兴趣。对他们而言，这只不过是远距离的两大巨头之间的冲突。他们会像对抗并将持续对抗西方民主管辖一样激烈地抵抗俄国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他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被能给他们更多好处和更大力量的权力所吸引，当然前提是这种权力不会危及他们自己视为核心利益的东西。

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这两个孱弱的帝制政府，即印尼的荷兰政府和印度支那的法国政府，都未能成功对前殖民地进行再征税。为尽力维护其权威，1948年中期他们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些不成熟的动作。

在印尼这个案例中，我的预测是，“如果荷兰人诉诸武力，无论是与其傀儡合作还是自力更生，他们都将陷入长期的游击战，这对荷兰经济是毁灭性的，于政治方面也是有害的，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极端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很有可能因此代替现在相对温和的共和领导”。因此美国应该支持谈判，并在谈判过程中促使荷兰政府承诺将权力转移给主权国家印尼，这样后者才能自愿加入荷兰-印尼联盟的创立。“如果通过谈判不能立刻达成解决方案，美国应该慎重考虑承认（印尼）共和国。”

相比对印尼的政策，美国政府一直以来更关注对印度支那的政策。罗斯福一直反对法国恢复对印度支那的主权，但是这个念头在他去世之前不久似乎有所削弱。美国国务院就这个议题亦存在分歧。与东南亚打交道的官员倾向于支持对本土民族主义诉求的认可。而与欧洲打交道较多的官员倾向于支持法国的帝制野心，这些人不仅人数占优而且多身居要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法国是我们的盟友，并且法国需要重返殖民地来重获其1940年被剥夺的自尊和荣誉感。在杜鲁门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的立场是不阻止法国在印度支那重建法国统治。

华盛顿忽略来自毛和周恩来的示好，所以对胡志明于1945年提出与其领导的共产主义先锋组织（即越南独立同盟）建立关系的请求无动于衷。

我对1948年的形势分析如下：

印度支那的形势在不断加速恶化。共产主义者已经控制了民族主义运动……他们以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武力的方式利用民族主义反对法国。法国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试图重建其对印度支那统治的种种努力都被击溃。

法国人不愿意与共产主义领导人胡志明统治下的越南独立同盟政权谈判，现阶段他们试图建立由本国通敌者组成的印度支那政权……即使法国取得明显成功，也极有可能是短暂的。只有及时赋予其真正主权，才有可能成功对抗像越南独立同盟如此具有活力并且组织良好的政权。

如果法国人只是选择小步前进甚至采取拖延战略而不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那么越南独立同盟政权极有可能将持续掌控局面，使得法国的地位较现在更为不堪一击。

假设美国政府对法国尽心尽力，或者进一步说，能全力以赴地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证明其民族气概，那么我对美国政策也就没什么建议可提了。对越南独立同盟的承认，与对中国共产党的承认一样，会带来现实政治的意义，其中就包括创造对美有利的亚洲力量平衡。但这两个承认在1948年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原因没能奏效。面对激进主义分子逼迫带来的触动、自身的使命感和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华盛顿也不可能采取无声中立的立场。因此，我的建议也只能流于表面：

美国应该持续对法国施压，使其能够快速并慷慨地主动提出将主权归还保大政权（该政权是与法国合作的）。然而，美国应该保持严格远离双方谈判的状态。如果联合主义政权得以确立，只有当亚洲大多数独立国家都给予承认时美国才应该给予承认。如果保大政权崩塌，并且必须通过法国的帮助才能建立真正的民族主义政权，那么到那时候美国才应该采取看似更为实际的政策。

我不记得这篇关于东南亚的文章中有任何观点对美国国务院有任何影响。我只记得，随着荷兰最终与印尼和解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使自身深陷灾难更难抽身，与西欧打交道较多的官员和与之对抗的少数［主要是艾博特·莫法特（Abbot Moffat）对战查尔顿·奥格本（Charlton Ogburn）］就东南亚议题理解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而美国政府并未选择现实政治或是中立，而是一路踉踉跄跄，不顾后果，将美国人民与印度支那搅和在一起。

[1] Borneo是加里曼丹旧称。

[2] 瓦拉纳西旧称，印度城市，以丝绸、刺绣等闻名于世。

[3] 菲律宾Philippines，结尾的pines在英语中意为松树。

第二十六章 “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

瓦莉会爱沙尼亚语、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这帮她在国会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我们与她一直保持联系，她与约翰·香农（John Shannon）结婚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驻外事务处官员的妻子，四处游历，居无定所，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最后她在田纳西的苹果派农场颐享退休时光。

约翰·格雷迪·戴维斯（John Grady Davies）生于1950年1月3日。看到他体格健壮、性格活泼，我和他的母亲认为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来照看他，所以我们向华盛顿的一家俄国天主教堂的牧师巴图什卡（the batushka）求助。我们不是寻求安慰或是精神指导。相反，知道此人不仅是其信徒的宗教支撑更是世俗支撑，帕特丽夏想问问他是否刚好知道有难民愿意做住家佣人。

于是，弗拉基米尔·马里夫（Vladimir Maliev）就来面试了，他从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来。他不懂英语，巴图什卡给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把他送到亚历山大市我们的住处来。

弗拉基米尔还没来得及向帕特丽夏介绍自己，出租车司机就上门来把这位乘客落在车上的棕色包裹送来了。弗拉基米尔向帕特丽夏解释道，“Hlebna Dorogu”，意思是路上吃的面包。他打开包裹露出一块长条面包。不过也是理所当然，要开始一段未知距离和时长的旅程，在大草原和苔原的谨慎旅者会为自己准备好救命粮食的。

弗拉基米尔是个约40岁的矫健的哥萨克人。他的突出特征是他的大胡子和他的淡定。是的，他和他的妻子安努舒卡（Anushka）会接受这份工作的。安努舒卡可以帮助带孩子，弗拉基米尔大概可以帮忙打理家中的里里外外。

为了不在屋里待着，弗拉基米尔会推着婴儿车里三个月大的约翰在杜克街走来走去，还一边洋洋得意地跟婴儿说话：

伊万 伊万

俄罗斯王子

罗曼诺夫

我们那里很快成为弗拉基米尔几个俄国难民朋友的地下铁路的一个站点。他们在躲避美国农场的劳役，声称美国人帮助他们进入美国，但是现在又反过来剥削他们。不幸的是，他们的怨言中似乎有些真话。我们迅速将这些不知所措的难民转移到巴图什卡以外的其他人那里。

做一名住家佣人并不适合弗拉基米尔。他渴望精神上的无拘无束，适合自己心意的自由职业。借助那些与俄国难民费解的兄弟情谊，他知道并想协商获得弗农山庄旁的波托马克河河岸的一块草莓地。他没听我们的告诫。弗拉基米尔和安努舒卡和我们待了两个月之后，便毫不客气地去往他们的草莓地产了，可能那块地原来还是华盛顿将军种植园的一部分呢。

巴图什卡又来解救我们了。这次来的是帕维尔（Pavel ）和阿格拉菲娜·雅科夫列夫（Agrafina Yakovlev ）。帕维尔是个六十多岁不易激动的拉脱维亚人，沙皇统治时期曾在圣彼得堡当皇家士兵。这对夫妇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日子单调乏味，直到1951年他们的女儿（据他们自己说）嫁给了一个在新英格兰淘到金子的有钱的波罗的海人。这位波罗的海居民毫不掩饰，登广告要找一位单纯的波罗的海少女。他们的女儿显然达到了这个标准。自然，帕维尔和阿格拉菲娜立即离开我们跟着那对新婚夫妇搬走了。

* * *

战后五年降临在美国人身上的各种打击中，有三个可怕的变化在短短四个月内就发生了。第一，苏联出人意料地引爆了核装备，标志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竞赛的开端。美国政府则将此次竞争上升到了另一维度：决定生产高热原子核反应武器。第二，中国国民党逃往台湾，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政府。第三，阿尔杰·希斯这位受人信任的特权官僚代表被定伪证罪，原因是他否认曾将秘密文件通过惠特克·钱伯斯中转传递给一个共产主义间谍活动网。随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不经意爆发了其基督教同情心（《马太福音》25章：34～46节），声明他不会背叛阿尔杰·希斯。

这种背景引发了更多背叛指控。传播范围广且声誉较好的《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在其1950年1月7日的版面中发表了两篇专题文章。其中一篇是约瑟夫·艾尔索普撰写的三篇系列文章的首篇，题为“我们为什么失掉了中国”（另一篇，顺便提一句，刚好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题为“原子弹爆炸时你如何逃生”）。身为陈纳德将军的副官，在陈纳德与史迪威的不和中，艾尔索普是这位陆军航空兵团将军的重要热心支持者。他还是宋子文的热心崇拜者，并将此人归类为“现代”中国人，而这批人正是对抗共产主义接管的唯一希望。

在这一系列文章发表之前，艾尔索普催促我阅读并评论他的手稿。因为不希望让自己无端卷入他人对我和史迪威的严厉批评中，我拒绝了他的邀请。

在那第一篇文章中，艾尔索普开头便进行猛烈抨击。“中国的那些决定性年份里，在那里的美国代表们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还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加速了国民政府的衰弱。到了最后，他们像浅盘中被缚的小鸟，在共产主义最终胜利前的那四年中他们几乎把中国拱手送给了共产党……”

“现有研究表明：美国共谋加速中国政治腐朽，还试图帮助共产党掌权。”

艾尔索普这篇文章中以下观点可能经不起推敲：史迪威对蒋的敌意和反抗、他与反动的国民党分子的合作、他和他的政治顾问对“现代主义者”的漠视以及他对共产党的偏爱，这四者的结合使共产党获得了权力。他坚持认为如果“现代主义者”得到“合理的美国支持（他们）最终便能击败共产党”。附带说明一下，我并未在其他地方评论过艾尔索普的文章，此刻我想说的是那些说辞在我这儿行不通。艾尔索普说到的“现代主义者”，即使这些人联合起来且得到了广泛的美国支持，他们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他们自身各不相同，无组织性，在政治上并不足以与蒋身边的老战士或是那些共产党人相抗衡。

据艾尔索普的观点来看，第一，我、史迪威，或许还有谢伟思和卢登，我们合谋使得蒋被迫与共产党结盟。第二，美国实际上是想通过向延安派遣观察团这种方式与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第三，对所有中国军队（包括对共产党）的最高控制权将归于史迪威。第四，史迪威将得到授权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分配美国援助。

艾尔索普这些关于过往立场的描述是不合逻辑的。史迪威忙于军事事务，几乎没时间考虑联合这类不确信的理论。我不记得曾听过他谈论这个话题。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联合，因为这比引发毁灭性的内战更可取。但是我仍然怀疑联合能否实现，毕竟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我推测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方式可能是联合带来的权力接管，也可能是通过内战武力获得。

史迪威对延安观察团的建立所持态度似乎十分宽容，但在其创立过程中他并未发挥什么积极作用。而且这个观察团仅仅只是起观察作用。毛和周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由我、史迪威和观察团的名义转交华盛顿，但并未引起任何反响。华盛顿和延安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至于史迪威寻求对所有中国军队的最高控制权这样的观点，我一直存疑：史迪威或是任何一个外国人真的能在中国控制并领导中国军队吗？

我反对对中国和苏联的慷慨援助。我的建议是，援助应该作为我们想让他们做出让步的筹码。援助的具体分配权属于在华美国司令官，身居此位的人是能够做出相关决定的最好人选：决定援助是否按照其本来的目的进行、开展对日战争还是涌入派系争斗。我认为援助应该提供给在对日战争中贡献最大的军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队抑或共产党的军队；但是我们不能表现出任何促成内战的倾向。这样说来，我认为史迪威应该有权力分配（或者说控制）给予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援助。

据艾尔索普的观点，史迪威在1944年10月被召回之后，那些政治顾问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得到像南斯拉夫那样的待遇，美国政府应该像同盟国抛弃米哈伊洛维奇一样抛弃蒋，并像同盟国支持铁托一样支持中国共产党。艾尔索普指控这项政策的实施会使得共产党在取得最终胜利前提前约四年获得统治地位。在我看来，这个构想是不成熟的。尽管我期望我们能够尽快建立与共产党的工作关系，但是在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之前，我这样写道：“我们不应该现在抛弃蒋介石。”

然而，艾尔索普继续写道，我们反对蒋及其同伴，支持共产党，这是一种“情绪偏见”，这种偏见是不可原谅的。这种偏见以及史迪威与蒋之间的不和使得“我们无法抓住机会拼凑出可运作的中国政府”。而且，艾尔索普声称这种情绪偏见在美国国务院几乎持续到了国民党的垮台。

艾尔索普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伤驻外事务处中国事务部的几位同事，1950年却开始为其中伤正名，这在《星期六晚报》的一系列文章中表现得很明显。或许是因为院外援华集团和国会中的中国帮声势过大，他在写了前两篇文章之后立场便由隐晦攻击转为为我说话。在其1月23日的联合专栏中，他提到了“有人想在国会和广播中宣扬美国国务院中有某种形式的亲共分子阴谋。但其实并不存在这类阴谋”。艾尔索普还说我“在没有一位俄国专家认为铁托主义有存在可能性的时候，聪明地预见到了其可能性。”我的“政策只是想在中国推行铁托主义……那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政策”。

其他人就不那么有辨别能力了。伊凡·皮特曼（Ivan Peterman ）在《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1月11日的版面中将我描述为“史迪威的亲共顾问”和“中国亲共分子的工具”。

费雷达·厄特丽以其反复变化的意识形态而闻名。1937年她待在汉口时如同19世纪的英国激进分子一样拥护中国共产党，而1950年身为院外援华集团的领袖型的活跃分子她又激烈地反对这些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故事》（The China Story）这本书中，她在美国国务院推行亲共阴谋理论，她指控说“戴维斯-谢伟思派系”几乎完全控制了从中国发往华盛顿的军事和民事方面的报道。照厄特丽女士这个观点，我们半垄断了美国政策的制定。

* * *

有一位参议员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他于1950年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城声明，“尽管我没有时间列出美国国务院中所有的共产党员和间谍网成员，但我手上有一份205人的名单，国务卿已知这些人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并参与政策的制定”。这位议员就是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他不顾事实，渴望找到一个话题能将其置于全国聚光灯下并为其赢回威斯康星州的选票。

第二天媒体的反应并不强烈。但是那一周内，麦卡锡重复、修正并润色他的指控，他还奚落艾奇逊和杜鲁门。媒体发现这位议员的厚颜无耻根本无法抵抗，于是新闻头版全是他的谎言和对事实的扭曲。他自己，也正好成了他想成为的名人。

麦卡锡鲁莽残酷的煽动行为激怒了民主党人，他们刚开始低估了这位参议员，后来又怕起他来。大多数共和党政客一开始对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资浅参议员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认识到此人是江湖骗子并且认为他最终也会现出原形。但是之后他们发现麦卡锡在媒体和广播中总是轻率地追求轰动效应，而这能够赢得公众支持并将民主党人推向守势。所以即便有时也会不赞同他的策略，但他们（只有少数例外）还是和可怕的麦卡锡联合起来。

国务院的官员们应对麦卡锡的方式多种多样。一些官员成为麦卡锡的追随者，有为之辩护的，也有与之合作的。然而，很多人还是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位议员如此随意的连珠炮。我们的人因为成了他的目标都惴惴不安。我们听广播，浏览报摊的新闻标题，那些报道中麦卡锡反复指责我们中的一个或是全部不忠实，或暗示我们叛国。

参议院民主党人在惠灵城演说后的两周对麦卡锡的各种谴责做了回应，他们提出创立一个由议员米勒德·泰丁斯（Millard Tydings ）领导的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旨在调查“是否有不忠于美国的人现在或长期供职于美国国务院”。听证会持续了四个月，一直在“宣传”麦卡锡那些胡说八道的言论。

欧文·拉铁摩尔成为麦卡锡的首要猎物。身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拉铁摩尔是研究蒙古、中国东北和中亚等问题的杰出西方学者，曾担任战时情报局的副局长。我和他联系不多。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北平，那时我还是使团的语言随员。后来我在华盛顿和重庆见过他两三次。19世纪30年代我苦读了他的两部学术著作，一部是讲中国东北的，另一部讲蒙古。

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成立之前，麦卡锡还在证词中指控拉铁摩尔是俄国安插在美国的头号间谍，是苏维埃间谍网的关键人物。这位参议员随后宣称，他从登在白皮书中的我的备忘录里找到了与拉铁摩尔战时文章中的观点相近的相关内容。我就这样与一个所谓的苏维埃间谍网联系起来了。

麦卡锡几乎不了解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他的观点来自改教过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热心的反共人士。他将我和拉铁摩尔绑在一起的灵感似乎就来自意识形态反复无常的弗雷达·厄特丽那里。在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成立之前，厄特丽女士认为我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受到莫斯科的控制。她还声称，我和谢伟思发表的报道与拉铁摩尔的类似，因此都属于“拉铁摩尔学派”。

她不认同麦卡锡关于这位教授是一名间谍大师的看法。相反，她坚信这位教授比间谍重要得多——他是一位塑造观点大师。她指控说，马歇尔将军依赖美国国务院内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制定并开展了灾难性的战后对华政策。而且，她坚持认为，他据说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建议已经经过拉铁摩尔的整合。对于麦卡锡和他的导师而言，我至少是阴谋亲共集团的一员。

阴谋的归因主导了由院外援华集团和国会中的中国帮发动的进攻，对象是驻外事务处的我们中的某些人。一些教育学家和记者都被贴上卷入所谓阴谋活动的标签。我们可以看到前者当中有拉铁摩尔，后来还有哈佛的费正清。厄特丽告诉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白修德就是一个“亲共”记者。

结果是：由于很多美国人不同程度地得出结论认为，蒋的国民党已经衰落且中国共产党才是新兴力量，更具阳刚之力，所以院外援华团及其同盟者都指控这些美国人有不忠于国家的串通行为。实际上他们指控：我们独立报道并预测的东西就是我们所希望、所策划的东西。赫尔利预感到他们会颠倒是非，因为那时候我和白修德分别警告过他，共产党不会轻易同意国民政府之前说的民族统一。我们试图帮他，他却说我们干扰他执行任务。

麦卡锡和支持他的证人们没能证明美国国务院中存在不忠行为。在委员分会最后的报告中，民主党大多数人的结论是，麦卡锡的指控是骗局，是恶作剧，代表的“也许是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这份报告也表示，“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极权主义者娴熟地利用‘大骗局’持续对我们进行蛊惑”。

谴责并未折磨麦卡锡。更重要的是，美国公众也并未去除对美国国务院和其中中国问题专家的怀疑。

* * *

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成立之前，麦卡锡在寻找共产主义者时，还是发现了谢伟思。这位参议员的指控在那时候已经是为人熟悉的版本：谢伟思于1945年将机密文件传给《美亚》（一家月刊杂志，文章主要关注亚洲事务）的编辑。大陪审团全体一致（20：0）认定谢伟思无罪。但是麦卡锡坚持认为谢伟思与一位信誉良好的记者之间不谨慎的吹风会是间谍活动。

根据麦卡锡的证词，委员分会调查的第三个月，谢伟思被召唤到美国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参加一场听证会。进入诉讼程序的第二天，即5月26日，我作为谢伟思方的证人出庭。三人委员会的主席是康拉德·斯诺（Conrad E.Snow ），他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新罕布什尔州律师，两次大战都曾服役并获得陆战队准将的军衔。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分别是持保守观点且头脑聪明的驻外事务处官员西奥多·阿基里斯（Theodore C.Achilles ）和一位有着丰富政府经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亚瑟·史蒂文斯（Arthur G.Stevens ）。这场听证会是在美国国务院一个普通的小屋子里进行的，商业化风格，直切要害，完全没有法庭上的那些走过场或是狡辩欺骗。

委员会一直在调查我和谢伟思的媒体吹风会。我解释道，这次事件的起源是史迪威意识到“在民主社会……公众意见对于战事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许多现实有误会。他觉得这使得他的工作更难开展……他明确地指示我说他希望我向媒体吹吹风，进而其他相关的美国国务院成员也会这样做”。史迪威对我的指示是口头的。后来我在证词里说明我把将军在这方面的指示也口头传递给了谢伟思。

在回答主席一个关于我们与媒体关系的问题时，我提到了我们在回答新闻记者问题时强加给自己的限制。我们自己做出判断：什么东西能够以合适的方式披露出去。来自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的指令和政策指导这类的东西不应该泄露。但是至于“那些关于当地形势、政治、社会、经济等新闻报道式的材料，我们认为这些对媒体启蒙美国公众来说是有利的……”

回答进一步的一些问题时，我又就两种吹风会做了个区别。一种是提供背景信息，不具体牵涉吹风的官员或是政府；另一种是归因型的，这种吹风会可能会披露信息来源（后者包括公报和军事新闻军官发表的官方新闻稿）。“我们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我证明，全部都是“背景信息”。

随之而来的便是分级问题。一些文件划分为机密级别或是秘密级别只是为了保护信息来源而非内容本身。主席问，是否我可以自由选择提供或者不提供这类信息。我表示我有选择权，但“前提是不会危及信息来源”（为保护来源而加密的一个绝好例子是我指定莫斯科大使馆报告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不慎言论的电报为最高机密）。

我这样评论道，“有大量过度分级的趋势”。我也会过度分级……“这很普遍”。主席问，在将我的报道评级为机密或秘密级别时，我是否能够自由选择披露这些已经分级的信息。我回答，“那就完全取决于我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了”。

问题：你不会在所有情况下都按照书上的说教来看待分级，你会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披露信息？

回答：正是如此，我相信现在华盛顿的程序都是这么走的。

委员会想知道我为史迪威开的媒体吹风会是否违反了我在驻外事务处的岗位应遵循的程序。我描述了自己在奉天如何在总领事的指导下将精选的秘密报道披露给美国新闻记者。在奉天，我们对媒体披露信息是为了反驳日本军队傀儡政权的宣传，所以在莫斯科，为了让美国公众了解苏联国内局势，在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大使的指示下，我允许声誉好的美国新闻记者阅读并摘抄各式各样的机密文件。

那次会面后的三周内，我两次被要求出席并提供进一步的证词。他们问我，就战时美国对华政策这个问题，政治顾问的观点是什么？我答道，他们的观点都写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了。接着我继续引用了我战时的备忘录，大意是说在中国内战中若我们支持国民党，而共产党最后成功控制中国，那么共产党就不得不依赖苏联，然后不可避免地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于是亚洲就会出现权力结盟，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我和谢伟思是否都同意这个解读？我的回答是，都同意。

史蒂文斯说，赫尔利指控谢伟思和其他驻外事务处官员都是亲共分子。他问我是否曾经听谢伟思说过些什么可以支持赫尔利的指控。我回答道，驻外事务处官员都是亲美分子，谢伟思评估中国的形势时都是符合美国的最优利益的。

史蒂文斯继续说，主教于斌（Paul Yu Pin ）（一位中国天主教徒，为支持国民党积极奔走）声称谢伟思不断给史迪威“施压”，促使其要求蒋给共产党提供武器装备。谢伟思和史迪威的关系有多近？我说，史迪威将军的至交极少，尽管他对谢伟思非常友好，但是谢伟思和他的关系可算不上亲密。史蒂文斯在询问我的时候还告诉我，那时候有人指控谢伟思给史迪威“施压”。我表示，将军那个时候“身陷缅甸泥沼中”，而谢伟思在延安。那位主教的指控简直“荒谬”。

从数量上看，我的证词只是呈给委员会的证词中的一小部分。它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总之，谢伟思是无辜的。他承受住了来自参议院的审问和美国国务院的审问的双重折磨，实在令人钦佩。

结语

布鲁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 ） [1]

小约翰·帕顿·戴维斯是一位尽职的模范公仆。读者能从这本回忆录中看到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学问精深、见闻广博并且观察敏锐的驻外事务处官员。这本书极大地帮助我们了解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对外关系史：对于专家而言，这本书就该时期的重要细节进行了补充，它采用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实际地分析了对中国、印度、苏联和一般意义上的二战（尤其是在中缅印战区）所采取的政策；对于通才来说，这本书阐明历史，描述了一位在麦卡锡时代不断错失机会的人物。

显然，戴维斯是这个国家培养的驻外事务处中一名最为优秀的官员。麦卡锡时代遗留下众多悲剧，其中之一便是戴维斯的政治生涯悲剧。不过，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可耻攻击倒是能适得其反地吸引读者看这本书。

戴维斯在50年代前过得十分充实，没几个美国人能到那么多国家体会那些刺激的经历，更别说在那些地方学习了，戴维斯因此收获了很多不寻常的体验和难忘的趣闻。三四十年代的所有名人都在这本书中出场，作者对这些人的印象都极度精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最为突出的，戴维斯明确地认为就算他成就斐然，他也只是一名政客，对世界事务认识过于天真也就罢了，还总是忽视美国国务院和驻外事务处的作用。这本书绝对不是乏味的外交官回忆录——戴维斯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做到了其他人想做到的事情：说出关于上司的实话，比如克拉伦斯·高斯大使和赫尔利大使。他笔下还有自负的斯坦利·霍恩贝克，集智慧和沉着于一身，干巴巴且间接的行事风格倒也有效。即使给美国国务院准备的备忘录这种通常并非有趣的读物，之后看来都因为戴维斯的精挑细选和精彩评论变得引人入胜。

戴维斯写这本自传，断断续续长达20年。在他去世之时都未能完成，最后一章仍在描写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的开头部分。读者渴望听到他对50年代自身经历的评论。书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打磨润色，但他只是着重写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的大使兼主要敌人），他说的关于赫尔利的一切我都觉得精准无比。赫尔利是俄克拉荷马州的油商，对中国一无所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说“麻烦就像一群苍蝇围着公牛一样围着他”。 [2] 对史学家而言，虽然戴维斯对50年代早期描述的空白令人惋惜，但他将自己的敏锐观察转向了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这也是十分抓人眼球的。当乔治·凯南于1947年从莫斯科重回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的领袖时，他第一个便邀请戴维斯与他共事。因为战时在中国和印度服役，1948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将自由奖章授予当时40岁的戴维斯。四年来戴维斯一直在高层接触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发展的核心信息，那段时期可能是整个国家历史中最为关键的时期，因为共产主义席卷了半个地球且苏联已拥有原子弹。

然而，1951年6月27日，戴维斯收到一封长信，信的作者是美国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康拉德·斯诺将军。信中详细列举了他认为戴维斯对国家不忠的证据，包括“第一条指控：……你强烈反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蒋在美国的支持者最终成功报复了这个曾正确预言国民党会输掉内战的人。不过有一件事不可能与此毫无关系，那就是这段时期内国民党在华盛顿投放了大量金钱给记者、杂志和太多太多的政客。凯南表示，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密谋些什么，手段对双方来说都极不光彩”。 [3] 戴维斯想知道那些指控他的人的姓名并且请求召开会议让自己见见这些人，但是他的要求遭到拒绝。

“第十一条指控”把驻外事务处与学术界被指控的共产主义者连在一起，指控内容为戴维斯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费正清（这三位分别是两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一位哈佛教授）联系密切频繁。读者已然知道戴维斯与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联系的原因，前者是一位早期的典型激进女性，在政治领域显露头角始于1919年西雅图总罢工，后者是支持共产主义的非共产主义者，是典型的“同路人”，看上去是，实际上也是，而最后一位是美国的现代中国历史之父。这完全是在中国狭小的“美国社区”中搞“株连”，在戴维斯服役过的地方，这些人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过来。在汉口领事馆随意召集一群美国人，他们很可能就是一群思想各异的冒险家。60年代费正清教授鼓励对美国东亚政策提出异议，并且对其学生的著作持开放态度，但是他完全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被麦卡锡主义害惨了（他被迫向审判官保证他信仰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这反过来对美国国内东亚领域方面的很多问题造成影响，害了不止一代人。

戴维斯曾经遭受的八次安全调查都是源于一些站不住脚的证据，包括1953年一次突如其来的工作调动——从德国调到了秘鲁利马当大使馆的顾问。然而，仍然没有找到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对祖国不忠，所以第九次安全调查调查了他的“判断力、辨别力和可信度”。1954年11月，在第九次调查中第一次有了关于戴维斯的负面调查结果，国务卿杜勒斯把握住这次机会，露出其懦弱的本来面目（当时，人们就已经公认他是这样的人了），终结了戴维斯的美国国务院工作生涯——却同时虚情假意地主动为其今后的工作写推荐信。戴维斯拒绝辞职或带着津贴退休，他真的需要一份工作（这件事上杜勒斯倒是对了）。

读者很想知道戴维斯生活的另一部分，也就是他从驻外事务处遭免职后的生活。戴维斯回到利马，用接下来一年中的好时光寻找新的就业途径——新闻业、国际商业、汤厂（没错，就是汤厂）、木材出口等，最后把目光投向了制作家具。尽管是该行业的新手，但他学得很快。他用亚马逊产出的异国热带木料精心制作的家具还获得了国际设计奖。他的订制家具厂Estilos.a.（风格）不断壮大，还受前哥伦比亚设计品风格的启发创立了自己的油涂料印刷品。这些印刷品和帷幔销往私人收藏者和酒店。但是关于生意的收入，据戴维斯后来告诉他的女儿，“时好时坏”。

1955年去墨西哥拜访朋友时，帕特丽夏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她被甩出了车子的挡风玻璃，伤势严重，需要较长的恢复期，但她和戴维斯在处理事情时都表现出了他们之前在应对麦卡锡时所表现的坚定。

戴维斯和他的妻子认为孩子们需要体验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并且他们发现秘鲁的联盟状态随时可能影响Estilo家具厂的成功运作，于是1964年他们一大家子人带着他们的猎獾狗搬到了华盛顿特区。那时他还在为《新闻报》（La Prensa ）［他的好友、前秘鲁首相佩德罗·贝尔特伦（Pedro Beltran）拥有并经营的一家自由主义秘鲁报纸］写周六专栏。乔治·布洛克威（George Brockway，W.W.Norton出版社的发行人）与他接触，希望他能就世界事务写一系列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出版成书《外交和其他事务》（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 ）。

五年后的1969年，越战失败之际，对外政策精英就下一步行动意见不一。这时，花甲之年的他终于重得参与机密的资格，但不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而且津贴也极少。［民主党政府恢复戴维斯无罪之身时可谓无比懦弱，仅仅因为安全问题而没让其官复原职——在1969年8月31日的《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 ）中约翰·芬尼（John Finney）给出了详细叙述。］

鉴于手头资金不够宽裕，戴维斯和他的妻子决定再次搬家，这次他们冒险去了西班牙马拉加。在那里他出版了第二本书《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在这期间，他也为《纽约时报杂志》周日版写过几篇文章，包括一篇对葡萄牙政治形势的分析。在西班牙的那些夏日中，这家人变身吉普赛人，在欧洲各国首都游历。

在巴黎和英格兰乡间短暂停留后，这家人于1979年搬到了北卡罗来那州的阿什维尔。戴维斯在那里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戴维斯于1999年12月23日逝世。帕特丽夏1983年患上口腔癌，在接下来的17年中病情总有反复。戴维斯去世后五个月，也就是2000年5月28日，她也离开了人世。她总说，一旦约翰走了，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们留下了七个孩子和十二个孙子孙女。

* * *

几乎没有人知道小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回忆录中有一堆杀伤力极强的弹药武器来对付麦卡锡的审讯，这份回忆录是他在1949～1950年度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在回忆录中他清楚地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保守派。这段时期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件，其中一件便是共和党对哈里·杜鲁门冷战遏制政策的批评声音愈发强烈。杜鲁门的政策称不上是绥靖政策，但至少是消极的政策。很多右翼分子，包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杜勒斯，都倾向另一个选择，即“解放”（liberation）和“反转”（rollback）。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态度转向“积极行动”，杜勒斯总是如是说。历史常常是讽刺的，1949年夏末一份早期的“反转”文件在美国国务院流传开，这份文件并非他人所写，执笔的正是小约翰·帕顿·戴维斯。

这就更难解释了，因为这开始不符合美国人认为的他们的政治所符合的标签和符号。“反转”策略并不只是在政府内那些所谓的“右翼分子”中流传开。这个“解放”政策只在朝鲜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那时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决定于1950年秋天入侵朝鲜，希望“反转”共产主义并推翻朝鲜政权。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多数历史学家将他与“反转”一词相联系）事实上是一名温和派，他希望引导并控制共和党内喧闹的“反转”政策支持者。［他主张进攻朝鲜，但是当1950年12月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时，他秘密告诉过很多人（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其实要“反转”现存的共产主义政权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反转”作为真正的政策选择开始于国家各部门的商议，多次商议之后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NSC48），这是朝鲜战争之前最重要的亚洲政策文件（杜鲁门于1949年年底签署）。1949年8月16日，NSC48文件系列中的一篇题为“亚洲对美战略重要性研究”（“A Survey of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Asia to the US”）（属最高机密，但还未签署，也无部门来源）的文章确立了能够促使文件一路畅通无阻并最终通过的基本主题。这篇文章不断阐述采取攻势的必要性，并使用“反转”一词，还希望将台湾纳入美国防御线内。 [4] 那之后不久，戴维斯写信告诉凯南，美国不再有能力“一直不惜一切代价采取避免与苏联冲突风险的政策”。他认为主动权现在在共产党“鲁莽的手中”，但同时他也认为美国能够通过隐蔽的手段加以改变，如“惩罚性行动进行威压”、“空军的选择性使用进行威压”（包括对中国东北地区一定数量的空袭）以及其他类似的手段。他认为空军比起帝制时代过时的炮舰外交和小规模的远征力量要好得多。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不能踏上干涉的道路，小规模也不行，虽然我们曾经按照这篇文章的思路对其实施惩罚，但只有当共产党愿意将这些惩罚合理化，我们才可能进行干预”。凯南如此信任戴维斯，所以1948年他将戴维斯归入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小型组织，该组织被授权给予中央情报局的新型秘密运行机构——政策协调办公室——政策指导。后者卷入了许多阴谋诡计和邪恶巫术，包括1949年对中国的心理战争行动。 [5]

1949年8月末，美国国务院审查委员会创造了一个短语，这个短语后来被放入NSC 48（和那时候最著名的文件NSC 68），标志着遏制和“反转”的结合。一份有关东亚政策的未签署文件写道，美国的总体目的应该是建立“自由独立的政府”，但是“美国直接政策的目的是抑制并‘反转’亚洲地区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共产党占据了主动，华盛顿应该拿回主动权。但是这次“反转”应该是自由主义的“反转”，即肯尼迪风格的冷战干预主义占上风。美国应该支持亚洲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帮助纠正“社会和经济劣势”，督促该地区国家“参与重申传统‘门户开放’政策”，并且追求多边而非单边渠道。就中国而言，美国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使中国和苏联之间产生隔阂”；就印度支那而言，应该给法国政府施加“稳定压力”使它能“合理解释”其统治。 [6]

大概此时约翰·戴维斯成功提出了又一“反转”计划。这既需要控制住“从北海道岛到苏门答腊岛”的所有离岛区域，而且仅将目光放在遏制“政治战争等有力措施来减少”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能使我们利用自身和日本的经济作为政治战争工具的机构”。他还开始考虑甚至推荐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来一场对抗苏联的“预防战争”。 [7] 所以戴维斯和对手（麦卡锡的追随者）遵循的是同一个思路。不过可贵的是戴维斯有先见之明，预测到了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会于20年后重新赏识的战略。约翰·芬尼在为《纽约时报杂志》写的简介中这样说道，“戴维斯的难处便在于人们预测到他有先见之明。他这样向美国国务院审讯官解释：‘如果在与苏维埃世界的抗争中我们可以不通过战争的方式取得胜利，那么苏中集团的破裂是必备前提。除去苏维埃政权颠覆以外，最能给予苏联毁灭性政治打击的便是北京政府对莫斯科阵营的背叛。’”

当然，这并不能使他保留在美国国务院内参与机密的资格。1953年共和党人执政之后，杜勒斯找戴维斯麻烦也只是时间问题。除去美国国务院的忠诚调查之外，或许杜勒斯还看了司法部于1953年对戴维斯的调查。然而，他不一定知道威严的司法部在约翰·戴维斯和欧文·拉铁摩尔的案子中与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麦克阿瑟的情报长官）和蒋经国（蒋介石之子，在国民党秘密警察事务方面有丰富经验）有过合作。或许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现在已经明确知道那几个案子中的信息全是假的，这在当时甚至现在都是丑闻。（甚至麦克阿瑟都不信任中国国民党的情报，他觉得那些预测都是为了取悦蒋介石。） [8]

当我们开始了解那个时候政府内部非同寻常的冲突之后，我们会愈发发现政治之水的黑暗：联邦调查局讨厌中央情报局；麦克阿瑟想将二者排除出其职权范围；麦卡锡认为中央情报局比其他机构藏有更多的红色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中央情报局将自己视为反共捉巫混乱中的理性之岛，这些捉巫人声称戴维斯是个迎合公众口味的赤色分子，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博勒·斐勒斯（Bonner Fellers），麦克阿瑟的一名随从，在50年代频繁呼吁“反转”政策，认为中央情报局藏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亲共分子，”这其中就包括戴维斯。他被指控被迫流放利马期间仍受雇中情局。 [9]

麦卡锡主义似乎随着麦卡锡于1957年的去世而渐渐消亡，但是它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有着非同小可且极其深远的影响。 [10] 驻外事务处的官员在回应对这些中国通的调查时，采取了畏缩奉承的态度。这使得埃夫里尔·哈里曼（一直维护戴维斯以致自身遭到迫害） [11] 在1961年成为远东事务局负责人时发现那是一片“人性惨遭破坏的灾区”。

尽管美国力量强大，但它仍然是一个狭隘的国家。那些主动了解别国语言和文化的驻外事务处官员在本国被视为外国人。所以军队承担了执行大部分任务的责任，这导致的后果极为疯狂：五角大楼仪乐队的人比所有驻外事务处的人还要多。

所有公正的读者放下这本书时都会想，这个优秀的人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在他权力达到最高点时竟然被解职，真是太过悲剧。国家也痛失人才。在阅读这本自传之时，我们也会认清我们的损失。

[1] 布鲁斯·柯明思，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古斯塔夫·F.斯威夫特和安·M.斯威夫特杰出贡献教授。著有《朝鲜战争》（The Korean War：A History ）等。

[2] 引自鲍勃·拉克梅尔斯（Bob Rackmales），《“重压之下的优雅”：约翰·帕顿·戴维斯》（“‘Grace Under Pressure ’：John Paton Davies ”），载《驻外事务处日报》（Foreign Service Journal ），2008年7～8月刊，第48页。读者也可以查阅约翰·芬尼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对约翰·帕顿·戴维斯的长期审问》（“The Long Trial of John Paton Davies”）1969年8月31日。欲对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戴维斯和其他一些人有大体了解，请参见卡恩（E.J.Kahn）《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驻外事务处官员及其遭遇》（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纽约，维京出版社，1975。——作者注

[3] 乔治·凯南文集，第二十四本，《凯南与美国国务院异议备忘录》，1951年9月。就蒋在华盛顿等地投入的金钱——仍是一门未被详细研究的课题——参见布鲁斯·柯明思《朝鲜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卷二，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第106～110页。——作者注

[4] 参见此文件及柯明思《朝鲜战争起源》卷二第五章。——作者注

[5] 戴维斯对凯南，1949年8月2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文件，第十三章。杜鲁门图书馆有一份他写的未标日期的回忆录，其中记录了戴维斯与政策协调办公室的纠葛，这份文件由提基·戴维斯（Tiki Davies）提供。参见芬尼《对约翰·帕顿·戴维斯的长期审问》。——作者注

[6] 美国国务院，79500文件，第4267盒，《试论美国对远东政策》（“Tentative Findings on US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49年9月2日。——作者注

[7] 引自迈克尔·谢勒（Michael Schaller）《美国占领：亚洲冷战起源》（The American Occupatio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戴维斯在1954年12月2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谈到他对预防战争的看法。感谢提基·戴维斯与我分享这样私人的信件内容。参见芬尼《对约翰·帕顿·戴维斯的长期审问》。——作者注

[8] 了解1953插曲参见《查尔斯·威洛比文集》，第23本，约翰·杰克逊（John W.Jackson）书信，由司法部写给威洛比和Ho Shih-lai，两封信落款日期均为1953年10月16日。了解伪造文件参见罗伯特·纽曼（Robert P.Newman）《中国国民党惩罚美国批评者的秘密努力》（“Clandestine Chinese Nationalists Efforts of Punish Their American Detractors”），载《外交历史》第七期第三卷（1983年夏），第205～222页。——作者注

[9] 参见胡佛总统图书馆中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bert Hoover）和博勒·斐勒斯的信件，总统任期结束后文件，第328本，1953年1月1日斐勒斯回忆录；斐勒斯致胡佛，1955年11月8日。——作者注

[10] 我们仍然处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任何人都能被贴上左翼分子或是“修正主义者”的标签，怀抱争论观点或是非主流观点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在华盛顿有所作为，他们也无法得到共和党或民主党的聘用。1968年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方向的新入学研究生时，我的一位指导老师断然告诉我，如果我继续坚持反战活动，我在华盛顿是找不到任何一份工作的；然后他还告诉我，他最害怕的是50年代那些右翼政治迫害会死灰复燃。说起那些最大愿望是为总统建言献策的专家们时，我们会发现整个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是麦卡锡主义塑造的，现在仍然是这样。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对外政策讨论在华盛顿总是受到极大限制；人们似乎是沿着党派路线形成自身的对外政策立场，或者说是留意未来政府立场来决定自己的立场。或者他们会通过自身无法检验的前提和经验法则来过滤信息和政策。当然，也有例外，典型的是乔治·凯南。他在离开华盛顿后变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著名批评者，但是仍然在为总统提供建议。他身为遏制政策之父有自身的政治绝缘。要举出当代人的例子证明就难多了。我们整个国家在这方面都做得极差。——作者注

[11] 现在想来仍然不可思议，美国一个最有钱的人的儿子被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怀疑是苏维埃的内奸。安格尔顿，中央情报局反情报负责人，因此发起“恐龙行动”查出了哈里曼。——作者注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arat Procession in Trivandrum，India，83-84

Acheson，Dean：and China policy，296，311；and Hiss，322；on Hurley，332；Korean War and rollback strategy，335；and NSC，308-9，311；as Secretary of State，4，296，308-9，311，335

Achilles，Theodore C.，328

Adams，Phillip，121-22

Adams，Ware，296

Aiyar，C. P. Ramaswami，84-85

Alexander，Harold，47，49

Allahabad Congress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meeting，58-61，72-73

Alsop，Joseph：accusations on American complicity with Chinese Communists，322-25；and China Lobby，293；denunciations of Stilwell，177-78，189，323；and Soong，234-35，322

Ambedkar，Bhimrao，71，75-76

Amerasia magazine case and Service investigation，254-56，328

American Air Transport Command （ATC），165-66

American Army Air Corps （AAC），30

American Legation：Cairo，144，149，166；Peking，15，21-23

American Mercury （magazine），11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4-25，235，323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46-48

Amery，Leopold，62

Angleton，James，339n.10

Armour，Norman，20

Arnold，Henry H. （Hap），46-47，50，144

Asheville，North Carolina，viii，334

Atcheson，George，267-70

Atkinson，Brooks，205，277

atomic bomb and nuclear weapons，250，291-92，322；Soviet，291-92，322；war against Japan，250，263-64

Auchinleck，Claude，127-28

Ayesha of Cooch Behar，77，168-69

Azad，Maulana，59，60

Baker，Newton D.，192

Ballantine，Joseph W.，23，33，254

Barmine，Alexander，292

Barr，David G.，310

Barrett，David D.：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7-20；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ese Communists and Chiang regime，229，235，239

Bay of Bengal plan，146，148，152

Belden，Jack，29

Beltrán，Pedro，334

Bender，Alexander，14

Bentley，Elizabeth，292

Bevin，Ernest，270

Bird，Willis H.，239

Blair，Carroll，12

Blyukher，Vasily，43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 （BEW），128-29

Boatner，Haydon，102，106，110-11，181-83

Bohlen，Charles E.，149-50，210，233-34

Borneo，314-15

Bradford，Roark，33

Bridges，Styles，294

Britain/British Empire：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South and East Asia，158-63；Burma/Burma policy，47-49，53，56，94，138-39，158，183-86，209；and CBI Theater，47-49，53，94，100-101，103-4，136-39，142-63，183-88，209；China policy，136-39，152，209；Indian independence issue，57-59，62，67-68，74-76，80-81，87-91，159-60，312；postwar policies，155-63；and Stilwell，100-101，186，-88；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war against Japan and Cairo Conference，142-54. See also Churchill，Winston

British Royal Air Force （RAF），47-48

Brockway，George，334

Brooke，Alan，145，188

Budenz，Louis F.，292

Bullitt，William，293

Burma：British forces/ policy，47-49，53，56，94，138-39，209；CBI Theater，47-49，94-95，127-28，177-86；Japanese attacks on British divisions （Imphal sector），183-87；Japanese POWs in，222-23；JPD plane crash and parachute jump into，vii，109-23，164；Merrill’s Marauders and advance on Myitkyina，185-86；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 program，129-30，156-58，161，222-23；SEAC campaign，146-48；Stilwell operations，127-28，177-86

Butler，George，296

Butler，Paul D.，157

Byrnes，James F.，267-71，274-75

Cairo conference （Chiang，Churchill，Roosevelt，1943），142-54，207

Cairo Declaration，150

Calvert School （Baltimore），10

Capra，Frank，163

Carlson，Evans，26-27，30

Carter，M. S. （Pat），298

Cawthorn，Walter，157-58

CBI. Se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308，336-38

Ceylon，127，162

Chamberlain，John，296

Chamberlain，William Henry，23

Chambers，Whittaker，292，322

Charleston，South Carolina，33-34，93

Ch’en Ch’eng，173

Chennault，Claire：as air adviser to Chiang，30，187；and CBI Theater，46-50，52，97-98，100，106-7，187；and China Lobby，293，302；feud with Stilwell，50，97-98，100，107，189，322；and Fourteenth Air Force，128，152，187；and Madame Chiang，52，96

Chiang Ching-guo，337

Chiang Kai-shek：and Alsop’s accusations on Chinese Communists，323-24；background and rise，43-45；Burma campaign，147-48，179-80，184-85；Cairo meeting and Japan war，142-54，207；and CBI Theater，40-54，92-95，105-6，127，146-47，151-54，179-80，184-85，194-209，310；and Chennault，30，106-7；and Chinese Communists，43-44，53，189，198-205，213-16，224-40，250-54，266-67，269，300-302，323-24；and civil war，213，215-16，224-25，233，238，266-67，269，300-302；and control of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and FDR，93，100，105-6，149-51，171-72，191，197-98，202-7；Hurley as representative，197-98，200-205；Hurley’s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ang and Communists，226-40，250-54，327；India visit，68，69；and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54；and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44，51-52，54；and Japanese surrender，265；and Nehru，62；Puritanism，86，105；and Soviets，43-45，198，258-59；and Stilwell，41，45-52，54，100，170-73，191，194-209，23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 and crisis，194-209，230；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1，194-209；and T. V. Soong，41，44，92，170-73，189，200-202；Tai Li and secret police，131-36，232，236；and Wallace visit to China，188-89，214；and Willkie visit to China，95-97；Y-Force，179-80，184，201-2

Chiang Kai-shek，Madame （Soong Mei-ling），43-45，52，92；and Cairo meeting，149；and Chennault，52，96；and FDR，106，191；India visit，62-63，68，69；and Soong family，43-44，172-73；and Willkie visit to China，96

Chiang Monlin，21

China：Japanese occupation of，23，25，30-31，33，44；JPD’s early posts，19-31；women of，77

China，postwar，291，293-94，300-305，322-25；and American aid to Nationalists，293-94，300-302，304-5，309-11，323-24；and China bloc，294，324-25，327；and China Lobby，292-94，296，302，309-11，324-25，327；civil war，209，213，215-16，224-25，233，238，266-67，269，291，300-305，309-11；Manchuria，150，152，300-301，303-4；and NSC，306，309-11；population growth，302-3；Soviet intentions toward，300-301，303-5，337；U.S. policy toward，293-94，300-306，309-11，323-25，329-30，336

China and CBI Theater，39-54，92-95，97-108，136-40，206-9；American strategy and policy，42，45-46，54，92-95，136-40，146，152，179-80，206-9；Burma campaign，47-49，94-95，127-28，177-86；Cairo conference，142-54，207；and Chiang Kai-shek，40-54，92-95，105-6，127，146-47，151-54，179-80，184-85，194-209，310；Churchill’s policy，136-39，152，209；control of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Japanese attack on North China （ICHIGO），187，190，191；JPD’s 1942 trip to placate Chiang，92-95；Miles and Tai Li’s secret police，130-36；Soviet policy，137-38，152；Stilwell and，39-42，45-54，93，97-108，170-73，177-93，194-209，31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194-209，230；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323；and T. V. Soong，41，44，92，108，170-73，189，200-202，228-32，234-37，258-59，264，322. See also Chiang Kai-shek

China at War （Utley），30

China bloc in Congress，294，324-25，327

China-Burma-India （CBI） Theater：American strategy and policy，42，45-46，54，92-95，97-98，102-8，136-40，146，151-54，179-80，206-9；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3；Britain，47-49，53，94，100-101，103-4，136-39，142-54，155-63，183-88，209；Cairo meeting，142-54，207；Chennault-Stilwell feud，50，97-98，100，107，189，322；and Chiang Kai-shek，40-54，92-95，105-6，127，146-47，151-54，179-80，194-209，310；civilian and quasimilitary organizations，128-30；Japanese threat，33-35，54，56，66-67，95，98，136-40，142-54，183-87，190-91，194-209；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8-30，156-58，160-63，222-23；Stilwell and，39-42，45-54，58，92-93，97-108，127-29，140，170-73，177-93，194-209；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194-209，230；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323；structure and commands，127-30. See also Burma；China and CBI Theater；India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Kahn），vii

China Lobby，292-94，296，302，309-11，324-25，327；aid to Nationalists，293-94，323-24

The China Story （Utley），325

Chindits，186

Chinese Army，52-55

Chinese Communists （early），15，43；and Carlson，26-27，30；and JPD’s Hankow post，27-30；National Revolution （1926-27），15；and Smedley，27-29；and Utley，29-30

Chinese Communists （Yenan era）：Alsop’s accusations on American complicity with，322-25；American Observer Group，214-25，235，323；American policy with regard to，212-14，219-20，224-25，232-33，323-24；attitude toward British，224；and Chiang/Nationalists，43-44，53，189，198-205，213-16，224-40，250-54，266-67，269，300-302，323-24；and Chinese peasantry，222；and civil war，209，213，215-16，224-25，233，238，266-67，269，291，300-305，309-11；18th Group Army，198-200；establishment of new government，322；Hurley’s accusations of American support for，267-70；Hurley’s negotiations，226-40，250-54，327；ideology，224，232-33；and Japanese surrender，265；JPD’s meetings with Mao，216-21，235；and postwar American economic aid and investments，220-21，232-33，324；and postwar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m，317；POW operations and conversions，223；and Soviets，139，198，213-14，216，224，232-33，238-39，250-54，260-61，264；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8-205，323

Chou En-lai，27；and Chinese forces under Stilwell，199-200；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9；Yenan regime 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217-21，235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3

Chuikov，V. I.，44-45

Churchill，Winston，308；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9；and British policy in China，136-39，209，251；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62，90-91，159；Cairo meeting and war against Japan，142-54；postwar British imperialism，155-63；and Stilwell，101；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Yalta conference，248-49. See also Britain/British Empire

Chu Teh，28，217-21

Clark-Kerr，Archibald （Lord Inverchapel），28

Clubb，O. Edmund，15

Cohen，Benjamin，270

colonial issue，postwar，313-17；American，316-17；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3；British imperialism and policies，155-63；India，70，73，89-91，150，155-56，313-14；Indonesia and Dutch，313-15，317-18；Tehran conference，150

Columbia University，viii，17

Comintern，29，223

Communist espionage and infiltration fears，3-4，292-94，322-30，332-33，337-38；Alsop accusations，322-25；and China Lobby，293-94，324-25，327；Foreign Service relations with press，254-56，328-30；Hiss conviction，322；JPD’s firing，ix，3-7，333，337；JPD’s testimony before Loyalty Security Board，ix，4-5，328-30，332-33；McCarthy accusations and hearings，4，292，325-30，331-33，337-38；McCarthyism and today’s foreign policy，338，339n9；Nixon and，292；and rollback，335-36，338；Tydings investigations，326-27

Communist Party. See Chinese Communists；Soviet Union

Conant，James B.，270

Cooch Behar，Maharajah of，76-77

Cousins，J. H.，83

Coward，Noël，168

Cripps，Stafford，59，62

Cronkite，Walter，277

Cumings，Bruce，331-39

Currie，Lauchlin，31-32，46，50，54，92-93，107，140

Curzon，Lady，63

Davies，Caleb，8-9

Davies，Donald，10，313

Davies，Florence （“Flossie”），17-18，289-90

Davies，Helen MacNeill，9-10

Davies，John Paton，Jr.：assignment to Stilwell，46-54，58；books，x，334；death，viii，334-35；dismissal from State Department，ix，3-7，333，337；early Chinese studies，21-23；early Foreign Service career，17-31；early life and family，vii-viii，8-13，14-17；early travels，15-17；education，viii，10-15，17；and Far East Division，31-35，46；and India，55-69，77-91；marriage，93；Moscow post，210，233-34，236，243-61，262-86；Peru post，3，333-34；plane crash and parachute jump over north Burma，vii，109-23，164；religious education and views，10-12

Davies，John Paton，Sr.，8-12

Davies，Patricia Grady，107，211，230，271，289-90，320-21；car accident，334；children，275-77，316，320；death，334-35；India trip，164-70；and JPD’s Moscow post，243-45，257-58，272，275-77，280，283-86；marriage，93；at Washington Post ，93，107，164

Davies，Richard L.，5

DeCourcy，William E.，271

Defense Department：and China policy/China Lobby，309-11；and NSC，308

DeLacy，Hugh，268

Democrats and McCarthy hearings，325-27

Dening，Maberly Esler，158，169

Desai，Mahadev，64-66

Detroit，Michigan，17-18，289-90

Dewey，Thomas，301

Dill，John，101，181

Donovan，William J. （“Will Bill”），109，134-35

Dorman-Smith，Reginald Hugh，49

Dorn，Frank （“Pinky”），22，101；as 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é in China，26；and Imphal battle，184-85；and Stilwell’s China mission，39，46，48，51

Dragon by the Tail （Davies），x，334

Drum，Hugh A.，40

Dulles，John Foster：and JPD’s firing，ix，3，5-6，333，337；and postwar Moscow，285；and rollback，335

Durbrow，Elbridge，274

Durdin，Peggy，130，168

Durdin，Tillman，130

Eastland，James O.，294

Eden，Anthony，137

Eisenhower，Dwight D./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3，4，156

Emmerson，John K.，231；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7-18，221-23；and CBI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9-30，222；and Japanese POWs，222-23

Estilo （JPD’s custom furniture company），333-34

Experimental College a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1-14

Fairbank，John K.，21，327，333

Far Eastern （FE） Division （State Department），31-35，46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132，256，337

Fellers，Bonner，338

Ferris，Benjamin，180-81，191-92

Finney，John，334，337

Fisher，Florence，290

Flickinger，Don，117，119

Ford，Henry，18

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 （Davies），x，334

Foreign Service：ambassador appointments，275；background，19-20；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press，254-56，328-30；as elite corps，19-20；JPD’s China posts，19-31；JPD’s early career，17-19；McCarthy hearings and charges，327，333

Formosa，145，150-51，322

Forrestal，James V.，310-11

Fourteenth （Chennault） Air Force，128，152，187

France and Indochina，152-53，318-19

Freeman，Fulton，269

French，Rebecca，8-9

G-2 （intelligence section of CBI Theater），129-30

Galvin，John，155-57

Gandhi，Mohandas K.：assassination，312；British rule and Indian independence，59，67-68，75，87，89-90；and Congress Party，58，59；Harijan Fund，71；JPD’s interview with，63-69；nonviolent resistance，59，67，69，87，89；plan for mass civil disobedience，70-72

Gass，H. H.，78，79-80

Gauss，Clarence E.：and CBI Theater，22，50，93，95-96，130，133；and China Legation，22；and Embassy arrangements with secret police，133；and Hurley，229-30；and JPD，18，211-12

Gouzenko，Igor，292

Grady，Henry，5，312

Grady，Lucretia，5，312

Grady，Patricia. See Davies，Patricia Grady

Graves，William S.，192

Grew，Joseph，182-83

Gunther，John，23

GYMNAST，39，40

Halberstam，David，viii

Hamilton，Maxwell，M.，33

Handy，Thomas，181-82

Hankow，China：Japanese occupation，30-31；JPD’s post，25-31；wartime lifestyles，26

Harriman，Kathleen，244

Harriman，W. Averell：as Ambassador to Soviet Union，233-34，243-44，251-54，258-59，270-71，274-75；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with Stalin over Chinese unity，251-54；and McCarthy era accusations，338，339n10

Hearn，Thomas，184，192

Hertzberg，Sidney，12

Hindu Mahasabha，58，74-75，88

Hiss，Alger，32，292，322

Ho Chi Minh，135，318-19

Hong Kong，138，145，152，180，251，315

Hoover，Herbert，197

Hoover，J. Edgar，134

Hopkins，Harry，54，101，178，183，197；and Cairo meeting，147-49，151-54；and Chiang’s reaction to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4-95，204；and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214

Hornbeck，Stanley K.，32-34，107，149

Hottelet，Richard C.，277-79

Howard，Roy，293

Ho Ying-chin，172-73，184

Hsueh Yueh，173

Hull，Cordell，32，33，182，296

Hurley，Patrick J.，267-70，332；accusations about support of Chinese Communists，268-70，330；Ambassador to China，230-31；accusations against JPD，269-71，330；and Cairo meeting，144；and China Lobby，293，309；and Chinese civil war，266-67，269；and Miles in China，135-36；negotiations between Chi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s，226-40，250-54，327；as representative to Chiang，197-98，200-205；resignation and Senate testimony，267-7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 and command crisis，200-205，230

Hu Shih，21

ICHIGO （Japanese attacks on North China），187，190-91

India，55-69，70-81，82-91，312-14；Allahabad Congress meeting，58-61，72-73；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1；British Government of India （GOI），57-58，62，86，89，158-61；British 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 （PWE），155；British rule and independence，57-59，62，67-68，74-76，80-81，87-91，155-56，159-60，312；British Viceroy，57，62-63，76-77，127，167-68，312-13；and CBI Theater，46，51，56，58，66-67，94；Congress Party，57-61，71-73，75-76，87-88；diversity，57；Gandhi，58-59，63-69，70-72，75，87，89-90，312；Hindu Mahasabha，58，74-75，88；Hindu-Muslim unity issue，57-61，68，88；JPD’s travels and impressions （1942），55-56，63-69，77-81，82-86；Madras，78-79；Muslim League，58-61，68，73，88；Mysore，80；Nehru，58，59-60，62-63，70-73，312-13；Pakistan issue，58，60，68，73，75，312；Patricia Davies in，164-70；postwar upheavals，70，73，89-91，155-56；postwar independence，312-14；and Tehran conference，150；Trivandrum，81-85；untouchables，71，75-76，86；and war against Japan，56，66-67；women of，77

Indian Civil Service （ICS），57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Party，57-61，71-73，75-76；Allahabad meeting，58-61，72-73；British arrest of leaders，87-88

India Theater，127

Indochina，152-53，315，317-19

Indonesia，313-15，317-18

Isaacs，Harold，21

isolationism，American postwar，155-56

Jackson，Justice Robert H.，87

Jaffe，Philip，254

Jaipur，Maharajah of，77，168-69

Japan：and atomic bomb，250，263-64；attacks on British in Burma，183-87；and Cairo meeting，142-54；and CBI Theater，33-35，54，56，66-67，95，98，136-40，142-54，183-87，190-91，194-209；end of war，263-64；ICHIGO，187，190-91；India and war，56，66-67；invasion of China，25，30-31，44，51-52，54；Pearl Harbor attack，33-35，54；postwar，140-41，297-98；POWs in Burma，222-23；proposed peace treaty with，297-98；and Soviet Union，248-50；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surrender，265-66；an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erms，223-24，263-64

The Japanese Thread （Emmerson），223

Java，313

Jessup，Philip，17

Jinnah，Mohammed Ali，58，60，73，75，312

Johnson，Joseph E.，296

Johnson，Louis，227

Johnson，Nelson Trusler，21-22

Johore，Sultan of，313-14

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and China policy，144-45，190-91，208，309-11；Roosevelt administration，307；and Stilwel’s promotion to full general，190-91

Jones，Paul，189

Judd，Walter，294

Kennan，Annelise，244，283

Kennan，George F.：and American Embassy in Moscow，24，243，246-47，253，262-63，272，274，283；and Chinese Nationalists，332；as critic of U.S. foreign policy，339n9；at National War College，274；and Policy Planning Staff，295-98，332；and rollback，336

King，Ernest，134-35，144-45

Kissinger，Henry，337

Knowland，William，294

Knox，Frank，34，228

Kohlberg，Alfred，293

Kohler，Foy，285

Konev，Ivan，283-84

Korea，150，153，259，291；Korean War，220，291，335-36

Kravchenko，Victor，292

Krishna Rao，M. N.，87

Krishnaswami，C. R.，79

Kung，H. H.，44，92，153，180

Kunming，China，19，20-21

Lattimore，Owen，21，46，326-27，337

Lay，James W.，307-8

Leahy，William D.，144-45，161-62

Lee，Duncan，109，111，116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

Lentaigne，William，186

Life magazine，62，293，296

Lima，Peru，3，333-34

Lin Piao，219-20

Litvinov，Maxim，277-80

Liu，John，142-45，154

Loeb，William，293

Lovett，Robert，296，298

Loyalty Security Board （State Department），ix，4-5，328-30，332-33

Luce，Clare Booth，293

Luce，Henry，108，293，296，298

Ludden，Raymond P.，231，254；and Alsop’s accusations，323；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9，221-22；and CBI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9-30

MacArthur，Douglas，34，250，256，265，291，335

MacDonald，Malcolm，314-15

Madame Chiang. See Chiang Kai-shek，Madame

Madras，India，78-79

Magruder，John，40-41，310

Málaga，Spain，334

Malaya，314

Maliev，Vladimir，320-21

Manchester Guardian ，28

Manchuria：American journalists in，23-24；and Cairo Declaration，150；JPD’s Mukden post，23-24，25；occupied，23-25；postwar plans，150，152，300-301，303-4；Soviets and，152，300-301，303-4

Mao Tse-tung，15；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7-28；JPD’s meeting with，216-21；and postwar American economic aid，220-21；and potential civil war with Chiang regime，215-16；and Soviets，216. 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ts （Yenan era）

Markey，Gene，135

Marshall，George C.，40-42，97，105-7，161-62，219，332；assigning Hurley as representative to Chiang，197；and Cairo meeting，144-46，154；and McCarthy，4；and NSC，308；and Policy Planning Staff，295；as Secretary of State，285，295-97；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5，199，202；and T. V. Soong’s plotting against Chiang，171

Marshall Plan，297，301

Martin，Joseph W.，294

McCarran，Pat，292，294

McCarthy，Joseph，325-33；and China bloc，294，327；congressional hearings about espionage and infiltration fears，4，292，325-33，337-38；influence on today’s foreign policy，338，339n9；Wheeling speech （1950），325-26

McClure，Robert B.，229，239

McEvoy，J. P.，23

McIntire，Ross T.，135-36

Meiklejohn，Alexander，11，13

Meiklejohn，Gordon，14-17

Mcncken，Henry L.，11

Merrill，Frank，106，181，194；and Cairo meeting，142-44，154；Merrill’s Marauders and Burma campaign，102，185-86

Merrill，George，168-69

Merrill，Ruth，168-69

Metzel，J. C.，134

Meyer，Eugene，107

Middleton，Drew，277

Miles，Milton E. （“Mary”），130-36，302，309

Milles，Carl，18

Mockerjee，S. Y.，75

Moffat，Abbot，319

Mohammed，Ghulam，70，72-74，86

Molotov，Vyacheslav，198，230，270-71，277

Mongolia，15-16

Montgomery，Bernard，283

Morgenthau，Hans，297

Moscow：JPD’s early travels in，16-17，24；post at Embassy，243-86；postwar，274-86

Mountbatten，Louis，156，161-63，172；and independent India，312，313；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61-63；and South East Asia Command，127-28，146，159，160-63；and Stilwell，172，188；war against Japan and Cairo meeting，145

Mukden （occupied Manchuria），23-25，329

Muñoz Marín，Luis，297

Murphy，Robert，6-7

Muslim League，58-61，68，73，88

Mysore，India，80

Naga tribe （Burma），112-23

Naidu，Mrs. Sarojini，58-59，62-63，72

National Security Act （1947），30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306-11；China policy，306，309-11；NSC 48 and rollback，335-36；and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lanning，307-9

National War College （Washington），274，285

Navy Department，131-35，143，307

Nehru，Jawaharlal，62-63，70-72；at Allahabad Congress meeting，59，60；and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Party，58，60，72；plan for mass civil disobedience，70-72；as Prime Minister，312-13

Nelson，Donald，197-98

Netherlands and Indonesia，313-15，317-18

New York Times ，205，277；Magazine ，334，337

Niebuhr，Reinhold，297

Nieh Jung-chen，219-20

Nixon，Richard M.，4，292，335，337

Nosaka Sanzo （Okano Susumu），223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race，250，291-92，322；and Soviets，291-92，322；war against Japan，250，263-64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336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128-29；and Donovan，109，134；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 program，128-29，156-58，160-63，222-23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128；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 program，128-29，156-58，160-63，222-23

Ogburn，Charlton，319

Okano Susumu （Nosaka Sanzo），223

One World （Willkie），97

Oppenheimer，J. Robert，297

Page，Edward，257

Pakistan，58，60，68，73，75，312

Pao，C. J.，47

A Passage to India （Forster），56

Patel，Vallabhbhai，65

Patterson，Robert，309

Pearl Harbor attack，33-35，54

Peck，Willys，149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21

P’eng Teh-huai，219-20

Peru，American Embassy in，3，333-34

Peterman，Ivan，325

Philadelphia Inquirer ，325

Philippines，315-16

Phillips，William，20

Phleger，Herman，3，5

Plain Talk （magazine），293

Poland，17

Policy Planning Staff （S/P），295-98，302-5，332；and Kennan，295-98，332；and postwar China，300-305

Potsdam Declaration，263-65

Pownall，Henry，157-58

La Prensa （Peruvian newspaper），334

Priest，Allan，21

prisoners of war （POWs），222-23

psychological warfare：and CBI Theater，128-30，156-58，160-63，222-23；postwar，336

Puller，Lewis Burwell （“Chesty”），22

Purdum，Todd S.，vii-x

Rajagopalachari，Chakravarti，59-62，67，68，72-75

Raman，Pattabhi，82，85-87

Reader’s Digest ，23

realpolitik ，239，319

Red Sfar over China （Snow），21，26

Reinstein，Jacques，296

Republican Party：and China bloc，294；and McCarthy accusations，3-4，325-26；and rollback，335

Ringwalt，Arthur，269

Ripley，Dillon，170

Rivera，Diego，18

Roberts，Frank，146，181

Robeson，Paul，281

Rockefeller，David，17

Rockefeller，Mrs. John D.，17

rollback strategy，335-38

Roosevelt，Elliott，149，152

Roosevelt，Franklin D./FDR administration，331；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91；Cairo meeting and war against Japan，142-54，207；and Chiang，93，100，105-6，149-51，171-72，191，197-98，202-7；and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214，227，230，239-40，250-51；and Carlson，26；and French in Indochina，318；and Gauss，212；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7，230，250-51；and Japanes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erms，223-24；and military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policy，307；and postwar situation，140-41，151-54；and Soong’s plotting against Chiang，171-72；Soviet policies，247-50；State Department personnel and foreign policy，31-33，148-50；and Stilwell，93，100-101，105-6，182-83，189-91，202-9，23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202-9，230；and support for China，39-40，45，54，93，97-98，100，105-6，146，206；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and Wallace visit to China，188-89；Yalta conference，248-49

Roots，Logan，28

Rowe，David Nelson，293

Rusk，Dean，56，168

Saarinen，Eero，18

SACO （Sino-Americ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130-35

Saturday Evening Post ，322，324

Savage，Carlton，296

Savarkar，V. D.，74-75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267，269-70

Service，John S. （Jack），10，191，211，231；and Alsop’s accusations，323；and Amerasia case，254-56，328；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323；and CBI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9-30；and Chinese Communists，215-21，323，329-30；and Hurley，267，269-70；McCarthy hearings and conspiracy charges，326-30；and Stilwell，330

Service，Robert，10

Sevareid，Eric，vii，x，109，114-23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15

Shannon，John，320

Shipley，Ruth，165

Singapore，313-15

Slessor，John，297

Slim，William，101，128

Smedley，Agnes，27-29，333

Smith，H. Alexander，294

Smith，Walter Bedell，274-75，279，283-85，329

Snow，Conrad E.，328，332

Snow，Edgar，21，26，30，251；in India，58-59，61-62

Sokolsky，George，293

Somervell，Brehon，172

Soong，T. V.，108，170-73，189，200-202，230；and agreement between Soviets and Chiang，258-59，264；and Alsop，234-35，322；and Chiang，41，44，92，170-73，189，200-202；dislike for JPD，230-32，234-37，258-59；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8-32；plotting against Chiang，171-72

Soong Ai-ling （Madame Kung），44，92，172-73

Soong Ching-ling，44

Soong Mei-ling，See Chiang Kai-shek，Madame

Souers，Sidney W.，307-9

Southeast Asia，postwar，312-19；American policy in，316-19，335-37；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3；colonial issues，313-17；Communism in，317-19，336-37；Indochina，315，317-19；Indonesia，313-15，317-18

South East Asia Command （SEAC），127，147，159-63；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9-63；AXIOM mission，180-83；Burma campaign，146-48，160-61；Mountbatten as SACSEA，127-28，146，159-63；proposed film project，163；psychological warfare，156-58，161-63

Soviet Union：arms race，291-92，322；CBI Theater and China，137-38，152；and Chiang，43-45，198，249-54，258-59，264；and Chinese Communists，139，198，213-14，216，224，232-33，238-39，250-54，260-61，264；end of World War II，262-64；expansionist threat，139，260；FDR’s policies toward，247-50；food shortages，245；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with Stalin，250-54；JPD’s early travels in，15-17，24；JPD’s post at Moscow Embassy，210，233-34，236，243-61，262-86；IPD’s predictions about East Asia policy，259-61，337；and Manchuria，152，300-301，303-4；postwar，274-86，291，300-301，303-5，337；postwar intentions toward China，300-301，303-5，337；and postwar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m，317，337；and Sun Yat-sen，43；Tehran conference，148，248；and war against Japan，138，248-50；women of，245；Yalta conference，248-49，253

Spain，334

Spaso House （Moscow），243-44，252，270-71，283

Stalin，Joseph，16，24，151，272-73；and Cairo Declaration，150；and Chiang，248，252-53；and hope for solidarity of great powers，247-50；meeting with Hurley on Soviet and Chinese unity，251-54；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and war against Japan，141，248-50；Yalta conference，248-49，253

Stanton，Edwin F.，240

Stanton，William，109

State Department：and China policy/Lobby，302，311；JPD’s firing/dismissal from，ix，3-7，333，337；and NSC，308；Policy Planning Staff，295-98，302-5，332；and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lanning，307. See also Far Eastern Division （State Department）；Foreign Service

Stettinius，Edward，182，197

Stevens，Arthur G.，328，330

Stewart，Maxwell S.，15-16

Stilwell，Joseph W.：and Alsop’s accusations on American complicity with Chinese Communists，322-24；and British，100-101，186-88；Burma operations，127-28，177-86；and Cairo meeting （war against Japan），142-54；and CBI Theater，39-42，45-54，58，92-93，97-108，127-30，140，170-73，177-93，194-209；and Chiang，41，45-52，54，100，170-73，191，194-209，230；China mission，39-42，45-54，93，97-108，170-73，177-93，194-209，310；and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199-205；and Churchill，101；as commander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323；and control of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feud with Chennault，50，97-98，100，107，189，322；and Foreign Service relations with press，328；and Gauss，211；and JPD’s early Chinese studies，22；as Military Attaché in China，26，29；personality and leadership，99-102，188，193；plans for removal，188-91；posthumous publication of diaries and papers，298-300；and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8-29；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 and crisis，194-209，230；and T.V. Soong/Soong family，170-73，200-201

The Stilwell Papers （White，ed.），300

Stimson，Henry L.，20，197，228；and American support for China，39-40；and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34

Stratemeyer，George E.，154

Strong，Anna Louise，16-17，333

Sultan，Dan，161-62，205，210

Sun Yat-sen，43

Sun Yat-sen，Madame，110，140-41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South East Asia （SACSEA），127

Supreme Commander for Allied Powers （SCAP），265-66

Taft，Robert A.，294

Tai Li，131-36，232，236

Teeaar，Valli，286，289，290，320

Tehran conference （1943），148，150，248

Teilhard de Chardin，Pierre，11，21

Tenth Air Force，128，178，208

Theisen，Emmet J.，143

Tibet，139

Timberman，Thomas，146，182

Time magazine，101，205，293

Tito，Josip，324

Tong，Hollington，96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aacs），21

Travancore，82-84

Trivandrum，India （Travancore），81-85

Truman，Harry/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Dulles，3；and end of war，263，267；and French in Indochina，318；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50-51；and Hurley’s resignation，267-70；and Japanese surrender terms，224；Korean War and rollback，335-36；and NSC，308-9；and postwar China，294，302；Republican critiques of Cold War policy of containment，335

Tu，General （Fifth Army commander），49，53

Twentieth Bomber Command，130

Tydings，Millard，326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xperimental College at，viii，11-14 Utley，Freda，29-30；and China Lobby，292，325；and McCarthy hearings，326-27

Vandegrift，A. A.，22，24

Viceroy of India，57，62-63，76-77，127，167-68，312-13

Viet Minh regime （Indochina），318-19

Villard，Henry （Harry），296

Vincent，John Carter，4，220，229，231，239，270-71 Vinogradov，Sergei，257-58

von Falkenhausen，Alexander，44

von Seeckt，Hans，44

Vorys，John M.，294

Wallace，Henry，188-89，214

Washington，D.C.，290-92；Davies family homes，290，334

Washington Post ，93，107，164

Wavell，Archibald 127，167-68

Wedemeyer，Albert C.，136，141，157，177，180，231；and China Lobby，293，302，309；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ese Communists and Chiang regime，229，235-36，239；and Stilwell’s removal，189，205，210；as Stilwell’s successor in China Theater，136，205，230-31，310；and Yenan regime of Chinese Communists，220，266-67

Welles，Sumner，32

Wheeler，Raymond A.，169

Wherry，Kenneth S.，269

White，Lincoln，5

White，Theodore H.，viii，205，227；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7；McCarthy hearings and conspiracy charges，327；publication of Stilwell’s diaries and papers，298-300

Wilder，Sergeant （Texan），111，115

Willkie，Wendell，95-97

Willoughby，Charles，337

Winant，John G.，137

Wingate，Orde Charles，General，181，186

Wittfogel，Karl，292

Wolfson，Victor，11-12

Yakovlev，Pavel and Agrafina，321

Yalta conference （1945），248-49，253

Yeh Chien-ying，217，219-20

Yenching University，viii，14-15

Y-Force，179，180，184，196，201-2

Yuan-Bao Dai regime （Indochina），319

Yugoslavia，323

Yu Pin，Paul，330

Zbarsky，Boris，280

Zhukov，G. K.，44-45

致谢

感谢我的兄弟姐妹，萨莎（Sasha）、约翰（John）、詹妮弗（Jennifer）、黛博拉（Deborah）和梅根（Megan）。我还想谢谢众多朋友的鼓励，感激托德·普德姆（Todd S.Purdum）、布鲁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博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全体成员——特别是比尔·菲男（Bill Finan）。衷心感谢迈克·凯撒（Michael M.Kaiser）的全程支持和帮助。

提基·戴维斯（Tiki Dav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美）戴维斯（Davies，J.P.）著；张翔，陈枫，李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

书名原文：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ISBN 978-7-5097-7632-2

Ⅰ.①未… Ⅱ.①戴…②张…③陈…④李… Ⅲ.①戴维斯，J.P.（1908～1999）-自传 Ⅳ.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9344号

未了中国缘

——一部自传

著者/〔美〕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

译者/张翔 陈枫 李敏

校者/李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段其刚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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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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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是蒋介石确立“党国最高领袖”地位过程中，颇为关键的一年零一天……

绪论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 孙中山逝世后：其时尚无蒋中正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被逐出广州

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第二章 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第三章 约法之争与胡汉民被扣

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二 胡适挑战“党治” 鼓吹约法

三 《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四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五 汤山事件

第四章 国民会议的本质

一 国民会议的召集

二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

三 国民党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第五章 “非常会议”与广州开府

一 扣胡引起的风波

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五 广州开府

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第六章 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一 石友三率先反叛

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三 甘肃雷马事变

四 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第七章 上海和谈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二 国难当头 被迫和解

三 宁粤广州会议

四 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

第八章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与分化

三 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第九章 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三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第十章 蒋汪合作

一 内外交困的孙科内阁

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四 蒋汪合流 重掌中枢

第十一章 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四 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五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第十二章 蒋介石与政学系

一 为什么叫政学系

二 蒋介石为什么要用政学系

三 政学系都有些什么人

四 政学系是如何控制政权的

五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

征引文献

后记

附记

绪论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2年。它同此前控制中央政权17年的北洋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在组织形态方面，国民党始终强调的是“以党治国”。但党的成员又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1928年底东北易帜起，国民党宣称实现全国统一。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在它内部始终是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并多次发展到大规模的分裂和武装冲突，成为民国政治史中惹人注目的突出现象。

对这种现象，以往学界通常把它归结为“新军阀混战”。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蒋介石始终视军队如生命，离开对军事的控制，便没有他22年的统治可言。但仅仅如此理解，会导致研究者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军事势力的角斗上，而忽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为什么说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原因在于：这个政权的统治始终是在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旗号下进行的。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虽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他在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一面旗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上至中央政府最高机构，下至全国的中小学校，每星期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诵读“总理遗嘱”。国民党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被称为“训政”时期。由谁来主导“训政”？标榜的也是由国民党负责实施，以实现“总理遗教”。即便各派政治势力角斗时，如果得不到党内高层的支持，也只会被看作地方割据势力，无法形成大的局面。

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凭借他的巨大威望和个人魅力，还能笼罩和控制全局。国民党一大代表黄季陆回忆道：原本不赞成在大会宣言中写明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要求（如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但“当听到总理把本案提出表决时所说‘赞成者请举手’时，我的手不知是受了何等大的一种力量的支配，很自然的、自动的、轻轻的、高高的举起来，衷心的表示赞同，表示折服”。 [1]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明确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实行。”“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 [2]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国民党的正统，谁被看作孙中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然而孙中山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即在党内留下一个别人难以填补的真空，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围绕领袖权的继承问题，各派政治势力反反复复经过多次冲突，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在国民党内，资格最老、同孙中山关系最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廖仲恺在孙中山去世后不到半年就被暗杀。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是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西山会议派”中虽也有一些国民党元老，而且人数不少，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远不足以同胡、汪相比。至于蒋介石，在党内只能说是“后进”，而且长期没有处在高层地位。国民党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以后，他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家，由于掌握了这支“党军”，在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行动中表现突出，才逐步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誓师北伐时，蒋介石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时，他不满39岁，在国民党内还没有成为足以服众的“最高领袖”。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展开的。不能忽视这种演变一直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蒋介石靠黄埔军校起家，但仅靠“军权”而无“党权”，是很难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正如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 [3] 这正是国民党不同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大特点。尽管蒋介石身上仍保留着浓厚的传统观念，始终抓住军权牢牢不放，但他又不能忽视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党统”观念。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 [4] 对中国国民党来说，它的高层派系矛盾的起伏，几乎都反映了这种“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由“革命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领导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最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这样一个有趣的局面，而且大都以蒋为中心，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 [5]

按照陈独秀所言的“公例”，北伐战争之始，尽管党内的派系矛盾已日益发展，但表面上仍保持着团结的局面。但当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后，党内矛盾充分公开，并导致宁汉分裂的局面；而当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二期北伐之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统率的四个集团军还能一致行动，但北伐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从编遣会议开始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全面爆发，演变成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连年混战。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在这场大战中，站在反蒋一方的不仅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更有党内元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而当蒋介石在前方作战时，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权的则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

中原大战胜利后，历来只看重军事力量的蒋介石以为国内再没有任何足以同他抗衡的力量了。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同标榜“党权”高高在上的胡汉民间矛盾不断加深（谭延闿刚好在中原大战胜利之际去世），蒋介石就掉过头来收拾胡汉民，没想到再次引发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出现了宁粤对峙，并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在1931年前后一年多的宁粤对峙期间，局势的发展更加复杂微妙，并曾连续出现蒋胡、汪胡、蒋汪三次合作，以对抗另一方，均以二对一者取胜。在此期间，党内斗争虽被冠以种种“反对个人独裁”“护党救国”的名目，但其实质都逃脱不了“权力”二字，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派系纠葛。恰在此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正如陈独秀所言，已获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面对外辱，不得不暂时结束派系争纷，走向表面的“团结”。

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种种纠纷，实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团结，从来不曾抚平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为民国政治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符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有关这一论点影响最大、最传统的论著当属陈伯达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二书， [6] 他将国民党统治集团简单地划分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西方学术界有关国民党派系政治方面的论述也相当丰富。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设有专节讨论“国民党诸派系”。 [7]

相对而言，在国民党内或许认为“派系”一词在意识形态方面含有贬义色彩，因此，长期以来党国诸领袖大都对此保持缄默。这和北洋军阀时代大小军阀公开承认自己所隶属的派系态度完全不同。但是，如同北洋军阀可以明确划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一样，国民党内同样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派系。有趣的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十分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派系身份，而且他们从来都不愿指责他人有派系联系。” [8]

这种派系冲突，自民国以来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进程中的突出现象。黎安友（Andrew J.Nathan）在研究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活动时，就明确指出政治冲突的重要结构是派系活动。 [9] 陈志让（Ch’en Jerome）的研究同样表明北洋时期存在着广泛的令人难以分清的派系联盟。 [10] 易劳逸（Lloyd E.Eastman）则在他的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的政治冲突。 [11] 田宏茂（Tien Hung-mao）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说1928—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派系政治’。” [12]

以上诸多论述中所提到的“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并不等同于近代西方社会所说的“党派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或“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黎安友给“派系”一词定义为：它是一个“在被保护人关系基础上动员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并由一些阶层而不是许多阶层的个人组成”的结构。他认为：

所有这些结构（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首领（或副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个人对个人，而不是个人对全体。从结构上看，派系是由一个或几个中心点连接而成，它在个人互换关系基础上得到补充和协调。我将这种关系称作被保护关系。 [13]

近代中国出现的这些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中文里“派系”一词包含着两层含义，即“派”和“系”。尽管单独一个“派”字更为准确的英文解释应为“faction”，而“系”则含有群体结构与活动规模较小的意思，最好称为“clique”。例如在蒋介石“派”下，我们可以再划分出“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但在近代中国派系冲突的现实中，这两个词又是相互混用，在概念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例如我们常把阎锡山、李宗仁等的政治势力分别称之为“晋系”和“桂系”，但他们同时又都是“地方实力派”；“改组派”隶属汪精卫，但从没有人称之为“改组系”，而张发奎、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装势力，一向被人视为汪派，却很少有人将张、唐看作改组派；同样在“太子派”中既包含了王昆仑、钟天心等年轻一辈的“再造派”，而马超俊、傅秉常等人仍被视为太子派中的元老“派”，彼此间从不混淆。在当事人看来，也分得一清二楚。

从以上众多看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中，我们不难将其分为两类。特别是在讨论国民党内的政治冲突中，必须严格区别对待这两类派系。

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虽然这些人名义上都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但他们投奔或效忠国民党，大都始于北伐前后。尽管他们拥有相当的实力，并时常对中央政权表示怀疑和不满，但由于他们在党内的资历很浅，一旦想挑战中央的合法性，除了在党外拉帮结伙外，必须联合国民党内拥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反对派，反抗中央。在二次北伐统一全国后爆发的历次党内武装反蒋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大都如此，并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其中。如果没有一批国民党内原来就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和支持，地方实力派根本无法代表所谓的“党统”，自然更是谈不上“护党”，因此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从“地方实力派”这个名词本身来讲，就包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

第二类派系则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同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政治派系。这类派系的活动范围虽然不局限于国民党内，而经常会超越这一范围，并同某些不满于国民党中央的地方实力派联合，挑战中央的合法性，但他们的一系列行为目的，还是在努力寻求党员的支持，追求国民党的正统性，以达到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权为目的。他们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

对于第二类派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如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而形成的党内反对派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派系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这类派系纠葛既涉及意识形态，也掺杂着个人权力和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抗战以前。当然权力之争与主义之争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在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纠葛中，无论是谁，都要高举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这面大旗。这里面既有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加剧派系冲突的一面，而更多的则表现为借主义大旗，争权夺利。特别是自国民党由广东一隅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权力之争远远超过治国理念的分歧。另一种政治派系则以蒋为核心而分立竞争， [14] 虽说始自抗战前期，但主要发展，则是在抗战后期。某种程度上，蒋介石也有意将支持自己的一“派”分成若干“系”，以便于他的统治。这是中国传统的驭人之术。上述分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第一种主要是指国民党组织结构内存在的众多的“派”（faction），它们都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而彼此之间又是一种既对等又对抗的关系；第二种则是专指在蒋“派”下，出现的众多的“系”（clique），各系之间尽管矛盾重重，但都效忠蒋氏个人。其实，并非只有蒋“派”之下才有“系”，几乎每“派”之下，又分别控制着一些“系”。他们彼此之间在党内冲突中不断分化组合，以寻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有论者称：“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 [15]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的这种派系冲突即已显现，只是因为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挑战的地位，才使其得以缓和。孙中山去世后，谁来继承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之争，马上浮出水面。首先在是否坚持“容共”问题上，导致党内高层分裂为两派。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的一派，实行倾向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而被视为党内“左派”；坚决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林森、邹鲁等人分裂成西山会议派，形成了党内的“右派”。此时的胡汉民则因忠于孙中山的遗教，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 [16]

自1927年宁汉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各派系在反共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但支持汪精卫的“改组派”，仍被一些人称为党内“左派”。其实，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同时又认为国民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宣称必须要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才能阻止国民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牺牲品。 [17] 相对而言，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主导派，则是反对社会革命和民众运动的。但此后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自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党内因意识形态引起的政治纠纷几乎很少见，各派系之间最大的矛盾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冲突，可以说无所谓“左派”“右派”之纷争，在形式上主要表现是“反蒋”还是“拥蒋”。特别是在1931年爆发的宁粤对峙事件，充分显示了党内权力转移的内在缘由。

1931年初，胡汉民被蒋扣押于南京，再次引发国民党内的反蒋高潮，特别是党内粤系势力的大联合，形成新一轮的汪胡合作的反蒋局面。在此次宁粤对抗中，党内各派政治势力（如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受蒋介石打压的地方实力派（如新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晋系阎锡山和冯玉祥影响下的部分西北军将领等）纷纷加入反蒋阵营，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并成立同南京相对抗的国民政府。但是面对九一八事变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

但此后并没有形成汪胡合作的新局面。事情很快就因胡拒绝同蒋、汪合作，同时汪、胡历史积怨未泯，而最终形成蒋汪合作的新态势，迫使新上台的孙科内阁垮台。此后，胡汉民虽一度控制两广并不断有反蒋言论发表，但他所领导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在名义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孙科也很快返回南京，就任原为胡汉民担任的立法院院长之职。而长期被排斥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的西山会议派，从此大都重返中枢。地方实力派领袖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等也纷纷加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

这一系列事件都发生自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时间为一年零一天。从此，国民党基本确立了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并大致维持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抗战爆发后，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当选为新设立的国民党总裁一职，这才真正奠定了蒋在国民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也可解释为“权力重组”。本研究将主要围绕蒋介石如何在国民党内一步步取得“最高领袖”地位的过程，以及他同国民党各派系纠葛的关系，重点放在与蒋介石处于同一层面上的党内派系斗争。这是民国史研究中应该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深入考察来探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重点围绕1931年中国政局的演变，考察国民党改组后，党内高层蒋、汪、胡三派势力在争斗中的权力消长，特别是通过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探寻三人间分合的内在规律，借以阐释此前国民党内矛盾的发展脉络，此后各派联合统治确立的内在因素，以及蒋介石最终获得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缘由。

第二，通过考察国民党其他各派势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因果关系，努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为什么会在这次反蒋事件中，在国民党内逐步形成了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2）为什么自1925年即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核心的西山会议派，其成员却大都自这次事件后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而作为独立存在的政治势力——西山会议派——从此踪迹全无？（3）比较地方实力派参加此次反蒋同以往历次反蒋运动的不同，以说明为什么在以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几乎没有再次出现大规模的联合反蒋武装运动。

第三，自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起，在他身边逐步形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他们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同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两湖籍革命党人因地域观念不同等原因，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矛盾冲突。尽管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逐步分裂成左、中、右各派，但唯有1931年的这次反蒋运动，几乎所有粤籍党国领袖都能不顾原有的政治立场，纷纷参与，从而带动地方实力派陆续投入。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也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邵元冲等江浙籍党国要人。蒋氏下野后组成的孙科内阁，其成员又大都是粤籍，因此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 [18] 隐藏在这种地域观念背后的政治因素又是什么？也是笔者希望得到的一个答案。

本书只是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南京政府最初十年的统治脉络和国民党内的权力转移，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而宁粤对峙这段历史正是打开这扇神秘之门的一把最好的钥匙。

为此，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蒋、汪、胡三人的分合历史。

[1] 黄季陆：《黄季陆先生怀往文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第35、36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92、94页。

[3]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局，1931年第3版，第531页。

[4]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72页。

[5] 相关论述参见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6]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香港：长江出版社，1947；《人民公敌蒋介石》，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地点不详，1948。

[7] John K.Fairban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13：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8] Ch’i His-sheng，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1-1945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p.196-198.

[9] 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32.

[10] Ch’en Jerome，“Defining Chinese Warlords and Fa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31，1968，pp.563-600；Ch’i His-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 （Stanford：Stam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0-17.

[11] 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2] 田宏茂：《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原刊Chan F.Gilbert 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中译本见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66—81页。

[13] 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p.32.

[14] Tien Hung-mao，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1927-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45-47.

[15]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2003，第92页。

[16] 有关国民党左派的论著见Ch’en Jerome，“The Left Wing Kuomintang——A Defini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5，1962，pp.557-574；So 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 （Oxford［Eng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谢幼田的《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香港：集成图书有限公司，2001）则详细记述了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史实。

[17] 陈公博：《改组派史实》，《寒风集》甲篇，地方行政社，1945年第6版，第268—283页；Arif Dirlik，“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 Modern China ，Vol.1.1，Jan.1975，pp.46-75；Robert E.Bedeski，“The Tutelary Star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Kuomintang Ideology，1928-1931，” China Quarterly ，Vol.46，April-June，1971，pp.319-320.

[18]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第123页。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 孙中山逝世后：其时尚无蒋中正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间的分合之争，始自孙中山逝世后。首先爆发的是汪、胡二人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

自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起，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深得孙中山器重。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汪、胡二人分别以精卫、汉民为笔名，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推动革命高潮的掀起，由此声名大著，被孙中山视为左右手。而蒋介石直到清王朝灭亡前的1910年，才在陈其美的帮助下得以谒见孙中山。 [1]

在早期的反清革命生涯中，汪、胡二人情同手足，胡汉民曾说：“入同盟会以来，余与精卫共事至多，相亲逾于骨肉。”尽管两人性格不同，互有长短，但彼此合作无间。正如汪氏致函胡氏所云：“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间谓兄精明，而弟长厚。”胡氏得函后则谦虚地表示：“精卫察言观人，或不如我，而处事条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锋芒，而精卫蕴借，故时人有精明、长厚之评。” [2]

1910年，汪精卫赴北京刺杀清廷摄政王未遂被逮入狱。胡汉民获悉后立即全力营救，甚至在睡梦中亦不忘汪之安危。某夜，胡恍惚梦见汪被清廷宣判死刑而大哭，哭声惊醒邻室。 [3]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在狱中的汪精卫从报纸上看到胡汉民的死讯，当即哭至晕倒，醒后曾写下“却怜两人血，不作一时流”这样发自肺腑的诗句。 [4]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二人都积极予以支持。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按得票多少宣布当选名单时，胡汉民第一，汪精卫第二。而此时包括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内的17名候补委员名单中，都不见蒋介石的名字。 [5] 可见直到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在党内地位仍属后进，并未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着手创办黄埔军校，自兼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以此显示党权高于军权。此举一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并拒绝就任校长之职，离粤赴沪。从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长函中，可以看出蒋自认为权力受到限制，有不被信任的感觉。他以陈其美过去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来做比较，认为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不及陈，甚至向孙表示：“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他更质问孙：“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6]

好在孙中山气量恢宏，不以为意，并招蒋赴粤，接任新职。蒋也没有固执己见，终将黄埔军校办得有声有色，并由此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内新的政治生涯，逐步成为不可代替的军事领袖。

1924年10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汪精卫以中山先生去世时随侍在侧，得为遗嘱起草人，在心态上不免以中山继承人自居。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是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只是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 [7]

当时，国民党还执行着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政策，苏联的态度是决定孙中山继承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孙中山病危期间，苏俄驻华公使加拉罕（Lev Karakhan）和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即开始物色国民党的未来领袖。他们最初拟定的人选有三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最后确定为汪精卫。胡汉民对此曾回忆说：

他们详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过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 [8]

5月初，汪精卫办完孙中山丧事后立即返回广东。但他没有直接回广州，而是先到潮汕会晤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参谋长蒋介石。此时蒋率领黄埔学生军已完成第一次东征，手握军权，在党内地位今非昔比；许崇智同胡汉民长期不和，汪此行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许、蒋的支持。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合影，前排左起谭延闿、许崇智、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廖仲恺、林森，此时蒋介石还未进入“核心”

除上述因素外，廖仲恺对汪精卫的支持也是相当重要的。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汪、胡，三人“同是国民党元老，有总理左右的三杰之称”。 [9] 汪精卫到潮汕后数日，廖仲恺也赶到潮汕，同汪、许、蒋等人会商。廖此行是为了转达已由北京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意见。随后，汪同廖一起返回广州。 [10]

此后，在讨论国民政府主席人选时，许崇智首先提议汪精卫，并得到廖仲恺、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汪氏顺利当选。 [11]

此外，胡汉民的家庭关系和性格因素，对其政治上的影响颇大。据同胡私交较好的傅秉常回忆：

展堂（胡汉民）一生之事业，受其兄弟牵累不少。长兄清瑞，嗜赌。展堂宿广州北关清瑞家中，凡欲拜见展堂者，必须能陪清瑞豪赌，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清瑞不愿做高官，但以财厅一科长身份，常与包商勾结。虽廖仲恺任财政厅长，亦对清瑞无可奈何。

展堂之结识中山先生，乃在日本经其弟毅生所介绍者也。毅生个性顽强之至，亦常与包商勾结，唯不如其长兄跋扈。中山先生曾有两句笑话：“欲令展堂革命，必先杀其兄弟；要使精卫革命，须使先同太太离婚”……

精卫之渐对展堂不满，终至决裂，其另一原因恐为展堂对精卫、仲恺均压制过严，而展堂之兄弟亦令汪、廖失望所致。有一时期精卫尚能忍受，而陈璧君已极不耐。汪、廖之终于反胡，受妻子之影响甚大。鲍罗廷之操纵自亦为重要原因。 [12]

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还有一则小插曲：共有11人出席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汪精卫因对自己当选缺乏信心，乃自投一票，而独得11票。据邹鲁回忆：

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这样便揭穿了汪兆铭自己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面红耳赤。 [13]

在确定国民政府委员时，汪、廖、许、蒋暗中决定以他们四人的最后协商为定案，而胡汉民则被蒙在鼓中，甚至在决定国府委员时，胡汉民还是在报纸上看到名单后才得知真相的。对此，他曾愤怒地对汪精卫和廖仲恺说：“政府组织名单，原来已这样定了，我还没有知道，外面却已宣布了。这是闹得什么玄虚？……我与你们之间，只就历史关系来说，也不该这样相欺。”汪精卫就任国府主席后，胡即解除代理大元帅之权。这是汪同胡发生裂痕之始，而蒋介石在此期间实则偏袒汪精卫。 [14]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被逐出广州

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间真正的分裂，则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当时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和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他坚决支持孙中山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曾发表过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针对党内一批元老的反共行为指责道：“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资格之深浅，而在行动之真伪。”他并进一步说：“哪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 [15] 廖氏的这种种言行，自然激起党内右派的强烈不满。“廖案”的发生，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正如参加廖案检查委员会的陈公博所说：

右派认定廖先生是中央党部的把持者，认定廖先生是共产党的卵翼者，认定廖先生是消灭杨、刘的主动者，认定廖先生是改组国民政府的幕后者，更认定廖先生是排斥胡先生及右派的有力者，积累种种原因，而廖先生于是乎不得不死。 [16]

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 [17] 汪精卫更将此比喻为：“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 [18] 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 [19]

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其主要成员有胡毅生、林直勉、赵士觐、魏邦平、朱卓文等人。蒋介石又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因此人们自然认为胡汉民与廖案难脱关系。尽管汪精卫称“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 [20] 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

廖仲恺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汪、胡，三人合称“总理左右的三杰”

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芥蒂”。汪所说的“外国”指的是苏联。汪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函苏共中央，介绍胡汉民，说明胡氏的任务是“养病”和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 [21] 就这样，胡汉民被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逐出广州。

就在同一天的会议上，汪精卫还借口为声援五卅运动，广州国民政府所派北上外交代表团“非有负一时名望之人在内，不能使人重视”，以中常会的名义决议派林森、邹鲁率领各团体代表北上。 [22] 这样，汪氏又顺利将坚决反共的林、邹二氏同时逐出广州。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同汪精卫始终密切合作，剪除异己。虽然汪、蒋和许崇智三人同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特委会完全被汪、蒋所控制。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特委会在侦办廖案期间，发现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杨锦龙等有与廖案主犯通谋及勾结陈炯明部下，阴谋危害广东国民政府之罪嫌。于是蒋介石将梁鸿楷等逮捕，并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蒋氏更以此为借口打击许崇智，逼迫许氏辞职出走，许部“全被缴械，改组后编入第一军内”。 [23] 第一军，即是以黄埔学生为主组成并由蒋实际控制的“党军”。

这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控制中央政权；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并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

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被汪精卫打击，但胡对西山会议派的行为并不认同。胡氏一生坚持国民党的“法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因此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否认广州中央的合法性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他在当时致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私人信件中曾说：“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当然不能发生效力矣。更就事理而言，共产党加入本党，为总理中山先生之意旨，而更以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之者，今乃欲以少数党员之意见而推翻之，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胡汉民甚至表示：“吾爱朋友，不如吾之爱革命。” [24] 从这以后胡汉民同西山会议派诸人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也不难发现胡汉民的真实心态。

在这次国民党内的分裂中，蒋介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逼走许崇智，从此成为党内真正的军事领袖。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蒋又以仅次于汪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汪、蒋始终密切合作，剪除异己。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汪精卫同蒋介石之间，最初并没有什么特殊联系。他们两人最早的工作关系，是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汪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在军校讲授国民党历史和三民主义课程。1925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出任主席，蒋担任委员，二人开始正式共事。廖案发生后，汪、蒋同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汪负责政治，蒋负责警察和卫戍。二人从此开始合作。

此后，汪精卫继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在军政统一、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诸役中，汪、蒋合作融洽，关系密切，逐步在党内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廖案后，汪、蒋更进一步合作将广东国民党控制的军队重新整编为六个军，以蒋介石为第一军军长，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 [25] 国民党二大后，蒋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更提升了其军事领袖地位。 [26] 此时，蒋对汪极为尊重，言必称“汪主席”“汪党代表”；汪对蒋也相当信任和推崇，称赞道：“用十二分的努力，练成真正革命的军队，以为总理臂助的是蒋校长。” [27]

不过在汪、蒋“亲密合作”的背后，也隐藏着矛盾。这一矛盾自国民党二大后逐渐开始表面化。首先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因苏联顾问季山嘉（Kissarka）的坚决反对，从而导致二人间水火不容。据蒋氏回忆：

十五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后，汪兆铭对于北伐，均表示赞成，鲍罗廷亦未表示反对。惟开会后，鲍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 [28]

季山嘉反对北伐的理由，从当时苏联驻广东顾问团写给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可知其梗概。报告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并且在国民党右翼的政治口号下，联合人口中的不满成分。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 [29] 在这份报告中，苏联顾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蒋介石是“新军阀”，但从诸如“将领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经常摇摆不定”“可能反叛政府”等话语中，我们不难读出苏联顾问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在蒋、季二人的矛盾中，汪精卫是支持季山嘉的，由此引起汪、蒋的不和。 [30]

汪、蒋矛盾的另一个焦点则集中在王懋功身上。当时蒋介石真正控制的军队，实际上只有第一军，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第二师师长是王懋功。王在政治上接近汪精卫，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在蒋看来，这实在是一大隐患。1926年2月初，军事委员会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但第二天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而第二师经费却增至15万元。此事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怀疑是季山嘉的主意，并得到了汪精卫的同意。 [31]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计划将广西军队改编为两个军，任命李宗仁、黄绍竑为第八、九军军长。此事进一步引起蒋的疑忌，他认为：

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有两军，广东是第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要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离叛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和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这是不可掩饰的事实。 [32]

于是，蒋介石在26日以突然手段将王懋功扣押，第二天派副官解往上海。蒋介石驱王之后，才觉得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在日记中愉快地记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纷纠不解自决。一月以来之难境，心战，至此稍安。” [33]

此后，汪、蒋矛盾逐步公开。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留在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不断制造谣言和事端。一面是伍朝枢（时任政治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市长）同西山会议派合谋，向蒋散布假情报，称汪精卫拟利用一艘苏联来的轮船将蒋押往莫斯科；一面是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擅自以蒋的名义命令将中山舰调往黄埔，并向蒋报告说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异动，已派出中山舰要逮捕校长。蒋介石对此误以为真，遂于3月20日发动政变。 [34]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第一军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并将卫队武装缴械。

蒋介石此举立即引起各方的强烈不满。当汪精卫得知蒋的擅自行动后，一度准备组织反蒋同盟。当天，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地，表示对蒋的不满。谭延闿、朱培德继至，称“蒋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 [35] 谭延闿等第二军将领还“欲谋联合三、四各军讨蒋，谭本人并已准备上火车返曲江防地正式发动”。 [36]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先后赶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采取强硬态度。毛泽东并提出争取第二、三、四、五各军的力量，开会通电讨蒋。 [37] 据周恩来回忆：“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38] 还有资料显示谭延闿曾经找过毛泽东，向他提出反蒋主张。 [39] 汪精卫更对谭延闿、朱培德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汪还信心十足地说道：“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他并指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立刻到军队去”。 [40]

然而，汪精卫拟议中的这个“反蒋同盟”很快就胎死腹中。仅仅过了三天，汪精卫突然不告而别。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苏联顾问团否决了汪精卫的“反蒋同盟”，认为其措施“不适当”。 [41]

尽管季山嘉支持汪精卫，但当时恰好有一位比季氏地位更高的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Andrei S.Bubnov）在广州。他于2月刚刚率领考察团来华，负责调查和研究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3月20日当天，布勃诺夫亲自同蒋介石会商善后。会后布氏决定对蒋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22日，当得到蒋表示此次事件仅是针对部分顾问而非对俄的保证后，布氏立即决定撤换令蒋不满的苏联顾问。 [42]

同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苏联顾问列席会议。会上，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的擅自行动表示了不满，但由于苏方已经做出撤换季山嘉等顾问的决定，汪精卫也无可奈何。于是，会议决议：

一、本党应与苏俄同志继续合作，并增进亲爱关系；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 [43]

这样，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就得到了党内的承认，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权。汪精卫当时是以苏联为主要靠山的，他和季山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苏联不仅不支持汪，反而向蒋低头，同意撤换季山嘉。3月24日，布氏离开广州前，蒋介石亲往送别。两人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布氏嘱蒋：“革命以农工为基础，以政府与党之强固为要点，又以干部意志一致为首务。”蒋答道：“革命势力应集中，革命应时时进取，不宜取保守态度，凡余视为革命障碍者应迅即扫除，又以革命组织应以革命之利害为前提，不宜因人而设也。”对此双方“皆以为知言”。 [44] 这样一来，失去靠山的汪精卫也就无所作为了。会后，汪精卫以“迁地就医”为名，不告而别，就此隐匿。 [45]

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正式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汪精卫原来担任的两项要职。 [46] 此后不久，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同时于4月29日回到了广州，一个是鲍罗廷，另一个是胡汉民。 [47]

胡汉民自苏联“考察”回国后，开始对苏俄和国共合作表示不满。因此，胡一到广州就在报刊上发表宣言，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48] 这一主张实际就是针对当时的国共合作而言。胡氏此举立即引起苏联顾问的紧张。此前，接替季山嘉的新任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Stepanov）完全接受了布勃诺夫的主张。他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只是“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其策略是：首先“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如此则可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其次，为“使蒋氏复与吾辈合作”，必须“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就喜权势而论，蒋氏将来或就总司令之职，足以满足其尊荣欲望”。为此，他指示其他苏联顾问今后“对于蒋氏之政治要求”，“让步以为代价，亦无不可”。 [49] 鲍罗廷到广州后，完全赞同“利用蒋介石”的这一计划，处处对蒋退让，而想尽一切办法打击胡汉民。

于是，蒋介石充分利用这两派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

蒋介石首先利用右派势力，在5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旨在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 [50] 鲍罗廷为了能使蒋左倾，而竭力压制共产党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 [51] 会议根据孙科的提议，规定以后国民党完全信任蒋介石为“革命重心”。 [52] 蒋还在全会上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一时令“全场相顾惊愕”，但最终还是选举了绝对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 [53] 而这一决议能够顺利通过，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 [54]

蒋介石深知此时广州左派势力的强大，自己尚未有足够的力量同左派决裂，同时更为了获得“俄国协济军械的结果”，就表现出一副新左派领袖的姿态。 [55] 5月初，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了胡汉民同他会谈的要求， [56] 并于此前首先解除了右派实力人物吴铁城的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一职。5月30日，蒋更进一步下令“拿办吴铁城”。 [57] 此时吴还兼任十七师师长。同时，通过张静江转告孙科、伍朝枢，“希望哲生充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第三国际接洽，且与冯焕章商此后西北军之协动动作”，并借口“因闻外人言梯云（伍朝枢）亦与香港有所往还”，要求伍朝枢“亦暂行离粤”。 [58] 伍朝枢被逐后，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

以往海峡两岸学界在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长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民党始终称之为“容共”，而共产党则强调“联共”。事实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从“容共”到“联共”有一个过程，其转折就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该案对中共所加的种种限制，而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国民党首次以大会决议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会议不仅在提法上用“两党合作”来表述，而且决议组织两党联席会议。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 [59] 正是通过上述手段，蒋介石成功夺取了汪精卫在党内的左派领袖地位。

此后，汪精卫深感回天乏力，遂从广州隐居之地不告而别；而胡汉民因受鲍罗廷的打击，并发现蒋的左倾而又无能为力，也只好悄然离穗赴港。

或许是历史有意同他们二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汪、胡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天、同一条船离穗赴港。 [60]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曾在日记中写道：“闻展堂昨晨潜赴香港，船中适遇精卫，是诚不约而会。冤家必逢对头也。” [61]

从此，广州便完全落入了蒋介石的控制之中。而鲍罗廷为了进一步满足蒋介石“喜尊荣”的心理，协助蒋取得“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在蒋“惶愧力辞”之时，鲍氏居然声言蒋不就任总司令，他就辞去总顾问一职。 [62]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5日由国民政府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各军，克期北伐。 [63] 7月6日，中执会临时会议接受中常会主席张静江辞职，推举蒋介石继任中常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请张代理。 [64]

至此，蒋介石不仅军权独揽，还在名义上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汪、蒋这一回合（包括后期的蒋、胡之间）的斗争以蒋的全面胜利告终。

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正式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一职，誓师北伐。 [65] 北伐的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到11月9日蒋介石率部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时，北伐军出师刚刚四个月，就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但随着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着的矛盾不断地暴露出来。

首先爆发的是蒋介石同唐生智之间的冲突。唐生智原本是湖南省长赵恒惕手下的师长，而湖南在北伐前仍控制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中。1926年3月，唐出兵讨赵，企图自代，引起吴的不满，并出师讨唐。唐生智的力量无法同吴佩孚抗衡，于是表示效忠广东国民政府，被委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并恳请广东支援，于是李宗仁率第七军一部于5月先行入湘，支援唐生智。 [66]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唐生智指挥下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而蒋介石指挥下的北伐军进展缓慢，一度损失惨重。蒋的北伐军总司令权威受到挑战

7月中旬，北伐军占领长沙；31日成立湖南省政府，以唐生智为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8月12日，北伐军众将领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唐生智建议由他率第四、七、八军进攻武汉，蒋介石率第一、二、三、六军监视江西，并要求待攻下武汉再出兵江西。在此期间唐处处以自己为主体，而以蒋为副角。 [67]

进攻武汉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8月30日直抵武昌城下。此时，唐生智令第四、七两军猛攻重兵防守的武昌，而令第八军偷渡长江，轻松占领了汉口、汉阳。特别是占领汉阳后，唐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于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第八军扩充为四个军。 [68] 而蒋介石指挥进攻江西的北伐军进展缓慢，在攻占南昌时还一度受阻，损失惨重，不得不将第七军和第四军的一部调入江西战场，才转危为安。相形之下，唐生智声誉日隆，政治野心日渐明显。当蒋介石率部久攻南昌和九江不下之时，唐比以前更有信心取代蒋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多次向苏联顾问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 [69] 唐生智的跋扈，一度令蒋介石痛苦不堪，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今竟处于四面楚歌、前后挟攻之境，耻辱悲怜，痛苦抑郁之情未有甚于此者也。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也。如此奇辱，岂能忘乎？唐孟潇言第二师非调赣不可，是何言耶？” [70]

为了限制唐生智势力的增长，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力主尽快将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昌。 [71] 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筹备迁都。蒋介石闻讯后，异常兴奋，致电张静江、谭延闿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他还表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 [72]

蒋自提出迁都起，就一直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武昌，喜惧交集。惧责任愈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 [73]

没想到蒋氏此举却事与愿违。12月10日，鲍罗廷等人到达武昌后，根据鲍的建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至武昌开会之前，由在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推徐谦为主席。 [74] 蒋介石原本在日记中所说的“责任愈重”，显然是期望加重自己的权力。而现在临时会议不仅事先不同他商量，竟然还没有他的位置，这自然引起蒋氏的极端愤懑。

当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北迁人员到达南昌后，蒋介石于1927年1月3日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75] 这一决定实际上否认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蒋介石的行为立即引起武汉的一致反对。他不得不于1月中旬亲赴武汉解释。但蒋此行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在到武汉当天的欢迎晚宴上同鲍罗廷发生正面冲突。 [76] 当晚两人间的冲突竟令蒋介石“忧患终夜，不能安眠”，甚至第二天一早“几欲自杀”。为此，他发誓：“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中央才可迁都武汉。 [77]

此后，武汉方面动员各方力量，一致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承受的党内压力越来越大。此外，蒋的军费仍需由武汉筹措。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是支持迁都武汉的，他曾自信地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78] 为了迫使蒋介石迁都武汉，宋子文一度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 [79] 蒋可以不顾各方的舆论，但军费不能不要。他最终被迫同意迁都。为此，蒋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子文狡赖，不肯负责财政，压制不能发展自如，苦痛极矣。” [80]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力主必须首先驱除鲍罗廷，然后中央才可迁都武汉。但原本支持他的党内元老大都持反对态度。戴季陶多次劝蒋“忍耐，不要去鲍，众意类此”。甚至连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国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也对此不以为然。据蒋日记载：1月29日“季陶、静江、组安（谭延闿）三同志来谈，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最终，蒋不得不“放弃主张，决将政府迁移武昌”。 [81]

在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对蒋介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限制蒋的权力，他们展开恢复党权运动，主要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于3月10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一是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以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 [82]

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议案中，有两项完全是为了限制蒋介石的党权和军权。一是《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其主旨为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全体会议互选常务委员九人，执行党的最高指导权。一是《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其要旨是取消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代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和军官任免权。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七名成员，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并规定“主席团须有不任军职之委员三人”。 [83]

在会议选举的新的领导机构中，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原任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三项职务被取消，仅当选为中执会常务、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中政会委员；而汪精卫却缺席当选为中常委、国民政府常委、中政会委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出任五项要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决定自海外启程归国。

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它将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所获取的权力几乎收缴干净。蒋本人没有出席三中全会，他是通过报纸得到消息的，鉴于此时的力量尚不足以同武汉对抗，他只能无奈地表示：“汉口此次中央执行会之议决案，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惟有服从耳。” [84] 为此，他决定改变北伐路线，率军向浙江、江苏进攻，希望尽快获取江浙两省，作为同武汉对抗的资本。

3月下旬，蒋介石率部占领了上海，在吴稚晖、蔡元培等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定公开反共，实行“清党”。此举得到了江浙资本家的支持，并同西方列强达成谅解。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就在此时，汪精卫回到了上海。汪精卫此次回国，一心想要恢复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但汪深知和蒋相比，他并不掌握军事实力。因此，为了同蒋抗衡，他必须抓住国民党党权。只有在这一点上，他才比蒋具有优越的地位。

此时的蒋介石自然不愿看到汪精卫回到武汉，因此力邀汪在上海主持“清党”大计。但汪还需要利用共产党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不愿立即“分共”。他对蒋表示：“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由他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京，并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党务纠纷。 [85] 蒋、汪之间的这种分歧，似乎是形式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

4月5日，汪精卫未同蒋介石等在沪国民党要人商量，便同陈独秀分别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宣言》，表示继续国共合作。这自然引来武汉方面的一片喝彩。同日，武汉中央全体委员联名致电汪精卫：“闻兄到沪，同人不胜欢跃。此间同志及伟大民众无不盼兄速来，以解决此严重之时局。”社会舆论对汪返国，也抱有极大热情，《汉口民国日报》曾兴奋地写道：“万众想望之汪精卫同志，毅然于此恢复党权运动声中，间道归国……慈云一朵，忽从天降，全国人民，欢慰无极。” [86] 于是，汪精卫于5日夜不辞而别，离沪赴汉。6日一早，蒋还亲赴汪宅，希望能同汪再次合作，当蒋得知“精卫已起程赴汉口，乃知其不能与我合作之决心已坚，数次谈话皆是假伪也”。 [87]

汪精卫一到武汉，立即成为中心人物，这极大地鼓舞了正同蒋介石处于尖锐对立下的武汉政权。而蒋则在4月12日公开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于汪精卫拒绝同蒋介石合作，于是蒋抬出胡汉民同汪精卫抗衡，并赢得了胡的支持。

蒋介石最初准备“清党”之时，已在上海隐居的胡汉民并不知晓。以往史学界多认为胡汉民同蒋介石共同策划了这一事件，目前并未发现实据。汪精卫加入武汉政权后，急于成立新政权同武汉对峙的蒋介石，更加需要胡汉民这块招牌做号召。汪离沪后，蒋即主动赴胡宅，“与展堂谈党事”。 [88]

胡汉民所以主动参与南京政权，正是基于他“以党治国”的思想。尽管当时国共仍在合作，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且北伐战争胜利在望，但在胡汉民看来，却是“党亡国危”的关键时刻，非反共不足以救国民党、救国民政府。 [89] 胡汉民同蒋介石合作后，立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90] 而胡接印视事颁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及毛泽东、周恩来等190余人。 [91]

南京国府成立后，立即宣布武汉政府为非法政权；武汉方面则称南京为“伪府”，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谭延闿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开会，讨蒋问题大喧腾，吾无以名之，决议免职查办而散。” [92] 宁汉分裂正式形成。

此后，双方不断口诛笔伐。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开始向宁方反攻，意图卷土重来。西线奉军精锐由张学良率领，也准备南下武汉。为此，宁方李宗仁积极调解宁汉之争，“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 [93] 而武汉中央迫于形势，经“反复研究，仍大举入豫”。 [94]

由于汪精卫拒绝同蒋介石合作，蒋转而抬出胡来同汪抗衡。图为南京国府成立时，胡汉民发表演说

于是，宁汉双方分头北伐。5月下旬，汉方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河南会师。6月1日，汪精卫率众赴郑州同冯会晤。为了求得冯的支持，汉方将河南地盘全部让给冯，决定令唐生智、张发奎回师东征蒋介石。

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同蒋介石会晤。此时冯玉祥的态度对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为了换取冯的支持，蒋“甚想以总司令名义交焕章同志任之”，蒋还对冯的“老练沉着，心实钦佩”，甚至“自惭轻浮，时觉惶恐”，并认为“今之余与焕章相会，实为历史上得一新纪元也，当非普通之会”。 [95] 但冯玉祥之所以与蒋介石合作，并不仅仅看重名分，而且要有实际的收获，在蒋没有明确条件前，绝不肯轻言合作。两天后，蒋在日记中无奈地记道：“忽得冯不能履行昨日决议，不敢与余联名通电反对武汉也，殊甚骇异。膺白（黄郛）、石曾（煜瀛）、协和（李烈钧）均往询其故，乃为经济未决也。余即允每月发二百万元，彼乃来开会，从新决议，其个人劝武汉政府取消，而与余联名通电北伐也。” [96] 接受了蒋氏的巨额援助后，冯玉祥明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并与蒋联合发表通电，要求武汉政权分共。 [97] 冯还对蒋称：“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 [98] 这对汪精卫和武汉政府来讲，自然是一个重大打击。

此时，武汉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控制东南沿海后，对长江中游实行封锁，致使武汉的货物进出口几乎停滞；另一方面是两湖地区蓬勃开展的农工运动不断出现过激行为，不仅引起军官的不满，而且使本已脆弱的经济更不堪承受。两湖原本是产粮大省，但各地农会阻止粮食外运，使武汉方面居然出现粮食危机，要靠从江西调粮才能维持。唐生智、何键等将领更是强烈表示只有分共，才同意东征。于是，武汉政权于7月15日正式决定分共。 [99]

武汉分共后，为了生存，决定继续东征讨蒋。胡汉民曾请冯玉祥转电汪精卫，责问双方既已共同反共，何以继续讨蒋？汪复电称“乃公愤而非私仇”。胡则指责汪是“意气用事”。 [100] 而李宗仁等宁方将领不愿同汉方作战。8月8日，李宗仁联络宁方各将领联名致电汪精卫，贺其公开分共，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党内纠纷。此前，李宗仁还同倾向于武汉政权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在湖口会商。朱培德事后向武汉报告称：他“同蒋介石还不是一气，并无觊觎武汉的野心。” [101]

恰在此时，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惨败。7月，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反攻徐州得手。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反对，执意夺回徐州，结果为北军所败，“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102]

当时，宁方主要军事力量就是李宗仁的第七军和何应钦的第一军。他们均主张对汉缓和，实是逼蒋退让。而支持蒋的只有吴稚晖等几位有名无实的中央监察委员。8月12日，蒋介石参加执监委员会议前，先与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预商主张。据蒋日记载：

会中李、何亟欲与武汉遣使议和，似有不可终日之势，词迫甚逼，甚为难堪。余惟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之主张为依归，即进退亦如之。李、白闻之大不为然，且借此以为倒蒋之机会。毕，属张群来，责问并劝余自决出处，避免目标，何似同意。此时宁、沪驻军皆我第一军势力，即消灭驻芜（湖）之第七军，亦非难事，余何人斯，为人逼迫竟至于此。惟辞意既决，否则胜利亦无荣而有辱。故决心引退。 [103]

蒋介石当晚即宣布辞职下野，离京赴沪。当时吴稚晖曾有如下记述：

八月十一日开了中央党部会议，蒋介石先生要辞职，大家自然坚留。他先走，临了他说：“我服从监察委员会。”我们还是不懂得。八月十二日，听见他走了，于是又开政治会议，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且歇一歇也好。 [104]

于是，南京完全落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的控制之中。李宗仁等立即致电武汉，请中央迁宁，并停止东征。此时，冯玉祥也以宁汉双方调停人自居，提议在他控制下的安庆召开宁汉和谈会议。而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自知无能为力，决定随蒋一同辞职。他们五人于14日联名致电冯玉祥，称：

夫议而必至于会，会且必赴各非所居之安庆……虽弟等自信能至议席让步，然何如介兄早让之直捷！……所以骑马不必寻马，釜底可以抽薪，止需牺牲任何一方，便不必有会，亦无所用议，即完全自然解决。弟等初不悟此，其去介兄远矣。故现亦幡然改其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一了即百了。 [105]

蒋介石既已下野，宁汉对峙暂时以汉方的胜利告终。然而这一结局并不稳定。原本重返政坛、大权在握的汪精卫竟出人意料地于一个月后也公开宣布引退，引起国民党内新的权力之争。

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自然是兴高采烈。8月17日，武汉中央召开会议，正式决定迁都南京。汪精卫在会上表面高唱“以后大家要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依归”，并声言今后“不许有新军阀的产生。假使有人想在国民革命军之中作一个军阀，我们要以全力去铲除他”。 [106] 从汪氏的言论中不难读出他的得意之情。在当时的党和政府里，毫无疑问是以汪的地位为最尊，言外之意就是要以他为中心。

9月初，汪精卫等到南京，准备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一切纠纷。而此时的国民党，除宁汉两方外，还有一个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的中央党部。自蒋介石“清党”后，南京中央为了增强其同武汉对抗的号召力，首先恢复了因反共而被开除出国民党的林森、张继等18名西山会议派成员的党籍。现在宁、汉、沪三方都一致反共了，既然要实现党内团结，自然也就要将西山会议派包括在内。

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汪精卫原来的设想。首先是宁方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3月在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提出质疑，西山会议派更是否认三中全会的合法性。而汪的权力正是在三中全会上得到的，否认三中全会即是否认汪所代表的“党权”的合法性。

9月11—13日，宁、沪、汉三方主要负责人在上海伍朝枢寓所举行正式谈话会。

第一次谈话会，汪精卫提议请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赴南京参加四中全会，他们一致拒绝。汪问其缘故，他们说他们根本不承认武汉三月间的三中全会，故不参加没有根据的四中全会。汪又说如果不同意三中全会的决议，尽可于四中全会中提出修改，他们仍不同意，且根本不愿讨论这个问题。汪乃转问李宗仁：在九江时你是支持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的，现在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李答：大家都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 [107]

谈话会达成如下决议：由宁、沪、汉三个中央党部共推32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行使中央职权，并负责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决定：今后所有决议“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之嫌疑”。随后三方推定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32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 [108] 这完全否定了汪提出的以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的主张。同时，汪精卫备受宁、沪两方元老的冷遇和指责，胡汉民更因汪的反复无常，拒绝与其相见。 [109]

9月16日，特别委员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25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人均未出席。会议决议：“本会代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并通过《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于三个月内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从前特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 [110]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引发的分裂状态，使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合为一个新的中央机构，借此消除各方歧见。但党内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仍不断被“引为口实”。

汪精卫原本希望乘蒋介石下野之机，通过宁汉合流，重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然而事与愿违，特委会的成立等于宣告他这一企图的失败。汪自然是不甘心的。为此，汪精卫召集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馀、陈公博等汉方要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对待特委会。会上，谭、孙坚持主张参加。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更接近胡汉民，而谭延闿早已不满同乡后进唐生智的跋扈，同宁、沪之间已形成默契。陈公博、顾孟馀等则坚决反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大家不欢而散。 [111]

孙、谭二人的转变，使汪精卫的力量大受打击，进退两难，他后来说：“弟于此时只有两途，其一，使谈判决裂；其二，表示消极，使此谈判无由进行，而徐图挽救之术。” [112] 汪精卫最终选择了后者。19日夜，他由上海潜赴九江，希望利用唐生智来同特委会抗衡。行前汪还发表通电，宣布“引退”，实际是公开表明他同特委会之间的不合作态度。李宗仁对此曾评论道：

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以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 [113]

汪精卫到九江后很快同唐生智达成协议：由唐生智动员全部武装东征南京，由汪精卫说服张发奎与唐生智建立反南京同盟。 [114] 宁汉分裂时期，武汉政权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唐生智和张发奎两部。因中共发动南昌暴动后撤向广东，张发奎即率部借口追击为由返回广东。唐生智便独自控制了两湖。宁汉和谈期间，唐生智又利用宁方受孙传芳压迫之机出兵占领安徽。唐氏野心很大，蒋介石下野后，他更以为可以充当军事领袖，于是借口反对特委会，决定支持汪精卫，东征南京。

而南京方面不仅李宗仁对唐生智出兵安徽不满，谭延闿和程潜更是对这位同乡后辈早生反感。谭、程二人早在民国初年就曾出任过湖南都督、湘军总司令之职，是湖南政坛的元老。为此远在北伐之初，唐生智因顾忌谭、程所率的第二、六两军抢走湖南地盘，而拒绝二、六两军入湘作战。

9月下旬龙潭之役后，宁方彻底击败了孙传芳的反扑，北方安定。于是，李宗仁、谭延闿、程潜在讨伐唐生智的问题上一拍即合。南京方面很快组成西征军，讨伐唐生智。由于谭、程二人在湖南的地位和影响，唐的部下纷纷投诚，唐部迅速瓦解。11月12日，唐生智通电下野。 [115]

此后，汪精卫又将目光转向张发奎，希望依靠张发奎驱逐李济深、黄绍竑，重新控制两广。汪精卫之所以敢于挑战两广的李、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此时已同下野的蒋介石暗中达成了合作讨桂的共识。

蒋介石为什么会于此时主动选择同汪精卫合作呢？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回答。蒋、汪两人在党内的权力都源自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在二届一中全会上，蒋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尽管此后的二中和三中全会上蒋、汪的角色曾有互换，但台上总有一人代表着党内领袖。而现在当权的特委会三方成员中，西山会议派大都是党国大佬，以他们在党内的历史和地位而言，蒋不过是一个军事领袖而已，不能负政治上的大任；宁方成员完全为李宗仁等新桂系控制，是同汉方内外夹攻，逼他下野的“元凶”。因此蒋要复出，首先需要推翻特委会，在这一点上他同汪是完全一致的。蒋氏此举也可说是报复桂系迫他辞职离国之怨。 [116] 对于蒋汪的这次合作，早已返回广州的陈公博曾有如下一段回忆：

汪先生告诉我蒋汪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州。广州可不是还有问题么？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李济深）之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

汪先生最初主张在粤挂起中央党部的招牌，李任潮和黄季宽（黄绍竑）都不赞成，只同意和李（宗仁）、白（崇禧）磋商，把特委会撤废而重开二届中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这个提议算被李、白所赞成，汪先生遂和任潮一同至上海开预备会议，而我们待任潮起身的第二日也动手驱李。 [117]

蒋汪在联手驱李的同时，还一致对付特委会中的西山会议派。特委会此时虽然在军事上击败了唐生智，但在政治上仍难巩固。在汪精卫等人的公开反对和蒋介石的暗中破坏下，江苏、浙江两省党部纷纷指责特别委员会为非法，甚至连首都南京的市区党部成员也多不承认特委会的领导地位。11月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上充满着反对特委会和斥责西山会议派的气氛。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行近秀山公园时，同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开枪，秩序大乱，结果死伤70余人。惨案发生后，舆论一致指责西山会议派中的特委会委员邹鲁、谢持、覃振等人为“主凶”，居正、潘宜之等人为“凶手”。尽管邹鲁等人发表声明，否认这一指责，但仍不为舆论所谅解。当时留沪的中央执监委员决定对涉嫌诸人停职看管，并责成蔡元培、李烈钧彻底查明真相。 [118]

这样一来，特别委员会实在难以继续维持，于是决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119]

就在此时，张发奎、黄琪翔等发动广州事变，宣布驱逐李济深、黄绍竑，并推陈公博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事变立即引起桂系将领的极度愤慨，指责张、黄之举为叛变，且“纯系共产党之阴谋”，要求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李宗仁还公开指责张、黄的行为是汪精卫促成的，并责骂汪“口蜜腹剑”，“实为反复无常之小人”。 [120] 但此时蒋介石则处处护汪，“知监察委员必欲提出汪之弹核案”，蒋“力阻之，以求全体会议之完成”。蒋私下还同成为自己妻舅仅一周的宋子文谈道：“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 [121] 汪更是借蒋以自救，首先向预备会议提案，请求蒋介石恢复总司令之职，并在提案中附以声明：“如蒋介石同志能循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 [122]

就在汪精卫提出请蒋复职的第二天（12月12日），共产党利用张发奎率主力离开广州同李济深、黄绍竑所部作战之机，发动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尽管张发奎立即率部返回广州，很快将共产党暴动镇压下去，但“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 [123] 当时在广州的陈公博记述了他们的狼狈处境：

那时上海正在开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汪先生直接提出蒋先生复职总司令。蒋先生复职，固然李、白大加反对，组安也不大赞成。他们无法否决这个提案，遂把驱李和共党暴动混为一谈，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李任潮和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因我们驱李，自然恨极我们，而孙哲生则因为我们反对特别委员会，也不顾事实的对我们深文周纳……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认为暴动的主要人，白健生竟直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 [124]

这实际上是将汪推上了被告席。在这一系列的明争暗斗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就是蒋介石。他在不声不响之中利用蒋汪合作，成功打击了特委会，恢复了总司令的职权；而汪精卫因中共广州暴动，而不容于党内各派被迫引退，又为蒋除去了在党内的一大竞争对手。但蒋介石借联汪之机，打击桂系的努力并没有实现。为了顺利复出，他最终被迫同逼其下野的桂系达成妥协，决定“以两广由任潮，两湖由德邻负责处理”，自己专负北伐之责。 [125]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重返南京，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而此时胡汉民因不满蒋汪的再度合作，以出国考察为由远赴欧洲。事实上不满蒋汪合作的，并非胡一人。蒋曾在日记中写道：“石曾、稚晖、孑民（蔡元培）诸先生皆怀疑余联汪不反共，将反对余也。”但蒋仅将之视为“老先生等徒尚意气”，而置之不理。 [126]

此后，国民党中枢暂时出现了蒋介石一人在朝，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分别下野出洋的局面。

[1]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第17页。

[2] 《胡汉民先生手书自传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胡汉民先生遗稿》，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第406、412页。

[3] 《胡汉民先生遗稿》，第419页。

[4] 汪兆铭：《双照楼诗词稿》，民信公司，1930，第7页。

[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73页。

[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6册，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1、19页。

[7] 陈公博：《苦笑录》，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第28—29页。

[8] 胡汉民：《汪精卫勾结共产党之渊源与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8月16—19日，第1张第3版，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再版，第9页；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报告词，见《中央周报》第117期，1930年9月1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360页。

[9]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第139页。

[10]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288页。

[11]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td.，1930），pp.200-201.

[12] 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3，第43—44、131页。

[13] 邹鲁：《回顾录》（上），台北：三民书局，1976，第167—168页。

[14]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99页。

[15] 廖仲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1925年5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第251页。

[16] 陈公博：《苦笑录》，第41页。

[17]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年再版，第33页。

[18] 汪精卫：《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1925年8月22日），《汪精卫全集》第3集，第59页，转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92页。

[19]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11册，第66页。

[20] 陈公博：《苦笑录》，第41—42页。

[21]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8次会议记录及附件》（1925年9月15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第391页。

[22] 邹鲁：《回顾录》（上），第175页。

[23]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第63—64页。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胡汉民个人全宗档案，转引自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181页。

[25]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64页。

[2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4册，第56页。

[27] 汪精卫：《廖仲恺的人格与事业》（1925年8月31日），转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04页。

[28]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33—34页。蒋介石在2月7日的日记中记道：“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箴砭规戒之言甚多，而其疑惑戒惧之心，亦昭昭明甚。”3月10日记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毁我忌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遇此拂逆，精神颓唐而心志益坚矣。”本书引用的蒋介石日记，均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手稿原件影印稿。

[29]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Document 22”，p.246.

[30] 有关中山舰事件前后蒋汪关系最为可信的研究成果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1] 《蒋介石致汪精卫函》（1926年4月9日），《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11—12页。

[32] 蒋中正：《讲述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1926年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演讲），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1955，总1295页。蒋介石在事后致汪精卫的亲笔信中更明言：“委任李、黄为第八、九军长，而季山嘉特留第七军长一缺以待来者，此缺非其预备王懋功去弟后，即以此为报酬懋功之缺乎？此等大端，兄岂未曾察知乎？”见《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11页。

[33] 蒋介石日记，1926年2月27日；另可参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4册，第68—69页。蒋介石在26日日记中写道：“撤革王懋功之师长职，扣留之，此人狡猾恶劣，惟利是视，昔日以其少有才，期其感化，今则愈趋愈下，其用心险恶不可复问。”

[34]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详细考察了中山舰事件的前因后果，纠正了以往史学界两种片面观点：一是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嘉和共产党无关，长期以来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人一直宣传是所谓共产党与汪精卫的“阴谋”说，不能成立；二是蒋介石没有直接命令李之龙将中山舰调往黄埔，而中共多年来所坚持认为是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虽然中山舰事件是因国民党右派制造谣言而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但杨文同时指出，在国民党左、右两派激烈冲突这一前提下，该事件的发生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35] 《斯切潘诺夫报告》，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编者印行，1928，第34页；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3”，p.250.

[36] 方鼎英：《略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第99页。

[3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07页。

[38]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第120页。

[39]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安顺地委、中共安顺市委、贵州人民出版社编《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第213页。

[40] 陈公博：《苦笑录》，第59—60页。

[41]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5”，p.263.

[42] 据1926年3月22日蒋介石日记载：“上午俄使馆参议来见，问余以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余答以对人问题，彼言只得此语，此心全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罗茄觉夫各重要顾问离粤回国。”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4册，第83页。

[43]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492页。

[44] 蒋介石日记，1926年3月24日。

[45] 有关汪精卫计划组织“反蒋同盟”及因苏联反对而夭折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46] 蒋介石日记，1926年4月16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0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119页。

[47]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53页；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375页。

[48]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77页。

[49] 《斯切潘诺夫报告》，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6—37页；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3”，pp.249-253.

[50] 《整理党务案》大致内容为：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等。具体情况可参阅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503—510页。

[51] 据陈独秀回忆：“我们主张准备独力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8页。由陈氏这段回忆不难读出鲍罗廷对共产党的压制。

[52]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5”，p.264.

[53]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63、67页。

[54]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甲篇，第245—248页。

[55] 陈公博：《苦笑录》，第63—64页；据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9页记载：7月6日“俄舰运械抵粤”。

[56]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5”，p.264.

[57]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30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5页。

[58]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26年5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38页；有关内容另可参阅《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1，第154—162页。

[59] 相关研究请参阅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55—57页。

[60] 胡木兰：《有关先父生平的几点补充》，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第10页。据胡木兰回忆：“在船上我偶上洗手间，忽然看见汪太太（陈璧君）走在前面，吓了一跳，不敢继续前往，急回来告知先父。先父言或许汪先生亦在船上。及船抵岸，我们故意不先下船，但见曾仲鸣以小船来接汪氏夫妇。”

[61]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11日。

[62] 蒋介石日记，1926年6月3日；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595页。

[63] 蒋介石日记，1926年6月4、5日；另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78页。

[64]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6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121页。

[65] 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9日。

[6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2—195页。

[67] 《李宗仁回忆录》，第235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6册，第79页。

[68]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无出版时间，第82页。

[69]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44”，p.415.

[70] 蒋介石日记，1926年9月4日。

[71]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8册，第105页。

[72]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00页。

[73] 蒋介石日记，1926年11月24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7页。

[74]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7日，第3版；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20册，第33页。

[75] 《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8日，第3版。

[76] 《蒋总司令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演讲词》，《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第2张第1版。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晚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见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2日。

[77]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3、27日。

[78] 陈公博：《苦笑录》，第100页。

[79] 蒋介石为此曾派军需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则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徐桴无奈，复电蒋称：“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31日、2月5日），转引自杨天石《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38页。

[80] 蒋介石日记，1926年12月26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7页。

[81]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1、29日，2月1日。

[82] 事实上早在1926年8月北伐军攻占长沙后不久，党内就有人提出迎汪抗蒋之计。蒋曾在日记中写道：“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谋，以为倒蒋之本。余思虑再三，必难实现，故置之不理，凡遇不可测之变，只有听之。”见蒋介石日记，1926年8月20日。

[83]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68、771页。

[84]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8日。

[85]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30，第215页；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1978年影印再版，第86—87页。

[86] 《汪精卫同志业已抵沪》，《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第1张第2页。

[87]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6日。

[88]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8日；胡汉民：《汪精卫勾结共产党之渊源与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8月18日，第1张第3版。

[89]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20页。

[90]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90页。

[91] 《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国民政府秘字第1号令），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第53—55页。

[92] 谭延闿日记，1927年4月15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原件扫描件。

[93] 《李宗仁回忆录》，第306—308页。

[94] 谭延闿日记，1927年4月18日。

[95]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19日。

[96]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21日。

[97] 《冯玉祥日记》，1927年6月19—2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36—337页。

[98] 蒋介石：《上海特别市全体党员欢迎大会演说》（1927年7月6日），《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中华书局，1965年清样稿，第437页。

[99] 有关武汉分共的详细情况，参见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100] 胡汉民：《武汉方面的三种反共与三种心理》，《中央半月刊》第5、6期合刊，1927年9月1日，第3—4页。

[10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69页。

[102] 《李宗仁回忆录》，第317—318页。

[103]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2日。

[104] 吴敬恒：《弱者之结语》，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第44页。

[105] 《胡汉民之电文》（1927年8月14日），《民国日报》1927年8月15日，第1张第4版。

[10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273。以下简称二档馆藏，并径注全宗号。

[107]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300.

[108] 邹鲁：《回顾录》（上），第201—203页。

[109]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09页。

[110] 《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4）·107。

[111]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301.

[112]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集》第4卷，第17页。

[113] 《李宗仁回忆录》，第345—346页。

[114]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777页。

[115] 《唐生智下野离汉》，《申报》1927年11月14日，第4版；陈公博：《苦笑录》，第159页；《李宗仁回忆录》，第350—354页。

[116] 据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编者1934年印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再版）一书记载：“此时宋子文则已为蒋任联汪之役，盖自蒋于上月（11月）十五日返沪后，即已开始与汪合作之酝酿，以冀对付共同目标之南京特别委员会。”（第39页）另可参阅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309.

[117] 陈公博：《苦笑录》，第162页。

[118]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82—785页。

[119] 《李宗仁回忆录》，第356页。

[120] 李宗仁：《畅谈党国纠纷之症结》，《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22页。

[121]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8日。

[122] 《汪兆铭等向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文》，《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80页；《汪精卫集》第4卷，第93页。

[123] 《李宗仁回忆录》，第357页。

[124] 陈公博：《苦笑录》，第164—165页。

[125]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27日。

[126]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9日。

第二章 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此时汪精卫和胡汉民均在海外，全会在选举中常委时，对胡汉民或汪精卫是否应当选，各方争论不休。“因有胡无汪皆成问题”，最终决定“先选五人而留四人，为后来汪、胡回国缺额”。 [1] 大会选举蒋介石、谭延闿、丁惟汾、于右任、戴季陶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恢复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制，由谭延闿、蒋介石分任主席，共主中枢，继续北伐。

二届四中全会表面上实现了国民党的统一，蒋介石再次重掌大权。但蒋此时的地位并不稳定。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评论，颇能显示蒋氏当时的地位和无奈：

事实上，他此阶段中的地位是很不巩固的。虽然在汪精卫出国时，蒋总统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他的崇高地位，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于是随着七月间他所遭遇的军事惨败，他的整个地位更不稳了。他的对手人物如汪精卫、李宗仁、唐生智、冯玉祥、孙科、胡汉民、许崇智等无不自认为革命运动中注定的最后领袖。 [2]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复出，汪精卫、胡汉民出洋

自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在国民党内，他此时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1927年11月，蒋自日本回国后，深知要重返中枢必须拥有汪精卫或胡汉民其中一派的支持。在反对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蒋同汪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他首先选择了汪，以致“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直蒋与汪合作，先后离京出国”。 [3] 但后因共产党在广州暴动，汪精卫等人遂成为党内众矢之的，汪氏再度被迫宣告引退。

在这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各派政治领袖纷纷出洋考察，实可谓盛极一时，为国民党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王宠惠、傅秉常等赴欧洲各国，邹鲁、许崇智等赴美国，汪精卫等去法国。随后戴季陶、古应芬、居正等也先后出洋考察。随邹鲁等人一同赴美的程天固对此曾说：“所谓出洋考察者，乃托词而已，其实各人皆不满当时之政治现象，抱有政治病而去者。” [4] 这一解释颇为一针见血，同时也体现出党内元老对蒋介石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早在此前，出洋考察就已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一种政治手段。出洋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借出洋为名，避免在国内付出更大的牺牲；另一类则是不满当前政治状况，以此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旦政局有利于己，立即归国，重返中枢。

蒋介石在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时，出洋赴日本。他在总结此次下野教训时，深感“组织不完，统系不明，用人不慎，为失败之原因”。“成功原则在于消除异派。” [5] 为此出国前，他对黄埔军校学生及部分党政亲信做了秘密安排，为东山再起做好准备，并明示“黄埔同学会事，属其减小目标，努力工作，为五年十年准备工夫，以求革命之彻底也”。 [6] 此后，陈果夫按照蒋的旨意将留在上海的部分党政干部发动起来，组织“中央俱乐部”，并号召各地蒋系人员联合行动，共同反对和抵制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各地积极展开“拥蒋”活动，其主要领导人为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三人。当蒋氏重掌中枢后，戴、丁二人分任其他要职，此后中央俱乐部便成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独自经营的国民党内直隶于蒋介石的一个派系。因中央俱乐部的英文名为Central Club，时人就以中央俱乐部的英文缩写称该系为CC，后来又被解释为二陈兄弟姓氏Chen的缩写。 [7]

此时，尽管党内领袖大都出洋，但蒋介石深知他们的影响力仍在，而自己真正掌握的力量还很有限，在国民党内尚不具备说一不二的资格。为此，他吸取这次下野的教训，在新改组的国民政府中，仅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而将国府主席让与谭延闿。

北伐前的蒋介石，还仅仅是国民党内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活动的政治舞台也局限于广东一隅，远比不上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在民国初年便早已成为全国注目的政治人物。随着北伐军自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蒋也一下子从广东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一夜之间，“蒋总司令”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深知这一切都是来自北伐的胜利。因此他复职后，积极准备二次北伐。统一全国不仅是他的政治理想，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只有完成统一，才能彻底改变他在党内仅“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的状况。

为此，蒋介石收敛了过去妄自尊大的行为，对暂时在野的党内各派领袖都表现得相当尊重。他明白这批人今后的政治选择，都会对他产生或利或弊的影响。于是，胡汉民等人出洋的旅费，完全由蒋氏负责。据同胡一起出洋的傅秉常回忆：“蒋公且各馈以旅费，展堂、哲生各为十万，朝枢约为五万，余则为二、三万之数。” [8] 汪精卫被逼出走后，国民党内各派一致排斥汪系的“粤籍委员” [9] 出席四中全会，也是因为蒋氏的力保，才恢复了何香凝等五人的中央委员资格，仅将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三人排斥在外。甚至对西山会议派诸要人，蒋也私下纷纷表示致意，并赠以金钱。谢持曾在日记中记述了对蒋氏馈赠的感受：

却之有重祸之虞（伯农言），受之于余心有不安。非伤廉也，介石曾托锡卿致意，表歉然之意于我，而今馈金。其一时所赠者，我与子超（林森）、溥泉（张继）三人，故非不可受，所以不安者，政治关系立于相对也。 [10]

此时各方势力也都在为自己今后的政治选择做准备。尽管汪、胡等人纷纷出洋，但他们的追随者仍在国内发展势力。

胡汉民自1925年因廖案离粤赴苏，到1927年南京国府成立期间，近两年远离国内政治实务，而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势力扩充最为迅猛的阶段。因此当他入主南京时，深感得力干部严重不足。于是他重点招纳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少壮组织成员，来抗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主要是由孙科出资赞助的。北京孙文主义学会主要是由西山会议派的邹鲁领导。宁汉合流后，胡汉民主持南京党务，开始吸收上海、北京等地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 [11] 1928年初，胡汉民、孙科等人出洋前，特别嘱咐李济深在经济上资助王昆仑、梁寒操等人在上海创办刊物，宣扬胡、孙的政治主张，并保存这股政治势力。于是王昆仑等在上海创办《再造旬刊》《民众日报》。这批人后来便被称为“再造派”，他们也以此自居。“再造派”的目标是“希望国民党在胡汉民的领导之下，一方面排斥汪精卫那一批所谓‘左派’，一方面使蒋介石限制在只主持军事的地位，把国民党再造一番”。 [12]

此时汪派的所谓粤籍委员也大都集中到了上海，同样准备办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在经济上则是依靠蒋介石的资助。陈公博回忆他刚自广州逃到上海时的状况，说道：

为什么不办一个刊物？这是一般青年们向我质问的说话，也是当时所谓粤方委员商量的说话。但办刊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头一件便需要钱……“现在不是汪蒋合作吗？为什么不找宋子文商量？”这是粤方委员替我出的主意，而且他们也正在要办刊物……我便找宋子文，他是为着汪蒋合作的原故呢？还是为着鬼有所归则不为厉的宗旨呢？我不知道，但他是终于答应了。他答应每月补助我们三千五百元，二千元是办《革命评论》，而一千五百元是办《前进》。 [13]

由此可见，当时汪、胡等党内各政治派系都在积蓄力量。而蒋介石在没有确定到底联合哪一方时，则在暗中分别予以资助，以此保持今后合作的可能。

二次北伐的军事进展相当顺利。6月8日，北伐军进占北京。7月1日，张学良通电表示：本人“爱乡爱国”，决不妨碍统一。 [14] 此后张学良积极同国民党联络，12月东北宣布易帜。于是国家宣告统一。

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地方实力派实际控制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决定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分设政治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各地政治分会主席。加上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和张学良控制的东北，在表面统一的局面下，无形中又形成了六大军事集团割据的状态。

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掌握着中央政权，但对另外五大集团，不仅在军事上毫无控制能力，即使在政治上也缺乏号召力。他要想真正做到统一全国，就必须借助国民党的力量来逐步收回分散的权力。可以借“党权”来削弱各地“军权”，是他在这六大集团中的最大优势。但此时蒋还无法得到全党的认同。他的地位和影响，根本无法同汪精卫、胡汉民相比，尚不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压服众人。因此他必须要在汪、胡两人间做出选择，依靠他们完成真正的统一，并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上述六大军事集团中，张学良的奉系刚刚败退回东北，对蒋氏而言暂时不存在威胁。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人间本有积怨，为此蒋利用他所控制的中央政权，让阎锡山据有平、津，借此挑起阎、冯矛盾。李宗仁曾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评论，他说：

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人占据的肥缺，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数目对拥兵十余万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忌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 [15]

这样一来，可以同蒋介石相抗衡的实际就剩下了李宗仁、李济深两人控制的武汉、广州政治分会了。而自1927年9月开始，桂系势力日渐膨胀，李济深以桂人统率粤军控制两广，其间虽有张发奎发动的驱李之役，但很快被李的部下陈铭枢、陈济棠和桂系黄绍竑平定。而李宗仁则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发动讨伐唐生智之役，并派白崇禧入湖南收编了唐生智的降军。唐部原有四个军，除何键第三十五军仍留驻湖南外，其余三个军分别以广西籍将领李品仙、廖磊、叶琪分任军长，合组为第十二路军。李宗仁稍后更亲自坐镇两湖。1928年6月，奉军退出关外，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仍盘踞北平以东唐山、滦州一带。7月，白崇禧率领第十二路军进攻，9月奏捷。于是，白崇禧的部队就驻扎于冀东到山海关一带。当时还一度盛传白崇禧欲“袭缴平津第三集团军之械”，独占北平之说，商震在给阎锡山的电文中甚至直指白崇禧“瓜分河北之心，路人皆知”。 [16]

这一切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新桂系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形成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此时新桂系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广，也的确是桂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在宁汉合作期间逼蒋介石下野的“元凶”，实质上就是桂系的李、白诸人。因此，蒋介石最急于削弱的军事集团就是桂系。为达此目的，蒋开始逐步把合作的对象确定为胡汉民。陈公博对此曾有一段寓意深刻的分析：

蒋先生除非不打桂系则已，要打桂系，反要排除汪先生。因为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陈铭枢）是蒋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陈济棠）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勤（古应芬）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因此倒桂必要拉胡，而拉胡又必须要排汪。 [17]

而胡汉民此时也正在积极准备回国。6月初，当胡得知二次北伐即将胜利的消息后，就从巴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随后又由柏林寄回《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系统阐述了他的“以党治国”方略。其核心思想就是：国民党“为民众夺得政权，应以政权褓姆自任”；“欲尽褓姆的职责，必求褓姆本身的健全，故党须有完固的重心，政府须有适宜组织”。 [18] 他主张在训政期间，国民政府应由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组成，实行五权分立原则。

胡汉民的“以党治国”“以党训政”理论，特别强调了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既适合国民党巩固统治的需要，又附缘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因此在国民党内受到普遍欢迎。这也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蒋深知只有借助孙中山的继承者身份和国民党这面旗帜，才是巩固自己权力的最有效方法。因此，他密切注视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国外的动向。当时，和胡汉民等人同在法国的李石曾不断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密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人的动向，其中一则电报称：

胡、孙、伍本以不满于南京而出国，其中胡以不满于蒋汪合作；伍以不满于蒋，对于宁感情尤恶；哲生则较逊，但一面不满子文，一面为胡、伍利用，故一致行动。此就其三人之情形而言也。

彼三人遍历欧美，并非消极，弟察其内容，实有两种：（一）如宁局不利，则伊等一面为外交上之预备，一面静候时机，联宁之敌以倒宁；（二）如宁局顺利，则伊等以外交工作再与宁合作。今伊等到欧，适值战事顺利进展，故取第二策。

得到李石曾的密报后，蒋介石更坚定了联合胡汉民的决心。

除上述政治原因外，汪精卫、胡汉民二人的性格也是蒋介石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蒋看来，“展堂之短不过度量狭隘，言语尖刻，辞色之间往往予人以难堪。然其自励清苦，则比其他书生之可贵，尚足称也。” [19] 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不仅令胡汉民与之绝交， [20] 也令蒋介石感到同汪合作，今后难以把握。“蒋以汪之为人，不可捉摸，而胡汉民乃一定型人物，故宁愿联胡。” [21] 因此，蒋介石最终选择了胡汉民。

蒋桂战争前，新桂系势力空前强盛，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形成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

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蒋胡合作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二人都坚决主张统一全国，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北伐军总司令后，因汪精卫被党内元老指责与中共广州暴动有染，而被迫出洋，蒋立刻电邀胡汉民入南京相助。当时，胡汉民正准备出国考察，虽然他对蒋汪合作反对特委会表示不满， [22] 但对蒋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1月6日，他致信蒋介石表示：“今日最重要之任务，仍不外完成北伐与肃清共党二事。前者弟无能为役，而兄与诸武装同志已优为之。” [23] 胡汉民希望依靠蒋介石指挥下的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和北洋军阀，实现他“以党治国”的理想。因此，他尽管对蒋有所不满，但对蒋努力完成统一中国的行为还是予以支持。他于旅途中致函两广实力派领袖李济深、黄绍竑表示：“盖革命事业，其始必以军事为政治之核心”，当军事取得胜利后，应“以互让互助精神移之于政治方面，则分工合作，斯为建设时期之必要原则”。 [24] 他希望两广实力派能够支持蒋介石统一，而反对李石曾等人倡导的“联省自治”。

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各军事集团间的明争暗斗仍在不断加剧。因此，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只有争到国民党的领导权，才意味着真正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此时所最需要的。

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为了取得胡汉民的支持，全会接受了胡汉民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提案。 [25] 胡汉民也于同日启程回国。

胡汉民回国后的去向，自然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极大关注。8月28日，胡汉民抵达香港，广东军政要人陈铭枢、陈济棠等百余人到港迎候，劝胡留驻广东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胡汉民为了实现自己“以党治国”的理想，坚持予以拒绝。他明确表示反对地方分权，力主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并公开声明：“余在粤组织政府说，全非事实。政治分会为过渡办法，现已入训政时期，无存留之必要。” [26] 这颇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海外返国，过香港时不愿在广东主持小局面，径直北上的情景。

胡汉民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蒋介石实行中央集权的愿望。此时蒋介石羽翼未丰，还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为他实行武力统一“正名”；而胡汉民选择同蒋介石合作也并非盲目之举，他需要依仗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来真正实现自己倡导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目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其实在胡汉民的心中，早已对国内政治人物进行过反复比较，在他看来也只有蒋介石能够做到武力统一中国。他曾对友人讲道：

国内军人中，能对用兵、练兵及带兵三者具备者，只蒋氏一人，比较任何当时军人为优，自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只要他不过于独裁及作越轨行为，而又能为国效力，未始不可拥戴之。 [27]

9月3日，胡汉民抵达上海，许崇智、居正、谢持等国民党元老极力反对胡去南京。他们诚恳地表示：“胡先生，以你这样的历史地位，竟到南京去帮助蒋介石吗？”胡汉民回答说：“中国需要统一，统一需要建设，实行建设，需要一个健全的中枢。我到南京，并不是帮助个人，我是想帮助中华民国……退一步，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个人，是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所谓‘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 [28]

为了表示诚意，蒋介石也于同日亲自赶往上海迎接胡汉民，并对胡提出的各项主张表示赞同。9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加推胡汉民为常委，负责制定训政纲领，筹划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

1928年1月，胡汉民、伍朝枢、孙科赴欧洲，摄于“威尔逊总统”号轮船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胡汉民（右三）、孙科（右一）重回中枢

蒋胡再度合作后，孙科也回国出任国民党中常委，并兼任南京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铁道部长。于是，胡、孙出国考察前命“再造派”等人在上海出版的刊物也就没有再办下去的意义了。 [29] 而陈公博等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因蒋胡合作的关系，开始受到蒋政权的打击。汪派所办的刊物，自然也就寿终正寝了。但蒋介石还是通过宋子文给了陈公博两万元出洋费，为以后的合作保留些余地。 [30]

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新的国府组织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平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由行政、立法、监察、司法、考试五院组成，并没有把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蒋介石此时集权的条件还不成熟，他的精力一时仍需要集中在军事方面，因此，他对这个规定也没有表示异议。不过他仍接替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再次成为军政领袖。

10月8日，国民政府改组，正式实行五院制，并通过新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国府委员人选，其名单如下：

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行政院院长：谭延闿　　副院长：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副院长：林森

司法院院长：王宠惠　　副院长：张继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副院长：孙科

监察院院长：蔡元培　　副院长：陈果夫

国民政府委员共17名，除上述国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11人为当然委员外，还有何应钦（军事训练部总监）、李宗仁（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树庄（海军部部长）、阎锡山（内政部部长）、李济深（参谋部部长）、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总司令）6人。 [31] 以上17名国府委员中，除五院的9位正副院长外，其余8人均是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这是自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历届国府委员中从未有过的现象。对此，有美国学者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实际上，此举仍是军阀政治的老套：中央政府依军阀的实力和地盘大小授予相应的职位，其结果是使军阀裂土为王合法化和制度化了。在中央担任要职的大军阀都委任自己的亲信为其辖区的省府主席，相当于过去的督军。再则，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地设立国民党政治分会，分别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任主席，这也是在事实上承认诸军阀割地称雄的现状。总之，中国的军阀主义一仍其旧，仅仅是军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已。 [32]

这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主张显然是不符的。但这一局面又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真实状况。因此，蒋胡合作后都急于打破这一局面。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新通过的《训政纲领》，来逐步消除地方军权，建立中央集权。

依照《训政纲领》的规定，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大为提高，它为国民党“以党治国”奠定了法律依据。 [33] 为此，蒋、胡二人首先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北伐后形成的新的军事割据局面，将地方政治分会的权力收归中央。二届五中全会在通过《训政纲领》的同时，决议“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在政治分会未取消之前，全会对其权力也予以限制，规定各地“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 [34] 此举就是借中央的名义，收回原本为各军事集团将领控制的各地人事任免权。与此同时，全会还通过《整理军事案》，宣称要“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强调“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 [35] 这实际上是为中央“削藩”做好政治上的准备。

1929年1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编遣计划主要针对北伐后期形成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和李济深指挥的第八路军，而很少提到蒋氏自己掌握的第一集团军的编遣方案，自然引起众人的不满。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等人先后不辞而别，“所谓编遣乃至无结果而散”。 [36] 于是，蒋介石决定首先打击对他威胁最大的新桂系。

2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擅自下令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军队进驻长沙。这一事件为蒋介石讨伐李宗仁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为了获得胡汉民对他武力讨伐异己的支持，蒋介石在3月18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全力赞成胡汉民实行“一党专制”主张，否定了训政时期制定约法的要求。20日，主席团又忽然变更会议程序，提出临时动议：对汪精卫等人酿成1927年12月中共广州暴动一事，请大会予以处分。蒋首先发言，促请与会代表“予以公正完满之决议”。胡汉民则发表演讲，强调此案之重要。 [37] 全会最终通过《处分汪兆铭、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案》， [38] 将在国民党内地位同胡汉民不分伯仲的汪精卫排除在外，在“党权”方面巩固了胡汉民的地位。

对此，胡汉民自然全力回报蒋介石的支持。大会闭幕前决定授权国民政府武力讨伐在武汉称兵作乱的桂系。虽然党内部分元老最初并不赞成，但胡汉民强烈表示此举“势在必发”，他进一步说：“这一次讨伐桂系，就党的立场说，是以革命的势力，消灭反革命的势力；就政府的立场说，是以中央讨伐逞兵作乱的叛将。” [39] 胡汉民还以大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开除李宗仁等桂系将领的党籍。 [40] 这更为蒋介石实行武力讨伐，打击异己势力，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在中央讨桂期间，胡汉民的另一大功绩就是帮助蒋介石稳定广东的军事力量。正如陈公博所言“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 [41] 李济深当时拥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陈铭枢、陈济棠两支军队。陈铭枢一向同蒋关系密切，而陈济棠则是靠胡汉民、古应芬等人的提拔才有今日，对胡、古等人言听计从。蒋在讨伐桂系前，先通过吴稚晖将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当时粤省军政人员多为李之亲信，对此深表不满，纷纷致电中央质问。而蒋则利用胡汉民、王宠惠、古应芬等粤籍元老，暗中疏通陈济棠，“嘱其保境安民，勿预战乱”。3月30日，陈济棠、陈铭枢联名通电中央表示：“吾粤为中央统治下一省”，“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凡“有谋不利于吾粤而牵入战事旋涡者，皆粤人公敌”。 [42] 二陈的转变，使桂系失去了依靠，加速了桂系军事上的崩溃。

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起用曾反对过他的唐生智前往华北离间白崇禧的部队。白崇禧所率领的第十二路军，主要是由桂系在宁汉合作后讨伐唐生智时所收编的。尽管唐氏当时通电下野，交出兵权，但他对旧部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唐生智一到华北即对旧部说他“已奉蒋总司令的命令前来接收第四集团军驻平各部队”。 [43] 于是，唐氏旧部纷纷反白投唐。同时，蒋又利用同李、白矛盾颇深的俞作柏，游说桂系在武汉的主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俞之表弟）倒戈。当中央军同桂系军队的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李明瑞突然于阵前宣布服从中央，回师武汉。于是桂系在两湖的部队很快就瓦解了。 [44]

在此后的一年多间，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以统一全国为名，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的不同组合或共同联合，展开了无数次的内战，打得天昏地暗。在近代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各路“豪杰”纷纷出场，正可谓是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有时甚至是你尚未下场，我已登台，令人眼花缭乱、啼笑皆非。例如，1929年10月蒋桂战争后，蒋介石将矛头指向冯玉祥。担任讨冯先锋的则是宁汉分裂时反蒋最烈的唐生智。唐生智刚刚遵从蒋的旨意收回了旧部，即想迎汪反蒋，但他又不可思议地决定先讨冯再反蒋。他曾对部下李品仙说道：

现在本路军已奉蒋总司令之命将向洛阳冯军进攻，但是汪精卫先生也是我们所要拥戴的。目前汪、冯之间还没有合作，我的主意是先将冯军击败占领陕西后，请你在关中主持一切，我则率本路军在河南宣布独立，请汪先生回国主政。 [45]

同样可笑的是奉蒋之命策反李明瑞的俞作柏，事后被蒋委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部自两湖返回广西后，马上树起了反蒋的旗帜。等俞作柏失败后，张发奎又在宜昌反蒋，而同他联合的则是当年的夙敌桂系黄绍竑。 [46] 既然都是反蒋，却要先替蒋打击同样反蒋的“友军”，难怪蒋介石能各个击败。阎锡山在蒋对抗冯玉祥时接受了其委任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之职，并将战败的冯玉祥软禁于山西。但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阎又树起反蒋大旗，于是酿成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正如有美国学者所称：“总之，中国的军阀主义一仍其旧，仅仅是军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已。” [47] 而军阀彼此之间的相处模式，亦如国际政治的“博弈论”（The rules of the game），彼此结盟与分裂的动机，大多出于势利的考量，对自己则处处以“保全实力”为第一要务。 [48]

而此时唯有胡汉民始终无条件地站在蒋介石一边。每次战事一起，胡汉民都毫无例外地通电斥责声讨。战争过程中，蒋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则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维持后方。蒋、胡配合得相当默契，使蒋介石没有后顾之忧。桂崇基曾对胡汉民的作用有如下一段评价：“那几年正是国家多事之秋，胡先生每每借这种机会对于称病抗命之徒，义正词严，予以声讨。对于一切邪说，亦引经据典，指出其谬误，其对全国人心之向背，发生极大影响。” [49]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蒋胡合作，颇见成效。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 [50] 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个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的。在蒋介石武力扫除异己的这段时期，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所说：“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 [51]

但从深一层来看，蒋胡在这个时期的合作，并不真是像蒋介石口头上常说的“精诚团结”，而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其实质仍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合作。

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蒋介石和胡汉民自1928年以后的两年间，曾经建立过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当蒋介石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统治力量大大加强时，胡汉民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公开出来同蒋介石唱对台戏。这又是什么原因？细细考察起来，他们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于南京政府究竟应该怎样来统治中国。

胡汉民一贯以党国元老自居，倡导“以党治国”，强调“党权”高于一切；蒋介石则依靠所掌握的军权削弱异己的同时，逐步侵蚀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以期建立个人集权。这一矛盾随着蒋介石对全国统治走向相对稳定而愈演愈烈。

如前所述，蒋、胡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反共与以武力统一全国，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对于前一点，用胡汉民的话来说：

当时的情势，是一个逼到个个同志非反共不可的情势，尤其是非跑到南京、上海去反共不可的情势。诚然，维护军阀不见得是件好事，但是与其把中国国民党断送在共产党手上，还不如先设法消除了共产党，再求补救。 [52]

从后一点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前，胡汉民对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内战始终采取支持的态度。

但是，胡汉民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毕竟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如何行使政权、建设民国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胡在参加南京政权后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训政时期，由党握得政权，以治权交诸国府，而立法院实握有治权一大部分，因其制定各种法规也，故必遵守党之意旨与总理之遗训。” [53] 胡汉民一贯坚持“党权”高于一切，强调党治下的法制观念。当国民党以武力夺取政权后，他就主张：“所有军政训政，皆为本党建国时期之工作，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政府由党负责其褓姆之责，故由党指导，由党拥护。” [54]

实行五权宪法，是胡汉民党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必先以革命的武力扫除建设之障碍，而彻底表现革命之主义，则尤在于立法。” [55] 为此，胡汉民心甘情愿地出任立法院长，对立法表现出异常的热心。立法院成立后，立法速度之快殊足惊人，有时在一天内竟能通过法律250余条，通常在百条左右。有人因此怀疑立法院在闭门造车，斥之谓“法令如毛”。 [56] 但胡汉民并不以为然，他还曾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公开宣誓：“汉民追随同志，并且追随总理，始终抱持的是总理在世，汉民以总理为党，总理去世，汉民便以党为总理。” [57]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汉民强调“党权”高于一切，既是其始终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暗含着以此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特别是将汪精卫排挤出国民党统治圈外，党内以他地位最高，“汉民以党为总理”，多少有些胡即是党的化身，是“党权”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言外之意。

胡汉民一心期待着帮助蒋介石消灭异己、统一中国，并最终实现他的“以党治国”理想。他相当自信地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只要国家统一以后，“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 [58] 他希望用“党权”来约束“军权”，曾在立法院总理纪念周演讲中说：

在以党治国的意义之下，党务是一切建设的先驱，政治是实施党义的枢纽，至于军事，则仅仅是政治中的一部。所以在理论上，只有政治可以左右军事，而军事不能左右政治的。 [59]

为此，胡汉民牢牢控制着立法院，甚至希望将立法院凌驾于国民政府和中央政治会议之上。他一度表示：“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便是国民政府和政治会议的组织，也得由我们审查一下。” [60] 在实际工作中，立法院也确实有几次对行政院的决定提出质询，并对蒋介石交议的有关事项因不满而拖延不办。此外，胡汉民对于党务、政务也表现得相当热衷。他曾佯装谦虚地表示：“兄弟的性情，不大愿意管不当管的事，因而对于当管的事，便不敢放松。凡关于党务，目前有在兄弟职分以内的，兄弟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无论大小，总勉力去做。” [61]

但胡汉民的治国主张同蒋介石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一致的。他既然为蒋推行武力统一助了一臂之力，实际上就不可能遏制蒋介石借“军权”来抗衡他所倡导的“党权”。面对强悍的“军权”，胡汉民所倡导的“党权”显然不是对手。为此，他曾无奈地表示：自入南京以来，“以军权高于一切之故，形成以军驭政”，“政治以军权为中心，训政固无从开始，建设亦莫由进行……而以个人为中心之劳力，则日见其扩张”。 [62] 胡的“以党治国”理想，常常被蒋的行动所打破。这就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

至于用“党权”来约束“军权”，更是一句空话。对于军权，蒋介石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蒋不断提高黄埔系军人的地位，以此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表面上党有权决定军事计划，但蒋介石常常以保密为借口，很少将军事计划拿到党内讨论。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曾评论说：

只有最重要的军事情况，才在每周的中央政治会议上由蒋先生以主席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出报告……对蒋先生所报告的军事行动，政治会议都会支持，如果有不赞同时，那么情况就很严重，因为如果反对军事行动就意味着战争……军事在党之下，这只是手续。严格地说，党要控制军事是很困难的。中央政治会议下是没有机构掌理军事事务，虽然有一个军事委员会，但力量是有限的，因为主管的人没有权力。 [63]

对于胡汉民一向标榜的“党权”，蒋介石也深知不可轻易放弃，不断予以蚕食。早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后，蒋便逐步建立起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统。陈果夫以国民党中常委身份代理蒋介石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陈立夫则一人身兼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们凭此控制中央和地方党部，打击异己力量。陈氏兄弟还创办《政治评论》，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目的就是“使蒋先生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 [64] 蒋的亲信陈诚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对“扩大会议”期间汪精卫所标榜的“党统”讽刺道：“当时的党统，和春秋时代的周天子一样，本身虽是一个空架子，但那些强大的诸侯，要想诛除异己，一定要托他的名行事，然后才觉得应天顺人，而不是穷兵黩武。汪兆铭从宁汉分裂之时起，就拿着党统的神主，招摇撞骗，教猱升天，唯恐天下不乱。” [65] 此话同时亦可用在蒋介石的身上。

在行政用人方面，蒋与胡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扩大。蒋介石为消除异己，置法制规定于不顾，以自己所控制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到处封官许愿，也引起胡的极度不满：

十八年三月武汉事起，介石拉拢冯焕章，说是共同合作，给冯焕章位置了几个部长委员之类，我当时即反对。后来冯焕章也反对南京了，阎百川（阎锡山）没有响应，又把阎百川委做陆、海、空军副司令；赵戴文的监察院长、赵丕廉的内政部部长，也因此有了着落。

虽然胡汉民曾当面向蒋介石详陈利害，坚决反对，但他自己也无奈地表示：“终于反对不来，这是行政院的事，我也无从深问。” [66] 而在职权范围内，胡汉民则坚决予以抵制。二陈把持党务，唯蒋意志行事，曾多次遭到胡的嘲弄。蒋的亲信杨永泰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胡汉民坚决拒绝，并公开表示：“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 [67]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从表面上看，在国民党内“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最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深谙中国官场的尔虞我诈。辛亥革命时，他在湖南响应革命，被推举为都督。但在此后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并没有进入核心参与机要，因此在国民党内始终是地位高而权力微。当蒋介石权位尚未达到巅峰时，他对蒋的专断也一度流露出不满。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从此他便放弃了反蒋。谭氏处世圆滑，善于察言观色而后动。北伐期间，当蒋同武汉方面因迁都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陈公博曾焦虑地请求谭延闿设法弥补，双方有如下一段对话，颇能显示谭氏的“经世之道”：

“谭先生，我们所虑的危机已到了！这样怎么得了呢？”我在判断之后，忍不住叹气，以为他经验深，或者可以给我一个内心的解救。

“你说怎么得了，又怎么才算得了呢？”谭先生虽然有些着急，但或者这是他的一种经验。

“不是这样说，不得了，应该想出些办法。”我真急极。

“得了也就这样了，不得了也就这样了，难道得了真就这样了吗？不得了真就不能了吗？”谭先生提出他的经世哲学，末后更叹说：“公博，你到底还是年轻，中国的事往往到了不得了的时候，终归会了的，若勉强想去了，反而不能了。” [68]

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介石。面对新一轮的蒋胡合作，他更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间，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崇高”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陈立夫评论胡、谭两位中常委时说道：

胡先生是位忠诚的党员……他是个很严肃的人，任何人在他看起来都应该严正。他的缺点是言语刻薄，喜欢批评和责备人，因而一些朋友都对他很疏远；同时，胡先生又喜欢自夸及居功，当他对某件事不赞同时，他会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中公开指摘，因此容易得罪人……

谭先生的个性和胡先生完全相反。他非常聪明而且雍容大度……谭先生发现一件时事有重大关系时，他总写信给蒋先生提供一些建议，至于采纳与否，完全由蒋先生来决定，他从不居功及自夸。 [69]

在国民党内有这种看法的并不只陈一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 [70] 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不久，蒋介石即兼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 [71]

陈立夫的担心马上变成了现实。蒋介石依靠张学良的支持，最终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作为回报，蒋介石又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张学良，还准备对张学良的部属封官许愿，这又一次引起胡汉民的极度不满。胡汉民曾回忆道：

十九年冬，汉卿（张学良）到南京，大家喜欢得了不得，要简某人做国府委员，又要简某人做××部部长。事先介石、季陶、稚晖一流人来说：“现在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胡先生以为如何？”

我仍旧反对，并说：“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我们不能自己做郑庄公，把人家当共叔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冯、阎，我已经反对，现在又施之于汉卿，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这么滥给人。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胡先生向来看功名权力的事，不是很平淡吗？何以对几个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竟这么隆重起来？”介石站起身说。

“把功名权力之事看得平淡，这是我对于我自己；把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看得隆重，这是我对于国家的名器。前者是个人的立场，后者是国家的立场，这期间显然不同，我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标榜者。因此看重国家，看重政府，不肯随个人好恶，把名器滥给人。尤其不能把国家名器做拉拢人的手段……”

这一场谈话，没有结果而散。过了几天，亮畴来谈天，他说：“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部长给汉卿，介石发愤要辞职了。” [72]

蒋介石“发愤要辞职”，无非是表明他对胡汉民的不满。事实上他并没有辞职，更不会主动辞职。正如陈立夫所说：“不可否认，行政院在蒋先生任院长时地位非常重要，新闻记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当然这一情形，主要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无论他走到那里，权力就会跟到那里，权力就掌握在最后的决定人手中。” [73]

胡汉民原以为蒋介石“独裁专制，专制于党，并不算错误，而且还绝对的合理，因为‘以党训政’，必须使整个中国政治的领导权集中于党，才能由党去实行主义与政策”。 [74] 但是，蒋所实行的专制并不是胡所希望的“党治”，蒋无非是借“军治”为名，以达到控制党权和政权的目的。胡汉民眼看着自己几年来的努力渐渐付诸东流，被迫承认：

我在南京的时候，职司立法，原期借党治的掩护，完成法治，再由法治过渡到民治，使训政的工作，能确实建树起来。可是我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所立的法，能实行的是那几种？我不能说，能稍稍压抑枪杆子的威权，使有枪阶级有所慴伏的，则可断言其绝无。 [75]

他还用讽刺的口吻说：

过去所表现出来的，主义是一橛，党是一橛，军队又是一橛。党与主义固没有联系，军队与党也没有关系。因此主义是主义，党是党，军队是军队，党固不是奉行主义的一个组织，军队尤其不是党推行主义的一种工具……

党是有了，然而党的统治权，不属于主义而属于个人。所以党的一切，并不在推行主义，只是依傍个人，为个人发展野心的工具；党的同志不是决心革命，奉行主义的同志，只是阿附军阀，为个人求出路的同志，党在根本上已经丧失其本质的意义……

北伐的结果，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

我们不能为目前的新兴军阀，曾贪天之功，打倒过北洋军阀，便容许他一切反革命的行动。 [76]

谁都看得明白，胡汉民在这里口口声声所说的“个人”“新兴军阀”，指的就是蒋介石。他极力鼓吹“以党治国”“军队党化”，就是要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公开对蒋介石的集权表示不满，并且发牢骚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他竭力反对的就是“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 [77]

当蒋介石用武力削平国民党内各种异己军事势力后，在他看来，胡汉民已不再是需要借重的旗号，相反却成了他实行个人集权的障碍。两人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其实，蒋介石并不是绝对要反对党治，在蒋看来无论是党治，还是军治，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治”的核心是谁？以谁为主，这才是蒋、胡之争的焦点。

果然，他们两人间的这种权力之争，很快就因是否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而迅速公开化了。

[1] 蒋介石日记，1928年2月5、7日。

[2]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08页。

[3] 《李宗仁回忆录》，第362页。

[4] 《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第209页。

[5]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9、17日。

[6]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8日。

[7] 庞镜塘：《“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华书局，1961，第62—63页。据庞镜塘回忆：“有形的中央俱乐部时期（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时期）为时很短暂。”又见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5，第244页。

[8]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45页。

[9] 所谓“粤方委员”是指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何香凝、王法勤、陈树人、王乐平、潘云超、朱霁青等九名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在政治上绝对支持汪精卫。据陈公博回忆：“这是南京一班特委会的先生们替我们上的尊号。”见陈公博《苦笑录》，第162页；另见陈公博《改组派的史实》，《寒风集》甲篇，第268—269页。

[10] 谢持日记，1928年2月2日，转引自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第496页。

[11] 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第113、117页。

[12]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第135页。

[13] 陈公博：《苦笑录》，第180页。

[1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214页。

[15] 《李宗仁回忆录》，第376页。据此时由中央派往冯部任“政治工作委员”的简又文回忆：“北京克复后，他（指冯玉祥）对于中央酬功颁赏愤愤不平，以为中央把北平、天津两市和察、直两省的政权完全分给晋方，而战功最著、牺牲最大的冯军只分得北平崇文门税局一所，是不公平的，乃怀怨望。想不到这一问题就是以后冯氏与中央发生裂痕之开始。”见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318页。

[16]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第1072—1074页。

[17]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18]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央日报》1928年9月16日，第2张第3版。

[19]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6册，第17页。

[20] 据同胡汉民一起出洋考察的傅秉常回忆：“旅法之日，精卫亦在巴黎，欲与展堂复好，而展堂旧嫌未释，避而不见。精卫屡央余为之设法，亮畴（王宠惠）于彼等之复交亦热心，然不敢面劝展堂，亦嘱余从中转圜。故余尝数次苦劝展堂，陈以利害，且尝数次力争，然展堂终不肯原谅精卫。许崇智亦屡求得一见展堂，未获。后于归国前夕，余嘱许购票与展堂等同舟返国，终得晤展堂于舟中。”见《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67页。

[21] 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第255页。

[22] 《蒋介石抵制胡汉民孙科在欧活动函电选》，《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67页。

[23] 《致蒋中正先生书》（1928年1月6日），《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78，第720页。

[24] 《胡汉民致李黄函》，《民国日报》1928年2月28日，第1张第4版。

[25] 《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6页。

[26] 《国闻周报》第5卷第34期，1928年9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27] 《程天固回忆录》，第231页。

[28]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3页。

[29]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5页。

[30] 陈公博对此曾回忆道：“《革命评论》不能印，不能寄，不能卖，南京更来了一个利诱方法。一天宋子文先生找我谈话，说蒋先生希望我出洋。那时上海大概我已不能安居……我顺风扯帆答应宋子文，但我声明决不受蒋先生一个烂钱，如果宋先生以朋友的资格助我旅费，我还接受……宋子文送来旅费二万元，他声明是他的钱而不是蒋的钱，他怎么开账，我不得而知。”见《苦笑录》，第185页。

[31] 《东方杂志》第25卷第23号，1928年12月10日，第140页；第25卷第24号，1928年12月25日，第119页。

[32]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Feng Yu-hsiang ，p.398.

[33] 《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2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337—339页。

[34] 《政治分会存废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7页。

[35] 《整理军事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8页。

[36] 《胡汉民报告北伐及编遣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7月11日，第1张第3版。

[37]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1929年3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7页。

[38] 《处分汪兆铭、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50页。

[39]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1929年3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9页。

[40] 《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党籍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50—51页。

[41]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42] 《粤中将士拥护中央》，《中央日报》1929年4月1日，第1张第1版。

[43] 《李品仙回忆录》，第107页。

[44] 黄旭初：《记民十八年的武汉事变》，香港《春秋》第183期，1965年2月16日，第12—15页；《李宗仁回忆录》，第401页。

[45] 《李品仙回忆录》，第109页。

[46] 陈公博：《苦笑录》，第212—219页。

[47]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Feng Yu-hsiang ，p.398.

[48] 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alition in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1971），pp.777-797.

[49]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第20页。

[50] 《国府纪念周蒋主席报告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51]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第20页。

[52]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19—20页。

[53] 《胡院长报告立法方针》，《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0日，第2张第1版。

[54]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央日报》1928年9月16日，第2张第3版。

[55] 胡汉民：《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1930年8月20日），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4辑，民智书局，1932，第27页。

[56]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65—466页。

[57] 胡汉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1929年3月18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辑，第25页。

[58]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第104页。

[59] 胡汉民：《同志们自己一切的检查》（1930年9月22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5辑，第135页。

[60] 胡汉民：《法律与自由》（1928年12月10日立法院纪念周演讲词），《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812页。

[61] 胡汉民：《党员无自由》（1928年11月5日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词），《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943—944页。

[62] 胡汉民：《军治与党治》，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中兴学会编印，1935，第13—14页。

[63]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162—163页。

[64]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6页。

[65]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编印，2005，第111页。

[66]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6页。

[67]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35页。

[68] 陈公博：《苦笑录》，第107页。

[69]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42—144页。

[70] 沈云龙、林泉、林忠胜：《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126页。

[71]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2页。

[72]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7页。

[73]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2页。

[74] 胡汉民：《主义纪律与手段》，王养冲主编《论所谓法西斯蒂——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第70页。

[75] 胡汉民：《辟谬——法西斯蒂与立宪政治之检讨》，《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2期，1933年8月15日，第5页。

[76]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12页。

[77]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8页。

第三章 约法之争与胡汉民被扣

中原大战的结束，标志着蒋介石击败了国民党内几乎所有敢于公开同他对抗的军事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看起来已经实现全国统一的局面。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这件事却引起胡汉民的强烈反对，终于导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再次分裂。此次事件的演变过程，充满着戏剧性的场面，接连出现许多人们意料之外的转折。

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为什么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会成为蒋、胡破裂的导火线？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先做一点简单的回顾。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决定实施训政源于孙中山早年提出的“约法之治”。1906年孙中山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曾经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 [1] 军法之治的目的是推翻皇权，宪法之治的目的是建立民权。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怎样才能做到“解除兵权以让民权”呢？孙中山认为，这中间需要经过一个约法之治。“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以此来防止军权的膨胀，不致抑制民权的发展。 [2]

孙中山原本希望通过颁布约法，逐步提高国民自治的能力，最终确立民权立宪政体。但在军权向民权过渡期间，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行约法之治，孙中山并没有说清楚。1914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又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它同《革命方略》规定的三个阶段其实是一致的，只是鉴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规定从革命军起义到宪法颁布前的那段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3] 这就是近代中国“以党治国”思想的由来。

此后10年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常因受制于军阀而失败。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寄希望于提高党权来约束军权，最终实现民权。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仍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且规定：“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4] 但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建国大纲》只字未提，这就为以后党内派系之争留下了口实。

1928年6月，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全国统一基本实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依照孙中山遗教，国民政府理应结束军政，进入训政。但是训政时期是否需要一部约法，在党内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解释。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接受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的同时又提出：“训政时代，应遵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5] 于是，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常会提交的“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案。 [6] 正在这时，胡汉民自欧洲返国，9月18日抵达南京。 [7] 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它标志着国民党实施训政的开始。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备颁布约法的决议，因《训政纲领》的制定而暂行搁置。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对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予以追认，并正式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原则，明确指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这也就是说，在训政时期有“总理遗教”就够了，不再需要制定什么约法。大会为了强化这一观念，更附加说明：“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其效力实较中国以前所见之约法为更大也。” [8]

这个决议案既决定以总理遗教为国家根本大法，则训政时期自然就无须再讨论是否要制定约法了。

二 胡适挑战“党治” 鼓吹约法

国民党三全大会正式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原则后，在党内当权派的眼中，约法已无必要。但三全大会关于一党专政的主张，引起了部分社会舆论的不满。其中最早公开挑战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就是当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

胡适原来对国民党的北伐持肯定态度，希望国民党能够创造一个新中国。北伐时，他就曾对友人说过：他原本反对暴力革命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一般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支持。 [9]

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反共清党”之时，胡适正由美国途经日本回国，当时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国民党“清党”真相，胡适回答说：“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10]

胡适回国后，因他的朋友和学生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因此在南京政府初期的两年间，他同国民党要人的往来相当频繁，并对国民党的革新寄予了颇多的希望。

但自国民党决定实施训政和“党治”后，胡适对国民党便渐感失望。特别引起胡适反感的是，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上海代表陈德徵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陈德徵在该案中抱怨：“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唯一之归宿”，而法院又常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惩处。因此陈氏建议今后“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按照陈氏的提案，国民党省市党部有权认定谁是反革命，即使“证据不足”，只要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纸“书面证明”，法院即可作为终审判决，认定罪名。 [11] 这对一贯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来讲，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为此，胡适致函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说：“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陋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于全世界了。” [12] 胡适更讽刺地说：审判既无须经过法院，处刑又何必麻烦法院，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刑、执行“皆归党部”，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胡适还将这封致王宠惠函送交各报，但均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留。于是胡适在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列举种种事实，指责国民政府保障人权命令的虚伪，他还说：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他向社会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制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13] 不仅如此，胡适此后更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孙中山的遗教。他在《我们什么时期才可以有宪法》一文中，首先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质疑。他认为：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孙中山了，他在《建国大纲》中完全取消了他以前主张的“约法之治”。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初期也无须有宪法。在胡适看来，孙中山之所以一再将宪政时期延期，其原因在于孙认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需要训练。胡适对此批评道：“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胡适进一步指出，人民固然需要训练，但党国诸公何尝不需要训练呢。胡适对《建国大纲》的质疑，不仅是对孙中山遗教的批评，也是对国民党三全大会刚刚通过的一党专政国策的否定。他的一系列文章自然受到南京政府的严厉查禁，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还要求对胡适予以“严惩”。 [14] 但他的言论获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张謇之子张孝若致函胡适说：

时局搅到这地步，革命革出这样子，谁都梦想不到的。而事实一方面，确是愈趋愈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 [15]

连国民党元老、一贯主张思想自由的蔡元培也盛赞胡适的“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聩发聋，不胜佩服。” [16] 为了替胡适开脱，蔡元培还特意致函吴稚晖表示：“胡适之因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人权与约法》等文，经上海区党部提议干涉。闻市党部已加以意见转中央，中央最好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之态度对之。否则现在各方面跃跃欲试，不免形成导火线也。务请向中央诸公疏通为要。” [17]

但从此以后，胡适同国民党的关系越来越坏。1931年7月，国民党中政会在讨论太平洋国际学会即将在杭州举行年会问题时，余井塘就在会上指责胡适“平时常作反对本党的宣传”，提醒中央注意该会代表人选。最后还是因为有蔡元培从中为胡氏开脱，才未遭限制。 [18] 尽管此后胡适的言论大都遭到国民党的查禁，但他已发表的文章，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形成了对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的一场大讨论。

三 《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胡汉民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力主提高“党权”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蒋通过二陈控制的中央党部，借“党权”扩大“军权”，打击异己，引起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暂时被排斥于统治核心圈外的党内反对派的强烈不满。三全大会尚未闭幕，以汪精卫为首的二届中央委员13人就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责这次大会“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借此公开否认三全大会的合法性。 [19]

汪精卫等人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据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内部刊印的《中央党务月刊》统计，此次大会代表共466人，其中除54名上届中央委员为当然代表外，选举产生的代表仅87人，其余325人都由中央圈定（116人）或中央指派（209人）。 [20] 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不到总数的19%。河南省党部为此曾指责“中央争指派为选举”，并说“中央主张指派，违反了民主精神”。胡汉民却理直气壮地表示：“中央是由健全的民主产生的集权机关，难道对于下级还未能民主的机关反而不能指派代表吗？” [21]

胡汉民主张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反对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虽被三全大会所通过，却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存在着众多的反对声音，加之蒋介石借统一“党权”，排除异己，更加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在不满南京中央的情绪下，尽管国民党内其他各派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仍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下最终结成同盟，在军事上演变成中原大战，在党政方面出现同南京中央对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和北平“国民政府”。

参加“扩大会议”的各派力量，既不承认三全大会，当然更不会承认三全大会的一切决议。为了打击蒋介石自我标榜的正统地位和胡汉民所捍卫的“党权”，“扩大会议”就需要找寻一面新的旗帜以资号召。国民党这块金字招牌是不能丢的。于是他们便抓住孙中山的遗嘱，号召尽快召开国民会议，颁布约法。

1930年7月24日，汪精卫首先同他原来的政敌西山会议派达成和解，公开表示同意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等提出的取消一党专政、国民党为政党之一、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等主张。 [22] 31日，“扩大会议”决定先行起草约法。

9月18日，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支持南京政府，实际上是等于宣布“扩大会议”的失败，但在北平的约法起草委员会并未立刻解散，而随阎锡山等一同迁入太原继续工作。10月27日，起草委员会在太原正式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世称《太原约法》，共8章211条。在《太原约法》的起草过程中，军事反蒋实际上已宣告失败，因此起草委员深知该法根本不具备实施的可能，之所以继续完成起草工作，是希图在政治上收买人心，借此打击南京中央政权。因此《太原约法》包含了许多中国法制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思想和还政于民的内容。 [23]

“扩大会议”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颁布的《太原约法》，不但推翻了南京三全大会制定的将全部总理遗教作为训政时期国家根本法的议案，而且对国民党是否有权实行“以党治国”的根基也加以否定。这在国民党内掀起一场争辩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的轩然大波，也是对胡汉民一党专政主张的巨大挑战。

参加“扩大会议”且为《太原约法》主要起草人的邹鲁更从孙中山遗教中引经据典，驳斥胡汉民道：

训政时期，须有约法：（一）可于同盟会宣言中见之，其言曰：“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二）可于革命方略见之：其言曰：“第二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施行约法，战争停止之日，立即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治权。”（三）可于孙文学说见之，其言曰：“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力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总上所言，可知“训政时期不须约法”之言为不当，而扩大会议所以根据此理由，制定本约法者也。 [24]

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立派系之间，在训政时期是否需要制定约法的一次公开争论。国民党三全大会确定孙中山遗教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而汪、邹等人的言论，都在“遗教”的范围内。因此他们主张颁布约法，不仅使南京中央难以自解，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同。当阎、冯等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天津《大公报》仍针对《太原约法》发表社评说：

北平所谓扩大会议，在今日国民政府统一之局面下，当然无政治地位可言，其草拟之法案，以效力论，殆与私人之意见书相等。虽然，训政时期中是否需要约法，实为国民党执政后党内外一大悬案。首都党国要人近亦有人表示及之者。社会方面，则谈之者尤多。可知此事不是党的问题，而是国的问题……国府当局近来迭表宽大之政见，对此昔为同志，今为政敌者所提之法案，今后其有恢闳容纳之机会乎。多数受治之国民，盖不胜其企盼之情矣。 [25]

甚至连张学良因受社会舆论的影响，也于9月初向蒋介石表示愿与其联合发表宣言，“以开国民会议与定约法”二事为合作前提，以此对抗“扩大会议”。对张氏此举，蒋在日记中斥之为“是其不知党与革命为何事，诚可叹也”。 [26]

正当训政时期约法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成为社会各方面共同注目的热点时，原本对约法不以为然的蒋介石却于中原大战胜利之初，突然翻过脸来，转手接过反对派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面旗帜。这样一来就把胡汉民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四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在蒋介石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原大战胜利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这时不再需要借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来制约异己，便开始对妨碍他集权的胡汉民发起挑战。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教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刚刚在前方击败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后，便踌躇满志地从开封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表示：“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故本党于此乃可征询全国国民之公意，以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他要求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 [27] 该电报韵目为“江”，故又被称之为“江电”。“江电”公开发表后，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 [28]

蒋氏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23条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29] 如此一来，另行编订约法后，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咸传蒋氏欲得一方法为自行制造约法之类，用以为其独裁保障；又有人则谓彼欲自选为大总统者。盖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 [30]

军事上的胜利使蒋介石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却令他和胡汉民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图为中原大战胜利后，蒋在南京凯旋会上接受各界赠旗“党国干城”

蒋氏此举自然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胡绝不能忍受在五院之上再有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大总统。当他接到蒋的电报后，便立刻面嘱中央通讯社不要把蒋电公开发表，并且指示：要等到中常会讨论决定后，才可公开。 [31] 对此，蒋介石只能无奈地慨叹：“江电上中央与国府者，为胡、吴诸先生不赞成，故搁置不发表，以为如此，无异自认政治主张之失败也。书生意气用事，固执己见，必使他人绝望无路，不顾国家，因此更乱也。” [32] 10月9日，当中常会提出讨论蒋氏“江电”中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确定约法提案时，胡汉民立即发言表示：“蒋先生提议召集国民会议的意思很好。不过此事关系重大，非慎重不可。我们为慎重起见，似应先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让第四次会议去决定此重大问题。” [33]

召集国民会议，是孙中山遗嘱中的明确主张，并且要求“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对此胡汉民并不反对。但对蒋介石要求颁布约法一事，胡汉民在一次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中公开斥为“更是胡闹，因为总理临终的遗嘱，明白要我们大家‘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且已议决将总理所著的这种主要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再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总理的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出来吗？” [34]

对于胡汉民的这些言论，蒋介石是不以为然的。为了最终达成目的，蒋介石尚能暂时容忍胡汉民的反对言行，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此时应牺牲一切成见，赴其全力以达成统一之一点，其他只要不越出本党主义之外，与不称兵破坏统一，则一切要求皆可允纳也。” [35]

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两天，蒋介石曾担心自己的计划“恐被人疑有偏私”，但最后仍决心“我尽我心，是非则听之于后世而已，时人之议论亦何必顾哉”。 [36] 于是，蒋将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为内容的“江电”作为主席团提案，提交大会审议。“但大会对国民会议问题空气不佳”，“制定约法亦有少数人反对”。 [37] 胡汉民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所有议案应先付审查再行提会公决”。 [38] 其实在大会召开前的提案审查会议上，胡汉民就力持异议，只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制定约法。因此当该案在审查委员会送回大会之前，已做了颇多修正。 [39] 当蒋介石拿到戴季陶主持的修正案后，无奈地感慨道：

其所改者，全无关系，等于不改。而于余提案，则搪塞敷衍，皆出于展堂之责。呜呼！展堂书生之见，终不能改。其于国家政治，只求苟安，消极防人，以期不反，而又不能自立奋起。可悯！可叹！ [40]

此后，全会对“约法案审查时辩论甚烈。反对者谓约法虽政府根本大法，但现在政府已组成，人民权利义务，总理遗教上已明白记载，勿庸约法；赞成者谓政府与人民间之权力义务必须明文规定。结果决留付国民会议讨论。” [41] 这一争论很快即传到社会上，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为此，于右任专门向记者解释道：

国民会议原非本党建设程序中所有，系中山北上后为政治关系有此主张。其后列入遗嘱，势非实现不足以重遗训。从前时机未到，延未办理。今大局已定，故由大会主席团提案通过。至约法乃党对国民之公约性质，本可由党径行宣布。今将由党起草，交国民会议议决。此事因蒋有江电，已向中央建议，故无人提案，但日内仍当提议。 [42]

11月15日，蒋介石的盟弟、政学系骨干、刚刚进京出席会议的张群再次向全会提议从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张群的提案长达万言，详细陈述了制定约法的五大理由，其要旨为：

（一）速开国民会议及制定约法，均属总理遗教，徒为倡乱者所阻挠，转以归罪中央。今吾人既于排除障碍之后，立召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与倡乱者所假借之政治主张，截为两事。纵接纳反对者之意见，于政府之威信与尊严，并无所损。

（二）党为救国治国之工具，今日通称党国，乃指党治的国家而言，固非党高于国，或党即国之解释；党与国的机关不能混合。

（三）国民会议与建国大纲上之国民大会根本不同，国民会议的目的，在将本党建国的主义政纲，提出公认，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实为增进党与国民团结的方法。

（四）总理毕生一贯之主张，三十年有如一日，故不能仅限于遗嘱及建国大纲。

（五）各种遗著，所涉方面至广，其中阐明立法原理及立法政策者固多，不含法律性质者亦复不少。确定根本法之目的，非备妆饰，原期实行，一条一项，一字一句之中，必须确切简明，始易于共习共守。尤须严格固定，以保法的权威。

该提案最后明确表示：“为实现总理遗教应付今日时局计、为收揽全国人心巩固革命基础计，似非采纳江电之提议。”该案联署人有吴铁城、张继、陈布雷、王伯群、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等。 [43] 张群的提案是否出自蒋介石的授意不得而知，但提案的核心内容就是针对胡汉民标榜的“党权”提出挑战。接到张群提案后，大会主席于右任当即宣布将该案交付全会讨论。胡汉民立即表示反对，他说：“张委员所提之案用意很好，但关于案中解释各点，不免有些不对的地方……照本席意思看来，本案照审查报告通过，该提案可不必发表。” [44]

胡汉民的发言，立即遭到吴稚晖和李石曾的反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吴稚晖反复强调张案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第五点”，虽然三全大会已有决议，但并没有什么抵触，极具参考价值。吴稚晖在发言中进一步说：

现在要请各委员宽容本席讲几句话，本席觉得总理主张开国民会议，最大的意义就是要把他的主义、方策介绍给全国国民，拿来作为治国的唯一方法。所以总理生时，是以国民会议来介绍他的主义政纲，以供国民采择。后来竟不能如愿，乃在临终的时候，又叮嘱党内同志遵守。至于约法究竟要不要，就应在国民会议中去表决。如果表决了应该有约法，就把总理的根本大法约一约，我们四中全会自然不能规定。

李石曾在会议上也表示：

在党内各种问题已经有了决议，固然只能服从。而在没有决议以前，就不能禁止人家自由讨论。如果说甲的意见同乙的意见不合，就可把甲的意见撤销，岂不是剥夺人的言论自由权吗？故本席以为张委员的提议案可供参考的地方很多，只要不在外界发表就可以了。

但胡汉民仍坚持己见，他说：

平时有意见，固然可以随便发言，如党内已决议，就应绝对遵守，所以做文字的时候，应该非常留意，不能抄了人家许多话，食而不化……张委员的意思很好，如果作为报告和提案均无不可。但不能抄了《大公报》的批评，就来拼凑成文。所谓自由言论，也一定有一个范围，如果党内已有决议，当然要遵守的。 [45]

在胡汉民的坚持下，四中全会最后仅决议“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会议”，并没有将制定约法列入其中。 [46] 胡汉民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暂时取得了胜利，但他也明显感到在党内缺少同盟者，事实上已无力阻止蒋走向独裁。胡汉民在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曾不点名地指责蒋介石企图垄断政权。他说：

每个同志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这原是总理的遗训。但断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担负。以为如此，便是把所有的聪明才力都贡献给党了。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一时大盛……目前的现象，如果不图挽救，则长此以往，已足亡党亡国而有余，更不必再言训政了。 [47]

胡汉民所说的“某人”指谁，大家都十分明白。他把事情“如果不图挽救”提到要“亡党亡国”的高度，说明矛盾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但胡汉民这样大声疾呼，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蒋介石则因胡的“政治掣肘”，在日记中愤慨道：“余之天性强果不屈，而乃必欲强余委曲牵就，任彼一人把持，展堂之强人所难，终有使余宁愿独善其身，置天下人类于不顾之一日也。” [48] 为此，蒋介石在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进一步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职权。蒋更是当仁不让地以国民政府主席亲兼行政院院长。 [49]

胡汉民对此仍不甘心，在大会闭幕当天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可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 [50] 他希望通过这个办法限制蒋在党内的权力，并得到全会原则通过。可是，蒋介石最后仍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名义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51] 这样一来，蒋不仅在“政权”和“军权”上无人抗衡，还不断挑战胡所标榜和依赖的“党权”。

五 汤山事件

这一切，使胡汉民越来越无法忍受。从此他更加公开地同蒋介石唱对台戏，坚持反对制定约法。

1931年1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做报告，再次提出要在本年内召集国民会议，制定一部约法。社会舆论一时也多持赞同态度。《大公报》在四中全会期间就曾发表《中全会何以慰吾民》的社评，呼吁国民党“应即励行蒋主席江电所陈，迅速筹备国民会议，以决定颁布宪法日期，并先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民公私权利”。 [52]

胡汉民却在同一天立法院纪念周上抬出孙中山的遗教唱起反调：“近来有很多人故意把国民会议与国民大会混为一谈，想借以遂其捣乱的诡谋，破坏本党党治的基础。”根据国民党的“法理”，国民会议无权制定约法。在胡看来，国民大会才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他坚持主张：“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无论是会议前的召集，会议中的讨论，必须完全遵依总理的遗教。” [53] 此前，胡汉民还坚决表示：“你们不照主义去做，就是反革命；凡反革命的，便是应该打倒的军阀。” [54]

1931年元旦阅兵典礼上，国府要人与外宾合影，一个多月后，发生汤山事件。一排右起何应钦、胡汉民、蒋介石、宋美龄

其实，胡汉民反对的并不是约法本身，而是蒋介石借制定约法之名在五院之上增设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他始终强调在训政时期要“以党治国”，反对蒋借制定约法削弱党的权威。他说：

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未完备。已有的，又因为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不但是为党计，为法的本身计，甚至也为了目无法纪者的军阀自身计。 [55]

在蒋胡合作之初，蒋介石尚需要借助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增强他排除异己力量时的政治筹码，以此显示南京中央的合法性。为此，他可以对胡表示十分尊重。不料胡这次在约法问题上对蒋寸步不让，而且据CC派往各地党部特务的调查，支持胡的人还相当多。1931初国民党各省区改选，“结果，胡汉民系占优势”。 [56] 陈立夫就曾回忆道：“胡先生的势力很大，只要党能控制局面，他是党的领袖，就能保有很大的势力。” [57] 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已成为蒋介石实行集权统治的阻力。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自2月以来，蒋对胡的所作所为，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蒋氏在2月10—16日这一周的日记中，几乎天天留下对胡汉民愤怒的“控诉”：

（2月10日）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妄民众，图谋不规，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知廉耻，诚小人之尤也。惟余心暴躁发愤，几忘在身矣，戒之。 [58]

（2月13日）彼借委员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强从，此对中央全会与国民会议诸决议案之能显而可见者，至其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一面阻碍政治之进行，凡有重要之案，皆搁置不理，使之不能推行；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政治之迟滞，不知其恶劣卑陋至此，是诚小人之尤者。贪天之功，侵人之权，总理对胡汪之所以痛恨者，此也。阻碍革命，谋危倾党国，其罪不可恕也。 [59]

（2月14日）自彼加入政府之后，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究总因，实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己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当，且受不白之冤，年来牺牲部下与人民损失如此之多，痛定思痛，莫能自己，而彼不自悟，仍用旧日手段，挑拨我内部，卖好我属部，使我成为怨受，必欲推倒政府，而其身取以代之为快。如其果有此能力，则我求退不得，而此实万难之事也，奈何？ [60]

（2月15日）（胡）破坏党国，阻碍革命，阴险小人，终不自觉，为之奈何？继以“司大令”（即斯大林）自居，而视人为“托尔斯基”（即托洛茨基），故对中外人士皆称余为军人，而不知政治，并诋毁政治之无能，而其一面妨碍政治，使各种要案不能通过执行，其用心之险，殊堪寒心。余以国民会议之议案，必须自由提案，自由决议，不加限制，并议定训政时期之约法也。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宜再圈定，而一切议案亦绝对公开，此方足以平乱。不贯彻江电之主张，决不能杜绝乱源也。 [61]

（2月16日）彼阻碍四中全会之提案，明既签字，暗又反对，今又把持国民会议，人为其名，彼受其实，此诚小人之尤者也。 [62]

从以上引述的这几段日记中，不难读出蒋氏内心对胡的强烈愤慨。此时，蒋已经下了“能恶人”的决心，并以此“自勉”。

2月24日，蒋介石约集戴季陶、吴稚晖、张群同胡汉民再次商讨约法问题，希望做最后的妥协和努力，但胡在谈话中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他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我自信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实在说一句，当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何在？而且也无处认识你们。” [63] 当晚，蒋介石开始考虑使用非常手段解决胡汉民，他自叹道：“孔子之于少正卯，孔明之于马谡，其皆迫于责任乎？然吾则制止其作恶之机，而保全其身可也。” [64]

但胡汉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迫近。25日他公开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更是倚老卖老地声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 [65] 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力图保持“党权”高于国府主席这一政体形式。在胡氏谈话见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恨地写道：

为胡事，又发愤怒。回汤山休息。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便其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求统一，何能言建设。总理革命不欲民国之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主张重订训政时期之约法，重订革命之约法，而非不欲约法也……彼既以随侍总理数十年自命，此固世人所皆知为我总理之左右手也。但民国元年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人必欲强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若辈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之士皆欲随总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以总理伟大勇决之精神，卒为彼等褊狭刻薄者所断送。迨我北伐成功，革命稍有希望，而彼以深悔前非，辅助革命，以求归本党。不料其一入本党，前病复发，野心渐萌，两年以来，欲反原定之和平政策，挑拨播弄。全国将士与国民之牺牲之苦痛，滴滴血泪之痛史，皆不值其一顾，呜呼！摧残革命之罪莫过于是矣，可不痛哉。 [66]

2月26日，蒋介石送请柬邀胡汉民和全体中央委员于28日到总司令官邸晚餐。当日晚“八时顷，同人毕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书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室。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堂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亲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 [67] 蒋在信中将两年来对胡汉民的所有不满，不论是否有事实依据，全部痛快淋漓地倾泻出来：

展堂先生尊鉴：

自民国十七年冬，先生于北伐完成之后翩然返国，迄今两年余矣。中正以先生虽未参加北伐，究为追随总理最久、在党历史最深之人，其所以尊敬先生爱护先生者，仍无微不至，以不忍先生弃绝革命，更不忍本党旧日同志稍有损失，以减少本党革命历史之价值也。中正自审对于先生之爱护尊敬始终如一……先生对于中央诸同志及中正本人，从未有所纠正，而惟阴为掣肘，或漫肆讥评，甚至设为政不成政、教不成教之蜚语，若必欲使中央信用丧失、革命无由完成而后快者。时至今日，匪共未清，人心浮动，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先生只存私见，不顾大局，中正终觉为党为国，不安于心，故不能不为先生质直言之。

……今约法固为先生始终所不愿闻，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召集又为先生所反对……先生必预欲剥夺国民会议提及约法之权，是直欲限制国民会议，压迫国民会议，使国民会议之真意全失，仅预为捣乱者再留一为约法而战之题目而已。

先生如因躬为立法院院长，必欲包揽立法大权于一身，不许国民会议之置喙，其害犹浅，倘惟恐天下无事，不欲和平统一之确有保障，则害之中于党国者将不可思议矣。为党为国以求革命完成之政治家，固如是乎？先生尝对中正等自诩政治手腕惟史太林差可比拟，其不欲第四次代表大会早为召集，是否以强迫中正辞退组织部未遂乃致。先生个人之布置尚未周妥，所以模仿史太林者，尚须逐渐准备。中正不欲轻相揣测，但本党果能有史太林，则中正自愿为托罗斯基。惜先生无为史太林之可能，总理生平信任先生之专，甚于列宁之信任史太林，而总理不能如列宁之亲见革命之成功，先生实应负其责。

……先生之主持立法，全以个人利害为重，故于党国大法，不愿他人之提及，而惟欲总揽立法大权于一己，通过否决，惟所欲为，将使法律成为个人之法律，不复为党国之法律……先生扪心自问，将何以对死者，又何以对后世？

先生即不为党国前途计，岂能不为本身历史计，而乃自昧若此？同时且尝欲引用许汝为（许崇智）以反对中正，且于谋害中正，如陈某、温某，其罪犯有案可据者，先生亦以接济老同志之名义接济之，岂先生欲学曹孟德所为，宁使我负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负我乎？此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先生如因中正此次之忠告而能深悔前非自新，则先生仍不失为本党元老，以恢复革命之历史。中正当于匪共肃清军事大定以后，请先生重出执政。届时中正亦可引咎辞职，以让贤路而谢天下。倘先生以为现时无需于中正，而先生已至执政之时期，则只须中央赞同先生提议，允许中正礼让，中正固无时不以辞职为快，且惟恐求之不得也。 [68]

对于蒋介石所罗列的这一系列罪状，胡汉民当面一一予以驳斥。蒋介石则说话不多，有时还被胡驳得“哑口无言”。这场交锋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胡汉民深知此时任何抗辩都无济于事，便赌气地说：“去年组庵在世时，我已说过‘不干’了。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蒋介石盼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即接口道：“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就是到了这种败局已定的时候，胡汉民仍不肯服输地向蒋表示：“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以外，怕没有人再教训你了。你不当以为我不敢教训你，如果我畏死，也不至今日才畏死，早就不出来革命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妻子老了，女儿也大了，也已出嫁，我更脱然无累。”其实，胡汉民心里十分明白，蒋介石所以要在此时彻底摊牌，问题的焦点就是约法之争。他最后向蒋表示：

不过我要忠告你：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声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做总司令，做主席，做行政院长，而国事至此！进一步说：你操纵一个国民会议，通过约法，再选举你做总统，你能做得好，我也许可以相当赞成，但你万不能怀疑我会和你争总统，因此而以去我为快。 [69]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已无法转圜。当晚，失去自由的胡汉民向受蒋之命前来征询意见的邵元冲表示：“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惟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 [70]

这一夜，胡汉民被扣押在总司令部。蒋介石仅在日记中平淡地记下一句：“本晚宴客，留胡汉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捣乱也。” [71] 第二天胡汉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声明辞职的，称：“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另一封是写给蒋介石的，称：

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去年我亦早已提出辞职之议，且自去年与组庵、湘勤（古应芬）等唱和以还，竟自审我非政治中人，而发现自己有做诗的天才，实可为一诗家。当十五年自苏俄返国，避居上海，从事译述著作生活者年余，以维生计，以遣长日，竟颇有成就。今后必将以数年之时间，度我诗人之生活也。

这封信倒是颇符合胡汉民的书生性格，就是不肯服输。他不愿人们将他视为失败者，因此致信蒋以示是他主动辞职，而不是被赶下台的。胡在信尾还附上一句：“留居此间，室小人杂，诸多不便，能往汤山亦好。” [72] 没想到这两封信被蒋介石再度利用，借以表明蒋并未监禁胡。胡汉民的迁居要求自然得到了满足。但蒋介石仍在当天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奸，诚一生之不幸也。鲍使国民党受恶名，而共产党享实惠；胡则使国民党受害，而彼自取其利；鲍使国民党革命破坏，而不能建设；胡则使国民党阻碍，而不能进取；鲍使国民党制度法律陷于散漫割裂，而不能运用；胡则使国民政府与行政院隔断，而欲以五院牵制政府，且使各种法律随时更改，以便其私图。两人之象，实无异也。但鲍为异党，又为外人。胡则自相摧残，其存心、其人格，更不容诛焉。 [73]

同一天，胡汉民由邵元冲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押解至南京郊外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监禁。 [74]

胡汉民被扣一事，史称汤山事件。

[1]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297—298页。

[2] 《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290页。

[3] 《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97页。

[4]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127页。

[5] 《中国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转引自胡春惠等《中华民国建国史》第3篇《统一与建设》第2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第929页。

[6] 《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6页。

[7]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32页。

[8]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20—21页。

[9]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664—665页。

[10] 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第153页。

[11] 《陈德徵之提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民国日报》1929年3月25日，第1张第3版。

[12] 《胡适致王宠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509页。

[13] 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期，1929年4月10日，第7页。

[14] 《中央周报》第69期，1929年9月30日，第1页。

[15] 《张孝若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23—524页。

[16] 《蔡元培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5页。

[17] 《蔡元培致吴稚晖函》（1930年8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原件，“吴”字7913。以下均简称“党史馆”，并径注档案号。

[1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80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15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4。

[19] 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155—156页。

[20]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央委员出席一览表》，《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1—31页。

[21] 胡汉民：《怎样免除一切纠纷及怎样进行一切建设》（1929年3月11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辑，第12—13页。

[22] 《汪发表对党政意见》，《新闻报》1930年7月25日，第4版。

[23] 《太原约法》全文及宣言见《大公报》1930年10月29日，第1张第2版。

[24] 《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局，1976，第363页。

[25] 《汪精卫等约法草案》（社评），《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第1张第2版。

[26] 蒋介石日记，1930年9月2日；另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第8册，台北：“国史馆”，2003，第517页。

[27] 《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民国日报》1930年10月7日，第1张第3版。

[28] 《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社评），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第10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手稿影印本，1931年10月7日。

[29]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7页。

[30]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56页；李宗仁也曾回忆说：“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31]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43页。

[32]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6日。

[3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2次常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3/15。

[34] 胡汉民：《国家统一与国民会议之召集》，《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第64页。

[35]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1日。

[36] 蒋介石日记类抄，《省克记》卷4，1930年1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文物图书”，毛笔原件。以下简称“蒋档”，“蒋介石日记类抄”亦略。

[37] 《大公报》1930年11月14日，第1张第2版。

[38]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日速记录》，党史馆藏，毛笔原件：3.2/36。

[39]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93页。

[40] 《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12日，“蒋档”。

[41] 《约法案激辩留交国民会议》，《大公报》1930年11月17日，第1张第3版。

[42] 《于右任对国民会议与约法之谈话》，《大公报》1930年11月17日，第1张第3版。

[43] 张群：《应否采纳蒋同志江电之提议及采纳后应有之进行办法案》，党史馆藏，油印件：3.2/20.43。

[44]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45]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46] 《主席团提召开国民会议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中执会秘书处编印，1930，第24页。

[47] 胡汉民：《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会词》，《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第543—547页。

[48] 《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21日，“蒋档”。

[49]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77页。

[50] 《胡委员汉民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案》，党史馆藏，油印件：3.2/18.26。

[51]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99页。

[52] 《中全会何以慰吾民》（社评），《大公报》1930年11月12日，第1张第2版。

[53] 胡汉民：《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民国日报》1931年1月12、13日，第2张第2版。

[54] 《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大会纪事》（1930年10月11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

[55]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5页。

[56]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61，第102页。

[57]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58]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0日；《事略稿本》同日摘录了这段日记，但对文字做了一定的修饰，内容大体一致。见《事略稿本》第10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55页。

[59]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3日；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7将此段文字修饰为：“展堂借委员制之名，把持一切，逼人强从。此次中央全会与中常会、中政会之国民会议诸议案，乃其显而易见者也。至于其他重要之案阻碍之，使不得施行，多不可算。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挑拨内部，曲解遗教，欺惑民众，以售其私。呜呼！此总理对胡、汪之所以痛恨者也！贪天之功，侵人之权，阻碍革命，谋倾党国，其罪诚不可怨矣。”（“蒋档”）

[60]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4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12页。

[61]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32—133页。《事略稿本》中加入一段日记原稿没有的话：“余誓必贯彻主张，以救国家。彼辈虽百端挠之，吾亦不暇顾也。呜呼！孔子曰：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吾自勉为仁者而已。”

[62]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6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34页。

[63]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4—115页。

[64]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4日，第167页。

[65] 胡汉民：《谈国民会议意义》，《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第1张第3版。

[66]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69—171页。

[67]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170页。

[68] 全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720—725页；秦孝仪总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仅摘录数语；《事略稿本》（第10册，第175—189页）1931年2月28日收录了该函全文。

[69]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7—120页。

[70]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页。

[71]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8日。

[72]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0—121页。

[73]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7，1931年3月1日，“蒋档”。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蒋日记，此段原文字迹模糊难辨，故直接引用《困勉记》。而《事略稿本》（第10册，第194页）在叙述同一段内容时的文字又与《困勉记》有所不同。

[74]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3月1日，第711页。

第四章 国民会议的本质

一 国民会议的召集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扣当晚，蒋介石就在全体中央委员晚宴中，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当时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叶楚伧诸人都表示附和。吴稚晖并提议：“此事既破裂，则已无法弥缝，惟有力图减少困难及误会。展堂既主辞职，则以静居双龙巷寓次为宜，立法院事作为请假，而由子超副院长代理之，较为不着痕迹。”蒋当场表示：“诸同志既一致同意，明日即照此办吧。” [1]

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胡汉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两项决议案。一是：

胡汉民同志因积劳多病，又值国民会议即将开会，不足膺繁剧之任，辞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本兼各职案。决议：通过并选任林森同志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同志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二是通过蒋介石等人提议的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并指出：

此种约法，为中国民族整个的生命所寄，负训政责任之本党，不得不予再三郑重考虑之后，定坚卓不移之决心，并应排除一切困难与谬见，根据总理所指示，以确定其性质范围与产生之方法，俾于国民会议，树久安长治之宏规。 [2]

会议推定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丁惟汾、王宠惠、蔡元培、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等11人为约法起草委员，吴稚晖、王宠惠为召集人，负责立即起草约法条文，供国民会议讨论。据出席会议的孙科回忆：当蒋提出议案后，会场“半句钟之久，无一发言。后蒋作默认，糊涂通过”。 [3]

蒋、胡约法之争，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从此，国民会议就完全按照蒋的意图发展。对此，蒋曾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为胡汉民事积搁公事至两星期之久，一旦清理，为之一快。” [4]

早在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召开国民会议时，国民党中常会即推定蒋介石、胡汉民等14人为委员，负责草拟召集国民会议之方案。 [5] 12月29日，中常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交国民政府于1931年元旦正式公布。 [6]

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规定，会议代表总额为520人，其分配情形：各省450人，各市22人，蒙古代表12人，西藏代表10人，海外华侨代表26人；选举采用职业代表制，各地代表应按照定额，由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中国国民党等团体选出。同时规定，上述“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各团体以依法设立者为限”。 [7]

1月23日，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成立。国民政府任命戴传贤为主任，孙科为副主任，陈立夫为总干事，具体负责国民会议代表选举和会议筹备事项，并于各省市设立国民会议选举总监督。3月2日，戴传贤等三人宣誓就职。 [8] 同日，戴氏在中央纪念周报告，称：“各地选举总监督已就职者，计十六省二市，共十八处。各地党部同志努力筹备，定能如期开会。各同志所应特别注意者，即国民会议之任务是也。此种问题甚为重大，全国人民对于此事大多仍不明了，即党部同志亦在研究之中。” [9] 从戴氏的报告中，不难读出他的无奈。

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第14条“中国国民党国民会议代表之选举由中央党部另定之”的规定，1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25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出席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施行程序》，共21条，规定各省市国民党员按该省市分得之名额，就中央提名中选出半数或过半数，其余者由党员自由选举。 [10]

4月24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国民会议组织法》，共28条，分别对国民会议的组织、会期、表决方式、会场纪律、秘书处和警卫处的设置等做了具体规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2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各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得出席国民会议。”此外，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各院所属部长、委员长，以及主席团特许人员，可“列席”会议。 [11] “因之，中国国民党对于该会议可说有绝对的支配能力。” [12]

