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
Author: ePUBw.COM; （德）布罗德森 等著
Date: 2007-01-15T07:58:29.770000+00:00
Keywords: 二战; 历史; 德国; 资料书; 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 纳粹; 第三帝国; 希特勒
Description: 这本书是用文学的方式对纳粹历史进行科普。出版人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在这本书中介绍了纳粹的来龙去脉，尤其向我们揭示了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体系怎样拜倒在纳粹的旗下。书中的六位作者从1933-1945年间不同的生活侧面出发，六篇文章中有些是自传性的，有些是虚构性质的。唯一的例外是由历史学家莫姆森撰写的《关于独裁的兴起》，该文章全部由史实构成，为以下各篇打下基调，具有引言性质。 在本书的叙述部分中穿插的一些信息说明框，是用来解释特殊历史时期的概念和组织的，它构成了本书主体内容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词汇表。
Publisher: 中央编译出版社
Rights: 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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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6-3247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Author：Carola Stern，Ingke Brodersen（Ed.）

Title：Eine Erdbeere fur Hitler.Deutschland unterm Hakenkreuz

Copyright：©S.Fischer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5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Germany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德国S.Fischer Verlag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该作品的出版受到了德语文学在线Litrix.de的资助——一个由联邦文化基金会发起，与歌德学院和法兰克福书展合作的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德)布罗德森等著；安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

书名原文：Eine Erdbeere fur Hitler

ISBN 7-80211-356-3

Ⅰ.他…　Ⅱ.①布...②安...　Ⅲ.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Ⅳ.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6722号

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3(编辑部) 　　　　　　　　(010)66569634(发行部)(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h t t p ://www.cctpbook.com

E-mai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191千字

印　　张：15.5

版　　次：200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鲁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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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言　勇气与人情

“元首的国家”关于独裁政权的兴起

“与元首同行”纳粹如何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

天堂和地狱　从莱比锡到特莱西恩施塔特

“士兵为什么必须杀人？”战斗之日和轰炸之夜

“别说，这是为了祖国”关于那些抵抗者

1945解放之年

投降——事件与企图

遗产——残局和困惑

觉醒——审判与转型

后记　敌对印象滋生仇恨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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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勇气与人情

假如有人亲口说，我是最强壮、最勇敢、最伟大的 人，那么每个闻听此言的人都会尴尬地闪开：吹牛者没有市场。可是，假如有人把主语“我”换成了“我们”——我们是最强最棒的，是“人中之王”，是上帝精选出来统治万民的人——那么一定有很多人喜欢听。恰好还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人没有工作，食不果腹，生活总是一盘散沙。当人们生活得一团糟的时候，他们愿意信赖一个承诺带他们走出危机的人。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正一步步走进危险。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阿道夫·希特勒似乎肩负了德国的希望。“一战”以后，德国不得不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投降。希特勒向德国人保证，要让他们摆脱这个令人感到丢脸的“国耻”；他保证，让他们继续工作；他保证，要结束党派之争，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众联盟”。

德国人给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成了历史的弃儿。他们输了“一战”，没了皇帝，历史性地第一次成立了共和国——魏玛共和国，还建立了民主制。可惜这个里程碑的根基不够牢固，民主制度摇摇欲坠。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奉行民主的政党内部。一些人跟希特勒同流合污；另一些人希望，希特勒一旦当上总理，就能变成一个严肃的政治家。许多人坚信，笼罩全国的纳粹主义乌烟瘴气很快就会消散。

在德国，搞民主并不容易。人们更习惯有人“从上头”对他们发号施令，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服从什么。在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里，要搞点什么政治活动必须首先得到众人的一致同意。所以，若有人争执孰是孰非，或为一个普通事件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就再正常不过了。那个时候，在许多人眼里，议会就是一个“嚼舌头的地方”，里面的人“只会空谈”，不会决策。民主太繁琐，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认识更好的政体，能保证首先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给我们带来更大自由。这很关键！因为在法律法规触及不到的领域，就是赤裸裸的恐怖大显身手的地方。

纳粹根本没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他们蔑视这一套。他们自立“规矩”，身后还有许多人推波助澜。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在本书中告诉我们哪些人曾是纳粹的帮凶。而纳粹早在上台之前就已经决定，利用这些人数月之内把德国变成一个独裁国家。

然而，他们采取了双轨策略。一方面用恐怖和暴力对付社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对付所有不合作者、不听话的人。另一方面，绞尽脑汁为自己的政策拉选票：人人有工作，享受一定的福利，希特勒给了他们自信力。人们对希特勒的狂热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从“希特勒草莓”(1)和无数封写给“元首”的情书中可见一斑。他先把青年人拉到了自己这边。野外侦查游戏，列队方阵，长途野营，夏令营——对许多青年人来说，这是一段丰富多彩的时光。希尔克·洛伦茨讲述了一个社团里的生活有多么的吸引人。

事实上，“民众联盟”只是一个骗人的假象，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全民大众构成的联盟体。来自莱比锡的犹太女孩儿汉纳罗尔，在米尔亚姆·普莱斯勒笔下，亲身体会到了这个谎言。她在丹麦有一个庇护所，但就连这个小小的中立国也被德军侵占。一天夜里，汉娜被抓走，带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她是幸运的：她活了下来，战争结束前不久，她被瑞典红十字会解救出来。

那些年里，数百万犹太人死于非命，其中150万是儿童。著名的幸存者埃利·维泽尔写道：“并不是所有被纳粹害死的人都是犹太人，但，只要是犹太人就会被害死。”

遇难的还有吉普赛人、辛提人(2)、罗马人，他们跟波兰人和苏联人一样被当做了“下等人”遭到追捕。希特勒扬言要为德国的人中之王们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要让“东方民族”成为德国人的劳动奴隶。于是，他不断蓄意挑衅，发动战争。乌苏拉·韦尔费尔讲述了杜伊斯堡附近一座公寓里的房客们如何度过这场战争的故事：第一场“闪击战胜利”，防空洞里的日子，战地飞书，轰炸的夜晚。公寓里的人并不是全都幸存下来。一开始就反对纳粹的埃里希，在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参加了“民众冲锋队”，后来因伤而亡。

尽管面临恐怖和战火，总有一些人对现实无法坐视不理充耳不闻，他们从事着抵抗运动。赫尔曼·芬克介绍了“埃米尔大叔”组织如何帮助遭难的犹太同胞，具有批判精神的记者兼出版人奥西茨基在朋友一再警告下，仍然迟迟不肯离开德国，结果被盖世太保逮捕。许多外国人士对他的被捕表示抗议。当他终于从集中营里走出来时，已经是个病入膏肓的垂死之人了。

德国人的抵抗是惨烈的。1945年5月，德国被迫投降，全国陷人一片废墟之中。哈特穆特·冯·亨蒂希被美军逮捕时还是一名少尉，战后的几周里都被关在露天战俘营里。美国人强迫德国人到集中营去参观，看看过去德国政府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对数百万人犯下的行径。他们强制每个年满18周岁的德国公民填写问卷调查，必须如实交待在过去几年里的所作所为。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有羞辱之嫌，于是对“占领区列强”产生了反感。

大多数德国人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那个能力，去谈论自己在“第三帝国”里干过的事情。要么就是他们想把那些恐怖的场面尽快忘掉。一些人为自己参与过的行为感到羞耻，但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违背正义的。他们认为自己被“蛊惑”了，他们对集中营、屠杀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等罪行“一无所知”。可是商店里高悬着“不欢迎犹太人”的牌子，“非雅利安族”公务员遭政府解职，犹太学者被轰出大学——这不过是些简单的例子罢了。身为“雅利安族”的德国邻居对这些驱逐行为不是积极跟风，就是放任自流，甚至趁火打劫。

一场公开辩论随着后辈对父辈和祖辈的质问拉开了序幕。一旦讨论无法解决问题，往往就会对簿公堂。尽管如此，这场辩论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梳理反思的过程，而且对联邦德国民主风气的稳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本书与其他历史书籍的不同之处在于，书中大部分作者都亲身经历过“第三帝国”，而这段经历对作者们今后的生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每个专注于那个时代的人都明白：那不只是一段历史，而且还有许多富有教益的故事：关于那些同流合污的人，因为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还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援救他人的人，最著名的莫过于绍尔兄妹。他们在慕尼黑大学散发传单，反对希特勒和战争，并因此被害。往往还有些沉默的英雄——无名英雄，他们的精神可在希尔特贡特·查森豪斯身上体现出来。查森豪斯本该将犹太囚犯发出的信件销毁，她不但没有这么做，相反，她尽其所能把这些信件送到了收信人手中。直到后来被盖世太保识破，希尔特贡特·查森豪斯不得不潜伏起来。多年以后，有人问她，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时，她说：“那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可能鼓起勇气，做出反抗。”

英克·布罗德森

柏林，2004年7月

附：书中方框内文字均为出版人加注。

【注释】

(1)这是在1933年夏天，一位来自北德的园丁打算给刚刚成功培植的草莓新品种起的名字。

(2)居住在德国境内已有六百多年的“辛提人与洛马人”，即一般泛指的“吉普赛人”。这种称谓隐含歧视意味，意同“小偷”或“天生盗窃犯”。据统计，全球约有八百万至一千万的辛提人与洛马人，其中四百万散居在欧洲各地，近八万居住在德国境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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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的国家”关于独裁政权的兴起

1919年1月初，钳工安东·德雷克斯勒在慕尼黑啤酒馆的后室创立了德国工人党。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就是这么一个由民众组成的小党派，几年之后竟然炮制了德国最大的群众运动。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操控下，这个党于1933年1月30日在政府组阁，用目空一切的独裁制将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一脚踢开。

德雷克斯勒得到了图勒协会的支持。图勒协会是一个由市民阶层组成的秘密民族主义组织，受到了民族激进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协会的影响。1918年11月9日威廉二世下台后，社会民主党成为执政党。一些独立组织——其中还包括德国工人党——充当了泛德意志协会的帮凶，进攻社会民主党人士。

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国防军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当时的庇护所。他住在一所营房里，投身于国防军支持的民族主义抗议运动。这个任务把他和安东·德雷克斯勒牵在了一起。

希特勒是个天才的演说家。他的加入，让德雷克斯勒的这个小党门庭若市，让该党的《二十五点纲领》尽人皆知。此纲领在最后公然向针对“一战”中的战败国——德国而制定的《凡尔赛和约》宣战；它反对大资本家，承诺实现“真正的”工人阶级和“小人物”的民众联盟。纲领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取消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剥夺犹太人的公共就业权利。这样一个纲领在当时和其他代表市民权力党派的观点并无二致，因为后者当中也广泛充斥着排犹偏见。

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更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以下简称“纳粹”)。希特勒的生活方式和他的个人意志跟德国工人党的小资产阶级社团不太合拍。但是党主席德雷克斯勒要保他，因为希特勒对党还有用。1921年夏天，当德雷克斯勒打算和另一个小党派“民众工业联盟”合并的时候，两人之间发生争执。希特勒抗议，运动不应当演变成各种民族性的小圈子和宗派的大杂烩，而应最终成为唯一真正的德国统一运动。他甚至以退党相逼。一小帮无条件支持他的跟风者给他撑腰，其中包括马克思·阿曼和赫尔曼·埃塞尔，这些人都是慕尼黑的领军人物。和鲁道夫·赫斯一样，他们也来自图勒协会。德雷克斯勒被迫接受希特勒的要求，并且把党主席的位子让给了他，自己则靠担任名誉主席挽回了一点面子。

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决心独裁这个党。党内领导不是通过选举而是由党中央指派产生。他有意避免把纳粹运动落实到一些具体纲领里，它们已经超出了对《凡尔赛和约》以及犹太人的斗争内容。他想和其他党派的利益政策保持距离。1920年，希特勒仍然抱住内容已显陈旧的《二十五点纲领》不放，以表示自己对党从一而终，不见风使舵，左摇右摆。纳粹党在上巴伐利亚和慕尼黑首先造成政治声势，在公共集会上不遗余力地迫害犹太人，攻击1918年的“十一月罪犯”和共产党人，狂暴地攻讦议会共和。

十一月罪犯

代表德国签署《凡尔赛和约》的政治代表被贬斥为“十一月罪犯”。人们斥责他们同意从“可战胜的领土”上撤军，从而导致溃败。所谓的“背后冷箭说”很快被魏玛共和国一部分充满仇恨情绪的政治派别和附庸所利用。

1923年底，纳粹党拥有5.5万名党员，绝大多数集中在巴伐利亚，这里成了“一战”之后反共和力量的精神中心。那些胆敢对共和国领导采取谋杀行动的反动派志愿军，得到了巴伐利亚国防军的扶持。甚至连巴伐利亚政府主席古斯塔夫·冯·卡尔都在犹豫，要不要把拒绝承认魏玛共和国、称其为“普鲁士的畸生子”、煽动内政动荡的希特勒赶走，因为这个令人不爽的无国籍分子在对抗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斗争中尚有利用价值。

尽管1922年是希特勒成功的一年，但无论在右翼的巴伐利亚“祖国联盟”还是志愿军当中，他的政治策动力都岌岌可危。在海军上尉埃哈德的带领下，志愿军们都盼望着一场内战。在巴伐利亚生根的一批民族主义组织和民兵为进攻柏林提供了后盾，其中还包括恩斯特·罗姆领导下的冲锋队。其最初的任务只是保卫党部，后来发展成众多民族抵抗组织中的一个。在罗姆的积极推动下，冲锋队于1922年合并到“德意志战斗联盟”。希特勒在这个联盟中虽然担当政治领袖，但却没有军事指挥权。他全力投入到宣传事业中。志愿军的头领们嘲笑他“拿破仑式的复古举止”，再对比一下“一战”英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他的处境更加不利。在那动荡不安的几个星期里，他尚未清楚认识到自己未来的政治角色。他把自己形容成纳粹事业的鼓手、未来独裁者的宣传家；他尊重权威，敬畏鲁登道夫这个“祖国联盟”中的战斗英雄。

与此同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总理领导的政府陷入了魏玛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法国占领鲁尔区，空前的通货膨胀，加上巴伐利亚反革命势力伺机发动内战，逼迫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的左翼议会党团面临着严峻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施特雷泽曼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准予德国国防军随时采取行动。国防军总司令冯·泽克特将军严阵以待。这个人跟颠覆政府计划以及巴伐利亚右翼分子都有瓜葛。

诺贝尔和平奖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德国人民党创始人。1923年只当了几个月的德国总理便下台。此后直到1929年逝世前都是德国外交部长。他致力于改变德国孤立邻国的外交政策。正是孤立导致“一战”的爆发。他冀求同法国和好，让德国加入国际联盟。(1933年，希特勒宣布德国再次退出国际联盟。)1926年，施特雷泽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希特勒用于冲锋队的财政开支消耗殆尽，民族组织处在即将作鸟兽散的边缘。早在10月底，他就威逼保守派的同党们采取行动。11月8日，冯·卡尔把党内反对派成员聚集到一个私人酿酒窖里，打算暂时放弃行动。这时，希特勒挥动着手枪，高呼“民族革命”：“我，来扛这个革命临时政治领袖的角色，直到同那些将德国置于水深火热中的叛徒们做彻底清算！”加上紧急赴命的鲁登道夫将军助阵，到场的所有巴伐利亚州政府成员都被迫赞成开战，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能够言出必行。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将军以及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汉斯·冯·塞瑟尔很快采取了反扑措施。

尽管纳粹的武装部队夜里已经占领了巴伐利亚州首府的重要据点，但此时的希特勒却一直都犹疑不定，不敢进行武装暴动。11月9日，当暴动分子行进到慕尼黑市中心地带时，和巴伐利亚州警察发生交火，警察扑灭了暴动，希特勒受轻伤，逃跑了。而鲁登道夫和其他领导成员则自愿束手就擒。后来，希特勒在埃里希·汉夫施腾格尔的别墅被捕。暴动失败，责任首先归于希特勒的举棋不定。他从中得出了教训，今后再也不跟武装暴动唱反调了。

“普茨”

埃里希·汉夫施腾格尔的别称。他是一家著名艺术出版社的老板，希特勒的亲密朋友和赞助人；他介绍希特勒加入慕尼黑协会，后来又成了希特勒的国外出版经理。1937年逃亡到英国，在反击纳粹德国期间担任美军战争心理问题的顾问。

不过希特勒的这次失败却转化成了一次宣传攻势上的胜利。当他在慕尼黑接受审判的时候，站在人民法庭上的他把自己扮成了民族的救星，一切只为“解放德国”。法官是清一色的保守分子，全部倾向民族主义，他们将要赦免广受爱戴的战斗英雄鲁登道夫将军，他是冲在暴动最前线的人。形势对希特勒非常有利。此外，古斯塔夫·冯·卡尔领导下的巴伐利亚州政府越来越趋向妥协的态度。于是判决结果也很轻：希特勒被判在兰茨贝格监禁四年。兰茨贝格聚集了他的尾随者，生活条件相当优越。他甚至可以每天到这座小城的小餐馆里品尝他最喜欢的佳肴。他的狱友自然被他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搞得群情激昂，建议他写下回忆录。这些内容他还曾口授给忠实的鲁道尔夫·赫斯。书稿出版时名为《我的奋斗》，还创造了当时出版业一个销售奇观。

元首身后的第一人

“我的元首”——这是鲁道尔夫·赫斯对希特勒的称呼。1933年他被授为“元首的代表”，“可以以我的名义对党领导的任何问题作决定”。1941年5月，战争进行中，赫斯擅自飞到英国，打算赢得同英国的合作。希特勒称这一举动为精神错乱，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元首身后的第一人是个傻瓜。”赫斯在纽伦堡战犯法庭上被判终身监禁，1987年，在被囚禁41年之后，他自杀身亡。

1924年12月底，希特勒获得提前释放，但被剥夺了在国内发表演说的权利。德国政府本可以将他驱逐回奥地利——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这么做。

纳粹党在暴动失败之后曾一度遭禁。1925年2月，希特勒宣布了重建纳粹的新纲领。他狡猾地把这个党建立在个人党员的根基上，以此避免纳粹成为某个小型民族党派的家族团伙。在新的党纲中，他明确党员必须无条件接受他的领导。党员大会上的提案必须提前获得党领导同意方可提出。党代表大会是纯粹的宣传攻势活动，党内讨论或政治协商一律免谈。与元首直接建立联系是新的纳粹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希特勒崛起的根基正是他的下级党魁、省党领导对他无条件的服从。在具体政策上，他则给他们很大的施展空间。除了冲锋队和党卫队(钢盔团)，还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一个妇女团，大量的职业联合会——不过所有这些组织都无一例外地以效忠纳粹为目标。

希特勒的下一步任务是除掉绊脚石埃里希·鲁登道夫。希特勒在狱中的时候，鲁登道夫上升成了无可争议的民族全权领袖。1925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之际，希特勒说服鲁登道夫竞选总统。竞选结果毫无希望，鲁登道夫只获得一票，一时间丧失了政治威望。就这样，希特勒在党内唯一有力的竞争对手被铲掉了。

民族英雄

“一战”期间，埃里希·鲁登道夫曾任保罗·兴登堡(后来成为帝国总统)的总参谋部长，并因取得军事胜利而被赞誉为战斗英雄。1923年他的书《作战与政治》出版，当中把战争描述成自然法则，并号召德国“无犹太化”。

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党尽管蒸蒸日上——1928年党员人数达到一万零八百人，还成立了无数分部组织——但是巴尔杜尔·冯·席拉赫领导的国家青年团(前身是希特勒青年团)，却无力跟资产阶级的青年协会、工会青年会和工人青年组织抗衡。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纳粹的企业基层组织里，这个组织本来指望统领工人阶级。1928年的议会大选，纳粹只获得了12个席位。将产业工人拉拢到纳粹旗下的努力没能开花结果，纳粹在大城市的发展态势不如乡村地区。所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开展夺权活动的策略受到质疑。到农村去，主要是在德国北部和易北河以东的农村地区，他们应该可以取得更大范围的胜利。为了迎合农村选民，希特勒对自己拟定的《二十五条纲领》中明令禁止的条款作了某些改动，如收回原本“没收土地”的话。虽然纳粹没有立过任何有关农业方面的章程，但他们在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中间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从而继承了极端农民运动的衣钵。

大多数德国西部和北部的省党头目，包括约瑟夫·戈培尔，对纳粹的口号一呼百应。希特勒随即于1926年把煽动起来的群众热情炮制成了“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将没落的德国皇亲贵族的财产国有化。同时，他还阻止了北部地区省党领导人提出的班贝格尔计划的通过。这一计划要求向苏联靠拢，具有伪社会主义色彩。1930年7月，奥托·施特拉塞尔打着“社会主义者脱离纳粹”的标语退党，将左翼势力与纳粹运动的分裂推向高潮。

社民主义标兵

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的弟弟、柏林“战斗出版社”社长奥托·施特拉塞尔是一名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纳粹党员。在同“元首”一番激烈的争执之后，他离开了德国。他的杂志《德意志革命》虽然反对希特勒，但是秉承了纳粹思想，具有反犹和种族主义倾向。

这一变故并未阻碍纳粹反资本主义的口头承诺，因为他们要迎合工厂企业里的工人阶级。戈培尔作为柏林党支部书记，全神贯注于宣传造势，还参与了1932年11月由德国共产党人发起的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纳粹的目的只是赢取工人阶层的边缘力量，他们首先看中了公众服务领域。

但是，从1929年年初开始，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纳粹党出其不意地在社区和州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不单是普通的新选民，连反对党的支持者都对纳粹表示欢迎。农村选民中的得票范围继续扩大。选举形势悄悄向右转，使得资产阶级政党在政府换届中纷纷落马，包括德国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也遭落选。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过早辞世之后，德国人民党公然陷入了反共和主义的旋涡。

1930年9月至1932年11月间的大选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的深度瓦解。纳粹党徒伺机占领了这片散沙地带，鸠占鹊巢地挤上了原先自由选举联盟和反对党所处的位置，并且证明了自己如何将资产阶级政党背后的联盟体成功地加以分化肢解。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自帝国联盟，这是一个势力很大的农民政党，跟德国人民党关系比较密切。纳粹党徒首先窃取了该党的地方领导职位，继而篡夺其中央党部的要职，分化其党组织机构，从而于1930年9月在易北河以东的农村获得绝大多数选民的拥护。

然而纳粹党并不打算通过合法途径实现一手遮天。资产阶级政党针对纳粹的“夺权”随时可能采取反抗，而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趁机起义。尽管希特勒在国防军审判庭上——军官因为效力于纳粹而触犯政治禁令成为被告——隆重宣布，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他还补充说，一个纳粹领导下的政府将会让一批官员丢掉乌纱帽。国防部长威廉·格勒纳还是希望。把希特勒置于“法律准绳”的约束之下。不过，这是一个选了无效目标的无效尝试。

纳粹想尽各种办法同竞争对手——资产阶级党派、社会民主党分庭抗礼，回避任何形式的联合执政，把自己完全置于造反派的位置。这个策略并不高明。照此下去，希特勒会把纳粹运动彻底变成“十一月共和国”中那“14年”的翻版，只有图林根和奥尔登堡例外。1933年之前，那里曾一度为纳粹和德国国家党联合管辖。图林根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其内政部兼教育部部长威廉·弗里克。此人曾制定激进的反犹法规，还主持了包豪斯的合并。但是这样的统一好景不长，在选民那里尝到了苦果。

魏玛和包豪斯

1919年，建筑学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歌德城”魏玛建立了包豪斯，包罗了所有艺术方向和门类。包豪斯造就了许多知名艺术家，并很快在国际上赢得现代派中心的美誉。魏玛的资产阶级政客对包豪斯却很反感。他们批判现代派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把包豪斯赶到了德骚。1932年包豪斯又搬到柏林。1933年4月11日，柏林的包豪斯遭到警方搜查，没过几个月就关闭了。当时最著名的建筑艺术大师都流亡到了国外。

如果纳粹想要乘胜追击，必须放弃在政府实行孤立的政策，同时又不能做任何不得已的妥协。鉴于纳粹加入了反对“扬计划”的全民浪潮中。德国国家和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在右翼阵营中为纳粹振臂高呼，引起了广泛关注。胡根贝格领导的右翼报刊对纳粹也刮目相看。这样一来，希特勒拥有了边缘分子外加资本主义右翼盟友这样一个双重身份。在对付政府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斗争中，胡根贝格联合了包括纳粹在内的所有右翼组织，于1931年大张旗鼓地推出了“哈布斯堡阵线”。这是一个由“国家反对派”组成的联盟。此举让希特勒最终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圈儿里的明日之星。而希特勒则从一开始就打好了算盘，迟早要脱离胡根贝格的怀抱。

无力支付

“扬计划”对《凡尔赛和约》中制定的德国赔偿条款做出了新规定。由于偿还期限过长(直到1988年)引起德国不满，纳粹党、钢盔团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号召举行反对“将德国奴隶化”的全民公投。1930年3月12日，“扬计划”遂为议会所采纳。

就在这个时候，德国遭遇了继“一战”战败之后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人数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失业者的数量一路上升到了六百万，而且社会上只提供暂时性的紧急援助。英国记者尼克波克在《德国——法西斯还是苏维埃？》(1)一书中这样描述：“柏林工人酒家是一幅破败的景象，客人们的目光集中在唯一一个能买得起一杯啤酒的来客身上。人民的贫困是灾难性的。国家提供的社会扶助仅仅是杯水车薪。忍饥挨饿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身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是活儿我就干。’”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利用危机坐收渔利。饥荒和失业导致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任，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承诺能给他们带来彻底改变的人——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人身上。

从1929年年初开始，纳粹先在地方选举后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数量可观的选票，选票增加的幅度令人瞠目。推波助澜者，当属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约瑟夫·戈培尔。他们使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控制了选举的中央机构。他们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开辟了当代民意调查的先河，比如，若某个政党领袖欲参加竞选，必须上报其在选民中的竞选宣传情况，用于宣传的费用可从党费中支取，而党费支出在经济危机期间的把关是非常严格的。公开宣布取消入党费。党的发言人按照一个划分细致的等级体系享受俸禄。特别开办发言人培训班，负责为数量众多的活动场合提供必要的演说人员。虽然工厂会提供一些资金支持，但意义不大。

1930年9月到1932年7月，纳粹在大选中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胜利，选票数上升到了37.3%。这一结果不仅仅归功于其完备的竞选机制，而且还得益于其吸纳新选民的本事，尤其是让年轻选民和早前的非选民站在了自己这边，并把抱有各种不同反抗态度的民众有力地拧成了一股绳。纳粹成了名副其实的年轻党派——党员平均年龄远远低于其他各党派，只有青年共产党是个例外。“你们这些老朽，把地方让出来！”这是希特勒手下得力干将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反复强调的口号。

实际上，年轻一代一直在声讨过时的政治机器，可是主张共和的党派无法吸引他们。他们更喜欢一种战斗力十足的政治体制，而不是无聊的讲话和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旗帜和标准这类的象征、公然进行的游行和宣言，就成了有力的角色。纳粹掌握了这些工具，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青年的代表和新时代的生力军。这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招。因此，25岁以下的人在纳粹党内所占比例高得惊人。

纳粹党并没有一个内容严谨的党纲。然而他们成功利用普遍的战争情绪，把自己变成“魏玛体系”当仁不让的替代者，正如法律早已不把共和国体放在眼里。在确保扫除异己、镇压阶级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众联盟”之后，纳粹赢得了所有与现存政党毫无瓜葛或因对后者感到失望而渐行渐远的人。纳粹的宣传造势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社会民主党诬蔑成了“十一月罪犯”，对共产党采取激烈的措施。冲锋队跟德国共产党附庸势力的大胆合并，加剧了群众的反共情绪，而纳粹则摇身一变，成了抗击可怕的“布尔什维反动派”的英雄。

然而，在努力把产业工人阶级吸引到“纳粹”阵营从而达到不受社会民主党以及德国共产党的影响这一目标上，纳粹的努力几乎全部付之东流。不过，他们还是成功地在1930年9月到1932年7月间的议会选举中继续削弱资产阶级中间党派的力量。只有基督教阵营还在苟延残喘。从1920年起，选举形势开始向“右”转，加上1923年经济危机的共同作用，结果导致自由主义阵线全线崩溃。各党派为各自利益互相倾轧，一片乌烟瘴气。这倒成全了纳粹在1930年9月的议会选举。这一次他们赢得了18.3%的选票。除了资产阶级阵营变动带来的新选民，首要归功于青年选民以及最新加入的选民。还有一批自1924年农业危机加剧以来被推进抗议者行列的农村选民。

党　员

单是1935年一年，纳粹党徒的工人性——对照其他社会团体——大打折扣。每三个教师中就有一个是纳粹，然而在工人中间，这个比例是20∶1。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聚拢了一批党内成员在其左右，因为他们曾承诺施惠于他。鉴于无数“三月革命烈士”(来源于1848年3月18日柏林革命)在1933年3月23日《授权法》颁布之后入党，此后多年一直宣布停止招纳新党员。

没有人被迫加入纳粹党。但是在公务员和公司雇员中占据高位的人，却常常是迫于压力入党的。

1945年，纳粹党员达到85万。

1930年风云突变的政治气候成全了希特勒独揽一切大权的前提条件。在党内，他的地位已然无可取代，党的一切机器都听从他的调遣。希特勒把日常的党政事务交付下属办理，自己只过问大事。此外的时间，他在慕尼黑参观或到赞助人那儿度过，比如布鲁克曼家族。而他作为元首的权威却从未因此而打半点折扣。整个纳粹运动对元首都保持着绝对的忠诚。

在对胜利的盲目追逐中，希特勒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他绝不允许任何有可能限制纳粹自由行动的讨价还价。虽然戈培尔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政治家形象，但他却把胜利的筹码都压在了别人对他的无条件服从上，他的行动建立在对强制意志的幻想上。说到底，他的基座是追随者们说一不二的俯首帖耳。

追随者之一，兰茨胡特药剂师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他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也是个一流的组织者。通过严密的领导机构，他从一个分裂的运动中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党派联盟。但是他没能像希特勒那样，让属下的负责人对自己言听计从。1932年，他退出了该联盟。此后这个组织支离破碎，分化成了36个独立的小帮会。

在共和国陷入普遍危机、旷日的选举之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希特勒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超级成功的煽动家。自从1930年9月起，戈培尔开始紧锣密鼓地精心策划，使用收音机、电影胶片等现代媒介，有效提升人们对元首崇拜的热度。

然而没完没了的广告攻势并没能让纳粹离夺权更进一步，而高速运转的选举机器和死心塌地的附庸们何时戛然而止还是个问题。戈培尔敏锐地觉察到，纳粹必须夺权了。否则，“我们即便赢了大选，也是死路一条”。

第一次角力的尝试发生在1932年三四月间的总统选举时。布吕宁总理打算根据议会选民依法选出的结果支持兴登堡连任。希特勒反对。本来，对这位白发苍苍的陆军元帅，希特勒充满了仰慕和崇敬，并因此犹豫着放弃竞选总统。然而纳粹党内呼声高涨，逼迫他只能进不能退。希特勒不是德国国籍，因此原本不具备候选资格。不过这个障碍也在他被不伦瑞克州提名任命政府议员之后被扫清。纳粹党魁在令人窒息的选举大战中孤注一掷，把希特勒当做“最后的希望”。第二轮得票率为36.8%。纳粹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于是开始谋划“篡权”行动。

煽动家

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白手起家，后来飞黄腾达。这个文学博士本打算毕业后当一名记者和剧作家。1924年，他建立了纳粹的一个地方支部。作为柏林支部领导，《冲锋》周报的出版人，他在运动中成了表率人物。他在群众中导演的入党宣传对纳粹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纳粹上台后，作为帝国国民启蒙和宣传部部长，他把犹太人从文化生活里排挤出去。他忠心耿耿地追随“元首”，一直到他死的那天。战败后，他在柏林的地下室里跟元首共患难。5月1日，希特勒自杀一天之后，约瑟夫·戈培尔和妻子玛丽亚·戈培尔在杀死他们的六个孩子之后，双双自杀。

希特勒从未动摇过当总统的野心。七月大选之后，巴本总理打算让希特勒当副总理，只给予一些小权敷衍，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后者想要的是“全权领导国家”。兴登堡总统没瞧得起这个“波西米亚的二等兵”(他把因河边上的布鲁瑙跟波西米亚的那个布鲁瑙搞混了)，一口回绝了。在一次公开演说中，他以希特勒“妄图单方挥霍”行政大权为由，驳回了希特勒的要求。这件事让希特勒名声大跌。

就连纳粹党内部也把8月13日当做一个耻辱。戈培尔写道：“在党内，弥漫着深深的失望情绪，冲锋队也受到质疑。”许多资产阶级附庸不能理解，希特勒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巴本政府提供的职位。纳粹党一直以“民族抵抗运动”先锋的形象示人，如今却公然同胡根贝格和巴本对着干，这引起了相当数量的追随者的不解。这些人现在又退回到德国国家和人民党的阵营里。希特勒借波滕帕谋杀事件为自己辩护，可公众对纳粹的不信任却又深了一层。

波滕帕刽子手

1932年，五个冲锋队队员因在上石勒苏益格地区的波滕帕谋杀了一名共产党矿工，而被判死刑。希特勒发紧急电报，怂恿人们反抗这一判决。巴本总理把判决从死刑改成了终身监禁。纳粹夺权后，五名杀人犯全部被释放。

即便在纳粹党内部，也发出了对希特勒无条件不合作政策的反对之声。当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将一项已经在工会内部和社会党内得到普遍认同的就业方案递交给希特勒时，印好的纲要被后者撕得粉碎，丢在一边。希特勒要阻止一切将纳粹上纲上线的企图。很多人无法再理解这一策略，纷纷退党。与此同时，冲锋队中一部分反动分子想放弃靠议会选举夺权的道路，转向真刀真枪。纳粹岌岌可危。只有对元首的狂热崇拜让运动勉强维持下来。

唯一的救命稻草插在了赫尔曼·戈林竞选总统上。冯·巴本总理在1932年12月12日的选举中惨败。他曾尝试制止危机并把局势控制在一个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政策之下(尽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对其中的减薪、缩减社会福利等表示不满)，结果失败了。巴本接着又推行修改宪法，把政府从议会中分离出来。议会再次被解散，但是想要借此走出死胡同，是自欺欺人。

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担心，在普遍的选举疲惫情绪中，纳粹可能会在新一轮大选中遭遇一败涂地的尴尬。虽然纳粹的腰包已经空了，冲锋队也拒绝继续负责萨尔区的防务，但是希特勒和戈培尔仍把赌注全部压在了新一轮的大选上。施特拉塞尔的担心应验了。11月5日的议会选举中，纳粹遭到重创，选票从1932年7月的37.3%下滑到了现在，也就是11月的33.1%。在前途无望之际，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的结论是：只有通过联合组阁，才能保证这个过渡顺利通往夺权之路。他试图说服希特勒，当务之急应暂时加入由巴本的追随者库尔特·冯·施莱歇尔组建的政府。施莱歇尔让施特拉塞尔做了部长，希特勒却死盯着总理的位子不放，哪怕明知没什么希望！施特拉塞尔见此情形，于12月辞去党内职务。他认为希特勒的“不给我全部我就什么也不要”的策略无异于自毁前程。

