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J1121
Author: winnie
Date: 2017-11-29T00:00:00+00:00
Keywords: 政治與時事

目錄

序：變革遠未成功，後人更需努力

前言：特權是“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

1. “伯樂不常有”
2. 青年幹部局的幾件事
3. “統治階級”的階級自覺性

自序

上部 從革命之子到反對鎮暴

第一章 幹部子弟的舒適園校

1. 第一節 生於蘇北，艱難北上東北
2. 第二節 哈爾濱省委幼兒園的半孤兒
3. 第三節 特殊的東北幹部子弟小學

第二章 大名校中的小名人

1. 第一節 俞正聲之父建立的一機部小學
2. 第三節 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101中
3. 第四節 清華大學極左的學生幹部
4. 2-16 極左教條的世界觀

第三章 老紅衛兵頭頭的反思

1. 第一節 反校黨委，保工作組
2. 第二節 紅衛兵總部委員上了天安門
3. 第三節 雲貴保省委 回京反文革
4. 第四節 社會底層調查與博覽內部群書
5. 第五節 工宣隊的統治與我的反抗

第四章 自我奮鬥小有斬獲

1. 第一節 甘肅五年從工人幹到廠長
2. 4-2 我的血汗奮鬥史
3. 第二節 北京煤機廠的傑出表現
4. 第三節 大煤炭部不安分的小幹部
5. 第四節 煤炭部副部長的刺頭秘書

第五章 大要害部門的小異類

1. 第一節 被陳元勸進但拒當李銳與陳雲的聯絡員
2. 第二節 調整湖南省級領導一顯身手
3. 第三節 獨撐記錄在案和選調生的前期工作
4. 第四節 參與考察習近平與建立第三梯隊
5. 第五節 整黨唱反調與莫干山會議出風頭
6. 第六節 李銳離中組部與調整山西領導
7. 第七節 重逢清華的高幹子弟朋友
8. 第八節 因婚變鄧穎超欲趕我出中組部
9. 第九節 與江澤民的密切關係和頻繁接觸
10. 第十節 為改革吏治創建北京人事科研所

第六章 為十三大政治改革效力

1. 第一節 組建北京組織人事科學研究所
2. 第二節 薄一波王震召集七高幹子弟座談會
3. 第三節 組織撰寫幹部制度改革思路
4. 第四節 趙紫陽批示“設想”納入十三大報告
5. 第五節 在康華公司大展手腳的一年

第七章 刻骨銘心的春夏之交

1. 第一節 6月4日凌晨身邊傷亡數十人
2. 第二節 欲與屠殺“被暴民”的體制決裂
3. 第三節 法國駐香港總領事批准我去巴黎

下部

1. 從民運骨幹到政治學人

第八章 民陣法國分部主席

1. 第一節 開記者會，發表文章，譴責鎮暴
2. 第二節 主動幹難民工作，被動當分部主席
3. 第三節 我為什麼離開民運

第九章 浩然研習營與兩次台灣行

1. 第一節 胡志強推薦我入浩然營
2. 第二節 訪問台灣馬英九多留我一周
3. 第三節 在台北的孫中山思想研討會引言

第十章 一篇論文驚動美台新三方

1. 第一節 三場重要的學術會議
2. 第二節 與美國國務院有關的兩次閉門會議
3. 第三節 在夏威夷結識的人物

第十一章 新加坡二號人物請我進他的智庫

1. 第一節 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概況
2. 第二節 1992至95年撰寫的主要論文
3. 第三節 吳慶瑞對我的重視和優待
4. 第四節 江澤民發護照，吳慶瑞給綠卡
5. 第五節 在新加坡接待的中國來訪者

第十二章 李光耀讓我到英文媒體

1. 第一節 特殊優待與首戰告捷
2. 第二節 兩年撰寫百餘篇專欄文章
3. 第三節 零距離管窺新加坡

第十三章 參加各種會議及幫助流亡者

1. 第一節 哥倫比亞大學客座研究員
2. 第二節 定居洛杉磯的閑雲野鶴
3. 第三節 對三位著名流亡者的幫助
4. 第四節 文革五十周年的三場研討會
5. 第五節 2015至2017年三次赴紐約開會

後記
中國正變！明鏡新聞App準確掌握： 精英必選
版 權

序：變革遠未成功，後人更需努力

李銳

閻淮的回憶錄放在案頭。我認識作者已經35個春秋了，不可謂不熟悉。

父輩為打江山立下汗馬功勞，其子女注定與大多數同齡人有不同的童年。如聽過真實的槍聲，有幼兒園阿姨的呵護，受大院文化的熏陶。“紅二代”的身份在出生時即被賦予，他們的前途已被黨安排好了。作者從幹部子弟小學經由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101中，到清華大學機要系，沿著預定的軌道前進。他在煤機廠起步，從工人到廠長，經煤炭部到權力中樞的中央組織部。1982年我被派到組織部成立青年幹部局，他到局裡工作。

他從文革中汲取教訓，從中外先賢名著裡獲得養分，在基層接觸勞苦大眾；也源於他的性格和父母的言傳身教；因此隨著年齡增大，閱歷增加，越來越具有獨立思考的意識。

2017年5月10日，李銳在家中為作者回憶錄之序定稿。

拐點發生在1989。目睹政治風波，親歷血腥之夜，他離國出走了！與絕大多數流亡者不同，他並沒有身處危境，是可以不走的，但他還是從容地離去。這顯示他的出走更具理性。“鎮暴”後，他毫不猶豫與這個體制告別！

此後二十多年，他以一個深諳中國官場的資深學者供職於歐美亞的研究機構，包括法國社科院、夏威夷東西方中心、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新加坡《海峽時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俄亥俄大學等。如此豐富的經歷，每每有精到深刻的時政評論、研究報告和學術著作問世。他以廣闊的視野觀察中國，研究中國，探索著中國的出路。

我們早年投身革命，可說為救國救民、實現理想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後，努力工作的同時，困惑於多次黨內鬥爭，嚴酷的現實距美好的理想漸行漸遠。其中部分人最終覺悟了，成為“兩頭真”的老人。

大多數“紅二代”只關心父輩打下的江山代代相傳，永不變色。閻淮這樣的“紅二代”，認同我們“兩頭真”的理念，要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使祖國走上民主、法治、憲政、富民、強國普世規律的道路！

回憶錄首要是真實，真實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真實是回憶錄的生命。既有過五關斬六將的輝煌，又有走麥城的尷尬；既展現人生軌跡，又剖析心路歷程；還要勇於檢討過去、敢於承擔責任。能做到其中一項，就是一部成功的回憶錄。而閻淮的回憶錄，這幾項都做到了！

更難得的是，閻淮在波瀾壯闊的時代風雲中往往處於漩渦的中心，他的回憶錄更具價值，讀者能從中看到七十年來社會的變遷和他的跌宕人生。他無論何時何地，處境順逆，始終堅守良知的底線，秉承以民為天的理念。他用一生的踐行告訴我們——變革遠未成功，後人更需努力！

2017年5月10日

前言：特權是“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

楊繼繩

閻淮是我清華大學的校友，是“紅二代”。不過，他不僅早就放棄了“紅二代”的特權，也早就放棄了“紅二代”的思想，站在中國大多數老百姓的立場思考問題、觀察社會。他的回憶錄就是証明。這本書信息量大，有很多“乾貨”。這些“乾貨”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閻淮的文字樸實，不雕琢，不粉飾，從而增強了這些“乾貨”的可信度。他讓我為這本書寫篇前言，誠意難卻，只能從命。

這本書記錄了作者在東北、在北京的中學生活、在清華的經歷、在煤炭系統的經歷，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狀況，讀起來饒有興味。書中對境外民運活動的介紹、他在國際學術舞台上的學術活動的記錄，也很有價值。蘇聯解體、東歐易幟時，在眾多的人認為中共政權也要崩潰的時候，他卻認為“中國不會隨著蘇聯東歐的變遷，而在民主化上有絲毫鬆動。”殘酷的歷史証實了他的這個預言，也驗証了作者的眼光。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是作者在中組部的那一段經歷。從中可以看出中共幹部選拔制度、選拔程序、選拔標準的基本情況，暴露了這種幹部制度的弊端。

“伯樂不常有”

多年以來，中國的官員採用委任制。委任制，是指任免機關按照幹部管理權限直接委派幹部擔任領導職務的一種制度。委任制是任人唯親和排斥異己的制度條件，是吹牛拍馬之輩向上爬的便捷通道。那些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強、品質好，也難被委任。沒有權力制衡的委任制是劣者上、良者下的逆向淘汰制度。這種制使得下級對上級層層依附、上級對下級層層控制。山頭、派系由此而生。宋慶齡給他的美國朋友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中國現在形勢不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政府正在改革；二，中國如果不解決官員委任制，不把國民教育搞上去，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將付諸東流。”

韓愈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是不是千里馬，不是在賽馬場上一比高低，而是由“伯樂”“相”出。顯然，“伯樂”必須是大公無私且有識人慧眼，多數選官者是不具備這些條件的。除了不具慧眼以外，他們有利害計算、有親疏遠近。他可能任人唯親，可能嫉賢妒能。所以，“伯樂不常有”。因此，“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閑，不以千里稱也。”

閻淮曾工作過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應當是出“伯樂”的地方。青年幹部局的任務就是挑選“千里馬”。可惜的是，中組部和其他地方一樣：“伯樂不常有”。

1981年5月8日，陳雲在杭州撰寫《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陳雲文選》第3卷第292-297頁），首次提出“中央組織部要成立青年幹部局”。1982年3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正式成立，局長李銳是陳雲指定的，首批局員也由陳雲辦公室審定。建立這個機構的目的是解決文革後幹部隊伍“青黃不接”的問題。這當然是從革命事業的大局考慮。但陳雲也有他的選拔標準。他曾說過：“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持這種選拔標準的人就不可能是“伯樂”。

閻淮是青年幹部局的重要成員，說重要，因為陳雲長子陳元是他的“鐵哥們”，是陳元極力把他拉進來的，準備讓他當李銳和陳雲的聯絡員。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寫入了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標準。當時全國縣處以上幹部，（軍隊幹部由解放軍總政治部管理，中組部不管理不統計。）共計81萬人；大學教育程度只佔6％，高中22％，初中以下72％；領導幹部絕大多數50歲以上。幹部“四化”是當務之急。

選拔“四化”幹部由誰來執行？青年幹部局。青年幹部局要按“大佬”的意志行事。

閻淮書中談到中組部調換省一級領導人時寫道：“調換省級班子在北京有兩項功課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長簽字，到中組部檔案室查閱該省領導的個人檔案。空手進去、空手出來，不許抄錄、只准記憶。二是拜訪大佬。組織工作的潛規則：每個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請示有關的中央首長。如北京——彭真和萬里（二人意見相左），上海——陳雲，廣東——葉帥，湖北——李先念，山西——薄一波。湖南應該是黃克誠，但他不願管。”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幹部寫的資料，說薄一波對山西用人的強力干預，薄不喜歡的人不可能到山西當一把手，山西幾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當時很不理解，讀了閻淮的這段話後就理解了。閻淮的書中寫了很多選拔幹部的情況。他們在選拔時是很認真的，也選了一些好幹部。但是“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思想在多處體現。抄錄書中的兩件事：

陳元，西城區委書記，我近20年的鐵哥們，市委把他列為候選第一名。我和其妹陳偉蘭（北京青幹處副處長）當然迴避，由趙龍飛小組直接考察。考察組全體最後討論名單時，都認為陳元仍應列為頭號後備。我是私心極重的組長，特愛惜羽毛，拍板陳元在第四名，其妹陳偉蘭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組與市委交換意見時，市委書記段君毅、市長陳希同、人大主任趙鵬飛等諸常委悉數參加。…… 當我依次介紹後備幹部的建議培養方向時，對高幹子弟素有好感的段書記（1982年段就把國家計委陳元工程師、市委組織部劉延東幹事和陳昊蘇等三人越級提拔為北京三個重要區的副書記）發話：“我們最優秀的陳元，年內就要提到市裡，還是排在頭裡吧！”我只能送個順水人情。2月9日我向中組部領導匯報北京考察結果時，李銳對我“壞笑”：“你朋友排第一呀！”我立即清白自己：“我就怕你們說閑話，把陳元放在狀元、榜眼和探花之後的第四名。老段堅持，我沒辦法！”（陳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98年任開發銀行行長，2013年在鄧樸方卸任後，陳任政協副主席達副國級，終於修成正果。）

需要補充一點：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堅持把陳元列為最優秀的第一號選拔對象，後來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組部說項，準備安排為北京市委副書記。但是，在黨代會的差額選舉中，陳元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大佬”就將陳元安排到不需要選舉的中國人民銀行當副行長，接著調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

還有一例：

旅遊局下屬的工藝品公司經理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勇於改革敢於創新，我們一致同意提拔薄為副局長。5月底，考察組與市委討論重要局長人選。北京書記段君毅說：“我看小薄可以當旅遊局正局長。”我說：“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頭，副局長鍛煉幾年再轉正，對他和薄老都有益無害、對改善老幹部和幹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開會時，段書記對我說：“小閻，我問一波同志了，他說熙成當正局長好。”我啞口莫言。

對薄熙成的任命最終還是他老子說了算。青年幹部局只能“啞口莫言”。“大佬”說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大佬”們“舉賢不避親”。有“大佬”們的堅持，哪裡還有“伯樂”說話的機會？

青年幹部局的幾件事

“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這是陳元多次對閻淮講的。陳元還說：“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青年幹部局發生的幾件事體現了這個思想。

第一件事：“記錄在案”的雙重標準。

1983年4月23日，中央組織部下發“中組發[1983]6號文件”：《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文件說：“對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有嚴重問題的人，應由大學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其現在單位和有關省委組織部，記錄在案。今後，凡從文革的大學生中選拔領導和選派出國，必須與他們原大學聯繫，取得其當時的表現材料。”“記錄在案”工作由青年幹部局負責。閻淮寫道：

1983年4月27-29日，我代表中組部在北京大學“留學生賓館”，主持北京各高校黨委副書記和組織部長參加的“記錄在案座談會”。在開場白中我說：“我理解‘記錄在案’就是去年社會上清理文革中有問題的‘三種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在大學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對面，定性後嚴肅處理；‘記錄’是背對背，青年學生就不處分了，記下來以後留神就行了。”三天會議，就是貫徹“6號文件”。……但會上不乏“雜音”，北大書記提出：“高幹子弟當頭頭，是否記錄？”北工大跟著“敲邊鼓”：“鼓吹血統論的譚立夫呢？”清華組織部長與我熟悉，也將一軍：“老閻，你們清華紅衛兵推倒二校門，你朋友賀鵬飛記不記？”我公開保証：如實向上級反映，一周內明確答覆。私下向清華領導交底：“老人家們”此舉專為“整治”批鬥他們的造反派，豈能拿自己子弟開刀！成立青幹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付造反派紅衛兵。

會議結束次日，我回中組部向李銳匯報會議情況，並請示“高幹子弟問題”。李銳：“你對清華領導說得好，就是那麼回事！”隨後，李銳向秘書口述一份電話稿，讓部辦公廳立即通知北京組織部，轉告各大學——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紅衛兵頭頭，不在“記錄在案”範圍。

第二件事：讓陳楚三寫紅衛兵的情況。

1983年，在中組部青幹局的清華校友李志民找到陳楚三，說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一大批幹部，這些幹部多年關監獄、住牛棚，與世隔絕，對“文革”中的紅衛兵怎麼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陳楚三寫個東西，介紹紅衛兵的起源和發展。

陳楚三推脫不過，花了大約半個月時間，用稿紙寫了一萬字左右。當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公布。陳在信中認為，毛主席確應對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但中央其他負責人也有左傾錯誤，例如，蔣南翔就是被劉少奇打倒的；紅衛兵正是左傾錯誤的產物。信中簡述了中學紅衛兵產生的背景是左傾錯誤的影響，以及他們後來成立“聯動”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簡述了大學紅衛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舉了地質學院朱成昭以及報紙上報道的韓愛民等例子。

陳楚三的信中對紅衛兵是跟著林彪四人幫“受騙上當”的說法提出異議：“我是共產黨員，應當聽黨的話。葉帥在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說過，林彪同志只有59歲，身體非常健康，這是我們革命事業勝利的重要保証，讓林彪同志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周總理則不止一次說過，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不聽林彪的、江青的，那麼總理的話、葉帥的話我們聽不聽？信不信？要是都不聽，還能當黨員嗎？如果一定要說我們受騙上當，那就是受黨中央的騙，上黨中央的當了。”

陳在信中特別提出“八旗子弟”問題：“許多幹部子弟運動初期敢於造反，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但當自己的父母受到衝擊、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麼‘緊跟’了，有些人逍遙了，有的還因此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產生懷疑。比較起來，大批工人、貧下中農和普通幹部子弟反而無私無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陳楚三寫的材料寄給青年幹部局李志民，後被送到陳雲那裡，1984年2月27日，陳雲作了如下批示：

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一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陳雲批示中說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給陳雲的信，信中說：

“在當前整黨中，有人散布一種輿論，說什麼‘老紅衛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單位竟把‘老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發生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還有的人僅僅因為擔任過“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職務或參加過‘西糾’、‘聯動’這類在‘老紅衛兵’中名聲比較大的組織，就被視為“文革”中有嚴重問題，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凡此種種，我們覺得同中央有關文件、中央領導同志有關指示的精神都是相違反的，需要澄清和糾正。否則將不利於整黨，不利於清理‘三種人’和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

“我們認為在這次整黨中，‘老紅衛兵’雖然也需要結合自己的經歷，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但對他們在文革初期的缺點或一般性錯誤，絕不應當再予追究，對中央文革曾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罪名，更不應該再拿來作為追究他們的依據。相反，倒是應當充分肯定他們在文革中的主流並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依靠他們和廣大的中青年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陳雲的批示以《“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1984]2號”，84年2月27日》發給有關部門。此後，孔丹和陳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前者代表高幹子弟的命運，後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運。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時趕上文革（是“西糾”的頭頭），文革後直接考上社科院吳敬璉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任張勁夫秘書，以後調光大集團任部門經理、集團副總經理、總經理，中信集團總經理、董事長等職。

陳楚三，父親陳潭秋是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13位代表之一，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陳楚三1960～1967年在清華大學上學，文革中是溫和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貴州水電部第九工程局當工人，1985年到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當教師，1992年到實創總公司擔任部門經理、總經濟師，1995年到一家民營企業擔任副總經濟師、董事、監事會主席直到退休。陳楚三的父親陳潭秋雖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犧牲，陳楚三沒有權力的庇護。

閻淮的書中寫了選拔“第三梯隊”的情況，“文革中的表現”是最重要的選拔標準，但這個標準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平民子弟和“紅二代”不一樣；保過文革後得勢高級領導人的紅衛兵青雲直上，反對過文革後得勢的高級領導人的學生終生不用。

第三件事：管教幹部子女的文件被否定。

閻淮在書中寫道：

儘管幹部子弟在文革初期的“歷史劣跡”不被“記錄”，但在1983年“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中，一些子弟的“現實罪行”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體諒民情的胡耀邦在12月8日中央書記處第101次會議提出，中央應該下發《關於對幹部子女管理教育問題的通知》，讓全社會共同監督子弟們。此文件應該由中組部青幹局起草，但我們局內意見分歧，一時無法下筆。幹部子弟反對發文件：“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都摘帽平反了，這不又搞出一個‘幹部子弟分子’！”平民子弟贊成：“有些幹部子弟太不像話了，該好好管管！”一向觀點分明的我，有些“二乎”了，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馬，又怕發文件傷及無辜。於是我向李銳建議：“開個子弟座談會，聽聽大家意見。”

1984年3月3日，由青幹局召集，李銳主持的“幹部子女座談會”在中組部召開，主要討論“幹部子女文件”發不發，若發寫什麼。先後發言的有：陳雲之子陳元、崔月犁之子張曉彬、于光遠之女于小虹、孔原之子孔丹、耿飈之子耿志遠、鄧拓之子鄧壯、秦邦憲之子秦鋼、王其梅之子王昌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陳毅之子陳昊蘇和李大釗外孫女李虹。陳元多次對我說過“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這次他又“首發”，高屋建瓴地提出問題：“如果一個階級對自己的子女都沒有把握，他就不配稱為統治階級。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孔丹的發言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發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為難。現在這麼多大事，發這個文件是添亂！”最後李銳總結：“你們一致不同意發，確實不好發。我們對幹部子女是關心的，大家要爭氣。”胎死腹中此文件，李銳與我皆欣慰。十年後，我們又談起此事，共同反思：“當時真應該有個管束幹部子弟的文件！”

青年幹部局發生的這幾件事清楚地表明：“統治階級”在保衛自己子女的利益是毫不含糊的。對子女的安排是一個家庭最大的利益，“統治階級”一直維護和爭取這個利益。

“統治階級”的階級自覺性

陳元校友說;“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統治階級”、“統治意識”，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導意識形態》中提出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1卷第52頁），時間是1846年，指的是德國社會。100多年以後，陳元校友重提這個概念指的是什麼呢？這時的中國，什麼是統治階級呢？

階級本來是屬經濟範疇。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偉大的創舉》， 1919年6月28日 ，《列寧選集》第4卷第10頁）怎樣佔有呢？通過佔有生產資料。經過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已經消滅。也就是說，1956年以後，中國經濟上的階級已經沒有了，舊的生產關係被消滅了。

《共產黨宣言》說：“如果說它（指無產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無產階級）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3頁）。按照這段話，陳元校友說的“統治階級”不可能是革命成功以後的“無產階級”。

那麼，陳元校友說的“統治階級”指的是什麼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按這個說法，“統治階級”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或者說是“全體人民”。然而，這個1954年憲法中確定、以後多次修憲時沒有改動的說法，解釋不了當今的社會。這也違背陳元校友的意思，他說的不是“全體人民”的利益，而是說“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從陳元校友強調“階級利益”是“幹部子女”的利益，他說的“階級政策”，是維護“幹部子女”利益的政策——從邏輯上分析，他說的“統治階級”是不是特權階級？是不是權貴階級？是不是網上說的“趙家”？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學家們描述中國的社會結構時，通常用“階層”、而少用“階級”。“沒有階級意識的階級是不存在的。階級與‘層次’的區別就在於有沒有階級意識。”（莫里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楊祖功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頁）如果處於同一階層的人們有一種認同感和歸屬感，並且願意為這個階層的共同利益而採取自覺的行動，那麼，這個階層就有了一種共同的意識——階級意識。一個階層產生了共同的階級意識以後，就成為一個階級。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急劇分化，成為不同利益的階層。說“階層”，而不用“階級”，是因為各個階層的人們還沒有形成共同的階級意識。一個開放社會，社會階層流動通暢，今天處於底層，明天可能向上流動，從而緩和階層矛盾。開放社會還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階層和諧。如果社會階層固化，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堵死，底層社會就容易形成階級意識，就會為共同的利益採取自覺地的行動，就可能發展為階級鬥爭了。這樣，中國社會就無寧日。

過去一直認為，“趙家”只是“悶聲發大財”，拿不出或不願拿出什麼理論依據。陳元校友的話表明，他們不僅是“悶聲發大財”，還有明確的“階級意識”。有了這個“階級意識”，搞階級特權就可以理直氣壯、肆無忌憚。所以，自文革後期以來，幹部子弟佔有了一切有利的先機：參軍、保送上大學、提拔當官、公費出國留學、下海經商……凡是好的機會，幹部子女都首先佔有。下海經商以後，他們又利用父兄掌握的公權或餘威輕而易舉地成為巨富。這麼多一連串不公平事件為什麼無法阻止？是因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意識”強烈地維護其“階級利益”。

如果說，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第二號領導人陳雲的長子的話帶有理論色彩的話，那麼，中國第一號領導人鄧小平長子的話就有實踐的操作性。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長陳一諮曾有一段對話：

鄧問：“一諮，你說說看，改革是什麼？”

陳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窮苦老百姓富裕起來，政府就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和環境。”

鄧笑著說：“你說的是原則。現實地說，我覺得改革就是：誰有本事，誰就從國家那兒撈一塊！”鄧樸方接著說：“過去國家把什麼都管起來了，現在國家要鬆綁，要放權，就是要利益共享，誰能撈一塊，就讓他撈一塊。”

陳說：“照你這個說法，那誰離權力近不就可以撈得多，還是一般老百姓吃虧嗎？”

鄧說：“你看歷朝歷代，總是能人先得利嘛！”

陳說：“不然，現代社會的實現，是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

鄧說：“你說的不錯，但這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開始能做到的。總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來，再達到共同富裕。”（《陳一諮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頁）

“從國家那兒撈一塊”，“離權力近的人撈得多”，這正是中國改革中發生的真實情況。中國的巨富多半是離權力近的人。離權力遠的人不僅撈不著，還會被剝奪。“統治階級的統治意識”就是“趙家人”搞特權的意識，就是“從國家那裡撈一塊”意識。特權階層其所發能“撈一塊”，是因為有制度條件。這個制度就是“權力市場經濟”（也可稱為“權控市場經濟”），即權力操縱和控制下的市場經濟。由於對公權缺乏必要的制衡，掌權者利用手中公權進行權錢交換、權權交換，一個個權力中心成為吸金“黑洞”，財富快速地向有權者和買權者集中。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統治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宣揚，會召喚出“被統治階級”的“階級意識”。所以，我對陳元校友的“階級自覺性”十分震撼。近年來中國民間的“仇官”“仇富”情緒就是“被統治階級”“階級意識”的萌發。如果“統治階級”還繼續以“統治階級的統治意識”大搞特權，就會逼出“被統治階級”為保護“階級利益”採取“自覺的行動”。試想一下，這時的中國將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2017年6月2日

自序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斷言：“性格即命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性格決定了我起伏跌宕的命運，必然提高我的精神維度。不安分守己的特質可能縮短我生命的長度，無疑增加了其寬度與高度。理性的超樂觀主義，使我在逆境和險境中，不頹廢不沉淪、身心健康地存活至今。

國人慧語：“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家時，小中大學皆入名校，並順利入隊入團入黨。一帆風順主要靠父母的革命幹部身份。（此論斷曾招致紅二代朋友異議，我確信：在人事登記表有“家庭出身”的時代確實如此！作為妥協，我願加上：“次要靠個人奮鬥和運氣。”）——出外時，在國內外各種各樣社會中的沉浮，則緣於各路各色朋友的關照。（其中不乏中國、台灣和新加坡的男一號及男二號。）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儘管已不信奉他的學說，卻依然認同此論說。故此回憶錄難免提到影響和干擾我命運的各種“關係”，本書亦可稱為：人生與關係。與我生命軌跡有交集、又不幸被此書牽連者：若有冒犯，見諒！

誘捕毛澤東的親密助手“四人幫”後，我由行政職務轉任黨的書記。在就職演說中我申明：“因紀律所限不能說出全部真話，但我保証所說的話全部真實；我將真誠地對待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真誠是我做人的準則，真實是我作文的原則。故本書所述全部事件的時間、地點、人物、情節四要素，皆為：真時實地、真名實姓、真事實情（除某女性用其家原姓）。

我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即將展現與剖析於此。正如岳麓書院楹聯所云：

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

上部 從革命之子到反對鎮暴

——四十四年在祖國（1945～1989年）

第一章　幹部子弟的舒適園校

——東北娃子十年（1946～1956年）

第一節 生於蘇北，艱難北上東北

1-1 出生送老鄉，滿月雙反悔

1945年8月9日，蘇聯百萬紅軍出兵中國東北，一舉擊潰日本關東軍，其間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關鍵的原子彈；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

9月江蘇。中國共產黨人的喜悅和幸福還沒有盡情享受，新的戰鬥任務即刻下達。蘇北的新四軍四師奉黨中央之命，抽調一批地方幹部緊急趕赴東北。副縣級的父親閻韞，被任命為縣委書記，帶領內定的縣長、縣大隊長、公安局長、財政局長和農會會長等五、六人，日夜兼程奔赴黑龍江，與國民黨搶佔地盤，創建中共基層新政權。（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勝利後將東北三省劃分為九省，哈爾濱附近屬於“松江省”。中共建政後恢復東三省，松江省回歸黑龍江省。本文為行文方便，統稱黑龍江。）

“二八、七、團”是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規定男幹部結婚的三要件。即28歲、參加革命7年的縣團級領導，可以和女黨員結婚。規定是抽象的嚴肅的組織作出的，卻要由具體的情義之人執行。因此，游擊的新四軍就比正規的八路軍寬些，地方幹部就比部隊幹部鬆些。1943年三條標準都差一丁點的父親，經淮北區委組織部長謝邦治（1950年代任司法部副部長）批准，“搶跑”結婚了。

本書作者九個月了。攝於1946年夏，黑龍江呼蘭縣。

抗日戰爭突然結束，革命形勢驟然緊張。臨行前，父親說服已經懷胎九月的母親，孩子出生後立即送給老鄉；母親坐完月子立刻去東北，與丈夫會合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革命、為人民解放，可以拋棄親生骨肉——多麼崇高的理想，純真的信仰！

10月底，淮安。我一落地就被送給根據地的貧苦農民。一個月後，母親臨行前與我訣別，剛滿月的我一直傻哭。看到骨瘦如柴、病病秧秧的送出的兒子，母親淚如雨下、心痛難忍。當時國共兩黨已簽署《雙十協定》，共軍要撤離江浙，白軍將至，老鄉對收養共黨的紅孩子似有反悔之意。母親想起一年前難產夭折的女兒，決定不能再失去兒子，決心抱我千里北上尋父。於是，革命之子當了一個月的普通老百姓之後，又回到革命陣營。於是，就有了您現在閱讀我這個“革命幹部子弟”回憶錄的可能性。

1-2 母親帶我經朝鮮到哈爾濱

父親的老戰友謝邦治，匆忙離開蘇北前，留下警衛員隨後護送他的妻子、幼女和我母親三人去東北。現在警衛員的護送任務又被母親擅自增加了我這個小累贅。

年底，時任哈（爾濱）北地委書記謝邦治的妻子、女兒和警衛員，以及呼蘭縣委書記閻韞的妻子、兒子一行五人，開始了她們自己的萬里北上長征。為了避開國軍，在華東我們繞過城市、行進在鄉間的小路上。在平原，警衛員挑著的一根扁擔兩隻籮筐中，裝著“謝女”和“閻子”。當時既無“出生証”、又無處報“戶口”，且戶主“男當家的”都不在；故我倆皆為有姓無名氏。在山區，警衛員抱一個背一個。我與人民軍隊和年輕軍人的近距離、甚至零距離接觸，我對他們的深厚感情，應該說從0歲就開始了。此後，他們又多次保護我。44年後的1989年6月3日晚，在天安門東面和南面，我兩次救助了被打傷掉隊的年輕戰士，也算小小的回報吧。

出江蘇進山東，在膠東我們與山東軍區赴東北的一些地方幹部匯合。在煙台附近等船時，突遇國軍巡邏，我們幾十人躲進一個破樓裡。兩位母親的手放在自己孩子的口鼻上，誰哭，就捂死誰。算我們命不該絕，倆孩兒都沒出聲。俗話曰：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卻是大難不死還有後禍。在去Korea（漢譯高麗，當時還沒有後來的朝鮮和韓國）的中輪上，一天一夜我吐得死去活來大哭大鬧，搞得整船不得安寧。前幾天還誇我乖、想收我為義子的叔叔阿姨們，開玩笑說，還不如當初在破樓裡捂死他呢！母親後來曾對我說：“當時急得沒辦法，在氣頭上，真想把你扔下大海！”我答：“呸，假想！”元稹云，“曾經滄海難為水”，我卻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可能從此落下病根，我不但暈船暈車暈飛機，還暈秋千暈搖椅。就像心臟病患者離不開“救心丸”，我是出行必帶“乘暈寧”，嬌氣無比！

1946年初，登陸北高麗。我作為不滿半歲的中華民國國民，身無有效証件和簽証，就算偷渡出國，但是沒有非法進入外國。因為，日本1910年吞併韓國，1945年日本投降撤出高麗，此時此地是“三無狀態”：無國家、無政府、無國民軍。儘管馬克思說“工人階級無祖國”，但是我們有組織：朝鮮共產黨（現在朝鮮勞動黨的前身），有親人：蘇聯紅軍；我們離開了祖國，卻回到了家，安全了！在親人解放紅軍的護送下，我們首次光天化日、大搖大擺地登上征途。經丹東回到我的祖國，我誕生的國家，當時叫“中華民國”。由南滿到北滿，這裡既不是國民黨統治區，也不是共產黨解放區；既不像在華東那樣危險，也不似韓北那麼安全。中共得東北，但立足未穩；蘇軍欲支持，卻不便公開；國軍佔遼西，急欲北上；在這種混沌混亂狀態下，我們“孤兒寡母”五人小分隊，繼續艱難前行。

1-3 父見母留我而盛怒

1946年春，我們終於到達了長途跋涉的終點，兩位母親心目中的新延安：哈爾濱。她們沒有參加過“北上抗日”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但是，她們經歷了抗日勝利後，自己的北上萬里長征。在林彪召開的東北局幹部會議禮堂的休息室裡，兩位妻子以同樣欣喜興奮的心情，帶著孩子，期盼與可能是生死之別半年之久的丈夫同志劫後重逢。但是，在主觀漫長、客觀短暫的等待之後，結果卻有天壤之別。謝家伉儷幸福擁抱，喜極而泣，全家大團圓。閻氏夫妻卻爆發了相識以來最大的爭吵，28歲的丈夫怒目指責，24歲的嬌妻委屈落淚，半歲的傻兒子驚嚇大哭。此情此景當時是空前的，現在可以說也是絕後了。

“錄像回放”——

會議結束，（林彪的報告歷來言簡意賅、簡明扼要）廣播傳出：“謝邦治和閻韞：快到休息室去，你們的老婆來了！”父親聽說“老婆來了”，大喜，健步如飛奔向休息室。見到母親懷抱個小累贅“拖油瓶”，驚而大怒。嚴厲指責埋怨不斷：“當初你答應孩子送人，為何反悔！現在這裡形勢嚴峻、工作繁忙，怎麼能要孩子？”

衣服上綴著“閻懷”。其實父母為我起單名“淮”，是為紀念在淮北抗戰八年，也為了紀念我的出生地淮安。

母親滿腹委屈、滿腔牢騷：“老鄉不敢收養，孩子病得快死了。我一路上千辛萬苦、九死一生，把你們閻家寶貝大兒子完整無損地帶給你，我還成罪人了？咱們離婚！我一個人既能養好孩子，又能幹好革命。”

當晚母親賭氣住進招待所。次日父親道歉，接回愛妻和嬌子。幾十年後母親提起此事還耿耿於懷、忿忿不平。

為了紀念在淮北的抗戰八年，也為了紀念我的出生地淮安，父母為我起單名：淮。文革前入黨後，我挺得意自己與某位偉人經歷相同：“原籍外省、生於淮安、東北讀書、北京革命。”出國後，反周恩來人士由名字得知我的出生地時，總不屑地說和“周某人”一樣。還有人引用清朝秦澗泉的詩：“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讓我少提淮安。現在我對毛澤東有較多負面評價，但對周恩來還殘留些許懷念。

因名字而引起的另一個“不幸”是：新四軍幹部身在兩淮（淮南淮北）、心懷延安，多為子女起名“延淮”，故在新四軍後人聯誼會中各色“延淮”不絕於耳。如，大學同學、副總理劉延東之姐劉延淮（三野後勤司令劉瑞龍之女）。黨中央的幹部在延安的懷抱中，常為子女起名“延懷”，又如，中學同學、名醫李延妮之兄李延懷（參加遵義會議的李卓然之子）。國人對三個字姓名的熟人，常省略其姓、直呼其名。因此，常有人問我，你叫什麼“延淮”？——我只能回答：“我不叫什麼，只叫閻淮！”

1-4 土改農民趕走國民黨

1945至47年，父親任黑龍江省呼蘭縣委書記（見《呼蘭縣誌》），母親任下屬區委書記，我們家就住在縣委小院裡。

小院對面是個豪宅大院，門口掛著“國民黨縣黨部”和“縣政府”兩塊大牌子。聽說大院裡身穿中山裝、佩戴“青天白日”國民黨黨徽的，原先都是東北偽滿州國小官；“光復”後搖身一變，成了曲線救國的地下特工。不知果真如此，還是我方蓄意醜化？他們是“本地幹部”近水樓台先得院。強龍難壓地頭蛇，何況爹媽們那幾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也算不得強龍。當時國共內戰還未爆發，對方還是友黨，此地也是“三無狀態”：既無共軍、又無國軍、也無民兵與還鄉團，雙方豈能不“和平共處”。

我們寒酸小院門臉狹窄，只能掛三塊小牌子，除與對門相似的共產黨縣委和縣政府外，還有“縣農會”的牌子。關鍵就靠這多出來的第三塊牌子。父親母親們到處建立村、鄉農會，苦口婆心地講述“剝削理論”、啟發教育窮苦農民的“階級覺悟”、發動赤貧的勇敢分子帶頭鬥爭富裕農民（地主和富農），進行暴力土改，即毛澤東詩詞所謂的“分田分地真忙”。我以為成功者必需備齊“三天”因素：先天素質、後天勤奮、老天機遇。而能力低、欠勤奮、運氣差，三者具其一的多數農民，過去辛辛苦苦一輩子，也未必能混得上一畝三分地。現在一覺醒來，天上掉大餡餅、白白得了“三十畝地一頭牛”，可以“老婆孩子熱炕頭”。多數人瓜分少數人的財產，“多數暴力的民主”何樂而不為！他們知恩圖報，還能不擁護共產黨、反對國民黨？沒幾天，翻身奪田的農民，就在“給”他們土地的我父母們的“啟發”下，“自發”地用共產黨黨旗上的鐮刀和斧頭等冷兵器，民不血刃不傷一人，就把友黨及其不友好的“中華民國呼蘭縣政府”趕跑了。看來，鐮刀斧頭確實比青天白日管用。國民黨在這個東北的小縣裡，像15年前一樣，又一次實行了“不抵抗主義”。不一樣的是，上次是幾十萬的國民黨軍隊面對張牙舞爪的外國軍隊，這次是幾個腰上別著袖珍手槍的國民黨“黨工”面對成千上萬義憤填膺的本國農民。我黨的三塊小牌子掛到對面大院門口，友黨原來的兩塊大牌子廢物利用，當劈柴燒飯了。

呼蘭成了我們的“黨天下”。父母們建完農會又建設黨組織，有了黨員再建立村、鄉政權，有了政府就該動員農民了。於是，青年積極參軍、拚死捍衛土改果實，中年踴躍支前、保障“東北野戰軍”後勤補給，老弱婦幼發展生產、鞏固基層政權。

據《呼蘭縣誌》記載，“1946－48年，呼蘭連續三年被評為全省支前模範縣，一共參軍1.7萬人，佔18－35周歲青壯年人數的40％。（驚人的比例！——筆者注）他們參加了解放全國的各個戰役，有600餘人犧牲，有十幾位成長為將軍。東北解放區規定：‘年齡在17歲至50歲之男子、18歲至45歲之婦女，及所有的運輸工具都有擔負戰勤之義務。’呼蘭共出擔架隊8500人、戰勤車2000餘輛。1948年全縣共產黨員從抗日戰爭的零到1948年近千人，建國前達三千人。”

一個小縣竟能如此，可見一斑。擁有二戰勝利的“天時”、蘇軍佔領的“地利”、剝奪少數富裕農民因而得到多數貧窮農民擁護的“人和”；共產黨真能、真該，佔領東三省、“解放”全中國！國民黨豈能不敗！

高中時富農出身的劉同學告我：其父被點了“天燈”活活燒死，以及土改時的種種酷刑。我問父親，他答：“東北土改只為農民參軍支前，沒有精力和必要搞那些花樣；解放後咱老家確實殘酷土改，但你不要公開亂說。”我不知父親是否在自我辯白。1989年出國後，我公開譴責暴力土改；90年訪台灣，對和平土改推崇不已。

1-5 革命奶媽哺育我

我們家沒緊跟組織入住大院，小院成了家屬院，我們也充分享受了勝利成果，住房寬綽了。父母大部分時間在鄉下，說是家，其實經常只有奶媽和我倆。當時有了孩子的領導夫人，自己大多也是個小領導，要全心全意幹革命工作，哺乳的差事只能交給剛出“月子”的農婦。我和妹妹都有奶媽。用個士兵待遇的農婦，“解放”出十來年黨齡的女領導幹部，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合算的。

奶媽，中國千百年形成的不人道的職業，被我黨繼承傳統、發揚光大了。我們革命奶媽的“過去”要出身貧農，“現在”算參加革命工作、享受供給制待遇，“將來”還是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享受“離休”100％工資的待遇。她們比黨的第三代核心以後和以下的所有領袖和領導的名義待遇都高，這些高官們只能算“退休”幹部。奶媽，工作職務是保姆，家中稱呼叫阿姨，和現在的家政服務員一樣。但是僱傭關係截然不同，家裡分得土地、自己參加革命，奶媽把對黨的全部感恩之情都報答到黨的子女身上。我不是她親生的孩子，但是她對我確實比對自己親生的骨肉還要親，“不是己出、恰似己出、勝過己出”。擔任區委書記的母親幾個月才來縣上開一次會，順便回家看我；“有奶便是娘”，我只認奶娘、不認親娘。不諳世事的我，當時確實感覺：日夜陪伴的有奶的奶媽，比偶爾“來訪”的無奶的親媽更親。幾十年來，我們和奶媽家，還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對她們家幾代人的困難，父母和我總是給以力所能及的經濟援助和政治後門。

1948年春，在東北野戰軍總部所在地黑龍江雙城縣。

我在感恩奶媽的同時，也感謝黨給了我的一切，人民給了我一切。1989年赴法國幹民運，江總書記讓父親轉告我：“共產黨對得起你。”——確實如此！但是，我嘴上還是斗膽回答了一句：“它對得起人民、對得起天安門的冤魂嗎？”心裡還在想，它對得起奶媽們嗎？

第二節 哈爾濱省委幼兒園的半孤兒

1-6 父親任牡丹江市委書記

我不是神童，三歲以前的事兒基本不記得。上述情節大都是父母所告，如若有誤不是我忽悠你，就算爹媽逗我玩吧。我也不弱智，三歲以後的事情該記得了。以下的記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是親身經歷的自我回憶；80年代之後，輔以當時的日記和有關資料。為節約篇幅，不重要的事件只寫年月；避免牽連無辜，次要人物只記姓氏職務。

父母與我。攝於1948年2月，黑龍江雙城縣。

1948年，父親因小有政績，調到全省最大縣、東北野戰軍（四野前身）總部所在地：雙城，任縣委書記。虎頭傻腦、可愛可笑的我還被“東野”的林羅劉首長（司令林彪、政委羅榮桓、參謀長劉亞樓）抱過身體、親過臉蛋、掐過屁股。1971年林彪倒霉後我再不敢提此事。三歲的我，被送到哈爾濱的省委幼兒園。在喇嘛台下的紅軍街上，開始了22年的學習生涯。其中除去初中3年走讀外，共有19年是住校生活。雙城縣屬哈爾濱市管轄，父親到市委開會，必來幼兒園看我。母親懷孕了，定期到哈爾濱的蘇軍醫院檢查，母子也常見。秋天她在蘇軍醫院生了妹妹，依我之例，按出生地起單名：濱。

“土改分田地，農民爭參軍，軍多地盤大，擴大解放區，軍壯糧草豐，攻城佔地廣。”我這麽瞎總結的，如此良性循環，共產黨的事業在進步，共產黨的幹部也在“進步”。據《呼蘭縣誌》統計，“呼蘭隨軍南下的地方幹部達2000餘人，後擔任縣處級四五百人、廳局級一百多人、省部級十幾人。”因此，1949年父親也順理成章、水漲船高地，升任牡丹江市委副書記，1950年轉正（見《牡丹江市誌》）。母親升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黨能安排這種夫妻檔，從側面說明了當時黨風的清廉端正。

1-7 撕日曆想早日回家過年

四歲，我開始了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遠離家庭的孤單住校生活。剛入幼兒園時，集體生活的新鮮興奮勁頭還沒過去。加之父母每季度都能來看我，寒暑假還可以回家，所以，第一年不知不覺滑走了。建國前後，黨的工作分外繁忙，父母又到較遠的牡丹江擔負了更重要的職務，再不可能公私兼顧地經常長途跋涉來看望我。而我則本能地“以小孩之心、度大人之腹”，覺得有了妹妹，爹媽不再喜歡我。沒有妹妹時，我一調皮搗蛋，父母就說，“你要是女孩就好啦！”——請看，証據確鑿！

所幸幼兒園的老師阿姨特好。周末，家住哈爾濱的同學回家了，阿姨給我們幾個留園的孩子開小灶。節假日，臨近郊縣的同學也都走了，老師帶我一人逛公園下飯館。開學後，我當然不放過吹牛的機會，說玩得多好、吃得多香，害得有的“賴小孩”下次放假不願回家。大班同學欺負我，老師保護我罰站對方；我與同齡小孩衝突，阿姨向著我；我壓迫小朋友，她們只批評我而不罰站。當時我這個傻孩子自我感覺超良好，愚蠢地以為：因聰明漂亮父親官大，她們才會對這麼好。懂事後我才明白，其實我相貌醜陋並且愚蠢笨拙，東北局和省委大官“海了去了”，俺爹算個啥？她們是可憐我這個半孤兒，用金子一般的善良之心像慈母一樣地溫暖著我。

1949年，父母到牡丹江後，整個夏秋天都沒來看我，我急得找到園長阿姨。

“爸爸媽媽啥時候來接我？”

“他們來信了，說年底接你回家過年。”

“那，什麼叫‘年底’呢？”

她指著牆上的日曆，“那東西變薄了，就是年底，你就能回家見爸爸媽媽了。”

從此，我天天隔著窗戶翹著腳看“那東西”，但是一連幾天，它好像都沒變化。大約熬過一星期我終於忍不住了，趁辦公室沒人溜進去把“那東西”撕得只剩幾張。出來後偷偷樂——很快就可以回家了！焦急地等待好幾天還沒人接我，我又忍不住了又去找園長阿姨。

我哭著說：“你和媽媽都騙小孩！‘那東西’都變得特別薄了，怎麼還沒人接我回家？”

她把我抱在懷裡哄我：“好孩子別哭！那東西一天只能撕一張，自己變薄了你才能回家。”

我看到她眼中的淚花，伸出小髒手去擦，“只許小孩哭，不許大人哭！”

她聽見我的傻話，在鏡子中看到被我髒手擦花的臉，笑了。

我天真地笑了，但還不依不饒：“你又哭又笑，沒羞沒臊！”

她幸福地笑了，把我抱得更緊了。

隨後的周末，園長阿姨把我帶到她家裡，讓我盡情地吃喝玩樂，使我度過終生難忘的愉快溫馨的一天。

4歲的作者與父母，攝於1950年1月，哈爾濱幼兒園。

1-8 遇土匪警衛員救我一命

真的年底終於到了，父親的警衛員來接我去牡丹江。牡丹江是北滿兩條重要鐵路：濱綏線（哈爾濱—綏芬河）和圖佳線（圖門—佳木斯）的交叉點，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智取威虎山》中的“濱綏圖佳”保安旅，其實就是牡丹江保安旅。

1949年底這裡的鬍子土匪、國軍散兵和潛伏特務仍然很猖狂。我懂事後第一次坐長途火車，什麼都好奇。火車經常開開停停，警衛員堅決禁止我下車看熱鬧；東北冬季天黑得特早，他也不許我在窗前看燈火。

突然火車緊急剎車，窗外聲響大作。我說放炮竹了，起身要看。他一把推倒我，全身壓在我身上，迅速掏出盒子槍。我喊叫：“輕點，把我壓疼了！到家告我爸，你欺負小孩！”他摀住我嘴，小聲但嚴厲地喝斥：“不許出聲，鬍子來了！”果然槍聲和炮竹聲不一樣，槍聲中我們的車窗被子彈擊破了，碎玻璃亂濺。小孩誰不怕鬍子？我嚇傻了、我老實了。他仔細聽著雙方的槍聲小聲說：“別怕！我們車上的火力強過他們車下的，我們會贏的！”

一會兒槍聲停止了，車開了。我重新坐起來，突然感覺後背硌得慌，回頭一看，一顆子彈頭嵌在我座位的靠背上。真懸！若不被警衛員壓倒，我小命就嗚呼了。再看警衛員，正在用從背包裡拿出的繃帶，包紮被碎玻璃濺傷的剛才摟著我的左手。他用右手拔出那顆子彈頭，說：“你人小命大。”我活過來了，要拿他的槍玩：“我還沒摸過真傢伙呢！”他立刻變了臉色，又嚴厲地斥責我：“這傢伙是我命根子，不能離開我，也不許你碰！”我嘟囔：“別的警衛員叔叔都挺和氣，跟我都挺好。怎麼就你‘各色’？”他看我生氣，也不哄我（後來知道，怕我糾纏、還要玩槍）。哼，你不哄我，我還不理你呢！我一路上不再和他嘮嗑，他也樂得安寧。

火車終於到牡丹江了，回家了。看見分別快一年的爹媽和妹妹，高興極了，忘了和警衛員的假生氣。家裡又多個小妹妹，按出生地命名的慣例，起單名：江。媽媽給警衛員重新包紮後，他和我們全家人共進“家宴”。飯後，父親把警衛員和我單獨叫到書房：“說說吧，一路上怎麼樣？聽鐵路局說遇到土匪了，剛到時看你們都有點氣。”我又想起了路上的不快，剛要訴苦撒嬌就被父親制止。“讓叔叔說！”警衛員簡單匯報後，父親對我吼起來，“這大半年你被幼兒園阿姨溺愛，慣壞了，太任性！今天叔叔救你一命，不是他撲倒你，用身體保護著你，小狗命都沒了。你還這疼那疼的！”我嚇得想哭、又不敢哭，知道一哭就要挨揍。“快跪下，給叔叔磕個頭，謝謝叔叔救命之恩！”警衛員趕緊扶起要行大禮的我，連說：“可不敢！可不敢！”我按父親修正後的指令，給叔叔鞠了個大躬。

2017年5月，作者赴朝鮮，向志願軍烈士紀念碑鞠躬。

很快我們成了好朋友，寒假後，他又送我回去，到了哈爾濱幼兒園，我賴皮不放他走。我說，“你小時候肯定沒住過幼兒園，跟我享幾天福吧。”他答應了。我當時還真以為他沾了我的光呢，其實他是去省軍區匯報工作。我們一起玩了兩三天，他經常拿個木頭疙瘩削啊銼呀。一天早晨起床，我床頭放個木手槍，卻找不到叔叔，我很傷心，幾天都悶悶不樂。但我不會大哭大鬧了，因為向叔叔保証過，要像他們解放軍一樣堅強。園長說，他是眼圈紅著離開的。後來聽說：在叔叔的堅決要求下，爸爸放他去了朝鮮，這位英雄的連長犧牲在三八線上。——當年我恨美國臭鬼子，現在更恨朝鮮爛暴君；為了金氏王朝，我們傷亡百萬像叔叔一樣年輕優秀的中華好兒女。2017年5月我赴朝鮮，唯一深鞠躬的地方，就是志願軍烈士紀念碑。

來東北尋父的路上，解放軍保護了半年，保住了我一條命；去牡丹江探親的途中，解放軍保護了半天，挽救了我一條命。幾十年來，每每聽到“親人解放軍”的稱謂時，我真是別有一翻親切暖流在心頭。他們真是我“最可愛的人”，直到1989年春夏之交那個血腥的夜晚！

1-9 不滿七周歲艱難上學

1952年春，父親調到哈爾濱，任省委工業部長。生了四個孩子的母親，厭煩黨務，對醫療感興趣了，轉任省立醫院院長，開始了她30多年的衛生工作。我可以每周回家了！這可是小孩最幸福的事。另一個幸福驕傲的事兒，是三歲和四歲的兩個妹妹也進了我們幼兒園，我由孤苦伶仃的“半孤兒”搖身一變成為擁有兩個鼻涕孩、跟屁蟲的小頭目，神氣多了。由此，我們兄弟姐妹之間，幾十年來都“沒有禮貌”地只直呼大名，從不稱哥姐；因為在幼兒園和學校，叫一聲哥哥姐姐，就會引來回頭一大片。

時間很快來到8月。我們大班要畢業了。幼兒園為我們每人準備了書包和全套文具，我們也練習了畢業典禮的演出節目。突然，晴天霹靂——東北教育部門規定：年滿七周歲方可入小學。即1945年9月前出生的才有資格上學。10月生日的我要留園、留級了！不由得讓人感慨，東北學習蘇聯的正規化真徹底，東北人引以為傲的高崗國家副主席兼東北正主席真厲害！我想起剛學會的歇後語：“麻子敲門，坑人到家了！”——高崗有輕微麻子，咱不敬啦！

8月中旬的畢業典禮，我不能和畢業班一起站在台上表演，又不願意坐在台下，淪落到中班的小屁孩們中間。我一個人坐在教室裡暗泣，母親在旁陪伴安撫我。會後，母親和幼兒園長進行了一次長談。“孩子幼小的心靈怎麼能承受如此巨大的打擊呢？他這一年怎樣在小一班中度過呀？這次挫折對小孩一生的成長發展，都是永遠的陰影。”媽媽終於以母親對母親的情感說服了園長。一、同意我畢業。二、向小學出具証明：我的身心智力發展完全符合小學標準。三、向教育局反映，應讓我破例。

我感謝園長，這麼通情達理，這麼具有人性，富有人情。現如今，這些人類的良知多麼缺乏呀！我四年的幼兒園生活就這樣圓滿結束了。從幼兒園到小學，1948-58十年住幹部子弟園校。老師和阿姨比父母陪伴我的時間更長，關心得更多。從餵飯餵水到把屎把尿，從洗頭洗腳到洗衣洗澡，從剪指甲釘扣子到打針吃藥量體溫；事無鉅細包羅萬象，使我從剛記事的小毛孩到風華少年，身體健康成長。

更重要的是，心理精神的健全發育。集體生活培養了集體主義，老師阿姨的慈祥善良，教育了我與人為善、同情弱者。如果說我性格中，剛毅堅強是在中學和大學形成的；那麼我性格中，溫良淳樸的真善美則是在幼兒園和小學培養的。至於品質中醜陋的方面，除了先天的劣根性，就是抵制不了假惡醜的誘惑，在這醬缸、糞坑般的社會中熏陶污染的。

第三節 特殊的東北幹部子弟小學

1-10 只有百人的哈爾濱育才

建國初，全國各大城市都有一所幹部子弟的寄宿學校命名為“育才小學”。哈爾濱當然也不例外，但是哈爾濱育才的具體情況卻非常例外。它只有百十名孩子，只管學生的吃喝拉撒睡、即只住宿不讀書，我們要走到一里外的經緯小學上課。現在的經緯小學網站稱：她是一所享譽全國的歷史名校，1949年被確定為哈爾濱重點小學。當時黨政機關很精幹，在哈爾濱的省地級幹部本來就不多，其學齡孩子就更少了。

哈爾濱育才的的來歷：1947年，第四野戰軍的軍官奔赴前線，子女留在後方無暇管教。四野政委、後來建國十大元帥之一羅榮桓，決定成立哈爾濱“南崗幹部子弟學校”。首任校長是羅夫人林月琴。1948年底，遼瀋戰役結束，四野進關。為了減輕幹部的後顧之憂，羅帥決定把由南崗學校演變的四野隨軍小學留在瀋陽。按首長夫人任校長的慣例，由東北主席高崗的夫人李力群執掌。1950年，抗美援朝開始。為躲避美國飛機轟炸，高夫人率學校遷回哈爾濱，當地的幹部子弟也進入該校。1951年朝鮮戰爭緩和，學校遷回瀋陽，更名為東北育才小學。哈爾濱的幹部子弟百餘人，搬到道裡區的一棟帶花園的大洋樓，成為哈爾濱育才。

80年代，我發現兩位交往甚密的朋友是哈爾濱育才的低班校友。他們是：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的崔武年，其父崔健時任哈爾濱鍋爐廠廠長，後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北京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的夫人李玉，其父李昌時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後任中紀委書記。

1-11、經緯小學的兩個階級

由於當時幹部待遇實行供給制，我們的服裝文具和日常用品都是由學校統一發放的高檔貨，在上課的經緯小學與平民子弟有顯著的差別。育才校內的生活也非常優渥。哈爾濱的生活原本就很俄羅斯化，加上學校的生活主任是蘇聯阿姨，我們的飲食基本是奶油果醬羅宋湯、牛奶糕點大列巴，飯前喝湯、餐後水果。由幼兒園一路過來，都是這種生活，倒也順理成章、心安理得。但是在經緯小學郊遊時，我們帶的高級點心與平民同學的乾糧反差極大，我不由得違反紀律分些點心給他們。回育才後，我被遵守紀律的好學生告狀，老師讚賞地批評了我。

周末回家，我忿忿不平地向父母談起此事。他們教導我：“現在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必然存在貧富差距，我們是比老百姓富裕；但不要橫著比，應該豎著比，他們比解放前好多了，將來到了共產主義就大家都富裕了、都一樣好了。”由此，我樹立了為實現“讓百姓子弟也能吃上糕點”的共產主義而奮鬥終身的崇高理想。但是，供給制“進步”成工資制後，有形的幹群之間的待遇差距擴大，無形的特權和特殊化更令人瞠目，共產主義似乎漸行漸遠。

父母確實遵循領袖的教導，按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所說，“不把自己混同於普通的老百姓”，他們與叔叔阿姨們開口閉口“老百姓”長、“老百姓”短。（在眾多小孩中，只有不太講禮貌的幹部子弟，對沒有親戚關係的男女老幹部，禮貌性地稱呼叔叔阿姨。）耳濡目染和切身體會，使我在實踐中確實感到“我們”與“老百姓”真不一般。文革中看了南斯拉夫副總統德熱拉斯（現譯為吉拉斯）的《新階級》，我才在理論上認識到：幹部及其子弟確是“新社會”中的“新階級”！但是，父母也經常教導我：“父母的一切都是老百姓給予的，父母給你的，更是他們給的。你更應該感謝他們！”從小就知道我們在政治上不是老百姓，但我願意為縮小相互的經濟差距而努力。應該說，很早我就有了點平民意識，是新階級中的小異類。

平民同學的吃穿用都不如我們育才孩子，但是他們也有優越性——有錢！再窮的爺爺也隔三差五地給孫子千兒八百的，再乖的兒子為老子打酒時也偶爾或經常貪污一二百元。而錢對我們則是，爹媽絕不給、育才不許帶。在經緯小學門口的“小人書”攤上，壹佰元（忘記告訴你了，它只相當現在的一分錢。）可以看三本薄書或兩本厚書。育才的“少爺”只能在爺爺的孫子面前“裝孫子”，爭取被允許在他們旁邊看“蹭書”。“孫子們”只讓平時架子小、沒有“老爺範兒”的“小少爺”佔這個便宜，我當然獨占鰲頭。育才圖書室裡都是蘇聯的《卓婭與舒拉的故事》和中國的《劉胡蘭》之類的主旋律革命小人書，我的正統革命思想在此啟蒙。書攤讓我另開眼界，《三俠五義》和《三言二拍》使我有了“忠孝仁義”的人性朦朧。

1953年3月初的一天，育才的蘇聯阿姨們從領事館回來，（她們經常去領事館，偶爾帶些“洋零食”，獎勵我這樣的聽話乖乖孩。）對著牆上的並排掛的毛澤東和斯大林的領袖像相擁而泣，我們莫名其妙的中國小孩勸阻無效、大惑不解。我還拉著一位與我“相好”的蘇聯阿姨：“誰欺負你們了，我幫你找他算賬！”第二天，我們也真心實意地抱頭痛哭起來（並非1976年那樣的政治悲痛傳染病），並且廢寢忘食、餐無味眠不香。因為電台廣播了那個當時是悲訊、其實應該是喜訊的消息：蘇聯領袖斯大林逝世了。60多年過去了，此情此景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因為這次痛哭是我的空前絕後，此後我對各種領袖逝世，除對胡耀邦和趙紫陽悲傷外，更多的是沉思。23年後的1976年9月9日，當天安門廣場上常駐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五大領袖畫像中僅存者逝去時，我表面鎮靜內心激動。因為我知道，正如當年“老大哥國”因斯大林去世，而掀開歷史嶄新的一頁；“小兄弟國”也將因毛澤東去世，而步入嶄新時代。不是說“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嗎？不過，就像大躍進時的口號：“一天等於20年”，中國的“明天”卻發生在斯大林去世的23年之後！

1-12 父親調長春汽車廠

我家鄰居、副省長饒斌（1980年代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1953年調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任廠長，次年說服父親也去到長春。饒夫人張矛著的《饒斌傳記》說：“設備安裝工作是聯結基建和生產的重要環節。為加強長春一汽安裝工作的統一領導，第一機械工業部1954年成立一機部機電安裝公司，閻韞任經理。”妻不離夫，母親隨任汽車廠醫院院長。“一汽”的學校剛建成，條件較差，我又被順理成章地一個人留在哈爾濱。幼兒園的質量無所謂，弟妹們理所當然地去長春了。

我又成了“半孤兒”，但和五年前不同了，爹媽說我是大孩子了。因為是大孩子，與全家分開時我強忍著沒有哭出來。因為是大孩子，寒暑假沒人接送我了。也因為局勢穩定了，局級領導沒有連排級的警衛員了只剩下營科級的秘書，而秘書是不管長途接送孩子的。在哈爾濱，育才老師送我上火車，把我交給列車員；四五小時後秘書在長春的站台上接我回家。我像行李似的被轉運，但不在行李車廂而在軟席車廂，因為據說供給制時孩子與家長“同等待遇”。長大後我一直坐“硬板車”，直到幾十年後當了部長秘書，才與首長同等待遇地回到軟席；而後到了中央組織部，又因工作需要、與“機關單位”同等待遇地有了軟席特權。直到1988年，我任康華公司局級領導時，才擺脫了與其他人和機關的“同等待遇”，靠自己“待遇”了軟臥。但是，當時飛機已普及，偶爾坐火車，我也願意與下屬同坐硬席熱鬧；因此，我從未享受因自己而得到的這等待遇。

遠離父母的獨立的集體生活，從小培養了我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對不同環境的適應能力；這對我今後的成長和發展影響深遠。

1-13 烈士小學的兩個階層

1955年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報告，決定取消各地的幹部子弟學校，即幹部子弟學校也招收平民子弟，只住宿不上課的小小的哈爾濱育才首當其衝，合併到“東北烈士子弟小學”。當地幹部都轉走了自己的孩子，我們十幾個外地戶在1955年初、我三年級下學期時，轉到“烈小”。

解放前夕，東北抗日聯軍僅存的重要將領、時任東北兩個小省省長的馮仲雲和周保中提議，經過東北政府批准在哈爾濱建立“東北烈士子弟小學”——共和國歷史上唯一的烈士子弟學校。她招收抗聯和四野的烈士子女，學生住校全部實行供給制。校址在“東北烈士紀念館”旁邊。朱德元帥曾親臨學校慰問師生，中央新聞電影廠曾來校錄製紀錄片《東北烈士子弟學校》。現更名為繼紅小學，是哈爾濱重點小學。這裡的生活條件與育才有天壤之別，其特點就是一個“大”字。宿舍大，床位由幾個變成幾十個，就像由軟臥小包廂換到了硬臥大車廂；飯廳大，由十幾桌變成百餘桌，就是由安靜的小餐廳到嘈雜的大食堂。當時的感覺是：我的同學們由父母雙全、溫文爾雅的幸福“公子”變成缺父少母、粗野蠻橫的孤兒“小鬍子”。更讓我不能忍受的是:“鬍子”處處對“公子”看不慣，當然要時時欺負我們了。此時我已會寫信，堅決要求父母接我去長春，他們答應了。我在“烈小”只讀了一學期。

九歲的我。攝於1955年初，哈爾濱育才小學。

回到長春溫暖小洋樓的家中，我忘不了控訴烈士小學和烈士子弟。父親嚴厲地批評我、耐心地教導我：“你的觀點非常錯誤。和爸爸一起參加‘一二九’的北京青年、延安抗大的同學，後來大部分犧牲了；蘇北八年抗戰，多少戰友就死在身邊。沒有這些先烈就沒有你我今天的一切。‘烈小’就該和‘育才’一樣標準，烈士子弟應該得到更好地照顧。”從此，我對‘烈小’的同學有了愧疚感，對後來遇到的烈士子弟更尊敬和尊重了。

1-14 汽車廠小學與鮮族少年

1955年秋，我轉到長春的小學，住校讀四年級。它的正式名稱是“長春汽車廠職工子弟小學”，但是因為遠離廠區需要住校，費用不是普通工人負擔得起的，況且工人家庭的學齡孩子又不只一個。因此，它實際上還是幹部子弟學校，只不過幹部的級別由哈爾濱育才的“省局級”降為“局處級”而已。我的生活軌跡和生活習慣還是哈爾濱育才的延續，只是生活標準相應地略有下調，但是十歲的我完全可以適應，因此不必贅敘。

不愛文藝愛體育。父親五音不全，遺傳基因的必然性，使四個子女無一例外的都是俗稱的“左嗓子”；遺傳基因的遞減性，使我這個老大最“左”，弟弟小四較弱。幼兒園時自己不懂事、老師特懂事，我跟著阿姨、伴著同學瞎哼哼，老師不指責、我還自得其樂。小學了，我懂事了、老師不懂事了，左嗓子倍受歧視。從此文藝與我絕緣，一輩子不能參與只能觀賞——水平太凹，不敢稱“欣賞”。

1956年夏，離開長春一汽前全家合影。

五官的生理缺陷，不影響四肢的發育。儘管我先天不足，一、父高不過1米7，母高不過1米6（我們子女基本與父母分別同高）；二、產前根據地條件艱苦；但是後天補給充足，北滿一直是共黨後方，比關內好多啦。因此四肢發達，個子不高短跑較快，成了學校足球隊的邊鋒。住校的幹部子弟學校，各方面的條件都比周圍的平民走讀小學優越，因此我們打遍全區無敵手。唯一怵頭的是朝鮮族小學，他們踢球真有特點，正面褒獎是勇猛加頑強、負面指責則是野蠻加賴皮。一、不認輸：他們控制的球出了邊線和底線不承認，球觸手不認賬，球剛進球門又被救出不算數。（其實我們也如此，但不那麼明目張膽而已。）二、不服輸：萬一他們輸了，肯定要求明天再賽。明天沒空？後天！三、不能輸：萬萬一，他們又要輸，合理衝撞（足球規則允許的）和不合理衝撞必然接踵而來，星星之火即將燎原、一場惡戰一觸即發。公子哥哪是“高麗棒子”的對手，只好輸球免災。當今國人指責中國男子足球隊負於南亞小國時，我同感於國人；國人指責國足“恐韓症”時，我則同情於國足——半個世紀前，我就恐韓嘛！不打不相識，我還真交了幾個鮮族小朋友，作為個體他們的較真和義氣，令我佩服讓我學習。幾十年後，在海外結識些韓國人，他們剛看到我的扁平臉和小眼睛，都以為我也是韓人。我開玩笑說，我是北京的鮮族人，不會說韓語。熟悉後，他們都說我的性格也像韓人。這可能是當年鮮族小朋友的正面影響吧。

幹部子弟，小學入（少先）隊、中學入（共青）團、大學入（共產）黨，順理成章天經地義。在長春我入隊了，不值一提。值得一提是，在長春汽車廠父親與江澤民相識並成為朋友，本書後面將闢專節詳細敘述我家兩代人與江澤民的交往。

1956年“一汽”設備安裝完畢，開始生產解放牌卡車，父親被調到一機部機關。全家離開長春進入北京，我結束了十年的東北小孩生活，即將開始14年的北京學生身份——前十年學習文化，後四年革文化的命。

第二章 大名校中的小名人

——北京學子十年（1956～1966年）

第一節 俞正聲之父建立的一機部小學

2-1 可親可敬的黃敬部長

1956年秋天，我作為五年級的插班生，和兩個妹妹進入第一機械工業部子弟小學，開始了北京的學習生涯。一機部小學坐落在朝陽門外紅廟，她是那年初由一機部部長黃敬（中共十八大常委俞正聲之父）用部長基金、學習蘇聯剛建立的。學校很氣派，有兩座嶄新的五層大樓，南面的是教室樓，北面的是學生宿舍；大樓的東面是一個普通中學都少有的標準運動場。學生全是部機關及直屬院所的孩子，每周六下午由大轎車接送回家，周一早晨再送回學校，其餘時間全部在校住宿。伙食很好，由一機部補助，每個班都有專門的生活阿姨照管。學習、生活和文體活動開展的生動活潑，是完全蘇式的教育，體育比賽和文娛表演都是朝陽區的第一。

1958年小學畢業。

我最後兩年小學生涯印象最深的是：某天課後，全校幾百同學到禮堂迎接部長。黃敬說：“我剛從蘇聯東歐回來，就帶著禮物來看望孩子們。外國領導問我有什麼愛好，我說喜歡玩具。他們又問我有幾個孩子，我說千八百個。他們就給了這一大堆。”隨後，他在主席台上展示了遙控的汽車坦克拖拉機。我們更感興趣的是佔了半個主席台的一套鐵路系統，有客車貨車、車站、立交橋和平交路口，非常逼真。（後來在遊藝室裡，我多次把玩和研究黃部長歷次贈送的各種玩具，還趁老師不注意拆裝過幾個簡單的，不幸一次失手、無法復原，挨了批評，就此金盆洗手改此劣習。）會後，我們每人還分得一小包洋糖。

畢業前聽說46歲的部長，因“反冒進”被毛主嚴厲批評，患精神疾病，不幸身亡。我們全校師生都很悲痛。愛玩饞嘴的我，更因無人再送好玩的玩具和好吃的洋糖，而格外傷心。80年代初，我結識了黃敬次子俞敏聲，共同回憶起五十年代我的幸福與他的不幸。

2-2 品學兼優的乖乖孩

北京小學的兩年，可以用“乖乖聽話”和“學習優秀”八字概括，即所謂品學兼優的好孩子。當然身體也不賴，你若說叫“三好學生”，我也不謙虛。確實得過許多獎狀，但是同學之間“內鬥式”的評選三好運動，好像真的沒搞過。

乖乖孩。學校的生活管理是全盤蘇化的，紀律嚴格。早起床、中午覺、晚熄燈，鈴聲響必執行。三餐排隊進飯廳，食不語、飯不剩。在外地時，也是類似要求，小鼻涕孩們只有聽喝兒的份兒。現在不同了，十多歲的叛逆少年，走南闖北、殺進京城的少爺小姐，誰沒轉過三四所學校、沒見過點世面？例如，學校規定平日不許出校門，吃零食。就有膽大的主兒偷偷溜出，逛商店買糖果。校方派遣值日生，設門崗堵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還是有人讓“走讀生”代購。忘了告訴你，學校旁邊就是機械部的教育基地，有三個大中專學校。（1958年三校合併為北京機械學院，文革後子弟小學更名為機械學院附小。）其數量不多的子弟是我們羨慕嫉妒恨的走讀生。老師發現後，明令禁止。富有經濟頭腦的同學，一毛錢的零食分兩成給走讀生，結果還是屢禁不止。我不屬於上述有為少年，不是我不饞，哪個孩子沒有健全的味覺和結實的腸胃呢？我是有賊心沒賊膽，十多歲了，也見過不少世面，就是沒長多少本事。表現，溫良恭儉讓；內因，生性懦弱；外因，溫室裡的小草弱不禁風。所以，我就成了守規矩的乖學生。

孩子們湊到一塊總會有各種各樣的故事發生。最重要的就是找嘍囉，劃地盤、爭老大，男的有幫、女的有夥。但這都是大個子的事情，我們小個子有的跟著起鬨，我略有自知之明，躲到一邊不摻乎其間的糾紛。現在回憶，我童年竟未打過架（挨打不算），算什麼男孩！為人父後未打過兒子，算什麼男人？文弱的性格在“大革文化命”的時代才有所改變。

學習好。低年級時聰明淘氣、不用功成績好，同學羨慕；高年紀則讓老師佩服了。主要是數學課上解應用題，老師給出一種解法，我通常能想出另一種解法，有時比老師的還簡捷。因此，得到“小華羅庚”的雅號。還是我們東北人心中的英雄林總所說的好：“我腦瓜好、聰明，沒辦法，爹媽給的嘛！”——良好的自我感覺，一直延續了整個中學時代；考進清華大學後，方知山外有山、人上有人，我算老幾呀？！

2-3 小學的朋友們

荊其柱，《二十一世紀》雜誌前主編、“中”有成就的作家。小學畢業後失聯，讀到我發表的《回憶清華文革》後，才恢復聯繫。他回憶說：“班上有個小個子閻淮，很有意思讓人頓覺不一般。是精得不可思議的小傢伙，走路身板直直，眼睛晶亮，是純粹的精豆子型人物。他的學習成績很好，說話也是嘎巴嘎巴的利落，別人找不出他的毛病來；重要的是他山不靠、水不攏，不招災不惹禍，也就沒有誰找到能夠欺負他的岔口。但看那個勁頭，若是出了糾紛也是個難纏的傢伙，不會輕易善罷干休，那個心眼與頑強執拗的勁頭誰知道深淺？誰沾上誰倒霉，老師傾向他，就不用說了。這小傢伙在團夥之間，悠哉遊哉優哉地，活得很是滋潤。這個閻淮走路、學習和遊戲都有這個優哉游哉、慢條斯理不快不慢的勁兒。後來看過他文革中的回憶，知道這個勁頭一直保留到晚年。”

1958年夏小學畢業，同小隊同學合影。前排右為作者，中排左為錢海亮。

荊其柱還回憶了兩位同班好友：“錢海亮也是閻淮那樣的人物，父親錢敏是一機部技術司司長，後來升為電子部長。錢後來去了上海新華小學。在這上海最好的小學裡，有幾個日後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同學，其中也有一個‘悲摧’林立果。錢講，別看自己小，個子大的立果總聽他的話，是其馬崽。還有個風雲同學、幹部子弟姜陽是班上一個團夥的頭目。文革中是石油學院大慶公社的頭頭，保康世恩、余秋里，很是得到周恩來關照。他的身邊有一群將軍子弟跟隨，隨時準備進入打架狀態。”

“閻淮、錢海亮和姜陽三人，叱吒風雲一時之後，奔赴天南海北，還是一樣有能力，有一番作為。一輩子都不消停，因為聰明與成熟，他們總在人先，總爭人先。爭得了人先，也就爭得了磨難。無論是那能耐還是那磨難，也不是平常人所能享受得了的。”

——作家的描述確比我的自述精彩！這就是60年前同學眼中的我。自認為是乖乖孩，不招惹是非。原來人家看你是“小精豆”、難纏的主兒！我以為自己是長大了，才變壞的；其實小學就不是個“善茬”，而是個“蔫壞”的主兒！

小學沒開竅，因此不但“同桌的妳”記憶消除，而且“同班的妳”幾乎全都印象歸零；除了兩位功課優秀、後來成為清華大學校友的女生。

郭慶豐，父親是一機部教育司長，在一機部“司局長中院”裡，住我家樓上。大學畢業分手時，我們在清華大操場，順著跑道漫步了半個馬拉松，聊天到快天亮。隨後我奔赴五千里外的大西北，她到五十米外的教學樓。近五十年來，我繞著地球到處折騰“一世無成”，她不出清華園桃李天下著作等身。我回憶清華的文章發表後，她在北京找到在美國的我，恢復聯繫。

季逑，高級知識分子出身，高級的秀氣和傲氣。中學六年無聯繫，在清華重相逢，只能算普通朋友；畢業時聊上個把小時，便各奔南北。畢業後聯繫再次中斷，只聽說她負笈美國，學業和事業皆有成。1989年自我放逐到法國後，發表文章《我為什麼離開中國》。在萬里之外美西的她，千方百計聯繫上我；電話詢問的意思是：“可有經濟危機，我願全力扶貧。”銀子我沒要，感激之情永存心底。我到美國後，與她全家多次相聚。

看來，發表文章，可以尋覓眾多失聯故交。眼下這本回憶錄出版後，又不知會有多少意外驚喜，也可能收穫舊識的指責。誰讓你幹了那麼多壞事，得罪了那麼多熟人呢！——只能認了、忍了！

2-4 搞笑老師變“右派”

1957年自然氣候和政治氣候一樣，都是倒春寒，夜裡大風刮開窗戶，教室的暖氣片凍裂了。自然課劉老師開玩笑說：“我正要講‘水結冰體積膨脹’課，每年我都要凍壞自家一個玻璃瓶，今年正好暖氣凍裂了，一舉兩得，老師省了個瓶子，學生記憶更深了。”我們這些傻孩子覺得挺有意思，都跟著傻笑。

5月台灣發生美軍誤殺劉自然被判無罪，引發反美暴亂；國內媒體自然不會放過美台矛盾的“劉自然事件”，把劉渲染成反美英雄。從此，我們就把自然課劉老師叫作“劉自然”了，還有調皮的同學把自然課本的封面上，加一個劉字，書名成了《劉自然》。對這一切，愛搞笑的劉老師還是一貫的嘻嘻哈哈，有時就假裝生氣地說：“我沒被打死，還活得好好的呢！”我們照例跟著傻笑。

到了夏天，劉老師可就活得不好了，沒有被打死，但被打成了“右派”。大字報上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狀挺多，我都看不懂，懂的就是“社會主義的寶貴財產損壞了，還幸災樂禍”，當然指的是凍暖氣事件了。後來，“劉自然”不見了，我們自然也不會經常被逗得哈哈傻笑了，但是我們都非常想念幽默可愛的劉老師。當時不懂事，只知道小孩可以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大人可不敢亂開玩笑，要倒大霉的！

2-5 建紅領巾公園和轟麻雀

六年級的兩次勞動至今記憶猶新。

1957年秋天，我們到現在的“東四環”附近勞動了一個星期，修建紅領巾公園，漫山遍野的白襯衣藍褲子紅領巾頗為壯觀。我們周圍幾個普通小學的孩子都是步行往返，我們當然是大巴接送。平民小孩不服氣：“同樣是義務勞動，我們學校還比你們遠，為什麼你們坐車、我們走路？”我心裡也為此不平，但還嘴硬：“誰讓你們是走讀學校呢？走讀就得走路！”30年後，我領著戴紅領巾的兒子到紅領巾公園去玩，自豪地說：“這是在紅領巾時代的爸爸，對社會的唯一貢獻。”

1958年春天，全北京開展三天的“除四害滅麻雀”運動，學校停課。我們高小生是消滅麻雀的主力軍，天不亮就走出校門，在周圍的農田旁搖擺著笤帚毛巾、敲著鑼鼓臉盆。據說不讓麻雀落地休息，就可以累死它們、摔死它們。認真地折騰了半天，沒看見累死的麻雀，倒把我們累個半死。不過，學校送的飯菜挺可口，中午我們輪流吃飯休息。下午大家不太認真了，蹦蹦跳跳像郊遊似的，挺快活。後來聽說麻雀又不是“四害”了，再不能郊遊似地轟麻雀了，挺遺憾的。

第二節 北京二中平民學校走讀三年

2-6 平民學校與“中院”生活

1958年我“中考”數學100分、語文80，差一分沒能跨區進入幹部子弟雲集的101中，只好上了東城區最好的北京二中。開創了我從幼兒園到大學，22年學習生涯中唯一的三年走讀生活，也是我大學前的16年，唯一的平民學校。快13歲的我，第一次獨立地步入真正的社會。過去十多年，平日在幹部子弟的小學和幼兒園中養尊處優，假日在父母帶領下，“從事”文體娛樂和社交活動。朦朧少年走出“子弟圈”，進入市井社會，就像《紅樓夢》裡的農民劉姥姥進了豪華的大觀園，看什麼都新鮮；不同的是，上下兩個階層反向進入對方地盤。

從嶄新的窗明屋亮的現代化洋樓教室，步入低矮陰暗的近百年老屋，我對北京二中的初始印象確實是：壓抑感。老師從年輕活潑的叔叔阿姨變成飽讀詩書的老學問（如英文教師是劇作家曹禺的太太），過去點頭叫老師，現在鞠躬稱先生。我心想：先生不是舊社會的壞人嗎？調皮男孩子們（二中是男校）流傳：“先生先死、學生後死！”最可氣的是，每個學生左胸前別個小布牌，印著三排字，上排：北京二中、中排：閻淮、下排：初一3班。就像國民黨士兵胸前縫的那個牌牌，那是等他戰死，通知家屬的。我們這個可是管活人的。學校裡幹點小壞事，老師和校工一眼就看出你是哪班、姓甚名誰，一轉身立馬一狀告到班主任，回頭你就有好果子吃了。我們都恨這小牌牌，一出學校就摘掉，不能讓滿世界都知道我是誰，在校外的社會上還繼續被管制。第二天上學，校門口的值日生檢查可恨的小牌牌，我們趕緊從兜裡掏出，別在胸前。假如頭天換了衣服，小牌牌丟在家裡，算你倒霉，回去取！

我對真實現實的複雜社會、對多維多彩的大千世界，時時新鮮、事事好奇。而新同學們對我這個本地異鄉的外星人，驚訝奇怪則源自三個方面。

首先，我的天真禮貌（尊稱“傻帽”）。中學生有“碎銀子”了，到“公家地界兒”買糖果，同學叫“喂”和“嘿”，我稱叔叔阿姨；他們譏笑我：“售貨員是你親戚呀？讓‘丫挺的’多給點！”去“私人小攤”，同學對“老頭”討價還價，臨走還抓上一把鐵蠶豆；我對“老爺爺”，則是言聽計從畢恭畢敬；同學見義勇為，幫我去買，果然多了一倍。

其次，我的“苞米茬子”口音。幹部子弟小學，師生來自五湖四海，口音山南海北，誰配笑誰呀？二中不同了，基本上都是京油子的“胡同串子”，他們在笑話之餘，還幫我正音。無奈我聽力欠佳，13歲已定音，同學笑我“知吃屎”不分。幾十年來，外地人尊稱我講北京官話，北京人笑我發“茬子音”。

最後、我的“子弟”身份。當時我家住在南小街的“羊尾巴胡同”（難聽吧？政府英明：文革後改為陽照胡同。）六號的一機部司局長“中院”，日軍佔領時期是“將校樓”，三層高樓在一片平房中鶴立雞群、格外刺眼。同班有作家嚴文井、畫家吳冠中等高級知識分子的公子，他們大都住在二中北面，放學向北走。與我一路南行的，大都是住在南小街一帶的城市貧民子弟。他們早就知道，有個過去日軍的、現在中共的神秘“高幹樓院”；因為有看門老頭，可望不可進。我帶他們到院裡玩、來我家中幫他們解決數理化難題，順便吃點高價食品。胡同串子和洋樓公子很快就成鐵哥們了，還送我順口溜：“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小孩上茅房。”

說到住家，就談談“中院”吧。現在人們對“大院”耳熟能詳，如軍隊各總部和各軍兵種大院、國家機關的部委大院、院校工廠等企事業大院，形成中國特色的“大院文化”，文革後許多文藝作品都有表現。大院裡居住著從一般幹部到單位首長，軍隊首長則住在大院中的小院。國家機關的部長們，除在百萬莊的申區集中住了一小批、個別的在大院中居住兩個單元之外，大部分在城裡有四合院，有些還附帶花園，屬於貨真價實的“小院”。

我們的司局長“中院”則別具一格，北面日式的三層樓21戶，中間國民黨接收後擴建的兩層樓4戶，共居住25家司局長。南面大門的西面是門房、再西是看門傅大爺一家的住房，東面是一排倉庫。院子的西邊是鍋爐房、公共浴室和放映過小電影和幻燈片的小禮堂；院子東邊是幾排平房，住著二十幾位司機和勤雜工人。我們一百多個孩子，不分階層、隨機分幫、“打”成一片，打人者改天就可能與挨打的“結盟”、挑釁昔日戰友。我們的潛規則是“戰敗國”從不到“聯合國”（家長處）告狀。暑假我們結夥去什剎海，看門的女兒教我弟妹游泳；我的自行車練會了好幾個司機的孩子。家長們就不同了，司機對首長恭恭敬敬、領導對工人客客氣氣，但是彼此從不走訪往來。我家來過工人修理水電，父母也拿糖果招待；但來做客聊天的，就只有司局長夫婦們了。

小腳奶奶苦口婆心諄諄教導我：“別老玩！讀好了書，將來就像你爸爸那樣坐小汽車；讀不好，就當司機給大官開車；讀得再差，就像咱院掃地的、只能給大官開車門。”文盲的老太太，都看得出“中院”等級分明的階層！儘管我不是為“坐小汽車”而學習，高中入團、大學入黨，我還是絞盡腦汁、不厭其煩地檢討祖母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

初中三年，基本是三年“人禍困難時期”。從中院的汽車，也可看出大躍進的成果：58年爸爸們一人一輛小轎車；59年兩三個人“拼一車”；60年改成大轎車，小車司機們也坐這車到部機關幹雜活去了；61年取消專車，官老爺們去擠公交車了，還有一位伯伯被人在車門口擠下來摔傷。這也是困難時期黨的中級幹部，企圖“與民同苦”縮小特殊化的壯舉。但是每月特供的肉蛋糖豆照發不誤，百姓戲稱“糖豆乾部”。這年父親由東城的一機部調到西郊三里河的國家計委，他不堪長途跋涉擠公交，毅然放棄了中院的四室二大廳兩大門，還有大浴室、大小方便二個廁所，共200平方米全木地板的豪宅，搬到面積減半的計委宿舍。我結束了5年的“中院”生活，即將開始長期的“大院”生涯。

2-7 大煉鋼鐵和三級運動員

1958年大躍進高潮中，二中與全國同步，校內大煉鋼鐵。老師和高中同學起早貪黑汗流浹背地在小高爐前奮戰，終於把鋼煉成鐵、把鐵變成渣。我們初中小孩只是幹些搬運材料、端茶送水的輔助活，也夠累的。二中位於內務部街、民國初期的內務部，庭院狹小，只壘了兩座小高爐。老師開玩笑說：“我們是二中，兩個就夠了。”我當真了。心想：“我向往的北京101中在郊區的圓明園，有的是地方，那不得伺候一百多個爐子，還不累死人，多虧中考沒超過180分！”

大躍進是全面的，文藝體育也不例外。我文學藝術都不行，不能在牆上寫打油詩、畫宣傳畫，參加不了賽詩賽畫。但是，我愛打乒乓球，儘管水平很凹。體育老師讓我贏了三個三級運動員，確切地說，讓他們輸給了我。於是我就躍進成了乒乓球三級運動員，還有國家體委大紅印的正式証書呢！以後在高中和大學，高手如雲，我從不敢說自己的“三級”，就像公社幹部避諱“畝產三萬斤”一樣。

大躍進之後，就輪到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了，很久以後才知道：實際上沒有災害只有困難。於是開始了“勞逸結合”，首先是勞動課停了，接著是體育課也基本停了，最後就連知識課也壓縮了。58年累死了，59年閑死了。

父親時任一機部基建局副局長。全國重點項目——黑龍江省富拉爾基的中國第一重型機械廠1954年開建後，進度緩慢。大躍進了，形勢逼人。分管這個項目的父親只得兼任建廠總指揮，58年後絕大部分時間在黑龍江“一重”工作。（1975年我從甘肅調回北京，落戶口時發現父親的戶口是1961年從黑龍江遷入。說明他當時遷走戶口，破釜沉舟建好“一重”的決心。）母親隨夫進京，一機部調來的幹部應由一機部分配，但一機部沒有醫院，就把母親交給了衛生部。母親不是衛生部的嫡系，當然不會分在市區的好醫院，就被委任為在郊區的衛生部直屬第七醫院院長。困難時期“中直七院”下放北京，改名海淀醫院。母親毫無怨言，吃住在醫院全身心投入新的革命工作，周末才回東城的家。平日家中只有年邁的奶奶和我們四個孩子。

2-8 文體活動豐富多彩

如前所述小學住校六年，“子弟”學校管理甚嚴，平日不許出校門一步。現在走讀了，上無父母管教，下沒兄姐督促，有如放虎出山，真是大民主、自由化了。

我中午在學校吃食堂，每月省下一、二斤糧票，賣給某同學（其父是吃定息的資本家，超富），得幾元錢；加上零花錢，也算小財主了。我是有錢、有閑、有自由了，於是就像現在的“大款”一樣，開始投資涉足影劇界了。

家近東單、校近東四，鄰近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和中國實驗話劇院，三大著名話劇院三年中所演話劇，一覽無遺（每場投資三角錢的最便宜票）。周圍七八家影院，中外新老電影也一網打盡（學生票五分或一角）。也常去天橋，路南天橋劇場的歌劇舞劇芭蕾舞和路北小劇場的相聲曲藝雜技，我是雅俗共賞、土洋結合，不會看門道、也會湊熱鬧。特土的還有老東安市場內北京曲藝團的表演，十分鐘兩分錢，像現在停車收費一樣，進門發個時間條，出門算錢；現已近絕跡的單弦墜子、天津快板、山東快書、各種大鼓應有盡有。此外唯一發祥於北京的北京曲劇和剛恢復的“北昆”在西單劇場的演出，以及同樣好懂、經常演現代戲的評劇，我也愛看。唯有程式化、慢節奏、淨古裝的京劇不敢光顧。

不看影劇時，也經常看書到半夜，涉獵中國封建社會的四大名著和眾多非名著、以及歐美資產階級經典作品和蘇聯修正主義的“解凍”文學。

以後在高中入團和大學入黨時，我都不斷地檢查自己當時所受到的“封資修”影響，即封建階級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修正主義的三和路線（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其實質就是用人性論取代階級論。檢查歸檢查，影響卻是根深蒂固的，似乎已經溶化到血液中，滲透到骨髓裡，它左右著我今後的人生軌跡。1984年在中央組織部整黨匯報時，大家都說自己受左的影響較深，唯獨我說“自己思想裡右的東西比左的多”，這令一些具有反思精神的人感到很慚愧。（見崔武年著《我的83個月》，34頁，香港高文出版社，2003年。）

“文體不分家”，我的文藝生活豐富多彩，體育活動也必不可少。困難時期，學校解散了體育運動隊，我們初中乒乓球隊也自動消亡。自發性團隊式運動本來就少，十多人的足球隊很難湊齊，我是不足一米六的矬人，五、六人的籃、排球隊的大個子們也不願意帶我玩。我從事的只能是個體性運動——游泳和滑冰。

夏天去北京唯一公開開放的什剎海游泳場，那裡有三個游泳池，蘑菇池半米深是小孩戲水的樂園；50米長的標準池人山人海，既像煮餃子似的，又像個超大浴池，是主要的泳池；我能游100米後考取了深水証，立刻離開了這餃子鍋，奔向跳水池。

跳水池水深三米，有跳板和跳台，開始當然是在一米跳板上蹦蹬，跳入水中也潛不深，很快就不過癮了，躍躍欲試新的高度。三米的跳台對初中小孩是非常高了，第一次上去，向下一看，頭都有點暈，閉著眼睛一邁腿，也不知怎麼就稀裡糊塗、四腳朝地掉入水中。同伴們恥笑我，指點我應該像運動員那樣頭向下入水。初生牛犢不怕虎，我為了挽回面子，再次蹬上高台。頭向下、雙手前伸、雙腿彎曲，作出優美標準的跳水姿勢，雙腿一蹬、躍向空中。說時遲那時快，啪地一聲，我前胸猛拍水，整個人平入水中。上岸後，胸脯都紅了，疼痛好幾天。從此至今，在高台上我只敢跳“棒冰式”，即頭上腳下“立正姿勢”入水。但這也有好處，潛得深，可以直接入水兩米多，再向下潛游幾下，就能觸到3米的池底，然後沿著池底潛游到距離上岸扶梯最遠的池邊後升出水面，最後再順著池邊在只有幾個人的泳池中暢遊半圈，到扶梯處上岸。這特別愜意、很有趣味。跳水池只讓跳水，不許長距離游泳，避免被跳水者砸傷游泳者。我這樣先像深海魚潛泳，後似黃花魚溜邊，就能躲過救生員的督察。幾個水性類似的同伴也學會我的伎倆。泳池半月換一次清水，聖人曰“水至清則無魚”，跳水池卻是“水至清則無人”。水清後，救生員一眼望穿夏水，我們無法故技重施，況且新水不到20度，冷池不是久留之地。沒幾天，我們就又渾水摸魚了。

作為國慶十周年的獻禮項目，北京又先後建成陶然亭和工人體育場兩個公共游泳場，地方遠些，人也少些，標準泳池由“煮餃子”變成“下餛飩”，清爽多了，跳水池設施新、條件好，其它輔助器材也高級。喜新厭舊的我轉向新歡，在那裡也教會了弟妹們游泳。

但是，現在我懷念的仍然是什剎海，那是我學習游泳的啟蒙地，在那個大浴池裡第一個暑假喝的“餃子湯”，比我一輩子喝的髒水都多。什剎海天然野泳湖是我堅持冬泳，後來也強迫兒子冬泳的場所，一直到我出國。她是我的“井岡山”，從這裡啟程，我幾乎游遍祖國的江河湖海，北起松花江、南到萬泉河，西從青海湖、東至渤、黃、東、南，中國四大海。從什剎海開始我先後游過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也在北極圈內的江湖中凍泳。在國內，我在中直機關游泳比賽中獲過獎。半個世紀後，在美國南加州華人游泳運動會上得了幾枚金牌。

游泳是平民的運動，5分錢的門票、5角錢的泳褲誰家出不起？滑冰可是貴族的活動，一雙冰鞋就要青年工人半個月的工資，百姓幾家出得起？我當然要趕這個時髦。我是長子，父母還是捨得花錢的。半大小子精力過剩，寒假滑冰還算正經事兒，總比無所事事、無事生非好。將來腳大了鞋小了，還可以弟妹繼承，也不浪費——我的不孝想法。

我滑冰開始的地方，就是電視劇《夢開始的地方》中陶虹所說的：“五湖的水，四海的水，不如什剎海的冰場美。”游泳場四周有圍牆，游泳時臉又向下，無法欣賞風景。無遮攔不收費的冰場就不同了，周圍真美！我理工男，無文學細胞、筆拙不會形容，你看看名詞《沁園春•雪》就知道“北國風光”“分外妖嬈”了。什剎海泳場和冰場，你讓我嗆了多少水、摔了多少跤？半個世紀後，我仍然懷念《陽光燦爛的日子》（姜文）在那《血色黃昏》（老鬼），在這裡《玩的就是心跳》（王朔）的《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葉京）。軍隊大院的知青作家大都鍾愛此地，他們在上述作品中不厭其煩地講述著文革時什剎海冰場的風流軼事。

文革前的什剎海可沒有頭戴羊剪絨皮帽、身穿國防綠軍裝的軍幹子弟們，拍婆子和叉架的情景。那時的滑冰者和風景一樣美，傻蛋的我不會滑，陌生的老師主動教導；笨蛋的我摔了個狗吃屎，許多人搶著來攙扶。這裡美中不足的是周末人太多。我會滑之後，周末就花5分錢進對門的北海公園，到另一個海上去滑了。初級冰者用花樣冰刀，中級的用跑刀，高級人士是冰球刀。我所謂會滑也就是用花樣刀而已，並且像《解放軍進行曲》第一句那樣，“向前，向前，向前！”不會倒退，更不會玩花樣了，真是有辱花樣刀的美名。上高中興趣變，不再滑冰。到歐美後，改滑雪，別有一番風情。

2-9 天安門前歡迎外賓

北京二中是重點學校，又距長安街不遠，所以我們初中的少先隊員這三年是天安門廣場的常客。那年頭別看我國挺窮，朋友倒不少。去廣場列隊歡迎外國政要，每年都有個十次八次。

初一時，新鮮好奇加之“菜鳥”聽話，每次都認真熱情，高舉鮮花或小旗死勁搖動，梗著脖子大聲吼叫：“歡迎歡迎，熱烈歡迎！”外賓車隊過後，胳膊酸疼了、嗓子沙啞了。穿著整齊的隊服和白球鞋疲憊地回家時，中院裡的小學生又把我像外賓似的迎接，小屁孩兒們圍著我問長問短，搶我手中的殘破的鮮花或彩旗。頓時，我忘了酸痛沙啞和疲憊，儼然也成為要人，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初二時人皮了、身也疲了，粗俗地說開始“當和尚撞鐘”了，用台灣話說是“摸魚”了，文雅地說是濫竽充數。就像“山寨版”《海港之夜》唱的：“手臂你輕輕地搖，喉嚨你低低地喊。”同學們從初一時對中外領袖的崇敬，進化到議論起黑黃白各種膚色夫人的儀表容貌和服飾裝束了。

初三時，煩了！與蘇聯東歐交情掰了，外賓中漂亮的白太太少了，黑娘娘多了，沒意思了。十年國慶時，從不迎賓的偉大的毛主席都見過了，其他不太偉大的國產領袖，見幾次也就審美疲勞了。和尚廟男二中情竇初開的少男們，對站在旁邊女十二中的美少女更感興趣，對她們指手畫腳評頭論足。散會後，更有膽大妄為者前去搭訕，要護送美女回家，當然被她們女生嚴詞拒絕，更被我們男生恣意取笑。

2-10 建國十年國慶遊行

當年，每年國慶都有軍隊閱兵和群眾遊行。少先隊遊行的主力是初中生，初一“菜鳥”剛升中學一個月，還來不及訓練；初三準備中考，就不麻煩“老大哥”了；初二學生義不容辭當仁不讓。1959年9月1日，開學了，也就開始遊行訓練了。上午上課，下午訓練，一周兩三次，一次一兩小時，不累。起初本校學生在學校操場，後來東城幾個學校在東單體育場合練，好像沒有到天安門前彩排過。

司局級幹部，每年都可到天安門旁的觀禮台觀禮閱兵和遊行。我非常羨慕父親能經常見到天安門上的毛主席。（某年，父親從東北趕回，小有不適，未帶病觀禮。我心裡埋怨他覺悟不夠高！）今年我也行了！9月30日晚我興奮得很晚才入睡。

10月1日天不亮我們就去學校集合，由大巴拉到前門，走到天安門廣場中間的指定位置，時間是早7點，在我們與天安門之間已經整齊地排列了受閱部隊。中秋時節北京的清晨還是挺冷的，我們在白襯衣裡面穿上毛衣、藍褲子裡穿著棉毛褲。大夥兒坐在地上打撲克、下棋，也有人和旁邊女校認識的女生聊天。

1961年初中畢業。

8點發早餐，一個麵包兩個雞蛋，飲料是臨時接上的自來水管裡不曾被污染的水。（小中大學，三六一十八年，我在校園中一直喝自來水，身體異常健康。後來、現在，飲瓶裝水，身體反而差了！）地面撬起一些鐵地磚，四周圍上帆布就是廁所，我們想要“方便”，還真是方便。

9點集合排隊，每人發一束花，不能隨便走動了。南北方向一隊二三十個人。我個子小首次具有優越性，排在第二個，看閱兵和遊行挺清楚。東西向是男女間隔，左右都是女生，說是不許說話，誰管得了？前後談話不方便，左右聊天可就太自如了。我立刻就和旁邊的小女生假裝認識了，10點以前我們吹牛侃大山，以後評論閱兵和遊行，三個多小時與女生說的話，比前十年還多。到工廠後才聽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但當時我就親身體會到“男女聊天、站著不累”。散會後，我們沒有各奔東西（只許西行），而是共向西方，但是彼此立即翻臉不認人，開始遵循祖訓“男女授受不親”了，男生一幫、女生一夥西行漫遊去了。我們的“半日情”就此結束，我現在怎麼也想不起左右漂亮女孩子的模樣了。

10時，北京市長彭真宣布，國慶典禮開始。9月才取代彭德懷的新任國防部長林彪元帥在北京軍區司令楊勇上將陪同下，乘紅旗牌閱兵車檢閱了廣場和東長安街的部隊。小時候在東北，老聽父親用崇敬的口氣說，“又聽了老首長（其實是他首長的首長）的報告，東野（四野的前身，當時全稱是東北野戰軍）的林總如何英明。”上學後，又知道林總真能打仗，東野從黑龍江打到海南島，解放了大半個中國。東北的幹部子弟，都愛說“我們東野”，都崇拜“我們林總”。今天真見到了心目中的大英雄，真是興奮無比。平日，二中的“北京土著”老譏笑我口音中有“苞米茬子”味。現在，我驕傲地大聲告訴周圍的男女同學：“這就是我們東野的林總！”還神氣地補充：“我從小就被他抱過！”捎帶著、假裝不經意地告訴他們：“那檢閱車是我們東北長春汽車廠製造的！”——可給我們東北人提氣了！

隨後閱兵開始，老師說一共有35個方隊。第一個是軍事學院方隊，因為全是軍官所以我記得（小孩對官銜特感興趣）。兩位少將帶隊，學員們身穿海藍色陸軍校官禮服，佩帶金黃色肩章。15個徒步方隊中，海軍身著白色水兵服，頭戴黑色飄帶水兵帽，手持半自動步槍，刺刀閃閃發光，讓我羨慕，心想將來若參軍就當海軍，反正我會游泳淹不死。接著是14個車輛方隊，我最感興趣的是履帶牽引車拖著的各種大炮和近百輛坦克，我興奮地大喊，看大坦克！身後的“兵器通”小楊立刻糾正，不大！是國產五九式“中型”主戰坦克。我頓時泄了氣，再不敢亂議論。這時，東面天空上傳來雷鳴般的轟隆聲，像閃電一般，由東向西飛馳而來6個空中梯隊的一百多架飛機，它們排著整齊的5機編隊，令人目不暇接。小楊指點我，這是轟炸機、那是國產“殲5型”殲擊機。

後來才知道，這一個小時的閱兵創造了許多記錄。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閱兵，是林彪唯一的一次擔任閱兵首長。受閱官兵人數最多，達1萬1千。準備時間最長，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就發文籌備。是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的最後一次——此前每年國慶都閱兵，1960年困難時期，中央決定改革國慶典禮制度，規定“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逢大慶舉行閱兵”。1969年20年大慶和1979年30年大慶，是在文革中間和文革剛結束，當然不能實施“大慶閱兵”的制度；1989年更不能幹這事兒，大家都明白；直至1999年50周年才恢復“大慶閱兵”制度。我有幸現場親眼觀看這次空前規模、絕後40年的“十年一大慶”的大閱兵，終生難忘。

鄧小平在1984年，破制度開先例，在建國45年的“小慶”時，空前絕後地舉行閱兵。以前歷次閱兵，軍委主席毛澤東都在天安門上觀看，坐車直接實地閱兵的首長是國防部長，如彭德懷和林彪。鄧以軍委主席身份空前不絕後地擔任閱兵首長，為他以下各代“核心”創造了絕好的表現（表演？）機會。小平不愧為偉人，似乎有先見之明，料到1989年不能有慶典，搶先在他鼎盛的1984年搞個大慶典，得到北大學生的讚頌標語“小平你好”！5年後，同樣在天安門廣場，同樣是北大學生，同樣是標語，只是在後面加了一個字——“小平你好狠”！

書歸正傳：11時，閱兵式後，70萬群眾舉行了空前盛大的遊行。三面紅旗是主題，“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和“人民公社萬歲”的標語鋪天蓋地比比皆是，“10年超英、15年趕美”的口號此起彼伏震天價響。大小彩車上的各種模型格外引人注目，我最感興趣的是大煉鋼鐵的高爐平爐（我們學校就有）和公共食堂的可口食品（中午餓了）。五彩繽紛的文藝大軍中的美女和體魄健壯的體育大軍裡的俊男，特別吸引小孩的眼球，明星和健將中有許多我們崇拜的偶像，小粉絲們興高采烈指手畫腳。我最同情站在汽車高台上的跳水健兒，只穿三角泳褲迎著秋風，似乎凍得直哆嗦。而我們穿著毛衣秋褲，在密集的人群中揮動花束大喊大叫，滿身是汗，真想和他們中和一下。

其實，最最讓我幸福激動的是：我親眼看到了日思夢想渴望見到的、偉大領袖大救星毛主席。10點閱兵前，主席和中外眾領袖剛走上天安門城樓時，我們第一次看見他老人家，都手舞足蹈地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我過去寫過這個口號，好像沒喊過，這第一次確實是發自肺腑。老師事前囑咐過，開始喊口號不要太玩兒命，否則幾個小時下來，嗓子會壞的。我早忘得一乾二淨，激動地拚命大吼萬歲，要不是彭真宣布開會，嗓子肯定沒救了。1966年7月在人民大會堂裡、1966年8月在天安門上，我更近距離地見到他，但是激動的程度與年齡成反比，年齡大激動小；與距離成正比，距離小激動小。“吼口號”先變成“喊口號”，再成為“叫口號”。文革中期就是“說口號”了，文革後期就成了“啞劇”表演，只張嘴不出聲了。

閱兵結束後，主席有時進去休息，我們開始注意外國領袖了，儘管我們對這些社會主義的領袖也很尊敬，但是小孩還是很會發現特徵，準確評價——赫魯曉夫手拿大邊兒禮帽（我們叫卓別麟帽）向群眾揮手時，大光頭在陽光下格外明亮，好像都反光似的，真有老大哥的派。胡志明稀疏的頭髮、半尺長的山羊鬍子和瘦弱的身軀令人肅然起敬、感到和藹可親，“胡伯伯”名不虛傳，真像個好伯伯。與胡對比度極強的是非常富態的金日成，當時我國已困難了，聽說朝鮮挺富，看他們領袖的樣子，就知道人家不窮。

在上述元首們的兩邊，站著其他領袖。當時在西長安街全國總工會大樓的牆上，並排掛著毛劉周朱陳林鄧七位中央常委的巨幅畫像，這是北京、也可能是全國，唯一公開懸掛的七大常委像。我經常路過那裡，每次都肅然起敬，心中感謝他們領導父輩們浴血奮戰，帶給我們幸福生活。現在除了養病的陳雲外，他們六位都站在天安門上，向我們揮手致意，我由衷地感到無比幸福。（雖然那次沒能見到陳雲，但是十年後，我卻成為他們全家的朋友。）雍容華貴的宋慶齡和慈祥可親的董必武兩位國家副主席外形特徵明顯，特別容易辨認。十大元帥除彭德懷外，都身穿元帥大禮服，分外威武雄壯。後來得知，剛倒了大霉的彭接到請柬，覺得見到眾帥無話可說，故請假。

13時許，當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以後，一聲號令，廣場上十萬人以我們少先隊員為先導，一齊湧向金水橋前，向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和所有領袖歡呼致敬。毛主席在城樓上由東走向西，頻頻地向我們招手時，我近距離地看清楚了主席，興奮異常無比幸福，使出吃奶的勁頭，高聲大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我忘記了疲勞和飢渴，不停地歡呼雀躍，熱得滿頭大汗渾身濕透。

散會後，我到臨時廁所脫下濕淋淋的毛衣和秋褲，繫在腰間，頓時涼快輕鬆了。我們沿著長安街西行，南北路口都封閉了。一直走到西單才能向北拐，到西四才有公交車可坐。回家後，幸福感和興奮勁還沒散，急著想向弟妹們炫耀顯擺自己的傳奇經歷。爸媽催著我先吃飯，我就吃了飯。俗話說，“餓了發呆、飽了發困”。誰知我餓時沒發呆，吃飽後還真困，一覺睡到第二天清晨。

初中畢業時，音樂老師皇恩浩蕩，讓只有四個音的我，成績首次從3分升為4分，我也就撈了個“優良獎章”。（北京市規定，中學生主科5分、副科4分，可得優良獎章。）北京二中很想讓我升本校高中。原因是我雖不用功，但有點小聰明，加之學校“幹部子弟”不多。父親不理睬二中領導的暗示——即使中考不好，我也可升本校高中。他為了挽救渾沌的我，決定令我考入“深具革命傳統，准軍事化管理”的101中。讓我重過幹部子弟的住校生活，以期痛改初中三年平民子弟般的自由散漫之前非、重新做革命接班人。後來妹、弟也步我後塵進入101中。

父親對我人生軌跡干預不多，逆我意願僅此一例。生育養育教育我的父親已逝去多年。我以為，對子女的生育是偶然，養育是必然，教育則是使然。父親對我教育的最得意之筆，就是讓我享受了101的教育。

第三節 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101中

2-11 革命傳統與突出政治

北京101中學始建於1946年3月20日。

1945年日本投降後，共產黨從日軍手中解放（其實是和平接收）了唯一的省會城市——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市，46年初建立了共黨的第一所正式中學。後因國軍進犯，該校隨共軍撤離，輾轉於太行山區，建國後進京，是共產黨在解放區創建並遷入北京的唯一的一所中學。經周恩來總理特殊批准在荒蕪的圓明園南部建立校園，命名101，寓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並作為校訓。1953年，周總理到校視察，告誡幹部子弟不要做“八旗子弟”，成為校史佳話。1996年50周年校慶，江澤民特為題詞：“繼承發揚革命傳統……”，更強調其革命傳統。

郭沫若作詞、李煥之作曲的校歌，自豪地唱道：“我們是革命的兒女，我們在風暴中誕生，醞釀著優越的本領，鍛煉著不屈的精神。一零一，一零一，你是永不自滿的象徵，祖國需要我們，我們要排山倒海地前進！……”一所普通中學的不普通的校歌，充滿著革命的激情和重大的責任，也顯示其優越感和特殊性。校友中可稱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曾慶紅、李鐵映、劉淇和廖暉等，還有“朝為領導人、暮成階下囚”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

學校離城裡很遠，但周末不允許家長用小汽車接送孩子。舉行家長會時，也沒有見到過車水馬龍的盛況。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太雷的遺孀王一知是101的校長，她曾在全校大會上說：“我們這裡不容許中將的孩子享受少將的待遇，你們都是士兵待遇，大家都是革命大家庭的普通一兵！”學校更教育幹部子弟絲毫不能有特權思想——類似現在“我爸是李剛”的那種，而只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校門兩側用大字鐫刻著黨的教育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毫不誇張地講，她確是全國學校中貫徹教育方針的典範。

101中以蘇聯蘇沃洛夫少年軍校為榜樣（受蘇聯小說《紅肩章》影響），實行准軍事化的管理。起床熄燈吹軍號（由學生軍樂隊負責），三餐吃飯時各班排隊邁著整齊的步伐、唱著雄壯的革命歌曲進入飯廳，和在軍營裡一樣。特製的校服是沒有肩章的蘇聯軍校校服。男剃光頭、女留短髮，畢業生以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為榮。101的政治氛圍在全國的中學裡首屈一指，與教務處並列設置思想教育處，專門對學生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同學們都以思想進步和學習優秀的“又紅又專”為努力方向。每年校慶的校史展覽和校史聯唱，都是充滿激情的革命傳統教育，每年圓明園毀壞日在其“西洋景”遺址的團課，都是深刻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

如前所述：小學時，老師和家長的要求就是：“努力學習、遵守紀律。”我是學習不夠努力，成績還算可以；不如聽話女生規矩，但也不敢學“壞男孩”太調皮；混個功課好的乖乖孩，對得起老師家長、交差了事。初中時，喜逢“困難時期、勞逸結合”，只是半天上課，班主任一星期見不了幾面。我學習可以、不“大違反”紀律，更沒人管我。家長平日不在身邊，我吃喝玩樂、真是太“自由化”啦！剛到101中，就像社會上的“二流子”“小混混”進了軍營、甚至監獄，似乎時時被管制、處處受約束，渾身不自在，太不自由啦！整天盼著快到周末，回家舒服去。

而101的一切，都潛移默化，不！是“明移強化”著我的世界觀和人生目標。我在政治上“啟蒙”了，開始嚴格要求自己，將來接革命的班，使父兄前輩打下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身為幹部子弟，我首次有了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的意識。

2-12 生產勞動與艱苦樸素

學校有正式編制的生產勞動辦公室和勞動課老師，班幹部有勞動委員一職，每周的課程表有半天的勞動課。校園裡有師兄師姐們發揚南泥灣精神，開荒自建的20多畝農田菜地和果園豬圈等，供我們勞動磨煉。常言道“前人栽樹，後人乘涼”，101則是“前人栽樹，後人吃苦”。但我們都以苦為樂，以苦為榮。我們手上都有繭子，否則被人看不起。這些101特色也都是全國之唯一。

1964年高中畢業。

我印象最深的艱苦勞動是清理廁所。101沒有抽水馬桶，全是“旱茅房”。夏天臭氣沖天，進去“方便”一會兒都熏得難受。我們要打開糞池的蓋子，掏屎尿、推糞車，濺得滿身污穢，不覺其臭，引此為榮。冬日屎尿結冰，我們用鐵鍬鏟、鐵鎬鑿，三九寒天都累得滿頭大汗，濺起的冰碴曾劃破手臉，疼得要命。看到國家主席劉少奇接見掏糞工，我當時就覺得：真應該！

101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早晨6時起床，夏日晨曦微露，冬季漆黑一片。起床號一吹，我們像聽到衝鋒號一樣從床上一躍而起，把被子迭成“豆腐塊”，衝到自流井洗漱。夏天冰涼的井水立刻驅散睡意，冬天覺得水挺暖和，但被寒風一吹就凍得直哆嗦。隨後是集體早操和個人晨練，風雪無阻。7時，按班排隊唱歌進入飯廳早餐。三餐都是值日生分好的固定飯菜，餐前沒得挑選，飯後不能剩餘，當然是站著吃。飯後是必須參加的早自習。上午四節課後是午餐，和所有的學校相同。不同的是飯後一個小時的午覺雷打不動不睡不行，室外有生活老師巡視，室內有生活委員管束。勞動、運動、午睡，101中培養的三大習慣，我是國內國外“兩國一制、50年不變”。過去老外批中國人午睡，懶惰！現在科學發現午睡好，都讚華人，聰明！

下午兩節課後是體育鍛煉時間，教室清空，操場人滿。101的教室宿舍大都是平房，生活設施簡陋。但是體育設施“奢侈”，老校友們修建了當時中學少見的有足球場和400米跑道的標準運動場，挖了大學都少有的游泳池。校園北面遼闊的圓明園遺址更是我們中長跑的運動基地，我是每天一小圈，到福海邊兩千米，三天一大圈，繞著福海跑五千多米。晚飯前後各一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共青團員找非團員作思想工作，我入團前被找、入團後找別人談政治。有時，大喇叭廣播麥田需拔草或蔬菜要收割，我們就跑去自願勞動。這自由時間也體現了101貫徹為政治服務和與勞動結合的“教育方針”的自覺和主動。隨後的兩節晚自習才是我們認真學習的時間，我作為學習委員，也經常幫助同學，小聲解答他們的疑難。冬天兩位值日生不上第二節自習，回宿舍生火，若煤球爐燒不好，半夜被凍醒是常事兒，但是不會挨罵，誰不走麥城？下次將是你！晚10時熄燈號吹過，各屋燈滅聲歇結束我們“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一天。

101中，特殊的普通中學，她是戰爭年代革命集體主義的延伸，是王蒙《青春萬歲》時代理想主義的繼續，是黨的教育方針的絕唱。

初中三年，自由散漫無拘無束的走讀生活慣壞了我。進入“四嚴”的101中（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對這種准軍事化的集體生活，我由反感到適應，再到認同和喜歡。整個大學時代我都剃光頭，就是其外在表現。101艱苦樸素的作風、自強不息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意志、堅定不移的信念以及極艱苦的集體生活和高強度的勞動鍛煉，這一切徹底改變了我。培養和鍛煉了我的頑強意志和強健體魄，這種磨煉終生受益，為日後艱鉅繁重的工作和艱難困苦的生活的挑戰作了充足的身心準備。

2-13 回憶與反思、感恩與懺悔

2011年，是我們進入高中50年，又恰逢101中建校65周年。同班同學擬編寫回憶文集。約稿推辭不掉，草此一文：《回憶與反思、感恩與懺悔》，節錄於下——

（一）回憶與感恩

高中三年，15—18歲，人生重要的里程碑。101中的養育讓我在體智德諸方面良好發展，不僅使我在步入成年時三方面都有較高的起點，也賦予我終生受用不盡的精神財富。

（1）體育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昔日革命和工作，是我最重要的資本；如今不革命不工作只生活享樂，更是重要的老本。故先論體育。

北京二中的初中三年，困難時期勞逸結合，停止了體育鍛煉。體弱易病的我，經過101中的千日錘煉（體育鍛練與勞動磨練），不能百煉成鋼，也千錘成鐵。大學盛傳“清華一條蟲，出去一條龍”之說，我不敢苟同，君不見社會上的清華之蟲比比皆是。在體育方面，我只能算是101的一條蟲，但畢業後在大學和社會上，我卻是香港最著名的演員——“成龍”了。

大學——首節體育課，老師指導雙杠上的雙臂屈伸。很多同學歪歪扭扭才能作幾個。輪到我時，卻輕鬆標準地展現。此時有人找老師談事，過了很長時間，他猛回頭驚訝地發現我還在不停表演。老師叫停我，注視我的光頭，“你是101的吧？肯定會騎自行車，我是自行車隊的教練，你來吧！”我就這樣被“請進”擁有運動健將的清華自行車校隊。

工廠——大學畢業當工人，我可以兩臂各夾百斤水泥，輕鬆運送。“工人三班倒，班班見領導”，原意是三個班都應有車間副主任跟班。我任主任時，每個班都跟四五小時，長期每天工作十幾小時。高中的鍛練傳統、大學的繼承光大，是我五年中，從工人爬到縣團級廠長的物質基礎。

近期——2007年在西藏五千米高原，活動量比年輕的導遊還大，無高原反應；2008年更新駕照，從西四環到通州車管局，往返150里，半天騎自行車輕鬆來回；2009年美國首發豬流感，不回國是愛國，假裝愛國一次；2010年與同學自如攀登北京最險要的、曾摔死數人的箭扣野長城；現在65歲的我，每天兩三小時的乒乓球，然後游泳近千米。

1964年夏，高中畢業合影。前排正中為張太雷烈士的遺孀王一知校長。本書作者正巧就在王校長右後。

（2）智育

初中時，無知少年只知玩。101使我“認真”完成了高中三年學業。此前我從來未認真學習過，是母校的師長和同學的言傳身教改變了我、提高了我。當年清華考分最高的工程物理系（當時中國還無原子彈）150人中，就有我班三人、咱年級五人。這個奇跡，完全歸功母校的智育教育。

101的圖書館，學校東北角孤立的小平房，室內與屋外同樣人流稀少，人文期刊與科學雜誌同樣豐富繁雜。體育鍛練後至晚飯前，我經常在此流連忘返，廣泛瀏覽各種報刊，如每期《新華文摘》都是從首頁的社論看到末頁的漫畫。此處是我社會學科和人文知識的啟蒙處，閱讀多元化和愛好廣泛性的發祥地。日後我能大跨度轉變專業和職業，由“專家”輕鬆自如地淪為“雜家”，也得益於此。

101的課外興趣小組是母校素質教育的一大特色，它絲毫沒有當今應試教育的功利性和教育商業化的銅臭味。我是數學小組組長和物理小組組員，受惠有三：1、指導老師的開導點撥。（他們太辛苦太可敬了！）2、同學組員的切磋啟發。（他們太刻苦太可愛了！）3、周末和假期講座，聆聽大師教誨。三年中幾乎聽遍了華羅庚等所有著名數學家、周培源等所有著名物理學家，為中學生所作的深入淺出的學術講座。母校興趣小組賜我的有形收穫是北京中學生數學競賽和物理競賽的兩個小獎，無形收穫則是我終身遵循的科學態度和求是精神。

（3）德育

對於非常重視德育的母校，所有同學在畢業時，無論身體強弱學業優劣（二者皆受先天影響、必有差異），革命覺悟和道德質量都有很大提高。從毫無革命傳統的初中進入具有深厚革命傳統高中的我，無疑是政治起點低，思想改造難。幸好我的家庭還算有點革命傳統，我還是可以教育好的。在母校革命風氣和政治氛圍的嚴重熏陶下，在老師和同學的熱情幫助下，我進步了，我入團了。

101中使我樹立了做革命接班人的使命感（早已放棄）和為弱勢群體服務的信念（現更堅定）。母校教會了我真誠，真誠的使命感和信念及其外在表現，使我中學畢業一年後就入了黨。

（二）反思與懺悔

人，真誠的人，應具有感恩精神、懺悔意識和反思能力。對於上述母校賜予我的一切，幾十年來，我一直深懷著虔誠的感恩之情。同時同樣，一、母校對於某類同學的不公正對待，我也一直深感不平、耿耿於懷。二、我主觀上自覺地幫助非幹部子弟，劃清界線和改造思想，客觀上不自覺地壓抑了他們；我也一直懺悔不已盡力彌補，儘管沒有任何同學當時和日後，對我流露些許指責和絲毫不滿。