1931年5月5日上午9时，国民会议开幕典礼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新建的国民会议议场举行，出席者除会议正式代表、主席团特许人员外，还有中外来宾千余人。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历史渊源、召集经过及其职能，特别强调制定训政约法一事。他说：“中正认此事为国民会议之重要使命，历次坚持，致不谅于平日敬爱之友，言之实心有余痛！”并表示“俟（约法）确立以后，尤须政府国民同立山岳不摇之心，秉化日光天之态度，一致遵守，以致中国于治平”。 [13]

5月6日，国民会议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35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29人。会议首先接受国民党推定的中央委员于右任、国民政府委员张学良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选举张继、戴传贤、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刘纯一共同组成主席团。 [14]

5月7日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任命主席团提名的叶楚伧为秘书长，并通过主席团特许列席会议名单，共70人。 [15]

国民会议主席团成员。前排左起叶楚伧、于右任、刘纯一、戴季陶、林植夫，后排左起周作民、张继、张学良、吴铁城、陈立夫

自5月8日起，正式开会，共开大会8次，通过提案20余件。在国民会议通过的所有提案中，最重要的是12日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除前言外，共89条，分为8章：第一章“总纲”，对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国体、国旗、国都，都有规定；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对人民的权利采取法律保障主义，而不是直接保障；第三章“训政纲领”，仍强调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行使中央统治权；第四章“国民生计”，所昭示的两大原则为奖励生产和劳资协调；第五章“国民教育”，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学龄儿童应受义务教育，失学成年人应受补习教育；第六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规定采均权制度；第七章“政府之组织”，又分中央制度与地方制度二节；第八章“附则”，规定约法解释的方法和宪法制定的程序。 [16]

国民会议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5月13日发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郑重宣告：

（一）中国国民对于各国以前所加于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概不予以承认。

（二）国民政府应遵照总理遗教于最短期内实现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之完全平等与自由。

右之决定，不仅为捍卫中华民族生存之必要，实亦足以消除世界和平之障碍而湔涤近世文明之污点。深信世界各国对此坚决之表示，必能与以深切之认识，而我全国同胞自必一致拥护此项之决定，不辞任何之艰难与牺牲。谨此宣言。 [17]

5月17日，大会一致通过《国民会议宣言》，再次强调上述两项主张为“本会议代表国民一致决议”，并要求“全体国民当下最后之决心作最大之努力，拥护国民政府以完成此项使命”。 [18]

5月16日，国民会议第八次会议还一致通过林叠等111名代表提出的临时动议“请大会函国民政府从速制定国歌，在国歌未颁行以前暂以党歌代国歌案”。 [19]

6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约法，并发表《约法宣言》，称：“国民会议最重要之工作，为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政府依照国民会议决议，于本日以约法公布全国，约法亦即于本日发生效力。” [20]

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遗嘱中明确提出的两项“最近主张”，“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国民会议算是开完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也昭告于世。但如何废除、具体步骤以及何时“促其实现”，无论国民会议还是国民政府均无具体规划。九一八事变后，国民会议留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更是形同一纸空文。列强在华所拥有的特权依然如故。

国民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在报告会议经过时曾自豪地表示：

这次大会的代表，可以说是照组织法规定的人数，全都到会了。出席列席的代表中间，包括蒙、藏、回各族，又另有数位女性代表，所以此次的国民会议，是整个的中国民族的国民会议，无一族一界无代表参与的。

至大会的议事经过和一切议决案，无不根据总理遗教，讨论通过的。如实业建设程序案，是根据建国方略的；教育实施趋向案，是根据心理建设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案，是根据训政纲要及建国大纲的。此外所有比较重要以及其他的议案，都无一不是根据总理遗教而决定的。提案方面，计共有四百五十余件，经大会决议通过的约二十余件，其余的四百余案，都在末了一天的下午，通过解决了。 [21]

但是国民会议是否真如叶氏所称的“是整个中国民族的国民会议”呢？首先，我们从国民会议的选举机关来看，由国民党中央派往各省市的31位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总监督，如陕西省为杨虎城，山西省为商震，浙江省为张难先，上海市为张群，南京市为魏道明， [22]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大员，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的规定，他们对参选人民团体有认定资格的权力。 [23]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代表“党”或“个人意愿”来认定参选代表的资格。我们不妨看看当时在鄂豫皖“剿共”的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其日记中关于湖北选举情况的真实记录：

国民会议选举事，由民厅主办，每县派一指导员，民政厅长吴醒亚电令各县长接受指导。闻各指导员到达各县后，对县长兼任选举监督曰：“如何办理，你是明白的，我们心照不宣，惟一事必须迅速完成的，就是制造选民名册。”前些时各军师有人来电，要交换选票，如樊崧甫、周磊要我们选赵观涛，他们选夏斗寅。最后仍由总司令圈定，可说是选举与圈定并用，施之于军队原无不可，若民众选举，由党部先行决定人选交民厅办手续，除大都会尚有形式举行，至各县则关门制造，层层转报与报纸公布而已，老百姓根本不知此事。 [24]

主持湖北全省选举的吴醒亚，正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会议代表湖北选举总监督”。 [25] 由此可以想见叶楚伧所言“无一族一界无代表参与”的真实性。难怪万耀煌在日记中不满地表示：“军阀时期选以贿成，为后世诟病，还经过了选，还有人（得了钱）来投票，今日根本连投票形式都没有。主办地方选举作为如此，难怪外人对本党之不谅也。” [26]

此外，我们再从参加国民会议的代表分配来考察，出席会议的代表名额共520人，由各省市选举的国民党代表有84人，加上当然出席的84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府委员）；而当然列席的代表亦有50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各部会首长），另外还有军队党部特许列席代表15人。以上共计233人，已近大会人数一半。此外，国民党党员参加选举，并未限定不可参加国民党配额以外的职业团体的选举。这就造成国民党员不仅可以参加国民党的选举，也可以参加职业团体的选举，甚至有国民党员在地方党部选举失败后，再参加其他职业团体选举而当选的情况。当时在江苏省就不乏这样的例子。 [27] 由此可见所谓国民会议，无非是“扩大”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而已，而且其中还排斥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如两广代表和改组派等）。可见，南京国民党中央对大会有绝对的支配权。

国民会议选举的代表如此而已，会议通过的决议无论从内容到质量，也很难想象可以代表全体国民了。难怪会议能在最后半天不经过讨论即能“迅速”通过全部提案的95%。而真正经过大会决议通过的20余件提案中，最关键的正如蒋介石所言：“国民会议中间，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训政时期约法为唯一的要案。” [28] 前者在于显示蒋介石致力完成孙中山的遗愿，以此表明蒋在“党国”的正统地位，至于何时实现，则另当别论。后者则从法理上满足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愿望。

二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

胡汉民早在1928年10月中央党部的一次演讲中，清楚地表明：“训政时期最要将党、国民、政府三方面的关系、地位搅清楚。至于法，事实上所需要的，是所谓约法或宪法中最要紧的一部分——政府组织法。” [29] 胡汉民的这句话倒是讲到了问题的实质。蒋、胡二人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党权”与“民权”的较量，还是“党权”同“个人独裁”之间的斗争？我们不妨细心地比较一下蒋介石自1928年10月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后，在历次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将“党国”大权集于一身的。

最早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是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这个组织法极其简单，全文不过10条。“其组织要点如下：（一）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二）国民政府设常务委员五人，于委员中推定之；（三）国务由委员会议执行之。” [30] 根据该组织法，选举汪精卫为国府主席，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国府委员。蒋介石此时还未当选国府委员。虽然汪精卫为国府主席，但按该法规定，处理国务时“由委员会议执行”，实际上采取的是委员合议制，国民政府主席没有实权。

1927年3月11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全会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它同原来最大的不同是取消国府主席一职，并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5人为常务委员，蒋介石等23人为国府委员。 [31] 武汉政府时期的国民政府，合议制精神比广州政府时期还要明显。

同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未颁布组织法，只是推举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宁汉合作后，由特别委员会推举产生了新的国民政府。这一时期（1927年9—12月），国民政府的组织系统大致延用二届三中全会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不设国府主席一职。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再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该法大致同1925年颁布的第一个组织法相同，内容仍很简单，仅有11条，并恢复设置国府主席一职，其职权仅是“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以谭延闿为主席。该法第3条规定：“国民政府委员处理政务以会议行之，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执行之。” [32] 从此条中不难发现国府主席和常务委员权力相当，处理政务时仍采取委员合议制。

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汉民提出的《训政大纲》，表面上结束了军政统治，进入训政时期。按胡汉民设想的政府组织形式是：“以五院委员为政府委员，以政府常务委员五人，分任五院之主席。合五院之组织，而总称之曰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五人中指定一人为政府主席。政府主席除对外为国家代表外，其权力地位，莫不与其他常务委员同。” [33]

10月8日，蒋介石接替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于同日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共48条，涉及的内容已相当完备。按该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都是国府委员，国府主席仅在外交礼仪上代表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经国务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行政院各部正副部长、各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均由行政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分别任免之”。“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当出现“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由国务会议议决之。” [34] 此时国府主席的实际职权，大体同五院院长相当，仍采取委员合议制。这同胡汉民的设想基本一致。唯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涉及有关军事方面依该法第9条规定：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而第2条所定“国民政府统率海、陆、空军”的职权，似乎无人能限制国府主席的“军权”。此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已较以前为大；由事实上看来，蒋介石以国府主席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实权，实已改变过去的委员合议制，而为一种首领制。 [35]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再次通过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修正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最主要的变更有两项。一是删去了原法第11条“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一句，并将国务会议改为“国民政府会议”，而以原“行政院会议”取代“国务会议”。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会议”的职权，仅是议决“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而不再是处理国务的最高机构。此项修改的实质，是彻底否决了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所采取的委员合议制。此后，国家行政完全由行政院长负责。

第二项大的修订是第13条，规定：“公布法律，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法院院长之副署行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主管院院长之副署行之。” [36] 根据该条规定，五院院长对于国家的行为（颁布法律及命令），不再负有共同的连带责任，而只对其主管事项负责。由此不难发现，此时的国府主席职权已高于五院院长。公布法律、命令，无需经国务会议议决，署名形式也改为主席署名，相关院长副署。特别是蒋介石还兼任了行政院长，此后行政院各部委首脑，可直接由院长蒋介石提名，主席蒋介石任命，而不受立法院等其他各院的干涉。当时即有学者评论道：“严格地说起来，经此修正而后，国民政府的组织，已自形式上的合议制成为行政院院长总揽行政权之制。” [37] 但尽管如此，国府主席蒋介石还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公布法律，仍需立法院院长副署方能生效。

胡汉民被囚后，1931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37次会议基本按照蒋介石的意图，通过了约法草案，在该法有关中央制度一节中，虽然没有设立总统，但赋予国民政府主席以无限的权力。其中最为彻底的就是，草案第69条明文规定：“各院及各部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 [38] 根据该条，国民政府主席同五院院长之间已由原来相对平等的关系演变为上下级关系，五院院长都可以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其他各级官员就更不消说了。国民政府主席已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总统只是名称上的不同而已。

此后，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虽将草案第69条改为“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 [39] 但所赋予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同原草案大体无异。15天后，根据《约法》重新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经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

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共分10章52条，它同前一次的组织法最大的不同有两点。其一，国民政府在组织形式上彻底放弃了委员合议制，国府主席权力大大提高。此前，五院院长还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各部会长官及各院委员由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任命权在国务会议。新法则将原设于“国民政府”一章中的国府主席职权，单独设立一章，明确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国民政府主席也由最初仅在外交礼仪上对外代表国民政府，改为“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立法、监察两院委员的任命也由原各院“院长提请国府任命之”，改为由“院长提出人选，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依法任免”。 [40] 不仅五院院长须由国府主席提请任命，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也须由国府主席提请“依法任免”，只要国府主席拒绝“提请”，就永远不能获得任命。

其二，国民政府委员人数成倍增加。此前的组织法规定国府委员仅有12—16人，其中10人由五院正副院长兼任。新法规定国府委员人数增至16—32人，且五院正副院长则为此数以外的当然委员。其中许多国府委员身兼数职，常不在南京，不易参加国民政府会议。而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可由国府主席署名，关系院院长副署行之，也无须经过国民政府会议议决通过。在新的组织法中，国民政府会议实际上已流于形式，无任何实权，而国民政府委员则成为一种徒拥虚名而无实权的职位。

这就为蒋介石掌握国民政府最高权力确立了法律基础，并使得国民党体制内的其他反对力量难以对蒋构成真正的威胁。

新组织法通过后，三届五中全会选任蒋为国府主席，张静江等32人为国府委员。随后，蒋以国府主席名义提请蒋介石、林森等分任五院院长，蒋以主席而兼任行政院长。从此大权独揽。

这就是蒋介石坚持要制定约法的真实意图，也是胡汉民坚决反对制定约法的原因所在。

三 国民党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国民会议一致通过了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的闭幕词，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国民会议之目的，在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然而“确认统一与建设之需要为一事，辨明统一与建设必由何道以求得之，又为一事”。为此他“愿恳切开陈于各地父老昆季之前，而蕲求一致之努力”者，“曰巩固统一与尊重法治”。如何“巩固统一”呢？蒋称：“今后全国同胞，只须以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则统一之基础自固。”又如何“尊重法治”呢？蒋言：“在积极方面，凡法律之规定，其应为者，必须尽其事，而不可放弃职责；在消极方面，凡法律所限制其不应为者，必须绝对遵守而不可丝毫衅越。今后全国国民，以至政府官吏与军人，必须皆知守法为立国立人之要则，不可再蹈放纵恣肆之错误，以陷国家于凌乱不安。” [41]

然而单就法理上讲，训政约法还是遭到社会上的众多指责。孔祥熙在实业部的一次演讲中，谈及“约法上之疑点”时，曾把社会上的这种指责归纳为五点：“（一）‘依法律’或‘以法律’等语，在约法上规定至四十一处之多；（二）约法中规定五院院长及部会长，由主席提出，外间颇不谓然；（三）委员之任期，约法未有规定，外间亦以为疑；（四）副署问题，约法未经明定，外间亦以为言，不知各院部长对于政务，既有专责，当有副署法律命令之必要；（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外间亦颇不满。” [42]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法学专家王世杰对约法评论道：约法既欲保障民权，但是“对于人民的权利未采直接保障主义，而采法律保障主义。换言之，人权的保障有赖于法律，而法律亦可限制人权”。 [43] 在《约法》第三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中，尽管开列了诸多条人民应拥有的种种自由，但每条后均添加一句“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44] 这种法律间接保障制同所谓直接保障制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可以依据法律随时停止人民的种种自由。在现代民主国家，法律的修订必须经过人民代表机构，也就是说限制人民的权利，是通过人民代表决定的。但制定《约法》的国民会议代表并非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在训政时期国民党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换句话讲，国民党可随时单独制定法律，依法“停止或限制”人民之自由。

同样，当时舆论对这部《约法》就公开表示不满。在约法草案刚刚公布时，《大公报》社评曾写道：

如何使人民纳税及服兵役工役，政府可以随时自由规定之矣。是以就约法言，关于民权之实际保障，殊不充分。将来能否收预期之效果，其责任仍全在党及政府。此大可注意之一点也……

训政并无年限。自一种意义言，即可解释为无限之延长。盖自治完成无限期，则训政之终了，亦因而无限期也。从前本有训政六年之党的决议，去年蒋主席江电用意，似在缩短之，今乃得一无限延长之结果乎，抑六年终了之，党的决议尚有效乎。吾人纵不必空言求缩短，但亦绝对反对更延长。国议诸君，对此点果作何解也。 [45]

然而约法草案中规定的人民诸多权利依法律保障等一系列条文，在国民会议讨论时，并未引起与会代表的任何异议，相反地却将原草案第79条规定的“约法之解释权由约法委员会行使之”，改为“本约法之解释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46] 尽管《约法》规定了今后颁布法律与之相抵触者无效，借以显示其在宪法产生前为中华民国根本法之地位，但《约法》的解释权并不是由代表所谓民意的国民会议所授予，而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如此这般，嗣后基于“党权”而颁布的法律若与《约法》相抵触时，孰为合法，孰为违法，也唯有执政的国民党才有权加以评判。何况排除了胡汉民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完全为蒋介石所掌控，因此也可以说对这部《约法》的解释权，最终是操在蒋介石一人之手。

这种冲突很快就表现出来。国民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立法程序上该法须经立法院审查通过才能合法生效。

立法院讨论时，众多立法委员对该法不满。部分立法委员“以为（该法）内容与约法有不尽吻合之处，宜先付审查，再行提会讨论”。更有立法委员指责五中全会“不讲法理，不尊重其主张，今乃提至本院，若吾人为尊重立法职权，应将此案内容加以修改，或则退回国府，否则徒为工具”。主持会议的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心里非常明白，大家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经中央全会决议修正通过的法案，立法院是否仍有权审议。他发现该法“已无通过希望，乃折衷众说，以为此案既经全会修正通过，可径由国府公布，无庸经立法程序，遂散会”。但他私下也无奈地承认“然在立法史上实开一不幸之例，殊足影响于将来”。 [47]

照理讲，蒋介石派下的政学系是欢迎约法的，因此才有张群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提案，借此挑战胡汉民派倡导的“党权”，并一度引起胡汉民同党内元老的矛盾（见前章）。陈立夫曾对张氏的这一举动分析道：“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 [48] 但当约法尚未起草完毕，政学系即从胡汉民被扣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3月25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 [49] “畅卿”即杨永泰，政学系领袖，他的评论颇耐人寻味。

平心而论，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所规定的训政方式，是由下而上，由县而省，最后至中央，是以民治为基础的。而“国民党在北伐后所实施的训政，是由上而下，而且只在中央，不到省、县，是以党治为构想，与《建国大纲》的精神，颇不相同”。 [50] 更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训政“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是本末倒置、有名无实”。 [51]

胡汉民原本想借训政来提升“党权”，推行“党治”，以此消除“军权”及改变既成的“军治”局面。这在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时，正是他们合作的基础。但当蒋介石借“党权”之名消除异己，实现武力统一，大权独握后，胡汉民再想以“党权”压制“军权”，则只能是幻想。正如孙中山早年所言：“既借兵权之力，取政府之权力以为己有矣，则其不能解之于民者，骑虎之势也。” [52]

孙中山想还政于民深感难矣，胡汉民想还政于党，同样是不可能的。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北伐之际，未行《建国大纲》中的训政工作，造成军权独大的既成事实，事后要其既得之权力，让之于党，已不可能；要其让之于民，更是不可能了。国民党实施训政之挫折，只是军权与党权的较量下，党权为军权所败。至于民权更非军权和党权的对手了。” [53] 胡汉民后来也曾被迫承认，自1928年以来同蒋介石两年多的合作，“是没有党治，只有军治”，并愤愤不平地表示：“既然是军治，便非民治，更非党治，军治的账不能写到党治的账上来。” [54]

国民会议“顺利”召开了。最能代表国民会议使命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也经会议一致通过了。此时，蒋介石的权力似乎牢不可破。但事情并不像蒋介石料想的那样简单。因囚禁胡汉民而触发的国民党内的不满，使蒋介石意想不到地面临着另一场更大的挑战。

[1]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711页。

[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0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2；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63页。

[3] 孙科：《胡展堂先生被扣事件发生之经过》，《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第100页。

[4] 《困勉记》卷17，1931年3月13日，“蒋档”。日记原文为：“二星期余之公事，为胡案而积搁，其数百件，一旦理清，岂不快哉。”

[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6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1；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103页。

[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1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1；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328—335页。

[7]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编者印行，1931，第35、3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编者印行，1931，第307、310页。

[9] 《戴传贤报告约法事》，《国闻周报》第8卷第9期，1931年3月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3页。

[10]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第69—74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6号，1931年2月12日，第4—5页。

[11] 《国民会议组织法》，《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70—275页；另见《国民政府公报》第756号，1931年4月25日，第1—3页。

[12]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6，第14页。

[13] 蒋中正：《国民会议开幕词》，程天放主编《国民会议实录》正编，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编印，无出版时间、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第12页。

[14]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记录》（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15页。

[15]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记录》（二），《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22—25页。

[16] 《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三，《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92—99页；《国民政府公报》第786号，1931年6月1日，第6—11页。

[17] 《国民会议第五次会议议事记录》（1931年5月13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17页。

[18] 《国民会议宣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4页。

[19] 《国民会议第八次会议议事记录》（1931年5月16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81页。

[20] 《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113页。

[21] 叶楚伧：《国民会议的经过》，《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195页。

[22]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国民会议丛刊》之一，编者印行，1931，第276—27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701号，1931年2月18日。

[23]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24]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编印，1978，1931年3月，第71—72页。

[25]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第276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1页。

[26] 《万耀煌将军日记》，1931年3月，第72页。

[27] 陈之迈：《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的选举》，《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转引自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第56页。

[28] 蒋中正：《纪念革命先烈的感想》，《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3月，第677页。

[29] 胡汉民：《腐化足以销蚀革命性》（1928年10月15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5辑，第38页。

[30] 《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192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34—35页。

[3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第二日速记录）》（1927年3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820—821页。

[32]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2月13日），《国民政府公报》第32期，1928年2月。

[33]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央日报》1928年9月16日，第2张第3张。

[34]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第99期，1928年10月，第13—18页。

[35]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第248页。

[3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0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公报》第631号，1930年11月25日，第2—6页。

[37]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增订版，第184页。

[3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7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4册，第40页。

[39]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公报》第768号，1931年6月1日，第10页。

[40]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1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公报》第798号，1931年6月16日，第3—8页。

[41] 蒋中正：《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1931年5月17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4页。

[42] 孔祥熙：《训政约法的要旨及特色》（1931年6月15日），《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15—216页。

[43]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632页。

[44]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公报》第768号，1931年6月1日。

[45] 《制定约法之完成》（社评），《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2版。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对于训政期限并未有明确规定，但在其早年所撰《军政府宣言》中则有三年完成县自治、全国平定后六年结束训政颁布宪法的希望。因此《大公报》社论中有六年完成训政说。

[46] 《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三《约法草案修正理由》，《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92页。

[47] 《邵元冲日记》，1931年6月15日，第743—744页。

[4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49] 《黄郛日记》第6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原稿影印件，1931年3月25日。

[50] 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页。

[51]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第27页。

[52] 《与汪精卫的谈话》（1905年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0页。

[53]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198页。

[54] 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第50页。

第五章 “非常会议”与广州开府

一 扣胡引起的风波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消息一传出，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这件事在国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奇怪的：以胡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又担任着立法院院长，只因为政治主张和蒋不同，便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剥夺自由，一夜之间成为阶下之囚。胡尚且如此，其他人如果对蒋持不同意见，其命运更可想而知。这件事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公愤，纷纷谴责蒋，要求恢复胡的自由。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众多要人的不满。据蒋的亲信陈布雷回忆：“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 [1]

胡汉民被扣当晚，陈立夫为了不使事态恶化，于晚宴结束后拉着叶楚伧同见蒋介石，陈氏恳请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并未接受陈的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 [2] 与此同时，孙科也找到同蒋介石十分亲近的戴季陶设法营救。出席当天晚宴的马超俊（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回忆道：

十二时散会，我步出军事委员会，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孙哲生在我身后，两人相约同车至鸡鸣寺考试院访戴院长季陶，探讨胡先生被扣原因，并请其设法营救，戴氏泪涔涔下，谓：“今日之蒋先生，非民国十三年前之蒋先生，我纵有所陈述，亦恐不易见听。”言下颇有伤感。三人再三商讨，并无办法，乃联袂往中山东路中央建设委员会招待所，拜见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诸先生，大家在客厅见面。我们刚入座，吴稚老深知来意，乃大谈汉高祖忌元勋功高震主，大事屠戮，现代历史，似难例外，因将此类故事，古今中外，缕举历三小时，而对胡先生事，如何挽救，毫无主张。 [3]

其实，吴、张、蔡、李“四老”对扣胡一事，并非“毫无主张”。如此大的举动，如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支持，蒋介石是很难做此独断的。2月24日，蒋即与“四老”“洽商展案”，并称赞吴稚晖“之见甚当”，“实有政治见解”。 [4] 蒋介石计划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胡汉民的方式对外解释此事，并于扣胡当天先“往汤山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议事”。 [5] 会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明显是蒋得到了这四位中央监察委员的支持。会谈当晚，蒋即扣胡于总司令官邸。随后，蒋向其他在座的党国要人解释时，“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 [6]

当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及其所控制的十九路军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态度。为此，蒋于扣胡第二天致电时在广东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二陈，内称：

中央昨日密提弹劾展堂案，其大意谓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意义重大……乃胡汉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长之地位独持异议，对于国民会议之职权妄欲有所限制，尤坚不欲有训政时期之约法……是直欲总览立法权于一己，借便任意毁法，造行之私图，而置无数国民与同志之牺牲于不顾……倘再不加检举，何以谢党国而安人心等语。对于此事中无法处理，惟有从保全耆硕，消弭纠纷方面以谋妥善。 [7]

此后，蒋发觉以胡汉民自动辞职对外解释更为妥当，3月4日，蒋再次致电古应芬等人，即改口表示：

胡展堂先生因对于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中恐引起党国无穷之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故于东日往汤山暂住。 [8]

同日，蒋介石晚宴立法院全体委员，也以同样方式解释，不再提及监察委员弹劾案了：

此次胡汉民同志辞职事，各位或有不了解真相者。故本晚邀各位同志来此略述大概：……不料胡同志竟不顾一切，突于上星期由宣传部以胡同志个人名义，正式发表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问题之言论。中央同志于此甚觉不满，监察院某君欲提弹劾案。余负有政治之责，不得不从中调解，免启政治纠纷，并对该委员声明政治问题由余负责解决，请君不必提起弹劾。故于上星期六日，邀集全体中委讨论约法问题。余谓：凡我中央同志尊重胡同志，固无事不可迁就，独于此大政方针，关于中国祸福与存亡问题，则不能不以去就力争。昔者总理常言：吾对汉民之主张事事可迁就到十分之八九，但对于主义与大政方针有关者，则决不迁就。此总理在日对中正与诸同志屡言之。中正视此约法大问题，决不能以私情迁就，故当时声明：如胡同志以为中正约法之主张不对，则中正可辞职引退。胡同志因自认其主张与中央同志相反，乃表示自愿辞职。 [9]

但蒋氏此举并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一致赞同。3月7日，原本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即借口为超度阵亡将士诵经，离京赴宝华山暂居，以示消极。 [10] 8日，国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南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养病留粤不归。 [11] 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从胡先生的观点来看，蒋先生只是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党的风纪角度来看，胡先生是没有错的。假如我是一个法官的话，就法律上来看，我要说胡先生是对的。” [12]

胡汉民被囚后，当时仅有数人特许前去探视，据胡氏回忆：

这时可以看我的，只有邵元冲、孔祥熙两人。立法院秘书李晓生，则为办理家务，由邵元冲特许出入，不过出入必须受驻守兵警的检查。亮畴、哲生诸人都不能来。一次，亮畴以司法院长的衔头，硬冲入来，谈了半小时才走。但从此以后，这些兵警把双龙巷两头都堵塞起来，交通都断绝了。此外，除邵元冲外，可以来去的有三名诗友，在考试院服务的。 [13]

四个月后，孙科在广州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曾谈道：

现在胡同志仍是一个囚犯，如同初被捕时一般，除非得蒋氏亲自许可，没有人能去看他，甚至戴季陶和余两人初亦需请求蒋氏。直至被捕后的第四天，蒋才下谕给监视胡同志的狱吏，许我们到汤山去看他。胡同志个人原有的卫士都被解除武装，所有勤务都被驱逐，即公馆的电话线亦全被割断，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14]

蒋介石最初还想对外封锁消息。胡汉民被扣后，“自一日晨起，电报与京沪长途电话，皆严密检查，消息无法传出。” [15] “蒋介石二日在国府纪念周宣布胡汉民罪之演说词”，也由总司令部通知各报“不许登载”。 [16] 为了掩人耳目，一周后蒋介石又命人将胡汉民迁回南京胡氏原宅关押， [17] 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加急通电，称：

急！限即刻到。各省市政府、省市党部钧鉴：此次胡汉民同志之辞职，积劳多病，不胜剧繁，固其一因；同时因关于国民会议之约法起草问题，胡同志之讨论与中央同志相殊，愤而辞职，中央经再三郑重考虑之后，为完成依三民主义确定本党与全民共同遵守之约法计，决准其辞职。因此二日中央常会临时决议，将起草约法与准胡辞职两案同时决定。深恐各地未知其详，请即依斯旨，切实简单说明，同时须以中央制订约法之决心，努力宣传，以遏谣诼，而示大公。中央执行委员会。齐（8日）。 [18]

但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蒋的结拜兄弟黄郛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访畅卿兄，得悉廿八晚介石以请客为名已将展堂看管……本日公债大跌，或系受展堂事之影响。” [19] 当时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金雄白为此事采访知情的邵元冲，在邵宅见到胡汉民被关押期间亲笔所赋的两首诗，内容充满着讽刺和牢骚：

集曹全碑字

山居尚有三间屋，字报平安慰妇心。

幽谷起为云造雨，阙泉烈若土流金。

身闲拟续清凉赋，地远曾无故旧临。

有病要从方药理，儒生修养事难禁。

忆组庵

太傅冲和未易师，灌兰锄艾尚无诗。

拟从吏部谎棋癖，肯学君虞有妒痴。

风景不殊君逝后，江山无恙我忧时。

去年今日经风雨，正是回章索和诗。 [20]

金雄白当即将原稿拿走，并连同在胡汉民寓所外拍摄的“奉令修养，概不见客”的招牌一同以锌版刊于《时事新报》。南京《民生报》《新民报》等相续转载。3月6日下午，蒋“见展堂诗报甚愤激”。 [21] 为此，上述两报旋即被首都警察厅“报处罚停刊一星期”。 [22] 当晚，蒋在日记中对扣胡一事慨叹道：

今日各报转载中央通信社消息，以展堂晕厥二次病重之说谣惑人心，一面使余畏惧，对展堂不敢有所主张，令其回寓自由。文人书生用意之拙劣，诚为可笑。殊不知党员与官吏皆无自由，何况展堂，处于嫌疑，有被检举之道。党中文人重于私情，忘却公义，以余今日为对不起展堂，有伤友朋之情。若展堂擅离首都一往上海，或各方受人包围煽惑，使国家人民大受损失与牺牲，不知其公私利害则何如。故余宁受负友之名，而不愿余以朋友个人，而负党国与人民也。况乎其文字登报皆有自由，并未拘束也。 [23]

最先公开反蒋的是国民党海外党部，据报载：“海外党部对胡颇有信仰，此次胡被监禁消息传出后，新嘉坡党部与其他三海外党部，于五日发出反蒋通电。” [24]

胡汉民的被囚，竟会在国内外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这是原来充满自信、以为可以为所欲为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他急忙于3月9日发表谈话，诡称囚胡于南京是“胡同志因为避嫌止谤，打算此后长住南京，不赴别处，中央各同志也希望如此”。蒋介石还引用胡汉民曾提出过的“党员无自由”一语，作为扣禁胡的根据，他说：党和政府因需要“随时可以限制党员与官吏个人的自由。一个革命党员，不管他在党的地位如何，不管他在党的历史久暂，也不管他负党的责任轻重，都一样要受党的约束，限制个人的自由”。“我们实在不忍见胡同志几十年的历史毁于一旦，所以我们为公为私，都要为他设法，保全他。因此胡同志实在以不离开南京为是。中央各同志都是这样想。胡同志本人也是这样想。所以胡同志虽然辞去政府的职务，然而仍是不会离开南京的。” [25] 蒋氏此举等于公开表明扣胡不放的决心。

胡汉民被囚后，社会上盛传蒋介石要利用《约法》选举他本人为中华民国总统。 [26] 据上海报纸载：“此次国会会议，除通过约法外，并将讨论大总统问题。” [27] 香港《华字日报》也载：“此间盛传民国将恢复总统制，且闻各中央委员多数赞成，所需讨论者只实现之时。” [28] 甚至有好事之徒于一夜间将中央军校的砖墙全部刷成黄色。当时总司令官邸就设在中央军校内。蒋介石手下的“天之骄子”们纷纷开玩笑说：“陈桥兵变了，我们都要封王了。” [29] 胡汉民的被囚，显然又同此事有关，从而引起更多社会舆论的不满。3月8日，各省公团驻沪联合办事处公开发表通电，指出：

自蒋中正非法逮捕胡汉民之事发生，蒋之专横凶残，完全暴露。胡之主张如何，姑不具论，而此次反对蒋为总统，则事实昭然。以立法院长而突遭监禁，古代专制君主时代，容或有之；在今日开明之时代，则不能不引为奇闻了。 [30]

面对社会舆论的指责，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被迫于3月16日国府纪念周演讲中公开表示：“在国民会议里面，只应制定约法，不必而且不应该提出总统的问题……最近外面传说，本人要在国民会议里面提出自己要做总统，实行独裁制，这种谣言实在太没有意义。” [31]

蒋氏此言明显言不由衷。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府纪念周想声明一生不做总统，以无暇，故未言也。” [32] 但此后他特赴浙江莫干山拜访盟兄黄郛，双方“畅叙”三小时，“皆关于大局问题”，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涉及“五院性质及总统问题”。 [33] 不过蒋在纪念周演讲时，并没有把话说死，他进一步表示：

总统要不要的问题不是那一个人所能主张，所能决定。中国目下有无总统完全要由革命的环境和革命的需要而决定……如果为统一中国，实行训政促进建设完成革命计，有总统的必要时，本人一定不顾一切荣辱成败，毅然就任总统，以努力于革命的完成。 [3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会议召开前夕“国议将提总统制”的话题又热闹起来，“到京代表多数主张将提出临时动议”。 [35]

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胡汉民被囚汤山后，并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只是向蒋要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 [36] 他选择要邓来治病，自然是有其深意的。邓真德是铁道部部长孙科的亲信，通过邓，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嘱咐他们一定要在两广形成反蒋局面。在胡的授意下，古应芬便积极策划驻防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发难反蒋。

为什么胡汉民要选择广东作为首先发难的地区？

首先，胡汉民同广东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是广东人，民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广东都督，并多次主持广东省政，同广东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此次策动反蒋的核心人物是古应芬，也是广东人，长期担任广东要职，同广东当地军、政、财界关系密切。“陈炯明长粤，古湘芹曾任政务厅长……与邓铿、朱执信两人过从最密，朱、邓先后遇害，两人之部属均归依湘芹，故颇获军人之支持……李济深得湘芹之助，接统所部，陈伯南、张向华（张发奎）、陈铭枢等均属之。” [37]

其次，陈济棠是依靠胡汉民、古应芬的提携才得以控制广东军事大权的，尤其同古应芬关系密切。“1922年，陈济棠是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一个团长，滇桂军东下，陈炯明败退东江后，古曾向孙中山保举陈济棠为旅长；以后，陈济棠奉派赴苏联考察，回国后重任第十一师师长，古也与有力焉。” [38] 1929年3月蒋桂战争前，蒋介石囚禁李济深，正是经古应芬的力荐，陈济棠才得以接替李济深担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控制广东全省的军权。他们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39]

第三，中原大战结束后，除张学良外，陈济棠在不受蒋介石直接控制的武装势力中力量最为雄厚。由于他不是蒋的嫡系，难以受到蒋的信任。当各派反蒋武装被击败前，蒋对他无力顾及，暂时采取安抚态度，但仍实行牵制政策，任命另一名粤军重要将领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政事，以分陈济棠的权力。这自然使陈济棠难以自安。他自掌握广东军权后，积极扩充实力，利用蒋急于消灭桂系的心理，并乘中原大战之机，向蒋多要军费，扩编军队，仅两年间便把军队发展到15万人。对于此事，蒋介石曾在南京中央党部的报告中愤怒地说道：

中央在广东每月的收入，完全提给他（指陈济棠）做军费，这还不够，还要在广东省收入项下提款。他的军队，一共只有五师人，照中央规定的军费算，不到一百五十万，每月便可发清全饷。现在陈济棠每月却要领四百三十万之多。以中央军队比较起来，差不多已在三倍以上。这四百三十万的中央军费和地方经费之外，还有在广西所占领的地方，亦有八十万，也不由中央支配，不报告中央，合起来大概有五百多万。 [40]

特别是“陈指挥下还有海、空军，尤其是空军，实力仅次于南京，比张学良的东北空军实力还强，更是陈济棠手上的一张王牌。” [41] 1930年，他又乘陈铭枢所控制的十九路军离粤北调参加江西“剿共”的机会，逐步巩固了在广东的统治。

古应芬到广州后，一面暗中同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派的声势；同时派人会晤已率军队攻入广西的陈济棠，希望他能与桂方息兵，共同反蒋。这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陈济棠能够独立控制广东这样重要的省份，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内心总是惴惴不安。特别是当时亲蒋的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一直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尽管此时十九路军已奉命北调江西参加“剿共”，但二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胡汉民的被囚，使陈济棠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如不反蒋迟早也会被蒋吞掉。为此，他于3月5日致电南京表示：请爱护胡汉民，以免内忧。 [42]

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这时也来到广州，力劝陈济棠反蒋。“他是扣胡前以南京中央党部广东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来的。在这一次广东省党部的集会上，李就提议电蒋质问何故扣胡，反蒋空气逐渐到了表面化阶段。” [43]

在古、李的影响下，陈济棠的反蒋态度逐步明朗。他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军。他还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 [44] 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

李、白、张在屡次战败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已有岌岌可危之势，获此良机得以重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45]

陈铭枢虽然一贯亲蒋，但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不过他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颇深，特别是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遂于4月28日潜往香港。为了取得陈铭枢的支持，陈济棠先后三次派金曾澄、黄季陆赴港邀陈铭枢回粤合作，但都遭到拒绝。 [46]

这样，广东的军政大权便完全落入陈济棠的手中。

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他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通过自己的下属、铁道部医生邓真德的联络，孙科立即着手策划救胡反蒋。在孙科的基本干部中，文人有马超俊、傅秉常、梁寒操，武人有陈策、张惠长等，又通过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又比较年轻的干部。 [47] 据周一志回忆：

大约是扣胡后的第四、五天，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陈剑如、麦朝枢及我共七人，奉孙命秘密计议。由马出面，代孙写了几封密函，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同我去沈阳见吴铁城，叫他准备拉张学良反蒋。并且叫我同麦路过天津时会见扩大会议失败后在津闲住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蒋时机又到，请他们务必转达汪派人士，不必再骂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蒋。 [48]

4月中旬，孙科、马超俊不辞而别，潜往上海。甚至连约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并具体负责制定约法的王宠惠、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等人，也随孙科跑到上海，表示同蒋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胡汉民被扣，汪精卫被排斥，国民会议的开幕日期已近，这一切明显增加了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政治天平上的分量。他的离去对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蒋介石觉察到孙科等人有反蒋活动后，曾慨叹道：“王宠惠、孙科皆受展堂主使，改组派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故其赴沪不回，余以镇静处之……粤方谣盛，余仍以小事视之。”无论蒋是“以镇静处之”，还是“以小事视之”，但其内心绝对不敢轻视这股势力。为此，他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立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其实，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 [49]

此时的孙科已不肯对蒋介石的逼迫轻易就范。他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孙科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 [50] “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 [51]

由于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精卫一派最初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曾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汪本人蛰居天津租界发表谈话时曾说：“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 [52] 汪的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古应芬、黄季陆等反对最烈，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 [53] 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也极力反对联汪反蒋策略，并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 [54]

而此时陈济棠因感力量不足，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故“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余（汉谋）、香（翰屏）旋谓余等无主张，惟总指挥是听。陈因大愤，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 [55]

此时已加入反蒋行列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派合作，当然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 [56] 甚至连胡汉民都欲同长期政见不合的汪精卫合作，曾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 [57]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说服了胡派中的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之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公博、孟馀、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 [58] 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

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 [59]

“扩大会议”失败后，汪精卫已走投无路。他自山西出逃，途经雁门关时，面对长城古迹不禁感慨万端，曾赋诗一首，以示其心中的伤感与苦闷：

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

胜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

一抹残阳万里城，更无木叶作秋声，

谁知猎猎西风里，鸿雁南来我北行。 [60]

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再次给了进退失据的汪精卫以重整旗鼓的机会。他明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但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些政治资本。“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 [61] 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先留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接应。” [62] 汪精卫深知此次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扩大会议”期间的同盟军）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方合作，党务政治，则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 [63]

经过这样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便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打响第一炮的是：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二是陷害许崇智；三是非法扣押胡汉民。其罪行“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并披露胡被囚事件的真相，指出：“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夫以一国之元首，不惜躬身毁法，乃以约法号召天下，其谁信之？”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 [64]

邓泽如等四人是在国民党内有着相当地位的元老，又都是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还是胡汉民囚禁后被南京举为代替胡做立法院长的人选。由他们四人联名提出弹劾，其影响自然远非一般人的意见所可比拟。受此影响，当日上海公债市场价格暴跌。 [65]

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 [66]

引起更大震撼的是，四监委通电后三天，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数人在5月3日联名发表的反蒋通电。他们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力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义所在，义无反顾。” [67] 陈济棠还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重要的财赋之区，陈济棠手握重兵，这一通电发出，全国为之震动。

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也发表讨蒋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粤方友军已仗义继起通电讨贼，揭破蒋氏历年祸国祸党种种罪恶。本军业经下令动员，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 [68]

这样一来，两广连成一片，反蒋运动声势大振，在政治上形成了对蒋介石很不利的局面。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故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 [69]

5月1日，针对四监委弹劾电，蒋介石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如中正果有应得之罪，即请决议处分，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决执行。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绝不稍有恋栈。” [70] 为了尽快平息反蒋势力，顺利举行国民会议，蒋介石于同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 [71] 次日，吴铁城奉命致电粤方古应芬，称：

展公与介公间知好，偶有违言，朝夕不难如故。现介公及中央同志，均决坚请展公即日出席国民会议，共商国事，外间谣诼，当可不辩自解……凡所陈报，弟负全责，望即释除误会，安定人心，共维大局。 [72]

当天，古应芬复电吴铁城表示只要释放胡汉民，“则南方决无乱事”。 [73] 而此时孙科仍滞留上海，尚未决心同蒋决裂。孙的态度对蒋至为重要。5月4日，吴铁城又奉蒋命到沪劝说孙科，“谓公（指蒋）对粤变决从党中解决，不用军事政治手段，并以科与党关系至深，于危急关头，不当消极相督责。” [74] 从吴铁城转述的蒋介石态度中，孙科顿感身价倍增，一时又想充当宁粤间的调解人，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于是电蒋表示：“科意今日第一急着，即在先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同时，他也对蒋发泄了不满：

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寻常，况属革命党员自讼自劾，尤丈夫光明磊落之事。国难方殷，无任何一人所能独荷，必赖全党忠实同志本昨死今生之义，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然后党国前途、统一建设，庶乎有豸……鄙意倘蒙鉴纳，则后此奔走斡旋之劳，苟有驱策不敢辞也。 [75]

汤山事件之后，首先起来打出反蒋旗号的部分重要人物

随后，孙科致电古应芬、陈济棠表示：“弟思之再四，当此祸迫眉睫，苟利党国，汤火不辞，调停之责，再不容卸……务乞兄等在粤力持静默，安定人心，勿使时局急趋横决，至难收拾，是所盼祷。” [76] 然而，就在吴铁城赴沪的当天（5月4日），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复函蒋介石称：“邓泽如等三十日电，其语皆摭拾浮意，任意指斥，深可骇诧，且未合正式弹劾手续，业经本会集议，请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电复邓等，问是否失于检点，公暂勿深究。” [77]

由于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明确支持，蒋介石对于四监委的弹劾案就可以有了交代。于是，“介石对于恢复展公（自由）又有变计”。对于此事，作为蒋氏亲信的邵元冲也无奈地感叹道：“百尔君子，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其何能淑？” [78] 而蒋则在当日国府纪念周演讲时信心十足地表示：

有许多反动分子也许想以广东一隅之地反抗中央，而形成其割据形势。他们以为本党自民二以后，都是以广东为革命的根据地，继续革命工作与军阀奋斗，所以也想拿着广东来反抗中央。殊不知现在的情形和以前完全不同。当年总理之所以能以广东为革命的，实在有许多原因……第一，过去的事实都证明，一切反动分子无论是桂系、改组派，都是为怎么自利而捣乱，绝对没有甚么主义；第二，过去叛逆都是在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分子，因一时利害，共同暂时联合起来，一旦利害冲突，立刻就会火并。我们试看他们过去的行为，时聚时散，忽合忽离，就可知他们无组织；第三，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像总理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固然他们的行动全然是反革命的，不能算是革命。但是连反革命的领袖，反动分子也可以说寻不出一个。我们看看他们既无主义，又无组织，更无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要以广州一隅来反抗中央，绝对是不可能的，绝对是站不住的……即使或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阴谋叛乱，我相信他们不出数月也必会自己消灭的。 [79]

5月4日当晚（即国民会议召开前夜），蒋介石在吴稚晖的劝说下主动登门“拜访”胡汉民，请胡出席国民会议，但并未言及恢复其自由和职务。胡汉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会议，无非只是为蒋粉饰太平，自然表示决不参加，并对蒋说：“国事非同儿戏，我更不是三尺童子，岂能听人吩咐。国民会议我要出席，用不着请，我不愿出席，虽请亦徒然。今日尚有我说话余地吗？” [80] 双方会晤仅15分钟。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始见似甚不悦，中则互相含泪，终则似甚勉强也。但为党国统一计，不能不刎颈以交也。但余未有请求其私语，亦不必要也……访胡一事，为余一生之至难能的事，但访后自觉欢慰，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也。” [81]

蒋碰了这个钉子后，仍按自己原定计划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此加强他对政权的垄断。蒋还借国民会议作为打击反蒋各派的武器，痛骂陈济棠“不服党的命令，借题违反中央，想联合张桂军、改组派，盘踞广东，以谋反抗，丧心病狂，势将为陈炯明第二”。 [82] 他原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很有把握地说：

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劾本人，而手续不合……故本人对此电绝不计较。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 [83]

在蒋的授意下，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四将领也致电陈济棠，要他“悬崖勒马”“舍刀成佛”。 [84] 蒋还利用国民会议先后通过《拥护和平统一案》《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以保和平统一案》《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中正案》，假借民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异己势力。《拥护和平统一案》宣称：

本会敢代表全体国民昭告中外：自今以后，凡个人或团体消极或积极谋破坏和平与统一者，即为违背国家根本大法之民贼。国民政府……当行使全体国民所授予之权力，用最迅捷妥善之方法，执行严厉之制裁。 [85]

从表面上看，反蒋各派已多次被蒋介石打败，蒋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赢得人心；相反，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风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孙科

陈友仁

5月18日，吴稚晖等人再次奉命赴沪劝说孙科、王宠惠回京。 [86] 此时，国民会议已经闭幕，约法已经通过，胡汉民的自由却没有恢复，这一切也使孙科对蒋介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孙科此时的态度，吴稚晖曾亲笔致函蒋介石称：

今与石曾、静江、亮畴自五时同往哲生宅谈至八时半……亮畴默不作声，看来彼知调停甚难，决计远离……哲生言中央制度，最好主席当如卡列宁，绝对不问事，责任在行政长官，主席不兼总司令，应设军事会为公平支配。大家言事实相去甚远……看彼情形知道粤方联汪已变了骑虎之势，彼亦感觉十分困难毫无结果而散。

看到一点情形：彼虽未积极拉拢汪之事，仿佛联汪亦所与闻；第二，彼亦有不满意中央组织之处；第三，彼尚知开战无把握，故正在躇踌，未毅然赴粤。弟等来时亦不想在哲身上有何调停之结果，不过姑一探真相而已。现在真相未必即如此，或亦不无可供参考之处。 [87]

就在吴稚晖等人劝说孙科返宁的当天，邓演达、陈友仁也“力劝孙不可上蒋的圈套”，“主张坚决反蒋”。于是孙科不再犹豫，同陈友仁、许崇智三人秘密离沪赴粤。 [88] 据天津报纸载：

孙科之赴港，系在二十一日晚，几无人知晓。李、吴诸人对新闻记者虽屡称孙氏之去粤曾对彼表示，系为调停，然既属调停而往，何以行时无人知晓？最后所闻，孙之行，直是借某国人之力，保送上浅间丸。因孙前曾有过两次图乘轮赴港，均因租界某种有力人之阻，未能成行。故此次不能不借重某国人以收一帆风顺之功。 [89]

从孙科所乘的“浅间丸”看，报载所说的“某国人”，似是日本人。但据马超俊回忆：孙科“由沪启程时，杜月笙派专轮护送孙氏由法租界登轮”。 [90] 而此时的孙科不但自己反蒋，又叫听他话的张惠长（时任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带走宁方一批战机飞往广州。 [91] 据说，“南京方面飞机近闻逃走四十余架，训练部长马超俊亦走”。 [92] 当蒋介石得知孙科出走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在香港的欧阳驹：“此间只知哲生养（22日）晨由沪到港，未知其到港后之言行如何？请详告。” [93] 蒋对孙科加入粤方的行为，极为愤慨，曾叹道：“生子莫生阿斗也。可叹。” [94]

除了孙科等人投入粤方阵营外，甚至连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也于国民会议开幕前一周请假半年， [95] 以示消极。戴氏原计划到外地休养，据说“戴季陶、魏道明三次均未能走脱”。 [96] 直到国民会议结束后的5月18日才成功离京。戴氏此举，颇令蒋氏寒心。蒋感慨道：“季陶悲观消极，见之心伤。本党分子非积极争权利，则消极悲观，而欲求一中和坚忍者，未之得也。此总理所以辛苦一生以长逝也。如此党之干部焉得不败也。” [97]

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到香港后，会合汪精卫等同赴广州。 [98] 25日，由国民党元老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兆铭、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林云陔、李文范等联名通电，列举蒋介石篡党窃国罪状后，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蒋“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并称：“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借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 [99]

汪精卫、孙科等人抵达广州的当日即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并针对南京中央和蒋介石个人分别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讲。汪精卫的演讲以推翻南京独裁政权为中心，而孙科更在演说中指责蒋介石为“疫鼠”，正式公开他同南京的对立，并号召粤方武装反蒋：

和平方法，欲蒋觉悟，无异对牛弹琴；欲蒋下野，又无异与虎谋皮。兄弟以为和平已不可能，则不当投鼠忌器。因蒋不是寻常老鼠，而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举行大扫除，则非全国皆亡不可。故我们要认定正是大举扫除的时候，不是投鼠忌器的时候。广东方面的同志能举义声讨，决心努力进行，所以兄弟特由上海跑回参加。惟有一点重要者，则望各位同志对于以前之相左离合，概视为旧账不算，从新结合起来，一致倒蒋，重建党国。 [100]

至此，双方的对峙已无回旋余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五 广州开府

密云不雨的局势，终于明朗化了。

1931年5月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引退的期限一到，各派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规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只要愿意前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成立宣言》：

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曾经参加者，亦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唯有以革命之手段……一心一德，以戡大难，以为党国谋长治久安。 [101]

第二天，反蒋派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政府相对峙。在他们联名发表的就职通电中，进一步申明粤方的政治主张：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 [102] 宁粤分裂的局面至此正式形成。

这一次广州组府反蒋的办法，大致沿用了前一年北平“扩大会议”的老路，即“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 [103] “嗣后凡本党中央委员莅粤，均一律请其出席非常会议，共策进行。又谓扩大会议亦在谋本党精神团结，此次非常会议为再次之扩大，故扩委均为当然之参加者。惟因各方任务重要，暂不能完全来粤耳。” [104]

不过，这次集合的反蒋派却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国民党元老中，一向以广东人为多，而视浙江籍的蒋介石为“新进”。这次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非常会议”下设四个委员会：（1）组织委员会，委员为孙科、古应芬、邓泽如；（2）宣传委员会，委员为汪精卫、邹鲁、李文范，并任命王昆仑为“非常会议”机关报《中央导报》主编；（3）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为萧佛成、陈耀垣、刘纪文、邓青阳、陈树人；（4）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为黄季陆、林翼中、黄公度等。其成员大都为广东籍。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下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广州国民政府部分委员合影。左起伍朝枢、汪精卫、李文范、孙科、陈友仁、邹鲁

与“扩大会议”不同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依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主席。除外交、财政两部外，广州国民政府又设立军事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任命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四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军事；指定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三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办理军事、外交、财政以外的一切事宜。

广州四总司令就职典礼。左起李宗仁、陈济棠、张惠长、陈策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并扩充武装力量。6月2日，国务会议决定将两广各军队番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此外又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为3个军150个团，分别任命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为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军长；李宗仁也将张桂联军扩编为4个军72个团，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 [105] 为了表示两广合作诚意，粤方主动“接济桂军子弹五百万、军费每月廿五万至卅万”。 [106] 而广西则表示愿代广东招募新兵。为此陈济棠特致电李宗仁表示：“募兵事此间颇感困难，兄允代募甚为感激。” [107]

在外交方面，陈友仁于6月1日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首先致电北平各国驻华公使表示：

请贵国政府撤回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并停止与该政府商洽一切。此后凡与南京各机关订立任何合同或条约……均一律不生效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概不承认。 [108]

6月10日，广州政府财政部又强行收回粤海关，此后粤海关税收每月250万两悉数解交广州政府； [109] 同时发行1000万两公债扩充军费。 [110] 16日，广州政府针对南京政府公开发行8000万元公债一事， [111] 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自本府在广州宣告成立之日起，蒋氏如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如敢故违，不特甘受损失，且系有意助逆，一经查出，定当依照反革命论罪。” [112] 粤方希望借此破坏宁方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自唐绍仪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后，上海“公债票等均奇跌”。 [113] 对此，宁方也以行政院名义发表通告：“以后凡粤方所发公债及其他收入，行政院概不承认。” [114]

为了扩大反蒋同盟，广州“非常会议”还发表《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一是在蒋管区“立即秘密组织，从事活动”；二是“共（产党）借蒋为掩护，蒋挟共以自重，故剿共必须倒蒋，倒蒋必须剿共”；三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四是各省反蒋党部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机关，都要“取精神之团结，在合法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加入共同工作，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 [115]

此时已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唐生智，也四处积极活动。“唐生智在粤收购枪二万另成部队，并派人携款回湘召集旧部，运动部队。” [116] 唐一面积极拉拢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原唐氏部属）投入反蒋阵营，电何键谓：“粤反蒋精神团结，各方同志均皆莅此，北方必有义举。介石已成独夫，为湘中利害及保爱革命历史计，希诸兄即日商决，派曹伯闻兄迅速秘密来粤接洽为妥。伯南兄对湘事甚关切，对兄等极表亲善。盼兄等速下决心秘密进行。” [117] 一面又派其弟唐生明到湘南宝庆一带活动，何键“因唐生明到宝，即派代表往返接洽四次，均无结果而回”，为防万一，遂“将贵重物品搬运益阳”。 [118]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宁粤双方在军事准备尚未周全之时，便不停地相互口诛笔伐。5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对唐等之电置之，以其无置复价值，但对科电，以其为总理之志［子］，不能不忍痛诫勉之。”当晚，蒋“修正致哲生电至晚一时方搁笔告成，甚感伊尹训太甲，周公戒成王，诸葛表阿斗处境之难，古今同慨也。” [119] 蒋在复孙科的电报中首先强硬声称：

中正尽瘁革命，系受总理付托，所任本兼各职，均奉党国命令。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兄以为中正有负总理付托之重，应去职以谢党国，得以合法之手续向党部建议可也。党果决议令中正去职，中正决不敢稍须恋栈……中正个人之进退不足惜，其如党国之纲纪何？至谓中正平日对于政事独断自专，更不知何所指而云然。数年以来，国家重大兴革，无不受命于党，且无一不为兄等所共同主张。兄等既躬亲参加于前，奈何横加訾议于后，今昔矛盾，宛若两人，诚可异也。兄若以为前事应有更张，尽可以合法手续修正，凡党有令，谁敢不从。至少川先生等，不知以何种资格要求中正去职，惟有以一笑置之。

蒋介石在此电中明确向粤方宣示：“攘夺固所不许，放弃亦所不敢。”此时，他还对孙科仍抱有一线希望，仍向孙表示：

惟念兄为总理之子，而去粤之时，迭对吴、李、蔡诸先生声言以调解斡旋为志，今抵广州，乃有此变，度必为环境所逼，非出本怀……尚希望吾兄顾念总理创业之艰难，同志奋斗之努力，恪遵总理和平统一之遗训，一秉在沪时调解斡旋之初心，继续努力，共同完成革命，幸勿为一时之诱惑，误入歧途，毋为仇者所快而为亲者所痛。 [120]

此时孙科的地位已是今非昔比，他在广州“党政方面的发言权比汪精卫都大”， [121] 自然不会再买蒋介石的账。5月30日，孙复蒋电，指责道：“今日南京之中央，实已为兄一手劫持。”并表示：“欲谋统一和平，必先去统一和平之障碍，实非请兄引退不可，所以毅然南下，正期与诸同志共同奋斗，以谋真正之统一和平耳！” [122]

面对孙科的强硬态度，蒋也不再客气，在他的指使下何应钦等九将领联名致孙数千言长电，指责孙科“不忠、不孝、不敬、不仁、不智”，并借孙中山之口教训孙科：

总理在时，同志中有劝以假兄较优之事权，俾资历练者，总理恒以兄下驷，不克重荷为言。或疑为示谦避嫌所应尔，不免为兄抱屈。及今思之，实佩总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征矣。兄问世为日尚浅，然其行谊，则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乃其生平最大之毛病。 [123]

而广东方面则以党国元老萧佛成出面，致电蒋介石，攻击南京国民党中央，称：

以现状而论，今日之所谓统一者，不过独夫之专政统一，非民主政治之统一……望公听纳忠言，将党权交还党人、庶政交还国人，即日自动下野，当可保存数年来之革命历史。若贪恋大位，必效莽操之所为，则其结果有非弟所忍言矣。 [124]

蒋介石面对这些元老的指责，则威吓说：

吾人对本党老同志确系忠实者自应尊敬。若以老同志而反对新进同志，并违反总理主义，吾人惟有以叛逆看待，消灭之而后已。 [125]

对这一轮宁粤双方的电报战，当时持中立态度的天津《大公报》评论称：“尤以何应钦等九将领致孙科之冬（2日）电，毒骂丑诋，不留余地，电报之战，至此实叹观止！” [126] 蒋介石自己曾在日记中反思道：“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否则坐守京都，不回乡扫墓，则逆谋或亦可防止。又孙哲生夫妻辞行时，如能察言观色，留其在京，则其祸或亦可止。是皆大意玩忽之咎，不能不自责。然事已至此，既往不追，惟有努力奋斗而已。” [127] 在蒋介石看来，最好的“补救”方法，即是他对付异己一贯使用的收买分化手段。5月15日，蒋分别密电陈济棠所部的三个师长封官许愿。致香翰屏电称：

目前伯南已陷孤立，不惜以广东奉之张桂及改组派。故中正已决定免除其八路总指挥之职，请兄继任，以挽救大局而巩固党国。 [128]

致李扬敬、余汉谋电则表示：

陈炯明当时以一念之差身败名裂，永为耻笑。其部下叶举、洪兆麟、林虎等亦随之陷入泥犁。今日亦为兄等成败存亡之关头，亟宜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自应即日脱离伯南，与之断绝关系，以促其最后之觉悟。而兄等之所以效忠党国，自保今名，厚爱伯南者，实无逾此。 [129]

但香翰屏等人不为所动，香率先将蒋介石致他的密电公布，并复电嘲笑道：“取伯公之位而代之，用心虽工，而计亦拙矣。”“执事仍欲用其分化政策，亦多见其不知自量而已！翰屏……誓当随党国诸先进之后，统率所部，与执事周旋。” [130] 蒋的这一打算归于落空。

但蒋并未停止分化粤方的行动。当他得知潜往上海而尚未公开反蒋的马超俊有意赴海外休养，立即派人送给马超俊两万元出洋费，名目是请马考察国外劳工状况。 [131] 7月，蒋的心腹智囊杨永泰“奉命赴香港秘密工作，对西南加以分化运动。不单派了畅卿，同时四面八方进行对西南的分化”。 [132] 其中就有“蒋派前广州公安局长欧阳驹携款三十万赴港组织反宣传及暗杀机关”。 [133] 而当蒋得王伯龄情报称：“粤干事张觉时接近薛岳，近又来电称张发奎返桂数日，现又来港称病，辞四集团前敌总指挥，态度消极，并请示薛岳意欲反正，准否？” [134] 当即复电王伯龄：“薛岳等如能反正，必优予奖借也。” [135] 此后，得陈立夫情报，知张发奎有望分化，蒋亦立即电复陈立夫指示：“拉拢张发奎部一节可以进行也。” [136]

但是，此次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工作，在初期并未取得明显效果。继香翰屏之后，陈济棠的又一重要军事将领余汉谋于7月7日公开“向报界痛斥蒋介石分化伎俩，并将蒋致伊亲笔密函交报披露，借寒奸胆”。 [137] 马超俊8月中旬返国后，则直接加入粤方，并被增选为“非常会议”常务委员和国府委员。 [138]

此后，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

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控制的第十九路军的政治倾向，对宁粤双方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陈铭枢，粤军名将，北伐战争期间同张发奎分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两个师南征北战，同被誉为铁军。军长李济深则率陈济棠的十一师、徐景唐的十三师留守广东。随着北伐凯歌高奏，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不断扩编，张师继承了四军番号，陈师发展为十一军。

宁汉对峙之初，武汉政府所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唐生智、张发奎和陈铭枢的部队，陈还兼任武汉卫戍司令。在武汉政权的联共反蒋斗争中，唐、张两人都服从武汉中央，唯有陈倾向蒋介石。他在回忆录中曾记下当时的心态：“在反蒋浪潮中，我对蒋介石虽有不满之处，但一考虑到全局和前途，我就是不愿公开附和反蒋。此外，我对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也认为越轨过火。” [139] 为此，陈铭枢放弃武汉卫戍司令之职，投奔南京，出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吴稚晖，但不到部，实由陈负全责）。

1927年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陈铭枢的基本部队第十师虽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但不久即由蔡廷锴率领脱离起义部队，南下福州，重建十一军。陈铭枢得知后立即由日本回国，重掌军队，仍归李济深统率，并联合桂系黄绍竑部击败了返粤争夺地盘的张发奎的第四军。此后，李济深升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陈济棠第四军、徐景唐第五军和陈铭枢的十一军。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先将与桂系关系密切的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此种手段与两年后囚禁胡汉民如出一辙。而李济深的主要部属陈铭枢自北伐以来一直同蒋关系密切，陈济棠则对亲蒋的胡汉民、古应芬言听计从。蒋介石利用二陈的支持很快打败了桂系。战后，为了奖赏两人的忠诚，蒋介石分别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省政，而由陈济棠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一职（支持李济深的徐景唐部大都被陈济棠接收）。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一布置，很大程度上对二陈带有相互牵制的作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铭枢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忠心，并称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联军乘机再起反蒋，直入湖南，企图出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相策应。当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部出韶关抗击。结果，张发奎部几乎全军覆灭；黄绍竑、白崇禧的桂军也被迫退回广西。湖南战事刚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即率部南下津浦线与晋系阎锡山作战，出奇兵克济南，扭转了蒋介石军事上的败局。随后蒋、蔡两师又调往平汉线，再与西北军冯玉祥作战，大获全胜。 [140] 为了表彰陈铭枢的战功，蒋介石将陈部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并犒赏全军100万元。 [141]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剿共”。这支由粤军演变而成的能征惯战的部队，在此次宁粤对峙期间刚好夹在双方中间，它的政治倾向，自然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

自中原大战结束后，拥有军权的陈济棠同主持省政的陈铭枢之间矛盾不断。陈济棠借口中央要他对付广西，拼命扩充实力。而陈铭枢则以省政府名义组建“保安队四团，分驻各县负地方绥靖之责”。陈铭枢对陈济棠“总揽军权，且不断扩充实力，野心勃勃，因此更加不满其所为”。 [142] 然而在汤山事件前，对于二陈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是偏向陈济棠的。这主要是由于广西善后事宜未了，蒋还要利用陈济棠的武力对付逃往广西的李宗仁残部。为此，蒋多次致电陈铭枢请其“忍辱负重”。2月初，蒋即电劝陈铭枢：“为国惟有相忍，不可泄一朝之忿，以忌所负责之大。内部事终有妥商办法，好在伯南极明事理也。共匪未清，隐忧尚多，务请忍辱负重为要。” [143] 1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陈铭枢，主动表示愿调解陈铭枢同陈济棠之间的误会：

私事固不可发愤，公事更应相忍。此时当无万难隐忍之事。如为军费，则可平心讨论，由中居间公评；若为党事，则可直告以兄之意，当由中设法斡旋。诸事可由中正负责，任怨勿辞，无须兄自受过为难也。兄意究何？请详复办法或即派最亲信者来京面详。俾中有所裁择也。 [144]

蒋介石此时对陈济棠的态度则明显不同。同样是为了钱，蒋对陈铭枢用的是一个“拖”字，对陈济棠的要求则迅速满足。2月14日，蒋介石即请在广州的古应芬转告“伯南欠饷允另发公债……请勿念”。 [145] 第二天，当蒋再次接到陈济棠“电称军费困难”时，立即复电，痛快地表示：“由财部昨直接汇去七十五万元，由特派员转交外，并于日内再凑二三十万元交兄带去。” [146]

胡汉民被扣后，蒋介石仍希望二陈能向扣李济深时一样，继续效忠中央。3月1日，蒋即电请黄居素转告陈铭枢事件原委，旨在争取陈的支持：

国民会议约法案与庇护廖案嫌疑犯事，中央对胡展堂同志已提弹劾。中正在负责调解。刻胡已自动辞职，中央当可照准。中对此事力主勿使扩大。请转告真如兄亦照此进行。 [147]

最初，陈铭枢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自1927年宁汉分裂后，陈铭枢在政治上一直追随蒋介石，而同胡汉民、古应芬等粤派元老的关系远不如陈济棠密切。特别是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权后，每当二陈出现矛盾时，元老派明显袒护陈济棠。因此陈铭枢对广东胡派势力极其不满，他曾回忆说：

其时，最使我伤脑筋的倒是留在广东的胡派人物。自张发奎、黄琪翔在广东失势后，汪派在粤已无立足余地。胡派在粤势力最雄厚，党政军各界都有。其代表人物为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李文范、刘芦隐、胡毅生（胡之胞弟）等人，都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奉胡汉民为正统。 [148]

因此，当他最初得知胡汉民被扣消息后，先是站在蒋的立场上密电蒋介石表示：“京政情变动，诸要员似不可离京。哲生准七日来粤，请止之。” [149] 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中央要员一致团结，对展堂辞职皆以为理应如此也。哲生暂准不回粤也。” [150] 同时，蒋还命令下关戒严，限制党国要人擅自离京。据马超俊回忆：3月2日中常会“散会后，我返训练部，当时秘书史维焕向我报告：‘下关现已戒严，凡自京乘车赴沪者，须受检查。据闻孙哲生与部长，非有主席手令，不准离京’”。 [151]

此时，尽管陈铭枢同广东胡派元老派不合，与陈济棠矛盾重重，但在形势尚未明朗之前，还不愿意公开同粤派分裂。为此，他仍同陈济棠联名电蒋表示：“连日报载展堂先生病剧，又言汤山距城稍远，医药不便，将迁私第疗养。现已否迁移，甚为悬念。” [152] 这封电报实际上是二陈在道义上对胡汉民的支持。因此，粤方最初还是积极争取陈铭枢参加反蒋。古应芬、陈济棠并表示愿以陈铭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蒋政权对抗。而当时在广东，论地位、论资历，陈铭枢都在陈济棠之上，所以他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任由古应芬四处联络，而他则借口视察地方暂时离开省城广州。 [153]

据陈公博观察：“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是蒋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勤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 [154] 因此，当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外出视察，任由古应芬等人四处活动后，立即致电陈铭枢，请其速返广州：“近因真兄离省视察，反动派又大造谣言。请真兄暂回省城，以待国民会议后再行视察可也。” [155] 4月27日，蒋介石再电陈铭枢，要求其“留粤镇摄，不必来京参加中央委员全体临时会议”。 [156] 同时，为了保证国民会议的顺利举行，蒋还特意电陈询问：“粤省国议代表选出分子，是否纯粹能受兄指导，其各人关系请告大略。” [157] 此前，蒋还致电陈铭枢、陈济棠二人表示：“改组派近日皆纷纷离津赴港，并声言两广已有把握于国民会议前发动等语，请兄等特别注意。” [158] 这一信息引起了他的警惕。

最终令陈铭枢放弃与粤方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古应芬等人暗中联络汪精卫。粤方确定的“联汪反蒋”方针是陈铭枢所不能接受的。 [159]

陈铭枢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始于宁汉对峙。他是第一个提出“打倒汪精卫”口号的。此后数年他一直助蒋打汪。最初，当陈铭枢得知胡、陈等人有联汪意图时，曾竭力反对，想以此“挽回局势，但古、陈等已与汪精卫拉拢，情况极为复杂，且已到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这与陈铭枢的初衷不合，因此“悄然离开了广州”。 [160] 陈铭枢的亲信许锡清对陈氏当时的心境及出走的影响曾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评论：

这次陈铭枢出走，在他的内心是恐汪，在主观上是表示不拥蒋，但在行动上则表明了在广州受着陈济棠、古应芬等反蒋压力而出走的。也就是说，他这次出走在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他出走是冲动的，仓卒的，不仅远在江西的十九路军的领导将领事先不知，就是近在广州他的保安部队将领也不得而知。 [161]

陈铭枢的出走，使古应芬、陈济棠等人也同感愕然。第二天陈济棠即派他的哥哥陈维周追到香港劝他回广州。但陈铭枢表示即离开了广州就不能再回，并表示出对古应芬的不满。 [162]

正如许锡清所言，陈铭枢的出走“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29日一早，陈铭枢抵港后即致电蒋介石表示：“两月以来苦心消弭祸乱，不图事至于此，惟有离粤以明真相，冀可挽回危局已。” [163] 有趣的是陈铭枢到香港后直接住进了黄绍竑的寓所。 [164] 而此时的黄绍竑已同桂系分裂，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广西善后督办一职，随时准备李宗仁、白崇禧出洋后，入广西收拾残局。而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出走的消息后，心中也为之一安。他在当天日记中记道：“真既到港则公私皆得转危为安，表示粤中内部不一致，则伯南当亦不能附和叛逆也。” [165]

当天，蒋致电陈铭枢：“请兄暂留香港，忠告伯南，俾其临崖勒马。”“如其为权利或为中央不信任故计，则兄可推其代主省政，而兄自来京就军政或实业一部之职，先安其心，以挽党国之危局。” [166] 蒋同时致电陈济棠表示：“真如兄既离省，不必招其急回，以免外人造谣多着痕迹。请兄先将通电代列其名，共同发出，则外谣立止。真如即有误会亦可解释也。通电似因简单明了，不必冗长也。” [167]

陈铭枢接蒋介石电后，立即复电向蒋建议道：“出京来粤之同志，应即召其回京，即可挽救危局。枢于今晨抵港，决计远游，粤事请任伯南继任，以全公私。”蒋则完全接受其建议，密电陈济棠：

中意真如既不愿回粤，当成全其志，故不必强留，拟即内调长“军政”或“训练”之一部，决于星二国务会议……务希力促勷（指古应芬）离粤来京，不惟于公有益，而且于私为避嫌之地，亦应如此。 [168]

然而，就在这一天，以古应芬为首的四监委终于公开发表了对蒋介石的弹劾电。此时，蒋介石对陈济棠还没有最后死心，仍想挽回被动的局面。5月1日，蒋再电陈济棠，称：

此时挽救危亡之道，只在兄不为邪说所动，毅然拥护中央，以保党国一线之生机。 [169]

蒋同时电陈铭枢，请其继续努力调解：

兄暂勿来京之意甚是，请即在港设法以图补救。刻接邓泽如、林森、古应芬、萧佛成四监委通电，而未列入伯南等之名，其后当另有续电响应也。好在伯南未列名，请兄再告其公私是非与利害之别，勿为少数政客之故，以乱党国之大谋。且挽救危亡之道，亦只有伯南不附和邪说，毅然拥护中央，以挽狂澜而定国基也。 [170]

陈铭枢接蒋电后立即复电表示：“广州已发出弹劾通电，此必古等见伯南动摇为先发制人之计。闻附和该电续有省市党部，最后乃为伯南。” [171] 但蒋此时还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并指示何应钦：“对伯南来电，仍以正言善导复之，使其悔悟时有斡旋余地也。如其果能临崖勒马，则粤政真如本已力辞，当委其继任也。” [172]

事态发展正如陈铭枢所料，5月3日，陈济棠率第八路军全体将领通电反蒋，这才彻底浇灭了蒋介石的希望。当晚，蒋得报告知陈济棠已抽调驻桂军队集中韶关后才无奈地承认：“乃知粤事已绝望矣。” [173] 而此时的粤方也还抱着一个希望，就是想劝说陈铭枢回粤共同反蒋。为此，陈济棠再派李文范、陈策赴港劝说。但据陈铭枢左右云：“陈绝不出此一说”。 [174]

此时，原属陈铭枢掌握的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距广东省境最近，它的动向至为关键。尽管“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态度尚未表，显然亦必以环境为转移”。 [175] 自陈铭枢出走香港后，宁粤双方都把焦点集中于十九路军身上。

4月29日，当蒋介石“闻伯南派何犖以劳军为名来赣说项”的消息后，立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表示：“伯南果有其事，请兄严词峻拒，则逆谍不难消灭，党国前途即可转危为安。” [176] 为安蒋、蔡军心，蒋介石还请何应钦及时转告：“第十九路军饷项如粤方不解，则自五月份起全由中央发给。请兄等专心剿匪，勿必分心，免致功亏一篑也。” [177] 此时，十九路军的军费仍由粤方按月供给，“其后方司令部，尚照常存在。颇闻蒋、蔡对陈军感情尚佳，对联桂则颇多微词，与张发奎部，感情最恶”。 [178]

每当出现危机，为了分化对手，蒋介石是从来不惜财力的。4月30日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为稳住十九路军，即于5月1日电告陈铭枢：“蒋、蔡之部已先发其本月饷五十万元。”原电稿中最初写的数额是“卅”万元，后改为“五十”万元，不知是蒋笔误，还是有意又增加了20万。 [179] 第二天，蒋介石又电告蒋光鼐：“贵路军五月份饷项五十万元即日汇到南昌行营，请兄派员在南昌领取，不足之数补发可也。弹药应否补充？盼复。” [180] 此时粤方并没有断绝十九路军军饷，但处理这类问题，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拖泥带水、讨价还价的，而且他所付出的往往会超过对方的期望值。6日，蒋介石再电蔡廷锴表示：“前电本定先换新枪五百杆，兄处既需急用，准提前发一千杆，并发步弹廿万颗，解交南昌行营转发。” [181]

在稳住十九路军的同时，蒋尽全力争取陈铭枢的支持。5月2日密电陈，称“事既绝望，则兄无在港之必要，请速约同季宽（黄绍竑）兄入京，以筹划进行”。 [182] 3日，再电陈铭枢：“兄如不便入京，则请先来沪与中相晤后，再定行止，万勿即行出洋。” [183]

出人意料的是陈铭枢离开香港后，并没有直接去南京投蒋，而是去了日本。陈铭枢的亲信刘叔模对此评论道：“因为他这次离开广州，不肯参加非常会议，已经得罪了广东人，而他又不肯，也不敢过分得罪广东人的，因此故意做出姿态来，以挽回广东人的观感。” [184] 从陈铭枢出走香港后致蒋光鼐的一封电报中，颇能反映陈氏的此种心态。陈电嘱蒋光鼐“非至万不得已”，对粤方“总以免决裂为上策。伯南政治全无立场，恐不免投汪之帜下，张桂乘机得志，可虑在此耳”。“伯南恐弟在港主持兄部与抗，兹决于庚（8）日东渡，以免迁怨。” [185]

陈铭枢临行前，还曾秘密拜访了蒋介石派在香港的代表欧阳驹。据欧阳驹报告：“真如拟到日本考察，到后绝无秘密。彼意此时为大局计不必谒见。”陈铭枢并提醒欧阳驹：“粤乱可考在汪耳，料伯南必投汪。闻汪有将赴粤组织军委会消息。” [186] 陈氏临行前并指派孙希文晋京向蒋报告一切。 [187] 蒋介石得欧阳驹的报告后即电命欧阳驹：“汪之香港住址请速探密告港政府，必可下驱逐令也。近日粤港要闻及重要每日电告。” [188]

与此同时，粤方也在极力拉拢十九路军，陈济棠密派香翰屏赴江西，希望说服蒋光鼐、蔡廷锴支持粤方反蒋。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立即致电蒋光鼐，谓：

陈伯南将派李扬敬或香翰屏来赣说项。如其果来时，请兄照龙云与何敬之（何应钦）等通电严词驳斥，令伯南觉悟。如其果有悔过之意，则准其自动辞职，且可由其自荐一人，以接八路总指挥事。否则即由中央免其总指挥职，而以香墨林（香翰屏）继任。至省主席于真如兄未回任之前，暂由许崇清代理。如此则可免除战争……而伯南亦不致陷于叛逆之例。 [189]

而陈济棠为了巩固自己的后方，趁陈铭枢赴日本期间，先后动用海陆空军围缴原陈铭枢组建的省保安队，分别将驻扎广州、惠州、黄埔、琼州的保安队数千人全部缴械。 [190] 此举虽然加强了其对广东的控制，但同时又引起正在极力争取支持自己的十九路军将领的极大不满，据蔡廷锴回忆：

时粤既驱逐陈铭枢，复围缴省保安队枪械，一面却派香翰屏为代表，欲与我军联络，此种矛盾举动，诚难使我军同情。香君与我在私人友谊上，确甚密切，但我不能因私而有所偏袒……及抵兴国，即同往晤蒋（光鼐）总指挥，公开谈判，商讨两日，均无结果。当时我虽不知蒋、戴（戟）心里如何决定，但我始终表示反对内争，投粤更属不能。香君不得要领，知无可联络，旋归去。当时大局如是，我们均心灰意冷，对于剿赤任务，亦只得放弃。我与蒋总指挥即决心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 [191]

尽管十九路军表面上决定“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实际上在他们内心深处存有强烈的无所适从感。而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去向也是担忧之至。5月26日，蒋介石截获蒋光鼐致陈济棠电后，曾自叹道：“阅哲生致季陶电及蒋憬然（蒋光鼐）致陈济棠电，皆中反叛之毒计，岂人心真死乎！？”第二天，当他得到蒋光鼐、蔡廷锴来电时，又不禁喜曰：“蒋、蔡久不来电，正疑虑间，忽得其一电，胜值千金矣。” [192] 为此，蒋介石复电蒋光鼐指示今后方略道：

此时对伯南暂勿表示态度，应设法促其不疑，如能多保持一日常态，即于大局多得一日之益。如能得到下月饷糈更好。至友已起程回来。请兄或贤初（蔡廷锴）兄秘密来京面商一切。 [193]

同日，为了保证十九路军的安全，蒋还电示何应钦：

吉安附近已闻炮声，是赤匪必犯吉安。中意第十九路应速移泰和、吉安附近，免失联络，致陷孤立之地位。且汪与陈友仁到粤，其惟一外交政策为联俄，因之其不能不容共，虽不明显表露，亦必暗中收容。若十九路孤立赣南，则必腹背受敌，其势至危。中意令十九路迅速北移，待十八军到后与十九路合为一路，归憬然指挥。如此无论剿匪、回粤，皆有十分把握也。请与憬然兄详商即复。 [194]

但蒋光鼐同何应钦会商时态度十分消极。蒋介石得知后，尽管在内心自我安慰道：“蒋、蔡部下或有异心附逆，此在意中事，失马不足忧也。” [195] 但同日又急电何应钦表示：“接憬然兄致何部长电，不胜骇异”，并请何转告“憬然兄切勿消极，务望主持一切，以安党国”。 [196]

蒋光鼐、蔡廷锴的无所适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陈铭枢的态度不明。蔡廷锴曾直接电蒋介石，称“请转真如来赣，否则恐军心涣散”。 [197] 因此，获得陈铭枢的明确支持对蒋介石来讲是十分重要的。自5月下旬以后，蒋介石几乎天天电催陈铭枢回国。24日蒋电陈云：“梗（23日）电悉，请兄速回国运用。” [198] 25日电云：“电悉。诸事待兄到方能商决，请即速回。何日命驾盼复。” [199] 26日电云：“有（25日）电悉，请兄与季宽兄提早回国。” [200] 27日电云：“感（27日）电悉，宥（26日）电意见与中主张全同，但惜情形复杂，非面商莫决也。请即回。” [201]

从以上电文可知陈铭枢对蒋是有电必复，可惜笔者未能查到陈致蒋的电报，尚不知陈对蒋所提出的条件。但蒋介石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正当十九路军无所适从之际，陈铭枢决定秘密返国。蒋介石获得陈回国的消息后，立即要求陈的代表孙希文“速乘飞机赴赣，勿迟延。恐粤方来人太多，被其摇动”，并请孙转告：“请憬然或贤初即密来京”。 [202] 由此可见蒋的焦虑心情。6月3日，蒋再电十九路军谓：“真如兄已到，即日来赣，请兄等勉为其难，诸事必有办法，当不使兄等为难也。” [203] 4日，蒋介石确认陈铭枢第二天即到南京的消息后“甚慰”。因为蒋介石有一基本判断：“蒋（光鼐）之部队虽变，但其本人必不负真如，如真如果来，必有把握，仍能指挥也。” [204]

而此时粤方也在积极酝酿迎陈返省，但因古应芬公开反对， [205] 陈铭枢“即应蒋召入京”。据陈回忆：

抵南京后，蒋见我欢喜异常，当天即将他悬而待决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我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他并对我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图粤。 [206]

蒋介石当天上午与陈铭枢“商谈甚欢”，晚又与陈长谈。 [207] 为进一步拉拢陈铭枢，蒋还主动向陈表示愿结拜为异姓兄弟。陈却当场对蒋言道：“总司令，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是四海归心……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 [208] 对陈铭枢的反应，蒋介石非但不以为忤，还难得地在当天日记中自谦道：“晚与真如长谈，彼规我在客观上注意与思想上领导，甚有理也。” [209]

为了保证陈铭枢迅速有效地掌控十九路军，蒋介石于陈抵京前一日，即电示何应钦：“真如兄拟二三日内来南昌，即飞赣州。请电蒋、蔡即在赣州速设水陆飞机场。” [210] 电宋子文要求：“速电汇南昌五十万元交真如收，并请汇香港廿万元由陆文澜转交欧阳驹。” [211] 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汇给欧阳驹的20万元并没有说明用途，但5天后蒋曾电陈铭枢表示：“妥抵赣州甚慰。佳（9日）电已转惜白照办矣。”惜白，即欧阳驹。这20万元明显是因陈铭枢的要求而汇港。至于此款转交何人，用途如何，可惜在“蒋档”中并未寻见陈致蒋的“佳电”，所以无从考证，但从中可以断定陈从蒋处获得了不小的财政支援。 [212]

蒋光鼐、蔡廷锴得知陈氏回国消息后，对粤态度也立即明朗起来。6月6日，蒋、蔡联名致电粤方，表示“本军亟须回粤休养，请让出潮梅防地”，并“对粤设施多不满，对古应芬尤指摘，陈济棠接电颇焦急”。 [213] 蔡廷锴在得知陈铭枢回国的消息后，还曾致电蒋介石表示：“最近观察将士归粤心切，攻粤极有把握。” [214]

陈铭枢一到赣州重领部队后，立即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又试问公等此时杂凑之内容与形势，以何术能求得本党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实现？” [215] 13日，陈铭枢再致电陈济棠，要求：“一、古应芬交出政权；二、恢复保安队。”“自陈铭枢抵赣，蒋、蔡态度陡变，匪特无合作可能，且恐粤赣战祸一触即发。” [216] 对此，陈济棠只好针锋相对，于18日下令财政厅“停发十九路军饷月百二十万，令宪兵及公安局解散该路后方办事处及募兵处”。 [217] 蒋光鼐、蔡廷锴则复电陈济棠，指责其“不应煮豆燃萁，甘为共匪张目”，并威胁道：“全军将士为义愤所激，环请回师靖乱，惟本人不忍糜烂桑梓，望善为自处。” [218]

如前所述，陈铭枢从广州出走时的心态是复杂的。陈自日本回国后，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积极联络陈铭枢反蒋。他向陈表示：“反蒋的主要关键应从黄埔军内部着手，外面的力量只能作为一种辅助作用”，并声称蒋介石的黄埔系有五个师与他有联络，对山西阎锡山他也有办法。 [219]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同黄埔学生关系密切。他在组织第三党时，介绍过多位留学生在陈诚部下做事，“邓演达原来打算以陈诚的部队作为‘第三党’的实力基础，布置严密”。 [220] 因此，邓信誓旦旦地对陈铭枢表示“陈诚是他的人”。陈铭枢同邓演达“计议好后，即同蔡元培联系，立得同意”，蔡并派其秘书杨铨到吉安陈铭枢军中密商。据陈铭枢回忆，他的计划是“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邓演达）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 [221] 陈铭枢的表白即充分显示了他对宁粤双方的不满，也暴露出他个人的领袖欲望。

陈铭枢的计划后因邓演达的被捕 [222] 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被迫中断。但蒋介石在得到陈铭枢的表面支持后，信心大增。6月12日，蒋在思考如何处理粤变时慨叹道：“每念粤事，阿斗病狂，不胜愤激，夜难安眠……见真如通电颇是自慰，以托人不负我也。” [223] 此后，蒋对十九路军更是不惜本钱，可谓“关怀备至”。7月2日，蔡廷锴谒见蒋介石后，蒋在内心对蔡赞道：“是人可以国士待之，以良心中之人也。” [224] 当蒋得知蒋光鼐赴沪就医的消息，即电宋子文告以“蒋憬然兄在沪病况如何至深悬念。请兄代为问视，并送医药费一万元为盼”。 [225] 粤方停发十九路军军饷后，蒋再电示宋子文：“增加十九路之五十万元，此月请仍由财部筹发，经费虽困难不可减少也。” [226]

7月9日，是蒋介石誓师北伐五周年纪念日，他摆脱了几个月来的忧虑，在日记中又一次自信地写道：

本日为我誓师之纪念日，誓师五年而广东反叛，赤匪枭张，国家分裂，不能统一，上对总理与已死之将士，下对民众，实不自安，心之焦灼未有若此之甚。但觉精神较佳，自信亦深，有我中正，则必有中国完成独立之日，三民主义实行之日也。 [227]

[1]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82页。

[2]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4页。

[3] 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141—142页。

[4]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4日。

[5]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8日，第175页。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终日在汤山修正致胡函，与吴、李、蔡等议事。”

[6]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页。

[7] 《蒋主席致古文官长并转真如伯南二兄东电》（1931年3月1日），《两广政潮卷·统一时期》第11册（以下简称《两广潮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拓影”，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8] 《蒋主席致古应芬等支电》（1931年3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9]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4日，第212—215页。

[10] 《戴院长诵经超度》，《民友》第1卷第1号，1931年4月6日，第16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18页。一次，戴氏对前来向他请教营救胡汉民方法的马超俊表示：“‘胡先生所居双龙巷，为最大不吉之处。’一语双关，意指两雄相争。而其无意斡旋，亦由此可见。”见《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

[11] 《古应芬呈辞李文范留粤养病》，《大公报》1931年3月8日，第1张第3版。

[12]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0页。

[13]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2—123页。

[14]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56页。

[15] 《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16] 蒋氏之演讲词后经修改发表，见《华字日报》1931年3月3、4日，第1张第1页。

[17] 据《国闻周报》载：“胡宅前及双龙岗口均已易警察守卫。吴思豫特派手枪队二十名到宅保护。”见《胡汉民下山返京邸》，《国闻周报》第8卷第10期，1931年3月1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据蒋介石3月2日日记载：“令交通部禁止京沪电话与电报。”“令各报不准登载中央未发表之消息。”

[18] 《中执会通电述胡辞职经过》（1931年3月8日），《大公报》1931年3月9日，第1张第3版。据胡汉民回忆：“第二天（3月1日）早上，我写了一封辞职书，内容很简单，只说：‘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后来报纸刊布，听说有‘况国民会议开会在即，尤不胜繁剧’等语，是吴稚晖等冒我的名，私自添加上去的。我不能承认。”见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0页。

[19]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日。

[20] 《胡汉民诗重录》，《华字日报》1931年3月10日，第1张张1页。

[21]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6日。

[22] 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代会的合作》，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国”，第130页；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台北：跃升文化公司，1988，第22—23页。汪精卫在3月14日发表的《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中，也提到此事，他说：“登载胡之七律诗，复令停版。”见《反蒋运动史》，第282页。

[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6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文字略有修饰。

[24] 《反蒋运动史》，第271页。

[25] 《蒋主席国府纪念周报告》，《中央日报》1931年3月10日，第1张第3版。

[26] 《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40页。

[27]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第22—23页。

[28] 《国民会议将讨论大总统总问题》，《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1页。

[29]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于达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46页。

[30] 《反蒋运动史》，第273—274页。

[31] 蒋介石：《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中央日报》1931年3月23日，第1张第3版。

[32]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6日。

[33]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4月14日。

[34] 《蒋主席之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12期（1931年3月30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蒋介石：《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中央日报》1931年3月23日，第1张第3版。蒋介石在《中央日报》发表他的演讲词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发表不做总统之谈话，必有影响，否则至友亦将疑我有虚荣也。用人不患其专权，且欲其专权，惟恐其不负责，存私心以捣乱耳。”

[35]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5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微缩胶卷，48/1164。以下简称“阎档”，并径注档案号。

[36] 《邵元冲日记》，1931年3月2、3日，第712页。

[37]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5页。

[38]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在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83页。

[39]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22页。

[40] 《蒋委员中正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对粤事之重要报告》，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市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编《粤变文件汇编》，编者印行，1931，第39—40页。

[41]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4页。

[42] 《陈济棠电京请加爱护》，《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43]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3页。3月11日，李文范还同古应芬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19页。

[44]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29页。

[45] 《李宗仁回忆录》，第418页。

[46] 《粤挽留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47]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5页。

[4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4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8、29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

[50]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1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0页。

[51]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4—105页。

[52]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6页；《汪精卫对扣胡案谈话》，《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1页。

[53]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54]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陈济棠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二档馆藏：七一一（6）134。

[55]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5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08。

[56]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57]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孙科亲信周一志在《关于再造派》一文中，也记下了同样的内容。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7页。

[58] 《天津俭日特讯》（1931年5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12。

[59] 《古应芬李文范林直勉致国民党驻美总支部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二档馆藏：七一一（6）134。

[60] 汪精卫：《过雁门关》，《双照楼诗词稿》，香港：国粹学社印行，无出版日期，第47页。

[61]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62] 《粤拟组机关在酝酿中》，《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3版。

[63] 《天津佳日特讯》（1931年5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178；《汪精卫致李白张冬电》（1931年5月2日），《大公报》1931年5月9日，第1张第3版。

[64] 《邓林萧古之卅电》，《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65]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4月30日。

[66] 《汪精卫先生通电》，《民友》第1卷第5号，1931年5月4日，第4页。

[67] 《陈济棠等粤军将领讨蒋通电》，《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9页。

[68] 《李宗仁等桂军将领讨蒋通电》，《反蒋运动史》，第303—304页。

[6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491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98页。后两种资料均对日记原文有较多文字润色，但意思大体一致。

[70] 《反蒋运动史》，第289—290页；《事略稿本》第11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33页。

[71]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2日，第729页。

[72] 《吴铁城复古应芬冬申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31页。

[74]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四·41。

[75]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四·41。

[76] 《孙科关于调停宁粤之间矛盾给古应芬陈济棠的电报底稿》（1931年5月8日），二档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三〇〇五·25。

[77]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98页。

[78]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3日，第729页。

[79] 《蒋主席五月四日在国府纪念周讲词》（1931年5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80] 《国内一周大事述评》，《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4页。

[81]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4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

[82] 《蒋主席在中央纪念周报告》，《民国日报》1931年5月12日，第1张第4版。

[83] 《蒋对粤事之报告》，《大公报》1931年5月5日，第1张第3版。

[84] 《何应钦等诰诫陈济棠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12日，第1张第3版。

[85] 《国民会议第六、七、八次会议记录》，《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44、214页。

[8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6页。

[87] 《吴敬恒呈蒋主席函》（1931年5月1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8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页。

[89] 《反蒋运动史》（上），第319页；《粤事已图穷匕首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20期，1931年6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90]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2页。

[91]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页。

[92] 《开封戎纪五致周口梅达夫养电》（1931年5月2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43。

[93] 《“欧阳驹致蒋主席五月养电”批语》（1931年5月2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94]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220页，其文为：“何我总理竟生此阿斗也。可叹！”

[95]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第433页。

[96] 《开封戎纪五致周口梅达夫哿电》（1931年5月2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16。

[97]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19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217页。

[98] 《孙科态度渐明其意不在调解》，《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第1张第3版。

[99] 《汪精卫唐绍仪等限蒋四十八小时下野电》，《民友》第1卷第9号，1931年6月1日，第15—16页。

[100] 《孙科在广东省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之报告》（1931年5月25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102页。

[10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1931年5月27日），《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1—2页。

[102] 《国府委员就职通电》（1931年5月28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49—52页。

[103] 《非常会议宣言》，《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2页。

[104] 《反蒋运动史》，第336页。

[105] 《反蒋运动史》，第401—402、405页。

[106]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107] 《广州陈济棠致南宁李宗仁佳午电》（1931年5月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187。

[108] 《陈友仁致驻平各公使通告》，《民友》第1卷第11号，1931年6月15日，第16页。

[109]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10] 《陈济棠发库券千万充军费》，《民国日报》1931年5月24日，第1张第3版。

[111] 5月30日，南京政府立法院审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发行统税公债八千万元”。（《邵元冲日记》，第738页）宋子文在中政会上解释之所以要发行8000万，主要就是为对付广东和石友三。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81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5。

[112]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13] 《蒋作宾日记》，1931年5月28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326页。

[11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82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9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5。

[115] 《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60—61页。

[116] 《长沙周维致汉口何成濬梗酉电》（1931年5月2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73。

[117] 《广州唐生智致长沙何键刘建绪陶广有电》（1931年5月2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94。

[118] 《凤凰陈渠珍致廿五军司令部转王秘书恍岩文参电》（1931年5月1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3。

[119]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24页。

[120] 《蒋主席昨复孙科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29日，第1张第3版。

[121] 据周一志回忆，此时孙科在“非常会议”中地位相当高，孙的亲信梁寒操做了“非常会议”的秘书长，钟天心做宣传部主任秘书，王昆仑做《中央导报》的主编。甚至连汪精卫都不得不对孙科的这批手下表示“十分客气”，“把我们捧得很高”。见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7—138页。

[122] 《孙科痛斥蒋介石电》，《反蒋运动史》（上），第331页。

[123] 《何应钦等电箴孙科》，《民国日报》1931年6月3日，第1张第3版。6月1日，何应钦电蒋请示：“转呈唐绍仪等十四人以伪国府委员名义电湘鄂赣剿匪各军将士，拟电各总指挥勿庸置复。可否？乞示。”蒋即批示：“请由兄处拟稿驳复为宜。”见《“何应钦呈蒋主席六月东电”批语》（1931年6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24] 《萧佛成痛诋蒋介石函》，《民友》第2卷第1号，1931年6月29日，第17页。

[125] 《蒋在纪念周之重要报告》，《大公报》1931年5月26日，第1张第3版。

[126] 《反蒋运动史》，第417页。

[1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0日；另见《省克记》卷4，“蒋档”。

[128] 《蒋主席致蒋总指挥转香师长墨林五月删电》（1931年5月1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29] 《南京蒋中正致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余汉谋删电》（1931年5月1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33-2237。

[130] 《香翰屏揭破蒋中正挑拨离间电》，《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65—68页。香翰屏公布的《蒋中正致香军长电》同原电内容有一定出入，见《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70页。

[131] 马超俊：《发难讨蒋之回溯》，《中央导报》第10期，1931年9月2日，第5页。

[132] 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再版，第210页；另据刘叔模回忆：杨永泰“到香港的任务，是收买余汉谋的”。见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8页。

[13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5页。据陈铭枢的亲信许锡清回忆陈氏4月底出走广州时，“陪他出走的只有欧阳驹一人”。（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3页）欧阳驹在蒋陈之间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是一个谜。

[134] 《王伯龄呈蒋主席七月宥电》（1931年7月26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王伯龄又为王柏龄。

[135] 《蒋介石复王伯龄电》（1931年7月28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450页。

[136] 《蒋介石复陈立夫电》（1931年8月23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559页。

[13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3号，1931年7月13日，第10页。

[138]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4页。

[139]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47页。

[140] 《陈铭枢回忆录》，第66—67页。

[141]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228页。

[142] 《陈铭枢回忆录》，第65—66页。

[143] 《蒋中正电陈铭枢以共匪未清隐忧尚多请相忍为国并询邓铿后人见复》（1931年2月），《筹笔》第55册，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毛笔原件，档案号03-2301。以下简称“蒋档”，并径注档案号。

[144] 《蒋中正电陈铭枢愿居间公评斡旋军费与党事希派亲信来京面详》（1931年2月15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08。

[145] 《蒋中正电古应芬中央允代陈济棠解决欠饷与公债并询戴传贤归期》（1931年2月14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06。

[146] 《蒋中正电张难先转陈济棠询抵沪日以托其携款至穗济军费》（1931年2月15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10。

[147] 《蒋主席致黄居素三月东电》（1931年3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8] 《陈铭枢回忆录》，第67页。

[149] 《陈主席铭枢呈蒋主席三月冬电》（1931年3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0] 《“陈主席铭枢呈蒋主席三月冬电”之批示》（1931年3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蒋中正电陈铭枢准其意进行》（1931年3月3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19。

[151]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

[152] 《陈铭枢陈济棠呈蒋主席三月阳电》（1931年3月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3]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48—50页。

[154]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155] 《蒋中正电陈铭枢因反动派造谣请陈铭枢暂回省城待国民会议后再视察》（1931年4月18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385。

[156] 《蒋中正致陈铭枢电》（1931年4月27日），《事略稿本》第10册，第483页。

[157] 《蒋中正电询陈铭枢粤省国议代表能否受其指导并从速来京》（1931年4月27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399。

[158] 《蒋主席致陈铭枢陈济棠四月删电》（1931年4月1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9]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2—103页。

[160]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0页。

[161]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3页。

[162] 《陈铭枢离省后之粤局》，《华字日报》1931年5月1日，第1张第3页。

[163] 《蒋主席致何应钦等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4] 《粤中忽有种种传说》，《国闻周报》第8卷第17期，1931年5月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65]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9日。

[166] 《蒋主席致陈铭枢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7] 《蒋中正电陈济棠不必急召陈铭枢回省先将通电代列其名谣言立止》（1931年4月29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10。

[168] 《蒋主席致陈总指挥四月卅电》（1931年4月30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9] 《蒋主席致陈济棠五月东电》（1931年5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0] 《蒋中正电陈铭枢在港设法补救并告陈济棠不附邪说拥护中央》（1931年5月1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18。

[171] 《陈铭枢致蒋主席五月东电》（1931年5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2] 《蒋中正电何应钦正言善导陈济棠若其悔悟则粤政当委其继任》（1931年5月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25。

[1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3日。

[174]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5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164。

[175]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176] 《蒋主席致蒋光鼐蔡廷锴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7] 《蒋主席致何应钦等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蒋中正致何应钦并转蒋光鼐蔡廷锴艳申电》（1931年4月2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072。

[178] 《粤传蒋蔡先发部队昨迫南雄》，《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第1张第3版。

[179] 《蒋中正电陈铭枢在港设法补救并告陈济棠不附邪说拥护中央》（1931年5月1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18。

[180] 《蒋中正电蒋光鼐派员至南昌行营领取该军五月份饷五十万元》（1931年5月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28。

[181] 《蒋介石致蔡廷锴电》（1931年5月6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79页。

[182] 《蒋中正电陈铭枢事既绝望速约黄绍竑入京以安蒋蔡各部之心》（1931年5月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23。

[183] 《蒋主席致陈铭枢五月江电》（1931年5月3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84]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19页。

[185] 《香港陈铭枢致赣州蒋光鼐鱼未电》（1931年5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145。

[186] 《欧阳驹呈蒋主席五月庚电》（1931年5月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87] 《南京王式辉致南丰朱绍良寒电》（1931年5月1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23。

[188] 《蒋中正电告欧阳驹速探汪兆铭香港住址并每日电告粤港要闻》（1931年5月1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39。

[189] 《蒋主席致蒋光鼐五月寒电》（1931年5月1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0] 《国议闭幕后之广东问题》，《大公报》1931年5月19日，第1张第3版。

[191] 《蔡廷锴自传》，第241页。

[192]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6、27日。

[193] 《蒋中正电蒋光鼐对陈济棠暂勿表态并设法使其不疑来京面商》（1931年5月27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7。

[194] 《蒋主席致何应钦五月沁电》（1931年5月27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5]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3日。

[196] 《蒋中正电何应钦等陈铭枢来赣面谈仍请蒋光鼐主持一切》（1931年6月3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23。

[197] 《蔡廷锴呈蒋主席六月支电》（1931年6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8] 《蒋中正电陈铭枢速回国运用》（1931年5月24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2。

[199] 《蒋中正电陈铭枢诸事待商速回国》（1931年5月25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3。

[200] 《蒋中正电陈铭枢黄绍竑提早回国》（1931年5月26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5。

[201] 《蒋中正电陈铭枢彼此意见相同因情形复杂非面商莫决请即回国》（1931年5月27日），《筹笔》第56册，“蒋档”：003-2456。

[202] 《蒋中正电孙希文速飞赣并请蒋光鼐蔡廷锴密来京》（1931年5月31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64。

[203] 《蒋中正电蒋光鼐等陈铭枢即日来赣请其勉为其难诸事必有办法解决》（1931年6月3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24。

[204]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4日。

[205] 《广东酝酿迎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6月8日，第1张第3版。

[206] 《陈铭枢回忆录》，第70页。

[207] 《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5日，第240、242页。

[208] 《陈铭枢回忆录》，第71页。

[209]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5日。

[210] 《蒋中正电何应钦谓陈铭枢即飞赣州请电蒋光鼐等在赣速设水陆飞机场》（1931年6月4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30。

[211] 《蒋中正电宋子文速汇南昌陈铭枢五十万元香港欧阳驹二十万元》（1931年6月5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35。

[212] 《蒋中正电陈铭枢来电已转欧阳驹照办》（1931年6月10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47。

[213] 《大公报》1931年6月10日，第1张第3版。

[214] 《蔡廷锴呈蒋主席六月支电》（1931年6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15] 《陈铭枢电汪精卫等》，《中央日报》1931年6月14日，第1张第3版。

[216] 《张继到京报告粤事》，《大公报》1931年6月15日，第1张第3版。

[217] 《陈济棠停发蒋蔡两师月饷》，《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第1张第3版；《十九路人员离粤》，《民国日报》1931年6月19日，第1张第3版。

[218] 《广东局势混沌》，《国闻周报》第8卷第25期，1931年6月2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219]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5页。

[220] 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43页。

[221]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5页。

[222] 8月18日，邓演达在沪被捕。在审讯过程中，蒋介石获知邓演达在十八军中秘密安插人员，为此特电陈诚指出：“黄琪翔与邓演达介绍到十八军工作人员并与邓黄有关系者，望切实注意。获邓致黄函，其证据中有：‘已找出极好能手在十四师大规模的进行’语，望详查速复。”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34期，1931年8月3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9页；《蒋中正电陈诚注意黄琪翔邓演达介绍到第十八军人员活动》（1931年9月15日），《筹笔》61册，“蒋档”：04-0451。

[2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2日。

[224]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日。

[225]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7月25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441页。

[226]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7月13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371页。

[2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9日；另见《省克记》卷4，“蒋档”。其文字略有润色：“本日为余北伐誓师之纪念日，时渝五年，而广东又叛，赤匪枭张，国家分裂，不能统一。上对总理与已死之将士，下对民众，实不自安。心之焦灼，未有若此时之甚者。但自觉精神较佳，自信亦有我蒋中正在，必有中国完成独立之日、三民主义实行之日也。努力前进，勿躁急伤神。”

第六章 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一 石友三率先反叛

广东国府在对宁方口诛笔伐的同时，不断四出活动，联络各派反蒋势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扩大反蒋同盟，“非常会议”发表的《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 [1] 为此，“两广军政同志，均主张武力解决”，于是共推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

中原大战结束后，尽管阎锡山、冯玉祥被迫宣告下野，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但细细看来，两人的处境却有很大不同。首先，阎锡山有着一块精心经营近二十年的根据地：晋、绥两省；而冯玉祥在他曾控制的陕、甘、豫等省却没有很深的根基，无法赖以生存。其次，晋军在中原大战中一直注重保存实力，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大多较完整地撤回山西；而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激烈战斗中，受到很大损伤。三是阎锡山在晋军中仍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凝聚力，各将领间尚能保持大体团结，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阎投蒋行动；而西北军内部却早已出现离心离德的倾向，战败后更是四处逃散，七零八落。

此时，蒋介石对阎、冯两部的态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晋系，除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缉阎锡山，使其脱离部队外，对整个晋系军队，则命张学良完整地予以整编。而对冯玉祥部，则用的是一个“拆”字。大战刚刚结束之时，蒋即命令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 [2]

1931年初，蒋介石在考虑战后全局布置时，在日记中写道：

广西之桂军，江西之共匪，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备，不使生变，牵一发而全身动，可不慎欤？冯部之孙仿鲁（孙连仲）军能遵命开往江西，则共匪与冯部可以妥贴。对桂军，只要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白迅即离桂，则可安置矣。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3]

此后，蒋即照此意图重整北方势力。除在战前即降蒋反冯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独立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均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尽管在大战期间降蒋，也仅得到河南北部顺德府一地。其他如宋哲元部奉命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东部晋城。蒋介石随后又将暂驻山东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剿共”。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基本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3月13日，当蒋介石确认孙连仲部已开到江西后，欣慰地表示：“孙连仲既到江西，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今当着手调哲元部入湘与催黄绍竑入桂，从事于山西与广西问题矣。” [4]

此时，最不满现状的就是石友三。石是吉林人，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所统率的军队训练严格，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石友三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军人。1929年5月冯玉祥第一次举兵反蒋时，他和韩复榘、马鸿逵突然率部叛冯投蒋，导致西北军几乎全面崩溃。战后，蒋介石委任他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同年12月，蒋介石调石部南下，石友三担心蒋对他下手，在途经浦口时炮轰南京，并同唐生智联手反蒋，以后退到豫北新乡一带。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石友三再次依附冯玉祥，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南渡黄河，参加作战。蒋介石一度险象环生。同年9月，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失败。而石友三则利用东北籍的关系，投靠张学良，再次背叛冯玉祥。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责成张学良处理华北军事善后，所有阎、冯旧部均归张节制整编。1931年初，张学良派员到石友三驻地顺德（邢台）点检部队。石部共编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骑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六万余人”， [5] 仍安置在河北顺德府。

此时王树常做河北省主席，刘峙做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做山东省主席，商震做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做绥远省主席，石友三认为他一无所得，十分不满。且石部“饷项月需六十余万，实际因中央及东北财政困难，每月只能筹给维持费二三十万”。对此，张学良“主张与其多兵受饿，不如实行缩编，石则以部下均系多年共患难之袍泽急切不便裁减”。 [6] 为此，他向张学良要求获得一省地盘，河南、绥远均可。当时张学良患病住院，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处理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据戢翼翘回忆：

这使我很难解决，河南是刘峙的，怎么肯让，李培基是老国民党，也不能让，何况傅作义部驻绥远，也不会让他去。这时中央派张群到北平来和我商量，我说：“有一个办法，在黄河以北划彰德（安阳）、卫辉（汲县）、怀庆（沁阳）三府做他的防区。”张群说：“刘峙怎么肯答应！”此案搁浅。提到绥远，我说：“李培基、傅作义二人都不会答应的，而且绥远在我后面，我也不肯。”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而此时石已准备发动叛变。

石友三想张汉卿得病，指挥无人，而且他和孙殿英、韩复榘、宋哲元等有联系，这些人敷衍他、骗他，让他去碰碰东北军，胜败对他们都无不利。而中央方面怕他往河南打，还给他一些钱，要他往北打。 [7]

当时社会上还有谣传说张学良欲将石友三部调往黑龙江垦殖，《大公报》记者为此事采访张学良，张称：“此中有误会，石部原系六师，缩编后为三师。日前编余徒手兵若干，调往黑省补充……实非全部移防。” [8] 张学良的回答虽非调石部“全部移防”，但要把石裁撤一半，把编余的三个师人员远调黑龙江补充东北军，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满和猜疑。从戢翼翘的话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对石友三缺乏信任。“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双方均想借对方之手处理掉这块难缠的石头。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时，宁粤对峙发生，国民党内再次分裂。粤方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借此扩大反蒋同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石友三看到了机会。他想借蒋介石全力对付粤方、无力北顾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宁粤对峙这个新出现的局势，他即便心存疑虑和不满，也不敢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同蒋硬拼，否则他就不会在中原大战后期为了保存实力而再一次降蒋。

此后，石友三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准备倒张。最先响应石友三的是孙殿英。5月17日，孙即电石明确表示：“兄与弟生死与共，弟胜即是兄胜，兄败即是弟败。荣辱所关全赖我弟擘画。” [9] 就在此后10天，广州“非常会议”宣告成立。

广东开府后积极酝酿北方反蒋，立即赢得阎锡山、冯玉祥的回应。二人纷纷召集旧部布置。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对方如攻汉章（石友三），晋军应以重兵援助，否则大家应推韩向方（韩复榘）为领袖，则北方方能大成。” [10] 此后，双方往来不断。“阎派续鹤亭到石友三处，石派何民魂同续某来并（太原），向各将领接洽。” [11] 据阎的亲信徐永昌回忆：“在此一段时间内，阎先生与各将领的信，都是教帮石友三驱逐张汉卿，各将领亦均同意。” [12] 阎锡山还密“派卢丰年回晋，携有给五台将领之款项及密令”。 [13] 晋方将领得阎指示后即派代表孙楚“正式与宋（哲元）、庞（炳勋）接洽，商议大体计划，并派代表赴济晤韩，表示推戴。向方与石均极努力”。 [14]

此时，冯玉祥也主动致电孙科，对其“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深表钦佩，并向孙表示：“派唐悦良同志代表赴粤，报告一切”，“关于全军应商各事，亦希又文同志能就近随时襄助办理”。 [15] “又文”即简又文，时任冯玉祥驻广州代表。唐悦良抵广州后于6月25日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谓此来系代表冯玉祥与粤方协议讨蒋军事，现西北已准备妥当，只待政府下令，即可开始军事行动”。 [16] 简又文在其所著《冯玉祥传》一书谈及此事时，说法有所不同，他写道：

回溯民国二十年夏，国民党一部分执监委员，因胡汉民在南京被软禁于汤山事，提出抗议，与中央分流，召集党代表于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织“国民政府”……冯氏远居北方，未加入是役。（他们有意要我代表他并列冯名，以壮声势，但我为着个人道德人格之完整，受着良心理性之驱策，坚辞说：“我前蒙中央派去当‘政治工作委员’，任务早已完成，与冯氏政治关系久已绝缘，此时未奉冯将军明文，那敢‘冒充，他的代表以自贻伊戚呢？”乃作罢论。）后来，冯氏派唐悦良来粤，只是观察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运动。 [17]

从冯玉祥给孙科的电文看，简又文确曾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参与了广州“非常会议”。唐悦良到广东后，曾有一电致冯玉祥，称：“查简又文同志与本军关系甚密，将来我方如派遣代表时，可否派简出席。” [18] 另据孙殿英派往广州的代表周沅称：“冯之代表先为黄中汉，后为唐悦良，阎之代表为傅汝霖。” [19] 可见简又文的上段记述，或因政治关系而言不由衷。

北方政局不稳，一度令蒋介石十分紧张。5月15日“晨未明”，蒋就起床考虑“南北战局，甚为踌躇”：

以我如取守势观变沈机，则主动不能操自我也。以敌方计划必得我军进攻广东时，则北方乃乘机敢动。而我甚欲先解决石、孙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也。然此时犹不便对石、孙取攻势，以诱起其他部队之误会。故粤如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得北局之开展，对粤使粤桂内讧，对北使石、孙速变。而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也。 [20]

为此，蒋介石趁张学良赴京出席国民会议之机，极力拉拢，希望利用东北军的力量安定北方。张学良返平前，蒋一次性馈赠现金300万元，并亲自到机场送别。 [21] 张学良一回到北平即借口东北军换防，于6月中旬起由关外调入大批军队。 [22] 同时，蒋还密电张群：“据确报：阎有手令，且委徐次辰（徐永昌）代总司令。晋将领须待次辰回晋，方能决定态度，请设法制止之。” [23] 并指示王树翰：“最好留次辰在平，暂勿返并。” [24]

东北军突然于此时调大军入关，立即引起阎、冯旧部的紧张。孙殿英向石友三分析道：“东北军进关原因，欲解决石、孙两部，并委于学忠为前敌总指挥，即日率第一军出发平汉路。望弟严加戒备勿惧为要。” [25] 于是，石友三加紧联络部署。27日，孙驻石部代表金一山密电孙表示：

张钫派员来邢，据称河南各部队已联络妥协，决趁老蒋攻赣之际，实行解决刘（峙）、顾（祝同），肃清河南，并恳石公同时收拾豫北。又鲁韩（复榘）来电恳诚表示实力援助，决以有力部队驱逐津南各部。此间所得消息，张（学良）已在杨柳青、静海一带屯驻重兵，并有于必要先弃北平之计划云。石公以机会已到，时不可失，决于最短期内率师北上，惟仍拟与我部先行会取豫北，以实行联络，借资团结。此间南取新乡，命我部出击怀庆，准备妥协，同时发动。 [26]

孙殿英立即复电石友三，谓：“兄一生好作险事，主义拿定，毫无顾忌。弟如将讨贼通电发出，兄即率部出动，绝不能负心、负友，稍涉迟延。” [27] 24日，已脱离西北军的马鸿逵向蒋密报：“一，于学忠部已集保定，对石取包围势；二，石电韩请示办法，韩去电嘱坚固拒守，能支持两月即有办法；三，如东北决消灭石部，韩即率三路援石，令职部开济；四，晋军助石抄东北归路……职意韩向来谈话不一致，拟请电副座对石暂取监视。” [28] 为防止韩复榘助石，蒋急电驻韩部代表蒋伯诚转告韩：“中可保证东北绝无攻击汉章之理，请向方兄属其安心。” [29] 同时急电在北平的李石曾征询其意见：“如韩果为石后盾，确可虑。应如何安置与防范，请与维宙（王树翰）兄等详商示复。” [30] 为确保通讯安全，蒋还指示东北军参谋长戢翼翘：“以后与副司令通要电，由水路转，不经济南发妥。” [31]

而此时韩复榘的态度的确令人捉摸不定。他同石友三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中原大战后，韩复榘的实力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因助蒋有功而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是阎、冯两部众将领中唯一独占一省地盘的封疆大吏。但此时的韩复榘只是口头上敷衍石友三，并不想改变现状。6月20日，韩电石道：“时局不靖，各方情形极为复杂。吾辈必须力持极稳重镇静之态度，方可应付环境。以兄所知，北方局势并无若何变更……吾辈在相当时期，惟有顺应潮流，对于各方多说好话，委曲求全，不可举止不定，致贻后悔也。” [32] 韩的电报实际上是明确表示不愿出兵助石。蒋介石对这段时间韩复榘的表现也是捉摸不透，曾在日记中写道：“接韩向方各电，安危无从捉摸。” [33]

对韩复榘此举，石友三深感不满，回电表示：

弟在外廿余年，认为痛痒相关、相爱过于手足者，仅兄一人而已。凡吾兄有言，弟必奉行惟谨。但以现在环境困难，而兄我二人大有不同，虽无天堂地狱之甚，确有云泥之别。兄处蒋、张之间，蒋信张托，可谓进退自如，擒纵随意；而弟之动辄得咎，又适得其反，其困苦艰难较甘棠东进（指1929年韩、石叛冯）时我兄之苦况，有过之无不及也。此时弟但有一线希望，决不如此作，事实止之逼迫至于如此也。 [34]

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各派反蒋力量，“而收一致之效”，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嗣后所有北方党政军各种进行方案，本执行部当负责办理。”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王法勤、谢持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 [35]

此时，北方各派势力中以韩复榘最强，天津的《国闻周报》就曾评论道：“现时握华北治安枢纽者，厥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36] 因此阎、冯二人均想以韩为反蒋主力。据程伟儒7月4日电韩报告：“今日接得天津密电谓阎、冯二公均以现下局面无吾兄领导北方将领共同的干，不能解决，已密令驻晋各军一致拥护我兄。徐（永昌）、杨（爱源）均极同意。阎并电粤政府请给兄一较当名义。广东复电拟任兄为北方各省联军总司令，致电汉章征询吾兄同意。”而石友三已知道韩此时并不准备公开反蒋，故建议：“以兄现下立场恐不便予揭开，请兄暗中帮助汉章，干的有眉目，再请兄来就职。” [37] 但石友三对韩复榘并不死心，仍授意原西北军同僚电劝韩一致行动，该电称：

兄所主张干的时期有四点：一，蒋与共党接触后；二，鲁豫督办发表后；三，小张已死或病危时；四，或奉方先来攻击，兄即将预定之通电发出，并出全力帮助汉章。弟已源源本本向汉章说明。现下奉方扣车，并派骑兵来扰乱，奉方态度已明白，而其余三点均已实现。请兄照前言办理。如果环境有碍，亦必须暗中帮助，从中和泥，方可对得起老友。况汉章弟有损失，就是兄的损失。 [38]

冯玉祥获知韩复榘的态度后，却夸大事实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称：“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冯还向粤方表示：其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其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 [39]

为了打消冯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 [40] 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即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友三）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孙）殿英部现正准备出发。” [41]

7月18日，石友三正式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截断北平、郑州间的电报电话线，扣留列车，阻断南北交通。20日石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张学良“先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对于冀晋各军完全视为征服之残部，压迫挑拨，饥寒困顿，必欲其自溃而后快”；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42] 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 [43]

石友三此时之所以敢单独发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有倒奉之意，并暗中同石接洽。于学忠原为吴佩孚的部下，吴失败后，于率部投奉张，并得到张学良的重用。此时张因病住院，有不治之说。 [44] 而避居四川的吴佩孚久静思动，曾密电石友三拟“集川中将领，宇内袍泽，组织救国同盟军，讨伐蒋逆”。 [45] 因“佩孚通电入陕，与学忠有结合”，故“奉将领会议，意见不睦”，结果“发生奉军干部不信任于氏之传说”。 [46] 于学忠也“因张病危，态度突变”，而张作相、荣臻等东北将领商讨后有“调于军赴后方，并监视其行动”的计划。 [47]

于是，石友三极力拉拢于学忠一同反蒋。7月19日，石得情报称：“一，汉卿虽未死，其病转成肠结核，恐不治；二，奉军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其各部均有恐慌之色；三，此间对于孝侯（于学忠）仍继续接洽。本日北平有代表来，颇有希望。” [48] 当天于学忠代表同石接洽后表示：“其意俟战一二次，奉方不利始表示真意。但伊未表示前，必以全力对之，方免受累也。” [49] 有了于学忠的保证，石友三信心大增，第二天即公开通电反蒋。

7月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府得知石友三反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

一，我兄已就第五集团总司令职，所部将士应如何分别任命，敬祈详示，以便提议国府；

二，此间同人拟推我兄为国府委员；

三，殿英兄被任为第六方面军总指挥，请我兄就近与殿英兄商量，如编在第五集团军内固佳，独立亦可。惟为军事动作统一起见，以归我兄指挥为宜；

四，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 [50]

冯玉祥更是积极联络旧部，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响应，支援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称：“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促其讨张倒蒋之大联合”。 [51] 宋哲元的部属刘汝明也急电宋，请其尽快响应，“当机立断，誓师讨逆”。 [52] 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为了打消韩复榘等人的顾虑，冯还向韩表示：“晋境各军，皆已准备响应汉章。” [53]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预期的那样。地方实力派口头表示是回事，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中原大战失败后，冯、阎旧部不再像以往那样听从他们的指挥。各将领为保存实力，各存异志。他们大都只是为了顾及冯、阎面子而口头表示赞同，并不愿付诸实际行动。尽管冯玉祥多次密电与石友三有过节的庞炳勋，苦口婆心地劝道：“吾弟于此时应不顾一切，出师应援，非曰助石，实乃讨张；非仅对张，实乃讨张而倒蒋也。尤望吾弟进而号召于大众曰，为讨蒋计，一切之害不能避，一切之利不能趋，只知讨蒋不顾其余。”“石部既已首动，讨贼各军势应一致，存亡所系，大义攸关，弟必不以彼之往事介介也。”冯甚至还恳求宋哲元转商庞炳勋，表示：“如更陈（庞炳勋）弟不欲联名通电，即单独通电，亦未始不可，惟不宜再缓耳。” [54] 其实冯氏自己对石友三也缺乏信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石之为人，众人皆知。如不为大众，只为自己，必吃大亏。”此时，西北军各部的心态，正如冯氏在日记中所发的牢骚：“接来电，知×将动，亦知×的情形，全为利害而已，果有真理哉？” [55]

此时众人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如果石友三有成功的希望，到时再抓住机会跟随在后也不迟；如果石友三没有把握，则尽可敷衍了事；如果石友三出师不利，可以立刻改变态度，甚至落井下石。而石友三却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自以为蒋介石受粤方打压，无力他顾，而张学良又将一病不起，此刻自己登高一呼，北方将领必定会蜂起响应。下面一组西北军将领之间的往来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众人的心态。

吉鸿昌在南京的代表王慈博密电告吉：“表面上鲁韩似与石不无携手之嫌，然实际上韩亦有送石于破败，而收其势力之谋。不过石设占胜利，于韩亦无害也。晋宋现取观望，出首者为石与高桂滋、孙殿英三人。” [56]

宋哲元的总参议萧仙阁则建议宋道：“此次汉章所联各方多怀二志，如发动将必败。吾军必须沉静观变，不可表示。晋方代表在京云宋如与石同举动，必乘此消灭吾军等语。无论如何不出山西为主义，以便将来有所作为。” [57]

据孙殿英的代表向他报告，庞炳勋的态度是：如果“北方大家都干，并有把握，他就干。若少数人干，他决不干”。 [58]

孙连仲得到的情报则是：“阎确有命令怂恿晋将领，伊等不以为然，因中央月给百万，纵得平津，亦为石所有，于晋无利也。冯公亦欲活动，宋、庞为吃饭问题，亦不以为然。” [59]

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同日，华北各军将领由张作相领衔通电响应，商震、徐永昌等76人响应。同时，南京国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 [60] 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一俟顺德占领后，主力再向前推进，可不失夹击之机……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 [61]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来讲至关重要。除了武力威慑外，蒋介石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东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两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张群）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 [62] 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 [63] 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 [64] 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兄（孔祥熙，字庸之）即汇。” [65] 同日还电告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 [66] 随后，蒋致电山西将领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 [67]

而最令人诧异的则是韩复榘的表现。在石友三发动前一周，韩曾密电报告蒋介石，“称石部时机急迫，有箭在弦上之势”。蒋为此急电张学良、刘峙：“请从速准备，勿误。” [68] 当然，韩的举动自然会有回报。19日，蒋指示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指挥，以安韩心，而坚其志也。” [69] 20日石友三通电后，蒋电邵力子转告韩：“石既通电叛变，政府不能不明令讨伐。请向兄即照前电从速进行，将石改编。石部以及其番号归向兄全权办理可也。” [70] 24日，蒋再电韩表示：“对于石部之收编解决，较节制指挥为妥……至应如何改编，则由向兄决定。” [71] 蒋的用意是彻底取消石部番号，既可预防石之再起，也可限制韩部过于庞大。

晋系将领中商震因非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不为阎所信任，故于中原大战投蒋后，对蒋颇表衷心，而受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石友三发难之前两周，已有人知商启予（商震）与中央密洽，要带军队离晋助张。” [72] 为此，晋系将领多对商震投蒋表示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至此，商震萌生彻底脱离晋系的念头。7月16日，商将此意密电蒋介石，并报告晋方内情曰：“晋军将领受阎秘密指使，日夜密议响应石部办法，惟内部复杂，迄无一致结果。最近期内当不至有何举动。震受钧座知遇，只有竭智尽力，消弭伊等反动计划。如实不可能，即率领职指挥之军队，至相当地点。敬候驱策。” [73]

蒋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即复电示商震：“请兄统率所部……出石家庄，侧击石逆侧背……款已设法筹措勿念。如能同时对晋将领声明，省主席先派员代理，以安晋军之心情更好。” [74] 此前，蒋得情报显示：“次辰对主座固甚感激，但彼绝不背阎，将来万一有变，徐是否终能留平，尚存疑问。然徐果能不返并，晋军似无人堪以领率者。” [75] 此时，蒋既令“商启予率其所部出晋讨逆，且辞省主席”，不得不利用徐永昌在晋系中的威望安定晋方，以免其内部疑惧，故蒋电王树翰令徐代理晋主席， [76] 并电告李石曾：“如其本人不愿承乞，则请其推人自代。” [77]

蒋介石不仅依靠自己手中丰厚的财力来收买反对派，还利用其控制的中央政权封官许愿，以便进一步分化瓦解各派。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非常会议”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角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 [78] 于学忠部不但没有响应，而且成为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主力。这一变化大出石友三的意料，同样也令冯玉祥颇为难堪。29日，冯特电广州向汪精卫等人解释：“晋境各军，早经一致，嗣因有人从中挑拨，以故稍有出入。然讨蒋之决心，则始终无二也。” [79] 当天冯氏还致电南京新任命的晋省主席徐永昌，希望徐能再次投入反蒋阵营。电称：

讨蒋各军，皆以此间为重心，而视此间之态度为转移也。反之，若待石部不敌东北，则此已成之倒蒋局面，将从此冰消瓦解，北方大局，更不堪问矣……务请我弟排除目前之困难，决定即时发动。我弟众望所归，同人咸服，纵意见各有稍异，立场各有不同，经我弟之排难解纷，剖析利害，各同志定可捐除己见，勉为其难，而趋于一致也。 [80]

但大局已定，冯玉祥的努力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被迫撤向山东，依附韩复榘。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张学良命令韩复榘收容后改编为四个团。冯玉祥对韩的前后言行则深表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

韩之说话实不明白，其意在石动后，宋、晋等即刻应之。而过八、九日后又以平等之言责说双方。论事系韩所发起，论交情石、韩又曾共患难，今竟如此滑头，诚非人心大变之时所不能有也。 [81]

但冯玉祥对韩复榘仍抱有一些幻想，希望韩收容石友三残部后，扩大力量再行举事。8月初，他收到情报显示“石军已到鲁德州、武城二万以上，归韩收容。韩声明石之基本队伍愿收容”。“韩在德州成立收容所，石部手枪队、骑兵，业运来军装五六千套、面六千包，指定高唐为扎地。收容所为韩、石两部人员合组。入鲁境奉军不再追击。” [82] 冯玉祥即将这些不可靠的情报转报粤方。因此，李宗仁在广州宣称：“虽然蒋中正命令各军任何部不能收容石部，可是韩复榘已极力保护，使石部到德州整顿……东北方面也不敢扰入山东一步，恐防韩可借口出兵，而再形成一个反蒋新局面。” [83] 但据蒋方的情报显示：“我军俘获石部确数在三万五千人以上，其孙、米二师主干、所有枪炮完全缴获。据蒋伯诚本（9）日电告，石残部到鲁者实不足万人。” [84]

曾经拥兵6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石友三1931年反蒋到失败这一个案中，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地方实力派在同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周旋中，最看重的是如何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他们口头上常常表示效忠中央，实际上各有怀抱，对蒋介石的统治也并非忠心不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或蒋介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势力就会冒险一搏，以求获取更大的实力或生存空间。由此也可以看出，蒋的南京政权始终没有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权威，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从没有停止过。

在地方实力派同中央政权之间的互动中，尽管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着各自不同的不满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反蒋抗争中又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他们之间有时相互拆台，未必都是出于主观上助蒋，而是希望利用蒋所处的被动地位，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此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些弱点，自然便于为蒋提供机会分化收买，各个击破，并最终瓦解反蒋派的挑战。

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又为他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一些别人无法获得的优势：一是拥有中央名义，师出有名。这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习惯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可以通过交换部分权力，以封官许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资源，以此分化对方；三是掌握着无人能够比拟的中央财政，利用银弹，为收买中间派提供经济上的有力保障。蒋介石在打击石友三的反叛中，将以上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

尽管如此，处在半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蒋介石虽然控制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财力最为雄厚，但也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散的各地实力派的全部势力。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也就始终或隐或显、或起或伏地存在于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中。

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对于北方阎锡山、冯玉祥的势力，蒋介石始终是想彻底解决的。中原大战后，阎锡山所部相对完整地撤回晋绥，蒋的策略是先收拾冯玉祥，而暂时逼走阎锡山，使其脱离所部，再将晋系军队交予张学良整编为四个军，分别以阎锡山旧部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以赵承绶、周玳为骑兵和炮兵司令。 [85] 这样一来，晋系部队又得以成建制地完成整编，合法地回到自己老家驻防。这正是阎锡山日后得以重返政坛的本钱。

战后，蒋介石委任相对亲蒋的晋系将领商震为山西省政府主席。但是阎的旧部对其效衷程度，远高于西北军效衷冯玉祥。因此，蒋对阎的动向始终相当关注。当石友三反叛已露端倪之时，蒋介石就曾明确指示商震：“现时工作，第一防止阎逆变装西返，第二密饬对晋南冯军严加戒备。” [86]

正在这时，阎锡山于8月5日由大连秘密返回山西。

尽管此时阎锡山仍受政府通缉，商震又投蒋离晋，但他此行绝非贸然之举。阎锡山历来精于计算。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仍获得晋系将领的支持，即使是新代省府主席徐永昌，对蒋介石“固甚感激，但彼绝不背阎”。 [87] 因此， [88] 阎返晋不会有任何危险。二是阎锡山得到粤方的支持。就在阎氏返晋当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阎、冯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武装：“蒋逆中正横行一时，非倒蒋势力之不足以制之……时机迫切，恳诸同志即起图之。”甚至连同他长期面和心不和的冯玉祥，根据对各方的实力判断后也不得不承认：“事已至此，势非百川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 [89] 同时，阎锡山的行动还得到日本军人的暗中支持。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侵略者正利用一切可能有用的力量来破坏中国的统一。正是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的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阎锡山乘日军飞机秘密返回山西。 [90]

阎锡山返晋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紧张。为此，阎指示周玳电蒋、张报告：阎“回省原因，确系老太爷于上月廿三、四、五等日连去三电，说有病。当时本拟即时回，因石部正在作战不便，俟退却后始起身”。 [91] 但如何处置此事，蒋、张二人都感异常棘手。据孔祥熙提供的情报显示：“五台系与石（友三）签字，占领平津，晋即出兵。某知友言阎借日款三千万元，广东助四百万，阎贴三百万，意在大局。” [92] 以上情报是否属实尚且不论，但阎的背后又多了一层日本人的关系，这就更令蒋、张不安。

早在石友三叛乱之初，蒋就获知“晋军背后仍受阎主持，闻大连太原间可直接通电，无线电台均设置日人家内”。 [93] 据孔祥熙派往天津的代表丁春膏7月13日报告：

顷晤商震代表李镜容，谓近日谣言甚大，万一石部有变，不仅孙军有虞，即晋军亦必一致行动。春膏诘以背景尚有何人？李答晋军之指使者当然仍是百川。春膏复问外间有言阎氏在连颇受日人逼迫，倘不急进，便不再任保护是否属实？李答亦闻确有是说。 [94]

此时，蒋介石的处境已不同于中原大战胜利之时，他的主要注意力正集中在粤系和“剿共”两方面，对北方，着重对付已被拆散的西北军，而将黄河以北地区作为酬劳交给张学良处置。除对韩复榘无力调动、石友三公开反叛外，蒋介石拟将宋哲元、吉鸿昌南调“剿共”，以减轻来自粤方的压力（孙连仲部已调入江西“剿共”）。阎锡山返晋一下打乱了他的计划。

此刻张学良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他很想将阎锡山驱逐出境，但仅靠东北军入关部队，尚不足以对付山西。而日本侵华危机日甚，特别是自万宝山事件后，日本军人就一直企图在东北诱发军事行动。“初拟利用张宗昌，而宗昌无力，旋乃以飞机载阎锡山返晋。”“如果东北军与阎、冯军队不免一战，则日本将乘共产党蜂起之际，使列强无容喙之余地。” [95] 石友三公开反蒋后，日人就不断地向阎表示：“石已占保定，河南数部响应，鲁决援石，蒋对湘鄂赣匪亦无办法，平津为之震动，君再不归，恐错过时机。”阎信以为真，于是秘密乘日军飞机返大同，“下机后即以上述三条询赵承绶，谓石已缴械，阎颇不悦”。 [96]

阎锡山返晋后，除已率部离晋的商震外，“山西将领均往谒”。 [97] 阎亲自致电商震表示“请以团体为重”，“望商回并”。 [98] 当得知商不为所动后，原同商震最接近的绥远省主席李培基即在“大同被赵承绶扣留，华北情况殊未可料也”。 [99]

8月9日，蒋介石在研究山西问题时自记道：

山西问题自阎逆回后，应决定办法。一、积极进攻，二、消极不发饷，而第一则须征求汉卿与向方之意再决也。吉（鸿昌）部非解决则北方后顾堪虞也。 [100]

而实际上蒋介石既没有力量对晋“积极进攻”，又不可能“消极不发饷”，那样做无异公开将晋方置于对抗地位。他只能继续采取分化手段，分散阎、冯旧有势力，以防止他们可能的再次联合。为此，蒋致电宋部总参议萧振瀛：“明轩（宋哲元）兄部如愿调离晋南，则可否调来江西填已克复之地区，俾此间得以抽出部队对粤也。” [101] 并电东北军参谋长王树翰：“启予既离晋出征，则省主席应派徐代理，以免其内部疑惧，此事应由汉兄提出为宜。至启予则乘此属其率领所部南来，先入岳州，以便随时策应。请与汉兄切商详复。” [102]

张学良此时则想将宋、商二部调至河北，这样一旦同晋军发生冲突，东北军不至于首当其冲。蒋对张此举甚为不满，曾电张表示：“如宋部仍驻河北，则与晋南无异，不如不调。请速决调赣。” [103] 8月10日，蒋派往北平协调对晋关系的葛敬恩特电蒋报告华北军情，并向蒋建议道：

商震现仅其嫡系步兵四团，当不致为晋人诱归，亦不够剿匪实力，惟其自己不肯南开，而副部（张学良）亦欲利用其恨晋之心理，留之石庄，以对付晋人。次辰代主席已发表，惟尚无表示，大约数日内必有回音。观其就否，即可以判阎此后之态度也。至硬逼阎离晋，此时恐难做到……以职判断阎氏之归，即令纯为作乱而来，以晋军动员慢之故，亦在三星期后。而晋省地形彼既易于防守，我亦易于堵塞。窃以为目下大局，对北应以东北之刀，防晋外窜，以扶经（刘峙）之众镇摄豫、鲁，而在剿赤许可之范围内，尽管抽调精兵约五六师趁粤寇移动，即一举加以痛击，乘胜入广州，取消其伪政府。是时，如北方仍然安靖，则彻底平定桂、粤，如北方事变已起，则留相当之兵力制止桂军，于粤境之各军回师北指，晋、鲁无粤府煽惑资助，或可不动。若妄动，亦不难一鼓荡平也。 [104]

孔祥熙也于是日电蒋报告晋阎与奉张的关系，并提出建议：

阎乘日机返晋，冯有赴五台之说，似与粤方有联络。闻东北老派亦曾有代表在（大）连接洽。渠（阎）之不助石因双方目的俱在平津，利益冲突，故特坐视。现在突然回晋，因晋军内部意志纷纭，非渠回晋无法统一……弟意以为晋军将领拉拢甚为容易，如此次商启予之出兵讨石……晋省现在反商甚剧，弟意立应商之汉卿以徐代商，并将诸将请求随时酌予容纳，必生效力。 [105]

蒋介石此时要想同时与南北两方作战，势难取胜。如何选择，颇令他为难。8月16日，蒋在日记中慨叹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 [106] 在此处境下，稳定北方对蒋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对张学良的意见，他不得不暂时表示尊重。此后，蒋不再提调离宋。19日，蒋在日记中又写道：“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决委商为冀豫晋边区督办，杨爱源为绥晋清乡督办，孙楚为山西清乡司令。” [107]

当时，驻防河南信阳的吉鸿昌部与粤方联络频繁，随时有反叛的可能。如吉部异动，自信阳出鸡公山可直捣武汉，同两广军队夹击两湖，形势相当危急。蒋一度拟“用武力解决吉”，不曾想“事机洩露太早，反生差误”，引起李鸣钟和吉部两师长的怀疑。幸亏何成濬及时电告李鸣钟“绝无此事”，才未导致该部“铤而走险”。 [108] 为此，蒋急于安定北方。8月25日，蒋再次电张学良指示：“北方局势务须求一根本安定办法，勿使其受两广出兵之牵动。除使阎、冯离境出洋外，并将商震、杨爱源、孙楚三人从速委其名义为要。” [109] 蒋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封官许愿，破坏对方内部团结，以达逼走阎、冯的目的。

对于驱走阎、冯一事，张学良的态度是同蒋一致的。张学良为此特电新上任的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谓：“现在国家力求巩固，和平统一，先生（指阎锡山）应即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视听。” [110] 蒋也电令葛敬恩亲往山西视察，希望“能窥得其内情”。 [111] 据徐永昌日记载：“今日山西之危运，可谓至极，某某日言阎回后之山西决不可靠。” [112] 而此时“晋将领多主张留阎在晋，徐永昌如不能为之做到，本身即有问题，故徐日来极感痛苦”。 [113] 据孔祥熙驻太原代表蒋守一报告，徐为此“愿将权位给杨星如（杨爱源），伊当从旁协助。至对阎，关系已告一段落，如阎仍有活动野心，伊不能受命，今后只有拥护中央，完成和局云云。惟对阎、赵（戴文）自由问题似仍关念。对商乱调军队，深表不满”。 [114] 徐自己事后也曾回忆说：

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长来察看阎回山西后发生些什么情形，因葛与我是陆大同学，关系亦好，他信任我的话，觉得阎先生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电报蒋先生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先生曾与张汉卿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 [115]

葛敬恩自山西返回北平后确实曾向蒋介石建议道：“弟意中央对阎若必逼令出国，倘彼走粤，是反助其势，益增纠纷。不如以新由粤分化者目之，以示宽大，务使有利中央。否则结怨树敌，循环报复，非计之得。” [116] 徐永昌私下也曾致函阎锡山表忠心：“如外方非逼先生走不可……则我直谓先生之归，是我发起，我承认起来。万一无办法时，我与先生同走。” [117]

有趣的是，此时“西北军旧部对冯出洋事坚持，或可成事实。阎出洋自感（27）日张约各将领话后甚沉寂”。张学良、韩复榘“均认阎、冯不去，华北即大受影响。仍催促甚急，即不出国，亦应在国内指定地点居住，不能留晋”。 [118] 尽管晋系将领杨爱源等表示“晋军决不能因阎断送国家”，但仍坚持“阎留晋无甚关系”。除李石曾、葛敬恩认为阎留晋对时局影响不大，徐永昌因张、韩力促阎出洋无法进行，甚消极，而吴铁城、张继为谋华北安定计，也坚持阎非出洋不可。此问题一时出现僵局。 [119]

此刻，蒋正煎熬于“近日以吉部未得解决，粤逆攻湘恐其不能实行，故忧虑倍至”之中。 [120] 无奈的蒋介石被迫对吉部妥协，暂时放弃武装解决的计划。8月28日，蒋下令调吉鸿昌为军事参议院参议，而以李鸣钟接掌吉部。 [121] 此后，蒋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即将出兵湖南的粤方，而一时无法顾及阎锡山。29日，蒋再电张学良、韩复榘讨论处理阎锡山问题时，口气明显软了许多，并全权交与张、韩处理，只是强调：

阎事须有一根本处理办法，务须公私兼顾，而于国家纪纲尤须注意。彼为国家通缉之人，而乃自由回晋安居，则国家与政府体面何存？……请杨（爱源）、徐（永昌）、傅（作义）诸同志在平期间，必求一解决之道。如其能保持国家体面，愿仍出国，则政府亦可与其相当体面，以留余地也。何如请与向方兄等详商。 [122]

9月1日，张学良同晋将领最后商讨的结果是：“第一步由张派大员随徐、杨返晋劝阎、冯早行或来平、津居住；第二步由各将领以电婉劝；第三步则停止给养，所有晋省杂牌军队不予调出。” [123] 就在这一天，两广军队开始进攻湖南。

阎返晋前，山西将领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先是商震脱离晋系时曾“由省行提取现洋数拾万，致社会秩序金融益形惶恐”。 [124] 徐永昌受命代理省主席后，又同杨爱源“暗争甚烈”。 [125] 蒋守一曾将晋系各派间的情况详细向孔祥熙报告道：

谨将晋将领之派别及各人主见分别呈报，仰乞参考：傅宜生、李生达是准奉派，希望主察甚力；荣甲三、李慕颜为中央派，因实力过小，难免被人挤下去。生迭电请助荣部，即此故也。杨星如、王治安、赵印甫、张会诏、周玳为阎之嫡派，惟杨、王二人欲离阎自主，野心不小。其余皆为己做，非为阎也。再余如龙泉、光甫、毅如、云青等皆可西可东，毫无主见。生此来查得孙、王二人于吃紧时急烈主张联石打奉，惟对中央尚无恶感。石逆解决后，中央对晋当有善后计划，否则祸根伏下，早晚准是麻烦。徐返并后，星如平日权衡，完全让渡，心中很不痛快。总之，晋将领完全不能合作。 [126]

所以阎锡山返回山西后，因石友三已失败，而内部意见分歧甚大，“故改变态度，主张晋绥将领暂应团结，不为人分化。以徐主晋政，杨爱源主军，即为团结表现”。 [127] 正如蒋守一的分析，傅作义是“准奉派”，在阎返晋之前，即曾对南京“表示绝对服从，愿率所部讨逆”。 [128] 现在又有张学良撑腰，阎一时拿他无奈。而王靖国、赵承绶则是自己的嫡系，阎不能不有所安慰。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因亲商震被扣后，阎即有“易王靖国或赵承绶”之意。 [129]

此时，粤方也拉阎甚力，“粤伪府派邹鲁来津组北方执行部，胡宗铎代桂，王东臣代汪，邓哲熙代冯，赵丕廉代阎为委员，全权处理”。 [130] 吴铁城甚至向南京报告：“邹鲁在津应允阎代表每月由粤接济军饷百万元。” [131] 还有情报显示：“阎确领粤款二百万，日人允借千万。” [132] 这都令蒋、张甚为紧张。但实际上北方内部并不团结。邹鲁来天津之初，共携款100万元，以40万助冯玉祥，30万元给石友三，20万元付孙殿英，余10万元为平津活动之用。8月中旬，粤府致电天津执行部：“以冯、孙均未助石，令扣款不发”，而“胡、王、邓、赵等因分赃不均，暗潮甚烈”。 [133] 阎返晋后又“欲军政由其一手包办，邹来颇感不快”。 [134] 对此，王懋功曾有一电致汪精卫，对此时北方内部情形分析得颇为精彩：

阎回河边村，山西将领均往谒。判断其可能性有三：甲、联蒋；乙、友蒋；丙、团结内部，乘机观变。然证之徐次辰与李石曾之勾结，马福祥代表近日与阎来往之情形，绝对反蒋恐不可能。韩虽表示希望阎团结内部，彼仍团结华北旧部，结果如何，当视环境决定。现时尚难乐观。

海滨（邹鲁）到后，时以国府全权向外宣传，意欲借国府招牌压倒一切，以彼个人为北方重心，而代先生（指汪精卫）在北方之地位，并欲自任国府驻津主任，于其下设军事、政治分会，作改革华北政局之梦。故执行部同人无论何派，除谢持外，对之均不满。我辈只有抓住执行部与彼对抗，冀使北方政局隐然以先生为主，而本身不与发生冲突，以免使先生为难。老阎自海滨到后态度陡变，大约亦以海滨狂妄自大，惹起彼如此作法，不特惹起北人反感，恐中央威信亦将因此损失无存。

党务在长江、珠江均已失败，北方本有可为，但改组派虽有反对，而因津执行部辖区登记人员已由中央派定，西山派本无下层，故亦不利于登记选举，似有与胡张勾结之嫌，结果在北方恐将失败。如何补救？请速图之。 [135]

通过上电可以看出，反蒋各派首先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很少有顾全大局者。王懋功虽贵为“非常会议”北方执行部委员，但处处考虑的都是汪派的利益。特别是阎锡山遇事狐疑，从不肯轻易冒险，以损失己方实力。阎返晋后尽管又同四川实力派刘存厚取得联系，准备反蒋，但双方均互相观望，希望彼方先动，而己方坐收渔人之利。阎、刘下面这组电报颇能反映出反蒋派当时各自的心态：

（8月16日，刘电阎）望公取和张图蒋主义，以主力监视张，并以一部牵制杨虎城，以便敝部北展较妥。

（8月18日，阎复电刘）现在蒋方剿共失利，损失甚巨，请即不失时机，迅速北展。此间当遵嘱照办。

（8月29日，刘电阎）吴蓬莱（佩孚）已赴甘纠合川、甘军图杨虎城，百帅（阎锡山）趁此和奉图蒋，迟恐两粤不支，则难为力也。存厚俟得百帅、焕帅（冯玉祥）朝夕之期即行北展，以相响应。

（9月3日，阎复刘电）蒋方剿共失力，两广大军已动员入湘。兄处如能出兵三万，西北唾手可得。此间已准备妥当，静待大军进展出动情形。

（9月7日，天津转刘复阎电）粤桂出动自是良机，但据报该军尚未实进展。刘积之（存厚）部图杨虎城决无犹移，只待阎总座决定协动，届期即当北进。 [136]

阎锡山抱着如此心态，自然难以成事。但南京方面也深知“粤如急速出兵，则阎自不长久沉寂”。 [137] 阎锡山返晋后，引发北方各派势力的躁动，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三 甘肃雷马事变

石友三反蒋失败后，冯玉祥自我反思道：“石之事，我看是为自己的事。”同时，他对旧部之间毫不念旧的行为深表不满：“知石部已到定州，各军忘了敌人，而报仇之念大起，同归于尽而已。”但冯玉祥并没有气馁，他在总结经验教训后表示：“朋友们离开我是应当的，是心定的。我是摘了钩的火车头，车是摘了，而车头则行得更速更快，不问如何，我是要往前进的。” [138] 继策动石友三反蒋后，冯玉祥再一次全身投入策动甘肃驻军雷中田部的反蒋行动，并使雷部一度控制了甘肃省政。

雷中田原是冯玉祥旧部吉鸿昌手下的团长，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2月，蒋委任雷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驻防兰州。但雷始终同冯玉祥、吉鸿昌等保持密切联系。 [139] 雷中田就职当月，即秘密派员向冯玉祥汇报。 [140] 自石友三反蒋失败后，冯玉祥深感“吾人今后作法”，“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以为将来发展之策源”。 [141] 于是“回到西北去”，重振西北军成了冯玉祥最大的希望。此后，他积极策反雷中田，并电召谙熟甘肃情况的李世军（甘肃人）从日本“即刻”回国，联络当地军队，配合雷中田夺取政权。 [142]

中原大战后，原隶属冯玉祥的西北马家军大都投降蒋介石。此时的马家军大致分为两部，一部为驻防青海的马麟、马步芳；另一部为驻防甘肃的马鸿宾、马鸿逵兄弟。其中甘肃马家军势力最大。为了进一步分化马家军的力量，蒋介石将马鸿逵所部调驻河南，但因一时无法抽调嫡系部队入甘，只好利用当地各种政治力量，以收相互牵制之效。

蒋最初拟委顾祝同为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为青海省主席。 [143] 后因原南京中央警卫军军长冯轶裴病逝，为防石友三反叛，蒋急调顾祝同接任，而不得不暂时委任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同时，国民政府还任命马文车为驻甘肃视察员，负责协调各方关系。但马文车并未得到蒋的信任，蒋曾电示顾祝同：“甘政仍以马代主席主持，马视察员心竹（文车）不必与闻可也。” [144]

据陈立夫派往甘肃的谍报员报告，当时甘肃各种政治势力主要分为四派：“（一）中央派马文车同志为领袖；（二）何应钦派以谭视察员克敏所勾结之禁烟总办王廷翰为领袖；（三）冯玉祥派民政厅长李朝杰为领袖；（四）骑墙派马鸿宾为领袖。” [145] 马文车虽然贵为中央视察员，但遇事常常受阻，他曾私下向友人发牢骚道：“马代主席系回人，以种族关系激起汉回问题，情形复杂，各同事遇事又推弟首当其冲，应付深感困难，兼以谭视察员克敏系何敬之私人，一切秉承何之意志办理，且受人包围，不顾中央，不顾墨三（顾祝同），因对弟嫉妒，故意多方掣肘。” [146] 而当时驻防甘肃的军事力量则以雷中田为最强，但雷中田同马鸿宾之间又“意见甚深，雷维持地方尚好，马除旧带之部队外，余均不听其指挥”。 [147]

8月7日，南京政府改组甘肃省政，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主席，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其他省府委员“均系马（鸿宾）派，闻皆系马福祥以金钱运动而得”。 [148] 雷中田事先得知消息后，曾致电吉鸿昌，称：“行政院已通过真除马鸿宾为甘肃主席兼省委，即日呈由国务会议通过发表之说……立赐转电中央力阻发表。” [149] 但雷的努力并未成功。为此，雷与马文车极为不满，秘密联合倒马鸿宾，并积极寻求冯玉祥的支持。

8月中旬，雷中田的密使到山西向冯玉祥报告西北的军政情况，同时带来雷给冯玉祥的“报告及附表、照片等件”。冯玉祥得报后，立即致函雷中田，告之“阎总司令已由大连乘飞机返晋，正在秘密进行倒蒋事宜”，指示雷：“北方各部一俟大规模之联合成熟，即当同时发动。” [150] 同日，冯玉祥还致函新任民政厅长李朝杰，要求其协助雷中田武装倒戈，函称：

现在北方大局，虽石部未能成功，而两广大军业经北进。阎总司令已返并，倒蒋局面不久将可实现。深望同志与雷师长用暴动手段行之。 [151]

此后，雷中田在甘肃积极扩充军队，“收编民团已有数千，各予以游击队名义；纷来请愿收编者尚多”，现有军队“人数约两万，枪万余支，迫击炮百余门”。 [152]

8月25日，雷中田等人在兰州发动军事政变，“将马子寅（马鸿宾）扣押城内，缴械数百支。现由各界公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代理主席，推职（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并新编四师，以资扩充甘肃陆军”。雷并请求冯玉祥转告广州国民政府：“汇款接济，以顾军需；西宁马麟、马步芳对我方极表好感，必要时请给以相当名义，将来可资臂助。” [153]

冯玉祥获此消息后，相当兴奋，立即复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并鼓励他们“进行一切事宜，应以革命的办法，当机立断，不可稍有迟疑……不可为谣言所惑”。 [154]

但雷中田等人因青海马麟、马步芳“尚未联络巩固”，特致电冯玉祥表示“此时通电反蒋时机尚早”，“内地反蒋运动成熟后，请钧座通电甘、青、宁，并甘、青、宁实力派，加以名义，必皆翕然景从”。 [155] 与此同时，雷、马二人还分别致电南京中央表示因马鸿宾勾结土匪，他们扣马是不得已而为之。 [156] 冯玉祥无奈，只好接受现实，致函雷中田，称：“如因环境关系，暂时不便向广东政府表示，暂缓亦可。” [157]

雷中田、马文车虽然暂时夺取了甘肃政权，但二人并没有公开宣示反蒋。这同他们的内外处境是有关的。此时甘肃内部“经济万分缺乏”， [158] 外部青海“二马”的态度尚不明朗。为了打破僵局，并进一步获得广东方面的财政支持，二人联名致电冯玉祥转报广州国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同时“为适应环境而资联络起见”，他们恳请广东国民政府“任马麟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并代主席、马步芳为青海暂编第一师师长，以免观望”。 [159]

三天后，广州国府第21次国务会议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冯玉祥对雷、马等人的财政要求，也尽其所能予以援助。为此，马文车复电表示感谢，称“远蒙接济军需，全陇军民靡不感戴”。 [160]

蒋介石获知此事后，深感“甘肃事颇难处置”。 [161] 这其中主要原因是还掺杂着另一股势力——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也想染指甘肃省政。最初，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即派人转告马文车：“此事陕方绝未闻知，且主之者系含对陕作用。” [162] 因此，蒋对马文车的举动极为愤慨：“马氏（指马文车）实不知大体，只想作官，见之可恶。” [163] 8月30日，蒋电马文车严重警告道：“速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否则目无法纪，反抗中央，罪不容赦。” [164] 而杨虎城得知甘肃事变后，却想乘蒋力所不及之时控制甘省。9月2日，杨致电于右任表示：

邓宝珊此次省亲来陕，恰值甘变发生。为事择人，可谓适逢其会。伊在西北方面久负物望，且因地方关系与甘肃各军多有渊源。城意拟由中央与宝珊以相当名义，由虎城就近拨给少数军队带往甘肃，负责结束军事，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65]

随后，杨虎城又直接电蒋转达此意。 [166] 而蒋一方面电令甘肃省城公安局长高振邦：“将马文车拿解来京，以肃法纪”； [167] 一方面于9月11日，电杨虎城表示：“冯玉祥电粤伪府请委雷中田、鲁大昌、陈珪章等为军长，是甘事，冯已有逆谋。此时属宝珊兄万勿参与甘事，免入旋涡。先将马文车事有一结束，马鸿宾行施职权后另定办法。” [168] 当天，蒋在日记中记道：“甘肃事恐难一时了结，冯玉祥又勾结雷中田，怂恿叛变；杨虎城亦有推邓宝珊之意，其内情复杂，非由中央派员不能治平也。” [169]

邓宝珊祖籍甘肃，当时住西安，为杨的上宾，中原大战时参与反蒋，是阎、冯第八方面军副司令，同冯玉祥关系密切，这也是蒋否决杨建议的一个重要因素。 [170]

雷中田等人发动事变后，因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加上错综复杂的回汉民族矛盾，始终没有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雷等人虽然暗中接受粤方委派的职务，但对外则仍声称受命于南京中央。他欲左右逢源，终因政治目的不明确，使地方势力无所适从，从而导致缺乏号召力。而冯玉祥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元气大伤，此时更是难以为雷、马等人提供足够的军事、财政支持。

此时，蛰居四川已久的吴佩孚，在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支持下，也“声称假道甘、陕，前赴北平”，趁机入甘。 [171] 雷中田等人因得不到粤方的有力支持，“欲利用吴在西北另开辟新局面”。 [172] 当时“甘肃军政界盛传吴将去华北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由吴担任元帅”。 [173] 雷中田一面致电冯玉祥，谓：“此间对吴迷信过深，故此来各方均表欢迎……如我部即表示反对，恐数日内即生战事，极盼钧座前备两师早日开甘，俾作后援”； [174] 一面致电吴佩孚，表示欢迎其来兰州“调解甘、青、宁三省纠纷”。 [175] 吴佩孚入兰州后，立即反客为主，先下令释放了马鸿宾， [176] 继之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

这就更加剧了甘肃政局的混乱。青海马麟为救马鸿宾而出兵甘肃。马鸿宾获释后即投入马麟军中，其弟马鸿逵则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回师甘肃平叛。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则在南京暗中指使，希图重握甘肃省政，使西北马家军连成一片。这更进一步引起陕西杨虎城的不安，遂电令南京代表胡逸民“对马云亭（马福祥）活动鸿逵赴宁夏事请注意”。 [177] 而四川邓锡侯因同省内其他军阀常年内争，也想借此次事件壮大自己的势力。

蒋介石在反复权衡各派力量后，最终只好利用杨虎城来规复甘肃，以达到不使一方势力独大、各派相互牵制的目的。为此邵力子受蒋之命电询杨虎城：“此时中央无兵可派，因探询兄处能否派一师前往。如兄能亲自一行尤妙。” [178] 10月18日，蒋更直接电令杨虎城：“着即迅令孙师长蔚如率部赴甘。” [179]

这就为杨虎城控制甘肃创造了条件。孙蔚如师入甘后，杨即明确向蒋介石提出条件：

吴子玉（吴佩孚）此次至甘暗中滥发司令、师长等名目。又据探报吴与川军勾结，居心叵测各等情。且雷中田亦擅增师长数人，助长声势。孙师长蔚如此次奉命入甘，若不恳加名义，诚恐阻滞进行，可否赐予甘肃宣抚使名义，俾得奉命西上早奠甘局。 [180]

杨虎城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实际目的是想俟“蔚如宣慰甘肃之命”发表后，“即行续请中央以蔚如为甘主席”。 [181] 同时，杨还指示驻四川代表傅剑目同刘湘商讨共同对抗邓锡侯之策。傅复电冯谓：“本日与甫澄（刘湘）军长晤谈极洽。川省善后现无进行确期，惟彼极愿声援我方对甘及汉南之整理。吴佩孚在川并无实力，一般皆口头附和。我方对甘事尤可放手去作。” [182]

孙蔚如率部入甘后，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为了获得甘省主席一职，杨虎城又亲赴南京同蒋介石“商甘政治问题”。但蒋并不愿看到杨虎城的势力坐大，又不愿西北马家军连成一片，故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对此孙很失望，拟辞去甘肃宣慰使一职。而杨虎城则急电孙蔚如道：“省府我既无十分把握，此名义似仍为目前所需要，嘱转兄打消辞意。”在杨看来，邵力子终究是一文人，邵主甘政后依然要倚靠孙的军队，并提醒孙“此时应防子寅染指甘政”。 [183]

雷中田、马文车的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西北政局经过一番重组之后，又暂时恢复到了一种平衡状态。

其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一提，就是国民党对吴佩孚的态度。从国民党的正统观念判断，吴佩孚乃北洋余孽，自应为讨伐对象。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吴佩孚因得四川军阀杨森的保护而躲入四川。当吴佩孚初入甘肃天水时，杨虎城曾电蒋介石表示：“据探报吴确有煽动甘方各将领希图反动情势。当此甘乱方殷之际，万一吴再参其中，则边疆多事，恐亦不可收拾。查天水系马廷贤防地。职拟利用马廷贤将吴押解来陕送京，请中央处理。事妥后委马以新编师名义暂酬其功。事关重大，可否之处，祈请示遵。” [184] 但蒋介石只是复电指示：“对吴可严密监视其行动，力促其来中央，不必用扣解形式为宜。” [185]

而当吴佩孚公开反蒋失败后，由高振邦保护，拟随马文车等人逃往宁夏时，马福祥同样电示马鸿宾：“雷既退陇南，宁夏可免纠纷，但如逃宁，必须堵截缴械。马文车、李克明或将逃宁，务须严拿，万勿漏网。致吴此次负国家、负地方，不应如是，惟以私交论，如到宁仍可保护，惟彼不能再事煽惑也。” [186] 可见，国民党中央对吴佩孚等丧失实力的北洋余孽，其个人自由还是相当宽容的。

四 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尽管北方军事反蒋的努力一时都归于沉寂，但南方的军事部署则迅速展开。

就在石友三通电反蒋的第二天，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指责蒋“轻视共祸，而亟亟于摧锄异己军队”，并要求全国军民“剿共必讨蒋，讨蒋必剿共”。 [187] 汪精卫对粤方的这一举措特意在国府纪念周中解释道：

六月间国府曾通电表示，蒋如切实剿共，绝不加以一兵一卒。无如蒋对剿共绝无诚意，致匪势蔓延浙闽，且使刘峙等压迫异己军队，因复引起石友三、孙殿英等之反抗，造成北方战局，故国府不得不下令讨伐。 [188]

同日，军事委员会在广州开会议决出师计划：“第四集团军集中桂林，全部入湘去武汉，第一集团军先调两军入赣策应。” [189] 25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等又亲赴广西梧州出席广西军政会议，“决由粤助桂军饷、子弹、飞机，桂调兵一师入粤”。 [190] 不久前，广西李、白部队刚刚“由港购运步枪四千枝，迫击炮四十尊，机关枪一百架及子弹一百万发赴梧”。 [191]

针对粤方的讨蒋令，两天后，蒋介石发表《公告全国同胞书》，强硬表示：

中正百战余生，义无反顾……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 [192]

于是，双方成剑拔弩张之势。自7月29日起，粤方第四集团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及第八军李品仙部分别由广西全州、桂林入湘。8月2日，李品仙部先头部队到达湖南永州，四军吴奇伟部开抵湖南东安，继续向衡州推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余汉谋部、第三军李扬敬部由江北入湘北伐，同吴奇伟部会师，第二军香翰屏部则入东江兼顾闽、赣。粤方军事委员会还在韶州成立了总司令部行营。 [193]

在军事布置的同时，粤方积极寻求外援。7月22日，广州国府派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陈友仁在日期间先后三次会晤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南京国府得知此事后，外交部紧急照会日使，要求否决“陈友仁到日购军火及聘军事顾问”。结果，当陈友仁要求日方“履行奉平公司供给广州政府军火合同”时，“币原表示困难”，予以拒绝。 [194] 陈友仁在日本期间，还一度密访苏联驻日大使，企图寻求苏联的援助。刚从海外归来的宋庆龄曾对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道：“陈友仁至东京，要求俄大使转达其政府，接济粤方军械、经济等。俄未应允。” [195] 而蒋介石也一度“恳求宋庆龄向广东疏通”，希望依靠宋的影响，调停宁粤之争，遭到宋氏的“拒绝”。 [196]

8月22日，蒋介石在思索应付两广对策时，原本计划“剿匪待击破其主力而复讨粤，只求赤匪消灭，则粤逆置缓图亦可，以不足为患也。如能得上帝保佑党国，双十节以前平定两广更好，否则亦唯有晚之”。 [197] 但三天后，蒋得到情报显示“两广已动员攻湘，约计下月初侵入湘境”。为此，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处置方法，特召何应钦、陈铭枢商讨“方略”：“（一）叛逆攻湘，我仍专心剿赤；（二）尽撤剿赤之兵对付叛逆，以求先灭叛逆再清赤匪；（三）维持剿匪现状至抽出主力援湘，此三者决定其一也。”蒋并“预料时局开展，解决之期，不出一月也”。 [198]

蒋介石此时最大困难就是，军事力量主要用于“剿共”，而一时无法派出大军对抗粤方。在这种状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从内部瓦解粤方。为此，蒋多方入手，加紧对粤方的分化拉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先是9月2日蒋介石得王柏龄报告称：“薛岳曾谓如总座有危难，誓以血诚图报。至对付粤局，应如何步骤，唯命是听。” [199] 当天又得杨永泰报告陈济棠手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表示效忠南京；次日又获徐桴报告，一批被策反的广东陆海军团级干部愿“无条件归附中央”。 [200] 蒋获知后，更是不惜本钱，多次密电宋子文汇款给杨永泰等人抓紧分化工作，并进一步指示杨：

对李、邓二兄如何联络及秘密通信，请兄设法妥办。我军此时剿匪未成，主力全为赤匪牵制，只有固守武汉，以待其来犯。逆军未到武汉附近以前，仍以全力剿赤，不顾其他，是非曲直，听诸公断。故发东电声明，但此意不必特示友人，而作普遍宣传可也。如李、邓到衡州后，其否再向长沙前进，能与兄以预约名词，如进攻长沙则为××二字，停止衡州则为××二字以告。而其向长沙进攻时，余（汉谋）、李（扬敬）、香（翰屏）部队分任何路，如能亦约代名词例如二为余，一为李，三为香，桂（广西李白）为四，唐（生智）为五，左路为上，右路为下，中路为先，湘东为叔，湘西为侄以代之则足矣。 [201]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 [202] 为了统一北方各派反蒋武装，广州国府国务会议同日议决：

北方党务已有天津执行部负责。关于军事政务应有统一机关，以专责成。着在天津设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以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王法勤、邹鲁、覃振、王葆真、傅汝霖、徐景唐、刘维炽、张文、胡宗铎、王懋功为委员。阎、冯、韩三同志不在天津，请派代表出席。 [203]

9月2日，邹鲁致电冯玉祥，称：“两广军队业经出动，半月之内可至湖南腹地，两湖并有相当办法。华北各军务请公力为催动。甘省之举，并可直举讨蒋之旗，以张声势。” [204] 第二天，李宗仁再电阎锡山指出：“两粤大军已动员入湘，请与焕公密饬各同志务须勉持数旬，并积极准备，南北同时动作。蒋迭请张（继）、吴（稚晖）求和，此间业已拒绝。” [205] 阎锡山复电时明确表示：“自当坚持并积极准备，以待大军进展。焕公处已密达矣。” [206] 这一切都鼓舞了粤方的斗志，为此，李宗仁在广州联合纪念周演讲中，踌躇满志地说道：“我们相信的反蒋运动，决不因北方军事而停止，反天天扩大，我们可肯定的便是蒋中正必定倒台，不过时间问题而已。” [207]

9月4日，处于宁粤对峙最前沿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急电蒋介石报告两广的军事动态：

（一）据确报粤伪府高级军事会议决以桂张之四、七、八、十五等逆军江（3）日由平桂向永州犯湘；以粤一、二、三、独立师、独立旅及飞机以龚浩为攻湘总指挥，取道宜彬，声言于删（15）日会师犯衡；以顾、陈等匪部为先锋已于世东进陷宜彬；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

（二）本路军除陶师固守衡州外，仍照原定计划集中长沙，以待决战。 [208]

针对粤方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 [209] 当日，蔡廷锴、蒋鼎文、陈诚部即奉令移师，以阻粤桂军北进。 [210]

9月7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报告粤军入湘事，“略谓粤军犯湘，集兵郴州以南，已逾湘境二百余里。” [211] 为此，蒋介石增调中央警卫军（新任军长顾祝同）“集中岳州、长沙、醴陵及萍乡等地”；“又手书致何键主席，令固守湘潭”； [212] 并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以安其心。 [213]

何键原有三个师的兵力驻守衡州，得蒋命令后立即主动收缩。宁粤双方原本“均拟在衡州一战”，湘军主动放弃宝庆后，李宗仁信心十足地电告天津执行部：“现在宝庆之敌已逃，自当由永丰直指长沙。” [214]

9月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 [215] 据电通社报道：“十三日以来，两广军与蒋军已在衡阳以南约三十华里，发生前卫冲突。其后两军之间，有相当之激战，蒋军不利，溃如山崩，两广之主力，趋胜向衡阳城进攻，十四日攻下衡州城。”“李扬敬以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率其第一、第二两师，进驻衡州，唐生智亦在。左翼总指挥白崇禧，率其第四、第七、第八各师及张发奎军，进驻永州。” [216] 据何键急电蒋介石报告称：“综计粤桂逆军兵力约在十万以上。” [217]

同日，蒋在南京首次公开宣称粤方为“叛军”，并表示“此一战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 [218] 也是在13日，蒋得杨永泰“黄绍竑在桂方情势确与李、白异趣，力促分化桂军”的报告后，当即批复：“所谈甚赞成。请属黄即进行。” [219] 蒋一向重视情报工作，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又急电杨永泰，指示：

逆军密码有两种代名词表，请将此代名词表设法查抄一份，用最快方法寄来，或择要用密电立告以应用，甚急。此最紧要，如能办到，则最大成绩也。请竭力进行并须从速也。 [220]

同时，蒋介石命令宁方负责军事布置的林蔚道：

密码代名词，须另制简单表颁发。凡发湘军之代名词密本，亦须发中央各师。而中央各师已发之普通代名词，不必分发湘军。到临战时只发芸樵（何键）本人一份可也。 [221]

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前往南昌督师。行前，蒋还连电张学良表示：“对粤和平解决计划已绝望，现决武力讨伐，惟械弹恐不足，请饬东北兵工厂加工赶造，以应急需。” [222] 蒋并指示张：“据报粤要人邹（鲁）、谢（持）等多名匿居津日界，希设法拿捕。” [223] 但张学良复电时并没有正面答复是否接济军火，而是趁此机会开口向蒋要钱：“宋（哲元）、庞（炳勋）两部军费甚缺乏，请速接济，否则恐为阎、冯利用。” [224]

此时，粤方在积极策划军事倒蒋之际，为保证胡汉民的生命安全，还制定了一套秘密营救胡的计划。邹鲁、古应芬等人托请党内元老熊克武、但懋辛等设法营救。而在南京具体负责看守胡汉民的卞稚珊原是熊克武手下的团长，同熊、但两人私交甚深，对胡也有敬佩之意。卞稚珊受托后制定了三项帮胡脱险的办法，经与胡商量，决定采取其中之一：先选择可靠心腹冒充监视胡汉民的警士，再利用值班机会，掩护胡化装脱身，坐上预先准备的汽车，直驱上海。随后，胡汉民通过亲信陈融、李文范介绍了两位精明强干的人给卞稚珊，并很快被分配至胡处充当监护警卫，实际变成了胡的侍从人员，准备随时寻求机会，救胡脱险。 [225]

正当宁粤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这就迫使宁粤之间的对立冲突，再也无法沿着原有的轨道发展下去了。

[1] 《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60—61页。

[2]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0年10月23日），《事略稿本》第9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78页。

[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月27日。

[4]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3日。

[5] 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第119页。

[6] 《北方或不致被波及》，《国闻周报》第8卷第21期，1931年6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

[7] 李毓澍、陈存恭：《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79页。

[8] 《张学良谈一般问题》，《国闻周报》第8卷第12期，1931年3月30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9] 《晋城孙殿英致顺德石友三篠辰电》（1931年5月1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84。

[10] 《晋城孙殿英致顺德石友三沁电》（1931年5月2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300。

[11] 《太原史春生致南京总部转何成濬寒电》（1931年6月1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366。

[12]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第224页。

[13] 《太原史春生致南京总部转何成濬养电》（1931年6月2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440。

[14] 《冯玉祥复孙殿英电》（1931年6月27日），《冯玉祥发电稿本》。冯玉祥往来电报抄件共两册，其中一册为发电抄件，共80件，时间自1931年6月至1932年5月，以下引文均简称《冯玉祥发电稿本》，二档馆藏冯玉祥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一·382；冯玉祥收电抄件一册，共216封，时间自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全宗号三〇〇·383，以下简称《冯玉祥收电稿本》；另有一册冯玉祥发函抄本，全宗号三〇〇一·381，以下简称《冯玉祥发函稿本》。

[15] 《冯玉祥复孙哲生电》（1931年6月1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1号，1931年6月29日，第11页。

[17] 简又文：《冯玉祥传》下册，第349页。美国学者Sheridan是西方学术界研究冯玉祥的权威，但他在述及上述内容时，对此几乎只字未提，或因资料缺乏所致。见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18] 《广州唐悦良致汾阳冯玉祥佳电》（1931年10月9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255。

[19]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皓二电》（1931年7月13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93。

[20]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1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164页。

[21] 《汉口致鸿致吉安罗霖号申电》（1931年5月2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23；《张副司令自京北旋》，《国闻周报》第8卷第20期，1931年5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

[22] 《东北军队换防》，《国闻周报》第8卷第24期，1931年6月2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23] 《蒋中正电张群等设法制止阎锡山委徐永昌代总司令》（1931年6月10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50。

[24] 《蒋中正电王树翰请与李煜瀛张群协商留徐永昌在平暂勿返晋》（1931年6月10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51。

[25] 《晋城孙殿英致顺德石友三寒午电》（1931年6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09。

[26] 《顺德金一山致晋城孙殿英沁电》（1931年6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15。

[27] 《晋城孙殿英致彰德石友三艳电》（1931年6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19。

[28] 《马鸿逵致蒋介石敬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26日，第321—322页。

[29] 《蒋中正电蒋伯诚保证东北绝无攻击石友三之理嘱韩复榘安心》（1931年6月25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90。

[30] 《蒋中正电李煜瀛与王树翰详商如何安置防范韩复榘与石友三结合》（1931年6月26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92。

[31] 《蒋中正电张学良注意获津致石友三两电文》（1931年6月18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73。

[32] 《济南韩复榘致顺德石友三号巳电》（1931年6月2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478。

[33]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1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344页，文字修改为“韩向方之存心令人无从捉摸，则北方安危亦无从捉摸矣”。

[34] 《顺德石友三致济南韩复榘篠电》（1931年7月17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66。

[35] 《冯玉祥致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电》（1931年7月2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36] 《鲁韩信使往还》，《国闻周报》第8卷第29期，1931年7月2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37] 《顺德程伟儒致济南韩复榘支电》（1931年7月4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26。

[38] 《顺德仲扬致济南韩复榘删亥电》（1931年7月15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59。

[39] 《冯玉祥致精卫先生并许（崇智）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诸先生电》（1931年7月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40]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第222页。

[41] 《冯玉祥复邓仲知电》（1931年7月17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42] 《石友三等讨蒋通电》，《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6页。

[43]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02—203页。

[44] 这一时期有关张学良病危、病故的消息多来自日本人的造谣，见《天津铣日特讯》（1931年6月1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422。6月15日，“驻济日领事告向方，曰张学良文（12日）晚病逝。”见《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15日，第298页。

[45] 《顺德石友三致晋城孙殿英微电》（1931年7月5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27。

[46] 《天津篠日特讯》（1931年7月1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55；《天津邓虑远致大兴庄石友三养电》（1931年7月22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812。

[47] 《天津铣日特讯》（1931年6月1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422。

[48] 《天津邓虑远致石友三皓电》（1931年7月19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87。

[49] 《天津某致石汉章马电》（1931年7月21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99。

[50] 《广州汪精卫致天津胡宗铎王懋功等俭电》（1931年7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654。

[51] 《冯玉祥致宋哲元电》（1931年7月2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所谓张有心腹之患，指张学良叔伯兄弟张学成暗中同石友三联络反对张学良。此时，张学良已得知此事，并破译了张、石间的电报密码。见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20页。

[52] 《解县刘汝明致宋明轩箇电》（1931年7月21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007。

[53] 《冯玉祥致韩复榘电》（1931年7月1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54] 《冯玉祥致庞炳勋电》（1931年7月21日）、《冯玉祥致庞炳勋电》（1931年7月20日）、《冯玉祥致宋哲元电》（1931年7月2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55]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4月10日、7月14日，第400、448页。

[56] 《南京王慈博致横川吉鸿昌巧电》（1931年7月1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82。

[57] 《南京萧仙阁致太原宋哲元巧未电》（1931年7月18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89。

[58] 《太原李之朴致晋城孙殿英删寅电》（1931年5月1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78。

[59] 《南京李汉辉致孙连仲养电》（1931年7月2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690。

[60]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100页。

[61] 《蒋中正电刘峙有关攻击石友三逆军之作战计划》（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18。

[62] 《蒋中正电宋子文张群请宋速筹三十万元交张群即汇商震为开拔之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205。

[63] 《蒋中正电宋子文速筹五十万元汇山西为调兵之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207。

[64] 《蒋中正电询宋子文三十万元给商震事另三日内筹五十万元为山东用》（1931年7月22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34。

[65] 《蒋中正电宋子文汇杨爱源二十万元请速交孔祥熙》（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43。

[66] 《蒋中正电询李煜瀛如徐永昌需款可电告以便汇寄》（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46。

[67] 《晋军将领态度》，《国闻周报》第8卷第30期，1931年8月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68] 《蒋介石致张学良刘峙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7月13日，第373—374页。

[69] 《蒋中正电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复榘指挥请转商张学良》（1931年7月19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189。

[70] 《蒋中正电邵力子石友三已叛应明令讨伐石部番号饷项由韩复榘处理》（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24。

[71] 《蒋中正电邵力子谓韩复榘部暂不移往德州之因及石部解决后仍归韩部》（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52。

[72]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第224页。

[73] 《商震致蒋介石铣（16日）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7月18日，第392页。

[74] 《蒋中正电商震率部由晋中袭冯部或石部侧背所需款已筹措请速行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194。

[75]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70。

[76] 《蒋中正电王树翰有意令商震率部出晋讨逆且辞省主席而令徐永昌自代》（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203。

[77] 《蒋中正电李煜瀛令商震辞山西省主席率兵侧击石逆另派员代署主席》（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55。

[78] 《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第80—81页。

[79] 《冯玉祥致汪精卫电》（1931年7月2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80] 《冯玉祥致徐永昌电》（1931年7月2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81]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7月28日，第455页。

[82] 《邓仲芝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6、7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83] 李宗仁：《北方反蒋新局面》，《中央导报》第8期，1931年8月19日，第5页。

[84]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8月9日，第517页。

[85] 赵承绶等口述《晋绥军的编遣》，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159页。

[86] 《蒋介石致程起陆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6日，第244页。

[87]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70。

[88] 《天津执行部致阎锡山冯玉祥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傅作义电》（1931年8月5日），《冯玉祥收电抄本》。

[89] 《冯玉祥致王（法勤）覃（振）柏（文蔚）邹（鲁）等电》（1931年8月1日），《冯玉祥发电抄本》。

[90] 《阎锡山日记》（1931年8月5日），“阎档”：18/0221-0222；《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卷，第1651页。

[91] 《太原周总监玳致河边阎总座曷已电》（1931年8月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009；另见《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523。

[92] 《太原蒋守一致南京孔祥熙虞电》（1931年8月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70-1。

[93]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敬电》（1931年7月24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026。

[94]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70。据谭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一文载，“在蒋冯、蒋冯阎战争时期，孔利用他北方籍贯，确实做了不少分化工作。冯系的何其巩（克之，曾任北平市长）、丁春膏就专在冯内部通消息，写报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保全，是由丁介绍萧振瀛走了孔的门路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民国风云人物》（文史资料精华丛书第6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第151页。

[95] 《日本外务省记录》，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年第5版，第62页。

[96]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文电》（1931年8月1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41。

[97] 《天津王懋功致广州昭佳电》（1931年8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816—7。

[98] 《最近山西局面》，《国闻周报》第8卷第32期，1931年8月1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99]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佳电》（1931年8月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94。

[100]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9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516页。

[101] 《蒋中正电询萧振瀛如宋哲元愿调离晋南可否调赣填防俾抽出部队对粤》（1931年8月1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5；另见《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25。

[102] 《蒋中正电王树翰等商震离晋出征应派徐永昌代理并与张学良切商》（1931年8月3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08。

[103] 《蒋中正电张学良速决是否调宋哲元部至赣》（1931年8月1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7。

[104] 《北平葛敬恩致南京蒋介石蒸电》（1931年8月1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06—7。

[105] 《上海孔祥熙致蒋中正蒸电》（1931年8月1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04。

[106]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6日；另见《省克记》卷4，而《困勉记》卷18，原记有此段内容，后用毛笔将原稿删除，均见“蒋档”。

[107]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9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108] 《何成濬致南京蒋中正号酉电》（1931年8月2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39。

[109] 《蒋中正电王树翰北方局势务求根本安定办法及使阎冯出洋》（1931年8月25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48。

[110] 《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4卷，第1652—1653页。

[111] 《蒋中正电询王树翰葛敬恩晋情并请葛前往视察内情》（1931年8月10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1。

[112]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463页。

[113]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艳电》（1931年8月2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22。

[114] 《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麻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56。

[115]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第224—225页。

[116] 《北平葛敬恩致上海张群宥电》（1931年8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91。

[117]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第463—464页。

[118]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艳电》（1931年8月2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22。

[119]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陷电》（1931年8月3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32。

[120]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6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121] 《蒋介石致刘峙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8月28日，第568页。

[122] 《蒋中正电张学良与韩复榘详商阎锡山事根本处理办法》（1931年8月29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71。

[123]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东电》（1931年9月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50。据徐永昌日记载，“张汉卿对我要求之条件”为：“阎先生自动移北平，副（指张副司令）担保体面、安全、自由；晋将领对已往不听调遣事认过，并将尔后晋布防规定；晋饷不足由中央补足；冯出外由韩负责办理。”见《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第464页。

[124] 《蒋守一致孔祥熙歌电》（1931年8月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36。

[125] 《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麻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56。

[126] 《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鱼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48。

[127]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真电》（1931年8月1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18。

[128] 《苗培成呈蒋主席五月有电》（1931年5月2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29]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真电》（1931年8月1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18。

[130]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微电》（1931年8月5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090。

[131] 《北平吴铁城致上海张群皓电》（1931年8月1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26。

[132]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删电》（1931年8月1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79。

[133]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谏电》（1931年8月16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124。

[134]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微电》（1931年8月5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090。

[135] 《天津王懋功致广州昭佳电》（1931年8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816—7。

[136] 《绥定刘存厚致河边阎总座铣电》（1931年8月16日）、《河边阎总座致天津速转刘积之兄巧电》（1931年8月18日）、《天津转刘存厚致河边阎总座艳电》（1931年8月29日）、《河边阎总座致绥定刘积之兄江电》（1931年9月3日）、《天津转来刘积之致河边阎总座阳电》（1931年9月7日），均见《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538、1542、1544。

[137]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江电》（1931年9月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75。

[138]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7月28、29日，8月6日，第455、453、460页。

[139]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70—71页。

[140]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2月10日，第370页。

[141] 《冯玉祥致邓仲芝李炘函稿》（1931年8月19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142] 李世军：《冯玉祥与“雷马事变”》，《宁夏三马》，第59页。

[143]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23日，第315页。

[144]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11日，第265页。

[145] 《兰州某致南京陈立夫江电》（1931年7月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511。

[146] 《兰州马文车致上海徐圣禅敬电》（1931年3月2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1692。

[147] 《兰州刘秉粹致南昌何应钦宥电》（1931年3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1723

[148]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49] 《兰州雷中田陈珪璋鲁大昌致横川吉鸿昌阳电》（1931年8月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77。

[150]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8月16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151] 《冯玉祥致李朝杰函稿》（1931年8月16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152]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53] 《雷中田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8月3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54] 《冯玉祥致兰州李朝杰高振邦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55]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密》（1931年9月6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56] 《兰州马文车致南京顾祝同宥电》（1931年8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90。

[157]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9月8日），《冯玉祥发函抄本》。

[158]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59] 《雷中田马文车致（广州）国民政府密电》《雷中田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60] 《邓仲芝薛子长李炘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4日）、《北方军政委员会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20日）、《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5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61]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162] 《南京秉元致兰州马文车鱼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47。

[163]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1日。

[164] 《蒋中正电责马文车反抗中央明令囚禁马鸿宾速负责处理恢复其自由》（1931年8月30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92。

[165]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于右任冬电》（1931年9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26。

[166]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寒电》（1931年9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45。

[167] 《蒋介石致高振邦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8日，台北：“国史馆”，2004，第56页。

[168] 《蒋中正电杨虎城冯电粤方委雷中田等为军长及嘱邓宝珊勿卷入甘事》（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42。

[169]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1日。

[170] 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民国风云人物》，第419页。

[171]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哿电》（1931年9月2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49。

[172] 《平凉陈珪璋致西安杨虎城删电》（1931年11月1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441。

[173]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三马》，第74页。

[174] 《兰州雷中田致汾阳冯玉祥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589。

[175] 《天水吴佩孚致绥定刘存厚朱汉阳篠电》（1931年10月1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115。

[176] 马鸿宾获悉后电蒋介石称：“虽经各方调解均未生效果，因吴先生子玉游历至兰，从中调解，纠纷方解，民心遂安。宾于本月蒸（10）日离兰暂驻新城。请钧座饬部严议处分以示惩戒，至甘肃省府主席职务应请另简贤能以资治理。”见《新城马鸿宾致南京蒋中正卅电》（1931年11月3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926。

[177]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胡逸民冯钦哉鱼电》（1931年12月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84。

[178] 《南京邵力子致西安杨虎城宥电》（1931年9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298。

[179] 《蒋介石致杨虎城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0月18日，第185页。

[180]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蒋中正冬电》（1931年11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357。

[181] 《西安王一山致兰州杜彬丞王宗山文电》（1931年12月1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97。

[182] 《重庆傅剑目致西安秘书长冬电》（1931年12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71。据曾任陕西省政府财政厅、民政厅厅长李志刚所撰《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一文载，傅剑目为杨虎城部驻四川代表，胡勉民为驻南京代表。见《民国风云人物》，第418、426页。

[183] 《西安子坚致兰州孙蔚如寒电》（1931年12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99。

[184] 《临潼杨虎城致南京蒋中正梗辰电》（1931年10月23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0028。

[185] 《蒋介石致杨虎城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7日，第250页。

[186] 《南京马福祥致宁夏马福寿并转马鸿宾文电》（1931年12月1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855。

[187] 《国民政府讨蒋北伐令》，《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4页；《反蒋运动史》（下），第408页。

[188] 《反蒋运动史》（下），第409页。

[189]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1页。

[190]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页；《民友》第2卷第5号，第12页。

[19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3号，1931年7月13日，第11页；《李白购到军械一批》，《大公报》1931年6月27日，第1张第3版。

[192]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16页。

[193] 《反蒋运动史》，第410页。

[194] 在三次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本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在广东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还必须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见《币原大臣陈友仁会谈录》，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昭和63年第6版，第172—180页；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第146-150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63页。

[195] 《蒋作宾日记》，1931年8月20日，第350页。

[196] 《冯玉祥致兰州雷中田电》（1931年8月2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7]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2日。

[198]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5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199] 《王柏龄致蒋介石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2日，第34页。

[200] 徐桴报告称：“粤事发生后，经钧座派高汉鍫、黄珍吾等赴港工作，陈济棠部中觉悟分子均具拥护中央决心，惟以未经下令讨伐，尚未敢贸然发难。现在陈部第一军参谋长杨幼敏、参谋处长兼团长叶敏予、团长骆凤祥、王植南、邓子开、王定菠、邓辉等因系东江派，愿附中央，不愿拥陈；海军参谋长兼飞鹰舰长陈鼎因与陈策有隙，与东江警卫总队长梁贵平等相互联络，愿率所部陆军八团、军舰四艘、警卫队三营，无条件附中央。兹已公推前华侨议员沈质夫代表到沪，切实联络，并请钧座委派与粤无派别关系之大员赴港，商定进行办法。”见《徐桴致蒋介石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3日，第36页。

[201] 《蒋中正电张群汇杨永泰一万元俾联络李邓及剿匪》（1931年9月2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22。有关蒋汇款一事另可参考《蒋中正电宋子文张群请宋子文转款四万元交张群汇杨永泰》（1931年9月8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39。

[202]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1页。

[203] 《汪精卫东电》（1931年9月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04] 《邹鲁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05] 《李宗仁致阎锡山电》（1931年9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0/2164。

[206] 《阎锡山复李宗仁电》（1931年9月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0/2167。

[207] 李宗仁：《北方反蒋新局面》，《中央导报》第8期，1931年8月19日，第6页。

[208] 《何键呈蒋主席九月支电》（1931年9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09] 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4，第262页。

[210]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2-73页。

[211] 《粤军侵湘情况》，《国闻周报》第8卷第36期，1931年9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212]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24页。

[213] 《蒋中正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43。

[214]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篠二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94。

[215] 《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上），第262页。

[216] 《反蒋运动史》，第412页。

[217] 《何键呈蒋主席九月灰电》（1931年9月10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18] 《蒋主席昨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大公报》1931年9月15日，第1张第3版。

[219] 《杨永泰呈蒋主席九月元电》（1931年9月13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20] 《蒋中正电张群转杨永泰速寄或电告逆军密码代名词》（1931年9月12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44。

[221] 《蒋介石致林蔚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14日，第65—66页。

[222]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03—4。

[223]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篠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89—0191。

[224]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03—4。

[225] 卞稚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和召开国民会议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156—159页。

第七章 上海和谈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局。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国民党内相互对峙的宁粤双方，谁也不可能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面对全国民众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吁，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缓和。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深感粤变难以处理。

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先是由一批在党内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领袖发起，再带动地方实力派的加入。甚至连胡汉民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 [1] 蒋介石在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此四人非军阀，乃监委也。” [2] 所以蒋介石很难再以军阀反叛为借口，直接采取武力讨伐。他不得不力争政治解决。

当时，一向以中立自居的天津《大公报》就曾发表社论，论及这次反蒋运动与以往历次反蒋之不同：

自广东事起……旬日以来，国民会议及各方之电，皆以陈济棠为事实的对象。有所劝，劝陈济棠；有所责，责陈济棠。察其用意，岂不为陈负军事责任，陈果就范，则问题可立决乎？……

而自另一方面论，则挑起此次问题者，为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监委，而非陈济棠。日来各省有力者之发言，奈何只问陈济棠，而不问四监委。 [3]

在广东“非常会议”前夕，蒋介石始终期盼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5月初，在接获四监委弹劾通电后，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即复电古应芬，希望调解宁粤对峙，并拟定办法10条：

一，广东主席任伯公；二，各要职由伯公推定任命；三，粤财政由中央与省府协定，以后变更办法必经协定；四，一切形式仍旧，丝毫不能有与中央隔膜之态度；五，中央绝对不取一时和缓之计，实图尽释前嫌；六，今省政府绝对顾全党国而受任，决不为养精蓄锐之准备；七，桂事粤不过问；八，始终严拒改组派等之反动团体；九，双方绝对如无其事，马上回复旧状；十，协定后展公愿任大政留京或乐暂息他处或返故乡，均听展公自定。公等最好即日回京，倘欲续请短假亦听尊便。 [4]

但粤方对此毫无反映。5月底，在蒋氏授意下，司法院副院长张继追到广州希望说服粤方不要组织政府，粤方仍不为所动。27日，张继电南京报告：

此间负责诸同志一致意见，以为爱护和平，人有同心，如介石兄能俯从众意，即日引退，则和平必不致破裂。此间明日成立国民政府，惟介石兄若能引退，则成立之后仍可取消，当与诸先生共图善后。 [5]

蔡元培等人立即复电张继，请转告粤方“诸同志”：

使方负责者引退乃决裂，非调和矣。使已引退者重负责，乃真调和。其条件可尽善美，其范围可较广大。请先生本情理兼至之原则，缕告诸同志。 [6]

第二天，张继复电南京称：

此地诸负责同志并不欲党内再战，昨日宣言亦主张以建设谋统一，弟意调和仍有希望。 [7]

蒋介石得知“粤事有和平商量之余地”后，于6月5日晚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公开表示：“粤变发生事，不过为党务和政治上之一种纠纷，中央应付绰有余裕。故中央对于粤事，一本和平精神，决不轻启兵戎。” [8]

粤变的发生，主要是因蒋介石扣压胡汉民而起。当时身在美国、参与四监委弹劾案的林森为了缓和宁粤关系，特致电蒋称：“展公居都调摄自较他处适宜，奈反动者造谣惑众，至为痛心。现届暑天，务请展公暂栖庐山疗养。一转移间，群疑尽释，纠纷自平。” [9] 而蒋则复电谓：“展公则近日自以留京为安也。如公能速回劝解，公私皆有大益也。” [10] 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林的建议。自然蒋想拉林回京，以此分化粤方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而刚从广州返回南京的张继也“主张胡外游”，并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同情。但蒋对此举极不以为然，在蒋看来“余以为留其在京，非惧其反对余个人，而患其分裂本党，自组党部。此有可能，而党事更难问矣。故既做之事，既定之针，不可自变也”。 [11]

蒋介石既不肯释放胡汉民，而粤方又坚持蒋氏必须下野才肯合作。第一轮的宁粤和谈可谓毫无结果而散。

自7月下旬起，长江流域突然发生了六十年来未有之大水灾，受灾地区之广与损失之重，及被灾人民之众，都打破此前任何天灾的历史记录。此外，东北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更加剧了中日间的冲突。蒋氏寻求政治解决的意图，更加迫切。 [12]

8月2日，李石曾致电蒋介石表示：“赤匪、石逆已将次肃清，粤事应贯彻前议谋和平解决之道。古、孙、邓有来电，（张）继拟日内南行，继续接洽。” [13] 为了迅速解决粤变，蒋当即指示：“请粤派员来沪相商，以俾就近接洽。” [14] 此时，蒋还考虑到下野问题，只要粤方“有整个接收政府之计提出，愿开诚相见，共商大局，至于个人进退，则所不顾也”。 [15] 为此，蒋于8月4日亲笔致函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表示：

三年以来，弟之重要主张无一得以实现也。若弟历来之主张苟得实现，则谓三年以来之纠纷不致发生可也……至弟个人之去留决无问题。弟之求去非一日，徒以国难未平，责任未了，故负疚待罪，以至今日。今赤匪将告肃清，正弟求去之日也。如兄等果有合法之手续，整个之组织，使革命大业不致中坠，总理遗志可以完成，俾弟得安心为一在野之党员，对党、对国、对总理、对已死之将士先烈无内疚，此实弟所祷之祈之者。如广东政府能即宣告取消，则统一既成，弟志已酬，决不恋栈朝夕，自负其生平之愿。 [16]

第二天，蒋介石考虑辞职问题时，更详细分析了此时辞职的利弊得失：

辞职问题，应慎重考虑。如为革命计，有辞职之必要，则当立辞。否则，如为个人或家庭关系，则不可以私而废公也。兹将各方关系分析之：一、辞后本党中央如何办法；二、各军如何办法；三、干部如何办法；四、对粤对桂如何处置。甲、蒋蔡不愿回粤；乙、粤桂以放宽自讧；丙、退让能自白其志，得国民谅解；丁、亲戚友朋关系以退为能自立，如此以退为上。否则，甲、中央主持无人，为反动派窃据；乙，退而不得，经济更难；丙、军中无主惶惑；丁、时局扰乱，欲退不得。是则不能退也。如决心引退，则不顾一切，对党务与政治发表意见，听其取舍。对各军则略与安置，勿使失所。顾（祝同）长苏，蒋（鼎文）长浙，朱（培德）长闽，熊（式辉）长赣，鲁（涤平）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团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 [17]

8月6日上午，蒋介石再次“研究下野时机与布置，未得其道”，他只好期待说服“济棠部离广州南开，而令真如回省恢复政府为约。至于取消其政府与余下野事，暂不提及”。 [18] 此前一日，他还由南昌急电南京，指示“对粤态度请暂缓决定”。 [19] 而这时南京在处理粤变问题时，意见也不统一。“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多人主张和解，陈立夫等则主讨伐，李石曾等主张再开国民会议，修改约法，容纳粤方意见，党政分治。主战者则以陈铭枢将该部布置妥当，拟扩为讨伐军，即以回粤。” [20] 何去何从，颇令蒋难以决定。8月14日，吴铁城自北平致电南京贺耀祖，详细分析了宁方的尴尬处境：

阎虽回晋，与冯复行勾结，有所企图，惟察知大势已去，现对外极力间接解释，缓和攻击目标，而暗中从事团结内部及联络他方工作，不遗余力。今幸华北在我军严重监视之下，向方兄维护和平统一态度又极明，彼等不无顾忌，一时或可无事。但粤中纠纷尚未解决，日、俄为患边疆，利用阎、冯正切，对粤或晋总须及时稳定一方，否则粤、晋有同时发动之可虞。稳定晋孤粤之势，使粤中就范。缓和粤，晋在大军严重监视之下，当不敢异动。汉公（张学良）亦认解决大局关键在粤，故欲粤中纠纷能和平解决，并愿稍尽其力也。 [21]

宁粤对峙中，部分亲蒋的党政要人和将领

张学良当时还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想请李济深来调停宁粤对峙。“闻任潮左右有人在平由何柱国介绍，为任潮奔走，拟请汉卿兄建议中央请任潮调停两广事。汉卿兄尚未置可否。” [22] 李济深曾在1929年蒋桂战争前被蒋介石扣禁于南京。当时蒋扣李得到了胡的鼎力支持，而李的部下陈济棠不但不反蒋，还乘机夺了李的军权。尽管李对胡、陈等人极为不满，但始作俑者终归是蒋。因此，蒋介石更希望调停人不要同粤方有任何瓜葛。当蒋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示孔祥熙：“任潮回粤，此非其时。” [23] 此时，蒋介石或许觉得张继的角色更为合适。因此，当张继建议“党讧不已，国步艰难甚于明末，请与展兄及早恢复感情”时，蒋立即表示：“对于展兄恢复感情于公私皆有裨益，自当遵循进行也。” [24] 于是，张继再次积极联络粤方，希望促成政治和解。8月21日，张继致电粤方，沉痛说道：

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举国所要求者为和平。甲倒乙，乙倒甲，同为蜗角蛮触，引不起国人何等同情，可止则止，为革命家最高情绪。此弟等所以尽力调解，绝非独为一方利益。 [25]

而粤方回电时的态度仍很强硬：

窃谓今后和平之责，仍在公等。公等于蒋之不能服众，亦已深知，倘能发公道之论，勿为掩盖之词，蒋复何恃可以恋栈？此乃真正革命情感，不缘私而害公，深望公等竿头再进，有以慰同志而安国人也。 [26]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后，蒋介石的求和心情更加急迫，这主要是因为此时蒋的军队大都用于“剿共”和震慑北方，实在无力抵抗粤方攻湘。为此，蒋又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12日，吴忠信持汪精卫等人的复电见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

礼卿得汪等复电，先要我下野，乃停止军事行动。余拟以亟望兄等推一二人来沪，极愿面商一切，并属礼答以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之意复之。彼或仍以只要介石先通电下野，弟等即可来沪之意，或以如介石不下野不能来沪之意相答乎？ [27]

9月15日，朱培德通过黄蘅秋首先得到汪精卫的复信，粤方仍坚持要求须蒋“形式上辞职而后广东取消伪政府，两方派代表开会”。 [28] 两天后，吴忠信也得到汪精卫的复电，当蒋向吴询问电报内容时，吴仅答道：“贱逆狗彘之人，其言无理，不足以闻于我公焉。” [29] 可见，粤方态度依然未改。而当日孙科等人却电张继表示：“粤出兵系各委员会议决，非予等之意。予等虽极力主张和平，奈不能贯彻此苦衷，希见谅。” [30]

此时，张学良也积极参与宁粤调停，密派罗文幹赴粤疏通。而粤方则派王葆真在天津会晤胡若愚，“磋商粤奉合作问题”。 [31] 据王伯群电蒋报告：“罗文幹赴粤确得张同意，其任务（一）观察粤状况；（二）申明阎果无碍华北安全，绝不与之为难；（三）劝粤提和平条件，彼愿作调人。” [32]

9月18日，蒋介石“筹划对粤对匪策略”时，暗下决心：“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否难见效也。” [33]

就在这天晚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二 国难当头 被迫和解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正在北平的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并称：“此时此际，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利害之上，今日唯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反是则为人民所不恕。” [34]

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35]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

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 [36]

面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粤方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发出马（21日）电，表示赞同“和平统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主要内容为：蒋介石下野；取消广东国民政府；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 [37] 当天，孙科出席“非常会议”纪念周，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要求和平解决宁粤纠纷，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明确指出：

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 [38]

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致电粤方，谓：“公等致蒋马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 [39]

9月21日下午，蒋介石自南昌“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并决定“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40]

据邵元冲日记载，针对粤方必欲以蒋下野为和谈条件，“渠亦甚愿承受，如愿共同合作而充实政府者，渠亦均可照办”。 [41] 同时，针对粤方马电中提出的三个条件，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定了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内容如下：

（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 [42]

9月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抵达香港，双方展开先期谈判。 [43] 陈铭枢首先将蒋介石致汪、孙、古的亲笔函交给粤方代表。蒋在信中表示：

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谴无所加，何心复求诿卸。唯愿诸同志以党国为重，念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不复以平苦（昔）之龃龉为芥蒂，度此漏舟覆巢之惨祸。 [44]

随后，宁粤双方代表分别阐述了各自解决时局的三原则和三条件。第二天，双方继续谈判，新由欧洲回国的伍朝枢（胡派骨干，接近孙科）也应邀参加。 [45] 最后，达成如下两项协议，由陈铭枢等联名电蒋介石：

（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 [46]

当日，蔡元培、张继二人又将双方草拟的通电文稿报蒋介石，并表示：“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以人选为第一义，拟请任陈真如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已得陈及粤诸同志同意……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 [47]

第二天，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谓：“京沪卫戍事宜请真如兄主持，即日照办。中应引咎自责及个人去就不成问题，早经陈明，惟两方通电时间若与实际解决相距过远，照目前形势深虞于外交、财政发生困难。”因此他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 [48] 蒋的这一指示，实际上否认了双方协议中要求蒋先发表下野通电，再行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蒋在当天日记中对粤方这一前提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接粤方拟稿通电，仍以统一会议、改组统一的国民政府为条件，并多诬辱之句。当此横逆之来，既要余屈服，又要余负责，而若辈毫无负责勇气，既不顾大局，一意捣乱，而又无能力来组织政府；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且乘此外侮之机，勾结敌国，动摇国本，能不痛心！此时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 [49]

尽管蒋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一再对粤表示“个人下野更无问题”，但内心深处是不肯轻易放弃权力的。

三 宁粤广州会议

9月30日，宁粤双方代表自香港抵广州，随即同粤方全体举行会谈，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方党政军领袖，因汪精卫、孙科未能坚持粤方原定的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主张，因此强硬表示：蒋氏下野“通电发表之前不能来沪”，“发表之期，希望在本（10）月五日”，并进一步要求：“自通告发表日至开会日至少三星期，并须十九路军全部到达京沪以后。两方所希告之十月十日四全代表大会，拟由两方亦于五日宣告展期。” [50] 此时，阎锡山也致电粤方表示支持，称“现在北方发动较易”，请指示“具体办法”。 [51] 同时电询汪精卫：“闻蒋复电拒下野，不知确否？弟意迁就当有界限。” [52]

10月2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报告：“广州若干老同志尚持异议”，“有人欲加提困难条件，对和议施其破坏伎俩”。他还向蒋解释和议之困难，“甚至张（继）先生与君佩（李文范）同志相对下跪，乃得议定”，并恳请蒋在其下野“通电中统议产生之国民政府成立，当解除任务，即日引退一节，乞勿更改，免至和议根本动摇”。 [53]

粤方此举，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蒋当日即复电拒绝，并对蔡、张、陈三人颇有责备之意，电曰：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故于此党国存亡之际，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圆满解决之道，特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三者之外，而欲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一日）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今粤中同志既不在情理与国难中求解决，又不能来此面商，则先发通电更滋纠纷，无补于事。 [54]

蒋介石更对粤方逼迫“先发通电”一事，斥之为“直等于儿戏”。他在日记中愤慨道：“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则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无人心矣。呜呼！人心已死，可叹孰甚。” [55]

粤方得到蒋氏此电后，双方和谈几乎破裂。10月3日，原拟返京的陈铭枢也深恐粤方“借口破坏”，再次从香港“与哲生重入广州，与汪同志密为挽救”，并电蒋解释道：

以职近日观察，钧座如通电后，汪、孙两同志必可离粤赴沪。汪、孙离粤，则中央对外对内均可绰有余裕……如通电不发，则某等必于双十节开四全大会，汪、孙两位再无术可以斡旋，形成更彊［僵］之局……生死关头，系于瞬息，恳再赐察核。 [56]

10月4日，蔡元培等人也电蒋解释说：

钧座对于培等东电似有误会。此间各同志意见颇多。所谓两方同发通电，全由汪、孙两同志苦心磋商之结果。通电一发，彼等次日即可来沪把晤。不过以通电为会晤之标纽，非作为条件也。江午钧电到后，误会者尤多。现由汪同志设法解释。结果如何，再行报告。 [57]

面对蔡、陈等人的解释，蒋介石仍毫不妥协。而此时粤方内部开始出现较大分歧。这一分歧又被刚刚返粤的陈铭枢所洞察。10月4日，陈连发两密电向蒋报告观察所得：

粤中群情庞杂，老同志成见极深，某等复存心破坏，精卫、哲生暗中调协，意甚诚切。

汪先生坚决主张赴沪，下午与某等大辩论。哲生与汪意见一致，伯南受激动亦甚赞成。明日他们开“非常会议”解决。他们即不通过，汪亦必行。枢极劝孙同行，前途可乐观。 [58]

蒋介石得到陈的密报后，态度更加强硬。第二天蒋致电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

对于通电原则，前电本已赞同，且甚愿早发，无所犹豫。惟当此外交紧急，存亡呼吸之际，不可一日无政府，此电文句虽发，电后仍未下野，而中外心理与事实已等于入无政府状态……通电发表之后，粤中同志尚未来到之前，中间负责无人，万一发生意外，不但无以自解，即粤中同志亦与有责。如粤中同志能早日来沪，或请精卫、哲生、襄勤、君佩诸先生来亦可。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即发。诸兄若不能来到，此电为国家计，实不能不负责审慎。 [59]

为了加强对粤方内部的分化，蒋介石首先将汪精卫列为主攻目标，密电陈铭枢转汪精卫，称赞道：“兄排除众议，毅然来沪，共赴国难，患难乃见真友，遥闻之下，无任铭感。” [60] 由于蒋的强硬立场和粤方内部不和，10月5日，“非常会议”被迫做出让步，决定：（1）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2）全体联名请胡复出。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笔致函胡汉民，写好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函称：

展堂先生大鉴：蔡、张、陈三先生来，具述和平统一之必要，弟等皆同此心，惟弟等一致之要求在先生即来沪一行。如先生抵沪，此间即举出代表来沪共商统一之进行。弟等已托真如先生先回，与介石先生接洽一切。想对于此等最低限度之要求必能达到。惟盼先生俯顺弟等之意，即行来沪，以慰同志之望，而促进和平统一之进行。 [61]

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也做出如下决定：“（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 [62]

10月6日，广州“非常会议”公开发表其解决时局主张的“麻电”，强调“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并提出四项具体办法：

（一）废除海陆空军总司令；

（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

（三）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

（四）国防统于中央，保安属之地方，全国军队应负此两大任务，至于政治，绝对不容干涉。 [63]

至此，双方谈判暂告一段落。10月8日，蒋介石针对粤方态度，致电何应钦告之今后宁方所持立场：“对粤方针以无条件合作，并无所谓党政军分工之说；对日备有最后之决心，如逼不得已，惟维持革命之精神、民族之人格，以留历史之光荣。但并无联俄之策，亦决不屈服于日本武力压迫之下也。” [64] 10月10日双十节，蒋自省道：

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残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拔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来，固由余德薄之所致，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顾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任其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 [65]

10月12日，陈铭枢由粤抵京，向蒋介石报告议和经过。蒋深知此时如再不释放胡汉民，尽管汪精卫、孙科等人愿意北上，“惟古（应芬）等以高压手段阻其行”，宁粤和谈很难实现。 [66] 此时宁方要员也“皆主展堂日内即至沪”。 [67] 蒋于是被迫答应粤方条件。

次日，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先去见蒋。据陈回忆：“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我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此为胡自1928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 [68]

10月15日，胡汉民致电粤方报告平安，并对以往党内纠纷深刻反省道：

过去党内一部分力量属于己有，党即失去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则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而奸黠者流，乘虚以入，肆其恶行，亦遂莫由过问，驯致过则归于吾党，权则归于他人。久而久之，党不为人民所重，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

但胡又不忘为自己表白，称：“然平日自检，担负既往之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则最切。”为此，他请求粤方从速“推举代表来沪进行议和，共商大计”。 [69] 此前，蒋介石拜访胡汉民时曾表示：“余以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认错误。” [70] 但当蒋得知胡电内容后则慨叹道：“以粤方与展堂阻碍，内忧甚于外患，可叹。” [71]

就在胡汉民赴沪当日，陈铭枢根据双方和议要求，下令调所属十九路军开京沪驻防。 [72] 粤方看到胡汉民已恢复自由，符合他们的最低要求，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古应芬、李文范五人偕同蔡元培、张继赴沪。后古氏因病无法前往，粤方又加推邹鲁、陈友仁两人为代表。同行的还有唐生智、张发奎、黄绍竑等，连同随员一百多人，于21日抵达上海。行程中还有一小插曲：船经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相当危险。黄绍竑曾开玩笑地对唐生智说：“孟潇，这回如果不是‘同舟共济’，就是‘同舟共葬’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对国家有益的，因为同船的好些人，都是以前内战的捣蛋鬼。” [73]

粤方代表赴沪前，还分别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通告粤府主张，并表示决定另设“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国防分区”，“请领导北方同志一致主张”。 [74] 阎对“政府主张极表赞同”，立即复电表示“自当遵嘱催促北方一致行动”。 [75] 改组派还四处宣传：新政府将以“唐绍仪任国府主席，蒋任国防会主席，其他四国防分会主席以作相、宗仁、济棠、玉祥分任”。 [76]

汪精卫等人抵沪后立即同胡汉民会合。当时粤方许多人认为这回汪、胡两位领袖能真诚合作，国民党可以改变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面。当汪、胡二人在伍朝枢寓所见面时，汪也做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 [77] 事实上，粤方内部的裂痕早已显现。据蒋派往香港执行分化粤方任务的杨永泰10月18日报告：

汪、孙、李、伍等明晨赴沪，伪府立场全失。故和议完满与否，汪、孙绝不再作回粤想。近日汪极亲孙、尊孙。彼二人亦欲自介于胡派与中央间之调人。当前和局纵不十分迁就，亦必事成。粤方畏赤如虎，不能派兵入赣填防，惟极注意四全大会。 [78]

同时，南京方面为显示诚意，于10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65次会议上根据中常委“现值国势危急，本党各同志亟须一致团结，以救国难”的提议，决议：“一，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二，前项恢复党籍者，即请中监会查明开具名单，以便提请四全大会追认。” [79] 计恢复党籍者有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柏文蔚等35人。

10月22日，蒋介石乘飞机自宁到沪，首先在宋子文寓所同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会商。“对于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动摇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 [80] 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护原有的统治体系。

是日下午1时，蒋介石等人同往孙科在沪寓所和粤方代表会晤。彼此握手，互道问候后，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静江、李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16人。 [81]

众人入座后，由胡汉民及粤代表等请汪精卫先发言。汪起发言，先述同志年来离隔，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来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济国难。遂述及粤方主张三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又对蒋所拟关于个人进退之电稿表示赞同。蒋继起发言，态度恳挚，先赞成汪言，谓：“本人亦如是，公而无私。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起述国难及团结必要，主张大家即入京，已无需会议。蔡元培、张继和之。孙科略驳其说，谓：“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请示。”汪又起言：“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状下若遽入京，则议定签诺之事，各方将误会为吾等自由意志，为不佳。”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同即在沪会议，胡先生可代表本人。复叮咛谓胡、汪同意事，无不照办。谈话至此结束。 [82]

此次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的会谈，是自1926年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被迫离国后五年来仅有的一次会面。这短短的三小时会谈，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蒋借口京中有事，当日返回南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八时由京乘飞机与妻出发，十时到上海。阅各报所载粤方所谓代表者谈话，诋毁讥刺未改旧态，为之骇异。与各中委相见，乃知对方提推倒中央现有组织，否认根本法纪，是胡汉民有意倒乱，使余进退两难，而若辈既不敢负此重责，又不愿知难而退，更不愿置之不问，可痛、可鄙、可恶、可笑、可怜，莫甚于此，而反以此为得计，不仅壁上观火，下井投石，必欲使一切罪恶责任归之一身，置党国败亡于不顾，立使国家纷乱而后快。此种卑劣政客，既陷总理于前，今且毁卖党国，不顾一切。胡贼之罪，是在毁灭党国于其一人之手也。余于下午往访若辈，而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惜也。相谈约一时余，乃乘原机回京，已六时矣。 [83]

蒋介石离沪后，双方代表继续会谈，达成两点决议：外交方面“须求得一致，共赴国难”；党政军方面，“由京派定代表与粤方代表先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 [84] 会谈结束后，粤方代表六人又共同联名致函蒋介石，单方面提出粤方共赴国难的七项条件：

（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

（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拟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

（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

（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解决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务扫除过去纠纷，以确定将来基础。

（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劭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

（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

（七）目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 [85]

这封信由蔡元培、张继二人携带入京，在10月23日晨召开的中常会上向蒋介石报告。粤方提出的七项条件中，前两条是蒋、汪、胡等人会谈时议定的，并没有新鲜内容。第三、四条重点是提高党权、削弱军权，目的在于恢复党权高于军权的组织形式。第五、六、七条，明显是针对蒋介石而发，同前一天蒋在宋宅和宁方代表议定的不变更现行政府体制原则，完全违背。由总统制（国府主席）改为责任内阁制、废除总司令制，目的都是限制蒋垄断政权，并再次要求蒋在正式会谈前公开发表下野通电。面对粤方的七项条件，蒋在日记中愤慨道：

粤方托蔡、张携七条件来京，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借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 [86]

对粤方“既不敢负此军国重责，又不肯知难而退”，蒋介石深表不满。 [87] 第二天，蒋复函粤方代表，表示：

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于事实，使国际观听得所转移，国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惟此最为急务。至关于党国根本问题，如何斟酌至善，借立此后良好之基础，而不种将来之恶因，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

蒋介石正式指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为宁方代表，在沪同粤方代表继续讨论，希望粤方“迅与石曾诸先生商定后，即日命驾来京，共赴国难”。 [88] 蒋氏复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外侮为由，要求粤方尽快来京，“共赴国难”，至于粤方所提改组现政府组织形式等条件，则表示可“从容商谈”。其实他的内心所思，正如日记所言：“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 [89] 为此，蒋暗中“授意左右要人联名通电拥蒋”，“并暗行联汪拒胡，以延缓、分化手段应付粤方。” [90]

10月25日，就在张继将蒋氏复函送到上海当天，汉口行营参谋处突然公布了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同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二人间的两封往来电报。一封是21日陈电何，称：

1931年10月，粤方三巨头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摄于上海

西山会议派领袖邹鲁

宁粤和谈代表李文范、伍朝枢、张继、汪精卫、邹鲁、蔡元培、陈铭枢、张静江、陈友仁、孙科摄于上海

国难临前，赤氛未息，攘外安内，全在负责有人，无论如何更张，一国元首不宜更易。闻极峰（指蒋）因望和平，拟自引退，理应竭诚劝阻。

另一封是23日何成濬复电陈调元，谓：

当存亡危急之秋，欲一致对外，不应有统一和平等会讨论条件，自显破裂，贻人口实。请即起草通电以救危亡。 [91]

同时，汉口军方还表示何应钦、刘峙、何成濬、陈调元、何键、刘湘等赣、鄂、豫、皖、湘、川等亲蒋将领，拟由何应钦领衔通电，据称电文中有“国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借安民心”等语。 [92]

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得讯后，也立即致电何成濬表示积极参加：“御侮救国，惟恃总座领导。当此紧要关键，一国元首尤不应轻易纷更，请由敬公领衔通电劝阻及辞去沪会各节，弟极赞成，务祈即将弟名加入，以维正义。” [93] 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更电邵力子表示：“除由何敬公领衔通电，一致拥护外，敢请先生鼎力劝阻以固邦基。” [94]

10月27日，蒋介石复电陈调元坚定表示：“当此国难，岂用苟免，自当负责到底，任何毁谤，在所不计也。” [95] 当天，蒋同“稚晖、石曾二先生商谈时局”时，重复了同样的话语。 [96] 甚至有情报显示：“蒋密令沪公安局等秘组多数民众团体，使粤代表不敢提出蒋下野条件，如果提出，即不惜酿成大惨案。” [97]

这一系列舆论导向，不难使人感到是出自蒋介石的授意，在正式和谈之前，先由军方放空气，威胁粤方代表。

对此，孙科曾愤怒地表示：何应钦等人通电“如竟要发出，致碍和会，则惟有请彼等开督军团会议而已”。 [98] 27日，“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亦急电阎锡山、冯玉祥，称：“此电发出显有破坏嫌疑，希速设法阻止，并电商次辰、明轩诸公预先防范有人代为列名。” [99] 阎锡山接电后即“着专员与焕章、明轩、殿英、次辰商酌阻止列名”。 [100]

尽管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等人中止发表通电，并公开否认此事，但华北各将领的拥蒋通电，则未及阻止而公布于世。 [101] 有意思的是两天后“华北各军欠饷”即由北平“行营发放。晋军饷七十万”。 [102] 而何成濬等人也并未停止暗中活动。11月1日，何再次致电毛光翔，谓：“粤方代表坚持异议，以便私图。原拟推敬公领衔通电驳斥，嗣以敬公、经扶（即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与兄均有特殊关系，不便列名，遂未果行。现会议情形不见进展，最好由吾弟约甫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云樵（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等先发表意见，以促粤方觉悟。” [103]

四 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

虽然双方对和谈都缺乏诚意，但迫于时局和舆论的压力，无一方敢承担破坏和谈之责。宁粤代表终于自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双方共举行正式会谈七次。据出席会议的程沧波回忆：