遇　刺

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在希特勒的早期运动中是得力干将，1927年成为纳粹的帝国组织部部长，主张银行和重工业的公有化，这与希特勒后来的路线背道而驰。不同于希特勒，他准备加入联合执政的帝国政府，但是被希特勒挫败。施特拉塞尔辞去了所有政务。1934年6月30日在长剑之夜叛乱中遇刺身亡。

希特勒认为，施特拉塞尔的努力不过是在分裂纳粹。他嗅到了背叛的气味，让每个在议会里的纳粹成员当面宣布对他效忠。同时，他撤销了施特拉塞尔的改革措施，并让省党头目们恣意妄为，各自为政。把纳粹引导到保守政治路线上的尝试，就这样彻底失败了。施特拉塞尔退出了激进派的行列。

与此同时，冯·施莱歇尔总理在尽最大努力笼络纳粹并结束危机的过程中，也被逼到了绝路。按宪法规定，1933年1月31日，必须组建新一届政府了。巴本和胡根贝格领导的党派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希望十分渺茫。因而，他们要建立一个没有纳粹插手的政府，必须通过军事政变来完成夺权。施莱歇尔的保守派死敌不想葬送已经取得的成果，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议会体制的回流。此外，他们还制造了一种幻象，只要群众规模的政党丧失工人性，纳粹便脱离了政治党派的特征，转而成为元首遴选的一小簇精英团队。这正是希特勒的主要任务。在建立一个纳粹(“国家的”)政府之后，希特勒本应将行政权交与资产阶级平民。

巴本一直深得老总统的信任，他打算趁这次受挫，背着冯·施莱歇尔就共组政府一事同纳粹谈判。这个算盘打起来并不容易。希特勒遭遇不信任到了极点，必须首先得到自己人的支持，才能坐到谈判桌前。他坚持要当总理，还要求任用三个纳粹党员做部长。对话总是徘徊在不欢而散的边缘。希特勒绝不退让，巴本最终做出了妥协。但是，如何在联合“可靠”的保守分子让希特勒建立“国家中央内阁”这个问题上赢得兴登堡的支持，却成了巴本眼下最头疼的事。因为兴登堡总统几个星期前刚刚听到传说，希特勒要把“由您领导的总统内阁强行扭转为一党专制”。

在接下来临近年终的风云对峙中，有消息传来，紧急情况下可在国防军内部实行军队独裁。巴本欺骗总统，说中心党(2)将逐步按照他的计划进入内阁，从而占领议会多数席位。这只是个诡计。兴登堡受资产阶级革命所迫，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1月30日，在未得到现任政府内阁部长多数票赞同的情况下，新政府匆忙组阁。

希特勒的保守派盟友，首当其冲是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他对希特勒担任政府总理一直持保留态度。3月5日，虽然违背自己的意愿，但鉴于兴登堡总统的解释，为了德国人民“对组建新的帝国政府表态”，他们还是赞同了重组议会，举行大选。这样一来，人们对新一届选举和政府重组的正常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公开选举，也就是无须前任提名的“国家中央内阁”，很可能得到共和党派的拥护，并由此导致回归议会共和。而希特勒的右翼盟党们则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共和制。因此，希特勒的内阁根本不是民主政见的产物，至少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

巴本和胡根贝格在公众心目中是议会的核心人物。希特勒必须想方设法摆脱这两个人手下的部长团。胡根贝格控制了国民经济部和农业部，希特勒大张旗鼓地夺去了胡根贝格参加新一轮大选的资格——“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一步”——并扬言，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一旦再次落败，将不再左右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还没过几个星期，希特勒就违背了这个承诺，扩大了政府内阁。议会原本只有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和空军部部长赫尔曼·戈林，现在又任命了约瑟夫·戈培尔、鲁道夫·赫斯、恩斯特·罗姆。为了在当前的大选中稳操胜券，同时摆脱资产阶级联盟党，戈培尔将组建“国家中央内阁”曲解为“国家革命”，随之而来的是惊心动魄的起义、火炬游行队伍和示威行动，以庆祝“新时代”的揭幕。从第一天起，戈培尔就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国家电台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攻势。

媒体沙皇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希特勒的“左膀右臂”，是克鲁伯公司(3)的总经理，20世纪20年代他建立的强大的媒体帝国，极大影响了公众意见的形成。其中包括最大的电影胶片和电影新闻周报制造集团Ufa。从1928年起，他领导DNVP，负责发起了反对“扬计划”的全民浪潮，并且组成了“哈布茨堡战线”。1933年，他担任经济和食品供应部部长；1933年6月，他被迫辞职。

雅尔玛·沙赫特和赫尔曼·戈林假托一个承诺——本次大选事关百年大计——从工业家们手中骗取了无尽钱财用来竞选。这次较量的首要目标是分裂马克思主义政党。赫尔曼·戈林如今已是普鲁士警察局局长，负责把冲锋队变成警察局的辅助机关。同时，反对派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方面遭到禁止，并且纷纷被捕入狱，活动空间日益狭窄。1933年2月28日颁布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将迫害政治左派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银行家

雅尔玛·沙赫特在“扬计划”被采纳之后辞去帝国银行总裁的职务。他是资助希特勒当上总理的“经济友人”之一，德国重整军备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1934年，他成为德国政府经济部部长，战时经济的全权决策委员，从而为扩大就业和扩张军备做好了财政积累。1937年辞职。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无罪释放。

当时的背景事件，是2月27日发生的国会纵火案。马利乌斯·范·德鲁伯——一个荷兰共产党叛徒，独自宣布对此事负责，动机是反抗工人阶级的危机态势。虽然这个纵火案很快破案，但是，甚至包括警察在内也没人相信，这场大火是一个人干的。而希特勒和纳粹地方支部的党徒则坚信，这是共产党人颠覆国会的阴谋。希特勒随即敦促大选必须即刻举行，并且提议在纵火案现场建造一个旋转剧院，作为新国会的会址。

纳粹头目们对国会纵火案的反应十分紧张。他们无法理解共产党人面对挑衅为什么按兵不动。他们还不知道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为纳粹的垮台做倒计时。因为共产党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必将有利于自己。这种估计是一个自杀性的错误。纳粹头目则期待共产党人在大选前夜发动起义。国会的大火成了一枚信号弹。于是，戈林命令军警通宵守护所有公共设施，包括他的私人宅邸，并且将所有共产党领导在第一时间抓进监狱。

帝国政府认为共产党起义将严重威胁他们处心积虑制定的夺权策略。因为部长们私下的计划是，假如共产党有谋反迹象，将宣布军队进入紧急待命状态，国防军将拥有武力自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大选必须中断，而通过授权法案使政府脱离帝国议会的计划，也将遭遇破产。在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的干预下，人们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也就是用宣布进入民事紧急状态代替军事紧急状态，从而脱离基本法的束缚。

帝国内政部长

威廉·弗里克是1930—1931年间纳粹在图林根州的部长，后来任希特勒的帝国内政部部长。他试图建立一个组织严谨的统一国家，但是遭到了省党部长的反对。1943年，他被排挤到伯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官的职位上。

2月28日早上，内阁匆忙决定颁布《保卫人民和国家》的紧急法令，并且立即由总统兴登堡签字。该法令规定政府可随意镇压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可以自由处置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和帝国政府在地方各州的警务人员。这一法令将授权法案又进一步踢开，一直到二战期间，这部法令都是驱逐反政府人士和犹太人的圣旨。后被称为《第三帝国基本法》。

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是益疏远，为两党的合作打上了死结。德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已经被捕，党的组织机构被逼近死胡同，因此德国共产党提出的与社民党组成“联合阵线”如今也成了空谈。尤其还遭到共产党领导层内部有社会民主倾向者的指责，说这是扶持“社会民主党成了德国共产党的“头号敌人”。

抛开“窝里斗”的因素，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还是没能给国内政治运动带来什么决定性的影响。虽然群众集会蔚为壮观，创立了社民党领导下的“钢铁阵线”——针对“哈布斯堡阵线”，可这是一个软弱的信号。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仍然按照宪法循规蹈矩，而纳粹则已经僭越了既定的法律规范。与此同时，在自由工会内部还出现了脱离社会党的趋势。一些人想同政府媾和，以求得苟延残喘的机会。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提议向德国共产党下达禁令，遭到希特勒的反对。因为这样一来，受益的只有社会民主党。尽管目前为止已极尽宣传之能事，纳粹在1933年3月5日的大选中仍然只获得了43.9%的选票。只有与德国联盟党派合作，票数才勉强超过半数，达到52%。

只有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有资格制定授权法案。政府需要资产阶级右翼联盟党以及中心党的支持。国会主席赫尔曼•戈林在中心党的协助下完成了对游戏规则的修改，竟然宣布“不可原谅”的缺席成员为出席状态。——旦国会成员不到齐，可能导致决议不能通过。

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国会会议拉开帷幕的在，被戈培尔导演成了“波茨坦日”。庆祝仪式在加尼逊教堂举行。所有议会成员均须亲临现场，保守派政府被新的政府所取代，“老德国”将退位给“新德国”，而普鲁士和纳粹主义融为一体。满头华发的老总统兴登堡身着陆军元帅制服到场，而新总理希特勒则披着一件罕见的燕尾服出现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墓前。为了纪念流亡中的“先王”威廉二世，特意留出一把空椅子。新教和天主教礼拜仪式代表了教堂的祝福。普鲁士旗和仪仗制服以及传统味儿十足的第九步兵团，组成了仪式上最为显眼的一道风景。

按照戈培尔的设计，新教教堂的钟声为“国家的重新崛起”伴奏助兴，全国上下都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听直播。希特勒的资产阶级政友们都沉迷在一种异端的信仰中，他们以为政府这下可以把“社团”也就是被纳粹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了的民主与共和制度踢到一边，从而回到法制社会中。

这种期待是个致命的错误。资金产阶级党派倾向于支持希特勒提出的授权政府在未得到国会通过的情况下将任期保持到4年的要求。结果，192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仪会中断职能。尽管如此，中心党对于干预政权力、损害地方政府独立自主以及限制议会权力的做法提出抗议。希特勒对中心党采取了安抚措施，声称将在政府职能的权力之上设立一个议会委员会。没过几天，希特勒又收回了这条保证。最终，议会党团中的中心党党员赞成了授权法案的议案。而其他资产阶级党派迫于政府压力也纷纷做出让步。他们尤其担心，一旦反对希特勒，可能导致无法无天的状态。

只有社会民主党敢于同希特勒分庭抗礼。早在旋转剧院成立也就是国会行使职能之日起，这些社民党人就遭到冲锋队队员们张牙舞爪的威胁恫吓。社民党主席奥托•韦产斯在声明反对立场的演讲中，言辞犀利，引来掌声雷动。他号召民众用法律意识持续关注社民党。希特勒勃然大怒地回击了韦尔斯的声讨，并且强调指出工人动运从此彻底陷入分裂了。1993年3月23日通过的授权法案给予政府全部行政身由。现在，纳粹和冲锋队最偏听偏激的核心分子不再受到任何制约。3月20日，已经是巴伐利亚警察局局长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宣布，在达豪修建一所集中营。同时，纳粹强行执行一场“由下至上的党内革命”，把共产主义政治人物挤下台，朝着有利于纳粹党徒的方向来一次大换血。

与此同时，冲锋队还在工厂和公司安插特派员，以监视其管理机构。这位内部部长在自己势力下属各州亲自任命总督之后，控制地方党政机要的野心终于不再膨胀。然而，在纳粹党政大权的利益钳制下，这些人却很少发挥作用。尤其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把各州的政治警察也就是后来的盖世太保都控制在自己的掌股之中。

帝国党卫队总司令

他从动动最初的那几年开始就一直是个活跃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出于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家庭，大学期间学习国民经济，1923年参与了希特勒政变，1929年被任命为德国党卫队总司令。1933年3月，他勒令建立达豪集中营。党卫队和警察局合并后，希姆莱成为纳粹恐怖和压迫机器的第一把手，以“德国国民安全总监”的身份负责对德国占领区实施日耳曼化政策。1943年被任命为帝国内政部部长，把“根除犹太民族”作为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坚持到底并……做到矢志不渝，我们实在不容易。”1945年4月，他被剥夺一切职务——希特勒听到他打算同西方列强秘密筹划停战。1945年5月，希姆莱自杀。

这个时候，纳粹运动中掀起了反犹浪潮，煽动者是纽伦堡党支部的头目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他还是反犹刊物《冲锋者》的出版人。施特赖歇尔在戈培尔的扶持下，成立了一个“反犹性质的破产和恐怖活动中央委员会”。德国犹太人机构的遭遇引起了美国人的公开抗议，他们认为纳粹当局应当对犹太企业的全面崩溃负责。由于各方抵制，原计划一周的破产行动被议会限定为一天。戈培尔煽动群众大规模反犹运动的算盘落空了，相反，大多数德国民众反对让犹太商户破产。

1933年4月7日，德国政府通过了《职业制度修正法案》，从此，驱逐犹太人变成了合法。该法案最终收录了大量“限制犹太人生存范围”的条款，并在1935年9月的《纽伦堡法案》中达到高潮。宣传攻势同时还向急于逃亡的德国犹太人施压。对犹太商人和机构实行“粗暴的”掠取，扩大了恐怖的症候。行政和金融方面的限制以及“帝国逃亡税”的设置，又为犹太人的迁出增加了障碍。

帝国逃亡税

若要移民国外，纳税人必须交付财产的25%，最高数额超过5万帝国马克(1934年起)。此外还要服从“犹太财产上交”的规定，支付外逃本身需要的费用。

在镇压社民党之后，纳粹当局着手整治基督教会下的工会和自由工会组织，何况纳粹羽翼下的大批工会都大势已去，即便自由工会组织准备亲近纳粹当局、脱离社民党，也无济于事。戈培尔宣传五月一日为“国家劳动节”，并且在柏林坦博霍夫前线组织了一些规模宏大的群众庆典。希特勒当场发表演说，宣称将建设一个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民众联盟。同一天，冲锋队和辅助警察占领了自由工会的会址，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接管了工会的印刷厂，对责任人采取了保护性拘留。只有天主教下属的工会还能宽限一段时间。

“保护性拘留”

“保护性拘留”是纳粹专政隔离反对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拘留是无限期的，对象是“行为可能危及人民和国家安定”的人。被拘留者不受到任何法律保护。最先落入虎口的是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工会成员和犹太人。1933年6月底，已有2.5万人遭到“保护性拘留”。

在工会联合会被一刀切掉以后，取代它的“德国劳动阵线”不再只包含工人和雇员，还把企业家也吸收在内。这个新型的群众组织在罗伯特·莱斯的领导下，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工会利益的代表。工资由所谓的劳动财产委托管理人裁定，而这些人都是帝国国民经济部手下的人。从前的企业代表被遣散，工会利益的实际操纵权落到了托管会头上。而托管会既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又得不到工人阶级的信任。1934年1月20日，《国家劳动规范法》通过，企业主掌握了工厂领导的地位，结果，他们不遗余力地阻止任何来自工会方面的合作建议。

帝国的酒鬼

罗伯特·莱斯曾当了多年的纳粹省党分部主席，因酗酒被开除。1933年策划分裂工会，以“德国劳动阵线”(缩写DAF)取而代之。“德国劳动阵线”有成员两千五百万，还有业余组织“力量来自欢乐”。莱斯创办了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为纳粹领导班子遴选后备力量。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如果虫子让我们头疼，就把它掐死，这对我们来说再正常不过。干掉一个犹太人，就是这么简单。”在纽伦堡，法庭还没开始审理他的案件，他就自缢身亡了。

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四分五裂以及“德国劳动阵线”的成立，摧毁了产业工人发动抵抗的根基。经济的复苏渐渐带动了失业率的回落，1936年，终于实现了充分就业，甚至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尽管工人的实际工资低于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但是规定的工作时间却跟从前持平，以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适应新的专制。

纳粹当局与目前作为“德国工业的帝国阶层”的大企业家沆瀣一气。从前在德国大工业联合会中的犹太成员全被剔除出去，经济上确保劳动阵线不干预关税政策。中等规模的企业虽然也承诺遵守纳粹党纲，但自身效益不佳，很快丧失了影响力。纳粹“农业政策管理机关”的创办人瓦尔特·达雷在胡根贝格下台后，接替了农业部的大权，并将各个代表不同利益的农业协会合并到一起，促进了战争爆发以来生活物资的顺利供应。

1933年1月30日后，纳粹掀起了令人窒息的夺权行动，把希特勒的资产阶级盟友渐渐推到了边缘。组建政府之际，巴本还自诩要把希特勒驯化成一个保守派。他曾对一个心腹说：“我们把他逼近死角，他就会哇哇大叫。”然而，到了2月28日对国会纵火案进行惩治决议之时，这些保守的盟友已经乖乖地将大权拱手相让。

保守派朋党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窄，他们下属的机构组织越来越被冲锋队所占据，渐渐沦为内政部部长的囊中之物。从黑白红战斗阵线转型而来的德国国家和人民党最终被并入纳粹党团，议会大多数成员也都向纳粹党团看齐。六月底，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被迫辞职。在梵蒂冈的施压下(梵蒂冈想跟德国缔结一个协约)，中心党先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自动解散。德国民主党六月初就已经解体，帝国内政部长弗里克于6月22日向社民党下达了禁令。

帝国协约

1933年6月20日，德意志帝国与梵蒂冈教会签署协约，保证教会拥有宗教忏悔的自由和处理教会事务的自决权。新上任的大主教必须宣誓效忠纳粹政府。1937年，这位神父“以火烧火燎的忧虑”在他的通谕里抗议，反对同纳粹专政撕毁协约，此举导致无数天主教神职人员被捕。

各资产阶级政党没有经过任何抵抗就自动垮台，就连原以为要一步步“实现统一全国”的希特勒都始料未及。七月中旬签署的《反组建新政党法令》从形式上宣告了一党制国家的诞生。12月12日，希特勒通过一项民意调查问卷为自己的政策正名，以表明新政府的当选乃是众望所归。当局获得了95%的赞成票，尤其在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这一条上，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获得武装平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已然成了大多民众的心声。

各党派纷纷解散，利益联盟被强行一体化，媒体、报刊、收音机都完全处于专制政权的控制之下。无处不在的警察把每次反抗都扼杀在摇篮里。教堂与政府媾和，“牧师紧急联盟”和“认罪派教会”仍然与极端排犹主义性质的“德国基督教会”做斗争。他们试图建立新教的教堂，但这些反抗的效果不大。甚至天主教会也同纳粹政府缔结了和平条约。遵照与希特勒共同创建的帝国协约，天主教联盟退出了原天主教领地，表面上好像保住了教会的地位——而几年之后，此举被证明是个危险的错误。

现在只剩下帝国国防军这一支力量有可能对抗独裁政治。帝国国防军官们一直支持希特勒组建内阁，希特勒也曾许诺将促进军备建设并在外政上重新贯彻普遍义务兵役制。国防军被视为除纳粹党和政府官僚之外独裁国家生存的第三根支柱。因此希特勒遏制了恩斯特·罗姆的野心——之前，罗姆已经把冲锋队扩充成了一只拥有三百多万成员的庞大组织，并打算用它取代当前的武装力量。

在罗姆的死对头戈林的煽动下，1934年初，希姆莱同帝国国防军之间的冲突正式公开。罗姆由于“临阵潜逃”、谋杀冲锋队高级领导和他那令人讨厌的个性而被希特勒判了死刑。之后，罗姆的政敌在所谓的冲锋队叛乱之际扩大了战果。一体化了的国会一致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中央及地方袭击的镇压法案》，从而以法律的名义将1934年6月30日的谋杀行动(4)定义为所谓的“紧急防卫”。

希特勒的眼中钉

恩斯特·罗姆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上尉。1923年，同赫斯和鲁登道夫共同参加了“希特勒叛乱”。在与希特勒意见不和之后，1928年，他当上了玻利维亚军事参议。一年之后，被希特勒调回，后被任命为冲锋队总指挥。罗姆在与国防军的合作过程中，很快就成了希特勒的眼中钉。1934年6月30日，罗姆被捕，借口是企图谋反。一天之后被杀。

纵然希特勒的行动明显是在颠覆一个法制国家，他仍然得到了公众的普遍拥护。大多数人相信这首先可以摆脱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分子，从而阻止将来的一党专制。这是个令人痛心的错误。6月30日的谋杀行动推动了党卫队后备军向党卫冲锋军的演化，而这个转变是独裁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步。

德国国防军对“清洗行动”积极支持，而在这次行动中被谋杀的人里面，就包括前国防部长库尔特·冯·施莱歇尔。由于国防军的对外军事目标与纳粹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比如明确要求扩大军备，所以国防军同纳粹在观念上达成妥协。1935年的国防军法案中首先规定开除犹太籍军官。兴登堡总统去世的当天，1934年8月2日，国防军宣誓效忠希特勒此时的希特勒已经集帝国总统和帝国总理大权于一身，国防军希望借此举巩固自身在专制政权下的地位。

就这样，最后一支有可能进行反抗的力量被元首的政权吞没了。由国民启蒙和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发动的“希特勒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助推作用。1934年6月30日之后，国家大法官、亲纳粹的卡尔·施密特发明了一个口号：“元首捍卫了法律。”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希特勒和他的党阀们根本不需要法律和宪法的约束。尽管纳粹党中仍有许多人为权力流失到占多数席的保守派手中而扼腕叹息，唯我独尊的专制政体早晚要肢解国家的权威，然后凌驾于其上。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崛起基于多方面因素，1919年至1923年间，它在巴伐利亚州迅速壮大。随后，1923年9月慕尼黑“向前线指挥部进军”的行动失败，给纳粹一个沉重的打击。1924年至1928年，纳粹的势力扩张到了全国，还成立了附属机构，如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纳粹党员人数超过了10万，而与之抗衡的民族组织也都被纳粹吸收进来。即便如此，大选结果仍不乐观。1929年至1932年11月，纳粹却出其不意地迅速发展，同时收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中间派，一定程度上稀释掉了小党派的力量。

1932年11月大选的失利，为1932年12月至1935年夏天的夺权拉开了帷幕。纳粹的明显失势，把自己推到了竞选的悬崖边，这种情况竟然得到希特勒保守派政友的同情。他们要与希特勒同舟共济，因为他们相信能够把希特勒驯化成一个规矩的人，一个统一国家的内阁中迫切需要的人。看上去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纳粹选民的结构马上发生了变化。除了一个强硬的核心人物之外，其他成员都不是很顽固。新一轮的公开选举中，纳粹有可能再受重创而四分五裂。资产阶级的盟友们是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因为他们担心大选的落败会导致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死灰复燃。

随着希特勒当选总理，纳粹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谓“三月烈士”鱼贯而出，纳粹党员人数激增，最后不得不对入党资格设限。这个限令于1937年撤消。通过1933年的授权法案以及1934年集总统、总理大权于一身，通过对其他政党采取禁令、将各个组织一刀切除，通过在二次革命之后公开成立冲锋队并谋杀其头目，从实质上为整个夺权行动画上了句号，并且为地地道道的“元首之国”搭好了平台。

夺权过程的紧张和迅猛，得益于盖世太保和警察机构采取的日益升级的恐怖措施。纳粹的政敌和友党已经喘不过气来。1933年秋天，当希特勒通过戈培尔发动的“反对不合作者攻势”给人们头上浇了第一瓢冷水时，再想去压制他的骄横自大、遏制他的权力欲望，为时已晚。对上级的信任、对第三帝国将会从内政外交上彻底有所突破的期望，加深了政治上的盲目性。抱着这种盲目，许多德国人对新任的当权者高声喝彩，对专制政府的反抗者穷追猛打，对犹太人排挤迫害。而当初关于“民众联盟”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个谎言。

【注释】

(1)该书估计1931年至少有1500万德国人不能完全吃饱，选民中有2/3仇视资本主义，而半数以上反对现有政治制度。——译者注

(2)由天主教领袖与和平信徒组建的一个党派。——译者注

(3)德国著名的钢铁公司。——译者注

(4)即“长剑之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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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元首同行”纳粹如何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

他们还活着，卡尔、玛丽安娜、安娜多尔。纳粹刚刚在德国掌权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卡尔和玛丽安娜八岁，安娜多尔只有五岁。当时德国境内生活着大约九百万儿童和青少年。1933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将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

1933年1月30日是个特别的日子，卡尔也感觉到了。他家里的每个人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年迈的总统保尔·冯·兴登堡将宣布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为新任总理。现在，他们希望一切都能有所改变，当然至少得有利于那些满腔热忱拥护“元首”的人，卡尔一家就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

在杜伊斯堡，门铃声总是响个不停。亲戚朋友们奔走相告，交头接耳地谈论着运动的凯旋。所有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他们终于翻身了，成了胜利者，进步是属于他们的。自从“一战”战败后，这个国家里的许多人一直生活在失败者的阴影里。每个人现在都想听听，收音机向客厅里的纳粹地方小组长弗里德里希·瓦尔特也就是卡尔的父亲汇报了些什么。所有人都想到柏林去凑凑热闹，那儿的人现在正穿着燕尾服庆贺着新时代的诞生，阿道夫·希特勒——新任政府总理正对着他的追随者们高谈阔论。那沸沸扬扬穿透一切的喧嚣声很快就会涌进寻常百姓家。

就连八岁的卡尔也感受到了这个夜晚的确不同寻常。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和伙伴们都迈着铿锵的行军步伐走在街上——“一，二，一，二”。他们像小士兵一样，双手紧贴裤线，来回迈着方步，高唱着：“德国必须活下来/德国必须活下来/当我们死去/当我们非死不可！德国必须活下来！”

唱着如此简单明了的歌词，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不知不觉已有了心理准备。在和平时期去思考战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嬉戏中对血淋淋的严酷事实也已司空见惯，他们很小就在头脑中有了对死亡的认识。

他们相信，纳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所反复渲染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个体应当融入群体中——禁止脱离政治团体。他们玩的齐步走，将在未来的德国得到真正实现；谁要是不合拍，谁就会被踢出去。

德国在这些年里变得越来越嘈杂，任何一个听力正常的人都不可能假装没事——街上的行进队伍，唱得声嘶力竭的社团歌曲，收音机里接二连三传来党阀们的喧嚣，姿势僵硬的元首礼，冲锋队明目张胆的游行。战争开始前很久，德国就有了一支军事化社团，其中成员还包括妇女和儿童，均按照命令和服从的原则组织管理。按照纳粹的设想，德国即将变成一个大军营：对内是一整套的监管体系，对外则是机枪大炮。

纳粹所要求的绝对服从，这一点得到了弗里德里希·瓦尔特长期以来的积极拥护。瓦尔特出生于工人家庭，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中断了造船学徒的生涯，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在“一战”结束之后的动荡年代，他又选择了纳粹党。他相信只有纳粹党能救德国于水火。《凡尔赛和约》令他的祖国在1919年对各战胜国的和平条件言听计从，这在他看来是奇耻大辱。鲁尔区被法国军队占领的情景他曾亲身经历过。

他自己的生活也被搞得支离破碎。他的造船学徒期半途而废，当兵也没打上胜仗。“一战”快结束的时候，瓦尔特和他的父亲合开了一个装裱照片的小店铺——一家人靠这个才算勉强维持生计。他和其他人一样希望一场变革的风暴能快速席卷德国，刮去战败的阴影，也改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条件。

他总是给儿子卡尔讲述那段可怕的历史，法国鬼子如何用步枪的枪托把德国人的牙给打掉，原因是德国人不想给他们让座。胜利者对失败者耀武扬威的故事，让未成年的儿子也受到了感染。父母从早到他知道了全家的贫穷是谁造成的，因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在1929年秋天已经悄悄扫过了小卡尔的家乡。祖父去世后由父亲一人打理的那个小店，现在不得不关门停业了。这时候谁还有照片让你给装裱啊？人们都为了每天的那一口面包、月底的房租和孩子们的学费拼命奔忙。卡尔根本没有零花钱，他和小伙伴们去捡拾废旧金属上的铁屑换钱。通常他能赚两芬尼，买包果仁儿还是不成问题的。

《凡尔赛和约》

“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德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宫的镜廊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德国需撤出殖民地并割让大量的领土，包括萨尔州，还同意限制军备。除此之外最让人感到羞辱的是，承认了所谓的战争罪责——德国“作为肇事者对所有损失和伤害负责”。纳粹运动将此和约称做《凡尔赛强制条约》，这种说法在民众中引起广泛共鸣。帝国总理希特勒打破了前任的“履约政策”，1933年开始非法推行全民义务兵役制，1936年将军队开到了莱茵河畔的非军事区。希特勒借全民公投所“赋予”的幌子实施行动——按希特勒的命令，邻邦法国的军队已经蠢蠢欲动，德国本来是要撤退的。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宣布将德国的签名以最隆重的方式从《凡尔赛和约》中撤销。晚抱怨德国人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小卡尔全都听在心里。他就是这样学会了区分敌友，辨别好坏，学会了该赞成什么，该警惕什么。

在1933年的德国，大约有700万人失业。在弗里德里希·瓦尔特看来，民主的力量太弱，没法解决这么严重的问题。没错，德国现在一团糟，都是民主给害的。议会里的人只知道空谈，没有行动。弗里德里希·瓦尔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纳粹党身上，那是一个掷地有声、组织纪律严明的党。1930年，他成了纳粹的地方小组长——穿着褐色的制服走街串巷，他得意得不得了。对他这样一个经历过失败的人来说，1933这一年实现了他所有的愿望。他从青年义务劳动军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份固定收入，全家也搬进了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房子里。卡尔十分钦佩父亲，想要成为一个跟父亲一样的人。

所以他8岁就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按规定他的年龄太小：1933年以前入团者的年龄最低要14岁，纳粹上台以后，也要限制在10岁以上。但是卡尔被破格吸收了。这是件了不起的事。纳粹是想要把青少年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下，不过能被纳入组织还是被人们当成了褒奖，而不是照章办事。

希特勒青年团

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团被宣布改为国家青年团。10岁的儿童可被称为“少年团员”，满14岁的才算正式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10～14岁的女孩儿归入少女队，满14岁的归入德国少女联盟。

1933年初，希特勒青年团拥有10万名成员。1934年底则将近360万。这个数字几乎包括了所有年龄在10～18岁之间的青少年。

谁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就会发现一片新天地。在这里，陌生的言辞比父母的话有用。像卡尔这样出身的孩子，对此倒没什么水土不服，因为他们全家都追随纳粹。假如谁的父母跟纳粹保持距离或者干脆唱反调的话，那么组织和家庭的关系就复杂得多了。到底谁是正确的呢——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教官们还是自己的父母呢？孩子们可能会怎样跟团里汇报在家听到的闲谈默论呢？

卡尔不会遇到这些问题。父亲看到儿子即将被教育成一个真正的小伙子、一个强硬的男人、一名忠顺的战士而非常高兴。卡尔和他的伙伴们通过做野外侦查游戏，在潜伏、隐蔽、侦查、匍匐前进中锻炼自己。他们放声高唱着歌曲，歌词有的是宣扬效忠的，有的是要随时准备奉献生命的，还有的是赞颂集体精神的。卡尔和伙伴们要像卡尔·麦斯的印第安历险小说中的奥德·沙特汉特和温纳托一样勇敢而忠诚。他们根本没料到，自己的理想有一天会被新任的当权者滥用到其他目的上——扛着机械化的步枪冲锋作战，射杀人质，轰炸城市；忍受着离乡之苦和彻骨严寒，还要在形同虚设的掩体后面把守阵地，尽管这无异于死路一条。

1933年6月17日，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任命为德国青年团最高长官。整个德国的少年工作都得接受他的领导和监督。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是个煽动家，极度仇视犹太人。他明白，即便没有希特勒儿童军这样的组织，儿童和青年也比较容易控制。他解散了其他的青少年组织，有些甚至明令禁止，比如天主教会的童子军成员和基督教儿童会。关于用什么思想来驯化德国儿童，这点他毫不掩饰：

“少年队让妈妈的宝贝儿子们知道了什么是战争，少年队教育是通向独立自主的教育，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独立的少年。当听到被成年人叫做‘孩子’的时候，他们当然有理由不屑于甚至迁怒于这种称呼。……我们只把没穿过制服、没出席过集体晚会、没参加过游行的低龄儿童称做孩子……哦，一个纳粹少年团团员已经有一定的世界观了！假如他半路上扯破了裤子，他能拿起针线自己缝补。……孩子们通常情况下喜欢哭着闹着找妈妈，少年团员则以身作则。孩子们只在大人陪护下才出门旅行，而少年团员跟元首一同上路。别的家长说这是他们的孩子，少年团员的家长说，这是他们的儿子——‘我儿子，少年团员！’透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的身份正发生着深刻的转变。”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07—1974)

2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跻身纳粹高层，很早就成了希特勒的亲信。他双手紧握纳粹高校运动的指挥大权，1933年6月成为国家青年团最高指挥官，负责所有少年的课外教育，这些少年将通过体验游戏和冒险活动向纳粹主义靠拢。1940年，席拉赫晋升为维也纳地区党部头目兼行政长官，负责驱逐维也纳的犹太人。战争结束后他化名里夏德·法尔克，但还是在1945年被捕，之后被判20年监禁。

一天，卡尔的表兄来看他，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跟卡尔一同参加了农村的课外组织。希特勒青年团眼下正要搞一次长途步行，一支由150个志气高昂的少年组成的小分队出发了，他们扛着一面旗子，黑底上面有一道白色闪电。每次拉练他们都放声高歌，因为长途步行不光要用双脚，还要用脑子。“向旗帜致敬，向党徽致敬，向元首——党徽之父致敬！夜以继日，我们奋勇杀敌保卫旗帜。无论胜利或失败，我们永不改帜。”

路上的行人，都要向他们的旗帜挥臂表示敬意，那可是纳粹运动的标志——当然也是在向这股新生力量致意。他们再也不是小孩子了——他们，少年团员，是未来的希望。有一回有个人站在路边，看见党旗既不挥手也不立正。那可是少年团员们顶礼膜拜的党旗呀！卡尔的表兄二话没说，上来就给那人一个耳光。卡尔站在一旁，觉得理所应当。对于那些没有民族意识的行尸走肉，他没有丝毫怜悯：不过是些路障。

尊敬长辈？在少年们眼里，这也不再是人之常情了。尊敬，只能献给运动需要的那些人。每次野外跋涉，每次长途行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鸿沟都会更深一层，新旧观念的冲突也愈发的不可调和。比如同情，过去是家长晚上给孩子们讲的必修课，现在已经不再是什么美德。他们要像皮子一样柔顺，像钢铁一样坚硬，像灵踶一样敏捷。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1934年纽伦堡党代会上的这番动员，引来了掌声一片。他们，青少年，就是德国的未来。

卡尔和他表兄不乏志同道合者。对于上面给他们的一切指示，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是”而不再有“为什么”。——“元首指哪，我们打哪！”这是一切行动的准则，禁止抗议，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人抗议。