（1）出國留學

畢業前夕，國家選派首屆外語留學生，學校只指定幾個幹部子女。我向校長反映：我英語差不適合，班上其他“一般子女”更勝任。答覆：“你們最可靠，要服從組織。”我相信了，我服從了，我心不甘、情卻願地進入出國集訓團。在那裡我發現“兩個大部分”：一、各地的凖留學生，大部分是一般子弟；二、他們都是團員，但大部分人遠遠不如101的團外群眾。對於前者，我已盡力而無效。對於後者，我寫信給班團支部，建議吸收所有申請者入團。起了點小作用，發展了幾個，但還有一些好同學未能如願，並非巧合，他們都非幹部子弟！看到清華的芸芸眾團員，我更後悔自己覺悟晚、行動遲，對不起中學未入團的同學。

（2）畢業高考

1964年，極左思潮“激情燃燒的年代”，在較左的101中，畢業生們由於自己的學習成績，更由於父母的“階級成份”，自願或被迫地踏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們被分流了！

由於在上述“兩個由於”中，我都佔了便宜，便得以混跡於清華。在清華，也許是在全國，最機密的研發原子彈的工程物理系，也有“黑五類子弟”！這個“驚我”的發現，不得不讓我反思——具有悠久深厚革命傳統的101，太對得起同樣具有革命背景的幹部子弟。但母校和我，對得起沒有革命家庭背景的可愛的同學嗎？母校太革命了！她對“出身不好”的孩子太不寬容了！她的政治審查太認真、太嚴厲了！得了便宜的我，不能賣乖，我愧對吃了虧的同學。於是——

才華橫溢的王某，父親是民國縣長，他只能“主動”放棄高考，“自願”奔赴北大荒。我們勸阻未果，當時我的心情五味雜陳、至為惋惜。他離京前，我從清華，好不容易找到他在和平里簡易樓內昏暗的家，向他告別，為他送行。他年邁、體弱、寡居的老母親問我上哪所大學時，我第一次心虛聲弱地吐出“清華”二字。

聰慧過人的徐某，愛國父親徐璋本，棄美回國，清華任教，不幸繫獄；“不識相”的他高分落榜實屬必然。我到他家中，看望問候安慰，希望送給他一絲溫暖，減輕我半毫負疚。第一個暑假，頂著烈日，我從靠近西三環的家，騎車穿過整個北京城到東三環外，徐當瓦工的房管所。平時我從不戴校徽，那天破例戴了，就要讓工人們知道徐有清華的好朋友。我對師傅們說：“徐比我聰明智慧，比我勤奮好學，就是隨著倒霉老爹也倒霉了。”工友們夠哥們：“明白你的意思。小徐人不錯，放心！我們會對他好的。”幾年後徐父出獄，我第一時間帶著禮品，去他家拜訪致意。——畢竟是我們的父輩錯整了人家！

當年鑒於男女有別的潛規則，我對一些女生的遭遇不甚了解。事後得知，也只能深表遲到的同情和愧歉之意。她們都贊同我的認定，知青所謂的“青春無悔”，其實是青春無奈！我只能對她們說，對任何個體的不平等處理，都是我們全體的恥辱和悲哀，都是對全社會公平正義的踐踏！

（3）思想改造

社會上有多少個階級階層，學校中就有多少種“子弟”。在眾多子弟中，被經常自稱和他稱的只有“幹部子弟”——這個肩負特殊重大使命的群體。

革命幹部要打擊階級敵人，幹部子弟就要幫助出身不好者，與家庭劃清界線。革命幹部要改造知識分子，幹部子弟就要幫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愚昧荒唐時代，這是天經地義的鐵律，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複的殘酷悲慘的現實。

國家極左，領袖負責；學校左傾，領導有責；班級之左，責在我們幹部子弟。因為，我們的三任班主任都不是黨員，班內的政治思想工作基本由幹部子弟為主體的學生幹部負責。我最近得知，當年的語文老師曾說：“別的班左，左得可愛；你們班左，左得可怕！”更令我汗顏。

我主動熱情地幫助出身不好的同學，讓他們與倒霉的家庭劃清界線。——“養兒方知父母恩”，我為人父後才知：“天大地大不如父母恩情大，爹親娘親比神馬主席和黨都親！”父母的養育之恩，血濃於水、血緣濃於一切的親情怎麼割得斷、劃得清？對人的感情和精神最殘酷地壓迫、摧殘和扭曲莫過於與倒霉的親人“劃清界線”了！

我積極誠懇地幫助中間出身者，提高其政治覺悟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人種存在近百萬年，人類文明近萬年，趨利避害和善惡並存的人性，沒有也不會改變。政治覺悟和階級思想等所謂“大節”都是臆造虛構的精神桎梏和政治凶器。君不見政治覺悟最高的副帥摔死異鄉，無產階級思想最純的旗手吊死獄中。客觀存在並應該重視的道德質量，即所謂的“小節”卻被極端忽視。

生產力、生產品和思想覺悟“三個極大提高”的共產主義太好了。但是，覺悟不會提高的醜陋的人類，不配進入那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高尚的天堂。——無論什麼黨在前面用胡蘿蔔領導，在後面用大棒鞭策。

當年喊得震天價響的“做革命接班人”，似乎是幹部子弟的專利，對其他人只能是有形或無形的壓力。上述一切，在客觀上不自覺地壓抑、壓迫了其他同學，使101中的他們比在其它一般學校，更不自在、不自如、不自由。

（4）懺悔與補救

文革初，我被推選為清華紅衛兵校總部委員。某同學的父親，建國後首批海歸愛國教授，其所在系的紅衛兵，抄其家、抓其人。我得知後，立即施以援手。清華紅衛兵幹了不少壞事，我只能制止九牛一毛，錯責難卸。

文革後，我班同學第一次聚會。我說，儘管沒有被授權，我願意代表幹部子弟向其他同學誠懇深切道歉。爾後又屢次多邊雙邊、公開私下表達歉意。

到中組部後，我更願意幫助“非幹子弟”升遷，因為他們的仕途更不易。例如1983年參與調配北京局級領導時，藉機到公用局，建議提拔李某為副局長。

一貫追求進步的汪某，文革初在批鬥被四個偉大點名為壞人的冶金部長時，推搡此人。文革後要把造反派頭頭“記錄在案”，控制其入黨和提幹、讀研和出國。鋼鐵學院把汪報上。我找他們說，“首惡必辦、脅從不問，領袖點名、小將奈何。汪父只是礦院副院長，要是高院（最高法院）正院長，你們還敢記錄嗎？（當時，主席元帥子女當頭頭都不記錄）”汪得以倖免漏網，後順利國內讀碩、赴美讀博，發明兩項專利。

沒有背景的趙某，在深圳因離婚等“生活問題”出國被卡。我到廣州出差時繞道深圳幫助疏通，使其順利赴美。

88年在康華公司，王某讓我把他的學生先調進康華，待聯繫好，再放行去美。平民子弟出國難，我照辦。

（三）滄桑半世紀，風雨五十年

令我欣慰的是，當年，無論大小政治氣候如何風雲變幻，我們班同學的關係總體是融洽和友好的。現在，其友誼恰似美酒，越陳越香濃；其友情正如香港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

更令我欣慰的是，目前，儘管還差強人意，但時代畢竟前進了：我們的子弟、子弟的子弟，再也不會被人為地劃分為某某子弟，並因此被無端地剝奪某些政治權利和教育權益。政治民主尚待時日，政治平等初見曙光。

讓我們共同祈禱和期待，祖國母親的、所有像“早晨八九點鐘太陽”一樣天真可愛的孩子們，“一個也不能少”地，早日真正沐浴到八九點鐘太陽的和煦溫暖的政治光芒！

（四）後記：我的旗幟上寫的是“常識與良知”

有幾位同學看了此文初稿，不解：“你一帆風順，何以有如此反思與感受？”答曰：真正的人應該超越自我境遇。

“公共知識分子”一度成為熱門話題，定義眾多，無一定論。我則認為他們應是關注與自己無關之事的人，即管閑事的人。管閑事的利器就是常識與良知。每年回國前我都問親友：需要什麼？答曰：外國有的中國都有！我以為，現在中國似乎什麼都不缺，惟缺良知與常識。讓我們共同喚醒良知、普及常識！

“撥亂返正”是文革後最響亮的口號，它似乎只針對十年文革。我以為，對所有的亂都要撥過去、對所有的歪都要正過來，對文革前17年更要如此。因為，17年是毒因，文革是苦果。在智慧才學方面，自高而低的膽識、見識、才識、學識、知識、常識，對領袖到草民，有不同的要求。但在社會生活的基本和基礎層面上撥亂反正，最初級的常識足夠。分辨階級論與人性論、政治覺悟與道德倫理的是非真偽，無需高深理論和淵博知識。正常人的常識都可以分辨出——所謂無產階級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生活觀、苦樂觀、戀愛觀等等的荒謬可笑，基於人性論的心理學、行為科學以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理論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常識是理性的基礎，現在應該是恢復常識，用常識判斷一切的時代了。

孔子的立體塑像，竟然豎立在當年狠批他的領袖平面畫像的斜對面。時下，孔丘語錄《論語》比主席語錄“小紅本”更時尚。讓我們也時髦一下，用儒家話語討論道德問題。我以為道德的頂線是“己欲達，而達人”，這是我等凡夫俗子向往而達不到的聖賢境界，是特蕾莎修女、比爾•蓋茨和慈濟等大善人的處事原則。道德不可逾越的底線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越位了就可能吃法律的紅牌。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平民百姓思維和行為的模式，即公民的良知。“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不平則鳴不需要赴湯蹈火的勇氣和兩肋插刀的氣概，只要我們秉承人的良知足矣。如果說，人性、人道、人權是真善美的試金石；那麼，良知就是真善美的基礎。良知是博愛的核心，讓中國也充滿愛吧！

（本文提到的幾位同學，當年在公開發表前徵得他們同意使用全名，本回憶錄只用其姓。——筆者注）

以上這篇回憶文章在同學中引起強烈反響。有聯繫的30多位同學中，20多人發電郵和短信讚賞此文。如幹部子女尚某說：“我非常喜歡你的文章，你用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步入社會後的感悟，用質樸的語言，對人生、對社會、對傳統、對道德、對未來進行了深刻的闡述，給我啟迪，令我深思和感動，甚至幾次淚花閃爍。經歷即財富，你的財富會伴隨你一生。”平民子女李某電郵群發全班：“真的讓我感動。有勇氣，敢於揭開人人都迴避的問題，敢於觸及事情的本質。中國的政治害了多少人！應該道歉的人還沒有站出來！你不必歉疚，那不是你的錯。”

但是，此書編委會中的四位局級編委卻有不同意見，在自費印刷的《不逝的青春——北京一零一中學1964屆高三一班同學成長記事》中，對我的文章，和諧了敏感詞語，磨圓了某些棱角，砍掉了整個“後記”。

為此，很多同學不平，我向全班群發《為什麼我的文章和當初大家看到的不同？》。我解釋說，“我在回憶錄中寫了，101中使我樹立了做革命接班人的使命感（早已放棄）和為弱勢群體服務的信念（現更堅定）。對大多數弱勢同學拍手稱快的文章，某些已經接了班的接班人，即局級既得利益者有意見實屬正常。”我感慨：“一個中國小民，在母國母校母班的回憶小集上，企圖刊登一篇發自肺腑的人生體悟、感激於恩惠者、懺悔於屈辱者的小文。它既不反對四項原則，又不違背三個代表；既無精神污染之嫌，更無自由化之虞。竟然掀起軒然小波。這是為什麼？嗚呼！哀哉！”

我的朋友、明鏡出版社總裁何頻，在美國我家的電腦上見到此文，認為不錯，刊於美國《明鏡月刊》2011年9月號。

第四節 清華大學極左的學生幹部

2-14 棄軍工、上清華、入黨了

101中以蘇聯軍校為榜樣，當然全部學習俄語。1961年高中新生六個班300人中，只有我們十幾個外校來的英語生，全在第一班。外語課時，我們在另外小教室學英語，其餘30多人在原教室學俄語。我的英語極差，英語老師曾公開挖苦我，“你數理化全校第一，英語可是全國第一，但是倒數的！”（後來我認為，我“五音不全”是聽力有問題，因此發音不準，“十聾九啞”嘛。）就這“倒數第一”的水平，高中畢業居然派我出國學外語，只因為我是幹部子弟（學英語的幾個“子弟”都去了），足見當時的政治明規則。我深愛數理化，厭惡美國話，但卻義無反顧地“棄明投暗”，足見我的政治高覺悟。

父母為我放棄理工科而惋惜，勸我慎重考慮；他們甚至表示，“你若不好意思，我去找校長拒絕。”我的好“意識”就是，“我是螺絲釘，任黨到處釘；我是一塊磚，讓黨隨便搬。”我毅然地告別了幾年來省吃儉用買下的幾百本數理化書籍，像革命時期的戰士，我自豪地義無反顧地奔赴黨指引的艱苦戰場——出國培訓團。

1964年8月，蘇共執意召開批判中共的國際會議，東歐諸社會主義小國奉命參加，我國當然不能再向東歐派留學生。凖留學生太多了，組織決定，不願出國學外語者可自由填報志願，高考B卷上國內大學。我立刻繼承101中傳統，報了哈爾濱軍工等幾所軍事院校。關鍵時刻，黨又來為我端正航向：“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是研發我國還沒有的原子彈的最重要系，寧缺勿濫還未招滿。你數理化基礎好，可先報此系，第二志願再報軍工。”黨的兒子當然要聽黨母親的話，於是我以培訓團最高分，考入清華錄取分數線最高的工物系。

1956年建立的清華最年輕的工物系，系主任一直由校黨委副書記何東昌兼任（1980年代何任教育部長），可見工物系的重要。清華當時的學制是六年，我們1964年入學，是64級；1970年畢業，稱70屆，叫0字班，一共150人，分5個班，我在物04班。為表示中國女性也可以搞原子能，招了12個女生，都在第5班。

清華大學的迎新大會上，兩個數字對我觸動很大。蔣南翔校長說：“今年清華大一新生1634名。”清華學生每人有一個學號，就像現在身份証號碼一樣，學生証和各種登記表上都印有這個號碼，我的學號是641634。啊，我是64級最後一名！但我暗下決心：我的表現一定要名列前茅！高教部長蔣南翔繼續說：“全國六億人，同齡人一千多萬，大學只招生十幾萬（忘了確切數字），你們是1％（再傻也忘不了）。你一個人上大學，99個同齡的工人農民幹活供養你。”過去我是為抽像的人民學習，現在我是為那99個哥們姐們學習。我再下決心：作又紅又專的大學生，一定要“對得起”沒上大學的同齡人！四年後，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進校，同齡工人們可真“對不起”大學生們了。當然那是在“戰無不勝”的思想指導下，也怨不得膨脹了的青年工人。

我這個“候補學生”入校時，學生幹部早已經選拔分配完畢，我當了一學期的白丁。是金子總要發光，是臭豆腐總要散味。在白丁期，我像毛遂一樣“錐入囊、脫穎出”。理想主義加上熱心腸，我得到老師和同學的普遍認同。第二學期，不用自薦，我就當選為班長兼團支部委員。第三學期我順利入黨。

“清華，工程師的搖籃”和“健康地為祖國工作50年”兩個口號，決定了文革前的清華學生的兩個共同特點，刻苦學習知識和堅持體育鍛煉。作為學生幹部的我，當然更為突出，不必贅述。下午課後，萬人空室齊奔操場；晚飯後，眾人到圖書館和自習室搶佔座位。這種場面在許多名人校友的回憶文章中不乏詳述，我不再重複。在上述共性之外，我的個性——大公小私的人生觀和極左教條的世界觀，則可稍費筆墨。

2-15 大公小私的人生觀

小學語文有篇課文，蘇聯衛國戰爭堵槍眼的英雄馬特洛索夫的名言，“讓人們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對我教育極大。這也成了我終生的座右銘。高中時學雷鋒的“對同志要像春天一樣的溫暖”，更是我的行動指南。例如——

大學生糧食定量30斤中，一半的大米白麵細糧，一半的玉米麵粗糧，同宿舍的南方同學對早餐的玉米麵粥還能勉強下肚，對正餐的玉米麵窩頭則難以下嚥。我把自己的細糧票和他們的粗糧票對換，讓他們慢慢適應窩頭。手錶和自行車當時是奢侈品，我的則是全班的公用品。你去火車站接親戚，手錶戴上；他到八大學院看老鄉，自行車騎走。最近，高我一級的張同學說，當年還用過我的自行車。看樣子，我的傻大方在系裡還小有名氣。我的邏輯：爹媽的一切都是人民給的，我的一切都是爹媽給的、當然更是人民給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理所當然。我的想法：我比雷鋒差遠啦！

下午課後的體育鍛煉，競爭性的球類活動比枯燥的田徑運動更富有趣味性，同學們當然都愛玩。作為班長的我，分配同學排隊去借籃排足球，僧多粥少，有時很不幸，球借光了；有時更不幸，借到最後的幾個球，場地已被佔滿。看到哥們兒們失望的表情，我決定自力更生。父母每月從他們的工資中發我20元“學資”，交完伙食費還剩5元零花錢。我每月省2元買個球，3個月下來，我們班闊了，我私人出資、集體所有制的籃排足三大新球都湊齊了。我們再也不用排隊去搶借全民所有制的舊貨。有球斯有地，各種球場任我們優先挑選，別的班未借到球、也不能空佔場地。但是好景不長，大約又是3個月下來，足球從水溝中撈出，沒曬乾發霉破了，壽終歪寢；由於和外系同學合玩，我班同學撤出後沒帶回球，籃球不知所終；排球更倒霉，原因不明地失蹤了。

我找哥們老師賈春旺訴苦。他開導我，“輕易得到的不會珍惜，付出了才會有責任。”於是，我強行攤派全班每人交一角錢班費，我出三元多，又買了三個球。我命令愛玩每種球類的同學選出一名“球長”，看管該球，丟了你就賠！球長們還真負責，也不知從哪裡找了紅油漆，在每個球上都寫了“物04”三個醒目大字。此後，球不再丟失損壞，直到文革還八成新。文革中，學生都沒人管了，誰還管球呢？它們理所當然地被革命的洪流沖進歷史的垃圾堆。

2-16 極左教條的世界觀

1964年暑假，偉大領袖毛主席與其侄子、在讀哈軍工的毛遠新（1954—60年在101中、1960—61年在清華，我的兩度校友）談話，批評了教育工作、特別是高等教育。我的大小兩位偶像之間的談話很快在幹部子弟中傳開，這與我的極左觀念不謀而合。儘管清華也挺左的，但是比101中右多了。我懷念101、向往哈軍工、不滿清華，大學期間一直剃光頭就是明証。

上清華第一年，我的極左言行與校方發生了兩件不大不小的衝突，它對我們雙方都影響深遠。

其一，大一上學期，《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表揚清華的文章，校廣播站在用餐時間反覆廣播，系黨總支還組織我們入黨積極分子學習討論。我對此舉極為反感，心想：“毛主席都批評高教工作了，你們還沾沾自喜！”但是小道消息登不得大雅之堂。在學習會上，我對系領導和校黨委宣傳部幹部說：“這就像有人誇獎我幾句，我寫在日記上，在班會和系會上反覆高聲朗誦一樣。請向學校領導反映，應該停止廣播，尋找差距改進工作。”會後，我的“念日記”之說被上達下傳了，校領導記我一筆黑賬，同學們再聽領導總結成績時，就說“又念日記了”！

其二，大一下學期，系裡發到班上許多宣傳材料，說是校教務處讓大一同學送回中學母校，動員高三優秀同學報考清華。我作為班長扣押宣傳材料沒有下發給同學，把一大包印製精美的宣傳品原封不動地送回教務處。我對教務處領導說：“中學畢業生應該‘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升學或就業），即使要升學也應該加強思想改造、認真複習功課，你們不應該干擾他們，更不能干擾中學的正常工作。”我又幹了一件讓同學讚賞、令領導反感的傻事。

大二上學期1965年底，工物系學生黨支部書記通知我，12月25日星期六下午，開會討論我入黨。他還玩笑地說：“西方聖誕節入中國共產黨，還挺有意思呢！”我鄭重嚴肅地正式要求會期延遲一天，在中國的聖誕節、毛主席的生日那天舉行。當時七天才休息一日，誰願放棄回城回家？我的有情有理要求當然被無情無理拒絕。一個高班的黨員還說，“星期日開會？異想天開！表決你入黨時，我肯定投反對票！”嚇得我夠嗆，提心吊膽好幾天。25日的支部大會上，按照潛規則我還是被全票通過入黨。那位高班黨員說：“入黨日期，你以後就填寫12月26日吧，沒人追究你。”隨後按照黨章規定的流程進行：上一級黨組織、系總支領導找我，例行公事地考察談話，系總支批准我為預備黨員，並報校黨委備案。

文革前我們工物系二年級一共發展了7名黨員，女生較聽話或曰政治早熟，12人中就發展2位，138個男生中只有5名黨員，不到4％。我能擠進這1／25，足見我之左之革命，但是也因為我太左，又差一點被校領導甩出黨門之外。

文革初，校黨委某秘書寫大字報揭發黨委負責學生工作的副書記艾知生：“破壞黨的階級路線，反對幹部子弟閻淮入黨。”這時我才了解，艾知生得知我入黨後，對我系領導大發雷霆：“念日記、反對動員中學生的閻淮？這種簡單化的小教條也能入黨？一年的預備期要加強教育嚴格要求，不改正就不能轉正！”當時我總結，戰國時期秦國是“遠交近攻”統一中國，我則是“遠攻近交”擠進黨內。我極左教條的世界觀得罪了遠遠在上的校領導，但他們鞭長莫及、只能放馬後炮；好善樂施的人生觀卻取悅了近在咫尺的同學和系裡的師長，他們決定了我的政治生命。80年代的廣播電視部長艾知生多麼左，可是當年他還嫌我左，可見我當時真是太左了！這麼左的人當然要歡欣鼓舞地迎接極左的文革了。

第三章　老紅衛兵頭頭的反思

——清華文革風浪四年（1966～1970年）

第一節 反校黨委，保工作組

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天然接班人——我們幹部子弟都興高采烈、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準備全身心投入這場興無滅資和防修反修的偉大戰鬥。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伯達和康老（當時我們這樣親切地稱呼陳伯達和康生）是我崇敬的馬列主義理論家，江青阿姨更是偉大領袖的親密夫人。我決心在他們的間接領導下，把文革進行到底。文革的疾風暴雨來臨了，身為中幹子弟的黨員，我既不可能是群眾領袖，又不甘於“混同於普通的老百姓”（毛澤東語）。不甘寂寞的性格決定我成為一個小弄潮兒。

革命時期，“一天等於二十年”些許誇張，但形勢瞬息萬變確是事實。因此，前三個月我用“大事日誌”的形式，重點回憶當時的思想和言行，即我的想法、看法、說法和作法，有關的背景盡量簡要。部分資料參考邱心偉和原蜀育主編的《清華文革親歷》（五七學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感謝邱、原二校友！

3-1 當了三天造反派

5月，蔣南翔校長在全校報告中，一再把教育領域的階級鬥爭說成是學術批判和教育改革，並強調學生要在鬥爭中改造自己。蔣的提法與毛主席同毛遠新的談話精神不符，我很有看法。在討論會上，我說：“這是抹殺階級鬥爭，是矛頭向下，轉移鬥爭的大方向。”

6月1日，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批判北大黨委的大字報。蔣南翔當天表態：“清華與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動思想的集中堡壘，清華是工科大學，教育改革成果巨大。”我私下議論：“清華是更高級的打著紅旗反紅旗。”

2日，清華出現一些批評蔣5月報告的大字報。同學說：“這和你的看法一樣，還不衝出去？”我答：“我這個預備黨員類似中農，上不如正式黨員，地主般的財大氣粗；下不如群眾，貧農般的無所顧忌；我這一畝三分地的預備資格，說沒收就玩兒完。”——為了政治生命，誰沒個人考慮？我按兵不動，以靜觀動。

3日，校黨委組織反擊，一大批“保衛校黨委、保衛蔣南翔”的大字報貼出。據校方統計，支持黨委與反對校黨委的大字報是一萬對七百。艾知生在黨員會上說：“57年反右用了兩個月，這次反擊只用了一個下午。”我暗自慶幸：未輕舉妄動、躲過一劫。

4日，一些盲動的同學被迫檢討，說自己“第一炮沒放凖”。我同情安慰他們：“和1957年不同了，一張大字報打不成右派。”

5日清晨，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女劉濤和賀龍元帥之子賀鵬飛等人貼出《黨委應採取積極態度領導文革》的大字報，震驚全校。蔣南翔反應真及時，上午立即召開全校大會，認真檢討並表示要積極主動領導運動。下午黨委乘勝追擊，組織“你這幾年的成長說明了什麼？”的討論，以証明其一貫正確。還讓實習工廠的師傅寫擁護黨委的大字報，用“工人階級說話了”壓制反黨委的師生。對這些做法我極為反感，但是還想“補台”，就向系領導反映：“這哪是‘主動領導運動’？完全是積極壓制運動，趕快改弦易轍吧！”

6日，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黨委又布置“小批評、大擁護”的大字報，以求“反蔣”和“保蔣”的大字報基本平衡，製造“革命”氣氛。如前所述，文革前我一直對清華很有看法，最近一系列文過飾非的小動作更讓我不恥，我忍無可忍，於是——

7日，我和閻承志、顧逸東、王國力等工程物理系二年級的四名幹部子弟黨團員，貼出我在文革中的第一張大字報《這是為什麼？》，內容是揭露批判黨委為壓制運動而採取的各種陽奉陰違的卑鄙做法。“反黨委”同學貼出大標語：“清華的聶元梓站出來了！”，廣而告之。

8—9日，反對我們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迎面而來。由於我們四個“中幹子弟”的家庭背景不硬，故被反擊力道極強，有罵叛徒的，有指責“你由極左淪為極右”的，還有警告“你預備黨員別想轉正了！”但是，壞景不長——

3-2 被工作組重用並整了人

6月10日，以國家經委副主任葉林為組長的工作組進校，接管權力。蔣南翔停職，校黨委癱瘓。清華進入了近兩個月的“工作組時期”。

11—13日，全校範圍內，掀起上揪大小“黑幫”、下批眾多“保皇派”的大規模自發性群眾運動。（黑幫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保皇派指保黑幫的群眾，這是當時《人民日報》定義的正式用語。）系裡同學搶不到校級大黑幫，就把系領導和支部書記等小黑幫，以及一些輔導員和學生幹部等保皇派，戴高帽子遊街示眾，甚至出現謾罵推搡等野蠻行為。我本性心慈手軟，又和這些“小黑小保”們關係不錯，當然義不容辭，便挺身而出制止諸不文明行動。我也算“革命造反派”，說點不太革命的話，還管了點用。

14日，工作組為了結束基層的無組織狀態，各班選舉文革小組，系裡選拔文革委員會。我文革前較左、6月初反蔣、近日挺文明，是三個重要歷史時期皆表現優異的“三好學生”，加之本人成份黨員、家庭出身幹部，可以說是“五好青年”。工作組捨我其誰？我於是成為班和年級核心組長，工物系文革領導成員兼系糾察隊長。偉大領袖毛主席派來的工作組，領導我們進行毛主席發動的偉大的文化革命，我當然完全擁護、充分信任。加之，工作組的領導都是中央部委的部長局長，和我們的家長一樣，有種天然的親切感。我由舊清華的班幹部升為工作組的系級學生領導，官大了，錯誤也將大了。

15日，在工作組和我們各級文革領導的共同努力下，揪鬥亂象迅速得到制止，謾罵和人身攻擊的漫畫和雜文被禁止。清華園恢復了平靜，運動正在納入正軌。但“樹欲靜而風不止”——

16日，工程化學系三年級的蒯大富貼出大字報《工作組往哪裡去？》，批評工作組：“我們要開鬥爭會，你們不准；我們抓黑幫戴高帽子遊街，你們阻攔；我們畫漫畫寫對聯，你們不許。你們舉起先立後破的大棒子壓制群眾！”

17—18日，支持和反對蒯大富的大字報都不少。我當然反對蒯的觀點，運動就要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工作組就是黨。但是工作組沒有組織反擊，我也按兵不動。

19日，薄一波副總理來清華看大字報，在大禮堂前與蒯大富辯論半小時。蒯重複他大字報的觀點，薄最後說：“難道你連毛主席派來的工作組都不相信？”不管蒯信不信，副總理的話，我信！我更加無條件地服從工作組。

21日，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正式參加清華工作組。此前，19日，政治局委員李井泉之子、我系文革主任李黎風就告訴我此事並讓我保密。哇，毛主席把她都派來了！我更積極了。

6月24日，工作組在大禮堂召開與蒯大富的辯論會。蒯仍然堅持他的觀點：“工作組掌權了，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葉林說：“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向無產階級專政奪權。”主席台旁發生的一個小插曲，使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整了人。大會主席是賀鵬飛和李黎風，工物系“出身好”的多，可靠！李讓我帶領系糾察隊在主席台維持秩序。工人出身的同班同學王克斌，被我分配到台口負責安排發言者上台。下面是他在《華夏文摘博客》的回憶：

“辯論會上蒯大富歷數工作組的錯誤，葉林不能以理服人，只是以勢壓人，激起了我的義憤，於是我自作主張阻止左派上台發言。辯論會後，我連夜寫了一篇小字報，批評工作組粗暴蠻橫，打壓革命群眾。第二天，我找了班上的同學，爭取他們簽名。左派閻淮怒目圓睜，惡狠狠地說，‘你放毒！’他平日與我關係不錯，這張小字報，把我倆從此擺到了對立面。”

——我現在記不清“怒目圓睜、惡狠狠”的細節，但是被整者對挨整的情節，肯定比整人者的記憶深刻清晰。以我當時的心態，這應該是事實。

隨後的一個月，工作組力圖把文革納入歷來的政治運動的模式：開始整人了，清華開展了“反蒯運動”。王克斌的回憶可見一斑：“圍剿蒯派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對蒯派分子隔離審查。班上同學關係不錯，沒人對我落井下石，整的手段相對輕些，我還有人身自由。班裡開了批判會，要求我徹底檢查。”批判會當然是我主持，“手段輕”也是整人呀！我當時的想法是，一定要把這個階級兄弟從蒯大富的反革命營壘中挽救出來，即所謂的“治病救人”，其實是無病整人。後來工作組檢討時，說是“整錯了人”，我認識到不是“整錯了人”而是“整人就錯”，我也犯了大錯誤！

7月6日，蒯大富寫出檢查《向黨向人民低頭認罪、徹底坦白交待》，“反蒯運動”取得巨大勝利。

7月22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和關鋒接見蒯大富，談話3小時，表示支持，清華形勢急轉。

3-3 分別見到江青和毛澤東

7月25、26日兩天晚上，中央文革領導到北大參加群眾大會。我事先得到消息，佔據有利位置。陳伯達和康生都斬釘截鐵地說：“毛主席沒有派一個工作組！”讓我大吃一驚。接著江青講話，她首先說：“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我激動地像見到毛主席一樣地使勁地鼓掌，我們高呼“毛主席萬歲”。接下來令我“巨吃一驚”的一幕發生了。江青帶著哭腔“痛說家史”：“北大的張少華，看毛岸青精神不正常，就強迫他和自己結婚。我和毛主席從來就不承認她是毛主席的兒媳婦！……”陳伯達走到江青背後，和她說了什麼，被她一把推開。江青又開始數落主席長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劉松林。越講越激動，嗷地一聲就哭開了。我們都傻了，不知是否應該鼓掌或者呼喊口號。頃刻之間，我對江青的印象逆轉：由偉大夫人變為家庭怨婦。她把家庭瑣事家醜外揚，太有損偉大領袖的偉大形象了。我對毛主席有多熱愛，對他老婆就有多討厭。

7月27日，中央決定撤走工作組，反工作組的大字報激增，我們保工作組的也不甘示弱。繼6月初寫反校黨委的大字報後，我貼出文革中的第二張大字報《工作組的成績是主要的！》。

7月29日，在人大會堂召開“文革積極分子大會”，要求有各種觀點的人參加，我作為“保工作組”的代表與會。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總書記先簡短講話，劉少奇的長篇講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後兩頭。開始他說：“剛才恩來和小平都講了，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其實周、鄧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派工作組的事，沒引人注意。現在劉一再強調“中央決定”，並拉出周和鄧見証，與四天前我親耳聆聽陳伯達說“毛主席沒派一個工作組”，形成鮮明對照和巨大反差。清華同學在大會堂一樓前排，我看得清清楚楚，與四天前毛夫人絮絮叨叨、令人不解的驚人之舉一樣，毛本人也有沉默不言、更令人費解、更驚人之舉：

在劉少奇講話結束的語音未消，還沒來得及收起講稿走開時，毛澤東突然從後台閃現。毛疾步行走帶出的風，把劉的講稿搧到地上，毛沒有理睬劉，逕直走到舞台前沿把劉撇在一邊。劉十分尷尬，彎腰撿起講稿，摘下眼鏡退到舞台後面，和周鄧等人站成一排。毛澤東向學生們揮手，我們邊熱烈鼓掌、邊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真是萬眾歡騰群情激昂，雷鳴般的掌聲和此起彼伏的歡呼聲經久不息。盛夏時節，首長們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袖襯衫和灰色長褲；只有毛仍穿著一身深灰色中山裝，臉色發青、神情嚴肅、沒有一絲微笑。這與我七年前，國慶十年遊行時，看到天安門上和藹可親的他判若兩人。毛始終一言未發，任憑歡聲雷動，竟自轉身走回後台。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的首尾八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少奇與恩來（徐詩：‘作別西天的雲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發一言即拜拜（原詩：‘不帶走一片雲彩’）。”

此情此景，毛的肅然與劉的茫然，半個世紀後，我仍然記憶猶新歷歷在目。我與七年前也判若兩人，從戴紅領巾的傻小子初中生成長為能思考（不敢說“會”思考）的黨員大學生。在感到幸福的同時，我也在思索：這不像預先安排的接見群眾，也不是大會議程的一個節目，就這麼突然露一面、繞一圈，老人家意欲何求？讓我們“且聽下文分解”嗎？20天後的“八一八”，下文分解了——我在天安門上，看到劉少奇的再次尷尬。從城樓下來，看到新的領袖排行榜，恍然大悟：真是“那時無聲勝有聲”！這就是給劉少奇的下馬威！

第二節 紅衛兵總部委員上了天安門

3-4 清華紅衛兵成立

“8月4日上午，工物系工、貧、幹子弟會上，我們低年級的幹部子弟不同意成立貧協，決定不管高年級，自己成立紅衛兵。高班幹部子弟聽說後同意了，下午開大會成立工物系紅衛兵。晚上總理來清華作報告後，很多人又覺得不該成立紅衛兵，思想不統一，紅衛兵名存實亡。後來我系徐沙（二輕部長徐運北之子）和林梅梅（人大副委員長林楓之女）向我們骨幹傳達：總理秘書對他們說，總理不同意成立貧協，對紅衛兵還是支持的。於是我們決定還是要紅衛兵，但是人數精減了，其中幹部子弟佔很高比例，領導全是幹部子弟，我們覺得這樣可靠。

8月中旬，自動控制系的劉菊芬（人大副委員長劉寧一之女）在附中開了各系紅衛兵領導會，我系去了五個，會上討論了形勢，決定聯合行動。最後決定各系派一人組成聯絡組，統一步調。工物系就派汪致遠（其父是文革後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回系後，低班紅衛兵不幹，他們力量強，就換成了我。8月19日全校紅衛兵大會，宣布總部成立，聯絡組就成了總部，清華紅衛兵正式公開成立了。”

1967年初，因炮打中央文革成為“反革命”，我在3月15日的小字報檢查中的第5頁交待如上。檢查貼出後，除遭遇眾多大字報批判外，在其上還有許多批語，典型者如：“坦白為上，總是要人打屁股是不行的！拒不交待死路一條。”等等。為保存眾批語，某夜晚，天黑風高無人之際，我把小字報揭下留存。日前清理資料，偶然發現50年前的真跡史料，摘錄於上，引為旁証。

需要補充的是：8月4日成立的工物系紅衛兵，各年級選一人，組成六人聯絡組，實際是我負責。中旬自控系劉菊芬通知我，開全校紅衛兵聯席會，每系只能去五人。我說服關係較好的一年級的聯絡員不去，二至六年級的五名聯絡員與會。會議決定各系選一人，組成“紅衛兵全校聯絡組”，將來公開時再稱“總部委員”。汪致遠推我，我不幹，說汪比我年高望重、見多識廣。劉菊芬最後決定，由她熟悉的、同是高年級的高幹子弟汪擔任。我假謙虛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實的活思想卻是：“工物系高幹子弟雲集，有彭真、李井泉、林楓、安子文、葉飛、耿飆、邱會作、徐運北等高幹的子女，以及其他更多的副部長和少將的孩子；我這個中幹子弟在高幹子弟主持的組織中，難展手腳。”下午，回到系裡傳達會議決定，紅衛兵們、特別是沒有聯絡員與會的一年級同學，認為汪太穩重溫和保守，堅持要我任總部委員。他們去劉菊芬處聚眾鬧事反映民意，我就如此這般、勉為其難地當了清華紅衛兵總部委員。當時有校文革臨時籌備委員會，簡稱“臨籌”，由各系文革主任組成，他們都參加了清華紅衛兵。負責人是賀鵬飛和劉濤等，我系是李黎風、數力系是後任外交部長喬冠華之子喬宗淮，我與他們接觸較多。臨籌佔了原清華書記辦公的“甲所”，我們紅衛兵總部佔了隔壁校長辦公的“乙所”，經常一起商量研究，真是“哥倆兒好、一家親”！

8月4日晚，清華萬人大會，葉林代表工作組檢討錯誤。周總理講話強調:“要把主要矛頭指向黑幫。” 很多同學聽出總理與中央文革的調子不一樣，有一些人寫條子給總理，要求播放陳伯達和江青在北大的講話錄音未果。會後賀鵬飛對我說，總理那天告訴他“今後由中南局書記、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指導清華的運動”。

5—6日，少數同學要繼續批判工作組，多數人認為工作組的檢討可以通過，要求轉入批判校領導。

7日，王任重指示“臨籌”根據總理講話精神，提出“八七建議”：“根據多數人意見，不再辯論工作組問題，盡快批判校領導。”

8日，反對工作組的同學發起“八八串聯會”，反對“八七建議”，要徹底批判工作組。從此他們自稱為“八八派”，其重要成員（1967年成立的“清華四一四”的一把手）沈如槐說：“顯然，‘八八派’的宗旨與總理講話精神背道而馳。”（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21頁，時代藝術出版社，香港，2004年。）

9日，我們保工作組者，成立“八九串聯會”，與前一天成立的“八八派”對著幹。我們自稱“八九派”，贊同“八七建議”，不再批工作組，盡快批黑幫。在周總理與中央文革之間，我當然傾向總理。

10—15日，清華兩派各行其事，各批其人，各有“皆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八八派”開會批鬥了工作組的葉林等三位組長，大字報猛烈批判自稱“普通組員”實為工作組顧問的王光美。我當時和現在都認為：於公，他們少數派是真正的“造反派”，期望通過批判上述四人，直搗最高層的“走資派”。於私，他們大都被工作組整過，越批工作組，越顯其正確。我們“八九派”批鬥了幾個校黨委副書記。我們以幹部子弟主導、以工農子弟為主體的多數派，希望批判只局限在校內局處級的黨內中下層。王任重告訴我們，葉林的檢查稿是總理秘書和葉共同起草、總理過目的。於公，我們當然害怕深批工作組，批到派工作組的少奇、總理和小平，動搖中央領導層。於私，工農子弟是工作組“反蒯”的主力軍，否定工作組就否定了他們。幹部子弟不會因工作組的垮台，而失去其政治地位。因為批工作組，批不到我們的爹媽，父母不倒子弟不垮。我們可自命大公無私。

3-5 周恩來與我們親切座談

8月16日晚，周總理召集“臨籌”、“紅衛兵”和“八八”三方負責人座談。因為前兩方基本是紅衛兵的幹部子弟哥們，利益和觀點完全一致，名義是三方，其實是兩派。工作組時期，我們“代表黨”整對方。近期，雖然“中央文革”暗地支持他們，但我們人多勢眾，還是壓迫他們。雙方勢不兩立，很難坐在一起，現在坐在一輛大轎車裡，自然要爭個我是你非，文明說是辯論，俗話就是吵架。我方的兩個組織的頭頭都是各系一名代表組成，當晚能找到的也有十四、五人；“八八”總部一共才四、五人，都來了；3：1的比例，我們依然是人多聲高、以勢壓人。雙方一路從清華園吵到人民大會堂，在等待時也不罷休，直到21時總理進來。

總理與我們一一握手，讓每個人介紹自己和家長的職業。輪到我時，總理問：“哪個懷？”我套近乎：“淮安的淮，我生在那兒。”周親切地說：“我們算是同鄉！”當我說父親在物資部時，總理又問：“是閻韞吧？”我沒有驚訝，因為聽父親講過——他在國家計委時向總理匯報過工作，幾年後到物資部又匯報時，總理還能叫出他的姓名。我當時對總理真是敬佩得五體投地。

隨後我們讓總理先指示，總理說：“先請你們談談對清華運動的看法和建議。”半個世紀後，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複述總理的原話，但是“請”字肯定有。在總理雍容大度、溫文爾雅的偉人風度感召影響下，同學們都和剛才判若兩人，我們用最冠冕堂皇、最紳士文明的語言闡述自己的觀點。但是不乏綿裡藏針地（毛澤東批評鄧小平時的用詞）打擊對方抬高自己。總理講話時以高超的政治藝術和了稀泥，讓我們雙方都高興地認為他支持了自己。讓我們不高興的是總理最後批評我們不該吵架，“我在走廊裡就聽見你們吵了，應該求同存異，你們是組織的領導，要給下面的群眾作團結的好榜樣。”我印象較深的還有，親耳聽到總理在其它場合一再講的他的出身問題。“我出身是官僚地主，父輩敗落了。我出生於剝削家庭，但背叛了這個家庭，是‘不肖子孫’，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黨是講出身成分，但重在現實表現。”我感覺他是對我們幹部子弟講的，是對“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對聯的婉轉批評。在大會堂吃完夜宵，晨4時總理又單獨見了臨籌成員。回清華的路上我們不再爭吵，可能是總理教育的成效，也可能是“飽了發睏”，大家都昏昏欲睡。

3-6 “八一八”上天安門

8月17日凌晨，周總理在座談會結束時，通知我們次日召開“慶祝文化革命大會”。當天夜晚清華的幾千學生集合出發。

8月18日凌晨，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東邊。

6時，賀鵬飛突然通知我：“你們系可有5個人上天安門。”我拉上顧逸東、王國力和物九的金東錫（第五人忘了），與清華“臨籌”及紅衛兵的骨幹共50人，和各校的1500名學生一起，在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的帶領下，走上天安門城樓，我們在東面。

7時，毛主席走過來接見我們，大家都熱血澎湃，幸福激動地大喊：“毛主席好！”

7時半，大會開始，陳伯達主持，林彪、周恩來和學生代表講話。

8時，遊行開始，百萬學生通過天安門。

9點半，建國後首次身穿軍裝的毛澤東，帶著眾領袖由東向西，又由西向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走動，他不斷地揮動軍帽，向我們致意。經賀鵬飛的點撥，我注意到劉少奇離毛澤東遠遠地站著，面色陰鬱不言不語。當紅衛兵要給他戴袖章時，他什麼也沒說就用右手把袖章往下拉扯。

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上，周恩來後面第二排半張臉是作者。

11時，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後，已經戴上紅衛兵袖章的主席，又走過來和我們一起合影留念。我也幸福地和老人家握了手，確切地說是觸碰到他那寬大溫暖柔軟的左手。

年輕的我在天安門上站了5個多小時，已稍感疲憊。但是主席老人家在城樓上整整6個小時，仍然意氣風發毫無倦意。這無疑是對紅衛兵運動的動員令，從這天起，學生變成了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向社會，大破“四舊”。

次日關於這個集會的報導中，劉少奇的排名果然由二降為八。徐沙歷來語言幽默刻薄，他對我說：“劉濤過去進中南海，對衛兵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二號家的。今後可要伸出食指和拇指，同樣是兩個指頭，但只能表示是八號的家屬了。”我覺得劉濤挺可憐，經常私下安慰她；在“臨籌”和紅衛兵的聯席會上，我照樣尊重她，請她發表意見。畢業前聽說她和土建系的才子、我的朋友萬潤南戀愛了，我為她高興並祝福她。

19日，“清華大學紅衛兵”正式成立，我也就搖身一變、成了紅衛兵的總部委員。我們還宣布次日要把蔣南翔揪回清華批鬥。

3-7 結識陳元和宋克荒

8月20日，上午清華紅衛兵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搞形式走過場，下午立即轉入打黑幫，準備批鬥蔣南翔。我和“臨籌”負責人帶隊去高教部，憑介紹信領出蔣，帶上大轎車準備帶回清華。汽車剛開動，我們的大轎車就被一輛小轎車攔截。車上走出兩人，說中央不讓揪鬥蔣南翔。我不客氣地說：“哪個中央，劉少奇的嗎？”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氣勢洶洶地喊：“周總理的中央不行嗎！”我頓時軟了。“臨籌”的人還堅持要帶蔣回校批鬥。後面的文弱書生慢條斯理地說：“周總理來電話不讓批鬥，總理的話都不聽，你們還聽誰的？”眾人無言以對。我順勢說服大家，交出蔣，讓他們二人送回高教部。我們回到學校，只好把“鬥蔣大會”加上兩個字，變成“鬥蔣誓師大會”收場了事。

這兩人便是宋克荒和陳元。當晚，他倆感謝我協助他們完成了周總理交辦的保護蔣南翔的任務，我則回謝他們在最後一分鐘力挽狂瀾，免於我們違背總理意圖犯個大錯誤。宋克荒說；“昨天我得知你們紅衛兵今天要揪鬥蔣南翔，立刻給王任重打電話。我認為蔣校長雖有錯誤，不反黨。今天中午王任重找到我，說周總理指示蔣南翔不能揪鬥，他派車給我，讓我去保護蔣。我趕緊拉上陳元，去高教部，從你們手裡搶回蔣南翔。”

不打不相識，我就這樣結識了自動控制系一年級的大鼻子宋克荒（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之子）和二年級的文弱書生陳元（黨中央副主席陳雲之子）。文革開始三個月了，劉濤和賀鵬飛等隔三差五地聯名寫大字報，積極介入並影響運動，聯合署名少則七八個人，多則十幾條槍，都是各系的高幹子弟，但是從未見陳元和宋克荒之名。“臨籌”和紅衛兵共二三十個頭頭，象鄙人這種等閑之輩都混進去了，也沒有陳宋二位的身影，以至於交友甚廣的我似乎都不知道清華有此兩人。初交時，總見儀表堂堂、豪爽大氣的宋，站在衣著樸素、彬彬寡言的陳前面，我還以為陳元是宋克荒的跟屁蟲。深交了，才發現仗義執言、出頭露面者宋，深思熟慮、關鍵決策者陳。至交後，他們影響了我後20年的生活軌跡。

3-8 清華“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後，毛澤東炮打劉少奇的大字報已私下流傳，學生們思想大解放。清華出現大量批評領袖的大字報，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說除毛澤東外，中央領導幾乎一網打盡、無一倖免。校外群眾大批湧進清華，把這些反動的大字報傳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國，我憂心忡忡。

8月22日，清華反工作組的“八八派”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他們貼領袖的大字報較多，我們保守派中，也有人貼了。

22日晚，周總理冒雨參加清華萬人大會，針對批評領袖的大字報說：“中央的問題，在中央全會上已經基本解決了。貼大字報，必須是增強團結，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總理講話的精神我特認同！他淋雨不讓我們打傘的平易風範更令我敬仰。

23日，校內批評領袖的大字報和校外觀看傳抄者都急劇增加，最讓我憤慨的是《周總理8.22講話是個大陰謀》等攻擊周的大字報。我們紅衛兵總部通過王任重，向中央緊急反映事態的嚴重。

黑暗的8月24日降臨了！

晨5時，陳伯達在北大說，給劉少奇提意見可以寫小字報，大字報要貼到室內的“內部館”。我們如獲至寶！

上午，“臨籌”和紅衛兵在清華“甲所”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形勢商議對策。賀鵬飛拿出高91班孫某，被制止未貼出的給毛主席寫的大字報底稿，我們義憤填膺。會議決定採取強制行動，處理“反中央領導的大字報”。此決定通過常駐清華的王任重的秘書，徵得王的同意。有回憶文章說，是王指使我們幹的，我沒有確切証據。

中午，“臨籌”廣播，要求把大字報貼到內部館。有人問：“內部館在哪裡？”我答：“不知道，管它呢！”

下午，清華附中紅衛兵要求外校人員離校，封鎖校門。

14時，按計劃，我們總部委員分別秘密通知本系紅衛兵分散到附中集合。我私下讓我系的紅衛兵先用大標語，覆蓋住他們自己寫的批評領袖的大字報。

15時，十個中學的紅衛兵被清華的汽車拉到清華北面的附中。同時廣播，讓對立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退出附中，否則責任自負！

16時，清華和附中及外校共12校紅衛兵，在附中召開誓師大會。賀鵬飛動員：“清華有一股妖風，我們要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我首次感受賀的鼓動才能。

17時，12校紅衛兵兩千餘人從附中跑步進入清華（我帶領工物系近百人），封鎖大禮堂前的大字報區。同時廣播《最後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時內撕去自己有關領袖的大字報，移入內部館。否則後果自負。我們還廣播了《安民告示》，它除了語氣強硬外，還提到“我們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破四舊”的風暴中，此時此地“紀律和注意”能起作用嗎？

18時，對批評首長的大字報拍照；同時在我派頭頭指揮下推倒“二校門”。

19時，幾乎所有的大字報被撕得精光，貼上“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大標語。清華園籠罩在（紅色？白色？黑色？）恐怖中，史稱“清華八二四事件”。

3-9 我犯了嚴重錯誤

8月24日下午5點半，12校紅衛兵控制形勢後，清華派出所所長到大禮堂前的“指揮部”。他說，家屬院中舊社會的殘渣餘孽很多，應該順勢徹底清理。賀鵬飛和劉菊芬讓我去了解詳情。到了照瀾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華園裡大中小學的師生2萬人，家屬3萬人；其中戴“地富反壞”帽子的百餘人，派出所可隨時管教；右派歸單位管理；還有幾百個“殘渣餘孽”，派出所平時不宜輕舉妄動，請我們幫助重點清理。我回去匯報討論後，決定晚飯後行動。

晚8時，在派出所設立“破四舊指揮部”，我和所長共同負責。各系紅衛兵陸續到來，由民警和居委會的大媽指引，到“重點戶”去抄家。我們強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由於都是大學生，當時可能有、但指揮部未發現打人和“貪污”行為。有同學提出要抄“走資派”和“學術權威”的家，所長對我說；“他們今天倒了，明天可能又起來，咱惹不起，還是整死老虎保險。”我對共產黨的大小官員和理工科的各種權威，還是有點感情的；對國民黨的社會基礎就不留情了。我贊同所長意見。

據《清華文革親歷》48頁記載，查抄出“子彈、剛開刃的刀、北洋軍閥中將軍服等”。我記得還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動書籍和印有國民黨國旗的各種証書，好像金銀財寶不多。查抄的物品堆滿了派出所的兩三間屋子。我們主要是帶回“罪証”“贓物”，“壞人”讓居委會記錄在案，以後嚴加管束。一個例外是，我高中同學郭某的母親曾在國軍醫院任職，在她家發現一些子彈殼，人贓並獲被帶到指揮部。她說是兒子在工廠實習時的勞動紀念品，我見是熟人讓放了。多年後我已忘卻此事，郭見面還感謝我，令我羞愧不已無地自容。

午夜前抄家結束。

當時我認為抄家和批鬥是文革題中應有之義的革命行動。文革後認識到，這是侵犯人權，是犯錯、也是犯法。最近為寫此書，看了一些清華師長的回憶，得知他們當時被毒打的情節。我更感到清華紅衛兵罪孽深重，我作為總部委員，應該向所有被我們虐待的師生和家屬真誠地再說一聲——對不起！

刻有“清華園”三個字、古典優雅的二校門是1911年清華建校時的校門。1933年，清華擴建，修了西校門，原校門便成為了“二校門”，是清華標誌性的文物建築。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二校門，就在那晚被我們清華紅衛兵徹底毀掉了！我絞盡腦汁也回憶不出拉倒二校門的具體情景，以為自己已經老年癡呆。日前聽同班王克斌說那天他在現場，想找我勸阻，沒找到，還挺奇怪。現在確認，其實當時我正在幹另一件壞事——抄家，一個人不能同時在不同之處幹兩件壞事，儘管當時我很想參加這個革命行動。克斌還說，你沒參加毀二校門，這段的“我們”應改為“他們”。我不改！儘管“毀門”沒有事前討論、是臨時起意（否則愛湊熱鬧的我不會缺席），但事後我也贊成，同樣有責任！文革中殺人與毀門都是對公民和文物最徹底的消滅，人死不能復生，文物不可複製，同樣罪不可赦，都應受到法律嚴懲。在清華，殺人者坐牢，毀門者無恙！若現在誰再毀掉頤和園的重要文物，不殺也得判個無期。我們可以上推領袖下卸群眾，現在誰也不可能再追訴懲罰我們。但是我的靈魂還在被煎熬被懲處。現在的二校門是文革後複製的。根據《文物法》，我們不但犯了錯，而且犯了法，是清華的罪人，歷史的罪人！

現已查實，北京在“紅八月”打死數千人，抄家近10萬戶，逐出京城12萬戶。主要具體施暴者就是以我們幹部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我不願區分中學生或大學生。我在2011年曾寫道：“（文革前）社會上有多少個階級階層，學校中就有多少種‘子弟’。在眾多子弟中，被經常自稱和他稱的只有‘幹部子弟’——這個肩負特殊重大使命的群體。革命幹部要打擊階級敵人，幹部子弟就要幫助出身不好者，與家庭劃清界線。革命幹部要改造知識分子，幹部子弟就要幫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愚昧荒唐時代，這是天經地義的鐵律，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複的殘酷悲慘的現實。”（參見前文《回憶與反思、感恩與懺悔》節錄）17年的毒樹，結出文革的苦果。文革伊始，幹部子弟又充當“掃四舊”的打手，重現28年前，前輩納粹黨衛軍“水晶之夜”的悲慘世界。應該徹底否定老紅衛兵了，不能以當時的“真誠”自我辯護。坐牢的“文革犯”誰不真誠呀，下至“五大學生領袖”，上至“黃吳李邱”。在中國的“水晶之月”，近百萬皇城“賤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背井離鄉無家可歸之時，我還沉浸和陶醉在上天安門、毀二校門，抄家破“四舊”的神聖感和幸福感中——可恥可悲！

自命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的“四人幫”加上“孟什維克”（少數派）的徐沙。從前至後：陳元，宋克荒，徐沙，本書作者閻淮，劉澤彭。攝於1967年初。

曾參加黨衛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說，“我曾被納入一個策劃、組織、實施了對千百萬人屠殺的體制。即使能以沒動手幹壞事為自己辯白，但還是留下一點世人習慣稱為‘共同負責’的東西，至今揮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難脫干係了。”這就是我現在的心情，何況我還是幹過壞事！

8月26日，《人民日報》及時地發表了清華紅衛兵（劉菊芬執筆）的文章《清華園必須大亂》，文中說：“我們就是唯恐舊清華天下不亂，我們就是要打倒一切黑幫、右派分子，打破一切舊框框、舊意識、舊勢力、舊習慣！”這被公認是中央對我們製造的“八二四事件”的肯定。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說“紅衛兵把舊世界震動了，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生蟲都被紅衛兵揪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和殺人武器被紅衛兵拿出示眾。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

有了中央黨報連篇累牘地支持和鼓勵，我更認為抄家和毀二校門的正確。上有中央支持、下有恐怖支撐，清華成了我們清華紅衛兵的一統天下。當然，還有沈如槐講的因素：“清華紅衛兵鬥黑幫是符合總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華大多數師生的認同。八八派沒有聽總理的話，仍然揪住工作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講話起了巨大的作用。”（《清華大學文革紀事》，30頁。）當時，要在總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間選邊站，群眾大多選總理而棄中央文革。幾天內就有萬餘名師生員工報名參加清華紅衛兵（當時在校學生一萬、教工六千），我們精選八千，號稱“八千子弟兵”。《清華文革親歷》第53頁記載：“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要和清華紅衛兵聯合鬥黑幫，清華紅衛兵不答應，說他們必須承認大方向錯了，並要服從清華紅衛兵的領導。”我們自認為正義和正確，所表現的蠻橫和霸道可見一斑。

8月28日，總理辦公室讓我們清華紅衛兵去城裡制止中學生打人。如上所述，我對撕大字報、毀二校門和抄家掃四舊，非常支持並積極參與。但是對打人深惡痛絕，便自告奮勇帶了十幾輛大轎車的600人到打人最凶的崇文區。“紅衛兵戰士進城發傳單，宣傳十六條，受到群眾歡迎。（《清華文革親歷》50頁）實際效果卻是車水杯薪。

8月底至9月初，清華紅衛兵和“臨籌”組織多場階級教育會（如請全國勞模、掏糞工時傳祥等工農憶苦思甜）和批鬥黑幫會，雙方各出一個頭頭主持，我曾分別與賀鵬飛和喬宗淮同台主持，文革後我們仍有私人情誼和工作交往。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開始了大串聯，中央文革支持北京造反派到各地去炮轟省市委。為建立紅色中國流血犧牲之革命先烈的那些只流血沒犧牲之革命戰友，即幾乎所有的革命領導幹部都要“攤上大事了”、要倒霉了！我們老紅衛兵——紅色的革命接班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幹部子弟應該義不容辭地保護革命老幹部，也就是保衛紅色政權。你說是保爹保媽，我一不在乎、二不服氣，反正中國基層不能亂。八月，我們“老兵”以保工作組的名義在北京保了眾多派工作組的中央部委領導。九月，我們要主動出擊，造反派可以到外地串聯“造反”，我們當然應該去串聯“保皇”，能保一個省算一個。我向總部告假：“咱們紅衛兵已掌控清華，我要到外地去保皇。”賀鵬飛和劉菊芬都非常支持。

第三節 雲貴保省委 回京反文革

3-10 “敢死縱隊”大戰雲貴

1966年9月初，我們工物系9位幹部子女，打著“清華大學紅衛兵南下敢死縱隊”的旗號，赴雲貴保衛其省委，因為哥們徐沙的父親（原二野幹部）建國初曾在那裡擔任省領導。

我們到達雲南後，立即與省委書記閻紅彥上將、昆明軍區司令秦基偉中將取得聯繫。雲南支持省委的群眾擬成立全省的紅衛兵總司令部，反擊北京和當地造反派的反動行徑,閻和秦請我們協助籌備。9月中旬，在昆明人民廣場召開數萬紅衛兵參加的“紅總司”成立暨保衛省委誓師大會，黨政軍要員講話支持。宣讀紅總司宣言的是省公安廳長之女王海燕。我在大會上介紹了“八一八”在天安門上毛主席接見我們清華紅衛兵50人的盛況，以及《人民日報》支持我們“八二四”壯舉等清華紅衛兵過五關斬六將的戰績。會後保守勢力大振，省委和軍區在保守派紅衛兵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形勢。我們“敢死隊”首戰告捷，隨即轉戰省委告急的貴州。

1967年1月8日，閻紅彥與陳伯達在電話裡爭吵後被逼自殺，被定為叛徒。閻留下紙條：“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周總理聞訊後說：“閻紅彥是個好同志，他不該死呀！”我聞訊後，對剛剛全力保衛過的閻“叛徒”之死無比悲痛，對曾經無比崇敬過的陳江“首長”之舉格外不滿。

離開昆明，其他幾人直抵貴州，我與四川籍同學先去成都，與周總理派的“首都一司西南挺進縱隊”聯繫。我們分工：“一司”在成都保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敢死隊”在貴陽保貴州省委，一方失利、對方支持。

貴州有兩個特殊情況。一是，省委書記賈啟允1965年上任剛一年多。陶鑄指示：“貴州省委是‘四清’後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央信任，我們當然要保！二是，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9月起連發數信，反對省委、支持造反派，被中央文革重視。李是1955年的上校，1960年升大校。我認為，級別高低標誌著對革命貢獻的大小。區區一個校級軍官竟敢反對中央四號人物陶鑄肯定的省級黨委，我們跟你死磕啦！

66年9月下旬，在貴州省委大樓的兩側，出現北京南下紅衛兵的兩個據點——北京“三司”幾百人炮轟省委的指揮部，我們“敢死隊”九人保衛省委的辦公室。當地百姓詫異：北京到各地的紅衛兵都是造反的，怎麼你們是“老保”？起初我們人少勢大，在各高校聯絡，並使廣大工農群眾和基層幹部團結在敢死隊周圍，使貴陽成為保守派的天下。但是隨著中央文革明確支持李再含，我們很快失去優勢，貴州兩派呈膠著形勢。9月底我向成都的“一司”求救。

10月1日，貴陽國慶大會。省委給外地來黔造反和保守兩派紅衛兵各30張上主席台的票，宣稱“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省委知道“敢死隊”加上北京來的中學“老紅衛兵”一共才20多人，全都上了主席台。而“造反派”幾乎要百里挑一，才能上台。我們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聽轉播北京天安門大會實況，傳來林彪的講話“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就是宣判保守派的死刑，我如五雷轟頂渾身“拔涼”，痛苦知曉大勢已去，我們不待散會就溜回住處。下午造反派召開慶祝大會，殷勤地邀請我們講話，我只能高懸免戰牌。

當晚，廣播《紅旗》雜誌13期社論，更詳細具體地批判了“保守派”和“走資派”，明確支持“少數派”，我預感廣大幹部和幹部子弟要倒大霉了。我規定的禁止抽煙喝酒的紀律頃刻瓦解，幾個中學生喝得爛醉，大哭大鬧、大叫大罵：“他媽的，中央把我們出賣了！”第二天，“一司”大隊人馬抵達，我對他們說：“你們是總理官派的隊伍，還可以抵擋一陣子；我們民間的不行了，要撤了。”用“一司”的名義，我們訂了火車票，打著“一司”的旗號，灰溜溜地逃回北京。

一篇社論就這麼厲害嗎？請看總理聯絡員劉西堯的回憶。周總理當天憂心忡忡地對他說：“陳伯達不經中央討論就發表這樣一篇社論，幹部思想毫無準備，又要有一大批幹部下台。”他對這篇社論一直耿耿於懷，到了1967年2月，周恩來總理再次提出這件舊事，質問康生、陳伯達：“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周恩來傳》下冊，1915頁）由此說明：這篇社論的重要，總理和我這個草民一樣“憂心忡忡和耿耿於懷”。

新華社記者肖健卿在《貴州文史》2010年第二期《貴州文革初期瑣記》中寫道：“據說，大約在9月間，一位副省長的兒子，從北京一大學組成一個小分隊，在貴陽各高校串連，大肆宣揚省委的業績，特別說明貴州山地居多，少數民族比例較大，能取得目前的成就十分不易。為了活動方便，省委領導還向小分隊，優厚地提供了活動經費和場所，提供了宣傳車輛。北京小分隊不負父輩的希望，活動也很有成績。不久，‘省委會，沒問題！大方向，正確的！’口號，就呼喊出來，在全市大街小巷貼出了醒目的標語。隨後，貴陽的造反組織奮起反抗，用大字報揭露這個北京小分隊的內幕，並針鋒相對地呼喊出‘省委會，有問題！大方向，錯誤的！’口號。”

此文基本屬實，只是肖記者暗指的副省長陳璞如（文革後任鐵道部長）之子，中國科大的陳金城與“敢死隊”活動無關，陳只在我們回京後，表示感謝；在我們倒霉時，表示慰問而已。

1967年初，中央文革和公安部鎮壓了中學老紅衛兵組織“聯動”後，在北京八一學校舉辦了《聯動罪行展覽》。貴陽敢死縱隊被列為“高校聯動”，圖文並茂地被展覽示眾，並注明“革命幹部的傑出代表”李再含向中央匯報時，點了敢死隊的名。清華造反派說，“你們被永遠地、無情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文革後整黨時，自認為此舉應上光榮榜；1986年我抨擊時弊鼓吹政治改革時，認識到保省委也是無意義的鬧劇。

我們反對的李再含卻留下一段佳話：他任貴州革委會主任後，讓群眾在“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和“敬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的口號之後，加上 “敬祝貴州的小月亮李再含比較健康！”周總理曾讓紀登奎副總理從貴州調來錄音審查，証明此事屬實。姚監復是《趙陽最後的歲月》和《陳希同親述》的作者，他在網絡上說，此事是紀登奎親口對他所言。

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清華已是蒯大富的天下，我們紅衛兵名存實亡。在雲貴和北京慘遭滑鐵盧後，我對中央文革極度不滿，對文化革命徹底失望。原來認為運動是對著少數有問題的幹部，現在感覺不對了。當時聽到消息，毛澤東說：“要打倒一切。”林彪說：“文革就是革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啊，文革是要整垮全部幹部隊伍，我們是螳臂擋車無力回天！

脫離城市無聊的造反與保守，深入農村了解農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此想法在清華無人響應，我找了三位天真的北京101中的同學。我們計劃從南向北、從富向窮走遍中國農村。11月初，坐火車到廣州後，背著一二十斤生活用品、步行七八十里，來到番禺縣鄉村。我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了一個月，兩個黨員、兩個轉業軍官（65年哈軍工劃歸地方），四個幹部子弟吃了大苦、耐了大勞、受了大罪、長了大進。當我們回到廣州，準備轉戰湖南時，聽說清華紅衛兵在北京炮打中央文革。消沉的革命意識頓時被激發，我不能缺席，應該立即返回北京、投入新的戰鬥！

3-11 與陳元和宋克荒反中央文革

12月中旬我回到清華，反對中央文革的浪潮，史稱的“十二月黑風”已被壓制。留在學校的老兵頭頭，大多捲入後被整肅，清華紅衛兵遭遇滅頂之災。

前文提到的我當年的《檢查》中，寫道：“12月下旬，我和沒有捲入‘黑風’的紅衛兵總部委員及我系低班的幹部子弟接觸，想重新把清華紅衛兵拉起來，與蒯大富繼續鬥，好好幹一場。”我用主席詩詞安慰“黑風”後被江青點名的賀鵬飛、李黎風、喬宗淮等朋友：“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

清華造反派頭頭如今這樣認識：“所謂‘十二月黑風’是青年學生對中央文革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自發的抵制與抗爭。也是經歷了半年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之後，對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思。”（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47頁。）

我要補充，清華紅衛兵刮起的“十二月黑風”，“這是最後的鬥爭”，“英特那雄耐爾”沒有實現，幹部子弟主導的“老兵”卻從此退出政治舞台和歷史舞台。

12月26日晚，應中學老兵朋友的邀請，我到北京展覽館劇場參加“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成立大會。在“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和“擁護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等口號聲中，壓在我心裡三個月的陰霾一掃而空。其後他們的標語“忠於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見”，我極為認同。

1967年，我們蓄芳的來年到了！

“1月6日下午，我和沒趕上‘黑風’的朋友，陳元、宋克荒到了徐沙家，商量何去何從，四人談起形勢，感情相投又有許多看法，不吐不快，就商量寫張大字報。晚飯後四個人分別起草，寫完後討論，認為陳元和我的較好。宋和徐睡覺，我和陳把兩人的草稿合併理順。清晨徐沙睡醒了，說他清醒了，不能寫這張大字報。要闖禍的要倒霉的。我們三人堅持寫，並決定署名‘布爾什維克’（俄語，多數之義、又指共產黨。）有三重含義：一、我們三人是多數，徐是少數；二、當時我們保守派統稱多數派，造反派是少數派；三、我和宋是黨員，並以此為榮。我們拿底稿到學校，請人抄好，陳、宋和我三人當眾貼到大禮堂前。當時可能是7日中午。”（引自1967年3月我的《檢查》）當時在《檢查》中被隱瞞沒敢講的事實還有：1、在我們四人議論中，批判指責最多的是江青，在原稿中也婉轉地小批評了她一下。最後定稿時冷靜了，刪掉江青，加重對關鋒和戚本禹的批判。2、是宋克荒提議署名“布爾什維克”，我們一致同意；認為江青反對我們保守的多數派，我們就是要打出多數派的旗號，和她對著幹。3、我們三人騎車回清華，我們的毛筆大字都寫得不好，宋克荒找他們班某同學抄成大字報；怕連累他，只有我們三人去張貼。

在大字報中，我們從運動形勢冷冷清清、公安部不該抓聯動、中央不應壓制多數派、整十二月黑風錯了、全面批判中央文革等五個方面，論述了對當時運動全面否定的看法。最“反動”的是：“中央文革有許多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應該批評。中央文革只是中央文革，毛主席才是毛主席！”我們還點名批判了鋒頭正旺的中央文革重要成員關鋒和戚本禹的幾個講話。

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的小報，以階級鬥爭新動向，報導陳宋閻三人於7日貼出反動大字報。說“階級鬥爭就在我們身邊:‘布爾什維克’貼大字報，攻擊中央文革，為十二月黑風翻案。”（《清華文革親歷》98頁）

我們的大字報貼出後，有幾篇支持的，但更多的是反擊和批判的大字報。當時造反派內鬥激烈，沒有精力過多地關注我們，幾天後“布爾什維克”引起的波瀾，風平浪靜了。

1967年1月中旬，我們在清華沒戲演、沒戲看了，於是搞了去昆明的火車票，開始了兩個月的滇浙蘇三省、逍遙派的不革命的遊山玩水“大串聯”。在昆明附近玩夠後，因得不到東進的車票，曾滯留在春城。通過關係我們進駐“停業”的九三學社“省黨部”賦閑。友黨歡迎我們——有北京的老紅衛兵看門護院，當地的小紅衛兵不便騷擾。其間我對三個朋友更加了解。陳元整天在圖書室閱讀馬恩和列寧選集，閑暇時向我們宣講心得。宋克荒用自己的相機鑽研攝影技術和藝術，並拿我們開練。徐沙充分利用資產階級的唱機和唱片盡情欣賞古典音樂，還教導我們如何聽懂交響樂。既無藝術細胞、動手能力又差，宋和徐無法讓我開竅，我就只能陪太子讀書、和陳元寒窗苦讀馬列了。陳對我啟蒙，讓我學習原來一竅不通的、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來源——德國古典哲學，這是我當時最大的收穫。

我們研讀了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其《開講辭》說：“時代的艱辛使人對於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瑣屑興趣予以太大的重視，現實上很高的利益和為了這些利益而作的鬥爭，曾經大大地佔據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以致許多較優秀的人才都為這種艱苦環境所束縛，並且部分地被犧牲在裡面。”老黑一逗（號）到底的長句令人震撼，滌蕩我的靈魂。我和陳元不斷背誦給宋和徐聽，儘管經常遭到嘲笑。半個世紀後重溫最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的長句，仍倍感親切。聊以自慰的是：我未“犧牲在現實上很高的利益裡”。下半年，我和陳又研讀了黑格爾的《小邏輯》，使我的精神再次升華。

2月底，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聯，學生必須回校鬧革命。我們3月初從蘇州回到清華，噩運等待著我。

右起：陳元，徐沙，作者閻淮，宋克荒。1967年初攝於杭州西湖。

3-12 被造反派專政和抄家

“3月16日，清華井岡山總部發表政策聲明，說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教育八九派，打擊反革命逆流。號召造反派殺回各班去，展開樓道戰、宿舍戰，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八九反動思潮。造反派在許多班級組織了對鐵杆八九同學的批判和鬥爭，強迫他們做檢查。”（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86頁。）

在清華的“三月鎮反”中，我這個工物系“八九紅衛兵”的一把手，又寫過“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報，理所當然地成了系裡第一號反革命，被專政了。具體待遇是：

一、行動受限制，不得擅自離校，校內不許與“八九派”接觸。

二、全校批鬥反毛主席的反革命的萬人大會，我被押解到台上陪鬥。

三、系裡開了若干次我的批鬥會。校系批鬥會和單獨逼供信，我只被按頭、並未挨打，即只觸及靈魂、不觸及皮肉。否則肉體受不了，靈魂就出竅——我肯定胡說八道亂供亂咬，早節不保。真心感謝文明的造反派同學！

四、兩個同學到我家抄了我的房間，搜走我的日記和筆記等物品。當時父母還未倒霉，子弟先於幹部被抄家，這是為幹部子弟中的特例。

五、被迫書寫數份、共二萬餘字的檢查大小字報，張貼於系裡。這是我文革中僅存的寶貴資料，上文曾引述，也要更誠摯地感謝造反派。

六、禁止參加批鬥王光美的大會。

4月10日，清華召開30萬人的批鬥王光美大會，大黑幫彭真、陸定一、羅瑞卿、薄一波陪鬥。我這個小反革命不夠陪鬥的資格，但又怕我這個保皇派破壞，當然不能讓我去現場，可是誰也不願意留在宿舍看守我，失去千載難逢看熱鬧的大好機會。於是，4月9日，兩人押送我到校門遞解出境，勒令我11日晨8時不早不晚準時回校報到。

俗話說“請神容易送神難”，殊不知“放鬼容易、收鬼更難”。我才不回校呢！裴多菲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我是：“生命沒危險，愛情未來到，只為自由故，二者無可拋！”失去自由了一個月，我要在家裡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主義的生活。當時的三里河、現在的中央行政區，十幾個部委所在地，老紅衛兵的天下，看誰敢來物資部大院抓我？

4月14日，巨大喜訊傳來，不是偉大領袖又發表“最新最高指示”，而是清華“四一四”成立，井岡山分裂為“蒯大富的團派”和“四派”。當權造反派的分裂，無疑是被壓保守派的福音。“鎮反”無疾而終，反革命的我、自我平反自動解放了！如果說，對文明“專我政”的造反派的感謝是事後認識的“馬後炮”；那麼，對“四一四”的感恩戴德則是彼時的“當頭炮”，當時真想放炮竹慶祝。

左起：陳元，本書作者閻淮，徐沙，宋克荒。1967年初攝於杭州虎跑。

第四節 社會底層調查與博覽內部群書

3-13 四省會調查結交劉澤彭

1967年5月6日，四川成都造反派和保守派大規模武鬥，死數十人、傷數千人，全國震驚。隨後，兩派眾多人馬來到中央公關，關於此次武鬥的經過和責任眾說紛紜。陳元、宋克荒和我決定去實地調查武鬥真相。多才多藝的孫巨（無線電系、李井泉三子過繼給三機部長孫志遠）為我們用圓蘿蔔刻製了井岡山紅衛兵的“印章”（我稱是公刻私章）、用長條肥皂印製了井岡山的介紹信。大串聯已結束，無“紅衛兵接待站”提供免費食宿，我們通過來京的保守派得到火車票，與自控系雷同學去成都，住在他家。

在成都詳細調查“五六事件”的來龍去脈後，我認識到：在偉大領袖寵信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對文革不滿的軍隊支持保守派的地區，戰鬥（不只武鬥）和死傷不可避免，保守派必將慘敗。我們憂心忡忡，又無力回天，只能攀峨眉以散心。在山中各寺廟留下的食宿借條，宋克荒分別署名清華“蒯老富”或“蒯少富”。

遊覽之事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上我們遇到自動控制系的老友劉菊芬和劉澤彭。下山後，劉澤彭加入我們的隊伍，他文筆上乘，中幹子弟，父親早亡。於是布爾什維克的“三家村”變成“四人幫”，我們四人的友誼持續數十年至今（並未因我反對“風波”出走而中止）。在校期間幾乎天天見面，畢業後年年春節回京探親都要聚會。文革後，劉先任克荒之父、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秘書，後官至中組部副部長，外界戲稱是主管黨務的陳雲義子。我被陳元勸到中組部後，是宋父的部屬，劉的同事。我們四人的生活軌跡就這樣交錯纏繞。

1967年6月，本書作者（右三）與同學陳元（右二）、宋克荒（右五），在四川峨嵋山上邂逅劉澤彭（右一）。

6月，在成都郊縣調查完畢。我認為再次免費外出機會渺茫，應該充分利用現在的地理勢能優勢，沿回京鐵路線繼續調查。我們四人皆為長子，他們三人擔心“走資派”父母和“狗崽子”弟妹的處境，要直接回京。於是我孤身一人在西安、鄭州、保定（河北省會1966年5月由天津遷到保定，1968年2月遷至石家莊）三個省會考察文革、了解社會。陝豫冀三省激進造反派和溫和造反派的對立都很嚴重，零星武鬥不斷，但是還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激烈戰鬥。憑藉信用度較高的清華學生証（孤家寡人不敢再用“井岡山”印信），我在兩派的駐地和陣地穿梭。為了取得信任便於了解情況，我不時違心地分別表示同情和支持雙方對立的觀點。實地調查後，我為他們的真誠而悲哀，更為他們的安危而擔憂！文革半年後，因為廣大幹部和我們保守派的境遇而懷疑文革；一年後，因為我們同代青年、他們造反派的傷亡而否定文革。

陝豫冀，既無中學同學在讀高校，又無大學同學在此居家，父母戰友也都自身難保。我無處投靠，只能住店。前面已交代：大學期間家長每月發我20元“學資”，交飯費15元，還剩零花5元，算是“富農”。文革後經常在家蹭吃蹭喝，小有積蓄，升級“小地主”。但是正如葛優所言：“地主家也沒餘糧啊！”我小地主進大城也不能住酒店呀。在三省會，我住過大車店、睡過大通鋪，在候車室半坐半躺熬過幾宿。在那裡結識了三教九流，接觸了社會底層，儘管沒有看過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怎樣水深火熱，但我見識了中國三分之二的百姓“水火”如何。我第一次聽說因家境貧寒，小學畢業當學徒、初中畢業上技校的情況比比皆是（我原以為那是些學習差的笨孩子）。老舍的《四世同堂》在這裡是四世同“室”，我走進貧民窟、懂得了“平方米”的概念。幹群官民天壤之別，我們兄妹四人住校，平時家中只有父母和保姆，住四室一廳一百多平的局長單元；更別提北京哥們家的部長四合院，雲貴朋友家的省長小洋樓！

在鄭州火車站附近浴室的“一夜情”至今難忘。請勿翩翩聯想，當時沒有平民的“性服務”，只有“平民性”的服務——浴室晚上結束洗浴業務後，花兩毛錢可在溫熱混濁的浴池中舒舒服服泡個澡，再在2尺乘5尺的小床上香香美美睡個覺。在車站半坐半躺幾晚後，浴室就是天堂。那天正在天堂的瓊漿中盡情享受，身旁的兩青年搭訕。赤裸著赤誠地親切交談後，首都大學生和河南遊民有了點情——感情和交情。次日，白天我隨新朋友整天行乞、偶爾行竊。他們高超的順手牽羊，我毫無察覺。事後他們向我炫耀戰利品，我勸誡：勿因小失大，砸飯碗進局子。他們答：警察忙於大革命，無暇小治安。晚上，按約定我管飯（打滷麵），他們管睡。“晚宴”後，我把隨身的輜重（換洗衣物及雨衣）和細軟（十幾元巨款及手錶）花5分錢放在車站“物品寄存處”，跟他們登高而睡。是年五一，蒯大富請來全國第一個林副主席的“四個偉大”題詞，在被我們推倒的二校門處，敬立了全國第一座領袖看門塑像。鄭州也學清華、趕時髦，在火車站前搭了十幾米高的腳手架，白天忙活、黑夜安靜。攀上約20米長乘10米寬的平台，我把塑料涼鞋枕在頭下，平躺在比浴室的小床寬闊無比的高大木床上，空氣也格外清新。在初夏習習涼風中，“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晚風吹來一陣陣快樂的笑聲，我們躺在高高的統帥旁邊，聽朋友講那過去的事情。”丐友們的經歷讓我大開眼界。

當晚經引薦，我結識了幾位“老大”，第三日我隨不同的老大到不同的地盤實習。晚飯，老大們非要宴請清華“狀元”，我受之有愧地吃了。宴後，同樣夜宿高台，別樣的是，他們堅持要“聽我講現在的事情”。無奈，吃人家嘴“長”！我神侃京城內外文革有意思和沒意思的故事。——不好意思：這夥乞丐，比列位看官早半個世紀先聽到上文諸事！

兩天三夜情之後，浴室邂逅的二位，執意贈送我5分錢的站台票，依依不捨送我上北去的列車。當互道再見時，我們都知曉：再見——不到了！清華大學只教了我兩年有限的理論基礎課，社會大學卻教了我無限的人生專業課，在眾多的導師中，這些丐友在時間序列上無疑位列前茅。這些課程使我增強了平民意識，在幹部子弟中更顯異類。

3-14 博覽眾書，文體並舉

1967年6月，中央緊急指示：所有人員立即回本單位參加文革。而當時清華的文革就是造反派的內鬥，我不感興趣、也不敢興趣。7月至12月，我在清華園裡度過半年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生活。

文革初，四川某氣礦炸爆，一片火海。32111鑽井隊殊死搏鬥，6人犧牲21人燒傷，撲滅大火保住了氣井，名噪一時，被譽為“英雄的32111”。回答外地朋友詢問，我說正享受清華“32111”的幸福生活：三飽二倒一書一泳一棋牌，即是：三餐吃飽吃好，午覺夜覺不少；晨讀書暮游泳，晚上圍棋橋牌學會了！

吃——無產階級的中堅力量即許多產業工人只抓革命不促生產、甚至抓革命促武鬥破壞生產時，清華的大師傅一天，不！是一頓也沒停飯，讓我們這些既不革命又不學習的“小資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頓頓有飯吃。不敢說吃飽——糧票限制；不能講吃好——鈔票限制。我真想說、但不敢說大師傅們“偉光正”，然而他們確實敬業！

1967年初，本書作者閻淮（右一）與同窗宋克荒、陳元、徐沙（自左至右）在蘇州寒山寺。

睡——幼兒園和中小學基本住校堅持午睡，清華也提倡午睡。當時“毛選”沒人天天讀，午睡倒是“雷打不動”，“工管”後則大翻個顛倒乾坤，只讀“毛選”不許午睡了。前些年冬季回國，北京規定供暖16度即達標，凍得夠嗆。遙想當年清華溫暖的冬夜，真感謝只拿三四十元的鍋爐工。

玩——夏秋季，“布爾什維克”的“四人幫”陳元、宋克荒、劉澤彭和我，偶爾捎上“孟什維克”的徐沙，每天午睡後到不要錢、沒人管的頤和園去游泳。而後，在風景宜人的萬壽山下昆明湖畔，交換讀書心得、探討時局形勢，肆意褒貶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以及所有文革升遷者。我還篡改了毛詩《和柳亞子先生》：牢騷太盛“利健康”，風物“不”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深”，觀魚勝過“大會堂”！——見識高過南書房！

文革前喝過一勺心靈雞湯：“吃和睡是豬的生活，難道加上玩就是人的生活嗎？”清華學子當然不甘於“吃睡玩”的低級人生活，於是我們還讀書。班上同學說：“我現在不要‘四大自由’（毛文革恩賜、後被鄧沒收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只要四大名著。”他鑽研的還真有成效，列出《紅樓夢》主要人物錯綜複雜的關係圖表，讓初讀者一目了然。又有後繼者為《三國》諸將領和《水滸》108人列出小傳，作為輔導資料油印分發。

1967年7月16日中央文革接見學生領袖，蒯大富說：“清華有90％是逍遙派，沒事幹、大字報也不貼，從空想主義跌到悲觀主義。”（《清華文革親歷》224頁）文革僅一年，我們“吃睡玩讀派”是絕大多數，緊跟老人家“繼續革命”的蒯式造反派才是“一小撮”。

我文革中真正的讀書生涯始於清華圖書館。管理員們不像半個世紀前，那位在北大只幹了四個月的潤之同行，那樣具有雄心壯志遠大理想，他們和清華所有的職工（不包括教師）一樣兢兢業業地堅持在“最平凡”（其實是“最低下”的別稱）的崗位上，為“吃喝玩讀們”服務。

1967年夏，我首先通讀了建國以後全部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以及《人民手冊》年鑒中政治方面的文章，約數千萬字，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和歷次政治運動有了全面了解。

秋天，我閱讀了內部書籍中全部政治類的“灰皮書”和文獻類的“白皮書”。書籍來源除了父親收存的，主要是上文提到的高幹子弟好友，還開闢了胡喬木侄子和胡繩之子等清華同學的新書源。對我影響較深的有：

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評傳》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我對殘暴的斯大林和專制的蘇聯有了感性的認識，並與毛及中國對照。

南斯拉夫副總統德熱拉斯（現譯吉拉斯）的《新階級》，指出“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它將留下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讓我對社會主義開始理性的批判。

《第三帝國的興亡》簡直就是文革前傳，共和國人民與帝國臣民何其相似乃爾，黨衛軍就像紅衛兵的前輩！《興亡》是徐沙帶我去北大歷史系，向他四中學長胡德平借的。胡講：“父親胡耀邦囑咐，什麼書沒了，《興亡》也不能丟！”我答：“會像對和氏璧一樣愛護。”閱後當然完璧歸胡。

公開發行的《九三年》理所當然地讓人對比“六六年”，此二書使我從歷史和世界的全新視角審視文革。“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階級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否正確，我不知曉；人道主義“絕對正確”我認同！雨果老先生的教誨銘記在心，並成為我的絕對價值觀。

1968年1月4日凌晨，清華發生武鬥，雙方傷百人，三十多位入院治療。33年前，清華地下黨支部書記蔣南翔首創名句：“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現在，失去蔣校長的清華也“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不願幹武鬥的部分造反派和不願被武鬥的全部保守派紛紛捲鋪蓋離校，北京學生回家、北漂則投靠文鬥學校的老鄉。

1967年秋，本書作者在家攻讀胡耀邦、胡德平父子都非常珍愛的《第三帝國的興亡》。

2月4日除夕半夜，宋克荒突闖我家。他說：回瀋陽探親，父母被關，我被追捕，逃回北京。到七機部投奔大姐，姐被管制，無處可去，只好找哥們你了！宋在我家住月餘，後投奔沒倒霉的某將軍。因文革中來家避難的朋友較多，此事我已忘卻。40年後宋故事重提，戲說當年救他一命。我答：“舉手之勞，言重啦！林彪之亡和小平之歿，你都冒險在第一時間通知外地和外國的我，才是義氣千秋！”

1968年春，我讀完所有能淘到的“內部書籍”中以蘇聯文學為主的“黃皮書”，主要來自系友之父袁水拍（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的書庫。印象較深的有：《苦果》是“蘇聯右派”作品集，好似中國右派反官僚和特權的俄文版；愛倫堡的《解凍》，“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渴望中國的解凍；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勞改營讓我震撼！我認為它是後來獲諾獎的《古拉格群島》的縮本。

1968年初，顧準夫人自殺。我和徐沙陪顧的兒子們到京郊散心。右一為顧次子，右二為作者，右三為顧長子；左一為徐沙，左二為顧幼子。

而後，我精讀了翻譯家周煦良受教育部委託主編的高校文科教材《外國文學作品選》，上下兩卷精選了從古希臘到當代的幾十部精品的精彩章節。閱後按圖索驥，我千方百計找尋國內出版的完整譯作，在知識和精神上接受雙重洗禮，完成工科生的人文涅槃。

1968年初，我摯友顧逸東之母（顧凖之妻）自殺，我和徐沙住進顧家數天，幫助料理後事。然後我們陪顧家兄弟與文革初父親自殺的李海文姐妹等，騎車遊遍北京遠近郊區的名勝古跡、風餐露宿尋古探幽。這也算是這個春天我生活的又一亮色吧。

3-15 河北農村深入考察

1968年4月23日，清華武鬥升級為戰鬥，由冷兵器進化為熱兵器，由零星械鬥發展成持續戰爭，史稱“百日武鬥”。文革前，清華實行“真刀真槍的畢業設計”，如水利系參加密雲水庫的施工，我們工物系參與核反應堆和粒子加速器的運行。我無奈地調侃：“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背叛。造反派好樣的，不忘記清華傳統，武鬥都真刀真槍地幹！”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戰歌，唱道：“拿起筆來作刀槍，批判反黨大黑幫！”我說造反派是：“拿起刀槍來作筆，砍向同學好兄弟！”

近期返校已無可能，夏天我和徐沙、顧逸東三人到河北安新縣同年級黨員何建坤（文革後任清華副校長）家鄉，繼續我1966年的農村考察計劃。這裡恰巧既是八路軍的冀中抗日根據地，又是大躍進的模範縣。

儘管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農民的貧困還是讓我震驚，我們穿的最破舊衣服還像是農村的華服。第二天我們藏起手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收音機沒敢露頭（該知之事有大喇叭整天喊）。與當年去廣東大相逕庭。那次公社幹部對社員說：“這是毛主席派來的首都紅衛兵，到農村勞動鍛煉和傳經送寶。”我考察了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現狀，參加過“憶苦思甜會”，但對17年歷史的陰影一無所知。在紅太陽照耀的紅海洋中，向陽花般的公社社員哪敢向紅太陽的紅衛兵講“困難時期”的負面故事。這次，我們不是紅衛兵洋學生，而是鄰家二小子的同學哥們，隨著同學叫二爺爺、三大娘、四哥、五嫂。“人家城裡大官的娃娃，跟咱土農民擠一個土炕、啃一屜菜窩頭、喝一鍋稀糊糊，白給隊上和咱自留地幹活，還要給錢和糧票。這仨娃子不賴！”有這樣的讚美，你什麼心裡話聽不見、什麼真實情況了解不到？

1968年夏，作者（右）與同學顧逸東（中）和徐沙在河北農村。

文革中我沒有朝聖井岡山和延安，但聽說“老根據地”的貧困，現在親眼看到“中根據地”和“大躍進模範縣”現實的窮苦。“昨日入城去，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似乎是中國農村的詠歎調和主旋律。農民講述在並無大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自己親人餓死的悲慘情景，令人觸目驚心慘不忍聽。我這才知道：遍野餓死者，皆是種糧人！

之前在城裡，我們曾討論過共產黨最對不起誰：“鎮反”的地富反壞？“反右”的“右派”？“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文革”衝擊的幹部？貧窮的工人？現在在鄉下，我終於有了答案：農民！是根據地節衣縮食養活了紅軍八路的老區農民！我們的父母已成“食有魚、出有車”、錦衣玉食的高級幹部，他們還是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土農民；是分到土地踴躍參軍犧牲、“解放”全中國的新區農民！百萬戰死內戰沙場的農民是烈士的主體，紀念館和烈士公墓可有其名？是忍受巨大“剪刀差”盤剝、為工業化作出巨大犧牲的全國公有化農民！是至今沒有解決溫飽、仍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二等公民——農民！

第五節 工宣隊的統治與我的反抗

3-16 與工宣隊的摩擦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遣61個工廠3萬工人，在8341部隊（中央警備團）配合下，突然開進清華園。工人被不明真相的蒯大富派攻擊，死5人傷731人。8月，工人宣傳隊宣布長期進駐清華，要求師生立即返校。9月我們從河北農村回清華，經歷了一年半暗無天日的被管制生涯。

毛澤東親自培養的典型是“六廠二校”，即六家工廠和清華北大，印刷“毛選”和“毛像”的新華印刷廠是最革命的第一廠。工物系的工宣隊就來自該廠，“工軍宣隊”的系領導是8341領袖衛隊的一位連長。在極左“激情燃燒的歲月”，最左的尖刀插入清華最機要的系，是順理成章之勢。我與他們左派的做派格格不入、摩擦不斷的原因有三：一、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已初步形成“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愚昧很強大，能禁錮人一世；又很脆弱，一旦掙脫，任何力量絕不會使你再度愚昧。聰慧整天被蠢笨教誨，無比難受！二、我們反動大字報點名批判的關鋒和戚本禹已被毛拋棄，而口頭譏嘲江青無紙無字，從不承認，我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飛。三、工宣隊對傷害工人的“團派”恨之，對武鬥的“四派”惡之，對我們“逍遙派”好之。摩擦具體事例如下：

“新抗大”事件。8341那位連長異想天開，讓實驗室工人用有機玻璃做兩米見方的“新抗大”三個字，放在系館樓頂。我說：“剩餘的下腳料不要扔，我要做‘活雷鋒’三個字別在胸前。”“新抗大”在樓頂立足未穩，被遲群發現，勒令取下。我說：“多虧我的‘活雷鋒’還沒做，否則和你們一樣瞎忙活了！”連長想整我，還沒來得及，我們就化敵為友了，因為次日，陳元來找我，連長與陳握手問候，原來他曾是陳雲的警衛員。陳元指著我對連長說：“你要早聽他的，就不會被遲群訓了。”農民出身的連長對首長及其子弟有極樸素和極濃厚的階級感情，因此對我也不計前嫌，格外照顧。“翻身學生得解放，幸福日子幾天長。”很快軍人撤出，系裡只留下工人師傅。我又“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1968年秋考察歸來。右起：徐沙、顧逸東和本書作者閻淮。

工人把社會上流行的、學生們生疏的對“毛像”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毛選”的儀式強加給我們。對此我是心中有怨，但既不敢怒更不敢言。1968年冬“清理階級隊伍”，派出“可靠學生”外出調查“不可靠教師”的歷史。我系幹部子弟關某“外調”回來作報告說：“旅館房間只一面牆有毛像，便自費買三幅貼上，使任何方向都能看到偉大形象。我們堅持天天讀，回來已後半夜，旅館沒有桌子，還躺在床上讀毛選後才睡覺。”我對這種宗教儀式的不滿頓時有了發泄點。討論中我說：“既然躺著學習，就應該再貼一張主席像在房頂。後半夜已是第二天，你們當日還是沒讀毛選，還不如我們在學校、在工宣隊的直接領導下，真正天天讀了。”同學們跟著挑毛病，學習榜樣成了批判對象。

學習解放軍，我們學生編為一個連。連長是新華廠的青工，高考落榜當了工人，文革造反成了左派，在廠裡技術不行還挺“刺兒頭”，有了工宣隊這差事，領導順水推舟卸了包袱。新華廠輕鬆了，工物系倒霉了。你從長沙的中專生掌權後如何整大知識分子，就能推測出中學生怎麼整大學生。例如他規定，宿舍不許插門（怕看四舊書籍），聽收音機不許用耳機（怕聽外國廣播）等。飯前在食堂前排隊唱紅歌，無論數九寒天還是三伏烈日，他認為歌聲不嘹亮或音律不整齊就不讓吃飯，直到他滿意為止。我不由得想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我們當面叫他王連—長（弱讀），背後稱他“王連舉”（《紅燈記》中的叛徒）。過去我對領導提意見，是人民內部的幹群矛盾；現在對工宣隊有看法，就是反對主席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可能是敵我矛盾。我私下牢騷：“我沒當過亡國奴，不知道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壓迫之苦；但我親身體驗到一個階層被另一個階層管制之難（四聲）。我不是基督徒，沒有原罪；考上大學的知識分子在落榜的工人面前，也無原罪！”

1969年春進行“整黨”，由黨員“講用學習毛選體會”，群眾評議通過，方可恢復組織生活。第一批安排“講用”的是工宣隊和學生都滿意的，順利通過；第二批是工宣隊滿意而學生不滿的“積極分子”，如上述的關某，當然沒有我。工宣隊按照毛澤東“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在關等“講用”後召集部分同學開會，布置讓這批“積極分子”通過。隨後的全體群眾大會上，我的哥們提出我比關某好，許多“三分之二”呼應，最後我和“積極分子”們一攬子被通過，我是唯一沒有“講用”就恢復組織生活的黨員。

我1965年入黨，遵照當時中共八大黨章規定，需要一年的預備期。現在歷時四年，中共九大新黨章為了使造反派突擊入黨後，立馬擔任黨內要職，取消了預備期。我恢復組織生活即為正式黨員，原本就不軟的腰杆挺得更直更硬。“王連舉”開口閉口“你們知識分子要接受我們工人階級再教育”。在學習毛的“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50字建黨方針”最新指示時，我虛心地向不是黨員的王連長請教我的困惑：“根據毛主席一分為二的觀點，無產階級由黨員的先進分子和黨外的落後分子兩部分組成。知識分子黨員的先進分子如何接受黨外落後群眾的再教育？”他當然無言以對，只能在畢業分配時懲罰我。

我上述的“階層管制論”和“落後再教育論”在朋友圈中流傳。北大國政系的李海文多年後還記憶猶新，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經過及影響》提到此事。（《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

老人家75歲生日那天突然想起了我們，發出“即使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最新指示。工宣隊召開全校“可教子女”的千人大會，自然也忘不了我，還想讓我典型發言。我說：“家父雖然已被定為走資派，但至今還未死亡、仍然健在，尚不屬於死不改悔。而根據二分法，參會者是可教子女，不與會者就是不可教子女嗎？”胳膊擰不過大腿，我與會了，但不發言。是日發言者，有我熟悉的肖華之子和劉瑞龍之女。我對人對己的要求是“兩個不損害”，即：不損害自己之尊嚴，不損害他人之利益。因之，我不恥於發言者。出社會，方知世事之艱辛，對別人不再苛求“不損自己之尊嚴”。對人及事，皆取“了解、理解、諒解”的“三LJ”態度，文革後與劉等仍為好友。

3-17 “家破人未亡，子散妻未離”

這小標題，是我安慰父母的話，它概括了我們六人家庭在1968年以後的狀況。

1967年，我被清華同學抄家時，父親還平安無事。他能平安地躲過1966年至67年文革初期的衝擊波。我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當時行政10級的父親是物資部機電局副局長。而11級的正局長徐良圖（文革後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資歷比父親淺，被認為是物資部長袁寶華的紅人，文革伊始第一個衝擊波就隨著袁部長一起被打倒。第一副局長的父親就負責了全局的業務，擔負起全國機電產品調配的重任。工作需要，他不能垮台。

其二、父親還兼任機電局的黨委書記，他又是熱心腸，在政治和生活上都關心下屬。例如，使勁發展青年黨員，逢年過節帶外地單身大學生來家裡一起吃飯。人緣好也使他佔了便宜。

1968年，全國生產癱瘓，父親不重要了。“保閻反徐”年輕人為主體的群眾組織失勢了。運動更深入了！一個局級幹部不打倒，留著幹嘛？父親成了“走資派”，並逐步升級：先是停職反省、然後勞動改造、最後關進“牛棚”停發工資。三個中學生的妹妹弟弟，運動初期積極投入革命熱潮，分別屬於北京中學生的“老兵”、“四三”和“四四”三個派別。熱潮降溫，偉大領袖在城裡“運動”完了他們之後，又運動他們到廣闊的農村去刨食。他們三個小孩或自覺響應號召、或被迫遷出戶口，分別到黑龍江、內蒙和山西務農。北京只剩下三個較年長的：父親在機關被造反派隔離關押；母親是北京市衛生局幹部，集中到昌平縣的勞動大學；我在工宣隊管制的清華大學；只有周末我和母親才能回家相聚，並給父親送點衣物。

物資部成立於1964年，同年物資部大院在甘家口東南角修建完成。它西邊隔著三里河路與釣魚台國賓館相鄰，東面是解放軍報社；南面是月壇北街，北面臨阜外大街。大院南邊是高層的部機關辦公大樓，北面是宿舍區。宿舍區層級分明：最西面、與釣魚台相望的是一排五棟、部長和局長的“一梯兩戶”的三層小樓，中間的是兩排十餘棟、處長的四層中樓，東面是三排幾十棟、一般幹部的“一梯三戶”的五層高樓。院內幼兒園和小學、副食店和大食堂、醫務室和大浴池、經常演電影的大禮堂，應有盡有一應俱全。宿舍區與辦公樓無隔離牆，平時我們騎車穿行方便，文革時辦公區幹部的大字報就自然而然地對家屬們公開了。

從《閻韞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的大字報中，我才知道父親被隔離的重要原因。父親在物資部的檔案副本（正本在中央組織部）被公開了：解放初期老家土改爺爺被鬥，父親給河南省委寫信申訴，“痛說家史”：爺爺在紅軍時期曾支援徐海東（開國大將）十萬大洋，抗日時支持幾個孩子參加中共抗日，應屬開明士紳。孰料河南省委黨性極強，將此信轉回黑龍江省委。又哪知黑龍江省委書記對省委工業部長的父親不好處置，乾脆把信放入父親檔案了事，於是乎便埋下隱患。長春第一汽車廠廠長饒斌（原黑龍江副省長）勸父親去任副廠長，把任命材料報到中央分管工業交通戰線的薄一波副總理處。薄調來父親檔案，發現那關鍵要命的書信；提筆批下八個大字：“嚴格控制、不得重用”。從此父親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在仕途上開始走下坡路。饒斌只得改任父親為安裝公司經理，推說安裝工作更重要，需要他獨當一面云云。1956年父親調到北京，一機部說東北的高崗（當時已自殺）為籠絡幹部，級別定得太高，父親應由九級降為十級，任副局長（後聽說大部分東北進京的司局長都降一級）。父親不計較得失，仍勤勤懇懇工作。此後他到計委機械局給十級的馬儀（後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當副手，現在又作了11級的副職。父親和我如今才明白十幾年前的一段公案。

1968年，京郊合影。右一為作者，右二為徐沙，右四是顧準次子，左一為李海文，左三為顧準長子。

父親平時教導我“興無滅資”學習雷鋒，作好革命接班人。什麼“走資派”？哪個“孝子賢孫”？我才不信這一套！我才不劃清界線呢！每周日學校放假，我去機關，在看守監視下，給父親送去經過檢查的換洗衣服和香煙、餅乾（父親腸胃不好）。他平時只抽較高級的“大前門”，現在造反派只許送最差的，我用母親沒有被扣的工資買最貴的“大中華”香煙，放在最差的煙盒中矇混過關。父親與我相約，在本樓層最近的廁所、左邊第二個蹲坑的紙簍裡，我們交換紙條“情報”。如此這般，近一年從未敗露。

1969年春節，最難忘、最痛苦的春節！弟妹們剛下鄉幾個月，不批准回京探親。除夕傍晚，母親親手做了父親愛吃的豐盛菜餚，一分為二，一半用毛巾被包裹嚴實。我頂著刺骨寒風，送到機關大樓，在關押父親樓層的樓梯上，我竟被攔下。看守說：“你爸爸最近態度不好、不老實交代問題，專案組決定不許家屬再送食物。”我故意大喊大叫，讓父親聽見，知道我來看過他，媽媽在想念他。氣憤的我只好到大院中的清華同學家，把菜餚送給她。我不能拿回去，讓媽媽更傷心。流著眼淚我無力蹣跚緩慢地向家走去，進門前我擦乾淚水，進門後強裝笑顏。我對母親說：“爸爸嘗了飯菜很高興，他身體也不錯，還讓媽媽多保重！”我們娘倆吃了豐盛菜餚的另一半，我毫無胃口，但強迫自己盡量多吃。飯後我說有點累，就回到自己房間，蒙頭低聲痛哭。

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前，不知誰發了個什麼鳥指示，物資部的“走資派”全部要被押解到河南幹校。行前倒是讓父親回家收拾行裝，我和母親都劃不清界線，以我倆對方有病為由請假回家，與父親團聚幾天，然後就是生離死別各奔東西。

這一年北京就只有我和母親，孤兒寡母兩個親人相依為命。一個24歲的不學習的學生，先後到北京特殊鋼廠和北京重型電機廠幹重體力勞動，美其名曰“按領袖指示：學工”。同學發牢騷：“現在是猛吃、猛睡、猛幹，三猛！”工宣隊說首先應該是學習毛澤東思想，讓我們批判“三猛”。我說：“三猛非常錯誤，根本不可能！猛吃沒糧票（學生定量30斤）、沒鈔票（20多歲了白幹活還沒工資），猛睡沒時間，猛幹沒力氣（吃不飽、睡不好）。”工宣隊哭笑不得。

母親，一個患冠心病的老幹部，集中在遠郊區，住集體宿舍。每周末擠公交車回家，隨身帶著紙條，上寫：“我是某某，患心臟病、若休克，請通知在清華工物系的孩子閻淮。”我們兩個“住校生”都盼望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母子團聚的一天，也期盼回家能看到天南海北在鄉下務農的其他四位親人的來信。我經常安慰母親：“文革中多少個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們家是：子散妻未離、家破人未亡。知足吧！”星期天晚上，是可惡工宣隊規定我們回校的時間。我從家裡迎著昏暗的月亮、頂著呼嘯的北風，騎車北上清華的20里路，是我心理情緒的變壓器；在這30分鐘裡，我要深埋溫柔脆弱的親情，穿上精神的盔甲、帶上堅強的面具，面對以知識分子為敵的工宣隊，迎接新一周生理和心理上新的磨難。

1968年冬，工宣隊進校。首次戴上毛澤東像章，心情憂鬱。

3-18 畢業離校遠赴西北

1969年9月3日，廣播傳出《烈士魂》哀樂，越南領袖胡志明逝世。陳元、宋克荒、劉澤彭和我討論形勢，一致認為：中國的《烈士魂》播出前，文革混亂的局面不會結束，我們應養精蓄銳充實自我，靜待天子歸西，屆時再展身手。他們也勸誡我鋒芒“避”露，少惹是非。

回顧工宣隊在清華的歷史，工宣隊的最大功能就是管制和整治知識分子。使我們從整體意義上成為“再教育”、“給出路”、“可改造”的革命對象。一工宣隊頭目說：“什麼時候知識分子的心情舒暢了，就說明我們的工作有了問題。”赤裸裸地道出了工宣隊以知識分子為敵的心態。（唐少傑：《一葉知秋》，285頁，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03年。）不是我喜歡招惹是非，只是我不情願被別人“心情舒暢”地管制和整治而已！

1970年初，在工廠無償勞動十個月後，突然被召回學校畢業分配。原因是清華和北大準備招收工農兵學員，要為他們騰出校舍。工宣隊實行毛澤東的法家路線：論功行賞、有仇必報、獎懲分明。具體方案是：“連級幹部雲集大連，落後學生發配新（疆）西（藏）蘭（州）。”我則連蘭州都不如，是火車過蘭州再開一天的甘肅武威縣，古稱“涼州”，其荒涼可想而知。“布爾什維克”們也都沒好果子吃：陳元分在湖南新邵縣，劉澤彭分在吉林梨樹縣；宋克荒聽造反派讚美林彪江青，氣不順說了不恭之話，被定為反動學生留校審查。我們離校後書信不斷、互通情況。1971年春節，北京探親再聚會，四人交流了通信不便談的思想。最重要的是陳元通報了九屆二中全會的內幕，特別是毛在廬山會議結束時說的“事情沒有完”。我們分析了毛澤東與林彪的性格特質和處事方略，都預感還有大事將發生。1971年9月下旬，我在甘肅接到宋克荒北京來信，告知“老虎和爹娘摔死在內蒙外”，在正式傳達前得知“九一三事件”。1972年春節，我們四人在北京重點研習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認為公布它是毛亂了方寸，有利於民眾的覺醒和文革的破產。這是我們70年代初的交往，友誼持續著，政治上的再次交往是80年代初，而80年代末的一場“風波”使我與他們在政治上分道揚鑣，只保留著私人情誼。

1970年春大學畢業。

1970年3月，登上西行列車，經過兩天兩夜只坐不臥的艱苦旅程，奔赴遙遠的西北陌生小城。24歲的我，確實想到57年前，一個同樣24歲的青年，在同樣的春天，同樣背井離鄉遠赴西北。我們同樣“一事無成、一文不名、一無所有，但是擁有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熾熱的使命感”。（引自《第三帝國的興亡》）他就是我深惡痛絕的阿道夫。第二感覺有點革命性了：我像衝出牢籠、將在廣闊天地自由翱翔的海燕，“在烏雲和大海之間，高傲地飛翔，充滿著對暴風雨的渴望、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焰和勝利的信心。”（俄國高爾基《海燕》）

此後五年，通過艱苦卓絕的“我的奮鬥”，在工人、技術員、車間主任、廠長的路線圖上，爬到縣團級的武威煤礦機械廠的頂層。在全面整頓和回潮的1975年，對口調到北京煤礦機械廠。對著清華園大喊：“我胡漢三又回來了！”

清華文革的四年，我犯過嚴重錯誤，也有豐碩收穫。文革前，我是一個狂熱的極左毛粉；文革初，看到基層的諸多問題，以為是歪嘴小和尚把馬列毛的正經念歪；中期，對高層殘酷和底層貧困的了解，知道大和尚嘴也歪了；後期，認為馬列當年可能是真經，斯大林和毛澤東“跑偏了 ”，好經也要與時俱進。我們的使命就是撥歪返真、修正舊經，淨化黨的領導、完善社會主義，作補天救黨派。

文革中，通過深入城鄉社會底層和研讀先賢哲人經典，樹立了平民意識，我成為幹部子弟中的異類。維克多•雨果的“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成為我的絕對價值觀。1986年，中組部的我，到許多省委組織部和黨校抨擊時弊鼓吹政改。有人指責：“你天天吃黨的，日日罵共產黨！”我笑答：“你們天天誇黨，是日日害黨，我是在救黨！”1989年，“動亂—暴亂—風波”後，人道主義的我不認同鎮“暴”，出走了。9月20日我在《歐洲日報》上寫出我的理想社會是：民主政治、自由經濟、獨立司法、保障人權。——好像與某黨現在的要求雷同，是嗎？

這一章的主要內容曾以《一個老紅衛兵的回憶與反思》為題，收錄在《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孫怒濤主編，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香港，2015年2月。）和以《一個老紅衛兵在清華的四年》為題，發表在美國《新史記》雜誌，2015年8月的總第26期。兩篇皆無稿費，故不算一稿多投，網上瘋傳則與我無關。

第四章　自我奮鬥小有斬獲

——煤炭系統十二年（1970～1982年）

第一節 甘肅五年從工人幹到廠長

4-1 甘肅武威煤礦機械廠

1970年3月，為“上、管、改大學”的工農兵學員騰地方，領先於全國高校，提前半年分配的清華和北大最後兩屆（64年和65年入校）的八個畢業生，來到甘肅省武威地區報到。

地區首府——武威縣，位於蘭州西北600里，黃河的河西走廊南端，古稱涼州，是中國旅遊標誌“銅奔馬-馬踏飛燕”的出土地。武威是縣大城小，當時人口80萬（是全國縣平均人口的二倍），擁有近百個人民公社，甘肅省最大的農業縣。

武威城關鎮，城中心稱“大十字”，是僅有的兩條垂直“大街”的交叉點，四周分布東西南北四個“城關小十字”。全城無紅綠燈，大都是土坯平房，亦稱“乾打壘”，少數“一磚到頂”的磚瓦房就算豪宅了。唯一的大廈是剛落成的二層樓的地區招待所，我們有幸在報到時免費“消受”了一夜。涼州春寒料峭的早春三月，真夠涼的！暖氣？別想！當地連蜂窩煤都沒見過，半夜燒煤坯的爐子熄火了，讓服務員加床被子，迷糊到天亮。

次日，在地區革命委員會政治部的人事組，我充滿激情、滿懷希望地要求到農村插隊——反正拿工資吃商品糧，國家既發飯票又送糧票，白給農民幹活，可以自由深入地了解中國西北貧困的農村和貧苦的農民——多美的事兒呀！“你一個人去農村，怎麼管理？”滿懷熱情的無理要求，被冷酷無情地合理拒絕。“男生到工廠，女生去學校！”面對組織，我毫無脾氣、乖乖地去了縣城西北郊的甘肅省武威煤礦機械廠，工廠將我分配到機械加工車間當工人。煤機廠業務由省煤炭局領導、組織人事關係在地區、廠址在縣裡。我戲稱：與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一樣，煤機廠是三級所有、地區為基礎。

夏天，廠裡開展“深挖五一六分子”和“清理階級隊伍”二合一運動，其實就是整治現行的“造反派”和歷史有“問題”的人。“外來的和尚會唸經”，我們都是“雙無人員”——外地人沒有當地的“派性”、年輕人沒有歷史問題。於是，近幾年分來當工人的外地大學生，都上調到廠專案組；我是其中唯一的黨員，榮任副組長。其間兩件事曾在廠內外引起轟動。

其一，某“摘帽右派”因對文革被批鬥不滿，歷史問題加現行問題，被專案組關押。一個周末的深夜，他在地上打滾，高喊肚子疼。看管的工人說：“假裝的，不管他！”住集體宿舍的我得知後，讓立即送醫院。我說：“真的，快治病救人！假的，回來狠批鬥！”因司機都不住在廠裡，我和另一個大學生拉“架子車”（一種人力車）送他到十里外的縣醫院。診斷是胃穿孔，當即手術，免於一死。“北京的大學生救人一命！”頃刻傳開。

其二，運動到了秋後算賬——“定性結論”階段。我們北京上海的大學生，都是在被毛澤東罵過的“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的名牌大學，“經腥風血雨、見殘酷世面”的主兒。認為這幾個“小不拉子”“老運動員”的審查對象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廠黨委書記兼專案組長，針對問題最嚴重的人，說：“他一貫講落後話，對歷次運動不滿；‘量變到質變’，已是敵我矛盾。”我反駁：“一萬句落後話，還是落後群眾。他沒說一句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話，就不能算敵人!”——按文革時的惡法《公安六條》,反毛、林是反革命。

次日，廠部決定：落實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充實車間技術力量，專案組的大學生全部回車間任技術員。清除了大學生“臭老九”——文革中的敵人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和叛徒、特務、走資派，共八類人員，知識分子被戲列為第九類。專案組只剩下純粹工人階級，最後一致意見，確定了三個人是屬於“敵我矛盾”的敵人。兩年後，此三人都理所當然地被“改正”了。

武威地區及所屬七個縣，只有我們煤機廠的大學生因禍得福，全都由工人升級為幹部，令其他單位還在幹苦力的“老九”們羨慕嫉妒但沒有恨。

回到工人中間，我如魚得水。阿基米得名言：“給我一個支點，就可以撬起地球。”我的支點就是“自由民”。工人宣傳隊統治的清華只有奴隸主和奴隸，無品投靠的奴才也是奴隸。現在我這個自由民，外在有利條件：正式黨員；不利因素：父親仍是走資派。二者抵消歸零，就靠我內在綜合實力：苦幹加巧幹，與工人打成一片。苦幹，加班加點不叫苦，髒活累活搶著幹；仗著年輕力壯，百斤水泥袋，左右臂各夾一個行走自如。巧幹，搞點“技術革新”，減輕工人勞動強度。工人知恩圖報，他們真心感謝、對我特好。文革以來，我從未有過這樣的的輕鬆自如和心情舒暢。

1971年車間黨支部改選，在廠專案組的歷史善行和近期的優異表演，令我順理成章地被選為支部委員，參與車間管理。這是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未被官方提名，被普通黨員群眾經由真正的黨內民主選舉而上位的。廠黨委書記大人大量、不計前嫌，也不敢違背民意（還要靠工人幹活完成計劃），順水推舟順利批准了機加工黨支部成員。入黨六年後，首次有了黨的職務，此後黨內18年，一直保有黨職，直到難忘的1989。

1972年，更上一層樓，升任車間副主任，算是中層科級領導，在全廠中層幹部會上有了發言權，對“廠務活動”可以指手畫腳、品頭論足啦。中學有篇英語課文：西方記者到某島國採訪，國王召集大會，宣布一項決定，讓同意者吹金喇叭顯示民主，誰買得起金喇叭？我終於擁有金喇叭啦！我的金喇叭當然吹出了獨特的旋律。

1973年，在全國各地大力發展五小工業（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礦、小水泥）的形勢下，甘肅省的地級和縣級小煤礦遍地開花、蓬勃發展。省煤炭局直屬、地區直管的武威煤機廠，更被重視。為加強領導，文革前的地區計委主任王化成調來任書記兼廠長。王1980年代中期任張掖地委書記，80年代後期擬提任副省長，突患心臟病，未能晉升。他欣賞我，“轉正”我為車間主任。機械工廠的工種分為三六九等，工人編順口溜：“車鉗銑（機加工車間），沒法比；衝鉚焊（鉚焊和鍛造車間），湊合幹，要翻砂（鑄造車間）。就回家。”機加工是技術含量最高、最重要的車間。由於我廠主要生產中小型機械，不單獨設立裝配車間，只在機加工車間設立裝配工段，因此機加工也是最後保証成品質量的最關鍵的車間。

作者1970～1975年在這甘肅武威煤礦機械廠工作。

74年初，王廠長向省煤炭局和地區黨委推薦我任副廠長，幾經周折，他挾持民意、不屈不撓。74年秋，不滿29周歲的我當了副廠長，據說是全省最年輕的知識分子縣團級幹部。

4-2 我的血汗奮鬥史

我輕描淡寫一路晉升。其實在廠礦混過的人都清楚：即使在文革中，在“上層建築”的教育院校，靠耍嘴皮子的“講用毛選”和“大批判”吃香；在“經濟基礎”的生產廠礦，是絕對吃不開的。要吃大苦耐大勞，流汗甚至流血；才能解決“生存”和“發展”，這對於任何個人、團體乃至國家，何時何地都要面臨的兩個重大的普世難題。

我任車間副主任時，吊車工下降“吊物”時操作失誤，將我扶著的鐵柱砸在我雙腳上。頓時流血不止，我疼暈過去。工人們開車送我去專治外傷的野戰醫院，在山溝裡迷路，看得見醫院就是開不過去。（可能為了戰時迷惑敵人，平時把友人也轉暈了！）工人們輪流背我，在羊腸小路上攀爬。軍醫聽說是領導階級的工人背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大學生，不敢相信、感慨萬千。我也對得起工人，後來拄著雙拐指揮生產。工人更對得起我，周末要開廠長小車送我去未婚妻處，我不願特殊化、不答應；他們就早晨用自行車馱我去，晚上再接回。這算魚水情嗎？

吃苦耐勞對我是小菜一碟，重大難題是機械技術。對六年制清華來說，只學習了兩年的我，既不是畢業、也不算肄業，只能按輟學論處。清華是兩年基礎課、兩年專業基礎課、兩年專業課。我只學了核物理的基礎課：高等數學、普通物理、幾大力學等。對機械工廠有用的只有機械製圖。技術科室分為設計科和工藝科，聞所未聞；機械零件還有公差與配合，根本不懂。

挑戰首先來自技術員和工程師們。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初次給你個下馬威，看我虛心好學不恥上問，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也不太欺負青年後生。

最難纏的是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66屆的胡某，上海“洋阿拉”歷來看不起貌似北方鄉村的北京佬，交大老二更不服氣清華老大——工科大學排行榜上，據說第三是哈爾濱工業大學。這種地域和門第的“高見”，我可以不理睬。但是機械專業的畢業生，時時處處刁難二年級就輟學的核物理學徒，就要嚴陣以待了。我到處收集機械書籍：向老技術員借，請在北京的留校不分配的“反動學生”宋克荒買了寄來。每晚看書到半夜，周末節日全天學習。遵循林彪副統帥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要求：“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

自然科學的“機械”一詞，在社會領域和生活領域常有簡單教條之意。其實，機械學也真“機械”，看了就知、學了就會，沒有抽象思維、絕無難以理解。進廠一年，我就是稱職的機械技術員，兩年就勝任機加工車間的領導了。胡交大（工人稱我們都是姓氏加學校，如有個小個子四川人張北大，就常被叫“長不大”。）對我“閻清大”也另眼相看，背後說：“清華的就是與眾不同！”其實我是花拳繡腿、臨時抱佛腳，“胡交大”才是真才實學、功底深厚，只是有點滬人的小通病。我任副廠長後，不計前嫌力排眾議，提他為車間副主任。“同是天涯淪落人，窮不幫窮誰照應！”誰讓俺們都是背井離鄉、流落它鄉的外地大學生呢！？

我的另一弱項是機床操作。1966年5月在清華按計劃三個月的金工實習，只進行了一個月，就被文革腰斬。技術員只懂理論還可以，車間主任就不靈光了。七八級老工人，認真幹活，父輩的年齡，從不欺負兒輩的領導。“五八小二”就不同了，1958年進廠，十年前定為二級工，年富力強技術精湛，是生產的主力。當時30歲出頭，上有老下有小，40元的工資，負擔沉重、牢騷滿腹。我當工人時，“小二們”“哼哼”教導：“不打勤的、不打懶的，專打不長眼的！”又進一步啟發我：“某人闖紅燈。警察：沒看見紅燈嗎？司機：沒看見您！”告誡我：不怕偷懶，就怕領導發現。他們還說：“南京到北京，慢走也算工。到庫房或其它車間，不用像你平時那樣快步如飛。”（其間必然性學知識和有色段子充斥不斷，少兒不宜，故以下省略若干字。）那些年我在京城內外工廠八年，沒有看到馬列主義標準定義的：大公無私和鐵的紀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只見識“愛家如廠”的工人，電工家裡電工用具齊全，鉗工宿舍五金工具完備。