会议开始，奇怪的是并没有一定的议事规程，大概是每次会议推一个主席，蔡（元培）先生做主席的次数很多。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南京的代表可说完全采取守势，广东方面则取攻势，其中最激烈的是李文范，其次是伍朝枢。李文范常常很激动的跳出来骂，南京政府给他骂得狗血淋头，好像南京政府一无是处。伍朝枢则专门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伍朝枢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政府组织法，其中的主席一职居然没有任期。 [104]

会谈自始至终，因缺乏共识而屡生波折。

第一天会议，宁方代表蔡元培“发言时对蒋电极力主缓发，谓国难临头该电尽可至商得积极办法时发表。张继、铁城主张亦如是”。 [105] 和会遂决议：“双方通电原稿（指蒋下野和粤府取消），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 [106] 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粤方突然提出《党政改革案》，引起宁方不满，会谈险些破裂。该案主要依据前述粤方致蒋函提出的七点办法拟定，内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地方制度五方面。蔡元培等“以此案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为由，表示“不便讨论”，并将该案全文电蒋请示。 [107] 其实，该案的核心内容，粤方代表李文范概括得最为妥当：“第一对于人的问题，就是要蒋下野；第二对于制度问题，就是要缩小主席权限及废除总司令制。” [108]

蒋介石接电后，“对粤提制度问题，认目前内外情势严重，非试验时期。以前种种缺陷并非全系制度之过，且现时制度亦系党之公意所形成。党内分裂均因少数同志未能精诚团结所致。此后工作最要为如何使全党负一致守法合作，绝不愿使党国遭此大险。且变更制度无异修改约法，而约法为国民会议所制定，非强使全国民意曲从党内少数意见。” [109]

为此，蒋介石复电宁方代表强硬表示：“今日所发表两方接洽情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此捏造，是所不能承认，决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中不敢同意。” [110] 蒋还在当天日记中对胡汉民咒骂道：

胡汉民之捣乱，不法阴谋行动不特使余个人置于死地，且必欲毁坏党国，将总理革命至今所有革命之历史尽毁灭无余，小人不可与同群信乎。 [111]

10月29日，蒋再复电宁方代表，指责粤方所提《党政改革案》道：

内容姑不具论，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相合。此时为党为国均唯有从速集合首都，共赴国难。至党政根本问题，应俟本党多数之讨论决议，无以十余人在租界内谈商，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

蒋氏明确指示：“此等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不应提出讨论。” [112] 蒋此时的强硬立场，源自他对粤方内部的洞察。蒋曾分析道：

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对粤应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维统一之局，因于对外有益也。一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之回粤自扰，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 [113]

于是，蒋介石再派何应钦赴沪与各方接洽，希望有所转圜。何到沪后即“访胡述蒋真意：总司令可废，行政院长可让，但要保留主席及维持第三届政统。此点与粤方条件完全背驰”。 [114] 而胡汉民则对何应钦表示：“余爱蒋较任何人为深切。北伐以来其勋绩不可磨灭，受人推崇亦因此。但年来争执党政军重任，虽云肯多负责，但一人精力智虑何能顾及。与其多重责任难兼顾，不如大家来负责，徒使集怨于蒋一人，致使以往功勋灭于一朝。希望蒋明此苦衷，毅然对党国前途重加刷新。” [115]

为了加强粤方内部的团结，胡汉民还致电天津执行部转阎、冯等人，再次明确粤方的态度：

一，党内大团结，决不为蒋分化政策所中伤；二，断定蒋无诚意，我方惟有表明诚意谋和，免使破坏和议之责有归；三，断定蒋必趋陈炯明、吴佩孚、段祺瑞之续，我方最后宁为民二袁治下之革命党，不为苟且争胜之进步党，为世诟病；四，蒋对陈铭枢已有怀疑，陈亦不自安；五，认目前外交尚有办法，而财政、军事颇难应付。再汪先生态度甚坚决，与胡合作一致对蒋。 [116]

双方和谈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即在10月29日第三次会议前，据程伧波云，汪精卫临时提出报告，“谓得在粤同志来电告之，古应芬同志因牙病逝世，并提议与会诸人静默三分钟志哀，汪兆铭且于会场放声大哭，一时气氛为之悲戚”。古应芬实为此次反蒋运动的核心人物，他的去世对粤方无疑是一大打击。 [117]

此时，李石曾向蒋介石建议：“弟与铁城始终主张沪会性质只能为国难会议，不宜为对等会议。” [118] 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请推铁城兄为代表，共同出席。至于会商名称，无论国难会议或何等会议，决不能在沪正式开会，至多只可称为谈话会也。” [119]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南京中央的正统性，而否认广东中央的合法性。

10月30日，吴稚晖以“某中委”名义，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国事由四全会议决”，反对宁粤在沪举行的所谓“和平统一”会议，实际上是公开响应李石曾提出的沪会“不宜为对等会议”的主张。 [120] 吴稚晖的谈话，立即遭到粤方的指责。在粤方看来“某中委”即是蒋本人。为此，胡汉民发表“负责谈话”，称：

观近两日形势，和似仍陷悲观，京方某中委仍持一切问题应待四全会解决之前议，使和会前途更多一层阻碍。国事如今日，应迅求党政军根本改革，并速定抗日计划，以保存国家一线生机，乃必多方另辟途径。斤斤个人权位争持，余实怆痛。某中委以不负责任之表示，以论党国重大之事，何异匿名揭帖。若仍谓一切问题应由四全大会解决，则蒋所期望粤代表北来，而召集之和议实已失其意义。 [121]

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虽然被蒋介石否决，但为了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仍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由，于10月30日上海和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一项《中央政制改革案》，包括原则3项、办法11条，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条：“国民政府主席改称总统，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又总统不兼其他公职”。31日，第五次会议时又将该条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 [122] 双方代表于非正式会谈中，还草拟了两项解决时局方案：

一，请总座与胡、汪两先生同入党部，负责为一切政治、军事发动之主体，而政治、军事均由其他同志担任；二，钧座通电发出后，仍公推续任国府主席，但政制须变更，即主席不兼行政院院长，并废除总司令部。 [123]

对此，刚刚到上海的何应钦特电蒋介石报告道：

职来沪后，展堂、精卫均已晤谈。顷又与哲生谈话，其态度表示颇好……连日来交换意见，各同志仍有主张必须变更现制度者。又在粤时，有一部分同志之意，党国过去许多纠纷其症结所在，实由党务政治不能分工合作。今后最好将党部权力提高，请蒋先生与胡、汪二先生共负党务方面责任，以推动政治之进行；政府方面则由其次之同志担任，似此分办并进，必可增加党政之效能，减少所谓之纷争。胡、汪二先生亦必乐于从同也。 [124]

此项《中央政制改革案》，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自然引起蒋的极度不满。对此，邵力子曾与人言：“蒋性情遇危险困难愈勇于负责，大家如诚意合作，无事不可诚意协商。若一方意气相逼，恐至弄僵。” [125] 果如邵氏所言，11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以《对中央与粤方代表在上海会谈之希望》为题，发表演讲，对粤方猛烈指责，大意为以下五点：

（一）粤方代表违反总理遗训，无诚意与宁方合作；

（二）粤代表故意与宁府为难，是间接援助日本；

（三）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已打消，绝不去职；

（四）胡展堂先生语粤代表，称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外国，如俄国之托罗斯基；

（五）粤方代表利用报纸，假借言论自由之名，颠倒是非，抹杀事实。 [126]

蒋氏的演讲词经上海西文报纸披露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广州“非常会议”致电宁方代表陈铭枢等，指责蒋介石：“捏造事实以侮辱我代表，是已表现其无意言和，殊为憾事。诸先生前为居间调人，后为宁方代表，应力为纠正。纵使不幸和议决裂，亦责有攸归。” [127]

粤方代表并对蒋氏的五点指责一一予以驳斥：“一，粤方诚意合作；二，并无故意与南京国府为难之事；三，详述蒋自愿下野之经过，并谓粤方拟请蒋下野后担任国防会委员长；四，未闻胡有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之语；五，并未利用报纸反抗京方。” [128] 最后为推卸责任，粤方代表还表示：“西报访员谓此演说词为和平会议之催命符，实使和平会议决裂云云，同人深望其言之不中，然若其不幸而言中，则同人不敏，不能负其咎也。” [129]

11月3日，胡汉民也针对蒋氏谈话对上海外报记者公开批驳道：

余非史丹林，纵无一兵一卒，不知将如何流放之。余对人毫无问题，对事则不随和。仍愿竭尽所能，尽最后努力。盼同志均能彻悟。若以个人私见，增党之分裂，固无面目见人民，亦无面目见总理于地下。 [130]

但胡汉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逼蒋下野。虽然事后宁方指称西文报纸报道不实，以致酿成严重误会，并于4日将蒋氏演讲词全文修改发表。 [131] 中央社为此还对外发表说明，谓：“蒋主席在二日国府纪念周有重要报告，原记录稿因待整理审阅故未发表，日前沪外字报所载，于重要之点遗漏甚多，且多有失原意，兹录全文如下……” [132]

但粤方并不认为外报所载的蒋氏讲话与事实不符，愤怒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释。在11月9日的广州国府纪念周上，李宗仁则回以《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为题的演讲，称：

果然不出吾人所料，蒋中正骗人的面目，已经显露出来了。以前蒋中正有电致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三位代表，表示可以下野……故此便派代表到上海磋商。不过蒋中正却中途翻悔，毫无诚意，并且在纪念周中，说许多无理性的话。蒋中正欺骗无诚，已经完全清楚，我们对于蒋中正之不肯下野，是不会和他说好话的。换言之，我们对蒋中正是不妥协的！进一步而言，必定要使蒋中正数年来的弥天罪恶，要拿国法党纪来制裁他的！ [133]

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侮。日本军阀毒焰弥漫，侵略者的铁蹄已由辽宁踏入吉林、黑龙江；长江流域又逢百年不遇的水灾，赈灾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全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停止内部政争，团结御侮。当时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忧国而绝食三日，并公开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会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 [134] 社会舆论对宁粤双方都有所非难，上海《时事新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

剿匪未竟全功，而洪水横流；赈灾急如解悬，而暴日入寇。此三事者，当今之大问题也，国家存亡以之，民族生死以之，匹夫有责，效命不遑，讵复有小己之利害得失、荣辱恩怨值得瞻顾徘徊？一切是非，一切从违，应超越一切理智与情感，而以是否有裨国难为唯一标准，尽心为此三问题，尽力为此三问题，为此三问题而牺牲一切，即三问题而外，皆视为不成问题。 [135]

对于宁粤双方的内耗，连亲蒋的黄郛都表示不满，他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际此外患当前，所谓党国要人斤斤于此，真是可耻。”为此，他针对“党国要人专议对内条件，置国家重大外交于不顾”的行为草拟了一份“疑惑”书，其中一条谓：“对内会议成则于国家时局裨补如何？不成则影响遗害如何？”黄请来访的妻弟沈君怡将其转交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左倾期刊《生活周刊》刊载，借征求舆论意见为由向双方施压。 [136] 而一向不公开参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上海银行界，也因和议迟迟无结果，迫于内忧外患，于11月初召集紧急临时会议，推举代表晋见宁粤和谈代表，呼吁和平，并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要求宁粤双方“牺牲党见”，宣言谓：

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任听诸公处行分裂……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毫无疑义，无论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 [137]

甚至有某二届中央委员公开对媒体表示：“现在国难临头，不愿和平，即非人类。将来负破坏和平之责任者，亦决了结果。” [138]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尽管宁粤歧见难以沟通，但任何一方都不敢承担和谈破裂的责任。蒋介石被迫派陈铭枢向粤方解释误会，表示自己的演说“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 [139] 粤方也借此下台，双方代表重新回到判断桌前，彼此暂时将党政改革案搁置一旁，重点集中在如何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题上，双方希望借四全大会的召开，来结束党争，以此表明党内统一。

11月4日，上海和谈会议重新开始，除原有代表外，宁方又加派于右任、邵力子、何应钦、朱培德四人出席会议。最后经双方会商决定三项办法任选其一：

（一）京粤四全会合开；

（二）京粤分开四全会，但以合作精神出之；

（三）四全大会展期另选代表。由京粤代表各请示中央。 [140]

第二天一早，宁方代表分别私下拜会汪精卫、孙科，力求实现第一项办法。蔡元培等人当日密电蒋介石汇报洽谈结果：

顷接右任、溥泉两先生电，知中央仍主合开四全大会。本日早与敬之、益之、力子兄等依据此旨分访精卫、哲生，尽力疏解。汪、孙均承认合开之益，惟以展堂坚主缓开，重选。折衷办法只有分开合作，且在沪之粤方四全代表已纷纷回粤，决无在宁合开之可能。汪、孙均谓大会虽不合开，四届中央决可团结，非常会议亦可取消，只须协定中委名单及两方同意之宣言，决可负责办到。汪尤切称，其本人决不回粤。俟四届选出，决与中央合作，以谋党之团结。现定明晨九时先开谈话，自当遵依中央意旨，力持合开原案。惟对方形势如此，倘竟坚持到底，势必即时破裂。在此外交紧急之际，似非所宜。 [141]

同一天，广州“非常会议”电告粤方代表：“关于我方四全会开会日期，决俟宁方四全会确已开会后三天举行，使国人了然于破坏和平之责任究竟属谁。” [142] 此电显示粤方也有所让步，不敢承担破坏和平之责。

11月6日，双方代表再次集议，据蔡元培等当日致蒋介石密电称：

本日午前九时又开谈话会一次。中间有各大学教授、全国各校学生、上海工界诸代表来见两方代表，均以两方破裂为全国莫大之危险，与昨日银行界代表所言相同。可见社会心理最恶破裂。破裂以后决不问党内何方应负其责，必将以是为全党之罪。故我等此刻不可任其破裂，而以能归罪粤为得计。必需迅速分开，委曲求全，使裂痕不至暴露。今日，本此原则集合谈话，觉维两方分开，尚有办法。故仍照此磋商。我等所要求者有两点：一，中央委员有一致名单，两方同时选出；二，粤方汪、孙两同志决不可离沪。对于第一点，哲生答复谓所拟名单如粤方不能照选，渠即退出粤方。对于第二点，汪、孙均表示愿留。此种办法似尚非绝对不可采用，切望钧座勿坚持。 [143]

早在上海和谈之初，蔡元培、张继等人曾电蒋请示：“对于四全大会，一、二、三届中委均作为代表出席，及京粤两方代表合开大会两办法，由个人提出，颇受全体赞同，并未决议。尊意如何？” [144] 蒋当即强硬表示：“中央所召集各省代表与粤方所召集各代表无条件的合开四全大会，此断不可，并又在沪开对等会议说，以上二事中央万难承认。” [145] 但此时此刻，蒋介石只好无奈地答复何应钦：

此次与粤方会商，精卫意愿合开全会，但为情面难以自主；哲生主张分开合作；展堂则主张破坏全会，俟明年再开。故精卫表示诚意愿以分开之中站在中央地位。余乃以为合开既不可能，则顺从汪、孙之意，以合作之心分开全会亦可也答之。 [146]

同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建议道：“汪对胡殊不满，若能设法使汪派代表不参加粤四全，将来我方是否可容纳粤方主要新进分子参加中央？” [147] 蒋当即复电表示：“必可容纳，请代约。” [148] 后因“汪与哲生有进退一致之成约”， [149] 汪不便单独行动而作罢。

11月7日，在双方代表第七次会议上，最终因“南京中央主张第一办法，广州中央主张第三办法，乃拟定采用第二办法”，达成如下协议：

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办法如左：

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

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处理之。

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

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关于陆海空军总司令之存废问题，于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决定之……

至于前经拟定蒋主席表示下野通电及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取消通电两原稿，原定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现在根据党务决议第四项办法，中央政府改组后广州当然取消，故上述通电原稿无须发表。 [150]

至此，长达数月之久的宁粤对峙局面，终于达成了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表面上，蒋介石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没有履约通电下野，但他又将面临如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新问题。为此，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询问：“李、蔡等十同志在上海发关于和平会议之齐电，钧座是否同意？盼速示。” [151] 蒋对此无奈地表示：“李、蔡等通电，事前弟未有所闻。但此为无法中之一法，我方委曲求全之意可以昭告于世矣。” [152]

其实，粤方对蒋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贾景德在致阎锡山电中就曾明确指出：“蒋原意有两种，一为先假下野回奉化，将反蒋势力分化勾结生效后，再用段系督办团叛变故事出山收拾；一为吸收粤代表中有力分子进南京，改组政府，仍维持现在局面。”这也正是为什么胡汉民始终坚持“迫蒋下野，要从制度上改革，不使其独裁再复活”的原因所在。 [153] 但由于粤方内部已出现分裂的痕迹，因此在和谈中对蒋做出了过多让步，从而导致反蒋派由表面团结走向分裂。

象征团结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举行会议的地点却分在两处，各自为政，毫无团结的气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1]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137页。

[2]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98页。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30日载：“四人今日通电弹劾余，而多罪余之左右，人心至此，可谓无国无党而只有私情与私恨矣，昏庸至此，可叹也。”

[3] 《广东问题之两方面》（社评），《大公报》1931年5月20日，第1张第2版。

[4] 《蔡元培等五人致古应芬五月鱼电》（1931年5月6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5] 《广州张继致南京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感电》（1931年5月2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122。

[6] 《蔡元培等致张继五月世电》（1931年5月3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南京蔡元培吴敬恒等致广州张继世午电》（1931年5月3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211。

[7] 《张继复蔡元培等六月东电》（1931年6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8] 《蒋介石宴立法院全体委员演讲词》，《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5日，第240页。

[9] 《林森呈蒋主席六月庚电》（1931年6月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0] 《“林森呈蒋主席六月庚电”批语》（1931年6月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5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

[12] 面对石友三的反叛，蒋介石可以毫不犹豫地以武力解决，但当粤方响应石友三通电反蒋，于7月21日颁布北伐讨蒋令后，蒋则难以简单地用武力处置，而是命张继、吴铁城，致电广州古应芬、孙科“劝阻粤桂军入湘赣，留最后调停余地”。见《黄膺白年谱长编》上册，第446页。

[13] 《李石曾等呈蒋主席八月冬电》（1931年8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 《“李石曾等呈蒋主席八月冬电”批语》（1931年8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479页。文字略有修饰：“只要粤方有整个接收政府之计划，因合法之手续提出，则尽可开诚相见，共商大局。至于个人进退，何所顾虑。望以个人之真情至意动之也。”

[16] 《蒋主席致汪兆铭孙科古应芬等书》（1931年8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5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8月6日，第490页。此三处文字略有不同，但中心意思一致。

[18]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6日。

[19] 《蒋中正电中央党部同志公裁对粤态度或暂缓决定》（1931年8月5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15。

[20] 《南京昌致贵阳毛光翔铣电》（1931年8月1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872。

[21] 《北平吴铁城致南京贺贵严寒电》（1931年8月1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66—7。

[22] 《北平吴铁城致上海张群皓电》（1931年8月1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26。

[23] 《蒋中正电孔祥熙可与李勉成接洽但李济深此时不宜回粤及晋款缓办》（1931年8月2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42。

[24] 《陈立夫呈蒋主席转张继八月梗电》（1931年8月23日）、《蒋主席致张继八月敬电》（1931年8月2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5] 《张继致古湘芹孙哲生邓泽如诸先生电》，《中央导报》第14期，1931年9月30日，第82页。

[26] 《古等复张继电》，《中央导报》第14期，1931年9月30日，第83页。

[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2日。另据国民党党史馆藏《吴忠信日记》9月12日载：晤蒋“商京粤和平，拟发电粤中当局，请推代表二人来沪与介石面谈。”转引自刘维开《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观”》，《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2002年5月，第216页。可惜吴忠信日记档案目前尚未公开。蒋氏日记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63页。

[28]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74页。

[29]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17日，第76页。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粤逆复礼卿电，贱逆狗彘不若矣。可叹。”

[30]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篠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89—0191。

[31]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删电》（1931年9月1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86。

[32] 《南京王伯龄致南昌蒋中正巧电》（1931年9月18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218。

[33]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34] 《李张吴电粤吁和平》，《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第1张第4版。

[35] 《中央电粤请共赴国难》，《中央日报》1931年9月21日，第1张第3版。

[36]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

[37] 《广州国府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1日），《中央导报》第15期，1931年10月7日，第105页；《陈铭枢回忆录》，第75页。

[38] 孙科：《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中央导报》第13期，1931年9月23日，第4页。

[39] 《阎锡山冯玉祥复广州唐萧诸先生有电》（1931年9月2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26。

[40]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29页。

[41] 《邵元冲日记》，1931年9月21日，第776页。

[42]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7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43] 最初宁方拟议中的和谈人选有李石曾，为陈铭枢所反对，由陈推荐蔡元培取代李。见《陈铭枢回忆录》，第75页。

[44] 《蒋介石关于派蔡元培陈铭枢赴港协商共赴国难事致汪精卫等函》（1931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0页。

[45] 《陈铭枢回忆录》，第76页。

[46]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1页。

[47] 《蔡元培张继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2—773页。

[48] 《蒋介石复蔡元培等电》（1931年9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1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文电”，毛笔原件，档案号20023896。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文电”，并径注档案号。

[49]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13—114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35页。

[50] 《蔡元培等关于粤方要求宁方于十月五日共同发表通电后始行召集统一会议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5页。

[51] 《复广州李锡九西密东电》（1931年10月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26—1327。

[52] 《复广州汪先生电》（1931年10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28。

[53] 《陈铭枢等关于与粤方谈判情形并请勿改原议定条件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8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1492。

[54]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7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5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26页。

[56] 《陈铭枢致蒋介石江亥密电》（1931年10月3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1566。

[57]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9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1574。

[58]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4日午时、4日亥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0、781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1585、2001606。

[59] 《蒋介石关于引退通电必俟粤方代表到沪后发表复陈铭枢等电》（1931年10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0页；另见《蒋主席致陈铭枢并转蔡元培张继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23912。

[60] 《蒋介石欢迎汪精卫力排众议来沪共赴国难密电》（1931年10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1页；另见《蒋主席致陈铭枢转汪精卫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23913。

[61] 《汪精卫等致胡汉民函》（1931年10月5日），《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党史馆藏，毛笔原件，“胡”字251。此函装裱在“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卷内，该函外有一段钢笔注释为：“此函系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手写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胡先生时尚羁留于南京香铺营内孔祥熙之住宅中。”署名者有覃振、陈策、马超俊、伍朝枢、李宗仁、陈济棠、李文范、邓泽如、古应芬、孙科、唐绍仪、萧佛成、汪兆铭、唐生智。

[62] 《京粤和议颇乐观》，《国闻周报》第8卷第40期，1931年10月1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5页。

[63] 《粤方政治主张》，《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1931年10月2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6页。

[64]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1年10月8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144页。

[6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48—149页。

[66] 《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并请胡汉民同时到沪会面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2页。

[67]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12日，第783页。

[68] 当时南京政府高级官员，都要乘专车到上海租界去度纸醉金迷之周末，唯胡能洁身自爱，从不出都门一步。胡曾对此事提出弹劾，一时传为美谈。见《陈铭枢回忆录》，第78页。

[69] 《胡汉民删（15日）电汪孙古萧邓等》，《大公报》1931年10月17日，第1张第3版。

[70]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4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67—168页。

[7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6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该日条文写道：“余于十四日释放展堂，送之上海，希望促进团结共御外侮。彼乃一出又变，反增粤方纠纷。呜呼！内忧甚于外患，可叹。”此段内容日记原文无。

[72] 《大公报》1931年10月15日，第1张第3版。

[73]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第79页。

[74] 《广州潘宜之致阎锡山辛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38。

[75] 《阎锡山复广州潘宜之先生壬密巧电》（1931年10月1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38。

[76]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陈光组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588。

[77]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7页。

[78]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79]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5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5；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6册，第436—438页。

[80]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2日，第786页；《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第1张第3版。

[81]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2日，第786页；《陈铭枢回忆录》，第79页。

[82] 《前日孙宅谈话经过》，《大公报》1931年10月24日，第1张第3版。

[8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95—196页。

[84] 《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第1张第3版。

[85] 《汪精卫等致蒋介石函》（1931年10月22日），二档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三〇〇五·29。

[8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97—198页。

[87]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43页。

[88] 《蒋主席复汪孙等书》，《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第1张第3版。

[8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3日；另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43页。

[90] 《南京邱文伯致洪江王家烈艳电》（1931年10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81。

[91] 《国闻周报》第8卷第43期，1931年11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92] 《促进和平运动》，《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6版。

[93] 《贵阳毛光翔致汉口何成濬卅电》（1931年10月3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82。

[94]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邵力子卅电》（1931年10月3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033。

[95] 《“陈主席调元呈蒋主席十月宥电”批复》（1931年10月2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9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7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97]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作密效电》（1931年10月1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95。

[98] 《中央导报》第19期，1931年10月29日。

[99] 《天津军政会国密感电》（1931年10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0；《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97。

[100] 《复天津军政会诸先生国密俭电》（1931年10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0；《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97。

[101] 《促进和平运动》，《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6版。有资料显示：“华北各将领通电问题，因接中央来电劝阻，决定暂不发表。”（《天津阎秉璋达密艳电》1931年10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6）但不知何故最终还是见报了。

[102]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全电》（该电报韵目代码为“全”，查无此字，而电报抄件中注明系“10月30日到”。查其前后电报抄件，收电日均比拍发日晚一天，故判断此电拍发日应为10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8。

[103] 《汉口何成濬致贵阳毛光翔先申电》（1931年11月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696。

[104] 程沧波：《宁粤和谈追随蔡元培先生经过》，《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第280页。

[105] 《天津李锡九达密俭电》（1931年10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2。

[106]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政治类第35卷，手稿影印，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档案”。

[107] 《吴铁城为粤方代表在会议前提出“党政改革案”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90—792页；《吴铁城致蒋介石勘电》，《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2734。

[108] 李文范：《和议经过与我们今后的努力》，《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8页。

[109] 《天津阎秉璋达密陷电》（1931年10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60—1361。

[110] 《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等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8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205页。

[112] 《蒋介石关于粤方“党政改革案”不应在上海会议提出讨论复吴铁城等电》（1931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92页；《蒋主席致李石曾吴铁城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214页。

[114] 《上海张涛唐季古致天津之良并转冯玉祥俭电》（1931年10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063。

[115]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64。

[116] 《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丁密勘电》（1931年10月28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491；《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0/2307。

[117] 程伧波：《伧波文存》，第283页。

[118]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2768。

[119] 《蒋主席致李石曾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20]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64—1365。

[121]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3—1386。

[122] 《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三、四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五·4。

[123] 《何应钦致陈诚世电》（1931年10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5日，第243—244页。

[124]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2727。

[125] 《天津卅日特讯》（1931年10月3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194。

[126] 《反蒋运动史》（下），第462页。

[127] 《国民党非常会议史料一束》，《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第51页。

[128]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3—1386。

[129] 《粤代表发表谈话》，《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

[130]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3—1386；另见胡汉民《二十年十一月三日对上海外报记者谈话》，《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先导社编印，1934，第635页。其内容与阎档所载大致相同，仅文字略有出入。

[131] 蒋氏演讲全文修订稿见《中央日报》1931年11月5日，第1张第4版。蒋氏原演讲词笔者目前仍未见到，《事略稿本》1931年11月2日内所收演讲词全文，同《中央日报》所刊内容一致。

[132] 《申报》1931年11月5日，第2张第7版。

[133] 李宗仁：《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中央导报》第20期，1931年11月12日，第8页。

[134] 《王季绪绝食垂危》，《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

[135] 《蒋主席问题》（社评），《时事新报》1931年11月5日，第1张第2版。

[136]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0月29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54页摘录该日日记数语（不全）；沈亦云在回忆录初稿中记有黄郛的三“疑惑”，沈亦云还写道：“××周刊系当时销路甚广的青年读物，这是出题目想办法面对现实。”沈亦云所指的××周刊当是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系当时全国销量最多的期刊，对青年影响很大，特别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学潮汹涌澎湃，该刊即被视为左派期刊，故沈著隐去刊名。但《亦云回忆》正式出版时，并不见此段文字，而在沈云龙编著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抄录了此段内容，见该书第466页。

[137] 《银行界求和平》，《国闻周报》第8卷第45期，1931年11月1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38] 潮声：《汪精卫氏访问记》，《生活周刊》第6卷第46期，1931年11月7日。

[139] 《陈铭枢昨晨抵沪解释误会》，《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第1张第2版。

[140] 《解决四全会办法》，《时事新报》1931年11月7日，第1张第2版。

[141]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微酉电》（1931年11月5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090。

[142] 《非常会议致胡汉民等电》（1931年11月5日），《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第52页。

[143]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03。

[144] 《张继蔡元培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2655。

[145] 《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6]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6日，第245页。

[147] 《陈铭枢呈蒋主席十一月鱼电》（1931年11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8] 《“陈铭枢呈蒋主席十一月鱼电”批语》（1931年11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9]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548。

[150]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七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

[151]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2]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批语》（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3] 《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本密冬电》（1931年11月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500。

第八章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自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后，宁粤双方都原拟在1931年10月10日（国庆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 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被迫推迟。根据上海和谈达成的协议，宁粤决定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

南京四全大会召开得比较顺利。

11月9日至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间秩序及预备会议日期案》，并先行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 [2]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65周年纪念日），南京四全大会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出席代表340余人，于右任致开幕词，并增选戴愧生、潘公展、恩克巴图、黄慕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3] 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大会的两大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他同时特别强调：“我们认为团结的实现，当以不惜牺牲一切来促成，但不可违背党章和总理遗教，更不能违反四全大会的公意，否则如果仅仅达到团结目的之一部，而毁损了本党的精神和纪律，则于党于国都无益处。” [4] 蒋氏在致辞中只字不提政府改组和自己下野二事，却在总结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自负地写道：“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 [5]

南京四全大会通过各类决议案共35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议的《团结御侮办法案》。19日，蒋介石向大会代表报告此案精神，共三点：

（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研究如何恢复国民对本党的信仰，来获得本党的生机；

（二）对于国家外侮要由本党负起责来，而且由国民政府主席亲自北上去救国；

（三）我自己愿意亲自北上保护国权，来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 [6]

其实蒋介石讲话的真实意图就是：他要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统率军队，如此才能“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获得本党的生机”。蒋想以此制造借口，拒绝粤方提出修改政府组织法。当日，大会“一致通过蒋中正同志亲自北上，首赴国难”，并决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定为160人，包括原有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员及邓演达、徐谦、杨希闵、刘震寰外，共112人。余额由宁粤双方各选24人。 [7]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案，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共追认恢复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程潜、黄绍竑、鹿钟麟、宋哲元、赵戴文、柏文蔚、方振武等314人党籍。 [8]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很无奈地叹道：

自以数年奋斗，虽不能自以为党国有功，但可告无罪，不料时至今日，致为党国之罪人，而反以叛逆反动者为中央委员，书生政客之害国误人，千秋万世后，犹无人揭晓其阴险，不禁为古之贤豪与有同感也。 [9]

南京四全大会的最后一项要案，就是选举宁方增补的24名中央委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周佛海、顾祝同等5人，候补执委龙云、钱大钧、朱绍良等13人，中央监察委员张学良、蒋作宾等4人，候补监委方声涛等2人。 [10]

南京四会大会执监委员合影

南京四全大会会场

11月23日，南京四全大会顺利结束。

但此时在蒋介石心中，也充满着无穷的忧虑。11月14日他出席四全大会，并担任主席。会后他感慨道：“于此老衰病中，幼稚病之会议，实令主席为难也。主席以今日为最费心力，体力亦稍觉疲倦矣。”在蒋看来此时能同他“共同牺牲，不顾一切，不辞劳瘁”的“真友”唯戴季陶一人。 [11]

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与分化

广州的四全大会开得相当热闹。由于内部意见不一，派系争斗激烈，一度休会、复会，最终彻底分裂，导致大会又分别在广州、上海两地举行。

粤方内部的分裂，其实早在合作之初即现端倪。虽说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但除此之外，各自的政治立场迥异。5月25日唐绍仪领衔要求蒋介石下野通电发出后，吴稚晖在南京答记者提问时，就将通电列名的22人讽刺为6派：

一是超然派，就是唐绍仪、王宠惠、林森、李烈钧四位先生……以为要替胡先生说话，被人征求列名，或许漫应其请，或是被砌的。

二是古、陈的国民党右派，又分两个性质，甲是邓泽如、萧佛成、陈耀垣、邓青阳四位先生。邓、萧二位先生坚持反共，爱好中国，听了一面之词，先入之言，或因打抱不平，容许列名；乙是古应芬、陈济棠、陈策、马超俊、李文范、刘纪文、林云陔七位先生，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但除古、陈外，止是亲者无失其亲，不能不裹入罢了。

三是西山派，就是孙科、许崇智、邹鲁三位先生。许、邹跑进了扩大会议，本与孙先生异趣，孙先生是一触就跳的。有人（如陈友仁之类）知道不将他牵入，各派将贴不拢来，所以就把他也据上炉火了。好在他是谁也愿意他太太平平，决无灾难的，至于许、邹，是正想出出寡气，不必我说咯。

四是桂系，就是李宗仁先生，李先生本是古、陈的死对头，大约古、陈听了西山派的怂恿，要改组派加入，那就与改组派成为新相知的桂系不能不连带加入。

五是改组派，便是汪兆铭、唐生智两位先生，只是他们的时来运来，替他们失败于北平后，来吐口恶气。但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故目前汪先生要避免冲突，此在小心谨慎，力抑其徒党，是十分辛苦的，但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

六是国民第三党。便是第一美男子的陈友仁先生，他与谭平山、邓演达结合为一党，恐毕竟对于第三国际负有使命，他是乘机拨动的要素，只番涂了保护色回国，就想造机会的，现在是来得正好。 [12]

从吴稚晖的分析中，不难看到粤方内部自始就存在着难以消释的矛盾，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间的矛盾。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他们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改组派的其他重要干部加入反蒋阵营。甚至连胡汉民也秘密指示古应芬：“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汪精卫对此曾无奈地向陈公博表示：“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孟馀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 [13] 但为了重返政治舞台，汪精卫只好将其重要干部留在香港，只身一人前往广州。

孙科此次反蒋，得到了粤方元老派的支持。“发难之始，古、邓集议，拟拥护孙科为盟主，此为邓数年来所抱之主张。缘邓尝谓今日社会宗法观念未除，在派系分歧之局面以下，应以此法为最妥当。” [14] 孙到广州后，也深感身价倍增，并试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为此，“孙科力主扩大海、空军编制，亲孙科的原任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已经回到广州，还带领了一批广东飞行员回来，结果便把原来隶属于陈济棠的海、空军抽出来分别成立直属国府的海军及空军两个总司令部。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空军司令张惠长都是孙科的嫡系。由于海、空军脱出陆军而自立门户，卒引起陈济棠和孙派之间不断的尖锐斗争”。 [15]

孙派骨干、“非常会议”机关刊《中央导报》主编王昆仑曾在该报发表了《招我们流亡的弟兄》一文，从文中不难读出：孙科“如今在这亡父蒙难过的观音山的高楼上”，自责“没有担负起第一战线的领导之责”，并呼唤“流亡的弟兄们，归来吧！” [16] 此文颇有为孙科公开招兵买马之嫌，也引起陈济棠对太子派的不满，企图撤销王昆仑等人的职务，分别给资出洋读书。后因怕孙科发脾气，加以广州的元老邓泽如反对，此事才作罢。 [17]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6月22日，“非常会议”为团结起见，特制定如下誓词：

余誓以至诚，恪遵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在最短期间肃清共匪，推倒独裁，依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余等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决不凭借武力以毁国法，乱党纪。同心同德，有始有终！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总理之灵，实式凭之！此誓。 [18]

6月25日，已加入粤方的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公开致函改组派，宣示取消派别组织：“兆铭之愚，以为自此以后，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诸同志即使不肯听从兆铭之劝告，然决不能不遵依中央六月二十二日所颁之誓言。自今以后，如仍有派别之组织，即以违背党纪，在所必罚。” [19]

但粤方内部各派系间的纠纷，始终未断。即便是被吴稚晖归为一派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对陈济棠干涉市政也颇多不满。粤国府成立后，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主席。林即公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省府职权须得相当行使；二是广州市长、省府秘书长由林任命，不得更换；三是将来省主席因环境关系易人，仍由林复任广州市长。 [20] 此外，许崇智等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之间也是水火不容。汪精卫曾抱怨道：“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理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 [21] 而许崇智不单同汪精卫不合，同陈济棠也是矛盾重重，一气之下首先出走香港。孙科无奈只好恳请马超俊前往挽留。 [22] 粤方内部闹得是乌烟瘴气，难怪北方媒体《国闻周报》曾评论道：

近日在粤人物每次集会常主不算旧账之说，其可以用为解释旧账者，则引用惟恐不尽，而尤以汪之“反共有先后，讨×（蒋）有迟速”二语最为扼要。同时每次各要人演词中，对于对方人物更颇有清算旧账，惟恐不详尽之概［慨］，尤以孙科征引最博。 [23]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大败之余参加这次反蒋运动，原本希望借此自保，重新求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白崇禧在广西一直把注意力集中于编练民团，扩充武装。李宗仁常驻广州，联络陈济棠，则是为了求得对桂系的发展稍有支援，但得到的仅仅是“每月向财政部领取军费三十万元”。 [24] 李宗仁为此常常感到仰面求人的苦恼，满腹牢骚地自称只是一个“联络参谋”。这样自然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因而对两广合作的态度越来越趋于消极。粤方内部的矛盾不但各派心知肚明，即使是局外人也看得很清楚。当时就有媒体对两广各派的政治立场评论道：

吾人苟欲分析粤中之人物，则决非左派、右派、西山派等名词所能适用。如许崇智、孙科、邹鲁等同为西山会议分子，而许、孙之态度消极、积极迥异，邹海滨氏每亦表示以汪之主张为主张，无宁为另成一扩会之系统……桂军虽以李宗仁为首领，仍由白崇禧当家……以前湘军寄居篱下者，有唐生明、颜仁厚、李泽民数部。李、白借口紧缩政策，削其兵柄，颜解战他去，李则调充广州政府之参军，无权无勇，独唐氏以乃兄生智之关系，仍留第八军副军长名义。桂军现改编为第七、八、十五三军，廖磊、李品仙、黄旭初分任军长。李、廖皆为唐生智宿将，自表面观之唐桂冶为一炉，似甚融洽，而实际不然。盖二人皆隶桂籍，廖为白之总指挥部参谋长，李为李宗仁总参谋长，早已摇身一变为桂系之桢干矣……张发奎之第四军，实质仅为三千人，湘、粤籍各居其半，不为李、白所喜。陈济棠对之亦难忘早怨，形势最为孤立……张屡向汪精卫言，半生戎马，结果所斯，愿解甲归田。汪则百端慰解，勖以努力与容忍。 [25]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是看得很清楚的。尽管他分化陈济棠手下将领频频失利，但很快将视线移到汪精卫身上，充分利用粤方内部矛盾分化对手。当然，蒋介石对汪精卫并不信任，但从囚胡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也令他吸取了一点教训：不能小看国民党内的各种潜在力量，特别是在“以党治国”的旗号下，汪精卫仍有着不小的利用价值。因为，此时在大多数国民党人心目中，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党统”象征比蒋介石强。蒋不得不从汪、胡两人中再次选择一个合作对象。

由于胡的个性是不肯轻易妥协，而汪则相对容易拉拢。特别是汪的地位已非广州（在蒋之上）和武汉（同蒋分庭抗礼）时期，实力和处境根本无法同蒋相比，合作只能是在蒋的主导下给蒋增加一些应付各方的筹码，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因此，蒋介石暗中派宋子文同汪精卫联络，表示：“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煽动性很大。顾孟馀就曾说过：“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 [26]

从汪精卫个人处境来讲，本来他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宁粤对峙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遇。他原本已是两手空空，实力全无，非与胡联手无以再起。但粤方对他处处设防，因此唯有借宁粤和谈之机，才有可能重返权力中心。尽管汪精卫也曾宣誓“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但正如吴稚晖所言：“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 [27] 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去参加会议。据改组派天津代表武和轩回忆：

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就由我们来分配。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一名代表，以黄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哈图克图，就可概知其余。凡是能扯上关系的就来个代表。在“九一八”前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百多人，先后到了广州。 [28]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想找新的出路”，甚至连改组派南京支部的负责人都不知道。 [29] 负责上海地区出席广州四全大会代表选举的范予遂曾回忆说：

非常会议并没有直属地方组织，怎么进行地方选举呢？……上海市的选举，我是参加了的，可以作一介绍，以见一般。非常会议先派张知本为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办理所属江苏、浙江及上海市的代表选举事宜。上海市派了张企留、余鹏、范予遂等专门负责办理上海市的选举，张、余二人代表广东派，范予遂代表改组派。先要办理选举名册登记，谁登记的人多，谁就多选出一个或几个代表。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多少“选民”，为了争夺代表就得造假“选民”名册。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以此，由范予遂建议先协商好代表分配名额（数目已不记得，改组派少占一人），再协商好各造“选民”二百名，然后各自填写好二百张选票投在票箱里，再开箱计票，宣布当选代表姓名。这就是“非常会议”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实际情形。 [30]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被迫议和。古应芬、陈济棠眼看救胡目的已达到，因此对和谈态度颇为冷淡。而蒋、胡关系破裂后，汪精卫感到有望重新建立蒋汪合作的局面，对议和最为积极。蒋介石更是主动拉拢，指示宋子文、朱培德密电汪精卫，称：“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兄能早日命驾，尤为介兄与弟等所昕夕盼祷者也。” [31]

9月底，宁粤双方代表在香港谈判前，陈铭枢通过改组派刘叔模和自己的亲信许锡清与汪精卫暗中联络。据刘叔模回忆：“真如准备于正式和谈之外，同汪精卫单独谈话，由我在接车时通知汪精卫，要他晚上到半岛酒店三楼另外开一个房间里见面，两方代表都是住在二楼的。”汪精卫则是投桃报李，“趁机要我转达陈真如，说他在正式会谈中的说话，只能说大家要他说的话，不完全是他的本意，请陈不要误会。”广州和谈后，汪又派顾孟馀随同陈铭枢一同前往上海先做接洽。其他的人都搭乘另外的船随后去上海。只陈真如、顾孟馀和我三个人特意搭一只荷兰船，为的是荷兰船走得慢，从香港到上海需三天到四天，时间较多，便于在船上谈话。 [32] 陈铭枢摸准汪精卫的态度后，立即密电蒋介石报告：“无论展堂同志肯到沪与否，汪同志亦愿来沪，虽至决裂亦所不惜。昭私衷亦甚愿和，惟亦为此秘情势所制”。 [33]

此时，孙科的态度也开始倾向于汪。孙的亲信傅秉常对此分析道：“九一八事变自为促成南京、广州合作之重大原因，另一基本原因乃众人对陈伯南早已厌弃。乃借‘九一八’后，举国‘共赴国难’之名义得以下台。哲生对陈伯南亦极不满。” [34]

于是，“非常会议”派孙、汪等六代表赴沪和谈。古应芬、陈济棠摆出一副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也流露出离开广州不再回来的神气。 [35] 陈铭枢事后回忆说：“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36]

上海和谈前，针对粤方要求发表蒋介石下野通电一事，蒋氏曾提前密电汪精卫，请求暂缓，并称“汪先生老成谋国，谅能容纳”。 [37] 随后，汪同蒋的代表陈铭枢秘密协商，并派顾孟馀随陈先行返京，向蒋“面陈一切”。陈返京前相当愉快地电告蒋介石：“刻再与汪会谈，更极完满。” [38] 蒋、汪在和谈前已达成一定的默契。

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颇令蒋介石难堪。10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首先将“蒋氏下野”和“粤府取消”二则通电公布，随后华北各报纷纷转载，均对外宣称是“系南京公布，而上下衔均从略”。因《世界日报》同张学良、李石曾关系密切，“当时大家均以该报系蒋的机关报，不甚信也”。“独《大公报》谓系过去之事，因蒋方误会是提出的条件，而粤方则云系进蒋程序。因此暂缓一步发云云。”于是，各界均知“《大公报》所言当系事实”。 [39] 为此，蒋急电张学良指示：“此间与粤方相约通电下野事，中央并未承认，其电稿拟来，亦未置复。闻平津各报已登其稿，请即查究，并代声明此电不确也。” [40] 此前，尽管蒋介石曾答应粤方代表朝至沪，下野通电夕即发，但此后蒋又借口和谈“若未有实行之准备，而姑为一种表示，今日已非其时，且为党为国，均有莫大弊害”为由，于31日亲笔致函蔡元培等，指示：

（一）通电发出之日，应即为个人辞职交代之时；

（二）必须先推定继任之人，接受职责；

（三）中发电辞职时，粤府亦同时取消。必须此三者确定，而后通电发出。 [41]

此时，身为粤方代表的汪精卫则积极助蒋达成此愿。汪氏多次发表谈话，公开为蒋辩解，称蒋“不是马上”，而是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下野，因为“一切问题必须筹策万全”。汪的用心显然是要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尽快实现与蒋之间的妥协。 [42] 11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学生会代表时曾表示：

兄弟是革命党人，老早忘了生命的存在，但是也许今天说了激烈的话，明天又到南京去了，或者还会和蒋介石先生共同作事，但是我是只求民主化的政府实现。 [43]

对于重返南京，胡汉民最无指望，因此反蒋情绪最高，甚至不惜再次决裂。他生怕汪同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能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和谈期间，胡曾致电广东明确表明：“无论如何，弟与汪绝不入京”，“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 [44] 而汪精卫此前已同蒋介石达成一定的妥协，自然不愿全力支持胡汉民。尽管汪氏对外宣称一切唯胡氏马首是瞻，但为了表示同蒋氏合作的诚意，公开致函上海《民报》，要求删改自己多年来的反蒋言论：“和议现已开始进行，所有从前带有攻击语气之文句，不宜登载，以妨碍进行，拟恳贵报将攻击文句删去。” [45] 一次，汪精卫在寓所召集汪派高级干部会议，张发奎发言时力主粤方内部应当团结反蒋，引起汪氏的不满，当即痛斥张发奎道：“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乱说。”这是汪精卫明确对自己部下表示不再和胡汉民合作的开始。 [46] 此后，“张发奎、唐孟潇等谈话非常缓和”。 [47]

粤方的另一要角孙科，此时对宁粤合作态度也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蒋下野，而汪、胡又“绝不入京”，四全大会后，宁粤合开一中全会，自然以他地位最尊，最有希望入主南京。因此在和谈期间对南京的要求，“精卫、哲生皆甚尽力斡旋”。 [48] 而宁方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也极力拉拢汪、孙。蔡元培等人曾于11月6日有一密电致蒋介石，表示：

……决议设立财政委员会案。此案先由子文、公权两兄与元培、铁城等协商，又由公权商诸精卫，然后共同提出，意在请精卫等加入该会，以谋第一步之合作也。再，本日铁城晤哲生，劝其勿回粤。哲生谓彼可勿去，惟欲广东四全大会确亟合作办法，精卫非去不可。哲生又表示粤全违背议定之合作办法，彼决脱离粤方。精卫告公权其本人决不去，但展堂日内回粤必拉哲生回去。 [49]

另据孔祥熙于和谈最后一日（11月7日）向蒋密报：

连日汪、孙表示尚好，展堂本拟昨晚赴粤，欲拉精卫等同行。汪以两会分开非其意，不愿回粤。胡遂临时中止。但汪、孙二人终须有一往粤。孙谓大会代表多为汪系，故主汪去。而汪则主张孙去亦可。 [50]

此时的汪精卫早已同蒋暗中联络成功，当然不会再赴广州为胡捧场。汪甚至私下向陈铭枢表示，粤方各人强邀他回粤，他则“头可断，不可回”。虽然“汪派之代表当然加入粤方，但其重要分子仍坚不欲赴粤”。 [51] 最后，粤方无奈地决定派孙科、陈友仁、李文范三人返粤汇报，并主持召开粤方四全大会。

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就留在上海，静观时局的演变，随时准备重返南京中央与蒋再度合作。何应钦于和谈最后一日密电蒋介石，愉快地报告：“今日续议，已得圆满结果。关于此次合作之通电系精卫自拟，措词对中央极尊重。” [52]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胡汉民也留在上海，没有同孙科等人一同返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谈期间，胡派重要骨干古应芬在10月28日因拔牙中毒而亡。古应芬之死对胡汉民的影响巨大。“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实居发路指示之责。” [53] 陈济棠是依靠古的提拔而居高位的，他对古言听计从。古在世时，胡的所有主张，都是通过古来影响陈。古去世后，胡、陈之间就失去了一座桥梁。因此胡不肯贸然返粤，而决定在沪遥控。

汪精卫、胡汉民留沪不归，一度引起粤方各派势力的担忧。张惠长、陈策等人联名致函胡汉民表示：“粤中同志深望我公早日偕同汪公旋粤领导一切，俾党国大计得有遵循。” [54] 《中央导报》也多次呼吁汪、胡返粤，并显露出对汪、胡此举的不满：

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汪、胡两先生之须返粤，会同此间诸领袖共同主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已是全党同志的公意……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有此刻留在上海之不得已的理由，那又是另一问题；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权衡轻重，胡、汪两先生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除此而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 [55]

国民党元老覃振更是致电汪精卫苦苦哀求：“代会开会在即，一切问题均待兄解决，否则纠纷愈滋，党的基全崩溃矣。”他甚至表示：“弟在此扶病从事，痛苦实深，如兄不来，请即电示，以便择地休养，不再问事。” [56]

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前，“非常会议”特派覃振、马超俊赴沪迎接，但汪、胡二人都不为所动，更加速了粤方各派势力的分化。而出席会议的晋、绥代表到粤后，则遵照阎锡山的旨意加紧“与其他省份代表联络”。至于开会，除“投票外，其他无庸进行”。 [57] 马超俊为此感慨道：“各方代表云集，而拥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 [58]

这一切都预示着汪胡合作反蒋局面的破裂，也为此后的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

三 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11月18日，广州四全大会正式开幕，到会代表520人，列席112人。“非常会议”推定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萧佛成、邓泽如、李宗仁、经亨颐七人，选举李扬敬、黄旭初、关素人、姚禔昌四人组成主席团。 [59] 孙科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上海和会的经过，次述大会对今后所负的使命，同时也无奈地表示：“至于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与蒋氏能否下野，现在尚不能预料。最要的还待于蒋氏有无彻底决心，毅然下野，然后本党才能团结一致，才能有力对外。” [60]

孙科的无奈，也正是胡派人物对上海议和的不满。对此，杨永泰密电蒋介石报告道：“两广实力派认为长期割据为便利，已一致内定推翻和议。胡、古派之粤军总、特党部巧（18日）电及近日陈、李、白演词甚露骨。俟汪、胡返即正式表示，纵不返亦欲断……哲生曾抗辩甚烈。闻胡已允返，但必欲挈汪同行。粤四全谅无好果。” [61]

11月23日，萧佛成、邓泽如等领衔提出《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连署者海外代表108人（在国民党内胡汉民海外影响最大）、广东省党部18人，陈济棠所辖第一集团军37人。据称署名者大都系受萧佛成收买，而亲孙科的海、空军将领均未署名。 [62] 该提案完全否决了上海和谈的协议，经多数代表通过，决议：

（一）对沪和会决定中央政制改革案，大体采纳，但仍须审查；

（二）沪和会决定一、二、三届中委为四届中委一项，根本否决，四届中委由大会自由选举之；

（三）开除蒋介石、张学良之党籍。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 [63]

是日，汪、孙两派代表极力反对，并声明退出大会。24日晨，孙科、陈友仁、李文范和汪、孙两派代表一百余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孙科等人到港后发表《致四全大会书》，公开指责粤方“诸同志推翻和议原案之举，竟若急不及待，唯恐其稍纵即逝”，“党国大事等于儿戏，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 [64] 孙科还表示：“若必凭党章，则西山会议、宁汉合作、扩大会议亦无根据，四全会立场何在？希牺牲成见，服从汪、胡指导，推翻前议。” [65] 同时，“孙派的陈策、张惠长调动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和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实行武装示威，一度造成军事上紧张局势。” [66] 而刚刚恢复自由和党籍的李济深，原拟经香港返穗，“遭陈济棠反对”。面对自己部下的无情，李济深甚为愤怒，于是绕道回桂，“乘机谋倒陈，桂系附李，海、空军亦不与同情”。 [67]

汪、孙两派代表离粤后，广州四全大会完全由实力派陈济棠和胡派元老萧佛成、邓泽如控制。据《民国日报》11月24日香港电：“萧佛成、邓泽如等决以列席者补足人数，定二十六日晨开三次会，如不足数，决以非常手段解决。闻提案有另组中央党部及改组国府各案。” [68]

眼看粤方分裂在即，远在上海遥控的胡汉民，被迫由幕后走向台前，亲自南下协调内部矛盾。“胡此行系决于敬（24日）晚汪、胡等之集议。当时以粤全会破裂，决推伍（朝枢）回粤解释，俾得续会，但恐伍力不足，决请胡同去。胡声明只到港不赴广州，苟两派代表不能一致，本人不返沪，即赴欧养病。” [69]

汪精卫此时曾有一电致阎锡山，对粤方分裂真相分析道：“此次忽起波澜，其原因有三（甲）一部分人坚持倒蒋；（乙）一部分人欲不和不战，长期割据；（丙）一部分人欲推翻一、二、三届中委连任之决议，多得中委名额，以便竞选。除甲种尚有相当理由外，乙、丙两种动机均不纯粹。弟现设法补救。约数日后可见分晓。” [70] 汪的“补救方法”就是加紧脱离粤方阵营。为此，汪主动向陈铭枢表示，胡等仍设词欺逼他回粤，他“决令在粤代表如推翻和约，即退出大会。若大会能开成，闭幕后即召集自己同志赴京”。汪还“示哲生本日密电，如大会破裂即来沪”。 [71] 在汪精卫的暗中布置下，汪派代表纷纷北上赴沪。对于粤方内部分化，陈铭枢及时向蒋介石报告。其中一则电报称：

仲鸣电汪云：粤大会破裂原系胡主使……哲生因此破面，陈策、惠长准备实力决裂。故胡不得不求转圜，陈济棠等亦软化。枢得密电亦云：陈、张等准备惊人举动，随哲生行动云。又任潮积极谋倒济棠；李宗仁昨致汪电大意：介石果辞职，当服从先生指导到底等语。综观上情形，粤军事解决亦有急转直下之势。 [72]

11月2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立即同粤方要员会商解决党务纠纷办法。据杨永泰报告：“胡、伍抵港，顷与省方来人开会，夜或上省。伍谈话力诋中央，谓：非践诺下野，不能统一；谓：总座只宜任国防会长。闻胡另有新案……如不下野释兵，仍退回，自组党府。惟此案确否，尚待证明。孙昨在乡语其亲信：今日当过港晤胡，但决不回省与陈再合云云。” [73]

当日夜，胡汉民即同孙科等人开会协商，达成初步协议。 [74] 会后孙科特致电汪精卫，谓：“与展、梯诸人会商补救办法，劝告邓、萧、陈、李等维持和会议决案，惟中有附加必须践言下野之条件。”其间，胡汉民极力劝说孙科返粤，被孙拒绝，最后决定“展、梯与科暂留港，非得切实答复决不入省”。 [75] 为了说服粤方众人接受调停，胡汉民只好借参加古应芬葬礼为由，亲自赴广州协调各派冲突。 [76] 29日，胡即返港，并留函四全大会，解释上海和谈委曲求全之经过，提出解决办法三项：

（甲）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除共产及反动分子外，一百十二人由主席团列名，分别提出四全大会为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大会全部通过之。如认为必要时，并可声明此为求和平统一不得已之举。

谨按：一，大会所反对者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当然委员耳。然和会并无此议决案。关于此点，和会十一月七日之议决为“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候选人产生方法”。和会代表谈话时之商定办法为：“中央执监委员总数一百六十人，一、二、三届中委及候补委员，除共产党外一律当选。惟不必用一、二、三届中委名义，计共一百十二人。其余四十八人，双方自由选举二十四人，并互相承认选举。”故始终并无所谓当然委员之议；二，一、二、三届中委一百十二人，拟由主席团提出大会通过者，一方为尊重大会之选举权，一方为求本党之大团结，其间或不免有为代表所不满意之人，然求本党重复团结之苦衷，当为全党同志所共见共谅。若更作声明则此苦衷尤为明显矣。

（乙）除上述一百十二人外，大会选举二十四人。至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大会议决于四届中执会第一次全会开会时，得由该会三分二之决议承认之。

谨按：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固未尝不可由大会决议承认，然大会前日通过议案：“必须蒋氏践言下野并解除兵柄。如蒋不下野即在粤组织中央党部”云云。是以蒋氏不下野而大会承认宁方所选之二十四人，徒助蒋耳。故不如由大会授权四届中执委会承认之，似较妥当。且对于大会选举中委之权，亦无损碍。必须该会三分二之决议者，免宁方中委之片面承认也。

（丙）在议决之日以前，所有因政治关系被大会或中央执委会开除党籍之党员，除共产党分子外，概予恢复党籍。

谨按：既求本党之大团结，则所有因政治关系而开除党籍之党员，宜恢复党籍。宁方已有此举，我大会表示宽大，未可后人。且此点与一、二、三届中委之选举亦不无关系。

以上私拟办法三项，无非本于……两点：一以求全国之和平统一，一以求同志之精诚团结。尚维采择是幸。 [77]

12月1日，广州四全大会最终表示接受胡汉民的三项办法，由秘书处电胡报告结果。同时为了显示团结，“大会派李宗仁，粤国府派马超俊，萧佛成、邓泽如派陈融，陈济棠派林翼中，一日午赴港迎胡汉民、孙科等”。 [78] 2日上午，各派人物又“团结一致”，乘专车返省。此时，晋系留港代表17人也一同返粤。晋方并提出贾景德、杨爱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79]

12月3日，粤方四全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选举中委，并临时“变更选法为总联选，候选人全由邓、萧、陈、李支配，少数票绝无岨巍”。胡汉民为了拉住汪精卫，曾电汪表示：“弟决不提一人，惟将兄所提出之人向邓等交涉加入。”而晋方代表赵丕廉则忧心忡忡地电告阎锡山：“粤会已成为恶劣之大集团。煜如（贾景德）、星如能否当选全看邓、萧、陈、李主张如何。” [80]

会议期间还上演了一场全武行，因“焦易堂反对主席团介绍候选人及行复选制，各方纷起辩论，言语冲突，焦及李海云被殴伤，陈策由后门逃去，秩序大乱，历时廿余分”。后由香翰屏电召保安队到场弹压，才得以继续选举。 [81] 当天大会选出中央执、监委员8人，陈济棠实力派占了半数，三位军长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和陈的亲信林翼中当选，当选的还有孙派的张惠长、桂系白崇禧、汪派张发奎和超然派的唐绍仪。第二天，续选举黄旭初、梁寒操等16人为候补执、监委员，并否决了汪派代表3日在上海召开的四全大会选举结果。 [82] 广州四全大会所产生的24名新科中委，“粤人居廿四分之十九，北方无一人当选者”。 [83]

刚刚落成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广东四全大会会址

在此期间，广州四全大会还通过一系列提案，其中重要提案两项。一是胡汉民、孙科、伍朝枢、李宗仁四人共同提案，主要内容是：“（一）于若干省政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二）在中执委会指导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分别监督各省市党部；（三）于军委会指导下，必要时设军事分会。” [84]

另一重要提案是由主席团提出，包括两项内容：“（一）全国一切军官，均须受行政院指挥监督；（二）废除总司令制，改设军事委员会。” [85]

自蒋、胡分裂后，胡汉民深感自己无望重返南京中枢，他也自知无力有效阻止蒋介石重掌军权。而统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即将在南京召开，届时“非常会议”和广州国府势必取消。为此，胡汉民以四全大会决议形式通过前案，无非是希望继续保持两广对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奇怪的是该提案主要由胡派和桂系提出，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并未列名。这也预示着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党、政、军三个新机构，不仅得不到南京中央的支持，还将受到实力派陈济棠或多或少的牵制，由此也显示出两广内部的新矛盾。而后一提案的主要意图，是仍想从体制上限制蒋今后可能取得的军权，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12月5日，广州四全大会在胡汉民的闭幕词中宣告结束。

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此时，汪精卫俨然成为宁粤以外的又一重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的实际力量仍很有限，但足够在宁粤双方待价而沽。自上海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即借口同宁方代表洽谈一中全会事宜而拒绝返粤。而蒋介石更是加紧了联汪制胡的步伐。

据晋系赵丕廉等人的观察：“叔均（指蒋介石）现用策略：一，联汪制胡，已派多人向子异（指汪精卫）运用，但子异必不肯受。有人谓子异现在是赴宁不敢，回粤不愿，进退失据，主张不定。二，密派杨永泰赉多金运动伯南部下。近来粤代表始知，梯云谓系蒋方的人借此报账不要紧，但有人谓伯南之军长李扬敬已为所动。” [86] 其实早在宁粤对峙之初，蒋即派杨永泰赴港进行分化拉拢工作。在10月18日杨给蒋的一份报告中即显示：杨一次支付的分化“运用费”即高达“四十万”。杨随后表示“弟在港诸事均可结束。” [87] 但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蒋回电指示：“请畅兄可与汪方在港人接洽，暂时留港可也。” [88]

此时，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而自己手中除了能够控制张发奎一部，缺少强有力的后援。现在投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可能拥有很强的发言权。而地方实力派中除张学良、陈济棠力量最强而又绝不会支持汪外，唯有阎锡山的晋系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新盟友。为此，汪致电阎锡山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汪电称：

时局前途有两可能：甲，蒋于四届一中提出辞职，惟继任人物须得其同意；乙，蒋提出辞职后仍由四届一中决议复任国府主席，惟行政院长须另任别人，总司令部亦取消，实行和会所定中央政治改革案。甲项如能实现自是较好，乙项公意以为何如并祈赐复。 [89]

阎锡山则复电表示：

两项办法甲项如能实现，诚如兄言自是较好。际此危局，自当以国难为前提，只要外交不感困难，政务无碍运用。免得此两层顾虑，乙项亦可迁就。 [90]

上海和谈时期的汪精卫

粤方四全大会的内讧，却为此时滞留上海的汪精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在汪派代表退出大会当天，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亲赴上海向汪精卫“报告南京方面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经过情形”。 [91] 虽然双方会谈的具体内容不详，但汪精卫此后的言行，明显表现出不惜与粤方分裂的态度。

汪、宋会谈后，汪精卫立即致电香港退会的汪派代表，假借张发奎欲统率第四军请缨抗战、赴黑龙江救国为名， [92] 提议“退席之诸同志”，“为今之计，唯有加入第四军，分任军事及政治诸工作，齐心并力，以赴国难”。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兆铭不肖，倘能随我数年来共生死之铁军将士，及护党救国诸同志同死疆场，自当含笑九泉。” [93] 其实汪精卫的真实意图，是借粤方内讧之机，电召汪派代表脱离粤方迅速北上，为今后蒋汪合作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而“张通电援黑”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汪精卫分裂张桂联军的计划败露，为桂系察觉。据杨永泰密报蒋介石：“最近李、白发觉张发奎前月密令所部组小组离桂系，已电汪、张，决撤吴奇伟等。”故张发奎极欲率四军脱离桂系。 [94]

11月25日，在顾孟馀的具体布置下，全部汪派代表160余人由江苏代表王懋功、福建代表曾仲鸣带领，分批乘轮离港赴沪。 [95] 汪派代表离港前还发表《退会代表宣言》，公开指责粤方：

四全大会一部分代表，不顾当前之大难，断然将和会此种决议案根本推翻，使和平统一之一线曙光，归于消灭。代表等自信数年来之努力，始终如一，但对此完全不顾国利民福之妄动，则未敢苟同，是以相率退出大会，再图补救之方。 [96]

11月26日晚，汪精卫在上海同李石曾等人会商时，为响应汪派退会代表的行动，明确向宁方表示：“胡派粤代表大会以极端恶意对蒋、张、宋永开党籍，及查办财政等类，对粤会不可不加以压制，否则其焰益张。”汪还特别强调“必将破坏和局责任加诸胡派粤代表大会”，并表示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实中委，履行和议事”。 [97] “联汪制胡”原本就是蒋的既定方针，对此蒋自然是求之不得，立即指示李石曾等人同汪进一步会商，拟“先就已有一、二、三、四届中委召开一中全会。如广州能将廿四中委及时选出固佳，否则如到京中（委）足开合法数，决不能再延。盼汪等先来京，以此促粤觉悟。” [98]

有了蒋的保证后，汪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而粤方内部的公开分裂也为汪提供了机会。为了将破坏宁粤合作的帽子带到粤方头上，11月28日，汪精卫特意致电胡汉民、孙科，称：

连日真如诸兄往返商榷，均以为对日问题不容再缓。如战，则全党一致牺牲；如和，全党一致忍辱负重……介石以为从前集权一人之办法，乃为开创时期所不得不然，现在已行不通，必须改变政治方式，始能统治。欲改变政治方式，则彼必须辞职。将来四届一中选任时，彼主张国府主席及行政、立法院长须展、哲两兄与弟担任，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云云。真如兄三日两度往来，以上所言均可负责。弟发巧电时，真如兄亦在座。弟等前有介石辞职，粤方同志即可入京之约。如介石职已辞，弟等须践言。广州四全能挽救否？如能，速即结束；如不能，请两兄偕梯兄即回。 [99]

同时，为了迫使孙科尽快脱离粤方，汪精卫当天还电邀孙科早日离粤来沪。陈铭枢曾将该电转报蒋介石：

汪电哲生大意叙述钧座辞职决心，辞职后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汪、孙担任主席及行政院长之意。并云弟意主席应以年高德劭为宜，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答应。一则，介石同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至于全党重要人物集中力量共荷艰巨，则介石亦同意此办法，日内实行辞职。则弟等即须践约入京，盼兄届时速来。四全大会能迅速结束最好，否亦听之云。 [100]

此时，汪精卫还希望得到实力派阎锡山的支持，11月29日，再次致电阎锡山征询对时局特别是对外交问题的意见。汪电称：

一，四全会当可补救，和议不致推翻，日内可见分晓；二，某（指蒋）有下野意，正商榷中；三，对日问题弟主张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惟弟等为民主而斗争，决不以外交为利器。如战，则一致牺牲；如和，则一致忍辱负重，决不借刀杀人，亦决不唱高调。 [101]

11月30日，阎锡山复电汪精卫，提出补充意见：

一，广州四全会可补甚慰；二，某下野事弟意当以其诚意为断；对日问题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尊意极是。弟意主战系国力问题。若战而败，则不止三省不易撤兵，恐日军所到之处皆为其占领地；主和亦难骤言。弟意不宣战，但必使守土者死守勿失，一面迅成立统一政府，再以外交方式谋挽救之策。 [102]

三天后，阎锡山再电汪精卫，谓：“某表示请兄担任主席，弟意救国为要，望勿过事谦退。” [103] 胡汉民、孙科也于11月30日复电汪精卫，认为：“介石如确诚意，则宜即日实行辞职，由宁方褐人替代渠所任各职，然后四届一中全会在京开会。粤方情形，昨电奉告之四款，邓、萧等今晨答复完全接受，并负责向各方代表疏通。如此可望数日内结束。” [104] 第二天，粤方四全大会表示接受胡汉民的调停后，李宗仁、马超俊为此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补救已有办法”，并嘱汪转告汪派代表“即日回粤开会”。 [105]

此时汪派代表早已按计划陆续抵达上海。于是汪精卫借口代表返粤选举已来不及，“决以人数比例，沪粤各自开会选举，沪选中委十人，粤选十四人”。 [106] 汪想抢在粤方选举前，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粤方接受汪派选举结果。如粤方拒绝合作，汪即可率新选中委加入宁方，合开一中全会，实现蒋汪合作。

汪精卫大体布置妥当后，于12月3日上午9时，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又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大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等七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主题只有一项，即选举“汪记”中央委员。首先由汪精卫致开幕词，报告开会宗旨：

现在事实上系各方同志的团结，故有此次会议，在南京、广州分别开会。因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承认方法。现计我们的代表约二百五十人，广州方面的中委名额为二十四人，大概以三分之一的比例，则我们可以选出的定八至十人左右。至于他们如何产生，望大家讨论，但本日即要决定，因为最迟今日须要把名单打电去广州。 [107]

大会一致通过汪氏报告，于是开始选举。推汪精卫为监选员，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等10人为中央委员。下午2时，选举完毕，当即决定致电广州四全大会主席团报告，请予备案，随即宣告散会。上海的四全大会，从开幕到闭幕不过5小时，而到会代表也并非汪精卫所称的250余人，实际仅为162人。 [108] 对此，汪派骨干陈公博事后评论道：“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馀，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 [109]

晋方代表贾景德亦将上海汪派四全大会的情形报告阎锡山，并评论道：“精卫竟作此事，完全系受左右之包围，而精卫声价亦大受损失。” [110]

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团结”和“统一”。在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全会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

[1]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1931，第12页；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4页。

[2]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临时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号》），1931年11月，第2598页。

[3]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86页。

[4] 蒋介石：《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1931年11月12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48、153页。

[5] 《省克记》卷4，1931年11月12日，“蒋档”。

[6]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54页。

[7] 《对于蒋中正同志代表主席团提议团结御侮办法之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51页。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人数定为160人，在上海和谈时即已明确。孙科还要求维持邓演达、邹鲁要求维持刘震寰的中委资格，因而又牵连到徐谦、杨希闵二人。故宁方要求将邓、刘、徐、杨四人问题交四全大会审查。四全大会最终仍将四人除外。见《蔡元培张人杰张继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虞未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56。

[8] 《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63—2465页。

[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0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10] 《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选举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67—2468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4、16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10、324页。

[12] 《吴委员敬恒对粤事之答客词》，《粤变文件汇编》，第20—21页。

[13]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

[14] 《粤局侧面观》，《大公报》1931年6月2日，第1张第3版。

[15]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8页。

[16] 王昆仑：《招我们流亡的弟兄》，《中央导报》第4期，1931年7月22日，第47页。

[17]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8页。

[1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宣誓词》，《中央导报》第2期，1931年7月8日，第49页。

[19] 《汪精卫先生复改组同志会筹委会书》，《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7页。

[20] 《林云陔就粤省主席条件》，《大公报》1931年6月8日，第1张第3版。

[21] 陈公博：《苦笑录》，第256页。

[22]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4页。

[23] 《政治多算旧账》，《国闻周报》第8卷第25期，1931年6月2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5页。

[24] 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4页。

[25] 《粤垣空气沉寂》，《国闻周报》第8卷第27期，1931年7月1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4页。

[26]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8页。

[27] 《吴委员敬恒对粤事之答客问》，《粤变文件汇编》，第21页。

[28]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第152页。

[29] 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80页。

[30]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第225页。

[31] 《宋子文朱培德关于蒋介石愿与汪精卫合作并希汪早日到沪致黄蘅秋密电》（1931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6页。

[32]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31页。

[33] 《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并请胡汉民同时到沪会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2页。

[34]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35]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90页。

[36]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9页。

[37] 《朱培德致黄蘅秋转汪精卫密电》（1931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6页。

[38] 《陈铭枢为与汪精卫会谈完满拟赴沪汇报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2页。

[39]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作密效四电》（1931年10月1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806—8。

[40] 《蒋中正电张学良中央未承认与粤方相约通电下野请查究平津各报草稿》（1931年10月20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93。

[41] 《蒋介石关于通电下野事致蔡元培等函》（1931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92页。

[42]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95页。

[43] 《汪对大学代表答辞》，《申报》1931年11月7日，第4张14版。

[44] 《胡汉民致协之（陈融）电稿》（1931年10月30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9页。

[45] 《汪精卫致民报函》，《时事新报》1931年11月2日，第2张第1版。

[46] 孟曦：《从“非常会议”到“宁粤对峙”》，《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8页。

[47] 《南京汤执中致开封张钫支电》（1931年11月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713。

[48] 《邵元冲日记》，1931年11月9日，第793页。

[49]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酉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18。

[50] 《孔祥熙致蒋介石阳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96。

[51] 《陈铭枢致蒋介石虞酉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79。

[52] 《何应钦致蒋介石虞戍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69。宁粤上海和谈通电原文见《国闻周报》之“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5页。

[53]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9日，第789页。

[54] 《陈策张惠长陈庆云致胡汉民函》（1931年11月15日），《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等》，党史馆藏，毛笔原件，“胡”字251；另见《胡汉民与各方往来信件微卷》，“胡”字86。

[55] 一志：《敦促胡汪两先生返粤运动》，《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1页。

[56] 《覃振致汪精卫电》（1931年11月9日），《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第52页。

[57] 《阎锡山致上海赵芷青成密青电》（1931年11月9日）、《阎锡山复绥远王军长圃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08、12/1392。

[58]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7页。

[59] 《粤四全会昨开会》，《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0日，第2张第1版。

[60] 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9页。

[61]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693。

[62] 《海空军将领赴港商合作》，《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7日，第1张第4版。

[63] 《反蒋运动史》（下），第479页；《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4] 《孙等昨已离港赴澳》，《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5]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09。

[66]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9页；《粤局昨忽见严重》，《时事新报》1931年12月7日，第1张第2版。

[67]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12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59。

[68] 《萧邓欲倒行逆施》，《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9]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08。

[70] 《汪精卫致阎锡山国密感电》（1931年11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0。

[71]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3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766。

[72]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73]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7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013。

[74] 《京粤和平益趋乐观》，《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日，第2张第3版。

[75] 《陈铭枢致蒋介石俭未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40。

[76] 据陈铭枢报告：“胡顷电汪云：我因吊古，即赴省。吊毕，即返港。我拉孙去，孙不肯去。”见《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77] 《胡汉民伍朝枢致四全大会主席团函》（1931年11月29日），党史馆藏，钢笔原件，“胡”字314；《民国日报》曾简单登载该函三条原则，见该报1931年12月2日，第1张第4版。

[78] 《粤纠纷解决》，《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日，第1张第4版。

[79] 《上海赵芷青致阎锡山设密支电》（1931年12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1。

[80] 《上海赵芷青致阎锡山建密支电》（1931年12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1—2。

[81] 《天津支日特讯》（1931年12月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70。

[82] 《粤四全选出执监委》，《民国日报》1931年12月5日，第1张第4版。

[83]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歌电》（1931年12月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529。

[84] 《粤会演武剧》，《民国日报》1931年12月4日，第1张第4版。

[85] 《反蒋运动史》（下），第490页。

[86] 《天津转上海明野致阎锡山江二电》（1931年11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925—7。

[87]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88]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批语》（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89] 《上海汪精卫致阎锡山现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5—6。

[90] 《阎锡山复上海汪精卫共密皓电》（1931年11月1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5。

[91] 《宋子文到沪访汪》，《申报》1931年11月24日，第13版。

[92] 11月17日，张发奎曾以第四军军长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愿率所部“助马占山共制强敌死命，保我东三省一片干净土”。见《时事新报》1931年11月18日，第1张第2版。

[93] 《汪精卫愿随第四军援黑》，《大公报》1931年11月26日，第1张第3版。

[94]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693。

[95] 《退席代表曾仲鸣等百余人前昨已分批抵沪》，《时事新报》1931年12月3日，第2张第2版。

[96] 《粤四全会退席代表发出通电两通》，《申报》1931年11月28日，第8版。

[97]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6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883。

[98] 《天津艳日特讯》（1931年11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28。

[99] 转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俭申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44。

[100]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101] 《上海汪精卫先生努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5—6。

[102]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设密陷电》（1931年11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4—5。

[103]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现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7。

[104] 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105]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1版。

[106] 《在沪举十人》，《国闻周报》第8卷第48期，1931年12月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107]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1版。

[108] 《电粤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2版。

[109] 陈公博：《苦笑录》，第267页。

[110] 《上海贾秘书长始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512。

第九章 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当天，蒋介石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曾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并感慨“全国党员谁知余为党之苦心也”。 [1] 从这两句话中不难读出蒋氏是不甘心履行他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放弃手中权力的。但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此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氏还一度动摇过是否继续同粤方争权夺利，甚至愿意放弃内争，专心抗日。不能否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一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丧失国土之耻，他是不能忍受的。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2]

11月17日，他召集南京干部商讨应付时局对策时，还毅然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又期民众信仰本党，甘受本党领导，共起御侮也。”当晚，蒋介石即电嘱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 [3] 对蒋氏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难言之隐。18日，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

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 [4]

第二天，陈铭枢再密电蒋介石，报告汪精卫之态度：

汪先生云粤方萧、邓等极反对沪和约，经哲生调解，现决定选举可依和会所拟定办理，惟仍坚持蒋不表示下野，则不到京开会。汪现拟办法两项（一）俟选举后即召集本派之中委来沪，计有二十余人加入京方，则占多数；（二）即明电粤方力争维持和会到第一次全会解决之原议。惟后项恐即决裂，反因此失事，故决照前项进行，电催迅速选举，并一面密电哲生明告自己之态度，以促哲生之离粤。 [5]

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联络汪精卫，李曾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最新动态，其中一则电报云：“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冒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所见甚是，望商于介公。” [6]

但蒋介石一度想要放弃中央权力的举动，遭到了宁方内部的一致反对。甚至连他的盟兄黄郛也深不以为然。黄郛在11月18日日记中写道：“傍晚岳军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 [7]

11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一段与部属讨论时局的有趣对谈：

上午会客，为议决案与选举案，甚费心力。稚老以精卫毫无诚意，徒为金蝉脱壳之计，真如愤怒，与之大争，必以精卫为诚意。其实过与不及，皆错误也。稚老终以政治为不良之物，故其对人亦以不良度之。余则与之相反，终以人人为可信也。下午到大会说明外交方针与决心，承众赞成，又大多数动议大会对余奖勉案，余以对党国、对人民、对先烈，皆有愧色，诚所谓罪孽深重之时，何复言功？不如由余自写悔过书，力请撤消，乃准。 [8]

蒋介石深信自身实力最终能够左右局面，这是源自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在得到陈铭枢等人的详细密报后，蒋判断粤方内部势必分化。除此之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 [9] 一旦明确了汪、孙二人的意向，广州四全大会所能带来的危害和不确定因素，也就大打折扣了。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大会闭会，幸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一难关，今既渡过，是增加奋斗勇气不少，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 [10]

但此刻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尽管粤方内部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而外患日急，也逼迫着他要尽快做出最后的决定。11月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 [11] 为此，蒋在内心就是否下野不停地斗争着。从以下几段日记中，我们不难读出蒋氏此刻痛苦的心态：

（11月24日）余决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一，外交能解决，则余之下野则不失为革命者立场。以余不下野则必北进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历史，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惟国人不谅，且干部阻止我北上，以避免倭寇之挑衅，而苟安于一时。呜呼！国弱民愚，衰老与幼稚之民族病实无救药矣。若不于外交上得一确切取消不平等条约，则中国不亡等于亡矣。 [12]

（12月4日）此次失败之原，在于对老奸严拒，所以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外交派不恤卖国倒蒋，此其一。其次，对于学者及智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之，此其二。又政治与党务人才缺乏，根本上干部无一得力之人。季陶虽弱，但能共同奋斗，此外竟无为公为友之人矣。 [13]

（12月8日）与（叶）楚伧等谈外交方针，益之（朱培德）以对日不外准备战败与先和两途。余言战败则以全国殉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一时虽有身败名裂，但后世自有功罪之定论。彼甚赞余说。余恐国民精神散漫、衰弱，先和以后仍不能卧薪尝胆，则民族更形堕落耳。中大学生枭张已甚，各处学生亦为少数共产党所操纵，当此存亡绝续之交，而党内又不一致，衰老与幼稚二病弥漫于左右，焉得不使其领袖拖泥带水以毙也。时危至此，而发一命令与通电，非经余亲手大改不能示人，其他如革命纪律与国难会议条例，更无人能出一主谋以助之，人才缺乏而又不能自由用人，此事之所以不成，而国之所以败也。 [14]

12月5日，粤方四全大会终于闭幕。按上海和会决议，四全大会后，“非常会议”自当取消。但蒋介石并未实现下野诺言，为此，粤方四全大会于闭幕当天邀集所有历届及新选执、监委员举行临时联席会议，推唐绍仪主席，“议决鱼（6）日结束非常会议，虞（7）日改组中央党部。”“在蒋未实行下野解除兵权以前，仍照常行使职权”。粤方同时决定选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四届一中全会开会事宜。

尽管粤方否决了汪精卫在上海选举的中央委员，但此时仍不愿同汪公开分裂。为此，粤方主动致电汪精卫表示：“微（5）日联席会议，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 [15] 而蒋介石则想尽快将汪拉入宁方阵营。12月5日，蒋派何应钦、邵力子赴沪，嘱其用“中正名义”，“促汪先生即速入京”。 [16] 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明确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 [17] 汪又致电阎锡山，称：“弟现致力于整个合作，如万无可能，亦使双方缓冲，各图自存，不作猛浪打碎之图。弟以为国事如此，无论何方势力及何派分子，均不能单独，非协力共存不可。” [18]

就在汪精卫同陈铭枢会谈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会商对粤办法时，曾想采取极端措施：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以此打击粤方所谓的“党统”。他当众表示：“拟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早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借党之资格以毁党害国，且中国由我手而统一，亦可由我手以奉还国民也。” [19]

蒋氏此举大约是受其盟兄黄郛的影响。12月4日，黄郛致蒋介石一封亲笔长函，力劝蒋不可辞职，并建议取消党治，结束训政，早行宪政。“如此，则弟可以不必去，即去亦可为中国之华盛顿，且可收大效如下：一，由军政而训政而宪政，由弟一手贯彻完成；二，举国民对党之嫌怨与党内之纠纷一扫而空；三，对目前外交问题，民选国会既与中央党部共同负责，则和战之责，国民自然与党共负之……五，因组党之自由，不特党外人才有机发表政见为公开之讨论，即党内人员亦感于网罗人才之必要，而党务可不致腐化。” [20] 蒋得黄函后，第二天复函表示：“手示敬悉，是否能见诸实施，尚待考虑，而弟之去留问题，决不轻易断行，要以党国之利益为定也。” [21]

由此可见，蒋介石实在不忍交出政权。而吴稚晖马上提醒蒋道：“此着太险，现在只有安定制动。”蒋“默然思良久”，不得不承认吴稚晖之言“尚有深见也”。 [22] 此时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粤方的气焰，但同时也危及宁方政权的合法性，蒋只好放弃这一险着。

12月10日，孙科等人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同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孙科表示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如蒋不下野，粤方中委不能赴京开会。陈铭枢当即表示：“蒋可牺牲地位，只求中枢负责有人，随时均可辞职。希望双方议定一过渡办法，俾蒋下野后，中央有人继续负责。”随后，双方商定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所同意者”。 [23]

12月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 [24] 宁方内部开始出现不一致的论调，蒋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

知哲生等必欲强余辞职始快，真如亦受若辈之迷而未深思国家大计，以余之领袖，而坚强之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干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国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对于政治哲学，近得二语曰：“政者进也，贪者退也”。领袖欲进，而干部欲退，虽有大力无以推动也。 [25]

而此时极力拆粤方台的却是汪精卫。李石曾12月11日电吴稚晖云：

真如告粤方：介公十四日宣布下野，二十开全体会。精卫谓不宜强介公下野。又谓如介公不下野，粤诸人不到京，伊于国难会议时到京参加云云。弟与公权皆以为如介公决下野，必先妥为布置，方可宣布。否则必失大计。望介公勿轻于宣布。关于妥为布置一节，明日到京面陈。 [26]

第二天一早，刚从上海赶回南京的李石曾同蒋介石商讨进退问题时，首先表示对陈铭枢的怀疑。李石曾说：“真如亦有劝钧座辞退之言，吾以真如为可疑也。”而蒋则答道：“真如为人诚而愚。愚者未有不自作聪明，李先生疑其伪奸亦冤矣。”下午，蒋召集干部继续研究进退问题。据蒋日记记载：

稚晖、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真如等则未恐余退之不速也。余言明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而欲余不退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能救。否则如现事群方庞杂，主张不一，而又不许余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牵制，徒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而身败名裂，个人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也。天下之至惨之事未有如此之甚也。 [27]

尽管蒋介石对何应钦、陈铭枢极度不满，但他也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于余一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如再不下野，一中全会万难召开。

特别是自胡汉民南下后，粤方态度更转强硬。胡氏在一封密函中写道：“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亦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 [28] 函中的“门”是指蒋介石，取自《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之义。从这封信中不难读出胡氏倒蒋的决心。为逼迫蒋氏下野，李烈钧一度向粤方提议：“一，北方应再起倒蒋；二，须有组织；三，胡、阎须有联络。” [29] 为此，胡汉民积极同北方联络，密电冯玉祥称：“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下野为先决条件，既不践约，则一切当无从解决”，并“盼随时电示”。 [30] 冯氏对粤方的提议“极佩服之”， [31] 并复电胡汉民表示：

和平统一之障碍不除，则健全政府永难实现。先生及粤中诸贤达主张正大，举国仰赖……弟虽不敏，当追随努力也。现华北各方鉴于蒋之种种乖谬，凛于外交之紧急，当从新团结，以安内而攘外，现正致力于此。 [32]

冯玉祥在日记中还总结了以往反蒋运动的经验教训共16条，深感今后应注意：“使倒蒋派不分裂”；“须有我们的打算，不可盲目跟人家跑”；“对有实力者，有人望者，须发生密切关系”。 [33]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决定以退为进，同意下野。12月13日，蒋向陈铭枢表示：“如粤方十六日尚不来，则以后余再不与调和，使大局日趋艰危也。如其十六日以前能来到，余可早一日辞让了。” [34]

同日，粤方得知蒋决定下野消息后即开会讨论，决议两点：“（一）蒋下野后仍予以自新机会；（二）下野电到，各委即北上。”粤方并同在香港养病的胡汉民商妥，对双方拟议林森代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均不反对。 [35]

12月15日，蒋介石致函中常会，略谓：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5）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

同日，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批准蒋介石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并决定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 [36]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请求辞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16日，中执会核准张氏所请，改任张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至此，粤方要求悉如愿以偿。

蒋介石辞职前，曾得蒋伯诚转述韩复榘效忠之意电，韩并向蒋贡献意见三条。蒋电称：

向兄表示决心服从钧座，他方来人接洽仅与敷衍而已，并对钧座贡献意见三点：一、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为上策；二、粤方一部来京合作，联络党外人才赴国难为中策；三、万不得已离开中央，暂驻洛阳，整顿北部，使捣乱者对内对外无办法时，再出负责为下策。请钧座切实准备等语。 [37]

蒋介石对韩复榘的意见深以为然，当即批复道：“向兄所见甚是，当照此酌办也。” [38] 为了减少“再出负责”时的障碍，蒋预先做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别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兼甘宁青宣慰使。 [39] 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 [40] 另据《黄郛日记》，蒋介石曾于12月6日令钱昌照转商黄郛，请黄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黄郛以“非其时其地”而婉辞。 [41]

在蒋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为听命于他的军人。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第二天，蒋还特意致电各路军总指挥、军、师长表示：“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 [42] 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为准备“再出负责”埋下的种种伏笔。

此时蒋所依赖的最大本钱黄埔系军人纷纷电蒋表示效忠，其中尤以刘峙的效忠电最为肉麻：

敬悉钧座辞退，不禁感慨万端，涕泣交下。忆职自追随钧座，甄陶爱护，无微不至。一日失所依恃，有如婴儿之失慈母，怅触之情，何以为怀。惟有始终以钧座之心为心，以钧座之意为意，勉竭驽骀，借报殊遇。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万恳钧座仰遗职等，仍如常训示一切。职誓当督率所部，绝对服从钧座之领导。 [43]

蒋介石在刘峙电报上批复道：“本党革命主力，全在河南。请兄勤慎奋勉其志。” [44] 此外，胡宗南的效忠电报则颇有价值，除向蒋表示“全军彷徨，立请指示方针，以慰众望”外，还建议蒋：“请迅令戴笠同志急组联络组，以联络各地忠勇同志为目的，为在野时间的领袖与干部联络的惟一机关”。 [45]

唯有陈诚来电中的态度稍显消极，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在下野前秘密处决了邓演达。邓氏曾协助蒋创办黄埔军校，在黄埔军人中有较高威信，同陈诚私交尤为密切。1930年，邓演达联络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志在“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 [46] 行动委员会虽名为国民党内的一个左派组织，但仍被改组派视为“共产党右派”。 [47] 甚至有人直接称其为“第三党”，邓也不否认，并在蒋政权内秘密活动，除成立革命黄埔同学会与蒋控制的黄埔同学会对抗外，又派人到陈诚的十八军活动，希望依靠陈诚的关系反蒋。 [48] 黄埔系是蒋最重要的力量，而邓演达的特殊身份，能直接威胁蒋氏的基本队伍，这是蒋最不能容忍的。早在7月间，蒋即密电陈立夫，指示：“邓演达在沪活动，非设法拿获不可。望速设法，或派黄埔生为间谍亦可。” [49] 8月18日，邓演达在上海租界被捕，立即被引渡到南京，蒋介石在邓案上亲批八字：“煽惑军队，扰乱邦家”。 [50] 蒋于下野前将邓秘密处决，消除了这个在他看来最大的隐忧。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邓演达之死，是由于陈诚的出卖，并引起一批当事人的争论。 [51] 笔者在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中查到陈诚获知邓演达被捕后，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的电报，而蒋也复电表示“宽大办理”。当陈诚得知邓被处决后，一度心灰意冷地致电蒋介石请求辞职：“顷接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死刑，人亡国危，痛澈肺肝，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耿耿内疚……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蒋介石当日复电表示不准辞职，并称：“革命可否为私情而忘公？又今既证实择生有叛党乱国之罪，而不能伏诛，则纪律不张，何以革命。望勿以私害公，为友忘党，并勿再作如此离职之言，有负职责也。” [52] 但陈诚仍复电表示：“惟职之出此，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并进一步解释道：“于择生处死，独斤斤以为不可，妄附古诤臣之末者，盖一为国家惜才，二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钧座继先总理之宽大也。” [53]

面对外辱和痛丧挚友邓演达，陈诚于订婚七周月手书“国仇友恨”

当然，陈诚终归是蒋的心腹干将，不能仅仅斥责两句而不管。此前半年，宋美龄将谭延闿的女儿谭祥认作干女儿，做媒许配给陈诚。 [54] 原定于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结婚。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电陈诚告以“当此国难方殷之时，结婚以暂缓为宜”。 [55] 此时，内心痛苦不堪的陈诚在江西吉安军中手书谭祥：“今天是我俩订婚七周月，国仇友恨，岂堪回首。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不复何憾？” [56] 随后，他即离开部队赴上海休养。为了尽快安抚陈诚，蒋介石在接陈诚辞职电10天后复电表示：“元旦结婚，专此恭贺。惟沪上为繁华之地，一切务从节俭为宜。”同时电告在上海的宋子文“请代送贺仪五千元”，并另送结婚“礼物约价千元之数”。 [57] 此后，陈诚对蒋仍忠心不二。

除黄埔军人外，一些非蒋氏嫡系的地方实力派，如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58]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人也纷纷电蒋表示效忠。如龙云电称：“顷阅删电，惊惧殊深。个人去留事小，国家安危事大。拟请再贾余勇，迅筹安内攘外之功……滇省此后当取何方式？” [59] 蒋介石复电龙云表示：“本党环境至此，中不能不辞职引退，惟有以在野之身尽匹夫之责而已。请兄努力整理，先固滇围，以保西南革命之根据也。” [60]

12月19日，蒋介石与宁方干部会商时局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之党，革命条件无一完备，威信既失，焉能再望其领导革命，余意非力自振拔，无以为党，故决心退出也。” [61]

第二天，蒋介石同陈布雷讨论今后党务问题时，再次表示：“余应自弹劾，以中央执行委员而为国家之首，乃有两重责任，不可与单为中委者比，故余不能不牺牲一切，尊重约法与党纪，不能再参加党务，不过勿以退出党籍表示也。” [62]

12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返回故乡浙江奉化。24日，他在家乡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反思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 [63]

12月28日，蒋再次“独坐深思”，曰：

涉世愈深，则识世愈明。今得数语曰：救党者，必为党员所毁；救国者，必为国民所恨；救人者，未有不为被救之人所陷害也。自十四年总理逝世以后，本党之右派如胡汉民、孙科以及一般之腐化西山派，与其左派之汪精卫，以及一般之恶化第三党等，甚至全国遍地皆为苏俄、共产党所制服奴辱，以余九死一生，不惜嗣子、不顾身命，乃由共党手中以救党国与民众，而今日所得之结果如此，是理所当然耳，以圣贤立身救人，不望当世之报酬，惟有牺牲身命以成其志而已。 [64]

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就在南北联合倒蒋的同时，北方内部一直在暗中酝酿推倒张学良。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受粤方压迫，一时又无力顾及，于是北方势力更加紧了联合倒张的步伐。

早在1930年9月18日（恰为九一八事变一年前），正是因为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率东北军入关，才最终导致阎、冯联军反蒋失败。从此，黄河以北完全纳入张学良的势力范围。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正式建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设官邸于北平顺王府，东北的政治中枢也由沈阳迁至北平。 [65]

张学良对华北的控制，自然引起原华北地方势力的不满。1931年7月下旬，石友三首先反叛，虽然打出的旗号是反蒋，但针对的目标则是张学良。石的部下唐邦植在战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不称为反蒋战争，而称之为“石友三倒张之战”。 [66] 石友三起事前虽接受粤方的正式委任和财政资助，但“石向北进，违粤节制，粤极愤恨”。 [67] 可见，在当时很多北方军人的心理中，倒张重于反蒋。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谁也不敢再一意孤行。宁粤双方被迫停止冲突，在上海举行和谈。但粤方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同时，张学良的声望因受九一八事变的打击、东三省的沦陷而遭重挫。这在刚刚返回山西一个多月的阎锡山看来，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此时，阎锡山不仅要取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而且跃跃欲试，准备利用蒋介石和张学良内外交困之机，推倒张在华北的统治，取而代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国难当前，他又不得不考虑以下两点：一是不可轻易以武力倒张，否则难得国人的同情；二是不可过于和日本勾结，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方针和对策。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的同时，加紧对各派势力的分化拉拢，借此浑水摸鱼，达到进一步分裂中国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阎锡山派驻“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代表贾景德一日内即连致数电给阎锡山，主旨均在倒张，而背后又有日人的暗中操纵。其中有二电曰：

顷某（指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长竹内来谈……彼方虽如此做法，并非对中国国家有何种恶意，亦非图占地方，其意只在倒小张，极盼我方乘此时机驱奉军出关，彼必不敢抵抗。如果郭壁（指粤方）与我方对彼方在彼此有条件的谅解之下对我方亦可为物质上之援助，并为军事上间接之帮忙等语。此事如能处置得宜，似于国权、地方两无所损，否则危险甚大。彼所谈各节只向野（贾景德）及（邹）海滨、（刘）维炽说之，他人均不知道。愚意外交交涉应如何办，现可让郭壁任之。

我若乘此驱奉军出关必失中外之同情，若能利用此机使东北另换长官，亦北方大局之幸。 [68]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终究非贾景德可比，在国内外局势尚未明了、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之时，他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同时，面对日本的侵略，阎锡山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复电提醒贾氏：“此事关系甚大，容俟考虑考虑再说，不过日人最喜造谣，希注意之。” [69] 同时，阎致电徐永昌称：“东北事件存亡所关，请转告张副司令，无论如何处置，余必一致服从，并应劝晋将领共赴国难。”据南京方面得到的情报显示：“张接电后即嘱徐回并主持。徐日内可行。冯部将领已表示精诚御侮。传冯、阎与日一致，实不可靠。” [70]

此时，南京政府也深知再坚持逼迫阎锡山离晋出洋并不现实。为防止阎同日本进一步勾结，9月20日，孔祥熙以个人名义致电徐永昌，谓：“关于百公应否离晋，弟个人原无定见，前之电商石曾先生，盼百公以文字发表意见者，即为其撤消通缉令，自由留晋。” [71] 此时，为了稳住华北局势，张学良也改变逼阎离晋的态度， [72] 主动电请国民党中央赦免阎锡山。9月30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政会，就是否批准“张学良电请赦免阎锡山案”进行了讨论：

陈果夫：“阎锡山这次回来，是日本人送他回来的，他和日本究竟有什么关系？要他声明一下。”

李石曾：“主席，本席这次由北平回来，对于张副司令请赦免阎锡山事，略为知道一点，所以报告一下。在前多少时，石友三叛变之前，各方传说很多，说山西将参加石友三的行动。北平方面，总司令有许多电报去，要山西直接或间接帮助消灭石友三。那时阎锡山对徐永昌表示要与中央一致。这次日本侵略辽、吉，阎锡山即打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要全国一致拥护中央共赴国难。张副司令在石友三叛变之前，就有电报请撤销阎氏通缉令。现在全国一致对外，山西将领一致拥护中央，所以张副司令再请撤销令，并开复党籍。本席还要补充说明的，阎氏已表示以后不愿从事政治生涯，要做开发实业工作，已与孔部长文电商量。孔部长也很赞成他做实业。军人下台之后，能专心于实业之开发，不特有利于山西，且与东北边地垦殖有补，又可改变一般军人之心理，所以本案对于撤销通缉一节，本会可以通过，至开复党籍方面，请送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主席（蒋介石）：“本席从前曾表示过，对阎锡山不能赦免。但在现在时局上看起来，对于日本暴行，他表示一致对外，似可准其恢复自由，而且各方面都希望中央宽大，他既有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一致对日，拥护中央，可否照张副司令的主张？不过前天他发表的电报，只说要共同抵抗日本，没有讲他自己怎样。如照现在要免予通缉，他应该要表明他自己的心迹。”

邵元冲：“他能不能再表明态度？”

李石曾：“中央如免他通缉，他当然可以进一步的表示的。我们知道山西人是很直爽的，如要打电报给他，总有回电的。不过现在电讯往返颇费时日，阎锡山要想作乱是不至于的，他以后一定可以进一步表示的。现在去电时间即长，而北方局面也有关系。他要作乱，石友三叛变时，也就作乱了，日军进侵辽吉时，也就作乱了。从前政府下令通缉，是处之以常，现在免予通缉，是处之以变。请照张副司令的办法。”

主席：“依李先生的意思，撤销通缉？”

叶楚伧：“文字上可否改为‘姑许免予通缉’？”

主席：“那是一样的。开复党籍事，送中央常会。今天准张副司令的请求。”

陈果夫：“他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李石曾：“究竟有没有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他心里怎样？这就不能说。不过中央表示宽大，如中央要严厉的办，那末在法令上说，他既在山西，便应下命令着山西文武各机关通缉归案究办。如真的这样做，山西时局不免于变动，此无异帮助日本人。所以在改变军人心理上及时局需要上说，中央应免予通缉。”

主席：“阎锡山看来不至于和日本有何关系，也有一部分凭据可以证明的。现在可照张副司令的请求。”

决议：“无异议。阎锡山准免通缉，恢复党籍。” [73]

就这样，阎锡山顺利地恢复了他在山西合法活动的地位。同时，他又利用张学良损失国土、处境危险之机，继续加紧密谋倒张。但他在行动之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他要保证所有倒张行动，都要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求得国人的谅解和支持。9月20日，贾景德致电阎锡山汇报北方执行部行动计划时称：

现所急须筹计者（一）不使蒋介石利用机会固位；（二）副张根据已失，总座可以着手或说话，时机不要迟回审慎；（三）东北另易长官，外交必容易办；（四）可设法使副张内部崩溃；（五）于学忠处来人可否先令其回平密商办法。总之，外侮之来实以蒋氏招之，先除蒋氏再图对外。今予等先得钧座意旨，再与粤府商一致办法。但此间与学忠处接洽情形，渠等毫无所知。 [74]

阎锡山立即复电指示：“一、二、三、四均可；五我恐系假冒。如非假冒亦可照办。” [75] 22日，贾再电阎报告：“昨晚学忠派人来征询意见，仅答以前赴晋的人尚未返，但断定必系圆满答复……愚意学忠如能领头欢迎钧座出来了此事，的确尚有做法。” [76] 第二天阎即回电表示赞同：“子平（于学忠）如肯领头发电亦未不可。” [77] 而当粤方军政会决议“请阎、冯两委员负领导各武装同志电张劝蒋下野，并直电蒋劝其下野”时， [78] 一贯注重实际的阎锡山立即复电否决了粤方的提议。阎电称：“此时发电请蒋下野，二、三集团及殿英等部饷项势必中止发给。我原意在未发动以前绝不轻着痕迹。容俟与各将领详细商酌之。” [79]

此时，阎锡山同四川军阀刘存厚及吴佩孚之间仍保持密切联系。9月25日，吴佩孚曾致电阎锡山表示：“除派陈幼孜趋候大教外，坤（吴）拟节后由武都进驻天水，纠合甘、川军图剥（杨虎城），与鼎（阎）联络一致，谋蹇（蒋）。”吴并征询阎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反蒋态度：“唯日军进占东三省，鼎（阎）对此用意若何乞示”。 [80] 阎当即复电称：“图剥极赞同，对日军，鼎意倒蹇同御外侮。” [81] 此时，在阎锡山看来抗日和倒蒋是一致的，只是他自己不肯轻易动武，以免被国人视为助日的汉奸。但他在暗中不断鼓励别人公开反蒋。当阎获知刘存厚拟“出兵三万”讨蒋后，立即致电粤方表示：“弟意此数不是以会师中原，夹攻武汉，希速请汪先生促动（刘）文辉为要。” [82] 而当贾景德再次报告“某（指日本）方面来谈：北方如无做法，彼方不惜扩大范围，盼钧座有所表示”时， [83] 阎复电再次警告他：“我只有意赴绥（倒张），然决不愿与某方稍有勾连，致招国人不容。以后见某方人说话时审慎为要。” [84]

当时北方实力派中除阎锡山的晋系外，力量较强的就是控制山东的韩复榘。九一八事变后，韩复榘发觉蒋介石、张学良地位不保，感到有机可乘，也想乘虚而入，反张而取得对平津和河北的控制权。但他虽有野心，力量和资望都不够，因此联阎倒张，在韩看来也还是有利可图的。

10月初，宁粤双方在广州初步达成合作协议后，晋、鲁之间即开始积极酝酿，联合“倒张”。此时驻防晋南的宋哲元部也不愿再隶属冯玉祥。为了自保，宋亦派人联络晋系，向阎锡山表示效忠：“宋军长以总座之意为意，以服从冯先生如服从总座。” [85]

10月9日，贾景德有一电致阎锡山，颇能反映出此时北方军人的心态。该电称：“宁粤和议真情若何，此间迄无所知。不审南边人倒什么鬼。然以历史、人情揆度，断无得利于北方。此时北方似应另有一结合组织。望钧座熟筹之。派往伯常（指韩复榘）的人已有来信，谓伯常对八字条约极端赞成，现正在商定中。” [86] 随后，韩复榘即派代表柴东生同贾景德接洽，柴表示：“（一）双方合作认为确有必要；（二）汉卿前派万福麟去说系联蒋的大联合，向方仅虚与委蛇；（三）顷派刘熙众与彼北来即转赴晋陈说，仍盼钧座与焕章出来作领导。”柴还向贾询问：“晋将来可出兵多少？”贾“答以总在十万以上”。 [87]

阎锡山得知韩复榘的基本态度后，立即复电贾景德指示：“青二蒸二均悉。北方事非鲁、晋切实结合，不易解决。伯常对八字条约既极端赞同，即由彼起草，请诸人作证成立，以为解决北方基础。子志（指张学良）兵数虽多，军实已亡。但我方亦不轻用武力解决，冒天下之不韪。外交终有落点，届时子志必难幸存，再用政治手腕妥为解决。” [88] 阎电文中所称的“青二蒸二”，分别是指9、10日两天贾致阎的两封电报，可惜笔者在“阎锡山档案”中并未看到这两封电报，无法得知“八字条约”的具体内容。但从以上电文中可以断定的是“八字条约”是针对张学良而言。

此时，晋、鲁双方都深知如要倒张，必须加强合作。但双方存在的最大矛盾，是倒张的目的虽“一致”，但晋、鲁都想以领袖自居，染指平津。从贾景德致阎锡山的一封电报中，颇能读出此时各自的苦恼：

与向方接头所最困难者，系彼甚愿当首领，而又知其实力、声望不够。彼始终意在平、津，而与大计划上确有冲突。第一层是否仅一军事领袖可满其欲，钧座是否可领导政治？第二层平、津问题当如何解决？如彼取平、津，子平固非打不可也。均请筹示。 [89]

“子平”即于学忠，此时尚在张学良阵营中，驻防平津。于学忠同晋方的联络，鲁韩毫不知情。在处理这类棘手问题时，阎锡山终归要比贾景德老练和狡诈。10月15日，韩复榘的代表刘熙众赴晋谒阎，并表示：

一，从前向方与总座未能完全一致，系因环境关系，请原谅。二，向方知总座对彼甚关心，并知山东事晋方确能尽力援助，向方甚感动。三，现在时局十分紧张，确有鲁、晋联络互保必要。四，声明向方自知实力、声望均不够，决不敢做首领。

对此，阎锡山回答道：

一，过去事余深知向方确有苦衷，请转向方放心；二，余为鲁、晋共存及北方大局关系，所以时时替向方设想；三，鲁、晋共存已成定局，望速分访冯先生及宋、徐、杨等，述明情形，研究互保方式，回来决定；四，军事首领，向方应以大局为重，毅然担任，否亦必须由向方另找一人担任。请向方万不要推诿，致误时机。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此种苦衷出自本心，请向方决勿客气。 [90]

当事情还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阎锡山很明白应当如何处理，绝不把话说大、说尽，要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而又不使事态失控。有时甚至有意布下一些迷阵，引诱对方首先行动。所以他才会有“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请向方决勿客气”等语。而在自己行动之前也绝不轻易得罪蒋、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当粤方得知阎锡山曾有电指责张学良“斥其放弃边防重责”，请求阎“将全文拍来通电”时，阎当天即复电表示：“通电事关系军食，前因明轩未归，故难决定。刻各将领正在会商中。”实际上再次拒绝了粤方的请求。 [91] 在倒张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他是绝不愿作为粤方反蒋筹码而贸然行动的，何况维持现状还可继续享受张学良接济的“军食”。

随着宁粤上海和谈的进行，种种迹象显示蒋介石下野将成为现实。为此，晋阎、鲁韩对倒张一事更为积极。阎锡山10月28日致电粤方表示：“以我之意年来蒋、张相依为命，此次东省事变北方对张甚不满，东省尤甚。北方事张复维持不易，和议若僵，蒋似不能不顾虑及此也。” [92] 这是阎锡山首次向粤方暗示自己有意染指平津。

阎锡山

赵丕廉

10月29日，蒋介石电邀张学良入京面商东北善后问题。 [93] 此举一时引起各方的不安和猜疑。当时上海盛传“汉卿目的在取得调人资格，固地位，增声誉”。 [94] 不过也有情报显示：“蒋恐张无家可归，致与粤政府及冯（玉祥）等合作，促张赴京会面，借观张之情形。张到京表示合作到底，对内对外均唯命是听。蒋亦允继续协助东北军饷。因是蒋对粤方忽变强硬。” [9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方面的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均主张阎锡山应乘机收复平津。粤方的打算是借阎倒张，打击蒋的势力。而阎也同样需要得到粤方的支持，作为其取张学良而代之的助力。此后，阎锡山主动加强同粤方的联系，特别是同一年前他在“扩大会议”上的合作者汪精卫之间往来频繁。其间，桂系更是积极从中穿针引线。

在此之前，阎锡山和汪精卫之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值得一记。10月16日，桂系驻粤代表潘宜之有一电致阎锡山，转达汪精卫对阎的不满：“对汪公电多不复，纵复亦敷衍。然汪公对我公仍不以此介介。近来音信更稀，至为不解。本日再致我公一电，此可谓最后一电，如再不复，亦不欲多事也。”潘宜之特意提醒阎：“不可不于细微处多加注意也。” [96] 阎对潘宜之的提醒深以为然，此后阎、汪间的联系明显加强，彼此电报往来频繁。当阎得知李宗仁送“精卫七万元”时，立即派人赠汪款5万元。 [97] 事后贾景德电阎报告：

思诚带交精卫之款，精卫谓数月以来正以未能助钧座解除困难抱歉于衷，若再受厚赐，益无以自解，嘱代陈钧座取消此议等语。野亲身送往，精卫尚在谦让，拟留若干，璧还若干。窥其意思系欲将其愧歉之意代达钧座，只要钧座再赐一电坚请收受，彼当不再谦让。 [98]

果不其然，四天后贾再电阎时即说明：“前送之款，彼再未谈。当算收受矣。” [99]

11月7日，宁粤上海和谈结束。其间，蒋介石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成功地分化了粤方的团结，初步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国内各政治派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但他们间的矛盾仍是错综复杂。汪精卫在联蒋的同时，努力拉阎锡山为其后援。而在倒张问题上，阎、汪利益又是一致的。在汪看来，虽已同蒋达成合作，但打击了亲蒋的张学良，就是削弱了蒋的有形力量，无形中可增强自己对蒋的发言权。同时，阎也借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希图自固，扩大地盘，借此削弱竞争对手韩复榘的势力扩张。此后，在倒张问题上，汪精卫极力鼓励阎锡山收复平津。阎的代表赵丕廉向汪表示：“推倒汉卿，阎先生与公意极同，惟利用外患做此事，诚虑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赵也向汪表达了阎的另一顾虑：“叔均（指蒋介石）在大扬（河南）驻有重兵，而伯常（指韩复榘）亦垂涎侯马（北平）、湘浴（天津），此举应审慎。” [100] 阎锡山还得到情报显示：韩复榘拟以自己为领袖组织新直系，并有出兵占领鲁、直的计划，仅将晋、察、绥三省划归为阎的地盘。 [101]

针对韩复榘对晋阎的威胁，潘宜之电阎建议：“西北军似应有人统率，瑞伯久居津门，似应请其继续参加讨蒋。宜意请钧座及德公向粤中央推任为国府委员。” [102] 瑞伯，即鹿钟麟，原是西北军的第二号人物，德公，即李宗仁。潘的用意是想以鹿钟麟来压制韩复榘。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拟先派人征求同意，得允许后，即照兄意办理。” [103]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19日，蒋介石在会上公开表示愿率军北上“保护国权”后，立即引起各方势力的猜疑和恐慌。“据一般传说，蒋将赴平联张，先对付鲁韩，然后封锁晋军。” [104] 汪精卫特意致电阎锡山表达他对此事的看法：

蒋决赴北平，弟料不出两项原因：（甲）抵抗日本，收得国人同情；（乙）奉张为内外所共弃，不能再维持，又恐奉张去后公及韩、冯乘机收复，故自往接统东北各军，不使地盘丧失。弟意今夏蒋出发剿共时，我等且宣言在此时间决不宣战。今蒋若抗日，更当表示一致对外。惟北方地盘关系重要，平、津尤为咽喉。至低限度应采六［委］员制，共同处理，公不可放弃。愚见如此，是否有当，乞裁夺。 [105]

第二天，阎锡山复电汪精卫表示：“公料两点，弟意以为均有之，惟去张一层，恐其左右尚难甘心。蒋如北上抗日，自当表示一致对外，至北方地盘，平津咽喉，诚如尊论不可放弃。但须合作成功后始易参加也。” [106] 此时，阎锡山对逼张下野、收复平津，有了一点明显的变化，就是一定要通过统一政府予以合法名义。否则，国难当头，很难获得国人的同情。

此时，张学良的处境相当危殆。他受到的压力不仅有全国民众对他丧失东北的不满，纷纷要求罢免之，有来自反蒋各派的公开挑战，有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打击；同时，南京内部更有人为稳定蒋介石的统治，主张弃张保蒋。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看来，正是倒张的良机。

日本侵略者这时也充分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加紧对各派势力的分化拉拢。11月8、10日，日军暗中勾结中国失意军人，连续在天津发动两次政变，拐走末代皇帝溥仪，并企图引起中日间更大的冲突。后因“计划不密，时间迫切，致归失败”。 [107] 同时，日方还不断活动，极力怂恿阎锡山公开对抗张学良。阎的代表贾景德对利用日本势力倒张最为积极，建议阎锡山尽快采取行动。以下几则贾景德致阎锡山的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日本的阴谋和晋阎同各方联络的实情：

顷闻汉章之便衣队齐（8日）晚已围攻津公安局，此事系土肥原从中主动，安福、旧直系军及北方自治救国会均在内，主要在倒张……有人力主须以钧座为重心，北方才不致纷乱，屡来商询。窃以颇难应付。可否在此事扩大以后，钧座借维持华北为名，提兵出来镇慑，一方则密与日人说明免生误会。如此则赴绥（倒张）之目的既达，而亦不落勾结外人之嫌。

湘浴（天津）蒸（10）日之动已系某（日）方与奉军直接开火，将来必要扩大，华北恐至糜烂。各方均盼我方联合各军先行赴绥，然后再与某方开谈判，较为妥当。

赴绥要着首在分化子志所部。比月以来各方虽多零星接头，子志所部亦确有解体可能。然而迄无成议者，一在无多数金钱，一在没有找着重心。伯常（韩复榘）、季滋（石友三）如果北攻，子平等必一死抵抗，可以断言。天民（吴佩孚）最推重之前内长孙丹林，系野（贾景德）旧识，与天民、子平均系蓬莱人，向有往来，现在上海。彼来系盼望北方团结成功者。欲请钧座与天民、伯常等暗结一救国同盟的极简单密约，只言攻守同盟，然后由天民令子平变更态度，一致赴绥。据云天民前者衡州班师倒段，即系与南军订此密约收效者。现在为对外计，结此密约，尤为理直云云。可否照此进行乞速示。再野对孙言，如天民主掛五色旗，则断不可。 [108]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方内部也有人秘密酝酿倒张固蒋。据阎锡山得到的报告称：

张群昨（19日）告危苞滨云子志恐站不住，不如劝其下台。危答以公等上年共事很深，直接劝告较为有力。张答以我们去年系促令上船者，再令下船，话颇难说。又顾少川（顾维钧）的亲信来言如果粤方能允推倒子志而令叔均仍充主席，彼有法子能向叔均说云云。由此看叔均最近确想推倒子志固己位，而自己又不能径办，欲借粤方要求为之耳。 [109]

晋阎的情报还是相当准确的。11月15日，与张群关系密切的黄郛同张公权讨论东北问题时，亦主张“应设法使张汉卿速解职”。 [110] 而此时进入兰州的吴佩孚居然捏造假通电，以川、甘、青等省17将领名义电请起用吴佩孚，“反抗中央，倒张拥段”，于学忠也列名其中， [111] 一度引起东北军的恐慌。“闻副部对于学忠部似已加注意。奉军各旅长有联名电张请除部下南人四凶、北人四凶，实行清君侧。可见内部已有争怨。” [112] 于是，贾景德又连电催促阎锡山尽快行动：

子志已为全国所共弃，子志不去，津乱不会停止。以现在情况说，更非叔均同去不可，若再迁延，即党、政府亦在站不住的地位。各方极盼钧座急速举动，勉救大局，维持北方。愚见顶好以对日为名，俟得粤府任命，即部署军队做出动姿势，一面派人与子志交涉，作为助其对外亦可。彼如不愿，即请让开平津，让我军通过，一面暗与某方（日本）接洽。盖某方前曾表示过，如钧座肯出来，即骂他们几句，亦无不可。如此做去，既可慰全国人之望，兼可为将来的地步不须实力，一纸电报即可了事。叔均已到穷途，我再迟疑，必失事机。望钧座断然行之。前奉钧示，拟取沉静态度，野窃以为不可也。 [113]

汉卿不走，某国必拿天津、北平，在某国手中收复断不如向汉卿手中收复为易，且将来条件上损失亦较小。 [114]

对贾景德的主张，阎锡山始终是不赞同的。29日，阎再次复电提醒贾氏：“规复平津固系应有之事，而北方复杂情形尤应顾及。将来我方如办此事，必系由政府名义及命令办理。余意应俟北方准备就绪，再由政府发表进行为宜。” [115] 同日，贾景德同汪精卫会商北方时局时，才终于明白了阎锡山的沉着和稳健。贾电阎报告道：“今日与精卫熟商，精卫又顾虑到如果以抗日救国为名，蒋反利用此点将全盘重担推到我们身上，反为不利。研究结果拟将来主和后即主张我方收复平津……精卫又问阎先生有让平津与向方说，当答以前些时有此说，但向方如图平津，恐学忠等尚有波折。彼亦深以为然。” [116]

此时，汪精卫还请阎锡山的代表张至心返晋，向阎详细转达他对北方政局的看法。阎明确了汪的想法后，复电道：

一，汉卿过去之责任极重，现在亦无振作之气势，非下野不可。如能自动下野，则尊意组织委员会处理河北政务，弟极赞同。彼如不愿下野，则除避免国人不同情外，当联合北方同志努力为之；二，蒋将来下野与不下野，似应以其真有合作救国之诚与否为断，如无诚意，固非下野不可，尊意用兵必不得国人同情。弟极以为然。 [117]

此后，阎、汪之间联系密切。12月14日，赵丕廉、贾景德联名电阎报告同粤方特别是汪派会商今后图谋北方的计划：

我方此次做法，明等以为只有盼望统一政府将就成立，钧座得以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即各方形成割据亦可听之。扩会旧人如理鸣（覃振）、沐波（傅汝霖）、巨川（白云梯）等亦均系此意。群拟在一中全会上先提汉卿停职案。公博则拟俟部长发表后暂不就职，先赴北方一行，意在先将汉卿推倒，使钧座握住实权与精卫内外呼应。钧座可来电表示欢迎。又李石曾极欲拿北方实权，曾与子志谈拟约次辰在平一晤，并闻溥泉此次赴晋系受蒋命维持汉卿地位，先使钧座与彼谅解。此间诸人对石曾拿北方，拟极力反对。 [118]

对赵丕廉等人同粤方“所拟统一政府将就成立后，我方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的计划，阎锡山深以为然。12月15日，阎复电赵等称“所见极是”。 [119]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粤方的压力下，公开发表下野通电。时局再次发生变化。此后，阎锡山将北方倒张的希望寄托在宁粤双方共同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和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身上。

三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12月16日，当粤方得知蒋介石辞职消息后，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决定：

一，推唐绍仪等主持粤府，中央党部及国府均暂保存，俟统一政府成立后始撤销。二，陈济棠、余汉谋、李扬敬、香翰屏因边防重要，萧佛成、邓泽如因政务，均不北上。李宗仁、白崇禧须留一人主持桂事。三，定十八日为举行打倒独裁纪念日，各机关均休假，联合各界举行大会。 [120]

当天，何应钦也向蒋介石报告了在沪粤方委员的动态：

钧座通电昨夜深始到。粤方代表今晨召集谈话会，决定全体入京。本拟于本晚车行，因恐夜车铺位不敷分配，反为不妥，故改为明晨九时乘专车来京。汪先生病仍未愈，拟静养二三日即来参加一中全会。汪夫人及左派人员均先行，不再延期。 [121]

12月18日，粤方中委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自广州赴京。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随着粤方代表的入京，一个新矛盾又呈现出来。大会召开前，对汪派在沪所选的10名中央委员资格问题，出现较大分歧。因粤方不承认此10人中委资格，对此汪精卫信誓旦旦地在沪表示：

无论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团各位同志，可以负责的说，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我们或者用温和的手段去力争，或者用激烈手段去力争，甚至我们连中央委员也不做都可以，总要达到目的才罢。 [122]

对于汪精卫同粤方的分歧，蒋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并极力拉拢汪。12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委员问题。当陈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的怎样”时，蒋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来的。如发通告，笼统一点。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写。” [123] 18日，刚刚入京的汪派主要人物陈璧君、顾孟馀、陈公博即来拜见蒋介石，请蒋“助其解决上海大世界十委员问题”，并表示唯“先承诺”此点，“精卫然后乃肯来京”。蒋对此“毅然允之”。 [124]

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谈话会，出席中委49人。谈及沪选10名中委问题时，因有蒋的支持，“故多数主张加以容纳，以免留一不良之因”。当晚，蒋介石宴请到京的中委，特意将汪派10名中委邀请与宴，以暗示他事实上承认汪派中委的资格。 [125] 此时，汪精卫则借口糖尿病重，留在上海医院治疗，静候佳音。

此时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各派中委纷纷入京，但反蒋派的“大佬”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都以种种借口滞留京外，观察事态的演变。蒋下野通电发表的当天，孙科、邹鲁就急电阎、冯，请立即赴京与会。而阎锡山部属曹世振等人则电阎建议：“与赵（戴文）院长、徐（永昌）主席、杨（爱源）督办面商，均谓应复电孙、邹，表示南下出席。徐谓以‘约同入京’措词最为相宜。赵谓银行界、党部、军人、英美均不愿蒋下野。最近恐有所表示。振（曹世振）以为蒋如不下野，军人表示定在各中委入京，一中全会开会后，再拥蒋继任主席。彼时在蒋势力范围之下，多数中委难免为彼左右。” [126]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胡、汪、阎、冯四人都不肯主动入京，而同时又不断彼此电催对方入京。先是12月18日，胡汉民由香港致电冯玉祥、阎锡山表示：“闻精卫兄病滞沪滨，弟亦因血压过高必须疗养，势难赴京。而此次全会使命至重且大，所赖于两公主持者亦多，亟盼刻日命驾晋京，共商大计。弟虽病搁海隅，亦当悉举所知，随时贡献也。” [127]

随后，汪精卫也自上海致电阎锡山，称：“公偕焕章、次陇、允臣三公同入京，党国之福，万不可因弟之病而致中止。弟如能自支，决无不入京之理也。” [128]

而冯、阎等人一面联名复电胡、汪道：“国难当前，入京开会，义不容辞。大驾何日起行，尚祈早日见告，以便追随前往”； [129] 一面再电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等粤方代表：“弟等聚商，电请精卫、展堂两同志力疾入京。得复，弟等亦即同行。更望兄等一致敦促。” [130] 实际上大家都在相互推诿，甚至连已由广州到上海的李宗仁也借口“在粤，对叔均下野是否诚意不甚明了，拟看三两日，再同精卫入京”。 [131] 各派领袖之间表面上话都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又相互猜忌、拆台，毫无精诚团结可言。正如大会开幕前，宋庆龄在上海所发表的宣言，痛斥国民党统治集团：

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党内之领袖……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于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使党蒙不白之冤，遭全国人民之厌恶唾骂。其实三民主义何常一日见诸实行？最近宁粤对峙，互暴其短，自炫其长……两者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 [132]

12月22日上午9时，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典礼，会场悬旗张彩，大门横额为“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联为“完成党内大团结，确立民主之规模”，二门“团结救国”，联为“推进训政工作，发扬民主精神”，礼堂中额“开始党国之新生命”，联为“完成革命团结培植民主势力，加紧建设工作促进宪政时期”。 [133] 大会推举孙科、丁惟汾、顾孟馀、居正、伍朝枢、何应钦、于右任七人为主席团成员，吴铁城为秘书长，会期七天。 [134]

蒋介石出席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留函孙科、于右任等表示：

全会即开，弟责既完，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惟望全会得到圆满结果，无论如何，终须相忍为国，以期政府早日完成，中正决无另外主张。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 [135]

蒋介石表面上做出一副解甲归田的姿态，实际上却更加紧了联汪制粤的步伐。12月22日下午，蒋离京前召见汪派重要骨干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谈话，“大意谓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须一得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请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 [136]

当天下午全会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宁粤双方首先对汪派中委资格发生激烈争论。接受汪派中委，是蒋介石分化粤方的既定方针，为此南京方面自然表示赞同。石瑛首先主张汪派中委应出席会议，而石青阳反对。吴稚晖则以中立者的姿态说：

这件事本与我们是不相干的。在前天谈话会中听到各位讨论到委员人数问题，因为照代表大会的办法，南京、广东各选二十四人，后来广东代表中途退席到上海又选了十人，以致不能解决。现在本席和褚委员（褚民谊）提出一个办法如下：粤方既多九人势难取消，不如依何委员应钦所提议，听京方亦增九人。此十八人，何委员主张作为候补委员或与代表大会决议一百六十人稍有不符，不如定名为次候补，在额外列席，既与大会决议不抵触，即以此办法报告下届代表大会追认，亦可免不合法之诘问矣……

大家以为这个办法可以实行，在南京方面褚委员和本席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 [137]

原本支持粤方的林森也表示：“本席也是监察委员，现在也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石瑛更直截了当地说道：“中央委员又不是有权利的事，不妨在今天会议中决定再扩充候补委员九人，不必另定次候补等名称。”他也表示愿意退让为候补委员，陈璧君、马超俊等也纷纷附意。 [138] 最后，由主席团提出折衷方案，沪选10名中委除张发奎由粤方同时选出外，其余9人全部承认，另增加中委名额9人，京方得5名，粤方得4名。叶楚伧并提出：“在名单发表时不必写明京方和粤方。”中委名额由160人增至178人。 [139] 随后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四届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39件，其中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中央政制改革案》。该案由粤方代表伍朝枢起草。伍氏在第一天正式会议上首先向全体代表解释道：

本案除一小部分外，均系根据上海和会双方所拟定的条文草拟而成。本案的理由很简单，第一项我们想把以后的国家元首在政治上处于超然的地位，不受政潮的牵动。这是与中国的情形比较适宜，否则如这几天的情形，就可以看出来元首的更动几乎使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所以为避免这种流弊起见，“国民政府主席不负政治责任，不兼其他公职”，其资格就定为“以年满六十岁，众望素孚者充之”。又为维持其地位的超然，规定“任其二年，得连任一次”。

……在元首之下，由五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元首好似立宪国家的总统，行政院长就等于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在立宪国家的总理对国会负责……

粤方《中央政制改革案》的核心，就是要推翻蒋介石所依赖的《约法》，这是南京所不能接受的。为此，吴稚晖首先表示反对，他说：

本席以为上海和会的决议应该尊重，但不能依所有的条文一律依照办理。本席不知道广东方面四全大会对于上海和会的决议如何决定，在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曾决定原则接受，但对于过去法令及约法有抵触者不能接受，所以今天我们讨论本案就应注意约法，否则如规定的办法和约法有抵触，将来容易发生很多纠纷。

吴氏的发言立即引来粤方的反驳。李烈钧即称：

现在应拿上海和会的决议作基础，如果各委员的办法有比上海和会决议更好的，能够得到大家同意，当然更好。

邹鲁也表示：

和会决议或不免与各方面的法律有抵触，但现在我们只能处处从共同方面着想，尤应注意的就是，不要使和会决议发生摇动。否则散漫无归，一定得不到结果。就是有结果，也不是好的结果。至于和会决议，固然也免不了不圆满的地方，现在只能加以补充。

由于粤方坚持捍卫上海和会决议，宁方被迫放弃。但宁方又将攻击矛头转向国家元首的年龄限制这一问题上。尽管粤方代表曾将国家元首年龄由60岁降到50岁，但宁方代表仍不依不饶。张道藩首先质疑粤方制定年龄限制的理由，他说：

年龄的规定应有一定的标准，若昨天定六十岁，今天定五十岁，或者明年定七十岁，后年定八十岁，那么其限定的理由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理由很充分，自然可这样规定下去，如果理由不充分，那就不能规定下去。本席虽然是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但是我是列席之一，必定有人问我此次民国元首为什么要定五十岁？为什么不定为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我们通过这种提案一定要有相当理由，最低限度一定要有理由去答复全国四万万同胞。

邵力子更明确地提醒与会代表：

汪精卫与蒋中正两先生今还不到五十岁，这是我们不能不声明，请各位注意。

邵元冲也说道：

这是应该在事实方面去求解决，并不要有这许多的考虑。如果要定条文，这一点意思还不充分，应该还要详细一点。所以年龄一项殊可不必规定。 [140]

最后，全会决议把“以年满五十岁，众望素孚者选任之”改为“以年高德劭者选任之”，并明确规定：

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但于宪法颁布时，应依法改选之……

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 [141]

不难看出，以上规定全部是针对蒋介石个人集权而发。全会依据该案修正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完全推翻了同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蒋介石的一系列权力。比较半年内两次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不难看出其中的异同： [142]

续表

当天会议还有一段插曲。当会议讨论阎锡山提出的《速检拨十万劲旅增防锦州案》时，覃振当即表示：“一方面责成张学良，一方面密令阎锡山、冯玉祥协同商量办法，固守锦州。” [143] 覃振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借此恢复阎、冯军权，以打击张学良的势力。此举立即引起宁粤双方的激烈争吵。“吴敬恒发言谓东北事件非张学良酿成，系由于国内有卖国贼。此贼即在眼前。粤委认吴指摘粤委中人，又以吴致张学良电中有‘外不见谅于强盗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语，认为错误，并以为吴之行动系有计划的，群对吴表示不满，孙科遂于散会后往沪。” [144] 赵丕廉会后曾电阎锡山详细报告经过：

今日会中议钧座第一案，会中形势极为紧张。启予（商震）首先反对谓军队是有系统的，军事须有准备。北方军队完全归子志节制指挥，岂一空头中委相能统率等语。朱培德等和之。锦帆、理鸣、沐波、子良、协和、颂云诸人均系赞成者。会中显分两派，而号称左派者则不发一言，显露联蒋状态，而尤以启予说话最为失态。吴稚晖当场骂粤方勾结日本，为卖国贼，因是激起粤方委员之怒。

对孙科的退席，赵丕廉进一步评论道：“一系因稚晖怒骂，一系因主席年龄五十以上之限制删除，认为系预为蒋再来地步，一系因锦州事未决定切实办法。” [145] 吴稚晖气走孙科后，粤委30余人在铁道部开会，商讨挽救办法，并准备向大会提交“警告吴敬恒案”。后经陈铭枢、何应钦等宁方委员的疏通，最后决定：

（一）稚晖发言系个人的意思，已令不再出席，并由宁方各中委署名函请哲生回来。粤方及汪派中委亦去函劝驾。

（二）主席年岁案改为以年高德劭者为选举标准，并声明叔均绝不再来。

（三）锦州案已由政府去电，令子志积极防御，并由真如、海滨赴沪迎汪、孙来京。 [146]

为了安抚孙科，蒋介石当天也亲笔致函孙科表示绝不恋栈，函称：

哲生吾兄勋鉴：弟顺从国民与党中之公意，准辞职责，故弟之于今日对于党国既无职守，又无责任，自无重来南京之理……兹特属敬之兄来沪面陈一切，务请即刻回京，所有一切难事，弟必尽力为兄排解，决不使兄稍独任其难也。此次兄之回京与否，非仅关于兄个人将来政治之立场，实于党国与我总理之历史，皆有莫大之关系。 [147]

12月27日，经陈铭枢、邹鲁等人的劝说，“并担保安全，孙及二李（指此时尚在上海观望的李宗仁、李济济）等下午偕赴宁。盖为选举事。” [148] 这就是孙科所以同意返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人事组织，是四届一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会前，胡汉民曾致电孙科、邹鲁等人，强调：

主席一职应力持年高德劭之议，惟如此始免武力独裁，非仅为目前也；行政院长汪、孙二兄任属一人，弟均赞成，弟是以在野之身份为两兄之助，庶裨于党国。 [149]

而此时汪精卫早已同蒋介石暗中联络成功，他相信蒋介石下野只是暂时问题，自然不愿在粤方逼蒋下野的时候出掌行政院，因此称病滞留上海。胡汉民、蒋介石也都不在南京，行政院长一职就非孙科莫属了。对此邵元冲在日记中评论道：

《中央政制改革案》，其第一条所称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以年满六十岁充任之，标准完全为对介石而设；其第三条规定之行政院院长，等于责任内阁之国务总理，则为对哲生而设。 [150]

宁粤上海和谈之初，粤方曾多次表示：“此次蒋能实践前言，辞去国府主席之职，则粤中同人拟提议蒋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蒋素以努力国民革命自任，故担任国防委员会，实较担任国府主席为适当。” [151] 但南京一中全会召开后，胡汉民、陈济棠等人又联名致电粤方代表坚决“反对推蒋任国防委员长”。 [152]

当时南京方面还有人表示蒋介石愿专任监察院长，“但是广东方面没有同意”。 [153] 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一议案的是汪精卫。早在11月28日，汪精卫为调解粤方内部分裂，电胡汉民、孙科时就曾提出：“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 [154] 12月18日，陈璧君等人到南京见蒋时，也“以汪精卫之意征求公（指蒋）参加政府为监察院”，并表示只有蒋承诺此点，汪才肯来京。而蒋当时“毅然允之”。 [155] 因此，在一周后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五院首长时，才有人力荐蒋为监察院长。26日，何应钦电蒋报告各方洽商的初步结果：

现各方干部商决：中政会由钧座与汪、胡分任常委，轮流主席；推于右任任国府主席、孙任行政、胡立法、伍司法、居考试、钧座监察。至宁方同志商定除以张溥泉任司法、蔡考试、林监察外，余均同意。大会定俭日选举后闭幕。 [156]

但此时蒋不愿“为人之傀儡”，乃电示何应钦表示：“中正决不参与党政任何职务，请兄力排众议，以全区区。否则，是逼中脱离一切公私也。除中以外，无论何人就职，中皆无成见，决无异议。” [157] 有趣的是，当胡汉民得知要其继续担任立法院长时，也立即致电孙科等婉辞，并对“政治分配”提出如下意见：

院部以粤人愈少愈好。而以弟复立法院亦有三不可：一、病躯不能任事；二、若弟入宁则违于分工合作之义；三、五院多半粤人，实示人以不广。故不如推觉生（居正）兄或慧生（谢持）兄，而海滨（邹鲁）副之。至于监察仍以于（右任）为宜，若某（指蒋介石）为之，则有随时推翻政局之可能，不如易以考试，望注意。 [158]

而此时蒋介石连“有随时推翻政局之可能”的监察院院长都不愿出任，自然更不可能担当有名无权的考试院长了。

国民政府主席人选，也可谓一波三折。有消息称粤方最初的人选是唐绍仪，蒋介石则“望林森、孑民等老人出任，而反对唐少川”。 [159] 上海和谈时，有记者问汪精卫：“设将来主席有更动，对继任何人有谅解否？”汪即答道：“假若余投票愿投孑民也。” [160]

但部分当事人对此事的回忆有较大的出入。据陈铭枢说蒋介石原来希望于右任出任国府主席，后因陈铭枢极力推荐林森，蒋乃改变初衷，亲笔致信林森，由陈铭枢前往劝驾，林森最终才接受国府主席一职。 [161] 追随孙科的周一志则回忆说：“国府主席由‘年高德劭’者担任，此四个字是梁寒操想出来的。蒋本属意于于右任做主席，大家觉得林森更符合四字的条件，于是于右任的目的没有达到，听说气得哭了一场。汪到沪后，看到蒋及胡都不会赞成蔡元培，也就不敢提蔡了。” [162] 而杨玉清则对陈、周二人的回忆质疑道：“凭我所知，和他们的看法多少有点出入。我只知道林森之所以能作国府主席，是得力于胡汉民给汪精卫的一封信。”胡在信中表示：“以我的意思，是觉得林森最为合适。” [163]

从当时的档案记载来看，最初宁粤双方均同意林森暂代国府主席。12月11日邹鲁还电阎锡山表示“正式主席仍拟林”。 [164] 出人意料的是26日宁粤双方却“商定以于右任任主席，汪、胡、蒋任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孙任行政，溥泉司法，子超监察，孑民考试，立法让诸粤方，人选尚未定”。 [165] 两天后，四届一中全会最后公布的新任国府主席却又是林森，五院正副院长也有很大的变动。大会选举结果如下：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行政院院长：孙科 副院长：陈铭枢

立法院院长：张继 副院长：覃振

司法院院长：伍朝枢 副院长：居正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副院长：刘芦隐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副院长：丁惟汾

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中，原设有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24年7月，当时称政治委员会，作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决策及指导机关，第二届中执会扩大了它的职权，并于1926年7月改称中央政治会议。宁汉分裂时，武汉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南京继续召开中央政治会议。1929年5月，第三届中执会制定《政治会议条例》，从此“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 [166] 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并推举蒋介石担任中政会主席。 [167]

为了进一步削弱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力，粤方最初设计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拟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取代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的职能，对此伍朝枢解释说：

一个政府总要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就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委员人数未定，惟规定中央执、监委员及行政院长、行政院各部长为当然委员（如行政院有副院长自亦加入），使本党最高机关的中央执、监委员和负行政责任的行政长官并合组织之。又以人数稍多，在会中设常务三人轮流主席。 [168]

这一提案在蒋、汪两派的联合抵制中终于流产。全会决定仍保留中央政治会议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大会主席团在选举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时提出两点声明：“一，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兼任国府委员；二，现任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 [169] 从这两点声明中，不难发现国府委员只不过是一个尊贵象征而已，其权力大打折扣。全会选任蒋介石、汪兆铭、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王树翰、刘尚清、薛笃弼、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170]

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中政会组织原则三项：

（一）中央政治会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组织之；（二）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三）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得列席政治会议。并推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务委员。 [171]

据此，中政会由蒋介石一人独尊的地位，改为三常委轮流主席。

尽管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辞去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但这并没有根本撼动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新推举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蒋介石再次当选，其余八人是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馀、居正、孙科、陈果夫，并以叶楚伧兼秘书长。 [172] 国民党第四届中常委同第三届中常委相比较，增加了汪精卫、顾孟馀、居正三名原反蒋派领袖，以代替原亲蒋的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 [173]

12月29日，四届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居正主席，孙科致闭幕词，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冯玉祥和李济深亦先后发表演说。冯氏在演讲中讲道：“胡先生是总理信徒、政治大家……应请……来京。玉祥自己是混账，蒋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徐结金兰时，谓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结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李氏演讲中亦称：“本人以为今后要救党国，第一要把公心拿出来……如国家财政困难，不好的军队自然应裁，不应如前年编遣，自己军队非保存不可，如此不公心，国家无办法。第二要诚，不可各怀鬼胎，以为对人总有办法。如蒋先生到奉化去，留下军队有何布置，此皆可怀疑。以前之自相残杀，即是不诚。各自防备之结果。” [174] 整个会议的气氛就是强调“精诚团结”。

随后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加选刘守中、杨树庄、王正廷为国府委员，决议新任国府主席、委员和五院正副院长定于三天后的1932年元旦宣誓就职。当天下午又召开第一次中政会，通过行政院院长孙科提出的各部人选如下：内政李文范、外交陈友仁、军政何应钦、财政黄汉樑署理、教育朱家骅、实业陈公博、交通陈铭枢、铁道叶恭绰、司法行政罗文幹、海军陈绍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参谋总长朱培德、训练总监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 [175]

所谓“统一合作”政府，正式成立。

[1] 《省克记》卷4，《困勉记》卷19，1931年11月12日；均见“蒋档”。

[2]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6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53页。

[4]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548。

[5] 《陈铭枢致蒋介石皓午电》（1931年11月19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600。

[6] 《李石曾致吴稚晖张静江电》（1931年11月28日），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抄件，“吴”字05897。

[7]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8日。有趣的是此时阎锡山对蒋介石北上的看法，竟同黄郛一致。当阎得知蒋放弃北上的消息后，曾电汪精卫：“蒋北上正虑激动日人蛮横，缓来甚好。”见《复上海汪精卫先生作密勘电》（1931年11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2。

[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62页。

[9] 《上海贾秘书长设密艳三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80。

[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93页。

[11]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24日，第413页。

[1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4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1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4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0—441页。该书记载与日记原稿除上述三点内容同而文字异外，且多记一段日记没有的内容：“又边防将领绝不得廉颇、李牧其人，以致邻敌轻侮，东北失守。事后欲求挽救，虽有岳鹏举，而无牛皋、王桂、汤怀可共生死之人，此其四。呜呼！有此四因，不失败何待。余知之矣。自取之也，夫复何言。”

[1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8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15] 《粤方致汪鱼电》（1931年12月6日），《反蒋运动史》（下），第505页；汪精卫得电后即将该电转何应钦等人，由何等转报蒋介石。见《何应钦陈铭枢致蒋介石佳巳电》（1931年12月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4198。

[16] 《蒋主席致张群十二月微电》（1931年12月5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7]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阳电》（1931年12月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535—7。

[18] 《上海汪精卫先生建密青电》（1931年12月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5。

[1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6页。

[20]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2月4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58—460页；《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第301页。

[21] 《亦云回忆》，第302页。

[2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6—447页。

[23] 《孙科等昨日到沪有重要聚会》，《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1日，第1张第2版。

[24]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5页。

[2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1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蒋介石在前一晚（10日）与宁方干部会商后，就对何应钦的表现极端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敬之到紧要关头，彼必毫不负责，而且怨恨无权，此为最可耻之事也。”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26] 《李石曾致吴稚晖电》（1931年12月11日），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译件，“吴”字05970。

[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28] 《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4页。

[29]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7日，第540页。

[30] 《胡汉民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12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31]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7日，第540页。

[32] 《冯玉祥致胡展堂电》（1931年12月15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33]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16日，第548页。

[3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8页。

[35] 《反蒋运动史》（下），第507页。

[36]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59—160页。

[37]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8]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批语》（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9] 《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6日，第1张第4版。

[40]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5日，第460页。

[41]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2月6日；另见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60页。

[42] 《蒋公电各总指挥军师长十二月铣电》（1931年12月1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43] 《刘峙致蒋介石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9日，第470页。

[44] 《“刘峙呈蒋公十二月筱电”批语》（1931年12月1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9日，第471页。

[45] 《胡宗南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7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474页。

[46] 陈卓凡：《我所知道的邓演达》，《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1978，第200—201页。

[47]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30页。

[48] 《陈诚出卖邓演达及其他》，《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1962，第140页；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30—131页。

[49] 《蒋中正电陈立夫速设法拿获邓演达遏止其在沪活动》（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16。

[50] 《邓演达在沪被捕》，《国闻周报》第8卷第34期，1931年8月3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9页。

[51] 黄维：《邓演达烈士被害的真相》、邱行湘：《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宋瑞珂：《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发迹有关联吗——与杨伯涛、周一志两同志商榷》，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

[52] 《陈诚致蒋介石电》《蒋介石复陈诚电》（1931年12月19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474—475页。

[53]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20日），《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205页。

[54]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2日载：“下午回城，为陈诚与谭祥订婚。”

[55] 《蒋介石致陈诚电》（1931年9月29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107页。

[56]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206页。

[57] 《蒋介石致陈诚电》《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12月29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512页。

[58]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寒电》（1931年12月14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蒋伯诚电称：“昨向兄询职谓：近有总座下野之说。如果实现，全国必有骚动。我们应如何应付，不能无相当计划等语。”

[59] 《龙主席云呈蒋公十二月筱电》（1931年12月1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60] 《“龙主席云呈蒋公十二月筱电”批语》（1931年12月1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6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9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其文为“今日之党，革命条件无一完备，威信既失，焉能再望其领导革命。余虽辞职，为党计非力自振拔不可（乃决定退出政府而不退出党）”。引文括号内的文字，被毛笔删除。

[6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0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6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4日；另见《省克记》卷5，“蒋档”。

[6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8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507页。

[65] 《张对新闻记者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16期，1931年4月2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66]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

[67]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江电》（1931年9月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75。

[68] 《天津贾秘书长静极密皓电》《天津贾秘书长静密皓四电》（1931年9月1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15-8、21/0207。

[69] 《复天津贾秘书长马电》（1931年9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21/0213。

[70] 《北平华觉明致何成濬祃二电》（1931年9月2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260。

[71] 《上海孔部长祥熙来号电》（1931年9月20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556。

[72] 据徐永昌日记载：“九月十七日之傍晚，汉卿尚约余，必欲阎先生离晋。”见《徐永昌日记》第2册，第482页。

[73]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91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74] 《天津贾秘书长静密号电》（1931年9月2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25。

[75] 《复天津贾秘书长马电》（1931年9月2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29。

[76] 《天津贾秘书长和密祃电》（1931年9月22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30。

[77] 《复天津贾秘书长梗电》（1931年9月2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42。

[78] 《天津贾秘书长和密沁午电》（1931年9月2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64。

[79] 《复天津贾秘书长勘电》（1931年9月2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68。

[80] 《刘存厚有转吴佩孚致阎锡山皓电》（1931年9月2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33。

[81] 《阎锡山密复吴佩孚皓电》（1931年9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35。

[82] 《阎百川致广州程和甫鱼电》（1931年10月6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468。

[83] 《天津贾秘书长设密蒸三电》（1931年10月1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40。

[84] 《复天津贾秘书长真电》（1931年10月1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45。

[85] 《太原刘陞静密寒电》（1931年10月1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62。

[86] 《天津贾秘书长设密青二电》（1931年10月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27-0332。

[87] 《天津贾秘书长设密蒸二电》（1931年10月1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46。

[88] 《复天津贾秘书长电》（1931年10月12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33-4。

[89] 《天津贾秘书长努密文二电》（1931年10月12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65。

[90] 《复天津贾秘书长删电》（1931年10月1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73-5。

[91] 《广州潘宜之先生甲密铣电》《复广州潘宜之乙密转汪先生西密叶电》（1931年10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35-1336、12/1335。

[92] 《阎百川致广州程和甫西俭电》（1931年10月28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492。

[93] 《蒋张协商善后》，《国闻周报》第8卷第44期，1931年11月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94] 《上海张至心救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95—6。

[95] 《太原孙司令昌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97—8。

[96] 《广州潘宜之先生甲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35—6。

[97] 《天津贾秘书长国密宥电》（1931年10月26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893。

[98] 《上海贾秘书长现密元电》（1931年11月1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09。

[99] 《上海贾秘书长致一西子异一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837—9。

[100] 《天津转上海明野支二电》（1931年11月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933—4、0941。

[101] 《太原孔芸生致阎总座静密支亥电》（1931年11月4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887；《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163—6。

[102] 《广州潘宜之先生本密歌电》（1931年11月5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9。

[103] 《复广州潘宜之先生本密麻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8。

[104] 《阳泉张维藩致天津宋哲元养电》（1931年11月2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345。

[105] 《上海汪精卫先生救密哿电》（1931年11月2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9。

[106]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共密马电》（1931年11月2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8—9。

[107] 《上海贾秘书长图密铣电》（1931年11月16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36。

[108] 《上海煜如国密佳电》（1931年11月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994；《上海贾秘书长致现东现密元二电》（1931年11月13日）、《上海贾秘书长致现西现密元三电》（1931年11月13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826、1827。

[109] 《上海贾秘书长实密号二电》（1931年11月2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92—7。

[110]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5日。

[111] 《西安杨虎城致汉口何成濬删未电》（1931年12月1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1006。

[112] 《天津林世则致梁冠英漾电》（1931年11月23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348。

[113] 《上海贾秘书长作密俭二电》（1931年11月2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70—5。

[114] 《上海贾秘书长救密艳二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76。

[115] 《复上海贾秘书长艳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78。

[116] 《上海贾秘书长作密艳五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85。

[117]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力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2—3。

[118] 《上海煜如芷青灰密寒二电》（1931年12月1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05。

[119] 《复上海煜如芷青电》（1931年12月1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15。

[120] 《反蒋运动史》，第511—512页。

[121]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6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4347。

[122] 《汪精卫表示必争》，《国闻周报》第8卷第49期，1931年12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反蒋运动史》，第503页。

[12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常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速记录》，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124]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8日，第467页。

[125] 《十九日谈话会》，《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26] 《太原曹世振致阎锡山静密删电》（1931年12月15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52—3。

[127] 《上海号转胡展堂先生致冯玉祥阎锡山四密巧电》（1931年12月1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72—3。

[128] 《上海汪先生致阎锡山四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86—7。

[129] 《阎锡山冯玉祥刘守中赵戴文致上海转胡展堂汪精卫四密漾电》（1931年12月2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78。

[130] 《太原冯焕章等致阎锡山静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81。

[131] 《上海煜如致阎锡山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60。

[132] 《孙夫人发宣言》，《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2月2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

[133] 《全会之开会式》，《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2月2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134] 《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35页。

[135] 《蒋委员遽呜高蹈》，《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3日，第1张第4版。

[136] 《会后蒋返奉化》，《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137]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38]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沪选十委问题》，《时事新报》1931年12月23日，第1张第3版。

[139]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3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增加候补中央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2页。

[140] 所引各位发言，均见《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5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41] 《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5页。

[142] 全文见《国民政府公报》第798号，1931年6月16日；第964号，1931年12月31日。

[143]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5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44]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2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784-5。

[145] 《上海煜如芷青天密有电》（1931年12月2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22。

[146] 《上海煜如芷青作密宥电》（1931年12月26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28-0733。

[147] 《蒋中正函孙科其已辞职不便回京襄助国事》（1931年12月25日），《筹笔》第62册，“蒋档”：04-0551。蒋于同日再电孙科表示同样的内容，见《蒋中正电孙科即刻回京俾对党国对总理有所交代》（1931年12月25日），《筹笔》第62册，“蒋档”：04-0559。

[148] 《上海杨思诚呈阎锡山赵密沁电》（1931年12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96。何应钦亦致电蒋介石表示：“孙去京后，经真如、海滨前往疏通，可不致破裂。”见《何应钦呈蒋公十二月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9] 《胡汉民致孙科等电》（1931年12月15日），《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69页。

[150] 《邵元冲日记》，1931年12月24日，第810页。

[151] 《天津阎秉璋达呈阎锡山密江电》（1931年11月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0。

[152] 《南京蔡孟坚致汉口何成濬敬酉电》（1931年12月2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2042。

[153] 邹鲁：《回顾录》（下），第328页。

[154] 转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俭申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44。

[155]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8日，第467页。

[156] 《何应钦呈蒋公十二月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7]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1年12月2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20024091。

[158] 《胡汉民致孙科伍朝枢李文范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72页。

[159] 《上海贾景德致阎锡山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837；《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47-1053。

[160] 《汪对记者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43期，1931年11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161]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65页。

[162]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94页。

[163] 杨玉清：《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中华书局，1962，第229页。

[164] 《上海邹海滨共密真电》（1931年12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7。

[165] 《上海煜如芷青作密宥电》（1931年12月26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31-0732；《何应钦呈蒋公十二月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革命文献》第2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无出版日期，第443页。

[167]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7页。

[168]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4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69]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7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70] 《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副院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30页。

[171] 《决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并推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4—2625页。

[172] 《推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4页。

[173] 谭延闿去世后，中常委遗缺由朱培德补任。参阅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4，第47页。

[174] 《反蒋运动史》，第522页。

[175] 《国民政府公报》第964号，1931年12月31日，第6—7页。

第十章 蒋汪合作

一 内外交困的孙科内阁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由于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致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

1932年元旦，刚刚改组的国民政府举行就职典礼，却是一派凄凉景象，“到者寥寥，本定九时行礼，乃迟至十二时半始得举行”。对此，新任国府委员邵元冲感慨道：“朝仪不整，式微之兆见矣。” [1] 蒋作宾也慨叹：“政府新而气象不新”， [2] 并断言新政府“恐难达弥月之期矣”。 [3]

孙科政府虽组成，蒋、汪、胡三人依然天各一方，并且互相牵制。孙科是靠支持胡反蒋，而得以出掌行政院的。但“胡展堂汤山被扣释出未久，积忿未泄，正欲抓住陈济棠以反蒋，胡亦无意于哲生之南京政府。汪胡既难合，蒋汪又均不支持哲生。此时仅陈铭枢愿以十九路军驻防京沪，作哲生之后盾，力挽哲生出面组阁。故哲生赴南京之际，形势极为不佳。” [4] 尽管蒋介石宣布下野，但对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依然牢牢在握，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蒋对孙科此次协助胡汉民逼自己下野而获掌行政院，自然深感不满，耿耿于怀，曾在日记中写道：

哲生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爱之也。 [5]

蒋介石抱着这种心态，当然谈不上真心同孙科合作。此前，蒋在同宋子文、熊式辉一次谈话时曾表示：“此后如果如愿下野，则决以在野之身，力护继此政府，以求国基之巩固，一反汪、胡等之恶习，以倡导守法之美风。” [6] 但蒋的行动却完全违背上述诺言，处处给孙科设置障碍，逼其自行倒台。

政府机构的运作，必须有财政的支持。蒋介石辞职的第二天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闻中旬军费尚未照发，甚为恐慌。无论如何本月份应如期发款维持，勿延。” [7] 得蒋电报后，宋子文即于辞职前将所欠各军军费及各机关政费一律签发支付命令，指令国库如数照付，总额约2000万元。 [8] 12月21日，宋子文向行政院递送辞呈，称：“对财政部事务，声明维持至22日止，请政府另简贤能继任；22日后为职务终了之期，即卸除一切责任。” [9]

同时，在蒋、宋的暗中支持下，“财政全体简任人员十七人，二十三日提总辞职，全体科长二十余人亦总辞职，二十四日各署长已不到署办公，并未因事务官之故依然工作。张寿镛亦辞财次，铁道部长连声海则请长假。此外次要人员，莫不纷纷辞职，不等有人接替即不到部办公，实开‘革命政府’中未有之先例”。 [10] 此举致使孙科接手后的新政府国库空无一文，办事无人，财政完全陷于瘫痪。

宋子文辞职后，孙科本意由孔祥熙出任财长。孔氏原本也有此意，但他静观事态后，深知如无蒋氏的支持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据此时已“随孙办事”的简又文回忆：

孔祥熙初欲任财长，事前由其夫人致英文函与孙科表示，即蒙答应。但就职之日清晨，孔夫人又来英文专函，声言孔不干。此余在孙公馆所亲见者。孙氏急切难以物色适当人选，乃临时以铁道部次长黄汉樑署理。黄辞，自知不胜任，甚至痛哭陈辞。迨迫于无奈勉强就职。后只筹得少数现金，杯水车薪，不能维持下去。 [11]

孙科内阁原本任命亲蒋的朱家骅为教育部长，朱立即通过宋子文电询蒋介石“可就职否”。蒋复电曰：“对骝先兄就职否，弟无成见。但以后教育，中央如无方针与实力为后援，则徒供牺牲，殊为可惜耳。” [12] 得到蒋的答复，朱家骅深知如果没有蒋的支持，休想在教育部长的位置上有所作为。第二天，朱家骅即向政治会议提出辞呈，建议蒋梦麟为教育部长。 [13]

而原本与孙科同一战壕的胡汉民，对孙科政权也并非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借此削弱蒋的力量。胡曾密电孙表示：

不问蒋即出与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张，分兵剿共，成立执行部、政委会等案尽先提出，倘见阻挠，即总辞职。此政治家态度应耳。 [14]

胡汉民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对于新政府“并不希望其具以前政府权力，而希望政分会式之政委会早日成立，庶就统一之形式下，各就其范围内自行治理”。 [15] 为达此目的，就在四届一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即决议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 [16] 12月30日，更决议：此后“三机关每月应支经费均由财政部于西南各省海关税项新增部分拨支……嗣后关税新增部分由两广海关税务司核收解交西南政务委员会”。 [17]

胡汉民此举，对新成立的孙科政权根本不是支持，“纵非变相独立，亦即形同割据”。 [18] 宁方邵元冲亦曾对粤方此举评论道：“此皆足以致哲生之死命者。” [19] 这自然引起孙科的强烈不满，立即“十万火急”致电广州，表示万万不可：

查上海和会决议案，原定所有双方四全大会议决案，均提交一中全会处理。一中全会于第二次会议决议改将此项议决案移交四届常会办理。上述三案尤关系重大，自应由四届常会决定颁布条例，始能有所依据，进行组织，方合手续。今由粤方中央、国府联席会议决议，遂行设立，事实上已违反和会及一中全会迭次决议。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一。

一中全会开幕后，双方中央党部即行停止职权，此为党章规定，宁方已是如此。粤方何能独异。今于隔世两日，有此重大决议，不免予人以破坏党章口实，此期期为不可者二。

关税统一征解，中外具瞻，苟非政府对峙，何可割裂。今统一政府甫告成立，而粤方遂有截留关税之举，设使别方借口尤效，岂非立陷中央于僵局。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三。

上海舆论自接到粤方上项消息，咸为哗然，视为粤方破坏统一，实行割据。国人指责，众口同声，弟等代表粤方情尤难受。特电条陈，务请暂缓发表实行，以图补救，千万千万。 [20]

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常会讨论邓泽如、萧佛成等人提交的粤方三机构组织条例时，孙科愤怒地表示：“广州执行部、政务委员会、军事分会等应该由常会来讨论其组织，才能着手进行。而广州这一回开联席会，把这三种组织条例同时公布了。此种手续简直是破坏中央决议。”孙科并对广州截收粤海关新增收入的行为表示愤慨，称“此种办法是破坏统一的，中央决不能接受”。最后会议决定“由常务委员详商办法另行提案”，而否决了粤方提出的三机构组织条例。 [21]

汪精卫此时正加紧同蒋介石联络合作，同样不愿粤方另组与南京相抗衡的西南三机构，特派曾仲鸣赴粤，“请济棠取消西南新设三机关”。 [22] 孙科、汪精卫还致电萧佛成、邓泽如，指责“粤设三机关，无异对于统一政府不信任，倘各省效尤，全国又成分割局面”。但萧坚持称：“三机关为适应环境而设，不因汪、孙反对而中止。” [23]

有趣的是，最初在粤四全大会上提议设立三机关的主要是胡派元老，并得到桂系支持，而实力派陈济棠等并未列名。在陈氏看来，有党、政两机关在他控制的省府之上，可以代他抗衡南京中央，还可以接受，但他并不愿再有一个军分会来分他的军权。为此，陈济棠特意致电孙科，解释误会。言外之意，军分会是否设立可商量，不过新增关税他是看中的，还望孙科能多多关照。陈电称：

当时决议原系所有条例等等，须俟中央核定然后发表，所拟人员亦系暂派负责，并非正式任命。乃有一二同志竟将该决议在报纸发表，以致传闻异词。现在军分会尚未设立，执行部及政务会条例经呈中央，如兄及在京同志认为有未当时，可提会修改。至于海关新税，虽有代收之决议，现尚未实行，请兄为粤、为大局妥筹办法，得以向各老先生解释及稍慰粤人之望。 [24]

1月16日，萧佛成、林翼中、陈融、张惠长等粤方骨干赴港同胡汉民“密议三机关问题”，“商定结果，胡决不北上，西南自保政策不变更”。 [25] 然而支持孙科的粤方海、空军将领，在孙的授意下，第二天由张惠长领衔通电全国，表示今后空军将领“誓不参加任何内战，再不为任何个人之工具”。同时海、空军方面还声称：“海、空军权应归中央，听命中央改组两总部”，以示不愿接受西南军事分会控制。 [26]

1月19日，陈济棠、萧佛成等人通电全国，称“军事分会，因中央未设军委会，故遵中央意旨，暂不成立”，但仍坚持遵照四全大会决议案，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陈济棠、白崇禧等人在广州宴请南下的于右任，“力言竭诚拥护新政府”，并表示以上两机关“纯处监督地位，无割据意”。 [27] 至此，粤方拟议组织同南京相抗衡的军事机关——军事分会，在孙科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胎死腹中。

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介石的合作，又寻不到胡汉民的支持，“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失其重心。” [28] 孙科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不久，便不得不恳请蒋氏返京主持大政。孙科上台后的第二天（1月2日），即电蒋请求“莅京坐镇”：

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汪兆铭）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 [29]

1月5日，孙科向新闻界谈时局近状时，再次无可奈何地表示：国府组织法修改后，中央最高决定机关在中政会，凡对内对外施政方针，必经讨论决定，政府方能施行。但中政会“负最高指导责任”的三常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均不在京，行政院更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为此，他向新闻界呼吁：扩大舆论宣传，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 [30]

新任国府主席林森在1月初的国府纪念周中更以国民党党歌中的歌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题，发表演讲，呼吁党内团结。他说道：

此党歌系昔日总理所定黄埔军校校训，其中以末了此二语为最有力，黄埔生得此教训，故能努力奋斗，成功北伐，统一全国，武装同志深受其感化。今我人体认此八字之意，则专心一致，即是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常言曰：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各位对党国专心一致，继续不断的努力，终能达到最后之胜利与目的。此二语意义深远，今日故特提出，俾各能体认其伟大。 [31]

同时，林森还致电胡汉民，恳请其继续支持孙科，电云：

哲生为总理单传之子，素为公所爱护者，今既然不避艰险，肯牺牲一切，公而忘私，我辈深嘉其志，尤表同情，似不忍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以援助。 [32]

以“焦头烂额”来形容当时孙科的处境，可谓恰如其分；但“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援助”，又正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借此迫使孙科碰够钉子后知难而退，便于蒋东山再起。他在接到孙科1月2日的“劝驾”电报后自记道：“哲生昨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澈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 [33]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南京新政权，完全持一种应付的态度。在蒋的授意下，“蒋方人物对时局均持冷静态度，除赴浙者外，在京各委均缄默”。 [34] 当蒋接到陈果夫“我方留京同志开会多不出席，侄等去留应请指示”的电报后，即复电陈“请在京忍耐从事”； [35] 又电宋子文，告以“此时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为惟一工作，对哲生亦不应严拒而联络之”。 [36] 蒋的亲信刘峙亦致电朱绍良，提醒后者：“此时我辈似宜以介公之心为心，暂时缄默，以观大局之推移。” [37] 但是，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有关黄埔军校的人事安排，蒋则毫不迟疑，积极部署。1月9日，当蒋得知张治中拟借口养病准备离京时，则急电张告以“切不可离去军校，当在京养疴”，并同时电何应钦告以“军校如改校长，请速委任文白。勿延”。 [38]

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三人仍无一人入京。尽管汪精卫表示：“病愈入京，对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义不容辞。惟常委有三人，故必须蒋、胡入京，始能成立。本人极盼蒋、胡即日入京。” [39] 其实汪只是借口生病，等待着和蒋一同复出。为此，汪特派唐生智亲赴溪口向蒋表白：“如介石不入京，则精卫亦不入京。” [40] 难怪冯玉祥要讽刺汪精卫此时患的是“政治病”。 [41]

1月8日，在京中央委员开谈话会，“除讨论外交外，对内政佥谓长江军人之态度，非蒋来难驾驭；粤桂之设执行部，非胡来难打销；下层党员之意志，非汪来亦无从齐一。讨论结果，再促三人速来主持”。 [42] 被逼到绝境的孙科在会上沉痛表示：“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人力阻其行，称孙负行政院长重任不能离京。孙说：“短时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众人仍多方劝阻。当晚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樑乘车赴沪。居正得知后，立即赶往车站。此时火车已经开动，居正即命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仍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达到真正团结目的。” [43]

孙到沪后，致电胡汉民，苦诉“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恳请胡“即日来京”。 [44] 并公开发表谈话称：

中枢空虚，为今日国事最大之险象……余观此险象，不能不为党为国再向三先生作一最诚恳请求，苟犹不获允许，则余已智尽能竭，惟有辞职，以免长此迁延时日，贻误党国。 [45]

1月10日，孙科准备同吴铁城赴宁波求见蒋介石，而溪口方面“得吴铁城电，知哲生拟来甬邀介石返京，共支危局，介复电以已入山辞之”。 [46] 孙科被迫中止此行，第二天改派张继、何应钦赴溪口求见蒋，“据云劝蒋出山无结果”。而此时“粤方举动，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胡意志坚强，决不入京”。 [47]

1月11日，留守南京的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国府纪念周演讲中，无奈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大家看孙院长谈话，就可明白政府内容环境与责任。孙先生说得很对，实在归结是要求领袖团结。没有领袖的领导，我们很空、很散，没有力量撑此危局。” [48]

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天各一方，合而不作，导致中政会不能开会。国难日急，而一切大政方针无法确定。1月11日晚，走投无路的孙科在上海约集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国事，决定破釜沉舟，在蒋、汪、胡不能入京时，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中央一切政治上责任，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 [49]

1月13日，在沪各中委联袂入京，并邀在京中委同赴孙科寓所举行特别会议。冯玉祥对此次会议结果，极表赞赏，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八时，参加特别会议，直讨论到夜两点始散会。于右任先生最初发言，引起了全会讨论的情绪，愈讨论情绪愈高，大家都很热烈的恳切发言，纵谈时局之紧张及民族之危机，要把救亡工作放在第一步。我极佩服。此次会议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决不像过去那样聚餐式的“清谈馆”，毫无一点革命的意义。像这样的虚心研究，热烈讨论，国难问题之核心自不难被揭穿而暴露出来。我很盼望这次特别会的作风能长久的保持下去。 [50]

1月14日，南京中常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议：

（一）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

（二）推于右任、张人杰、张继、居正、孙科、陈铭枢、叶楚伧、朱培德、何应钦、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顾孟馀十四委员为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委员。

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负责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紧急政务起见，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专负其责。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 [51] 其中的“但书”内容是出自于右任、张静江等人的意见。 [52] 至此，孙科政府虽然在法理上拥有自由处理政务的权力，其实对“重要方针”依然无权处理。而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立即致电朱培德表示强烈不满，并指示：“特别委员会应积极设法打消，请转在京诸同志，此等破坏政府编制举动，大不利于中外之观听也。” [53]

孙科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财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财政入不敷出，成为孙科内阁的致命伤。自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扣留的旧税不但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濬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挪用国税；福建当局擅扣统税；其他各省也相继效法。而中央政府每月税收仅得上海关税和统税700万元。 [54] 甚至连蒋介石也暗示部属可以截留国税。当蒋获知刘峙所部给养困难时，就致电刘峙表示：“如中央无法发给，给养只可在中央税收借支，以免冻饥，但不可蒙截留之名也。” [55] 当时的财政窘况正如孙科所说：

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五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既已净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收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经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仍需千八百万。政费教费，尚须四百万，不敷数月达千六百万。财政达到如此极度之困难，即维持国家组织最少限度之必需经费，亦势不能支持。外交、军事种种问题，即有良好办法，亦形格势禁，不能决定。 [56]

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下台前有意布下的一粒棋子。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樑派员接收国库时，不仅“未得分文现金，而宋且拖欠银界千万元。财部旧人员，自有统系，凡薪给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辞职”。 [57] 不仅如此，宋子文辞职时将财政部的文书档案全部搬走，有意给新政府造成困难。 [58] 宋还公开预言孙科政权维持不了三个月，借以损坏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信任。 [59]

黄汉樑本是金融界的后进，资望甚浅。黄氏尽管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但因其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团的头面人物，“与东南金融界人士素乏联系”。 [60] 加之宁粤对峙期间，广东方面曾经严厉攻击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这就更加深了上海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不信任感。

为了加强上海金融界对新政府的信任，黄汉樑任命江浙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林康侯为财政部次长。黄氏上任后第一次赴上海筹款时曾向金融界保证：“竭尽一切努力来严格支持赔偿基金，以便政府能履行偿还债券的责任。” [61] 但黄的努力成效有限，他原本计划先筹1000万元，经多方奔走，只得300万元。照中央军费核减后每月1800万元计算，仅够5天开销。而当时各军代表40多人，齐集军政部索发欠饷。 [62] “但军政部的军需在一月前已宣告破产”，何应钦曾对亲自上门索饷的京沪卫戍部队蔡廷锴表示“伙食问题尚无确实办法”，只是口头答应倘“军需稍有着落，即先给你部”。 [63] 董显光在其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亦曾描述了他自己的亲身感受：

无经验的政客旋即表现窘迫之状，他们已渐认识事实，知道他们与军人之间并无保障；军人所畏惧者只是蒋总统，而不是继任其职位之人。一时谣言颇盛，谓各省军人正企图新组织的政权。 [64]

种种情势，逼迫着孙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当1月11日晚孙科等人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孙科和新任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为应付财政困扰，曾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以6个月为期。当时政府每月用来偿还内债本息额高达3400万元。 [65] 但这种极端措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此提议尚未正式通过，第二天上海银行界代表就向孙科质询。“孙默然不加否认，大有回京后，即提出中政会通过实行之意。” [66]

此举引起国内金融界大哗。1月13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市银行公会纷纷发表通电反对。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证券商人联合提出维持内债信用的三项办法：“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二、对于现在经收税收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之负责人员，责成其负责保守政府从前法令；三、对于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 [67] 这是上海金融界对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也是给孙科内阁的致命一击。此举也彻底堵绝了黄汉樑的筹款之路。黄慑于上海商人的恫吓，当日被迫提出辞职。 [68] 孙科也跟着不辞而别，跑到上海。力主停付公债本息的陈铭枢闻讯后，立即飞往上海劝孙回京主持。据陈回忆：

见面后，我问：“你怎么又走了呢？”他说：“上海银行界不支持，财政无办法，黄汉樑又辞职了，没有人肯来当财政部长，我没有办法。”我说：“笑话！政权在我们手里，操刀必割，你还怕商人不就范吗？”他又说：“谁来当财政部长呢？”我说：“我早同你说过，我既被拉入了政府，你纵有任何苦难，我都愿意替你承当！财政部长没人当，就让我来好了。” [69]

陈铭枢的慷慨陈词，暂时稳住了孙科。1月14日，孙科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临时中政会，讨论外交、财政方针。陈铭枢再次激昂地表示：

财政的前途既是荆棘满地，政府也该用非常的手段，来打开这非常的局面。所以我个人主张，在今日状况之下，要渡过这样严重的难关，只有停付公债本息的一途了。所以我说，今日谁去长财政，谁便是个刽子手了。

中政会在讨论财长人选时，大家多推三阻四，陈铭枢最后表示：

兄弟对财长一职并不是怕牺牲而绝对不肯担任，只是希望政府无论谁来长财政，总要先确定一个方针来……只要政府定下方针，我便抱定牺牲的决心，依照先哲所谓“与其无人格而生，不若死灭之为荣”的名言，不避艰难，负责做去。

但孙科还是不敢当场拍板，会议决定外交、财政两问题交由15日特委会最后决定。 [70] 尽管第二天特委会议决停付公债本息，但“未经中政会议定，尚不生效力”。 [71] 而陈铭枢将出长财政部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当时在香港做寓公已久的梁士诒（北洋交通系领袖）得知后，立即致电陈铭枢，称：“陈将军，你是军人，千万不要在中国财政界开这一恶例。”这封电报半是忠告，半是恫吓，实际是暗示陈：军人不可做财政部长。 [72] 同时，在政府内部陈铭枢虽然得到冯玉祥等人的支持，冯甚至在日记中写道：“陈真如先生对于财政的办法，真有斩钉截铁之决心，为了国家，不辞任劳任怨，实可钦佩！” [73] 但陈的行动遭到亲蒋、亲汪两派的张静江、顾孟馀等人的坚决反对，吴铁城、陈公博也不顾特委会决议，积极同上海金融界联络纾解办法。至此，陈铭枢因众人反对也不敢再坚持出掌财政部。 [74]

1月15日，吴铁城代表政府同银行界协商救济财政。“吴表示政府决减政费，月定二百万，军费月一千六百万，除沪税可提用之七百万外，余一千一百万须金融界设法，每月帮忙。”当晚，上海银行界会商办法。他们也深知，如同政府彻底决裂，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难保证。最后决定：“坚持须政府声明不动债金；借款不能如数担任，仅可募筹半数。” [75]

特委会议决停付的内债，大都是蒋介石当政时所借的款项，他当然不愿看到上海金融界同政府彻底决裂，并对孙科的举措极为愤慨，甚至认为是受胡汉民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

哲生在沪决定已另设特种委员会，决定对日绝交与停付公债本息，其计划以胡恐哲生与余相晤，故为哲生谋此倒行逆施之策。仍本其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而对于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生死，则不顾最低限度，必欲捣毁长江财政，破坏全国外交，使余不能继起收拾也。呜呼！胡逆之计，是诚丧心病狂！孙辈不察，愿为民族万世之罪人，非将总理之历史根本推翻而不止。胡逆之肉，其足食乎？ [76]

为了阻止孙科的行动，蒋介石特命张群赴沪协助吴铁城同金融界会商。1月16日，张到沪后即向记者转达了蒋氏的旨意，称：

蒋认为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然政府财政陷于绝地，不图挽救亦非共赴国难之道。政府与银钱业团体，应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在万分困难之中，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 [77]

是日，张静江、张继力劝孙科“打消停付息金办法”，吴铁城也自上海致电孙科，称“与银行界谈判极为圆满”。事已至此，孙科只好以行政院名义于第二天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转知各业行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是为至要。” [78]

1月20日，停业一周的上海交易所恢复营业，“政府筹款一事，自否认停付债券本息后，人心安定，金融转机，再以蒋、汪即将连袂晋京，中枢渐趋巩固，借款进行顺利。” [79] 对此，美国学者评论道：“孙科的努力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由于他没有取得像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这样的重要人物的支持。” [80] 还有学者指出：“和其他因素比起来，由于孙科没有得到上海青帮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支持来压制银行界，所以孙科一上台就遇到了麻烦……杜和张仍然忠于蒋介石，并且煽动反对孙科，银行界也积极配合，使孙科一筹莫展。” [81] 对此，钱端升也有同感，在他看来，孙科“很少有机会去战胜蒋介石军界和金融界支持者的捣乱”。 [82]

公债风潮，前后不到五天，终以孙科内阁认输告终。此事也显示出孙科原本寄予厚望的特委会，离开蒋的支持是毫无作用可言的。财政无力解决，尚需“在野”的蒋介石“援助”；面对国难，孙科内阁急待有明确的外交方针，更是需要蒋的“支持”。此时的孙科内阁已实可谓山穷水尽，摇摇欲坠，而蒋介石复出的时机也大致成熟。本来就不甘下野的蒋介石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也预示着孙科内阁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了。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蒋介石辞职返回故乡后，并没有真正下野赋闲，而是始终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1月4日，他自记道：“余辞职后于国事心更切也。” [83] 但他又不肯轻易复出，用他自己的话讲：“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 [84] 另起炉灶，是极而言之的话。但蒋一定要将方方面面布置妥当，特别是要得到各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的再度支持，才肯重出江湖。

首先，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是，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发起组织的九省“联防”计划，借此同胡汉民控制的西南三机构对抗。 [85] 被邀参加者为豫、陕、甘、苏、皖、浙、湘、鄂、赣等九省领袖，定1月上旬在武汉实施。 [86] 但蒋介石此时审时度势，深知此举过于招摇，特于7日致电何成濬表示反对：

闻兄有九省联剿办事处之组织，此乃十年前督军团之行动，必为现时代所不容。凡政治地位，决非徒事张皇所可成事，必须从脚踏实地做起。如兄果有此种进行，则于公私皆大不利，而中更反对。 [87]

蒋介石虽表示反对，但心中还是相当满足的，有这九省的公开支持，确是一股令任何人也不敢忽视的力量。孙科听到这个消息后特意向何应钦询问，何称并无其事。而河南省主席刘峙得知蒋的态度后，也马上辟谣否认其事。 [88]

但“九省联防确有其事”。 [89] 何成濬明白蒋的意图后，只是不再公开号召，而是秘密进行。1月11日，何成濬密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指出：“表面虽未公布，实则各方已赞同。兹后即本此意进行一切。”刘湘当天即复电支持，并进一步拉拢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参加。刘湘复电何成濬称：“日前龙志舟来电颇有意三省政分会之次首领，经湘晓以大义不宜有障碍统一之机关，劝其加入联防。闻伊已电其代表，愿意参加矣。” [90]

此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北方的局势。李宗仁就曾对外表示“无论对内对外，非去汉卿不可”；并称：“两广拟合川、滇、黔，借国防为名，成立一国防委员会，北方亦可照办。” [91] 同时，“据倭驻津要人消息，中国人民如能促蒋、张出洋，即可撤兵，依法了结善后。否则决定越俎代庖而攻平、津云。” [92] 为此，粤方代表入京前就秘密商定将来新政府成立后，第一步彻底解除张学良的职务。赵丕廉特意致电阎锡山报告：

子志处现在情况之下，固无再留之理，但其实力应如何处置则系一问题。子异前曾谈过将来拟由中央直辖，未免书生之论。明（赵丕廉）等拟设法运用，能由政府径令钧座接统固好，否则亦可用分化作法，使之归我处。正与沐波等商酌进行。子志部下第五期军官甚多，与我方军官多有联络。此时似应令其分头秘密进行。至钧座将来名义以何者为好，此时亦应预筹。至将来接收东三省，明等以为如组织接收委员会，钧座亦可任此主干，以为将来布置华北之入手。 [93]

针对粤方的种种行动，蒋介石在下野前也积极布置保张。一方面通过承认汪派沪选10中委换取汪的支持，同时再派李石曾赴北平协助张学良。蒋下野返乡前一日，还特意召见王树翰面授机宜。王树翰当天即电张学良报告称；

顷谒蒋，再陈锦州吃紧，战则以一隅之力而抗一国，中央又无人负责；退则国人又将加以罪名。二者俱极困难。蒋言战则既无好结果，于退一层，则不言。翰再三催诘，蒋言日方若不对人，专对事，余定有办法可以设法了结……并谓此际副司令切须持以镇定。政分会事，蒋云于石曾来电，并布置积极。又对此举并曾向汪言，定暂经合作，汪不可利用阎、冯对副司令有何作用，此为条件之一。至于当地有何反动，不妨以实力压迫。 [94]

1931年12月26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东北政委会已于本日自动成立，共发表委员卅一人，华北各主席、各军长等俱有名。此外方本仁、李石曾、张继、熊希龄等均在内，并闻明日即成立北平军事整理会，委员人选大致张（学良）、于（学忠）等人。其作法无形中不啻与京成对峙。闻此皆李石曾等之主张也。” [95]

而汪派中委得到蒋方的承认后，也放弃了联阎排张的方针。对此，赵丕廉非常无奈地电阎表示：

汪蒋结合，蒋拉张，汪拉孙（科），看来对北方政局精神上无转变希望。顷晤顾（孟馀）、陈（公博），明（赵丕廉）询其对惩张办法有无准备，未能明确达复。明言蒋只合汪，而仍利用张，以制与汪接近之阎、冯，不使其地位开展，谁可作汪之后援者？且北方将领全体恶张，而蒋仍以北平政分会保全张及李石曾等势力。果如此，则阎、冯依然在被压迫中，岂不令北方将领对汪失意耶。顾乃竟出北方将领亦多愿与张合作之说。由此可见汪派对我们利害，已在所不顾矣。盖汪派为沪选十委，希望南京协助成功，孙则愿任行政长。孙、汪皆有弱点，故对我方事务未肯力争。 [96]

为此，赵丕廉等人向阎锡山建议道：“为我方计，自以设太原会为宜。”但汪派投蒋后，完全秉承蒋的意志，“公博主张拟在北方政委会内将钧座加入，精卫亦原有此主张。公博则主在过渡期内用一文人如李石曾等主席，将张地位降低，然后再图第二步办法，不主太原设会”。 [97] 此后，阎锡山只好将注意力转向在西北尚有一定实力的马家军，以图自固。1932年1月7日，马福祥曾有一电致其子马鸿逵，称：

昨晤贾煜如，父极表联络好感，赞成百公实业救国主张。西北事如百公意主持，惟有联蒋远冯之一法。贾甚以为然，云：百公对父意亦甚同情。伊将此请转陈百公。 [98]

1月初，因锦州失守，再次引起各方对张学良的不满。潘宜之致电阎锡山报告：“此间向中央建议如下：一，拟免张职，以明其丧师失地责任，如有困难或加调一闲职，去其实权；二，太原设政治分会，以公任主席，并予以军事名义，巩固国防，察、绥、晋三省属之。” [99]

同时，蒋介石也得到数则情报，一“谓胡汉民负气终不肯合作，而胡派诸人则拉冯玉祥甚力”。一“谓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主张在京设军事委员会支配军事。又谓张学良拟欲辞职”。蒋思之曰：“学良可念。” [100] 于是，蒋于1月8日急电宋子文告之：“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鲁、晋政治分会如有必要，中亦无成见。如此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请以此转汉卿、石曾。” [101] 同日，蒋还对财政做出安排，电示周骏彦：“旧历年关在即，金融风潮必剧，款项务于三日内办妥，勿延。并电催果夫速到沪。” [102] 张学良得到蒋的支持后，即“在平与到平各将领极力亲密，惟暗中遴员分头与各方联络，仍妒阎、冯出山。” [103]

1月10日，何应钦向蒋报告从唐生智处所得汪精卫的动向及各方情报，并恳请蒋氏复出：

孟潇来称汪先生说：（一）德邻、任潮日内来京，拟向政治会议提议设军委会；（二）闻广东发冯一百万元；（三）粤请哲生免汉卿职，但哲生未允等语。冯与粤勾结至深，中央设军委会，职拟表示反对。若冯等欲与闻军事，可允彼等加入陆军整委会。不卜钧意如何？职意汪、孙既对钧座表示好感，汪到京后即请钧座毅然莅京主持大计。否则职亦想引退山林。 [104]

第二天，蒋介石复电指示：“对军事委会之提案，中极端反对。团结问题症结全在胡一人。”蒋还针对陈友仁的对日绝交案，向何应钦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如对日绝交，即不能不对俄复交。陈提此案，众皆不察，且多数主张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尤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正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而且反而助日。故东三省问题未决之前，如对俄复交，则不止断送满蒙，是乃断送全国也。此必为陈之政策，请注意……此电只为兄等陈述，请勿转示他人。 [105]

同一天，孔祥熙、何应钦又分别电蒋介石报告各方态度。孔电曰：

昨焕章来谈，表示当此国难，万事应勾消，一致对外。又哲生来访谓：此次出任原系过渡性质，在诸元老指导之下，以济国难。现胡之不来已定，汪则表示以兄之行止为进退。倘兄仍不出，渠惟有辞职，并请弟同来奉化，仅允先电请示。 [106]

何应钦电称：

职本日来沪筹商军费，晤汪夫人，云：哲生颇悟，非钧座即日回京主持，万难撑此危局。现拟来奉敦请等语。查本月军费仅筹得一百八十万，当局对于财政毫无办法。务恳钧座毅然出山，以挽危局而救数十万共生死之袍泽。 [107]

看到孙科终于低头，恳请蒋介石复出，并明确了汪、胡以及冯玉祥等人的态度后，蒋终于可以发自内心地笑曰：“哲生岂真觉悟乎？然余实不欲遽入京也。” [108] 此时，蒋介石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复出，故对孙科“欲来舍相邀”一事，“婉词谢却之”。 [109] 但1月11日蒋连续接到两封来自南京的电报，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一封是高凌百来电，曰：

连日京中要人纷纷来奉，其用意善恶不得而知，大致使国人移其目光于奉化，而贻钧座以不负责任之罪名。连日汪、胡有力疾来京消息，更可证明其有作用，请注意。最好由第三者发表一谈话，将过去事实作有系统之报告，使麻木之国民不致受其利用。 [110]

另一封是陈立夫的电报：

金大学生五百余今晚赴沪转甬请钧座出山，现正设法打销中。惟闻真如有为之派专车讯。此端一开应付必极困难，务请早为之计，于短期内对时局有明显之表示，否则汪、胡尚可以病为词，而钧座反招不负责任之物议。并请早为设法谢绝学生来奉化之准备为祷。 [111]

这就逼得蒋介石不得不要有所表示。第二天，蒋同张继、何应钦详谈大局，明确指示二人：“余仍愿从汪、胡之后负责。惟此次政治责任全在于胡，故必须其说一句话也。” [112] 三人谈至夜深。蒋归后自省曰：“失言求荣，最可耻者。戒之。” [113]

第二天当蒋得知“哲生已返京，并决行积极政策”（指成立特委会）后，立即致电张群，令其转告尚在途中的张继、何应钦：“如此，则中与溥、敬二兄所商者，以及财、外各政策，请二兄概勿提及，只说中对其无不赞助，而万不可说中所有主张也。” [114]

四 蒋汪合流 重掌中枢

1月13日，蒋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当天，即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特委会组织大纲之际，蒋在杭州公开声称：“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 [115] 明白表示他的“隐居”生活终于结束。同时，为了避免复出政坛后粤方的指责和牵制，他进一步表示：

中言辞职乃促成团结，使粤同志可出任艰巨，由此经过可知非本人不负责，乃不容本人负责。自问数年一切设施，均秉党义国法，不敢稍越常轨，被责为独裁，自恨诚信未浮，故愿引一切罪恶，于新政府成立后山居谢客不问政事。而粤迄今尚时有防止独裁言论，既不能见谅，遑何可再以此身问政，然一方又责不负责，进退实两难，故只得以国民地位，尽我对党之衷心而已。外间有促三领袖合作语，本人在党为后进，绝不能当领袖之称。余常言仍愿听先进领导，绝无成见，只须诸先进顾全先后言行，不以中正为不可教，则汪、胡诸同志如推诚入京，余虽在诟谇中，无不乐从其后，尽国民天职。 [116]

张继到上海后立即遵从蒋介石之意公开发表谈话，指陈党内不能团结，责在粤方，以此为蒋氏复出大造舆论：

目前欲解决外交、财政之难关，只有维护统一之一途。统一政府为徇粤方同志之意而组织，其人选大半由粤地来，则无论如何粤方同志应首先表示拥护，始见求统一之真诚……循此以进，统一方名符其实，财政、外交始有办法。届时汪、蒋入京当无问题。余信目前症结不在汪、蒋，而在广东，深盼广东同志，翻然改图，维护统一。尤愿展堂负党国重望，以真诚感动两粤同志……政府亦应负全责，解决广东半独立之状态。 [117]

1月15日，蒋介石电召陈铭枢赴杭了解情况后，亲笔致函汪精卫，令返京的陈铭枢经沪时转交汪。 [118] 随陈一同赴沪的张群衔蒋命同上海金融界会商，政府财政恐慌立解。陈铭枢见蒋汪合作即成，也不敢妄自出长财政部。特委会还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便已形同虚设。简又文对此时陈铭枢的作用和影响曾评论道：

当是时，陈铭枢忽然软化了，冷冷的轻轻的声言：“究竟有兵力较多较强的，讲话较有力些。”陈铭枢的军队是新政府的“擎天一柱”……是则大厦之支，全靠一木。如今即此一木已经动摇了，大厦不倾，其可得耶？当时，孙院长与其他一二人骤闻陈之声言，无异釜底抽薪，自行拆台，如冷水浇背，无能为力。新政府随即解体。 [119]

1月16日晨，陈铭枢至沪，将蒋介石信函交顾孟馀转汪精卫。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同蒋晤面。行前汪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 [120] 此时，蒋汪合作的时机完全成熟。

汪精卫此刻的心态，在一封他事后致其部属，解释为何由“反蒋”到“合作”的信中真实、清晰地流露出来。该函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现全文抄录如下：

顷覆一电，想已达览。兹申如左，请晤诸同志时，恺切言之：

我们自九一八以后，与九一八以前态度似乎矛盾，实则一贯。九一八以前，我们抱有一定之政策，并握有一种之力量。我们自信，我们的政策如果实施，至少在内政方面解决农民问题，使共匪无所借口；在外交方面可期得到与国，不致孤立。所以用我们的力量，以期实行我们的政策。力量虽然屡次不幸而失败，但仍不绝的酝酿，及不绝的创造，并不因此灰心。九一八以后，便不同了。当前的问题只是救亡，政策之得失异同，相形之下渺乎其小。而救亡必须力量，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的力量，只要他能作救亡之用，便与之合作，为之助力（助力不是奴隶），而且其他小节概不与较，此为数年以来我们所取之态度，与九一八前看似矛盾实则一贯。

此种态度至于今日仍须一贯，因此我们要有几点注意的所在：

（一）我们将来不出三途（甲）合作，这或者有人说道我们不够股东资格，因为我们没有本钱。（乙）帮忙，最悲观的可以解作助虐（有人如此说），至于奴隶则决乎不是（看了上文便可明白）。（丙）友谊，既无股东资格又不愿做帮忙，那就只有如此。

（二）无论老史、老莫、老希，他们皆不是凭借武力以做成独裁的。例如老希，他的局面自然有一小部分是勉强，但大部分是（1）战后国民全体之悲愤情绪（2）是看破了英法之异趣，乘此破绽，努力猛进，七千万人难道都是傻子要服从一个人，何况这七千万人是何等自负的国民呢。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

（三）我对于一种人最不满意，就是自己在南京一切皆好，自己不在，一切皆坏。我希望我的同志不要如此。

（四）国内对抗之形势实际似无大害，但对于救亡不可不合作，否则为借刀杀人之计，怂恿别人去做阿比斯尼亚，别人牺牲了，国也随之牺牲。这是何等之罪恶。自然中国到非做阿比斯尼亚不可的时候，只得去做，但要合作，不能叫人单独牺牲。

（五）我的服务有益于国呢抑无益呢？我以为有益。因为我冷静的检察，我一生对国家没有大过，因为我是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数十年如一日的。

季

五，十三 [121]

该信无收件人，信末署名“季”，即汪精卫（汪兆铭，字季新），他在信中向部属解释道，此次入南京，尽管没有实力做“股东”，但也绝不是去做“奴隶”。由此可见，在他心中深知此次蒋汪合作，实际只是“帮忙”而已。但他为重返政坛，即使当不了“股东”，也绝不愿为了“友谊”置身事外。

汪精卫信中提到的“老史”“老莫”“老希”，分别是指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意大利法西斯党领袖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党领袖希特勒。直到此刻，汪仍把自己视为国民党领袖，这实际上也是他最大的政治本钱。因此，他在信中提到的苏、德、意三国执政党领袖，“皆不是凭借武力以做成独裁的”。特别是“老希”的成功例子。而此时的中国，也正面临着战后德国同样的问题（日本的压迫和国民的悲愤情绪），他提醒部属：“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汪精卫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获得“老希”式的成功。同时，他也批评胡汉民和粤方领袖在外交上主张对日绝交等激进政策“为借刀杀人之计，怂恿别人去做阿比斯尼亚，别人牺牲了，国也随之牺牲。这是何等之罪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下，汪精卫为恢复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再次选择了同蒋介石合作。考察汪精卫的这一转变过程，不难发现真正影响国民党各派系的主要矛盾，并非仅是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更多地还是表现为借“党统”之名，争“党权”之实。一旦蒋汪合作条件成熟，汪就义无反顾地投入蒋方阵营。

1月17日，蒋介石接到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三人联名急电，称：

昨特会仍坚持对日绝交、停付本息两案。今日再开会，预料即开政会，贯彻其大破坏主张。除集合此间同志谋应付外，乞与汪先生会衔以常委名义急电中政会或哲生，称两公不久可到，在未到以前暂缓开会，以挽危局。 [122]

就在这天上午，蒋介石同到访的汪精卫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 [123] 于是，蒋可以从容复电叶楚伧等人告以“汪季新已来杭晤面，与弟同电胡、孙。请孙即来杭协商，并愿入京共支危局也。希以此意转益（朱培德）、敬（何应钦）二兄，催哲生速来，与季新见面为要”。 [124] 蒋、汪在致孙科电中还表示他们将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再电胡促驾；同时又电胡汉民，请“一同入京，协助哲生及诸同志”。 [125] 蒋在当天日记中慨叹道：

昨夜与今日形势甚急，胡派与冯、李等急欲通过绝交案，以为撒烂污下台之地。各友心急连电呼救，余急电请孙来杭，勿使开会通过也。 [126]

此时，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再对孙科客气了。1月18日，他派毛邦初亲自驾驶蒋氏自备飞机到京，直接到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机赴杭。 [127] 当日上午，蒋、汪又继续会商大局，蒋对汪言：“以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阱之中，而置衽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 [128] 从蒋的口气中不难读出其此刻的心态：“国家大局”非负诸其身不可。

下午1时孙科等人抵杭后，即赴烟霞洞会谈。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烟霞洞会议”。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人。 [129] 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向孙科询问会谈结果，孙只是回答：“圆满，圆满。”记者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 [130] 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对会谈内容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 [131]

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孙科内阁，企图阻止蒋汪合流，胡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 [132]

汪精卫得胡汉民复电后，一度“心中犹豫变计不行”，蒋介石对此深表不满，自叹曰：“展堂不止自不来京，而且欲阻吾人入京，其处心积虑，必欲使国亡民困，不恤总理，且陷哲生。鬼计阴谋，昭然若揭。吾人不可为彼所惑，又何可与之同流而合污哉。”为此，当蒋见汪复胡电有“拟不入京”之语时，立即改为“立候北来”， [133] 并再与汪联名致电胡汉民，电文如下：

巧电敬悉，所示各同志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而我人以在野之身竭诚赞助，极佩伟论。弟等此次邀同我兄入京，即为欲达到此目的。盖即使我三人此时不敢与人遥承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之责，而既备员中央，则对于政治会议不能不参加，以表竭诚赞助之意，此为一般同志所责望于吾三人者。昨日哲生兄由京抵杭，借悉哲生兄亦已电恳吾兄即日北来，值此国难严重时期，吾辈三人与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时商榷，诚不如同聚首都，随时献替，较于党国有裨。谨再电奉请吾兄克期北来，共赴国难也。 [134]

当晚，蒋介石临睡前再次叹曰：“哲生庸暗，季新狡猾，当此危局，余苟不力为支持，天下事尚可问乎？” [135]

此时一贯反蒋的冯玉祥，面对外辱也深感国民党内部需要统一，同时自身处境相当尴尬，“冯系将领不敢再隶渠下，冯无出路颇窘”。 [136] 而蒋介石更是通过黄郛加紧拉拢。

冯玉祥同黄郛的关系相当密切，早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突然阵前倒戈，回师北京，驱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后，即请黄郛出任摄政内阁总理。1927年宁汉对峙时，冯玉祥于徐州会议后公开支持蒋介石。冯氏要求武汉方面“清党”的通电稿，就是出自黄郛之笔。 [137]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后，冯玉祥到上海活动，寻找出路。据黄郛日记载，冯到上海后自1月1日至5日，冯、黄二人几乎天天宴谈。3日、5日两天，冯还借黄的寓所会见宾客。其间，黄郛更主动同“刘定五、杨畅卿商谈蒋冯间结合办法”。 [138] 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冯玉祥暂时放弃了自己多年来坚持的反蒋主张，并向黄郛表示：

蒋与汪合作，我即与蒋合作，如不要汪，只是拉我，我不去也。我们应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救亡是不分彼此、不分党派的。谁不团结，谁不抗日，谁即没有救亡的资格。 [139]

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可是，他此时除了能发表一些斥责蒋、汪的言论外，已无能为力了。气愤之余，胡汉民于19日同中山大学学生请愿团谈话，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他表示：

汉民自十七年入京，计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门一步。晨夕孜孜，未箭稍苟逸，不特志不伸，言不听，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 [140]

1月20日，孙科、汪精卫等人一同乘火车赴京。途经上海时孙科针对胡汉民的言论，发表谈话：

此次承蒋、汪邀本人到杭晤谈……力劝蒋、汪先行入京，已得蒋、汪慨允。汪今晚由沪去，蒋明晨飞京。中枢充实，困难之时局可望日有转机。至胡复汪、蒋电中谓在野赞助语，本人以为在广义言，现政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一中全会所产生，非一二人所成立，则整个国民党可谓在朝，中委尤无在野之可言；自狭义言之，蒋、汪、胡均是中委，固可以中委资格参与政事，更不能分别在朝在野。余深信三先生来京，共同负责，只有指导政府决定大计，使政府当局有所秉承，乃能负责做去。三先生身为常委，负党国重望，若相率不前，致陷中枢空虚，使内政外交迁延不决，则政府同人虽欲负责而无从，其为害者大。余经以此意电胡，以胡先生之明远，想必为然。 [141]

1月21日，蒋介石由杭直接飞到南京。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般观察，孙科显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势所趋，汪、蒋必分负党政重责。冯亦将于此时与蒋、汪合作，搜集旧部，逐渐回复政治地位。” [142] 特别是蒋介石“在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之谈话要点，对孙氏了无好评。弦外之音，益使孙氏感觉无从乞取助力”。孙科知道自己的戏快唱完了，遂“有引退之意”。 [143]

1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入京后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先由何应钦报告前方“剿赤”军事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近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介石起立发言：“关于对日问题，无论战与和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 [144] 蒋在谈话中还指责粤方胡汉民破坏统一，并称：“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以广东人而亡国民党，以国民党而亡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 [145]

1月24日，特务委员会议开会讨论国难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发言最多。由于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会议否决了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陈友仁当即提出辞呈，离京赴沪。孙科借口追陈友仁回任，随之赴沪。据《事略稿本》记载，当天下午蒋介石“访孙科不遇。公曰：‘哲生昏暗，易被人利用，其或将不辞而行乎？’到励志社与汪兆铭相见，汪谓：‘哲生往沪邀陈友仁回任。’公曰：‘此其借口之辞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孤负余援手之心矣。’”当晚，蒋介石临睡前思孙科事，再次叹曰：“哲生岂其终不可救药乎？追念总理，心何能安。” [146]

果不出蒋氏所料，1月25日孙科即随陈友仁在沪同时发表辞职电。下午中常会开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仍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并推张人杰、张继、居正三同志前往催促。在未回京以前，由陈铭枢同志代行行政院长职务。” [147] 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辞意坚决，拒绝见客”。 [148] 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罢了。据蒋作宾观察，“汪实有意取得政权，孙窥其意，故愤而辞职”。蒋并评论道：“国难当头，各怀异志，前途至可悲也。” [149] 蒋作宾之言并非无根据的猜测。当蒋、汪入京之初，蒋介石曾主张“以政治由哲生主之，党务由季新主之，三人共负其责，观汪之意尚不足也”。 [150]

1月26日，蒋介石告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 [151] 次日，蒋又致电宋子文：“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 [152]

1月27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主席，通过重要决议案两项：

（一）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指定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馀、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幹为常务委员。 [153]

1月28日下午，蒋、汪再次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汪精卫终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长之意。当晚9时开临时政治会议，蒋介石主席，决议：

（一）行政院院长孙科同志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同志为行政院院长；（二）立法院院长张继同志辞职 [154] 照准，选任孙科同志为立法院院长，在立法院长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长覃振同志代理。

会议结束前，叶楚伧表示：“兄弟有个声请，照规例讲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应由中央常会来选任。至各部部长则由政治会议来决定。所以现在应同时开一次中央常务会议，来做个决议，以示规例。” [155] 于是，当夜10时，再开中常会，仍由蒋介石主席，表决通过了以上决议案。 [156]

就在当夜会议进行期间，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

1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做出重要决议三项：

一、政府迁都洛阳；二、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陈绍宽、陈铭枢、唐生智等11人为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批准黄汉樑、陈友仁辞职。 [157]

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护送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政府首脑渡长江到浦口，乘火车转赴战时首都洛阳。当晚蒋宿浦口，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这一天的忧愤心情：

今日上午会敬之、益之、墨三，再会党务干部后，即请林、汪二先生过江。林则延缓以为多事，汪夫人亦有难色。余无职责而不能不为负责之事。观此内情，心地之苦，无以复加。然为国为党，又不能不忍痛茹苦以行也……既无职权，又恐其怀疑。又恐各方对其失礼。此时余诚忍耐之时，受屈之时乎？林、汪专车八时开行，余留宿浦口候消息，恐余等离京后，外交与社会军心不安也。 [158]

1月31日，蒋在日记中再次记下了今后的行动准则：“既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而统一。只有礼让他人得名，而余退下为其部属，助其成名也。” [159]

此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一些非黄埔系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将领，纷纷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戴，请蒋恢复军权。其中最为恳切的就是正在上海率领十九路军抵抗日军侵略的蒋光鼐、蔡廷锴。2月1日，宋子文电蒋报告：“兹晤蒋光鼐总指挥，据云目下时局紧急，军事提挈不可领袖无人。现拟由十九路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等联名通电，敦请钧座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以便统率全国军人，一致对外。” [160] 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也电蒋表示：“军事应有中心，请督率袍泽，早济时艰。” [161]

蒋介石既已决定“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则应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而统一”，故在时机尚未成熟、党内反对势力仍炽之时，唯有暂时忍耐。因此，他复电宋子文转告蒋、蔡：“此时无设总司令之必要，否则对内对外或生不利影响，亦未可知。如果事实上有必要之时，则为公为私，皆所不辞。” [162] 同样，对宋哲元的来电批复道：“出处事小，军国事大。不能不慎重出之。” [163]

随着战事的发展，蒋介石重掌军权的愿望很快实现。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 [164] 14日，朱培德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并力荐蒋介石兼任该职。朱氏还在中政会上表示：“查此国家存亡之际，负参谋部之重任者必其人之精神可以贯彻全国军队，必其人之声望为全国军队所信仰，始克胜任愉快而不致偾事。蒋中正同志为全国军队所信仰，蒋同志之卓绝伟大的精神，已贯彻于全国军队。”中政会决议通过此案。 [165] 至此，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遭“非常会议”逼迫下野之耻。

至此，还有一段插曲值得记下。孙科因不满蒋汪合作而被逼下台，适逢“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孙科于是召集在沪的中央委员，拟组织“临时政府”，同蒋汪政权抗衡。据黄郛2月1日日记载：

至静江宅会议……各报告奔走经过，最后庸之报告与哲生谈判经过。知昨晚孙宅之发起中央委员会议，本拟在沪组织临时政府，并诋迁洛办公谓仓皇出奔，又诋卅一日电中发表之十九人完全为蒋汪两派中人等等不堪入耳之言。国难至此犹作是言！后经明谊、铁城、庸之解说后，孙始允不组织政府，改为“中央委员驻沪办事处”，取消卅一日电内之所谓“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联合办事处”。已推定常务委员七人，孙科为主席，下有薛子良、孔庸之、程颂云等诸人常委，下设五委员会，曰军事、外交、财政、民众运动、宣传。每委员会各设正副主任，下置委员若干名。 [166]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调停，孙科最终放弃了公开组织反抗国民党中央的新机构。2月中旬，“中央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致电国民党中常会报告其组织及人事安排，并表示“以后当随时电陈关于沪事重要决议”。其具体人事安排如下：

（一）推孙科等七委员为常务委员；（二）陈铭枢、程潜为军委会正副主任，蒋光鼐等为委员；（三）陈友仁、吴铁城为外交委员会正副主任；（四）孔祥熙、杜镛为财委会正副主任；（五）刘芦隐、李材为宣委会正副主任；（六）马超俊、何世桢为民运会正副主任；（七）叶恭绰、刘维炽为交通委员会正副主任；（八）甘乃光、陈剑如为秘书室正副主任。 [167]

“中央委员驻沪办事处”至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即告结束。 [168] 此一国难声中之插曲，亦可算是孙科等人在这次反蒋运动中的最后一次反抗与挣扎。

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都不得不相互妥协。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再次形成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1]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日，第817页。

[2]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日，第397页。

[3] 蒋作宾在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闻阿科新政府因分赃问题屡起斗争，环顾四围空气亦知不妙，欲结蒋以固位，无如不满之风声已播，恐难达弥月之期矣。”（《蒋作宾日记》，第397页）另据《事略稿本》1932年1月2日记载，蒋介石得贺耀祖电谓：“新政府元旦就职时，府委仅方振武、薛笃弼、刘守中、经亨颐、孔祥熙五人，院长仅孙科、于右任二人，副院长仅陈铭枢、覃振二人。余均不到，且迟至三小时后始行礼。全场惰气充满，大不景气。”

[4]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35页。

[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8页。

[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22页。

[7] 《蒋中正电宋子文军费应如期发放切勿拖延》（1931年12月16日），《筹笔》第62册，“蒋档”：04-0542。

[8] 《宋子文签发支付命令》，《申报》1931年12月24日，第4版。

[9] 《宋子文辞呈昨送达行政院》，《申报》1931年12月22日，第7版。

[10] 《各部长纷辞职》，《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11] 简又文：《冯玉祥传》，第350—351页。

[12] 《蒋介石复宋子文电》（1931年12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522页。

[1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1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14] 《胡汉民致孙科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70页。

[15]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12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779。

[16] 《廿年十二月卅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22.49-6。

[17]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22.49-6。

[18]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143页。

[19]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9日，第820页。

[20] 《孙科等致邓泽如萧佛成电》，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22.48-1。

[2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7日）、《第四届中央常会速记录（第1-15次）》，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此时地位相对超然的陈铭枢则对广州三机构问题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他在当天中常会讨论时说道：“本席也赞成由常务委员另外定一个条例，提下次讨论。现在本席对于常务委员将要另外定案之前，先来供［贡］献一点意见。本席以为此问题不可以根本推翻，要维持国家法律精神之下，求事实变通为原则。至于执行部问题，本席以为以中央委员所在地设一临时机关来负最高指导的责任，未始不可。这并不是说有了临时机关，就把党的权力分散。还是由中央指定其权限，只准其在权限内担任指导的工作。至关于政务委员会问题，本席以为可以根据北平政务委员会设立先例，在广州也可以设立广州政务委员会，但不可以称为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免他人的误解。至关于军事分会问题，本席以为中央既没有军事总会，不能设军事分会。但可依照北平绥靖署之例，在广州设广州绥靖署，以广州军事长官为绥靖署主任。”

[22]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047；《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23] 《汪孙阻粤多设机关》，《民国日报》1932年1月9日，第1张第2版。

[24] 《广州陈济棠致南京孙科虞电》（1932年1月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1/0251。

[25]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26]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93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6日，第1张第3版。

[27]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28] 《陈铭枢电促胡汪蒋》，《中央日报》1932年1月7日，第1张第4版。

[29] 《孙科致蒋介石冬亥电》（1932年1月2日），《事略稿本》第13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9—10页。

[30] 《孙院长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第1张第4版。

[31] 《纪念周两报告》，《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32] 《陈铭枢回忆录》，第87页。

[33] 《事略稿本》第13册，第10页。

[34] 《天津灰日特讯》（1932年1月10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049。

[35] 《蒋介石致陈果夫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0页。

[36] 《蒋中正电宋子文缓来奉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1932年1月9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9。

[37] 《南京刘峙致南昌朱绍良有电》（1931年12月2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2043。

[38] 《蒋介石致张治中电》《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2年1月9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3页。

[39] 《汪精卫盼蒋胡入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第1张第3版。

[40]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2日，第821页。

[41]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0日，第559页。

[42]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048。

[43] 《孙科迎汪于右任迎胡》，《大公报》1932年1月10日，第1张第3版。

[44] 《孙电胡汉民》，《申报》1932年1月11日，第9版。

[45] 《孙科重要谈话》，《申报》1932年1月10日，第13版。

[46]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0日，第820页。

[47]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48] 《申报》1932年1月12日，第9版。

[49] 《上海会谈情形》，《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50]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3日，第561页。

[51] 《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39、53页。

[52] 《陈铭枢回忆录》，第89页。

[53]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32年1月15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42页。

[54] 《公债风潮记》，《大公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55] 《蒋中正电刘峙无出山理由念旧部属饥寒中央如无法给养在中央税收借支》（1932年1月15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16。

[56] 《孙科返京前谈话》，《申报》1932年1月13日，第9版；《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57]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58] Chang Chin-sen，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Bookm an Associates，1952），p.101.

[59]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7期，1973年7月，第92页。

[60]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61] 黄汉樑：《节约与改革》，《民众论坛报》第1卷，1932年1月9日，转引自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12.

[62]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9页。

[63] 《蔡廷锴回忆录》，第272页。

[64]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68页。

[65]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66]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67]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68] 《黄汉樑上国民政府呈》，《申报》1932年1月14日，第13版。

[69] 《陈铭枢回忆录》，第90—91页。

[70] 上述两段引文均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3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14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71] 《停付息金议已打销》，《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第1张第3版。

[72] 《陈铭枢回忆录》，第91页。

[73]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4日，第561页。

[74] 《陈铭枢长财说作罢望银界推人》，《大公报》1932年1月16日，第1张第3版。

[75] 《公债风潮有转圜》《银界允协助办法尚未定》，《大公报》1932年1月16、17日，第1张第3版。

[76]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3日。

[77] 《张群谈话》，《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

[78]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9页。

[79] 《公债市况渐趋活跃》，《民国日报》1932年1月20日，第2张第3版。

[80] Howard L.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164.

[81] 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p.119.

[82]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1912-1949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97.