少年团员们匆匆和家人告别。父母眼里很重要的东西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值，这让孩子们很得意。像“日安”、“你好”这样的问候语，说得越来越少了。早在1934年1月，学校里就开始启用所谓的德国式问候语。许多信干脆以“希特勒万岁”作结——公务信件自不必说，连私人信件也这样。每一次问候语，每一次道别语，都变成了新时代的宣誓词。“我”这个词渐渐被“人民大众”所代替。

对于生活在斯图加特附近一座小城的玛丽安娜来说，要接受日常生活的这些改变，远远没有卡尔那么容易。她来自一个严格的基督教家庭，纳粹思想在她家受到激烈的批判。玛丽安娜十岁的一天，她的老师穿着纳粹制服走进了教室。他用苏特灵字体(1)在黑板上写下“希特勒万岁”，然后语调铿锵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不再说‘早上好’，而改说‘希特勒万岁’。”他马上双脚立正，果断地向上举起右臂，行了个元首礼。玛丽安娜吓了一跳。此前，也就是1933年的教会学校，每次上课前都要合唱赞美诗。而那个时代如今一去不返了。

德国式问候

拒绝行此礼者，有可能被捕。在公共集会上，还得对着元首高呼万岁。

卡尔所在的鲁尔区边上的学校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只不过在他看来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从前的音乐老师本来是名震本城的音乐宠儿，有点怪癖，成天带着他的阿格拉猫在街上溜达。后来接替他的是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精神的人，一名纳粹党员。上课的时候，他总是穿着蹭得铮亮的皮鞋、笔直的军人式马裤。平常道早安时合唱的《上帝祝福你》，在他这儿依旧唱着，只是现在歌词被换成了《希特勒万岁万万岁》，而且所有人都得张嘴唱，教师当中没人提出抗议，也没人敢哪！因为纳粹统治的政府要求所有公务员，尤其是教职人员，无条件忠诚并爱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难，他们饱含激情地站在了纳粹党这边。

不过，也有一些人不这么想。卡尔的老师里就有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他虽然没什么热情，但还是加入了纳粹——否则，就像人们背地里跟他说的那样，恐怕早没饭碗了。对于一个曾当过社民党地方分会长、忠诚度需要特别考察的人来说，这个风险可担当不起。想想他的五个孩子，他屈服了。但是这样一个人还是不太可靠——纳粹当权者让孩子们对潜在的异党分子格外小心。

玛丽安娜的父亲对纳粹的那一套也不感冒，拒绝加入纳粹党。他过去是基督教运动组织在议会中的成员，无论如何也不能昧着良心跟纳粹同流合污。他曾经用预言式的口号“要让死亡和恐惧席卷德国么”来对抗纳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证明，纳粹的全盘化政策有可能在匹夫之勇面前碰钉子。玛丽安娜的父亲，这位经贸部公务员，在他的前任当中找到一个支持者。这个人很尊重他的想法，也看重他的职业素养，不在乎他是个非党人士而且还力保他的公职。但是这个救星也不是万能的：玛丽安娜的父亲业已确定的晋升机会还是被剥夺了，他的工资也缩水了。

为了把这一小撮不听话的行动和思想控制在最小范围，最好彻底掐死，纳粹需要一个随时随地能渗透到家庭、办公室和商店里的新手段。技术给他们帮了个大忙——收音机。他们以最尖锐的眼光看中了这门新的媒介。它真的是无孔不入：新消息可以毫不拖延地从发送者传到接收者那里，煽动人心的讲话或掩人耳目的新闻还能配上气势雄浑的音乐、具有民族特色的喜剧、风格优雅的古典乐。希特勒政府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把收音机视做战争中夺取人心的杀敌新武器，他认为在德国的军备扩张中，收音机的作用不亚于炸弹和坦克。他的宣传部不遗余力地发展这个有价值的可靠工具，所谓的群众接收器。将来，无论在厨房、酒馆、饭店或办公室里，都要有收音机的身影。“收音机目前是运动和群众、党心和民意之间最有效的沟通工具”，戈培尔写道。群众接收器把元首和人民大众连接在一起。

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部长企图用收音机干什么。他们管这个群众接收器叫做“戈培尔的口鼻”，这个名字暗示出了纳粹梦寐以求的东西：把他们的嘴巴安插在所有人的耳朵旁边。1933年8月，在第十届德国无线电展览会上，一款新的收音机正式向公众亮相。76帝国马克的身价，比老式的价格便宜了许多。从前的款式大概价格在200到400马克之间，可以算是奢侈品。如今做了小小改进的这台群众接收器，普通百姓只要花35马克就可以买到，于是在市场上很快刮起了一场销售风暴。新款收音机刚刚问世时有10万台打入市场，两年后则飙升到130万台。粗算一下，1935年从纳粹政府购买收音机的人数是670万，到1939年则是1240万。1941年61%的德国家庭拥有一台收音机。谁要是没有群众接收器，那就表示他不属于群众，不关心元首的讲话。

纳粹公开有关收音机的强令政策。在1933年10月呼吁使用“纳粹收音机”的一次讲话中有记载：“当前正值向全世界展示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和团结之际，不准德国境内任何一所房子里没有收音机。收音机把每一个普通群众与政府元首及各位共同作战的领袖直接联系在一起。……最新的政治事件再次证明，收听广播不再是个人消遣，而是国家政治的责任和必需。”

将来就连电影院也不再是单纯的娱乐场所了。不过戈培尔绝不是一个愚蠢的矮子宣传部长。如何最佳利用这个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媒体，他自有一番超前的高见。眼下每部剧本都要经过宣传部审查，没有当局的同意不得上映任何影片。戈培尔也知道人们不喜欢留下明显检阅痕迹的电影。他相信于细微处做文章最见效果。他曾说：“我们不反对搞一些娱乐花样儿。人也不能从早到晚都在思考吧。”

不过，他还是把所有在大型娱乐行业和文化部门工作的人都纳入了归他领导的文化部。谁要是不合作，那就是政治不纯洁。要是有演员、歌手、指挥、舞蹈演员或剧本作家对此爱答不理或者一口回绝，以后就休想再在德国干老本行。

电影在青少年中也是非常有效的宣传工具。1934年特别开设了青少年电影课。希特勒青年团组织的这些活动面向所有18岁以下的青少年。1934到1935年有371个相同性质的活动，观众数目大约有22万。他们在每场影片放映前播放的德国电影新闻周报中看到，戈培尔正准备让他们为战争而贡献自己。他们看到引吭高歌的德国士兵，还有屈膝跪倒的敌人。

即便在没有电影院的农村，诸如此类的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移动电影车开到农村，下午给孩子放映，晚上是成年人的专场。那些纳粹分子曾把许多艺术家驱逐出境、投进集中营或干脆谋杀掉。在影片里，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友好的现代的文化骨干，把清新的空气吹到乡村和古板正统的家庭当中。哪怕是当炸弹飞到德国上空的时候，著名演员们还在银幕上唱着跳着，开心调侃着。因为按戈培尔所说，好的情绪是“战斗所必需”的：“尤其当我们受到重创的时候，保持好心情，对夺取前线胜利和保卫家乡都是十分迫切的需要。”

纳粹就是这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用它的群众接收器和电影工业霸占普通人的私人空间。不应该再有自由思想的堡垒，学校、电影院、起居室，这些都成了纳粹进军的场所。褐色势力的一体化在公共机构面前也毫不犹豫，现在他们的政治铁蹄要踢开一扇新的大门：教堂。

1934年1月4日，大主教路德维希·穆勒宣布禁止所有基督教神甫在日常祷告中谈论政事。从那天开始，“德国基督徒”成了对外甚至内化了的忠诚体系。这样看来，当玛丽安娜的教会老师——一位出色的山区神父用纳粹思想阐释一段温婉的基督教核心经文时，也就不足为 奇了。当耶稣从天而降，他正在为寒冬赈济组织(WHW)和纳粹人民福利运动(NSV)忙得热火朝天，是的，他甚至为这两个强制性的群众组织呐喊：“你们干得不错！”上帝的子民要为此感谢阿道夫·希特勒。

“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当我们上台的时候，您必须给我们拍电影。”这是希特勒在1932年第一次遇见莱妮·里芬施塔尔时说的话。莱妮·里芬施塔尔(1902—2003)导演了第一部记录纳粹崛起的电影。她认为自己是个不带政治色彩的艺术家。然而她为纳粹在纽伦堡党代会所拍的影片《意志的胜利》却是一部成功的政治宣传片。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女人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1936年，她接受委托为柏林奥运会拍摄一部宣传片。她用了两年时间、四万米长的电影胶片拍摄剪辑出《人民的盛会，美的盛会》。到奥运会的时候才有了电视机。通过柏林三家电视转播台，居住在柏林、波茨坦、莱比锡地区的大约16万人观看了奥运会的现场直播。

玛丽安娜和她教会的女伴儿们在学校强压着她们的愤怒，默不作声。但是在圣经小组里，没有严格的禁止，她们还有一半的言论自由—圣经小组现在成了绝对私密的聚会——她们在家乡小城的老墓地里悄悄碰头，因为不准公开反对染成褐色的圣经阐释。这里绝对是她们的小天地。在这个小小的信仰圈儿里，终于不必对铁十字架狂热崇拜了。可是圣经小组里还是有个小姑娘，把圈子里的谈话泄露出去了。因为，第二天早上，教会老师也就是即将上任的校长把玛丽安娜截在了上课的路上。他把玛丽安娜带进了办公室，他想知道：“昨天你们在圣经小组里都说了些什么？”玛丽安娜实话实说：“我们把教会的训诫和您的课程又做了一下对比。”准校长二话没说，不准她再上课了。她也没必要多做解释。他的举动对11岁的玛丽安娜是一个启蒙。从现在起，玛丽安娜终于明白纳粹制度下不准保守秘密。更糟糕的是，她现在知道有人当你的面可以做朋友，背后却捅你一刀，出卖你。不信任感、疑虑、孤独感，一股脑涌进她的脑袋。现在她终于也理解当父母议论政治和纳粹的时候，为什么要再三检查门窗是否关好，尽管房门每次都是关着的。现在起，她也接受了这种草木皆兵的夸张做法。现在起，她终于懂得母亲每天清早在她上学前的那句“说话要小心”究竟意味着什么。

虽然父母不吃纳粹政府那一套，但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和他们一条心，安娜多尔就是“一名热情高涨的希特勒少女队员”，她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时候才10岁。她的父亲是教徒，也是施瓦本山区的教师，对纳粹相当不屑。安娜多尔却想成为少女队的一员，她想和其他女孩儿一样穿上制服——黑色外套里面是白色开襟上衣，脖子上系着黑领巾，上面再套上一个皮领结，看上去像领带一样。在10～14岁的少女队里，所有人都是这副穿戴。她们和所有人一样感到骄傲，只是她们的父母不这么想。

宣誓的那天，安娜多尔浑身热血沸腾。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他隆重接见了少男少女们——孩子们就是祖国送给元首的生日礼物。安娜多尔的教父没有子嗣，那天的仪式上，他送给安娜多尔一套漂亮的褐色运动服。这样装备就齐全了。由于运动服价格很贵，并不是每个家庭都置办得起这么身行头。当分队长带头庄严宣誓的时候，安娜多尔顿时精神焕发，这标志着他正式进入希特勒青年团，从此也要系上黑领带，在脖子上紧套着一个皮领结。从现在起，她终于成了组织的一员。

这个野心勃勃的小姑娘很喜欢和众人打成一片，她情绪高昂地加入了社团。她和许多同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不同寻常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在周末和假期的露营活动中，少男少女们学习在野外使用指南针和地图辨别方向。他们一路高歌走过家乡，就这样地逐渐被洗脑，被打造成唯命是从的棋子，而这一切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当然为了“元首”：

“这些少年学到的都是德国式思维和德国式行动。如果他们10岁就开始熟悉这样的方式，并常常接受新思想的洗礼，那么4年后，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希特勒青年团员。他们会在青年团继续锻炼4年，之后，我们再也不用老套的等级、官衔来为他们排资论辈，而是让他们入党，让他们站在工作的最前沿，加入冲锋队或党卫队，进入纳粹的中坚部队，等等。两年或者一年半之后，他们开始了义务劳动，经历了六七个月的磨炼，一切都披上了象征德国的铁十字外衣。在这六七个月之后，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拥有了无上的阶级意识和优越的身份感，紧随其后的是两年的国防军训练。两年、三年或四年之后想打退堂鼓，我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反悔，马上再把他们送到冲锋队、党卫队等组织里面。他们这一生将永远没有自由！”

这些话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变态。不过安娜多尔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那个无所不缺的时代”。希特勒青年团俱乐部就是很好的例子。某些地区的学校课堂，还有某些地区被解散了的一些青年组织协会的会址，在此期间被洗劫一空。安娜多尔非常热衷表演戏剧，在俱乐部里她满怀激情地吟唱宫廷时代的情歌，或者忘我地投入到某个金发贵族夫人的角色中。

翻山越岭的长途行军也能让她兴奋。为了强健体魄，得在行军包里装上瓦块。即便是女孩子，也得一视同仁。安娜多尔一点都觉得不辛苦：“我们唱着，总是唱着歌。”那情景令她至今记忆犹新。若是参加为德国母亲授予象征荣誉的铁十字勋章仪式，安娜多尔会心旌荡漾。拥有四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是多么令人钦佩啊！崭新的德国需要下一代，需要许许多多在“德意志精神”指引下成长的孩子们。怀着这样的动机，安娜多尔有时候用冲凉的方式让自己浑身颤抖。在她看来，所有这一切是那么的伟大而意义深远。而她，是其中的一分子！

在纳粹的一手控制下，诸如此类的集体荣誉感被唤醒。他们深知通过各种庆祝活动正好可以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比如冬至日庆祝仪式，本来是个日耳曼民族的传统习俗。在这个仪式上，为了疏远基督教徒及其福音，整个村子的人聚到一起，火把和柴堆淹没了军乐队的喇叭声和喧天的擂鼓声，火势逐渐蔓延的时候，安娜多尔和其他人一起唱着赞歌——一点恐惧也没有。首先这样可以证明她的勇气，还有她对新时代的适应性。而对于一个有上进心的人，尤其是一个想要成为未来青年组织领导人的女孩子来说，抓住机会证明自己是十分必要的。青少年领导青少年，是希特勒青年团的组织原则。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自主的假象——即便帝国青年领袖的头脑是醒着的。

对比陷在家庭作业和家务劳动里的无聊的日常生活，离开父母独自闯天下是个很刺激的对策。事实上这个过程是在上级严格的指挥和部署下进行的，不准发生偶然事件。在一项教学计划里包含了少年团员、青年团员、少女队员和德国少女联盟成员的训练内容。10～14岁的少年，第一年要培养对日耳曼偶像及英雄的崇拜；第二年学习所有“伟大的日耳曼人”的光辉事迹，比如谢卢斯科大公赫尔曼、南特里尔选帝侯安德雷亚斯·霍费尔、第一帝国总理俾斯麦等；第三年学习第三帝国前史，例如雷奥·施拉格特1922年加入纳粹党，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德国期间曾策划过颠覆活动，这一举动拖延了德国在“一战”赔款条约上签字，施拉格特被判了死刑，他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从那以后就被视为纳粹运动的精神领袖；第四年学习的是纳粹运动的伟大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战友们。在所有四年的学习中，重点是要“塑造世界观”。部队里的口号是：“为帝国而战”，“民族和血缘”，“民族和生存空间”。在青年俱乐部里，战争不知不觉变成了众口一词。

种族理论也是他们学习的内容之一。他们知道了谁是同族谁是异类。按照从这些课上学到的，安娜多尔重新给她的同学归类，哪些是东方人种，哪些是日耳曼族。有一天，她把一个脑袋长得特别圆的男孩儿教训了一顿：“你的头发要是黑色的多好！你的圆脑壳是典型的东欧种！你肯定是个波兰佬儿！”

在纳粹的世界观里，一切都是有罪的。1938年11月10日早上，专门扫荡犹太民族的所谓“帝国水晶之夜”刚刚过去，安娜多尔走在从车站到中学的路上，对满眼的狼藉没有丝毫震惊。相反，她和其他人绕道而行，因为她们听说“昨天晚上出了些和犹太人有关的事情”。当凌乱的商店和碎了一地的橱窗玻璃映入眼帘的时候，这些中学生们例行公事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仇恨教育终于结出了果实。

希特勒青年团的少男少女们不仅通过晚会活动形成新的世界观，就连学校上课用的教材也成了政治工具。单拿数学课本来说，1935年的《教师手册》规定：数学教学要以“国家政治教育”为己任。有一道题是这样说的：“建造一家精神病院需要600万帝国马克。问：假如一套疗养间需要1.5万帝国马克，总共能造多少个疗养间？”孩子们在思考数学题的时候，还要想到那些身心残疾的“国民体”。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1938年11月9日之夜

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各地的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犹太人的房子残破不堪，上千家商店被洗劫一空，大约两万五千名犹太成年男子和青少年被拖走。犹太居民筹措了100万帝国马克的“赎罪金”，来补偿“众怒”燃起的“帝国水晶之夜”造成的损失。不久，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各种形式的商业、贸易、展览甚至文化活动。犹太人的公司被“雅利安化”。德国的经济生活中要排除一切犹太因素。紧接着是就业禁令、对自由迁徙和自由活动的限制、强制出售犹太人财产——一步步直到剥夺他们的全部政治权利。这些都是流放集中营的前奏。对此，犹太族之外的友邦几乎没有发出过一声抗议。

对新型的战争也要通过算术有所了解。“一架现代夜间战斗机能运载1800枚燃烧弹。若以时速250公里、每秒投掷一枚炸弹的速度飞行，问所投炸弹总共覆盖多长的距离？”

孩子们在吃午饭和晚餐时，总是带有政治色彩地讲自己的算术作业。不过这又算什么呢？连杯碗锅盘都成了全民运动的一分子。在纳粹的意念里，自给自足扮演着核心角色。只有一个能自给自足的民族才叫强邦。也就是说：骁勇善战——必须自给自足，哪怕与国外的贸易往来被切断。除了通过一个统一的节日，还有什么更能让自制生活用品的意义更加深入人心呢？纳粹政权已经三岁半了，这个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宣布十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德国农民日”。就这样有了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收获节。

一场大戏在下萨克森的比克贝格拉开帷幕。1936年，当地报纸的报道称“165列专车，比前一年多了30列”，八万五千人将来有望乘火车去威悉山地旅行。没有出门旅行过的人，报纸可以告诉他这一天能做什么——就是坐在收音机旁边。“德国无线电广播为了庆祝收获节这一举国盛事，将在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两点面向大德意志地区播放元首在比克贝格发表的讲话。”

安娜多尔还是少女队员的时候就经历了第一次国家收获节。周六的家乡日报预告：“收获节将和去年一样以全体希特勒青年团在拉特豪斯广场的早操作为开幕式。青少年以最简洁的方式打开了对农民的认识大门：‘土地是我们的生命。’紧随其后的升旗仪式，所有党员必须参加。”安娜多尔的母亲据说在那个星期天煮了一锅菜。大锅饭自从1933年10月起就成了举国流行的做法，汤的价钱降到50芬尼，这样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饭钱，捐献给寒冬赈济组织中。有时候人们还公开分一锅汤喝。国家秩序把铁的命令甚至贯彻到了锅灶和菜单上。

元首讲话的时候，必须认真收听。收获节之后没几天，安娜多尔家乡的报纸就写道：“今晚八点，元首将在德国馆(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建)就1936—1937年冬季的寒冬赈济组织发表演讲。”一连几个晚上，连安娜多尔的父母都成了电台的忠实听众。她的父亲在激动或愤怒时常常流鼻血，有一次特别严重，安娜多尔甚至叫来了急诊医生。但是父母不敢对抗命令，那样太危险了；他们自己的女儿却为电波里面元首的叫嚣、牢骚、窃窃私语振奋得不得了。

寒冬赈济组织对安娜多尔来说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纳粹党1933年9月发起了这项紧急救援行动。最困难的人可以因此得到救助，比如失业者和退休人员。不过在这项福利措施中首先获益的是捐赠者的教育。孩子和青少年学习按照民众和政党的思路做事，学着让别的民族顺从自己。投身支援的青少年不顾艰辛，足迹遍及远近城乡，一路兜售寒冬赈济组织勋章。

“扩大生育乃当务之急”

为“寒冬赈济组织”捐献筹集的资金中很大一部分化做希特勒青年团和“生生不息”的花销。后者是一个1935年组建的党卫队下属协会，旨在督促“扩大党卫队后继队伍”。纳粹省党头目保尔·吉斯勒在慕尼黑大学校庆仪式上的演讲，鼓励女大学生多生孩子，为了元首。希特勒在《决胜》中第三次指出，“扩大生育乃当务之急”。

木质的、铁质的或铜质的胸针上写着的是：“防空迫在眉睫”，“一个孩子一张桌”，“挺住饥寒保胜利”，“自力更生向前进”等。

安娜多尔带着她的一百多枚胸针，抱着捐款箱，兴高采烈地上路了。她精神饱满地向路人抖动着她的捐款箱，跟每个人说话。没有谁能够无动于衷。大多数人都买了这个女孩子的东西，其中有些人是冲着东西付的钱，有些人是被她的推销才能所折服，还有些人是出于担心：要是不买，万一说你对褐衫军大不敬怎么办！

一场竞赛刺激了这个小收藏家的野心。安娜多尔最后创下了出售数量第一的业绩——作为奖励，她获得了一次在家乡上空环城飞行的机会。那架单引擎小飞机上，只有她和飞行员两个人的位子。在飞机尚未普及的年代，这可是个不大不小的冒险！安娜多尔为此感到自豪——尽管她在空中时恶心得要吐，着陆后不得不在飞机滑行道边的草地上躺了半天。她的勤奋和干劲儿受到了所有人的钦佩，好戏还在后头呢！

玛丽安娜和妹妹也为寒冬赈济组织到处积攒什物。她们筹集来的不是钱，而是废旧纸张。周一在学校里收集，过秤，然后分类摆放。从残羹生菜里提炼“供我们东线士兵专用的肥皂”，这套话儿是大人们教的。姑娘们把家里吃剩的东西带到课堂来，整个教室顿时被烧糊的汤渣味儿给包围了。男孩子们把滑雪板献了出来，忍痛割爱地把玩具也交上来，同时还收集一些废旧金属——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可以入药的植物叶子，比如野芝麻、款冬、问荆、蒲公英、母菊、木贼、毛地黄、雏菊、花椒莓，还有桦树叶、月桂叶、接骨木叶、悬钩子叶、草莓叶等，这些东西不是交给商人，就是交给纳粹妇女组织，由他们统一烘干，作为“德国茶”的原料。整个德国都在疯狂聚敛、节衣缩食、无所不收——战争需要原料啊！

为元首努力喂猪

哈廷根的一个女孩儿从地方小组长那里收到了下面的书面通知：为向当事人表达谢意，向父母表达尊敬，以国家的名义，谨声明如下：“罗斯玛丽于1936—1937年冬，在所分地区内收集对制造猪粪极为珍贵的厨房垃圾，并因此超额喂养了92头猪。只有在父母深明大义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这一壮举。他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竭尽全力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后居然连童工也成了军需物资。因为德国快成空地了。父亲，兄弟，儿子，朋友，都没影儿了——1938年8月底，450万男人奔赴战场。孩子们对突然间万人空巷的场面做了数年的准备：那是为祖国奉献的时刻。从现在起，一家人只能趁着男人们在前线获准探亲假时才能团聚；同留守在“家乡阵线”的亲朋之间的包裹和书信往来受到限制。据统计，“二战”期间往返于前线士兵和家人之间的书信有三千万封——下面是一个叫葛特茹德的十岁女孩在1941年9月给父亲写的信：

“我亲爱的爸爸！我希望你好好的。战线还在继续推进，我们在学校里总是紧密关注德军前线的最新消息。8月28号我们又要开学了……我们只剩下三个男老师和两个女老师，加上58个孩子。我要努力学习，明年好顺利升级。在……能看到许多战士和军车。很快你就可以休假了。在大(……)好多战士牺牲了。我们老师说，已经有27个人在苏联战场牺牲了。……我们不会饿着。放学的路上，英国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嗡嗡地飞，不过他们不扔炸弹。在下格拉夫沙夫特关着不少苏联战俘，他们看起来蠢极了。最近有个人越狱了，还在监狱附近杀了个女人。后来人们把他逮住了，肯定要枪毙了。明天我们去不来梅。你的小茹德衷心祝福你。”

战场的硝烟不久就弥漫到了前线以外的地方。1939年8月27日开始定量供应部分生活物资。

食品供应票

对波兰的战争开始前四天，禁止使用纺织品、烟草、某些“德国人民暂时必须”的食品。不过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饿殍遍野，被占各州的运输线也断了，就算靠黑市买卖都很难改善现状。对强制性劳工、战俘、集中营战犯等，明文规定“不给粮食”。尤其是波兰和苏联劳工，由于工作表现“较差”，分到的粮食减额。

肉、面包、油脂，只能凭票购买。可支配的食品数量越来越少。1939年9月底，每个普通消费者每周分到的面包有2400克，到1945年3月只有1778克。肉食供应从500克减到了220克，油脂也从270克跌到了109克。从1939年起，卡尔、玛丽安娜和安娜多尔的母亲不再用钱买东西了。现在，她们的小钱夹里塞的都是用来换购肉和面包的食品供应票。家里都是现吃现做，母亲和祖母用麦片烘烤圣诞果仁蛋糕，本该用果酱的面包片被苹果代替了，结果做出来的东西使喉咙干得要命。这就是人们在战火中的圣诞节为“家乡战线”准备的圣诞大餐。

动员德国家庭主妇

“如果你想名垂千古，那么理所当然必须要约束自己。因此我要对德国的家庭妇女们说，她们的肩上扛着沉重的责任。她们必须首先按着当年事先规定好的菜单来做菜……假如总想买到眼下自然条件不允许的东西，那无异于犯罪。”

学校里，孩子们把小旗子插在欧洲地图上，至少在精神上分享了德国士兵的胜利进军。他们动手制作战争日记，把报上关于德军胜利的消息剪贴进去。1941年3月2日的报道：“空军击中11艘商船。”1941年6月，就在德国进军苏联不久，大写字母“东线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消息，把玛丽安娜和她7岁的妹妹莉萨的日记占了两页。在这些剪报的背面是填字游戏、漫画、地方足球赛的战果——好像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6月。只是这条“从当日21:30到次日5:24实行紧急宵禁”通告，透露出一丝别样的气息。

孩子和母亲收听广播里的“振军威祝福音乐会”，德国对波兰的空袭让无线电广播成了国内后方与前线阵地的桥梁。“国防军战士们！注意啦！”1939年底戈培尔的宣传部所辖无线电广播主任对军人们宣布：“从你们……在过去几周里给我们写的前线飞书中，我们听到的声音只有一个：对音乐的渴望！你们当中不少人请求我们播放一场你们心爱的音乐节目。这样的愿望，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非常乐意满足。所以1939年10月1日，也就是星期日，德国广播电台将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播放首场‘振军威祝福音乐会’。我们将一同经历这四个小时，音乐会还能让家乡和前线同呼吸共命运。”第一次广播后，收到23117封来自前线的书信。许多当年知名的演员都参与了音乐会的演出，包括戈林最喜欢的演艺明星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家乡的声音”响彻整个战场。

“祖国的每寸领土，都要有你们，士兵们，来保护/你们用自己的忠诚和臂膀，筑就一面双重壁垒，它坚不可摧——你们从此同舟共济。你们所坚守所保卫的祖国/日夜与你们同在/……当有个声音将你们唤作兄弟/你们就会知道，那是祖国的呼唤，祖国的祝福/祖国从未忘记她的每一个儿子，这声音让你们感动，让你们满怀思乡之情/你们一度寂寞的心，将穿越时空/那是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

与强权缔约

他的许多犹太同行都离开了德国，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得到工作，也不能维持生计，而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1899—1963)留了下来，而且在赫尔曼·格林的支持下，扬名立万。他虽然是无党派人士，但是纳粹政权让他做了剧院经理，还让他成了大红大紫的名伶。他前妻的哥哥，被纳粹驱逐出境的作家克劳斯·曼，1936年在阿姆斯特丹流亡期间出版了《梅菲斯特》，影射格隆德根斯和当权者勾结并以此为蓝本。格隆德根斯在反纳粹行动中得到无数艺术家的袒护，1946年从苏联拘留所释放。

每周三和周日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成了满足音乐渴望的时段。后来播放时间只在星期日。另一件备受欢迎的事，是收到印着红字的《出生登记册》，那意味着某个士兵做父亲了。1941年5月，祝福音乐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大众音乐会”。最流行的“二战”歌曲再也听不到了。现在放歌的人是个助手贝尔格莱德的发报兵，1941年8月有整个一周，电台结束曲都是流行女歌星雷尔·安德尔森(Lale Anderson)的歌：《莉莉·玛莲》。——直到被戈培尔勒令封杀，因为他认为这首歌“不是歌唱英雄主义的”，歌词中男主角大概出于对莉莉·玛莲的爱情而放弃了祖国，这与纳粹的世界观可不太合拍。

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驻扎希腊、克罗地亚、柯里特岛和北非的德国士兵纷纷来信抗议，要求解禁。纳粹机关清楚什么该妥协。莉莉·玛莲从现在起固定在每晚9:55作为广播电台结束曲播放。歌声响遍每片战场，对重逢的渴求和向往油然而生。大多数人早就已经不敢有相思的念头了，还有许多人根本就没这个机会。

卡尔也参战了。那时他已经是安娜多尔最喜爱的姐夫。玛丽安娜的兄弟和妹夫也入伍了。只是安全感越来越渺茫，因为丈夫、兄弟、姐夫总是不来信。等来的却是一纸公文，向母亲通告儿子的死讯。一位军士长在1942年3月的公函中这样写道：“您的爱子弗里茨，是为了建立大德意志和我们的元首而英年早逝，望此言可作为对您的一点安慰。”弗里茨牺牲时只有20岁，两年前刚刚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

这个德国越来越枯萎了。政府为每况愈下的劳动力心急如焚。男人荒了，所以，1938年2月起，25岁以下的未婚女子必须下地干活，进厂上班。义务劳动将作为以后参加工作的前提条件。玛丽安娜跟其他人一样，离开熟悉的环境到陌生的而且大都是多子的家庭去帮忙，以此表明她们并不想家。怎样证明对自己舍得残忍，这个早在少女队时代就学过了。

1941年，玛丽安娜和一个有六个孩子的莱比锡家庭共同度过了好几个月。这个家庭供不起保姆，玛丽安娜有责任来补这个缺，不过她做得可不轻松。天亮以前，这个15岁的女孩儿就得起床，收拾自己的房间，然后给这个八口之家准备早餐。之后给孩子们洗漱、穿衣，买东西，打扫屋子。每周工作六天，每个月挣10马克。玛丽安娜想家了。

留给安娜多尔和她女伴们的是一个被炸弹破了相的大城市的废墟。面对恐怖的场景，面对死人，面对毁灭，她们一言不发。

假期到了，安娜多尔进了一架弹药厂的配件供应分厂，她的工作是给榴弹头上螺丝，用金属铣切导槽。在进行战备能力指导时，她还被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跟那些苏联外籍劳工搭讪——这种教导对安娜多尔是多此一举。在她看来，那些人是敌人，是用她所加工的武器来打败的对象。因为她根本不相信戈培尔设想的那个最糟糕的结果：万一德国失败了，就得在“世界最大的奴隶花园”里工作。

安娜多尔操作的机器就是她的武器。对那些苏联战俘她一眼都不理。直到有一天，她出了岔子。她铣切用的销钉从支架上掉了出来。机器立马钳住了安娜多尔——血一下子混进了机油里。她的手指已经破了，但是她抽不出来。她吓得瘫倒在一旁，好像被驯服了似的。是在她旁边工作的苏联人，第一时间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冲到安娜多尔面前，把操纵杆举起来，“绞肉机”终于停了下来。机器安静下来的时候，他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轻松。就在此时，安娜多尔第一次把纳粹所谓的“下等人”看成真正的人。他一边笑着一边说着磕磕巴巴的德语安慰她：“挺幸运的。”那天以后，安娜多尔每天给这个年轻的苏联人捎一个苹果。悄悄的，谁也不知道。

这次经历使安娜多尔的世界观第一次出现了分裂。就在不久以前，她和少女队的人在县城碰上批斗一个女孩儿，私下里还议论这件事来着。据说这个女孩儿因为爱上了一个波兰人才遭到公开谴责。安娜多尔和她的女伴们都是14岁，站在街边看热闹，看着人们把那女孩的头发剃下来，身上挂着个牌子：“我玷污了德国的血液。”人声鼎沸，众怒难平，姑娘们和其他围观的人一起把那女孩推到了大街上。当男人们在前线为祖国战斗的时候，她们应该确保家乡阵线平安无事。那些可疑的强制性劳工和战俘如果跟德国女人发生关系，将被处死。而事件的女主角则面临被关进集中营的危险。

那时候，安娜多尔对那个女孩没有任何怜悯。一个起初被她怀疑的人，而且是按照她多年以来的信条，如今竟成了朋友——这样的机会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安娜多尔抓住了它。玛丽安娜是被迫穿上褐色军装的。1945年5月，法国士兵解放她的家乡时，她才得到一丝喘息。地方小组长终于不能三天两头地威胁她那执拗的父亲了，再也不必听“给你吊在房门外的梨树上”这样的恫吓了。卡尔，一个德国士兵，居然幸运地逃过了杀头这一劫，在美国人的战俘营里关了几个星期。回来的路上，满眼所见，净是废墟一片，那个被他叫做祖国的地方，那片他从小歌颂过的土地，已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一切都是他在童年欢乐时光中从来不敢想象的。

【注释】

(1)苏特灵，德国书法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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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和地狱　从莱比锡到特莱西恩施塔特

那时候汉娜罗尔刚刚14岁，和其他60个孩子在阿恩斯多夫的一个哈赫沙拉(1)里生活。这是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领导下的集体，她们在这儿学习农耕知识，为将来去巴勒斯坦生活做准备。汉娜罗尔所在的这个女生小组人数很多，成员来自莱比锡、德累斯顿、马格德堡、哈勒还有别的城市。她是当中年龄最小、个头儿最小、身体最瘦削的一个。一开始没人相信她有14岁，大家都管她叫“我们的小娃娃”，她觉得比“汉娜”好听。尽管别人告诉她拥有一个犹太名字很重要，可她一向很反感被叫做“汉娜”，她已经喜欢上“小娃娃”这个称呼了。除此之外，被当成一只巢中小鸟还总是能受到优待：有时多给一份儿餐，有时还能少干点活儿，因为大家都觉得那活儿“对这个小家伙来说太重了”。

那天天很热，她们的马德里希(2)萨米走到田里的时候，她们正在挖萝卜。“全体注意！”头儿说道，接着点了八个人的名字，也有汉娜罗尔一个。“你们今天就回家。我们在丹麦给你们留了名额。回家做好准备，等着上面下达启程通知。”

“可是，为什么去丹麦啊？我们要回巴勒斯坦。”萨米的妹妹米拉抗议道。

萨米气呼呼地看着她：“你们去丹麦，就这样！”他犹豫了一下，随后补充道：“高兴点儿吧，就要离开这该死的国家了。你们是幸运儿，是挑选出来的。”