我當領導了，“小二們”不刁難我；但經常說，某個零件給的工時不夠，要求增加時間，才好多休息；或者機床有毛病、幹不快，因而磨洋工。

機床主要是“車、磨、銑、刨、鏜、鑽”六大類。我當副主任後，向各種機床的老師傅虛心學習、認真操練。不久，除幾個精密機床只許專人操作外，其他十八般兵器，樣樣能擺弄，不敢說精通，至少能稀鬆應對了。誰再說工時太少，我幹給你看；誰藉口機床有病，我擺弄運轉了。沒人敢“炸刺兒”了，否則扣工資。

當時沒有獎金，又是計時工資，當頭兒的除了吃苦在前的模範作用外，還必須恩威並施。前面講了扣工資的“大棒”，下面說“胡蘿蔔”。扣了一人工資，大家都老實乖巧了，他也好好幹活了。所扣之錢已入國庫無法退還，下月生活困難補助，多給點，扯平！不忙時，主動對“聽話和出活”的勤奮工人說：“你愛人（或孩子）身體不好，請兩天帶薪事假，回家照顧一下吧！”（頭兒就這點特權）我不吸煙，但總備有好煙；有的活兒緊，下道工序急等著；遞上一包：“師傅加個班，我給您打下手；困了吸支煙，明天休半天。”搞定！生產骨幹家裡的婚喪嫁娶、紅白喜事，我是：人必到、禮必重。工人議論：“人心都是肉長的，閻頭兒這麼看重咱，月底年底，突擊完成計劃時，不給他賣命，是孫子！”

於是我就眾望所歸地、一步一個腳印、一年一個台階地向上爬：1970年半年工人、半年技術員，1971年當選支部委員，1972年升任車間副主任，1973年轉正成車間主任，1974年提拔為副廠長。提副廠長時，阻力在上面，當時選拔幹部的三項標準是德、才、資。地委常委會嫌我資歷太淺；但是廠內一片擁護聲。王廠長挾持下意、力排上意，使我終成正果。

我性格外向、熱情好客，在武威城關鎮的家，早就是整個地區各縣青年“臭老九”的“駐地區首府辦事處”。我爬到縣團級、成為正式的“領導幹部”後，我溫馨的家又成了“老九上訪站”。當時領導幹部會議特多，傳達中央文件和集體政治學習等等，會議期間我經常對某縣太爺說，某某是我同學或同學的朋友（大學生總能扯上真假關係），看我面子，別整他啦！我的理念——大的政治氣候咱不能左右，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一定要營造和諧宜人的小氣候。

4-3 欲調離進京江澤民協助

1970年我分配到甘肅，此後每年春節回京。1971年探親假，全家團聚。1972年攜未婚妻回京結婚後，沒了探親假。1973年以加急電報“母病重速歸”為由，請了無薪事假。1974年“走資派”父親，在毛主席倡導的“五七幹校”，經過幾年林彪之子準確定義的“變相勞改”（《五七一工程紀要》用語）；在鄧小平復出後，變為“已經改悔的走資派”。四十年代，父親的共產黨“解放”了人民群眾；七十年代，人民群眾又“解放”了共產黨的父親。真是：風水輪迴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回首都等待分配工作，我以“三年未見父親”為由，又請事假回京。

1974年冬，父親得知北京煤礦機械廠有進京指標。傳統採煤是“四塊石頭夾一塊肉”，礦工很危險。中國決定引進國際先進的“液壓支架”，使工人能在“鋼架子”裡安全作業。煤炭部唯一直屬的北京煤機廠擔此重任，需從全國抽調一批技術骨幹和管理幹部。父親通過關係疏通（就是“走後門”），此廠同意商調我這個既懂技術又會管理的“清華牌”，讓我盡快去參加象徵性的面試。連續兩年，我已用完以“母親和父親”的理由，請事假回京。“事不到三”，我也再無“長輩資源”可利用；身為新科副廠長，當然不敢以調動面試的真實理由請假——那不是找罵嘛！

關鍵時刻見真情，江澤民立即施以援手。1954～1956年父親與江在長春汽車廠共事時，結下相當的友情。

1975年初，一機部外事局長江澤民幫我搞了一台稀缺的精密機床，全廠大喜。我以辦手續提貨為由，出差北京。江說，“這五年你在甘肅靠自己，幹的很好。我不為你批設備，那是幫倒忙。現在給你台大機床，目前你可來京面試，將來真離開時可減少阻力。”我在北京公私兼顧，辦好了機床的無價調撥手續，當然也通過了北京煤機廠的調動面試。

春節後，精密機床和人事商調函幾乎與我同時到達武威。當年美國在東北亞小國投下兩顆原子彈，現在北京向這座西北小城也投了兩顆“原子彈”。其一，這種機床在武威地區和甘肅省煤炭系統都沒有，許多外廠工程技術人員來廠見識；其二，剛提拔半年的最年輕的縣團級幹部要調走，還是“夫妻雙雙把京歸”。

我首先說服了頂頭上司王化成廠長。極聰明的他說：“我在廠裡待不長，原想讓你接班。你這麼多年沒為廠搞設備，提了副廠長反而弄來了，我就預料大事不好。你不是靠設備升官的主兒，肯定是想用機床為回京開道，但沒料到這麼快。我不卡你！”我感謝他過去的栽培和現在的放行，並希望他幫助說服疏通地區領導。

周末，王廠長陪我去地委書記、軍分區陳司令家。我放下從北京友誼商店託人買的稀缺食品，先感謝司令的培養提拔，又痛說家史：“父母同您一樣，早年革命、渾身是病；弟妹都在農村插隊，只有我是國家職工又有城鎮戶口，能調北京回照顧二老。”王廠長婉轉地講了兩層意思：“一、武威是小閻的第二故鄉，現在搞來大設備、送個大禮，將來地區有困難，他不會袖手旁觀。二、他爹能把小兩口一下子調進北京，能量不小。但他們直接找我們，是重視咱。若將來再通過省上壓下來，更被動。”能在軍隊當司令員、在地方“支左”到文革後期還不垮台的，都不傻！陳司令豪爽地同意放我，說等地委常委會討論後，就可辦理調動手續。我誠摯地感謝他，陳司令說：“你最應該感謝他王化成！但禮品帶回！”這輩子唯一的送禮，被拒絕。

1975年6月，離開奮鬥五年的甘肅武威，這是結束18年學校生涯，登上社會生涯的第一個戲台。都說人生如戲，就是在這裡開始了我的“遊戲人生”。奉獻了五年青春，我取得了有形和無形雙重的巨大收穫，用時髦的話說：撈到事業上“第一桶金”。為了永久的紀念，我把從未到過此地的獨生子命名為“威”。

能調回北京，有個人的成就，但主要還是靠老爸的關係。2010年，畢業40年清華同班同學聚會，看到有江蘇同學仍在當年分配的西南小城生活，愧疚之情油然而生。他們能考進清華，沒有輸在起跑在線；但在人生馬拉松的許多拐點處，因為沒有“官係”，處處受阻、時時落後。

第二節 北京煤機廠的傑出表現

4-4 大工廠大車間的副主任

1975年7月，我們到北京煤機廠報到。三四千人的現代化大型機械廠，廠區加上家屬一兩萬人，擁有從幼兒園到職工大學的全套教育體系，具備廠醫院、招待所和廠衛隊、從服務到專政的各種設施。它坐落在北京西南50公里的房山縣城邊，許多職工的“生活基地”在北京城裡，工廠每兩周休息兩天，由火車專列從廠內直達北京。當時該廠是縣處級，改革後升格為地局級。

我到五六百人的機械加工車間任副主任，妻子去廠辦大學教書。廠長：“委屈你了。”我答：“五六百人的大車間，許多大型精密機床都沒見過，還不勝任呢。況且車間主任是文革前煤炭部的老科長，我要珍惜向老同志學習的好機會。”上任機加工車間，我像五年前剛到甘肅工廠一樣：一切歸零，從頭幹起。很快熟悉情況、勝任工作，建立威信。

1976年3月，為了一季度“開門紅”，加班加點大幹苦幹，吊車忙不過來，急需加工的零件就手搬肩扛。臨近半夜連續上兩個班、疲憊不堪的我、彎腰拿起百斤零件，送到機床旁。（事後得知：應蹲下拿重物，不能彎腰。）當時只覺得腰部響了一下，沒在意。次日晨，腰疼起不了床，會武術的師傅說是“筋出槽”了，按摩一會，舒服多了。我堅持上班，但第三天又不行了，廠醫院也毫無辦法。廠長讓我休長假，到城裡遍訪名醫。合同的友誼醫院診斷為腰骨筋膜炎，醫囑靜養。骨科權威的積水潭醫院照相後，說是第四腰椎向右偏移，須復位固定。我自費到東郊找著名的民間高手“雙橋老太”，雙手推拿復位；也只能解一時之痛，稍微用力就又錯位。綜合結論是：腰肌嚴重損傷，需要長期養護。

4月清明前後，我利用休工傷假天天到天安門添亂，4日星期天還遇到許多同事。5日見到整個廣場的祭奠物品一掃而光，甚是氣憤，頓時添亂變成搗亂。傍晚聽到市委書記吳德的威脅廣播，嚇得立刻溜之大吉。當時躲過一劫，事後失去“四五英雄”光環。得失綜合算計，還是值得，若腰再被“首都工人民兵”的“棒子隊”重傷，可能落下終身殘疾，後半生只能到鄧太子的殘聯效力，七彩人生頓時褪色成黑白默片。

5月，我穿著特製的鋼條背心上班。清查“天安門事件”在工廠完全是走過場，清明節大家都去廣場，不是事兒；要害的次日沒遇到熟人，傻瓜才坦白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後，大家本來就不順；“四五事件”後，工人更是“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工、出工不出活”；我們幹部更是“做一天和尚、亂撞一天鐘”。

7月6日，朱德辭世。1976年先後三位領袖去世，我的感受分別是周恩來中性、朱德悲痛、毛澤東竊喜。我介入“四五事件”，只是對“文革五人組”（毛加四人幫）壓低周恩來後事的規格，發泄不滿而已。“紅軍之父”朱德建國後27年受到種種不公平待遇，終於走完傳奇跌宕的一生。悲傷之餘，也為他不再屈辱而釋然。不該走的都走了，我心灰意冷。5月廠長曾勸我去療養，怕被說“嬌氣”，我婉拒。現在心緒欠佳、情緒低沉，更覺腰痛，遂同意療養、和尚還俗不敲鐘了。7月28日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工廠停產，我更心安理得、棄廠而走。

1976年8至10月，在京北小湯山療養院享受三個月一期的治療休養，通過各種物理儀器對腰部的治療和溫熱礦泉對腰部的保養；以及在醫生指導下，平躺向前的仰臥起坐及平臥四肢向上的“燕兒飛”鍛煉；腰病基本痊癒。9月9日毛澤東去世，12日星期天我從療養院請假與陳元、宋克荒聚會慶祝，研討形勢。一致認為“好消息、壞消息，都比沒消息強”，停滯的時代已結束，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即將展現。一個月後，“雙十節”恰逢周日，陳元電話召我回城，在西城北長街陳府裡，通報了逮捕“四人幫”消息。我們真是“漫卷詩書喜欲狂”！——儘管“文革五人組”是合法幹壞事，誘捕“四人幫”的“政治變故”（簡稱政變）卻是非法幹好事。當時不懂“程序正義重於實質正義”，現在認同了，但還是“雙重標準”——對暴政只能暴力！誘捕四人幫和未來任何形式推翻朝鮮金氏王朝都是歷史的進步。“青春作伴好還鄉”，我立即放棄剩餘的20天療養，還廠銷假，要求工作。

4-5 優秀的專職機關書記

1976年10月，我回到北京煤機廠，被任命為生產黨支部書記。工廠的機關分兩部分，政治處下的黨辦、組織科、宣傳科、幹部科和保衛科約50名政工幹部組成政工黨支部，由政治處主任兼支部書記。其它所有的十幾個行政業務科室的二百多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基本都是知識分子）組成生產黨支部，原書記是老中專生，他技術可以、人頭又熟，前幾年文革高壓下，還鎮得住。近兩年，從全國調進諸多技術精英，政治又鬆動了，大學生更不服中專生，生產支部問題不斷、成了“老大難”。現在四人幫被抓，廠領導就想到我這個曾反對過中央文革、又當過廠長的“清華牌”。按當時作官的“德、才、資（格）”三標準，我算全湊合。黨委書記兼廠長說：“這既是委以政治重任，又是照顧你的身體，調離車間不致腰病復發。”

領導即統治，其方式不外乎霸道與王道，其工具分別為大棒與胡蘿蔔。我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決定了我的領導方式只能是運用胡蘿蔔的王道，其關鍵是領導和群眾的雙重信任。對我的任命已証明了上司的偏愛，以真誠取得下屬的信服是我的當務之急。

就職演說中，我對200多“屬員”宣稱：“由於組織紀律，我不可能說出全部真話；但是可以保証：我說出的，絕對全部是真話！我的歷史是一本打開的書，任人翻閱；我的現實是不設防的城池，自由進出。——我辦公室的房門隨時向你們敞開，任何困難都可向我訴苦，我決不量力而行，而是盡力而為，幫你排憂解難。黨委大書記對全廠是全面領導，我這個小書記對大家的領導就是全面服務。‘為您服務’（當時電視台的熱門節目）是我唯一的工作欄目。”此後一個月中，幾十人向我傾訴了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具體困難。針對一些普遍性的問題，我採取“雙管齊下”：講黨課的務虛和解決困難的務實。例如——

針對“知識分子入黨難”，我講了“階級路線”的黨課。我說：“黨的階級路線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指的是成分，不是出身，但執行中卻是只看出身。我們的成分都一樣，過去是學生，現在是幹部。我們出身可能不同，但解放快30年了，出身的影響很小了，沒有意義。要刨祖墳，就到西邊十里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我們的祖先都埋在那裡！我的階級路線就是重在現實表現，只要不犯法、不擁護‘四人幫’，就是沒有政治問題；努力工作就是‘表現好’，就能入黨！”我還說：“人們常說‘共產黨是門小院子大，太難進。’就是有些黨員像擠公交車，自己上去了，把著門不讓別人上。”掃清了思想障礙，一年半我就發展了八九個技術員入黨，一半是“出身不好”者。

針對“個人考慮私心重”，我講了“公私兼顧”的黨課。我說：“過去常說‘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對，恰恰相反！大到夫妻兩地分居，放你走，廠裡少個技術骨幹、可以再找，小事！你們家沒了丈夫和父親，不能亂找，大事！我想方設法調你們老婆進京，若本事不夠，就放你們回家鄉。小到愛人生病，你一天不上班，小事，工廠垮不了。你不陪愛人看病，耽誤了、病情加重，大事，你家就會垮。”在我的疏通下，通過幹部科和勞資科，解決了好幾個家庭團聚。

我是64級的文革前“末代大學生”，65級的大學生全廠很少、也調不到機關科室，因此我幾乎是生產支部200多人中最年輕的幹部，但卻是最大的“官”。由閻主任變成閻書記，在車間管理工人靠恩威並施，閻“主任”當之無愧。但對知識分子只恩不威，我以小賣老，只許他們叫“老閻”，禁止稱“書記”，否則扣剛剛恢復的獎金。靠講大實話、辦實在事，迅速建立威信，扭轉局面；上任三個月後，我們被評為1976年度全廠優秀黨支部。

1977年10月，依據國務院89號文件，全國普調工資，40％的職工根據“貢獻”可提升一級工資。這是1958年普調工資後，近20年首次大範圍調資，下次調資還不知是猴年馬月。幾元錢的一級工資讓人們爭得從面紅耳赤到死去活來，全國出現幾位數的自殺和他殺事件。我支部有百名升級指標，經過群眾評議和科室推薦，得出全員50％的120人初選名單。我和二十幾位科長主任都屬“貢獻較大”應調資之列。“黨領導一切”，黨支部要決定最後人選。其他六個支委都是重要的科長兼任，他們只為自己的科室爭名額、當好人，（我若是科長也必如此！）艱鉅的協調工作、砍下最後20個“冤死鬼”的壞人，非書記我莫屬。猶豫再三，我決定自己放棄升級。以求近期盡快結束調資，遠期圖個無私名聲。果然求仁得仁，我支部的調資工作有驚無險，圓滿順利提前完成，年底又評為優秀支部。我並不高尚，名利不可兼得時，常棄實利而求虛名；科長們評價：“老閻太愛惜自己的羽毛啦！”。

調工資還有一段小插曲。機加工車間一位工人出身的車間副主任，原來對大學生技術員極不尊重。我任副主任後替技術員撐腰，他不得不有所收斂。但他對我很不滿，背後說我壞話。他妻子是設計科描圖員，這次調工資歸我管，她誠惶誠恐。我不計前嫌，認為她符合條件，照調不誤，就像在甘肅提升整過我的上海人為車間副主任一樣。設計科長不解，我說我是：“任勞不任怨、記恩不記仇、圖名不圖利。”前些年明鏡網的朋友為我開設博客讓我寫個告白，我即提到這三句話，他們起鬨說“圖名不圖利”“太俗”！抹去。其實，我就是這麼一個大俗人！

1978年1月，北京煤機廠的頂頭上級煤炭工業部機械製造局，由汪長澤局長帶領十餘人的工作組進駐我廠。汪局文革前是張霖之部長的秘書，以雷厲風行和獨斷專行著稱。進廠首天的大會上，汪講兩點：“一、去年你們抓革命取得很大成績，今年我來不抓革命只促生產。全國煤礦安全事故頻發，急需液壓支架。為了礦工的安全，我求你們啦！二、煤炭部在京只有你們一個直屬廠礦，各司局都想從貴廠挖人。我宣布，今後部裡再不許調走一人。”過去只聞汪大名，今日一見，果然不凡。一周後，汪局在工廠的百餘位中層幹部中選出五人，參加工作組，我這個清華牌的“雙肩挑”幹部（既懂政治、又有技術）名列其中，理所當然。我一如既往認真工作，哪知汪另有“陰謀”。

兩個月後，汪局對我說：“抽你們來工作組，也是為了考察。現在認為你適合到部裡工作。”我驚訝：“不是不許調人到部裡嗎？”汪：“那是不許別的司局調，他們挖煤機廠的牆角；你到製造局，對局裡和廠裡都有利。”我提條件：“一、同時調妻子進部，二、我與她關係不太好，把她調到其它局。”汪局痛快：“沒問題！”

第三節 大煤炭部不安分的小幹部

4-6 機械製造局不讓我考研

1978年4月，我到煤炭部機械製造局（簡稱製造局）報到，妻子被照顧安置在生產司搞統計。每個工業部都有製造局，它不是最重要的。在計劃經濟和產量掛帥時，重要的是計劃司和生產司。但製造局最牛，對外：生產靠設備保障；對內：局裡技術力量強、工程師多。如我局，局長橫，局員強，“清華牌”好幾位。製造局直接具體管理煤炭部在全國各地直屬的33個煤機廠的計劃、生產和技術，宏觀領導指導100多個非直屬煤機廠的工作。因此局內除辦公室，還設計劃、生產和技術三個處。我所在的技術處，年初不壓計劃指標，年底不催生產進度，平時組織廠際技術合作，每年發放許多技術改造費用，因此格外受工廠歡迎。

在國務院的部委，部長配專車，局長公私事務可叫小車，處以下自行車的幹活；部局長吃小灶，處以下大食堂。在北京沒人把我當回事兒，到外地廠礦，就成了欽差大臣。他們不說北京來人，稱“中央（煤炭部）來人啦！”

我第一次下廠是到鄭州煤機廠，人生地不熟，局辦公室通知該廠接站，技術副廠長親自帶小車來接。工作任務完成，我發現距煤機廠不遠就有直達火車站的公交車，隨即要求不送站，廠長執意要送。我生氣：“我只不過是偶然僥倖在部裡當差了。像我這樣的大學生，在貴廠因為各種‘問題’，還有許多當工人呢。您省點時間，給他們落實政策吧！”次日晨，我提著旅行包走出廠招待所，發現廠長坐在小車裡等我。我視而不見，逕直走出廠門走向公車站，小車緊隨我後。我上公交車前，向小車中的廠長作揖告別。很快，部屬各廠都傳開“閻工拒車事件”。汪局不置褒貶地來一句：“小閻，真有你的！”我只能報以“嘿嘿”的傻笑。

繼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招收研究生。“布爾什維克”各有考慮：宋克荒甩掉“反動學生”帽子調到科學院自動化所，穩定壓倒一切；劉澤彭從吉林山溝調到北京七機部，任宋任窮部長秘書，不能忘恩負義；只有陳元和我蠢蠢欲動。陳準備考清華研究生，我擬學技術經濟，我們相互鼓勵支持、交換複習資料。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準備。午休時，別人午睡或打球打牌，我看書。晚上和節假日我學習，就像八年前，剛進工廠刻苦學習機械知識那樣。我首先複習丟下了12年的英語，一個月通過電視大學單科結業考試。然後複習大學數學和物理課程，最後學習經濟學新知識。

78年夏天，我正式報名社科院技術經濟研究所，報名表的最後一欄是“單位意見”，即單位領導的同意意見。我對汪局好話說盡（對下級講道理，對上司講利害）：“我考前幾個月，認真努力工作，還可連續出差，絕不休國家規定的‘複習假’；三年學成，保証回煤炭部報效製造局。”汪局：“我現在正需要用你，誰管三年後，不行！”我得喜訊：幹部司宋司長曾是父親在東北的老部下。我總結：“高幹子弟靠權力，中幹子弟靠關係，平民子弟靠送禮。”我在煤炭部已是小有名氣的青年才俊，不用再麻煩老爹，自己徑直去幹部司。宋司：“考研是好事，我找汪局談。”數日後，宋司回話：“你是製造局重點培養對象，汪局為調你來部，失信於北京煤機廠；為安排你愛人，到各司局求人。他堅決不放你，說再有出國考察先考慮你。代問令尊好，這事幫不了！”我答：“感謝宋叔叔，我靜候汪局畫的出國大餅！”我徹底死心了，八小時內好好幹，業餘時間好好玩。中午恢復午睡，下班就打乒乓球，晚上假日文體演出盡情欣賞。

讀書人當然不能忘了讀書，機關業務需要熟悉，不必鑽研，我看了許多閑書。部圖書館的許多社科期刊我是唯一忠實的讀者。後來精簡辦公經費，圖書管理員找我，我才知道：有幾本雜誌只有我一人借閱，不訂了。1979年《辭海》正式公開出版，我立刻預訂、翹首以待。1965年內部出版兩卷本《辭海》，我在清華圖書館看到後愛不釋手，是我文革中瀏覽群書的重要助手。1972年見到揭發林彪：《辭海》不離手，在許多詞條旁留下批語，書中夾了許多小字條。當時就想：“英雄和草民所見略同！”新華書店電話到辦公室讓我去取書時，接電話的同事驚奇：“你竟用小半個月工資買一本書？”取書時，店員問：“發票開哪裡？”答“不要發票！”店員吃驚：周圍煤炭部、化工部、林業部、勞動部等七八個部委，機關買了不少，還沒有私人買的！

4-7 赴瑞典德國考察

1979年秋，早已忘卻的餡餅真砸在我頭上，讓我出國考察啦！汪局寧可失信幾千人的大廠（調走我夫妻），不失信於我一個小跟班。夠意思！瑞典的岩石掘進機世界第一，我國擬購置幾台，“山寨克隆”。德國建井技術世界領先，我們也順道參觀。考察組由煤炭科學院建井所所長和該所的工程師，以及將來生產這種掘進機的浙江衢州煤機廠的技術科長組成，我的身份是煤炭部負責採購的供應局工程師，沒有具體任務。後來得知：是汪局為我搶來的名額，說是便於領導衢州廠。掘進機一點不懂，我能領導老工程師科長？我是考察組中最年輕的，也是此前煤炭部出國考察者最年輕的。我領汪局的情！

1979年9月，瑞典報紙整版報道中國煤炭部代表團考察瑞典，右上照片中右二係本書作者，左下照片左二為作者。

行前在部外事局進行外事紀律教育，教材是外交部統一編寫的，前言稱“儘管國內的主要任務已由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但是國際間的階級鬥爭仍然非常激烈，應保持高度警惕。”其中諸多禁令：不許這個、注意那個。自由散漫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外事局長特別強調“不許一個人外出的二人同行制”，他說：“你一人出去，沒發生任何事情；將來有人反映或懷疑你，你說得清楚嗎？”除了國家級的“國際清規”，煤炭部的“外事戒律”只有一條：“百萬噸死亡率”絕對保密，即我國每生產一百萬噸煤炭平均死亡的工人數字，千萬不能泄露。製造局不管煤炭生產，我只知道煤礦經常事故死人，但對“死亡率”毫無印象。外事局長一語中的：“西方所有國家的‘死亡率’加起來也沒有我國多！”——可悲！30多年過去了，我們的GDP世界第二，但“死亡率”仍居全球之冠。可見，金錢和設備不能解決一切，以人為本才是重中之重！

九月在瑞典和德國一個月，一周考察工作5天，旅遊觀光2天，真羨慕嫉妒“雙休日制度”。我感慨：“中國猴年馬月才能享受？”組長斷言：“下下世紀吧！”（沒想到六年後就實行了！據說與申請加入世貿有關。）第一個周末沒留神，所有的大小商店都關門，想買點水果和日用品都無處可去，有點招人恨。像改革開放初期、首次出國的所有國人一樣，現代化國家所有的先進事物都使我大開眼界。回國後，對好奇的親友喋喋不休地進行“反動”宣傳。上世紀許多名人的回憶錄，對初次出國的深刻震撼有詳盡描述，我不再絮叨，只講對幾件小物件的感受。可口可樂，世界上竟有這等美妙的嗆鼻甜水！（現在倒貼錢，也不喝。）信用卡，一張小紙片可抵千萬現金，真神奇！我這個考察組的出納，懷揣幾萬現金，提心吊膽萬里行，真可憐！回國寫考察報告時，為了避免“崇洋媚外”，我們絞盡腦汁找尋資本主義的黑暗。終於在兩國各想出一條：瑞典社民黨已執政40年，全國每年有薪休假4周，他們爭取連任，許諾今後休假5周。——把人養懶了，工人階級貴族化了。德國人到銀行辦事，不鎖自行車，車上根本沒有鎖；沒人偷車，但有人搶銀行。——無小偷有大盜，還是中國好，只偷自行車不搶銀行，個人倒點霉、但國家沒損失。

在中國，機關越高級，幹部權力越大、責任越小、工作越輕鬆。機關工作一年生、兩年熟、三年成專家。我不需要像在基層工廠、擔任基層領導那樣：刻苦鑽研技術、辛苦拚命工作。到煤炭部一年，完成一個周期循環，所有程序實踐一遍，業務就熟悉了。能在文革前混進清華、能在基層混個小頭頭，這智商和情商在國務院機關綽綽有餘。研究生沒希望了，局長也履約派你出洋考察了，就該幹點成績、出點彩了。文革後，企業全面整頓。我建議製造局編制《企業整頓驗收細則》，並親自撰寫“技術管理部分”，推動了全國煤機廠的企業整頓工作，得到煤炭部的表彰。根據地方煤機廠希望加強技術情報的交流，我重點抓起這項工作。“使全國近二百家工廠的煤機情報體系，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建立系統、壯大隊伍，活躍工作、出版刊物；把情報工作與科研攻關、技術交流、學術活動融為一體。”獲得上下一致好評，被選為1980年煤炭系統情報工作優秀單位。上面的套話就是我代表製造局在頒獎大會的“獲獎感言”。

第四節 煤炭部副部長的刺頭秘書

4-8 我是機要秘書，不管部長生活

1981年初，基建局長劉輝升任煤炭工業部副部長，分管煤礦基建和機械製造。劉不熟悉機械，需要懂製造的秘書，通過調查相中我——製造局唯一的年輕處級工程師。汪局希望有製造局的人在部長身邊潛伏臥底，也極力推薦我、慫恿我（部長秘書、考研究生，二者皆為放人離局，利害迥然，不言而喻。）畢業十年，我從未在任何崗位超過兩年。現在製造局兩年，工作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已無挑戰性，也想挪挪窩。部局處、你我他，三級的企圖一致，劉約我面談，我說：“只幹機要秘書分內之事。”他同意，成交！中國官場（軍隊除外），副職在稱呼上，不帶副字。我下文也隨俗。

文革後，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都官復原職，文革前歷次運動被搞掉的中共部級以下官員全部平反歸位，當時稱為“接長板凳”。被一二代核心親手幹掉的超高級領袖例外，如高崗、粟裕等。因此，煤炭部部長多達18位，秘書也數目相同。1982年“機構改革”後部長一正四副，60歲以上副部長只留劉輝一人過渡一段。秘書們每周六下午政治學習，處級秘書把“省軍級”的文件都看過了，“縣團級”的文件還有啥學頭？就剩下侃大山啦。部長秘書個個“筆桿子”、人人“演說家”，都是“人尖子”，誰服誰呀？進入“秘書幫”不久，我就以既敢說又能說而“顯山露水”了。參加學習的秘書都願意聽我侃，隨部長出差的人，回來就問：“老閻上次又有什麼奇談怪論？”我說：“你們假大空、低水平的套話聽多了，我講點稍具水平、真實新鮮的就稀罕珍貴了，話也是物以稀為貴嘛！”林軍在我離開後，繼任“秘書幫”首席發言人，新世紀當選為中國僑聯主席。

1982年4月，隨煤炭部劉輝副部長（左三）訪問澳大利亞，在悉尼合影，左一作者。

從此我的稱呼，由我喜歡的“閻工”變為討厭的“閻秘書”，但是秘書在部裡卻是個人物。同級的處長對我客氣了，局長過去訓我像訓孫子，現在我面前他像孫子了。都說“官大一級壓死人”，殊不知大官的秘書也能壓死人呀！一般的秘書在部裡人五人六神氣十足，到首長家裡就像個長工，換煤氣罐、買糧食等粗重話都由司機和你包了。但也有好處，部長不用車時，就是你的了，除了郊區遠遊，也可就近自家換煤氣罐和買糧食。

由於“只幹機要秘書”之約法一章，我免去所有“長工”的差事，幾乎沒去過部長家。我也從不用部長專車，即使部裡隔三差五地分東西，我也不搭部長的順風車，而用自行車馱回家。一次隨部長出差下礦，同行的基建局長火急火燎地跑到我房間告訴我，“部長自己洗衣服哪！”“我又不是生活秘書，我的衣服還讓愛人洗呢（吹牛）！你願意勞動鍛煉，去幫部長洗，順便把我的也洗了。”局長與我爛熟：“去你他媽的！”部長愛月季花，每次離開煤礦前都到花房挑幾盆。標價一元，對方只收成本5角。我管錢，堅持交一元，要收據。部長不管錢、不算錢，得了好花就高興。同樣廢礦井裡產的黑白木耳，我和部長都用職工價購買，價格不便宜、但質量有保証。80年代中期時興審計，部裡礦上都流傳劉輝在煤礦買便宜貨，繼任秘書拿出我移交的收據，擺平搞定。劉部長感慨：“小閻當初給我費了錢，現在為我省了事！”

部長召開會議，我只管記錄，從不端茶倒水，已成慣例。我到中組部後，煤炭部幹部司長來開會，說：“劉部長開會水喝完了，他對著新秘書用筆使勁敲著水杯示意加水。會後大家都說小閻在時，劉不敢。”

我的上述劣跡不但在部內瘋傳，還被煤炭部的清華校友和幹部子弟流傳到社會上這兩個圈子中。我多次聽到自己變形的故事，已是宋任窮秘書的劉澤彭警告我：“聽說你整部長，收斂點，沒好處！”我哭笑不得：“我學你，拍首長還來不及呢，哪敢整他？”

我與部長的真正衝突只有一次。某日晨，我按慣例把機要室轉來的文件和信件整理分類後呈送部長。片刻，劉輝拿著一封信，氣衝衝地衝進我的辦公室。“為什麼擅自私拆我的個人信件？”我知道是那封托他走關係的親戚來信，我看了兩行就打住。這種事高幹中司空見慣，我也這麼進京的；只不過我道貌岸然假正經，部長不視我為親信，從不交辦私密事宜，他在我面前也就正人君子了，現在穿幫了。其實有什麼大不了的？“無理攪三分”我不敢，“得理不饒人”我不能慣出毛病！我不解釋只看此信兩行，而是立刻拿出《機要秘書工作守則》，高聲朗誦：“除了中央領導署名和注明首長親啟的兩種信件，其餘都由秘書拆封處理。”我說：“若您明確指示，我今後不再處理信件，省大事了。”劉無語，退出。

這般頑劣的秘書，首長還能容忍？容我慢慢道來。清華對幹部的要求是：聽話和出活。我不太聽話，但真出活。例如，下情上達，報告、總結和講話，由下面專業司局撰寫的草稿，部長總不滿意，經我修改整理畫龍點睛，就及格了。上情下達，傳達部長指示時，我不但下任務，還出點子，使指示迅速落實、任務圓滿完成。“聽話”是面子，“出活”是裡子。能爬到部長高位的，都明戲：寧用刺頭的人才，不用聽話的奴才。

1982年春，劉輝去澳洲，擬帶我。高揚文部長有異議：“其他部長出國不帶秘書，應多去個局長。”劉力爭：“小閻不是秀才秘書，是當過廠長的機械工程師；他英語很好（替我吹），可當我們八人團的二翻譯。”可見劉對這個刺頭秘書的賞識態度，當然，後來我也以優異的考察報告報答老闆的知遇之恩。

4-9 赴澳大利亞和香港考察

1982年5月，我隨劉輝去澳大利亞參加國際煤炭大會，並參觀澳洲的煤礦和景點。往返經香港換機，乘機逗留多日。

因是部長團，全程盡量住使領館和新華社。駐外機構大官見多了，一個工業部的副部長只能算芝麻官，沒人當回事。但碰巧這兩地的駐外機構都有父親的親密戰友，有兩對夫妻我還熟悉，他們格外照顧，比同住的正部長待遇都好。如在保密室裡，互通國內外“情報”並恣意議論朝政；除例行的接風和餞行宴會外，使節的家宴更親切溫馨；坐館長掛國旗的專車在旅遊景點橫衝直撞。外交車的罰單，不用交罰款；館長的車，罰單都不敢開。行前，煤炭部幹部司曾傳出，有單位要調我。旅途中部長住套間，局處長住二人標間，同住的司局長曾問我調動之事，我否認。他說：“我看也沒人敢調部長秘書！”經過在領使館這麼一折騰，他改口：“小閻，你還真有來頭，我們都跟著享福，調動之事不像空穴來風。”我笑答：“澳洲和香港是碰巧了，到非洲，我家連使館的門房和廚子都不認識。”

當時出國算是大事，“布爾什維克”聚會總要一提看有誰託辦什麽事。劉澤彭無事要辦。宋克荒給香港的朋友、已故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方方之女，帶些禮物，送到我家。香港見到方女，她問我何事要辦？我把所存外匯交她，讓買彩電。她說只夠買18吋，她要給我加些錢買個時髦的20吋大彩電。我堅決不允，非18吋不要。回京把方的禮物和信帶給宋，宋說：“方誇你是好人，就是太呆板，這樣的共產黨不多了！”宋把方給他兒子的禮物和食品分一半給我兒子。我說：“哥們給的，照拿不誤！姐們的不敢要。再說我呆板，我就全搶了，看我像共黨還是土匪？”

陳元讓我去他家取東西，我開玩笑：“宋大鼻子架子小，把東西都送來了；你陳小鼻子還挺大架子的！”陳執意讓我去取。

1989年之前，陳元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文革前和文革初，住在中南海東面的北長街81號，一個警衛排三班倒守衛。文革後住進中南海乙區，我每次去他家一般都是騎車進西大門。我家和後來工作的中組部，都在中南海西邊。在大門口下車，站崗士兵示意我前行十步到左面的警衛室窗口，內坐的軍官讓我出示工作証。因為陳家警衛班事先已通知大門，我立即被放行。（不像到某些機關那樣，要填寫煩雜的登記表。不知此軍官是否自己記錄進門時間、攜帶物品等。出去時則沒人管了，只要禮貌性下車一下即可。）進西門後，向東南騎行、沿南海北“海邊”到乙區的中門，下車通報姓名後進門，再行百餘米，在一堵南北走向的高牆的西向小門前下車。門衛向我敬禮，為我開門，同時按電鈴——首次陳元迎出帶路，以後我就自便了，但門衛仍按門鈴，通知有客人到。我推車進院門，門廊旁已停放若干陳家兄妹的舊自行車。像北京普通四合院大小的院子，地上種些花草和幾棵樹。北邊是一排封閉的房子。從西門進屋內，是狹長的走廊，走廊南面，下邊是半身高磚牆，上邊是玻璃窗：北面是一排房間，陳家五兄妹一家一間“半明”的約二十平方米的套間，像低價旅館的標準間。房間南面是門和唯一的窗戶，北邊是衛生間、無窗，屋內是簡陋的木質公租傢具。陳家五兄妹與我都熟，在家的，聽見電鈴聲，從自己的房間窗戶看見是我，也出來打招呼。走廊的東頭是飯廳，一張大圓桌，碗櫥裡放著陳家兄妹的碗筷和客人公用餐具。炊事兵從更東面的廚房端出一葷一素一湯三大盆，以及米飯和饅頭。飯後，自己刷洗餐具，在牆上的小黑板，寫上自己家就餐人數，月底算賬交錢。1986年以後，我與陳家幼女同事，每次用餐就不算陳元，而算在她頭上了。陳雲夫妻在隔壁另外單獨吃住，節假日才與子女團聚。陳家另外的大客廳，只放著一台大電視，80年代前與各領袖家一樣，在這裡放過電影，胡耀邦建議不要在各家放電影之後，只在周末餐廳的小黑板上，寫著中南海大禮堂放映的電影名稱。

“風波”前，我數十次進出陳家，故這裡簡介一下，以饗看官。書歸正傳，我走進陳元房間，只見床上擺滿衣物。陳元：“去年出國，在國內外購置的行頭，你穿著合適就拿去，我不能全扛你家去！”我挑了國內沒有的帶活裡的夾風衣和一身三件套西裝。回國後把九成新的衣物穿成八成新還他。陳元妻子、清華同學孫雲黎，已癌症晚期；此前我去解放軍305醫院看望數次。陳托我把孫的病例帶給他家的朋友、香港某名醫，並讓我講述孫近期病情發展和體貌表徵，徵求高見。我照辦，但謀事在人、敗事在天，幾個月後孫還是不幸去世了。

1982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調令到煤炭部，讓我一個月內去報到。幹部司緊急物色新秘書，我們交接完畢已8月中。我同好友何女士等人到北戴河旅遊放鬆一周，準備最後一刻赴中組部青年幹部局履新。

第五章　大要害部門的小異類

——中組部青幹局四年（1982～1986年）

第一節 被陳元勸進但拒當李銳與陳雲的聯絡員

5-1 陳元力勸我去中組部青幹局

1981年5月8日，陳雲在杭州撰寫《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簡稱陳文），在中共歷史上首次提出：“中央組織部要成立青年幹部局”。

20日陳雲回到北京，將“陳文”送鄧小平和胡耀邦。鄧批示：“老幹部方面的問題還沒有處理好。”不搭理陳。胡見鄧與陳意見相左，故未表態。

6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應陳雲要求印發“陳文”，仍未引起足夠重視。

7月初，全國省委書記座談會。陳雲鍥而不捨，終於說服鄧小平，座談會主要討論“陳文”。陳雲又進一步，作主題講話《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幹部》，得寸進尺地提出：“中央、省地縣都要有中青年幹部機構。”鄧小平緊接著說：“陳雲提得非常好，我雙手擁護。”

7月中，陳雲對中共中央組織部（簡稱中組部）部長宋任窮說：“青年幹部局是太廟，個個菩薩都要好的。”

（以上均選自《陳雲年譜 下卷》273-278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0年）

當年夏天，陳元及時到我家通報了上述情況，並說鄧小平在省委書記座談會的原話是，“我舉雙手擁護，我舉雙腳擁護！”陳元說：“父親決心很大，老鄧也支持了。明年青年幹部局（簡稱青幹局）一定要成立，你要去。”我不想去，他讓我認真考慮。

1982年春節，陳元約我到中南海他家裡。我預料是去青幹局之事，暗下決心：“堅決不幹！”落座後，他開門見山：“父親已經決定，春節後青幹局正式成立，由曾任他秘書和毛澤東秘書的李銳擔任局長。父親很了解你的情況，推薦你為第一號局員。”我面露難色，說確有難處。隨後從上午到夜晚，我們進行文革後，最推心置腹、隱私密謀、漫長艱難的交流，歷經中餐和晚餐，省略了午覺。

我首先披露自己的婚姻狀況——

文革中接觸諸多政治活躍的女性，她們順利時意氣風發，或曰張牙舞爪；逆境則徹底悔過，捎帶揭發男友。吾懼之，欲找生活型女友。日後鬧事（如當年反中央文革），我一呼百應，不缺太太一人；如若事敗，我一人挨整，老婆不知者無罪免罰，她可扶老攜幼、照顧父母和子女，將來確保後院平安。（陳元：我當時也認同、並踐行。）

1969年，我發現同系同年級的黃某符合上述條件，追求她並確立戀愛關係。70年同去甘肅，72年回京結婚，你和宋克荒都參加了婚禮。密切接觸後發現彼此性格差異巨大，絕對是“人軸”（相似於數軸）的正負兩極端。我外向開放、打抱不平、尋釁滋事，她內向傳統、與世無爭、安分守己；我是社會化、她是家庭型。此乃客觀公允之事實判斷，不含優劣褒貶之價值判斷。（陳元：同意！）除遺傳因素，成長經歷迥異也是性格成因：我是長子，幼兒園到大學基本住校；她是么女，大學前只在師大女附中住校幾天，不適應就打道回府。

毛澤東講：“差異就是矛盾！”原來理解不深，現在感同身受。如春節回京探親，時間短暫寶貴。她想我陪她旅遊購物，我欲同你們探討時局。（陳元：我當時有感覺。）我說：“不能好了你一個，壞了我一群。”（《智取威虎山》楊子榮打死老虎後，來了許多土匪，楊說，剛打死一個，又來了一群。）我宣稱：“你是我全體親友、甚至全世界幾十億人中最重要的一個，但你不比親友的全體更重要！”（陳元：我亦如此！）

黃是因我才去遙遠荒涼的西北，她父親囚禁秦城，我不能一人回京，因此拖到1975年才有機會共同進京。行前約定：首都戶口拿下即離婚！我強迫的城下之約，入城之後理所當然地被她毀約。離婚尚未成功，本人仍須努力。

重返北京，首要任務是與失聯同學恢復密切聯繫。我與中學女生何某當年關係甚佳，現在“歷盡劫波朋友在，相逢一笑情更深。”她也婚姻不幸，“同是天涯淪落人，重逢更惜曾相知。”1978年我從京郊調進煤炭部，來往更加方便頻繁。我與何女約定，分別離婚後，再續良緣。

最後我誠懇地對陳元說：“我這種生活作風問題，到最機要最保守的中共中央要害機關，於公於私、於我於你、以及令尊都極為不利。”

陳元驚訝：“何某？不就是那個記者嗎！真沒想到：你在西北，小城故事多；到北京，大城故事更多。立即懸崖勒馬！”

我堅決：“駟馬難追！”

陳：“收斂和隱秘。”

我：“妻已知我有何女。”

陳：“我請你們夫妻吃飯，雙方以大局為重，都別鬧事！中組部方面沒有問題。”（陳調解、妻平安，後被鄧穎超干預實屬偶然，容後細表。）

我隨後介紹自己的仕途前景：1982年初，煤炭部領導調整結束。十八位60歲以上的老正副部長，除我的老闆劉輝再過渡一段外，其餘全部退下。資深的工程師秘書根據專業和愛好，分別擔任各業務司局副局長，其他只會動筆的文人到辦公廳當副主任，只會動腿的粗人去行政局幹副局長。前有車後有轍，我八年的處級，在仕途上再進步指日可待！

陳元義正言辭：“青幹局是我們‘布爾什維克四人幫’為實現理想，大展手腳的絕好舞台和重要基地。我父親主管組織人事，宋克荒父親是中組部長，劉澤彭是宋部長秘書，青幹局這塊前沿陣地只能你去佔領。這樣，高、中、基層都掌握在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手裡。父親說：‘建這個局就如同建太廟，每個菩薩都要最好的，要有文革中優秀的、德才兼備的文革中後期逍遙派紅衛兵，他們最了解文革時青年的情況。’這指的就是你！當年你念念不忘的‘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熾熱的使命感’哪裡去了？你會為區區的煤炭部副局長折腰？算了吧！你不就是為何女士嗎？我還不了解你！回去認真仔細考慮，我們共同協調，爭取革命和愛情兩不誤。”

夜深人靜，促膝長談中我們回顧過去、預測未來、盤算現實，都動了感情。我們想起：1966年在“鬥黑幫掃四舊”狂潮中不合時宜的穩重；1967年被打成反革命挨整的悲壯；1968年扛著大包小裹到火車站送陳小妹遠去西藏的慘景；1969年他父親突然被疏散江西的狼狽；1972年他參加我的婚禮，得知我在幹校的走資派父親不讓回京時的氣憤。結論：十年困難時期已經遠去，昔日悲慘世界已成歷史，我們應該放手一搏，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的理想一定會實現！陳元每次只送我到他家小院門口，今夜一直送到幾里外的中南海西大門。握手告別時，我不但動情、動心，也動搖了。

一個月後的1982年3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組部正式成立了青幹局。我不願放棄去澳大利亞和香港考察的機會，讓陳元推遲調動作業。

5-2 拒當李銳與陳雲的聯絡員

1982年8月18日早8時，我向持槍的解放軍戰士展示，蓋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大印的“中組部（82）幹調字某某號調令”，走進西單商場北邊那座不掛牌子的灰色神秘大樓。歷史的巧合：1966年的此時此刻，我在天安門城樓上，曾距權力中心的毛主席零距離。用16年時間，幾乎“走遍中國”（央視節目）才進入天安門東北僅兩公里的中國組織人事權力中心。50年代，父母帶我去西單商場，我看見這無牌子、有警衛的大洋樓很好奇。父親說：“這是管我的地方。”現在，我進來了！不安分守己的我，不是那種“既來之、則安之”的人，而是“既來之、則折騰”的主兒——儘管當初我不願來，儘管這裡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部！共產黨在此繼承了中華歷史的“優秀”傳統，因為吏部歷來是“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之首，號稱“天官第一部”。

組織部的工作筆記和文件、名單，在離開時必須全部交回，以下的回憶只能參考我的日記和近期收集的資料。

我被引薦給青幹局李銳局長，在部長們辦公的四樓的辦公室。

李很熱情，自我介紹：“我65歲，從水電部副部長職位上離休了。陳雲說讓我當青幹局長委屈了。這是陳對我的重視和信任。‘陳辦’介紹了你的情況，我等著你出國回來呢。中組部情況挺複雜，你來了就好好幹吧！”他還介紹了青幹局現有四人的情況：“水電部長劉瀾波的秘書李志民、你清華和101中雙重校友，我帶進青幹局唯一的人。文革後從東北調到中組部‘清查辦’的兩位縣級幹部劉廣祥和彭守範，他們在清查中得罪了部裡一些人，不便到其它局，人不錯我要了。電子部的徐功廷，文革後期反‘批鄧’，和你一樣也是陳辦推薦的，幹部管理需要他這樣懂計算機的。”

我小學時，看過李銳的《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書；中學時，得知他任毛秘書前後的故事和“事故”；大學時，聽陳元揭秘他與毛的恩怨；近期，更向陳了解了他的長短處和特點。今天我終於認識了李銳！當時我沒預料到：他將深刻地影響我在中組部的境遇，他對我從提防、到信任，最後保護我免於鄧穎超的驅離。

第一周，李銳秘書周保志帶我到中組部各局室認門、認人、認業務。我也例行公事地拜見早已熟悉的宋任窮部長，私下與宋秘書劉澤彭等幾位幹部子弟熟人聊天。他們說，中組部歷來是“內升制”，對突然冒出的青幹局，對外面“空降”的局長和局員很不感冒，議論紛紛。我才理解李銳的“情況複雜論”。

一周後，在青幹局三樓的辦公室，召開第一次“局務會議”。李銳主講，一、陳雲的指示及如何執行，二、今年後幾個月的工作，三、青幹局自身建設，四、下文件要求各省市立刻成立青幹處、科。李銳秘書記錄。隨後，我們五個局員熱烈討論、各抒己見。會議最後，李銳說：“周秘書整理好會議紀要，閻淮送到陳雲辦公室，以後你就負責聯繫陳辦。”此刻我才明白剛見面時，李講“我等著你呢”的含義。我當即表態：“李銳局長（平時我們都稱李部長），我現在是您下屬的青幹局的局員，不是陳元的哥們，更不是陳雲聯絡員。這次我服從，今後您還是通過部辦公廳走‘機要交通’吧！”

我不用辦公時間、不坐機關小車，到中南海陳辦送文件；以免使“特殊”的青幹局和我，更加特殊。——這種事情在保密單位也保不了密！下班後違反保密規定，我騎單車攜機密文件去陳辦。交接簽收後，我按李銳沒有明說的意圖，匯報了組織部的“複雜”和李銳及青幹局的“難處”。得知我來，剛任北京市西城區委副書記、繁忙的陳元下班後準時回家，共進晚飯後我們暢聊交流。陳講從國家計委“下降”到基層的感受，我談從國務院部門“上升”到黨中央機關的體會。最後我嚴肅地重申：我是青幹局局員，不是你父親和李銳的聯絡員。陳元同意，答應通過陳辦正式向李銳轉達。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首次寫入“幹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明確提出新時期的幹部標準。“幹部四化”的關鍵是年輕化和知識化，胡耀邦要求中組部，對領導幹部提出當前、三年、五年和八年要達到的年齡和教育程度的要求。這項開拓性工作，自然落到新成立的青幹局。李銳說：“小閻思想解放，就負責這事吧！”

當時全國縣處以上幹部，統稱各級“領導幹部”（軍隊幹部由解放軍總政治部管理，中組部不管理、不統計），共計81萬人；大學教育程度只佔6％，高中22％，初中以下72％；領導幹部絕大多數50歲以上。我經過調研提出：目前省部級50歲以下和大學程度應佔三分之一，三年後達到二分之一，五年後新提者都應50歲以下和大學程度。這個現在顯得很保守的建議，當時卻非常激進。局內討論小有異議，我力爭後順利“出局”。到其它局室徵求意見，爭論很大。例如在與研究室討論時，和彭吉龍（新世紀任中紀委副部級的副秘書長）爭論激烈，我可能出口不遜，一年後已成局長的李志民與我談心時，重提我早已忘卻的此事，說我“言辭太尖銳，使彭下不來台”。我日記裡記下李的此話。

向部領導匯報時，我說：“當年幹部以出身好、資歷老、大老粗為榮。誰能想像以工農為主體的中共會要求自己的領導幹部年齡低、文化高呢？幹部四化是一場革命，許多組織幹部已是阻力！”最後一句話被劉澤彭抓住，警告我到中組部要謹言慎行，不能像在清華時那樣暢所欲言，胡說八道。李銳當然支持我，他以銳不可擋的氣勢為此方案力排眾議、保駕護航，使其終於通過。上述“兩個三分之一”成為隨後調整省委和省政府的硬指標。（《李銳口述往事》，470頁，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3年）

我們都認為：“李銳很強勢，思路開闊雷厲風行，提出一個想法，能把組織部上下裹挾著走。這很少見！”我的摯友、繼任中組部長陳野萍的秘書任小彬在2014年第33期《中國新聞周刊》上如是說。

小插曲——國慶前夕下午，部裡通知：下班後到東華門旁的中組部翠明莊招待所，領取機關發放的過節食品。在煤炭部時，隔三差五就分東西。原以為到了中共中央機關，享受不到那等福利。中組部老同志說：“組織部有權無錢，你那副處級的百八十塊，夠幹啥的？咱們一年幾大節也經常分些時令食品。”我問：“幹嘛跑那麼遠去取？”他指點迷津：“原來都在部裡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佔了咱一層樓樓，總不能在‘紀律’眼皮底下幹這‘犯紀律’的事兒吧。聽說中紀委也在外面分，彼此心照不宣嘛！”不久，中紀委搬到平安里西面官園的獨立辦公大樓，我們分東西就再不必捨近求遠了。

第二節 調整湖南省級領導一顯身手

5-3 先行考察省委書記毛致用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後，中央成立省市自治區機構改革指導小組，準備調整全國各省的領導。組長是政治局委員宋任窮，已榮任中央委員、高升組織部常務副部長、仍兼任青幹局長的李銳是小組最重要成員。他是湖南人，建國初在湖南工作，對湖南特別關心。

9月7日，我剛到中組部20天李銳就派我去湖南10天，了解省委領導情況重點是書記毛致用，李銳想把毛撤下來。

10月回來後我向部領導匯報：毛致用的五大特點，一、52歲，年齡輕；二、初中文化，文化低；三、文革前地委副書記兼縣委書記，資歷淺；四、1968年至73年從縣委、地委到省委書記，升遷快：五、現已任職近十年，任期長。從上述簡歷我總結出,毛“青低淺快長”的“五項全能”全國之最。因此，老幹部怨聲載道，告狀者絡繹不絕。負面批評：文革受益者，能力低“沒得用”（湖南話毛致用的諧音）。正面評價：為人本分、辦事正派，故能經久不衰。我的看法：“毛是大德中才，15年的政治風浪中無大功、亦無大過，華國鋒式的幹部。結論：毛致用可留任書記、也可平調到人大政協，全憑政治需要。”

此次湖南行還有二事可提。其一、聽說我沒朝聖過韶山，周末送我去瞻仰，在滴水洞住了一夜。白天看到毛的故居完全是富農或小地主的架勢，夜晚則享受富麗堂皇的行宮待遇。——1966年7月毛澤東在致江青的著名假信中寫道：“離開杭州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住了十幾天。”即指滴水洞，網上說它是毛澤東心中永遠的“聖地”。其二、離湘時，組織部長非要送到百里外的機場，飛機常晚點，他往返要大半天。我的毛病又犯了，拒絕送機、發下狠話：“不要把社會上庸俗的作風帶到黨內！”此話傳到中組部，李銳讚賞性地批評了我。湖南不計前嫌，後來還要我去任組織部副部長。

我還就湖南不重視青年幹部向李銳告了一狀。

11月，李在給中央的匯報提綱中說：“湖南新提拔的中青年幹部只佔31％，99個縣沒有新增一個中青年幹部，是春風不度的死角。”

12月，調整湖南省級班子工作組（以下簡稱工作組）是全國各省中首先成立的。調整省級班子，歷來是由中組部地方局負責。但這次對全國有指導意義，李銳不想讓地方局照常規按部就班地去辦。經過我在青幹局四個月的工作，李銳感到我與他的思想比較合拍，就只讓我一個人代表中組部參加。李銳行前向我交底：“胡耀邦說，華國鋒等中央的文革派都已撤了，湖南第一個調整，毛致用若再撤掉，上行下效，全國各省地縣不知要撤多少，不利於安定團結，你不必講胡的意思，但要掌握這個精神。”李銳還說：“在討論十二大中委時，你們煤炭原部長肖寒，在文革中欠了點帳，人事小組同胡耀邦爭論了三次，最後耀邦服從了大家的意見，肖寒沒有保留中委。我還要繼續做耀邦的工作，爭取拿掉毛，這次還有希望。”在考察幹部的方法上，我建議：“是否可以擴大民主，讓所有的地廳級幹部投票選舉新省級領導。”李：“選舉？”我：“實際是民意調查。”李：“可以，但調查結果要保密，若泄露很被動。”

調換省級班子在北京有兩項功課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長簽字，到中組部檔案室查閱該省領導的個人檔案。空手進去、空手出來，不許抄錄、只准記憶。二是拜訪大佬。組織工作的潛規則：每個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請示有關的老中央首長。如北京——彭真和萬里（二人意見相左），上海——陳雲，廣東——葉劍英，湖北——李先念，山西——薄一波。湖南應該是黃克誠，但他不願管閑事。按李銳指示，我到中組部顧問、德高望重的帥孟奇家。她年長我近半百，我都不好意思按慣例叫她“帥大姐”。她特別平易近人，招待我喝茶吃水果。我拿出筆、打開本，徵求對湖南班子的意見。她只讓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我一字未記，空載而歸，但是卻留下對她深深的敬意。我非常敬重的另一位女領導是陶鑄的遺孀曾志，70多歲的副部長，不在局長都去的小食堂就餐，每天和我們一起拿著碗勺排隊買飯。某天曾志排我後面，我讓比我父母還老的她到我前面，她不幹。我只好假裝有事離開隊伍，到較遠的另一隊去。

湖南工作組組長是劉雪初（帶秘書），化工部原副部長。組員有經貿部辦公廳原主任譚偉等十餘位中央部委離休的司局長，都是湖南人或曾在湖南工作。我說咱們都是“還鄉（湘）團”。“老湘”們（這是我對他們的戲稱）說：“你不算！”我答：“我也在那幹過。”什麼年代？多長時間？“上季度，十天！”眾大笑，這些父輩與我頓時縮短距離。他們說：“我們這批65歲以上的老傢伙、李銳同鄉或同事，在你這個30多的毛頭小夥、李銳親信的領導下，發揮餘熱站好最後一班崗。”我答：“領袖有大秘小秘，一人多位秘書，劉部長一人一位秘書；你們比領袖部長差點，多位領導就我一個秘書，我是大家的秘書，簡稱大秘。”

5-4 調整省級班子的詳細過程

1982年12月17日至次年2月5日，我們在湖南工作50天，調整省級領導。欽差大臣又是決定他們仕途的吏部要員，我們的住食行，省裡當然是最高規格接待。

工作組居住和工作在“九所”四號樓。網站介紹：九所建於1959年，係領袖來湘接待基地，被譽為湖南的“釣魚台”。毛澤東多次下榻，1974年入住長達114天。曾接待胡志明、西哈努克以及一至四代核心。

膳食是三天小宴、五天大宴，燕窩甲魚等山珍海味不絕於口，名煙好酒不離手，可惜我煙酒不沾。平時省委領導從不陪席，接風餞行、節日慶宴他們參加，則簡約樸素。不知往日如何，這兩個月他們確是艱苦樸素的模範。毛致用是真樸素，每次來都是騎輛破單車，穿身舊軍棉大衣，對服務員也平易近人。工作組有人斷定：裝的！我看是本色表現，不像作秀表演。2003年，毛致用從全國政協副主席職位退休回到老家，是唯一居住在農村的前國家領導人。

我們周末遊遍附近的革命聖地和不革命的風景區，吃遍火宮殿等著名風味飯店，看遍當時演出的花鼓戲和芭蕾舞等土洋戲劇。臘月二十三小年離湘時，軟臥包廂中裝滿柑桔臘肉等土特產和年貨。

1983年初，中央調整湖南省班子工作組，在長沙九所留影。左一為作者，右四是組長劉雪初部長。

我歷來厭惡奢華和應酬，九月來湘，只住5元一天的組織部招待所，吃其大食堂，堅決不讓組織部長親自送遙遠的機場，差點吵起來。現在面對站最後一班崗、享最後一次福，盡情享受從未享受過的、比部長待遇還高的老局長們，我無計可施，唯一能搗亂的就是撤去出遊時，開道的警車和景點的便衣。

業餘時間吃喝玩樂，工作還是相當認真的。我當年日記的如下記載，可看出一個省級領導班子調整的全過程（讀者若不感興趣，可略過下幾頁）——

12月18日，一晝夜的火車，上午工作組抵長沙。

當天下午，立即與省委組織部的十幾位部長和處長見面，他們是工作組的外圍助手，我們部署他們應配合的工作。次日，立即開始與在職和離任的的百餘位省級首長、千多名現任地局級領導開會，每個級別一般包括正副職，省裡俗稱地局級以上為高幹，介紹我們調整省委、顧委和紀委，政府、人大和政協，黨政六套省級班子的任務，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是：

19日，會見省黨委常委十餘人，他們是全省的領導核心。

20日，會見省政府、人大、政協的幾十位在職省級官員。

21日上午，會見離休的健康的歷任省級老幹部百餘人。

21日下午，會見省部委辦首長38人，他們名義上與政府的廳局長同級，實際上更重要。

以上四次會議，我們都詳細記錄與會者對六套新班子成員的推薦意見。此後數百人的會議，我們只是通報情況，不再當面徵求意見。會上發放無候選人的“海選選票”，讓與會者回去署名或不署名地填寫，次日交回。

22日，會見省政府廳局長300餘人。

23日，人大政協和各企事業單位的局級領導300餘人。

24日，上述共600餘位局長，不記名投票（以下均為不記名）“意向性選舉”他們中意的新省級領導。

25日，會見地、州、市長官600餘人。

26日星期天，工作組老幹部參觀遊覽，我與省組織部統計局長們的“選票”。

27日，600州官投票。

28日，統計州官選票。

29～30日，工作組綜合分析1200位局級幹部的意見。

31日，約二百餘位在職和不在職的省級領導和部委辦領導投票。

1983年元旦，休息一天。

1月2日星期天，工作組局長們遊覽，劉雪初組長和我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一則拜年，二則徵求意見（民主人士就不用投票了）。

3日，工作組自己統計分析二百餘位省級“總督巡撫”們的選票，事關高級首長“隱私”，不能讓省委組織部參與。我還抽空去查閱了重點“候選人”在省裡的檔案。

4、5日，劉雪初和我，上下午分別各約一人，與現任省委書記毛致用、人大主任萬達、政協主席周里、省長孫治國等四人，一對一談話，詳細了解他們對現在各班子所有成員的看法以及新班子成員的建議。

6日，工作組開始研究湖南省六套新領導班子的組成方案，以後的工作都不讓省委組織部參加了。首先討論上述毛萬周孫四人的去留方案。

7日，工作組研究新省委書記人選，大部分人反對毛致用留任，我說自己“人微言輕”未表態。“老湘們”知道中組部要員對關鍵人選不能輕易表態，但也不放過攻擊我的良機：“你平日心直口快，關鍵時刻耍滑頭，不脫組織幹部本色。”

8日上午，工作組研究省委常委方案，下午聽取省統戰部介紹黨外幹部情況。

9日星期天上午和10日一整天，工作組討論確定省級六套班子的最後調整方案。“老湘們”堅持毛致用“下課”，我說：“俺就徹底滑頭了，上報毛去留兩方案吧！”。

11日，劉雪初及秘書回京向中央匯報。

13-19日，工作組在我的代理下，與湖南現任常委們討論廳局地市主要領導的配備。

20日中午劉返回，下午工作組會議。劉傳達中央基本同意工作組建議，但毛致用還是留任省委書記。劉正任省長，他大學文化54歲，比前任年輕12歲。原省長孫治國任人大主任，原人大主任萬達任顧委主任，政協主席由原右派、大學文化的黨外人士程星齡擔任，紀委書記石新；以及這六套班子的其他成員。其中提拔人士，原長沙市長熊清泉為省委副書記，他1985年任省長，88年升任省委書記。

李銳事後一直耿耿於懷：“我到中組部後，湖南是最棘手的省之一。我們一直想把毛致用換下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李銳口述往事》402頁，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3年）

劉組長帶回中央新精神，工作組要繼續把長沙市領導配備好。

1月21、22日，工作組召集長沙市500餘位縣處級幹部會議，如法炮製，投票“選舉”市領導。

23-31日，象調整省級班子一樣，確定了長沙黨政六套班子。

2月1、2日，我與劉組長的秘書起草工作總結。

2月3日，工作組與湖南省新常委座談，交換意見。

2月4日，剛成立的省青幹處，請我去指導工作。我說：“不敢！算是認門、認人，聯絡感情。”

1983年2月5日返京。7日，工作組在京西賓館向中央機構改革小組匯報，主要發言人的苦差事，我是推不掉的。領導對我們的總結表示滿意，隨後轉發文件、指導各省市的班子調整。

在長沙，我結識了兩位青年才俊，他們日後揚名國際。

其一楊小凱。李銳囑咐我務必拜會省政協副主席楊第甫，認真聽取其意見和建議，他是李銳摯友，在前文提到的《李銳口述往事》中，多次提及楊。在楊家多次見到從外地回湘探親的公子楊小凱。小凱1968年因撰寫《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獲獄十年，其觀點我不盡認同，但智慧和膽識令我欽佩，我們一見如故。90年代，他更成熟睿智，我們同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亦多有接觸。楊在2002年和2003年兩度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譽為“距諾經獎最近的華人”。不幸2004年英年早逝。

其二吳子牛。北京某小朋友被介紹給瀟湘電影廠吳導演。女方家長因吳在外地，又出身平民，不甚中意。朋友家兩代人，都托我代為考察。1983年2月2日，我到吳單身宿舍拜訪，促膝暢談，深感人才也！回京匯報，郎才女貌、郎貌女才，乃珠聯璧合。果然，強強結合後，產生諸多上乘影視作品。至於吳執導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則另當別論、見仁見智吧！

第三節 獨撐記錄在案和選調生的前期工作

5-5 配北京局長考察吳儀和薄熙成

中共中央準備在省級班子調整後，再全面調整各省的地市廳局領導，於是決定在北京試點，成立北京考察組。組長郗佔元，最高檢察院原副檢察長（正部級），1929年入黨的老革命。組員：高檢的幾位離休局長和北京組織部副部長。中央組織部的代表，李銳當然不願保守的中組部的其它局染指，身為李的親信，非我莫屬了。

1983年3月26日，考察組上午到京西賓館，由中央機構小組面授機宜。下午進駐北京第四招待所（現更名新大都酒店）。工作70天，6月6日考察組討論通過我撰寫的工作總結，結束工作，撤離四招。

北京，只有萬餘平方公里，當時不到千萬人口，地寡人少。全國最小但最重要的省級行政區，因為是首都，卻擁有二百多個局級單位（還不算百所大學）。如商貿系統就設有第一、二商業局，第一、二服務局，第一、二輕工局。因此在市與局之間還設置部委一級協調領導，如市委除傳統的黨務部委外，還有統管經濟的商貿部、建工部、農村部以及大學部，市府的計委、經委、建委也“高局一等”，它們各自管轄若干局級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構成某個“系統”（如管轄各郊區縣的農村系統），簡稱“口”（如領導各工業局和總公司的經委口）。工作組首先聽取各部委領導對所屬局級班子的調整意見，然後到局裡了解全部處長和部分群眾對局長們的意見、以及局長們對部委領導的看法，最後我們一併拿出對部委和局級兩層領導班子的調整方案。

兩個月中，除了對各部委領導的“面試”，我還先後直接參與考察：礦務局、建設銀行、市委黨校、中級法院等和以下三個有故事的單位共14個局級班子。

其一，自來水公司經理李某，是我中學同班同學。他出身一般（非幹部子弟）、學習一般（只考上大專）、因此與我關係一般（當年我多勢利）。他畢業分到自來水廠，當工人十幾年吃苦耐勞，改革後才股級、科級突飛猛進到處級；但在較保守的公用局不被重視。文革後我的平民意識更願意幫助平民子弟。我假公濟私帶隊到公用局，要求與所有大學文化的處級幹部座談。會前李想與我搭訕，我不搭理（會後他對同學說我架子大）。會中我故意問起北京自來水的現狀、問題和前景，讓李充分表演，給考察組留下深刻印象。會後我們表示自來水對北京極其重要，李符合幹部“四化”標準。隨後李被提為公用局副局長。這算是我唯一的以權謀私嗎？

當時煤氣罐緊缺，親友請我找李解決，我拒絕。

其二，5月25至26日，到京西的燕山石油化工總公司。行前市經委介紹，公司下屬的東方紅煉油廠副廠長、45歲的老姑娘潑辣幹練，優點和缺點都突出，爭議較大。“唯恐天下不亂”的我對爭議頗感興趣，堅持親自前往，離開市區在遠郊區住了唯一的一夜。當面考察，此人果然不凡，我當然支持。不久，她任公司副總經理。這是我半年內，繼考察毛致用後的另一位，將來同樣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幹部。不同的是，前者是正部級，後者當時僅屈居副處級。如您所猜，她就是後任副總理的鐵娘子吳儀！

其三，工藝品公司經理薄熙成，勇於改革敢於創新，我們一致同意提拔薄為旅遊局副局長。5月底，考察組與市委討論重要局長人選。北京書記段君毅說：“我看小薄可以當旅遊局正局長。”我說：“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頭，副局長鍛煉幾年再轉正，對他和薄老都有益無害、對改善老幹部和幹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開會時，段書記說：“小閻，我問一波同志了，他說熙成當正局長好。”我啞口莫言——不得諾貝爾獎也可莫言！會後我哥們、市青幹處趙龍飛副處長滿懷同情又幸災樂禍：“你馬屁拍到馬蹄上啦！”1985年趙升任西城區副書記，我祝賀時回敬：“你馬屁總能拍正！”報了一箭之仇。

此後幾年德才兼備的薄局長工作很好，年少肚量大的熙成與我公私關係更好，我們還一起在旅遊局進行幹部制度改革試點。

由於在北京考察幹部，近水樓台，其間李銳又交給我兩項全國性的重要任務。

5-6 紅衛兵頭頭“記錄在案”

1983年4月23日，中央組織部下發“中組發[1983]6號文件”《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簡稱“記錄在案”）。“記錄在案”由青幹局負責，當時青幹局中的文革在校大學生，表現“特別優異”的只有兩人。另一位兩個月前的春節，不與全體局員一起集體空手去為李銳拜年，次日獨自帶重禮去李家，被李銳看輕。“記錄在案”的重擔只能壓給我，我向北京考察組請假一周。急性子的我，23日星期六（當時每星期只休一天）在中組部文件發出的同日，即起草青幹局下星期三召開“北京高校記錄在案會議”的通知。25日（星期一）各校同時接到中組部文件和青幹局會議通知，他們感慨青幹局的效率。

4月27～29日，我代表中組部在北京大學留學生賓館，主持北京各高校黨委副書記和組織部長參加的“記錄在案座談會”。開場白中我說：“我理解‘記錄在案’就是去年社會上清理文革中有問題的三種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在大學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對面，定性後嚴肅處理；‘記錄’是背對背，青年學生就不處分了，記下來以後留神就行了。”三天會議中，就貫徹“6號文件”的主要精神——“對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有嚴重問題的人，應由大學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其現在單位和有關省委組織部，記錄在案。今後，凡從文革的大學生中選拔領導和選派出國，必須與他們原大學聯繫，取得其當時的表現材料。”（以上是文件原文）——進行認真學習領會。對“記錄”工作的寬嚴尺度、政策掌握、進度要求進行了詳盡討論，基本按我們的要求達到共識。

但會上不乏“雜音”，北大書記提出：“高幹子弟當老紅衛兵的頭頭，是否記錄？”北工大跟著“敲邊鼓”：“鼓吹血統論的譚立夫呢？”清華組織部長與我熟悉，也將一軍：“老閻，你們清華紅衛兵推倒二校門，你朋友賀鵬飛記不記？”我公開保証：如實向上級反映，一周內明確答覆。私下向清華領導交底：“老人家們此舉專為整治批鬥他們的造反派，豈能拿自己子弟開刀！成立青幹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付造反派紅衛兵。”

會議結束次日，我回中組部向李銳匯報會議情況，並請示“老紅衛兵頭頭”的問題。李銳：“你對清華領導說得好，就是那麼回事！”隨後，李銳向秘書口述一份電話稿，讓部辦公廳立即通知北京組織部，並轉發全國各大學——“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紅衛兵不是造反派，其頭頭不屬於記錄在案範圍。”這與日後陳雲對“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的頭頭孔丹來信的批示是一致的——“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不是李銳與我有先見之明，我們當時都是陳雲嫡系嘛！

幾個月後青幹局機構確定，分成三個處，我在地方處，先後到東北和華北考察後備幹部。當年底，各大學陸續報來“記錄在案”的工作總結，其統計匯總工作已經移交綜合處，我無暇過問，只索取了清華的資料。當時並未翻閱，現在發現還保存著。

清華“記錄在案”原始資料如下：蒯大富的“團派”紀錄50人，其中有嚴重問題的核心成員14人，刑訊逼供、殘酷迫害幹部群眾者17人，反軍亂軍問題嚴重者13人，武鬥骨幹6人。此外1970年代逮捕判刑“團派”12人，除蒯大富外，其餘11人皆因武鬥殺人。“四一四派”記錄8人，其中核心成員6人，反軍亂軍者2人。值得注意的是：被記錄的48人都有“主要問題”，唯獨陳楚三和孫怒濤，只注明“四一四總部核心成員，未發現什麼問題”。

我直接干預基層“記錄在案”的“非組織活動”：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學同學汪某，思想簡單的書獃子，批鬥被毛澤東點名為壞人的冶金部長時，推搡此人。鋼鐵學院要把汪“記錄”。我找他們說，“首惡必辦、脅從不問，領袖點名、小將奈何。汪父只是礦院副院長，要是高院（最高法院）正院長，你們還敢記錄嗎？”汪得以倖免漏網，後順利國內讀碩、赴美讀博；發明兩項專利，無償捐贈給差點把他“記錄在案”的祖國。

“六四”辭國後，我對中共成立後70年的歷史全面重新審視，特別是親身經歷和直接參與的事件深刻反思，“記錄在案”是最大的心病。1983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使我認識到新專制的危害。1984年初整黨檢查時。我說：“整黨要求重點要清理三種人，但是真正的危險不是三種人，而是缺少民主！”我認為：三種人只要不牽涉刑事犯罪，就不應該重新處理；記錄在案人員更不必長期糾纏。由於對記錄在案者背對背、不處分，因此當時沒有立即顯現出對其不良影響。但是，文件要求對“沒有嚴重問題的造反派頭頭”也要記錄在案，這些人多年來一直頂著“玻璃天花板”，神不知鬼不覺地被限制使用、無法進取。——我有愧於他們！尤其我的學長孫怒濤和陳楚三，當時經過十幾年反覆審查“未發現什麼問題”，就是沒有任何問題！還要“記錄”！全國類似情況肯定不在少數，我更有愧對他們！

我對“記錄在案”的最新認識。中共建政初期，為鞏固新生政權，對“地富反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堅決嚴厲鎮壓、實行“殺關管”，即槍斃殺頭、判刑關押、監外管制。尤其對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甚至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黨政軍骨幹，即使沒有反抗新政權、不構成現行反革命者，也定為歷史反革命實施“殺關管”。文革結束，鄧小平和陳雲等重新掌權的老幹部，“向後看”——對上至林彪和“四人幫”、下至社會上的“三種人”等毛派文革積極分子和勇敢分子深惡痛絕，必欲判刑和處分；“向前看”——唯恐造反派掌權翻案，而文革在校大學生造反派，具有與“第三梯隊”同樣的年輕化和知識化優勢，要格外提防（王洪文因年輕在監獄受到特殊“照顧”過早離世）。這就是為什麼對“沒有問題”的“非老紅衛兵”的群眾組織領導也要記錄在案的原因。我以為：這與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同一思維模式和政治考慮。前者有許多老冤死鬼，後者有眾多小冤活人！歷史應當還他們一個清白和公道！

5-7 有關幹部子弟的幾件大事

幹部子弟們躲過了初一、沒躲過十五，“記錄在案”剛結束，又開始了整黨，許多人又想起文革初期的他們。1984年2月23日，國家經委主任張勁夫的秘書孔丹（後任中信集團董事長）和冶金部副處長董志雄（後任中鋼集團副總裁）聯名給陳雲寫信，主要內容是——

“我們是文革初期的老紅衛兵，1966年夏季一些出身於幹部、工農家庭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受左的影響而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又於10月中央會議提出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陸續退出運動，在文革的中、後期一直受壓抑的紅衛兵。

在整黨中，有的單位竟把老紅衛兵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這同中央文件、中央領導指示的精神相違反的，不利於整黨和建立第三梯隊。

老紅衛兵和三種人是同一代人。正如陳雲指出的：誰對聶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三、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個時候也是紅衛兵、後來成為保守派、逍遙派的人才清楚，他們知道是誰整老幹部的(大意)。我們認為在整黨中，對他們的一般性錯誤，絕不應當追究。應當依靠他們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陳雲四天後批示後，隨即以“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1984]2號”在高層傳閱。“2號文件”全文——

陳雲 84.2.27：

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一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胡耀邦 2.28：

按陳雲同志的意見辦。先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閱批。然後請喬石同志將所有批語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發各同志。

李先念 3.1：

完全同意。

（小平、紫陽、喬石同志已閱）

1984年年初在陳雲辦公室，成立“學哲學小組”，陳雲秘書許永躍和朱佳木、中組部兩任部長秘書劉澤彭和任小彬、孔丹和陳元參加，一周討論一次。我無証據認定孔丹的信是陳雲授意，但是孔丹信與陳批示的政治理念和組織措施高度一致，孔信四天後即被陳批、五天後成為中央重要文件，隨即扭轉“整黨偏向”、指導“選優汰劣”。中共對“老紅衛兵”的正式定義，在2000年中國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年譜 下卷》第349頁，幾乎與孔丹信上的說法一字不差。

上述陳雲批示中提到，“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這又牽涉到青幹局的另一段公案。1983年，為了記錄在案工作，青幹局局長李銳向我們十來個局員了解大學生造反派的情況。李志民1963年即大學畢業，只能找老朋友陳楚三（革命先烈陳潭秋之子、清華“四一四派”的頭頭）了解情況。陳寫了萬言信交李，李志民即呈李銳；李銳轉給我們清華的幾個人看，因為工作重心已轉移至第三梯隊，此事不了了之。我對陳信的印象是：強調“四一四”反對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是溫和的造反派；他推薦了“四一四派”的沈如槐、羅征啟和任彥申三位骨幹。屆時青幹局內的局處領導已確定：李銳專職副部長，李志民任局長，宋任窮秘書劉澤彭任副局長。劉政治敏銳，把陳楚三的信交到陳雲處。不久，陳元告訴我，陳雲內部講話：“溫和的造反派也是造反派，我們既不能用蒯大富，也不能用陳楚三！”1984年初，就有了陳雲“要特別警惕陳楚三”的批示。

儘管幹部子弟在文革初期的“歷史劣跡”不被記錄在案，也不被整黨“整理”；但在1983年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中，一些子弟的“現實罪行”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體諒民情的胡耀邦在12月8日中央書記處第101次會議提出，中央應該下發《關於對幹部子女管理教育問題的通知》，讓全社會共同監督“子弟們”。在討論是否應下發此文件時，青幹局意見分歧，幹部子弟反對發文件：“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都摘帽平反了，這不又搞出一個幹部子弟分子！”平民子弟贊成：“有些幹部子弟太不像話了，該好好管理！”一向觀點分明的我，有些“二乎”了，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馬，又怕發文件傷及無辜。李銳一時無招，遂決定：“開個子弟座談會，聽聽大家意見。”

1984年3月3日，李銳主持的幹部子女座談會在中組部召開，主要討論幹部子女文件發不發，若發寫什麼？先後發言的有：陳雲之子陳元、崔月犁之子張曉彬、于光遠之女于小虹、孔原之子孔丹、耿飆之子耿志遠、鄧拓之子鄧壯、秦邦憲之子秦鋼、王其梅之子王昌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陳毅之子陳昊蘇和李大釗外孫女李虹。陳元多次對我說過“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這次他又率先發言，高屋建瓴地提出問題：“如果一個階級對自己的子女都沒有把握，他就不配稱為統治階級。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孔丹的發言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發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為難。現在這麼多大事，發這個文件是添亂！”最後李銳總結：“你們一致不同意發，確實不好發。我們對幹部子女是關心的，大家要爭氣。”崔武年在回憶錄《我的83個月》中，對每個人的發言都有詳細記載。此文件胎死腹中，李銳與大家皆欣慰。十年後，我與李銳又談起此事，共同反思：“當時真應該有個管束幹部子弟的文件！”

1984年初開始的全國整黨，重點是清理文革表現，流行的做法是嚴格審查文革初期如何造反，後期則一筆帶過。我認為這就像“記錄在案”一樣，會傷害當年響應黨的號召，積極造反的天真青年。我們向中央反映，應該“重後期、輕前期”。但是，不起作用！青幹局同事崔武年寫道：“為什麼呢？我不理解。閻淮說，有什麼不理解的，文革初期老幹部都是走資派被衝擊，都很乾淨；後期被解放，很多人參加批林、批孔、批周公，參加批鄧，就不乾淨了——這有個立場和角色問題。聽了閻淮這番話，我頗有所悟。政策是人制定的，一定會打上制定者的烙印。”（崔武年：《我的83個月》，32頁）我和崔都是幹部子弟、文革的保守派，但我們要保護曾經對立的造反派學生，批評父輩的老幹部和中央決策者。

5-8 “選調大學生”遇李克強

1983年5月，中央組織部下發《關於選調應屆優秀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培養鍛煉的通知》（中組發[1983]10號）。這是青幹局的又一項重要任務，簡稱“選調生”工作。李銳說：“你是熱心腸，就管起來吧！”我們經過周密緊張籌備，在我的北京考察工作接近尾聲時，於5月27和28日，在中組部招待所召開由各省組織部長和青幹處長參加的“中組部選調生工作會議”。李銳副部長兼青幹局長傳達中央常務書記習仲勛2月17日的指示：“從今年開始，各省每年要從大學畢業生中挑選一批，到公社去，到大隊去，到工廠去，鍛煉幾年，然後擇優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這是一項戰略措施。”習言簡意賅地說明了選調生工作的內容和意義。

會後，各省按會議的要求，聞風而動，開始積極緊張地選拔畢業生。我代表中組部和青幹局負責督促協調和統籌指導，並以北京作試點。6月10日我在北大召集北大、清華、師大、人大等六所重點院校的組織部長和團委書記會議，了解學校方面“選調”的進度和問題，學生方面的反映和態度。東道主北大團委書記李克強的穩重成熟與謙虛謹慎，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清華團委書記玩笑地向我介紹：這是下世紀的國家領袖。李滿臉通紅、急聲喝止。一年後，在天津考察前北大學生會主席張煒，則是豪放外向與深刻睿智，與李鮮明對照。6月25日，我在北京市委召開北京各高校黨委書記會，交流一個月來選拔工作的經驗，解決具體困難，協調安排選調生鍛煉的崗位。隨後，中組部把北京經驗向全國推廣。在各省的努力下，7月畢業分配前，全國共選拔了兩千餘名優秀畢業生到城鄉工農業最基層鍛煉。

我對各省青幹處說：“耀邦任中組部長時，要求組織部是幹部之家。青幹機構就應是青幹之家，我們與青年幹部是同代人像兄弟。我們更應該是‘選調生’之家，他們基本是60年代生人，與我們40年代的差一代，又是我們催生的，像我們親生的孩子，我們要當好家長！一直負責到底，直到他們走上領導崗位。”當年秋天我到東北三省和華北三省區考察省級後備幹部時，都看望當地的首批選調生；此後幾年我到各地去調整領導班子和考察第三梯隊時，都盡可能看望當地歷屆選調生，送去溫情、解決困難。此舉對我是舉手之勞，損失也就是少逛個旅遊景點吧，對這些在最基層吃苦的孩子們，則是“中央來人看望我們啦”！

截止1985年，全國選調生共達1.27萬，此項工作健康順利進行。但是由於組織工作的不透明，社會各界意見紛紛。

1986年3月初，傳來中央首長反對選調生的消息。青幹局立即反應，我們以退為守，緊急提出底線意見：“一、人數大量減少，每省每年不超過50名；二、只去農村鄉鎮，不到城市工廠：三、跟蹤培養，負責到底。”但是無濟於事！3月下旬，中組部正式傳達中央書記處3月12日關於終止選調大學生基層鍛煉的決定：“一、當時出發點好，方法對，有成績，為黨培養了可觀的隊伍。（虛晃一槍！——這是我當時的評論，下同。）二、新形勢下不要搞了，這要與社會上不同意見分開。（此地無銀！）三、對已選調的要安排好，負責到底。（極不負責！）”

我強烈反對、欲哭無淚，認為對已經選調的同學極端不負責任。我與崔武年反應激烈，我們認為：政策的多變性與決策的隨意性，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執政黨，應有的領導方式。我們對現領袖的領導水平頗感失望，一葉知秋，今後沒有太平日子啦！25日崔武年提議並執筆、我們二人聯名，給胡耀邦總書記上書：陳述對他和中央此決定的反對意見，直言“職責所在，所以陳言”。信件通過中組部上報中央。劉澤彭和李志民都說此信“沒有作用、毫無必要”。果然，此舉沒能挽救“選調生”的命運，但對我們卻大有作用。當時部內只是議論紛紜而已，“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半年後我調離中組部時，“時機已到，一切都報”了。（“上書反對總書記”之事被崔武年記在《我的83個月》224頁）

2000年，中組部發布《進一步做好選調生的通知》（組通字[2000]3號）。《人民日報》2005年3月20日文章稱：“截止04年底，在20個省的選調生中，6800名擔任縣處級，420名任地廳級，7名任省部級。”在父親習仲勛首次提出“選調生”整整25年之後的同一天，2008年2月17日兒子習近平也在全國組工會議上發話了：“要堅持和完善選調生制度，精心挑選優秀大學生到基層艱苦崗位和複雜環境去鍛煉。”真是“25年河東、25年河西”，此一時彼一時呀！

5-9 李銳提防我，重用不重任

1983年6月7日上午，李銳秘書周保志電話跟我通氣：“李部長下午約見李志民，談你的職務問題。”當晚志民到我家，對我說：“李銳說，昨天部務會議否定了你的副處長提名。部長們認為青幹局現在每個處只有三個人，只要一個處長足矣。他也沒辦法，讓我做你的工作。我對李銳說，小閻的輕重順序是先做人、再做事、最後做官，他不會計較。”我答：“謝你抬舉我，轉告李銳——我失望是有點，總不能漫捲詩書喜欲狂吧。謝他過去的信任，我將來還會一如既往地、圓滿完成他交的重任。”次日，青幹局全局大會，李銳說，他作為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不宜再兼任青幹局長，但仍然主管青幹局工作。接著宣布青幹局的機構設置和幹部配備：局長李志民（101中和清華大學、高我七級的雙重校友，政治觀點與個人操守彼此高度認同，經常互相家訪，商談公私諸事，是摯友。）副局長劉澤彭（清華同學、17年老友，剛卸任宋任窮秘書；中組部同事後近距離接觸，關係似乎漸行漸遠。）綜合處（即辦公室）處長張潔渝（原清華教師、彭真妻子張潔清之幼妹），副處級調研員彭守範（原吉林領導秘書），處員朱雅芝（後任政協副主席的王剛之妻）。一處（聯繫部委）副處長霍銀海（原鋼鐵學院系總支書記），處調徐功廷（原電子部系統），處員蔣延東（清華原校長蔣南翔之子）。二處（聯繫省市）處長劉廣祥（原黑龍江縣委書記），處調閻淮，處員韓學林（輕工部原部長孔祥禎之婿）。共計11人，正副局長二人，三個處每處處長、處調、處員各一人。我當時笑談：短小精悍整齊劃一！青幹局編制20人，在其存活的八年中，從未滿員過。

青幹局建立健全了。但是非議隨之產生，中組部盛傳青幹局是幹部子弟、秘書和清華牌這“三種人”成堆。確實上述十餘人中，幹部子弟三分之二，秘書一半多，清華牌約半數。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李志民、劉澤彭和我，則是“三料貨”。

組織系統曾多次內部傳達陳雲1981年7月關於組建青幹局的三條具體要求：“一、建‘廟’要十分慎重，這個局從領導到每個成員、‘菩薩’個個都要好的。二、這個局的幹部，第一，要有一個正派的、水平比較高的老幹部帶頭；第二、要有‘文化大革命’的‘逍遙派’中優秀的、德才兼備的；第三、‘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也要有，但也要優秀的，不是亂七八糟的，因為他們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的情況。三、這件工作是關係重大的，現在不要忙著去提拔幹部，首先要花三個月至五個月的時間，把‘廟’建好，這是‘太廟’。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一直到縣委都要按這個方針來辦。”

青幹局太特殊了：一、全國局級單位超千上萬，由中央二號領袖親自提議成立，局長和首批局員由他指定的絕無僅有，並且此前一直由中組部唯一的中央委員、常務副部長（正部級）兼局長。上行下效，如北京青幹處長由組織部副部長金鑒兼任；陝西由副部長習正寧、又名習富平兼任。二、組織系統歷來是“內升制”，青幹局全部是“空降兵”的“外來戶”，我們思想“異端”、如“雞”立鶴群。三、青幹局所進人員必須上報陳雲辦公室批准，各省市青幹處長需中組部批准、處員報中組部備案（省委副部長已不用報備中組部）。當時正局級幹部，中組部都不管了。而“青幹局對人員要求太高，每個進來的人都要經過嚴格考察，就跟考察省部級幹部一樣。”（《李銳期頤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6年）因此，青幹局被人詬病為“第二中組部”和“小中組部”。類似毛澤東當年對國家計委不滿，在計委內另組“小計委”，由毛親自領導。江澤民就對我這麼說過。

與陳雲關係密切的特殊機構中、身份更特殊的我，要為“幹部的年輕化和知識化”大幹一場，我行我素特立獨行、思想激進言辭犀利。歷來不善低調行事，自然不招部長們“待見”。小小的副處長我不在乎，更為在乎的是：我引以為榜樣，願意為其“賣命”的李銳，卻不願為我“賣力”——嗚呼，他不在乎我！

當時我不解：為何李銳對我重用而不重任。其後，李銳通過對我的逐步深入了解，對我的態度由提防到信任、再到偏袒，最後頂住鄧穎超驅除我出中組部的命令，保護我順利留在青幹局。

李銳離休後，曾分別對我和幾位“民主派局員”說：“當初組建青幹局時，陳雲的小秘書朱佳木交我十多人的長名單，口氣強硬地說：“盡量從這裡面考察選人，首長認為第一名閻淮不用考察必須要！”我心裡有氣，除閻淮之外，我只要了電子部的小徐，因為將來需要計算機管理幹部資料。其他人誰知是不是朱佳木塞的私貨呢？我一個也沒要！”

第四節 參與考察習近平與建立第三梯隊

5-10 赴東北三省考察了張德江、李鐵映、李長春

1983年5月胡耀邦在六屆人大座談會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梯隊”的概念。他說：“老同志是第一梯隊，運籌帷幄。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的同志是第二梯隊，也不年輕了。所以，下決心搞第三梯隊，進入各級領導班子。”

6月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肯定了“第三梯隊”的提法，要求“趁我們還在的時候建立起來，只要有了第三梯隊，跟隨‘四人幫’的三種人就翻不了天，這是黨和國家的大計。”

我認為：陳雲念念不忘造反派，設立青幹局、建立第三梯隊，皆為防止“三種人”翻天，這代表了絕大多數老幹部根深蒂固的觀念。正如文革前十幾年，第一代領袖們念念不忘“地富反壞”，唯恐那些“舊社會的殘餘勢力”復辟，務必“以階級鬥爭為綱”。文革後十幾年，第二代領袖時刻牢記“造反派”，生怕這些“文革的殘餘勢力”翻天，這是變相的以階級鬥爭為綱！

10月中組部頒發《關於建立省級後備幹部制度的意見》。文件稱：“中央最近提出，必須從現在開始抓緊第三梯隊的建設。省部級後備幹部，是指省委正副書記和常委，省政府的正副省長和中央國家機關正副部長的後備對象。每個省20名，共600名；每個部委5名，共400名；全國共1000名。他們必須是文革中表現好，政治上堅定可靠。具有大專文化程度，一般為45歲左右和40歲左右。今後提拔領導幹部，除特殊情況外，都應從後備名單中挑選。後備幹部由組織掌握，要注意保密。各級黨委也應參照上述精神，選拔各自的後備幹部。”

這個重要的指導性文件，成為第三梯隊（後備幹部的形象說法）制度正式確立的標誌。通過我節選的上述關鍵內容，可以了解80年代喊得震天價響而又無比神秘的第三梯隊的概貌。選拔和管理這千名省部級第三梯隊，指導全國建立各級第三梯隊就是青幹局的中心工作。當時，除了埋頭經濟的總理趙紫陽外，總書記胡耀邦、“實際上說了算”的鄧小平、“二老太爺”陳雲都非常重視第三梯隊。因此作為中央的一項重要決策，它成為中組部及各級組織部門的中心工作和頭等大事。

青幹局地方處三個人每人負責兩個大區，李銳把他認為最重要的華北和東北交給了我。

1983年8月，李銳派我到東北三省，了解第三梯隊工作進展情況和存在問題，為中央制定上述文件作準備，並順路考察優秀的後備幹部。青幹局辦公室的彭守範隨行協助。

我們在遼吉黑三省的工作程序是：先由省委組織部長介紹工作情況，我們再面談幾個重點後備幹部，最後向省委書記談我們的“指導”意見。

官場的共識是：國務院近百個部委，最重要的是計委；黨中央幾十個機構，最重要的是組織部。好幾個省的青幹處長都對我說過：“我們省委書記說了，中央部委來人，司局長一般接待即可；中組部和國家計委來個處長、甚至幹事，都要象親娘老子般伺候。”官場順口溜：“跟著組織部，年年有進步；跟著宣傳部，常常犯錯誤；跟著統戰部，吃喝有補助。”“組織部登門，雙喜臨門；（上級提拔一位，出現空位我們再升官一人。）紀委登門，大禍臨門。”組織部的主要職責是選拔提升幹部，所謂“見官大一級”，我們戲稱“蘿蔔雖小，長在背（輩）上了。”

被視為“凌空出世”、“不可一世”的青幹局，首次正式派員“出巡”，東三省都嚴陣以待。前幾次去湖南和北京，我是代表中組部,幹“中央機構調整小組”的差事。這次才是真正代表青幹局考察幹部和指導工作，幹自己的業務。各省在中組部都有“代理人”（下文會提到山西想讓我代理），他們又是幹人事的，輕而易舉就把“欽差大臣”的老底摸得一清二楚。遼寧書記郭峰曾任東北局組織部長，吉林書記強曉初曾任黑龍江書記，二人當年都是父親的直接上級，彼此比較熟悉；黑龍江有父母親的許多戰友和部下仍任高官。因此三省的接待格外隆重並且熱情，都住在接待領袖的最高級賓館，如大連棒棰島鄧小平下榻的臨海房間；哈爾濱花園村賓館，是文革前各地為中央領袖去開會修建的一批“行宮”中較豪華的一處，共八個小洋樓，一至七號是供七大常委使用，八號是會議廳、舞廳和餐廳，可惜領袖們未曾享用。省委書記李力安安排我們住一號樓，我哪敢呀！堅持去六號，戲稱紀念父母親上級的上級、我們“東北野戰軍”的林總吧。

在東三省面談考察的後備幹部，後來升官較快、職務較高的有：

李鐵映，瀋陽市委書記處書記。省委對他印象不好，儘管李已是十二大候補中委，在他們推薦的16名後備中，竟名列倒數第3位，書面正式評價是：“1961年留學歸來，一直從事技術工作。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領導能力，工作方法簡單。”省委書記處書記徐少甫說：“金日成兒子金正日來沈，中央通知李鐵映接待。李不及早準備，前一天還在大連玩耍，連夜開車趕回。要是深夜路上出點事，怎麼辦？國際影響多大！”我與李面談時，高我九屆的中學校友侃侃而談，思路清晰條理分明，對官場弊端厭惡，改革意識很強。加上1980年其父李維漢對鄧小平抨擊黨內封建主義，促成鄧著名的“八零政治改革”講話，我對“李父親”崇敬。愛屋及烏，當時我對“李兒子”印象很好。回中組部向李銳匯報時，我笑談“接待金正日事件”，評論是：“不是沒出事嗎？小題大做！”正式的書面匯報，我理所當然省略了這段負面故事。

遼寧除了李鐵映，當時的後備幹部還有兩人後來成為國家領導人。瀋陽副市長李長春，後官至中央常委，我還特意找到曾與李長春同在瀋陽機電系統的清華同學，進行“私訪”，他們對李反映都不錯。營口市長白立忱，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薄熙來當時還在北京工作，次年才到金縣任職，故無緣相見。

吉林省小，後備幹部年齡也小，但後勁大。37歲的延吉市長張德江，我一看他的學歷，是學朝鮮語、從金日成大學畢業，特別感興趣，跟他聊了一上午，問了很多朝鮮的情況。他才貌雙全，我在回京匯報中說了很多好話。1995年，我爲新加坡總統訪問延邊打前站，還又來到這裡全面考察了他，後來他仕途順暢，現任中央常委。39歲的農牧廳副廳長回良玉，後任副總理。例外的是與38歲剛提為副省長的王金山的談話，我印象深刻，與我同齡的王，在公社、縣、地區都擔任過領導，非常熟悉農村了解農民，經歷完整，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但他1964年只考上四平師專，智商和學識稍顯遜色，我勸他百忙中多讀書。2003年王才提為省長，半級爬了20年，成為全國最老的省長之一。

黑龍江兩位41歲的市長，專業背景都與食品有關（農藥和發酵）。齊齊哈爾市長陳雲林，文革時在北京農大七年，見多識廣、談吐不凡、一表人才——我眼高手低，難得對人這般評價。與他面談無形中超時了，讓後面的叢福奎久等了。陳後任國務院台辦主任，訪台會見馬英九時，才貌皆不輸陣。綏芬河市長叢福奎，瀋陽輕工學院畢業後，在雞東縣15年，剛提到市裡，他與陳雲林完全是兩種典型。我是去了解、而不是正式考察後備幹部，因此最後見省委書記李力安時，只誇了陳，而對叢未置一詞。（叢福奎任河北副省長時，因貪污被判死緩是後話。）我回局裡，對黑龍江人小韓說：“貴省人才濟濟，連後備幹部都挑兩個極端的。”

出差總要吃喝玩樂，我不愛吃喝，只愛玩樂。我酒量極小，外出謊稱不會喝酒，而滴酒不沾，否則在豪放熱情的東北，後果不堪設想。周末休息就公費旅遊腐敗了。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我不智，但“水、動、樂”都喜好。遼寧的大海，吉林的松花湖，哈爾濱的松花江都讓我盡情游弋。

9月回到中組部，李銳根據我們在東北調研的第一手資料，以及各地對後備幹部工作的建議，領導青幹局對“後備幹部文件”進行最後的修改和定稿，於10月5日正式下發上述《關於建立省級後備幹部制度的意見》。

5-11 赴華北三省區考察了習近平

1983年10月中旬，為了掌握各地對上述“後備幹部文件”的執行情況，李銳派李志民和我，去河北、山西和內蒙出差。李志民主要是調研和指導各省的青幹工作，我則側重了解考察我的“華北轄區”的優秀後備幹部。

在河北面談的後備幹部中，我對42歲的邯鄲市委副書記陳玉傑印象最好，認為她是比較全面的女幹部。（兩年後她升為省領導，新世紀任國務院僑辦主任，成為少有的沒有家庭背景的女性正部長。）

10月20日，完成河北的正式工作後，我們在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陪同下，來到石家莊北幾十里的正定縣進行“三特殊”的考察了解習近平的工作。一、李銳的特殊交待：李銳多次派我考察各地後備幹部，都是地方提供人選，李從未指名道姓。二、考察對象的特殊經歷：我們歷來考察長期政績突出者，而習去年才下派，今年剛升為正書記。三、非後備幹部的特殊人物，青幹局只考察作為省級後備的優秀幹部，習當時並未被省裡推薦。

因為不是正規的全面考察，我們就簡單地完成了考察的三個程序。一、找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和習任副書記時分管的部門首長，共十餘人開座談會。請他們說習的政績和失誤、優點和缺點。座談會的最後，我們說有意見還可以會下向我們反映，我們住招待所某房間。二、單獨談話，省委組織部長迴避。不願公開批評習者，就私下找我們來；我們看到某人在會上欲言又止或話中有話，就主動找他去。我們共向有負面意見的四人了解情況。三、約習近平面談。讓他談過去的工作體會和未來的施政考慮，及對自己長處和短處的認識。我們還請他對一些負面意見（不提供反映者），作出解釋。

1983年，在河北考察完習近平之後，在山西五台山與其兄習正寧（習富平，左二）合影，左一是剛接任的中組部青幹局長李志民，右二是作者。

我們了解到的情況是：習當過知青和農村小幹部，體會“集體化”的弊端；他在農村實行了“大包乾”責任制。習說，石（家莊）－太（原）鐵路原來叫正（定）－太路（我剛知道），後因改線、而落後於石家莊；現在要發展依托大城市的“城郊型經濟”，不能只在地裡刨食了。習說北京搞個“大觀園”，參觀拍戲都要排大隊；他在正定建了個《紅樓夢的》“榮國府”，既可遊覽又能拍戲，讓窮正定著實賺了一筆；三國的趙雲生在這兒，將來還要搞個“趙子龍公園”。當時人民公社還殘存、“以糧為綱、重視農業”的觀念根深蒂固，因此對以上三項爭議較大，有人認為習不務正業。縣級領導都坐汽車視察基層，習卻經常騎自行車下鄉調查研究了解情況，幾乎走遍全縣的鄉鎮。幾十萬人的縣太爺不是尋常百姓和一般幹部能隨便見到的，習每天端個大飯碗到大食堂排隊買大鍋飯，往機關大院向陽牆角一蹲，誰都能湊上去聊幾句；住在辦公室裡，幹部群眾有事推門就進。對習這樣沒有高幹子弟架子、作風踏實平易近人，正面評價較多，但是也有負面議論：高幹子弟下來鍍金的還能不好好表現？我們“土改”入黨時還沒他呢，老同志辛辛苦苦革命半輩子，才當個科級的鄉鎮長，他呢？畢業沒兩年就是副縣級、才一年就正書記啦！嘴上沒毛辦事不牢，淨出“么蛾子”（鬼點子、餿主意之意）。更難聽的還有：他在清華當“工農兵學員”時，我們還是“走資派”挨鬥呢，畢業就來領導我們“老傢伙”了。（文革後“工農兵學員”不是尊稱，我們後來在《人民日報》發表《談正確對待“工農兵學員”》為其“正名平反”。）

李志民和我，對這個與我們外在條件（幹部子弟、清華校友、青年幹部、秘書出身）和內在作風（朝氣蓬勃、特立獨行、平易近人、銳意改革）都很相似的特殊人才有點特殊情感。我們議論：胡耀邦說，要往每個縣都派幾個大學生，改變封建落後意識。從習近平的經歷看，“選調大學生”下鄉真有必要。耿飆之子又是我清華同系好哥們、文革中我的老紅衛兵“部下”，同甘共苦同榮共辱，現在還一直繼續交往，對他父親的秘書小習，自然有親近感。並且高幹子弟外派都提升兩級、首長秘書都擔任局級領導（本書提到若干人），習平級調動、只擔任副縣處級實屬少見。我們回中組部必然是“上天言好事”，負面意見不能隱瞞，但我們有評價：那是年紀大、文化低的人，對幹部年輕化和知識化的不滿和對改革開放的不太理解所致。我們只是初步了解，1984年習近平與栗戰書（時任團省委書記）經過組織部第三梯隊考察組正式全面地考察，被確定為河北的省級第三梯隊，進入千人省部級後備幹部名單。

習仲勛確實很偉大——我不輕易用“偉大”，只因他一人敢為“胡耀邦被整”拍案而起，就夠資格！但是，親子之情、人之常情。現網上已披露——老習為小習，對河北省委書記高揚似乎有所拜託（也可能是希望高嚴格要求小習），高把此事，負面抖出。當時我為習老“託人不當”而惋惜。1985年中組部調習任廈門旅遊局長，基本是平調。結果當地安排為副市長。之前先安排安子文的女兒安黎和葉飛的女兒葉小楠（她們都是我清華同系朋友），去廈門擔任市委常委、副市長。但安黎還不是黨員呢，於是常委就算了，只當副市長。她待了一段後，身體不好回北京了，空出一個位置來，就安排了習近平。

十七大習近平被選為“王儲”之後，《華盛頓郵報》請我寫考察習的文章，我拒絕。該報說：“你朋友、明鏡出版社的何頻請你幫助我們。”我說：“已經封筆，但老朋友抬舉，我就口述一些往事吧。”《華盛頓郵報》2010年10月24日刊登了我的回憶。

在山西，因省裡對後備幹部準備不充分，我們沒有面談。李志民主持召開“陝晉兩省青幹機構座談會”。陝西組織部副部長兼青幹處長習正寧帶隊赴會。正寧又名習富平，是習仲勛的長子，我北京101中校友；電話中彼此早相識，現在一見更親切。我們暢談良久，當然提到剛考察的習弟。他說：“我們家幾個孩子，近平小時候最調皮最聰明，父親最喜歡他。他從小受苦了，知青下鄉經受鍛煉，比我能幹、鬼點子也多；不像咱們老大學生清規戒律框框多，我們不如他們更能適應新形勢。”

內蒙面談的三位後備都很優秀。記者出身的區委秘書長田聰明，真“聰明”，後任廣電部長和新華社社長等重要職務。工程師出身的內蒙大學書記雲布龍，確是條“龍”，後任內蒙主席。41歲的烏雲其其格，包頭組織部長，“真格”的幹練的蒙族女幹部。後任內蒙主席獨當一面，可見她不是無黨派、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的“無知少女”型的照顧類幹部。最後官至人大副委員長。

5-12 建立北京第三梯隊

1983年12月初，總書記胡耀邦催問分管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宋任窮，“千人第三梯隊名單什麼時候拿出來？”

10日，宋任窮到中組部聽取匯報。青幹局長李志民匯報：13個省年底可報名單，10個省年底報部分名單，其它省明年初才能報。宋急了：“這不行！選好的名單，一部分也要，一個也要！1985年要開黨代表會議，新中央委員就要從第三梯隊名單上找人。1984年工作重點是建立省部級第三梯隊。”

16日，中組部召開電話會議。部長陳野蘋主持，中央各部委的部長帶幹部司長參加，各省省委書記和組織部長電話參加。會議傳達耀邦和任窮指示，決定即刻成立第一批中央（試點）考察組，赴京黑蘇三省市。

19日，李銳決定：劉澤彭副局長和韓學林赴黑龍江、劉廣祥處長和霍銀海副處長赴江蘇、我一個副處級調研員去北京，積極準備，過新年後立即出發。

1984年1月3日，我進駐北京第四招待所。配合我工作的北京青幹處趙龍飛和陳偉蘭（陳雲幼女）兩位副處長及十餘名處員（包括市委組織部其它處借調的）已在等候。北京組織部副部長兼青幹處長金鑒留守市委。下面我較詳細地介紹這一個月的考察工作，使您了解一個省級第三梯隊建立的全過程，也為歷史留下第一手資料。

1983年，北京市委根據第三梯隊文件要求，在幾千名地局級幹部中海選近百人；再由市組織部精選，淘汰半數；最後市委常委會確定37位“後備的後備幹部”報中組部。

1984年1月4日，考察組正式成立，分為三個小組，我與趙陳二處長，各帶三、四人考察十幾名備選幹部。各小組制定本月的工作日程。他們說：“你是清華的，能鎮住那些工程師，就主要考察工業口。”

5日，趙、陳介紹37名備選的詳細情況。

6日，市委組織部華淑芳副部長來酒店，我通報考察計劃，請她安排各單位的接待工作。

7日，我們五人“工業小組”去京西門頭溝區，考察市礦務局郗局長。了解了30多位局處長對郗的看法，具體做法是：對黨委書記、常務副局長等“高級人物”和對郗意見較大的“重要人物”考察組二對一徵求意見，我們一人主談、一人記錄；也有人不信任市委幹部，要求與我“單挑”，我根據其意願，決定是否記錄。對其他“一般人物”則開幾個小型座談會，有人會上言猶未盡，會後再單獨“補課”。8日與郗面談考察。郗發展潛力不大，沒有列為正式的後備幹部。

我直接考察的13人，我們北京考察組考察的37人，都是按照上述程序和方法進行的。

9日，赴房山縣的燕山石化總公司考察公司副書記田成平。白天與在礦務局一樣，外圍談話和座談會，晚上田來賓館與我見面，面談考察。我與考察對象談話，一般情況盡量“一對一”聊天，不做記錄，以減少隔閡拉近距離。對年紀較長者，我像是學生請教老師，引導他盡情發揮；基本同齡的，套近乎拉家常侃大山。象習近平小我近十歲，絕無僅有為特例。田成平與我同齡，父親曾任副省長，清華同學，在校不熟悉但彼此知道。相似的經歷拉近我們的距離，談話異常順利。我早晨坐車百里，又連續緊張談話，田也忙碌工作一整天，雙方都很累但談意甚濃。我提議索性從沙發轉移到床上，在兩張單人床上，背靠床背，雙腿平放，他在這種舒服放鬆的姿勢中，暢談對改進工作的設想和全國改革的建議。我們把田列為前十名的後備幹部，其中他最年輕，建議增加地方工作鍛煉。（次年他提任西城區委書記，4年後任青海省委副書記，9年後任省長，不到十年連升三級；後任青海、山西書記和勞動部長，是比較全面的幹部。）

次日，在燕化側面了解曾在此工作過的市委工業部長袁立本和市經貿委副主任張明。文革中新建的燕化，有進京指標，許多幹部子弟得以“三級跳”：從外省到京郊，再進城。袁、張與我一樣，文革前的工科院校黨員，憑藉家庭背景和個人努力，在廠礦如魚得水迅速進步。日後我分別與他們面談。北航研究生畢業的袁被列為第六名後備。（袁3年後升任市委常委，1989年風波時與學生對話時態度曖昧，使他90年被調離黨政主線，到航空總公司，最終停留在副部級。）張明清華大學畢業後與對象分到青海工廠，近30歲與未婚妻發生婚前性行為，受黨紀處分。我力排眾議，列張為後備。

1月11～16日，考察化工局長陸宇澄、機械局長汪統、水利局長顏昌遠，他們是文革前畢業的工程師，都很優秀，皆被列為近期可提拔的前十名後備。（陸半年後任市委常委、1988年任副市長，汪1991年任市委常委，96年人大副主任。）其間考察的周某和龔某，被淘汰。

17～21日，考察經委副主任李潤五，出身農民、作風樸實，真是公僕型領導，上下一致好評，當然列為後備。（李兩年後任東城區長，1993年任副市長，1995年勞累成疾英年早逝。）二輕局37歲的副局長衣錫群，幹部子弟作風潑辣、銳意改革，與李潤五相反典型，老幹部意見較大。青幹機構的考察組，當然支持這種人，列為後備。（衣後任市長助理。）其間淘汰楊某。

1月下旬，我除了面談幾人外，其他兩個小組考察的重點對象，要聽取市領導的看法，北京的組員不便參與，也由我代勞。先後與市委書記段君毅、顧委主任焦若愚、市長陳希同、副書記徐惟誠、常務副市長白介夫等人交談。其中市委副書記賈春旺是我20年前的良師益友，1982年他曾說；“正派的你，到青幹局選幹部，太合適啦！”1985年他任安全部長，我回敬：“最不懂陰謀詭計的你，去搞陰謀詭計，太不合適啦！”1月23日，賈介紹平谷縣委書記李其炎：“去年在平谷開現場會，各區縣幹部在大食堂十人一桌四菜一湯。李把我引到小食堂，八碗八碟水果茅台，我生氣回到大食堂。怎麼能這樣搞呢？不過他能力還是很強的！”我們還是把李列為後備。李其炎下半年即提為市委常委，93年升市長。96年市委書記陳希同倒霉，殃及魚池，李改任勞動部正部級副部長。

考察對象中，兩個朋友是我的難題。

張伯光，我直接考察的最後一位，37名候選人中唯一的處級幹部，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金鑒剛把兼任的青幹處長讓給他。青幹處趙和陳兩位副處長都不便直接考察頂頭上司，就推給我。我對張太熟悉了，1982年北京青幹處剛成立，只有金鑒處長和張伯光、趙龍飛兩位處員，李銳交辦我處理北京的一些案件，我都依靠他們協助，他們真是我的好哥們。當然我還是公事公辦地找張的上下左右徵求意見，金鑒當然是好話說盡。例行的面談不能免，彼此都挺忙，我讓他下班路過賓館，共進工作晚餐交差。考察組最後討論時，我談出對張的一貫看法；在原則性和品德上，他是優秀的模範幹部，但任省部級領導毫無可能！趙陳二位副處長私下對我說：“淘汰正處長，我們兩位副處長都要背黑鍋。”反正也不是立即提拔，我屈服了，把張排在後備名單靠後面。（86年張升任石景山區委副書記，最後停留在局級。）

陳元，已是西城區委正書記，我近20年的鐵哥們，市委把他列為候選第一名。我和其妹陳偉蘭當然迴避，由趙龍飛小組直接考察。考察組全體最後討論名單時，都認為陳元仍應列為頭號後備。我是私心極重的組長，特愛惜羽毛，拍板陳元在第四名，其妹陳偉蘭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組與市委交換意見時，市委書記段君毅、市長陳希同等諸常委悉數參加。當我談到37名候選人確定25名正式後備時，段君毅（去年調整北京局級領導時我與段多次交道）半真半假：“小閻夠狠的，砍掉三分之一！”當我依次介紹後備幹部的建議培養方向時，段書記對高幹子弟素有好感，1982年就把國家計委陳元工程師、市委組織部劉延東幹事和陳昊蘇等三人越級提拔為北京三個重要區的副書記，1984年又想把副處級的孔丹弄到海淀區當副區長，這時他又發話：“我們最優秀的陳元，年內就要提到市裡，還是排在頭裡吧！”我只能同意。2月9日我向中組部領導匯報北京考察結果時，李銳對我“壞笑”：“你朋友排第一呀！”我立即洗清自己：“我就怕你們說閑話，把陳元放在狀元、榜眼和探花之後的第四名。老段堅持，我沒辦法！”陳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1998年任開發銀行行長，由副部到正部爬了14年，2013年在鄧樸方卸任後，陳任政協副主席達副國級，一大級即兩小級，用了近30年，終於修成正果。

我們確定為第三梯隊，而後升任省部級的還有：豐台區委副書記陳昊蘇，下半年升任副市長，2000年正部級的對外友協會長；畜牧局長劉江，1986年調任農業部副部長，1993年轉正；北京日報社副總編李志堅，1987年進市委常委，2001年任正部級體育總局黨委書記；海淀區委副書記張福森，1990年入市委常委，2000年任司法部長；團市委書記林炎志，1994年升到副部級，我認為林因太左沒再進步；市建委副主任萬嗣銓，唯一非黨人士，91年升任市長助理，後為市政協副主席。

2月1日春節前，三個“第三梯隊考察組”回到中組部。劉局長真是好人哪，在黑龍江考察25名，只淘汰3人，淘汰率12％；劉處長在江蘇考察40名，確定32名，淘汰率20％；閻處調在北京考察37名，砍掉12人，淘汰率高達32％，等於上述二劉之和。段君毅說得對，我“最狠”！但是我們選定的25名省部級後備中，14人（即56％）後成為正式的省部級領導（其中8人達正省部級），使用率成倍地高於各省。

我們為這79位後備幹部，每人寫了500字的、描述其特點的小傳，送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四常委和主管人事的習仲勛、宋任窮兩政治局委員。

5-13 建立天津第三梯隊

1984年3月，在總結試點考察組的經驗和不足後，由青幹局制定了第三梯隊考察程序。4月由青幹局長李志民和部研究室主任劉俊林等率領的第二批考察組，赴四川和廣東等七省。七省共報來272人，中組部考察後確定195人，淘汰率28％，接近我的劣跡。

6月，第三批餘下的20省區考察組全面出動，中組部還借調一些離休老幹部參加。我私心雜念，要去西藏公費旅遊，體檢合格，整裝待發。突然，李銳覺得天津重要，讓青幹局副局長劉澤彭替換某離休老幹。劉認為我分管華北，與天津幹部熟悉，又有在北京考察大城市後備幹部的經驗，非拉我陪綁：“就算幫哥們忙！”我只能忍痛放棄西藏，23年後才自費還願。

1984年6月，我們在天津幹了一個多月。淘汰7人，確定18名第三梯隊，其中7人日後成為省部級領導：

冶金局長張立昌，1985年升副市長，1993年市長，1997年市委書記，2002年政治局委員，2008年病逝善終；

檢察長梁國慶，1986年最高檢副檢察長；

電子局女局長李慧芬，1988年副市長；

半導體公司總工葉迪生，1993年副市長；

開發區副主任王述祖，1998年副市長；

化工局長閆家銘，1999年副部級化工部紀檢組長；

河西區副區長葉厚榮，2002年市政協副主席。

此外，農林局長陳鍾槐，後任市副秘書長，94年患癌症，堅持工作，2001年病逝，被譽為“焦裕祿式的好幹部”。若不得病肯定提拔。

我直接考察並面談9人，淘汰3人。

考察對象中的兩人，我們與市領導分歧很大。

市委秘書長鄭萬通，現在公開資料顯示：“1970～78年天津市河北區委宣傳部幹部、副部長”，把文革結束前與後，寫在一起。76年前能任宣傳部領導，其文革表現可想而知。鄭曾任市委書記陳偉達秘書，更深得市長李瑞環賞識，在候選人中名列前茅。我們認為鄭不符合條件，劉澤彭讓我出面說服陳偉達和李瑞環。陳偉達已內定調京，3個月後離津，順水推舟不再堅持。李瑞環不幹：“我大老粗，還要靠這個大秀才。”劉澤彭親自與李密談，曉以利害，宋任窮前秘書的話果然奏效。鄭未列後備，因此在天津不能升遷。1993年李瑞環任全國政協主席後，提鄭為副秘書長，1998年秘書長，2008年鄭萬通升任政協副主席，步入國家領導人行列。

團市委書記張煒，1980年在北大任學生會主席時，參加競選區人大代表，被認為有自由化傾向。我認為不到30歲的他，思想深刻、銳意改革，是天津最優秀的後備幹部。我們力排眾議，把張煒列為後備第二名（狀元太招風）。7月中旬李銳來天津開優秀後備座談會，我推薦張重點發言，李銳印像極佳。16日，我們專門約張進行考察之外的一上午私人聊天，成為朋友。次年我到天津參加第二屆中青年經濟討論會，又與他深談。1986年6月張捧我們的場，參加青幹局在河南召開的“第三梯隊研討會”，是中組部副部長和河南省委副書記外的最高級幹部。19日晚張煒、吳稼祥、楊東平、唐若昕四老友和我們，古今中外海闊天空神聊至半夜。張煒次年任天津開發區主任，1989年5月19日辭職：“我抗議動用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的群眾。”“六四鎮暴”後致信黨中央,表示抗議。張立即被貶為社科院資料員，1993年赴哈佛讀碩士，後讀牛津獲經濟學博士。中國百萬“領導幹部”、“千名省部級後備”如此壯舉者，我知僅他。自嘆不如，我敬佩！

2006年原天津青幹處已任市級首長的朋友，退休前邀我故地重遊，聚會時青幹處眾朋友說：“你選的第三梯隊，沒有一個腐敗的，還出了位張大英雄！”我假謙虛：“你們配合得好！那批後備幹部都已退出政治舞台，也快退出生活舞台：但願他們都能在家裡、不要在監獄，安度晚年！”

1984年8月，全國各省的第三梯隊都已選定。共計632人。其中——

平均年齡43.5歲，女性佔14％，少數民族佔10％。

教育程度：大學（含研究生）91％，高中7％，初中2％。

家庭出身：勞動人民84％，剝削階級11％，革命幹部5％。省部級以上高幹子女，不及剝削階級子女的一半，可見當時我們的開明。“六四”後提拔的情況，則另當別論！）

文革表現：受衝擊39％，未受衝擊46％，有抵制14％，有錯誤1％。

現任職務：省部級1％，正地廳級26％，副地廳級57％，縣處級16％。

我們為每人撰寫500字的小傳，以每省一冊，報送政治局。我在初稿中只敢披露曾任遼寧和湖北省長，2004年因受賄判刑11年的張國光的小傳如下——

張國光，男，漢族，1945年4月生，遼寧綏中人。1966年入黨。1968年北京航空學院畢業。曾任瀋陽松陵機械公司技術員、副科長、組織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書記，1985年4月任瀋陽市委副書記。工程師。

文革初，參加群眾組織，是一般成員。後期在車間勞動，忙於業務，很少參加運動。1976年“四五”運動時，對“四人幫”的作法反感。

好學上進，讀書時曾被評為三好學生，五次被評為松陵機械公司先進生產者。事業心強，有政治責任感，工作中肯學肯鑽肯幹，技術工作有成績，撰寫《殲教六座輪溫度控制》論文，獲省航空協會科技二等獎。82年擔任組織部領導後，提拔一百多名知識分子幹部進各級領導班子。組織領導和活動能力較強，思想開闊。在抓組織、宣傳、工會、共青團、武裝部工作中，成績顯著，曾受到市的好評和獎勵。作風深入，注意調查研究，要求自己嚴格，待人寬厚。思想坦蕩，為人正直，尊重和關心老同志，虛心聽取各方面意見。看問題全面，客觀，處理問題慎重、穩健，文字、口頭表達能力較強，群眾中有威信。

馬列主義理論知識掌握的不夠系統。

培養方向：工業工作。

看過初稿的朋友，建議我再披露“沒倒霉”的小傳。下文將提到1985年補充第三梯隊時，我考察的寧夏幹部馬啟智。下面是我為他寫的小傳（必備：自然狀況、文革表現、優點、不足、培養方向，五個部分）——