[83] 《困勉记》卷21，“蒋档”。

[84]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8日；另见《困勉记》卷21，“蒋档”。

[85] 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45、192页。

[86] 《何成濬等发起九省联防会议》，《申报》1932年1月1日，第2张第12版。

[87]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19页。

[88] 《政局虽未定九省联防是谣传》《刘峙亦电辟九省联防之谣》，《大公报》1932年1月5、7日，第1张第3版。

[89] 《太原孙司令楚昌密真电》（1932年1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510。

[90] 《汉口邱甲致重庆刘湘真电》（1932年1月11日）、《重庆刘湘致汉口何成濬真二电》（1932年1月11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111、2112。

[91] 《上海煜如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60。

[92] 《天津解慎安四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61。

[93] 《上海煜如芷青功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26—0630。

[94] 《南京王树翰致北平张学良养丑电》（1931年12月2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15。

[95]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2045。

[96] 《上海芷青天密祃电》（1931年12月22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99—0704。

[97] 《上海煜如芷青天密勘电》（1931年12月2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38。

[98] 《南京马福祥致许昌马鸿逵虞电》（1932年1月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1/0150。

[99] 《广州潘宜之先生二密铣电》（1932年1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517。

[100]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8日，第21—22页。

[101] 《蒋中正电宋子文旨在巩固张学良地位请其勿辞》（1932年1月8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7。

[102] 《蒋中正电周骏彦旧历年关近金融风潮必剧款项需三日内办妥》（1932年1月8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8。

[103] 《太原孙司令楚昌密真电》（1932年1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510。

[104] 《何应钦呈蒋公一月青电》（1932年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5] 《蒋公致何应钦并转朱培德陈果夫一月灰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6] 《孔祥熙呈蒋公一月蒸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7] 《何应钦呈蒋公一月蒸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8]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0日，第24页。

[109]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0日。

[110] 《高秘书长凌百呈蒋公一月真电》（1932年1月11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1] 《陈立夫呈蒋公一月真电》（1932年1月11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2]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2日。

[113] 《省克记》卷5，1932年1月12日；另见《困勉记》卷21，多记一句：“又曰：敬之实太不争气，可叹！”均见“蒋档”。

[114] 《蒋中正电张群到杭始知孙科返南京决行积极政策表明无不赞助》（1932年1月13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09。

[11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4页。

[116] 《蒋中正之重要表示》，《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第1张第3版。

[117] 《张继谈盼粤方取消特种组织》，《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第1张第3版。

[118] 《陈铭枢回忆录》，第95页。

[119] 简又文：《冯玉祥传》，第351页。

[120] 《汪精卫昨赴杭晤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

[121] 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态度之说明》（1932年5月13日），党史馆藏，钢笔原件：240/79。

[122] 《叶秘书长楚伧呈蒋公一月筱电》（1932年1月1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23]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7日，第401页。

[124] 《蒋介石致叶楚伧等电》（1932年1月1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52页。

[125] 《致孙哲生电》《致胡展堂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126]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3册，第53页。

[127] 《孙何飞杭烟霞洞商谈大政》，《大公报》1932年1月19日，第1张第3版。

[128]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8日，第54页。

[129]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130] 《孙科飞杭敦促汪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9日，第1张第3版。

[131]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132] 《胡复汪铣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133]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9日，第56页。

[134] 《汪兆铭蒋中正致胡汉民皓电》（1932年1月19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56—58页；《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

[135]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9日，第59页。

[136] 《南京张慕先致长沙何键寒午电》（1932年1月14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1/0296。

[137] 《亦云回忆》，第283页。

[138] 《黄郛日记》第8册，1932年1月1—5日；第9册，1932年1月24日。

[139]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8日，第563页。

[140]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第644—645页。

[141] 《孙科过沪发表谈话》，《大公报》1932年1月21日，第1张第3版。

[142] 《天津养日特讯》（1932年1月2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953。

[143]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144] 《汪蒋到京后昨午开谈话会》，《中央日报》1932年1月23日，第1张第4版。

[145]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2日，第66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5页，该书仅摘录了此段文字的前两句，而无最后一句。

[146]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4日，第72页。

[14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5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

[148] 《中常会慰留孙科》，《中央日报》1932年1月27日，第1张第3版。

[149]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26日，第403—404页。

[150]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3册，第69页。

[151]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6日，第80—81页。

[152] 《蒋中正电宋子文财政无人主持请即入京相商》（1932年1月27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27。

[15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1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7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54] 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张继为立法院长，张始终未就职，“主因以展堂去职，不愿为参加和议，而幸得立法院长也”。见《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第17—18页。

[15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5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56]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

[157] 《中央日报》1932年1月30、31日，第1张第4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6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9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58]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0日；另见《困勉记》卷21，“蒋档”。

[159]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1日；另见《省克记》卷5，“蒋档”。

[16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2年2月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1032549。

[161] 《宋总指挥哲元呈蒋公三月蒸电》（1932年3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2] 《蒋介石复宋子文电》（1932年2月2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1032548。

[163] 《“宋总指挥哲元呈蒋公三月蒸电”批复》（1932年3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4] 《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14页。

[165] 该日会议并决定：“本日各种决议案均不发表。”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3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3月14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66] 《黄郛日记》第9册，1932年2月1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亦摘录黄氏日记数语，见该书第476页。

[167]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2月18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杜镛，即杜月笙。他同孙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此次反蒋过程中杜的态度还是一个谜。孙科最初所以能从上海秘密出走广州，参加“非常会议”，就是因为得到杜氏的暗中帮助。（见《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2页）有美国学者指出：孙科内阁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孙科没有得到上海青帮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支持来压制银行界……杜和张仍然忠于蒋介石，并且煽动反对孙科”。（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p.119）这一论点缺乏有力证据，仅是表面现象。

[168] 邓公玄：《浮沤掠影》，台北：邓张近溅印，1979，第125—127页，转引自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第199页。

第十一章 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点，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其突显之处，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众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现象”。 [1] 透过表面的派系纠葛，不难发现其后若隐若现的地域观念，也是挑战蒋介石“党统”地位的一种非常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反蒋派几乎是一批清一色的广东人。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并非一致，有时甚至相互对立，但他们都在国民党内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他们眼中，后起的蒋介石，仅仅依靠军权，企图霸占“党国领袖”地位，自然引起他们的极度“不满”和“不服”。这种“不满”和“不服”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

正如陈志让在研究民国政治冲突时所称：“派系斗争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不解之缘”。 [2] 地域色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至于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的确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3]

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学界所征引。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曾痛切指陈：“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而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尊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 [4]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下的产物。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事实上，他从开始领导革命时起，便在有意无意间逐步培植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所列，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是广东人，占95%； [5] 而湘籍的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称作“湖南团体”； [6] 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及后来的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地域观念，在同盟会时代的内部纠纷冲突中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在世时，他的基本干部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人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7] 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现实的考量，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例如1923年孙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都在伯仲之间，但孙却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导致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山时，孙很明确地回答道：“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广东人没有话说。” [8] 特别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被视为“革命策源地”，而有别于国内其他省份，其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

孙中山去世后，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

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 [9]

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在以后数天的会议记录中留下不少这样的记录：

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处分西山会议案。（由路友于同志代表报告，陈公博同志翻译粤语。——原注）全文如下…… [10]

但在二全大会上，并没有见到会议记录中有听不懂粤语的他省代表，要求将粤语译成国语的记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用国语作会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但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实在是罕见的现象，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这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浙江籍的蒋介石对此曾慨叹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 [11]

直到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胡汉民仍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重申此举之必要。 [12] 尽管此时会议地点已移出粤境而入江苏，国民党也由控制广东一省而变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重要议案时，党的领袖胡汉民依然要以粤语来加以强调，足以说明种地方意识对中央仍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民党内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局外人或许看得更清楚。早在1922年冬，有一个外国人来广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汪精卫说：“喂！这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却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呢！你看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只看见广东，不看见国民党了！” [13]

这也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汪精卫、胡汉民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孙中山在世时，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人可以抗衡，一时还没有引起国民党内已逐渐成形的各派系间的公开冲突。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冲突立即凸显。一旦其他省籍的党国领袖要求重新分配“党权”，挑战“党统”时，自然引起“得了国民党”的粤籍领袖的集体反抗。在粤籍领袖看来，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在党内谈“党纪”、争“党统”、护“党权”。

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最初事业发展的基础却是在地方主义强盛的广东。早年蒋介石在粤军中的职务，大都是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长职务，很少担任掌握实权的带兵官，而其粤军同僚也往往以孙中山的监军使者身份视蒋。 [14] 只有自黄埔建军后，蒋才真正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很快又被国民党人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同样驻防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其他军队。从此，蒋开始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

其实蒋介石的省籍观念也是很强的。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做“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广东团体的观感十分微妙，他在羽翼未丰时，视其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助力；又始终对之心存猜忌。1925年，当蒋借口廖案驱走粤军司令许崇智后，他将一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成为第三师，以后被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 [15] 第一军即蒋介石掌握的“党军”。同时，蒋介石又将邓铿留下的另一支粤军将领梁鸿楷逮捕，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李济深接任不久，改番号为第四军。而李济深的背景同蒋氏颇类似，李原籍广西，廖案前是梁鸿楷部的参谋长，既不是带兵官，又不是粤省人。蒋氏此举是否有削弱粤军势力的意图，笔者无从考证。但李济深出长四军后，即将“第四军军部设在广西会馆之内”，而这会馆又是旧桂系“莫荣新督粤时所建”。虽说人们常常把粤、桂两省统称为“两广”，但在粤人心目中，对桂人督粤始终心存芥蒂，而李济深则被时人视为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参加国民党，介绍人就是李济深。 [16]

廖案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他不仅驱走了党内粤籍政治领袖胡汉民，还迫使粤籍军事领袖许崇智交出军权。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原本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一跃而为党内二号人物，成为地位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常委。此后，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驱走了在党内和胡汉民齐名的汪精卫。

有关中山舰事件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一般论者大都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或国共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一事件的成因和影响，这自然不错。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广州的代表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已注意到事件背后的地域观念及其重要影响：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的反感。 [17]

当时对蒋介石颇为不满的谭延闿就对张国焘“坦率”地谈道：“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角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谭延闿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而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明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 [18] 甚至连苏俄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 [19]

中山舰事件之后，党内重要粤籍领袖胡汉民、汪精卫均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充分利用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国共两党，以及双方同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不断地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以往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二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系，首次公开挑战粤籍领袖的“党统”地位，且大获全胜。例如当蒋介石在全会中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并提名由绝对支持他的张静江来担任时，一度令“全场相顾惊愕”，最终还是选举了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 [20] 但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会上暴露出来。据张国焘回忆：

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深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任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深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21]

这种地域观念不仅存在于粤籍国民党人心中，甚至连一些参加国民党的粤籍共产党人也同样持有这种心态。二中全会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就曾对蒋的举动表示强烈的愤慨。据张国焘回忆：“他（指谭平山）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 [22]

而蒋介石所以能够使张静江当选中常会主席，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 [23] 鲍罗廷为了拉住蒋保持左倾，竭力压制共产党内许多人主张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 [24] 不仅如此，同为江浙籍且因参与西山会议派而于半年前刚受过党内处分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也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

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同刚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的合作要求，还下令“拿办吴铁城”， [25] 并挤走孙科、伍朝枢。 [26] 随后，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孙科的亲信傅秉常同时被免职。这些人都是清一色广东人。迫于形势，隐居广州的汪精卫不辞而别，受鲍罗廷的打击胡汉民也悄然离穗。国民党内重要粤籍领袖此时几乎全被逐出广东。

就在吴铁城被捕的当天，鲍罗廷相当自信地向加拉罕报告了广州的形势：

今天吴铁城入狱。孙科将被建议去俄国，他去那里不知是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还是同冯玉祥谈判。傅秉常要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秘书职务。伍朝枢将建议休假一段时间……至于内务秘书古应芬，决定保留他的原职到李济深的两个师离开这里时为止……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中派的态度上。我们作了让步，吸收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但他要履行党的二大向他提出的放弃西山会议的条件。戴季陶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叶楚伧在同样条件下也将受到应有的关照（任中央书记之一）。 [27]

尽管鲍罗廷对方广东形势的解释，是从国民党左、右两派之争为出发点的，并划分出一个中派，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鲍氏提到的右派人物是清一色的广东人，而所谓中派人物都是亲蒋的江浙人。原来深受孙中山信任的所谓“上三”“下三”的粤籍重要干部，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外，汪精卫、胡汉民、古应芬被迫离开广东。从此，广州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着手准备北伐。

当时，张国焘对蒋介石的积极北伐，曾有一段有趣的评论：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 [28]

事实也可以证实这种看法。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全力北伐的六个军都不是粤军，粤军的两军中只有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动了一半部队。尽管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之职，却不随军行动，而是坐镇广东。第五军更是一兵未出。以往的研究对第五军的力量大都忽略不计，尽管第五军力量最弱，但同朱培德的第三军相比，实力也仅相差一个营。 [29] 第五军留在省内，或许更多的因素是地域观念造成的。据李宗仁回忆，第四军出兵北伐，就是在他的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李宗仁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方法”。 [30]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着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其中最大的冲突就是“迁都之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进一步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 [31] 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倾向西山会议派，邓演达则是著名的左派，同时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而在反蒋这一点上，两人立场完全一致。孙科曾公开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在党内实行专制：

自去年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议决整理党务案，因为时局的要求，变更了总章的规定，在常务委员会内产生一个主席……照法理论，本来主席权限也是很小的。照这次全体会议决定的主席的任务，是作会议时之主席，保存党员名册和督促党务进行。除此以外，主席便没有什么任务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是不容易脱了封建时代的思想的……不知不觉之间要弄到主席的权力变成很大，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这在做主席的人，原本没有这种观念的，但因为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这是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所意料不到的。 [32]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但孙科的真实心态并非如此。当时，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馀了解详情。“孟馀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 [33] 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特别是粤籍党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尚浅，难以服众。正是基于这种“不满”和“不服”，才导致孙科在反蒋过程中表现出许多极度左倾的言行。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通过在党内历史地位更高的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但此时的蒋介石已决心另立门户。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虽然军权在握，鉴于自己在党内的资望不够，因此又拉出正在上海赋闲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南京开府后，武汉方面自然愤怒异常，第一个提议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就是孙科。 [34] 在此后的宁汉对峙中，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

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继续北伐。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定，虽然自中山舰事件后，蒋曾一度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当时的蒋介石相当自负。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

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蒋氏耀武扬威，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该册子之字里行间，排挤胡、汪二氏，原欲借此压低彼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之评批，一则曰：“汪氏做事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其作用如何？明眼者自能了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立劝蒋氏收回，不可发送。我当时收到一份，后来询及同志中，收到者甚少。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因戴氏与他友善，他每以师长称之。 [35]

自第一次下野后，蒋介石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 [36] 在国民党内，此时的蒋介石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第一次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蒋一边需要粤籍要人协助其树立中央威望；一边又恐其正统地位为他们所取代。至于广东人士对蒋的爱憎情绪，则更明显的反映在他们与蒋一再分合的历史中”。 [37]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党纪”“党权”，而又敢于同蒋争“党统”的并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汪派、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诸政治派系。这些派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广东人。

1931年发生的宁粤对峙事件，又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当蒋介石先排斥了汪精卫，再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囚禁胡汉民，独自以孙中山继承者、国民党正统自居时，几乎所有的粤籍党国要员便暂时放弃一切政治立场和派系恩怨，团结一致，共同反蒋，并取得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全力支持，进而带动南北地方实力派的陆续投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编的宣传材料《为什么讨伐蒋中正》，漫画蒋介石的独裁者形象

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在南京一次“晚宴党国重心”时曾无奈地向众人表示：“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致消极，为其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 [38] 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即不成党”，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奇言”。但当蒋介石面对“党国重心”道出此言的那一刻，“无汪、胡即不成党”，在很多人看来并非“奇言”，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面对来自党内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一改以往对异己势力武力讨伐的做法，而主张政治解决。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党国元老，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几个江浙籍要人。

1931年4月底，当蒋介石得知古应芬等人准备在广东有所举动时，遂致电广东军事领袖陈铭枢、陈济棠表示：

近日谣诼频兴……最好请两兄发电声明态度，并切劝粤中各同志勿为谣诼所动摇，以定党国之基础。兹将此种谣诼所及于内外影响之重大，请以两兄私人名义详述如下……（四）如粤籍同志离开中央，则明示粤人以粤人之故，而且以粤籍少数同志与全国对抗，不啻自示其褊狭也……两兄于此实有一言兴邦之可能。

蒋氏所说的第四项“影响”，在电报原稿中已用毛笔删除，可能没有拍发，但仍可清楚地辨认。 [39] 可见，当时国民党内确实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把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视为中央排挤粤方。而蒋介石也确实有一块心病，担心“粤籍同志离开中央”。他写上了这一条又把它删去，大概是觉得把事情挑明后，反而会对自己不利。一周后，蒋介石针对粤方的挑战，开列了一份今后干部工作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陈布雷（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云）、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 [40]

在这份22人名单中，浙江籍超过1/3，有8人，而粤籍人中除了他的妻舅宋子文外，仅有孙中山在世时同国民党很少瓜葛的杨永泰。由此可见，在蒋氏的政治选择中同样存在着较浓厚的地域观念。

广州开府后，孙科在7月1日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公开挑战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他说：

在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时，委员有十六人，俱由中央执监委员会选出的，蒋氏自然不在原始政府委员之列。故在党中或在政府，他都不得自称为领袖。在原始国府委员十六人中，有二人已去世，有一尚在南京，即戴季陶氏。其中八人为现在新政府之委员，计现已到粤者有汪精卫、许崇智、古应芬、邹鲁、邓泽如及我六人，另有林森、伍朝枢二人方在外国归程中。 [41]

孙科所提到的众人中，除支持蒋介石的同乡戴季陶和倾向粤方的福建闽侯人林森外，其余诸人都是粤籍。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广东人对蒋氏“自称为领袖”的不满和不服，感受到孙科等人内心中一股强烈的党国正统意识：国民党的天下是广东人打出来的，还轮不到浙江籍的蒋介石来自称“领袖”。

当“非常会议”正在酝酿时，一向以中立自居的天津《大公报》以《广东问题之两方面》为题，于5月20日发表社评，论及这次反蒋运动与以往历次反蒋之不同：

欲求粤事之解决，应自两方研究：第一，军事的；第二，政治的。旬日以来，国民会议及各方之电，皆以陈济棠为事实的对象。有所劝，劝陈济棠；有所责，责陈济棠。察其用意，岂不谓陈负军事责任，陈果就范，则问题可立决乎？……而自另一方面论，则挑起此次问题者，为林森、古应芬等四监委，而非陈济棠。日来各省有力者之发言，奈何只问陈济棠，而不问四监委。再进一步言，四监委此次举动，显为一种组织的行为。试观问题甫起，而王院长宠惠、孙部长科，即赴上海，至今不归。王、孙纵不参加风潮，但亦处调停地位，与中央其他委员之立场，又有微异。航空司令张惠长……此次乃亦翩然归粤。粤主席陈铭枢……乃亦未能积极阻止，而东渡漫游。广东党部，与汪派久不两立，乃最近因粤桂合作，而汪、邹入省。是以概观粤局，有两点最不容忽视者：第一，国民党著名之广东党员，除宋子文、吴铁城诸君刻在中央供职者之若干人外，其余或卷入旋涡，或旁观消极。第二，广东向来互不相容之各派国民党旧人，近居然有冶为一炉之势。其中固有早经中央除籍不承认为党员，如汪精卫、邹鲁等，中央早认其为国民党以外之反动派，不过从世俗的或历史的批评，则固与党有深厚关系也。由此两点发生之感想，则今日之事，似已不能仅认为陈济棠第八路军之问题，而不能不认为若干有历史的广东国民党员之共同行动……

广东与国民党之关系最悠久，最重大也！夫使单为军事的异动，出兵讨之足已，若其事涉及几多著名党员，而其地又为党的发源地之广东，则已非仅一军事问题，而为党内重大之政治问题，非仅兵力所能解决者矣……不能不希望现在党国负责诸公，务须由党的方面设法解决政治上之纠纷……勿竟因此失去许多著名粤籍党员，以自弱其历史的基础。

《大公报》社评中所提到的粤籍人士中仅有宋子文和吴铁城二人没有参加粤方集团。宋子文祖籍广东（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只会讲上海话，而不会说粤语。他又是蒋介石的妻舅，自有他不参加之理。同时宋子文也常被广东人视为异己。甚至当宋1949年出任广东省长时，面对即将失去全国政权之时局，粤籍军事领袖张发奎仍抱怨道：“惟今后粤政必须由粤人自己来搞，断非老宋可以为功。实际上二十年来的革命功业，就是靠广东人打出来的，现在广东人不但不能打理自己的家事，反而要仰承老宋的鼻息，殊为粤人之耻。” [42] 同样，吴铁城虽然祖籍广东香山（后改为中山县），但生长在江西九江。1912年底，25岁的吴铁城才重返广东，准备参加广东省议员选举。吴曾回忆说：我一到广州就去拜访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他说逐鹿者多，来何太迟，结果我落选了。我以生长在外，地方渊源不足，未能当选，势所必然”。 [43] 或许这正是吴铁城始终亲蒋，而很少被视为粤方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蒋介石也在扣胡不久，“推吴铁城为警察总监，以安粤籍同志之心也”。 [44] 即便是后来出任宁方和谈代表的粤人陈铭枢，其内心在某种程度上仍倾向广东。在陈氏的亲信许锡清看来，“真如周围的人同情广东局面的居多”，许“本人也认为陈真如不应该继续维护蒋介石的政治局面。” [45] 而当时北方政治势力中就有人明白无误地指出：“此次粤方事变，乃粤、浙两方势力之冲突。” [46]

广东正式树起反蒋旗帜后，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之下仅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47] 甚至在反蒋联盟建立初期，“在一次非常会议开会席上，有人提议要说广东话，不准讲其他方言”。 [48]

宁粤对峙的最终结局，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成功地逼蒋二次下野，粤方并最终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成功地将孙科推上行政院长的高位，暂时建立起一个以粤人为主的中央政权，一时再次满足了粤人党内正统地位的愿望。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 [49]

表11-1 孙科内阁部成员籍贯

在四届一中全会新选举的内阁14（13）名成员中，粤籍人士占了9（8）名。孙科内阁中唯一一位浙籍成员朱家骅，也在蒋的暗示下辞职不就。 [50] 时任内政部参事的龚德柏回忆：孙科组织广东人内阁，不只更动部会政务官，连事务官都更动。他认为这简直不是合作，而是广东派征服浙江派，故愤而辞职。 [51]

龚德柏的这种愤愤不平，纯属多余。蒋介石根本不在乎这些。一旦等到他准备就绪，时机成熟后，整个局面立刻翻转过来：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很快垮台；毫无政治操守、反复无常的汪精卫重新同蒋介石携手合作；而胡汉民只得留居南天一角。此后，蒋介石又走上前台，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从此，蒋名正言顺地成为国民党真正的“党统”代表，在党内再也没有人同他相抗衡了。

四 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国民党北伐胜利统一全国后的数年间，党内武装对峙不断。由于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分立，总有一人支持蒋介石，从而使蒋一直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稳坐南京中央。但当蒋介石企图将汪、胡二人一起抛开时，立即引起党内粤派势力的大团结，并最终逼蒋一度下野。不可否认，地域观念是构成1931年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粤方的力量毕竟无法同已经多年掌握全国政权的蒋介石相比，全国的财政、经济中心仍在江浙而不在广东。这种局面终究是无法维持长久的。

桂系领袖李宗仁晚年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 [52] 李氏所提出的方言因素，其实只是广东籍国民党人团结的外在条件之一。隐藏在地域观念之后另一重要因素，正是粤籍国民党人内在的革命正统意识。

当然，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这其中更主要的因素，还是出于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不同的政治理念。同时，粤籍领袖之间也并非意志一致，各派系彼此间同样是矛盾重重。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短短的数年时间里，迅速由广东一省统一了全国。这也在无形中增强了粤籍党国领袖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因此，当党内“新进”蒋介石欲以军事力量控制整个国民党时，自然引起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和“不服”。这是最终酿成宁汉分裂和宁粤对峙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两度逼迫蒋介石下野。尤其是后一次的宁粤对峙，广东人浓厚的地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粤方最初的大团结。而当孙科内阁垮台，蒋介石重返中枢后，一时仍无法建立一个无广东人参加的中央政权，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只有再度同长期以来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合作。这一局面大致维持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是孙中山在领导革命期间长期信任一批粤籍领袖的历史形成的，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嬗变。他们拥有的这种坚固不破的“党统”意识，随着国民党由广东一省迈向全国、南京政府的不断巩固和开放，加之蒋介石不断提拔重用浙江人，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当然，为了笼络粤籍人士的感情，蒋介石在此后的统治期间仍任用一些二流粤籍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常会秘书的王子壮在宁粤对峙后的日记中记道：“现中央以浙江人为中心，对于海外同志，不得已则以二等之广东人物如萧吉珊、谢作民等以羁縻之。但此辈均无远大眼光，且一己又乏才智，以故不能用人才，彼等但知拉票，海外有服从一己者豢养之而已，不知人才耗损尽矣。” [53] 王的观察颇能道出蒋介石对粤籍人士的心态。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粤籍党员的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影响逐步弱化。

此后，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主要表现为在蒋介石独断控制下的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地域观念逐渐淡出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

五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从胡汉民被囚到蒋汪合流，刚好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此后，蒋介石渐渐汲取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精卫、胡汉民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党权”，而自己则只是牢牢抓住“军权”，逐步巩固统治地位，并最终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内以地位而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有资格继承孙的领导权。因汪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一度取得了党内领袖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分裂。

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导致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其间，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从党内分裂出去，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拥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半年后，汪精卫以廖仲恺被刺案首先发难，将胡汉民排挤出统治集团，但汪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又被党内新进、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逼走。此后，蒋介石凭借黄埔“党军”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中声名鹊起，从而导致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权力膨胀，并一度将代表最高权力的“党权”握在自己手中。但由于蒋在党内的历史地位终归较浅，引起许多元老的“不满”和“不服”，从而在党内掀起迎汪运动，开始处处打击和限制他的独断专行。蒋氏则利用反共“清党”，联合胡汉民等，形成宁汉对峙。

宁汉合流后，蒋虽一度下野，但汪、胡因积怨颇深，难以合作，最终被迫双双出国。蒋仍依靠自己控制的军权得以顺利复出，完成二次北伐。此时，蒋介石相对收敛，他自知在党内资望尚浅，仍需要得到党内领袖汪、胡中一方的支持，以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因此很快形成蒋胡合作的局面。蒋胡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主张反共，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

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此时，在野的汪精卫联合各种反蒋势力，以反独裁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显然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凭借此役的胜利，出现他的第二次权力膨胀。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在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根本谈不上将他个人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渴望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蒋便不顾一切地扣押胡汉民，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这是原来十分自大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在此期间，因胡汉民被扣，汪精卫在野，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被迫中止军事冲突，进行和谈。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蒋必须下野。蒋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被迫辞去本兼各职。汪精卫同胡汉民因历史积怨难平，双方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蒋介石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自己在党内尚未取得绝对支配权时，不可同时对抗胡、汪两人。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反蒋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胡汉民不得不承认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极小。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蒋手中的军权并没有削弱，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再加上蒋汪合作逐渐形成，胡的力量更显得单薄。因此，他只好寄希望于西南，而不愿重返南京同蒋合作。

胡汉民返回广州后，就有把两广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他一改过去主张中央集权的态度，提出了“均权”理论。他在广州国府纪念周演讲时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我反对集权，是为的主张均权。” [54] 此后，在他的指使下广州四全大会通过了“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其目的就是想在西南站稳脚跟，使它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合法化，以此同蒋对抗。在胡的授意下，粤方四全大会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人分任这两个机构的委员，由胡汉民主持全局。

但是，此时在胡汉民眼中以为最可依靠的广东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其实并不可靠。他之所以支持胡汉民，无非是想借助胡在国民党中的威望，来维护并扩大自己在广东的势力和南天王的地位，并不愿意胡汉民真的在他头上指挥一切。这一点，从陈济棠没有在广州四全大会上列名提议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一案中，即可略见一斑。此后，他对胡的态度可说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对于胡汉民在广东建立反蒋基地的种种计划，陈济棠总是从中作梗。古应芬之死，更使胡丧失了一个能够制约陈济棠的人物。

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陈、胡之间的矛盾势必日益扩大，而将胡置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已经吃够蒋介石苦头的胡汉民自然不想重尝这种滋味。“胡虽不舍伯南之广州政府，然亦无法亲临合作，仅能于香港妙高台遥领。” [55] 胡希望打着西南执行部的旗号，遥控两广，并利用西南各省领袖同蒋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联合，加强反蒋力量，并希望“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 [56] 为此，胡汉民积极组织“新国民党”，发行《三民主义月刊》，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但胡汉民始终没有再公开挑战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非常会议”虽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并建立起亲胡的孙科政权，但孙科内阁因缺乏蒋、汪、胡的支持，本身又缺乏实力，很快在财政、外交上一筹莫展，仅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宣告夭折。孙科派的政治主张，原本更倾向于胡汉民。但此时胡一心想控制两广，保持西南半独立状态，无意重返南京，而陈济棠根本不愿意孙科在广东分割自己的权力。因此孙陈之间无法合作。早在“非常会议”期间，两派就因争夺海、空军权，闹得水火不容。孙的亲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应捧此‘土军阀’。” [57]

尽管孙科痛恨汪精卫抢走了他的行政院长职位，对蒋介石的独裁也表示不满，但他已无可奈何，而立法院长的高位，对孙仍有相当的吸引力。权衡利弊得失后，孙科最终还是回到南京，出任胡汉民曾长期担任的立法院长一职，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书长、吴尚鹰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在此后十余年间，成了孙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实力据点，孙科并以“精诚团结，挽救危亡，缩短训政，实施宪政”相号召 [58] ，希望凭借立法院长的地位，进一步扩大自己一派的政治势力。

西山会议派自国民党二大后，即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在此期间，尽管邵元冲等因蒋反共转而支持蒋，但该派势力仍游离于国民党核心圈外。国民党四大后，西山派领袖全部恢复党籍，在团结御侮的号召下，重新回归党内。覃振、居正、谢持、许崇智、熊克武等人纷获高位，或出任五院正副院长，或当选国府委员。这些人虽是国民党元老，但自身并无实力，尽管给他们安排的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他们也乐得以此终老。从此，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不复存在。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名西山派重要成员投奔新政权，尽管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但都一直坚持自己最强烈的政治主张——反共。这在国民党其他派系中所仅见（以北伐时最早建立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为例，随蒋介石到台湾的仅有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先后两任军长谭延闿、鲁涤平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均于抗战前去世，第五军军长李福林1952年病逝香港，其余四位全部投奔共产党和新中国，他们是四军李济深、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

在蒋汪合作下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几乎容纳了全部曾经武装反蒋的地方军事领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人都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仅有张发奎例外。上海和谈期间，张发奎在汪精卫授意下，促使第四军离开广西，对蒋汪合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汪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表现同蒋精诚合作，竟避而不见张发奎。第四军最后奉命调入江西“剿共”，张也被迫接受蒋介石所赠10万元出洋费，赴欧考察。从此汪张破裂，也结束了张桂军长达两年多联合反蒋的历史。 [59]

蒋汪合作政府组成后，尽管蒋独揽实权，但他在党内地位仍未能超越汪、胡两人。蒋介石通过宁粤对峙事件，深知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一时尚不具备同时对抗汪、胡的能力。因此，他一改过去一人身兼国民政府主席、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多职的做法，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牢牢握住军权。“委员长”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蒋介石的专用称呼。国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行政院长让给汪精卫，中政会也改由蒋、汪、胡三常委轮流主席，同时，蒋还容纳了过去党内众多反对派如改组派、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将他们全部吸收进新政权，地方实力派军事领袖也纷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尽管胡汉民此后仍以“在野”之身，坚持抗日、反蒋，并以“均权”相号召，但始终未能形成新的反蒋浪潮。胡所控制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始终表示服从中央。这说明各派反蒋势力，在经济上比起有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要软弱得多，在外交上得不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军事力量也不及蒋强大，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脱离蒋介石独立掌权，只能处在依附于蒋介石的地位。此后虽然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小的武装反蒋事件，即1933年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领导的两广事变，但大都是地方实力派独自发动，缺少党内力量的广泛支持，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很快就在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下迅速瓦解。

伴随着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国民党内再难形成各派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逐步确立了在蒋介石主导下，党内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在这一局面下，蒋以退为进，巩固并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造成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在国内的声望逐步提高，他的权力也已经相当巩固。对此，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胡适曾评论道：“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 [60] 但蒋介石仍深知，尽管地方实力派和党内领袖无人再拥有向他挑战的军事实力，但就党内历史地位而言，他还没有达到说一不二的地步。他也吸取了以往两次下野的教训，不再斤斤计较于名分。为此，他亲赴山西太原和山东泰山，面邀阎锡山和冯玉祥来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就在这次五全大会上，有代表提议《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 [61] 都被蒋介石婉言拒绝，他始终不肯以领袖自居。国民政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在新选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中增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两项新职务，蒋介石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而他自甘担任这两个机构的副主席，只是牢牢抓住军权，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蒋介石此后还多次在日记中对当年扣胡一事进行自省：“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并以此提醒自己“不可再蹈民国十九年冬之覆辙”。 [62]

1936年5月，胡汉民在广州去世，蒋介石的地位无形中又得到提高。西安事变时，中共主张和平解决，也因为此时的中国尚无人可以代替蒋来实现全面抗战。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蒋才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不久汪精卫降日，被开除党籍，蒋氏终于成为党内的唯一领袖。

此时的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仍由林森担任。依照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全大会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任期二年，可连任一次。该组织法还将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五院院长依次代理的规定予以删除。到1936年元旦，林森已满两任任期，依法不能再行连任。这时已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夜，此前1935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因此临时决议将林森的第二任国府主席一职的任期延长至宪法颁布之日止。 [63] 到193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23次会议以国民大会选举事宜不克如期办理为由，再次决定将国民大会召开日期推延。 [64] 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更被无限期推迟。所以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一直连任至1943年8月病逝时止。

1943年5月，林森因病已不能视事。为此，国民党中常会修正了延用12年之久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原法第13条后增加一项：“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之。” [65] 当年删除此项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蒋介石集权，但12年后的蒋介石早已大权在握，此时恢复这一条款并无任何障碍。8月1日，林森病逝。当日夜间，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选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正式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这次修正的主要内容如下：

（1）国民政府主席任期改为三年，连选得连任；（2）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3）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4）五院院长、副院长由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5）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主席负责；（6）国家行为由主席署名行之，由关系院院长副署。 [66]

这次修正，使国民政府主席不再只是林森担任时的礼仪性职务，而能直接掌握一切大权，基本恢复到1931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

从此，蒋介石不但以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总揽党政军大权，更将国家元首的职位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拿到了手。

1948年4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但这时已到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仅仅过了一年半，蒋介石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被迫退守台湾。

[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17页。

[2]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第163页。

[3] 相关研究可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2版，第674—675页。中国人浓郁的同乡观念，始终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列文森就曾立足于“省区”“民族”“世界”检讨过近代中国的“认同”问题。见Joseph R.Levenson，“The Province，the Nation，and the World：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 in Albert Feuerwerker etc.ed.，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68-288.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研究更显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人们不可避免地用行政地域来描述一个人的本籍——表示其身份的关键因素。”中译本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第1页。

[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第23—64页。

[6] 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29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546页。

[7]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23页。

[8]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62，第13页。

[9]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六日第十一号）》（1926年1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45页。

[10]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八日第十六号）》（1926年1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83页。

[11] 《困勉记》卷16，“蒋档”。

[12]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7页。

[13] 《中国国民党何以有此次的宣言》，《汪精卫集》第3卷，第3页。

[14]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16页。

[15] 据卫立煌秘书回忆：在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部队中有五个上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号称五虎将。“这五个人都是北伐时期蒋介石老本钱第一军当中的团长，和蒋介石历史关系最深。后来他们升师长，升军长，升总司令，步子都差不多；说起打仗来，拼死命，冲锋陷阵都不如我们卫老总。卫老总一不是浙江人，二不是‘穿黄马褂子的（黄埔系），再拼命，他也没有得宠那四人，不是黄埔军校的区队长，就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才是真正的嫡系；我们卫老总连黄埔军校的大门也没有跨进过，实际上是一个‘嫡系当中的杂牌’。”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69页。

[16] 《李宗仁回忆录》，第197、204页。

[1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第504页。

[1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09—510页。

[19]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275页。

[20]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63、67页。

[2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2页；有关“蒋李交恶”最详细的论述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4页。

[23]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甲篇，第245—248页。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党人的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廷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也是抚慰有加。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3页。

[24] 据陈独秀回忆：“我们主张准备独力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8页）由陈氏这段回忆不难读出鲍罗廷对共产党的压制。

[25]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30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民国档案》1999年1期，第5页。

[26] 《邵元冲日记》，第238页；另可参阅《吴铁城回忆录》，第154—162页。

[27]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72—273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9页。

[29] 第二军共8团2营，五军共8团1营，六军共9团2营，这三个军实力相差并不多。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16页。

[30] 《李宗仁回忆录》，第204页。罗志田对此曾指出：“这一分析的思想基础正是广东的‘土客矛盾’，主人出省乃是迫使客军离粤的先发制人手段，很能体现一些时人的心态和思路。”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4页。

[31] 陈公博：《苦笑录》，第110页。

[32] 孙科：《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第1张第1页。

[33] 陈公博：《苦笑录》，第106页。

[34] 陈公博：《苦笑录》，第112页。

[35] 《程天固回忆录》，第207—208页。

[36]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08页。

[37]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17页。

[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9日；《事略稿本》文字内容与日记原稿大体一致，但删掉了“粤人”二字。

[39] 《蒋主席致陈铭枢陈济棠四电俭电》（1931年4月2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

[40] 《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5月24日，第221页。

[41]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61页。

[42] 李汉冲：《张发奎策动粤桂联盟反蒋反共始末》，《广东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63，第23页。

[43] 《吴铁城回忆录》，第50页。

[44]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1日。

[45]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3页。

[46] 《南京周煜坤致太原宋哲元歌电》（1931年7月5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50。

[47] 陈融祖籍江苏，生于广东。

[48]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52页。

[49]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3页。

[50] 《蒋介石复宋子文转朱家骅电》（1931年12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522页。

[51]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第326—328页。

[52] 《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53] 《王子壮日记》第1册，1933年5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366页。

[54]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1页。

[55]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56]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2页。

[57]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58]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6页。

[59]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60页。

[6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第159页。

[61] 《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党史馆藏，毛笔原件：5.1/13.15-3、13.61-9。

[62] 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9日；他在同年4月5日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对溥泉斥责事，愧悔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

[63] 《国民政府主席任期延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89期，1935年12月，第1027页。

[64] 《中央党务月刊》第99期，1936年12月，第1035页。

[6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项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574号，1943年5月29日，第2页。

[6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605号，1943年9月15日，第1页。

第十二章 蒋介石与政学系

1946年7月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话时，对国民党权力结构归纳道：“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力。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系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 [1]

周恩来对蒋政权的分析，不仅代表中共的认识，也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各政治派系中，CC系和黄埔系有着明确的组织形态；孔祥熙、宋子文与蒋是牢不可破的姻亲关系；而政学系究竟由哪些成员组成，始终众说纷纭。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称为政学系，但除所谓的政学系成员之外，其他各派势力都一口认定有一个政学系，甚至连美国国务院194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 [2] 因此，长期以来在很多人心中形成了一个若明若暗的谜团。本章主要利用民国时期与政学系相关的人物日记、年谱及回忆录等文献，试图梳理政学系源流和主要人物谱系，同时探讨它在蒋介石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同CC系、黄埔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等。

一 为什么叫政学系

“政学系”这一名称，完全是因杨永泰（畅卿）个人经历而得名。

民国初年，李根源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政治团体，称之为“政学会”。其成员大多是国会议员，杨永泰也是其中一员。1918年广东军政府时期，李、杨等政学会要角联络旧桂系，逼孙中山辞去“大元帅”，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李根源、杨永泰等人由此与国民党交恶。此后，杨永泰一直游走于南北政府之间。蒋介石日记第一次提到杨永泰，就是在孙中山离开广州的1918年7月，蒋对杨的态度完全是负面的：“今日见岑春煊通电，知其已于二日到粤，将就总裁职，呜呼，此老不死，国亡无日矣，粤省自杨永泰为财政厅长，钮永建为兵工厂监督，李根源为边防督办，李烈钧为边防总司令，大权皆落于岑派之手，作恶更甚。” [3] 然而，这样一个为蒋所不齿的杨永泰又是如何在日后成为蒋的心腹？这离不开一个人，即蒋介石的盟兄——黄郛。

1924年底，黄郛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出任摄政内阁总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失败告终。不久，段祺瑞、孙中山分别入京共商国是。可惜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段祺瑞成立临时执政府，任命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杨永泰为副委员长。 [4] 杨永泰开始与黄郛共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黄郛介绍，杨永泰结识蒋介石。这年7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访（钱）新之、膺白，会杨君永泰。” [5] 此时的杨永泰在蒋介石眼中不再是九年前“作恶更甚”的“帮凶”，而称其为“君”了。但杨主要还是协助黄郛工作。1928年黄郛因济南事件辞职引退后，杨永泰正式为蒋介石服务。

在投靠蒋介石最初的几年，杨永泰并没有获得具体的实权。他一度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的职位，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坚决拒绝，并公开表示：“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 [6] 因此，杨根本无法进入南京的“党国”中枢，他主要的工作是给蒋介石当谋士，协助蒋收买各地反蒋实力派。例如，1929年蒋桂战争中，杨替蒋收买桂系俞作柏；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杨“奉命赴香港秘密工作，对西南加以分化运动”。 [7]

1932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次复出后，原本坚决反对杨永泰的党国大佬胡汉民一时脱离南京中央，为杨永泰提供了新的机会。他随蒋介石赴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针对“剿共”问题，杨永泰提出一套系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理论，得到蒋的认可，遂被任命为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剿共区域”的政治事务，包括人事任免。据CC系领袖陈立夫回忆：

要知道杨永泰是怎样一个人，从政学系的领袖李根源对杨的批评可以见之。李在苏州作寓公时对人家说：“杨永泰好比我们云南的烟土，吸了它觉得很舒服，上了瘾就不容易摆脱它了，吸久了就会中毒。”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于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探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 [8]

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鉴于杨永泰出色的行政能力，蒋介石任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以杨永泰的经历与资历来看，在国民党内既没有历史渊源，又没有战功，投蒋之后短短数年，便得到信任且升任封疆大吏，这自然引起跟随蒋介石一起打天下的CC系势力的排斥。他们原本自视为“蒋家天下陈家党”，怎能任由杨永泰随意干涉地方干部的任免。据黄埔干将康泽回忆：杨永泰“这套办法，旨在增强各级行政力量，用以镇压共产党的活动，是他的意图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在削弱CC系的作用和力量。陈立夫对此曾大为不满，有一次他和我在由九江到南京的轮船上，向我讲了许多批评政学系，攻击杨永泰的话。” [9] 陈立夫对此也不讳言，并公开表示：“其实在他（指杨永泰——引者注）来之前，蒋先生用的都是年龄较轻的人，他来了之后就开始用老年人，也开始用非国民党籍的人。” [10]

此后，凡是同杨永泰接近、包括与杨并不熟悉但与国民党缺乏历史渊源而获得较高政治权势的人，都被党内各派势力（无论是反蒋派还是拥蒋派）视为竞争对手和共同的敌人。而反对他们的最佳理由，就是借口杨永泰在历史上曾反对过总理孙中山，且冠以“政学系”的名义加以打击。

除杨永泰外，最无可争议的政学系领袖人物就是与杨关系密切的张群（岳军）和熊式辉（天翼）两人。但他们始终都不承认“政学系”的名号。1946年8月，张群在美国同康泽谈到党内派系问题时曾说道：“人家都说我们是政学系，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我们只有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多少有些能力和经验。” [11] 对张群的这种解释，陈立夫也承认：“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先生，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 [12] “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它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政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 [13]

对上述评论，熊式辉的自白更是印证了这一观点：

“政学系”之一名词，乃由“政学会”强牵出来的。“政学会”原是民国初年北京国会议员李根源等所创立，杨永泰当时亦确是其中一分子，民国二十年间，杨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余为参谋长，朝夕相处，外间乃将余牵扯及，亦指为旧政学会中人。张群与杨素相善，更指为政学会重要分子，此外凡未有其他派别彩色，而常与余等稍多接触者，如吴铁城、陈仪、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何廉等等，亦莫不加政学系之头衔。究竟“政学系”三字是由何处产生？是自何人呼出？至今尤未分明，或疑为乃共产党所制造，用以分化政府方面各干部。 [14]

熊式辉提到的这些人大都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这大体是无误的。但将“政学系”这一称呼归罪于共产党，明显与事实不符。

“政学系”这一名称，最早来自国民党内。1931年宁粤对峙前后，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内反蒋势力在广州公开发表通电，历数蒋氏四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起用“政学会”的杨永泰。 [15] 当杨还没有位居高位时，他仅仅被视为历史上的政学会的一员。自从他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就被黄埔、CC系等称为“政学系”了。1936年11月，杨永泰遇刺身亡后，蒋介石一度想调熊式辉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当时随蒋介石在前线“剿共”的黄埔将领陈诚，在一封家书中就直接将杨永泰、熊式辉称为“政学系”，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委座拟以天翼调鄂，一因畅卿所用者均政学系，如他人主鄂，人事易起纠纷；二以日本外交比较，以亲日派系容易应付。委座之用心可谓苦矣。惟以非有组织不能有地位，及非亲日不能为主席，实可考虑。又畅卿抚恤金，委座已批拾万元，以国家经费及过去有功者之比较，似不无失当之处。” [16]

二 蒋介石为什么要用政学系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地位本不高，他起家就是靠黄埔军校。通过黄埔建军，他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依靠他在军事方面的才华，完成北伐。从此，他成为国民党内无可替代的军事领袖，牢牢掌握军权，终此一生。但是，在“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国体制下，自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被视为当然的继承人，成为“党权”的代言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蒋介石一度出任国府主席，可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南京政权。在国民党的训政体制下，他主要仍是依靠军权打击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公开挑战他的党内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因此，在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期间，他基本无暇顾及中央政府的政权建设。而帮他料理后方的主要是行政院长谭延闿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两人。与此同时，他还重点扶持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寄希望于依靠CC系的势力控制“党权”。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时，行政院长谭延闿去世，11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尽管蒋介石一时击败了汪精卫代表的“党权”和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抗，但很快又同南京的另一位“党权”代表胡汉民矛盾激化，一度将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这件事引起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宁粤对峙，最终导致蒋介石二次下野。

考察蒋介石两次下野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可见在南京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五年，他对党权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而他两次复出的主要因素，则是依靠他所掌握的“军权”，这在国民党内无人能比，也是国民党的需要，因为第一次复出是要靠蒋介石的军权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第二次复出是面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要依靠他对抗外侮。

1932年初，蒋介石成功分化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反蒋联合阵营后，再次与汪精卫合作，重掌政权。此后，国民党内公开的武装反蒋运动告一段落，蒋介石开始关注政权建设。他在反思此前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时总结道：“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 [17] 此前，蒋主要依靠的力量是两批年轻人，即替他打江山的年轻军事干部黄埔系和负责巩固他在党内地位的CC系。此后，他开始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逐步将目光扩展到国民党以外的社会精英中，特别是教育界学有所长者和有一定政权管理能力的旧官僚，从而改变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生态。 [18]

然而，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南京中央政权仍摆脱不了胡汉民或汪精卫代表的国民党正统“党权”，蒋介石必须在汪、胡之间选择一个合作伙伴。蒋介石再次复出后，将行政院院长的位子让给汪精卫，自己只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对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和政权建设，不得不对汪精卫有所依赖或妥协，唯有军权和财权（汪精卫内阁的军政部长是何应钦、财政部长是宋子文、孔祥熙），他牢牢掌握，绝不退让。此外，他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此名义延揽一批党外人士，特别是教育界的精英，以此储备干部，随时为己所用。

此后的三年间，南京的行政院大致由汪精卫做主，蒋介石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剿共”和对日交涉两方面。蒋任命杨永泰和黄郛分别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协助他解决当务之急。在这两个领域，汪精卫主管的行政院很难插手。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意外被刺，不久即出国养病，胡汉民又远在欧洲游历，南京中央政府暂时出现了由蒋介石一人控制的局面。在不久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将象征最高“党权”和最高“政权”的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主席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自己仅兼两会副主席，但却再次接掌了负责实权的行政院。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权建设中人才匮乏。针对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选举，蒋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此次选举，幼稚者争名，老病者腐败，卒使名实相反，似此选举，使本党不仅亡国，必招灭种之罪，思之苦痛悲惨！”12月4日，五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为党政人事，几使脑筋刺痛。” [19] 蒋所称的“幼稚者”，大都是指他年轻的部下CC系和黄埔系，虽然他们对蒋的忠诚无须怀疑，但能力不足以负责政权建设；所谓的“老病者”则大都是与国民党有深厚渊源并多次参加过反蒋运动的党内大佬们，包括西山会议派、汪派、胡派。他们此前在“党权”方面都是蒋介石的竞争对手；而党内支持他的元老，又都不为蒋介石所信赖。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对支持他的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评价道：“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特别是“与静江兄谈天，格格不入，为之心碎”。 [20] 无奈，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扩展到那些不可能挑战自己的党外人士。这些人不但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和专业才能，还暂无派系纠葛。

1935年底组成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如下：

院长：蒋介石（原汪精卫）

副院长：孔祥熙（连任）

秘书长：翁文灏（原褚民谊）

政务处长：彭学沛（连任仅三个月，由蒋廷黻继任）

内政部长：蒋作宾（原甘乃光代理）

外交部长：张群（原汪精卫兼）

军政部长：何应钦（连任）

海军部长：陈绍宽（连任）

财政部长：孔祥熙（连任）

交通部长：顾孟馀，俞飞鹏代理（原朱家骅）

铁道部长：张嘉璈（原顾孟馀）

实业部长：吴鼎昌（原陈公博），常务次长谷正纲（次年改任周诒春）

教育部长：王世杰，常务次长钱昌照

新内阁中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如翁文灏、蒋廷黻、张群、张嘉璈、吴鼎昌，还有继任不久的王世杰，此前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都相对疏远。留任的阁员，也只属于此前汪内阁无法掌控的军权和财权部门。这自然引起党内反对派的不满，也令绝对忠诚于蒋的CC系、黄埔系的年轻人不服。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曾记：“自一中全会后，号称容纳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主持其事者显然为政学系之一般人。犹忆一中全会时，张溥泉（张继——引者注）先生慨华北之紧张，欲谒蒋有所陈述而竟不得见，于是于会中（12月5日第三次会）痛切陈词，除责各派之纷歧外，并直陈人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中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帷幄之所也。” [21]

“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不是在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的中央党部，而“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此话出于局内人之口，可见党内对政学系的不满程度，但蒋介石对来自党内的诸多反对之声并不以为然。他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改组行政院以来，凡亲近之人，于人选，多表示不满，几乎视余为人人可得而欺侮者，真使余脑筋刺痛。”但他又不无自豪地表示：“行政院各部人选，皆以才德为主，尤以引用党外人才之政策告成；虽内部多不谓然，但竟能贯彻主张，是亦最近之成功也。” [22]

三 政学系都有些什么人

讨论政学系都有哪些人，最绕不过的核心人物就是黄郛。可以说黄郛是政学系真正的灵魂人物。无论是时人公认的政学系要角，还是很少被纳入视野的一般成员，都与黄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8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职务，下野赋闲。自1929年元旦开始，他取其夫妇（黄膺白、沈亦云）名字的最后一字，以“白云山馆主人”的名义留下一部日记，一直记到他去世。这部日记第一周中记到的交往人物，即可大致勾勒出政学系的人际关系网络。

1月2日，颜骏人自津来会，午后杨畅卿及炎之夫妇来谈。

1月3日，早餐后出访孙慕韩、于右任、张镕西诸君；又孟和、郑女士毓秀、孔廉白诸君来会；晚熊司令天翼邀饮，同座有朱益智、邵力子及各家属。盖熊、朱、邵及我四人皆济案中之共患难者，而我与熊、朱三人骑马出南门之情况，至今回首，思之犹历历在目也。

1月4日，午后熊天翼君来谈上海特别市事，意甚恳挚，乃出前数日因此事致岳军弟函稿与阅，彼始了然于我之地位……晚间焕章来电（党家庄别后已八阅月而未通只字），请出主持导淮事，忽嘱担任沪事，忽又邀我赴宁，政府中人之不接洽不致密，真是出人意外。

1月5日，午后杨畅卿来谈，乃共商定复焕章电。

1月6日，晨起练拳剑后得介石来一歌电……傍晚遂复一电。

1月7日，早餐后文钦来谈三点：一，出处要慎；二，私交要顾；三，国事不能放手。颇可参考……访熊天翼于其私邸（紧邻），彼又哓哓劝出任上海市不已。

1月8日，晚间六时半宴客如下：颜骏人、孙慕韩、周季〔寄〕梅、张镕西、杨畅卿、张公权、林理源、陶孟和、朱炎之、金纯孺。餐后杂谈新约及财政等各端，至十一时散。 [23]

从黄郛一周日记中涉及的人物，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与其交往密切的几种政治势力。

一是张群、熊式辉、杨永泰。这三人被称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

二是国民党内派系色彩不浓的党国元老，如于右任、邵力子、朱培德（益之，黄郛日记中称“益智”）。再有一位就是与黄郛关系密切的冯玉祥（焕章）。

三是北洋旧人，包括政界和金融界两部分。政界有颜惠庆（骏人）、孙宝琦（慕韩）、张耀曾（镕西）；金融界的有张嘉璈（公权）。

四是教育界的陶孟和、周诒春（寄梅）等。

先谈第一组人同蒋介石的关系。黄郛、蒋介石、张群三人是结拜兄弟。1926年，蒋介石率部北伐前，特地招他的盟弟张群前来效力，任命张群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蒋介石又请他的盟兄黄郛协助北伐军底定东南。黄郛一到南昌，即通过中国银行“透支100万元供国民革命军军饷”。 [24] 另外，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可以说黄郛也是功不可没。但黄郛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任命黄郛为上海特别市市长。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黄郛也辞去市长一职。张群则陪同蒋介石赴日本，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时的翻译就是张群。 [25] 1928年蒋介石复出后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济南惨案发生后，黄郛负责处理善后，张群则赴日本协助。在处理济南惨案的过程中，黄郛代蒋受过，引起国人不满而辞职下野，蒋则任命张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熊式辉为上海特别市警备司令。1936年黄郛病逝后，所有政学系成员与蒋的关系大都由张群继承。在公认为政学系的诸多人物中，能够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并唯一与蒋善始善终的就是张群。

第二组人物，在国民党内虽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派系色彩不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同以孙中山为首的粤籍国民党人的历史渊源不够深厚。虽然他们并没有被视为政学系成员，但此后大都同政学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准政学系成员，如河南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因与杨永泰关系密切而被视为政学系；陈仪（浙江人，曾出任浙江、福建省政府主席、台湾行政长官）、吴铁城（中原大战时随张群赴东北说服张学良，此后接张群任上海市长）、黄绍竑（虽是桂系出身，中原大战后与李宗仁、白崇禧和平分手，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广西善后督办、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人。他们大都官至省主席，资历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与传统粤籍党国领袖没有渊源。因此，常被年青一代的黄埔、CC系或党内反蒋派视为准政学系成员。

第三组人物，主要是北洋旧人，基本上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其中颜惠庆、孙宝琦、张耀曾三人都曾官至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颜、孙两人出任过外交总长，张耀曾当过司法总长和北大教授。他们都是因为与黄郛的关系，开始接近南京政权。特别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蒋介石在解决对日交涉时，不得不依靠这批外交界的专才，陆续聘请颜惠庆、顾维钧等人为“对日特种委员会”委员。据颜回忆，委员会由宋子文负责，“我与宋氏尚属初次见面”。 [26] 第二年，颜、顾两人正式加入南京政府工作。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外交界的这批北洋旧人，却很少被视为政学系成员。

这一组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金融界的张嘉璈。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权之所以能击败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广东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支持。这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张嘉璈。以往学界对蒋介石与江浙资本家的研究已有很多，细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同民族资本的联系，主要集中在金融资本方面，很少有工商资本。特别是在南京中央政权对国家金融尚未控制之时，更加看重和依赖金融资本。

中国的金融资本，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当时最著名的银行莫过于“北四行”和“南五行”。“北四行”的中坚是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核心人物就是两行总经理吴鼎昌和周作民。“南五行”的核心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张嘉璈、钱永铭分任两行总经理。因此，时人称北四行主持人是“清一色的政学系正统的金融资本”，南五行为“政学系官僚资本的核心”。 [27] 他们在北洋时代即与黄郛有着密切的往来。蒋介石能同他们建立联系，黄郛功不可没。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上海不久，即依靠黄郛引荐，结识了这批金融资本家。3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道：“（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元培）、膺白诸同志来见，谈党务。（虞）洽卿、（陈）光甫、（钱）新之、（陈）蔼士兄来谈财政委员会之组织。” [28] 正是有了这一批人的大力支持，蒋介石才有本钱同武汉方面对抗。1928年1月，蒋介石得以复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 [29]

第四组教育界人士。他们与蒋介石和政学系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非常不足。黄郛在此同样起了非常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特别是黄郛日记中提到的陶孟和，对此后政学系的形成贡献最大，他向蒋介石推荐了两个著名人物：翁文灏和吴鼎昌。

提到陶孟和，不能不提钱昌照。他们两人和黄郛是连襟，关系自然密切。陶和钱两人前后毕业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黄郛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钱昌照经妻兄沈怡推荐，开始给黄郛当机要秘书。“当时黄郛打算让陶孟和当外交部次长，陶孟和是一个学者，不愿搞政府实际工作，推荐蒋廷黻。”蒋也不愿担任，黄郛后来找杨永泰等人才组成班底。1928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外交部长，经张群介绍，钱昌照任国府主席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经济、教育和外交的文件”，“蒋每天下午见客，我（钱昌照——引者注）都陪同”。1930年春，钱曾代表蒋介石到北平处理清华大学因反对CC系吴南轩任校长而引发的学潮。后经陶孟和推荐，钱昌照报告蒋介石提名翁文灏代理清华校长，从此结识翁文灏。1930年，蒋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长，先后任命陈布雷和钱昌照两人为教育部次长。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时，钱昌照为蒋介石“联系了许多知识分子”。此外，陶孟和还特别推荐吴鼎昌，称其“能说善道，甚有用”。钱即请吴“同蒋见面，讲经济问题。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显示了他的才干。”“从那时起，蒋很看重吴。吴在北方办银行，有蒋作后台，对他很有利。吴背后还有《大公报》，蒋当然很感兴趣。吴还介绍何廉同蒋在庐山见面。” [30] 与此同时，钱昌照还介绍翁文灏给蒋介石授课，蒋介石在日记中讲道：“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 [31]

钱昌照还向蒋介石推荐了王世杰。王世杰同钱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同学。钱任教育部次长时，王世杰是武汉大学校长。他每次来南京都找钱昌照帮忙解决学校困难。据钱昌照回忆，“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时，提出一个阁员名单，讨论时只有蒋、汪和我三人。名单大体可行，只有所提教育部长褚民谊，蒋不赞成，因为褚当时名声不好，不宜当教育部长。蒋考虑改换一个人。我说如果换一个同汪合不来的人，是不行的，我想到王世杰同汪还不坏，因此就建议由王世杰做教育部长。” [32]

在第四组名单中，还有周诒春。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美国耶鲁大学硕士。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周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3年任清华学堂校长，为清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还代理过燕京大学校长。20世纪20年代初，周先后任中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全国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当选过北洋时代的国会议员。在此期间与吴鼎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长期追随吴鼎昌。吴鼎昌经陶孟和介绍参加国府，任实业部长，周任常务副部长；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周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直到抗战胜利。周诒春和陶孟和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重要职务，即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董事，周还一度担任基金会总干事。该基金会主要负责美国退还庚款的分配，在教育界影响重大。1932年以后，教育界众多精英加入政府工作，多是通过周、陶两人介绍给钱昌照，再引荐给蒋介石这样一条直接有效的途径。

经陶孟和、钱昌照的引荐，1932年翁文灏和吴鼎昌同时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任秘书长。能将翁延揽纳入政府工作，蒋介石相当得意，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 [33] 1935年底，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即任命翁文灏为秘书长，吴鼎昌为实业部长。此后陆续加入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和南开大学教授何廉。

蒋廷黻是《独立评论》的创办者和三编委之一（其他两人是丁文江和胡适），《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撰写了大量时政文章，同时还为《大公报》撰稿。据蒋廷黻回忆：“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实上是共守相同的原则。我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1933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的亲信干部钱昌照……因为他们两人都未说明是谁安排我和蒋见面的，所以我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安排的。”和蒋廷黻一同上牯岭的还有何廉，参加会谈时除了蒋介石的秘书外，“只有吴鼎昌一人在座”。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后，蒋介石即任命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 [34] 次年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即由何廉接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 [35]

何廉与蒋廷黻是留美同学，又曾是南开大学的同事。1929年蒋廷黻去清华任教。第二年何廉在南开创办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设有独立的董事会，董事长是颜惠庆，董事中有许多国内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张嘉璈等人。据何廉回忆：“对于研究所支持贡献最大的组织，有华北的‘四大’商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在这些银行的经理之中有很多是我本人的朋友。” [36] 而吴鼎昌和周作民就是前两家银行的总经理。

上述四类人中，前两类已是蒋介石的幕僚；后两类涉及的外交、金融、教育界等众多人物，都是蒋介石政权所急需的专业人才。1932年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时，就曾在日记中写道：“失败为外交与教育之大意，而对于该两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罗，而对于国内之策划，与国外之交际，亦无专人贡献，此为招怨之大者也。此后对于外交、教育与财政人才，应十分收揽，对于策划之士亦应注重。” [37] 与黄郛交往密切的这批人，正是蒋政权建设最需要的人才。

教育界的这批精英之所以参加政府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知识界一度围绕“民主与独裁”展开争论。参与这场争论者，大都有英美留学背景，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大学教授们 [38] ，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刚好就是《独立评论》的创办人，蒋廷黻、丁文江是“独裁”派的代表，胡适、陶孟和是“民主”派的代表。

为什么这样一群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会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还选择支持独裁与专制？看似不可理喻，事实上并不是他们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发生了改变，而是他们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面前，寻求了不同的“救国”之道。正如胡适在1935年元旦发表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中所言：“这个问题的发生，当然是因为这三年的国难时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觉到国家统一政权的迫切，所以有些人就自然想寻出一条统一的捷径。”挑起这场争论的是蒋廷黻在《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的《革命与专制》一文，“他的主旨是反对革命的，所以他很沉痛地指出，革命的动机无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连累国家失地丧权”。因此他主张“必须先用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 [39] 蒋廷黻等人倡导的“专制建国”主张，同蒋介石此时推行的“攘外安内”政策，刚好不谋而合，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于是这一派纷纷参加政府工作。知识界的两派精英虽然观点不同，但并没有从此分道扬镳，他们的分歧只是选择方式的不同，终极目的是一致的。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等主张民主的一派，也纷纷加入政府工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贡献一己之力。

事实上，这批教育、外交、金融界的精英，无论在朝在野，彼此间的联系都是相当密切的。在此仅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该学会以倡导国民外交，抵抗日本侵略为宗旨，其十余年来仅有的数十名会员中几乎囊括了上述精英，胡适、丁文江、周诒春、徐新六、吴鼎昌、何廉、陈光甫、蒋梦麟、陶孟和、王云五、张嘉璈、周作民、颜惠庆、黄郛、钱永铭、董显光、钱端升、周鲠生等人都是该会会员或执行委员。 [40]

四 政学系是如何控制政权的

从政学系的发展脉络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学系的形成期，大致从1932年初“蒋汪合流”到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核心人物是黄郛，而在外间影响最大的则是杨永泰。

黄郛虽然终身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他是辛亥元勋，又同陈其美、蒋介石是拜盟兄弟，所以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特别是CC系的二陈不敢把黄视为打击的主要目标，而是聚焦到杨永泰身上，甚至在党内一度传播“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借此表达对这批人的不满。尽管黄郛等人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即参加政府工作，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他们大都远离南京中央，出任封疆大吏。此外，黄郛、熊式辉、张群等人都有留日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时期，被党内反对派和其他政治势力视为亲日派，加以打击。

此时，政学系诸人对政权的控制，主要局限在地方政府，特别是杨永泰，为实现“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首先在“剿共”区域改革原有行政结构，在省与县之间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并在其他各省也相继推行。为增强南昌行营辖区的行政效率，杨规定“分区设署”（指在县长以下增设区长）、“合署办公”（指省政府），并裁减各级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这些行政专员人选的任命和裁减，多是由杨永泰签请，以蒋介石名义交到各省执行。一度南京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十个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1934年2、3月间还召集过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为杨永泰——引者注）俨然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 [41] 此外，委员长侍从室这一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方式，也由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并付诸实施。正是因为他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深得蒋的赞许和信任。

在众多口述回忆史料中，熊式辉的亲信王又庸，被普遍认为是这一时期政学系的中层骨干。王曾先后追随熊式辉出任过江西省民政厅长、战后东北行营民政部长。王又庸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学系时曾写道：

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它的活动全部体现在三个主要人物——杨永泰、熊式辉、张群以及他们的几个手下人的勾结或“单干”的活动之中……曾有人粗作估计，说这批人数有40人左右，可能是大致不差的。有人说，杨永泰死后，新政学系分子逐渐减少了，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它的上层分子则逐渐增加，也是事实。 [42]

因此，笔者认为，“政学系”完全因杨永泰个人而得名，大致从1933年杨永泰出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开始被传播。而这一时期杨永泰、熊式辉等人所任命的一批官吏，官职最大者也不过是省民政厅长一类的职务，他们此后虽然仍同政学系其他成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但很少再有升迁的机会，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具体运作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且与此后的政学系成员交集不多。

政学系的第二阶段，自1935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到1949年国民党退败台湾。此后，其成员大都脱离政府，四散海外。

国民党五全大会，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没有汪精卫、胡汉民参与的情况下主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全会以决定政治、党部各负责人选，异常令人注意。”大会结束后，蒋介石接掌行政院长，全面改组政府，吸收了一大批同黄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界、学界精英。“汪、胡各派除汪先生略有保留外（闻顾亦不就），果夫、立夫竟未能丝毫与闻。”参加此次全会并对CC系抱有同情之心的王子壮在日记中一度将新政府视为与政学系关系密切的“混合的亲日政府”，并认为新政府的“杨（永泰）等适能代为计划亲日以免目前之危者，因乃见重于蒋”。 [43] 他的这一判断在当时国民党内相当普遍。或许是为了平衡与CC系的关系，蒋介石并没有让杨永泰加入中央政府。五全大会后，蒋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上任不到一年即遇刺身亡，不久黄郛因病去世。此后十余年间，被视为政学系上层骨干的主要成员变化不大。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治国能力和专业知识，与国民党缺乏渊源但受到蒋介石重用。因此，党内各派势力对其一概以“政学系”视之，并加以反对。正是上述诸多因素导致他们彼此间更为相互依靠，关系密切，很快在南京政权内部形成了一股新兴力量。而接替黄郛，代蒋介石负责联系这批人物的正是他俩的盟弟张群。从此，张群成了政学系无人替代的核心。

那么，此时的政学系又是如何控制中央政府的呢？

据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回忆：“那年，正式院会改在周二上午举行，非正式会议（欲称小型院会），于周五下午在委员长官邸举行。小型院会中只有孔祥熙、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何应钦、翁文灏和我出席。秘书及书记人员均不得列席。”“在院会中，因为每个与会的人均有机会发言，而时间有限，发言人绝不可浪费时间，言词要清楚，简单扼要，而且要争取他人的好感。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为最后的决定不是表决的，而是由院长个人决行的。依照法律和传统，中国行政院的部会首长颇似美国的国务卿，而不像英国的阁员。” [44]

从上述人员中不难看出，行政院的核心会议——小型会议除何应钦、孔祥熙外，几乎成了政学系的聚会。而何、孔两人在国民党内没有一个以他们为首的相对严密的组织系统，相对不易同政学系形成对抗。尽管这批部会首长没有表决权，但“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此，政学系是最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人，甚至可以操纵政权以及人事任免。此外，为了“争取他人的好感”，政学系成员在涉及政府重大问题前，事先都充分交换意见。在此仅摘录几段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的日记：1936年2月22日，“与吴达诠（即吴鼎昌）、蒋廷黻谈六年计画工作方法”；1936年5月23日，“访吴达诠、周寄梅……谈预算事，报告于蒋”；1937年1月12日，“与何淬廉（何廉）会宴张公权、吴达诠、钱乙藜（钱昌照）、熊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 [45] 可见在讨论重大问题之前，政学系成员之间大都先进行了详细的内部沟通，再呈报蒋介石，寻求支持。

1936年8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接任政务处长的是蒋廷黻的朋友何廉。何廉上任不久，在“一次行政院的非正式会议上”，蒋介石交给何廉的第一项任务是要他研究：“一，现有政府中负责经济建设的机构；二，当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工作；三，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经过深入调查，何廉发现尽管行政院下设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等，但同时还有张静江负责的全国建设委员会、宋子文控制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资源委员会（秘书长是翁文灏）。上述三“部”、三“会”分别负责国家建设，彼此之间毫无协调，“例如，公路建设是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交通部虽说理论上负责，实则什么也管不着。公用事业理应属于实业部处理，但始终集中在全国建设委员会手上。”为此，何廉建议将三会取消，将其职能并入新的机构。据何廉回忆：“我把此事和内阁中我最合得来的三位部长吴鼎昌、张嘉璈和张群说了说。张群显得合作而开明，他和委员长过从甚密，是四位所谓把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看来张是明确地支持我的设想的。三人都对我的建议表示很大的关心。”“我和内阁的许多成员进行过讨论，只有财政部是例外。他们始终不合作。”不久因西安事变爆发，何廉的计划暂时停滞。 [46] 不过，从此事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不难看出政学系对政权的影响力度和控制能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度回奉化老家休养。1937年1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南京准备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赴奉化与蒋介石会面，向蒋表示“甚欲主持经济”。 [47] 这自然引起政学系诸人的紧张。因为在“党国体制”下，政府的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国民党中央全会的通过才可付诸实行。而在南京中央的政学系诸人除张群外均非党员，无权出席会议。何廉对此曾回忆道：“那时委员长还在奉化。翁文灏和我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长如张嘉璈、吴鼎昌等这些政府里的‘装饰品’们，并不清楚幕后究竟是怎么回事。” [48]

于是，政学系诸公加紧活动。1月12日晚，翁文灏“与何淬廉会宴张公权、吴达诠、钱乙藜、熊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两天后，翁文灏亲赴奉化见蒋，建议“扩大经济建设，并有一定组织”。 [49] 18日，经过翁、何等人的游说，熊式辉也赴溪口同蒋介石“谈经济建设及汪精卫先生意见”。蒋介石听后即命熊式辉“立即起草”相关文件，熊式辉回答道：“俟回京后与关系诸人商办。”第二天蒋再指示熊“经济建设方案原则，又谈及社会及经济人才问题”。熊式辉一到上海，“即约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杜重远（记者）、张嘉璈、王又庸（时任四川省民政厅长）、张君劢（国社党主席）等八人”，“谈经济建设问题”。 [50] 24日，翁文灏再与何廉“宴请熊天翼、吴达诠、张公权、卢作孚等，讨论经济事业之组织。吴拟于军委会内设经济署，连系其他各部会”。 [51] 27日，蒋介石亲笔致函翁文灏，“嘱速拟办法，三中全会后颁发”。 [52] 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精卫热心经济，其实非其所长，人事甚难安置。” [53] 2月12日，熊式辉“赴京出席三中全会，拟携经济建设方案就便与关系方面再加审定后呈送蒋公。” [54] 22日，全会通过《中国经济建设方案》。这年年底，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将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并最终按照何廉当初的设计，将建设委员会全部、经济委员会的一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第三、四两部，工矿、农产两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及财政部之粮食运销局等并入经济部。任命翁文灏为部长、何廉为常务次长。 [55] 原实业部长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经济中心由沿海移到西南。此后，政学系为控制经济命脉，特成立“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据翁文灏日记载：其“董事会会议，到者张岳军、张公权、川康滇黔四省主席代表。追认张公权、何淬廉为所长，岳军、公权及余为基金保管委员。”此后，“西南经建研究所开会，张岳军言，分别计划川康经济事已奉蒋批准。” [56]

尽管政学系并没有明确的组织，但彼此之间互为奥援，事前相互商量，事后相互提携，使他们能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相抗衡，并控制政权。再有一例，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任命尚在苏联的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负责接收东北。20日熊式辉回国当天，即“分别访吴鼎昌、张群、吴铁城、张治中等接谈受命东北事”。21日“何廉交来东北人士调查名单及行政长官公署编制”。22日“与张群、沈鸿烈、何廉谈组织行营、东北省份重划、经济主管人选等问题。由张群代发电致犹在美国之张嘉璈速驾。”24日“约会吴鼎昌、张群、沈鸿烈等商谈主席交下各方荐举东北各省人选名册”。26日“王世杰来谈东北各项有关接收问题”。 [57] 由此可见，自熊式辉接任东北行营主任后，他第一时间约见的人几乎都是政学系的成员，通过政学系成员间的相互推荐，以求控制人事任免等大政方针。

五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

蒋介石打下天下后，政权建设中人才严重匮乏，以CC系为首的众多党务人员感慨：“既然很难找到那么多适当的人员来分担组织党部与组织政府，则何以不让省市党部委员同时兼任省市政府官吏，而要向外去求才呢？” [58] 这种认识，在国民党内很有市场。国民党对外标榜“以党治国”，党内各派系自然不愿权力旁落。

1935年，王子壮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杨永泰等人的观察和对政学系同蒋介石关系的思考，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国民党内部分人士对所谓政学系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兹就所闻概记于下，杨本为政学系健将，活动于北方政界既有年，对于政治方面确有若干之应付方法而为党人所不及者。故自日祸、共祸相迫而至，蒋处于应付维艰之境。杨得贡其所见以博蒋之欢，尤于整理豫鄂皖等省之政治、财政，颇有计画，蒋乃倚为左右手。杨于是得随其发展之计谋，如江西之熊式辉、湖北之张群、应付日本之黄郛俱予沆瀣一气。因其历史上与国民党之不相容，乃定“拥蒋毁党”之政策，故对于剿匪各省之党务，莫不尽其拆台之能事（今日之党团虽属无用，且多纠纷，但现在本党为“以党治国”，当谋所以改善之法，而不宜摧残之也）。

然为蒋所信任，在中央负党务责任之陈果夫、陈立夫对此亦曾为各种之设计，迄今为止并无若何成功。兹举一二：如去年立夫先生介绍若干重要省市党部负责之委员为蒋之秘书，以备蒋之咨询。但为时不久为杨永泰建议改为设计委员，均不得志，纷纷告归。后又使陈布雷追随蒋之左右，原拟以之充秘书长，以陈与蒋有旧，向为蒋服文字之劳者也。但以陈之为人，器识不大。蒋之与杨信赖尤深，计不得逞。陈仍不过为蒋之机要秘书而已。以故政学系将“力事扩充以谋篡窃本党”之论时得而闻。

于此有一问题，即蒋与杨之信任关系为何种性质？一说以杨为政客，计画甚周，现为培植羽毛时期，一方面在此时期竭力交结重要军人（如顾祝同等业已声气相通）及黄埔学生，迨至羽毛丰满，即行揭开真面，以毁党而成为彼之天下；其次，则以为蒋之用人，向能用其所长而绝不能为人所买，以其独断之性，固一英雄主义之人物也。彼最初对于共党密切合作，然至必要时，断然予以清除，即其明证。蒋之对杨以目前环境需要，彼来协助，故毅然信任之。然果如见其有不逞之图，自然可立即排除。此种见解，老先生如丁（惟汾）、叶（楚伧），盖仍作如是之观察也。余以二者所见均有可能。

不过，政学系与共党相较，有不同者。以共党声势虽大，彼等始终破坏本党及蒋个人，盖属显然。而政学系则附蒋以发展，彼之作用乃在由彼等拥蒋以活动政治，根本端在排挤本党。然以蒋与党有如此深远之关系，且彼个人有相当之宗法社会思想，谓其将随杨的主张去党，亦似无可能。不过杨如得计，可任意排除党中人物，以随其操纵把持之计，似属可能也。 [59]

王子壮的上述分析，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党权”立场上，且完全针对杨永泰个人。事实上1936年杨永泰遇刺身亡后，政学系并未消亡，所控制的“政权”实力反而越来越大。可见杨永泰只是政学系成员之一，且因其早年参加北洋“政学会”而为党内反对派找到一个借口，从而成就了“政学系”之名。政学系之所以遭到党内各派系的反对，其核心还是因为这些派系都认为他们对“党国”并无多大贡献，却来分享政权，且势力不断坐大，这在掌握“党权”和“军权”的CC系和黄埔系看来，无疑是分割了他们的权力。

对此等议论，陈立夫深以为然：“在训政时期，党具有议会的功能，中央党部与国民大会相当，地方党部与地方议会相当。如果是这样，党肯花钱付给党员，使他们收入与政府同级人员相等，这样我们党里会有好的人员来管理政府；否则，党不给予党务工作人员必要的薪津，而要求党务工作人员在自顾自给的原则下工作，这是不切实际的……其结果，有能力的人员将转入政府服务，那么，另一种制度将会产生：党将与政府相抗，而不是督导政府。”甚至早在1931年宁粤对峙之初，陈立夫即以为：“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 [60]

然而，约法尚未起草完毕，黄郛等人即从胡汉民被扣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1931年3月25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 [61] 黄郛对《约法》的评论，颇耐人寻味。这也间接印证了王子壮指责政学系“拥蒋毁党”一说，并非完全捕风捉影。自黄郛、杨永泰去世后，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则不再具备所谓“拥蒋毁党”的能力和资历了。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尽管蒋介石暂时排除了汪精卫、胡汉民在中央政府的势力，建立了一个以政学系为主的内阁，但党内反对派为了打击政学系，马上转向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再次发起“迎胡回国运动”。虽然他们同胡汉民的主张并非一致，但胡汉民强调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主张，正是他们对付政学系最有力的武器。据王子壮观察：“行政院既如此告成，党内诸派均为不满，二位陈先生（指CC）之消极为一明证，其他诸元老多同此感想，迎胡声浪之所以响彻云霄，足以见各方面之不满现状者，欲持胡以改造现局之趋势……二位陈先生之不满现状者，以胡之来，亦可坚强一己之自信，故最近之将来，胡先生既必然来京，对于彼之主张意见，及能否有冲破现局之能力，实有予以最大注意之必要。” [62] 可惜的是，胡汉民回国不久即因病去世。这反而加强了蒋介石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有效抑制了反对者企图借胡抗杨的声音。

不过，长期以来，政学系成员不仅从能力上看不起这批年轻党务工作者，对国民党组织的作用也不以为然。一次，熊式辉与蒋介石讨论“党政关系调整”时，曾“陈述近日感想所及者四事：一、党的性质不明，因此党的运用不当；二、党员身分不明，因此党部成衙门，党员成官吏；三、水流湿、火就燥。党的工作，应该帮政府，为湿为燥；四、党的组织不适于其工作。”他的这番言论，深得蒋的“嘉许”，并“令速以书面条陈”。 [63]

抗战爆发后，黄埔势力迅速崛起，他们不断希望染指政权建设，加大对政学系的挑战。1938年初，蒋介石为集中财力、物力抵抗日本侵略，拟成立资源委员会，重点发展重工业。在讨论该会组织条例时，黄埔系也想在新机构中分掌权力。在人事任免上，“何应钦对资委会表示不满，讲应聘军人为委员”。但蒋介石没有接受何的意见，而是任命翁文灏为委员长，将资源委员会完全交由翁办理。翁随后“派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怡为主任秘书兼工业处长”。 [64] 沈怡是黄郛的妻弟。资源委员会不仅抵制来自军方何应钦的要求，对CC系控制的党务系统也同样是不买账。据钱昌照回忆：

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有一句话，叫做“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意思是说，党部的权抓在陈家手里。我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资源委员会时期，在成立机关党部这个问题上也一直在和陈矛盾着。在1944年以前，党部方面前后有过三次要我们在资源委员会机关内成立党部，我都拒绝……到了1944年，国民党开始筹办六中全会大会（应为六全大会——引者注）选举，所有重要机关都要设立国民党党部，资委会乃被迫在会内成立第78区党部。我本人未参加此党部工作，只是嘱咐吴兆洪、戴世英等：好好安排，好好应付，不让资委会受到CC影响……后来我见蒋，说明我们多年来未成立党部，怕二陈插进来，把事业弄乱等等情况。他唯唯。 [65]

蒋介石之所以对政学系如此信任，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学系没有像CC系、黄埔系那样建立一套明确的组织架构。虽然政学系成员间彼此相互照顾，但基本没有建立基层组织，且绝对忠于蒋介石个人。

在政学系的众多成员中，并非都不想建立一个牢固的组织。1935年底蒋介石改组行政院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就想结合内阁中的政学系成员组成一核心机构。据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熊天翼来谈组织其‘智囊团’事”。 [66] 尽管熊式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政学系的诸多成员均非国民党党员，在党国体制下，他深感很难充分掌控政局，所以想成立“智囊团”。某次他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后，觉得党国的重大方针“一切皆由中央党部组织领导，余个人无何单独建议，故少发言，鸣亦形成孤掌。平日服务于地方，对中央事固不甚清楚，而一般会议若无组织的运用，个人除尽其一分子之凑数外，不易发挥任何作用，尤以现在党的作风为然。”但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对熊式辉的建议多不以为然。会后不久，熊式辉赴抵贵阳会晤省主席吴鼎昌，吴即提醒熊：“对中央议论太直率。此与中央及地方俱无益处，多言宜戒。”并明确告诉熊：“地方不宜造成小领袖，贵州尤应为此。”熊式辉反省后意识到吴鼎昌所言“诚有至理”。 [67]

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大都同吴鼎昌态度一致，翁文灏就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全为国家工作，以蒋为唯一领袖，绝未加入任何系派（如CC、HH、TV、CH）。” [68] 而政学系的核心人物张群更是“熟知蒋对自己属下最忌有二：（1）援有私人，自成系统，或造成小集团，利用政治机会，与蒋对抗；或朋分利润，令蒋受到损失。（2）贪污。”当时，“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知唯唯诺诺，蒋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 [69] 张群对蒋介石的态度，更令熊式辉组织“智囊团”的想法落空。

与蒋介石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何廉曾这样评价蒋介石：

委员长是个可以共事的好人。他十分耿直，也非常坦率……他给我的印象是：迫切要新鲜的主意，尽管是否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是另一回事……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许多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70]

政学系的这批人，刚好契合了蒋介石的上述要求。相较于CC系和黄埔系，政学系没有明确的层级架构和组织依托，体系松散，外延广阔；同时，他们又大多拥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具备较高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人脉关系；他们彼此因政见相似而同声相求，因地位相近而相互照应。

政学系的职能及蒋介石与政学系之间的关系，大致可总结如下几点：

第一，政学系主要帮助蒋介石有效运行中央政府各部会职能（除个别出任封疆大吏），特别在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领域，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其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其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由于没有基层组织，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自其20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以来，成员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政学系很少有“小”官僚，他们通过影响蒋介石，来影响政局的发展和人事安排。

第二，承担党国体制的政治设计，为重大人事任免向蒋介石提供意见。如在江西“剿共”时期，杨永泰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熊式辉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来自教育界；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吴鼎昌在抗战后期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此外，熊式辉也担任过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张群更是出任过中政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多项重要的幕僚职务。

第三，协助蒋介石同国民党党外政治团体和中共沟通。政学系的这批成员无论是教育、金融界人士还是北洋旧官僚，本质上大都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不以为然，而是相对乐见国民党能开放政权，从而导致他们同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矛盾重重。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战后，当蒋介石需要同国民参政会或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

关于政学系，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党内有“众说”。我们对政学系的诸多观察，都来源于其政治对手的言说，所以政学系的组织轮廓往往需要先勾勒其他派系后，方能得出。很多人未得政学系好处，反不小心触了其他派系的霉头，抢了其他人的风头，就被戴上这顶帽子。如果说前期的杨永泰还有伐异之举，稍符派系之说，后期则无人能担此任。换言之，往往是无派无系之行政官僚，位居高位且由学而仕，符合政学系的人员描述，故人多以政学系视之，而这些人也多因同声相求，愿与其他被认作政学系之人相往来、共取暖，两种过程，交错为用，共成政学系之名。

而政学系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蒋介石的尴尬、国民党的尴尬。行政权力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是一个不断受觊觎、被践踏、遭蚕食的领域。党、军似乎都很有理由主政，前者有理论基础（以党治国），后者以枪杆子为依托。但以党统政，党同伐异；以军领政，藩镇隐现。蒋介石不得不为平衡两方，而靠一帮和其面而心不一定和的行政官僚，撑起这一残缺的领域。政学系虽曰有黄郛为灵魂人物，但黄郛更似“共主”。如果说政学系，尤其是后期的政学系有所谓的领袖，只有蒋介石可堪此名，张群不过是为其穿针引线的“使女”。

政学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学者型官僚。从“政学系”三个字来分析，恰好是“由政助学，引学辅政”，能够给予蒋介石本人和其部下力所不及的帮助。而学者治政的一大特点，就是尚清流不尚党谋。所以政学系吸引蒋的，是其工具层面的行政才干，而非价值层面的高山流水，双方其实缺乏共事的强固基础，相互利用，而非相互认同。

1949年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政学系成员真正随蒋撤至台湾的并不多。他们在政治上既反对国民党独裁，也不认同共产党专政，且台湾舞台太小，蒋介石也不再需要这批中央大员，因此他们大多移居海外。只有张群、王世杰一直追随蒋介石，并得到一定重用。

从此，政学系之名不再延续。

[1] 《中国不要成为一国的工具，应同一切盟国保持友好关系》（1946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35页。

[2] 汪朝辉编校《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第657页。以下简称《熊式辉回忆录》。

[3] 蒋介石日记，1918年7月4日。

[4]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32页。

[5] 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5日。

[6]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35页。

[7] 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210页。另据刘叔模回忆，杨永泰“到香港的任务，是收买余汉谋的”。见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8页。

[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1页。

[9]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第226页。

[10]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6页。

[11] 《康泽自述》，第137页。

[12]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2页。

[13] 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2008年第1期，第63页。

[14] 《熊式辉回忆录》，第656—657页。

[15] 《邓林萧古之卅电》，《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16]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台北：“国史馆”，2006，第407—408页。

[1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2日。

[18] 有关此问题可参考拙文《蒋介石的1932年》，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9]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台北：“国史馆”，2011，第479、481页。

[20]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9日、3月5日。

[21] 《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月14日，第15—16页。

[22]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第482、484页。

[23] 《黄郛日记》第1册，1929年1月2—8日。

[24]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67页。

[25]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第37页。

[26] 《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第165页。

[27] 转引自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第242页。

[28]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26日。

[29] 据蒋介石日记载：“与新之、子文、霓、樵峰谈财政”；“与银行界谈财政至六时，困难殊甚，而子文等以为有如此情状，尚称客气也”。（1927年12月25、26日）。

[30]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22、25、29、146—147页。

[31] 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19日。

[32] 《钱昌照回忆录》，第143页。

[33] 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25日。

[34]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第151、153页。

[35]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85页。

[36] 《何廉回忆录》，第48页。

[37] 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0日。

[38]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第25页。

[39] 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第15页。胡适此文的论战对象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等人不久都参加了政府的工作。

[40] 张静：《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09—210页。

[41]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87页。

[42]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88、89页。

[43] 《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12月2、12日，第524、535—537页。

[44] 《蒋廷黻回忆录》，第191、198页。

[45] 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第20、47、108页。

[46] 《何廉回忆录》，第99、104、105、111页。

[47]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541页。

[48] 《何廉回忆录》，第123页。

[49] 《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12、14日，第108页。

[50] 《熊式辉回忆录》，第199页。

[51] 《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24日，第111页。

[52]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129页。

[53] 蒋介石日记，1937年1月31日；《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541页。

[54] 《熊式辉回忆录》，第199页。

[55] 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第230页。

[56] 《翁文灏日记》，1939年3月6日、9月8日，第315、368页。

[57] 《熊式辉回忆录》，第488—489页。

[5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51页。

[59] 《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4月12日，第291—293页。

[60]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52、168页。

[61]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5日。

[62] 《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月14日，第15—16页。

[63] 《熊式辉回忆录》，第221—222页。

[64] 《翁文灏日记》，1938年2月15日、3月2日，第161、218页。

[65] 《钱昌照回忆录》，第125—126页。

[66] 《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18日，第45页。

[67] 《熊式辉回忆录》，第241、246页。

[68] 《翁文灏日记》，1942年4月10日，第761页。

[69] 冯若飞：《张群其人》，《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1371页。

[70] 《何廉回忆录》，第117页。

征引文献

一 档案

（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陈友仁个人档案

冯玉祥个人档案

孙科个人档案

《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5次常务会议记录》，油印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6—137次）常务会议记录》，油印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

程天放主编《国民会议实录》，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印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

（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档案馆藏档案

《黄郛日记》，原稿影印件

《谭延闿日记》，原件电子扫描件

（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档案

《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毛笔原件

《第三届中央常会速记录》（第111—140次），铅笔原件

《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等》，毛笔原件

《胡汉民与各方往来信件微卷》，见“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

《胡委员汉民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案》，油印件

《廿年十二月卅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毛笔原件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毛笔原件

《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毛笔原件

《孙科等致邓泽如萧佛成电》，毛笔原件

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态度之说明》（1932年5月3日），钢笔原件

吴稚晖档案

张群：《应否采纳蒋同志江电之提议及采纳后应有之进行办法案》，油印件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铅笔原件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速记录》（第1—15次），毛笔原件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速记录》，毛笔原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会议速记录》（第271—310次），毛笔原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速记录》（第21、23、25、26次），毛笔原件

（五）台北“国史馆”藏档案

（1）蒋中正档案

《筹笔》第55—63册，毛笔原件

《革命文献·统一时期》“蒋主席下野与再起”卷，手稿影印件

《革命文献·统一时期》“两广政潮”卷，手稿影印件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6—21，《省克记》卷4、5，毛笔原件

《事略稿本》1930—1932年卷，毛笔原件

《特交档案·粤桂政潮》政治类第35卷，钢笔抄件

《特交文电·日本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2卷，电报抄件；“参、淞沪事变”第1卷，电报抄件

（2）阎锡山档案

《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微缩胶卷

《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蒋方民国十九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宁粤合作案》，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

《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阎锡山日记》

《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案

《蒋介石日记》，毛笔原件之影印件

二 文献资料汇编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沈云龙主编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公司，无出版时间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印，1931

《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

《国民政府公报》，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印行，1928—1931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13册，台北：“国史馆”，2003—2004

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编者印行，19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16、22、2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1955—197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

《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

《粤变资料汇编》，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市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编印，193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1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994

三 回忆录、口述历史

卞稚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和召开国民会议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蔡呈祥：《“雷马事迹”亲历记》，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2005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陈公博：《寒风集》甲篇，地方行政社，1945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中华书局，1962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

陈卓凡：《我所知道的邓演达》，《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1978

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方鼎英：《略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

冯若飞：《张群其人》，《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

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

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

胡木兰：《有关先父生平的几点补充》，《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

黄维：《邓演达烈士被害的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黄旭初：《记民十八年的武汉事变》，《春秋》第183期，1965年2月16日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7期，1973年7月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台北：跃升文化公司，1988

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65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

李汉冲：《张发奎策动粤桂联盟反蒋反共始末》，《广东文史资料》第6辑，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63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无出版时间

李世军：《冯玉祥与“雷马事迹”》，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李毓澍、陈存恭：《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第2版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

罗冀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陈济棠在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

庞镜塘：《“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华书局，1961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沈云龙、林泉、林忠胜：《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汪瑞炯、李鄂、赵令扬编注，陈公博著《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

《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

《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

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

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公司，1995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于达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再版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

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

邹鲁：《回顾录》，台北：三民书局，1976

四 报纸、期刊

《大公报》1930年7月—1932年1月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927年1月

《国闻周报》1928年9月—1932年2月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4月

《华字日报》（香港）1931年2—5月

《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5月—1932年1月

《申报》1927年11月—1932年1月

《时事新报》1931年11—12月

《新闻报》1930年7月

《中央日报》1928年9月、1930年7月—1932年1月

《春秋》（香港）第183期1965年2月

《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

《东方杂志》1928年12月—1935年1月

《历史档案》1982—1984年

《民国档案》1996—1999年

《民友》1931年4—7月

《三民主义月刊》1933年6月—1936年6月

《生活周刊》第6卷，1931年

《新月》1929年4—6月

《中央半月刊》1927年9月

《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9月—1932年3月

《中央导报》1931年7月—1931年11月

《中央周报》1929年9月

《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1976年6月

五 文集、日记

《陈诚先生书信·家书》，台北：“国史馆”，2006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

程沧波：《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冯玉祥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

“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编《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局，1976

《胡汉民先生手书自传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胡汉民先生遗稿》，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

《胡汉民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先导社编印，1934

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5辑，民智书局，1932

《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手稿影印本

《蒋介石日记类抄》，《民国档案》1998—1999年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年再版

《蒋中正总统五记》，台北：“国史馆”，2011

《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孙中山全集》第1、3、9、11卷，中华书局，1981—1986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

《汪精卫集》，光明书局，1930

汪兆铭：《双照楼诗词稿》，民信公司，1930；香港：国粹学社，无出版日期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王养冲主编《论所谓法西斯蒂——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中兴学会编印，1935

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中兴学会，1935

《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

中共安顺地委、中共安顺市委、贵州人民出版社编《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

六 论著

艾恺：《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中正先生》，《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印，1986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陈红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6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4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教育部主编、胡春惠等著《中华民国建国史》，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

金以林：《胡汉民与“非常会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集“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997

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0年代陆续出版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4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

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

刘维开：《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观”》，《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2002年5月

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局影印，196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

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四全代会的合作》，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集“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

孙哲生学术出版基金编《孙哲生先生年谱》，台北：正中书局，1990

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2008年第1期

田宏懋：《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2003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7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

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台北：“国史馆”，1999。

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台北：编者印行，1997

杨天石：《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日记类抄〉》，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

杨天石：《论蒋胡约法之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张静：《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张朋园、沈怀玉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

张玉法：《地方史料与民国史研究——山东文史资料的个案分析》，《中国现代史专题报告》第13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9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

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集“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

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七 日文资料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

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1985

八 西文资料

陈友仁个人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部分内容为英文手稿或打印稿

孙科个人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部分内容为英文手稿或打印稿

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Arif Dirlik，“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 Modern China ，1.1：46-74，Jan.1975

Arthur N.Young，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1）

Ch’en Jerome，“Defining Chinese Warlords and Fa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31，1968

Ch’en Jerome，“The Left Wing Kuomingtang——A Defini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5

Ch’i His-sheng，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1-1945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

Ch’i His-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1912-1949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Chan F.Gilbert 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

Chang Chin-sen，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Bookm an Associates，1952）

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 （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George 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Howard L.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John K.Fairban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13：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Joseph R.Levenson，“The Province，the Nation，and the World：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 in Albert Feuerwerker etc.ed.，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

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Robert E.Bedeski，“The Tutelary Star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Kuomingtang Ideology，1928-1931，” China Quarterly ，Vol.46，April-June，1971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td.1930）

Tien Hung-mao，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后记

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小人书”是《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单八将的座次背得滚瓜烂熟。以后识字多了，开始对家父的藏书东翻西看，渐渐迷上了民国军事史，从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起，一路寻下去，又对黄埔军校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国民党“大佬”着了迷，也总想给他们一一排个座次，可总是困惑无穷，因此立志大学要学民国史。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胡汉民与“非常会议”》，论文主角胡汉民的政治对手就是蒋介石，1991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后，有幸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服务，才算真正步入了史学的正道。

研究民国政治史，蒋介石是一个谁也绕不去的关键人物。他是如何一步步地获得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始终是一个令我兴奋的课题。大学毕业十年后有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自然地想好好排排蒋介石和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民国政坛上“座次”，到底是谁前谁后，以及彼此的转换关系。于是我选择了《国民党的权力重组——宁粤对峙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可算是本书的草稿。2005年底，我又申请到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的机会，更将焦点对准蒋介石，以《蒋介石的下野与再起——1930年代初的国民党派系纠葛》，通过了博士后报告，并最终完成了本书。

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后报告期间，有机会到台湾查阅档案，是我探求国民党这座“水泊梁山”“英雄座次表”最愉快的时光。两次在台北租房，前后半年，基本将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的相关核心文献查阅殆尽。每天抚摸着历史的原件，令我欣喜若狂。而周六、周日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访遍台北大街小巷的旧书店，先后从台北寄回北京500公斤出版品。更令我兴奋的是有机会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第一时间查阅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让我对蒋介石的心路历程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如果没有上述访学之旅，我是很难“排”好这份座次表的。

在我的学术成长中，特别是始终伴我完成本书写作的师长实在是太多了。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关心，我是不可能写好这本书的。这张需要感谢的“英雄”座次表，即使再列上一百单八“将”也不为过，但恐怕今生今世都不能排出次序来。每一位对我提携的师长，我都将铭记在心。

感谢我的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黄贤强、黄坚立和复旦大学吴景平诸教授对我论文的细心指导；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两位主任汪朝光、王奇生和复旦大学章清、社科文献出版社杨群诸教授予以兄长般的关照，令我难忘；中研院近史所两任所长吕芳上和陈永发、副所长谢国兴、“国史馆”纂修卓遵宏、党史馆主任邵铭煌、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不仅为我访台提供方便，更在学术上予以多方指导，令我不敢忘怀；社科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是本书的第一读者，是她的无私帮助，才避免了本书出版后令学界贻笑大方的诸多错误；大学同窗尚红科兄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同样让我难忘；我服务的社科院近代史所众多前辈、同仁为我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学术空间，令我无拘无束地成长，这是值得我一生感激的。最后要感激的是父母和妻子对我的宽容和包容。在妻子的细心呵护下，我几乎很少照顾的儿子依靠自身努力，今年考取了北大附中。如果没有家人的最大支持和鼓励，很难有我今天的成绩。

2009年夏

附记

本书2009年出版，一晃六年过去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告之，最近常有读者求购，准备再版。一本学术著作能有机会再版，对作者来讲，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鞭策。为此，我又认真重读了一遍全书，对初版中的错误予以校订，并增加了第十二章“蒋介石与政学系”，这是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讨论的主题和本书相关，而在书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一内容，对了解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或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

2015年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金以林著.--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097-7504-2

Ⅰ.①国… Ⅱ.①金… Ⅲ.①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 Ⅳ.①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4753号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著者/金以林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责任编辑/宋荣欣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8.125 字数：421千字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504-2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首航封，上海至广州航线，罗伯特·加斯特签名，写给威廉·格鲁奇。

小汤姆·O. 穆尔，www.cnac.org无偿提供

“洛宁”型水陆两用飞机停在黄浦江边。

南茜·艾利森·莱特无偿提供

中航在龙华机场的机库，1930年代早期。

南茜·艾利森·莱特无偿提供

威廉·兰霍恩·邦德。

托马斯·邦德和兰霍恩·邦德无偿提供

凯瑟琳·邓禄普·邦德。

托马斯·邦德和兰霍恩·邦德无偿提供

龙华宝塔，1930年代。

小汤姆·O. 穆尔，www.cnac.org无偿提供

中航道格拉斯“海豚”飞机首航，1934年。

爱德华·P. 霍华德拍摄

在长江三峡上的“洛宁”型飞机的机尾，1930年代早期。

朱迪思·M. 弗格森无偿提供

欧尼·艾利森，刚从对罗伯特·加斯特的无果搜索中归来，1934年4月。

南茜·艾利森·莱特提供

位于苏州河北岸的上海邮政总局。

爱德华·霍华德拍摄

中航在上海的总部，距离外滩仅一个街区。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中航第一批美籍华人机长，谭欢在、陈文宽和黄官悦，在史汀生“底特律人”型单翼机前。

黄官悦家族无偿提供

中航一架“DC-2”飞机在上海外滩上空的首飞，1935年。在右边突出的百老汇大厦下方的是位于苏州河河口的外白渡桥；左机翼翼尖略低处是国泰酒店；右机翼中段下方的方尖碑是欧战纪念碑；邦德于1937年11月11日在法租界外滩乘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无锡”号离开上海，法租界在照片底部位置。

爱德华·霍华德无偿提供

中航一架“DC-2”飞机在龙华机场被吊上岸，1935年。

爱德华·霍华德无偿提供

给中航“DC-2”型26号飞机手工加油，可能在成都。

小J. L. 约翰逊无偿提供

给中航“DC-2”型26号飞机装载货物，可能在成都。

小J. L. 约翰逊无偿提供

1937年，龙华机场。在机库前停机坪上的是2架“S-43B”水陆两用飞机，中航曾在三号航线短暂使用过；2架“DC-2”和1架福特三发动机飞机；在草地上的是一架史汀生“底特律人”型单翼机和“洛宁”型水陆两用飞机。

小汤姆·O. 穆尔，www.cnac.org无偿提供

休米·莱斯利·吴士。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希尔维亚·怀利和查尔斯·拉玛尔·夏普。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哈罗德·比克斯比在上海外滩海关浮码头，准备和妻子及4个女儿疏散，1937年8月17日。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在上海的街道上的大屠杀，1937年8月。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海军准将”式水上飞机在珊瑚坝机场边的长江水面上。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珊瑚坝机场位于重庆下方的长江沙洲上，机场上摇摇欲坠的临时建筑，1938年：前景是一架“洛宁”型飞机的机身，左边是一架史汀生“底特律人”型单翼机，远处是2架“DC-2”。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香港启德机场，1938年：泊位处勉强可见泛美航空的马丁“M-130”型客机。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香港港，1938年；在前景最大的建筑物是半岛酒店。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格洛斯特酒店，中航香港办公室所在地。

小J. L. 约翰逊无偿提供

32号（“桂林”号）飞机于1938年8月被日机击落，对沉入江中的残骸的打捞作业。

泛美航空公司历史基金会与迈阿密大学图书馆无偿提供

中航人在香港，1938年。前：福克斯·肯特。第一排，从左到右：希尔维亚·怀利、姬兹·邦德、凯蒂·威尔克、肯特夫人、夏普、玛丽·玛格丽特·波特施米特、吴士。第二排：哈尔·斯威特、艾琳·哈夫利克、梅布尔·斯威特、玛克辛·伦纳德、欧文斯先生、罗亚尔·伦纳德、鲍勃·波特施米特。

雪莉·威尔克·莫斯利无偿提供

陈文宽，1941年；其背后是“DC-3”型46号飞机，人称“法国DC-3”，后来成为著名的“DC-2 1/2”。

经由小J.L. 约翰逊提供

“DC-2 1/2”，一只“DC-2”机翼被安装在一架右机翼被炸掉的“DC-3”的右侧；它满载乘客从宜宾出发经重庆飞回香港。

泛美航空公司历史基金会与迈阿密大学图书馆无偿提供

1937年在香港的“飞剪”号。

作者无偿提供

中航的一架寇蒂斯“康道尔”双翼水上飞机，1941年用该型飞机在香港和南雄之间空运香烟、锡和钨。

比尔·普赖斯家族无偿提供

1941年12月8日。中航人员在一次日本空袭中藏身于启德机场较高处的巨石掩体中。从左到右：机航组主任夏普怀抱着他的一只达克斯犬、泛美航空飞行员弗莱德·拉尔夫（戴白帽者）、嘉士拉机长、埃尔娃·“梅姬”·梅杰斯，埃米尔·史格德机长。

比尔·普赖斯家族无偿提供

中航的一架“DC-2”于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香港最初的攻击中被炸毁。

比尔·普赖斯家族无偿提供

中航在汀江的飞行员宿舍，1943年。

吉弗德·布尔无偿提供

汀江至昆明飞行通道北部的丽江山脉。

吉弗德·布尔无偿提供

皮特·古蒂尔，1944年。

皮特·古蒂尔无偿提供

驼峰的雪山。

珍妮特·多尔比·马尔斯无偿提供

萨尔温江（怒江）、湄公河（澜沧江）、扬子江（长江）三江并流峡谷地带的清晨。

吉弗德·布尔无偿提供

里奇·汉密尔和乔·罗斯伯特经过英勇的跋涉走出大山——穿着借来的衣服。

泛美航空公司历史基金会与迈阿密大学图书馆无偿提供

罗伯特·詹金斯、小熊埃尔默和里奇·汉密尔在加尔各答的巴利贡盖县，1943年。

皮特·古蒂尔无偿提供

中航“C-53”型50号飞机沿农村地区从汀江飞往加尔各答。

珍妮特·多尔比·马尔斯无偿提供

邦德的一家，1943年或1944年：威廉·兰霍恩，兰霍恩，托马斯·邓禄普，姬兹。

托马斯·邦德和兰霍恩·邦德无偿提供

2002年团聚时的中航老机长们在一架“C-46”的货舱内：迪克·罗西、弗莱彻·汉克斯、陈文宽、凯里·鲍尔斯、比尔·马赫，皮特·古蒂尔。这6位机长在驼峰上总共飞了至少2400次——考虑到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飞100次视为完成一个服役期，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

小汤姆·O.穆尔，www.cnac.org无偿提供

上海龙华机场。

作者无偿提供

吉米·福克斯的飞机残骸。

皮特·古蒂尔无偿提供

中国航空公司旅行宣传海报。

作者无偿提供

献给我的儿子瑞安·克劳奇（Ryan Crouch）

以及中国航空公司的男人和女人们

C.N.A.C.，即中国航空公司，是那些特殊企业之一，它的资本价值若以美元和美分计算可能仅与一家大型美国百货公司相当；但它在控制亚洲的争夺战中的真正价值，只能由历史来予以衡量。

——白修德（Teodore “Teddy” White），《中国最后的生命线》（“China’s Last Lifeline”），1943年5月《财富》杂志

中文版序

作者的话

中国地名拼音对照表

1931年冬

第一部分 中央帝国

1 1931年的圣帕特里克节

2 “你对付不了这些飞行员”

3 “这家航空公司是合资伙伴关系”

4 蛋糕与香槟

5 三号航线

6 一个泛美航空的男子和一个叫姬兹的女子

7 最后的浪漫时光

第二部分 战争

8 天崩地裂

9 救兵

10 11月的上海

11 复活

第三部分 随风漂泊

12 临时首都

13 “桂林”号事件

14 汉口疏散

15 与蒋夫人会面

16 轰炸季节

17 室性心动过速

18 一个机翼和一个备件，无须祈祷

19 “那些飞机是日本的！”

第四部分 驼峰

20 在战斗中

21 “对我们来说，五年前就开始了”

22 卡在基岩边缘

23 “我们将在余生不断谈论此事”

24 不算最糟糕的打仗方式

25 失去一个朋友

26 命中注定

27 黄金任务

28 残局

后记

鸣谢

参考文献

注释

索引

中文版序

〔美〕格雷戈里·克劳奇

在我研究和写作本书的8年间，我最大的希望是，《中国之翼》能使那个激动人心、非常重要却又几乎被遗忘在太平洋两岸的故事重见天日。

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真的，在不太久远的1930年代和1940年代，航空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行业，中国航空公司（中航）的冒险经历天下知名。《中国之翼》主要是通过威廉·兰霍恩·邦德的观察和经验讲述那些故事。正当中国为实现统一与现代化、摆脱殖民剥削的枷锁、驱逐残酷的外侵、解决自身的政治命运和跻身世界上最伟大国度之一等目标而奋斗之时，作为一个美国高级管理人员，邦德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命运与一家致力于将航空的益处带给中国的公司绑定在一起。邦德的故事始于1930年代初，历经长江三峡湍急的水流中的脆弱的帆船舢板上空的开放式驾驶舱的双翼飞机上对冒险行动的反复协商，最终在开拓了自由中国的空中生命线，飞越险峻的驼峰航线沿途的崇山峻岭的圆润而现代的飞机上达到了顶峰。

邦德是个出身卑微的普通人。虽然平衡那些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常常把他推向困难和危险的境地，但他依旧在为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和中国服务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获得了成功和名望。因此，《中国之翼》一书中包含了许多与现代读者相关的经验教训，因为威廉·邦德和中国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镜头，透过它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历史关系——而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两个国家可以如同在中国航空公司里的中国和美国伙伴那样，处理好彼此间复杂的关系。

至此，无须赘言，我很自豪地向汉语读者呈现这本《中国之翼》。它，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美合作关系的故事。

那是一场什么样的历险……

格雷戈里·克劳奇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核桃溪

2014年12月

作者的话

说说地名

这是一部与时期相关的作品，本书中讲英语的主人公们曾造访北京（Peking），即北平（Peiping），而不是北京（Beijing），开通飞往重庆（Chungking）而不是重庆（Chongqing）的航线，在黄浦江（Whangpoo River，而不是Huangpu River）上航行，旅行到汉口（Hankow）而不是武汉（Wuhan），谈论广州（Canton）而不是广州（Guangzhou）。这些句子中的第一个地名拼写表达引自在汉语拼音系统未出现之前用于将中文音译成英文的威妥玛式拼音系统，而第二个地名拼写表达则来自1958年中国政府引入的汉语拼音系统，汉语拼音提供更现代的音译方式。经慎重考虑并冒着可能引起混乱的风险，我选用威妥玛式拼音系统以表达地名，如同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一样生活在那个时期。为偏好现代音译方式的读者需要起见，我增加了并列威妥玛式拼音和汉语拼音系统表达的地名附录以供参考。

说说来源

这不是一部虚构作品。当我刚开始发现这个故事时，我曾希望把重点放在1942年至1945年中航的驼峰飞行上。我知道中航飞越驼峰的探险先于珍珠港事件，但曾认为，虽史料丰富多彩，但来源颇为匮乏，因此不认为自己可以生动地讲述这段历史。而现存的关于那个时期该航空公司历史的书籍，即使令爱好者着迷，但其读者对象仅限于极少数当年在该公司工作过并仍存活于世的人，而不是广大的读者群。令我快乐的是，我错了：调查越深入，所发现的有关1930年代的材料就越多越好——大量与中航相关的资料为许多大学的档案室收藏；其余的重要原始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我尽我所能收集各种资料，阅读、思考、做笔记，甚至数度烧坏复印机，我自信世界上最全面的中航档案目前存放在我的文件柜中。那些原始来源的资料，加上散落在各式各样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中的材料，再加上对传奇亲历者的广泛访谈，构成了我重建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航的戏剧性故事的材料。

值得庆幸的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做生意都是通过书信方式，类似电子邮件之大量应用于现代商务。本故事的主人公威廉·兰霍恩·邦德（William Langhorne Bond）所写的信在详细叙述重要对话、事件、决策以及有关的故事、笑话和精辟的旁白时，脉络清晰，酣畅淋漓，常有精致的细节。因为有很多人与他通信，这些信件有许多得以留存了下来［泛美航空的哈罗德·比克斯比（Harold Bixby）和邦德的妻子姬兹（Kitsi）似乎是邦德最勤奋的通信者］。邦德知道自己亲历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便在晚年开始撰写他在中国的经历的回忆录。可悲的是，他未能全部完成便与世长辞，只写作了按照年月顺序至1942年中期的故事，但他留下了长达600多页的手写笔记和手稿，这对于任何年逾九旬的老人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更别说他从未写过书——这些都是邦德曾在亚洲时表现得那么好的自律和坚韧等品质的证据。多年以后，詹姆斯·E. 埃利斯（James E. Ellis）将这些原始材料整理成《为战火交困的中国飞行》（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简称《飞行》）一书，由理海大学出版社（Lehigh University Press）于2001年出版。

据我看，《飞行》是很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有缺陷，它将许多事件的时间框架套错了。邦德还没来得及将他根据回忆记录下来的草稿与当年他自己写的信件进行核对便已去世，情有可原；不过，在个人逸事范围内，邦德的记忆一般来说非常准确——有他的当时的记录为证。此外，《飞行》中的人物有浓重的谐谑韵味，多段说明性对话似不真实。为了清晰、简洁和合乎情理，我在压缩许多对话的同时试图保留说话者的语态、风格和实质性内容，而邦德在其现代通信中处理相同的对话时亦暗示或记录相同的内容，因此我相信我的取舍是令人信服的。

《中国之翼》一书中1942年前的大多数对话是在综合了诸多来源的基础上萃取出来的，这些来源包括了邦德的《飞行》一书、当时的通信及其接受其他历史学者采访中的记载，其他亲历者的第一手材料和笔者对陈文宽（一位卓越非凡的人，曾于1933年至1945年在中航飞行，具有令人敬畏的精确记忆）的多次采访。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对话也来自类似的综合来源，但由于我能够会见如此多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中航老人而掺杂了更为丰富的个人访谈。

我最强烈的愿望是能还他们的故事一个公道，这是个很棒的故事。

说说历史

本书中的人物对于明天将要发生的事的了解程度和我们今天是一样的，那就是说，知之甚少。未来对他们和我们揭示自身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就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展露。他们面对未来所运用的人类工具是：勇气、想象、智慧、幽默、恐惧和焦虑；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今天一样，吃喝、战斗、睡觉、做爱和工作，近乎完全无视明天会带来什么，幸运者能够对明天发生的情况一笑而过。一个人只有当他真的知道后才能明白自己知道什么。没有预定的结局，没有命运，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历史。历史让一切都并非不可避免。不过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了。除此之外，历史就像生活，是一个有各种可能的结局的混沌矩阵，关于人们所做的选择，人们采取的行动。将这些去粗取精，就成了传承给我们的此时此刻。这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飞行的故事，一个关于一家航空公司和在20世纪的关键时刻建立它的人们的故事。它刚好也是真的。

中国地名拼音对照表

Wade-Giles　　　　　　Pinyin

威妥玛式拼音　　　　　汉语拼音　　　　　　 汉语

Amur River　　　　　　Heilong River　　　　黑龙江

Bias Bay　　　　　　　Daya Bay　　　　　　 大亚湾

Bubbling Wells Road　 West Nanjing Road　　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Canton　　　　　　　　Guangzhou　　　　　　广州

Changch’un　　　　　 Changchun　　　　　　长春

Changsha　　　　　　　Changsha　　　　　　 长沙

Chapei　　　　　　　　Zhabei　　　　　　　 闸北

Chengchow　　　　　　 Zhengzhou　　　　　　郑州

Chengtu　　　　　　　 Chengdu　　　　　　　成都

Chiating　　　　　　　Jiading　　　　　　　嘉定

Chienkiang　　　　　　Zhenjiang　　　　　　镇江

Chungking　　　　　　 Chongqing　　　　　　重庆

Chungshan　　　　　　 Zhongshan　　　　　　中山

Fongpang Road　　　　 Fangbang Zhonglu　　 方浜中路

Formosa　　　　　　　 Taiwan　　　　　　　 台湾

Fukien Province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

Gulf of Chihli　　　　Bohai Sea　　　　　　渤海

Hainan Island　　　　 Hainan Island　　　　海南岛

Han River　　　　　　 Han River　　　　　　汉水

Hangchow　　　　　　　Hangzhou　　　　　　 杭州

Hankow　　　　　　　　Hankou（Wuhan）　　　汉口（武汉）

Hanyang　　　　　　　 Hanyang（Wuhan）　　汉阳（武汉）

Hengyang　　　　　　　Hengyang　　　　　　 衡阳

Honan Province　　　　Henan Province　　　 河南省

Hongkew　　　　　　　 Hongkou　　　　　　　虹口

Hong Kong　　　　　　 Hong Kong　　　　　　香港

Hsuchow　　　　　　　 Xuzhou　　　　　　　 徐州

Hunan Province　　　　Hunan Province　　　 湖南省

Hungjao　　　　　　　 Hongqiao　　　　　　 虹桥

Hupeh Province　　　　Hubei Province　　　 湖北省

Ichang　　　　　　　　Yichang　　　　　　　宜昌

Jehol Province　　　　Rehe Province（no longer a province in the PRC）　热河省（不再是中国的一个省）

Jessfield Park　　　　Zhongshan Park　　　 中山公园

Jiangsi Province　　　Jiangxi Province　　 江西省

Kaifeng　　　　　　　 Kaifeng　　　　　　　开封

Kansu Province　　　　Gansu Province　　　 甘肃省

Kialing River　　　　 Jialing River　　　　嘉陵江

Kiangsu Province　　　Jiangsu Province　　 江苏省

Kiangwan　　　　　　　Jiangwan　　　　　　 江湾

Kiating　　　　　　　 Leshan　　　　　　　 乐山

Kirin　　　　　　　　 Jilin　　　　　　　　吉林

Kowloon　　　　　　　 Kowloon　　　　　　　九龙

Kunming　　　　　　　 Kunming　　　　　　　昆明

Kwangsi Province　　　Guangxi Province　　 广西壮族自治区

Kwangtung Province　　Guangdong Province　 广东省

Kweilin　　　　　　　 Guilin　　　　　　　 桂林

Lanchow　　　　　　　 Lanzhou　　　　　　　兰州

Luchow　　　　　　　　Luzhou　　　　　　　 泸州

Lukouchiao　　　　　　Lugouqiao　　　　　　卢沟桥

Lunghwa　　　　　　　 Longhua　　　　　　　龙华

Macau　　　　　　　　 Macao　　　　　　　　澳门

Min River　　　　　　 Min Jiang　　　　　　闵江

Minghong　　　　　　　Min Hong　　　　　　 闵行

Minya Konka　　　　　 Gongga Shan　　　　　贡嘎山

Mount Omei　　　　　　Emei Shan（Mount Emei）　峨眉山

Mukden　　　　　　　　Shenyang　　　　　　 沈阳

Namyung　　　　　　　 Nanxiong　　　　　　 南雄

Nanchang　　　　　　　Nanchang　　　　　　 南昌

Nanking　　　　　　　 Nanjing　　　　　　　南京

Nantao　　　　　　　　Nanshi　　　　　　　 南市

Nantung　　　　　　　 Nantong　　　　　　　南通

Peiping　　　　　　　 Beijing　　　　　　　北京

Peking　　　　　　　　Beijing　　　　　　　北京

Pootung　　　　　　　 Pudong　　　　　　　 浦东

Shanghai　　　　　　　Shanghai　　　　　　 上海

Shansi Province　　　 Shanxi Province　　　山西省

Shantung Peninsula　　Shandong　　　　　　 山东

Shasi　　　　　　　　 Jingzhou/Shashi　　　荆州市/沙市

Shensi Province　　　 Shanxi Province　　　陕西省

Sian　　　　　　　　　Xi’an　　　　　　　 西安

Siccawei Creek　　　　Zikawei Creek　　　　徐家汇

Sikang　　　　　　　　Xikang　　　　　　　 西康

Soochow Creek　　　　 Suzhou Creek　　　　 苏州河

Suifu　　　　　　　　 Yibin　　　　　　　　宜宾

Sungari River　　　　 Songhua River　　　　松花江

Szechwan Province　　 Sichuan Province　　 四川省

Tahu Lake　　　　　　 Taihu Lake　　　　　 太湖

Taierhchuang　　　　　Taierzhuang　　　　　台儿庄

Tali Mountain　　　　 Dali Mountain　　　　大理山

Tathong Channel　　　 Nam Tong Hui Hap　　 蓝塘海峡

Tientsin　　　　　　　Tianjin　　　　　　　天津

Tri-cities　　　　　　Wuhan（Hankow，Hanyang，Wuchang）　武汉（汉口，汉阳，武昌）

Tsingtao　　　　　　　Qingdao　　　　　　　青岛

Wangping Road　　　　 Shandong Road between Fuzhou and Nanjing roads　山东路（福州路和南京路间段）

Whangpoo River　　　　Huangpu River　　　　黄浦江

Woosung　　　　　　　 Wusong　　　　　　　 吴淞

Wuchang　　　　　　　 Wuchang（Wuhan）　　 武昌（武汉）

Wuchow　　　　　　　　Wuzhou　　　　　　　 梧州

Wushan Mountains　　　Wushan Mountains　　 巫山山脉

Yangtzepoo　　　　　　Yangpu　　　　　　　 杨浦

Yellow River　　　　　Huang He　　　　　　 黄河

Yenan　　　　　　　　 Yan’an　　　　　　　延安

1931年冬

这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时期。几年前看起来还繁花似锦、稳稳当当的未来，因从天而降的灾祸而像晨雾般消逝，接踵而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些年头是任何美国人能够想得起来的最好时光，一位作家称之为“爵士时代”。当然，回想起来，人们本该知道这好景不长，但是，直至股票市场崩盘之后的一年，当一轮令人头晕目眩的银行倒闭浪潮席卷全国、恐惧直刺美国老百姓的心脏时，痛苦的真相才慢慢地显露出来。

欧洲也感染了经济低迷，德国尤为严重，大规模的失业和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加剧了战败后才建立起来、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的动荡。1930年夏末，纳粹党许诺为全国人民提供工作机会和面包，并承诺了最终有名无实的民主，近650万德国人受此蛊惑，将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及其党徒的好战行为准则。虽然纳粹党在选举中没能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但因为阿道夫·希特勒发誓要统一、净化和增强涣散的民族，使之成为欧洲和世界的主人，由此成为德国政坛的主导力量。

在亚洲的日本岛上，一个类似的景象也在信奉“皇道”的军国主义狂热者中崛起，他们梦想破坏新生的民主，使东方臣服于统一和谐的日本国威权。不可避免的，帝国梦使他们将目光投向亚洲大陆，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殖民入侵和大清王朝崩溃后倒卧在地，国家的传统权力削弱，任人宰割。

在这个想成为霸主的大国看来，世界充满了机会。对他们来说，西方的民主国家看起来很弱小，这些国家饱受经济困难折磨，因在佛兰德斯 [1] 和法国北部的战壕里经受过的恐惧而瘫软无力，没有进行战争的勇气。他们中许多人预见资本主义和民主将会灭亡，即使是强盛的英国和美国亦概莫能外。诅咒个人解放、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理想的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渐变强，它将具有创造力、诚实、正直和非凡毅力的男人和女人们把这些价值观贯彻到更为安全的基础上。

经过这一切后，有了航空。航空是那个时代最令人兴奋的技术，在许多方面，它代表了希望和通向更美好的明天的途径。由内燃机驱动，先是用木头、涂料、帆布，后来用经久硬化的铝合金做机翼，人类终于摆脱了地球的束缚，飞上天空，实现了无数代人的梦想。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飞机在军事上的用途，1920年代航空在民用方面崭露头角。随着巡回表演队、企业家和实业公司蜂拥而上将其资本化，航空公司在世界各地兴起。航空可以取得的成就仿佛无可限量，人们在云端翱翔，飞越道路、河流和铁道，感觉直通未来。航空看起来肯定会改变所有的一切。它的诱惑力能驱动一个人前往世界的另一边……

[1] Flanders，欧洲名地，包括现在比利时及法国的各一个地区，因战争分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受重创。——译者注

第一部分 中央帝国

1931年3月17日至1937年7月6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在不小的程度上缺乏交通设施，她还没有彻底统一。”

——蒋介石，1931年

1 1931年的圣帕特里克节

1931年3月17日，圣帕特里克节（Saint Patrick’s Day）。在中国大陆的东部边缘，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汇入浩荡的长江，初春料峭的阵风在停泊于吴淞口东北绵延数英里的深吃水船间穿行。 [1] 由于黄浦江口水面下密布着由较大江流造成的泥堆暗障，吃水太深的跨太平洋班轮“日本皇后”号（Empress of Japan）无法穿越，不得不由一只驳船接载“日本皇后”号上的乘客溯江而上走完最后十几英里到达上海。驳船轻巧地泊靠在大船边，汹涌的波涛从两个船体间呼啸而过，涌起大朵浪花。威廉·兰霍恩·邦德（William Langhorne Bond）快步走下跳板登上驳船，竖起大衣领并将浅顶软呢帽紧紧扣在头上，帽檐下露出几缕短直而微红的头发，上唇边的“牙刷”胡子超过嘴角，凸显出他的瘦脸，锐利的灰蓝色眼睛和看起来似曾断过的弯曲鼻梁惹人注目。 [2] 邦德今年37岁，家住美国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Petersburg），此前曾任大型建筑工程工头，最近接受了一份在中国的工作，他从美国出发往中国绕地球走了半圈前往中国，但对即将接手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

邦德在驳船上找了个座位，但无法坐稳，于是很快回到甲板上，双手并拢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前臂搭在右舷围栏上向远处眺望，只见长江北岸远在十英里之外，如此开阔的江面令他觉得仿佛依然在海上。没有人知道长江的源头在哪里（邦德喜欢这种感觉），也许，那只是几千英里之外青藏高原边缘一些无名的涓涓细流。但当长江以震撼之势从高山源头呼啸而下并在中国东部低地起伏盘桓，裹挟了无数的小溪、细泉和小河流之后，成长为真正的庞大水兽，通过50英里宽的河口将大水喷入东海。邦德在横渡太平洋时读了些汉学家的书，这些书认定长江是主导中国文化演变的唯一最强大力量。在许多方面，长江的确就是中国，这条统一的大动脉贯穿着这个国家的心脏，没有这条大动脉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存在。长江盆地是人口水文的交集，地球上足有十分之一的人口依赖长江盆地水域生存，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江河能如长江那样，对于如此众多的人这么重要。任何生意人都会看出长江是通往全球最大潜在市场的途径，上海市位于这一伟大河流的河口附近，自然成为控制该门户的关键。1840年代，英国炮舰轰开了中国中部的贸易大门，自此之后的90年里，淘金者从世界各地蜂拥到上海做生意。就在邦德加入淘金者大军的此时此刻，已被内忧外患缠身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正为统一国家、实现现代化、释放长期被压抑的潜能以屹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的目标而奋斗，这注定是20世纪伟大的戏剧性的大事件之一，邦德渴望通过他的新工作在这一舞台上施展拳脚。

甲板上水手们解开缆绳，引擎咆哮着，把接载驳船驶入黄浦江。越过河堤看到的中国陆地绿中带灰，令人惊讶地平坦。一座低矮弧状的山，宛如一袋大米，坐落于两江的汇合处，显现了唯一隆起的轮廓。从船护栏向外望，黄浦江水带有一种油腻腻的黄色，接载驳船驶进上行的船流中，拖轮在头里牵引着编列成队的驳船破浪前进，驳船上满载沙子、碎石和煤块。江上，晾晒在中国式平底帆船 [3] 护栏上的衣服随风互相拍打着，补丁斑驳的棕色船帆由破开的竹片支撑展开，顶着微风，就像破旧的舞龙戏里龙的翅膀；甲板上填塞满了农产品的木制小舢板在浅滩上滑行，舢板上的人——好像是一家子——在碰上大船驶过留下的尾波时便高声咒骂。接载驳船经过一艘抛了锚等待退潮的“蜜糖驳轮” [4] 时，邦德看到驳船上满载着的上海“夜香” [5] 堆积到了腐朽的船舷上缘，不禁向后退。

船只轰鸣着继续上溯，贸易缺乏管治的迹象更为明显。走了没几英里，当时在远东称为“货栈”的仓库出现了，货栈分列在大江两岸，砖结构的四层货栈没有窗户，满布尘垢。货栈码头上，长颈鹿脖子似的起重机起起落落，把货物堆上锈迹斑斑的汽船，一帮一帮的码头工肩挑背扛地将较小的货物装到系泊在汽船上的帆船和舢板上。身着粗蓝布衣的苦力，背负着超乎常理的重负，沿着江两岸所有的滨水地带列队成行；汽车、卡车、手推车和独轮手推车在这些苦力中间拥挤地穿行；建筑物房顶上林立着用英文和中文兜售产品的广告牌。西岸边，上海电力公司新建的杨树浦发电站的三根大烟囱排出绵延的烟羽，与许多其他工厂的烟囱排出的烟所形成的缕流并排涌入空中。这是由坚韧不拔的工业化造成的混乱场面，毫不古雅，了无画意。

前方，黄浦江绕向东南，上海外滩上大量的建筑物随着浦东弯道的拉近逐一进入邦德的视线，灰色的建筑物沿市中心堤岸展开足有半英里长，这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著名的都市景观，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核心。从结构上说，邦德对这些建筑无法品出一丝中国味的灵感。他辨认出了华懋饭店 [6] 的笔直艺术装饰线和绿色金字塔形状顶层，高耸于海关大楼中央的钟楼（人称“大清”）和汇丰银行的圆顶。这些建筑物予人深刻印象，而非艺术韵味；令人叹为观止，却非美轮美奂；还充斥着颇多的哥特式建筑的军事震慑的意味，倒是大江上航行和混乱状况最惹人注目。邦德从未见过如此繁忙的水域，商人们将上海列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第五位，但这个排行肯定只是基于吨位数。就纯粹的疯狂忙碌而论，很难想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会有更多种多样的船舶，水路上往来着几十种船：帆船、舢板、驳轮、拖船、海岸汽船、货轮、驳船、军舰等，渡轮径直横穿交通主航道急驰过江。邦德的驳船穿越横跨苏州河河口的钢结构桥——外白渡桥后接近外滩，外滩的江流中心停泊了船尾栏杆飘扬着军旗的军舰。这些军舰有深海巡洋舰、驱逐舰、小型护卫舰，还有从上游巡逻站下来的浅吃水炮艇，邦德认出了英国的米字旗、美国的星条旗、法国的三色旗、日本的太阳旗，还有一面应该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国旗。破旧的舢板在军舰旁摇着橹，准备着争抢从军舰的斜孔中排出的残羹剩饭。

驳船停靠在“大清”前的一座浮桥边。邦德紧张地走下跳板，一大群人蜂拥而至，黄包车车夫和出租车司机紧贴着他的脸要求被雇用，小贩在油腻腻的帆布遮篷下叫卖着货物。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地响着通过铺设在马路上的轨道，汽车在车水马龙中用刺耳的喇叭声拼挤向前，成群结队的两轮人力黄包车在骚动中穿梭往来，倒地的乞丐向路人猛地伸出畸形的手臂，船用发动机在江中咆哮。邦德环顾四周，不知所措。

一个招手的身影吸引了邦德的目光，乔治·康拉德·韦斯特维尔特（George Conrad Westervelt）突破江边混乱的重围来到邦德身边，邦德和他握手，明显地松了一大口气。 [7] 忽听汽车喇叭声大作，一辆新型号的帕卡德轿车（Packard）疾驶而过，四个健硕的、板着脸的白种人站在帕卡德的脚踏板上，弯曲着手肘抓牢车顶的把手，前边的两个举着手枪，旁边两个位于乘客窗边的肩挎轻机枪。邦德瞥见在后座上的是一个身着黑西装的中国人。韦斯特维尔特向邦德解释，这些哥萨克人是那个有钱的中国人的保镖。自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数以千计的白俄罗斯难民涌进法租界。

韦斯特维尔特是个退休的美国海军上校，个头矮小，生性好斗，海军学院的同班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刺儿头”。他娶了邦德的姨表妹丽塔·兰霍恩（Rita Langhorne），于两年前（1929年）引领邦德加入寇蒂斯飞机与发动机公司（Curtiss Aeroplane and Motor Company，简称寇蒂斯公司）。自从1927年春天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通常称林白）飞越大西洋起，邦德就一直渴望进入航空界。当林白进行他的飞行壮举时，邦德是俄亥俄州一个建筑工地的工头，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法国回到弗吉尼亚后，一直从事建筑工程管理，已经做了大量工程，修建了许多公路、铁路路基和桥梁，因而成为公司股东。遗憾的是，这个工作已经失去了挑战性，项目虽然越做越大，却鲜有新意。林白不一样。林白是一个行动派。他比邦德小九岁，乐意并主动去做这种伟大的事情。邦德并不是一个把钱花在无聊事情上的男人，但在林白的飞行之后，他付现金给一位特技表演飞行员用飞机搭载他从俄亥俄州的一个牧场起飞。

当邦德坐着飞机飞越建筑工地时，没有料到他正在修建的路基看上去如此平淡无奇。每一天，航空都在改变着世界，而他，却在肮脏的俄亥俄州建筑工地上墨守成规地干活，随着四季的更替而日晒雨淋、挨冷受冻。也许，是时候调整方向了，如果不赶快转换，他很可能会以修筑公路和铁路路基度过他的余生。

感知到航空的潜力的不光是邦德一个人，林白的飞行之后，整个美国掀起一股对飞机的狂热。仿佛大伙儿突然间同时意识到，航空可以重塑世界，并从中大获其利。华尔街的大鳄们声称，无线电和航空之类的新技术改变了商业规则：生意会做得更快更好，新市场会打开，旧市场会扩大，而利润会以几何倍数增长。 [8] 航空公司帮助股票市场获得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收益。有4个大集团力争主导这个新产业，寇蒂斯公司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联合飞机运输公司（United Aircraft and Transport Company）、航空公司（Aviation Corporation）、莱特航空公司（Wright Aeronautical Corporation），投机者认为寇蒂斯飞机与发动机公司具有特别好的前景。寇蒂斯公司通过其20个附属公司涉足航空产业大馅饼的方方面面，但不是每一个方面都赢利，事实上大多数都没有赚钱。但产业蓬勃发展，前程未可限量，1928年制造的民用飞机比1926年多了5倍。1928年，寇蒂斯公司的股价涨了一倍，第二年又翻了一番，临近年底时，寇蒂斯公司股票每股达192美元，与1924年每股仅4.50美元相比，利润惊人。航空公司的业务迅速扩大，从1926年到1928年，飞国内的航空公司如西部航空快运（Western Air Express）、洲际航空运输（Transcontinental Air Transport）、国家航空运输（National Air Transport）、东方航空（Eastern Air Lines）和西北航空（Northwest Airways），将美国国内航线的里程增加了五倍。国际上，新近成立的泛美航空公司迅速成长，从简陋的佛罗里达州—哈瓦那航线延伸到越过加勒比海，扩展至中、南美洲。航空几乎成了每天的头条新闻。

1928年，邦德花了一整年时间深思熟虑改变职业生涯的事。 [9] 当他审视完所有需要考虑的方面时，改变就不是困难的抉择。邦德把手头的项目干完后便辞去了在建筑公司的职务，卖掉股份，开始寻找航空业的空缺职位。乔治·韦斯特维尔特为他提供了入口。

韦斯特维尔特退伍后加入寇蒂斯公司，负责督管其飞机制造厂。1929年6月，他要找个信得过的人调查一处陷入困境的房地产项目——价值100万美元的寇蒂斯-凯普伦尼公司（Curtiss-Caproni），这是寇蒂斯众多的子企业之一，建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海滩上，位于巴尔的摩以南几英里，靠近洛根机场（Logan Field）。该项目的进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间表。当韦斯特维尔特的妻子说起她的姨表弟想在航空界找个职位，韦斯特维尔特邀请了邦德去看看。

该厂的目的是为海军制造水上飞机，一位穿着笔挺的白色夏季军装的海军将官带领邦德参观了整个建筑工地，邦德立刻看出那个工头不可能带领水手们去逛妓院 [10] 。转完后，海军将官正色问道：“你能把这个厂盖完吗？” [11]

“我这辈子都是个和泥土打交道的家伙，修铁路、挖隧道、开公路。但我从来没有盖过工厂。”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的是你能否完成这项工作。”

“能，先生。我会做些加减运算以及阅读进度表，我保证我可以做得比现在好。”

邦德没问薪酬就接受了工作。要务先办，他告诉自己：先得到这份工作，进入航空界。 [12]

邦德开始工作后的几个星期，寇蒂斯公司和莱特航空与基斯顿飞机公司（Wright Aeronautic and Keystone Aircraft）合并组成了寇蒂斯-莱特公司（Curtiss-Wright Corporation），于是邦德在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中有了工作。 [13] 不幸的是，镀金的期望助长了与实体经济数据不相符的投机行为。 [14] 钢铁产量下跌；货车运量萎缩；房屋建筑量下降；工业生产衰退。股市在9月和10月的头三个星期大幅震荡，然后，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股价暴跌，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严重的单日崩盘。航空股是受打击最严重的一类，在随后的交易日中股价继续狂跌，寇蒂斯-莱特的股票暴跌了70%。

股市崩盘并没有影响到大多数的美国人，因为40个人中只有1个人炒股。接着开始了银行倒闭潮，并持续了整整两年，使痛苦的经济衰退变为这个国家最严重的大萧条。1929年，几乎没有人将华尔街的惨败和经济的放缓看作美国商业的繁荣—萧条周期中的正常衰退。1930年很糟糕，但不至于是地球毁灭式的打击。失业率接近9%，国民生产总值下跌12.7%，早在1921年衰退中，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就已下降高达24%，而后迅速恢复。然而，对于寇蒂斯-莱特公司，1930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寇蒂斯-莱特的财富因大量投向航空各个方面的大规模扩张中而不能流动，经济衰退令公司陷入严重的扩张过度。 [15] 1930年下半年，邦德完成切萨皮克湾的工厂的建造，但工厂闲置，他作为一个光荣的看守待在那里。在他大量的业余时间里，邦德学习飞行。寇蒂斯-凯普伦尼公司与巴尔的摩市的合同约定工厂一旦建成就要保证缴纳公用事业费，邦德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劝说市长将收费推迟至工厂投产，这项建议为公司节省了3万美元（约合现代38万美元），也标志着邦德适合担当更大的责任。

寇蒂斯-莱特的现金伤口之一在中国，它投资50万美元获得中国航空公司（中航，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简称CNAC）45%的股份，中航的中方伙伴是成立了三年半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16] 这个合资项目只是寇蒂斯建立其环球航空网络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寇蒂斯对其航空公司全面资本化尚有58.5万美元的缺口，因而公司领导层派乔治·韦斯特维尔特到东方来判断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中航项目（当时寇蒂斯的投资约合现代1400万美元）。

在中国，韦斯特维尔特发现了十分明显的业务和技术问题，还发现外国侨团中有一股微妙的势力在部署反对中航，实际上许多外籍商人希望中航失败。中航是史上第一个由中方占有多数股份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原来的中外合资企业要么是五五分账，要么是外国人控股，因此，不言而喻，中航的出现对外国人舒舒服服的状态是一个挑战。韦斯特维尔特断定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更深层次的最关键问题是：受到大多数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粗暴无礼态度的感染，许多寇蒂斯-莱特公司派到中国来的美国人也以傲慢的态度和公然的偏见对待中航的华人员工，完全无视该公司是一个美国人持有少数股权的合作关系的事实。以韦斯特维尔特的估计，该公司的长期成功将取决于其美国员工学会平等对待华人员工。寇蒂斯-莱特在中国需要一个新人，这个人能以身作则，能与中国人协同工作，平等地对待他们，根据他们的个人优缺点而不是根据种族成见评判他们；考虑到中国文化中对礼貌举止非常讲究，这个人不仅需要具备常识判断力和商业头脑，还需要举止得体。于是，韦斯特维尔特发电报给纽约总部要求派威廉·邦德来中国。

对于邦德来说，这份差事是个完完全全的惊喜。除了能从地图上找出来之外，他并不了解中国，再者，要干这个差事，他对航空业务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当然，他也知道老待在巴尔的摩不是个事儿，没有比负责一个闲置工厂更不保险的工作了，如果他不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他很快就会加入美国越来越庞大的失业大军。再说，中国可能提供了他一直渴望的冒险机会。

威廉·邦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召唤。

[1] Robert W.Moore，“Cosmopolitan Shanghai，Key Seaport of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September 1932；Hewitt Mitchell Diary，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Lisa and Robert Mitchell；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A Standard Guidebook ，1934-35 edition；Debbie Bixby，“H.M. Bixby Family in China，1934-1938” ［（伊丽莎白·“波”·比克斯比（Elizabeth “Bo” Bixby）向笔者提供的私人出版物］：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9-30；Stella Dong，Shanghai：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pp.94-95，194-200；Rhodes Farmer，Shanghai Harvest ，pp.34，44；William Stephen Grooch，Winged Highway ，p.173；Henry Wysham Lanier，The Far Horizon ，pp.177，181；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50；Harriet Sergeant，Shanghai ，pp.10-11，49；Kemp Tolley，Yangtze Patrol：The U.S. Navy in China ，p.209；Simon Winchester，The River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pp.38-39；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5.1.27 和2005.9.14；笔者上海之行，2005.4。

[2] “Japan Doomed to Fail，Says Virginian on Return，”名称不详的报纸的剪报，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1938 file；Martha Gellhorn，“Flight into Peril，” Collier’s ，May 31，1941；Theodore White，“China’s Last Lifeline，” Fortune ，May 1943；Grooch，Winged Highway ，p.179；George Robertson，“Append 322，” C.N.A.C. Cannonball ，in the 1970s，具体日期不详；许多邦德当时的相片。

[3] 简称帆船。——译者注

[4] 喻运粪船。——译者注

[5] 喻人粪便。——译者注

[6] 现和平饭店。——译者注

[7]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9-20；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49-50.

[8] Harold Bixby，“Top Side Ricksha，” p.3；Louis R.Eltscher and Edward M.Young，Curtiss-Wright：Greatness and Decline ，pp.3，39-40；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Great Crash ，p.46；Lanier，The Far Horizon ，p.211；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7.

[9]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0-21；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p.5；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5.1.27。

[10] 水手只有结束航程才能上岸，此处喻无法完成这个工程。——译者注

[11] 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p.5。

[12]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0。

[13] “$70，000，000 Air Deal Combines Keystone，Wright，and Curtis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27，1929；Theodore White，“China’s Last Lifeline”；Eltscher and Young，Curtiss-Wright：Greatness and Decline ，pp.3，39-41，51-52；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8，40，69.

[14] Galbraith，The Great Crash ，pp.88，141；David M.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38.

[15] 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White，“China’s Last Lifeline”；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0-21；Eltscher and Young，Curtiss-Wright：Greatness and Decline ，pp.51-59；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48-50。

[16] 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August 6，1932；William Leary，“George Conrad Westervelt，Captain USN：A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Aviation，” American Aviation Historical Society Journal ，Summer 197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9-23，29-30，39；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33，35，39，43，49-50。

2 “你对付不了这些飞行员”

邦德一家是弗吉尼亚州（Virginia）人。 [1] 威廉·兰霍恩·邦德的祖父不赞成奴隶制度，也不支持分裂。然而，他对弗吉尼亚州有信心，内战时期在邦联南军中作战。虽然他于1865年春天四肢完好地回到彼得斯堡的废墟，但战争的情景深深戳进了他的灵魂，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投降之后的岁月里，他酒不离手，沦为酒鬼，最终其长子托马斯·贝克·邦德（Thomas Baker Bond，威廉·邦德的父亲）不得不在15岁那年辍学以供养母亲和7个弟弟妹妹。

若干年后，这个年轻人的事业总算平稳着陆，在英美烟草公司工作，并与兰霍恩家族联姻。在弗吉尼亚州，兰霍恩家族虽然同样不富裕，但有良好的教养。 [2] 托马斯·邦德和玛丽·兰霍恩（Mary Langhorne）有2个儿子，老大艾伦（Alan），老二威廉·兰霍恩（William Langhorne），生于1893年11月12日。托马斯·邦德夫妇在彼得斯堡一个工薪阶层社区把这两兄弟带大，这个地区离阿波马托克斯河（Appomattox River）南侧几百英尺远，在亚当斯街和华盛顿街（Adams and Washington streets）的十字路口附近。这个年轻的家庭上塔布街（Tabb Street）的长老会教堂参加礼拜。托马斯·邦德曾经生活得很艰难，但他的两个儿子从未听到过他在任何话题上有丝毫抱怨，一次都没有。老人希望他的儿子们像他那样顽强坚忍。邦德一家一直温饱，但并无任何优越感。不过，他们是弗吉尼亚州人，是托马斯·杰斐逊 [3] 天然的贵族阶层的一分子，因而，邦德的父母训练他们的儿子有良好的礼仪以确保长大后知道如何在上流社会中举止得体。

没有父母监督，威廉·兰霍恩·邦德过着更为强势的生活。他一头红发，脸色红润，身材粗壮，微笑时因耻于露出歪牙而双唇噘起，当地男孩称他为“矮墩”，他鄙夷这个绰号。他和哥哥共享一条送报路线，这是令邻近的恶棍孩子们垂涎三尺的好东西，邦德兄弟不得不经常为保卫自己的权益而战斗，进行一拳定胜负的定位进攻的决斗，邦德到12岁的时候已经知道如何挥拳和出拳。事实证明，多少瘀伤或流血的鼻子都不足以将邦德兄弟从他们的领地赶出去，他们捍卫着这条送报路线直至有一天他们因为长大了而不再需要它，但始终保留着他们粗暴的一面。威廉·邦德是个狂热的棒球手，他总能在沙地口角中为队友挺身而出。

“矮墩”在童年时期并不出色，但青春期让他探出身来。1911年，邦德18岁，成长为一个勇敢的、蓝眼睛的青年，从公立高中毕业。脚踏他最好的便鞋，邦德有5英尺10英寸的个头。家里没钱供他上大学，而他又没有足够的资格获得奖学金，于是，和他哥哥一样，邦德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而是加入劳动大军。起先，他在兰霍恩与兰霍恩建筑公司（Langhorne & Langhorne Construction）工作，公司属于他母亲一方的家族，主要建造隧道、公路、铁路和桥梁。在接下来的6年里，他在靠近分布于山里和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煤田的工地的许多酒店、包月公寓和帐篷里过夜，从底层开始学习这个行业。

1917年，美国加入伟大的欧陆战争 [4] 。邦德志愿参军，加入弗吉尼亚州国民警卫队辖下的第111炮队，即“诺福克轻型火炮蓝军”（Norfolk Light Artillery Blues），任B炮位炮手。弗吉尼亚州国民警卫队是与来自新泽西、马里兰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部队共同组成的陆军第29师的弗吉尼亚州分遣队的一部分，第29师“半蓝半灰” [5] ，在参加默兹-阿尔贡战役（Meuse-Argonne Offensive）中付出了血的代价。年轻的邦德拥有的骨子里透出来的忠诚、厌恶推诿扯皮、崇尚勤奋工作等品质远远超过偶尔显露出来的天才，再加上自然而然地将部门需求置于个人需求之上的领导力潜质，得到陆军的肯定，他被送到一所法国军事学院进修候补军官课程。1919年4月，已晋升为中尉的威廉·邦德乘坐“奥里扎巴”运输舰（SS Orizaba）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港口（Newport News）登陆。邦德复员，重返工作，战争对他没有产生像对他祖父那样的影响。

在随后的8年中，美国经历了第十八次修宪——禁止生产、销售或饮用酒精，第十九次修宪——赋予女性选举权，并度过了猛烈的战后经济衰退；工潮震撼了煤炭和铁路业；列宁带领的共产党打赢了俄国内战；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以125000美元高价将贝比·鲁思（Babe Ruth）转让给纽约扬基队（New York Yankees），而鲁思为扬基队击出54个全垒打，大破其本人在波士顿时创下的29个的纪录；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发表了《尤利西斯》（Ulysses ），被美国邮政局视为“淫秽”小说而将其500册付之一炬；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主演的无声电影取得巨大的成功；横贯大陆的邮运服务开始了——邮件白天由飞机运送，天黑以后转用火车，72小时横穿美国送达。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啤酒馆暴动”（Beer Hall Putsch）失败后被投入监狱，写下了他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 ）；阿尔·卡彭（Al Capone）帮派与奥巴尼昂（O’Banion）帮派为控制芝加哥的黑社会而大打出手；吉内·滕尼（Gene Tunney）击败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成为重量级拳击冠军；亨利·卢斯（Henry Luce）出版了《时代周刊》的创刊号，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撰写了《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以其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声援了世界大战的“迷惘的一代”。

这8年，如同大多数有工作的美国人一样，威廉·邦德一直每周6天从事建筑业工作，晚上下班后通过无线电听音乐、喜剧、新闻和戏剧；星期六晚上看电影；星期天如果碰上工作地点恰好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或小联盟城市附近就一天连看两场比赛。邦德不是道学先生，却是个令人扫兴的家伙，工作之余会随心地来杯非法销售的酒。他一直单身，虽然过着体面的生活，但工作性质使他游走于工作地点之间。也许他太忙，无暇追求合适的女孩，也许他觉得自己不能提供一个好女人应得的安定生活，也许他就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无论什么情况，1931年，当人称“船长”的韦斯特维尔特请邦德去亚洲的时候，邦德还是个单身汉。

邦德在上海遇见的第一个中航员工是总经理哈里·史密斯，他把邦德拉到一边提出私人忠告：“不要租房子，不要买任何家具，我们将在6个月内离开这个地方。” [6]

邦德抑制住愤怒，他不欣赏失败主义。如果邦德觉得一个人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宽容是无限的，但对于那些没有尽力做到最好的人，他一点儿都不同情。 [7] 他实在怀疑史密斯没有从内心理解美国老家的经济状况，要不然，史密斯对失业的前景远没有那么乐观。邦德已经下定了决心，中国航空公司不会失败，不会败在他手上。

韦斯特维尔特仍然在中国的时间里，邦德与船长形影不离，努力尽可能多地学习航空业务、了解中国和上海，而上海无疑具有全世界已知最奇特的城市布局。 [8]

位于中国大陆的东部边缘、赫然耸现在长江口的上海，自建市之初就是中国变革的先锋，但在其惊人的贫富悬殊、海盗式的资本掠夺和根深蒂固的阶级优越感，以及在中国拥有四千年的传统和价值观的画布上呈现的现代产业和爵士时代的诱惑力，这个城市反映出中国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整个过程中所经受的张力，这些张力将令中国备受磨难。 [9] 上海是中国最新开发的区域，只有90个年头的历史，此前，这个区域只是默默无闻的中国小城南市的城墙之外的一片沼泽地。西方商人自1550年代以来就和中国有贸易往来，至今四个世纪，头三个世纪大部分的贸易是通过小小的澳门和中国南部海岸的广州口岸进行的。然而，用“贸易”这个词也许是错的；最初，除白银外中国不肯接受任何货币来交换外国人渴求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这种一边倒的商贸稳稳当当地汲取着来自欧洲的金银财富。19世纪初，当英国商人发现了中国人对鸦片惊人的胃口之后，才逆转了白银的流向。他们通过向中国非法贩卖鸦片赚取白银攫取暴利，但毒品贸易在中央帝国内部引起了一系列的弊病。1830年代末，清廷采取行动根除鸦片贸易，给英国的资产负债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839年，在后来被称为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派出一个舰队到远东，通过战争对中国的立场百般羞辱，直至中国于1842年求和。

和平解决的结果是迫使中国政府“永久”割让无人居住的香港岛， [10] 支付巨额赔款，开放五个“条约通商口岸”——其中之一就是南市外一片沼泽地，日后将成为上海。在1843年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英国巧妙地塞进“最惠国”条款，保证中国授予其他列强的任何政治或经济特许权都会自动延伸到相应的英国公民。美国和法国于1844年依次强迫中国签订条约，而且两个国家都坚持要像英国那样成为“最惠国”。这是个非常狡黠的安排，中国只要对这其中一个国家给予任何优惠都会自动延伸到全体，这样就避免了中国在各个外国之间耍弄手段令它们彼此产生矛盾。

西方入侵并非清王朝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中国发生过三场大规模的内乱，撼动了清王朝的王位。这三场内乱是西北省份的穆斯林起义、来自黄河以南部分地区的捻党掠夺 [11] 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原为儒家学者，后来深信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宣布成立“太平天国”，率领庞大的信众队伍从中国南部挺进到长江流域。“太平军”在南京建都，与清王朝打内战，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000万。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趁机取巧地要求修改条约。英国人利用中国方面对一艘贸易船的所谓非法搜查作为借口与中国再度开战，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年）也完全是不平等的。英国颐指气使地在条约中加入额外的条款，从而完成了操纵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条约体系”框架。虽然中国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国家的殖民地版图上，但该系统将很大部分的商业、社会和外交政策主权从中国的控制中割裂了出去。事实上，这是最极致的殖民安排：它允许外国列强最大限度地从中国榨取经济脂膏而无须担负许多行政责任。

总部设在上海的外国商人设法扩大战果。英国和美国商人于1863年将各自在上海的封地合并为“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并赋予此前由缔约国列强纳税人选举产生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12] 以合法行政权力，让上海租界可以摆脱中国和原籍国政府的控制而自治。法国人保持他们的租界与“国际公共租界”分开，并通过远在巴黎的印度支那殖民地管理部门进行管治，但这样的遥控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因为在上海可以攫取数量惊人的钱，西方列强容忍这样的安排，以军事力量保护这些租界。

中国人很快意识到生活在离国内动荡环境仅咫尺之遥的租界的优势，大量中国“移民”涌入租界。到1872年，中国人已经占“国际公共租界”人口的大多数并缴纳税款的最大份额。在租界，他们的选举权被剥夺，却从清朝的苛捐杂税和残暴统治中解放出来，西方军事力量保护他们远离中国的内部冲突，而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的财产权利得到尊重。

可以理解，在诸多屈辱里，中国尤其不喜欢“条约权利”，这些权利迫使中国人容许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大众中传播异教，容忍外国军舰在内陆水道巡航，更有甚者，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extraterritoriality）”［即“治外法权（extrality）”的一个墨守成规的口头表达］，认定缔约国列强的公民不管在中国土地上犯什么罪，都无须遵守中国法律。外国人仗着这些侮辱性的权利为所欲为，最可恨的是行事粗鲁，很多情况是彻头彻尾的横行霸道，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他们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权利。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摆脱这种讨厌的安排，但国家太弱，力不从心。一方面是渴望固守传统的风俗习惯及价值观的欲望；另一方面是如要恢复失去的主权就必须实现现代化的需求压倒一切，清王朝在两者之间左右为难，蹒跚前行。

19世纪末，出现了新的威胁。在中国的北方，沙皇俄国贪婪的目光投向蒙古和东北三省；在中国的东方，在中国海的另一边，岛国日本从几个世纪的孤立中崛起，为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它纪律严明地实施现代化、工业化和军事化计划。日本民族主义者梦想着像英国在印度那样，将中国征服为它的殖民地。

1894年，复兴的日本尝了第一口鲜。在此之前，传统上中国在朝鲜朝贡体系中一直享有优越地位 [13] ，但当士兵哗变威胁朝鲜王朝时，中日两国都紧急派兵进入朝鲜半岛，而日本新近实施现代化的军队重挫清军。中国向日本做了大量痛苦的妥协，其中的和平协议 [14] 授予日本和西方国家一样的全方位条约权利，其中之一是使日本成为另一个“最惠国”。

日本的胜利加剧了中国人的挫折感和仇外心理，就在20世纪的前夜，一场激烈的排外精神运动在中国北方兴起，这场运动称为“义和拳”（外国媒体称运动参与者为“拳民”），他们屠杀了大概200个基督教传教士和大约20000个中国信徒。英、法、俄、德、日、美等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运动，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军，外国军队占领北京。

几年后的1904年至1905年，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决定性的胜利确保了它在朝鲜半岛的宗主权，大大增加了它在满洲里的影响力，并使它在东方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实施现代化，屡战屡败，匍匐在列强脚下。1911年底，一场试图激发变革的自发的起义席卷中国，同盟会领军人物孙中山博士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慈禧太后退位，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寿终正寝。然而，共和党人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孙中山没有证明他有能力巩固政权，民国政府分裂，而他本人流亡日本。中国陷入混乱，地方军阀割据，他们人人都把要建设一个“大中国”挂在嘴上，但实际上彼此打内战，控制自己的地盘，扩充个人的势力。

在其他的内乱时段中，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却成了上海的福音。有钱的中国人涌入租界，在西方武力的庇护下保全他们的财产。失去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和因战火连绵产生的难民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缫丝厂、砖厂、棉纺厂、水泥厂、面粉面条加工厂、造纸厂、印刷厂、金属冶炼高炉、烟草工厂、化工厂、造船厂和兵工厂林立黄浦江两岸。银行机构抓住产业扩张的机遇，上海成长为具有鲜明对比的城市：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和难以想象的贫困，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和挥之不去的饥饿，好逸恶劳的惰怠和无休无止的辛劳。上海的无产阶级每年连续12个月、每周7天、每天12～14小时像奴隶似地工作，一年到头只有一两天休息过中国新年。工人为求保住饭碗而向肆无忌惮的工头支付佣金，他们的手指被毫无防护设施的机器的齿轮咬断，皮肤被腐蚀的锅炉烫伤，身体被铅、汞、铬毒害。如果得病、受伤，或者无法工作，几乎无一幸免地沦为乞丐。成千上万营养不良的人挤住在有害健康的廉租公寓和棚屋里，生活在大上海地区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27岁，贩毒、赌博、卖淫和有组织犯罪就像生长在粪堆上的蘑菇似地在上述苦难环境中盛行。有句当地的警句将上海描述为一方厚厚的地狱承载着一片薄薄的天堂，这个极为不公正的城市给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启迪，他写道：“如果上帝允许上海存在，他欠所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一个道歉 [15] 。”毫无疑问，上海是世界上最无情的城市，它提供了肥沃的革命土壤。1921年，12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法租界一所女子学校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体会议，其中之一是来自湖南省、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代表毛泽东。该革命运动以理服人，并承诺为中国受压迫的老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因而蓬勃发展。

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广州重新集结他的中国国民党残部，到1922年，他得到了蒋介石的辅助。长着黑眼睛的蒋介石那年35岁，从上海狂暴而唯利是图的贫民窟中的黑社会上位。出于统一的中国可以减轻日本对苏联西伯利亚的威胁的愿望，莫斯科促成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盟，虽然国共两党之间在对中国长期愿景上有巨大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看到迫切需要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下进行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逝世，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一年后，他带领国民党军队从广州北伐，夺得今武汉三镇：汉口、汉阳和武昌，并向上海挺进。在上海，共产党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为蒋介石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决定向右翼靠拢，无法继续像国民党左翼那样与共产党合作。他将罢工领导人出卖给上海黑社会的主要势力“青帮”，青帮的刺客枪杀了走上街头游行的数百名左翼分子。国民党军队抵达上海后继续大清洗，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死于蒋介石的叛变，史称“白色恐怖”或“人头盛宴”。

1927年，蒋介石与中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联姻，迎娶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夫人原先因为蒋离过婚、据称包养情妇且不是基督徒而拒绝将女儿嫁给他，蒋表示同意研读基督教，平息了反对意见。婚礼之后，蒋介石挥师长驱直入北京，北方军阀纷纷郑重声明表示愿意效忠，蒋介石将“北京”（“北方的首都”）更名为“北平”（“北方的和平”）。1928年10月，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定都南京（“南方的首都”），到了年底，带有青色和金色齿轮 [16] 的国民党党旗飘扬在从印度支那到黑龙江的中国大地上。蒋介石宣称，在仁慈的国民党政府培育中国民主期间，先实行一段时期的独裁统治予以“监护”。

像国民党本身一样，国家的政治现实也远非铁板一块。 [17] 党内，蒋介石的右翼通过微妙的联盟和个人的效忠，通过维持不稳定的平衡进行控制；国内，他在为将国民党树立为中国新王朝统治者的斗争中面对多重冲突：偏远省份的军阀拒不臣服，曾遭受过白色恐怖背叛的共产党满怀仇恨，依仗着不平等条约的外国人养尊处优，日本人日益飞扬跋扈。

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现代化，蒋介石统治最大的缺陷之一是这个国家糟透了的交通运输网络。 [18]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说，“但由于在不小的程度上缺乏交通设施，她还没有彻底统一”。 [19] 建造铁路和公路需要多年的时间和巨大的投资。空中交通提供了可以快速建成而且成本低很多的选择方案，1929年和1930年国民政府出资创建了两家航空公司。一家是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共建的欧亚航空公司；另一家是与美国寇蒂斯-莱特航空公司合伙建立的中国航空公司。

当威廉·邦德于1931年抵达中国的时候，上海法租界和国际公共租界（的面积）覆盖了12.66平方英里，约有曼哈顿一半大小，有约100万人在此居住，包括大约60000名外国人，其中一半是日本人。 [20] 除去日本人的外国人中，约有9000英国人和3500美国人。此外，还有未纳入官方统计的22000无国籍的白俄难民。租界外边，还有约200万中国人生活在大上海地区，即租界加周边地区总共有300万人，庞大人口数量实际上使上海成为世界上第五或第六大城市，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与芝加哥不相上下。

初来乍到，邦德便接到源源不断的邀请：茶会、晚会、舞会和晚餐等，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组成上海外国世界的西方人中间，这些人包括丝绸买家、棉花大亨、香烟商贩、鸦片经销商、投机者、难民、逃犯、军火商、地产大亨、航运巨头、保险推销员、银行主管、石油公司高级职员、缝纫机推销员、领事官员、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人，不一而足。 [21] 邦德经新朋友们的提议，参加美国乡村总会（Columbia Country Club）和花旗总会（American Club）的活动，并被接纳为会员。美国乡村总会是位于法租界郊区的一处体育设施，配有14个网球场、1个垒球场、1个漂亮的带拱廊的室外游泳池、壁球场、手球场、羽毛球场、六球道的保龄球馆，以及西班牙复兴（Spanish Revival）会所，会所带有一个可供进餐、开鸡尾酒会和舞会的大阳台。花旗总会更像是个为商人而设的机构，位于国际公共租界中心的福州路209号，离外滩还隔着几个街区，是一座乔治王时代艺术风格（Georgian）的六层建筑，虽然其大堂令大多数参观者联想到装饰得很精致的医院，邦德则欣赏其轻松活跃的氛围。花旗总会内有餐厅、阅览室、棋牌室、台球室和在地下室的保龄球馆。占据了第一层大部分地面的酒吧里似乎尽是爱交际的年轻人，他们渴望与人握手并喝上一两杯。感谢上帝，喝酒在中国是合法的。如果酒精激活了某人的其他情欲，可以沿福州路继续深入几条马路去726号的会乐里，即“幸福长存街”，进入一片挤满了鸦片烟馆、赌场和歌厅的区域，在这里，一个微笑和几个银币就可以找到中国女子买春。上海有夜总会、餐馆、卡巴莱西餐厅 [22] 、爵士乐俱乐部、赛马场、跑狗场，以及茶会、晚宴和在远东称为“tiffin” [23] 的午餐会。但是，无论有多少诱惑和疯狂的社交应酬，邦德的要务是工作。这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人们辛勤地工作。

韦斯特维尔特上校在授权给邦德后于1931年5月底离开中国。 [24] 邦德去晋见他的新上司——中航最高主管、中方总经理何辑五，何是一位国民党将军，他的哥哥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25] [26] 通过译员的传递，邦德请求辞退预言中航在劫难逃的机航组主任哈里·史密斯，史密斯的工作由他本人接管，并且合并两个职位为公司省钱。

将军考虑了建议，说：“这些由你决定，邦德先生。” [27]

邦德给了哈里·史密斯两个月工资以减轻冲击，这项解聘是邦德走马上任的举措之一。

史密斯预言：“你对付不了这些飞行员，连60天都坚持不下去。” [28]

邦德反驳道：“他们不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我会像对待绅士那样对待他们，而如果他们对此毫无反应，那他们的问题就是如何和我相处。”

[1] Bond to General John Beaumont，December 13，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4.12.2，2005.1.27和2005.9.14；“Japan Doomed to Failure，Says Virginian on Return，”名称不详的报纸的剪报，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1938 file；Martha Gellhorn，“Flight into Peril，” Collier’s ，May 31，1941，p.87；Theodore White，“China’s Last Life line，” Fortune ，May 1943。

[2] 兰霍恩家的两位女性注定会名声远播。艾琳·兰霍恩（Irene Langhorne）嫁给美国艺术家查尔斯·达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帮助将生活的养分融入他广受欢迎的“吉普森女孩”的素描和油画中，这些画作展示了美国女郎健康、热爱户外活动、宽肩细腰、甜美丰满、活跃积极的品牌形象，公然与欧洲的传统相悖。这些形象则受到艾琳的姐妹南希（Nancy Langhorne）的抨击，她索性嫁给英国的阿斯特勋爵（Lord Astor），以南希·阿斯特夫人（Lady Nancy Astor）的身份，当选为英国国会的第一位女性议员，在下议院有一席之地。

[3] Thomas Jefferson，美国第三任总统。——译者注

[4] Great European War，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5] 即一半来自北军，一半来自南军。——译者注

[6] 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32.

[7] 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5.1.27。

[8]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1-32.

[9] （历史概况，中国和上海。对全部引用的来源做了整体研究；此处列出的引用系针对事实的具体实例。）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A Standard Guidebook，1934-1935 edition； W.H.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Journey to a War ，p.237；Harold 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3，p.6；Stella Dong，Shanghai：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pp.11-13，83-84，94 95；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pp.182-84；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pp.142-148，161-171；Percy Finch，Shanghai and Beyond ，p.12；Edwin P.Hoyt，Japan’s War ，pp.16，26-27，35-37；Harold Isaacs，“The Peasant War in China，” New International ，pp.25-27，www.marxists.org，accessed August 2005；Marius B.Janson，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p.432-433；Robert W.Moore，“Shanghai，Key Seaport of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September 1932；John B.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p.153-154；Harriet Sergeant，Shanghai ，pp.14-26，74，89，96，151，166，210-11，218-222；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p.122-123，131，149，157，161-162，165-181，184-193，222-224，230-235，239，271，298，310-319，323，348-354；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pp.35，40，58，73-74，116，152，167；Theodore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pp.20-30，116.

[10] 英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得到了香港岛，又于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取胜后得到了九龙半岛，二者均为“永久割让”；1898年，新界以99年租借的条约加入这片英国殖民地。后来正是这虚虚实实的租约到期促使英国在1997年将整个香港殖民地的主权归还中国。新界占香港总面积的85%以上，到20世纪后期，香港岛没有新界就无法独立生存。

[11] 指捻军农民革命战争。——译者注

[12]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简称上海工部局。——译者注

[13] 中国为宗主国。——译者注

[14] 指《马关条约》。——译者注

[15] 均为圣经故事中的罪恶之城，耶和华因二城罪大恶极而用天火毁灭，此处引用喻上海比该二城更甚。——译者注

[16] 应为青天白日。——译者注

[17]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October 28，1933；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当我刚到那里的时候，中国简直没有（统一）这回事。”

[18]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May 2，1931，and October 7，1933；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February 3，1934；韦斯特维尔特向旧金山美国商会提供的地址，1932.5.19，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White，“China’s Last Lifeline”；William Leary，“George Conrad Westervelt，Capt.，USN，a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Aviation，” American Aviation Historical Society Journal ，Summer 1972；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168。

[19]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May 2，1931.

[20] “Shanghai，” Fortune ，January 1935.

[21]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31；笔者访谈伊丽莎白·比克斯比，2006.1.24；http：//www.earnshaw.com/shanghai-ed-india/tales/t-all08.htm，accessed February 16，2006；“Shanghai，” Fortune； January 1935；笔者访问上海，2005.4；http：//bbs.zanhei.com/showthread.php？t=101，accessed September 10，2005。

[22] Cabarets，指有卡巴莱歌舞表演的西餐厅。——译者注

[23] Tiffin源自印度。——译者注

[2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44-47.

[25] 指何应钦。——译者注

[26] 航空公司说英语的员工总是把总经理说成“the MD”。

[27]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45.

[28]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46.

3 “这家航空公司是合资伙伴关系”

邦德召开中航的美方人员会议，以机航组主任身份做自我介绍，并解释解雇史密斯的原因。接下来，他专门讲了两个主要问题。“首先，粗野行为损害了公司形象，你不可以在俱乐部里趾高气扬，却又指望人们想和你一起飞行；其次，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以为对待中国人的常识礼貌就是自我感觉优越和傲慢，这样不行。这家航空公司是合资伙伴关系，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们对待中国伙伴的态度进行相应调整。” [1]

邦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一个都没有。

他饶有兴味地担起了新职务，担任一家航空公司主管运营的副董事长正是他退出建筑行业时的预想。他将年度运营成本降低了32000美元（合现代447000美元），并用更有合作态度和更尊重他人的美国人员替换了不能适应他的哲学的人。邦德将总机械师O. C.威尔克（O. C. Wilke）及由总飞行师欧内斯特·“艾利”·艾利森（Ernest “Allie” Allison） [2] 带领的半打美国飞行员列入分类账目的资产项中。 [3] “艾利”自1917以来一直飞行，于1929年随寇蒂斯-莱特最早的团队来华。“艾利”和邦德年龄身高相仿，但体格比邦德远为强壮，蓄着“牙刷”胡子，脾气粗暴，长相令人敬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沿墨西哥边境巡逻并担任美国陆军航空队教练。复员后，他在费城周边各地做巡回飞行表演，并于1920年加入美国邮政局新设立的航空邮运服务。艾利森飞了七年的邮运，开拓了航空商务和夜间飞行，与他一道飞行的是一位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飞行员，他的亲密朋友查尔斯·奥古斯都·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到1931年，艾利森已经有14年的飞行经验，他的航空日志上已经有8000多小时的飞行时间。不当班的时候，他热情友善脾气好，但在工作中飞行员们很少看到他有笑容，邦德欣赏他是世界上最可靠的飞行员之一。虽然中航将其总部设在外滩后边一个街区处的市中心的国际公共租界内，但是邦德和艾利森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龙华机场。龙华机场靠近一座离龙华镇南5英里的千年古塔，坐落在黄浦江岸边，设施落后，中航在此有一个机库和一些办公室，靠近一条飞机跑道和一条供中航水上飞机移动进入油腻腻的浊流的滑道。

在1931年年中，这两个男人将航空服务从汉口经由长江三峡推进到最重要的内陆省份四川的主要城市重庆。 [4] 中航共有6架“洛宁”型水陆两用飞机（Loening Air Yacht），他们经常乘坐其中之一飞往汉口。这种笨拙的双翼水陆两用飞机上翼和下翼以支撑杆和多条绳索连为一体，位于下翼和机身下方的船体犹如经过充分修饰后加上去的，船体的一部分突出于螺旋桨前部，头部像一只精灵的鞋似地翘起。船体后上部的机身是一个小客舱，可搭载6名乘客和货物。正副驾驶并排坐在位于乘客头顶上方及星型发动机正后方的开放式驾驶舱内，星形发动机设计得尽可能的高，以防螺旋桨碰击水面。该飞机巡航速度为每小时100英里（飞行员说它有一些隐患）。虽然“洛宁”水陆两用型飞机的机舱是如此通透，以致实际上乘客不得不将帽子扎紧固定，起飞和着陆时还有水从缝隙灌注进来，但是，它结实可靠、经济合算，这些都是航空公司希望在中国生意成功并获取利润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没几个机场，但有许多河流，而任何平坦的水面都可以作为水上飞机的基地，或者在紧要关头作为紧急着陆的跑道。因此“洛宁”飞机是中航的主要赚钱机器，沿着一号航线亦即长江上下游运送乘客和邮件。长江，既是中航的脊梁，也是中国的脊梁。

当升空后向着内陆飞行之时，邦德从这条永远乐于作为着陆跑道的大河得到很大的安慰，这是《圣经》诗篇中的第29篇——耶和华在众水之上的声音。 [5] 邦德对亚洲如此不熟悉，以至于他还不能领会长江的破坏力。在西边更远的地方，一场罕见的大雪在1931年的炎炎夏日下融化，季风的降水倾注入大江上游，其主要支流的河谷洪水泛滥，长江水位升高，漫过堤坝，浸没了一块纽约州大小的陆地，淹死了数万农民。在高空中无法看出洪水的毁灭性破坏，云彩和天空的倒影在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的巨大的湖上闪烁。只有当飞机飞得很低时，邦德才能辨认出被淹没村庄的房顶和溺毙农民的尸体在死水中上下浮动。饥肠辘辘的一家又一家的人无精打采地漂浮在拴在房顶上的原始筏子上，呆呆地看着过往的飞机。几天过去了，几周过去了，灾害如此广泛，好像无处可以减轻。大船只能在水位足够高的正常河床通行，而且，由于幸存者过于分散而无法进行大规模救援。人们饿死在他们的筏子或山顶形成的岛屿上，疾病夺去未具体记载的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死亡数字众说纷纭，但这几乎无关紧要，实际数字远远超出想象。而可怕的真相是，没有人真的知道有多少人死亡，也无从知道。中国就像一根鞭子，挥动鞭把便会给生活在鞭子尖端的数以百万计处于贫困边缘的生命造成巨大的灾难。至少145000人失踪、被冲走并淹死；还有一批数量相仿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约2500万人失去家园。这场灾祸完完全全地向邦德展示了生命在中国的脆弱，同时揭示了这个民族的力量的一个方面——在劫后余生中，生活以惊人的速度恢复正常。

邦德将1931年后半段时间都花在组织开通在长江上飞越著名的三峡的汉口至重庆的航班服务上，将新服务与一号航线的其他服务整合；试图启动上海—北平间的二号航线；并努力保持公司的现金流处于盈利状态。虽然后两项努力没有成功，航线运营的逐渐拓展确实为中国的政治统一做出大贡献，把在深层次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和商业惯例做法与位于南京和长江下游的国民党权力基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毫无疑问，要粉碎日本称霸亚洲的美梦，就必须建立一个整体的现代化中国。 [6] 随着蒋介石巩固政权，日本扩张主义者感到要在这个国家变得太强而难以征服之前，从大陆上撕下一大块土地时机已经成熟。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有号称关东军的部队以保卫它于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从俄国人手中赢得的铁路 [7] 。1931年9月18日夜，一枚小型炸弹在沈阳附近的铁路路轨下爆炸，被指为反日攻击。而关东军竟稀奇的处于准备就绪状态，在不到11小时内便攻占了沈阳城。日本援军迅速涌过韩国边境，占领了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4天后（与事变无关），英国不履行以黄金清偿债务，彻底破坏了国际的金本位制，并引发了美国的银行挤兑风潮。 [8] 近2300家美国银行倒闭，美国坠入历史上前所未闻、最为严重的经济深渊。被如此巨大的灾变所包围，美国仍坚持其孤立主义传统，游离于国际联盟之外孤独前行；欧洲的国际联盟则无法凝聚意志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爱国的中国人以他们所知的最佳方式——抵制日货并不与日本人做生意——进行反击，使日本的财政利益严重受损。 [9] 蒋介石感觉自己还未强大到推动全面抗战，但半独立的第十九路军在1月最后一周挺进上海，有力地支援了排日运动。 [10] 1932年1月29日午夜，在黄浦江上的日军战舰的强烈密集火力掩护下，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中国若干位置发起攻击 [11] 。中航飞完上海至南京的最后一轮航班后暂时停航。中国步兵在上海的断垣残壁中疯狂地与日军巷战，但不敌狂暴的日本军舰炮火和空中力量的打击而逐步退却。战斗令江上交通瘫痪和沪宁铁路关闭。邦德讨厌让日本侵略者控制航空公司经营的想法，在8天战斗期间很担心总经理何辑五的态度。 [12] 2月8日，上海至南京航班被最终允许恢复，邦德次日即安排飞行。中航面对诸多问题依然飞行，打消了对民航可以为中国做什么的诸多疑虑。

敌对双方均有增援，战线向北扩展。3月初，在摧毁了上海北部地区许多平方英里区域和杀害了约15000名平民后，这场小型战争平息。然而，上海以其道德品行中所缺乏的阳刚气势复苏，迅速重建被破坏的区域。

1932年，在邦德的领导下，靠着经营唯一的上海至重庆的一号航线，中国航空公司活了下来。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巩固政权，打击中国共产党，并高调抗议日本在东北三省创建所谓的独立国家“满洲国”。这年年底，日本关东军的先头部队逼近长城以北国民党尚未控制的2个省份之一——热河。 [13] 考虑到（日军）威胁，邦德认为中航用6架带高翼的“史汀生底特律人”（Stinson Detroiter）型单翼机建立从上海和南京到天津和北平的二号航线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前他和艾利森未能从该航线获得持续收益。 [14] 在邦德的脑海中，空中交通将北方的省份与国家的核心结合得更紧密，然而实际上中航要靠从长江流域赚来的钱才能勉强支付二号航线的经营成本。 [15] 邦德不想冒耗尽自己微薄家底的风险开辟新航线，而且没能通过他在交通部的关系获得补贴——他们已经拒绝过他很多次了。不过，他的军械库中有了一个新武器：广东银行高管邓勉仁 [16] ，他希望此人会帮助他采取不同的策略。

邓勉仁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在美国上大学，与邦德年龄相仿，拥有许多共同兴趣，于是他们形成了真正的友谊。他们定期一起打网球和聚餐，邦德欣赏他的新朋友提供的许多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见解。邓勉仁具有应对邦德较为干巴巴的幽默的急智，并游刃有余，但他在广东银行的行事风格则完全不同。广东银行被讽世者称为“宋子文的银行”，邓勉仁是宋子文鞍前马后的得力助手。

邦德认为在中国没有人比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更值得与之建立关系，宋子文的三个姐妹都和他一样具有同等的影响力：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太太宋霭龄、中国（近代）革命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以及中国 [17] 的委员长美丽迷人的妻子宋美龄，举世闻名的蒋介石夫人。日本在前一年的“上海事变” [18] 中有效地运用了空中力量，这促使宋子文转变为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坚定倡导者。 [19] 邦德虽然不愿意卑躬屈膝地求邓勉仁帮他建立与宋子文的联系，但觉得有必要针对中国北方时局变化的不断升级采取紧急行动。

除此之外，时局为邦德追求一个对于他来说更为重要的目标提供了一个入口：引起中国政府对发展其商业航空有更浓厚的兴趣。邓勉仁同意代表邦德征询宋子文的意见，次日中航便得到了一小笔临时补贴拨款。邦德本可不用这点儿钱就足以建立二号航线，但他得到了真正想要的东西——在中国政府的权力顶层有了立锥之地。

1933年冬，邦德和总飞行师欧内斯特·艾利森开辟了新航线且进展顺利。2月，威廉·邦德在上海遇到了一个新的航空人，可能是在花旗总会的马提尼酒会上。此人名叫哈罗德·M.比克斯比（Harold M. Bixby），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作为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空传教士”到东方来。 [20] [21] 比克斯比身高与邦德相仿，中等个子，但瘦得像西红柿杆，几乎不能把身上的西服撑起来，时年42岁，比邦德大两岁半，满脸皱纹面色憔悴，留着一撮整齐的小胡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两人在转入航空业之前都是商人，哈罗德·比克斯比虽然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并曾任银行副总裁，却属于特别保守的类型。比克斯比曾为自基蒂霍克 [22] 之后最著名的美国航空成就做出过至关重要的贡献——他的圣路易斯大学俱乐部策划资助了林白的单人横跨大西洋飞行，为此林白将他的飞机命名为“圣路易斯精神（Spirit of St. Louis）”号以示尊敬。后来，比克斯比的银行为一个房地产项目发售债券，该项目被大萧条打击得粉碎，虽然比克斯比对此不负法律责任，但他一定是觉得自己在推销宣传中做过个人承诺，因此他自己掏钱补偿了投资者的损失。在他因与林白产生联系而向航空业迈进了一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举措决定了他被泛美航空聘用。比克斯比把四个女儿和太太留在了美国，邦德温和逗趣地试探，问比克斯比是否后悔第四个女孩的到来。

比克斯比笑道：“我搂着三个皇后时还从来没想过别的事情。” [23]

即使在航空界，比克斯比都比邦德更有“建树”。邦德在中航的工作就是在商业航空最遥远的边缘地带用陈旧的设备和原始的设施挣扎前进，只要他保持中航有偿付能力，他就保得住工作——而在他身后，寇蒂斯-莱特公司被经济灾难的方方面面纠缠得一筹莫展。比克斯比在泛美航空的上层是成功人士，国际航空界已经升起的明星，还得到谜一样的泛美航空公司总裁胡安·泰利·特里普（Juan Terry Trippe）的充分信任。 [24] 特里普已经通过经常购买或兼并吸收地区航空公司以及在北美、南美和中美洲间开拓国际水上商业航空建立了一个航空帝国。然而，特里普的梦想没有停留在跨越像加勒比海地区这样的小池子里，他的目光聚集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国际航空的大盘上，知道如果可以建立飞越它们的航线，他就可以永远改变世界并从中获得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的收益。

这是惊人的雄心勃勃的抱负，但是，既不存在有足够航程、可靠性和负载能力飞越如此辽阔的水域并能赢利的飞机，也不存在至关重要的、能在大洋中找到岛屿的导航系统。然而，泛美航空把这个志向奉为可以实现的信念，正在推进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越洋飞行项目。比克斯比在亚洲的使命是为即将到来的航空服务做准备，其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说服中国政府授权允许泛美航空迄今尚不存在的跨太平洋飞船在中国着陆。

“恕我直言，比克斯比先生，你将永远搞不定这件事”，邦德警告说。 [25]

“永远搞不定？”比克斯比问。泛美航空经营的航线总长2万英里，年收入总值超过900万美元，确认无误的利润有100万美元（约合现代1630万美元），已处理好了南美、中美洲和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大堆政治问题。泛美航空惯于闯出生路。 [26]

“我想你会发现上一世纪列强与中国所签订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引致的困境”，邦德解释道，“如果中国授权允许像你这样的美国公司的飞机在中国着陆，则所有其他最惠国都会得到飞机在中国的着陆权，这意味着授人以柄，允许日本飞机在中国着陆。因而中国不会给你任何东西，永远不会。”

“这是可以商量的，就像其他的一切”，比克斯比反驳道。

“恐怕你会发现这不可以，你不会得到美国飞机在中国着陆的许可，除非日本废除其条约权利或者沉入大海。”

花旗总会的全部生意都通过“欠条”交易，按月结算。比克斯比不服气，在离开之前按照上海习俗与邦德摇骰子赌饮料欠条归谁。 [27]

那个月 [28] ，日本关东军最后攻占热河。 [29] 但尽管有如此不祥的变化，中航的进步还是令威廉·邦德很高兴，他知道，航空旅行将成为中国越来越不可缺少的出行方式，他遥想前景，信心大增。几天以后，1933年3月31日，哈罗德·比克斯比宣布泛美航空公司已控制了寇蒂斯-莱特公司在中国航空公司中的45%权益，这击碎了邦德已安排好的前景。 [30] 威廉·邦德是支持中国的人，聚焦于中国。泛美航空是聚焦于国际的美国公司，邦德不知道应该如何与他的新公司老板相处，并为自己的工作担心。在1933年春天，工作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47；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51，引自邦德1969年3月20日写给威廉·利里的信；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5.1.27，和访谈弗丽达·陈与T.T. 陈，2005.10.05。

[2] 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和财政部顾问。——译者注

[3]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9.15；笔者访谈艾利森的女儿南希·艾利森·莱特，2005.10.6-9；William Bond，“E.M.Allison，” 以及名称不详的报纸上的讣闻，均见于C.N.A.C. Cannonball ，1976；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68-69。

[4]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8；Harold M.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4，pp.1-10；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5，32，51；Richard I. Hope，“Developing Airway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January 193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5] Ernest M.Allison，“Story of Another First Flight，” Wings over Asia ，Vol.3，p.11；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50-60；Percy Finch，Shanghai and Beyond ，pp.219-221；Anne Morrow Lindbergh，North to the Orient ，pp.112-114，117-124；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Summer and Autumn 1931.死亡率统计数字有不同说法：世界银行的中国网页称洪水导致400000人死亡：http：//worldbank.org.cn/english/content/427n1214549.shtml，accessed September 29，2005；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166，称200万人死亡；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 ，pp.154-55，说3000万人失去家园；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434，则说1400万人流亡。

[6] Frank Dorn，The Sino-Japanese War：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8；Edwin Hoyt，Japan’s War：The Great Pacific Conflict ，pp.80-97；John B.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190；Stella Dong，Shanghai：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pp.212-213；Marius B.Jansen，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pp.577-586；Earl Albert Selle，Donald of China ，pp.267-268；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p.391-394.

[7] 指南满铁路。——译者注

[8] David M.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77.

[9] Dong，Shanghai ，p.213.

[10] 十九路军的行动可能有与中航的一项非常规航班服务有些关系——中央政府曾私下指派邦德用飞机运送一位使者去与十九路军指挥官会晤，之后不久，十九路军就拔营向上海挺进。

[11] 指一·二八事变。——译者注

[12] Ernest M.Allison，“Story of Another First Flight，” Wings over Asia ，Vol.3，p.11；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42-43，65-70；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55-60；Leary，“George Conrad Westervelt，Capt.，USN，a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Aviation，” American Aviation Historical Society Journal ，Summer 1972；“CNAC Story Prepared for Southern Flight，” September 7，194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1；Theodore H.White，“China’s Last Lifeline，” Fortune ，May 1943；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October 7，1938.乔治·韦斯特维尔特回到中国代表寇蒂斯-莱特公司并帮助指导邦德。

[13] 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10，p.29；Selle，Donald of China ，p.280；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394.

[14] 该航空公司曾于1931年年底建立二号航线但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飞行员尚未接受足够的航班飞行训练。

[15]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73-75.

[16] 邓勉仁系宋子文的机要秘书，时任广东银行总司理。——译者注

[17]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译者注

[18] 指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译者注

[19] Evan S.Young to Arthur N.Young，April 13，193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0] Bixby，“Top Side Ricksha”；比克斯比访谈，“Airline Operations，” 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Frederic MacMaster，“Pan Am’s China Man，” Air Line Pilot ，August 1976；“Harold Bixby，a Chief Supporter of Lindbergh’s’ 27 Flight，Di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November 20，1965；Robert Daley，An American Saga：Juan Trippe and His Pan Am Empire ，pp.119-120；Marilyn Bender and Selig Altschul，The Chosen Instrument：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merican Entrepreneur ，p.206；A.Scott Berg，Lindbergh，pp.95-96，98；许多当时的相片。

[21] Bixby，“Top Side Ricksha，” p.4.

[22] Kitty Hawk，莱特兄弟试验历史上第一次动力飞行地点。——译者注

[23] 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5.1.27。

[24] Trippe to Morgan，February 7，1933，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Daley，An American Saga ，pp.119-120；Bender and Altschul，The Chosen Instrument ，pp.158-164，236-239；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83。

[25] 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

[26] 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72。

[27] Henry Wysham Lanier，The Far Horizon ，p.180.

[28] 指1933年3月。——译者注

[29]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394；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175；Selle，Donald of China ，p.280；Abend，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203.

[30] 有来源说泛美航空公司于1933年4月1日买下了中国飞运公司，但出于东方迷信将收购作为已经发生的消息提前一天宣传，比克斯比显然不认为这样的分别特别重要。在公司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他在所写的一封信中非常准确地记叙了泛美航空公司是在1933年4月1日收购中国飞运公司（比克斯比写给彭学沛，1937.9.13，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但在一份题为“泛美航空公司收购美国中国飞运公司”的备忘录中（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58，Folder 8，日期不详，但肯定写于1941年8月8日），他说收购日期是1933年3月31日，在“中华民国交通部与泛美航空公司间的合同，1945.12.21”中也是这样说，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在这个故事中，3月31日赢了决胜局——那天恰巧是笔者的生日。

4 蛋糕与香槟

如果说这项出售令威廉·邦德担忧，它则令中航的中方股东感到震惊。该公司的创始合同章程清晰地规定，无论中方还是美方在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同意下均不得出售其股份。 [1] 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感到被出卖了：泛美航空公司早已在寇蒂斯-莱特公司充分了解和合作下嗅探中国航空公司长达一年多，而且在中国生意黄了的寇蒂斯-莱特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与泛美航空达成协议。这笔交易从法律上看有可疑，但泛美航空只是采取了迂回动作而没有违反合同的条文，因为实际上泛美航空并没有收购中航而寇蒂斯-莱特也没出售中航。作为替代，泛美航空收购的只是寇蒂斯-莱特下属的一家隐蔽的子公司——洲际航空公司（Intercontinent Aviation），洲际航空公司拥有另一个神秘的实体——中国飞运公司（China Airways Federal），而中国飞运公司的唯一资产就是中国航空公司中的美方权益。从技术上讲，这项交易没有违反创始合同的文字，但肯定伤害到了文件中的合作精神，因而中航的中方官员暴怒——倒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与寇蒂斯-莱特有了任何特殊的关系，而是觉得美方棋高一着，令他们失了面子。

此后不久，4月上旬，董事长黄江泉（K.C.Huang）召集会议，结识比克斯比和了解泛美航空。 [2] 黄是位极其富有和精明的橡胶业和航运业商人，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长大，他的第一语言是马来语，通晓荷兰语和英语，略懂汉语。另一位中方董事在会议开始时率先发言说：中航每月营收为7万墨西哥鹰洋，而每月费用为12万墨西哥鹰洋。 [3] 然后第三个中方董事动议宣告公司破产，这让比克斯比一下子泄了气，比克斯比算得出来，坐在三个美国人对面的是四个身着深色西服的中国人，这些中国男人可以投票让中航不复存在并与别人合伙开航空公司。

实质上，哈罗德·比克斯比远非咄咄逼人，他在推崇与泛美航空合作的好处的同时敦促中方不要仓促行事。 [4] 与寇蒂斯-莱特不同，泛美航空不受任何（飞机）制造业界利益的限制，它总是选择最安全、性能最好的飞机和发动机，并以最优的价格购买，不在乎是谁造的。比克斯比向这些中方董事保证泛美航空确实想帮助中国发展其本土航空公司，泛美航空意欲将它们纳入跨太平洋航班服务这样一个有远见、雄心勃勃的“下一步”计划中。比克斯比指出，只有泛美航空已经在加勒比海地区证明了它有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其他航空公司可以做得到。跨太平洋航线计划将使中国和美国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促进外交和文化的交往，并引发整个世界的想象，令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大大地“露脸”，两国之间的生意会兴旺，毫无负面效果。中航的中国股东所有要做的就是安排合理的邮运补贴，开放从上海到广州这条尚未开发的航线，并允许泛美航空在中国着陆。

中方董事做出回应，要求泛美航空给予中航一笔巨额无担保贷款。该提案如此粗暴，令比克斯比感到惊讶，他又是争辩又是恳求，但没有丝毫进展。眼下比克斯比所要设法完成的是说服中国董事们撤销破产提案。

当比克斯比说泛美航空想扩大中航在中国国内的业务时，他说的是真话，泛美航空确实想在上海和广州之间开辟一条新航线。该航线是在创始合同中就说好了授予中航的，中航称之为三号航线，如果开通，就将连接起中国的两个主要城市。然而，三号航线有1000英里长，要在密布无法预测的浓雾且多山的海岸线上停几个中间站，而这些中间站没有一个能够产生更多的流量。虽然广州是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名义上隶属于控制着上海的南京国民政府，但广东省政府和南京之间的政治关系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而且上海—广州间的飞行航班将与有效率的远洋轮船航班产生竞争。三号航线的回报预期如此之低，致使中航宁可一直任其闲置。然而，三号航线的理论存在竟然成了泛美航空购买中航的首要原因。只有上海成为停靠跨太平洋航线飞机的远东终点站，该航线才能盈利；而只有三号航线才可以将上海连接到泛美航空打算飞越太平洋所经过的洋中岛屿。 [5] 为了有资格获得慷慨的美国邮运补贴，泛美航空计划直接出面经营三号航线。

创始合同的具体条文规定，如果中航在1933年7月8日之前在三号航线上开通邮运服务，就授予中航三号航线专营权——此刻只剩3个月了；而如果办不到，中航就铁定失去那部分的专营权。比克斯比深知，在他帮助策划了利用合同灰色地带进行狡诈的收购之后，不可能指望（中方）对上述条文给出宽松的解读。中方所有要做的就是等待和拖延，失去三号航线的专营权将迫使泛美航空进行大量的谈判，可以推测，中方会利用这些谈判把泛美航空榨干。一号航线即长江线和较新的二号航线即北平线占用了公司所有的“洛宁”型和“史汀生”型飞机。比克斯比如果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宣扬泛美航空承诺建设中国本土航空公司的花言巧语只能是一番谎言；再说这些老旧的单发动机飞机并不适合在面临茫茫大海、充满危险的航线上做长距离飞行。三号航线需要速度更快、航程更长的多发动机水上飞机，泛美航空的一支七人远征队带着两架“西科斯基S-38”型双发动机水陆两用飞机搭乘荷兰货船“格特鲁德·马士基”号（Gertrude Maersk）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市（Savannah）出发，但“格特鲁德·马士基”号直到6月底才抵达上海，离截止日期仅剩一个多星期。

整个4月和5月，在比克斯比与中航的中方管理层扯皮之时，华北战火连绵。 [6] 北洋军阀的军队不时取胜，但中央政府压根儿没帮一点儿忙。恰恰相反，蒋介石调遣精锐部队对位于长江以南江西省的中共主要根据地的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 [7] 5月，日军突破长城，进犯北平所在的河北省，到了月底，北平和天津的市民能听到日本大炮的轰鸣，战斗以一纸屈辱的停战协定告终 [8] 。但比克斯比至此似乎仍未掌握邦德早在两个半月前就已告诉他的真相——世上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诱使中国人向带有外国国旗标识的飞机授予在中国的着陆权，因为他们深知日本会抓住最惠国的机会也这么干。 [9]

因此，比克斯比的谈判毫无进展，他对中方各种不合情理的反要求感到惊讶，却仍不明白这是中国人说“不”的一种方式。 [10] 泛美航空更为宽广的目标令中航远比蒋介石政府看重三号航线。国民党有其他要优先处理的事务。对他们来说，中航不过是帮助他们的国家实现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工具，以及学习如何运营和管理中国自有航空公司的模板而已。该公司的中国领导层宁愿用微薄的自有开发资金来完成在四川省的两个主要城市——重庆和成都——之间通航的长期计划，两条国内航线均超过1000英里，连接它们与泛美航空毫无关系。几个星期过去了，成为新闻头条的都是华北战事，而通过三号航线开展邮运的计划已接近最后期限，泛美航空的2架水陆两用飞机和7名飞行人员正在来华的大洋途中某处，看来在他们到达之前比克斯比不可能办成什么事。

邦德在中国已有2个年头，他从一开始就明白比克斯比需要中方全心全意的支持才能实现泛美航空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还觉得比克斯比没有做成多少事，不值得中方支持。 [11] 虽然邦德与比克斯比都相信从长远来看与泛美航空的伙伴关系将被证明对中国有利，但邦德看到了比克斯比没有认识到的一点——中国的短期问题的重要性超过其长期考虑。邦德认为比克斯比只有显示出泛美航空对中国的当务之急有实实在在的兴趣才能促成与中方的合作，他还认为比克斯比并未领会到在中国快速高效的空中旅行之充分的赢利潜力和对国家统一的作用。他希望，比克斯比体验一下上海之外的中国，感知其复杂性、魅力和困难，并认识到除了将跨太平洋航线锚定在上海的潜势之外，比克斯比还可以为泛美航空做更多的事。

邦德还有个更为个人的动机：虽然公司收购已经过去了近2个月，他依然不知道泛美航空对其的安排。根据合同，中航的美方合作伙伴有权雇用和解雇管理人员。如果泛美航空判定他派不上用场，邦德就完了。而与比克斯比结伴沿长江三峡溯流而上1000英里到四川调查和开通重庆至成都航线的旅程，似乎是个巩固邦德地位的极好机会。于是邦德罗列种种论据说服比克斯比加入考察。

中航的创始合同授予该航空公司沿长江从上海至重庆、再从陆路至四川省会成都的飞行权利。不幸的是，中央政府的文件在四川吃不开。军阀刘湘元帅 [12] 控制着该省，他给予的条件是：如果中航愿意运营该航线的最后一段（重庆至成都）的话，他才向该航空公司授权准许其从重庆飞往长江下游城市。而毕业于沃顿商学院金融专业的中航业务组主任黄宝贤（P. Y. Wong）已先于他们飞往重庆展开游说。

四川当时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内陆省份，但其为群山环绕，相当与世隔绝。中航的飞机已经飞行到该省最大的城市重庆18个月了，这是当时刘湘元帅勉强同意的唯一授权，但重庆工商界对高速高效便捷的航空服务的强烈呼吁令他不可以充耳不闻。实际上，即使乘坐用布和胶合板做材料、单发动机的、像网兜似的“洛宁”型飞机，不论起飞还是下水，飞行都是最安全的旅行方式。因为它避开了穿越长江峡谷的急流险滩的旅程，该旅程凶险莫测，造成每年超过1000人葬身于此。

可以期望重庆和成都之间的航班有类似的效益。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陆路是一条蜿蜒穿行于稻田、鸦片园和隘口的长300英里的道路，苦力们用轿子抬着较为富裕的人旅行，但那些旅行者们还是不得不雇用武装保镖。另一种出行方式是可以坐船，沿长江（在重庆以上称为“金沙江”）上溯至长江与岷江的汇合处，再通过岷江上行至成都。然而，轮船只能在夏季丰水期通行岷江，否则这段航行就必须用帆船在湍急的江流中通过拉纤拖曳上溯。无论哪种方式，成都和重庆之间的旅程都要花大约两个星期。

1933年5月26日，中航一行人乘坐由欧尼·艾利森执飞的“史汀生底特律人”型（Stinson Detroiter）单翼机离开上海前往汉口，乘客有邦德、比克斯比和上海邮政总局局长乍配林（A.M.Chapelain）。那时的外国人大多具进攻性、粗鲁、少教养、没礼貌，而且长得多毛，但他们从邮政服务“压榨”的钱比中国人要少，在世纪之初的几年，西太后开始邀请他们来管理中国最重要的邮局。

上海以西585英里，聚集在位于长江深水航道开头处的汉水江口的武汉三镇——汉口、汉阳和武昌 [13] ，通过铁路干线贯通中国南北和两条河流远达内陆多地，是河流、铁路、农业和开始发育的工业的战略交汇之地，使它们成为中国的芝加哥。 [14] 汉口位于长江北岸及汉水江口之东，是三镇中最大的城市，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上海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中国城市中，崭新的商业建筑、工厂的烟囱和几处层叠的古塔从陈旧密集的贫民窟中凸显，紧挨着这片破败杂乱之所在的下游处，是不大的英、俄、法、德、日租界，租界内西方风格的建筑向这条伟大的河流显示出异邦情调的表象。汉口租界有一个马场、若干垒球场、若干临水高尔夫球场、一家基督教青年会、若干电影院、一家租赁图书店、若干会所、若干板球场、几个重要的传教总部、一家由俄罗斯白种人中年女人开办的上好的妓院，还有土垱街 [15] ，街上汇聚了卡巴莱西餐厅和夜总会，使其成为另一个在长江上游的如同上海臭名昭著的“血巷” [16] 的街道。

探险小队在汉口收到一封电报，劝说他们放弃他们提出的航线拓展建议，理由是四川已经爆发内战。然而，曾长驻成都的乍配林先生则不动声色地评述道，四川内战的激烈超度远远不如凡尔登战役那么凶猛残酷，还认为不应因别人的传言就导致中航放缓扩张的速度。他们不理睬比克斯比的疑虑，决定继续前行。

长江在汉口西南方蜿蜒流淌了很长一段，艾利森抄捷径沿汉水径直往西飞。下方，先经过江上密密麻麻的航船，再经过乡野成千上万块的稻田，然后在沙市与长江重新汇合。当他们轰鸣着飞向宜昌时，山冈出现在江的两岸，点缀着处于稻田、麦田和柑橘果园之间的村庄，风景如画。从宜昌继续上行，黄褐色的长江水从3000英尺到5000英尺高的巫山山脉中涌出，大江被重峦叠嶂困住，限制在长达146英里绝壁深悬、激湍飞流的峡谷之中。 [17]

乌云在巫山之巅翻滚，艾利森下降到临江高度，在云层下平飞，峡谷底部的微风几乎总是可以吹出几百英尺高的净空。满布着上千种青色和灰色调的斜坡从江岸开始直向空中高耸，坡下，一艘逆水上行的帆船好似被急流凝住，五六十个赤裸上身的“纤夫”（长年将船拖向峡谷上游的人），共同套在一条纤绳上，攀爬在倒霉的先人们的足迹磨蚀留下的古牵道上，拖着这艘船与江流对抗。从空中看，他们就像套上了轭具的蝼蚁。突然，两只顺水下行的帆船倾侧着经过，在浪尖上如树枝般颠簸，在被暴雨涨满的激流中奔泻，它们正在为维持有舵效的速度而疾驰争流，因为唯有骇人的速度方能令船只对舵柄做出响应。逆水上行的航程对于纤夫来说最危险，许多人失足滑落江流中而溺亡；顺水下行的航程则对于帆船本身是致命的，十分之一的帆船被激流和礁石撞坏，二十分之一完全损毁。薄雾在石灰岩山峦间弥漫，在躁动的水域上翻腾；野花铺满相对平缓的斜坡。一堵巨石墙挡住了峡谷的前路，艾利森死盯着河流的中线直冲过去，直到侧倾飞行转入一个新的河段，只见前边1英里处又有另一座山坡阻挡。飞机仿佛在一连串死胡同里飞荡。

在峡谷中飞了一个多小时后，山峦把河流挤压得更紧，急流在穿过西方人称“风箱峡（Wind Box Gorge）”的瞿塘峡时疯狂地奔腾。瞿塘峡是三峡中最短的峡谷，只有5英里长，峡谷中江面宽度任何地方都不超过500英尺，夏季洪水来临时，长江惊人地上涨165英尺，形成的大旋涡曾激发了一位著名诗人的灵感，描述它就像是“千海注一杯”。艾利森闯过瞿塘峡上游端由两座巨大的石灰岩断崖锁住江流的夔门，飞升到一片山势比较和缓、逐渐开阔的地带。

艾利森向上游再飞了一个小时，便到了重庆。这是个人口稠密的中古城市，坐落在一座突出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楔形半岛陡峭的周边，距中国东海1400英里，60万居民居住在由长达5英里厚厚的石墙围绕而成的城中。 [18] 从宜昌经三峡到重庆的上行旅程，传统的帆船需要30～40天，丰水季节则可能需要多达50天；下行旅程通常要花一个星期；即使是最强有力的现代江轮也需要一周时间来完成上行旅程。 [19] 而中航用大约2个小时就飞越了这些峡谷。

重庆，1933年5月29日，春晨以典型的阴沉降临，雨雾在狭窄曲折的小巷中穿透缭绕，润湿了腐烂在垃圾淤积的排水沟中未经处理的污物。鸡和尖叫着的猪冲出打开的店面，巷子中厨房里烧得滋滋作响的川菜散发出强烈的辛辣气味，混杂着当地瘾君子呼出的鸦片那令人反胃的气味。乍配林先生到邮局办理业务去了，四组苦力用轿子抬着邦德、比克斯比、艾利森和黄宝贤，在潮乎乎的、被磨蚀得光溜溜的石阶上起起落落，粗鲁地吆喝着开道，与清早出门的人群擦肩而过，直至到达重庆为数不多的宽阔街道之一。在那里代表团转乘军阀刘湘元帅的汽车，汽车系其主人为了给拜访者面子、也为自己挣面子派遣来的。一个司机载着他们走了一小段距离就到达了刘元帅堡垒般的总部，大门左右两边站着保镖。“你们好好瞧着”，邦德边走进大门边眨了一下眼说，“他应该有20个小老婆。” [20]

一个侍从引领这些美国人进入了一间昏暗的接见室，凶悍的武装人员潜伏在每一个角落。刘湘穿着用深蓝色丝绸裁制的庄重的长袍出现了，他向客人们微倾以示尊重，灯光在他精心剃过的脑瓜顶上闪亮。他笑了笑，摊开双手表示欢迎，并把美国人引入一间不那么吓人的较小房间。邦德很难将此人个头矮小的形象与其控制着相当于大约一半美国人口的5000万～7000万人的事实联系起来。 [21] 在这位军阀和中航高管们寒暄的当口，仆人们奉上一块块不新鲜的天使蛋糕、一杯杯常温的香槟，这些西式美食旨在向美国人表达敬意和加深印象，而美国人通常喜欢在早上喝咖啡。但他们还是出于礼貌大加溢美之词。刘湘低声说了几句中文，译员翻译道：“刘元帅希望告诉你们，你们应他的要求决定从重庆到成都单独飞一个航班，他很高兴。”

邦德回答，中航很乐意调度以满足刘元帅的愿望。 [22] 这一点一直是交易的成败关键，刘湘坚持中航必须将重庆—成都航线与从汉口至重庆的溯流而上的航线分开，以便他的人可以搜索所有进出成都的飞机以确保没有携带军用物资。邦德想，每个中国强人害怕农民武装也许是对的，但是，光靠一架单发动机“史汀生”飞机隔天往返，（从重庆）运送武器到成都，没有一年工夫都不足以对刘元帅在本省的称霸产生威胁。邦德怀疑他还有一个动机——防止这些飞行携带没有缴纳刘元帅的出口税的鸦片。邦德并不了解这位军阀的财源，但他愿意用一年的薪水来打赌刘湘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其对四川鸦片的控制。成都地区的河流并不适合使用水上飞机，邦德选择不再解释为什么中航不得不使用陆上飞机从重庆飞成都。

译员继续说：“刘元帅还想告诉你们，他非常赞赏中航一直以来在汉口和重庆之间的运营，它为四川和重庆的老百姓和繁荣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邦德认为，航班服务确实是个恩惠——它使四川比它在中国的四千年文明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到达，但邦德同样肯定，刘元帅如果再也见不到另一架飞机轰鸣地飞入他的四川据点会很欣喜。每一次向长江上游的高速飞行都将重庆与长江流域下游的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连接得更紧密。

刘元帅不经意地提到他和成都的“意见分歧”。显然，某些邪恶、被误导的将军（美国人知道是刘元帅的人）在攻打刘的叔叔，叔叔躲藏在成都。他的叔叔憎恨刘湘的影响，可能会没收中航的“史汀生”飞机。刘湘一边专注地述说一边点着头，郑重地劝告美国人至少在他控制住成都之前不要继续。

比克斯比向刘湘保证，“史汀生”是一种纯粹的商业飞机，对于军事目的毫无用处，南京政府急于开展邮运服务。

邦德希望比克斯比没提最后的细节。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打算羞辱另一个人，就不会让另一个人注意到不愉快的事，而最后的细节令刘将军丢脸了。

幸好刘湘并不在意这些“外夷”的失礼。会后，拜访者们走到外面被雨雾包裹着的重庆岬。这个军阀既没有给多少支持，也没有拒绝。他们乘汽艇向下游行驶了12英里，来到存放他们的“史汀生”飞机的军事机场，想着只要天气一好转就起飞。

“大川”（“Big” Chuan）在机场和他们会面。1931年他曾是个中航飞行员，但一次不光彩的迫降已导致他与中航分道扬镳。他身怀航空技能去了四川，成为“川总司令”（“General-Admiral” Chuan）——刘湘元帅的水陆航空部队最高指挥官。“川总司令”兴高采烈地引导他的前雇主穿过他设在征用来的佛寺内的总部，佛寺大院之外有2个机库，保护着他收集的杂七杂八的飞机，可以理解，南京政府拒绝许可地方军阀进口飞机。但一个法国军火商从印度支那走私了一打双翼飞机进四川，刘湘元帅用这批飞机和一支比美国军队人数还要多的现役部队控制着四川省。邦德看到一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法国“宝玑XIV”型飞机，是这批飞机中外观最好的，用一根手指在其翼面上摸了一下。该飞机带着遍布机身的灰尘离开了。

美国人花了整个下午收集关于成都的信息。最近，一个从成都回来的美国商人盯上了成都城内一处阅兵场 [23] ，认为可能是成都最好的着陆点。艾利森给一个他认识的在成都的汽车推销员发了电报，请他丈量这个场子的尺寸。回复是：1000英尺长，400英尺宽。够大，但只是刚好而已。

5月的最后3天，潮湿而沉闷的雨在重庆徘徊，考察队不能升空，坏天气啃噬着他们希望用来进行空中测量的时间，但6月1日一破晓，云层底部就升高到了山顶的水平，于是小组起飞。艾利森保持着飞行控制直到飞越了一系列的山丘，然后在较易控制做紧急着陆的地形上空时将控制权交给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邦德。邦德懂得如何飞行，比克斯比也懂，但两人都不是王牌飞行员。艾利森飞行过好几千个小时，是机上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他在便条簿上标记着时间、速度及方向，并仔细察看着三张彼此根本不一致的地图，试图对照着它们在下方明显不相关的地形上领航并做出修订，用以帮助飞行员将来的航行。如同在中国的大多数空中航行，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公路、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地区，一个贫瘠的村庄和另一个看起来非常相似，因此这次飞行具有挑战性。

起飞1小时40分钟后，前方云彩的下方出现了一座结实的山间土墙，遍布下方山坡的白色鲜花在和风中颤动——这是山地农民种植的罂粟。 [24] 艾利森重新接手控制并从山脉中侦察寻找缺口，但渐感无望，直到在一处鞍状山岭的基部发现了一小片无云净空，便擦着树梢调整角度穿过该隘口，进入较为宽敞的空域，下方地面是坡度下降、向前延伸的农村。前方，伸展着成都平原不规则地拼凑在一起的农田。 [25]

被城墙围起来的城市——成都——沿着西北方的地平线缓缓地显露出来，像一座在绿色乡村风景中的围着灰墙的孤岛。机上众人细细查看着部队集结、大炮发射、壕沟体系或任何其他的战斗迹象，景物中没有发现什么令人不安的异常情况。艾利森认出了硬楔进街区和东北城墙之间的东校场，它看起来像张邮票，可以看到数百名武装士兵在场上操练。艾利森开始急速下降。此时如果有士兵用枪瞄准他们，这些美国人承认他们会急忙撤退打道回重庆，不过，向着这块小空地的带油门俯冲并没有任何敌意。

艾利森紧握舵轮的环形手柄，飞机滑进校场。东校场的一端有若干两层高的楼房和一排电线杆，另一端矗立着30英尺高的城墙，城墙很厚，削减了可用的面积。但艾利森还是灵巧地将“史汀生”飞机停在场地上，几乎没有颠簸，其着陆的精确给比克斯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邦德笑了，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不在泛美航空，在中航。

飞机滑行后停下，艾利森关了发动机。乍配林局长打破了突如其来的宁静，他上一次从上海前往成都是在20世纪初，先乘江轮从上海到宜昌，再乘帆船通过三峡到重庆，最后坐由苦力抬的轿子，整个旅行从头到尾没有间断时间，花了62天。

刺刀安装在步枪枪管上的士兵们围绕着飞机排了两层，好奇的平民蜂拥在士兵的背后。邦德爬出飞机，一个士兵冲过来停在机翼下方，两只长靴靴跟碰在一起并操枪表演，将步枪举至胸前，来了个利索的一、二、三拍军事敬礼，而最后那拍竟然用一英尺长的刺刀将“史汀生”又脆又空的机翼一下刺穿。那士兵猛地拉出刀片，愣愣地看着损伤，吓得脸色煞白。邦德抓住他的胳膊肘，有礼貌地带领他从机翼下走出来，看到他纯净安乐、充满感激的眼神。中国军队的士兵会因为这样的过错而被枪决。

当这四个白人挤出混乱的人群时，一只手臂忽地伸出来夺走了比克斯比的公文包。比克斯比大声咒骂喊叫，但无济于事，装有一批特别的首航封的公文包消失在人群中。比克斯比本来打算从成都寄出这批首航封——带装饰的信封，加盖了收寄戳及取消戳，还随首次邮政航班在两个城市之间运送过——集邮家们梦寐以求的邮品。

成都邮政局长期盼着他们的来临，他和司机在人群外围等候。他将中航一行人载到由旧东北总督衙门改建的刘文辉将军的部队总部，刘文辉是刘湘元帅反叛的叔叔。一位副官引领他们去见成都市市长、基督教青年会的中方总干事和刘将军。比克斯比提到他的公文包被盗走，并解释这如何使他蒙羞。许多人指望他寄出这批首日封，而他却无从回馈他们所给予的信任。一个参谋将对这只公文包形状及其所装之物的描述记录到笔记本上，并承诺成都的每一位官员都会尽其所能去寻找它。

下午3时左右，美国人提着几袋邮件飞回重庆。根据邮政统计，从重庆空运邮件到成都会马上赢利，但中航对军阀的政治游说只关注了国民党在四川的无能为力，邦德和比克斯比在中航争取建立航空服务过程中，忽略了充分叩拜中央政府要人这个环节。南京来的一纸公文强令中航暂停重庆至成都航线，虽然法令上一点儿解释都没有，但邦德意识到中央政府是为了挣面子而展示的力量。事实上，邦德感激这个拖延，因为他们无法在小小的东校场上进行安全操作。南京法令并没有公开，于是他和比克斯比发电报给成都当局说，邮运服务要等到成都建好合适的着陆设施才能开始。一个月后，挣足了面子的中央政府指示中航恢复服务。命令来得正是时候，成都快速平整了机场，皆大欢喜。

对比克斯比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冒险；而在邦德看来，在中国这样做生意很平常。比克斯比返回上海，对邦德的知识、能力、激情和作为旅伴的素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邦德的工作环境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善，此次探险为他们的友谊奠定了基础。比克斯比丢失的公文包不可思议地抵达了上海，首日封全数在里边，尽管所有那些未盖销的邮票都被揭起盗走。当然，伴随公文包而来的是成都市市长的一封中文信。比克斯比请他的晚餐同伴——一位中国将军——做翻译。显然，市长在外出散步时发现了一个苦力的臂下挎着这个公文包，这飞来横运真是好得叫人疑窦顿生，于是市长的警卫“啪”地给这个苦力上了手铐。这封信告知该苦力已经得到“恰当的惩罚”。

比克斯比问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那将军停顿下来，一口菜夹在他的两根筷子之间，“他们砍了苦力的头，显而易见”。 [26] 他耸耸肩，把那口食物放进嘴里。

比克斯比自己出钱给它们重贴了邮票并送回成都，在成都正式航空邮递，并附了一张小纸条解释延迟的原因。

[1] Cyril McNear to Juan Trippe，April 1，1932；Morgan to Trippe，February 1，1933；Trippe to Tom Morgan，February 7，1933；Trippe to Morgan，January 26，1933；Trippe to Robert Payne，February 20，1933；all letters in 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CAB Docket No.1706，“Brief History of Pan American Airways，Inc.，” 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4；Arthur N.Young to Evan S.Young，March 17，193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Acquisition of China Airways Federal，Inc.，USA，by Pan American Airways，” 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High Rates Cheap on China Airlin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6，1946；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78-79；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72-74.泛美航空公司没花公司1分钱的现金就完成了交易，只是为了交换洲际航空公司塞了3000股股票给寇蒂斯-莱特公司（泛美航空公司股票当时的交易价为每股28美元），并包括在1935年3月31日之前以每股25美元的价格购买1万股泛美航空公司股份的选项。泛美航空公司记录其初始投资为282258.69美元，约合现代4600000美元。

[2] 比克斯比访谈，195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题为“中航”的备忘录，日期为1942.8.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58，Folder 8；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82；Harold M.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4，p.5；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75-76。

[3] 墨西哥银圆又称“墨银”或“墨西哥鹰洋”，当时在中国自由流通，已经成为中国货币通货。

[4] Bixby to Arthur N.Young，April 18，193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58；William Stephen Grooch，Winged Highway ，pp.166，176；Leary，The Dragon’s Wings ，p.76；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October 7，1933；and Shanghai Evening Post ，February 3，1934.三号航线长1628公里——1008英里：“Aviation in China，” Vol.3，No.12，Consu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nking，May 1，1937，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5] 马尼拉和上海之间地理上明显的直线正好越过台湾岛，而日本自从1895年就已控制了台湾。

[6] 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 ，1926-1941 ，pp.204-205；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175.

[7] 蒋介石的前三次“围剿”均遭惨败，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军队难以抵挡共产党人的宣传而频频大规模倒戈，《中国评论周刊》（The China Weekly Review ）由此得到启发，讥讽蒋介石的剿共战役为“红色补给专列”（《中国评论周刊》，1933年10月7日）。

[8] 指《塘沽协定》。——译者注

[9] 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p.75-85.

[10]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82.

[11]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October 7，1933；比克斯比访谈，195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Ernest M.Allison，“Landing in a Walled City，” Wings over Asia ，Vol.1，pp.40-41；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87-90；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3，p.6，and chap.6，pp.1-57；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49，79-81；笔者与南希·艾利森·莱特的谈话及往来邮件，2005.11.4和2005.11.5。

[12] 西方人习惯称刘湘为元帅。——译者注

[13] 汉口、汉阳和武昌构成现如今的武汉。

[14] Bond’s letters，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See China by Plane ，中航旅游小册子，1934年或1935年，莉莎和罗伯特·米切尔的私人收藏；Rhodes Farmer，Shanghai Harvest ，pp.153-158；Paul Frillman and Graham Peck，China：The Remembered Life ，pp.3-46；W.H.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Journey to a War ，pp.49-71；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和2006.4.19。

[15] Dump Street，音译。——译者注

[16] Blood Alley，旧上海的朱葆三路，因汇聚低等酒吧和下等妓院而吸引外国水手和士兵聚集于此，经常出现闹事斗殴而得名“血巷”，今溪口路。——译者注

[17] Shanghai Evening Post ，February 3，1934；See China by Plane ，中航旅游小册子，1934或1935年；笔者访谈陈文宽，2004.9.17和2005.7.15；Judy Bonavia and Richard Hayman，Yangzi：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Three Gorges ，p.331；Richard L.Burdsall，Arthur Emmons，Terris Moore，and Jack Theodore Young，Men against the Clouds：The Conquest of Minya Konka ，pp.18-23；Farmer，Shanghai Harvest ，p.212；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p.4-5，15，16，21；Theodore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p.4；Simon Winchester，The River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pp.262，284。

[18] See China by Plane ，中航旅游小册子，1934或1935年；Emily Hahn，The Soong Sisters ，pp.297-298；W.Somerset Maugham，On a Chinese Screen ，pp.231-235；Gerald Samson，The Far East Ablaze ，pp.160-166；Edgar Snow，Battle for Asia ，p.155；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p.30-33；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pp.3-5。“鸦片到处都是，气味无处不在”：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7.15。

[19]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October 7，1933。

[20]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7.15。

[21] 数字各有不同。比克斯比在“Top Side Ricksha”，chap.6，p.4中说是7000万；白修德与雅各比在Thunder out of China ，p.5中说是5000万；邦德在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49中说是5000万；埃德加·斯诺采用上述数据，在Battle for Asia ，p.166中说介于5000万至7000万之间；193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美国人口为123202624：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censusdata/table-2.pdf，accessed August 24，2005。

[22]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79，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p.39-40.

[23] 指东校场。——译者注

[24] 比克斯比访谈，195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7.15；Percy Finch，Shanghai and Beyond ，p.278。

[25] Walter C.Lowdermilk，“China Fights Erosion with U.S. Aid，” National Geographic ，June 1945.

[26] 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p.51-52.