“但是我就要回巴勒斯坦！”米拉发火了。其他几个女孩儿点头附和着，缩紧肩膀，攥着拳头。

萨米吓唬妹妹：“让你干什么，照办就是了。就算要我亲自用鞭子抽你到火车站，你也得去。”米拉绷着嘴，不说话了。汉娜罗尔也一声不吭了，虽然她对丹麦也没什么向往。

深夜，她们到了莱比锡。米拉和拉赫尔同是17岁，她们还要带着“小娃娃”回趟家，可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黑暗里乱跑。

母亲一见到女儿就哭了。她说：“我已经知道了，组织上的人都跟我说了。”后来，母女俩并排躺下的时候，母亲在黑暗中说：“我一向不准海伦妮和你参加什么组织。现在，复国主义者们又要把另一个女儿从我这儿带走。”

“我应该留下来么？他们不能强迫我，我应该留在你身边吗？”汉娜罗尔问道。

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人民没有祖国；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代表机构。他们四海为家，又无家可归。”莱昂·平斯克尔，一位年轻的苏联医生，在1882年写下这样的话。犹太人的自由与稳定只有在一个“自己的国家”里才能得到保证。

不过维也纳《新自由报》的通讯员特奥多尔·赫茨尔(1860—1904)，成功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运动，把所有力量团结在一个目标之下，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度。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塞尔召开第一届国会。复国——耶路撒冷——将成为未来的家园。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在巴塞尔建立了犹太政权。假如我今天大声宣布这个消息，也许会惹来哄堂大笑。可能5年之后，也可能50年之后，每个人都会理解。”

“不，”母亲说，“你走吧。海伦妮写信来说，我应该到德国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假如你爸爸还活着，他肯定也这么想。现在，睡觉吧。晚安。”母亲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汉娜罗尔，再不说话了。不过，汉娜罗尔分明听见了母亲时断时续被压抑的呼吸，那是她在用力地憋住眼泪。

几天以后，姑娘们背着背包站在了火车站的站台上，面前是一列开往汉堡的火车。拉赫尔精神头儿很足，对旅行充满了期待。米拉跟平时差不多，脸色苍白，没了半点儿反抗的表情。

汉娜罗尔的母亲哭着说：“米拉，请照看我家的小丫头。”米拉点点头，搂住汉娜罗尔的肩膀，带她进了三等车厢。拉赫尔已经坐在那儿的板凳上了，看见米拉的手势，随即蹭到一边，把窗口的位置空了出来。米拉帮汉娜罗尔把背包举到行李架上。汉娜罗尔朝窗外面的站台张望。站在人群里，母亲显得更小、更苍白了；她那么伤心，孤零零的。

火车开动的瞬间，汉娜罗尔微笑着挥手。母亲也挥手，她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当再也看不到母亲时，汉娜罗尔想起来自己连一句“再见”都没对她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居然连再见都没说！她靠着角落，把脸埋在臂弯里，好像睡了似的，其实是在释放悲伤。

“为什么是我们呢？”汉娜罗尔听得出那是拉赫尔在问。为了不打扰其他乘客，她声音很轻。米拉也很轻声地回答：“我们8个都是没有国籍的人。我们没有德国护照，也没有波兰护照。”

“上帝保佑！”拉赫尔说，“否则，我们就要跟别人一起被送到波兰去了。”

拉赫尔沉默了。汉娜罗尔知道她是在惦记她的朋友们，那些都是持有波兰护照的犹太人，几个月前才被赶出德国的。汉娜罗尔班上在几天之内也有好些女孩子不见了。

经过哈勒和马格德堡的时候，又有三个女孩儿上车，加入了她们的哈赫沙拉小组。现在只差罗莎和贝拉了。几个小时之后，她们到了汉堡。米拉把她们带到另一列火车上。那趟列车将带着她们驶向基尔，然后，坐轮渡去丹麦。她们似乎一瞬间就长了好几岁，好像接替了哥哥们的角色。

波兰行动

1938年10月，大约1.7万波兰籍犹太人被盖世太保拘捕并驱逐出德国。当中有很多人住在条件恶劣的马圈里，还有的住在德波边境的临时军营里，来自汉诺威的格林斯潘一家就在其中。她们17岁的儿子赫尔舍在巴黎暗杀了大使秘书恩斯特·冯·拉特。对纳粹来说，此举正是他们以国家名义对犹太民族采取行动的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1938年9月，纳粹焚烧了德国的犹太教堂。

在轮渡上她们遇到了罗莎和贝拉，还有组织里另外一些成员，总共有25个年轻人，大多数比汉娜罗尔年纪大。有些看上去像成年人，不过米拉说：“他们都不到18岁。”还有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也就是马德里希。他们告诉汉娜罗尔和其他人必须如何行事。汉娜罗尔对一切唯命是从。在这趟旅途中，她后来知道了这片海有多大，多么辽阔；海面的颜色不是她原先认为的蓝色，而是绿的。

轮船在丹麦靠岸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几个姑娘开始唱歌，但是马德里沙(3)绍希尔命令她们保持安静。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脸上棱角尖厉，说话声音高得难听：“我们不必太惹人现眼。”绍希尔来自荷兰，德国合并奥地利以后，她随全家逃到荷兰，说着一口奥地利味儿的德语，汉娜罗尔听着挺稀奇的。

一辆汽车把她们拉到一个帐篷营。里面都是孩子，最小的大概10岁、12岁，最大的18岁。汉娜跟在米拉身后小跑，像只小狗一样，时不时被扫上两眼，看跟丢了没有。当人家指着她身边的一块儿地方告诉她在那儿睡觉时，她可高兴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跟在哈赫沙拉的生活没什么差别。她们必须帮忙做饭、打扫卫生。首先要削土豆皮，这是汉娜罗尔头等讨厌的活儿。不过她们也做做游戏什么的。天气好的话，她们还在夜晚点点焰火，唱歌跳舞；赶上下雨天，她们就躲进帐篷上课，内容都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希伯来历史的。

汉娜罗尔参加所有的活动。但是，她的身体似乎只有一部分在那儿唱歌跳舞，而另一部分则留在了莱比锡，留在那个狭小、昏暗的双人房间里。她常常偷偷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那是妈妈给她的。她从里面拿出照片，凝视着。特别是到了晚上，一靠在她的草褥子上，就会想起妈妈。妈妈总是病恹恹的，满腹悲伤。而她现在却不能像从前说好的那样照顾妈妈了。姐姐海伦妮三年前移民到巴勒斯坦，就住在离海法(4)不远的犹太移民集体农庄里。她偶尔也写信，落款是莱亚——她的希伯来名字。跟“汉娜”一样，汉娜罗尔对这个新名字也很不习惯。她总是想，要是海伦妮不离开家多好啊，却从不想要是莱亚没走的话……

不受欢迎者

由于纳粹的迫害，加上在大多数国家都不受欢迎，欧洲犹太人的流亡陷入更加深重的困境。而在为数不多的对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国家，接纳移民的条件——首先体现在经济条件上——越来越苛刻，连巴勒斯坦也是如此。从1937年起，英国托管当局将每年移民数量限制在1万人。因此1933年到1941年间，只有5.5万名流亡者被营救到巴勒斯坦。

当1941年实行移民禁令之际，在德国境内仍然有17万名犹太人。绝大多数居住在柏林，即7.3万人。到1941年大约有1.5万人流亡到很远的中国。上海的国际援救区域成了流亡者最重要的庇护所。人们坐船或搭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只要持旅行签证和有效的过境签证即可到达。

丹麦小孩儿离开夏令营以后，这里安静多了。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3日，法英对德宣战。对此，不仅女孩子们心情沉重，连男孩子们也沉默不语了，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汉娜罗尔知道大家都在惦记德国的那个家，那个他们从现在到以后很久都不能再回去的家。他们晚上早早就去睡觉，再也听不到歌声了。“别摆出那副表情，”绍希尔说，“高兴点儿，你们还算及时撤离了呢。等着吧，希特勒就要发动一场战争了。”米拉恶狠狠地回击：“你在德国可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

白天越来越短，夜晚也变凉了。开战的那天已经过去差不多两个星期了。有人对他们说：营地要解散了。她们将给带到哥本哈根，分配到当地各个犹太人家里。“每家一个人么？”汉娜罗尔胆怯地问道，“我不能跟米拉在一块儿么？”

绍希尔摇摇头：“不行。不过你可以经常见到米拉。我们在哥本哈根还要继续搞我们的小组晚会。”

哥本哈根很大，让人眼花缭乱。汉娜罗尔在绍希尔身边一路小跑。绍希尔走得太快了，汉娜几乎一步不停才能跟上。到了一家银行门口，她们终于想歇一歇脚，绍希尔说：“如果有人问你叫什么名字，就说‘汉娜’，明白么？只叫汉娜，汉娜罗尔会让丹麦人觉得太像德国名字。好啦，你叫什么？”

“汉娜，兰贝格尔。”

绍希尔摸了摸小姑娘的脸蛋儿，汉娜缩了一下。是汉娜，不是汉娜罗尔。

汉娜被派到的那家一定很有钱，因为这一家子占了一座漂亮老宅的整个二层楼。四口人用六个房间，父亲，母亲，两个孩子；保姆和厨娘住在顶层的一个小屋里。戈尔德太太用德语问候汉娜，她的发音听起来怪有意思的，汉娜忍不住笑起来，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她同布丽塔和丹尼住在一个房间。布丽塔只比她小两岁，丹尼七岁，两人都不讲德语。没过多久，汉娜就学会了用丹麦语和她们沟通。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戈尔德太太间或跟汉娜坐在一起，教她丹麦语。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为一个富有的犹太人福利组织工作，让汉娜没多少空闲时间。大多数东西是从厨娘施蒂娜那儿学来的。施蒂娜已经上了年纪，是个很有耐性的人。她不光教汉娜下厨，还教她丹麦语。多亏了施蒂娜，汉娜才能过得那么舒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时也经常能见到米拉，而不光在每周五的小组晚会上。米拉就没汉娜那么幸运了，她必须要干很多活儿。她总是希望组织上能给她找个新的主儿。

整个冬天，直到1940年的头几个月，汉娜都和戈尔德一家在一起。她参加了一个手工培训班，这给她的生活多少带来些转变，她的丹麦语越来越好了。要不是战争来了，要不是独自一个人待在厨房的时候，看着墙上父亲的照片，眼前总浮现出母亲的样子……她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1940年4月9日到了。飞机在城市上空嗡嗡作响，戈尔德夫妇不准孩子们出门。经常有人来访，同戈尔德先生和太太在起居室促膝谈论，还听着收音机。

丹麦陷落

1939年5月，丹麦同德国签订不侵犯条约，然而却没能阻止希特勒侵占这块弹丸之地。丹麦政府和国王仍然留任。1943年8月，在一系列罢工和破坏活动之后，宣布实行战争法。作为“德意志帝国全权代表”的维尔纳·贝斯特，1949年在哥本哈根被判死刑，两年后获释，并被放回联邦德国。

德国人闯进了丹麦，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小小的国家。几天之后，一切相安无事，没有战争交涉，政府依然在正常运作。汉娜又可以继续上课了。只是每次看见身穿制服的德国士兵，她都胆战心惊，还必须强迫自己故作镇定地走过去。听见别人说德语的时候，她还必须管住自己不做出任何反应。

两三个星期之后，绍希尔在一次小组晚会上宣布，她们即将离开哥本哈根。在德国士兵的眼皮底下过日子，危险会越来越近。绍希尔对汉娜说：“汉娜，我们给你在一个农庄安排了个差事。你现在已经够岁数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过去的几个月里，你已经长大了，变结实了。”

说得没错。戈尔德太太都不得不给汉娜做新衣服了，因为她从德国带过来的那些衣服都变得又紧又短。“而且，米拉住得离你很近，你们俩所在的村子相隔只有三四公里，”绍希尔又说。

跟戈尔德一家道别的时候，汉娜并不怎么难过。他们待她很好，这自然没的挑；不过她早已陶醉在对农村生活的憧憬里，那可是她梦寐以求了很久的，况且，还在米拉附近。米拉越来越像个大姐姐了。汉娜有时寻思自己是真的喜欢米拉呢还是对她习惯了；她承认她不喜欢按长辈们教的那样去生活。转念又想，跟海伦妮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从来没自问过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姐姐。姐妹间从来不研究这样的事。

这是五月里阳光灿烂的一天，她们的渡船抵达了菲英岛。汉娜又背上她的背包，还拖着一个亚麻布兜。她的家当变多了。在她出发前三天，戈尔德太太送给她一件崭新的训练服、两件长睡衣和一个德语一丹语习字本，这些都是她15岁的生日礼物。除了汉娜和米拉，同行的还有拉赫尔和贝拉以及其他几个从德国来的孩子。有些人她们并不认识，还有一些面孔在渡船上见过。

汉娜分到的那户农家，姓安德森(5)。汉娜很开心，因为这名字让她想起了她最爱看的童话。这一家子都是农民，男人高大结实，蓄着红胡子；女人又矮又胖，让汉娜想到了罗莎姑姑；儿子比约恩正在西兰岛的叔叔家学习农艺。在院子里忙活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帮工本特，还有一个是长工格兰。格兰好奇地打量着汉娜，终于说了句：“你看上去像个人，根本不像犹太种。”

安德森太太笑着问：“你觉得犹太人长什么样儿呢？”

格兰挠挠头皮，耸耸肩，嘟囔着：“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

一听说得跟本特合用一个房间，汉娜吓了一跳。本特年纪很大，骨架儿也很大，嘴角向下耷拉着，显得闷闷不乐的。没过多久汉娜就发觉在本特拒人千里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干活儿对汉娜不算新鲜事。她处处都得帮上一把，尽管她还很难适应农院生活。早上天不亮，她就得起床帮本特生火，忙着准备早饭。长工格兰此时已经在牛棚里挤牛奶了。早餐过后，汉娜还得去厨房看鸡，之后再帮本特收拾房间或修理花园。有时候还会叫她把干草或锄头送到田里。汉娜后背总是很疼，她不得不放下锄头，或干脆把它扔到地上，开始大哭。可就在那个时候，她想到了姐姐海伦妮在巴勒斯坦也得干一样的粗重农活，于是又抓起了锄头。晚上上床睡觉前，本特在手上挤点气味难闻的软膏，给她敷在起疱的地方。疱很快就消了，再也冒不出来了。

在绍希尔的监护下，小组的姑娘们一周可以碰一次面。绍希尔住在附近的尼伯格(6)，一个丹麦女人给她一间地下室用做小组晚会的会场，那里被叫做“中心”。所有人都骑自行车去开会。汉娜还是第一次学骑自行车，这让她感到很新奇。一听说汉娜不会骑车，安德森太太大笑着说不可思议，格兰说：“也许犹太人不会骑自行车。”汉娜已经学会了对格兰的话充耳不闻。不过，当她终于学会骑车而且再也不用动不动就蹦下来以后，她高兴极了。

偶尔到了晚上，干完活儿，只要白天还长，天色还亮，她就骑车去找米拉，或者米拉来找她。

她们很少谈论德国。还能说什么呢？她们所知甚少。在安德森家，收音机放在客厅，只有在晚上，当本特和汉娜打扫干净厨房准备上床之前，才听得到广播。在中心里，她们当然听有关希特勒在西线的进军以及出其不意的胜利。她们就美国是否参加战争展开讨论。她们很少谈及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英国空军从5月以来就一直没闲着。很明显，炸弹是不会辨别犹太人和纳粹的。

轰炸之夜

1940年5月，英国的炸弹在鲁尔区上空炸开了对德空战的序幕。空袭几乎总是发生在夜间，而且位置更高，以躲避德国狙击手和高炮部队的射击。在这么高的高空几乎很难锁定较小目标。英国人瞄准位于平原地带的德国城市，以击垮普通百姓。60万吨的炸弹投向了“德意志帝国”。

有时候汉娜会给母亲写信，但她不知道这些信能不能送到母亲手里。间或会收到明信片，上面总是写着同样的句子：“我很好。乖点儿，我亲爱的孩子，上帝保佑你。”汉娜把这些卡片塞进那个装照片的信封。乖点儿，好像她一向不够乖似的。卡片来得越来越少了，而汉娜也尽量不去回想从前，因为那会令她伤心。有一次，她梦见了母亲，哭醒了。当时本特抚摸着她的头发，把她搂在怀里安慰她。母亲从来没这么做过。“战争就要过去，”本特温和地说，“你会看见的，这该死的战争就要结束了。然后一切又都好起来。让那些纳粹见鬼去！”她这样一个劲儿地骂下去，骂着骂着，手就不再抚摸汉娜了。

第二天早上，本特像从前一样，闷闷不乐，而汉娜却永远忘不掉那个夜晚了。几个星期后，本特患了严重的胃肠感冒，汉娜全力以赴地照顾她。

冬天漫长而寒冷，小组晚会被改在周日举行，因为没人能忍住寒冷在漆黑的夜里骑车。假如米拉不在的话，汉娜肯定感觉一无所有了。米拉不准她叫苦：“打起精神来！”当汉娜抱怨的时候，米拉说，“打起精神来。跟家里人相比，我们在这儿过的日子算是天堂了。”

剥夺政治权利

整个德国的犹太教堂几天之内陷入一片火海，之后，德国的犹太人遭到禁令，不准进入音乐会、电影院和戏院。从1938年11月15日起，犹太儿童不准入读公立的“德意志”中小学，12月3日起所有犹太驾照和机动车证必须上交，两个月后，首饰、餐具、贵重金属也统统上交。她们还被迫交出了房屋财产和抵押金，1939年4月甚至被剥夺各项受保护的出租权，以致随时可能无家可归。

汉娜不吱声了。跟从前一样，长辈们一用这种口气说她，她就不说话了。不准议论家乡的事，“我们现在住在丹麦，总有一天会回巴勒斯坦的。唯独这件事有意义，其他的全靠边站。德国属于我们的过去，知道吗？”汉娜说漏嘴提到莱比锡的时候，米拉总是这样说。

米拉冰冷的外壳只融化过一次。那一回，讲到她被分到的那户农民家的儿子们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我怎么也不明白，以前为什么要跟萨米吵架，”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像个小女孩儿似的，“我真的很抱歉。”然后，她又用她一贯的口气说：“愚蠢的伤感！我们必须多加防范！”汉娜知道米拉今后再也不会提这一幕了。

漫长的冬季终于过去，春天一来，就得再回到花园和农田干活儿。汉娜习惯在户外待着。她没过16岁生日，忘了。之后有一天当她从报纸上看到日期，才恍然发现1941年4月29日已经过去了，跟别的日子没什么两样。

虽然希特勒在1939年和斯大林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德国国防军还是在1941年6月底入侵了苏联。那些夜晚，姑娘们在活动中心沉默寡言，心情压抑。那年的犹太新年(Rosch-Haschana)前夜，9月21日，恰好是个星期天，尽管如此，姑娘们还是高兴不起来。直到米拉把攥在手里的酒杯拿起来一饮而尽，然后喊道：“够了，别再摆出这副表情了！纳粹是不会得逞的。苏联将变成他们的末路，虽然眼下还没露出迹象，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他们会栽倒在苏联的手里。拿破仑不也是在那儿完蛋的么？”大家鼓掌，开怀大笑，汉娜为米拉感到特别的骄傲。

巴巴罗萨行动

米拉言之有理。1941年6月22日，清晨三点钟，德军穿越了苏联边境。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了。但是这场战争并不是“闪电战”，斯大林军队的抵抗比预想的要持久。德国人跟拿破仑一样，低估了俄罗斯的冬天：莫斯科郊外30公里，气温零下30度。机车和武器都被冻住了，坦克也僵硬在泥沼里。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了转折点。1943年1月31日，德国不得不投降了。

汉娜越来越会干活儿了。她学会了挤牛奶，还会挥动大镰刀翻草，无师自通一般。收土豆的时候，她非常能干，结果她的主人从市场给她带回来一块彩色的新头巾。深秋的时候，格兰为照顾家中生病的父亲，离开了场院。他走后，汉娜就接手了喂养六头奶牛的工作。

可是，她还是很难适应冬天。这个冬天在她看来比去年的更漫长、更寒冷、更漆黑，而且总是没完没了地打仗。报纸上登的都是德军胜利的消息，管他们在法国、苏联、希腊甚至非洲，她都无所谓。尽管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放弃了中立，可是战争结束的日子愈发遥遥无期，而他们返回巴勒斯坦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汉娜有一种感觉，巴勒斯坦仿佛渐渐变成一座海市蜃楼。米拉说：“只是因为现在是冬天，所以你才这么蔫儿。”

可是，这个冬天终于也过去了。

1942年唯一的变故，就是绍希尔离开了丹麦，姑娘们有了个新的马德里希。他叫埃夫海姆，很年轻，人不错。所有的姑娘都围着他转，汉娜也不例外。不过她很快发现，埃夫海姆跟米拉的关系有点不同寻常。米拉来看她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两周才来一次。然而汉娜并不忌妒，她不过才17岁，米拉都20岁了。要在从前，女孩子到了20岁通常都该结婚了。

夏天，她收到一张明信片，是母亲寄来的，上面说，她已经和多拉姨妈一起搬家了。汉娜不知道是不是该为此感到高兴。多拉姨妈是个远房亲戚，汉娜突然发觉自己竟怎么也想不起这姨妈的相貌。事实上，她连母亲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太清了。当她回想母亲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墙上照片里那张脸。她为此感到羞愧，恨自己是个混蛋，但不敢把这事儿告诉米拉。

新来的马德里希埃夫海姆试图让姑娘们打起精神来。1943年1月1日，他组织了一次新年联欢会。“任何庆祝的机会我们都不应该错过，”他说，“你们以前没过过基督教的节日么？”

“除了复活节，我们都过过，”拉赫尔说，“我倒是觉得你的主意很棒。”她们把其他岛上的各个小组都邀请过来，跟从前在哈赫沙拉时一样，伴着音乐唱歌跳舞。汉娜注视着这些少男少女们，她很早就认识他们了，现在他们显得那么陌生。随后她找到了原因：大多数人彼此用丹麦语交流。“朋友”或者“同志”，埃夫海姆在致词中说：“让我们企盼1943年可以让我们离巴勒斯坦更近些。”

万湖会议

1942年1月20日德国帝国安全部长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柏林将安全部成员、党卫队高级军官以及内阁成员召集到一起，他要向所有与会者通报驱逐和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阿道夫·艾希曼——海德里希的一个部长，记录了会议并在后来接受审判时做了交代，根据报告所写，与会者甚至可以随意讨论谋杀计划。其他参与者在随后的审讯中记不得当时的情况，并且不承认曾各执一份手稿附件。

谁知这一年跟过去的两年竟然同样的无聊：摸黑起床，喂养牲口，准备早饭，干活儿，做午饭，再干活儿，做晚饭，睡觉。在小组晚会上，她们也议论东欧犹太人被驱逐到所谓的集中营的事。尽管那种生活目前还无法想象，但她们很害怕。三天两头有风声说德国人要把丹麦的犹太人也赶进集中营。不过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很多人说：“丹麦很安全，这儿的犹太人一颗星都不用戴。”人们很轻易的就自以为高枕无忧了。

艾希曼审判

以色列秘密警察在阿根廷发现了党卫队头目、“犹太机会主义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的行踪并将其逮捕。艾希曼是将犹太人驱赶到集中营的组织者，1946年从美军手里逃跑。1961年在以色列受审。汉娜·阿伦特来自科尼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曾遭到纳粹的驱逐。当年她作为审判观察员出庭并写下了一本备受争议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恶棍的残忍实录》。艾希曼的罪行禽兽不如，而艾希曼本人却“正常得让人吃惊、令人胆战”。艾希曼被判处死刑。“我是一个错误决定的牺牲品，”他在给妻子的绝笔信中写道，“我的罪过就在于服从命令。”

夏天，汉娜被送到了一个短期家政培训班。上课地点是离尼伯格不远的一个乡村校园。汉娜又来劲儿了。她喜欢学习，也喜欢结识新朋友。在小组晚会上，她兴奋得把这些经历讲给大家听。

又快到犹太新年了。培训班里有个叫萨拉的同学邀请汉娜去她家过年。萨拉家住在西兰岛上一个偏僻的村庄。汉娜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除夕夜恰好是10月1日。汉娜同萨拉一家坐在一起，共同祝愿来年像他们嘴里嚼着的苹果一样甜蜜。然后，他们打开了收音机，英国BBC广播电台传来一条警报，说是即将对丹麦境内的犹太人采取行动。这时萨拉的父亲安慰她：“在丹麦从事地下活动的警察和犹太组织会提前警告我们的，这样我们就能被带到安全的地方了。”这天晚上，汉娜还听到了格奥尔格·费迪南德·杜克维茨这个名字。“他是个德国人，住在丹麦。他在德国使馆工作，为丹麦的犹太人出了不少力。”萨拉的父亲说着，并没有解释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不过看他说得那么有板有眼，大家都平静地上床睡觉去了。

营救行动

格奥尔格·费迪·南德·杜克维茨在战争开始时担任德国国防军海军大副，在哥本哈根从事特务工作。犹太组织通过他得知丹麦的犹太人被驱逐的确切日期。这位非犹太战友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营救行动。丹麦人警告并掩护“他们的”犹太人，他们用渔船把犹太人偷运到中立国瑞典境内——7900人被德国人援救。当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他们发现情况和许多别的国家不同——房屋、花园、家畜都保养得完好无损——是他们的邻居帮的忙。杜克维茨后来成了德国驻丹麦大使。

汉娜睡在客厅沙发上。客厅就在一层。夜色正浓，她被一阵凿门敲窗给吵醒了。“起来！穿好衣服！”外面传来丹麦语和德语两种喊声。

之后的一切来得太快了。他们得收拾必备用品，一个军官说半小时后他们将被带走，留下一名士兵看着他们。汉娜把陪伴自己多年的衣物塞进背包，可惜没把那个装着照片的信封也一同带上。信封落在菲英岛上了，就放在她和本特共用的那个小橱柜里面。其他人一言不发地走来走去，翻找着被子和暖和的衣物。整个半小时里，那个士兵都始终保持瞄准射击的姿势。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大卡车。他们得钻进货板仓，已经有几个家庭拥挤着蜷缩在里面。

他们的卡车行驶在夜里，天上云层密布，看不见星星。几乎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恐惧之中，那恐惧来自莫测的未来。只是间或有孩子在哭，很快就被母亲给哄好了。最后，卡车停在了一个车站前面，他们被迫钻进几节运牲口的车厢。一阵混乱之后，汉娜和萨拉一家给冲散了。她上的那节车厢里全是她不认识的人。同这些人唯一的关联就是：他们都是犹太人。

这趟旅途似乎永远没有终点。火车有时候停下来，有一次还开了车门，有人给他们一点喝的，然后继续赶路。一个男人想法搞到了一只水桶，放在角落里以备急用。可是那只桶没过一会儿就漏了，车厢里的水不够喝了。汉娜抢先占了一个靠角落的地儿，附近的木板墙上有个裂缝，可以透进一丝新鲜空气。周围的哀叹和呻吟声此起彼伏，和车轮的咣咣声混合成一片噪音。汉娜的神智渐渐陷入昏迷，可能是噪音也可能是饥饿和干渴造成的。总之她忘记了时间，只有当她抬头靠近木板缝向外看一眼时，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可现在是哪个白天哪个夜晚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火车终于停了。车门被拽开，光和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汉娜像个木头人一般，穿过地板上横七竖八的人，被赶下车厢，出了站台。“我们现在到波舒维茨(7)了，”她听见一个操着德语的男人说，“波舒维茨距离特莱西恩施塔特不远了。”

特莱西恩施塔特是个魔窟，是一座集中营。这个名字跟汉娜听说过的达豪、奥斯威辛、拉文斯布吕克(8)、贝尔赛克(9)等别的名字是一类的。她正想问那个男人这个特莱西恩施塔特在哪儿，是哪个国家的，这时她忽然听到有人叫她：“汉娜！汉娜！我们在这儿呢！”是米拉，她在的小组离汉娜有二三十米远。汉娜费力蹭到她跟前，扑在伙伴儿身上哭一阵笑一阵的。从那一刻起，米拉成了汉娜唯一的依靠和保护伞。

集中营

战争之初总共建立了7个集中营。到1945年，恐怖集中营的数目在整个德国乃至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已上升到了22个，外围营地和外围指挥部超过1200个。军工生产需要劳力的时候，就从集中营调动。

步行到集中营的路很漫长。一路上都有德国党卫队的看守，谁要是走得太慢，他们就用步枪的枪托狠狠戳他一下。汉娜精疲力竭，饥渴交加，跟着米拉一步步往前挪。他们抵达营地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特莱西恩施塔特是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的监狱，到处都是围栏和铁丝网。他们看见有人在路上特别缓慢地向前走着，有人拉着什么车子，还有人推着手推车。孩子们在垃圾堆上玩耍。她们被带到一个院子里，里面关的都是女人和孩子，没有男人。接下来，党卫队的人又把她们带进一个地下室，她们叫它“隔离室”。犯人们在这儿登记并交出随身携带的财物，随后走进另一个房间，里面有专门负责搜身的女看守，检查是否有人在身体里私藏了什么东西。有人命令汉娜弯下上身，一只手伸进她的裤子，一个手指插进她的肛门。当时那种恐惧，她永生难忘。她感觉自己要羞死了，也快吓死了。她不敢左顾右盼，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个样子。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像个晴天霹雳在头上炸开。从今以后，她再也不能回到从前的生活里去了。

从隔离室走出来，她们又被带着穿过不同的房间和过道，直到一个有泵的小泉边，才被准许喝上一口水。之后她们走进一座建筑，看上去像个营房。穿过走廊，登上楼梯，直到顶楼，看到里面有许多妇女已经躺在了石头地面上。米拉把汉娜和贝拉牵到身后，三个人都找好了自己的位置，拉赫尔和罗莎也挤了过来。她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没吃的了，不过还有喝的。汉娜紧紧靠在米拉身上大哭起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有再流过泪。

特莱西恩施塔特

1941年11月起，来自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陆续被运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1942年，城内的非犹太居民必须全部撤离。特莱西恩施塔特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老人监狱”，运到这里的犹太人大多是老迈病残。他们的财产必须上交给所谓的“特城监管委托所”。他们的生活条件惨不忍睹。

大约14万人被驱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后来从其他集中营又调来了1.4万名囚犯。大概11.8万人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杀害，2.3万人获救。

第二天早上，她们跟着其他女人一起下楼，走到了一个能分到咖啡的地方。她们分到了钢制的餐具和一勺棕色的、粘糊糊的汤，味道和气味儿都让人恶心。汉娜马上就吐了出来。可是米拉命令她：“喝！”发面包——那又干又黑的面包，在菲英岛上顶多用来喂猪——的时候，米拉说：“吃！”后来，她们在集中营里东奔西跑，试着熟悉一下地形。最走运的是汉娜，她找到了公共厕所。上厕所必须排队等很久，终于快排到她们的时候，一看见里面的人蹲在一排小洞上面，汉娜巴不得跑出人群。但是米拉揪住她的胳膊小声说：“跟别人一样做就是了。在这儿，别把自己当成公主。”汉娜咬紧了牙，之前的压力感消失了。几天以后，肠胃也恢复正常。渐渐的，她学会了使用茅坑，什么也不想了。

要适应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生活，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街道叫做L和Q，也就是竖街和横街，居住区都有编号。所有房子外表都一样的破败，从前叫做汉堡、马格德堡、德累斯顿或易北河上游的营房，里面都有两到三个院子，之间隔着宽敞的大门。而这里，每座建筑里面都有上百个小之又小的房间，到处都挤满了人。汉娜想，这简直就是一座人群堆成的蚂蚁窝，在里面根本用不着遮遮掩掩。汉娜注意到这里还有许多孩子，在垃圾堆上爬来爬去、来回打滚儿，玩着某种游戏。他们讲德语，不过听到更多的是别的语言。汉娜纳闷，这些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呢？一次，几个小女孩儿玩“天堂和地狱”时，她拽住其中一个的胳膊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呢？”小女孩儿挣脱了，不屑地瞧着汉娜说：“从来没人问这么笨的问题。”然后又跑过去做游戏了。

汉娜后来听说，这些孩子里面有一些在偷偷上课。特城有许多教师和艺术家，他们教孩子们学习数学、语文、音乐和雕塑。但必须高度警惕，因为这里不准上课。除了小孩儿，还有许多老年人，大部分由于截过肢身体残疾。这些都是一个名叫格蕾塔的女人在排队分汤的时候告诉汉娜的。被带到这儿的，除了从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成了“波西米亚人和摩拉维亚的保护国”)来的犹太名人，大多是从前打过仗的65岁以上的老兵。格蕾塔说：“这儿死个人就跟死了只苍蝇似的。”

汉娜很快就体会到这话说得有多正确。死亡在这里成了家常便饭。总能碰到木头做的手推车，轮子高高的，有人用它运饭，有人用它运尸体。推车不够长，偶尔会有死人的脚或者头从盖着尸体的被单里伸出来。有一回，汉娜看见了一个女人的头耷拉到地上，让铺路的石子儿给磨着。汉娜马上把眼睛转向一边，她学会了眼不见心不烦。因为如果没这个本事，就很难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熬下去。装聋作瞎，成了新生活的一部分。党卫队的人用随身必备的短棍和步枪的枪托打得囚犯鲜血直流，继而是撕心裂肺的求饶声。那些挨打的人都可以做他们的祖父祖母了。面对这种情景，如果不假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话，你还能受得了么？第一次碰到这种事，米拉教汉娜要更加冷酷；不久，汉娜发觉自己的感官已经麻木了。起初她还满怀激情地回想一下菲英岛，回忆跟安德森一家共同度过的岁月。她不能明白为什么她的生活总是单调得令人难以忍受。不过她越来越不觉得奇怪了，连母亲和巴勒斯塔的姐姐海伦妮也很少回想起来。从前的一切都已经褪色，她也不再抱什么有一天能从这个地狱逃出去的希望了。

日子渐渐变成了一种令她无法想象的样子。

不过这样的日子总比出点儿什么事情的时候好些。他们到达这里四五个星期之后，1943年11月11日那天早上，她们和营里所有的囚犯都被赶出了集中营。成千上万的人挤进一辆看不见头的火车，党卫的看守在一边驱赶着人群。要是有人走得很慢或打个趔趄，看守们就恶狠狠地给他一顿抽打。拉赫尔也挨了一下，因为她走在小组的外边。她哀叫着跌倒在地。汉娜和米拉把她扶起来，剩下的路几乎是背着她走过来的。

她们被一股脑儿赶到一个山谷里，当时天下着雨，冷风吹得她们瑟瑟发抖。没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们站着，等着，只是间或听到党卫队的人嘶吼，接着是某个犯人的哭嚎，之后，又是一片寂静。那是一种罕见的静，听得见几千人的呼吸声，跟迎面吹来的风一样，时起时落。有人小声嘀咕说犯人们应该逃跑；还有人认为说不定他们现在要被流放到东部去，苦日子该到头儿了。又有人说：“这是存心刁难，就是刁难！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分青红皂白折磨我们的？”