馬啟智，男，回族，1943年11月生（42歲），寧夏涇源人。1972年入黨，1968年中央民族學院畢業。曾任中學教師，自治區團委副書記，現任固原地委副書記。

文革初參加群眾組織，一般成員。“批林批孔”期間，參加一般性學習和批判。“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對批判“唯生產力論”有看法，拒絕為“批鄧專欄”寫稿，被指責“政治上不成熟”。

事業心強，有組織領導能力，工作一貫認真負責。在區團委時，經常深入基層幫助青年解決實際問題，並針對不同時期青年工作的特點，組織青年開展有益的社會活動。任地委副書記後，熟悉工作快，掌握政策穩。在負責“打擊刑事犯罪”工作中，指揮果斷、工作紮實、效果較好。有改變固原落後面貌、實現經濟翻番的決心。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切合實際的經濟發展意見。工作大膽有魄力，堅持原則敢於批評和糾正不正之風。善於團結同志，聯繫群眾廣泛，對自己要求嚴格，在群眾中威信較高。

不足之處：遇到委屈和挫折時，情緒波動較大。

培養方向：政法工作。

胡耀邦非常重視小傳。青幹局常常收到他的批示。如小傳中寫“文革未發現問題”，胡認為是“推卸責任，要說清楚，有問題還是沒問題”。此後我們在文革表現一欄裡，完全寫事實，並由調查人簽字負責。“有驕傲情緒”，耀邦就批：“沒本事能驕傲？不聽老同志的就是驕傲？說清楚哪方面有驕傲情緒。”對“急躁情緒”，胡也不滿意：“事情這麼多，不著急行嗎？”

截至1985年5月，北京、浙江等15個省市的領導做了調整。年齡過線的59名領導退了44人，新進65人多數出自第三梯隊。調整後，15位書記平均年齡59.2歲，比原來下降5.5歲；15位省長平均年齡56.4歲，比原來下降1.8歲。

1985年至1987年，在1984年“第三梯隊”名單的基礎上，分別推出了三個更新後的版本。

5-14 1985年補充第三梯隊

1985年，根據中組部部署，各省都又報了一些候選人，青幹局派人去考察，符合條件者，補充進第三梯隊。

8月，我們去了西北，在寧夏補充三人，其中我直接考察了兩位回族幹部。我從塞外江南的銀川坐吉普車顛簸800里，到中國最貧窮地區之一的固原，實地考察地委副書記馬啟智；他91年任區常委，98年升為區主席。還有38歲的區團委書記馬文學，93年任區副主席。甘肅補充5人，日後獲提升者：蘭州市委副書記柯茂盛，94年任省人大副主任。甘南州長藏族幹部李德奎，93年任省檢察長，2003年任省人大副主任。糧食局女副局長杜穎，98年省政協副主席。

我們從蘭州驅車沿河西走廊北上，第一站武威。我政治第一桶金的挖掘地，離別十年舊地重遊，我輕車簡從避免衣錦還鄉之嫌。但中央大員在省委部長陪同下駕到，難免驚動地方。武威沒有考察任務，我讓同行其他人睡一覺後即刻啟程。我一人重訪工作過的煤機廠和生活過的小平房。往日的朋友幾位已成地級要員，午晚兩宴不可免，我說：“此地無公幹。”舊友：“哥們自掏腰包！”當夜，我乘火車趕赴張掖，會合考察組。

在張掖見到市委書記王化成，當年我在武威的廠長，提拔我、又放我回京的恩人。十年間他幾次進京，我熱情接待不在話下。現在我公差到他地盤，最高規格的隆重款待不言而喻。在張掖還遇到在此調研的省委常務副書記劉冰，我清華大學20年前的老領導。我對師長反對“四人幫”的壯舉，一直很欽佩；他對學生當年反對中央文革、現在要害部門，也很欣賞。劉冰秘書陸浩，我們年齡相近觀念相同，一見如故暢談甚歡。3個月後陸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1987年他邀請我到甘肅鼓吹政治改革。陸浩1993年進省委常委，2001年任省長，2006年任省委書記。

1985年10月我們去了西南，在貴州補充第三梯隊六人，其中畢節地委副書記楊序順，侗族，98年任省人大副主任。在貴陽必然見了省委書記胡錦濤，我們在北京就熟悉，現在校友兼朋友異地相見分外親切，他送我兩瓶茅台酒。

在雲南補充四人，都很有特色。兩位民族幹部日後都成為省級領導：大理州副書記楊健強，白族，1993年升副省長。牟定縣委書記和佔鈞，納西族，1993年任省檢察長。兩位漢族，志不在仕途：省府副秘書長郭正秉，後任省社科院長，著書立說，不幸1992年49歲逝世。昆明市委常委李師程出自普洱茶世家，日後任思茅地委書記時，於1993年和1995年舉辦了兩屆普洱茶葉節暨國際研討會，成為中國普洱茶文化的倡導人。

同期，在青幹局機關處主導下，黨中央和國務院的63個直屬機關的第三梯隊也建立了。

截止1985年底，全國省部級後備幹部共1009名（85年省市增補118名），其中大學文化93％，有專業職稱77％，地廳級81％，女性1％，少數民族1％。省部交叉28人，已提省部級74人，調整出去2人。1984年，中央辦公廳幹部薄熙來要求下基層鍛煉，任遼寧省金縣副書記，未進入第三梯隊。1986年省市擬補充60人，部委擬補充50人。第三梯隊建立後，每年常規考核、滾動調整、有進有出，保持在千人規模。中共十五大至十八大，政治局委員半數以上，十七屆和十八屆常委除兩位，皆在當年第三梯隊中。

各省委組織部、各部委幹部司管理的地廳級後備幹部一萬八千人，地市州委組織部負責的縣處級後備幹部九萬六千人。後備幹部名單上的幹部，本人並不知道自己在這份名單上。

現在看來，第三梯隊還只是黨內有限民主，但當時已是很大進步。此前的1982年中組部編印的《1980年以來各省推薦的優秀中青年幹部名冊》中，思想最解放的北京推薦21人，平均年齡51歲，中學以下文化佔1/4。而較落後的西北四省區，推薦的45人中，初中文化竟佔42％。《中央負責同志推薦的中青年幹部資料》中，14位領袖推薦34人。平均50歲，60歲以上4人，最高竟達69歲；中學以下文化20％。其中多是秘書、參謀等身邊工作人員和女婿、養子、兒女親家等親屬，高幹子弟比例很高。

第三梯隊建立後，胡耀邦提出，分期分批把他們借調到中央工作，每省一名，每次一年，參加中央的調查工作和日常會議，以了解中央是如何工作和決策的，開闊眼界，提高知識和理論水平。青幹局經常對他們考察和談話，幫助他們建立起相稱的履歷。長期在機關的，調到下面市委任職；沒進過黨校的，安排進黨校培訓。我們與外交部協商，派了十餘位幹部到國外當參贊，還派出幹部到杜潤生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

名單建立後，提拔幹部原則上都要出自名單。否則要有一個說法，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並非盡然。

第五節 整黨唱反調與莫干山會議出風頭

5-15 為李銳分析“老五屆”

1984年春節後，李銳找我去。

李銳：“耀邦和紫陽最近都提出選拔幹部要向下看，特別要注意40歲左右的知識分子。主要是你們這些紅衛兵大學生，我準備寫篇文章，談這個問題。”

我說：“紅衛兵大學生不好聽，有專門名稱叫‘老五屆’。”

李問：“什麼‘老五屆’？你們清華不是六年制嗎？”

我答：“一般大學五年，少數是四年或六年；三年以下就是大專了，現在工農兵大學生就是大專待遇。文革開始時大部分大學在校學生是五屆，所以統稱‘老五屆’。高中和初中各有三屆，我稱‘老六屆’。”

李銳：“好！陳雲講青幹局要有紅衛兵大學生，還是你們了解中青年的情況。你首先幫我查找全國中年知識分子的統計資料，其次重點分析老五屆的特點。你回到局裡和了解情況的同志議論一下，盡快交稿。”

中組部的檔案室和數據室，全國高級幹部的各種數據和信息齊全，可是知識分子的數據卻奇缺。但是組織部牌子硬，一個電話打到人事部，各種數據及時報來。誰說中國辦事效率低，那是官對民、上對下、以及平級之間，下對上總是高效率。我與李志民、劉澤彭、崔武年討論兩次，由崔執筆形成一個分析材料。我則根據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形成李銳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其精髓是——

“這一代人是50年代的紅領巾，60年代的共青團員，學習過雷鋒。其世界觀的形成時期，正是我們黨威望最高、社會風氣最好的時期。文革中多數人由盲從而逍遙，到冷靜思考，自覺把個人命運同祖國連在一起。現在，他們與現代化緊密連在一起，政治上逐漸成熟。他們是認真思考、勤於學習和奮發向上的。其接受教育時是建國後教學質量最高的時期。十年動亂中，許多人學習了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求實精神，增強了實際本領。老五屆‘四個面向’（基層、廠礦、邊疆、農村）的分配，使他們來到邊遠的小單位，‘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獨當一面親自解決繁雜問題，走上‘管理技術型’。精力旺盛，思想開闊，勇於探索，敢於創新，處於事業上出成績的年代。40歲左右，是一生中記憶力、理解力、探索力綜合指數最高的階段。他們年輕人的銳氣和熱情沒有消失，又略具中年人的審慎和經驗。總之，這是承先啟後、要在中國的下一章起決定作用的一代人。”——這不就是我美化後的簡歷和自我吹噓嗎？

毛澤東欣賞的大才子李銳，真是大手筆，在我們提供的數據和對老五屆分析的基礎上，穿靴帶帽、高屋建瓴，迅速形成一篇佳作。儘管準備以李銳個人的名義發表，並且不附署中組部副部長的頭銜，李的身份還是要求使此文在部內高層反覆討論和慎重研究。修改比寫作的時間還長，磨平了一些棱角，在文章最後加上“強調起用40歲左右的幹部，決不是不重視50多歲的人，也不是輕視老同志的作用。”這篇《盡快啟用一代新人》的著名雄文終於發表在1984年3月23日的《人民日報》。李銳對此文甚為得意，在他所著的《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北京）之中，收錄59篇文章，有關組織工作的僅此一篇。

文章發表後反響巨大、好評如潮。認識我的老五屆朋友，都看得出文中對老五屆的溢美分析是我的思想，表示祝賀。全國許多老五屆們，致信報社和組織部，感謝有人終於為他們說話了，也反映一些問題。4月20日應北大老五屆留校教師李中華等五人的要求，邀請他們到青幹局座談。受“北大座談會”的啟示，我們在25日召開中央部委“老五屆”，26日召開北京市“老五屆”兩個座談會。會後把與會者反映的困難和希望以及我的建議，寫成報告送李銳參考。

5-16 整黨中說真正的危險是缺少民主

1983年底，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關於整黨的決定》。

1984年初，中組部開始整黨，陳野萍部長作個人的“對照檢查”。全局討論部長檢查時，一片讚譽之聲，唯獨我唱了反調，引發議論。同事崔武年感慨：“閻淮發言挺有新意，他說，陳野萍講自己的不足是‘穩重有餘，創新不足’，但是，試想一下，如果反過來，‘創新有餘，穩重不足’，他還能當組織部長嗎？真是一語中的！”針對陳部長說他曾受左的影響，我調侃“在中組部左還是比右安全！”我對自己的剖析，也令崔反思：“閻淮說他思想裡右的東西比左的多。我很慚愧，曾經是左的比右的多——雖然現在對左深惡痛絕。”（崔武年：《我的83個月》，34頁）此事我早已忘記，看崔的回憶錄才想起。

崔武年，1983年11月至1990年9月在青幹局。每會認真記錄，每晚詳細日記；《我的83個月》50萬字的資料全部來自他當時的筆記和日記。北師大歷史系文革後畢業生，在文學刊物《收穫》上發表過劇本；學歷史的文學家潛伏在機要部門，“太恐怖了！”此書留存許多珍貴史料，填補我准老年癡呆的記憶空白，我在後文中將繼續引用。上述第三梯隊的統計資料也是他做的，在此鄭重感謝！

1985年，作者與青幹局同事崔武年（左），這是我們兩位摯友少有的二人合影。

3月22日，我做“對照檢查”，崔武年在《我的83個月》中有700字的記錄，扼要如下：“文革前，我是正統純真的人生觀和膚淺教條的世界觀。文革十年，行動是鬥爭、挫折、鍛煉，思想是盲從、思考、成熟。”我對政治問題與當局相異的看法，引起非議，崔當時記錄：“閻淮認為過去的錯誤，並不是個別人的疏忽，而是普遍性社會思潮。文革這樣的總體性錯誤，在中國這樣的環境裡，還可能在局部發生。儘管整黨要清理三種人，但是，真正的危險不是三種人，而是缺少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最終是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充分發揮和發展自己的聰明才智，但實踐証明靠現在的這套人事幹部制度不行，所以要改革。而制度上的改革，要從組織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入手。青幹局任務繁重、道路漫長，切不可盲目樂觀！”（《我的83個月》40頁）局內正統的老同志不滿：“小閻，對照個人檢查，你怎麼對照黨的政策、制度和路線？”我當然不示弱：“整黨，就是要整‘黨組織’和‘黨員’兩方面，而黨組織比黨員更重要。”

這說明當年身居要津的“紅二代”中，還有立黨為公、不能與“黨保持一致”者。我對“清理三種人”和“造反派記錄在案”已不再認同。我在1984年整黨的“個人檢查”中，對中國共產黨發出振聾發聵的警告——“真正的危險不是三種人，而是缺少民主！”不幸而言中，三、五年後胡耀邦和趙紫兩位總書記非正常下台，因此，在1989年“鎮暴”後，我就更不能“與黨一致”了。

5-17 莫干山會議表現了一番

“1984年秋，在浙江莫干山召開的‘中青年經濟科學討論會’，是經濟改革史的開創性事件，使一批青年經濟學家脫穎而出，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層的重視。”（引自網絡介紹）

1984年8月，時稱“改革四君子”之一的黃江南（另三位：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來中組部青幹局鼓吹此會。（軍人站崗不掛牌子、戒備森嚴神秘莫測的中共中央組織部，來訪者一般只能到隔壁胡同的“上訪室”遞材料、談要求。組織部系統以外，被同意接待者也只能在傳達室旁邊的平房“接待室”被談話。而求見青幹局的青年名人與非名人，經常被請進組織部大樓，直奔青幹局辦公室。）黃介紹：“我們在全國徵集到一千多篇經濟論文，以文選人，一百多位中青年與會，懇請你們參加。”儘管無官場級別的與會者，不屬於青幹局管理範圍，中組部也無參加此類會議的先例，青幹局還是力主參會。請示李銳，他指示：“只去一人，別太張揚。”臨行李又告誡我：“你要夾著尾巴開會！”

9月2日經杭州上莫干山，我被拉進“會議領導小組”。我牢記部長的諄諄教誨，宣稱：“只參與幕後策劃，決不拋頭露面。”

1984年9月，莫干山會議合影局部，前排右三王岐山、右四作者、右五黃江南。

9月3日開幕式，薛駒省長等領導致辭後，主持人介紹許多代表是衝破阻力與會。提到江蘇泰州28歲的閆卡林，工廠不准請假赴會，離廠即除名，逼他辭職而來。我氣憤不已按捺不住，遞上紙條。主持宣讀：“工廠無理，中組部要干預！——青幹局幹部”。全場鼓掌，要求我講話。幾番推辭未果，我上台慷慨激昂，痛斥基層的封建專制和官僚主義，允諾此事定要一管到底。全場再次爆發熱烈掌聲。三天後，江蘇組織部派人上莫干山，帶來許多閆卡林在工廠的一大包“劣跡”資料。我說：“整人的材料，我不看！若他表現壞，何不早處分？你們回去整整這個廠長吧！”我認為：即便泰州廠在我們的壓力下，勉強讓閆卡林復職，但他今後也只有“穿小鞋”的份兒。於是我就和與會的《經濟日報》總編安崗協商。安考察後，決定聘用閆卡林。紀念莫干山會議30周年，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在《南方周末》提及此事。閆卡林也“夠意思”，1994年榮獲全國首屆“百佳記者”稱號。

這個突發事件，使我從幕後走出曝光，許多代表找我反映自己的困難和要求。責任心和使命感令我舊習難改、又翹起尾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以中組部青幹局的名義設計一張《代表調查表》，其中除了基本情況外，專設了“困難阻力”、“要求希望”和“今後計劃”三項。向代表分發後，收回75份。根據對調查表的分析，利用晚上時間，我寫了近萬字的《一代新人在崛起》的調查報告。

開幕式後，會議進入分組小會。我先後參加了宏觀、理論、開放、金融等小組討論。5日，結合自己12年工業領域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思考，我在工業組重點發言；還參與有關《企業法》和《破產法》的研討和建議中央對此二法立法的建議稿的起草。這些都得到組長楊沐碩士和眾組員的好評。回京後，我邀請剛升任社科院工經所副所長的楊沐參與了北京青年企業家協會的定期活動，我們長期合作。

9月5日下午，我與剛上山的趙紫陽總理的秘書李湘魯、張勁夫國務委員的秘書孔丹，在山間竹林中漫步暢聊。李、孔過去與我相識，在各種會議上見過多次，但無深談深交。自此之後，價值觀使然，李湘魯至今仍是友人，孔丹則為路人。9日會議閉幕全體合影，大會安排“貴賓”在第一排隨便就坐，我左右分別是當時的好友王岐山和黃江南，我們盡量靠邊坐。此照片，廣流傳。柳紅的《影響改革進程的莫干山會議》及她的諸多著作中皆有此照片和說明，對王岐山、中組部閻淮和黃江南的座位有特別說明。

會議期間，我結識的各路經濟才俊，以後大多成為政府高官或經濟學家。與帶病參會陳一諮的長談，確認了彼此全面的共識。在此後三十年的國內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海外政治、學術活動中，我和陳長期保持著合作與朋友的關係，直至在美國洛杉磯為他送終。中宣部理論局的副局長賈春峰和吳稼祥與我政治理念高度相同，此後多次共會；政治改革中，我們相互呼應、搖旗吶喊。

9月11日，農曆八月十六，省委安排觀錢塘江大潮，眼看壯觀的自然大潮，心想社會的改革大潮，心潮澎湃。12日，參加省組織部的考察第三梯隊大會，被迫作“指導性發言”。下午聽說朱嘉明接“母病危速歸”電報，但只有次日晚班飛機。13日，我要一小汽車，陪朱遊覽名勝以解憂傷，黃江南同行。朱回京後，母不幸已去世，我去他家弔唁慰問。

9月中旬回到中組部，向李銳匯報。李見面就說：“你又折騰了！還散發什麼調查表？”我遞交《一代新人在崛起——“中青年經濟科學討論會”代表情況簡析》，其目錄如下：

一、代表的特點

1、年輕有為、朝氣蓬勃——年齡低（平均34歲）

2、有理論、有實踐、有真才實學——知識高（大學和研究生85％）

3、信仰堅定、事業心強——素質好（黨員55%，高於全國幹部的40％）

4、一代新人在崛起——“老六屆”中學生的特色（待開墾的處女地，文革大學生已被重視）

二、困難與希望

1、青年不被重視（82％的與會者認為）——領導和社會雙重原因

2、知識分子政策不落實（55％）——不能只落實到“知識分子代表”身上

3、入黨難（23％）——知識分子卡知識分子

4、要求實踐機會（16％）——可喜的萌芽、必然的趨勢

三、建議

1、重視三四十歲“新人才群”的崛起

2、熱忱關心、盡快解決其困難

3、抓緊培養各界“青年領袖”

4、培養“青年經濟人才”三措施

（1）中年學者到地方任職

（2）到地方或企業諮詢指導

（3）促進學者與廠長的聯繫與結合

1984年9月，杭州莫干山會議之後，朱嘉明（右）母親病危，作者（中）和黃江南陪著他。

我在結束語中說：“過去我們對黨政幹部很重視，最近對企事業領導如廠長經理也注意了，但對中青年經濟學者卻有所忽視。”

李銳看後說：“你提出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確實應該重視‘老六屆’文革中學生，特別是其中的經濟學者。”（一年後的1985年10月，崔武年與我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時，才正式使用“老三屆”一詞。）10月，李銳在新華社的《半月談》發表文章，介紹我的上文。內蒙古供“領導參閱”的《決策參考》，1985年5月8日全文刊登我的此文，並在“編者按”中稱“望能引起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的注意和重視”。

5-18 “三所一會”及“作協四大”

1984年12月，百餘位中青年經濟學者在政協禮堂，召開一整天會議。首先，討論了當前的形勢。其次，莫干山會議領導小組匯報了莫干山會議所形成的、提交中央的七份專題報告，以及趙紫陽等領導的批示。最後，我用一小時，宣讀了上述《一代新人在崛起》的調查報告，其間多次被掌聲打斷。會後許多人讚揚我，說出他們的心聲。會上，我又結識一些“各方神聖”，其後接觸較多的是周小川和何維凌。會議的另一亮點是河南省長何竹康來招聘學者到河南任職或顧問。我從中協助考察推薦，最後促成朱嘉明任河南體改委副主任，黃江南任河南外經貿委副主任。

莫干山會議後，趙紫陽重視青年經濟學者，隨後成立了體改所與青年經濟學會。

1984年底，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成立，陳一諮任所長，許多骨幹都是近半年結識的新朋友。陳一諮邀請我參與體改所的組建和此後五年的諸多內部研討和公開活動。最近20多年，在海外與其正副所長、多位室主任、及許多骨幹更是接觸頻繁。

1985年4月，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成立。原擬稱“中國”，後為慎重，改稱“北京”。會長是趙紫陽的大秘書鮑彤，副會長陳一諮、陳元、王岐山，我被推薦任理事。只要在北京，我就參加學會每月一次在陶然亭公園的研討沙龍。對此沙龍，作家柯雲路在改革小說中有生動的描寫。同期成立的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王岐山）、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李湘魯）與體改所和此青年經濟學會併稱“三所一會”，其骨幹大都是“莫干山好漢”，許多人是我此後30年的哥們。

1985年秋，北京“市”青年經濟研究會成立，市領導陳元任會長、馬凱任副會長，也拉我擔任常務理事。外界認為：陳元有與陳一諮打擂台的意味，但實際影響僅限在北京市。引人矚目的是，86年陳元主持的“中國經濟緊運行”研究，列入國家重點課題，動員百名研究者（我亦參加），舉辦多次大中小型的研討會，首次引進“社會主義短缺經濟”學說。

1984年10月，團中央召開青年改革積極分子座談會，團中央第二書記胡錦濤主持，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等出席，我代表中組部青幹局與會。先是全國15位青年發言，隨後領導講話，最後表示對中組部的尊重，胡錦濤：“青幹局那位同志也講講吧。”我推託。身邊的清華朋友、團中央第三書記劉延東：“老閻，捧捧場嘛！”我只好上台侃了五分鐘。全場都認為組織幹部肯定是“真大空”的官話和套話，孰料是耳目一新的人人心中皆有、口中皆無的尖銳實話。說掌聲雷動並不過分。會後，劉延東向胡錦濤和李源潮介紹我。胡：“我說中組部的人怎麼這麼敢說、這麼能說呢？原來是清華小學弟呀！”次日，我們把這15人請到青幹局又開了一個小型內部座談會，讓他們暢所欲言，講講困難、吐吐苦水。

由於我在莫干山及其隨後的表現，在首都經濟界小有名氣。他們的各種會議也經常邀請我去“指導”。推辭不掉、又獲青幹局或中組部批准我去“學習”的有以下會議——

1984年12月7日，經濟日報社請我參加國家機構經濟職能討論會，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宣部、社科院都派人與會，先到的人看著桌上牌子，驚奇中組部怎麼參加這種會？熟人嚴家祺（嚴家祺是其原名，一度改為嚴家其，後來改回原名。本書一律用其原名）、金觀濤、吳稼祥、周其仁見是我到了，就轉驚為喜：“你來了就不奇怪了！”

17日，我又應邀參加上午在西苑飯店的《中國城市年鑒》成立大會、下午在友誼賓館的“年鑒”內部骨幹小會和晚上在北京飯店的宴會。一天三個飯店，一事三會，被介紹給上至國家領導人、中至各級官員、下至研究人員的眾多經濟學者。但是，印象最深、聊得最多、長期接觸的卻是社科院經濟所的“四碩士”，我戲稱他們為“四進士”（著名京劇）：俞敏聲（俞正聲二兄、後為康華同事）、吳太昌（1970年甘肅的朋友、後任社科院經濟所書記）、厲以平（經濟學家厲以寧之弟）和李志寧（後發表200萬字著作），我們五人都是老五屆大學生，基本是同齡人，此後他們在經濟學上對我教益匪淺。

1985年1月7～8日，國家計委和經委借解放軍政治學院之地，召開了第三產業理論與實踐討論會。我覺得第三產業確實很重要，應該大力發展，故參加此會，但完全是抱著被啟蒙的學習態度。首日像聽專家講課似的，討論中提了幾個問題，似乎點到要害。主持人非讓我第二天重點發言，我連夜惡補，認真鑽研會議資料。次日壯著膽子侃了一通，還好沒出醜，得到好評。

在莫干山會議影響下，1985年4月，在天津賓館召開第二屆中青年經濟研討會，我應邀全程參加。開幕式，天津市委書記倪志福、市長李瑞環及人大和政協領導悉數到齊。17日的企業家與學者對話會上，作為一個專題，我談論“第三梯隊”，並回答各方的責問（大家對神秘的第三梯隊意見頗多）。18日我組織了一個“理想座談會”，聽取青年學者的希望、困難和要求。在莫干山認識的“天津四條漢子”，杜廈、李羅力、金岩石和郝一生，是此會的組織者，這次更熟了，金、郝和我“六四”後還分別是美國、日本和法國的民運組織“民主中國陣線”頭頭。

1984年底至1985年初，中組部派我參加了在京西賓館召開的、當時具有重大意義、事後引起巨大爭議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4年12月28日預備會議。29日開幕式，胡耀邦、習仲勛等出席。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致耀邦審定的祝詞，首次明確提出“創作自由”，“祝詞贏得了全場極其熱烈的掌聲”（《人民日報》語）。大會宣讀胡喬木、鄧力群祝詞時，寥寥掌聲知趣而止；大會主持代讀的、重病纏身周揚的一句話祝詞，獲得數分鐘的雷鳴掌聲。對於去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整人者與被整者的不同待遇，表達了人心和民意。作家們對“清污”運動的反感和聲討，是此會的主旋律。30日我回中組部，聽了胡耀邦“開放作協領導選舉，我們不干預”的傳達。31日，我參加大會組織處和秘書處的兩個小會，研討具體落實耀邦指示的措施。1985年元旦，參加《詩刊》組織的詩人、作家聚會，會後與傅天琳、祖慰分別長聊。節日後元月3日四大復會，在我的建議下，晚上青幹局（就是我）與團中央共同舉辦青年作家座談會，二十餘位作家與會。我慷慨激昂聲討“清污”，滿懷深情表示：“青幹局是青年幹部之家，當然也是青年作家之家。有困難，找我們！”（當年夏，張抗抗請我到工運學院的家中，反映其夫呂嘉民、即《狼圖騰》作者姜戎因參加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被“無關方面”政治歧視。我即請“有關方面”收斂。）1月4日按耀邦“秘密投票、黨不干涉”的指示，大會真正民主選舉了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館”而遭拒絕的巴金為作協主席，具有獨立思想的王蒙和反叛精神的劉賓雁等為副主席。

對作協四大當時反映兩極，夏衍讚譽：“中共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王震指責：“反黨的會！”兩年後耀邦下台時，這當然是罪狀。中共中央1987年八號文件，定性四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會議”。

第六節 李銳離中組部與調整山西領導

5-19 陳雲令李銳離開中組部

1984年，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水電部前副部長李伯寧、李銳前妻和青幹局某人的母親等，陸續向陳雲遞交“聲討”李銳的告狀信。9月陳雲批示：“既然這麼多人對李銳有意見，看來他繼續待在組織部不合適。”中組部便安排李銳去國家經委任顧問。李銳認為自己沒有犯錯誤，堅決不離開中組部、不去經委。中組部新部長喬石做正式結論：“李銳在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年齡過線，自己要求退下來。”既執行了陳雲批示，又給了李銳台階。國慶後，李銳正式離休，之後進入中央顧問委員會。習仲勛事後才知道此事，很替李不平，但已無可挽回。

11月中組部召開部務會議，討論青幹局起草的《建立第三梯隊的報告》。上季度在李銳主持的會議上，對“報告草稿”基本贊成的諸公，態度驟變。曹志副部長首先發難：“這個報告不成熟，幾條經驗很亂，話說得太滿。”幾位部、局長立即附合，副部長王照華也180度急轉彎。會後，起草報告的崔武年說：“我算被好好地上了一課，今天部務會情緒不對，好像有很多對李銳的積怨。”李志民局長說：“今後我們只能盡人事而聽天命吧！”（《我的83個月》，99頁）

我想起一件往事。某次我向李銳匯報工作，他讓我到隔壁王照華處核實一事。回來談完公事，李笑問我對兩個辦公室的觀感。我說：“王擺滿紀念品的辦公室像旅遊展館，你的是‘中國足球隊打比賽——全是輸（書）’！”李不屑地說：“他就知道遊山玩水吃喝玩樂，中組部淨這種人！”我聽說李銳對許多部領導不務正業不滿，尤其看不起王。當初被陳雲“請進來”的李銳，現在又被陳“轟出去”，有仇報仇有冤申冤，牆倒眾人推，推不著牆就踩牆下的小草吧！青幹局即是李銳之牆下的小草。

1984年國慶和1985年元旦期間，我走冷門，一個人兩次特意到離休的李銳家看望，帶些薄禮已無拍馬之嫌。這是繼1983年春節，青幹局成立後第一個春節，全局集體去李銳家拜年之後，我再次到李家。短短兩年風雲突變，我們兩代人都由意氣風發轉為心灰意冷。

再次去李銳家則是十年後。1994年底，“風波”後首次返國，第一時間拜訪老長官。李銳說：“胡耀邦跟我說，原以為我是陳雲的人，一直與我保持距離，後來發現我是一個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個‘跟線’的人。”（《李銳口述往事》，424頁。）他誠懇地對我說：“我像耀邦看我那樣看你。當年陳雲處交來十餘人名單，說‘閻淮不必考察必須要！’我心裡有氣，認為你是陳雲和陳元的人。後來才逐漸認識了你，但我很快被陳雲趕走，沒能重任你。”他還簽字贈送我在香港新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和《早年毛澤東》兩本書。

1984年底，青幹局繼83年確定每人的職務後，再次調整。副局長劉澤彭升為中組部副秘書長，成為正局級的部領導，分管青幹局。任小彬（陳野蘋前部長的秘書）任青幹局副局長。局裡上報中組部，把已十年“縣處級”的我由副處級調研員平級“升”為地方處副處長，結果部裡不批准。李銳離開，部領導裡更無人為我說話了。不是我說葡萄酸，副處長那葡萄真不夠甜；李銳都遭受如此不公正對待，我算啥？對職務我早看開了，做人、做事、做官是我的一貫順序；但既當和尚，就要認真創新地敲鐘！

5-20 考察調整複雜的山西省級領導

1985年初，中央書記處決定：“山西省今年召開七年未開過的黨代會，省委正式換屆，其餘五套班子也相應調整。”中組部派地方幹部局負責山西的馬副處長（後任國家民委幹部司長）和青幹局分管華北的我，去山西考察省級領導，提出調整意見。第三梯隊已建立，中央規定“提升幹部必須從後備名單中選拔”；因此調整省級班子的任務就由原來是地方局單獨執行，變成有青幹局插手了。

行前除了查閱山西主要領導的檔案資料外，分管地方局的中組部副部長和地方局分管華北的副局長還向我們介紹了山西六個省級領導班子的情況、矛盾和問題。

山西是彭真和薄一波兩位山西籍元老的地盤，文革前彭真得勢，近年薄一波吃香。每年薄的生日，山西省級幾套班子都帶壽禮到北京，薄家鄉的縣市領導也不缺席。我與馬處長商議：“薄的幼子是我朋友，彭的長子是我系友，二老意見肯定相異，我不好處理。咱們薄和彭哪家都不去，只把考察意見報部裡，讓中組部和書記處找二老協調。”馬同意。

1985年1月我們到達山西，首先召開省委擴大的常委會。當時各省的常委必然包括省委正副書記、紀委書記、組織部長，省長、常務副省長，省軍區政委。擴大的參會人員是人大主任、顧委主任、政協主席和幾位副省長。省委書記李立功宣讀中央調整山西班子的決定，介紹中組部“二要員”。我們說明任務：調查研究、了解情況，只帶耳朵、未帶嘴巴。隨後眾人表態：堅決擁護中央決定，積極配合中組部考察工作。

不同於兩年前調整湖南省級領導：當時我們十幾人的工作組在長沙大幹50天，口頭和書面徵求千餘人的意見，興師動眾地“民主”了一番。這次是按組織部傳統的“神秘”考察方式。我們分別與省級六套班子（常委、顧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的全部幾十位省級官員和重要的廳局部長、地市領導，共百餘人一對一、面對面地，徵求他們個人意見。我們住在太原迎澤賓館的兩個套房，裡間睡覺、外面辦公；一個月裡，除了參加省委會議，工作和生活都在這幾十平米中。本應為我們二人共同開伙，但馬是回民，於是我們就分別吃了獨食。省委組織部的一位處長在隔壁為我們服務，安排調度約談人員。

1985年1月，調整山西班子，在太原迎澤賓館工作生活一個月。

其間我們參加了常委和政府的兩次“生活會”。人們熟知的著名生活會是1987年批判胡耀邦、導致其下台的中央生活會。其實一般生活會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山西的生活會也不例外，是團結和諧的會議；同樣不例外的是我們個別談話時，相互尖銳的負面評價比比皆是。這種場景領教多次，我已見慣不怪；領導也是人嘛，人之常情！許多省，書記和省長都接近離休年齡，中央決定留一人過渡一屆時，彼此攻訐的情況比比皆是。

以下是我們考察情況和有關建議——

省委書記李立功60歲，曾任團省委書記和組織部長，兼有團幹部的熱情朝氣和組織幹部的寬厚嚴謹，各方反映較好，我們建議留任。他任省委書記至1991年，轉任省顧委主任。李是上世紀唯一幹滿兩屆、善始善終的山西書記。

省長王森浩52歲，1983年由煤炭部總工程師升任。我任煤炭部副部長秘書時與他很熟，在考察班子中遇到老朋友是幸事，王向我提供了許多省委內幕。中國最大煤炭省的年富力強的煤炭幹部當然要留任。王幹完兩屆省長後，1993年回煤炭部任部長。

常務副書記李修仁、副書記王克文、人大主任阮泊生，這三位“老資格”都超齡了，必須退出一線。在二線的三個正職中，人大主任有點實權，最熱門；顧委主任名聲好，無所事事；政協主席完全閑職，都不願幹。他們三人分別與我們談話時，講自己的長處，介紹他人的不足，明爭暗鬥競爭激烈。我們徵求其他領導對此三人任職的建議，他們大都只關心自己的仕途，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無明確態度。我們考察調整的重點是省常委和正副省長，對這三個“閑差”也無定見，只能向中組部如實匯報這三人自己的意見。全省第二把手的李修仁自認比阮泊生年輕5歲，現在又協助正書記抓全面工作，理應去人大；結果因為中央無人，只任最不重要的政協主席。年近70的阮，晉察冀的老人，又有薄一波撐腰，留任人大主任。68歲的王克文，解放後在湖北工作30年，有李先念照顧，升任正省級的顧委主任。

這些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和平時期為個人待遇斤斤計較，我已見多不怪了。副部長65歲以上，加發一個保姆的費用；就出現說過去因為娶年輕妻子、而壓縮年齡，要求提高歲數的。規定離休年齡後又有人說，當初為參軍提高了年齡，現在要求恢復真實的較小年歲；某開國上將即如此。

太原市委書記由省委副書記王建功兼任、市長由副省長王茂林兼任。兩位五十歲左右的省級幹部專職一個省會城市的黨、政首長，空前絕後！這是為了培養鍛煉他們，將來一人可能成為省委書記。兩位都銳意改革、熱情坦率無城府不官僚，儘管他們似乎不和，但相處一月都與我成為朋友。（此後他們進京都來看我）在新省委中，王建功升為常務副書記；王茂林升任常委兼太原市委書記、91年任省委書記。

1983年王建功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轉業安排為陽泉市委書記，已挫折一次。王1986年底給中央寫信，反映王茂林等“擁護華國鋒反對鄧小平”；中央權衡之後，1987年把王建功貶為山東省泰安市長，我們還有來往。王建功逆境奮進，1991年又升任副省長；1998年再進步為省人大主任，可惜當年去世，年僅62歲。應該與他仕途不順有關。

我們建議留任的三位中年副省長，日後都又進步了。白清才1990年升任陝西省長，郭裕懷1995年任省政協主席，張維慶1998年升任國家計生委主任。

在北京就聽說，省顧委主任霍士廉對省委和省政府的日常工作干預過多。到山西後，多位書記和省長更強烈地反映霍已經不是“干預”而是“干擾”他們的工作了。75歲的霍士廉，文革前後曾任陝西、寧夏和國家農業部長的第一把手，資格老、能力強。1983年從山西省委書記轉任顧委主任後，對幾乎是兒子輩的書記和省長們，指手劃腳呵斥教訓。我們對書記省長們說：“霍老肯定要全退離休！”他們說：“霍只要在山西，肯定就閑不著，最好去北京。”我們立刻向中組部匯報。幾天後中組部讓我們向霍轉達中央領導的意見：“請他離休後到北京休息，中央辦公廳正在為他準備住房。”霍表示：“葉落歸根，山西人走南闖北半世紀，想在家鄉頤養天年，絕不再過問省裡工作。”我們下情上達。中央也有絕招：“任命霍士廉同志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專職委員。”霍只能乖乖離晉、進京履職。現在能查到的“中顧委專職委員”只有霍一人。

在山西期間，還有一件關於我的趣事。到山西不久，省委組織部某“不開眼”的副部長，對我思想開放、言語直率很不滿意，認為我不像中組部機關的幹部。他讓省委組織部某處長，通過中組部的私人關係，了解我若是外省借調來的，告我一狀，把我打回原省。結果可想而知，他大失所望偃旗息鼓，留下笑柄。

1985年夏，山西第五次黨代會召開省委換屆，我再次赴山西，除了參加此會外還要考察吳達才。51歲的化工專家吳達才，1983年由省化工廳處級幹部直接提拔為省委常委兼科委主任。連升三大級和科委主任進常委，二者皆罕見！此次調整，吳仍任原職。不知胡耀邦如何得知吳達才是特殊人才，讓中組部重點考察是否可以再加重用，我就奉命再次入晉。我約談吳本人和他上下左右十餘人，我的結論是：吳只是科技管理人才、不是科學家和政治家，目前職位還可以，若將來改任副省長更適宜。3年後省政府換屆，吳任一屆副省長，59歲即退居二線任省人大副主任。

胡耀邦非常愛惜人才、特別願意破格提拔較年輕的幹部。我親身經歷的還有：天津半導體專家葉迪生，耀邦說：“美國有個愛迪生，天津有個葉迪生，要重用！”我建立天津第三梯隊時列葉為後備，9年後提為副市長。導彈專家、高幹子弟華棣寫了篇國際問題的文章，耀邦看後大加讚賞，建議華棣任外交部要職，加強外交部的國際問題研究。我們青幹局考察後認為華不稱職，並且外交部堅拒。最後，安排華棣到中信國際所，與李湘魯併列為雙所長。以上三例說明，耀邦雖然喜歡推薦人才，但是卻從善如流不堅持己見，尊重中組部的專業意見。

再次來太原期間，省委書記李立功突然對我說：“年初一個月的接觸，對你印象很好。現在中央決定我留任，我提議你來太原任市委副書記，常委們都同意。”我雖然對中組部已不留戀，但是知道中組部不會善待我，就不置可否地說：“聽中組部意見吧！”其間，與我個人關係不錯的副書記王建功、常委王茂林、組織部長盧功勛也都表示歡迎我，而省長王森浩老熟人更沒得說。我以為：“是金子總要發光，臭豆腐一定發味！”純正的馬列主義首長、忠誠的共產黨領導視我為離經叛道的異端；思想解放開放、不因循守舊揚棄傳統的開拓者欣賞我。1983年我在湖南調整省級班子後，湖南省委也要讓我去任組織部副部長或長沙市委副書記。如果認為當時青幹局炙手可熱、李銳如日中天，要我是有利可圖的外部因素；那麼現在李銳已黯然離去、青幹局強弩之末、中組部又在壓制我，要我就應該只因為我內在氣質與他們“氣味相投”了。

回到中組部，已升任部領導的劉澤彭告訴我：“山西正式來函要你。但是因為鄧穎超曾要把你驅離中組部，李銳保你免走。現在李銳離休，沒人幫你，部領導還有人堅決反對提拔你。”此事無果而終。

關於調整省級領導的內部作業，有關陳元和劉源的運作可見一斑。

1987年底北京市召開第六次黨代會，市委領導換屆，中組部事先考察。儘管市委書記李錫銘與市長陳希同不和，但異口同聲：“常委陳元德才兼備、政績突出，可勝任副書記。”結果黨代會正式選舉時，陳元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原任的常委、擬升的副書記皆泡湯！我找市委組織部朋友了解到：陳希同看望他曾任縣委書記的昌平代表團，回答關於陳元的評價時，說了陳元許多好話；最後加一句：“要是再鍛煉一段，就更好了！”——廢話！誰再鍛煉一段，會更壞？關鍵時刻的廢話，不廢！能當黨代表的都不傻，心領神會。差額選舉，差幾票就倒霉；陳元不落選才怪！當然李錫銘也沒說好話。中組部在陳元碩士遭受滑鐵盧後，任命他擔任不需要選舉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陳元公開宣稱“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在青幹局“高幹子弟座談會”上還說：“一個階級對自己的子女都沒有把握，他就不配稱為統治階級。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清華學長楊繼繩對此評價是：“陳元的高度階級自覺性令人震撼！”陳元確實是共產黨和統治階級最優秀的接班人。但同樣是優秀的黨的領導陳希同、江澤民（“六四”的表現可証明他們的優秀），為什麼容不得陳元？下文我還將介紹江不願與陳元共事，這只能說明最高層，在黨性之上還有個性！

劉少奇幼子劉源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長，1992年換屆前中組部考察，發現政績不彰可能落選，必須調出。劉源係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本科畢業，黨中央和國務院部委沒有合適崗位，於是請解放軍總政治部協助安排到武警部隊水電指揮部任少將第二政委。

5-21 那幾年公開發表的文章

除了上述在莫干山會議後發表、為李銳推崇的《一代新人在崛起》外，根據幹部工作的需要，青幹局同事和我，聯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的一個問題——談正確對待“工農兵學員”》（1985.3.19）和《屢經磨難趨於成熟的一批人——論“老三屆”》（85.10.15）。繼在李銳的《盡快啟用一代新人》中，我全面肯定了我們這些“老五屆紅衛兵大學生”後，我們又為弟弟妹妹們的“工農兵大學生”和“老三屆中學生”仗義執言。這樣，就把文革時期的大中學生、各類中青年知識分子一網打盡，全部網羅到黨的青年幹部隊伍中。

百萬人的“老五屆”四十多歲了，可用的已經被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千萬之眾的“老三屆”年華正茂，還沒有被普遍認可，必須大聲疾呼。於是，崔武年和我又著萬言論文《談談“老三屆”》（中國社科院《青年研究》86年第四期）。此文在國內外引起長期重大反響。如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邱新睦2003年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綜述》的論文中寫道——

“崔武年和閻淮的《談談‘老三屆’》，是國內出現的知青及老三屆研究領域的第一篇專題論文。作者運用大量的事實和資料，論述和分析了知青和老三屆一代人的教育基礎、特殊經歷和現實狀況，認為老三屆是自覺對社會負起責任，經過磨難、經過反思的一層人，並且呼籲研究老三屆是當代人的一種責任。這篇文章雖然帶有官方色彩，但是有理有據，平實可信，有很強的說服力。”

崔閻論文和邱的評論，30年來被不斷引用。我們似乎仍感覺言猶未盡，次年又聯名發表《“老三屆”經歷特殊的一代》（上海社科院出版社87年10月）。

1983年以後，我們在全國青幹機構，對幹部的選拔和考核的方法，作了積極的探索和改進。其中之一是對幹部進行“德才測評”。得到普遍好評，但也有反對聲音。《人民日報》1984年10月19日發表文章《群眾路線？》，批評“德才測評是形式主義和繁瑣哲學”。崔武年和我於5天後，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德才測評”應肯定》。說明“德才測評”的要點是：把考察的標準分解為若干要素，每個要素又分解成不同的數量等級，請考察對象上下左右幾十名幹部為其打分評定，對他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考核。此方法運用概率論和系統論的原理，吸取統計學和心理學的知識。注意了領導與群眾的結合、組織與個人的結合、傳統經驗與現代科學的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結合。這無疑是選拔幹部在民主化方面的進步，也是群眾路線的科學化。我們文章在《人民日報》首版發表，讓人們知道：黨中央對幹部工作新方法的探索是肯定和支持的。其後幾年，全國組織和人事部門都普遍採用了“德才測評”等初具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新型考核方法。

第七節 重逢清華的高幹子弟朋友

5-22 喬宗淮出使香港

1983年初，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向萬里副總理反映：香港高層華人說新華社不聽取他們的意見，希望中央直接聽到他們的聲音。萬里問怎麼辦？楊說他上次回國訪問，國防科委的喬宗淮（喬冠華之子）不錯，可到香港中文大學掛名，聯繫香港高層人士，直接向中央反映其意見。萬里指示中組部落實此事，李銳：“小閻，你朋友的事你辦！”

3月3日，我到喬宗淮家，傳達萬里的指示，徵求他的意見，喬欣然同意。文革中我們相識相知，我認為喬是“老紅衛兵”頭頭中最有思想、最正派的，我們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畢業後各奔東西，偶爾見面無暇長談，這次公私兼顧盡情暢聊，也算當面考察。在喬家我受到曾有幾面之交的宗淮漂亮妻子彭燕燕的熱情款待。燕燕父親彭加倫抗日時期曾任中央軍委政治部秘書長，兄長彭寧是被鄧小平點名批判的由《苦戀》改編電影的導演。

3月17日，我到喬工作的國防科委507所，“背對背”考察他。隨後參照喬的檔案、根據考察情況，整理出《喬宗淮適合赴香港工作》的報告，上報中組部領導，並建議將喬的工作關係先轉到國務院辦公廳。

4月8日，我再次到喬家，正式通知他準備遠行。

83年夏天，喬到香港中文大學“進修”。1984年，許家屯任香港新華社長，喬任副秘書長，公開任職聯繫香港上層工作。1987年喬升任副社長。1989年7月我赴香港開會，擬辭職不歸，赴法國參加民主運動。喬執意宴請，我堅拒未果，只好讓他個人自費買單。

5-23 徐沙外派連雲港副市長

徐沙，清華同系同年級同學，1966年一起去雲貴保省委，1968年共同到河北農村考察，1970年分配到邊遠小廠。1973年其父徐運北（原二輕部長）被“解放”，任北京市委常委後，徐沙隨即調回北京，到科學院自動化所。徐運北抗日時期在冀魯豫根據地與趙紫陽很熟悉。文革中期趙紫陽“解放”後，任內蒙末位領導，想讓徐沙任其秘書。徐沙不願離開北京，未答允。

80年代初徐沙入黨，83年提為副處級的室副主任後，剛夠外派資格。

青幹局當時四項具體工作：第三梯隊、記錄在案、選調大學生和從中央機關選派優秀年輕幹部到地方任職鍛煉。第四項“選派任職”，是最不為外界知曉的神秘工作。先後有：習近平（唯一縣級平調者）、薄熙來、我系友葉小楠（葉飛之女）和安黎（安子文之女），殘聯的俞正聲和劉京（曾是我101中朋友）等等高幹子弟，皆是走此“提級外派”的仕途。

1984年春節徐沙來我家，我們共同運籌他的當官路線圖。以下回憶，可以了解一個中央機關的高幹子弟選派到地方任職的全過程——

一、令徐沙到趙紫陽家，解釋十年前不當他秘書的原委，表示歉意，恢復關係。請趙推薦徐。

二、紫陽秘書李湘魯電話青幹局，傳達紫陽意見：徐沙是好青年，可到地市任職。

三、我們把“首長電話記錄”，上報部領導，部領導批示“同意”。

四、青幹局機關處去自動化所考察徐沙。

五、根據滿意的考察結果，向部領導寫出《建議徐沙到沿海開放城市任副職》的報告。

六、部領導同意，批轉報告到幹部調配局辦理。我疏通調配局，轉達徐沙想去距北京最近的秦皇島的意願。他們答允。

6月全部程序走完、大功告成，我放心地去天津建立第三梯隊。7月回京，風雲突變。徐沙說：“我被發配到連雲港，你離開一個多月，我距北京遠了一千多公里！”原來是調配局自己的關係，加了秦皇島的塞。

5-24 再遇劉延東、賀鵬飛

劉延東

1982年9月，李銳派我去清華大學，了解知識分子問題。劉達校長談完正題後，不滿地說，北京市委組織部的劉延東，曾來清華反映：“其同學劉胡（胡耀邦次子），文革前夕被黨支部通過入黨，後黨總支癱瘓，未及批准。清華黨委應出具証明劉胡是1966年入黨的正式黨員。”劉達逼問我：“我不同意這麼辦！你是中央組織部的，表個態！”我只好明確態度：“文革前的黨籍應按當時中共八大黨章的規定處理：上級未批准就不是黨員。文革是特殊情況，我回去匯報，請中組部統一辦理。此二劉都是我朋友，但單獨處理劉胡一人黨籍，對胡氏父子影響都不好。”事後，我勸劉延東在高幹子弟問題上謹言慎行。（稍早，對高幹子女情有獨鍾的北京市委書記段君毅，已將陳元、陳昊蘇和劉延東分別提拔為西城、豐台和朝陽三區的副書記。）

1983年劉延東任共青團中央第三書記後，約我到她家去玩。因雙方都忙、我又興趣不大，一直未成行。在清華老紅衛兵中，我們都是願意思考的溫和派，因此接觸較多。我騎總部配我的摩托摔傷時，她用手絹為我包紮。1967年劉參加北大何維凌組織的共產青年學會，後學會被中央文革批判，我安慰她並為她保密。

1984年10月，在青年改革積極分子座談會上我與劉延東再次相見，在此會我的發言小出風頭，她介紹我與胡錦濤認識，並再次約我去她家。

兩周後的11月，我應邀去她家，她和丈夫做了豐盛的晚餐，飯後海闊天空暢聊了過去現在和未來，具體內容已忘記，日記上只寫著：“到劉延東家吃飯並聊天，晚7至11時。”

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副部長都歸中組部黨政幹部局和經濟幹部局管理，青幹局只管後備幹部。只有團中央的書記們例外地由青幹局管。80年代初，我們考察團中央時，認為胡錦濤比王兆國優秀。黨政局說：“你們清華的就認胡校友，看不起哈工大的兆國。”我們舉例：“清除精神污染”時，王兆國向胡耀邦匯報：“團中央有人裙子太短，我看不慣！”耀邦笑答：“看不慣，你別看！”

1985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錦濤升任貴州省委書記，青幹局當然提出第二書記劉延東接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繼任人選時，萬里突然發難：“1976年‘四五事件’時，劉延東是工廠宣傳科幹部，帶領棒子隊到天安門鎮壓悼念周總理的革命群眾。”一時眾書記無語。余秋里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見縫插針：“我們總政組織部青年處副處長宋德福也是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可以當第一書記！”於是，無異議通過。這個典型個案說明：最高層中央領導決定省部長的決策會議和最基層提拔科股長一樣，一人反對就否定，一人力挺就通過。人情社會，一般不會為不相干的下屬當面與同級意見相左。宋德福1953年至1962年讀書九年，後做工當兵。初中文化的第N書記宋，就這樣頂下了清華機要系的高材生、第二書記劉延東，榮任團中央第一書記。

我們為劉延東煮熟的鴨子，竟意外地飛走。其實，1976年天安門事件時，劉只是奉命隨行。

青幹局徵求劉的意見，她在團中央是分管外事，想去外交部。但是，歷來“內升制”的外交部容不得外來的“空降兵”。劉只能在團中央又委屈了幾年。九十年代初，王兆國任中央統戰部長，劉任副部長。與團中央第一書記失之交臂13年後的1998年，劉延東終於在統戰部副部長任上升為正部級（比宋德福晚了7年）。我以為，人才成功“三天”要素：先天資質、後天努力、上天眷顧（時運機會與貴人相助）。劉延東前兩項都具備，在北京市時有段君毅相助，但在團中央時運不佳。新世紀新機遇：胡錦濤任總書記後，劉任政協副主席。習近平任總書記後，劉任副總理。（我只列出時間先後順序、未必說有因果關係。）

賀鵬飛

1983年12月，賀龍侄孫賀興洲欲調來青幹局。16日，我到他任副處長的全國人大秘書局了解考察他。20日，我又到總參謀部下屬的裝備部，找綜合處副處長賀鵬飛了解賀興州文革表現。鵬飛說：“興洲正統穩重，老實勤奮。文革中被抓進監獄，我們都不服氣、大吵大鬧，興洲組織我們學習‘毛選’，安撫大家情緒。”賀鵬飛是我文革中的好朋友，1972年共同參加某朋友婚禮後，十幾年未見。這次又是公私兼顧，分外親切。上下午暢談海聊，中午到招待所為我開小灶胡吃猛塞。我們共同反思文革初期，一起在清華園幹下的荒唐事，都覺得現在要把浪費的時間搶回來，在大好形勢下大幹一場。此後雖然同在北京，彼此都忙，中組部又不管軍隊幹部，而未再見。不料2001年，他竟英年早逝。

21日，約賀興洲到青幹局面談。12月底，我寫出《賀興洲適合調入青幹局》的報告，上報部裡。1984年3月，賀調進，隨後從處級調研員一路晉升，小步快跑，1988年任青幹局副局長。

5-25 與其他名人的接觸

秦曉

1983年春節，宋克荒又約我去他家玩，在花園村副國級“中院”的宋家小樓，見到劉澤彭和秦曉。宋任窮說：“我將不兼任中組部長、專職中央書記，小劉跟我這幾年很辛苦，關鍵時刻表現很好，準備去你們青幹局當副局長。由煤炭部的小秦跟我，小閻你是那出來的，抽空去考察一下他。”

（1982年春節宋克荒告訴我，宋任窮所說的劉澤彭關鍵時刻的優異表現——不久前某晚，宋任窮回家後在書房寫東西，寫了撕、撕了寫，很苦惱。克荒勸他睡覺。他說，下午耀邦找他：“宋大哥，現在提倡年輕化，您都七十多了，寫個辭呈，我明天就批准。”宋對克荒說：“我非常為難！陳雲讓我堅守組織陣地，怎麼辦？”克荒不知如何是好，到隔壁秘書家屬樓找來劉澤彭。劉當機立斷：“宋部長，辭呈不能寫！我去找陳元。”劉和克荒叫醒司機，連夜驅車中南海，從被窩中拉出陳元，共商大計。次日，陳雲給鄧小平、耀邦等寫信，大意是：“中組部很重要，是否還需要經驗豐富的任窮同志過渡一段為好？”鄧只能批示“同意”，胡啞了。）

秦曉說：“當時老幹部找幹部子女做秘書很普遍，認為可靠，經過文化革命，好多老幹部都有怕秘書造反的心結。”確是如此！本書所提到的幹部子弟擔任老幹部秘書者達兩位數。

83年3月我到煤炭部考察秦曉，先在管理秦的幹部司機關處、後去秦工作過的外事局，找處局領導了解其人。其實在煤炭部時，我就認識秦，並知道他挺優秀。這次例行公事果然聽到一致好評，朋友間的面談考察就免了。有些表現欠佳的高幹子弟要當高幹秘書，就不敢讓去原單位考察。回中組部，調來秦曉檔案，寫出《秦適合作宋秘書》的報告。年中秦曉上任，日後有些工作接觸，深談不多。新世紀，我對他的“現代性”觀點極為認同。

趙啟正

1985年4月中組部召開第三梯隊工作會議。在組織部系統六年，參加的全國性會議有兩位數，對這次會議，現遺留下的印象只剩下：中央領導宋任窮和喬石到會講話，他們來時，周圍街道戒嚴，會場內外便衣散布，可見會議規格之高。而與趙啟正相識則印象深刻。早聽說上海組織部趙副部長思想深刻開放、語言尖銳幽默。當年考察趙時，老幹部反映他對黨不滿：某次座談會，趙因故遲到被責怪。趙不解釋道歉，反而說：“你們耽誤了我20年，我耽誤你們20分鐘，算什麼？”我不便當面表態，回部向李銳匯報後，我們倆異口同聲笑道：“這算什麼！”10日晚，大會放電影，我和趙啟正這兩個組織系統的異數都想放棄電影、好好聊聊。在他房間裡，兩個核物理專業的組織部新人，竟海闊天空長談整整一夜。真是一見如故、相見恨晚。次日上午分組討論，我躲在趙房間補覺，趙部長是小組召集人，可苦了他。事後趙說值得！那夜暢聊的具體內容不記得了，日記上只記得印象較深的“趙三點”：現在官場流行“通過病”，凡事要長官通過；組織部要“鼓勵異端”，百花齊放；我不管“小事”，放手下面幹。

86年1月，我和青幹局同事崔武年到上海。崔在《我的83個月》207頁寫道：“我們拜會了組織部正副部長曾慶紅和趙啟正，說要召開‘第三梯隊研討會’。曾慶紅的反應是寬和地笑一笑，只說一句‘這倒是好事，組織工作應該加強理論建設，你們算是首開記錄’。而後就說其它的了。趙啟正則是，展開了一番議論，既有對現狀的批評，又有對建立理論體系的展望，等等。”從中可看出，兩位部長的性格和作風形成鮮明對照。加上出身背景的差異，日後曾慶紅官至政治局常委，而趙啟正任副部級12年後的1998年才轉正。而80年代初，曾是企業正處時，趙已是政府副局。在中共體制內，什麼樣的人、如何才能順風順水一路走好？

金觀濤、劉青峰與《走向未來》叢書

國內外的網站，大都這樣介紹：“《走向未來》叢書的作者，集中了8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分子，代表了當時中國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我在莫干山會議後與其編委會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密切接觸。首任主編包遵信，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忠厚中年，眾編委大多小他一二十歲，都尊稱他“老包”，六四後曾繫獄。我獲准回國後，到他陋室拜訪，以喜其書法為名，索一墨寶，留下較多潤筆。

金觀濤是遵信“退居二線”的繼任主編，一直是叢書的靈魂人物。金與妻劉青峰，當時被譽為“青年精神領袖”、一對“金童玉女”。我們同屬“老五屆”的同齡人，共同語言頗多，故交往頻繁。他們組織的活動，我只要在京必去無疑。印象較深的是1985年5月在政協禮堂的茶話會。金主持，在金和來賓發言時，台下的劉不斷遞小紙條，以掌握時間、控制走向。可能由於先天遺傳和後天出身，知識家庭的金內向沉穩，幹部家庭的劉外向熱情。我與他們關係密切，除價值觀相同，還有外因：一、青幹局同事王軍銜，是叢書的編委和義務大總管。我開玩笑，叢書的公章就掛在他腰帶上。我和妻子分別住在父母家，我們在安定門的房子就成了叢書的倉庫，鑰匙當然歸了他。二、劉青峰的妹妹是我中組部的同事，在幹部制度改革中聯繫頻繁。

1989年初，金劉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六四”被陳希同點名為黑手，真是在境外“躺著都中槍”。7月我赴港開會前夕，去劉妹家，索要金劉香港電話和地址。到港後，他們幫我聯繫港支聯，提供協助以赴法國參加民主運動。

第八節 因婚變鄧穎超欲趕我出中組部

5-26 一儒舌戰二部四局長

本章第一節“陳元力勸我去青幹局”中，已交待了我的婚姻狀況。這一節專門敘述此後幾年在中組部，我婚姻問題的演變與影響。

在煤炭部工作時，煤炭部宿舍距機關二里多，儘管與妻子提出離婚，我仍住在安定門的一室一廳小家中。到中組部後，我就正式與妻子分居，住到距中組部不遠的父母家，混吃混住。妻子則帶兒子住回她父母家，共同吃喝、共享保姆，費用當然全免。岳父母那一層樓三個單元，分別住著岳父母、我妻兒和大舅哥全家。我每周三晚上去為十歲的兒子補習功課，節假日獨自帶兒子出去玩或回爺爺奶奶家。（我真對不起兒子！）

1983年春節前，陳元約我下班去他家，晚飯後宋任窮部長的秘書劉澤彭也到。劉說：“你來中組部半年，部領導對你與妻子分居，已有不好反映。”陳元：“快回家去吧，別因小失大。”我答：“仕途事小，幸福事大。”當天日記：“陳家，陳劉與我懇談，請求要求我歸家，未允。”

5月，陳元又約我到家：“劉澤彭說，中組部和煤炭部都願意把你現有的一居室換成兩居室，你非要中組部單獨分你一間。這樣不好，事態鬧大不可收拾。”我答:“來中組部前，我就決心離婚，我總不能老住在父母家。”陳：“我不就住父母家，你單獨要了房子，就沒迴旋餘地。”分房牽扯個人利益，各單位都是一場大戰役，組織部不例外，但只是小戰鬥。我在李銳部長和李志民局長的暗中幫助下，分到一間房子。9月，搬進與別人合住的單元房。

10月初，已任青幹局副局長的劉澤彭約我去他家：“你妻子給部領導寫信，希望組織說服你改邪歸正。部領導讓機關黨委認真處理你的婚姻問題。我和陳元商量了，我們倆都局級了，你還副處，我們之間的差距不應該這麼大。你回家，一了百了、升官發財；否則，從中組部滾蛋走人！”

11日，中組部和煤炭部的機關黨委書記、青幹局和煤炭部生產司領導一行四人約我談談話。中組部的周書記開場：“小閻，你和老婆，都是黨員、高幹子女、清華畢業生，都在中央機關工作，條件多般配！部裡對你很重視，回家去吧，前途光明！”其他三位局長也順勢勸我回家和好。最後我表態：“周大姐，你說的四個條件：一、我們在校時清華一萬學生，前後畢業生十幾萬；二、現在黨和國家的中央機關，幾十萬人；三、全國黨員幾千萬；四、高幹子女成千上萬。像我和妻子，符合這四條件的，有萬兒八千。都適合作夫妻？請組織先搞清我是否有政治問題，若無、只是婚姻生活問題，小事！西方諺語‘婚姻像鞋子，只有腳知舒服否’；中國好像‘別人看著順眼，腳就應該舒坦’。我們性格極度不合，她又寫信告我，絕不回去！”我一口氣侃侃而談了兩個小時。會談一下午，無績而終。組織部保密一流，會後風平浪靜。煤炭部截然不同，迅速傳開：“閻淮真不好惹，在煤炭部就橫，到中組部更厲害，一儒舌戰四局長。”

李銳身受不幸婚姻之苦，對我是了解、理解和諒解。他表面對我的婚姻問題不聞不問，不逼我回家，但也不急著處理這事，照舊信任重用我。我說：“謝謝部長的善意中立！”李笑答：“你怪詞還不少！”我就這樣安度了1983年。

1984年元旦和春節，陳元又兩次找我談婚姻問題，說陳雲辦公室也感到壓力。我在日記中寫道：“春節前後消息頻，滿城風雨議論紛。”

2月李銳常務副部長，青幹局李志民、劉澤彭正副局長，集體召見我。李銳訓示：“閻淮，你的事情鬧得太大了！都說我包庇縱容你。聽說你挺能講，上次與兩個部的四個局長，一口氣就講了兩個多小時，全是你的理。你寫個書面材料，闡明你的理由，表明你的態度。報給機關黨委、我和陳野萍部長。我們再酌情處理。”

隨後我按李銳用心良苦的命令，向部領導交上《申訴報告》，詳細匯報：我婚姻問題的前因後果，與妻子性格的巨大差異，表明我義無反顧的堅定態度。聽說李銳作了中性的批示。此事遂告一段落，暫時風平浪靜。

5-27 為愛情放棄局級官位

1984年3月關係我仕途的關鍵月份。中共中央決定抽調離休老幹部和優秀青年幹部組成整黨指導小組，派往各省市和部委，指導整黨。事畢，青年幹部可酌情留在當地工作。

湖南省委鑒於我在調整其班子的表現，此前正式向中組部提出：要我去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或長沙市委副書記。中組部（主要是李銳對家鄉重視、對我信任）也有意派我參加湖南整黨指導小組，事畢留在湖南任職。電子部長江澤民通過與他關係密切的李銳，也向中組部要我去任電子部幹部司領導。

李銳當著青幹局領導的面，對我說：“你回家和老婆睡一個禮拜覺，去湖南或電子部任職，隨你挑！考慮一下。”我當即回答：“我是三不：不考慮、不睡覺、不當官！”同事得知後，篡改裴多菲詩句褒貶我：“名利誠可貴，官位價更高，若為愛情故，二者皆可拋。”大家都說：“你太不值啦！”官場仕途大都以升遷為第一目標。世界各國事務官皆如此，中國尤甚，誰願意退休在科員的級別？

部領導（主要是李銳）在我拒絕後，決定由趙傑兵頂替我赴湖南。趙傑兵，開國大將、李銳摯友黃克誠的女婿，前農墾總局局長趙凡之子。

3月底，我奉李銳之命，向趙介紹湖南情況。隨後趙赴湖南，整黨結束後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

1986年初，我和崔武年在武漢開會後去湖南。崔在《我的83個月》記載：“我們在子時到長沙，站台上空寂無人，不想趙傑兵卻親自來接！”令我們驚訝是因為：我們在湖南無工作任務，只通知省青幹處接待，僅停一天，次日即轉機杭州，不願驚動省委組織部領導。趙部長送我們到賓館休息，中午又接我們到他家赴午宴加晚宴。酒足飯飽，胡侃海聊。趙傑兵發牢騷：“老閻，你在京城吃香喝辣養尊處優，讓兄弟我替你填坑到這鬼地方，受苦受累日夜煎熬。”我只能傻笑無言以對。崔武年不客氣：“你別得了便宜賣乖，部裡多少人削尖腦袋來不了，羨慕得直流口水。要不是閻淮見色忘官，好事哪輪到你？”1993年，趙調回中組部任部領導。

我為了愛情不顧一切，確實如英國作家狄更斯所言：“我的愛情是違背常理、是妨礙前程，是失去自制、是破滅希望；是斷送幸福，是注定要嘗盡一切的沮喪和失望的。可是，一旦愛上了，我就再也不能自拔。”我以為：不做大官，照樣可以做大事。孰料，我的“悲慘世界”剛剛開始。

5-28 鄧穎超在政治局批判我

岳父黃玠然夫婦與周恩來夫婦有半世紀的公幹與私交的淵源。黃大革命時任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秘書，籌辦並參加了“八七會議”和中共五大。1927年後在上海任中央秘書處長，29年接替鄧小平任黨中央秘書長。（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和文獻片《鄧小平》均有記載。）30年代黃夫婦曾協助周夫婦緊急處理因顧順章、向忠發叛變造成的危急局面。黃文革前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時任全國工商聯秘書長。岳母楊慶蘭，南昌起義女兵，曾是陳賡大將的救命恩人，1927年8月24日16時，部隊撤退時，楊在草叢中發現腿中兩彈昏迷的陳，背他下山，天黑追上部隊。

周恩來逝世後，鄧穎超孤獨且戀舊，與黃夫妻這對半世紀的老友過往密切。例如1984年11月，《周恩來選集(下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式，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大照片，黃玠然與鄧穎超握手，楊在身旁。

1984年五一節，鄧穎超又邀請岳父母和我們去中南海她家去玩。落座後，鄧驚訝：“小閻怎麼沒來？”當時正是我鬧離婚的高潮。我妻子被問到痛處，黯然淚下。鄧追問，妻痛說家史，如實反映我的劣跡。

次日，恰巧政治局開會。會後鄧穎超拉住列席的中組部長陳野萍，複述並放大我的劣跡，最後氣憤地說：“這樣的思想腐化分子，要清除出中組部！”

次次日，中組部處以上幹部大會。陳部長傳達完政治局會議精神後，順便傳達鄧穎超指示：“你們中組部的年輕幹部要拋棄老革命女兒的妻子，與什麼記者搞婚外戀。還說什麼，八小時努力工作，業餘時間不犯法就行，誰也管不著。我就要管！他不能留在中組部！”雖然部長沒點名，周圍的同事偷偷看我。

會後，我主動找李銳：“我準備寫報告，要求調離中組部。不能再給您添麻煩啦！”李：“不能因為一個糊塗老太太隨便的一句氣話，就斷送一個優秀青年幹部的一生！”

隨後，在部長辦公會議上，李銳說了上述同樣的“四個一”的名言，並且強調鄧穎超不分管組織工作，她的氣話不是上級指示。根據潛規則，某位上級力保你，同級官員不會為事不關己的你，反駁得罪同僚。“鄧老太太指示”就這樣被降溫“和諧”了。又過了幾天，喬石代替陳野萍出任中組部長，這燙手山芋陳脫了手，喬石也不撿。李銳在我危難的關鍵時刻，再次保護了我。

5-29 因我太左與女友分手

在中組部的兩年中，因堅持離婚所受到的高層壓力和仕途挫折，並沒有告訴何女友。我獨自一人默默承受，並且在繼續努力。我分別諮詢了律師和法院的朋友，得知分居三年就可以起訴離婚，想咬牙堅持三年，離開中組部，就可以徹底解決問題。現在北京的離婚率超過50％，當年就這麼難！那時最著名的女演員離婚，鬧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事後雙方出版巨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我與何的關係在持續發展，晚上經常觀看各種文藝演出和體育比賽，周末時常在雙方父母或弟妹家裡聚餐。我們的家長和兄弟姐妹，都已接納對方為家庭成員；我弟弟還代表閻家，正式和我妻子談判離婚事宜，但無功而返。我們一起參加中學的紀念活動和同學會，以及一些朋友的聚會，在同學和朋友圈中，我們的關係已不是秘密。在相親相愛、親密無間的氛圍中，我們共同走過幸福的六年。第一次矛盾發生在那次鴻賓樓的“鴻門宴”，隨後裂痕逐步擴大。

1984年10月，何來電話：“我在西單附近採訪，下班後就近到鴻賓樓吃晚飯。”飯館門口，迎上來的服務員問清姓字名誰，領我到二樓小間。進屋後，何介紹一位西服：“這是餐廳的馬經理，全國人大代表。”“馬人大”滿面春光：“閻先生，您喜歡什麼菜？”我一看這仗勢：高級餐廳、單間雅座、經理接待，平日上班囊中羞澀（當時黨務幹部哪有信用卡？），想盡快脫身，忙不迭說：“家常便菜一葷一素簡單點。不好意思請快點，飯後我們還有點事。”片刻，一扎啤、兩冷盤、一濃湯、兩葷兩素和米飯花捲陸續上來。好傢伙，嚇我一跳。驚魂未定，經理回來：“閻先生可以嗎，還加點什麼？”我連連擺手：“太豐富了，謝謝，謝謝！”當時沒有打包的規矩，我怕浪費，狼吞虎嚥。何女：“中午沒吃飯？餓死鬼似的！”酒湯喝光、菜掃九成；我把身上的錢全掏出，打著飽嗝：“就這些了，你補齊吧！”何：“走吧，我已經交了。”我因公見過各種豪華奢侈，因私首次受寵若驚，埋怨何鋪張。她埋怨：“交什麼錢，別現眼了！我報導一下，他們就多賺個萬兒八千，還差這一頓？”我莫言無語呆若木雞夜不能寐。

次日午休，幾分鐘就騎車又到了鴻賓樓，先看了菜單精算了昨晚的餐費，找到馬經理：“不好意思！昨晚有事，走時匆忙，忘了付賬。小何讓我專程補上。”推讓幾個回合，見我堅決，經理只好收下。下班前，何來電：“晚飯後到我媽媽家，有事談！”一般去雙方父母家，都是管飯的，聽她口氣對我不滿。在人煙稀少的機關食堂，我這個半單身漢與幾個純單身漢的晚飯常客共進晚餐，平時和這些年輕碩士相互調侃。今天心事重重、匆匆吃完，騎車奔向20里外的和平里。我滿懷疑惑、滿頭大汗步入何母家。

何怒氣衝衝：“你給我把人得罪到家了！誰讓你去送錢？馬經理來電話誠惶誠恐，一再追問怎麼沒招待好，什麼地方得罪你們了？我急中生智，說是讓你還妹妹錢，你聽差了。誤會誤會，搪塞過去。馬還說，那個男同志態度僵硬、沒有一點迴旋餘地。你朋友怎麼這麼棒槌！”

我解釋：“你知道：當煤炭部的部老爺和部長的大秘書，幫人辦事，我拿過一點好處嗎？中組部這兩年，人說我背後插兩面大旗：‘替天行道’和‘有求必應’。我幫多少人，解決冤案、正當升官、調進北京，收過一份禮、吃過一頓飯嗎？有人把重禮送到家裡，說是托他在外地買的緊缺土特產，錢已付過。保姆不明就裡收下。我估價後，買雙倍價值的煙酒贈回。（禮物退回傷感情，給錢顯俗氣，煙酒大路貨易處理。）昨天又沒幹啥公事，幹嘛白吃公家的？”

何生氣：“就你革命！就你極左！”

我：“上面說我精神污染自由化，是極右！你是第一個說我極左的，在公私分明方面，我就是有點左。沒辦法！”

當晚小吵，不歡而散。數天過後，彼此氣消，繼續吃喝玩樂。表面和好如初，愛情深處裂痕已在。文體演出，舉辦單位歷來贈“採訪票”兩張，我受之坦然。白吃公家的，她不再請我，避免尷尬。

1985年春節，“並聯”逛廟會。何女突然出手闊綽地要給我買貴重禮物。

我勸阻：“別花那冤枉錢！”

何得意：“我報導的個體萬元戶送我千元紅包。”

我生氣：“趕緊退回去！”

她解釋：“人家說是年底獎金，他發徒弟也是一千。”

我講理：“工程師月薪才97，一年不過千餘元。你怎麼能一下子就……！”

她攀比：“報社別人拿的更多！”

我不講理：“別人我管不著，我的女朋友就不行！”

她委屈：“你父母雙全、部局待遇，兄弟姐妹都是小官，當然吃喝不愁。我孤女寡母、家無男孩，大姐病休，清高不起！你的女友就該清貧倒霉？”何女的高幹父親，文革被迫害致死，母親級別不高。

我不管：“不退？跟你沒完！”

她發怒：“你就是一貫老左，中學中左、要當什麼接班人，大學大左、迅速入黨，文革極左、當紅衛兵頭頭。現在在爛組織部左得出奇、左得可怕。誰願當你女友，我還不稀罕你呢！”

話抬話、氣頂氣，年輕氣盛的兩人，勢不兩立當即分手，“各回各家、各找各媽”。事後雙方都覺得，對此問題，分歧巨大、水火不容，皆不退讓。我們雙方的妹妹們，先後多次勸和，都無功而返。最後，結束七年戀情，我們友好分手。

日後反思：我確實較左太“軸”，當時有償新聞比比皆是，稍後更加過分的事情層出不窮。何確是比較清廉的好記者，我少見多怪，太道學了，太愛惜羽毛。分手責任完全在我，後來何也不甚幸福，我確實對不起她！

1989年自我放逐，出走海外。何第一時間，通過我妹妹在越洋電話中轉告：“我家在海外有些闊親戚，你若有難，我讓他們資助你。”錢，沒要；情，一直溫暖著我！五年後首次回國，立即拜會感謝昔日女友，此後多年友誼延續。

第九節 與江澤民的密切關係和頻繁接觸

5-30 江澤民與我家的淵源

1954年至56年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父親任經理的機電安裝公司與江澤民任副處長的動力處，業務工作聯繫頻繁。中知識分子的局級幹部父親，與大知識分子的處級幹部江澤民，相互尊重相輔相成，配合默契工作融洽。雙方又都算是新四軍四師一個小山頭的，因此無論工作關係還是個人關係都相當密切，兩家也成為好朋友。此後近半個世紀，他們未再共事，但是江始終是我們家庭最好的朋友——沒有“之一”，只是“唯一”！

文革前，江在上海和武漢，每次進京必帶南方特產來家作客。我們饞嘴孩子特喜歡他的美食，因此也更喜歡帶美食來的江叔叔。在極左思潮氾濫、學習雷鋒高潮的年代，他反對我高中畢業“揚短避長”出國學外語，力主我考清華；使我受益匪淺，令我感激其高見、佩服其見識。

文革初期，江在一機部鬥批改辦公室工作，住在汽車局“筒子樓”的一間小屋，常約我去暢談國是。我們一邊吃他煤油爐燒出的美食，一邊聲討文化革命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他對我寫反對中央文革的大字報，極為認同。江從援助羅馬尼亞工作團歸來，對原教旨的馬列主義和毛思想諸多批判，對我頗有啟發。

文革中期，我家父母兄妹六人流落六個省市，只有身為北京市幹部的體弱多病的老母親一人留在首都，江對“姜大姐”多有照顧；我們全家一直感激不盡。1972初年江升為一機部外事局副局長，由筒子樓搬到計委大院的三室單元樓，不願麻煩下屬，是我和小弟擔任搬運工、賣的苦力。夫人王冶坪不適應北方氣候，因此江一直是單身在京城。1975年江為我搞了一台精密設備，協助我順利從甘肅調回北京。

文革結束，我家又恢復了六人皆在北京的局面，江也恢復了我家的常來食客身份，每來必帶重禮。逢節假日王冶坪阿姨來京探親，父母家就有吃不完的上海精美食品，因此閻家第三代都特歡迎王奶奶。

80年代，不斷進步的江，幫助我之後，又為弟妹們排憂解難。妹妹紡織工學院畢業，一機部江局長安排她到該部最好的單位：一機部自動化所；弟弟獲兵器部學士，電子部江部長親自領他到部長辦公室，叫來最熱門的計算機局領導、王震之子王之：“我戰友的兒子，帶回去安排！”

如上所述，我和弟妹三人，在工作安排上，都被江叔叔利用領導特權，“合法”地走了後門、幫了大忙。儘管我們還算比較優秀，但是比我們更傑出的平民子弟，又有誰人去管！

家父出身北方地主，仁義禮智信的傳統觀念濃厚，頗有家長風度；江澤民長期生活在江浙上海，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意識較強，更平易近人。我曾對他們玩笑：“從你們兩位長輩身上就能看出，資本家優於老地主、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社會的合理性。”江澤民當局長時，他的接人待物處事皆高人一籌；根據他的智商和情商，我們閻家人都預料他前途無量，認為部長對他絕不是極限，當然沒想到他能當上核心。

九十年代，江總書記親自交待辦理我“六四出走”後的回國事宜，使我在不盡忠後，仍能盡孝，此乃後話。

5-31 中央委員江澤民

江澤民升任副部長後，隻身搬進北京三里河南沙溝的部長高幹大院；距中組部當差的我、居住的物資部大院，只隔一條月壇北街，百餘米距離。少時每季、多則每月必招我去妄議時政：但從不管飯（我忌泡麵）、零食管夠；遇有公私大事，立馬相見。

1992年中共十二大，江澤民當選中央委員，經過內幕如下：

時任青幹局長的李銳參加十二大籌備組，胡耀邦要求需要補充一批中青年知識化的中委。機械部長周建南（周小川之父）向老友李銳，推薦了老下屬江澤民。李銳派自己從水電部帶到青幹局的李志民，到電子部考察江澤民。李銳重視周建南的推薦，又因江是烈士子弟、上海交大畢業，加之李志民考察結果挺好，遂決定江進中委。順便提一句，李銳的中委是十二大籌備組的章蘊和組織部的顧問、德高望重的帥孟奇推薦的。江和李榮任中委二例，說明重要熟人的推薦，在官運仕途上多麼重要！

1983年3月21日，江澤民來我父母家晚餐，飯後訊問我。

江好奇：“我當中央委員都半年了，怎麼沒有任何政治待遇，你們中組部也沒人理我？”

我內行：“中央委員只管一年開一次中央全會，到時拍手和舉手就行了；不是級別、沒有待遇。過去還有工人和農民的中委呢，照樣幹他們的力氣活兒。電子部長張挺不是中委，你副部長是中委，轉正指日可待。”

1983年10月十二屆二中全會召開。

江中委又不解：“全會上聽鄧力群‘白話’了一下午‘反異化’。什麼意思？”

我從哲學上和政治上詳細地解釋了異化的原意和引申的意涵。又指出：“周揚講異化問題，是防止黨的專制和幹部的官僚化。而左王胡喬木和鄧力群藉機整周揚，壓制思想解放。”我最後點題：“力群反異化，意在清污染！”

已經成為正部長的江明白了：“我們還是搞四化，不理他的反異化！清除精神污染在我們工業部門搞不起來，我電子部就決不清污！”江當時確實不左，此舉得到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認同，為日後的晉升蹾實基礎。

5-32 電子工業部長江澤民

1983年6月，江澤民順利轉正成為電子部長，就想調我去電子部幹部司任領導。我因婚姻問題沒答應。

1984年春節，兩家互訪拜年，我與江部長閑聊。

江牢騷：“國務院部長就是西方的內閣成員，直接聽命於總統或總理。可是在紫陽總理之下，我還有八個婆婆，計委、建委、經委、科委、財政部等等。最可笑的是，國家設立了電子部，去年又搞了個什麼國務院振興計算機領導小組。組長是萬里，副組長是方毅、呂東、張震寰，一個個都比我官大，小組管大部，讓我們怎麼幹？中國的部長真難當啊！”

我安慰：“八個婆婆算什麼？畢竟真正懂電子的領導不多，還不是你們說了算！組織人事誰人不懂、哪個不曉？中組部長陳野萍只是個中顧委委員，二、三十個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不都是他的婆婆？再加上所謂的‘八位元老’，更夠他嗆。您知足吧！”

“1984年3月3日，陳雲約請江澤民前來住所，匯報電子計算機生產情況。”（摘自《陳雲年譜》349頁，新聞報導和照片也載次日《人民日報》頭版。）

次日星期天，江也緊急約請我。

江不安：“昨天向陳雲匯報時，他指著一直在旁邊、不言不語的陳元，兩次說：‘他是學計算機的，挺想歸隊呢。’小閻你說，陳雲是想讓他兒子當電子部長嗎？還是其它什麼意思？”

我解惑：“陳元現在是北京市委常委兼商貿部長，與陳希同市長合不來，有點施展不開，可能想撤。他最多也就是想去當個副部長，不會爭你的部長寶座。”

江著急：“陳太子來了，我可不好伺候。你來當我的幹部副司長，沒有正司長，你主持工作，協調我和陳元的關係。我去找李銳要你！”

日後，江澤民果然到與他關係密切的李銳家拜訪，提出調我的要求：“你可以把與閻淮同級的人，送給建設部任幹部司副司長，就可把他給我。”

如前所述，李銳對我說：“小閻，回家和你分居的老婆睡一個禮拜覺，去哪兒都行！”我拒絕。

6月16日，我到江家，詳細談了因我不願與妻子和好，中組部不同意湖南讓我去任職的要求，更不會外派去電子部。也講了最近鄧穎超要趕我出中組部，李銳保我的事。江同情我，讚賞李銳“義氣”。

7月29日星期日，我在天津考察第三梯隊40天，返回北京的第二天，應江澤民的要求，我下午到中南海陳元家。

我問陳元：“江澤民讓我問你，想什麼時候來電子部？”

陳元解釋：“工作是不太順利，但還想在北京拚搏一番，電子部是將來的退路。”

晚上我到江澤民家，告知陳元的想法。

江釋然：“他暫時不來就好。李銳說你現在也不便來，將來陳元要來，你就一定必須來！”此事暫時告一段落。

1984年國慶我告知江澤民，李銳離開中組部之事。江非常為李惋惜：“李銳對我很好，我的中委和部長也算是他給的。他改革的車開得太快了，難免翻車。李銳進出中組部，成也陳雲、敗也陳雲。抽時間我應該去看望他。”

1985年5月28日，江赴任上海市長行前，幸災樂禍地說：“陳元來電子部的事，我交給繼任的李鐵映啦，他們都是高幹子弟，一起共事吧！”

5-33 謀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

1985年初，上海市長汪道涵將離休卸任，擬推薦江澤民繼任。

汪是文革前的一機部副部長，與家父和江澤民都很熟悉；文革倒霉後更無架子，與江接觸更多。汪和江，兩個大知識分子、多才多藝官員，結為好友。汪閻江，三位部局處長經常開“三級幹部會議”，議論文革亂象、非議中央文革；偶爾召我“列席”，提供清華等學校的“下情”和陳雲等高幹的“上情”。

1月12日，為任上海市長之事，江澤民首次約我商討。

江詢問：“在中組部眼裡，部長和市長哪個重要？哪個有前途？”

我回答：“中國只有二十幾個省市，加上擬增加的三峽、海南兩個省，再升格一兩個直轄市，也就三十出頭。即使翻一番，不過五、六十多個。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構一百多。儘管都是省部級，省市長可能不如你那八個婆婆的計委等幾個部委重要，顯然比你一個工業部顯要。直轄市長更難得，市長與市委書記是同級、只半步之遙，將來當了市委書記，離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局委員就不遠了。”

江頻頻點頭、連連稱是。

1985年春天，江澤民經過慎重考慮，徵求各方意見後，毅然決定南下上海，殺回第二故鄉。

他找我：“你說過，中央領導分管不同省市的人事安排，眾所周知上海是陳雲的地盤。你幫我再疏通一下！”我照辦。

5月28日江對我說：“我的上海市長已確定，你替我感謝陳家。另外，我已看望過李銳，聊起你。我說小閻特別感謝李部長對他的保護。”31日晚，我受江澤民之託，去陳元家，正式轉達江的謝意。

1985年夏，江澤民赴上海任市長，我們接觸減少。

1987年中共十三大，江升任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他每次來京公幹，必到家中探望家父。新四軍老人都感慨：“江都是國家領導人了，還念舊情，不忘看望‘過了氣’的離休老友。好人哪！”

江與父親的首次電話聯繫，則是1989年他任總書記當天，新聞聯播結束時。

第十節 為改革吏治創建北京人事科研所

5-34 李銳走後青幹局的尷尬

中組部地方局的彭清華（2012年任廣西自治區書記）說：“部裡的很多人對你們青幹局都有看法，但是年輕人都羨慕你們青幹局，不是別的，光是你們局裡的空氣，就是部裡各局都沒有的！誰不想呼吸些新鮮空氣呢！”（《我的83個月》，139頁）——足以說明：年輕人對青幹局“新鮮空氣的羨慕”與組織部當局對我們的反感。

1986年初，我們都感慨：“李銳免職後，青幹局的處境一直比較困難，不管如何努力、謙虛謹慎，如何賠著笑臉、夾著尾巴做人！”（《我的83個月》，214頁）在這種形勢下，青幹局和我，與四年前我來時大不一樣，我們都很難再展手腳；於是我決定離開中組部，正式提出調離要求。我在工廠、國務院部委和黨中央機關都幹過，特想轉換跑道，到新型的大公司新鮮一下。青幹局動用我們的公私關係，聯繫各大公司。最後，康華總公司和海洋石油總公司較合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走前還要撞好鐘、敲響鐘，孰料這一錘子敲向了總書記。即前面所述，上書胡耀邦總書記反對終止“選調生”工作。

1986年冬，在北京市委黨校，與陳偉蘭交談。

4月北京青幹處長、陳雲幼女陳偉蘭聽說我要調離，特意來中組部找我長談一下午。她對我在中組部的境遇不滿與同情，建議由我主持成立一個組織人事科研所，專門研究幹部制度的改革。當天日記我寫下：“偉蘭來，言：中組部扼殺人才、打擊勤奮、不得人心；天教你才必有用、要自信；堅持、時間和實踐會使你戰勝危機。人事科研所令人神往！”崔武年當時對陳的評價：“說起來，作為一個女同志，陳偉蘭想的的確很遠，確有乃父之風。”（《我的83個月》，219頁）

5月根據與陳偉蘭討論的精神，我以個人名義向中組部領導提交《關於中組部成立研究所的建議》。我寫道：“國務院近百部委都設有科研院所，黨中央許多單位有研究任務或研究機構（如工青婦、黨校、編譯局等）宣傳、統戰、組織三大部中，宣傳部有理論局、統戰部剛成立研究所，唯獨‘天官第一部、六部之首的吏部’，只有‘政策’研究室沒有相應的理論科學研究機構，非常不適應新時期新形勢下幹部制度改革的需要。”尉健行部長雷厲風行及時批示：“中組部除日常業務外，只處理中央交辦事宜。”我向陳偉蘭通報了尉健行的否定意見，對她說：“四年前，我被令兄邀請、令尊推薦到中組部，為的是選拔優秀幹部、淘汰劣質人員。現在發現制度更重要，‘選優汰劣’不如改制！”

5-35 調查研究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6月，鄧小平在聽取匯報時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鄧繼1980年8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談話沉寂六年後，突然又想起了政治改革，終於重新吹響政治改革的進軍號！中組部消息靈通、聞風而動，尉健行又想起了我：“小閻，你對改革挺感興趣，就著重了解研究一下政治改革吧！”

遵照部長指示，我正式代表中組部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雜誌、青年社科工作者協會、社科院政治學所、北京青年政治學會、《走向未來》叢書等單位，組織的一天會期的，五花八門、思想解放、言辭激烈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會。此外，規格最高、規模較大、影響深遠的是，7月在中央黨校舉辦的官方色彩濃厚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重要部委均派員赴會。8月在遼寧興城召開的全國政治體制改革理論討論會。鑒於盛夏、海濱、理論的“天時、地利、人和”，中央各大媒體、社科研究院所、人文綜合高校，都千方百計削尖腦袋擠進這個大型會議。我會後的匯報是：知識精英雲集，思想理論活躍、抨擊時弊尖銳、設計方案大膽。用半年後的官方語言說：“完全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其中，《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的發言，我印象最深；參加此會，後來成為名人的還有孫立平、遲福林和羅立為等。這兩個月我還調閱大量有關機密文件，查閱各種公開資料，形成對政治體制改革較成型的看法。

8月，中組部召開“通氣會”議論政治體制改革。崔武年記載：“發言的次序是：閻淮、崔武年、尉健行部長、正副秘書長、幾個局長和彭清華等。主要是閻淮講，他綜合介紹已經召開的一些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的情況。整個會議氣氛很熱烈，沒有冷場的時候。當時我覺得挺興奮，後來又覺得挺有意思。”（《我的83個月》，266頁）

5-36 陳偉蘭力勸我去北京市

1986年下半年，除了中組部和青幹局的日常工作外，圍繞我的調動，各派勢力互相較力、各方朋友鼎力相助，其中最熱心者非陳偉蘭莫屬。

因為與陳元的交情，我與陳雲的三千金二公子皆熟悉。其中除長子陳元外，幼女偉蘭最熟。此兄妹二人，最得其父真傳，皆從政走仕途。1968年夏，我和陳元扛著大包小裹滿身臭汗、擠公交車送她到北京站，淚灑站台的她，坐上去成都的火車，再轉往距北京最遙遠的省區：西藏。70年代我們重返北京，恢復來往。1982年8月，我們同時分別進入中央組織部青幹局和北京組織部青幹處。我分管華北和東北，與她聯繫頻繁。用組織部“德才”的術語評價：我們在原來“德”的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四年來在“才”的方面，也彼此佩服，關係更加密切。儘管她已從處員、副處長升至處長，我還原地踏步在12年前的副處級。1985年我與女友分手，1986年春在各方勸導下，搬回美術館附近、岳父在同層隔壁為我們提供的單元房中，與妻兒同住、與岳父母同餐，兩位老人特別高興我的回歸。如果說過去20年，我經常去折騰陳元、順便到偉蘭房間看望；那麼，此後兩年則是多次應邀去偉蘭房間談工作，只是順便看望陳元了。在力勸我去北京組織人事科學研究所期間，偉蘭頻繁來我家。前節提到30年代在上海黨中央，岳父與周恩來的關係，他同樣與陳雲工作聯繫密切，如陳和黃都分別護送瞿秋白到魯迅家避難。而岳母文革前又是中南海隔壁、偉蘭等中南海子女就讀的南長街小學校長。偉蘭每次來我家，都代她父母問候：“黃伯伯和楊校長好！”正如我經常在陳家吃飯，她也間或在我家就餐，席間，她經常與“楊校長”共同回憶天真浪漫的童年時光和眾領袖的“孩子同學”的兒時糗事。

日記中，記載這半年有關調動的“事件”如下：

1986年6月，陳偉蘭來家，鑒於中組部不願成立科研所，她已正式向北京市委建議組建“組織科研所”。

7月5日，偉蘭再來家說：在政治改革重新啟動形勢下，北京市委“書記辦公會議”同意成立組織科研所。

18日，偉蘭來中組部，對我說：“北京市要你！”我答：“容慎重考慮。”

23日，劉澤彭副秘書長告訴我：“昨天同尉部長談通，同意青幹局意見，你按慣例，以副局級調出。”

24日，偉蘭消息靈通，立即來中組部，力勸我去“北京所”。

29日，青幹局機關處為我聯繫康華公司。

8月6日，李志民局長帶機關處處長去見康華的上級“殘疾人基金會”頭頭，談我的職務的安排。

8日，偉蘭約我去市委，見金鑒副書記。金是老朋友，極熱情歡迎去北京市搞幹部制度改革。

9日，周六晚偉蘭來長時間電話，問與金鑒會談結果，再三勸我去北京市。我答：“周末最後考慮，下周答覆。”

11日，周一上午偉蘭一上班即來中組部，逼問考慮結果。我答：“去北京！給我兩天時間，與局長們協調。”

12日，與任小彬副局長談，擬去北京。

13日，與李志民局長談，宣布去“北京所”，希望諒解，停止與康華的聯繫。

14日上午，雷厲風行的偉蘭來中組部，開始北京所的籌建工作。北京編制委只同意給15人編制。我要求加倍！

15日下午，我去北京市委，與偉蘭等人起草《科研所章程》。我提議正式名稱為：“北京”組織人事科學研究所。不叫“北京市”，編制在北京，業務受中組部領導，研究課題是全國性的。

17至23日，我赴遼寧興城參加政治改革會一周。

26日，崔武年休年假完畢，我告訴他我要去北京所，他不以為然。崔在《我的83個月》，269頁記載：“北京組織所批下來了，閻淮去當所長。我不置可否，主要是這個研究所，和陳一諮那個體改所不可同日而語。很難做多少事情。”後來的事實証明，我們還是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8月30，日偉蘭又來中組部，我們研究《科研所科研經費使用條例》。

5-37 跌宕起伏的調離過程

1986年開始實行“幹部休年假制度”，按我的資歷應是十天，加上周末基本就是兩周，9月上半月，我在家閉門苦讀各種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前兩年業餘已經攻讀許多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專著，為去研究所作理論準備。

9月下旬，中組部剛由秘書長轉任顧問的何載（曾兼任機關黨委書記），得知我將提拔調出，在部領導會議上歷數我的作風問題，並重提鄧穎超驅除我的“重要指示”；說我還上書總書記，反對耀邦停止“選調生”的決定。要求把我按現在的副處，平級調出。我局領導為我力爭：一、十二年副處，資歷老；二、四年來工作優異；三、我局我部，歷來都是提兩級調出；四、北京市已安排副局級所長。何載聯絡幾位思想傳統的老部長聯合向尉健行施壓。（我們私下評價尉健行是：“無為而官、未建樹就行”）尉部長，當然捨我而遷就何載等老人的意見：副處級平調我出部。青幹局明白：“老同志們”是在報李銳之仇，拿李銳包庇的“紅人和壞人”開鍘。

10月上旬，北京市提出“以退為進”的對策：由市委組織部副部長、科技幹部局長華漱芳兼任組織科研所所長，我任正處級的專職副所長，青幹處長陳偉蘭兼任副所長。我的職位雖然低了，但由正局級的市委組織部領導任所長，抬高研究所的地位，便於我的“開荒”工作。（中國官場就如此鬥法！）中組部不甘示弱：“堅持閻淮副處調出，不許北京提級。”青幹局的哥們和姐們們憤憤不平，有人說：別走了，留下跟部裡死磕！

10月7～10日，我按原計劃，參加政法大學在總參三部舉辦的行政學師資進修班。夏書章講授他的《行政學新論》，唐代望講授其著《行政管理學概論》。我貌似“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與那些大學青年教師們，一起專心致志學習社科新知識。

10月13日19～22時，偉蘭約我到她家，告訴我，北京市委副書記金鑒說了：“不理中組部，我們已經退了一步，正處級副所長，不能再退了！一個新機構新領域，副處級怎麼開拓工作？閻淮1982年就配合協調咱們，好同志！先調來，將來再提拔！”她最後說：“不要聽青幹局朋友不負責任的氣話，快來吧，咱們一起為幹部制度改革大幹一場！”又是在陳雲中南海的家中，當初陳兄勸我來青幹局，現在陳妹勸我去北京所。時間相隔四年、空間相隔幾米，同樣的促膝長談、同樣的曉以大義、同樣的動以深情。人生難得幾知己，我何德何能？沒有退路，只有一種選擇——幹唄！

24日，偉蘭又來中組部，討論“北京所科研計劃”。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組部研究討論中共十三大中央委員名單，主管的局室徵求青幹局“第三梯隊”中，已進班子的優秀幹部情況。這是我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進行的最後一項工作。

11月8日，市委組織部正式任命發出，我為正處級副所長。隨後，青幹局為我作“十全九美”的鑒定。

21日，辦理離開中組部的各種手續。

22日，周六上午，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向陳一諮所長取經，如何從無到有、興辦一個研究所。下午，與偉蘭等“北京科研所”骨幹召開首次“所務會議”，晚上他們設歡迎宴會。

23日，周日，白天清華20年的姐們、青幹局同事高曉虹在家裡，舉辦歡送聚會，十餘位同事參加；晚上李志民局長設家宴，日記載：“惜別暢談至深夜”。

11月25日，青幹局開歡送會。崔武年在《我的83個月》299頁，較詳細記載：“因各種原因所致，閻淮調北京組織所，不管別人如何看法，我是頗動感情！我不加掩飾地說了我的看法：到青幹局來的，名義上都是志願兵的話，閻淮這個志願兵更名副其實些。閻淮有信念、有思想、有熱情。閻淮敢從正面提出問題，並且敢從正面解決問題。閻淮有很強的責任感，有很濃的理想主義色彩。我覺得，閻淮離開青幹局所留下的缺陷，可能在座的很難彌補。我穩定了一下情緒，帶了點玩笑的口吻說，閻淮還有一個過人的長處，就是能設計一個很規範的迷宮，而這個迷宮又顯出他的短處，就是他自己可能也找不到迷宮的出口。閻淮走了，以後誰還再來設計這些迷宮呢？哦，那一陣子，我好像心緒煩亂，不大想幹活。”上述評價與他執筆的“官方鑒定”意思雷同。

崔武年《我的83個月》，用他在中組部青幹局83個月的工作筆記和日記中的有關原始記載，形成50萬字的巨著，其中提到近千人。看過的人都說：“對閻淮評價最高！”我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書中提到幾十人到他家大盤吃肉、大碗喝酒，但是我們這對摯友卻彼此幾乎未到對方家中去過。當年中組部流傳：部裡最有思想、最敢直言的兩個年輕能人，就是青幹局的捲毛（我生來捲髮）和白毛（崔少白頭）。崔作了大量開拓性創新工作，但到1988年初，還是來部前的副處長；因“六四”的表現，挨整後正處平級調離要害部門。

2006年春節，青幹局老同事在北京隆福寺的娃哈哈酒店為我接風。酒過三巡，雅座單間外，突然闖進一個陌生人。他說；“從門外看見閻淮和崔武年兩位中組部前名人在裡面，我這個當年沒有聲音的人就進來了。我現任民航總局副局長，剛在隔壁給退休老部、局長們敬完酒，還要回單位趕個材料。”喝兩口我們敬的酒他就急著走了。我們十幾個人苦思冥想，才想起他是經濟局的，姓啥名誰沒人知曉。而當時不顯山露水的年輕人，像前面提到的彭清華那樣，後來當到正部級的有十餘人。有人說，這就是“選劣汰優”的“劣幣驅除良幣”機制。不能一概而論，至少當年羨慕青幹局的彭是例外。

四年前，懷著選優汰劣、淨化幹部隊伍的良好願望，進入中組部青幹局；

四年來，我們作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各級領導幹部的年輕化和知識化，有了長足的進展；在探索幹部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領域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四年中，看到高層吏治和全國吏制的諸多弊端，幹部管理的問題源於幹部制度的落後與不合理；

四年後，認識到“選優汰劣”只是揚湯止沸，“改章建制”才能釜底抽薪，要害是制度、制度、制度！

我離開了曾創造個人輝煌、又備受打擊的全國全黨最高級別的組織人事部門，要到另一個期望創造更加輝煌的級別較低、但自由度較高的嶄新舞台。

第六章　為十三大政治改革效力

——組織人事研究所兩年（1986～1988年）

第一節 組建北京組織人事科學研究所

6-1 北京市委對我信任

1986年11月24日，我到北京市委報到。

上午首先拜會市委副書記金鑒，我們算老朋友了。

1982年北京市青年幹部處成立，按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兼任青幹局長的先例，上行下效，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金鑒兼青幹處長。李銳在青幹局首次“局務會議”上，明確當前的各項工作，並讓我分管他認為最重要的華北和東北地區。次日我就去北京青幹處，找金鑒處長，布置任務。其後，李銳交辦的幾個北京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幹部落實政策的“老大難”個案，都是金鑒派北京青幹處副處長協助我圓滿處理的。此後四年，共青團出身的他由副部長逐步升為部長、市委常委、市委副書記，期間我帶隊到北京調整局級班子、考察第三梯隊、指導各項青幹工作，與金鑒配合密切、關係融洽。我與“團派”幹部都是朝氣蓬勃、熱情洋溢，因此與他們配合心情舒暢、工作順利。

金鑒熱情地接待我，語重心長地說；“我了解你，陳偉蘭又全力推薦你。在精簡機構的當下，我頂住北京市和中組部的壓力，為你憑空設立一個新機構。忘掉中組部的不愉快，幹出點成就，別讓我難堪！你建議叫‘北京所’不帶‘市’字，好！出成果，全國享用；出問題，算我的！我信任你！”

下午拜會市委組織部長李其炎，當時他兼市委常委，後升任北京市長。

1984年初我考察時任縣委書記的他，確定其為市級第三梯隊。李任組織部長後，我們工作聯繫更頻繁，我們都是外向性格、快人快語，故個人關係不錯。

北京科研所隸屬市委組織部系統，我拱手作揖說：“來拜老大！”山東大漢李其炎熱烈歡迎我，拍著我的肩膀：“小閻，我不懂理論，你就大膽地幹吧！我不是你婆婆，組織部是科研所的娘家。有困難，來找我！”此後在北京市的兩年，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

次日我到北京科技幹部局，向頂頭上司華漱芳報到。

華原是首都鋼鐵公司出來的知識分子女幹部，李銳1982年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中，曾提到應該重用華這樣的優秀幹部。華漱芳是李銳及青幹工作的受益者，對很熟悉的我，自有好感。

華坦誠相告：“我是組織部副部長，部裡的事要管；科技幹部局的專職局長，要全力以赴。要不是中組部為難你，我還不掛研究所所長的名呢！你就當你是正所長，放手幹吧！”

我初到北京市委就感到無比溫暖，與中組部領導對我真是天壤之別、冰火兩重天。我暗下決心：古有“士為知己者死”，我應該“士為知己者活——幹活”，絕不能辜負他們！

北京青幹處長、好姐們陳偉蘭，更是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幫助我籌建新所的工作。科研所暫無所址，陳就在她處長辦公室裡加一套桌椅，我們共享一個房間。我開玩笑：“門口掛上‘科研所副所長辦公室’的牌子，反正咱們都是副所長。”於是，我就在王府井南面的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大樓的組織部樓層上任了。

6-2 為人財物房而奔波

1986年12月，我跑遍北京市各有關單位辦理一個新的獨立機構所需要的各種必辦手續。四年前，陳雲的一句話，在中組部內一個嶄新的局級機構（青幹局）立馬生成——中組部騰出幾間房，（五層大樓幾百人、寬綽！）給20人的編制，（中組部無編制和經費限制、青幹局一直沒用到20人。）調令發出、所需人員立即報到（誰敢卡住不放？）。而現在，這個橫空出世的獨立的科研所，為了它的人、財、物、房，我可就要費“老鼻子”的勁兒啦！

首先，到北京編制委申訴：“15人太少，辦公室主任、會計、出納、司機、資料員等，輔助人員至少5人；科研人員加領導才10人，還要承擔中組部的全國科研任務呢。”編委主任反應真快；“那你向中組部要編制呀！”我“軟磨”：好話說盡；開始“硬泡”：拿出“市委書記辦公會議成立科研所的紀要”。最後編制增加到20人。

其次，有人就要吃飯，該“要飯”了，到市財政局去“搶錢”。有編制就好辦，每年按人頭劃撥行政事業款項，我“拿著令箭（市委書記會議紀要）騙雞毛”爭取到“上限標準”。關鍵是開辦費，討價還價、最後爭取到100萬，同時申請到銀行戶頭。

私人闊綽、盡情消費，公家有錢、要嘛沒嘛，計劃經濟、全靠指標。編制辦和財政局是大單位，都有市領導分管，比較買市委組織部的帳；物資局與市裡隔著經委的中間層，又是管緊俏商品的，六親不認，窮橫？富橫！最後通過市組織部裡、從物資局調來的熟人斡旋疏通，終於拿到小轎車、計算機、複印機、攝像機、照相機等等“限制集團購買”的全部計劃指標。

1987年夏，北京飯店，作者（左）、陳偉蘭（左二）與聯合國人事專家（右）體會心理實驗。

過去常聽說：“管人、財、物的最牛！”在中央組織部，我們見官大一級，不覺得誰牛，現在到市裡，可有切身體會了。但是還有比“人財物”更難搞的，那就是房子！時價上百萬元的四合院和小洋樓，買不起：租房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在北京市委大樓擠幾間屋子，也不難。但是一個科研機構長期在解放軍站崗的警衛森嚴的市委裡，不利於與學術界的交流和召開學術研討會。最後，還是華漱芳所長把她擔任局長的北京科技幹部局的幾進大四合院中的一個小院給了我們科研所。我對華說：“正好！我們在一個大院裡，便於你這個所長對我們的直接領導。”華漱芳：“我說中組部怎麼不待見你哪，得了便宜還賣乖。找到合適的房子,立馬走人！”於是，在1987年春節後，科研所在東四北六條正式掛牌開張。

1987年1月，新華社發通稿，報導中國第一個專門研究幹部問題的北京組織人事科學研究所成立的消息，《人民日報》等中央報刊和《北京日報》等全國各地方報紙都在顯著重要的位置刊登。。

“北京組織人事科學研究所”11字的名稱，冗長繞嘴吧？這是我和陳偉蘭“字斟詞酌”用心良苦的成果。如若：

1、多一個“市”字，則局限在北京一市，喪失了對全國的指導意義；

2、少了“組織”、只剩“人事”，會被貶低為“人事部系統”（不言而喻“組織部”高於“人事部”）；

3、缺了“人事”只留“組織”，就疑為只研究“黨組織”，學術界誰理你？

4、“科學”是我們標榜的招牌，更不能丟。

中組部系統簡稱我們為“北京所”，北京市系統簡稱“科研所”。下文即分別如是簡稱。

我們在前幾屆“大學選調生”中挑選了幾個社科專業的研究人員。陳偉蘭又把青幹處的業務骨干支持給科研所任辦公室主任、把幾位心理學和政治學的處員充實科研所的研究力量。有了人員編制，在市裡調人易如反掌，輔助人員很快配齊，但到北京市系統以外調人太難啦！過去與中組部青幹局合作過的符國棟和劉蘇里，碩士畢業的中國政法大學講師，我們非常滿意、特別希望調來。我到北京市後的第五天，就請來傅、劉二位，徵求他們是否願意來科研所一起從事幹部制度改革，他們欣然同意。市委組織部立即向政法大學發出商調函。政法大學復函：“教學骨幹、堅決不給！”我沒轍啦！在解決科研所的“人財物”遇到困難時，經常是“北京通”陳偉蘭出手相助。這次在北京勢力範圍之外，我只好請偉蘭以陳雲大小姐身份出面了。我們商定，以樸素的、晚輩的面貌，低調出場。

1987年2月13日上午，我和陳偉蘭不坐科研所新買的小車、騎著自己的破舊自行車，頂著北京正月的呼嘯北風，來到事先已約好的、67歲的司法部長兼政法大學校長鄒瑜家。我們拿出廣東茶葉，偉蘭說：“鄒叔叔，前兩天廣東朋友帶來您家鄉的土特產，您嘗嘗!”幾番交談，我們誠懇謙遜的態度，讓老人家不好硬推婉拒。鄒校長最後表示：“我再做系裡工作，先放一人吧，要哪位？”我們答覆：“資深穩重的符國棟。”鄒部長兼校長爽快地答應了。離開鄒瑜家，中午我和偉蘭在路邊小飯館吃了極簡單的便餐。1986年底，偉蘭幫我跑研究所的“人財物”時，有關“局辦”經常留我們“便餐”，偉蘭告誡我：“說是‘便餐’，不定怎麼豪華呢？即使簡單，傳出去，說咱們求人家，還大吃二喝，講不清！”於是我們經常吃路邊攤，陳大公主沒的說，真可以！

那天下午我們又到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徐聯倉家拜訪請教。徐所長強調“管理的三重性，即階段性、科學性和民族性”，我沒聽清，問：“什麼階級性？”徐詳細解釋“三性”，對我挺有啟發。我們聘請徐教授為我所“特邀顧問”，他在此後的研究工作中，對我們幫助極大。次日偉蘭與我商議：“我們還應該去政法大學，找具體負責學校工作的校領導談談。這樣有利於鄒校長與在校領導的團結，也有利於北京所與政法大學的長期合作。”我佩服偉蘭著眼大局、考慮長遠，進一步建議：“我約上青幹局領導，顯得更重視政法大學的‘現管’們。”

17日，青幹局任小彬副局長“帶領”偉蘭和我，到政法大學拜會楊克和甘績華副校長。任局說：“北京所是為中組部工作，是為全國幹部改革作研究的。”楊和甘說：“鄒部長和我們談了，今天你們倆又搬來中組部領導，我們會盡快給符國棟辦手續；劉蘇里也少安排社會工作，課餘可去所裡。”符很快到研究所，成為“首席研究員”；在此後的研究中，作出非凡的成績。劉蘇里作為我所“首席客座研究員”，也為我們的研究貢獻了他特殊傑出的學識。隨後“科研所”把符太太從甘肅調進北京，解決了戶口和住房。這一切都源於北京市對我的信任和支持。期間，我們還幾次商調北大國政系青年教師王福春碩士，但是北大一直不放；此後，王經常與我們合作；在十三大的“幹部制度改革方案”中，也有他的貢獻。

感謝陳偉蘭！在研究所的初創時期，偉蘭經常與我在一起。儘管我們認識20年了，在青干系統彼此配合四年了；但是最近兩個月，我對她的了解勝過了以往。熟悉陳氏五兄妹的人，都認為陳元和偉蘭最得乃父真傳，政治敏銳和思想深度在幹部子弟中屬佼佼者。但二人性格差異極大。陳元內向、外冷內熱，不苟言笑、經常沉思，酷似其父，不熟悉者，以為他架子大；偉蘭外向、熱情洋溢，感情豐富、善於表達，極像其母。

魯迅的《一件小事》讓魯迅反思，偉蘭的“一件小事”令我深思。某日辦事後，我回到北京市委與偉蘭共享的辦公室，推門不開，裡面隱約有哭啼聲。我到隔壁青幹處副處長屋，他們說：“剛才處裡劉某的同學從縣裡來看劉，大家聊起形勢。這位‘鄉巴佬’褒貶了陳雲，偉蘭黑著臉出去了，我們都比她年輕，誰也不敢去勸她。”我用鑰匙打開偉蘭的門，對她說：“委屈了，就痛快地哭吧！”偉蘭像被欺負的小妹，見到撐腰的大哥，真的大聲痛哭起來，邊哭邊大聲地說：“我招誰惹誰啦？還好心給他沏我爸的好茶呢，他竟當面說我爸的壞話。我爸容易嗎？”20年來，還真沒見過她如此失態。我安慰她：“設身處地為你想，父母挨罵是誰也受不了！我可能比你反應還強烈。”偉蘭：“就是嘛！”她逐漸平靜下來。我可以講理了：“領袖有特權，就要被人議論，更難聽的還有呢。當面聽到了，感情上受不了，理智上正常事。俗話說‘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再說，咱們不也常議論老鄧（小平）嗎？”偉蘭擦乾眼淚，拉著我，“走，給處裡人布置工作去！”她還真講理，拿得起、放得下！

6-3 在中組部打響第一炮

1987年1月，我首次以“北京所”的身份，參加中組部在山東濟南召開的幹部工作新方法協調會，中組部副秘書長劉澤彭和青幹局長李志民主持會議，山東省委副書記姜春雲、常委賀國強和張全景（三位後來都進入黨中央）與會。各省參會的加上山東各地市，共計約百餘人。我雖然離開了中組部，但是他們從未把我當外人，照樣狠用。年前，在我緊張地籌建“北京所”時，還經常到中組部去參與“協調會”的籌劃準備活動。會議進行中，我在會下參加領導小組的組織協調工作，在會上介紹北京所的業務、大打廣告。我們撰寫的《加強幹部工作的理論研究、為發展組織人事科學而努力》的萬字長文，作為此會的唯一文件，印發與會者學習。會後，此文在全國組織系統引起重大反響，許多省委組織部的《組工通訊》轉載。與會的各省青幹處的人大都很熟悉，非常高興組織系統有了自己的科研機構。他們說：“你幹這個科研所，人盡其才、眾望所歸。比到外系統當個爛局長，有意義多了！”大會根據各省意見，決定成立由中組部領導的、北京所負責的全國組織人事科研信息網，要我們定期出版內部刊物《網訊》。中組部還從由國家科委申請的40萬元課題費中，象徵性地撥5萬給北京所。我不客氣：“還不夠塞牙縫的！”劉澤彭：“給你點精神鼓勵，塞你的臭嘴。”當即向北京所贈詩：“萬花開處松千尺，眾鳥鳴時鶴一聲。”引為大會的佳談。

一周前離京時，關於胡耀邦的不利訊息紛沓而至；現在山東開會和旅遊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我不斷向山東省委的知心朋友打探京城傳來的小道消息，與各地“青幹哥們”議論紛紛、憂心忡忡。15日上午離魯、下午抵京，不回家直奔北京市委“上班”。在與陳偉蘭共享的辦公室裡，我得知預料之中、而又最怕証實的消息。1980年黨的最高領袖更迭後，果真像毛澤東期望的那樣：“七八年再來一次！”

1980年和1987年1月，作者兩次登泰山攀險境玩命。

6-4 胡耀邦被迫辭職

全國人民都不會忘記的1987年1月16日，經過半個多月跨年度的、“廟堂”的暗箱運作、“江湖”的竊竊私議，底牌終於亮開了！上午，黨的機器高效精密運轉——不經過任何傳統的和現代的新聞媒體，假裝不讓外國人知道，自中央最高層、經過省市縣鄉各層（機關則是：部局處科），口耳相傳至平頭百姓，全國“各級”人民都先後被傳達：“今晚七時重要新聞，必須組織收聽收看，看後討論明日匯報。”

下午，北京市委的大會議室裡，李錫銘書記向市委機關處級以上領導幹部，傳達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總書記胡耀邦引咎辭職、趙紫陽總理代理總書記，當然還有耀邦的幾大罪狀。最後李書記代表北京市委，要求在座的市、局、處三級幹部，在此關鍵時刻，務必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大會結束後，組織部的三十幾個部長和處長小會討論。李其炎部長主持，他說“我上午在市委常委會上已表態，現在再次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決定。”隨後依職位高低順序發言，基本就是同一句話，播放錄音似的：“擁護中央決定”。李最後說：“沒有不同意見，散會！”整個討論不到十分鐘。我當時就聯想起七年前，在煤炭部討論胡耀邦取代華國鋒時，大家暢所欲言，多數人真心擁護、“擁胡”；少數人如山西籍同事李某，執著地傾心華國鋒，我譏諷他：“你真像李大釗之子、央行行長李葆（保）華呀！”李同事學著我的東北音，反唇相譏：“沒有華主席抓‘四人幫’，你和你老爹還不知在哪嘎達憋屈著呢？”一句話噎得伶牙俐齒的我啞口無言，眾局長處長哄堂大笑。可見當時的政治空氣的寬鬆，今非昔比啦！

當晚七時的新聞聯播，播音員一改往日的西服為中山裝。大家都知道胡耀邦提倡並身體力行穿西服，因此議論紛紛，有好事者投書報社質詢。數日後，報紙不能自圓其說地“此地無銀”忽悠一番。恰巧那天我去中組部，崔武年記錄了我們的對話——“我拿報紙，問閻淮：作何理解？閻淮一笑，置之一邊，說：怎麼理解都可以，但從理論上講，你要跟黨報上的解釋‘保持一致’。”（《我的83個月》，319頁）這說明當時我們對中央不滿，但作為高級黨務部門的黨員，又被要求與中央保持一致，只能無奈地調侃“保持一致”了。

第二節 薄一波王震召集七高幹子弟座談會

6-5 大年初二的中南海座談會

1987年1月30日（春節初二），陳元和陳偉蘭約請我去他們家共進午餐，並說下午有幾個好朋友聚一下。午飯時與陳家兄弟姐妹及其愛人孩子，十幾個人有說有笑、邊吃邊聊。他們說：“文革時，你和元兒一起反革命，現在又和偉蘭一起幹革命；你和陳家有緣啊，來，乾一杯！”陳元擋駕：“下午我們還有個小會，就和孩子們一個檔次，喝飲料吧！”

飯後我和偉蘭到陳元房間。陳元遞給我一個名單，說：“薄一波和王震（鄧小平任主任的中顧委的二位副主任）讓我找幾個人，今天下午座談一下，了解我們年輕人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和建議。你挺有想法的，一塊去談談。還有這幾個，你都熟悉。”我看名單是呈報兩位老人的，上面有：陳元、劉澤彭、秦曉、薄熙成、王岐山、張延忠和我共七人，姓名後面有年齡和職務。（除宋克荒在廣東，我們在京的“布爾什維克四人幫”陳劉閻都齊了；秦曉是宋任窮秘書，也是陳元系的；我和陳偉蘭在北京旅遊局搞幹部制度改革試點，與薄熙成局長爛熟；王岐山在莫干山會議後，我們接觸頻繁；中共元老張鼎丞長女張延忠，是我清華朋友張泰山之姐，認識20年了。）我問偉蘭：“怎麼沒你？”偉蘭：“陳家不能出兩個，你算代表我。”我趕緊說：“咱倆看法不盡相同，我可代表不了你，你哥能代表你。”兩點半，劉澤彭來了，聊了幾句後，陳元、澤彭和我，向北走到中海附近的中顧委常委的小會議室。其他四人也先後到齊了，我們留出正面的沙發，散坐在周圍三面的沙發上；茶几上水果、零食、茶水和毛巾，當然齊備。

約三時，薄、王二老在秘書陪同下來到了。薄一波主持座談會：“最近我們更換了總書記，制止了繼續向自由化下滑的危險，其中王老（薄指指王震）起了很大作用。我們想了解你們有什麼想法，小平也讓我們找孩子們聊聊。王老你說說。”王震顫顫悠悠地說；“這主要是一波的功勞，當然還是小平掌的舵。今天來，就是要聽你們說。”我們幾個互相推讓，最後照例還是陳元先說，陳當然講了與黨中央高度一致的看法。陳元對耀邦不穩重的作風、干預經濟改革的做法歷來不滿，主要源於1983年的一段公案。

6-6 陳元對耀邦不滿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提出：“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要把農村改革的經驗借鑒到城市改革中，以承包為重點的企業經營責任制。改革必須觸動中央各經濟部門和省市，各級領導都要進行領導方法的改革。”

2月16日，胡喬木反對發表和下發胡的講話，對《人民日報》負責人說：“耀邦的講話，與十二大精神不相符。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就是很大的問題。”

2月18日，政治局和書記處開聯席會，陳雲批評耀邦的“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說耀邦不懂經濟。胡喬木建議召開中央會議解決胡耀邦的問題，他對耀邦說：“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極。”鄧小平沒有講什麼，只是說：“到此為止，胡趙格局不能變。”