5 三号航线

泛美航空的七人中国远征队乘“格特鲁德·马士基”号海轮（SS Gertrade Maersk）于1933年6月28日抵达上海。 [1] 哈罗德·比克斯比身着白色的热带西装，头戴防酷热的太阳帽，带着一份令人振奋的公文迎接来人。公文称：如果泛美航空要保住他们绕了地球半圈想要得到的航线运营权，远征队必须在十天内组装和测试完他们带到中国的两架“西科斯基S-38”型水陆两用飞机之一飞往广州并带回邮件。

远征队中有一位是中航总机械师齐格蒙特·“索尔”·索丁斯基（Zygmund “Sol” Soldinski），“索尔”是波兰裔，剑眉陡峭，嗜酒成性，监督一群中国码头装卸工小心翼翼地将机翼、机身、装在板条箱内的发动机和其他精致的航空仪表从“格特鲁德·马士基”号搬上岸，然后同样小心地把它们堆装到一条驳船上，用浅吃水拖船沿黄浦江上行拖到龙华机场。索丁斯基的脸涨得通红，不停地口喷谩骂，但他自己同样汗流浃背、起早贪黑地干。经过48个小时，在一间倚着中航在龙华机场的机库一侧建起的竹围墙、茅草顶的棚子内，泛美航空的第一架模样古怪的“西科斯基S-38”型水陆两用飞机成型。“西科斯基S-38”型水陆两用飞机左右两翼翼尖距离（也称翼展）超过70英尺，长40英尺，在陆地上高近14英尺，从外观看是截然不同的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个大机翼，大机翼上有两条支撑杆向后伸向一对垂直尾翼，这对垂直尾翼及其方向舵由一个长长的水平翼面连接起来。飞机的下半部分由船身机身构成，船身是个六座客舱，看上去和小风帆游艇的船体一样。比较不客气地说，该船身也可以被描绘为一个鸭喙或者一只没有配对的鞋。一组短粗的半翼从船身突出，浮筒位于船身下方以保持飞机在水面的稳定。有18个支撑杆和桁架连接着上下机翼，并在两者之间安装有两台400马力的普惠（Pratt & Whitney Wasp）黄蜂系列发动机。由于有宽大的上翼和窄小的下翼，“S-38”就不是单翼机，但也不太算得上是双翼机。“S-38”的设计填补了僵化过时的“洛宁”型飞机与更时尚、更现代的水上飞机之间的空白，它似乎是飞行的一个缺失环节。泛美航空曾使用“S-38”横跨加勒比海，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它们到1933年就过时了。泛美航空打算将它们作为权宜之计在中国使用，直至被从道格拉斯、西科斯基或波音公司的设计棚里即将产生出来的某种类型的更高性能的水上飞机取代。此刻，“S-38”是最好的选择。

伴随着飞机、发动机、机械师、飞行员、报务员和大量杂七杂八的设备，泛美航空还将自己的经理人一道运到中国。威廉·斯蒂芬·格鲁奇（William Stephen Grooch）是得克萨斯州人，长得像日耳曼裔，理着平头，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人称比尔。他曾创建了一家航空公司，经营纽约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线。1930年，格鲁奇连同该航空公司的其他资产被泛美航空收购，而泛美航空派他到中国来是想利用其航空开发的经验。1933年7月1日，抵达中国不到72小时，格鲁奇试飞了第一架“S-38”飞机。两天后，他驾驶着该飞机向南飞往广州，邦德、比克斯比、业务组主任黄宝贤和其他三名泛美航空的人员懒洋洋地靠在客舱内。然而，环境的舒适并没有延伸到谈话上——位于无隔音装置的船身上方的两个黄蜂发动机雷鸣般地隆隆作响，客舱中几乎不可能听见说话声。在参差不齐、断断续续的海岸线和数百个岛屿上方沿中国滨海地区向南的飞行非常壮观，但邦德是战战兢兢地在观察研究。那些岛屿在恶劣天气或有雾时很难辨认，而且，在恶劣天气之下大量崎岖陡峭的冈峦令飞机无法安全地紧贴海岸飞行。当晚他们在福州过夜，次日飞完余下的航程来到香港，这架水陆两用飞机着陆时，机头触到香港简陋的启德机场上的软土，差点酿成灾祸。幸好飞机没有严重受损，7月5日上午，他们飞完最后的75英里到达广州，可以如期在7月8日当天或提前带着邮件返回上海。

一切进展顺利，直到广东邮务管理局拒绝给比克斯比任何航空邮件，而没有邮件比克斯比就不能兑现合同条款。很难辨明该决策源自何处，有可能是已经或多或少独立的广东省政府给南京政府脸色看；也可能是交通部想谋求泛美航空公司的让步；又或者是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图谋窃取三号航线。比克斯比检查了合同，它指定邮件必须在7月8日之前运送，但没有指明必须是航空邮件。比克斯比说服广州的英籍邮政局长给了他几袋普通邮件，于是这拨美国人把邮袋堆放在“S-38”上，向东北飞去，在7月8日——合同允许的最后一天——将它们递交给上海邮政总局，完成了中航就三号航线所做的保证。

此次飞行任务保住了上海—广州航线的合同权利，但只是个一次性的特技动作。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比克斯比从中国官员处既没有得到邮运合同，也没有得到运营协议。而没有中途的维修站、燃料补给站、无线电气象站、票务代理商和位于远离中国主流城市的航站楼，该上千英里长的航线无法维持定期航班的运营。

1933年整个闷热的夏天，比克斯比与黄江泉董事长争论不休，试图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2] 由于中国会从三号航线获得如此多的好处，比克斯比希望中航分担该航线的开发成本，他希望中国人允许泛美航空使用身穿泛美航空制服的泛美航空飞行员驾驶涂刷着美国国旗的泛美航空飞机来运营三号航线——这是三号航线可以获得美国邮运补贴的唯一途径。

黄江泉和其他中方董事耸耸肩，把这些提议搁置了下来，反过来建议泛美航空独资开发三号航线、提供飞机和人员，飞行该航线，但须在中国国旗下用中航的名义进行，并保证允许汇走三号航线的部分收入。他们想在所有泛美航空在中央帝国出售的跨太平洋机票上加收手续费，并对泛美航空飞机打着美国国旗在中国着陆的要求一口回绝。比克斯比逐渐被迫承认了邦德早在几个月前就告诉过他的不易之论：世上没有什么能诱使中国承认那样的权利。

比克斯比的使命是为泛美航空提出的跨太平洋航线在亚洲端做准备，但他已经在远东地区待了六个多月，除了购买中航股份，他只完成了一丁点儿任务。被障碍困扰的比克斯比探索着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3] 他曾考虑泛美航空飞机用美国国旗离开马尼拉，在跨入大陆海岸前改成中国国旗。这个概念貌似合理，直到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悄悄地提醒他，国际法把在公海变换国旗视为海盗行径。

虽然使用三号航线直接连接广州和马尼拉被证明为不可能，但航线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以规避最惠国并发症。泛美航空公司在中国航空公司的股份占45%，不足半数。中航是一家中国公司，其航班运营进出中国均无问题，而三号航线的广州终点站到香港及澳门的飞行时间仅30分钟，港、澳系英、葡殖民地，位于珠江三角洲两侧。与1933年的上海相比，香港是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在其50万中国人居民中有几千欧洲移民，澳门依旧规模较小，因此经停这两个地方均不能盈利。但如果中航和泛美航空可以从任何一个殖民地牢靠地取得运营权限，则乘客可以跨过太平洋到达大陆海岸并转乘中航航班飞完最后一段到达上海。

不幸的是，取得香港或澳门的落地权会引发另一系列难题。格鲁奇执飞送比克斯比前往马尼拉，试图确保泛美航空在菲律宾的落地权，但比克斯比在菲律宾并没有比他在香港、澳门或中国大陆更成功。落地权难题依然是可能导致整个跨太平洋航线努力崩溃的陷阱，回到上海，比克斯比重新开始与中航的中方管理层的拉锯战。比克斯比的没有家人在中国，让人觉得他是过客，令其处于明显的劣势。 [4] 中方等待着，压力在增加。虽然这些谈判争论不休，但是比克斯比镇静的神态、不引人注目的外貌以及即兴幽默使他在力陈立场时不会冒犯人，他有重要的东方秘籍，不会在争辩中将对手逼到无法保持其尊严、完好无损地撤退的位置。

如同邦德早已了解而比克斯比正在惊愕地发现的，中国远远不是一个数以百万计的同类的人朝着共同目标步调一致地前进的国家。事实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无情竞争的社会，在其中个体为了最微小的好处而相互推挤。对数以百万计生存于死神镰刀下的中国人的生命来说，微乎其微的边际利益可能并确实能够产生生与死的差别。每股割据势力都争抢对国家命运的主导权，国家版图被意识形态与地理位置弄得四分五裂。蒋介石明显牺牲了中国东北的行为激起了许多爱国志士的愤怒，但中国几乎所有无论源自哪派势力的政治宣传，无不鼓吹爱国、反日、排外的议程，且大多数提倡建立抗击侵略者的统一战线。然而，现实与言论不相匹配，割据势力继续着他们的血腥对峙，毫不妥协。

国民党认为参加共产党是死罪，共产党基层组织则抓住每个机会杀死南京特工作为报复。 [5] 1933年8月25日午夜前几分钟，一位受派遣与上海市警察局合作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负责内部安全的警官及其保镖进入上海的阳光酒店 [6] 电梯，就在新奇的自动门开始关闭的那一刻，两名男子闯入，拔出枪来，一枪射中保镖的大腿将其放倒。开枪的刺客停了下来，然后铿锵有力地宣读了该委员会的宣判词，并用三发子弹击毙国民党特工。两名刺客逃脱。1932年该特工的前任就是被刺杀的，但国共不和绝非破坏国家统一的唯一冲突，暴力冲击着中央帝国的大多数角落。在四川，军阀刘湘元帅平息了他叔叔叛乱的残余势力；《中国评论周刊》（The China Weekly Review ）报道，西藏的达赖喇嘛“利用四川混战尝试夺取西康”；凶残的海盗掠夺着福建省与广东省海岸地区，理智的船长都会远离在大亚湾附近臭名昭著的海盗的巢穴。大亚湾距香港东北60英里 [7] 。1932年上海保卫战的英雄守卫者们——第十九路军反叛了中央政府，主张更强的对日抵抗。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维持着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财政收入没汇过一个铜子儿给南京政府。

威廉·邦德依然坐着职场冷板凳，1933年夏秋两季，他都在后台工作，负责中航一、二号航线，与泛美航空无缘。 [8] 威廉·格鲁奇是泛美航空在中国的机航组主任，如果中航和泛美航空融合得更加紧密，泛美航空将希望用它自己的人打理合伙事务。比克斯比正在上海航空界仔细搜寻一个长期助手，并显然锁定了爱德华·P.霍华德（Edward P. Howard），爱德华是上海贸易委员会（Shanghai Trade Commission）工作班子中的一位航空人士。邦德与比克斯比的关系在改善，但据邦德所知，他甚至不在这个位置的候选人之列。

随着时间缓缓地流逝，秋天到了，比克斯比变得越来越焦躁。泛美航空很焦灼，但中方不着急。中航董事长黄江泉对这些心知肚明。黄开出他的条件，两人最终于1933年10月8日签署了一项协议。 [9] 泛美航空成立一家名为太平洋美国航空公司（Pacific American Airways） [10] 的全资子公司来开发和经营三号航线。泛美航空将提供飞机和人员，而太平洋美国航空公司则将打着中航旗号以包机安排为名经营三号航线，以此种手段规避最惠国并发症。中航将得到三号航线的邮运收入的20%、客运收入的7.5%和全部在华销售的跨太平洋机票收入的10%。泛美航空将出资250000美元用于三号航线的地面设施和飞机的购置。作为回报，交通部将每月贷给中航7500美元，为期三年，这项贷款将用中航所获纯利偿还（即泛美航空提供约合现代410万美元；而交通部每月返还约合现代12.2万美元）。

对于中国，这是个超棒的交易。不担责任，不用资本投资，黄江泉就取得了泛美航空为中国开发一个新航空公司的承诺，实质上保证了中航的收益，而风险可以忽略不计。泛美航空也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但要使出构建一个跨太平洋从旧金山到上海的航空公司的能耐。事后，比克斯比和黄江泉参加一个晚宴，黄江泉喋喋不休地吹嘘他在印度支那猎虎时如何被吓得目瞪口呆的历险。当时他栖息在一棵树的弯枝上，树的下部绑着一只羔羊，一只老虎出现了！如果他从树上掉了下来，就会被吃掉！

比克斯比摆着手要大家静下来，插话道：“停，停，停！江泉，如果你从树上掉下来，我赌你赢，而且我会先咬老虎第一口。” [11]

全场人歇斯底里地笑得前仰后翻，而黄江泉笑逐颜开。没有什么可以完全消除泛美航空和中航的中方股东之间的摩擦，但诙谐得体的恭维代表了向合作的氛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后，黄江泉就被称为“黄老虎”。

随着安排最终到位，泛美航空方的机航组主任威廉·格鲁奇迅速将三号航线付诸行动。 [12] 格鲁奇和其他两位泛美航空人——罗伯特·加斯特（Robert Gast）与比尔·埃默（Bill Ehmer）——于1933年10月24日和25日从上海运送第一批空邮到广州。其后一个月运营都没有遇到困难，于是格鲁奇排定11月24日开始客运航班。泛美航空人自高自大、刚愎自用，确信自己是全世界水上和沿海业务方面最好、最有经验的航空人。他们觉得，像中国航空公司这样的低水平外国机构，包括其总飞行师欧尼·艾利森（Ernie Allison），没什么值得学习的。

邦德可不是那么肯定。行动似乎太仓促。11月中旬后中国沿海地区的天气恶化，而且他认为泛美航空人还没有准备好。邮运服务的启动时间与比克斯比的谈判挂钩，缓慢的进展使得泛美航空飞行员在天气好的几个月里没能彻底熟悉这条航线。他们有许多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飞行经验，但中国不一样。首先，加勒比地区没有多少雾，中国则饱受雾的困扰，而对于1933年使用的飞机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天气。不存在可靠的无线电导航辅助，飞机绝对必须在雾的下方飞行——他们不敢冒与陆地失去可视接触的风险，担心难以找回来。艾利森理解邦德的不安，而邦德尤其不赞成泛美航空人对待富有经验、技艺高超的中航总飞行师的态度。但每一次邦德或艾利森试图就此题目提出合理的忠告，他们都会用“让我们教你该怎么办”的态度加以回绝。

在一号航线向内陆延伸的重庆到成都段，邦德和艾利森采用的方法大不相同——他们直到花了6个月时间对这段航线进行校验后才允许航班载客；而且，与三号航线相比，重庆到成都的飞行简单得多。但是，三号航线轮不到他们插手。

比克斯比和格鲁奇将三号航线首次客运的七个席位全部售罄，并指派乔治·拉梅尔（George Rummel）和副驾驶比尔·埃默尔（Bill Ehmer）执飞。1933年11月24日早晨潮湿灰暗，“S-38”的驾驶舱和客舱内寒冷刺骨，但可以飞行。到早上6点，全体乘客已登机，其中包英国驻华公使的侄女卡莱尔夫人（Lady Carlisle）。卡莱尔夫人的贵族派头引发了讲求民主的美国人的不满，但为了准时起航，地面人员用安全带将她固定在座位上。

当时邦德因管理北平和长江航线的职责而在机场，他穿着长大衣，戴着无时不在的浅顶软呢帽，和格鲁奇一起站在机库外看着拉梅尔的“S-38”升空，绕着机场转圈后向南飞去。格鲁奇谈论着航空发展的坚定步伐，邦德保持沉默，但不安的情绪挥之不去。泛美航空没有在上海以南沿海地区安置气象站，所以没有多少数据可供处理，但邦德用鼻子吸入空气，觉得潮湿寒冷的秋晨很可能预兆着沿海有雾。随着飞机离去，格鲁奇认为责任结束，便打道回府。20分钟后当拉梅尔发来无线电报说因为杭州湾上空有雾而折返时，邦德是唯一在现场的经理，邦德给格鲁奇打了电话，但无人接听。

乔治·拉梅尔于上午6：50在龙华机场降落，极为沮丧。泛美航空一贯守时，尤其是首航准点，并引以为豪，他渴望再次起航。拉梅尔请求邦德发指示，邦德提醒拉梅尔他是中航的运营人员，不是泛美航空的，也不是太平洋美国航空的，或者是不管他们怎么称呼自己的名字的公司的人，泛美航空把线划得异常清晰。不过，邦德可以向拉梅尔提建议，他很愿意这么做。拉梅尔点点头，于是邦德概述了中航的雾中飞行策略。

在长江流域飞行员经常遇到雾，他们学会了在没有陆地参考的情况下绝不在水面上破雾飞行。水面上起的雾可能迅速变为“零-零”——零能见度和零高云幕。灰色的水和灰色的雾的颜色混合得如此彻底，令飞行员无法辨别水和雾的分界，很可能在不经意间直飞入水。在长江的大雾中，中航飞行员沿一侧江岸飞行，如果无法继续，就在陆地上方向后掉头，这是一个邦德和艾利森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公理规则，所以他们仅允许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偏离这个规则。因此，如果拉梅尔想采用和中航一样的策略，他应该沿杭州湾北岸飞行，除非能看见，否则不飞到对岸去。

2个小时过去了，格鲁奇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拉梅尔决定起飞。邦德虽不乐意，但实际上无权不让拉梅尔飞，便转而请拉梅尔每隔半小时通过无线电报告位置。拉梅尔同意了，于上午8：35分再次离开龙华。起飞后13分钟没有消息，又过了5分钟，邦德的焦虑随着每一秒的流逝而不断上升。飞机上有9个人，邦德再次打电话给格鲁奇，这一回他应答了，邦德建议他立即返回机场。直至格鲁奇到达机场，仍然没有来自飞机的消息，显而易见，出大岔子了。格鲁奇通知了比克斯比便起飞去寻找在泛美航空剩下的这一架“S-38”上的拉梅尔。邦德和艾利森驾驶了一架“洛宁”加入搜索，机上还带了一位中国机械师以备翻译之需。

邦德和艾利森越过运河、稻田、菜地一路向南飞，到达了浓雾笼罩的杭州湾。艾利森沿着北岸飞行，直到雾变薄并可以看得见对岸，便跨越海湾，朝着湾口向东追踪。薄雾消散，显露出衢山岛的大部分，该岛是杭州湾中唯一的大障碍，艾利森操纵飞机过去检查。

拉梅尔的“S-38”的残骸散落在该岛400英尺高的山顶上，他们围着残骸转来转去都没有看到有生命迹象，邦德用无线电通知了格鲁奇。艾利森在一个港口降落并将飞机靠岸，然后他本人、邦德和机械师跑上山，只见在一条长长的泥沟的末端，撕裂扭曲的金属散落在小山峰上，撞击令两个发动机在现场散落一地，客舱撕开了许多巨大的裂口。邦德和艾利森气喘吁吁地靠近客舱，预估会看到血淋淋的景象。但他们在里面没有发现尸体。几个当地的渔夫出现了，通过机械师解释得知：许多人受伤，没有人死亡；乘客均撤离到了闵行；这些当地人认为不会有人死去。

当晚邦德在上海一家医院探访了受害者。他们非常幸运，当乔治·拉梅尔穿过浓雾横跨杭州湾之时，该岛在黑暗中赫然隐现。他猛拉操纵杆向上飞，但飞机还是在转弯绕开山坡时撞上了。拉梅尔的头皮划了个很深的伤口，但没骨折；3个乘客的脖子或后背发生了骨折或骨裂；但无人瘫痪。撞击之后，双踝骨裂的卡莱尔夫人发现自己被压在一堆中国绅士下边。她虽然失事前作风强悍，但失事后一直表现得勇敢坚定，体现了典型的英国人风度；而且她对副驾驶比尔·埃默尔赞赏有加。埃默尔不顾自己双踝骨裂，在滴着汽油的环境中爬进爬出救助伤员并引领他们到安全地点。 [13] 其他几个乘客都骨折了，每个人身上都有青瘀、伤口，并且大受惊吓。但综合各方面考虑，伤亡出奇的轻，无人死亡。然而，上海的报纸不厌其烦地报道这场灾难。

事故之后，中航召开了董事会议。 [14] 尽管拉梅尔撞机事件的阴影沉重地笼罩着会议，黄董事长并未提及此事。他就过去一年的收支报告征求意见，听取对下一季度的预测，并在其清单上逐条打钩。邦德越来越感到自己像个出席一场新娘已经怀胎6个月的婚礼的宾客，明明是那么回事，但出于礼貌在场的人就是不提它。最后，黄江泉宣布正式议程结束。他坐在椅子上向后靠着，烟雾从他的香烟缭绕着飘向天花板。突然，他转向邦德，说道：“你是机航组主任，我想听听你对这个事故的解释。” [15]

邦德惊呆了，三号航线没他什么事！那是泛美航空的囊中之物，他没有丝毫责任。但就在将要抗议之时，他突然住嘴了。考虑到泛美航空方和中方之间的钩心斗角，虽然不可能看清楚哪一方试图如何从该事故获益，但不管哪一方都可以排斥他。他只有证明自己对谈判桌上的两边都有价值才能生存。

邦德开口了，小心翼翼地选择着用语：“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机航组的每个人都心烦意乱，没有人比我更不开心。但这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黄江泉点点头。“若干因素造成了拉梅尔的事故。首先，天气。在上海是可以飞的，杭州湾上空则不适合飞行，但因为还没有在那里建立气象站，所以我们不知道；其次，飞机。不足以胜任，当然飞行性能还是良好的，但“S-38”的飞行速度或说飞行包线不足以在三号航线上为飞行员提供最大的安全保障。一年之内我们会有下一步的水陆两用飞机，但我们不能再等一年，因为害怕会失去对一条将可能成长为我们最重要航线的权利。”

散会后，哈罗德·比克斯比谨慎地示意邦德跟随他从房间出来，比克斯比关上他的办公室的门，打量着的这个体重中等的弗吉尼亚佬，说：“你，邦迪，真是个学者加绅士。你跟这个事故没半点关系，却代人受过。” [16]

邦德耸了耸肩：“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比克斯，包括黄老虎老头。他大概以为我会否认责任，或许想我这么做，然后他好指责泛美航空。如果我这么做了，谁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

黄董事长的询问还有另一个貌似有理的角度，他可能故意给邦德机会为泛美航空留点面子。黄江泉不可能真的想废除中航与泛美航空的合同，没有其他航空公司能够提供同样多的机会。中方董事们努力游说将一号、二号、三号航线整合在中航的旗下，这样既省钱又会提高效率，而且更彻底的融合将扩大泛美航空在中国境遇中的利益。然而，泛美航空拒绝这样的整合，不想淡化三号航线的“泛美航空属性”。黄江泉也必定知晓了泛美航空机组人员的傲慢，他们对中航的美国人都逞威风，与中航的中国员工相处肯定更糟糕。对于中国航空公司来说，邦德是他们的人，在过去两年半中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如果黄江泉盘算更紧密的合并，用邦德当指挥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好。

威廉·格鲁奇用剩下的那架“S-38”飞行削减过航班的三号航线。比克斯比在回美之前从美国申请了另一架飞机，他将于1月初乘船回家向泛美航空高层报告并准备带着他的妻子和4个女儿再次来华。 [17] 比尔·格鲁奇的妻子和他的2个儿子——六岁的威廉和七岁的托马斯——已经跟随他到上海，但他的岳父在老家得了重病。 [18] 经济上的焦虑、对她父亲的担心和对在中国生活的深深厌恶，使格鲁奇太太陷入了可怕的抑郁症。1934年1月19日的晚上，格鲁奇太太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上他们所住的时尚公寓位于八层的楼顶花园，表面上说是欣赏城市的灯光。在楼顶，她把两个儿子抱到怀里，跃出房檐。三人都死在下面的人行道上。

邦德赶到现场并负责比尔·格鲁奇的个人事务。他将格鲁奇搬到自己的公寓，暂停两人的公务，并不许格鲁奇离开自己的视线，甚至不允许这位痛失亲人的伙伴关上浴室的门。整整一个星期，格鲁奇僵直地坐在邦德的餐桌边，只是偶尔用拳头捶打桌子并要求给他一个理由让他不必上屋顶跳下去。邦德一个也想不出来，生活就是如此。邦德一直给两人倒着威士忌，直至他俩都麻木了，不间断地陪了格鲁奇一周或10天。一个月后，邦德开始带他去机场。邦德去工作，而格鲁奇坐在车里，他的灵魂破碎了，虽然痛苦万状，却拒绝辞职。替代的“S-38”到了，格鲁奇恢复工作，泛美航空恢复三号航线的航班安排。

1934年4月10日，只卖出了一个座位给一个日本商人。 [19] 上午6点，该乘客坐着由泛美航空飞行员罗伯特·加斯特和两名机组人员驾驶的“S-38”起飞进入多云转阴的空中。半小时后，加斯特在无线电里说由于大雾他正在中止航班。他返回龙华机场，等待，并于上午8：12再次起飞。30分钟后，他发了个位置报告，再过了几分钟，传来一则没有署名的信息：正在返航。该飞机再也没有出现，显然与之前的失事非常相似。邦德和艾利森乘坐泛美航空的另一架“S-38”前往寻找加斯特，格鲁奇则用一架从长江航线征调来的“洛宁”搜寻。杭州湾上肮脏的淡黄色雾迫使两架飞机都返回了龙华。

大雾直至次日中午才消散。一当云底高度升至几百英尺，格鲁奇就乘坐“S-38”飞机出发了，机组人员包括中航机长塞西尔·塞勒斯（Cecil Sellers）、来自堪萨斯温菲尔德的泛美航空副驾驶“伍迪”·休·伍兹 [20] 和一个能讲英文的中国机械师。他们向南飞，但大雾仍旧徘徊在杭州湾上。格鲁奇急切地想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失踪的飞行员，他降落在杭州湾中像船那样搜索海面。天黑前一小时，他朝着灯塔岛上的一个人滑行过去，关掉发动机并抛下锚。这人没有看到失踪的飞机，只看见几分钟前有艘近海轮船经过。加斯特会不会在船上？不幸的是，锚一动也不动，吴士、塞勒斯和格鲁奇用力拽，锚绳断了，锚块无法收起而留在了水底，他们打算在岛上背风处抛锚过夜的计划泡了汤。

格鲁奇飞了过去，降落在刚经过该岛的轮船的前面。这艘船没有关于加斯特的新闻，而且船长拒绝给他们备用铁块以用作替代锚。此时日光仅够维持他们飞回龙华，吴士用无线电询问天气，回答是：浓雾，能见度为零。

夜幕降临，下起了雨，开始时细细的，但不久就成了滂沱大雨，还吹着疾风。 [21] 格鲁奇发动发动机，朝海上滑行了20英里。夜里10：00他关闭了普惠黄蜂发动机，命令吴士和塞勒斯固定好发动机罩，并叫他们在飞机的前端绑了块帆布，然后迅速将飞机调整成朝海洋的方向以保持飞机处于逆风姿态。午夜时分，一阵巨大的东北风划碎了海面，被推向海岸的汹涌巨浪撞击着飞机。一小时后他们的正后方出现了一个灯塔，格鲁奇滑行着飞机重新回到海中，当夜剩下的时间，四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性命担惊受怕。

黎明时他们发现正颠簸着向一个岛屿群移动，几百英尺的云底高度足以飞行，但巨浪阻拦了起飞。格鲁奇查了图表，最近的避风点在25英里以南的甬河河口。格鲁奇与风横向滑行，一阵狂风差点使飞机倾覆。取得进展的唯一方法是：向海的方向驾驶几英里，关掉发动机，抛下海锚，然后让飞机以斜角向海岸漂移。每次漂移可令“S-38”往南移动一两英里，整整一天他们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即将日落，“S-38”完全按照计划在甬河河口结束了最后一次漂移，但甬河向外的水流阻止了飞机向上游移动。飞机在河海交汇处上下颠簸，并侧向朝着一个布满致命礁石的浅滩慢慢移动，格鲁奇打了一发遇险信号弹。

一艘小汽船从旁边过来，抛过来一条拖缆，飞机上的人用它绑住“S-38”的机尾，但汽船启动得太快，于是飞机旋转起来，两个下翼浸入浪中，变得皱巴巴，然后完全脱落。在漆黑一团中向上游走了3英里，汽船船长在一处窄河道来了个急转弯，而一阵疾风把飞机吹得更远离航线，飞机的一个上翼的翼尖插进了一只已抛锚帆船的船头，将帆船拖离停泊处。帆船船员跑上前来用斧头砍断“S-38”机翼的前端，解救了自己的船。汽船再上行了一小段距离后抛锚，至此格鲁奇的飞机已经严重损坏，彻底完蛋。不可思议的是，无人受伤。

比尔·格鲁奇被他的飞机残骸缠住无法脱身，为泛美航空控制灾难的责任再次落到威廉·邦德头上，他将这个消息向黄江泉董事长和接替何辑五将军任中航总经理的戴恩基爆料。邦德将泛美航空的惨败如实反映，和盘托出。戴总经理彬彬有礼，深表同情；黄江泉则没那么客气。在6个月内，泛美航空2架飞机失事、4人死亡、9人受伤，其极力鼓吹的航空服务完全停顿。职业生涯惨败，至亲家人横死，威廉·格鲁奇失魂落魄地回了美国。

7天后，哈罗德·比克斯比给威廉·邦德发电报，召他去纽约。2个邮件袋、1个坐垫、几块木板和3本报告书，是加斯特的飞机被最终找回的仅存碎片。两个月后，其严重腐烂的尸体被一个渔夫从杭州湾中打捞上来。

[1] 比克斯比访谈，195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邦德访谈，1972，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Harold M.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p.57-75；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84-85；William Stephen Grooch，Winged Highway ，pp.174-200；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77-78；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和2005.1.23，以及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和2004.8.15。比克斯比必定是向泛美航空公司领导层抱怨了，因为代理国务卿菲利普斯（Phillips）于1933年7月13日给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电报中说，“泛美航空公司（在华盛顿）通知国务院说……它尝试……开拓……上海和广州之间的邮政服务，但由于交通部长受到来自正在积极谋求类似权利的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的压力而提出某些不合理的要求，致使项目失败”：secretary of state’s telegram to China，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33，Vol.3，p.603。

[2] Trippe to Wood Humphrey，August 23，1933，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Aunt Merly to Folks，” August 17，1933，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Marylin Bender and Selig Altschul，The Chosen Instrument ，pp.207-208；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76，83-84；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72，chap.8，pp.41-45；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83，85-86；笔者访谈伊丽莎白·比克斯比，比克斯比的二女儿，2006.1.24。

[3] 比克斯比访谈，195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

[4] Debbie Bixby，“H.M. Bixby Family in China，1934-1938，” p.1.

[5]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September 2，September 9，and October 28，1933.

[6] Sun Sun Hotel，意译。——译者注

[7] 应为60公里。——译者注

[8] 爱德华·P.霍华德写给他的母亲，1933.9.6，爱德华·P.霍华德四世的私人收藏。霍华德排在该职位的候选人第一位：“泛美航空公司：这是我比什么都想要的，它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在太平洋发展航空公司）。我和他们在中国的最高主管（比克斯比）很熟悉，而且他想我作为二把手到这里来，并准备好当他返回美国时全盘接管这场大戏。泛美航空在纽约的老板已经批准我做这份工作，但在中国政治形势对他们如何扭转在中国的业务没有给出一些迹象之前，什么也做不了。我得到这份工作的机会很大。”运气就是好的如此惊人，这封信掌握在爱德华·P.霍华德四世（Edward P.Howard IV）手中，他是黛娜·伯恩斯坦·霍华德（Dina Bernstein Howard）的丈夫，是我的学前班同学和一个终身朋友。黛娜和我在我们的第20次高中同学聚会拼车时发现了大家关于中国的联系。

[9] 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57；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83；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79-80；日期上有出入：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79，引用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说于1933年10月8日签署，但黄宝贤1939年1月6日写给亚瑟·杨的信，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则说于1933年10月14日签署。

[10] 民航总局《中国航空公司、欧亚-中央航空公司史料汇编》称之为“联美航空”，本书简称两航史料。——译者注

[11] 比克斯比访谈，195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

[12]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Crash Victims Tell Story of Thrilling Escape from Death”和 “Condition of Injured”，November 26，1933，报名不详的上海报纸的剪报，SWM=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Shirley Wilke Mosley（雪莉·威尔克·莫斯利的私人收藏）；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6，pp.98-101；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87-90；Leary，The Dragon’s Wings ，p.82；Grooch，Winged Highway ，pp.207-214；Henry Wysham Lanier，The Far Horizon ，p.181。在Wings 和Winged Highway 两本书中受伤的细节与当时报纸的记叙不一致，我采信当时报纸的来源。

[13] 他们出院后，埃默尔的英勇行为赢得了与卡莱尔夫人的约会。不幸的是，这段关系无果而终。

[1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90-91；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October 7，1933；戴恩基，“Many Obstacles Overcome since Beginning；3050 Miles Operated，” 报名不详的上海报纸的剪报，1934，SWM=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Shirley Wilke Mosley（雪莉·威尔克·莫斯利的私人收藏）.。

[15]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90.

[16]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91.

[17] Bixby，“Top Side Ricksha”，chap.7，p.2.（比克斯比于1934年1月2日离开上海。）

[18] “Wife and Two Children Die in Fall in Chin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anuary 20，1934；笔者访谈伊丽莎白·比克斯比，2006.1.24；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97-99。

[19]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99-100；Grooch，Winged Highway ，pp.234-240；“Big C.N.A.C. Sikorsky Lost in Hangchow Bay，” The China Press ，April 11，1934；“Sikorksy Search Party Battles Seas in Day-and-Night Ordeal，” 1934.4.14，报名不详的上海报纸的剪报，SWM=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Shirley Wilke Mosley（雪莉·威尔克·莫斯利的私人收藏）；“Remnants of Lost Plane Picked Up，” April 19，1934；“C.N.A.C.’s Man Ending Survey of Channels，” April 20，1934；“Missing Pilot’s Body Found，” 报名不详的上海报纸的剪报，SWM=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Shirley Wilke Mosley（雪莉·威尔克·莫斯利的私人收藏）。

[20] Hugh Woods “Woody”，常称吴士。——译者注

[21] “Sikorksy Search Party Battles Seas in Day-and-Night Ordeal，” 1934.4.14，报名不详的上海报纸的剪报，SWM=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Shirley Wilke Mosley（雪莉·威尔克·莫斯利的私人收藏）（引用格鲁奇的话）。

6 一个泛美航空的男子和一个叫姬兹的女子

1934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时年40岁的威廉·邦德乘坐海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 [1] 在横渡大洋的日子里，他每天睡10小时，他惊讶于自己的疲惫透支，直至此刻才意识到已经三年没有休假了。他在船上的泳池游泳、打甲板网球、与其他乘客交际，但大多数时间他只是悠闲地在胡佛图书馆阅读一些比较好的书卷。邦德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缺乏高等教育，作为持续自我提升的一部分，养成了对高雅文学的品味。这一回太平洋确实名至实归，一路太平。在离开上海17天后，当“胡佛总统”号冒着蒸汽穿越金门进入旧金山湾，经过正在海峡两侧建设的巨大的桥墩、栈桥、楼塔和泊位，邦德感到神清气爽了许多。钢缆正被缠绕起来并用于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上，按计划该桥尚需一年才启用。

上岸后，邦德喝到了自1920年以来首度在美国合法的鸡尾酒，他为市政管理中愚蠢的禁酒条文已从美国宪法删除而感到高兴，并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连夜飞到纽约市。邦德在中国的日子里，美国国内航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溜儿在郊野伸展的机场标志灯指引出飞行路线的夜航区域，飞行员点对点地飞行，如同汉赛尔与葛丽特（Hansel and Gretel） [2] 沿着面包屑找到回家的路。邦德用不到20小时就横跨了整个美国大陆，而三年前，他花了五天的大部分时间坐火车才走完。

激动人心的太平洋项目使高踞于曼哈顿中城区克莱斯勒大厦之上的泛美航空办公室兴奋起来，邦德花了三天与公司高层召开秘密会议。 [3] 从技术上讲，泛美航空可以只将服务延伸到马尼拉并声称已经跨越了太平洋，但航线中没有上海就赚不到钱，邦德为在泛美航空董事会会议室发现了该情况而很欣喜。

纽约之行后，邦德去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看望母亲，然后踏上泛游泛美航空体制的旅程，经过中美洲各个首都绕加勒比地区走了一圈。 [4] 8月，泛美航空总工程师安德烈·普里斯特（Andre Priester）召他回纽约。普里斯特是荷兰人，矮个、秃顶，操一口浓重的老家口音，包办与泛美航空飞行相关的方方面面。邦德站在普里斯特的办公室里，钦佩其完美无瑕的办公台，如果要在如此洁净清爽的台面做手术，任何外科医生都会不假思索地动手。普里斯特通知邦德，饱受悲痛折磨的威廉·格鲁奇不肯回中国。两架崭新的“道格拉斯海豚（Douglas Dolphin）”型水陆两用飞机将取代损失的“S-38”重启三号航线，从此以后，三号航线纳入邦德的职责范围。泛美航空将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但在邦德主管之下。邦德终于进入“体制”之内，想到他为保住工作旷日持久地拼搏，这确是个大好消息。但邦德没有喜形于色，他不愿庆祝另一个人的不幸。

派驻远东工作的美国商人的标准任期为三年，因而邦德不指望在担任另一项工作委派之前还能见到母亲和哥哥，于是他在去温哥华搭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之前绕道弗吉尼亚，“日本皇后”号是他于1931年由海路来华时的同一艘船。 [5] 该船靠在码头上，像条海上灰狗 [6] ，它是太平洋上最快的邮轮，速度能够保持在20节。若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邦德都会为这样的速度而高兴，但在“日本皇后”号过了温哥华岛进入外海放开速度之时，邦德发现自己倒希望它的移动大大放缓。这是因为凯瑟琳·邓禄普（Katharine Dunlop）小姐的出现，活泼、机智、烫得服服帖帖的褐色短发发尾处骤然蓬松，凌乱得令人陶醉，29岁的她恰似一缕阳光。邓禄普小姐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古老的家庭，其父是个成功的律师，人脉亨通。她就读瓦萨学院（Vassar）之前在精英的霍尔顿装备中学（Holton-Arms School）受教育。邓禄普的产业海斯庄园（Hayes Manor）自1792年起就归属于这个家族，被认为是蒙哥马利县内佐治亚殖民建筑风格最优秀的范例之一。对于凯瑟琳·邓禄普这样一位有教养、来自杰出富有家庭的上流社会女孩，尤其是考虑到她优雅的举止、从容的微笑、温暖而富有智慧的眼睛，将近30岁的年纪是有点偏大。但她有个黑暗的阻碍，好像注定永远不让她嫁人：她的母亲在其女儿的恋情问题上无比可怕，已经破坏了几次求婚。凯瑟琳为摆脱母亲干预其恋情的花招，设计了6～12个月环球旅行的计划，她采纳了其大学同班同学安妮·科温顿·克拉克（Anne Covington Clark）到东方旅游的想法，将之作为实现该计划的第一步，安妮的丈夫是派驻中国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好像正在奏效——早在“日本皇后”号到达檀香山之前，他们的称呼就已经彼此变成了“姬兹”（Kitsi）和“邦迪”（Bondy）。

过了夏威夷，令人神往的旅程继续。两人和另外一对夫妇玩桥牌，在D甲板的泳池里游泳，在船上电影院看电影，新式的有声电影，并在6个供乘客使用的甲板上漫步，欣赏带精致图案的地板和深色天然木材制作的内饰。他们在头等舱旅客休息室聊天和抽烟，一位钢琴家在一个非常大的大钢琴上弹奏着最新的曲子。邦德持之以恒的阅读计划及其积淀的机智并富有冒险精神的东方逸事在与迷人的瓦萨女孩交谈时很派得上用场。他们身穿礼服共进晚餐，在鸡尾酒酒廊的弧形酒吧品酒，并在位于船前端散步甲板上的舞厅漂亮的弹性地板上跳舞。

姬兹极想利用轮船经过日本的机会参观千年古城京都，而该短途旅行要想办到的话，只能是在横滨离船，乘一夜火车到京都，用白天观光，再乘火车到神户与“日本皇后”号会合。安妮·科温顿·克拉克对于陪伴她不怎么起劲，带着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似乎是太奔波了。

听说了这个难题，邦德提出由他护送姬兹去京都。

姬兹盯着他，仿佛他快要长出偶蹄和犄角一般 [7] 。

“太棒了！”安妮·克拉克喃喃道，“这是一次美好的旅行，邦迪会好好照顾你的。” [8]

姬兹朋友的行为令她同样感到惊讶，安妮曾没完没了地要她提防“在中国的单身汉”，这些单身汉薪酬丰厚、对上海俗艳的风月场触手可及，让他们显著地比有教养的上流女孩获得更多的社会经验，不要与他们交往过密。然而，安妮·克拉克并不是盲目地把她的朋友抛给饿狼。外籍人士圈子关系密切，她在船上的熟人中打听过，发现他们对这位正在追求其朋友的勤奋的航空传教士普遍有良好的印象。邦德抽烟、喝酒、玩乐，但从不出格。如果他在东方的三年中有什么严重的行为不检点，那他都埋在了自己心里。

在京都，邦迪和姬兹在安静的寺庙中漫游，寺庙的屋檐从森林顶部高耸而出。滑动门轻轻打开；在寂静中，他们的脚步在故意建造得古旧的地板上吱吱作响，他们在精美细腻的木制和纸制建筑间流连。户外，禅园中，鲜花和小塑像在大量的灌木丛中若隐若现，良辰美景增加了萦绕着他们的自然神秘感。他们穿过一片树林，沿着一个小湖岸边漫步，只有锦鲤群在他们脚边慵懒地游动，划破了池塘在午夜时分天鹅绒般的水面。姬兹将手臂穿进邦德的臂弯，一种愉悦的宁静驻留在他的心间，完全抚平了他平日格外强烈的紧张状态。

两天后，“日本皇后”号到达上海，众所周知，轮船上的浪漫故事常常短暂，大海的魔力少有在陆地的生活现实中幸存下来的。安妮·克拉克的丈夫从北平飞来。姬兹可能在欲擒故纵，但无论有意无意，克拉克夫妇的社交和外事日程支配着她接下来五天的时间表，姬兹只能为威廉·邦德留一次约会的时间。

他带她到小世界会所（the Little Club）喝鸡尾酒、共进晚餐和跳舞，该俱乐部是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的上海国际饭店附近的一家私密而欢乐的夜总会，渗透着地道的上海情趣——有犯罪前科的美国雇主、精力充沛的爵士乐队，以及一大帮华丽转身的白俄舞娘——形成的风格。 [9] 傲慢的美女们要求拿到一把舞票之后才会屈尊地与带着醉意、乱踩脚趾的商人们在场子里转上几个圈。邦迪和姬兹的夜晚在日出前短短的几个小时内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邦德看着她和克拉克夫妇坐上飞往北平的“史汀生”型飞机中的一架。当飞机消失在北方天际的时候，邦德承认自己已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凯瑟琳·邓禄普小姐，只是还不打算告诉她。

虽然邦德之前有过女朋友——先前的女友斯塔西娅［Stasia，安娜斯塔西娅（Anastasia）的简称］是个出色的白俄难民——他至今一直单身，当快到40岁后的第一个生日时，发现自己开始渴望更为永久的伙伴关系。 [10] 这有点儿奇怪：上海虽然缺点不少，却是如此充满活力，似乎是一个建立家庭的好地方。但在邦德更为现实的处境中，他知道自己在尚未牢牢掌握未来的情况下不可能负责任地追求一个女子。当他在美国的时候，艾利森暂时接替他当机航组主任。 [11] 现在他回来了，中航的中方管理层希望艾利森留在这个位置上。与其他飞行员站在一起，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商业飞行员，艾利森有更多航空公司具体运营的经验，而邦德永远不会拥有。幸运的是，到1934年年中，哈罗德·比克斯比觉得：他、泛美航空或中国航空公司都承受不起失去威廉·邦德。比克斯比使邦德成为中航副董事长和美方的一个董事；并指定邦德做他的特别助理，当比克斯比在马尼拉、香港或者澳门时，由邦德致力于培育泛美航空在中国的地位。展望未来，泛美航空打算一旦稳固地建立了跨太平洋航空服务就调比克斯比回国；到时，比克斯比希望邦德接替他的位置担任泛美航空的远东代表。这两种角色代表着没有上过大学的前建筑承包商的重大进步。即便如此，纽约或许只是把他看作某种殖民地管理者，但邦德对此没有问题：他已经在体制里了，而且他发挥作用的范围将稳固地锚定在商业航空最雄心勃勃的事业的一端。 [12] 经过了五年的艰苦奋斗，他的职业环境第一次使他感到安全，向他提供了新的信心，并让他可以集中精力去永久赢得某位周游世界的深褐色头发女郎的芳心。

跨太平洋的要求迫使比克斯比花很多时间去上海以外的地方。 [13] 在比克斯比不在的期间，邦德因要料理比克斯比的业务而异常繁忙，很少有机会探访姬兹。相反，他写了大量信件并发电报给姬兹，这些书信用儿语风格的押韵电文写成，读起来像电报代码，但除了它们的收信对象，对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意义。 [14] 邦德无法提前安排行程，但他在时间表上大约每隔三周就留一个空档时间，然后跳上一架公司的“史汀生”飞去北平。

经历了四五个月以及6～8次飞去北平的陆地生活，邦德虽然还没有向姬兹表白爱意，但对她的感情益发炽烈。邦德与比克斯比的全家都成了好朋友，而比克斯比的夫人黛比（Debbie）和他们的4个女儿开始察觉到不对劲——他们不认为光是业务促使邦德如此定期地北飞。 [15] 二女儿伊丽莎白·比克斯比发现他的前女友斯塔西娅美丽得惊人，但他对在北平的前女友的态度仿佛有点儿异样。

一封来自姬兹的信宣称她将在3周内离开中国继续她的环球航行，这促使邦德采取行动：他立即发电报宣布要到北平做为期一周的访问。在北平一家坐落于使馆区中的内城南墙对面的酒店里，邦德沐浴更衣，穿上带来的燕尾服，然后雇了一辆黄包车，把他拉到与酒店相隔200英尺的克拉克一家的房子。就在他到达的当儿，穿着礼服、珠光宝气的安妮·克拉克及其丈夫从房子里出来，正要出去吃饭并打一个晚上的桥牌。克拉克太太对邦德说，她已安排了仆人准备晚餐。“你听着，”她眨了一下眼睛说，“我们要很晚才回到家。” [16]

邦德吓了一跳，并没有笑出来，他承诺会照顾好房子。

安妮·克拉克盯着他的脸哈哈大笑，然后在夜色中离去，高跟鞋踩在鹅卵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一个仆人带邦德进入客厅，客厅的壁炉中有三段木柴在噼啪作响地燃烧，火光在墙壁上轻轻摇晃着。姬兹穿着优雅的晚礼服出现了，这一次，她精心梳理了头发，纹丝不乱。邦德从未见过一个女子如此迷人。她笑了笑，鬓角有一缕褐色卷发散落下来。邦德拉住她的双手，他们的脸颊碰在一起。一个仆人请他们去进餐，虽然菜肴精美而且摆放巧妙，但男仆一撤下各道菜，邦德就完全记不起刚才吃了什么。仆人们端上最后的甜点就退下了。邦德看着姬兹细细地品味每一口，然后引领她进客厅，一起坐在壁炉火前面的地毯上。

“姬兹，我希望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

她轻抚着地毯。“我想你最好告诉我。”她喃喃地说。

邦德向前触摸她的手，两人双眸对视，于是邦德开始了他北飞时在发动机噪音中排练过的演讲。“姬兹，自从我遇见你，我就知道你是我一直渴望见到的那个女孩，这种情愫随着在船上过去的每一天而愈发强烈。从京都开始，我完全爱上了你并会一直爱着你。而现在，6个月后，我的感觉没有改变。之前我没有和你讲过，但我一直试图默默地向你表示。我很抱歉情况使我不可能更经常地见到你，因为现在你要离开了，我不能再等了。”他把手放在姬兹的脸颊上，“我想说的是，我爱你，凯瑟琳·邓禄普。你愿意嫁给我吗？”

“愿意！邦迪，我愿意！”姬兹搂住他，“我知道你不会让我离开。”

她仰脸向着他，他们在壁炉的火光中亲吻。

一堆电报被发向美国，回信也是一大堆。邦德向姬兹的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邦德的哥哥艾伦（Alan）是位在诺福克（Norfolk）的保险推销员，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前往华盛顿造访邓禄普先生和夫人。邓禄普夫妇前往彼得斯堡拜会邦德年迈的母亲。邦德家族并不太有钱，但他们是勤奋且有教养的弗吉尼亚人，双方家庭彼此认可了这门婚事。也许是受航空的魅力和有个在泛美航空公司当高管的女婿的前景的诱惑，而且泛美航空毫无疑问是美国最令人激动的公司，邓禄普太太没有试图破坏这桩婚事。不过，她和丈夫坚持一定要亲自到东方来参加婚礼。

冬去春来，1936年伊始，威廉·邦德发现自己淹没在与航空旅行无关的后勤难题中：姬兹的父母已经来到中国；他和姬兹想搞一个私密的小型婚礼，邓禄普夫人却把他们的计划丢进了垃圾桶；邦迪和姬兹打算于1935年5月15日在北平结婚，邓禄普夫人将仪式地点从克拉克家搬到了更为适合的圣公会教堂，圣公会教堂位于英国大使馆大院内，既不小，也不安静。 [17] 以前她一心一意想阻挠女儿的婚事，现在把心血转而花在使该联姻成为1935年外籍人士圈子的社交要闻，用一群来自各国神采奕奕的出席者装点门面。邓禄普太太邀集了众多的外交官和军人出席，从各使馆军界人士组织了一支迎宾队伍。客人们代表了所有的缔约国——英国、法国、丹麦、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邓禄普夫人志得意满地对他们进行了调查：他们都是好人，由细致的中国裁缝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正牌好人。

教堂的风琴弹响了婚礼进行曲的第一串音符，全体起立。邦德身着洁净无瑕的礼服，在圣坛上光彩照人，姬兹挽着她父亲的手臂从过道走来，宛若天人。安妮·科温顿·克拉克是姬兹的伴娘；哈罗德·比克斯比拿着戒指，是邦德的伴郎。

仪式之后，邓禄普夫人在会所的阳台上举行了招待会，从阳台上可以俯瞰内城的琉璃瓦房顶和使馆区的马球场。管弦乐队奏起了音乐，穿着浆洗过的白制服的中国服务员穿梭在客人之间，端上开胃菜和鸡尾酒，任何时候转身都能获取。客人们兴致勃勃地狂喝烈酒，此刻跳舞还为时尚早，但打马球显然没问题。一个勇猛的军官组织了一局，由各使馆文职官员组合对阵各使馆卫队组合。等到中国马工把小型马聚集起来并装上马鞍的时候，大多数参与者就像是用英国胡桃腌制的咸菜 [18] ，于是他们决定就穿着适才参加婚礼时所穿的同样的正式礼服——圆角礼服、高筒礼帽和军装礼服——参加比赛。一位英国外交官对如此轻慢马球嗤之以鼻并拒绝参与，但大多数客人包括英国人视此人为笑柄且置之不理，并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狂欢的盛宴中。提议组织的意大利武官确实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他身穿挂满勋章的骑兵制服，醉醺醺地几乎坐不稳马背，武官的坐骑在草坪上划了几个大弧，人在马鞍上摇晃偏侧。他们一起排成长队，离奇古怪地冲向白球。婚礼的客人们开怀狂笑，唆使这位意大利人耍出更为荒唐可笑的马术绝技。而其他球员很快便意识到这场马球更好玩而且危险更少——就让墨索里尼的骑兵向前冲、挥杆，并在多次失误之后重击小球。夜色降临时，游戏结束，中国马夫让马凉下来并把它们关回马厩。

柔和的夜光沐浴着古城的城墙和房顶，太阳落入西山，天空亮得像塔夫绸，发出层层叠叠的红、橙红、紫红色的微光。出席者用罢晚宴后开始跳舞，在春天星星的闪耀下，庆祝活动持续到深夜。

[1]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01；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5.1.27和9.14。当时尚未有金门大桥可供在下边行船——1933年5月1日开始建设，而1935年8月开始在已经完工的两个主塔之间缠绕钢索：www.goldengatebridge.org，accessed August 26，2008；Richard Dillon，Thomas Moulin，and Don DeNevi，High Steel ，pp.79-165。

[2] 《格林童话》中的人物。——译者注

[3]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01-102；Robert Daley，An American Saga：Juan Trippe and His Pan Am Empire ，pp.36-39；Marylin Bender and Selig Altschul，The Chosen Instrument ，p.157；Bixby to Nellie，April 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02-107.

[5]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06-110；笔者访谈兰霍恩·邦德，2004.12.2，2005.1.27 及2005.9.14，以及访谈弗丽达·陈与T.T. 陈，2005.10；姬兹1930年代的相片；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的相片；“These Fascinating Ladies，” 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1938年卷宗中日期不详的剪报；Empress of Japan ：http：//college.hmco.com/history/readerscomp/ships/html/sh_030800_empress of jap.htm；http：//www.simplonpc.co.uk/EmpressOfScotlandPCs.html#anchor1289727；http：//www.angelfire.com/pe2/pjs1/index.html；all accessed October 2005；http：//hhmi.org/news/090902.html，accessed July 11，2005。海斯庄园由休斯基金会——以横跨美国大陆的飞行速度纪录、环球航空公司（TWA）和“云杉鹅”（“HK-1大力神”号飞机。——译者注）而声名赫赫的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命名——购买，这加深了海斯庄园与早期航空的联系。还有，那些希望阅读他们的“去中国的慢船” 浪漫故事的人，请注意作曲家弗兰克·莱塞（Frank Loesser）直到1945年才写作了这首著名歌曲。在那之前，“我想把他放到去中国的慢船上”只是赌徒用来描述不停地输的人的一种表达。

[6] 指美国灰狗长途汽车。——译者注

[7] 西俗中魔鬼常被描述成带有偶蹄和犄角。——译者注

[8]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08.

[9] http：//users.adelphia.net/～jharland/familyfolder/johnbrownehome folder/johnbrownehomepage.html；http：//www.constantnoise.com/stage6.htm，both accessed September 10，2005；“Shanghai，” Fortune magazine，January 1935.笔者访谈伊丽莎白·比克斯比，2006.1.24：“那是城中最好的夜总会！”电影White Countess 是一部以1930年代的上海为场景的动人的浪漫戏剧，由娜塔莎·理查森（Natasha Richardson）和拉尔夫·法因斯（Ralph Fiennes）主演，在电影的序曲中提到了小世界会所的名字。

[10] 笔者访谈伊丽莎白·比克斯比，2006.1.24；笔者与南希·艾利森·莱特的通讯。

[11]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10-111.邦德的新工作就是同一个职位，比克斯比在1933年夏末时本来打算把该职位给爱德华·P.霍华德。见注释第五章第〔6〕条。

[12] 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5.1.27。

[13] 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4.12.2；Bond to Kitsi，October 27，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这与邦德在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15-117中的描述不同。我采信更接近1937年的记叙。

[14] 地址为“to Kitsi，c/o Lewis Clark，American Legation，Peiping”的电报，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5] 笔者访谈伊丽莎白·比克斯比，2006.1.24。

[16] 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5.1.27。

[17]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17；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4.12.2。

[18] 喻外行生手。——译者注

7 最后的浪漫时光

这对新婚夫妇定居在居尔典路 [1] 279号，是法租界的后街上一座安静的别墅。邦德在婚后的几个月总是像柴郡猫 [2] 似的笑得合不拢嘴，哈罗德·比克斯比和欧尼·艾利森就拿这事儿调侃他，并想知道何时会得到“小邦迪”到来的通告，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3] 工作方面，邦德和比克斯比运用泛美航空的大宗购买力以极合理的价格拿到了一架“道格拉斯DC-2”，“DC-2”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客机。 [4] 因为在1930年代中期，飞越太平洋仅是飞行员先驱们的单次特技表演，这架飞机被放到货船上横跨大洋。1935年的春天，黄浦江上一艘驳船用起重机把飞机部件吊上岸。当公司的机械师们组装和测试完飞机后，把这架全金属、低机翼、双发动机的单翼飞机推到机库前的混凝土停机坪上。它与用支撑柱和翼梁纵横交错地编织在一起的大杂烩似的前几代的飞机完全不像，一点都不像，它是一架精美的飞机，一架华丽的飞机。中航组织了一个庆典迎接它的到来，用带云纹的请柬诚邀上海政要到机场出席活动。庆典之日，一群衣冠楚楚的宾客大驾光临。新闻记者对着这架在春天的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圆滑机器咔嚓咔嚓地拍照，总机械师七岁的女儿小雪莉·威尔克（Shirley Wilke）穿着她最漂亮的印花连衣裙，在机翼下窜来窜去，为她可以在这样一个巨大的飞机的机翼下站直身子而感到惊奇。当天晚些时候，中航用新飞机提供城市航空旅游，以每小时190英里的航速载着观光客在上海上空飞翔。飞机的圆滑外形下的某些东西激发了人们的信心；它看上去就是飞机应有的样子。中航利用“DC-2”的到来开展了一场营销活动，突出强调使用航空邮运和坐飞机旅行使人赢得威望，这在很讲究面子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卖点。 [5] 90天内，旅客流量增加了300%。

保持与技术进步并驾齐驱是企业生存的不二法门，但邦德、比克斯比和艾利森认为，对于一家航空公司来说，人，才是核心。为充实运营部门人员，他们招募和培训了一支技术精湛的队伍，包括白人、中国人和美籍华人的机械师、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因此他们感到有信心面对未来。白人飞行员中有哈尔·斯威特（Hal Sweet）、查尔斯·“齐利”·沃恩（Charles “Chili” Vaughn）、埃里克·贾斯特（Eric Just）——一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冯·里希特霍芬 [6] 的飞行马戏团的德国人（其他飞行员戏称其为“贾斯特·埃里克·贾斯特”）、弗洛伊德·纳尔逊（Floyd Nelson）、弗兰克·哈夫利克（Frank Havelick）、詹姆斯·麦克莱斯基（James McCleskey）、查尔斯·“查克”·夏普（Charles “Chuck” Sharp）和休·伍兹 [7] [8] ，他们形成了牢固的友谊。异质相吸的明显例子是吴士和夏普成了最好的朋友。夏普是个来自得克萨斯州沃思堡（Fort Worth）的调皮鬼，因长得圆胖且面带酒窝而得了“苹果饺子”的绰号。他脾气急躁、趾高气扬，似乎总是在不懈地追求下一次大笑。只有三件事能引起他的注意：要么是穿裙子和高跟鞋的女人，要么是打牌和喝酒的乐子，再就是有翅膀和发动机的飞机。吴士——“伍迪”——要矜持得多，他比夏普高些、黑些，长着浓密的眉毛和船长式的方下巴。他来自堪萨斯州温菲尔德市（Winfield），于1933年随泛美航空远征队来到中国；夏普则用自己的方式进入中航。两人都是单身汉，也都是优秀的飞行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工作按部就班，本质上就是到处飞，差别只是他们机翼下方不断变幻的异域风景。他们的生活会在出现困难和危险时关键的数秒时间内被打断，但实际上，除了三号航线的雾之外，他们的工作内容不算太苛求——每个工作日简单飞行5～8小时。无情的上海社交活动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对白人飞行员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其狂乱中。 [9] 下了班，他们就在市中心的花旗总会（American Club）吃、喝、打保龄球或玩牌；或者在位于法租界边缘的美国乡村总会（Columbia Country Club）打网球、打高尔夫、游泳或躺在阳台上；还参加楼顶花园的茶会、午餐和舞会；他们一起在静安寺路上的俄罗斯、意大利、法国、日本、英国和中国餐馆用餐，在巧克力店把圣代冰淇淋舀个精光；在南京路上的吉米美国餐厅大切西冷牛排；并上各种舞厅在小型爵士乐队的伴奏下跳舞和狂欢，这些舞厅包括小世界会所（the Little Club）、百乐门（the Paramount）、圣安娜（Saint Anna），或诸多维也纳舞厅如维纳斯咖啡馆（Venus Café）、大使（the Ambassador），以及位于上海国际饭店第14层的塔楼会馆（Tower Club）。塔楼会馆以其壮丽的城市灯光夜景闻名；他们到剧院和影院观看戏剧和电影；在国际公共租界的赛马场赌马和法租界的跑狗场赌狗。公司给白人外派雇员的津贴很高，而在中国生活的成本则低得离谱。相比在家里，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好得难以想象，他们干的是东方最富有魅力的工作。

上海是敞开的商业中心，对任何人都开放，于是航空公司的未婚白人飞行员满怀欣喜地在淫秽的果园中游荡。时尚的中国姑娘摇晃着身子，从高领旗袍衩中伸出电影明星似的性感长腿，微薄的月薪就可以留住一个美丽的、脖子修长的中国管家，再给些微薄的附加费就可以得到一系列超出管家范围的好处；可以在数以百计的妓院享受到各式各样的姑娘；而任何胆大的飞行员可以在德尔蒙（Del Monte）、美琪卡巴莱舞厅（Majestic Cabaret）或小世界会所的职业舞娘中猎艳白俄舞女。白俄罗斯人的涌入破坏了上海卖淫交易中势利眼的敲诈勒索。如今一个男人保有一个白俄情人一个月所花费的金钱，在十年前只够在一个俗丽的狐狸精怀中买一晚。与白俄妖女的公主般的仪态万方相比，那些从旧金山乘船跨越太平洋而来的狐狸精那套功利的街头花招粗俗得令人生厌。而白俄女子兴许真的是位公主，说四国语言，还会弹钢琴。白俄女子是迷人的，充满异国情调，使人神魂颠倒，并能在“傍大款”淘金和出售狎昵欢爱两者之间的刀锋上优雅地行走。面对这样一位温文尔雅，有尊严却被命运抛在岩石上的美女，一个男人的侠义感油然而生，毫不含糊地伸出援手，谨慎地将双方同意的数额的现金塞进床边的廉价饰物一角下面，这种令飞行员解囊的安排未必会令共度春宵的温柔打折扣。

在上游的汉口，飞行员享受着另一处贪图不义之财的沃土。一些美国海军军官被派驻长江巡逻队，经常跑一趟差就要远离汉口数月，在长江及其支流上巡航。吴士的单身汉室友便利用这样的时机，和一个不受丈夫重视的海军军官妻子勾搭上了，他们颠鸾倒凤，几乎把江岸上的公寓从地基上震垮。

中航的大多数已婚男人和妻子、孩子和三个当差的仆人住在法租界的别墅里，仆人包括领班、厨子和小工。有那么多的“帮手”，已婚飞行员享受着慵懒的居家生活，但他们很容易被未进围城的弟兄们的下流行为所感染。一个男人离开上海到上游出差时便可以随心所欲，很快就发展为“飞行员远离家庭”的惯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这么干了，虽然在更加小地方气的汉口以西区域进行选择范围会变得小。一切都是那么方便，而且非同寻常的便宜。

对于飞行员的妻子来说，上海就是安乐街。她们甚至不必干任何重活，生活得像旧世界的贵族。她们分娩小宝贝，拥吻新生儿，将孩子交给中国保姆，由保姆给幼儿穿衣、喂食、洗澡、做伴、玩耍，并擦拭脏屁股。绝大多数时间，孩子们和仆人一起用餐。多数父母在晚上离家出门之前，穿着所参加社会活动要求的盛装华服，在他们的孩子就寝之前共度精心设计的一个小时。在上海，蹒跚学步的白人幼儿用汉语说第一个词和上学之前汉语讲得比英语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太太们加入俱乐部、戏剧社和医院董事会，或者在孤儿院帮忙，互请午餐和茶点，为汇率变动、购买服装以及老家的家庭状况操心，她们将自己与奇妙的社会狂热缠绕在一起，无暇顾及其他。中国肮脏贫穷、臭气熏天和充满危险，除了少量洋泾浜的语句外（此处洋泾浜指多数外国人与仆人沟通时所使用的夹杂着外来语言的本土话），鲜有白人女子费心学一个汉字。“我的上帝，”一位太太在乡村总会里边抿鸡尾酒边说俏皮话，“在老家我要洗衣服、做饭、收拾房子，以及其他的一切。在这儿，我已经6个月没有踏进厨房了，今早我大发雷霆，因为保姆没有按时进来给我穿长筒丝袜。”

由于丈夫经常不在家，为了不被淘汰，也不想当傻子，飞行员的妻子们也沾染了上海侨民的放荡习气。一天下午，伍迪到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家拜访，仆人没有通报他的到来，他穿过走廊，敲了敲卧室的门，门开了条缝，密友的头探出来向四周张望：

啊……是的……伍迪……会所见面……我忘了。要不等会儿我们在那儿碰头？

吴士虽然震惊，但尚不算强烈，只是不动声色地答说可以。但密友忘记了在他脑袋后边镶嵌在卧室墙上的镜子。吴士从镜子中清楚地看到他的另一位飞行员伙伴的妻子的影像，她身材匀称，赤身裸体、四肢伸开地躺在一大堆凌乱的床单中。门关上了，吴士微微一笑。这就是上海：这种事情发生了，他觉得没有义务去揭发她。据吴士所知，她丈夫在长江上游狎妓，千真万确，她的滥情不忠只是为了补偿而已。

中航的中国人和美籍华人员工的生活远没有这么放荡。不幸的是，尽管飞行机组或机修组中不同种族的人员每天在一起工作，总的来说密切的友谊没有跨过种族界限。陈文宽（Moon Fun Chin）、黄官悦（Donald Wong）和谭欢在（Joy Thom）就是典型，三人都是中航的美籍华人中的明星飞行员，均于1933年冬二号航线开通时加入中航。刚刚二十出头、密不可分的三人在陈文宽位于法租界的房子共同度过了许多个夜晚，学习莫尔斯电码及航空技术手册，并学习如何社交。三人在充任中航的“史汀生”、“洛宁”、“锡鹅”福特三发动机以及“道格拉斯海豚”等各类型飞机的副驾驶过程中磨炼技能。欧尼·艾利森选择了陈文宽作为副驾驶加入第一架“DC-2”的机组，21岁的陈文宽颇感自豪。

陈文宽（Moon Fun Chin）于1914年4月13日在一个叫荣华（Wing-Wa）的小村子里出生。 [10] 从澳门溯珠江而上60英里，再从河堤向西步行半天，就到达了荣华村。具体出生地点是一个用泥砖砌墙、被太阳烤晒、只有一层楼、没有窗户的老房子，而且这房子正慢慢崩塌回归到它曾被搭建起来的泥土中。陈文宽长到10岁都从未听过英语，但却承蒙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一出世就是美国公民。

陈文宽出生前8年，即1906年，他的父亲陈国栋（Joe Chin）在美国工作，一场巨大的地震和次生的大火对旧金山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摧毁了该市的出生和出入境记录。189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保证了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华人都是美国公民。如同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劳工，在过去的25年中他们因为刁钻的排华法案而不能成为美国公民，陈国栋发誓他是在被毁坏的城市出生，如此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公民。他在美国又工作了6年，给中国家人寄钱。如同典型的在美国工作的华人，陈国栋每隔10年回故乡探望一次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陈文宽是他1912～1913年探亲的结晶。

10年过去了，陈文宽成长为一个健康的男孩。1922年年中，陈文宽的母亲收到她丈夫的信，因为陈国栋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信是由一个在美国的中国读书人代笔的。收到信后，因为陈文宽的母亲同样不识字，就在中国请一个读书人大声读出来。信中宣布，陈国栋将于1923年春回老家，陈文宽将跟随他从未谋面的父亲回美国，以充分利用他老人家在一个叫巴尔的摩的地方所发现的商机。

陈文宽和父亲带着他们唯一的箱子，挤进美国道勒轮船公司（Dollar Line）的一艘客轮上兵营似的亚洲人统舱，横跨太平洋到达西雅图。美国移民及归化局（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以将他与父亲分离的方式欢迎这位10岁的公民到达美国本土，把他关进西雅图移民局看守所。看守所是一座竖立在海滨的砖结构拘留场所，主要目的是让移民及归化局询问和遣返中国移民。陈文宽被拘留了6周，直到他通过了三个穿卡其衫和长筒靴的官员和一个粤语译员对他严苛的讯问。 [11] 身份合法化后，父子二人跨越大陆，在位于巴尔的摩市中心西北的安静的街区沃尔布鲁克（Walbrook）定居下来，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在弗雷德里克大街和西巴尔的摩街的十字路口附近经营一个洗衣房和一家中国餐馆。

如同威廉·邦德一样，陈文宽也被林白1927年横渡大西洋的壮举迷住了。陈文宽梦想飞行，但他只有13岁，一年后他上完小学，进职业学校学习了汽车机械基础课程，之后在汽车修理厂工作，大萧条的重创令他失了业，便缠着父亲请求上飞行课。开始时，陈国栋听不进去，但陈文宽一直和他磨。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陈国栋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考虑到成本、机会和风险——他的儿子可能遇难是重中之重——但陈文宽确实需要一个职业，而且，从事他喜欢的工作会做得更好。陈国栋投入了必要的资金，陈文宽在位于巴尔的摩市有名的皮姆利科（Pimlico）马场外的寇蒂斯-莱特飞行学校学会了飞行。 [12] 在空中，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看着葱郁的树林和翠绿的马里兰原野在他的机翼下方经过，陈文宽感觉未来已经在握。1932年秋，他取得了有限商业飞行执照。这年年底，他收到了他父亲的弟弟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传递了一个消息，中国人称为“中央帝国空间机械家族”的中国航空公司计划开通从上海到北平的新航线，希望聘请中国飞行员。在结尾处叔叔写道：“那么，文宽，你想来报名吗？” [13]

陈文宽抓住了这个机会。为中航飞行是极好的工作，即使中国人、美籍华人与他们的白人同行担负完全相同的工作和责任，他们只能拿到大约三分之一的报酬也是如此。1935年，陈文宽开始与蒋有芬约会，他是在位于国际公共租界外静安寺路远端的极司菲尔公园 [14] 的一个私人聚会上与这位年轻标致的姑娘相遇的，他们发现彼此吸引，但因为陈文宽不会说上海话、蒋有芬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粤语，在沟通上有困难。不管怎样，陈文宽升至正机长时，蒋有芬希望结婚了。他们在法租界内佩丹路（Avenue Pétain）53号的国际礼拜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举行婚礼，邦德和姬兹出席，还有许多中航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1930年代中期，考虑到分裂国家版图的多重张力，这一段时间是中航的美好时光，中国的体面时期；因准备开通跨太平洋航空服务，是泛美航空的黄金岁月。 [15] 从旧金山出发的第一个商业航班定在1935年11月底，但该公司尚未拿到菲律宾的着陆权，而且无论泛美航空还是中航均未取得香港或澳门的着陆权。直至菲律宾史上首位总统选举的政治大局已定之后的第11个小时，比克斯比才获得了该国的着陆许可。尽管比克斯比和邦德持续地努力，中国的问题仍未解决，美国航空邮运的合同还在可行性论证上成败未决。泛美航空决定先启动只到菲律宾的服务。

1935年11月22日，泛美航空崭新的带金属光泽表面和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四发动机“马丁M-130”型水上飞机“中国飞剪”号（China Clipper）从旧金山湾东侧的阿拉梅达岛（Alameda Island）边上的水域起飞。旧金山—奥克兰湾（Oakland Bay）跨海大桥正在建设中，桥塔已经完工，但两条主拉索只有一条已经完成。满载着燃料和十万多封信的“中国飞剪”号无法飞越拉索，它在最后一秒钻了过去，几千人激动兴奋地挤在旧金山海滨目送它的离去。该飞机从北滩和阿尔卡特拉兹（Alcatraz）监狱之间倾斜飞过，然后沿着金门大桥向前，轻松地飞越正在开始连接海角堡（Fort Point）与马林岬（Marin Headlands）的悬索。发动机的噪声逐渐减弱，飞机消失在法拉隆群岛（Farallon Islands）以外的天际。21小时后，它到达檀香山，并从那里每天经停一个太平洋中部的离岛——中途岛（Midway）、威克岛（Wake）和关岛（Guam）。在这些离岛上泛美航空已经建设了精细配置的水上飞机基地，直到比克斯比看到这架巨大的水上飞机进入马尼拉湾水域，他为之努力两年半的梦想如今成真了。另外两架“M-130”——“菲律宾飞剪”号（Philippine Clipper）和“夏威夷飞剪”号（Hawaii Clipper）——加入了“中国飞剪”号 [16] 进行跨太平洋运营，一个月内，这些飞机每周都要飞越太平洋。这是辉煌的成就，是泛美航空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浪潮中取得的成就。

罗斯福总统从白宫发来贺电：“我为所有这一切奇迹感到激动。” [17]

起初的跨太平洋航班不载客，但立即改变了书信来往的基本特征。太平洋两岸的人们开始将写信的时间与“飞剪号”的航班时间相匹配，而且该合作的成功迫使其他政府向他们的老百姓提供同样的服务。比克斯比强势推广这个优势，1936年1月，他得到了澳门对中航和泛美航空着陆权的许可。 [18] 因为香港的经济地位更重要，他更愿意通过香港运营，但英国殖民政府顽固地拒绝授予单边着陆权。港英政府希望从泛美航空手中要菲律宾的着陆权，这只有菲律宾政府才可以授予；还想从中航手中要打着英国旗号的飞机在中国的着陆权，此前泛美航空曾尝试让打着美国旗号的客机在中央帝国着陆，中方担心由此引发最惠国并发症而加以阻挠，但这回与最惠国并发症无关。在比克斯比看来，港英政府的要求就像是“试图用一颗纽扣换一件大衣”。 [19] 香港的洋行大班们化险为夷——他们不想让这个殖民地在即将到来的航空时代的前夕被边缘化。港英政府妥协了，分别向两家航空公司授予单方面的着陆权。虽然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从旧金山到上海的政治牌最终到位。

客运服务开航前一周，作为彩排，胡安·泰利·特里普（Juan Terry Trippe）夫妇带领一支15人的贵宾旅行团横跨太平洋，除了马尼拉，他们还飞抵澳门、香港和上海。 [20] 1936年10月25日傍晚时分，全体中航人齐聚上海国际饭店第14层的塔楼会馆出席欢迎特里普夫妇的茶会。这是个曼妙而活跃的黄昏聚会，远胜繁乱的街头场所；这也是个灿烂的下午，如此暖和，女士们不需要披肩或围巾。邦德和姬兹出席，还有哈罗德和戴比·比克斯比，欧尼·艾利森及其太太弗洛伦斯，每个不当班的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及公司全体飞行员和机械师的太太。该航空公司的中方员工得到了恰当的代表，他们的太太穿着华丽的高领旗袍，抢了不少美国太太们的风头。只有姬兹·邦德可与中国太太们的风华媲美：她怀孕了，刚刚开始显露出来，邦迪的手总是护在妻子隆起的腹部上。黄昏降临在赛马场上，客人们高踞上海国际饭店向东眺望，只见上海的百老汇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如同峡谷，流光溢彩。两天之后，泛美航空的第一批跨太平洋乘客在马尼拉着陆。该航空公司及其子公司站在国际科技成就的最高点，他们改变了世界。

1930年代中期，中国采取了许多手段使状况有所改善，但对于中航和中国，不管亚洲繁荣的领域有多么美好，公司和国家都时刻生存在日本蚕食的威胁下，这些威胁绝非子虚乌有。 [21] 在那些年里，关东军大块鲸吞毗邻东北的省份，1933年通过一份停战协议 [22] 迫使该地区非军事化。中国的爱国者蒙受了屈辱，1935年12月9日，数千名中国学生在北平发起了一场反日运动，运动蔓延全国，但很快就被国民党血腥镇压。一批反政府的进步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他们希望采取反日行动，而中央政府置之不理。

蒋介石默许了日本的要求，对丢了东北的军阀张学良下令（西方人称“少帅”）将其部队从与日军对峙中脱离战斗，调往西部对付蒋介石的老对手——共产党。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被逐出其湖南根据地，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了7000英里的长途跋涉，到达边远落后的山西、甘肃和陕西。此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牢牢掌权，长征幸存者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但他们已经建立得十分精细，正在蓄势反击。蒋介石打算“攘外必先安内”，但他对日本侵略看起来没完没了的屈服不断地激怒广大的老百姓。共产党毕竟是中国人，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中国人觉得政治派别间应该停止争斗，形成统一战线，一致对日。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国内分歧，内战不仅限于国民党、共产党分裂。在华南，反日排外的情绪白热化，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保持独立的军队并发展自己的空军。1936年6月，两广政府派遣了一支“抗日救国军”北上 [23] ，表面上是为了抗日，但战斗却在南方军队和政府中央军之间爆发，蒋介石通过策反广东空军投向南京而大大瓦解了南军的狂热行为。

将近年底的时候，蒋介石注意到张学良及其离乡背井流亡的东北军对共产党作战特别不卖力，于是蒋介石飞往西安亲自督战。1936年12月12日凌晨4点左右，少帅的精兵突袭了蒋介石的西安总部，杀死了许多保镖。蒋介石从窗口跳出，翻过一堵围墙，从30英尺高处跌进护城河底，从沟里爬出来，逃到一座结了冰的山坡，几小时后被捕。张学良的一名军官发现他赤着脚、只穿着灰色的丝绸长袍和长睡衣在藏身的石头下瑟瑟发抖。

少帅和一小批心怀愤懑的将军逼迫蒋介石放弃其顽固的反共立场并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蒋介石以行动自由被剥夺为由而拒绝。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内外的反对派系争相利用这个时机。蒋夫人飞往西安谈判，陪同前往的有她的弟弟宋子文、澳大利亚顾问威廉·亨利·唐纳德 [24] 、蓝衣社（国民党的“盖世太保”）头子戴笠。少帅派飞机接毛泽东的副手周恩来到西安加入谈判。许多共产党人希望枪毙蒋介石，但一封来自共产国际的电报（可能是由斯大林本人起草）使他们处于尴尬的位置。电报要他们向被组织抓捕的这一小批军官提出让蒋介石活下去。斯大林需要中国帮助抵抗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威胁，他还认为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有足够的面子领导国家联合政府的领导者。压力来自四面八方，张学良及其盟友让了步，在圣诞节释放了蒋介石。

12月26日，蒋介石乘坐由名叫罗亚尔·伦纳德（Royal Leonard）的美国人所驾驶的飞机离开西安，在南京受到非常激动的人群的热烈欢迎。罗亚尔后来很快加入了中航。绑架事件中没有形成书面协议——蒋介石坚决拒绝签署任何东西——但他显然已经在妻子、小舅子、首席外交顾问、少帅和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面前做出了重大承诺，整个国家都知道这件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抓捕事件将蒋介石打造成了中国最大的渴求——团结——的象征，全国都希望他停止压制共产党并领导抗日圣战。许多观察家认为他们正在看到中国统一过程进入最后阶段，从此以后中国人将统一对敌。

在中国东海的另一边，日本的扩张主义者焦虑地关注着中国的觉醒，他们非常清楚，以其区区海岛之力去支配一个团结富强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要统治中国和亚洲，进攻时间就是要快，在中国尚未变得太强大之前加以征服。

无论那段时间的政治新闻内容有多紧张，都只能在威廉和凯瑟琳·邦德的生活中占第二位。普照中国的不知何方神圣对在她身体中成长的小生命发出微笑，1937年3月11日，凯瑟琳·邓禄普·邦德诞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骄傲的父母给他取名为兰霍恩·麦库克·邦德（Langhorne McCook Bond）以纪念他的祖母和外祖母。

那年春天，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由于自1931年邦德到远东以来，中日的敌对关系一直是新闻的头版，与哈罗德·比克斯比及其他大多数中国通一样，邦德不认为日本会冒险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然的话，他就不会一直没有安排休假。但随着他在中国过完了6个年头，第二次探亲假已经过期。邦德夫妇在上海待了3个月以确保母婴健康，到6月中旬，全家人已经适合旅行。 [25]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之前，交通部给中航指派了新的总经理林伟成上校取代戴恩基。 [26] 林伟成来自广西，坚韧不拔，严守纪律，曾任广东空军副司令，并曾为广东空军投向南京出谋划策。多年来，控制着中国空军的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一直试图控制由交通部主管的中国商业航空。邦德在他离开之前只与这位严肃的上校开过一次会，但由军人担任顶级行政主管对于一家商业航空公司的营运独立来说似乎是不祥之兆。 [27]

邦德将工作交给比克斯比和艾利森负责后，便和姬兹带着兰霍恩飞越太平洋到达旧金山，又连夜横贯大陆，于1937年7月1日飞抵华盛顿，到达时，三个月大的兰霍恩呼呼大睡。姬兹和兰霍恩回马里兰州切维蔡斯（Chevy Chase）的海斯庄园与她的家人待在一起，邦德则前往纽约向泛美航空总部汇报工作。四年前，泛美航空为在跨太平洋航线的西端扎下根而买入了中航的股份。出人意料的是，它已经凭借自身力量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中航以拥有34名机长及副驾驶和18架飞机、其中包括4架卓越的“DC-2”而引以为豪。并且，如同中国一样，中航似乎准备享受未来多年稳定的增长和繁荣。泛美航空高层为邦德的成就而激动。

回到华盛顿，邦迪安顿下来，与妻子和儿子共享天伦之乐，与华盛顿的熟人尤其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K.霍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保持偶尔的约会。斯坦利是姬兹娘家的一个老朋友，他两次载姬兹和兰霍恩到彼得斯堡去看望邦德的母亲和哥哥。在海斯庄园，当保姆照看婴儿的时候，邦德和姬兹就趁早在马里兰的湿气抑制该运动之前打网球。随后，他们在大房子的阴凉房间里休憩，喝冰茶、阅读和玩室内游戏，在漫长的波托马克下午将尽之际，邦德为妻子调上一杯老式鸡尾酒，并为自己来一杯马提尼——冻杜松子酒，不加冰块，放一颗橄榄，正是他喜欢的那种。邦德饮着鸡尾酒，放松着，思索着自1929年那个遥远的夏天他放弃了建筑生涯转而进入寇蒂斯-莱特以来在生活中所打造出来的巨大变化。通过艰苦的工作和不懈的奉献，他在世界上两个最令人激动的航空公司找到了头等的工作；他的努力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且在近十年最伟大的商业成就中发挥了作用；他已经见识过日本、菲律宾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住在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上海已经6年；他在大洋两岸都交上了有势力的朋友；他热诚地结识了在美国知名度仅次于总统的林白；美国金融市场在1937年再次摇摇欲坠，失业仍然在困扰着这个国家，但他平安地度过了7年的大萧条，没有失业一分钟，还在这样的境况下一直支撑守寡的母亲；他遇见了梦寐以求的姑娘，她刚刚生了一个健康的儿子。前途一片辉煌。

[1] 今湖南路。——译者注

[2] 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虚构的总是咧着嘴笑的猫。——译者注

[3] Florence Allison to her family，July 20，1935，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4] 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95；笔者访谈陈文宽，2004.9.17；笔者访谈雪莉·威尔克·莫斯利，2004.6，以及在2003～2008年中航年度聚会中的对话。在爱德华·P.霍华德收藏中有活动的邀请函和许多相片。

[5] Stokely Morgan，“给特里普的备忘录”，1935.9.1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December 21，1935。

[6] Von Richthofen，一战王牌飞行员。——译者注

[7] Hugh Woods，常称吴士。——译者注

[8] Hugh Woods，Wings over Asia ，Vol.4，p.1；many photos in SWM=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Shirley Wilke Mosley（雪莉·威尔克·莫斯利的私人收藏）.

[9] Mary Howard to Mother Howard，1932.11.29，Edward P.Howard的私人收藏；Hugh Woods，“Pre-War Shanghai and Hong Kong，” Wings over Asia ，Vol.4，pp.4-10，12，13-15；1957年比克斯比访谈，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A Standard Guidebook ，1934-1935 edition，在网页上的文本，http：//www.earnshaw.com/shanghai-ed-india/tales/t-all.htm，accessed November 7，2005；Harold M.Bixby，“Top Side Ricksha”；Harriet Sergeant，Shanghai ；Stella Dong，Shanghai：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Emily Hahn，China to Me and No Hurry to Get Home； Ken Cuthbertson，Nobody Said Not to Go； Percy Finch，Shanghai and Beyond； John B.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 Kemp Tolley，Yangtze Patrol：The U.S.Navy in China；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1929-1941；笔者访谈雪莉·威尔克·莫斯利、南希·艾利森·莱特、伊丽莎白·比克斯比、陈文宽、弗丽达·陈、T.T.陈和兰霍恩·邦德：“爸爸总说这是个管制不严的城市，那些向他扑过来的家伙是一拨飞贼。”

[10] Louis A.Turpen航空博物馆收藏的陈文宽口述历史；笔者访谈陈文宽，2004.9.10和2004.9.17，及2005.1.7、2005.7.15和2005.11.1；许多电话跟进；Bond to Kitsi，Saturday，August 28，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Iris Chang，The Chinese in America ，pp.137-139，145-147；Simon Winchester，A Crack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pp.343-350。陈文宽的出生证明显示他的生日是1913年4月13日，但这是出于认为婴儿出世那天就是一岁的中国习俗。

[11] 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如陈国栋一样，在旧金山地震中获得了美国国籍，这些中国人间隔很长时间才回到中国的家庭。当他们再次进入美国时，几乎每个人都注册了一个有美国身份的孩子，注册孩子的男女比例是400∶1。正式文件的交易在中国人当中很活跃。美国移民部门花费许多努力揭露“契纸儿子（paper son）”。

[12] 威廉·邦德于1930年在同一所飞行学校学会了飞行。

[13]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4.9.10。

[14] Jessfield Park，今中山公园。——译者注

[15]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December 7，1935；CAB Docket Nos.851 et al.，“History of the Transpacific Air Services to and through Hawaii”，写于1944年8月12日，Louis A.Turpen Aviation Museum；Marylin Bender and Selig Altschul，The Chosen Instrument ，pp.244-257；Barnaby Conrad，Pan Am：An Aviation Legend ，pp.81-104；Robert Daley，An American Saga ，pp.165-190；Richard Dillon，Thomas Moulin，and Don DeNevi，High Steel，p.23。旧金山-奥克兰湾大桥的第一条钢索于1935年11月12日完工，第二条于1936年1月20日完成。

[16] 历史上建造过的“M-130”飞机只有这3架。

[17] Conrad，Pan Am，87.

[18] 备忘录，Bixby to Young，January 22，1936，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The British Ambassador （Lindsay）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36，Vol.4，p.643；CAB Docket Nos.851 et al.，“History of the Transpacific Air Services to and through Hawaii”，August 12，1944，the Louis A.Turpin Aviation Museum。

[19] Bender and Altschul，The Chosen Instrument ，p.255.

[20] 贝蒂·特里普（Betty Trippe）日记的修正手稿，pp.21-22，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30，Folder 9；Florence Allison to her sister，Merly，October 29，1936，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1936年10月21日首批乘客从加利福尼亚飞往马尼拉：CAB摘要第851号等，“History of the Transpacific Air Services to and through Hawaii”，1944.8.12，第23页，Louis A.Turpen Aviation Museum。

[21] Hallett Abend，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p.197，231-234，245；Bixby，“Top Side Ricksha”，chap.8，p.50，chap.9，p.16；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pp.276-277，283；Royal Leonard，I Flew for China； Earl Albert Selle，Donald of China ，p.324；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p.420，422-424；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203-204；笔者访谈陈文宽；W.H. Donald to Stanley K.Hornbeck，January 23，1939，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50：“反响与从西安释放蒋介石后的情况很类似——一片要求继续抵抗的呼声。”历史长河将西安事变视为20世纪的一个转折点——它防止了蒋介石消灭毛泽东的共产党。

[22] 指《塘沽停战协定》。——译者注

[23] 指两广事变。——译者注

[24] William Henry Donald，人称端纳。——译者注

[25]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July 3，1937.

[26]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41-42；Bond to Bixby，1938.7.3，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航空委员会多年来一直试图控制商业航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一件事，林伟成（Lam Whi-shing）上校的英文姓名对于那些着迷于为中文姓名制造“正确”的英文拼写的人左右为难。陈文宽在访谈中似乎把上校的名字发音为“Lam”，邦德在Wings 中写为“Lem Wei-shing”，但在1975年1月6日给约翰·C.莱斯利（John C.Leslie）信中则写为“Lam”，而在1937年9月7日给林本人的一封信中则称其为“Lam Wai Shing”。比克斯比写给斯托克利·摩根的信，在1937年10月11日信中拼写为“Lum”，但1937年12月3日信中拼写为“Lam Wei-shing”。林上校在1937年9月26日及9月28日写给邦德的信的下款上清清楚楚地签名为“Lam Whi shing”，两次签名均无连字符，且第三个字均无大写字母。我采用了上校对自己名字的拼写，虽然我怀疑出自秘书之手——签名的笔迹带许多圈圈而且是圆圆的，看起来系女子手写。似乎当时大多数中文名字在表达为英文时在名字中加连字符，我就加了连字符，这是在所有选项中我看着最顺眼的。

[27] 名称不详的报纸的剪报，日期为1937年7月1日，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22。

第二部分 战争

1937年7月7日至1937年12月31日

成千上万的人流血牺牲的伟大战斗，犹如去年的奥运会那样，被轻易地遗忘。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

8 天崩地裂

北平西边十来英里处，是有800年悠久历史的卢沟桥，卢沟桥横跨永定河，由11个优雅的桥拱支撑。 [1] 马可·波罗曾对770英尺长的桥身和485个独特雕刻的石狮装饰的栏杆大加赞赏，西方人通过他而知道了这座桥，便称之为“马可·波罗桥”。在庄严古老的卢沟桥旁，并列着横跨永定河的京汉铁路栈桥。直至1937夏天，该铁路是唯一不受日本人控制的进入北平的陆路通道。中国步兵有一支部队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带城墙的小镇上守卫卢沟桥。但日本皇军部队经常在这个地区演习，并根据他们对1901年《辛丑条约》的肆意歪曲坚持说他们有权这样做。1937年7月7日晚，在卢沟桥附近演练的日本步兵连与中国卫兵发生争拗，一名日军士兵失踪，于是日本指挥官要求对中国守备部队进行搜查以确定这名士兵是否叛逃或被羁押。中方断然拒绝。更大规模的争斗爆发。在几次小规模战斗之间，现场指挥官进行了谈判，据7月9日路透社报道，双方希望就地化解该事件，之后中方更大的部队夺回了控制权。

在东海另一边的日本，战争部长 [2] 认为，皇军可以在一个月内打垮中国军队。他上书裕仁天皇要求出兵，天皇选择了战争。7月11日进行了在日本本土的三军总动员；日本关东军从东北三省倾巢而出；主要战斗遍地开花，在北平周边开阔地带的中国步兵无法抵挡坦克、大炮、空中力量以及作战指挥协调迅速的日本陆军。

在地球另一面的华盛顿特区，邦德通过《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无线电广播和比克斯比从上海发来的斯巴达电报（spartan cables）并通过咨询他在国务院的朋友斯坦利·霍恩贝克，来跟踪时局发展。 [3] 邦德焦灼地端详着战争迷雾、估算着战场距离，并试图猜测每则消息会如何影响中国和他的航空公司。泛美航空的智囊团随着战争的展开而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动乱对泛美航空体制中皇冠上的明珠——跨太平洋航线——造成威胁。邦德每隔几天就给纽约打电话，解读发生的事件。北平周边的战斗迫使中航暂停了它的主要航线之一，幸好不是最赚钱的航线，最赚钱的是仍在运营的长江流域的一号航线。

不幸的是，上海的紧张局势与北方战局并行升级。

7月24日，在上海的日本海军报告一名21岁的水手失踪，并诡称其被绑架。 [4] 尽管中国当局否认，1000名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虹口搜索失踪者，无果。因为虹口是国际公共租界的一部分，日军在此的巡逻是合法的；日军继续移动，通过中方管辖的闸北，用枪口逼停汽车、黄包车和行人进行检查，依然没有找到；大多数上海人认为该失踪事件是日本特务策划的，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其令人恐惧的感觉可与卢沟桥事变相比。五年半之前，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摧毁了他们的街道，为了安全，大批中国居民从闸北、虹口涌入外国租界。

3天后，一个中国船夫在距离上海一百多英里的长江上游处打捞到了失踪日本水手的尸体，次日下午中国宪兵将死尸送回驻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 [5] 显然，另一名日本水手认出了他在四川北路逛未经日本帝国海军许可的窑子，他为逃避惩罚开了小差。

在华北，日本的进攻持续了10天，日军的一个旅最终于8月8日全面占领北平。在上海，中日双方的敌意不断加深，直到整个城市沸腾得像一个超高压的锅炉。8月6日，40000人从北站离开上海，他们拼命挤进火车三等车厢，争先恐后地离开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城市，越远越好；另有25000人经过苏州河上的桥逃进想象中会安全的国际公共租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成千上万的人接踵而至，携带着他们可以拿得动的一切，把财物塞进汽车、三轮车、手推车和独轮手推车，或推或滚，涌入租界。租界的房东们将租金加倍，黄包车苦力漫天要价。1000名没有船票的难民挤上正在急切地要离开上海的怡和船务公司轮船“Kutwo”号，他们坐在甲板上，拒绝离开，最终被一队警察挥舞着警棍驱逐离船。

第二天，一位曾经在中航担任副驾驶的李先生击出了惊天动地的一拳。早在几年前李自己选择离开中航加入中国空军，升至少校。1937年夏天，他负责指挥中国位于国际公共租界以西若干英里处的虹桥空军基地。就在那个星期一 [6] ，1名日本海军军官及其司机开汽车来到虹桥军用机场大门试图进入，被中国卫兵拦截。这两名日本人可能企图强行闯入，李少校得知此对抗情况后猛冲过来，勃然大怒，极度痛恨。随后枪战爆发了，造成两名日本军人和一名中国军人死亡。

日方坚持认为他们的海军中尉有权停在机场大门口，中方则说他试图强行进入，显然在从事间谍活动。 [7] 出于愤怒，也许是想炫耀，日本军队在华北集结，帝国海军提出包括要中国完全放弃上海在内的要求。政治上，由于发生了西安事变和建立了统一战线，蒋介石不能为了安抚日方而出尔反尔。如果开战，有两个可行的方案供选择：在华北开战，或在上海抵抗，把战争扩大到长江流域。中国军方的情报机构请中航参与了选择方案的辩论。

8月11日，交通部部长下令中航总经理林伟成上校派一架“DC-2”到南京飞一趟包机，但拒绝透露具体位置。 [8] 机航组主任艾利森不赞成，林上校强调遵守部长的意愿的重要性，艾利森让了步，派弗洛伊德·纳尔逊机长前往，并保证此次包机只是一个短暂的任务。

纳尔逊载着中国空军的毛将军 [9] 和一批其他军官离开南京。头一天，他的无线电信号衰减，直至与龙华站失去联系；第二天，信号出现了。原来，他被指派送这些空军军官到华北巡视军用机场，降落在七八个小型机场上，质量都很差。纳尔逊的飞机两次陷入柔软的沙堆中；其他的简易机场看起来如此糟糕，以至于他拒绝着陆。纳尔逊不懂中文，但他以飞行员的眼光分析，中国领导人看来正在考虑是否筹划一次从华北各机场起飞的空中进攻。他认为使用这么原始的基地设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由于是在受战争威胁的空域进行，而且完全是军用性质，此次包机很危险，比克斯比向林上校和交通部部长提出抗议——不应将美国人用于这样的任务，有违美国中立法的中立立场。总经理和部长均表态不再委托这样的“包机”，但是，第二天林上校就派了另一名“DC-2”飞行员执行类似的任务，虽然时间较短（只有美国飞行员通过了驾驶“DC-2”的飞行技术考核）。中航是中国的航空公司，中方控股，泛美航空仅持有少数股权，加之考虑到迫在眉睫的危机的严重性，中国一点儿都不在乎中航的“纯商业化”的情形。 [10]

日本人在华北有机场、港口设施、铁路和许多高度机动的师团，在上海则只有几千海军陆战队士兵看守其利益。如果引入援军并借助炮火支援，帝国海军可以在黄浦江上制造事端，但军舰在如此狭窄的水域中会极度脆弱；而新近于193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中国空军，有望将他们赶入大海。 [11] 纳尔逊执飞的华北巡视明确显示，如果将上海范围之内的长江流域中的基地开发得更好，空军作为新生力量将是最有效的作战方式。近距离的巷战会减少日本的许多优势，一场在城市中的战斗会在世界媒体面前玩出火。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上海具备战略和战术上的全部优势。8月13日，蒋介石最精英的2个师开入上海并在北站筑防御工事，北站是多层建筑，很结实，可以控制周围的街区。 [12] 中国正规军和日本海军陆战队隔着路障对峙，战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闸北，巡逻队在宝山路和山东路交叉的街角接火；小型武器在淞沪铁路天通庵站噼啪作响；第三场战斗在靠近外白渡桥北面桥脚的礼查饭店 [13] 和百老汇大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总部的附近打响。

汗流浃背的难民继续密密麻麻地通过苏州河桥涌入国际公共租界，租界内食品价格翻了2倍；城市中的每个人都需要钱，中外平民大举包围银行，急于将积蓄套现和将中国钱币兑换成受威胁较小的币种。 [14] 金钱如洪水般流出上海，令国际货币交易所瘫痪。 [15] 银行除非可以得到现金注入以满足出纳员窗口前愤怒喧闹的人群，否则将面临崩溃。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急令林上校迅速派遣“DC-2”前往长江以南85英里处江西省南昌市的国民党空军基地，飞运国民党纸币到尽量靠近上海的地点。 [16] 林上校将该指令转给哈罗德·比克斯比，比克斯比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是极为重要的商机。

上海度过了一个平静的下午，但中航在龙华机场着陆的最后一个航班的乘客发现，中国军队正坐着挤得满满的长火车通过沪杭铁路涌入城市。 [17] 日落之前，小型武器和大炮开火了，苏州河北岸大量建筑物着了火，入夜后火焰照亮了天空，怪异地映射在被滚滚烟云笼罩着的战场上。外国人聚集在国际公共租界顶楼，品着鸡尾酒，观看着战斗，坚信这场战斗只不过是一场亚洲的赛事。这一天是星期五，1937年8月13日，亚洲最后的和平希望随着枪声消失了。

午夜之后，热带暴雨横扫中国海，制服了最糟糕的火情。但日出时分，中国的炮弹再度在日本虹口警察总部引发新的火焰。将近10点时，比克斯比的办公室电话响了，这是艾利森从龙华打来的：“比克斯！3架中国轰炸机载着装填好的挂弹架刚刚飞走。” [18]

比克斯比毫不怀疑“出云”号（Idzumo）是中国军队的攻击目标，“出云”号是一艘战斗巡洋舰，已经有些年头，停泊在黄埔港的苏州河河口，距离他在上海邮政总局的办公室只有几百码。 [19] 作为日本旗舰，“出云”号是日本在中国存在的最真实的标志，也是世界上最容易被轻视的军舰。比克斯比拖着衰老的邮政局局长乍配林（A.M.Chapelain）登上楼顶，到达时正好看见，“出云”号甲板上的防空炮和机枪向整个城市喷射出炮弹、子弹和弹片的时候，三架中国轰炸机下降穿过低低的云层。突然，炸弹从飞机落下，“找掩护！”比克斯比喊道，看耳朵不灵的邮政局局长没有反应，便抱住他一同躲避。江上激起两条巨大的水柱，第三枚炮弹击中码头边的仓库后，爆炸声在楼顶上回荡。

就在炮弹落下那一刻，接受了运钞任务的“苹果饺子”查克·夏普（Chuck “Apple Dumpling” Sharp）驾驶着“DC-2”正在南昌机场降落。 [20] 这个大脾气的得克萨斯佬将飞机滑行到靠近一群聚集在机棚边的中国军官的停机坪，“砰”地打开侧门，扬起顽皮的眉毛。眼前没有一个是银行家，全是些疲惫不堪、了无生气的军人。他们颇有礼貌地请夏普满载一批炸弹、挂弹架和机枪子弹夹送往上海西南140英里处的杭州中国空军机场。夏普拒绝了。中航是商业机构，而他是中立的美国平民，他很遗憾，但他不能空运彻头彻尾的军用物资。一个军官掏出手枪，用枪口对准夏普的头，夏普的瞳孔收紧成响尾蛇的狭缝状，但那支手枪动也不动。苦力们把“钞票”装上飞机，该军官示意夏普回到飞机上，并带着几个同僚尾随登机。升空后，夏普将钞票换炸弹的突发情况用无线电向艾利森报告，艾利森电话告知比克斯比，比克斯比打电话给宋子文。

“这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宋说，“军队接管了，如果他们曾威胁要杀死你的飞行员，那他们就做得出来。” [21]

鉴于他们绝望的处境，艾利森和比克斯比召回其他已经升空的“DC-2”并下令中航撤离上海。残酷的巷战已经在国际公共租界以北的人口密集区蔓延，3万多名中国步兵经过激战，将8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赶进黄浦江。 [22] 日军对准街道中的小型武器的抵抗火力发射迫击炮弹和扔出手榴弹，在炸弹爆炸开花之际，日本战舰向火力空白点瞄准开枪。当日本飞机朝着北站的目标俯冲并急剧下降时，浓烟被风暴的强风吹动，在炼狱似的战场上飘荡。下午4：25，6架中国轰炸机冲破云层底部飞来，“出云”号和其他军舰再次发出如喷泉般密集的防空炮火。这些轰炸机编队按下攻击按钮，但炸弹没有击中目标。2分钟后，4架新的轰炸机从另一个方向出现，横切风向发动攻击，却被风吹离轰炸目标；日本防空高炮瞄准它们开炮，飞行员们只得在距“出云”号相当远的地方投下炸弹。侧风将炸弹吹向国际公共租界，有2颗在江中爆炸，激起的大片水花飞溅到北京路尽头处的防波堤上；第3枚和第4枚炸弹在南京路与外滩交叉口的和平饭店与国泰酒店之间爆炸。烟雾、火焰和轰炸声吞噬了挤满难民的水泥森林。

爆炸后产生的淡黄色烟霾悬浮在两家酒店之间，尖利的玻璃碎片和大量的烂砖碎石飞坠到街上，只有被震聋的人听不到；有个人慢慢苏醒过来，在火舌舔舐着的被炸毁的汽车和电车旁的幸存者中匍匐前进。在不可思议的大屠杀中，人们再次移动起来。一个中国妇女跌跌撞撞地远离灾难，眼泪从她痛苦的脸上哗哗地直往下淌，她本人安然无恙，但她怀中两岁大的女儿受了伤，满面鲜血，如同戴着血面具。一个苦力把他的手猛伸向他的小腿的残留部位，伤口随着心跳的节律“咕嘟咕嘟”地向外冒鲜血。一个被削去脑袋的锡克人警察躺在他曾一直在指挥交通的马路上，除了缺失的头，他的制服穿得完美服帖。还带电的电线缠在好几百被肢解了的尸块中：婴儿、儿童、男人和女人们的手臂、腿、脚、手和头；到处都是苦力的衣服碎片，通常的蓝色已被血染黑；一个年轻男孩的身体贴在了国泰酒店远高于人行道的墙上；即使绕开奇形怪状的尸体堆走，也难保不会踩上人肉块。屠杀的血腥气味与烈性炸药残留物的刺鼻气味掺杂在一起。一些欧洲人的尸体陈放在数百名中国死难者中。南京路与外滩交叉口共有728人死亡，865人受伤。

不到15分钟后，一架受重创的中国轰炸机飞过法租界，该飞行员对准上海赛马场的赛道准备紧急降落，并丢弃了他的炸弹负载，炸弹击中了位于爱多亚路与西藏路街角处的大世界游乐中心（The Great World）；大世界本已转换为难民收容所，炸弹把它变成了一个停尸房。1011人在这场大灾难中死亡，570人受伤。总共有1740名平民在两个“血腥星期六”的轰炸事件中遇难。

那个夏天，自从邦德返美后，哈罗德·比克斯比夫妇和他们的4个女儿住在位于法租界居尔典路279号的邦德的别墅。 [23] 在此的两个月中，他们举办了一些成功的鸡尾酒会和晚餐会。比克斯比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南京路的爆炸现场，他学会能做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当迎向妻子时忘掉刚才看到的一切。 [24] 他的妻子在门口等着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25] 原来，邦德别墅的起居室有若干打开着的旋开窗，一发50毫米口径的流弹呼啸着穿入，射中地面后反弹起来，“啪”的一声击向起居室的后壁。这发转了一圈的子弹头滚烫，微微扭曲。冷却后，它比戴比·比克斯比的手掌宽度还要长。

在世界的另一边，邦德飞往纽约，参加泛美航空总裁胡安·特里普召集的关于危机的讨论。姬兹随夫北行，但并未参加业务会议。

邦德在克莱斯勒大厦大堂上方的59层与胡安·特里普和泛美航空负责东方事务的副总裁斯托克利·摩根（Stokely Morgan）会面。 [26] 来自中国的消息令人沮丧，日本占领北平使中航失去了一号航线，这已经够糟的了，而上海的战斗置所有的航线于危险之中。三人乘坐克莱斯勒的法式电梯到云端俱乐部（the Cloud Club）去往预订好的午餐位。云端俱乐部坐落在克莱斯勒大厦的不锈钢拱顶内，是接待纽约精英的庙堂。邦德挣扎着不扯出令人紧张不安的闲聊话题，只消特里普开口说几句话，就足以使他生命中最近6年变得毫无意义。 [27] 可以掩饰邦德与他的两位同伴在阶层和特权上的巨大差别的，只有他在弗吉尼亚州教养的得体举止和在上海做得很漂亮的定制西装。而且，如果特里普出身名门的光环还不足以令人生畏的话，他比邦德年轻6岁，且身材比邦德魁梧得多，特里普身高6英尺，重200磅，曾是耶鲁大学足球运动员。

电梯在第66层停定，电梯对面是个真皮软包门，服务员把门打开，特里普先行，穿过云端俱乐部的格鲁吉亚大堂，经过都铎休息室和巴伐利亚酒吧，然后走上用大理石和青铜制造的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华楼梯进入主餐厅。胡安·特里普是云端俱乐部的会员，当然也频繁光顾，他大步走到一张靠近54英寸宽的窗口的餐桌旁，只见纽约其他的建筑，虽然那些也是高楼，但从云端俱乐部的这样的高度上看过去，就像竖放的火柴盒。约莫10个街区外的帝国大厦，是该市除克莱斯勒大厦外唯一的上千英尺高的摩天大楼。

一名服务员为他们点菜，另一名送上大亨规格的马提尼酒。“中国事件”令泛美航空投入的大量资本处于危险之中，而中航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威胁到泛美航空与国务院的关系。特里普迅速将话题转向生意的轨道：“我从比克斯比那儿听到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在我看来，我们在中国完蛋了。”

邦德可不这么看，一点儿都不。他也已经在泛美航空待了足够长的时间，知道一个人如果惹恼了胡安·特里普会严重地危及他的就业。但邦德不准备因为不敢顶撞特里普就让战争把他付出这么多心血建设起来的航空公司毁于一旦。“先生，恕我直言，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经营。我认为中国可以坚持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年。”

特里普摇摇头，“不可能，他们赢不了，国务院是这么说的。而我们不能在战争中经营一家商业航空公司，你看过比克斯比的电报”。特里普不是在谈判，不是在探讨选项。对他来说，这家中国合资企业已经死了。“我们要在新西兰开一条航线。邦德先生，我要你经营这条航线。”

该提议使邦德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设想过在体制内为自己找一个中国以外的地方。加利福尼亚至新西兰将会是航空史上在水域上空最长的航线，比跨太平洋航班还要长。管理这样一条航线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意味着升职并声名大噪。最重要的是，它连接的国家都没有战争，他可以带上姬兹和兰霍恩。

然而，为了发展新西兰航线，邦德就要不理中国并抛弃他在那里所建立的一切。邦德抿着杜松子酒，任酒精燃烧，他就是无法容忍对它的不忠。邦德在大萧条最困难的时期得到了一份好工作，他打心眼儿里感激中航、泛美航空和中国。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同样需要航空运输，即便不是更需要，这个需求也相当急迫。而泛美航空已经向该事业投入了150万美元（约合现代2220万美元），在泛美航空体制中没有别人能够收回这些钱，即使是哈罗德·比克斯比也不能。

“特里普先生，不敢当，对您的提议我感到很荣幸，而且我真的很想经营那条航线，但我就是做不到。我的位置在中国，我要回去。”

“我要告诉比克斯把他手头所有能飞的飞机都飞到马尼拉，并冻结他能冻结的所有资产。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将在中国从头来过。战争不会持续太久。”特里普甚至仿佛没有听到邦德在说什么。

“先生，中国现在需要我们的服务。如果我们现在不帮助他们，战争结束时，他们不会让我们回去的。”

“我要全盘考虑”，特里普继续说，“我们公司在40个国家做生意，我们得罪不起国务院。”

“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在中国经营，先生，而当战争结束时，中国依然会存在。”

只要中国还有抵抗的意志，日本就赢不了，从长期来看赢不了。意志是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国务院在权衡时所考虑的现代武器和工业部门，只要中国还有意志，他们就不会输。日本人可以占领上海、南京、北平、汉口、广州，或其他任何城市，可以杀死成千上万的士兵，可以吓倒100万人，但他们仍然控制不住中国。他们正在试图抓住一个国土与美国大陆不相上下的幽灵。而且，只要中国抵抗，中国无论哪一个部分未被占领，都会需要航空公司。邦德想不出来，对于一个被围困的国家，要发展和巩固如此至关重要的内外交通，还有什么比航空公司更强大的工具。中国最大的弱点既不是工业，也不是技术，而是缺乏政治上的统一，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航空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邦德努力解释，但就是无法让特里普明白。

邦德和特里普都是非常倔强的人，而严于律己、坚韧不拔正是两人无论在取得任何成功时所牢牢把握的关键，谁也不肯让步。邦德想要回中国，从战争的废墟中抢救他的航空公司；特里普认为行不通，努力不值得，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努力本身可能损害泛美航空与国务院的重要关系。

午餐来了，食物被吃掉，盘子被撤换，他们继续来来回回地争论。邦德不同意去新西兰，特里普不让邦德回中国。一张接一张，其他餐桌都撤空了，直至他们精疲力竭，谈话戛然而止。在紧张的沉默中，邦德、特里普和摩根乘坐电梯去到泛美航空办公室。奥的斯电梯门打开，特里普走开了，邦德追着他到他的办公室：“特里普先生，我很乐意去新西兰，在那里我可以带上妻儿，但我就是做不到。我的工作在中国。我必须回去。”

特里普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摆来弄去，显然是被惹恼了。他眼皮不抬地挥挥手。“去吧，去吧。”他说。

只是到了过道上邦德才意识到他并没有弄清楚特里普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真的得到了特里普对他回中国的认可，抑或特里普只不过是想让他离开办公室？邦德在去斯托克利·摩根的办公室的路上把问题想好了：“摩根先生，可否请你帮我在下一趟跨‘太平洋飞剪’号上订个座位？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回去。”

“我想我不需要告诉你，你正在放弃一个好东西，这可能损害你在公司里的地位。”

“我明白，但我的位置在中国。”

在飞回华盛顿的路上，邦德把整个事情告诉姬兹，解释他拒绝新西兰航线是放弃了航空业最好的工作之一，还可能破坏他在泛美航空的地位，而且在亚洲可能无法进行任何补救。“但这并不仅仅是泛美航空在濒临险境的中航的利益问题，姬兹，这是中国和整个远东。中国在战争中所拥有的资源这么少，一家航空公司可以使之产生巨大的改变。而且，即使我不能做成什么事，我至少知道，当事情很糟糕的时候我没有逃跑。”

姬兹将自己的五指与她丈夫的相扣，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邦德亲吻她的头顶，他的嘴唇感受到她柔软的棕色发丝的清凉。他感觉胸中阵阵暖流涌动，对她的支持充满了感激。

[1]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July 17 and August 7，1937；Hallett Abend，“Japanese Planes Bomb the Chinese in New Outbreak，”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26，1937；“Human Toll Heav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30，1937；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9，1937；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August 9，1937；Chiang Kai-shek，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Selected Speeches and Messages ，1937 1945，p.5；O.Edmund Clubb，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213-220；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pp.287-89；Edwin P.Hoyt，Japan’s War ，pp.142-149；F.F.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97 198；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p.445-446；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pp.207-211；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beijng/31253.htm.

[2] 应为陆军大臣杉山元。——译者注

[3]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30.

[4]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July 31，1937；“Outstanding Event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t Shanghai”，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September 11，1937；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August 6 and August 9，1937；Rhodes Farmer，Shanghai Harvest ，pp.34-36；笔者访谈陈文宽：2004年9月17日，2005年1月7日和2006年4月19日。

[5] “Two Slayings Investigate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12，1937；“32 Tokyo Warships Mass at Shanghai；Guns Fire Nankow，”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12，1937；“Clash at Airdrome Results in Deaths of Two Japanese，Two Chinese，”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August 14，1937；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29-30.（邦德记得李是上校，但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和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都说他的军阶是少校。）

[6] 指1937年8月9日。——译者注

[7] 不管确切的细节是什么，在1937年8月这样的敏感时刻，两个穿制服的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军事机场大门口，其出现无疑就是试图闯入。此举不是有意挑衅，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8] Bixby to Morgan，August 25，1937；Bixby to Mr.Peng Sho-poi ［sic］，September 13，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9] 指毛邦初。——译者注

[10]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11] 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一个美国航空顾问杰克·朱厄特（Jack Jouett），肯定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向邦德讲的，3个月后邦德在给他的妻子写的一封信中提醒道：“你还记得杰克·朱厄特说，由于中国的空军改进了很多，中国会赢得这场战争，而我不同意他的看法？”Bond to Kitsi，“Aboard the S.S. Changsha ，I think it is November 14，” 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2]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August 14，1937；Farmer，Shanghai Harvest ，p.42.瑞士摄影师卡尔·肯盖尔博克拍摄的难民相片发布于该网页：http：//www.japan-guide.com/a/shanghai/image.html？5，accessed April 24，2006。

[13] Astor House，1959年后改为浦江饭店。——译者注

[14] Anna to Mother，cc Kitsi Bond，August 14，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15]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August 14，1937；“Chinese Banks in Shanghai Clos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14，1937.

[16] Bixby to Morgan，August 25，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备忘录，“中国航空公司”，1942.8.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58，Folder 8；比克斯比访谈，1957；日期不详的比克斯比访谈，“比克斯比在中国：个人故事”；均见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

[17] Anna to Mother，cc Kitsi Bond，August 14，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August 14，1937；Farmer，Shanghai Harvest ，p.39；Emily Hahn，China to Me ，pp.52-60.

[18] 比克斯比访谈，“比克斯比在中国：个人故事”，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

[19] Bixby to Morgan，August 25，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Warships Targets”，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15，1937；Farmer，Shanghai Harvest ，p.43；瑞士摄影师卡尔·肯盖尔博克拍摄的出云号相片张贴在该网页上的影集，“http：//www.japan-guide.com/a/shanghai/image.html”。

[20] Bixby to Colonel W.S. Lum ［sic］，August 15，1937，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Bixby to Morgan，August 25，1937；Bond to Kitsi，August 28，1937；Bixby to Mr.Peng Sho-poi ［sic］，September 13，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备忘录，“中国航空公司”，1942.8.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58，Folder 8；http：//cnac.org/pottschmidtletter01.htm，accessed May 2006；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13.

[21] 1957年比克斯比访谈，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

[22] 弗罗伦斯·艾利森日记，1937.8.15，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Chinese Surprised”，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1937.8.16；“Shanghai Experiences Horrors of Modern Warfare in Pronounced Degree”，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1937.7.21；Walter “Foxie” Kent，“Wings for China”，The Atlantic ，1937.11；Farmer，Shanghai Harvest ，pp.44-49；Percy Finch，Shanghai and Beyond ，pp.252-257；总机械师奥斯卡·C.威尔克拍摄的相片，SWM=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Shirley Wilke Mosley（雪莉·威尔克·莫斯利的私人收藏）；欧内斯特·艾利森拍摄的相片，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瑞士摄影师卡尔·肯盖尔博克拍摄的相片，张贴在http：//www.japan-guide.com/a/shanghai。

[23] 安娜于1937年8月14日写给最亲爱的妈妈并抄送姬兹的信中手写了给姬兹的附言，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比克斯比一家正享受着你的房子，这个夏天我参加了一些很好的宴会和鸡尾酒会。”

[24] 1957.5前在博尔顿兰丁（Bolton Landing）访谈比克斯比写下的笔记，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9；“笔记10：比克斯比在中国：个人故事”，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

[25] Bixby to Morgan，August 25，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笔者访谈伊丽莎白·“波”·比克斯比，2006.1.24。当子弹穿入打开的窗口时，“波”在房子里。那颗子弹仍为比克斯比家族拥有，作为核心装饰适当地安装在比克斯比家族位于纽约州莱克乔治的家族静居处“上层（Topside）”的一间浴室内。

[26] David W.Dunlap，“Juke Joint in the Sk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6，2005；Michael J.Lewis，“Dancing to New Rul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6，2005；Charles McGrath，“A Lunch Club for Higher-Up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6，2005；Claudia Roth Pierpont，“The Silver Spire，”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8，2002.网上查询到许多相片；笔者于1984～2006年间定期与该建筑相遇。

[27] （邦德与特里普和摩根的云端俱乐部对话摘抄自下列来源）：Bixby to Morgan，Letter B-23-37，October 11，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John C.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30-131；Marylin Bender and Selig Altschul，The Chosen Instrument ，pp.209，257，285；Robert Daley，An American Saga ，pp.283-284；Will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114-115.以及笔者访谈兰霍恩·邦德，2005.1.27和2005.9.14。

9 救兵

在海斯庄园，邦德收拾了一个手提箱。 [1] 1937年，另一轮痛苦的经济衰退来袭，甚至是在经济于1932年和1933年衰退触底、经历了5年艰难曲折的复苏之后，真是雪上加霜。萧条中的萧条给姬兹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邦德认为将妻子留在娘家就应该予以支持以减轻给娘家的压力。他做出如下安排：在他在中国重建泛美航空地位期间，每月向姬兹的家庭转账250美元（约合现代3700美元）来负担她的食宿。

邦德与姬兹道别后，坐卧铺飞机飞行了18小时到达旧金山，所乘飞机是道格拉斯公司新造的“DC-3”飞机之一；然后在阿拉梅达岛登上“菲律宾飞剪”号，再次连夜飞行18小时到达檀香山；从夏威夷出发，“菲律宾飞剪”号每天经停一个太平洋中部的离岛；1937年8月26日星期四，邦德乘坐“香港飞剪”号跨越南中国海，“香港飞剪”号是泛美航空为跃入亚洲大陆而采用的四发动机“西科斯基S-42” [2] [3] [4] 。离开马尼拉5小时后，该双立尾水上飞机从6000英尺的巡航高度逐渐下降，沿着香港岛东面的鲤鱼门海峡（Lei Yue Mun Channel）继续飞。威廉·邦德从舷窗透过机翼支杆和舷外辅助浮筒向外眺望，丛林覆盖的群山朦朦胧胧地滚动而过。飞机冲入维多利亚港水域的开阔上空，直至其银色船体降低高度、在绿色的水面上划出白色条纹，停泊在九龙湾（Kowloon Bay）。机长将飞机滑行，停到了建在九龙东北角一英里处的垃圾填埋场上的启德机场的泛美航空浮码头。邦德对此行的神速啧啧称奇：从华盛顿特区到香港，11000英里的飞行距离，只用了8天时间。 [5]

欧尼·艾利森在浮码头迎接邦德，两人在8月的热浪中大汗淋漓。 [6] 艾利森报告，中航的每个人都活着。大部分的美国太太和孩子乘坐一条严重超载的驳船沿黄浦江顺流而下，经历了令人惊惶的险况——弹片和流弹击破了船体，他们已搭乘“杰斐逊总统”号海轮（SS President Jefferson）到了马尼拉，在那里他们遭遇了30年来最严重的地震。艾利森的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受到严重惊吓——如同她家在上海的公寓楼被乱飞的炮弹击中时一样惊恐——但根据电报判断，她似乎还好。戴比·比克斯比在距马尼拉以北150英里的吕宋岛上的碧瑶（Baguio）照顾她。大多数员工跟随比克斯比在“皮尔斯总统”号海轮（SS President Pierce）次日就要离开上海的时刻上了船。 [7] 好消息就是这些；其余的都是不好的。当邦德正在飞行的时候，泛美航空在中国的地位已完全崩溃。龙华机场已被炸毁，战斗结束前别指望使用它；而敌对双方都在调兵遣将加入战斗。中航的飞机和人员四散在中国各地。亢奋的中国防空炮手曾用机枪火力把两架客机打成蜂窝；一名心慌意乱的飞行员驾驶着一架“DC-2”在汉口降落时忘了放下起落架，腹部着陆，飞机受损停飞，直到用新的中段部件进行了更换。林上校把中航当作空军附属机构来经营，本质上美国飞行员就是被拉壮丁似的为中国军队服务。美国国务院已正式警告比克斯比，中航的美国人正在违反美国的中立立场。大多数白人飞行员已经乘一架“DC-2”飞到香港，该飞机是比克斯比下令扣留在香港的，由于中航代理跨太平洋航线票务而欠下了泛美航空6万美元的美国国债，这笔钱相当于一架旧“DC-2”的价格（约合现代90万美元）。最糟糕的是，除了一架“DC-2”在香港外，林上校和中国空军控制了中航其余所有的飞机。该损失是个出乎意料的打击，没有飞机，邦德就没有了有形的杠杆。他向艾利森盘问详情，艾利森告诉邦德他所知道的一切，但他认为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完了。

星期五，邦德在九龙客运码头的邮轮码头迎接“皮尔斯总统”号海轮。哈罗德·比克斯比也来了，近期的磨难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冷冷地对邦德说：“4年的努力毁于10天。 [8] 这家航空公司已输了个精光，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拌完嘴后两人重归于好，两个朋友在香港大酒店的酒吧再聚，比克斯比大讲战争爆发使中航骑虎难下的故事。就他而言，一丝希望都没有了。

“比克斯，瞧，我已经花了生命中的6年时间在这家公司投资。我可不想连至少试图挽救它的努力都没有就这么把它扔进排水沟。”邦德坚持道。

“我理解你的感受，我在这件事上已经花了4年时间，只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去做。美国法律不允许军事飞行，而中国人除了军事飞行任何东西都不想要，我认为起码他们很可能会利用这点作为杠杆来逼我们，把我们的投资榨光。高斯 [9] 认为我们不可能不被日本人击落一架飞机而平安地运营，迟早要出事。他是国务院的人，他是对的。他们不想让我们经营，我们不可能跨过国务院。”

“特里普告诉过我了。”

“那你打算怎样绕过去？”比克斯比诘问道，“美国、中国和特里普，三个方面都够你受的。”

“你忘了还有日本人。”

比克斯比挥挥他的双手。

“我已经有了些想法，”邦德继续道。“一，我会从泛美航空辞职，到中航领工资。如果日本人击落任何我们的飞机，我就会说，我和中航的任何人都与泛美航空没有任何关系。”

“你凭什么认为特里普会让你试试？”

“因为他有150万美元陷在中航里了，除非来自泛美航空的某人在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帮上一把，否则那钱是一去不复返了。”

“你如何运营一家航空公司？林上校控制了所有的飞机。我们只有一架‘DC-2’在香港，只要我们将这架飞机飞进中国领空，他也想得到它。”

“（军队）经营一家航空公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比克斯，你是知道的，这事儿还没有上日程表。我们的空军在1934年就没有做到 [10] ，我也不认为林上校或中国空军的任何其他人能够做得到。几架飞机运送数吨军事补给并不会改变任何战斗的结果，但中国政府与外部世界保持沟通、维持控制和持续接触的能力可能会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再过五六周，他们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至多两个月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

“上周我曾鼓吹过同样的故事，没有中国官员听，一个也没有，就个人而言，在此关头，我不认为不违反中立法律就可以办得到。”

“正如我所说的，我不会在泛美航空的工资名单上，中航的任何人都不会。这就不会是泛美航空的问题。”

邦德抽丝剥茧地与比克斯比理论了48个小时，慢慢地，痛苦地，小心翼翼地。 [11] 比克斯比来终于看到了邦德的观点的价值。归根到底，这是一大笔钱。只要邦德可以规避国务院，过去没有失去的东西，就不会再失去。比克斯比最后的担心是邦德本人：“邦迪，如果你失败了，你就要出局。特里普提议你去新西兰，你拒绝了。” [12]

“已经这样了。”邦德懊悔道。

“好吧，值得一试。”比克斯比找了个电话，算了一下纽约那边的时间，“特里普应该在家了，让我们看他怎么说。”

比克斯比拿起听筒。

“等等，”邦德打断了，“在你打电话之前，如果可以安排的话，如果泛美航空能继续保障我的人寿保险，我会很感激。在这里没有人会帮我做这件事。” [13]

比克斯比皱了皱眉头，点点头。接线员将电话接通了，邦德把耳朵凑近。比克斯比概述了邦德的观点，并告诉特里普，尽管他持保留态度，但他认为邦德的观点可能有见地。

特里普沉默着，他不是那种被人催促就会仓促做决定的人，即使国际电话时间成本极高。风险是极为显著的。美国公众不希望国家卷入任何外国的战争。一个“事件”足以玷污泛美航空体系与国务院的关系，而泛美航空的生意取决于其垂青。但如果他不允许邦德的尝试，他不得不吞下损失150万美元（约合现代2270万美元）的苦果，而这笔投资极为令人信服地会发展成更有价值的东西。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危险和大量的不确定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威廉·兰霍恩·邦德这个人。他可以相信邦德做的事是正确的吗？如果邦德正式断绝了与泛美航空的联系，只有他的话可以保证这些安排。邦德拿着那么多钱，可以信得过他吗？比克斯比显然对邦德有很高的评价，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邦德。电话沉默了很长时间。最终，特里普有条件地同意了。

他想要邦德的书面辞呈，然后他会向邦德发信表示接受。如果发生了任何意外，不管有多轻微，他期望：邦德否认与泛美航空有任何关联，并表示泛美航空在美国政府的执意坚持下，不情愿地彻底脱离了中航。

比克斯比转向邦德：“你听到了吗？”

邦德对着电话话筒清楚地说：“是的，先生，我听到了。我同意，我完全赞同。”

比克斯比继续道：“特里普先生，邦迪提出了一个请求，但我视为一个条件：泛美航空继续他的人寿保险。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小男孩，这将是不可替代的。”

特里普再次同意。

“我还想为邦迪请求一件事，”比克斯比说，“我想强调他本人并没有提出，是我在为他请求。他是泛美航空行政高管股票购买计划的参与者，该计划将于明年夏天到期。我将它变为一个条件，无论我们采取什么延期或者更新举措，无论他的正式地位发生什么变化，邦迪作为全权参与者都要被包括在内。”

特里普第三次同意了，协议达成了。比克斯比主动为邦德考虑深深地打动了邦德，比克斯比在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如此不确定的时候，却努力巩固邦德家庭的未来。

当天的其余时间，邦德都在思考和规划，试图查明中航的现状和策划其未来的道路。在他看来，中国对可靠、快速并可信赖的航空运输的需求早在预料之中，如同它需要泛美航空的专业技能一样。再过5～8年，中国将准备好自己单干，但目前他们不行，他们仍然需要泛美航空，即使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军人和领导者是骄傲的、有能力的人，他们试图与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一决高下，而且，他们显然在上海拿出了遇强则强的劲头，把抵抗变成了巨大的战斗。但邦德不可以端着外国人的架子向他们强行灌输意见，他只能向他们展现观点，他们会按自己的意志去决定是否接受。

天黑后，邦德乘天星小轮渡过海港去九龙。 [14] 航行中，他在轮船上层的甲板天篷下四处眺望，一阵海风冲刷在露天栏杆上，减弱了维多利亚城的闷热和潮湿。灯光在港口中闪烁，沿着海滨一字排开的街道和山顶上璀璨的万家灯火，如果不集中精神，很难看出灯光到哪里结束，天空从哪里开始。在九龙一侧上岸后，邦德坐黄包车沿海滨走了几个街区到达半岛酒店，半岛酒店是一座豪华的大楼，坐落在口向前开的U形广场上，七层高，是九龙半岛最高的建筑物，耸立在香港港 [15] 的大陆一侧，隔着马路正对香港—广东—汉口铁路 [16] 火车站，完美的位置恰好可以利用附近的启德机场正在开始蓬勃发展的航空交通。 [17] 上海的不幸被证明是香港的福分。

在他房间的隐私空间里，邦德乐观顽强的外表荡然无存。他一屁股坐在书桌边，用旅馆信纸写信给姬兹，概述了困扰他的航空公司的许多惨败之处：

这里的事情已落到谷底，绝对零度，比克斯认为这场戏不可能演下去了，并且已经结束……希望渺茫，但目前的形势是如此彻底的绝望，以至于我为自己所做的努力感到很开心。如果条件没有这么坏，我可能会因为害怕犯了某些致命的错误会把所有的一切全部断送掉而没有勇气去尝试……我发了个电报给你，请回复。我只是不得不说我知道有些东西来自于你……如果我希望你并需要你的启示和指导的话，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 [18]

我爱你，我的天使，你的邦迪

邦德在信上签完名，躺在床上，四肢摊开，精疲力竭。没有人像他那样关心这家公司——或者，至少没有别的美国人。欧尼·艾利森是航空游戏的老手，一个真正的先驱，一个好男人，一个沉稳坚毅的飞行员，但他早在加入中国航空公司之前就因飞行而崭露头角；哈罗德·比克斯比已经在泛美航空取得成功，中国的航空公司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中航是邦德在航空业的成就的全部。 [19] [20] 邦德在泛美航空没有特殊地位，他不过是随着中航名列泛美航空体制而已，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成功进入过泛美航空高层小集团的顶级梯队，他压根儿没有那个血统。

一股强烈的忠诚感在邦德胸中回荡：对泛美航空、对中航及其员工、对中国和美国，高居榜首的是对他的姬兹和年幼的儿子的忠诚。他内心无法平衡这些彼此竞争的利益，怎么也睡不着。他担心飞行员的去留，白人飞行员中，只有哈尔·斯威特和哈里·史密斯 [21] 无视国务院的指引，明确选择随中航留下。 [22] 比克斯比上午将去马尼拉，他将会以那里为基地并试图把别人安排到泛美航空体制的其他地方——大多数飞行员希望搭上这班车。没有飞行员，邦德就不能运营，即使他和中国人一起成功了，但如果他没能保证美国人的地位，就无法鼓励他们留下来。他已经因为拒绝新西兰航线而失去了迈进一大步的机会，如果他不能恢复泛美航空在中航的作用，他就会失去工作。他希望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的胃隐隐作痛；他忘了吃饭。

早上，邦德带比克斯比去码头，比克斯比想跟林上校较劲：“中航卖出了跨太平洋机票，这是他们欠我们的钱，照现在的情况，我们永远得不到它。 [23] 在香港的这架“DC-2”和中航欠款几乎完全资债相抵，除非他给钱，否则我希望你别让他拿到这架飞机。”

“我不能那样做，比克斯！它是中航的财产，中航拥有这架飞机。”

如果林上校千方百计要这架飞机，比克斯比希望邦德请香港法院“留置”这架飞机以支付债务，这是该殖民地处理留置权的方法。

“别让我这么做，”邦德恳求道，“你会破坏了我的机会。”

“邦迪，我不想让那个婊子养的拿到那架飞机。”

比克斯比撂下那句刺耳的话后坐船走了。形影不离的机长双雄吴士和夏普在半岛酒店的大堂拦住了邦德，两人都不想离开东方。 [24] 邦德不肯做出承诺或预测，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想留下来，邦德建议他们先度假，观察事态如何发展。吴士和夏普决定去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旅行。邦德要去汉口与林上校会面，他在去启德机场赶欧亚航空公司飞往汉口的航班之前买了3样东西：挂肩枪套、子弹和一支0.22口径的柯尔特（Colt）自动手枪。 [25] 总共花了26美元（约合现代390美元）。

1937年8月的最后一天，欧亚航空的三发动机“容克（Junkers）Ju 52”运输机降落在汉口尘土飞扬的机场上。 [26] 威廉·邦德从飞机上走下来，整理了一下他的外套，试图习惯他的柯尔特式挂肩手枪套，并看了看周围的原始设施。 [27] 机场看起来和他最后一次来所看到的一样，在一侧有一个4000英尺长的备用机场，边上有几栋破烂的建筑，没有指定的跑道，一座机场塔台，也就是交通控制塔。朝着长江望去，只见冷冰冰的银行大楼和特派团总部的教堂尖顶从汉口一片红砖墙、瓦房顶的低矮房子中耸起，与中国城市常见的一片暗灰色形成明显的对比。在其他方向上，干苦力活的农民戴着抵挡8月灼热阳光的宽沿竹帽在小块稻田中劳作。邦德直奔中航保留在汉口江滩 [28] 上的阿斯托利亚大厦（Astoria Building）的办公室与林上校会面。 [29] 他在回国休假之前只见过上校一面，自此以后所知道的情况都令人不安。林上校的根子在华南地区广东省较不富裕的邻居广西省，这两个省经常游离于南京政府之外独立行动。广西省自己办飞行学校，由林上校指挥，根据邦德在香港收集到的信息，林管理学校时表现得高傲自大、脾气暴躁。据说，他曾囚禁了一位英国教练并处决了其手下的两名中国员工。

公司的接待员带他坐下，邦德坐好后，准备好了林为了给他“脸色”看而让他干等。 [30] 使他惊讶的是，林立即召他入内。邦德站起来，有几分尴尬，他从来没有携带过隐藏的武器，但他很高兴有它防身。

身穿整洁制服的林上校精干坚韧，在中国人里边是高个子，比邦德高出一两英寸。他礼貌周详地接待邦德，两人相互询问对方的家庭和健康，并闲聊天气。接待员送来了茶，林上校问邦德对中航的现状怎么看。

“我刚刚抵达，所以我认为你比我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31] 邦德停顿了一下，上校没有反应。邦德极其小心地选择着措辞，继续慢慢地说：“然而，在我看来，该公司的前景是……不确定的。在过去的6年中，我们创建了一个组织，看起来是未来外国在中国投资的理想类型。可现在，就30天的光景，一切都变了样。再也没有信任、奉献，或者商誉和珍贵的友谊。”

“你觉得谁应该对此负责，邦德先生？”

“没有谁。”邦德去掉自己声音中的挑战意味，“要责怪的话，也是由合作双方同等分担。双方都应该知道，如果战争开始，美国政府肯定会逼泛美航空撤离。本可提前安排好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在战斗开始之后。但情况确实如此，许多不明智的事情发生了，诸如强迫美国飞行员运送军火。但，这些都过去了，不再重要。”

“你有什么想法？”

“我心里只有中航。我希望看到它恢复为一个有组织的、能独立生存的民运企业，按常规的时间表运营，到最需要的地方提供服务。中国比以往更需要泛美航空，不仅因为其运营的能力和有组织的技能，也为其在美国政府中的人脉的质量。是的，我想参与到其中。”

“好，我想要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香港的‘DC-2’还给我们。”

邦德放下茶杯。“我说过我对你总是说真话，将来也如此。比克斯比先生想要把这架飞机留置下来，直至中航支付完欠泛美航空的跨太平洋机票钱的债务。”

林上校猛然坐直，紧紧握住椅子的扶手：“比克斯比先生不是个绅士！”

“我不这么认为。”邦德说。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林上校跳了起来。“你说什么？”他喊道。

邦德牢牢地坐在他的椅子上，非常谨慎地解开他的外套纽扣。“我说我不这么认为……上校，请你坐下。”邦德用一种要求对方服从、具有良好教养的弗吉尼亚人的语气，极端礼貌地、郑重平静地说。与此同时，他把右手准备好，随时可以伸向腋下。“吵够了，我已经决定这么干了，不打算回去了。比克斯比先生是国际上有名的绅士，不需要由我辩护。”

林上校脖子上青筋扭曲暴跳，邦德很刻意地看着他脸颊之外的墙壁，不想用凝视惹恼他，但也不让自己的注意力偏移。

林上校坐了下来。

“上校，你总是这么快就会生气吗？你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跳起来。我刚才要说的是，我当时告诉比克斯比先生，‘留置’‘DC-2’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会去香港尽力把飞机要出来。如果我成功了，我会告诉比克斯比先生我没有执行他的指示，我将承担后果。”

对邦德的意图满腹狐疑的林上校指派业务组主任黄宝贤与邦德共同前往，以确保邦德以一贯的活力落实完成这个目标。

邦德本来打算到南京重建与交通部官员的交情，但因患肠道功能紊乱而只能留在汉口，住院整整一个星期。 [32] 在中国保持健康并不容易：霍乱、伤寒、天花、脊髓灰质炎、白喉、流行性腮腺炎、麻疹、痢疾等流行病在这个贫困的庞大国家中均有大量的发生，在战争浩劫之下更加肆虐。邦德的病到9月8日总算好了，邦德改为与黄宝贤和黄官悦（两人没有亲戚关系）飞往香港，黄官悦是公司的一名美籍华人明星飞行员，需要他将“DC-2”从香港飞回中国。 [33]

银色的“道格拉斯DC-2”继续困扰着比克斯比，中国可能采取恶意赖账的不当行为，“DC-2”代表了他手中唯一可以用以应对的有形资产。比克斯比想将“DC-2”飞去马尼拉，但在那里他会“处于法律上九成概率会判中航拥有该飞机的地位”。 [34] 比克斯比盘算着如何“与汉口清账，在香港走失”，并最终在马尼拉出现。但方向和情形大不相同，而且如此公然的“盗马”会在南京、华盛顿和香港引起并发症，泛美航空赔不起。比克斯比咨询过律师，却只被告知没有法律手段可以将飞机从香港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情况越来越糟糕，比克斯比甚至考虑仿造一封他与林上校之间的信，信中称林上校接受泛美航空的提议，同意向中航支付60000美元以换取这架飞机。

对于威廉·邦德，香港的“DC-2”呈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况。 [35] 比克斯比将飞机归为泛美航空所有，但它属于中航，是用在中国赚的钱买的。邦德非常肯定，如果比克斯比以这种手段获得该飞机，将永久破坏泛美航空和中国人的关系。

在他们抵达香港后第二天，黄官悦机长找到邦德，缓解了当务之急。“邦德先生，我出生在芝加哥，是美国公民，但林上校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不按他所说的话去做，他会打死我，我可不想挨枪子儿。如此一来，他可以将自己塑造成某种抗日英雄的形象。” [36]

黄官悦乘下一班船回了美国，而“DC-2”不能没有飞行员。 [37] 比克斯比从菲律宾回来了，继续拒绝放走飞机。林上校从汉口写信给邦德：“得知比克斯比先生采取这样的行动深感震惊，我恐怕，如果这架飞机不被立即释放，便没有回旋余地，唯有通过香港法庭请求归还该财产（原文如此）。” [38]

比克斯比让步了——或者至少表面如此。为了保留泛美航空和交通部之间一丝尚存的商誉，他同意让邦德遣返扣下的飞机。然而，9月23日下午2：15，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Texaco）］向中航香港办公室拿出一张60253.04墨西哥鹰洋的账单，并要求中航在45分钟内支付，否则将面临法律诉讼。德士古于下午3：00整向香港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留置”“DC-2”以对冲中航拒绝支付的债务。香港法院受理了德士古公司的请求。

邦德和黄宝贤去找德士古公司的总经理，“毕恭毕敬地”求他放了飞机，中航支付账单历来准时。 [39]

“我们不想要你的飞机。支付你的账单，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林上校暴跳如雷。根据德士古公司自己的声明，账单没有过期，中航在“留置”到期之前一天支付了德士古一半的欠款。林上校请了个律师。

德士古曾与中航签订为二号航线和三号航线提供燃油的合同，但这两条航线都被战争吞噬了。没有航线，德士古本与中航没有什么未完成的关系，即使中航违约，也没什么会损失的。然而，德士古还与泛美航空在世界各地有大量的生意，从比克斯比的角度来看，德士古的行动好像是太方便了。 [40]

在公共场合，邦德大张旗鼓地解救飞机。私下里，他可未必一直这么努力。他悄悄地请教了一位熟悉海事法律的英国律师，该律师阐明了德士古公司的在法律地位上的各种漏洞。林上校的律师采用的是一种不同的路数，而邦德选择不与其分享他的律师的智慧。9月27日，香港法院听证并支持留置。

林上校致信邦德感谢他的艰苦努力以及通过支付德士古的账单解决了问题。比克斯比并不高兴，不过，10月5日黄宝贤和威廉·邦德乘坐被解押的飞机飞往汉口。对于黄宝贤，这是一个特殊的胜利，这一幕看起来像他已经与美国交手并取胜。

这正是威廉·邦德试图积极营造的印象，他开始考虑可能要撬动杠杆，让黄宝贤撑竿跃上总经理的位置，接替林上校。 [41] 这个案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外效果，邦德认为香港在中航的未来发展中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严格遵守英国法院的诉讼程序，这巩固了中航从该殖民地出发的经营权，在上海沦陷后，香港成为“自由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最重要的一个点。 [42]

该“DC-2”的解押在纽约可没有这么顺利，斯托克利·摩根在给比克斯比的一封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特里普总裁）很沮丧，当他意识到在解决了德士古的官司后这架“DC-2”已经飞离香港，而我们却得不到分文。不幸的是，我已经向他保证，我们会一直扣住这架飞机直至我们按他们的承诺拿到10万墨西哥鹰洋以结平账目。” [43] 比克斯比对纽约方面进行了损害控制。

在如此拜占庭式 [44] 的复杂环境中航行，邦德挣扎着满足泛美航空、林上校、航空委员会以及交通部的欲望，这些欲望与他所认为对中航、泛美航空和中国最好的设想相去甚远。在他的短期关注点中最突出的是泛美航空方和中方之间的唇枪舌剑，合作双方各自对航空公司的期望均在战争的现实中破灭，他们相互指责：泛美航空认为自己被劫掠；中方感到己方被遗弃。 [45]

[1] 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

[2] 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15.

[3] “China Aviation Personnel Safe，” The Manila Bulletin ，August 26，1937.

[4] http：//www.sikorskyarchives.com/s42.html，accessed October 9，2006.

[5]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32.

[6] Bond to Kitsi，Saturday，August 28，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33-134；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114-116.邦德在Wings 书中和1969年他写给一封威廉·利里的信中描述了他和艾利森之间的主要冲突，但在他于1937年8月28日写给妻子的一封长信中没有提到这样的说法，该信详细叙述了他到香港后的中航情况和一切事情。欧内斯特·艾利森发誓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争吵（南希·艾利森·莱特与笔者的许多对话，以及艾利森于1970年写给威廉·利里的信）。如果这事真的发生了，邦德没有向妻子提及此事似乎很奇怪——姬兹和弗罗伦斯·艾利森是密友。而且，邦德在1937年或1938年的任何其他通讯中也没有提及或暗示他和艾利森之间严重失和。如在邦德的通讯记录、欧尼和弗罗伦斯·艾利森之间的信件和弗罗伦斯·艾利森的日记所记载的，他们经常探望对方，表面上看来保持着持续的友谊。1937～1938年，邦德和艾利森在重庆经常共享一个房间；且邦德多次为艾利森在其泛美上司面前“长脸”，游说让艾利森执飞“大型设备”做越洋飞行；1940年，邦德聘用艾利森检查和督察进出美国的飞机的检修和运输；1948年，邦德重新聘用艾利森出任中航机航组主任，所有这些都印证了艾利森没有发生过重大失和的论点。我倾向于依照当时通讯来处理该“冲突”——就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

[7] 南希·艾利森·莱特访谈弗兰克·哈夫利克，1991.4.17，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Bixby to Morgan，August 25，1937；Havelick to Andre Priester，December 9，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8] （邦德与比克斯比的谈话，摘抄）：Bond to Kitsi，Saturday，August 28，1937；Bixby to Mr.Peng Sho-pei，September 13，1937；Bond to Kitsi，November 22，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39-140。

[9] Clarence Gauss，克拉伦斯·高斯，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10] 在美国，1934年，当一项调查披露了委托航邮合同中的腐败，罗斯福总统下令改由陆军航空队空运邮件。陆军航空兵负责邮运78天，发生事故57起，飞行员死亡12名，损毁的信件数以千计。最终邮政局邀请民营企业重新接手该工作。

[11] Bond to John C.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

[12]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39.

[13] （比克斯比及邦德与特里普的电话交谈，摘抄）：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39-140；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Bond to Kitsi，November 23，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总结了他们的谈话并说特里普“没做任何讨论”便同意了比克斯比的条件。”确认了特里普同意继续邦德的人寿保险并允许他参加“任何新的泛美航空公司行政高管关联股票购买计划”：摩根写给助理审计员，纽约，1937.12.31，抄送总裁（特里普）和邦德，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邦德和比克斯比可能前往马尼拉拜会特里普——我无法确定1937年时是否有可能从香港打电话到美国。

[14] Phillip Snow，The Fall of Hong Kong ，pp.1，4；许多当时的香港的相片；笔者香港之行，2005。

[15] 指维多利亚港。——译者注

[16] 指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译者注

[17]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4，1937.

[18] Bond to Kitsi，August 28，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9] Bond to Florence Allison，July 18，1976，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33-34.

[20]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40；笔者访谈兰霍恩·邦德，2004.12.2和2005.1.27。

[21] 几年前，同一个哈里·史密斯来到中国任机航组主任后不久就被邦德解雇。后来史密斯回到中航，整个1930年代中期为中航飞行。

[22] Morgan to Bixby，Personal & Confidential，October 15，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35；“R.W.‘Potty’ Pottschmidt in Conversation with R.Farrar，” C.N.A.C. Cannonball ，January 3，1979.

[23]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40-41.

[24] Bixby to Morgan，October 13，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35.

[25] 邦德在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63中说他买了一支史密斯威森（Smith & Wesson）手枪，但邦德于1937年10月15日写给姬兹的信，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在一份明细的费用清单中报告他花了26美元买了一支柯尔特自动手枪和子弹。除非他买了2支手枪，而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他带着一支柯尔特手枪。

[26]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27] Bond’s pistol：Bond to Kitsi，October 15，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8] 欧美人称法国外滩。——译者注

[29] 信笺上写着：“中国航空公司，阿斯托利亚大厦，法国外滩，汉口”：Lam Whi-shing to Bond，September 16，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0]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31] 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41-144，163.

[32] Bond to Vice Minister Peng Sho-pei，September 7，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3] 弗罗伦斯·艾利森日记，1937.9.13，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34] Bixby to Morgan，August 25，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5] Bond to Kitsi，September 25，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44-145.

[36]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46；弗罗伦斯·艾利森日记，1937.9.13，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笔者与黄官悦的女儿黄李唐娜（Dona Lee Wong）博士的谈话及往来邮件，2006.1.25-30；笔者与黄官悦的姐妹弗丽达·陈的谈话；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37] Colonel Lam to Bond，September 16，1937；Bond to Kitsi，September 25，1937；Colonel Lam to Bond，September 26，1937；Colonel Lam to Bond，September 28，1937；Bond to Colonel W.S. Lam，September 29，1937；Bixby to Morgan，Letter No. B-23-37，October 11，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Attachment Relieved，”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4，1937；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45-147；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将“DC-2”留置香港是比克斯比的诡计，陈文宽描述它“当然可以”（离开）。

[38] Colonel Lam to Bond，September 16，1937.

[39] Bond to Kitsi，September 25，1937.

[40] “Attachment Relieved，”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4，1937.

[41] Bixby to Morgan，Letter No. B-23-37，October 11，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2]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47.

[43] Morgan to Bixby，October 16，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4] 喻体制、程序错综复杂，阴谋诡计很多的。——译者注

[45]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10 11月的上海

10月的大部分时间，邦德都在汉口、香港和马尼拉之间游走，向姬兹悲叹他把时间都花在了路上。 [1] 更糟的是，他将自己家庭的未来作为赌注押在自己在中航为美国人恢复地位的能力上，而且在回来后的近8个星期没有明显进展。邦德的希望继续消退，但邦德使出浑身解数向国民政府方方面面能听得进去的人做最后的呼吁。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中央政府有其他的要务。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南京等城市和军事设施，而上海的对抗已经逐步升级为大型的战斗。 [2] 中国8月的抗战没能把日本赶入黄浦江。双方增兵，到10月，超过50万人投入战斗，战线从苏州河北岸开始，经闸北、杨树浦和江湾镇向吴淞、宝山，然后向西经罗店镇和浏河镇，一路绵延伸展至上海西北，长达二十余英里。市区内，近距离巷战残酷无情；城外，从成排的壕沟和泥泞的沼泽地中涌出的血雨腥风般的战斗。成千上万的人在长江上的凡尔登战役 [3] 中丧生。

10月25日，随着战斗进行得如火如荼，日方传出即将开始他们早有预谋的“大进攻”。邦德和比克斯比登上欧亚航空的一架三发动机“容克Ju 52”，飞离香港的近地阴霾。

交通部将经营汉口—香港航线优先授予了欧亚航空，该公司正在享受其生意的全盛时期。虽然“容克Ju 52”只能携载七名乘客，汉口的外国侨团因“其他需要”而用空运订单将飞机填充到其运载能力上限，订购的货物主要有香烟、咖啡、奶油和威士忌。该飞机还携带了175磅的“抗生素”交付给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 [4] 欧亚航空运送药物，如同泛美航空在此前一周运载它跨太平洋一样是免费的，考虑到过去四个月飞机在中国土地上播撒的巨大破坏，无私地利用航空使威廉·邦德感到非常高兴。

邦德和比克斯比担心正在华南猖獗流行的霍乱，将餐盒中的冷沙拉拨到一边，就着保温瓶中的热咖啡狼吞虎咽地吃下炸鸡三明治和蛋糕。 [5] 蔚蓝的天空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比克斯比靠在椅子上，享受着香烟，打着盹儿。邦德盯着窗外，看着山岭在飞机下方集队行进，山脉无序地挤在一起，最高的山峰耸立，离机翼仅不足1000英尺。邦德看不到他的航空公司的前路，不对，已经不是他的了。 [6] 林上校和中国空军仍辖制着中航作威作福，大多数的飞行是“嘿，你（hey，you）”式的支持军事的不定期任务。不定期的航班产生不了多少营业额，而中航唯一的正常飞行是在原一号航线的上方，在这个位置，陈文宽、谭欢在、哈尔·斯威特以及其他几个人穿梭于重庆、成都和汉口之间，偶尔最远去到南京。邦德认为，考虑到该航空公司的资源被挥霍的比例如此之高，无论他是否能够重新控制公司，很快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他已经有八个星期没有见到妻儿了，但是，除非他能恢复泛美航空的地位并帮助中航渡过难关安全着陆，否则接他们来东方没有任何意义。

傍晚时分他们到达汉口。 [7] 虽然最近连续遭受空袭，汉口看起来依旧平和、有序、宁静，空气中弥漫着初秋的气息，汉口江滩上成排的树木染上了秋色。邦德和比克斯比前去拜见外交部的孔祥熙博士。国民党政府中的头衔和职位时时转换，但好像都是在同一帮人中轮流而已。孔祥熙是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目前担任管理外事的部长和行政院院长，外国人认为这些职位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和总理。孔祥熙比较胖，看起来很和气，由北方的山西省发迹，大概是孔子的第75代孙，他的家族通过经营中国典当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让他在美国教会学校、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接受教育。1914年，孔博士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姐姐——其貌不扬的宋蔼龄联姻，从而将中国两个最富有的家族结合起来。孔夫人被誉为是该庞大家族的国际多元化投资组合的主谋。金融专家认为宋氏家族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很难想象还有比它更强大的。

孔博士以保持距离的礼貌接待这两个美国人，透过金丝眼镜凝视着他们。当他们走完了过场，说完了客套话，比克斯比将话题转向生意，希望说服孔祥熙将中国空军从中航赶走并允许泛美航空恢复商业飞行服务，完全脱离军事飞行。孔祥熙没有让步，会议诚挚地进行，直至孔祥熙对比克斯比关于美国飞行员被迫做军事飞行的故事漠然置之。

比克斯比怒不可遏。一名中国军官曾举着手枪对准夏普的头！这是事实。正当比克斯比要回应的时候，邦德的一只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方一英寸的地方摆了一下并轻轻地摇了摇头，示意他冷静下来。此刻他真正想做的是踢他朋友的小腿。孔博士是中国总理，如果比克斯比直接顶撞他的话，泛美航空在中国的利益会死得很难看。幸运的是，比克斯比收到了信息，转而采用更为圆滑的外交策略。

“中国没有发动这场战争”，孔说，“但中国不得不打。中航是一家中国的航空公司，我们没有什么需要谈判的，这里不讨论。” [8]

“您这么看，我们感到很遗憾，博士”，比克斯比说，意识到他们被拒绝了。“我们希望您会改变主意。您改变主意时，我们会准备好的。”

在外面阴冷潮湿的秋夜中等候着黄包车的时候，比克斯比的沮丧蔓延到了极点，觉得他们一事无成。

邦德不同意。“我们要说的都说了，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我们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不是吗？”比克斯比哼了一声。“那下一步上哪儿，除了上床睡觉以外？”

“南京。”

10月28日，一艘英国内河轮船载着两位中航高管沿长江而下，次日到达南京，停泊在江边贸易区的抛了锚的旧废船之间。 [9] 云幕滚滚而降，接近江面高度；偶尔下着细雨，无人特别在意。天气好的时候，有时日本轰炸机会一天轰炸三四次，轮番接力的恐怖行为旨在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中国空军聘请了一位名叫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通称陈纳德）的退休美国空军少校作顾问，并从物质上得到了苏联的几个飞行中队的援助，英勇地迎战凶猛的来敌，但没能击退这些进攻。数千平民死亡，证明中国用和平默许填上日本的欲壑的日子结束了。

南京的市中心建在离江边约5英里的内陆，邦德和比克斯比穿过规模庞大的明城墙上的挹江门，沿着一条130英尺宽的柏油大道前行，柏油大道在城市的古老小巷、泥地和鹅卵石街道中强行通过。 [10] 两个美国人在南京待了5天，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交通部大楼里起草有关美国人可以在何种境况下回航空公司的提议草案，草案不断细化，一改再改。 [11] 国民党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博士不能——或者不想——与他们会面，但他们还是得到了一位副部长级的听众——交通部常务次长彭学沛。彭学沛日后取代黄江泉成了中航的董事长。 [12] 他以冷若冰霜的礼貌接待了两位泛美航空的使者，其态度与孔博士遥相呼应：没什么好谈判，没什么好商量，回来履行你们的合同。在他合乎礼仪的外表之下绷紧了愤怒。

过后，比克斯比怒气冲冲地看着邦德说：“感觉老彭对美国人的责怪比对日本人还厉害，真荒唐，我们就好像用拳头对着空气瞎打。” [13]

“我还有个主意”，邦德提议道，“我希望见宋子文。”

“宋子文！看在上帝的分上，邦迪，他在上海！我们怎么去？”

“有几辆车绕太湖，渡过闵行渡口，可以到达城市的南面。”在美国大使馆一个女孩的帮助下，邦德在一辆当晚就要去的车上安排了座位。如果一切顺利，它将在刚刚日出时到达上海。“一旦进入租界我们就安全了”，邦德说。

“安全！这可是自佛兰德斯以来最大的对抗。此外，如果宋博士不见你呢？而且即使他愿意，也可能有困难。”

实际上邦德并不指望见到宋子文，但他确信可以见到邓勉仁，邓勉仁是他结识最久且关系最密的中国朋友，目前仍是宋子文最亲近的顾问之一。邦德偶尔会在做生意时捎带经营人际关系，1933年，邦德说服唐帮他接近宋子文以解决启动二号航线所需资金时就是这样。“我只是想确定我们已经想过了所有的办法，比克斯。在我什么都尝试过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宋子文是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忠诚的国民党员，坚定的抗日派，并且可能是除了他的姐夫蒋介石外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他在发展中国空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一直是中航项目低调的支持者，但美国人知道他对泛美航空在战争一开始就溜之大吉的事大为光火。 [14] [15]

“那你自己去吧。邓勉仁是你的朋友，你对付他比我要好。我去只会减缓你的速度。”

邦德私下感到解脱。单独前往，此行将更加精简有效。

1937年11月3日是个雾蒙蒙的雨夜，在天色变黑之前1个小时，邦德被塞进车后座，与两个中国商人和另一个外国人坐着一辆破旧的福特T型车出了南京。 [16] 在黑暗中，两个魁梧的中国司机轮番履行着驾驶的职责，沿着泥泞的车辙，怀着因惊恐油然而生的紧迫感，朝着上海疾驰。路面湿滑，汽车异常颠簸，他们在路上蹭到了一棵树，两度陷入泥坑。在灰色而暗淡无光的黎明悄悄降临世界的时刻，他们到达了黄浦江的闵行渡口，离国际公共租界南边约10英里。十来辆车在前头排队等候登船，邦德的司机将福特T型车挪动到长龙的后边排好队等待，邦德下车步行到渡口坡道。轻雾笼罩着平坦的地形，在焦糖色的江对岸，传来阵阵沉闷而不规则的声音，邦德凭着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的作战经验，听出来这是粗暴的炮声。他嗅了嗅潮湿的空气，对这雾心中有了数。雾可能逗留徘徊，也可能同样轻易地消散。渡船从北岸过来了，卸下两个卡车底盘，然后空着船回去了。

邦德踩灭香烟，请他的中国同伴打听为什么渡轮没有搬运他们这一侧的车辆。他们了解到，30辆卡车堵在了对岸的坡道上，没有留出空间给其他的车卸货，因此，渡轮打算把这30辆卡车全部从北岸运过来之后才运南岸的车辆过江。渡轮来回一趟要35分钟，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南岸边等待8个小时！在晴朗的天空下，甚至云底高度只要升至500英尺，一群挤满在坡道上的卡车就会吸引日本飞机过来，如同粪坑招苍蝇一样。邦德环顾四周，没有任何防护，没有坚实的建筑，没有灌溉沟渠，没有洞穴，没有护堤，什么都没有，只有平坦的开阔地。邦德拉上他的同伴悄悄说：“听着，如果这雾消散了，日本飞机就会把这个地方炸得粉碎，这里是死亡陷阱。别管车子了，我们先过江，沿着路走1英里，再等待车子赶上来。” [17]

所有四个旅客一头扎进雾里，登上下一班渡船。他们被告知，在对岸的装载坡道上挤满了卡车和争先恐后的士兵。邦德不由得大声诅咒——任何军事运输手册的第一页的第一条原则是：保持道路畅通无阻。

一辆大型卡车上堆着高高的板条箱，并由6名装备齐全的一小队士兵护送，他们摆好了位置准备搬运上船，但卡车因超重而上不去渡轮的坡道，邦德和他的朋友们帮着士兵们一起把卡车给推了上去。看到一个“洋人”气喘吁吁地像个苦力，在车堆中间懒洋洋地休息的中国士兵高兴地嘲骂着。

邦德的一个中国同伴向他们帮助过的这些士兵解释了他们面临的问题。一个列兵提议他们四人跟随他的小队回到南岸，在那里他和他的同志们会把四人装上T型车。邦德觉得，除了靠上海一侧的交通拥堵外，列兵的主意听起来很靠谱。他们如何突围？

“坐在渡轮上别下船，直到这些家伙开道清理路面。他们还能怎么办？除非让你们下去，否则他们就上不来。”

回到南岸，半打全副武装的人果然被证明有说服力，渡轮办公室的官员让邦德的出租车上了船。在上海一侧，这队士兵引起了岸上的人的巨大骚动，但在喧闹的抱怨过后，他们得出了明显的结论，清理了拥堵，正如精明的列兵的先见之明。当邦德他们的汽车离开的时候，邦德伸长脖子回头一看，惊呆了，那些卡车重新挤满了渡轮坡道并重新封锁了道路。“永不祝你好运”的俏皮话从这位前美国远征军的嘴唇中跃然而出。“我希望你们这些混蛋都死光光”，他咕哝着。 [18]

邦德的3个仆人和园丁已经2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但上午8点，在他位于法租界的家里的餐桌上，早点按他的标准完美而精确地准备好了，惯常地等待着他。 [19] 草坪的草剪了，花园的杂草被精心地清除了，房子完美无瑕，邦德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印象。也许大使馆的女孩事先通风报信了？他不知道。邦德已在远东生活了6年，但中国就像个洋葱，总是剥了一层还有一层。他摇了摇头，惊叹小道消息的“迅速传播”。

国际公共租界北面的大炮的轰鸣声为邦德的早餐奏起了小夜曲，住在上海的人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战斗的不和谐杂音打断了80多天。整个上午邦德休息，午饭后去见邓勉仁。

邦德的出现让他的老朋友大吃一惊，他建议邦德立即离开上海——考虑到邓勉仁接触得到中央军调度的真实信息，这是要当真的建议。

邦德要求与宋博士见面讨论，如果林上校和中国空军撤出中航，泛美航空就可以回来。

“瞧，邦迪，我们是老朋友，我敢肯定你是真诚的，但宋博士不满意你们的撤退。”

“我们也不满意。我们只想经营一家商业航空公司，不想参与军事飞行。”

经过思考，邓勉仁拒绝去打搅宋。“别忘了他是谁，而且中国在打仗，你不知道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在备忘录中写下你的问题，我会向他提出来，但要到我认为他不会生气的时候，这可能要一个月，我不能做任何保证。”

邦德不认为中航可以再支撑一个月，他在位于广东路51号的大来大楼（Robert Dollar Building）的中航总部办公室花了两天时间按要求起草备忘录。大来大楼位于内陆，与外滩相隔一个街区，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楼的转角上。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大来大楼没有能力与其著名的邻居竞争。就像国际公共租界的建筑那样，它看起来好像是根植于上海的泥土中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但事实上它只有13岁；除了大来轮船公司（Dollar Steamship Line）和中国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承租人名单还包括美国商会和美国海军亚洲采购办公室，在如此坚固的墙壁内不可能发生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这是中航极其希望传递的信息。随机发生的炮声夹杂着无烟火药的刺鼻气味和烟气从邦德的办公室窗口飘进来，而正当邦德独自一人埋头苦干的时候，日本的三个师的进攻部队在距上海西南面50英里的杭州湾北岸集结，双方驰援新战场。 [20] 如果中国封锁了滩头阵地，将日本登陆部队与上海的日本部队分割开来，日军是脆弱的，会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如果日本成功突围，他们就会在中国军队的后方侧翼形成松散的军团，对中国军队造成灭顶之灾。

日本人的登陆会切断邦德来上海的陆路，而他希望使用这条路逃离。 [21] 因此中航董事会定于3天后在南京开会，但随着日军登陆的消息传开，邦德意识到他永远做不到了。11月6日黄昏，他关上办公室，前往花旗总会参加美国总领事克拉伦斯·高斯为海军陆战队第四师司令而举行的招待会，该师是美国对负责维护国际公共租界安全的多国部队的贡献。花旗总会就在大来大楼出来的马路拐角处，邦德富余了半个钟头，于是他转悠到外滩，向北转，借着暮光摸索着通过挤满在水边的大堆难民。在外滩北端的公园，带刺的铁丝网和用沙袋做的海军炮兵掩体防护着外白渡桥桥脚。几个月前，这里曾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平民聚会点。邦德徘徊着，在夜幕降临之际随意地查看这些防御工事。突然，一团雷鸣般作响的火焰从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日本巡洋舰的大炮中喷出，热气扑面而来，火光照亮了被损毁的虹口和杨树浦江滨。更远的下游处，其他军舰加入炮击，此起彼落的向内陆发射，炮口的火焰勾勒出巡洋舰的轮廓。同开始时一样突然，齐射式攻击戛然而止。这不是“偶然事件”，义愤填膺的邦德想，这是全面战争。他为西方列强袖手旁观的政策而暴怒，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野蛮和明目张胆的国际侵略，而世界就这样听之任之，连轻轻地说一句都没有——本该有起码的积极的反应。1931年东三省没有遏止日本人的征服欲望；1933年的热河或1935年的河北也没有。4个月前，侵略还只是在华北，如果日本打赢了上海的战斗，他们似乎准备对长江流域狠狠地咬一大口。邦德认为那还不够满足日本贪得无厌的欲壑，迟早有一天就会是香港、菲律宾、马来亚和远东的其他一切。太平洋的哭哭啼啼只会激发法西斯的贪婪。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东北、莱茵兰、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的大部分、越来越大片的中国已经落入法西斯鲸腹，却都打着“和平”的旗号，但对谁和平？以什么代价？显然，独裁政权尊重的只是肌肉，只有在武力支持下的强有力的政策才能阻止他们。邦德前往赴会，依然怒火中烧。

早上，邦德重读备忘录，他认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很好的提案，忠诚、专业、脚踏实地，并且现实 [22] 。没有谁可以用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中国人理性、聪明，在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危机面前试图保持国土完整；他们需要一家航空公司，一家不受空军干扰的民用航空公司；中国政府内充斥着耍弄政治手腕、以权谋私、讲究面子的官僚文化，因而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与外方合作以确保运作独立。

如果日本从上海杀过去，国民党可能保不住在南京的首都，但邦德不认为丢了首都就一定会迫使他们结城下之盟。一切取决于意志，如果国民政府有抵抗的意志，而且人民团结在他们的背后，一个自由的中国政府需要一家航空公司。

邓勉仁没有给人以他要倾注大量努力推动的印象，自从他们的会面后，邦德就一直在想怎样才可以迫使邓采取行动。 [23] 邦德只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但充满了危险。他提交了备忘录的一份副本给宋子文的姐姐——蒋夫人宋美龄。航空委员会中实际掌权的是宋美龄，但作为一个局外人是无法捉摸宋氏家族内部在政治上的钩心斗角的。提交备忘录给宋美龄可能导致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之间的摩擦，但由于在中央帝国对事件的影响力及最终结果确定了权力范围，邦德认为宋子文不会喜欢在任何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被排斥在外，但也不会欣赏被人强迫去做。邦德冒着可能招致宋子文的持久敌意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可以被证明每一个对于泛美航空都是致命的，如将中航交由中国空军负责。那天下午，邦德在提交备忘录给邓的时候，提到他已经送了一份副本给宋美龄。

此举的含义对邓来说再清楚不过，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向宋博士提出来，当然，这正是为什么邦德这样做的原因。“我不确定这是明智的”，邓警告道。 [24] 他不动声色，但邦德知道他肯定在心里大发雷霆。

邦德表示抱歉，和邓僵硬地道别，邦德对自己如此得罪交情最老的中国朋友满怀羞愧，没有进一步努力去见他。

那是个阴郁的星期日，晚上，邦德坐在他法租界别墅的餐桌边上，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姬兹的银器在靠近餐桌的餐具柜内闪闪发光，李和他的妻子——邦德两个主要的仆人——把家里这些银器以及雕刻得很华美的深色胡桃木家具保养得光亮可鉴；淡粉色的墙壁软化了姬兹悬挂在卧室窗户上的蓝色塔夫绸窗帘的光泽；一条米色与金色的宽腰带（日本妇女系和服用）装饰着她的胡桃木梳妆台，到处都是姬兹的品位和风格的东西。 [25] 但房子里没有她，显得黯淡无光，缺乏其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他希望，中航的纷乱会有积极的解决办法，战争会很快结束，这样他就可以把家人带回遥远的远东了。

战斗的噪声打断了他的想入非非，邦德集中思绪继续写作： [26]

现在是下午7点，我坐在这里给你写信。外面伸手不见五指，阴沉沉地下着雨，窗户时不时地咯吱作响，刚刚有一声巨大的炮响，然后是机枪扫射的“嗒嗒嗒”，但总体上很安静。真是一团糟。我希望是日本人正在被屠杀，不幸的是，我知道他们没有。中国人有自身的缺陷，但他们没有发动也不想要这场战争。如果你不想把你的儿子抚养成士兵，那我们就必须准备加入对发动这场侵略的国家的抵抗。我看不到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我不希望有更多的战争。但我宁愿再次面对战争，也不愿看到小邦迪因为其长辈没有智慧和勇气去阻止它而不得不经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 [27]

在上海北部地区，中国战线的右翼锁定在国际公共租界，随着战线向北部和西部的农村延伸，中国人以惊人的毅力战斗了长达3个月。日本人在杭州湾的登陆改变了一切，上海南部的南市的抵抗不到3天就瓦解了。几个日军纵队加速向北击溃已经乱成一团的防守军队，其前锋于11月8日晚到达闵行渡口，威胁要包围中国军队。日本部队在上海展开攻势，钳制中央军主力以防其脱逃。

1937年11月9日上午8：50，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日本军官，抽出武士刀，带领一个步兵支队跨过苏州河上的极司菲尔铁路桥（Jessfield Railway Bridge），没有遇到抵抗，守桥部队已经消失了。 [28] 步兵和装甲兵的先头部队大举过桥，扫荡了租界西端，并沿着沪杭铁路向南挺进。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后防线附近爆发，但日本的炮兵、空中支援和迂回策略迅速压垮了中国掩护撤退的力量。中国人在上海被打得稀巴烂的街道和战壕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但在运动战中他们不是侵略者的对手。

随着战斗的声音从租界边缘消失，上海的外国侨团充满了解脱感。他们向往老上海，渴望生意和生活回归常态，希望结束悲惨的难民拥挤在租界街道上的状况。这种愿望很快就破灭了。当天下午，日本俯冲轰炸机再次出现，在城市南部地区上空转圈和俯冲。日军地面部队夺取了龙华机场，突然推进，在从法租界东南边缘到黄浦江之间设了警戒线，在南市包围了数千名中国正规军、民兵和久经战阵的警察。与法租界南面毗邻的南市原是在黄浦江上的中国老城区，其中密布着如迷宫般的小巷、房屋、商店、摊位和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日方呼吁被包围的中国人投降，但中方的领导者发誓要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平民留在该地区，街头格斗和肆意轰击把它变成了杀戮场。

饶家驹神父（Father 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一位独臂的法国耶稣会神父，在中国和日本的指挥部间奔走呼号，通过疯狂的努力，在位于椭圆形旧城区上半部的方浜路北面建立军事中立的“南市安全区”。中午，双方签署了该计划。随后的公告仍未能平息平民的恐惧，6万难民涌入法租界的南大门，这在上海的历史上是最糟糕的一日动乱。

那天下午，2架日本飞机在上海火车南站附近投下炸弹，支援坦克和步兵封锁南市的咽喉要道，封闭了漕河泾西岸，漕河泾流入位于法租界南部边缘的蒲汇塘。两条小溪交汇处附近的一家大型棉纺厂起了大火，烈焰腾空。

傍晚，阴影越来越长，日本飞机大摇大摆地离去，日本坦克隆隆开入攻击位置。零星的枪声在旧城区边缘噼啪作响，入夜后，中国人放火烧蒲汇塘桥，怪异的火焰倒影在漆黑的水面上跳动。中国步兵倚在匆忙搭建的街垒后壁上歇息，双手窝成杯状罩着点燃香烟。战斗向西推移，席卷了整个城市，远处传来大炮的隆隆声，但上海本身陷入沉寂。这个城市度过了3个月来最宁静的夜晚。

邦德花了近2天时间处理个人和工作的事务，在他靠近法租界西部边缘的家里睡得很香，错过了中航的董事会会议。 [29] [30] 过后，邦德从一个爱打听的路透社记者口中得知，在会上，交通部授权林上校和中航开发从重庆到香港的航线。比克斯比来了封电报指示他经香港去汉口，但邦德已决定放弃绕这么大的圈子，他觉得直接沿长江而上相当安全，而且快得多。 [31] 一张在11月11日上午起航的太古轮船公司轮船“无锡”号的头等舱船票放在餐具柜上的银盘子里。11月10日，他起了个大早，这是他在上海的最后一天，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32]

那天早上，日本指挥部下了最后通牒：所有的中国人必须在下午2点前投降，否则南市会自食其果。随着时间朝着最后期限一分一秒地逼近，可怕的寂静笼罩在城市上空。邦德在租界内外奔波——做离开的准备，了结他家仆人的事务和处理情愿留在上海的基干员工的事务。他在福州路的美国总会吃午餐，然后步行三条马路，在下午2点钟前几分钟到达大来大楼登上楼顶。果如他们所言，当邦德的表“滴答滴答”地走到整点的时候，一个巡航高度为四五千英尺的日本轰炸机编队俯冲出现了。他们飞过南市上空并向目标扔下炸弹，炸弹爆炸的巨大声浪滚过屋顶，发出隆隆声。

“那不是战争”，邦德喃喃地说。“那是谋杀，懦弱的谋杀。” [33]

在轰炸的掩护下，2辆日本坦克咣当咣当地开进昨天起火且仍在阴燃的棉纺厂，1个海军陆战队的步兵连尾随其后。日本步兵上好刺刀沿着小溪冲锋，中方开枪将十来个日本兵打死在水中；存活下来的日军在北岸抢到了一块立足之地。日军增援部队穿过小溪奋力向前。中国正规军逐座房子、逐个房间、逐个人地搏杀，日本步兵每得到一英尺土地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针锋相对、凶猛杀戮的城市战斗已经在备受煎熬的上海持续了89天，一片狼藉。混战进行了几个小时，人们拼命嘶喊，然后死去。

傍晚时分，枪林弹雨消减为散落的一阵阵开火，直到只剩下零星的枪声、爆炸声在暮色中穿行。夜幕降临，平静铺盖着战场，日本大炮打破了沉默，从极司菲尔公园以外的地点轰隆隆地发射。邦德躺在他与妻子分享的床上，睡不着，听着可怕的枪声；炮弹掠过头顶，发出煎培根似的“嘶嘶”声，在不到一英里远的南市炸开。中国人在阵地上打到弹尽粮绝并饱受煎熬。在日本人手中，没有几个中国人抱有得到人道待遇的幻想；他们听到了太多的故事。一个被俘且后来逃脱的中国人目睹日本人将20名囚犯捆在一起，在他们身上浇满煤油，活活烧死。

日出后不久，出租车很快接载了邦德，开车穿过密密麻麻地露宿在整个国际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流离失所的人群，虽然流民最拥挤的地方仍然是在从外白渡桥桥脚到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边缘之间的外滩。 [34] 美国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USS Augusta）和英国护卫舰“坎伯兰”号（HMS Cumberland）停泊在一百码外的河岸上。远处，日本大炮轰隆作响，炮弹在附近的南市“砰”地炸开。世界末日的地狱之火在大上海肆虐之时，国际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整体保存下来，成了庇护绿洲。浦东、闸北、杨浦和南市各处发生重大火灾，冒出滚滚浓烟。

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停泊在法租界外滩上，数千名难民被绝望驱动铤而走险，挤压在保护该轮船的铁丝网障碍上，死死抓住包袱、婴儿和铺盖卷，在铁丝网的间隙中与挥舞着警棍进行护卫的法国警察搏斗。邦德凭着他那张苍白的白种人的脸和头等舱船票轻易地上了船。

找到自己的船舱后，邦德在上层围栏边找了个位置，但目光始终无法离开难民们的争斗。应对这样的暴民需要坚定有力的控制，但法国警察使用了过多没有必要的力量。一个大胡子警察用皮柄藤条抽打着涌上前来的中国人的脑袋、肩膀和脸——任何人，不管年龄或状态；如雨点般猛烈地抽打，落在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头上和脸上。一个十岁的男孩双手夹着一个布包袱挤向前，这个残酷的警察将他猛推跪地，男孩倒在一边，但仍夹紧包袱没有松手，警察弯下腰朝男孩脸上扇了3个耳光。这个中国男孩挣扎着站起来，脸上满是鲜红的条状伤痕，他的眼睛淌着泪水，但继续一声不吭地往前挤。

被警察的哥萨克式的暴行所激怒，邦德从围栏上大叫，但汹涌的人群和枪声湮没了他的声音，难民继续向船上涌。最终，在统舱隔间被装填到宽容的极限甚至超过之后，“无锡”号才开了船，顺流而下，经过了英国和美国的巡洋舰。2艘军舰上，在活泼的彩旗和装饰的旗帜下，衣冠楚楚地出场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船尾站岗。上游几百码处，2艘日本帝国海军炮艇直接瞄准着南市滨水区开炮，轰击藏身于滨水货栈中的中国狙击手。苏州河以北，整个杨树浦、虹口和闸北地区均成为废墟。 [35] 烟囱和电线杆从瓦砾中突出，通过缠绕在残骸中的电话线松散地连在一起，令人作呕的腐臭笼罩了被毁坏的区域，老鼠和野狗四处觅食。100万生灵中超过四分之一在这场大劫难中被毁灭，25万中国人和4万日本人。

黄浦江在外滩下游12英里处汇入长江，汇合点吴淞口有个小山丘，近100艘日本船的船头缓缓驶入视线：架着炮的巡洋舰、轻驱逐舰、近岸炮舰、因满载而船舷被压得很低的运输舰。清新的微风为宽阔江水中的浪头推波助澜，并将上部漆成灰色的船只上飘扬的带图案垂饰的旗帜吹得紧绷绷的。如果换一个情景，庞大的舰队可能是一幅令人惊叹的景象，但此刻，当“无锡”号转向港口并掉头上行的时候，邦德满脑子尽是“该死的日本人，该死的日本人”。 [36]

那天，是1937年11月11日，停战纪念日。 [37] 在第11个月的第11天的第11小时的第11分钟，一组上海工部局官员，他们深色西装的扣眼中插着血红色的罂粟花，在外滩1号对面的欧战纪念碑前献上了一个花圈，这一天，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 [38] 结束后的整整19年。国际公共租界默哀两分钟。

在中国上海，有组织的抵抗瓦解了。在距离纪念碑不到一英里的南市，就在法租界围墙外，日本坦克在燃烧中的街道追击逃跑的中国人，看到还在跑的就击毙。日本兵强奸被俘的妇女，只要是从军年龄的男人，不管是否有武器，一律枪杀。

在闸北高高堆满破砖烂瓦和灰烬的废墟上，日本升起了一个拦截气球 [39] ，上边悬挂着画有自吹自擂的文字的条幅。日本军队在上海的指挥官、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Iwane Matsui）在中午12：45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40] 松井石根64岁，表情严肃，一张干瘪无情的脸，一字形小胡子，尖耳，平头，穿着挺括朴实的军服。松井将军在曾经是一个学校的教室里接待记者。他用在其细小的身躯来说好像很强大的声音赞扬了南市保卫者的勇气。他向与会的记者通报，“目前，我是上海的主人”，并告诉他们，他会随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日本利益的“任何步骤”。 [41] 松井俯身向前，咧嘴一笑，当他提出问题时露出了上颚的牙缝：“你们认为国际公共租界是否尽了中立的责任？”

一位记者迅速询问国际公共租界必须做什么才能不使松井将军感到需要“采取措施”。

将军放松下来，向他们保证上海不会发生什么“残酷和愚蠢”的事。“需要理解的最根本的事情是，日本不是侵略者，而是到这里来为中国民众恢复秩序。”

[1] Bond to Kitsi，October 10，1937，and Bond to Kitsi，October 15，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5 to October 25，1937.

[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坏性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译者注

[4] 比克斯比没有具体说明“抗生素”是什么。

[5] Bixby to Dear Family，October 25 and 26，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无数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上的文章证实了霍乱流行。

[6]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Bixby to Morgan，Letter No.B-23-37，October 11，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48。

[7] Bond to Kitsi，Nanking，November 3，1937；Bond to Kitsi，November 23，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John C.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48；Theodore H.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p.111；Rhodes Farmer，Shanghai Harvest ，p.106；Sterling 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 ，pp.97，130-136；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pp.163，237-239；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146，411-412；孔祥熙、总经理戴恩基和爱德华·P.霍华德在上海即将登上中航“DC-2”飞机的相片，大概拍摄于1935年，爱德华·P.霍华德三世私人收藏。

[8] （邦德与孔祥熙的谈话）：Bond to Kitsi，Nanking，November 3，1937；Bond to Kitsi，November 23，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48。

[9] Bixby to Dear Family，October 26，1937；Bond to Kitsi，November 3，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邦德在Wings 一书中说他坐飞机，但他当时的通信记录则说法不同。陈文宽证实（当时）轮船从汉口能一夜下行到南京：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10] See China by Plane ，中航旅游小册子，1934或1935年，莉莎和罗伯特·米切尔的私人收藏；Edith Roberts，Sketches of Nanking，Revised and Enlarg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iterary Section of the Nanking Women’s Club ，p.17；Harold M.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10，p.64；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 ，p.63。

[11] Bond to Kitsi，November 3，1937；Bond to Kitsi，日期不详，但肯定写于1937年11月；Bond to Kitsi，November 20，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2] 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48-149.

[13] Bond to Kitsi，November 3，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48-149.

[14] 宋子文也是孔祥熙的妹夫，孔娶了宋子文的姐姐宋蔼龄。

[15] Bond to Kitsi，November 6，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6] Bond to Kitsi，November 6，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5，1937.

[17] Bond to Kitsi，November 6，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5，1937.

[18] Bond to Kitsi，November 6，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5，1937.

[19] Bond to Kitsi，November 7，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text of a Bond letter，July 18，1976，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53.

[20]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7 and November 8，1937；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p.210；Edwin P.Hoyt，Japan’s War ，p.165；Frank 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p.76-77.

[21] Bond to Kitsi，November 7，1937；Bond to Kitsi，“On Board the S.S. Changsha ，I think it is Nov.14th”；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November 13，1937，and November 20，1937，确认了高斯为约翰·博蒙特将军举行的晚宴。

[22] 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53-154.

[23] 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53-154.

[24] 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53-154.

[25] 在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写在相片背面的说明，日期不详，推测出自姬兹·邦德之手。

[26]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8，1937.

[27] Bond to Kitsi，November 7，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8]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9，10，11，and 12，1937；Marcia R.Ristaino，The Jacquinot Safe Zone：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 ，pp.1-80；Percy Finch，Shanghai and Beyond ，pp.260-276.

[29]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54-155.

[30]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10，1937.通讯员的笔记本上没有邦德的发言。

[31] Bond to Kitsi，November 11，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2] Bond to Kitsi，November 11，1937；Bond to Kitsi，“from Nanking，”日期不详，但肯定写于1937年11月；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11 and 12，1937；Farmer，Shanghai Harvest ，p.91；Edgar Snow，The Battle for Asia ，pp.51-54。

[33] Bond to Kitsi，November 11，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4] Bond to Kitsi，November 11，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12，1937；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November 13 and November 20，1937；瑞士摄影师卡尔·肯盖尔博克拍摄的巡洋舰相片，1937.11.11：相片张贴在http：//www.japan-guide.com/a/shanghai/image.html？92，在肯盖尔博克拍摄的许多关于上海的相片中，accessed April 4，2006；英国海军“坎伯兰”号（HMS Cumberland）：http：//www.naval-art.com/hms_cumberland.htm；USS Augusta ：Kemp Tolley，Yangtze Patrol：The U.S. Navy in China ，p.312。

[35] 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的相片；张贴在网页www.talesofold china.com，accessed summer of 2005上的相片；瑞士摄影师卡尔·肯盖尔博克于1937年8月至11月拍摄的影集；Farmer，Shanghai Harvest ，p.92；Edgar Snow，The Battle for Asia ，pp.72，84，90；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447。在笔者看来，1937年上海保卫战的功劳比大多数史学家给予的评价还要更胜一筹。中国人所要的胜利就是让僵局拖延，而他们通过3个月残酷的战斗成功了。日本人只有在杭州湾冒险登陆才打破了胶着状态并使僵局转变为中国人大败，自此蒋介石再也没有向日本寻求决定性的战斗。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报纸都有记者在上海，丰富而广阔地记录了上海保卫战。资料的主要来源有Bond’s letters to Kitsi；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an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now，The Battle for Asia； Emily Hahn，China to Me and Nobody Told Me Not to Go； Harriet Sergeant，Shanghai； Stella Dong，Shanghai：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Farmer，Shanghai Harvest； Percy Finch，Shanghai and Beyond。

[36] Bond to Kitsi，November 11，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13，1937，确认了邦德对在吴淞锚地的日本海军战舰舰队的观察。

[37]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12，1937.

[38]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39] 旧时防空用。——译者注

[40]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12，1937；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评论周刊》），1937.11.20； John B.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1926-1941，p.270；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 ，p.38；埃德加·斯诺，The Battle for Asia ，p.51。

[41]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12，1937；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November 20，1937.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的文章有松井石根言论的近乎完整的文本。除引述其最后内容外，两个记载完全一致。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报道了正文中引用的表述，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则报道松井石根说的是，“……而是来这里解救中国的平民。”

11 复活

1937年11月11日黄昏，离开法租界外滩10小时后，“无锡”号在南通抛锚停了下来，中国人在长江上弄沉船只作为障碍以防日本军舰攻击上游港口，南通位于沉船位置的下游几英里处。 [1] 邦德要到上游的汉口与比克斯比会面。他与其他的头等舱乘客聊天并抽了根夜烟，看着难民从下面的统舱冒上来大口猛吸11月的寒冷空气，赤裸的灯泡照着甲板。虽然在人们眼中，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熬这么多个小时很残酷，邦德将统舱的恶劣环境比作加尔各答黑洞 [2] ；但是，这些如释重负的人出出进进，依然比早上在外滩上的混乱要有序得多。一位中国妇女上来了，双手抱着一个巨大的包袱，背上绑着一个小男孩。她的儿子还不懂事，微笑着，带着生活的喜悦牙牙学语，船舶的魅力让他很高兴。这孩子看上去8～10个月大，年龄与邦德的儿子兰霍恩相仿，他翻过身，将一个盒子绑在一摞行李箱上的绳子上，然后怀着纯粹的童真用双手拍打盒子。

邦德脱了帽子，向婴儿眨眼，孩子笑了。“小家伙”，邦德默默地说，“你可能长大成为一个苦力，你也可能根本活不下去，但刚才你是个男子汉，我脱帽向你致敬。” [3]

“无锡”号安静了下来。当值班船员慢腾腾地干完了一天的琐事，邦德在外边抽着当天最后一支香烟。月亮被青灰色的月晕环绕，这是恶劣天气正在逐渐靠近中国海的预兆。邦德在围栏边上抽着最后一口烟，看着波浪起伏的江流在船边流淌，过滤后的月光照射在江流上波光粼粼：大江，对上海遭遇的巨大劫难无动于衷。邦德将烟头轻轻拂入江流，他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儿子了，这几乎相当于儿子出生至今的一半时间。回到船舱，邦德在膝盖上放上一张纸，把白天发生的事件加进他给姬兹的系列信中。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读到它，也不知道如何把它发出去，但他能从通信中获得力量，纵然相隔海角天涯。

11月12日黎明时分，邦德起床了。 [4] 这天是他的44岁生日，在接下来的60小时里，他顶风冒雨，辗转周折，带领一个包括4个外国人和6个中国商人的团队用舢板、人力车、驳船和运河船绕过沉船形成的长江屏障。过了障碍，他们登上另一艘轮船，继续溯江而上，到达南京下游40英里处的镇江。船长停靠并宣布将在此停留三天。邦德带着他的团队下船，探索其他的选择。军队征用了城里所有的巴士和汽车，但有趟火车预定在下午6点前往南京，邦德为他的团队买了仅剩的二等车票并带领他们前往车站。在那里，拥挤不堪的平民人群中有一个步兵营在等待给火车装货，这些士兵来自南方的广东省，虽然大多数看起来是青少年，但他们似乎装备精良，吃得比一般的中国步兵好。邦德一时心血来潮，在火车站的一个商店买下了所有的香烟，大约40包，分发给这些士兵。

如果这会儿邦德长出翅膀绕着车站飞，这些士兵都不会感到更惊讶。铁路官员们引领邦德和他的同伴到车站的一个私密房间休息，并亲自为他们端茶。火车晚点一个小时，当准备离开时，这些武装士兵阻挡了其他乘客，官员们护送邦德一行通过大门进入月台，尽管他们拿的是二等车票，却把他们安置在列车唯一的一等车厢内。

邦德的同伴们沐浴在仰仗邦德而得的荣耀中，但邦德发现这个场景令人不安，不是因为他做了些什么，而是因为其他人没有这样做过。火车站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竟没有一个中国老百姓采取任何有形的姿态对正在赶赴沙场的步兵表示支持，大部分人甚至连微笑和招手这么一点表示都没有。突然送香烟给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对于邦德来说是完全自然的，这花不了多少钱，但在场的所有人之中，光是邦德的团队中就有几个杰出的中国人，讲起话来就像激情的爱国者，可唯一一个为这些命中注定要打仗的士兵做过任何一点儿事的居然是个外国人。邦德震惊地意识到，他不知道有哪个中国官员或者富有的商人的儿子在战壕里，一个也没有听说过。他们只是认为战争不是由他们这个阶级的人去打的，苦力才去打仗。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邦德沮丧地反省出一个道理，中国只有其领导人学会了领导，才能取得重大成就。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做到过。

上千个受伤的士兵躺在阴冷的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异样地沉默着，他们的伤口用污秽的破布包裹，凝结着血块；没有一个医生或护士在他们当中工作。 [5] 11月14日的那个下午，邦德站在美国大使馆大院前的一个棚子顶上，与美国海军武官，海军陆战队少校詹姆斯·麦克休（James McHugh）一边分享他对中航事情的感喟，一边看着六架日本轰炸机绕着国民党首都上空懒洋洋地划着长长的椭圆形，系统地加插着执行投弹任务的直线飞行，循环往复，就好像是在进行巴士运输服务。 [6] “可怜的中国”，邦德想道，“看它遭了什么样的罪，还能承受多少呀。” [7]

中国在上海之外的战场正在遭遇更为糟糕的境况。 [8] 在杭州湾登陆和攻占城市据点的两路包抄下，蒋介石的中央军溃退了，日军向着南京追逐其残余部队；日军奔踏过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农村地区，掠夺沿途的城市、城镇和农场；随着日军的推进，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每一个平民，只要有办法的，都向着上游逃亡，但是，还有数十万计——甚至是百万计——的人连这点办法都没有。 [9]

极度疲惫，邦德在大都会酒店（Metropolitan Hotel）早早上床睡觉，才刚闭上眼睛就被晚间电话接线生叫醒了。 [10] 他是否介意与端纳先生通话？ [11] 端纳是澳大利亚人，脸色红润，烟酒不沾，厌恶女色，不会说中文，也瞧不起中国的美食。他是宋美龄最亲密和最信任的私人顾问，其温和的率直和绝对的清廉已经使其在中国政治中产生了自马可波罗以来比任何外国人更多的影响。邦德坐了起来，清醒了一下头脑：“我是邦德。”

“中航的这一切麻烦是怎么回事？” [12] 端纳是詹姆斯·麦克休少校的高尔夫球友，当天早些时候邦德向这位海军武官说中航的事，要的就是准确地和端纳对接。

邦德勾勒了事情的细节；端纳同意第二天他们私下讨论。

会谈中，端纳拿着那份邦德写给宋子文并抄送副本给宋美龄的备忘录。邦德口头概述了泛美航空的请求的要点：与军事飞行分离、合同延期、中航经营的全盘操控权、从中航高管中去除航空委员会的官员，并更换总经理——任何有意志力、有头脑、有经验的中国商人都可以担任。作为回报，中国将获得快速、高效、可靠的航空运输并接触到泛美航空在美国政府内部的人脉。

“有道理。我会为你说话。”

邦德大为振作，跑去南京的江边，希望在去汉口的船上找到一个舱位。怡和公司的轮船“公和”号 [13] 停泊在上游3英里处，他的朋友兼同事、中航董事马克斯·普霖（Max Polin）已经上了船。 [14] 没有人知道“公和”号何时开船，或邦德怎样可以到达那里。不过，邦德搭上了停泊在南京外滩的美国军舰“班乃岛”号（USS Panay），“班乃岛”号是美国海军的浅吃水内河炮舰，负责长江巡逻。汉克·贾雷尔（Hank Jarrell）中尉在该船上，贾雷尔是长江巡逻队指挥官的助理，在邦德的婚礼上当伴郎。邦德租了一条舢板去到炮舰，在那里他解释了自己的困境。实际情况是，贾雷尔将邦德推上“班乃岛”号的汽艇，几分钟后邦德便向上游疾驶。

“公和”号在一小时内起锚，载有3000名乘客，但其负载不平衡，一摇一晃地上行，船上有一批名流显贵。船上流言四起：政府正在分裂；蒋介石接受和平条件；首都南迁长沙。但没有人确定任何事情。财务部副部长被临时安顿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更为糟糕的是，邦德注意到一位光艳夺目、穿着入时的中国女子在邻近的船舱内妄自尊大地向船员指手画脚。邦德指引普霖注意此人：“看见那个婊子了？那是孙科的一号姨太太。” [15]

孙科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儿子，是国民党统治精英中的重要成员之一。1938年孙科任中国立法院院长，一般认为立法院是中央政府的立法部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位，并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取得另外一个学位。孙科作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的儿子，本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但他是邦德允许自己鄙视的少数人之一。早在美国航空界卷入中国事务之初，当时邦德尚未来到东方，寇蒂斯-莱特曾与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孙科谈判建立一家航空公司的合同。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因为铁道部并不控制中国邮政部门的任何方面，于是邮政部门拒绝让由铁道部发起的航空公司运输任何邮件。回想起来，这要不是孙科为控制中国邮运而进行的尝试，就是想利用天真的美国人对中国官场的错综复杂的不了解而进行厚颜无耻的敲诈。其后几年，他并没有做成什么事来改善他的声誉。“大事不好”，邦德说。“一号姨太太都要开始转移的话，意味着要出问题。”

邦德在每晚给妻子的信中分享了当天的琐事：

船上有好几个姨太太、众多的保姆和其他女人；大量可疑的调动正在进行。该船有常规的带舞场低级酒吧的气氛，但至今我保持着超然……在我看来，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所以我担心，不管是端纳（Donald）还是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能做成任何事情……然而，如果我在中国的七年教会了我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中国仿佛经历过所有的暴风骤雨，并在出乎意料之短的时间内就会恢复正常。 [16]

第三天下午，在灰蒙蒙的雨中，“公和”号停泊在汉口的一个码头。阳光在深灰色的云层背后向西透出，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比汉口承受更多的11月雨水之苦，哈罗德·比克斯比站在浮桥打着伞等待。 [17] 他们握了手，说了几句话。比克斯比给他们两人预订了飞往昆明的机票，再从昆明坐窄轨火车到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然后从那里飞到香港和菲律宾。“让中国人担心一阵”，他说。“我们去碧瑶（Baguio）打高尔夫球。” [18]

邦德告诉他的朋友关于他将备忘录留给宋子文并抄送副本给宋美龄的事，以及他与美国大使馆和端纳的会议。邦德感到他在头几个月取得了进展，他想待在汉口维护泛美航空的“不动产”，保持与林上校的密切关系，准备随时开始执掌中航。比克斯比同意多待几天。

两个美国人于11月22日再次与孔祥熙会面，依然无果。 [19] 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飞到香港，比克斯比继续前往菲律宾。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然后是一周周地过去，邦德为损失新西兰的机会而痛苦万分。 [20] 他拥有的唯一真正的杠杆是，他坚信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在没有美国的援助下经营自己的航空公司。邦德的2个至关重要的飞行员——夏普和吴士——在东方瞎逛了2个月后回到香港，希望复职，但公司的钱柜已经空空如也。 [21] 他们只好回美国寻找其他就业机会。

林上校仍旧控制中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1月末至12月初这段时间，邦德和林上校在工作中保持了更为密切的联系；邦德看到他的对手在与他打交道的过程中成长，他表示尊重，但始终渴望从中航去除中国空军的所有影响，从未动摇。 [22]

12月8日，蒋介石夫妇放弃了南京。 [23] 2天后，也是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的5周后，第一枚日本炮弹击中这个城市。12月12日，注意到日方为了清除南京周边地区而对“第三方军舰”发出警告，“班乃岛”号停泊在南京上游27英里处，位于和县附近。 [24] 下午1：37，9架日本驱逐机和15架轰炸机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突然袭击“班乃岛”号，20枚炮弹击中或非常接近炮舰，毁坏了发动机和泵，船员们不得不弃船；2架飞机用机枪扫射落水的幸存者；“班乃岛”号逐渐下沉，但3点过几分钟时美国国旗仍在该船的桅杆上飘扬；2艘日本巡逻船开到受重创的“班乃岛”号旁边，先用机枪向船上扫射，然后派一队士兵登船搜索；“班乃岛”号在一小时内倾覆沉没。2名美国海军和1名意大利记者身亡，50人受伤，其中12人伤势严重（邦德的朋友汉克·贾雷尔不在船上。）

攻击他国军舰是交战行为，是宣战事件，邦德期盼他的国家应战。袭击发生不到24小时，他就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的指挥官约翰·博蒙特（John Beaumont）写了一封信，请求参战。他在信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野战炮兵部队服役。过去的7年我一直在中国经营商业航空公司……在任何时候，如果我的服务可以对您产生价值而您考虑将我完全由您支配的话，我会非常乐意。” [25] 邦德还送了一份副本给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哈里·亚纳尔（Harry Yarnell）上将。 [26] 该“事件” 可能是日本军队中反叛军人的行为，旨在暴露西方列强的弱点；日本道了歉并支付了赔偿金，战争的威胁过去了。 [27]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城，开始了荒诞不经的无政府主义狂欢，刻意制造恐怖和破坏。日本士兵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女孩和妇女，屠杀了几十万的平民。 [28] 日本报纸对这些滔天大罪毫不掩饰，这个国家为谋杀和毁坏而洋洋得意，甚至跟踪报道两个陆军少尉之间在“百人斩杀人比赛”中的“得分”。西方报纸的头条新闻对这些恐怖情况的报道铺天盖地。

南京沦陷后不久，端纳悄悄叫邦德列一张可以取代林上校的三个中国人的名单。邦德极为兴奋，对政治和可能性反复琢磨，精心制作了一个答复，但端纳从来没有要它。这就像是又把一个大好的潜在机会扔进没能实现的牛粪堆。邦德的圣诞节来了又去，这是他的儿子的第一个圣诞节。远离家人是极大的痛苦，而整个中国局势如同被永不消散的大雾笼罩。12月28日，邦德的前景被一份通过美国领事馆转交给他的来自麦克休少校的明码电报照亮：

请向我提供你的候选人以电报编码表达的中文姓名。已被告知只要收到即可能行动。 [29]

邦德提交了自己的建议。 [30] 前两名是中航首任总经理何辑五将军和继任何辑五并在此位置上坐了5年的戴恩基。二人都是合法、有资格的候选人，也是有能力、有效率并且能把事办好的老手。邦德也确信两人都不会被任命。何将军的哥哥 [31] 是军政部长，邦德不认为政府会将更多的权力合并到何家手中；邦德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戴恩基似乎已经失宠。邦德悄悄地把他的希望押在第三个名字——黄宝贤上，他是中航的业务组主任。

这一年就要结束时，邦德再次飞到汉口。到达这个城市后不久，林上校就召邦德到他的办公室。上校笔直地坐在办公桌前，制服上衣浆洗得完美无瑕。“邦德先生，我作为中航的总经理将被黄宝贤替换，给出的原因是我一直没有与美国伙伴合作好。” [32]

一丝喜悦涌上邦德的胸口，他把它压了下去。“上校先生”，他淡淡地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想中国空军与公司分离，让控制权完全回到与泛美航空有合同的交通部。你也知道我为此一直努力。但我从未反对过你个人，你只不过是受命于空军。祝你未来好运，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林上校审视着这个美国佬：“唯独有一次我觉得我想向你开枪，邦德先生。”

“我记得。”

“你表现出惊人的冷静。”

“我也许又让你吃惊了”，邦德说。“我听说你有个火爆脾气，所以，在我去见你之前，我铁了心要自己遇到你生气时务必保持绝对镇静。但当我觉得自己很可能毫无防御地被射杀，就会不太稳定以致无法保持平静。于是我在左胳膊下准备好了一支柯尔特自动手枪。我不认为你会向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射击，但我还是准备了，以防我看错了你。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佩枪，直到今天。它没有上子弹，所以它不是武器。”

邦德将这支手枪的弹夹放在上校的办公桌上，并解开挂肩枪套。

“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以隐蔽的方式携带武器。现在，我想让你拥有它。”

邦德将枪套和已经拆卸了子弹的自动手枪交给林上校。

林上校拉过手枪并转到自己手中，邦德在林上校脸上发现到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你是个好对手，邦德先生。”林上校放下手枪，伸出他的手，“我想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邦德板着脸握着林上校坚硬而骄傲的手，小心翼翼地丝毫没有显露出得意之色，以免冒犯林上校。他重新得到了一家航空公司。

[1] Bond to Kitsi，November 11，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 Black Hole of Calcutta，1756年6月20日，监禁于该地的英国俘虏120余人均窒息身亡。——译者注

[3] Bond to Kitsi，November 11，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 Bond to Kitsi，November 14，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5]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60.

[6] Bond to Kitsi，November 14，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56.

[7] Bond to Kitsi，November 14，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8] Rhodes Farmer，Shanghai Harvest ，p.97；Frank 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p.87-88；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 ，pp.35-38.

[9] Bond to Kitsi，November 14，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0] Bond to Kitsi，November 16，1937；Bond to Kitsi，November 23，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John C.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41，156-159。

[11] Kitsi to Dearest Family，June 14，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Emily Hahn，China to Me ，p.124；Hahn，The Soong Sisters ，pp.179-184；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pp.6-11；Earl Albert Selle，Donald of China ，在第311页提到端纳对泛美航空公司的支持；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433。

[12] Bond to Kitsi，November 16，1937；Bond to Kitsi，November 23，1937；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3] Kung Wo，音译。——译者注

[14] 邦德写给姬兹，1937.11.16，称（停泊在上游）3英里处。邦德写给莱斯利，1975.1.6，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称5～6英里处。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56，称10英里处。笔者选择了当时的数据。

[15] Bond to Kitsi，November 16，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

[16] 邦德写给姬兹，“11月，某日，就在九江的东部”（据推测为1937.11.18或1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7]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18] Bond to Kitsi，November 20，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

[19] Bond to Kitsi，November 23，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0] Bond to Kitsi，November 20，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Ernie Allison to Florence Allison，November 22，1937，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21] Florence Allison to Ernie Allison，December 12，1937，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Bixby to Stokely Morgan，January 7，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2]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61；同样，邦德当时的通信中笔调不同。

[23]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 ，p.70；Farmer，Shanghai Harvest ，p.96，说杭州登陆后20天开始炮击，即应为11月28日，但The Rape of Nanking ，p.73，说直到12月9日才开始轰炸。

[24] H.T.Jarrell，“探讨、评论、笔记：‘班乃岛’号如何被击沉”，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80，No.5，May 1954，pp.573-575；Manny T.Koginos，The Panay Incident：Prelude to War ，pp.26-30；Frank 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p.95-96。

[25] Bond to General Beaumont，December 13，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6] 圣诞节之前两天，邦德收到了对其请战书有礼貌的回绝：美国海军“奥古斯塔”号参谋长R.F.麦康奈尔（R.F.McConnell）上校，1937年12月23日，战时劳工委员会（WLB，War Labor Board），致香港中航邦德。

[27] Chang，Rape of Nanking. 屠杀的后勤组织工作不可名状——南京大屠杀的死亡率超过了在人们在纳粹毒气室中的死亡率。

[28] 杀戮持续了6周。精确的死亡人数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日军野蛮杀害了至少20万人。合理估计有高达377400人死亡，很可能超过40万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是一本令人心绪难平的书，在其第99～104页详细阐述了伤亡的数字。

[29] Addison E.Southard，美国总领事，to W.L.Bond，December 28，1937，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

[30]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63；Bond to Leslie，January 7，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许多邦德在1937秋季写给姬兹的信暗示他密谋让黄宝贤得到（总经理）职位。

[31] 指何应钦。——译者注

[32] （邦德与林上校的对话，摘抄）：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63-164；Bond to Leslie，January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1938年11月17日的中航董事会会议备忘录表明黄宝贤于1938月1月1日取代林伟成。邦德作为中航机航组主任的工资从1938月1月1日开始支付，但可能发生在职务变化的前几天；在1938年1月9日的“邦德写给姬兹”中，邦德说道，“公布了必要的解除现任主管和任命新主管的命令”，因此黄宝贤应是在1938月1月11日董事会会议上正式接受总经理职务。

第三部分 随风漂泊

1938年1月1日至1941年12月16日

我们的中立法案是一个圈套，一种幻象。它屏蔽了我们的推理，使我们软弱无能……它起到了麻醉剂、催眠术、烂泥潭和托词的作用……我们越早废除（它）越好。

——斯坦利·K·霍恩贝克（Stanley K.Hornbeck），美国国务院备忘录，1938年1～月19日

12 临时首都

依靠威廉·兰霍恩·邦德的非凡努力才拯救了泛美航空在中国的投资，邦德亦因此获得了每月600美元（约合现代8900美元）的薪酬。 [1] 在公共场合，邦德按照中国人的内敛风格，喜怒不形于色。但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他纵情表露：“新的总经理是黄宝贤先生”，他兴高采烈地宣称。 [2] “邦德是个好的中国小政客，还是他是个好的中国小政客？”

1月初，中航董事会会议正式宣布高管变更，受宠若惊的黄宝贤接受董事会的提议晋升为总经理。

由于邦德的成功，哈罗德·比克斯比认为他本人慢慢淡出中国舞台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不是退出到完全放手的程度，但起码可以远至碧瑶的高尔夫球场和吕宋岛（Luzan）高地的田园诗般的美国飞地。从那里，在邦德自己已经打下坚实基础之上，他可以在遥控跨太平洋航线的具体业务的同时，对中国的事务保持着鞭长可及的关注。“如果你要穿过前方的阴霾操纵中国的局势”，比克斯比在信中写道，“你就必须如同机长那样得到所有的控制权，我们会尽一切可能给你面子。……因此我建议，由你向我们的中国同事提供意见。……那样的话，你就是全权负责，只接受来自纽约的指令。” [3]

“我承认感到一丝害怕”，邦德对妻子说，“但是我会克服的。” [4]

上海战事迫使中航把总部迁到汉口，蒋介石在此建立临时首都，距离内陆的重庆市还有440英里。但是南京的沦陷威胁到了汉口，黄宝贤不得不在中央政府之前再次将办公室向上游搬迁。 [5] 中央政府向四川撤退遇到的复杂情况是刘湘将军的存在，此刘湘也就是1933年与邦德、比克斯比和黄宝贤谈判重庆至成都的航权的同一位军阀。 [6] 通过航空服务、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以及其他的财政和官僚政治的渗透，国民党在四川的影响逐渐增强，但刘湘顽强地顶住了每一次侵犯。然而，在政治上他需要显示爱国团结的表象，日本入侵后，他曾去南京“助理军事行动指挥”。1938年1月，国民党最高层请他参加会议讨论将政府迁到四川，刘湘对此想法格外缺乏热情。在这次秘密会议上，国民党设精致的宴席招待刘湘以示敬意。宴后，刘抱怨胃痉挛，次日上午在汉口医院死亡。中央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以纪念他的逝世，但这种不择手段的趋同令众人侧目。蒋介石任命了一个亲信顶替空出的四川省主席位置，于是中央政府的迁都便没有出现太大的乱象。 [7]

鉴于威廉·邦德一直指责中国人自1937年8月以来运营不称职，他后来很惊讶地发现，原来该航空公司居然还在赚钱。 [8] 林上校掌权期间大幅盈利（相当于现代100多万美元），造成泛美航空的地位恢复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背景。

国民党对中航态度的改变密切反映了他们的战略形势。他们在统一战线压力下被迫抗日，蒋介石曾在上海组织攻击，是因为城市战场为中国提供了最佳的获胜机会。在8月的上海战斗中，日本人虽然经历了最初的失败，遇到中国人浴血杀敌并僵持数月，但最终靠空中优势和海军炮火救了他们。持续的僵局和通过公平谈判得到的和平，应该会是长期饱受蹂躏的中国的胜利。如果事态发展得相当不错，中国不会有兴趣与美国人分享中航，毕竟，这些美国人在战争爆发后抛弃了中航。此外，从中国驱逐外侮是国民党的一个既定目标，也是他们创建中航合作关系以学习航空公司经营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中国把日本赶入长江或赢得平等的和平，随之而来的民族自豪感的爆发非常可能导致对所有外国列强的驱逐。只要上述情况保持貌似合理的结果，中国就不会对邀请美国人回中航感兴趣。

然而，日本人冒险的杭州湾登陆打破了战场僵局并瓦解了蒋介石的军队主力，中国突然要面临长期战争，一场需要朋友主持正义的战争。中国的两个最具潜质的反日盟友是苏联和美国，泛美航空总裁胡安·特里普精心培育其公司与华盛顿的关系，特别是美国政府中对远东事务最感兴趣的国务院和海军部门。对于中国来说，泛美航空在中航的股份似乎是一种用来影响美国政策的极好的工具。

随着变化的尘埃落定，香港成为中航的“DC-2”运营基地，哈罗德·比克斯比警告邦德，随着香港的相对重要性增加，他将面临一个新问题——英国人。虽然比克斯比相信两个管理启德机场的英国官员与那些“把高速公路铺设到地狱” [9] 的人有相同的意图，他同样确定他们慢慢吞吞的巡航速度和缺乏常识，正如他们对付泛美航空一样，会给邦德带来许多头痛的问题。 [10] 听从比克斯比的忠告，邦德不经公告便悄悄地扩大了中航的离香港航班量。 [11] 这些变化体现了该航空公司的飞行模式的重大转变，并改变了香港与日本和中国的战略关系，但邦德并没有将这些新的考虑向殖民政府陈情。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他们没有正式注意到便接受了这些改变。

邦德全力投入工作，数百个问题竞相争取他的关注：维修、燃料供应、备件短缺、敌人劫掠、中国政治和官僚作风，以及被一场短暂而猛烈的重庆风暴损坏的四架飞机。邦德管理着这一切，同时关注着完成他的职业双目标——维持中国航空运输和回收泛美航空投资。就个人而言，他渴望局势稳定，好让他将家人接回东方。

远在菲律宾，当比克斯比不在碧瑶时，就住在马尼拉酒店（Manila Hotel）。1938年3月31日凌晨，接线员将一个电话接进他的房间，5年前的今天，他宣布泛美航空收购中航的美国股权。这是胡安·特里普从世界的另一边打来的电话，他热情洋溢地表扬了威廉·邦德的工作。比克斯比证实了特里普关于邦德可以负责“中国大戏”的感觉，特里普命令比克斯比调回纽约。比克斯比在4月1日愚人节那天早早前往碧瑶，因为他不得不向不想回家的妻子“温柔地告知这个消息”。 [12]

威廉·邦德的问题则完全相反。 [13] 他已经有7个月没有见到妻子了。她不能和他在一起使他心如刀绞。到了3月，香港似乎足够安全，他说服姬兹将他们一岁的儿子交给她的母亲和保姆，飞到香港做实验性探访。如果她在香港过上几个月感到远东安全了，她就去美国把儿子接过来。如果政治形势恶化，她就回家待着。

邦德夫妇租下了浅水湾（Repulse Bay）的1号平房，浅水湾是香港岛南边的一处迷人的海滨飞地，二人为分离半年多后久别重聚而纵情享乐。 [14] 与上海相比，香港闷热、小地方气，而且英国味很浓厚，但姬兹在其他从上海迁徙过来的家庭中有朋友。哈罗德·比克斯比从菲律宾飞过来，表面上是为了签署一些文件，但主要是因为想要和他最好的朋友开最后一次香港水上的士（walla-walla）式会议。 [15]

1938年的上半年，中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在武汉三镇——汉口、汉阳和武昌，蒋介石将武汉定为“临时首都”。4月29日，邦德在汉口午餐后，他在纽约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16] 的公寓拜访了老熟人亚瑟·N.杨博士（Arthur N. Young）。 [17] [18] 亚瑟·杨是加利福尼亚人，长着双下巴；毕业于波莫纳（Pomona）的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还是个有音乐会水准的风琴手，战前定期在上海国际礼拜堂演奏；自1929年以来是宋子文最亲近的美国顾问。在193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亚瑟·杨因帮助宋子文组织和保持一支美国退伍飞行员分遣队在华训练初出茅庐的中国空军而熟悉了航空业务。邦德希望亚瑟·杨填补比克斯比在董事会的空缺席位。两个男人正在清谈之时，谈话被震耳欲聋的持续急促短音的空袭警报所压制，在过去的八个月中，悲号哀鸣的警报已经成为遭受战争重创的中国生活中特征鲜明的声音。邦德和亚瑟·杨手中拿着饮料，匆忙走楼梯上到楼顶。万里无云，碧空如洗，除了空袭警报器令人厌烦的鼓噪，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的下午。

警报沉寂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航空用星型发动机发出的沉闷的机械轰鸣声。邦德细数了一下，共有37架从附近军事机场起飞的中国驱逐机。其中半数飞机的分遣组消失在北方，余下的分遣组爬升到城市上空，直至在阳光下保持高空位置，到目前为止，它们在头顶上方几乎是看不见的，只听见发动机的轰鸣消减为远方传来的低吼声。偶尔，一股偏转的气流将声音带到楼顶，发出比较强烈的振响。过了25分钟或30分钟，没什么动静了，正当两个男人差不多要认定这是误报的时候，邦德大声叫喊，并指着在武昌上空划过江面的炮火闪光。几秒钟后，他们就听到防空高射炮的“咚咚咚”快速滚动的发射声。亚瑟·杨看到有一支9架飞机组成的编队，正在从约12000～14000英尺的高度飞过来。

“轰炸机！”邦德喊道，“那些是日本人”！ [19]

密密麻麻如黑色斑点似的炮弹在靠近敌机的位置爆炸，天空斑驳陆离。亚瑟·杨又看到了第二支编队，正在第一支编队后边约1英里的位置紧随。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帝国裕仁天皇的37岁生日，裕仁是日本第124位天皇明治的孙子，日本空军在这一天大肆轰击中国临时首都以示庆贺的意图非常明显。

中国飞机从高空下降全力加入战斗，机枪“嗒嗒嗒”响个不停。护航的日本驱逐机向着中国拦截机猛冲，然后转头并绕着轰炸机编队护航，轰炸机编队过江攻击在汉水江口附近的汉阳兵工厂，掷下全部的有效载荷后打道回府。但中国的反击已经破坏了日机的目标，日本的高能炸药远离兵工厂，在市区爆炸。日本驱逐机停留在空中混战，以防止中国飞机骚扰撤退的轰炸机。双方驱逐机在汉口东边的天空中像雨燕般飞翔盘旋，变得敌我难分。阳光在转弯的飞机的机翼上闪烁。邦德和亚瑟·杨看得到机枪的火光，但远处的枪炮声已达到他们的听力的边缘。一架飞机从天上坠落，拖曳着一串火焰，邦德和亚瑟·杨确信是日本飞机，像小孩似的欢呼。这场猛烈的竭尽全力的空战持续了30分钟，直到日本驱逐机因进行了长时间的最大能力的空战而燃油将尽，向东散去。中国飞机三三两两，散漫地飞向武汉三镇的机场。没过多久警报解除声响了。

邦德走到楼顶的边缘，看着人们从外滩的防空洞中涌出。身穿蓝布衫的苦力们提起他们撂在洞口的东西，黄包车夫抓住他们简单的交通工具的拉杆恢复了生意。汽车出现了，邦德感受到了太阳的暖意，他惊讶的是，这一天会这么美好，明明知道江对岸的汉阳落了许多炮弹，那里的情景大不相同。邦德很想知道日本人到底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什么，此举如此野蛮，似乎没有意义。就他能辨别出来的，日军所做的只是打死打伤数百平民以庆祝他们的天皇的生日。

当晚，邦德找到了航空顾问陈纳德，陈纳德是空战战术专家，策划了此次中国作战的计划。陈纳德粗犷、满布皱纹的脸上闪耀着强烈的自豪感。那一天，他的飞行员宣称击落了敌方24架飞机中的21架，到目前为止，他们发现并验证了17架日机残骸，中方被击落7架飞机，损坏3架，5名飞行员牺牲。陈纳德将他的部队分为两个分遣组，派遣一组守在汉口明媚的阳光的高空，另一组派往远离城市的东北部。第一组在汉口袭击日本轰炸机，并纠缠它们负责护航的驱逐机，进行空中混战以消耗其燃油储备，使它们与轰炸机分离。第二组扑向撤退的轰炸机狠狠打击，陈纳德认为他们击落了这批轰炸机中的9架。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空中战役，也是中国一个巨大的胜利。不幸的是，空战改变不了整体战局。这个月早些时候一支指挥得当的中国军队在徐州东北边的台儿庄布下了反攻包围圈，杀死了8000多日本兵，即使在这样的地面战场上的胜利也改变不了战局。 [20] 两次胜利均被广泛庆祝，但战略态势依然对侵略者有利。日本人稳定了与北平和上海连接的沿海省份，从而清除了受侧翼攻击的威胁，然后沿长江和黄河继续攻打内陆，两个方面均取得进展，但其主要的方向是沿着黄河上行朝着开封和郑州的铁路连接点进军，由此他们可以沿京汉铁路直逼武汉三镇，随后攻克武汉，迫使中国投降。

长江和汉水都是放任自流的江河，没有大桥，也没有堤坝，1938年6月，这两条江带着旋涡的夏季大水的水位高度与汉口江滩齐平。 [21] 帆船、舢板、轮船和炮艇挤满了上涨的水域，反映出汉口居民的拥挤程度。自南京沦陷后，汉口居民增加了一倍。日本入侵使1600万难民流离失所，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人，一些正在离开，一些刚刚抵达。城市里的一些墙壁上覆盖着大量的汉字，都是与家人失散者的寻人启事。记者、图片摄影师、军火商、纪录片摄影师、革命者、间谍、发战争财的人、外国领事、雇佣兵和妓女大批涌入城市。交战双方的索赔与反索赔消息充斥着报纸，在1938年年中，由于日本从两个方向朝汉口进军，汉口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

为了减缓敌军的进军速度，6月，中国士兵在开封附近的黄河炸堤。 [22] 暴雨使河水猛涨，浑浊的水从缺口处奔腾涌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这场人为的大灾难淹死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摧毁了数以百万计的房屋和农田，并将黄河下游流域数百平方英里沦为泽国，当季的农作物全部被毁，使该地区陷入饥荒，日本沿黄河的进犯因被淹的土地而停滞下来。但不到一个月后，邦德向纽约解读说，虽然洪水实际上已经使黄河改道——现在从山东半岛注入黄海，距6月前的入海口直隶湾 [23] 以南300英里——但是洪水没有显著延缓敌人的进攻。日本人只是调整他们南侧的主攻方向，在其空中力量劫掠式的保护下，沿长江向上游进犯。

中航的飞机和无线电台监测着由陈纳德设计的中国防空警报网，旨在尽可能收集有关日本空中动态的信息，但随着敌人在1938年整个闷热的夏天向汉口逼近，距离越来越短。邦德考虑完全切断“DC-2”在武汉三镇的服务，但南京的浩劫折磨着他的良心。 [24] 他认为，他的航空公司救助撤离的每一个人都是从日本刺刀和杀人坑中拯救回来的生命。即便如此，他还是经常要为这为那操心。

他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钱。 [25] 他的航空公司赚到了巨额的钱，但已经到手的“可观的利润”是无法保值的中国货币。 [26] 官方汇率为29美分兑1中国元，但财政部不允许中航——或任何其他人——以官方汇率自由大量地出售中国货币和购买外汇。 [27] 作为战时的需要，每一笔交易均须得到批准，而“美金” [28] 从中央银行的流出，就像是从针孔一滴滴漏出来。公开市场利率已经低至约40%。更糟糕的是，交通部的经济收入一团糟。“如果他们的亏损继续增加，而我们的盈余不断堆积，答案恐怕是再明显不过了”，邦德给在克莱斯勒大厦的斯托克利·摩根写信说道。“问问比克斯比先生他的登山家老朋友以及他是如何保住漂亮的妻子的。” [29]

比克斯比的自动应答是：“赤脚和怀孕。” [30] 他和邦德都觉得保持这家航空公司处于贫穷状态是唯一确定可以使中国官场不顾一切地搜刮金钱的手远离中航的金库的办法。而且，邦德感到秘密储备美元可以作为对中国货币价值进一步下降的重要的对冲，他试图说服总经理黄宝贤走私10万墨西哥鹰洋出中国，以任何汇率将其转换为美元。黄宝贤不愿意，他认为财政部最终会以官方汇率释放出足够的外汇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此外，黄宝贤是中国公民，受中国法律约束。这样的金融诡计会使他的工作岌岌可危。

邦德对他的中方伙伴不耐烦了。为寻求指引，他带着黄宝贤去见邓勉仁，邓勉仁在上海战事之后已迁至香港，他显然没有因为邦德在11月时采用了铁腕手段而对其怀有恶意，事后的发展已经证明邦德当时的做法对重建泛美航空的地位很重要。两个朋友的关系再次根植于坚实的基础上，邓勉仁作为广东银行行长，又是宋子文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邓勉仁处于提供经济方面的合理忠告的完美的位置。邓勉仁的分析说得很圆滑，但他的含意非常明显，他预计中国货币将大幅贬值。黄宝贤同意了邦德的方案。

夏普和他的伙伴吴士在泛美航空的一家南美子公司干了一段时间短暂而不如意的工作，接到邦德关于中航恢复营运的消息后回到中国。夏普从重庆将第一批2万墨西哥鹰洋运到香港，但当广东银行兑换现钞的员工发现中国钞票上的序列号被记录用以跟踪现金的流向时，邓勉仁中止了交易。邦德派另一名飞行员把这些“热钱”走私回到中国，将它们换成旧的、更好流通的钞票。第二次一切顺利没出问题，但中国货币如此稳步地贬值，此次延误使中航在兑换中损失了几个点。

汽油是另一个一直令邦德头痛的事。 [31] 自由的中国没有炼油能力；每一滴汽油都必须进口。中航在香港可以得到所有需要的燃油，但将汽油搞进内地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1938年年初把汽油搞到汉口最合理的方式是通过九广铁路和粤汉铁路联运，但几乎每一个能飞的日子日本人都进行轰炸，邦德通过美孚石油公司（Socony）处理燃油运输，美孚石油公司坚持要收预付款，否则一滴油都不发货。如果货物在途中被毁，美孚石油公司留下钱，中航承担汽油损失。该年年初，已经有几千加仑汽油流淌在铁路上了，但到了盛夏向中航供应的燃油量已经降低到很低的程度，在中国的每一个民用和军事组织都在为满足各自的需要、争取分配到铁路货运车皮而争吵不休。邦德已经连续四个月无法挪动一加仑汽油。燃油短缺问题迫在眉睫，比克斯比和摩根在纽约提出一个惊人的方案——邦德雇佣苦力从香港长途跋涉750英里将汽油运送到重庆。他们计算，这样一支骁勇的劳动大军，每加仑汽油的成本只会增加50美分。摩根对东方问题所做的分析，正如经常预料得到的，就是出自一个在纽约用桌子飞行的人的主意 [32] ，但比克斯比应该清楚得多。邦德希望比克斯比会让摩根只把邦德的名字包含在提案中，因为当面取笑摩根是糟糕的公司政治。

铁路运输的情况腐败透了，这是中国，铁路管理局里某个耍小聪明的家伙拒绝放车皮，除非贿赂其大量钱财。只有他压榨够了，事情才会动起来。如果索要尚算合理，也就罢了，但他的贪得无厌引致几个部门联合起来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个超级压榨里手被传唤到汉口处决了。

货运车皮的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多了。7月，邦德分配到了11个车皮，几周后，他惊讶地接到报告说，已经有110000加仑燃油运到汉口，装了船，正在上行前往相对安全的重庆。

该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使他缓解紧张。情况如此反复无常，而且问题如此普遍，以至于他永远不可能完全解决。中航的要求从来没有放松，虽然姬兹在东方可以消除他思念的痛苦，但邦德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中国内地。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在玻璃地板上玩杂耍抛砖的人似地战战兢兢，这对他的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哈罗德·比克斯比在一封空邮信中向东方发出警告：

我注意到在过去3个月中你只在香港过了23天，我想再次提醒你，你对姬兹、家人和朋友是负有责任的，不应因为你的保护公司的最大利益的愿望而被忽视。如果你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要照顾好自己，我们会给姬兹一份授权委托书，请她把你在香港禁足。 [33]

邦德忽略指令，在8月初飞回中国，与乘客一起乘坐由最近升为总飞行师的夏普驾驶的一架“DC-2”向北飞往汉口，巡航高度为9000英尺。 [34] 当他们在汉口的西南方还要飞行一小时的时候，随机报务员报告说日本空军正在前往临时首都进行空袭。夏普将中国副驾驶赶到客舱，并邀请邦德坐到空出的座位。汉口空袭从警报开始到解除持续近一个小时，所以邦德和夏普决定还是合理地保持航向并观察事态的发展。世界上任何其他航空公司都会认为这天对于飞行来说是完美的一天，但晴朗的天空和无限的能见度对于在竞争激烈的空域中手无寸铁的运输是不可靠的资产。邦德从夏普的座椅后面的飞行袋中抽出双筒望远镜。 [35]

45分钟后，该空袭还没有出现，但解除警报也没有响。此刻，任何向汉口的靠近行为，都会冒着挨打的危险。夏普急剧转向西—西北，邦德发现右前方有些小黑点，通过望远镜看出有三架单发动机驱逐机纠缠在一起血战。夏普斜飞转左，然后再转向右以便邦德观察空战，但邦德的连续的叙述仍不能满足夏普的好奇心，他俯身时不时瞥一眼这场战斗。

夏普和邦德对空战的细节如此全神贯注，以致不曾注意到自己已经转向跟踪了这场空战，直到敌机掉转航向直奔他们的“道格拉斯DC-2”。但即使到了这个关口，夏普着了迷，舍不得错过这个场面。他转了四分之一个圈并保持以右侧翼梢向前飞以便边飞边看，这还不够，夏普下令邦德和他换了座位，于是由邦德驾驶而夏普用望远镜仔细研究这场好戏。最后，空战在远处消失，解除警报通过无线电传来。

夏普回到机长座椅并恢复前往汉口的航程，汉口机场就在刚才那个时间遭到轰炸。从望远镜看到损坏的仅限于机场西北的建筑群，跑道看起来安然无恙。夏普划了个弧线，对准跑道，就在此刻发现了一架单发动机驱逐机从相反方向快速低飞过来。夏普和邦德度过了高度焦虑的十来秒，才确定了它是中国飞机。该驱逐机顺风着陆，机头朝着夏普的“DC-2”，错过了跑道的大部分，轮胎陷入松软的地面，鼻子朝下背朝天地着陆。夏普避开驱逐机残骸，以合理的速度迎风着陆。当“DC-2”的乘客下机时，一部征用车辆把受伤的驱逐机飞行员送往医院，有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大腿。邦德等到乘客听不到的时候对夏普说：“夏普，我们飞成这个样子，回到美国，航空局会把我们扔进监狱。” [36]

“但我们现在不会回美国，是吧，老板？”夏普懒懒地说。他眨了眨眼睛。“要走了。市区有大赛。”

这是那天下午邦德最后看到夏普，夏普给了出租车司机一大笔小费，催促他赶紧开路去汉口江滩。自从女人离开后，城里最热门的娱乐就是在一家江滨酒店玩高赌注的扑克游戏。 [37] 游戏只有空袭时才会暂停，但也只当炸弹正在落下时才会。航空顾问陈纳德也是一个常客。

邦德将未加修饰的事实细节写入他给泛美航空的一封长信中（当然没有提夏普的扑克游戏）。“我希望这一切没有让你厌烦”，他总结道，“如果你烦了不想看的话……随便把它扔进废纸篓。” [38]

这封信命中注定不是那么糟糕。邦德关于中国战争的轻快的故事在克莱斯勒大楼上部楼层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1] Bond to Morgan，July 28，1938；Bond to Woodbridge，August 1，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 Bondy to Dearest Kits，January 9，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 “Bix to Bonda，” January 7，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 Bondy to Dearest Kits，January 9，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5] Bixby to Mr.S.C.Hsu，March 12，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1938.11.17“中国航空公司董事会第37次会议记录”；P.Y.Wong to Bond，January 19，1939；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笔者在中航2005年聚会中与弗丽达·陈的谈话；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18；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69。

[6] “Szechwan Chief Di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anuary 21，1938；Frank 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p.203-204.