拉赫尔疼得直掉眼泪，姐妹们扶着她，谁都不敢出声。党卫队的人不是打这儿一下就是抽那儿一顿，姐妹们都避开他们的目光。要是有人想撒尿，她们就把她遮挡起来，免得被看守们发现。她们就这么一直等待着。灰色的天空有耀眼的光，那是躲在云层后面的太阳一点点往上爬，直到高高升起在天空中；然后，光线又慢慢向西移动，滑了下去。她们又饿又渴，双脚酸痛，大腿的肌肉抽筋儿了。一阵劲风吹得她们透心凉。周围许多上了年纪的人簇拥在一起，有时一个帮另一个站起来，大多数时候，人们干脆躺下，呻吟着，叹息着，直到最后没了声音。雨下起来了，她们很快就湿透了，冻得直哆嗦。当她们又被带回到集中营的时候，天早已经黑了。虽不是全部，但还是有许多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汉娜踮着脚，生怕踩着别人，不论碰到什么都会感到一丝抱歉。值得庆幸的是，她们五个都挺过了这场酷刑。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汉娜就病倒了。她发高烧，头疼得厉害。拉赫尔的肩膀疼得一直不能动弹，她俩就并排躺在一块儿。汉娜被朋友们照顾了好些天，但高烧只见升不见退。直到最后米拉提议送她到医院去。米拉说：“我们这儿有不少犹太医生。他们是很棒的医生，会让你好起来的。”

汉娜恳求留在这儿。因为对她来说，没什么事情比离开米拉、贝拉、拉赫尔和罗莎更痛苦了。无奈她的体温越来越高，头疼得快要爆炸。她还是进了医院。当米拉和贝拉送她走时，她有种感觉，似乎一切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等待她的只剩下死亡了。

她被安置在一张床上，有人把她的身体翻来翻去，给她灌一种味道难闻的液体，命令他把药片儿吞下去。她听凭处置，没力气反抗。有时候眼前一片漆黑，再醒过来，喝上口热茶，又陷入昏迷。一直到退了烧，头痛变成一种昏昏沉沉的、还算忍受得了的阵痛，这时候医生才告诉她她得的是脑膜炎。也是在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已经病了三个星期了。

现在汉娜还观察到这个昏暗的屋子里有许多张床，好多张上面躺着两个女人，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脚。汉娜还算幸运，她的床在两扇窄窗之间，光线吝啬地散进来。她整天盯着窗外灰色的天空，注视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

后来，汉娜的床脚也来了个姑娘。她12岁，眼睛烧得红红的，浑身起满了可怕的疹子。她叫乌尔苏拉，家在柏林。她给汉娜讲了个故事，汉娜觉得不可思议。驱逐令刚来的时候，乌尔苏拉的父母把她送到乡下的一户人家。她在那里待了一年，那儿的人很善良。后来有人揭发了她，把她带走了。

“你是说，那儿的人是德国人？”汉拿不敢相信地问道，“不是犹太人么？”

乌尔苏拉点点头：“是的，非常普通的德国人。他们不是纳粹。”她边说边挠着脖子，汉娜立刻说：“你别挠了，行了，接着讲吧。”她没有过问乌尔苏拉父母的状况，她已经学会了不去过问那些看似愚蠢的问题。

潜水艇

在禁止犹太人出逃之后，大约1万滞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命在旦夕，其中一半来自柏林。在柏林，大约有1400名犹太人幸免于难。其间他们靠别人的帮助弄到证件、住所和食品供应票。艾迪特·罗森塔尔就是其中一个。14个月间，她在柏林有70个秘密藏身地。

并不是所有的援助都出于无私的目的。有些人把自己变成了“犹太抢劫犯”。他们乘人之危，漫天要价。这些秘密工作者由于做了犹太人的“工具”而受到盖世太保的胁迫。他们常常称自己为“潜水艇”。一旦身份被揭发，为了自保，必须出卖别人。柏林总共有大约20个这样的犹太“工具”。

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她才被批准出院，回到朋友们身边。这段日子里，米拉打通了重要的关系；她负责让她们五个为新来的人腾出顶层来，还在一栋楼里跟人数占优的丹麦妇女换衣服穿；米拉还帮她们几个混到了相对不错的活儿干。

汉娜在一个托儿所里工作了两三个星期。虽然她不大会跟小孩儿打交道，但她很喜欢这份工作。那些孩子们中会说话的，都讲捷克语。可后来下了场雪，孩子们被一辆车运到东部去了。当汉娜再次回想起那一天，她看见自己从空荡荡的托儿所走回住处，还看见一片纯白无瑕的雪层，掩埋了集中营的肮脏和苦难。她感到很压抑，很迷惑，孤立无援。那些有关死亡营和大屠杀的恐怖故事，总是浮现在她的脑际，挥之不去。

晚上，跟朋友们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汉娜说：“他们该不会杀了那些孩子吧？长了心的人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

“心！”拉赫尔痛苦地耸耸她那一边肿得很高的肩膀，“心！你以为他们还有心么！”

死亡医生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最大的一个死亡营。对于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家庭来说，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所谓的特莱西恩施塔特死亡营。

奥斯维辛的首席党卫队军医约瑟夫·蒙格勒有权决定，在新运来的营民中谁有工作能力，谁必须被送进毒气室。在他的活人试验中，无数囚犯命归西天。在奥斯维辛被苏联人解放前不久他逃跑了。后来他曾在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当过医生，曾被捕，后逃跑，始终没有被认出来。直到1959年底，对他实行缉捕令——后来为抓到他而悬赏100万德国马克。据说他在1979年死于巴西。1985年国际法庭的法医对尸体做了检验，“以很高的可信性”证实了他的身份。

贝拉说：“小孩儿有什么了不起？小孩儿和大人有什么区别？”汉娜想说，大人已经经历了人生，但她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这是个愚蠢的理由，因为杀了人就是犯法，不管被杀的人年纪有多大。

“咱们也快了，”是罗莎的声音，“早晚也要轮到咱们的。”米拉不准她们说这样的话。她从自己那儿拿出一块面包分给大家，好让她们想想别的事儿。

米拉说：“今天有个面包杂志的男人说，德军在苏联被逼得节节败退。苏军去年在斯大林格勒抓了上万个德国战俘。解放的日子不远了，这才是你们应该琢摸的事情。”

贝拉问：“那个男人是怎么知道的？这地方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报纸。”

“从一个新玩意儿那儿。几个星期前才冒出来的新发明。”

外面总有新的囚犯来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里面却很少有人出去。恐怖的运尸车越来越多，都是往东部去的。上面躺着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几乎每天都有人上绞架。他们当中有的已经虚弱得没办法自个儿走到集合地点了。汉娜于是过去给他们搭把手，帮他们收拾家当，搀扶他们走路，帮他们扛行李，用担架把那些走不动的人抬到集合地点，嘴上还要鼓励他们。这种工作她已经司空见惯了。

只有那么一天，特别倒霉。她在一个营地上遇到了爱普施泰恩医生，那是她小时候在莱比锡的儿童医生。汉娜很惊讶自己一眼就认出了他，可能是他个子太矮、脑盖儿特大的缘故。而她连母亲的样子都未必记得清楚了。她对医生说出自己的身份，医生抬起头微笑着说：“孩子，你长大了。”是啊，当她跟他并排往一个集合地点走时，她留意到自己已经比医生高出一个头了。她开始谈些无关紧要的话，也许现在要去的地方终究会好些。医生却摆摆手说：“够了，汉娜罗尔，我从前从不自欺欺人，现在也肯定不会这么做。”汉娜不说话了。

在离开医生之前，汉娜说：“您有我母亲的消息么？”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想，她和你表姐一起搬到了一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对不起，孩子。”

汉娜迅速转身跑到了一对老夫妇身边，她得去帮他们一下。

有时候，老人们会送她半截儿炭铅笔或者几本书。在屋子里，这些东西还可以用来生火。因为天太冷了，煤炭供应远远不够把一个快要冻死的人救活，也不足以让屋子稍稍暖和一点。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扔进了炉子。睡觉的时候，人们有什么就都穿上。即便这样，早上还是从僵硬和冰冷中醒过来。严寒唯一的好处在于让最表面的那层皮变得麻木，从而对虫子的叮咬也就不再敏感。臭虫，跳蚤，虱子，到处都是。尽管人们每天都仔细地把衣服和被子抖来抖去，偶尔还可以把衣服浸泡到一个装着防虫剂的桶里消消毒，可是下一拨跳蚤和臭虫早已经严阵以待了。天实在太冷了，有几天早上，水泵都冻硬了，根本无法从井里打水。要不是贝拉发现了一个地方，就是再冷也有水，大家只能坐以待毙。不过总是必须排很长的队才能轮到她们。

有时候，汉娜有这样一种感觉：日子只是由排队等待拼凑而成的。在厕所前面等，在供餐的时候等，上午等咖啡，中午和晚上等热饭。那饭基本上就是汤，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液体，有时浓点儿，有时稀点儿，通常除了咸味儿和兰芹菜子的味儿，没什么别的味道。可这汤却总是成为人们所有的期盼和渴望。汤意味着活命，如果分汤的人把汤勺探到最里面，给你捞上一勺厚厚的、诱人的锅底上来，或者又给你添上一勺的话，那可就是你天大的福气了。

汉娜、米拉、贝拉、拉赫尔和罗莎都饿得发慌，尤其是米拉没过多久就丢了面包杂志那份差事。那些不是厨房、供餐处和面包杂志工作人员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人，都在饥饿中煎熬着。人们很快发现了这个现象，那些人没有肿胀的肚皮，眼睛不深凹下去，脸颊也不像其他囚犯那么吓人。而其他囚犯的模样都很像。汉娜说：“饥饿让所有人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似的。”贝拉听了放声大哭起来。

传说人们还可以弄到一些额外的食物，有许多半吊子买卖可做。不过非得偷运些钱财和首饰到集中营才行，要么就得跟某个犹太自管会的富商有私人关系。汉娜和她的伙伴们既没财路也没关系，何况米拉还不准她们干犯法的事。每个被抓出来的，最后都给关进了小密室，也就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行刑营。

她们必须得跟上头的长官相处融洽。不过当她们和其他丹麦人一起收到丹麦红十字会的第一批包裹之后，形势发生了改变。包裹虽然极少光顾，但那可是她们的救星。用一块硬香肠能换到一切，包括面包。每次她们当中有人收到包裹，就用“宝贝”的一部分换双份儿的汤，现在她们是优势群体了。

粉饰之城

为了迎接国际红十字组织代表团的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被改头换面，冒出来几间咖啡馆和商店、一家银行——这样来访者就看不到真实的情况。纳粹找人为这个粉饰之城拍摄了一部宣传片。影片掩盖了“地狱一天堂的真实景象”。

春天来了，天气暖了。五月里很少有流言蜚语。纳粹打算邀请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一个代表团来集中营参观。听说他们选定了特莱西恩施塔特。

流放犯的数量一下子多了起来，可是集中营里还是人满为患。不过走路的时候，人们不再觉得动不动就被活人或尸体给绊得踉踉跄跄了。现在，一种罕见的动力开始运作了。城中心地区的几条大街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屋也上刷了颜色。从前住在商店里的人都被赶到别处去了。厨房开始冒香味儿，歌舞表演的小餐馆儿也开了张，好像人们可以在这儿做买卖，可以装做去商店买东西。据说某些独栋楼房还被重新粉刷，配置了家具，以作为样板拿来展示。他们还挑选一些犯人搬进去住。听说就连孩子们也得绷紧神经，扮演特定的角色。而参加表演的人所得到的幸运就是，从此多了一份额外补贴。

汉娜和她的朋友们起初不相信，因为她们不认识被挑选出来的演员。然而后来她们亲眼看见一间装饰一新的咖啡屋，桌椅齐全；新涂过的临街房子上还画着路标。汉娜甚至发现一个学校的指示牌，当然那个目的地是子虚乌有的，这里哪有地方搁操场呢？

1944年7月23日，所有未参加编排和演出的人员都不准离开营地。这一天，是红十字代表团的参观日。

后来听人讲，德国人还拍摄了一部片子。这个古怪的故事流传了很久。当时总有人给孩子们添加衣服和切片面包，只是为了让他们在参观者面前对可憎的军官们说一句：“噢，拉姆叔叔，又是沙丁鱼啊。”好像沙丁鱼已经喂腻了他们的喉咙似的。有人认为不值得演这么一出戏。可汉娜觉得，为了一口油浸沙丁鱼面包，她巴不得去演上一回。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当大多数“演员”陆续被流放到东部之后，关于代表团来参观的讨论也结束了。1944年底，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了一座“没有表演者”的城市。

冬天到了。米拉病倒了，最后不得不送医院了。一个和善的老医生说：“是肺炎，情况不乐观。”每天晚上工作结束以后，姐妹们才能来医院询问一下米拉的病情。一天晚上，一名护理员告诉她们：“她死了。”

汉娜觉得好像被人扇了一巴掌。晕厥，而不是悲伤，不是之前祖母过世的时候她所经历的那种悲伤。“我想再看她一眼。”她说。但是护理员摇摇头，耸耸肩：“不行，已经给送到火葬场去了。”

汉娜、贝拉、拉赫尔和罗莎一言不发地走回了营房。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们谁都不说话了，互相抹着眼泪。后来，当她们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以后，她们都很小心地不再提起米拉。汉娜也一样。现在她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三思而后行，好像是米拉让她这么做似的。

1945年2月，传闻将有上千名囚犯被红十字组织解救并带到瑞士。拉赫尔把这条消息当成愚蠢的谣言，罗莎和贝拉不这么看，汉娜暗自赞同她俩的观点。

几个星期以后，这片营区的所有丹麦妇女都得到指示，几天之内将搬到一个特殊的营地，等待红十字组织的到来。汉娜、拉赫尔、贝拉和罗莎也在其中。大家都为之一振，但不敢有所奢望。大多数人说：“这是花招。我们会被弄到东边去。所有被流放的人都接到过这样的通知。”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收拾好为数不多的行李，包括餐具，为启程奔向那个新的营地做好准备。

传闻不胫而走，一些非丹麦籍的囚犯也想混进来。然而他们受到了严格的监控，到了晚上，总共有四百多丹麦籍犹太人，其中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儿，萨拉一家也算在内。汉娜惊讶极了。她原以为再也见不到萨拉了。而萨拉的父亲却说：“6万犹太人被关在一个集中营，早晚肯定会碰面的。”

接下来的几天，她们过得很不平静。她们对眼下的形式进行讨论和争辩。很多人说：“我们要去的是一个灭绝营。”不过，一些永不知愁的乐天派，比如萨拉的父亲，却说：“我们会得救的。”汉娜时常徘徊在希望与困惑之间。第二天上午，她得到命令，要启程了。汉娜想，末日到了，终于轮到我们了。

就在她们踏出营地大门的那一刻，眼前出现的却是涂了红十字图案的白色巴士。乐天派这下说中了。乐队开始奏乐，就好像大多数送行场面里的那样。上车前，又被检查了一遍。确保他们这413个丹麦犹太人都已登记备案。

这个时候，附近的囚犯都聚拢过来，指望能离巴士再近些。但是党卫队的人把他们拦住了。他们叫嚷着，想要一同被带走。他们走了调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越来越歇斯底里。汉娜呆呆地望着这些人，麻木了一般。贝拉把她一把转过来，说：“上车，快点。”她担心再不走的话，党卫队也许改变主意了。

她们四个并排坐在几条木板凳中的一个上面，等待着。她们的车满了，这时一个党卫队队员登上了踏板，估计是想再检查一遍，或者对她们说：“愚人节，愚人节。全都是假的。”两个司机中有一个是瑞典人，长得很胖，营养过剩的样子，跟党卫队里的人体形差不多。他用一种罕见的、不过勉强听得懂的德语对那人说，这辆车是国际部的，中立国的，所以不会让该死的纳粹受什么损失，他可以放心地把脚拿下去了。

汉娜吃了一惊。坐在她身边的罗莎也大惊失色，她紧紧抓住汉娜的手，都把汉娜弄疼了。不过，接下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那个党卫队员并没有掏出武器，也没朝那司机开枪，握着警棍的手甚至都没向上动一下以示威吓。他只是愣愣地看着那个司机，然后把脚从踏板上挪了下去。车内的囚犯开始欢呼，汉娜兴奋得流出了眼泪。

后来，终于出发了。巴士一辆接着一辆地启动，红十字会的救助人员告诉她们，要先穿过捷克斯洛伐克，然后经过德国。车窗都被纸糊上了，车上的人不准向外看，这是红十字会跟德国纳粹协议中的一部分。

瑞典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给大家分饭、巧克力和香烟。她们几乎不能相信，还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时候，外面的人就已经这样生活了。世界从未停止改变，生活还在继续。在某个地方，某些工厂，工人们制造了巧克力和香烟，还有某些人吃巧克力，抽香烟。

本来是不允许乘客下车的，但司机时不时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停车，让乘客下来稍微走走，先是妇女和儿童，后来男人也准许下车活动活动腿脚，方便一下。不过到了晚上，就得老老实实待在车上了。

第二天，麻烦来了。巴士总是走走停停，转来转去兜圈子，寻找新路线。当她们不安地问到底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司机说：“我们到德累斯顿了。这里被彻底炸平了，车子开不过去。一片废墟。”

罗莎是德累斯顿人，她捂着嘴叫了出来。汉娜马上滑到一边把她按在窗户上。罗莎在窗户纸上划开一道缝向外窥视。再转过头来，哭了。汉娜把她搂在怀里说：“你父母不会在这儿的。你知道的，他们把犹太人都给带走了。炸弹只炸德国人。”罗莎还是哭个不停。

炼狱之城

1945年2月13日至15日，遍地战犯的德累斯顿城——尽管已经没有人抵抗——被盟军的飞机连夜轰炸。白天，800架飞机把2000吨炸弹投向了这座城市。德累斯顿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也许他们都藏起来了。也许邻居帮他们了。想想乌尔苏拉的话，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汉娜想，也许吧，不是所有，可是也太多了。她大声说：“如果你父母要藏起来，肯定会到乡下去。”罗莎丝毫没有好转。汽车在断壁残垣的德累斯顿城已经转了大半圈，罗莎还在流泪。

旅途太漫长了。有时候行进速度很慢。几天以后，她们听到了枪炮的轰隆声，好像是从两侧传过来的，越来越近，已经接近北部。车停了，司机下车，打算问问其他同事下一步该怎么走。

“双方的作战前线近在咫尺，”他回到车上，说，“要想穿过去十分困难。”看见乘客们一张张受惊的脸，他又说：“你们别害怕。如果这儿过不去，咱们可以掉头去瑞士。”

没想到，他们开过去了。食物储备一开始还挺充足的，等他们到达丹麦的时候，几乎快没了。时不时有人在街边等候她们。她们喝到了热饮，吃到了切片面包，甚至还在旅店里住了一宿。她们实在太累了，没有力气高兴，倒在床上那一刻累得要死。她们俩人一张床，一觉醒来，依然觉得累得要死。尽管她们不必干活，也不必排队等待，还有足够的食物，但是汉娜还是浑身麻木，确切地说，她觉得还不如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只不过，她不敢说出来。

不知是什么时候，车又停了。她们必须全部下车。一艘渡轮运送她们到马尔默(10)。她们在那儿一直等到晚上，才来车接。路上经过一座异常美丽、光彩夺目的城市，这样的情景已经许久未见，她们几乎忘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最后，她们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座很大的营地落脚。那里是一个检疫站，她们能洗澡，除虱子，换上新衣服，然后接受医疗服务。给汉娜做检查的女医生长得很胖，人很好，丹麦语说得不错。她说她有个女儿，跟汉娜一般大。之后她问了些问题，最后说：“你已经在外面颠簸了六年，这六年把你的青春都给偷走了。”

汉娜惊讶地望着她说：“可是，我活下来了啊。”她很奇怪，那个女医生的眼里竟然含着泪水。

两周后，战争结束了。

【注释】

(1)为回到巴勒斯坦所作的培训、准备、改造等预备工作，统称为哈赫沙拉。“二战”前，在各大城市边缘都有哈赫沙拉的农场。在阿恩斯多夫的哈赫沙拉农场原址上建成的纪念馆，现已是犹太人纪念“二战”的一个景点。——译者注

(2)哈赫沙拉犹太青少年培训组织的男性负责人。——译者注

(3)犹太青少年组织的女性负责人。——译者注

(4)以色列地名。——译者注

(5)Andersen，又译安徒生。——译者注

(6)丹麦地名。——译者注

(7)捷克地名。——译者注

(8)位于法国的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译者注

(9)位于波兰卢布林市附近，原为劳动营，1942年3月在波兰总督府灭绝营总监格洛博克尼克主持下改为灭绝营。——译者注

(10)设在瑞典林哈姆的马尔默航空工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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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为什么必须杀人？”战斗之日和轰炸之夜

战争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一点点地逼近，并且一早就放出了口风：“军备”、“武装”、“合理化”、“义务兵役”、“防空”，首先是出现在报纸上的文字，然后是每天从广播里涌出来的词句。大多数人对此已司空见惯，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不久。

1933年，在杜伊斯堡和丁斯拉肯之间的一个小城边缘，有一座公寓，就坐落在绿色的韦德兰岛尽头。这座公寓共四层，有两面光秃秃的灰色防火墙。在有关战争的风言风语蔓延之时，这座楼才盖好不久。农舍里的邻居们一直都把它叫做“新房子”。因为在这些漂亮的农舍周围，除了老村里的花园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建筑了。新房子朝街这面有两扇敞亮的橱窗，里面陈列着家具：左右各摆设成卧室和厨房的样子。不过很少看到有顾客或装卸货物的车子光顾。商店里总是放着最初的那些家具。

这座房子和家具店的主人是迈耶先生。他为人和善，性格沉静，光秃秃的脑壳周边残留着灰色的卷发。三年前他还是杜伊斯堡的律师，那时候，工作是他的生活中心。牧场、房子和家具生意都是他继承来的，太太过世后他就搬到这里来了。他为什么不把买卖兑出去呢？要是为了谋生，这幢楼里五套房子的租金不是已经够用了吗？他经常散步，总是在报摊买上几份报纸，到百货商店买点东西，然后自己整理房间。有时候，一个住在附近的女人会来他的店里打扫一下卫生。人们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

大阁楼里面住着埃里希·凯勒、伊尔泽·凯勒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阿诺德、马克斯、苏珊娜、安奈特，还有伊尔泽的父母格奥尔格·菲德勒、卡塔琳娜·菲德勒。埃里希·凯勒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他是铁匠，在一家金属加工厂干了很多年。格奥尔格和卡塔琳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在他们的庄院里饲养骑乘用马，通货膨胀之后，他们的土地、房子、财产和所有漂亮的马匹都没了。

三楼左边住着的是施密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拉尔夫、安娜丽泽。奥托·施密特到去年以前一直在当会计。现在他失业了，但有人安排他做了纳粹的街区联防员，他把他所能知道的住在这里的每家每户发生的事情，用极小的印刷体写在索引卡片上。妻子尤塔原先在药店帮忙，现在靠给报社印刷厂当厨娘维持一家的生计，她还一直梦想着有一天坐在大学里学习化学。

街区联防员

要“关照”并监视40至60户居民，他们收集党员党费和各家的捐献品，负责组织参加集会和纪念会。一经有“政治—公安性质事件”以及“散布有害言论者”，他们就向盖世太保汇报。

三楼右边住的是胡贝尔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岁半大的双胞胎路德维希和玛丽欣。汉内斯·胡贝尔是教师，妻子梅希特希尔德原本想当园艺师，可她中学毕业后就嫁给了汉内斯。

商店上面的二楼，左边住着房东欧根·迈耶，右边的住户是刚搬来的里夏德·朗格和他妻子玛丽翁·朗格，还有他们的猎狐犬福克西。朗格两口子都是谢尔科商店的员工。

对于街区联防员奥托·施密特来说，迈耶先生是个谜。一个商人怎么能几乎从不关心他的生意呢？肯定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他打算去拜访迈耶先生，顺便打探一点情况。大家对这个人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据说，埃里希·凯勒以前就认识迈耶先生，奥托盘算着先到埃里希那儿打听打听。

奥托和埃里希打上学时就认识，一个是纳粹街区联防员，一个是社民党员，只要不谈论政事，他们还是很谈得来的。可惜，他们都非常喜欢讲政治。

奥托在阁楼的楼梯口遇到了埃里希，不过在他张嘴问话之前，埃里希先发制人：“我正要去找你，我必须和你谈谈！你的阿道夫还没上台，他就放出烟雾弹了！你知道最新的说法么？咱俩都得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东部去！”

“好主意！”奥托说。

埃里希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字条，走到楼梯窗边，用沙哑的嗓子断断续续地念着：“只有战斗能够拯救我们！训练青年，加强军事意识！民主是恶习之源。必须拯救农民！移民政策！普遍义务兵役制！在东部占领生活空间！彻底的日耳曼化！”

他又把字条塞进夹克衫口袋，“这是元首在2月3日的某次对军队讲话中说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争，奥托，战争！”

“是官方消息么？”奥托问，“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别那么大声。”

埃里希悄悄告诉他，是同事给的字条，没名没姓！那个希特勒到底想干什么？想发动战争，把东边的土地生吞了么？”

“为了我们，埃里希，为了德国！”奥托喊道，“这样我们才能最终获得足够的土地和原料，然后再也没有失业者，而一个像我这样有点儿学问的人，再也不用领失业救济金了。明天这番话肯定完完整整地上报，也许你那字条上的东西只是捏造出来的，好让人们以为阿道夫·希特勒想要战争！不，不！他想要一个和平、繁荣的德国。所以他才需要东边的土地。”

“哪块？”埃里希问，“哪块土地？”

“反正就是土地。东边有的是土地嘛！”

“那你就盼着圣诞节时收到一张地图吧！”埃里希嚷道，“那时候东部到处都住着你我这样的人！”

伊尔泽过来了，她让他们安静点，不要这么大谈特谈“战争”，否则老母亲卡塔琳娜会为阿诺德担心得没法睡觉，因为阿诺德想成为军官或党卫队，或者二者兼任。“昨天楼下的胡贝尔由于害怕战争而说的那些话，已经让她神经紧张好一阵子了。”

“噢，那个教书匠先生！”奥托·施密特大声说，“这个战争恐惧论者，胆小鬼！”

“我也怕，”伊尔泽说，“所有人都害怕战争。实话实说吧，奥托，你也一样！”现在尤塔的嗓门也提了起来：奥托该去吃饭了。

“别让油煎土豆凉了。”埃里希说。

“还有你的汤呢！”伊尔泽说。

有关希特勒1933年2月3日在帝国军事指挥官面前发布的义务兵役和东部土地的言论，自然没有见报。不过在1933年已经有了足够的暗示：国会纵火案、《授权法案》、焚书行动以及对社民党的禁令。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继而又放弃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现在人们已经明白：他想要战争。

12月12日是举行国会选举的日子。选民们对希特勒和他的政府满意么，是还是否？他们认为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正确么，是还是否？

伊尔泽·凯勒在大选的周日首先叫醒了父母，因为她估计孩子们的外祖父老格奥尔格今天在修理胡子和穿衣戴帽上肯定要花上平时两倍的时间。他站在镜子前，看到里面是个真正的先生——这从那双简朴但擦拭一新的鞋子得到证明——然后才走出房门。

外祖母卡塔琳娜早就换好了衣服，早餐已准备就绪，埃里希大衣上的扣子也缝好了。但是埃里希不想去参加选举，去参加一个没有多党竞争的选举？不。他宁愿睡大觉。“社民党员，你对退出国际联盟做何感想？”伊尔泽问道。埃里希站了起来。他们准时到场，正应了外祖父菲德勒的心意。

尤塔·施密特在楼梯上等他们。“奥托是选举助理，”她说，“一小时前他就出发了。”梅希特希尔德·胡贝尔正从房间走出来。汉内斯 还得给双胞胎喂奶。朗格一家已经换好了星期天穿的衣服，正在门口透过信筒缝隙逗着福克西，他们不想带它一起出去。迈耶先生从街上迎面走来。他已经选完了么？他掀了掀帽子，老格奥尔格也掀掀帽子，两个人都微笑着互相鞠躬：两位星期天里的绅士。

遭唾弃者

1933年5月10日，不受欢迎的作者的书籍在所有德国大学中遭到焚毁。当着大学校长和教授们的面，纳粹洗劫了图书馆，公布了“针对反德国精神的十二条”，宣布遭禁作者的名字，并将其作品付之一炬。“遭唾弃者”中包括所有声名显赫的人物——从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到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家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不在其中。他抗议道：“凭什么让我背负这个耻辱？以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作品的名义，我有权要求我的书去接受烈焰的焚烧，而绝不落入褐色杀人团伙那血淋淋的手里……”格拉夫被取消国籍，他的书也遭到禁止。

大选日就是这样平和。不过当选举结果揭晓的时候，老格奥尔格嚷道：“舞弊！骗人！说100个德国人里面有95个赞成退出国际联盟，这不可能！”他挨家挨户地跑去问：“你们对国际联盟问题投了什么票？”埃里希·凯勒跟在他后面跑，对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岳父连连道歉。只有里夏德·朗格说：“这本来不就是不记名投票么？”其他所有人则都很合作地回答了老格奥尔格。

这些人里也包括卡塔琳娜和伊尔泽，这座房子里有11个合法选民，其中施密特夫妇二人对退出国际联盟投了赞成票。大家还不清楚里夏德·朗格的意见，但是至少有8个人投了反对票。“我不是说了么？”老格奥尔格喊道，“大多数是想留在国际联盟的！这些报社的家伙撒了谎，要么就是他们算错数了。”

“我们整天都在谈论选举而不是战争，这么做看来不吃亏。”伊尔泽说。

1934年1月26日，波兰和德国缔结了十年内互不侵犯条约。同年7月底，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又有所抬头，因为纳粹冲锋队头目罗姆和他的爪牙被血腥地清洗掉了。随后，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去世。已经是帝国总理的希特勒接管了总统的一切权力，继而成了德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公开谈论战争了。1935年1月，当萨尔州就将来是否再度归属德国举行公投之时，很多人就期待战争的到来了。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萨尔州就由法国管辖。很多人担心法国人不会接受有利于德国的投票结果。一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纷纷为囤积、饥荒和物资短缺做准备。“谁要是囤积，谁就得不到元首的信任，就是挑拨民众、不满当局的家伙！”奥托·施密特说。可是他家的尤塔偷偷地在地窖里比平时多存了50公斤土豆，还把半袋小麦面粉藏在了旧衣橱里。

伊尔泽·凯勒家的地窖都被菲德勒从田庄带来的旧家具塞满了，所以她跟尤塔借地窖的一角放泡菜桶。外祖父菲德勒根本没有囤积的念头，本来就不允许囤积嘛。但是外祖母卡塔琳娜却把半袋肥皂粉藏到了阁楼上面的旧锅炉里，她还为小胡贝尔做了打算：她用一个纸箱给梅希特希尔德装了50袋布丁粉。玛丽翁·朗格说，商店里还有自行车轮胎，汉内斯买了四套崭新的里外橡皮轮胎，尽管原来的还好用。

1935年1月13日，萨尔州公民投票决定回归德国。国际联盟承认了投票结果，法国也表示同意。战争没有到来。

1935年6月26日公布了两项重要法令：以前自愿参加的青年义务劳动，今后必须参加，并成为大学入学的前提条件。这项法令立即适用于所有18至25岁之间的男青年，后来也适用于年轻女性。

《帝国防空法案》标志着普遍义务劳动制的开始，根据规定，每个公民必须加入到防空洞建设、掩护和制造防火设施的工作当中。

由于汉内斯·胡贝尔是个勤勉的教师，只有星期天他才会从头到尾地读报纸。遇到关于建筑防空洞和空中袭击的危险性方面的文章，他就再读一遍。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他带着梅希特希尔德和孩子们躲避炸弹和炮火袭击呢？不许你那么想。可现在为了这样的自我保护居然立了法！看来是真的有危险了。他拿起报纸，径直走到施密特门前，不耐烦地按了两次门铃，好像今天不是星期天了。奥托·施密特应声开门，汉内斯扬着报纸说：“我们得把地下自行车库改造成一个防空洞！”

汉内斯说对了，一小时以后，所有房客都坐在了朗格一家的新起/>居室里，喝着苏打果汁，琢磨着由谁来清除阁楼上的旧物，可以在那里面置办防空洞里用的沙箱、水桶、灭火器、包扎用品箱和灯火管制时用的物资。大家都投入了热烈的讨论中，仿佛他们在商量搞一次周日集体郊游。他们当然害怕。不过在即将建成的防空洞里能待上两个小时，他们就觉得挺安全了。最后，当他们高高兴兴地彼此大声告辞的时候，汉内斯·胡贝尔问了句：“迈耶先生呢？”所有人都尴尬地笑了——他们把他完全忘在脑后了。

埃里希·凯勒第二天向他的房东问好。迈耶先生同意大家的全部计划。当然防空洞里的所有建设安装费用都由他来承担，那是他的责任。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少见他出入施工现场。“一战”的时候他曾经当过兵，他对地下室有反感。

8月底，胡贝尔家喜添了一个千金。他们给她取名为弗里德里克。“这是个老派的名字，”梅希特希尔德说，“不过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倒挺不错。人们可以叫她‘弗雷欣’或‘弗雷德’(和平)。”洗礼那天，所有房客都到齐了，迈耶先生送给孩子一条金项链，把孩子抱在怀里好长一段时间。所有人都觉得他好像很明白婴儿的想法似的。

第一批征兵入伍者于1935年11月7日宣誓效忠于希特勒，阿诺德·凯勒——埃里希的大儿子，就是其中一个。

战争准备

1935年3月16日，普遍义务兵役制生效。这是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的公然违抗。

1936年一开始就不对头：希特勒撕毁了1925年的《洛加诺协定》，其中明确规定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互不侵犯边界，德国莱茵河左侧的领土保持非军事化。然而1936年3月7日，全副武装的德国骑兵和步兵越过莱茵河大桥进驻西部。有些人在庆祝这个日子。这一天本来甚至可以成为战争的第一天，可是法国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7月10日宣布，最基层的纳粹党部——街区党部，其管理范围现在不仅包括党员，而且要把全部人民大众同志囊括在内。这对奥托是个信号，他又开始研究迈耶先生了。首先他做了一个书面计划：人们对他了解多少？他的年龄、家庭、历史、职业？有什么习惯？有哪些朋友？看什么报纸？他63岁，这房子里每个人都知道。可是他在哪里出生，有没有兄弟姐妹、子嗣，至少附近有没有表兄妹什么的——人们都不知道，尽管他近来总有来客。这些来客都很低调，很安静，很少让人看见。“远亲。”当奥托终于问了那么一次时，迈耶先生说。

迈耶散步的时候喜欢在草场上走，有时候还穿过小灌木林直到“莫尔申科”旅店。此外他还从不掩饰对杜伊斯堡的火车站、邮局和商店的偏爱。奥托曾在那些场所见过他两次，当时迈耶正跟一些完全陌生的人聊天，还请人家喝咖啡、吃糕点。

1936年8月1日，希特勒宣布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这次大会好像一个盛大的缤纷节日，也是德国宣传攻势的胜利。来自49个国家的四千多名运动员为德国的好客所感染。