1983年春節前後，陳元幾次與我聊天時，都批評耀邦的講話。與重視合法程序、謹慎穩重的父親陳雲一樣。陳元此前告訴過我：陳雲對抓捕“四人幫”，講“下不為例”，並堅持要公審，說這樣才能合法關押。陳元認為：“十二大閉幕剛四個月，未經任何黨的會議，耀邦作出突破十二大精神的城市改革的決定。並且當時負責經濟的趙紫陽總理出國訪問，胡不與趙商量就草率講話。”陳元還抱怨：“耀邦的‘承包進城’和‘一包就靈’，使我們基層搞經濟的非常被動；農村承包效果非常顯著，城市承包條件還不成熟。如我們的西單商場能承包給誰？”中組部傳達胡耀邦的“八三年是全面改革之年”時，令激進的我激動。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我與陳元有的一拼；但經濟是我的短板，在經濟碩士又有一年基層實際工作經驗的他面前，我只有恭聽的份，並認為有些道理。

說回到薄一波王震的座談會。陳元發言後，“孩子們”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隨便聊。我琢磨：“在這屋裡，我家庭背景最弱、職位較低，開始時只聽別說；但是陳元不會白讓我來聽會的，要暗打腹稿。”果然，陳元沒放過我，指著我：“閻淮你說說！”眾人都知道我與正統陳家的20年淵源以及和異端李銳的密切關係，也都讓我講。

我先“穿靴戴帽”講了幾句冠冕堂皇的套話。然後話鋒一轉：“我到了北京市發現一些問題。（我在耍滑頭，在中央大員前褒貶北京風險小。）批胡耀邦、反自由化，千萬別搞成運動。北京當年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多大陣勢；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不許披肩髮和高跟鞋進市委大樓，天怒人怨；現在又有苗頭，基層搞運動輕車熟路、得心應手。另外也別擴大化，北京的共青團派幹部有點灰溜溜；整過頭了，將來再糾偏，太被動。”在北京市不受李錫銘書記和陳希同市長重視的陳元和薄熙成，也附和我，批評北京市領導。

6-7 議論中組部長等人的去留

在一般性議論後，薄一波把話題轉到中央關鍵崗位上的具體人事方面，主要由薄老表示不滿，王老偶爾插話表示同意和補充事例。若被二老批評的某人某事，撞到與會某年輕人的槍口上，這“孩子”就錦上添花一番。薄一波首先拿王兆國開刀：“中央辦公廳主任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沒有地方黨政工作經歷，怎麼能當好全黨的大管家？應該下放到地方鍛煉鍛煉！”劉澤彭跟話：“當年耀邦推薦王兆國當中組部長，被陳雲和宋任窮攔下了。”我已聽說王在“幫助耀邦”的生活會上揭發胡之事，對王心懷不滿。也跟著敲鑼邊：“胡提倡穿西服，王說不穿西服不許進團中央大樓；‘清污’時又嫌女士的西服裙太短。他忽左忽右，政治上不成熟穩重。”會後，王從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辦主任位置，調到福建省任二把手、省長。

薄一波接著狠批朱厚澤：“中央宣傳部長，什麼‘寬鬆、寬厚、寬容’？完全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三寬’，朱就是自由化的急先鋒！一定要拿下來，意識形態宣傳領域務必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王震：“我1953年進北京，半年還沒認清各機關的門、沒搞清各部門的人；朱厚澤來中央三天，就敢到處指手畫腳、指責批評，就仗著耀邦撐腰，立刻把他撤掉！”沒過兩天，朱就變成農村發展中心副主任。

最後議論最重要的中組部長，用了較長的時間。薄一波：“中組部長尉健行沒什麼問題、也沒什麼本事，這麼重要的位置還行嗎？你們怎麼看？”我們七人中，四人與中組部關係密切。陳元父親一直“關心”中組部，劉澤彭和秦曉，是忠厚穩重的老中組部長、宋任窮的前後兩任秘書。他們表態容易被誤解是首長的看法，所以都說：“閻淮在尉健行領導下工作很長時間，對中組部中下層幹部的意見很了解。”我只好勉為其難：“尉部長工作勤奮，忠實執行中央指示。歷任部長中資歷最淺，沒有深厚的人事背景；所以沒有創造性的突出政績，但是也不獨出心裁另搞一套。負面評價是：尉健行，未見得行、無為而治、無為而官。”其他人也都同意我的看法。王震：“尉健行確實比較弱，平調一下；換個強的，你們看誰合適？”心直口快、毫無城府的張延忠張口就來：“李東冶挺好！”這麼重大的議題，除她之外誰敢先說，眾人無語。陳元不客氣：“九九（張延忠小名，我們圈子中都這麼叫她。）你就只認識你們原來的冶金部長呀？”劉澤彭第一次正式鄭重發言：“我給宋任窮部長當秘書時，接觸宋平較多，他挺合適！”我看見陳元在微笑，心想肯定是陳雲的意見，陳元會前向劉交代過。薄一波直接問：“陳元，你看呢？”陳元慢條斯理、娓娓道來：“宋平作過周總理秘書，懂政治；當過省委書記，有領導地方的經驗。現在是計委主任，懂經濟；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懂經濟的當中組部長挺好。他還是副總理級的國務委員，任中組部長，表示現階段中央更重視幹部工作；調走低一級的尉健行，也順理成章。”陳元說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你不佩服他都不行！其他人也都附和著說，宋平是最合適的人選。不久尉健行調任監察部部長。宋平任中組部長，秋天十三大進入政治局，兩年後為政治局常委。

我在座談會上認為在冶金部工作的張九九對其老首長情有獨鍾，後來得知劉澤彭事前曾讓青幹局某處長向中央寫信推薦宋平和李東冶。原來李東冶是陳雲為宋平準備的“備胎”，孰料被九九當作“首發”，差點壞了大事！

座談會結束天已黑。我回陳元家取出自行車，謝絕他們的晚飯，逕直回家。次日，崔武年來家，我簡述了前日的座談會。崔在《我的83個月》319頁，記錄了此事。

第三節 組織撰寫幹部制度改革思路

6-8 在薄熙成的旅遊局試點

1987年2月，北京組織所在東四六條的小院裡，召開第一次全所大會。我宣讀並講解了《1987年工作要點》，這是我外跑鮑彤的中央政改辦、曹志的中組部研究室和陳一諮的體改所“取經”，內部徵求我所各位骨幹的高見；精心起草的被陳偉蘭評價為“綱領性和指導性文件”。當年科研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面：其一理論研究、推出“中國幹部制度改革的總體設想”，由符國棟負責；其二改革試點、在北京旅遊局推行幹部制度全面改革，由王申負責。王申，1983年北京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後，進入北京青幹處；他與中組部長期合作，是把現代科學知識引入幹部工作第一人。陳偉蘭高屋建瓴地談了：“幹部制度建設比幹部人頭管理更重要，而科學的理論研究則是制度建設的基礎，我們所是中國唯一的幹部研究所，應該成為中央幹部問題決策的智囊，中國幹部制度改革的急先鋒。”北京所內外的知情人都說：“閻淮是所長，偉蘭是政委。”

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們兩個正處級的副所長，還要尊重大兩級的正局級的華漱芳正所長。會前，我和偉蘭請在隔壁科技局辦公的華局長參加首次全所大會，她說：“你們自己開吧，我全力支持！”會後，我們匯報，她說：“去向其炎部長談吧，他分管你們所。”

是日下午，我和偉蘭到市委大樓，向李部長匯報並提交一份《工作要點》。其炎還是一貫的豪爽作風，把幾頁紙的《要點》瞟了一眼，往抽屜裡一放；粗聲大氣地說：“甭詳細談了，這幾千字我也沒時間看。你們倆的事，我都支持；年度計劃算是匯報了，我也同意了，你們回去，放手大膽幹吧！”寥寥幾句話、短短幾分鐘，我們就被心情舒暢地打發了。

此外，我們所還要承擔中組部的“幹部選拔、考核、培養方式和方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的研究工作”。他們不敢公開說“民主化和科學化”，只好稱“新方法”。正如崔武年在《我的83個月》322頁記載：“87年2月，我和任小彬找閻淮和王申等一起討論了好幾次，‘幹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的指導和協調問題，很多事件就委託閻淮那個‘北京組織所’代理了。”

北京市旅遊局長薄熙成，薄一波幼子，年輕有為，是北京最年輕的36歲局長，銳意改革，是我和偉蘭的好朋友。薄想改革用人制度，我們想找個局級單位試點，雙方不謀而合、一拍即合。副局長盧兵，原外貿部副部長盧緒章之女，兼任華都飯店總經理，她願拿華都“開刀”（幹部子女都想改革又不怕失敗）。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大型處級企業“練手”。這個《經濟系統領導幹部考試任用》的課題，作為1987年中組部直接管理的課題，被中國社科院列為“七五計劃”重點課題。從2月起，我們在旅遊局與薄局、盧副局及局幹部處長等，制定改革試點方案，到6月的改革成果匯報會；四個月中，除在旅遊局機關和華都飯店進行了大量的改革試點工作外，我們還先後在民族、北京、京倫、前門等幾個飯店，國旅、中旅、青旅三個旅行社的北京分社，首都汽車公司等北京旅遊局直屬企業，召開了11個座談會，發放了300多份問卷，取得一萬多個資料。對192名領導幹部，進行了23個方面的測驗和考試。

6月我們在北京旅遊局召開改革試點成果匯報會。與會人員是：中組部任小彬副局長及幾位處長，北京組織部華漱芳副部長帶幾位處長，旅遊局薄熙成、盧兵和各處長，北京所陳偉蘭、王申、符國棟和我。崔武年在《我的83個月》362頁亦有記載。隨後，我們對這類企業的人事管理，提出一整套整頓改造方案，包括考試錄取、成長培訓和考績晉升等內容。年底提交中組部，在其1988年5月的昆明會議上，通過鑒定，獲得好評。

6-9 《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思路》

1987年初新華社發出《北京組織所成立》的通稿，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地的報紙，按規定都全文刊載之後，有一些讀者來信議論：“組織人事不就是幹部工作嗎，管好幹部不就得了，哪需要什麼科學研究？”根據報社回饋的意見，由我主筆起草了題為《加強幹部工作的理論研究，為發展組織人事科學而努力！》的理論闡述性萬言長篇文章，為幹部工作正名、為組織人事科學研究造勢、為我所做廣告。此文先後在中國科學院的《學術動態》（第十期、87.3.6）和《理論信息報》（87.3.23）等報刊發表。

2月開始，我們集中主要精力進行“幹部制度改革”的研究。研究團隊有：我所研究骨幹符國棟和王申、客座研究員、政法大學的劉蘇里和北京大學的王福春兩位青年教師，這四位“老三屆”具備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法學的學術背景，又有工廠農村的實踐經歷；再加上陳偉蘭和我，兩個“年輕的老組織部”；可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老中青三結合（四十至六十年代出生）的“六人小組”。我們收集了古今中外各種公開出版和內部機密的人事制度的資料，主要參考現代歐美資本主義和蘇東社會主義的人事制度，特別查閱了中共建黨以來各個歷史時期幹部制度的秘密檔案。由幾位碩士分段撰寫，我們“六人小組”集中討論十餘次，最後在4月中旬由符國棟執筆整合完成初稿。

1987年8月，在中國浙江奉化溪口鎮蔣介石故居，與青幹局摯友合影，右：任小彬，中：崔武年。只有他倆知道，六四後我欲辭國。

4月21日，我和陳偉蘭應邀到中央政治改革辦公室談幹部制度改革。我講了三個多小時，偉蘭插話補充。由於“政改辦”們缺乏幹部工作的實務，他們事前又沒有研究我們的方案，故會談結果不甚理想。當天的日記，我記載：“很多問題看法有分歧”。

4月28日我把“初稿”送交中組部劉澤彭和崔武年，請他們“修正”。我現在已無這個初稿，好在崔武年在《我的83個月》340～342頁，有詳細記載——

“閻淮送來《中國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思路》。對我來說，這是看到的第一份關於幹部制度改革的整體構想。下面是我當時摘錄的扼要部分（崔引用1500字之多，我只錄標題；感興趣者，可查崔書。）——

一、現行幹部制度特徵：1、黨掌握全部人事決策權；2、國家幹部體系龐雜，缺少分類；3、人事管理單一化、行政化，缺少監督；4、缺少現代的、科學的理念。

二、產生現行制度的原因：1、革命戰爭；2、計劃經濟；3、蘇聯模式；4、中國傳統文化和官本位；5、列寧的國家學說。

三、改革的主要原則：1、改變重道德性的自我約束、輕制度性的外在規範；2、保証政府效率；3、社會精英發展多元化；4、擴大民主與政治穩定；5、人民當家做主；6、改善與加強黨的領導。

四、改革的目標模式——拋棄國家幹部範疇，建立現代國家公務員制度。其主要特徵是：1、科學分類為政務類和事務類公務員，事務類實行職位分類；2、政務類選舉產生、在任期內實行人大信任投票和民意評價的廣義考核，事務類由社會公開考試競爭進入、實行嚴格考績的常任制；3、黨務幹部分別參照政務類和事務類公務員管理：4、分類管理的公務員制度，體現了民主與效率的統一、穩定與發展的統一。

五、主要工作：1、對現有幹部分解為黨、政、企、事、群五大系統，黨政系統如前所述；2、企業人事管理應靈活性和多樣性、以利於資產增值，事業以聘任制為主；3、社會群眾團體要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正當地影響政府決策，負責人應選舉產生，要消除目前嚴重的國家化現象；4、對人事決策權進行科學分解和合理配置：個人的擇業權應充分尊重，用人單位的選人權應合理界定，人事部門的管理權應有效保証和監督。”

崔緊接著說：“這個改革思路對我影響很大，我的接受，有個漸進的過程。開始覺得它離現實非常遙遠，後來又覺得是貼近實際、基本可行。後來，我也參加了修改，最後形成了報到中央、為《十三大政治報告》所吸納的《關於我國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設想》。”

崔武年這位改革的激進派，初始都認為我們的思路非常脫離中國現實，可見這個改革方案的大膽激進。

1987年5至7月，北京所“六人小組”對《改革思路》進行了多次討論，仔細推敲、字斟句酌、反覆修改，最後完成題為《關於我國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設想》約六千字的定稿。後期的討論吸收劉澤彭和崔武年二人參加，他們在此方案上報中央的“可通過性”、下發地方的“可操作性”方面，貢獻了許多有益的意見。文件最後的說明是：參加本文寫作和討論的有上述八人。

6-10 抨擊時弊鼓吹改革

中央書記處5月決定：中組部新領導是：部長宋平、副部長呂楓、孟連昆、劉澤彭，原部長尉健行調任監察部長，原副部長何勇調任監察部副部長、曹志調任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

6月中組部幹部教育局召開“東北和華北幹部教育會議”。我在中組部時，與幹教局聯繫不多；到北京所後名聲外揚。我應邀與會作了《發展幹部培訓刻不容緩》的重點報告。明確提出：“培訓不同於教育，教育是增長知識、看幾本書就對付了，培訓是提高能力、需要專門技巧；通過培訓可以學會管理、增強領導水平。在幹部管理上，培訓是薄弱環節，亟待改革與完善；你們幹部教育局應該更名為幹部培訓局，把工作重心由教育轉移到培訓。”同時，我還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議和實施方案。會後，北京組織所又在我講稿的基礎上，進行了系統研究，於年底發表論文《發展我國幹部培訓刻不容緩》（北京所《科研動態》第七期，87.12）。此文被中組部列為幹部教育培訓工作的必讀文件。中央政改研究室在其《政改動態》1988年第一期轉刊此文，供政治局參閱。

8月，中組部在浙江省椒江市進行縣級黨政領導“民主測評”考核試點。“考核試點工作組”由中組部的三個局和北京、上海、浙江等十省市組織部的幾十位幹部組成，我代表北京市。首先由椒江市委常委和正副市長在大會“述職”；其次由市委全體委員、市人大常委、各部委辦局和各鄉鎮主要領導，共計178人分組評議；最後178位評議人分別匿名填寫我們設計的“評議表”。評議項目是把“德能勤績”四大項，分解成幾十小項，每小項分為“優良中差”四個等級。地委組織部把“評議表”數量化統計後，向市委和市政府回饋“考核結果”。中組部“試點工作組”在所有程序完成後，向與會的二百多人，發放了現場問卷調查表，其中包括這次考核的合法性、可行性、有效性等20多個項目。1988年以後，中組部總結椒江經驗，在全國對縣處級幹部、部分省市和中央部委對地局級幹部，實行年度“測評”考核；在幹部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方面，在現有體制下取得質的進步。

1987年8月，浙江會後遊紹興，組織部同事唯我敢化身孔乙己。

中組部和我，彼此雙方在“幹活”上，從沒當外人；尤其在制度改革方面，例如此會、更是如此！會前籌備、會中指導和大會總結，都不讓我清閑偷懶；在閉幕式上，我又作了長篇發言，簡要介紹了“北京所”的研究成果“幹部制度改革思路”，大篇幅地抨擊現行幹部制度的弊病。感謝崔武年又在《我的83個月》的377頁，有600字記載，扼要如下——

“閻淮說：北京所正進行幹部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框架的研究。我們的研究是從對現行管理體制的分析入手，它具備三個負面缺陷：第一、管理主體，理論的高度集中，而實際是高度混亂；第二、管理客體，幹部概念的非常混沌，而實際是高度官本位；第三、管理機制，體制的極端僵死，而實施時是普遍的隨意性。所以，改革的必要性是非常明顯和急迫的。對現在正在舉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我的認識是：一、德才測評，理論上不科學，但在實際工作上極具啟蒙意義，要進一步科學化；二、民主評議、設計思想上沒有突破，但對幹部工作的民主化進程，卻有意義；三、民意調查、從社會學角度為幹部工作的單一方法提供補充，但因為缺少法理的規定，局限性很大；四、領導素質的提法有虛假性，任何人經過培訓和鍛煉，都可成為領導，所以說什麼素質是領導素質、什麼不是，缺乏科學依據。”

飛回北京時，陳偉蘭乘所裡小車來接機。回城路上，偉蘭遞我火車票，說：“市委組織部讓你去北戴河療養休假十天，明天早晨的火車。”我不好意思：“剛到北京，還沒幹出什麼；指標讓給所裡的老北京們吧，我也假裝立個牌坊！”偉蘭：“是處長的指標，不能便宜其它處長！再說，我也跟家裡去北戴河，咱們在那還可以好好聊聊。”下午我回所裡，處理離開一周積壓的公務。次日赴北戴河，期間看望了中組部療養的朋友們，更多是與陳偉蘭互訪、討論研究所工作和暢聊胡侃。

甘肅省委八月下旬召開甘肅幹部理論研究會首屆年會，以及甘肅、江蘇等八省幹部研究協調會，兩個會議重點都是討論改革議題，月中電話邀請我去作專題報告。我在北戴河得知後，請所裡回復甘肅，我近日太忙，可否另派研究員赴會。我回所上班時，辦公室主任說甘肅還是希望我與會指導。我即電話甘肅組織部，對方把電話轉給陸浩。1985年我去甘肅考察第三梯隊時，與省委副書記、清華老領導劉冰，故人劫後再見，格外親切；與其秘書陸浩，基本同齡、政見相似，一見如故。現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的陸浩，熱情洋溢：“聽說你們搞的改革思路很有深意，我們的兩個會議都與你們有關。沿海的浙江你能去，閉塞的甘肅就不願來了。上次在張掖，你還說甘肅是第二故鄉呢！”我還能推辭嗎？

8月下旬飛抵蘭州，我在兩個會議合開的大會上，宣講我們定稿的《改革設想》，並回答有關和無關的各種問題。會後的反應是：“三個真”——“你們真膽大、真敢想呀、真能這麼改就好了！”隨後我在幹部理論研究年會宣讀《加強幹部工作理論研究，為發展組織人事科學而努力！》的論文，這符合“研究會”的宗旨，是正面的“正能量”。次日是年會的自由發言，陸浩會前對我說：“聽說你在浙江講現行制度的弊端很尖銳，大會留一小時，你放開侃！”我就在會上大放厥詞了：把幹部管理機構的極端混亂，幹部隊伍的非常混沌和高度官本位，管理體制的異常僵死和執行的隨機任意性；三個方面的弊端淋漓盡致地揭露抨擊。最後我說：“斯大林講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而中組部的黨員就更加特殊了。中組部的會計和出納若合二為一，既節約了工資開支，又提高了我們報銷差旅費的效率。但是財務制度不容許，它的深層精髓是——每個人都可能變為賊，不管你是什麼員！不要信主席說的‘六億神州盡舜堯’，要建立制度。香港警察不許在自己轄區買東西的制度，既避免了商家行賄、又防止警察受賄。”我放開地胡侃神聊，引來不斷的笑聲和掌聲。20多年後，甘肅朋友見面，還笑談那次“反動宣傳”。會後去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劉家峽水庫參觀遊覽。

第四節 趙紫陽批示“設想”納入十三大報告

6-11 紫陽批示、鮑彤座談

幹部制度改革的研究報告，七月底定稿，八月初在北京所《科研動態》的創刊號上正式刊出。

因為研究報告被總書記趙紫陽批示，所以我詳細介紹一下該刊物。其首頁自上而下，有這樣的文字內容——

內部刊物 科研動態 第1期

北京組織人事科學研究所編 1987年8月6日

關於我國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設想（討論稿）

北京組織人事科學研究所 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組

後面是六千字的研究報告。五個部分的題目是：

一、實現科學的分類，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務

二、人事制度改革的重點，是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

三、其他各類組織人事制度改革的構想

四、實施步驟

五、若干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

刊物發送中共中央有關單位和各省市委組織部。

8月下旬，我和陳偉蘭從北戴河回京後，我們的心血《設想》送出半個月，上層沒有任何反應，我有點著急。偉蘭說：“你安心去甘肅開會，我去找找中組部長宋平。”

9月初，我從蘭州回京，形勢急轉直上。我看到在北京所的《科研動態》首頁有兩段批示的複印件。

中組部長宋平，在首頁最上方的空白處批示：“紫陽同志：這個設想的思路我看是對的，大體同十三大報告（草稿）的精神相符。如你能抽空看看，給些指示，將是對此項研究工作的有力支持。宋平 1/9”

在首頁的右下角，有“中辦秘書局1987年9月2日”的收文印章。

趙紫陽對我們研究所“改革設想”的批示。

1987年9月，鮑彤寫短信將趙紫陽的批示送給宋平。

總書記趙紫陽，在宋平批示的“紫陽”二字處劃一個圈，一條直線劃向首頁中間偏左處批示：“鮑彤同志閱。請考慮吸收其中一些好的意見。把政務官列入公務員範圍，似有道理。並告宋平同志。九月三日”

趙紫陽秘書鮑彤，在有趙紫陽批示的《科研動態》刊物前，附了一張印有“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便箋，上寫：“宋平同志：送上紫陽同志在您送來的材料上的批示的複印件。我們正在組織幾個同志對這個材料作進一步研究。敬禮！鮑彤8/9”

總書記批示了！各有關的黨務機器迅速運轉。

1987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正式約請北京所的陳偉蘭、符國棟、王申和我，中組部劉澤彭和崔武年，討論我們的《改革設想》，鮑彤讓我先去聊聊。下午二時，一見到鮑彤，我就交給他一張八開的《現有國家幹部隊伍分類管理圖表》，因為太大、又太專業化，故沒有附在《科研動態》刊物的《設想》文章後面。圖表縱向把現有國家幹部分為政務類公務員、事務類公務員、黨務、企業、事業、社團，六大類共15小類；橫向分別是：分類方式、適用法律、產生方式、任職期限、考核方式、管理機構、責任性質、價值取向、人員類型，一共是九個項目。《圖表》的15乘9、一共135項內容，把我們理想的人事管理模式，形象地描述得一目瞭然、清清楚楚。鮑彤邊看邊點頭，連連稱讚；看完後說：“你們把龐雜混亂的幹部隊伍，梳理得脈絡清晰，像大禹治水一樣條理清楚。我們搞了一年也沒搞出這樣一張表。照這樣改革和管理，我國的人事工作很快就會走上正軌了。”鮑對秘書說：“太好了，快去複印一百份，咱們‘政改辦’人手一份，再給中央和有關單位送點。”

在會前和會後的聊天中，鮑彤談了紫陽和他對時局和體制的一系列既真實、又深刻的看法，趙、鮑二人這些觀點近年已先後在海外出版的書刊上分別發表，我不再重複，只舉一例。鮑彤說紫陽對“黨的領導”是這樣設想的：黨中央通過在全國人大過半數的黨員代表制定的法律，領導全國事務；地方黨委只有“保証和監督”的職責；企事業黨委就是“服務性行業”，黨委書記一周從事黨務一天，其它五天幹你本行；你是工程師幹管理，是工人到車間幹活去。黨務人員工資和黨務活動經費，由黨員所交黨費負擔。我當時總的印象是；趙和鮑的思想真超前、真激進呀！和我這個“憤青”太合拍啦！我喜憂參半：喜：在他們領導下的中共和中國有希望了！憂：幕後掌權的鄧小平和陳雲、前台掌刀的薄一波和王震，能容忍他們進一步的“表現和暴露”嗎？

三點鐘，座談會正式開始。我先介紹了我們的指導思想和《設想》的精髓，以及上不了台面的“反動”意圖——既然在黨中央軍委外成立了國家軍委，儘管是同一套人馬，“黨軍”名義上變成“國軍”了。公務員制度就應該使黨的幹部變為國家的幹部，在人事管理上釜底抽薪、讓黨少管官員，真正做到全面的、徹底的“黨政分開”，政務類官員的選舉使其具有民意基礎。接著，符國棟談了《設想》的學理依據和技術性問題。由於近幾個月經常和“政改辦”的朋友們議論時局和幹部改革，思想已經比較接近；而中組部的劉澤彭和崔武年參加了撰寫；因此隨後的討論中，大家對《設想》基本是肯定的意見；更多的是對現實幹部管理的制度和實務的抨擊和譏笑。

鮑彤最後總結：“既然宋平慎重全力地推薦你們的《設想》，紫陽就認真仔細地看了，他也覺得不錯，可以寫進十三大報告。你們在中國引進政務類公務員是創舉，過去沒人提出過，也不敢寫進黨的文件，這為真正的民主選舉闖開道路。紫陽只有一點意見：‘事務類公務員’不好聽，有我們常說的事務主義的嫌疑，是個貶義詞，給人以官僚主義和目光短淺的印象。改成業務類行不行？機關幹部就是從事具體業務工作的嘛！業務類是中性的，黨內容易接受。你們北京所回去把《設想》壓縮到一兩千字，作為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的第四部分、幹部人事改革方面的草稿。”

6-12 我們的《設想》被納入十三大報告

9月16日，我們把壓縮成1400字的《（四）改革幹部人事制度》交給鮑彤。它最終成為趙紫陽的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政治體制改革的第四部分的1400字，其內容只有個別技術性修飾和措辭的潤色性小改動。當然是把“事務類”改為不倫不類的“業務類”。國外的副部長，分為與政黨和部長共進退的“政務次長”，以及由司局長升任的常任的“事務次長”；我們建議的公務員制度僅僅在這方面，不能與國際的通用名稱接軌而已。

座談會後的情況，崔武年在《我的83個月》383頁有記載和感想——“北京所的《設想》後來成為十三大報告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特別是關於對幹部實行分類管理、建立公務員制度、公務員分政務類和業務類、建立廣義的社會保障制度等，《設想》都有積極的、明確的建議。中國有幸，十三大有幸。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靠‘陳倉’小路得以解決，靠有現代觀念的趙紫陽的不甚明確的批示得以解決！”

有了領袖批示，新華社聞風而動——

1987年9月16日，供“正副國級”參閱的《國內動態清樣》，（若某期內容牽涉到某省，則注明“本期增發至某省委書記”。）以《北京組織人事研究所提出在我國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構想》為題目，多達兩千餘字的長篇報導。

10月5日，供“地師級”閱讀的《內部參考》轉載。

10月6日，“縣團級”可以看的（省委組織部幹部都能看）《內參選編》39期，摘要六百字再轉載。

11月1日十三大閉幕，政治報告公開，廣大中層黨政幹部要求看到北京所《設想》的更多內容。《內參選編》42期不得不又全文刊登了兩千多字的詳細報導。

我的朋友、新華社北京分社的肖家寶是上述各報導的作者，我感謝他的助力。肖說：“沒有紫陽的批示，你們能上縣團級的《內參選編》就不錯了。有關你們的一篇兩千多字的長篇報導，在新華社三級內參上，反覆刊登四次；空前未有、恐怕也要絕後了！”

《領導科學》月刊1988年第一期，首次公開刊登了我們提交中央，被趙紫陽批示的《關於我國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設想》的六千字全文和具有135項內容的《幹部分類管理圖表》。文章前面的編者按寫明：“此文係北京組織人事研究所的一份研究報告。起草十三大報告有關部分時曾作為重要參考材料。現在本刊全文刊登，供廣大幹部學習十三大文件時參考。”文章附了我們幾位起草者姓名。就是這個編者按公開了：北京所的研究報告是十三大關於幹部制度改革的的藍圖，使我們研究所名聲大震。

我和陳偉蘭兩個處級小吏，協同四個青年學者，搞了個研究報告；靠偉蘭走後門，讓中組部長“批請”總書記“給些指示”。結果我們幾人的《設想》，成為領導中國十億人民的、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黨代會的、指導全國今後五年工作的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報告的一部分。我們靠“領導批示”得逞，但對它卻多有微詞。崔武年在《我的83個月》385頁說：“私下裡，我和閻淮議論過中國‘領導批示’，說句實話，恭維的少、不敬的話多。領導批示中國隨處可見，得益者和得害者，都不計其數；大到重要政治問題，小到個人生活待遇，最後都要依據領導批示取得合法性；才能行得通、辦得好。領導批示大於法律、大於政策，許多法律因領導批示而無法執行，許多政策因領導批示才能落實。這就是中國特色的領導機制和政治體制！”——我們是否“得了便宜還賣乖”？

1987年11月，中組部呂楓副部長傳達十三大精神。主要是：“十三大的主要任務是加快政治改革，就是要從黨的一元化領導轉變為黨政分開；十三大報告是完善的、成熟的、光輝的馬列主義文獻，十三大的意義可能超過1945年的七大。”

但是，十四大以後歷次黨代會在政治改革上，沒有進步，反而逐步倒退。鄧小平在決定撤掉趙紫陽的1989年5月31日，在《同李鵬、姚依林的談話》中斬釘截鐵地說：“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事實呢？現在若說得絕對點，就是：“一個字也沒執行！”在公務員制度方面，1992年3月人事部長說：“我國的公務員制度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政務類’與‘事務類’的劃分。副部長以上為高級公務員；正司長以下、副處長以上為中級公務員、科長以下為初級公務員。”1993年公布的《公務員條例》，即是按高、中、初三等級分類法。這完全倒退復辟到建國後一直執行的，部長以上、局處長、科長以下，分別是高級、中級和初級幹部的的“等級管理”制度。官員的選拔完全恢復了“任命制”，幹部的人身依附、只唯上命罔顧民意的弊端顯露無遺。這哪有一點現代人事制度中分類管理的影子？我們的心血付之東流、前功盡棄！但這與整個政治局面的大倒退相比，又算得了什麼！政治制度是皮、人事制度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政治制度不作根本的變革、不民主化，幹部人事制度不可能優化；即使僥倖選一些優秀人才，也迅速腐化墮落。現在實例比比皆是，無怪乎鮑彤說：“我若還在體制內，肯定也是貪官！”制度害人呀！

十三大後，我和北京所的同事，又陸續聯名發表了幾篇研究報告。主要有：《發展我國幹部培訓刻不容緩》（北京所《科研動態》第七期），《從現行國家幹部制度走向現代國家公務員制度》（《北京組工通訊》88年第一期），《關於我國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中國行政管理》88年第一期）等。

同時期，我還應邀到各地講課，宣講我們起草的“十三大精神”、針砭時弊，大力鼓吹政治體制和幹部制度的全面徹底改革。計有：1987年11月24日在中國行政管理學會（《中國行政管理》雜誌88年第一期有報導），12月5日去廣東組織部、6日在深圳組織部、8日到深圳的全國公共關係協會年會，24日去河南周口的中組部課題協調會、28日在河南組織部。1988年3月去北京機械局黨校、30日在北京組織部幹部教育會議。4月初去河北省委黨校組織部長培訓班講課，他們全程錄像，在省內黨政機關播放。河北黨校不但負責這一周的食宿交通費用，還給我二百元講課費。我婉拒：“在組織系統還沒拿過講課費，我正處級的月工資才一百二，怎麼這麼多？”校長說：“付講課費是我們的規矩，這是按正教授付的，錢已經支出來，退不回去了。”我回研究所後，交到“小金庫”，款待外地同行來京使用。

4月中去北京市委的領導管理學習班，下旬在北京黨校讀書研討會，5月又到北京機械局黨校，6月去北京黨校領導幹部培訓班。不是我能講，這源於廣大領導幹部對現行幹部制度的嚴重不滿與對其改革的迫切渴望。

組織系統比較僵化的老同志半開玩笑地指責我：“閻所長，你是天天吃黨飯，日日罵黨娘！”我笑答：“你們是天天誇黨，時時害黨。我是在救黨！”

6-13 離北京所、進康華公司

消滅了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著等級森嚴、壁壘分明的階層；封建社會悠久漫長、封建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官本位的主觀意識和客觀現實更異常嚴重。官場內外、出世入世的個人和單位，都有一個明確的級別；它決定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單位的作為鉅細、影響遠近。妾身不明的北京所，實際上是由兩個處級小吏操盤運作；所內外一直企圖改變這個尷尬現狀。我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1987年5月，北京所的《改革設想》初稿完成，交中組部徵求意見。陳偉蘭對我說：“現在政治改革的形勢大好，根據我們承擔的改革研究的重任，正處級二十人的研究所顯然不能適應需要；我們應該擴充編制、升格為原來計劃的副局級。陳元也說了，他早就是副部級了，你們之間的差距不應該這麼大。現在宋平當部長，中組部不會再限制你的副局級了。”我回答：“我們剛出點成績，好像我就以此要官似的。人員少，可以多聘請客座研究員，升格提級稍後再議。”

5月底，已經榮升中組部副部長的劉澤彭約我去中組部。劉說：“我想把北京所收編到中組部，由我直接領導，咱們幾個朋友一起搞幹部制度改革多好呀！”我表示北京所可以歸中組部，我個人不願“回鍋”了。崔武年在《我的83個月》356頁記載了此事。

6月，劉澤彭和李志民局長又約我去中組部。他們談了初步構想：中組部以北京所為基礎成立局級的科研所，他們中的一位兼任掛名的所長；我和陳偉蘭任副所長，具體領導這個所。我仍堅持不回中組部的想法。當天下午，因在所裡談不方便，陳偉蘭到我家，我們討論了中組部兩位朋友的建議，偉蘭認為歸中組部的方案可以考慮。我也同意這樣對北京所的前途、對研究工作確實有利；但是崇尚民主、自由散漫的我，確實不想再回組織性紀律性極強的中組部了。

9月，陳偉蘭再次勸我考慮北京所歸中組部的方案，她表示願意去中組部，殷切期望我也一起去。我說：“你們可以開始運作合併方案了，我是堅決不回中組部的。我在組織系統六個年頭了，也該轉換跑道了。”當天日記中我寫了：“與陳最後一次談北京所和個人的去向”。

1988年3月，北京所的研究和宣傳工作暫告一個段落；我和偉蘭召開全所大會，公開了歸中組部方案和我們二人分道揚鑣的考慮。群眾討論中，研究人員大都願意去中組部，認為學術研究條件優越；行政人員則希望留在北京市，考慮個人福利待遇優厚。

4月，我在不影響外出講課的情況下開始自謀出路，於一個月後調入康華公司，成為局級幹部。隨後陳偉蘭兼任北京科級幹部局副局長，次年她和幾位研究人員集體進入中組部的局級事業單位——培訓中心，陳先後任副主任和主任。偉蘭在培訓方面，在工作中鑽研成長，確有建樹；新世紀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部級的副院長。

北京市仍保留研究所的建制，又充實一些研究人員，所的辦公室主任升任所長，繼續組織人事的研究工作。

第五節 在康華公司大展手腳的一年

6-14 康華公司與龍升公司

1984年3月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成立，理事長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文革中的北大學生因不堪凌辱迫害而跳樓，傷致高位截癱。5月申報成立公司，9月獲得批准成立中國康華公司；董事長鄧樸方、總經理俞正聲，後改名為中國康華實業有限公司（俗稱小康華）。

1986年鄧樸方拜訪趙紫陽總理，欲成立國務院直屬的康華集團公司。趙不同意，對他說：“先不要成立大的了，你就把那個小的搞好就行了。”次年鄧又找趙談，說小康華搞的不錯了，應該成立大康華為殘疾人籌集資金，可以減輕國家負擔。紫陽同意了。（權延赤：《鄧樸方下海始末》，162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北京，2004年）

1987年國務院下發文件，籌備成立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俗稱大康華）。鄧樸方立即出台五人籌備小組：殷子烈，繼任小康華總經理，其父為開國少將；賈虹生，殘疾人基金會國內部主任，其父為計委原副主任；俞敏聲，社科院經濟所研究人員，其父為一機部原部長；譚斌，大校軍官退役幹部，其父為高檢原副檢察長；譚唯實，國家經委副處長，其父為經貿部原辦公廳主任。五人當年皆被稱“太子黨”，現在叫做“紅二代”。

1988年3月籌備小組拿到營業執照，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正式成立。董事長：石油部原部長唐克，副董事長：煤炭部原部長高揚文，總裁：北京原常務副市長韓伯平，副總裁：冶金部原副部長周傳典、殷子烈和賈虹生等。籌備小組的俞敏聲任財務部總經理、譚斌任人事部總經理、譚唯實任辦公廳主任。上述諸位組成董事會，是公司的領導核心。

康華注冊資金2億元，財政部撥款1億。康華計劃自籌資金：1988年2億元人民幣和1億美元，1989年3億元人民幣和1.5億美元。計劃利潤：1988年5千萬元，1989年2億元。這個宏偉的財務計劃1988年基本完成，1989年隨康華夭折而泡湯。

正部級的康華成立時籌建了八個正局級的二級子公司，它們是：唐克從石油部、高揚文從煤炭部、周傳典從冶金部——三位原部長分別從原單位拉出的三個對口的專業公司；籌備小組跑銀行，軟磨硬泡出來的信託和租賃兩個金融方面的公司；從殘疾人基金會分出來的小康華和康輝旅行社兩個績效很好的老公司；以及為總公司全面服務的綜合性的龍升公司。康華所得到的幾億元，大部分發給這些子公司，作為注冊資金和自有資本金。

“總公司的領導值得驕傲，部門領導和各二級公司的領導也都不同凡響，都是有背景、有經歷、有成就的人物。哪個拿出來都能講幾段故事，都曾獨當一面挑過大梁。這樣的優勢，其他任何公司都少有。”（權延赤：《鄧樸方下海始末》，176頁）

我於1988年5月入主龍升，下面就著重介紹該公司。

國家給康華優惠政策，公司免稅五年；各分公司免稅後的全部利潤交給殘疾人基金會，發展殘疾人的福利事業。康華總公司儘管是正部級，但國家不發行政費用；於是專門成立一個二級公司，它的利潤不給殘疾人基金會，供總公司幾百人的工資獎金和辦公費用。該二級公司沒有特定的專業領域，在龍年誕生，就命名為“中國康華龍升公司”。由總公司辦公廳主任譚唯實兼任總經理，譚拉來哈軍工同學、未擔任過領導職務的王某任副總經理，替譚守攤。

龍升公司在北二、三環之間的總參謀部二部招待所租了一層樓，距離位於北三環中路的康華總公司近在咫尺，非常便於互相聯繫。龍升公司作為冠以“中國”名稱的國家大型一類企業，公司內部的職能管理處室，與康華總公司的部門對口設置，相當齊全。另外還有直接進行業務（即賺錢）活動的：商品貿易部、產品開發部、設備調劑部、古董特藝部、實業部等。在我上任前後，還陸續設立了十餘個分公司（即康華的三級“孫子”公司）。它們包括：在北京三個康華領導幹部的親友創辦的；在上海、天津、廣州、瀋陽、呼和浩特、無錫、漳州等重要的大中城市也各設立一個，分公司的領導基本都是與我們熟悉的“紅二代”和離休的“紅一代”；唯一設立在縣城的，是與緬甸毗鄰的雲南盈江，它則是與縣委書記的親屬合辦的寶石公司。

因為要“養活”總公司，康華對“嫡子”龍升公司格外寵愛照顧。他們除了把利潤高的實業和商貿項目批給龍升外，還把總公司業務部的對台業務處成建制地劃歸龍升，成為我們的業務二部；把與當時還未建交的韓國的貿易活動，交由龍升處理。

1988年4月，殘疾人基金會辦公廳主任唐若昕來我家商談去康華事宜。80年代初，我因與《走向未來》叢書的淵源，與副主編唐若昕成為朋友。1986年春，我去蛇口考察選舉任用幹部的改革，唐作為蛇口研究室主任全程陪同、家宴招待。1986年夏，中組部曾為我聯繫去康華，後因創辦前一章所寫的北京組織所而作罷。現在得知我自由了，唐若昕又為我積極活動。我過去在基層工廠、國務院和黨中央高層機關工作過，現在又經歷了研究所。在以經濟為中心、公司遍地開花的當下，我的閱歷一定要補上經商的空白。唐對我說：“鄧樸方非常歡迎你來，到一個二級公司當頭頭。”

康華總公司辦公廳主任譚唯實，其父是50年代的一機部外事局長，當時我們兩家都住在本文第二章介紹過的、北京東城的“一機部司局長中院”，我們可稱為“世交的髮小”；高中他又是高我一年級的校友；文革前中後我們一直是好友，相互幫襯。譚得知我欲去康華，也多次動員我去龍升公司幫他的忙。譚說：“總公司辦公廳主任忙得我四腳朝天，無暇顧及龍升公司。你來當常務副總經理，公司你全權管理。我辦公廳主任掛名龍升公司老總，不管事；但是內外都知道龍升是辦公廳的公司，你好辦事。”

4月下旬我決定去康華龍升，5月辦理完畢全部手續，正式調入康華。

6-15 我在康華龍升公司的作為

入主龍升公司後，經過調查研究，我發現問題多多——機構設置不盡合理，好合併！人員關係太複雜，難處理！正是：“買賣好做，夥計難搭”！康華總公司初始的八個二級公司，其它七個都是專業公司，又有部長級領導主管把關，非專業的“關係人員”很難進入。於是，大批“皇親國戚”湧向綜合性（即無專業）的龍升公司。譚唯實和王副總都是面慈心善的主兒，各級領導、各種關係的推薦，來者難拒。結果不足百人的公司，絕大多數人都是“關係戶”，幹部子弟過半。我決定壯士斷腕、大刀闊斧地進行全面整頓。在題為《進行企業整頓、推行利潤承包、實行優化組合工作紀實》的1988年8月13日的《龍升簡報》中有如下記載——

“龍升由於機構設置欠合理，責任制度沒落實；職工積極性未發揮，精神狀態不振作；截止6月底尚有4萬赤字，7月繼續惡化。閻總7月28日向總公司賈虹生副總裁匯報企業整頓的設想。隨後召開公司本部大會宣布整改措施：一、撤銷所有行政處室，合併為經理部，精簡機關人員充實業務一線。二、重新任命各業務部經理，官兵互挑、雙向選擇，實行優化組合。三、明確業務部經理的責、權、利。責：完成部內平均每人月利潤2萬元的責任；權：擁有對計劃內資金的使用權和屬下的任免聘用和辭退權、獎金分配權；利：完成承包利潤後，可得平均獎金的2至3倍。四、8月起，取消每人30元的月獎、即5個月少發150元。年底完成利潤者發300元，超額部分提獎10％；未完成者獎金遞減：完成任務不足60％者，調至人才公司待業。五、經理部管理人員，在保証為一線服務好的前提下，年底拿業務人員平均獎的90％（包括總經理）。8月初，龍升召開各分公司會議，通報公司本部整頓精神，各分公司都分別主動承擔幾十萬元的利潤任務。預計今年龍升將大幅度超額完成總利潤指針。”

我這個改革開放後的企業老總，與15年前文革中的廠長，今非昔比、鳥槍換炮了。同樣是恩威並施，手中揮舞的胡蘿蔔與大棒都現代化了。公司制度合理、員工利益驅使，使龍升公司上下齊心；經過80天的努力，立竿見影、初見成效，轉虧為盈、純利潤近50萬元。1988年10月我向分管龍升的高揚文副董事長——因高是我在煤炭部的老部長，故被我“請來”分管我們——以及總公司的總裁們和各部門總經理匯報。龍升的成績得到高揚文等領導的一致讚揚，並把龍升經驗在康華的各二級公司推廣。

1988年10月中旬，我到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考察當地的中台合資企業。

東山島是福建第二大島（海壇為第一大島），是大陸去台灣人員最多的一個縣。1950年國軍撤退時，一次就帶走五千壯丁；加上過去赴台者，東山籍的在台鄉親有20多萬人。現在東山縣有台商及其眷屬5萬人，而30年前，台商僅有寥寥數家。其中最大的是台灣的台煜傢具公司。

台煜公司以當時先進的中密度纖維板和PVC版生產各種傢具，年銷售額超過一千萬美元，是台灣三大傢具廠之一。中方合作對象是福建吉昌公司，這是福建省二輕系統的大公司，董事長是福建二輕總公司（二輕廳的翻牌）總經理，副董事長是漳州市和東山縣的二輕公司經理。台煜以40％的資金，吉昌以60％的資金，合資在東山成立東正公司，生產各種傢具。東正的一期工程已經完成，產品開始在國內銷售。因中方吉昌後續資金緊張，急需外來投資，完成二期工程，形成規模生產，取得豐厚利潤。龍升的漳州分公司發現了該項目，認為前景極佳；向我匯報後，請我實地考察，最後拍板。

我在北京對資料研究後，已看好它。在東山，經過幾天認真仔細的調研和艱苦卓絕的談判，我趁人之危“出小錢辦大事”。最後形成《東正公司董事會紀要》：中國康華龍升公司出資30％，我任東正董事長，龍升漳州分公司經理任分管財務的副總經理。這都是吉昌讓出的，“吉昌”股份30％，任副董事長和分管生產的副總經理；代表台煜的香港人仍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台灣工程師仍任分管技術的副總經理。董事會每季度一次，分別在北京、香港、漳州和東山召開。這是我在龍升最大的投資、收益最好的項目。1989年夏季，在香港的董事會也改變了我後半生的生命軌跡。

10月下旬離開東山抵達到漳州，下午和晚上分別到姚前市長家和市委張書記家拜訪。次日視察龍升漳州分公司，告別晚宴韓市長等領導參加。我中組部的前背景和康華的現背景，去“五品州官”家和請他們吃飯不是難事，縣裡對帶“中國”字頭的龍升公司與台灣的合資企業，天然支持、不在話下。省裡“天高巡撫遠”管不著，“現管”的市裡父母官，一定要招呼到。我從北京帶給他們的進口見面禮，若是現在根本拿不出手，而在當時就可觀了。這就是“中國特色”，我也只能入鄉隨俗了！

1988年冬，國家審計署對康華總公司和部分二級公司進行審計。嫡系的龍升公司當然首當其衝，審計署丁處長帶領七人小組進駐我公司半個月，找人談話、清查賬目，最終以“無問題企業”的結論而結案。半年後我辭國，對我個人嚴厲的財務審查，仍無任何經濟問題。兩次審計和審查的清白，使我心安理得地在海內外安度後半生。

1988年底，康華總公司進行技術職稱評定，我在煤炭部由技術員晉升為管理工程師，已超過可以晉升高級職稱的五年期限。由於在幹部管理方面的論著與實務，加之在龍升公司的企業管理業績，我被晉升評定為高級管理工程師。這個虛名是康華在我人生軌跡上，留下的唯一的有形痕跡。

而在無形的認知領域，康華的一年則填補了我對經濟腐敗的無知。例如我們為了貸款，必須向銀行請客送禮；進口英國鳳頭自行車，當時需要上牌照，公安局要進貢；銷售緊俏的大彩電，報稅時稅務局“雁過拔毛”；等等。當時讓我震驚，但與現在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故不詳述。

第七章　刻骨銘心的春夏之交

——六四凌晨在天安門（1989年）

第一節 6月4日凌晨身邊傷亡數十人

7-1 “動亂”50天

1989年4月15日巨星隕落，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兩年前，胡突然“被辭職”下台，我氣憤！現在他突然“被氣死”辭世，我悲憤！今後中國的希望只能寄託在趙紫陽身上了。

廣大學生對改革停滯、腐敗蔓延的不滿，借悼念耀邦迸發出來，迅速形成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恰似13年前，民眾對文革和“五人幫”的不滿，借悼念周恩來，爆發的“四五運動”。

4月2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表明中共中央對學生運動的強硬態度；康華傳達到局級的、25日鄧小平更強硬露骨的講話，讓我感到寒氣和殺氣。中國政治不幸又要步入春寒料峭的嚴峻季節。

公司老總的時間自由度很大，在這個春夏交接之季，我基本上是：上午在公司主持革命的工作，下午在天安門廣場和北大清華看“反革命”的熱鬧，晚上和可靠的氣味相投的政界和學界的朋友妄議廟堂與江湖的動態，支些“臭招”。康華老總的空間自由度很小，中國第一官倒的小頭頭不便公開活動和聲援；這倒因禍得福，7月我得以順利公開飛出國境、去香港，進而轉赴法國投身海外民主運動。崔武年在《我的83個月》記載：“5月9日閻淮來青幹局，聊聊形勢說說看法。5月11日又見到閻淮，他很不樂觀。”當時崔對中央還抱有希望，對形勢較樂觀。而我對幕後掌握實權、決定國家命運的“老人幫”接觸較多，對中國政治已經失望；因此崔說我“很不樂觀”，確是我彼時的心態。“鎮暴”後，崔說：“你還真有點先見之明！”

1987年五一節，作者登上了內部開放的天安門城樓。誰能想到，兩年之後，這裡血雨腥風！

5月13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後，誰還有心思上班？我藉口交通堵塞，讓公司屬下“各自跑業務”，不必到公司點卯。我也全日制、全天候“關心國家大事”，但是仍然只關心、不過問，即只有想法和看法，沒有說法和做法。

5月19日，中午在廣場看到體改所、農發所、中信國際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三所一會發出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聲明》關鍵要害的第四點：“目前事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致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民族分裂。”一看就知道這是陳一諮搞的，我感到“事態真正惡化了”！下午，我到中組部找到崔武年，我們都認為體改所那“是非之地”不能去。於是就一起到政改研究室，找鮑彤聊了一會兒。老鮑並不知道《六點聲明》，也沒透露什麼內幕信息。三個既處廟堂之高、又接江湖地氣的憂國憂民之士，在極度悲觀中只能抒發些憂國憂民的哀思而已！而兩年前，也是在這裡，我們三人還在為中共十三大報告、為中國的人事制度改革，躊躇滿志，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孰料“六四”慘案之後，在小時代大悲劇終場之時，三位黨齡加起來近百年、既有黨性、又富人性的高中級幹部，“同途殊歸”了——鮑：秦城監獄最高級的政治犯，崔：中組部最嚴重錯誤的待處理幹部，閻：海外民運最特殊的未被整肅自我放逐者。三個人，三種命運！

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召開在京部軍級幹部參加的黨政軍動員大會。喬石宣布“趙紫陽因病請假”，李鵬公布了北京即將戒嚴。5月20日，李鵬簽發“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命令”。點燃了此後半個月的軍隊與民眾的北京市區攻防“冷戰”。

《李鵬日記》記載：“5月25日姚依林給國務院各部門傳達中央精神。出席會議的有35個部委、19個直屬機構、5個辦事機構和4個大公司的主要負責同志。”

5月26日，“4個大公司”之一的康華總公司，唐克董事長向我們——總公司各部門和各二級公司的總經理傳達前一天姚依林的講話。鄧家的康華，天然擁鄧反趙，對紫陽的垮台格外興奮。傳達完畢即散會，沒有表態任務，省了我在耀邦下台時那樣的違心說辭。

我依然每天流連在廣場。高中二年級的17歲獨子，也是不安分守已的主兒，校長鎖上校門，他們翻牆去聲援大學生。戒嚴後，我倆每晚去廣場。6月3日晚上6時，戒嚴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証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自己負責。”我預料當晚要出事，勸兒子留在家，一個人騎單車獨自出行，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南西北、四面亂竄。

7-2 “鎮暴”那不眠之夜

快30年啦！那子彈橫飛、鮮血淋漓的一夜，仍歷歷在目、永世難忘。但是，具體的時間地點和事件細節，難免模糊；事後許多史實披露，現在回憶難免有抄襲編簒之嫌。慶幸當年的9月，我在巴黎的《歐洲日報》的第一、二版發表的依據日記和記憶的三千字的《天安門實錄》，再現僅僅三個月前的六四親歷。以下是《實錄》的主要情節簡錄——

6月3日19時，我騎自行車到達天安門，廣場有幾十萬人。情勢尚未緊張，保護學生的市民中亦有老少婦孺。

21時，紀念碑前學生宣誓，與廣場共存亡。

22時，廣場的民主女神像下，民主大學開學群情激昂。突然，東面約一團未帶武器的軍隊掄著皮帶，以四五路縱隊從東單向天安門衝來，在王府井被群眾擋住，衝散隊伍。部隊向北撤退，我與幾個學生救出被憤怒的市民圍打的掉隊士兵，用自行車馱著與我兒子同齡的滿臉淚水的農村娃娃兵，在東安市場追上部隊。我罵一少校，怒斥他不管這些掉隊的孩子。

23時，傳來西郊開槍的消息。我遂西行，新華門前出現防暴警察，與學生和平對峙。西單幾百個左手持盾牌、右手拿警棍的防暴警察，投射催淚彈，企圖驅散民眾。成千上萬群眾以磚頭和木棍，把警察向西趕到民族飯店附近。

6月4日0時，兩輛裝甲車自北向南衝過西單街口，衝散群眾，撞壞阻擋軍車的公交車。裝甲車向南行至宣武門、向東拐往前門方向前進。群眾待裝甲車開過，又阻擋尾隨的步兵。軍民展開“空手道”，雙方各有掛彩。我和幾個大學生，勸阻雙方不要再打對方傷員，並將傷員送到附近的北京急救中心包紮。

0時30分，廣場南面的前門西側尾隨裝甲車的幾千士兵被群眾包圍。一軍官站在軍用卡車上，說保証不打學生；說槍內並無子彈，朝天開空槍。氣氛頓時緩和，雙方互唱擁軍和愛民的“革命歌曲”，彷彿是八一建軍節的聯歡晚會。

1時，廣場天空上，突然出現類似煙火的信號彈數百發。官方廣播：“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軍隊可以採取一切措施，民眾立刻撤離廣場。”人民大會堂衝出上千名荷槍實彈上刺刀的士兵，在大會堂東門外、面向廣場站列幾排。他們不理睬學生的溝通，也不許學生靠近，態度嚴肅強硬。

同時，一輛裝甲車被勞動人民文化宮前、快慢車道之間的水泥墩子卡住熄火。民眾燒車，車中跑出兩名軍人，被群眾扭打。我和幾個學生把軍人保護到紀念碑下的指揮部。

1時15分，廣場上燈光暗了一下，官方又廣播“通令”，西邊傳來槍聲。學生南向紀念碑收縮，我和市民北向天安門撤離。突然，天安門城樓前的一輛公交車起火，我和剛剛“被變成暴徒”的市民，用城牆上掛著的滅火器將火熄滅。

1時40分，廣場西邊，南起大會堂北至中山公園，一大批黑乎乎的士兵壓了過來。他們用槍掃射，我身旁倒下幾十人（有傷有亡）。我顧不上自行車，隨人群向東猛跑。

2時，軍隊將廣場東北角封鎖住，不再挺進。在南起歷史博物館北到勞動文化宮，軍民相隔五六十米、東西對峙著。一女青年因親人被打倒在天安門前，欲衝回去，被群眾按住。她要了根煙穩定情緒，只見她猛吸幾口，突然又向西衝去。四五個小夥子追上去、想把她拉回，結果都被罪惡無情的子彈打倒。群眾大罵法西斯，士兵向我們上方開槍回敬。

3時，一白大褂男醫生非要前去救人，大家勸阻不住，只好退後幾米坐下，停止口號。醫生左手舉紅十字旗，右手拉著擔架西行，至軍隊二十米前，軍隊中一官一兵迎出。醫生被趕回來，說軍人講：廣場無人受傷，不需急救。一小時前，我們被軍隊的槍彈驅趕東撤時，身後倒下幾十人！群情激奮，向士兵大罵：“法西斯！劊子手！打倒鄧小平！”你有嗓子，我有武器，軍隊開槍緩慢壓上來。子彈大部分飛向頭上，也有喪盡天良平射的，我們拖著慘叫倒下的無辜百姓向東猛跑。軍隊挺進到南池子停下，民眾退在百米外。在我們拖拉的傷亡者身上，腦漿、肚腸、殘肢、鮮血，慘不忍睹！先是平板三輪，稍後來了救護車，拉著難友東行。

3時30分，我隨南面的民眾，將對峙線慢慢向前推進到公安部的門前，對面的士兵不便向公安部方向開槍。公安部門內排列著幾百個荷槍實彈的武警守衛部機關，門口有幾十位空手的幹部模樣的制服警察冷眼旁觀。民眾向警察哭喊：“人民警察愛人民！人民警察救人民！”有些警察也落淚，但無能為力。

4時，廣場方向及長安街突然燈滅，一片漆黑。民眾害怕、出現騷動，軍人又亂槍掃射，我周圍又有人倒下，被救走。半小時後，槍聲稀疏。

5時槍聲完全停止。6時天亮了。7時我蹣跚迷糊地走回在美術館旁的家。

以上是我“六四”三個月後，在法國發表的回憶文章節錄。

天上直升機轟響，地下急救車長鳴，北京人度過這漫長難熬的不眠之夜。忐忑不安等候我一夜的妻兒，見我身沾血跡但毫髮未損，放下擔心、問我在哪待了一夜。我無語，突然抱著他們痛哭不已。事後我奇怪，那一夜，我見到那麼多慘劇，滴淚未掉，只是嗓子喊啞了。在廣場我兩次喊啞嗓子：國慶十周年，喊第一代“核心”萬歲；30年後，喊打倒第二代“核心”。馬克思引述和引申黑格爾的名言：歷史會重複，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中國卻相反！五年前北京大學生遊行時，打出標語“小平你好！”，現在同樣的標語只加一字“小平你好狠！”我24小時未眠，應該睡個好覺，但是一連數夜，惡夢連連；白天則情緒激動、難以平復。

6月5日，騎兒子的自行車西巡。天安門廣場仍被部隊的坦克戒嚴，我盡可能近地環繞廣場一圈，看到士兵在清理和“裝修”。繼續西行，到復興醫院；屍體擺滿太平間，自行車棚中也停放許多，我數了共有43具。隨後去了兒童醫院和海軍總院，屍體少於復興，但也有幾十具。為了便於家屬認領，屍體沒有覆蓋。白天近距離、清晰地看到這些無辜被殺害的冤死同胞的慘狀，我倍加悲痛和氣憤。

以“反腐敗爭民主”為主要訴求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結局震撼了北京、中國和全世界！它間接地導致了蘇聯和東歐極權主義政權的全面崩潰，結束了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全球冷戰；它改寫了20世紀的世界歷史，卻逆向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軌跡。

這是我入黨的第25年，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即使在文革猖狂的“浩劫”時期、在耀邦下台的寒冬季節，我對這個黨都未絕望。現在卻，此刻卻……我不願在屠殺人民的領導人或領導組織的領導之下繼續效勞，決定離去！

第二節 欲與屠殺“被暴民”的體制決裂

7-3 剛上台的江總書記電話家父

“六四”之後，黨齡都超過半個世紀的父母，心情悲傷、情緒低落。“三八式”（1938年入黨、抗日時期的幹部）的父親，因為1935年“一二九”遊行後，在北京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被中組部認定為“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幹部，即所謂的“老紅軍”。我曾調侃：“人家真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槍林彈雨九死一生；你們洋學生，參加‘一二九’遊行，被水龍頭一澆、吃了幾警棍，就也算老紅軍啦？”父母都是為抗日，組織和參加過學生運動的，國民黨時期只挨過棍子、沒挨過槍子。現在年邁的他們，為之奮鬥一生的黨、他們曾躋身其中的軍隊，向學生、向百姓開了槍，在共和國的首都殺死幾百、殺傷幾千手無寸鐵的無辜民眾。他們情何以堪？文革中，他們被批鬥、蹲“牛棚”，意志堅強、對黨的信念不動搖。現在精神支柱坍塌、身體迅速衰老。因此，我經常回去陪伴父母。妻子則陪伴20年代入黨的、更蒼老的岳父和岳母。

6月23至24日，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成為新科總書記。24日晚7點30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剛結束，父母家中的電話鈴聲響起。

我在家裡，當然應該去接聽：“請問，哪位？”

電話中傳出熟悉的上海話：“小閻，請你爸聽電話！”

我把聽筒遞給父親，小聲說：“江叔叔。”

江澤民：“老閻啊，真對不起！這次來京沒能去看望你，身不由己啦！身體還好吧？問老姜好！”

父親：“謝謝你的問候，我身體馬馬虎虎。祝賀你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代我和樹德問冶坪好！”

掛上電話，我大發議論——簡單及時的電話，體現了江的智商和情商：待人周到、辦事圓滿；早一刻，泄露機密之錯；晚一時，官升架大之嫌。江現在的地位，每個電話都應該錄音。他不給老友電話，情義上說不過去；電話通知升官，又有炫耀意味。來電道歉告罪，高，實在是高！耀邦下輩子也學不會，紫陽一輩子也不幹這種事！李鵬要有江一半的本事，與學生對話，也不至於醜態百出了！現在的總書記只能他當、真該他幹！

爸爸訓我：“你吃虧，就在這張爛嘴上。心情不好，到外面可不敢胡說八道！”還是媽媽厚道：“你情緒不好，也不能這麼說江叔叔，他來電話還是好意。過去他幫助過你們兄弟姐妹，今後更會照顧你們。”我嘴上不能反駁爹娘，心裡想：“哼！黨我都不要了，總書記算個啥！”

總書記下一次致電家父，則是9月我在法國報紙上發表《天安門實錄》和《我為什麼離開中國》後的興師問罪了。

7-4 無恥謊言與無情整肅

毛澤東歷來重視“二杆子”，即槍杆子和筆桿子；亦即馬克思所謂的“武器的批判”與“批判的武器”。40年前，靠它們奪取政權；40年後，又靠它們鞏固政權。“六四”之夜，槍杆子對“暴徒”實施了無情的“武器的批判”；六四之後，筆桿子對民眾開始了無恥的“批判的武器”。

依時間順序，六月份先後公開和秘密出台的有：

6月5日，中央電視台播出《暴亂真相》，顛倒時間順序、欺騙全世界。在北京的人都知道：真相是“先鎮後暴”，解放軍開槍打死打傷數千民眾前，“暴徒”未殺害一名戰士。

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軍官時說，“4月事情一爆發，他們就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一派胡言！被逮捕和通緝的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官員及學生（我大都認識），企圖“打倒”和“推翻”的証據何在？無論4月還是（6月）4日！

16日，鄧小平與他欽定的六位新常委談話，提出“三代核心”的嶄新概念。“核心論”明顯違反黨章“五年一次黨代會，選舉新領導”的規定！

19-2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清算趙紫陽，眾元老口出惡言、牆倒眾人推。政態炎涼黨情冷暖，盡顯無遺！

23-24日，十三屆四中全會，李鵬報告《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的錯誤》，是非顛倒、誣陷趙紫陽。六十年來唯一不認錯檢討的被黜總書記，偉哉紫陽！

6月30日，陳希同在全國人大作《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報告》。竭盡造謠誣陷之能事！日後陳說，作報告前未見過報告。

康華，鄧記公司；康華領導，鄧家親信。上述機密講話，唐克和高揚文每次都是及時傳達到我們局級幹部；甚至有些省軍級的絕密文件，也讓我們知道。這些都加深了我對黨的失望和絕望。

在筆桿子忙碌之餘，槍杆子也沒閑著，專政工具緊張運作。我的下述朋友被專政了。

5月28日，鮑彤被誘騙到中南海逮捕。

5月30日，何維凌失蹤，秘密逮捕。

6月3日，曹思源被綁架，秘密被捕。

“六四”後，一批在義憤下做出衝動行為的倒霉市民，被逮捕並迅速判刑，其中8人被判死刑。

6月24日，公安部發出對嚴家祺、包遵信、陳一諮、萬潤南等七人的通緝令。“和藹老包”被捕，嚴、陳、萬三位友人亡命海外。

6月，一同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摯友吳稼祥、劉蘇里等先後被捕。

截止6月30日，內部通報：北京公安局在北京抓獲“暴徒和動亂分子”1103名；公安部在全國逮捕4386人。

龍升與台灣合資的東正公司，第三季度的董事會，年初即定於7月份在香港舉行。董事長的我，“動亂”前就得到康華總公司領導的批准，並辦好了政治審查和身體檢查等出境事宜。50天的“風波”中，如前所述，我既不敢參加聲援遊行、又沒膽上書逼黨表態、更怕死而未阻軍車擋坦克；似乎不像是動亂骨幹和暴亂分子。良民的我，順利通過“鎮暴”後更加嚴厲的再次政審，只待7月下旬赴港。6月底我就決定赴香港後，不再返回。

7月初康華向局級幹部傳達了發至省軍級的絕密“中央三號文件”，這是“徹底清查和堅決鎮壓暴亂分子的工作部署” 。文件列舉了：要嚴厲鎮壓的十類反革命分子，和要徹底清查的九種有嚴重問題者；中央要求：各地各單位務必“除惡務盡、不留後患”。

80年代，共同從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眾多朋友和熟人，大都屬於被鎮壓和清查的19種人。如此這般，敢作敢為、富有良知的忠貞黨員，能剩幾何？

同時還傳達了一系列“首長講話”，其中王震的最殺氣騰騰，大意是：三所一會一室（體改所、農發所、中信所、青年經濟學會、政改研究室）就是趙紫陽搞反革命政變的小艦隊，對這些壞人，就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罪行不夠殺和關的，我讓新疆修些勞改農場，流放管制一大批。

三所一會一室幾乎囊括了當時在京畿的中國政治和經濟精英，其領導和骨幹都是我哥們，我還是經濟學會的理事。他們都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其中沒有“暴徒”，因此沒有街頭被殺的；但是當時卻是關了一批、藏匿一批、流亡海外一批；更多的朋友是在“現在進行時”和“將來完成時”的過程中被清查整肅。中國進入黑暗期，我不願“同流合清”，決定赴海外參加民主運動。

我們在天津選拔的第三梯隊中名列前茅的張煒，時任天津開發區主任，戒嚴令下達即主動辭職，開槍後上書中央抗議，後被整肅。除趙紫陽外，張是唯一公開反對戒嚴主動辭職、六四後留在國內的高級幹部。真英雄！近年回國，青幹系統有朋友誇我毅然出走是英雄義舉。我說：“我是狗熊，是膽小鬼的逃兵，沒有那氣魄和膽量在國內公開鬥爭。”當時真實的想法是：在國內抗爭無用，到海外以親身經歷揭露六四真相，投身民主運動，促進和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六四後，為平息民眾對腐敗和鄧家的不滿，中央決定整頓“鄧記”康華。康華總公司的領導認為，我們主要的錯誤是：“計劃生育沒搞好，二級兒子公司六十多，三級孫子公司上千，重孫子多得搞不清！”因此總公司考慮：合併二級公司、裁減三級公司、脫鉤四級公司；以退為進、保住康華。因為龍升的效益不錯，也因為總公司需要這塊“自留地”；因此內定：把三個業務相近的綜合性二級公司合併到龍升，當然還是我當頭頭。我當時決心已下，“豬八戒擺手，不伺猴（伺候）！”但是表面還得應付，商討合併事宜。

康華最終沒有逃脫覆滅的宿命，1989年10月，國務院正式決定撤銷康華公司，龍升名列撤銷二級公司的首位。我認為這是中共的一步高棋，儘管1987年初國務院批准成立大康華時，鄧樸方已與康華在法律上和組織上脫鉤，但是在實質和輿論上，能擺脫干係嗎？成千上萬的大小康華們永遠是鄧家的定時炸彈！

7-5 與青幹局知己道別

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具有良知與血性的中年共產黨員們，那些為幹部工作民主化與科學化共同奮鬥的朋友們，在國家的關鍵時刻，是不會缺席的。讓我倒敘回顧——

5月18日，學生絕食進入第六天。

上午，青幹局全體13位幹部，在主持工作的任小彬副局長（當時無正局長）帶領下，簽名致信中共中央五位常委，其主要內容是：“我們痛切感到，現在已經到了危及我們黨命運的時候，廣場上的情景使我們焦慮萬分、潸然淚下。我們懇切希望：立即採取措施解決好絕食事件。青幹局是青幹之家。我們不能眼看著國家未來的棟樑之才的生命受到威脅、越來越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就此與黨離心離德、幾代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鑄造的黨的形象毀於一旦。”

下午，打著“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署名“中組部青幹局一群共產黨員”的橫幅；青幹局8名幹部以及部裡其它單位聞訊參加的、一共35人，在崔武年處長帶領下上街遊行了。他們走向天安門廣場，一路上得到學生和市民的鼓掌歡迎。對群眾詢問的各種問題，他們一律手指橫幅上的“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於是，得到更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被整肅時，他們被質問：“身在黨的領導部門，你們把黨的利益置於何處？”

在準備上述兩個行動時，任小彬曾問崔武年；“你考慮後果了嗎？”崔回答：“解散！”不幸言中！1990月8月青年幹部局撤銷。同時，任、崔二人，在分別經過140餘次與“清查、清理和重新登記”有關的大小會議，書寫近50份“說清楚材料”和“認識材料”後，被 “調離要害部門和關鍵崗位”。

上述內容參考崔武年所著《我的83個月》第619和637頁。順便插一句——我出國後的清查年月，中央某“無關單位”，曾到青幹局清查我在動亂至暴亂期間的劣行，以及在青幹局時的反動跡象。被以“他已調出三年，誰能三年早知道”而頂回。

7月9日我去任小彬家。我：“下旬去香港開會，開溜了不回來了。過去我們同甘，今後不能共苦了。1985年到貴州，胡錦濤送兩瓶茅台酒，我給家父留一瓶，這瓶贈你。苦悶時解解愁，彷彿我們在對飲。”任：“茅台我替你存著，六四平反時，你回來一起喝！”

7月10日帶了酒和菜去崔武年家，他更是豐盛晚宴招待。崔：“我照了許多相片，是歷史的見証。黨說我犯大錯誤了，可能抄家。你幫助藏一下。”我：“抱歉愛莫能助！香港開完會，準備去法國。嚴家祺和陳一諮等過去搞改革的一群朋友，現在在那裡搞民主，我想去摻和！”崔：“慎重再慎重，開弓沒有回頭箭，不歸路呀！”閻：“這些天，白天死傷者總在眼前晃，夜裡常被噩夢驚醒。現在既造謠又鎮壓，我這口氣出不來，要憋死！”我們在悲憤中吃喝聊罵。我平時只喝少許紅酒，那天白酒喝多了，有點頭暈。崔更是性情中人，喝得微醉。最後我們都流淚了，從暗泣到痛哭，後半夜分手時，真像是生離死別。

7月12日陰天漆黑的夜晚我摸到西單附近，敲開劉蘇里那熟悉的小屋。看望劉的年輕妻子，還有可憐的兩歲幼兒，她原來非常漂亮，現在十分憔悴。我安慰她：“蘇里不會被關太久，你和孩子千萬保重。我要出長差，不能再來看望你們。”臨走留下些許錢財。

7月16日到經濟所書記吳太昌家，1970年一起分去甘肅的北大朋友，沒有任何背景考上研究生，最後一個回到北京，我為數不多的平民摯交。我託付他照顧太太和兒子。

7-6 國內最後兩天

7月19日，到劉青峰當時在中組部工作的妹妹劉進家，索要其姐在香港的電話，說開完董事會去看望她，並幫她家給劉青峰帶了些生活物品。摯友金觀濤和劉青峰夫婦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作訪問研究，學運期間支持學生，“六四”後被陳希同公開點名批判，已有國不能回、有家不能歸。我即將步其後塵，兔死狐悲、感慨良多。

7月20日上午到龍升公司，以中國信用卡和支票在香港不能用為理由，把它們交財務保管，並與同事告別。

下午妻子上班、兒子上學校，我約妹妹到家裡。我告訴她，擬赴法國參加民主運動的決定，請她保管我珍存的文件資料和日記。我還托她代我盡孝、照顧年邁的爹媽。她勸阻無效後，我們抱頭痛哭、情似訣別。

晚上回父母家，與古稀之年的父母做“出差”前的告別。看到父親的謝頂和母親的白髮，不知什麼時候還能再見，或者不能送終而遺憾終身。我強忍悲痛心中默念，孩兒不孝忠孝不能兩全了。走出家門，在深夜的阜外大街上，我推著自行車，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7月21日晨，公司的小車來家裡接我。我平時上下班和在市內辦事，只騎自行車，從不坐小車。妻子和獨子第一次坐我的小車，到機場送行。她們說，香港濕熱，注意身體，半個月後，再來機場接我。這些天，與親友的類似訣別，已上演數次；我還是強作微笑，心說“太對不起你們啦！”出關後淚流滿面。

中國民航飛機上午9時起飛，中午12時抵達香港啟德機場。

第三節 法國駐香港總領事批准我去巴黎

7-7 合資公司董事會活動的一周

1989年7月21日，中午到達香港，東正的香港籍總經理接機，送酒店，晚上宴請。

22日，到中文大學一整天，探訪金觀濤和劉青峰，格外親切，他們家宴招待，陪同參觀大學。我們只敘舊，我未談“反動企圖”。

23日，港方招待香港一日游。

24日，上午電話香港新華社的清華哥們、副社長喬宗淮和處長王國力（後任教育科技部副部長），他們請我去新華社貴賓室聊天，我推脫太忙，說已在貴社門口的茶餐廳恭候。他們立即出來，見面坐定後——

我：擬去法國參加民運，咱們聊聊天就當沒見過，一拍兩散就此告別了。

喬：二十多年的哥們了，幾年未見必盡地主之誼，一定宴請。

我：不方便吧？

喬：你來開會，我私款請客，誰知道你散會後去哪？

王：喬老爺仗義之人，你就恭敬不如從命吧！

我們接著暢聊了近幾年和近幾個月的大事小情，王國力午餐買單。下午喬社長去忙公務，王處長帶我去他的新華社公寓式宿舍，又聊了半天。晚上喬在特高級的淮揚菜酒店宴請，王作陪。喬說：“你不回國了，這是接風兼餞行，還替我省一頓呢！咱們都是‘淮’，蘇北人吃老家菜，到法國就難吃到了。”酒足飯飽，互道珍重，依依惜別。

25、26日，東正公司董事會。

27、28日，東正各董事在港方陪同下，拜會參觀有關的銀行、律師樓、會計所和關係企業。至此，董事會活動全部結束，接下一周自由活動，我也該琢磨如何投奔自由了。

7-8 港支聯運作、總領事批准赴法

7月29日，再次去中文大學在金觀濤和劉青峰家，我談了擬去法國參加民主運動的打算。我在日記中記載了他們的忠告：“海外沒有職業革命家，生存是第一位的；長期遠離故土、不能回國是非常孤獨的；勸我仔細考慮利弊得失，慎重決策。”他們還幫我分析：中國80年代是鄧小平和陳雲的“雙峰政治”，你身在康華、是鄧的嫡系，與陳家關係非比尋常，新的第三代核心又是忘年之交。你留在體制內更有利。我說：主意已定、義無反顧！於是，他們通過政論家林保華（筆名凌鋒）請來中文大學教授、“全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香港簡稱支聯會、香港之外簡稱港支聯）骨幹郭少棠博士。郭了解情況後，立即聯繫法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1989年8月3日晚，離開香港赴法國前夕。相片背面題詞，表達了當時我的心情：讓我微笑，讓我招手，——再見了，我的祖國，我的親人；我一定要回來，一定！但願那天早日到來。

30日，郭少棠陪同我去法國總領事館。出乎意料，孟飛龍副總領事帶領方文森領事親自出面接待，二位法國白人漢語極其流利。

孟飛龍開門見山：“你的情況我們已經充分了解，請你只講一下你去法國的意圖和打算。”

我說明：“在國內得知，法國接納眾多中國民運人士；到香港後，又看到、在內地聽說的朋友嚴家祺和萬潤南等五人的《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倡議書》；想去一起幹！”

方文森：“郭少棠和金觀濤介紹的朋友，去法國沒有問題。你留下護照，明天見。”

“六四”後，諸多異議人士被迫踏上了流亡的不歸路，首先張開臂膀歡迎他們的，是偉大的法蘭西。而具體把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精神化為實際行動的，則是當時法國外交部著名的“三劍客”：駐中國大使馬騰、香港副總領事孟飛龍和外交部辦公廳的燕保羅。馬騰無緣結識，孟飛龍則受惠於香港、深交於巴黎，本文下部將介紹燕保羅對所有“流法”人士的大恩大惠。

同時，我也佩服法國外交系統的高效率。事後得知：法國總領事館接到郭少棠介紹我的電話後，立即在數據庫中查到我發表過的文章，對我“驗明正身”；並向在海外的陳一諮等人了解我的政治態度。隨後當機立斷，決定接納我；並與法國社科院聯繫我的工作安排。

31日，中午在金鐘太古廣場的法國餐館，孟飛龍和方文森請我午餐，送還我已經有了“法國簽証”的中國“因公護照”。他們說，法國決定接受全部在港的中國民運人士，給以人道的政治庇護。但是法國法律規定，法航每架班機運送庇護人員最多三位；現在法航每機安排一般人士兩人，已排到一個月後；特殊人士每機一人，也排滿了一周。他們說想辦法爭取盡早安排我赴法，讓我隨時待命啟程。

8月1日，郭少棠陪我購置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還送我一台錄音機和一千法郎。我不要，他說，在海外錄音機是必備工作用品，法郎是支聯會送的。事後金觀濤說，支聯會根本沒有這筆開支，是郭個人贈送。九十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再度興起時，我查資料發現郭是香港著名的“保釣人士”，我以新加坡《海峽時報》專欄作家身份採訪他，再續舊情。網上查到：郭少棠師從新儒家牟宗三，是著名歷史學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

2日，中午法國總領館又請吃飯，通知我：“明天晚上乘法航，離香港赴巴黎。法國已決定給你長期居留，法國社科院可發一年的研究經費，期滿還可延長。”下午去金觀濤家告別，劉青峰家宴為我餞行。晚回到酒店，電話打給妻子，抱歉地通報最新情況，我們在電話的兩邊都哭了。

3日，我郵寄出“致康華總公司的辭職信”。晚上，郭少棠為我最後餞行，20時40分送我到香港啟德機場大廳，把我移交給一位法國軍人。他遞我的名片上寫著：“法國駐港武官 空軍少校杜於溪（DURIEUX）”。在杜的陪同下，我們走貴賓通道，他一直把送我上飛機的商務艙。21時30分起飛，離開中國香港，奔赴法國巴黎。

下部

從民運骨幹到政治學人

——二十八載在海外（1989～2017年）

第八章　民陣法國分部主席

——在巴黎的民運活動（1989～1990年）

第一節 開記者會，發表文章，譴責鎮暴

8-1 法國艾麗絲協會的接待

1989年8月4日凌晨，我從香港抵達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順利通關入境。港支聯在法國的代表郭女士如約接機。她送我到巴黎市中心第二區她朋友閑置的一間三居室公寓，這就是我近期的住所。

郭女士1950年代出生在香港，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後赴巴黎攻讀美術，被法國律師追求成婚，成為法籍華裔美術家。她在紐約求學時，每天課餘與香港同學徐克到唐人街義務幫助貧窮華人。1989年春，名導演徐克成為港支聯的骨幹；郭便是港支聯在法國的全權代表，不定期地向住在難民中心的中國流亡人士發放港支聯募捐來的錢款。“六四”天安門慘案之後，由法國總統密特朗夫人提議、幾位漢學家發起組織了“中國流亡知識分子聯繫協會”（簡稱“艾麗絲”ALICE），郭是其中唯一的華人，對我和其他中國異議人士幫助極大。此後近30年，我與她的家庭一直是摯友。

1989年8月甫抵法國，在巴黎科學城，法國人複製的天安門民主女神前。

隨後一周，我在巴黎逐漸平復“慘案”情緒、休整疲憊的身心，走出屠殺和整肅的陰影。除遊覽參觀向往已久的世界著名的名勝古跡外，還特意去了我心中的新舊兩聖地：巴黎北郊的科學城，法國人為紀念在天安門廣場被鎮暴部隊銷毀的民主女神像，在這裡重新樹立；巴黎市中心的先賢祠，為反對暴政流亡19年、法蘭西曾舉行隆重國葬的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雨果的安葬地。

8月中旬，因為民主中國陣線（簡稱民陣）籌備組的骨幹、我在國內時的改革派朋友陳一諮、嚴家祺和萬潤南到美洲宣傳造勢未歸，我只能接觸法國朋友。他們是——

燕保羅，法國外交部辦公廳官員。法國政府著名的“援華三劍客”中，駐華大使馬騰負責向中國政府施壓及發放赴法簽証，我直接飛抵香港因此無緣結識；駐香港副總領事孟飛龍在香港居中接應，上章介紹了孟飛龍在香港對我的特殊照顧，他回巴黎敘職，我都宴請感謝；燕保羅則在巴黎具體安置中國流亡人士，代表法國政府解決我們的政治、法律、居留、工作、學習和生活等各方面的事宜。8月14日晚保羅為我接風，他一見面就說：“我和你一樣都屬雞，小你一輪。在北京是你們清華的鄰居、1980至82年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畢業也晚你一輪。1983至88年我是北京使館的新聞秘書，咱倆兒又一樣，都是政府的官兒。”——簡單幾句話立刻縮短法國政府高官與中國流亡者之間的距離，我們聊了整整一個晚上。分手前保羅說：“法國社科院決定聘請你為研究員，巴黎市政府將分配住房。你沒有後顧之憂了，希望你多關心流亡的學生和市民，作法國政府及艾麗絲與他們之間的聯繫紐帶。”當晚作陪的是他漂亮的瑞士女友、艾麗絲協會的瑪麗亞娜、中文名呂敏，法國高等學院研究董仲舒的研究生。晚餐不算豐富沒有紅酒，保羅說法國政府宴請客人的標準不高。呂敏付了三分之一的飯錢，更讓我吃驚。在法國期間，我們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朋友關係。90年代我三次重返法國，我們都聚會。2012年保羅任法國總統外交顧問，2014年不幸病逝。法國頓失外交英才，我們喪失一位恩友！

8月19日晚，艾麗絲的兩位核心人物請我晚餐。他們自我介紹：白夏，政治學博士、文革時在黑龍江大學留學；潘鳴嘯，文革時到香港學習中文、回法後學成歷史學博士。他們都是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晚餐相當豪華，他們為我點了：前菜的牡蠣和鵝肝、主菜的奶油蝸牛。這都是我在法國小說中早聞其名、但從未嘗過的名菜，著名的法國紅酒當然不能少。他們則分別要了自己喜歡的保留節目。付賬的A-A制方式又讓我大開眼界：他們分別付自己點菜的錢，紅酒、小費和我的菜錢則二一添作五；兩個文科博士著實算了好一會兒。在法國期間，我們經常一起研討中國政局、外出旅遊和聚餐。熟悉後，我們稱蓄大鬍子的白夏為馬克思，叫留小鬍子的潘鳴嘯為恩格斯。新世紀，他們都曾在北京從事學術研究。

其間我還結識了艾麗絲兩位青年才俊：酷似電影明星阿蘭•德龍的帥哥皮埃爾和自稱“段大俠”的文弱書生段三山。他們流利的漢語和豪放的性格，使我們很快成為朋友和玩伴。上世紀末大俠任駐華使館外交官，我能回國後經常與他見面。

8月27日，香港港支聯發起人之一的李偉傑，營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參與人來到法國。郭女士和我陪同李到巴黎郊區“1945年5月8日街”（攻克柏林的紀念日）的難民中心，看望六四後來自中國各地的幾十位流亡學生、知識分子和工人，分發港支聯的慰問金並聽取意見。他們最多的要求是，希望港支聯盡快營救他們在中國各地的六四戰友。此後李偉傑又匆忙來法國幾次，把幾十萬法郎交給我；由我一人去難民中心發給每人幾千法郎，然後以他們簽字的名冊，傳真到香港報賬。從此我成了巴黎流亡人士的朋友和代言人。1990年後，港支聯常委劉千石接手法國聯絡工作，劉與我成為好朋友，1992～1997年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間，我們在香港和新加坡經常互相接待。

9月3日下午，法國外交部官員保羅和艾麗絲的白夏、潘鳴嘯、呂敏，開車接上我，再次赴難民中心看望中國難民。保羅代表法國政府和艾麗絲協會，把流亡人士已經熟悉的我，作為他們的聯絡員，正式介紹給大家（此後調皮的流亡學生就戲稱我為“聯絡官”）。晚上我們在保羅家附近的餐館聚餐，互相介紹兩國的風土人情和官場趣聞，穿插調侃中法領袖的笑話，直到半夜。我堅持AA制付賬後，各自乘末班地鐵回家。

8-2 籌備民陣及我的記者會

1989年8月下旬，民陣籌備組人士從北美回到法國。

8月25日，在法國設計大師聖羅蘭（YSL）為中國民運人士捐獻的、巴黎市中心第六區的二層小樓“民主之家”，我與嚴家祺和萬潤南見面。劫後重逢悲喜交加，他們介紹了成立民陣的設想和在北美工作的成果，並邀請我參加籌備工作。他們還說：7月20日發表的《成立民陣倡議書》，雖然公開是以嚴家祺、吾爾開希、萬潤南、蘇紹智、劉賓雁等五人的名義，但是實際暗中操作的是秘密的籌備組，組長是足智多謀的陳一諮。這次在美國和加拿大，公開演講的是嚴和萬；陳一諮則秘密召集了在北美的“三所一會”舊部，將來作為民陣的骨幹。

次日，我如約到巴黎城西北的17區一座獨立的二層小樓、現民陣籌備組、將來的民陣總部，會見籌備組組長陳一諮。老陳一見我，就是熱情的長時間擁抱，他說：“終於見到你啦！我在美國接到法國駐香港總領事的長途電話，說中組部出來人了。我說，那肯定是閻淮！你們盡快安排他去法國。我當時就考慮了，根據你的特長：人緣好，負責接待流亡人士；懂組織，參加《民陣章程》起草組。”我順便問他：“你為什麼保密不公開露面？”陳答：“許多在歐美學習的舊部不想參加民陣而與中共決裂，我只能秘密與他們見面。另外，我抓緊時間錄製了十幾盤有關中共領導人私密的錄音帶，將來我公開露面時，警告中共若暗殺或綁架我，朋友會公開這些錄音帶。”我認為不至於，我們一直聊到共進晚餐。

8月29日，民陣文件起草組十餘人進駐巴黎雨果街的國際旅館，開始一周的起草工作。《民陣章程》起草小組由曹務奇和我負責。曹務奇，社科院馬列所碩士、四通公司副總裁；思路清晰文筆流暢、堪稱“務”實的“奇”才，名實相符。我們密切配合，順利完成任務；並排除激進派的干擾，堅持在《章程》的“總則”中寫上“民陣的行動原則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民陣宣言》起草小組由吳國光和阮銘負責。吳國光，人稱“人民日報第一支筆”、中共十三大報告主要執筆者；阮銘，曾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據稱是胡耀邦的智囊。討論中，因意見相左，情緒化的阮銘與人爭論、爭吵，氣憤地要退出起草組，打道回美。經老好人嚴家祺等人安撫勸阻後留下，但是最終阮銘未參加民陣。這是起草工作的一個小插曲。

9月4日，陳一諮在巴黎會見記者，首次在海外公開露面。民陣内部主要的兩股勢力：陳一諮的體改所和萬潤南的四通公司，都浮出水面。為此後的萬陳之爭埋下伏筆。

完成民陣文件起草後，我們投入9月12日“六四百日祭”的準備工作。為了配合百日祭，我決定公布我“六四”凌晨在天安門廣場及其附近的親身經歷和現場目擊。9月10日我在中文《歐洲日報》編輯部内，口述了第七章提到的《天安門廣場實錄》。該報總編吳玉倫接待我，並記錄整理成文字。9月12日“百日祭”當天，該報在第一、二版發表了這篇數千字的文章。當晚，在巴黎人權廣場舉行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百日祭活動，鄧麗君參加並獻歌。此後每年“六四”紀念活動，只要小鄧在法國都會來聲討老鄧。

9月18日我在巴黎共和廣場的假日大酒店舉行記者會，以下是《歐洲日報》9月20日第一版的報道摘要：

“閻淮由理性的批判、感性的震撼、人性的召喚、韌性的聖戰，四方面說明為什麼拋棄國內‘有形的地位和無形的背景’，割捨骨肉親情，到國外來做一個流亡者。他在回答問題時說，目前為民主中國陣線的成立做籌備工作，負責起草文件及聯繫大陸來法人士。閻淮表示，他不贊成以暴力推翻共產黨，否則冤冤相報何時了。他把中國的民主化，劃分成四個時期（反動期、反覆期、鬆動期和變動期）。在回答大陸何時成立反對黨時，他說，時間會很長，成果也許不是現在的民陣成員享受得到，但我們若放棄努力，中國將再度失去一次走向民主的百年難逢的機會。到現場採訪的有《歐洲日報》、法國《解放報》、《新觀察家》周刊、美國《華盛頓郵報》、台灣的中華電視台、中央通訊社及《青年日報》等中外新聞媒體的記者。”

當晚，歐洲日報社長、法國人杜怡之，以“慶祝記者會的成功和感謝對歐洲日報的垂青”為理由，在該飯店宴請我。前一天，我曾以“你已宴請我兩次，記者會後欲休息”為由，婉拒此宴未果。我進了餐廳包廂發現，還有一位白人，杜怡之介紹是法國總統的外交顧問。至此，我才明白此宴會的真正目的。儘管與顧問初次見面，但相談甚歡；從中國局勢到中法關係、從民運現狀到世界趨勢，有交流有爭論；從7點邊吃邊聊到11點多。此後，中國一有風吹草動，總統顧問就請我吃飯，請我“顧問”。

1990年3月，法國，作者與遠志明（右）在自由女神船會場外。

8-3 發表《我為什麼離開中國》

9月19日和20日，《歐洲日報》分兩天發表了我的題為《我的旗幟上寫的是理性和良知——我為什麼離開中國》的萬字長文。以下是其摘要——

我赴法後，康華領導對太太講：組織還信任我，仍考慮由我擔任合併後大公司的領導；目前只是逾期未歸，希望我盡快回去。

我是既無遠慮、又無近憂，共產黨待我不薄、對得起我。我為什麼放棄政治特權和高官厚祿、舒適工作和優渥生活？拋棄骨肉情深的親人、離別生我養我的故土和人民？為什麼毅然決然、義無反顧地做了漂泊不定的流亡者呢？這一切確使得中共同志、大陸親人、國內朋友、海外人士疑惑不解。

一、理性的批判

1、中共的歷次運動，都是泯滅人性、導致社會毒化。我分析批判了土改、鎮反、三改一化、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革、清污、反自由化。運動就是小人整君子、平庸鬥精英。近十年是經濟改革亂動、政治改革不動。

2、斯大林現象（領袖獨裁、殘酷鎮壓、剝奪人權）是現代最大的悲劇。德意日法西斯和共產黨極權專制是二十世紀兩大悲劇，而後者地域更廣、死傷更眾、時間更久、為害至今。共產專制的封建性，朝鮮的金日成、金聖愛和金正日家族，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埃列娜•齊奧塞斯娃和其兒子家族，是明証。其殘酷性，柏林牆和紅色高棉，是反人性的標誌。

3、一黨專制產生嚴重的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中國提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我說，不夠！應該有第三個“法制文明”即法律與制度的文明，它更重要。中國人在等級森嚴的官本位的金字塔中生存，“權和利”的需求產生“向上爬”的動機，導致“向上看”的行為；政治腐敗不可避免。經濟改革的不徹底，特權階層三代人腐敗發財。離休老幹部利用餘權餘威、獲取剩餘價值；中年在職官員以權謀私；公子衙內是老子片子加兒子騙子滿天飛，利用不等價交換，大發橫財。

二、感性的震撼

簡要敘述6月4日凌晨，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身為廣場的倖存者，負有為身邊倒下去的數百人站出來說話，並完成其未竟事業的不可推卸之使命。

三、人性的召喚

1、我的社會觀：我理想的社會應是經濟自由、政治民主、法制健全、人權保障的社會。自由、民主、法制，最終都是為了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基本權利。馬克思認為社會有五種形態：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我認為，從本質講，只有專制和民主兩種社會；我們要建設民主人性的社會，反對專制獸性的社會。

2、我的人生觀：我是人道主義者、人性論者、人權至上者，我的旗幟上寫著：“一切為了人”。毛澤東說，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現在中共修正：民主是達到現代化的手段：我說：民主不只是手段，也應該是目的。但在“人”的面前，在有血有肉，有思想有靈魂的人的面前，民主也應該爭取人一切權利的手段。我所爭取的民主社會，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人，為了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的全面的自由發展。

3、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歸宿，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人道主義者。學潮中，眾多的黨政幹部衝破禁令，上街遊行支援學生；說明中共4800萬黨員絕大多數是有人性和良知的。人性有善良的一面，關鍵在制度。因此，我不主張打倒共產黨，不贊成用暴力推翻一個政權。冤仇相報幾時了，讓我們開始一個理性的新紀元吧！

我走了，拋棄了一切，除了理性和人性！沒有任何外界的壓力和誘惑，我只聽從心中神的召喚——人性之神！

四、韌性的聖戰

韌性是指民主運動之長期性與艱鉅性，聖戰是指民主運動之神聖性與世界性。

我對歷史與未來的判斷

1、文革前是“17年不動”。儘管許多人對50年代留著美好的記憶，但對社會發展和歷史前進而言，17年沒有明顯的進步。

2、文革是“十年動亂”。這在全國、全世界已有共識。

3、改革是“十年亂動”——胡平在引述時，誤為“動亂”，許多媒體因此而錯引。

4、十年反動。今後五年為“反動期”，保守派趁“六四大捷”繼續鎮壓民主派，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全面倒退。隨後五年為“反覆期”，元老派陸續退出了政治舞台和人生舞台。第三代領導人將在政治態度、既得利益、權力再分配諸方面發生分歧和矛盾。

5、十年變動。21世紀的前五年為“鬆動期”，第四代領袖登台，政治將出現鬆動。其後的五年是“變動期”，民主運動的關鍵時期。

21世紀是人類的新紀元，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新紀元。那時，即使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享受不到勝利的喜悅，但我們將前仆後繼地奮鬥下去，進行韌性的鬥爭。我個人只能是奧林匹克精神：“不求勝利、重在參與”。我們的民主運動是一種沒有硝煙的聖戰(和平、理性、非暴力)，是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為全世界十二億華人的幸福而奮鬥。

這就是我為什麼離開中國！

《我為什麼離開中國》發表後，在國際上引起小小的反響。美國：《世界日報》分五天連載。“失聯（失去聯絡）斷交（中斷交往）”幾十年的小學女同學季逑，通過報社挖出我，電話中要對我“扶貧”；她的物質援助被我婉拒，精神援助支持我繼續前行。剛讀完博士的中學哥們汪寧，通過民陣聯繫到我；他說平時只看免費的《人民日報》海外版，這次花好幾美元連買五天台灣報紙；精神上聲援我，金錢上要我“報銷”報費。台灣：《中央日報》轉載，胡志強和明居正二位台灣教授看後印象深刻，來巴黎參加民陣成立大會時，特意分別約我深談，成為好友。英國《吶喊》雜誌和各國的報刊也摘錄了，幾天後參加民陣大會的各國代表，許多人都當面稱讚我。嚴家祺專門找到我，當著眾人的面極其誠懇地說：“六四出來人寫的文章，我大都看過，你的最好！”搞得我特不好意思。當然也有激進派認為我說民運成功至少20年太悲觀。

1990年6月，巴黎，作者帶趙紫陽的孫女、趙二軍的女兒（左二）遊覽聖心教堂，與非裔兒童嬉戲。

中國國內發至地師級的《參考資料》刊登了我的消息。在我每周打往北京的電話中，父親告訴我，江叔叔又來電話——

總書記：“老閻啊，小閻不夠意思呀！在法國報紙上胡說八道。”

父親：“第一，兒大不由人。你們接觸很多，你了解，他是很有主意的人。第二，你放心，他知深淺，絕不會作對不起你的事。”

總書記：“轉告他：共產黨和我，對得起他！”

我請父親請轉告江：共產黨真對得起我，但太對不起“六四”冤死的幾百人了。從我發表的幾篇長文，可以看到：我只批判制度，不涉及任何熟人，更不會對不起“對得起我的人”。今後還將一如既往，請他放心我這個小人物，幹好利國利民的大事業！

太太告訴我，朋友們反映不一。我說，預料之中。

第二節 主動幹難民工作，被動當分部主席

8-4 民主中國陣線成立

9月中旬，民陣籌備組宣布：民陣成立大會將於22日在巴黎舉行。經過多時的準備，全球五大洲幾十個國家選舉產生出150名“民陣一大”代表。考慮到大會在法國舉行，法國的留學生和華人代表名額最多，為20名。兩個月前到法國的流亡人士還不多，只給10名。隨著港支聯營救異議人士的“黃雀行動”的全面展開，和一些個人成功偷渡到港澳，這時流亡到法國的大陸人士已近百人。他們大部分強烈要求參加民陣大會，我是他們與民陣籌備組的聯繫人，頻繁穿梭於巴黎市內的民陣總部與郊區的難民中心，兩面不討好地費力斡旋，當然內心是傾向於草根流亡人士（用中性詞簡稱：“難民”）。

9月19日，我帶著十餘名難民談判代表到民陣總部，與民陣一大籌備總負責人萬潤南和負責組織聯絡的曹務奇會談。萬、曹說，因經費緊張，會議代表的旅館床位沒訂太多。難民們說，九死一生到法國，就是要參加民主運動。經過四個多小時的討價還價，最後商定：難民代表增加到30名，他們回去選舉，我提議：優先考慮女士和年長體弱者，其他人都可參加大會，自行解決食宿交通。開會那幾天，我忙於會務住在旅館，我的三室公寓住進十餘流亡者。

21日我們會務組進駐Novetel酒店，與會代表和媒體記者也陸續報到。在晚上的招待會上，香港名記者陸鏗找到我，他介紹同來的優雅中年女士是崔蓉芝。陸鏗說：“我看到您的文章，非常佩服。開完成立大會，我們一起吃個飯，很想向您請教中組部的內幕。”我回答：“主要情況，我在記者會和文章中都談了，再沒什麼有意思的了。”陸說：“您這西服裡外五個兜，全是秘密。”我看台灣作家江南的遺孀崔蓉芝被別人拉走，就開玩笑說：“既然是秘密，就不能講，否則我太太就和崔女士一樣啦！間諜叛逃只能說機構和做法，不能出賣同事。”陸：“不愧是組織部的，口風真緊！”（海外數十載，我只批判制度，不牽涉熟人，此書才首次開戒。）直至陸鏗逝世，我們又在各種場合相見多次，始終保持著朋友關係。

9月22日上午十時，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在巴黎大學“圓形民主自由講壇”禮堂舉行。陳一諮擔任執行主席，吾爾開希致歡迎辭，萬潤南作籌備工作報告。來自世界各地的167名代表（3人因簽証受阻未到）出席會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歐洲議會，法國社會黨等五個政黨（當年的國會議員、日後的總統薩科齊端坐在前排，安琪有攝影。），西德社民黨等三個政黨，英國和荷蘭的工黨、西班牙社會黨，中國國民黨和民進黨，波蘭團結工會和達賴的代表，香港支聯會的代表劉千石等，一共近200名觀察員出席開幕式。150家媒體到會採訪。

22日下午，會議移至Novetel旅館繼續舉行。與會代表經過認真和激烈地討論和修改，通過了我們籌備組草擬的民陣《宣言》和《章程》。原則認同這兩個文件的153人登記入會，23日深夜，民陣正式成立。

24日上午，大會分為中國大陸、亞太、美洲和歐洲四個組，選舉民陣理事會的15名成員。我所在的大陸組分得5個名額，選出嚴家祺、萬潤南、吾爾開希、蘇曉康和陳一諮。隨後由各組提出5名監事會候選人，再由全體大會選出11名正式監事。大陸組的名人只看重決策的理事、輕視監督的監事，所以都不報名監事；只有大陸流亡人士事前推舉的我和幾名流亡學生參選監事。我急了，說：“我們將來要搞三權分立的民主，現在不能只重視立法的理事，忽視司法的監事。假如大陸組只有我和幾位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參選監事，到全體大會上20選11，可能只有我一人有戲，大陸組在監事會就沒什麼發言權和監督權了！”在我的動員下，《河殤》撰稿人遠志明、天安門宣傳部長老木、工自聯領袖岳武報名。

下午的全體大會上，嚴家祺和吾爾開希當選為民陣理事會（即民陣的）主席和副主席。嚴家祺提名萬潤南為民陣秘書長。11名監事會監事，大陸組只有遠、岳和木等三人當選。我因為對民運“太悲觀”而落選。流亡人士為我不平，埋怨我不該動員名人參選，丟了穩拿到手的有名有利的監事；而大陸組的嚴、萬、陳、蘇和開希等五位重量級理事，則讚賞我是顧全大局、高風亮節。24日晚，大會圓滿結束。

在民陣成立大會團結和諧的表象下，一股不和諧的暗流也隨即湧現，即所謂四通派與體改所派的萬陳人事之爭。如果說，此前的7月和8月，民陣誕生的綱領性務虛工作，主要由陳一諮為代表的“體改所派”完成；那麼，9月的民陣成立大會的事務性務實工作，則完全由萬潤南的四通公司的三位副總裁及其部下承擔。正式選舉前一天的23日晚，民陣上述領導構架的雛形已經展現，籌備組長陳一諮將只是15名理事中的普通一員。在大會旅館陳一諮的房間，原“三所一會”的成員們聚會，感到危機嚴重，體改所將全軍覆沒，應該最後一搏。因為我在康華公司時與四通有業務來往，與清華校友萬潤南關係不錯；更由於我與嚴家祺在國內一起搞政治改革、觀點相同，最近又因聯繫大陸難民和發表佳文得到嚴對我人品的高度認同；“三所一會們”,請我代表他們，與嚴會談。

其實我很矛盾；論組織，政治組織民陣就應該像我在國內參與工作的、陳一諮具體領導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和經濟體改所那樣廣羅人才的政治機構，而不能像四通公司這樣只重用副總裁類的能人的商業企業。論領導，企業家萬潤南確實身段柔軟、平易近人，而政治家陳一諮則高深莫測、架子較大，群眾性組織還真需要老萬這樣的大管家。

“受朋之託、忠友之事。”我把嚴家祺從人頭攢動的小會議室，請到我空無一人房間，我首先申明無個人傾向性意見，不是說客、只是信使。然後轉達陳一諮方面的建議：“由陳擔任嚴的副主席。”嚴家祺：“六四是學生運動，民陣只能由學生領袖任副主席。”我隨即轉達第二建議：“陳擔任秘書長。”嚴：“萬潤南務實能力強、有親和力，更適合！”我鎩羽而歸，在陳的房間，十幾個人爭論不休。激動的朱嘉明說，萬潤南的商人習氣一定會毀了民陣，不如分道揚鑣。直到凌晨三點，最後的意見是：盡量在秘書處中多安插“自己人”。

1989年11月，民陣法國分部成立，本書作者被推選為分部主席後發表感言。

9月26日晚，在民陣總部召開秘書處首次會議。“三所一會”的程曉農（原體改所室主任）任政策秘書、蘭東（原國際所研究員）任信息秘書，陳小平（女、原政改辦研究員。“陳小平”這個名字比較常見，本書中提到的陳小平，如無特別注明，都是這位女士）任聯絡秘書，分別成為全薪的全職秘書。我（原北京青年學會理事）是兼職不兼薪的聯繫大陸難民的公共事務秘書。民陣1990年9月印刷發行的《民陣一年》一書第46頁：秘書處聘用12名秘書，某某、某某……，閻淮：大陸聯絡秘書，義務。）朱嘉明列席會議，會後我們兩人在附近的咖啡館回顧過去、審視現實、展望未來；聊到清晨，我送他去機場返回美國。我對朱嘉明觀點印象最深刻的有兩點：一、萬潤南的民陣沒希望，朱勸我不要陷得太深；二、明年民陣二大，理想主義的朱一定要取代市儈奸商萬。（1990年朱與萬競爭民陣主席敗北，只任無實權的理事會主席；1993年民陣與民聯合併大會，陳一諮、朱嘉明與萬潤南兩股勢力公開決裂，兩個組織非但未合併，還蹦出第三個組織“民聯陣”。）

台灣方面有立法委員李勝峰等五人出席民陣大會，我除和民陣骨幹一同與他們座談外，其中胡志強、明居正兩位歐美政治學博士、台灣的大學教授，對我最近發表的《為什麼離開中國》印象深刻、極為讚賞，分別約我單獨討論時局，成為朋友。此後，我參加與台灣有關的活動，大多和他們的舉薦和邀請有關。（後文詳述）

8-5 當選民陣法國分部主席

1989年10月，艾麗絲為我們十餘位流亡知識分子解決了工作（社科院每月八千法郎薪水的研究員）、學習（注冊為巴黎大學的法語學生）和住房（夫妻或伴侶入住兩室單元房、我們單身者一室單元房，是巴黎市政府的平價公租房）。

10月中旬我應邀到法國東部的蒙貝利亞市訪問，當地報紙作了長篇報道，登載了我演講會和記者會的兩幅大照片。11月初嚴家祺和我應邀到南部的法國第二大城市馬賽訪問，我們分別與當地法國人的“AIX團結協會”、中國留學生及華僑座談。

我主要精力還是放在為法國艾麗絲和香港港支聯，聯繫大陸流亡人士。每周去郊區的難民中心，迎接安頓新來者、送流亡學生到外省的語言學校學習法語、為有法語基礎者安排工作等等，還要調解其內部矛盾。難民中心曾發生中國人之間的肢體衝突，因使用催淚噴霧器和微型電擊棍，而招致警察干預，我也因此被召去。

作為民陣的公共事務秘書，我參加每周的秘書處例會。同時協助民陣法國分部籌備組的工作，因為大陸難民參加民陣的，將來都要歸屬法國分部。

1989年11月，應法國友人邀請訪問馬賽，在一家中餐館晚宴。右三嚴家祺、右四作者。

11月25日民陣法國分部在巴黎召開成立大會，一百多人與會，嚴家祺、萬潤南和陳一諮到會祝賀。通過分部章程後選舉分部領導，報名執委的有十幾個人，而參選主席的只有民陣總部新聞秘書許某。萬潤南介紹了許在總部工作兩個月的優秀表現，秘書處和四通的人也說，許若當選有利於總部與分部的協調。法國分部成員是大陸難民和留學生及少數華僑。難民對民陣總部注重名人、而忽視草根意見較大，由總部秘書控制法國分部，他們不甘心，都讓有好感的我出馬。我以社科院的工作和巴黎大學的學習，兩項任務繁重推辭。留學生對原是留學生的許某評價較低，對我有些了解和認同，也一致推舉我。陳一諮等“體改所們”，也力勸我出山。我本打算：難民工作已大致結束，法國分部成立後，難民掃尾工作由分部和總部接手；加之對民運的內鬥反感，我要專心社科院的研究和學習法語。然而現在眾望所繫，只得倉促上陣。結果正如《歐洲日報》11月28日的報道：“閻淮以高票擊敗他的對手——民陣總部新聞秘書許某某（略其名），當選為民陣法國分部主席。大會情況堪稱熱烈，在目前中國民運處於低潮時期，大陸人士能表現這麼踴躍，殊不容易。”我隨即辭去兼任的總部公共事務秘書職務，表示以後只對分部成員負責，只以法國分部主席身份參加總部和秘書處的會議。此舉比當選主席獲得更熱烈的掌聲。我還宣布我在巴黎13區的住宅即是分部辦公室，公布了我家的地址和電話。（《民陣一年》第七部分，各分部聯絡地址中，法國分部即是我家地址，電話號碼後面注明是“家庭電話”。此後半年，我的下述民運活動，《民陣一年》多有記載。）

1990年初，在巴黎慶祝世界自由日大會上講演。

12月初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召開“六四”半周年中國形勢研討會。9日的《歐洲日報》報道：“依次演講的是：詩人徐剛、作家祖慰、法國漢學家白夏和潘鳴嘯、新上任的民陣法國分部主席閻淮、民陣理事陳一諮和蘇曉康。”當時蘇聯和東歐出現一系列民主化方面的急劇變革，眾人皆認為中國形勢將隨之有巨大的變化。我的發言，則分析中國與蘇歐在政治、經濟、領袖、政黨；歷史、地理、文化、軍事；民族、宗教、民眾、教育，共12方面的巨大差異；我的結論：“中國不會隨著蘇歐的變遷，而在民主化上有絲毫鬆動。中國不是‘蘇東波’的下一波！”我的發言在會上引起較大反響和反對，《歐洲日報》對我們七人的發言，共報道約千字；而對名氣最低的我，一人竟用了近一半。只因為我的觀點不合群，當時堪稱奇談怪論！此後，福建同鄉會邀請我在慶祝世界自由日大會作專題報告《中國民主化問題》（《巴黎龍報》1990.2.2全文刊登）。法國92區政府1990年3月邀請我在市政大廳作《中國民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演講。

法國分部成立後，在我家每周召開一次分部執委會會議，每月召開一次分部執委會和監事會的聯席會議，研究布置分部工作。我對到中國大使館抗議和街頭遊行示威不感興趣，提出12月主要是讓難民們過好流亡的第一個節日。聖誕平安夜，我們在“民主之家”組織了分部聯歡會；新年除夕，從下午到凌晨我聯繫巴黎“紅寶石餐廳”的華僑老闆，半價招待幾十位流亡人士的迎新年夜飯和聯歡抽獎活動。

1990年6月，巴黎，陪同來訪的張鋼（中）到徐剛（左）家做客。

1989年冬開始，我在巴黎與流亡的知識分子一起工作和學習。他們是原政治學所所長嚴家祺和夫人、文革史專家高皋，《河殤》作者蘇曉康和遠志明，作家徐剛和祖慰，青年學者蔡崇國、于碩（女）和安琪（女）。我們大都是法國社科院的研究員，每周一次例會，交流研究心得；平時或在社科院中文書刊異常豐富的圖書館查閱資料，或在家中撰寫論文。由於我們這些中年人跟不上巴黎大學法語班純法語的教學進度，艾麗絲為我們十人專門聘請了懂中文的法語老師雅克琳娜（Jacqueline）。每天上午我們到她家學習法語，使我們很快能用法語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1990年春末，這個家庭法語班結束，我一直懷念和感激她。

我們還每月一次參加“中法人文科學沙龍”在法國國家政治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學術交流活動。祖慰以程鷹的筆名，在香港《動向》雜誌1991年3月號上，發表《一個自由家園的靈魂——“中法人文科學沙龍”紀事》，詳細介紹了有關活動。在沙龍作過“引言演講”的中國學者，除上述我們法國社科院研究員外，還有詩人北島、流亡學者王潤生和程曉農，夏威夷東西方中心文化所所長杜維明。沙龍的主持人是該中心的研究員程映湘，其父是中共早期領導人彭述之。

1990年第一次法國分部領導會議，我提議：把辦好春節聯歡會，讓流亡人士過好離開祖國的第一個年關，作為我們一月份的重點工作。會後，留學生執委聯繫酒店，排除使館干擾三易其地；華僑執委售出200法郎的餐券百餘張，我們說明：聯歡會來賓吃去100法郎，另外100是贊助法國分部辦公費用。我則到處化緣，找到舊知：支持民運的清華校友和國內認識的在法成功人士，新雨：在法國新結識的各社團負責人。小釘子難免碰到，大部分則慷慨解囊。還有朋友給分部和我個人各開一張支票，我婉拒；說個人暫不需要，若願意可合開一張支票，都給民陣。其間某華人律師找到我，表示想與我合作政治庇護，為一個溫州偷渡客証明是“六四人士”，我個人可得二萬法郎，被我堅拒。我們發現有民陣成員假公濟私撈取外快，被嚴厲批評退回錢款。最後我籌得幾萬法郎，推銷近百張餐劵。

1月26日除夕，我們在基督教牧愛堂組織難民聯歡晚餐會；27日春節，在民主之家組織留學生聯歡會。

1月29日大年初三晚6時至凌晨2時，我們在巴黎許永發大酒樓舉行300餘人參加的長達八小時的大型春節聯誼餐會。我首先代表民陣法國分部致歡迎辭，隨後嚴家祺和萬潤南代表民陣總部祝賀。嚴感謝我們的招待，萬說明年爭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聯歡會，還請閻淮主持——我小聲說下世紀能回去就不錯了。仍然滯留在難民中心的50餘人免費參加晚會，他們都真誠地感謝我又為他們辦了件好事，說沒有白選我當分部主席。會後結算共得善款近十萬法郎，我年底卸任分部主席時全數移交下任。

儘管已經卸任民陣總部的大陸難民聯絡秘書，我仍然是艾麗絲和港支聯的代表。民陣法國分部的一百多名成員中大部分是大陸流亡人士，我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顧難民上，還經常去難民中心看望並聽取意見。90年1月，港支聯的重要領導劉千石和朱耀明牧師來到法國，當晚我宴請他們，次日陪同他們去難民中心，分發香港市民為流亡人士捐助的春節慰問金。“六四”過去七八個月了，前期來法人員，大部分已經安排去處、離開難民中心，但是還有新流亡人士陸續入住。隨著時間的推移、來法人員的增多，由於主觀和客觀的因素，法國方面對難民的安排日益困難；滯留在難民營的三四十人，情緒煩躁意見增多。春節過後我緊急聯繫法國官員，2月19日終於找到剛回到巴黎的、艾麗絲中唯一的官方代表、外交部官員燕保羅，希望難民局官員與中國難民見面。22日下午，法國難民局局長和秘書長如約到難民營看望並聽取中國難民的意見，我約上嚴家祺和萬潤南同行。《民陣一年》131頁有記載。隨後，中國難民在難民營的處境改善，如增加了中國人喜歡的乒乓球台和中文報刊等，對他們的安置速度也加快。

8-6 自由女神船與柏林三個會議

1990年3月9日，我與萬潤南等人飛抵法國拉荷榭港，參加“自由女神號船”的命名典禮。民陣購買一艘舊船，改裝成廣播船，起名“自由女神”，準備到中國附近的公海對國內廣播。後因諸多困難，計劃流產。《民陣一年》記載：“包括新華社和中新社在內的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名記者出席了記者招待會，吾爾開希主持了典禮。”

在記者會上，開希指著兩名中國記者公開批評指責，引起部分中外民運人士對他們的起鬨和推搡。我和遠志明批評開希的錯誤做法，推開圍攻的人群，護送二記者退出會場。在休息室裡，我和遠表示歡迎新華社和中新社記者參加並客觀報道民陣的活動，也談了些許對海外民運問題的看法。

1990年3月9日，法國拉荷謝港，“自由女神號”擬啓程到中國近海廣播。

在“自由女神號”船播音室，模擬向中國廣播。

3月12日，《紐約新聞報》發表《蘇曉康坦承民陣內部矛盾》的文章，說：“巴黎民陣籠罩一派悲觀絕望氣氛。民陣內部矛盾嚴重，主要是萬潤南的四通派與陳一諮的體改所派水火不容。嚴家祺對組織運作的興趣和能力都不足，導致不少批評。此外，處理經費的方式遇到很大非議，成為巨大壓力。”（國內《參考消息》3月18日轉載此文）我與蘇曉康和遠志明接觸較多，看法相近。9日在與國內記者交談中，遠和我也流露出類似的情緒。對此，新華社的《國際內參》11日有所報道。

4月初，我邀請巴黎僑界二十多位知名的律師、醫生、作家和會計師，在巴黎紅寶石餐廳舉行座談會，拉近民陣與華人知識界的距離。隨後又與商界座談，了解到溫州合法和非法移民的疾苦，並向移民局反映。

4月13日，港支聯的岑建勛、劉千石和朱耀明抵達巴黎。我陪三人去難民中心看望仍滯留流亡難民。14日至16日有關各方面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準備為剛逃離大陸、經香港抵法的柴玲夫妻召開記者會。17日我陪劉千石和岑建勛到民陣總部，最後敲定次日記者會的具體事項。晚上我陪劉和岑到即將赴美的陳一諮住宅，便餐後與陳一諮、程曉農、陳小平商議在美國籌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事宜。4月18日，柴玲和封從德首次在海外公開露面的記者會，在巴黎召開。

1990年4月20至27日，我赴柏林參加三個民陣組織的會議。

20日，飛抵西柏林，穿過勃蘭登堡門進入東柏林。從繁華、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進入蕭條、死氣沉沉的社會主義，鮮明的對照、巨大的反差。聊以自慰的是彷彿回到惜別九個月的祖國，東柏林的一切與北京極其相似：人車稀少的寬闊馬路，燈光昏暗的標準樓房。東德主人的歡迎酒會則是這個灰色城市唯一的亮色，而主菜——德國著名的紅燒豬蹄，讓我們流亡人士彷彿品嚐的是故鄉的佳餚。

21至23日，民陣與東德“新論壇”等三組織聯合舉辦民主與人權國際研討會。《民陣一年》記載：“波蘭團結工會和蘇聯社會民主黨等，全世界18個組織的200名專家參加會議，中國海外民運人士聚集一堂。採訪會議的各國記者八十餘人。捷克總統哈維爾等政要發來賀電。”我於21日下午在政治組作重點發言，內容與五個月前在巴黎的演講基本相同，只是最後加了一句：“昨天晚宴人們舉杯慶祝柏林牆的倒塌，今天我不幸地預測中國的長城將紋絲不動。”同組發言的學者還有：中國科技大學前校長管惟炎、經濟學家鄭竹園和丁學良以及老朋友吳國光、朱嘉明和華生。

24日，民陣召開理事會，作為“首國”（類似首都）分部主席的我列席會議。陳一諮對萬潤南把持民陣的財權、人權和事權提出嚴厲批評。萬潤南溫和辯解，吾爾開希激烈反擊陳；民陣內部矛盾激化並公開。

25日，民陣和海外最早的民運組織“中國民主聯盟”（簡稱民聯），參加柏林會議的雙方領導層共35人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兩組織聯合問題。民陣擔心“同床異夢”，民聯不願“做小老婆”，雙方面和心不合。爭論一天，毫無實質結果，聯合無疾而終。

26日，與幾位參加研討會的國內改革派的老朋友遊覽東西柏林，我順手撿了幾塊柏林牆的碎片。當晚飛回法國，“柏林牆片”放在巴黎家裡，也就是民陣法國分部辦公室中，其後便被民運朋友或順手牽羊、或明火執仗掃蕩一空。

1990年4月，在東柏林民主與人權國際研討會上。

8-7 最後的民運活動

1990年春季，我對海外民運已經失望：民運隊伍中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層出不窮，桃色緋聞、財務醜聞不絕於耳。我曾私下說：共產黨40年嚴重腐敗了，民陣40天就開始腐敗了！加之難民已基本安排妥當，都拿到永久居留，我開始萌發離開法國民運，到美國去學術發展的念頭。從柏林回巴黎，我用一周時間安排交代了法國分部的工作，應邀飛赴美國。

1990年5月初，我首次去美國工作旅行，在紐約和夏威夷各半個月。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已得到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資金贊助，在紐約組成籌備班子，負責人是陳一諮和張鋼（原體改所聯絡室主任、六四後偷渡台灣、當時定居美國）兩位老朋友，他們殷切希望我來美參加中心的研究工作。我覺得該研究中心的民運色彩仍然較濃，有悖我徹底脫離民運、真正從事純學術研究的願望，因此婉言拒絕。

5月10日，陳一諮約請張鋼、吳國光、李少民、程曉農、陳小平和我到他家中。陳說：“現在民陣問題很多，我們在其中已經不能發揮作用，研究中心只是我們的理論陣地；在海外生存和發展的事業中，咱們七個好朋友應該團結一致、起到核心作用。我們成立一個組織，今後相互支持、相互依靠。”我們討論後決定成立名為“九零學社”的不公開組織，每人手寫“入會保証書”存在我處，內容主要是“互相協助、保守秘密”。次日李少民說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電話他，“美國政府不容許任何人在美國成立秘密組織。”我們感到陳一諮已被監聽。日後陳一諮與張鋼鬧翻，九零學社無疾而終，我銷毀保証書了事。