[7] Bond to Bixby，February 17，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1938.11.17，“中国航空公司董事会第37次会议记录”，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8]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9] 喻只知蛮干。——译者注

[10] “Bix to Bonda，” January 7，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1] “Bix to Bonda，” January 7，1938，WCB；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66.

[12] Bixby to Bond，April 1，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还有，比克斯比二女儿伊丽莎白·比克斯比向笔者提供的黛比·比克斯比写的“H.M.比克斯比一家在中国，1934～1938”。

[13] Bixby to Colonel Clarence M.Young，January 28，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71；Phillip Snow，The Fall of Hong Kong ，p.352，note 11.

[14] 邦德写给香港Realty & Trust公司，1938.6.3，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5] Bixby to M.Y.Tong，April 1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79.

[16] 今花旗集团。

[17] Bond to Bixby，May 1，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Chinese Air Force Claims Big Victor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pril 30，1938；John Gunther，“People of Hankow Take War in Strid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5，1938；Peter South，“Will Russia’s Aid to China Hasten a Clash with Japan？”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May 7，1938；“Reports on Japan’s Air Losses，”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May 14，1938；Martha Byrd，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pp.89-90；Wanda Cornelius and Thayne Short，Ding Hao：American’s Air War in China ，1937-1945，pp.87-88；Paul Frillman and Graham Peck，China：The Remembered Life ，pp.16-17；Kemp Tolley，Yangtze Patrol：The U.S. Navy in China ，pp.252-253；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 ，pp.54-55；Young，Cycle of Cathay ，p.120.

[18] Arthur N.Young to Dr. Reginald Farrar，February 11，1977，C.N.A.C. Cannonball； Arthur N.Young，Cycle of Catha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4，68-70.直到1939年4月前，邦德仍未能落实亚瑟·杨的承诺，填充比克斯比在董事会空出来的位置：Bond to Peng Sho-pei，April 25，1939，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79。

[19] Bond to Bixby，May 1，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0] “Japanese Defeat a Major Disaster；Crisis in Cabinet，”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pril 15，1938；Hallett Abend，“Debacle at Taierhchwang，”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pril 15，1938；F.Tillman Durdin，“Eight Divisions on Mov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pril 15，1938；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 ，pp.146-58；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p.320.芬比（Fenby）称杀死了8000日本人；多恩（Dorn）则称杀了16000人；纽约时报援引了中国的中央新闻社——不可靠的来源，报道称有42000日本人阵亡。

[21] Bond to Bixby，May 8，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的相片；F.Tillman Durdin，“Big Air Raid Kills 600 in Wuhan Are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20，1938；John Gunther，“People of Hankow Take War in Strid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5，1938；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June 10，1938；W.H.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Journey to a War ，p.49；Rhodes Farmer，Shanghai Harvest ，p.141；Frillman and Peck，China ，pp.3，11，12；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18。

[22] Bond to Bixby，July 3，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Hallett Abend，“Chengchow’s Fall Is Expected Soo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8，1938；F.Tillman Durdin，“Floods Protect Chengchow，”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2，1938；Douglas Robertson，“China Floods Ruin Vast Farm Land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6，1938；“Flood and War，” London Times ，June 16，1938，and “The Destruction of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ne 16，1938中转载的文章，Vol.2，No.1；“Chinese Resigned to Flood Sacrifice to Check Invader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7，1938；“Flood Devastation in China Spreading，”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7，1938；“Japanese Shifting for New Assault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22，1938；O.J.Todd，“Yellow River Dragons Stir，”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26，1938；Douglas Robertson，“North China Floods Seen from the Air，”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4，1938。

[23] 今渤海湾。——译者注

[24] Bond to Morgan，July 20，1938；Bond to Morgan，July 27，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陈文宽确认，在中国普遍知道南京大屠杀：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在1938年7月23日、8月13日和10月1日发表日军的执行坑、用武士刀斩首和拿活生生的中国战俘练刺刀的相片。还有Edwin P.Hoyt，Japan’s War ，p.172，说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相片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新闻中。许多当时的书籍讨论了就像是常识的南京大屠杀：Rhodes Farmer，Shanghai Harvest； 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 John B.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Gerald Samson，The Far East Ablaze。

[25] Bond to Morgan，August 9，1938；Bond to Bixby，April 24，1938；Kitsi to Dearest Family，June 14，1938；Bond to Bixby，July 10，1938；Bond to Morgan，Letter No.3-38，July 14，1938；Bond to Morgan，July 16，1938；Bond to Morgan，July 30，1938；Bond to Morgan，Letter No.20，August 9，1938；Bond to Morgan，June 26，1939；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Hallett Abend，“China’s War Loss Is Hug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24，1938。

[26] Bond to Morgan，August 9，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7] Bond to Bixby，April 24，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8] 在远东普遍将美元称为“美金”，即金色的美元，而中国元则称为墨西哥鹰洋或“CN”，即“中国的钱”。

[29] Bond to Morgan，August 9，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0] 比克斯比访谈，195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

[31] Bond to Bixby，February 27，1938；Bond to Bixby，May 1，1938；Bond to Morgan，July 16，1938；Bond to Morgan，July 27，1938；Morgan to Bond，Letter No. B14-38，July 27，1938；Bond to Morgan，July 30，1938；Bond to Morgan，August 8，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67。“耍小聪明的家伙”和“超级压榨里手”是邦德在其信件用的短语。

[32] 喻纸上谈兵。——译者注

[33] Bixby to Bond，July 22，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4] Bond to Morgan，“personal，” August 8，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5] （双筒望远镜）是每位中航飞行员的个人财产，放置在座椅后面的飞行袋中：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36] Bond to Morgan，“私人的”，1938.8.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7] Kemp Tolley，Yangtze Patrol：The U.S. Navy in China ，p.252；中航飞行员对夏普的高风险的赌博倾向的许多评论；笔者访谈弗丽达·陈，2006.9.19；C.N.A.C. Cannonballs 登载的许多逸事。

[38] Bond to Morgan，August 8，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3 “桂林”号事件

“DC-2”在启德机场跑道的尽头隆隆作响，早晨的阳光在铝制机翼上闪闪发亮。 [1] 驾驶舱内，机长吴士及中国副驾驶刘崇伦一起在起飞检查单上逐项检查并打钩，测试左右两个磁电机，并查看发动机仪表，认为一切都在正常值范围内。驾驶杆在机长手中抖动着，他脚踏方向舵踏板，操纵制动器。机长吴士点了点头，副驾驶刘崇伦将油门杆向前一推，两个星型发动机吸入高辛烷值汽油，发出最佳的轰鸣声，这是1750马力纯机械的欢呼。螺旋桨拍击着夏日的空气，威风凛凛的名为“桂林”号的“道格拉斯”制动器被拉起，就像被紧紧勒住想脱缰而去的纯种马。

吴士松开制动器，飞机向前爬行，开始比较慢，然后越来越快；尾轮收起，银色的飞机的状态有点难以区分，既不完全着地，也未完全升起来。吴士放松操纵杆，飞机腾空，他逐渐加速，右转飞行，飞出维多利亚港。这片英国殖民地上郁郁葱葱的山坡和怪石嶙峋的地表并没有在上午的闷热阴霾中变得暗淡。随机报务员祖罗 [2] 发送了起程信息：1938年8月24日上午8：04。

吴士的飞机满负荷运载，14名乘客，加上一名乘务员、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和一名副驾驶，包括他自己在内总共18人。多数人把脸贴在飞机舷窗上，欣赏着香港港壮丽的景色。吴士的最终目的地是四川省的心脏地区重庆和成都。他先将航向转到西北，前往经停的第一站梧州市，梧州市位于香港西北约750英里处。

起飞20分钟后，飞机爬升到6000英尺高度，并越过香港边界进入中国领空。就在此时，他在正前方发现了8架浮筒式双翼飞机。吴士不认识这些飞机的类型，但他认为它们是日本飞机——他们在香港附近有一艘水上飞机维修供应舰，而且他以前在上述地区附近看到过他们的军用飞机。此前中航飞机未曾被攻击过，但中航公司本身的确切定位相当暧昧，而吴士是个细心周密的飞行员。他掉转方向，飞回香港新界，并在此过程中甩掉了尾随的日本人。为稳妥起见，他爬升到8000英尺，给了几分钟让它们通过，然后180度大转弯，将航向重新锁定为梧州，方向盘指向297度。上午8：30，该“DC-2”再次高飞越过了香港边界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海湾的西端。吴士扫视了前方的天空后让飞机平飞并查看后方，刚好看到了5架日本双翼飞机正在距他上方三四千英尺处以极快的速度向着他的机尾下降，这是教科书中典型的驱逐机攻击模式。更糟的是，他们把他与香港的安全空域分隔开了。这也许是武士道的虚张声势，但考虑到自己控制的是一架毫无武装的运输机并要对14名平民的安全负责，吴士不敢再多等一秒来确定他们是否会开火。他突然转左向下，以超过200英里的时速快速飞行，朝着3000英尺高处的一片云飞过去，在迷雾中他或许能躲避追赶——那他就赢了。

吴士赢了这一轮追逐，但当他接近明显安全的时候，发现那片云并非安全之处——它覆盖了一小片山脉。他斜飞切入这片云并掠过其边缘，在水气中钻出钻进以求保护，却猛然看到这片云之外竟然是晴朗的天空，他被通常像个大汽锅专门制造云雾的中国南方的天空出卖了。现在，前边100英里没有一缕积云，他的“DC-2”在这样的蔚蓝天空中就是个任人宰割的泥制飞靶。

吴士掉头想钻进刚刚离开的那片云，一串子弹击碎了仪表板，另一阵弹雨密密麻麻地打在机翼上。吴士咒骂着，大幅度盘旋下降。他看不见后面的驱逐机，但在下方靠近地面的地方，一架日本飞机斜切过他的“DC-2”的阴影，就像捕食的猎鹰。吴士在最低下降高度位置退出螺旋下降状态，擦过满布田埂而地形不利于迫降的稻田，通过转弯和摇摆机身躲避子弹，吴士飞向其右边的一条江 [3] ，像江湖艺人似的扭转牵引着驾驶杆和操纵着方向舵。飞机受到了更多的射击。

江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舢板，渔夫们看到天空中的这一幕惊讶得目瞪口呆。在祖罗紧急发出遇险信息的同时，吴士掠过他们的头顶，瞄准了靠近右岸的一处无障碍水面，关掉发动机和断开磁电机开关以中断蓄电池供电，吴士发出信号弹，飞机失速，熄火。机尾先撞击水面，溅起的水花像公鸡尾巴。一刹那，整个飞机一下子栽入水中，激起巨大的飞溅的水花。日本双翼飞机在后面咆哮着射击，把飞机打成了马蜂窝。

这是一个完美的水上迫降，就在江岸旁边，吴士把水流的强度因素也都考虑在内。当溅起的水花从挡风玻璃上流淌下来时，激流已经把飞机推到了江中心。吴士解开他身上的背带系统，从他的座位攀爬出来检查乘客情况。谢天谢地，没有一个人受伤。祖罗按吴士的命令敲出另一个莫尔斯电码信息——被迫降落，无人受伤。乘务员“砰”地打开侧门，江水带着旋涡在门的底部2英尺以下流过。乘客们可以跃出和跳进江中，但没有人移动。他们死盯着吴士，面部表情紧张，眼睛因充满了恐惧而迷茫。天哪，吴士意识到，他们不会游泳！

吴士猛地推开驾驶舱顶上的应急舱门，把头探出到阳光下，5架浮筒式驱逐机盘旋着形成新一轮攻击，航空用星型发动机轰鸣着，红色膏药标志凸显在机翼和机身上。毫无疑问，是日本人。一个头戴小小的圆锥形草帽的渔夫用双臂拼命地地摇着橹远离浮在水面上的飞机以躲避扫射，攻击方最前的双翼飞机在他的帽顶上空几英尺猛烈射击。机枪突突突作响，掩盖了发动机噪音。子弹洞穿了“DC-2”的机身，舱内一个女人发出尖叫。吴士侦察到对岸绑着一条闲置的小船。吴士躲回驾驶舱，命令刘崇伦通知会游泳的乘客跳出机舱并离开飞机。吴士本人也会游泳，他想游向那条小船。

刘边喊着指令，边扯掉衬衫，冲向过道帮助一位颈部中了枪的孕妇。正当他跪下帮她包扎伤口时，更多的子弹射进机身，两颗击中了刘的头部和胸部，就像屠宰车间狠剁大块肉似的把他射杀。距水面40英尺的第5架飞机咆哮着，在其伙伴的背后拉高并俯冲转弯，准备再次扫射。吴士挪动着身体冲出驾驶舱顶部的舱门，投身入河并向舢板游去。他泳技不怎么样，穿着靴子和衣服，而且入水的位置与小船的距离很远。麻烦大了。时速6海里的水流把他冲到远离目标小船的下游，两架日本驱逐机一前一后直接对着他开枪。当为首那架飞机向围着他的水面射出一串串子弹时，吴士大吸一口气潜入水中。当他气喘吁吁地在两轮进攻的间隙中浮出水面，子弹仍然在近旁呼啸而过。如此循环往复了一次又一次，直到他太累了无法再潜水。他喘着粗气在水面上踩着水，大口大口地呛水，子弹向他猛烈射击着，在他周围激起的水花如间歇的喷泉。所幸他没有被打中，吴士用最后的力气爬进江边的芦苇中。

他躺在芦苇隐蔽的泥泞的水边，感到恶心，大口呕吐，看了看手表——已遭水浸，时间定格在上午8：50，他已经离开香港超过46分钟。远处的下游，他的“DC-2”的尾翼和水平稳定器从没入水中一半的机身后部突出，机鼻已经沉在水中，但飞机没有触底。按设计应该可以漂浮四个小时，但河水从密密麻麻的子弹孔涌入，它滑行到了一个弯道，消失不见了。驱逐机在芦苇和稻田的上方对着它猛打和俯冲，就像对着练习场地上的目标似的开火。最终，他们停止了进攻，在郊野上空升到几百英尺的高度沿着长长的椭圆形路线飞行，检查他们的杰作。时间流逝，也许多达一个小时。吴士连挣扎着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最终，突袭者飞走了。发动机的噪声消失，只剩下8月上午的安静，一只鸟在芦苇中啁啾。吴士用尽力气站了起来，沿着江岸摇摇晃晃地朝着他被击落的飞机的方向走去，勉强忍住胸中的愤怒。历史上没有一架民用飞机曾因敌对军事行动被击落。只是还没有发生过。那些日本飞行员一直在埋伏等待，绝对不是失误：这种攻击——谋杀——是预先策划的。

在江岸下游半英里的地方，吴士遇到了一个中国士兵。他们彼此提出问题，试图沟通却徒劳无功，如鸡同鸭讲：那个士兵不会说英语，而吴士不会说粤语。吴士想知道他的乘客和机组的命运，都快急疯了，但那个士兵想了个别的主意。他用刺刀指着吴士沿着水稻田埂走，直到遇到他的部队。但是，说话、手势、在泥土上画图，以及洋泾浜语言等各种方法都尝试遍了，还是无法有效沟通。士兵们把吴士送上一条渔夫的小船，告知护送的细节，并将船推到江上，一小时后渔夫靠了岸。吴士大汗淋漓，和那个士兵在小路上穿过稻田和甘蔗田，跋涉了三四英里，来到一个兵营。在依然毫无结果的沟通努力之后，一个苦力拉着黄包车将沮丧万分的飞行员拉到县长张伟昌将军 [4] 的地区总部。

张将军在他的庭院中会见了吴士，现场有大批前来报告空袭情况的其他目击者。张将军表示非常抱歉，但据他所知，幸存者只有吴士、报务员和一名负伤的乘客，这两人现在都在他的总部里。几具被子弹打成蜂窝似的遗体已被找到，但张将军被迫假定其他在飞机上的人都已死亡。

吴士茫然地走了几步，腿突然一软，一下子跌坐在长凳上。他的飞机上有18个人，一下子15个就没了，真是无法想象。过了一阵，张将军的司机开车送3位幸存者前往澳门。

那天早晨，邦德在中航的汉口办公室组织材料，准备上午11点与国民党交通部部长张嘉璈的会面。 [5] 他即将离开的时候，一个职员递给他一份无线电报：

吴士为日军所逼迫降在河流上，每个人都安全。

一架中航飞机被袭！邦德痛苦得脸都扭曲了。日本迟早要得到他们想要的战争。感谢上帝，没有人受伤。邦德看了一下电报标题，也已经送给交通部，交通部肯定会疯狂地找出泛美航空参与的细节以及该事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他们的宣传部门会像教堂唱诗班似的大肆宣传。美国政府根据国民情绪一直试图保持中立政策，美国飞行员为好战的中国飞行的故事可能令泛美航空遭到激烈反对。这正是当胡安·特里普允许邦德重新进入中国时最为担心的场景。更糟糕的是，交通部已经领先一步。肾上腺素刺痛着他的四肢，邦德立即需要在交通部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他自己的。

他强迫自己去思考。姬兹是他头等重要的责任，而她现在在上海，正在从法租界他们以前的家将东西运到美国和香港。她如果听说了中航飞机迫降事件会感到很恐惧，而这个消息几小时内就会传遍全中国。邦德不愿冒现在不通知她而将来挨责骂的风险。他的信息肯定要被传输的两端的办公人员看到，而任何具体信息很快就会飞到报纸上。因此他的电文措辞非常谨慎：

别急。不要改变计划。别说话。邦迪。 [6]

电文也许有点儿神秘，但信息本身会告诉她他还活着，而姬兹可以从发送的无线电台确定他的位置。她会被吓坏，但会立刻打消疑虑，并知道该怎么做。紧接着，邦德发电报通知夏普暂停飞机飞出香港并向公司全体人员发出禁令。

通知完了，邦德坐黄包车去交通部。这个地方乱哄哄的像个新闻编辑室，因充满了手动打字机的“嗒嗒”声和“叮叮”声而有生气，秘书们抓着一沓沓的文件跑出跑进。邦德马上感知到了宣传调子：这是另一个“班乃岛”号事件，我们要充分利用它。交通部部长立即把邦德叫进他的办公室，命令他准备演讲稿并开始召集记者。

邦德对部长的非中国式的唐突大吃一惊。“大人，恕我直言，我认为对这一事件的公布应该谨慎处理。我距离事发地点600英里，由我做出的评论，也许会失言。” [7]

“邦德先生，你的角色是通知亚纳尔上将和约翰逊大使，就按这个顺序，并强调中航是一家用美国飞行员飞行并使用美国飞机的美国公司这一事实。”

部长希望采取军事行动！邦德尽力不表露出惊讶。亚纳尔上将指挥美国海军亚洲舰队，曾与反日严格划清界限，起码在修辞上如此。“大人，如您所知，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是的，美国人在那家公司拥有股份，但只是小股东，美国海军不会为了一家中国公司打仗。不过，我将通知约翰逊大使，他会像其他人一样被激怒。”

邦德忧心忡忡地溜出部长办公室。这是个危险的局面：对泛美航空参与其中的情况，不向驻华大使约翰逊说实话或者说谎搪塞，只会严重打击泛美航空与中国政府脆弱的关系，但考虑到在太平洋彼岸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高潮，真相可能使泛美航空在美国受损害。胡安·特里普严格指示邦德必须否认与母公司的关系，刚刚发生的场景确实如此。但是，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关系是不争的事实。交通部的宣传部门已经在鼓噪泛美航空的参与，而约翰逊大使不是傻瓜。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他肯定大致知道了这种关系。时间过得再久坏消息也不会变好。既然如此，邦德认为还是说真话的好，事不宜迟。他用强势的语言通过电报报告他所知道的细节：日本曾迫使一架飞机在河上降落，机上每个人都安全，其中有美国人，而泛美航空在该公司有少数股东权益。

在“班乃岛”号沉没事件的余波影响下，美国军舰“吕宋”号（USS Luzon PR-7）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内陆中队，困守在汉口江滩。“吕宋”号是一艘浅吃水、架两门重炮的炮舰，插着美国海军巡逻队的旗帜，享受着各种的特权。邦德知道通过海军可以更快将信号送达大使，便到“吕宋”号找长江巡逻队指挥官勒布雷顿（LeBreton）上将，看是否可以使用船上的无线电通过在重庆的炮舰发送消息。海军上将答应了，并在邦德的请求下抄送副本给亚纳尔上将。亚纳尔显然需要知道此事，但他是通过海军渠道得到的通知，不可能非要回应中国政府不可。当邦德间接提到他相信有一大群记者和中国官员尾随他到江边的情况，勒布雷顿上将邀请他留在船上。邦德非常感激，但开始对电报原文提到的“每个人都安全”的说法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吴士是一位做事精细、头脑冷静的飞行员。邦德只能想出日本人唯一可能迫使他栽入河中的办法——用枪炮。

邦德向勒布雷顿上将坦承他的担心。“‘棉兰老岛’号（Mindanao）军舰不是还在香港吗？” [8]

它在。“棉兰老岛”号是“吕宋”号的姊妹船。

“我不知道你可否让它跑一趟送我的几个人去澳门，看他们是否能够收集到细节？”

勒布雷顿上将用无线电向香港发指令，下午4：30，“棉兰老岛”号报告说，它已离开香港出发，船上有中航总机械师齐格蒙特·索丁斯基（Zygmund Soldinski）、一位医生以及一些其他中航人员。它会在3个小时内到达澳门。

澳门距离香港南边585英里，“棉兰老岛”号炮舰以其最快的速度16节穿过珠江三角洲迎着落日朝着澳门前进。 [9] 1小时后，它的瞭望水兵发现了一艘蛰伏在靠近澳门海峡的军舰。这是一艘深水驱逐舰，一艘重量级大很多的战舰。“棉兰老岛”号立即通知船员各就各位，进入战斗状态。它全速前进的方式惊扰了可疑的陌生军舰，陌生军舰喷着蒸气不动声色地向远海开去。约晚上7：30，“棉兰老岛”号在澳门港的浅水域抛锚。吴士在市里，监护他受伤的乘客入院。一个小时后他上了船，径直去无线电室给邦德发报。

正当邦德在“吕宋”号的军官起居室坐下准备进晚餐的时候，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细节送到了——坐他的飞机的人死了15个，其中包括2名自己的员工。 [10] 邦德退到一间军官的船舱，“扑通”一声坐在铺位上。他非常担心当天下午向约翰逊大使传递的消息的后果，这个误传的混乱会改变大使本人的回应的态度。如今，真实的详情被“嗒嗒嗒”地输入新闻专线。邦德决定飞到重庆直接找约翰逊谈。如果此次攻击预示着日本人全力以赴的反商业航空行动，他的航空公司就可能无法生存。巨大的洋流在“吕宋”号船体下流过，产生的轻轻的涛声没能使他静下心来。他度过了一个无眠的长夜。

第二天早上，在邦德离开之前，交通部部长召见他，对他做的宣传所产生影响的强度、容量、质量和数量表示深切的不满。欧亚航空也中止了香港的航班，部长猛烈抨击中航对日本侵略卑躬屈膝及取消航班。邦德强调没有安全保证就拒绝恢复。交通部部长最后就邦德和美国确切地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等说了一大通，然后结束会谈。

邦德刚踏上重庆的土地，一位机场职员就告诉他一个信息，该信息指示他立即去向孔祥熙报告，但邦德不可能在还不了解他应如何与美国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就与孔祥熙打交道。 [11] 他转而租了一条小船到江的南岸去见约翰逊大使。邦德对约翰逊开门见山，告诉他所知道的一切。他要为失去的飞机负责任——他没有想到日本居然一点儿宣传活动都没搞就做出这样的事。 [12] 他还为自己不准确的信息道歉，并提出了自从得知袭击情况后一直在他心中急切要了解的问题：“泛美航空的参与是否令您或美国政府难堪？” [13]

“邦迪，你不必偷偷摸摸！你没有令我们难堪，一点儿都没有。我已致电华盛顿，他们的感觉和我一样，你提供了伟大的服务。我们希望你能继续下去。”

邦德过了好一会儿才真正消化了大使说的话的意义：当战斗在上海爆发时，国务院曾下令泛美航空退出；现在，一年后，美国大使积极地鼓励邦德推进。他还没去见孔博士，但知道了他并不是在美国官员的不满的乌云下忙活，这对他来说是卸掉了一个巨大的负担。他向大使表示担忧在孔祥熙那里事情不知道会怎么样。

“别担心，邦迪。他需要你，他需要你的人。”

邦德乘一辆渗漏的水上的士渡过湍急的、黄褐色的江流，苦力用轿子把他抬到总理办公室。 [14] 孔祥熙消息灵通，指责邦德先绕道去见大使，他希望邦德召开一个煽动人心的新闻发布会。

邦德提出异议。

“这是一家美国公司，对你而言就不意味着什么吗？泛美航空事实上就是美国的官方航空公司。” [15]

“顶多是一家非官方航空公司，而且它在中航只是小股东，泛美航空早在五年前就试图获得在中国的落地权，但没有成功，因为不允许外国飞机在中国飞行。中航能够在中国飞行是因为它是中国的，而美国不打算为一家中国公司开战。”邦德停顿了一下，希望孔祥熙应答，但孔祥熙没有。“我很抱歉，博士，但我无法改变这个现实。我知道您不高兴，我也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做到最好的就是保持中航飞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我向您保证。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告退了。”

邦德的下一个听众是交通部副部长兼中航董事长彭学沛，邦德照样是直言不讳毫不客气。 [16] 彭学沛回敬邦德的是高声咆哮，历数他的不是，而邦德忍住了不加评论。在过去的48小时里，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官员都在教训他，告诫他他个人应该做什么，中航应该做什么，泛美航空应该做什么，美国应该做什么。邦德认为，他们想要的就是美国向日本宣战，而美国并不打算这样做。邦德不喜欢美国的做法，但考虑到“班乃”岛号沉没和南京大屠杀都不足以促使美国违背其珍视的中立立场，一架坐满中国平民的飞机被摧毁，不管谁拥有它，都不可能推动他的国家参战。中航唯有百折不挠，向战火交困的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香港航班的暂停迫使邦德绕了巨大的弧线才回到这个殖民地：从重庆先坐飞机往昆明，再坐窄轨火车往河内，最后坐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到香港。 [17] 总而言之，这趟旅行花了5天，而直飞则只需要5小时。1938年8月26日星期五，邦德将于次日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登上他的两架尚在运营的“DC-2”之一，整个远东地区的报纸都抓住了飞机击落事件大做文章，而另一则凶险的消息更掺杂了阴谋的感觉——该消息与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孙科有关。孙科最近花了7个月的时间去欧洲和苏联旅行，刚刚回来。他去这些国家鼓吹对中国抗战努力的支持，没有一个西欧国家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孙科在香港发表的激烈的反日演讲中曾许诺“从俄罗斯得到更加积极的支持”。 [18] 一家香港报纸曾宣布孙科将于1938年8月24日搭乘中国航空公司航班前往汉口——正是被击落的那个航班。 [19] 许多人猜测这是有预谋的暗杀。 [20]

一个曾采访孙科的英国记者发现他是“有趣的、能干的、雄心勃勃的、令人愉快地坦诚的”。 [21] 邦德远不认为他有那么仁慈——他认为孙科在中国属于最腐败的官员之列，并厌恶见到他。 [22] 不幸的是，孙科是个重要人物。邦德讨厌正式的场合，不得不和他握手，虚与委蛇；而且职责要求邦德参加足够多的此类活动，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1937年11月从南京向上游疏散时认出孙科的一号姨太太上了 “公和”号轮船。那个星期五上午，当邦德离开重庆时，有几件事情是确定的：18个人搭乘了吴士的飞机，15个死了，而孙科没有坐这架飞机，更没有遇害。孙科搭乘早一个小时的欧亚航空航班离开香港，顺利到达汉口；着陆后，他就向媒体滔滔不绝地大讲中国胜利的“必然性”。

邦德同样肯定孙科从未打算乘坐这架倒霉的飞机，而是策划了要坐中航飞机的假象试图欺骗日本人，将吴士的航班作为替代牺牲品。孙科被当面质问此事，便说他的一个秘书犯了错误。这样的借口骗不了邦德，中国的秘书不会犯那样的错误。 [23]

尽管邦德心存怀疑，但总的来说愤怒的注意力集中在日本人身上。记者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对质，他断然否认攻击，声称日本飞行员飞过来是为了辨认飞机，并无挑衅，吴士害怕自行坠河。该总领事说那个故事的时候，大家尚不清楚只有少数几个人幸存的情况。 [24] “日本人好像决心要杀死每一个人”，唯一幸存的乘客楼兆念 [25] 先生说。“他们的飞机一次又一次回来，机枪无情地扫射我们，我的脖子中了一颗子弹。” [26] 该枪伤还不是他最严重的创伤，他的妻子和年幼孩子都死在他的怀里，身上被机枪子弹打成了蜂窝，他本人后来游泳逃生。 [27]

具体的证据确证了楼兆念的说法，从河底打捞上来的飞机残骸上弹孔累累，被发现的14具尸体中每一具都发现了枪伤，其中包括2名妇女、一名5岁男孩和楼先生的婴儿。有一名遇难者身中13颗子弹。 [28] [29]

不同的日本消息源讲述着不同的故事。在上海，日本报纸宣称“发动机故障”导致坠机；而日方的一个官方发言人则向《纽约时报》说，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该飞机形迹可疑，试图躲避追击的飞机”。 [30] 在东京，海军少将清野田（Kiyoshi Noda）拒绝承认日本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的攻击带有暗杀孙科的故意；但是，最惊人的谬论莫过于出现在一份叫《香港日本人》（The Hong Kong Nippo ）的日文日报上的文章，承认虽然孙科是攻击对象，但“我们的野鹰打算活捉（他）。” [31] [32] 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通过电报将抗议指示发给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上海领先的英国报纸《华北每日新闻》（North China Daily News ）幽默而不形于色地说，“外交界不能确定事件的哪个日本版本会在拒绝美国抗议时被引用。” [33] [34]

邦德从河内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于8月的最后一天到达香港。 [35] 《南华早报》记者在机场守候，除了由于最近受袭而调整未来航班时刻表外，邦德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电影制片人制作了一部名为《“桂林”号悲剧》的新闻纪录片，电影中采用了打捞现场拍摄的胶片，展示了残缺的飞机、散落的邮件袋和满布子弹的尸体；该片由吴士解说；该纪录片于9月的头3天在香港的皇后电影院（Queens）、阿尔罕布拉电影院（Alhambra）和中央剧院（Central theater）公映，座无虚席。 [36] 应观众极其强烈的要求，在随后的一周加映两天。

9月的第一周，欧亚航空恢复了从香港出发的日间服务，航班数几乎立即飙升。 [37] 日本战斗机在广西—广东交界处攻击其一架三发动机“容克Ju 52”运输机，于是欧亚航空的香港业务再次暂停。两天以后，日本人在汉口西南12英里处又击落了一架“容克Ju 52”。虽然事故中无人伤亡，但航空公司收到的信息异常清晰——日本人正在猎杀中国的民用客机。

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指示格鲁大使做第二次正式抗议，并对日本军事行动的失当予以强有力的口头评论，指出日本人“在识别其袭击目标时须予以应有之介意，或出于对人的生命及苦难之尊重而显示应有之克制和体谅”。 [38]

对于美国的抗议，只有沉默，也许沉默就是最清晰的信息。没有任何来自日方的反应的记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吴士的“DC-2”的同一时间 [39] ，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曾站在广州的麦克风前向美国做广播演说。 [40] 她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在佐治亚州梅肯的卫斯理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in Macon，Georgia）学习期间获得了略带轻快活泼的美国南方口音，她慷慨激昂的演讲向目标听众披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不客气）的事实： [41]

你们的国家供应了日本64%的石油，使你们惊恐的袭击者所使用的武器是美国劳工制造的产品，由美国资金资助，被美国码头工人装载，并经常通过美国船员用美国船只运到日本。 [42]

这些物质上的支持的一部分几乎肯定推进了对吴士飞机的攻击，香港的《南华早报》的一篇社论将击落飞机事件与宋庆龄的演讲联系起来，指出：

终有一天，伟大的民主制度会发现，毕竟有些东西不是可以用价钱来解决的，他们也许会发现对付侵略者的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办法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总之，会有这样一个时刻，热爱和平的国家将不得不用武力对付武力。在那之前，没有什么可以把日本从它对他国残酷摧毁的历史中抹去。

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Sudeten）的迷恋所引起的危机在不断增长，关于吴士飞机击落事件的相关报道从远东报纸的头版被撤换下来。 [43] 9月的第二周，在纳粹党的纽伦堡年度聚会上，希特勒对着成千上万已陷入狂热状态的德国人咆哮着“大德意志” 是命中注定，欧洲大陆处于普遍冲突的边缘。精明的英国人在他们伦敦的花园内开挖防空避难所。 [44] 对于中航的外籍员工和他们的妻子，欧洲战争的威胁似乎比在他们家门口发生的事更糟。 [45]

来自中央政府的要求中航恢复香港航班服务的压力在不断增加。 [46] 夜间飞行是躲避日本人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但也极其危险，尤其是在没有灯光的城市和道路、没有导航辅助设备的山地。世界上没有只在晚上工作的航空公司，但欧亚航空接受了这种危险，在9月20日至21日的晚上12点过几分钟的时候，在香港降落了从汉口至香港的第一个夜间商业航班。 [47] 中航落后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邦德对于尚未得到纽约的许可便同意夜间作业显得犹豫不决。 [48] 虽然吴士飞机被击落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1个月，由于跨太平洋“飞剪”号的延误，邦德虽然给泛美航空总部写了大量信件，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的航行一直靠揣测美国方面的授意进行。

9月22日，一大摞送到香港的信件减轻了他的忧虑。克莱斯勒大厦西装革履的老板们只鼓励，没说别的。“桂林”号事件在美国国内并没有引发任何反弹。恰恰相反，事实是：日本人15个月的公然侵略已经使大多数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所有好感丧失殆尽。哪一方占据道德高地以及为什么，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虽然压倒性的多数的美国人对为中国而战毫无兴趣，但如果他们有少数同胞乐意，一般公民都非常愿意让他们这样去做。

尽管政治环境有所改善，邦德对夜间飞行仍然惴惴不安。 [49] 它看起来就很危险。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在设法改变他的想法。首先是欧亚航空的夜间航班，如果不能提供类似的服务，中航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其次是欧尼·艾利森，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协助中国空军的工作，邦德经常在汉口、重庆和香港与艾利森见面，而艾利森认为邦德高估了夜间作业的风险，他并不认为夜航有什么不合理；邦德老是吞吞吐吐地不表态，以至于艾利森威胁要成立一家新的航空公司，如果中航不肯干，他就自己来；最后要考虑的是飞行员，夜航很明显是“下一步”，他们急切地想开始干。 [50]

欧亚航空的总飞行师训练了夏普使用德律风根（Telefunken）无线电测向仪，这是一种允许飞行员在夜晚或恶劣天气下着陆的即时响应的德国系统。 [51] 使用它的时候，飞行员戴着（戴在头上的）耳机，如果他航向正确，正朝着归航台飞行的话，系统不发声；而如果飞行员偏离航线，耳机就会反复发出莫尔斯电码的字母“A”的“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声或者字母“N”的“嗒嘀，嗒嘀，嗒嘀”声，指示需要进行向左或者向右调整。夏普很快就开始教中航的其他飞行员掌握这个技术。

邦德在所有的情境中像个魔鬼似的疯狂工作，大多数夜晚，他回到家时姬兹早已睡着了。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他被在旁边的枕头上妻子的哭声吵醒了，姬兹把头埋在他的胸口，在黑暗中哭泣。“我非常害怕”，她抽泣着说。“自从他们把吴士打下来，我就想看到我的宝贝。我已经6个月没有见到兰吉 [52] 了，但我们不能把他带到这里来，不能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来。”

是这么回事，确如所说。这肯定已经折磨她好几天了。 [53]

“我知道，小猴子，我知道，可能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让他长大后对我们两个谁都不了解。”

他们原先计划送她回美国过圣诞节并在新年过后将兰霍恩带到东方来。邦德本来指望国际形势的缓和，但这个指望仿佛随着每一天过去显得越来越渺茫。他们在黑暗中左思右想，马尼拉和碧瑶是替代地点，但日本的侵略和捷克的危机似乎使美国成为地球上唯一安全的地方。这是痛苦的；确实没有任何合理的替代方案。

还有更多的问题。“邦迪，你已经有近一年没有看到小兰吉了”，姬兹低声说。这是他们的儿子出生至今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目前的情况下，邦德绝对拒绝离开，免得显得他在逃跑。这里有一场战争，而他在其中起作用，虽说他非常憎恨战争。泛美航空体制中没有人能做他的工作，尽管他希望有人能做。

她又哭了，邦德紧紧地抱着她。“我会在下一趟‘飞剪’号上给你弄个座位”，他低声说。“在此之前，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

像往常一样，邦德说到做到，挨在姬兹身边，直到把她放到巨大的飞机上，品尝了所有苦乐参半的时刻，但她的离去留下了巨大的空白。邦德在给比克斯比的一封信中开玩笑说姬兹的远东冒险越来越具有“传奇色彩”，但是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她的离去所造成的差别。 [54] 然而，他告诉自己，人不得不忍受苦难，偌大的远东地区没有任何地方可容他的妻子留下来，除非局势稳定下来。也许6个月的时间会产生差异，不心存这样的希望，就无法生活下去。

在欧洲，捷克的危机随着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臭名昭著的慕尼黑绥靖政策达到了高潮。 [55] 没几个小时，德国士兵就迈着正步开进苏台德地区。该事件显示了民主的不足，其后果对类似构造的地区产生了影响，波及世界的另一边。 [56] 10月12日，3万日本军队在一百多架飞机的支持下，在香港东北60英里处 [57] 的大亚湾登陆并发起攻击，并向广州进发。日本侵略者切断了广九铁路，并牢牢封锁了向着香港殖民地方向的通路，这为中航刚刚开始的夜间飞行又增添了一层风险。从今以后，中航不仅要在黑暗中航行，还必须经过日占区上空。

10月18日晚，夏普驾驶中航第一个夜间常规航班从香港到重庆，威廉·邦德一同前往。夜航有了吉利的开始，但邦德对敌人逼近汉口和广州造成中国总体局势明显日益恶化的情况并不满意。他在给纽约的一封信中总结了他的观点：

我一直在预测汉口沦陷，说了这么久，进一步的评论无疑将被视为假警报。然而，我认为（它）将要发生。……我最担心的部分是，虽然我们对时机的把握似乎一如既往的准确，但我们能抓得住的仿佛越来越少。我想，对此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所以我不想去操这份心。 [58]

在现实中，威廉·邦德永远不可能达到佛家慈悲偈言般的超然境界，而持续不断的压力一直在侵蚀他的健康。 [59] 他的身体经常发冷；本已稀疏的头发在过去的18个月中已经消退到头顶上方和太阳穴后边，露出了整个额头。脸上的皱纹加深；胃持续疼痛。邦德个子不大，但掉了近20磅。牙医给他拔了一颗牙并做了齿桥，却忽略了应把牙根拔干净，邦德花了许多痛苦的时间重建齿桥。在他所有的慢性病中，为首的是耳痛，医生在接近耳膜的地方发现了两个疖子，切除了它们，但邦德告诉比克斯比，虽然它们“就像小鬼作祟”，但他却是近乎伤心地看着它们离去，他们曾作为“奇怪的令人满意的反刺激物”帮助他忘记了中航的难题。 [60]

1938年10月21日星期五，重庆，邦德收到了交通部部长急切要求他增加从汉口出发的航班的令人焦虑的消息，交通部部长甚至亲自找他，在邦德发誓保密后，他向邦德承认了将于10月25日从汉口撤退。 [61] 邦德向他承诺，中航会全力投入。顷刻，电报如雪片般飞进邦德的办公室，这些通过商业服务送过来的4×6英寸的碳纸电报——都是来自政府官员的紧急的个人信息，他们疯狂地安排高优先级的特别包机，离开临时首都。

邦德终归没有空喊狼来了。

[1] Hugh Woods，“Pilot’s Report，” August 26，1938；George H.Clark，“Report of Observations and Investigation at Scene of Accident to CNAC Douglas Transport ‘Kweilin’，” August 27，1938；Mrs. Lieu to Bond，October 31，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Shanghai Evening Post ，August 25 and August 27，1938；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August 25 and August 29，1938；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Royal Leonard，I Flew for China ，p.195；Phillip Snow，The Fall of Hong Kong ，p.352，note 2；photos in Trea Wiltshire，Hong Kong：Pages from the Past；笔者的香港之行，2005年4月。基于2005年12月与C.W.林先生的电子邮件往来，日机机型与1938～1941年的日本帝国海军水上飞机招标信息相呼应，并据吴士的飞行员报告，我猜测这5架发动攻击的日本飞机大概是有2或3个座位并配备了2或3挺7.7毫米口径机枪的双翼飞机——中岛E8N“95”式水上侦察机［盟军编号名：戴夫（Dave）］或川西E7K“94”式水上侦察机［盟军编号名：阿尔夫（Alf）］。吴士写道：“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攻击我的飞机并肯定他们是日本人，它们是浮筒双翼飞机。虽然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标记，但我并没有花时间去注意它们是单座还是双座的。”

[2] Joe Loh，正确中文名为罗昭明，《申报》误称罗寿年，此处采用常称的祖罗。——译者注

[3] 应为珠江。——译者注

[4] 音译。——译者注

[5]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81.邦德给摩根的信中对提到的事件发生顺序与他在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一书中的描述有差异。我采信当时的来源；还有：Florence Allison to Ernie Allison，August 9，1938，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Tolley Kemp，Yangtze Patrol：The U.S. Navy in China ，p.243；Manny Koginos，The Panay Incident：Prelude to War ，p.28；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62，note 39 （3），探讨了美国海军通信信道的质量。

[6]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81.

[7]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8]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9] George H.Clark，“Report of Observations and Investigation at Scene of Accident to CNAC Douglas Transport ‘Kweilin’，” August 27，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0]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81.

[11]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Bond to Morgan，September 9，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82-183.邦德在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一书中的讲述与他当时的通信有严重分歧。

[12] Bond to Bixby，February 21，1938；Bond to Bixby，March 1，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我仍然认为，日本政府在采取任何主动措施来阻止我们的运营之前会通知我们……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会遇上一些类似轰炸‘班乃岛’号那样的冥顽的飞行员。”

[13]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Bond to Morgan，September 9，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82-183。

[14]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Bond to Morgan，September 9，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82-183。

[15]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Bond to Morgan，September 9，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82-183。

[16]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Bond to Morgan，September 9，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82-183。

[17]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84.

[18]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August 26，1938.

[19]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79-180.

[20] “我知道孙科曾打算那天早上坐我的飞机，而很有可能是日本战争部认为击落我的飞机就把他给铲除掉”：Hugh Woods，“Pilot’s Report，” August 2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North China Daily News ，August 25，1938；Shanghai Evening Post ，August 25，1938；“Japan Aga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August 26，1938，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Mercury ，Vol.2，No.2，New Year Number，1939，p.65；“Attack on C.N.A.C. Plane，”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1938.8.26；H.W.G.Woodhead，“The South China Aeroplane Tragedy：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Shanghai Evening Post ，August 27，1938；“War in China：By Mistake，” Time ，September 5，1938；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August 27，September 3，and September 9，1938，and September 17，1938；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79-180；Royal Leonard，I Flew for China ，p.194；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7.15。

[21] Gerald Samson，The Far East Ablaze ，p.162.

[22] 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p.50；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80。

[23] 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p.50。

[2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81.

[25] Liu Chai-sung，音译应为楼才胜，此处取两航史料的名称楼兆念。——译者注

[26] Shanghai Evening Post ，August 25，1938.

[27]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ugust 25，1938；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August 27，1938.

[28] 1938.11.17“中国航空公司董事会第37次会议记录”，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9]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September 17，1938；笔者访谈陈文宽，2004.9.17。

[30] Shanghai Evening Post ，August 26，1938.

[31] Hallett Abend，“Japan Bars Pledge on Civilian Plan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26，1938.

[32]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August 26，1938，p.12.

[33] Shanghai Evening Post ，August 27，1938.

[34] 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to Ambassador Grew：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38.Vol.4，The Far East ，p.451.

[35] North China Daily News ，September 1，1938.

[36]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September 1，1938.

[37]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September 7，1938.该纪录片是否留存至今？如能看到会很有趣。

[38]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20，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September 24，1938.

[39] 中国史料均记载为8月21日。——译者注

[40] 她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二任妻子，不是孙科的母亲，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孔祥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和宋美龄（蒋介石夫人）——中间的一位，她们的兄弟是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

[41] Hull to Grew，September 14，1938，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38.Vol.4，The Far East ，p.474.

[42] http：//www.wesleyancollege.edu/firstforwomen/soong/index.html，accessed February 14，2006.

[43] W.T.Woo，“Attack on C.N.A.C. Plane，”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August 26，1938.

[44] “Hitler’s Speech to Party Leader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10，1938；“Suspense Chills the Nazis’ Nuremberg Rall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11，1938；Frederick T.Birchall，“German Strength Revealed at Rall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14，1938；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September 3，1938，and September 9，1938；“British Fleet Put on a War Footing，”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11，1938；David M.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418.

[45] 一个精明的伦敦人是笔者的祖父雷金纳德·克劳奇（Reginald Crouch）。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其中之一是笔者的父亲，彼时三岁——于1938年8月到埃尔默（Elmer）家庭度假，但克劳奇爷爷和他的哥哥——一战老兵罗伯特·卢卡斯·克劳奇（Robert Lucas Crouch）——留守家中并在东伦敦郊区伊尔福特市（Illford）的查德利·克雷森特街（Chudleigh Crescent）9号的后花园建造了一座8×18英尺的防空洞。哥俩挖了一条长长的壕沟，灌注了混凝土地板，将三个径向飞机发动机的运货板条箱首尾相接做成防空洞的框架，然后在外边给墙壁和房顶浇注混凝土。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克劳奇爷爷将防空洞扩容了一倍至36英尺长。他是个船舶工程师，在板条箱内壁两两相隔15英寸嵌装铺位。在1940年秋到1942年年中，1944年到1945年的大多数夜晚，一大家子人都在防空洞中度过，躲避了V-1、V-2导弹的攻击。在早期的攻击中，查德利·克雷森特街的30～35个孩子加入克劳奇家族（藏身于他们的防空洞），直到当地建造了政府的防空洞。克劳奇爷爷是在邻居中唯一有先见之明挖了避弹防空洞的人。笔者访谈自己的大伯父雷金纳德·克劳奇二世（Reginald Crouch II），2006年5月4日。

[46]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September 3，1938；September 17，1938；弗罗伦斯·艾利森日记条目，1938年9月9日至10月2日，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47]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20，1938；Bond to Morgan，September 21，1938；Bond to Morgan，“Letter No.31，” September 21，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8] Southard to Hull，October 18，1938，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38.Vol.4，The Far East ，p.499.

[49] Bond to Morgan，September 6，1938；Bond to Morgan，September 8，1938；Bond to Morgan，September 20，1938；Bond to Morgan，September 21，1938；Bond to Morgan，October 19，1938；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这些信件表明邦德花了近2个月的时间才对夜间飞行的想法表示赞同，而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81-184，描述他似乎当即就热衷于此事。亦如其他，我侧重选择了当时的证据。

[50] 弗罗伦斯·艾利森日记，1938年9月9日至1938年10月2日，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51] 罗亚尔·伦纳德写给艾利森的日期不详的信，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52] Langy，指他们的大儿子兰霍恩。——译者注

[53]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85；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古蒂尔给笔者的邮件，2009.6.20。

[5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88-190.在Wings 一书中，邦德称这段话发生在飞往重庆的头3个夜飞练习航班之后，又根据当时的证据，这些航班的首次飞行是在1938年10月9日。然而，据邦德写给比克斯比“亲爱的比克斯”的信，1938.9.1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邦德报告说他为姬兹预订了9月29日离开香港返回美国的“飞剪”号机票，比第一次夜航练习飞行早10天。可能的情况是“飞剪”号延误至10月才离开；还有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邦德，2005.1.27。

[55] 指签署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译者注

[56] Bond to Morgan，October 19，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该信描述了三周前的心情；“Commons Jubilant” and “Hitler Agrees to Parle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29，1938；“France Is Calmer，”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30，1938；“I believe it is peace for our time” and “Peace with Honor，Says Chamberlai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1，1938；“Peace Aid Pledged；Hitler and Chamberlain Voice Their Nations Will Never Fight，”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1，1938；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October 8，1938；Winston 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 ，pp.279-339；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p.161-166；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p.418-420；William L.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pp.357-454。

[57] 应为60公里。——译者注

[58] “Invasion of South China Direct Result of Munich Accord，”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October 22，1938：“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会议上暴露了其弱点，并用捷克斯洛伐克做交易进行妥协，会后，日本人感到相当自由地在中国华南明目张胆横行”；此外，“当然日本随之如此迅速地入侵华南，表明他们没有忽略慕尼黑协定的含意”：Morgan to Bond，November 1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Outstanding Event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October 29，1938；“Europe Returns to the Pursuits of Peace；But the Tide of War Flows on in Chin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30，1938；Paul Frillman and Graham Peck，China：The Remembered Life ，p.25；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246-247。

[59] Bond to Morgan，“36号信”，October 19，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60] 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有日期的相片，及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Bond to Bixby，May 3，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61] Bond to Bixby，September 18，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4 汉口疏散

1930年代中期，中航已经在重庆市中心区下面的长江边的一个沙洲岛上建立机场跑道，解决了重庆“地无三尺平”的问题。 [1] 在该沙洲上，劳工大军将6万多块石板拼接在一起铺成了一条长2150英尺、能够承受长江洪水的飞机跑道，在夏季汛期的几个月中，长江洪水通常在江流前端形成30英尺高的浪头，以12节的速度“哗啦哗啦”地奔泻。洪水在几个小时内就泛滥起来，而沙洲上矗立着的仅有的建筑物，都是用竹子搭框架、茅草盖屋顶、苇席做围墙的，虽说摇摇欲坠，却可以快速拆卸搬运到较高处。这里被称为珊瑚坝机场跑道，有一种开垦殖民地的感觉。1938年10月22日，星期六，上午大约9点，中航头两名获得夜航资格的飞行员夏普和罗亚尔·伦纳德 [2] （Royal Leonard）驾驶一架“DC-2”飞机在鹅卵石跑道上滑过。 [3]

自昨天下午至今伦纳德已经飞行了10小时，因此邦德将伦纳德送到他在拉普（Rappe）先生家族的基督新教大院借的房间休息。 [4] 夏普留下来与邦德完成疏散计划的制订。那天上午，36架日本飞机袭击了武汉三镇，这是近几个星期以来武汉第一次遭到轰炸。 [5] 为了保证安全系数，以往飞汉口的航班必须改在夜间飞行。但是，由于长江在重庆拐了弯，决定了起降的转弯有一系列复杂的要领，而一大束过江电线悬挂半空，位于珊瑚坝跑道的末端，相当危险，强制要求在拉升的最后一分钟需靠人眼观察灵活操纵，因此，晚上在重庆着陆只能在明亮的月夜。 [6] 1938年10月的第三周，中航没有得到任何天文或气象的配合。来自中亚的冷空气前锋堆起厚厚的云层笼罩了内陆省份，直到10月26日，月亮才露出一抹银色，由此持续了四晚。 [7] 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周边平坦的农村地区相对比较宽容。那天下午，邦德计划将“DC-2”送出重庆，设定刚刚天黑时到达汉口。他们会立即满载乘客去成都，加油，又飞回汉口；如果事情顺利，会有刚刚足够的时间，在把日本战机招惹来的天亮之前，带着更多的撤退者撤离汉口，这回飞往重庆。黎明前的飞行将在上午中段时间抵达战时首都，于是飞行员就会整个白天打瞌睡，直至下午较晚的时候重复这一过程。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时刻表，任何延误都会使下一次飞行失去时间窗口。宜昌比较近，但其机场被丘陵包围，还没有准备好夜间航行。邦德感到，如果在它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启动的话，他会遇到多方面大量的风险。

正当夏普准备过江加入伦纳德的几个小时白天打盹的当儿，传来空袭警报凄厉的尖叫声，他冲回到“DC-2”上，起飞，向西逃离。原来日本人袭击了下游60英里的一个军事机场，但夏普不得不游荡了2小时，直至听到解除警报，此时早已过了中午，失去了打瞌睡的机会。

1930年代的特大教训之一是，事情总是会变得更糟，而1938年10月22日下午确实如此。从电传打字机“咔嗒咔嗒”地发过来的新闻消息通告广州沦陷，几乎一枪未发。 [8] [9] 笼罩着重庆的乌云与感到城市被出卖了的心情相匹配，市民们怀疑将军们叛国，并对英国感到痛苦的怨恨，因为英国曾经承诺它会对中国南方的任何入侵采取“有力的行动”。 [10] 但根据《慕尼黑协定》的精神，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侵略。不久，更多的灾难性的消息传来：日本占领了汉口下游46英里处的战略要地，该地与临时首都之间已经没有了天然屏障。

第二架“DC-2”从云南飞回来了。下午4点，夏普和伦纳德回到机场。两位都是非常有能力的飞行员，尤其是伦纳德，他特别稳当，但如此墨守成规，要他行动敏捷几乎是不可能的。 [11] 下午5点前几分钟，这两架飞机起飞，夏普已经领先。邦德在机场边爬了350余级石阶去到“粉房子”，中航重庆办事处就设在该建筑内，在此监控飞行报告。第一次接力飞行进展顺利。两名飞行员在晚上9点左右进入并离开汉口，但下雪和轻微结冰的情况降低了他们去成都的速度。夏普放下他的乘客并重新升空，伦纳德也差不多，但根据伦纳德的到达和离开的信息之间的时间跨度，他在地面上多花了20分钟。

努力再努力，夏普在第一缕日光出现前几分钟在汉口着陆，螺旋桨保持旋转不停。新撤退者匆匆登机，夏普爬升，重新回到天色逐渐泛灰的空中。云层下露出灰暗的日光，当伦纳德沿着汉水呼啸着进入汉口时，光线对于飞行已经足够。淡蓝色的雾卷须状般地紧贴地面，伦纳德注意到在城市上空有若干架飞机。 [12]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的防空警报网已经一致地表现得很出色。虽然没有听到预先警报，但为了安全起见，伦纳德呼叫汉口控制塔，询问是否有空袭警报。

“没有报警”，地面站回答。 [13]

伦纳德假定这些是掩护撤退的中国战机。他继续进入城市，但不免担心，这些飞机太多了。

“那些飞机是中国的吗？”

“不是。”

也许他们是一直在援助中国的俄罗斯“志愿者”？一支驱逐机编队从中等高度斜飞下来在机场上方形成了低通道，阵阵黑色的泥土和烟雾突然喷离地面。炸弹！“这些飞机是谁的？”伦纳德追问道。

“这些飞机是日本人的，但没有空袭报警。”

伦纳德加大油门，掉转机尾，下降，之字形地向西、实际上是在坟墩之间飞行。 [14] 原来，空军的警报服务已经撤离汉口，却没有通知民航。

伦纳德开足马力逃离汉口，却消耗了他的燃油储备。猛拉了油门杆15分钟后，他不再有足够的汽油安全地飞回重庆，于是他将航向调往宜昌。宜昌机场上的白色面板提示有危险：敌机！不要着陆！伦纳德急促地使电机下降到最低消耗，在宜昌西边的山的上空低海拔盘旋。30分钟后该警报解除，伦纳德降落。邦德命令他去重庆，但是伦纳德需要加油。不幸的是，宜昌是个卫星机场，中航将宜昌机场燃料存储在江边的水上飞机储存设施中。 [15] 宜昌站的经理不得不用卡车运送燃油到宜昌机场，而伦纳德直到过了中午很长时间之后才回到重庆。

邦德在机场等待伦纳德，祝贺他完成昨夜艰难的飞行，并询问为什么会在离开成都时延误了很长时间。

“我当时在危险区域以外。”伦纳德说，他当时不得不耗费时间等待小工送来足量的燃油。

邦德印象中不是这么回事儿。成都的人员告诉过他，伦纳德吃早餐时浪费了时间。

两人都疲惫不堪，他们都没睡过觉。邦德问伦纳德是知道，按照安排他在2小时内就要重复相同的任务这样的事实。伦纳德的眼中瞬间闪出惊诧——差不多就要发火了。他强烈坚持他到时会准备好。

邦德严厉地说：“别说傻话！我已经取消了你的航班，这20分钟是关键的20分钟。你已经22个小时没睡觉了。昨天晚上你飞了通宵，你不可以在2个小时后再飞。夏普已经睡了4个小时，就像你本应该的那样。” [16]

伦纳德抗议，邦德打断他的话头：“别争了，我没时间为这事儿争执，天气正在变糟。去拉普家，他们会把你安置在我的房间里。在那里待到明天早上，睡觉。你休息好了以后我们会需要你。”

云层增厚，江面温度一直下降到冰点以上三度，几乎可以肯定在上边的云层里有条件结冰。考虑到结冰会使午夜去成都的往返航班变得不安全，邦德决定接受丘陵地带飞行的风险，在未来的撤离中飞往宜昌。 [17] 该飞行距离很短，但机场还没有为夜航做好准备。邦德通过无线电与交通部部长联络，当晚中航将只安排一个疏散航班，入夜后到达，黎明前离开飞往重庆。

从汉口返回的“疯狂”回复不停地送来，情况比邦德设想的还要紧迫。 [18] 为防止部长形成错误的印象，邦德决定亲自前往临时首都做解释。

下午，在邦德做规划的同时，中国机长陈鸿恩（Hugh Chen）正在驾驶着中航两架“海军准将”式水上飞机（Consolidated Commodore）之一沿着长江三峡向下游轰隆隆地飞行， [19] 据称是奉邦德之命到汉口用“海军准将”撤离中航自己的员工。两年前，陈鸿恩已经成为中航的第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机长，他羽翼已丰，通过鉴定获得了资格。在宜昌，他降落在江中，加油，并通过无线电向邦德说他不继续飞了。邦德发出了不满的回应并命令陈鸿恩完成其飞行任务。

下午4：30，夏普从珊瑚坝机场起飞，保持低高度向着长江下游飞行。机上带了一个副驾驶、一个随机报务员和一个乘客——邦德。因为云层内有结冰条件会造成威胁，夏普“紧贴”着云层下方飞行，哪怕这个决定使他在江面上方几百英尺的明净天空中以180英里的时速狂奔。 [20]

在长江三峡中，夏普聚精会神地驾驶着银色的飞机在阴郁的峡谷中迂回穿行，达到了机人合一的境界。一个男人在严格的纪律实践中获得了自由，做着生来就要做的大事情，想到此，他的嘴角微微翘起。左转右拐产生的力量急速地把邦德在客舱中从一边甩到另一边，他可能是在中国的唯一一个想进而不是想出汉口的人——当然，除了日本军队。

这种空中过山车似的惊险动作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直到夏普带着白昼的余晖从峡谷中间飞出来。长江向东南拐弯，然后开始了很长一段向南蜿蜒而流，夏普调整航向角度，不再沿弯曲的河道，而是穿过云层，在业已变平的农村地区和无数颜色变深的湖水上方向东直飞。 [21] 夏普叫他的副驾驶保持航向和高度，当需要他提请汉口归航信标时叫醒他，然后用手臂支撑着脑袋，懒洋洋地靠着休息。45分钟后，那同事用肘轻轻把他推醒。夏普不慌不忙地戴好耳机，收听指引信号，“按照无线电信标束飞行”进入汉口。被炸弹炸烂的机场跑道上，装有汽油的罐头盒燃烧着，像珠链一样排成一串，形成一条安全的跑道，夏普控制着他的道格拉斯飞机平安着陆。

地面上，仍然发烫的飞机发动机在夜色中发出嘶哑的低音，一架欧亚航空的“容克Ju 52”的排气管柔和地吐出蓝色的火苗。当飞行员、机械师和机场小工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工作的时候，许多可能是乘客的人在黑暗中东跑西窜，恐慌忙乱的气息，用于日本炸弹中的炸药中化学品的苦酸味，强烈的腐蚀性气味和烧焦的建筑物的恶臭混合在一起，异常刺鼻。 [22] 白天，他们可能是政府官员、部队军官和杰出的商人，这是些有足够的钱买得起飞机票并重要到值得优先考虑的男人；那天晚上，他们都是吓坏了的平民，渴望避免在日军的刺刀下被吐口水。在跑道的更远处，邦德和夏普碰到欧尼·艾利森，他正带领着一批疏散人员登上一架政府拥有的“DC-2”。他们彼此呼喊并握手。公司司机用车将邦德和夏普送往汉口江滩，在汹涌的难民潮中猛烈颠簸，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难民在租界杂乱地安营扎寨。夏普在费恩斯酒店（Hotel Fienes）爬出车去睡觉，邦德自己在美国海军的船坞下了车。“吕宋”号军舰对来自日本人的所谓第三方军舰离开武汉三镇以避免“不幸事件”的“建议” 不予理睬，坚守岗位。 [23] 无论是美国的“吕宋”号和“关岛”号，还是任何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炮舰，都没有让步。而“班乃岛”号是在接到一个类似的警告后才被击沉的。

一拨看上去就是无组织的中国军人拥挤在这些炮舰对面的江滩上。邦德再看了一眼，发现大多数受了伤，过度虚弱，无力承受严酷的逃亡，只得以“沉默的恐惧和麻木的顺从”面对未来。 [24]

“吕宋”号舰长海军上尉指挥官查尔斯·B.麦克维（Charles B. McVey）是邦德的老朋友，他迎接邦德上了船。邦德的另一位密友汉克·贾雷尔也在值班，但是除了这两个军官和基本船员外，炮舰空空如也。其他的军官和水手都上汉口臭名昭著的土垱街去了，如同所有的好水手，他们在陆上管理权转换之前，都会享受最后的放纵。那两个军官给邦德递上一杯威士忌苏打，然后三人聊了90分钟，直到邦德继续上路，“感觉很温暖，振作了许多。” [25]

可惜好景不长。邦德挤过那拨士兵，朝着德明饭店 [26] 走去，他期望在那里见到交通部部长。外国人在中国不走路，因而走路有种奇怪的感觉，但邦德没有选择。这个城市的全部人力车都随着其他每一辆手推车、独轮手推车和廉价小型公共汽车消失了，所有这些车都被富裕的人雇来缓解疏散中的艰难。在那拨伤兵之外，难民杂乱地在整个租界露营，醒着的人用无精打采、饥饿的眼神呆呆地看着他。 [27] 汉口江滩，平日如此洁净，充满了绿色，是中国最漂亮的街道之一，现在变成了“饱受贫困折磨的小镇上的后巷”，邦德惊得目瞪口呆。 [28] 他谨慎地迈着步子，不想加快往常有目的的步态。因为中国人从城市中把能拿得动的废铁包括下水道格栅都带走以供进一步抵抗使用，邦德想象不出来有什么命运会比夜间坠入中国下水道更糟糕。 [29] 一群杂乱地蜷聚在一起的孩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们的年龄在3～5岁，衣衫褴褛，麻木不仁，头靠在赤裸的混凝土墙壁上，明显身无长物。邦德徒劳地寻找着他们的父母，并恐惧地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孤独无助地被遗弃了的。他在街上四处张望，看到了其他的一群群弃儿。受某些固有特性的引导，他们同类相聚。这是中国，他们会饿死，没有一个能活下来。邦德拉直并抚平他的西装，他无能为力，中国强迫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的不幸，以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麻木了，但实际上当他走进德明饭店大厅的那一刻，威廉·兰霍恩·邦德几乎为愤怒所窒息。

张嘉璈部长的脸上又惊又喜。邦德告诉过部长他要来，但部长显然没有预想到这老美居然会碰运气在汉口会面。邦德没料到自己的露脸有那么重要，知道自己不仅见到了交通部部长，还见到正与张部长一起逛来逛去的航空委员会首脑毛邦初将军以及其他几个国民党实权人物，真是挣了很大的面子。虽然邦德在经历了刚才在街头的一幕之后，已经不想与这班政客和身着一尘不染的制服的军人虚与委蛇。然而，为了工作任务邦德强忍着，向部长解释情况，中航正在全力以赴；就这么多。

大约午夜时分，邦德把两位美孚石油公司的朋友——皮特·多伦斯（Pete Dorrence）和艾尔弗雷德·菲茨西蒙斯（Alfred Fitzsimmons）从床上叫了起来，喋喋不休地和他们说话；他们两人在整个日本占领期间会一直留守以保护公司财产。他俩睡眼惺忪地向邦德保证，他的汽油已经被疏散。邦德送给他们一瓶他从香港带来的威士忌作为礼物：“我想你们这些家伙在日本人接管时可能需要喝一杯。” [30] 爱尔兰人菲茨西蒙斯打心底里感谢邦德。

邦德继续前往阿斯托利亚大厦向中航的员工解释疏散程序，他得知陈鸿恩和他的“海军准将”式水上飞机还浮在宜昌的江上——不顾邦德的紧急命令，陈没有完成他的飞行任务。邦德怒不可遏，神经绷得太紧以至于睡意全无，直到10月24日星期一凌晨1点才倒在费恩斯酒店的床上。2小时后他起床走回办公室，中航正在此召集离境乘客，准备坐车穿过最后一刻的逃亡者的人流前往机场。 [31]

地面人员精确计算承担疏散任务的“DC-2”飞机的负载量，首先给乘客和行李称重，然后用航空邮件和政府文件填充剩余容量。有个乘客除了按分配限量的行李外，还携带了一个大型的电风扇。市中心的运输代理行告诉他不可以带这件家用电器，但面对重庆众所周知的闷热的夏天，他拒绝放弃。上了飞机，他把这个宝贝玩意儿放在他的膝盖上。正当筋疲力尽的邦德在内心煎熬是否要命令这人把它给扔掉的时候，夏普跳上了飞机。夏普匆忙地走向驾驶舱，看到了电风扇，一下子停住了，一把将这件未经授权的电器从那个官员的大腿上抓起来，急转身大踏步走到门口，“砰”的一声打开门，把风扇抛进黑暗中。该男子试图反抗，走过来想捡回去，夏普打手势要把他也扔出去，这个官员没有会有这样的下场的思想准备，便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夏普在他身后昂首阔步地穿过过道，还是没说一句话。猛地拉开驾驶舱门，继续前前后后地怒视着机舱，全体乘客安静地坐着不作声。夏普转向驾驶舱，向邦德眨眼使了个眼色，弯腰进入。

几分钟后，凌晨4：45，夏普的飞机起飞，正好此时天开始下雨。一整夜温度持续下降，飞机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冰。夏普到达三峡时天亮了，还是和前一天晚上的操作一样，他保持在云盖下飞行，“贴着”云飞。上午8：30，夏普在重庆降落，然后去睡觉。邦德与值班的管理人员到“粉房子”报到，用早餐，然后去公司办公室考察各方面为明天晚上在宜昌机场起降所做的安排：燃油、仪器仪表、无线电和照明设备等。感到满意了，他就开始“消化”堆在他桌面上的文件。

中午时分，雨从一块低而冷的云盖上断断续续地落下，陈文宽驾驶另一架“海军准将”式水上飞机离开重庆，邦德期望他可以像陈鸿恩那样两次前往汉口。下午2：30，这位弗吉尼亚人在珊瑚坝机场的简易跑道上降落。75分钟以后，夏普和伦纳德离开，大约是陈文宽在宜昌降落的时间，陈鸿恩和另一架“海军准将”式水上飞机还在此等待。一加完油，陈文宽不声不响地再次起飞，这证明了他可以比陈鸿恩承受更多。陈鸿恩便跟着陈文宽前往汉口。

邦德在试图看报告了解情况时精神难以集中。昨晚他已经一个晚上没睡了；前天晚上他只打了个盹。下午5点，他让机航组副主任聂开一负责事务，自己步履蹒跚地前往拉普先生的基督新教大院，打算睡上几个小时，午夜可能要为需要的疏散做决策，必须头脑清醒。

1938年10月24日，星期一，午后，混乱蔓延到了汉口。 [32] 一条满载难民的轮船被炸毁了，数以百计的尸体漂浮在棕褐色的长江中随波逐流，几具尸体轻轻地触碰着中航水上飞机的船身，每一次柔和的碰撞声诉说着被占领的后果。 [33] 整整一天，日本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轰炸和机枪扫射着城市的西部。在黄昏的最后一丝余光中，陈文宽和陈鸿恩的水上飞机轰鸣着飞进城市西部并降落。陈鸿恩表示他不会再飞另一个航班，但陈文宽说他会按邦德的方案在紧接着的夜晚返回；10月24日至25日夜间，伴随着越来越临近的炮弹爆炸的隆隆声，两种彼此冲突的说法给在市中心通宵达旦地工作的中航人员许多斟酌和思考。

当晚第一轮夜航在城市西部的陆上机场顺利进行。天刚刚黑，夏普和伦纳德就抵达了，然后满载飞往宜昌。蒋介石和宋美龄以及他们的核心随行人员仍然在汉口，但他们判断当晚明显是最后的逃脱机会，晚上大约9点，他们到达机场。 [34] 前中航飞行员埃里克·贾斯特（Eric Just）当时是驾驶蒋介石“专机”的机长，蒋介石想去武汉三镇南边的衡阳，但贾斯特没有太多的夜间飞行经验，又不熟悉衡阳机场，不愿意自己第一次去衡阳的夜航就搭载着如此重要的人。于是，蒋介石夫妇及随从登上由欧尼·艾利森驾驶的航空委员会的“DC-2”飞机。飞出汉口半小时后，艾利森的飞机的电力系统出了故障，他的飞机的驾驶舱灯光、仪器、无线电和测向仪都不能用了，迫使他回到冒着烟的城市，着陆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上前来问：“下一步怎么办？”

“中航有2个飞机今晚要飞，哪个先到，我们就坐哪个”，艾利森回答。 [35]

可以预见，夏普是第一个飞到的机长。艾利森毫不费力地争取到他的同意，但夏普不愿交出他的飞机。他坚持要自己飞，让艾利森飞副驾驶。心知日本情报机构肯定监测中航的无线电波，夏普向“粉房子”发出的起飞消息只透露他离开汉口前往衡阳，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没有提及他的乘客，也没有回应地面机航人员对他不停的询问。夏普和艾利森轮流执飞，顺利完成了飞行，没有再出现任何戏剧性的情况。宋美龄代表她自己和蒋委员长感谢中航，并许诺会给夏普一个奖章。

夏普哼哼着表示对她的感激之意，他所关心的只是它会不会还伴随着酬金。 [36] 夏普和艾利森回到汉口，伦纳德从宜昌回来了，艾利森的飞机业已修复。然而，在蒋介石离开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开后，城市的崩溃已无悬念，机场的现场状况大幅恶化。狂躁的人群围着飞机暴跳如雷，威胁、推搡、不停地喊叫，但夏普、伦纳德和艾利森都最终用合理优先排序的办法将乘客从狂徒中分离出来，他们的“DC-2”在凌晨5：30左右升空离开汉口。在他们身后，大炮的闪光包围了燃烧中的城市。

陈文宽和陈鸿恩在武昌城墙外的沙湖上小小的中航水上飞机航站中度过了一夜。第一缕日光刚一出现，他们就飞往长江的浮码头。陈文宽和陈鸿恩传出的相互矛盾的信息使还留在武汉的地勤人员神经极度紧张。按照邦德的计划，市中心的员工还要24小时才会疏散，但陈鸿恩告诉他们他不回来了。陈文宽坚称他会回来，但随着日本大炮的声音清晰可闻，似乎全都指望陈文宽返回实在要冒极大的风险。除留下11个机械师和报务员在城市西部的机场工作外，全体工作人员登上“海军准将”水上飞机离开。陈文宽答应他会回来接他们。

邦德在晚上8点前就到了重庆机场，睡足了12个小时并错过了整晚的飞行，将自己充足了电。不管他如何努力，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夏普从汉口去了在错误方向上250英里远的衡阳，然后再次回到汉口在日出的时候进行疏散飞行，机航部门的人员也没有人搞得明白，夏普的最新消息只是说他正在沿长江上行。他在上午9：30着陆，当邦德知道了原因之后喜笑颜开。在中国，没有比拯救蒋委员长更能挣到面子的事了。夏普的决策再好不过。

当天上午早些时候，陈文宽和陈鸿恩的“海军准将”水上飞机在宜昌安全降落，连船舷上缘都满载撤离者。陈鸿恩向邦德发了个信息，说陈文宽会用另外一架“海军准将”水上飞机处理留在汉口的11位员工，陈鸿恩还没等到邦德的答复就飞往重庆，消除了下令他返回汉口的可能性。当陈鸿恩“嗡嗡嗡”地沿江上行的时候，陈文宽待在宜昌等待，消磨掉多余的日光。他已经检查了飞机的发动机并加了油，报务员多次试图与汉口的人员联系，均无回答。最好的情况是他们可能拆卸了无线电台，最坏的话就可能糟糕得多。若在平日，从低空的云层中漏下来的毛毛雨会使航班停飞。但是，蒋介石已经弃城18小时，陈文宽已经做了保证，而且他的老板希望他去。大约下午2：30，24岁的机长向他的副驾驶K. T.余 [37] 耸了耸肩，按下发动机启动按钮，前往汉口。

宜昌向东，陈文宽掠过毛毛雨天气下的稻田和鱼塘，“海军准将”水上飞机以108英里时速不慌不忙地巡航。雨点溅在挡风玻璃上，武汉三镇快到了，陈文宽在逃避日本人的密集人流上方飞过。前方，武昌和汉阳巨大的火灾产生的滚滚的浓烟柱直冲云霄。其他火情发生在北部郊区以外的农村地区。陈文宽的飞机掠过汉阳建筑物的楼顶和工厂的烟囱，穿过雨云，喷着烟，在江边循弧线行进，然后面向长江降落下来。长江水因为没有了春夏的大量泥沙含量而水位中等，并显现出未曾有过的清澈，但主航道上挤满了漂浮的废料——树木、铁路枕木、死人尸体、失事船只的木材和各式各样由毁坏而产生的废弃物。他将“海军准将”开向下游，停泊在靠近汉口江滩的安全水域，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必担心江上交通的拥堵，因为已经没有任何船只了。江两岸燃烧着的建筑物向着铅灰色的天空喷出浓烟。陈文宽向下游滑行，经过了那些炮艇之后，将飞机180度大转弯向上游的中航浮码头驶去，利用水流检查自己的动力。

两个世上最幸福的男人在中航浮码头的尽头向着陈文宽挥手和微笑。否则的话，该漂浮码头是空的，按说应该还有9个人。陈文宽将水上飞机对准了泊位，两个男人抓住它登上了飞机，陈文宽启动发动机。炮击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城市北边和西北边的小武器开火的声音同样清脆。大约再过45分钟天就要黑了，这两个在漂浮码头上的男人是中航的小工，于是陈文宽向他们盘问消息。

留下来的11个工作人员已经等了一整天。大概中午时分，大爆炸开始了，撤退的中国人摧毁了可能对入侵者有帮助的军工用品和建筑物，这批员工被爆炸震撼着，听着枪声越来越近，看着武汉三镇燃烧，在时间悄悄地过去中等待，在陈文宽返回的承诺和巨大灾难的声声紧逼之间权衡，而1000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可能挫败他的良好动机，在与日本人正在靠近的必然性的平衡中，万一不能返回加重了许许多多可能性的分量。就在一个多小时以前，9名机械师、1名报务员和1名小工已经挤进中航的老旧的机场巴士逃跑了，机场巴士上根本没有任何更多的空间，于是这两个级别最低的小工被甩在后面。他们回到公司漂浮码头，希望陈文宽出现。

西边，太阳在云的背后落入湖北平坦的地平线。 [38] 抵抗力量一队队地在城里捆扎着炸药包，爆炸声震撼着江边，黄昏渐至，暮色也许尚余30分钟，中航最近的水上航站在西南120英里处的沙市，宜昌还要再远70英里。 [39] 中航的水上飞机从未做过夜间着陆，陈文宽从未飞过夜航，他的“海军准将”没有测向仪，但离天黑只剩15分钟了。

陈文宽重启发动机，飞到武昌城墙外的湖岸边上，那里有中航夜间放置水上飞机以回避长江水流的小设施，看看万一是否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留在那里，但该设施已经弃置。他飞回到汉口江边，再次降落滑行，并驶向“吕宋”号船尾，希望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下过夜。一个军官出现在“吕宋”号的船尾栏杆，狂野地打手势，陈文宽不需停下发动机都可以听到信息：别来！滚！

他加大油门，水流把他推离炮舰，他已经别无选择。一声巨大的爆炸在原日租界突然响起，疾驰的碎片向空中冲出数百英尺，“海军准将”被震得发抖。 [40] 中国人把在原日租界豪华的日本海军俱乐部炸掉了，接着，日本总领事馆和总领事的寓所都被炸烂。江对岸的武昌城内，燃料和弹药库爆炸，在暮光中喷射出的闪烁的火焰在水上舞动，在大混乱的喧嚣中，长江失去了它以往的平静。牛毛细雨越来越密，变成了密密的雨，陈文宽下了决心。“我们马上离开”，他告诉副驾驶。 [41]

他打开油门转向下游，在暮色中，螺旋桨激起水面浪花，“海军准将”逐渐加速至“起飞”状态，即愿意停留在水面上的船和情愿脱离水面而升空的飞机之间的临界状态。最后达到了每小时65英里的起飞速度，但江水的表面仍紧紧吸附着船体。陈文宽摇了摇机翼梢，一只浮筒脱离了水面，紧密的吸附水面撕开了口子，于是这架水上飞机在波浪中颠簸着上升并转弯。陈文宽在汉口机场上空盘旋，将罗盘航向调向沙市，减去一度以保证他可以对准城下的江边，然后飞进了黑暗。几分钟后，整个世界变成一团漆黑，厚厚的云层之上没有月亮，陈文宽按500英尺的高度飞西偏西南，不时地瞥一眼极简单的仪表。在飞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在地形上出现了一条淡灰色带状物，显示出是长江，沙市地面人员报告听到了发动机噪音。陈文宽看到在浮坞的一端点着一盏马灯，他经过了一段很长的平均功率的滑翔，摸索着朝向江面。余副驾驶从侧窗向外打着手电筒并报告着到水面的距离。“40英尺！……30英尺！……15英尺！……10英尺！”

机身的下部表面吻到了江水，陈文宽关掉油门，水上飞机漂亮地停在江面，一个完美的着陆，这是陈文宽第一次夜航。他获得了报酬，总共450中国元。这当然是不错的报酬，但仍然只有白人同伴的三分之一，而那天晚上没有一个白人在空中。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蒋介石并不是从中国的临时首都最后通过空中撤离的人，而这是国际媒体的广泛假定和国民党宣传机构默许的含混印象。真正的区别是，中国航空公司的两个低层次小工，乘坐由一位来自中国南部不起眼的村庄、在美国巴尔的摩市长大、24岁的美籍华人驾驶的“海军准将”水上飞机，在蒋委员长离开汉口20小时后从空中撤离。

日出后不久，3艘日本驱逐舰和许多运输舰停泊在汉口江滩，此时距离南京沦陷10个月14天。 [42] 江两岸的大片废墟中，烟一缕缕地飘动。日本战机在上空盘旋，皇军步兵离船登陆，以适合于文明国家的纪律占据了武汉三镇。 [43] 国际救援是显而易见的，外国新闻记者很快就颇为轻松地报告说，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平民在街上自由走动。

就在日本人控制武汉三镇的时候，陈文宽从沙市出发向上游飞行。他的飞机在宜昌装载了撤离者之后，飞行旅程的最后一程前往重庆。威廉·邦德享受了另一个长觉，在确信陈文宽已经安全地飞往重庆并得知在汉口的机械师和报务员正在通过陆路前往沙市后，邦德和总经理黄宝贤吃了中国“粥”。汉口的沦陷迫使中航要重组其航线结构、航班计划、燃油供应和财务管理，午餐后两位高管在位于建元银行 [44] 大厦第四层的公司办公室讨论他们的方案。陈鸿恩出现了，急于解释他在过去几天所做的选择，秘书请他坐在邦德办公室外的椅子上。邦德使出全部的自我控制力，才阻止了自己没有冲进等候室像咀嚼弗吉尼亚烟草那样狠揍陈鸿恩一顿，但他强迫自己要理性。陈鸿恩因其技能产生了显著的收益而成为宝贵的公司资产，不幸的是，邦德现在知道陈鸿恩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些别的什么，如果见到他就提这事儿，作为一个爱面子的中国人，陈鸿恩将不会再为他执飞。邦德想着陈文宽卓越的勇气，以此平息他的愤怒。像往常一样，度过风暴之后，邦德的心思转向姬兹。她会从报纸知道消息。那天下午，他发电报让她知道，公司里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就在陈鸿恩等在他办公室门外时，邦德给她写了一封信，极其详细地描述了前一天发生的事件。 [45] 写完信的时候，陈鸿恩早就已经放弃等待走了，邦德放下笔，筋疲力尽，凝视着窗外重庆丑陋的楼顶，觉得自己就像“被棍子打得遍体鳞伤”。 [46]

10月28日，夏普载着邦德和满机舱的乘客去香港。邦德盯着窗外，思考着日渐黑暗的大陆，他相信汉口的沦陷是分水岭。很多人预计中国会求和，但邦德不是那么肯定，他认为，蒋介石将坚持战斗。 [47] 邦德猜测，政府中某些高官希望通过求和来缓解中国即时的苦难，但持续的中国抵抗，不管有多么微不足道，将使日本处于奇怪的窘境，因为日本真的无处可去。日本在各个重要的军事指标上都超过中国，但他们创造了一场他们无法结束的战争。重庆几乎是坚不可破的，向西，绵延几百英里的四川山地边缘形成对地面攻击的屏障，而且没有其他足以让日本人占领并标榜为举足轻重的战略进展的重镇或地标。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根据地也不值得去祸害，共产党是令蒋介石不安的在统一战线内的合作伙伴，他们只需化整为零，融入农村，避免直接对抗，并在其他的地方化零为整。不管怎样，邦德预计未来60天将会见分晓，不管发生什么，缔结和约或者继续抗战，虽然哪种预期都没有向他的中航提供更多的希望。他依然决定坚持，而他觉得自己已经坚持很久很久了。

那天夜晚，在东京，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加了精心安排的胜利游行，群众聚集在陆军省和海军省、供奉日本战争亡灵的靖国神社和皇宫，高唱战歌，一对夫妇单独出现在皇宫的护城河，各自手执一个发光的灯笼。 [48] 人们认出发那是裕仁天皇和皇后良子，一阵波澜掠过人群，喃喃低语膨胀为震耳欲聋的欢呼，庄严的天皇夫妇与民同庆了半个小时。如果参与集会的庆祝者为攻占汉口会带来和平这样的希望增添了快乐，沿着游行路线缚扎着的旗帜向人们发出警告，军事行动并没有结束，未来将要求日本人民做出更大的牺牲。

[1] 笔者访谈陈文宽、古蒂尔及其他中航飞行员；访谈索丁斯基，C.N.A.C. Cannonball ，1973；Edward Churchill，“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a’s Airlines，” Flying and Popular Aviation ，July 1941。

[2] 其在加入中航前曾任张学良、蒋介石的私人飞行员，之后曾任中国空军教官。——译者注

[3] 一年里有9个或10个月可以使用，这个安排方便得不可思议。在洪水泛滥的几个月里，中航就在位于重庆市东面12英里的军事机场运营。

[4] 除非另有提及，邦德在1938年10月21日～26日的行为、想法，以及对中航的观察和运营细节，都收入两封详尽的长信中：Bond to Kitsi，October 2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and Bond to Morgan，October 29，1938，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和笔者对陈文宽的多次访谈，最重要的是在2005年1月7日和2006年4月19日的两次。陈文宽在时隔65年有余后所讲述的故事，与邦德在汉口撤离后一天和三天所写的信中对事件的记叙完全吻合，亦与笔者能够从当时报纸收集到的书面报道中的其他每一个具体细节完全吻合，如此独特地完成精确记忆，在飞行员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很重要的还有：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93-201；Royal Leonard，I Flew for China ，pp.193-209。

[5] F.Tillman Durdin，“Troops in Hankow Target of Plan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3，1938.该报道与多数书号称在1938年夏季和秋季汉口每天都遭到日本人突袭的记载相矛盾。F.蒂尔曼·德丁在现场，事件发生时即时记录，是更可靠的证人。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呢？（除了笔者认为时间的推移趋于增加对空袭回忆的频率和强度）我猜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人们混淆了空袭警报与实际攻击。虽然F.蒂尔曼·德丁的评论显示，截至10月23日，武汉三镇已经几周没有受到轰炸，而我接受空袭警报在大多数日子里会响起的陈述。当防空警报网向全方位的潜在目标发出它们受到高空中（覆盖大面积）的日本飞机威胁的预警时，警报响起，但空袭者只攻击一个或少数目标。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汉口、武昌和汉阳是天然的交通枢纽，大多数日本飞机的行动都会威胁到它们，从而导致每日大量的空袭警报，却未必发生实际攻击。（本分析在2006年4月19日笔者对陈文宽的访谈中得到证实。）

[6] 在成都着陆和在重庆着陆的区别：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7] Http：//tycho.usno.navy.mil/vphase.html，accessed March 5，2006.

[8]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9] “Outstanding Event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November 12，1938.

[10] “我认为广东军必定一直协助日军在广州的推进。日本人不可能光靠自己挺进得那么迅速。只有一种方式来描述那场战役：它令人生厌”：Bond to Kitsi，October 2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Japanese Enter Canton；Find Big Buildings Razed；Fires Rage through City；No Defense Mad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2，1938；“Canton Defender Chooses Captivit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3，1938；“有人宣称（在广州的中国指挥官）不是逃跑就是被收买了”：W.H. Donald to Mr.Timperley，December 30，1938，p.18，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50。

[11] Bond’s letters；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94-95；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邦德在Wings ，p.195中说伦纳德在夏普之后约90分钟离开成都。他当时的两封信说伦纳德晚了20分钟。

[12] W.H. Donald to Mr.Timperley，December 30，1938，p.17，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50.这封信证实了黎明时的空袭和邦德当时的通信中对基本状况的描述。

[13] Leonard，I Flew for China ，pp.202-3.

[14] Leonard，I Flew for China ，p.203；W.H. Donald to Mr.Timperley，December 30，1938，p.17，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50：“我后来得知，7架日本飞机已经在第一轮空袭后向上游飞去。”

[15] Kemp Tolley，Yangtze Patrol：The U.S. Navy in China ，p.254；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16] Leonard，I Flew for China ，p.200；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95.在邦德与其妻当时通信中的谈话有少许记叙，“他把全部的本钱都押进去了，于是我打发他去睡觉，在他强烈的抗议下取消了他当晚的航班”，Bond to Kitsi，October 2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7] 除了两封邦德当时的信件外，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证实飞往成都是个错误。

[18] Bond to Kitsi，October 2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Morgan，October 29，1938，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9] 头一年的秋天，林上校从泛美航空购买了“海军准将”式水上飞机。

[20] 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15；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访谈古蒂尔，2005.1.22；访谈陈文宽，2006.4.19；Max Springweiler，Pioneer Aviator in China ，p.105。

[21] Harold M.Bixby，“Top Side Ricksha，” chap.4，p.9；Bond to Bixby，January 31，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22]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23] “U.S. Navy Ignores Warning by Japan of Peril of Bombs，” and Hallett Abend，“U.S. Ships Stay at Their Post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3，1938.

[24] Bond to Kitsi，October 2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Morgan，October 29，1938，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5] Bond to Kitsi，October 26，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Wings （p.196）说邦德与指挥官麦克维喝咖啡，在邦德写给其妻的这封信上说他们喝威士忌加苏打。

[26] Hotel Terminus，今江汉饭店。——译者注

[27] 在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的相片；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F.Tillman Durdin，“Troops in Hankow Target of Plan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3，1938；Durdin，“Invaders Close to Hankow，”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5，1938；Paul Frillman and Graham Peck，China：The Remembered Life ，p.25。

[28] W.H. Donald to Mr.Timperley，December 30，1938，pp.17-18，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50.

[29] F.Tillman Durdin，“Troops in Hankow Target of Plan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3，1938；Frillman and Peck，China ，p.25.

[30] Bond to Kitsi，October 2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Morgan，October 29，1938，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1] F.Tillman Durdin，“Break in Defens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1，1938；Durdin，“Troops in Hankow Target of Plan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3，1938；Durdin，“Invaders Close to Hankow，”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5，1938；Frank 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 1941：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10.Frillman and Peck，China ，p.25；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197.

[32] Durdin，“Hankow Heavily Bombe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4，1938；W.H Donald to Mr.Timperley，December 30，1938，p.17，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50：“我离开机场后一会儿，日本轰炸机再次出现并进一步向这个地方投放爆炸物，没有造成物资上的损失。”

[33] Durdin，“Invaders Close to Hankow，”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5，1938.

[34] Ernest Allison to Frank Roth，October 1，1974，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23；Earl Albert Selle，Donald of China ，p.346；Rhodes Farmer，Shanghai Harvest ，p.181.

[35] Ernest Allison to Frank Ruth，October 1，1974，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36] 夫人显然忘记了她的承诺。夏普从来没有得到一枚奖章，详见邦德《为战火交困的中国飞行》一书第199页。

[37] 音译。——译者注

[38] 根据在http：//www.csgnetwork.com/sunriseset.html的全球日出、日落、黄昏计算器，显然1938年10年25日那天日落发生在下午5：08，这与陈文宽的故事和邦德的信件准确吻合。

[39] 路透社的无线电报，1938.10.26，“reuter shanghai 41905，” 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0] Durdin，“Blasts Start Vast Fir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6，1938.

[41]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和2006.4.19。

[42] Durdin，“Blasts Start Vast Fir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6，1938.

[43] Durdin，“Hankow Occupation Is Quiet，”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7，1938；Farmer，Shanghai Harvest ，p.175：“必须指出，大抵上说，日本对汉口的占领是纪律严明的”；然而，保罗·弗利曼（Paul Frillman）报道遇到一位强奸受害者：Frillman and Peck，China ，p.29，及美国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报道说，日本占领是有秩序的——除了立即处决掉受伤或掉队的中国士兵：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 ，p.222.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汉口沦陷少有像南京那样的系统野蛮行径。

[44] Chien Yuan Bank，音译。——译者注

[45] Reuters Radiogram，1938.10.26，“reuter Shanghai 41905，” 第一和第二部分，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6] Bond to Kitsi，October 26，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7] Bond to Morgan，October 29，1938，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给特里普和邦德的备忘录，中国——政府贷款”，日期不详，但写于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0000美元贷款之后，大概在1938年12月最后几天或1939年第一周，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 ，p.200。

[48] “Japan Celebrates Hankow’s Capture；Emperor and Empress，Each Carrying Lanterns，Cheered by Million in Tokyo，”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29，1938.

15 与蒋夫人会面

国民党喋喋不休地宣传“战略撤退”、“日本过度扩张”，以及高贵的中国抵抗等，但这些都是中央政府混淆视听的胡言乱语，事实是，对于中国，广州和汉口的失守使一年来难以置信的军事惨败登峰造极。14个月前，中央军如神兵一般占领了这些地区，如今，其最优秀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淞沪抗战和南京溃败中牺牲，而其年轻的空军的主要力量被摧毁。日本控制了中国资源丰富的北方省份，大部分的人力和工业，以及曾为国民党国内物资供应主要基地的长江腹地。

中央政府被迫撤离汉口，完成了从1938年初开始的向重庆的迁移。但是，虽然其战时首都隔绝了陆上攻击，四川省并不是与日本的现代军事力量打常规战争的好地方。它完全是农村地区，缺乏工业——最近的铁路线在数百英里之外的新近失去的汉口，尽管刘湘的死让国民党在该省的社会秩序的最高位置取代了军阀，它仍面临着本地官员和小地方武装力量认为被任命者是投机提包客 [1] 而愤愤不平的问题，国民党的税收大幅下降。重庆最佳的财政来源是通过云南省经陆路继续与西方世界保持联系，云南紧邻四川的南面。但云南由另一位强大的军阀龙云统治，尽管龙云如同刘湘曾在四川那样，名义上向中央政府效忠，但实际上拒绝放弃掌权，并成功地使国民党国内安全机构在云南难以施展。毛泽东的共产党在陕西省的延安周围建立了边区，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的其他军阀进一步使国内政治复杂化。虽然所有派系对西安绑架和日本入侵之后建立的统一战线口头上支持，但蒋介石太弱，无法整合权力，而且深受清王朝崩溃以来因地方割据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割裂中国的局面所造成的困扰。他所指挥的顶多是竞争对手的松散联盟，因此被迫采用哄骗、嘉奖和谈判等行为换取忠心和行动。

欧亚航空公司战前的航线以汉口为中心，汉口的失守对欧亚航空的航线结构的影响如同上海陷落对中航的影响。 [2] 两个航空公司之间爆发了对中国西部新航线的控制的争斗，中航总经理黄宝贤与可畏的官场短打高手李景枞发生了对峙。欧亚航空总经理李景枞，人称“德国李”，与孔祥熙和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关系密切，用奢侈的礼物打点有战略价值的当局，并将要人的亲属安插在他的工资名单上——所有这些事都为中航所不齿。李的权势确实得到了证明，他在总经理的位子上已经牢牢地坐了七年，而在此期间，中航已折腾更换了五任总经理，而黄宝贤完全不是老奸巨猾的李景枞的对手。欧亚航空攫取了中航早先在中国西部开发的航线的40%，邦德气势汹汹地去交通部予以反击。他威胁说，如果航线这样洗牌的话，泛美航空将从中国撤离。张部长好言相劝，将中航的损失减半。此举虽然有所帮助，但邦德感到真正的问题是黄宝贤缺乏政治地位，黄没有为得到现在的职位进行过一系列活动，对自己的权力的决定因素没有感觉，因此缺乏信心推进中航的议程。 [3] 邦德自己对这个妥协还算满意，但中国的商业惯例是如此费解，他不能在公司董事会会议上诉说一下委屈：交通部下属负责组织航空公司的航政司的司长何墨林先生，在中航董事会有一个席位，同时又是欧亚航空的董事长，从两家公司都拿工资。头戴航政司的帽子，他就成了两家公司之间的主要仲裁人，邦德认为，他做决定的出发点是只要保持两家公司活着就行。

12月初，邦德收到比克斯比的电报，简短地要求他回纽约，邦德看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典型的比克斯比关怀——“命令”他回家过圣诞节。于是他飞往重庆，与黄宝贤和董事长彭学沛交接清楚。像往常一样，他住在拉普先生家族的大院，在此的另一位客人是宋美龄的美国传教士顾问，邦德对他说想与宋美龄结识，那人帮邦德拉上关系，将邦德的拜会放在她的日程表上。 [4]

当邦德已经准备好拜会时，端纳冲进他的办公室。“你有什么问题？”态度生硬的澳大利亚人问道。“蒋太太和老蒋今晚要宴请客人，她累了，叫我顶替她去。我听说你对所得到的支持感到失望。” [5]

“我的天，没有！我没有失望。恰恰相反。我只是想拜见夫人，告诉她可以依靠泛美航空，泛美航空会尽其所能地帮助中国，无论能持续多久。”

端纳一下子放松下来。“嗯，邦德，那就好。我告诉过夫人一定是有误会。我会帮你重新安排。”

第二天，大个子澳大利亚人闯进邦德的办公室。“她要见你。现在。”

邦德急匆匆收拾好他的公文包和外套。

“那你推荐的总经理呢？他干得怎么样？”端纳问。

很好，邦德说，并叫他的秘书去找黄宝贤。当黄出现时，端纳迎着他伸出厚厚的手掌。“那么，邦德，这就是你着重推荐的人。我很高兴他干得不错。”

黄宝贤紧紧地抓住端纳的手，一脸困惑，直到这一惊人现实来临的此刻，他才明白被任命为总经理是来自国民政府的绝对最高点，而邦德策划了这件事。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在他的事业成功的投资中给了最最重要的面子。他呆呆地用敬畏的眼神看着邦德，原来他有着比自己想象要多得多的政治力量。

“行啦，端纳”，邦德咧嘴笑着说。“我们不能让夫人等待。”

在中国待了7年以后，邦德已经听到过1000个故事。 [6] 在亨利·卢斯的出版帝国旗下的《时代周刊》、《财富》杂志和《生活》杂志的带领下，美国新闻界对宋美龄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称颂她是中国的皇后娘娘，将和她威严冷峻、恪尽职守、信奉基督新教的丈夫一道引领中央帝国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云云。邦德对她的个人看法没那么多光彩；和1938年在中国工作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和国民党官僚有太多的接触。不过，他依然相信蒋介石和国民党表达了统一中国的最美好的希望，并会领导它走向现代化。

邦德紧张地等待着被召见，终于，端纳引领他入内，蒋夫人站在她的写字台边。新闻照片对她不公平，没有表现出她的神态，他对这样的美丽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她的头发像抛过光的黑曜石似地闪耀，眼中闪烁着和蔼可亲的聪慧，每一个细节都那么优雅。然后，她开口说话，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其效果是惊人的。她安排邦德坐在一张沙发上，自己坐在他旁边。

邦德为发生过误解表示道歉，并重复刚才对端纳说的话——他只不过是打算利用他的拜见，向她保证，在战争期间，泛美航空将全力以赴维持中国的航空交通。邦德是现实主义者，但也是乐观主义者，他告诉她，虽然中国的情况很困难，但他认为“日本的未来会比中国的更困难”。 [7]

她的涂了口红的嘴唇撅起，像一朵花蕾，笑了，双唇绽放成一颗心形。“让我看看能不能让蒋委员长抽一分钟时间，我想让你亲口告诉他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她喃喃地说。

邦德站起来。蒋介石穿着整洁无瑕、上浆均匀的制服，人精瘦而结实，发亮的秃头，脑壳后边也剃光以达到所需的效果，头皮紧绷在他赤裸的头骨上，独裁者的小胡子横在上唇边。他淡淡一笑，没有露齿。他的握手足有三秒钟，像铁钩般有力。他点着头，对邦德的客套回应着“好，好”（hao，hao）——“好的，好的”，或者“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蒋夫人示意邦德坐到沙发扶手对着的一个座位上。蒋委员长也坐了下来，斜向邦德，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的脊柱如步枪通条似的笔挺。夫人坐在他们之间做翻译。这是令人兴奋的经历，与地球上两位最著名的人物在与世隔绝的空间内会面，邦德有礼貌的弗吉尼亚州教养起到不少作用。他提醒自己说话要字斟句酌、要负责任，不要冲口而出，并且按吩咐重复了刚才对蒋夫人所说的泛美航空的承诺。“而且，将军”，邦德结束道，“在这段时间，泛美航空不会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

蒋介石的目光冷冰冰的，伴随着长时间的沉默。最终，他开口说了几句话，他的妻子译成英语。“他说，我们只从美国人那里得到过这样的表态。”

委员长认为，泛美航空连接了两个国家，作为中航的美方合作伙伴付出了努力，并做出了在他看来是典型的“中美之间的友谊的感情”的举动，他对此表示“深深的感激”。 [8] 委员长还希望战后中美关系能够改善。

“我想我应该补充一点”，邦德说，“我们希望能为您服务得足够好，好到当这个非常时期结束时，泛美航空可以收回投资，并希望得到合理的利润。”

“我会留意你的。如果你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直接找我。我会尽快指示你来见我。”

“谢谢，将军，我非常感激，但我觉得，不把我的加进去，您有的问题已经足够多了。”

“你的问题对我来说可能不会太大。”

他们站起来再次握手，蒋委员长离去。

“他说到做到，邦德先生”，夫人重申。“只要记住，当你给他带来一个问题时，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邦德想知道他在美国有什么可以帮她的忙，她请他寄一些私人信件，于是她的秘书拿出钢笔、纸、墨水和一个写字台。当她准备好了，夫人转向还没有离开房间的端纳询问日期。

“12月12日”，端纳应道。

“哦。12月12日”，她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

两个外国人继续等待，夫人做了一些笔记后一阵风似的离开房间，端纳引导邦德出来。“那个日期怎么了？”邦德问道。

“委员长在12月12日被绑架，两年前的今天。”

安排好总飞行师夏普负责日常运作和亚瑟·杨代行战略经营职责，邦德于12月22日到达巴尔的摩，因为“风城” 暴风雪已经使全部横跨美国航班停飞，他连夜从芝加哥乘坐火车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上行驶。 [9] [10] [11] 姬兹早就在月台上等候，在这个灰蒙蒙的、刮大风的日子，她的拥抱温暖了他的心，他憔悴的样子令她震惊，自从她离开中国后，他又瘦了许多，姬兹急急忙忙把丈夫接回家。他们参加了切维蔡斯俱乐部的年度假日晚会，姬兹从读大学开始就一直参加这个晚会；除此之外，姬兹将圣诞活动搞得极为热烈精彩而又不出格。在海斯庄园，威廉·邦德与亲友和已经16个月没有见到过的儿子共同送别旧的一年，享受着共聚的欢乐。在过去整整16个月里，他和他的公司曾经濒临绝境。邦德不知道长期的未来会怎样，也不知道他的公司能否成功，不过，1938年最后的几天里，当他坐在圣诞壁炉火焰旁乐享节日之时，明白了一件天赋的事实——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2]

[1] 指外来政客。——译者注

[2] Bond to Morgan，Letter No.42，November 12，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国航空公司第37次董事会会议备忘录”，1938.11.17，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比克斯比给邦德的回信，笔者没有找到放置处：Bixby to Dear Bonda，October 31，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题为“欧亚”的备忘录，1941.8.3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 邦德不能公开自己是如何努力或通过什么渠道才保住黄宝贤的位置：如果外界知道了黄的升任是由于美国人的努力，会削弱黄在中国政坛的正统性。

[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02-203.

[5]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02-203.

[6] 宋美龄的形象：Rhodes Farmer，Shanghai Harvest ，p.112；Emily Hahn，The Soong Sisters ，pp.57，104-105；Hahn，China to Me ，p.127；Joseph Stilwell，Theodore H.White （ed.），The Stilwell Papers ，p.80；Sterling 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 ，pp.99，110-111，114，115，139-140，268，282，285；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Hannah Pakula，The Last Empress：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Laura Tyson Li，Madame Chiang Kai-shek；许多当时的相片。

[7] 邦德与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对话：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02-205。

[8] W.H.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Journey to a War ，pp.65-68；Farmer，Shanghai Harvest ，p.169；Fenby，Generalissimo； 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Arthur N.Young，Cycle of Cathay ，p.260；许多当时的相片。

[9] “给特里普和邦德的备忘录，中国——政府贷款”，日期不详，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宋氏家族圈子内的通讯中从不同来源反映出了一种态度：“鉴于通过中国航空公司与泛美航空公司合作，其所提供的非常有价值的服务”：孔祥熙写给张嘉璈，1939.1.6，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0] Bond to Sharp，December 9，1938，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1] Bond写给副部长Peng Sho-pei，December 10，1938；Bond to Arthur N.Young，December 14，1938；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2]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06.

16 轰炸季节

新年过后，生活平静下来。 [1] 姬兹的细心照料和海斯庄园的精致美食产生了奇迹，邦德瘦弱的骨架上增添了重量。然而，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他的心始终没有真正离开过中航的事务。中美双方合作伙伴的合同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2] 合同虽说到1940年7月才到期，但它有一个6个月的自动更新条款，因此，到了1939年7月7日，如果合作伙伴双方均没有提交终止合同的书面通知，合同便自动延长又一个五年。假设中国要继续该安排，这将消除泛美航空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事不宜迟。邦德在离开重庆前曾为此事进行了一些游说活动：与总经理黄宝贤和董事会商谈；通过亚瑟·杨找宋子文游说；与交通部副部长兼中航董事长彭学沛会谈；与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会谈。在首都华盛顿，邦德主动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提出此事，在邦德的努力之下，中国很顺利地得到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美国信贷（尽管仅限于非军事用途，约合现代3亿8700万美元），消息迅速宣布，不久黄宝贤就向邦德追加了建议延期的信的副本。

邦德以为他已经掌控了局面，但随后并没有获得续约的正式通知。相反，中方开始要求泛美航空注入资本。邦德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他触动到了中国生意人的大脑中的一根神经。合同更新本是自动的，如果泛美航空想提早延续，其中必有缘故。如果确有理由，中方认为，如果就这么听之任之而没有找出美国人会为此付出什么，他们就未免太愚蠢了。邦德只得以求爷爷告奶奶的方式进行回应，但这些小手段留下了不好的味道。如果有一件事是100%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泛美航空不打算向中国投入更多的资金，因为它考虑到中国的战争和泛美航空的财务状况，泛美航空在过去十年从不间断地扩张，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3] 邦德给胡安·特里普、比克斯比和斯托克利·摩根的战略建议很简单：“不要增加资金，我们能撑多久就撑多久，做最好的打算。”

在任何形势图上瞥一眼，就能看出自由中国拥有的资源很少。1938年的最后几天里，国民党精英之一、前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出现在河内，据称前往香港讨论停战协议。 [4] 除夕夜，一家在香港的日本新闻社发表了汪精卫致蒋介石的电报，敦促按日本条件与日本缔结和约。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该提议，誓言继续抵抗并谴责汪精卫的叛逆，但汪精卫的叛国似乎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内的重大分歧。 [5] 后续的新闻故事报道汪精卫的同党从国民党队伍被大力清洗，日本宣布将不再与蒋介石政府打交道。

这一切都仿佛使邦德建议中的“最好的打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似乎没有什么能减缓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步伐。2月中旬，日本入侵位于在北部湾口的海南岛，削弱了从法属印度支那到云南的铁路的安全，该铁路是中国仅存的获得外援的运输线之一。 [6] 3月中，希特勒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并开始对波兰指手画脚。 [7] 英国和法国意识到他们很快就有可能要用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于是向美国工厂下了大批飞机订单。 [8] 有迹象表明，甚至美国本身也正从“中立法案”的睡梦中醒来，为自己的军队订购了1500架飞机。中航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订了一架“DC-3”，要到7月才可以下组装线，黄宝贤叫邦德增加一架，但这样小的订单未免太过于微不足道，而中航马上就需要这些飞机。出于敬业，邦德为获得额外的飞机不遗余力，但徒劳无功，消耗了在家休假剩余的时间，却只能买到一架二手“DC-2”。 [9]

邦德休假后精神恢复了许多，于1939年3月的第3个星期飞回中国。 [10] 途经香港时，他与宋美龄有个短暂的会晤，并与邓勉仁和端纳就发展战略进行了详细讨论。4月的一个上午，天气如往常一样阴云密布，他到达重庆下方的珊瑚坝机场。邦德观察到，他不在的期间，日本的空袭给城市造成的“损坏相对较小”，但当天气好转，他“毫不怀疑重庆将经历一些非常的苦难”。 [11]

这个月余下的时间，重庆都是云雾缭绕，细雨朦胧。 [12] 5月初，天气的阴郁终于打破，隔着长江，市区对岸的山坡上四川的郁郁葱葱的春色闪烁着微光。那天下午，邦德打算回香港，但欠比克斯比一封信，所以在此期间，他坐在他位于劝业银行（Chuen Yien Bank）大厦四楼的一个窗口边的办公桌旁，反思着他回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月，抵制着想点燃一支香烟并享受吞云吐雾的乐趣的欲望。 [13] 新年时他戒了烟，并和一位美国朋友打赌，1939年谁先抽烟谁就输100美元；如果两人都熬过了12个月，赌注就上升到500美元，期限延长到5年（赌注分别约合现代1600美元和 7800美元），到目前为止邦德强忍着。他核查了运营数据，统计上，虽然中航做得出奇的好，但在邦德看来没有多大意义。这种情形是“虚无的”，一次中彩的日本炮轰就可能消灭中航一半的飞机，而战争毫无结束的迹象。虽然邦德感到中国人“将以比任何人的预期都要好的形态从（战争）中走出来”，他对自己的个人前景却因为有种被掏空的预兆而没那么乐观。他在华盛顿获得的17磅体重已经失去了9磅，8月就将标记着战争进行了整两年，与妻儿分离这么久真是令人备受折磨。到目前为止，姬兹是个“输得起”的人，但这种情况不公平，他担心不知她还可以熬多久。“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正在变得脆弱”，在给比克斯比的信中他写道，“但是这场战争可以轻易地再打两年”。邦德不敢肯定他能否再忍受两年。他在信上签字并注明日期，前往机场。这是1939年5月3日。

中国空军顾问陈纳德在“粉房子”外面的街上拦住了他。“轰炸机刚刚离开汉口，还不清楚他们要去哪儿。” [14]

邦德感谢了这位路易斯安那人，看了看蔚蓝的天空。这是几周以来第一个晴天，自由中国的战时首都肯定高居日本人的目标清单榜首。邦德快步走下前往江边的石阶，走过摇摇晃晃的人行桥到达沙洲上的机场，到运营办公的竹棚传达陈纳德将军的警告。一批乘客和来送行做良好祝愿的朋友聚集在旅客候机棚周围，如同往常，乘客大都是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但夹杂了一些欧洲人面孔。交通代理行的人核对着几个航班的旅客名单，小工存放行李和航空邮件。邦德把“DC-2”飞行员哈尔·斯威特（Hal Sweet）带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关于日本空袭的消息。斯威特不声不响地信步走到飞机上并着手准备起飞，而邦德不动声色地下令其他飞行员采取同样的步骤。

下午12：55，旅客候机棚的电话铃响了，接电话的职员突然从他的办公桌冲出来用中国话大喊道，“日本人来了！”与此同时，城中空袭警报声大作，混战爆发。一个女人尖声大叫，有这么可怕的一秒钟邦德以为空袭就在他们的头顶。他咆哮着要求服从命令，乘客和他的交通代理人惊得目瞪口呆，出现了脆弱的平静。从这一刻开始事情开始利索地进行，交通代理人发出“嘘”声，把不是出行的人赶上石阶，进入在悬崖边上、粉红色房子下方75英尺的防空洞，并催促乘客登机。发动机轰鸣着活了起来。邦德上了“DC-2”，在他平时所坐的靠近驾驶舱门左边第一排的座位坐了下来。地勤人员猛地的将挡块从飞机轮子下边抽出来的一刻，斯威特弹起来对准跑道的尽头滑行，脚跺方向舵踏板，摆动飞机进入跑道标线，向前猛压油门，开始了起飞滑行。

不到一分钟后，斯威特驾驶的“DC-2”升空了，盘旋着飞离机场，沿江水弯道飞行并获得航线高度。邦德靠向窗户回头望。重庆看上去像个翻倒的蚁丘，老百姓朝着山坡下的渡轮蜂拥而去，以为渡过江到了南岸就会安全。第二架“DC-2”的机长是谭欢在，谭是中航的三位最早的美籍华人飞行员之一， [15] 刚刚飞离跑道。陈文宽是三位美籍华人飞行员的另一位，他驾驶着一架载有8名乘客的“德哈维兰迅龙”双翼飞机（de Havilland Dragon Rapide）跟在谭的后边，距离半条跑道，该飞机是由宋美龄贷款购得。一架“史汀生”型飞机拐到了陈文宽后面的位置。一架“洛宁”型飞机按照步骤进入江中，搅动着泡沫达到起飞速度。“海军准将”摆脱抛锚浮标，两个发动机剧烈旋转。这是一幅令人敬畏的景象。邦德重新坐好，为他的飞行员感到骄傲。他看了看手表。整个紧急起飞只花了6分钟，他感觉世界上没有任何空军可以复制如此卓越的技艺。

起飞后10分钟，45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重庆上空，“如百万只蜜蜂嗡嗡作响”，机翼梢对机翼梢并排成一条线横扫地平线。 [16] [17] 第一轮炸弹落在江上，雷鸣般的爆炸激起巨大的水柱，之后一连串的爆炸爬上山坡，进入市内。50多枚炮弹击中重庆市中心，摧毁了几十栋大杂烩式的建筑物，掩埋了许多居民，火灾在大毁坏中肆虐，1小时后至少有13处大火灾，喷射出远高于楼顶的火焰，城市上空黑烟交相融合，形成了黑云，遮蔽了原本晴朗的天空。直到夜幕降临消防队才得以扑灭最糟糕的地狱之火。300～500名中国平民在空袭中丧生，他们被无区别杀戮。每一位中航雇员都完好无损，但他们的家庭就没有那么幸运。一位姓魏的焊接工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乘坐严重超载的渡轮过江逃离城市，一枚炸弹在船边爆炸，渡轮在江中倾覆，魏家的孩子只有一个存活，魏太太和2个孩子以及其他大多数乘客淹死。 [18] 这还不是全部，对空袭的恐惧造成一位报务员的怀孕的妻子流产，出血不止，一周后去世。

下午3点左右，斯威特在距离战时首都以南381英里的桂林降落的时候，重庆的空袭结束。 [19] 他等到日光暗下去才再次出发，经过广东北部时已经入夜很久了。头戴德律风根无线电测向仪耳机，在满月的光芒照耀下，哈尔·斯威特的道格拉斯飞机于晚上8：40如涂了润滑油似的在启德机场跑道着陆。47分钟后，地球的阴影切入美丽的月球天体，晚上10：39，地球吞噬了月球最后的一丝银光，月全食食甚。 [20] 暗淡无光的月盘挂在天空，像一枚黑色的硬币，一个负空间的球体。犹如可能出现最坏的预兆。

第二天黄昏，27架日本轰炸机再次袭击重庆，从北部扫荡过来，使开阔地区数以千计的平民大为震惊。 [21] 日本人先用一批高爆炸药和燃烧弹轰炸嘉陵江滨水区域的建筑物，然后沿着整个城市的脊突地带投弹直至长江堤岸。多处熊熊大火使紧急救援人员应接不暇。午夜前，火焰吞噬了这座城市的八分之一，数百人被烧成灰烬。从德国大使馆看到，超过80位妇女、儿童和老人被烧死在城市30英尺高的墙的墙根。估计约5000人死亡，这是战争开始以来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所遭遇的最具毁灭性的空袭，超过了格尔尼卡 [22] 成为当时历史上最血腥的空中恐怖袭击。在整个空袭过程中，蒋介石夫妇留在重庆附近地区，坐在地下防空洞内直至空袭结束，之后在浩劫后的残骸中走访，与难民们交谈。

日本人给了重庆8天宽限期，然后在5月12日再次轰炸，又杀害了两三百平民。 [23] 过后，邦德回到重庆，每个人都向他倾诉空袭中的故事，有些是幸运的，有些是悲剧性的，还有些是滑稽的，全都充满了对日本人竟会对大批无辜平民造成这样的极大痛苦的愤怒。 [24] 其中一个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是关于一个6岁大的男孩，他的父母在5月3日的空袭中被炸死了，他自己在本次袭击中股骨骨折，被送往基督新教医院。 [25] 给这孩子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忙碌地对屠戮造成的伤员进行鉴别分类并处理，浑身浸透着血迹，在对好孩子的股骨后，就在三楼的儿童病房内，采用中古时代的牵引方法，把一根销钉穿进孩子的脚后跟，用绳索和滑轮组锚定他的腿。

在接下来的2周的大多数时间里，乌云笼罩在闷热的战时首都上空，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安全。 [26] 但5月25日，陈纳德航空预警部门宣布，日本的一个轰炸中队正从汉口向西飞来。邦德和他的工作人员待在粉红色房子下方的防空洞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下午6：30左右，邦德认为空袭可能往别处去了，便离开了。

当邦德和他的司机离基督新教大院仅四分之一英里的时候，紧急警报开始凄厉地号啕。人们涌上街头，用短跑速度奔向防空洞。就近的地下空间不足以容纳全部人口，只能是先进先得，落后者遭殃。其他居民跑向城市大门，争抢城墙外的安全位置。基督新教大院的院门锁上了，门卫早就走了。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通过院门本身进入，这道门是一个25英尺高的铁栅栏。邦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踏着皮鞋、系着袖扣，爬了上去。他的司机把车停在一棵树下，跟在他的后面翻了过去。

两人进入大院后匆匆穿过空荡荡的校园，向着主房附近的大防空洞走去，邦德可以看到若干穿着白色制服的护士围在防空洞入口。在他旁边，学校门口一个移动物体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中国男孩像螃蟹似地打横爬过前门，推动着自己上了夹板的腿在面前，背后拖着牵引带，绊在了门上。邦德突然停下，意识到这就是他听过的那个故事中的6岁男孩。这个男孩满脸泪痕的脸痛苦地扭曲起来，他恐惧地颤抖着，但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邦德把男孩抱在怀里，他的司机收集好牵引带，然后两个男人把羸弱的小家伙送进大防空洞放在木板上。亚瑟·杨也在基督新教大院，他带进来一位在5月12日空袭中被齐肩炸断手臂的中国人。一当他们安置好伤员，邦德就上到地面，等待情况发展。

在地面，邦德遇到了两名记者，一位是他熟悉的《纽约时报》驻重庆记者F.蒂尔曼·德丁（F. Tillman Durdin），但他不认识另一位年轻人。德丁介绍这个年轻人叫白修德（Teddy White）。 [27] 白修德是个自信的哈佛毕业生，最近抵达重庆，为政府主办的“中国新闻委员会”写宣传材料。暮色渐深，6架中国驱逐机盘旋在城市的高空，三人看到阳光在驱逐机的机翼间闪烁。接着就听到日本双发动机轰炸机的“明确无误的重低音”。邦德几乎立即认出，有27架日本轰炸机在大约1万英尺的高度并肩排成两行，横向划过中国驱逐机的轨迹，从正面攻击。空中，轰炸机的防御火力向后喷出明亮的条纹；在新月滑过微微发紫的天空的映衬下，防空排炮的炮弹呈抛物线从地面上射出。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几乎算得上美丽，而且轰炸机似乎并没有威胁到基督新教大院，于是邦德和两位记者留在地面上。在空袭时，能和朋友在一起永远都是种安慰。 [28] 突然，邦德听见“嗖嗖”的响声，他急忙转身，张开双臂，一个箭步飞身扑过去裹挟着德丁和白修德钻进防空洞。说时迟那时快，一枚炸弹在附近引爆，三人翻滚着下了楼梯，大批炸弹在周边地区爆炸，抱着团的三个美国人在阶梯底部才松开。

邦德道歉道：“来不及开口提醒。” [29]

“你怎么就知道空袭要来了呢？”白修德问。

“我听出来了。”

白修德摆脱了窘态。“我必须学会辨别这种声音。”

日本轰炸机得手后打道回府，消失在黑暗之中。邦德、德丁和白修德返回地面，拉普先生加入他们的队伍。市中心发生多处火灾，散发出刺鼻的烟气。尽管传教士伴随身边，邦德轻声背诵着他18个月前，即1937年停战日乘“无锡”号轮船离开吴淞口时站在甲板上时念诵的咒语。“该死的日本人，该死的日本人。” [30]

“阿门”，拉普先生声音低沉地应答，“阿门”。

防空洞是安全的，但并不舒适；潮乎乎的，因幽闭而使人心生恐惧，充斥飘荡着香烟味、摞在一起未经清洗的尸体的臭味和因恐惧而渗出的汗水的酸味。几个美国人搬运断腿男孩和其他儿童回到前教学楼第三层的儿童病房，安置到各自的床上，直到夜幕降临时才弄完，之后到掩体外聊天，等待解除警报。城里传来几声“啪啪”的步枪声，那是警察在即时处决趁火打劫者。同时，他们听到了新的发动机咆哮声，明显预兆着另一轮攻击波即将来临。邦德指挥大家重新回到防空洞。他正要走下去的时候，想起断腿男孩和其他的孩子，立即转身，奔向150码外的儿童病房，司机和白修德紧随其后。邦德三步并两步地跨上楼梯，冲进病房，结结巴巴地对困惑而害怕的小朋友们解释。护士都逃跑了。果不其然，那个小男孩又吃力地爬下了床，拖着他的牵引带走向楼梯。已经没有时间带孩子们去防空洞了，但建筑物还算坚固，原地不动似乎是最好的。三个男人恢复了秩序，把孩子们撵上床。邦德和白修德抱起断腿男孩，把他放回到自己的床上，坐在床脚，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炸弹击中了一个靠近城市的军用机场；最终，解除警报在9点左右响了。邦德在离开医院之前，向返回的护士就可能遇到空袭时应采取的举措做了明确的指示，然后去吃晚饭，接着睡觉。至于那个断腿男孩，威廉·邦德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日出后，邦德巡视公司的设施。首先，机场和“粉房子”都完好无损。其次，订票办公室被击中了一处，外墙完全被熏黑，令人高兴的是，办公室内的人在接到警报的第一时间均已疏散。最后，邦德上陕西街查看在劝业银行大厦的总部。该银行楼顶被击中一处，但没有坍塌。另有10枚炸弹落在距离大厦不到200英尺的地方。邦德的办公室就像个屠宰场，桌子翻转，椅子在房间里甩了一地。文件在木片中飘动；玻璃碎片在脚下嘎吱嘎吱响。邦德小心翼翼地找着路径走到窗前。街头上，烧毁的废墟中飘起一缕缕油腻的烟，清理人员在瓦砾堆间忙忙碌碌地堆放着尸体。邦德叫办公室小工把他的办公桌搬到房间中央，以免在下雨时弄湿，并着手重整文件。

几天后，邦德收到来自那个和他打赌不抽烟的朋友的支票——赌赢的时刻恰是他待在地下防空洞内焦灼地等待炸弹落下的那几个小时。 [31] 至今邦德还没有破戒，但他很快就会了。

重庆的夏天，犹如锅炉房似的又潮又热，很难想象会有比重庆更难受的气候。 [32] 大多数夜晚，邦德提着他的小床和蚊帐到基督新教大院的草坪上，希望在此捕捉到一丝清风。在这个7月6日将尽、7日将临的夜晚，满月刚过，他来到屋外，想在月光下睡觉。月亮如轰炸机般怒目圆睁，射出明晃晃的银光。 [33] 午夜前几分钟，重庆的空袭警报尖利地叫了起来，邦德在掩体内待了3个小时，敌人的轰炸机袭击了城市，直到凌晨3：15他才回到小床上，当谭欢在把他摇醒的时候，他才刚刚闭上眼没多久。“邦德先生，邦德先生，请你醒醒。”

“怎么回事？”邦德抱怨道。此刻是凌晨4：45，他才睡了90分钟。

“我不想打扰您，邦德先生，很抱歉，但乔·沈（Joe Shen）受了伤，很严重。”

邦德坐起来，摇了摇脑袋，使头脑清醒。乔·沈是他的另外一个飞行员。“你没有打扰我，出什么事了？”

谭欢在解释说，他和沈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人和美籍华人飞行员选择了在共有八层楼的劝业银行大厦的第四层的走廊里躲避空袭，该大楼因5月25日被击中但得以幸存而获得了结构坚固的名声。在刚刚过去的空袭中，一枚炸弹意外地在中航办公室正对过的一座在建的建筑物的钢铁框架上爆炸，一块炸飞的金属碎片穿过劝业银行大厦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钻进一个房间，通过打开的门，飞入走廊，在那里切进了乔·沈的后背。没受伤的飞行员用卫生间毛巾堵在伤口上止住喷涌而出的鲜血，让沈靠在扶手办公椅上，带到一家装修简陋、设备不足、困难重重的城市医院。“他还活着”，谭欢在最后说，“但医生没有做任何事，说这种情况没希望了。”

邦德已经穿好衣服。“带我去见他。”

由于邦德是一个负责向重庆慈善机构分发美国援助的机构的董事，他对该城市的医院糟透了的状况再熟悉不过。最好的一家是距长江南岸一两英里，在一个山顶上的加拿大医院，该医院的艾伦博士（Dr.Allen）是位优秀的外科医生，通常在空袭后到重庆市区来处理创伤，但这天艾伦医生不在他惯常在的急救站。邦德和谭欢在继续将乔·沈送到市医院，沈意识清醒，极度痛苦，但是医生深表遗憾，说他什么也做不了，邦德提出要送沈去加拿大医院，那医生认为沈扛不住路途颠簸，撑不到加拿大医院。

“你怎么知道不行？”邦德逼问道。“他2小时前受的伤，现在还活着。”

“我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确信他来这里已经大受折磨。”

邦德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他也不怀疑乔·沈在过江时会遭受更大的痛苦，但忍受一两个小时的极度痛苦与给生命一个机会，孰轻孰重？本来，同意医生什么也不做很容易，但邦德知道，如果在担架上的是他，他的人员会对怎样对待他。

首先，他们必须找到艾伦博士以确保得到他的帮助。邦德和谭欢在租了一条舢板渡过长江，跑上山去到艾伦的医院，在那里他们了解到，在处理了一整夜伤亡人员后，艾伦刚上床一会儿。邦德把他叫醒，艾伦博士东倒西歪地说，与其让他回到城里治疗沈，还不如把沈送到南岸，在那儿他有X光机和无菌手术室。

邦德和谭欢在跑去“图图伊拉”号（USS Tutuila，PR-4）的停泊处，“图图伊拉”号是一艘驻守在重庆、专为美国大使馆服务的美国炮舰，他们借好了一个结实的金属吊篮担架和一艘“图图伊拉”号的汽艇，水手把他们载到“粉房子”下方的石阶边。邦德和谭欢抬着担架气喘吁吁地爬完350个台阶，和公司载客巴士的司机一起开车到乔·沈的旁边。当他们到达时，已是8点过后，沈受伤至今已经过了6个小时，但他依然活着，而且意识清醒，虽然因为疼痛和失血而面如土色。医生认为他熬不了多久了。邦德感谢医生的关心，并帮忙将乔转到海军担架上放妥当。一路上，谭欢在、邦德和4个雇来的小工站在巴士的后排抬起并托着担架使之悬空以保平稳，然后抬着它下台阶，上海军汽艇，过河，并在南岸又请了一拨小工。乔眼睛紧闭，忍受着地狱之旅，没吭一声。9：50，他们到达加拿大医院。

当邦德弯腰向着担架时，沈睁开眼睛，眼中充满泪水，目光散漫。“谢谢您，邦德先生”，他喃喃道。“我很抱歉……造成……这么多……麻烦。”

一个人在如此深入灵魂的痛苦中，放在首位的还是讲礼貌，这让邦德眼里饱含泪水。这是纯粹的中国人的勇气，正是这样的气质使得他们伟大。

艾伦博士在沈的充满了血的腹腔内探索，显示右肾破裂，金属碎片穿过右肾插入肝中，但艾伦无法得到一张足够清晰的X光图以指导其将碎片拔除。幸运的是，沈的肠子没有受损，其他器官也没有。沈和谭欢在有相同的血型，因此艾伦博士安排谭欢在给沈输了血，如果伤口没有感染的话，沈有很好的康复机会。

过了几个小时，邦德才意识到这天是1939年7月7日，这一天是神奇的一天，中国政府没有预先通知，就将泛美航空和交通部之间的合同自动延长五年的文件送来了。

到1939夏天，在中国的最重要的美国人——纳尔逊·T.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大使清楚地看到，邦德的努力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34] 于是，约翰逊在给泛美航空主管东方事务的副总裁斯托克利·摩根的一封信中盛赞邦德的素质。摩根把这封信转给比克斯比，比克斯比送了一份副本给姬兹和邦德的母亲，另一份给胡安·特里普，附了句俏皮话：“大多数此类信件会因随信附带的鲜花而延迟。” [35] 不过，他担心邦德的健康恶化，两人共同的朋友的其他3封信提高了比克斯比的关注度，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比克斯比要把这个勤勤恳恳的弗吉尼亚佬弄回家的愿望。 [36] [37]

邦德何尝不想出局，但，是在更大的意义上。目前中航运作良好，进步稳定，而且他想利用合同延期作为里程碑式成果来让他退出中国，将职责移交给比较年轻的人。但他对于现在就提出要求觉得不够妥帖——这意味着放弃——他宁愿等待“直到所有对于泛美航空的利益利害攸关的事情都已经尽可能得到保证”。 [38] 他把希望寄托在正在美国休假的夏普身上。“我认为他可以胜任”，他写道。

比克斯比和摩根持不同意见。 [39] 作为一位顶级的机长，夏普可以处理该职位中机航方面的业务，但作为泛美航空在中国的“一号人物”的职责，远比飞行管理要多得多——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上的，并且要求能做深谋远虑、举止得宜、成熟老练的决策，这些正是夏普所没有的。

不幸的是，对于威廉·邦德和他的家人来说，泛美航空体制中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乔·沈的故事就是其中原因的一个缩影。悲剧的是，罕有外国人愿意做出这样的努力来拯救一个中国人的生命。“你为（乔）所做的事情，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对你如此忠诚”，比克斯比解释道。“这种看法不会很快被忘掉。” [40] 在一个长期关系是转动整个社会的辊轴的国度里，邦德的人脉是不可复制的。邦德在1937夏天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的位置在中国。两年后，这已成了他不能逃脱的命运。

8月1日晚，日本袭击重庆。 [41] 在防空洞待了几小时后，刚过午夜，邦德上床睡觉，感觉很好。他醒来时感觉头晕。他在“粉房子”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处理了机航业务的一个紧急情况，之后，头晕加倍，并且呕吐，两分钟后，大便失禁。胃肠道系统紊乱、上吐下泻是霍乱的主要症状，空袭导致重庆的不卫生使霍乱流行。 [42] 邦德让人将自己送往治疗过乔·沈的医院，检查证明了该疾病不是霍乱。但五天后他仍卧床不起，仍不清楚他患该疾病的具体原因。邦德一能走动，就又做起了他一直在做的事——回去工作。

1939年8月19日，四川省，天刚破晓，是个大晴天。 [43] 当早晨的天空淡化为朦胧的蓝色时，防空警报网报告，日本轰炸机正在前往重庆。在重庆下方的沙洲上的珊瑚坝机场已被长江的夏季洪水淹没，所以中航的两架“DC-2”放在城市西边的军事机场，基督新教领袖拉普先生正好在此给朋友送行。往成都的“DC-2”飞机满载乘客已经起飞。吴士要到当天晚上驾驶另外一架“DC-2”前往香港，但此刻离起飞时间还为时尚早，他却不得不急急忙忙地赶到城市西边以等待空袭过去。他问拉普先生是否想和他一道去峨眉山观光，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44] 从坐落在山顶上的金顶寺观看日出和日落是许多中国佛教徒的人生目标。拉普和他的妻子在1909年刚来中国时，曾经在峨眉山下的度假村住过2个月，他得知30年来第一次有机会故地重游，极其兴奋。

他们飞了95分钟，先经过一个叫乐山的小城市。 [45] 到达后，吴士绕着峨眉山山峰盘旋，一堵灰色悬崖从针叶林覆盖着山坡的阴暗矮山中脱颖而出，屹立于悬崖之巅的是一座精巧华丽的庙宇，直让他看得目不转睛。向西，23000英尺高的贡嘎山上的白雪和冰川闪耀着太阳的光芒。拉普先生尽情地欣赏着美景，直到他恰巧在乐山方向看到其上空烟云高耸，敌人正在轰炸这个城市。

就在一架护送空袭轰炸机的日本驱逐机发现了吴士的道格拉斯的时候，吴士一眼看见了这架日本飞机，立即下降至最低高度，擦着山脚下的外国殖民地的平房上方拼命向南飞。6名在此地度假村避暑的基督教传教士看着飞机在头顶呼啸而过；一架日本飞机一边狂扫机枪子弹，一边试图靠近到杀伤距离时，吴士绕到山谷底，其螺旋桨实际上已经扇动了田里的水稻。如果这种老鼠和猫的游戏再玩更长一段时间的话，吴士的飞机可能就完蛋了。但追赶者从汉口基地出发，已经经过长途飞行，燃料供应逐渐减少，因而被迫中断对吴士的追击。

吴士向南飞过长江，并让自己和长江之间保持距离，因为任何进入西部纵深区域的日本飞机在返航时都会利用长江作为导航辅助手段。他保持低飞，在长江以南的丘陵中绕行，直到感到安全了，才向西朝着叙府 [46] 的军事机场飞行，他谨慎地放松，直到副驾驶在他们的上方发现了12架或15架飞机向东飞，恰似日本的轰炸机编队归航。吴士使劲一推油杆向南继续飞。头顶上的编队分为两半，一半继续向东，另一半保持着所有的优势向“DC-2”下降。在这么多的山中，吴士看不到任何地方可以执行迫降。当证明这一组飞机是中国人的飞行训练的一部分时，拉普先生的祈祷应验了，于是吴士的飞机丝毫未损、人员安然无恙地降落在叙府。吴士过了30分钟才放松下来，他很快就把传教士送回重庆。拉普先生径直回家，惊魂未定，一夜无眠。吴士载上乘客夜航去香港，在黑暗中翱翔，在飞机轰鸣声中穿过中国的夜空，他觉得已经受够了。 [47] 他挣的钱超多，但连续死里逃生的经历证明了必须要回家——在一场并不是你自己的战争中丢了性命，赚再多钱也不值。第二天，他找邦德提出了辞职。

在几乎所有的品行中，邦德最看重的是忠诚，吴士自1933年一直为他飞行。吴士是个好人，无论从个人交往，还是从专业水平，邦德都对吴士怀有极深的感情，而考虑到他勉为其难的承诺，邦德不能挑剔吴士要离开的愿望。邦德答应尽其所能帮吴士在泛美航空体制内找个别的地方，不久，吴士就在迈阿密开始了四发动机水上飞机的飞行训练。

吴士请辞后的第12天，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攻陷波兰，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 [48] 对于欧洲，“我们时代的和平”只持续了11个月零几天。

比克斯比声称泛美航空需要面见邦德磋商，要求总经理黄宝贤派邦德去纽约。得到中航董事会批准后，邦德怀揣着他在中国积攒的巨大压力飞越太平洋。 [49]

[1]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06-207.

[2] Kung写给交通部长Chang Kia-ngau，January 6，1939；Wong to Bond，January 19，1939；Bond to Wong，February 1，1939；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Morgan，Letter No.14，April 18，1939；Morgan to Bond，Letter No.10-39，May 5，1939；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 Marylin Bender and Selig Altschul，The Chosen Instrument：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merican Entrepreneur ，pp.296-297；Robert Daley，An American Saga：Juan Trippe and His Pan Am Empire ，pp.232，237.

[4] “China Truce Move Reported in South，”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27，1938；Douglas Robertson，“Drive Toward Sian by Japanese Seen；Chiang Denies Overtur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28，1938；Hallett Abend，“Ex-Premier Wang Urges Peace with Japan in Message to Chiang；Serious Rift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vealed-Fugitive from Chungking Can Rally Faction to Embarrass Generalissimo，”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31，1938；“Japanese Pleased by Peace Proposal，”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anuary 1，1939；“Gen. Chiang Ousts Wang in a Purge of Peace Seeker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anuary 2，1939；W.H. Donald to Stanley K.Hornbeck，Headquarters of the Generalissimo ，January 23，1939，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50，该信有一大段内容专门就汪精卫的擅离职守及其打算与日本和解（并不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做了解释。邦德可能看到、也可能看不到端纳的信，但当他1939年初在华盛顿的时候，肯定花了很多时间与他的密友 斯坦利·霍恩贝克在一起；还有，W.H. Donald to Mr.H.J. Timperley，December 30，1938；及 “Wang Ching-wei Becomes a Political Outcast，”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January 7，1939；“Wang Pursues Peace Aim，Attacks Former Reds，”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January 14，1939；“The Collapse of Wang’s One Man Revolt，”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January 28，1939；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 ，p.153。

[5] 一年后，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成立了日本人襄助的南京傀儡政府，留下了中国的卖国贼的骂名。

[6] “Japan Occupies Hainan Island in Violation of Pledge Given France，”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February 18，1939；Frank 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 ，pp.249-250.

[7] 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184；William 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pp.460-475.

[8] H.H.Kung to K.P.Chen，February 11，1939；Bond to Wong，February 17，1939；Wong to Bond，January，19，1939；Bond to Wong，February 1，1939；Delany to Wong，February 11，1939；Arthur N.Young and P.Y.Wong to Delany and Sharp，February 13，1939；Delany to Wong，February 16，1939；H.H.Kung to K.P Chen，March 2，1939；H.H.Kung to Kung Ling-kai，March 3，1939；亚瑟·杨写的备忘录，1939.3.3；H.H.Kung to K.P.Chen，March 10，1939；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ixby to Wong，March 21，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9] Bond to Morgan，April 10，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H.H.Kung to Central Bank，Hong Kong，July 18，1939；“Minutes of the 39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August 17，1939；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Bixby，”亲爱的比克斯”，1942.7.10，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

[10] Bixby to P.Y.Wong，March 21，1939；Bond to Morgan，Letter No.7，April 6，1939；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1] Bond to Morgan，Letter No.7，April 6，1939；Bond to Bixby，May 30，1939；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2] Bond to Morgan，May 6，1939；H.H.Kung to Central Bank，Hong Kong，July 18，1939；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陈纳德出现在重庆的情况在Martha Byrd，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p.100 中得到确认。

[13] Bond to Bruce G.Leighton，May 30，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4] Bond to Morgan，May 6，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5] 谭欢在、陈文宽和黄官悦（黄于1937年秋天辞职）。

[16] F.Tillman Durdin，“Hundreds Killed in Chungking Rai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4，1939；Kemp Tolley，Yangtze Patrol：The U.S.Navy in China ，pp.265，266 ［F.蒂尔曼·德丁与托利（Tolley）的记叙大体上一致］；“Heavenly Dog，” Time ，May 15，1939。

[17] Tolley，Yangtze Patrol ，pp.265，266，引述了长江巡逻队驻扎在重庆的“图图伊拉”号炮舰上的军官目击者的记叙。

[18] Bond to Morgan，Letter No.25-39，May 22，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国航空公司第40次董事会会议备忘录”，1940.6.2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9] “Distances of C.N.A.C. Air Lines，” March 1，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0] http：//sunearth.gsfc.nasa.gov/eclipse/LEplot/LEplot1901/LE1939May03T. GIF，accessed May 27，2006（月全食全长63分24秒，在当地时间22：39：35开始）。

[21] Durdin，“Chungking Is Fighting Vast Fire Started by the Japanese Bombing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6，1939.

[22] 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空袭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致近三分之一居民死亡，70%房屋炸毁。——译者注

[23] Durdin，“Chungking Casualties Revise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14，1939.

[24] Bond to Morgan，Letter No.25-39，May 22，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5] Bond to Morgan，Letter No.25-39，May 22，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10-211.不能确定男孩是在哪一次空袭中受伤（5月3日、4日、12日均有可能），5月12日应是最便于选择的，但《纽约时报》记者F.蒂尔曼·德丁在那次空袭后没有报告在重庆市中心发生重大火灾，而他在5月4日空袭后则有相关报道，对于笔者来说，此间接证据使情况看起来最有可能的是，男孩在5月3日第一次空袭中受伤，后于5月4日重庆市区大火威胁到卫理公会时而被移动。

[26] Bond to Morgan，Letter No.26-39，May 26，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Durdin，“Chungking Raided；Casualties Heav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6，1939；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09-210.

[27] Emily Hahn，China to Me ，pp.122，148；Theodore H. “Teddy”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 ，p.106.（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新闻事业之一的开始。）

[28] Mrs. Jack T.Young to Mr.Young，June 18，1940，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空袭中的心理是特异的；一个人宁可死在很差的掩体内，与朋友们待在一起；而不愿意独自待在百分之一百安全的防空洞中。”

[29]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09-210.在Wings 一书中，邦德说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是佩珀·马丁（Pepper Martin）和白修德，但在其1939年5月29日的信中则说他和“《纽约时报》的F.蒂尔曼·德丁和一个叫白修德的外国人在一起”。该信没有描述正在落下的炸弹的事件，但Wings 书中有记叙，并补充说，“几年之后，白修德寄给我一本 Thunder out of China ，在上边亲笔签名写着送给‘邦德，教会一个惊恐的男孩辨别即将落下的炸弹的声音的人’（Bondy，Who once taught a frightened boy the sound of a falling bomb）。”白修德于1939年4月10日抵达重庆，没用多久他就学会辨别这种声音。头三次空袭时邦德并不在重庆，看来邦德在35年后写作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时记错了他们第三次做伴的时间。白修德说邦德“教我辨别从天而降的炸弹尖锐刺耳的声音” （In Search of History ，p.104），但是没有明确日期；邦德还提到，“（白修德）和我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拉普大院）”：邦德写给比克斯比，1942.10.2，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笔者访谈陈文宽、弗丽达·陈与T.T. 陈，2006.9.19，证实了落下的炸弹的声音。陈文宽说：“你听到那种声音，就知道离你已经很近了。”

[30]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09-210.

[31] Bond to Leighton，May 30，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2] Bond to Morgan，Letter No.38-39，July 10，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Ernie Allison to K.I.Nieh，April 30，1940，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57-260；笔者访谈陈齐发，2004.10.11；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笔者访谈弗丽达·陈，2006.9.19。（在Wings 一书中，邦德记错这一事件的时间称发生在1940年，其实是发生在前一年。Wings 一书中事件的其他细节与邦德于1939年写的信完全对应）；Durdin，“Japanese Again Bomb Chungking；Most Citizens Safely in Dugout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7，1939；Gerald Samson，The Far East Ablaze ，pp.160-166；Theodore H.White and A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p.61；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 ，pp.98-101。

[33] 月相计算器在http：//imagiware.com/astro/moon.cgi，accessed May 19，2006.

[34] Johnson to Morgan，July 10，1938，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5] Bixby to “Dear Bonda，” August 1，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6] Bixby to Dear Bonda，August 1，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7] Julean Arnold to Bixby，July 26，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比克斯比收到马克斯·普霖和乔治·塞莱特（George Sellett）的其他信件。

[38] Bond to Morgan，Letter No.40，July 17，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9] Bixby to Bond，“私密的”，July 20，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0] Bixby to Bond，“私密的”，August 1，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1] Rappe letters，August 14 and September 15，1939，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Bond to Bixby，August 8，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2] “Chinese Contest Han Valley Drive；Cholera Spreads in Chungking，”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15，1939；“Japanese Demand Control at Amoy；American Missions Bombe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16，1939；“China Fights Cholera；American Funds Allocated to Combat Chungking Epidemic，”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20，1939.

[43] Mr.Rappe to Dear Children，August 20，1939，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Rappe letter，September 15，1939，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44] Anthony Huxley，ed.，Standard Encyclopedia of the World’s Mountains ，p.238.

[45] Durdin，“Raid in West China Is Held Terrorism，”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22，1939；“Japanese Raid Kiating，”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20，1939.

[46] 今宜宾。——译者注

[47] 邦德，在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186-188中描述吴士在1938年迫降事件后不久就离开了，邦德当时的通信和1939年8月22日《纽约时报》的故事则表明吴士直到1939年夏末才离开中国。

[48] William 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pp.597-622；David M.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426；http：//www.eyewitnesstohistory.com/london1939.htm，accessed October 31，2006；“To End Oppressio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3，1939；“Raid Alarm Halts Chamberlain Talk，”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4，1939.

[49] 1939年8月17日邦德在重庆开董事会会议：1939年8月17日“中国航空公司董事会第39次会议记录”，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Rappe letter，September 15，1939，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17 室性心动过速

那是1939年9月下半段的一个晴朗的早晨。邓禄普家的保姆在照料年幼的兰霍恩，邦德在海斯庄园喝完咖啡、吃完早餐后，跟着妻子上楼去他们的卧室。突然，邦德的世界颤动摇晃，他勉强上完楼梯。“姬兹”，他喘着粗气地说，“我的心脏出了问题。” [1]

姬兹转身：“你的脸全白了！”

邦德倒在床上，大口喘着气，他的心跳得像台失控的发动机。他不停地抽泣，泪如泉涌，顺着脸颊往下淌。

姬兹叫的医生到了，医生发现邦德的心脏震颤得仿如小鸟振翅，每分钟200多次的心跳几乎完全无力。邦德仍然处于想哭的巨大冲动之中，大哭本身令他困惑而恐惧，因为哭泣是这个强势的弗吉尼亚佬最不会干的事儿。

邦德的心脏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节律，其心室以疯狂的加速度跳动而不能协调，只能推动少量的血液循环。医生诊断为室性心动过速，这是一种严重的心脏病，存在恶化为心室颤动的潜在可能，而室颤预示着心源性猝死。 [2] 由于没有足够的氧到达邦德的大脑，导致他的情绪失控。长时间的高度压力和精神紧张被认为是发病的诱因。姬兹点头表示极为赞同。

医生给邦德打了一针吗啡，邦德的心率随着药物的作用有所下降，然后在恢复到正常之前又开始加速，整个白天剩余的时间，这个模式都在不断地重复，就这样过了足足十个小时。没有恐惧、可以轻松地呼吸的自由对于邦德是极大的解脱，但这种自由现在离他远去，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摊熔化过的蜡烛。医生要求邦德绝对静养，不许说话——这对一个爱说话的人特别痛苦，不许听人说话，甚至不许听收音机，而姬兹冷酷地全面执行指令，不予申诉。

7天过去了，邦德感觉恢复到足以下楼，他扶着楼梯扶手外加别人的手臂支撑，蹒跚地走下去，浑身冷汗地一屁股坐到客厅的沙发上。自1930年以来，他未曾在美国度过10月，一直期盼这次有机会收听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无线电广播，但医生因担心棒球赛事会使他兴奋而禁止他收听。邦德想暗中收听比赛，但缺乏精力和虔诚地遵循医生禁令的姬兹争辩，只得如他在中国那样通过读报来满足自己。纽约洋基队在连续16个赛季中头一次在没有“铁马”卢·格雷格（Lou Gehrig）的情况下，由传奇投手瑞德·鲁芬（Red Ruffing）、蒙特·皮尔森（Monte Pearson）、查理·凯勒（Charlie Keller）和24岁的乔·狄马乔（Joe DiMaggio）对辛辛那提红人队连胜四场，夺得了队史上首次四连冠。 [3]

邦德的健康状况每天都在改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快就担心中国那边的事情在夏普的运营管理下进展得如何。尽管他声称对夏普的能力有信心，到该月底，他还是与妻子、医生和比克斯比激烈争辩，要求允许他回中国。泛美航空需要他去工作，但不是为了公司利益要逼他卖命至死——他在中国的关系是不可替代的。只是在他答应服从由心脏病专家制定的要求他“放松”的严格的医疗计划后，比克斯比才允许他返回中国，而且必须每年花三四个月在华盛顿的家里休养。

邦德在圣诞节前回到中国。 [4] 他的中国员工刻意回避跟他说话，他们严峻的面孔表明有些可怕的事情。与他打招呼的人只是简略地笑一笑，点点头欢迎他回到中国，便匆匆走开。最后，他发现了原因：乔·沈死了，没有人想说破这个坏消息。

乔·沈自从被炮弹碎片击中已经过了5个月，恢复得很好，医生认为，即使弹片嵌在他的肝上，他仍然可以过上正常的、富有成效的生活，只是不能飞行。如果沈想再飞行，肝上的弹片必须取出，而取弹片的手术极其危险。然而，为中航飞行是在中央帝国最好的工作。除了职业的魅力之外，薪酬也是很棒的，即使中国飞行员仍然只能赚到白人同行的三分之一。乔·沈通过飞行为他的整个家族提供了机会，如果他只能在地面工作，这个机会就消失了。此外，他热爱飞行。12月，乔·沈在香港找到一位英国外科医生，他认为该医生好到足以做这项工作，并决定由其做手术。医生好歹把这块银色的碎片从沈的肝脏拨弄了出来，但在摘除碎片的操作中划破了大动脉，乔·沈在手术台上流血过多而死。

沈的去世给圣诞节蒙上了一层阴影。邦德不能忘却沈的坚韧的勇气，即使人死了，他坚持和他的精神同在。在接下来的董事会会议上，邦德和黄宝贤确认了公司认定沈是在值勤时遇难，向他的家人给予了慷慨的抚恤金。 [5]

除了这场悲剧，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健壮的吴士离开了，但夏普在他最好的朋友不在期间，精心组织安排机航的运营，干得很漂亮。 [6] 没有人能比邦德更高兴，他放手让夏普承担日常运营管理，使夏普的位置成为永久性的。中航的机械师终于完成了对被击落的吴士驾驶的“DC-2”型32号（“桂林”号）飞机的修理，该飞机于一年多以前在澳门附近的珠江江底被打捞起来。 [7] 经过修复和翻新，飞机被悄然更名为“重庆”号，并换了新号码39号，没有大张旗鼓，免得迷信的中国人因曾有15个人死于该飞机而不愿乘坐。 [8] 中航已经开通了从重庆到缅甸仰光的定期航班，但迄今为止在夏普密切关注的事件中最令人激动的与一种全新的设备有关——一架中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道格拉斯DC-3”型飞机。 [9] 经过长久的延误，中航的第一架“DC-3”终于到了，分拆运输，装在一艘轮船上，该轮船从美国西海岸出发，罕见地不经停日本直接来中国（即便如此，还是有道德问题，1939年，美国与日本之间仍然生意兴隆）。 [10] “道格拉斯”设计工程师把“DC-2”的机身加长，增加翼展和机翼面积，增加尾部的尺寸，安装更大马力的发动机，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款新型飞机“DC-3”。“DC-3”比“DC-2”体积更大、速度更快、功能更强，有效载荷大，飞行距离更长。值得注意的是，驾驶它更容易。 [11] “DC-3”拉长加宽的客舱可以舒适地搭载21名乘客，新增的容量提高了50%的营业收入，额外成本却很低。这是中航历史上第一架可以不需要政府空邮合约约定的事实上的补贴，而通过运送乘客盈利的飞机。1939年11月17日，组装好了的中航第一架“DC-3”飞机——41号（“嘉定”号）投入服务。 [12] [13] 飞机夏普已经在他最近一次休假中通过了“三号”的技术鉴定，现在，中航有一架属于自己的“DC-3”了，他简直舍不得离开其驾驶舱。飞行员和机械师们都喜欢它，财务部门看着改善了的总账眯着眼睛笑。“DC-3”还缓解了其他压力，辅助油箱变小，只需用在中国国内添加的250加仑燃油就可以在香港与重庆之间飞一个来回，显著降低了国内汽油供应的消耗。 [14] 中航的第一架“DC-3”是个福音，黄宝贤想再订购2架。 [15]

那个冬天，世界异常的寂静。 [16] 德国的“静坐战” [17] 使欧洲军队瘫痪，自波兰沦陷以来欧洲基本上没有战斗，东方维持现状。邦德觉得如果事情没有恶化，把姬兹和小兰霍恩带来香港是安全的。他和姬兹的关系备受煎熬，由于他心脏病发作后新制定的医疗计划规定他必须每年花三四个月在美国，他选择了立即动用1940年配额，先将家人接到东方过上大约30天，然后在早春护送他们回香港。

回到华盛顿，邦德借了他岳母的车带姬兹和兰霍恩去佛罗里达，中途探望了在弗吉尼亚的家人和朋友。为了让自己跟上泛美航空体制的最新程序，他参观了泛美航空在迈阿密达拿基（Dinner Key）的主要水上飞机基地，在那里他遇到了吴士，吴士看上去异常的阴冷，没有了平日的平静和方下巴的自信。 [18] 他被停飞了。

吴士回到美国，休完了他应有的带薪休假，然后在泛美航空东区接受作为机长的培训。在他飞行常规航班之前，只差一个例行公事的飞行体检，而吴士从中国回来后已经通过了严格的体检。不幸的是，增加了一项新的测试——测量心脏功能的心电图，而吴士的心脏T波倒置，并在一系列重测中均为此结果。吴士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但对于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商业航空业而言，诡秘的心电图毁了他的飞行生涯。他已经飞行了14年，超过12年的职业生涯，别的什么都不会。虽然只有34岁，他已经有权利退休和向泛美航空要求伤残抚恤金，特别是因为医生认为他在中国经历的创伤可能是导致T波出问题的原因，但吴士认为他的心电图是漂亮的，他不是那种利用这样一个可疑机会的类型的人。他已经在达拿基要求了非飞行工作，目前正在苦恼地等待着工作的开始。

邦德认为T波出岔是医学的空话，他不认为这种情形会影响吴士的飞行能力，但如果邦德在达拿基或在克莱斯勒大厦高雅的晚会上宣布他的怀疑，会引发不良的公司政治。书面上，邦德向吴士提供中航的一个地勤位置；口头上，他答应吴士可以保留他以前的所有资历回到原来的工作上。 [19] 然而，吴士刚刚离开中国，并不渴望回去，但泛美航空似乎没能给他找到地勤工作。 [20] 经过大量的私下讨论，他接受了邦德的提议。

1940年4月22日，威廉·邦德和姬兹·邦德带着三岁半的兰霍恩，与吴士一起从华盛顿飞往洛杉矶，三个成年人都闷闷不乐——纳粹对丹麦和挪威的入侵削弱了通过不流血冲突解决欧洲问题的希望，没有一个人对返回中国怀有激情。 [21] 但是，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后的十年，他们对失业率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战争的畏惧。四人乘海轮“卢尔莱”号（SS Lurline）从洛杉矶到檀香山，然后坐飞机在太平洋中部跨越了几个岛，于1940年5月6日到达香港。

变化并不大。吴士搬回去和老伙计夏普同住，夏普一点时间也没浪费就把他排在定期航班时刻表上。邦德重新租下了在浅水湾的房子，他所希望的稳定的国际局势让他与家人多享受了4天的和平。

5月10日，当德国军队猛烈攻入荷兰、比利时、法国，欧洲的“假战争（Phony War）” [22] 突然以暴力结束。在西欧广泛进行的战斗改变了东方的力量平衡，日本毫不犹豫地推进其战略优势，通过封锁自由中国获得外部物资的通道和扼杀国民党政权，与德国遥相呼应，对法国和英国产生威胁。 [23]

1940年春天，中国有四条获得外援的生命线——从缅甸仰光向北经过乡村地区到腊戍、再从腊戍翻山越岭到达昆明的滇缅公路。 [24] 该公路于1937年至1938年通过招募民工大军修筑而成；从印度通过中亚沙漠到达兰州；用欧亚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通过空中进出重庆。在这四条中，最后一条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空中航线允许国民政府在世界舞台上起作用。使用航空服务，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巴黎到中国的战时首都的交通时间均不超过十天；没有它，就要花几个月时间。

三条陆路呈现了骇人听闻的困难。 [25] 供应给中国的物资在仰光上岸后要走618英里才能到达滇缅公路的起点。从那里，又要在缅甸和云南穿过路面未经铺砌的712英里的崇山峻岭通过才能到达昆明，运输专家将道路的容量限制在每月3万吨。 [26] 但油料供应不稳定、维修不足和管理不称职等问题在任何事上都可能产生阻滞，该额度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到达昆明；不少于16个分立的官僚机构共同承担该公路的责任，与中国的地方性腐败相辅相成，形形色色的机构似乎主要关心的是保护他们的领地并如何能从其交通中榨取利润。有位观察者发现，从腊戍出发时的14000吨物资，到达重庆时仅剩5000吨——高达64%的物资在运输途中被出售、盗窃、贪污或劫夺。

俄罗斯穿越中国西北沙漠运输物资的1300辆卡车也同样遭遇到可怕的地理环境和官僚障碍。从印度支那的海防和河内到昆明的滇越铁路没有受到那么恶劣的地形的困扰。但是，该铁路在越南北部位置与由昆明向越南出发的铁路线是没有物理连接的。要从海防送1加仑汽油往重庆，必须用其他交通工具先转运到滇越铁路的云南段，运到昆明后，再用卡车运往战时首都，运输线全长1461英里。而且，两条进入昆明的路线经过云南军阀龙云控制的领地，尽管龙云与重庆松散地结盟，但总是从中多加一层盘剥。最糟糕的是，不管哪条陆路运输线都取决于欧洲列强抵抗日本压力的意愿。考虑到种种巨大的障碍，通过航空运输物资成了有吸引力的选择。从这年年初开始，邦德、黄宝贤和其他航空专家就一直与重庆当局在商讨如何最好地把此事做成。

法国殖民政府得知自由中国的担心 [27] ，停止了在滇越铁路上的战争物资运输，航空汽油自然进入禁运货物清单。 [28] 日本人对英国施加外交压力要其关闭滇缅公路，还通过战斗部队封锁临近香港殖民地的新界与中国大陆陆地接壤的边界以增加对英国人的威慑。 [29] 英军指挥部下令炸毁大陆的战略性桥梁，并沿着香港岛的海滩架设铁丝网，包括邦德在浅水湾的平房正对面的海滩。架设时，姬兹牵着三岁大的儿子的手看着。她发觉所看到的东西一点儿都不令人安心，便听取了国务院的忠告，和兰霍恩乘坐海轮“库利奇”号（SS Coolidge）去了菲律宾，她觉得这样可以置儿子于美国枪炮的保护之下，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远离扰乱亚洲大陆的可怕事件。这么多的别离令邦德黯然神伤。

德国进攻法国的当天，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取代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成为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了与独裁统治者战斗的坚定决心。 [30] 可是，丘吉尔的不妥协态度并未延伸到地球的另一半。1940年7月17日，随着德国空军空袭英国航船和港口，以及纳粹德国国防军集结对英国入侵，丘吉尔向日本屈服，对滇缅公路下了禁运军事物资3个月的命令。从表面上看，丘吉尔解释这是为了让外交官达成“公正的安排”，尽管一些国会议员谴责该协议为“亚洲的慕尼黑”。在日本，一个更为强硬的内阁在上台4天后，发誓要结束“中国事件”，日本与欧洲的法西斯阵营结盟，并通过武力掠夺战利品，新内阁认为这样可以巩固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霸权。

不出所料，丘吉尔关闭滇缅公路没有促使中日和解。然而，1940年夏末，英国的立场有所改进，英国的空军在英国上空抵挡住了纳粹德国空军。8月中旬到下旬，日本一定是得出结论认为丘吉尔不会延长从仰光运出军用物资的禁令，便开始迫使维希的法国政府授权他们在印度支那北部地面和空中驻守部队，该地区距离滇缅公路的昆明终点不到200英里，维希政府默许了。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对此抗议，而日本外务省提出反对，宣称日本“在法国殖民地上并无预谋”。 [31]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9月2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废钢铁，次日，日本与意大利和德国签署了“三国公约” [32] 。英国宣布，3个月的禁令过期时，滇缅公路将重新开放，日本匆忙调集空中力量到印度支那北部老街机场（Lao-kai Airport），计划大幅缩短距离以攻击重新开放的公路。为了阻止进一步的侵略，罗斯福总统将美国太平洋舰队从圣地亚哥永久性调往夏威夷的珍珠港，并且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平民离开远东。 [33] 姬兹对警告笃信不惑，想离开。邦德为她和兰霍恩预订了跨太平洋航班，并飞往马尼拉与妻儿度过了最后两个星期。

中航给予飞行员非常大的自由度来决定飞机应该何时起飞和采取什么路线——这是一种有意的实践，用以培养不可预知的操作模式。 [34] 1940年9月之前，进出云南省省会昆明的航班是危险的，在印度支那北部的日本空军使这种冒险大大恶化。因为公司要完成国民党政府所要求的飞行计划，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让飞机闲置一整天，便使用来自香港的飞机在白天继续从重庆飞到昆明。但日本空军部队新占领的老街机场就在印度支那的边境上，不到60分钟就可飞到昆明，而且他们可以在昆明上空瞎磨蹭几个小时。有了这些能力，日本空军在每个适合飞行的日子几乎都很活跃，但中国防空警报网在云南远不如在重庆开发得好。在重庆，优质的报告使中航可以嘲弄式地安排飞机“在第一轮空袭之前15分钟”起飞和“在第三轮空袭之后30分钟”抵达。 [35] 可是，飞行员在西南地区收到的报告不全面。那些要前往昆明的飞行员需要等到每天日本在云南的空袭模式变得明显之后才离开重庆。有些人处理该等待比别人做得好，而许多人在搞清楚日本人的意图之前就想飞往昆明。如果日本人袭击云南省省会，他们可以在城市的北部和东部的丘陵转圈，或者转移到100英里半径内的三四个辅助机场。如果装满油箱，“DC-2”和“DC-3”可以徘徊半天，但由于中国内地汽油供应如此短缺，飞机只能携带最低油量。

吴士和伦纳德是最谨慎的白人飞行员。当防空警报网宣布日本飞机正在离开基地，吴士就等。他的乘客抱怨和发牢骚，说他们的业务非常重要，无法忍受延误，但吴士就是不起飞，直到他确切了解到日本人在昆明周边的活动情况或者日本袭击者正在向重庆袭来迫使他不得不逃离。长有一头火红头发的沃尔特·肯特·“福克西”（Walter Kent “Foxie”），战前曾为中航飞行，最近重新加入，他拿吴士开玩笑，贬低吴士的过度谨慎是对1938年8月的创伤的过激反应。甚至在欧亚航空的一架客机于1940年10月16日在昆明附近被日机扫射、轰炸并迫降，导致其总飞行师重伤后，肯特都不认为这样的风险算得上极端。10月29日凌晨，他驾驶着“DC-2”型39号飞机从香港飞重庆，这架飞机就是两年前吴士被击落的那一架，已经翻新，重新编号，并重新命名。上午7：00，肯特到达重庆，计划继续飞往昆明，但从云南来的无线电通知有防空报警推迟了他的起飞时间。两个小时后，珊瑚坝机场接到报告，日本飞机正在过宜昌，正向长江上游飞往重庆，于是肯特被迫离开。他载着5名公司员工和9名中国平民飞往上游的叙府。

肯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肯特伍德（Kentwood），肯特伍德是新奥尔良北部与密西西比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以他的一个祖先命名。肯特还差两天满36岁，身材魁梧，做事风风火火富攻击性，是香港棒球俱乐部历史上最好的游击手。上午11：05，他降落在叙府，停留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在与他嘲笑吴士所害怕的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明知日本袭击者就在云南上空巡游，但无从得知他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哪里、会停留多久、有多少飞机在空中、分成多少个行动小组——就贸然起飞。两个小时后，肯特到达昆明附近，空袭警报仍然在响，他在城东北单调无趣的山上盘旋，但随着原计划400英里的飞行距离接近尾声，加上油箱原就不满，肯特没有太多的储备了。每加仑汽油的消耗都在减少他的选择机会，在更遥远的备用机场降落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直到只剩下沾益。沾益是个不起眼的二级机场，位于昆明东北约80英里处。

肯特保持低飞，越过丘陵，在山谷中滑行。他发现在沾益机场上有2架中国飞机，便臆测，如果日本飞机就在附近，中国飞机肯定会急急忙忙开溜，于是他将机头对准跑道，并命令报务员送出关键信息：在沾益着陆。于14：25留在这里。 [36]

实际上，5架日本驱逐机正在爬高离开机场，沾益没有电台，因此无法通知肯特。这些日机刚刚扫射了2架在地面的飞机，这两架其实只是用以吸引敌人火力的木制诱饵。即将离开的日机发现银色的道格拉斯正在放下飞机轮做最后的进场，于是这些猛禽嗅到了气味，疾飞过来，俯冲获得速度，轻松开始猎杀。

肯特着陆，“重庆”号沿着直线缓缓滑行，就在即将完成停定之时，领头的日本驱逐机向着他的机尾开火，第一枚20毫米炮弹就撕裂了机身、驾驶舱后壁和机长座位，并扎进肯特的后背，炸破了他的心脏。大块头的游击手猛地扑在仪表板上，当场死亡。

副驾驶从他的座位上跳出来，大声喊叫乘客快跑。空姐鲁美英，26岁，南京人，小巧玲珑，正在完成在中航最后的工作。两周后，她就要回香港嫁给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此次随肯特往返是她时间表上的最后一趟航班。鲁美英“砰”地推开侧门，试图催促乘客跑上机场，可只有4个人服从。其他人或被恐惧吓瘫了，或以为飞机可以提供保护，都定在座位上不动。更多的子弹穿透机身，左机翼着火；火焰笼罩着发动机。机组成员喊出了最后一轮规劝后自己逃生，跃入尘土中并朝着机场边缘的灌木丛狂奔，日本驱逐机的机关枪追着他们扫射。最后冲出舱门的是鲁美英，当她在机场上穿插奔跑的时候，完美无瑕的白色制服在褐色的场地上闪亮。一架发动机尖叫着的日机朝她贴地扫射，她在尘埃中急忙闪避，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一条腿，她倒在燃烧着的飞机和机场边缘之间。日本驱逐机飞来飞去完成屠戮，对着她躺着的地方继续扫射，一枚炮弹炸断了她的脚踝。8小时后，她死了。

在飞机上的一位中航职员黄琦先生也被杀害，9名乘客中的6名遇难，其中包括一位准妈妈和她十个月大的孩子。这架多灾多难的飞机将不会有第三次被击落的可能了，“桂林”/“重庆”号被烧成无可挽救的残渣，肯特的尸体被烤焦。就在肯特死亡的那一刻，他怀孕的妻子一直坐在纽约国民城市银行香港办公室的大理石台面旁，一边填写安排疏散到马尼拉所需的文件，一边与其他衣着光鲜的美国太太们聊天。

邦德从菲律宾赶回来，用11月的头十天处理这场灾难的后续事项，安排肯特太太的事宜，辅导飞行员，并试图确保类似悲剧不会重演。 [37] 云南的防空警报网有明显的缺陷，邦德取得了陈纳德将会改善它的承诺。中航将肯特、鲁美英和黄琦的遗物空运回香港，邦德发表了他对遇害雇员的悼词。无论邦德个人如何强烈地希望逃避东方侵略者，他100%确信中航是在正义的一边。邦德知道，中国是有其缺陷的，但日本的侵略是明目张胆和丧尽天良的，而唯一能将肯特、鲁美英和黄琦的死的意义说得清楚的，就是把他们的逝去放在他们为中国提供“至关重要的”服务的背景中。 [38] 邦德还重申了自己要继续奋斗直至日本军国主义被摧毁的承诺，即使这个承诺要求他和他的家庭做出他并不完全情愿的牺牲。“对于这一切混乱来说，我太老了，并且有太多的家庭责任”，葬礼后，他在一封信中告诉艾利森。 [39]

吴士作为肯特灵柩的护柩者参加葬礼，他的战友的死像对他的太阳穴的重击；他如此沮丧，邦德和夏普别无选择，只得让他停飞一周，直到他恢复常态。不过这一次他一点儿也不想离开亚洲，一个新的巨大力量把他锚定在香港——他爱上了美国领事馆秘书阿尔瓦·“梅姬”·梅杰斯 （Alva “Maj” Majors）。

2年前，吴士的飞机遇袭的消息曾被香港和上海的报纸铺天盖地地报道了几个星期，几乎在每一份西方报纸都得到详细的关注。1940年年底，在一个越来越习惯于暴力的世界上，肯特遇难的消息在香港的报道甚至不到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公司把肯特的尸体用船运回家，家人和朋友把他安葬在肯特伍德公墓他父亲的身边。

39个月的战争使公司变得坚强。 [40] 肯特去世后，中航一次航班都没有耽误过。邦德努力地安排肯特太太和公司的后续事务，以致未能返回马尼拉为妻儿送行。姬兹和兰霍恩于1940年11月7日离开菲律宾，乘坐一架跨太平洋“飞剪”号向东飞去。 [41] 在其他乘客中有两个使用假名的神秘游客——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顾问“上校”陈纳德将军和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毛邦初将军，两人要前往纽约和华盛顿与罗斯福政府的高级官员秘密会晤。他们与在秋季早些时候已经到了美国的宋子文和亚瑟·杨一道，正在计划推动一个组成并装备一支美国驱逐机飞行员志愿者队伍以打破日本对中国天空的统治的方案。姬兹和他们两人都有交情。结实的陈纳德常年在开放式驾驶舱中飞行，他的脸因经受风吹日晒而粗糙开裂，他为缓解一位熟人的迷人的妻子带着一个小孩做这样的长途旅行所面临的困难尽其南方侠士之所能。姬兹为儿子离开东方松了口气，但她没有胃口，她怀上了邦迪的第二个孩子，对丈夫和家庭情况的担心并不能有助于减轻她的怀孕早期不适症状。 [42]

[1] 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14-217.

[2] 医学博士苏珊·罗宾逊（Susan Robinson）给笔者的电子邮件，2006.6.9和2006.6.23，引用了医学博士乔纳森·J.兰伯格（Jonathan J.Langberg）和医学博士戴维·B.Delurgio（David B.DeLurgio）所写的在ACP医学教科书中的“室性心律失常”一章。

[3] 来源：www.baseball-almanac.com。

[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60；笔者访谈陈齐发，2004.10.11；笔者访谈弗丽达·陈，2005.10.05。

[5] “Minutes of the 40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C.N.A.C.，” June 22，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6]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21-222.

[7] 在获取美元支付必要备件的过程中有巨大的问题。奇怪的是，孔祥熙与财政部对发放购买备件的美元出奇的慢，虽然他们对中航其他日常用途的外汇放款相当迅速。有好几次飞机要闲置来等待已经到达东方的备件，这些备件被香港船务代理扣住等待付款。

[8] “Minutes of the 40th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June 22，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9] 对该航线的首航日期有不同说法。有两个来源支持1939年10月30日：“中航财务报表，1939年12月”，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及“中国—缅甸航线开通”，《纽约时报》，1939年10月31日。然而，“中国航空公司第40次董事会会议备忘录”，1940年6月22日，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则称重庆—仰光航线于1939年12月30日首航。我相信更为接近当时的来源，并认为财务记录要比董事会会议纪要更可能客观地反映现实。

[10] 在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和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的大量电报和备忘录；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28；Arthur Pearcy，Fifty Glorious Years：A Pictorial Tribute to the Douglas DC-3 ，pp.7-22；Carroll V.Glines and Wendell F.Moseley，The Legendary DC-3 ，pp.40-60。美国的中立法是中航的巨大负担：“在美国现有的中立法之下，我们不得不保证所有为中国运到香港的设备已由收货人支付全款。……（适用于）所有配件、工具、发动机和飞机”：Bixby to P.Y.Wong，December 21，1939。

[11]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12] 1936年6月，“DC-3”在美国投入使用，即时大获成功。订单淹没了道格拉斯公司。

[13] “中国航空公司第40次董事会会议备忘录”，1940.6.2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4] “中国航空公司第40次董事会会议备忘录”，1940.6.22；Bond to Bixby，Letter No.35-40，July 22，1940；备忘录，“中国民用航空的重组”，1941.10.15；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DC-2”原来的航程是1000英里，中航对其“DC-2”添加了辅助油箱，将航程提高到了1248英里：备忘录，“中国民用航空的重组”，1941.10.15，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5] Bixby to Wong，December 21，1939，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6]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17.

[17] 二战初期，从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到1940年5月德国真正进攻法国之间，西线几无战事。德国人称之为“静坐战”。——译者注

[18] Bond to Bixby，“私人的”，March 28，1941；Steele to Mr.W.O. Snyder，cc Bond，April 9，1940；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H.H.Kung，April 14，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22-224；吴士生于1906年3月15号：http：//CNAC.org/hughwoods01.htm，accessed November 1，2006。

[19] Bixby to Chief Engineering，New York（推测为安德烈·普里斯特），April 3，1940，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0] Bond to Bixby，“私人的”，March 28，1941，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1] Florence Allison to Family，April 29，1940，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22] 德国人所称的“静坐战”，欧洲人则讥为“假战争”。——译者注

[23] “Japanese Kill 200 in Chungking Rai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7，1940；“Chungking Again Bombe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8，1940；“Japanese Renew Chungking Raid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9，1940；“Chungking Raiding to Be a Daily Aff air，”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30，1940；“Japanese Press Chungking Raid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31，1940；“Japanese Menace Ichang from East，”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7，1940；F.Tillman Durdin，“Chungking Raided Agai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1，1940；“Chungking Suffers Heaviest Bombing，”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3，1940；Durdin，“U.S. Warship Rocked by Japanese Bomb，”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7，1940；Mrs. Jack T.Young to Mr.Young，cc Bond，June 18，1940，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Edwin P.Hoyt，Japan’s War ，p.190；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268-269.

[24] “Recommendations for type of trucks to be used on road from Lashio，Burma，to Kunming，Yunnan，” 日期不详，但可能写于1940年；“Log and Notes on Yunnan-Burma Highway，January 12，1940；D.F.Myers to Arthur N.Young，February 28，1940；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美国公路运输代表团专家提交的建议备忘录”；and M.E.Sheah to K.P.Chen，环球贸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 Corp.），December 12，1939；均见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Burma Road Folder；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44-46；Madame Chiang Kai-shek to Lauchlin Currie，July 16，1941，承认在公路运输中存在腐败；还有，Currie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September 18，1941；均见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Madame Chiang Kai-shek Folder。

[25] Otha C.Spencer，Flying the Hump ，p.20.

[26] D.F.Myers to Arthur N.Young，February 28，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7] 当时法国已向德国投降。——译者注

[28] Bond to Bixby，Letter No.21-40，June 27，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还有，“Japan May Attack French Indo-Chin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6，1940；F.Tillman Durdin，“Concern Felt in Chin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9，1940；“Japanese Massing Near Indo-Chin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21，1940；“Japan Plans Help to Axis in Orient，”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22，1940；“Japanese Rush on Near Indo-Chin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23，1940；“Japan Sends Fleet to Indo-China Port，”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25，1940.

[29] Bond to Bixby，Letter No.21-40，June 27，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34-236.

[30] Winston S.Churchill，Their Finest Hour ，pp.497-498.丘吉尔的现实政治原因：“通过承认日本军事集团或许会内部自行分裂的观点，以及在不那么危险的战场上挺身而出，我们正在尽力避免与日本的战争”：Churchill to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August 11，1940，Their Finest Hour ，p.435；Durdin，“okyo Ultimatum to Hanoi Reporte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3，1940；“Indochina Allows Japanese to Enter，”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27，1940；“Churchill to Open China’s Vital Roa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9，1940；Hallett Abend，“Value of Burma Road to China Is Cut Dow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13，1940；“Bombing Planned for Burma Roa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15，1940；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p.240-242；Edwin Hoyt，Japan’s War ，pp.188-192；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268-274；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109。

[31] “Frontier Crosse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September 23，1940.

[32]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译者注

[33] Hugh Byas，“Japan Is Startled by American Step，”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9，1940.

[34] Arthur N.Young to T.V.Soong，October 30，1940；Southar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1940（对事件详细而令人信服的描述）；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Hugh Woods，“福克西·肯特（Foxie Kent）”，Wings over Asia：Memories of C.N.A.C. ，Vol.4，p.38；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9.18；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30-231，252-253 （Wings 把欧亚飞机被击落的时序搞反了）；Max Springweiler，Pioneer Aviator in China ，p.116；日期不详的备忘录，“中国航空公司航线的距离”，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邦德写给艾利森，1940.12.1，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Japanese Fliers Kill U.S. Aviator，”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30，1940；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October 31，1940；两份日期为1940年10月31日的剪报，张贴在网页http：//cnac.org/lu01.htm，accessed June 20，2006上；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November 4，1940；“Japanese Evacuate Waichow Garrison；Chinese See More Withdrawals；Kent’s Death Describe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November 4，1940；Martha Gellhorn，“Flight into Peril，” Collier’s ，May 31，1941；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128-129；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52-253；http：//cnac.org/kent01.htm，但图片说明的日期不正确；以及，Wong to Young，April 23，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Bixby，Letter No. 61-40，September 24，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5] “C.N.A.C. Story，” 准备用于审查的手稿，Southern Flight ，September 7，194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1。

[36] Southlan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7] Bond to Bixby，Letter No.88-40，November 9，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52-253；日期不详的在1940年的文件中的悼词，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8] Bond to Bixby，Letter No.88-40，November 9，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9] Bond to Allison，December 1，1940，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40] “China Air Tragedy；Airline Service Operates without Interruption，” October 30，1940，名称不详的报纸的剪报，可能是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张贴在网页http：//cnac.org/kent01.htm，accessed August 9，2006上。

[41]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40-249.

[42] Bixby to Arthur N.Young，November 8，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Martha Byrd，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pp.106-107；Daniel Ford，Flying Tigers ，pp.42-45；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8-12.

18 一个机翼和一个备件，无须祈祷

法国的沦陷为中航创造了一个机会，证明了天无绝人之路的谚语。 [1] 法国航空公司早已订购了一架新的“DC-3”，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也已经把它造好了。但在法国投降、法国维希政府成为希特勒的盟友后，美国政府不愿意让该飞机变成维希政府的商业航空武器，不向该飞机授予出口许可证。但是，法航已经支付了该飞机的费用，是飞机的主人，而美国并没有与法国宣战，不管是维希还是其他什么政府，世上不会有法院授权直接没收的。法航对该飞机的权益是由一个叫梅杰·布朗（Major Brun）的人代表的，该飞机标准定价是35000美元，他提出以16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中航，而且条件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现金支付。泛美航空看了这些条款气得火冒三丈，但邦德一点都不在乎钱到哪儿去了，只要中航最终得到另一架崭新的“DC-3”就行。中航在阿根廷以现金支付，在圣塔莫妮卡（Santa Monica）得到该飞机的所有权，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通过私相授受得到了该飞机的出口许可证的批准。但是考虑到这架“法国DC-3”的转手销售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及其最终目的地，道格拉斯公司的法律部门出于担心，要求并取得了比克斯比签署的一系列免责文件。

缅甸面向孟加拉湾，背靠马六甲海峡和巽他（Sunda）海峡，似乎离日本很远。 [2] 多数缅甸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会像香港、中国大陆和菲律宾那样受到即时威胁的困扰。然而，邦德并不是那么肯定，他深知滇缅公路和中航从仰光进入中国的航路非常脆弱，极易遭到从印度支那北部的日本新基地出发的空中打击而被截断，对云南或缅甸南部发生的地面进攻的现实对邦德的冲击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了。为了对冲日本可能封杀中航进入香港的通道的风险，邦德想开发从昆明出发越过缅甸北部顶端到加尔各答这样一条较为牢靠的航线，但如果这条设想的航线要安全地工作，就需要一个中间机场。在地图上浏览，发现密支那的位置最合适，密支那是在曼德勒以北大约450英里的伊洛瓦底江边的一个贸易中心。在感恩节后的若干天里，邦德从重庆出发，乘坐飞机、汽车和火车，经历了艰苦的旅程，到达密支那，探讨在那里新建一个机场的可行性。

空中勘察与地面勘察一样重要。在邦德完成了地面勘察之后，吴士驾驶“DC-2”到腊戍与他会合，一同飞往密支那。在空中，吴士检查了邦德提出的各种选项，途经像钓钩那样环绕缅甸东北角的山区的末端，沿着中缅边境从北向南的18000～22000英尺高的群峰在缅甸、中国和印度支那的交界处逐渐缩小成云贵高原的稍矮的山峰，然后直飞回到重庆。从来没有飞机飞过该路线，但似乎是可行的。将多云和轻微结冰等条件考虑在内，这些山区中的天气出奇的平和，虽然不难想象那里的天气条件更为变化无常。从重庆和昆明经腊戍和仰光、再从重庆飞香港的路线较易暴露，如果英国人在密支那建造一个机场，则加尔各答—密支那—重庆航线就可以作为有价值的替代路线。缅甸北部似乎和亚洲大陆的任何地方一样安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邦德与英属缅甸前后两任总督商谈此事。 [3] 通过上述努力，机场建起来了。

这一年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事。 [4] 中航业务仍在扩大，其中为中国的中央银行飞特别包机占了业务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公司造成如此多困难的通货膨胀却增加了银行包机，因为随着通胀加速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钱，尤其是在冬季，银行为春节庆祝活动需要储备大量现金。因为没有中国的印钞厂可以信任，“中国国家法币”是由在香港的一家英国公司 [5] 印制的，由中航从香港飞入中国，重量以吨计，打包成沉重的一袋袋，插入客舱座位之间。1941年1月20日晚，中国飞行员黄炳照（Bernard Wong）携带法币飞入中国，遇上了风暴，他驾驶的是中航的最后一架福特三发动机飞机，无力爬升到风暴之上。 [6] 该“锡鹅”的定向装置比不上“DC-2”或“DC-3”上的强大，黄只能靠航位推算导航，无法辨别强劲的侧风将他的飞机吹得偏离航道多远，到了黄估计应该可以接收到昆明的信号时，他已经被吹得偏离信号范围很远。他改朝海岸飞回去，试图接收到香港方面更强大的信号，但一直没有收到过。他又转向内陆，彻底迷失方向，在崎岖的地形条件下和黑暗中，油箱逐渐见底，远离航线。黄的飞机向外通信能力是完美的，然而，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推移，中航的每一个无线电台都监测到他的困境。日出之前不久，“锡鹅”燃油耗尽，无线电波一片死寂；黄炳照从此没有见到活着回来。 [7] 3周后，主驾驶谭欢在（Joy Thom）、副驾驶陈元乐（Paul Chinn）和报务员潘中柟（C. N. Pau）在风暴中机身结冰的情况下试图下滑，结果也撞毁了，机上的人全部遇难。 [8] 谭欢在的死使陈文宽成为中航原来的美籍华人机长“三杰”中唯一仍在中航飞行的主驾驶。谭欢在、黄炳照还有丧生的报务员，都是陈文宽的亲密朋友。这是一趟很糟糕的差事，但他们是在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陈文宽克制自己的感情，不懈地飞行。

一年多来，邦德一直参与空运物资进入中国的计划，这个想法是合理的； [9] 问题是能获得足够的飞机去实施——全球极端的需求席卷市场，将头等的运输机扫荡得一干二净——但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州格伦代尔市（Glendale）的二手飞机经销商发现了5架又大又慢又笨的寇蒂斯“康道尔（Condor）”双翼运输机在墨西哥的坦皮科（Tampico）的一个码头上备受冷落，于是吸引了中国政府对它们的关注。 [10] [11] 邦德最近一次在美国的时候，曾代表孔祥熙及财政部就购买它们进行过商洽，而孔祥熙打算将这些飞机租赁给中航，中航就可以利用它们来运作航线海拔高度相对较低的从法属印度支那到昆明的货运服务。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封锁使该计划破灭，只得希望通过在缅甸—云南较高的地形上空运的办法取而代之。头2架财政部的“法国康道尔（Finance Condor）”到了，组装好了，吴士和夏普对这2架双翼飞机的性能进行测试。 [12] 它们在满载的情况下需要55分钟爬升到15000英尺的高度，而且在此高度它们的最大速度仅有每小时120英里，在中缅边境的山区，它们会经常遇到时速为其最大速度一半的逆风。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完全不适合在中缅之间的货运服务。这个担心从上一年夏天以来就一直啃噬着邦德。“从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邦德写道，“唯独‘康道尔’没有”。 [13] 这些飞机在启德机场闲置着。

中国的经济资源部长 [14] 挽救了这项举措。自由中国出产大量的钨和锡，都是战时工业需要的重要原材料，并已经承诺通过出售这些矿物偿还美国贷款，而美国由于担心短缺而大量储存钨。 [15] [16] 部长利用闲置的“康道尔”，安排它们从位于香港以北200英里的南雄 [17] 机场空运钨矿砂和锡块到香港，并以美元支付运费。 [18] 服务于1941年3月开始，但中航无法找到任何进口的非军事物资，公司一直在亏损，直到黄宝贤发现了一家烟草公司想进口香烟到中国。黄坚持他们必须以可在香港便捷兑换的货币支付货运，这样中航最终为进出中国的航班都得到了硬通货。除了租赁费和备件费外，“康道尔”飞机的所有货运航线费用都是以中国货币支付，于是金钱源源地从空运的两个方向涌入。该空运任务既合法，又安全，而且中航获得的钱财都藏匿在纽约的一个户头内，在一个远离战争、远离中国官场掘地三尺的爪子的世界里。中航自成立以来头一回大赚一笔。

1941年中期的几个月里，轴心国的侵略使美国孤立主义的冰川消融。 [19] 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租借法案》（Lend-Lease）于3月在国会通过。上一年冬天，他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访问了中国，在重庆参加会议，进出重庆坐的都是中航的飞机。 [20] 当然，他对该公司及其中美工作人员包括邦德都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邦德与他讨论了空运物资进入中国的方案。在柯里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延长了对中国的《租借法案》，他下令柯里搞清楚中国需要什么和如何送达，这个任务扩展了柯里和宋子文的关系。 [21] 宋子文曾以蒋介石的个人代表的身份在华盛顿待了近一年，为的就是争取美国的支持，他立即提出要卡车、铁路设备、拖拉机、汽车、机械、汽油、燃油、弹药和30个中国步兵师所需的武器和装备。巨大的瓶颈是运输，宋的许多想法都是围绕着如何从中国西南的后门提高陆上交通能力：在滇缅交界处建设窄轨距铁路；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山区出发，穿过缅北的丛林和高山开辟一条公路到中国；铺设滇缅公路路面。然而，这些项目都不可能迅速完成。唯一即时可行的替代方案只有空运，该思路正好与邦德的思路对接。召邦德去华盛顿的电报虽然实际上由比克斯比从泛美航空发出，但其实是宋子文要求他回去。 [22]

这个时机对邦德再好不过。从业务层面看，夏普好像已经可以控制一切；就个人而言，邦德的心脏病专家规定他每年回美休息的时间正好到时候；而且，最重要的是，姬兹正在进入怀孕的第3个月，他会陪伴在她身边待到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华盛顿，宋子文请他写一份从缅甸的机场空运物资进入中国的方案，这是邦德谋划已久的项目。 [23] 邦德在其名为“进入中国的空运物资服务（Air Freight Service into China）”的备忘录中宣称，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的需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没有必要再强调其紧迫性”。 [24]

他认为有两种因素对于空运的成功是最重要的——飞机和飞行员。他要的是“负责任、铁了心、有个性的男人”，他期望美国陆军和海军通过放行有多种机型飞行资格并愿意到中国来当志愿者的飞行员，向中航提供他所想要的人。至于飞机类型，邦德除了“DC-3”其他什么都不要；还有，这一次他不必担心资金，所有的细节都将在美中两国政府之间做出安排。 [25] 虽然提议的缅甸—云南航线涉及“在一个被封锁的并经常遭遇空袭的国度中飞行所有已知的各种障碍”，邦德得出的结论是：“经过在这样的条件下运营了将近4年，中航已经表明，（他们）可以成功地做到。”语气中透出明显的自豪。邦德在该提议上注明的日期是1941年5月8日，在泛美航空和宋子文的指导下，在该月晚些时候，他将提议送给劳克林·柯里。邦德的提议，与亚瑟·杨所起草的陈纳德将军有关“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VG）与用美国贷款资助美国飞机和美国志愿者的计划非常相似——除了中航要的是用于空运的“DC-3”而不是用于空战的“P-40”。柯里批准了邦德的提议，并在他的保护伞下，邦德的提议在美国政府最高层推销成功。中航、泛美航空及邦德本人，确实已经成为宋子文、孔祥熙、端纳、宋美龄及其他国民党要人在1938年初允许泛美航空恢复在中航的地位时所预见的那样——用以影响世界上最强大民主国家的政策的工具。

像往常一样，春天给四川带来了好天气，但也引来了日军的轰炸中队。 [26] 他们在重庆还没有完全炸塌的那部分建筑物上再留下了大量的弹坑，并杀害了数百名平民。管不了这么多，中航就如过去四年那样持续运营。1941年5月20日晚，吴士驾驶“法国DC-3”从香港飞重庆，这晚是满月，吴士很高兴在巡航高度有大量的云带，他可以借此作掩护，躲避在月光下的日本巡逻机。 [27] 该航班没有发生事故，他在日光消失后降落在重庆，并迅速回到空中，载着20名乘客前往成都。

吴士在飞出重庆15分钟时，接到通知说日本飞机正在飞入四川威胁成都和重庆，便脱离原航向，沿着长江向叙府机场飞行，在叙府降落后让全体乘客离机。防空报务员报告重庆以西没有日本人，吴士便稳稳当当地休息，直到机场负责人狂奔过来尖声喊叫说敌机已经飞临附近的城市泸州上空，并正在向叙府疾驰而来。逃离已经来不及了，吴士急忙把乘客赶进机场旁边的山坡上的低矮的竹丛中。说时迟，那时快，24架日本轰炸机咆哮如雷，出现在头顶，炸弹在吴士珍贵的飞机周围炸开，一枚炸弹穿过它的右翼，尘土和火焰冲天，只有一个炸烂的翼梁还将几乎断掉的机翼根部附在飞机的机体上。二号发动机的舷外，右机翼翼梢直向上翘，其下翼面向前扭转，像个铝制的三角帆。令人惊奇的是，这架飞机居然没有着火。

吴士大发雷霆：若有及时的通知，他可以轻易地逃脱。他知道日本人会返回完成任务，便组织了一队民工把这架重2万磅的飞机沿土路推着走了3英里，在一片竹林里把它伪装起来。第二天早上，伦纳德接走了吴士和滞留的乘客，刚一走，4架日本驱逐飞机飞来，花了20分钟扫射叙府机场和搜索受损的道格拉斯飞机。

修复飞机的责任落到胖硕、眯缝眼的中航总机械师“索尔”齐格蒙特·索丁斯基身上。“索尔”一旦收集了基本情况，就将问题摆到黄宝贤总经理面前。按历史悠久的殖民地传统，只有将飞机送到最近的酒吧，他们才会修理。而最近的酒吧，就是英国机场管理人员设在机库内有充分储备的酒吧间，他们不必上比这更远的地方，这酒吧可能是由于“索尔”的光顾才把生意保持下来。两人喝了几杯白马威士忌，就把相关情况斟酌好了。白马威士忌是一种香港外籍人士普遍欢迎的混合苏格兰威士忌。黄宝贤穿着深色的西服，“索尔”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

尽管是个常规活儿，但更换“DC-3”机翼属于大修。问题是，“索尔”没有“DC-3”的备份机翼，即使有，他怎么能把它弄到860英里外的叙府呢？再说，一种机型的备用机翼未必适合另一种机型。战前的做法是沿长江运上去，但日本控制了长江下游600英里。现在通往叙府的唯一陆路是将机翼用船运到仰光，再用卡车走滇缅公路，但30英尺长的机翼零件在运送过程中，要穿过茂密的丛林、翻过崎岖的山冈、经过1500英里土路的长途跋涉，几乎肯定会被毁掉。此外，这还要花几个月时间。

“索尔”看着一群机械师检修“DC-2”。虽然“DC-2”的翼展短了11英尺而且翼面小许多，但“索尔”不禁想象——“DC-2”机翼是否可以配在“DC-3”飞机上？ [28] 机械师们认为“索尔”疯了，但他们按吩咐去做，从中航其他的“DC-3”上卸下了右机翼，尝试用一只“DC-2”备份机翼与该“DC-3”匹配。

机翼配得上，虽说不完美，但相当好，这要归功于唐纳德·道格拉斯 [29] 的苏格兰式节俭——他的工程人员用“DC-2”的夹具制成了“DC-3”的机翼根部附加角。但混搭的机翼比正常的短5.5英尺，提供升力的机翼小了许多。它能飞吗？它能耐受从叙府到香港16个小时的飞行吗？而那还只是问题的一半，索尔还得把机翼送到叙府。中航是家航空公司，答案显然是把它飞过去，但怎么飞？他决定把备份机翼绑在一架“DC-2”的机身下，但还需要一个人愿意把它空运到叙府。索尔召来中航元老哈尔·斯威特，斯威特曾为特技飞行员，索尔觉得他比其他飞行员成熟一些。

“索尔”在机库酒吧向斯威特讲述了概念：将备份机翼绑在一架“DC-2”的机身下，翼根朝前，在前边蒙上整流罩以获得适当的流线型，然后将这个精巧的装置空运到叙府。“索尔”认为，只要在下方中间悬挂着的机翼没有引致会破坏飞机飞行性能的气塞，则除了会降低速度和减少爬升率之外，不会有多大的麻烦。不过，飞不飞总是由飞行员最后拍板。

几轮白马威士忌推杯换盏，计划似乎言之有理。“如果你说它会飞，我就飞”，斯威特点点头说。 [30]

机械师当晚就将备份机翼悬挂在一架“DC-2”下，最终，这飞机看上去像怀了孕，但考虑到外部修饰的尺度，总体来说，斯威特觉得它看起来不错。

夜色夹带着黑暗和雨水降临，非常适合从香港起飞的条件。索尔亲自挑选了前往现场修理的机械师。然而最后还是出了个讨厌的意外情况：业务控制部门已经为该航班售出了满满一舱乘客和货物——按中航的标准，这比道格拉斯公司的工程师们规定的最大负载还超出了2200磅，这还不算下方悬挂的机翼。当“索尔”和黄宝贤得知这一情况，暴跳如雷。

斯威特叫他们镇定。“全部装”，他说。“我都飞。”

斯威特通过他所经历过的最最漫长、最最有气无力的起飞滑行，终于一颠一簸地把这架飞机飞上了天。在空中，该飞机绷得紧紧的维持着飞行速度，但斯威特将乘客和货物安全送抵重庆，并将备份机翼和机械师送到叙府。卸下了第三只机翼，斯威特打道回港。叙府的大修花了好几天时间，完工后，民工将飞机推回机场。另一位飞行员送斯威特回叙府，斯威特考量着这个混搭物，“足够好”，他想，“这玩意儿能飞”。他启动发动机，装上机械师起飞去重庆。在空中，左边的“DC-3”机翼比起它右边的小兄弟产生较多的阻力和升力，这架“DC-2 1/2”使劲地向左拽，就像汽车轮子不齐步。斯威特为保持飞机航向，将右翼副翼调到全放位置和不断地踩方向舵踏板，仍不胜其扰，他可不想全程就像摔跤似地拧着飞到香港。斯威特请一位机械师将一把重型飞机扳手递进驾驶舱，把它捆绑在轮辐上，平衡了操纵杆，自此以后他就飞得从容了。虽说要大量增加方向舵的使用，他仍很享受这架不对称飞机的飞行状态。

在重庆，业务代表问斯威特能否携带一些乘客。

斯威特考虑了飞机的状况，由于扳手的平衡力作用，“DC-2 1/2”飞得很好。“妈的，来个满负荷”，他耸耸肩说道，便载着乘客“平安无事”地飞到香港。全世界的杂志和报纸对这个故事大加渲染，令人惊喜地形成了对中国国民党、泛美航空和中航的宣传攻势。然而，这一幕出现了个奇怪的意外情况，“法国DC-3”永远死去。自此以后，中航“DC-3”型 46号飞机被称为“DC-2 1/2”，尽管该“DC-3”的新机翼一到就立即更换，恢复其正常配置。

邦德在华盛顿度过夏天，等待妻子分娩和推销他的货运服务理念。 [31] 他到商务部、财政部、陆军总部、海军总部和国务院介绍计划，同时定期与劳克林·柯里、宋子文、亚瑟·杨和斯坦利·霍恩贝克会晤，并与海军陆战队上校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反复推敲该计划，詹姆斯是总统的长子，刚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巡航归来。每个人都“深表同情”和“急于协助”，问题不是财政支持；钱是现成的。 [32] 问题是飞机。5月，德国人仅靠运输机运送部队空降登陆就轻取了克里特岛，这是个壮观的成功，引起了英美军队疯狂配备类似的飞机，而当时道格拉斯飞机总装线每周只能完成3架“DC-3”。道格拉斯付出巨大的努力扩大产能，在新的工厂配置多条装配线并对数百人进行训练，但直到当年年底产量才显著提高。邦德的初始方案要求35架“DC-3”从密支那经过山脉飞往云南，柯里先是要邦德削减到20架，然后又减到10架。预设1942年初可以有飞机，就打算开始服务，而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陈纳德组织的美国志愿航空队运送关键任务型的物资，用于在中国战斗。 [33] [34]

理论上，邦德是放松的，但他的焦虑随着姬兹接近足月而堆积。她在夏天的最炎热的那几天开始了最初的宫缩，7月12日，白日将近时，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托马斯·邓洛普（Thomas Dunlop）。10天后，母子平安，出院回家，这一事件导致“老头儿”度过了几个幸福而无眠的夜晚。 [35]

就在托马斯·邓洛普回家之时，日本武力强迫法国维希政府默许日本地面部队在印度支那占领基地。 [36] 其先头部队于7月26日抵达，实际上造成了从陆路进犯云南、缅甸和马来亚的威胁。为抵消日本人的威胁，罗斯福总统除已经同意了的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者驱逐机飞行队外，还批准了一项计划，要装备、训练和维持一支有500架飞机的中国空军，中国空军可以采取行动，与在菲律宾的美国空军相呼应，从两翼对日本的任何南侵造成威胁。 [37] 美国政府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所有运往日本的货物要求颁发出口许可证。 [38] 实则对石油运输根本不发放许可证，如此一来，限制演变成了禁运。陈纳德的美国志愿队 [39] 及其“P-40C战斧ⅡB”式驱逐机于夏末和秋天开始到达仰光，陈纳德为该部队投入战斗做准备，设立了严格的射击和战术的训练课程。 [40] 劳克林·柯里深深卷入抗日政策的一点一滴的演变，并为自己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而自豪。在这一年的年底，他写信给宋美龄。“日前，当我复查蒋委员长于那个令人难忘的、在你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交给我的任务和信息清单”，“我发现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被解决了，最难完成的是冻结禁令。” [41]

邦德花了6周的时间来了解自己的新生儿子；他挤出2天去纽约看望老熟人比尔·波利（Bill Pawley），比尔·波利是位飞机贸易商，曾协调陈纳德的后勤组织工作；并花了2周住院做了喉部手术。 [42] 时光飞逝，邦德告别了妻儿于9月回到亚洲。中航在没有他的5个月中一直运行良好，证明他做了那么多去建立的组织有多么强大。 [43] 进出南雄的香烟和矿物货运服务继续赚钱，已经净赚了将近100万美元（合现代1470万美元）。 [44] 这是超棒的收益，也是更好的历练。中航学会了有效处理繁重的货运任务，以及保持飞机在恶劣天气和夜间在敌占区上空接近正常地运营，当新的“DC-3”于1942年初开始抵达时，中航将运用这些专门知识和技能帮助清理在仰光和腊戍积压的大批要运进中国的物资。邦德选择吴士担任机航组主任，晋升到管理职位给了吴士勇气向他的女朋友“梅姬”梅杰斯求婚，她接受了。

邦德回来后发现了少数负面情况，其中包括总经理的身体状况，营运中航的压力损害了黄宝贤的健康，像邦德一样，他的心脏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45] 这位任职很长、公司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经理病得下不了床，更别说在香港履行正常的职责或前往重庆。邦德在期盼黄能恢复的同时担负起缺位的工作。工余闲暇，邦德与他认识最久并最要好的中国朋友邓勉仁打网球并一同参加社交活动。 [46] 邦德在香港待了2个星期，又在重庆待了2个星期，然后飞往缅甸。 [47] 在那里，由他在1940年所做的开创性努力——在密支那建设的一个机场已经接近完工。从缅甸出发，邦德继续前往新德里，努力通过谈判开发通往印度的航空服务。

在11月的第4周，夏普载着邦德和一批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以及其他中航领导层做勘查飞行，他们从位于上阿萨姆邦（Upper Assam）的汀江（Dinjan）出发前往昆明，越过缅北的野生丛林和萨尔温江 [48] 、湄公河 [49] 、扬子江（长江）的三江并流峡谷地带（three gorges country）16000英尺高的崎岖山脉。 [50] 在这些地区，东喜马拉雅山环绕着缅甸的东北角，萨尔温江、湄公河、长江三条大河，在分道扬镳跨越亚洲大陆之前，在彼此相隔只有30或40英里的点上平行通过庞大的峡谷，流往缅甸-云南边境，定义了各种文明，并最终汇入3个彼此相隔2000英里的不同的大海。天将黑之时，夏普降落在汀江东边505英里的昆明。这是一次蔚为壮观、鼓舞人心的飞行，但在昆明机场上的炸弹坑把这些人带回了现实。他们刚刚飞过的这条航线，频频遭遇南亚多变的天气，要按部就班地飞行会非常难。比起邦德和吴士去年已探索过的密支那—昆明航线，该航线地势更高，气候更恶劣，距离因靠北而更远，但他和夏普都感到，即使在恶劣的天气下，汀江—昆明航线可行，而那意味着，无论缅甸发生什么情况，中航都可以空运物资进入中国。

邦德在重庆待了一周处理公务，在12月的第一天回到香港。令人不安的关于日本军事行动的故事出现在报纸上，中航的经理们通过他们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关系带来更为令人心神不安的细节，但不是说没有希望，日本和美国政府之间正在进行谈判。 [51] 记者报道说，双方交换了建议，可能会达成临时和解，从表面上可以看作是消除战争威胁的合理安排的初始步骤。公司的大部分飞行员认为主要的危险已经过去，感觉日本人已经等得太久了，美国脆弱的机会之窗因实施重整军备计划的实施而正在关闭。 [52] 例如，劳克林·柯里，在“令人心碎的延误”之后，已经承诺按照邦德提出的缅—中空运物资服务的计划。 [53] 从1942年1月或2月开始，每月向中航提供5架基于《租借法案》的“DC-3”飞机，直到中航有35架投入运营为止。 [54] 邦德确定这些飞机会提振中国的命运，它们中的第一架按计划应于1941年12月7日在圣迭戈装船。

[1] L.C.Reynolds to Arthur N.Young，November 2，1940；Young to Bixby，December 11，1940；Allison to Bixby，December 17，1940；L.C.Reynolds to Allison，November 19，1940；Bixby to Young，December 12，1940；Bixby to Allison，December 24，1940；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Florence Allison to family，November 25，1940；Florence Allison to family，December 3，1940；Allison to Chennault，December 7，1940；均见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我猜测该官员是美国财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或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财政部官员。——译者注），二人均密切参与对华政策。］

[2] Bond to Bixby，Letter No.96-40，November 15，1940，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Kitsi，November 23，1940；Bond to Kitsi，November 24，1940；Bond to Kitsi，November 28，1940；Bond to Kitsi，手写后记，November 30，1940；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邦德1941年5月8日所写的备忘录 “进入中国的空运物资服务（Air Freight Service into China）”，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Bixby，April 19，1944，在Wings over Asia：Memories of C.N.A.C. ，Vol.4，pp.95-97转载；Hugh Woods，“First Hump Flight，” Wings over Asia：Memories of C.N.A.C. ，Vol.4，pp.93-94；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54-56；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35.

[3] Bond to Bixby，Letter No. B111-44，April 19，1944，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C.A.B.Docket No.1706，February 17，1947，p.30，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4；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35.

[4] “Financi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40，” 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笔者访谈陈文宽，2004.9.17和2006.9.18；Royal Leonard，I Flew for China ，p.221。

[5] 指英国德纳罗钞票公司。——译者注

[6]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4.9.17；http：//cnac.org/bwong01.htm。

[7] 随机报务员张培伦（P.L.Chang）重伤生还。

[8] “Specially Chartered Plane Missing，” North China Herald，February 19，1941，剪报张贴在网上http：//CNAC.org/joythom01.htm，accessed August 14，2006；笔者访谈陈齐发，2004.10.11：“那时，人亡不算什么，不是大事。没人操心，我们继续飞”；笔者访谈弗丽达·陈与T.T. 陈，2005.10；和访谈陈文宽、弗丽达·陈与T.T. 陈，2006.9.18。（弗丽达·陈是黄官悦的姐妹，且当时与陈元乐是夫妻。）

[9] 这是查尔斯·巴布公司（Charles H.Babb & Company）：Bond to H.H.Kung，May 21，1940；http：//www.godickson.com/Charlie_Babb.htm，accessed June 7，2006；Bond写给H.H.Kung阁下，May 29，1940；Young to Wong，March 20，1940；“Statement of Account：Ministry of Finance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Airmotive Co. Fed. Inc.—U.S.A.—Condor A/C），” July 18，1941；Arthur N.Young to P.Y.Wong，March 20，1940；L.A.Lewis to H.H.Kung，April 3，1940；Arthur N.Young to Mr.Li Tang，财政部财政司司长，January 4，1943；亚瑟·杨给孔祥熙的备忘录，“提前购买5架康道尔飞机”，1943.1.18（1943年的文件，旨在结算康道尔账户余额）；“中国政府和中国航空公司的协议草案”，1940.3.21；“对所提出的货运服务的资本支出估算”，1940.4.9；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13，217-218；Martha Byrd，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pp.67，98-100；Daniel Ford，Flying Tigers ，pp.36-37；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132-135。

[10] 这些康道尔本打算用于西班牙内战运送物资，但在它们可以转运之前该战争便结束了。

[11] Bond to Allison，December 10，1940，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9.1；邦德备忘录 “进入中国的空运物资服务”1941.5.8，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邦德自1940年夏以来对康道尔的采购感到不安——他想出了以中国的成本出售5架康道尔并将收入购买2架DC-2的计划：Bond to Kung，August 20，1940；Bond to Bixby，Letter No.46-40，August 26，1940；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2] Arthur N.Young to H.H.Kung，February 23，1940；Arthur N.Young to P.Y.Wong，February 27，1940；Kung to Bond，February 27，1940；“Confidential recommendations re Air Transport of Freight，” March 16，1940；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ixby to Bond，”私密的”，August 2，1939，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3] 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33，引述了邦德写给比克斯比的信，1941.1.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我在收藏中没有查到该信。

[14] 原文如此，当时中国只有经济部。——译者注

[15] 中国的钨的产量约占全世界50%。钨合金可以大大增加钢的硬度，作为“高速钢”用于制造精密车削和铣削工具、气门和气门座、装甲钢板、穿甲弹和耐腐蚀枪膛等。在制造灯丝和无线电极片、电话零件、X射线靶材和电源接触点中均需加入较少量的钨。

[16] H.W.Davis，“Tungsten，” Minerals Yearbook ，1941，F.M.Shore，ed.，pp.643，651；Jonathon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401；Edgar Snow，The Battle for Asia ，p.166；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September 23，1933；“Less Chinese Tungste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3，1939.

[17] 南雄可拼写为Namyang和Nanshiung，在英文中通常拼写为Namyung。

[18] Bond to H.H.Kung，January 17，1941；Bond to Wong Wen-hao，February 13，1941；“copy of the paragraphs 3，4，and 5 of the letter from Mr.P.Y.Wong to Mr.Peng Sho-pei，” July 30，1941；P.Y.Wong to Arthur N.Young，August 11，1941；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24-228.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34；笔者与陈文宽、弗丽达·陈、T.T.陈与陈齐发的谈话。

[19] 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p.272-273；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63-64；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282；Strategic Planning，1941-1942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1年～1942年》），p.63；无题，日期不详，没有签字的战略备忘录，估计是陈纳德写的，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AVG Folders.

[20] 劳克林·柯里备忘录，“与交通部部长张嘉璈的会议记录，1941.2.2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3，Chang Kia-ngau Folder；Currie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September 18，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宋美龄卷宗：“对［空运］这件事，部长依重邦德先生的建议”；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Lauchlin Currie to William M.Leary，September 16，1970，in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40：“我支持中国航空公司，无论何时，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因为我对其运营的效率和价值持有最高的评价。这主要归因于其经理邦德”；Madame Chiang Kai-shek to Lauchlin Currie，August 7，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宋美龄卷宗：“我完全赞同总统的意见，你具有使人接受你的观点而不会闹得面红耳赤的能力。”

[21]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14，25-26，47；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284-285.

[22]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62-264.

[23] 邦德写给交通部副部长彭学沛，June 2，1941，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62-263；Daniel Ford，Flying Tigers ，pp.53-54；Sterling 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 ，pp.364-368。

[24] 邦德备忘录，“进入中国的空运物资服务”，1941.5.8，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5] Arthur N.Young to Bixby，October 17，1941：“给你的机密信息，（邦德的货运服务计划）与我所起草并正在运行中的资助陈纳德领导的美国志愿队的计划类似”；Bond to Sharp，July 22，1941；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6] “James Roosevelt Escapes Rai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4，1941；“Chungking Target for a Heavy Rai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10，1941；“Japanese Continue Raiding Chungking，”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11，1941；“Chungking Battered by Japanese Raider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17，1941.

[27] （“DC-2 1/2”的故事）：Hugh L.Woods，“Report of Bombing of Plane 46，” May 23，1941；Sharp to Bixby，May 22，1941；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Recent Imperiling of American Lives and Damage to American Property through Japanese Air Raids on Chinese Cities，” May 23，1941，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55；“U.S. Flier in China Eludes Air Ambush，”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2，1941；“Bomb Missionary Plane：Japanese Fliers Wreck Craft on Ground in Szechwa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6，1941；“Fliers Outwit Japanese：Americans Save Damaged Plane，Patch It for Escap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ne 1，1941；“Keeping ’em Flying in China，” Milwaukee Journal，August 23，1941；“Incident of the Month，” New Horizons ，August 1941；“Space Machine Patched，” Time ，September 1，1941，p.20；“Topside Airline，” New Horizons ，October 1942；Zygmund Soldinski，“My Story of the DC-2 1/2，” Wings over Asia ，Vol.2，pp.47-56 （索丁斯基说中航在“DC-2 1/2”的故事发生时有3架“DC-3”，他记错了。中航的第三架“DC-3”——“爱尔兰DC-3”直到7月的最后一周才到达香港，它之所以派出，是因为46号被损坏）；笔者访谈陈齐发，2004.10.11；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9.19；No.46号飞机受损的相片，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满月：月亮相位计算器在http：//imagiware.com/astro/moon.cgi，accessed June 3，2006.

[28] 据当时任中航机务维修工程师的吴敬诚的档案记载，吴敬诚是提议将“DC-2”机翼接到该“DC-3”上这一金点子的首倡者。——译者注

[29] Donald Douglas，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创始人。——译者注

[30] Zygmund Soldinski，“My Story of the DC-2 1/2，” Wings over Asia ，Vol.2，pp.47-56.

[31] 邦德写给交通部副部长彭学沛，June 2，1941；Bond to Bixby，June 8，1941；Bond to Sharp，July 22，1941；均见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邦德写给交通部长张嘉璈，July 5，1941；Young to Bixby，August 28，1941；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also，Bond to Currie，December 5，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Bond Folder；“Notes on Conference in Office of Mr.Currie，” December 16，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Burma Folder。

[32] 邦德写给交通部副部长彭学沛，June 2，1941，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3] Arthur N.Young to Bixby，October 17，1941，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63.

[35] Bond to Sharp，July 22，1941，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6] “Deal on Far East；Vichy Asserts Threats to Indo-China Call for Tokyo ‘Protectio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24，1941；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23；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 1945 ，p.286；threats：Hallett Abend，“Japan Unable to Turn Back，Forced to Continue Her Costly War，She Is Expected to Move on Indo-China Next，”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20，1941；F.Tillman Durdin，“New Tokyo Moves Expected by Chinese：Threat to Yunnan Province and Thailand Seen after Japanese Get Indo-Chin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26，1941；“Japanese Occupy Bases at Saigo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uly 27，1941；“Chinese Mass in Yunna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8，1941；Madame Chiang Kai-shek to Currie，November 5，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Madame Chiang Kai-shek Folder；Winston Churchill to Chiang Kai-shek，November 17，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3，Chiang Kai-shek Folder；Winston Churchill，The Grand Alliance ，pp.591-592.

[37]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23；Strategic Planning，1941-1942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1年～1942年》），p.73.这个计划与一份日期不详、无文件名、无签名的战略备忘录概述很相似，大概是由陈纳德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写的，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美国志愿航空队卷宗。

[38]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p.273-285；Strategic Planning，1941-1942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1年～1942年》），pp.63-65；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286-287；Doris Kearns Goodwin，No Ordinary Time ，p.283.

[39] 陈纳德的美国志愿队将成为著名的“飞虎队”。

[40] Ford，Flying Tigers ，pp.71，73.

[41] Currie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September 18，1941；Madame Chiang Kai-shek to Currie，November 29，1941；均见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Madame Chiang Kaishek Folder：“蒋委员长希望我对你为推进中国的事业所做的不断和不懈的努力表示感谢。”

[42] Bond to Sharp，July 22，1941，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邦德在Wings 一书中说他途经旧金山前往中国，但艾利森在写给宋子文信，1941.9.16，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则说“邦德在回中国的途中于上周四经过洛杉矶”。

[43]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 266.