1936年柏林奥运会

1931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将德国作为奥运会承办国——尽管遭到国际上的抗议，这个决定仍然不可改变。希特勒借此机会要向外国展示自己和平好客的东道主形象。奥运会被宣布为“国家使命”，报名参赛的运动员数量空前。最耀眼的选手是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杰希·欧文斯，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赢得了4枚金牌。不过，号称“我们元首思想的战士”的德国队夺取的奖牌数最多。

“禁止犹太人”的牌子和煽动性标语随处可见，对犹太人和反政府者的迫害有增无减。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的同时，在柏林附近的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工程也开工了。

8月，新房子里的人员发生了变动：迈耶先生搬出了二层的起居室，在办公室和仓库里装修出一间起居室。商店大门和院门、办公室和地下室窗子都换上了铁质卷帘门窗。而迈耶原来的房间来了个新房客——胡普克太太。奥托·施密特马上把这个新家庭登记在目录卡片上。他对尤塔念到：“卡洛琳娜·胡普克，53岁，1933年起寡居，娘家姓黑尔舍尔。你觉得怎么样？”他问尤塔。“名字挺可爱，还有呢？”

“以前当过老师。有四个孩子。大女儿露特在大学学音乐；二女儿赫塔已经结婚；小女儿卡拉刚14岁，还在上学；儿子沃尔夫冈在但泽的大学学造船，估计是学费的原因。全家没有一个党员！小女儿至少还是个希特勒少女队队长。也许拉尔夫该对她多上点儿心呢！”

格尔尼卡

1936年6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对阵双方是社会人民阵线和弗朗哥元帅的法西斯，许多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一些希特勒的反对者都同人民阵线并肩作战。希特勒派遣了6 000名拥有最先进战争武装的“兀鹰军团”增援弗朗哥——这是一个对其他国家试验新式武器的好机会。九个月以后，德国飞机轰炸了西班牙北部小城格尔尼卡。200名平民被炸死。画家帕布罗·毕加索曾创作过一幅名为“格尔尼卡”的名画，这幅画已成为战争杀戮的象征。

“他对女孩子不再感兴趣了。”尤塔说。

“那他对什么感兴趣？——都17岁了！”

“他喜欢政治、人类学或相关的知识。他整天都在学拉丁语，他想成为一名优秀毕业生。”

“是个有上进心的人，”奥托说，“我的儿子嘛！”

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团宣布为国家青年团。

拉尔夫勃然大怒：“这什么意思？全都是些骗人的废话！”

“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奥托问道，“我为你感到骄傲，优秀的青年领袖！元首也为你们大家感到骄傲！这里有什么是捏造的呢？”

“全都是废话！我们夏天在训练营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唱：‘清晨，我们的时刻’——那是首很美的歌。晚上我们唱：‘晚安，同志，珍藏你们的这一天’——也是首很美的歌。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去一个集中营参观。他们把一个人绑在拷问台上，那人像个孩子般哭着喊着：‘再也受不了了！干脆一枪打死我吧！’看守们说，那天他们只是想靠折磨他来逗乐子，这只是个警告。这跟那些美妙的歌词真是相得益彰啊！我觉得恶心了！”

“你们必须冷酷无情，”奥托说，“总有一天你们将会成为我们的青年士兵！”

“我明白。在训练营的墙上有一句口号：我们生来注定要为德国而死！”拉尔夫说完摔门而去。

1937年对新房子里的居民来说是平静的一年。有关战争的许多消息，他们是从广播新闻或报纸上得知的——比如，希特勒拒绝德国在“一战”战争责任书上签字；赫尔曼·戈林主张制造一种民用防空面具，据说已经出厂了上百万个；梅克伦堡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为“闪电战”预热。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

具备应战能力

在1936年9月9日的纳粹党代会上，希特勒宣布了《四年计划》。“德国经济在四年内必须具备应战能力。”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这个四年计划中的所有经济方面的问题由赫尔曼·戈林全权负责。为此特别设置了一个指挥部，对所需原料做预算，发动机燃料储备增加，推动了化工和军工产业发展。

1938年随之而来。许多年后再回首，对许多人来说，那一年就是一条分水岭，他们无助地站在了战争面前。

一切是从1938年2月4日希特勒颁布《德国国防军指挥令》开始的：“我现在亲自宣布，对德国国防军拥有全部指挥权。”

“现在，我们有个真正的元首了，”汉内斯·胡贝尔在采购回来的路上，对梅希特希尔德说，“上帝保佑我们！”奥托·施密特尾随他们上了楼梯，留意听到了刚才的话。

“是的，上帝将会保佑元首！”他嚷道。

“上帝的博爱也会恩泽到魔鬼撒旦的！”汉内斯说着，关上了房门。

“你不应该这么说的。”梅希特希尔德小声嘟囔着。

1938年3月12日，所有满24周岁的奥地利人必须就“为一个自由的、德意志的、独立的、社会化的、信仰基督教的、团结一致的奥地利”参加全民公决，不过希特勒对表决结果早已等不及了。同一天，德国军队旋即开进了奥地利，受到了奥地利人民的热烈欢迎。

飞行员

赫尔曼·戈林，“一战”时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希特勒的帝国空军野战师师长，很喜欢身着制服亮相，如戈培尔所言，制服对他来说“比官职还重要”。他和已故前妻、曾当过演员的埃米·索纳曼都崇尚奢侈，好讲排场。阿尔伯特·施皮尔在日记中说他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寄生虫”。戈林配合执行将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隔离出去的所谓《雅利安化措施》。开辟苏联战场之初，他是一个用武力掏空被占领土的超级部长。他向海德里希下令，制定“解决犹太问题的总方针”。几年以前，这个夸口的部长还在对英格兰的空战中败北。

戈林曾是希特勒的心腹。战争结束前不久，希特勒免除了他的全部职务，并把他踢出了纳粹党。1945年5月，戈林被美军逮捕。在纽伦堡审判中，戈林是级别最高的战犯，他的自我意识很强，强词为自己辩护。执行死刑宣判之前几个小时，戈林服毒自杀——至于他是从哪儿弄来的毒药，至今不得而知。

人们在家里听着各个广播电台里喧嚣狂躁的“咳”声，凯勒一家、施密特一家、胡贝尔一家、朗格一家和胡普克一家，还有迈耶先生，都站在各自的门外，计划着出行到因斯布鲁克、萨尔茨堡和维也纳。外祖母卡塔琳娜要赶快烘烤萨尔茨堡小面团。

“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阿道夫！”埃里希喊道，“不过，咱们走着瞧吧！”

“你什么意思？”奥托问。

“就这个意思。”埃里希说。这个日子，谁都不想考虑战争的事情， 只想着游山玩水，还有窗前爬满红色鹳草的房子。

在德军第三次入侵奥地利之后，欧洲列强开始担心了，希特勒下一步打算“吞并”苏台德地区。这时候，法国和英国本应该联合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反击。但是密探早就知道希特勒德国的武装有多么精备。因此，当勾结希特勒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建议在1938年10月10日将苏台德区让给德国的时候，英法两国默许了。作为报答，列强(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将一致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不受外来侵犯。

这回，新房子里没人庆祝了。战争越来越近，大家都察觉到了。

接下来，9日夜里10日凌晨，德国的犹太教堂被烧，犹太人的房屋、商店被摧毁，他们的墓地被践踏，德国犹太人被德国人拘捕、凌辱、杀害。

拉尔夫·施密特这些天总是很晚才回家。他的少年团员要跟他谈话，话题是他们耳闻目睹甚至有可能亲自参与的恐怖事件。他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当褐衫军团恣意纵火、破门而入、折磨和残杀别人的时候，这都不叫犯罪！

12月12日，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三个男人殴打一个人，还往他身上踩，那人当时已经躺在路边了。打人的是一个冲锋队队员和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咳！希特勒！”拉尔夫高喊。他们看看拉尔夫的制服，扬长而去。

“谢谢！”那个挨打者说着站了起来。

“我不是他们的人。”拉尔夫说。

“我知道。”那人说。之后他们一起来到了新房子前。拉尔夫·施密特就这样认识了沃尔夫冈·胡普克。只要沃尔夫冈在家，他们就经常碰面。1月，沃尔夫冈得回但泽去了，这时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9月的慕尼黑会议对苏台德问题的决议，希特勒并不太上心。他要的是“捷克的剩余部分”。1938年3月，德国部队越过了捷克边境。斯洛伐克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下成了德意志帝国的保护国。

6月底，卡洛琳娜·胡普克收到一封但泽的来信。沃尔夫冈写道，今年他可能不能回家过暑假了。他被召进了国防军，必须马上收拾行装。卡洛琳娜读着读着就哭了。卡拉也看了一遍信，她问妈妈：“你害怕了？”

战　事

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宣布了同波兰的互不侵犯条约。

5月22日，意大利和德国签订协议，两国共同承诺，如发生战争，将互相援助。这个承诺立竿见影。

为了随意摆布波兰，希特勒和斯大林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英国于8月25日以同波兰建立《英波互助协定》作为回应。早上4点45分，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上航线向但泽附近的波兰维斯特普拉特半岛开火。

“你还没经历过战争，”卡洛琳娜说，“一切都会比从前变得更糟。”

9月1日一大早，新房子里还没有人知道战争已经打响了。尤塔·施密特像往常一样，快到五点的时候被一辆送报车接走，去给疲惫的夜班编辑和早班印刷工人准时煮上早点咖啡。奥托又到一家药店当上了会计。晚些时候，他坐公共汽车进城。

第一批炮弹落在维斯特普拉特的那段时间，伊尔泽·凯勒叫醒了丈夫，铺好早餐桌。两小时以后，汉内斯·胡贝尔到学校去了。他从早间新闻里听到，希特勒要发表一个演讲。这下子他又得在体操房听上两个小时的滔滔江水，这些可怜的学生们既不准窃窃私语，又不准大笑。

卡拉·胡普克临近八点的时候骑上了她的自行车。迈耶先生站在商店门前，向她走近一步，好像要说什么。二楼，卡拉的母亲打开一扇窗子，迈耶先生朝上面微笑了一下，然后匆忙跑回店里。后来她们俩才知道他刚才要跟她们说的是：打仗了。

外祖母卡塔琳娜一小时后才知道战争的消息。一个载重车司机交给迈耶先生点东西，他看见了老太太站在窗口，喊道：“一切顺利，女士！还早着呢！一切顺利。”

“是战争么？”卡塔琳娜问。那男人点点头。

格奥尔格还在睡觉。桑内(1)和内特(2)已经到了学校。伊尔泽今天一大早就跟埃里希和马克斯进城去了，她想去市场买些东西。前天她拿到了第一批食品供应票。卡塔琳娜把它们放进抽屉。她拎着大个儿购物筐，来到了街角的消费品商店。店员说：“面包、面粉、鱼、水果、蔬菜，本周市场上均不供应。”

“还有糕点、糖果和巧克力呢！”卡塔琳娜说，“今天报纸上说的，仗一旦打起来，大家必须置办储备。”她把孩子们、伊尔泽和自己的东西都买全了：巧克力、果仁夹心儿、棒棒糖、果脯、杏仁儿糖果、牛轧糖，还有给格奥尔格和埃里希的一盒小雪茄。

卡塔琳娜来的时候，伊尔泽已经回家了。她俩撞了个满怀：“你知道了么？”

“嗯，开战了。”

“你怎么这么镇定？”

“战争已经来了。现在，我不必担心它来不来了。我挺高兴的，阿诺德在巴伐利亚的练兵场，那儿离战场还远着呢。”

“他早不在那儿了。他现在有了个战地编号。”伊尔泽说。

这个时候的卡拉正在在教室窗前，刚才去礼堂听了希特勒的演讲，里面叫嚣着：“4点45分开始反击！”之后，座位上还剩下不到十个人交头接耳。女教师、男教师、女学生，每个人都想赶快回家，卡拉也是。但是她还有别的事情，办完了才能回家。

沃尔夫冈最先从一个兵营里写信回来。人家给了他一套军装、一杆步枪。穿上军装，怀里再抱上一把大提琴，最好看了。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么，向人开枪的战士？

卡拉在自行车棚里把包夹在行李托架上的时候，校监拿着一大串钥匙走了过来。在平时，他要是看见谁放了学还待在学校，准会训上一通。今天他却说：“走好啊，姑娘。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啊？再见，卡拉。”

整个城市安静得出奇。做买卖的人收摊儿的动作比往常利落多了，再也没有聊天打趣、乱哄哄一团，车上的筐啊篓啊一空，马上走人。

卡拉骑车到了操场。在一个低矮的小木屋里，有个红十字会的活动站。一个身材胖胖的白发护士坐在电话机旁。卡拉说：“我要报名。我想做点事情，因为战争来了。”她说着说着脸就红了，她为来到这儿感到羞愧，不好意思，但已经太晚了。她现在应该和妈妈在一起。关于去红十字会报名的事，她闭口不提。

“你还是个中学生？”护士注意到了卡拉的地址。然后她打电话给一个医生，之后又和医疗车通了电话。放下电话的时候，她对卡拉说：“您看，日子还跟平常一样过。”她让卡拉回家去，如果有需要的话，会收到通知的。

下午，大女儿露特从斯图加特回来了。深夜，他们还坐在收音机旁：德军从清晨开始进驻波兰，听见了吧，是“进驻”。沃尔夫冈会怎么想呢？今天晚上他会在哪儿睡觉呢？帐篷里，还是哪个林子边上？

德军的坦克数量是波兰的四倍，飞机将近是波兰的五倍。波兰人到最后一刻还期望英国和法国能如约助自己一臂之力。战争打了三天以后，英法才对德宣战，在德国的西部城墙后面等着。波兰人在这头战斗，他们在那头隔岸观火。9月17日，苏联军队占据了波兰东部。9月28日，华沙上空震天动地的空袭过后，波兰陷落了。

陷落之国

波兰人不想打仗，但是他们不得不为战争付出了大量的死伤和战俘。城市尽毁，村庄遭劫。波兰历史上第四次被列强瓜分。苏联得到西布格河以东的波兰地区，还有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西部现在改叫“但泽-西普鲁士”和“瓦特高”，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剩下来的那部分里，德国人成立了“殖民地总督府”，由邪恶透顶的党卫队一手操纵。

沃尔夫冈·胡普克是德国一个大学生社团的成员，他受了重伤，四天后，死在但泽一家野战医院里。新房子里的邻居们伤心之余都很震惊。没想到战争才打了不几天，这房子里就传来了死讯。拉尔夫失去了刚刚结识的朋友。对于二楼的胡普克家，这四个星期好像停滞不动了。他们反复阅读沃尔夫冈临终前的最后一批信件。和从前一样，那些信的语调并不乐观。他看见了太多，也经历了太多，他写信给露特，太可怕了！他再也不能跟别人讲这些了，也不能跟露特和母亲讲了。

11月，阿诺德·凯勒从前线寄来一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弟弟妹妹，我们现在拿下了波兰。元首的东方大国之梦真的离现实又近了一步。为元首和德国的未来而战，令我感到骄傲。现在我要跟你们说些特别的事儿：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我很快就要进入一个特种突击队了。我希望你们能分享我的喜悦。只要我一有假期，就回去看你们，给你们讲战场上的事儿。就此搁笔。致上诚挚的问候和祝福！你们的阿诺德。咳！希特勒！”

罪行累累的精英

纳粹党人将在党卫队部效力——一名志愿者必定符合党卫队的种族血统原则，他不仅得把自己视为一名战士，而且还要坚信纳粹世界观，并以成为一名纳粹精英而感到自豪。由于前线战争日益白热化，越来越多的人被召进党卫队部。这个组织对老百姓犯下的战争罪行几乎遍地皆是。

读信的时候，埃里希·凯勒用双拳擦了擦眼睛，然后走了出去，在楼梯窗子前坐了下来。从那儿望出去，能看得见东边的绿地。又回到屋里时，他说：“阿诺德长大了。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伊尔泽点点头。

马克斯往他的可可里加了三勺糖，说：“我才不会跟别人讲这些事情呢，就凭党卫队和那些令人作呕的传闻！”

“什么传闻？你知道啊？”埃里希问，“你们在学校里也讨论这些么？”

“当然不会跟老师们讲了。不过我们正在搜集有关战争的一切。”

“邮票呢？”内特问。

“去问爷爷要吧，小内特。”马克斯说完就拿着信出门了。

“站住！”埃里希喊着追到了楼梯间，说，“马克斯，求你，把信还给我。我必须静下心来再读一遍，还要跟伊尔泽商量一下，然后你再拿走。——谢谢了。收集战争资料是怎么一回事？”

“跟别的事情一样。以前我们收集烟盒图案，现在我们收集战争图片、剪报、前线的邮戳、制服纽扣、子弹壳、火药筒，当然还有真人真事。但是我并不想把这封信也收进去。你以为我会那么做么？我只是想拿给一个朋友看看，他想多了解一点波兰的情况。报纸上根本读不到什么，他有个特别好用的收音机。你通融一下好么？”

“没问题，”埃里希说，“明天早上就把信给你。你们能听到伦敦的广播么？小伙子，请不要掉以轻心呀！”

敌方电台

1941年已有65%的德国家庭拥有收音机。老百姓把这个小东西称做“戈培尔的传声筒”——不能接收境外电台，因为自从1939年以来，收听外台就是犯法。

“卡尔，”马克斯说，“听过了《麦克希斯之歌》(3)，得让生活有点变化。”说完，他脸红了，因为这时候安娜丽泽·施密特刚巧上楼。她的脸也红了。“她多美啊！”马克斯暗想。

晚上，埃里希在迈耶先生的橱窗前站了很久，仔细观看卧室里的陈列，好像一个很感兴趣的顾客似的。终于，迈耶先生把门打开：“凯勒先生，我看，您是有事想跟我说吧！”

“我需要别人帮我出出主意，”埃里希说，“请您读读我大儿子的来信吧。谣传还有一支进驻波兰的德国部队，竟干些士兵们从来没干过的事情。也许真的只是谣言，您在波兰有亲戚么？”

迈耶读完信，然后走到店门跟前，关上卷帘铁门和大门，把厨房餐桌旁的椅子摆好。

“这不止是谣传，”他说，“我妹妹和妹夫都是老师。这足以判他们死刑了。是的，这都是真的！您想知道全部么？您愿意相信我么？那么我就把知道的全告诉您。我信任您。这可能会让我掉脑袋，您懂么？”埃里希点点头。

迈耶说：“希特勒想在东部掠夺更多富饶的土地，建立一个日耳曼帝国，所有波兰人，不分男女，都将变成劳工。波兰的教师和教授、贵族和神职人员当不了劳工，波兰的工程师、手工业者以及自由农民也没法转型，不合格的还有波兰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希特勒要把他们杀掉，是枪杀。因此才成立了突击队。”

“阿诺德写了那些事？不！”

迈耶说：“他们的组织纪律像部队一样，制服也跟德国国防军制服相近。他们加入部队，职责是保卫外国领土。实际上，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他们枪杀犹太人和知识分子，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村庄和小城镇里，每个孩子都能目睹这种事。”

“我们的阿诺德对此肯定一无所知！”埃里希大声说，“他不会只因为面对的是犹太人或教师就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从逃出来的人那儿知道的。出逃的人需要证件和钱，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睡觉。我有足够的床。您去跟您的妻子说吧，她知道真相。她认得边境线上的车。”

“我的伊尔泽？”埃里希嚷道，“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海德里希的突击部队

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是党卫队指挥部头目海因里希·穆勒的“右手”，他还是党卫队下属安全部的部长。1939年，他建立了帝国安全总部，把盖世太保和侦探警察的安全保卫工作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新部门里，海德里希命令突击部队负责对付德国占领国内的民间恐怖活动。1942年，海因里希在布拉格被两名捷克暗杀者重伤，最终死于这次暗杀行动。作为报复，纳粹把利迪策(4)村洗劫一空。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全部被枪毙，妇女和儿童被投进集中营，90个儿童被带到党卫队家庭实行“日耳曼化”。海因里希·希姆莱(中)和安全部(SD)头目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右)(1939年开始，海德里希成为帝国安全总部的最高领导人)

“我们当时必须把您蒙在鼓里。对您还需要观察。”

“这对我无所谓！”

“但是对您的妻子和孩子可有所谓，”迈耶先生说，“对我也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您不能太惹人注目，这个很重要。”

波兰战争结束之时，德军仍未解除武装，但是原料短缺，尤其是铁矿资源。此前得乘坐从瑞典开往挪威的列车，之后摆渡到德国。为了阻止英国封锁挪威港口，希特勒于1930年4月9日向丹麦和挪威分别派遣了部队。这两个国家都是中立国，也就是说，他们有义务不发动任何战争，也不介入其他国家的战争行为。他们的领土对战争发起国来说是不得侵犯的，但是这个规矩对希特勒没有用。丹麦陷落之前没有做出丝毫反抗；挪威向英国求救。1940年的四五月间，挪威同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到整个领土最终被德军占领。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星期天下午刷新防空洞墙壁的时候，奥托问埃里希，“我们搞定了奥地利、苏台德、莱茵兰、萨尔区，还有将近整个波兰、丹麦和挪威！哦，差点儿忘了，还有美末尔的狭长地带！”

“那么现在这场战争叫什么？”埃里希问。

“什么也不是！”里夏德·朗格从地下车库的楼梯上嚷着，“看，福克西来了。”

玛丽昂像抓一个小孩子的手一样抓着它的前腿，然后把它放到地窖中间，喊着：“咳！希特勒！福克西，来表演一个，咳！希特勒！”福克西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尾巴上，后腿拄地，前腿推开了右侧的舷窗。大家都乐了，福克西得到了一小片火腿。

埃里希敦促大家必须马上刷完。明后天有个消防员过来检查地窖。朗格夫妇穿上工装裤和围裙，晚上地窖四壁一片雪白。

里夏德·朗格叫来了迈耶先生，应该让他看看他的地下自行车库变成了什么样子。可是迈耶先生并没有笑，他甚至连微笑都没露一下就跟奥托·施密特说话去了。奥托满面红光地叫道：“得让元首看看！”但是迈耶摇摇头。朗格夫妇又习惯性地开始逗小狗做游戏。其他人从中是发现不了什么乐趣的。

三天后，里夏德·朗格收到了盖世太保的书面通知，信头上写着：“事由：国徽保护法！”里夏德应即刻赴任。里夏德脸色苍白，怅然所失地回家了。

他说：“我再也不能照镜子了。我是个胆小鬼！他们把我吓得要死。是不是有人把我给驯服了，我妻子？我没必要跟他们耍花招了，他们大概早摸清了我的底细。他们在地底下设立监禁室，四周那叫一个黑，最适合思考了。我跟他们说了，只有热爱元首才能驯服小狗，就像我这样。我在那些人面前卑躬屈膝。可他们还想和赫尔维希谈生意。也许现在他们想把我放了？”

1944年，盖世太保的成员超过3万。后来的纽伦堡审判宣布盖世太 保为犯罪组织。

盖世太保

秘密国家警察(以缩写字母简称为盖世太保)是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国家权力机器，它的权力无所不及。最高长官是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后来由莱茵哈德·海德里希领导成立帝国安全总部，位于柏林普林茨-阿尔布莱希特大街。盖世太保的职责是，“调查并取缔境内一切危及国家安全的活动”，而且可以“使用任何可行手段”，不必经由法律程序的审查。上千名反抗纳粹人士成了可疑分子，或者被揭发，继而被任意地采取“保护性拘留”。谁要是一旦进入盖世太保的视线，很少能脱身。严刑逼供成了家常便饭。那些招了供的人，得到所谓的特殊待遇，也就是不通过审判直接被处死。

不，玛丽昂无法相信。是谁告发了里夏德？怕不是新房子里的人吧？街区联防员？——此外还能有谁呢？在楼梯上相遇时，朗格夫妇再也不跟奥托·施密特打招呼了。奥托·施密特去朗格家发誓，他从来没说过他们的坏话。也没有把柄啊？他倒是津津有味地欣赏了福克西的小把戏，还跟同事们谈到了小狗。盖世太保里的党员同志们根本搞不懂他在讲些什么。

希特勒的下一个战争目标是法国及其盟国英国，即“盟军”。1940年5月10日，德军强行进驻中立国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九天内，快速坦克部队已经开到了英吉利海峡边上，包围了盟军在敦刻尔克的部队。6月14日，巴黎被占；6月22日，签订不抵抗协约。法国当时被分成了两半儿：北部以及大西洋沿岸100公里被德国占领，南部和东南部仍是法国领土。

西部城墙

坦克部队从亚琛到瑞士边境排成一线，由1400个掩体和战壕保驾——俨然一座630公里长的西部城墙。帝国现役劳工、10万少年先锋队队员、35万托特组织成员参与了这800万吨水泥工事的建造。西部城墙花费了350万帝国马克，它本应把盟军部队阻拦在阵地之外，然而未能奏效。

早上，埃里希站在了火车站：“喂，奥托！我们要法兰西那片儿地干嘛用啊？为希特勒搜刮土地么？”

“把它用在何处，元首心里自然有数。现在别啰嗦这些了，否则我可要上报了。这是个警告，最后一次了！”

“奥托，你说的‘上报’是什么意思？向盖世太保打报告？他们早就知道了，只要社民党还存在一天，我就是社民党的人。我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值得你跟他们汇报呢？”

“比如说，你对我们胜利进军的消息嗤之以鼻，这可是会惑乱军心的！还有，你总是跟迈耶私下交谈，昨天你们俩还在草坪上走来走去的，你们上那儿说什么去了？”

“迈耶是我们的房东，我怎么就不能跟他说说话了？”

“我可是街区联防员！迈耶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一时看不透罢了。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他想给我们每户房客一小块花园，房子后面的地本来就是他的，胡贝尔夫妇问过那块地的事儿。奥托，火车来了，上车吧，我想走走。你浑身散发着猎犬的味儿。”

现在，埃里希和奥托之间的战争已经公开化了。埃里希成夜睡不着觉，因为他太不警惕了，他不应该激怒奥托，不该引起他的怀疑。

1940年8月13日，空袭英国。德国空军在14天内派出4770架飞机，但是在英国的雷达预警系统和英军轻便的喷火式战斗机的双重防护下，德国的炸弹和斯图卡(5)很难击中目标。空袭必须在8月底结束，因为东线战场急需飞机支援。1940年从夏天到冬天，德国境内几乎每天晚上警报声不断。“讨厌的飞机！”老百姓们一边抱怨，一边耐心地走进防空洞。

后来，新房子的房客们每当回想起防空洞里那几个月的生活，都津津有味的。每个人有一张靠椅大小的地方，孩子们的地盘儿有床垫那么大。胡贝尔家的三个孩子还得大人抱着。大家都考虑梅希特希尔德是不是应该带着孩子回娘家避避。汉纳斯现在是“uk”生，也就是说“免除兵役”的学生。只要他不想当兵，就可以不当。不过，这个规矩今天立了，有可能明天就被破了。拉尔夫还在占领地的兵营里，距离服役期满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卡拉·胡普克等着红十字会的义工通知，安娜丽泽早就把几套白色制服上衣装进了手提箱，准备以少女团团员的身份加入到儿童托管运送工作中。

儿童托运

战争期间，大约250万儿童和青少年被送到了儿童托管运送处。他们被送出遭到轰炸的德国城市，有些孩子在孤儿学校、青年旅社或帐篷营里度过了数年。这段时期，他们远离父母，接受思想驯化和军事化培训。1944年，第一批孩子开始返乡，其中许多人在战争结束前后陷入前线阵地无法脱身。

现在连伊尔泽·马克斯也得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了。“那样的话，我们每天都要写信。”安娜丽泽说。

一个陌生的男孩子忽然站在了地下室，大概十几岁的样子，用外语战战兢兢地说着什么。“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奈特问道。

“他说的是波兰语。”格奥尔格·菲德勒说。

“啊！”埃里希大声说，“那是迈耶先生的一个外甥！他妹妹要来看他。”

“迈耶！迈耶！”小男孩儿大声嚷着，点头大笑着。迈耶应声走下楼梯。“你没走丢吧，亚洛？”迈耶说着向埃里希使了个眼色，他得一起来。然后，他关上了家具店大门。大人加小孩儿超过了15人，三两个人合用七张床，几乎没人能抬得起头。地下室天窗底下的那张床上有一个女人，男孩儿冲她跑过去，爬到了天窗下面。

“你已经三个晚上没合眼了。运家具的车六点来，”迈耶先生小声嘀咕着，“施密特来过地下室么？”埃里希摇摇头。后来，警报声过去后，他对伊尔泽说：“我们的迈耶先生至少有一打儿姐妹！”

“没错，”伊尔泽说，“甚至有14个姐妹、两个兄弟。我们明天早上徒步去卡未拉(6)朝圣，在那儿同几个荷兰朋友碰面。他们帮忙照顾我们此前保护过的同志。”

第二天，等得不耐烦的希特勒发动了策划已久的东线战争。这个战场对他来说比任何战争都重要。他要掠夺“生存空间”，要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但是他的轴心盟友墨索里尼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搅乱了希特勒的作战计划。1940年9月，意大利向英国统治下的埃及发动进攻，结果被击退，希特勒于1941年2月派隆美尔将军带领“德意志非洲军团”前来助战。1940年10月，又是在希特勒不知情的情况下，墨索里尼进攻了希腊；1941年年初，德军必须进驻巴尔干了。直到5月底，德国空军才结束了攻占克里特岛的战事。由于巴尔干战争，进攻苏联的日程被推迟到了初冬。

1941年6月22日凌晨三点，德军越过了苏联边境。“巴巴罗萨行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希特勒打算首先拿下列宁格勒。他发誓要把这座城市(今天又叫回了圣彼得堡)变成一片废墟——他还要霸占富饶的乌克兰、顿涅茨盆地的工业区、高加索山区和克里木半岛的石油资源。当苏联红军深陷基辅的时候，希特勒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在他手下将领看来，这场战役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因为它葬送了进攻莫斯科的宝贵时机。10月初，德军才开始向莫斯科进军。

拉尔夫·施密特给迈耶先生写了一封信。他给迈耶送来一个卫生员，陪同一辆战地救护车。

亲爱的M先生：

今天，我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给您写封信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当然不允许写信。一连好几个星期，我们都在行军。大多数时候是步行，我们必须越走越快。晚上，跳蚤和虱子搅得我们睡不好觉。整个白天，我们都被游击队搞得疲于奔命。村庄里到处人心惶惶，直到村民看出我们不是那些突击队员。您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有一次我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片墓场，其中有一个巨大的坟丘。我们向一个老人打听那个坟丘的来历。他在地上画了个十字，在旁边写了个数字，7000。还有一个地方，在树林里有一个深沟，人们用土把它填平过，但是雨水把沙土冲走了。我们看见里面躺着几千具尸体。我们像受了惊吓的孩子一样四下逃散，村子里的一个女人在她家棚屋前的石头上用炭笔写下3400这个数字。在别的村庄，我们还看到了这类的数字，都在1000以上。我必须马上记下来，否则就忘了。

恐　怖

突击队是特种机动部队，参加过1938年“合并”奥地利、1939年进军斯洛伐克，后来又在东欧参与屠杀所谓政治敌人和“不受欢迎的苏联人”。他们残害波兰知识分子，对犹太人、南欧以及其他民族实行种族灭绝，如同照章办事。陆军部队和突击队狼狈为奸，在苏联战争中以贯彻“最终解决”为“己任”。

我只能跟少数几个同志谈论这些事情。“突击队员”就像毒药一样。人们谈“突”色变。有一天，有人对我们说：他们跟你们这些战士是一伙的。你们没看见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吗？你们给他们准备落脚点，给他们提供原料。你们就是帮凶！

几天后，在同敌人的一场战斗中，两个战士受伤致死。后来我们围捕了一个游击队，本来应该把他们吊死在树上的，但是我们更想把他们枪毙，我也是射手里的一个。我开枪了，为什么士兵必须杀死别人呢？仅仅因为上面命令他这么做？仅仅因为他宣誓过要服从命令么？在战场上就不需要“十诫”了么？——您不是也当过兵么？请回答我。

代我问候大家。

您的，R.