這次在紐約意外的收穫是遇到滯留在美國的國內好友黃江南和李湘魯，劫後重逢分外親切，他們分別盛情款待我，陪游和宴請。特別是李湘魯，九零學社和紐約其他朋友都說他的電話永遠是留話，從不回話。我嘗試留話，李立即回話，接我到曼哈頓。他欲請我大餐，我卻饞北京炸醬麵。他帶我在曼哈頓下城找遍唐人街，終於如願以償。我們也暢聊了整個下午和晚上。我們的友誼延續至今，無論國內外，年年相見暢談。

夏威夷東西方中心下屬“文化與傳播研究所”的華裔所長杜維明，到巴黎與我們交流時，對我印象較佳。我應邀於5月16日在東西方中心、17日在馬路對面的夏威夷大學中國中心，作了兩場時局演講。東西方中心歡迎我在方便的時候，去任訪問學者，我當然同意。

5月31日“六四”周年前夕，我參加在法國參議院由法國國際政治論壇與民陣聯合舉辦的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展望研討會。這是我赴美前定下的，為此前一天我匆忙從美國趕回巴黎。中方主要講演者是阮銘、萬潤南和我，《民陣一年》有記載。在提問環節，法國記者問我：“您作為法國分部主席和民陣總部的萬先生對中國未來的展望似乎不同？”我回答；“依照中國傳統，小分部應該與大總部一致，因此我同意萬先生的論斷：‘中共只有一口氣可喘。’但是，萬先生說那口氣只有一年半載，而我說那口氣，中共可能還要喘上幾十年！”引起全場哄堂大笑。這是我最後一次以民運身份參加的學術活動，二十多年後遇到當時的聽眾，他們對我“那口長氣”還印象深刻。

6月3日晚，民陣法國分部在巴黎人權廣場冒雨舉行的“六四周年祭”燭光集會。我主持聚會，吾爾開希致辭，聖羅蘭公司總裁講話。中法音樂家演奏了《天安門廣場》等曲目，鄧麗君照例參加並獻歌。儘管陰雨不斷，群眾熱情不減，集會從晚8點一直延續到六四凌晨。這是我以民陣骨幹身份，參加和主持的最後的群眾活動。

“六四”一周年，大陸難民的安置工作基本結束，我也準備移居美國。6月，突然又有七位大陸流亡人士輾轉陸續來到法國，我緊急聯繫艾麗絲和法國難民局解決他們的居留問題，並從分部得到的捐款中提供經濟補助。另外有一位難民意外身亡，分部也給予困難補助，並發動募捐，解決其家屬的燃眉之急。上述二事，我已忘記，現查《分部一年總結》才發現。

1990年4月，參加在東柏林舉行的民主與人權國際研討會，在拆毀一半的柏林墻前。

7月，我赴美國加州參加一個月的“浩然研習營”；8至10月，在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工作三個月並簽訂了兩年的工作合同。11月，回巴黎處理法國未盡事宜，正式辭去法國社科院的工作，退掉巴黎市政府的房子。

1990年11月11日，民陣法國分部召開二大，我作《一年工作總結》。儘管我實際在法國工作只有半年，但還是得到肯定和讚許。隨後改選新領導，民陣總部領導和秘書處人員都是法國分部成員，也都與會並參加選舉。近百人經過熱烈的辯論，幾位候選人經過激烈的競爭，最後草根戰勝精英，流亡工人岳武戰勝流亡學者蔡崇國，任民陣法國分部第二屆主席。（蔡為第三屆主席）

1990年底我訪問台灣20天。1991年初赴美國學術研究。

從此我離開了法國，脫離了民陣和民運，在美國的學術機構完成了由民運骨幹到政治學者的蛻變。

第三節 我為什麼離開民運

8-8 海外民運內鬥實錄

“民運活動”這一章，原本到此結束。國內朋友希望更詳細了解民陣興衰內幕。看過初稿者一針見血：“你寧可得罪國內體制，不願傷害海外朋友！”我極其矛盾，幾經斟酌決定：不利用自己或少數人所知事實、不牽涉朋友隱私缺陷，全部引用媒體公開發表的資料，應付這“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下未注明出處者，皆摘自安琪：《痛苦的民主——中國海外民運親歷與思考》，藝苑出版社、香港，1994年。感謝安琪日前應我請求賜書！

民陣一大上，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激動地說：“我不希望民陣成為體改所或四通。”民陣剛成立，體改所與四通的矛盾就公開化了！

1990年春，柏林理事會更使民陣內部矛盾公開激化。經過半年多的內耗，民陣內部分歧日趨尖銳，理事會上達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副主席吾爾開希說：“如把理事會的討論公開，人們會罵娘的。誹謗、人身攻擊、無理攪三分，民陣的災難！”民陣理事蘇曉康說：“民陣的分歧不是派別，是萬潤南和陳一諮之間的矛盾，是恩恩怨怨、權力鬥爭。外界說萬潤南是四通的官倒，陳一諮是體制內的官僚，民陣是官僚加官倒。”

1990年夏，四通某副總裁給萬潤南寫一紙條，戲稱“民陣和四通皆被吾等玩於股掌之中”。民陣許秘書將此私信交報社發表，被認為陳一諮主使，引發萬陳間公開指責，釀成軒然大波。事後萬對我說：“老閻，多虧當初你戰勝我支持的許某，當了法國分部主席！”

1990年9月，香港《開放》雜誌刊登“陳萬隔空之戰”，其中陳一諮文章的標題爲《萬陳之爭》，批評萬潤南：打小算盤、獨裁作風、理事會形同虛設。對萬又提三條意見：貌似寬厚，心實嫉刻；政治小動作太多；秘書處是獨裁模式。陳最後說：“我對民陣失望！”萬潤南以《回答朋友的批評》一文，全面反駁說他獨裁的觀點，闡述民主政治不應該：把己見凌駕在程序之上、把自己凌駕在眾人之上、搞小圈子不尊重獨立人格、搞陰謀整人的流氓政治，婉轉批評陳的上述做法。此事被認為是民陣二大公開的前哨戰。

同月，民陣二大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異於中共會議，全程開放。二大激烈內鬥當時就被各種媒體廣泛詳細報道，我摘其些許。吾爾開希會前放話：“陳一諮第一恨萬潤南，第二才恨共產黨。”會上陳一諮與吾爾開希對質無果。此懸案乃前菜，正餐大菜是“倒萬派與保萬派大戰”。參選民陣主席的是萬潤南與朱嘉明兩位謙謙君子。但雙方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眾“派人”，或按民主程序拉票，或施放流言暗箭中傷對方。我以美國東西方中心學者身份，公派出差考察此會。我在美國聯邦下屬的研究機構工作，已退出民陣無投票權，但爛好人有好人緣；若施加影響，非一票之效。萬朱皆為多年好友，我對雙方“說客”皆表示愛莫能助、絕對中立，故友誼至今。“保萬派”略佔上風時，巴黎21名流亡人士寫公開信傳真至會場，對萬潤南激烈批評。萬低調妥善處理、化險為夷險勝朱嘉明，任第二屆主席。安琪的評論是：“籌備半年之久，耗資13萬美金的大會偏離了民主的目標。”11月法國民陣二大，流亡人士扳回一城，以53:19草根完勝精英，報了一箭之仇。（香港《前哨》1992年4月號）

1993年初，民陣與民聯兩個海外最大的民運組織，在華盛頓召開盛大隆重的合併大會。結果是兩個組織“合併”成三個組織，海外民運公開徹底大分裂。這合併很快變成“火併”。為爭奪領導權，民聯和民陣各自內部、民聯和民陣之間打得不可開交。最後選舉時，有慷慨陳辭、有憤而退場、有伏案痛哭，會場上一片混亂以致無法收場。美國民主基金會（NED，海外民運主要金主）的與會者說：“我對中國人內鬥花樣百出，真是服了，中國人是用計謀來整對方。”獨立學者曹長青說：“會場謠言橫飛。一位美國記者對我說，‘三天會場上聽到的謠言比我一年中聽到的還多。’原來我對大會抱很大希望，但看到有一半人哭了、三分之二退場了，我很痛心。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不計後果，不計名聲。如不反省，民運將很難深入開展。”民陣兩屆監事會主席，領導層中唯一的台灣人錢達說：“華盛頓會議是民運史上最黑暗也最慘烈的鬥爭，會後我辭去所有民運組織的職務回到僑界關心台灣前途。”（錢後來回台灣任立法委員，讓我找新加坡公民陪他到美國駐新大使館見証他放棄美國國籍。）我當時在新加坡政府最高智庫，身不由己不能親臨觀戰，但許多朋友為我“實況直播”。會議慘烈過程我不詳述，國內外網站亦可查詢。從此我曾躋身其中的民運江河日下逐漸勢衰。

華盛頓會後，民運雜誌《中國之春》的爭奪戰對簿美國公堂。獲得雜誌的民聯陣的徐邦泰，此後貪污傳聞不斷。查帳後發現徐將家裡各種開銷在雜誌報銷，幾年貪污30萬美元。各方遂停止贊助，雜誌停刊。1980年復旦大學民選人大代表徐邦泰，就這樣在海外民運中迅速墮落並消聲匿跡。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中國流亡知識精英的大本營。普林斯頓大學1951級校友艾略特，在“六四”後捐出100萬美元救助中國流亡學者。由普大余英時教授主持成立該學社，1989至93年共贊助26位著名學者，其中有方勵之、劉賓雁、陳一諮、蘇曉康、柴玲、阮銘等人。我本可進學社，但覺它不像真正的學術機構。

蘇曉康在《離魂歷劫自序》中說：“學社的精英名流，不懂英語又不是平常人，只好相濡以沫抱成一團，遂成一中國城，派對每周必有，還非唱文革歌曲不可。沒有誰受過基本的學術訓練，卻常常要辦學術討論會，人人看上去大言不慚，預言中國，還都會侃幾句文化；否則怎麼叫訪問學者？這班大名鼎鼎的中國知識分子，除了擁有一輛破車和不再擁有崇拜者之外，彷彿並沒有生活在美國。”阮銘如是評價：“無論樂觀的舊夢、悲觀的新夢，都是不願或不敢直面現實，喪失了民運前進的目標。而愈無目標，愈內鬥；愈內鬥，愈無目標。沒有了理想的追求，鬥爭的都是權和錢。”

8-9 民主運動不太民主

中國是官本位社會，我僥倖接近金字塔上層，除了政治和經濟特權外，更重要的是享有資訊特權。加之我智商不太低，又願意想點問題，因此對中共有較深刻的認識，而與其他民運人士對中國局勢的看法相異。

蔣介石當年反攻大陸的口號：“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成功。”幾乎所有的民運人士皆如此企望民主在中國近年成功，幹部子弟蘇曉康則“悲觀”地認為可能五年。曾在趙紫陽領導的“政改辦”擔任要職的嚴家祺，問我：“我買了許多書，想買書架存放，又怕過兩年回國浪費了。怎麼辦？”我答：“別說書架，房子都該買！”

上文提到——剛出國的《我為什麼離開中國》，認為爭取中國的民主是至少20年的長期鬥爭，並說“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享受不到勝利的喜悅”。在上述六四半年研討會、柏林會議、六四周年研討會上，在蘇聯東歐劇變後我仍堅持己見。我的觀點屢屢遭攻擊，輕者說我是極端悲觀派、客觀上削弱士氣，重則誅心論、懷疑我動機不純。

對最惠國問題，我不贊成對中國經濟制裁和抵制中國產品。我說：“制裁中國，權貴仍吃香喝辣，倒霉的是普羅大眾。”又有人攻擊我幫中共講話。此外我在內部會議上經常批評民運組織的某些錯誤，“愛之深、責之切”，則被指責居心不良。1991年中國華東嚴重水災，我已任夏威夷東西方中心研究員。剛組織完“六四”兩周年學術研討會，又組織各界民眾捐款（我收入較高理應多出），更被指責兩面派。我只能苦口婆心地向反對者啟蒙“領袖、政黨、政權、國家、祖國、人民，六個漸進層次不同性質的概念之關係”，但效果甚微！

出國前後，幾位知己都說：“你是理想主義者，只為理想放棄一切投身民運。若將來失望，將更加痛苦絕望！”1990年初我擔任民陣分部主席不足兩個月，就私下痛心疾首說：“中共40年腐敗了，民陣40天就腐敗了！”

獨立媒體人何頻說：“批評民運，就被認為是在破壞民運。民陣第一年花了一百甚至兩百萬美元，只有幾千美元是用於援助大陸民運人士。一個既不能接受批評，又無道德感的組織，當然是沒有希望的。民運組織最大的貢獻就在於他們使自己成了犧牲品。他們雖然玷污了八九民運的名聲，但同時也避免了一批流氓地痞式的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囂張。這種卑鄙與無恥，與共產黨中的頑固派沒有什麼差別。”

獨立記者安琪說：“開始是權力之爭，後來飯碗之爭則成了民運內亂的本質。海外民運中，爭飯碗便成了一些人的基本訴求。結果民運組織的經濟支援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如‘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內鬥事件，幾乎斷絕了在美國民主基金會對整個海外民運的支持。對這種情況，誰批評他，誰就要冒‘反正義’的危險。我從一開始，就不斷受到這種‘正義’的攻擊和恐嚇。”

學者宦國蒼在香港《九十年代》1992年三月號上，發表《民陣問題一籮筐》，揭露了民陣的制度不健全，缺少財務和權力監督等問題，引起了轟動一時的“反宦氏風波”。宦說，被批評者不就披露的問題展開辯論，而是以“海外民運的對手是中共”來壓制批評意見。

此外，我的性格非常不適宜做民運頭領，也是我脫離民運的重要原因。官場歷來有官、吏、僚三種角色。我在中國，任研究所和工廠的領導是官，組織部小幹事是吏，部長秘書是僚，自認為官場全才。但在民運組織中，要自薦競爭、與政見相同的民主同志進行“貶低對手抬高自己”的競選。做民主的政客，我力不從心，心非所願！

我認為是海外民運首席理論家的胡平，有精彩論述：“有人說，革命是一個墮落的過程。這確是一個問題。爭取一種位置時，存在著權力的爭奪，人性中的惡被召喚出來，失去了原期求的理想。保持了純潔性，在政治上你就是失敗者。兩難的問題！理想主義者，不能老拿‘我是正確的’來安慰自己吧，你必須要獲得競爭的成功。在個性和職業衡突上，我習慣於踏實認真做事，對自己的成績不願自吹自擂。但政治就要有當仁不讓的氣概。你覺得自己比別人好，就得說比別人好，不能當老好人，讓別人說你好。作為從事實際政治的人，你沒有政敵，証明你沒有出息（這個政敵不僅指共產黨）。而沒有權力的人，只能將自己的主張作為一種聲音。”（1990年11月美國《新聞自由導報》）

我正如胡平所言——總想當老好人，是不願有政敵的無出息者，只能將主張變為聲音。在政治家與政治學家的岔路口，我只能、且只配選擇政治學人。當初，眾多的民運朋友被單方、雙方或多方，相互攻訐的所謂“醜聞緋聞”纏身、輕傷重傷累累；如今，仍堅持民運的勇士們則更是“醜聞緋聞”不斷、遍體鱗傷致殘。過分愛惜羽毛、極其貪圖虛榮、嚴重政治潔癖的我，竊喜當初全身而退，至今浪得虛名、無絲毫經濟醜聞和生活緋聞，仍是無敵人、遍朋友的爛好人！但我敬重仍然堅持海外民運的人士。

第九章　浩然研習營與兩次台灣行

——與台灣各界的接觸（1990，1991，1994年）

第一節 胡志強推薦我入浩然營

9-1 沈君山考察批准我進浩然營

台灣企業家殷之浩中國意識極強，其公司的名稱即為“大陸工程公司”，他計劃1990年夏天在美國舉辦一個月的暑期研習營。他說，我要辦“與中國未來發展”有關的研討會，邀請各領域的學者專家，與有發展潛力的青壯之士，共同生活與研討，交換觀念拓展視野，培養對中國乃至全世界更廣泛的觀察角度與思考方式，進而能適切的為中國人有所貢獻。（引自《浩然暑期研習營演講討論輯》第一冊，台北，1990年。以下簡稱浩然營）

浩然營學員的甄選過程：台灣學員經過康寧祥（台灣民進黨元老、前立法委員），美國學員經過許倬雲（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歐亞學員經過沈君山（台灣行政院前政務委員、清華理學院院長）分別面試考察；最後上述三人集體研究審查確定。

1990年7月，美國加州浩然營，作者與創辦人、台灣企業家殷之浩夫婦合影。

1990年3月，得知浩然營公開招錄學員。當時對民陣和海外民運已經失望，法國流亡難民的安置工作也基本完滿結束。我產生脫離民運、轉向學術的意願，認為浩然營是絕好機會應盡量爭取。我請在巴黎的老朋友嚴家祺和在台北的新朋友胡志強推薦，報名參加浩然營。嚴家祺：國內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海外民陣總部主席，份量夠；國內一起推進政治改革、海外一同領導民主運動，交情足；家祺爽快答應。若再請陳一諮或萬潤南二位重量級朋友推薦，應會被欣然接受。但是台灣企業家辦的研習營，一位台灣專家先面試、三位台灣大佬再審查；能有一位台灣人物推薦則把握更大。我立即想到胡志強教授，儘管我們在去年民陣成立大會期間只有幾面之交；但是相見恨晚、相談甚歡。我冒昧傳真台北，附上有關資料，提出推薦請求。胡次日即覆：“閻兄所託、弟之榮幸，兄入浩營、實至所歸，志強義不容辭、當仁不讓。”不日他就寫出熱情洋溢高度評價的推薦信，讓我修改。我隆重感謝隻字未改。

4月12日，沈君山在巴黎Warweck酒店約見我。交談中，他沒有翻看放在茶几上我的申請材料，卻對我的經歷和發表的文章瞭如指掌。真不愧為國際圍棋界和橋牌界的雙重高手！令我欽佩的還不止他超強的記憶力，平易近人的謙和更讓我驚訝。他可曾是中華民國“副總理”級的高官和著名高校的院長。我們漫談似地聊了一上午，為此他還把上午另一位的面試，推遲到下午。交談非常融洽，最後沈交底：“嚴家祺也為另外幾人寫了推薦信，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你除了個人的經歷和資料過硬，胡志強的推薦信也是所有推薦信中最強力的，令我印象深刻。你們是老朋友吧？”我如實交待了與胡僅有去年的一周幾面之交。此後在浩然營和台灣，沈君山對我格外照顧。到浩然營報到時我才發現，沈在法國只選中我一人。（因大陸學員受阻，法國後來又補充一位。）

1990年8月，美國加州浩然營，與執行委員沈君山合影。

7月初，我抵達美國加州聖塔克魯斯市。許倬雲負責前兩周講課的督導和講評，沈君山負責後兩周的學員演講和專題討論。全程參加的還有幾下幾類人員。

一、台灣人士：行政院研考會主任馬英九、民進黨元老康林祥、民進黨立委盧修一、國民黨立委劉興善等四位博士官員和另外五位教授。

二、海外的大陸改革派：陳一諮、李湘魯、王小強、華生、楊沐和我，張鋼後補充進來，我們七人都是莫干山的朋友。

三、海外民運人士：胡平、丁楚、項小吉等五人。

四、美英德和香港的博士和博士生共11人：其中後來回國發展的有：崔之元、石浩海、陳嘉映、董明、史望澄、陳平。

五、中國海南三亞市市長助理江上舟。他是我清華校友和朋友，浩然營後我陪他旅遊考察夏威夷。原定國內還有幾位，但被當局阻止；江提前出發，成為唯一的漏網之魚。

殷之浩和夫人大部分時間在營區，與我們一起認真聽課；他們的女兒殷琪（我們通過巴黎郭女士而相識）也短期來營。

前兩周的專題演講：第一類是當今世界最嚴重而又持久的主題，包括環境保護、人口問題及文化價值的演變等宏觀的大課題。講員是這些領域最重要的大師級學者，包括1972年若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羅；第二類是具有當代及時意義者，例如大陸和台灣的政治經濟改革、兩岸關係，大陸的文化發展和最近的政治變化，及東歐的巨大變化。講員是對這些問題有專門研究的學者：余英時、劉遵義、許倬雲、管惟炎、柏楊；以及台灣官員，行政院前院長孫運璇、行政院前政務委員沈君山、研考會主任馬英九、經建會副主任葉萬安、前立法委員康寧祥。

1990年夏，美國加州浩然營合影。前排坐輪椅者為台灣前行政院長孫運璇；立者左一為李湘魯，身後為馬英九。本書作者站在孫運璇身後那位女士的後邊。

9-2 我的專題演講和討論發言

在經濟學大師劉遵義（新世紀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演講後的討論中，我小聲對旁邊的陳一諮談了不同意見。陳大聲說：“閻淮有看法！”

我不得已發言了：“談談權力下放。首先，不同意企業真下放。中國全部社會資源和生產要素都被政府控制，即使政企分開、權力下放給企業，它也要找個政府婆婆。否則無處尋求人、財、物和其它保護，無法生存。不是市場經濟的中國，仍由無處不在的看得見的政府之手控制。即使所屬企業虧損，其幹部的任免權、緊缺產品的分配權，對主管部門都是‘油水’；‘瘦水’也不流外人田，政府不會輕易下放。其次，不同意劉先生提到政府權力下放的所謂‘問題’。一、您說兩千個縣變成兩千個國家了，這不是權力下放的問題；40年一直存在地方保護主義，我能生產的產品就排斥外來商品。二、中央財政虧空問題，是中央和地方稅收分成時地方太精明，幾年不變中央就虧了。”（《浩然營演講討論輯》第二冊記載了我發言近千字）

後兩周是學員演講報告和幾個專題的掛牌討論。

七位學員被選中作個人演講，我在7月27日上午作了《中國大陸的政治結構與政治改革》的報告。提綱是：

第一章 政治結構

第一節 組織結構。中國政權是黨、政、軍三個系統；縱向分中央、省、市、縣、鄉五個層級；橫向有黨委、顧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軍區七套機構。黨中央權力結構是領導核心、總書記、常委會、政治局、書記處、中央各部委。

第二節 政權本質。一黨專政、黨管一切；中央集權、個人獨裁；官階本位、等級森嚴。

第三節 統治特性。一黨專政——紀律性，中央集權——有效性，官階本位——穩定性，個人獨裁——脆弱性，老人政治——軟弱性。

第四節 管理手段。全民的戶口制度，職工的檔案制度，幹部的升遷制度。

第二章 政治改革

第一節 十年回顧；

第二節 沒有政改、只有鬆動；

第三節 鬆動的原因。

趙紫陽的秘書李湘魯諳熟中國政治，又是摯友，演講前我說：“你可隨時插話，糾錯和補充。”我講到戶口時，李說：“這套東西是非常重要的，是共產黨統治的關鍵。”我談到裝不裝檔案由人事部門決定，李說：“人事部門有獨立性，但一把手如果跟人事幹部關係好也可裝。”我講到配備地方大員要徵求某些元老和政治局的意見時，李說；“政治局分工某人聯繫某省工作，中組部作了決定，他可以干擾你的決定，中組部要先去拜他；不過趙紫陽在幹部任命上，一向不大說話。”我最後說是中組部下去，見官大一級時，李說：“對地方來說，中組部和國家計委最重要，管官員升降和給錢。這兩個部門下去個處長，招待得比其它部的部長還好。”我演講後的討論很熱烈，誰都懂政治嘛！有十餘人次提問，我都分別作了回答。最後快到午餐時，主持人、歷史學家許倬雲簡單總結：“剛才講的結構，和十五世紀的羅馬教廷很像，有部分類似清朝乾隆以後到慈禧太后為止的結構。不過今天討論時間已經到了，等有空的時間再說。”《浩然營演講討論輯》第四冊刊登了我演講的主要內容約萬字和討論問答。

與浩然營兩位執行委員合影，左起：沈君山、許倬雲、作者。

沒想到，參加浩然營的《中國之春》社長胡平和主編丁楚把他們自行錄音的我的演講的一部分，以《中共極權金字塔的結構》為題，擅自發表在《中國之春》1990年11月號上。文後注明“本文係根據作者在浩然暑期研習營的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閱。”中國之春雜誌出版社1993年在紐約出版的《中國之春文選（1982-1992）》，又全文刊登了上文，並且刪去了文後的注釋，好像我投稿似的。

近30年，在海外非學術性出版物，經過或未經我同意，刊登我的作品，均未要或未付稿酬。

我對中台關係比較感興趣，在會下與馬英九、沈君山和盧修一單獨探討較多。在他們三人主持的“兩岸關係”專題掛牌自由討論會上，他們希望我多評論。在《浩然營演講討論輯》第三冊中有我的部分發言。

我的主要看法是：二戰後世界上四個分裂國家，德國和越南已經統一，南北朝鮮也同時加入聯合國，並且容許邦交國承認對方。唯有中國是敵對兩黨領導的敵對軍隊經過三年內戰，最終都沒能夠徹底消滅對方，從未簽訂停戰協定，法理上仍處戰爭狀態，因此問題更複雜。中台現狀是：雙方在承認一個抽象中國的前提下，用兩個國名、以兩個政府、按兩種制度、對兩個地區、進行兩種治理。即“一國五兩”一國兩名、兩府、兩制、兩區、兩治。近年大陸釋出善意，李登輝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使兩岸和解失去十年機會。現在應該是：“台灣不獨、大陸不武，降低敵意，增加接觸。”而大陸的的民主化對兩岸人民都是福祉，也是最終解決兩岸關係的關鍵。我最後說：“台灣兩千萬人民並不需要為十億大陸民眾負責，而大陸人民應該多了解、理解、諒解台灣民眾的處境，即他們的想法、看法、說法和做法，更加尊重我們情同手足的親愛同胞。我們在座的大陸知識分子要把人性、人道、人權放在國家主權和民族主義之上。”

我在美國加州浩然營就台灣問題發言後，兩位擔任工作人員的台灣留學生要求與我合影。

我演講後，為浩然營服務的葉素玲、林鶴玲兩位台灣女留學生，從會議室後面跑向講台前與我握手，哭著說；“從來沒有聽到大陸人說過這麼同情和理解台灣人的話。”從此我們成為朋友，新世紀我繞地球一周後，重返加州，還訪問過她們的家庭。

9-3 浩然營花絮

加州中部海濱勝地聖塔克魯斯市郊的Chaminade五星酒店，依山臨海與世隔絕，是真正的世外桃源；里根總統任加州州長時，經常來此度假和與幕僚密謀策劃機要事宜。我們居住了一個月的這家五星級酒店豪華之極，住宿房間很大，辦公桌椅、大小沙發、淋浴浴缸、陽台水吧齊全，免費洗衣；中晚餐皆是餐前酒、色拉水果、主餐酒、餐後甜品咖啡俱全的“正式西餐套餐”規格的豪華自助餐；上下午會議休息時的課間點心也相當奢侈；酒店擁有像中型健身俱樂部那樣全套設施的體育館。酒店距市中心和海濱幾十英里，酒店小車可全天候免費接送我們往返。我們打聽到暑期一天的住宿費要五六百美元，就要求換個便宜住處。殷之浩毅然拒絕：“你們研習有成，將來對中華民族稍有貢獻，一切都值得！”

我們課餘的體育活動非常豐富，馬英九是籃球高手、沈君山的台球無人可敵、我的乒乓球略勝一籌，游泳則人人皆可。四個周末我們分別遊覽了聖塔克魯斯、舊金山、聖荷西三城市和優勝美地、紅木等國家公園。

馬英九每次出遊時都被不同的台灣遊客圍住、要求合影簽名。老美總好奇地問：“他是啥人？”我答：“中國中年影視明星！”老外感嘆華人中年明星的英俊。馬英九當時是台灣現職部長，但是平易近人、毫無官架。外國專家演講時，他經常為我們幾個英語白癡翻譯；周末旅遊時，就是首次來美的歐洲老土們的義務導遊。我調侃：“當年你剛畢業，就為蔣經國總統翻譯；現在貴為部長，卻是我們平頭百姓的翻譯兼地陪；真是馬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江河日下呀！”7月13日是馬英九40歲生日，我們為人緣特好的他，舉辦了浩然營中唯一的慶生晚會。

沈君山，曾任副總理級高官和高校院長，現在正式“官銜”是研習營的“執行委員”，我們戲稱為“訓導主任”（另一位“執行委員”許倬雲則被戲稱為“教務主任”）。58歲的沈，應該是我們的師長輩，但與二、三十歲年輕的博士生毫無代溝，經常與我們一起打球和跑步，偶爾在男學員中開些高雅或不高雅的玩笑，大陸學員當仁不讓地回贈同等量級的“顏色玩笑”。沈君山回憶：“許倬雲和我分任執行委員，許先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教務主任當之無愧。我的訓導主任則是既不訓又不導，絕對的‘放羊吃草’，浩然營自始至終開放自由平等自然的營風，自認不無微功。結業之時學員們送了殷之浩和許倬雲精緻鄭重的禮品，給我的卻是一張三尺長半尺寬、有所有學員簽名的大卡；其中有宇宙圖書、但也有醇酒美人，有讚譽溢美的頌詞、但也有謔而不虐的嘲諷。我十分得意，也認為十分恰當，至今掛在我的書房，作為珍貴的紀念。”（《浩然營演講討論輯》第一冊）浩然營的告別晚會即結業典禮上，我們說是贈送殷和許兩位先生禮品，而對沈君山卻說“賞賜巨幅唐卡”。唐卡上的圖畫皆有所指：宇宙圖書，因他是物理學家；美酒，他酒量大酒德佳；美女，他去年再婚；好像還有嬰兒，因他剛得貴子；“頌詞”和“嘲諷”，是對他德高才重和詼諧幽默的雙重肯定。

8月5日浩然營結束，我飛抵夏威夷，開始在“東西方中心”兩年的研究工作。浩然營的後續活動是殷之浩邀請學員中沒有去過台灣者，寒假訪問台灣。

從1990年至2001年，浩然營分別在美國、日本、台灣、澳門、日本、馬來西亞、美國一共舉辦七屆，參加的講員有：新加坡前副總理吳慶瑞、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諾貝爾獎獲得者）、台灣考選部長王作榮。

中國發現浩然營不是“境外敵對勢力”，後幾屆曾派著名學者和官員，如王滬寧、國台辦副主任孫曉郁、作家張承志等參加。

1990年8月，我陪唯一參加浩然營的中國官員江上丹在會後考察夏威夷。

9-4 王滬寧與我分別撰文紀念浩然營

1994年4月27日殷之浩逝世，享年80歲。消息傳至新加坡東亞所，我悲傷之餘撰寫下面的悼念文章，發到台灣載入《殷之浩紀念文集》。這篇千字文涉及當時對浩然營的評價及對我的影響，故節錄於此。

悼念與紀念

四十多年，參加無數研討會，舉辦單位有：台灣總統府國統會、中共中央、美國國務院、法國參議院、新加坡內閣；受益最多、印象最深者，首推殷之浩先生創辦的浩然研習營。

1990年夏，有幸自巴黎赴美國加州參加首屆浩然營。一個月中，大師級講員的深邃講演、兩岸政要的深刻報告、傑出學員的深入討論，四年後仍歷歷在目。

我們老中青三代精英薈萃，本身即是中國共和史和民主史的寫照——長者是民國同代人，幼者是天安門孩子；尊者“貴”為前閣揆及政務委員、台灣最年輕的部長及大陸最高學歷的市長，卑者“賤”為兩岸囚徒及通緝要犯；勇者如台灣反對黨領袖及大陸海外民運組織首要，智者如大學院長及馳名中外的作家及亞洲第一女記者。

舊雨新知，這批腦有學識、心具見識、胸懷膽識的中國人，在“開放、自由、平等”的營風中，挑燈夜戰、周末不休，激烈而理性地研討中國與世界的過去、當今與未來。彼情彼景畢生難忘！

最令我欽佩的，是被尊稱為“浩然營大家長”的殷之浩先生，為中國未來培養有用之才的獨到見識，敢為天下先、衝破重重阻力創辦浩然營的卓越膽識。在諾貝爾獎得主的講堂上，他是大智若愚、虛懷若谷的學者；在與傑出專家教授的討論中，他是平等待人、思想深邃的智者；在浩然營學員和他的公司員工面前，他是平易近人、慈祥親切的長者。老先生身教言傳、身體力行的名言——“我身為中國人，總想為中國人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則永遠銘刻在眾人心靈中！

浩然營結束，前往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工作。憑藉浩然營的充電，在那裡研究中國政治兩年；研究成果被新加坡東亞所認同，繼而受聘於此。近四年的境遇，些許受惠於浩然營和殷老先生；而其精神遺產，則終身受益不盡。

驚聞殷之浩先生仙逝，中國頓失棟才、學生永失良師，不勝悲傷！欣聞浩然營第四屆明年續辦，先生遺志可繼、浩然香火不滅，不勝欣慰。

謹以此千字拙文，沉重悼念殷之浩先生，並紀念浩然營創辦四周年。

新加坡東亞所吳慶瑞老闆、浩然營第三屆講員，知道身為首屆學員的我準備撰文紀念，請我代為起草唁電。我以吳的名義和口吻，將上文要點精煉成數百字電報發出。

參加第三屆浩然營的王滬寧，在其《政治的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懷念殷之浩：“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度過自己的生命，大概要結識成千上萬的人。在這些人中，有的擦肩而過，有的朝夕相處。

有的人天天與你在一起，但是你對他沒有什麼印象。有的人偶爾與你見面，但是你能念念不忘。之浩先生屬於後一種人，我和他只有兩次相遇，然而他卻永遠地留在了我的心裡。中國在之浩先生的心靈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我曾聽到他十分激動地說：‘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歷史、文化、感情都有凝聚力。’浩然營是短暫的，可是我們都得到了一定永恆的東西。之浩先生的名言是：‘人，必須活得自尊和驕傲。’我對之浩先生了解不多，但是僅據此有限的了解判斷，我想他是做到了。”

我與王滬寧價值觀相異，但是對殷之浩和浩然營的評價卻雷同，這就是殷先生人格魅力之所在、浩然營的成功所在！

第二節 訪問台灣馬英九多留我一周

9-5 在台灣的考察與觀光

1990年12月抵達台北，前十天是浩然營組織的參觀考察和觀光遊覽。

18日，浩然營在台灣的成員歡迎我們大陸在歐美的九位學者訪台，宴會名曰“浩然同學台灣聚會”。隨後的參觀考察由相關的台灣“同學”引導到他們服務的單位，都是單位首長接待並宴請。（觀光旅遊則由殷家的“大陸公司”的職員陪同，由北向南遊遍台灣主要的名勝古跡，不必贅述。殷之浩董事長和殷琪總經理，在台北最繁華的忠孝東路的大陸大樓內的大陸工程公司總部，接待並宴請我們，是必備節目。）

立法院。21日上午旁聽立法院辯論，民進黨與國民黨爭得面紅耳赤，幾乎肢體衝突。中午在隔壁的來來酒樓聚餐，剛才還差點打起來的兩黨議員，稱兄道弟把酒言歡。對此我們不解，台灣朋友解釋：“他們吵架打架經媒體報道後，就分別在兩黨的極端選民中威信提高，有利連任。”朋友讓我們談感想，我說：“中華的議場打人比廣場殺人好，歐洲的議場點人頭比亞洲的廣場砍人頭強。”下午，劉興善委員先帶我們去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執政黨官氣足，大家禮節性寒暄，沒有實質性討論。隨後，盧修一委員請我們到他的辦公室，民進黨三位重量級立法委員邱義仁（民進黨秘書長）、洪奇昌和彭百顯已等在那裡。他們介紹了從老蔣（介石）時代的“黨外”到小蔣（經國）時代的“建黨”，台灣民主化的坎坷路程以及民進黨的歷史、現狀和執政前景。我們深入討論了大陸民主化的可能和路徑，我又重彈了“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的老調。

土改訓練所。24日農經教授彭作奎（後任行政院農委會主任）上午陪同我們到桃源縣“土地改革訓練所”參觀。台灣在1950年代初實施的土地改革計劃，包括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措施，顯著提高農民從農意願與社會地位，進而促使農業生產與農家收入大幅增加，繁榮農村經濟，奠定了日後整個經濟發展的基礎。我對此早有了解，現在加深理解、印象深刻。下午訪問台中縣新社鄉農會和幾戶農家，對台灣農村和農民作了零距離接觸，有了直觀的了解。次日訪問台中縣大甲鎮公所，對台灣最基層的政權運作進行考察。

行政院研考會。26日訪問馬英九主持的這個部門。馬介紹：“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要工作是：在運用科學方法負責辦理政策研究與規劃工作，對於政府的施政計劃的執行則負責追蹤、管制與考核的工作，以期提高行政效率以及促進行政的現代化。”他還帶著我們參觀了各個處室。

清華大學。27日上午參觀新竹清華大學，當然由曾任清華理學院院長的沈君山（後任清華校長）陪同，我這個參訪人員中唯一的大陸清華大學校友，當然受到格外禮遇。下午參觀交通大學和科學工業園區，其中的宏碁電腦令我印象較深。

此外，中央研究院的劉吉石、經濟研究院的馬凱、工業研究院的史欽泰、師範大學的羊憶蓉、《天下》雜誌的殷允芃五位研究員和教授，也分別陪同我們考察訪問他們任職的機構。

浩然營在台灣活動的十幾天中，我還利用自由活動時間償還了個人的欠債。

胡志強與“愛盟”。甫到台北即與胡志強聯繫，欲面謝他推薦浩然營之情並贈送巴黎的小藝術品，胡約我20日晚餐見面。孰料當晚竟是“愛盟”負責人聚餐會，認識了立法委員郁慕明等人。他們與我相談甚歡，並正式邀請我，後天在“愛盟”19周年慶典上作主題演講。（1971年台灣留美學生不滿美國把釣魚島移交日本，成立“愛國聯盟”開展保釣運動，核心成員是馬英九和郁慕明等，“愛盟”隨著留學生返台也遷台，留歐博士胡志強等加入並成為骨幹。在台灣他們主要是反台獨，1993年郁慕明等退出李登輝把持的國民黨，成立“新黨”，郁現任主席。）22日我在數百人的“愛盟”盟慶大會上，作為唯一的主題演講者作了《大陸民主化進程》的演講。侃了一刻鐘大山，吃了豐富的晚宴。散會時胡志強塞我一個信封，打開發現是一沓鈔票。我說：“我是還你情、捧你場，怎麼還能拿錢？”胡說：“這是慣例，你不能破！”（此後，我在台灣陸續得了不少“車馬費”。）29日我到胡志強兼任副秘書長的中華戰略學會與他告別。他說：“新年後我將出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辭掉大學教職和這裡的兼職，正式從政了。”1991年秋胡任行政院新聞局長，後任外交部長、台中市長、國民黨副主席。

《聯合報》與王友蘭。“聯合報系”是當時台灣第一大報，老闆王惕吾是國民黨中常委；旗下在歐洲是《歐洲日報》，因發表過我的幾篇文章，我與經常赴法的王效蘭（王惕吾長女）認識。19日我到聯合報社拜會王效蘭。27日晚應邀到她家晚餐，與在美國相識的、回台灣過年的紐約《世界日報》總裁、王家次女王友蘭重聚。隨後幾天晚上，王友蘭開車帶其友人和我去基隆夜市等地遊玩。31日晚的年夜飯，我是在王家與王惕吾一家十幾人一起熱熱鬧鬧吃的，使我孤獨一人在台灣度過愉快歡樂的新年。世紀末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時，與患肺癌的王友蘭偶爾聚會，她不幸逝世後，2000年5月12日我參加了她的追悼會，送她最後一程。

12月28日，浩然營的活動結束，大陸學員返回歐美的居住地，回家過新年。馬英九挽留我在台北多住一周，對外公開的理由是與台灣各智庫再進行較深入的交流。真實的目的是：“給他們好好上上課，你也增加點演講費收入！”

9-6 馬英九請我分別為三方演講

12月29日，民進黨大佬康寧祥介紹我認識同為民進黨創始人的朱高正和林正傑。朱高正以“暴力問政”而聞名，在立法院揮出了第一拳，並經常上演全武行，被封為“國會戰神”。我表示對此不敢恭維。朱說：“在國民黨獨裁時期，反對黨為有效監督，必須採取極端的手段；溫和的問政方式，無法有效推動民主發展。”但是我讚賞他積極推動開放大陸探親和反對台獨，因此談得比較投機。林正傑歷來主張、並身體力行街頭暴力抗爭，有“街頭小霸王”之稱。任台北市議員時，與陳水扁、謝長廷被稱為“黨外三劍客”。交談中，林表示不滿民進黨的台獨，要退黨組建“中華統一促進黨”，致力於兩岸交流。我說：“統一和獨立，本世紀甚至我們有生之年都見不到。加強交流，促進兩岸的了解、理解、諒解，才是當務之急。”他們三人都贊同。他們還陪我拜訪了《自立報》。自立報系幾十年來一直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是具有獨立色彩的黨外報紙。

31日，馬英九介紹我到國民黨智庫、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先演講、後交流座談，吳安家副主任主持。（前任國關中心主任邵玉銘即是相當於中共宣傳部長的台灣時任新聞局長，足以說明其重要性。）通過座談中研究員提出的問題，我發現國關中心對中國大陸的研究非常認真細緻。我在法國看到他們編輯出版的《中國大陸研究》月刊，確實是海外水準最高的中國研究的學術雜誌。當日我認識了該刊物副主編宋國誠，日後多次向我約稿，發表在此月刊上（我也得些稿酬不菲的外快）。還認識了國關中心兼職研究員、權威的《中共研究》月刊的總編輯方雪純老先生，他是中國人事問題專家，過去讀過他的著作，他也向我約稿。

1991年1月1日，在民陣一大認識的明居正教授，陪同我到去年在柏林會議熟悉的馬樹禮家中拜訪。馬時任總統府資政兼三民主義大同盟理事長，明兼任大同盟副秘書長，他與我討論了中國與世界形勢，對我“挺感冒”。馬對明說：“閻先生很有看法，今後開會多請他來指教。”這就有了下節提到的再次訪台開會並作主題發言。

1月2日，馬英九請我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演講，他向我介紹：“《陸委會組織條例》這個月將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你是陸委會第一位演講貴賓。陸委會的主任是行政院副院長，我將辭去研考會主任、專任陸委會副主任，就如在美國時和你說的，專心從事兩岸交流事務。陸委會委員包括：行政院秘書長和政務委員、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法務部、經濟部等行政院幾乎所有的部會首長。因為陸委會還沒正式成立，他們今天都只能派代表來，和我們陸委會全體同仁一起聽你講課。”隨後在陸委會的禮堂，我向百餘位中華民國將要從事大陸事務的官員“授課”兩小時。而後的提問相當踴躍，不同於國關中心的學術性問題，官員們則更關心政策面的問題。隨後在馬英九的辦公室裡吃便當飯盒，馬說：“不好意思，我們公家機關既不能像你們大陸那樣豪華宴請，也不許像‘大陸公司’的企業那樣盛情款待。”我笑答：“在大陸我們也吃工作盒飯，但絕不吃‘飯盒’！”（離台後我們長期保持互贈賀年卡和簡信的聯繫。1998年他當選台北市長，我又經常回中國，為不給民進黨口實，我終結了與他的聯繫。）

春節後，我在夏威夷接到陸委會詹志宏處長傳真來的、根據我演講錄音整理的文字稿，請我審定。春天，我收到馬英九郵寄來的、三萬字56頁的小冊子——《中共政治結構與民主化論綱》，閻淮著，大陸工作參考資料，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現在網上仍可查到）簡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 政權結構（與浩然營演講類似）

第二章 幹部結構。

1、幹部狀況：基本情況、十年變化、第三梯隊；

2、幹部態度：對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

第三章 政治改革。

1、十年回顧：1980年，1984年、1986～1987年三次改革；

2、沒有改革只有鬆動：政改與經改、十年鬆動、鬆動原因。

第四章 民主前景。

1、中國與蘇聯東歐的差異（在法國和德國的兩次講演的提要）；

2、政局預測：不可能——全面內戰、軍事政變、宮廷政變、強人逼宮、地方割據、地方自治；只能——集體領導、和平過渡、和平演變；

3、民主進程：權力轉移——強硬派、開明派、改革派、民主派；

4、民主化過程：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

5、前提與思路。

1月3日上午，馬英九介紹我到頗具台獨傾向的張榮發基金會下屬的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演講交流。馬說：“我們是政府的陸委會，不是國民黨的陸委會，要一碗水端平；國民黨智庫去了，民進黨的也要去。這樣：政府、執政黨、反對黨，三方面你都去全了。”“國策中心”執行長張瑞猛博士主持演講會。我的演講也是“一碗水端平”、與前兩次基本是“一稿三用”，內容大同小異、只是多介紹些大陸的民主黨派和體制外的民間勢力。討論交流中，台獨學者的台獨理論令我震驚：“台灣本省人，不屬於中華民族，我們有自己的歷史、文化、語言、信仰和習俗；美國成立才二百多年，與英國也是同文同種，已經形成嶄新的民族；我們的先民已來台三百多年，為什麼還必須是中華民族？”對此，我感情上接受不了，但是理論上毫無研究，不敢貿然反駁，只能打哈哈：“中華民族禮儀之邦，奉行‘吃人家的嘴短’，據說中午要請我吃豐盛的‘台餐’，又拿了你們豐厚的演講費，我‘今天’（強調今天）對‘台族’理論就不反駁了。”

9-7 與殷琪、殷允芃的個人接觸

1月2日晚，應攝影家郭英聲先生和企業家殷琪夫妻邀請，到他們家晚餐。我與他們是在法國，通過郭女士結識的。郭英聲七十年代自台灣赴法國學習攝影，與學習美術的郭女士成為摯友。郭英聲海歸台灣後，經常返法並數次在巴黎舉行個人攝影展。來自香港的郭女士有我們兩個分別來自大陸和台灣的好朋友，我與郭英聲也就自然成為了朋友。在法國的最後接觸是，1990年11月郭駕車載我去巴黎遠郊的移民局，更新我的法國旅行証件，他說是我的車伕和翻譯。那天他確實幫了我的大忙，隨後我請他吃了印度大餐。在法國認識了郭英聲，自然也就認識了殷琪，半年前在美國浩然營和最近在台灣她任總經理的大陸工程公司，我們又頻繁接觸。

2日殷琪讓佣人放假休息，親自下廚做中西餐大菜，配上郭英聲從法國帶回的葡萄美酒，愉快的夜晚。我們三個中年人邊吃邊聊，海闊天空，中台對比、美法軼事，直到半夜。如果說在王惕吾家新年前一天的晚宴是歡快熱鬧；那麼新年後一天的晚餐則是溫馨寧靜。我和殷琪對當年共產國際扶植培育出來的兩個革命政黨都不滿意，殷琪尤其對國民黨在經濟上偏袒公有企業和黨營企業，壓制民營企業深惡痛絕。這可能是她後來支持民進黨的重要原因。

1993年李登輝台獨面貌大暴露，在去世前一年、行動不便的殷之浩還坐著輪椅參加反對李登輝的遊行；但是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殷琪卻出任陳水扁助選團發言人，陳當選後聘任殷琪為國策顧問，還任台灣高鐵董事長。我與這位政商領袖互贈賀年卡的聯繫就此終結。

1月3日下午，與《天下》雜誌的董事長兼總編輯殷允芃再度閑聊漫談“台灣、中國與世界”，並共進在台灣最後的晚餐。《天下》是台灣第一份以財經為導向的綜合性雜誌，被譽為華文世界最優質的財經雜誌，殷允芃曾被《亞洲周刊》評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殷是浩然營的主辦機構——浩然基金會的董事，一開始就參與了浩然營的策劃與籌備工作，用沈君山的話說：“貢獻了許多意見，也幫了許多忙。”由於她的特殊地位與貢獻，在浩然營的名冊上，在講員和學員之後還專列了“觀察員”一項，馬英九先生和殷允芃小姐名列其中。

1991年1月4日，離開台灣飛回美國夏威夷，繼續在東西方中心的研究工作，再次訪台是三年後，從新加坡赴台北，參加在圓山飯店召開的中山思想國際研討會。

第三節 在台北的孫中山思想研討會引言

9-8 我論《民權與大陸政改》

1994年2月，我在新加坡收到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的邀請函，請我參加3月底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的中山先生思想與中國未來研討會，並且作為大會三個主題之二：“中山思想對促進大陸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意義”的“引言人”。隨後我接到大同盟副秘書長、老朋友明居正教授的邀請電話。我如實招供：“我對孫中山思想沒有研究，只知：民族、民權、民生和軍政、訓政、憲政六個詞。我願與會學習，引言免談另請高明！”明居正堅持：“您在中國、夏威夷和新加坡都從事過研究，正好中山先生也在此三地從事過革命活動，您引言更有意義。馬樹禮理事長和鄙人都了解您的學識、佩服您的人品，馬老特意囑咐請您重點引言。”我只得退讓：“您搬出馬老，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

我立即惡補三民主義，特別是民權思想。於三月中旬草擬以下千字短文，傳真台灣得到認可。我認為孫中山的民權思想確實對中國的民主化有借鑒意義，故摘要於下——

民權主義與大陸政治改革

中國當代思想淵源有三：有權的馬列共產主義，有勢的西方民主思潮，有根的儒家傳統倫理。對大陸的政改而言，此三種理論可資利用價值極其有限。共產制度係改革對象，西方思潮官方抵制百姓抵觸，儒家傳統自由民主色彩淺淡。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對大陸政改極富啟發意義。

一、權能區分論。官與民的關係是政治的第一難題。長期是政府專制、人民無權。文革中某些地區政府無能、群眾無政。此種暴民政治是保守勢力拒絕改革、維持專制的遁詞。中山把政治大權分為政權（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權）與治權（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由人民行使政權，而管理政府；由政府行使治權，而為民服務。達到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圓滿解決官民關係，為大陸政改指明方向。

二、五權分立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奠基了西方政治制度。東方官場的腐敗主要表現在官場“入門”的舞弊和“場內”的貪腐。中山在五權憲法中，把考試和監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並列，對解決官場頑症極具現實意義。新加坡等國，把公務員機構和廉政機構直接隸屬最高領袖，即是重視考試和監察二權。五權憲法是具有東方特色的橫向分權制衡體系。

三、地方自治論。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央集權獨裁或地方割據分裂；既是困擾今日大陸的現實課題，又是籠罩未來中國的巨大陰影。中山指出：“地方自治是憲政的基礎”，應以“官治為民治”，達成“均權主義”。縱向分權制衡的思路，應能撥開大陸政治的迷霧。

四、民主程序論。大陸改革是鄧小平“貓論”和“摸論”的實用主義哲學。由於缺乏整體規劃與程序設計，大陸政改明顯呈現盲目性和反覆性。中山關於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的民主程序論，既有明確目標，又有階段設計。在方法論上，對大陸政改很有借鑒意義。

五、綜上所述。民權主義對大陸政改的目標模式、橫向分權、縱向制衡、方法程序等皆有指導作用。此即學習中山思想，促進大陸政改的必要性。

國人愛掛領袖像，雙方都掛己方稱聖、對方罵匪的傑出人物畫像；唯獨中山之像雙方皆在最重要位置供奉。台灣經驗大陸排斥，但台灣經驗的精髓“三民主義”，卻在大陸受到尊重。80年代初，兩岸關係尚未鬆動，大陸出版物即稱“民權主義是完全意義的民主主義政綱，無愧為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高峰。”可見學習中山思想推動大陸政改的可行性。

毛澤東說過許多錯話，但有一句卻是千真萬確的真理：“現代中國人，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讓我們繼承中山先生的民主事業，為在全中國實現憲政大業，而共同奮鬥。民主尚未成功，朋友仍須努力！

9-9 赴台參加中山思想研討會

1994年3月抵台北。27至29日，在台灣朋友（到新加坡交流訪問新認識的）熱情陪同下，乘火車三天二夜台東行。遊玩了上次訪台沒有來得及欣賞的花蓮、太魯閣、東海岸、知本等風景區。

3月30日至4月1日，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中山思想與中國未來研討會三天。首日上午開幕式，馬樹禮致開幕詞，教育部長郭為藩、陸委會主任黃昆輝、中研院院士費景漢先後演講。隨後三個半天是分組研討，最後一天，上午綜合座談，下午參觀故宮博物院。

我的第二主題“引言”在第二天上午。會後，三民主義大同盟出版了《中山思想與中國未來研討會實錄》一書，360頁詳細實錄了會議的所有“引言”和討論發言。（以下直接引語皆來自該書）

當天的會議主席是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三年前我曾訪問經濟研究院，與於深入交流。在我演講後，于說：“非常感謝閻淮先生所做之言簡意賅的引言報告，這就好比一道開胃菜，先讓各位開開胃，然後引導各位進行一般性的討論。”隨後台灣的歷史學家戴國輝、黃以法牧師、我的朋友明居正、于宗先、何頻等先後發言提問。根據《研討會實錄》記載，我做了約三千字的回答。主要談了：儒家思想在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東亞四小龍”崛起中的作用及在中國的影響；政改與經改的關係；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四個華人社會的比較等問題。在回應要求評論新加坡政治及領袖時，我說：“個人在新加坡是客人，在當地批評新加坡並無不可，但在此批評則有所不宜。好比我現在台灣，可以批評台灣，但離台返新，我就不願再對台灣有所批評，因為你們無法答辯。”得到研討會中少有的掌聲。

下午在阮銘的“引言”後，我就他主張台灣進入聯合國，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評論；我們進行五輪簡短爭論，最後我說：“我們的觀點不同，可以先將問題撇開不談，讓時間和歷史裁判！”友好收場。參加研討會的還有陳一諮、蘇紹智和陸鏗等，我與這些來自美國的老朋友當然進行了會下充分交流。幾個夜晚，則是在法國和夏威夷結識的台灣朋友宴請和享受台北的夜生活。

因為父母來新加坡看望我，會議結束後，立即返回新加坡，未及看望其他台灣朋友，現在一別20餘年，已經事是人非矣。

台灣《中央日報》未與我溝通，在4月30日全文刊登我的《民權主義與大陸政治改革》。這在海外，特別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實屬老常態，我也見多不怪啦！

第十章　一篇論文驚動美台新三方

——夏威夷東西方中心（1990～1992年）

第一節 三場重要的學術會議

10-1 杜維明所長提供的優厚待遇

1959年夏威夷成為美國第50個州，次年美國國會立即授權在夏威夷成立“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下文簡稱中心），作為東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交匯地，通過研討會和研究項目，與亞太地區的專家圍繞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議題開展合作。它是獨立的公共非營利機構，除聯邦政府撥款外，資金來源還包括民間機構、基金會、以及亞太地區的政府。

中心的總裁：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李浩（Victor Hao Li）,美籍華裔著名法學專家。熟悉後，我戲稱他“李得勝”，他說“太土”；我告訴他，這是毛澤東轉戰陝北時期化名，他挺高興。1992年之後，總裁是奧森伯格（M.C.Oksenberg）,美國政府重要的中國事務專家，曾主導對華建交談判。我稱他老奧，說這是尊稱，正如我們稱鄧小平為老鄧，他欣然接受。他與我的學術領域重合、學術興趣相同，我們之間的專業對話多過同為華人的李浩。1993年3月，他訪問新加坡，我們最後一次交流。

中心的機構：下設文化與傳播研究所（簡稱文化所）、資源所、人口所和國際關係研究室共四個研究單位。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美籍台灣出生的華人杜維明於1990年到文化所任所長。

1990年8月，我結束在美國加州一個月的浩然營，應在法國結識的杜維明的邀請直飛夏威夷。在東西方中心文化所的“文化中國”項目組，開始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進行關於中國政治的研究工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維明向我介紹：“我提出的文化中國，包括三個意義世界，一是中港台和新加坡的華人世界，二是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三是國際上所有從事中國研究及關切中國文化的人士。你所從事的中國政治研究也是文化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杜維明為我提供了優渥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豐厚的薪酬，配備翻譯助手，給我每月一千美元的經費，我在應徵者中選了每周可以工作20小時的中國留學生、夏威夷大學的政治系博士生蔣翔，她可以免費享受中心的單人宿舍房間和醫療保險。我有獨立的辦公室，可以不坐班、只是需要參加每周一的文化所的全所大會和周五的文化中國項目組的協調會，每天上午可以到州政府辦的免費成人學校學習英語（碰巧任課老師是中心韓裔副總裁趙立極的太太），免費住在中心的貴賓招待所一室一廳的套房。

中心有潛規則，希望每位新來的學者能舉行一次公開的講座。我在8月28日作了《中國政治結構與政治改革》的講座，反應很好，杜維明特滿意。另外“國際關係研究室”發現了我，他們對中國問題非常關注，此後經常邀我去他們那裡“請教交流”；知道我來自中組部，他們非常想讓我再舉辦一次講座，全面介紹中國的幹部問題。於是10月23日，我再次講座《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幹部的結構和觀念》。由於首次講座的成功，也由於是雙語講座（助手翻譯），這次講座招來許多中心贊助的中國博士生的捧場——國外學術方面的研討會和演講，一般都是對內公開的。

1990年9月，美國舊金山。作爲夏威夷東西方中心的學者，考察民陣二大。

杜維明對我太好了。

其一，民陣二大於1990年9月在舊金山舉行。有些民陣朋友提供經費，希望我去站腳助威、幫助拉選票。我既已脫離民陣，不想去湊熱鬧。杜所長說：“你研究中國政治與民主化問題，作為旁觀的學者，去客觀地考察大會有益處。”於是我就在美國剛剛開始工作的第二個月，公費越洋旅行了。同行的還有民陣二大代表金某（夏大學自聯主席）等三人。飛機起飛晚點，航空公司把頭等艙空餘的三個座位，作為補償贈給我們四人。他們立即要抽籤，我說你們去開會可能比較累，我今後還有機會。”他們三人坐了頭等艙。會議經費緊張，加上許多自費參會者，許多人是四人一個房間，於是我讓兩個朋友擠進我的單人房。

其二，1990年底我回巴黎搬家。12月初在美國駐法國大使館，我持中心文化所的工作合同，申請簽証。簽証官蠻不講理：“你上次赴美是訪問考察的Ｂ1簽証，不能工作！為什麼你擅自改為Ｊ1的工作簽証？”我理直氣壯：“中心係美國聯邦機構，是他們的‘外事辦’讓移民局變更的簽証！我個人哪有權力？”對方不示弱：“讓文化所所長來函說明，你下次再來簽証！”老天助我——幾天後杜維明來巴黎講學；貴人助我——12月中，杜維明攜太太陪我到美國大使館。第一世界的美國駐第二世界法國的簽証處，完全是第三世界的設施：狹小擁擠的矮屋、熱力不足的暖氣、沒有椅子的房間。站立排隊了兩個多小時，我一再向杜夫人致歉、致謝！終於熬到我了，杜維明故意只講中文，讓白人太太翻譯：“我就是文化所所長，這是我的証件，你看上面的簽名與閻先生工作合同的一樣吧？！”我順利取得簽証。——請他們午飯是必須的，但杜維明的恩情，不是一頓豐盛午餐可以了結的，我暗下決心，一定以優異的工作成果來報答他是知遇之恩。（1999年我在北京的美國使館再次被拒，則是另一位美國所長黎安友相助。）

其三：1991年參加普林斯頓會議後，杜讓我用近一個月的時間，先後去紐約、華盛頓、克利夫蘭和洛杉磯的各大圖書館查閱中文資料，順路訪親拜友、了解中國最新動態並且報銷全部交通和食宿費用。

其四、離開中國後，在北京的太太表示要等我回去，即使像台灣老兵在大陸的家屬，等待幾十年也要等，令我感動。到夏威夷後，開始運作把太太和兒子弄到美國。父親通過江澤民，使中國方面放行。杜維明通過中心駐北京辦事處轉交我太太一封信，申明我研究的重要性，讓她在美國使館簽証遇阻時，提交美國簽証官。果然，簽証官見我太太帶19歲的兒子赴美探親，肯定有移民傾向就想拒簽；但是看到杜的信後，改變主意。他們於1991年秋順利到達夏威夷。

10-2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反思研討會

1991年2月18日至24日，在中心召開“文化與社會：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席者都是中港台美四地研究中國文化、哲學、歷史的重量級的華人學者，使用語言也是漢語，這在美國舉行的國際會議上是頗為少見的。

籌備工作一波三折，主要阻力來自中國方面。我們早在1990年11月就向國內的學者發出了邀請函，但得到的資訊卻是對於會議的質疑，中國政府反覆要求我們保証不摻雜政治因素。對於被邀請的人也嚴加政治審查，看是否有“留美不歸”的傾向，致使王元化、陳來、湯一介等人都是直到大年除夕（1991年2月14日）才拿到簽証，匆匆赴美。社科院的李澤厚和龐樸、復旦大學的朱某，由於單位是“八九風波的重災區”，個人“有些問題尚未查清”，最終未能成行。而身居海外的劉再復、金觀濤、劉青峰、甘陽、李陀、陳奎德等則能幸運順利參會。

杜維明是會議發起人和主席，另外六位召集人是余英時、李歐梵、劉再復、陳方正、韋政通和甘陽。討論的專題分別是：批判與建設、知識分子、科學與民主、政治文化、民間社會、文化反思。

2月21日我在大會作題為《中國的民間社會》的演講，闡述了民間社會在中國發展的必要性、艱鉅性和可能性。簡要內容如下——

“必要性：民間社會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獨立團體組織的集合，上對政府是壓力集團、下對民眾是利益集團。它是由現在的一元威權社會，向將來的多元民主社會，和平漸變的必要條件和基礎工程。

艱鉅性：簡述中國的政治結構、政權本質、統治特性和管理手段。因此，中國目前的政治統治和社會控制，使民間社會沒有生存空間。

可能性：重複我一貫主張的中國民主化，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的十餘步驟的漸進路線圖。”

現在關於“民間社會”，人們已經耳熟能詳、成為顯學，但是近30年前，即使civil society的漢譯在“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三者中選哪一個，還是爭論不休的議題，更不為學界普遍重視。我淺顯的發言引起較大的關注和討論，一些學者表示今後要更重視民間社會的研究。當晚我請與會的大陸學者在金環酒樓晚餐，舊雨新知歡聚一堂。近年聯合國也開始重視民間社會，其官方網站稱：“民間社會是除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由民間社會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構成。聯合國認可與民間社會合作的重要性，因為民間社會促進聯合國宗旨的實現。”

這次在夏威夷召開的研討會頗具夏威夷的休閑風格。從報到之日算起，整整開了八天，在同類會議中也是少有的。會議期間，時而舌槍唇劍時而妙語連珠，學術爭論之餘穿插聊天閑話，大家都不慌不忙，真有點神仙會的感覺。會上會下花絮迭出，我記得的有：

王元化與林毓生此前雖不認識，但曾有學術爭論。在第一天會上，王元化剛宣讀完論文，林毓生就迫不及待發言，提出不同看法。但是經過幾天會下的交流，兩位脾氣耿直的對手成了好朋友，是此次會議的一大佳話。當年五月在普林斯頓大學，94年在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我又兩次與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交流，受益匪淺。

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總編李怡，談起不久前《人民日報》刊登的何新《與日本S教授談世界經濟》的宏文。而這位S教授，即日本的矢吹晉是李怡的好朋友，他說根本沒有與何新縱論過世界經濟。

1991年2月，文化與社會研討會合影，照片上我們見到余英時、王元化、湯一介、林毓生、金觀濤、劉青峰、杜維明、劉再復、陳來……等眾多重量級學者。四排左二為本書作者。

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也是《讀書》雜誌主編，接著說，何新為了在該刊上發表文章，先把文章讓胡喬木圈點後轉送《讀書》。從此後，何新每次送文章去，都要沈昌文立發；不然就打電話恐嚇，“你不發的話，我要你嘗嘗厲害。”

八九風波之後，中國一些知識分子流亡海外，從政治的中心到了文化的邊緣。於是在研討會上，“邊緣”之聲不絕於耳。在會議結束的晚宴上，被譽為台灣“生死學之父”的傅偉勛幽默坦承他們五位邊緣人物曾到夏威夷的邊緣地帶，在海濱遇上徘徊的邊緣女郎，問他們要不要五百美元的姑娘。傅笑答“五人一起來”，邊緣女郎答稱可以！五教授落荒而逃。引得我們大笑不止。

1991年5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從五四到河殤研討會主席台。

10-3 “文化中國：從五四到河殤”研討會

1991年4月21日美國《世界日報》，以《紀念“五四”研討會五月在普大舉行》為題，報道：

“一個陣容鼎盛、主題為《文化中國：從五四到河殤》的大型學術研討會，將於5月3日至5日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三天。研討會由‘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和‘東西方中心文化所’聯合舉辦。

被稱為普林斯頓三大人才資源的方勵之、劉賓雁和柴玲將發表演說。還有多位著名中國學者包括林毓生、宦國蒼、丁學良、閻淮……等。這將是一個精英雲集的盛會，目前正在積極籌備中。”

媒體對一個學術研討會，半個月前就預報實屬罕見。但是上述與會人物（除鄙人外）確實“陣容鼎盛、精英雲集”，在北美的社會學科和人文領域的一流學者幾乎悉數囊括。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研討會的主辦單位之一。學社的近20人都參加了研討會（多數人發言），並承擔了大會的全部籌備工作。

我們文化所，是另一個主辦單位。杜維明從文化中國項目中撥款，負擔研討會全部費用。杜對我說：“他們出力、我們出錢，文化所我只帶你一人去，你一定把演講稿準備好！”我整個四月份主要是起草發言稿。我過去演講只有提綱、沒有詳細講稿，好在去年在浩然營、今年初在台灣陸委會的演講，他們都傳真來根據錄音整理的文字稿。台灣人辦事周全沒得說！我在這兩個講稿的基礎上充實提高，完成了一篇三萬字的《中國政治體制淺論》。

1991年5月初由夏威夷飛行十幾小時抵達美國東海岸，3日至5日參加三天研討會，並在最後一天發言。《世界日報》連續三天、每天對會議皆有詳細報道，5月6日的報道稱“前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人事研究所所長閻淮講‘中國政治體制的特徵’。”

會後出版了《從五四到河殤》一書。（蘇曉康主編，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2年。）全書30多萬字，收錄了研討會27位演講者的全部發言和所有問答，並把27人的姓名作為作者全部印在此書的封面上。關於我的發言，部分內容簡介如下——

1989年冬季，蘇聯和東歐巨變，朋友們預期和希望中國也迅速變化。我當年在法國預言，中國不會巨變。不幸而言中，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我這篇論文三萬字，今天只講主要內容。

一、政權結構，黨政軍三個系統，中央、省、市、縣、鄉五個層級。

二、體制特徵：1、一黨專政、黨管一切，2、中央集權、領袖獨裁，3、官本位制、等級森嚴。

三、統治特性：1、經濟低效性與政治高效性，2、領袖脆弱性與政權穩定性，3、政局突變型與政體漸變性。

四、民主化進程：1、繼續改革開放，2、擴大黨內民主，3、社會團體自治，4、工會青年團婦聯獨立，5、民主黨派改造，6、結社自由，7、新聞自由，8、結黨自由。

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民主化將是漫長而艱鉅的歷史進程。民主政治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必在中華大地實現。

1991年5月，在從五四到河殤研討會上發言。

討論中，有三人向我提問，我都予以正面回答。

陳奎德在《從五四到河殤》一書的附錄“普林斯頓會議評述”中，如此評述我的發言：“閻淮先生通過剖析中共的組織結構及其功能，探討了中國政治體制的特徵。他的講演使人們對中共那一套等級森嚴的、官本位的、高度集權的黨天下，有了更真切的具體而微的了解，並激發了部分與會者把這套系統與中國政治傳統結構進行比較研究的興趣。”

我印象深刻的場景：

在以漢語進行的會議中，僅有的兩位白人發言者格外引人注目，歐拉夫大學包瑞車用“近乎油滑的北京腔”（蘇曉康語）隨口而出的“摸著石頭過河”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等中國俚語，讓台下的數百華人聽眾驚嘆不已；普林斯頓林培瑞的發言就像單口相聲，引來陣陣笑聲。世紀末在紐約、新世紀在洛杉磯又多次欣賞林的京腔鄉音。

5日上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變形”專題討論中，阮銘褒胡耀邦是最後的自由民主派，貶趙紫陽沒有“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同在主席台上的吳國光不同意他的看法，兩人爭論，阮銘激動。坐在他們之間的我，打圓場說:“胡趙都非常優秀，但也都有歷史的局限。”阮銘的脾氣一發不可收拾，哭著站起要走，我拉不住，他徑直離開會場。事後聽馮勝平說，他那天路過，看到阮銘坐在馬路牙子上痛哭，說吳國光把他趕出會場。

柴玲第一天帶條大狗到會場，引起眾怒，後兩天狗狗消失，影響猶在。

被邊緣化的民聯前主席王炳章在提問時，屢屢長時間發表個人政見，主席制止無效，台下聽眾多次噓他。

陳奎德在評述本次會議的最後，總結道：“雖然它有不少名重一時的教授學者參加，但應當說它卻並非一個對某專題進行純學術客觀研究的會議。因為有些發言者並非某一學術領域的專門家。但是，重要的是，他們卻可能是不少專門家研究的對象，一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歷史，不會離開方勵之、劉賓雁、柴玲、陳一諮、蘇曉康……這樣一些名字。而這些人，都是會議的發言者和積極參與者，這就賦予了它另一層的意義。這次會議不僅僅是有關研究歷史的回憶，同時它本身就構成了歷史。”我認為這次會議也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歷史上的主要亮點。

會議期間，與中國學社的所有新老朋友多次聚會，與張郎郎等幾位北京101中學的同學敘舊。會後蹭朋友汽車到紐約、坐火車去華盛頓、乘飛機遊克利夫蘭和洛杉磯。在美國東、中、西部幾個城市的重要大學圖書館和國會圖書館查閱複印資料，理所當然地順道訪親拜友，其中現在失去聯繫的有（按見面先後）：宦國蒼、閻焱、曹長青、程抱全、陳嘉映、嚴力、黃江南、趙重光、金岩石、武克剛、賈浩、吳仁華、顧曉陽、李歐梵等；受到他們的款待，在此一併感謝！5月底回到夏威夷。

10-4 “六四”兩周年學術研討會

1991年3月，在中國歷史反思會議圓滿結束後，我向杜維明建議：在今年召開一個“六四”學術研討會，紀念八九民運兩周年。杜欣然同意，會議籌備組就是論文審查組，由杜和我分任正副組長、中心的幾位漢學家和夏大學自聯主席為組員；文化所辦公室準備會議的行政後勤事務。4月底我們完成了論文審定，發出邀請函。5月我到美國本土參加普林斯頓會議和考察近一個月，27日回到夏威夷就投入會前最後的緊張準備工作。5月31日和6月1日，在中心大禮堂召開了兩整天八九民運兩周年學術研討會，通過論文審查參加會議的外地學者有：蘇曉康、萬潤南、吳國光、朱嘉明、謝幼田、許思可、何頻等人。25周歲的何頻，最年輕，又是上述學者中我唯一的陌生人。他創辦了加拿大《新聞自由導報》，看問題敏銳深刻，因論文有深度而被邀請，我們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之交。此後在新加坡、紐約、舊金山、洛杉磯，我們多次相聚成為摯友。與會學者評論：世界著名的美國官方學術機構召開紀念“六四”的學術研討會，可謂絕無僅有空前絕後！

1991年6月，夏威夷“六四”研討會後遊覽合影。前排坐者左二為蘇曉康，右三為吳國光，右四為朱嘉明；後立者右一為曹長青，右五為作者。

第二節 與美國國務院有關的兩次閉門會議

10-5 美國國務院請我“講課”

我在普林斯頓研討會發表的演講，雖然如前所述被會議的重要組織者陳奎德，高度評價；但是由於會場上政治明星如雲、學術大師密集，因此我並未被重視；散會後，也很快被數百與會者遺忘。但是，旁觀的有心人卻發現了，動手開礦挖寶。衝擊波，一波強過一波地向我襲來。朋友說：“是金子總要發光！”我答：“臭豆腐必然散味！”

第一波：中國留美政治學會，邀請我作為演講嘉賓出席1991年8月，在美國最西南的旅遊勝地加州聖迭戈市召開的年會。這些博士後和博士前們，聽完我的演講，都說：“老美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研究，在你的論文面前就是隔靴撓癢；你若去那些智庫，他們就沒飯吃了。”會上，遇到陳一諮等許多“三所一會”的朋友，大家歡聚一番。會後，吳國光、張阿妹和我租了一輛車，遊覽聖迭戈市郊和鄰近的墨西哥蒂華納市。

第二波：台灣《中國大陸研究》，1991年8月期全文刊登我的《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淺論》。此前6月，主辦該雜誌的台灣國際關係中心的宋國誠聽說我的演講，向我約了這篇稿。這個在台灣、乃至整個海外最權威的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術期刊，發表我三萬字沒有一個注釋、沒有一篇參考文獻的所謂“學術論文”，實屬例外。在我的論文後面，該雜誌以《中國大陸研究》月刊編輯委員會的名義，寫出“編者按”：“本文雖缺少詳細的參考書目和注解，與本刊之論著體例略有不符，惟因本文具有相當之原創性，仍編入論著部分以饗讀者。”此後，台灣學者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經常引用本人此論文。

1991年8月，中國留美政治學會會議之後，作者（右二）與吳國光（左一）、張阿妹（右一）遊覽墨西哥。

第三波：《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以我的論文作為其第十期（1991年8月）的唯一文章出版。1990年在美國成立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陳一諮為執行主席，余英時任學術顧問委員會主任，董事會陣容更強，有費景漢（董事長）、黎安友、沈君山、許倬雲、蘇紹智、邱宏達、谷梅。以上董事會九人中六人與我很熟，主事的陳一諮又是哥們，該中心甫成立就把我拉為研究員。該中心出版的中文和英文的論文集後來又分別刊登我的幾篇文章。1992年，台灣桂冠圖書公司出版的、李少民主編的《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一書，又收錄了我的這篇論文。一如既往，朋友們苦心經營的書刊，歷來是他們不給、我也不要任何稿費。

第四波：美國國務院請我“講課”。

5月普林斯頓會議後，我訪問華盛頓時見到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賈浩，他也聽說我的演講，索要全文，欲翻譯成英文發表在他主編的英文不定期刊物《中國報告》（China Report）上。我欣然答允。賈浩寄來1991年8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四期，A4大小的刊物上只刊登我這一篇翻譯成英文的論文。看不懂，不知道翻譯得如何；幾個留學生辦的小雜誌，我也沒在意。孰料，小刊物竟能直達天庭！它改變了我今後幾年的生活軌跡。據說世界上用中文者多達14億，而用英文者僅僅4億，但不幸的是：英文主宰世界！

1991年9月下旬，我突然接“SAIS與美國國務院聯合會議”的邀請函。

SAIS（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Paul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簡稱）在華盛頓的著名智庫中獨樹一幟，其研究成果影響美國政府決策乃至經常被政府採用。SAIS擁有布熱津斯基、福山等資深研究員，走出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財政部長蓋特納、世界銀行行長埃因霍、冰島總理哈爾德、荷蘭外交部長柯恩德、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等傑出人才。

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的隆先生電話我：“國務院看到您關於中國政治體制的論文，了解到您在歐洲時對中國不同於蘇聯東歐的看法。請您來華盛頓為我們講課和解答疑問，我將是您翻譯——耳朵和嘴巴，您是與會者中唯一不講英文的。國務院提供您：每天一千美元的出席費、商務艙機票和五星酒店住宿，以及在華府的一切應酬和交通費用。”

1991年10月7日和8日，我出席在華盛頓SAIS大會議室的閉門會議。會議英文文件上注明（隆先生翻譯成中文如下）——

會議名稱：中國政治進程與蘇聯東歐的比較

會議目的：釐清已知與未知的中國政治體系，根據背景資料和會議討論，比較中國與其它體系，以便對關鍵問題提出觀點。

背景資料：陳一諮的《政治改革的流產》（未參會），兩位美國學者的論文，閻淮的《中國政治體制淺論》。

與會名單：24人，每位的職務、簡歷及論著。

首日會議

9時，美中關係協會主席等三人對背景資料的開場評論

10時,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哈佛費正清中心主任：中蘇異同比較

11時，國務院亞太處長和《紐約時報》華盛頓站長：美中異同比較

13時，台灣國統會委員（後任外交部長）田弘茂和美國教授：中台異同比較

14時，李湘魯和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及情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首日會議的結論陳述

15時，圓桌討論：研究中國的學者之任務

上述議程，說明“蘇東波”後，美國官方對中國的關注和期望。上述六個單元，都是主題發言40分鐘，討論20分鐘。隆先生為我同聲翻譯，主持人徵求我的意見時，我說明天一起講。

次日半天會議，就只是我的戲了。

首先簡單介紹我論文的構思，其次詳細論述中國與蘇聯東歐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十餘個方面的不同，隨後是對中國前途的預測和展望、包括民主化的路線圖，最後我說：“我可能見不到中國的民主化了。很抱歉！我對中國形勢的悲觀判斷讓諸位失望了！”主持人說：“去年您在德國見証了柏林牆倒塌，預見中國長城將紋絲不動。現在蘇歐劇變快兩年了，果然如此！”隨後的討論相當熱烈，提問者都先介紹自己的身份，有兩位未介紹，根據他們佩戴的名牌，在名單中我查不到他們。翻譯小聲告訴我：“他們是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的專家。”參加會議的還有：蘇紹智、丁學良、賈浩和陳小平，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這兩天的會餘時間，我分別宴請在華盛頓的幾個未參會議的老朋友，這些朋友中一直保持聯繫的是原空軍首長的兩個千金高艶艶、高麗麗姐妹，近20年來我們在北京經常聚會。第一天到漢宮中餐館吃北京烤鴨，第二天到高級西餐館吃牛排，出租車接送；盡情“揮霍享受”，狠挖了一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牆角。

此外，1992年3月12日午前，夏威夷中國論壇邀請我作題為《中國的未來》專題講座。中國論壇是夏威夷大學教授、著名華裔漢學家郭影頤在1978年創立，每月一次，堅持十幾年從不間斷，在夏威夷頗有聲望。講座在豪華的楓林閣酒店舉行，講座結束是豐盛午宴；幾十美元的入場券，一售而空。我也小有財務斬獲。

第五波：新加坡最高當局，邀請我去定居和工作。1992年春節剛過，就接到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邀請我去訪問研究三個月，這也是我論文英譯本的功效。4月我先順道旅行觀光日本十餘天，5月至7月在新加坡訪問學者三個月，簽定長期工作合同。8月回夏威夷，在東西方中心一個月，掃尾結束美國兩年的研究工作，準備移居新加坡長期生活工作。

10-6 中國政治制度與權力機構研討會

1992年6月，接到加州大學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IGCC）所長謝淑麗（Susan Shirk）的邀請函。請我準備論文，參加8月的中國政治制度與權力機構研討會。IGCC的最新動態是：2016年6月，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同在北京舉辦第26屆東北亞合作對話閉門會議，包含北韓在內的“六方會談”各國代表團團長出席此對話會，因此被稱為“迷你六方會談”——可見IGCC非等閑之輩。

在菲律賓前總統、獨裁者馬科斯的棺材前。攝於1991年6月，夏威夷。

1992年8月27日和28日，中國政治制度與權力機構研討會在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召開。會議通知說明——

一、研討會主題：中國權力組織的正式結構與非正式結構，及其關係的分析。

二、研討會內容：

1、領袖們個人在權力機構和重大決策中的作用

2、各黨政機構和諮詢單位在權力結構和決策過程中的作用

3、領袖們如何使用黨政機構或受其制約

4、領袖們如何得到和使用各種信息或受其限制

5、領袖們之間、黨政機構之間，如何交換意見和平衡關係

6、領袖們如何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

7、社會力量通過什麼渠道或方式，影響高層權力關係和重大決策

三、研討會人員：

1、在中國黨政機關擔任要職或者參與重大決策的前官員，根據自己對中國政治制度與組織結構，以及重大決策過程親身經歷或觀察的具體事例描述，重點是事實細節。

2、受過西方政治學訓練並對中國政治深入研究的學者，對前一部分人所描述事實的評論，重點是理論分析。

我詳細羅列上述條目，是試圖讓感興趣的讀者知曉：“現代”政治學（我不用所謂的“西方”政治學——東西方是地理概念，不應該運用到學術領域。正如沒有東方和西方的價值觀，只有陳腐和普世的價值觀。）是“如何通過”以及通過“哪些人物”和“哪些方面”的個案分析，對不透明的中國頂層政治狀況盡可能得出比較全面和科學的論斷；同時，對此研討會有概括性的了解。

我與在中國共同從事高層經改和政改、在法國並肩籌備民陣、在德國和美國多次一起參加學術會議的老朋友、前中共官員：體改所所長陳一諮、政治學所所長嚴家祺、馬列所所長蘇紹智、中央黨校室主任阮銘、中共十三大報告執筆者吳國光、體改所室主任程曉農六人又集聚一堂；但是我們在海外共同回憶和反思國內的高層運作，卻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唯一。我們七人論述了各自在中國高層的工作和親身經歷的典型事件，及其在政治學上的普遍意義；彼此補充和評論，美國的政治學博士們偶爾提問和點評；回憶津津樂道、評論頭頭是道，討論熱烈、氣氛融洽。我在中國領導的組織人事研究所首先提出了建立國家公務員的構想，得到趙紫陽的首肯，被吸收進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本書前面第六章已經詳細敘述，會議組織者請我就這個專題發言。

“六四”後在海外新結識的父輩新朋友、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是與會最長者，破例沒提交論文；他講的故事從建國前到文革後、從台灣香港到大陸海外，時間跨度大、空間地域廣，事件繁多、趣味橫生。我聽得津津有味、意猶未盡，卻被會議主持、聖大政治學博士生趙穗生屢屢打斷，要求精煉內容和加強理論性；氣得老爺子大發脾氣，指責趙的無理。我支持金繼續講述，但性情中人的他，已怒火中燒揚長而去，退出會場。我勸阻無效，只能陪伴老人家在休息室喝咖啡。會後出版的論文集中亦無金堯如的文章。散會後我即遠赴新加坡，永遠失去向老前輩再次請教的機會。後得知是金堯如父子見義勇為鋌而走險、協助許家屯離港赴美，更加敬佩。許家屯晚年孤居洛杉磯，我與金公子建一（金堯如為紀念“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為子命名，可見其愛國之深。）經常探望照顧許，成為朋友；並一起參與料理許家屯後事，在葬禮上共同為許扶棺移靈。

參加會議的理論評論員，有兩位重量級的美國女學者。東道主謝淑麗是絕對有資格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之人，她是1971年第一批去到中國的美國人，見過中國歷代領導人；曾經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國務卿助理，主管中國事務。會議首席評論員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博士，歷任美國國務院專家25年，榮獲“國務卿終生成就獎”。此外還有幾位華裔政治學家。會議工作語言當然是中文。

28日閉幕晚宴後，李可柔約我到咖啡館聊天。我們討論了許多中美政治問題。最後她說：“你在這次會議的發言——中國建立公務員的決策過程非常有意義，作為我們將來出版的《會議論文集》中重要的一篇。但是整個會議缺乏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全面論述和海外非常關心的‘幹部管理問題’。我對你去年10月在華盛頓為美國國務院的講課印象深刻，可否請你把那個三萬字的內容壓縮到五六千字，正好補充這次會議的缺陷。”我當然義不容辭地答應。世紀末，我申請美國“第一優先”的傑出人才綠卡，通過律師得到她的推薦。1992年後，一直未見其面，在此一併感謝！

29日是星期天，下午阮銘的內侄女夫妻從洛杉磯開車來接姑姑和姑父，我們一起到聖迭戈大學西邊的天體海濱浴場。在一片白茫茫赤裸裸的美國泳者中間，五個黃種人勇敢地投入其中，裸泳在太平洋西海岸。隨後我蹭他們的車回到洛杉磯。

1992年9月，我回法國更新旅行証件，10月赴新加坡開始“新”的五年工作和生活。

1995年，李可柔主編的英文書籍《Decision Making In Deng’China—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決策過程——內部人士的視角》，M.E. Sharpe, Inc.出版社，紐約，1995年。）在美國精裝出版。因我不懂英文，該書寄我後，即被閑置。世紀末返美，在哥倫比亞大學清華校友會，某政治學博士說：“您就是這本我們必讀的最重要參考書的最重要作者呀！”但這仍未引起我足夠的重視。現在為寫這本回憶錄，才首次借助朋友翻譯，閱讀此書。

該書扉頁上，在書名和編者下面，特意注明“作序者A.Doak Barnett”。我少見多怪：何方神聖，寫個序言也值得上扉頁？一查，不得了，原來是鮑大可！《百度百科》：“美國當代中國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畢生致力於中國研究。撰寫大量的學術論著，為世人留下豐富而寶貴的學術遺產。尼克松改善美中關係的推手。”寫此序言之後四年，他不幸逝世，終年僅78歲。鮑大可在序言首句，就開宗明義：“這本非同尋常和極其有價值的書由於以下原因是非常特殊的：中國作者都是1989年天安門危機前，在黨和政府內具有相當重要的職位；對中國的政治體系和政策制定有非常近距離的深刻了解；在80年代最初的改革中起過積極作用。這本書為我們從全新的視角了解中國，提供了非常可貴的、有價值的貢獻。”最後，鮑大可斷言：“本書討論的重要問題，將成為很長時間內的核心問題；不但對中國領導人，對其他必須了解中國的各國決策者都很重要。它對理解中國政治體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極有價值的貢獻。”

此書中，收集了出席研討會的我們“中國前官員”七人共八篇“實務性論文”，其他六人每人一篇，只有我一人兩篇。（還收錄一些專家學者的“學術性評論文章”。）李可柔在“導論”中，高度評價了我的第一篇論文——《中國的體制結構和幹部管理》，四次指名道姓地引用我的論述；“導論”中兩次介紹我的第二篇論文——《中國公務員制度的建立》。

第三節 在夏威夷結識的人物

10－7 文化中國項目的同事

葉丹，中國科技部局長、1991年在中心任訪問學者半年。我們都是80年代的幹部子弟改革派，在國內彼此知曉；到美國更是親如手足相見恨晚。政治觀點雷同、性格脾氣投合、處事方式類似。真是他鄉遇故“知”、立馬結為好友，經常暢談徹夜、旅行結伴。半年同事、終生知己。1993年葉丹到新加坡訪問，給不能回國的我，帶了許多“參考資料”。1994年我初次返鄉，送他當時在國內私人少有的傳真機。此後閻葉兩家結為“友好家庭”，往來頻繁。1997年中組部培養近期升任省部級的後備幹部，要求在45歲至50歲之間；別人因為超齡遺憾，葉丹卻因太年輕而落選。這一年不幸罹患肺癌，我每次回國都到腫瘤醫院看望一直保持樂觀開朗的他。1999年僅45周歲的葉丹英年早逝，令我悲痛不已。

1992年8月，東西方中心同事為作者（左三）餞行，坐者左四爲郝平，現任北大書記。

郝平，北京大學學生處副處長、一年的訪問學者。優秀青年幹部的典型，待別人熱心、對自己委屈。例如：一老外“非常熱情”地教中國女博士開車，郝善意提醒女生：“他有老婆。”立即遭致白眼：“我早知道！”又例如：文化中國的項目助理、台灣人建議我們都起個英文名字。郝平立刻響應：“我叫彼得。”我立即反對：“遠至鄧小平、近到杜維明，皆無英文名！”我早已放棄“不損害己之尊嚴和人之利益”兩不損害的看人標準，只要不損害別人利益，只損害自己尊嚴無所謂。況且郝平經常損己利人，我們在夏威夷一直是好朋友。我與葉丹預測郝平將來前途有亮。1992年他訪問學者結束後，經過不屈不撓的努力破例轉讀碩士。回國後逐步進步為北大副校長、教育部副部長，日前衣錦還校榮任北大書記。

曹長青，原《深圳青年報》副總編，發文“擁護鄧小平退休”，鄧未退而他被休！1988年赴美，1989年投身民運。1991年夏他到文化所任短期訪問學者，我們因經歷相似觀點相近，而成為朋友。曹準備次年報考碩士，想延長在文化所的訪問期，以保証具有較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我向杜維明提出後，得到批准。（曹和太太康妮，1992年夏雙雙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我太太和獨子秋天來夏威夷後，閻曹兩家自然是中心內關係最密切的模範朋友加友好家庭。1998年，分別六年後我到紐約工作，與定居那裡的曹、康互訪連連。

10-8 東西方中心的朋友

劉賓雁，1984年在作家協會四大上認識，海外多次共同參加各種會議。1991年8月，我去機場接來劉和太太朱洪。此後三個月，工作上我們算是文化所的同事，生活上我略盡地主之誼，在衣食住行方面提供協助。世紀末我離開新加坡重返美國，第一時間到普林斯頓的老年社區拜訪賓雁夫妻。

顧秀林，中心資助的博士生。前文提到，我與中學和大學的哥們顧逸東之父、思想家顧凖全家極熟，夏威夷見到顧二小姐，確是他鄉遇故知倍感親切。通過她，我聯繫到顧凖幼子顧重之，他在夏大碩士畢業後，在此地作會計師。重逢秀林的最大收穫是看到《顧凖文稿》的打印件。六十年代耳聞目睹顧準的片言隻語和零星作為，確感不凡。現在拜讀其遺作驚為天人，思想的深刻深邃、見解的超前超越，令我振聾發聵、頓悟震撼！2011年我重遊夏威夷，9月11日邀請博士後的秀林，在中心的附近共進早餐。她告訴我，幾小時前紐約世貿大廈被撞毀。飯後我們去中心，發現被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軍隊封鎖。原來布什總統命令美國所有的聯邦機構立即軍事戒嚴。我對秀林說：“恐怖分子攻擊美國一千個目標，也輪不到東西方中心——這話別翻譯，請告訴他們我是前僱員，想故地重遊。”軍人看過我的老工作証後，押著我一人進中心大樓。秀林回國工作後我們仍保持聯繫，儘管觀點相左。

1991年8月，在夏威夷接待環保學者梁從誡（右）。

金秋，中心資助的碩士生，吳法憲幼女。她宿舍門上貼著剪切報紙的標題“北京的金秋”，引起我的注意。我們成為朋友後，她對我說：“我只是海外幾萬中國留學生、東西方中心贊助的幾百中國學生之一，但卻是林彪死黨黃吳李邱的子女中，唯一出國者。我現在學習歷史，將來一定要還林彪事件及其牽連者以歷史真相；我的碩士和將來博士的論文題目就是《文革中的林彪事件》。”新世紀，歷史學教授金秋說到做到了，在此領域確有建樹。

汪丁丁，中心百餘名研究人員中唯一的中國青年，過去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現在相同的研究員身份，使我們接觸和交流較多。此後我們再無接觸，但我一直關注他的學術成就。

10-9 夏威夷大學的師生

郭穎頤，歷史系教授、在多種“海外著名漢學家名冊”榜上有名。對我頗多照顧，如上述1992年請我在他的論壇上舉辦講座，使我名利兼有小得。我到新加坡方知郭是新加坡大學的外國“博士考評委員”，因此每年我都能在新招待他，略盡地主之誼、聊報美國之助。

王策，本名王左峰，政治系博士生，虔誠的基督徒。溫州人氏，移民西班牙，負笈美國。刻苦鑽研民運理論，周末經常畢恭畢敬找我“請教中國政治問題”。我誠惶誠恐“不敢當”後，切磋良久。左峰博士畢業後返回歐洲，成為職業民運領袖兼民運理論家。1998年夏我重遊歐洲，他在西班牙家中接待我，說他準備去中國，向當局面交“民主過渡建議書”，我勸他慎行。孰料秋天他竟冒險回國，被捕並判刑四年。次年，我在美國參加聲援王策座談會，略盡朋友之義，《世界日報》有報道。他出獄後繼續從事民運理論研究，2014年他出版巨著《中國共和憲政之路》。

梁從誡，梁啟超孫、梁思成子，環保專家。1991年8月梁從誡來夏威夷，受朋友之託我接待數天並陪同他遊覽整個火奴魯魯全島。與梁交談，上了幾天環保課程，對環保有了全新的認識，從此樹立了全方位和全天候的環保意識。

第十一章　新加坡二號人物請我進他的智庫

——新加坡東亞所（1992～1995年）

第一節 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概況

11-1 研究所的歷史沿革及其領導

東亞哲學研究所

1983年，新加坡僅次於李光耀的第二號人物、兼任教育部長的副總理吳慶瑞，認為儒學重要，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在新加坡國內簡稱“國大”，為讓新加坡之外的讀者閱讀方便，下文簡稱“新大”）校園內的一棟獨立的小樓裡，建立了研究儒學的東亞哲學研究所（IEAP），此所獨立於新大。

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

1984年，吳慶瑞在兼任部長的教育部，與小他20歲的下屬潘瑞良博士產生婚外戀情。李光耀壯士斷腕，恭請吳在官場與情場中，二選其一。吳慶瑞毅然選擇愛情，因而退出政壇。隨後吳與前妻離婚、和潘結婚。我在新加坡期間，多次享受他們伉儷的公私宴請。1985年吳擔任中國經濟顧問六年。

1991年底，辭去中國顧問的吳慶瑞，認為研究現實的中國更現實。遂改哲學所為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IEAPE），親自專任理事會執行主席。政經所斥巨資遣散哲學所聘請的國內外儒學專家，招聘旅居海外熟悉中國上層運作的學者型官員為研究員；把數十萬冊儒學書刊贈送新大圖書館，大量購置和訂閱中國境內外的政治和經濟類書籍和報刊。政經所是新加坡內閣對華政策的最高級內部智庫，沒有公開出版物，只為李光耀等人“打小報告”。我戲稱其為“新加坡的書記處研究室”。1996年，香港大學原校長王庚武接替健康狀況日益下降的吳慶瑞，擔任政經所領導。研究範圍逐步擴大、研究成果部分公開。

新大東亞研究所

1997年吳慶瑞把政經所劃歸新大，全稱改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它是完全公開的、純粹學術性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全部換成歐美的博士。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歷時五年半，完成其歷史使命而壽終正寢。

1992年春，我應新加坡政治經濟研究所（簡稱東亞所）邀請，由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去作三個月的訪問學者。5月抵新加坡，東亞所副所長等二人接機。令我驚訝的是：未接我去旅館，而是直接把我送到研究所附近的一個傢具齊全的三室兩廳兩浴的公寓房。她們說：“這就是研究所為你在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前租用的住宅，日常生活用品我們已經購置齊備。”我想：這是讓我在新加坡安營紮寨呀！你們怎麼知道我會喜歡這裡？

5月5日，我開始上班。先拜會黃朝翰所長，首先感謝他近幾個月，為我來新加坡所付出的辛勞。特別講法治的新加坡，外國人入境、居留、工作，表格眾多、手續繁瑣；而我又是持法國政治庇護的旅行証件，徒增波折。黃說：“吳慶瑞看了你的著作，說‘這個人真懂中國政治，無論他在世界上什麼地方，一定給我弄來！’他的一句話，我們跑斷腿。我也只是履行職責而已，不必言謝！”

我久聞新加坡的廉潔，煞費苦心購買了精緻的《夏威夷風景》圖片冊，贈送黃所長。他雙手接過沉甸甸的畫冊，說：“感謝您送‘我們所’的精美畫冊！”我以為“老港”的他，沒聽清我的國語，便字正腔圓緩慢地重新強調：“這是贈送您個人的禮物！”他“黃顧左右而言他”，不接我這話茬。中午所長賜宴。下午參觀所裡恢宏的圖書館時，在“新到圖書”的書櫃裡，赫然陳列著《夏威夷風景》一書，已經貼了編目編號、蓋著東亞所藏書印章。第一天，我就被上了深刻的廉政課和生動的效率課！這就是新加坡！暗下決心、告誡自己：“在浪漫的法國和舒適的夏威夷混了三年、自由散漫‘大不吝’（北京話，什麼都不怕、都不在乎之意）的你小子，今後在東亞所這兒，可得老實點！”

黃朝翰（John Wong，1939～）香港中粵英三語人才、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博士，1971～1990年新大經濟系教授。從其專業背景和教學經歷，可以判斷出他對中國政治問題的認知水準。黃待人熱情，但難免有港人對陸客、英國洋博士對中國土學者、威權主義者對中國民主追求者的“正確偏見”。我們彼此的專業和經歷毫無交集，經濟學他是權威；在討論中國政治時，我就像博士後啟蒙他這個文盲。而我的長處正是新加坡內閣和東亞所的急需和極需。由於吳慶瑞的重視，黃對我表面尊重和客氣，但是內在的矛盾不斷；尤其我當選為“康樂會”（實質的工會）主席後，不斷為中國學者爭取正當權益和應得福利時，這種小事吳主席不屑過問，惟黃所長定奪，衝突難免表面化。黃在國家二號元首手下當所長，無權決定任何重大事務、名高實低的落差使他偶爾或經常情緒起伏波動。黃太太簡麗中時任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內閣中僅有的女部長；眾人說，這是黃能任東亞所所長的唯一因素。對此我無法判斷，但是部長肯定不會將我所的機密資料外傳，這對保密確有益處。

5月6日，按照事先安排，我被吳慶瑞主席約見。我問候：“吳主席好！”他立即糾正：“不許稱主席、副總理或部長，只能叫博士！”（以後五年中，我和所有見過的新加坡人都稱他“吳博士”。當然，中國來賓都尊稱其前官銜。）吳拿著我那本成名作《中國政治體制淺論》、36頁A4（中國叫16開）大小的英文小冊子，翻了幾頁。我看見上面被用不同顏色的記號筆幾乎塗滿了，文章的上下左右還有許多批注。他針對我的文章提了幾個疑問，我簡捷作答。他接著與我討論了中國當前的政治局勢，最後說：“鄧小平要中國學習新加坡，我們新加坡政府就需要更了解中國。每周三我和李光耀共進午餐，我們對你的論文和你本人，都非常感興趣；認為你是最了解中國的官員型學者。我們想請你在這裡長期工作，可以按常規先簽兩年的合約。”我說：“感謝您和李資政對我的重視！（新加坡人正式場合都尊稱李光耀為李資政，私下當然直稱其名；我們中國人更是繼承中華傳統，叫老李。）不是三個月的訪問期嗎？容我再適應和考慮一下。”

吳慶瑞（1918～2010年）是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1951年與李光耀等創建人民行動黨，獨立後任新加坡副總理；在國家不同時期最需要的領域，先後兼任財政、內政、國防、教育部長、金融管理局主席。被譽為“新加坡經濟發展之父”和“解決困難問題專家”，維基百科稱其為“新加坡國父之一”。1985年應鄧小平邀請，擔任中國政府經濟顧問。吳擔任東亞所主席期間，幾乎每天上午都來上班，所裡的人事、學術、出差、接訪等重要業務性決定，事無鉅細都要他批准。黃所長只是他的行政助理而已。我在所三年，撰寫的二十幾篇論文，皆是他出題目（有些他說是李光耀提出的題目），甚至還事先列出提綱；而對我的初稿逐句審查，每次都要提出詳細的改進意見；我多次修改最後才能通過吳的審查。對某些重要的文章，他還寫上“編者按”。曾在東亞所工作的趙紫陽公子趙二軍說：“吳慶瑞對研究所學者所寫的報告要求嚴格，不管是針對文體或格式而言，甚至是標點符號。”（新加坡《聯合早報》2010年5月15日）

吳不懂中文，我們之間的所有的重要交流都是通過是余柱業翻譯的。

余柱業（Eu Chooi Yip，1918～1995年），吳慶瑞在新加坡的大學同學、同齡人、政敵兼好友。1948年至1965年，余是地下的馬來西亞共產黨在新加坡的第一把手，1966年赴北京，任馬共駐中國副代表。1969年毛澤東批准在湖南益陽四方山設立馬來西亞革命之聲電台，余擔任領導。1981年電台停播，1991年他在吳慶瑞的幫助下（真夠朋友！），取得李光耀的特赦，返回新加坡，任東亞所唯一的高級研究員。他是中英雙語天才，我與吳慶瑞的所有重要交流都是通過他口譯，我的重要論文都是經過他筆譯。因為我的文章最多，所以我們接觸最多、關係最好。他只比家父小一歲，早年革命經歷和晚年歷史反思都很相似，也與我有類似的心路歷程，因此我非常敬重他，一直尊稱他“余老”。父親1994年來新，與他長時間懇談。一般人知道他的共黨歷史，經常好奇打問。他總是說：“這都是過去時的事情了，沒有什麼，不值一提。”但余對我談了許多革命經歷。1995年8月他病重住院，我多次探視看望。他去世當天，我雖已離開東亞所，仍去醫院告別遺體，次日參加火化儀式，送他最後一程。他晚年口述歷史《浪尖逐夢——余柱業口述歷史檔案》於2006年出版。

11-2 東亞所的中國研究員

李湘魯，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上，趙紫陽的李秘書與中組部的閻代表初識，相談甚歡。其後近十年接觸不斷，友誼日深；此時在東亞所再次相逢，他鄉遇故知，格外親切。他向我詳細地介紹了東亞所內外各方面的有關情況。興奮之餘我了解到李個人在新加坡頗為不順的波折經歷。起初吳慶瑞許諾他任東亞所副所長（我在美國即有耳聞），1992年李來新後辦公室門上掛著“副所長”牌子；孰料一周後，門牌突然由“副所長”變成“高級研究員”，沒有任何解釋。我事後聽說，李光耀因怕中國政府不悅，欲改任他為理事；又有內閣部長反對，認為政府的研究所不應該有外籍人士擔任理事。而東亞所本不擬設高級研究員，唯一的“高級”只授予吳慶瑞的同學好友、相當於我們父輩的余老。在各方為難的僵局相持半年後，李湘魯激流勇退毅然離去。1993年1月他退掉租房搬來與我同住十天，離開新加坡赴香港發展。隨後他在中國和香港經商，非常成功。1994年後我每次回中國，他只要在國內，我們必聚餐暢聊直至現在，當然大部分是他搶著破費。

鄒子嬰，父親鄒魯風（1910～1959年），曾任遼寧副省長。在北大副校長任上，因右傾被整肅而憤然離世。子嬰北大經濟系畢業、厲以寧高足，原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幹部，後任農業部長何康的秘書，文筆與見識皆屬上乘。對六四“鎮暴”有看法，放棄既得利益、毅然離開體制。因為與吳慶瑞在中國任顧問時相識，故成為東亞所最早的研究員。在新加坡，共事三年，所內摯友；離所兩年，（新加）坡上密友。後在美國舊金山、中國北京每年必聚，友誼至今。

結識28年的摯友趙二軍夫婦，最近一次在北京家中宴請作者後合影。

楊沐，原社科院工業經濟所副所長，中國和英國雙料博士，自牛津來東亞所。我們1984年在莫干山會議相識，回北京後共同參與青年企業家聯誼會活動，在美國加州浩然營又相處一個月。老朋友新加坡再共事，分外親切；我們的專業互補，他在經濟學上對我的指教，令我受益匪淺。我在新加坡五年期間，清華和交大兩個名校“老五屆”文革大學生的情誼不斷。我們三十多年的友誼延續至今，儘管如今政治觀點不盡雷同。

趙二軍，1993年1月17至20日，我在法國結識的好友趙二軍（因“六四”移居巴黎），到東南亞辦事，途徑新加坡旅遊四天。我應義不容辭地擔任陪吃、陪住、陪玩的“三陪”。恰巧那幾天吳慶瑞要與我討論修改他讓我為新加坡高級官員講課的教材。15日我請余柱業代我向吳請假，被拒。次日我拉上余老，不經預約直闖吳辦公室。我說：“吳博士，我在法國落難時的窮朋友難得來新加坡，現在蒙您照顧我發達了，不能不管窮哥們！”吳慶瑞：“什麼朋友這麼重要？”我：“他不願意張揚，為請假我就說吧，趙紫陽的二小子。”吳：“怎麼不早說！我作中國顧問時，趙紫陽對我很好；現在他落難了，我應該照顧他公子。你剛來還沒買汽車，借給你一輛車，好好陪陪這孩子！”

我與二軍除了遊玩“名勝新跡”外，吳慶瑞還安排新加坡貿易發展局局長楊勝德，陪同我們參觀東南亞最大的開發區裕廊工業區；讓新加坡港務局阮國倫局長，帶領我們訪問名列世界前茅的港務局。19日晚，吳慶瑞夫婦隆重宴請二軍，我作陪。席間，吳對趙紫陽及其親屬的境遇極其不滿和非常同情。當了解到二軍做些小生意，學法語的太太在巴黎箱包店打工時，吳說：“你們來新加坡吧，待遇和閻淮一樣好！”1993年5月，二軍夫妻和女兒舉家移居新加坡。二軍被聘請到東亞所與四家新加坡大公司合營的新中投資貿易公司任職。“六四”前，坊間盛傳二軍倒電視發大財。二軍在法國的窘況自不待言，到新加坡後一家三口曾住我家，後租兩室一廳的單元房，其中一室還被房主堆放貨物。他們的女兒就讀法國學校，費用較高，因此經濟較緊張，一直沒有汽車。而同期，另一位正國級的兒子，剛來新加坡，一次用現金就買下海濱高級私人別墅和高級轎車。多麼鮮明的反差和對比！

另外還有兩位學習法律和外貿專業、沒有官場背景的研究員，以及幾位作輔助工作的研究助理。從以上主要研究人員的陣容，可以看出新加坡領袖對研究中國的重視，以及從世界各地招募聘請我們的良苦用心。

鄭永年，1995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政治學博士，隨即在哈佛做博士後。同期新加坡東亞所轉型，開始招收歐美博士。1996年夏，好友吳國光給我打來越洋電話：“學弟鄭永年擬去東亞所。他去前請向他介紹情況；抵新後，拜託多多照顧！”秋天鄭來到新加坡，我駕車載他尋找住房、購置生活用品；遵朋友之託，盡地主之誼。12月31日晚，單身的我在家裡向飯店訂菜送到家，宴請我已離開一年多的東亞所的全部中國學者及家屬18人，共同辭舊迎新，鄭是三位單身赴宴者之一。1997年春節鄭太太來新，鄭家宴請同事，我春節後從中國返新，2月22日他特意補請我。我們共同在新加坡期間，學術和友情交流頻繁。97年底我離開新加坡前，互相宴請則是最後的惜別。我一直關注鄭進步，直至他任新大東亞所所長，經常對中共小批評大辯護。眼下，我們彼此觀念的差距與地位的差距同樣巨大。

第二節 1992至95年撰寫的主要論文

11-3 《中國秘密文件研究》引起轟動

因為我沒有允諾長期在新加坡工作，吳慶瑞一方面向我提出留在新加坡的優厚待遇，另一方面希望在三個月中交出更多論文。吳說李光耀最關心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運作，他一口氣提出三個有關論題。這些於我，都是輕車熟路信手拈來，在5月和6月先後完成新加坡最想了解的《中國如何選拔高級官員》（下節再介紹此文）。

《中國建立公務員制度的決策過程》：一、組織人事研究所的組建，二、公務員制度的研究，三、中央決策的過程；五千字，無注釋，完全是我的親身經歷。

《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簡介》：主要介紹我在中組部期間的宋任窮、陳野蘋、喬石、尉健行、宋平和呂楓六位部長的來龍去脈；五千字，23個注釋。

7月1日上午吳慶瑞約談我，開門見山：“你來東亞所兩個月了，關於今後的工作考慮得怎樣？”我回答：“這裡的研究條件很好，東亞所的圖書館中文資料非常豐富，中國的中央和地方的報刊眾多並且非常及時，對不懂英文的我特別有利；給我的待遇也非常優渥。我準備8月回美國結束東西方中心的工作，9月去法國更新旅行証件和完稅，10月回到東亞所正式工作。”吳非常高興：“你的三篇關於組織和幹部方面的文章，內閣反應很好。最近世界各國媒體對中國的‘紅頭文件’議論紛紛，誰也搞不清來龍去脈和詳細內幕，李光耀很關心。請你在走前的這個月，完成關於中國秘密文件全面介紹的論文。”我全力以赴及時完成了任務。

《中國秘密文件研究》，提要如下：

作者研究了海內外公開發表的中國的三千多份文件，結合本人經歷撰寫此文。中國的秘密文件，分為正式文件、動態簡報、參考資料三大類。

正式文件：黨政軍機關發出，對下級單位有約束力的規定通知和首長講話，是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的主要載體。論述中共中央文件、國務院文件、中央軍委文件、聯合文件、各部委省市文件的主要內容、重要程度、發放（級別）範圍、年發數量。重點分析最具權威的紅頭文件——中共中央文件。

動態簡報：黨政軍職能部門對上匯報情況、對下指導工作、平級互通信息的簡報通訊。以中組部的《組工通訊》、中宣部的《宣傳動態》、公安部的《敵情動態》為例，論述動態類文件的內容、功能、形式和密級。

參考資料：新聞機構向各級領導反映國內外信息的秘密刊物。主要介紹新華通訊社的發至中央首長的《國內動態清樣》、地師級的《內部參考》、縣團級的《內參選編》。

最後論述秘密文件的傳遞（同城的“文件交換”和異地的“機要通道”），傳達與閱讀（中央首長、省軍級、地師級、縣團級等四個級別、以及特殊部門的不同情況）；還有文件的保密與失密狀況。

我用20天時間，完成這篇二萬字、109個注釋的論文。吳慶瑞特別滿意，並轉達李光耀等內閣首長的謝意。

《中國秘密文件研究》作為東亞所內部保密文件上報新加坡內閣，但是消息還是逐步外傳，美國和台灣方面不斷約稿。一年後，吳慶瑞批准解禁，可以公開發表。

台灣《中共研究》月刊，1993年8月以此爲在“特載”專欄中的唯一論文，其編者按稱：“作者據其經驗，研閱幾千種中共秘密文件，撰寫此文。文體雖不類本刊論著體裁，然內容詳實。引注廣泛，甚具參考價值，特為刊載，以饗讀者。”我問該刊編輯：“何為‘不類’？”彼答：“大陸文體不類台灣體裁。”台灣的大陸研究專家楊開煌在《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中說：“台灣的中國大陸之出版品中，時間最早、持續最久、具有相當權威之雜誌，是《中共研究》。”該雜誌社每年的《中共年報》都收集百餘份中國文件，我參考的秘密文件大部分來自它，注釋中近半數也是它，因此我讓它發表此文。儘管與我關係密切的台灣《中國大陸研究》（我訪台時曾與之學術交流，也刊登過我的“成名作”《中國政治體制淺論》。）也約此文，我婉拒，答應以後送稿。當時的另一個私心考慮是：我的第二篇重頭論文，不能與成名作發在同一刊物上，避免給人以“搭順風車”之感。

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1993年12月刊登此文，同時，其英文版也刊登該文英譯本。此後這篇論文便被不斷引用。

11-4 吳慶瑞因我在報紙刊文而動怒

7月進入了下半年，1992年秋天將舉行的中共十四大世界關注，我奉命撰寫《中共十四大系列文章》：

之一、舉世矚目的中共黨代會；

之二、代表的產生與功能；

之三、中央委員的預測分析；共八千字，無注釋。

我在中央組織部親身經歷和參與了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的一些準備工作，這方面的文章對我又是小菜一碟，在撰寫重頭的“秘密文件”的同時，順手完成了對十四大的分析和預測。

既然我同意在東亞所長期工作，將來就是東亞所人了。於是吳慶瑞就在我交出“秘密文件”修改稿的次日，安排我公開亮相。7月24日我在東亞所舉行題為《中國政治體制淺論》的講座。這就是我在美國撰寫的成名作的主要內容，在美國國務院和中國學者政治學會、台灣陸委會、夏威夷東西方中心，早就被我講爛了，但是對新加坡的學術界和新聞界卻是剛出爐般的新鮮。次日新加坡最大的華文報紙《聯合早報》在“新加坡要聞版”左上角的頭條位置刊登題為《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訪問學者閻淮：中國政治體制具特殊性、民主化進程漫長而艱鉅》的沒有記者署名的報道，全文約1500字，較詳細地概括了我演講的主要內容。標題旁邊是我的大頭照片。要聞版次條新聞是《武裝部隊推行健康生活運動》僅僅幾百字的報道，右下角照片的說明是：“李顯揚准將正在試用檢查血液的儀器”。東亞所同事說：“你的大頭是李光耀兒子的四倍！”

7月底我交出關於中共十四大的系列文章，東亞所為我訂購8月5日返回夏威夷的機票，我準備打道回美。

8月4日到東亞所告別，走到余柱業的房間，他匆忙地說：“吳博士正找你哪！”我說：“只想與同事告別，沒敢打擾他。”余把我拉到吳慶瑞的超大辦公室，吳遞給我當天的《聯合早報》，對我大發脾氣：“為什麼不經過我批准，擅自在報紙上公開發布文章？”我一看，在該報周末“天下事版”一大整版刊登了我署名的《中共十四大舉世矚目》文章，它的的三個小標題分別是：一、歷次黨代會回顧；二、十四大的議程；三、十四大籌備工作。文章前面黑體大字的提示語是我文章的最後一句話——“鄧小平希望1997年7月到回歸後的香港巡視，我也希望那時他還能參加秋季的十五大。但十四大是他所能主導的最後一次黨代會了，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果然鄧小平在1997年2月壽終正寢，沒能主導十五大）我看了報紙後釋然了，對吳慶瑞說：“請息怒！我給您拿一樣東西看。”

時間回到7月下旬。7月24日，我在東亞所的講座，《聯合早報》的總編輯參加了。東亞所過去也為本所的研究員和來訪問的中國學者舉行過半公開的講座，該報社派記者採訪後，整理的稿件價值不大，不能採用，因此不再報道。這次黃朝翰所長向與他關係密切的《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吹風：李光耀和吳慶瑞都對閻淮的文章非常感興趣。於是林總編就親自來聽，果然有點意思，就照了張相片。講座比較成功，黃所長一高興，臨時決定請我和幾位貴賓吃飯。飯桌上林總編對我說：“演講很精彩，可否給我講稿，我想詳細報道。”這就是為什麼，當天夜裡總編輯帶我講稿回到報社，凌晨就能發出長篇報道，而且沒有署名。席間，林總編還從黃所長處得知我正在撰寫有關中共十四大的文章。7月31日周五，我上班最後一天的下午，秘書送來一封傳真信——“黃朝翰所長：據聞貴所閻淮研究員正在撰寫有關中共十四大的文章，可否將不敏感部分，賜我報公開發表，以饗讀者。聯合早報林任君拜託”。黃所長在信上批示：“閻先生，我意您十四大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可以發表，我已傳真至早報。黃”——我收拾好所有的文件資料，鎖門，鑰匙交到所辦公室，回家收拾行裝，準備打道回美；隨後的三天各路舊雨新知為我餞行。離開新加坡的前一天，興致盎然地回東亞所最後惜別，卻被吳慶瑞當頭一棒。

我回到辦公室取了黃朝翰批示的傳真信，呈送吳慶瑞。吳粗通中文，對我轉怒為笑：“誤會你啦！今後對外事務，一律要經過我批准，其他任何人說了不算！祝你回美國、回法國旅行和辦事順利，盡快回到新加坡，我們還很需要你。”吳慶瑞對我的誤會頃刻解除，黃朝翰卻認為我給他上了眼藥，與我結下了梁子。事後聽說，吳慶瑞對黃朝翰雷霆震怒；並且為此在東亞所專門下達正式文件：“全所僱員，一律禁止對外擅自接受採訪、發表文章，除非得到吳博士的事先批准。”

1992年8月初，我回到夏威夷，結束在美國東西方中心的工作。8月底赴加州聖迭戈參加第十章提到的中國政治制度與權力機構研討會。

9月中旬飛抵法國。我有效期兩年的中國因公護照，因為中國駐法國和美國的大使館不給更新，已過期作廢。我只能持法國的“旅行証件”周遊列國，赴新加坡前要再把它延期兩年。在美國任訪問學者，免聯邦所得稅，只交夏威夷州稅；我希望在各國都有良好的完稅記錄，因此還需要繳納法國的所得稅。10月中旬，這一切在巴黎完美解決後。10月21日應民陣主席萬潤南邀請，到其總部作題為《論新加坡》的演講。我詳細論述了新加坡各方面的狀況。在回答“中新比較”的問題時，我把民主與自由的有無，“二維四相”粗略地概括我都曾生活過的四個華人社會：香港（殖民地）無民主、有自由；新加坡（新權威主義）有民主、無（少）自由；台灣皆有民主與自由（初級階段的）；中國皆無。我還談了對剛結束的中共十四大的看法。巴黎《歐洲日報》10月24-26日的周末版，在“國際要聞版”以《中共十四大人事凸顯三特色》為題，題目下面黑體字的提要是：“閻淮：避開六四敏感問題、槍杆子仍是中共的命根子、排除太子黨進入高層”用了七八百字較詳細地引述了我的“十四大三特色論”。

11-5 三年二十餘篇論文創東亞所記錄

1992年11月，我返回新加坡開始了在東亞所三年二十餘篇論文的寫作工作。此前5至7月，撰寫的上述五篇論文分別成為黃色封面的《東亞所背景資料簡介》（Background Brief）的40至43和45號文件，上報新加坡內閣。在東亞所各種不同密級文件的封面和正文的首頁，都印有下列文字：“限閱文件，僅供內部使用。未取得本研究所批准，此文件的任何部分不得出版或引用。”

其它重要論文還有——

《中國最高領導層新格局》

1993年3月中國的人大和政協兩會結束，完成了由1992年十四大開始的最高層黨政領袖新布局。李光耀迫切需要了解中國新領袖層的狀況，我在4月寫出論文，論述新領袖群的五大特點：

一、江澤民兼任黨政軍一把手，地位更加鞏固；二、第三代領袖全面接班，集體領導形成；三、紅色技術官僚領導國務院，專家內閣建立；四、實權人物掌管人大和政協，民主與法治企圖加強；五、從兩會新動向，看中國政局新走向。全文1.2萬字，28個注釋。6月刊登在只發到內閣核心成員的灰色封面的《東亞所討論文件》（Discussion Paper）15號。同時期，《背景資料簡介》已出到50號，可見《討論文件》是少而精。由於密級高，作者不署名，只標明“我們特殊的通訊員”（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中共高層在“八九民運”中的幕後鬥爭——論天安門事件久拖不決終成慘案之原因》

1992年底，吳慶瑞說：“李光耀非常想了解天安門事件的內幕和真相，你要認真寫好這篇文章！”我1993年春寫出初稿，夏天經過與吳慶瑞多次討論與修改，終於在1993年10月刊出。全文7500字，16個注釋，7本參考書籍。文章刊登在只發給李光耀個人，李可以批送他認為應該看的人的棕色封面《東亞所評論》（Commentaries）第6號。此前兩年多，《評論》只出五期，可見其稀有珍貴；此時，我才知道東亞所有此最高密級的文件。這篇論文當然還是署名“我們特殊的通訊員”。我在中文的前言中說明：“本文根據筆者當時的親身經歷和見聞，以及大量有關史料，按照時間順序，將事件分為：悼念耀邦、學生罷課、廣場絕食、戒嚴鎮壓四個階段，依次論述分析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吳慶瑞讓黃朝翰所長把我千餘字的前言，以黃的署名和語氣，作為“序”放在正文前。在我的二十篇餘論文和見到的同事論文中，有序的非常少見。東亞所保密嚴格，每人只能得到自己撰寫的英文論文刊物，但同事們都願意與我交流，故我能看到別人的論文。離職時，刊物文件必須全部交回，我因被李光耀批准去《海峽時報》，破例帶走刊有自己文章的刊物，保存至今。

《趙紫陽在十三大前後政治改革的勇敢嘗試》

這個議題也是新加坡領袖們關注的問題。我用3個月寫出近2萬字、50個注釋的長文。1994年7月以《東亞所背景資料簡介》67號發出。在前言中，我說明：“本文根據筆者當年親身參與的經歷為主線，以有關史料為輔証，著重分析中共十三大政治改革的來龍去脈。”

《論中國的腐敗》

按吳慶瑞的要求，我從腐敗程度、當局對策、制度根源、改革建議四個方面論述。具體建議是深入改革：1、啟動全面政治改革——不敢貪，建立隸屬於人大的反貪機構，制定嚴厲可行的《反貪污法》，公檢法垂直領導、相對獨立，出台《新聞法》。2、徹底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不能貪。3、加速行政改革、“中薪養廉”——不必貪。4、改革道德建設——不想貪，摒棄陳腐的“大公無私”和“全心全意”的意識形態說教，加強倫理操守和職業道德教育。論文以“展望”結束：“在人治的中國，道德性和運動性反腐不能節制貪腐，今後腐敗仍將猖獗。但腐敗不足以威脅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