[44] “黄宝贤写给彭学沛的信，第3、4和第5段的副本”，July 30，1941；P.Y.Wong to Arthur N.Young，August 11，1941；亚瑟·杨备忘录，1941.10.15；亚瑟·杨写给总经理，1942.4.23；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美国于1941年收到来自中国的9474短吨的钨：H.W.Davis，“Tungsten，” Minerals Yearbook ，1941，F.M.Shore，ed.，p. 651.中航运送了约1000吨——即上述数额的10%多一点——以及总数量类似的锡块。中航看来以公吨——或长吨——计算其运送的矿物，长吨比短吨多约10%，从而使中航所运输的比例达到近12%。中航在3月至7月共运输了328.5长吨的锡和247.5长吨的钨，其中运量最大的月份是6月和7月。根据7月运量推算出年运量为约1000吨，也可能因效率提高而更高；此外，“看到这项我们自己的运营走到了尽头，是极大的遗憾”（南雄货运服务）；当日本人于1941年12月8日将该项货运服务轰炸摧毁时，经济资源部欠中航437104.42美元：邦德写给经济资源部部长Wong Wen-hao，January 2，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5] 笔者访谈陈文宽，弗丽达·陈与T.T. 陈，2006.9.18；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 286-287。

[46] Bond to Leslie，June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这是关于邓勉仁身上发生的事的记叙。这是我的再次出发。我在满满的四页纸中给出了很多小细节，以强调我们的友谊的亲密程度。然而，这些内容和你在泛美的历史毫不相干，我忽略了所有这些，只要求你相信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由此，随之而来所发生的事就显得自然和可信。”

[47] “Notes of Conference in Office of Mr.Lauchlin Currie，” December 16，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Burma Folder；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41；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68-272；Young to Bixby，August 28，1941，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根据邦德写给比克斯比的信，B111-44号，April 19，1944，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邦德自1941年1月开始推动了印度政府在汀江建造一个机场。

[48] 中国境内称怒江。——译者注

[49] 中国境内称澜沧江。——译者注

[50] 它发生在1941年11月23日星期日，这是第一次在将会被称为“驼峰”的上空飞行：Arthur N.Young，“Confidential：First Flight India-China，via the Tibetan Border，” Chungking，November 30，1941，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这帮人中的集邮爱好者设计了约20个“首航封”并由腊戍邮政局局长盖了取消戳。

[51] Zygmund Soldinski，“The Last Days of C.N.A.C. in Hong Kong，” Wings over Asia ，Vol.2，p.34；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68，271，274；Emily Hahn，China to Me ，p.268；“30，000 Japanese Troops Move Southward；70 Transports Believed on the Way to Indo-Chin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November 29，1941；尽管双方领导层都认为会谈是拖延行动、后卫战和掩盖真实意图的烟幕，这种战略秘密对于中航员工来说并不明显：Currie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February 10，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Madame Chiang Kai-shek Folders；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291-292；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p.306-311；Strategic Planning，1941-1942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1年～1942年》），p.79；早在1941年12月初，就有报纸头条指出，美日关系的状态使前景不明朗且并非普遍认为战争可以避免成为明显的事实：“May Ask Further Talk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1，1941；“4 Powers Ready，Washington Say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1，1941；“Japan Now Looks to U.S. for Reply；Public Takes New Hope from Cabinet Decision to Go On with Parley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2，1941；“British Dominions Are Watching U.S.-Japanese Parleys Intentl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3，1941；“No Common Groun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4，1941；“Singapore Doubts Japanese Threat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4，1941；“Tokyo Reported Halting Troop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4，1941；“Japan Hesitating，”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5，1941；“Japan Confident Talks Will Go On，”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6，1941；“Vichy Says Japan Is Limiting Troop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6，1941；和肯定是公开发表过的最不靠谱的标题预言之一：Edwin I. James，“Japan Rattles Sword but Echo Is Pianissimo，”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6，1941。其内容较为合理：“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日本寻求获得时间重整旗鼓以更好地应对战争威胁。然而，你也可以说日本不希望战争。”给杰姆斯先生说句公道话，他写的内容是合理的；但标题是编辑添加的。

[52] Karl Stoffel，“He Has a Job，but Can’t Get to It：Americans in China Fooled by Japan’s Attack，” 名称不详的报纸（可能是辛辛那提的报纸）的剪报，贴在网页http：//cnac.org/pottschmidt01.htm，accessed August 18，2006：“在波特施米特即将离开辛辛那提之前……他宣布将不会有太平洋战争。提这件事不是为了要把这位真诚而聪明的小伙子说成是个信口胡言的流浪汉，而是以此为例说明，甚至那些早已熟悉东方的事情的人们都心烦意乱。……我完全被（珍珠港）偷袭搞蒙了，”罗伯特·波特施米特机长说……“虽然自1940年7月以来局势处于紧张的拉锯状态，国务院建议美国妇女和儿童撤离中国，我一直认为，日本已经等了太久，没有什么会破坏正在进行的谈判”；还有，中航并没有执行邦德、夏普和索丁斯基在1941秋季就做了准备的疏散计划的任何部分；Kitsi to Bond，December 19，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12月6～7日的那个周末，在香港就是正常的社交应酬活动：Phillip Snow，The Fall of Hong Kong ，pp.51-52；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p.299-311；Leonard，I Flew for China ，pp.253-255；陈文宽，弗丽达·陈与T.T. 陈确认中航在1941年12月8日的前几天“一切如常”：笔者的访谈：2005.10.5和10.6；2006.9.19。陈文宽：“没有人有任何想法”；还有：“我必须承认实际攻击吓到了我，我原以为日本人是虚张声势并会继续拖延时间，直到他们对打败俄罗斯有更大的把握”：Currie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February 20，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Madame Chiang Kai-shek Folder。

[53] Currie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February 10，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Madame Chiang Kai-shek Folder.

[54] Bixby to Bond，December 3，1941，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 to Currie，December 5，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Bond Folder；“Notes on Conference in Office of Mr.Lauchlin Currie，” December 16，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Burma Folder；宋子文给史迪威将军与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1942.1.20。

19 “那些飞机是日本的！”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破晓时分，香港岛开始了新的一天，与平常一样。 [1] 上午6：50，在疏落的云彩下，太阳在南中国海的边缘跃出，浅水湾之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烫了一层金色，朝南的水域在从东部岬角投射下来的影子中平静而深邃。 [2] 空气清新凉爽，弥漫着海的气息。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夜，日出正好赶上与向来早起的邦德相遇，他在平房周围溜达着，期待仆人捧着茶、早餐和报纸出现。然而，电话铃响了。

这是泛美航空机长弗雷德·拉尔夫（Fred Ralph）从启德机场打来的。

拉尔夫来自缅因州的东北港（Northeast Harbor），是“香港飞剪”号的机长，“香港飞剪”号是一架四发动机“西科斯基S-42”水上飞机，已经使用了些年头，专门穿梭送乘客到菲律宾乘坐跨太平洋航班。他的大飞机已经加完油和维护好了，停泊在启德浮坞，即将在上午前往马尼拉。“邦德先生，我左右为难。我手头有一份从马尼拉来的电报告诉我不要去那里，但莫斯（Moss）先生要我立即离开香港，而他怎么也不肯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该怎么办，先生？” [3]

邦德推敲着这些消息。莫斯是机场经理。“情况一定是很严重，这可能使香港比马尼拉更危险。……莫斯先生一定知道些什么，让他告诉你。”

仆人捧着早餐出现了，邦德挂断电话，看了看手表，上午7：10，微风吹皱了湾中的海水。邦德抖开报纸，啜饮着热茶。

5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这是战争！”拉尔夫机长大叫。“日本对美英两国宣战。”

“那你根本不能起飞！”邦德冲口而出。

战争，是很难把握的。就这样，他们真的干起来了，将一场战争强加给美国，这是一场人们忧虑了这么久的战争，是一场他曾有时候希望发生的战争。现在它来了，准备好看到将在其本国人身上出现的恐怖事件。日本人何其愚蠢：他们真的认为他们会赢吗？他们当然会发现如何结束美国的优柔寡断，虽然邦德知道，集结来自祖国的力量尚需时日。在此期间，他和中航马上就面临问题，他断断续续地指示拉尔夫机长：“几分钟内日本飞机就会出现在启德机场上空。我再说一遍：不许起飞。将你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撤离现场。告诉夏普和索丁斯基让我们的人离开现场。如何你还有机会就把邮件从“飞剪”号上取走。这些飞机走后，第一轮轰炸就要来了。如果你的“飞剪”号能保存下来，今晚我们会指派我们的飞行员给你领航去昆明，那里有个湖。祝你好运，我马上过来。”

邦德披上衣服，把一些零钱和杂物胡乱投入手提箱，冲进走廊，叫他的车。遗弃在早餐桌上的报纸包含了一条来自一位香港政府官员的消息，宣称“不会有战争”。 [4]

大约在同一时间，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了中航其他人员耳中。孔祥熙夫人宋蔼龄的一个女儿打电话给中航机械师特洛伊·海尼（Troy Haynie）说，“日本人刚刚炸毁了珍珠港”。 [5] 海尼致电通知总机械师齐格蒙特·索丁斯基。索丁斯基指示，“叫夏普”，“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攻击，我马上去现场”。

中航24号（“南京”号）和26号（“成都”号）是中航的3架“DC-2”型飞机中的2架，在启德机场的草茬泥地上闪闪发光。 [6] 整体来看，这2架飞机在其6年的忠实服务中，给中航产生了超过12000小时有效益的飞行时间，飞行距离相当于绕地球赤道78圈。在2架“DC-2”的旁边，是3架从财政部租来的寇蒂斯“康道尔”双翼运输机。头天晚上，维修人员已经对全部5架飞机加了油和进行了保养。沿着跑道的更远处，3架欧亚航空的飞机处于类似的准备状态——2架三发动机的“容克Ju 52”和一架更老的单发动机飞机。泛美航空42号“香港飞剪”号绑在泛美航空的浮坞上，浮在九龙湾平静的水中。机库内，有中航的“DC-2”型31号（“中山”号）和2架“DC-3”型 ［41号（“嘉定”号）；46号（“峨眉”号），又名“法国DC-3”，也名“DC-2 1/2”］；还有欧亚航空的第3架“容克Ju 52”。比尔·麦克唐纳（Bill McDonald） [7] 在缅甸驾驶中航最新的飞机47号“爱尔兰DC-3”。

索丁斯基发现莫斯先生正在泛美航空浮坞试图说服拉尔夫机长驾驶“飞剪”号离开香港，莫斯不在乎它上哪儿，该飞机有足够的燃料去仰光或者加尔各答。拉尔夫拒绝了，空中没有足够的云来躲避追击，而他的笨重的水上飞机会很容易成为猎物。他争辩说，对于珍珠港和马尼拉被袭击的信息，没有收到官方的确认，这对他来说好像有些牵强。索丁斯基的确切印象是，拉尔夫正在等待位于旧金山的泛美航空太平洋总部的指令。无论如何，拉尔夫已经错过了机会，而且他自己心里明白。索丁斯基转身离开争吵的官员，前往他在机库的办公室打电话。

穿着整洁潇洒的泛美航空制服的“香港飞剪”号六人机组急匆匆地把邮袋搬下码头。 [8] 拉尔夫钻进“飞剪”号帮忙。1939年10月入职的地勤人员陈德灿 [9] ，正在将泛美航空乘客的行李从飞机上转搬下来，他将护送这些行李从启德机场去半岛酒店，中航善意地用该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堂作为替代客运终端。突然，飞机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声在远处响起，声音以秒计地越来越大。

“看！”一个乘客指着一群在中等高度憋足劲飞过来的飞机喊道。 [10]

“他们是英国人”，有人不屑地说。

陈几周前曾在重庆。他眯起眼睛细看飞机编队。“不对！那些飞机是日本的！”

乘客们惊恐万状，疯狂地四散逃跑，其中4人跟着陈死命地跑过马路对面，随着一群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机场民工跳进一个排水涵洞。索丁斯基冲到他的车上疾驰回家。“香港飞剪”号机组人员躲在坚固的码头房子里，向仍在飞机上的拉尔夫机长大声呼喊。

日机编队分成若干个攻击组并下降至攻击高度。由9架单发动机、固定起落架的“中岛Ki-27内特”驱逐机护航，12架单发动机“立川Ki-36”轰炸机向启德机场斜飞过来。 [11] 空中毫无英国皇家空军抵抗，敏捷的驱逐机飞离编队形成一条直线，俯冲至50英尺高处，直扑泛美航空的水上飞机。

拉尔夫机长连滚带爬地冲出机舱，在日机子弹咬碎他背后的飞机的同时，沿着码头拼命跑，这个新英格兰佬猛地扎进旁边3英尺深的水中，水花飞溅地藏身到一根混凝土桩后边。6架日本驱逐机一架接一架飞过来，把“飞剪”号打得千疮百孔，然后在他头顶呼啸掠过，攻击机场更远处的目标。第7架日机的子弹击中点燃了油箱。藏身在一根水泥柱后得保安全的拉尔夫看着他的水上飞机喷发出火焰，热浪烧灼了码头。

日本轰炸机在500英尺高度巡航，当飞经头顶时，其发动机的轰鸣声变调，接二连三的黑色柱体向着地面颤振下落，撞入停放在机场上的飞机中间，炽热的弹片撕开加满的油箱，引燃了大规模的二次爆炸，飞机灰飞烟灭。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日机攻击的结束如同开始一样突然，在他们首先被发现后仅仅约3分钟就消失在天际。 [12] 机库前，8架飞机七零八落的残骸在火焰肆虐下，被含油的滚滚黑烟像棺材盖般死死似地笼罩着——3架寇蒂斯“康道尔”、3架欧亚航空的飞机和中航的2架“DC-2”。 [13] 飞机残骸中另一架油腻浓烟直冲天空的是泛美航空的“飞剪”号。英国皇家空军可怜的双翼飞机小分队——3架维克斯“维尔德比斯特（Vildebeest）” 式鱼雷轰炸机和2架“海象（Walrus）”式水陆两用飞机——在机场的另一端熊熊燃烧。

夏普早在海尼打来电话之前就从莫斯先生的电话中得知战火蔓延的消息，当一架飞机发动机在低空尖叫时，他正向着他位于亚皆老街（Argyle Street）158号的欧园（Eu Gardens）公寓狂奔。巨大的爆炸震动了建筑，在公寓前面的路面上钻出了一个个坑，把吴士和梅姬从床上震了下来，炸弹没有击中公寓，只差了不到30英尺。敌人的间谍已经侦察到中航的大部分美国飞行员住在该公寓大楼内，将其定为第一波的破坏目标。夏普、吴士和公寓大楼内的其他中航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妻子或女友送进位于公寓上方的山坡上的巨石掩体中。

陈文宽本来打算星期一早上睡个懒觉。 [14] 大约一个月前，他和妻子搬进太子道（Prince Edward Road）上坡一侧的一栋三层公寓二楼的一个新单元，距机场约1英里。他们在新居所差不多布置完了家具，加上星期日晚陈文宽因为要下力气在混凝土天花板上安装一个灯座而睡晚了。他被多个飞机发动机的咆哮声惊醒了，坐在床上，想搞清楚这些噪声是怎么回事。透过卧室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启德机场机库的大部分，中航“DC-2”型24号（“南京”号）的机尾从一栋阻挡视线的建筑物背后突出来；更远处，泛美航空“飞剪”号的后半部超过机库突了出来，低低地悬浮着。温柔的港湾中海水摇晃着该飞机伸展向外的翼梢，最远的螺旋桨和在陈文宽视线范围内时隐时现。他听说加拿大的一个步兵团正在向横跨九龙半岛建设的醉酒湾防线（Gin Drinker’s Line）移动，便认为发动机的声音是英国飞机在护送他们进军。一个飞机编队下降，进入他的窗框，并继续向低空飞，像蜻蜓掠过池塘水面似地拼命飞向泛美航空“飞剪”号，瞬间，“飞剪”号燃起大火。天哪，他意识到，那些飞机是日本的！平飞的轰炸机进入视野，随即，炸弹爆开，撕裂了停在机库周围的飞机。陈文宽看着24号的机尾扭曲并烧毁。自1935年以来他一直定期驾驶它，残骸上方飘荡着喷射出来的丑陋的滚滚黑烟羽流。从陈文宽的角度看，好像中航的整个机队已经被消灭光了，而他的工作也刚刚被炸没了。他必须考虑妻子和母亲，从床上跳起来，穿好衣服，然后趁着物价上涨之前开车去市场买米、鱼肉和其他用品。市场商贩还不知道陈文宽刚才亲眼看见的情景——战争已经来到了香港。

邦德催促司机开着汽车横过香港岛的山梁，下降到维多利亚镇 [15] ，就像个被大兵追杀的走私犯，几分钟就跑了6英里。大街小巷都异样地冷冷清清。一个空袭督导员用旗子指示邦德停下来，并命令他离开大路，邦德坚持要通过，他还没有来得及绕过第一个督导员，就不得不第二次重复这个过程，然后是第三个。邦德气急败坏：日本人几乎肯定要把他的中航飞机炸光，如果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他简直是在和这些自命不凡的殖民地空袭督导员白白浪费时间。

到了香港中心地带，邦德在格洛斯特酒店（Gloucester Hotel）门前刹住车，中航在此处的户外步行街的拐角处有个办公室。 [16] 进入办公楼，邦德慢跑经过呈现在全球的《飞剪号航线》大型壁画，连蹦带跳地上了楼，冲进他在夹层的办公室。还没等门关上，他就一手抄起电话话筒，但无法接通机场，最后他“砰”地把话筒扔进电话机座，然后短跑400码下坡去到天星码头，却发现它停止了运营。渴望与家人团聚的愤怒的人们拥挤在被隔绝的入口外。邦德朝着一位在人群中等待的穿制服的警官走过去。“我的职责也是在九龙那边”，那个警官解释道，“但规定空袭中禁止船只通行。” [17]

“但你是个警长！用你的权威弄条汽艇把我们送过去。”隔着港口，邦德可以看见浓烟从启德机场升起。

警长重申，空袭警报解除前什么都不许动。

“但一场战争正在进行！而且你我都应该在九龙那边抵抗。”

“对不起，先生，但我做不到。这是违反规定的。我可能会被降级。”

“那听起来像个好主意”，邦德厉声道。

没有警察的准许，尽管邦德摇晃着满手的港币，都不能说服任何小汽艇摆渡他过去。

他发现了1名加拿大军官和3名士兵，推测他们属于保卫醉酒湾防线的部队之一。3支步枪加军官的手枪，再加邦德手中的一大沓现金，最后说服了一条摇橹舢板的船主把他们摆渡过去。途中没有看到日本的飞机，但邦德的眼睛无法从启德上空的烟柱上移开。

九龙一侧的码头挤满了急于要过香港岛的中国平民。人们需要食物、水和现金以度过危机，而他们一生的积蓄在岛上，殖民地的大多数银行分布在那里。英国警方禁止九龙的中国居民跨越海港，人群一片哗然。邦德叫了一辆出租车，开了一段短距离到达半岛酒店。在大厅里，一名员工报告消息：无人受伤，中航的3架“康道尔”和2架“DC-2”，以及欧亚航空的3架“容克”被摧毁。令人惊讶的是，机库内的飞机没有遭到轰炸，“DC-3”型 41号、“DC-3”型46号和“DC-2”型31号逃过一劫，此外，麦克唐纳在缅甸掌控着“DC-3”型47号。4架飞机，其中3架是“DC-3”，邦德仍然有一家航空公司。上午9：35，邦德用无线电命令麦克唐纳飞往重庆，等待事态发展，并在入夜后从那里继续飞往香港。 [18]

当陈文宽从市场回到家时，接到公司机航组的一个电话。

“准备今晚离开。” [19]

“但飞机都烧了。我们怎么出去？”

“机库未被击中。3架“DC-3”中的2架在机库里；麦克唐纳在缅甸还有一架。31号飞机是好的，你今晚就飞它，让你的妻子做好准备。我们离开。”

在机场，邦德发现夏普、齐格蒙特·索丁斯基、吴士和其他5名飞行员，以及一帮机械师和机场民工疯狂地用拖拉机将幸存的运输机从机库拖到机场护栏框内的泥土路上，每架相距约300码。凄厉的空袭警报响了，每个人都四散跑开。这样的疏散方式不好：日本肯定要打这些飞机。飞鹅山（Kowloon Peak）在机场铁丝网围栏外的道路以外，山脚下是由中国农民种植的菜地，由于紧邻外形陡峭的悬崖，菜地给人以最好的伪装并且从地形上难以扫射的印象，但中间隔着围栏、田埂和一条水沟需要跨越，而村民们对于放置这些笨重的大家伙在他们的农作物上没有丝毫热情。过了15分钟，空袭没有兑现，他们回去工作，索丁斯基给一个机械师一把断线钳，并告诉他剪断围栏的两个地方。邦德找到莫斯先生希望获得许可，可以预见的是，莫斯拒绝让中航破坏王室财产，但为时已晚——索丁斯基已经搭上拖拉机从围栏切割断面把围栏撕开了。

在路的远端，索丁斯基用拖拉机把一段田埂推进排水沟。机场民工用手工工具把路铺平，索丁斯基用拖拉机一架接一架地牵引了3架幸存的运输机通过围栏间隙，横穿马路，并通过他在分散的菜地上匆匆搭起来的桥。在农民火气冲天地威胁要烧毁飞机的同时，民工在机翼和机身上泼洒泥浆，再在飞机上撒满稻秆。夏普和索丁斯基说服莫斯部署了武装警卫，见生米已煮成熟饭，大多数村民决定在别处待一天。一旦宝贵的飞机被伪装好和布置了警卫，除了希望，没有别的维护它们的事情要做，于是他们等待天黑。

机库内，维修和库房员工对疏散人员和备件进行优先级排序：无线电和通信设备、仪器及备胎、发动机、副翼、方向舵、工具和其余所有的。在香港很少有人可以比中航的业务人员对中国更有价值。中航的航空技术专家经过多年的训练，换一位飞机机械师比换一位中国将军还难，前者肯定比后者少得多，而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则多得多。

早在一年多以前，邦德、黄宝贤、索丁斯基、夏普就曾一起粗拟了疏散计划，但它是建立在这样的预测前提下的：能够使用承载货运的康道尔飞机运送零件、设备、工具到南雄，而使用“DC-2”和“DC-3”客机疏散公司员工及其家庭和中外要员到重庆。日本的炸弹炸毁了原计划的可行性。邦德、夏普和索丁斯基只得根据剩余的资源做到最好。

报务员递给邦德一份来自孔祥熙的信息，请他保证他的家人安全疏散。孔夫人宋蔼龄和他们的2个女儿目前在香港，还有宋蔼龄的妹妹、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邦德确认救援宋家人是他的首要任务。大量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当局的类似信息接踵而至，都是具体指示邦德该做什么和何时做什么。他整理排序了好几遍，似乎一个比一个更加空泛无意义。他把它们撕得粉碎，把碎片扔进废纸篓。

他调查了机库的情况。夏普和索丁斯基似乎已在着手疏散准备工作。在索丁斯基看来好像完全混乱，太多的人堆在一起无所事事。索丁斯基把夏普拖到他的办公室。“把你那些该死的飞行员弄走，没什么要他们做的，他们只会碍手碍脚。” [20]

夏普召唤飞行人员——主驾驶、副驾驶和随机报务员，安排飞行任务和描述疏散程序。“员工及其家属今晚飞走，每人10公斤行李，回家安排好。 [21] 天黑之前到达这里，带上你的孩子、妻子或女朋友。我们可能会把他们放在同一航班，所以让我们期望他们和睦相处。”他的话赢得了一些笑声，他可能不是在开玩笑。“大部分员工要带着备件和工具去南雄。每架“DC”飞机将先飞南雄2个来回，第3个航班直飞重庆。明天晚上我们会在入夜后回到这里，飞南雄1个来回，然后返回重庆。我们将持续这样做，像往常一样只在晚上进出香港，直到日本人开始向启德机场扔炸弹。有问题吗？”

大家提了若干问题，然后，除吴士和哈尔·斯威特因要负责关键飞行任务和处理维修工作文件而留下来外，其他飞行员全部离开分头准备。索丁斯基指点机械师到菜地里修理“DC-3”型41号飞机的一号发动机，即左边的发动机，里面的主轴承坏了。当日本空袭时，机械师已在准备更换发动机。对于那个星期一来说，更换整个发动机的工作量太大，但索丁斯基认为他的人可以应急拼凑以临时使用。他还命令其他机械师尝试将唯一幸存的康道尔修好达到飞行条件，该康道尔本已由财政部给了欧亚航空，但没有投入使用，现在是在香港的唯一一架货舱门大到足以让中航的2个备用“DC-3”发动机进入的飞机。 [22]

邦德看着他的人操作，心中涌出阵阵自豪。自日本突然袭击以来只过了几个小时，中航就已经迅速开始行动，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而且干得很漂亮。邦德放手让夏普和索丁斯基处理细节，他需要见孔夫人，她在位于香港岛的格洛斯特酒店有个套房，就在那天清晨邦德赶去的中航办公室的楼上。似乎没有任何日本飞机在空中，一个机械师同意用泛美航空保存着的为水上飞机服务的汽艇渡邦德过港口，但离岸几百码远汽艇的水泵就发生了故障，大约下午1：30，他们又回到启德。邦德刚上岸，防空警报就哀号了起来。

外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都钻进飞行员的汽车绝尘而去；邦德将中国员工塞进入公司卡车，打发他们离开机场；他指示2名不适合钻进排水涵洞的中国机械师躲在机场围栏外边。他待在机库，游荡到一条小沟旁边，以防机库真的被击中。机场经理莫斯开着车经过。“跳进来，邦迪！我已经用沙袋把办公室加固了，我们会没事的，除非日本人有一枚炸弹正好穿过屋顶。” [23]

莫斯在警卫室坚持办公，警卫室两侧由印度士兵分别架起2挺重机枪，2个英国人长官挎着来复枪，几名机场工作人员挤在室内。飞机发动机可怕的声音在新界上空松散的云层间若隐若现，宣示了新一轮攻击。这一次，毫无疑问是日本人。从这个殖民地周围的排炮射出防空火力，不须费力就能识别。日本轰炸机用了20分钟集中打击九龙和港口的目标，然后突然转向启德机场。邦德手指交叉祈求日本人看不见他的飞机，如果运输机存活到天黑，他就可以开始打这场战争。印度机枪手通过弹药带快速发射——嗒嗒……嗒嗒……嗒嗒嗒——当飞机在头顶轰鸣时，邦德听到炸弹警告声。“找掩护！”

日本炸弹落下，印度炮兵继续开火，警卫室内每个人都趴在地板上。最近的炸弹击中了机场边缘外300码远，大多数落在围墙外，离伪装的飞机远得很。这些轰炸机在飞鹅山附近消失，但没有解除警报。最终，下午2：30，在启德机场已经发生了明显情况的6个多小时以后，香港殖民地总督杨慕琦爵士（Sir Mark Young）在电台上出现，向公众宣布，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处于交战状态。

下午2：50，另一支日本轰炸机编队攻击了机场，飞行高度低到可使用轻机枪。8枚巨大的炸弹在机库爆炸，过后不久解除警报就响了。邦德和莫斯检查损失，在机场上炸开的炸弹弹片证明没有什么影响，但机库顶被炸穿了，日光从弹孔中照射进来，嵌着锯齿状弹壳的地板上布满了厚厚的黄色粉尘。在一片混乱中，一只被重创的副翼悬挂在欧亚航空唯一幸存的三发动机“容克”飞机的机身上。日本投弹手对准机库中央投下了一枚重100公斤的哑弹，它先撞向“容克”的副翼，1毫秒之后砸到混凝土地板上。

邦德和莫斯无法抗拒在炸弹碎片之中四处瞎翻的冲动。邦德本应懂的。黄色粉尘是苦味酸，一种用于日本炸药的化合物，它玷污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并在他的手上诱发了类似毒藤皮炎的皮疹。更糟的是，他吸入了一些苦味酸粉尘，引发了痛苦的持续性咳嗽。

傍晚时分，邦德战胜了益加严重的混乱去到天星码头，打算再次尝试横渡往香港岛见宋蔼龄，由于没有警方新增要求的横渡特许证明，他在逐渐伸长的影子中回到机场。

比利·麦克唐纳机长报告他正驾驶着“DC-3”型47号离开重庆。下午5：40太阳消失了，随着黑暗降临，邦德的心情开始变好，中航熬过了白天。 [24] 索丁斯基将3架道格拉斯拖回到机库前，停在飞机残骸中，于是工作人员赶紧装货。晚7时，46号首先离开机场，驾驶它的是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弗兰克·希格斯（Frank Higgs）， [25] 46号带着备件、公司员工和家属前往南雄。索丁斯基检查了机械师对“DC-3”型41号左发动机主轴承所做的工作，并判断装配得很好，足以起飞。索丁斯基向夏普说明情况。他很清楚，41号的左发动机只能坚持起飞，但不能做更多，在巡航高度将不得不关闭它，从那以后，这就是一架单发动机飞机。两人都理解其中风险，如果索丁斯基被证明判断错误，起飞一旦断电会造成坠落。他们叫来了曾经飞过“DC-2 1/2”的哈尔·斯威特。

斯威特听明白了解释。“准备好，我来飞。” [26]

夏普问斯威特他可以操控多大负载。

“满负荷。”

索丁斯基对发动机的最后调整造成短暂的延迟，斯威特比希格斯晚15分钟起飞，平安无事。在空中，他关闭了一号发动机，任其螺旋桨随风转动，巡航前往南雄。机上有54名乘客，是正常数量的2.5倍。

无线电故障进一步延误了“DC-2”，专家担心带灯罩的照明灯下面的问题。中航人员和其家属手中抓着小袋子，占满了每一个座位并蜷缩在过道上。年轻的孩子们坐在父母的大腿上；婴儿靠在母亲的肩膀上。备件、工具和其他航空仪表填满了每个角落。陈文宽挤过人群进入驾驶舱，坐在飞行员的座位上，嘉士拉（Pop Kessler）挤进来坐在他的旁边。没有一样东西被正式称重，陈文宽也不知道他的飞机上到底载重多少，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飞机能飞，那就足够了。晚上7：45，他起飞了。

75分钟后，邦德终于接通了孔夫人的电话，整个下午，他一直试图找到她。他告诉她已经收到她丈夫的信息，而他有4架飞机在运行，他想让她和她的家庭尽快撤离。

宋蔼龄不同意，觉得太危险。“日本人只不过是自取灭亡”，她告诉他。“总督说他可以坚守九龙1个月。美国舰队3个星期内可以来到，战争就结束了。” [27]

邦德持怀疑态度，认为她过于精明以至于成了这样一只鸵鸟，但审慎地没把怀疑说出来。在任何情况下，当晚让她去机场是太晚了。邦德建议她等待并观察事态的发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也许会考虑明晚离开。然后，邦德开车到半岛酒店，在那里他试图说服中央银行的要员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joint Chinese-American Currency Stabilization Board）的成员撤离。只有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伊曼纽尔·福克斯（Emmanuel Fox）好像很欣赏邦德的紧迫感。像孔夫人一样，其他人都想再等等。

弗兰克·希格斯驾驶着46号从南雄归来，触发了又一轮空袭警报，直到他打开机舱灯被识别出来。着陆后，希格斯从南雄传话回来：哈尔·斯威特安全着陆了。但正如所担心的，烧了左主轴承，41号被卡住了，需要一个新的发动机。当陈文宽和嘉士拉驾驶着“DC-2”进场时，假警报再次响起。

虽然还有其他飞行员可以飞，但陈文宽比起任何其他的“DC-2”飞行员，不管白种人或其他人种，多了许多“不同类型时间”，而且在中国是多了一个数量级，没有什么能把他从31号飞机的左边 [28] 座椅上撬开。其中也涉及面子问题，当下的紧急情况给了他另一次露脸的机会，自1933年冬以来，他一直试图提供稳定的服务——这说明他和任何其他白人飞行员一样能干。

美孚石油公司员工在第一次假警报时就已开着他们的燃料卡车逃离。幸运的是，中航已经紧急储备了许多装满高辛烷值燃油的5加仑储油罐。索丁斯基、地勤人员和滞留的“飞剪”号机组人员提罐给飞机加油，直到他们感觉手臂都要脱落了，飞机才开始做第二次南雄飞行。

凌晨1点左右，比利·麦克唐纳驾驶着最后一架“DC-3”飞进来，又触发了另一次空袭警报。考虑到装货、卸货等物流时间和加油时间，剩余的夜晚时间不足够麦克唐纳往南雄飞一个来回。他转而载客货飞重庆。

局面是动态的，任何事都可能发生。邦德考虑到吴士特别“抗冲击”，希望吴士在重庆管理进场交通和处理突发事件，便下令吴士与麦克唐纳一道飞往重庆。 [29]

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福克斯先生及8名工作人员、中央银行的陈光甫与贝祖贻、 [30] 一位中国将军和其他几个人来到现场要求撤离。中航急忙把他们送上麦克唐纳和吴士的“DC-3”，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剩余载重量装载公司人员及家属。许多更为重要的官员没有出现，可能已经撤离。大多数的备件和工具通过目测就上机了，但吴士坚持对个人行李称重以确保没有超过10公斤。由于每架飞机的负载已经达到负荷能力的绝对边缘，几公斤未计算的负载就可能意味着成功起飞和没顶之灾的差异。吴士的未婚妻梅姬在旅客名单上，从技术上讲，梅姬不是公司家属，但邦德特许吴士带她走。

梅姬穿着黑色长裤套装，戴着她最喜欢的珍珠项链。吴士提起她的手提箱放到磅秤上，手提箱慢慢地向下坐，仅仅超了一个小分数。“求求你，休”，梅姬悄悄地央求。里边每件东西都是必不可少或寓有情感的。

“对不起，梅姬”，吴士喃喃道。“10公斤。” [31]

梅姬的眼光闪烁着。多几克无疑不会有什么差别吧？

“梅姬，我很抱歉”，吴士轻轻地说，“我无能为力”。

她从磅秤上一手抢过手提箱，拽出一件美丽的晚礼服，并举着端详。这是吴士最喜欢的。她把它往油腻腻的水泥地上一扔，重新拉上行李箱并登机，再没说半句话。

深夜2点，吴士和麦克唐纳起飞离开。希格斯和陈文宽分别驾驶着他们的道格拉斯从南雄再次返回，给飞机装载客货后急飞重庆。陈文宽带上了妻子，他的母亲已经选择留下照看她在九龙的公寓。3架飞机的设计载客量均为21人，但都分别搭载了多达60人离开。邦德开着吴士的水星轿车前往半岛酒店，一瘸一拐地走进房间。他的一条腿颤动着，他还以为是抽筋，也想不起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凌晨5：30，他和衣倒在床上，顾不上那条疼痛的腿，干咳和痰咳把他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放松下来昏昏欲睡。6：45，防空警报响了。邦德待在床上。半岛酒店的四层似乎和九龙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安全，再说他太想睡觉了。15分钟后，解除警报声大作，又过了15分钟，警报声又响了。但没有用了。邦德下楼用完早餐后，走到警察局领了个跨港许可证，当他到达天星码头的时候警报仍然在响，但渡轮只要不会吸引敌机轰炸香港岛海滨的防御工事，已被允许在空袭警报时摆渡了。除了远处的炸弹爆炸声外，香港岛好像比九龙更安全，香港中环的状况与平日相差不远，邦德不感到意外。

宋蔼龄在格洛斯特酒店她的套房接待邦德。他告诉她昨晚的飞行进展顺利，并催促她快点走。她说，如果她走，一共会有15人一起，并要求提供私人包机。

邦德没有争辩。他太累了，争也没用。他所关心的是把她弄去机场。

邓勉仁在广东银行的办公室也在同一个街区。 [32] 邦德试图找到这位老朋友，但银行大门紧闭，而邓的办公室或家里的电话均无法接通。考虑到邓和宋子文的关系如此密切，邦德确定宋会希望唐及其家属撤退。

邦德前往跑马地（Happy Valley Racecourse）附近的一家医院，总经理黄宝贤正在此住院治疗。护士带他去见这位合作伙伴，并叮嘱要安静。在他们共同经历过这么多之后，邦德不情愿把黄留在身后。他已经策划好了方案，包括一系列的安排：和黄的妻女一道，用救护车和担架接力，把黄送到天星码头，再进半岛酒店，邦德会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然后上机场；在重庆，吴士会准备担架等待飞机到来，黄可以在战时首都疗养。但黄和他的太太都觉得他的病太重，不适合旅行。黄将留下来，希望有运气避过占领，并承诺尽他所能保护公司留下的资产。

下午将尽时，沮丧的邦德回到九龙。在半岛酒店，大量的信息在等待着他，其中一份来自交通部副部长兼中航董事长彭学沛，彭命令邦德、夏普和索丁斯基“今晚必须离开，除非你有恰恰相反的重要理由”。 [33] [34] 还有一份是宋蔼龄的一个女儿的电话留言，邦德立即回电。孔二小姐有礼貌地告知邦德，她母亲当晚会飞。邦德要求他们在半夜2点前到达机场。

邦德房间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寻求建议。在间歇时间里，邦德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接通邓勉仁，黄宝贤和邓勉仁是他的两位最亲密的中国朋友，一想到正处在失去他们的边缘，邦德就感到恐惧。他开着吴士的水星轿车前往机场，下弦月被云层遮住了，全面停电的九龙“黑暗得如同在鲸鱼腹中”。 [35] [36] 邦德已经超过40个小时没有睡觉，结果2次严重迷路。到了机场，莫斯先生告诉他，香港当局因为害怕遭遇克里特岛式的空降登陆，打算第二天炸毁机场。邦德目瞪口呆，恳求莫斯留出一条300英尺宽的跑道，这样中航就可以运营。远处大炮断断续续的爆炸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是不是轰炸越来越靠近了？邦德苦苦请求，莫斯虽然极不情愿，最终还是同意留下一条跑道。邦德看莫斯这个样子，担心他可能食言。这意味着中航不得不当晚立即离开香港，他和夏普选择了留在香港的基干人员，其他所有的人不得不前往南雄和重庆。

直到晚上10点，3架飞机才从重庆回到香港。幸运的是，尽管没有中国员工，美孚石油公司恢复运作，其3位西方人顶级高管亲自驾驶油车。

宋蔼龄一行于晚上10：30到达，比预定时间早了三个半小时，带了堆积如山的行李和1200磅她认为对中央政府的生存至为重要的文件。她坚持要登上第一架可用的飞机马上离开，她的飞扬跋扈点燃了机航组主任夏普的得克萨斯人的火爆脾气，他安排自己当晚和宋一行一起飞。就在要爆发前的一刻，索丁斯基把他拖到一边，邦德介入否定了夏普的违规。他向宋解释说，疏散要按部就班进行，在飞机穿梭南雄之后，她大约于凌晨3点前往重庆。

“我想现在就走，就那架飞机”，她说，指着最近的那架“DC-3”。 [37]

“对不起，夫人。你是坐那架飞机，但是是3点的航班。它必须先去南雄。”

“让它先去重庆，现在就走，带上我的人。”

“我们不能这样做，夫人。我很抱歉，但如果它去了重庆，它就不能在天亮之前回到这里，那我们就失去了南雄航班。”

“那就让它留在重庆，明天天黑了再回来。”

宋蔼龄的十几岁的女儿挽住她母亲的手臂。“呃，妈咪，让邦德先生处理吧，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邦德告退，忙别的去了。3架飞机前往南雄，麦克唐纳的“DC-3”第一个返回，中航把孔家的行李装载到麦克唐纳的“DC-3”上。地勤人员帮他们绑好安全带，并捆好最重要的手提行李，然后4名驾驶飞机前往重庆的机长分头登机。在他们之后，机械师又装载了一箱又一箱油腻腻的备件和沉甸甸的工具，直到飞机远远超出“最大”负荷。夏普压制着他的愤怒，带着手提行李和2条达克斯宠物犬登机。

“我的文件呢？”孔夫人问。它们仿佛接近被遗忘。

夏普向她保证他会照看它们的，并把他的狗在飞机上松开。

论资排辈，夏普用肘轻推比尔·麦克唐纳坐到副驾驶座位上。

麦克唐纳瞄了一下后面的负载：“这狗娘养的肯定飞不起来。” [38]

夏普闪过调皮捣蛋的笑容：“你说得对，它好像不行。但它确实能飞。”

他们重新启动发动机，校验控制键并检查仪器。夏普放开刹车，前推油门杆，并操纵飞机沿跑道滑行。道格拉斯飞机的探照灯怒目圆睁地照射着整片还留有茬子的草地，发动机哀号着慢腾腾地达到飞行速度。夏普抬高尾翼，但是机身压在前轮上如铅一般沉重，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向草地边上的海堤猛冲。

麦克唐纳在座位上挺起来叫道：“查克？这架飞机飞不起来！”

机场尽头的岩石海堤与堤前的泥土护坡形成坡度，47号沿着土坡猛冲，冲过海堤，跃入黑暗的夜空。螺旋桨吃力地运转，道格拉斯在其跃起的最高点向下掉，夏普竭尽全力让机头保持水平，麦克唐纳收起起落架，飞机下降，直到接触到了被困在水面和机翼底面之间的高压气垫。螺旋桨叶片差点划到水面，但地面效应提供了额外的一点上升力并保住了飞机。夏普升到了最高功率，爬升进入大陆和香港岛西部边缘之间的“夹缝”。

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ald）顽强、暴躁，是经验丰富的特技飞行员，其19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特技飞行表演中有一部分是用绳子将他的飞机与2架僚机绑在一起表演过很多个小时的“三人空中秋千”，2架僚机的驾驶员是约翰·“卢克”·威廉森（John “Luke” Williamson）和陈纳德。 [39] 但此次从启德起飞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毫无疑问，夏普是个鲁莽的人。但自那次起飞以后，每当有人在麦克唐纳面前议论夏普浮躁时，他会说：“是的，也许，但在驾驶舱里的那家伙冷若冰霜。” [40]

在启德机场的最后一架飞机是陈文宽的“DC-2”型31号（“中山”号）。 [41] 邦德的跛腿已经恶化，他一瘸一拐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机库巡视，但他依然没有花心思脱下裤子检查一下。这好像没有意义：他不能向伤痛屈服。他被苦味酸灼伤引起的咳嗽也在恶化。他已经连续2个晚上没睡觉，第2个夜晚行将结束，他发现自己思路越来越不清晰。除非他能得到一些休息，否则对中航没用处。只要在香港，他就得不到任何休息，只好听天由命。此外，彭学沛的指示有道理，他在重庆可以做得更多。陈文宽在紧急关头很冷静，邦德决定随他的飞机撤离。一位叫查尔斯·谢弗（Charles Schafer）的泛美航空员工自愿留在香港协调离境交通。 [42]

陈文宽和蒋有芬于1937年在上海失去全部家当，他们在香港本已重新置办了家产，但濒临再次失去一切。就挽救私人物品来说，他们比大多数人做得好——每人带一袋去重庆，陈文宽在飞南雄其他航班时每次带一袋。然而，陈文宽还想抢救最后一件东西。在飞机装货的当口，陈文宽开车回了趟家，然后赶回机场，抛弃了汽车，摇摇晃晃地拖着一只有手提箱大小的德律风根短波娱乐收音机朝等待中的飞机走去。

大部分的业务人员已经撤离，留守人员的大多数都被推上31号，最后上机的机械师紧抓住行李坐在沉重的工具箱上。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但陈文宽在哪？邦德站在机舱乘客门口舷梯顶上等待他的机长，陈文宽在黑暗中拖着德律风根步履蹒跚地出现了。邦德一瘸一拐地走下扶梯，咳了一声，勉强挤出一笑，摇了摇头。“那太多了”，他说，“不可以带。”

陈文宽不能与邦德顶撞，他已经偷偷地把继女放在飞机的无线电室。邦德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没有正式许可，陈文宽不能冒改变她的命运的危险来激怒邦德，于是他放下德律风根收音机，爬上舷梯，并挤进驾驶舱。他和副驾驶很快启动了发动机，飞机全油门地从启德机场地面跃起，加速到巡航速度。陈文宽抬起机尾，但就像夏普一样，他无法与地面脱离接触。地面人员错误地加满了31号的客舱油箱，该意外负担和机械师的沉重的工具箱使飞机远远超过起飞限定重量。陈文宽的道格拉斯沿堆积在机场边缘的海堤上的泥土护堤斜坡升向空中，遇到的情况与夏普遇到的类似，而陈文宽像夏普一样地镇定自若，当飞机跃起后向下落时让机头保持水平。在贴近海面时，地面效应支撑住了飞机，不过陈文宽的飞机实在是超重太多，硬是爬升不起来。陈文宽沿着鲤鱼门和蓝塘海峡（Tathong Channel）穿过在香港岛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夹缝”在距离水面几英尺的高度飞行。发动机燃烧了一部分燃料后，飞机减掉部分重量。陈文宽在南中国海上空升到巡航高度，掉头向遥远的重庆飞去。

星期三天亮后的一两个小时，夏普驾驶着载有孔夫人和孙夫人的飞机在重庆市区下方的鹅卵石跑道上缓缓滑行。官员们和机敏地意识到孔夫人和孙夫人可能在疏散者中的记者们聚集在飞机周围，拥在一起以抵御12月的寒冷，因为宋家的事总是好的新闻题材。该飞机旋转着的汉密尔顿标准螺旋桨在简陋的候机室前猛地停下，一名地勤人员将舷梯对准飞机。客舱门突然打开，两只吓坏了的达克斯犬冲出来撒腿跳下梯阶，在马蹄形的围观人群中扬起一圈圈的尘埃。 [43] 两位贵夫人在舱门出现了，被他们的随从引领着离开，没有发表公众评论。

记者挖苦宋蔼龄在许多要人被困香港的情况下竟然带狗撤退，掀起了小型的新闻风暴，而那些狗其实属于来自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中航机航组主任查尔斯·拉玛尔·夏普，但这一事实从未赶得上谣言的传播速度。夏普也没有向宋蔼龄撒谎，他已经安排好照顾她的文件，留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向文件浇满航油，付之一炬。

弗兰克·希格斯驾驶着第2架“DC-3”飞进重庆，陈文宽的“DC-2”载着邦德和其他许多人最后到达。陈文宽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夜晚再次飞行，等乘客离机后就在客舱内打个盹。邦德、吴士和夏普聚在一起安排运营细节，夏普计划作为乘客回去并将驾驶载有两个备用“DC-3”发动机的幸存的康道尔离开，它们因太大而无法通过道格拉斯客舱门——几个机械师仍在香港试图让康道尔适航。当方案具体化好了的时候，他们收到莫斯先生命令他们不要返回的信息。莫斯没给任何解释，但措辞清晰。中航的飞机撤场。

拉普的基督新教大院的每个房间都至少有3个人。邦德过到南岸，在此，美国海军武官詹姆斯·麦克修借给他一张床。邦德的左脚阵阵抽痛，他坐在床边，自星期一上午以来第一次松下裤子。他的腿难看得一塌糊涂，大腿以下肿胀、带着令人作呕的淡灰黄色，并向脚和踝关节方向加深，两者都像“黑色的圆顶硬礼帽”。 [44] 肯定是12月8日那天他撞伤了一片血管而不自知。邦德已经53个小时没睡觉了，他把受伤的腿搬到床上，倒头躺下，理顺咳嗽，昏天黑地地睡去，从星期三下午1：30一觉睡到星期四早上8点。

中国政府敦促中航恢复疏散飞行，邦德拜会了英国驻华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看看他能怎么安排。克拉克-克尔急忙向香港指挥部发送消息并得到晚上9点到午夜之间飞两个航班的许可。邦德想飞更多，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下午4点，弗兰克·希格斯、比尔·麦克唐纳和陈文宽驾驶着3架可以操作的道格拉斯离开重庆，起飞后一小时，莫斯命令他们停止，再次没有任何理由。机长们改驶南雄，从容地开始了把那些已经撤离到南雄的公司员工送上前往重庆的剩余路程。

黎明时分，5架日本驱逐机攻击南雄机场。它们来晚了，没有逮住疏散航班，但掠夺者捕捉到了由于发动机不能用而停留在地面上的“DC-3”型41号。日本人对它扫射了数十轮，因汽油和燃油已经排空，飞机幸未焚毁，但到日机消耗了弹药飞走时，41号已经千疮百孔，子弹毁坏了发动机、螺旋桨和起落架，打破了轮胎，粉碎了仪器，炸断了控制电缆，射穿了机上的液压管路和油箱。机械师把严重受损的飞机大卸八块，费力地把部件搬运到离机场几英里的稻田中布置了伪装的位置。通过对损伤的初步总结，大约需要五六个月该飞机才能重新投入服务。

就在那个时候，暴徒洗劫了九龙城区，一片混乱。 [45] 英军指挥部发布命令放弃九龙半岛，旁遮普联队最后的后卫部队于星期五凌晨渡往香港岛。除了中国暴徒泄愤劫掠城市外，英国人没有任何压力。星期五稍晚的时候，日军没有受到任何抵抗长驱直入九龙。陈文宽只是在回顾中才意识到，香港是他执飞最后疏散航班的第2个中国城市。

美国政府在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Ventura）的监听站于1941年12月13日星期六收到了一份给姬兹的电报，这是她自珍珠港事件后第一次听到丈夫的消息。“我在重庆，很安全，感觉良好”，它写道。“我们所有的美国人都在这里，我需要过问大量事情，直到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不会太久的。一切均好，天鹅翱翔。爱你的邦迪。” [46]

这个男人自身的感觉可不是那么快活。听从医生吩咐，他在床上度过了星期日。他的腿有了改善，但星期一他因老是到处走来走去而不得不回到诊所。夏普正在用飞机从南雄把疏散到那儿的工具、备件、人员和杂项设备等运过来重新安置。星期二，民工将邦德抬到办公室，他强迫自己支撑住，坐着给比克斯比写了一封有关疏散情况的详细的信，希望它将“在未来提供参考。” [47] 由一位公司秘书打字，不空行地打了整整十页纸。比克斯比散发了这封信，传遍美国政府。 [48]

总之，邦德的这封信的特点是自我批判。“这是个糟糕的表现”，他写道。“……中航严重受挫……（但）当天崩地裂的局面稍微消停后，我们尽最大努力收拾残局。……我们做得很好，直至香港政府阻止我们。……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借口，我希望你知道我也这么认为。”邦德觉得他应该预见到它的到来。然而，他的人已经在如此令人羞辱的条件下表现得如此华丽。“每一个飞行员都想要飞每一个航班。”唯一能阻止资深飞行员之间的争夺的办法就是分配他们中的两个在每次飞行中一起飞。“夏普是一匹驾了辕的良马，稳如磐石。索丁斯基像往常一样，骑着马放牧着眼前的一切。……但是，很难挑选出特别突出的案例，每个人都做了本职工作。”这些话出自邦德，是很高的评价。确实，一个人做了本职工作，就是这么回事。损失了5架飞机和大量的储备和备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更不用说黄宝贤和邓勉仁——他至今没有邓的半点消息——但在邦德看来，他们的现状比1937年上海失守和1938年汉口沦陷的情况要好。

中航的表现与邦德所想象的歉疚一点都不沾边。几周之后，邦德才了解了事件的全部情况，并领会到在过去的十天中困扰了在远东和太平洋的盟军部队的多样性灾难。他们的陆军和海军遭遇的情况比中航糟糕得多：在珍珠港，8艘战列舰和另外11艘战舰被击沉或严重损坏；在地面，200架飞机被摧毁，另有100架受损；2400名美国人遇难；在菲律宾损失了100架飞机，大部分在地面上；然而美国军事指挥部早已在日本空袭前约10个小时，即当地时间凌晨2：30便收到了珍珠港袭击的通知，简直是荒诞不经的过失；英国皇家空军在马来亚地面被粉碎；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在1小时内被日本浅水鱼雷轰炸机击沉；日本军队从海上登陆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关岛失守；上海国际公共租界被日军猛攻并进驻；威克岛被包围。大多数盟国的军事指挥部花了几周时间才达到峰值效率，而中国航空公司在攻击开始的11个小时内便以充分的生存能力进行运营，当时甚至只能等待黑暗来掩护其无武装的运营。邦德随着收集到有关日本袭击的各种细节越来越多而越来越生气。珍珠港遭受蹂躏比香港早许多个小时，美国政府是知道的，陆军和海军是知道的，泛美航空在檀香山的基地是知道的，英国殖民政府在当天凌晨也得到了消息，但他们都没有花心思去通知中航。如果有适当的通知，邦德和夏普就有可能挽救他们所有的飞机。这是苦涩的讽刺，但12月的袭击留下了2个平民实体作为在远东的盟军空中力量功能最全、最专业化的能力体现：陈纳德将军的美国志愿队和邦德的中国航空公司。两者都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行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于1941年12月15日发表了有关香港疏散的新闻，称其为“在商业航空历史上最最危险的工作”。 [49] 如同大多数飞行员一样，中航飞行员欣赏这样的描述，但他们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报道三言两语将疏散飞行描述为“无事故”。 [50] [51] 虽然装载量更大、场面更混乱、日本人更逼近，而且启德机场已经遭受轰炸，但这些疏散航班与过去三年来他们在恶劣天气下夜晚进出香港的几百次飞行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航空公司曾面临这样的困难，也不会再有。

[1] 用于形成香港撤离故事的最重要的来源是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一封十页长、不空行的信，和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和7.15、2006.9.19，以及访谈弗丽达·陈、T.T. 陈、陈齐发和黄宝贤的女儿Dolly Wong。笔者对本章中的所有细节于2006年9月19日在陈文宽家联合采访时与陈文宽、弗丽达·陈与T.T. 陈进行了再次复核。他们的故事和邦德于1941年12月17日写的报告之间存在少量差异；同样重要的是Charles L.Schafer，“Activities of District Sales Manager （Acting）Hong Kong，December 8th，1941-June 30th，1942，” 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61，Folder 1，一个令人着迷的来源，描述了香港在受到攻击和被占领后头6个月期间的情况；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82-287，298，306；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43；Zygmund Soldinski，“The Last Days of C.N.A.C. in Hong Kong，1941，” and Roger Reynolds，“The Evacuation of Hong Kong，” 均见Wings over Asia：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Vol.2；Hugh Woods，“Pre-War Shanghai and Hong Kong，” Wings over Asia：Memories of C.N.A.C. ，Vol.4；“哦，顺便说一下……”无法确认的手稿，但显然出自威廉·麦克唐纳，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58，Folder 7；还采用了：“To Treasury，from Fox，” January 1，1942，Morgenthau Diary ，Vol.1，pp.559-60；Chrystal Angle，Reflections of Chrystal ，p.179；Arthur N.Young，Cycle of Catha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160；“Loss & Recovery，” New Horizons ，January 1942；“Hong Kong Drama，” New Horizons ，February 1942；哈尔·斯威特，如罗伯特·内维尔听说，“呼啸的威利（Whistling Willie）”，Douglas Airview ，April 1943；“C.N.A.C. Story，” 准备用于审查的手稿，Southern Flight ，September 7，1943；题目为“女妖（Bansee）”的原稿文本，后来成为 “The Burma Banshee”，dated May 1943；均见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1；“Clipper Attacked by Swarm of Plan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10，1941；Emily Hahn，China to Me ，pp.269，271，273；Alice Lan and Betty Hu，We Flee from Hong Kong ，p.26；Phillip Snow，The Fall of Hong Kong ，p.55；重要的访谈：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陈文宽口述历史，Louis A.Turpin航空博物馆。

[2] Http：//www.srrb.noaa.gov/highlights/sunrise/sunrise.html.

[3] 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82；“Hong Kong Drama，” New Horizons ，February 1942；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

[4] Angle，Reflections of Chrystal ，p.181.我于2005年在香港公共图书馆缩微胶片上查阅了南华早报的旧刊，但其收藏中不包括1941年12月发表的部分。

[5] Soldinski，“The Last Days of C.N.A.C. in Hong Kong，1941，” Wings over Asia ，Vol.2.

[6] 确定1941年12月8日上午中航的3架“DC-3”飞机的精确位置有些困难。索丁斯基的记叙“中航在香港的最后几天”、吴士的“战前的上海和香港”和陈文宽在访谈中都非常明确地指出只有一架“DC-3”在机库，其他两架离开香港在航线上，而邦德的信，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Arthur N.Young，Cycle of Catha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160，and “Loss and Recovery，” New Horizons ，January 1941，说有2架“DC-3”在启德机场。尽管持强烈保留意见——陈文宽的记忆已经在其他每个例子中被证明是精确的——我选择了采信邦德和杨的记叙。邦德在其信中非常具体地提到了头2架“DC-3”在星期一晚离开香港的时间（下午7：00和7：15），那样的话，天变黑后（日落在下午5：40）余下的时间不足以让第2架“DC-3”飞进香港，着陆，装载，加油，并在7：15起飞。（麦克唐纳执飞中航47号从缅甸经重庆飞来香港，直到午夜才着陆。星期二晚上，当全部飞机从重庆飞过来时，直至晚10点后才被判断为足够安全而允许它们飞抵启德机场）；“Hong Kong Drama，” New Horizons ，February 1942，提到“5架飞机留在机场上”，支持了邦德的记叙——我设定它们为2架“DC-3”、1架“DC-2”、1架康道尔和1架伏尔提（Vultee）教练机；此外Harold Sweet and Robert Neville，“Whistling Willie，” Douglas Airview ，April 1943，说“3架飞机，全是道格拉斯运输机，冲出那场大屠杀，从机场被移动冲过马路并伪装起来……”（不过，说句公道话，“呼啸的威利”充满了明显的胡言）；“C.N.A.C. Story，” 准备用于审查的手稿，Southern Flight ，September 7，194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1。

[7] 1936年来华任中国空军高级教官，1937年与陈纳德在日本神户侦察敌情，1940年入中航，任中航总飞行师至1947年。——译者注

[8] 邦德于12月5日写的2封信在这批邮袋中，它们在4年后被投递：详见邦德《为战火交困的中国飞行》一书的第306页。

[9] 音译，原文为T. T.Chen。——译者注

[10] 笔者访谈T.T. 陈，2006.9.19。

[11] “上午8点，在九架中岛Ki-27“内特”驱逐机护航下，来自第四十五战队的约12架“立川Ki-36”轰炸机，在高阿基拉（Akira Takatsuki）机长的带领下，空袭了启德机场：http：//surfcity.kund.dalnet.se/sino-japanese-1941.htm，accessed September 12，2006，由阿尔沃·维卡梅尔先生引领到该地点；启德机场受攻击时T.T.陈在现场，确认发起攻击的飞机属单发动机种类：笔者访谈T.T.陈，2005.10.5。

[12] 笔者访谈T.T. 陈，September 19，2006。

[13] 摧毁在地面上的飞机（2架中航“DC-3”和3架康道尔；2架欧亚航空的“容克Ju-52”）：“在1941年12月8日的空袭中，道格拉斯“DC-2”中航24号及26号和康道尔F2、F3及F5号，遭到敌机攻击并烧毁：“董事会在重庆的特别会议记录”，1942.1.2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Loss & Recovery，” New Horizons ，January 1942；“Hong Kong Drama，” New Horizons ，February 1942。

[14]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和7.15，和访谈陈文宽、弗丽达·陈与T.T. 陈，2006.9.19。

[15] 指维多利亚港边的区域。——译者注

[16] 笔者访谈弗丽达·陈，2006.9.19。她自从丈夫陈元乐在1941年2月牺牲后，便一直担任黄宝贤的秘书。黄宝贤在楼梯顶层的三个办公室之一办公，紧邻邦德。

[17] 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

[18] Bond to McDonald，December 8，1941，9：35 a. m.，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9]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2005.7.15；2006.9.19。

[20] Soldinski，“The Last Days of C.N.A.C. in Hong Kong，1941，” Wings over Asia ，Vol.2.

[21] Soldinski，“The Last Days of C.N.A.C. in Hong Kong，1941，” Wings over Asia ，Vol.2.

[22] 两个寇蒂斯-莱特R-1820 G103旋风1000马力发动机。

[23] 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

[24] Http：//www.srrb.noaa.gov/highlights/sunrise/sunrise.html，accessed September 14，2006.

[25] 弗兰克·希格斯是漫画家米尔顿·卡尼夫（Milton Caniff）的一个兄弟会成员，曾在卡尼夫的标志性漫画作品《特里和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 ）中担任卡尼夫的角色赫里克伙计（Dude Hennick）的模特。

[26] Soldinski，“The Last Days of C.N.A.C. in Hong Kong，1941，” Wings over Asia ，Vol.2.

[27] Bond to Leslie，June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2；Bond to Leslie，July 1，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 （莱斯利正在为泛美航空写公司历史）；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84。

[28] 主驾驶位。——译者注

[29]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88.

[30] 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父亲。

[31] Woods，“Pre-War Shanghai and Hong Kong，” Wings over Asia ，Vol.4，p.8.

[32] 邦德在Wings （p.285）和在Bond to Leslie，June 6，1975，描述了12月9日与邓勉仁的交谈，但在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邦德写道：“我在香港较短的时间里，特别想找到邓勉仁，却没能做到。”

[33] 邦德在12月9日下午收到的3份电报保存了下来：Peng and Young to Bond and Sharp；Young to Bond；Peng and Young to Bond，Sharp，Liang，and Soldinski；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4] Peng and Young to Bond，Sharp，Liang，and Soldinski，December 9，1941，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5] Http：//imagiware.com/astro/moon.cgi.

[36] 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

[37]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298；Reynolds，“The Evacuation of Hong Kong”；and Soldinski，“The Last Days of C.N.A.C. in Hong Kong，1941，” Wings over Asia ，Vol.2，pp.40，44-46.

[38] Soldinski，“The Last Days of C.N.A.C. in Hong Kong，1941，” Wings over Asia ，Vol.2，p.42.

[39] Http：//www.cnac.org/williamson01.htm；http：//nationalaviation.blade6.donet.com/components/content_manager_v02/view_nahf/htdocs/menu_ps.asp？NodeID=-153532201&group_ID=1134656385&Parent_ID=-1；http：//www.historynet.com/magazines/aviation_history/3029241.html？featured=y&c=y；均accessed November 23，2006。

[40] William McDonald，“Farewell to Chuck Sharp，” C.N.A.C. Cannonball ，March 15，1974.

[41] 根据邦德的信完全搞不清楚最后飞出香港的飞机的排序，虽然信中有提到邦德离开香港坐的是陈文宽驾驶的“DC-2”（邦德到后来失去了时间顺序的条理）；陈文宽说他驾驶的飞机是最后一架离开，而弗丽达·陈与T.T. 陈在许多访谈中同意他的说法。

[42] Charles Louis Schafer，“Biographical Data，” C.N.A.C. Cannonball ，March 1，1981.

[43] Young，Cycle of Cathay ，p.161；Reynolds，“The Evacuation of Hong Kong，” Wings over Asia ，Vol.2，pp.44-47；所述故事的诽谤版本：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pp.404-405；Hannah Pakula，The Last Empress：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pp.368-370。

[44] 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

[45] 关于英国人放弃九龙的准确时间有些出入：Charles L.Schafer，“Activities of District Sales Manager （Acting）Hong Kong，December 8th，1941-June 30th，1942，” 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61，Folder 1，说九龙在1941年12月12日星期五早上被日本军队完全占领；Snow，The Fall of Hong Kong ，p.57，说直到星期五晚上日本人才进入九龙；Emily Hahn，China to Me ，说九龙于星期三沦陷，但那肯定不是真的；also “Kowloon Seized，Japanese Report，”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13，1941，没有说明占领的时间。

[46] Bond to Kitsi，radiogram，December 13，1941，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7] 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

[48] 这封信（“邦德致比克斯比”，1941年12月17日，圣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馆馆藏）以及作者对陈文宽、弗丽达·陈［Frieda （Chinn）Chen］和陈德灿（T. T.Chen）的访谈是本章内容的主要基础来源。摩根索日记（Morgenthau Diaries）第一卷第622～623页摘录了该信，明确说明该信曾被劳克林·柯里、国务院和国家财政部成员阅读过。弗丽达·陈是黄官悦的姐妹和1941年初空难死亡的飞行员陈元乐的妻子，之后，她担任了黄宝贤的秘书，然后是邦德的秘书。她于1943年嫁给陈德灿（音译。——译者注），并于1948年从中航辞职。

[49] “Rescues from Hong Kong：Mme Sun and 275 Others Are Taken Out by Plan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15，1941；还有，“Chinese Reported Nearing Hong Kong，”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15，1941。

[50]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列出了所有白人飞行员姓名及其家乡名称的名单。陈文宽没有被提及，尽管他是美国公民，来自巴尔的摩，已经与任何上了名单的飞行员飞得同样多，并且比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要多。

[51]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2005.7.15；2006.9.19。

第四部分 驼峰

1941年12月17日至1949年12月31日

“中航始创了这个想法并开发了相应的服务领域。”

——威廉·兰霍恩·邦德，1944年4月19日

20 在战斗中

至1941年12月16日，夏普已经组织协调将先前从香港空运到南雄的公司库存和人员全数运到了重庆，只有被机枪打烂且被拆除的“DC-3”型41号的废机壳留在后面。 [1] 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已经开始了9天。而中航已被战火交困了四年半，其人员因流离失所、疲于奔命而折腾得精疲力竭。邦德给公司放了2天假，中航的员工没什么人做了多少事。邦德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盘点。

终于，美国上场了，觉醒、激愤、团结，展示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基础设施的肌肉，最后弯起臂膀要消灭法西斯。邦德很高兴他的同胞参加战斗——他已经在没有他们的参与下进行了那么久的战斗——但美国突然爆发的热情中的若干元素使这位瘦削的弗吉尼亚人感觉差劲，认为他的国家在12月袭击之前没能辨别——在东西两个半球——任何值得战斗的原则或愤怒，是永久的耻辱。 [2] 多年来，孰对孰错的赤裸裸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联合起来的民主国家本可以在如此多的关键时刻预先阻挡侵略者并防止当前发生的灾难。相反，美国却胡乱弹拨着“中立”的玄妙，英国和法国则多年徘徊于绥靖政策，姑息养奸。于是，军国主义者羽翼渐丰，扩张到濒临控制两个大陆的边缘。

对于邦德，中航过去的十年是他奋斗不懈的十年，他被不断的挫折弄得身心交瘁。 [3] 航空是年轻人的行业；中航是年轻的公司。1940年11月，邦德过了48岁生日，36岁的哈尔·斯威特是公司第二年长的人。大多数员工年轻得多。姬兹、兰霍恩和六个月大的托马斯在地球的另一边的波托马克河边度过冬季。战争牺牲了他太多的与家人共享天伦的生活。他厌倦战争，已经厌倦了多年。

财务上，在战争的四年半中，中航被摧毁的资产价值将近1300万墨西哥鹰洋，这还一点都没有考虑失去的机会，即中航在一个假设没有被入侵的中国所能发展的业务。 [4] 12月8日的袭击减少了公司的4架飞机，现在只有3架能飞，而香港沦陷断绝了中航的燃料与零部件的稳定供应以及最赚钱的收入来源。新近扩大的战争肯定要整体重铸公司的责任，此事已经使中航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经理黄宝贤呕心沥血。邦德担心，在重建公司的物流链和重构收入来源的同时会和一个新的总经理探讨其权限和责任范围。从一开始，不管是谁担任中航总经理一职，都会对中国最重要的中美合作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空置该职肯定会引发一场官僚的钩心斗角。如果由一个不道德的角色掌控全局的话，会对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产生障碍和对中航已经赢得的忠诚的名声和可敬的服务带来不良影响。不幸的是，推动中国社会运转的错综复杂的联盟、人情、影响力、阴谋、恩赐、欢心等，都可以轻易地安插一个这样的人，而邦德可能会发现自己与新来的人产生意见分歧或者无视其经验不足的判断，这种情况对他们的长期关系可能是致命的。他请求交通部副部长兼董事长彭学沛推迟任命新人，直到他为中航打下新的基础。

彭先生郑重地说，寻找一个新的总经理可能需要长达90天。这是中国人所能够给予邦德在中央帝国建立的信任的非常措施，让一个外国人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不受约束地操控中国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

除了中国航空公司，在亚洲大陆构成另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平民航空实体是陈纳德的美国航空志愿队，美国航空志愿队拥有三个驱逐机中队，充满美国风味，绰号“飞虎队”，此次没有遭受日本突袭。 [5] “飞虎队”是为了保障滇缅公路运输而创立的，但因大英帝国的遭袭而扩展了需要保护的范围。为此，陈纳德指派他的一个中队加强缅甸的防空。他想将其他两个中队搬到昆明。将他们的“P-40战斧”战斗机送到昆明不复杂；飞机本身和它们的飞行员可以飞，但是，没有机械员、军械修护员和其他技术人员，中队不能开展工作，而要将这些技术人员通过滇缅公路送达昆明要两个星期的车程。除了一架破旧的双发动机“比奇18”型能够装载几个人和很轻的货物穿梭运输外，“飞虎队”没有自己专用的运输机。幸运的是，它享受了中航的服务。 [6]

12月18日星期四，邦德和夏普安排人员回到工作岗位上支持“飞虎队”，夜幕刚刚降临，陈文宽就和其他两名飞行员驾驶着公司的3架早已起飞的道格拉斯运输机在缅甸的东吁（Toungoo） [7] 着陆，并将陈纳德的地勤人员分遣队送往昆明。 [8] 连续的接力飞行运送了足以支持2周战斗的弹药、氧气瓶和杂项物资。

除了为“飞虎队”提供“特殊包机”外，邦德和夏普立即重新调整飞缅甸的运营安排，但下缅甸 [9] 极为脆弱，如果日本对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主要港口仰光采取任何封锁行动的话，开辟一条穿越缅北到印度的阿萨姆邦、并从那里沿乡村地区向南到达位于孟加拉湾顶端的加尔各答的航路，将是自由中国与外部世界连接的最佳交通线。中航1941年底对加尔各答的需要如同它1937年秋对香港的需要一样关键，但邦德仍然没有获得飞机进出加尔各答的许可，虽然他已经一直努力了好几个月了。 [10] 考虑到英国殖民政府错综复杂的体制的微妙之处，邦德判定先斩后奏更容易获得批准。他出售了从重庆到加尔各答首航航班的机票，并致电印度民航局局长在加尔各答的达姆达姆机场迎接他。局长会见了邦德，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准许了他的所有要求。虽然英国的官僚程序主义和自命不凡的社会风气严重激怒了在远东的美国人，英国人可不傻，任何帮助中国的事都可以拖日本威胁印度的后腿。

“飞虎队”的三个中队取得的胜利在昆明和仰光得到广泛宣传，这些是盟军在日期变更线以西地区最好的消息，而盟军在亚洲其他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均遭重创，各方需要集中精力奋争，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这些胜利消息大大提振了士气。 [11] 邦德回到重庆，在中航总部办公工作，过完了12月余下的短暂而黑暗的日子。1942年没有给盟军带来喘息的机会，上海、香港和威克岛投降；在菲律宾，美国和菲律宾军队放弃了马尼拉并撤退到巴丹半岛（Bataan Peninsula）；敌人在马来亚稳步推进，威胁新加坡，并占领了婆罗洲（Borneo）和西里伯斯岛（Celebes）多处地点。1月20日，他们攻占了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Rabaul）良港；还发起了主要攻势，穿过泰国边境丛林覆盖的山脉横扫缅甸，该山脉曾被英军规划者认为对于现代化军队是不可逾越的。空中，日本空军与陈纳德“飞虎队”由平民驾驶的“P-40”战斗得难舍难分，而中航用在1942年的第一个月从香港保存下来的3架道格拉斯辛苦劳作。 [12] [13] [14] 这3架飞机不停地卖力，将公司分散各处的支撑架构运往加尔各答、经营进出中国的客运和邮运，并为陈纳德运送物资。中航和“飞虎队”是盟军空中力量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有效的交战力量。异常的努力、机械和气象上的好运气和敌人的疏忽大意，使中航在月底完成了重新定位。展望未来，其最大的问题是缺少飞机，但已经多年如此，它只得从国内服务中剥离出2架“DC-3”用于中航向中国空运物资，与11月的承诺相去甚远，但众所周知，全球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短期内唯一就手的其他飞机是被日本机枪扫射得千疮百孔、在南雄农村奄奄一息的“DC-3”型41号。 [15] 总机械师齐格蒙特·索丁斯基带了一个团队去弄清是否可以通过现场修理把它拼凑得足够好以应付前往加尔各答的1500英里的飞行。他们在机翼、机身和机尾部的表面数出了近2000个孔。“它看起来像只面条漏勺”，有人说。 [16]

真正的复原需要在一流的维修车间花几周时间才能完成，南雄肯定不属于这种地方，但索丁斯基判断41号的骨架够结实。民工将拆卸的部件运回机场，在伪装下机械组着手重新组装。一个莱特“旋风G103A”发动机是可修复的；另一个不行。中航已经在启德机场失去了该类型发动机的2个备件，有6个备件已经在美国装船，但要近3个月才能到达印度。 [17] 飞机贸易商比尔·波利提供了一个“替代品”发动机，比尔与孔祥熙相识，是陈纳德美国志愿队的商业障眼公司 [18] 的总裁，但他的发动机被证明是从一架失事的中国驱逐机上拆回来的报废的950马力的货色，远不如莱特“旋风”结实耐用。索丁斯基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小东西给挂了上去，这样的即兴作品在“DC-2 1/2”之后已经司空见惯。机械师拼接被切断的控制电缆，修补破裂的液压管路和油缸，更换损坏的无线电台、开裂的轮胎和粉碎的驾驶舱挡风玻璃，东拼西凑了一块仪表板，并安装上4种仪器，而通常应该有41种；索丁斯基把穿孔的油箱空运到重庆进行修补并返回到南雄；民工在弹孔上用自制的胶水粘贴帆布补丁。最后，机械师发现波利的发动机的轴太小，无法适配汉密尔顿标准螺旋桨，索丁斯基向中国空军借了一个较小的螺旋桨装上去之后，断定飞机勉强适航。他向机航组主任夏普详细报告了“米奇老鼠”式的维修过程，并请夏普派个飞行员执飞。

毫不奇怪，夏普安排了自己。

在南雄机场地面，41号看起来并不像索丁斯基声称的那么结实。长着浓剑眉的索尔看出夏普的怀疑。“它能飞”，索丁斯基保证，“我敢拿一个月的薪酬打赌”。 [19]

如果公司中有哪个人喜欢赌博建议的话，那就是夏普，即使是索丁斯基这盘如此难赢的赌局也干。哈尔·斯威特已经在“DC-2 1/2”上用不对称的机翼做到了，如果索丁斯基宣称它能飞，大概就没有任何原因做不到，不就是用一个小型发动机、一个小尺寸的螺旋桨和一个像奶酪刨丝器似的机身嘛。

总机械师建议进行一次测试飞行以探知飞机的缺陷，但夏普否决了。南雄距日本防线只有50英里，飞机组装好飞在空中会太容易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西飞得越远，他才越感到安心。两台不对称的发动机产生强烈的振动，飞机沿着跑道颠簸着、震动着起飞。夏普驾驶飞机爬高并获得升力，之后收起起落架。但是，一条液压管爆裂了，导致起落架不能收起。机轮在气流中高悬于机外，两个巨大的海锚使本就马力不足的飞机更加减速。夏普扭动起落架操纵杆圆形把手，并轻踏方向舵踏板，开始缓缓爬升转弯。这时一条拼接的方向舵钢丝断了，导致夏普一脚踩在地板上，他立即调整副翼的角度和油门，这就增加了起飞的难度。夏普顶着每小时30英里的逆风，以每小时66英里的平均地速慢慢腾腾地飞向昆明；他如果被日本巡逻飞机发现，就会像个爬行的婴儿似的非常无助。更复杂的情况是，4块匆忙拼凑在一起的仪器坏了，结果夏普花了11小时15分钟飞完743英里到达昆明。当他降落的时候，左刹车失灵，所幸有他闪电式的反应才避免了一场灾难。重新加油后，控制电缆、制动液压系统和仪器都修理好了，夏普飞行375英里到达缅甸的腊戍，仍然无法收起起落架。 [20] 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虽然英国丢了仰光，但仍然能够坚守缅甸的中部和北部。许多平民并不那么自信，希望撤离的人群围着腊戍机场。哈尔·斯威特能飞行满负荷的“DC-2 1/2”，夏普没有任何道理不能用41号做同样的事，所以他离开腊戍时搭载着公司惯常的超负荷，驾驶着一架完美的、可靠的“DC-3”，比美国民用航空局允许美国国内航空公司的航班的载重标准多了1吨以上。

一场暴风雨袭击了飞行到缅甸中部的“DC-3”，用以粘贴在无数弹孔上的帆布补丁的自制胶水被溶化，补丁一块接一块地脱落，每脱落一块就在气流冲过暴露的弹孔所产生的不和谐的恸哭中增加一个新的音调，最后一片被吹走了，无调性大合唱提高音阶变为怪诞的鬼哭狼嚎。若干小时后，夏普降落在加尔各答。

一名英国机场官员检查了飞机，难以置信地问：“你怎么把那个东西弄到这儿来的，用一辆卡车？” [21]

邦德在致比克斯比的一封信中，盛赞夏普的这次飞行“可能是中航完成过的这一类中最壮观和最危险的飞行”，考虑到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航的成就，这是非凡的荣耀。 [22]

盟军战略部门颁布命令把主要力量放在反对希特勒上，但日本大获成功的情况威胁着被认为是最终胜利的基石的印度和澳大利亚。 [23] 同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不得不立即采取对策，支持中国人的战争努力是盟军战略的核心原则，而该原则是基于中国的积极交战姿态可以牵制日军的主要力量以防其在别处部署的假定。支持中国就意味着把物资送进中国，敌人入侵缅甸使得可能加强、调整，甚或取代滇缅公路的想法增加了紧迫感。白宫顾问劳克林·柯里被指派确定如何最好地帮助中国，他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正在探索从阿萨姆邦通过缅北修建一段路连接现有的滇缅公路的可行性，以及建立从加尔各答到缅北和中国的空运服务——这是邦德早已于7个多月前就向他明确主张的概念。 [24]

宋子文在圣诞节前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他人仍然在美国，义无反顾地倡导这两项计划。“给中国开通一条新的生命线是必要的”，在约瑟夫·W. 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少将被任命为美国在远东的高级指挥官之后，宋于1942年1月30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 [25] [26] “真是个奇迹”，他继续写道，“该生命线竟如此方便着手进行。”宋心目中的奇迹其实是邦德于1941年春所写的对“进入中国的空运航线”的建议的变种，尽管邦德在备忘录中对困难的描述用语有所不同。邦德所考虑的是一条这样的航线，该航线位于“世界上一些最高且最崎岖不平的乡村地区”，并指出其具有“所有已知的对航空的种种障碍”——在一个距离较短、海拔较低的密支那—云南驿航路上——但到了宋子文的信上就变换成了700英里“相对平坦的地区的飞行”。邦德的提议对飞行的货运量刻意没有提供精确的承诺。而宋子文却轻率地宣称100架“DC-3”每月可以运送12000吨的战争物资进入中国，即每天每架飞机4吨。 [27] “当然，对运输机的需求有竞争”，宋得出结论，“但我们敢于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置这100架飞机让其发挥更大的优势”。

与白宫有密切关系的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在宋的信中附加了关于阿萨姆邦和昆明之间的地理障碍的警告，将信交给总统。 [28] 罗斯福总统于2月9日会见了史迪威将军。随后，史迪威与劳克林·柯里和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利·“哈普”·阿诺德（Henry Harley “Hap” Arnold）讨论中国航空计划。也就在那一天，罗斯福总统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了对蒋委员长的具体承诺：“我现在可以给你明确的保证，即使仰光会进一步受挫，……通过印度进入中国的运输线可以通过空运维持。整个计划似乎完全可行，我肯定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将它变为现实。” [29] 总统可能是从劳克林·柯里那里收到有关空运的合理性的技术保证，而劳克林·柯里则是从邦德那里得到这些信息。

然而，为预防亚洲局势恶化，除了计划和训话之外还要做许多的事情，只有斗智斗勇和狠下决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对于1942年初的盟国来说，这一系列素质严重不足，危机四伏。2月15日，英国人在新加坡的驻军向规模只有其一半大小的日军投降； [30] 在缅甸，进攻的日军阻挡了英国步兵师的大部队，使之不能跨过600英尺宽的锡当河上的铁路桥，出于日本会完好地夺得桥梁的担心，英军师长在2月23日凌晨下令将桥炸毁，但在该桥匆匆绕上的炸药缆线的三条梁中只有一条被炸断落入河中。 [31] 这对于桥两边的英军都是最糟糕的局面：烂桥宣判了先头部队几个旅的死刑，而其损害程度并不严重到足以阻碍敌人。不足一半的被困英军渡过锡唐河逃生，大多数没带步枪，许多没穿衣服或靴子。该步兵师元气大伤，日军通往仰光的道路大开。

当英军工兵在炸那条不走运的桥的时候，邦德正在加尔各答的东方大酒店（Great Eastern Hotel）一张保养得很好的床上酣睡。外形美观的东方大酒店位于旧法院街（Old Court House Street），就在达尔豪斯广场（Dalhousie Square）边上。邦德一觉醒来，感觉他好像成功地度过了12月8日，这一天的一系列事件使他的公司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乔林基广场（Chowringhee Square）建立了商务办公室；夏普和索丁斯基在距市中心9公里的达姆达姆机场建立了一个非常在行的基地的雏形；备件、更换的发动机和2架飞机正从美国运过来；在吴士的监督下，位于上阿萨姆邦的汀江基地建设进展顺利。 [32] 彭学沛信守诺言没有任命新的总经理，直至邦德完成公司的重新定位；现在既然基础工作完成了，彭任命王承黻上校填补空缺，王承黻是位“正直、高效”的航空工程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33] 随着中航的近期局势得到了控制，控制公司未来的最重要的战役似乎将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战略辩论中，辩论的结果将对中航获得飞机的能力和在战争努力中所起的作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邦德催着要求准许他返美，好参加辩论。如同以前一样，宋子文希望在与美国政策制定者打交道时利用邦德的专业经验，因而在邦德的回国的事情上帮了一把。 [34] 但出于对东方人讲求形式和礼仪的尊重，邦德并没有简单地宣布离开，而是向新来的总经理正式请求允许离开，王上校当即准予。 [35] 邦德于2月25日从加尔各答开始向西飞行，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长途艰苦跋涉，穿越印度、阿拉伯、中非和南大西洋到巴西，然后向北到南美洲海岸，跨越加勒比海到迈阿密，继续向北沿着美国东海岸到达华盛顿。 [36]

3月3日，新晋升中将的约瑟夫·史迪威到达姆达姆机场视察中航的运营，这是他第一次在战时遇到一家他早在1935～1939年在中国担任武官时就熟悉的美国公司。 [37] 夏普带他看了中航在加尔各答的设施，并向他讲述了正在修理的“面条漏勺”41号。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夏普正在修理在香港遇袭的‘DC-3’”，“超过500枚子弹击中，2000个弹孔，一周就修好”。 [38] 下午和晚上，中航送史迪威从加尔各答往腊戍和昆明，并在第二天早上飞完剩下的路程送他到重庆。

在缅甸，灵活的日本步兵横扫锡当河，在缅甸南部布满沼泽的稻田和三角洲地区迂回包抄了完全依靠大路的英军，于3月8日占领了仰光。 [39] 又一个伟大的亚洲城市被轰炸，废墟上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那天，6架中航飞机非常繁忙，空运汽油到密支那，穿越崇山峻岭运送纸币和红十字会物资到昆明，并搭载乘客和邮件在加尔各答和重庆之间往返。 [40]

3月11日，史迪威将军从重庆飞回加尔各答，指挥最近被指派帮助保卫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41] 在英国人方面，三次负伤的一战老兵中将威廉·斯利姆爵士（Sir William Slim）负责在缅甸的英属印度陆军 [42] 。日本人因英军在新加坡投降而从马来亚腾出手来，援军大举涌入仰光。英国皇家空军和“飞虎队”用38架飞机防守缅甸中部；而为了迎击他们，日本出动了223架 [43] 。3月21日星期六和22日星期日，日本空军集中力量打击位于马圭省的盟军主要空军基地，只有4架“飞虎队”的“P-40”和8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幸免于难。而随着盟军的空中抵抗被瓦解，缅甸中部的主要城市遭受了无情的“巴士服务”式 [44] 的狂轰滥炸，日本人在中国的若干个人口稠密中心就曾施用过这种轰炸方式。日本地面部队从缅甸中部的仰光向北进犯，稳步前进。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全页广告的巨大画像上登载了泛美航空的中国员工，邦德看起来一脸忧愁，即使在印刷的广告上也如此。盟军遭遇了一连串令人沮丧的失败和失望，唯有值得美国公众引以为傲的亮点是威克岛保卫战、巴丹半岛保卫战和中航在其中起了关键支撑作用的陈纳德“飞虎队”的功勋。 [45] 不过，威克岛早丢了，而巴丹半岛，除非有奇迹发生，显然很快也会丢掉。陆军海军联合行动部门曾在华盛顿征求邦德的建议，邦德很快会提供另一个。

3月中旬，一位空军军官在纽约市找到了比克斯比，了解一系列有关中国东部的飞行条件的技术问题。比克斯比尽其所能给出了建议，但表示，如果要周密准确和现时的信息，军方应该咨询最近回到华盛顿的“邦德先生”。 [46]

该军官接受了比克斯比的建议，但对着邦德却闪烁其词，只告诉邦德军方计划在4月10日到4月20日之间轰炸东京，并打算事后在中国着陆。 [47] 基于着陆重量参数，邦德猜测军队计划用中型轰炸机，消除了军官希望在长江以北有合适地点着陆的设想。但那位军官指出，中航在南雄的机场也刚好在半径之内，邦德又告诉他，该机场距最近的日本驻军只有50英里，熟练的日本领航员在白天找到它不难。邦德告诉该军官他所知道的一切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军官的消息。但通过对他所被告知的信息以及美国空军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中型轰炸机这一认知进行揣测，他渐渐意识到，军队肯定已经想出如何将这些飞机从航空母舰发出，然后空袭日本并继续飞往中国。如果该行动计划被泄露的话，考虑到这些资产的价值，日本肯定会予以歼灭。邦德很惊讶这位军官没有要求他提供正式的保密承诺——这是他在华盛顿与在中国一样受信任的确实证明。

邦德的直觉是对的。4月中旬，一支海军特遣部队在航空母舰“大黄蜂”号（Hornet）和“企业”号（Enterprise）上建立，2艘航空母舰穿过北太平洋向日本进发。受到距离预定起飞点170英里的一条渔船的惊吓，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James H. Doolittle）中校指挥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16架“B-25”轰炸机，踉踉跄跄地飞离“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攻击了日本6个城市的目标，然后向西逃逸，横渡中国东海。由于缺乏燃料，天气恶劣又是夜间，突袭者无法找到南雄机场。所有15个机组的人员或跳伞或迫降。3人死亡；另有8人被俘，其中3人被处决。幸存者挣扎着向西步行，中国农村的老百姓和一位名叫约翰·伯奇（John Birch）的美国传教士护送杜立特和他的飞行人员安全转移。 [48] “轰炸东京！”的头条新闻轰动全美，虽然空袭没有造成多少实质性的破坏，但大大地提升了美国的士气。这批“B-25”原打算在空袭后加入陈纳德“飞虎队”，但没有一架保存下来。不幸的是，该空袭在中国带来可怕的后果——日本狠狠惩罚轰炸机的迫降区域，将成千上万帮助美国人的村民推向刀口。 [49]

东京轰炸对缅甸中部没有产生影响，日本步兵已经出现在驻守于缅甸的盟军防线东端的中国远征军面前。 [50] 中国远征军解体了，斯利姆和史迪威的防御崩溃了。日本步兵大步挺进，4月29日占领腊戍，5月1日进攻曼德勒，日军急驰北指密支那，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在季风季节到来之前迅速推进，占领了其至关重要的机场，结束了这一轮军事行动。

吴士已经将人员和物资组织好，按部就班地从密支那转移到汀江新基地，该航路经过崎岖的山脉和丛林，只有短短的250英里长。 [51] 5月4日，军事当局下令中航在撤离时集中所有可用的资源。

第二天早晨，陈文宽正在驾驶从重庆到加尔各答的定期航班，计划中停昆明和云南驿，机上只有6名乘客。 [52] 其中一人是个非常憔悴的美国空军中校，戴着破旧的飞行帽，穿着扯破的卡其裤和一件褴褛的飞行夹克。云南驿不在中航的正常行程范围内，但军队在此有气象站和无线电台需要补给，很难着陆，军用飞机已经2次投递失败。果然不出所料，陈文宽进出毫无问题。他向西飞行，经过了大幅震荡，爬升到需要飞越的三江并流峡谷地带山岭的高度，不过，巡逻日机经常在峡谷南侧山脊之外出没，如果向北飞来，堆积于山脊的厚厚的云层可以掩护中航飞机不被发现。陈文宽的报务员向他传递了飞机之间进出密支那的信号，陈文宽决定施以援手。客舱内的中校感觉飞机转向，便问发生了什么事。他听说了临时决定的着陆点后很吃惊。在重庆，高斯大使 [53] 曾告诉他天黑前密支那会落入日本人手中。他写了张便条递进驾驶舱，陈文宽回了张便条再次向他确认，如果真的被日本占领了，中航的密支那站就不可能发报。不久，飞机安全降落在机场，机场上满是绝望的难民。陈文宽点了24个人登机，使总数达到30个，衣衫不整的军官抬起一条眉毛，“DC-3”按设计最多装载21人。看着已经膨胀到50人，中校开始担心。但是陈文宽继续让人上，最后关上门时，机舱内总共有66人，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塞得满满的。上校大惊，最终提出抗议。

陈文宽转过他刮了胡子的光滑的脸，向着胡子拉碴的邋遢的军官说：“冷静点，中校。我，陈文宽，知道‘DC-3’可以装载多少人，这一次可以装载66人。” [54]

“天哪，早知如此，我当时应该打道回舰”，中校喃喃道。起飞是缓慢的，飞机的机尾重于预期，但陈文宽在巡航高度使机头保持水平，像往常一样飞到加尔各答，“平安无事”。在达姆达姆机场，陈文宽在后面的行李舱内发现了6个额外的偷乘者。他总共飞了72个人。

陈文宽还了解到了神秘旅客的身份，这是吉米·杜立特（Jimmy Doolittle），轰炸东京的指挥官，是陈文宽孩提时代的一位航空英雄，最近晋升两级从中校一跃而为准将。杜立特一直忙于组织策划东京空袭，却顾不上改变徽章来解释他晋升为上校，更何况最近提升为将军。

那天晚上，日本占领了密支那，就这么一次，陈文宽没有飞最后的撤离。 [55] 最后的撤离是英国皇家空军飞的，其接力赛式的飞行时间持续太长，结果日本破坏了其2架在地面的运输机。 [56]

英军残部向西溃退至印度，“战术上被挫败，战斗中被击败，指挥上被胜过”，威廉·斯利姆爵士直率地评价。 [57] 中航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向夏普授权，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就从加尔各答撤往阿拉哈巴德（Allahbad）。 [58] 在缅甸东部的中国远征军撤退，跨过萨尔温江到达云南。位于更远的西部的中国远征军3个师本可以非常轻易地逃脱去印度，其中1个师这样做了，但蒋介石好像不知道对其他2个师该怎么办：命令他们去印度，并允许他们置于史迪威的培训计划和操作控制下，直到缅甸收复；或者向东通过可怕的三江并流峡谷地带 [59] ，如果他们在长途跋涉中能够熬过饥饿而没有死亡，便会回到中国加入战斗。 [60] 可是，他们并没有选择这两条道路的任何一条，蒋介石的奇怪命令使他们行进到越来越远的缅北丛林，供给日益减少 [61] 。6周后，他们的处境将邦德夹在中国政府和美国军队之间的陷阱内，该陷阱有可能毁了他与这两个机构的关系。

虽然很少有人能在当时看得清楚，但是，表面下的基本问题通过中国远征军撤退事件可见一斑，该问题会使在亚洲大陆战斗的三个同盟国的伙伴关系在整个战争中狼狈不堪——各自都有根本不同的目标。英国人想保护印度并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对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重新施加其战前的殖民统治；美国人打算粉碎日本并消除其战后威胁亚洲稳定的能力，却对支撑大英帝国毫无兴趣；蒋介石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怨恨，并且很愿意让美国和英国进行打败日本所需要的战斗，他的主要目的是在冲突中成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拥有镇压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并使顽固的军阀拜倒在其脚下，出于这样的目的，他担心装备精良、受过美国训练而不确定向谁效忠的三个师将是战后中国政治中一个难以对付的力量。联盟要在亚洲大陆完成有意义的反日行动，这种各怀心思的情况预示着不好的兆头。

[1] 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299，302-303.

[2] 邦德在其许多当时的信件中列数了对美国的中立和1930年代失去的机会的感受；笔者访谈兰霍恩·邦德，2004.12.2，2005.1.27和2005.9.14。

[3]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00，303，308，311，329-30.

[4] CNAC Financial Statements，December 1941，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5] 电报，Chennault to Currie，December 4，1941；“来自埃斯蒂斯·斯温德尔（Estes Swindle）中尉的情报”，December 6，1941；Chennault to T.V.Soong，cc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Lauchlin Currie，January 12，1942；均见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AVG Folders；Daniel Ford，Flying Tigers ，p.96。

[6] 中航给美国志愿队的发票，致Colonel Chennault，April 16，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W.D.Pawley to T.V.Soong，November 22，194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AVG Folders；“Pan American Annual Report，1942，” 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2；Currie to SEGAC，致GROCO （劳克林·柯里写给宋美龄，致陈纳德），February 3，1942；Currie to Magruder，February 7，1942；均见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Chennault Folder；笔者访谈陈齐发，2004.10.11；访谈陈文宽，2006.4.19；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8.15，访谈迪克·罗西，2004.9.23；“Much Destruction Reporte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19，1941；Charles Bond and Terry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 ，p.119；Ford，Flying Tigers ，pp.102，108，153，176，255，268，289，350，351；Olga Greenlaw，The Lady and the Tigers ，pp.65，79；Gregory Boyington，Baa Baa Black Sheep ，p.36。

[7] 也叫同古，位于缅甸南部，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第二百师曾在此作战。——译者注

[8] Paul Frillman and Graham Peck，China：The Remembered Life ，p.91，说12月18日黄昏“三架破旧的中航运输机降落在东吁”；Ford，Flying Tigers ，p.108也如是说，但Bond and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 ，p.55，说中航于12月18日飞行支持美国志愿队；同样的话还有Joe Rosbert，Flying Tiger Joe’s Adventure Cookbook ，p.73；Jack Samson，The Flying Tiger：The True Story of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U.S. 14th Air Force in China ，p.90。

[9] 即缅甸南部，习惯将缅甸南部和北部分别称为“下缅甸”和“上缅甸”。——译者注

[10]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04-305；“印度民航指挥（Director of Air Civil of India）”正是邦德使用的身份：Bond to Bixby，December 17，1941，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中航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几周的运营的精确细节很难确定。

[11] “U.S. Fliers in China Down 4 Japanes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21，1941；Chennault to T.V.Soong，cc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Lauchlin Currie，January 12，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AVG Folders；Ford，Flying Tigers ，pp.111-119；Greenlaw，The Lady and the Tigers ，pp.69-71；Rosbert，Flying Tiger Joe’s Adventure Cookbook ，pp.75-77；Bond and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 ，pp.60-63；Boyington，Baa Baa Black Sheep ，p.38.

[12] 2架“DC-3”（46号和47号）和1架“DC-2”（31号）。

[13] Chennault to T.V.Soong，January 12，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AVG Folders；SEGAC （宋美龄）and GROCO （美国志愿队指挥官陈纳德）to Currie，January 16，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AVG Folders；Ford，Flying Tigers ，pp.181-217。

[1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08，313.

[15] Harold Sweet，Robert Neville听说，“Whistling Willie （The Flying Sieve），” Douglas Airview ，April 1943；Zygmund Soldinski，“The Burma Banshee，” Wings over Asia：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Vol.2，pp.85-91；“Banshee，” May 1943，准备用于发表的文本，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1；“Banshee，” New Horizons ，December 1942；John H.Murdoch III，“Burma Banshee，” Flying ，July 1943；史迪威日记，March 3，1942：“夏普修复在香港被射击的‘DC-3’。飞机被射击了500多次——2000个孔。一周搞定”：这句话没有包括在白修德编辑的史迪威日记并以《史迪威文件》为书名出版。

[16] Soldinski，“The Burma Banshee，” Wings over Asia ，Vol.2，p.88.

[17] 意译的电报，Bixby to Bond，January 24，1942，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58。

[18] 即中美合资经营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CAMCO。——译者注

[19] Murdoch，“Burma Banshee，” Flying ，July 1943.

[20] K.I.Nieh to Z.M.Wong，“C.N.A.C. Airline Distances，” May 25，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1] “Banshee，” New Horizons ，December 1942.

[22] Bond to Bixby，“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4，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中航41号 “面条漏勺”的故事在报纸上臭名远扬，获得了多个绰号，诸如“飞筛”、“呼啸的大铁锅” 和“缅甸女妖”等。几个故事误传哈尔·斯威特执飞，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专栏中填满了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散文：“运输机穿过乌云飞呀飞，排气烟囱喷出明亮的火焰长舌。”在这个故事中，6架日本驱逐机嗅到了轻松猎杀的味道，全力以赴扑过来，但“当喷发着射流的运输机在搏动的日机发动机的上方飞临（日本飞行员）时，他们突然掉头朝着落日飞奔，日本之子被缅甸女妖怪异的嚎叫声吓跑了。” 夏普以P.T.巴纳姆（美国巡回演出团老板，善于夸大其词。——译者注）式的自豪对待这个传说，该传说肯定位列飞行员曾蒙骗记者付诸报端的正义大话之最。

[23]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63-64；Strategic Planning，1943-1944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3年～1944年》），pp.120-121；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p.317-361.

[24] Currie to the President，January 24，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5，FDR Memoranda；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75，note 86.

[25] 宋子文1月30日写给史迪威和罗斯福的信：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149-150全文转载。

[26] 在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经典著作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中描述了史迪威，其职业生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该书一定要读；还有《史迪威文件》的传记记叙：由胡佛研究院发表在Archive；Eric Sevareid，Not So Wild a Dream ，p.321；The Stilwell Papers ，pp.30-34，36；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74；史迪威日记，February 9，1942，未经编辑的抄本在线发表在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1942Stilwell.pdf。［基于史迪威日记的真实抄本，白修德大量自由采用了《史迪威文件》中有关该场景（等）的叙述。］

[27] 机航运营的现实会证明宋子文对南亚区域的货运量的评估数字过度乐观到了荒唐的地步——直到1943年12月，受中缅印美军司令部管理的美国陆军运输队侧翼才在驼峰上运送了12000吨物资，而当时已经有178架飞机在运营，而且其中许多是远比“DC-3”的变种机型的运载能力大得多的“C-87”和“C-46”。

[28] 哈里曼（Harriman）写给总统，1942.1.31，in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316。

[29] 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February 9，1942，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p.13；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78.

[30]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Forgotten Armies：The Fall of British Asia，1941-1945 ，p.146.

[31] Louis Allen，Burma：The Longest War，1941-1945 ，pp.36-44；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83-84；Sir William Slim，Defeat into Victory ，pp.13-14.

[32] Bond to Colonel C.F.Wang，February 21，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329.

[33] Arthur N.Young，Cycle of Catha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167.

[34]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315.

[35] Bond to C.F.Wang，February 24，1942；William L.Bond，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4，1943；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6] Tom Culbert and Andy Dawson，Pan Africa：Across the Sahara in 1942 with Pan Am ，细致地绘制了泛美航空非洲公司的航线地图并进行描述，还详述了其历史。

[37] 史迪威离开美国12天后，于2月24日到达印度，并从2月26日（邦德离开的第2天）开始就驻扎在加尔各答。史迪威晋升的日期是2月25日。

[38] 史迪威日记，未整理，被胡佛研究院发表在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1942Stilwell.pdf，entry for March 3，1942；有可能史迪威在其他担任美国驻华武官认识了夏普，他肯定知道中航及其运营情况。史迪威日记没有说明他是否乘坐中航飞机从加尔各答到腊戍，虽然具体说了是中航把他从腊戍飞到昆明，然后在3月4日继续飞往重庆。他在腊戍只待了1小时10分钟。这看来是合理的，因为该时间间隔正是中航预定的短暂停留。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333 （该记叙还错误地断言1942年3月3日中航名册上只有一位通过技术鉴定的华人飞行员——事实上中航当时有一位通过“DC-3”技术鉴定的华人飞行员：陈文宽。很快就会有许多其他华人飞行员通过“DC-3”技术鉴定——其中包括陈鸿恩、陈齐发、陆铭逵和黄官悦，黄官悦当时正在从美国往亚洲的路上，即将重新加入他于1937年离开的中航）。

[39] “Last Defense Line Broken in Burm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rch 5，1942；“Burma’s Invaders Push West of Gulf，”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rch 6，1942；仰光沦陷：“Foe Gains in Burm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rch 9，1942；“Rangoon Capture confirmed in Indi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rch 10，1942；“Rangoon in Ruins as Defenders Quit，”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rch 11，1942；Allen，Burma，pp.44-57；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84；Slim，Defeat into Victory ，pp.14-15。

[40] Arthur N.Young to Sharp，March 8，1942；“中国航空公司第42次董事会会议备忘录”，1942.8.8；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1] 史迪威日记，March 11，1942。

[42] 简称英印军。——译者注

[43] Allen，Burma，pp.61-63；Ford，Flying Tigers ，pp.260-69；Slim，Defeat into Victory ，pp.37-59；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351；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110；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106-109.

[44] 形容如同公共汽车似地频繁且循环往复。——译者注

[45] Richard Aldworth to Currie，April 16，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AVG Folders；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93.

[46]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347.

[47]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47-348.

[48] 是的，正是那个约翰·伯奇。伯奇于1945年8月在西安附近由于误解而被共产党处死。考虑到他是冷战的第一个受害者，美国的右翼团体成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反共组织。认识伯奇的人总觉得，如果得知他的名字被这样使用的话，他会大惊失色。

[49]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163，184.

[50] Slim，Defeat into Victory ，pp.55，58-80；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366-70；史迪威日记，April 16-24，1942。

[51] “Developments Affecting C.N.A.C. Since April 24th Resulting from in Burma” （sic），May 5，1942；密支那航站站长Lu Cheng Hwa to Sharp，Nieh，Woods，May 2，1942；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罗斯福总统在印度的私人代表（约翰逊）写给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16，1942，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pp.675-676；“200 Indians Daily Flown out of Burm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pril 8，1942；“中国航空公司第42次董事会会议备忘录”，1942.8.8；无线电报，Sharp to Arthur N.Young，May 6，1942；Sharp to Nieh，May 6，1942；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陆军准将Haynes写给 Lieutenant Colonel Moore，April 20，1943，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

[52]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4.9.17和2005.1.7；“Life Line，” New Horizons ，April 1943；Mamie Hall Porritt，“China Lifeline，” Air Transport ，March 1944；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152-153，引用杜立特给笔者的一封私人信。

[53] 克拉伦斯·E.高斯（Clarence E. Gauss）已于1941年取代纳尔逊·T.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

[54] “Life Line，” New Horizons ，April 1943.

[55] 4月8日～5月5日，中航从密支那撤离了2400人和50吨货物。

[56] 陆军准将Haynes写给Moore中校，April 20，1943，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William L.Bond，“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3，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History of the India-China Ferry under the Tenth Air Force，” June 22，1943，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93。

[57] Slim，Defeat into Victory ，p.115.

[58] “董事会特别会议备忘录”，1942.5.5；“Developments Affecting C.N.A.C. Since April 24 Resulting in from Burma” （sic），May 5，1942。

[59] 大量远征军从这里逃回中国。——译者注

[60]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140-142.

[61] 这是指中国远征军新第22师、第96师和新第38师。其中新第38师随英军从缅甸中部入印度。其余两师对撤退路线犹豫不决，在缅甸北部的原始森林、崇山峻岭和热带雨季中陷入困境，最后仅有10%的人逃到印度阿萨姆邦。——译者注

21 “对我们来说，五年前就开始了”

缅甸的沦陷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楔进了一片相当于得克萨斯州大小的区域，在缅甸北端凸角部位的日本军队的攻势威胁到了中印两国，并切断了中央帝国从陆路获得物资供应的通道。 [1] 美国领导层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近几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如果给予了现代化手段，中国可以打赢，告知方式经常是宋美龄在“蒋委员长总部” 信笺纸上写的私人信件，而且国民党铺天盖地地不停地向公众宣传，推销同样的故事。中国是美国备受宠爱的、最喜欢的盟友——美国固有的反欧怨气总是与其亲英感情相冲突——而舆论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帮助中国。很多民间情绪相信中国的人力与美国的物质及技术知识的结合是最简捷、最便宜的打击日本的方式。毫不奇怪，考虑到公众舆论的敏感性，对中国事务的热情在国会、白宫和国务院要比在美国战争部升温得快。佛蒙特州参议员沃伦·罗宾逊·奥斯汀（Warren Robinson Austin）公开要求做更多的事情以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

美国海军最高军官、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约瑟夫·金（Ernest J. King）上将谴责奥斯汀参议员的声明。“如果（参议员奥斯汀）这样的观念被那些控制高层战略的人坚决持有的话，那是致命的错误。……中国（缺乏）物质和政治方面的进取精神，早在仰光沦陷前，运输困难就已被连续报道 [2] 。简单的真理是：到了有价值的运输线可以开通的时候，我们就会顺利地踏上击败日本的征程。”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同意海军的评价。 [3] 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已经向国内递交了对中国的能力和意图的清醒评估。 [4] 而且一位在华负责联络任务的陆军军官做出了有先见之明的推测，认为中国国民党将“回避进攻行动，等到其盟友赢得了战争，然后用他们小心翼翼节省下来的物资去解决共产党问题”。 [5] 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着不稳定的公开联盟，对于两方来说，为控制中国而战是最重要的斗争。

然而，美国人民缺乏这么微妙的理解能力。他们信任中国，也信任罗斯福总统。 [6] 罗斯福因其德拉诺家庭与中国贸易渊源久远而自认亲华，他和国务院中许多有影响力的成员预计中国将在打败日本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将作为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在战后帮助保证亚洲的和平。此外，两个月前，仰光失守的前夕，罗斯福总统曾专门向蒋介石承诺，无论日本是否封闭陆上运输线，美国的支援将继续送到中国；并且罗斯福总统在4月28日向“英勇的中国人民”保证，“……将会找到向蒋委员长的军队提供飞机和战争物资的办法。” [7]

缅甸沦陷使空运成为可以交付援助物资的唯一手段，但考虑到可怕的地形和即将到来的季风雨，还不清楚向中国空运物资是否可行。如果可以获得无限的资源，没有职业空军军官会回避该挑战，但自1939年以来一直妨碍中航营运的运输机短缺问题，到1942年年中仍然困扰着盟军的后勤人员。运输机是极其有价值的资产，可以显著提高他们所支持的部队的战斗力，而压根就是没有足够的运输机来满足每个战区的需求。 [8] 把预计即将生产出来的运输机提交一大部分给中国，就意味着削弱了对最危险的敌人希特勒的打击。

罗斯福总统在5月5日写给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哈利·“哈普”·阿诺德（H. H. “Hap” Arnold）中将的备忘录中明确了他的立场：“至关重要的是，无论多么困难，我们通往 （中国）的运输线要保持畅通。” [9]

该备忘录放在白宫过了一夜，5月6日哈里·霍普金斯 [10] 在上边附了个字条交给阿诺德将军：“总统非常希望你今天某个时间与宋见面。” [11]

阿诺德将军适时地召见了中国外交部长。 [12] 为平衡阿诺德的经验，宋子文想带自己的航空专家参加会议，当天晚些时候，威廉·兰霍恩·邦德身穿剪裁讲究的西服，和矮胖的外交部部长出现在国家广场边上一字排开的“临时建筑”中。“临时建筑”于25年前世界第一次大战中建成，用于安置战争部。 [13] 穿着军服的助手陪同邦德和宋子文走进军情室，墙上挂着亚太地区地图，椅子半圆形地围绕着地图摆放，图示说明了令人沮丧的内情——敌人在6个月内赢得了半个地球。愁云惨淡。更糟糕的是，这天早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通栏标题宣布美国在菲律宾的最后一个立足点科雷希多岛（Corregidor）投降。一群军官在房间的后部转悠，等待着阿诺德将军一和宋子文见完面就开始参谋会议，邦德将此解读为美国空军对被指派的中国任务很重视的反映。阿诺德将军出现了，他剩下的白头发修剪得如此贴近头皮，使耳朵凸出在严厉而肉质的脸颊之外。没有寒暄，阿诺德提起两张椅子放到地图前，自己坐一把，并招呼宋坐另外一把。邦德犹豫了一下，然后提了另外一把椅子向前移动，坐在宋子文外侧。这时阿诺德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讲有关将战争物资运进中国的困难。在运力如此短缺的情况下一次进行如此长途的运输，是此时妨碍美国部署战斗力的能力的最大阻力。他引述了前往印度的漫长航程，每一轮印度之旅要占用一艘船4个月的时间。物资在加尔各答、孟买或卡拉奇卸船后，在到达阿萨姆邦之前，还要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深陷印度的铁路网络，而这些都只不过是在物资到达空运的开始点之前物流链中的一些较为严重的阻力。然后阿诺德铆足了劲切入正题，感叹飞机的不足；在印度和中国没有或者只有落后的机场和配套设施，以及该地区极端恶劣的地理和气象条件；东喜马拉雅山脉最高的山峰高耸直达平流层的中位，超过23000英尺的高度，这样的高度对于满载的运输机来说难以到达。数百座山峰笔直挺立，高度都在15000英尺以上，没有一个凹下的隘口低于10000英尺；而西南季风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席卷南亚，不停地倾注暴雨；强烈的雷雨在季风前的数月就在该地区肆虐；只有晚秋和冬季的天气可以预料是晴朗的，不过，这时的天气条件几乎不是良性的——在高空气温低得会让人冻僵，无形的风在山峦间撕扯，可以把一架飞机往回吹， [14] 而且没有云用以躲藏日本驱逐机中队的劫掠。

考虑到阿诺德将军从未到过该区域或飞过该航路，邦德发现他非常了解空运不会成功的原因。当阿诺德抱怨在一个年降雨量500英寸的地区飞行是多么不可能的时候，邦德无法控制自己了。“先生，我听过很多人说这个500英寸的年降雨量，但我从未遇到过任何见识过它的人。据悉，这只是在一个地方。我们将时间表安排在季风季节，这样就不会有过度的困难。” [15]

阿诺德将军对邦德的话置若罔闻，继续说下去，哀叹在亚洲大陆的无线电导航设施的状况。邦德指出，中航正在昆明、加尔各答和汀江安装300英尺高的无线电导航塔，所有这一切都将在90天内投入运营。

将军毫不退让地坚持继续着。他的论述总的来说是准确的，但在邦德看来，阿诺德显然是先入为主的结论没有数据支持——从战略上来讲，向中国空运的战争物资的数量是显著的，但阿诺德竟认为不值得付出努力。阿诺德对中国的困境似乎缺乏同情，而其鲁莽傲慢的态度使代表宋子文发言的邦德感到很尴尬。宋子文一言不发地坐着，直到阿诺德站起来并结束会面。宋几乎不说话，直到他们走出了战争部。

“你尽力了，邦迪，而且你不坚持是明智的。”

“真令人沮丧，他应该意识到我们对在那里飞行比任何别的人都知道得多。”

“他的兴趣不在那儿。”

邦德、比克斯比和宋子文对战争部、国务院、白宫和由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执掌的租借法案办公室进行了广泛的游说活动，并得到了向中航提供飞机的保证。 [16] 爱德华·斯特蒂纽斯是胡安特里普的妻子贝蒂（Betty）的父亲。最初交付的是从原本用于美国国内服务调拨过来的“DC-3”客机，并经过改装正式转换为载货的“C-53”型运输机。接着来的是“C-47”型运输机，这是由“DC-3”专门改装的军用运输机。“宋博士，如果你确定我们会得到那些租借法案许诺的飞机，我们将会非常明确无误地证明我们要飞的那条航线是可以飞的，必定如此”，邦德发誓道。

随着陆军的飞机、人员和设备越来越多，美国承诺的首批飞机已经开始到达印度东部。但是，虽然陆军航空队加大了运营步伐，其总体能力水平并没有给专业的中航飞行员留下深刻印象，这方面有大量的例证。 [17] 陈文宽曾因为一名陆军报务员新手每次只能处理一架飞机而在飞进腊戍时而有麻烦，中航的中国报务员的经验更为丰富，经常同时处理多架飞机； [18] 陆军航空队的一名飞行员载着乘客从重庆飞往昆明，严重迷失方向，最终燃油耗尽在距离广州150英里处坠毁，离日本防线比离预定目的地还要近； [19] 陆军航空队拥有的8架“B-17”重型轰炸机之一，本打算飞往印度，结果在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的沙洲上紧急迫降，因为军方不愿意承担从松软地面短道起飞的高风险，结果被夏普搭救出来； [20] [21] 还有，“飞虎队”地面人员在乘坐一架陆军航空队道格拉斯飞机从昆明起飞，由于执飞的中尉经验不足，起飞时有过一系列近乎灾难的尝试，最后总算勉强升空，但这些志愿者们要求折返昆明，坚持换中航运送他们。 [22]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至今陈纳德的美国志愿队——“飞虎队”——比全世界任何其他美国飞行员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战斗，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他们也面临无法融入全面战争的极其尴尬的局面。 [23] 陆军航空队事业部门很快使“飞虎队”的发展受阻，陆军的士气无法容忍与一帮拿着高薪的平民并肩作战。然而，陈纳德、他的飞行员和中国政府都想让“飞虎队”就按目前的机制运行，为他们的动机、能力和灵活性歌功颂德。该怎么安置志愿队，如何支持并使用它以及是否由美国军方正式收编等问题，从美国参战伊始就在中国和美国华盛顿引起激烈的辩论。

领导陆军航空队在亚洲大陆的飞行工作的是46岁的第10航空队司令克莱顿·L.比斯尔（Clayton L. Bissell）陆军准将，而比斯尔的多项职责之一是实施、执行、管理罗斯福总统要求空军承担的中国空运。 [24] 比斯尔是战争部心仪的人，作为文官曾有极优秀的纪录，其所做的工作都是单调的不起眼的工作，而非不可或缺的后勤。陈纳德觊觎比斯尔的工作，但马歇尔、阿诺德和史迪威担心，陈纳德与中国极为密切而长久的关系会削弱他为美国利益而行动的能力，而且没有任何人认为他可以处理所需的文职工作。名义上，比斯尔和陈纳德好像是个优良组合：管后勤的物流师和技术精湛的战术家。在现实中，这是一个不幸的配对，因为陈纳德讨厌比斯尔。 [25] 陈纳德并非唯一持这种看法的人，大多数人发现与比斯尔工作非常不愉快，但由于他担负向中国空运物资的责任，因此是中航需要与之工作最密切的官员之一。邦德曾承诺向中国空运是可能的，并没有承诺是容易的。一系列的问题妨碍了最初的努力：飞机、人员和备件的短缺；将物资送到阿萨姆邦以运往中国所遇到的困难；泥泞落后的汀江机场虽然被迅速改进，但其条件仍给业绩拖了后腿；季风带来的降雨困扰了该区域，迫使航空队的运输机停留在地面上不能起飞，这样的情况在5月下旬有8天，6月有13天。 [26] 使所有这一切变得更为复杂的是航路地形本身。离开印度时，飞机不得不爬高飞越印缅边境的帕特凯山（Patkai Range）10000～12000英尺的峻岭，跨越缅北的蛮荒无路的丛林，然后超越三江并流峡谷地带15000英尺的高峰。高峻陡峭、崎岖连绵的山脉获得了令人生畏的名声和一个绰号——飞行员称之为“驼峰”。

邦德在华盛顿期间，亚瑟·杨担负邦德的责任。 [27] 因为比斯尔认为中航并未有效地使用飞机或在季风气候中没有尽力，便把亚瑟·杨叫到重庆开会，暗示中航没有努力将堆积在昆明需要向外运送的大量锡和钨运输出去，他要求解释为什么中航的2架《租借法案》的飞机停飞了。亚瑟·杨听到这样的责骂很是惊愕，但因专业知识不足而没有挡开这个攻击，他回到办公室写了封信给夏普，满篇都是比斯尔的批评。

夏普可一点也不欣赏这个书呆子经济学家的清高，他同样不欣赏中继传递过来的比斯尔将军的批评，并认为比斯尔领导着一个不能胜任的组织。 [28] 以夏普的判断，相对于在军方手中的设备量，其飞往中国的运输量太少了。对他来说，陆军航空队看起来像是力不从心，这种情况在他眼中已经证据确凿地——而且是不幸地——被证明了。6月初，美国空军打算为盟军空军在中国的力量添加进攻性的核心能力，派出一批“B-25”轰炸机到东方来取代那些在杜立特袭击中损失的飞机。 [29] 5月底6月初的时候，主要由戈登·利兰（Gordon Leland）少校指挥的第一批共6架“B-25”已经抵达加尔各答。少校计划在6月2日飞往汀江，然后在第二天飞越驼峰前往昆明，在途经腊戍时进行轰炸以宣示他的登场。

当空军准备好飞越驼峰时，夏普在机场，他提出向军方的飞行员和领航员简介有关地形、航图、无线电台、航路和程序等情况，分享他在亚洲飞行十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利兰少校拒绝了夏普的提议，坚持说他和他的飞行员已经拥有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这些轰炸机带着严重超载的个人装备、额外的0.5英寸口径弹药和满载军械——他们携带了如此之多的“必不可少”的重量，以致选择没带多少储备燃油——离开汀江并轰炸了腊戍机场，炸毁了1架日本飞机。2架敌人的驱逐机紧随6架轰炸机之后冲天而起，4架“B-25”关掉油门并急急忙忙地寻找云层，敌机打伤了另外2架为节省燃油而保持巡航速度的轰炸机，打死1名报务员。几分钟后，逃逸的4架轰炸机中的3架在云中以为达到了想象中的安全高度，开足油门，结果撞上山腰坠毁。第4架在云海茫茫的陌生地形中迷失了方向。惊慌失措的军方试图联系中航的昆明测向站为迷航的飞机提供方向——但因为中航自己的飞机一架都未入境，中航在昆明的员工已经下班了。该迷路的轰炸机汽油耗尽，机组人员在1940年10月“福克西”·肯特遇难所在地的沾益附近跳伞逃生。6架“B-25”中只有2架弹痕累累的飞机到达昆明，军方损失了4架轰炸机和19人。

比斯尔为此惨败怒发冲冠，指责中航至少应负部分责任。 [30] 夏普拒绝承担一丁点儿责任。1933年时，因为他只有100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不足以使他在美国国内航空公司担任副驾驶，他便来了中国。 [31] 自那时起，他已经积累了大约10000小时的飞行时间。空军大多数的高级军官已经多年没有飞行，至于低级军官，夏普不认为许多只飞过三四百个小时的“专家”驾驶着多发动机的飞机来到远东就可以自吹自擂，夜郎自大。考虑到航空队的惊人扩张速度，军队飞行员缺乏经验情有可原；但军方领导层的态度则不可原谅。 [32] 大部分的中高级空军军官攻击夏普和中航其他人员是自我吹嘘的业余人士，不顾一切地要向平民展示应该怎么做。考虑到中航有五年在战争中飞行的经验，如此军队作风是非常不明智的态度。夏普匆匆写了一封信，“穿着带平头钉和尖刺的靴子，正好跳到比斯尔的喉咙里”，把过错的责任公平地归咎到它应该属于的地方——航空兵的傲慢和无能。 [33]

即使可以在华盛顿与妻子、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家族亲戚在一起共度如此美妙的时光，邦德在海斯庄园从未感到过完全舒坦，发生在亚太地区的事件让他有太多的担心。缅甸的彻底沦陷似乎使空运成为保持中国抵抗的唯一希望。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最近在中途岛海域沉没的4艘日本航母是个例外，而且中途岛和与中航相关的亚洲若干地区相隔几千英里。整个4月和5月，宋子文留邦德在美国，运用邦德从实践中得来的专业知识抵消空军对于中国空运的“不能做”态度的负能量。 [34] 但到了5月下旬和6月初，华盛顿对该计划的承诺似乎确定了下来，宋感觉自己应付得了，可以让邦德重返亚洲了。作为离开前的社交活动的一部分，邦迪和姬兹与劳克林·柯里及其夫人共进晚宴，寓工作于娱乐。 [35] 四人刚坐下来吃饭，就被来自斯坦利·霍恩贝克的电话打断了，他指示邦德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晨会，马歇尔也是盟军整体战争努力的事实上的指挥官。在战争部，马歇尔穿着笔挺、合身、整洁的军服，恪守礼仪、谨慎体贴，一副职业礼节和相互尊重的样子，所有的一切与邦德几周前对阿诺德将军所产生的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的办公室里，马歇尔说需要一位非正式特使带个信给蒋委员长，而斯坦利·霍恩贝克曾推荐邦德。邦德当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得到盟军最高级别军人的信任使他受宠若惊。马歇尔总结了他所需要传达的内容，承认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战争进行得并不令人满意，在中东和远东的挫折迫使马歇尔将租借法案用于中国的资源改为帮助英国保卫缅甸、印度和埃及。不得不给予缅甸和印度更高的短期优先级待遇，因为，没有印度，作为盟友的中国就无法做出积极的贡献。马歇尔知道蒋介石为那些决定指责英国，虽然马歇尔将它们作为可能最快打败日本的办法，但没有把它们当作心目中的目标。马歇尔希望向蒋介石解释他的战略思维，但他无法通过正式渠道去做，否则就会激起中国的正式抗议和要求换取让步的大声疾呼。

会面后不久，邦德开始了为时两周的长途远行回到亚洲，他在重庆向蒋夫人传递了马歇尔的消息。夫人礼貌地收下信，并向邦德确认，蒋介石完全理解这件事。

不幸的是，邦德在美国的时候，夏普做了不少事使中航与比斯尔将军和空军的关系恶化。正如邦德到达亚洲后在一封写给比克斯比的信中说，“他有正当的理由想这么做，但他没有正当的理由真的这么做”。 [36] 邦德结识比斯尔将军，讨论测向设备的需求，没过多久，他也经历了一些曾经让夏普崩溃的令人恼怒的情况。比斯尔将军质疑他的每一个想法，显然在一般性原则上相左。邦德以为比斯尔喜欢这样的冲突，终于认为那就是与比斯尔打交道的典型方式和与军队打交道的普遍方式。“然而，中航将100%继续保持合作”，他告诉比克斯比。“无论这位将军的态度好或坏，中航都会这么做。”

军方的愤愤不平似乎部分源自从统计上来说两个机构之间无可争辩的性质上的差距。1942年6月，军方空运了106吨货物进中国； [37] 中航则用仅军方三分之一的飞机数量就空运了91吨。 [38] 要不是军方没能持续不断地向中航提供货物，中航会运载得多更多。

中国远征军的2个师用了5月的下半个月和6月的大部分从密支那向西北撤退，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顶着如注的季风暴雨，朝着西北偏北方向的钦敦江谷顶端艰难前行，从那里他们可以逃到印度边境上的阿萨姆邦的雷多（Ledo）。 [39] 正当越来越多可怜的幸存者距离抵达安全区域只有50英里远的时候，蒋介石 [40] 的一道命令改变了他们的目的地：他允许一个师继续前往雷多，但命令另外一个师90度转弯向东，穿过缅北丛林和三江峡谷崎岖的中心地带返回中国，迫使这些士兵在世界上一些最残酷的地形经历数月难以形容的苦难。 [41]

美军飞机断断续续地在雨季云层的掩护下飞行，向不幸的远征军步兵空投物资，但送达的食品不够。蒋介石希望中航做这个工作，交通部长将该命令传达给邦德，邦德去见比斯尔将军，当邦德向他解释这个命令时，他大发雷霆。这是白费力气，比斯尔吼道，这个中国步兵师打算挨着饿走回中国，而不是取较短的路线去印度。

邦德说，他能理解为什么蒋介石希望他的军队在中国而不是印度，即使路途更艰难。他想做的只是帮助中国士兵。

在接下来的4天中，交通部长每天都打电话给邦德，问他为什么物资还没有送到饥饿的步兵手中。远在汀江的驼峰，吴士已经将飞机准备就绪，但是美国军方一直没有提供任何食物。

比斯尔的固执逼得邦德进退维谷：要么向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说谎，而他已经与这个部门光荣地开展业务长达11年；要么说真话——一位美国将军如此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以致他明明有办法可以缓解中国士兵的困境，却宁可让中国士兵受苦受难，这肯定会在最高级别上损害中美关系。对中国人，邦德支支吾吾，说诸如运作有困难之类的托词。4天以后，他终于面对比斯尔。“我再也不能承担这种责难，我要向部长发个情况说明。我们准备好了，但不能得到食物。我还能报告什么呢？” [42]

第2天，食物出现了，中航开始空投，而中国远征军继续其充满艰难险阻的中国之旅。“那听起来不合理，事实也如此，”邦德在给比克斯比的信中描述了这种纠葛，“但它远比我看到的许多事情更合理。”

1942年中间的几个月里，除了与美国陆军航空兵打交道的困难外，邦德的最大问题是飞行员。 [43] 由于他和宋子文已经确定了每月交付2架《租借法案》飞机，为了有效地运营新飞机，中航每个月需要增加4～6个机组。邦德在美国的时候吸引了一批飞行员到亚洲来，但需要更多，而空军的大规模扩张将最合格的男子全吸引过去穿军装了。中航应对明显短缺的短期解决方案是和陈纳德的美国志愿队的飞行员和地面技术人员签合同——陈纳德的“飞虎队”具有独立的平民风格，为军方所不容，他为了保持这样的风格而做出很大的努力，但现在失败了。“飞虎队”队员为期一年的合同将于7月初到期，“飞虎队”于7月初行将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空军需要陈纳德的人服务，希望吸引他们参与穿军服的服务，但不幸的是，军服无效，比斯尔将军做出种种招聘努力，因几乎没有很好策划而造成的威逼恫吓、空洞咆哮和虚张声势，反而冒犯了这帮志愿者。意识到中航的诱惑，军队试图阻止中航雇佣任何“飞虎队”人员。来自纽约的比克斯比和在印中的军队指挥官的信息明令禁止中航招聘陈纳德的人，但这些消息没有包含足够严重的威胁，未能劝阻邦德、夏普和吴士在他们中间暗地进行试探。

1942年7月4日，美国航空志愿队在创造了历史上任何战斗队最好的作战记录之一后解散。正如一位“飞虎队”飞行员自豪地向《生活》杂志说，他们曾“用一根鞋带提起地狱” [44] 。 [45] 蒋夫人在“飞虎队”正式存在的最后一天为志愿者们举行了晚会以示敬意。 [46] 邦德出席，在蒋夫人欢迎来宾时，他排了两次队，极大地逗乐了她，在他第二次经过时，蒋夫人开玩笑说他“难以抵挡两次表示敬意的机会”。 [47] 入场后，邦德品尝了夫人的非酒精杂果宾治，这是她提供的最烈性的饮料，他在“飞虎队”人员中周旋。蒋夫人让她的客人玩音乐椅，这对于习惯了大喝大闹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灌了满肚子圣女果果汁后，倒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消遣。她安排了一个正式的仪式，送给陈纳德一幅陈纳德与蒋氏夫妇站在一起的油画。所幸晚会很早就结束了。晚11点，邦德的司机开车穿过绵雨送他到卫理公会大院。

可以预见的是，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承担“飞虎队”从空中保卫中国的责任。 [48] 陈纳德从他的志愿者中征求志愿者，要求他们多坚守两个星期，使空军准备好驱逐机编队参与战斗。18名“飞虎队”飞行员同意额外的服役，其中包括卡米尔·约瑟夫·“乔”·罗斯伯特（Camille Joseph “Joe” Rosbert），乔是个费城人，黑头发，蓝眼睛，不胖不瘦，他于1941年为了摆脱海军巡逻飞机单调乏味的飞行而与陈纳德签了合约。这个任务不轻松：7月10日，一位延期服务的“飞虎队”飞行员在中国中部地区执行任务时死亡。罗斯伯特完成了延期服务后，就在加尔各答和中航谈条件。和航空兵不一样，邦德、夏普和吴士对乔开门见山地说，起薪是每月飞行60小时800美元；飞行60小时到70小时是每小时10美元；70小时以上是每小时20美元。他将在加尔各答待一两周，然后飞跨境空运，直到飞够了小时数就回加尔各答。一件真正使乔难以接受的事情是，军队没有按照合同的承诺给他们探亲假。中航也不能立即送他们回家，但它平均每月在美国接收2架“DC-3”，需要有人把飞机开回亚洲。基于交货计划，中航承诺每次送2名“飞虎队”队员回家休假3个月，到他们休假结束时，让他们每人飞1架飞机回来。

工资高，继续飞行生涯，返乡假，有组织能力，无军事服役烦恼，在加尔各答的奢华生活，战后在泛美航空就业的希望，而且，最重要的，这是为战争努力做贡献的光荣且重要的方式：乔·罗斯伯特都听进去了。“把合同给我”，他说。“我会为你飞。” [49]

对于乔·罗斯伯特，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决定，这个决定将使他付出难以形容的痛苦的代价，而且险些要了他的性命，但这家航空公司是很难抗拒的。当解散尘埃落定之时，陆军航空队从美国志愿队得到5名飞行员，中航得到16名 [50] 。

钩心斗角不能缓解美国军方和中航之间的紧张关系，考虑到中航与军方的合作如此密切以及变成公然对抗关系的风险，邦德想在约瑟夫·史迪威中将那里培养良好的印象。 [51] 史迪威是在亚洲的美国军队中职务最高的人。邦德有一些希望史迪威能够解决的业务问题，于是安排在史迪威位于重庆的总部拜会，这是一间平顶的现代主义别墅，俯瞰嘉陵江，原本为宋子文而建，其禁欲风格的设计很好地揉入了史迪威的斯巴达式的倾向。 [52]

史迪威已于5周前走出缅甸，他看起来像铁丝网一样单薄，也像铁丝网一样带剌，他因患黄热病而带有缺陷的血浆引致黄疸而肤色略呈浅黄。前一天，他被医生诊断为患了血吸虫病，虚弱的病体与工作的挫折磨难交加。尽管中航分配到的《租借法案》飞机来自美国政府最高层，史迪威不高兴，感觉所有送往该地区的军事装备应服从他的指挥。他要求邦德给出分配的理由。

邦德解释说，中航是一家中国公司，按照中国法律管理，而其大多数官员是中国人。按照《租借法案》向中航提供这些飞机，是在盟国的大多数决策传递出相反信息的时候告诉中国，它没有被遗忘。

军事上的考虑应压倒外交上的考虑，史迪威反驳道。

“将军，我要坦白地说出来，你是西点军校出来的人，不会喜欢我的解释，但我可以支持我所说的一切事实。直截了当地讲，在美国军队，没有任何一个级别的军官，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能够在驼峰上运行得和中航一样好，在远东的陆军航空队军官没有一个认为驼峰空运是可行的。除非被迫，他们没有全心全意地去尝试。你需要让我们得到这些飞机，这样我们可以证明它是可能的。” [53]

邦德没有得到对他的运营问题的回答就离开了会场。

自5月中旬以来，整个夏天，西南季风的大雨浸泡了阿萨姆邦和缅甸，连天的倾盆暴雨把未改良的道路和跑道变成了泥沼。 [54] 水在油箱和化油器内变稠，从汀江到昆明大多数的航程都是靠仪表飞行。第10航空队新成立了印中联队，打算用来从事驼峰空运，然而恶劣天气使飞机近乎完全不能起飞。中航不管不顾，携带超标了许多的有效载荷照飞无误。史迪威将军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些差异：“对装载量不重视。中航4700磅，美军3500磅，当天气让我们停飞时，中航照常飞行。” [55] 7月，印中联队的35架飞机运送了73吨货物到中国； [56] [57] 而中航使用9架飞机就运送了136吨。 [58]

尽管有空运最初的努力，交付的几百吨物资不过是自由中国需求的沧海一粟。国民党中国囿于贫穷的西部省份，并要尽力同时应付与毛泽东的共产党和各种地方军阀势力争夺权力、声望和地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其紧张程度体现在其货币价值上。1942年9月的物价是1937年的30～60倍，而且通货膨胀的步伐越来越快，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货币政策使之加速。 [59] 对缺乏收入、财政赤字和在中国到处肆意挥霍的大量非预算资金等问题，他的主要回答是印刷更多的纸币来填补短缺——当然，这种办法除了让纸币贬值、银行存款和债券越来越不值钱，以及少量纸币被藏在农家小屋的墙内之外，起不了什么作用。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和蒙古帝国就是在通胀旋风中垮台的。到了1942夏天，另一种类似的风暴开始打击中国国民党的支撑基础。讲求实际的中国人看到保护自己的财富的两种方式：囤积商品和自有黄金——中央政府规定两者都是非法的。不管三七二十一，黑市像雨后春笋般兴起：药品、服装、大米、奶粉、其他食品、化妆品、牙膏、珠宝、香烟、尼龙丝袜、香水、手电筒、派克钢笔、手表、打字机色带、信封、汽油、轮胎、火花塞和废金属——任何有形的商品仿佛都比国民党的货币能保值。 [60] 在1942年9月的花名册上，中航约有30名拥有或即将获得资格的正驾驶。 [61] 该数字是迄今中航13年历史上最高的，中航的飞行机组和机械师在进出中国的飞行中获得了独特的能力，在亚洲的定位最完美，成为可以在本分以外有筹集资金机会的人。公司领导希望优厚的薪水足以规避员工从事走私，有时他们会这样做。然而，有些较不顾忌的人为了更有利可图的机会而把手伸长，在他们看来，丰厚的工资只是提供了相当量的风险资本而已。1942年夏末，一名胆大的飞行员可以在加尔各答以180卢比购买1盎司黄金，带着它飞越驼峰，以中国纸币6300元出售给昆明的黄金投资者，然后用那一卷钱从任意一位黑市货币交易者手中购买了406卢比。 [62] [63] 用简单的金融术语来说，飞行员在印度买入黄金并在中国卖出，投入的资本在每次成功的飞行中得到125%的回报，市场效率低下加上周转神速，使财富积少成多。

1942年9月2日，昆明机场督察冲上波特（J.A.Porter）机长驾驶的飞机，发现了藏匿在他的座位下的410.8盎司黄金——25.5磅，在黑市上价值超过250万中国元。光是这一趟飞行，波特就可盈利约14500美元，相当于他一年半的工资（约合现代18万美元）。海关没收了波特的黄金；吴士将其解聘。3名中国机械师揭发了他的计划——波特必定是对待他们很恶劣，也可能是拒绝和他们分利，考虑到机械师控制飞机的飞行价值，这两种行为无论哪种都很危险。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督察人员发现了藏在“C-53”飞机后方洗手间的洗脸盆下边的22磅黄金，机组人员都否认知道这个情况，这些黄金有可能属于汀江的机械师，他用这种方式发送给昆明的同事。邦德试图遏制走私，禁止飞行机组人员穿新衣服，每人只能带一块表，除了结婚戒指不得佩戴任何黄金首饰，还不允许在普通航班上携带铺盖卷、睡袋或毛毯，除了当班机长获准携带一支钢笔外，其他机组人员一律禁止。 [64]

还有其他的违规行为。中航在香港的银行留下了邦德来不及撤离的14.8万美元（约合现代185万美元）。 [65] 他假定在那段时间里这钱已经丢了。让他很吃惊的是，9月中旬，这钱竟然在重庆“出现”了。显然，公司获得现金是不错的，但它的回归散发出像重庆下水道中的臭味——国民政府高层中的某人从某个地方在敌占区做生意。邦德想知道此人得到了什么交换条件。

为使珍珠港事件之前从南雄空运钨矿石的飞行业务继续进行，1942年，管理经济事务的部长兼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承诺提供15000吨钨给美国——这是中国用于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向中国空运提交飞机的杠杆支点。 [66] 当时，美国的钨严重短缺，以致美国陆军选派士兵在美国本土的钨矿工作，邦德帮助传递这个消息给中国。8月中旬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声称钨矿供应“暂时性匮乏”，并催促美国出口锡以替代。不过，玻利维亚提供美国用的大部分的锡，从物流上来讲，这是个远远没有那么复杂的来源，不可能迷惑美国按人为抬高的价格坚持以“官方”汇率20∶1购买金属锡，而实际汇率在80∶1～100∶1之间波动。美国金属储备公司是个类公司的政府实体，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协调美国战争机器的金属供应，该公司不想用锡替代钨，不想开这样的先例。只有极少数的美国人意识到是什么引起钨的缺口，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上校是史迪威将军最亲密的助手，认为这暗示了中国的交战状态甚或缺乏交战，“相当于存在着未经宣布的和平”。 [67] 他写道：“在中国的自由区和敌占区之间进行着来来往往的通邮和相当大量的贸易。这就是为什么钨的运量远不如预期的那么大。日本人出价稍高一点。”金属储备公司通过提高购买钨矿的价格解决了短缺问题。

大多数美国人都以为中国将摆脱把外来侵略者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按照这样的错误假设行事。只有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如史迪威、多恩和高斯大使认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他们多么大声呼喊地挥舞着抗日的大刀，驱逐日本并非这两个争夺中国控制权的冤家对头的首要政策议程。 [68] 日本对远东霸权的追求为中国的争权夺利提供了强大的替身，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相当满意地容许美国粉碎日本。他们的目光已经越过日本战败，机动地积聚着为了未来对抗所需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资本，以取得最大的战利品——统一和统治中国的权力。

10月，季风开始逐渐消失，厚实的阴云覆盖和持续的暴雨逐渐变成了开裂的天空和骤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广泛地消散。 [69] 邦德、夏普和吴士知道天气转好会把日本招惹回来，就他们所知，美国陆军航空队和英国皇家空军在有季风保护的期间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努力来升级阿萨姆邦的防空警报网。不出所料，10月25日星期日，日本突然空袭汀江，但中航没有受损，因为其所有11架《租借法案》的“C-53”飞机在黎明时分离开，直到黄昏才会回来。 [70] 星期一，吴士让10架飞机在黎明就消失。一名飞行员正在第11架飞机内温习飞行程序，在汀江机场跑道上练习着陆动作。他看到炸弹在机场上爆炸产生的灰黑色的羽毛状烟云，便猛推油门杆，拖着机轮，以最低高度咆哮着飞离汀江，没顾上看一眼敌机，更看不到3架正在向他俯冲的日本零式飞机。 [71] 一位军方的“P-40”飞行员飞过来施以援手，击落了为首的零式，跟着就被其他日机击落身亡。中航飞行员逃了出来，驾驶着空荡荡的飞机越过驼峰飞到昆明，在那里才得知他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72] 中航的一批工作人员找回了这位为拯救他们的飞行员而献出生命的“P-40”飞行员的尸体并送还陆军航空队。军队飞行员虽然缺乏经验，但错不在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罕见地英勇。只是他们的领导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中航在3天的空袭中没有遭受损失，但航空队在空中被击落了2架战斗机，另有4架战斗机和10架运输机在地面上被摧毁，日本袭击轰动了在新德里的陆军司令部。他们指示在重庆的军事代表团判定中航的意图，一个电话召邦德前往陆军总部，一群急切的军官围拢在这位中航高管周围，急切地想确定他的公司是否打算继续运营。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73]

“嗯，看起来这场战争终于开始了”，他们的发言人絮絮叨叨，告诉邦德要毫不气馁，迎着困难上，并向他保证，他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对我们来说，五年前就开始了”，邦德冷冰冰地、不动声色地说，尽量做到有礼貌，感谢军官们的关心。如果他们把工作做好了，要宽恕他们那种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傲慢会容易得多。

除此之外，军方还没有为使用中航的《租借法案》飞机支付任何东西。邦德正在开展向军方提供服务的合同的谈判，虽然他知道中航最终会得到支付，但军方冰川消融式地支付应付账款严重破坏了中航的现金流。 [74] 唯一维持《租借法案》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是美孚石油公司非常慷慨的协议，该协议约定，中航无须支付汽油和燃油费用，直到军方向中航支付了账款。苏联贸易代表库斯明斯基（Kusminsky）先生给中航解了围，他在中国买了80吨的汞 [75] ，请邦德运送到印度。 [76]

“你为什么不叫军队飞呢？”邦德问道。“他们会免费做的。” [77]

“他们已经这样告诉我们有2个星期了，但1吨都没运。”

邦德感觉到机会来了，安排飞机以每吨500美元的价格运送水银，4天之内中航就把这些汞全部运到印度。苏联人立即汇款到纽约。2周后，中航运送了300吨俄罗斯的锡，苏联共产党同样及时支付，使中航在等待美国军方兑现期间有偿付能力。

在驼峰的另一边的阿萨姆邦，为了给在向中国飞的轮班的飞行员提供住宿，中航已经在距离汀江机场几英里的一个茶叶种植园主的平房内建起了宿舍。 [78] 像该地区的其他每一座建筑物一样，它竖立在8英尺高的木桩上，以保护它免受雨季洪水的侵袭。它有100英尺宽，陡斜的屋顶上铺着茅草，一个宽阔的阳台横跨整个建筑的正面，台阶从地面直上阳台。高大而枝繁叶茂的树木在大院内投下令人愉快的阴影。陆军航空队的生活由其阿萨姆邦的本地人员安排，与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相比，中航员工简直是养尊处优。但中航仍然同样受到飞行员短缺问题的困扰，自今年年初《租借法案》飞机开始到达时就受到了妨碍。中航尝试拉有经验的飞行员到亚洲来，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航空界。

一个听见了中航呼唤的人是皮特·古蒂尔，他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一直为泛美航空非洲公司（Pan American Airways-Africa）飞行。 [79] 这是泛美航空的一家为运送飞机和物资横跨非洲大陆而成立的子公司，他之所以加入该航空公司，是因为空军认为27岁的他年龄太大不适合军事飞行，11个月前军队修订了该限制，但古蒂尔拒绝了他们招募泛非飞行员笨拙的尝试，而是前往阿萨姆邦，希望赶上泛美航空的中国合作伙伴的招聘。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身高差一两英寸够6英尺的古蒂尔，皮质飞行夹克搭在臂上，成心弄皱的飞行帽扣在头顶，充满了飞行员不经意的魅力，推开了中航宿舍粗糙的木头门。出来后，他发现吴士正在和未婚妻梅姬打羽毛球，她被中航聘用来管理宿舍。

“我听说你正在找飞行员”，古蒂尔说道。 [80]

“不是吧，”吴士吃吃地笑着说。“我们一直在到处找飞行员，然后你就来了，像泡过的茶叶片似的没精打采。”

吴士询问他的经验，古蒂尔三言两语说了一下履历：约800个小时，最后300个小时担任“DC-3”的副驾驶。

“你被聘用了，不过我要告诫你，这可不是你习惯的飞法”，吴士警告道。 [81] 最近，中航已经在驼峰上失去了第一架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吴士叫来宿舍的印度管家苏克罗（Suklo），请他给古蒂尔找个铺位。

古蒂尔向前用流利的印地语问，苏克罗是否乐意给他准备个热水澡？

吴士惊得几乎掉了球拍。

“大人”，惊讶的仆人咕哝着，“你的印地语流利得几乎就像个本地人。你怎么会说得这么好？”

古蒂尔笑嘻嘻地用印地语回答，他学会这种语言好带漂亮的印度小姑娘上床。

苏克罗哈哈大笑，匆忙退下，与别的仆人分享这个故事。皮特·古蒂尔在印度度过他的童年，现在，在美国度过了长长的15年后，他已经准备好了在东方重新开始他的风流韵事。

吴士叫古蒂尔飞往加尔各答正式开始上岗，古蒂尔作为副驾驶跟随中航经验比较丰富的飞行员开始了驼峰之旅。不当班的时间，古蒂尔开始结交其他两个新来者——吉米·福克斯（Jimmy Fox）和查尔斯·夏基（Charles Sharkey）。福克斯来自得克萨斯州达尔哈特市，6英尺高，瘦得像西红柿杆，皮肤黝黑，得意地留着小胡子，十几岁时在老家学会了飞行，读高中时是班长。战前，他已经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了一个学位，他是从泛美航空空中渡运公司（Pan American Air Ferries）迁移到中航的。 [82] 查尔斯·夏基来自马萨诸塞州劳伦斯，比其他两人早一个月加入中航，尽管古蒂尔认为夏基看上去还不到可以喝酒的年龄，更别说独自驾驶飞机，其实夏基最近已经通过鉴定成为正驾驶，使他成了新来的一拨人中的老手。夏基只有22岁，通过一系列的考核成为中航最年轻的机长飞行员，他从十来岁开始就一直飞，他攒足了零钱和补贴就交钱学飞行，然后在汽油和飞机行当工作以积累经验；1940年和1941年，他在加拿大教授联邦飞行员候选人学习飞行，之后才来到亚洲；不言而喻，他绝对不让别人叫他查克（Chuck）或者查尔斯（Charles），而是坚持要人叫他“夏基”（Sharkey）。他兜里装满了中航的钱，为自己营造了在加尔各答卡里亚路（Kariah Road）疯狂赌博和喧闹狂欢的名声。

秋末，像大多数中航的新员工在加尔各答的永久住处安顿下来之前那样，古蒂尔、福克斯和夏基都进行了一两次飞行轮班，他们进城时就待在大酒店（Grand Hotel）或东方大酒店（Great Eastern），皆为英属印度的华丽的建筑。大酒店坐落并面对着乔林基街（Chowringhee Street）和梅丹公园（Maiden Park），梅丹公园是加尔各答中部沿着胡格利河东岸的一个细长的公园。东方大酒店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旧法院街和英印街（British India Street）的十字路口。夏基、古蒂尔和福克斯在不当班的时候，被吸引到豪华大酒店吃圣诞大餐。地方政府在城市公共场合停电以困惑日本轰炸员和领航员，但在遮光窗帘的背后，大酒店为庆祝圣诞节而灯火辉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航的穿制服的人聚集在酒吧中。腹缠红蓝相间的宽腰带的仆人熙熙攘攘地在酒店中穿梭，黄铜徽章在他们的头巾和白色外套上闪闪发亮。8点刚到，身着制服的酒店总监走进酒吧宣布，“先生们，晚餐准备好了”。

一百多名客人鱼贯走入餐厅，站在自己的座位旁，凝视着满桌的火鸡和火腿、沙拉和小菜、高耸的李子布丁、烛台和冬青树枝。总监下令坐下，管弦乐队齐奏圣诞颂歌，乐队正在演奏第二节的时候，被酒店外深沉的震动打断了。紧接着是口哨声和喊叫声：“空袭！空袭！”

宴会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仆人四散逃离，乐队成员吓得呆若木鸡，军事人员冲出去归队作战，电力中断，酒店变得昏暗，只剩下餐厅柔和的烛光照耀着还愿意待在座位上的三个中航人和二十多个穿着制服的各色人员。发动机的低沉轰鸣、警报的凄厉尖叫和更多的炸弹爆炸声在城市上空回荡。

“去他的”，一个声音说，“让我们在大餐变凉之前自己动手吧。”

一名英国军官发现了一把雕刻刀，便着手对一只火鸡开工，盛了一盘又一盘；另一个英国人将白兰地倒在一盆李子布丁上把它点燃，火焰迅速沉降为蓝色的辉光；夏基绕着酒吧走了一圈，拿出一大捆威士忌。大餐后，一个英国人在酒店的钢琴上弹奏圣诞颂歌，其他人喝着，唱着，直至凌晨。

第二天是英国的节礼日，古蒂尔一早下楼，数具死尸横陈在节日喜庆的残破碎片中，只好从中选了一条路径出去。走出餐厅，穿过门厅，在人行道边上13级令人头昏眼花的台阶下，古蒂尔面对面地看着加尔各答街道的一贫如洗。一个裸体女人一动不动地躺在人行道上，她的大腿被她自己的经血弄湿了，悬停着的苍蝇和两条瘦狗的一团脂肪傍在旁边；几个乞丐拦住了他。这幅景象与豪华大酒店的上流社会的殖民辉煌形成了异常极端的对比。

几个街区外，古蒂尔查看了张贴在东方大酒店的酒吧外公告板上的中航航班时刻表。另一位飞行员问他是否听说过其他两位新雇员艾伯特·约瑟夫·普里文考（Albert Joseph Privencal）和詹姆斯·“斯基皮”·莱恩（James “Skippy” Lane）。

显然，詹姆斯·“斯基皮”和艾尔·普里文考在完成平安夜飞行之后，在汀江的平房的休息室把酒聊天。很快，他们没有了痛苦的感觉，普里文考则没完没了地大谈他在战前如何成为一个神枪手，为柯尔特火器公司（Colt Firearms）测试手枪。最终，“斯基皮”·莱恩再也听不下去了。“好吧，普里，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有多棒”，他从休息室的另一头叫唤。“我赌10卢比，说你打不中我的脚。”

于是，来自佛蒙特州他泊山（Mount Tabor）的29岁的艾伯特·约瑟夫·普里文考，从他的飞行枪套中拔出一支柯尔特1911自动手枪，在“斯基皮”莱恩的脚上炸开了一个0.45英寸口径的洞。

驼峰飞行的压力慢慢开始展露出来。

[1] 自由中国从阿拉木图到兰州的中亚运输线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后衰落了。

[2] R.E.舒尔曼（R.E.Schuirmann），海军作战办公室提交给国务院的备忘录，1942.4.16，AMMISCA，马格鲁德将军呼应这种情绪：The Military Mission in China to the War Department，February 10，1942；均见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pp.13-16，31 （“这样的宣传，如果我们自己的政府官员受其影响，即使是最轻微的程度，也会高度可能导致对美国的战争计划的严重背离。……可以准确地预料到，关于中国部分的如此误解会在这场战争中起作用，如果我们自己的战争计划全部基本上建立在任何这样的夸大的期望之上，我们可能大受伤害。”）；还有，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283-284。

[3]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85，注释3（2），引用了Marshall to Magruder，February 15，1942.

[4]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21，1942，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p.24.

[5]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53，引用麦克莫兰（MacMorland）日记，1941.12.16，18；另一份AMMISCA对中国的能力和缺乏进攻精神的评估：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42-43，写给马格鲁德将军；引用乔治·W.斯林尼（George W.Sliney）中校写给马格鲁德将军的备忘录；also，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71，80；the Military Mission in China to the War Department，February 10，1942，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p.13-16；史迪威将军于1942年8月1日写给劳克林·柯里的备忘录，第14和15点，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5，史迪威卷宗。

[6] Strategic Planning，1943-1944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3年～1944年》），pp.9-15；政治关系顾问（霍恩贝克）的备忘录，1942.5.7；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写给国务卿，1942.5.20；政治关系顾问（霍恩贝克）的备忘录，1942.5.20；远东事务司司长（汉密尔顿）的备忘录，1942.5.20；在国务院准备的备忘录，1942.6.27；均见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p.40，41，48-49，49-51，52-53，53-54，90-91；国务院对中国的战争潜力和蒋介石的领导力的乐观评估：远东事务司司长（汉密尔顿）的备忘录，关于电报报告，AMMISCA 256号，来自马格鲁德代表团；政治关系顾问（霍恩贝克）给副国务卿（韦尔斯）的备忘录，1942.2.16；远东事务司司长（汉密尔顿）关于中国的战争潜力的备忘录，1942.6.17；均见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pp.18-19，71。

[7] Secretary of State（赫尔）to the Chief of Staff（马歇尔），April 28，1942，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p.44-45。

[8] Lauchlin Currie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May 26，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Madame Chiang Kai-shek Folder；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165；Sir William Slim，Defeat into Victory ，pp.248-249.

[9] Hap Arnold，Global Mission ，p.332；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164；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389.

[10] Harry Hopkins，总统特别助理。——译者注

[11] Thomas M.Coff ey，Hap：The Story of the U.S.Air Force and the Man Who Built It，General Henry H. “Hap” Arnold ，p.270.

[12] 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15-18 （在Wings 中，邦德描述会晤阿诺德发生在1942年3月初他刚回到华盛顿，但他与宋子文和阿诺德就相同的主题开两次会似乎不大可能，笔者怀疑邦德记错了事件的顺序）；William Bond，“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4，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所建议的从汀江到昆明的货运服务是否可行的专题，在华盛顿非常认真地讨论了几次。P.H.黄（P.H.Wong）将军和沈德燮将军和我坚持认为做得到的，必须尝试”；H.H.Arnold，Global Mission ，pp.331-33，417-19，425；Coff ey，Hap ，pp.270-71；C&C 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1，Plans and Early Operations，January 1939 to August 1942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计划和早期行动，1939年1月至1942年8月》，第1卷），p.511；Oliver La Farge，The Eagle in the Egg ，pp.121-22；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202-4；Slim，Defeat into Victory ，p.170；Otha C.Spencer，Flying the Hump ，p.47。

[13] 当时，位于波托马克河对岸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五角大楼正在建设中。

[14] 当时喷流的气象现象还没有被很好地描述或理解。

[15]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15-318.

[16] 早在1942年4月13日，邦德就知道宋子文曾承诺每2个月将22架“DC-3”改装成“C-53”卖给中国，入租借法案对中国的账户：T.V.Soong写给交通部长Chang，April 13，1942，quoted in Young to Bond，May 21，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7] 笔者访谈迪克·罗西，2004.9.24；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2004.8.15；笔者与中航人员的谈话，2002～2009。该观点反映在许多公司通讯、战后的记载和对话中。

[18] Arthur N.Young to General Magruder，March 8，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19] 罗斯福总统在印度的私人代表（约翰逊）写给国务院，April 16，1942，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p.675-676。

[20] Colonel C.F.Wang to Sharp，May 14，1942；Arthur N.Young to Bond，May 21，1942；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39-340.

[21] C&C 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1，Plans and Early Operations，January 1939 to August 1942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计划和早期行动，1939年1月至1942年8月》，第1卷），pp.484，493；“History of the India-China Ferry under the Tenth Air Force，” June 22，1943，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p.5.

[22] Daniel Ford，Flying Tigers：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255；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2004.8.15，及访谈迪克·罗西，2004.9.23。

[23] （试图将他们嵌入战争努力中）：劳克林·柯里在珍珠港事件次日写给总统，提议美国志愿航空队可以形成美国空军特遣部队在亚洲大陆的核心：“给总统的备忘录：关于现在缅甸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建议，1941.12.8；Chennault to T.V.Soong，January 12，1942；Currie to SEGAC and GROCO （劳克林·柯里写给宋美龄与陈纳德），January 19，1942；Currie to President Roosevelt，April 2，1942；均见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AVG Folders；SEGAC to Currie，from GROCO，January 26，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Chennault Folder；史迪威日记，April 1，1942；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2004.8.15，及访谈迪克·罗西，2004.9.23；Charles R.Bond，Jr.，and Terry H.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 ，p.69；Martha Byrd，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pp.140-143；Ford，Flying Tigers ，pp.289-299；Olga Greenlaw，The Lady and the Tigers ，p.83；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91.

[24] SEGAC （for GROCO）to Currie （宋美龄为陈纳德写给劳克林·柯里），February 6，1942；Currie to Chennault，February 9，1942；均见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Chennault Folder；Currie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February 10，1942；Currie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April 1，1942；Madame Chiang Kai-shek to Lauchlin Currie，May 18，1942；均见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Madame Chiang Kai-shek Folder；George C.Marshall to Lauchlin Currie，September 10，1942，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1，George C.Marshall Folder；Arnold，Global Mission ，p.419；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73，note 79 （引用麦克洛伊写给宋子文，1942.2.3）；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474；比斯尔的战斗记录：http：//www.theaerodrome.com/aces/usa/bissell.php。

[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陈纳德拥有空中战斗的声誉，但事实上参加过空战的是比斯尔，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夏季击落过6架德国飞机。陈纳德在停战协定签订后5个月获得了空军飞行勋章（欧尼·艾利森曾是陈纳德的飞行教官），尽管有传闻说他1937年在南京单枪匹马地与日本交战，但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高级别陆军航空队军官一样，他是从地面领导“飞虎队”。

[26] “History of the India-China Ferry under the Tenth Air Force，” June 22，1943，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

[27] Arthur N.Young to Sharp，May 26，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8] Sharp to Arthur N.Young，May 30，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History of the India-China Ferry under the Tenth Air Force，” June 22，1943，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

[29] 陆军准将Haynes写给摩尔中校，1943.4.20，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Lewis Brereton，The Brereton Diaries，3 October 1941-8 May 1945 ，pp.127-128；C&C 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1，Plans and Early Operations，January 1939 to August 1942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计划和早期行动，1939年1月至1942年8月》，第1卷），pp.505-506；Ford，Flying Tigers ，pp.347-348。

[30] Bond to Bixby，“私人的”，July 10，1942，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

[31] American Aviation ，Vol.33，No.2，June 23，1969.

[32]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346，引自1942年具体日期不详的邦德写给姬兹的信；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迪克·罗西、古蒂尔、陈文宽、弗莱彻·汉克斯、威廉·马赫、唐纳德·麦克布莱德和许多其他中航老飞行员。

[33] Bond to Bixby，“私人的”，July 10，1942，PAA，Box 205，Folder 10。

[34] 远东事务司司长（汉密尔顿）给国务卿的备忘录，1942.5.28，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58：汉密尔顿提醒国务卿，指出邦德“坚信在日占区之上可以成功地运营一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空运航线”；政治关系顾问（霍恩贝克）给国务卿的备忘录，1942.5.29；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p.59-60：“在这一专题上的失败论绝大部分源于坐在总部做估计的人，而持相反意见的邦德先生，在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信这事情可以做成”；在劳克林·柯里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1942.6.3，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p.62-63，劳克林·柯里提到他与“中国航空公司”的邦德的良好关系；邦德正在努力说服的观点：由近东事务司卡尔文·H.奥克斯（Calvin H.Oakes）提供的谈话备忘录，1942.5.26，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p.56-57；William Bond，“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4，1943；C.F.Wang to Bond，April 30，1943，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去年，中航通过你个人与在华盛顿特区的人的接触，说服了美国当局认识到通过驼峰运输战争物资是可行的。”

[35]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20-324，328-329.

[36] Bond to Bixby，“私人的”，July 10，1942；Bond to Bixby，“亲爱的比克斯”，July 10，1942；均见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

[37]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167.

[38] 中国航空公司业务统计，1942.6，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9] Bond to Bixby，“亲爱的比克斯”，July 10，1942，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C.A.B.Docket No.1706，February 17，1947，p.31，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4；42n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July 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History of the India-China Ferry under the Tenth Air Force，” June 22，1943，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克莱顿·比斯尔写给史迪威将军，“给史迪威将军的备忘录”，1942.7.26，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5，Stilwell Folder；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53；史迪威日记，1942.6.24、6.30、7.2和7.8；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140-142.

[40] 应为军长杜聿明。——译者注

[41] 指中国第五军的第96师。——译者注

[42] Bond to Bixby，“亲爱的比克斯”，July 10，1942，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

[43] 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2004.8.15，笔者访谈迪克·罗西，2004.9.24；越南档案馆口述历史项目，斯蒂芬·马克斯纳尔（Stephen Maxner）访谈乔·罗斯伯特，2001.4.13和17；“以下信息来自周至柔，基于陈纳德将军的推荐，并得到比斯尔将军的同意，”1942.5.27，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2，AVG Folders；Bond to Bixby，“亲爱的比克斯”，July 10，1942，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Bond and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 ，pp.155，177-179；Byrd，Chennault ，p.149；Ford，Flying Tigers ，pp.339-40；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113；Erik Shilling，“Destiny：A Flying Tiger’s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pp.166-169，169，177；Clare Boothe，“The A.V.G.Ends Its Famous Career，” Life ，July 20，1942；Bixby to CNAC，May 14，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除非有美国陆军当局的书面批准，否则不得雇用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或机械师。”

[44] 比喻以小博大。——译者注

[45] Clare Boothe，“The A.V.G.Ends Its Famous Career，” Life ，July 20，1942.

[46] Ford，Flying Tigers ，p.366.

[47] Bond to Bixby，“亲爱的比克斯”，July 10，1942，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

[48] Bond to Bixby，“亲爱的比克斯”，July 10，1942，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2004.8.15，笔者访谈迪克·罗西，2004.9.23；Rosbert，Flying Tiger Joe’s Adventure Cookbook ，p.109；Shilling，“Destiny，” pp.170-171；Bond and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 ，p.208；Cliff Groh，“Cliff Groh”，C.N.A.C. Cannonball ，March 15，1974；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162；最终，19名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将为中航飞行：“中航雇用了约16人”：William Bond，“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4，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and the March 15，1943，飞行员名单列出了15个前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后来加入中航，不包括于1942年11月17日在驼峰牺牲的约翰·迪恩；但在“飞虎队”最后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名单上表明有19名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加入中航：Ford，Flying Tigers ，pp.389-397，那些不在1943年3月15日名单上的是弗兰克·阿德金斯（Frank Adkins），莱斯特·霍尔（Lester Hall），弗莱德·霍奇斯（Fred Hodges）和鲍勃·普雷斯科特（Bob Prescott），他们可能在1943年3月15日之后才加入了中航。

[49] 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2004.8.15。

[50] 还有些美国志愿队队员先去了别处，再加入中航，因此最终中航得到20名（据中航官网cnac.org为20名，本书作者称19名），其中3名在驼峰空运中牺牲。——译者注

[51] 史迪威日记，July 5 and July 6，1942；Joseph Stilwell and Theodore H.White （ed.），The Stilwell Papers ，pp.112-114；Theodore H.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 ，p.233；Eric Sevareid，Not So Wild a Dream ，p.321；C&C IV=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4，The Pacific：Guadalcanal to Saipan，August 1942 to July 1944（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太平洋地区：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塞班岛，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第4卷），p.413。

[52] Judy Bonavia and Richard Hayman，Yangzi：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Three Gorges ，pp.269-271.该别墅现在是个博物馆。

[53]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30-335.

[54] 美国第十航空队空运总部于1942年7月15日正式启动：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200。

[55]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167.

[56] （7.10有35架运输机在汀江，不能起飞）：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165。

[57]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167.

[58] “严格保密的备忘录：中航货运运营，印度至中国，不包括客运经营，1943.8.18，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航还从中国运出了175吨）；“中国航空公司业务统计”，1942.7，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说中航在7月总共空运了331吨的货物——严格保密的备忘录陈述的还要多20吨。

[59] Morgenthau Diary ，Vol.1，p.575（“他们正在通过印刷钞票这场战争”）；the Ambassador in China（高斯）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28，1942，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59；Stanley Hornbeck，“China’s Military Capacity—Recent Relevant Information，” July 21，1942，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Vincent，文森特）给驻华大使（高斯）的备忘录，1942.7.22，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pp.212-226；史迪威与白修德（编辑），The Stilwell Papers ，p.128；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pp.111-117；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 ，pp.214-221；Young，Cycle of Cathay：A Historic Perspective ，pp.176，179-181；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 ，pp.261-268，299-328；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197，249。

[60] （在信中所有列出项目均报告为1942和1943年的走私）：Sharp to All Flight Personnel，April 18，1942；Sharp to All Flight Personnel，July 4，1942；“List of Smuggled Goods，” August 21，1942；Bond to All Operations Personnel，November 18，1942；Bond to Bissell，May 3，1943；代理总飞行师McDonald to All Flight Personnel，June 5，1943；K.C.Lee to Sharp，November 25，1943；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James Houston Maupin，“Maupin，” C.N.A.C. Cannonball ，July 1993。

[61] Owen F.Johnson，“Report on C.N.A.C.，” March 15，194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58，Folder 8.

[62] 1942年9月的黑市汇率是1印度卢比兑换15.5中国元。

[63] 上校Wang Cheng-futo H.E.Dr.H.H.Kung，财政部，October 2，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64] Bond to All Operations Personnel，November 18，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65] Arthur N.Young to Bond，September 14，1942；“Approximate Cash Position of C.N.A.C.，” September 20，1942；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66] H.W.Davis，“Tungsten，” in E.W.Pehrson，and C.E.Needham （eds.），Minerals Yearbook ，1942，pp.673-684；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高斯），August 15，1942，报告基于 “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的尹（音译）”提供的信息；Ambassador in China （高斯）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4，1942；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eptember 22，1942；Ambassador in China （高斯）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1，1942；Ambassador in China （高斯）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29，1942；均见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2，China ，pp.662-663，664，665，668，672；E.W.Pehrson and John B.Umhau，“锡”，in Minerals Yearbook，1941 ，F.M.Shore，ed.，pp.731-754。

[67]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182-83，186；“Second Front Man，” Time ，October 5，1942.

[68] 史迪威，“史迪威将军给劳克林·柯里的备忘录，1942.8.1，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5；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182-183，186-187，引用一份电报，Stilwell to Marshall，September 4，1942。

[69] Bond to Bixby，Letter No.40-42，October 29，1942；Bixby to Juan Trippe，November 28，1942；均见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0；“NE Assam Air Raid Dope Told，” C.B.I.Roundup ，November 5，1942；贾斯珀·N.贝尔（Jasper N.Bell）上校，“给公共关系官员的备忘录”，1943.5.5，“第十航空队印中联队历史”的附件；“第十航空队印中联队历史”，1943.6.22，第8页；均见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46-347，引用邦德写给姬兹的信，1942.10；Royal Leonard，“Around the Japs over the Hump，” C.N.A.C. Cannonball ，1990；Carl Molesworth，P-40 Warhawk Aces of the CBI ，p.45-46；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314。

[70] 《租借法案》飞机的实际交付速度并没有完全跟上该年早些时候所做的承诺。

[71] 从技术上来看，这些飞机不是“零式”（三菱“A6M2s”），而是一种日本海军飞机，但或许是中岛“Ki-43隼”战斗机，盟军代号“奥斯卡”，一种由日本帝国陆军航空队飞行的类似但又不同的飞机。然而，邦德在1942年10月29日给比克斯比的信中称之为“零式”飞机，而中航飞行员经常将战争期间日本的任何战斗机一概称为“零式”，至今仍这样做，所以在本故事中沿用“零式”这个叫法。

[72] 该中航飞行员是黄官悦，陈文宽最好的朋友和中航最早的3位美籍华人机长之一，他在珍珠港事件后重新加入中航。

[73] Bond to Bixby，Letter No.40-42，October 29，1942.

[74] K.C.Lee to Major General Wheeler，August 20，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截至1943年8月20日，军方尚未支付中航1942年11月和12月的账单）。

[75] 汞是现代战争的另一种关键的主要原料，德国人占领了俄罗斯主要的汞生产区顿涅茨盆地（Donets Basin）。俄罗斯正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斯大林格勒与纳粹猛烈交战，不得不努力在世界各地采购汞以弥补短缺。

[76] H.W.Meyer and A.W.Mitchell，“Mercury，” in Pehrson and Needham （eds.），Minerals Yearbook ，1942，pp.714，729；C.F.Wang to Bond，Woods，October 19，1942；K.I.Nieh to Mr.T.May，November 11，1942；Young to Bond，November 11，1942；“Report of the Business Department，Chungking，” February 15，1943；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35-36；Hugh Woods，“Cargo out of China，” Wings over Asia：A Brief History of C.N.A.C. ，Vol.2，p.66；Woods，“Over the Hump，” Wings over Asia：Memories of C.N.A.C. ，Vol.4，p.64。

[77]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35-336.

[78] 在许多收藏中的平房相片；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1.23；许多其他对中航飞行员的访谈。

[79] 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1.23；Peter 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p.66，74-75；J.Gen Genovese，We Flew without Guns ，pp.155-156；唐·赖纳（Don Riner）写给cnac. org，2001.10.1，张贴在http：//cnac.org/sharkey01.htm。

[80] 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1.23；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p.66，74-75.296 airline had lost：William L.Bond，“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4，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Crashes，” C.N.A.C. Cannonball ，March 1，1981；J.Gen Genovese，We Flew without Guns ，pp.160 162；http：//cnac.org/accident012.htm，accessed September 1，2009。

[81] 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75；“Overheard at the Reunion，” 日期不详，C.N.A.C. Cannonball ，大概是1976年7月；Robbie Robertson to Reg Farrar，May 20，1979，C.N.A.C. Cannonball ，October 1979。

[82] 泛美航空为运送军用飞机到它们将被使用的战区而成立的另一家子公司。

22 卡在基岩边缘

美国战争部对空运结果很不满意。 [1] 它于1942年12月1日解除了第10航空队空运物资进入中国的责任，并将空运项目进行重组，交给美军陆军航空队负责全球空运的空运总队（ATC）的印中联队。1943年2月，史迪威将军向印中联队下达空运5000吨物资过驼峰的任务，很快就明显看出，印中联队连接近基准水平都做不到。 [2] “空运航线正在面临失败”，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抱怨道。 [3]

与之相对，中航正在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 [4] 从1942年8月初至1943年1月底，中航在印中之间飞行了1185个来回，自7月1日开始每天在驼峰至少飞行一次，这是军方不可能复制的壮举。自8月开始，中航已经空运了465吨的纸币进入中国，比任何其他类型的货物总和还多140吨，这是中国通货膨胀萎靡不振的准确体现， [5] 还有大量的铜锭和锌板、航空用品、汽车配件、重型机械、印刷油墨和纸张、铜线和钢丝绳、无烟火药、黄铜和钢帽、药品、轮胎、管子、各种战争物资和268名美国军人——全部都用来支持在中国的战争。中航同期空运出中国的有：1203长吨的钨矿，占美国工业消耗总量的7.4%；为苏联运送锡和汞；为盟军运送降落伞用丝、桐油、茶叶和6784名中国军人以充实在印度接受培训准备全面反攻缅甸的远征军和87吨用作美国海军漆刷的中国猪鬃。 [6] 要不是中航因备用零部件不足和缺乏（外部）合作而备受掣肘的话，进出双向的统计结果会更加令人瞩目。 [7]

1月底，恶劣的天气困扰着驼峰。 [8] 每小时100英里的逆风将飞机猛然托起；飞机从中国返回印度时，在14000英尺高的云层会遇到严重的结冰情况；驾驶舱的温度降到华氏零下二十几度，如果飞行员幸运的话，可以将他们的“DC-3”型号的飞机仅仅爬升到20500英尺有阳光的高空，在那里，他们在挡风玻璃被冻结的冰覆盖的情况下盲飞四五个小时，直至进入较暖的空气才能降低高度。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在更差的条件下做定期飞行，但自11月以来，中航一架飞机也没有损失过。邦德每当想到这都会敲击木头（tap wood）来为他们祈福。

可惜，好景不长。 [9] 2月13日，一架“DC-3”在离开重庆40分钟后右发动机着火，机长迫降在长江的沙洲上。机上的每个人都毫发无损地逃出，乘船顺流而下返回战时首都。该飞机是“DC-3”型46号，中航最负盛名的“DC-2 1/2”，又名“法国DC-3”，自从它声名远扬的机翼更换后一直忠诚地飞行，这回，大江涨水把它席卷而去。不久，春天的临近带来了更加易变的天气，更糟糕的情况接踵而来。

3月11日清晨，日出前约90分钟，在汀江，仆人领班苏克罗像往常一样把飞行员叫醒，宿舍的留声机刺耳地大声播放着格伦·米勒（Glenn Miller）的《在加拿大蓝色的天空下》（“Under Blue Canadian Skies”）。 [10] 早餐后，副驾驶古蒂尔和他的机长拉塞尔·约翰逊（Russell Johnson）即将展翅飞越驼峰，为陈纳德将军运送航空燃油。在昆明的地面上，查尔斯·夏基、吉米·福克斯和奥林·韦尔奇（Orin Welch）在休息室内，每人都即将从汀江出发执飞一架飞机，一边看着民工为出港航班的飞机卸下汽油桶并装上锡锭，一边说长道短，谈论飞行。韦尔奇说他发现了一条在低于11000英尺的云层下可以穿过山脉的通道，考虑到在高空中骇人的飘摆不定的气流和严重的结冰，这是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他提出在回程飞行时做给其他人看。

昆明向西，这些飞机聚集成松散的纵队队形。韦尔奇领队，然后是夏基，再后是吉米·福克斯，最后跟着的是约翰逊和皮特·古蒂尔。四机纵队爬升到10000英尺高度，绕开保山和大理的山脉，飞行得挺轻松，直到被一股分隔湄公河流域和萨尔温江的巨大山脊上的大气湍流弄得上下颠簸。一团巨大的云卷掩蔽了航路上最高的山峰，前方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得到山腰下部的岩石、光秃秃的树和乏味的白雪。一条V字形的通道从云层下面切入，韦尔奇带领着这支小小的编队贴着厚厚的乌云下缘向它直奔过去，约翰逊和古蒂尔控制着他们的飞机在后面松散地监督。突然，大雪拍打在挡风玻璃上，韦尔奇穿过了这条通道；在大雪的号啕声中，古蒂尔失去了夏基的踪影，他几乎看不到在他前面仅700英尺的福克斯。湍流连续猛击着飞机，古蒂尔偷眼瞄了一下仪表——飞机被卷入通道下风向的向下气流中，时速下降为90英里，并以每分钟500英尺的速度下落，古蒂尔使油气混合物充分燃烧，开足马力向前，侧倾飞离。

就在前方，吉米·福克斯拼命想提速和爬升，但由于对同样的问题发现得太晚而无法转向。他掠过树梢，有这么几秒钟他好像做到了，但他的左机翼钩在了一棵树上，28000磅的飞机侧手翻式地在森林中穿行，在一大片带雪的碎片中，树木被打得稀烂。

古蒂尔勉强控制着飞机在通道上穿过了急泻而下的峡谷缝隙。他默默地祈祷，希望福克斯没事，但他已经看到了他的坠落并知道他没有在谷底出现，古蒂尔拉平向前，转向沿萨尔温江南下，并开始拉升。约翰逊没有看到福克斯的坠毁；古蒂尔告诉约翰逊他目睹的一切。不久他们又遇到云和雪，再次盲飞。一当他们获得了足够的高度飞越群峰，就转向朝西飞行。

自从来到印度后，吉米·福克斯就一直是古蒂尔最好的朋友之一。古蒂尔假装用手帕擦干驾驶杆上的湿气，希望约翰逊不要看到他抹眼泪。吴士在汀江的跑道上迎接他们，脸上刻着安慰和担忧。韦尔奇、夏基、古蒂尔和约翰逊回家了；福克斯没有。吴士竭力使自己显得强韧，但他的飞行员们一眼就看透了他。他听完了故事，转身避开落日，余晖在他的眼睛上投下阴影。“你们两个回宿舍。我会在这儿坚持，再多等一会儿，以防万一。” [11]

2天后，古蒂尔、韦尔奇、韦尔登·塔特怀勒（Weldon Tutwiler）和黄兆基（George Huang）又从昆明飞回印度。驼峰是温和的，他们在萨尔温江以西的山脉顺利地低飞。在缅北的航路上，滚滚的雷雨云扑面而来，余下的航程就没有那么良性了，看起来未必能规避飑线 [12] 。古蒂尔盘旋到极低空，在丛林和云底之间，被大雨敲打着挤过去，如此飞了半个小时，才进入前方稳定的天气。乔治·塔特维勒、黄兆基、韦尔登和韦尔奇选择了直接穿过风暴飞行。

黄兆基在15000英尺的高度飞进了积雨云，上升气流突然推着他的飞机猛升，可怕的湍流差不多要将飞机摇散。他急转航向，飞机在23000英尺高度猛地飞出风暴，在如此暴怒的天气中做如此高难动作，着实技艺精湛，但力量如此强暴以致将货舱中固定锡锭的绳索扯断了。上百磅重的金属砖在机舱内向空中蹦起，然后像炮弹般坠落，砸碎了地板，穿透了铝皮机身。幸运的是，这些自由落体没有切断任何控制电缆。韦尔登·塔特维勒经历了同样的情况。黄兆基和塔特怀勒吓得半死，便学着古蒂尔的样子，盘旋到低海拔，在风暴下方潜行。这样的好运气没有向奥林·韦尔奇微笑，他和他的机组再也没有到达汀江。

48个小时内2起致命事故使货运飞行员士气大降。 [13] 他们已经在常识决定不该飞的恶劣天气中飞行了好几周。邦德和王承黻上校飞到汀江，为飞行员打气，加强他们对为打赢战争出力的重要性的认识。中航近期快速扩张，而邦德在华盛顿待了4个月，使邦德没能像在上海和香港时代与为他飞行的飞行员相处那样，与新来的飞行员形成密切的关系。坦率地说，许多货运飞行员不喜欢他，在他们看来，他是个“西装革履的高管”，是个政客，甚至是块“抹布”，是个计算着还有几个月就到50岁生日的老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20多岁不到30岁，就像所有其他地方的飞行员一样，因为邦德不会飞行或保养飞机，他们无法想象他能做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些战前加入中航的年长员工推崇邦德，但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不管邦德的激励是否真有效果，3月的第3周，虽然有结冰和降落在阿萨姆邦峡谷的7.5英寸雨量等情况，飞行员们坚持飞行，中航保持了每架飞机向中国的货运量远远高于军方的成绩。 [14]

1942年秋天，中航兑现了其对前“飞虎队”王牌飞行员乔·罗斯伯特的承诺，送他回家休假了3个月。新年过后，他执飞一架新的《租借法案》飞机回到亚洲，并在驼峰上飞了若干个来回，其中间隔了每次约7～10天在加尔各答的大量休息和狂欢的时间。4月初，罗斯伯特在汀江，已经飞行了接近100小时或120小时，很快会得到另一个进城的配额。坦率地说，他正赚着如此高的外快，并不急着回加尔各答。 [15] 中航人员最近在中国发现了另一个非法财源，政府的债券持有人会出售债券以兑现券面价值的几分之一，飞行员将这些债券通过驼峰飞到印度，将它们存入中国银行加尔各答分行并电汇向美国，在美国他们的家人就可以按面值赎回美国货币，而在美国中国银行授予的官方汇率是20∶1，这等于在本已很厚的蛋糕上又加了糖霜。飞行员用这个办法套利做得如此之好，开始将这些中国债券称为“黄金债券”。当初，许多中国人曾被迫购买这些国民党的债券，债券原持有人曾认为这些飞行员居然会相信他们能从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上得到任何回报，真是傻得可以，如果他们听到“黄金债券”这个绰号，肯定会惊讶得目瞪口呆。用从走私黄金进入中国所获得的利润，这些混合成了第三轮巨大利润。此外还有其他机会：在中国，飞行员利用非官方汇率与官方汇率的差值，以官方汇率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储蓄存单，该证书是中国银行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手段——而飞行员付出的是以黑市汇率换得的中国货币。再一次，正是飞行员拥有可以将储蓄存单带出中国的能力而给了存单镀金的机会，因为，基于当时所有的实际情况，这些存单在中国国内是不可能赎回的。3月，乔·罗斯伯特认购了价值4450美元的储蓄存单（约合现代55400美元），在加尔各答存入银行，并电汇到美国，在那里这些钱按官方汇率被他的家人赎回。他的几位货运飞行的密友又买了几千美元。当中国财政部发现了该模式，便很快低调地禁止了其操作，不想引起美国政府对官方汇率/非官方汇率的矛盾的太多关注，因为它曾坚持要求美国军方在中国采购须以官方汇率融提供资金，这是更加有利可图的天文数字般的盛宴。

针对这种情况，中航到最后一分钟才给飞行员分配飞机，他们的秘密赢利手段被局限到偷带东西放在十分容易被检查的手提行李中。而公司的机械师喜欢较大规模的机会。对于飞行员，由于机载货物清单列明了重量，而他们的飞机经常看起来比按常理还要行动迟缓，他们猜疑中国机械师将金条悬挂在收油池和油箱内；有谣传说机械师用黄金伪造发动机整流罩，再漆上单调的颜色，按常用零件安装，用汉字在上边做了记号，让他们在昆明的同事知道哪件要换下来。

罗斯伯特在当前的轮班中被分配到一位新的副驾驶——身材瘦长、黑头发的查尔斯·里奇利·汉密尔（Charles Ridgley Hammell），常称“里奇”，他类似皮特·古蒂尔，是从泛非转到中航来的。 [16] 罗斯伯特和汉密尔没有太多时间彼此熟悉，但除了飞行，他们有很多共同点。罗斯伯特来自南费城（South Philadelphia）附近，家在第十七街分别与里特纳（Ritner）和波特（Porter）的交叉口之间的区域，汉密尔则在附近的日耳曼敦（Germantown）长大，距离上述区域10英里远。聚居日耳曼敦的中产阶级信奉贵格会和新教，聚居南费城的蓝领阶层信奉天主教，虽然两者有相当大的社会距离，但那种距离并没有对他们的工作关系产生影响。罗斯伯特是前“飞虎队”勇士，又是资深机长，德高望重，汉密尔只有佩服的份儿。他们在一起飞得很棒。

1943年4月7日，像往常一样，苏克罗在第一线曙光远未出现之前唤醒他们，早餐后他们坐在一辆公司卡车后部，颠簸着穿过片片茶田到达机场。吴士给他们安排了报务员王耀东 [17] 和一架《租借法案》“C-53”型飞机。天气报告预测在缅甸有强劲的西南侧风、风暴以及可能结冰的状况，这在最近几周是意料之中的事。

黎明的亮光沿着跑道洒开，罗斯伯特和汉密尔给他们的飞机按惯例迅速检查，打开油箱的排水槽排出积累的水分，踢踢轮胎，在尾轮上撒尿求好运——这被广泛认为是飞行前最重要的仪式。 [18] 装着重型机械的板条箱摆满了货舱。罗斯伯特和汉密尔除了检查负载清单上的总重量统计和看一眼捆绑情况外什么都不做，他们并不在乎飞的是什么东西。汀江的地面工作人员给飞机装货；昆明的地面工作人员给飞机卸货。乔·罗斯伯特唯一重要的货物是藏在报务员隔间角落里的一桶一加仑大小的可口可乐糖浆——这是送给一位有钱的中国朋友的，他喜欢混合苏格兰威士忌的可乐糖浆。这是个漂亮的礼物，这样的奢侈品在战时中国是无法获得的。

春季阿萨姆邦和缅北的天气极不稳定，就像一口盛满了狂暴的不稳定天气的大锅。一旦进入巡航状态，罗斯伯特在向东飞往昆明的航向上略加了向南的偏转，以补偿他所推测的时速可能为40～75英里的西南侧风。

离开汀江30分钟后，在16000英尺的高空，他们遇到了颠簸的气流和乌云，在下一个小时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持续依赖仪表盲飞。突然，湍流剧烈地冲击着飞机，一团模糊的雪花扫过窗口。湍流和雪花，再加上无法搜索到赫兹堡 [19] 定向信标，使罗斯伯特猜测他们被吹到了目标航向以北，被轻推进自西藏流出的冷空气和高得多的山的上空。他在向东的飞行路径上又加了几度向南，试图爬高离开风暴，但超载的“C-53”达不到更高的高度。

罗斯伯特将操纵权交给汉密尔，于是汉密尔与这些打击作战，其控制飞机的能力给罗斯伯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艰难的飞行，但如果过了这一关，他们就可以越过最高的山峰和最糟糕的天气，到达航程的中间点。旋转着的螺旋桨叶把结在上边的冰砸断，甩出来的碎块猛烈地撞到机身的铝皮上砰砰作响，清脆的撞击声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清晰可辨。罗斯伯特透过侧窗向黑暗中探视，机翼和发动机吊舱表面结了一层冰，就像上了釉，只要有过冷水滴与其他暴露表面的铝接触就会冻结并积累在上边。螺旋桨除冰器可从桨毂喷洒酒精防冻液到旋转的叶片上进行除冰，罗斯伯特一边咒骂着一边打开螺旋桨除冰器。不幸的是，中航的“C-53”型飞机的螺旋桨除冰器没有了沿机翼前缘安装的气动橡胶可膨胀件——在这架飞机离开美国之前，某些笨蛋为了减重，从飞机上拆除了气动橡胶。在接下来的5分钟，数千磅的冰在机翼和机身上形成，影响了飞机的气动性能，导致升力减小、重量和阻力增加。飞机失去速度，罗斯伯特启动应急电源，但是动力不够，为了保持飞行速度，汉密尔不得不把油门杆推到最大。飞机失去高度，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备用手段了——航路上的峰顶升高到距离他们的巡航高度只剩几千英尺，这个的巡航高度是指如果他们还停留在平常的飞行路线上的，如果他们被推动向更北偏移，将会置身于更高的山峰中。

“操纵装置变得不听使唤”，汉密尔指出。

左侧窗外，机翼看起来像一根被白霜覆盖的冰棒。“机翼上有5英寸厚的冰。”罗斯伯特诅咒道。“我们过不去，掉头。”

在掉头时，汉密尔照看着飞机，尽其所能维持速度和高度。

如此严重的结冰情况会堵塞化油器的进气，于是罗斯伯特竖起耳朵捕捉发动机的声音是否有任何不正常，但巨大的星型发动机稳定地咆哮着，这是唯一不变的情况。连续的颠簸冲击着飞机，高度计指针跌至16000英尺以下。冰凝固在挡风玻璃上，罗斯伯特脱掉一只手套，将赤裸的手贴在玻璃上试图将霜化开一个观察口。高度继续下跌到了13000英尺。如果他们在原定航路以北的话，很容置身于这么高的山峦之中。“让我和王耀东甩掉负载吧”，汉密尔恳求道。

罗斯伯特拒绝了他。如果汉密尔和王耀东把一件松绑的货物好不容易挪到舱门，一股湍流就可能将这件货物刮到货舱后部，这样对重心的突然干扰可能使飞机熄火，是灭顶之灾。罗斯伯特命令王耀东告诉汀江控制台他们碰上了麻烦，王站在过道上敲击了一条莫尔斯电码的信息，但没有收到回复，他待在岗位上不断尝试。

挡风玻璃外面的冰封的灰度好像减轻了，罗斯伯特觉得风暴可能正在停下来，他把赤裸的手从被其融化出来的小孔揭开。“上帝啊，一座山！”

罗斯伯特抓起驾驶杆并向右偏转，狠踩右舵，汉密尔也类似这样做。飞机转向刚刚只掠过了高点，但当飞机腹部划过连接相邻峭壁的岩石露头的隘口时，2个螺旋桨和1个发动机从机座上被撕断，发出刺耳的磨碎声，巨大的颠簸将罗斯伯特的头撞向仪表板。在石隘的远侧，飞机轰的一声栽入一片雪地并倾侧在白茫茫一片中冲滑。身系多点安全带的乔·罗斯伯特失去知觉，瘫软垂下。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也许有1分钟，罗斯伯特睁开了眼睛，彻底迷失了方向。发动机已经稳定地咆哮了两个多小时，现在，就像身处坟墓之中，茫茫一片死寂。感觉飞机就像是在缓缓地下潜，但没有动力。罗斯伯特困惑地看着纷纷扬扬地落在仪表板上的雪片，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乔！乔！在它着火之前快点离开！”

雪花噼噼啪啪地敲打着飞机的金属外壳，罗斯伯特茫然的头脑中只想着一件奇怪的事实：该撞击把机翼和机身上的冰都给甩掉了。平日的训练起了作用，他伸手关掉了磁电机，切断电源以减少火灾的危险，这是标准的撞机处置程序。寒风猛然刮进驾驶舱，罗斯伯特伸长脖子，赶紧避开。飞行员座椅后上方的机身撞了个大洞，雪花飞舞着从口子钻进来，远处乌云翻滚。罗斯伯特不认为飞机会起火。它如果要着火，早就着了。

“见鬼去吧”，罗斯伯特说道。“快回来，别冻死了。”

汉密尔向这边走过来，摇摇摆摆地扶着天花板支柱以舒缓明显的踝关节损伤。报务员隔间被挤压扭曲得像一卷纸，王耀东躺在过道上，死了，脑袋向一旁耷拉着。

罗斯伯特试着不去盯着他的副驾驶看，汉密尔仿佛已和乔·路易斯 [20] 打了十几个回合，左眼下一道3英寸长的渗血伤口，眼圈已经变得紫黑，眼睛肿得睁不开。罗斯伯特摸索着解开座位的安全带并试图站起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从右腿升起，使他跌坐回座位上。他的右脚以一种不可能的角度突出到一边，显然脚踝骨折了。他小心翼翼地在舷梯边稳住自己；受伤的腿连一盎司的重量都支持不了。“我们在这个位置暖不起来，让我们到后边去，那儿没有那么多该死的冷空气吹进来。”

汉密尔拿着一个降落伞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并解开了伞索，乳酪色的丝绸伞面被风翻卷着吹向飞机尾部，罗斯伯特带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两个飞行员钻进一个巢穴中并检查自己的伤势。罗斯伯特的右腿内侧一块骨头丑陋地向外戳出来顶在皮肤下，如果他不动，痛得就没那么厉害。汉密尔的右脚踝也严重撞伤，肯定扭伤了，兴许还骨折了，说不清楚。汉密尔哼了一声，“右方向舵好沉，它给顶了回来。”

机身的一侧，一扇客舱门被一条铰链悬荡着，雪花飞舞，从门开口处涌进来。汉密尔走到报务员隔间，跳过王耀东泛灰的尸体，取回他们的飞行袋、航空图和飞机的生存工具包，包内只有一份C-口粮 [21] ，其余的早在汀江或昆明就被哄抢一空，并有可能在黑市上卖掉了。两个男人盯着这一份食物，决定不吃。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在巢穴内蜷缩在一起，仔细查看图表，并试图确定所在位置。如果高度计的读数是真实的话，他们被卡在了14000英尺以上的基岩边缘，不可能靠近山峰高度低于11000英尺的帕特凯山的任何地点。考虑到强于预期的侧风、从中国向外飞行等因素，在他们掉头的时候，有可能已经把他们的飞行路径变成了倒C形，结果以在位于缅北或阿萨姆邦某处的山腰上告终，除了他们还没有飞达的驼峰外，这是唯一达到或超过他们的撞机高度的山峰的区域。要找出他们究竟撞在何处就要难得多，整个地区都是山区，有成百上千的可能性，他们最好的猜测一直向横跨印度和缅甸最北端边界的一组13000～17000英尺高的山峰靠拢。如果准确的话，距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方可以确认是位于上阿萨姆邦（Upper Assam）文明的边缘的萨地亚城（Sadiya）。这未必是好消息：萨地亚城和他们的直线距离起码有75英里，中间的地形极其崎岖，山峰险峻，峡谷陡峭，丛林中连小路都没有，此地世居着尚未被现代文明触碰过的原始部落，以猎取人头著称。“我们真他妈的幸运”，罗斯伯特笑着说。“我们以110英里时速撞了山，还在这里说这个。”

“幸运？想想吧”，汉密尔讥笑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或者不知道是否有人会找到我们，又或者如果他们找不到，我们要他妈的怎么离开这儿。我们可能最终会希望当时我们就朝着那座山一头撞上去好了。”

汉密尔从他的飞行袋摸出一副纸牌，两人玩起了金罗美纸牌游戏，他们呼出的水汽在纸牌上凝结。罗斯伯特在航行地图边缘上记分。“要乐观”，他说。

游戏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他们被饥饿的最初的痛苦所困扰，但谁也不想分吃珍贵的C-口粮，于是汉密尔搜索到藏在无线电隔间内仍然完好无损的那一加仑可口可乐糖浆，并稍稍滴了一点在一些一口大小的雪球上，制成了“可乐雪球”，这是可以麻醉胃痛、使最严重的饥渴疼痛变得麻木的药物。

风暴变强了，再度开始的阵风围绕着飞机哀号，大雪喷射着穿过飞机破损的门洞。整夜，罗斯伯特和汉密尔裹着降落伞绸，靠在空运货物装卸区的后部抱团取暖。黎明前，风暴停了，太阳在晴朗的天空中升起，但残骸留在阴影中。过了寒冷的几个小时后，太阳照亮了一道山脊，阳光透过大开的门洞流进机舱。汉密尔扭动着从伞布中钻出来，蹒跚地走到门口，外面，新鲜的雪域反射出刺眼的白色，他眨着眼强忍住泪水，聚焦察看现场的景物。机翼上覆盖着新落下的2英尺厚的雪；四周环绕的山峰上，冰沟如蛛网状穿过暗色的岩石带与白雪皑皑的山脊交汇；在他们下方，向西，越过从山脚直到峰巅都没有树木的山峰，是一排又一排崎岖不平、丛林覆盖的小山，逐渐褪为灰绿色的地平线。除了失事飞机，荒野没有遭到任何玷污。

汉密尔探出舱门口回顾他们的飞行路径。他向后指着说：“看，如果我们飞的高度低了5英尺，就会一头撞在石隘的另一侧的石头上，那我们就完蛋了。”他又向前指着说：“如果我们飞的高度高了5英尺，我们就会避过石隘，直接撞到前边的山上。”他再指点着附近许多其他高点说：“而如果我们靠左或者靠右几百英尺飞行，就可能撞到别的峭壁中的一个，这样我们又会玩完了。即使是非常理想的天气，你也不可能活着在这里着陆。”

周围没有一丝风声，万籁俱静。罗斯伯特用手指敲击着飞机蒙皮，知道如果他们接近正常飞行路径的话，人们会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回到飞机后部，俩人玩起了牌并谈论着家乡。这很滑稽，他们在费城和日耳曼敦长大，距离这么近，但在撞上了亚洲的一个山腰时，他们才有时间比偶然相识做更多的彼此了解。下午，浓云在山峰上积聚，到了晚上，大雪再次降临，天黑后起了风，雪崩在他们周围隆隆作响。

第二天早晨，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在舱门口晒太阳取暖，寂静在连绵不断地延续，包含了明确的信息：不会有援助。他们讨论了放弃飞机的实际意义。在西边某处横亘着安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 [22] 流域，但该地区的主要河流都是从北向南流的，尽管跟随它们向下游走会更容易，但是，如果他们迷失的方向太偏南，很有可能最终会被日本人抓住，那样就太可怕了。罗斯伯特认为他们唯一现实的机会是得到本地部落土著的帮助，但是汉密尔担心有关他们是猎取人头的蛮人的流言。

“我宁可把机会给他们，好过给日本人”，罗斯伯特答道。

行装很简陋：飞行夹克、身上的衣服、一张地图和一支笔、汉密尔的打火机、一把刀和独一份的C-口粮。实话说，他们的机会很小，但如果不采取行动就没有希望。干等，什么也不做，结局是明显的。飞行员的骄傲要求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决定第2天离开。

他们最初的逃离尝试是个重大的失败。黎明，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醒来，多等了几小时，好让早晨的阳光照射到他们，虽然汉密尔的脚踝可以支持一些重量，但他一屁股陷进被阳光晒软了的雪中。罗斯伯特没有适当地撑住他的脚踝，它无法承受任何负荷，而他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努力跟上步伐。他们连滚带爬折腾了三个钟头，才勉强前进了500码。他们打算到达的雪线在山坡下面，要经过许多凹凸起伏的地势，罗斯伯特可以看到雪线，但仿佛遥不可及。面对要穿着湿衣服在雪地中过夜的前景——他们又回到了失事飞机上。

在降落伞内缩成一团度过了另一个漫长的夜晚后，罗斯伯特小心翼翼地脱去靴子，检查脚踝，自从事故发生接着下来的几小时后，他一直没有理它。带黑色的色斑在肿胀的肌肉上留下条纹，接着，他捏捏每只脚趾，感觉到了对应的知觉，证明它们依然全部都血液通畅。然后他搓揉损伤处，非常痛。在逃离之前没有把受伤部位适当固定是严重的疏忽。罗斯伯特专心致志地构建一些足以承受一点重量的东西。

他们的飞机是一架“C-53”，该型飞机是由“DC-3”型民用客机去掉了座椅和乘客设施而改造的，留下了它提供较为奢华的服务时在机舱内两边墙上用1/8英寸胶合板镶的内衬。罗斯伯特撕下一块，把它分成两段一英尺寸宽的木条，绕着脚踝卷起以支撑受伤的脚踝，并用从降落伞上扯下来的丝带把它们捆绑固定，这样它们贴紧受伤部位但不影响血液流通。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结满了冰雪的机舱门已经被撕扯得几乎完全脱离铰链，倾斜地靠在飞机的一侧。尽管有凹痕，它还是保留了机身的基本曲线，于是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努力把它给卸了下来，想把它试当雪橇使用。虽然推动起来很笨拙，但确实可以滑动。经过几次测试后，他们把它紧贴机身放置，然后用剩余的白天时间玩金罗美纸牌游戏，并记分。

“明早我们必须走”，汉密尔说。“如果我们再待在这儿，就要永远待在这儿了。”

当出现第一缕光线时，两个宾夕法尼亚人醒来，慷慨地在小雪球上滴上糖浆，直到最后一滴都滴上，并吞下了肚子所能容纳的全部可乐雪球。罗斯伯特将套在固定了的踝关节的靴子绑紧，向王耀东的冰冻的尸体鞠了躬，走出舱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刺骨的寒冷麻木了他们的手脚，但在冻硬的雪上更易于滑行。他们把门拖出来摆好，趴在上边，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好腿蹬着它前进，每蹬一下，门就在雪面上吱吱嘎嘎地滑动几码。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奋力地前行了大半天，直到他们到达了一处前面的斜坡相当陡峭的地方。

他们在门上找出最牢靠的抓手位置并踢动门做的雪橇，这扇门跃起越过斜坡的边沿。几秒钟后，他们无法制动，原来这个门制雪橇夹在了下方斜坡上的岩石中，石头就像天然磁石一样吸着这门，它震荡了好一阵，把两名飞行员甩到雪地上，门做了两个侧翻动作，翻回到滑动的正面，然后消失在更陡峭的斜坡下边。

他们用屁股滑完了剩下的500英尺的山坡路程。在山坡底部，备受煎熬的两人摆脱了冰雪，进入了满布巨石的地域，一只小小的黑背的鸟在岩堆中跳跃，这是他们七天来看到的第一个活的东西。

他们摸索着穿过岩石来到一个峡谷的顶部。汉密尔的伤比较轻，已经可以走得快很多，许多次他抢着走在前头，然后等待罗斯伯特赶上。接近黄昏时，他们努力进入了峡谷，受伤脚踝是已知的困难，其疼痛尚可忍受，迄今为止还不清楚他们最大的负担会是什么。当日光暗下来，他们一起挤在一块悬垂的岩石的突出部位下，坚硬的岩石地面和快要冷凝的空气榨取着他们的湿衣服中的暖气。他们痛苦地颤抖着，度过了各自所知的最长的夜晚。

黎明慢慢来临，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各咬了一口C-口粮，蹒跚地离开宿营点。那一整天和接下来的一整天，他们的工作就是沿着峡谷向下走，每天艰难曲折地前进一两英里，总的来说沿着一条融雪形成的急流的右岸走，沿途的支流给急流添加了许多容量。

随着地势下降，灌木植被和藤蔓开始在峡谷两壁上繁茂起来，一片高山脚下的小丛林阻碍了前进道路，旁边的洪流持续上涨。每天晚上他们分享一口C-口粮，并挤在石头掩体下抱团取暖。在离开飞机向下走的第四天将尽时，前面下方的区域在越来越宽阔的树林和丛林中似乎变得开阔，即使峡谷自身在收紧。越来越陡峭的侧壁迫使他们向着河走，最终罗斯伯特和汉密尔不得不摇摇晃晃地翻过河边的巨石或者绕过去，经常涉水通过。一阵低音振动刺激着他们的听力边缘，峡谷两壁进一步靠得更近，水流加速，振动变成了飒飒响，每向前迈出一步，音量随之增大，直到化为大灾变似的雷声，在整个峡谷中回响。

前方，河流通过一连串垂直的石阶，跌入一个喧嚣的、雾霭缭绕的峡谷中。人不可能从瀑布下去，他们在一堆乱石中精疲力竭、呆若木鸡地垮了下来。他们被困住了，他们的家人将永远不会得知他们的命运；没有人会知道他们都承受过什么。

[1] “History of the India-China Ferry under the 10th Air Force，” June 22，1943，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268；C&C VI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7，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环球服务》，第7卷），pp.120-121 （1942.12.1，印中联队有44架飞机和866名人员，是中航规模的两倍多）。

[2]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267.

[3] 史迪威日记，January 18，1943。

[4] William Bond，“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4，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确定精确的业务统计很困难：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57，说1942年中航飞了873个来回，携带了1804.3吨进中国及1833.1吨往印度，但这些数字大约只符合那些计入“中国航空公司：业务统计，1942.5～1943.5”，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的数量。后一个文件似乎只计算了中航使用《租借法案》飞机空运的货运量，（与总货运量）两者数字相差不远，然而，定义不同，且很难确定这些数字反映的是中航整个机队的成就，或仅是《租借法案》飞机用于驼峰的运量；“History of the India-China Ferry under the 10th Air Force，” June 22，1943，p.9，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

[5] 1942年9月至1943年2月，纸币占经驼峰航线向东空运的全部吨位的9%：查尔斯·F.罗曼纳斯（Charles F. Romanus）和赖利·森德兰（Riley Sunderland），《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Stilwell）在中国的使命》，第314页。

[6] H.W.Davis，“Tungsten，” in E.W.Pehrson and C.E.Needham （eds.），Minerals Yearbook ，1942，pp.673-684；Young to Bond，November 11，1942，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Report of the Business Department，Chungking，” February 15，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7] William Bond，“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4，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8] Bond to Bixby，Letter No.57-4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58，Folder 6；史迪威日记，January 31，1943。

[9] 1943年中航股东特别会议记录，日期不详，但可能是1943年2月底或3月；“Agenda of the 43r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日期不详，但可能是1943年2月底或3月初；上校W.F.Courdray to CNAC，May 31，1943；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Arthur N.Young，Cycle of Catha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165；古蒂尔给笔者的电子邮件，2007.1.23。

[10] Peter 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p.77-81；Roy Farrell，未完成手稿，C.N.A.C. Cannonball ，1999；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1.23；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2004.8.15，古蒂尔给笔者的电子邮件，2007.1.23。

[11] 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1.23。

[12] 指带状雷暴群所构成的风向、风速突变的强对流天气。——译者注

[13] C.F.Wang to Bond，April 30，1943；货运飞行员对邦德的看法：笔者对许多中航驼峰飞行员的访谈；战前加入的飞行员的态度：笔者访谈陈文宽，2006.4.19 （“但是他们不认识他！”）。

[14] C&C VI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7，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环球服务》，第7卷），p.116.