10月，苏联的霜冻期开始了。只有坦克机车还能移动，步行军和骑兵队的行进速度像蜗牛一样。当德军抵达距离莫斯科30公里的郊外时，苏联已经处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士兵们身上只穿着夏天的制服，他们没有冬装，没有暖和的靴子，也没有手套和帽子。部队根本就没准备置办冬衣，因为希特勒原计划只用几个星期就结束这场战争。

珍珠港

1940年7月27日，德国、意大利、日本缔结盟约，商定如有任何第三方入侵，哪怕是美国进犯，缔约各国即刻彼此助战。

1941年12月7日，日均侵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夏威夷群岛瓦胡岛上的珍珠港，美日战争爆发。日本的盟国德国、意大利随即向美国宣战。

德国人的1941年就这样在对美战争中结束。总共有26个国家对德国、意大利、日本作战。

后备物资供应中断，原料紧张，发动机和机枪大炮被冻得无法使用，坦克也陷在淤泥里不能动弹。将军们请求下令撤军，希特勒则命令将士们守住阵地，直到最后一个人。陆军最高总指挥冯·布劳希奇辞去职务，其他将领也纷纷辞职。于是，希特勒本人当起了军队统领。

1942年6月28日，德军发动夏季反攻。保卢斯将军指挥的第六军伸进伏尔加河地区，8月24日逼近斯大林格勒。此役乃转折之战。城里的每条街、每座房、每间屋，都不堪一击。11月19日，22万德军被红军围困。援军试图进城，却遭击退。保卢斯将军请求下令冲出包围。这是拯救他的战士们的最后机会。像对待任何一次投降那样，希特勒驳回了这个请求：“不准投降！军队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爱国者；军人的英勇顽强将为后方防守阵线和拯救西方的伟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俘

1943年1月，9000名德国军人走进了苏联的战俘营。多年以后，只有6000人生还德国。苏联战俘在德国的命运更加悲惨。到1942年2月，两百多万苏联红军死在了德军的战俘营里。

1943年1月31日，德军到了背水一战的关头。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收音机一直叫嚣不断。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向群众代表提问：“你们想不想要全方位的战争？”听众群情激昂地回答：“想要！”

1943年6月19日，奥托·施密特在防空洞里庆祝自己的50岁生日。有七个位子空着：梅希特希尔德·胡贝尔已经带孩子回娘家了；汉纳斯还在法国的德占领土上服兵役；胡普克太太在陶努斯照顾生病的姐姐；她的三个女儿现在都已经嫁人，包括卡拉在内，而三个女婿则都上了战场。

尤塔和安娜丽泽几个星期前就准备好了做生日蛋糕用的鸡蛋、油脂和糖票，复活节期间特供的纯咖啡也攒了下来。外祖母卡塔琳娜用玉米面、蛋白、大黄汁、糖精调制出一种奶油果酱。晚上，尤塔用一卷粗羊毛换来了猪腿——那羊毛是安娜丽泽和马克斯蜜月旅行带回来的：战时婚礼一周后，两人去维斯特森林度蜜月。蜜月刚过，马克斯就去了非洲前线。

安奈特和苏珊娜不知道她们还能否到空军后勤帮忙做事，如果能的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去哪里。苏珊娜刚从青年义务劳动军回来。

地方小组长为了给奥托庆祝特备一份长篇大论：“让我们放眼未来！”他高喊着，展开了一幅自绘地图。

亲爱的党员同志们，尊敬的在座各位！我向您展示一下未来的欧洲版图：德国需要更多空间，生存空间！所以我们才卷入这场战争！我在这儿用深蓝色记号笔标了出来，以便让您看清楚元首设计的未来生存空间是个什么样子。毫无疑问，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都在其中，还有我们日耳曼国家的邻邦，弗兰德(7)、瓦龙人(8)，也就是比利时和荷兰。当然还有丹麦、挪威、瑞典。我用漂亮的彩笔把这些地方都勾了出来。

最迟再过20年，东部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巴尔干、波兰，富饶的乌克兰，都会成为崭新的日耳曼欧洲管辖下的行省。这些地方也得圈上漂亮的边儿。

战后，德国农民举家迁往东部，到新开辟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原来住在那里的斯拉夫野蛮人，必须给我们让出地方来。只有少数人可以留下，为日耳曼的新侨民工作。元首希望苏联变成“群龙无首的劳工民族”，直到最后一个苏联人。在物产丰富的克里木半岛上，住着我们的南特里尔人民。这样一来，元首可以把克里木的名字改成“哥特人之国”，把辛菲罗波尔和塞瓦斯托尔给改成“哥特堡”和“特奥德里希港”！

坐在一旁的汉森太太擦擦眼睛：“啊，是的！我们的鲁珀特就倒在塞瓦斯托尔要塞。就为这个，我也不想再听到别的名字。”

布林克曼太太问：“那么是不是所有地图都必须重新画啊？那么，比方说，莱茵河该叫什么名字呢？”

“莱茵河会搬家的！”胖胖的科莫勒太太嚷道。

屋子里迸发出一阵大笑，地方小组长迅速地说：“谢谢大家捧场！咳！希特勒！”

“波兰人和苏联人里面不单单有‘群龙无首的劳工’，”苏珊娜喊道，“他们不是还有发明家、音乐家和教授吗？还有一个闻名世界的芭蕾舞团！”

“噢，小姑娘，柏林和维也纳也有芭蕾舞团，”寿星奥托说，“我们不需要苏联人干这个。”大家又是一阵笑声，谈笑间还朝蛋糕桌瞥上一眼。

地方小组长大声说：“这个年轻的女群众同志没有领会党的核心精神！东部的异族必须根据血统被淘汰，然后把血统高贵的人挑出来带回德意志。按照帝国领导人希姆莱的说法，对那些东部的非德意志民族，只允许他们上学上到小学四年级。他们只需要学500以内的算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按上帝的旨意，他们应当效忠德意志，做到忠诚、勤劳、规矩听话，不必学会读书。”

苏珊娜一跃而起，跑出了房间。“请给我带个糖勺。”尤塔喊。

“我这就去。”安娜丽泽说着，跟着苏珊娜跑了出去。此时，苏珊娜正坐在楼梯上。

“一听那些我就来气，”苏珊娜说，“我现在要上楼找格奥尔格姥爷去。警报来了我就下来。”

“可我还得继续听爸爸和小组长布莱希大放厥词，”安娜丽泽说，“我都好久没收到马克斯的信了。”

“你很爱他？”苏珊娜问。

“爱得没法形容。”

“是啊，”苏珊娜说，“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那你呢？”安娜丽泽问。

“以后，”苏珊娜说，“以后也许我会跟你说的。”因为她认识他才两天，况且还不知道他叫什么，而只认得他的眼睛，知道他在丁斯拉肯的一个工厂做工，此外便一无所知。两天以来，再没有什么事、什么人比这个人更重要了。

两天前……

苏珊娜要去迈耶先生那儿拿家具抛光剂。商店里当时有个住在附近的女顾客光临，要为自己的防空洞买个小脚柜，边看边说，她表妹五月份经历过攻打杜伊斯堡的情景。这时，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穿着一件“P”字工作衫，外面套一件穿破的羊毛夹克衫，走到了半开着的店门前，问：“迈耶先生在这儿吗？”

强制劳工

被强制服劳役的外国工人数量从1939年的30万猛增到1944年的730万。

“P”代表波兰(Polen)，所有劳工必须穿着有本国标记的衣服，由警察督管。他们的工资很低，食品供给少得可怜。他们不允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允许住客栈旅店，任何与德国人相爱的迹象都被严格禁止。德国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很快，连外籍劳工都不够用了。在被占领的各国都实行强制劳役。那些不来自愿报名劳动的，都被抓起来送到了德国。

“是的，迈耶先生在这儿。”苏珊娜说。

“谢谢。”陌生人说着，把身后的门关上，靠在墙上。那个女顾客还有好多关于她表妹不幸遭遇中的万幸故事要讲。迈耶先生耐心倾听着，顺手给陌生人推了一把椅子过去。等到那个女顾客买好脚凳付钱离开以后，迈耶先生转身锁了两道门，把卷帘门也放了下来。

“就是他了，”苏珊娜心想，“除他之外别无他人！”她看着迈耶先生和那陌生的年轻人走进了办公室，先生从书架上拿下一瓶家具抛光剂。她并步跑上楼梯，把小瓶儿交给了外祖母卡塔琳娜。

“你还有咖啡么？”当然，卡塔琳娜总是存着咖啡，就放在灶台右角后面，装在一个蓝白相间的旧搪瓷罐里，一半咖啡豆混合一半卡特来纳的麦芽咖啡。

“你自己喝？”卡塔琳娜问。

“给迈耶先生的！”苏珊娜没说实话，转眼已经拿着咖啡壶站在了门外。

年轻人坐在迈耶先生的长沙发上，苏珊娜把咖啡倒进一个杯子，年轻人双手接过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着。顺着杯沿儿，他看见了苏珊娜的眼睛。苏珊娜正注视着他的眼睛。迈耶先生去了一趟仓库，很快就回来了。陌生人得马上上床休息，医生可能随时会到。苏珊娜也要上楼去了。

她把咖啡壶又放回厨房的老地方。伊尔泽和安奈特铺好了桌子，卡塔琳娜尝了一口汤。外祖父格奥尔格在读报纸，水壶里的水呼呼沸开了。一切如常。苏珊娜暗想：“这怎么可能呢？今天跟昨天怎么可能一个样子呢？”

迈耶先生坐在店里，好像在等待苏珊娜的到来。“那个小伙子病了，医生已经来了。我跟医生说，那个是我的大外甥，差不多上大学二年级。”

“他怎么啦？”

“这个嘛医生还不能确诊。他发烧了。”

“他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叫他亚当。他是个德国人，老家在石勒苏益格，母亲是波兰人。他16岁的时候，党卫队的人教他开枪、喝酒，还有穿党卫队军靴踢步的架势。由于他生得英俊高大，一头金发，党卫队找他谈话，说他是个地道的日耳曼人，必须把斯拉夫人和异族人从这个世界上扫清。他参加了行动，用手枪或者机枪，用了几千次甚至几万次。他从来没数过自己杀死了多少人。后来他害怕了，母亲从别人那儿听说了他的所作所为。他逃跑了一次，被抓了回去；又逃了一次，还逃到了城里。这一回他被抓去当了劳工。他就这样回到了德国，来到了丁斯拉肯当地的一家劳工营。他说，党卫队又盯上他了。不管怎样，他都觉得被盯上了。他坐立不安。我得帮他做好下一步打算。”

这就是两天前的事。伊尔泽本想把他带到奥托的生日会上，见见朋友。但是没能成行。

晚上，生日会一散，大家马上就要各回各家。因为每个晚上警报都可能会拉响，而每个人只有在自家的防空洞里才感到最安全。告别前，朗格一家带着福克西走了过来。他们又分到了一小块儿蛋糕，还有一杯咖啡。天色越来越晚，伊尔泽透过门缝已经向外面警惕地张望了两次，之后溜进了迈耶先生的卧室。她终于要带着亚当走出房子了，碰巧在去卡尔卡的路上，警报响了。到现在为止，房子里的还没人见过迈耶先生这个刚冒出来的大外甥，也没人知道一旦警察闯进来搜查那个出逃的工人，朗格和施密特两家会做出什么事来。

地下和地上的炸弹

空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从1943年1月起，英美两国开始分工合作：整个白天都是美军的炸弹，到了晚上换成英军投炸弹。许多兵工厂转移到了不设防的区域——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或者像V-系列武器(报复性武器)的加工车间那样，搬到图林根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工厂里。

由于福克西以及盖世太保的干系，朗格夫妇一直是一对儿让人开心的年轻人。现在，他们尽量表现得低调一些，往往是默不作声，人家干什么，他们也友好地跟着干；人家说什么无关紧要的事，他们也大声跟着起哄。

预警信号终于来了！一时间，大家都忙着道别。“明天见！一切顺利！”女房客们一晃就没了影儿。里夏德把福克西硬拽进洗衣间，它的狗篮子就在里面。玛丽昂哄着小狗，因为它今天比往常的叫声更大。它受到了惊吓，只是没人听得懂它。

也许根本就没有正式警报？可警报不是已经来了么？跟平时一样，背景是一阵高过一阵的轰鸣，间杂着高炮部队的嗒嗒声，淹没在无数机枪的嗡嗡声里，离房子越来越近。在这所房子里，所有人都在期待，期待他们防范的事情最终不要发生。

有人把门推开了一道缝儿，大声叫：“迈耶！迈耶！他们来了！”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玛丽翁后来回忆说。可他看着大家的眼神不大对劲儿，还一把揪住了里夏德的领带，把他弄得快喘不过气，迈耶先生在地下室的走廊里喊：“好啦！好啦！他走了！”

接下来是一阵隆隆的炮响。“空投水雷！”埃里希说着，又来了一颗，第三颗夹着飞沙走石、玻璃碴、木头碎片冲进了商店橱窗。好像整个房子被连根拔起之后又锉了回去，一连串炸弹开始发作，头上是嗡嗡嘤嘤的飞机声，击落目标的爆裂声，好像轰隆隆的雷声，渐渐远去。窗外涌进一股刺鼻的臭气，外面汽笛声，马达声，喇叭声，教堂的钟声，人群里激动的喊声，远处的枪炮轰鸣依稀可辨。“着火啦！着火啦！”一个女人尖叫着。火光忽明忽暗，一时亮得刺眼，一时间又一片漆黑。

“没有打火机，也没有蜡烛！”奥托·施密特喊道。现在外面红光满天，是火光。大家都看见了，没人敢问一句：“是我们家着火了么？”

“我去看看！”里夏德·朗格边喊边朝地下室的走廊摸去。他刚推开门，一阵热浪和烟尘就扑面而来。

卡塔琳娜嚷道：“安奈特还在楼上！苏珊娜，帮帮格奥尔格，我们必须出去！”

“不行啊！着火了！”尤塔喊。

一根烧着了的长木头从窗外落下，厅里的房梁噼啪作响，里夏德忽然站在了门口，一把抓住安奈特的胳膊，喊道：“洗衣间！门！快点！”苏珊娜一下子跳到他身边，看到了里夏德的外衣袖子正在着火，还有安奈特的脚，被火熏红了！玛丽昂从后面扯下里夏德的外套，跟里夏德一起把安奈特放在石板地面上，让大家稍安勿躁，小心照看安奈特的身体。“安奈特的双脚不能包扎，得等医生来处置！你也一样，里夏德！”

这时候他们才注意到里夏德的双手被烧得青一块红一块的，是给安奈特脱鞋时弄的。

“桑娜！”安奈特的声音很轻，“不要到上面去！地上，楼梯上，门上，全都着火呢！”

消防队立刻赶到，安奈特和里夏德被送进了医院。房顶烧烂了，房子坍塌一片，胡贝尔家被消防水龙头浇了个遍。

“我们现在是不是一无所有了？”格奥尔格问道。

“什么都没有了，”卡塔琳娜说，“遗失是一门艺术。人啊一辈子都学不完！”

“我们的房子当然需要一个紧急天窗，”迈耶先生突然冒了出来，“对不起各位，我刚才必须照顾一个生了病的年轻人。”

“他在哪儿？亚当在哪儿？”苏珊娜问。

“我不知道，”迈耶说，“轰炸一来，我就一直跟着他。我叫他，他转过身朝我开枪，用我的手枪打我！随后他就混进了高炮部队。接着，最后一枚空投水雷在我身边炸开，他们把他炸死了，一个好人被他们炸死了。忘了他吧！”

一架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奥托嚷着：“汤米，飞回家吧！要不我们把你们都给绞死！”

迈耶说：“可是，上面那个孩子跟你的拉尔夫差不多一边大。”

“胡说！”

“我可没开玩笑！你也参加过‘一战’，奥托同志！你不是也到过法国吗？我们晚上想到一个村头落脚，一切静悄悄的、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房子，里面还有一个人。他射伤了我战友的肩膀。我喊着‘我给你加油’，三个手榴弹马上从窗外飞了进来。地下室后面的角落里还坐着两个女人和八个孩子，全给炸死了。其中一个孩子才刚生下来不久。”

“你忘不了那一幕。”埃里希说。

“永远忘不了。”迈耶说完朝楼上的房子走去。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的大西洋海岸登陆，反击战拉开了序幕。

“我们是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的。”奥托说。

“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什么？”埃里希问。

“为什么希特勒不再露面了？因为他坐着汽车穿行在城市里，没有夹道欢迎的人群，什么都没有。汽车装上了不透明的玻璃。他要是乘火车，窗帘肯定拉得严严实实的。”

D-Day盟军登陆日

在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的指挥下，60多万士兵和近10万架飞机在欧洲登陆。斯大林很早就敦促盟军对德国派遣地面部队，以缓解苏联红军的压力。

“也许他想清静一下，”埃里希说，“总是打仗，弦绷得太紧了。”

“又或许他压力太大？……”奥托问，“所以现在败得一塌糊涂？有个瑞典预言家曾预言，战争要到1946年才能结束。年轻人！年轻人！就差两年了！何况此前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报复性武器，被瑞典人叫做V3的多节式超级火炮。盟军肯定会被击退，然后我们又可以把精力放在东面了。”

希特勒的绝世武器

空中炸弹、导弹、无人驾驭的远程武器，都是希特勒的报复性武器装备，也是许多德国人最后的归宿。德国军备和战略生产部部长阿尔伯特·施皮尔给这些所谓对战争举足轻重的武器蒙上了神话色彩。

最初的V2被使用在1944年9月8日对英国的空袭中——这种超音速远程导弹在后来的几年里发展成了空间导弹和洲际导弹。它的战斗力并不如V1强悍，1/3的子弹流失在发射途中。

“决一雌雄的时刻就要到了，”埃里希说，“苏联人已经开进了东普鲁士。”

这一年的秋天凉得很，他们和另外30个头发灰白的老头儿站在了学校操场上，学习如何使用防坦克导弹发射器。一小帮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站在另一边，关于防坦克导弹发射器，他们比父辈们懂得多。他们的教官是一名满头白发、拖着一条假腿的预备役少尉。

“先生们，聊够了没有？”他问道。“是的，少尉先生。”奥托代表这两组人做了回答。大伙都哈哈大笑，民众冲锋军在大多数人眼里就好比一场官兵游戏。但是埃里希却觉得这总要好过整天坐在家里，听广播报道自己工作了26年的工厂被炸成了破砖烂瓦。他骑着自行车去了多特蒙德两次，回来路上，从埃森、奥勃豪森、哈姆博恩绕了个大圈。“我的鲁尔区现在总算还剩下点儿什么。”他说。

前天，他在多特蒙德看见了这样一幕：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们躲在一个地窖里，全都死了。他认得那个女人，当年他在多特蒙德做学徒时认识的。接着，警告来了。由于他之前答应过伊尔泽，不再大大咧咧的，于是就跟所有人一起跑到最近的防空洞。

他痛恨这些铜墙铁壁，狭窄的空间和窒闷的空气让他感到恐惧。

过去的几个夜里，多特蒙德人就站在恐惧的边缘。他们愤怒、疲惫，蜂拥在门口。埃里希看到一个男人用胳膊肘把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儿夹起来；万一小家伙被挤掉，旁边的人肯定会踩到她的手。人潮人浪会给孩子带来生命危险。

现在，高炮部队开始射击，炸弹横飞。一阵汽笛鸣过，防空洞前的空地上已经很久没人集合了。埃里希站在地下室楼梯的最底下，他很想挤出去。但是攒动的人群堵住了门口，没人出得去。他又看了一眼那个小女孩儿。她已经坐在板凳上，两边都是孩子。她的眼睛直盯着出口。她在等谁呢？到底谁会来安慰她，带她回家呢？

埃里希对着一张脸凝视了几秒钟，他觉得自己认识这张脸：那不是被迈耶和苏珊娜叫做亚当的小伙子吗？埃里希半天才站到楼梯台阶上，人群推搡着他往前挪。转身是不可能的。防空洞的门给锁上了，所有没钻进来的人，不得不沿街上的废墟找个地坑或墙垣避一避。这回，他们运气不错。炸弹掉在了城市的另外一头。

埃里希在外面的残垣断壁里找到了他的自行车，就埋在原地。他像个瞎子似的穿行在艾森、默尔海姆、哈姆伯恩和瓦尔苏姆，最后终于骑到了新房子。不，他再也不敢绕着鲁尔区骑车参观了。

1944年12月16日，希特勒把最后一批德国预备军连同由普通百姓集合成的人民冲锋队和少年冲锋队一起派到了阿登山脉，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役。在对抗盟军的进攻中，17.2万名德国人丧命，1.6万人沦为战俘。

埃里希·凯勒与奥托·施密特共同参加了阿登山脉战役，结果被一辆军灰色的救护车从战场上抬了下来，拉到了杜易斯堡的野战医院。看到前来探望自己的伊尔泽时，埃里希微笑着说：“子弹没碰到要害，擦着肾飞过去的，下周我就能回到你们身边了。”

最后的征兵

1944年9月，所有“年龄在16～60岁之间有作战能力的男性”全部被招募到“德国人民冲锋队”。人民冲锋队须“使用一切武器、不惜一切手段捍卫家乡领土”。由于战斗装备差，军事素质低，人民冲锋队在东部战场损失惨痛。

将军抵制希特勒

80名德国将领沦为苏联战俘。陆军大元帅保卢斯和49名将军于1944年底公开呼吁，采取“挽救行动，抵制希特勒”。

下周还没到，埃里希就因伤势过重而死。所有住在新房子里的人，不单是凯勒一家，都觉得空落落的。他们的生活何曾缺少过埃里希的身影？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白天一天三遍警报，夜里还有一遍警报。高炮部队一开火，苏珊娜总是想象着亚当会站在掩体后面吧。亚当，她再也不能和亚当在屋子里说话了。她为什么当初不跟埃里希谈谈亚当呢？

如今，满耳朵里响的都是低空飞机的轰炸，火车机车、地里的农民甚至上学路上的孩子都难逃一劫。高炮部队的队部也给炸翻了，那是迈耶先生最后一次见到亚当的地方。可她该去哪儿找他呢？她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怎么向人打听啊？从迈耶先生那儿什么也打探不出来，或者，先生已经把他送到国外去了？

她还是见到他了，在一辆从房前开过的摩托车上，当时她正好在取早上的牛奶，他也看见她了，还差点儿把车子开进坟墓，因为他想掉头的时候车速还很快呢。他跳了下来，把车子停在路边。他用双手托起她的脸——就像她对重逢时刻的期盼中的那样。他把摩托车蹬着了火，说：“上车！”就这样，她随亚当一同去了多特蒙德。

亚当在高炮部队遇到了从前在党卫队的朋友，他们在地下室给她弄了间屋子，让她给他们送信、做饭、买东西、收拾房间。看到苏珊娜来的时候，他们友好地冲他俩点头。两个人终于能单独相处了。亚当用国防军的汤料做得一手好汤。他们坐下来，苏珊娜讲自己在学校的事，亚当讲他跟党卫队在树林里的经历。

“有时候，我们一天能放倒几百号。”他说。

“放倒？在哪儿放倒？”苏珊娜问。

“嗯，就是干躺下，击倒，弄死，杀掉——犹太人或苏联佬儿，管他谁呢。你明白么？”

“是的，”苏珊娜放下勺子，“当然明白。”

饭后甜点，亚当一定要给苏珊娜做蛋糕。他打着口哨站在窗边，喊：“鲁迪，前进！”没过几分钟，一个高大瘦削的男人站在了门口。

“蛋糕，”亚当说，“给女士的甜点。我喝咖啡，快走吧。”

这个男人一动不动。好像他根本没看见亚当，脑袋转到一边，对着空气说：“昨天可以不给先生们做饭的。没有风暴，没有毒气。”

“那么就把糕点带进城去，快点。”

“先生，没有钱，没有马克。”

“你没有钱？没有马克？”亚当迅速把手伸进了男人胸前的衣兜，掏出一张破损的照片，上面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女人。

“我孙子！”男人说，“我女儿！”

亚当双手把照片举过头顶，做出要撕了它的架势，问：“你没有马克，也没有钱？还拿蛋糕？”

“没有钱，没有马克。”男人小声嘀咕着。

“苏珊娜，把剪子递给我，快！书桌上的剪子！”

“不，我……我不要蛋糕了！”苏珊娜喊着跑了出去。她跑上四层楼才到了街上，她跑过两座房子，跑进一条走廊，从身后把门关上。

她在哪儿，不知道。她该怎么回家，也不知道。这时，有个年轻人从街上提了个购物篮走进来，问：“您找谁？这家人都搬走了，我们今天要去福尔德了。”福尔德！离家多近啊！

“我能跟你们一起走么？”

“我们去安哈特火车站。得问问我母亲。”

他的母亲很高兴，因为有苏珊娜帮忙拿行李。穿过一条刚踩出来的小路，路过凌乱的废墟，他们到了城边上的一座肥皂工厂。一辆小卡车停在那儿，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躺在后面的车板上睡觉。司机说：“他们是值夜班的，从乌拿来。你们小心点儿，别踩着他们的脑袋。夜里他们那儿肯定出什么事儿了。半路上我给你们弄吃的。”

几天以来，所有矿山的煤都被无证商贩给卖了。地主们驾着马车从明斯特地区和荷兰边境过来，筹备过冬的物资。他们总是很乐意给人搭顺风车，苏珊娜就是靠边搭车回的家。到家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煤灰和泪水弄花了她的脸。伊尔泽一把把她搂在怀里。

1945年1月23日，苏联红军攻到了奥德河边上。德国居民成批迁往西部，当时是冬天，几千人死在了逃难的途中。

逃亡路上

1400万流放者和被驱逐者必须重新安家。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在地下7米深的水泥堡垒里下达·“尼禄令”——德国的第一寸被掠夺和占领的土地，都要预先变成“不毛之地”。敌人将无法使用交通工具，没有能源供应，也找不到任何新闻设施。

1945年4月29日，希特勒与他的情人艾娃·布劳恩结婚。一天后，两人共赴黄泉。5月2日，德国首都柏林向苏军投降。1945年5月7日，总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尤德尔在美军驻兰斯(9)的总指挥部签字，承认德国全面投降。5月8日，签字正式生效。1945年5月9日，德国陆军总司令威廉·凯特尔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的苏军总指挥部重新宣读了德国的投降宣言。

柏林大捷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舒克将军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接受了德国的投降书，直到1946年4月，此人一直是苏联红军在德国的最高指挥官：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部长。1957年，失宠于朝野，官运不济，被革去全部职务。

但是战争还在继续，从欧洲到了东方，太平洋——“平静的大洋”。就在盟军各国就德国命运走向何方而讨价还价的时候，美国的飞机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向日本城市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一颗原子弹。大约20万人死于巨大的压力波、两千摄氏度的热浪和放射线。不过这只是个粗略的估计，因为若干年后，仍有无数量人死于原子弹造成的后遗症。

迈耶先生从收音机的新闻里听到民广岛的消息。他锁上店门，在橱窗上贴了字条：“今日停业！”然后奔楼上去了。他想跟伊尔泽聊聊广岛的事，谁知她已经站在了门口，她对他说，马克斯马上要从英军野战医院回来了。她太兴奋了，迈耶不便宜再提和战争有关的最新惨案。

“我很担心阿诺德。”他说，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阿诺德的音信了。

“我等他，”伊尔泽说，“什么叫失踪啊？我要等着他。”安奈特拄着拐杖走过来。莫非她有拉尔夫的消息了？他大概被俘虏了吧？有人说苏联人很快就会释放战俘的。不过这些日子里，大家听说的东西可多了去了。

菲德勒一家、朗格一家、奥托和尤塔都站在了房子的信箱前。“这枚炸弹炸得好啊！这下再用不着真刀真枪的战争了！”外祖父格奥尔格喊道，“没有斤斤计较，没有胜负输赢，不再有人害人了！”

义务寻找（战时失踪的军人和百姓）

1400万份寻踪的任务落到了红十字会的头上。每四个德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的亲人在前线失踪。

“父亲寻找失踪的孩子”——战后，这样的文字几乎占满了街头巷尾的墙面。直到1947年，在英占区登记注册被找回的失踪儿童数量达到4万。许多孩子只知道名字，不知道姓氏。单在汉堡一个城市，就有2.1万个流浪儿童重返家园。

“是啊，”迈耶说，“这就是老式的战争，杀人的郐子手，几千年以来一直是这样。它有一副狰狞血腥的嘴脸，人们可以憎恨它，痛骂它，甚至揭竿反抗它。然而另一种新式的战争，就是已经被叫做核战争的，却是一个没有面孔的怪物。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它的魔掌。人们能用什么办法去对付它呢？”

【注释】

(1)苏珊娜的昵称。——译者注

(2)安奈特的昵称。——译者注

(3)是表现强盗麦克杀人放火但从未留下痕迹的歌曲，这首著名的歌曲也被称为《刀手麦克之歌》。——译者注

(4)位于捷克中捷克州的一个村庄。“二战”期间被纳粹军队完全摧毁，约340人遇难。利迪策于1949年重建，并修建了一个大型纪念馆。——译者注

(5)俯冲轰炸机。——译者注

(6)西北欧的朝圣地。每年有几百万的朝圣者来此感谢上帝恩赐，交流心得。城中充满了宗教圣物，比如神像或圣坛，还有几座雄伟的教堂。——译者注

(7)比利时北部的日耳曼人。——译者注

(8)比利时南部、罗马化的克尔特族和日耳曼人的后裔。——译者注

(9)法国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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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这是为了祖国”关于那些抵抗者

1933年2月27日晚上，卡尔·冯·奥西茨基正在回家的路上。不久前他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国会纵火案的消息。持续了几天的内心不安又加剧了，同时加剧的还有他双手的颤抖。当他回到柏林家中，妻子给他开门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妻子紧张地问：“我们现在怎么办？”奥西茨基说：“先上床睡觉吧！”

作为知名政论报纸《世界舞台》的总编，奥西茨基已经被同一个问题困扰了一整天，那就是他是否应该同其他知识分子和作家一样离开德国。大多数朋友和同事都劝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家了，得马不停蹄地赶乘下一班火车上路。奥西茨基迟疑了。这时候他的朋友兼政友海尔穆特·冯·格拉赫却回击了别人的建议：“现在不要惊惶失措！看吧，不管怎样我都留下来！”奥西茨基于是下了决心：“那么我也留下……”

他还没到家，妻子就已经开始盘算怎么说服他一起逃走。他安慰妻子，还要再等三天。可是这番话再也没能兑现。这一夜还没过去，凌晨三点半的时候，门铃声把夫妇俩从沉睡中吵醒。妻子毛特·冯·奥西茨基问：“我们非开门不可么？”一个声音回道：“非开不可！”两个当官儿的出世了警官证，并且正式通知卡尔·冯·奥西茨基：他被逮捕了。

卡尔·冯·奥西茨基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出版人之一，他的分析和评论文章至今令人称快。“他是一把火炬，照亮黑暗，给回家的人指引方向，驱散那些颠覆共和国的阴谋诡计。”1994年弗利茨·J.拉达茨如是评价他。

卡尔·冯·奥西茨基于1889年出生于汉堡，“一战”之后积极投身和平运动。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弱点和纳粹的野心，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果敢无畏地针锋相对。1931年1月20日，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文章：“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唤醒德意志”

库尔特·图肖尔斯基，是卡尔·冯·奥西茨基的朋友兼赞助人。他预感到了恐怖的袭来，早早就计划着到安全的地方去。他曾和奥西茨基共同领导《世界舞台》，早在1929年就逃亡到了瑞典。一年之后的1930年，他在自己的诗《德意志醒来吧》中再次提醒世人：“纳粹给你套上了死亡的花环：德意志，难道你没看见么？”

1933年纳粹剥夺了这位“可恶”作家的国籍。库尔特·图肖尔斯基虽然表面上安全了，但是内心却焦灼不安。两年后的1935年，库尔特·图肖尔斯基在瑞典的流亡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不遗余力地为民主振臂高呼，奥西茨基成了纳粹的眼中钉。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还不到一个月，奥西茨基就被逮捕了。服刑的地点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边上的警察监狱，也就是太阳集中营，后来被叫做伊斯特维根劳动营(1)。

在那个埃姆斯兰，荒滩和沼泽丛生。身份已经变成了562号犯人的奥西茨基其实并不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他首先无法适应的是来自党卫队看守的棍棒，那些人特别“照顾”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要不是国际抵抗力量为奥西茨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他必死无疑。

当诺贝尔委员会于1936年11月来到埃姆斯兰，给这位声名显赫的罪犯颁发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纳粹当局迫于国际压力将奥西茨基释放。但是，那时候的奥西茨基已经是个重病缠身的垂死之人。两年后，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还在埃姆斯兰的时候他就被这个病击垮了。

卡尔·冯·奥西茨基无疑是最勇敢无畏的德国抵抗战士。然而过了几十年以后，他才在联邦德国国内广为人之。为了更加容易地把他推到社会主义的墙角里，一些人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奥西茨基是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反对任何暴力，他是一个“反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战士”。后来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威利·勃兰特曾写道：“人们不应该跳过历史书上黑暗的那几页，人们更不应该放弃可资维护民主的一切借鉴。”勃兰特在纳粹期间流亡国外，也是一位抵抗战士，曾帮助过奥西茨基逃亡到挪威。

埃姆斯兰集中营的囚犯早上扛着铁锹出发，挖坟墓，掘沙山，被称做“荒原战士”。1934年诞生于博尔格荒地的《荒原战士之歌》，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传遍世界各地。只要是揭露纳粹和法西斯罪行的地方，就听得到有人传唱。“二战”之后，这首歌成为最著名的反战歌曲。

自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那些在第三帝国幸存下来的“荒原战士”们频繁地来到集中营公墓。公墓就坐落在距离伊斯特维根不远处的沿海隧道旁边。德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纷纷前来祭奠他们惨遭杀害的同志们。1989年政治巨变之后，住在东德和波兰的当年的囚犯也来过这里。

60年代，这种会面大多数由荒原战士委员会和纳粹政权下受迫害者联合会(简称VVN)来出面组织。这些定期的会面把宪法保护者们召集在一起，像记录汽车标志一般精心收集发言稿。VVN曾被视为一个浸透了共产主义色彩的组织。混乱的冷战甚至对第三帝国的抵抗战士都不分青红皂白。曾经的荒原战士遭到了国家敌人一般的对待——这些年迈的老人，在埃姆斯兰忍受过纳粹刽子手的凌辱，最后为反抗希特勒政权献出了青春。

荒原战士之歌　词：约翰·埃瑟尔　沃尔夫冈·朗霍夫

曲：鲁迪·贡古尔

目光所及

净是荒原和沼泽地

鸟儿的歌唱无法令人释怀

橡树茕茕孑立

(注：橡树，力量和自由的象征)

我们是荒原战士

来到荒原 扛着铁锹和铲子

这片荒坛泥沼中间

是集中营的所在地

铁丝网排列整齐

将我们同所有的欢乐隔离

我们是荒原战士

踏上荒原 扛着铁锹和铲子

清晨列队

沿着荒原 朝着工地的方向

太阳初升 我们开工

心里却思念着家乡

我们是荒原战士

踏进荒原扛着铁锹和铲子

回家，回家

每个人都思念着父母妻儿

有人在捶胸叹息

因为我们正置身监狱

我们是荒原战士

来到荒原 扛着铁锹和铲子

岗哨高低林立

没有人，没有人能逃得出去

在四重封锁的城堡

逃跑只能以命相抵

我们是荒原战士

踏进荒原 扛着铁锹和铲子

我们没有抱怨

早晚要告别冬天

总有一天我们将放声高歌：

家乡，我又回到了你身边

到那个时候

我们这些荒原战士

永远不再踏进荒原不再有铁锹和铲子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帕彭堡(2)发行的《埃姆斯兰报》，详细介绍了埃姆斯兰集中营以及第三帝国的人口状况。埃姆斯兰延续了保守的天主教风格。传教区和地方政客、天主教教会代表以及传统组织成员都激烈反对谈论这个话题。对于那些照片——比如神职人员站在纳粹地方党魁的队伍中，高举右臂行元首礼——天主教会反应相当敏感；尽管他们自认为教会也曾经做过纳粹抵抗活动的场所，但公开谴责还是在一夜间铺天盖地。

教会满可以用事实为自己做出有说服力的辩护：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伽伦大公，就是勇敢的教会人士中最出色的榜样。这位明斯特大主教在布道坛前声讨纳粹，通过大量信件阻止谋杀，临危不惧。对所谓“不值钱的生命”公然实行的安乐死(3)也由此被禁止，不过暗地里仍在继续。

还有耶稣会的神父阿尔弗雷德·德尔普：这位神学家也是一位抵抗战士，是抵抗组织克莱绍集团(4)的成员。该组织由海尔穆特·亚姆斯夫妇、弗莱亚·冯·默特科、佩特和马利昂·约克·冯·瓦尔滕博格等领导。克莱绍集团这个名字是对盖世太保的反讽，可追溯到默特科的庄园上。这个组织商讨战后重建的计划，与瑞典和英国疏通关系。为了反抗纳粹专政，德尔普神父不得不献出生命。

上奥地利的农民弗兰茨·耶格施泰特是三个未成年孩子的父亲。出于基督教的信仰，他拒绝给希特勒服兵役。由于“防卫力量的解体”，耶格施泰特在柏林-泰格尔(5)被判死刑，并且被斩首。

还有许多教会成员的例子，可以用来捍卫天主教会的名誉。只不过不能等量观之。因为纵然他们对专制政府采取普遍的敌对态度，也并不能代表整个天主教会。事实恰恰相反。很大一批信徒跟大多数群众站在了一起，他们或者随大流，或者趋之若鹜。教会作为特殊机构对纳粹专政一直没有做任何反抗。只是当布道宣讲受到威胁、神父和嬷嬷纷纷遭到逮捕之后，教会才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大多数天主教人士在纳粹对犹太人的追捕和屠杀面前，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忏悔的基督