這篇2萬多字、百餘注釋的論文，吳慶瑞非常滿意，讓擴大閱讀範圍、發到各大企業；於1994年10月以密級最低的《東亞所背景資料簡介》73和74號分兩期刊出。吳在接待來東亞所的中國客人時，多次提到我的“四項改革建議”；他還告訴我，有關建議也向中國方面轉達。但是，結果不得而知，結果可想而知！

《中國軍事系列論文》

擁有300萬解放軍和100萬武警的中國軍隊，是世界上最大、但並非最強的武裝力量，新加坡政界和軍方都很關心。我奉命撰寫系列論文：之一、中國軍隊的組織結構；之二、江澤民掌握軍權的過程；之三、中國的武警部隊。共計2萬字、63個注釋。在1994年，分別以《東亞所背景資料簡介》76、79、88號刊出。

其它有特點的論文，下面結合有關內容再逐一介紹。

我在東亞所三年，共發出論文20餘篇，比全所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特別是密級最高的《東亞所評論》，我到所後，只出8期，就有我的4期。只因在中國封閉的金字塔社會中，我僥倖接近塔尖，掌握較多資訊而已。黃所長在1991年為裝潢門面招聘的北大教授，滿腹經綸無處發揮，半年發不出一篇論文，向我訴苦。我釋疑：“若在飯館，您風味廚師必有顧客。但這是‘御膳房’，皇上不好您那口。沒轍！只能另尋高就。”他後來去與中國來往的大公司任法律顧問，憑藉諳熟中國法律，人盡其才風生水起。

第三節 吳慶瑞對我的重視和優待

11-6 吳慶瑞破例為我寫序

我在東亞所的第一篇論文、李光耀和吳慶瑞最關注的《中國如何選拔高級官員》。全文共六個部分：一、三千萬幹部的概況；二、黨管幹部和分級管理；三、中組部的職責和機構設置；四、青幹局的建立和工作；五、第三梯隊與後備幹部；六、選拔省長部長的程序。六千字，20個注釋。1992年8月5日以《東亞所背景資料簡介》40號刊出。

極少為他人作序的吳慶瑞，破例為我寫了署名“執行主席（Executive Chairman）吳慶瑞”的滿滿一頁A4紙的長序。主要內容是：

“在20世紀的今天，如何統治一個擁有11億人民的大國？中國三千多年有記載的歷史，在傳統的君主體制下，以嚴格的科舉制度、嚴密的文官制度為基礎，所提供的行政服務，為此提供了答案。中國過去是農業社會和君主體制，科舉和文官制度為大多數的王朝年代，提供了統一、和平和穩定。

在科學和工業化的時代，老舊體制需要被新生體制所取代，中國選擇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篇論文詳細地描述了政府內部機構的運作細節。核心問題是如何管理控制11億人民和三千萬幹部。

中國是依靠非常複雜的多層級的機構和功能來實現的。控制運作的權力掌握在黨的五個層級的組織部手裡——中央、省和部、市、縣、鄉鎮的黨委組織部。在控制機器的最上層是中央組織部——號稱‘天下第一部’，那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要概括這個論文是很難的，因為它已經非常濃縮精煉了。對我們來說，特殊的興趣是青年幹部局。青幹局的任務是識別‘第三梯隊’，也就是中國未來的領袖們。他們尋找有才幹領袖的功能，同我們新加坡的目的是一樣的。但是他們的努力更加系統化和更加持久化。有超過一千位僱員，全年在各層級的青幹系統中工作。

在中央，青幹局多數成員是高級幹部的孩子。但是在中央組織部這個保守的堡壘中，青幹局最終獲得改革者和異端的榮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青幹局是保守派首腦陳雲提議，在1982年成立的。

作者閻淮，畢業於清華大學，1982年被調到中央組織部，成為青年幹部局的處長。1986年，閻是組織人事研究所所長。1989年，他離開中國，從香港去了歐洲和美國。現在他是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讀完上述序言，當時的感想是——我的這篇論文，使吳慶瑞對我另眼相看；吳的這篇序言，也使我對他刮目相視。吳雖不懂中文，但中國經濟顧問的差事沒白幹。他真懂中國！不但諳熟中國經濟，也精通中國政治。我以後寫文章、發議論，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吳慶瑞的摯友余柱業，為我翻譯吳的序言時說：“吳博士為你作序，是對你和你的論文都非常重視，他這是正式把你介紹給新加坡高層。他寫序言，就相當於在中國，陳雲為人作序；你應該珍惜，寫出更多更傑出的論文！”

11-7 請《經濟學人》採訪報道我

1992年11月，我剛回到新加坡，吳慶瑞就讓我接受《經濟學人》雜誌採訪。他說：“你在新加坡的學術地位已經確立，但是在世界上、尤其在英文世界，還很不夠。《經濟學人》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政治經濟學術期刊，它的採訪報道對東亞所和你個人都大有益處。我們東亞所雖然沒有公開的出版物，但卻是公開的研究所，需要讓世界知道：我們擁有第一流的中國問題專家。《經濟學人》讚揚了你，也讓內閣那些不懂中文的部長們，了解你的價值，更好地學習你的論文報告。”11月5日，《經濟學人》亞洲記者陸浩懷（Jim Rohwer）飛赴新加坡採訪我。

1992年11月28日的《經濟學人》，在“中國觀察”欄目下，以《活著的死亡國家》（Land of the living dead）為題，對我進行兩整頁的報道。以下是簡要內容：

第一部分：領袖來、領袖去、黨仍在

首先介紹了我是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官員、現任新加坡東亞所研究員。然後詳細引述了我的成名作《中國政治體制淺論》中，政治結構、體制特徵和統治特性三節的主要內容；對“統治特性”：經濟的低效性與政治的高效性，領袖的脆弱性與政權的穩定性，政局的突變性與政體的漸變性，尤其是後兩條特別重視，詳加解釋。

第一部分的最後，是他們採訪我的新內容：中國與蘇聯、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差異：1、中共經濟改革成功——深得人心，蘇共政治改革成功——人心不足。2、中國四分之三是農村，農村改革成效顯著。3、中國不存在另一個權力中心，經過戈爾巴喬夫六年的政治改革，已形成葉利欽的第二中心。4、中共已失去理想、唯一關心的是保權；鄧小平對蘇聯解體的反應是加速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以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我認為它初見成效，必將長期（並非永遠）有效。

第二部分：共產黨與資本主義社會

這部分是我對中國當下的判斷和未來的預測。改革開放14年，專制統治已經緩解；百姓在遷徙和擇業方面自由度擴大，戶口和檔案制度鬆懈。中共在向市場化方向進展，現代的經濟體系將削弱共產主義體系；但它不會立即發生，保守官僚還可以長期享受專制特權。與中共同樣採用蘇聯方式“治黨”的國民黨，用15年開始黨內民主並逐步社會民主；中國遲早要走這條路。中國將在政治的“共產主義統治”與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中抉擇，在中國的投資，風險與回報共存。

《經濟學人》關於我的這篇文章，對我日後申請美國“第一類傑出人才”綠卡（EB－1A）幫助很大。EB-1A要求在十條嚴格條件中中須符合三條，世界著名出版物的報道即是其一。

半年後，1993年6月22日陸浩懷又來到新加坡，在香格里拉飯店，我執意買單。我說：“上次您說雜誌不許接受採訪對象宴請和禮物，以免報道過溢不實之嫌。這次你沒有採訪任務，我盡地主之誼。”我們相互感謝上次的採訪和報道。他說：“鄧小平要中國學習新加坡，而新加坡領袖在學習東亞所、特別你的論文。我這次完全是個人討教中國問題，不會報道。”我放肆地議論了中國與新加坡的優劣。

11-8 讓我給新加坡高級官員講課

1993年1月，吳慶瑞讓我三月為新加坡高級官員講授“中國政治運作”的課程。吳為我四次講課出的題目是：中國的政治結構；共產黨對全國的領導；中國的等級制度；鄧小平後的中國。

2月我交出講稿，吳慶瑞修改增刪；在我保存的講義底稿上，現在還能查到吳紅筆的痕跡。例如，以下引號內是吳慶瑞的修改——

中國的鄉鎮“類似新加坡的單一選區”。

中國的部委設黨組，“這與新加坡完全不一樣，人民行動黨對政府部委一點影響都沒有”。

“中國不實行內閣制，人大常委不能當部長。中國憲法規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使其成為中國唯一的、永恆的、法定的執政黨。強調唯一、永恆、法定。”

中國領袖的脆弱性，“政治繼承問題的不確定性”。

中國是官本位制，“中國無階級有等級”。

中國給予領導幹部優厚的待遇。“新加坡只有十幾個部長有專用汽車和警衛員。在座的都有切身體會。”

從吳慶瑞以上的修改中，可以看出中國與新加坡的某些差異。

3月8日，在吳慶瑞監督下，我在東亞所彩排試講。9日下午，在新加坡總理公署內管理公務員的公共服務署的小禮堂，我為幾十位高級公務員開講。吳慶瑞致開講辭，他介紹了我和這個課程。我接著講了一下午。公共服務署隨後收集反映，周末前反饋給吳慶瑞，下周一吳指示我改進意見。周二下午，我再講下一節課。我連續講了四次，共一個月，反映很好。

我的講義及所附圖表，收錄在1995年由新加坡時代出版集團出版的、丹尼斯•布拉德沃爾斯主編的英文版《在中國投資的風險與回報》一書中。

吳慶瑞還讓我每個季度到安全情報局講課一次，因此與他們的許國豐局長（新世紀先後任幾個國家的大使）和陳金土處長（九十年代中期任駐華政務情報參贊）成為朋友；他們要每月發我一千元車馬費，我拒絕；陳說許多中國學者都收了，我堅拒。我還不定期到外交部政策分析局答疑解惑，接觸較多的是：三處（東亞澳洲處）處長謝德強（新世紀任駐上海總領事）、中國科科長方月光（新世紀成為反對黨領袖）、日本科科長黃毅、泰國科科長譚永信等。

在新期間，他們都對我有不同程度的幫助。例如——

1993年8月9日新加坡國慶，在政府大廈大草場舉行慶典活動。我和太太被邀請到貴賓觀禮台上，觀看聲勢浩大的遊行和精彩紛呈的多元文化歌舞表演。1994年又再次觀禮。1995年我去中國出差，1996年回北京看望病重的岳父，沒再觀看。

1993年8月巨星邁克傑克遜的世界巡迴演唱會到新加坡。二軍的女兒是“邁粉”，非常想親眼目睹偶像尊容、親耳聆聽偶像歌喉，但一票難求。我只好麻煩經常為他們答疑解惑的外交部朋友。他們千方百計弄到門票，已來不及三傳到位，只好越過我和二軍，由他們在體育場門口直接交給女孩。

1994年妹妹陪父母來新，恰逢英國藝術團來演出音樂劇《悲慘世界》，票極貴且難買。許國豐局長贈我四張貴賓票，父母不願看，我與妹妹及二軍夫妻享受了。

其實我心裡明白：這一切都是看吳慶瑞的面子。

11-9 安排我公開講座和發表論文

因為對中國官場熟悉，除了使我在回憶型論文上得心應手外，對現實局勢的判斷和未來走向的預測，也經常蒙對。

例如，1993年兩位研究員去中國與體改所合作，工作半個月。回來匯報：朱鎔基兼任央行行長，出台一系列強硬措施，得罪各方、天怒人怨，肯定下台。吳慶瑞問我。我說：“肯定不會！”

再如，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增補吳邦國、姜春雲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十幾個字誰人不識！什麼意思？東亞所討論時，有人說：“上海市委書記和山東省委書記工作優秀，予以提升獎勵。”多數人不解。我分析：“二位已是政治局委員，地位高過書記處書記，過去未有此類任命。現總理李鵬無能，第一副總理朱鎔基急需得力助手。吳與姜應是調到中央分管工業與農業，但政治局委員不能直接插手國務院工作，有了書記處書記的名義，便可施展身手。明年三月人大肯定任命二位為副總理！”事態的發展驗証了我的預測。

三如，吳慶瑞經常讓我們分析得到的中國絕密文件，因為中央組織部管理省部級幹部，所以我可以看到同級文件，而其他同事則機會不多，因此我的解釋更被吳慶瑞欣賞。（題外話：我在國內看到的省軍級文件中，有些重要數字被用XXX代替。但是我們在這裡分析的文件不但非常及時、並且重要數字全部保留，只是把文件編號覆蓋。我認為：這是新加坡高價買通了中國高級官員、或其子女或秘書所得到。我真恨這些吃裡扒外的高級蛀蟲。）

吳慶瑞還破例容許舉行公開講座和發表解密論文——

《論中國的價格改革》

1993年中國通貨膨脹嚴重，將達到可怕的兩位數。當年中國改革重點就有“加快價格改革”。新加坡非常關注此事，讓我論述價格問題。這是我的弱項，趁機學習新知識，研究大量資料。寫出一萬五千字，54個注釋的論文，10月發出。吳慶瑞說：“你每年應該在公開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以保持學者的身份和地位。去年寫的《秘密文件》發表後，反應非常好；這篇《價格改革》也可發表。”於是兩個月後，台灣《中國大陸研究》12期，刊登此文。94年春台灣寄來稿費，我上交所裡，不收。4月18日，我請全所同仁大吃一頓。

《中國的公務員制度》

1994年中國開始實施《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這是我的專業，寫出八千字20個注釋的論文，6月發出。吳慶瑞認為，這更是可以公開的課題，論文稍後可以公開發表。於是《中國大陸研究》八月號刊登此文。論文在新加坡學界引起一點影響，吳慶瑞又讓我於9月在東亞所舉行半公開的學術講座。

《從今年人代會看鄧後政局》

1995年春人大召開，中國宣稱，這是第三代領導全面接班後的首次人代會。吳慶瑞立即布置我寫這個專題，我用半個月寫出七千字、22個注釋的論文。吳非常滿意認為很重要，4月用密級最高的《東亞所評論》第13期，發送李光耀。李閱後，認為與新加坡高層觀點相近，應該公開宣傳。吳慶瑞立即安排我於5月5日在東亞所舉行公開的“中文講座”（區別1994年的學術講座），並通知媒體採訪。當天東亞所的會議室坐滿聽眾，室外的走廊也擠滿站客。

次日《聯合早報》“新加坡新聞版”的頭條新聞，標題《江澤民地位鞏固、在鄧後能續掌權當政》，副標題《東亞所研究員閻淮：江人際關係好，已樹立權威》。標題下面是我演講的照片，新聞報道兩千字記載了我的主要觀點。

11－10 特許在英文媒體發文和接受採訪

1995年4月，陳雲逝世。我對吳慶瑞說：“過去你們要請陳元來，有人說我們熟，我不願攬事，只說認識，其實我與陳家關係不錯。現在陳雲去世，我請求公開寫文章悼念。”吳：“應該寫！人死了不算吹捧，在英文報紙發表，影響更大。”於是，在新加坡華文報紙發表文章被吳誤罵的三年後，又被他批准在媒體發文了；還是被翻譯成英文，發表在具有150年歷史的《海峽時報》上。4月21日該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我署名的《陳雲：最後一位正統的共產黨領袖》。摘要如下——

一、馬克思原教旨主義衛道士

本世紀正數第五年降臨、倒數第五年逝去，陳雲與世紀整整同行了90周年。20世紀的歷史就是一部社會主義的興衰史。世紀上半葉分別由列寧、毛澤東創立的西方與東方兩個社會主義制度，世紀下半葉被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鄧小平在經濟上瓦解；戈和鄧作為改革家將名垂青史。而真誠維護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純潔性、經濟上的計劃性的陳雲，則因其始終如一的正統和穩健的衛道士的角色定位，被視為保守派統帥。

在中共領袖中，真正精通、信仰、而又奉行馬列主義的人，唯有陳雲。世界上最後一位虔誠、純粹、正直、溫和的馬克思原教旨主義領袖的逝世，標誌著一個理想主義時代的終結。

二、冷靜穩健的非主流派

中共建政四十多年，影響最大者，前27年是毛澤東，近20年是鄧小平。而影響時間最長、40多年一直被當作對立面者，非陳雲莫屬。陳雲反對主觀盲目的大躍進，被毛斥為“老右傾”；陳雲不支持特區政策和市場經濟，被鄧認為“保守派”。先右後左，變化的不是陳雲，而是“領導核心”及其主張。

陳雲40年一貫制，堅持計劃經濟，強調綜合平衡。一向是冷靜、穩健、溫和、中庸的非主流派；是極端傾向的緩衝器、是中國經濟、乃至中國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毛澤東的經濟主張曾被兩個人反對。元帥彭德懷以其熱忱和魯莽，企圖畢其功於一役，客觀上適得其反，加劇了經濟和政治局勢的惡化。經濟學家陳雲以冷靜和科學的態度，多次反對毛，力挽狂瀾，收拾殘局，利國利民。

三、深謀遠慮一身正氣

毛澤東時代是個人獨裁的極權時代，鄧小平時代是元老寡頭專制的威權時代。陳雲的威望、水平都可以與鄧分庭抗禮，他抑制了鄧可能產生的獨裁傾向。

密捕“四人幫”之義舉，天下大快無人質疑。但是陳雲卻提出：此事是先作組織處理、後有政治結論，與黨章不符；動用軍事手段，後患無窮，下不為例。

天安門事件後，整肅改革派，中顧委不讓李銳等四人“黨員登記”，企圖清除出黨。陳雲聞訊，保護此四人過關。儘管陳雲與他們觀點相左，但此舉傳為佳話。

對陳雲的政治觀點和經濟主張，可以見仁見智；但其為人正派、淡泊名利、潔身自好，有口皆碑。（中國領袖僅娶一妻、“從一而終”，極為罕見。）腐敗蔓延的今日中國，則更難能可貴。

行文至此，傳來陳雲遺願：不舉行追悼會和遺體告別。死後又為國庫節省巨額民脂民膏；這對於先行者，如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堂，形成鮮明對照；對後來者，不無警示效益。正如中共訃告所言：“堪稱楷模”。此舉為陳雲艱苦樸素的一生，為其高尚的精神人格，畫下圓滿的句號。

東亞所研究中國問題，講座基本是中文；對其報道是華文《聯合早報》的領地，此前它曾多次出現過我的名字。《海峽時報》發表此文後，這個英文媒體開始關注我了。總編馮元良1995年4月底宴請我，希望我多對該報發表時政看法。我說：“身不由己，吳慶瑞不容許！”馮持李光耀令箭找吳，吳最終批准我可以用化名接受採訪。此後，《海峽時報》經常出現“中國政治分析者江安”（我生於江蘇淮安）對政治局勢的分析和預測。

11-11 我離開東亞所後吳的照顧

1996年我離開東亞所到《海峽時報》後，吳慶瑞還經常約我回東亞所諮詢中國局勢和“証實証偽”新加坡通過特殊渠道得到（買到？）的中國情報。其間較大型的公開動作有兩次。

其一、分析1996年的人代會。4月人代會結束後，吳慶瑞讓我為東亞所分析本年度人大的特點。我5月交出六千字、30個注釋的論文。因為我已離開東亞所，不知他們以何種文件上報內閣。6月我去東亞所查閱資料，新任所領導王庚武轉交我一千元支票，說是吳慶瑞讓給我的稿酬。我領情、拒錢。

其二、吳慶瑞又安排我舉行公開大型講座——《江澤民在鄧後的地位》。講座的海報和通知上，我的職務是：“東亞所客座研究員、海峽時報高級分析員”。東亞所從未有過“客座”，我也是首次得知此殊榮。東亞所說：“吳慶瑞因你婉拒支票，特意賜客座。”此後，我名片上和“論文作者”前，從不敢注明這個兼職不兼薪的“無酬客座”。我的講座共分五個部分：1、江的新問題；2、鄧後非毛後；3、形勢比人強；4、牢固掌軍權；5、善終總書記。

1996年6又9日，《聯合早報》“中港台新聞”版，以《江澤民牢固政治地位、將持續到下個世紀》為標題，用一千多字報道我的講座。主要內容有——

“《海峽時報》高級分析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閻淮，昨天在東亞所舉行的講座上作如上判斷。上個月，美國助理國務卿洛德和台灣總統李登輝都表示，鄧小平去世後，中國政壇可能再次發生類似毛澤東之後的政治動盪。去年，美國五角大樓歷時數月、耗資數百萬美元分析鄧後局勢，其結論是，中國發生大亂的可能性為50％。

閻淮否定這種看法。他說，現在的中共領袖之間沒有勢不兩立的衝突，在毛後非常時期採取特殊措施不會再次發生。

鄧小平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都蒙羞下台。因此，外界一般認為，被指定的接班人沒有好下場，江澤民也不例外。

閻淮說，在鄧小平晚年的現在，江澤民已贏得了有利的形勢，這已經使他的七年任期超過胡和趙兩人任期的總和；他說，‘鄧後，江的形勢更加有利。’

一、元老勢力微弱，江的務實穩健路線受到多數元老支持；二、十四大後，江地位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得以確立和鞏固，政治對手失去挑戰機會；三、形成以‘上海幫’為基礎的江派勢力，牢固了‘江核心’地位。

江澤民是否能控制軍隊，一直被外界質疑。上個月，李登輝對美國報界說，‘江澤民身為軍委主席，卻無法控制軍隊。’

閻淮列舉大量事實，認為‘不是強人的江，正以強人的姿態牢固控制著軍隊，並在鄧後繼續掌握黨政軍大權，順利過渡到21世紀。’

座談會上，來自新加坡、大陸和台灣的學者，對江澤民在鄧後的地位發表各自的見解，有的學者還對閻淮的分析提出質疑。但閻淮堅持樂觀地認為，江澤民將成為中共有史以來‘首位善終的總書記’。”

對於這場講座和對它的報道，我有兩點說明：

一、東亞所在新大校園內，聽眾主要是大學的中國教師、即歐美的博士，與我非友人即熟人，討論中他們直率質疑——上述報道說“有的”學者質疑是客氣，其實“大部分”是質疑。我最後回答：“我的預測和判斷確實與各種美國和台灣的權威機構和權威人士、以及在座的諸位不同，但我的演講沒有主觀願望和價值判斷，主要是事實判斷和基於個人經驗的常識和邏輯。我無法說服朋友們，讓我們存疑，等待時間的檢驗。”

二、《聯合早報》的報道是該報新進青年記者杜平（來自中國，也是朋友），下午聽完講座、當晚撰寫。我的演講只有提綱沒有講稿，杜只用一千多字就把我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都報道出來，確實水平可以。我離開新加坡後，一直未再見面。杜現在香港鳳凰電視台擔任評論員、主持“總編輯時間”。儘管我與被譽為“中國央視分台”的鳳凰政見不同，但是仍為杜平的成就而欣喜。

第四節 江澤民發護照，吳慶瑞給綠卡

11-12 險些喪命的摩托車禍

新加坡汽車奇貴，動輒十萬美元以上！亞洲人尤其華人，消費攀比、面子金貴；你有車我無車，怎麼活？新加坡地寡人眾比較富裕，很多人可買車。吳慶瑞解釋：“若不限制，新加坡國土上，就只有汽車，而無車路了！”限制一、150％的汽車進口稅，加上其它合理的“苛捐雜稅”，車價升為三倍；限制二、公開拍賣十年擁車証，証到期，或車報廢、或重新拍証，通常擁車証高於車費。

都說需求是剛性的，享受只能升不易降；即“由簡升奢易，由奢降簡難。”在美國舒適的夏威夷開慣私家車，到北緯一度炎熱潮濕的新加坡擠無空調的公車確實不適。1992年底剛到新加坡沒有綠卡，不敢輕易斥重金買豪車。馬來西亞工人騎著摩托車越境打工，日出而來日落而歸，風馳電掣好不瀟灑！國內騎單車，海外開汽車，也該過過“電驢子”的癮啦！於是1993年初，幾千美元一部高級摩托車到手，筆試路考順利通過，上下班加周末遊，輕鬆上路分外得意。在研究所和大學的中外學者教授中，“蠍子的巴巴——毒（獨）一份”，格外亮眼！

90年代初期，新加坡的中國人較少，只是兩種人：白領專家和藍領勞工。周末穿T恤短褲涼鞋、說著普通話去加油，衣帽取人的加油工愛理不理，還贈送幾句褒貶中國勞工的鹹淡話。付款時看見白金信用卡，頓時表演川劇“變臉”。我笑言：“撿的卡！”

補充交待家庭狀況：兒子留在美國讀夏威夷大學，妻子不喜歡新加坡，常年仍是中國煤炭部的高級工程師，偶爾來此探親。因此，摩托車足夠了！家庭不用朋友用——東亞所宴請中國訪客的餐會，陪吃的同事，寧願放棄所長的“大奔馳”而搶著坐摩托二等。節假日朋友聚會，我更是義務司機。1993和1994兩年，來新的私人朋友，從中國的局長到民陣主席，從天安門總指揮到朋友的中學生孩子，都乘過此座騎。最經常的乘客是趙二軍不滿十歲的女兒，新加坡朋友請我們時，她絕不坐高級轎車，非摩托不可。許多大男人坐摩托很緊張，牢牢抱住我；而趙小姐可以雙手高舉，嚇得她媽媽哇哇叫，而她卻哈哈大笑。

1993年11月4日下班後回家，騎著一年新的摩托座騎，奔馳在三車道的公路上。換線時，我超過旁邊的一輛較慢的大卡車，剛進入卡車那條車道時，一聲巨響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醒來時，天已黑，我躺在病床上；全身上下除了頭腳兩端，都纏滿繃帶，疼痛難忍。護士小姐給我打了止痛針，應我的要求，人們為我填充了五小時的記憶真空——

送我來的警察說：“您超車時，被超卡車的另一邊，一輛小轎車也同時超越卡車；高大的卡車擋住兩輛小車的視線，您們接吻在卡車前面。幸運的是，兩輛小車距離卡車較遠，而卡車又及時剎住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護士告訴我：“您戴著法律規定的全封閉帽盔、穿著皮鞋，頭腳沒事兒。在柏油路上打滾兒，長褲和襯衣已破爛不堪，四肢皮肉損傷嚴重，雖然露出骨頭，但是四肢骨頭並未折損。疼痛主要是因為胸腔第八、九、十，三根肋骨斷裂。這裡是新加坡大學附屬醫院，我們不知道您的保險等級，只能先放在這十幾人的大病房。明天您公司來人後，再換病房。”

次日上午，東亞所黃所長和會計來看望。我的保險可以讓我住雙人病房，類似中國的局級待遇。但是，美國已經慣出我不習慣與同性同住的毛病，並且來探視者肯定眾多，也影響同房病人。我決定自費補上差額，搬進單人病房——類似部級待遇。下午所裡的十幾位同僚分批來探視；第三天，輪到大學的教授朋友們了；不到兩天，各種水果和點心擺滿房間。隨後的周末，就是新加坡籍朋友和中國朋友的舉家來訪了，食品由冷變熱、由簡升精，雞湯生魚湯、雞精生魚精、人參西洋參，推卻不了，就讓換走易壞的水果。第二周，就輪到我講過課的公共服務署、安全情報局和外交部的官員們來慰問了，他們除了水果鮮花，令我意外的是，還有紅包，彷彿我為國光榮掛彩似的，真不好意思！

傷勢說重不重，皮肉損傷；消炎換藥、打針吃藥。說不重還挺重，斷了三根肋骨，大聲說話、小聲歡笑、深深呼吸，上半身都劇痛。住院一周後，主治醫生說：“皮肉傷恢復不錯，肋骨斷裂不用治療，周圍的軟組織包裹很緊，自然修復。下周可出院，回家靜養。”第二個周末即為住院十天後，二軍宴請訪新的法國朋友，他們看我身體恢復挺好，就叫了出租車，帶了件風衣讓我穿著外面，“劫持”我喬裝到酒店。我日記寫著“吃喝5—10點”。11月15日出院，吳慶瑞派司機送我回家，並送一部無繩電話，便於我休養時與他聯絡，此後三天載我去換一次藥。我一人在家休息時，不斷有朋友來家探望，送來飯菜和熟食，二軍也多有照顧。特別是新大的中國教授的黃崇道和左小蕾，還分別來為我做飯和打掃衛生，令我終生難忘！

新加坡同事議論：“閻大膽該老實了，摩托車不敢再騎啦！”中國朋友反駁：“閻淮說過‘一朝被蛇咬、十年不怕蟒’，肯定照騎不誤！”交管局判定：“摩托車與小轎車責任對半，各修自車。”我修理好損壞嚴重的摩托車，又瘋了一年，獲綠卡後才換成汽車。

11-13 父親請江澤民讓我回國

東亞所只研究中國不考慮東亞，其實就是掛東亞之名的中國研究所，研究員能經常去中國實地考察對研究極為有利。而我和幾個研究員因對“六四”的態度，不能更換到期的中國護照，我們希望吳慶瑞幫忙。1993年中，吳慶瑞發話：“你們自己去中國大使館，想辦法拿到新護照，特別是閻淮！”（東亞所與中國大使館關係密切：使館領導經常陪同中國政要來所，東亞所的公開講座他們必到，使館重大活動請我們助威；特別是中國一些省部級官員想拜見吳慶瑞，使館托我進言。）於是，我就去大使館找了研究室的周一秘和領事處的田一秘兩位熟人。我表態：“‘六四’的學生都錯了，應該抓起來，判死刑緩期執行；他們若像江青自殺，世人無話可說。我現在對政府唯一的意見是，不該‘斬立決’。還是毛主席說得好，人不像韭菜，割了一茬，再長一茬。”他們勸我寫份嚴肅的認識，他們再美言，否則沒戲！我回東亞所向吳慶瑞匯報交差，吳：“我不便出面。你不願低頭檢討，就每年去一周香港調查研究查詢資料吧。”於是，在1993年10月中旬，94年9月下旬，我兩次到香港考察訪問。中文大學的中文資料可以說是全世界數量僅次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第二家，但境外資料更齊全。我流連忘返，複印了大量資料。除了拜會香港的老朋友，還與當時在香港的國內一起參與改革的故舊和中組部的同事討論時局，加深了對現實中國的了解。

我不能回中國，就考慮請父母來新加坡。1993年他們去美國的小兒子家住了半年、遊遍大半美國，不想再奔波，決定次年來新。94年春，父母在妹妹陪伴下，來新加坡探親。我們分別近五年，儘管經常通電話，見面還是悲喜交加，彷彿有說不完的話。父母參觀東亞所，拜會吳慶瑞；與余柱業見面——中國與新加坡兩個具有反思精神的老共產黨員、抗日老戰士，促膝長談。我陪父母遊遍新加坡城、新加坡島、新加坡河、“新加山坡”、新加坡全國，它太小啦！回北京後妹妹來電話說，父親正在為我回國，找江叔叔幫忙。我沒在意，秋天照例訪問香港。

1994年10月2日，我在香港考察一周後回到新加坡，在信箱中發現已經到了幾天的家信。妹妹說：“姜阿姨已為你辦好護照，你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找張參贊領取，然後就可以回國了。”我立即電話北京，妹妹說：“你在新加坡小有名氣，在大使館也有或好或惡的名聲，若在新加坡辦新護照太招搖。”

3日，我向吳慶瑞報告：“父親托老部下已經為我疏通關係，因為我老護照的最後簽証是到法國的，需要我到巴黎領取新護照。”我當然不會提到江澤民。吳大喜：“好！立刻去拿來新護照，早日回中國實地考察。”我為難：“我有效期兩年的法國旅行証件，上月底剛到期。若要延長需要一些時間。”吳：“新加坡護照去法國免簽証，我想辦法！”

4日，我每個季度去講課的安全情報局的許國豐局長說吳慶瑞讓他約我晚餐。席間，他給我一個大信封，內裝：有我相片和真實姓名等資料的新加坡護照，6日赴巴黎、20日返回的雙程飛機票，兩萬法郎現金。我退回法郎，說自己可以兌換。許局長：“吳博士說，這次是出差，但不要到東亞所報銷了，多不退、少不補。”我只能心存感激，領情了。這就是新加坡效率！5日我收拾行裝。

10月6日晚，我隻身去機場，在去巴黎航班的候機廳裡，遇到趙二軍的太太。我們兩個好朋友的聊天使時間過得飛快，起身準備登機時，警察臨檢，英語流利的趙太順利通過。持新加坡護照的我不懂英語，又操大陸口音，引起懷疑。新加坡人不懂英語者少見，當時大陸人擁有新加坡公民權的更罕見。我讓趙太先上飛機，自己與警察周旋。警察問我護照號碼，我當然答不出。新加坡護照號碼就是身份証號碼，他們一出生就擁有這個號碼，不能不知。以後的問題我就更傻了：“護照啥時領的？綠卡哪年得的？綠卡幾年獲公民？”對於這些，我一概不知、拒不回答；但對於護照，我很有把握；於是反問：“護照是假的嗎？立刻抓我！是真的？立馬讓我上飛機！”見我不配合，警察們從飛機上取下我託運的行李，讓飛機起飛。我見走不了，就讓警察打電話給許國豐，許局長立即派秘書來救出我，送我到家已後半夜。

7日白天補覺，傍晚許局長秘書來家，送我新機票，說次日再飛法國。

10月8日晚，許局長親自來家接我去機場。在機場貴賓休息室稍事休息，經免檢通道直接送我進入機艙。

在巴黎的中國大使館順利拿到中國護照，然後舊地重遊、舊友重聚。趙太詢問新加坡護照，我解釋並請保密。與分別兩年的中法各路哥們姐們聚會敘舊、家宴郊遊，痛痛快快地吃喝玩樂了十幾天。

10月下旬返回新加坡。吳慶瑞說：“你有中國護照了，兩件事抓緊辦。一、你準備材料，讓辦公室開証明給移民局，申請永久居民（綠卡）。二、把正在寫的‘中國軍隊系列’論文盡快結束，11月回中國考察，新年後春節前回來。”11月中旬我得到新加坡綠卡，下旬回中國。

11-14 重返中國實地考察一個月

1994年11月23日抵達北京。離開祖國五年，回到生活了30年的北京應該感到親切，但是入境前的檢疫卻當頭一棒。他們要求、並且只要求，所有的中國人抽血檢查艾滋病。我不服氣：“為什麼歧視國人？老外艾滋機率更大！”回答是：“上級規定！都好幾年了，你才老外呢！”挨了一針、丟失一管血液後，在入境處武警中尉檢查我的護照時說：“請稍等。”招來一位中校帶我入境，把我介紹給中央辦公廳的伊處長和小許副處長。他們開車送我回家，一路寡言分手時說：“領導讓我們接待你，你與家人團聚休息幾天，下周一接你參觀北京新氣象。”

24日，我還在睡懶覺，就被敲門聲吵醒。“我是管理這一片的警察，聽說你從國外回來，要報臨時戶口。”“片警呀！我是北京正式戶口，還報嘛臨時的？”“上級規定，國外來的，就得報！”“好，我現在就跟你去派出所。”“今天管戶籍的不在，明天吧！”

25日早八點，派出所一上班我就去報到，想先報完戶口，一整天還能幹許多正經事。迎接我的卻是閉門羹：“戶籍警不在。”“我等會兒。”“他今天外出，你明天再來。”“內勤也外出，怪事！”牢騷歸牢騷，我只能今天乖乖滾蛋、明天老老實實再來！

11月26日，我又準時去派出所“上班”。兩位中年便衣把我迎接到一個小房間。“我們是市公安局的王處長，來這檢查工作，碰巧遇到您。我們對外國挺好奇，咱們聊聊行嗎？”“這麼巧哇？能不行嗎？！”公安問起新加坡東亞所的事。我心說：“蒙誰呢？我是中國問題專家，你們是‘國安’非‘公安’！”但不便說破。我就如數家珍地“謙虛”一番：開過幾個講座，媒體都有報道；寫過幾篇文章，報紙和雜誌都登了。他們不滿足：“聽說你們還寫了許多秘密報告？其實東亞所的事，我們都知道！”公安說出東亞所幾個同事的名字和他們的一些事跡。我答：“東亞所每人只能看自己的論文，別人的事我不清楚。我簽了保密合同，自己的論文也不能亂說。”最後，年長的說，“你好好想想，咱們下周再聊。這是我的名片，你有困難可以電話找我。”

11月28日周一，中辦小許接我，在新開通的三環路繞行一周，參觀1990年亞運會的場館，遊覽西郊世界各地著名景觀微縮模型的“世界公園”。北京這些“新幾大建築”確實比1959年的老“十大建築”，對平民百姓更實用。但對奔馳過歐美壯觀的高速公路、參觀過數國奧運場館、遊覽過世界諸多真實的著名景觀的我來說，它們都不足為奇。但是，我還是為祖國首都的巨大變化欣慰，為中央辦公廳的熱情接待而感謝。分手時，我拿出“公安局”王處長的名片，小許說：“不要管他！”此後在中國的一個月中，再也沒有人“管我”。返回新加坡前，我謝絕了中央辦公廳的送機。

回到父母家，父親說：“江叔叔已知道你要回國，我已感謝他，你也應有所表示。”我答：“我真心感激他！”於是寫了封真摯的感謝信，匯報現在新加坡從事中新友好工作，但仍會秉持獨立學者的態度發表論文和看法；也期望他能繼續我們在文革時對黨和國家專制傾向的批判，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社會。按父親告訴的聯絡方式，在信封上寫著“中共中央辦公廳賈廷安同志親收”，內裝稍小的信封，上寫“江澤民親啟、閻托”小信封裡面是我的感謝信。父親說：“還有電話聯絡方式，沒有急事不要用。”我：“我不需要電話聯絡。”再次去看父母時，父親說：“江來電話，收到你的信，要你對得起國家。”

（在半年後我第二次回國時，父親說：“江送來一本海外出版的《喬石傳》，其中有許多有關江的負面內容，發行人是閻某。江說你忘恩負義，化名爆料內幕攻擊他。”我如法炮製、按老方式給江又寫了一封信：“一、海外出版書籍的版權頁，注明的出版人或發行人，都是該出版社的老闆。我附件中兩本書版權頁的發行人何頻、金鐘都是我的熟人、分別是明鏡出版社和開放出版社老闆。我不可能是發行人。二、除當年中組部有關人員，沒人知道我們的關係。我也不會亂說，給彼此徒增麻煩。我感激您當年和最近為我幫的大忙，絕不會做不利於叔叔的事。敬請放心！”）

除了與親人團聚外，我還拜會了三對老人。

12月6日，看望萬潤南父母。五個月前他們借去新馬泰旅遊的機會，在新加坡與萬潤南見面，我與他們相識。此後每次回國，我都去看望宴請他們；新世紀他們遷居上海，我又去過幾次，老人身體衰老，我就到餐館打包到他們家。

12月8日，去萬潤南的岳父母、李昌和馮蘭瑞家。家父離休後曾同李昌等人到老區扶貧。1987年1月16日晚在招待所飯廳看完胡耀邦下台的電視，李昌沉著臉走回住房，家父跟進去，兩人互訴衷腸悲觀之至。我這天帶去父親的問候和禮物，與兩位老人互通了國內外情況和議論時政，馮阿姨還贈我新作。兩個月前剛在巴黎與萬潤南和李玉相聚，嬌小的李玉在法國買不到合身的成人衣服；我也把她父母在中國為她買的合身服裝帶回新加坡，萬潤南不久會到新加坡來取。以後每年我都去看望李馮二老，或吃他們的家宴、或吃我請的餐館。

12月12日9時，到李銳家，劫後相見格外親切，聊到中午談興未盡，張阿姨非留我午餐。我們回憶過去、審視當前、展望未來，都比較悲觀。必然要談到江澤民，李銳說：“當初你若去了電子部，再跟到上海，1989年未必有機會出走。”李銳去過美國和澳洲訪問講學，還願去新加坡，我答應幫助。（回新後，我向吳慶瑞推薦，幾天後吳答覆“不適宜”。我估計是李光耀不同意。我有愧於李老！）分別時李銳題字贈我、在香港新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和《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兩書。此後十多年經常看望李老，他90歲後怕影響其健康，我就只與青幹局朋友聚會宴請李銳。2014年他託人帶話，很想見我，我才重進李宅。

在北京的35天中，我還分別與煤炭部、組織部和康華公司的同事，中學和大學的同學，以及各路朋友（還有人特意從上海天津等地趕來）共接觸200餘人。他們的接風、餞行，我的答謝，經常是一天兩席；多時達二十餘位的多邊座談，少則一對一的雙邊會晤；吃不完的飯、說不完的話，離京前，我的嗓子都啞了。值得一提的是清華老紅衛兵，一起反對中央文革小組而患難的高幹子弟們，六四前後都任部、局級高官的朋友。我們多次見面敘舊，陳元的評價在“體制內”頗具代表性：“你大節不好，小節不錯！”此話後來在幹部子弟和清華同學的兩個圈子中流傳。陳元的解釋是：“你大節離國退黨、叛國叛黨，小節哥們義氣、不傷害朋友。”我答：“我退黨可算叛黨，但是絕無叛國！”當年從“反中央文革”中激流勇退、被朋友們稱為“老機（機會主義）”的徐沙的疑問較具普遍性，他對我出走最為不解：“中國六四前是鄧小平和陳雲的天下，你與陳家淵源極深，又身在鄧家的康華；六四後的核心江澤民與你更密切。你啥事沒犯，為嘛非跑？圖個啥？”理想主義對現實主義啞口無言，我只能回答一個字：“傻！”

12月27日，返回新加坡。次日上班向吳慶瑞匯報中國行，吳讓我寫詳細的考察報告。我在1995年1月和2月，分別寫出《中國領袖狀況》和《中國社會情況》，共計一萬二千字，沒有一個注釋。在與吳慶瑞討論修改後，在2月和3月分別以最高密級的《東亞所評論》11號和12號刊出，送李光耀。

《中國領袖狀況》一文的小標題是：一、鄧小平和陳雲等元老的作用式微；二、江澤民已主導政局，江（澤民）李（鵬）體制變為江（澤民）朱（鎔基）體制；三、喬石的人大和李瑞環的政協，經常發出民主法治的空喊。

《中國社會情況》的小標題是：一、通膨腐敗嚴重，社會基本穩定；二、鄧後的不穩定因素：1、貪腐蔓延，2、地方與中央關係緊張，3、民主派異議人士的異動。

報銷小插曲：我在向黃所長報銷旅差費時，他對我長達35天的伙食補助提出異議，說沒有出差超過半個月的。我特別和藹地回答：“第一、我可以住高級酒店，但住在家裡，下次一定住酒店。（其實是為了與家人多團聚，以後回中國都住酒店了。）第二、吳慶瑞讓我新年後回來，我還提前了呢。（我沒說，中國春節重要，新年只有一天假，沒意思！）我這報銷單是否請吳博士批？”黃心不甘情不願地默默為我簽字。

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可以購買具有補貼性質的“政府組屋”；而東亞所則規定，在三個月後取消外國專家的住房補助款。我趕緊買了大蓄水池旁三室二廳的高層住宅，同時把摩托換成福特轎車。

11-15 為新加坡三領袖訪華打前站

1995年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友好。8月李光耀資政訪問河北，王鼎昌總統訪問吉林省延邊州，10月初李顯龍副總理訪問蘇州市；他們三人都由當地的黨政首長接待。新加坡非常希望了解這些地方首長的特點好惡、最近政績和幹部口碑等公開資料以外的“新鮮好情況”，以便與他們接觸時知己知彼、投其所好。既然我可以自由進出中國了，又對中國政界比較了解，吳慶瑞便派我去打前站。吳只說派我考察中國政情，東亞所其他人並不知道我打前站的具體任務。

7月，我飛赴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住在當地最高級的長白大廈三星酒店。通過中組部朋友的介紹，我找到徐州長助理。我讓徐請了幾位縣處級幹部，傍晚到長白大廈；我說明為王鼎昌總統打前站，希望重點了解張德江的特點和政績；我們邊吃喝、邊聊天，直到半夜，基本情況全部了解到了。張德江一個月前才由省委副書記身份的州委書記升任省委書記調離延邊，下個月回來接待王鼎昌。赴宴的幹部都說張的好話，他五年的州委書記確實政績顯著，才能由吉林省重要性比不上長春市和吉林市的地級州主管，直接升為全省第一把手。12年前我曾考察過列為省級後備幹部的延吉市長張德江，現在他更成熟了。次日到《延邊日報》開了個座談會，進一步了解延邊全州的情況以及與朝鮮國的關係。隨後“中新合資”公費旅遊了長白山天池。那幾天我還“微服私訪”了國營商店、利伯維爾商場、加州牛肉麵、鮮族狗肉館。總的印像是：民族和諧、治安良好、商品豐富、安居樂業。與我當初判斷吻合，否則也不會讓王總統來訪，中國是無論如何不能讓貴賓去多事之夏的新疆和西藏。

7月中，北京朋友開車陪我去石家莊，下榻國際大廈。我請河北清華校友會的哥們，約請十餘位清華同學。中餐川菜、晚餐淮揚菜，一下午加一晚上，校友們盡情妄議省政、恣意褒貶領導。大學流傳“清華一條蟲、出去一條龍”，這些同學在省會都混得不錯：政界廳局長、商場總經理、學校大教授。他們了解上層情況，大都對省委書記程維高意見較大，不外乎後來程倒台的那些爛事。我一再申明：我不是中組部來考察幹部，而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想了解程的長處。他們教我：你就說程在江蘇幹的還可以。次日我在石家莊亂逛，了解風土人情、市面狀況；下午驅車回京。在入住的北京華僑大廈寫出對吉林和河北的考察報告，在大廈的商務中心傳真到新加坡交差。

7月底前往蘇州。行前我電話時任市委副書記的老朋友馮瑞渡，只說要去蘇州，請他簡單接待。1984年春，時任蘇州組織部副部長的馮，借調青幹局考察第三梯隊，我們成為朋友；秋天我開完莫干山會議，回程順訪蘇州，承蒙馮盛情接待；此後他升任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我們仍有來往，友誼更深。我抵達蘇州時，馮瑞渡派市委組織部辦公室劉主任接我。我要去預定的酒店，劉不由分說地用馮書記的“蘇州003號豪華汽車”把我拉到有武警站崗的檢察院招待所。馮瑞渡在院內迎接，把我送到總統套房，退下左右後，他說：“六年前，瘋傳你叛黨叛國逃亡海外，進行反華勾當。我壓根兒不信！我太了解你啦，你絕不會幹不利於中國、有害於人民的事情！這次你來蘇州，我雖然升官了、還只是副書記，不便驚動市委辦公廳，就讓你熟悉的老朋友劉主任接待，陪你遊玩。市檢察長是我鐵哥們，他的內部招待所非常安全，沒人敢來這裡抓你！”

我特感動馮瑞渡的哥們情義！如實相告：我是新加坡“特使”，為10月初李顯龍和李嵐清二位副總理共同主持的“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第二次理事會做準備。馮如釋重負，“釋放”我入住原先預定的蘇州最豪華的南園賓館。

隨後蘇州組織部邱副部長陪我去“新加坡園區”，蘇州市“借鑒新加坡經驗辦公室”周主任接待。周介紹了蘇州方面的巨大貢獻和新加坡方面的種種不足，他陪同我考察了整個園區和已經入駐的日本西德等國的幾個企業。最後我召集中方、新方和外企三方座談會，聽取他們對中方的意見和對新方的希望。

7月26日上午，章新勝市長到南園賓館接見我。章新勝80年代就是省部級第三梯隊，與我有過接觸；我們又都是四十年代出生，都在美國學習過；因此共同語言較多，交談順利融洽。最後他希望我“上新（加坡）言好事，（讓李顯龍）來蘇（州）降吉祥”，請新加坡增加投資。隨後當然是豐盛午宴。蘇州工作結束後，馮瑞渡送我至江蘇與浙江邊界，時任浙江湖州副市長的崔武年派車接我到他的“領地”，盛情款待我數日。

回北京後，整理好蘇州工業區材料，傳真新加坡，完成公幹。隨後就是家庭團聚訪親拜友、遠近郊區遊山玩水，盡情享樂半個多月。8月返回新加坡，與吳慶瑞、新加坡總理公署及外交部，對我從中國發回的資料，進行解釋和答疑。新加坡領袖們訪問中國歸來，對我的前期準備工作非常滿意。

第五節 在新加坡接待的中國來訪者

11-16 時任與後來的副國級客人

馬凱。1993年7月中國體改委主任李鐵映、副主任馬凱等人拜訪東亞所，吳慶瑞率幾位研究員與他們座談。中方馬凱是體改專家，新方只有我直接參與中國改革，因此馬和我是雙方“主談”。晚宴後，馬凱約我到酒店房間暢聊。80年代初，馬凱由北京市西城區委書記陳元，任命為西城區計委副主任，初步相識；80年代中，馬是陳元任會長的北京市青年經濟學會副會長、我是常務理事，共同研究“中國的短缺經濟”，成為相知；最重要的是：我們都是陳元的密友，故為好友。分別四年，海外巧遇；我打探國內故舊、他詢問海外老友，我們共同憶舊、議今、展望，直至後半夜。現在他是副總理，我只能寫下我當時的忠告：“我們都是陳元密友，恕我直言。陳元的家庭背景現在是負資產，他副部級十年了，短期難進步。你的學識見識不在其下，但你的陳元色彩太濃，不利！”馬2008年任國務委員，2012年進政治局。

周小川。1993年9月中國銀行副行長周小川訪問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助理局長陳光炎宴請，我是主客雙方的好朋友，應邀作陪。次日下午周到東亞所交流，我們共進晚餐後，到我家聊到深夜12點半。1984年我們在莫干山會議認識，他兼任體改所副所長後更熟悉。周博士畢業後被趙紫陽任命為經貿部部長助理，大刀闊斧外貿改革，被譏諷為“改革狂人”；我和朋友們極力支持聲援。因小川後來未像馬凱官至政治局，只是政協副主席，故可以披露部分牢騷。周說：“1989年下半年，我被免去全部職務，只保留掛名的體改委委員。問他們，我有什麼問題？不予回答！朋友說我是待業高幹。掛了我兩年多，看不少書，好像讀了個博士後。”我說：“我本人沒本事，但識‘有本事的人’。江澤民亦如此，他肯定會用你！”周2002年任人民銀行行長，2013年任政協副主席。

陳元。1995年9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訪問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局長高銘勝迎接。高問陳：“想見什麼人？”陳答：“閻淮！”高：“閻也是我的好朋友！晚上一起吃飯。”高銘勝是吳慶瑞兼任金融管理局局長時，一手提拔的高足，東亞所的討論會，吳經常叫高來參與。我與高多次共同參加吳的小型內部研討和私人宴會，因此成為朋友。（高銘勝高度近視，考駕照通不過，每次活動都是吳慶瑞讓他的司機去接高。說明“央行副行長”無專車，廉潔！如此高官也無法被“照顧”駕照，法治！）晚餐由吳慶瑞在陳元下榻的酒店宴請陳元，高和我作陪。吳喜歡邊吃邊聊，兩個小時的談話，大都被我隨著精美食物排出。我只記得吳說：“陳先生，過去我們想請你來，有人說閻淮是你朋友可幫忙，閻卻說只是一般同學。以後不再請你，只要把閻抓起來，你肯定第一時間來新加坡救他！”

餐後，回到陳元房間，一股特殊的香臭味撲鼻而來，幾個剝開的榴蓮擺在茶几上，地上還放了幾個真空密封的榴蓮，讓陳元乘飛機帶回中國。（我都不知陳好這口，真佩服新加坡的情報！）新國不允許榴蓮進酒店，高銘勝沒打破規定的權力，肯定是吳慶瑞的安排。陳雲已去世五個月，吳還如此禮遇僅為副部級的陳元，遙想三年前吳對趙二軍的照顧；對比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暖，資產階級領袖的人性，讓我怎麼說呢？陳元談到：現任太太不甘心本科學歷，想讀碩士又怕說是走後門，讓我幫助了解能否來新加坡讀碩士。後因情況變化未成行。我則小聲說：“有些讓我鑒定的、中國吃裡扒外的高官提供給新方的情報資料，我不愛國、但恨貪官，請你用免檢的‘紅色護照’帶回中國，交給有關方面，但不要說是來源於我。”

次日，陳元忙於公務訪問考察。我上午到不懂中文的印度人開的複印店，複印有關資料。下午到名品商店，按陳元提供的尺寸，為他女兒購買小孩的名牌服裝和日用品。與陳元共進晚餐後，在他房間的衛生間裡，我交給陳全部資料。16日，陳元帶著新方直接贈送的榴蓮和間接贈送的情報資料，順利回到中國北京。陳元1998年任正部級開發銀行行長，2013年任政協副主席。

東亞所接待過的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有——

李鐵映，政治局委員兼體改委主任，1993年7月來訪。我們是北京101中校友，十年前又到遼寧當面考察過他，算是熟人；但我對他進京後印象不佳，只是點頭握手寒暄而已，主要精力放在照顧上文提到的同齡哥們、副主任馬凱身上。

謝非，政治局委員兼任廣東省委書記，1993年10月來訪。謝的廣式國語著實讓我費解，加之我對廣東又不感興趣，就拉著那位老摸香煙的最後一名隨員，到樓外吸煙閑聊。李鐵映和謝非的共同特點是隨行人員中都有一位五大三粗的壯漢，不愛聽討論，還經常出去吸煙。東亞所的新加坡職員莫名其妙：“他是誰？”我答疑：“政治局委員必帶的警衛員。”她們更驚奇：“新加坡二號人物吳慶瑞都無警衛，中國二十號人物還有？”我說：“你慶幸吧，要在中國肯定還要戒嚴呢！”

谷牧，全國政協副主席，1993年2月來所演講。

費孝通，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北京大學社會學所所長，1993年4月來所。當時中國的鄉鎮企業被國際關注，東亞所將它研究列為研究課題。我們認為社科院社會學所比較左，就選擇北大為合作夥伴，具體工作是由隨行的馬戎博士負責。晚宴上，民盟主席費老酒後牢騷：“朱鎔基說，‘共產黨再腐敗，就不如民主黨派了。’我們民主黨派怎麼不如共產黨了？”我對民主黨派印象較差，趁吳慶瑞不在，就放肆了：“我這個前共產黨員替它說句好話：共產黨，在憲法上寫明要永遠執政，掛狗頭賣狗肉，表裡如一。民主黨派，自稱智力集團不爭取民主，不配稱民主；沒有執政意識、被另一個政黨領導不是黨派；民主和黨派，皆名不符實、掛羊頭賣狗肉，就是不如共產黨！”舉座皆笑，唯費尷尬。我急忙打圓場：“不過我對費老的社會學造詣和‘反右’表現特別欽佩！”

後來成為副國級的官員還有——

經叔平，全國工商聯主席，1993年8月來訪。過去我岳父任工商聯秘書長時，經叔平是副秘書長，我們又在一個院裡住過，我稱他經叔叔，因此對他的服務格外熱情周到。經1998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薄熙來，大連市市長，1993年9月來訪。因為是我朋友薄熙成的哥哥，我也應該另眼相待；但他隨行部屬鞍前馬後分外周到，也就輪不到我忙乎啦。薄2007年進入政治局。

11-17 在新加坡招待的中國朋友

陳小魯，陳毅幼子，1993年11月來新加坡，95年5月再訪東亞所。儘管陳是以私人身份來訪，吳慶瑞還是熱情接待。80年代中期，我們一起參與政治改革而相識。“六四”後，我們都放棄局級即得利益而脫離公有體制；我在海外以激進方式，他在國內以溫和方式。個人奮鬥小有所成的兩個朋友，四年後，在南洋再次相遇，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陳是我到新加坡繼馬凱和周小川之後，接待的第三位當年國內改革派局級朋友，與馬和周繼續仕途不同，小魯下海辦公司。我們的價值觀念相同、脾氣秉性相似，幾十年來，我們一直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每年回國我們都聚會。1999年2月午餐後，他聊性未盡，邀請我去他家繼續侃大山。針砭時政的談話內容早已忘卻，但分手時他讓我帶走年貨的盛情確歷歷在目。當時陳已無“單位”，只能住在什剎海北面已故岳父粟裕的“大將府”，其內兄粟戎生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小魯說：“戎生當軍長時沒人送東西，現在升司令了，人家整卡車送年貨。這春節過完了，還滿院子食品，你拿點去！”我很快要回美國，婉拒了。上世紀送的是食物，粟中將若不退休，新世紀就要經受黃金美鈔的輪番轟炸了！

王雁南，趙紫陽女兒，1995年4月來新。王原是北京長城飯店副總經理，在歐洲考察實習時，到了二軍和我的法國地盤，周末假日一起吃喝遊玩、苦中作樂。93年雁南被陳東升說服合夥成立“中國嘉德國際有限公司”。1995年4月，陳、王二位正副總經理率各部門主管以及眾多古董，到新加坡舉行大型拍賣會。吳慶瑞真義氣，全力支持！20日晚參加嘉德招待新加坡各界的酒會，21日參觀嘉德預展，23日拍賣順利結束，吳慶瑞攜太太舉行私人晚宴為王雁南餞行，二軍和我作陪，席間吳一再請唯一能在中國家中自由陪伴父母的雁南，代向趙紫陽問候和致意。紫陽在世時，我不能進“軟禁公館”。2005年11月2日趙去世後的首個寒食節，二軍帶領剛回國的我，經過保衛“故趙公館”便衣的審查，進入趙紫陽靈堂弔唁致敬，看到趙氏兄妹為父親撰寫的輓聯：“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今生的榮幸；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我對紫陽一向崇敬，今見輓聯，對其子女也肅然起敬，能做他們的朋友也是我的榮幸！那日也首次在富強胡同六號見到雁南，此後每年回國，我必到趙靈堂三鞠躬，大都由留守北京的雁南接待。在新期間，還結識了路過新加坡的趙大軍等其他幾位兄弟。

李勇，李富春之孫，天津開發區主任，1995年8月來訪東亞所。李勇84年接替李湘魯任趙紫陽秘書，在北京認識。1989年趙倒霉，李“理應”被審查，當然無問題。組織徵求他新工作意向，無知無畏天真義氣的李勇說：“回紫陽辦公室！”組織：“小李你沒問題，老趙他有問題，已無辦公室！”李勇不想在北京官場感受世態炎涼，遂到天津開發區去幹實事，由副主任而主任。我對李勇的義氣由衷佩服，熱情地招待了他。

劉京，雲南副省長，1994年6月率雲南代表團訪新，通過在我所的熟人鄒子嬰穿針引線，到東亞所座談。鄧小平提倡學習新加坡，中國官員蜂擁而來；欲訪東亞所、見識吳慶瑞的非學者經常走我們的後門。劉京是我北京101中學校友和三十多年的朋友，我住三里河，他住百萬莊，周日下午返校時，我曾騎車先到他家小坐，再一起回校。我在組織部和康華時，還時有來往。1992年他由殘疾人基金會空降雲南省任外貿廳長，一年後即升副省長。座談中，劉彷彿不認識我，我以為他在雲南根底不深，怕與“異議人士”牽連，想會後私下款待他。孰知會後鄒子嬰對我說：“劉京很驚訝你也能在東亞所，他勸我與你保持距離；並讓我轉告吳慶瑞，閻是危險人物。我告訴劉，你比我還吃香！”我於是省下了一筆款待劉的開銷。“六四”快30年了，中國大小官員見多了，劉京是唯一如此決絕的！難怪他日後掌管對付法輪功的“610辦公室”，打擊法輪功堅決徹底，很快官升正部級。

11-18 東亞所接待的中國學者

新加坡東亞所接待最多的還是中國學者，每月都有二三位（批），印象較深的有：

1992年底，《法學研究》雜誌李主編和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周秘書長兩位六七十歲老教授分別率團來訪。吳慶瑞認為中國法治較差（他對中國民主很少批評），加之對老學者尊重，都親自接見座談，並讓我們陪同他們到監獄參觀鞭刑和遊覽紅燈區。

吳慶瑞對來訪的中國專家多次解釋新加坡“性交易合法”的益處。我根據吳的談話，以及我與性工作者在內的有關各界人士的認真討論，總結提煉出來八大好處——

一、解決眾多單身青壯年外籍男勞工的性需求；

二、增加性變態者等各種“潛在罪犯”的宣泄渠道，減少以上兩大類群體的性犯罪率；

三、解決絕經女性“中年丈夫”的需求，他們不會與性工作者結婚，因而保障原婚姻的安全；

四、滿足性旺盛者的“性趣”，減少非法的“婚外性”，增強社會和諧；

五、杜絕黑社會控制性交易，有利社會治安；

六、警察不能索取保護費，減少警界腐敗，“黑白兩道”都規矩了；

七、性工作者定期體檢，減少艾滋病及其它性病對性服務對象的傷害；

八、最後、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經濟收益等各項人權得以保障。

直接對上述八種人的益處，間接最終促進整個社會健康與和諧的發展。我多次陪同公、私客人參訪紅燈區，用上述理論答疑解惑；被中國朋友戲稱為“賣淫合法的閻八條”。毋庸諱言，我讚成“性交易除罪化”。

順便介紹當時新加坡對性交易的管理。性交易在指定地點室內（市中心以南、新加坡河以東的芽籠街區的幾條巷子），不允許站街女郎；性工作者必須18歲以上，注冊登記領取執照、並且一個月一次定期體檢。吳慶瑞堅稱：“新加坡決不收她們的稅，不能讓西方人說我們賺性交易的錢！”

吳敬璉，1993年4月和1994年12月兩次在東亞所舉辦講座，我和同事楊沐在國內就與吳較熟，因此每次都到酒店與吳長時間單獨私下交流，觀點高度吻合，並共同進餐。

劉國光，中國社科院副院長，1994年2月來訪。1993年9月受朋友（日記未記姓名、忘了誰人）之託，我寫給吳慶瑞一封信，講劉國光如何重要，應該邀請來所。1994年2月劉來訪一周，講座、參觀和宴請，我大部分時間陪同，日記上寫“對劉失望”。推薦劉來訪、首戰告捷，受到鼓舞；1994年回國歸來，推薦邀請李銳，再戰折戟；從此金盆洗手，不再推薦。

厲以寧，1996年9月，攜夫人訪新。連續三天在東亞所，兩次內部座談，一次公開講座。因在國內就認識厲弟厲以平，就請厲夫婦到家中小餐。同事鄒子嬰是其高徒，我開車與鄒一起陪伴老師夫妻遊盡新加坡“全國”。至此，中國經濟界三位頂尖老學者及其見解，我在新加坡都近距離當面領教了。

湯敏，1995年1月在東亞所講座。湯時任亞洲開發銀行經濟學家，湯妻左小蕾是新加坡大學講師、乒乓球高手，我們每天下班後都在新大乒乓球廳切磋，其子可愛的小湯雷經常伴其左右。節假日湯敏自菲律賓來新加坡家庭團聚，我們肯定藉機聚會大吃二喝。97年2月左離開新加坡，我們十餘中國朋友為其餞行。世紀末，湯左聯名上書建議高校擴招一倍，名噪一時。

胡鞍鋼，1995年5月來東亞所講座。1993年美國耶魯大學王紹光與中科院胡鞍鋼合著《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史稱“王胡報告”）推動了中國分稅制改革。當時是“內部報告”，東亞所急需研究。我與王紹光在美國就相識，便求助於他。王真夠朋友，立即傳來報告全文；其間我與胡也有聯絡，算是未謀面的朋友。因此講座次日，我單獨宴請胡鞍鋼，並交流請教一下午；當時雙方觀點並不像現在這樣南轅北轍。2013年，在北大舉行“王胡報告”發表20周年紀念會，可見其重要性。

在東亞所還接待了兩位從台灣投奔大陸的學者：林毅夫（1993年8月和94年4月）黃順興（1994年7月）。因為我們中國研究員都是從一黨領導的國度到相對民主的地域，而此二位卻相反。所以我們對他們的台灣背景、遷移動機、目前感受，比其學術見解更關注，討論時這方面的問題更頻繁。這種研討會吳慶瑞一般不參加，由黃所長主持；黃一見“跑題”，經常提前結束座談會。

11-19 在新加坡款待的民運人士

萬潤南，清華同屆校友。在國內，他四通我康華，兩大公司時有交集；到法國共同參與民運。1993年12月萬潤南首次訪新一周，1994年7月萬再次來新，熟人熟路徑直住在我家。當時趙二軍租住的老房已到期，新屋未找到，也暫住我家。巴黎的三個老朋友在新加坡重聚並歡住一宅，促膝長談其樂融融。數日後，萬潤南年邁的父親和母親假借參加“新馬泰一周游”的機會，來到新加坡見兒子。他們三人在“六四”離國五年後，首次相見，其情感人至深。94年底我首次回國，到萬家及萬夫人李玉家，看望雙方老人。一個月後萬潤南第三次來新，我陪他參觀東亞所，對新加坡人只說是我的一個中國朋友，請中國研究員則不要聲張。中午我宴請萬，中國研究員作陪，他們不讓我破費、幾個人非要AA制合請“民陣萬主席”。此後萬又在1996年訪新加坡。

吾爾開希，1989年在法國認識，1993年底他從美國去澳洲開完民運會議，想回程遊玩從沒來過的新加坡。聽說我在新加坡，就來我家住了一周。開希希望我在這裡為他組織幾場演講會，我斷然拒絕：“中國是新加坡最友好的國家，新決不允許任何不利於中國的民運活動！剛離開的萬潤南就沒有公開活動，你就隱名埋姓地好好玩吧！”我請假陪他遊遍新加坡。在我家附近的購物中心，開希被我的新加坡朋友認出。我否認，他承認。新朋友約了幾位密友，請開希飽餐一頓，並聊了一晚上，稍微滿足了開希這孩子的“實榮心”。臨別時，開希提到法國往事——美國哈佛大學曾提供他學習名額，我在巴黎時勸他：“民運日久天長，是持久戰。哈佛機會難得，千萬珍惜！”但是身為民陣副主席的開希卻熱衷於明星般的民運造勢活動。——現在他後悔當初未聽從我的忠告，表示準備到舊金山附近的大學深造。此後二十多年我們常互通電話或在網絡上聯繫，2017年7月，我們在紐約的劉曉波追思會上又見面了。

沈彤，“六四”學生領袖，在美國有一面之交。他要到亞洲想順路訪問新加坡，從開希處得知我在此地並好客。1994年1月初我從機場接沈彤到我家住兩天，他找到此地的美國朋友後，去那裡住了幾天。朋友要出差，沈又來我家住到他月中返美。沈彤不愧是美國名校博士生，不太愛遊玩；我上班時，他幾乎看遍我的存書。請假陪他時，與我討論法國、美國和新加坡，歐美亞洲三個不同民主國家的異同，以及各種時政問題。

王鴻賓，原四川大學團委書記，1989年流亡法國，民陣骨幹。1994年春節王來新加坡，我和已在新加坡定居的趙二軍，盛情招待了這位在法時的好朋友。王對我說：“你棄政從學、學有所成，我要向你學習、準備棄政從商。民運勾心鬥角，確實沒有搞頭。”半年後，鴻賓在亞洲考察商機後，再次來到新加坡，他說想到泰國發展。此後二十多年再未謀面，在媒體上看到王鴻賓已是泰國政商名流、事業斐然的著名企業家。

1995年10月，李光耀讓新加坡《海峽時報》總編輯請我去那裡工作，此後的兩年則是下一章的故事了。

第十二章　李光耀讓我到英文媒體

——新加坡《海峽時報》（1995～1997年）

第一節 特殊優待與首戰告捷

12-1、此前被特批化名接受採訪

1995年4月，吳慶瑞讓新加坡英文的《海峽時報》（簡稱時報）發表署名閻淮的“對陳雲蓋棺論定”的文章後，這個英文媒體開始關注我。時報總編馮元良1995年4月底宴請我，希望該報多發表我對時局的分析評論。我答：“身不由己，吳慶瑞說了算！”吳被馮總編多次糾纏，最終批准我可以用化名接受採訪，但不許提東亞所。我遂使用“Jiang An”的化名，對外解釋，出生在江蘇淮安，即“江安”。真實含義是：閻淮是父姓加“淮安”的首字，“姜安”是母姓加“淮安”的尾字。以此，向50年前我滿月時從老鄉家要回已送出的我，又帶我千辛萬苦、萬里北上與父親團聚的偉大母親致謝和致敬！海外母姓是保密的，公私機構（警察局、移民局和銀行、保險公司）核實身份時，都詢問母姓。因此對外我不提“姜安”，這個我心中的秘密。於是1995年5月之後，英文的時報就經常出現對“中國政治分析者Jiang An”的採訪，刊登我對中國時局長篇大論的分析和預測；僅在8月底至我簽約該報之間的40天，就有8.24，9.2，9.8，9.19，10.4五次採訪報道。（有些不訂時報的朋友聽說有我的評論，向我要報紙看，我才在8月底開始向時報要有關我的報紙，再傳真給朋友們。因此僅存有上述報紙的複印件。）

8月21日晚，我為新加坡三領袖訪華打前站、去中國一個月剛回來，時報馮元良總編輯攜中國部主任再次宴請我。酒過三巡，馮總編突然提出：“閻兄，請到時報來工作吧！”我吃驚：“新加坡人皆知：吳慶瑞的僱員，無人敢挖牆腳；吳開除的，沒單位敢要！您喝多了吧？”馮：“吳是二號，還有一號呢！”我叉開話題，閑聊去中國吉冀蘇三省的觀感。馮則大談時報的悠久歷史、輝煌現實、美好未來。我當天日記記載“聊到夜12時”。

9月27日，吳慶瑞召見我：“我身體不好，明年要退休。我不再給你簽訂固定合約，你願意幹可繼續幹，不願幹可隨時離開。”我答：“感謝您對我的優待，我會認真考慮。”按新加坡的規矩：1992年10月開始履行首次兩年的合約，兩年後每年續約，若僱傭雙方誰解約，需要提前半年通知。94年9月東亞所書面通知我續約，現在到了我下一年度的續約時間。我這才明白馮元良上月邀請的涵義，隨即與馮聯繫。馮說：“沒有李光耀的聖旨，別說吃酒了，就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挖吳慶瑞的紅人。”

28日，東亞所黃朝翰所長得知我“自由”了，極力挽留我。看來，黃完全在狀況之外。我誠懇感謝他，暗示已萌生去意。

10月6日馮元良宴請我，詳細向我解釋時報與我的合同。7日我稟告吳慶瑞：正式辭職。9日周一我與馮正式簽約，因為在東亞所還有沒用完的假期，合同下月正式生效。

10日中午，我叫外賣到東亞所，宴請全所幾十人。下午東亞所開我的歡送會，以研究所的名義贈送我一個刻有我名字的紀念大銅牌，許多朋友送了禮物和眾多的祝福。我將日前蘇州市長贈我的精緻的雙面蘇繡送黃所長，頗動感情地講述剛來所時，送他禮物被充公的往事。最後說：“我諳熟新加坡反貪法，只有一種情況、下屬可送禮上司，即一方離職。今天我報了三年前的‘仇’！”儘管幾年中與所長小摩擦不斷，那天我們兩個性情中人卻含淚相擁而別。我隨後回到剛離開兩個月的中國度假。

12-2 在英文媒體的特殊待遇

1995年11月1日，我進入具有150年歷史、新加坡股票指數以其命名、東南亞最具影響的英文媒體：《海峽時報》。它隸屬於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報業控股還擁有中文的《聯合早報》（簡稱早報）、馬來文和印度文報紙。在透明的玻璃圍牆中間的總編輯室裡，與馮元良總編輯（以下簡稱馮總）進行第一次部屬與老闆的正式談話。主要內容如下——

我的三項職責：

一、每半月，參加一次社論委員會會議，提供有關“大中國”社論的意見——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國民黨執政的台灣和英國統治的香港。

二、每周，由馮總出題目，有時馮說是李光耀出的題目。偶爾我自報，撰寫一篇與中國有關的專欄文章。隨著文章影響力的擴大，廣告也願意登在此版；通常一兩千字的中文翻譯成英文就是大半個版，加上或廣告、或漫畫、或照片，就是一個整版。兩年約百篇文章，下一節，我將介紹重點文章。因為Jiang An（江安）已為讀者熟悉，故專欄文章仍用此名。我的文章“經常偶爾”被香港、台灣和馬來西亞的中文報紙翻譯轉載，這時馮總特別高興就宴請我；後來馮接納我建議，買點心糖果犒勞為我翻譯的中國部。

三、每日，瀏覽中國部轉我的、世界各大媒體的百餘條有關中、台、港的新聞報道篇目（這些標題，有些原本是中文，有些則由中國部譯成了中文），精選三分之一，讓中國部全文翻譯成中文；我詳細看其內容再留下約十篇，縮寫到適當篇幅，根據重要性建議放在頭版或中國版；最後交中國部翻譯成英文刊登在次日的報紙上。若有重要消息遺漏未登，馮總就會接到李光耀的指責電話。我來後，此報再未受過李批評，還偶爾得李誇獎；馮總還經常幸災樂禍地告訴我，中文的早報又挨罵了。

不懂英文、又特殊的我，在英文報社花絮多多。

報社每個僱員都隸屬一個部門，馮總說：“你只受我領導，只對我負責，但不能放你在總編室。你與中國部聯繫較多，就算中國部的人吧。”於是，就了有某部門的部員不歸該部門領導的怪事兒。僱員的考核鑒定、獎金發放、升級長薪，都是部門主任提議、分管副總初定、最後總編輯拍板定案。我的一切，則都由馮總一人乾綱獨斷。

到報社人事部報到、辦理相關手續，要我在電腦上學習有關規定和資料的培訓，然後通過電腦測試，及格後方能開始工作。對著電腦上的英文我一籌莫展，人事部黃經理電話請示，馮總說：“算了吧，我教他！”黃說：“我們這麼正規的公司，你不培訓就工作，史無前例！”

我撰寫文章需要軟件“中文之星”，我想自己私人下載。中國部主任反對：“這算盜版，我們正規公司不能用你個人的，我申請購買。”財務部經理驚訝：“我們英文報紙，花幾百元買中文軟件幹嘛？”馮總生氣：“我月付萬元請來專家，幾百元算什麼？以後閻先生需要什麼，就買！”

半月一次的社論會議，同這個英文機構的所有活動一樣，使用英文，我首次參加會議“兩耳一抹黑”。馮總立刻叫來中國部主任為我同聲傳譯，並規定以後此會改為中文。個別不懂漢語的馬來人和印度人自認倒霉，自帶本部門的雙語人才充當翻譯——新加坡的歐裔白人大都不懂漢語，但時報的卻精通。

我到報社後，對馮元良說：“你小我幾歲，過去總尊稱我閻兄和您；現在你是老闆、我是下屬，還稱‘閻兄’影響不好。就直呼我閻淮，或者叫老閻吧！”馮總劣習不改，仍公開大呼閻兄。報社的老外還以為我姓閻名兄。更糟糕的是，大姑娘小夥子也開口閉口閻兄。我說：“我兒子都比你們大，該叫閻叔閻伯！”沒辦法，無論長幼異口同聲仍是閻兄，只有從台灣讀政治學碩士畢業的小李尊稱我“閻教授”，因為我的成名著是他們的教材。

在人事和獎勵的優待——

報社僱員共分10級：1-5級為普通級，見習期一年；以上為執行級，見習期半年。我被定為5級，職稱是“分析員”，工資比東亞所高一半。1996年1月底，馮總說：“三個月了，您（他對我一貫稱“您”，屢教不改。）完全可以適應英文媒體工作，下月轉正，定為7級。我才9級。”於是，我更新名片，職稱加上“高級”二字，工資是東亞所的兩倍。1995年只在時報幹了兩個月，年底馮總說：“給您多發兩個月工資吧，正式獎勵明年再說！”——英文機構也有華人公司的陋習，年底雙薪。

1996年底，我填寫了《考核表》前面的《自我鑒定》部分，交馮總。馮看過後，按規定程序約我“交換意見”。他解釋倒數第二頁他簽署的《部門主管意見》：“我對您的評價非常高，等級是少有的‘異常優秀’，年終獎也是全報社最高的6個月——董事會才給我3個月。至於您的不足，我只能寫‘不懂英文’了，您這輩子也學不會了！”我說了非常感謝後，在“個人意見欄”寫下“Agree（同意）”。馮總又在最後的《報社領導意見》頁，再次簽字。

收入高，也是世紀末，我在美國申請第一類特殊人才綠卡的一個條件。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辦公場所，正如在影視中常見的，體育館大小的辦公大廳裡，塞進了上百個記者、編輯和部主任，彼此用一米五高的薄板間隔；只有總編輯一人在角落的玻璃屋裡。我被隔離在牆角，算是相當照顧了，也是我的一種嶄新的人生體驗。在美國和新加坡東亞所，我都是獨門獨戶的私人辦公室。小中大學皆睡午覺，養成劣習；在中國機關工作，午休睡沙發；美國不坐班，在家午覺。在新加坡東亞所時午飯後，門一插，鋪開涼席美睡一覺。在報社若困，只能開車回家午睡，下午在家寫專欄文章，好在只要上午選完次日見報的中國新聞即可。

九十年代中期，通信設備開始移動化和小型化。報社要配我手機，便於隨時聯繫、証實証偽那些突發疑難新聞。我不願全天候賣給報社，像某些“7－24廣告”那樣，每周7天每天24小時服務。藉口經常丟失物品，拒手機而選傳呼機；馮總何等智商當然明白，也不強求。周末節日，我偶爾推諉在外島或山上，不方便回傳呼；心想，我沒來時你們不也運轉不錯嗎。

報社的台港二同事

高蓁，台灣中年端莊淑女，美國化學碩士，原是美國企業高管，待遇優渥。1995年初，隨新加坡籍美國科學博士的丈夫海歸新加坡。丈夫高薪返新、子女長大成人，她功成名就衣食無憂、極欲圓當年“文學少女”的記者夢，拒企業誘惑、投身時報。我欽佩淡泊物質享受、追求精神自由，只聽從心中“神”的召喚者。（到海外，做並只做自己願意的事情，我感到愉悅無比！）我被吳慶瑞“解禁”後，對我的採訪大部分是她完成的；經過多次深入交談，我也成為她們家庭的朋友。

程翔，原任香港中資媒體《文匯報》副總編，“六四”時在北京採訪學運，慘案後憤然辭職；遂創辦《當代》雜誌，傳播民主自由思想。1996年底為躲避“九七大限”，移居新加坡，進入時報。我們原本彼此知曉、價值觀相同，一見如故立成好友。程翔新世紀任駐中國記者，2005年被捕，中國以間諜罪判刑5年。出獄後著書《千日不悔》辯白自己。我們至今仍有聯繫。

至此，報社海峽時報僅有的三位非新加坡籍的華裔“外國人”，形成了中港台“鐵三角”。我們三人分別負責本人家鄉的內部評論，而三地相互關係的選題，則互相切磋、誰更熟悉即由誰操刀。大陸大於台灣、香港兩小島，我的文章自然多點。對於港台知識，二位朋友對我教導頗多、使我受益匪淺；他們皆精通英文，經常幫我處理私人信函。

12-3 解讀五中全會首炮轟鳴

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於1995年9月28日閉幕。我已決定離開東亞所去時報，10月上旬我匆忙趕寫出近萬字的長篇分析評論文章，中下旬回中國度假。時報於10月中下旬分四天刊登，它在多次採訪江安的分析評論後，首次出現江安的大塊文章。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中共重視軍隊的專業化》

全會公報說：“全會決定增補張萬年、遲浩田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為中央軍委委員。”小學生都認得的幾十個字，其中奧秘幾人懂？

原來軍委委員的次序是遲浩田、張萬年，現在副主席的次序顛倒。各國媒體大都沒注意到這個顛倒，只認為是正常晉升，甚至有“慣性地”寫成“提升遲、張為軍委副主席”。我分析：遲浩田政委出身，一直做政治工作，1987年才由濟南軍區政委轉任總參謀長，93年任國防部長。張萬年行伍出身，一直是軍事首長，1993年接任遲的總參謀長。此次顛倒，說明中國軍隊的一號首長不再是玩嘴的、而是恢復成玩槍的了！

鄧小平的警衛秘書出身的“鄧辦”主任王瑞林，升任軍委委員，給“平民”鄧小平足夠的面子，也為以後“核心”的馬弁晉升鋪平道路。

瀋陽軍區司令王克升任軍委委員，外界議論紛紛。有說：“中國軍委民主了，也像政治局，吸收地方諸侯參與決策。”我分析：軍委不似政治局，個把月開一次會、討論上一半天，來點象徵性民主；它是突發事件的決策指揮中樞，委員不可能在外地！我斷言：“張萬年是軍委第一副主席，不可能兼任遲浩田防長手下的總參謀長，原後勤部長傅全有必將改任總參謀長，王克肯定升為後勤部長！”

我這篇文章發表幾天後，上述預判全部落實。我在時報首炮打響開門紅！朋友們說：“看你文章時為你捏把汗，真敢說呀！好像你參加了政治局常委和軍委的聯席會議似的。”

我從中國返新後報社說，俄國和日本駐新武官分別要宴請我。馮總說：“報社與保密的東亞所不同，要廣泛接觸各國各界人士，照吃不誤！”我吃人家的嘴“短”，如實相告：“我離開中國政治中樞已多年，無秘聞來源，只靠吃老本瞎分析。”略通漢語的俄國武官也坦承：“我只是駐小國的上校，期望將來能升任駐華武官，當上將軍，就靠您幫忙啦！”此後他經常找我“請教”。日本武官我沾惹不起，只吃一飯，隨後就總是藉故推辭。新加坡國防部安全情報局許國豐局長也宴請我，希望我到報社後繼續保持每季度去講課的傳統。

第二篇：《陳希同案與中共高層反腐》

五中全會對陳希同定性為“嚴重錯誤”，因此“撤銷黨內一切職務”，但仍稱“同志”。我認為：陳案黨內程序已走完，下一步必定訴諸法律，起訴、逮捕（同時開除黨籍取消同志稱謂）、審判、定罪、判刑、收監。此舉既可表明中共反腐打虎的決心，又更加鞏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何樂而不為？！

第三篇：《中央集權是近期發展的總趨勢》

經濟問題是五中全會最重要的議題，公報90％的篇幅介紹“經濟的中長期規劃”。會後公布了江澤民和李鵬各自的萬言講話及兩萬字的“九五計劃和15年遠景建議”。我研究上述文件後得出四點看法：1、繼續加強經濟的中央集權；2、“建議”突出國力不足的困難；3、要求維護中央權威；4、嚴厲批判分散主義。

第四篇：《政治改革遙遙無期》

1、中共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在1989年後全面倒退。2、五中全會仍然擱置政治改革。3、全會突出精神文明建設。4、自中共80年代提出兩個文明以來，筆者一貫認為存在三種文明。物質文明：人與自然的關係；精神文明：人的自我修煉，如“四有”（有理想、道德、文化、紀律）；制度文明：人與人的關係，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等。江澤民指出的“治安不好、腐敗和丑惡現象蔓延”，靠精神文明的思想教育無濟於事，只能依靠我強調的“制度文明”！

七年後，2002年中共十六大終於提出了第三個文明，與我提出的制度文明同樣涵義異曲同工的政治文明；但是比我晚了20年！孫中山說，人有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中共不知不覺了20年，終於後知後覺了；但是不搞政治改革，即忽視政治文明，腐敗蔓延社會潰敗勢在必然。

第二節 兩年撰寫百餘篇專欄文章

12-4 鄧小平未蓋棺已定論

保密的東亞所明令文章不許外傳，公開的時報希望文章被轉載，只要注明來源。但是，時報不允許僱員接受其它媒體採訪和投稿其它媒體。這是馮總代替“培訓電腦”對我的當面教育。我立即稟告：“今年四月陳雲逝世，你們時報刊登我的紀念文章，早報林任君總編輯不甘示弱，就約我寫了評論鄧小平的文章，準備老鄧去世時立即發表。”馮總：“這篇已在它們手裡，就由早報隨時發表吧。儘管我們同屬報業控股一個集團公司，但畢竟還是競爭對手，以後不要再理他們！”

年底老鄧仍然健在，早報急不可待了。1995年12月30日，《聯合早報》周末“言論版”，用半個版刊登我的長文：

《鄧小平——本世紀最具爭議的政治家》

該報此文的大字提要（即編者按）說：“1995年即將結束，這一年，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了舉足輕重、富有建設性的角色，對世界、特別是亞洲的未來發展，起著極大的影響力。而在這崛起的背後，是一位令人矚目的偉人——鄧小平。本文作者乘此新舊年交替的時刻，描述他的功績與貢獻，肯定有特別的意義與參考價值。”

早報無愧人稱“人民日報新加坡版”：拙作未見“偉人”之稱，描述的不是“功績與貢獻”、而是“功績與過失”。我定位“鄧小平時代是開明專政時代”……好在他們一字未改地刊登了我三千字的文章。主要內容摘要如下——

世紀初降臨、必將在世紀末逝去的鄧小平，已與世紀同行了90多年。本世紀是一部完整的社會主義興衰史。世紀前半葉，由列寧、毛澤東創立的歐、亞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紀末，由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鄧小平在經濟上瓦解。為此，卓越的改革家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將名垂青史。

鄧小平被譽為“改革的總設計師”，其功績是推行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現代化——已被舉世公認，無論其臣民抑或敵人。但是，對鄧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評價則有天壤之別，且在海內外皆貶多褒寡。非但目前難蓋棺定論，且可能長期爭議，並將影響下世紀中國政治走向。

一、改革保守雙重角色

我用500字評述鄧小平直至80年代末的簡單經歷，最後一句是：80年代末期，爆發學運僵持50天，武力鎮壓慘死數百人，釀成巨大悲劇；鄧以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政治經濟全面緊縮；辭去軍委主席，成為退而不休的“普通黨員”。

二、政治特色與最終定位

90年代初期，鄧小平“南巡講話”倡導市場經濟，推崇新加坡經驗；十四大經改加速、政改停滯。鄧在毛死後，“忽左忽右”地左右中國政局20年。

作為“打江山坐江山”的第一代，鄧小平具有強烈正統的政治信念，即他總結的“四個堅持”，核心是堅持一黨專政的統治。異於毛，鄧出過國、喝過洋墨水，較具現代思維；全家深受文革迫害，對中共弊端深惡痛絕；因此對政治改革有強烈自覺意願。一黨專政的強烈信念與政治改革的強烈意願之間的強烈矛盾，鑄成鄧20年的矛盾心態和矛盾舉措。鄧傾向專制派的元老時，被斥為保守派；轉向民主派的胡耀邦和趙紫陽時，被譽為改革派。中國政局也相應地周期性震盪，“逢單年左、逢雙年右”。鄧的思想深層，專政是目的，改革是手段；如他所言：“政治改革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二者不能平起平坐，更不能本末倒置。此即鄧與胡趙的本質分歧，最終導致胡趙被遺棄。

若言“林彪反叛”是對毛澤東“文革理想”的最大打擊，“天安門事件”則是對鄧“政改理念”的致命一擊。但85歲的鄧未像78歲的毛一蹶不振，而以務實精神反思探索；近90高齡時，振聾發聵倡導市場經濟、推崇新加坡經驗，使中國經濟再次騰飛。

鄧小平最終為中國確立了市場經濟化、政治穩定化，即政左經右的新權威主義航向；把自己的形象定位在“加緊政治控制、推進經濟自由、鞏固中共統治”的新權威。

三、政治改革三大遺產

1980年，鄧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深刻剖析中共集權主義、特權制等封建主義弊端，尖銳指出中共重大錯誤的根源是制度問題，明確提出要政治改革、創造比（他肯定的）西方資本主義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制度。儘管此次改革不幸夭折，但經政治局通過、載入“鄧選”的此篇文獻，是鄧政改思想的光輝頂峰，將為日後政改提供深刻的理論依據。

1987年，鄧主導的十三大通過趙紫陽提出的政改方案，從民主政治、加強法制等七大專題，詳細論述政改的目標和措施。“六四”趙被廢黜，鄧仍說：“十三大決定，一個字都不能動！”此《政改方案》政治上的合法性、實踐上的可行性，無疑是今後新政改的良好基礎和較高起點。

1992年，鄧的《南巡講話》表面是論述經濟問題。但這是他生前最後、也是最傑出的政治大手筆。鄧強調“不問姓社姓資”，淡化意識形態，為將來可能的政改掃除無謂的障礙。他提出“學習新加坡經驗”，為政改指引方向、提供榜樣。儘管中共不願學習新加坡的政黨政治和議會民主，但法治精神和中立專業的公務員制度，都可成為未來政改的突變口。

毛澤東死後，中國每前進一步，皆是對毛理論和實踐的批判與反動。鄧則為中國繼續前進提供了廣闊天地，即使在最艱鉅的政改領域，也提供了上述三大遺產。鄧小平最寶貴的政治遺產，就是後人不必“批鄧”而重新政改，以順應時代潮流逐步政治民主化。

鄧還有另一份遺產。若新領袖長期堅持“只經改不政改”的鄧小平晚年思想，使腐敗和治安等社會問題繼續嚴重惡化，將激化社會矛盾，引發政局震盪——人們相信他們不會保守和愚蠢到如此地步。（目前情況如何？筆者不敢妄議，看官自有明斷！——閻2017年注。）

四、歷史、現實、未來

毛澤東時代，是只許擁護、而且必須擁護的獨裁專制時代；鄧小平時代，是不許反對的開明專政時代，人們有了沉默與中立的“不擁護”的權力。百姓只要不在政治上有組織地公開反對中共，就能在經濟文化領域具有相當廣泛的自由；民間社會初見雛形。20年前毛逝世，留下一個政治、經濟、社會危機深重、閉關鎖國前途渺茫的國度。當鄧離世時，儘管存在著道德危機嚴重等社會問題，但是人們看到經濟比較繁榮、政局相對穩定、國際關係融洽、充滿信心與活力的中國，正在現代化的軌道上高速前進——這就是鄧小平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真正貢獻。

20世紀已走完95年漫長歷程，最後5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希望並且深信：21世紀的中國，必將政治民主、經濟富強、法治健全、人民自由，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舉足輕重、更富建設性的角色——屆時，歷史將為鄧小平最終蓋棺定論。

在我文章之後，聯合早報用黑體字介紹我的經歷，從清華畢業，到法國、美國的諸單位，直至任東亞所研究員；最後一句是：“現從事中國政治、社會問題的研究、分析和寫作。”《海峽時報》的同仁反應強烈：“您來時報好幾個月了，早報故意不提您是我們的同事。太小氣了！”曾經同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與香港一樣，英校生看不起華校生、英文媒體高華文媒體一等。早報按新加坡法定周休一日半，海峽時報卻按西方慣例休兩天，待遇還比早報優厚許多。還是馮總深刻：“早報急著發表，是怕鄧小平久拖不亡；將來發表時，不得不注明作者是我們時報的專欄作家啦！”企業之間為經濟利益，競爭得你死我活；事業單位為名譽聲望的競爭，也用盡手段。名、利；名、利！個人和集體都躲不開，只是側重不同而已！

12-5 有關港台和釣魚島的文章

1995年12月2日《海峽時報》周末評論／分析版（此後我的專欄文章多在此版），整版刊登我用半個月精心撰寫的四千字長文《台海從此不平靜——中台關係的回顧、分析與展望》。我回顧，今年將以中台關係戲劇性變化而載入史冊。我分析，大陸對李登輝競選總統的三策是：上策，壓李退選；中策，逼李遲選；下策，迫李低票當選。大陸最不願意的是：李高票當選、台獨大勝。我展望，大陸將繼續加強“文批武嚇”保持適度壓力。我認為，冷戰長期延續，熱戰不會發生！大陸的戰略考慮應是“三不影響”：不影響經濟發展、東亞和平、世界均勢。將按我杜撰的“彈簧理論”對付台灣：不管它，亂蹦亂跳；輕壓，反彈厲害；重壓，它即就範；狠壓，彈簧破裂、刺傷手指，兩敗俱傷。結束語必然要調侃政客：“對中台關係不應盲目樂觀，也不必過分悲觀。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政客都是現實主義者。人們應相信：政治家不比凡人聰明，但也不會比我們太愚蠢。”

這是我以《海峽時報》僱員身份發表的第一篇文章。10月寫四篇評論五中全會的開門紅文章時，還未正式上班，因此文末介紹作者是“中國政治分析員”。這篇“台海”及此後的近百篇文章，均在文章後注明“作者在海峽時報中國部，原文是中文，由某某翻譯。”

海外講座，首尾常講笑話。在東亞所時，主持人曾介紹：“請政治學家閻淮演講。”我於是順著主持人的介紹開講：“某家生四子，父親說，老大聰明當科學家，老二能幹當企業家，老三笨且壞就幹政治家吧！”聽眾看著在場官員哄笑。我繼續：“爹地說老四比老三還壞更蠢、什麼也幹不了，就濫竽充數弄個政治學家吧。我這德行，也就只能混成政治學人了，不敢誤人子弟，今天就來誤人父老叔伯吧！”我過去以“獨立政治分析員”身份接受時報採訪時，同樣經常取笑各國領袖。現在是該報的專欄作家，還想保持一貫劣習；就在首篇文章最後，如上所述，調侃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所有政治家。我在測試各方的容忍度。結果：送審馮總、毫無異義，發表之後、上峰泰然。此後我愈發大膽放肆。

新加坡是全世界中國與台灣之外，唯一華人居多數的獨立政治實體，並與雙方關係皆極佳；是除美國外，最關心兩岸關係且與之休戚相關的。上述台灣問題的長文發表後，新加坡朝野反響強烈，我彷彿成了兩岸關係專家，又被最高層命題作文。我在國內對台灣問題毫無研究，到海外也是靠對中共的了解混飯吃。臨時抱佛腳，惡補中台關係，又趕出兩篇：12月中旬，《捕魚糾紛——中台衝突的火藥桶》和《在中國，誰決定對台政策？》分別以半個版的篇幅發表。

中台關係的三篇文章，也引起台灣在新機構的重視，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文教秘書張泰來和賈慧分別“約飯請教”。此二人皆為職業外交官，新世紀都任台灣駐外副代表，相當於副大使。

此後，中台之間風吹草動，大陸即聞風起舞（武），我則奉命隨風起文。僅在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前後、兩岸關係異常緊張的第一季度，我就又發表六篇有關台灣的文章。其中一篇於3月13日馬來西亞中文的《南洋商報》以《全面戰爭不可能爆發——專家認中台緊張會持續一段時間》為標題，翻譯轉載。轉文第一句即是“這是新加坡海峽時報一名作者蔣安（譯音）的看法。”整個譯文基本符合我的思路，但從中文翻譯成英文、再翻譯回中文，難免個別意思不準確。他們得不到中文原稿的原因如下：

此前，1月在新加坡新聞部長的招待酒會上，陳繼豪副部長介紹我就是“江安”時，港台和馬來西亞駐新加坡的幾位記者站站長，希望我今後可以提供中文底稿，利於他們翻譯轉載時的準確性；新加坡電視台長也表示，電視台也想經常採訪我。這一切請求，當即被馮總以知識產權歸時報，而斷然拒絕。

1996年5月，台灣陸委會主任張京育與幾位新加坡的台灣問題專家座談，彼此交換看法。這是我94年訪台後，首次與台灣高層再次接觸。張對我的文章很感興趣，我也請教了許多問題，對我此後的多篇中台關係的文章不無益處。

1997年4月，我發表了最後一篇論述中台關係的文章《無新意、有善意、需創意！》，就江澤民對台問題的最新講話精神——若中國統一，台灣領袖可任國家副主席，作評論說：“96年8月筆者曾建議：將來兩岸採用聯邦或邦聯的模式，統一在PRC和ROC兩個中國之外的CHINA中國的國號之下，如日本、蒙古、馬來西亞等世界約三分之一的單名國家。也可如英國，其全名“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大不列顛（即英倫三島，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與北愛爾蘭，在人口、面積、實力皆相差甚遠，但兩地區在國名中卻可並列，給人啟迪。”

1996年下半年臨近“九七大限”，香港問題升溫，我被要求撰寫有關文章。在惡補後，於香港回歸前的八個月裡完成五篇命題作文——中國怎樣領導香港（1996.9.28）；倍受爭議的香港駐軍（12.3）；港府修改刑訴法中英再掀大爭執（12.19）；台灣與香港（1997.5.8）；北京需要並能實現香港的繼續穩定與繁榮（5.18）。

《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1996.9.21）

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上修建燈塔，掀起海外華人新一輪保釣運動。1990年訪台灣時，受邀在“愛盟”（因保釣而成立的）19周年慶典演講，被“愛盟”領導馬英九、胡志強、郁慕明等人補了一堂“保釣”教育課（在大陸對此一無所知）。我覺得不能沉默，遂請教1989年離國赴法時在香港幫助我的郭少棠教授（亦為保釣義士）。自報此題目，得到批准發表。

《中國對日本，為什麼不強硬？》（1996.10.4）

1996年9月26日，港人陳毓祥欲登釣魚島，不幸溺水身亡；使如火如荼的海外保釣運動更上一層樓，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卻對日軟弱。氣憤之下寫出此文，我分析中國軟弱的四條原因：一、全球戰略：聯亞（洲）睦鄰抗美；二、經濟發展：需要日資；三、微笑外交：避免中國威脅論；四、民族主義：引發民主的雙刃劍。我的結束語現在仍管用：“海外保釣運動風起雲湧，中國再不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亡羊補牢猶為未遲，後發制人的中國應該在不嚴重損害上述四點的情況下，以比過去稍微強硬的態度和行動，逼迫日本回到‘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舊日共識上。徹底收回釣魚島，一勞永逸解決此難題，為時尚早。”

12-6 中國時局分析

對中國大陸時局的分析預測是我專欄文章的重點，佔總篇數的一半。按其內容可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會議評論

人稱：“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國民黨稅之多寡，無親身體會；共產黨會是真多，在國內深受其害，到海外身受其利。在東亞所就吃過黨代會和人代會的飯（寫其論文），到報社就更頻繁了。春天的人大政協，秋天的中共中央全會，是中國政治生活的重頭戲。（1994年四中全會和1995年五中全會關於人事決議的內涵，都讓我蒙對了，抬高了我在東亞所和時報的聲望。）

1996年3月，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我撰文四篇：會前預測、會中分別介紹兩會的概況、會後綜述會議三大特點（強調依法治國、反腐呼聲高漲、突出地方利益）。

《六中全會與精神文明》（1996.8.13）

預測全會關於精神文明決議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文中說：“筆者再次強調‘制度文明’。例如，肅貪反腐必須：健全人事制度，不能貪；嚴厲制裁法律，不敢貪；中薪養廉，不必貪；強化職業道德，不願貪。前三項屬於制度文明，只有最後一項是精神文明。可惜中共還未認識制度文明。”六中全會結束後，我研究其一萬五千字“關於精神文明的決議”，概括四大特點：意識形態濃厚，強調經濟建設，緊縮文化控制、加強江澤民地位。時報分兩天刊登（11.6，11.8）。

《中共十五大：中國今年最重大事件——鄧時代終結與江時代開啟》（1997.2.15）

文稱：“鄧小平已經沒有能力主導下半年的十五大，無論屆時他在世與否。十五大都將是20年來，第一個沒有鄧小平本人及其影子的黨代會，它將是鄧時代的終結。”（不料，鄧竟在四天後去世，同事戲稱被我咒的。）

《十五大的預測和分析》（1997.2.16一整版）

我對於會議的召開時間、籌備工作、高層變動，進行分析預測。2月18日，香港《信報》又將英文文章翻譯成中文轉載。

第二類、領袖褒貶

依時間順序主要有以下幾篇，括號內是發表時間：

《李瑞環：最年輕的第三代領袖》（1995.12.19）；《李鵬為加強地位出席亞歐會議》（1996.4.6）；《張萬年：最高軍事將領》（1996.4.26）；《胡錦濤和第四代領袖》（1996.9.26）；《江澤民在鄧後仍將掌權》（1996.6.21）；《江澤民已牢固控制軍隊》（1996.6.27）；《元老作用的回顧與展望》（1996.7.5）；《江澤民現在擁有不可動搖的地位》（1996.10.12）；《賈慶林任北京市長拉開十五大人事序幕》（1996.11.11）；《彭真：資格最老、一生坎坷、晚年失意、臨終起落》（1997.4.28）；《中國領袖排行榜》（1997.4.29）；《中國的元老的演變》（1997.5.5）；《已故領袖子女今安在》（1997.5.11）。

鄧小平逝世前後軼事

1997年之前，鄧在世界各國媒體上已經死了無數次，我也經常被各路朋友詢問。我只能回答，沒有確切消息！1995年4月，比鄧小平小一歲的陳雲去世後，各界倍加關注鄧的生死存亡。早報立即約我寫“悼念亡鄧”的文章，準備隨時發表。1995年底早報等不及，即以“評論活鄧”的形式發表。1996年底遵時報馮總之囑，我把上文進行修改，加進兩年以來新的思考，時報翻譯成英文，以備不時之需。

1997年2月，鄧小平病故的消息不斷傳來，我也不斷地被要求証實。19日晚10時，鐵哥們宋克荒（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子）在中國北京中南海的家裡，用39局保密電話打到我在新加坡的家中：“大老闆走了，海裡封港；你聽外面的汽車聲音。”離國前我在康華公司，都說鄧樸方是我們老闆，大老闆就是老鄧了。鄧亡，中南海戒嚴；電話裡果然不平靜。二十多年前，1971年9月，也是宋從北京寄信甘肅，告我林彪及妻、子死訊。我隨即電話馮總：“鄧已亡！消息準確，不要問來源。中國不會匿喪不報，今夜肯定公布，快準備稿件，明日見報。”11時，科技部葉丹局長也來電話報同一消息。果不其然，幾小時後，20日凌晨2時45分，新華社正式公鄧亡布消息。

《鄧小平：蓋棺未定論的政治家》（1997.2.20一整版），刊登早已準備好的文章。

《簡樸後事、客觀評價、真摯情感》（2.26一整版）

鄧小平追悼會次日，時報又是一個整版刊登我評論治喪活動的文章。對比21年前毛澤東去世時，勞民傷財的隆重活動，我對鄧的後事評價較高。並以一個良好的祝願結束全文：“中國第三代領袖完全獨立自主地處理的第一件全世界矚目的大事——鄧小平的治喪活動順利圓滿結束。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一個吉祥的預兆。我希望：正如江澤民日前對哈薩克總統所言，‘中國的發展會更好，對人類和平發展和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第三類、年度預測和總結

《1995——江澤民權力鞏固之年》（1996.1.16一整版）

文中說，“江澤民在處理人際關係、運用政治權術方面，確實比其前任、銳意改革的胡耀邦和趙紫陽，比其同僚、‘大愚若智’的李鵬、深藏不露的喬石、鋒芒畢露的朱鎔基，略勝一籌。歷史在前進、時代在演變，毛澤東的偉人時代一去不返，鄧小平的強人時代稍縱即逝，江澤民的能人時代已經降臨。1995年，儘管有不少自然災害，仍是農業空前大豐收的一年；同樣，儘管有不少政治風波，也依然是江澤民政治大豐收的一年。”

《1996——講政治、論統一、保穩定》（1996.1.25一整版）

“論統一”是指中國當年提出的“統一思想、統一步調、統一行動，以統一保社會穩定。我最後說：“不期望江澤民能加速政治改革、推進全面現代化，至少應對日益惡化的官員腐敗和社會治安，採取有效措施予以改善。如是，則百姓有幸，江的合法性基礎將加強。”20年啦，腐敗和治安一直是中國的痼疾和癌症！

《中國1996：經濟健康、外交順利、政治穩定》（1997.1.12兩整版）

簡單摘要如下：“經濟軟著陸，通貨膨脹由94年的21％、95年的14％，降到6％，而經濟增長10％近年首次超過通膨。中國與美、俄、日、印等大國關係明顯改善，中國領袖出訪36個國家，有41國領導來訪。政治加強控制而持續穩定，強力鎮壓異議分子。鮑彤刑滿仍被軟禁，王丹和劉曉波再次入獄。托克維爾說，一個壞政府最危險是它企圖變好時。中國現在沒有‘變好’，近期也無此企圖。因此，它既沒近憂，又無遠慮。”我如此犀利的觀點已被新加坡高層默認。這就是王岐山近年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主要論點。

1997年1月，《海峽時報》週末版第一、二兩個整版套紅刊登作者筆名Jiang An的文章。

這篇文章被刊登在“星期日版”的第一、二兩個整版上，首版套紅、特大號字體的通欄標題。馮總說：“周日版是銷售量最多、影響最大的，上層（李光耀的代稱）已同意，您今後重要文章都刊登在這裡。”

第四類、民族及軍隊

《西藏：中國的另一塊心病》（1996.10.31一整版）

針對我的文章，次日有讀者發來整整一頁紙的問題。過去來電話表達看法、提出疑問者常有，電話轉我，簡答之。這次要認真對待。我在第三日（11.2）的報紙上公開作答。

《新疆：危險的信號、嶄新的難題——民族分裂與恐怖主義結合》（1997.3.29）

《中央軍委與中國軍隊》（97.3.2整版，香港《信報》3月4日翻譯成中文轉載）

《誰掌握槍——中國軍隊與黨的關係》（97.4.13整版）

我的失誤

前面提到我“過五關斬六將”的光輝戰績，但也有“馬失前蹄走麥城”的劣跡。

1、1996年9月《中共恢復黨主席制度的益處》。文中說：“明年十五大改總書記為主席制的消息，年初即傳出，雖未被官方証實，但目前更為海外媒體廣泛傳播。我認為若恢復黨主席制有三點益處：1、江澤民任黨政軍三主席，有利於鄧後黨政軍一元化。2、李鵬總理任滿，改任三個副主席，不任人大委員長，避免委員長高於總理。3、胡錦濤任總書記，名正言順領導書記處，第三、四代核心順利過渡。”十五大召開時，我已離開報社，也無人記得一年前我的預測說辭，但畢竟是我的重大失誤！

2、1997年2月《十五大的預測和分析》。對中國盛傳常委可能增為九人，我認為有可能，是為誤判。十六大常委才變成九人，朋友取笑挖苦：“你五年早知道！”

3、新世紀我重返美國，馮總仍經常諮詢我。我認為2002年中共十六大，江澤民會全退。結果，他無恥、我無能，我栽了！

12-7 對中國的批評

《中國政府VS魏京生——為什麼？怎麼辦？》（1995.12.30）

1995年12月，被中國關押了20個月的魏京生，又被重判14年。我要求發聲，馮總婉轉反對。我堅持：“剛來報社40天，就遇到中國民主運動標誌性人物魏京生再次被重判事件。我這次沉默，今後就失去發言權。若李資政怪罪，你就說勸阻無效；我從此金盆洗手‘改正歸邪’。”馮總骨子裡是自由主義者，放行。

這是我在新加坡公開“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對海外批評的說辭）的首次，也可能是末次，要把話說夠！我以故事開頭，“幼時被告知；左鄰單身女子亂搞戀愛，要干涉；右舍父母打孩子，人家內務不能管。成年方明白：青年戀愛個人隱私，無權干涉；打孩子犯法，家庭暴力人皆該管。”中間四千字，分析“殺猴儆雞”的目的，預測“人質外交”的釋放形式：（肯定不會關魏14年！）

1、吳宏達（已入美籍的民運人士）模式，驅逐出境；但只對“外國人”有效。

2、王丹模式，出獄後控制（半年前又被捕），不可能。王和魏首次出獄都不願出國並再次“犯事”入獄，政府不會再讓他們在國內而獄外。

3、王軍濤模式，保外就醫直飛美國。中國肯定經過討價還價，在最有利的時機、以最有利的價格，把魏京生賣給美國。魏同王軍濤一樣，極不願離開祖國，但政府會運用各種手段逼魏就範。”（果不其然！1997年底克林頓總統訪華前，魏京生保外就醫、直接流放美國。——閻2017年注）文章當然還要以故事結束，“過去看古裝戲，官兵捉不到義士，抓其親屬、迫其就範。現在看警匪片，匪徒被困，以自己妻兒親屬為人質、逼警察放行。——人心不古，世道真變了！”

關於魏京生的這篇文章發表在年底，1996年的新年在喜憂參半中度過。朋友讚賞：“新加坡官媒為民運人士喊冤、反對中國政府，頭一遭，好！”《聯合早報》中國同行羨慕：“也就英文報紙自由度大，俺們中文的，屁都不敢放一個！”哥們擔憂：“可別砸了飯碗？”我：“不至於！最嚴重是今後不許踩雷。”嘴上硬、心裡顫，將來若是戴著枷鎖跳舞，就不好玩了！節後平安無事，虛驚一場。此後，放開手腳、甩開臂膀，盡情放言。以下都是我自己的選題。

《北京重判王丹的利弊得失》（1996.10.31）

我的強烈不滿，已在去年重判魏京生時表達，重話輕話、諷刺挖苦用盡。夫復何言？但是在新加坡的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沉默！當天疾書短文，摘要如下——

“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被捕17個月後，剛才得知：北京法院僅用幾小時，便迅速以‘顛覆政府罪’重判11年。可以預料，國際輿論必然為之嘩然。中國可以不顧反華勢力的抨擊和人權組織的抗議。但一般世人皆不認為：給領導寫封異議信、與海外民運組織通個電話就是煽動叛亂，更不相信：被嚴密監視、手無寸鐵的27歲病弱青年能夠顛覆政府。——這畢竟與國際慣例不符，距百姓常識太遠！

六中全會閉幕次日重判王丹，為其精神文明決議實例注解，為意識形態全面緊縮添磚加瓦，使異議分子不敢在十五大前異動。92歲的鄧小平健康日差，北京希望鄧歸西時，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歷來對北京鎮壓異議分子反應最烈莫過美國與香港。現在，美國總統大選，香港推選特首；注意力內轉，真是良辰吉日！

去年重判魏京生14年，海外媒體喧嘩不到14天；按此比例，這次不過十餘日。北京裝聾作啞，硬著頭皮一頂即過。同過去一樣，中國取得眼前利益，但長遠所失恐難預料。鎮壓反抗、鞏固政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只期望中國在這方面也像經濟領域一樣：盡快與國際接軌，做的更高明些、更文明些！”

當天評論版已經整版排上我談西藏的文章，而我希望在王丹被判刑的次日，我的抗議聲音能發出。結果只能在東亞版用半個版刊登此文。於是，竟出現：同一天、同一份報紙發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

《文革三十年，中國為什麼鴉雀無聲？》（1996.5.31一整版）

全文四部分：問題的提出、近期直接原因、中期社會原因、長期政治原因。結束語，“筆者希望：中國第三代領袖能認真解決制度問題，使中國真正走上民主與法治的軌道。在文革35或40周年時，能公開嚴肅地總結文革教訓。讓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放心——文革的悲劇永遠不會再重演！”

2016年文革五十年，清華大學文革時在校學生、百餘古稀老翁經過半年籌備，從全國和全世界匯聚北京擬召開“文革反思會”，遭無關方面無理阻撓，兩易會場而不得。最後我提議不預定，明日徑直去一我熟悉的“合川”小餐館。我們電話通知外國和外地同學30人於次日中午赴會，其餘百餘人只能下午回清華露天集會。二十年前，我“公開總結教訓”的期望落空，“讓世人放心”的奢望又如何？不管看官是否放心，反正我憂心忡忡。

《天安門風雲人物今安在？》（1996.6.4一整版）

5月中旬又逼近那個日子，我擬定題目，越洋電話聯繫“人物”，完成文章。要求一定整版刊登在“六四”當天，可以有廣告，最好不要其它文章來搗亂。結果如願以償，上半版我文章，下半版IBM廣告。文章這樣開始：“七年前的今天，北京發生震撼世界的天安門慘案。當年——中國政府通緝的‘反革命暴亂的組織者’，海外媒體讚譽的‘民主運動的鬥士’；如今——身在何方？手操何業？心想何事？筆者日前與其中十幾位熟悉的朋友通話，取得第一手資料，以饗讀者。”正文分三部分：一、民運精神領袖方勵之，詳細介紹。二、首批被通緝七位知識分子，嚴家祺、包遵信、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較詳細介紹。三、被通緝的21位學生領袖，重點介紹通緝名單前五名，其後簡要介紹其他人。上述諸位，大部分是我朋友，只有少數可以回國。文章最後寫道：“我想起歌曲《松花江上》：九一八（六月四），九一八（六月四），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馮總說；“能讓您紀念‘六四’已不易，這段太煽情，建議刪掉。”我忍痛割愛。

《中國為什麼管制經濟信息？》（1996.3.29）批評中國發出《關於授權新華社對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布經濟信息實行管制的通知》。

《中國監禁國際貨幣組織僱員背後的故事》（1996.8.2）抗議中國逮捕IFM僱員洪揚的事件。

12-8 我感興趣的自選專題

《中國政壇的“清華幫”》（1996.5.19）

清華大學成立於1911年，校慶定在每年“五一節”前的周末；學校逢五逢十的周年大慶，活動豐富，老同學們參加也踴躍。1996年85周年校慶，距我上次參加校慶已十年；雖然近兩年回國，北京的老師和同學經常聚會，但外地同學見面很少，這次特想回去湊個熱鬧。無奈年初春節回國團聚及隨後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兩次遊玩，三周的年假已用完，只好假公濟私啦！我遊說馮總：“中國政壇現在是‘大清王朝北大荒’，清華高官佔據要津、各方關注。我對此小有研究，想這次校慶出差回去，‘公私合營’、公私兼顧，進一步了解，回來寫一篇高質量的文章。”獲批准！4月25日我回國一周，返新後發表《中國政壇的“清華幫”》，摘要如下——

一、清華校友高官多，政治局和常委佔1/4，3位人大副委員長、3位政協副主席及領導人中唯一女性；中央委員會中1/10。

二、名師薈萃高徒滿堂，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中1/3在清華學習工作過；清華現教授有科學院院士16人，工程院院士15人。

三、為什麼清華高官多

1、入校學生起點高，文革前優秀中學生考工科，清華為工科之首。

2、重視基礎教育（六年制，兩年基礎課、兩年專業基礎課），畢業專業適應性強；培養學生幹部領導能力，朱鎔基、胡錦濤、吳邦國、黃菊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黨員。

3、分配基層、成長較快。文革畢業生，工科分配基層廠礦，比分到機關學校的文理生，更能施展才能。歷來“清華一條蟲，出去一條龍”，而清華之龍則升遷必速。70年代，胡、吳、黃已處級。

4、文革後，重視年輕有知識的幹部，素質高已升官的清華學子，大量迅速高升。胡吳黃80年代初局級、80年代中省部級、90年代初成為中央領導。

四、下世紀清華幫更重要。我預測：2002年胡錦濤總書記，吳、黃政治局常委。清華畢業的第四代領導還將有：統戰部副部長劉延東，唯一女士；習近平37歲任福州市委書記，最年輕的省會書記。

（我的預測又都蒙對了，唯一沒猜準：習近平能任總書記。）

《局限在農村的民主選舉》（1996.12.4）

1996年冬，北京重判王丹後，國際輿論普遍譴責，中國轉移視線，極力宣傳鄉村的民主選舉。西方媒體認為它將自下向上蔓延，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開端。我不以為然，主動撰文反駁，簡摘如下——

一、農村確有民主選舉。1987年中國頒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經過近十年的試點和推廣，全國一百多萬村莊有了民主選舉的村領導，其中1/3不是黨員。此乃巨大進步，並且不可逆轉。

二、民主選舉只在村莊。中國憲法：中國是中央、省、市、縣、鄉五級政府。“村民委員會”是群眾的自治組織，不是一級政府，與五級政府有完全不同的組織架構和產生方式。

三、中共不允許民眾政治。首先在實踐上，中共壓制獨立候選人參選和當選，避免骨牌效應，形成反對勢力。其次在理論上，若允許獨立人士競選，他勢必組織其支持者助選，形成反對中共候選人的政治團體，即是反對黨雛型，犯了中共大忌。現在只有在中共首肯的候選人中挑選，即“差額選舉”，而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

結論：在堅持一黨領導、禁止反對黨存在的中國，鄉村的民主選舉不可能蔓延到城市，更不是民主政治的新曙光。

又被我不幸而言中了！但我未預料到農村選舉現在竟演變成金錢與暴力的角鬥場。

《評“留學美國”一書》（1997.1.26）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出版，掀起民族主義熱潮，世界媒體關注。馮總希望我評之。我說：“不願參加民族主義大合唱，批判也是抬舉它，我不屑！若不是李光耀指示，不評也罷。我倒想誇獎《留學美國》。”該文簡摘如下——

題記 副總理錢其琛之子錢寧所著《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最精彩的是錢寧說的“我面對另一個社會，對自己社會的一切——社會制度、政治傳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所保持的簡單而堅定的信念開始懷疑。”——這將對中國社會產生重要而長遠的影響！

一、簡明歷史、豐富紀實。這是一部頗具歷史深度和宏觀高度的“簡明留學生史”。

二、精彩批判、深刻啟示。錢寧：“母親看到我在海外幾年外表變化不大，十分放心高興。但是，我知道，內心深處不少東西改變了。”我認為，此書最具啟發意義的就是這代留學生、特別是錢寧這樣的高幹子弟的“改變”。我在題記中引述錢寧的四個“懷疑”，他對中國的社會制度、政治傳統、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逐一對照美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三、重要作用、長遠影響。筆者贊同錢寧觀點：在不同文化的衝擊和不同社會環境的熏陶下，留學生學到並帶回中國的，不僅是科學知識、先進技術和異國文化，一定也包括不同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

這篇文章又被刊登在《星期日版》的第一、二兩個整版上。首版彩色、特大號字體的標題。兩周前我對1996年回顧的文章也是同等待遇，半個月內一個人能兩次獲此殊榮，馮總說在《海峽時報》150年的歷史上，實屬罕見。

文章發表反響巨大。馮總告我：“李光耀見你文，也對錢書感興趣。”我說：“是對錢寧的老子感興趣吧？李前總理當然對錢現副總理熟悉啦！”我還真冤枉老李啦，後來發現他在《回憶錄》說“這是一本坦率直言的書，充分反映了年輕一代的觀點。”

讀者來信來電不斷；生人找書、熟人借書。新加坡書店未進此書，準備去訂購；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朋友拿去我新年回國剛買的錢書，遠處“舊雨”只能排隊；我也因此文結識諸位“新知”，五月再次回國時新添購書新差事。

12-9 告別新加坡

1991年秋，太太和獨子離開中國到美國夏威夷與我團聚。太太是美國人羨慕、她卻蒙羞的家庭主婦，她堅持花費數百美元辦理了可以打工的工卡，我卻沒忍心讓她在美國和新加坡工作一小時。兒子抵美第一周恰巧趕上托福考試，成績又恰巧500整，便邊打工邊遊玩，準備來年上大學。1992年秋三人分離：我移居新加坡，太太回中國上班，兒子留美國讀書。此後幾年，太太絕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幹公務員，偶爾來新加坡探親；她不來新的原因是：兒子每年暑假回北京（寒假旅遊美國大陸），我可以經常回國，她父母年邁多病，熱愛工作不願當家庭婦女，不喜歡新加坡等一切外國。因此，1997年之前的五年，我們三人小家庭，在上演“新中美”三國演義。

1996年，兒子以成績平均績點（Grade Point Average，縮寫：GPA）3.9分，即10門功課9A1B的異常優秀的成績，畢業於夏威夷大學金融系；他不願繼續深造、不願在美工作、只願回到中國。我說服兒子到華人的新加坡，深愛兒子的太太也年過半百，願意半退休、經常來新陪伴我們。當年秋天，我們家庭在新加坡團聚一個季度。在中國成長、美國上學的北京青年，“六四”翻越被校長緊鎖的校門、到廣場聲援大學生的中學生，能喜歡少民主、缺自由的彈丸之國嗎？不到三個月，兒子打道回國，海歸謀職，太太也尾隨而去。我對兒子說：“我朋友陳元、王岐山、周小川都是銀行頭頭，去那裡不困難。但是你若幹好了，說你靠關係；若幹不好，說有關係還幹不好？國企人事複雜，進退維谷動輒得咎，還是去外國銀行吧。”兒子：“正合我意！”

1996年底，數家外國銀行同意兒子面試，突然傳出鄧小平病危消息，面試暫緩。鄧熬過新年，面試恢復，三家滿意，等待春節後錄取通知（20年前海歸金融人才奇缺）。正月十三，鄧逝世。中國是否繼續開放？是世紀末全世界的大謎；國際金融機構在中國的去留前途未卜，誰還招人？冬去春歸，大局底定，外銀安心，恢復業務。兒子決定去法國銀行。

1997年夏，父親住院，我回北京。與父母、妻、子、弟妹三代團聚，其樂融融感觸良多。兒子在美國時，以其成績，讀世界最好的大學沒問題，我要打工掙錢交高昂的學費。兒子到新加坡、太太也願意來，我要努力撈更多的銀子，讓他們過最好的生活；我們一起看了昂貴的私人豪宅（還可接父母同住），還準備給兒子買不菲的汽車。而現在，外企低管的兒子，安居北京狠挖資本主義的牆角；公務員的太太，享受社會主義的高福利、更不願來新加坡低就家庭婦女。我還在一人在新加坡孤獨地替資本家打工賺錢，圖個啥？父母年老體弱、來日無多，何不回國陪伴二老？經過艱苦卓絕的思想鬥爭、好似頓悟，又像八年前離國，不聽眾多親友勸阻、毅然絕然決定回國定居。我電話《海峽時報》的馮元良總編輯，推心置腹訴諸衷腸。馮總竭力挽留無效，請示上級，恩准我免去六個月的辭職緩衝期，即刻免費離去。否則按合同：必需再幹半年，或交相當於六個月工資的贖身費。曾有大公司挖報社的電腦工程師，替他交錢了事。