[15] Arthur Young to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May 7，1943；Arthur N.Young to Bond，May 19，1943；Arthur N.Young to Chuck Sharp，May 19，1943；Albert Shao，中国银行副总经理，to Arthur Young，May 15，1943；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Gold bond” scheme：笔者访谈许多中航飞行员。

[16] （罗斯伯特/汉密尔历险）：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2004.8.15，在2005年2月21日、23日和24日连续三次的电话采访中，全面核对了引述，证实了细节和回答了问题；还有：斯蒂芬·马克斯纳尔访谈乔·罗斯伯特，2001.4.13和2001.4.17，越南档案馆口述历史项目，德克萨斯理工大学；Albert Ravenholt，“Pilots Given Up for Dead Return after 46 Days，” C.B.I.Roundup ，June 3，1943；乔·罗斯伯特机长，对威廉·克莱门斯（William Clemens）说过，“Only God Knew the Way，”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12，1944；“Return from the Dead，” New Horizons ，May 1944；Joe Rosbert，Flying Tiger Joe’s Adventure Cookbook ，pp.111-125；Link Laughlin，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

[17] 本书称Li Wong，根据两航史料应为王耀东。——译者注

[18] Roy Farrell，手稿，C.N.A.C. Cannonball ，1999。

[19] Fort Hertz，位于缅甸北部，也称葡萄（Puta-O）。——译者注

[20] Joe Louis，美国拳王。——译者注

[21] 一种罐装预制的湿式口粮。——编者注

[22] Brahmaputra，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之后的印地语名称。——译者注

23 “我们将在余生不断谈论此事”

邦德被空难的损失吓坏了。 [1] 他的航空公司曾运行得这么好，飞了这么久，然后，在28天的时间里，中航在南亚地区损失了3架飞机，并且，据邦德所了解的情况，死了9个人。这是自1933年杭州湾灾难以来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故。邦德从来不是个推诿塞责的人，他绞尽脑汁想要找出导致缺陷的原因。

驼峰是世界上最难飞的区域，无处可比，任务的紧迫性意味着在平时安全标准根本不可能许可的条件下也要飞行。邦德写道，天气“几乎总是差的，而且多数情况非常差”，而且高海拔的地形限制了飞机的技术性能。 [2] 这些是既定的，就像日出和战争，无可改变，只能被接受。除此之外，邦德认为3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事故。其中第一个原因是飞行员。中航飞行员名册的规模在过去9个月翻了两番，从1942年上半年的在册15名或16名增加到失去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前的在册58名。原有的15名商业飞行员在珍珠港事件前就跟着中航飞行，经验非常丰富。1942年夏天加入中航的16名陈纳德“飞虎队”飞行员，都受过“高于平均水平的训练”，曾在夏末和秋初驼峰条件相对良好时飞过并了解了驼峰航线。（有能力用仪表飞行的飞行员并不认为在风季飞行特别困难）10月以来，中航已招募了27名已经“通过检验”的飞行员，大多数是机长。正常情况下，新员工应作为副驾驶在像驼峰这样的航线上飞行6～8个月后才成为负责自己的飞机的机长。战时扩张迫使中航降低他们的经验中的标准来提拔新人，即便如此，直至二三月份天气变坏前，他们一直做得很好。第二个原因是中航明知而故意让飞机超载。道格拉斯设计的飞机的“最大总载重量”为24400磅，中航“毫不满足”地装载了27000磅，有时更多。过载降低了安全系数。第三个原因是在许多本应待在地面的恶劣天气下他们还要飞行。“从纯技术角度”，邦德认为以上三条都是“严重的错误”，他给王承黻总经理写了一封信，表示他“负全部责任”。中航并没有疏忽大意或漠不关心，只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存在着严重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办到的关键时期，运送迫切需要的物资进入中国”的任务是如此的重要。“防止这些事故发生的唯一办法是停止驼峰飞行，”邦德写道，“不可以这样做，不予考虑。我们正在做的是军事飞行，必然会有一定的和不可避免的风险。中航实际上正在参加这场战争的战斗，损失在所难免。我们已经历了一些，并且我们预料还会经历更多。”

中航的榜样是至关重要的。用简洁的统计术语说，它展示了专业的航空运营面对驼峰的风险可以完成什么。4月的头10天，军方只有59个航班降落在中国，而中航有超过100架。 [3] 同期，中航用21架飞机飞了102个航班，平民们用只有军方五分之一的飞机完成了比军方多近一倍的航班。 [4] “虽然我们的损失是悲惨的，但我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邦德总结道。中航专注于自己对战争努力的贡献，是证明9位年轻飞行员献出他们的生命是有道理的唯一途径。考虑到天气的恶劣、可用飞机的缺乏、空运势在必行，以及他们消失的地区非常大而且没有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失踪人员进行相关搜索。

邦德对中航死亡人数的估计可能多算了2个。当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乔·罗斯伯特和里奇·汉密尔还活着，但也仅限于此，他们被困在一条偏僻的峡谷中，脚下是一连串下不去的瀑布。 [5] 他们已经为生存奋斗了多日，虽不敢奢望，但仍心存侥幸，他们坐在连串瀑布的上方，茫然不知所措，肮脏的飞行服就像麻袋似的挂在他们瘦削的骨架上。他们颤抖着，几分钟变成了几小时，瀑布的咆哮充满了环绕着他们的斗兽场。

汉密尔的目光沿着峡谷两边的侧壁缓缓移动，直到发现了一条结实的藤蔓从一侧壁上悬吊下来。“乔，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那个东西爬上去？”

罗斯伯特细细打量那个斜坡，好像曾被使用过。

靠着藤蔓的支撑，汉密尔将自己拉了上去，通过了隆起60英尺高的位置。罗斯伯特跟着他向上攀登，许多次，他必须依托受伤的脚踝承重，不得不痛苦地停歇。到达顶部后，他们发现该藤蔓被固定在一棵小树被人砍出的槽口上，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由此引出。他们就像正在溺水的人那样紧紧贴近这条废弃的小径，沿着它爬上坡度较缓的斜坡，进入峡谷上边的地区。那天晚上，他们吃完了C-口粮的最后两口。

又过了三天，他们前进了几英里，每天晚上顶着凄风冷雨，痛苦地蜷缩在大堆植被中。从坠机开始已经过去了两周，自离开峡谷以来的第三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穿过一条小溪。汉密尔顺着小径朝溪流的远端上坡，并在隆起的峰顶上消失。罗斯伯特一瘸一拐地在后边走，重点放在他面前的地上，仔细地选择着每一步的姿势以帮助断腿，他差一点被跪在路中间的里奇·汉密尔绊倒，汉密尔向前做着手势，说不出话来。该小径沿着一条小溪的流水缓缓地下坡，溪流进入一小块空地，空地上有一间很长的长方形小屋，用4英尺高的木桩撑起来，竹子建造，用茅草盖屋顶。一缕青烟从屋顶袅袅升起。

在昏暗、充满烟气的建筑物内，飞行员们在火塘边发现了2位衣衫褴褛、因白内障而已失明的老妇人，她们吓坏了，用瘦削起结的手臂庇护着6个赤身裸体的孩子。很快，2个饿得要命的美国人的嘴巴里就塞满了大把大把的爆米花和粗糙的玉米面饼。

罗斯伯特和汉密尔花了2天时间在小屋的门廊前狼吞虎咽着玉米粥，同时望着穿过山岭和丛林向下伸展的山谷，看着裸体的男孩和女孩们玩着他们的飞行夹克的金属拉链和穿着他们的靴子在小屋周围兴高采烈地踩踏。第三天早晨，罗斯伯特发现2个年纪最大的男孩不见了。

“我们应该担心吗？”汉密尔问。

“即便担心，我们他妈的又能怎么样？”罗斯伯特说，扑通一声坐回到门廊上。“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2个大男孩回来了，带来了一群十几岁的土著人。第二天早上，他们引导两个飞行员沿着下坡方向继续走，到达了一个更大的村庄。3天的休息使罗斯伯特本已麻木的断腿敏感起来，即使有人帮助，每一步都像辗轧似的剧痛。傍晚时分，他们到达了位于一个山脚下的空地上的另一间长长的竹屋，这是他们放弃上边的宿营地后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物。

整个村子的人都住在这个小屋里。土著男人们围着两个陷在困境的飞行员看；女人们身穿直到脚踝的深色裙子，在男人堆后面徘徊，用黑色而好奇的眼睛在土著男人们的躯干之间往里瞧。部落首领的名字叫戴诺（Dayno）。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在新到的屋子里花了许多天与当地人悠闲地烤火、吃玉米粥、喝一种类似蜂蜜酒的用玉米发酵的混合饮料、用竹水烟枪抽鸦片。汉密尔早就发疯似的怀念他的好彩香烟 [6] ，很享受和土著人一道抽鸦片。罗斯伯特本不抽烟，但不想得罪东道主，便顾不了这么多也加入进去。罗斯伯特在与土著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觉得他开始领悟本地对话的要领，认为这些土著自称“米什米人（Mishmi）”。他们在飞行图上发现，在印度东北角的顶端、靠近缅甸和西藏的交汇处有个米什米山，在他们预定的飞行路线以北足有50英里，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日本人。

一旦他们到达的新鲜感消失，这些米什米人就将罗斯伯特和汉密尔作为他们的大家庭的一部分进行招待。每天早晨，女人们去小片的玉米地里劳动，两个飞行员也到玉米地边待上大半天，而男人们则懒洋洋地在小屋里休息。那几天很凉爽，多云，下间歇雨。两名飞行员都发誓说没觉得鸦片对他们有任何影响，于是他们在田园诗般的河谷中既不费力气也没有痛苦地度过了几天。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在内讧，弄得四分五裂；并且，在同一片南亚天空中，罗斯伯特曾战斗、杀戮和目睹战友牺牲，而在这个峡谷之上，生活却是如此不同，他觉得难以理解。日子一天天过去，也许多达8～10天，直到有一天，2位土著人走出丛林来到了这里，其中一人身背一支古老的火铳。

本地土著人冲上去迎接新来的人，他们恭敬的方式显示新来者有消息了。背火铳的人名叫阿绍（Ah Shaw），其肩袋中有少量的大米和茶叶，他拿出来与滞留的飞行员分享，这进一步证明他已经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

两个新来者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叫马朗（Ma Lon），他发现罗斯伯特在地图背面做记号，他指着罗斯伯特写的字快速地说话和打手势。罗斯伯特无从辨别他所如此热切地希望的是什么，便困惑着在地图角落上写了个短信息——“致阿绍和马朗，在山区坠毁的两名飞行员”——撕下来交给他们。马朗跳起来，向阿绍说了几句话，把字条塞进肩袋，像只印度黑羚羊蹦出门廊，一路小跑。

整个交流使罗斯伯特很惊讶，他花了几分钟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荒诞的错误。“里奇，这听起来会真他妈的蠢，但我没把我们的名字写在那张字条上。”

4天后，马朗又出现了，示意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在火塘边旁边坐下，并且从他的肩袋里掏出4只煮透了的鸡蛋。2个美国人吞下了鸡蛋和少不了的几大碗玉米糊。马朗跟着掏出大米，马上就煮熟吃下。吃罢，马朗又掏出了茶叶，袋中的一个东西吸引了罗斯伯特的目光。“里奇，快看！”

圆圆脸的马朗咧嘴大笑，递过来一个印度电报公司（Indian Telegraph Service）的正式信封，用红蜡封口。

“这家伙要再揣多久才把它拿出来！”罗斯伯特边撕开边喊道。

里面是一份手写的电报：

致飞行员、阿绍和马朗。随信发送口粮。医生带救援队两天后到达。法伊弗（Pfeiffer）少校和拉克斯（Lax）少尉。

这个故事从洋泾浜英语和打手势的沟通展开：马朗不能阅读，但认得书写，一支英军侦察队的宿营地距离这个村子有4天行程，他全程跑步，夜以继日，不到2天就到达并把罗斯伯特的字条交到英国侦察队手中，并向他们报告了2个负伤的迷路飞行员的情况。英军侦察队的领队法伊弗少校指派马朗带着手写电报先回来通风报信，并派遣他的医生带领一队行动相对缓慢的救援纵队随后赶到。

2天后，一支30～40人的救援队鱼贯而入，到达空地。为首的是电文承诺的医生，他又高又瘦，比罗斯伯特或汉密尔年长十岁，穿着棕褐色迷彩服，毫无疑问是英国人。医生伸出手，“我是拉克斯医生（Dr.Lax），来自东北前线管理局（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我说，你们这些家伙真走运，4年里头我们还没有一支巡逻队经过这个地区。”这支侦察队正在进行可行性调查，以确定通过西藏东南部建立一条通往中国内地的道路。

医生检查了汉密尔的脚，诊断为严重扭伤。他认为罗斯伯特的踝关节脱臼并骨折了好几处，他不愿预测它会如何妥当地愈合，这对于一个希望以航空为生的人是个坏消息。更糟糕的是，拉克斯医生宣布，离开这里唯一的方式是走路，这消息对于罗斯伯特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有多远？”他问。

“呃，那得看情况了。”医生含混地说。

“什么情况？”罗斯伯特要求道。

“我们在民宗 [7] 的营地旁边有一片丛林，法伊弗少校正在开垦一条从丛林出去的跑道，走到营地要4天。运气好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架小飞机把你弄出去，但雨季来了，天气已经有问题。”

“4天！万一飞机进不去呢？如果它进不去，去那儿还有多远？”

“哦，还有相当长一段路。”

“到底多远？”

“差不多100英里。”拉克斯医生低声说。

“什么？”罗斯伯特喘着粗气。

“我说，差不多100英里。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但我恐怕没有选择，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不能用飞机把你弄出去，你就得步行。”

“我不可能步行100英里。”

“另一个消息是，明早我们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离开，一旦季风爆发事情会糟糕很多。”

医生的团队包括了中国藏族人和印度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米什米语一知半解，会说几句，通过他们的援助，沟通的障碍被排除了。跨过三种语言的桥梁，两个飞行员可以真正地向这些土著居民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们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将医生的援救纵队带给他们的全部物资分享：香烟、火柴、食盐、大米、茶叶、罐头食品和其他杂物。每个人都享用了英军的口粮，而土著人大量供应他们的玉米醪糟蜂蜜酒。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全心全意地参与大吃大喝。当拉克斯医生发现罗斯伯特伸手去拿竹水烟枪时，把一只手放在罗斯伯特的前臂上并说：“喂，你知道那是鸦片吗？”

罗斯伯特点头。

“你已经抽了多少？”

“不清楚，我想，一天有几次吧。”

“抽了多久？”

“几个星期。”

“我想你最好停掉。”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没有任何感觉。”

“是的，我不认为你会。你知道他们怎么说鸦片，知道不？”

罗斯伯特不知道。

“他们说，如果你每天抽鸦片超过3管，就已经上瘾。”

“见鬼，医生，我们抽的鸦片要多得多，而我们就是没有半点感觉。”

“就像我说的，我想你最好戒掉。”

告别带着一丝忧伤的味道，因为这意味着向救了他们性命的高原恩人说再见。无法忍受别离的痛苦，阿绍、马朗和戴诺决定与美国人一同走出去。

3天艰苦的旅程在古卢姆河（Gulum River）峡谷结束，并把他们带到古卢姆河和图罗河（Tullo River）交界处的民宗的村落，在此地的丛林空地上，英印军基地的帐篷星罗棋布。一架小飞机试图降落，不幸没能突破覆盖的云层，负伤的美国人不得不走更长的路。

在米什米人的帮助下，罗斯伯特和汉密尔日复一日地在单行小径上通过崎岖的山地，在被岩石壅堵的河流切开的险峻的峡谷两边陡峭的斜坡上上下下。法伊弗少校从早到晚不断催促救援纵队，要求务必在雨季使河道变得不可逾越之前逃出高地。遇到地形最糟糕的位置，小个子的山地土著们就扛着罗斯伯特和汉密尔走，这些结实勇敢的人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件苦差事。

离开民宗8天后，季风爆发了。雨水落在被单上，小溪涨成了山洪，湿气将蚂蟥添加到他们一连串的苦难上。每次休息，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就不得不从他们的小腿上掐掉半打紧紧吸附在上边的蚂蟥。

他们在滂沱大雨中艰难痛苦地又走了8天，脱离了一个谷地，爬上位于长长的山梁上的一座山峰。在山顶，他们遇到了一支在此管理长距离无线电台的美国陆军通信兵小分队，这些大兵用诚意十足的美国大餐招待两名迷路的飞行员——南方炸鸡、咖啡和苹果派。在他们面前，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在单调的灰色云层下开阔起来，河水蜿蜒着向远处流去，一条泥泞的道路穿过片片茶园直达山脚下前线管理局的哨岗。向西南望，两个飞行员仅仅可以辨别出布拉马普特拉河在汀江附近的河湾，那是他们离开了将近7周的基地。几位米什米人拒绝下到岗哨位置，即将抵达的喜悦抹上了一丝别离的伤感。

那天晚上，两个飞行员洗了热水澡，这简直是极致的奢华。1943年5月24日，一辆卡车把他们带到萨地亚城，一架小飞机把乔·罗斯伯特和里奇·汉密尔运送到汀江。他们已经消失了47天。晚饭后，他们在飞行员宿舍的休息室接待了其他飞行员，叙述他们史诗般的故事。

罗斯伯特坐飞机回到加尔各答，先乘坐出租车，然后拄着拐棍回到1942夏天以来他与迪克·罗西（Dick Rossi）共享的公寓，发现他的室友在楼上。他们两人都是王牌飞行员，在“飞虎队”就曾是同一编队的战友和最好的朋友，并且友谊在中航继续。他们握了握手，罗斯伯特环顾四周，另一个飞行员已经搬了进来。“至少我的钥匙还管用。”

“真有点儿没想到我们会再见到你们，”罗西说，“我给你弄杯酒好吗？”

罗西摸索着酒杯，罗斯伯特搜索着他的音乐收藏。“喂，迪克，我的拉丁专辑在哪？”

“什么专辑？”罗西面无表情地说。

罗斯伯特怒火中烧，罗西是他最好的朋友！在他们共同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和目睹过这么多朋友的死亡之后，罗西居然已经卖掉了他最喜欢的东西！然后，罗斯伯特笑了，他的愤怒消失得如同涌现一样突然。这就是战争：罗西不是残酷规则的制定者。这事要是发生在罗西身上，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戴斯·阿纳兹 [8] ，什米兹·阿纳兹 [9] ，不管它了，没关系，只要活着，就感觉很好。罗斯伯特和汉密尔在东方大酒店分开入宿。汉密尔的脚踝恢复已经有足够的进步，允许他重返驼峰，他打算在加尔各答做短暂休整后就开始飞。罗斯伯特的脚踝的情况大不相同，需要做重构大手术，只能在美国做。他的战争已经结束，他将要上机场赶一班去卡拉奇的飞机，这是漫长回家路的第一站。罗斯伯特和汉密尔一边等待出租车，一边在东方大酒店的酒吧喝着饮料。行李员告知出租车来了，他们吸溜吸溜地喝干最后一轮。一名服务员把住大门，汉密尔扶着他的朋友步履蹒跚地穿过走廊。路边，罗斯伯特把拐杖放上车，转向他的伙伴，他们笨拙地握手。

罗斯伯特哼了一声，用手梳理了一下他的黑头发。“里奇，没有你，我独自一人活不下来，门儿都没有。如果非要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想和你一块儿。”

“我的感受和你一样。”汉密尔摇晃着向前，抱住罗斯伯特的肩膀。“行了，就这样吧，伙计，我们将在余生不断谈论此事。”

汉密尔看着出租车融入车流，脚后跟一转，重新回到他在东方大酒店酒吧的座位上。

[1] William Bond，“Report on Operations During 1942，” February 23，1943；Bond to C.F.Wang，April 15，1943；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 Bond to C.F.Wang，April 15，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 C.F.Wang to Bond，April 30，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4] “Statement of hours flown by lend-lease planes for the freight service during month of April，1943，” 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1943.4.19，印中联队有146架飞机：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291。）

[5] 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2004.8.15，在2005.2.21、23、24连续三次的电话采访中，全面核对了引述，证实了细节和回答了问题；还有：斯蒂芬·马克斯纳尔访谈乔·罗斯伯特，2001.4.13和2001.4.17，越南档案馆口述历史项目，德克萨斯理工大学；Albert Ravenholt，“Pilots Given Up for Dead Return after 46 Days，” C.B.I.Roundup ，June 3，1943；乔·罗斯伯特机长，对威廉·克莱门斯（William Clemens）说过，“Only God Knew the Way，” Saturday Evening Post，February 12，1944；“Return from the Dead，” New Horizons ，May 1944；Joe Rosbert，Flying Tiger Joe’s Adventure Cookbook ，pp.111-125；Link Laughlin，C.N.A.C. Cannonball ，1978；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古蒂尔、迪克·罗西与利迪亚·罗西和弗莱彻·汉克斯；古蒂尔给笔者的邮件，2008.2.23；相关的物质和文化的故事，通过由克莱顿·库勒斯（Clayton Kuhles）和卡伊·弗里兹（Kai Frieze）两位带领的探险队进入米什米山与当年救过乔·罗斯伯特和哈梅尔的人的亲戚而得以证实。

[6] Lucky Strike，美国香烟品牌，二战时期是美国军队的特供烟。——译者注

[7] Minzong，距葡萄西北约70公里。——译者注

[8] Desi Arnaz，拉丁裔音乐家。——译者注

[9] Schmezi Arnaz，戴斯的诙谐绰号。——译者注

24 不算最糟糕的打仗方式

在汀江轮值的飞行员因为机航公务在身而在业余行为方面稍微保持冷静。 [1] 当他们不飞行或不睡觉的时候，飞行员们聚集在宿舍的阳台上喝茶、吸烟卷、抽烟斗、开玩笑，并七嘴八舌地聊家乡、女人和飞机。有人可能会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或远为珍贵的威士忌调上几杯鸡尾酒，最常见的混合类型是加苏打水、葡萄柚汁和姜啤，但因为飞越驼峰要在驾驶舱内待10～15小时，这抑制了喜庆活动的积极性。在汀江的娱乐主要围绕在小型狩猎探险和赌博上。每掷一次的赌注是200卢比的掷骰子游戏聚集了一堆飞行员参与，赌注总额通常超过2000卢比（约合现代8350美元）。一轮下大注的游戏玩下来会累积到30000多卢比，相当于10000美元，将近飞行员一年的工资（约合现代125000美元）。飞行员们还经常玩金罗美纸牌游戏或者一种变种西洋双陆棋（Acey-deacey），中航有一帮敢下高赌注的赌棍专玩不封顶的纸牌游戏，用5000美元买进，意在用巨大的风险将“鞋店店员”从牌桌上吓退，“鞋店店员”是中航讥讽胆小鬼和不坚定的飞行员的俚语。

沿海地区的加尔各答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第二大城市，中航飞行员在驼峰轮班的间歇期就到这里休假10天或2周。 [2] 中航在这里有3套林克式地上飞行练习装置（Link Trainer），这是一种飞行员用以演练在各种机场降落的程序的飞行驾驶模拟器。飞行员中较为勤奋的人虔诚地反复练习，但一旦他们练习够了，就可以免费享受都市生活。加尔各答贫富悬殊，甚至对于那些在美国大萧条时期长大的人来说都深有感触，但中航人员完全生活在贫富分界线的宽裕的一侧。他们乘出租车或人力车穿过混乱的街道到英美俱乐部（British-American Club）、东方大酒店和大酒店喝酒，并光顾位于38号剧院路（38 Theatre Road）的300俱乐部，这是加尔各答最时尚、最昂贵和种族融合最好的私人俱乐部，由一个名叫鲍瑞斯·列萨尼维奇（Boris Lissanevitch）的白俄经理人经营。鲍瑞斯最好的客人是库奇·比赫尔（Cooch Beher）地区的王公，这是个肤色黝黑的好色之徒，他结识了许多中航的飞行员，并邀他们到位于加尔各答北边300英里的喜马拉雅山脚下他的土邦狩猎老虎。在300俱乐部有红十字会和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以及美国陆军妇女队（WAC）举办的舞会，可以和这些机构的女士跳舞。参加舞会的人男女比例差别大到了滑稽的地步，虽然有爱国倾向的女士们为了提高盟军士气，施舍她们的舞蹈财富以尽绵薄之力，但挥金如土的飞行员做得异常的好。乔林基路上与豪华大酒店相隔几家，有个名为费波（Firpo’s）的意大利餐厅，餐厅内装修了大理石柱子、高大的天花板、水晶吊灯和镀金镜子，可以在这里享用美式牛排。飞行员们还能在加尔各答游泳俱乐部的游泳池打发下午时光，直到出现了小儿麻痹症流行病的恐慌才禁止入内。

皮特·古蒂尔和5位中航的其他前泛非飞行员希望能摒弃酒店生活并提高业余时间的质量，在加尔各答郊区的巴利贡盖县（Ballygunge）的公园街（Park Street）以南几个街区处合租了一座带4个卧室的平房，位于乔林基街豪华大酒店东南约2英里。飞行员们雇了3名印度佣人：厨师、洗碗工、园丁，还请了1个男孩为他们的新基地进行社交活动做清洁杂务。房子的后面有个小花园，被6英尺高的墙包围着，由房子的阳台可以俯瞰花园和围墙。一个闷热的加尔各答下午，古蒂尔在房子的阳台上无精打采地和女朋友艾莉森并排靠在一张藤椅上。艾莉森是一名英国警官的继女，一头金发，年轻活泼。一只黄眼鹰鹃在附近的一棵树上用持续而清脆的啭鸣为这懒洋洋的一对唱着小夜曲，这是带有鲜明的印度特征的声音。在世界的另一边，古蒂尔的妻子最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她在缅因州，而他在她怀孕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见过她。在那段时间里，他在泛非飞行了大部分的时间，现在就更远了。室友们的喧闹使这位英俊的飞行员从遐想中摆脱出来，醉醺醺的里奇·汉密尔带着一只活的喜马拉雅熊摇摇晃晃地绕着房子走进后院，这是一只乌黑发亮的生物，在其胸毛上有一个白色的V字纹。

古蒂尔大吃一惊，坐了起来，笑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里奇？” [3]

“他们在新市场对他不太好。此外，他只花了40美元。”

“好……好吧……，他叫什么名字？”

“埃尔默（Elmer）。”

“你到底打算拿他怎么办？”

“不确定，送他上汀江，我猜。”

埃尔默的前老板把他关在笼子里，他拉屎拉尿都在里边。因此汉密尔提来凉水装满了一个浴缸，那只60磅的熊爬进去，汉密尔仔细地给他厚厚的毛皮擦肥皂和冲洗时，他并没有大惊小怪。被洗湿后显示出埃尔默是个“她”，不是“他”，但名字改不了了，她依然叫埃尔默。过后，汉密尔把她拴在后花园的一根杆子上。

那天下午，皮特·古蒂尔、里奇·汉密和其他室友举行了聚会——考虑到全部的活都交给清洁工男孩干，没有多大麻烦——他们觥筹交错，喝了大量的冰镇啤酒和卡鲁（Carew）的杜松子酒。一场猛烈的孟加拉倾盆大雨迫使这帮人进入室内，并使小熊冷却下来。相比加尔各答海平面的潮湿，埃尔默会更加喜欢寒冷的海拔高度。下午3点左右，古蒂尔生龙活虎地拉着年轻的艾莉森上他的房间，在蚊帐中做爱直至下午茶时间。单身汉们把鸡尾酒倒入碗中，把埃尔默给灌醉了。这把汉密尔给惹火了。这种打仗的方式还不算太糟。

里奇·汉密尔的真正意图是带埃尔默向北去汀江。他把她拴在宿舍外的阴凉位置，可是，即使他再怎么宠爱这只小兽，都不足以让她喜欢阿萨姆邦峡谷的闷热气候。她懒懒散散，无精打采。大部分时间，她似乎因太不舒服而睡不好觉。一天晚上，汉密尔没有副驾驶，他把埃尔默带到机场并把她放置在空座位上。 [4] 她眼泪汪汪地盯着他，被发动机的噪音困扰得再悲惨不过，但当汉密尔攀升到16000英尺的时候，埃尔默蜷缩在右座上睡得很香，看起来比自他把她买回来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满意。她在回程时没有再大惊小怪，这让埃尔默正式被接纳——她飞越了驼峰。作为他们的吉祥物，飞行员们收养了她，并尽量让她在空中。没过多久，她就开始积攒了一些正儿八经的飞行时间，这只飞行小熊花军方的钱为大家提供了极妙的逗乐机会。

一名飞行员在运送一组军人回印度时，把埃尔默带在机上，穿军服的乘客坐在机组隔间后端和货舱前端之间。该飞行员这次飞行没有副驾驶，埃尔默坐在空座位上，她已经越来越习惯于这样做。当不睡觉的时候，小熊坐直身子望着窗外，她好像很享受外边的景色，当然，景色经常蔚为壮观。C-47在机尾部位有简陋的厕所，一旦该飞行员驾驶飞机通过了“石头堆”（驼峰的许多个绰号中的一个）上的颠簸气流，他不得不上厕所。他开启了自动驾驶仪，解开安全带，并择路向机尾走过去。

“谁在飞这个飞机？”一个军人喊道。 [5]

“小熊埃尔默。”飞行员说。

那家伙的头向前猛伸。“我的上帝，熊在飞这个飞机！”当她坐直身子时，由于自动驾驶仪使驾驶杆在她撑在窗边上的爪子下扭动，看起来就像埃尔默在控制驾驶。

“是啊，她比你在陆军航空队找到的任何人飞得都要好。”那飞行员说。

1943年，中航扩大了150%，从445名员工发展到1075人。 [6] 大多数的新人都是中国人，但中航对美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胃口也很大。在美国，军队吸纳了大部分可用的美国人加入部队以满足需求，使得中航实际上聘用了每一个它可以吸引到亚洲来的合格的人。大批人格稳定健全的人被雇佣，其他许多要是和平时期永远不可能在邦德的中航找到一份工作的人，现在也加入了公司。对于中国人和白人来说这都是出色的工作，但对于飞行人员也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中航比空军的安全记录好很多。 [7] 1943年，中航有15名飞行员和副驾驶遇难，考虑到飞行员名册上每月平均数约为55人，构成了当年约25%的死亡率。

人们面对这样的赔率，一般不会为明天投资，公司领导策划了劝阻货运飞行员过“放纵生活”的方案，恳求他们“多吸氧气，少喝威士忌”，但没有对带有狂野精神的公司新人的行为进行阻止。爱恶作剧的新人中为首的是吉米·斯科夫 [8] ，吉米是加利福尼亚人，一张圆脸，一头卷曲的头发，不停地在自己被扔到战争的角落里时，用可以享受到这么多的美酒和美女来祝福自己。 [9] 吉米·斯科夫无视手上的结婚戒指，花了如此多的时间与玛戈（Margo）厮混在一起。这个有着丰满性感的嘴唇、蓬松的午夜发式和绿色的眼睛的金发美女，在卡里亚路（Kariah Road）57号内留着一间苔蔓飘荡、装修漂亮的闺房。吉米把自己的护照和私人物品都存在这里，并用它作为自己的信箱［大多数飞到中缅印战区（CBI）的美国人，在他们与西非完全脱离干系之前，都记得玛戈的地址］。斯科夫是他的公司、国家和种族的耻辱，要是在和平时期，即使他活一千年，中航都不可能聘用他，但跟随吉米·斯科夫在加尔各答狂饮作乐成了公司大部分人在他们的余生都会记得的经历。一个暖和的晚上，斯科夫沉迷于这样的狂饮喧闹，在各个夜总会之间流连。午夜，他向着卡里亚路走去，但因为门庭冷落，小姐们早早关了店门。气急败坏的飞行员从枪套中拔出0.45英寸口径手枪，一枪射穿妓院的门锁，撞在门上倒了下去。

吉米·斯科夫在加尔各答监狱冰冷而肮脏的混凝土地板上醒来，后脑勺上有个鹅蛋大的包——妓院守夜人用一根棍子放倒了他。那天下午，警察命令斯科夫向地方法官报到，并由他自己交保获释。他醉得东倒西歪地出现在法官面前，法官气得吹胡子瞪眼，但对着一个事实上为自由世界的未来而冒生命危险的男人，真拿他没有办法。该法官判斯科夫罚款1500卢比，大约为500美元（约合现代6000美元），送他回汀江继续飞越驼峰。

结束了强制向地方法官报告的轮转，吉米·斯科夫驾驶一架中航的《租借法案》“C-53”飞机夜飞去昆明。这是一次例行任务，当斯科夫距离昆明还有100英里时，军方为挫败日本人瞄准它们并骚扰昆明机场的企图而切断了沿途所有的无线电导航台。斯科夫盘旋了一个小时，当这些无线电台在空中重新出现时，一个没有经验的军方电台给他发送了反方位的信号，与他实际上面朝着的电台的方位反转了180度。斯科夫直到在错误方向上已经飞行了100英里时才发现这个错误，此时他已经得不到任何导航支援。他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漆黑夜晚，在一片山地旷野之上迷路了。第10航空队人员当遇到远没有这么严重的困难时就会弃机跳伞逃生。从来没有中航机组人员这样做过，但到了凌晨4点，发动机开始吸入燃料的烟气。斯科夫维持着航向，让副驾驶和报务员先跳伞，然后自己冲到机尾跳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并不是预期的下降，而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拽着向相反的方向飞——他的降落伞背带缠住了门把手。无人驾驶的飞机拖着斯科夫横过天空，滑流把他朝着机尾部位摔打。当该飞机机头向下进入最后的俯冲阶段时，一股肾上腺素的巨大冲动给予了斯科夫与飞行疾风抗衡的力量。害人的背带松开了，他翻腾着得到解脱，猛拉降落伞的开伞索。“砰”的一声降落伞打开了，几秒钟后，斯科夫猛撞到中国境内的山坡上。飞机在距离他大约1英里处爆炸。

最终，斯科夫安全地回到汀江，他描述着当时眼前闪过的自己的一生。

有人问他是否有任何的遗憾。

“绝对有，”他突然严肃地点头说道，“我还有2个月的薪水没花掉。” [10]

1943年雨季前，盟军做了打回缅甸的最初尝试，但进展不畅。 [11] 英军从印度向沿海地区的若开邦（Arakan）发起的攻击被击退，死伤惨重；由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少将指挥的钦迪特远程突击队（Chindit Brigade）试图通过远程渗透日本后方梯队制造混乱，也遭到了重创。1943年整个上半年，中缅印战区是盟军作战唯一似乎没有取得长足进步的地区。但是，尽管该战区政治、后勤和地理的东道主的情况非常复杂，它比太平洋战区有明显的优势，从战略上讲，在太平洋战区内的印度尼西亚群岛、新几内亚和太平洋诸岛的盟军与日本的距离很远。陈纳德认为中国和日本本土之间不存在这样的障碍，坚决主张组织一支积极主动的精锐空军部队从中国空军基地进行运作，以严重削弱敌人在华东及华南沿海的航运线路，迫使日本从偏远的征服地撤出，并可以轰炸日本，焚烧其用木材和纸为材料建造的城市。 [12]

和其他各处一样，这是个优先排序的问题。 [13] 实施对空军进攻能力的增强，就意味着要把驼峰空运的吨位的绝大部分投向陈纳德的空军并忽视对中国军队的改革，而改革中国军队正是史迪威的使命的理由所在。尽管史迪威赞赏陈纳德打击敌人的战斗欲望，他认为投放资源于大型空中战斗的时机还不成熟，应该等到中国军队有能力保卫机场时。然而，陈纳德毫无顾忌地利用其政治上的人脉推进他的议程，跳过史迪威，直接向蒋介石面陈，并写信给哈里·霍普金斯、宋子文和宋美龄，阐述他的理论。宋美龄于上年11月到美国治疗胃痛和皮肤病，并推动美国人民和政府向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宋美龄经常临时住在白宫，她和宋子文向每一位愿意倾听的美国官员大声疾呼提高经驼峰空运的班次和吨位并鼓吹陈纳德的思路。蒋介石支持了陈纳德的计划，罗斯福总统默许了。

1943年5月，在一个代码为“三叉戟”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具体讨论了战争的战略框架。邦德在那个月回到华盛顿，表面上是为了他的年度健康休整，但这也许不是巧合，每当中国的运输线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决策迫在眉睫之时，邦德好像总有办法回家。 [14] 据推测，如同以前的情况，宋子文可能早已悄悄地叫邦德去，他想要运用邦德丰富的经验、知识和实际成就以对抗美国空军声称驼峰空运不能继续进行的任何说法。会议达成了关于在地中海、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的重大协议，对于中缅印战区，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经深思熟虑，取消了对缅甸发动全面攻势的计划，取而代之为一个有限攻势的计划，即解放从印度的雷多经缅北连接到旧滇缅公路的地面运输线区域。 [15]

宋美龄在美国期间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巧妙斡旋，他们同意立即在驼峰航线部署寇蒂斯“C-46突击队”式飞机（Curtiss C-46 Commando）。 [16] “C-46”的有效载荷为5吨，改善了高海拔性能，货舱位置的机身开了大门，所有这些改进显示了驼峰空运能力的彻底改变。印中联队在5月初将头一架“C-46”投入使用，很快就有30架在运营中。不幸的是，新飞机的性能没有经过严酷的环境的验证，而驼峰有大量这样的环境，于是迅速暴露出严重的缺点。到7月份，第10航空队已经损失了6架“C-46”，他们对新飞机的激情烟消云散。

宋美龄完成了在美国的事务后返回亚洲，于1943年7月4日到达中国。 [17] 不过，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她的确切行程保密。甚至连一直待在中国的蒋介石都不清楚她将何时到达何地。因为她乘坐的是“DC-4”，蒋介石预计她会飞到离重庆最近并能正常处理四发动机大飞机的起降的成都机场。他打算亲自迎接妻子，7月4日上午，他乘坐航空委员会的双发动机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郊区的九龙坡机场起飞，前往170英里外的成都。当他离开的时候，宋美龄的飞机降落在他刚刚离开的九龙坡机场。宋美龄没有看到欢迎队伍，眼泪夺眶而出。她的侄女向2个中航机械师征用了一辆旅行车把宋美龄送往重庆市。

蒋介石听说这个消息，极度尴尬，威风尽失，大怒之下急命飞行员返回九龙坡。蒋介石的不耐烦传导给了他的飞行员，刺激了飞行员没有绕场盘旋到逆风方向，而是直接顺风降落。就在同一时刻，航空委员会最好的林机长 [18] 驾驶着另一架飞机按照标准恰当地绕场盘旋后正在逆风降落。机上的乘客是蒋介石唯一的儿子蒋经国，他正从桂林飞回来参加家庭团聚， [19] 两架飞机都没有意识到另一方的存在。当林机长的轮子放下来时，他才注意到另一架飞机正在向他袭来。他猛推应急电源，急拉驾驶杆，与蒋介石的飞机擦肩而过。

2架飞机刚安全着陆，蒋介石就发泄了他的愤怒。盛怒之下，他召航空委员会负责人和中航总经理王承黻上校前去询问。航空委员会负责人被通风报信后，溜到城外的第二个家，让仆人找借口搪塞。王上校没有提前得到消息，便遵循召令来到蒋介石的办公总部。“你负责九龙坡机场的人是谁？” [20] 蒋介石盘问。

“T. Y.蔡先生。”上校回答。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蔡已经在公司工作了12年，王上校认为他是个好人。

怎么可能？蒋介石大发雷霆。蔡几乎让他和他唯一的儿子死在同一事故中！如果蔡先生是好人，中航都用的是些什么样的人？这家公司就是个不称职者的温床！王上校管理中航，那他就该承担负责，他应该被枪毙！蒋介石威胁说要叫他的警卫草率地把他给办了。

受到侮辱的王承黻硬挺着不动声色，决心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的航空公司根本没有责任：航空委员会、中央航空公司， [21] 美国军方和中航全都使用这个机场，从来都没有一个综合的交通管制。两架涉事的飞机均属于航空委员会，附近根本没有中航的飞机。

蒋介石尚算冷静，不至于草菅人命，但总要有人受罚，他驳回了王承黻的申述，并告诉他等着逮捕和军事审判。

亚瑟·杨冲到中航总部办公室，发现面如死灰的总经理拿着一部《大英百科全书》，正在浏览《大宪章》的条目，并安详地提出辞职。王上校提醒亚瑟·杨注意这份700多年前的文件的第39条：“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加以放逐，或以任何方式伤害。”但这是中国，王上校不能指望有这样的考虑，他预期着行刑队的出现。

宋美龄、宋子文、宋蔼龄和新交通部长都出面拯救王承黻，为他说情。蒋介石撤销了逮捕令。但中航的九龙坡机场经理T. Y.蔡没有收到撤销处分的命令，3天后，蔡仍然在监狱受煎熬。亚瑟·杨给孔祥熙写了封言辞激烈的信，确保了蔡可以获释，但获释时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经受了一个多星期的禁闭。

蒋介石出于脸面可以发慈悲，但绝不可以做错事。他判定王承黻上校犯了“非常严重的过失”，故意羞辱他，迫使他辞去总经理一职。 [22] 李吉辰接替了王承黻，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的能力很强，但王承黻失宠事件体现出来的恣意性和不公平性，以及对他进行违法的威胁的情况，使中航内考虑更为周密的高管成员产生了几分担忧。

7月6日早晨，就在王上校阅读《大宪章》的时候，陈纳德开始了他承诺的针对敌人的航运的攻击。 [23]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的空中力量连续打击了中国的河流、东海和南海上被日本控制的港口设施和船舶。战斗损耗使他的力量逐渐削弱，他强烈要求增援，对进攻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的辩解理由是，驼峰空运的低效率和吨位不足削弱了他的攻势的规模范围、猛烈程度和产生的影响。

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哈普·阿诺德认为军方空运的结果“令人失望”和“不可接受”。 [24] 诚然，印中联队的快速扩张和庞大规模降低了每架飞机的效率，备件短缺、维修不善、机场简陋、士气萎靡不振，以及因其自身造成的糟糕的生活条件而使士气进一步低落等一系列原因，妨碍了飞机效率的发挥。 [25] 但是，以每架飞机运送的吨位、每架飞机的往返次数、总体事故率、总体利用小时数或任何其他评估航空公司的效率和竞争力的度量标准计算，与中航相比，军方的表现未免差得太远。1943年9月，在完成了对机场的大幅改造后，军方在驼峰航线上运输了5198吨货物，用了225架飞机，其中超过半数是可运载近5吨货物的“C-87”型和“C-46”型；中航交付了1132吨，用了27架飞机，全部都是有效载荷为3吨的“DC-3”型。中航每一架飞机运了42吨货物进中国；军方的飞机，尽管每架的总容量都大得多，却好不容易才运了23吨。史迪威在其日记中精炼地对这两个机构做了比较。“升级过快的陆军航空队一涉及行政和管理就往下掉，只是一帮空中司机。……中国航空公司的表现使军方看起来就像业余的。” [26]

这个季节对印中联队来说很糟糕，但对孟加拉和中国河南省的赤贫老百姓来说是指数级的更糟糕。 [27] 缅甸沦陷已经使印度东部失去了最重要的外国食物来源，一个孟加拉湾气旋破坏了沿海地区的水稻收成，印度政府担心日本进犯而征用船舶、渔舟和本地交通工具，加重了配送问题。食物短缺的传言引起囤积居奇和食品价格飙升，大部分民众买不起至关重要的主食，无地的劳工和破产的农民被迫成群结队地从没有粮食的村庄涌入加尔各答，并死在大街上。在整个孟加拉，也许有200万人死于饥饿。

不可思议的是，位于汉口北方、横跨黄河的河南省的情况可能更糟，严重的干旱使当年的小麦失收。难以形容的悲惨状况吸引了一些有勇气的西方记者冒险前往受灾地区采访。没有现金的农民不得不用谷物称重交税，而腐败的国民党官员经常使用枪口威逼他们上缴囤积的最后一点粮食。中央政府管理者和中国军队军官在餐桌上大鱼大肉，却无动于衷地否认灾害的存在，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使国民党自诩是为了增进本国人民的利益而真心实意地工作的说法成了谎言。觉醒的农民自发奋起反抗——没有受到共产党的启发。全世界遭受了战争造成的大动乱的苦难；在亚洲，它以某种方式雪上加霜。

直到1943年年中，在巴利贡盖县合租房子的中航飞行员继续生活得相对比较好，虽然没能和印度饥荒的苦难绝缘。加尔各答的街道上，忍饥挨饿的乞丐和饥肠辘辘的孩子的鼻孔中充满了濒死的恶臭和污秽，当飞行员们经过时，他们不断过来向他们乞讨，他们不得不推开他们。他们曾差点儿被尸体绊倒和目睹流浪狗及秃鹫吃人类的腐肉。4月，皮特·古蒂尔通过鉴定成了机长飞行员，里奇·汉密尔是在7月通过的，晋升使他们的基本工资从每月400美元增加到800美元，如果超过70个飞行小时还可以挣到慷慨的奖金。 [28] 7月，他们两人各自净挣了1200美元（约合现代15000美元）。在资历方面走在前边的飞行员会赚得更多。 [29] 当然，丰厚的回报伴随着相应的风险。山姆·安格林（Sam Anglin）是共享平房的飞行员之一。8月11日，他驾驶48号飞机从汀江出发做驼峰飞行，48号飞机是中航最老的“C-53”之一，像所有的“C-53”一样，在驾驶舱里，在机长和副驾驶座之间的控制托轴架上有两对化油器和油加热器的杠杆，每对杠杆都附有小锁定旋钮。安格林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每次起飞前总要习惯性地检查飞机，看到发动机温度上升至正常范围，以此作为“C-53”飞行的一部分内容。到达正常范围后，他就打开化油器和油加热器以确定温度是否继续上升。当达到正常值后，将锁钮旋到“关”的位置，处于关闭状态，并锁定保险，以确保加热器不会因不慎而打开。安格林有所不知或不记得的是，公司的机械师在48号飞机的发动机上加装了实验增压器，并将“鼓风机”的开/关控制与飞机的化油器和油加热器的锁杆连接在了一起。出于某种原因，机械师没有在驾驶舱放一个对修改加以解释的标志，安格林起飞时完全不知道已打开了增压器。在低海拔地区运行增压器使发动机温度危险地升高，离开汀江后58分钟，在缅北的赫兹堡峡谷（Fort Hertz Valley），发动机开始不正常，安格林掉头飞回印度。一位军方飞行员注意到他的左发动机出现尾烟，劝他跳伞，但安格林选择了边照料着飞机边飞回汀江。冒烟的发动机着了火，安格林关闭发动机，在无动力支撑的状态下滑翔，并触发灭火器，向发动机舱内喷洒二氧化碳，却毫无效果。被飞行时产生的时速150英里的疾风扇着，地狱之火吞噬了发动机后面的防火墙。一声爆炸把机翼炸飞，破损的飞机颤振着飞离天空，炸毁在丛林中，安格林和2名中国机组人员当场丧生。整个灾难过程约为120秒。

7月，山姆·安格林比皮特·古蒂尔多赚了几个钱，并不知道他还有不到11天的时间来花完他人生中最后1个月的薪水。共享巴利贡盖县平房的其他飞行员为纪念他举杯，皮特·古蒂尔每次飞过那个丛林中标记着他的同志的终结点的小片焦黑地，就略微下降致意。他在安格林出事前一天飞过48号飞机，它工作得非常好。

在乔·罗斯伯特和里奇·汉密尔史诗般地克服艰难险阻走出米什米大山的时候，风季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夏季，抑制了日本人在缅北阿萨姆邦大部分的空中活动。 [30] 但到了10月初，风季结束了，10月13日，太阳终于在秋高气爽的天空中升起。最近通过鉴定升为机长的马歇尔·施罗德（Marshall Schroeder）起飞，爬升到16000英尺，加入一组军方飞行员沿航空罗盘115度的航向向东直飞昆明。这是几个月来第一个真正的晴天，峡谷、森林、河流、雪山在驾驶舱窗外鱼贯而过，好一派壮丽的景色。在缅甸北端的孙布拉蚌（Sumprabum）附近，一批盟军代号为“奥斯卡”的日本“Ki-43隼”式战斗机跃入这群运输机中。

空战的传言在汀江机场炸开了，中航人员聚集到无线电室，施罗德的声音打破了背景的静电干扰杂音。运输机群四散逃逸，但有几架敌机咬住了施罗德的尾巴。他掉过头，扭动着转向低飞，人群坚守在无线电室收听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但他无法摆脱追击。这场单方面的战斗持续了15分钟，直到传来的只剩下不停噼啪作响的静电杂音。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变成了1分钟，再变成2分钟，围拢的人们无语地散去。1个小时后，1架受损的军用飞机呼啸着飞入汀江，机身被打得像个筛子。该军方飞行员出了驾驶舱，昏了过去。

施罗德的死严重打击了古蒂尔。尽管施罗德到中航比较晚，但他是古蒂尔与之在泛非航空飞行过的另一人，雨季时曾作为古蒂尔的副驾驶飞了大半个月，如果有一点关于驼峰的知识是古蒂尔试图传授过的话，那就是，天气晴好时绝对不要从高空飞越缅甸——很容易成了巡逻中的日本战斗机的猎物。古蒂尔曾告诉施罗德，在晴朗的天气飞行，要先转弯向北，保持低海拔，并绝不离开山脉，这样可以使运输机难于被发现，且可借助峡谷和山峦以逃避追逐，并迫使敌人远离他们的基地运作。施罗德忽视了这个建议，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古蒂尔觉得自己也有责任。盟军地面渗透部队在位于日本运输线后边的克钦邦（Kachin）活动，发现了施罗德的残骸，3位机组人员的遗骸分别就地掩埋。马歇尔·施罗德，来自纽约州水牛城，24岁。

当日机袭击在驼峰上的运输机时，邦德正在从美国回重庆的路上，因工作原因途经昆明，他立即返回汀江。如果这次日本袭击预示着一场旨在风季后切断空运的严肃的战役的话，中航最好的防御办法就是切换到夜间飞行，正如1938年吴士被击落后香港大撤退所做的那样。当晚，中航就制定了变动的计划，邦德在汀江过了两晚，尽其所能帮助组织了转型。“如往常一样，中航引领着方向，表明这项工作做得成。”邦德写道。“军方将不得不这样做。”

不过，军队遵循平民榜样的速度不够快。大多数军方飞行员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来立即切换为夜间飞行，日本的风季后袭击演变成了一场针对驼峰空运的大型军事行动。10月16日，日本战斗机奥斯卡在光天化日之下击落了3架正在孙布拉蚌巡逻的“A-36A”攻击机（“P-51野马”战斗机的不愉快的变种机型）。在接下来的10天里，他们摧毁了5架“C-46”。陆军航空队在缅甸遇到了抗议日本机场的罢工，针锋相对的斗争持续到11月和12月。12月13日，日本轰炸并扫射汀江，迫使中航机场人员藏身于泥泞、恶臭而狭窄的壕沟。公司没有一架飞机受损，但炸弹摧毁了机航办公室和仓库。吴士在废墟前摆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连接好电话线和无线电台，在15分钟内工作就回到正轨。而在他身后，2个建筑物还在燃烧。整个秋天，敌人的损耗非常严重，一当盟军重新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制空权，中航马上投入24小时运营。尽管有敌人袭击，南亚的不稳定天气仍然是成功的空运的最大阻力。中航在全天候和夜间飞行，其飞行员远比刚从飞行学校出来的军队同行更有经验。军队人员经常因为觉得天气太差就取消飞行任务，陆军航空队希望通过指挥官的调整改善业绩，便安插了纪律严明、雷厉风行的托马斯·哈丁（Thomas O. Hardin）上校负责印中联队。哈丁认为他的飞行人员钻了宽松政策的空子，便颁布命令——“驼峰之上不讲天气”，命令飞行人员照飞不误。军方交付的货物吨位量增加了，可以预见的是，事故数量也增加了。11月，印中联队有38架飞机坠毁， [31] 中航只有1架；12月，军方坠毁28架，中航则有2起致命事故：2起事故都发生在12月18日雾蒙蒙的清晨，中国空军有人将一个着陆信标挪动了几百英尺而没有通知中航，该渎职行为导致损失了2架客机、2架货机和6条生命。

因为邦德得了登革热，中航不得不应付没有邦德全盘照看的情况。他花了几个星期躺在拉普的基督新教大院里，病状包括可怕的高烧、让他觉得骨头都好像要断了的关节痛和像大锤击打似的头痛。 [32] 该病并没有阻止他欣赏《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重庆版创刊号上的一则笑话。 [33] 那年秋天，这个笑话在中国战时首都被损坏的街道上大受欢迎。它讲的是，一则中航广告邀请读者出席其上海新机场的盛大的开幕式，日期是“将于稍后公布”——这段乐观的反语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威廉·兰霍恩·邦德仍然在中国运营。

[1] 唐纳德·麦克布莱德日记，1944.3.3；C.N.A.C. Cannonball 中许多关于赌博的文章；笔者在2003～2008年中航年度聚会中的对话。

[2] Peter 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p.75，79-80；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2005.1.23；古蒂尔给笔者的邮件，2008.2.29和2008.4.9；笔者在2003～2008年中航年度聚会中与中航人员的谈话；C.N.A.C. Cannonball 中的许多文章；Michel Peissel，Tiger for Breakfast ，pp.115-141。

[3] 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1.23。

[4] 中航没有足够的副驾驶和报务员为每个航班配备充足的机组人员。但是，如果飞机失去了一个发动机或机身上结了大量的冰，机上有第二双手来抛弃货物是很重要的，因此，吴士确保每个驼峰飞行航班均被安排了一个副驾驶或报务员。

[5] 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笔者在2003～2008年中航年度聚会中的对话。

[6] “Report on the Increase of Company Personnel，” April 1944，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7] http：//cnac.org/allaccidents01.htm；“Pilots’ Pay-Month of June，1943”；“Pay of Pilots Serving as Co-Pilots on Freight Service-Month of June，1943”；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8] Jimmy Scoff，两航史料称史可甫。——译者注

[9] 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笔者在2003～2008年间与中航飞行员的对话和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日记，1944.2.25；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笔者在2003～2008年中航年度聚会中的对话［吉米·斯科夫（Jimmy Scoff）仍然是中航的一个主要谈资］；C.N.A.C. Cannonball 中的许多文章；J.Gen Genovese，We Flew without Guns ，pp.232-247。

[10] 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唐纳德·麦克布莱德日记，March 24，1944；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The Valley Morning Star ，March 26，1944；“Crew Leaps from Plan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rch 26，1944；http：//cnac.org/accident042.htm。

[11] Louis Allen，Burma：The Longest War，1941-1945 ，pp.91-116；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302-303；Sir William Slim，Defeat into Victory ，pp.147-161.

[12] 陈纳德写给温德尔·威尔克（Wendell Willke），1942.10.8，转载于Jack Samson，The Flying Tiger：The True Story of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U.S.14th Air Force in China ，pp.175-180；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322；R&S 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的指挥问题），p.18；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469。

[13] 乔治·马歇尔，“给总统的备忘录”，1943.3.16；马歇尔，“给史迪威将军的备忘录”，1943.5.3；“给海军上将莱希（Leahy）、海军上将金（King）、阿诺德将军的备忘录”，1943.5.3：均见Marshall Papers ，Vol.3，pp.675-678；Hap Arnold，Global Mission ，pp.398-409，413-420；Martha Byrd，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pp.155-157，172-192；C&C IV=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4，The Pacific：Guadalcanal to Saipan，August 1942 to July 1944（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太平洋地区：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塞班岛，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第4卷），pp.435-43；Winston S.Churchill，The Hinge of Fate ，pp.782-799；Samson，The Flying Tiger ，pp.175-180，183-186，189-194；Robert E.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An Intimate History ，p.749；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251-253，259-260，269，274，277，310，313-354；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pp.534-36；Strategic Planning，1943-1944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3年～1944年》），pp.84-88，126-145；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p.383-399；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446-478；史迪威日记，September 9，1943：“这些家伙相信100架飞机就能使日本人退出！”

[14] 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353.1943年5至9月邦德在美国。

[15] 在运输能力不足成为盟军的战争努力的唯一最大阻力的情况下，取消对缅甸发动全面攻势的计划，释放了足够的船舶来运送215000名战斗人员及装备到英国，为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做准备：莫里斯·马特洛夫（Maurice Matloff，简称M.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Edwin M. Snell，简称E.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进行战略规划，1943年～1944年》，第81页。

[16] C&C VI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7，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环球服务》，第7卷），pp.24-26；William R.Peers and Dean Brelis，Behind the Burma Road ，pp.145-146；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344；Eric Sevareid，Not So Wild a Dream ，p.248；Otha C.Spencer，Flying the Hump：Memories of an Air War ，pp.66，100-106；Joseph 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 ，pp.217-218；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450，479.

[17] Arthur N.Young to His Excellency，H.H.Kung，July 9，1943；“董事会特别会议记录”，1943.12.30；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pp.401-402；Laura Tyson Li，Madame Chiang Kai-shek，pp.235-237；Arthur N.Young，Cycle of Catha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165-171。

[18] 林大纲。——译者注

[19]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第一个夫人的儿子，不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

[20] Young，Cycle of Cathay ，p.167.

[21] 1943年6月1日，中央航空公司基于欧亚航空公司的资产建立，企图通过此举撇清欧亚航空公司与德国的关系的污点，从而可以得到美国飞机。

[22] Young，Cycle of Cathay ，p.167.

[23]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337-339，347；C&C IV=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4，The Pacific：Guadalcanal to Saipan，August 1942 to July 1944（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太平洋地区：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塞班岛，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第4卷），pp.522-529；Byrd，Chennault ，pp.202-204；Samson，The Flying Tiger ，pp.194-198.

[24] Strategic Planning，1943-1944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3年～1944年》），p.197.

[25] C&C IV=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4，The Pacific：Guadalcanal to Saipan，August 1942 to July 1944（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太平洋地区：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塞班岛，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第4卷），p.446；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268，说美军空运总部9月用228架飞机运送了5390吨；“昆明和汀江之间空运吨位的月度合同”；“与美国陆军协定的货运服务的业务”，“每月业务生产航班”；“1943年6月货运服务业务汇总”；“1943年6月通过中航飞机装载进出（中国）的运量”；“中国航空公司：1943年9月货运服务业务汇总”；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在C&C中航的统计数字与其公司记录并未精确地吻合。我使用其公司记录的数据——这些记录也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令人沮丧的烦恼，但差异很小。威廉·麦克唐纳通过亚瑟·杨给邦德和哈罗德·比克斯比的备忘录，1943.9.2，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Box 58；夏普备忘录，1943.8.7，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26] 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 ，pp.215-218.

[27] 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古蒂尔写给笔者的邮件，May 5 and May 6，2008；Theodore H.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pp.166-178。

[28] “Pilot’s Pay—Month of July，1943，” 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古蒂尔给笔者的邮件，2008.5.5和2008.5.6。

[29] 安格林（Anglin）的坠机：http：//cnac.org/accident014.htm；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82；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古蒂尔给笔者的邮件，2008.5.5和5.6。

[30] 施罗德的飞机被击落和（日机）攻击驼峰航线：Bond to K.C.Lee，October 18，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史迪威日记，October 15，1943；C&C IV=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4，The Pacific：Guadalcanal to Saipan，August 1942 to July 1944（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太平洋地区：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塞班岛，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第4卷），pp.467-468；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85；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54-355；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古蒂尔给笔者的邮件，2008.5.5、5.6和5.7；马歇尔·施罗德（Marshall Schroeder，牺牲的飞行员的侄子）给笔者的邮件，2008.5.19；http：//cnac.org/schroeder01.htm。

[31] General William H.Tunner，Over the Hump ，p.63；中航飞行员的日记Donald McBride，December 18 and 19，1943；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11；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85；http：//cnac.org/allaccidents01.htm；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

[32] Bond to Stanley K.Hornbeck，November 16，1943，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33] “China Plan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November 7，1943.

25 失去一个朋友

对于盟军来说，1943年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进展得不错。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Kursk）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印军和美军联合作战将法西斯分子从北非和西西里岛驱逐了出去，并攻入意大利；太平洋的反攻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中部诸岛开启了海上战役。盟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创巨痛深的损失，从轴心国手中夺取了战略主动权。盟军唯独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战场是缅甸和中国。11月下旬，同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the Allied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在开罗召开了这一年的第三次战略会议。 [1] 罗斯福总统为表达他要培育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稳定的基础的意图，与夫人一道邀请蒋介石夫妇参加会议。尽管做出这样的姿态，对中国在世界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纵然国民党宣传机器继续哄骗美国的公众舆论，盟军领导——包括罗斯福总统——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过去的18个月里，中国军队没有进行过任何重大的战斗。 [2] 参谋长联席会议首脑们强迫蒋介石派出其在云南的军队渡过萨尔温江进入缅甸，蒋介石精明地回避，不做正式承诺。蒋介石这种不愿意采取行动来帮助自己的态度，使得盟友们自然地对打破中国被封锁的局面不予重视。蒋介石有关可能“中国战区会崩溃”的议论并没有让人觉得他是在真诚地努力想打败共同的敌人。太平洋作战取得的胜利遍地开花，使得中国作为打败日本的目标的组成部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盟军原来打算通过用东方和西方两股力量夹击来粉碎日本帝国的战略构思，让位给不需要太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帮助而主要从太平洋击败日本的设想。

在秘密举行的开罗会议之后，盟军联合声明 [3] 宣布，“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的对日作战计划，已取得一致意见”。事实并非真的完全一致。蒋介石在英美领导人心目中留下了不良印象，在他提出的诸多要求之中，有一条是要求罗斯福总统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以稳定中国货币价值，宋美龄声称其中200万美元需要用金条支付。在会后的电报交流中，罗斯福总统明显冷淡地告诉蒋介石，该贷款要求已经转由财政部“考虑”。开罗会议的后果倾向于将中缅印战区降级为支撑作用，从而使驼峰空运成为美国在亚洲最高优先级的协助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持中国继续抗战并为空中打击敌人供应物资。

1943年10月底，在开罗会议之前，按照五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的决定，“中国驻印军”穿过那加丘陵（Naga Hills）和帕特凯山，长途跋涉进入缅北瘟疫横行的丛林，开始反攻。 [4] 该部队是1942年年中在缅甸沦陷后撤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残部经过史迪威将军的培训计划而创建起来的。中国驻印军向前挺进，越过了从雷多延伸建设的公路的顶端，并深入大洛平原（Taro Plain）和胡康谷地（Hukawng Valley）。负责防守这一带地区的日本步兵师团的士兵进行了特有的顽抗。当时，史迪威将军在中东参加开罗会议，没有他，中国军队就不可能得到反攻的军火。敌我对峙的僵局贯穿整个11月和12月前半个月，史迪威于12月21日飞往缅甸。3天后，中国人开始了有效率的进攻，经过12月后半个月和整个1月的奋战，逐步推进到胡康谷地的腹地，目的是要夺得河谷远端的山脊以攻入孟拱（Mogaung）和加迈镇（Kamaing），这些是通往伊洛瓦底江河边的重镇密支那途中的必经之地，密支那是控制缅北的关键。缅北的战役给了中航新的任务——向挺进的中国远征军空投物资。中航以特有的勇气和效率执行该任务，在低空通过运输机的侧门向丛林的空地把一袋袋大米向下踢出去。2月下旬，一支新力量加入鏖战——美军第5307部队突击队，这是相当于一个旅的规模的长程渗透小部队，与温盖特将军指挥的钦迪特远程突击队并肩作战。该部队由弗兰克·梅里尔（Frank Merrill）准将指挥，被媒体称为“梅里尔劫掠者突击队”（Merrill’s Marauders）。

与此同时，英国温盖特将军组织了第二次钦迪特远程突击队远征，他的一个旅从陆路渗透。从3月5日开始，其他的旅被空运深入到缅甸，封锁了曼德勒—密支那铁路，部分阻断了敌人向缅北战场的后方增援和运输补给，吸引了日本人的大量对抗手段。3月24日，温盖特死于飞机失事，但钦迪特远程突击队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1943年12月，在缅北行动的同时，英印军的3个师进入缅甸沿海的若开邦，重复一年前所进行过的尝试，对日军开展较大规模的进攻。英军花了12月的大半个月和整个1月冲击日军的防线，但都没有战果。日军于2月4日反击，穿过可怕的丛林和山脉，形成右手形的口袋，将2个师从中间切断——他们1年前用的就是这种战术，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威廉·斯利姆将军向2个孤立的师发出“坚守和战斗”的命令，通过空中补给维持地面部队，并空运增援部队，还发动了自己的还击。包围英军的日军现在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于2月下旬被消灭得干干净净。3月初，英军再次重拳出击，当他们即将突破时，出现了新的紧急情况，迫使斯利姆放弃进攻——日本人在缅印边境的山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旨在将英军逐出英帕尔平原（Imphal Plain）和位于曼尼普尔（Manipur）高地的科希玛镇（Kohima），从而清除英军唯一可以据以用大部队进攻缅甸中部的基地。这是模仿1943年风季前奥德·温盖特执行的钦迪特远程突击队穿插策略，但此次的兵力是155000人而不是3000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进攻最初阶段能否截获英国的供应物资。不顾风险，日本步兵于3月7日晚上开始渡过钦敦江。

斯利姆将军虽然预计到日军的行动，但对日军的急速行军感到惊讶，他赶紧从驼峰航线调集运输机对战场进行空中增援。敌军横扫100英里，穿过那加丘陵，于3月29日切断英帕尔—科希马公路。不久之后，斯利姆在英帕尔投放了英印军的小股部队并在决定胜负的科希马投放了较小的游击队。如果英国失去了科希马，日本就可能大举进攻阿萨姆邦峡谷，并破坏盟军在亚洲大陆所有的主要努力，包括驼峰空运。

正当日军如日中天之时，史迪威于4月3日与斯利姆会晤。 [5] 史迪威的中美联队刚刚打到孟拱河谷（Mogaung Valley），但由于灾难性的威胁是在英帕尔和科希马，史迪威以为英国人会向他要求增援，那将会妨碍他在缅北的计划。然而，斯利姆向史迪威保证可以用自己手中的军队处理局面，斯利姆的自信使史迪威开始放手策划一个胆大得惊人的依靠自己力量的攻击计划。

直到4月中旬，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几乎使科希马的保卫者难以承受。汀江离战场仅有区区一百来英里，而且中航飞行员深知敌人很有可能收口袋包抄围捕，在那段岌岌可危的日子里，他们连睡觉都带着手枪。英国守军奋不顾身地战斗，坚守科希马长达2周。4月20日，斯利姆的援兵杀进科希马，疲惫不堪的驻军因此得到了解脱。应急解围结束后，斯利姆集中精力挥师南下，驰援在英帕尔被包围并仍在激烈战斗的几个师。

邦德虽然地位不低，但对开罗会议导致的盟军战略思维的转变并不知情，在中缅印战区战斗的大多数人也不知道。 [6] 邦德的登革热刚治愈，就对1944年初驼峰空运的状态给予了极其满意的评价，它正在成长为庞大的事业，而军队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中航和空军两者合起来，每天在中国着陆的航班超过100个，而且这个数字在不断上升。1943年12月，他们有很成功的记录，当月运送了超过12000吨的物资进入中国，超过了罗斯福总统设定的10000吨目标。印中联队因取得的成就获得总统集体嘉奖；中航得到付款前非常艰难——军方欠他们的运输费用拖了将近6个月才支付。然而，从成功的方面讲，空运的吨位数仿佛不可限量。即使他和他的公司没有收到很多公众赞许，邦德感到对成功负有责任，并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中国的空运正在成熟，成为为伟大的战争付出努力的一部分，他知道，如果没有中航开拓性的努力，这条空运航线可能一直都不会尝试运行。在邦德看来，中国在战争中的地位似乎终于如他早就认为的那样名至实归。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好斗的中国将日军的很大一部分牵制在了亚洲大陆，盟军空中力量从中国东部基地出发的运作可以对日军造成巨大的伤害，而装备了美国设备和实践知识的中国军队将在最后的战役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看来美国最终做的好像正是邦德自1937年以来已经明确主张的——付出大量的努力向陷入困境的中国提供现代战争手段——并以他自1941年春季以来一直具体倡导的方式：驼峰空运。邦德期望历史的结论会裁定中航的工作是日本战败的一个支点。

邦德绝对是个好商人，他已经开始为和平做计划。 [7] 泛美航空与中国交通部的合同将于1945年7月8日到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该是时候开始考虑到时将会发生什么了。邦德写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他的想法。虽然中央政府存在独裁倾向、漫不经心的经济政策、腐败和麻木不仁、不公平的司法实践，以及它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的无可挽回的敌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引起了邦德的关注，但他仍然相信，在获得和平后，国民党有可能成为继续完成中国统一的力量，他推测国民党最终会兑现其经常重复的有关解放中国社会并带领国家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诺言，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的长远成功的关键。他预见，当敌对行为终止时，“一个活跃和发展的伟大时期”将在中国出现，因而，他小心地定位中航，以利用他看到的即将到来的巨大机会——他打算将中航发展壮大为在亚洲占主导地位的航空公司。 [8]

虽然宋子文仍然担任中国的外交部部长，但自从他于1943年秋天回到中国并发起了一场以失败而告终的罢免史迪威将军的战役后，便没有行使过任何真正的权力。 [9] 史迪威这个任性的西点军校人已经证明了其不贪腐的作风、“做给我看”的现实态度和不可能被操纵的立场，而中国人希望更换他。令人惊讶的是，宋子文的花招已经升级为很大的家庭内讧，显然，这件事使他与坚定不移地支持史迪威的宋美龄和宋蔼龄对抗。宋子文说服蒋介石说，蒋个人向美国政府呼吁可以迫使这个问题解决，但蒋没有成功。与史迪威的关系和缓如常，但被迫放弃主张使蒋介石大失脸面，他指责外交部部长，两人心生芥蒂，又因蒋介石及其圈子内的右翼成员认为宋子文有惊人的自治倾向而火上浇油。蒋介石削弱了宋子文的权力基础，尤其是用孔祥熙取代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诒出任中国银行行长。宋子文立即发外交护照给他的弟弟宋子良，送他到美国重掌外国援助机构在美国一端的组织，该组织是他的影响的关键所在。虽然宋子文仍然是外交部部长，但他引人注目地在开罗会议上缺席。后来，宋子文在一个家庭聚会上把这事说得太露骨了，大为光火的蒋介石把一只茶杯扔到宋的头上。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报告说，宋子文进入了社交和正式场合的“退隐状态”，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似乎形同软禁。其他征兆显示了国民党宝座背后的恶性混战，传言暗示中国的第一夫妇的婚姻出了问题，并详细描述了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以及宋子文和他的两个姐姐之间的明显的敌意。整个宋氏家族的影响受到损害。

邦德不知道导致内讧的原因是什么。 [10] 在国民党的黑暗的壁橱中，这是很难捉摸的政治花招，宋氏家族内部的争吵不休至少有可能是做给别人看的，掩盖了更大、更微妙的目的——这并不是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前所未闻的事情。 [11] 头脑冷静的商人既不会完全相信，也不会全面否定所听到的任何事。1944年上半年，缅甸周边的战事吃紧，按照业务的要求，邦德在驼峰上空飞来飞去。有一次，他在重庆停留，接到与宋子文共同进餐的邀请。邦德是个忠诚的人，太清楚他自己和泛美航空在中国之能取得成功，靠的就是宋子文的影响力，他不会因宋子文的失宠而不接受他的邀请。再说，邦德真的很喜欢和欣赏这位外交部部长。

在宋家门口，一个贴身男仆请邦德随他上楼到宋子文的卧室。邦德觉得很奇怪，但没有问，而是按照要求去了。他发现胖胖的外交部部长躺在椅子上，满脸剃须泡沫，正在由理发师修脸，圆眼镜放在边桌上。弄完后，理发师退下。宋子文和邦德简短地寒暄后，宋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当他开口时只是说些简单而不需要回复的平常的话。邦德管住自己的舌头。显然，宋子文并非感到受了侮辱或忽视，而是深感大事不好，宋在全力对付明显的难题时对邦德如此出人意料的亲密，使邦德感到荣幸和心存同情。邦德静静地坐着陪伴宋子文。

终于，一个仆人上来，宣布晚宴开始。

“叫他们等15分钟。”宋子文指示。 [12]

15分钟到了，邦德提醒宋子文。

“邦迪，你下去吧。告诉他们把我的送上来。”

楼下，邦德被安排与一位熟悉的中国官员坐在一起，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出席晚宴的还有另外两位他从未谋面的客人：蒋经国——蒋介石的儿子——和另一个邦德猜测是秘密警察组织头子的中国人。

晚餐吃得不舒服，任何语言的对话都很少，无需多大直觉便可感知到宋子文的内心斗争和他拒绝与楼下的两人共进晚餐之间的联系。在这样蓄意的无礼背后，必定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过后，邦德急忙赶回家，仔细琢磨着这个奇怪的晚上，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包括在内，他的出现会起什么作用。

一两天后，中航业务组主任高大经走进邦德的办公室说：“邓勉仁先生找你，并要求我请你到办公室后给他打电话。”

邓勉仁！自日本袭击香港之前，邦德就没有见到过他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他在疏散的紧要关头没能找到邓而被迫让他留在身后。虽然自此以后他收到过说他的朋友很好的音讯，邦德为邓安全地出现在重庆感到很高兴——并充满好奇。他为什么在这里？敌占的香港的状况如何？他是怎么逃出来的？邓是个非常出色的银行家，广东银行行长，众所周知是宋子文的心腹之一。无疑，日本肯定会密切注意这么一个重要的人吧？他的朋友肯定会有一个很棒的故事。邦德要高大经把他请到办公室喝茶。

高一个人回来了，邓先生被“拘留”了。

邦德听到这个消息很惊讶，但他认为这里边肯定是产生了一些误会，很容易解决。他在头脑中把它放到一边，回到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上。

几天以后，依然没有邓的消息，邦德要高请邓接电话。

几分钟后，高大经冲入邦德的办公室，看上去很困惑。“究竟怎么回事，高先生？”

“邓先生因叛国罪被处决了。”他喃喃地说。

邦德先是震惊得瞠目结舌，然后问题如洪水般涌来，“为什么？以上帝的名义，为什么？”

高不知道详情，在远比因传递违规消息而产生的中国式惶恐要严重得多的恐惧的驱动下，匆匆离开房间。

邦德惊呆了，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亲爱的朋友——一个和蔼可亲、行事周详的男人——没有公开的审判、指控、律师、法官、陪审团或警告，就这样被处决了，他可能还受了折磨。邦德紧紧抓住窗沿，环顾着肮脏的城市，腐臭的气味从破烂不堪的街区中升起，一个小女孩在排水沟上小便。可怕，丑陋，无以言状。真正的平静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到来。邦德在接下来的日子打听情况，小心翼翼地选择问题和接触的人，只向那些他认为可能会见到过邓的朋友，或者听到过些什么，或者对此事的缘由了解内情的中国熟人发问。邦德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而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极力否认知晓并改变话题的态度，让他意识到他正处于危险之地。不是他本人的危险，他是个美国人，没有什么会发生到他头上。问题在于，这些中国朋友认为这个话题太危险，非常刻意地显示出不感兴趣的态度。

一股狂怒在邦德心中生长。这是一股安静的、碾轧灵魂的、拒绝被忽略的愤怒。他无法摆脱他最好的中国朋友在昏暗肮脏的墙基上身体蜷缩成一团，鲜血和脑浆喷溅到国民党执法者的靴子上的景象。这个可怕的画面迫使他重新审视他对国民党的信任，它实在经不起推敲。邦德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他太天真了，只看到他想要和希望中国国民党做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真实情况。在废话连篇的官方宣传背后，“自由中国”其实是个警察国家，没有正义，最热切的兴趣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与同盟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耗尽如此多的鲜血和财富来消灭的敌人无异。邦德不敢再打听，但不停地向自己提问题，想理清这宗谋杀，因为他从骨子里清楚，对邓勉仁犯叛国罪的任何指控都是虚假的。邦德编造了一套又一套的理论，但总难自圆其说，直到他将邓的被谋杀与他和宋子文度过的那个奇怪的夜晚联系起来，其中的一套理论才弄出点貌似合理的头绪。

邓勉仁显然没有逃离香港。逃离是无名之人的行为。一个如贵族般的银行家不可能平静地消失而不对家人和银行员工造成严重危害，邓勉仁先生是个一言九鼎的要人，绝不会如此行事。日本人放过他，必有其自身目的，促使他们放开这样一个人的理由，邦德能想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求和。日本政府和军队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几年，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虽然日本人看起来非常狂热和乐于自我牺牲，但其内部存在分歧和派系；到了1944年初，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显然正在输掉战争。美国人将打破日本的内层防御圈，使日本本土暴露于攻击之下。必定有一些日本人急于避免他们的岛国和文化的灭绝，退而寄希望于比无条件投降更有利的和平解决。有传言说他们一直试图找人在他们和美国之间调停，有人声称曾找过瑞士，又有人说找过苏联。面子不允许日本向蒋介石提交和平建议，因为他们试图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没有正式承认蒋介石是国家领导。然而，他们可以通过宋子文寻求调解。他是个完美的人选。没有其他的中国人比他更接近美国政府，而这其中也奠定了邓的危险，因为威胁到蒋介石的并不是和平谈判。早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国民党的许多人就一直以各种方式与日本人做生意，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些就是叛国行为。正是这些人对邓产生了威胁。如果邦德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通过宋子文调停促成和平谈判将给他带来相当大的信誉和声望，而宋的国际声誉、紧紧把持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的实权，以及其在中国的教育精英中受人尊敬的地位，会使他成为可以挑战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经过深思，邦德认为，正值和谈传言四起之际，邓来到重庆，不是一个巧合。他怀疑日本人派邓到重庆试图劝说宋子文接触美国政府探讨开启和平谈判。

蒋介石不敢监禁或处决宋子文。因为除了宋是他的大舅哥外，宋和美国人太密切，如果杀了宋，美国对他的政权的援助将削减甚至取消，而这些美援正是他最最需要的。转而，蒋介石及其内部安全头子枪决了信使，向宋氏家族发送了明白无误的信号。

邦德怀疑宋子文请他吃饭时他正在这种困境中挣扎。确实，有可能邦德被召过去就是为了向在餐桌上的其他人强调宋氏家族与美国人的关系质量。邦德猜测，邓在到达重庆后几乎只是比蒋介石的警察快一步致电中航办公室找邦德，与一位备受尊重并与美国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人的公开的友谊可能会让他难以被处决。但是，就在邓给邦德的电话和邦德派遣高大经去请邓之间的时间里，唐被蒋的打手截获并“拘留”，该事件导致了最终的结局。

邦德反复推敲这个情景。它被证明是合理的，经得起检验。每审视一次，他的愤怒就增加一分。他刺探出了他的中国熟人隐藏得很好的情绪，令他惊愕的是，尽管盟军攀登到了胜利的边缘，他在自己身上竟发现了恐惧的情绪。事实上，邓勉仁的谋杀案可能向中国受过良好教育并对国民党日益不满的整个阶层传递了一个信息，而对于邦德，它揭开了他戴了这么多年的中国的“潜在” 面纱。一个好人，不经审判，无声无息地被处决了，他的一生和工作成就这样被东方地毯一掩而光，仿佛他从来没有存在过。过去的17年，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口口声声说培养民主，而整个时间里他老是让人上当，他们只不过是一伙在残酷无情的盖世太保背后的法西斯暴徒统治集团。它是如此逍遥法外，至今凌驾于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法治以及所有其他的邦德想象的盟国正在为之战斗的价值和邦德相信对战后中国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的原则。他感觉到他最密切的中国朋友对他们国家的未来失去信心。贪污、腐化、恐怖、自我利益和无能已经使国民党统治非法化，如果它与共产党或另一个军阀派系打内战的话，邦德不再相信他们会赢。

邦德的顿悟也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他还在负责泛美航空在中航的投资，一笔非常重大的资产。然而，他现在感觉到中国的命运是注定的，或者不如说蒋介石的厄运已成定数。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使他深受困扰。虽然，中航的合同是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但邦德对中航奇怪的合作关系可以在政权变换后生存下去完全没有信心。他强迫自己承认曾如此长期艰辛地建设的中国航空公司很可能在被锁定控制的情况下正向一座大山迎面飞去——而这完全改变了他的优先话语权。泛美航空与中国人的合同将于1945年7月8日到期，开始续约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考虑到他现在觉得可能等待着中国国民党的命运，即将到来的续约也就是提取泛美航空对中航的投资和收益的时间——无论中航看起来多么完美地准备好了战后扩张。他不会让中国合作伙伴察觉他的意图的分毫。这些合作伙伴毫不掩饰地希望增加中方在中航的股份，但如果他们意识到泛美航空想退出，他们就不会为美方股份付出真正的价值。为了做到这一点，邦德知道还有其他一些人需要说服，某个长期被认为是航空界最顽固、最抠门的人——胡安·特里普。正是1937年邦德逼迫其给予了挽救泛美航空在中国的投资的机会的人。

如果邓勉仁的枪决对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包含的是一般信息，则不可否认的是，其对于宋氏家族是直接的命令，于是他们突然萌生了离开中国的念头。 [13] 孔祥熙辞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并出席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New Hampshire）召开的经济会议。会后，他悄悄地与小舅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会合，居住在位于纽约市里弗代尔 [14] （Riverdale）的宋氏家族公馆。宋美龄和姐姐宋蔼龄极为秘密地去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布洛格伊奥（Brocoio），随行的还有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和其妻子。在南美待了8周后，一行人员悄悄地北飞，隐居在里弗代尔。

这场大出走似乎证明了邦德的解读。它还留下了宋子文，作为这个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家族留在中国土地上的唯一成员。 [15] 随着最亲近的血亲远离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宋子文使用其并非微不足道的资源开始了重返权力走廊 [16] 的战斗。

[1] 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pp.425-430；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pp.408-412；Hannah Pakula，The Last Empress：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pp.469-475；R&S 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的指挥问题），pp.53-82；Robert E.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An Intimate History ，pp.770-75；Strategic Planning，1943-1944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3年～1944年》），pp.334-387，433-437；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 ，pp.242-252；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396-397，399-406；Laura Tyson Li，Madame Chiang Kaishek：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pp.242-246.

[2] Eric Sevareid，Not So Wild a Dream ，p.317.

[3] 《开罗宣言》。——译者注

[4] 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中缅印战场的事件由以下建构：R&S 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的指挥问题）；Strategic Planning，1943-1944； Martha Byrd，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Fenby，Generalissimo； Pakula，The Last Empress ，pp.469-482；William R.Peers and Bean Brelis，Behind the Burma Road； Sir William Slim，Defeat into Victor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 ，pp.245-257；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Tyson Li，Madame Chiang Kai-shek； Donovan Webster，The Burma Road； Theodore H.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Theodore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

[5] 史迪威日记，April 3，1944.

[6] Bond to Bixby，Letter No. B111-44，April 19，1944，SDAM.

[7] Bond to H.H.Kung，November 9，1943；邦德，“机密备忘录：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的位置”，1943.11.25；邦德，“中国民用航空要考虑的问题”，1944.1.4；均见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8] Bond to H.H.Kung，November 9，1943，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9]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10，1943，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1943，China，pp.387-388；John S.Service，Lost Chance in China ，pp.75-86；Tyson Li，Madame Chiang Kai-shek ，pp.239-250；Fenby，Generalissimo ，pp.402-407；Sterling 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 ，pp.393-416；Taylor，The Generalissimo ，pp.239-240；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495-506；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pp.374-379.

[10] Bond to John Leslie，June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Bixby to Dear Family，June 2，1944，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2.这一段故事对于邦德与中航来说都极为重要，却也最难查明和确证。邦德1975年的信不单清楚地表明其重要性，还断言它发生在1945年初。比克斯比1944年6月2日的信也提及这一段，因此邦德在其1975年的信把事件的时间记错了。同时，作为进一步的间接证据，仔细阅读Wings 一书给人的印象是邦德就与邓勉仁相关的事建构一个重大事件。不幸的是，邦德在其设置最终取得成功之前去世了。我选择了相信邦德叙述的事件，但将发生时间放在比克斯比的信表明其发生的1944年春；谢伟思（John Service），“The Fall of T.V.Soong”，1944.3.7，有另一条线索：“（广东银行）重要的香港办事处的腾姓总经理，前些时候被戴笠逮捕，关于他的命运有相当多的秘密——据说被枪决了。”（谢伟思，Lost Chance in China ，p.81。）我猜测这人就是邓勉仁，名字拼错了，而谢伟思并不知道邓勉仁和宋子文的关系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很密切；1945年春，宋子文告诉《纽约时报》，中国收到的和谈提议用“斗”量：“Soong Says Tokyo Often Asks Peac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1945。

[11] 比克斯比曾经建议邦德和黄宝贤安排一场公开的争辩以平息对他们工作关系太密切的猜疑。

[12] Bond to John Leslie，June 6，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

[13] Time ，August 7，1944；Fenby，Generalissimo ，pp.422-423；Pakula，The Last Empress ，pp.501-506；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 ，pp.412-416；Taylor，The Generalissimo ，pp.276-277；Tyson-Li，Madame Chiang Kai-shek ，pp.253-255，257-259.

[14] 又称河谷区。——译者注

[15] 他的二姐，孙夫人宋庆龄，依旧留在中国。不过，她对孙中山遗产的廉洁奉公的管理使她对任何派别都无懈可击。

[16] 指暗中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译者注

26 命中注定 [1]

尽管重庆内部政治钩心斗角，但是还有一场战役要打赢，1944年春天，该战役在缅甸和印度达到高潮。由于斯利姆将军对其处理英帕尔和科希马战斗的能力有信心，史迪威将军得以腾出手来，策划夺取目前还远在敌后的密支那的战役。4月下旬，对孟拱河谷的进攻开始了，由梅里尔劫掠者突击队、中国驻印军的2个团以及克钦邦的一支部落武装力量组成的队伍穿过6000英尺高的枯门岭 [2] 的山峰和隘口，进行了长达70英里的迂回进攻。该纵队越过野人山的山脊，向南挺进，于5月17日突袭密支那机场，日军完全晕头转向。盟军迅速通过空中运输将增援部队送到现场，中国和美国步兵固守着机场，但缺乏打击力度将日军从密支那镇驱逐出去。日本加固了防御阵地，但因太弱而无法突破盟军对机场脆弱的把守。季风爆发了，痛苦不堪、被雨水浸透的敌对双方通过狠毒的跷跷板式的格斗猛击对方。当邦德领会了打破密支那僵局的重要性后，他便志愿提供中航的服务，中航飞机与陆军航空兵的常规运输机中队并肩穿梭运送援兵和物资进入密支那。

空运期间，在密支那机场，当中航一位名叫唐纳德·麦克布莱德（Donald McBride）的飞行员的飞机正在卸载的时候，他在乱糟糟的军队帐篷外边冒着倾盆大雨排队等待一个三明治。一个憔悴衰老的士兵从帐篷里钻出来，躲避通过从帐篷顶上灌注下来的水帘，腰间捆着一把0.45英寸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这把枪通常是军官的配备，但老头没有佩戴任何徽章，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士兵，而他脸上的皱纹就和脚上的旧战斗靴的皱纹一样深。“我的上帝”，迈克布莱德喃喃地说，“是不是这场战争已经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他们居然送这样的老头上这里来打仗”？ [3]

一名陆军中士在旁窃笑道：“难道你不知道那是谁吗？那是‘酸醋乔’ [4] 。” 这个朴实无华的扬基佬养成了与士兵吃同样食物的习惯。

英帕尔战役继续与密支那战斗并行，斯利姆的英印军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和精心安排的攻击，稳步地、一口一口地咬碎日军，把日本帝国陆军已经接近的胜利转为惨败。日军从未占领过储存大量给养的补给站，到了6月中旬他们开始挨饿。斯利姆的救援部队于6月22日打通了英帕尔—科希马公路，终止了对英帕尔的3个月的包围。在接下来的几周，斯利姆的军队把敌人赶回缅甸。日军在印度死亡65000人，这是它所经受过的最严重的惨败。

通过不断的空运得到人员、弹药和食品的支持，并通过钦迪特远程突击队和中国远征军对位于孟拱河谷的日军阵地的破坏，史迪威的美国军队终于在8月3日攻占了密支那。驼峰空运从密支那机场易手之日起便感知到这场战役的好处——盟军对机场的占领在很大程度上从缅北的上空消灭了日本战斗机，允许运输机在更偏南和更低海拔的航线上飞行，正如邦德早在缅甸沦陷之前所撰写的对货运服务的建议中的设想那样。吨位交付量从5月的13686吨跃升到6月的18235吨和迄今难以想象的7月的25454吨。 [5] 那年夏天的某个时候，中航完成了飞越驼峰的第20000次航行。 [6]

盟军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在战斗中获得、造成和承受可怕的损失，而这些战斗随着同盟国部队的战线朝着轴心国的老巢收缩而发展得越来越野蛮。盟军通过水陆两栖作战，将日军驱逐出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完成了对拉包尔（Rabaul）的隔离，并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的基地，B-29轰炸机可以由此出发对日本本岛发起攻击。在欧洲，英印军和美军轰炸机巨大的空袭粉碎了德国若干城市。西方盟国于6月4日占领罗马，2天后，8个师在诺曼底（Normandy）登陆，开启了美国的战略家们从参战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预见到了的反希特勒的主攻。在东部前线，伤亡人数——敌对双方——超乎想象，但红军将纳粹从乌克兰驱逐了出去，8月底，苏联的若干个师已经华沙在望。盟军只有在中国的事业继续进展不佳。

在中国，1944年是个可怕的年份。 [7] 财政管理不善引发了令人无法容忍的通货膨胀，国家被掏空。仅4月一个月，中航就空运了244吨纸币进入中国，比它在之前的最多的一个月都多运送了68吨。在重庆，1938年1担米的价钱是中国货币9元，1944年5月是9000美元，价格上涨得如此之快，商家宁可囤积货物而不卖掉。 [8] 有形价值高的物品以高昂的价格出售，而且只收“好”货币。派克钢笔不消几秒钟就以100美元的价格出手，二手的成套服装要价是原来的2倍。通货膨胀的热量蒸发掉了曾于1939年在重庆兴盛过的社区精神最后的痕迹，留下的只有中国的狗咬狗式的凶猛竞争。荒诞不经的腐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盛行，中国的战争努力体现出来的赤裸裸的犬儒主义使知识最渊博的外国观察家都感到惊骇：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竟没有部署对抗日本人，却在北方封锁毛泽东的共产党；在重庆销售的大部分消费品采购自日占区；而财政部坚称，美国军方在中国采购所提供的资金是按20∶1的官方汇率而不是反映了货币真实价值的250∶1的黑市汇率换算的，留下了中国期望美国为了获得在中国土壤上与日本作战的特权而要美国支付90%的溢价的强烈印象。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秘密警察半夜造访可能的持不同政见者，与邓勉仁同命运者不在少数。

开罗会议之后，美国领导人因蒋介石不愿命令其部队开拔前往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萨尔温江前线而越来越恼火，在那里中国军队的5个军面对的是日军元气大伤的1个师。 [9] [10] 4月初，罗斯福向蒋介石发了一个措辞强硬的信息。几天后，马歇尔将军允许史迪威继续向有真实结果的抗日战斗提供美国的援助 [11] 。史迪威派下属告诉中国军队，除非中国部队进军，否则美国将撤销《租借法案》的援助，取消中航的合同并重新分配其货运的运输机。1个月内，中国部队的前锋渡过萨尔温江，过江后继续沿多个隘口推进，并威胁要从东西两侧夹击，将日军赶出缅北。不幸的是，无能的将领贻误了战机。1500人的日军反击，使中国军队10000人感到震惊，并使云南远征军本可在密支那帮助处境艰难的中国驻印军和美国军队的希望破灭。事实证明了史迪威将军的其他方面的判断。中国空军对被日本霸占的中国河流进行了打击，并重创了日本商船和机场，正如陈纳德一直所声称的中国空军基地有可能遭受破坏的情况终于出现了。以印度为基地的“B-29”按计划经过中国上空轰炸了日本本土的岛屿，结果正如史迪威将军2年前所预测。日本增兵，组织了抢夺这些空军基地的地面战役。

5月，日军主力从汉口向南大举进犯，中国军队被证明对此无力阻止。6月18日，长沙沦陷；8月8日，衡阳在抵抗了几轮进攻后城破；之后，日本人继续向南，如入无人之境。陈纳德恳求史迪威将驼峰运送给他的空军的物资分出来一部分支援中国的地面部队。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军阀政治削弱了抵抗力量，华东和华南的战区司令游离于中央政府权威的边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的武器加强潜在的竞争对手，而战区司令官也不愿意将其军队投入战斗，担心自己的力量被削弱，从而失去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的省政府和战区指挥官与美国军官和国务院官员接触，确定如果他们推翻蒋介石是否会得到美国的支持。一位国务院官员报告说蒋介石与日本人达成了协议；另一个消息来源说，若干有潜力的篡位者正在与敌人谈判。美国军队的“迪克西使团” [12] 和国务院官员在延安会见了中国共产党，探讨向红军供应美国武器以换取其抗日服务的可能性，这给蒋介石带来了致命的危险。盟军的战争努力在中国濒临崩溃，出于回避灾难并促进有意义的抗日行动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转而安排史迪威在蒋介石保证全面授权之下负责指挥中国军队。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和唐纳德·M.纳尔逊（Donald M. Nelson）与史迪威一道，与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蒋介石和宋子文讨价还价，寻求解决方案，宋子文经历了将近一年的不得志之后，已经成功地重新获得了政治影响。与此同时，日本军队逼近朝至关重要的桂林机场周边区域。蒋介石停滞不前，并争吵不休，要求中国享有与英国和苏联那样的对《租借法案》的控制，蒋对他即将要指定一个外国人来指挥他的军队、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并放弃史迪威提出的向华东军阀和红军提供《租借法案》武器的计划等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对威胁抗日战争努力的灾害的关注度。罗斯福被激怒，于9月19日向蒋介石发出了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要求蒋采取行动。史迪威因为认为已被指示这样行事，便当着与蒋在开会的中美官员的面，其中包括中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员，亲自将电文递交给蒋介石。在外人看来，这是史迪威向蒋介石下命令。蒋介石收到后没有情绪流露，但电文的内容和当着他的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进行递交的方式无疑在他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回应中直截了当地指责史迪威，称中国的困境皆因史迪威缺乏“军事判断”所致，要求罗斯福将其召回。

由于蒋介石在还击中明确表示他不会继续与史迪威合作，罗斯福总统有两个选择：让史迪威回家而不是更换——出于所有的实用目的，美军全面从中国收拾包袱打道回府——或者换一个新人试图蒙混过关。罗斯福在中国进行了如此大的投资，舍不得放弃这些努力，便于10月19日召回了史迪威。美国战争部将中缅印战区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的战区，由艾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负责新创建的中国战区和接替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取消了推动中国将军事指挥权交给美国的要求。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向魏德迈将军承诺，中国可以固守桂林60天。 [13] 结果日本在大约2个星期后就占领了桂林市区和机场，迫使美国军队摧毁了成千上万吨的航空器材，这些都是花费了如此惊人的成本飞越驼峰空运到此的。

蒋介石迫使史迪威出局保住了中国政治的颜面，但他在美国方面获得了强烈的反弹，中国国民政府经其宣传机器如此苦心营造的高大尊贵的形象重重地跌落。返回美国不再受中国审查制度掣肘的新闻记者，对国民党官员渎职和无能的故事以及中国东部军队溃退的消息大书特书。《纽约时报》登载了不比头版小的大幅广告，将史迪威的召回描述为这是“一个对如何保持其政治统治比如何将日本从中国赶出去更加关心的、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 [14] 其他报道感叹中国的不统一、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暴行，并暗示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与日本之间未言明的休战。

邦德并没有在中国亲眼见证中国政府的加速衰败。 [15] 6月，中航的运营压力和他的朋友被枪决所积累的恐怖使他的室性心动过速再次发作。这是他发作过的最糟糕的一次，几乎致死。当他的身体状况刚刚允许，比克斯比马上就召他回家，于是邦德用了1944年的下半年与他的家人在海斯庄园休养身体。

邦德尽管由邓勉仁的枪决触发了情绪和想法，但在他写给比克斯比的一封信中顶着负面报道的洪流捍卫中国。“几乎所有的这些文章都批评中国缺乏努力、缺乏合作态度、缺乏统一性，并且参谋工作差”，他写道，“……我确信中国人不仅被这些报道所伤害，而且他们也很不满。” [16] 邦德继续强调中国的战略价值。自1937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中国在打败日本中还可能发挥的作用。在他的信中，邦德声称，“众所周知，（蒋介石）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守住（中国东部）”。虽然，从为邦德辩护的角度来看，他当然不知道美国的军事决策是基于蒋介石说中国能做到的明确保证，但这是一封很奇怪的信，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和战时表现大加粉饰，充斥着天真幼稚和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毫无疑问这是1931年邦德去中国以来所写下的最似是而非地推理的策略总结。也许邦德很难放弃他信奉了多年的战略概念，但他致比克斯比的多封信经常在纽约和华盛顿广泛流传，这封信很有可能是精心算计过要针对一帮完全不同的受众——中国人——的，邦德不久将与他们谈判降低泛美航空在中航的股份，邦德肯定是想借此让他们对他宽宏大度的时候再讨论价格。

事实上，在太平洋地区取得的胜利继续蒸发着中国和缅甸的军事价值；一切本可以从中国做的事情，现在正在太平洋战区做得更好更容易。不幸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驼峰空运堆积起来的资源投入也产生了自己的势头。大多数参与者并没有资格判断美国政府是否取得了有价值的投资回报，他们并不知道，驼峰的真正成本已经在其他地方支付了——欧洲。美国将其成本最高的资产——运输机——运用于低效益的地区，支持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努力”。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认为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就运输机数量而言，我们向‘飞越驼峰’的中航的投入，把我们的鲜血榨干”，战争部长写道。 [17] “……（它）有可能会使我们在战争的主战场再耗费一个冬天。” [18]

在西北欧，诺曼底登陆之后，盟军没能在1944年夏秋打开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或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重要港口。受到德军前锋阻挡的盟军进攻和先头部队，与身后的诺曼底海滩相隔近300英里，亟须补给。8月，第十航空队的印中联队运送了23675吨；9月运送了22314吨物资到中国，在上述总量之上，中航用《租借法案》飞机再增加了1000多吨——但与此同时，冲过法国的盟军却因缺乏汽油而停滞了下来。 [19] 美国的航空运输能力的主要部分一直致力于驼峰空运。同样用这些飞机，在更好的天气、较短的距离、平坦的地势上空运物资，轻易地支援从英国到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 [20] 的基地，运输量会大得多。这样的后勤支持可能会促成西方盟国军队在1944年秋天攻入德国的核心地带，肯定会加速希特勒的灭亡，这是盟国对整个战争的主要目标。可这些运输能力在战争之初就许诺给了印度和中国，不可能重新部署到欧洲。驼峰空运行动一如既往继续向中国运送物资。

没有哪个理由可以使驼峰飞行变得没有那么危险，就如中航狂人吉米·斯科夫驾驶一架“C-47”冒着倾盆大雨在汀江着陆时所了解到的。该“C-47”的一个制动器坏了，飞机在地面上倾斜着疯狂地转圈，其翼尖钩上了一架分配给航空兵的将军驾驶的“B-25”的机头。2架飞机完全毁损，蜷缩成一堆废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无人受伤，飞机也没有起火。斯科夫从废墟中爬出来，摸索着双手抱圈点燃了一支香烟。

那位将军大步在大雨中穿行来到事故现场。“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怒气冲天地说。 [21]

“不知道”，斯科夫说，长长地呼出了一串烟。

“我是奥尔德将军（General Old）！”

吉米·斯科夫茫然地望着这名军官，过了几下漫长的心跳，然后脚跟“啪”的一声并拢引起对方的注意，并扬手来了个敬礼。“我是战地指挥官斯科夫”，他叼着烟嘲笑着说道。

斯科夫是个平民，那位将军再生气也管不着。在经历了另一个几乎丧命的事故后，到了轮值之间的休整，斯科夫像海盗一样横扫加尔各答，这是他最后一次耀武扬威。那个秋天，他运载着无烟火药和辛烷值100的汽油离开汀江，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撕掉了他的“C-47”的一个机翼，飞机像一只被射中的野鸭翻滚着从天空中掉下来，在萨地亚城以西20英里的沼泽中爆炸。在现场发现的人类残存遗留物仅有斯科夫的靴底和他最喜欢的毛衣的几块碎片，其他一切都被印度恶臭的沼泽所吞没。尽管公司一直有传言称阿萨姆邦人从他的颚骨上撬下了金牙。他的朋友们寄托的唯一慰藉是，吉米·斯科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未错过一个派对，他一直是卡里亚路之王。

几天后，古蒂尔刚刚完成一个半的往返航班，即飞越了驼峰三次：昆明往汀江，汀江往昆明，昆明再回汀江。苏克罗提了水给皮特·古蒂尔洗个热水澡，古蒂尔浸泡了30分钟，直到苏克罗把处于惺忪状态的他吓了一跳，苏克罗递过来吴士从机场写来的字条：

彼得，今晚有一次去昆明的特殊航班。你是唯一有空的飞行员，因此请执飞。 [22]

古蒂尔沉吟起来。他已经飞了15个小时，但他从未拒绝过一次飞行，他希望在战后公司管理层决定人员去留时，他的记录如苹果般光鲜亮丽而被选中。回到机场，吴士从一群围拢在一架“C-47”边的航空兵军官中向他走过来，向他介绍一个站在这群人旁边的女人，“不认为你会介意这次额外的飞行。”

疲劳无法掩盖她的美丽。“你是个幸运的女孩”，古蒂尔告诉她。“驾驶舱里有头等的座位等着你。”

整流罩和襟翼的控制在驾驶舱她那侧，古蒂尔在起飞前教她如何操作这些控制系统，然后飞向夜空。她是英国人，是个茶园主的女儿，在迪格博伊山（Digboi Mountain）附近长大。古蒂尔指了指机翼下方鱼贯而过的迪格博伊山黑黝黝的群峰。一个小振动使飞机咔嗒作响，古蒂尔请她重置整流罩襟翼，但她没记住怎么操作。古蒂尔解开安全带卡扣，右手放在她的右肩膀，并伸出左手调整控制杆。她俯身吻了他，然后再吻了一下。古蒂尔原计划在爬高通过福克西隘口（Foxy’s Pass）前保持10000英尺巡航高度飞越缅甸，考虑到出现了新情况，他爬升至16000英尺，打开驾驶舱加热器，并设置了自动驾驶。

古蒂尔把他们的夹克横挂在驾驶舱开口处，这样报务员就看不见前边了。他关掉仪表灯，一百万颗星星跃入驾驶舱，没想到这个夜晚是如此可爱。他把座椅向后滑动，推动女孩到他的膝上，衣服和工装被脱下并滑落到地板上。驾驶杆、踏板、杠杆、躯体——驾驶舱内缠绵得如梦如幻。古蒂尔感到他怀里的女人逐渐眩晕，他摸索着将氧气罩戴在她的脸上，然后自己吸了几口。他周期性地打开仪表灯检查航向，飞行如丝一般光滑平稳；他从来没有过更顺利的飞行。女孩轻手轻脚地从古蒂尔的膝上起身，穿好了自己的衣服。凌晨1点，他们飞越昆明机场的着陆导航信标，古蒂尔盘旋下降，常规着陆。地勤人员都睡着了，古蒂尔向他的中国报务员眨了眨眼睛，带着他多情的伴侣前往飞行员宿舍的一个空房间。第2天中午，他们露面了，吃了晚点的早餐。如同所有其他飞行员一样，沾沾自喜的古蒂尔笑盈盈地问迷人的伴侣为什么会上中国来。

“我跑出来是要和航空队的一个空军中尉结婚。”

古蒂尔惊呆了。“好、好、好吧……”，他气急败坏地说，随后俩人都哈哈大笑。“我……我……我祝你在世上幸福美满。”

[1] “命中注定”（got his）和“进去了”（went in）是飞行人员用于指代坠毁和死亡的俚语。也可表达为第一人称，如，“如果我命中注定，确保我的妻子收到这封信”，或者“如果我进去了……”：笔者与中航飞行员的谈话；及Eric Sevareid，Not So Wild a Dream ，p.331。

[2] Kumon Range，又称野人山。——译者注

[3] 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Burma Air Service Resumed by China，”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May 27，1944；Bond letter，May 21，1944，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古蒂尔给笔者的邮件，2008.1.7。

[4] Vinegar Joe，史迪威的绰号。——译者注

[5] R&S 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的指挥问题），p.254.

[6] Bixby to Director，Public Relations，June 6，1944，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

[7] Sevareid，Not So Wild a Dream ，pp.310-344；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581-584，587-588；Theodore H.White and A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pp.179-256；Theodore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 ，pp.207-271.

[8] Bixby to Dear Family，June 2，1944，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2.

[9] 中国军队编制的军（armies）的规模与西方军队编制的军团（corps）的规模相当。

[10] R&S 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的指挥问题）；R&S I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Times Runs Out in the C.B.I.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中缅印没有时间了》）；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pp.584-650；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pp.179-198，214-225.

[11] R&S 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的指挥问题），p.312.

[12] Dixie Mission，又称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译者注

[13] R&S I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Times Runs Out in the C.B.I.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中缅印没有时间了》），pp.53-56.

[14] Brooks Atkinson，“Long Schism Seen；Stilwell Break Stems from Chiang Refusal to Press War Fully，”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October 31，1944；其他的故事：Preston Grover，“U.S. Forced Pledge by Chiang on War，”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November 1，1944；Thoburn Wiant，“China in Dictator’s Grip，”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November 1，1944。

[15] 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355.

[16]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356.

[17] R&S 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的指挥问题），p.454.

[18] 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538.

[19] C&C VI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7，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环球服务》，第7卷），p.138；Oliver La Farge，The Eagle and the Egg ，p.126.

[20] Low Countries，狭义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译者注

[21] 唐纳德·麦克布莱德日记，1944.10.8；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笔者与中航飞行员的多次谈话，2003～2008；http：//cnac.org/accident051.htm。

[22] 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Peter 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p.95-96。

27 黄金任务

邦德在美国度过了1944年的圣诞节，这是他6年来第一次同妻儿一起共度节日。战争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如此多的困难；他厌倦了长期的分离。泛美航空总裁胡安·特里普邀请邦德到他在华盛顿特区F街的家里吃饭，打算讨论即将到来的合同谈判和规划中航的未来发展。特里普为邦德已经取得的业绩感到惊奇，并对泛美航空在东方的前景很乐观。中航目前比在珍珠港事件时规模大10倍，要是在美国，可以位列五大航空公司之一。 [1] 像大多数的航空界观察家一样，胡安·特里普期望中航在战后可以主宰亚洲航空商务，为泛美航空的十几年的投资和苦心经营支付优厚的红利。

有鉴于发生在邓勉仁身上的事，邦德现在对中航的前景持完全相反的意见，邓的枪决让他确信，中国国民党命中注定要失败，中航将分享它的命运，而现在是泛美航空提取回报的时候了，有多少算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人现在的立场几乎恰与1937年夏天他们在云端俱乐部决定中航命运的对话中各自坚持的立场相反，当时特里普已准备好完全撤走泛美航空的投资，而邦德已下定决心要挽救它。现在，8年后，特里普则想保留泛美航空所有的投资，而邦德则觉得泛美航空应该将其45%的股份卖给中方。一如往常，两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邦德见无法说动特里普，就打出最后一张牌。“特里普先生，也许你是对的，但你不能把一件连你自己都不坚信的事做成功。根据我所了解的一切，如果我不反对这事，我就犯了不忠心的罪。我只好辞职。” [2]

特里普审视着他的中国经理人，发现他没有虚张声势的迹象。“你对这事儿的感觉有那么强烈？”

“如果我不是那样感觉的话，我不会这么说。我喜欢为泛美航空工作，而且需要这份工作，但我不会同意做我明明知道会导致灾难的事情。”

邦德在晚餐后离开时得到的许可是，以250万美元出售泛美航空持有的中航股份的35%，在重组后的公司中保留10%的股权。

1945年初，当邦德回到亚洲时，盟军已经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基本上赢得了战争，所有余下的严峻任务是粉碎走火入魔的敌人的最后顽抗。这是成千上万的人将失去生命的终极杀戮，希特勒的残余部队被从东西两方夹击的盟军力量所粉碎。日本在东方和太平洋西部的强悍战斗，公然蔑视了西方对战局的理解。最终胜利似乎已经锁定，但仍然遥远。普遍的看法预计抗日战争会在1946年某个时候结束。罗斯福总统没有活着看到敌人的失败，他于4月12日去世，由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接任，在同一个月的最后一天，阿道夫·希特勒自杀。一周后，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结束了6年的欧洲战争。英国威廉·斯利姆将军的英印军用了1945年上半年的时间将日本驱逐出缅甸，夺回了曼德勒和仰光。在空中，5月，航空兵司令部向中国运送了超过46000吨物资，且数量仍在增长。 [3] 军方终于主宰了驼峰——威廉·H.特纳（William H. Tunner）准将于1944年中受命负责驼峰空运，他实施了航空公司风格的运营程序。中航的每个人都想知道，如果军方从一开始就运用了这样的常识性技能，可能会取得何等的业绩。

和乔·罗斯伯特于1943年经过史诗式的跋涉走出米什米山的幸存者查尔斯·里奇·汉密尔，像邦德一样，在家里度过了1944年大的部分时间。 [4] 汉密尔充分利用时间，与一位名叫珍（Jean）的迷人的女子谈情说爱并结了婚。然而，即使是为中航工作的平民，同样受使命召唤，于是汉密尔回到亚洲，带来了一支新式的猎枪。他正在通过东北前线管理局将这支猎枪送往曾经挽救过他和罗斯伯特的生命的米什米山。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后的次日，吴士指派里奇·汉密尔驾驶“C-47”飞往中国。

在过去的3年里，中航的货运飞行员轮值之间的空余时间完全交由他们自由支配，不受汀江控制，直到昆明空中交通控制者指令要他们去飞为止。他们还可以选择自己的航线和飞行高度，并可以选择单独飞行或与一两个弟兄松散地结伴而行。但1945年春天就不可以这样了。阿萨姆邦和云南之间的天空由于有很多运输机而显得如此拥挤，航空兵司令部的高级军官设立了规定航路来控制交通，他们坚持要求中航的航班也加入通用模式。飞机进入该模式，实际上就是要在一离开汀江就开始向西飞，远离中国，依靠无线电信号引导按规定高度飞行，通过一个长而攀升的“U”形转弯，到达适当的空中走廊。该新程序要求报务员在起飞后切换无线电频率，和往常一样，中航人手不足。货运飞行员只能配备一个中国报务员或者一个副驾驶，他们宁愿要训练有素而且英语讲得还过得去的报务员。战争后期雇佣的中国副驾驶可不怎么样，大多数训练不足到了可悲的地步，除了对诸如“收起机轮！”和“放下襟翼！”这样的命令做出反应外，不适合做什么。5月9日上午，里奇·汉密尔的右座上就是这样一个“液压秘书”（Hydraulic Secretary） [5] 。起飞后，汉密尔绕了机场，爬升到3000英尺，因不信任坐在右座的人操纵控制系统的能力而设置了自动驾驶仪，然后吃力地爬出座位到无线电隔间去调频接收一个空中交通控制台的即将到来的无线电信号。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一个发动机失灵。一个训练有素的副驾驶会处理这样的紧急情况，但是汉密尔的副驾驶不会处理，而且没有处理，于是飞机陷入了自旋。离心力把汉密尔钉在了无线电隔间的舱壁上。

皮特·古蒂尔和其他飞行员正在汀江机场做飞行前检查，听到汉密尔的飞机的高音哀鸣，全都愣愣地站在那里无法动弹。它在距机场几英里处咆哮着冲向地面并爆炸起火。古蒂尔有这么多的朋友已经死去，实在受不了，没有去看坠机地点。他收起痛苦，不停地飞。他们都是这样做的。里奇·汉密尔已经飞越驼峰400多次。乔·罗斯伯特是在加州洛杉矶得到这个消息的，他的叔叔埃尔默·古德菲勒·布伦德尔（Elmer Goodfellow Brendel）在好莱坞是个演员，在银幕上称喜剧演员埃尔·布伦德尔 [6] ，罗斯伯特沾他人脉的光，在派拉蒙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为拍摄一部有关驼峰的电影提供咨询。当时他正在派拉蒙电影公司位于马拉松街的摄影棚，直到有人引起他的注意。“里奇去世了。”

罗斯伯特痛苦得脸都扭曲了。听完细节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那是该死的耻辱。” [7] 没有更多可以做的。他是飞行员，这是1945年，一直有朋友死去。

汉密尔的吉祥物小熊埃尔默的结局一样丑陋。 [8] 自从汉密尔死后，由于担心坏运气，没几个飞行员愿意带她飞。他们把埃尔默拴在中航在昆明的宿舍外的杆子上，这只熊长得如此之快，脖子上的金属圈勒进它的身体里，不适感使她脾气暴躁，谁敢接近就扑向谁。一天，熊不见了。那天晚上，大伙儿吃了一道可口的酸甜味的菜，里边的肉比正常的昆明配给标准多很多，很令人满意。飞行员问厨师菜里面是什么东西。“埃尔默”，厨师笑着说。飞行员们倒了胃口，把盘子推回去并消化着这个信息。转念一想，浪费了埃尔默最后的服务好像是一种耻辱。于是，大多数人吃得盘干碗净。

当里奇·汉密尔遇难时，邦德在中国进行的合同谈判激战正酣。 [9] 按中国商业惯例，很多试探花招都是通过社交进行的，他被俞飞鹏将军邀请去参加与中航的中方董事的聚会，俞飞鹏是蒋介石的表哥，也是贪婪的“后勤总管”，还是新任国民党交通部部长。在这样的场面大量喝酒理所当然，俞飞鹏和其他人联合起来对付邦德。“干杯，干杯”，他们轮番与邦德敬酒，每轮都要邦德把酒喝到杯底朝天，邦德喝得险些脸朝下栽到地上，但除非他能转移他们的目标，否则就会驳了公司同事的面子。他想起了年轻时一个玩火柴盒罚酒的游戏，救了自己。经传授入门后，俞飞鹏开怀大笑，而邦德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地把火柴盒投出竖着的状态，俞部长狂笑着按规则要求豪饮威士忌。没多久，邦德就将部长灌得酩酊大醉，便转而专攻其他同桌，大多数宾客很快也醉醺醺的了。结束时，俞飞鹏的手下不得不叫来4个民工和一顶轿子把这些 “老水牛”送下楼。邦德以宿醉作为小小的交换代价给足了他的伙伴董事们脸面，正是这些人在和他进行减少泛美航空在中航的股份的谈判。邦德设想通过这样的手段将泛美航空和他自己的投资从中国撤出。

早餐后，邦德与宋子文和中航近期上任的总经理沈德燮将军会面。这是微妙的舞蹈艺术。多年来，中方一直表明他们期望1945年的合同谈判将通过减少美国的股份使中航更加“中国化”。邦德装出一副表示巨大遗憾和极不情愿的假象，强调自1933年以来泛美航空为扶植中航而殚精竭虑所做的种种，以及航空界预期中航在战后将变得异常有利可图的看法，在这样的成功来临之际将泛美航空挤走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沈德燮给出他对公司价值的估计，邦德审查沈的资产负债表并指出几个被忽略的项目，沈德燮提出了估价。他们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评估上扯来扯去，直到宋子文插进来，邦德已经商谈了一大半的争执才结束。邦德摘下笔帽，俯身向前签署，然后将文件推给谈判桌对面的沈德燮，看着他做同样的事。他们将签署了的协议呈交俞部长，等待他的批准，有宋子文的担保，毫无疑问它将被接受。邦德展露出勉为其难的笑容，但心底乐得直打滚。确切的销售机制尚未解决，但这笔交易正在以胡安·特里普授权他洽谈的权限要好得多的条件成形，邦德完成这项出售所需要做的就是等泛美航空的律师来重庆签合同。泛美航空已经承诺律师会及时出现。他缠着比克斯比，但一直没有回音，沉默使他担心极了。几天过去了，然后是几周过去了，中方开始砍价。邦德想到交易会失败，害怕得不得了。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从泛美航空得到片言只语。持续的感冒不断折磨邦德的咽喉和鼻窦，胃部不适让他吃不下饭，精神压力让他睡不着觉。

邦德从未收到来自纽约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又一次室性心动过速发作伏击了他，当时他在加尔各答，不省人事长达一个多小时，这次发作使他与新合同的努力脱了轨。他缓慢地康复，但合同文件仍然未签署。7月8日是到期日，到了又过了，虽然中航在两个合作伙伴之间没有正式安排的情况下继续运营，这样一种变化莫测的状态并不能减少邦德这位对该航空公司不可或缺的中国经理人的压力。

中国经济萎靡不振，持续恶化，黑市汇率激增至3000∶1 [10] 。为帮助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美国已经承诺了数千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其中很大一部分以黄金支付。虽然，自开罗会议以来，由于对中国的战争努力、内部腐败以及中国由于官方/非官方汇率存在巨大差异而强硬地讨价还价要用美国国内建设费用支付等一系列问题感到沮丧，美国财政部对中国的政策摇摆不定，但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最终还是于1945年5月授权发运黄金。美国派出一艘远洋货轮，采取了周密的安保措施，装载着慷慨配给的贵金属从纽约出发，于7月17日停靠在戒备森严的加尔各答港口。武装警卫护送装载着黄金的卡车车队前往达姆达姆机场，黄金装在类似小啤酒桶的小桶内。中航员工把这些小桶滚动着搬到10架运输机上，并把它们推进货舱，沿中心线分列两侧，每侧两排，每架飞机装3吨黄金，即每架飞机运载的价值约为250万美元（约合现代9600万美元）。皮特·古蒂尔和其他9名可靠的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前往汀江，在另一个高度警戒的环境中加油，再飞越驼峰到中国，要求每隔30分钟做一次位置报告。他们降落在重庆郊区尘土飞扬的九龙坡机场上，就是1943年险些撞机让蒋介石丧命的那个军用机场。在中国根本没有安防，一点也没有。一帮一帮的民工把装满黄金的小桶滚动着推出飞机门，扔到用破轮胎铺的接收垫上。其他民工队伍将小桶滚上坡道推进敞开的卡车车厢内。皮特·古蒂尔坐在一个油箱上，看着卡车载着黄金驶离机场，车轮搅得尘土满天飞。在他看来就像蒋介石刚刚把美国的30吨黄金骗到了手。“美国人”，他喃喃地说，“亚洲的土包子”。 [11]

古蒂尔爬下栖息处，飞回印度。自1942年底以来，他已经飞越驼峰650多次。

8月，巴姆拉（Bamra）王公邀请几位中航人员和一些军官到他位于印度中部庞大的行政区的森林中狩猎探险。 [12] 夏普和皮特·古蒂尔均在被邀之列，还有美国陆军运输部门的2位将军。他们从树架上猎杀羚羊和水鹿，但是收获不丰。狩猎约一周后，这帮人在王公的王府花园中开心地聚会，试图推测刚刚落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性质，杜鲁门总统说它们是由与点燃太阳相同的力量驱动的。 [13] 一架飞机在头顶嗡嗡嗡地低飞经过，并投掷了一个悬挂在小降落伞下的包裹。仆人将包裹取来，里边有一张字条，胖乎乎的哈克特（Hackett）将军透过眼镜盯着看，然后抬起头。“先生们，日本投降了”，他眉飞色舞地宣布。“战争结束了。”

[1] “中航和战后的中国”，在1944年末所写的备忘录，日期不详，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2。

[2] 邦德访谈，1972.10.23，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Robert Daley，An American Saga：Juan Trippe and His Pan Am Empire ，pp.342-343。

[3] C&C VI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7，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环球服务》，第7卷），p.143 （46，393 tons in May 1945）.

[4] Http：//cnac.org/accident061.htm；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

[5] 喻只能做机械性重复的低端辅助工作。——译者注

[6] 布伦德尔最有名的角色是其扮演的瑞典移民的滑稽形象——尽管他有德国-爱尔兰血统。

[7] 笔者访谈乔·罗斯伯特，2004.8.14与15。“我不知道还能给你说些什么，格雷戈，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1945年，这种事一直在发生。”

[8] 古蒂尔最喜爱的故事之一。

[9] 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58-361，引自邦德写给比克斯比的一封信，1945.5.24；“泛美航空公司给民用航空局的简报，摘要1706号”，1947.2.1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4；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188-192.

[10] （运载黄金）：“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Brief History，” January 31，1946，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58，Folder 8；Arthur 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 ，pp.317-338；Arthur 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 ，pp.281-298；Arthur Young，Cycle of Catha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178-179；Peter 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105；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笔者访谈唐纳德·麦克布莱德，2004.11.4。

[11] 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

[12] 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105；笔者访谈古蒂尔，2005.1.22。

[13] Howard W.Blakeslee，“Power of Atoms Likened to Sun’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7，1945.

28 残局

中国在日本投降后的余波中诸事不顺。 [1] 敌人的投降使大家注意到，国民党政权对于重建经济和金融、抑制疾病和饥荒、送流亡的难民返家，对近400万日本士兵和平民的受降和遣返，或主张对华东和华北的政治控制等一系列问题，根本没有周详的计划。混乱、腐败和无能损坏了它所做的努力，受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并且，一如既往，似乎国民党对剿灭共产党比对改善公共福利更感兴趣。中央政府赶着填补权力真空，在一些本应允许共产党接管权力的地区任由大量愿意配合的日本人留任。经历了几个月的金融动荡后，另一轮通货膨胀汹涌而至，使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雪上加霜。公众对国民党的支持逐渐下降，而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式的策略巩固了他们在农村的政治控制。从农民层面来说，巨大面积的地区被置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蒋介石迁都回南京，但并没有停止巩固其在长江下游的传统权力基础或提高其在华南的影响力。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按照毛泽东的“南守北攻”的战略，在东北集结了大量的部队，蒋介石派出庞大的部队，想和共产党在东北一决高下。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来自苏联的大量武器的储备，苏联在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2天以后对日宣战，并立即调遣军队进入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集中在位于朝鲜和蒙古之间的安全地带，后翼锚定在苏联的西伯利亚——他们曾在此接受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并将东三省发展为巨大而牢靠的根据地。在中央帝国的悠久历史的其他关键时刻，也曾出现过据此改朝换代的情况。

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试图阻止内战，但尽管马歇尔与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培育了极佳的个人信誉和良好的关系，却很快便陷入了僵局：共产党绝不赞同放弃他们的军队，除非他们可以在全国联合政府有地位；而国民党则根本不考虑组成联合政府，除非将共产党的军队收编进中央政府军。马歇尔将军斡旋带来了几次短命的停火，但双方互不信任，他们攫取优势，不愿妥协。为培养民主建制和宪政政府，出现了召开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新的青年党和民主同盟在内的各界代表会议 [2] ，似乎要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直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强行提出设计好的事后的变更条款以确保蒋介石的总统权力。该代表会议最终解体了，蒋介石的国家安全人员拿出平时反共的着魔劲头，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学生和艺术家进行迫害。

1946年6月，在东北，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长春，并跨越松花江建立了桥头堡，由此对东北南部和中部最重要的城市进行控制，但其交通线危险地暴露在仍然稳坐东北腹地的共产党军队的反击之下。7月，蒋介石展开了一场旨在将共产党从其陕西根据地驱逐出去并获得对中国北部的控制权的大型进攻。

日本投降也给中航带来巨大变化。 [3] 燃料短缺、政府干预，以及把在加尔各答和重庆的10000吨航空设备与近1000名人员运回上海龙华机场的艰巨任务，极大地妨碍了其恢复战前航线结构的努力。在背景一片混乱的情况下，邦德没能完成新合同和出售泛美航空的权益。直到1945年12月，通过一系列的拜占庭式的金融和法律花招，泛美航空公司才向中国政府整体出售了其占中国航空公司的45%的股权，“老中航”被解散，并建立一家名称一模一样的“新中航”，泛美航空公司买了“新中航”20%的股份并在此次交易过程获得了4460036美元的“一次性利润”。按照胡安·特里普原先给邦德的许可，泛美航空公司以2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在原中航的股份，并在重组后的公司中保留10%的股权，邦德的谈判成果已经大大优于授权。特里普感到很高兴，他承认，能从一项他曾想完全注销的投资中获得如此优异且能获取现金的盈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邦德卓有远见的奉献精神和永无休止的艰苦工作。1937年至1945年，邦德为泛美航空公司创造了约合现代5350万美元的价值。

但是，即使合同最后搞定和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邦德仍然不能摆脱中央帝国，这是他早已有之的魔咒：无论是泛美航空还是中航中方的领导层都不愿意他离开，而邦德的高度成熟的忠诚感不会让他在没有得到上司祝福的情况下就退出。在驼峰空运的年代里，公司滋生了凭经验、靠直觉、临场发挥的处事态度，养成了只求快速、草草了事的即兴作风，与民用航空“安全第一”的原则和精神背道而驰，中航好不容易才将公司重新调整到和平时期状态。公司在驼峰空运时期进行大扩张后，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白种人中都有许多员工不满，机械师和飞行人员威胁要举行罢工。陈文宽作为资深飞行员，在驼峰年代里为中国政府飞包机，并在加尔各答和重庆之间运送乘客和邮件。 [4] 日本投降后，人们从重庆向东返回家园，一位著名的中国银行家请他从重庆运送囤积的现金去上海。

陈文宽拒绝了，他是少数几个没有安排向东飞的飞行员之一。该银行家向他保证，如果他在出现第一个机会时就帮忙运送，银行家会再高兴不过。陈文宽勉强答应了，银行家拿来一只塞满了钱的手提箱。箱子太沉，陈文宽自己一个人提不起来，害怕被劫持，从来没有告诉过帮手里边装的是什么。

陈文宽好几个星期都是飞中国西部的航线，人走到哪儿，手提箱就跟到哪儿，所到之处都要他的男仆和机场民工帮忙提箱子——他从来连耳语都没有提到过箱子里装的东西。一天早上，他被安排飞宋子文及其随从去叙府西边的山区的一个小地方，在那里宋子文过了一个晚上，与蒋介石开会。陈文宽整个晚上都待在飞机里，并把箱子绑在座位后排的背面，相当确定宋子文并不知道里面装的东西。

早上，宋博士下令陈文宽飞他去南京，并问他是否有地图。

“宋博士，找南京我不需要地图！”陈文宽喊道。“只需沿长江向下游飞，直至到达。” [5]

重庆向东，陈文宽在8000英尺高度巡航，飞越巫山山脉和长江三峡——1930年代中期，他作为“洛宁”型飞机副驾驶曾在这片区域低空飞行过许多次——然后经过宜昌和自从他于1938年10月最后一次疏散飞行后没有再见到过的汉口。下方的长江在与汉水交汇处开阔起来，此处是中央帝国不容改变的心脏地带，像一条绸带流经中国中部的片片农田。仅仅2个多小时后，南京的紫金山像一幅山水画卷轴徐徐展开在地平线上。

8月和9月的大部分时间，台风天气袭击了中国沿海。 [6] 但当陈文宽着陆南京时，台风没有影响，在南京停留了一夜后，陈文宽将宋子文送往上海。自1937年上海保卫战之后，这个富有弹性的城市重建了自己，没有留下多少物理上的伤痕，而且美军的轰炸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个城市。当上海居民们终于摆脱了8年占领的羁绊，他们的心中夹杂着一种既欢欣鼓舞却又无把握的特别的心情。无法在重庆获得的消费品在上海的商店里比比皆是，而且价格低廉得难以置信。即使原子弹轰炸日本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日占时期使用的货币仍然自由流通，而且武装的日本兵还在街头巡逻，他们正在逐渐被解除武装和准备返回。在龙华机场，中航的2个老机库被子弹打穿，但幸运的是，它们均未被任何炸弹击中。日本没怎么使用这个机场：跑道上杂草丛生。陈文宽交付了那箱钱，没有被“压榨”一元钱；他猜测这钱是用于中国的一家银行的注资。

一两天后，由原欧亚航空公司改组而成的中央航空公司 [7] 的总经理 [8] ，悄悄地邀请陈文宽在礼查饭店见面。礼查饭店是上海最古老的西式酒店，这座用灰色石头砌成的五层高巴洛克式建筑伫立在苏州河北岸刚过外白渡桥的位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哲学家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演员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都曾在这个酒店待过。陈文宽在酒店主要入口内烟气弥漫的咖啡厅里与央航总经理会面。

即使在1943年改组更名企图消除与德国合作的污点，央航除了3架能力低下的洛克希德“哈德逊”（Lockheed Hudsons）之外没能获得任何飞机，在战后环境中正在拼命获取牵引力。 [9] 不过，一批海军编号为“L2D”和盟军代号为“Tabby”的日本零式运输机在中国被缴获，这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1938年出售给日本的按“DC-3”设计的高度仿冒品。国民党政府想把这批克隆机给央航，但央航从未使用过这种机型，央航总经理希望陈文宽训练央航飞行员驾驶这种飞机。该航空公司有桩已经到位的讲求时效性的交易，一位中国将军要把储备在昆明的医疗物资运到东部城市。在日占区，由于长期剥夺而使药品价格飞涨，但当远洋船舶将类似货物运到时，价格就将恢复到正常。

陈文宽劝这位总经理不要接受发动机马力总体严重不足的日本“DC-3”，虽然可以从美国购买富余的发动机，但运输和安装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在印度的几个机场上鳞次栉比地摆放着美国陆军剩余的“C-47”和“C-46”，约2万美元一架，马上就能到手。陈文宽建议央航改为购买它们。

央航总经理说他缺乏外币储备，但他想知道陈文宽可否了解宋子文是否愿意授权给央航用中国货币兑换美元。

战争期间曾跟随宋子文前往美国的助手们通常在回中国时在他们的行李中塞满了奢侈品，尤其是作为硬通货在重庆流通的腕表和钢笔，但由于印度—中国的载客空间需求如此强烈，并不是所有这些助手都可以随宋子文在其周期性旅行中飞越驼峰进入中国。当他们办不到的时候，陈文宽就把他们的大批抢购物品送过驼峰并亲自交给他们的家庭。同样，陈文宽从来没有从这些冒险行为中榨取任何个人利益，但累积下来的好感使他接触上了一位宋子文的助手，并问他是否可以见到外交部部长。几天之后，在重庆，那人叫他在宋出门吃饭之前过去。

到了指定时间，宋子文下了住所的楼梯，注意到在门厅等候的陈文宽。“你在这儿做什么？” [10] 他惊讶地问。

“我来询问央航获得外汇的可能性”，陈文宽说。

“你为什么要为他们担心？你为中航工作。”

“他们要我帮助训练飞行员飞日本的DC-3，但那些飞机不能承载太多的负荷”，陈文宽说。

“我建议他们转而弄些外汇从美国购买剩余的飞机。”

“别为那事儿操心”，宋子文说，“将只会有一家航空公司，”他显然打算将中国的航空公司合并为一家实体公司。 [11]

“如果他们自己弄到外汇呢？”陈文宽问。

宋子文停顿了一下。“如果他们弄得到，可以。”

陈文宽接下来到上海后，在礼查饭店的咖啡厅将这个信息告诉央航总经理。央航陷入了困境。总经理不知道如何弄到外汇。

在拥挤的咖啡厅内，有人偷听到他们的谈话，打断了他们，并提出找一个他认识的银行家，也许那个银行家能帮忙。

45分钟后，那人把银行家带来，出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性，这位银行家与陈文宽在本月早些时候为其携带着大钱箱周游中国的那位银行家竟然是同一个人。一旦他了解了情况和机会，银行家便问他们需要多少钱。

考虑到飞机、备件和运营成本，想要做得好，陈文宽估计需要40万美元（约合现代480万美元）。

该银行家开了张支票，捏在他的手指之间，来回看着陈文宽和央航总经理。“如果我打算干这事儿”，他说，“陈文宽，你要来央航运营他们的航务。……你本人。”

“但我已经在中航12年了”，陈文宽抗议道。

“不，你必须来央航。”

陈文宽强迫自己去思考。他已经忠诚地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由于夏普和吴士已经进入管理层，而且还有2名在名册上排在他前边的飞行员最近回了美国，他是中航最资深的机长，一号飞行员。但他也头顶一块坚不可摧的天花板——他从来没有被任用为机航经理。根据合同，机航部门属美方管理，这个位置总是由泛美航空任命，他不认为他们会安排一个华人。客观地审视自己，他已经尽己所能地跟随中航，也许是时候寻求更高天花板的机会了。“如果我过来，你的公司的一些人会反对”，陈文宽对央航总经理说。“如果我这样做，你必须让我按我觉得合适的方式全权处理。”

“如果我们得到钱，你就能得到全权处理的权力”，央航总经理做出承诺，从而巩固了交易。3个人彼此握了手。

陈文宽飞往加尔各答并将支票存入银行，但他要等到支票结算了才能买飞机。这需要等2个星期，巨大的机会正在溜走。幸运的是，陈文宽碰到了一位老熟人——林伟成上校，就是那位曾在1937年绝望的日子里担任中航总经理并且是邦德的主要对手的坚韧的上校。8年后，1945年，林上校在加尔各答管理中国空军的采购部门，因此，他随时可以接触到大量的钱，他仅凭陈文宽一句话，二话没说就把40万美元现金摆到陈文宽面前。陈文宽购买了央航所需的飞机，这一强力推动允许他在截止时间前的2周就进入支付业务程序。当陈文宽的支持者结算完支票，他立即将钱归还。新飞机和陈文宽的影响振兴了中央航空公司。从昆明向中国东部运送储备物资被证明格外有利可图，央航在6个月内就用赚到的大笔利润还清了其支持者的投资。陈文宽在薪酬方面对中国人和白人员工一视同仁，中航许多受过最好的训练的中国人员跟着他转到央航。邦德赞赏陈文宽的运营，并从来没有为跳槽一事对他怀有任何恶意。 [12] 陈文宽从中国南部沿海低地的荣华村的泥砖房出生开始，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有了一家航空公司，自己的航空公司。

夏普曾是一名优秀的战时机航经理，但他对适应和平时期新的现实有困难，而且他绝对不具备外交个性，他的大脾气遇到中国的官僚作风就发挥不佳。 [13] 在为中航服务了13年后，夏普辞职回了美国。吴士取代了他，该更替似乎成了当年的大事，中国的压力使邦德的室性心动过速再次发作。1946年秋，他回美国休养，和家人在佛罗里达共处。泛美航空尝试派了个新的高管接手他的工作，但新人缺乏邦德的经验和头脑，中航的管理变得放任自流，标准下降。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中国国内航空过时的条件并没有得到改进，这些改进包括需要更多更好的气象站、跑道灯光和表面、空中交通管制、夜晚和坏天气着陆设备以及无线电通信。中国政府期望航空公司支付先期开发成本。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民用航空运输队（Civil Air Transport，简称CAT），希望能像其他国家的惯例，由政府出资改进，民用航空运输队是一家由陈纳德组建的新的航空公司 [14] 。可以预见的是，政府什么也没做出来，直到1946年圣诞节之夜，因为要在上海试图穿过如豌豆汤般浓稠的大雾着陆，而致使分别乘坐2架中航飞机的总共70人死亡和1架央航班机坠毁——如果最新航空技术已经到位，这一切本可避免。不到2周后，前驼峰飞行员查尔斯·夏基在青岛附近撞山，其本人和43名乘客遇难。1月25日，18人 [15] 在靠近重庆的地区失事死亡。3天后，25人在汉口以西100英里处的坠毁事故中丧生。

中国政府停飞了所有的民用航空，机航组主任吴士辞职，泛美航空急遣邦德返华。邦德用其密友欧尼·艾利森取代吴士，于是“艾利”按其严格的专业标准着手把中航重新拧紧，运营效率和人员士气大为提升。不幸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财富正朝着相反方向暴跌。

1946年年底，许多观察家认为国民党军队好像已经对共产党军队取得了若干重大胜利。 [16] 虽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江苏省、热河省和河北省的大部分，但他们就是无法牵制住新近更名为“人民解放军” 的共产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做任何决战。共产党在东北和北方农村安营扎寨，聚集力量。双方都非常清楚，美国缺乏军事介入的意向，因此国民党缺少重要的杠杆借以对抗共产党。在中国度过了13个月以后，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1月回到美国，发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没有共同点。他两边都批评，但在试图调和这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时候，很可能只是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的“挥舞拳头打空气”。对抗愈演愈烈，尤其是在东北，国民党货币的动荡使通货膨胀的抛物线爬升得更高，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3月中旬，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陕西基地发起进攻，占领了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但毛泽东已经撤离，留在周边地区。在其他地方，共产党抓住了主动权，共产党军队受到更好的激励，组织更团结，纪律更严明，有更积极及更有创造性的领导，并强调运动战。共产党步步紧逼，使国民党处于守势。国民党军队龟缩在城镇里，其指挥结构内充斥着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当他们突围时，经常遭到消息灵通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伏击。5月，在东北，在缴获的大炮的火力支持下，共产党将军林彪发起了一场正规战，与国民党隔松花江对峙，涉及的士兵可能多达40万人。该战役是与早前红军采用的游击战术的主要分野，整个1947年夏天，国共双方在东北城市长春、吉林、四平展开了凶狠的拉锯战。东北的战役还与共产党的其他进攻协同进行，共产党切断了开封附近的铁路线，断绝了蒋介石军队在华北和东三省的陆上运输大动脉。9月开始，林彪席卷国民党在东北的重要据点，旨在将其与华北分离。随着战争局势对国民党逐渐不利，三家航空公司向陷入困境的国民党守军空运物资。

1947年下半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中航再次取得另一重大的航空成就。 [17] 中航利用美国陆军剩余的“C-54”型运输机改装而成的豪华客机（把它们改装回“DC-4”），于1947年10月7日正式开辟了跨太平洋航班 [18] ，中停太平洋中部诸岛，从上海到旧金山只需40个小时。该航班使用中国人和中美混合机组，直接与泛美航空竞争，而且在遵守时刻表方面比母公司做得更好。这让胡安·特里普甚为惊讶。中航在国内航班中得到的中国货币收入，由于天文数字般的通胀而几乎立刻就贬值，而国际航线得到的是硬通货，这样的收入使公司有了偿付能力。邦德的健康一直是个问题，到1947年底似乎真的崩溃了。 [19] 比克斯比想减轻他的朋友的压力并回报他这么多年的辛劳，与他一道培养了一个接班人。比克斯比参与的、日期为1947年12月3日的泛美航空公司总裁备忘录107号记录了提升威廉·兰霍恩·邦德为泛美航空“主管东方事务的副总裁”，虽然邦德的办公地点将继续留在上海，比克斯比希望该晋升和更广泛的责任将会使他远离中航日常的焦虑。这个计划奏效了，邦德于1948年春天离开中航，由昆汀·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接任。

昆汀·罗斯福是完美的接班人——年轻、声名显赫、精力充沛、很有人缘、擅长外交、了解中国，而且是前总统罗斯福的孙子。他在北非战役中负伤并获颁勋章，炫耀着最负盛名的美国姓氏，对代表泛美航空公司满腔热忱。邦德则通过改变得到解脱，期盼晋升可以使他在未来的岁月留在东方。因为厌倦了长期的分离，他将姬兹和他们的2个儿子带到亚洲，带到上海。

中国东北的战斗肆虐持续到1947年底，进入了1948年。共产党奋不顾身的战斗磨蚀了国民党的能力，把他们从吉林和长春赶了出去，到了10月，人民解放军已将国民党包围在东北的主要城市沈阳内。甚至在昆汀·罗斯福接替邦德之前，中航和其他航空公司就已在空运物资到沈阳。共产党强硬进取的攻击和不屈不挠的政治宣传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精疲力竭、忍饥挨饿并彻底被挫败的国民党军于1948年11月1日投降。蒋介石在其错误指挥的东北战场上失去了50万士兵和美国人提供的所有装备。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大举跨过长城，挥师北平。国民党部队在北平的城墙内修了几条应急跑道，其中一条由马球场仓促扩建而成，呼应了1935年在邦德婚礼的马球赛场上鼓声隆隆中的小型马狂奔和燕尾服飞摆的情景。 [20] 1948年年底和1949年年初，这些跑道上轰鸣着向被包围的城市空运物资的飞机。然而，从总体上看来，这是一场平和的围攻，没有太多的战斗。一场大战已经在更南的地区进行，战场靠近徐州，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看上去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 [21]

徐州是个有300万人口的城市，位于江苏省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两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国民党的中心地带的屏障，蒋介石部署了大量军队加以保卫。如果共产党摧毁了守卫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对南京、上海和长江下游流域的进攻将势如破竹。觉察到时机来临，两支共产党尖刀部队在徐州汇合——一支从西面的开封附近过来；另一支从东北方向的山东半岛猛攻下来——战斗发展为巨大的战役，双方军队各部署了约60万名士兵。共产党政委邓小平组织了几百万农民劳工，通过运送物资、挖战壕和挖坦克陷阱支援人民解放军，对付国民党在重型武器、装甲和空中力量方面的优势。战役于1948年11月上旬开始，从山东打过来的共产党将领主动出击，在徐州以西十几英里的地方包围和消灭了一支10万人的国民党力量。与此同时，从西线进攻的共产党军队将国民党军队从徐州以南的一个修筑了增强防御工事的城镇驱逐出去，在此建立了阻挡阵地，切断了国民党的运输线。国民党军队从南北两向进攻共产党的阻挡阵地，企图通过夹击粉碎共产党，但人民解放军运用更丰富的情报内容、更好的组织工作和更快的运动速度，在包围国民党另一支大部队的过程中，分别击败了这两股敌军。12月初，被围困在徐州内的国民党力量试图向西突围，开始的努力还好，但指令矛盾、人疲马乏和作战不力使逃跑的企图瘫痪，到12月7日他们又重新被紧紧包围。共产党集中兵力打击最南端袋口处的国民党军，于12月中旬彻底将其歼灭。徐州以西的国民党残部顽抗了4个星期，但最终也被全歼。在此战役中，国民党失去了5个军和50万人。1月下旬，北平及其20万名驻军投降，留下共产党控制了中国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蒋介石的战斗力已大打折扣，而国民党的中心区域已经大门洞开，只等被攻入。

中航已被自身的悲剧所困扰。1948年圣诞节的前几天，在临界的气象条件下，一位飞进香港的航班的飞行员莫名其妙地偏离了标准的下降程序并撞到了山顶，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包括昆汀·罗斯福。他只有30岁，留下了妻子和3个女儿。邦德被迫恢复从前的角色。

国民党在徐州溃败的余波中解体。 [22] 共产党用了3个月就巩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收益。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几乎无人阻挡，并于2天后攻占南京。国民党残余势力带着黄金、白银、外币储备与中国艺术精品逃往台湾，尽管他们在形式上迁都广州 [23] 。邦德将其家人送回华盛顿，中航从上海撤往香港，共产党在5月底占领上海。香港政府害怕激怒正在日益增强的控制中国大陆的力量，出尔反尔，拒绝允许中航使用启德机场——出于所有让中航倒闭的实际目的，令其56架飞机闲置在启德机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北京（原北平）紫禁城的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9日，11架中航飞机及飞行机组人员和许多家庭留在大陆的中航人员，在刘敬宜总经理的带领下，拥抱新的现实，从香港飞往中国大陆 [24] 。共产党的提议暗示允许泛美航空公司继续其在中国航空公司的合作——毕竟，泛美航空的合同是与“中国的政府”签订的，而中国有了一个新政府，但这样的前景肯定会吓坏正在美国获得影响的反共运动斗士的新派别。陈纳德和他的商业伙伴图谋为国民党赢得中航资产的控制权。为探索选择方案，邦德飞往华盛顿，在那里他和比克斯比听取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Livingston Merchant）的意见，利文斯顿·麦钱特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图景。随着中国变红，反共热情正在开始抓住美国民心，美国政府希望泛美航空丢弃中航。这没给泛美航空留下多少选项或优势，邦德只得前往纽约与宋子文议价。

邦德、1名泛美航空的律师和陈纳德聘请的2名律师在宋子文位于第五大道的豪华公寓聚集，邦德一点都没有留意宋家非凡的中央公园景观，他被陈纳德的阴谋所激怒。“陈纳德过去每为中国服务1年，泛美航空就曾服务2年”，邦德冷笑道，“而他每在开战地区飞过1个小时，我就曾飞过10个，10个。” [25] 他直截了当地拒绝把“他”的股份直接卖给陈纳德。他只会把这些股份出售给国民党政府，之后，悉听尊便。

泛美航空体制的独立调查最近评估其所持中航20%的股份值197万美元，这项估价还没有试图包括17年来泛美航空所曾赞助的公司信誉、培训工作和推广活动。

宋子文出价100万美元。

“这样我不能回去汇报”，邦德说。“我宁可告诉特里普没办成。”

宋子文考虑了很长时间。“邦迪，我给你125万。你可以告诉特里普，如果是他，我不会给。我不会给世界上任何其他人。”

邦德带着宋的出价前往克莱斯勒大厦，特里普批准了。（这相当于现代价值的1130万美元。）然而，宋子文不算政府官员，不能代表政府做出明确的承诺，只是“提议”和“建议”，而这项交易只可以由中航董事会的董事依法完善。因此，邦德于12月24日飞往香港，再次错过与家人共度圣诞节的机会。中航的中国董事和陈纳德的代表想立即结算出售事宜，但邦德把进程停滞了下来，因为泛美航空尚未拿到钱。一个陈纳德的人，代表新近被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在纽约交给泛美航空律师一张价值为125万美元的普通银行汇票，而泛美航空则要求提供保付支票，陈纳德的人重新送来所要求的支票，于是泛美航空发电报向香港确认。

于是，出售的结束发生在1949年12月的最后一天：威廉·兰霍恩·邦德与中航其他董事在香港中环的汇丰银行大楼231号房间开会并签署文件，中国航空公司不复存在，从而结束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1] Dr.Gary J.Bjorge，Moving the Enemy：Operational Art in the Chinese PLA’s Huai Hai Campaign ，pp.41-43；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p.484-485；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China：A New History ，pp.331-334；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pp.310-335；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 ，pp.295-298，310-311.

[2] 指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译者注

[3] “To the Stockholders and Employees of the 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System：The Year 1945”；“Contract between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National Government，Republic of China and Pan American Airways Corporation，” December 21，1945；均见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2；Docket No.1706 Before the Civil Aeronautics Board，February 17，1947，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5，Folder 14。

[4]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和2006.4.19；笔者访谈弗丽达·陈与T.T. 陈，2006.9.19；笔者与林美玉在2005年及2006年的谈话。宋子文1945年9月2日离开加拿大渥太华，9月22日到达重庆，这与陈文宽回忆这些事件发生在1945年9月的最后几天和10月相吻合。

[5]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和2006.4.19。

[6] W.H.Lawrence，“Shanghai Happy Casting Off Eight-Year Yoke，”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August 30，1945；Bond to Bixby，September 22，1945，该信转载在William Langhorne 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61-364，并引用于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193-194；Stella Dong，Shanghai：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pp.277-283.

[7] CATC，简称央航。——译者注

[8] 根据中方史料，1943～1949年，央航的总经理是陈卓林。——译者注

[9] 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196.

[10] 笔者访谈陈文宽，2005.1.7和2006.4.19。

[11] 虽然宋子文的计划被讨论过很多次，但什么也没有落实。

[12] 邦德访谈，1972.10.23，p.108，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中央航空公司——他们是个很好的团队。”

[13]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200-204；http：//cnac.org/allaccidents01.htm；南希·艾利森·莱特给笔者的邮件，2008.10.28。

[14] 又称“陈纳德民航空运队”。——译者注

[15] 根据两航史料，应为19人。——译者注

[16] Bjorge，Moving the Enemy，pp.42-43.

[17] Bond to Leslie，July 1，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5；邦德访谈，1972.10.23，pp.37-4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William Leary，The Dragon’s Wings ，p.208。

[18] 根据两航史料，该航线于1947年一二月间由中航资深飞行员陈齐发任正驾驶、潘国定任副驾驶试飞成功。——译者注

[19] Bond to Leslie，July 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3；邦德访谈，1972.10.23，pp.60-64，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Airlines Show Upward Trend，” Aviation World News ，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中日期不详的剪报；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70-372。

[20] Roy Rowan，Chasing the Dragon ，p.142.

[21] Bjorge，Moving the Enemy，pp.49-267；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 ，pp.482-484；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pp.507-508；Fairbank and Goldman，China ，pp.335-337；Hannah Pakula，The Last Empress：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pp.568-569；Taylor，The Generalissimo ，pp.393-394，396，399-400；Chang and Halliday，Mao ，pp.309-310.

[22] 邦德访谈，1972.10.23，pp.21-36，PAA，Box 19，Folder 3；贾奇·亨利（Judge Henry J.）友好的访谈，1973.6.8，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0，Folder 1；Bond to Leslie，July 7，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27，Folder 23；F.Tillman Durdin，“Chennault，Aide Buy China Airlines，”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19，1949；“Airline Seeks Aid in Chennault Deal，”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December 20，1949；“Interest of Pan American in Chinese Airline Sold，” NYT=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January 1，1950；Bond，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pp.373-381；Nancy Allison Wright，“Claire Chennault and China’s Airline Affair，’” American Aviation Historical Society ，Vol.41，No.4，Winter 1996；Wright，“Allie’s Choice，” Air & Space ，December 1998；Leary，The Dragon’s Wings ，pp.218-223；Robert Daley，An American Saga：Juan Trippe and His Pan Am Empire ，pp.393-395。

[23] 在1949年底之前，国民党将其首都从广州迁到重庆，然后到成都，最后正式到台湾。

[24] 另央航1架飞机在陈卓林总经理带领下加入该北飞行动。史称“两航起义”。——译者注

[25] 邦德访谈，1972.10.23，pp.21-36，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

后记

伟大的冒险终于结束了。 [1] 但这曾是什么样的历程：孤注一掷的生意、阴谋和政治；高风险的飞行；以及在中央帝国源远流长而历经磨难的历史上两个较为关键的10年中爆发的全面战争。邦德与形形色色的中方总经理合作，曾在经历伟大冒险的大部分过程中掌握着控制权。在整整8年的战争时期，邦德一直以平民身份占据着关键位置，为打击日本人所付出的努力是他大多数穿军服的同胞的两倍以上。并且，与邦德在一起的，如陈鸿恩、夏普、吴士和陈文宽——中国人、美国人和美籍华人，跟随中航经历了所有这一切。许多中航人员已经为这个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很难想象，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有任何其他平民，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此长时间地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

回想起来，令人惊讶的是似乎相关各方均在中国航空公司如愿以偿。对于邦德，中航肯定提供了当他于1931来到东方时所一直渴望的冒险——“小心你许的愿”已经成为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他得到了所要的一切，而且还要更多。中航也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工头成为泛美航空公司——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公司——的副总裁，如果能在可怕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忍受住了艰难困苦，他就不会失业——职业的稳定允许他结婚并组建家庭。

除了邦德，泛美航空和中国也从中国航空公司各有所获。中航已经在创建泛美航空的最高成就跨太平洋航线中发挥了它的作用，证明了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投资，支援了抗日战争的努力，促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中央帝国的统一。尽管在该合作伙伴关系的整个过程中，中方因泛美航空训练和提升中国人才的步伐缓慢而感到沮丧，在中航受过训练的人才继续向前，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建立了本土航空工业。对于那些在中航工作过的绝大多数人，它是一种人生阅历。 [2]

如果跨太平洋航线是泛美航空的最高成就，则中航的最高成就是承担并精通了驼峰空运，这是有史以来另一个最伟大的航空成就。驼峰行动是世界上的第一次战略空运，并已演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亚洲大陆的主要贡献。中航证明了驼峰空运可以做得到，到日本投降后该空运正式结束时，中航已经飞越驼峰超过35000次并空运了物资总量的约10%。驼峰空运最深的根源与邦德于1941年春天所写的“进入中国的空运物资服务”备忘录纠缠在一起，中航对这个事业的影响的最好概括，也许莫过于邦德本人在1944年春所写的话：“毫不夸张地说，中航萌生了这个想法并开拓了相应服务。” [3]

但它值得吗？那是一个大得多的问题，一个远远超出邦德及其航空公司的视界的战略后果问题。回想起来，似乎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没有收获什么有形的回报，1944年夏末和秋季期间，正在向德国边境进军的盟军部队因物资短缺而停滞不前，用于驼峰空运的运输机本可大大改善这种状况。然而，似乎没有历史学家测量过或甚至考虑过经驼峰空运从中国运出去的原材料的影响。在整个战争年代，中国提供的钨矿砂在美国工业所消耗的钨中占有显著的百分比。运出中国的这种金属以及丝、猪鬃、桐油和锡块对于盟军的作战有多重要？中国的汞对苏联的反法西斯事业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如果中国的原材料供应缺位，有什么其他来源可以填补其留下的真空？对驼峰空运的价值的准确记述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日本投降3年后收获了驼峰空运最大的红利。在柏林空运中，驼峰空运中所有对胜利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经验教训，包括对不分昼夜和全天候的空运运营的维持、执行和管理，均被美国在驼峰最后的并且是最成功的那位指挥官——特纳将军——全盘保留并全部复用。

标准的制空权史将驼峰誉为现代美国军事战略空运能力的基石，军事战略空运能力是该国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部署力量的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在中国航空公司的专业的中国人、美籍华人和美国人飞行员眼中，战略空运的根扎得还要深，没有他们开创性的努力，中国驼峰的空运大概不会被尝试。事实上，进一步仔细地考虑，还能挖掘得更深一点，与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在南雄与香港之间空运锡、钨和香烟的情况联系起来，中国航空公司正是在此时获得了驼峰飞行所需的业务专长。

对于中航人，该航空公司的解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们分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许多人继续从事与航空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他人改变行业、创办企业或购置农场和牧场。大多数人成功了，一些人失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几乎所有人都会意识到在中国航空公司的时间是他们的人生亮点。从1950年代开始，他们举办一年一度的团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陈文宽担任央航的机航经理直到1949年底 [4] ，在中国整个内战期间，央航如同中航一样，飞行了许多同样的任务和遭受了同样的艰难曲折。 [5] 国民党溃败后，陈文宽移至台湾并成立了复兴航空公司，该公司飞台湾本土和中国海周边的一些国际旅游目的地。1954年，他再次证明了他的飞行技术，当一架“C-119”向奠边府空运物资时，机组空降在南中国海上，当时正有15英尺高的浪，从冲绳和菲律宾来的水上飞机围着降落在水面上的人盘旋，硬是没有勇气降落。要不是陈文宽驾驶着一架PBY“卡特琳娜” 水陆两用飞机到达现场，这一幕似乎肯定是个悲惨的结局。陈文宽镇定自若，在海面上着陆并救出了5个濒临绝境的人 [6] 。1950年代末，陈文宽扩大了他的生意，成为一些航空公司的台北代理商、机场地面事务处理商和餐饮供应商，事实证明这样的多元化经营眼光独到且获利甚丰。

陈文宽于1983年卖掉复兴航空公司回到美国——毕竟，他从出世那一天起就是一名美国公民。 [7] 他肯定已经走过了20世纪最不可思议、极富魅力的生命弧线——从赤脚的中国农民到自己的航空公司的老板。目前陈文宽生活在旧金山机场上方、伯灵格姆（Burlingame）山中美丽的家，这位和蔼、慷慨、令人愉快的人，开着乌亮的奔驰汽车，在中航年度团聚中主持一个了不起的聚会，在他的中航老战友中间受用着无以复加的尊重。

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夏普加入泛美航空公司，在那里被允许保留在中国挣到的资历，他为泛美航空飞行直到职业生涯结束。 [8] 战后，他和希尔维亚·怀利分道扬镳。夏普和格蕾丝·道格拉斯（Grace Douglass）于1949年7月30日结婚，养育了4个孩子，其中的头两个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因当时夏普是以南美为基地飞行的。夏普和格蕾丝最终在迈阿密定居，而夏普继续在中美和南美和环加勒比海地区的航线飞行。多年来，夏普非常喜欢摆弄他的游艇并带着朋友钓鱼——他同样非常喜欢他在世界各地旅行中搜集的邮票和硬币。他最真挚的朋友一直都是他在中国交的朋友，他和吴士在余生中都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作为职业生涯的圆满结束，夏普最后的航路是驾驶707客机航班飞入香港启德机场。他于1968年退休，终生已经积累了数值巨大的飞行小时数，并于1974年在休斯敦去世。

吴士和梅姬也在南佛罗里达州婆娑的棕榈林与和煦的轻风中定居下来，在那里成功地经营了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生意。 [9] 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婚姻一直美满。吴士于1979年逝世；几周后，他心爱的梅姬随他而去，密友们说她死于伤心过度。比克斯比为泛美航空服务直到1950年代末，他和妻子戴比享受着愉快的退休生活，并花了许多时间在位于纽约州的莱克乔治 [10] 和佛罗里达州的卡普蒂瓦岛（Captiva Island）的家族静居处，与他们的4个女儿和17个外孙共享天伦。如同其他曾在中航服务的美国人，他从未忘掉中国。哈罗德·比克斯比，一位没有得到颂扬的航空黄金时代的伟大高管，死于1965年。

古蒂尔不想离开亚洲，日本投降后，他请妻子到东方来，她拒绝了，于是他们离婚了。 [11] 他于1947年再次结婚，并于次年离开中航。他在印度和中东地区当机长，直到1952年回到美国为国家航空公司（National Airlines）飞行。他不喜欢国内单调的飞行，在1955年回到中东，再次离婚，以贝鲁特为基地飞行。1956年，他第3次结婚，有了2个孩子。1962年，他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任航母舰载机作战督察。1968年，他遭到第3次离婚的打击。在1970年代后期，他为另一个邦德——邦德的大儿子兰霍恩·邦德——工作，兰霍恩在卡特执政期间任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古蒂尔于1990年退休，他好像与第4任妻子伊芙琳（Evelyn）相处融洽。他们目前住在纽约州的卡托纳（Katonah），96岁的皮特偶尔熟练地调制一些如杜松子酒和姜汁啤酒混合的鸡尾酒，这是他过去在东方所喜欢的，并且很少错过中航团聚。 [12]

战争临近结束时，乔·罗斯伯特，他杰出的朋友迪克·罗西（驼峰飞行735次，超过其他任何人），和其他8个前“飞虎队”队员、前中航飞行员，每人投资10000美元组成了一家航空公司。 [13] 将战斗机飞行员的声望和在中航飞行学得的技能结合起来，命名该公司为飞虎航空公司（Flying Tiger Line）——专门飞货运。该公司经过快速启动，获得了牵引力并蓬勃发展。 [14] 1946年夏天，陈纳德诱导罗斯伯特回到中国，罗斯伯特为陈纳德空运队飞行，晋升为机航经理。在共产党接管中国大陆后，他跟随该航空公司去了台湾，继续为“老头儿”——“飞虎队”飞行员总是这样称呼陈纳德——工作，直到1958年陈纳德死于肺癌。罗斯伯特认为中情局对该航空公司的入侵 [15] 既无能又邪恶，拒绝参与而辞职，并搬到西班牙的马略卡岛（Majorca）。在那里他和妻子将一个破旧的城堡翻新为酒店，直到1972年，他们发现自己在一场秘密收购夺权商战中处于下风，便回了美国，接近破产。他们在佛罗里达州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大烟山国家公园（Great Smoky Mountains）经营一家野营地和酒店，直到他们的长子在1980年死于癌症。经过了另一轮比较平和的冒险之后，乔·罗斯伯特于2007年在休斯敦以外的得克萨斯州凯蒂市（Katy）与世长辞，离他的90岁生日还差11天。1943年4月的一天，他和里奇·汉密尔差点死在一座不起眼的亚洲山腰上，如果不算上脚踝旧伤不时使他感觉疼痛的话，那么，自打那致命的一天起他所借到的全部时间，他开开心心地走到了尽头。

国民党溃败后，欧尼·艾利森回到加利福尼亚，在阿卡迪亚（Arcadia）创办了艾利森飞机出口公司，在一间与家庭车库相连的办公室，针对世界各地的各种航空问题，协调机身、发动机、零部件和飞机配件的供给。 [16] 艾利森做生意之初，因需要获得出口许可证的批准，去了一次华盛顿，邦德花了几天时间把他介绍给他在国务院负责批准艾利森所需要的许可证的关系。 [17] 艾利森的一个最好的客户是孔雀航空公司（Peacock Airlines），该公司由一帮前中航员工在缅甸成立，向印尼空军提供飞机和培训。艾利森退休时，在加利福尼亚购置了一个距离巴斯托市（Barstow）25英里的苜蓿农场。1970年代中期，尽管其飞机驾驶执照（1285号）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过期，他发现自己渴望回到驾驶舱。他开始了滑翔机飞行，从而免去了向联邦航空管理局申请更新飞机驾照的冗长的等待，他每周2次在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上翱翔，这总是让他感觉焕然一新，追溯了他早年飞行的根。他于1976年过世，享年80岁。

至于邦德，在中航结业后不久，就结束了在泛美航空的职场生涯。他在艰难的时期中服务得够长够好了。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家庭的情况会比邦德和姬兹从1937年7月到1949年底所经受的更困难。整整12年，他们的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都相隔天涯。1934年，当姬兹接近30岁而邦德42岁时，他们才在生命中相对较迟的时候发现彼此，而他们恰恰在日本对华侵略粉碎了他们乐观的开头之时开始组建家庭。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岁月里，不论是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是之后，邦德已经尽力给两个儿子当个好父亲，虽然经常只能从地球的另一面给予关心。不过，如果说他不总是能亲身解决日常问题，那他则从经济上支持家庭，并为儿子们树立了一个男子汉应该如何使自己做到与严于律己、乐于奉献、敢担责任和追求光荣梦想等素质相称的榜样，所有这些，少有人能够企及。他是个男人，高高耸立在自己的成就上。姬兹对丈夫的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作为一个爱情故事，他们有美满的结局，最好的爱情故事都是如此。

邦德从东方回来后，和姬兹在余生中很少再分开。他们在弗吉尼亚州沃伦顿市（Warrenton）外的皮克特山（Picket Mountain）购置了农场，并教育儿子应当正直和真诚。邦迪养殖赫里福德牛和贮藏干草，发现自己喜爱农作，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工作。尽管他购买农场时已经年近六旬，并在最近的心动过速发作过后被医生告知不应该住带楼梯的房子，邦德在比吉特山农场还是虔诚地在早上7点前就起床，检查两个雇工的工作，回屋与家人共进早餐，然后一天的其余时间都在户外工作。他经常顶着烈日，开联合收割机或打包机，把40磅重的干草堆扛上手推车。他也曾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任肯塔基河煤炭公司（Kentucky River Coal Company）的董事，最终成为董事长，在中国经历过了面对“经常不断的和千变万化的”困难之后，他终于还是喜欢上了煤炭行业的一成不变。 [18] 战后几十年的麦卡锡主义、“红色恐惧”和狂热的反共政策使他震惊，在他看来，其愚昧顽固的态度和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亚于1930年代的孤立主义，当年至少还通过天才的《租借法案》、马歇尔计划和遏制政策予以保持平衡。 [19]

在沃伦顿，姬兹和邦迪发展了广泛的朋友圈子，很开心地招待他们。他们培养了对园艺的共同爱好，经常孕育美丽的植物。不管是在皮克特山农场，还是岁月增长使他们认为要搬到镇上，姬兹都一如既往保持参与社区工作，在红十字会和当地医院提供志愿服务，并在当地的花园俱乐部做义工，最终成为其主席。她很聪慧、有活力、善于表达并意志坚定；朋友和家人总是说她本可成为出色的律师。

邦德感到自豪的一个很棒的来源，是他的两个儿子获得了他从来没有机会追求的优秀的高等教育。托马斯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获得学士学位，从米德伯理学院（Middlebury）和弗吉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在国内两家最好的学校任教——位于马萨诸塞州拜菲尔德（Byfield）的州长学院（Governor Dummer Academy）和弗吉尼亚州的伍德贝瑞森林中学（Woodberry Forest School）。兰霍恩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航空法与空间法研究所（McGill Institute of Air and Space Law）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工作，他在约翰逊执政期间开始了公共服务事业，先在商务部，后成长为美国交通运输部长特别助理；被尼克松总统解雇后主持了一家非营利机构，直到被任命为伊利诺伊州交通运输部部长；卡特总统提名他担任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并在里根当选总统后重回私人企业，从事航空运输律师行业及相关监管政策咨询。

兰霍恩和托马斯离开家后，姬兹和邦迪逐渐养成了冬季在佛罗里达州蓬特韦德拉海滩（Ponte Vedra）度过几个月的习惯。邦迪的心脏问题从来没有彻底治愈，但也从来没有再加重。他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自己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每天锻炼并健康饮食，多年前已经戒烟。然而，没有人能逃脱时光的进程，他发作了几次心动过速和轻微的心力衰竭，但每次过后，他都努力恢复耐力，“活着，好让他能照顾姬兹”。

到了晚年，邦迪退化的听力和姬兹轻柔的声音引发了一些喜剧情节，并偶尔令人恼火。但一如既往，他们依然彼此相爱，在与他们的2个儿子、4个孙辈和一大帮朋友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直到1985年7月17日。当时，92岁高龄的邦迪，在刮完胡子后昏厥，很快就过世了。真实情况如同他们在战后的生活模式，当他死的时候，比他小12岁的姬兹在家，但在山下。她在他离世后只活了3年，于1988年10月1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人会预测到，看着邦德在香港、重庆、驼峰和中国内战的整个艰难岁月中一直与自己的健康问题做斗争，但他居然比中国航空公司多活了30多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邦德都觉得他所从事的是商业航空的整个历史上最有意义、最令人兴奋并最富挑战性的工作，因而，他在指导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

许多事情本可能发生，而这些确实已经发生。

[1] 然而，在中航飞机的命运上的法律纠纷拖了两年半，直到1952年10月才解决。

[2] 笔者认为自己是在中国航空公司各有所获的长长队伍中最新的一个。

[3] Bond to Bixby，Letter No.B111-44，April 19，1944，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

[4] 据两航史料，陈文宽于1949年5月从航务组主任升任公司副总经理。——译者注

[5] 笔者访谈陈文宽，2011.5.29。

[6] 获救的一个人的女儿定期参加中航团聚，以示对陈文宽的敬意。

[7] 1992年，复兴的英文名Foshing变更为TransAsia（中文名不变。——译者注），该公司至今依然以此名称运行。

[8] 卡罗尔·斯莱德（查尔斯·夏普的女儿）写给笔者的邮件，2011.5.30。

[9] Http：//cnac.org/hughwoods01.htm；卡罗尔·斯莱德（查尔斯·夏普的女儿）写给笔者的邮件，2011.5.30。

[10] Lake George，亦称乔治湖。——译者注

[11] Peter Goutiere，Himalayan Rogue ，pp.122-124；古蒂尔给笔者的邮件，2011.5.28。

[12] 2014年9月6日，100岁的古蒂尔亲自驾驶他曾于1947年飞过的中航100号DC-3型飞机，从美国西雅图飞到旧金山。——译者注

[13] C.Joe Rosbert，Flying Tiger Joe’s Adventure Cookbook ，pp.175-312.

[14] 飞虎航空公司的10个创始人是鲍·普雷斯科特（Bob Prescott，出面人物）、威廉·“比尔”·巴特灵（William “Bill” Bartling）、克利夫·格罗（Cliff Groh）、汤米·海伍德（Tommy Haywood）、罗伯特·“公爵”·赫德曼（Robert “Duke” Hedman）、C.H.“林克”·劳克林（C. H. “Link” Laughlin）、欧内斯特·“巴士”·洛恩（Ernest “Bus” Loane）、罗伯特·“鲶鱼”·雷恩（Robert “Catfish” Raine）、乔·罗斯伯特（Joe Rosbert）和迪克·罗西（Dick Rossi）。普雷斯科特死后，联邦快递收购了飞虎航空公司，从而建立了它与“飞虎队”、中航和驼峰的联系，但鲜有赞誉。

[15] 1950年中央情报局花了100万美元买下陈纳德空运队。——译者注

[16] 南希·艾利森·莱特给笔者的邮件，2011.5.4。

[17] 笔者访谈兰霍恩·麦库克与托马斯·邦德；恩里克塔·邦德给笔者的邮件，2011.4.28；托马斯·邦德给笔者的邮件，2011.5.2和2011.5.3。

[18] Bond to Leslie，August 28，1975，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Box 19，Folder 3.

[19] 邦德确实讨厌麦卡锡参议员，并深信麦卡锡的狂热的反共迫害已经不公平地毁坏了他的许多国务院朋友的事业。

鸣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谢中国中航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中国之翼》是他们的故事，没有他们全心全意的合作，我根本不可能把它写出来。再者，我不可能单独去完成——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艰难的努力。许多人的帮助才使这本书成为可能，我深深感激他们每一个人。

我自己个人与中航的冒险始于一封来自查理·福勒（Charlie Fowler）的电子邮件，他是我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历险的攀岩伙伴。其他查理痴迷的主要远征目的地是中国未经攀登的山。“格雷戈（Greg）”，他在一次旅行后发的电子邮件中说，“我一直听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飞机在喜马拉雅东部留下残骸的故事。你是个登山家、作家和了解军事历史的家伙，应该创作一个故事”。

我承认这是个好主意，但当时手头有个任务要花几个月才能完成，在查理提议后的大半年里，我都没能腾出手来。当我开始着手，网页搜索将我引导到由汤姆·穆尔（Tom Moore）维护的cnac.org网站。汤姆的小舅舅是位中航机长，该飞行员于1942年3月在驾驶中航最后一架“DC-2”型（31号）飞机时遇难。 [1] 虽然，这不完全是查理的主题，但汤姆的网站使中航鲜为人知的卓越故事深得人心。多年来，我曾看过很多围绕着中航的边缘关于航空的故事——跨太平洋航班、“飞虎队”和驼峰飞行——但是我从未听说过中航本身。当我阅读了汤姆关于团聚的网页，意识到中航的年度聚会就在3周后，就在旧金山，就在离我位于核桃溪市（Walnut Creek）的家约20英里的地方。（各位如保存了中航的纪念品、照片和个人记忆，应向在cnac.org的汤姆提交相关的影像和故事；cnac.org是中航历史的交流中心。我本人也很乐意将它们贴到gregcrouch.com网站的“中国之翼”博客上。）

我诚惶诚恐地给中航协会主席比尔·马赫打电话询问，一个好奇而满腔热情的作家是否可以参加聚会。比尔是个驼峰飞行员，他回应道，“嘿，可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伟大的故事”。当然，他是对的，当我在那个周末结束之时驱车离开聚会的时候，身子在发抖。毋庸置疑，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感觉自己生来就是要讲这个故事。比尔和协会的每个成员都坚定不移地支持写作的每一步路，虽然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可以早点完成。（不幸的是，查理·福勒无法享受他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他于2006年在中国的雪崩中遇难，比尔·马赫也没有看到该书的完成——他于2011年夏天逝世。）

这些年来，我花了无数的时间采访中航老人，这些访谈时间不仅证明了在专业上富有成效，同时也产生了我在余生都会非常珍惜的记忆。在采访过的许多老人当中，我要特别感激陈文宽，他很慷慨地接受了许多个小时的访谈，分享他对那个时代多年研究的心得，他是我有幸与之会面的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一次格外引人入胜的经历是，有一天，我与陈文宽、弗丽达·陈和陈德灿回顾香港撤退中的事件，后两位也是我要感谢的前中航员工，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好得出奇。（当我道歉说花了他们这么多时间时，曾经凶悍的弗丽达回敬道，“别担心！反正我们就是坐下来聊聊而已”。）我还要同样感谢中航人的家人：总机械师奥斯卡·威尔克的女儿雪莉·威尔克·莫斯利（Shirley Wilke Mosley），她展示了他的相册，我们交谈得很愉快，她的详细回忆使我了解到珍珠港事件之前中航丰富多彩的故事，让我大开眼界；欧尼·艾利森的女儿南希·艾利森·赖特（Nancy Allison Wright），不加限制地允许我查阅她一生收集的相关信件、日记和照片的档案——在此过程中她成了我一位重要的朋友；乔·罗斯伯特，与我在得克萨斯州凯蒂市度过了一个长周末，还有他的儿子鲍勃（Bob），是他促成了访谈；皮特·J.古蒂尔及其妻子伊芙琳，在佛罗里达州里奇港（Port Richie）；唐纳德·麦克布莱德（Donald McBride），我与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Omaha）度过了3天，他的女儿伊莲·麦克布莱德（Elaine McBride）及其丈夫乔·拉米雷斯（Joe Ramirez）当我在那里时招待我过夜；迪克·罗西及其妻子莉迪亚（Lydia），在加利福尼亚州福尔布鲁克（Fallbrook）的家里接待我；陈齐发及其儿子克雷格·陈（Craig Chinn）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核桃溪接受了采访。要感谢的人真是不胜枚举：阿尔伯特·马（Al Mah）和马绍基（Cedric Mah）兄弟、弗莱彻·汉克斯（Fletcher Hanks）、C. K.曾（C. K. Tseng）及其妻子特丽萨（Theresa）、伊丽莎白·比克斯比、休米·格兰迪（Hugh Grundy）、鲍勃与奥德琳·舍伍德（Bob and Audrene Sherwood）、凯里（Carey）和辛西娅·鲍尔斯（Cynthia Bowles）、比尔·马赫、伊尔莎·希林（Ilse Shilling）、珍妮·霍尔德（Jeanne Holder）、玛莎·康拉特（Martha Conrath）、奥利弗和罗斯玛丽·格伦（Oliver and Rosemary Glenn）、比尔和卡米尔·吉尔戈（Bill and Camille Gilger）、约翰·李、卡特菲什·雷恩（Catfish Raine）、Y. H.余（Y. H. Yu）、吉福德和格蕾丝·布尔（Gifford and Grace Bull）、约翰·帕里什（John Parish）、温祥来博士及其妻子格蕾丝·温（Hsiang-Lai Wen and his wife，Grace Wen）、玛格丽特·门·宋和肯尼思·宋博士（Margaret Mun Soong and Dr. Kenneth Soong）、安森·利斯克（Anson Lisk）、吉恩和米兹·麦克黑尔（Gene and Mitzi McHale）、弗朗西斯·李·唐（Francis Lee Tong）、伊丽莎白·陈（Elizabeth Chan）、斯塔尔·汤普森（Starr Thompson）。并且，我俯首感谢均未能有幸谋面的凯瑟琳·邓洛普·邦德和威廉·兰霍恩·邦德。

总的来说，我也感谢中航的年轻一代，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员工的子女、侄子女和外甥子女。威廉和姬兹·邦德的2个儿子托马斯·邓洛普·邦德和兰霍恩·邦德及其妻子恩里克塔（Enriqueta），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帮助和合作态度，供给他们的父亲的信件，提供家庭的照片，回答各种问题，并授权允许我使用他们的父亲的作品。再次，值得称道的是汤姆·穆尔多年的热情支持并借出许多关键的书籍，还有他的友谊的品质。以下各位在不同的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丽莎和罗伯特·米切尔（Lisa and Robert Mitchell）、多莉·黄（Dolly Wong，黄宝贤的女儿），芮妮·罗伯森（Renee Robertson）、瓦莱丽·肯德里克·帕里什（Valerie Kendrick Parish）、伊芙·库尔森（Eve Coulson）、卡罗尔·尼尔森（Karol Nielsen）、唐娜·黄（Dona Wong，黄官悦的女儿，弗丽达·陈的侄女和哈佛博士研究员——一个三代美籍华人的完美的成功故事）、爱丽丝·佩塔奇（Elise Petach）、科拉·基松宾-金（Cora Quisumbing-King）、克莱顿·库勒斯（Clayton Kuhles）、约翰·斯塔利（John Stahly）、路易斯·斯坦纳德（Louis Stannard）、卡伊·弗莱泽（Kai Freise）、佩吉·马赫（Peggy Maher）、小罗亚尔·伦纳德（Royal Leonard Jr.）、卡罗尔·斯莱德和查伦·夏普（Carol Slade and Charon Sharp，夏普的2个女儿）、佩蒂·格利（Patti Gully）、斯蒂芬·罗恩（Stephen Loane）、帕姆·比德斯特德特（Pam Biederstedt）、帕蒂·李（Patty Lee）、约翰·H. 安德森（John H. Anderson）、汤姆·沃森（Tom Watson）、约翰·利斯克（John Lisk）、鲍勃·威利特（Bob Willett）、李·哈里森（Lee Harrison）、弗朗西斯·彭格拉（Frances Pengra）、比克斯比家族其他人和所有其他人。

出版业的巨大回报是可以和那些构成它的有趣的人交往，我深深地感激围绕着这本书而集结的团队。我的经纪人罗纳德·戈德法布（Ronald Goldfarb），从我概述这个故事的框架那一刻起就有了信心。法利·蔡斯（Farley Chase）当时是与罗纳德一道工作的经纪人，从虽有好点子但落实不力的废弃建议书堆中挽救了《中国之翼》，并通过敏锐的编辑指导使它形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而且畅销的——故事，没有法利，我怀疑这本书会无法长出羽翼。它在班坦·戴尔出版集团（Bantam Dell）筑了巢，这要归功于我的两位责任编辑，妮塔·桃柏丽（Nita Taublib）和约翰·弗利克（John Flicker）。一开始的5年，《中国之翼》得到约翰明智的忠告的照料，但他在我完成这本书之前离开了班坦。随着约翰的离去，特蕾西·迪瓦恩（Tracy Devine）接手这个项目，在项目的最后几年里，她以良好的幽默感、灵敏的才智和激光制导式的指引驱动着我。她实在讨人喜欢，最后的手稿归功于她的才华。兰登书屋出版集团（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的其他一众人员都非常值得感谢：助理编辑安吉拉·波雷多罗（Angela Polidoro）、执行总编辑本杰明·德雷尔（Benjamin Dreyer）、制作编辑珍妮特·威戈尔（Janet Wygal）、设计《中国之翼》护封的资深艺术总监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设计其内部的高级设计师丽兹·科斯格罗夫（Liz Cosgrove）和文字编辑狄波拉·德怀尔（Deborah Dwyer），她从数不胜数的错误中拯救了我，并由于我需要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待1个月而在6天内完成了整个手稿的清样，这必定是出版界的记录。我也感谢伊凡·斯通（Evan Stone）和卡罗尔·安德森（Carol Anderson）漂亮的校对工作。

一路走来，许多朋友曾阅读和评论了不同阶段的手稿，我感谢他们所有人。最孜孜不倦的是凯瑟琳·汤森德（Kathryn Townsend）、戴安娜·麦克谢里（Diana McSherry）和埃维·斯柯达（Evie Skoda），每个人都经历过几个版本，并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凯瑟琳是我所知最忙的人和我的一个老朋友，但总能抽出时间帮助我。埃维的贡献是，在我研究的最初阶段和在胡佛研究所档案室一些长长的会议中提供重要的协助，并在该书写作的几年中给予启迪。戴安娜的电子邮件和对话曾提供了如此多深思熟虑的妙计和故事的退场。还要赞扬的有：菲尔·克里奇尔斯基（Phil Krichilsky）、埃里克·弗瓦尔（Eric Verwaal）、保罗·马克斯（Paul Marks）和比尔·麦克道尔（Bill McDowell），他们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以及可爱而有才华的网络主编珍妮佛·普赖尔（Jennifer Prior），她除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外，提了一个重要的忠告：“格雷戈，如果你要写一本关于飞行的书，你要学会辨别‘机库（hangar）’和‘衣架（hanger）’，一个用于飞机，另一个用于外套。”

我还要感谢很多在某些方面予以帮助的其他人（没有特定顺序）：（香港）中国探险学会的黄效文先生、旧金山机场委员会航空图书馆、路易斯·A. 特彭（Louis A. Turpen）航空博物馆的克莉丝汀·哈里斯（Christine Harris）和约翰·霍尔（John Hall）、亚拉巴马州麦斯威尔空军基地空军历史研究所的玛丽·迪克西·戴萨特（Mary Dixie Dysart）、台湾航空历史学家C.W.林和傅静平 [2] 、与迈阿密大学有联系的照片打印供应商罗兰·乔因斯（Roland Joynes）、迈阿密大学李希特（Richter）图书馆泛美航空档案室的克雷格·莱克尼斯（Craig Likeness）、罗谢尔·皮恩（Rochelle Pienn）、劳拉·卡佩尔（Laura Cupell）和詹妮弗·利（Jennifer Lea）、克雷格·M. 贝里（Craig M. Berry）、阿尔沃·L.维卡梅尔（Arvo L. Vercamer）、莱纳特·安德森（Lennart Anderson）、马丁·贝斯特（Martin Best）、温良彦 [3] 、安迪·道森（Andy Dawson）、凯瑟琳·邦廷·斯平克斯（Catherine Bunting Spinks）、汤姆·斯特里克勒（Tom Strickler）、诺尔曼·弗里茨（Norman Fritz）、布鲁斯·奥斯特勒尔（Bruce Oestler）、罗伯特·卡西迪（Robert Cassidy）和佐治亚大学图书馆期刊馆员钱德拉·杰克逊（Chandra Jackson）。

我很庆幸有非常棒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一直支撑着我翱翔：母亲珍妮特·克劳奇（Janet Crouch），令人伤心的是，她没能活到看见这本书最终出版；父亲罗伯特·L.克劳奇（Robert L. Crouch），对大萧条经济情况做了很棒的概述并提出了许多其他建议；儿子瑞安·劳奇（Ryan Crouch）；堂兄约翰和布鲁斯·克劳奇（John and Bruce Crouch）；表妹琳达·卡梅伦（Linda Cameron）；史蒂夫·格利（Steve Gully），戴夫·桑德斯（Dave Saunders）和约翰·斯普拉格（John Sprague）——一个家伙可以交到的3个最好的朋友——与史蒂夫的妻子米歇尔·泰勒（Michelle Taylor）和约翰的妻子金·斯普拉格（Kim Sprague）；劳拉·博登（Laura Borden）；迪娜·伯恩斯坦·霍华德（Dina Bernstein Howard）和她的丈夫爱德华·P.霍华德四世（Edward P. Howard IV，其祖父差点得到了邦德在中航的工作）；总是在背后支持我的利斯尔·赫尔曼（Leesl Herman）及其儿子山姆（Sam）；托德·齐默尔曼（Todd Zimmerman）；心如纯金的伊丽莎白·麦肯（Elizabeth Macken）；安德鲁·林德布雷德和珍妮弗·麦克法兰（Andrew Lindblade and Jennifer Macfarlane）；汉斯·弗洛林和杰基·亚当斯·弗洛林（Hans Florine and Jackie Adams Florine）；我的冲浪好友西奥·埃米森和他的妻子卡丽（my surfing buddy Theo Emison and his wife，Carrie）；蒂姆和诺拉·杜兰（Tim and Nora Dolan）；莉齐和罗杰·尤德温（Lizzie and Roger Udwin）；埃米莉·利德盖特（Emily Lydgate）；莎伦·多诺万（Sharon Donovan）；埃米莉·布鲁尔；（Emily Brewer）；史蒂夫·约翰逊（Steve Johnson）；罗兰多·加里博蒂（Rolando Garibotti）；洛丽·洛里艾罗（Lori Loriero）；帕特里克·波（Patrick Poe）；安娜·保拉·西奎艾拉（Ana Paula Siquiera）；塞雷娜·劳里和艾伦·贝克（Serena Lourie and Alan Baker）；吉莉安·佩尼坦特（Gillian Penitente）；埃米·西勒斯（Amy Sillers）；戴安娜·桑森（Diana Sanson）；艾米·贝内特（Amy Bennett）；特德·巴克（Ted Barker）；克拉克·阿吉里斯（Clark Argeris）；达嘉·克勒（Darja Koehler）；伊丽莎·莫伦（Eliza Moran）；克劳迪娅·沃尔瑟（Claudia Walther）；史蒂芬和阿普里尔·阿尔瓦雷斯（Stephen and April Alvarez）；拉里·亚当斯（Larry Adams）；马克和苏珊·罗宾逊（Mark and Susan Robinson）；兰迪·莱维特（Randy Leavitt）；吉姆·科普（Jim Cope）；玛丽安·科普（Marian Cope）；萨布丽娜·拉姆（Sabrina Lamb）；罗伯塔·雷伊（Roberta Raye）；莱斯利·罗伯逊（Leslie Robertson）；克里斯汀·赖夫（Kristen Reif）；马克和苏珊·克罗肖（Mark and Susan Croshaw）；巴德和梅尔巴·斯普拉格（Bud and Melba Sprague）；辛迪·马洛特（Cindy Mallot）；我母亲在玛丽蒙特学校（Marymount）的同事及其他朋友，包括多洛雷斯和比尔·波洛克（Dolores and Bill Pollock）、蒂娜·梅西尼奥（Tina Messineo）、海伦娜·希尔（Helena Hill）；帕蒂·斯马特（Patti Smart）、约翰和海蒂·弗罗斯特（John and Heidi Frost）、罗布和谢乐尔·洛（Rob and Sheryl Lowe）、兰迪和伊登·贾西奥科斯基（Randy and Eden Jasiorkowski）、比尔和米西·麦克法迪恩（Bill and Missy Macfadyen）等；以及所有在我母亲备受病魔煎熬的时候如此不离不弃地与她同在的所有人；金伯利·帕克特（Kimberley Puckett）；肯·拉尔森（Ken Larson）；罗斯和西尔维亚·佩恩（Ross and Sylvia Payne）；安迪·道森（Andy Dawson）；莉莉·韦格特（Lili Weigert）；塔米·欧文斯（Tammy Owens）；贝蒂·沃伊科·格鲁姆（Betty Voyko Groom）；约翰和德布·麦克劳克林（John and Deb McLauchlin）；史蒂夫·布罗菲（Steve Brophy）；布赖恩·科珀史密斯（Brian Coppersmith）；保罗和阿黛尔·斯柯达（Paul and Adele Skoda）；波姆和克里斯蒂·斯柯达（Pom and Kristie Skoda）；弗雷德和辛西娅·斯柯达（Fred and Cynthia Skoda）；维久·马修（Viju Mathew）；瓦莱丽·马丁（Valerie Martin）；埃琳娜·莫利·夏皮罗（Elena Mauli Shapiro）；伊冯和梅林达·乔伊纳德（Yvon and Melinda Chouinard）；道格和克里斯·汤普金斯（Doug and Kris Tompkins）；吉姆·多尼尼和安吉拉·古达克（Jim Donini and Angela Goodacre）；乔安妮·戈德法布（Joanne Goldfarb）。鸣谢名单还在延续，我感谢你们所有人。

最后，但肯定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感谢蒂娜·拉斯（Tina Rath），帮助把这个项目，和我，带回家园。

[1] 这就是陈文宽在香港大撤退时驾驶的那架“DC-2”。

[2] 克拉伦斯·傅，Clarence Fu，音译。——译者注

[3] Wen Liang-yen，音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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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缩写词表

AFHRA=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空军历史研究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

ANY=Arthur N.Young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 亚瑟·N.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C&C 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1，Plans and Early Operations，January 1939 to August 1942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计划和早期行动，1939年1月至1942年8月》，第1卷）

C&C IV=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4，The Pacific：Guadalcanal to Saipan，August 1942 to July 1944（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太平洋地区：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塞班岛，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第4卷）

C&C V=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5，The Pacific：Matterhorn to Nagasaki，June 1944 to August 1945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太平洋地区：马塔角到长崎，1944年6月至1945年8月》，第5卷）

C&C VII=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7，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主编，《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环球服务》，第7卷）

CWR=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国评论周刊》）

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

LBC=Lauchlin B.Currie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劳克林·柯里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NAW=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Nancy Allison Wright（南希·艾利森·赖特私人收藏）

NYT=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PAA=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Inc.Records，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ies（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特藏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

R&S 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

R&S 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史迪威的指挥问题）

R&S III=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 ina-Burma-India Theater：Times Runs Out in the C.B.I.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中缅印没有时间了》）

Strategic Planning，1941-1942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1年～1942年》）

Strategic Planning，1943-1944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War Department：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M·斯内尔，《二战中的美军：战争部：为联合作战所做的战略规划，1943年～1944年》）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

SDASM=San Diego Air & Space Museum（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

SKH=Stanley K.Hornbeck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SWM=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Shirley Wilke Mosley（雪莉·威尔克·莫斯利的私人收藏）

WLB=William Langhorne Bond Papers，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威廉·兰霍恩·邦德的文章，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索引

Ah Shaw，317，319

Air France，222

airplanes

A-36A fighter-bombers，335

B-17s，280

B-25s，272，273，282-83，358

B-29s，352，353

Beechcraft Model 18，263

Breguet 14，46

C-46s，268n，329，332，335，373

C-47s，280，325，358，359，363，373

C-53s，280，291，293，305-6，311，327，333

C-54s，378

C-87s，268n，332

C-119s，387

Consolidated Commodores，176，179，180，182-85，198

Curtiss Condor biplanes，225-26，237，238，244

Curtiss-Wright R-1820 G103 Cyclone engines，244n，265

de Havilland Dragon Rapide，198

Douglas DC-2s，73-74，77，85，92，93，95，103，145，150，153-54，172，173-75，179，180-81，196，197-98，206-7，217，223，224，242，243，263

DC-2 number 24 （Nanking ），236-37，238，239

DC-2 number 26 （Chengtu ），236-37，238

DC-2 number 31 （Chungshan ），237，241，246，247，252-53，254，264n，291

DC-2 number 32 （Kweilin ），155-67，168，211

DC-2 number 39 （Chungking ），211-12，218-20

Hong Kong DC-2，103-4，105，109，111，112-14

Douglas “DC-2½”，230-31，237，246，265，266，300，450-51n228-231

Douglas DC-3s，102，196，212，222，224，227，231，233，234，242，249，250-51，254，264-65，268，274，280，288，296，300，311，332，372

DC-3 number 41 （Chiating ；Noodle Strainer），212，237，241，243-44，246，255，261，265-67，270

DC-3 number 46 （Omei； “French DC-3”；“DC-2½”），222-23，228-31，237，241，246，247，264n，265，266，300

DC-3 number 47，237，241，245，250-52

Douglas DC-4s，329，378

Douglas Dolphin amphibians，65，77

Hong Kong Clipper ，102，235，237-38，239

Hurricanes，270

Junkers 52s，109，116，166，177，237，238

Ki-36 bombers，238

L2D “Tabby” transports，372-73

Loening Air Yachts，29-30，38，41，51，58，61，77，198，371

Martin M-130s，80-81

China Clipper ，80-81

Hawaii Clipper ，81

Philippine Clipper ，81，102

Nakajima Ki-27s “Nate” pursuit planes，238

Nakajima Ki-43 Hayabusas （“Oscar”），293n，334

P-40s，227，232，263，264，270，293

PBY Catalina amphibian，387

S-38 amphibians，39，50-52，57，58-60，61，62-63，65

Sikorsky S-42，102，235，237-38，239

Spirit of St. Louis ，34

Stinson Detroiter monoplanes，32，38，41，44，45，46-47，68，69，77，198

“Tin Goose” Ford Trimotors，77，224

“Zeros，”293n

air raid attacks

on Calcutta，297

on Chungking，173，196，197-202，218

on Hankow，147-48，153-54

on Hong Kong，235，237-38，239，240，242，244-45，249

on Pearl Harbor，236-37，257

Air Transport Command，U.S.，268n，299，329，332，358，362，363

Allen，Doctor，203-5

Allison，Ernest “Allie，” 28-29，73，81-82，220，281n

and Chengtu flights，40-49，56-57

death of，390

and Hankow evacuation，177，181

in later years，389-90

as operations manager，68，74，77，376

and outbreak of war，92，95-96，103-4，108

and Pan Am crashes，58，61

and Route Two，32，33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221，227，232，257，264，270

and CNAC，263，264，272，314

disbanded，287-88

as Flying Tigers，232n，263，264

and U.S. Army Air Corps，281，287-88

Anglin，Sam，333-34

Army，U.S.

and airlift into China，227

“Dixie Mission” of，355

and tungsten，292

Army Air Corps，U.S.，278-80，351

and AVG，281，287-88

and China airlift，268n，278-80，281-84，286，289-90，299，303，314，329，331-32，342，351，362-63

incompetence of，105n，280-81，282-84，285，287-88，289，293-94，326，327，336

India-China Wing，268n，299，329，331-32，336，342

and night flying，335-36

pilot recruitment by，287，288

slow to pay its bills，294-95，342

Tenth Air Force，281，289，299

and Tokyo bombing，272-73，274

Arnold，Henry Harley “Hap，” 268，278-80，281，284，331

Assam，India，CNAC personnel in，295-98，322

Astor，Lady Nancy [Langhorne]，16n

Austin，Warren Robinson，277

Australia，Japanese threat to，267

aviation

potential of，4，11

and stock market crash，12-13

Aviation Corporation，11

Bank of China，248，303-4，343

Bataan Peninsula，264，272

Beaumont，John，137

Berlin airlift，386

Birch，John，273

Bissell，Clayton L.，281-82，283-84，285，286，287

Bixby，Debbie，61，69，81，97，103，388

Bixby，Harold M.，33-35，69，81-82，127，223

and air crashes，58，60，63

and airmail contracts，37，38，40，48-49，50，52，56，81

and attempts to reinstate Pan Am’s interest in CNAC （1937），104-6，115，116-19，136

and Bond’s career，40，55，68，106，190，205-6，208，210，227，356，378-79

and Bond’s wedding，71，73

on Canton-Shanghai flight （Route 3），51-52

and CNAC dissolution，381-82

and CNAC staff，74

and contract renewal，195

correspondence with Bond，152-53，196-97，256，267，285，286，357，366

death of，388

and Hong Kong DC-2，109，112-14

and Hong Kong operations，145

in later years，388

move to Philippines，143-44，146

negotiations with Chinese，35，37-38，40，45，52-54，55-56，136

and passenger flights，57，58

and Philippine landing rights，80-81

on Shanghai-Hankow-Chengtu flight，41-43，45，47-49

and war，84，90，92，93，95，96-97，98-99，104-9，115-18，272，287

Bolivia，tin from，292

Bond，Alan （brother），15，70

Bond，Katharine Dunlop “Kitsi” （wife）

and Bond’s health，193，194，209-10

Bondy’s letters to，107-8，115，124-25，132，135，143，160，186，255-56

and Bondy’s work，97，99，101，102，116，197，205，216，220，390

children of，84，85，86，232，262，361

death of，392

family background of，66

fears of，169-70，217

in Hong Kong，146，152，212，215-16

in later years，390-92

marriage of Bondy and，70-72，390

post-war return to Shanghai，379

and pregnancy，82，221，227，231，232

returning home，220-21

romance with Bondy，65-70

socializing，81-82，284

travel to Manila，217

Bond，Langhorne McCook （son），169，209，213，217，220，262，361，379

birth of，84，85，86

education and career，391-92

and FAA，388-89，392

travel to Hong Kong，212，214

Bond，Mary Langhorne （mother），15，65，86

Bond，Thomas Baker （father），15-16

Bond，Thomas Dunlop （son），232，262，360，379，391

Bond，William Langhorne

accomplishments of，85-86，342，361，370，384-85

aging，302-3

arrival in China （1931），7-10，25-26

birth and childhood of，16

career change of，12，14，85

China’s needs as focus of，99-101，108，114，206，220，357

Chinese respected by，28

and CNAC，see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in construction work，10-11，16-18

and contract renewal，348-49，357，361-62，365-66，370

death of，392

family background of，15-16

family of，84-86，108，116，146，169-70，193，197，232-33，262，284，361，379，385，390

“Freight Service into China” memo of，227-28，231-32，267-68，278，280，385-86

health problems of，152，170-71，205，206，209-10，212-13，227，254，256，336，356-57，366，375，378

as irreplaceable，205-6，210-11

and Kweilin incident，159-67

in later years，390-92

loyalty of，99，108，191，220，344，370

peace plans of，342-43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33，134，147，151，190-93，194-95，210，390

professional goals of，146

promotions for，68，143-46，378-79

rethinking his trust in China，346-49，361-62

vacations taken by，64-65，85-86，153

and war with Japan，see Sino-Japanese war

wife of，see Bond，Katharine Dunlop “Kitsi” （wife）

in World War I，17

and World War II，342，385

Boxer Protocol （1901），89

Boxers （Fists of Righteous Harmony），22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70，262

and Burma Road，215，216

default on gold payments，31

Hong Kong as colony of，19n，53，81，113，145

India as colony of，22，263-64，275，285

Japanese attack on，236

and Lend-Lease，355

and Opium Wars，19n，21

and Shanghai，21

treaties with China，21-22

war aims in Asia，275

and World War II，170，208，216，236，245，262，339-40

Burma

Allied forces in，270，273，285，300，327-28，335，338，351，362；map，341

fighting for control of，338-39，353，357

and Flying Tigers，232，263，264

Japanese invasion of，264，267，268，270，273，276；map，271

Japanese threat to，232，263

Myitkyina airfield，223-24，231，233

proposed freight service to China from，234

reconnaissance flights in and over，223-24，233-34

Burma Road，214-15，223，227，229，263，267-68，329

British closing of，215，216

Burma-Yunnan airlift，hopes for，225，227

Burma-Yunnan border，see Three Gorges country

Butterfield & Swire，127，128

Calcutta，297，298，322，323

Bank of China in，303-4

CNAC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263-64，267，269，270，273，274，279，288，296，297，298，366-67，370

famine in，332，333

Moon Chin in，374-75

off-duty life in，322-24，326，359

Calcutta-Myitkyina-Chungking route，223，263-64

Caniff，Milton，246n

Canton，199，280，381

air service to，38，52-53，56-63，74

Japanese takeover of，173，188

Japanese threat to，170

Madame Sun Yat-Sen’s radio message from，167

mail delivery contract to，51-52

trade conducted through，19

Canton Air Force，83，85

Carlisle，Lady，57，59

Central Air Transport Company （CATC），330，372-76，387

Chamberlain，Neville，170，216

Chang，P. L.，224n

Chang Hseuh-liang “the Young Marshall，”82-84

Chang Kia-ngau，Kuomintang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118，159-61，163，171，176，178，189

Chang Wei-chang，159

Chapelain，A. M.，41，42，43，47，95

Chen，Frieda （Chinn），256n

Chen，Hugh，460-61n270

and Hankow evacuation，176，179，180，181-82，186

and World War II，384

Chen，K. P.，248

Chen，T. T.，237-38，256n

Chengtu

air service to，39-40，41，44-49，57，116，144

Generalissimo’s mistaken flight to，329

Chennault，Claire Lee

air-offensive plan of，328，331

air-warning net designed by，150，200，220

and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221，227，232，257，263，264，265，272，281，287-88，314

and CAT，375，389

and Chinese Air Force，118，148-49，197，232，353

and CNAC，381-83

death of，389

and General Bissell，281-82

and Japanese offensive，353

stunt flying，252

Chiang Ching-kuo，the Generalissimo’s son，330，344-45

Chiang Kai-shek

and air-offensive plan，328-31

anti-Communism of，24-25，39，82-84，275，352，369-70

Bond’s meeting with，192-93

capitulations to Japan，82-84，92

and Chinese Army，275，286，337-38，353，355，357

and Chinese economy，290，338

and civil war，368-70，376，378，379，380

and CNAC，13，39

and Hankow evacuation，180-82，185

and Japanese attacks，92-93，145

and Manchurian Incident，31-32

and Nanking evacuation，136

and Nationalist government，13，24，25，31，84，119，189

north China sacrificed by，54

and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277，284-85，338，353，355-56

and Sian kidnapping （1936），83-84，92，189，193，420n82

and Soong Mei-ling （Madame Chiang），24，33，83，191，329-31

in Szechwan Province，144，199

and T. V. Soong，343-44

and unending war，186，195

and U.S. policies，337，356

war aims of，275，338，353，355

Chin，Elsie，79-80，252

Chin，Moon Fun，77-80，224-25

and AVG，263

birth and early years of，77-79

and CATC，372-75，387

and DC-3 qualification，460-61n270

and Elsie，79-80，252

and escaping Chungking，198

and Hankow evacuation，180，181-86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1，246，247，248-49，252-55

in later years，387，437n172

and loyalty，374

and Myitkyina evacuation，273-74

postwar flying of，371-72

and reunions，387

and Route One，116

and U.S. Army Air Corps，280

and World War II，239-40，384

China

aerial navigation in，46，56

airfreighting supplies into，225，226-28，231，234，267-68，277-80，292，299-300，314，342，351，385

airline needed by，123，290

airmail service for，37，38，40，41-43，48-49，50-52，55，56，135

air-warning net of，150，175，200，217

antiforeign elements in，54，83

Bond’s loyalty to，99-101，107-8，114，206，220，357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21，22

civil war in，368-70，376，378，379-80，381-82；map，377

and Communism，se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urrency of，93，150-51，224，376，378

Curtiss-Wright’s investment in，13

disease in，111-12，206

disunity in，54-55，189，356

economic disorder in，93，150，224，290-92，299，303-4，352，366-67，376，378

extraterritoriality in，22

foreign incursions into，4，13-14，21

foreign partnerships with，123，145

foreign trade in，8，19，21

foreign treaties with，21-22，35

fuel shortages in，151-52，215

and gold，290-91，303-4，366-67

and Hong Kong，114

and Japan，see Japan；Sino-Japanese war

Kuomintang in，see Kuomintang

Lend-Lease to，226-27，234，284-85，287，289，293，294-95，353，355，358，391

lifelines of，214-15，263，276

map，xxii-xxiii

mercury supplies in，294，300，386

most-favored nation clauses with，35，39，53，55，81

Nationalist，see Nationalist China

as police state，346，356

postwar domestic aviation in，375-76，385

postwar planning for，343，368-70

profitability for air travel in，40

strategic value of，357

unification of，40，84，293，342，385

U.S. loans to，194-95，227

and U.S. policy，228，337

war aims of，277，292-93

warlords in，23，39，48，189，353

weather problems in，56-58，60

and the will to resist，99-100，118，123，135

China Airways Federal，36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CNAC）

and airmail service，37，38，40，41-43，48-49，50-52，55，56

and AVG，263，264，272，314

and black market，290-91，303-4

Bond as operations manager of，28，143-44

Bond’s determination for success of，18，99

Bond’s loyalty to，107-8，164，220

and China airlift，281-82，286，289-90，296，299-303，314，332，342，351，370，385-86

as Chinese airline，53，55，92，117，145，164，289

and contract renewal，194-95，205，342，348-49，357，361-62，365-66，370

creation of，25

and Curtiss-Wright，13，25，34，35，36，37

dissolution of，381-83，385

employees of，74，85，242-43，326，370，384

expansion of，30-31，224，302-3，313-14，325-26，343，370

fuel transport for，151-52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0-58，261

managing directorship of，262-63，269

and Nationalist government，13，26，39，48，115

night flying，168-69，170，172-76，180-82，185，257，335

and Pan Am，35，36-38，40，52-53，55-56，60，85，92，98-101，103-9，144，145，146，163-64，192，228，348-49，362，370，382-83，385

passenger runs，57-60，74

pilots of，74，77，79，85，108，225，239，247，256，257-58，287，288，295，303-4，313-14，326，333，374，386，460-61n270

postwar conditions in，370-71，375-76

profitability of，40，85，144，192，226，233，295，378

reunions of，387，389

Route One （Shanghai-Hankow-Chungking-Chengtu），30，32，38，40，55，60，90，116

Route Two （Shanghai/Nanking-Tientsin/Peiping），32-33，38，55，60，77，79，113，119

Route Three （Shanghai-Canton），37，38-40，52，53，55，56，113

sale to Chinese government，370，382

and service to Shanghai，31-32，126-27

and Sino-Japanese war，90，92-93，95-97，98，103-8，116-19，121-24

steady service of，228，233，246，257，262，264，270，285，289-90，332，336

transpacific flights of，378，385

transporting currency，93，95，150-51，224，270，299，303-4，352

and World War II，236-39，250，261-62，339-40，342，358，385

Chindit brigade，327-28，339，340，350，351

Chin dynasty，collapse of，4，189

Chinese Air Force，91，117

and Aviation Commission，85

Chennault as advisor to，118，148-49，197，232，353

and Colonel Lam Whi-shing，84-85，92-93，103，105，116，121

fatal mistakes of，336

Chinese Army

CNAC airdrops to，285，286，339

collapses of，133，145，188，273，353，356，379-80

reform of，328

in Shanghai，32，92，93，96，107，120-21，125-27

and World War II，337-39，353，355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ang’s opposition to，24-25，39，82-84，352

and civil war，369-70，376，378，379-80，381-82；map，377

and “Long March，” 82

and Mao，24，82，189，290，381

Nationalist opposition to，24-25，39，54，342，368

an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376，378，379-80，381-82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381

political control taken by，368-69，376，378

and United Front，186，189，277

and U.S. arms，355

war aims of，292-93

Chinese Exclusion Laws （U.S.），78

Chinn，Harold，460-61n270

Chinn，Paul，224，225，256n

Chon En-lai，83，369

Chuan，“Big，” 45-46

Chungking

air service to，29，30，39-41，43-49，57，116，144，156，214，223

air-warning net in，217

and black market，291-92

Bond in，163-65，171，196，233，285，287-89，291，294，336，344-48

flying “hot money” from，151

fuel shipments to，152，215

government move to，144，188-89

and Hankow evacuation，172-74，176，180-82，185-86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38，243，248，250-55，261

inception of night flying from Hong Kong to，168-70

Japanese attacks on，197-203，206-8，217-18，228

and Japanese trade，352

as unassailable，186

Chungking-Calcutta route，263-64，270

Chungking-Hong Kong route，126

Chungking-Rangoon route，212，223

Churchill，Winston，216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389

Civil Air Transport （CAT），375，389

Clark，Anne Covington，66-67，69，71

Clark-Kerr，Sir Archibald，255

Corregidor，surrender of，278

Crete，troops parachuted into，231

Crouch，Reginald，435n167

Crouch，Robert Lucas，435n167

Currie，Lauchlin，226，227，231，232，234，268，284

Curtiss Aeroplane and Motor Company，10，11，12

Curtiss-Caproni，12，13

Curtiss-Wright Corporation，12-13，85

and CNAC，13，25，34，35，36，37

racial prejudice in，14

and Sun Fo，135

Curtiss-Wright Flying School，79

Dai Enkai，63，84，138

Dai Li，83

Dalai Lama，54

Dayno （headman），316，319

“December Ninthers，” 82

Deng Xiaoping，380

Dinjan，233-34，269，273，279，282

Japanese attacks on，293，335

off-duty life in，300，322

Donald，William Henry

and Bond’s efforts to reinstate Pan Am’s interest in CNAC （1937），135，136，228

and Chiang’s abduction，83，84

and Hankow evacuation，181

and Lam’s replacement，137，191

as Madame Chiang’s advisor，83，134，190-91，193，196

Doolittle，James H.，272-73，274，283

Dorn，Frank，292

Dorrence，Pete，178-79

Douglas，Donald，229

Douglas Aircraft，51，212，222-23，229，230，231，314

Dunlop，Katharine “Kitsi，” see Bond，Katharine Dunlop “Kitsi” （wife）

Durdin，F. Tillman，200，201

Eastern Air Lines，11

Ehmer，Bill，56，57，59

Elmer （The Bear），324-25，364

Empress of Japan ，7，65-67

Enterprise （aircraft carrier），272

Eurasia Aviation Corporation

and Chungking service，214

competition with，52，189

creation of，25

and fall of Hankow，177，189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37，238，245

Hong Kong-Hankow route，109，116，168

and Hong Kong service，163，166

name change to CATC，330n

night flying by，168，177

see also Central Air Transport Company （CATC）

FAA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388-89，392

Federal Express，389n

Fitzsimmons，Alfred，179

Flying Tiger Line，389

Flying Tigers，se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

Formosa （Taiwan）

and domestic aviation industry，385

Japanese control of，38n

Nationalist Chinese move to，381，382

Foshing Airlines，387

Fox，Emmanuel，247，248

Fox，Jimmy，296，297，300-302

France

and Japanese access to Indochina，216，232

and Shanghai，21

treaties with China，21-22

Vichy government of，216，222，232

war matériel shipments suspended by，215

and World War II，208，222，262，358

Free China，see China

Gast，Robert，56，61-62，63

Gauss，Clarence E.，104n，122，274，277，292，343

Germany

Berlin airlift，386

economy of，3

Nazi Party in，3，168

surrender of，362

and Tripartate Pact，216

and World War II，167-68，196，208，214，226，231，352，358，362

Gertrude Maersk ，39，50

Gibson，Charles Dana，15n

Gibson，Irene Langhorne，15n

Goutiere，Pete

and buddies’ deaths，301-2，333，334-35，364

in Calcutta，295-98，323-24

flying “the Hump，” 300，301-2，367

in later years，388-89

and Pan Am-Africa，295，304，323，324

promotion of，333

Great Britain，see Britain

Great Depression，34，86，99，102，214

Great War，see World War I

Grew，Joseph，166

Grooch，William Stephen

and crashes，62-63

and Pan Am，51，53，55

return to U.S.，63

and Route Three，56，57，58，61

and wife’s suicide，61，65

Guam

flying-boat base on，80

Japanese takeover of，257

Guam （warship），177

Hammell，Charles Ridgley

crash and survival of，304-12，315-20，321，334，363，389

and Elmer （bear），324-25，364

fatal crash of，363-64

promotion of，333

Hangchow Bay，Japanese attacks on，125，133，145

Hankow，116-18

air raids on，147-49，153-54

air service to，29，30，41-42，109，116，136，168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in，147

boat service to and from，118，134-36

evacuation of，171，172-87

interim capital in，144，159-62

Japanese takeover of，185-87，188，189，256

Japanese threats to，149-50，153-54，170，180，182，185

refugees in，149，177

Hardin，Thomas O.，336

Harriman，Averell，268

Havelick，Frank，74

Haynie，Troy，236，239

Henyang，41，147，148

Higgs，Frank，246，247，248，254，255

Hirohito，Emperor，90，148，187

Hiroshima，atomic bomb dropped on，367

Hitler，Adolf，3，17，167-68，196，267，278，352，358，362

Ho，Molin，190

Ho Chi-wu，26-27，138

Honan Province，332-33

Hong Kong

air service to，52，53，109，116，126-27，163，166，168，186，212，223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19n，53，81，113，145

Chinese currency produced in，224

CNAC base of operations in，145-46，381

evacuation of，240-58，261

Japanese attacks on，235-40，244-45，249，262

landing rights in，53，80，81，114

night flying to，168-69，170

and Sino-Japanese war，107

surrender of，264

tungsten shipments to，226

Hong Xiuquan，21

Hooghly River，280

Hopkins，Harry，278，328

Hornbeck，Stanley K.，85，90，231，284

Hornet （aircraft carrier），272

Howard，Edward P.，55

Huang，George，302

Huang，K. C.，37，52，55-56，59-60，63，118

Hughes，Howard，418n65

Hull，Cordell，166，216

“Hump，the”

and black-market profiteering，303-4

and CNAC，282，286，289-90，296，299-303，314，332，351，370，385-86

defined，282

hardest flying in the world over，300，313，358

Japanese attacks on planes over，335

Rosbert-Hammell crash and survival，304-12，315-20

and strategic airlift，385-86

tactical advantage of，328

and U.S. Army Air Corps，268n，283，289-90，299，303，314，329，331-32，362-63

and World War II，338，339-40，342，351，356，357-58

see also China，airfreighting supplies into

Hurley，Patrick，355

Hwang Chi，219，220

Idzumo ，95，96

India

air bases in，353

air service to，233

air-warning net in，293

as British colony，22，263-64，275，285

building air facilities in，269

Calcutta，see Calcutta

Chinese Army in，338

CNAC in Assam，295-98

Japanese threat to，267，339-40

starvation in，332，333

India-Burma theater，356

India-China routes，223，263-64，268，289-90，299-300，331-32，336，358

Indochina

French administration of，21，216，232

Japanese bases in，216-17，223，225，232

Indonesian Air Force，390

Intercontinent Aviation，36

Italy，and World War II，216，337

Jacquinot de Besange，Father Robert，126

Japan

air offensive against，328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in China，54，55

assets frozen by U.S.，232

atomic bombs dropped on，367

attacks on China （1937），see Sino-Japanese war

Chiang’s capitulations to，82-84

factions within，346-47

Formosa controlled by，38n

Great Wall breached by，39

Imperial Navy of，90-93

the Imperial Way in，3-4

and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90

invasion of Burma，264，267，268，270，273，276；map，271

and Korea，22

Kwantung Army，31，32，35，82，90

and Kweilin incident，155-67，168，211

and Manchuria/Manchukuo，32，123

military strength of，92，95，186

modernization of，22-23

occupations and invasions （through 1938），map，94

Operation Ichigo （1944-1945），map，354

surrender of，367，368，370，371，385

threats from，82-84，89-90，116，123

trade with China，352，356

treaty rights in China，22

U.S. ship Panay sunk by，136-37，160，161，164，177

U.S. supplies to，167，212，216，372

war declared on U.S. and Britain by，236

world power ambitions of，22，292

and World War II，216，236，338-40，342，347，350，351，352-53，355-56，357，362，385

Japan-China war，see Sino-Japanese war

Jarrell，Hank，134，137，177

Johnson，Nelson T.，116，160-61，162，163，205

Johnson，Russell，300-302

Jouett，Jack，421n93

Joyce，James，17

Joy Thom，77，116，198，203-4，224-25

Just，Eric，74，181

Kachin tribesmen，350

Kao，Alfred，345，348

Kengelbacher，Karl，427n128-30

Kent，Walter “Foxie，” 218-20，283

Kessler，Pop，246，247

Keystone Aircraft，12

King，Ernest J.，277

Korea，22

Kowloon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19n

Japanese attacks on，244

Japanese occupation of，255

Kung，H. H.，33，117，119n，136，163-64，189，228，265，331

and Bank of China，343

and finance ministry，194，211n，225，290-91

leaving China，349

wife of，see Soong Ai-ling

Kung，Louis，349

Kung Wo ，134-35，165

Kunming

flights in and out of，217-21，223，234，270，375

Flying Tigers in，263，264

Kunming-Indochina railway line，214，215

Kuomintang，24，25，228

anti-Communist stance of，54，342，368，369

antiforeigner stance of，145

and antigovernment riots，82-83，333

Aviation Commission，85，124，134，178，330

Blue Shirt Society （Gestapo），83，348，353

corrupt officials of，332-33，342，348，356

government positions in，117

political maneuvering within，343-48

in Szechwan Province，48，144，188-89，199

war propaganda from，276-77，337，356

see also Nationalist China

Kweilin incident，155-67，168，211

Lam Whi-shing，84-85

Bond’s meetings with，85，109-11，137，138-39

and CATC，375

and Chinese Air Force，85，92-93，103，105，116，121

and Chungking-Hong Kong route，126

English transliteration of name，420-21n84

and Hong Kong DC-2，103-4，105，109，111，112-14

and Pan Am/CNAC，103，105，121，136，138，144

replacement of，137-39

Lane，James “Skippy，” 298

Lax，Captain，318-20

League of Nations，17，31

LeBreton，David McDougal，161-62

Lee，K. C.，331

Leland，Gordon，283

Leonard，Royal，84，229

and Hankow evacuation，172-75，180，181

and Kunming flights，217

Li Ching-tsung，189

Lieu Chung-chuan，155，157-58

Lindbergh，Charles A.，10-11，29，34，79，86

Lissanevitch，Boris，323

Liu，C. Y.，381

Liu Biao，378

Liu Chai-sung，165

Liu Hsiang，40，44-46，48，54，144，188，189

Liu Wen-wei，48，54

Li Wong，305-7

Loesser，Frank，418n65

Loh，Joe，155，157

London，air routes to，214

Long Yun，189，215

Luce，Henry，191

Lufthansa，and Eurasia，25

Lukouchiao Bridge，89

Lu Mei-ying，219，220

Luzon （warship），161，162，177，184

Macau

air service to，53

landing rights in，53，80，81

trade conducted through，19

Majors，Alva “Maj，” 220，233，239，248，295，388

Malaya，232，257，264

Ma Lon，317-19

Manchu dynasty

and First Opium War，19

foreign pressures on，21-22

internal rebellions in，19，21，23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ts in，369-70，376，378

civil war in，379-80

and Japan （Manchukuo），22，31-32，82，123

Russian ambitions toward，22，31，369

Manchurian Incident，31-32

Manila

air service to，38n，53，65，80，82

earthquake in，103

Japanese attacks on，237，257

landing rights in，80-81

Pan Am base in，108

U.S. forces moved to Bataan from，264

Mao Tse-tung，24，189，290

and “Long March，” 82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381

and postwar control，369，376

maps

No. 1，China，xxii-xxiii

No. 2，Shanghai，20

No. 3，Japanese Occupations and Invasions through 1938，94

No. 4，Japanese Advance into Burma （1942），271

No. 5，Burma （1944-1945），341

No. 6，Operation Ichigo，354

No. 7，Chinese Civil War，377

Marco Polo Bridge，89，90

“Merrill’s Marauders，” 339，350

Middle Kingdom，see China

Midway Island，flying-boat base on，80

Mindanao （warship），162

Mishmi village，316-18，363

Mongol Empire，collapse of，290

Mongolia，Russian ambitions toward，22

Moon Fun Chin，see Chin，Moon Fun

Morgan，Stokely，97，100，114，150，152，195，205

Morgenthau，Henry，Jr.，366，448n222

Moss （Kai Tak airport manager）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2，244，245，250，254，255

and Japanese attacks，235-36，237，239

Mow，P. T.，92，178，221

Mukden，and Manchurian Incident，31

Myitkyina

airfield at，223-24，231，233，350-51

evacuation of，273-75，285-86

fighting for control of，350-51，353

Japanese threat to，273

Myitkyina-Kunming route，234

Nagako，Empress，187

Nagasaki，atomic bombs dropped on，367

Namyung

air service to，233，243，247，272，292

Japanese attacks on，255

Nanking

Chinese Communist capture of，381

CNAC service to，32

Japanese attacks on，115，118，132-37

Japanese occupation of，137，144，149

Japanese-sponsored puppet government in，195n

rape of，137，150，164

as Southern Capital，24，368

Nantao，and Shanghai，19，126-29

Nantung，Bond’s travel to，131-32

National Air Transport，11

Nationalist China

anti-Communism in，24-25，39，54，83，277，342，368-70

antigovernment forces in，54-55，82-83，195

black market in，290-92，303-4

Bond’s changed thinking about，346-49，361-62

Bond’s loyalty to，99-101，107-8，191

Chiang as leader of，24，25，31，83，84，119，189

and civil war，376，378，379-80，381-82；map，377

and CNAC，13，26，39，48，115

corruption in，332-33，342，348，352-53，356，366，368

and Curtiss-Wright，13

economic woes of，290-92，303-4，366-67，376

in Formosa （Taiwan），381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85，126，138，189-90，342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see Kuomintang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368-70

territories controlled by，25

and United Front，186，189，277

war aims of，277，292-93，357

Navy，U.S.

aircraft carriers of，272

and airlift into China，227

at Hankow，177

hog bristles used by，300，386

and Kweilin incident，161

officers’ wives，76

and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337

Yangtze patrol of，161

Navy Department，U.S.，and Pan Am，145

Nelson，Donald M.，355

Nelson，Floyd，74，92-93

New Territories，19n，215

New Zealand，Pan Am service to，99-101

Nieh，K. I.，180

Noda，Kiyoshi，166

Northwest Airways，11

Operation Ichigo （1944-1945），map，354

opium，19，23，44-45，46

Opium Wars，19，21

Pacific American Airways，55

Pan American Air Ferries，296

Pan American Airways，11-12，33-35，73-77

air crashes，58-60，61-63

arrogant attitudes in，56-57，60

Bond’s employment in，40，55，65，68，98-101，106-8

and Chinese negotiations，52，55-56，81，134，143，344，381

and CNAC，35，36-38，40，52-53，55-56，60，85，92，98-101，103-9，144，145，146，163-64，192，228，348-49，362，370，382-83，385

and contract renewal，194-95，205，342，348-49，357，361-62，365-66，370

expansion of，12，34-35，38，39，40

and “Freight Service into China” memo，227-28，385-86

and Kweilin incident，159-61

and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138

and Pacific American Airways，55

passenger traffic of，74

and Route Three （Shanghai-Canton），57-60，61，65

S-38 amphibians delivered by，50-51

and Sino-Japanese war，90，97-101，103，104，161，163

transpacific route，52-53，55，65，80-82，85，90，102，109，143，378，385

and U.S. State Department，98，99，100，103-6，145，163

and weather problems，57-58

Pan American Airways-Africa，295，304，323，324

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378-79，385

Panay ，134，136-37，160，161，164，177

Pau，C. N.，224

Pawley，Bill，232-33，265

Peacock Airlines，390

Pearl Harbor

Japanese attack on，236-37，257

U.S. Pacific Fleet moved to，217

Pei，I. M.，248n

Peiping

anti-Japanese riots in，82

CNAC service to，32

as Communist capital city，379，380

Communist seige of，379

Japanese attack on，90

Japanese occupation of，91，98

Pei Tsuyi，343

Peking

foreign occupation forces in，22

name change to Peiping，24；see also Peiping

as Northern Capital，24

Peng Sho-pei，118，164，190，194，250，252，262，26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381

Pfeiffer，Major，318-20

Philippines

air service to，82

American airpower in，232

Bataan，see Bataan Peninsula

Japanese invasion of，257，264

landing rights in，80-81

Manila，see Manila

U.S. surrender of Corregidor，278

Picket Mountain Farm，Virginia，390-91

Polin，Max，134

Polo，Marco，89

Porter，J. A.，291

Pottschmidt，Robert W.，453n234

President Hoover ，64

President Jefferson ，103

President Pierce ，103，104

Priester，Andre，65

Privencal，Albert Joseph，298

Ralph，Fred，235-36，237，238

Rangoon，Burma

Allied recapture of，362

and Burma Road，214，223

Chungking-Rangoon route，212

and Flying Tigers，232，264

Japanese occupation of，270，277

Rappe，Mr.，201，206

Riverdale，New York，Soong family mansion in，349

Roosevelt，Franklin D.，81，105n，216-17，232

and airfreight routes to China，267-68

and China airlift，281，342

and China trade，277，278-80，337

death of，362

and Lend-Lease，226

Roosevelt，James，231

Roosevelt，Quentin，379，381

Roosevelt，Theodore，379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and Chennault，221

and Chiang，277，284-85，338，353，355-56

and Chinese Army，355-56

and Madame Chiang，329，338

Rosbert，Camille Joseph “Joe，” 288，303-12，364

crash and survival，304-12，315-21，334，389

death of，389

in later years，389

Rossi，Dick，320-21，389

Rummel，George，57-59，60

Russia

after 1917，see Soviet Union

expansionist views of，22，31

Ruth，Babe，17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and fire （1906），78

and transpacific air routes，55-56，80-82，378

Schafer，Charles，252

Schroeder，Marshall，334-35

Scoff，Jimmy，326-27，358-59

Sellers，Cecil，62

Shanghai，18-19

Bond’s arrival in （1931），9；（1937），119-30

CNAC service to，31-32

evacuation of，96

foreign trade in，8，21，25-26

French Concession in，21，25，73，76，77，97，126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n，21，23，25-26，90，91，93，96-97，122

Japanese attacks on，93，95-97，107，115，121，123，125-30，144，145，163，188

Japanese Navy in，90-93，95

Japanese takeover of，129-30，256，257，264，372

life in，26，74-77

and Manchurian Incident，31-32

map，20

population of，25

port of，9-10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371-72

refugees in，91，93，96-97，126，128-29

and Route One，30，32，38，40，90，116

and Route Two，32-33，38

and Route Three，37，38-40，52，53，56，74

Shanghai Green Gang，24

Shanghai-Hong Kong route，126-27

Shanghai Incident，33

Shanghai-San Francisco route，55-56，81，378

Sharkey，Charles，296-97，298，300-302，376

Sharp，Charles “Chuck/Apple Dumpling，” 74，109，193，367

and AVG，263

and banknotes-for-bombs switcheroo，95-96，117

and Burma reconnaissance flight，233-34

in Calcutta，269，270，275

and Curtiss Condor biplanes，225

and DC-3 number 41，265-67

death of，388

and flight management，205，210，211，212，214，227，243，374

and Hankow evacuation，172-77，179-82，186

and Hankow flight，153-54

and Hong Kong air service，160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1-44，246，250-54，256

in later years，388

and pilot recruitment，287，288

return to China，151

return to U.S.，136，375

and U.S. Army Air Corps，280，282-84，285

and World War II，236，239，241-44，384

Sino-Japanese war，89-101，103-8

and China’s will to resist，99-100，118，123，135

Chinese allies in，145

Chinese surrender demanded，127-30

and CNAC，90，92-93，95-97，98，103-8，116-19，121-24

deaths in，129

Japanese attacks on commercial flights in，162，166-67

Kweilin incident，155-67，168，211

and Pan Am，90，97-101，103，104，161，163

in Shanghai，93，95-97，107，115，121，123，125-30，144，145，163，188

as unending，186，196-97

Slim，Sir William，270，273，275，339，340，350，351，362

Smith，Harry，18，26-27，28，108

Soldinski，Zygmund “Sol，” 50，162

in Calcutta，269

and DC-2 number 41，265-67

and “DC-2½，”229-30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1-44，246，247，250-51，256

and World War II，236，237，238，241-44

Soong，T. A.，167n

Soong，T. L.，343，349

Soong，T. V.，147，167n，249，371-72

and air-offensive plan，328

and AVG，221，227

and CATC，373

and Chiang’s abduction，83-84

and CNAC dissolution，382

and contract renewal，194，365-66

as finance minister，33，93，119

and foreign exchange，373

and “Freight Service into China” memo，227-28，231，267-68

and Hump airlift，278-80，284，328

and Lend-Lease，226-27，280，287

and political maneuvering，343-45，346，347，349，355

and Sino-Japanese war，96，118-19，121，124，134，136

Soong Ai-ling （Madame Kung），33，117，119n，167n，331，343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3，245，246-47，249，250-51，253-54

leaving China，349

Soong Ching-ling （Madame Sun Yat-sen），33，167，243，253-54，349n

Soong Mei-ling （Madame Chiang Kaishek），24，33，117，167n，198，228

and air-offensive plan，328

and AVG，287

Bond’s communications with，124，134，136，190-93，196，285

and Chungking air raids，199

and civil war，369

and Hankow evacuation，180-81

leaving China，349

and political maneuvering，343

propaganda in U.S. from，276-77，328，337

return flight to China，329-31

and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329，338

and Sian kidnapping，83-84

Soviet Union

China overland supply route to，214-15，276n

as Chinese ally，145

and Lend-Lease，355

mercury and tin trade with，294-95，300，386

Russian expansionism，22，31

and World War II，294n，337，352，369

Stalin，Joseph，83

Standard Oil Company （Socony），152，247，250，294

State Department，U.S.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355

and Pan Am，98，99，100，103-6，145，163

Stilwell，Joseph W.，267，268，281，292

Bond’s meeting with，288-89

and Chinese Army，270，273，275，328，338-39，340，351，353，355-56

and CNAC，270，289-90，299，332

and Lend-Lease，289

and Myitkyina，350-51

Sino-U.S. force of，340，351

and U.S. Army Air Force，289-90，299，332

Stimson，Henry L.，357-58

stock market crash （1929），3，12-13

Suklo （head bearer），296，300，304，359

Sun Fo，135，164-65，166

Sung dynasty，collapse of，290

Sun Yat-sen，23，24，135

Soong Ching-ling as widow of，33

Sweet，Hal，74，108，116，262

and “DC-2½”，230-31，266

and escaping Chungking air raid，197-98，199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3，246，247

Szechwan Province

air connections to，40-41，43-49

Chungking，see Chungking

civil war in，42，54

Kuomintang in，48，144，188-89

Texas Company （Texaco），113，114

Three Gorges country，233，273，275，282

Tong，M. Y.，151，196，233

execution of，345-48，349，353，357，361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9，250，256，345

and T. V. Soong，33，119，121-22，124，249，345，347

TransAsia，387n

Transcontinental Air Transport，11

Treasury Department，U.S.，366-67

Trident conference （1943），328，338

Trippe，Juan Terry

and Bond’s career，99-101，106-7，205

and CNAC sale to China，370，382

and contract renewal，195，349，361-62，366

as Pan Am’s president，34，98-99，145，378

and Sino-Japanese war，97-100，104-7，160，161

and VIP tour，81-82

Truman，Harry S，362，367，369

Tsai，T. Y.，330，331

Tunner，William H.，363，386

Tutwiler，Weldon，302

United Aircraft and Transport Company，11

United Airlines，64

United Front，186，189，277

United States

airmail service for，29，80-81，105n，212

anti-Communist fervor in，381-82，391

bank runs in，31

bombs dropped on Japan by，367

as Chinese ally，145，276-77，292

and Chinese civil war，376

and Chinese corruption，352-53，367

Chinese Exclusion Laws，78

Chinese immigrants in，78-79n

domestic aviation in，64-65

Japanese assets frozen by，232

Japanese attack on，236-37，257

and Lend-Lease，226-27，234，284-85，287，289，293，294-95，353，355，358，391

neutrality of，92，95，103，105，160，163，196，262

prohibition in，17，64

and Shanghai，21

supplies to Japan from，167，212，216

treaties with China，21-22，35

war aims in Asia，275，276

and World War II，236，261-62，342，352，386

U.S. Metals Reserve Company，292

Vaughn，Charles “Chili，” 74

Wake Island

flying-boat base on，80

Japanese attacks on，257

surrender of，264，272

Wang Cheng-fu，269，302，314，330-31

Wang Ching-wei，195

Wedemeyer，Albert，356

Welch，Orin，300-302

Western Air Express，11

Westervelt，George Conrad，10-11，12，13-14，18，26

Westervelt，Rita Langhorne，10

Whangpoo River，8-10，103

White，Harry Dexter，448n222

White，Teddy，200，201，202

White Terror （Green Gang），24

Wilke，O. C.，28

Wilke，Shirley，73

Williamson，John “Luke，” 252

Wind Box Gorge，43

Wingate，Orde，327-28，339，340

Wong，Bernard，224，225

Wong，Donald，77，112，198n，293n，460-61n270

Wong，P. Y.，40，43，51

and Chinese currency，151

as CNAC managing director，138，143，144，189，190-91，194，196，208，211，212，226，229，230，233，262

and contract renewal，194-95

and Hankow evacuation，186

and Hong Kong DC-2，111，112，113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2-43，249-50，256

lack of political standing，189-90

Wong Wen-hao，292

Woods，Hugh “Woody，”62，74，77，109，136

air reconnaissance flight，Myitkyina-Kunming，223

and Curtiss Condor biplanes，225

death of，388

and flight management，233，293，302，304，325n，335，363，374，375

and “French DC-3，” 228-29

and Hong Kong evacuation，241，243，248，254

and Kunming flights，217-18

and Kweilin incident，155-59，162，165，166，211

in later years，388

and “Maj” Majors，220，233，248，388

and Myitkyina evacuation，273

and narrow escape，1939，206-8

and Pan Am，213

and pilot recruitment，287，288，295-96

resignation of，207-8，376

return to China，151，213-14

and World War II，239，241，286，384

World War I

aviation’s promise in，4

Bonds service in，17

World War II

Allied victories in，362

and appeasement，170

and CNAC，236-39，250，261-62，339-40，342，358，385

cross-Channel assault preparation，329n

German aggression in，167-68，196，208，214，226，231

German surrender in，362

and the Hump，see “Hump，the”

and Japan，see Japan

Japanese surrender in，367，368

and Lend-Lease，226-27，355

Normandy landings，358

outbreak of，in Europe，208

in the Pacific，337，357-58，362

peace negotiations in，347

Pearl Harbor attack，236-37，257

“phony war，” 212

Sino-American force in，340，351

Tripartite Pact，216

Wright Aeronautical Corporation，11，12

Wuchang，41，147-48

Wuhan，modern city of，41n

Wuseh ，127，128-29，131-32

Yangtze River，8，41，58，149

airstrip on island in，172，206

flooding，30，43

Japanese control of，229

Route One along，30，32，40

Yangtze River Gorges，30，41，42-43，176，179

Yarnell，Harry E.，137，160，161

Yellow River，flooding of，150

Young，Arthur N.，147-48，193，221

and attack on Chungking，200

and China airlift，282

and “freight service” memo，227，231

and T. V. Soong，147，194

Young，Sir Mark，245

Yu，K. T.，183，185

Yu Fei-peng，365-66

Yunnan Province，189

air-warning net of，217，220

Burma-Yunnan border，233-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之翼：飞行在战争、谎言、罗曼史和大冒险的黄金时代/（美）克劳奇（Crouch，G.）著；陈安琪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097-6876-1

Ⅰ.①中… Ⅱ.①克…②陈… Ⅲ.①航空公司-经济史-中国-民国 Ⅳ.①F56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9551号

中国之翼

——飞行在战争、谎言、罗曼史和大冒险的黄金时代

著者/〔美〕格雷戈里·克劳奇（Gregory Crouch）

译者/陈安琪

审校/戈叔亚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段其刚 张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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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9.875 插页：0.5 字数：452千字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6876-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2632号

定价/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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