10月攜太太回新加坡，賣掉房子汽車、關閉銀行賬戶，退還永久居民（俗稱綠卡）、取出全部公積金（數額是我此前實得收入的一半之多）；把全部傢具電器日用品，加上剛買足的比中國物美價廉的各種用品，裝滿一集裝箱海運回國。同時與五年來結交的學術界（東亞所、東南亞研究所、新大、南洋理工大學等）、新聞界（海峽時報、聯合早報、新加坡電視機構等）和政商界等各界的中國、新加坡及其他外國的百餘朋友，多邊和單邊、告別和餞行，二三十飯局連綿不斷。特別是馮總於11月5日和27日，分別在新加坡最豪華昂貴的中、西餐廳宴請我和太太，希望繼續聘任我為《海峽時報》在中國的特約記者；我說，我在中國為外媒工作不方便，再說也想自由自在地徹底休息。其間11月中旬，紐約《世界日報》老闆王友蘭、張鋼、潘維明等老朋友旅遊新加坡，我租了輛麵包車接待；並和趙二軍一家三口與他們多次聚餐，也算和二軍家告別。

1997年12月初，我離開生活和工作了五年半的新加坡，這個華人在海外的社會地位最高的國家，這個為我儲備了不少退休金、為申請美國綠卡提供一些資格的地方。

第三節 零距離管窺新加坡

12-10 一黨獨大的權威體制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認為新加坡經濟發展迅速、社會秩序良好，提出“要學習新加坡”。隨之，中國驟起一波波“新加坡熱”。在新加坡，各種中國取經團蜂擁而入，還為中國設立了新加坡大學的“幹部班”和南洋理工大學的“市長班”等。在中國，為新加坡建立了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生態城等；上海等地學習新加坡的公積金和拍賣汽車牌照制度。與官方熱衷學習新加坡實踐經驗（形而下的硬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對新加坡的社會制度（形而上的軟件）多持批判態度，認為它是“自由經濟加專制政治的模式”。新加坡是繼阿爾巴尼亞之後，中國最高領袖（毛與鄧）至死始終給予好評的唯一國家（中國長期好評的國家歷來寡見）。

因此，諸多“霧外看花”的朋友，希望“只緣身在此坡中”的我，深度評論新加坡。猶豫再三增加此節粗淺介紹，對新不感興趣者可略過。本節內容分三層次：一、法律規定實際狀況，二、耳聞目睹親身經歷，三、筆者淺薄分析評論。前兩層次事實判斷，孤陋寡聞一葉不知秋；後一層次價值判斷，個人偏好見仁見智。

先介紹自然狀況，這對了解其社會狀況有益。

新加坡原屬英國殖民地，1965年建國。其土地面積約是香港的一半，人口也是香港的一半——上世紀末300萬、其中3/4是華人。新加坡是一個島嶼，與馬來半島隔著築有橋樑和堤壩的狹窄海峽。除了陽光和空氣，人類賴以生存的一切資源和原材料皆是舶來品。國人熟悉香港，故比較之。

世人多認為新加坡是開明專制國家，國人曰“新權威主義”。按照牛津辭典解釋：民主國家應是全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的政府系統，具有言論自由、宗教和政治選擇權。新加坡顯然“算”民主國家。

多黨制：除了建國後一直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外，還有幾個合法的小反對黨。

立法：單一國會制。平均五年一次大選，全國選民（必須投票的強制投票制）一人一票在若干選區，選出幾十名議員，組成立法機構：議會。

行政：內閣制。國會多數黨黨魁獲總統任命為總理，總理在議員中挑選十幾位議員擔任部長，組成內閣。閣員每五年經受一次選民直接考驗，保証其精英性，即德才兼備。

司法：三權分立的獨立司法。全盤繼承英國的司法制度，包括英已廢除的鞭刑，直至1994年，新加坡的司法終審權還在英國樞密院。此後終審權歸新加坡的數個大法官，反對黨和異議人士的上訴全以失敗告終。筆者觀看實施鞭刑，獄醫立即敷藥，野蠻的文明！

筆者親身經歷的1997年大選——

1996年11月21日政府公布“新選區劃分報告”，預示大選將至，但是外人不知猴年馬月開選，反對黨臨陣磨槍。僅僅25天後的12月16日，頒布“選舉令狀”，解散國會，定於短短25天後的1997年1月2日投票。新加坡法律規定：國會有權（當然是遵循多數黨的旨意）提前或延後大選。這次大選距上次已6年、而下次只是4年後。可以看出：執政黨有權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年份大選，並在具體投票時間上令反對黨措手不及。

我12月12日回中國，與一個月前從新加坡返回北京謀職的兒子商議對策。16日聽說要大選了，便更改機票，17日即返回新加坡湊熱鬧。平時冬眠的五個反對黨甦醒了，他們的競選海報滿天飛、競選資料遍地流。26日晚，我參加了民主黨在其參選的武吉甘柏選區的造勢大會；27日晚，又去了工人黨在勞工聚集的西海岸的誓師大會現場。中國和新加坡的知識分子朋友都不願惹事，他們怕怕！我只好單身前往。

兩次反對黨大會都聚集了幾萬群眾，大部分是下層勞工和小商小販；台上反對黨領袖慷慨激昂，廣場裡販夫走卒群情激憤，反政府口號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但是整個晚上沒有任何違法過激言行，次序比歐美的露天演唱會還文明，周圍的警察悠閑地踱著方步看“南洋景”。民主選舉，真是蒼生草民的出氣筒、宣泄器和狂歡節！散會時，我問身邊剛才起鬨最厲害的人：“選他們嗎？”答；“我不是這個選區的，來看熱鬧、出出氣！”次日，反對黨的言論主張出現在政府控制的報紙和電視上。

1997年1月2日晚，在對政府不滿的新加坡朋友家聚餐，22時至次日凌晨3時，觀看電視直播選舉開票。結果執政黨得票率65％，工人黨14％，民主黨11％，其它3個小黨共10％。國會83席中，執政黨獲81席，工人黨和民主黨領袖各一人進國會。歐洲許多國家和台灣，除了選區議員外，還有根據政黨得票比例分配的“非選區議員”，這樣對小反對黨更公平。從理論講，有這種可能性：若在所有選區大黨皆以51％獲勝，得到49％選民支持的小黨將在國會一無所有。新加坡不可能實行此制度，因為李光耀在國會回應反對黨質詢時曾說：“執政黨沒有義務培養反對黨！”他們千方百計壓制打擊反對黨及其領袖。

最受反對黨詬病的是“集選區制”。新加坡各族裔的比例是：華人75％，馬來人13％，印度人9％，歐亞混血3％，號稱四大族裔。新加坡實行族裔混居制度，每個居民小區的族裔比例必須與全國相同；利於族裔和諧、避免某民族聚集區聚眾鬧事。（例如：大至中國新疆、小至北京牛街，經常或偶爾敏感。）我買房子的原房主就不是華人，我必須要報房管局審查；因我的入住，未破壞該小區的民族比例。獲准！（若同時期同一社區，若干華人都買了少數族裔的房子，不批！）有利必有弊，若按最民主和科學的“單選區”制，每個選區選一個議員，少數族裔極難當選；清一色的華人國會，豈不被全世界恥笑和斥罵？聰明的李光耀們在1988年發明了“集選區”，即把3至6個單選區合併成一個集選區，3至6名某黨候選人一組、捆綁參選，其中必須有一名非華人。這種集選區與單選區並存的選舉制度，保証了國會中必有少數族裔，使國會保持多元種族的形態。反對黨實力薄弱、很難湊足3人以上參加集選區競選，故反對集選區制。曾發生這樣的事，執政黨預測某單選區可能失守，就把此單選區合併到集選區，使反對黨無計可施。因此反對黨極力反對集選區制。

此外，政府利用控制的公共資源影響選票。我見到：1997年大選前，執政黨對某“危險”選區許願，我黨若當選，政府免費為你們20年的老房翻修。我知道：某次選舉前三個月，政府向全民分發國營企業股票；貌似賄選，但發全民，形式合法。於是，人民就總是要票選這個物美價廉的人民行動黨政府。

在“多黨民主體制”華麗的合法外殼下，新加坡就這樣成功地維持了“一黨獨大的權威體制”。

鮮為人知的史實：人民行動黨五十年代一成立，即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六十年代還進入其執行局；但是，1976年因為“它在執政後的高壓獨裁的統治方式”，被英國工黨等提議而開除。

12-11 其它社會制度

言論自由

新加坡大部分平面和電子媒體都由政府控制，它們對官員醜聞和本地災難無保留地報道，對反對黨盡量客觀中立。如前所述，政府不希望我的民運朋友萬潤南和吾爾開希等人，在新加坡進行公開的政治活動；卻允許我在政府報紙上，公開為他們這些異議分子張目；但絕不容許為新加坡不同政見者說話。反對黨也有自己的報紙，只是非大選期間讀者甚微。我以為，政府媒體相對開放公正，也由於國際媒體大都可以在新加坡自由發行和播放的競爭效應。相比歐美民主國家政府基本沒有對內的媒體，新加坡政府媒體特別自律。

新加坡自由媒體比政府媒體自由度大，但影響力小。政府媒體中，我所服務的英文媒體的自由度，超過被我們戲稱為“人民日報新加坡版”的華文媒體，因為《海峽時報》面向較西化的讀者；從我的專欄文章即可看出。

由於言論自由的不充分，政治選擇權亦因一黨獨大而受到限制，故新加坡仍被視為開明專制國家。

廉潔高效的公務員

新加坡從英國繼承了獨立司法制度、公務員制度兩大法寶（類似剛回歸時的香港）。我親身經歷的兩個例子——

楊勝德，貿易發展局局長兼裕廊工業區主席，吳慶瑞的愛將，是新加坡五個最高級的公務員之一（民選的政務官部長，不屬於常任制的事務類公務員）。楊聽過我在總理公署的講課，參加過東亞所我的講座，我們共同多次參加吳慶瑞的私人宴會。1993年1月，奉吳慶瑞之命，楊陪同趙二軍和我參觀他管轄的亞洲最早、東南亞最大的工業開發區，其中館藏藝術品豐富的博物館令我印象深刻，中午當然要宴請我倆。當晚吳慶瑞夫婦宴請二軍，作陪的只有楊勝德和我；席間談起幾日觀感，也聊裕廊的藝術品，楊不無得意。當年底楊東窗事發，94年初因“介入古董買賣，開立不實發票賺取中間差價約20萬美元”被判刑四年，收回非法所得，並沒收數百萬元的公積金。吳不勝惋惜，但說咎由自取、絕不插手。

二號人物吳慶瑞因婚外戀，而被一號人物、好友李光耀逼辭官場，便是李和新加坡對政務官道德嚴格要求的明証。

新加坡85％的居民住在福利性的“政府組屋”。房管局的技工定期來我家例行檢修。我問：“咖啡、茶，還是可樂？”他從工具包拿出一瓶白水，笑答：“我帶了。”我再勸：“大熱天，來點冰箱的冷飲吧！”他一臉嚴肅：“任何飲料都是花錢買的，我得到你的有價物品，就算受賄！”——真讓我服了！以上二例，從最高級的大官到最低級的工人，公職人員有法必依、違法必辦！

目睹之外必多耳聞，僅舉一例。某警察依法在政府數據庫調閱某涉案人，順勢查閱無關女性聯繫資料，擬交友之用。此越權被電腦揭發，儘管該警察未使用此資料，仍被判刑。執法必嚴！誰還敢越雷池一步？

國企主導的經濟

新加坡所有重要行業中，排名的第一、二的大企業都是政府控股的，這些超級國營大企業，幾十年來皆盈利多多，不像其它東西方國家國企淨虧損。1989年對全國500最大企業的調查發現，國企、外企、本地私企的平均利潤率分別為28％、7％和2％。我分析：國企高盈利的原因是，高薪從全世界聘請一流經濟專家、職業經理人，完全按經濟規律和市場需求經管理營企業，絕無行政干預。

例如，我二十餘次親身享受的、多次在全世界被評為名列前茅的國營新航（和新加坡機場），其服務確是中國無法望其項背；我這麼摳門者，也忍痛費錢躲避中國民航。再如，擁有百多家分店的國營職總超市，確實物美價廉服務上乘，許多分店全年無休，節假日全日無休。

有錢不能使鬼推磨，但卻能使人投您票！享受到紅利的百姓，當然心甘情願的把選票送給發大紅包的政府。這也是維繫開明專制的經濟基礎。

縱向保險的公積金制度

公積金的積累：若工資100元，我領取80，20存入我的公積金賬戶，僱主也存20；年底雙薪、年終幾個月的年獎，皆按此比例領取和存放。故，相當於實際領取收入的一半在我個人的公積金賬戶，年利率為4％。

公積金的使用：購置房屋、支付醫療費用（保險不足部分，如東亞所保險只許住雙人病房，我住單間的超出費用，就得動用公積金）和退休養老，以及直系親屬的救濟等；上述各部分有嚴格的比例規定。若放棄公民或綠卡、離開新加坡，公積金可以立馬全數兌換成外幣，取出走人。

弊端：它只是個人收入的縱向再分配，缺乏橫向分配的社會互助共濟功能；低薪工人公積金太少，難以支付各種需求。此外，貧富差距過大也是新的一大問題，我們專家教授是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以上。

益處：李光耀對各種形式的“大鍋飯”深惡痛絕。吳慶瑞說，“中國的公費醫療、歐美的社會保險，都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消耗。新加坡決不吃‘自助餐’，太浪費！”

因材施教多次分流的教育

“人智商、天決定，多數人小時候即能看出長大適合的職業。”基於這種認識，新加坡“小四分流”，小學五年級開始學習不同科目；小學畢業上不同的中學，決定將來是勞力或勞心；高等教育，只有1/4可上大學，其他人上職業教育的“大專”。

上世紀新加坡只有兩所大學，本世紀又創辦兩所。人才顯然不夠，他們大量高薪從歐美聘請高級專業人才，新世紀前後也少量從中國引進。我以為，這在經濟上是非常合算的。

小結

1978年李光耀對來訪的鄧小平說：“怎麼說我們都不過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中國卻盡是中原的達官顯貴、文人學士的後代。”鄧聞此言，沉默不語。（《李光耀回憶錄》）由白丁僱農後裔建立新加坡，聯想到囚徒後代建立澳大利亞，我只能感慨：關鍵和要害是制度！

第十三章　參加各種會議及幫助流亡者

——重返美國二十載（1998～2017年）

第一節 哥倫比亞大學客座研究員

13-1、不適應在中國和歐洲生活

1997年12月回到中國。要在北京安營紮寨首先要解決營寨。國際無業遊民，再無人報銷酒店了，原來單位分配的兩室小單元連新加坡運回的傢具都放不下。看了幾十處樓盤，最後選中亞運村北的半成品房。25層高樓150平方米的頂層，前面視野開闊、能看清北京城，開發商說南面不會再建高樓。討價還價一次付清100萬元人民幣，交5萬定金，簽定購屋合同。

1998年春節後我去看房，發現馬路南面開始施工，原來要建30層的寫字樓。找我的開發商，我說：“當初就是看中視野好才買。你們說前面無遮擋，並有示意圖。現在情況相反，我要退房！”對方：“房可退，定金不退！”律師朋友說：“示意圖無法律效用，口頭承諾沒用。”我束手無策時，天降貴人。在京港兩地經營房地產的好友李湘魯從香港回來，在京城大廈宴請我時，得知此事出手相助。李託人斡旋，扣一千元手續費了事。李湘魯堅拒我宴請答謝、重禮回報他和中間人，真夠朋友！

1989年出走到1997年回歸，“八年了，別提它啦！”這句文革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經典台詞，正是我重返祖國的心情。借用“兩個文明”的套話，這八年物質文明突飛猛進、天天向上提升，精神文明突降猛退、日日向下沉淪。只因為沒有重視我一再強調的“制度文明”！準備在國內長期生活，主動或被動，我與眾多熟人恢復了聯繫；包括小中大學同學，機關公司同事，七竿子打得到、八竿子打不著的親友。有人出十萬元，讓我幫某人升任廣西某縣組織部副部長；有人請我向陳元的開發行或周小川的建行貸款若干萬，變成呆帳後，三方分肥。還有小官遺憾當初不知我在中組部，沒有提拔他；更有小商後悔那年不知我在康華，未能投資他。與中層官友餐會，公開帶情人小蜜者有、對司機吆三喝四者眾。某商界翹楚在華僑大廈地下層的歌廳，請北京市領導的三五秘書，托其辦事。我與雙方熟悉，遂被拉去，也想開眼界長見識。紅包交接完畢後陪歌小姐進來，此處場景少兒不宜，故略去若干字。散場時，秘書們各帶走一二人，還不忘照顧我：“老閻，別裝蒜！你也選一兩個，錢不用出，記在我們賬上。”我哪敢呀！

至於高層，官場商界學術殿堂，烏煙瘴氣暗無天日。正是：忍看朋輩成新貴，城頭變換大王旗。我與新貴玩笑：“你們是蒙坑拐騙不敢偷，吃喝嫖賭不願抽。豬八戒的仇人，十項全能中‘八不戒’。”

在中國生活近半年，確實不適應；到歐洲看看，我還有權在法國、亦即在歐盟，長期居留、生活和工作。1998年5至8月，我與太太先後自北而南走訪英國、法國、西班牙，由富至窮；一百美元住旅館，英國二星、法國三星、西班牙四星。回程遊玩芬蘭，四國都有朋友，了解風土人情、指導旅遊行程。其中兩個月在法國，距上次來巴黎重領中國護照已四年；與各界各路朋友聚會敘舊，好不熱鬧。印象較深的兩件事。其一，法國上海同鄉會沈會長，九年前就照顧過剛抵巴黎的我，五年前旅遊新加坡時還特意探視車禍住院的我。沈熱情豪爽交友甚廣，結識首次來法的閻太，認為不能委屈她，便請我們住進巴黎市中心、由她代管的林青霞的豪宅公寓。北京希爾頓頂層的總統套房（新加坡老闆曾住過）也不如林宅舒適。享受一個月後，足球世界盃在巴黎開賽，張國榮來看球。管家的朋友當然要為主人的朋友騰房，我們遂搬到另一朋友家。其二、眾多朋友中，最盛情的當屬萬潤南。他已棄政從商，在美國辦了IT公司，最近回法國處理在巴黎的生意，我們在他家聚餐享用珍饈也是家常便飯。在法國我是無車族，近郊朋友聚會、遠郊旅遊探幽，司機非萬莫屬。6月下旬，我們兩對夫妻西歐五國游，我沒有歐洲駕照，又不適應長期左側駕駛，幾千公里全靠老萬辛苦。在盧森堡和德國玩夠後，我太太稍感疲憊，想早些回法國休整，最後一夜住德國齊姓朋友家。次日在科隆早餐；上午旅遊荷蘭，午餐在阿姆斯特丹王某的飯館解決；下午參觀比利時，晚餐由布魯塞爾的盧某宴請；夜晚車行法國東部，巴黎的宵夜只能自費了。

與法國眾好友切磋請教，分析我在法生活的優劣。利，居留無障礙，社會福利好；弊，語言環境差，收入機會寡。萬潤南提供了寶貴的建議：“我們一起去美國發展吧！”。

13-2 決定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

1998年9月，從歐洲返回中國稍事休息後，隻身飛赴離開六年的美國。張鋼在紐約接機並接我住在他長島的家裡，一周後何頻又劫持我去附近他家居住，其間張、何二人分別陪我吃喝玩樂；還陪何頻去華盛頓“美國之音”做節目，同時與何一家三口開車旅遊、訪親問友。我還應邀到一些老朋友家拜訪作客：從法國移居來美的嚴家祺高皋、陳一諮和剛從中國來美讀書的女兒、胡平和項小吉家等。曹長青新買住房，我住在那裡幾天幫助小裝修大清理。還分別與朱嘉明、艾端午、陳奎德、鄭義等聚餐敘舊。普林斯頓的程曉農開車陪我看望住在附近的劉賓雁、阮銘、蘇紹智、蘇曉康等家庭。

10月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前所長（美國這些所長大多輪流坐莊）、著名的漢學家黎安友從外地講學歸來。6日我們如約在哥大附近的中餐館見面，雙方各自敘述了夏威夷分別後的經歷。他歡迎我到他們所工作，我提交了學術簡歷和研究計劃。在座的還有老朋友、哥大漢學家司馬晉。9日我到黎安友辦公室，他給我哥大東亞所的表格，讓我回去填寫好。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他前妻維特克女士與江青的合影，我們就聊起1972年維特克採訪江青的軼事。14日和15日到東亞所與行政副所長商談具體事宜，簽定兩年工作合同。26日到哥大國際處領取赴美簽証的I—20表，29日飛回中國。

最後講述最重要的萬潤南。我抵美次日，已經在紐約的萬就來張鋼家看我。我們不約而同地提到哥大東亞所。我們的共識是：紐約是世界的首都，哥倫比亞大學是世界名列前茅的常春藤大學，哥大東亞所是研究中國問題的重鎮，黎安友又是我的舊識。我應該先留在這裡！9月我在朋友家瞎混，10月就到曼哈頓上城的哥大聯繫了。萬潤南準兒媳回中國度假，她在96街的公寓房就歸我了。在紐約期間，萬經常開車接我出去玩，通過他還認識了訪美的四通副總裁、才子王緝志，再見了來美的朋友、鬥士曹思源。10月底萬送我上飛機回中國。

12月到美國駐華大使館辦理簽証。簽証官用英語詢問我。我答：“對不起！不懂英語，請講中文。”“不懂英文，去美國幹什麼？”“我想他們會配翻譯。”“我不能給你簽証，讓請你的機構補充詳細說明！”8年前我從美國回法國搬家，到美國駐法使館簽証也受阻，多虧杜維明所長帶著白人太太親臨使館申明。這次黎安友不會空降北京了，我只能寫信說明簽証受阻，傳真黎安友。很快接到黎的掛號信，內有他寫給美使館的說明信。其中有令我汗顏的評價：“閻淮先生是有造詣的知名學者，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他的兩篇有關中國政治的有價值的論文被編入英文的《鄧時代的中國如何決策》中。他發表的一系列有價值的論文都刊登在新加坡東亞所的系列報告中。總之，閻先生是一名嚴肅的學者，我們對他的邀請是基於期望與其進行有效的學術交流。”

1999年1月輪到再次去簽証了。覆審簽証官一看我提交的黎安友的信，驚訝：“黎教授的親筆簽名信呀？我上過他的課！我們哥大的邀請也敢拒簽？就像中國使館拒簽你們清華的邀請一樣不可思議！”他低頭看了一下卷宗：“初審簽証員是新來的菜鳥，也可能當年沒考上哥大，想報一箭之仇。回頭我訓他！”他還我護照時裡面夾了張名片：“請代問黎教授好！”我想：名校效應，哪國皆有；別看只讀了兩年清華，這牌子還挺唬人！新加坡大量引進中國科技人才，李光耀和吳慶瑞都說過：“清華、北大、交大、復旦、科大，五所大學的理工科畢業生，不用審查，需要就進！”

13-3 在紐約撰寫的文章

1999年春赴美，任哥大東亞所客座研究員。具體工作是：每月參加一次全所會議，半年提供一個講座，一年交出一篇論文；在中國來訪學者的政治講座上，擔任主評論員；懂中文的研究員們，誰高興了就雙邊或多邊地侃大山吃大餐；平時不坐班，在家寫論文。同樣叫“東亞所”，美國比新加坡輕鬆多了；其舒適度可以與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媲美，都是美國的嘛！

我的兩篇年度論文提綱如下（老調重彈不必詳述）——

《世紀之交的中國領袖》

第四代（胡錦濤、吳邦溫、溫家寶）與第三代的異同

第四代將全面取代第三代領袖

第四代領袖個體仕途展望

《政治改革與民主化進程》

政治改革的回顧、現狀和預測

民主化進程艱鉅而漫長

政改與民主化的實踐與理論

5月我生活和工作納入新常態，便向世界各地朋友通告。24日接到新加坡《海峽時報》馮元良總編輯電郵：“元良近日為中國時事的報道及分析大傷腦筋。沒了您的深入分析文章，《海峽》的中國版及言論版真是遜色不少。可否請您替我們撰稿？”我即回覆：“在新期間，蒙您照顧銘記心間；離新之後，片刻未能忘懷。在中國為海外媒體撰寫政治評論多有不便，故有負重託。本想在美休閑停筆，您既不棄，我可承諾半年。唯恐擱筆多時文墨生疏，吾當盡力，若不堪用，則請棄之。”

在《海峽時報》發表的六篇評論文章如下：

《大使館被炸後的中美關係新趨勢》（1999.6.12），《中國將如何反擊李登輝的“兩國論”》（7.17），《中國對台的非軍事手段》（7.24），《中國聯俄抗美——21世紀新格局》（9.2），《中俄結成戰略夥伴抗衡美國》（9.30），《進入WTO對中國政局的影響》（11.27）。

其中關於中、俄、美關係，我闡述了現在仍不過時的觀點——

“如果說，一個半世紀前的鴉片戰爭標誌歐美列強開始侵略中國；那麼，三個世紀前俄國就已經侵佔大片中國領土了。新老沙皇一直是是中國零距離的威脅。現在歷史旋轉，三百年來首次出現強大的中國和相對虛弱的俄羅斯。後冷戰時期，世界新格局是‘一超四強’，超級的美國和西歐、東北亞（日韓）、俄國、中國四個強國（或集團）共五方。前三方是有條約的盟國，都有美軍駐紮。中國必須、也只能與俄國連橫抗美，形成新的東西方對壘。這與半個世紀前舊對壘的區別是：其外部形態由意識形態對抗、變為利益對抗，其內部形態由俄國領導、變為平等互利，甚至某種程度的中國主導。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主動向俄國示好。”

這六篇一千多字的中文文章，譯成英文，被配上漫畫，都用一個整版發表，各付我一千美元。半年一到，我即封筆。我與馮元良就只保持好友的個人關係，聯繫至今。朋友不解：“一個字一美元，是美國中文媒體的一百倍，幹嘛不寫了？”一個月一篇與一周一篇文章，同樣要密切關注時事、跟蹤熱點新聞，事倍功半。回到自由世界的美國，胸無大志解決溫飽即可、不想奔小康的我，只想過閑雲野鶴的自由自在的日子。萬潤南對我評價：“遊山玩水訪親拜友。”

1999年8月，我在家中餐請前來紐約旅遊的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夫婦，曹長青夫婦和萬潤南作陪。不久後收到金鐘寄自香港的信函：“謝謝紐約的招待。兄可否為《開放》寫介紹組織部運作的文章？”我即復函：“弟離開中組部已十餘載，近況不甚了解，文章難寫。承蒙錯愛，深表歉意。歡迎再來寒舍一樂。”足見我之懶惰！18年後，再向金鐘兄致歉！

新世紀我徹底封筆，但為感恩還經常回答老朋友、《海峽時報》馮總的時局諮詢，最後一次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我當時對國內恩人江澤民“已忘初衷”、不實行憲政民主完全絕望，但絕不批判攻擊他。我認為江已“核心”兩屆半共13年，十六大必然黨政軍職務全退；無論世人如何評這13年，只憑他是中共領袖按時裸退第一人，也可青史留美名！我還反駁江留任軍委主席的預測：1、江沒當過一天兵，不似鄧小平；2、現在政局穩定，不像1989年；3、江可通過他安排的軍委其他將領，實際控制軍權，不必留軍委主席虛名。——結果我大錯而特錯啦！江澤民比我聰明多了，我都能想到的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事，他能想不到？我只能用政治學原理，“權力是腐蝕劑”解釋；順便發現，權力還是昏暈劑，利令智昏呀！1999年底家嚴逝世，江來電話弔唁；此後還不時直接間接地問候母親，回憶文革中只有他和姜大姐兩人留著北京相互照顧的艱難歲月。2006年家慈過世，江的慰問，是我們最後的聯繫。

13-4 與萬潤南的密切關係

1999年初，我重返美國定居時，萬潤南開車陪我在紐約幾個華人區看了多處房子，皆不滿意。最後還是回到原點，老萬的樓上那個單元——新澤西州澤西市的有健身房、游泳池和24小時警衛的公寓。澤西市東隔哈德遜河與紐約毗鄰，屬於大紐約都會區；坐地鐵十分鐘到世貿中心，開車去“哥大”比華人聚集的紐約皇后區近多了。唯一不便的是，不懂英語的我居住在非華人區，大廈只有我們兩戶“黃人”。老萬則大包大攬，口譯筆譯全部承擔；並且我新的電腦、電視、手機等全套電器設備，都是他幫我選購、安裝及調試。

我要買汽車，老萬高招：“我賣掉舊轎車，咱倆合資買一輛吉普，經濟實用適合旅行。”此後，我們經常共同駕車參加各種活動，他回法國、我回中國，相互接送極其便利。誰出國，家門和信箱鑰匙交對方，郵寄和傳真的信件全權處理。退役警察的黑人保安見我們同出同進、一起健身游泳、互開信箱，還以為我們是親兄弟。（老外看華人都一個俊樣！）多虧我們的太太偶爾分別從中國和法國來美小住，否則真誤認我們是“同志”了，儘管十年前我們都退黨。由於我正好在他樓上，因此兩個停車位緊靠。一次下雨，我們匆忙停車，車輪壓了兩車位的中間隔離線。次日出門時，一位鄰居老美“哼哼”教誨我們：停車不要壓線！真佩服老外管閑事的公德心！我們解釋，兩個車位都是我們的。此後，我們乾脆停車在兩車位中間，讓左右的汽車有更大的停車空間；“臨車”們都感謝我們。

老萬在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大廈裡，租辦公室開辦了科技公司，研發生產可視電話，銷路很好。偷渡美國的福建農民，多年未見家鄉親人，利用可視電話了卻了相思病和思鄉病。據聞福建農村春節時，排長隊、花重金打幾分鐘可視電話，與美國親人視頻，電話兩端哭成一片。我經常去老萬公司幫忙，還他盛情；也與公司的六七個僱員爛熟，有些至今還是朋友。我來紐約後，與老朋友王友蘭接觸更頻繁；王是《世界日報》的老闆，也是法拉盛喜來登酒店的老闆。我請王幫忙，讓老萬的公司利用幾個周末，在喜來登免費設攤位銷售產品，王和其親友也買了不少。但是好景不長，隨著電腦視頻的開發，可視電話逐漸被取代。世紀交接之際，老萬結束公司轉戰美西硅谷。“九一一”世貿被炸，我們慶幸已遷出。

老萬儘管淡出民運，仍關心並有影響力。他認為，魏京生1978年就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是政治民主”，並兩次坐牢，可以領導民運。魏對萬也很尊重，因此彼此接觸較多。我們去曼哈頓辦事，經常順路到哥大為魏提供的辦公室看望；魏從華盛頓開車回紐約經常在老萬家小坐大聊、小酌大吃。按慣例，萬和我一方的朋友來訪必是兩人的貴客而共同款待，我與魏也就算朋友了。我的同學同事、萬的下屬親友，凡住在附近或來訪紐約，都成為我倆雙方的朋友。

1999年12月27-29日，魏京生主持的中國海外民主運動聯席會議在紐約召開。老萬當然站腳助威，我第一天也去看看熱鬧，會會老友。28日萬送我上飛機，回中國與父母妻兒弟妹團聚。春節後返美，發現美國網上出現署我名字的文章《一場偽稱“民運聯席會議”的台灣情治人員的聚會鬧劇》，揭露台灣官方出錢操縱會議的、我所不知、難辨真偽的所謂“內幕”。（現在中國“百度”網還可查到。）發文當時，我在國內，別說後兩天會議情況不知，即使想發文也上不了海外網站。盡人皆知我特別愛惜羽毛，海外幾十載從未沾上任何醜聞緋聞，竟空前絕後，首次被人栽贓污名。找誰說理？窩囊！

13-5 在紐約的會議與朋友

1999年4月，哥大東亞所舉行中國憲政研討會，我是主評論員。近十年的老朋友、明鏡集團老闆何頻也與會，他說正籌辦名曰“多維”的網絡媒體，請我推薦適合人員。對我更重要的是，何還介紹同來的儒雅淵博的明鏡總主筆高伐林與我認識。久聞高的大名：與顧城、舒婷等一起參加1980年青春詩會的新派詩人，畢業後跨入團中央宣傳部，來美近十年著作半身。此後至現在，無論美東美西，我與何、高二人交集不斷，過從甚密，引為知己。他們介紹我與許家屯認識，更使我在洛杉磯能就近照顧許老直至為他抬棺送終。

1999年8月14-15日，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時局討論會，我應邀作了長篇發言。這是繼91年普林斯頓“從五四到河殤”研討會之後，我與余英時為首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眾學者的再次重聚。

1999年11月2日，參加紀念王策被捕周年座談會。我本不願再參加民運會議並發言，但是王策是我夏威夷的好友，去年又在西班牙家中款待我，因此破例。這是我在民主中國陣線首屆法國分部主席一年任滿、充當所謂“學者”之後，空前絕後地在非學術會議上的非學術發言。次日的《世界日報》報道：“參加會議的有：嚴家祺、閻淮、萬潤南、楊月清、司馬璐等。王策好友閻淮表示，王策一介書生是民運中徹底的溫和派，他和平改革的理念不應被中共所不容。”楊月清和其夫林保華（筆名凌鋒）“六四”後曾在香港協助我聯繫港支聯而赴法。十年後又相見，分外親切。28日凌鋒回紐約後，我與他們夫妻午餐，並一直聊到下午四點。

1991年5月，夏威夷朋友聚會，右四王策，左前作者。

王策座谈會後，我和老萬送司馬璐回家，請上戈揚和胡小胡，到附近川菜館聚餐，飯後聊到半夜。司馬璐，早年參加中共並赴延安，後脫離中共成為著作等身的海外中共史專家。戈揚是老革命、右派平反後任《新觀察》主編，“六四”在美國宣布退黨，新世紀在紐約與司馬璐結婚；萬和我在美國與二老接觸較多。胡小胡，戈揚長子，來美探親期間，胡、萬、我，三位清華同屆同學，來往頻繁。

馮勝平，中國民聯早期骨幹，“六四”後中斷博士論文答辯，全職投入民運。我們在各種活動中偶有接觸，相識不相知。他對民運失望後淡出，在華爾街作經紀人。馮住在普林斯頓，極其熱情好客，經常舉行家庭派對，當然是以其夫人區蘭的高超廚藝作後盾。1999年10月和感恩節，我兩次有幸去大快朵頤，也與馮成為好友。近年我幾次造訪美東，都在他家居住，接受馮、區夫婦的盛情款待。

王友蘭，1990年在紐約結識，億萬富婆平易近人，她曾用自己的豪華吉普教我駕駛。我重返美國，得知她罹患肺癌。但她心胸寬廣、依然樂觀豪放。常邀請我郊遊，小巧玲瓏的她頭裹彩巾，貌似好動的小夥子藝術家。回到她家，摘除頭巾，露出因化療而形成的光頭，又儼然一個活潑的小尼姑，她還親自下廚為我們準備晚餐。但是，千禧年的5月她還是不幸駕鶴西去。王友蘭追悼會12日在法拉盛的殯儀館舉行，我悲痛地送這位在海外十年的好友最後一程。由於《世界日報》及其台灣母報《聯合報》支持統一反對台獨，中國駐聯合國副代表沈國放與會並致辭。

申請綠卡。國人出國定居，先申請永久居民——因美國永久居民証為綠色，美國老大，故各國的永久居民也隨稱綠卡。過若干年（美國是五年），若願意可以申請入籍當外國公民，否則就如我：永久只是永久居民、中國公民。我的法國綠卡到期未更新，失效；新加坡綠卡為拿回大額公積金，放棄。為在美國長期居留，必須申請美國綠卡。研究美國移民法，發現“傑出人才EB－1A”綠卡較好，可以沒有僱主。朋友介紹馮律師，他讀法學博士時曾在克林頓的白宮實習。在我提供的可推薦我的名單中，馮事成後告訴我，寫推薦信的是：黎安友、司馬晉、李可柔、杜維明、郭穎頤和馮元良六位。在此，再次衷心感謝他們！

2001年我到俄亥俄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一年，後在舊金山兩年、考察體驗硅谷。那幾年乏善可陳一筆帶過。應該提一筆的是：太太不願長居國外，只偶爾來紐約、俄亥俄的哥倫布市和舊金山，仍是煤炭部高級工程師。新世紀我們終於分手。此後我便定居在氣候宜人、華人眾多、來去中國方便的洛杉磯，過著閑雲野鶴的退休生活至今。

第二節 定居洛杉磯的閑雲野鶴

13-6 每年回中國三、五個月

出國近30年，前10年在法國時訪問了歐洲多國、在新加坡時遊覽了亞洲數國；重返美國20年，除了開車陪朋友遊訪北美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外，平均1/3的時間在中國，其它國家從未涉足。同期，朋友陳小魯等已旅遊百餘國家，弟妹們也都去了幾十國。他們說：“你現在美國，有錢有閑有綠卡，身體好易簽証，何不多去些國家；將來回中國定居（我擬75歲後長住中國），國內旅遊軟硬件改善，再玩不遲。”但是，我濃郁的華夏神州情結卻解不開——

1999年底，父親在住院半年後突然去世，享壽82歲。我匆忙趕回北京只見遺體一面，安慰陪伴悲傷的母親兩個多月後才返美。以後每年回中國三、五個月，陪伴老娘。

2005年母病重，8月回北京與母親一起生活近半年（其間考了北京駕照），2006年春節後急忙返美。（美國“九一一”後，綠卡離美不能超過半年。）兩個月後的4月母又病重。我不能讓7年前父親突然去世、未能生前見一面的悲劇重演，立刻趕回北京，陪伴母親度過她生命最後的時光，5月底還哄她打麻將、看肥皂劇。

2006年6月4日早10時，母親平靜地去世在我的懷裡，享年85歲。擦乾眼淚後，聊以自慰的是：61年前我哭鬧著誕生在她懷裡，從此不安分的我沒少讓她操心；現在她安詳地長眠在我懷裡，放心地離去。父母都離開後，我在中國就不再局限於北京了，開始與親友遊覽中國，訪問故交了。

我1994年能回國後，每次青幹局（和組織部系統）的同事、101中的同學、清華大學的校友都為我接風餞行；2006年後，與他們的交往更頻繁。

2006年6月下旬與崔武年開車去瀋陽，遼寧原青幹處的朋友接待。席間某正局級說；“老閻，‘六四’你英雄！”我答：“我草包逃兵，你們潛伏‘敵營十八年’（80年代熱播電視劇），真好漢！”7月去蘇州看望退居二線的馮瑞渡。他說：“我在市委副書記任上，陪伴了十幾位副省級書記和市長，其中好幾位現在監獄裡。”我說：“像你這樣廉潔老實，能平安軟著陸的真不多！”隨後到上海，與分別十幾年的原市青幹處朋友聚餐，最重要的是看望萬潤南的父母，替老萬盡孝。二老住在北京時，我每年去看望，他們遷滬後，已幾年未見；那天還請二老和萬妹到避風塘餐館便餐。在北京當然每年都要去看望老萬的岳父母，2010年李昌去世後就只能看望馮蘭瑞了，萬夫人李玉也經常能見到。

2007年青藏鐵路通車，火車去、飛機回，旅遊異域似的西藏。還去了天津，原市青幹處的朋友說：“20多年前你來選拔的第三梯隊，現在沒有落馬的。”我說：“碰巧了！希望今後別有倒霉的。”08年奧運會當然不能缺席，在北京的兒子給買了不少門票。09年美國盛行豬流感，美國華人盛傳“不回國是愛國”，我就愛國了一次。

2010年清華校慶，我們畢業40周年，同班30人，從世界各國、中國各省回來近20人，同年級150人也來近百位。學校請、同學請，大吃大聚、大折騰一周。有江浙同學，畢業40年仍在邊陲小城。當年“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江南才俊，沒有“輸在起跑線上”，卻因出身平民沒有“官系”，在人生馬拉松的轉彎時，處處掉隊落伍。智商超群的他們，情商可能“稍遜”，但“官二代”也並非人人是智商情商高手，試看今日之神州，哪個幹部子弟還在當初分配的窮山僻壤？我愧對他們！我請某同學到我的旅館小住幾天暢談深聊，用兒子的車載另一同學伉儷北京數日遊，以此聊表心意。上海世博會必湊熱鬧，當然還要看望老萬父母，二老已經行動不便，我只能在餐館打包到萬家。

2011和2012年，中國沒有熱鬧事的平淡年。我就是例行私事，家人團聚、同學交流、朋友懇談、同事聚會。

2013年，清華同學邱承光因發表與父親邱會作談話的《心靈的對話》，與親屬失和。我認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所謂“林彪四大金剛”的回憶文章中，邱的回憶錄和《心靈對話》最深刻。我提議去無錫看望慰問承光，得到青幹局四哥們的支持，我們煙花三月下江南一周，和邱承光一起遊覽了宜興、茅山和浙江湖州。四月的清明節，北京的富強胡同一定要去，在紫陽遺像前三鞠躬。十八大前，陳小魯、馬小力、張北英、王彥君“四簽名”（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中一本的書名）與任小彬、崔武年、馬小力“三劍客”（大仲馬名著）分別致信黨中央，要求黨代表和新中委公布財產；結果“泥牛入海無消息”。這幾年在北京與這六人多次聚會，他們中有人認為前任領導無魄力，對新領袖寄予希望，說：“應該給他面子。”我說：“那要看他給不給人民裡子！”

2014年9月，《中國新聞周刊》連續兩期的封面文章是有關中組部的。記者楊敏在總第676期，講述這些文章的採訪撰寫過程。其首句是：“有關中組部的封面文章，從2013年底開始採訪，到今年6月見到中組部原常務副部長李銳，8月採訪原青幹局閻淮，馬拉松式採訪算是結束了。”是年4月，楊敏發現我回國，給我打電話說：“青幹局的人都說，除李銳帶來的李志民外，您最元老、最了解內情。想採訪您。”我以青幹局存活八年、我只待四年為由拒絕。八月楊又電話我：“李銳也讓找你。”同事推薦可以不睬，長官發令只能遵命！楊敏採訪我後，在她撰寫的《“第三梯隊”建立前後》（《中國新聞周刊》2014總第675期）中數次提到我。那天楊還說李銳很想見我，我立刻電話李老預約時間。8月23日我屁顛屁顛地去拜見老首長，97歲的李銳精神矍鑠、記憶非凡、十分健談。我們侃大山一下午，張阿姨又要留飯，我要開車載他們下館子，最後雙方皆未得逞。但我滿載而歸，李銳繼20年前我首次回國看望他、贈我二書，這次又再次題字贈我兩本書：《李銳口述往事》和他女兒李南央撰寫的《我的父親李銳》。

2014-16年，回國主要是清華校慶聚會。新世紀清華校友網為校友設立“自由論壇”，我們“老五屆”大部分已退休，格外活躍。十年前校方把萬潤南除名，我也共進退；2013年第五代上台，特赦萬，萬告我，我重入校友網。一看寬鬆了，我就得瑟了，在網上肆意發揮針砭時弊，得到不少認同，成了清華網上小名人，許多同學希望校慶時能在清華與我一晤。於是近幾年都是春夏回國三五個月，除了歷年的老朋友團聚外，又增加清華不同圈夥的十餘次大小聚會。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

2015年3月，到北京通州宋莊畫家村看望獨立畫家，同去的戴晴午飯後就要急忙趕回北京，不能參加下午活動。她解釋：我的“警衛人員”今天也要來，我說別把國外回來的朋友嚇著，我保証下午四點歸家。我這才明白她微信署名“在如來佛手中”的含義。戴晴看了我回憶101中和清華文革的兩篇文章，問：“真好！怎麼沒見過？”我如實相告：“在海外發表。”戴感慨：“國內見不到好文章啦！”

2016年5月，和羅點點夫妻等六人駕車從北京到湖北神農架往返旅行半個月。與點點認識多年，這次又加深了解。我一直認為：在紅二代中，對家長亦即“紅一代”反思徹底、認識深刻之最者，非戴晴和點點二位女士莫屬。10月在紐約又與點點之兄羅宇交往相處兩周。

2015年3月，到北京宋莊看望獨立畫家。最右崔武年，摸羊頭的是戴晴，抬腳的是作者。

13-7 觀看旁聽有關中國的會議

洛杉磯是美國僅次於紐約的第二大城市，與中國的距離僅為紐約的2/3，因此經常召開有關中國的政治性和學術性會議。在海外，這種會議大都是開放的，歡迎民眾捧場。賦閑在此，便饒有興趣地與會，一看熱鬧，二看朋友。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紀念反右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7年6月在洛杉磯召開。來自中國和歐美的幾十人發言，聽眾一二百人。我與離開紐約多年未見的吳國光、胡平、陳奎德、林培瑞等敘舊言歡。當年的右派十餘人赴會，受到歡迎和敬重；其中方勵之夫婦是1991年普林斯頓會議的熟人，林希翎是在法國時的朋友，我與他們在會議期間有更多的接觸。中國來的名人有錢理群、戴晴、葉永烈、章立凡。

中國民主運動2008年洛杉磯大會

2008年10月，世界各地的民聯、民陣、和民聯陣三個成立25年以上的民運組織的骨幹成員幾十人，像我這樣的旁聽者幾十人，加上各種記者，共約百餘人參會。首日上午全體大會，三組織的領導致辭，自由發言的有許多近年新成立的一人黨或幾人黨的黨魁，如前綴有中國的：過渡政府總統、民主黨（海外總部）秘書長、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美西負責人、社民黨秘書長等。我與大部分參會者熟悉，他們讓我講話，我婉拒。下午三組織分別召開代表大會，總結工作、換屆選舉。我先到民聯和民聯陣的會場和熟人聊天，最後到我曾任首屆法國分部主席的民陣會場，老友相見分外親切熱情，首屆美國分部主席楊建利也在這裡。八九民運已經近20年，民運組織多了、民運成員少了。此次民陣九大要選出理事會15人、監事會5人，而會場不夠20人，他們要選我。我堅拒，說早不參加民陣活動，每年還要回國。大家諒解，表示還是好朋友。第二天上午，會議代表到洛杉磯市政府前集會，舉行“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的專題演講。我歷來對街頭運動不感興趣，當然不會參與。下午回到蒙市，討論“明年‘六四’20周年全球紀念活動安排”。散會後，我又開車陪“老同事”楊建利旅遊一天，最後送上飛機。

洛杉磯族群領袖研習營

2012年4月，在洛杉磯南面的長灘市，由楊建利的公民力量組織主辦。老友楊建利四年前洛杉磯一別，一直保持聯繫；此次請我參加豪華食宿的會議，一是感謝上次的款待，二是進一步“請教”。

與貢嘎扎西一別經年，到2017年在紐約的劉曉波追思會上才再次相逢。

三天研習營的宗旨是“促進中國各地區、種族和宗教之間的信任、了解與合作”。大會重點發言的“族群領袖”有：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內蒙古聯盟主席席海明、達賴駐北美代表貢嘎扎西，美國教授林培瑞、在台灣執教的王丹。大陸來賓是：北大教授夏業良，社科院研究人員張博樹、《中國改革》雜誌前社長李偉東。各類媒體來了不少，有博訊網的韋石、獨立媒體人溫雲超（北風）。

在最後自由討論時，大會主席楊建利特別對我的與會表示感謝，並請我對中國時局發表“高見”。推託不掉，不上講台，站在座前，即席簡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天翻地覆、巨大宏壯的變化，你還可以用更偉大壯麗的形容詞。但是我要說，在政治領域沒有本質的改變。依然是——國家體制：憲法明文規定共產黨永遠領導；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統一於黨委之下；武裝力量：國軍仍然是共軍；公檢法的司法系統：黨的政法委統帥；人事制度：黨管幹部、書記管行政首長；新聞文化：中宣部統管、無獨立媒體；憲法第35條：言論結社等六大自由殘缺不全。總之，有憲法、無憲政，有民主黨派、無民主和黨派！我這是客觀的事實判斷，無個人好惡的主觀的價值判斷。對此，‘民主派’說糟得很！‘當權派’說好得很，這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見仁見智，各有所好。”我人坐下，掌聲響起。有記者問：“閻先生，在民主方面難道沒有進步嗎？”我只得回答：“毛澤東時代是一人獨裁；文革後是鄧小平和陳雲的‘雙峰政治’；十三大五大常委、三人說了就算；十四、十五大七個常委、四人即多數；最近兩屆是九龍治水，五人可定奪。最高層的決定權，翻了五倍，民主決策的巨大進步呀！”哄笑聲不斷。

21日下午，幾十名與會者前往威斯汀酒店“晉見”（此會議用語）達賴喇嘛。楊建利體貼地私下問我：“你還要回國，方便去嗎？”我回答：“當年在紐約中央公園的萬人集會上聽過他演講，欽佩！這次近距離接觸的機會，難得！”楊便把我安置在前排。達賴首先介紹西藏流亡民主的發展，他贊成鄧小平對他的代表所言：“不獨立，什麼都可談！”隨後說自己已退休，但他主張的“中間路線”仍會被民選的“嘎倫赤巴”所堅持。在問答過程中，達賴說他還向熱比婭等其他民族領袖宣傳中間路線。坐在旁邊的熱比婭鼓掌點頭表示同意。達賴表示，溫家寶的政改言論和薄熙來事件預示中國正在變化；他支持劉曉波和廣東的“烏坎村民”。

對於達賴這位77歲老人的表面印象：身體健康、知識淵博，思維敏捷、急智幽默，慈祥和藹、平易近人。而內在的，我認同達賴“不獨立、不暴力，高度自治的中間路線”。20年前我曾撰文分析，為什麼維族剛動亂就“暴恐”，而藏族“平叛”近40年未掀大浪？除了宗教原因，達賴的“非暴力中間路線”是關鍵。現在達賴已八十高齡，一但離世，“西藏青年大會”就另起爐灶；其六萬成員分布全球，宣稱“將採用一切可能的途徑和手段，堅決爭取西藏獨立。”——那時就不好玩了，西藏千萬別步新疆後塵！

13-8 洛杉磯的其它社交活動

體育運動

我小學開始打乒乓球，初中大躍進成“畝產萬斤”般的三級運動員，高中大學喜新厭舊、轉向激烈的足球。在工廠累得半死，運動少了；坐機關恢復乒乓球，在國務院機關和中直機關比賽中小有斬獲。在新加坡東亞所代表新大參加全國聯賽、在《海峽時報》與馬來西亞媒體對抗賽，皆東方不敗。在紐約哥大參加清華隊，打敗“聯合國軍”、報“八國聯軍”的仇。

2003年到洛杉磯，被攬入“知青隊”，獲乒乓球團體亞軍。“南加州知青協會”04年內鬨，華人海外組織的老常態，分裂出誓不兩立的“美中文化協會”。每年春節，原來一個迎春晚會變為兩個，都送我票。我說：“什麼時候你們再分裂，我就能看四場春晚了！”原“知青乒乓球隊”的朋友大都進入“美中”，但實力削弱，我們“美中隊”此後只能在三四名之間徘徊。

2008年南加華人運動會，游泳比賽前夕，“知青接力隊”主力突病；隊長與我在同一健身館，知我能游，請我救場。次日，因我在400米和800米接力中表現尚可，我又被換上幾個單項，僥倖得了三五個金銀牌。哪知闖禍了！“知青”首次超過宿敵“美中”，取得游泳團體總分冠軍。歷屆冠軍“美中”擁有原“八一女隊”專業運動員、我的朋友王某，她開玩笑說：“你叛徒！”隊長嚴肅：“明年參加美中隊，戴罪立功！”俗話說，做人難，做好人更難！我說，會運動的好人難上加難！我從此退出華人體育江湖。

中國未統一，兩岸清華先統一。洛杉磯的清華校友會包括北京的清華和台灣新竹的清華畢業生，並加入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隨後，台灣一統天下的聯合校友會被大陸眾多院校滲入，兩岸外交官都參加我們的年會。2012年，幾年一次的“大專杯乒乓賽”舉行，我當時正在洛杉磯，就被清華校友會拉入。我榮獲50歲以上壯年組冠軍，並且一路都是3:0淘汰對手，次日各報報道。最後三輪戰勝的分別是台大、文大和政大的台灣高手，他們不服：“比賽在您的俱樂部進行，您熟悉場地，下周末請到我們俱樂部來切磋。”中國清華不能示弱：“好！若你們勝一盤、3：1，我以後常去，否則只此一次。”結果那天，我還是以3:0全勝所有台胞，以後每天仍去前大陸世界冠軍高軍的俱樂部打球四五十局，然後游泳一千米。

參加“抗議美國電視辱華示威”

2013年10月美國廣播公司（簡稱ABC）電視節目中，一男孩在回答“美國欠中國1.3萬億怎麼辦”時，說是“把中國人都殺光！”主持人說：“有趣的想法。”華人社會激憤，11月9日美國20多個城市上萬華人示威，要求ABC道歉，是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華人遊行。

2013年11月，洛杉磯，作者參加抗議美國廣播公司辱華示威。

洛杉磯是ABC總部所在地，必然是抗議的重點。這天恰逢是一年一度的洛杉磯清華、北大、交大校友野餐會時間。清華校友會聯繫華商讚助幾輛大巴，在野餐公園載上三校同學和我聯絡的美中協會與知青協會的朋友，到ABC辦公大樓。9時抗議大會開始，各屆代表和各方人士自由發言；五千華人擠滿整個街區，抗議示威要求ABC正式道歉。民眾揮舞著五星紅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洋紫荊旗，兩岸未統一、中港台民間大統一，但兩岸外交官均未亮相。整個抗議過程，ABC大門緊閉，無人出來與我們溝通。11時集會結束，我們要求遞交抗議信，警察打開院子大門。我們走到辦公大樓前，把抗議信插在門上。近百人隨著送信的代表，湧進警察一直不讓進入的院子，把抗議的旗幟和標語，插滿ABC的庭院。12時我們返回公園，開始三校的野餐和聯歡。事後白宮正式回應：“ABC已從網上取下該節目並加強節目審查，主持人已道歉並出具書面道歉。”

反對“抗議梁警員事件”

2014年11月，紐約華裔梁彼得警官巡邏時，因緊張開槍走火，打死無辜黑人。2015年，大陪審團判定梁的誤殺和瀆職罪名成立，梁可能被監禁數年。

2006年2月20日，全美華人預定在各地遊行集會聲援梁、抗議法院判決。美國第二大城市、華人第一多的洛杉磯當然不能缺席，他們當然也不會讓我閑著。我一反上次遊行的積極態度，反對這次活動。我向遊說我的各方闡明：“若無辜華人被無能警察擊斃，警察不該負責嗎？若法院判警察有罪，你們會抗議法院嗎？若法院判警察無罪，華人會善罷罷休嗎？黑人的生命與華人同值！恕我不再能幫助組織此次種族主義的行動。”當天洛杉磯市政府前僅有數百人集會為梁“申冤”。2016年4月，梁上訴後被高等法院判處5年緩刑。

接待朋友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我的同齡人、小中大學同學，以及大部分朋友同事都65歲以上了。按中國官場規定，正部級都該退休了，遑論其他官人商人學人，來美公費考察幾近絕跡，私費旅遊倍增。按台灣話說，我很“四海”，只要是熟人，來的都是客；有錢瀟灑住酒店，勤儉湊合住我家。我算無証的“三陪”：陪吃、陪住、陪玩，好在美國同性或異性三陪皆不禁止亦無須辦証。近十年，每年接待的中國朋友5-10批，旺季主臥和客房都住朋友，我睡客廳沙發。陪客旅遊訪友，北上遙至舊金山，200公里的聖塔芭芭拉常去；南下遠到墨西哥，鄰近聖迭戈抬腳就走；東面幾州諸多國家公園遊爛了，五小時的拉斯維加斯就靠華人維持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洛杉磯的兩位早已退出民運、事業格外有成的八九風雲人物。

李祿，被中國政府通緝的天安門學生領袖，被認為是其中最聰明的。逃亡法國時與我幾面之交，很談得來，後在美國同年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是公司設在洛杉磯的投資家兼對沖基金經理，我們就近時有來往。外界盛傳他可能成為巴菲特的接班人，李對我說，他只是向老巴推介入股比亞迪，使巴獲得數十億回報；他並無意管理巴的公司，還是自己幹痛快。億萬富翁李祿生活簡樸隨便，僅舉兩例。某年有朋自遠方來，夫妻住我家，我約李共進晚餐，順便還他多次請我之情。他太忙，十點才到我家，道歉之餘說尚未吃晚飯。我說叫宵夜外賣，李說吃冰箱存貨，結果他打掃了我們晚餐打包的剩飯菜。另，某日我應邀到李公司被啟蒙金融常識，中午我說請你大餐算繳學費。李說下午都忙，因此每天中午只是點心咖啡。公司附近高級咖啡館林立，李只帶我到星巴克連鎖店，我為他花費不到十元。後因李把擁有的多維新聞網股份賣給中資背景者，致使其創始人、我更好的朋友何頻退出多維；我與李祿又都忙於自己的事，故近年少有來往。

劉永川，全美學自聯首任主席。“六四”後積極活動，促使老布什政府容許全部中國留美學生學者獲得綠卡。直接受惠者達八萬之眾。劉1993年獲斯坦福博士後在美國多所知名大學任教，現為研究方法和數據科學著名專家。因居住洛杉磯，我們偶有往來。我們第一次朋友聚會吃飯時，我表示：“我雖然沒拿六四綠卡，但很多朋友是受惠者。你因此不能回國，我應該替他們感謝你，今天買單。”劉說：“一切都是歷史了，我現在已受洗加入基督教，脫離政治專心致力於科學研究。”我說：“歷史永遠記住你和你的團隊的功績。”事後與許多老留學生談起劉永川，他們都讚不絕口。

第三節 對三位著名流亡者的幫助

13-9 與萬潤南的美西交往

在清華小型餐會上，一同學說某人是萬潤南的跟屁蟲：我當即說：“我還不如她，我是所有流亡者的跟屁蟲！”我能回國了，但“餓者變飽漢，更知餓漢饑”！我願盡綿薄之力幫助不能返國者，在新加坡和紐約工作時如此；到美西退休了有小錢和大閑，則更是志願者和義工。

在舊金山，先到的老萬幫我找的出租公寓，距離他與兒子同住的豪宅僅三公里。每天下午一人跑步到另一人家，茶點小聊；再一同跑回自己家，稍事歇息；另一人自己跑回家；雨雪有阻，否則幾乎天天如此。與在紐約一樣，我們單方的本地和來訪的親友都成了雙方的朋友，共同款待；如萬孫女出生，親家母、清華學長來舊金山，即如此。我們一起開車遠赴洛杉磯、近游周邊景，是日常生活的新常態，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萬的父母已年逾耄耋，不能像上世紀末能長途旅行到美國與愛子相見。國內關係斡旋，讓萬寫份“認識”交政府，未通過。萬與我商議，我們共同修改成“不認錯的最深刻認識”，但還是被拒絕。我敬佩萬的氣節！他只能每天17時，與中國早8時的父母視頻。我還是每年回國時，為萬傳遞信息和物品。萬太李玉半年在美國為丈夫盡婦道，半年在北京為父母盡孝道。

2003年以後，我遷至洛杉磯；萬的兒子回中國發展，賣掉豪宅，老萬夫妻搬到舊金山機場附近。我們還經常在南北加州之間駕車互訪。其間老萬購置了豪華的瑞典“富豪”轎車、配置了剛發明的導航儀，在朋友的電召車公司開出租車，迎送來訪北加州的富賈鴻儒。萬對我說：“我曾把出租車開到極致，這就是我的職業素養；這段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動人的樂章。”六四後，國內無關方面曾放風，萬捲走巨款；萬退出民運後，有人說他貪污了民陣經費。作為好友，我清楚其清白；因為好友，我的辯白蒼白。他自食其力開出租車，即為明証！

2004年6月15日晚6時，我從洛杉磯開一天汽車如約準時到達萬在北加州的家門口。按門鈴無反應，座機手機均無人接。可能臨時有接送機場的緊急差事，那裡信號不佳。等了半小時，又過半小時，天暗下來；我對極守時的老萬擔心了。約7時半他來電話，半小時後到家。晚8時，大汗淋漓、衣服濕透的老萬才與我一同走進他家。他說：三小時前開車回家，突然心劇疼、頭發暈，他忍痛把車停到路邊，就不省人事了。半小時前凍醒，不知何時渾身濕透，第一時間電話向我道歉，第二時間電話取消餐館訂座。當晚我們泡麵充飢，夜宿萬家。次日我載他看醫生，診斷嚴重心肌炎，心肌部分壞死。從此，他不能長途開車，我每年去看他數次。

2005年，老萬遷至東灣佛利蒙市。幾位華人博士在佛市成立一家開發“綠激光”醫療設備、產品銷往中國的公司，聘請萬為營銷總監。萬的海外人脈關係為公司籌款幾十萬美元，國內人脈為公司建立銷售網。那幾年萬事業順遂病情穩定，我看望他時也常去距他家幾分鐘車程的公司。2007年前後，中國醫藥總局領導貪腐頻頻更換，因此萬公司銷售不順，公司M總裁獨攬銷售大權，閑置老萬，我捧場三萬後來全打了水漂，老萬損失更多。

2008年初，萬搬到在舊金山西北百公里的退休社區買的新房，開始了完全退休的生活。社區內配套實施齊全，但距離最近的華人超市和中產階級必去的倉儲超市要40分鐘車程。老萬不能長途開車，坐別人車太緊張更不行。我每次去，都在路上買齊各種中西生熟食品。到達後請上他和隔壁的我中學龔同學，一起去鎮上唯一的港式中餐館（木須肉用叉燒肉可見水平），飯後大量打包帶回萬家。龔某總說：“老閻又來扶貧啦！”我必答：“在紐約和舊金山，老萬對我恩重如山！”有幾次李玉在，我就開車載她在周圍遠行一天。2008年後我每次都住在萬家客房，不用再去旅館了。

2014年初，萬潤南離開旅居15年的美國，結束我們密切接觸的15年，返回法國巴黎定居。我們保持著微信電郵電話的熱線聯繫，我每年回北京都與李玉見面。

13-10 在洛杉磯照顧陳一諮

2008年洛杉磯民運大會與陳一諮重逢，會後登門拜訪，紐約一別，新世紀首次見面。他已患晚期膽道癌身體虛弱，我開始了對他長達六年的照顧，直到他去世。陳經名中醫治療病情穩定，每天練氣功、吃中藥、用艾草灸。我與陳家在相距不遠的相鄰城市，應他要求每周去看望一次；一般是下午兩點他練完氣功後，五點太太下班前。篤信佛教、希望清淨的陳太不願人來；同樣相信佛教、願意熱鬧的老陳特希望來人。陳行走困難，下午是半日保姆上班時間，可以給我開門鎖門。平常我只是帶些時令水果、暢銷書籍（如吳李邱回憶錄等）、老友近況和大小道消息，主要是陪他聊天解悶；每年從中國回來，就是茶葉、土特產和中國的擦邊書。而不平常的事件有——

2009年張鋼和太太來洛杉磯住我家一周，張與陳18年前衝突，一直無來往；張得知陳病情，在我陪同下、帶著我庫存的中國特產（我說張從澳門帶來）去看望陳，主動和好。後來我又開車帶張夫妻去北加州看望萬潤南。

陳的女兒畢業後回中國發展，一般聖誕新年與夫婿帶孩子看望老陳，夏天是妹妹從西安來照顧兄長。2010年在陳的家中，我與陳妹一起慶祝他七十大壽。陳難得高興，說：“希望五年後我還能給你作70大壽，然後彼此一直作下去！”我答：“俺胸無大志，咱們就作到90為止吧！”陳開懷大笑。陳妹說：“大哥這裡只有您一個老朋友，他就盼著閻大哥來。”當年底我滿65歲，因繳稅超過十年享受老年健康保險，我選擇了與陳和許家屯同一個家庭醫生；更方便帶他看病和替他取藥。2011年陳的身體好些，只是起床後腰老疼；說來洛杉磯好幾年，還沒看過市容和大海。我看他的床墊已經塌陷，就帶他去買了新的硬床墊，答應他腰疼好些帶他進行多個“洛杉磯一日游”。3月15日我請許家屯晚餐，餐館距陳家很近，雙方願意見面。我去接陳，首次見到對一諮特好、對陳友特煩的陳太。許與陳歷史性聚餐，許左陳右，大吵一架不歡而散；事後我招致陳太埋怨。2012年夏，陳的妹妹和妹夫又來美國。陳要求：“本想我身體好些，你陪我們兄妹一起遊覽洛杉磯；現在我身體還不行，麻煩你先帶他們吧。”我只能導遊陳一詒夫婦了，老陳從此再也沒有跟我出過家門。

1990年4月，柏林會議後，作者（左一）與陳一諮（右二）難得的合影。

《陳一諮回憶錄》

陳一諮寫回憶錄的想法由來已久，2009年搜集資料，2010年動筆（動電腦）。他寫完幾章，就把打印稿交我“斧正”，一周後我“學習”完，把像“批改過的作文”交還，與他討論。錯別字、筆誤，陳立馬改正。我的有些意見，經過爭論他接受，如他提到胡耀邦時稱“胡叔叔”。我說：“當面叫胡，或與熟人對話，可用。第三人稱敘事時，不必顯得親切，不用為佳。”有些他不接受，如他提到某太子誇他有總理之才。我說：“無第三者在場的誇獎，不提也罷。”討論中，有些史實不清。我曾多次應他的要求，當場致電紐約的何頻、北京的組織部王同事等等，讓陳與對方直接對話澄清事實。當年秋陳交我前三章、年底交四五章，次年春交六七章。2011年8月，我送還最後的第八章和“前言後語”。陳一諮說：“我想在書中感謝你，行嗎？怕嗎？”我猶豫片刻，答：“你感謝了許多國內朋友，我怕啥！”

2013年9月，陳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5月發行的《陳一諮回憶錄》，簽名題詞贈我。他翻到《說明》頁，讓我看——在致謝每章幫助者的最後，寫到：“我還要感謝的是，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洪朝暉、羅小朋、王小強、閻淮等友人對本書寫作的指導與幫助。”

為什麼陳一諮要在書中感謝，我“猶豫片刻”？我用學術語言：陳在書中負面評價了眾多熟人，我皆熟悉。這是我與陳的最大最多最激烈的爭論。我說：“誰都不該貶！尤其張鋼帶著太太和禮物來看望你，他現在還不能自由回國！更不應罵萬潤南，你還為母奔喪和掃墓回國兩次，他呢！”陳生氣不聽。我也動氣了：“兒時唱：罵人不理罵自己！他們何人？自有公論！你貶損別人，只能有損你的書和你的人！”陳說鮑彤答允寫序，未果，不知是否與此有關？不出所料，看過陳書的許多朋友都說：“他罵了一切心存芥蒂的友人，把他們都視為讎敵。器量太小了！”陳在回憶錄的《說明》中，為各章提供資料而感謝了一百多人，而我是“對全書寫作過程中指導與幫助”的僅數人之一。我為此而猶豫、而憂鬱。

我1984年在莫干山認識陳一諮，國內參與他的體改所、青年經濟學會、政改辦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工作，海外參與他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學術工作。他的遠見卓識和廣闊胸懷，團結了眾多精英志士，成就了一番事業。但是在晚年，身體虛弱事業受挫，心理健康和精神狀態明顯欠佳；人性的弱點、人品的瑕疵便顯現出來。英雄遲暮、哲人其萎，我只能引以為鑒！

陳一諮去世

2014年4月陳身體極度虛弱，女兒吳笙來美。14日17時，吳給我打電話：“父親15時去世，你明天可來家告別、商議後事。”15日10時我如約到陳家，陳妻肖雨和吳笙接待。我到客房向躺在床上、好似安詳熟睡的陳一諮三鞠躬。牆壁上掛著體改所幾十人署名的輓聯和陳的幾張照片。我一個人陪伴老陳良久，思緒萬千悲痛心疼，他還不滿74歲呀！隨後我與肖雨吳笙商量具體的善後事宜。下午我聯繫世界各地的老陳好友，趙二軍和萬潤南請我以三人名義送一貴重花圈。18日我再去陳家，陳的女婿已到了；我們檢視各項有關事宜的落實情況。

4月21日9時，遺體告別儀式在中華殯儀館舉行。紐約來的洪朝暉主持、羅小朋致悼詞，百餘人參加。11時，陳的家人與專程從紐約趕來的洪與羅、張艾枚、于大海、李進進等和我，護送遺體到火葬場火化。12時，陳家親屬請上述十幾人午宴。這些人大部分是我的十年未見的老朋友，大家低調敘舊幾小時，下午我把幾位送到機場。

13-11 與許家屯結成忘年交

2009年《華盛頓郵報》欲了解習近平，詢問何頻。何想到我曾考察過習，通過萬潤南找到隱居的我；便產生了該報上我的文章，何也與我恢復聯繫。6月何頻與高伐林來洛杉磯採訪許家屯，他們是多年的忘年知己，已採訪多次，這次也介紹我與許認識。我佩服“六四”時許的表現，也看過他離國後的著作。93歲的許家屯住在洛杉磯東一百公里、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的稿費購買的二層小樓。私人助理李海倫照顧起居，經濟狀況好時僱有保姆，小女兒退休後、於幾年後也來同住。

從此我成了許家常客，一兩個月去看望一次，當然不能空手去了。他家沒保姆時，我還從淮揚餐館打包，帶些許老喜歡吃的江蘇家鄉菜。每年回國前去請示：“國內嘛事要辦？”返美後匯報中國見聞，買些碧螺春茶葉等江蘇土特產，說是許的部下送給老首長的；為老爺子一減思鄉愁，二增自豪感。與許老討論交流時，談歷史：同齡的家父與許都是“三八式”的新四軍，我又出生在江蘇，格外親切；講現實：許認為中國都好、美國皆壞，共同語言較少。看未來：他滿懷期望、企望和乞望能“葉不落歸根”，我不忍心讓這父輩的鮐背老人絕望，違心安慰他：“可能不久就可以回國了！”我還問：“那你為什麼離開中國？後悔嗎？”許答：“江澤民和李鵬要狠整我，‘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胡錦濤和習近平很好，將來會讓我回去！我不後悔當初的抉擇,我當然不能支持鎮壓！”就為這最後一句，我敬佩許老爺子！下面是幾年中，印象深刻的事情——

2010年12月，許家屯在美墨邊境的聖迭戈市中華歷史博物館，舉行離國20年首次、也是唯一的公開演講，暢談他出掌新華社香港分社、以及來美後的心路歷程。我隨同前往，看到演講廳聽眾爆滿，散會後許被圍得水泄不通，欲合影、簽名者竟需排隊。許又露出久違的、香港人熟悉的“許氏招牌笑”。

2011年3月在例行家訪時，許家屯說眼睛更加模糊了。美國65歲以上的老人都有國家的醫療保險，交夠10年稅的，享受較好醫療條件的“紅藍卡”；否則像許，就是較差的“白卡”，醫生不願看白卡病人，不是急診就要排隊等待很長時間。15日下午我托好友眼科張醫生給許門診檢查，結果是白內障嚴重，預定24日手術。晚上我預訂了在當地最豪華的、唐國強等明星來洛杉磯舉行見面會的御珍樓餐廳，宴請張醫生夫妻，以示感謝，許老和海倫作陪。御珍樓距陳一諮家很近，陳知道我認識許，想見。我徵得許同意，接陳過來。酒過三巡菜快掃淨，騰出嘴來開始辯論：老布爾什維克與民運骨幹、許老與老陳，針鋒相對各不相讓。陳平時兩人交談都像大會上做報告底氣十足，許一生氣也嗓門就高，我們勸阻無效，兩位吵得周圍食客側目，服務員都過來勸架。最後不歡而散。24日白內障手術完畢，海倫陪許老到醫院附近的我家午餐和休息。許對老陳餘氣猶在：“小閻你是小反動，老陳是老反動、大反動！我過去對他的較好印象蕩然無存。”海倫打圓場：“閻大哥勞民傷財挨你罵，還笑嘻嘻，好人哪！”

2011年5月，何頻一人來洛杉磯，我接機後直接去許家屯家，我們在許家住了三天。許對何閻二人，深入詳細全面地談了他的革命歷史、對當今世界的看法和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展望。當然每次的熱門話題、保留節目總是回國！許通過黨內的層層渠道，爭取回國的種種努力，都是泥牛入海無消息，他希望、失望但不絕望。每每此時，我眼濕、喉澀、心疼！我根本不看好，但不能說破，只能安慰。20年啦，風燭殘年行將就木的95歲“老朽”，高抬貴手放他一馬，又何妨？！離開許家，何頻住進我家附近的希爾頓酒店，處理他的“公私”業務。臨行前一天，何到我家作客聊天，約好許家屯下午到我家附近餐館為何頻餞行。時間已過，我們在餐館左等不來、右候不到，海倫在高速公路上開車載許、不敢接電話。過了一小時，海倫才從家中來電話。原來：赴宴路上海倫順口說起：“朋友回國歸來，講國內腐敗猖獗。”許大怒：“你們這些反動分子，就會污衊我黨和國家，看不到美國更腐敗墮落。太可氣了！我沒心思去吃飯了，開車回家去！”海倫下高速、停路邊，費盡口舌、檢討加道歉、勸了半天毫無效果，只得打道回府。我啞口無言片刻，感嘆：“這種堅貞的老邁的黨外布爾什維克（許早被黨開除），還不讓回國，天理何在？”玩笑沖淡氣氛：“咱倆小反動吃，我還省了一半銀子呢。”

2016年6月29日，許家屯逝世，享年100歲。

6月23日晚，回中國四個月、返美十幾天的我，為剛從紐約來洛杉磯參加文革五十周年研討會的何頻、馮勝平、高伐林接風，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的公子金建一作陪。餐後與我們驅車直奔百公里外的許家屯家。許四月病危兩度入院，搶救過來堅持回家；現已病入膏肓，護士陪伴在旁。我們進入臥室，許老安靜地昏睡在床上。隨後我們與海倫及從中國趕來的許的次子和次女，一起商量許的後事。金建一介紹，父親去世時的殯葬經紀很專業，於是立刻請來該經紀，商定了殯葬活動的大事細節。我回到家已凌晨3時。

6月28日開完文革研討會，估計許可能維持幾天，何頻、高伐林、馮勝平和我開車南下墨西哥散心，當晚住在聖迭戈旅館。剛睡下來了電話，海倫哭著說：“剛才，12點12分，老爺子走了！”何頻和高伐林立即在網上發布訃告和有關照片，我們幾人似睡非睡，天沒亮就趕回洛杉磯，與許家人見面，落實六天前確定的相關事宜。加州規定，人死後憑醫療証明報告政府，批准後方可火葬。再確定追思會日期，大約需要十天。我們四人駕車東遊，與許家保持熱線聯繫。

2016年7月，向百歲老人許家屯告別。

7月9日，我們在美西遊覽後，南下墨西哥再返洛杉磯，直奔許家，與她們商定後兩天的安排。

7月10日12時至17時，在森林草原墓地舉行遺體告別。幾十位親密好友和家屬參加，其中有萬里次子萬仲翱。花圈過百，有趙紫陽、萬里、彭沖後人送的。我以個人和以清華校友的名義（眾多校友得知消息委託我代送花圈）送了兩個花圈，我們全程陪同家屬接待來賓。

7月11日12時至15時，追思會在同一殯儀館舉行，百餘位親友參加，何頻代表好友講話。禮堂左邊首排坐著許的親屬，右邊首排是何頻和我等四位“往年之交”。追思儀式結束後，何頻、金建一和我等許家屯晚年交往密切的八人，扶棺移靈前往火化。晚餐許家宴開四席答謝好友，夜11時我送何高馮三人上飛機回紐約。結束了近20天的送別許家屯活動，也結束了我與可親、可氣、更可敬的許老爺子的八個年頭的忘年之交。

2014年向東方送走執著追求民主的萬潤南，回到他的第二故鄉、自由的法蘭西；向西方送去篤信佛教的陳一諮，去他向往的佛國；2016年的現在又送黨外布爾什維克許家屯，去見他終生信仰的馬克思。美國加州三位可敬的流亡朋友都離開這裡，我“跟屁蟲”的身份和志願者的使命也告終結。準備遷移美東。

第四節 文革五十周年的三場研討會

13-12 清華“文革校友”文革反思聚會

2016年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端50周年、終結40周年。“不忘初心”的中國知識分子，要衝破重重阻力，隆重紀念和徹底反思。紀念本是中性詞，但因眾多逝去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逢五逢十的冥壽，官方需要經常大肆紀念，“紀念”就被誤解神聖；其實壞事也需紀念，如“南京大屠殺”。4至6月，我先後在中美的三個文革研討會上發言。

2013年，清華同學孫怒濤提議校友們撰寫回憶反思文革的文章、結集出版，我沒理睬。擔任“文集顧問”的好友向孫主編舉報：“閻淮在寫回憶錄，文革部分肯定精彩。”孫隨即禮賢下士數次約稿。我被感動，次年把三萬字的《一個老紅衛兵的回憶與反思》交出。2015年，《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由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國內流傳甚廣、各界反映較大。校友網上逐篇刊出，拙作得到最多好評；海內外許多網站都轉載我文。孫怒濤決定藉勢於次年舉行名為“校慶座談會”的文革反思聚會，百餘校友踴躍報名，楊繼繩、秦暉、閻長貴、唐少傑和我等8人被推舉為特邀發言嘉賓。

2017年4月，北京，清華校友為作者接風，楊繼繩欣然答應寫《代前言》。

2016年初孫怒濤組建會議籌備組。我3月回國，與籌備組看了幾處會場，最後選定北京奧運村附近的亞奧國際酒店，3月21日簽約並繳納定金。隨後我陪“歐盟援華環保小組”到東北等地考察評估，4月中旬回京，22日會議的一切準備工作全部就緒。

4月20日晚，突然接到孫怒濤電話，說亞奧酒店剛以治安理由毀約。我秉承“危機時，見好則收、遇壞就上”和“無事不惹事、遇事不躲事、出事不怕事、完事不想事”的“八事原則”，立即申請加入籌備組，協助處理變局。

21日上午，我開車載杭州來京的孫怒濤，一同參加籌備組緊急會議。我們想到清華附近擁有10桌大包廂的“郭林家常菜”。因與戴晴、吳偉等有飯局，我先行離去。孫怒濤等中午去“郭林”視察試吃。滿意！訂菜、簽約、交定金。在微信群通知：“座談會改為聚餐會，只是吃喝玩樂吹拉彈唱，可帶白酒一醉方休！”原定討論一天，中餐謝絕烈酒。現在如此通告，就是向無關方面求饒，高抬貴手、放我們古稀老朽一餐！

21日晚，籌備組等人在大鴨梨烤鴨店就餐，檢視明日聚餐準備工作。突然家住昌平、中午簽約的同學來電話：“郭林家常菜來電話說煤氣管道檢修取消明日訂餐，讓立刻去取回定金。我說住在遠郊區，明天再取。他們說馬上來我家送定金，並要拿回菜單，今夜一定要把一切了結！”頓時歡聲笑語變成莫言無語！同時，清華發言教授來電話：“領導不讓參加此會。”有人無奈：“胳膊擰不過大腿，算了吧。”孫怒濤以拳擂桌：“我心有不甘呀！”我趁勢建議：“這裡北面小街上的合川大酒樓有二三十人的大房間，周五中午不會緊張，我們不預定，明天一開門就去佔了。研討大會改成國外和京外校友參加的小型會議。”大家贊同，立刻在餐館包間裡行動起來。微信群通知聚餐會取消，明天下午在清華園開“見面會”。我們不敢使用微信，就電話逐一通知“臨時海歸”和“專程進京者”。電告敏感人物楊繼繩：“明天上午去看望你，請在家等候。”（次日“看望者”用汽車把楊“劫持”來參會）對更敏感的蒯大富則暫不通知，明天上午再告之，結果次日蒯已去清華來不及趕到合川。

2016年4月22日9時至14時，清華文革時在校同學30多人，三易會址後終於在合川大酒樓（北京亞運村店），艱難地舉行了微型的文革五十周年反思研討會。囿於是餐廳不是會場，只有楊繼繩宣講了《為什麼歷史學成為當代顯學》，其他到場的發言嘉賓只簡單介紹自己的論文提要，主要時間是自由發言。我的感慨議論是：“清華文革校友大部分是執政的共產黨員，開會卻要地下黨作風；黨的一大兩易其址，我們卻三易會場。都是70後的耄耋老朽，響應黨中央‘徹底否定文革’號召，開個反思文革會，就洪水猛獸了？幾個自信怎麼蕩然無存啦？”15時至18時，近百文革校友集聚清華園，先在大禮堂前合影留念，再到清華荒島暢談海聊，歌曲才藝戲劇清唱穿插助興。散伙後，我開車先送蒯大富夫婦回旅館，再與孫怒濤一同回我們的酒店。蒯太說：“清華的團派、四一四、老兵，三大派的頭頭在這小轎車中大聯合了。”我接茬：“若出車禍，三派都沒責任，敵對勢力就栽贓老共了！”

5月，孫怒濤設立清華文革反思微信群，百餘校友專門討論夭折的四二二討論會的論文。孫通知我：“後天討論你的發言，正好趕上‘516’，有顧忌嗎？”我答：“516？我的榮幸！我是上無敬區、中無誤區、下無禁區。好話：百無禁忌；壞話：活豬也不怕開水燙！”討論的結果，我不好意思說，當然是好評如潮。海內外網上盛傳、美國出版的《明鏡月刊》2016年7月號刊登萬言拙作《獨具毛澤東特色的中國文革——在“清華文革研討會”上的發言》論文最後注明日期“2016.4.22”。文前的副標題和文後的時間，是我強調必保留的，以此紀念那“開而未開”的“清華四二二”！

13-13 洛杉磯加大知青研討會

新世紀初，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邱新睦的研究知青的論文寫道：“崔武年和閻淮的《談談老三屆》，是國內知青研究領域的第一篇專題論文。作者運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論述和分析了知青老三屆的教育基礎、特殊經歷和現實狀況；認為老三屆是自覺對社會負起責任、經過磨難和反思的一層人。該文有理有據、平實可信、有很強的說服力，可以視為國內知青研究的開端。”

我到洛杉磯後認識了“南加州知青協會”的領導邱新睦，為感謝上述的謬獎，我應邀為邱主編的《知青》雜誌撰寫文革回憶文章，並參加他們知青協會的活動。

2016年5月，我在北京接到邱的電郵，邀請我作為南加州知青協會的代表，參加6月在加大洛杉磯分校（UCLA）召開的知青研討會並重點發言。推託不掉，只好應允。

6月22日，我在加大圖書館召開的知青研討會上的發言《毛澤東的烏托邦與知青上山下鄉》，要點如下——

一、獨具毛澤東特色的中國文革（上述清華研討會論文的主要觀點）

毛式烏托邦導致知青下鄉

1、“五七指示”是毛烏托邦理想的集中表現

1966年8月8日的《關於文革的決定》即“十六條”，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即“掃四舊”定為文革的重要目標。

此前的5月7日，毛寫了《給林彪的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提出：“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農民以農為主，也要……學生以學為主，也要……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

如果說《十六條》是毛澤東文革“大破”的綱領，那麼《五七指示》就是文革“大立”的綱領。毛澤東對整個社會模式構思宏大的美妙設計。這就是毛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大同理想世界！

毛對社會中主要的三種成分，認為工農是皮、知識分子是毛，其關係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毛對各種知識分子最不放心，文革中的具體做法是：大知識分子的幹部，到“五七幹校”；中知識分子的大學生，畢業分配“四個面向”，即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小知識分子的中學生，則基本全數下鄉。

2、下鄉是毛的理想、知青的不幸

1968年12月毛發出一句頂一萬句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毛的目的真是想讓中學生接受農民再教育，與工農相結合，鑄造一代新型知識農民。儘管有人高調“青春無悔”，我卻低調“青春無奈”。自願選擇，存在悔與不悔；被迫下鄉（包括農場兵團），只能無奈！否則，怎麼不讓您的寶貝子孫，再下鄉“土插隊”，而只想出國“洋插隊”？

三、文革中最淒慘不幸的就是下鄉知青

1、知青在“三大差別”的下風口

“走資派”和“走社派”的父母輩去幹校，幹部“解放”一批，回城一批；最後幹校廢除，全部衣錦還官；年老的離退休，補發工資，發點小財；體壯的升官增祿，權財雙收。

我僥倖早生兩年，混進大學；兩妹一弟，全部下鄉和兵團。馬列講“三大差別”：城鄉差別，我在縣城、弟妹在鄉下；腦體差別，我技術員費腦力，弟妹種地拼體力；工農差別，我是職工拿旱澇保收的工資和享受小病多藥的公費醫療，弟妹是農民賺工分。“三大差別”倒霉的知青都在下風口！

2、禍延幾代、一生夢魘

文革1700萬知青中，後來上各種大學者150萬。不足10％的佼佼者，上至總書記、下至各類成功人士，現在可以和保爾•柯察金一樣：“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他們可以自豪地說：我青春無悔！其他超過90％的知青，回城後絕大多數人迅速或緩慢地被邊緣化，成為城市中最不幸的弱勢群體。他們的父母、子女的幸福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五十年前，毛澤東，傑出的烏托邦主義者和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的中國美夢，成為知青們終生的夢魘！（美國《新史記》雜誌2016年出版的總33期，全文發表此論文）

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在美國的華人和洋人學者，還有中國來的復旦大學的金光耀教授等人。

13-14 洛杉磯文革國際研討會

2016年6月24日至26日，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等四機構在洛杉磯召開“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參加會議的學者有六十餘位，主要來自美國，其次是中國大陸的十幾位，還有幾位其它國家的。媒體評價：這是文革研究的一次全球性的、水平最高的會議，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我由於忙著病危的許家屯的有關事宜，只把清華研討會的論文作為書面發言提交會議。會後美國的《匯報》2016年7月號，是《文革50年紀念專號》，刊登了19篇文革專論，第一篇就是我的《獨具毛澤東特色的中國文革》，《明鏡月刊》7月號也刊登此文。其摘要如下——

社會主義國家政治上的共性：領袖獨裁、官員特權；黨內清洗、黨外整肅；思想鉗制、輿論一律。但是中國、且只有中國發生文革，只因中國有“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的，世界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林彪1966年9月18日）。毛確實既異於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領袖，又不同於中國其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一、毛澤東獨斷朝綱、決定文革的起承轉合

1、文革的發端

1966年中共八大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七大常委，只有毛一人積極文革，周林二人不得要領地緊跟慢跟，劉朱陳鄧四人糊里糊塗地就作為革命對象先後分別被批判整肅。

2、文革的繼續

1969年中共九大的五位常委中：周恩來在1967年說,“文革三年算一次吧，已經是相當長了，一年發動，兩年勝利，三年掃尾。”林彪和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也認為文革應該立即結束，需要發展經濟。康生態度曖昧。只有毛一人堅持繼續文革。

3、文革的結束

1976年毛逝世。“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毛若不死，文革未已。文革前的七大常委，文革中三人慘死 (劉整死、林摔死、周累死)。毛若像善終的朱陳鄧三人，活過九十歲，在座諸公，還能想：考碩士、讀博士，留歐美、當教授，混高工、發小財？做你的中國特色的黃粱美夢吧！

二、毛澤東早年經歷的刻痕

1、知識的局限

我在長沙第一師範看到毛自豪的話：“我沒有正式進過大學,也沒有到外國留過學,我的知識,是在一師打下了基礎。”澤東的驕傲，中國之悲哀！

2、對下層的同情

對毛影響甚深的是他17歲時長沙的搶米風潮，饑民受到鎮壓。他說：“我從此把它記在心上。我覺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樣的普通人，對於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從小就萌生公平、正義、平等的民粹思想，經常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3、反智傾向

43歲的毛在回憶近20年前在北大圖書館的四個月，耿耿於懷：“我的職位低下，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反右時，大右派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對毛刺激極大。1964年毛說“讀書越多越蠢”。

三、毛澤東異於各國共產黨領袖

1、作世界革命領袖的強烈欲望

斯大林逝世，毛澤東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願望生成；赫魯曉夫下台，世界領袖的桂冠唾手可得。馬恩“發明”階級鬥爭、列斯“發明”無產階級專政、毛就“發明”專政下繼續革命。文革即是繼續革命的實驗和典範。

2、反對修正主義和防止資本主義

文革前毛澤東認為：全世界，在野的共產黨基本已經變成修正主義，執政的社會主義大部分開始資本主義復辟；在中國，親密的戰友七大常委中，只有林彪表面還可以，劉周朱陳鄧都是變修了的走資派。為了防修反資，必須打掉走資派、發動文革！

3、徹底的民粹主義

毛澤東根深蒂固的民粹思想和對現代管理知識的匱乏，對現代政治必是“精英政治”，現代管理皆是“科層制的官僚制”深惡痛絕，極力推崇“巴黎公社精神”。他企圖不斷發動運動和借助民間力量，約束官僚權力、限制權力腐化。

只有徹底民粹的毛澤東有如此氣魄！只有毛在掌權後，還敢號召“造反有理”！李銳說：“前社科院長胡繩晚年覺悟了，說毛澤東不過是個民粹主義者。”

4、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

1966年8月，毛主持制定的《十六條》,把“掃四舊”定為文革的重要目標。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哪個國家敢徹底破除、哪個國家能徹底破除？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寫了《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文革“大破”的綱領，那麼“五七指示”就是文革“大立”的綱領。對整個社會模式在此都有構思宏大的美妙設計。這就是毛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

結語

毛不在了，毛的體制還在，文革的土壤和基因還在；因此，具有文革特徵的社會現象有可能、並已重演。2012年“九一八”，全國範圍的官辦非法遊行；“打砸搶燒砍”層出不窮，暴民橫行鬧市、豎行要衝、無法無天。正是：下有義和團、上必仍慈禧！當時我斷言：文革距我們只有半步之遙！

同樣只要毛產生、產生毛的體制健在，克隆、複製、山寨，乃至三D打印小號微型的毛，並非科幻。“紅唱黑打”的薄熙來即是！

在中國乃至世界，人類萬年文明史中，浩劫能幾何？50年前，我們有幸或不幸親歷了，當年太愚蠢！半個世紀後的古稀之年，腰彎腿曲、髮禿鬚白，耳背眼花、幾近癡呆，一把年紀、半截入土，終於明白些許。君子動口不動手，不敢幹點嘛，總可說點啥？！於是，就碼出這些字，費了這些話。

第五節 2015至2017年三次赴紐約開會

13-15 中國研究院中國式病毒研討會

2014年，萬潤南返回法國，我不必再去北加州；陳一諮逝世，在洛杉磯照顧他的任務終結。2015年輕鬆了，何頻希望我秋天去紐約參加關於中國式病毒研討會，多倫多的校友邀我“當面請教”並觀賞紅葉。我離開紐約15年了，加拿大只去過西部，於是欣然答應北美東部秋遊。

2015年9月，由旅居美東的中國學者組成的民間智庫“中國研究院”（負責人何頻），在紐約長島舉行中國式病毒研討會，來自美東的紐約、新澤西、華盛頓的十幾位學者參會發言。

我的發言摘要——

國內學者對腐敗只是著眼中國本身的問題。何頻提出的“中國式病毒”，是對世界精神健康的極大威脅。

20年前我在新加坡政府研究所，應李光耀之命，撰寫論述中國腐敗的兩萬字文章。最後提出對中國的建議：經濟改革健全制度——不能貪，政治改革健全法制——不敢貪，適當高薪——不必貪，道德教育——不想貪。新加坡把此建議提供中國，結果不得而知，也可想而知！

中國現在是人人恨腐敗，人人想腐敗。誰若認識個小官，都想走關係撈點兒好處。

政治學上講，社會有三種形態：極權社會，威權社會，民主社會。

我通俗地說：極權社會：把政治經濟全管制了，腐敗不容易發生。民主社會：政治經濟全部放開，不易腐敗；有點小腐敗，容易糾正。威權社會：政治管住，經濟放開。政治權力，必然要尋租經濟利益，因此腐敗蔓延。例如民主化前的亞洲諸國：中華民國，在大陸和台灣，腐敗都很嚴重；韓國前總統，沒有不腐敗的；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家族腐敗到什麼程度？菲律賓的馬科斯夫婦大家更了解。南美的軍政權也腐敗了得。

我認為：是威權社會造成了中國的腐敗不可避免性，目前的中國必然腐敗！韓國、菲律賓、中華民國，太小了，他們當年也可能產生“韓國病毒”等等，但影響太小了。

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廠和市場，世界500強，都進入中國。這些企業，整天找關係、避規則、鑽空子。很多高幹子女，在給他們當買辦。我要是想到中國辦個企業，也會去找哥們兒，不找平民子弟。

另外談談人性。我覺得“中國式病毒”主要是制度決定的，我不同意說是人性決定的。人性我總結三句話：“趨利避害，善惡並存，千古不變。”人類文明近萬年，中華文明3700年，人性沒有本質的變化，人是變聰明了，但未變善。斯坦福大學著名的囚徒實驗，最近拍成電影了；還有電擊實驗，都說明權力腐蝕人性。所以我說，腐敗、病毒，是制度決定的；在制度面前，人性什麼也不是。新加坡75％的華人，香港95％的華人，制度一變，都是良民。而中國，不時就出現刁民和暴民。不只是中國，全世界的共產制度都一樣。

何頻提出“中國式病毒”的意義就在這裡：病毒正在侵蝕我們大家賴以生存的唯一地球，套用北京奧運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病毒。雖然美國百姓沒有關注這個問題，但是500強的企業家、有良知的思想家、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應該重視。要讓他們知道，當今就是要將“中國式病毒”的威力看得重一些。不是需要他們救中國了，而是要救救世界、救救普世價值了。

這個普世價值，在中國蕩然無存了。過去，我不恨共產黨；現在，我有點恨了。恨他們把中國三代人四代人全部的道德摧毀殆盡：從老太太“碰瓷詐倒”到天真幼童——你問他“長大幹嘛？”“我想當貪官！”

中國已經找不到一片綠洲了！本應該是最正直、最善良、最純潔的那些人，像象牙塔裡的科學院院士，“心靈的工程師”的教師， “白衣天使”的醫生護士，都被污染得面目全非。這才是這個制度對中國造成的最大禍害：13億，幾代人！德國納粹、日本軍國主義，那還好辦，就一代人麼，變壞了，制度一改，還容易再變好。但像中國幾代人，人心變壞，還要繼續壞下去，還要壞到世界上去，要挽回就難了！

盧梭在《懺悔錄》中說：“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官為器、民為水。腐敗不僅會毀滅一個政權，更會使人民道德墮落。

何頻是老朋友啦！25年來，我第一次當面這麼誇你。只因為提出這個令人深思、敲響警鐘的世界性、世紀性的嚴重嚴肅嚴厲的問題。

我的即席發言被收錄在美國的《內幕》雜誌第46期和《中國再入險境》（中國研究院主編，明鏡出版社，紐約，2016年）一書中。這本書還收錄了我在中國研究院其它兩次研討會上的發言：

其一，2015年習近平與馬英九歷史性會面，好友馮勝平撰文《和平統一在望、台灣在劫難逃》，徵求我的意見。我反駁馮的文章，後來作為中國研究院研討會上的書面發言：《和平統一無望、台灣續寫民主》。我的結語是：“兩岸現狀——一國兩府、一國兩治、一國兩區、一中兩國。近期展望——台獨無望、統一無期、維持現狀、改善關係。”此文後收錄在哈耶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朱可新著《習馬會內幕》，以及《大事件》雜誌第51期。

2015年10月，作者參加紐約“中國病毒”研討會。

其二，在中國就認識的老友翁寒松，赴美出書《中共是怎樣煉成的——毛澤東周恩來44年權鬥史》的評論。我不同意翁書的兩個結論：毛周鬥爭史是濃縮的中共史；周始終佔據上風，藉機闡述了自己的治學觀點：“新修史著，應四個方面突破：新史料、新史識、新方法、新高度，翁書皆欠缺。討論三層次：事實判斷、價值判斷、情緒宣泄。學術論著：應事實判斷多些，誘導讀者得出作者的價值判斷，情緒宣泄少少易善、‘零宣泄’最佳。老翁稍差！”我以自己學術討論的態度結束：“我是文革前清華工科生，學制六年，學兩年就革命了。儘管有畢業証書，但不是畢業，甚至都不算肄業，只是輟學。文革後流行‘自學成才’，我是社會學科的‘自學未成才、不學有歪術’的偽學者。我在學術討論中告誡自己：不計態度、只辨真偽，不論動機、避免誅心，不動感情、非中取是。即不針對對方的立場、動機、態度、情緒等非學術因素評論。我期望上述評論，不違背這些條條框框清規戒律。”

離開美東15年啦，物是人非！紐約、新澤西、華盛頓依然故它，朋友們小的長大了、大的變老了。會上會下遇見許多故交，而特意登門拜訪的只有年齡和學識都高於我的阮銘、阮若瑛夫婦，嚴家祺、高皋夫婦，還有一對都出自北大、都姓陳的教授夫婦三家。

13-16 中國政治變局與前景研討會

“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前景研討會——正義與邪惡的博弈、國際社會的道義責任與選擇”，2016年10月初，紐約。

前一年我在中國研究院的三次發言公開發表後，一些民運老朋友與我恢復聯繫。其中有錢達，現任台灣中華復興黨主席（極藍急統），是原“民陣”同事。他從台灣民主基金會得到兩萬美元籌備此會。他邀請我赴會，並通過我請到何頻和馮勝平，馮又請了羅瑞卿之子羅宇，使此會“增光添色”（錢達語）。

首日會議，在紐約大學舉行，使用英文，發言者洋人教授居多。備受矚目的是劉亞洲上將的胞弟劉亞偉的發言，“透露他內心的矛盾及對中國政治前景和前途的憂慮”（香港《動向》雜誌評論語）。

後兩日的會議，移師華人區的喜來登酒店，六七十位華人與會。除了大紐約地區的人士，仍活躍的民運人士從歐洲、亞洲、澳洲、加拿大和美西，幾乎到齊；曾任和現任的黨主席二三十位。

第二天上午，第一單元的發言者是魏京生、陳破空、我、胡平。

我沒有發言稿，只在魏京生發言時拉了個提綱，以“中國民主化展望”為題，簡單回顧我27年前在法國參議院、26年前在台灣陸委會、25年前在美國國務院、24年前在新加坡總理公署……所闡述的一貫觀點：從黨內民主到全社會民主的路線圖，重複我四年前在族群領袖研習營對中國政治現狀的事實判斷：依然是黨國、黨軍、黨統司法、黨管幹部、黨控新聞文化，憲法賦予的言論結社等六大自由殘缺不全。總之，有憲法、無憲政，有“民主黨派”、無民主和黨派！應該“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若省、部長們民主了，哪個“右派”沒有幾個高級朋友，“右意”可以上達天庭了。若全黨民主了，八千萬黨員就是民意，全民民主指日可待！我最後說：“我個人性格是樂觀主義，但對中國時局是悲觀主義，我可能有生之年見不到民主中國啦。”

下午羅宇、何頻、馮勝平先後發言，表達與大部分人激烈發言不同的溫和理性的態度。何、馮、我和羅，是會議“溫和派四人幫”，受到會議主流派會上會下多次批判。尤其以兩位教授為甚，說馮和我“滅民運士氣、長共黨威風”。馮性情中人，氣得說不出話；我回敬：“會議號稱國際研討會，就應有學術性。這又不是民運誓師大會，不存在士氣與威風問題，否則我們還不來呢！”

明鏡電視、陽光衛視和新唐人電視全程錄像，並及時傳到網上。華人報紙雜誌也派員採訪並作報道。我不願惹事，拒絕了新唐人和幾家報刊的採訪要求。

13-17 “習近平的下一步”研討會

2016年10月11日，中國研究院和《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聯合在紐約主辦研討會。

先是《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創刊小型會議，雜誌社社長李偉東，雙總編張博樹和王天成介紹了這個季刊的籌備情況和創刊號的主要內容。我建議：“雜誌應加強學術性，像你們的名稱一樣，增強‘戰略’和‘分析’；儘管經費來自美國民主基金會，但千萬別辦成‘民主運動’刊物。要像原來陳一諮的《當代中國研究》那樣，每期出版前多向國內專家約稿，出版後大量向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發送。”

隨後在主題為“習近平的下一步”的研討會上，十餘人發言。明鏡電視台全程錄像並在其網站播放，《大事件》雜誌2017年1月在第63期登載了全部發言。

《我對“紅二代”不抱希望》——這是雜誌為我的發言所擬的標題，以下是沒有講稿的即席三千字發言整理文字的摘要。這是我最新的發言，代表我的政治觀，這裡比較詳細地記載——

中國民主化路線圖

首先，在黨內外的促進之下，在體制內外的壓力之下，黨內有開明和民主思想的人，將會推進黨內民主——民主本是政治體制，沒有黨內黨外之分，這裡暫且用“黨內民主”這個詞吧——讓黨內派別成型，像越南那樣：最高領袖差額選舉，擁護不同領袖的人形成不同派別。其次，工會、共青團和婦聯這些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相對獨立，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真正代表那部分群眾利益的政治團體。其後，民主黨派強化政黨意識，不再自稱“智力集團”，而要成為共產黨的諍友而不是小兄弟、乾兒子。再後，社會團體和群眾組織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達到結社自由，成為對下的利益集團和對上的壓力集團，逐步形成公民社會。最後，解除報禁和黨禁則水到渠成，憲政民主成為現實。

黨內有限民主的設想：先在幾百個中央委員範圍、再在幾千個省部軍級幹部範圍內實行言論自由、民主選舉更高級領袖。國內像樣的知識分子、公知母知、體制內外的異議分子和“同意分子”，誰沒有幾個省部級朋友，再不濟也能有認識的、或能“搭上話”的個把高幹。於是黨內外的社會精英和意見領袖的高見和低見，自然就反映到“先民主起來”的“次最高層”。黨內外、體制內外、江湖與廟堂的良性互動，將緩慢、不停止、不可逆轉地形成和鞏固。

二十多年前，我提出上述“中國民主化的路線圖”的保守主張，就遭到眾多激進革命派的反對；我悲觀地預測：可能我們這些人看不到這個前景了。前幾天在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前景國際研討會上，我對中國民主前景的發言，還與何頻、馮勝平、羅宇一起被幾位著名教授批判。

對“紅二代”不抱希望

剛才主持人提到了，1991年我在《明鏡月刊》發表《回憶與反思、感恩與懺悔》。我算是“紅二代”，當時就公開進行了“懺悔和道歉”。1995年又發表文章回憶清華文革，我是清華保守派“老紅衛兵”總部委員。我提到：老紅衛兵在“紅八月”充當了“掃四舊”的打手，重現了紅衛兵的“前輩”——納粹黨衛軍“水晶之夜”的“悲慘世界”。紅二代，認真反思、深刻懺悔的不多；就整體而言，我對他們不抱任何希望。我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像薄熙來這種人，太太殺死個英國人像踩死個螞蟻，“打黑”完全是“黑打”，哪有一點人性？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都是吃狼奶長大的；前30年吸毒，後30年排毒。劉賓雁說過，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我說：在“紅二代”心中，就是“中毛澤東”和“大毛澤東”了。“延安兒女”“開國元勛後代”“將軍合唱團”等等“紅二代”組織，我有很多朋友在其中啊。他們對內，按老子官銜排座次；對外，過去到重慶去騙吃騙喝；現在還到老區混吃混喝。有些人已經落伍、被邊緣化了，還是“八旗子弟”習氣，“遺老遺少”心態！

你看“紅二代”，現在，不管仍然掌實權的、還是已被邊緣化的；前30年，無論家庭受迫害的、或是一直吃香喝辣的，他們大都建議：將12月26日定為國家節日——我說，將來把9月9日定為節日，可能更合適一些。沒有50年前的“九月九”，文革能迅速結束，你們老爹能“翻身得解放”嗎？你們自己能升大官發大財、當將軍留西洋嗎？

三、寄希望於“習近平的下一個”

研討會主題是“習近平的下一步”。我說：中國的民主化不能寄希望於“習近平的下一步”，而是“習近平的下一個”！

習近平剛上台講了憲法呀、法治什麼的；但是近三年，提出了“兩個30年互不否定”，“九號文件”雖不是他的原話，但是“幾不講”也是事實。公民社會，憲政，全世界大都公認的東西，在中國都成了禁忌。按原教旨的馬列主義、從正統共產黨的角度，習近平確實是優秀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傑出紅二代！

憲政民主，只能寄希望於平民子弟，即習近平之後。他們對這個現代社會擁有新認識，新理念，知民心、接地氣；他們沒有“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的抱負和包袱。他們家族或親友中，肯定有困難時期餓死過人的、有長期“四世同室”的、有“地富反壞右”和被“殺關管”的“政治賤民”的子孫。他們掌握了最高權力，才能真正實現：“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

13-18 明鏡電視採訪我80分鐘

這兩年去美東，都是先後住在馮勝平和何頻家裡。2016年10月中，何頻在家中電視採訪我80分鐘，在明鏡電視播出，錄音整理文章兩萬字，刊登在《名星》雜誌2017年1月出版的第22期。

採訪中，回答何頻的問題，我簡單介紹了青幹局、第三梯隊，以及考察一些政治明星的情況，當然較多地牽涉到習近平。因此，何頻把“考察習近平”五個大字放在那期《明星》的封面和書脊上，而採訪文字也以《採訪習近平的人》為題目，並冠以“封面人物”的欄目。這些內容都容納在本書中，您已經讀到，不再絮叨。只把最後部分我的新近觀點抄錄如下——

2016年10月，明鏡集團總裁何頻（右），以電視節目主持人的身份採訪作者。

何頻：你怎麼看習近平做的這些事情？

閻淮：人們常連著說“獨裁專制”，這是兩個概念，“獨裁”沒什麼，別“專制”就行。你個人獨裁了，集權了，也可以幹點好事。習剛上來時，提到依法辦事、憲法，但現在以言治罪，明顯地有專制的傾向。當年胡趙時代的“寬鬆，寬厚，寬容”，這三個詞很難用到現在的政局上。作為知識分子、無論左中右，要在現在的局勢和“三寬”中選擇，恐怕都願意“三寬”。而現在是“三不寬”吧？

何頻：剛才您很有趣，似乎要把“獨裁”和“專制”分開。

閻淮：“獨裁”是他們“趙姓”（“趙家人”是民間對權力者集團的一種代稱）自己政治分贓的家務事，與我何干？“專制”就牽涉百家姓中其他“九十九姓”啦；趙家之外的我們，不幹！

何頻：你覺得習近平把常委的很多權力拿到他手中，是正確的選擇嗎？

閻淮：我不贊成、但也不反對獨裁，過去九常委“九龍治水”時，沒有明確的分工。只知道總理管經濟，但是從來沒有明確說誰是管什麼的，很多責任分不清。從這點說來，獨裁——可能你也理解我的意思，責任和權力相對統一了，你有權力，就有責任了！現在事情搞不好，你不能推給其他六個常委，那就是你習近平的責任。成績是你的，失誤也是你的。比毛澤東那個“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好多了。

何頻：你不反對習近平個人集權，但是你反對中國現在的制度，是不是這個意思？

閻淮：對！我反對任何專制制度，我特擁護24字“核心”的價值觀，尤其是：民主、自由、法治，若加上人權就齊全了！

何頻：你覺得習近平有可能會改變這個制度嗎？

閻淮：我覺得可能性很小。

何頻：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閻淮：對於學者來說，不可輕易使用全稱判斷，不能說全無。我們加州經常地震，你們這裡地震概率可能是萬分之一，但不能說全沒有。同理，這個比喻也適用於習近平。

何頻：習近平二十大以後會繼續當總書記嗎？

閻淮：也有兩種可能性，先說可能性有無，再說可能性大小；即先定性、再定量。胡錦濤時期，沒人討論他十年任滿後，繼任的可能性。兩任“清華牌”總書記，我都認識，一個學長、一個學弟，我評價胡：“十年無作為，一朝留清史”，因為裸退。

何頻：我說江澤民不“裸退”，是無恥；胡錦濤“裸退”是無能。

閻淮：我寧可無能、絕不無恥！可能有人說我無能，但絕無人說我無恥。而到習近平就有超兩屆的可能性了。很好解套，黨內“民主”嘛，一選舉就“眾望所歸”啦。可能性超過五成。

何頻：幾十年和你的交往，我從你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

閻淮：話說反了吧？我從你身上學到的東西更多。

何頻：最開始我就讀了你很長的文章，講中國這個權力的體系，我就一直希望你能把你的經歷寫成一本回憶錄，聽說你現在已經快寫完了？

閻淮：在你的鼓勵和鞭策下，蹣跚前行。

何頻：很多的事情，希望你回憶錄出來後，我仔細拜讀。我們以後還可以做更多的這樣的訪問，向你請教。今天就謝謝你了。

閻淮：謝謝你的抬舉！

回憶錄之事，既已被何頻公開，就不宜再拖延。2016年10月離開紐約，我躲到美國中東部一小城的朋友家，隱名埋姓閉門謝客，其間怠慢許多赴洛杉磯的好友訪客，一天十數小時，半年終於完成此書。

2017年4月，李銳百歲壽宴，作者坐在李銳夫婦身後。

2017年春回北京，4月13日李銳的百歲家庭壽宴、28日與清華校友楊繼繩等聚會，我斗膽提出作序請求，老首長和老學長欣然同意；我誠摯感謝他們，為拙作雪中送炭增光添彩、劃下圓滿句號。

2017年5月10日我如約去李銳家，取他所撰寫之序。頭腦清晰精神矍鑠的李老贈我近作《李銳期頤集》，問我：“題寫什麼？”我說：“請題：閻淮老部下……。”李老嘟囔說：“你老什麼老？”孰料他竟寫下“閻淮小友存覽”。我惶恐：“友，實不敢當！”李老指著《序》說：“我寫了：我們是‘兩頭真’的老人，你認同我們“兩頭真”的理念，就是‘兩頭真’的後生，就是我的‘小友’！”《變革遠未成功，後人更需努力！》是百歲老人為我作序的標題，作為李老的小友和政治後人，我願為“遠未成功的變革”，更加努力！

2016年7月11日，作者（右四）為許家屯扶棺移靈前往火化。

13-19 在全球劉曉波追思會上發言

2017年7月，我來到美東，與明鏡出版社的編輯商討，對本書做最後的修改。恰逢我景仰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在被中共長期監禁中罹患肝癌，不幸辭世。7月30日，應邀參加主會場設在美國紐約的全球24小時劉曉波追思會，我在會上以“中共體制與劉曉波”為題發了言，通過網絡傳播。摘要如下——

極權體制，是製造和產生英雄的體制。人禍之後，必用喜劇英雄粉飾太平；風波之時，必有冤死的悲劇英雄被“殺猴警雞”。

文革結束後，體制內，國家級的悲劇英雄有被氣死的胡耀邦，軟禁至死的趙紫陽。而體制外，國家級、國際性的悲劇英雄，即是劉曉波！他們三人已經銘刻在人民心中，也必將被載入歷史的英名錄。

1901年諾貝爾和平獎設立之後，104位個人得主中，有坐過牢的，有被軟禁的，有流亡不能歸國的；但是被囚禁至死的，此前只在納粹德國發生過，但即使是極其殘暴、毫無人性的納粹，也不得不讓和平獎得主在監獄中領獎。號稱“和平崛起”的堂堂大國，卻連無恥的“第三帝國”都不如，難怪諾獎委員會批評中國政府，要對劉曉波之死負重大責任。

在紐約的劉曉波追思會上邂逅闊別多年的吾爾開希（左）。

和平時期，經常產生英雄的國家和民族是可悲的，而經常製造悲劇英雄的政府和體制是可恥的。這正是劉曉波希望和平地改革、改造、改變、改進的體制。

當年中顧委反對“六四”鎮壓的四位“兩頭真”的老人，三人已經相繼去世，只有我的老上級——百歲李銳，仍在堅持宣揚民主憲政。兩個月前，李銳為我的回憶錄作序《變革遠未成功，後人仍須努力》。他贈書題詞稱我“小友”，我不敢當。我們談到十八大後，老人的兩位老部下，我最好的中組部青幹局同事，公開上書中央，要求“解禁趙紫陽，釋放劉曉波”，結果——當然是沒有結果。老人說，你們三人都是我們“兩頭真”老人的小友和後來人。

現在劉曉波徹底自由了，但他追求的自由卻距我們漸行漸遠。

我雖然年長曉波十歲，但繼承他憲政遺志的使命卻歷史地落在我們的肩上。年長者繼承年幼者遺志，也是現行體制的新常態。改革現行體制，是我們倖存者、先出生的後來人，義不容辭、不可推卸的責任！

將來中國必將設立“劉曉波日”，讓我們共同爭取這一天早日到來！

後記

一

2011年應同學之邀寫《回憶與反思、感恩與懺悔》，回憶北京101中（本書第二章第三節）；發表後大學朋友建議我回憶清華文革，認為更有意義、會更精彩。2012年撰《清華老紅衛兵頭頭的回憶與反思》（本書第三章），小範圍傳閱，好評紛至。知己的“勸進者”倍增，力主我撰寫回憶錄。2013年動筆本書，一懶二笨，筆耕五年，終於完稿。

我72年的生命圖譜已展現無遺。自序中使用文雅詞語，描繪本人特質。現在讀者應知，用粗俗話說，我是“賴活著不如好死”和“寧願折騰而苦、決不平庸而福”的生活弄潮兒和政治頑主！

先秦哲人稱，“立德、立功、立言”乃三不朽，為後世讀書人追求的最高境界。鄙人一世無成、一事無成，不敢奢談立德立功立言，留下三十餘萬言，算是對歷史、對自己的一個交代。

二

常有人問：“辭國退黨，後悔否？”——72年，始終中國公民，以下所提之“國”皆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前文提到的前友人熟人：政界混到正副國級，部長局長比比皆是；商界幹到億萬富翁，富可敵國者有之；學界院士博導兩位數，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大有人在。我仍一介三無草民（無功名、利祿、學術職稱），最近準備回國定居；故土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只能租房。

但是，我不後悔！他們（少數？多數？）蠅營狗苟、委曲求全，（偶爾？經常？）違心偽裝、雙重人格地活了一輩子。我，自我本我、自由自在地活了兩輩子；現在享用挖資本主義牆角、矇騙帝修反老外所獲，晝心安理得，夜睡眠安穩。

時有人問：“若留國內，將如何？”

我多年如是答：“兩種可能。其一、堅持本我、特立獨行，兩袖清風、體制排斥，被邊緣化。其二、忘卻初衷、自我異化，隨波逐流、體制同化；若高明，榮華富貴；若倒霉，身陷囹圄。”

鮑彤近言：“若留官場，自己必貪！”我重新認識：客觀，威權社會政治權力含金量極高，制衡機制民眾媒體監督極缺，功名利祿酒色財氣誘惑極強，吾等凡人修煉欠缺抵禦極難。主觀，樂善好施有求必應，對方變相回饋親友，我即貪官。老鮑德能皆高我幾籌，我何德何能、焉能不腐敗墮落？！

三

親友閱過書稿，勸我切莫出版、至少目前不宜，否則極其不利。

毛澤東曾要求：不怕殺頭、坐牢、罷官、離婚、開除黨籍，即著名的“五不怕”。官職、黨籍、婚姻，我早已主動放棄；殺頭不至於、死亡遲早事；中國的牢房還沒坐過，若進去可填補履歷空白；如“監視居住”則省卻房租。

竊以為：最壞的待遇是，在海外不讓返國回鄉。留學生自願留洋，我是被迫辭國。《回憶文革》的“作者百字小傳”中，最後一句是“從心所欲不逾矩時，葉不落歸樹。”解惑說：“七十歲後回國定居。”期望此書出版時，我能在憲法第35條“公民具有言論出版自由”的祖國懷抱裡自由生存。

“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接自己去。”俗話說的是虛歲。孔至聖享年72周歲，孟亞聖83周歲。本命年之我，已經活到聖人陽壽，夫復何求，還怕神馬？

四

依照慣例，最後致謝。碼字過程中，海內外一干朋友熱情無私的協助，我永遠銘刻心田！但眼下文字上，我既不感謝國外任何人，避免被“境外反華勢力”和“無識之士”牽連；也不感謝國內任何人，避免牽連無辜！我只感謝骨灰安放在八寶山紅軍牆上的生育、養育、教育我的父母。晚年我曾評價他們：“抗日有功、內戰有過、建設有錯”，得到認同。我為“兩頭真”的父母而驕傲！

讀明朝洪應明的對聯，遐想幾句，終結本書——

閑看庭前花開花落，榮辱不驚；

遙望天外雲舒雲卷，去留無意；

近觀大海潮起潮落，心如止水；

追憶往事功成功敗，皆隨風去。

2017.7.31於紐約

網絡接罵處：yan_huai@hotmail.com

中國正變！明鏡新聞App準確掌握：
精英必選

中國局勢的不確定變化，明鏡新聞是擁有掌握能力的國際型媒體：精英人物的必選。

因為明鏡在中國局勢方面尤有獨一無二的優勢和影響力，主要面向世界各地的政治、商業、知識界精英，提供專業、多元、嚴肅、可信的內容。

“明鏡新聞App”今天上線，同時推出Android（安卓）與iOS（蘋果）版，這是明鏡集團開始將重心轉移到移動和網絡媒體的正式起步。作為有25年歷史的明鏡集團，挾其雄厚的新聞出版資源、獨立專業的背景，將使網友有機會選擇更多可信、多元的新聞資訊。

“明鏡新聞App”包含“新聞”、“雜誌”、“電子書刊”、“出版”、“書店”五大欄目，“新聞”區除明鏡獨家內幕、專訪、編譯等文章外，亦轉發美國之音、BBC中文網、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德國之聲、自由亞洲電台等百家中港台和國際媒體的報導。“雜誌”區匯集明鏡11份雜誌的精彩內容。大量文章使讀者可以掌握多種來源信息和多角度的分析。

“出版”、“書店”、“電子書刊”區蒐羅明鏡 7家出版社、11家雜誌社的實體書與電子書書刊信息，新書於最前排顯示，最新、最完整書訊絕不錯過。

“明鏡新聞App”亦提供文章分享、保存、搜索、推播功能，已是明鏡新聞網會員的讀者，在Android版上也能直接透過App登入網站，享受更多的閱讀體驗。

明鏡7家出版社與11家雜誌社為：內幕出版社、明鏡出版社、外參出版社、領袖出版社、哈耶出版社、財大出版社、國史出版社、外参雜誌社、明鏡雜誌社、匯報雜誌社、調查雜誌社、名星雜誌社、大事件雜誌社、中國密報雜誌社、內幕雜誌社、政經雜誌社、新史記雜誌社、發現雜誌社。

明鏡新聞網（www.mingjingnews.com）是一家報導、分析全球局勢的網絡媒體。讀者可選擇成為高級訂戶，訂閱《明鏡郵報》、每日接收電子報，或訂閱《明鏡新聞網》，開通所有閱讀權限。

明鏡在臉書、推特、谷歌、領英等社交媒體上設有公開帳號，即時傳播明鏡網和明鏡博客內容。

明鏡新聞網正在改版中，將提供不用下載app的手機版。而明鏡新聞App第二版亦將在不久上線。

哪裡下載明鏡新聞App？

Android 手機使用者：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tw.com.appsfly.mirror

蘋果iOS手機使用者：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ming-jing-xin-wen/id1077265998?mt=8□

版 權

書名：進出中組部──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

作者：閻淮

責任編輯：高伐林

校對：李湘蘭

封面設計：紐約客設計所

出版人：何頻

出版：明鏡出版社

網 址：www.mingjingnews.com

電子郵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版次：2017年第一版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未經書面許可，不得擅自轉登該書內容

本書內容和觀點不代表本出版社立場

ISBN：978-1-63032-065-2

Table of Contents

- 序：變革遠未成功，後人更需努力
- 前言：特權是“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
- 上部 從革命之子到反對鎮暴
- 第一章 幹部子弟的舒適園校
- 第二章 大名校中的小名人
- 第三章 老紅衛兵頭頭的反思
- 第四章 自我奮鬥小有斬獲
- 第六章 為十三大政治改革效力
- 第七章 刻骨銘心的春夏之交
- 下部
- 第八章 民陣法國分部主席
- 第九章 浩然研習營與兩次台灣行
- 第十章 一篇論文驚動美台新三方
- 第十一章 新加坡二號人物請我進他的智庫
- 第十二章 李光耀讓我到英文媒體
- 中國正變！明鏡新聞App準確掌握： 精英必選
- 版 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