“只有那些为犹太人呐喊的人，才可以吟唱格里高利。”1938年，基督教神学家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写下了这句话。20世纪30年代初，作为柏林大学生神父，邦赫费尔经常代表教会在公开场合批判正处于上升势头的纳粹主义，还为“没有权力、受压迫和奴役的人”奔走相告——但是却没能得到同行的响应。他在希特勒上台两天后，通过无线电广播说：“元首和官职，本是上帝所赋予，现在反倒讽刺了上帝。”就这样，他成了纳粹的眼中钉，讲道资格也被剥夺。邦赫费尔加入了认罪派教会，直到1937年一直领导一个非法的教会讲座。他的亲戚汉斯·冯·多纳尼在国防局高级指挥部海外局任职，二人建立联络之后共同展开政治抵抗。他还与国外抵抗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将国内的情报偷偷带到国外，但是不久就被盖世太保盯上了。1943年4月，迪特里希·邦赫费尔被捕。两年后，根据党卫队的一项紧急法庭程序，邦赫费尔在福娄森贝格集中营被杀害。

埃姆斯兰天主教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甚至公开与纳粹同流合污而且正值希特勒独揽大权、准备用战争“护佑”德国之际。1936年奥斯纳布吕克主教、普鲁士国会议员威廉·贝尔宁到埃姆斯兰集中营参观。结果，1936年6月26日的《埃姆斯兰报》上刊登了他关于阿申多夫荒原集中营食堂的一段描述：“我感谢您！您打造的第三帝国，让我看到了家乡的另一面。很久以来，埃姆斯兰沉睡在遍地的荆棘丛中，直到一位王子朝这里走来，将这片土地唤醒。这位王子就是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天主教教会在第三帝国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封闭状态——代价当然是对纳粹专制的趋炎附势和一味纵容。新教内部一开始就出现了两派，在教会内部发动抵抗运动的一派，坚决拒绝跟随纳粹专政为虎作伥。他们秉承被放在第一位的基督教义和信仰，绝不忠顺于专制政权。

“忏悔派教会”就是把这些教义作为与“德国基督会”针锋相对的武器。德国基督会公开承认了纳粹专政，其成员公然将纳粹党徽佩戴在了衣领的外翻边儿上。该教会的代表是帝国大主教路德维希·穆勒。1933年，穆勒一手将基督教青年团的罪证交给了希特勒青年团。

德国主教

路德维希·穆勒(1883—1945)是希特勒早期的扶持者之一，1931年就已经加入了纳粹党。1933年9月，穆勒升任帝国大主教，—手遮天，将基督教青年团组织出卖给了希特勒青年团。然而他并未在地方教会真正做到一刀切。戈培尔对这位主教也渐渐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穆勒)对我们已经没多大用处了。”1945年7月31日，穆勒在柏林自杀身亡。

穆勒要把纳粹元首的准则和种族条款，也就是针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排挤等条文，写入教会。

帝同大主教坐上教会第一把交椅之后，不遗余力地贯彻纳粹专政的一体化政策。与此同时，神父和非教会人士，比如马丁·尼莫勒以及后来的联邦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当时都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极力抗议将基督教青年团的工作交付给希特勒青午团，并且坚决为传教区的自由活动空间而斗争。1934年，忏悔派教会在乌珀塔尔-巴尔门召开宗教会议，法学家海涅曼与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共同拟定巴尔门宣言，成为明确教会叫争立场的重要举措。宣言中各位与会成员宣称要与忠于专政的德国天主教分离：“当错误的教条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些领域，我们要给予鞭笞。它们教我们不再服从耶稣上帝，转而效忠别的主人。”

然而，那位被很多信徒所蔑视的帝国大主教穆勒仍然顽固坚持自己的路线。忏悔派教会的神父面临惩成诉讼程序，被禁止演说布道，被当做国家公敌。一些人于是建立自治教区，在教会之外组织自己的祷告仪式——在租用的大堂里设置临时教席，拉风琴。

一些忏悔派教会小的活跃人物在柏林-达勒姆同神学家兼神父马丁·尼默勒合作。尼默勒一心忠君，历来接受的是德国国家主义的教育，“一战”中曾任潜艇总指挥。由于对魏玛共和国心灰意冷，尼默勒起初是欢迎纳粹者的。当纳粹开始了暴力统治，他进行了激烈阻挠，毫不妥协。尼默勒坚决反对天主教会对纳粹专政的顺从态度。他成立了“教士紧急联盟”，该联盟脱身于教会内部的反对派。

秘密报告

“过去四年里，尼默勒神父在传教开始时表现了史无前例的不知廉耻……建国之日，每个德国人都怀着满足和骄傲聆听元首演讲，而这位尼牧师却胆敢在传教区散布恶毒言论。这是一个耻辱！”

——摘自1937年1月30日在柏林-达勒姆举行的一项礼拜仪式中的秘密报告

禁止言论自由，遭逮捕，被释放，再被捕——1937年一个特别法庭对这位神学家判处七个月的监禁。服刑期满后，他仍然没有获释，法庭居然宣判他为“元首的私家囚犯”。直到战争结束之前，尼默勒都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服刑。认罪派教会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先锋。

苏菲·绍尔的抵抗活动也是发源于基督教的基本信仰。70年代末，我在准备撰写她的传记时，曾对她的生平做了详细的研究。两位幸存下来的绍尔姐妹，伊丽莎白·哈特纳格尔(娘家姓绍尔)以及英格·艾歇尔-绍尔，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

英格·艾歇尔·绍尔和担任绘图设计师的丈夫奥特·艾歇尔当时住在巴登-符腾堡的阿尔戈伊(6)的罗提斯穆勒，那里景色迷人，还没有人工

沉　默

“纳粹把共产党人带走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封锁社民党人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民党员。他们把工会的人带走时，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工会成员。他们把我带走的时候，能站出来抗议的人，已经没有了。”

——马丁·尼莫勒

斧凿的痕迹。我在罗提斯穆勒同英格·艾歇尔-绍尔聊起了苏菲·绍尔：她在弗希特伯格度过的童年，在乌尔姆的青少年时代，同希特勒青年团的矛盾冲突(马格达莱娜和罗伯特·绍尔的孩子们最先加入了希特勒青少年团)；还说到了参与帝国义务劳工以及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生物和神学的经历。苏菲·绍尔在慕尼黑加入了她哥哥领导的“白玫瑰”抵抗组织，并且从事传单的起草和分发工作。

这个抵抗组织的核心成员是绍尔兄妹、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和威利·格拉夫，此外还有哲学教授兼音乐心理学家库尔特·胡贝尔。大学生们团结起来反抗纳粹专政，看到罪恶的战争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足以令他们相信，行动的时候到了。

白玫瑰传单

“希特勒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他说和平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战争。当他以最厚颜无耻的方式宣布代表上帝的名义时，他依靠的却是罪恶的、堕落的、魔鬼撒旦的能量。……尽管我们知道，纳粹势力必然会倒在军事武装之下，我们还是试图从内心将严重腐蚀的德国精神整饬一新。这种新生必须以承认德意志民族所承担的全部罪责并且同希特勒和那些帮凶的帮凶们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为前提。”

1942年，“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问世了，撰稿人是汉斯·绍尔和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白玫瑰”总共发行了六期传单，基本上都是靠邮递。某些印量达到了6000甚至9000份，散布在南德以及奥地利地区。此外，该组织还策划了夜间突击行动。墙上到处是“希特勒下台”、“大刽子手希特勒”、“自由”，还有打了叉的十字徽标志。通过和知识分子的沟通、各自对东部前线的感官印象以及收听盟军的广播，白玫瑰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第六期传单以“同学们！同学们！”为标题，向慕尼黑的大学生们直接发出呼吁，起来反抗纳粹专政，从奴役和压迫中解放自己。这个呐喊是在德国国防军战败于斯大林格勒之后发出的。1943年2月18日上午，苏菲·绍尔和汉斯·绍尔在慕尼黑大学分发传单，在天井的廊台上抛出了最后一批。这时候他们落入了校监的视线，后者向盖世太保告了密。

被捕不久，就开始了漫长的审讯。四天后，罗兰·弗莱斯勒主持的人民法庭从柏林迁到了慕尼黑，专程对绍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进行审判。当时的目击者之一、弗莱斯勒手下的主审官雷奥·萨姆贝格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怒发冲冠，高声喊叫，咆哮得直到走了调，总是突然爆发，一跃而起。”

1943年2月22日，21岁的苏菲·绍尔跟着哥哥汉斯和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因通敌叛国、密谋造反、密谋使用武力而被判死刑，并且在慕尼黑-施塔德海姆的断头台上被斩首。审讯过程中，她对传单事件供认不讳：“我们所说所写的，正是许多人所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出来而已。”

在另外4起针对大学生抵抗组织成员进行的审讯中，这些成员也判处并执行了死刑，他们分别是库尔特·胡贝尔教授、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威利·格拉夫、汉斯·莱佩尔特。其他被告部分处以监禁。从此以后，“白玫瑰”不复存在。

铁血法官

谁要是对德国的体制表现出不满，不仅仅要面对盖世太保，还要面对人民法庭的威胁。人民法庭在公开审判中会以“叛徒”给他定罪——大多数是死罪。该法庭的任务并不是伸张法律正义，而是以“消灭纳粹主义的敌人”为己任。当然，担任人民法庭的法官们都是对纳粹忠心耿耿的人。而他们的决定并“不受法律程序制约”。人民法庭的负责人施罗兰·弗莱斯勒大法官是元首的狂热崇拜者，他常常用跑调儿的嗓音当庭破口大骂被告人是“胆小鬼”、“教会的垃圾”或者活该被踩死的“老鼠”。通过一宗宗冷血的审判，他很快博得了“铁血法官”的称号。人民法庭宣判了五千多起死刑案，其中包括对绍尔兄妹以及1944年7月20日抵抗战士的案子。

在我撰写《苏菲·绍尔短暂的一生》这本篇幅不长的书时，苏菲·绍尔的一个朋友，弗里茨·哈特纳格尔第一次开了口。这段友谊开始于1937年。当时，哈特纳格尔是在职军官，从头至尾怀着痛苦见证了战争。1945年，他与苏菲的妹妹伊丽莎白·绍尔结婚。苏菲的遇害对他是一个梦魇。他本想在1943年辞去军务。但是苏菲的父亲罗伯特阻止了他，因为此举可能会殃及全家。1945年，从事了多年反战活动的弗利茨·哈特纳格尔已经11:03 2012-9-5成了一个对联邦德国重新拥有军事武装的激烈反对者。

苏菲·绍尔和弗里茨·哈特纳格尔有段时间每天都通信。书信中记载了苏菲以怎样的决心站在了她的男友的对立面。“你们早晚要自食其果的，”苏菲在1939年9月1日、“二战”打响的那天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断让别人去冒生命危险。我永远也明白不了，我觉得这很可怕。别说，这是为了祖国。”

苏菲·绍尔总是举证战争的罪行并且最终说服了哈特纳格尔，让他相信希特勒绝不会胜利。“我渐渐发觉，她的态度是那么斩钉截铁。要么支持希特勒，要么反对希特勒。假如人们都反对希特勒，那么这场战争肯定赢不了。因为只有武装革命才能推翻他。这也就是说，所有能为这个敌人所利用的、所有损害到德意志的，也可以为我们重新夺回自由。”

苏菲·绍尔的书信和日记表明，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独立思考和自觉行动的特征，在她的少女时代就已经显露出来。无论是描述大自然还是记录自己的处境，她的笔触都很深刻，无懈可击。从某些段落还看得出来，她在斗争中也曾很害怕，内心也有空洞和无助的时候。数以百万的人由于战争、破坏、恐怖和死亡早已放弃了抵抗，还有少数人坚持为正义而战。苏菲在1943年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只要我一个人待着，悲伤就会夺走我内心对行动的渴望。我拿着一本书，但是并不是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反而心不在焉……假如身体的伤痛是痛中之最，我宁可选择它也不要这空洞的死寂。”

那段岁月里，德国几乎人人都知道苏菲·绍尔和汉斯·绍尔。慕尼黑大学生组织的“白玫瑰”某些时候甚至成了反抗纳粹专政的代名词。实际上，除了“白玫瑰”之外，还有许多不同形式的团体从一开始就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

第三帝国里的青年抵抗运动此起彼伏，矛头直指纳粹在音乐领域的垄断。在纳粹统治下，只要符合日耳曼的血统一国土理念的德语歌曲，都得大张旗鼓地宣传；而国外的乐曲尤其是美国的“黑人音乐”统统被关在门外。青年们反对这种做法，他们不听德国本土音乐，而去听摇滚乐，还边听边跳。汉堡是摇滚青年的发烧地。在这座汉萨城里，少男少女们组成了摇滚帮派，衣冠不整地出场，披着长发，配上嬉哈风格的服饰，跟着装整洁、训练有素的希特勒青年团有着天壤之别。

专制政府容忍了一段时间。1942年，开始反击。帝国党卫队头目、警察局最高指挥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把所有祸害都斩草除根”，并掀起了大拘捕的浪潮。一批一批的青少年被抓进了汉诺威附近的莫林根青少年集中营，还有的被送进诺伊恩伽玛、布痕瓦尔德、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摇滚运动并没有高举什么政治大旗，但是他们不想为希特勒和希姆莱这样的种族狂热分子而折腰。

雪绒花海盗团是一个由几千青年工人组成的批判政府的运动。它最先在科隆和鲁尔区活动，后来在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卡塞尔也有踪迹。据说雪绒花海盗团成员来自追捕当局内部，因为一些青年人被抓捕的时候身上佩戴着雪绒花的标志而得名。大搞无产阶级革命，跟希特勒青年团针锋相对，进行地下破坏行动——雪绒花海盗团常常主动向希特勒青年团示威。他们要通过着装、徽标、敬礼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独立性。这些青年反抗组织的成员都被私下里绞死了。其他人则被当做“堕落者”或“全民耻辱”关进了劳教所和集中营。

柏林的“赫尔伯特-鲍姆小组”成员与上述不同，他们是有政治目标的。博学多才的电气师赫尔伯特·鲍姆与玛丽安娜·科恩、马丁·科赫曼以及萨拉·罗森鲍姆集结了大约一百人，他们大多数出身于柏林的犹太工人和小市民家庭。有一些曾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跃人物，一直到1933年。他们通过张贴标语口号、散布传单来反抗纳粹主义者。1942年5月，针对纳粹在柏林鲁斯特公园举办的“苏联天堂”展览，他们策划了一次行动。那个展览隐含带有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敌对情绪。展览的反对者打出口号：“永久性展览——纳粹天堂——战争，饥饿，谎言，盖世太保。何时结束？”他们试图通过焚烧展览现场来破坏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杰作。结果11人受伤，物质损失程度一般。几天之后，盖世太保逮捕了该小组的很多成员，其中20人被判死刑。鲍姆本人在狱中被酷刑折磨致死，也有传闻是自杀。

在柏林，盖世太保建立了森严的监控网络，以监视群众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在积极从事抵抗运活动。是他们的勇敢和援助让帝国首都里的1400名犹太人——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潜水艇”——在战争结束之后幸存下来。在德国的其他地方也有这样忘我的援助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犹太通缉犯和流亡政治犯，自家的地窖或阁楼、修道院甚至妓院都是盖世太保难以预料的藏身之所。整个德国境内生活着1万个非法犹太人。

柏林的这些组织中有一个叫“埃米尔大叔”的，对遭到驱逐和有濒临谋杀危险的犹太人给予关照。女记者鲁特·安德雷亚斯-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指挥家丈夫雷奥·波尔夏特把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一个圈子里，他们宣誓为捍卫“埃米尔大叔”的名誉而赴汤蹈火。

这个反纳粹组织的任务是为潜伏的犹太人和流亡政治犯寻找藏身之所，并为他们弄来食品供应票，以确保庇护所里面不断粮。遭到追捕的犹太人不敢再抛头露面，他们从“埃米尔大叔”那里得到了衣物、通行证和医疗证明。“埃米尔大叔”还密谋策划工厂暴动、破坏纳粹标志、向国外输送政局消息等。这些活动的来龙去脉直到战后才为世人所知。

幸存在地下

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青年小组领袖吉兹查克·施未伦茨躲过了抓捕，潜伏起来。这40几个青年经常更换住处，最后在柏林-魏森湖犹太教堂的墓地里幸存下来。他们还为其他潜伏者提供证件、住所和食品。1944年，施威兰茨成功逃往瑞士。

1943年初春发生了一件在当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部名为《玫瑰大街》的影片引起了极大关注：在这条柏林的大街上，上百名妇女因为她们的犹太丈夫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而举行抗议。“把丈夫还给我们！”声音回荡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每一个偏僻的角落。

事件的前因是一支缉捕队将所有仍然滞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注册登记，之后统一运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柏林的最后一批犹太人也在这次“最终行动”中被抓走，其中大多数人进了军工厂被当成强制性劳工。

妇女们抗议了一周，警察没有进行干预。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日记告诉我们，起初纳粹政府不知道对她们的要求该做何回应。事件的进展情况令人震惊：纳粹政府居然做出让步，把那些男人给放了。

工厂行动

宣传部长兼柏林党支部书记戈培尔通过所谓“工厂行动”，妄想在1943年3月底之前将柏林变成一个“无犹之地”。除了“不受保护者”，跟犹太人婚配的非犹太族人也一同遭殃，被关进了工厂车间，与世隔绝。

1943年初，柏林总共生活着1万名犹太人，其中1000人属于“异族婚姻”，也就是说，跟非犹太族妇女通婚。这些男人被关在玫瑰大街2-4号的一所房子里。那一带居住的都是犹太人。其中大多数人还活到了战后。

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本茨对玫瑰大街的妇女曾做过这样一段描述：“这次抗议活动在第三帝国是史无前例的。凭借邻里间的相互团结，离危险最近的最弱势人群敢于以公然的不屈服来表达她们的抗议。这是对纳粹专政的公开抵抗。”

玫瑰大街的妇女们并不是唯一一批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与纳粹政权做斗争的人。卡托·伯恩杰斯·范·贝克也是这个巨大阵营里的一员。卡托·伯恩杰斯·范·贝克来自不来梅附近的画家之村菲舍胡博。她的父亲严是荷兰后裔，母亲奥尔伽是个舞蹈家，20年代曾在德国乃至欧洲进行过巡演，后来她成为了一名画家，创作出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人物肖像画、静物画和风景画。

卡托·伯恩杰斯·范·贝克来到柏林后，跟“红色乐队”组织建立了联系。1933年父母离异之后，父亲在永弗恩海德建立了一个新的瓷器工厂；女儿在那儿做学徒。在父亲的家里，卡托结识了空军将领哈罗·舒尔策-博伊森的妻子利伯塔斯·舒尔策-博伊森。博伊森同阿尔维德·哈纳克都是这个柏林团体的执行领袖。

这个抵抗组织的成员出身背景各不相同，有些人甚至来自互相对立的政治团体。是对希特勒和纳粹的不满，把这些军官、公务员、艺术家、学者和工人团结到了一起。他们有组织地为逃难者提供帮助，记录纳粹专政的罪行，发放传单。卡托和她的男友、诗人海因茨·哈纳克帮忙起草并散布传单。

1941年初春，哈罗·舒尔茨-博伊森和阿尔维德·哈纳克曾警告过苏联部队，德军预谋入侵苏联。

1943年秋，德国军方在广播中宣称该组织解体。大约100人被捕，92人被帝国军事法庭和人民法庭起诉，49人被判处死刑。在19名被杀害的妇女中，也包括卡托·伯恩杰斯·范·贝克。

1943年1月18日，法庭判决书称她做了“谋反者的帮凶”，直到1943年8月5日被杀，之前的十个月里，她是在柏林的一个又一个监狱中度过的。和苏菲·绍尔一样，22岁的贝克以惊人的勇气泰然自若地走上了柏林-普鲁森湖的绞刑架。两位女孩儿的共同特征十分鲜明——都很有艺术天分，感情都很丰富，都有敏锐的洞察力。两个人都非常热爱大自然，并且都在通信和日记插图中把自然风光描摹得栩栩如生。

差不多每个咿呀学语的孩子、每个成年人都知道苏菲·绍尔和“白玫瑰”这两个名字，可为什么几乎没人认识卡托·伯恩杰斯·范·贝克呢？和柏林红色乐队诸多成员一样，卡托·伯恩杰斯·范·贝克不仅仅是抵抗纳粹的牺牲品，1945年以后，当人们追溯到抵抗运动历史之际，她竟成了冷战的牺牲品。民主德国把红色乐队定义为英勇的共产主义抵抗组织——“英明伟大的苏联麾下的和平使者”，而德国统一党政府在柏林对外界的表态是，该组织旗下的成员根本子虚乌有。

在联邦德国，“红色乐队”这个名字因为曾遭到纳粹间谍以及盖世太保的通缉而众所周知，不过联邦德国不是旨在褒扬这个德意志抵抗组织，而是在60年代初将其涂抹成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战后，在“对事实的双重歪曲”下，这个柏林组织再也没有机会得到法律上的平反。

直到两德统一之后，政治偏见和思想意识的狭隘才得以排除。柏林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馆长约翰内斯·图赫尔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针对“红色乐队”的历史发掘了一批新资料。就这样，这家纪念馆归还给该组织一幅全新的、忠于史实的形象。

这些勇敢甚至冒险的活动拯救了许多人，包括奥地利抵抗战士雷吉纳·克罗赫玛。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期间，她住在比利时。1943年4月19日，她同另外1900个犹太人被送上了从比利时的梅赫伦营地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三个年轻的比利时抵抗战士为了解救车上的犹太人，阻截了这趟死亡列车。正如女作家玛丽昂·施赖伯在她的《沉默的反抗——阻截二十趟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一书中所写：“这是大屠杀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件。……从死亡列车上逃出来的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比利时人民。没有一个人泄密，这是比利时的荣誉。”231个获救的人里，就有雷吉纳·克罗赫玛一个。

我认识雷吉纳·克罗赫玛已有一段时间。当年在布鲁塞尔，我向她介绍我的新书《卡托·伯恩杰斯·范·贝克——我从不为生存而乞讨》。读到最后，她对我说，她从未听说过卡托·伯恩杰斯·范·贝克。她被贝克的故事深深打动，还拥抱了我。后来她对一个女友说，这是她在战争结束以后第一次拥抱一个德国人。

德国犹太人中心协会主席保罗·施皮格尔也是比利时人声誉的坚决维护者。施皮格尔3岁半就躲藏在一个比利时农庄，那是革命者为他找的藏身之所。此前，他13岁的姐姐已经被盖世太保抓走了。民政部的一个人帮她弄来了食品供应票——哪怕她是犹太人。后来她被带到了奥斯维辛，从此家人再也没有见过她。有4000多个像施皮格尔这样的孩子逃过了大屠杀这一劫，在假身份的掩护下躲藏在别人家、寄宿学校、教堂和孤儿院。“有了邻居、朋友以及一些陌生人的帮助，当时居住在比利时的6000多名犹太儿童中的三分之二躲过了抓捕，逃出了德国种族屠杀狂的魔爪。”

在第三帝国从事抵抗活动的，总是那些在危急时刻为人类正义挺身而出的人。他们不与压迫者和恐怖专制当局同流，就像希尔贡特·查森豪斯那样。战后，这个汉堡女人到了美国巴尔的摩，当了一名医生。

1938年，22岁的希尔贡特·查森豪斯通过了翻译证书考试，在汉堡的信件稽查处工作。她的职责是对波兰及其他国家犹太犯人的邮件进行审查——被扣下的都是要求添加食品、衣物、药品的信件。希尔贡特·查森豪斯偏偏“阳奉阴违”，她私下保留了一批信件，在一个汉堡经纪人的协助下，满足了寄信人的要求。

由于身在政府托管部门，这位年轻的女翻译有更多工作内容。她还要审查斯堪的纳维亚犯人的邮件，另外还得在神父参观监狱时负责陪同工作。在丹麦和挪威等被占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纳粹党徒逮捕了知识分子，并将他们带到了德国北部的集中营和惩戒所。

不久，希尔贡特·查森豪斯把教授、作家、教师和律师的信件一一挑拣出来，并且指派专人送到相应的收信人手里。在人满为患的火车上，她穿梭在一个个惩戒室之间。她还通过转递信件，帮了汉堡的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协会和瑞典红十字会的忙。为了防止遗漏待救者，她还制作了花名册，被登记的名字很快就超过了1000个。

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希特勒下令将全部政治犯杀掉。在希尔贡特·查森豪斯的推动下，瑞典红十字会跟希姆莱就释放斯堪的纳维亚犯人达成了协议。她的花名册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了这个名单，尽管遍地恐怖的烟云未散，仍然有1200名犯人被成功解救。

1945年春天，希尔贡特·查森豪斯自己也身陷险境。盖世太保要把她逮捕。在纳粹倒台之前，除了隐藏起来，她别无选择。这位年轻的女士今后唯一的目标是：移民到美国去，在那里完成医科专业的学习。她再也不想回德国，再也不想回欧洲了——不过她还是回来过一两次，比如当她获得斯堪的纳维亚最高荣誉的时候：挪威的圣奥拉夫勋章和丹麦的丹布罗格勋章。

有人问她，在第三帝国时的所作所为动机何在，她的回答很简单：“那是……人之常情……当时我学到的第一点是：当你迎着风暴游泳时，你是一个人；其次：每个人都可能鼓起勇气，做出反抗。没有机会爆发，只是出于害怕和缺乏能动性。”

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闻名世界的法兰克福商人——奥斯卡·辛德勒，他召集了一批犹太劳工到石勒苏益格的工厂做工。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必在纳粹灭绝营里等死。1992年，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辛德勒名单》，使这位企业家在去世之后又成了全球知名的人物。

无独有偶，还有一部关于克鲁伯公司前董事长贝尔托德·拜茨的影片。1942年8月，拜茨当时在加里奇恩(7)，目睹了第一批被送到灭绝营的犹太人。看到成批的人走向死亡，他震惊极了，他要尽其所能去拯救他们。

跟辛德勒的做法相似，拜茨也招收犹太劳动力，有时甚至雇用妇女和儿童。要想在纳粹当局面前找个正当理由可并不容易。一有机会他就拦火车，从车厢里把犯人直接救出来。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不顾纳粹党卫队的重重封锁，把犹太儿童藏到了自己的屋檐下。

贝尔托德·拜茨的所做所为被盖世太保发现了。他遭人告密，险些被捕。1944年，他被招入国防军，不得不中止营救活动。以色列国后来尊称他为“人民的正义卫士”。

1935年，帝国国防军在推行普遍兵役制之际，更名为“国防军”，其中大部分将领对希特勒夺权、魏玛民主共和制垮台以及驱逐犹太人等做法举双手赞成，或者至少采取了绥靖态度。在1934年“罗姆叛乱”之前，军队中没有过任何造成影响的事件。冲锋队利用这次革命进行整饬肃清，两名将军——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和费迪南特·冯·布雷多被杀害。

1938年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遭到了某些军队将领的反对。大将路德维希·贝克曾尝试阻止希特勒备战，结果失败了。此后，贝克退出了国防军。他一直被视为德国军队抵抗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

还有一些高级军官立志挫败希特勒的战争计划。首先，在海军元帅威廉·卡纳里斯的支持下，负责部队情报工作的反间谍机关里聚集了一批军官，共同谋划颠覆独裁。

卡纳里斯——责任与荣誉

这位神奇大帅从他在帝国海军效力期间就开始平步青云。“一战”德国战败，他在潜水艇里度过了战争的尾声。即便如此，仍未能阻止他的地位一路攀升。投降的“耻辱”和对大德意志的信仰，使他鄙视魏玛共和国。这位军人兼纳粹主义者不相信民主和共产主义。这种态度把他和纳粹主义者拧到了一条绳子上。1935年，他接过了国防军总司令部下属军事情报局反间处处长的职位。不过他不赞成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担心战争会把德国推进深渊。他历来接受的军事教育不允许他主动参与任何军事抵抗活动，但是他常常给决心革命的人提供掩护。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卡纳里斯的亲信参与了此次行动，大帅本人遭牵连而被捕，后被杀害于福楼森贝格集中营。

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授权希特勒侵吞苏台德区，这对军队内部的抵抗运动来说是个苦涩的打击。颠覆计划被迫中断，因为英法的绥靖政策为希特勒的侵略性外交政策推波助澜。不过，反对派军官同民间抵抗组织如克莱绍集团的沟通却并未停止。

在其他军事机关，士兵和将领们也组成了联合阵线。他们立志要推翻纳粹专制政权，结束战争。陆军总司令海宁·冯·特雷斯科，东线进军中德军对老百姓施加的暴行、党卫队的谋杀行动和针对东欧犹太人的武力进犯，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些罪行把他推向了倒戈者的阵营。

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看透了犹太大屠杀和战争的无聊本质，于1942年决定揭竿而起。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在非洲战场身负重伤。他丧失了右手，左手不全，左眼也没了。

他在野战医院里待了好几个星期，直到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总指挥部得到一个新职位。他的上司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雷希特将军也是一个反对纳粹专政的人，同路德维希·贝克、卡尔·古尔德勒素有交往。古尔德勒是莱比锡的前任市长，此人严厉批判军备扩张和驱逐犹太人的行为，1934年11月，纳粹分子拆除犹太作曲家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巴特霍蒂的纪念碑时，古尔德勒已经辞去了市长一职，并且主动加入到抵抗运动中。施陶芬贝格成了倒戈者的领袖，1944年7月初，他决定亲自执行刺杀计划。

此前，希特勒毫发未损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针对他的刺杀行动。在斯摩棱斯克参观陆军总部时，他差一点就被附近的子弹击中。但是他的周围都是军官，因此无法下手。在从部队参观返回的飞机上，冯·特雷斯科上校为他暗藏了一颗炸弹，可是引火器失灵了。1944年初，两位青年军官预谋趁希特勒在柏林参加新制服展览之际实施暗杀。和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通讯军官根本没有办法行动。不久之后，新的机会不请自来。按照日程表，希特勒将前往柏林军械库参观战利品，不过这个独裁者比原计划提前离开了展会，结果藏在房子里的炸弹根本没来得及点火。

1944年7月20日，夺权一切准备就绪——政府宣言已经写好，未来的领导班子也已确定。之前退下来的路德维希·贝克大元帅将出任总统，卡尔·格德勒将成为总理。盟誓者们首先执行“沃尔丁女神”计划。1944年7月20日将近中午时分，施陶芬贝格来到东普鲁市境内的拉斯滕堡一个名为“狼尾巴”的总指挥部。希特勒应邀出席一个军事阵地会议。许多军官将领围坐在一张桌旁，施陶芬贝格即将走进会议室之前打开了保险，炸弹被他装进了一个公文包里，就放在希特勒身旁。他借口离开了房间。在外面，施陶芬贝格拉响了引擎，他确信刺杀行动告捷，之后乘飞机前往柏林。24个到会者中有5人死亡，希特勒只受了点轻伤。

希特勒又一次死里逃生

慕尼黑，1939年11月8日，施瓦本木匠格奥尔格·艾尔泽在设于酿酒厂内的讲台后面安装了一枚炸弹。大约1500名纳粹党员——也就是“老战士”第一时间聚集到此地，以欢迎元首。希特勒讲话的时候，他身后的炸弹也拉开了引擎。然而就在炸弹爆炸前不久，希特勒又一次提前离开了酒厂，是为了赶火车。希特勒快到柏林的时候，酿酒厂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七人死亡。话分两头，肇事者被捕的经过也很离奇。他试图从康斯坦茨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瑞士，结果随身携带的一张来自酿酒厂的邮票引起了海关人员的怀疑。他们将这个“非法越境者”转交给慕尼黑的盖世太保，经过严刑拷问，他终于交待了犯罪事实。直到1945年4月9日，格奥尔格·艾尔泽才被杀死在达豪集中营里。此前，盖世太保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审问，想揪出暗杀事件的幕后人。其实根本没什么幕后策划者，艾尔泽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他只是自认为希特勒的暴力统治应该被推翻。

专制政权的报复是残忍的。1944年7月21日夜，施陶芬贝格同奥尔布雷希特将军以及其他盟誓者遭到枪杀。平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纳粹大扫荡卷土重来，上千名反纳粹人士被卷进这场风暴。连从前反间谍部门的抵抗战士包括威廉·卡纳里斯也遭逮捕。1945年4月9日，这位元帅被党卫队的一个法庭判处绞刑，死在福楼森贝格监狱。那些参与暗杀行动然而对盟誓一无所知的人，也得到了“株连九族”的下场。进了监狱和集中营之后，他们备受折磨和酷刑，从此音讯全无。在人民法庭上，一系列诉讼案一直持续到了第三帝国覆灭。根据法庭判决，无数抵抗战士在柏林普吕森湖监狱走上绞刑架。

“株连九族”

不仅是抵抗战士，就连对拒绝执行希特勒命令的军官家属也难逃—劫。瓦尔特·冯·塞利茨曾自作主张命令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投降，他的女儿英格丽德·维德曼后来说：“1944年，父亲缺席死刑审判的时候，我十岁，当时待在幼儿园。盖世太保把我抓走，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幼儿园，里面的孩子都是7.20暗杀行动将军的后代。我的妈妈和两个姐姐都被抓进了监狱。从此，我跟她们再没有联系了。”

的确，盟誓者中如卡尔·格德勒、路德维希·贝克一开始时站在纳粹专政这一边，并且支持希特勒的战争梦想。后来由于军事上遭遇了难以避免的败绩，1944年7月20日，他们实行了暗杀计划。可是谁能否认这不是给军官们上了一堂课呢？由于目光短浅和自以为是，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海宁·冯·特雷斯科对暗杀动机的描述，对于当时所有策划者乃至今天的世人都是一个警示：“暗杀只许成功，不成功，则成仁，(8)万一失手，就直捣柏林。因为这不再是为了一个具体计划，而是要在全世界和人类历史上为德国的抵抗运动做出勇敢的表率。除此之外，一切都无关紧要。”计划本来应该迟些实施，但是青年军官早等不及倒戈。虽然大多数国民和精英人物却保持了沉默，但是像卡尔·冯·奥西茨基，“白玫瑰”、“红色乐队”、“埃米尔大叔”以及其他抵抗组织的成员尽管只占少数，他们仍然为争取一个正义的德国和民主的传统，坚决不屈服于纳粹专制的恶魔统治。

瓦解防卫力量

来自柏林-维尔莫斯多夫区的艾伦加德·弗兰茨-舒尔茨女土对一名红十字会护士哀诉，暗杀我们的元首行动失败。她胆敢宣称，即便多年生活在盎格鲁·萨克森的贵族压榨下，也比被“目前的暴力统治”要好。基于以上所述，她也跟7月20日暗杀行动有牵连。被判死刑。

——人民法庭1944年11月6日判决书

甚至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里，也有一些勇敢的人用武力反抗外来侵略。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维希政府把法国犹太人交给德国，帮助被追捕的人逃往国外。抵抗运动从事的地下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2万多人牺牲，6万多人被押送到德国。

在遭驱逐的流亡大军中，有一个人叫施蒂芬·黑塞尔，这名法国抵抗战士有着不平凡的身世——1917年生于柏林，青少年时代在巴黎度过，1937年取得法国国籍。法国投降后，他追随戴高乐将军，后者在流亡途中组织反对德占军的抵抗活动。黑塞尔自告奋勇担负在被占领土的间谍工作。他通过非法电台向伦敦发报当地局势。他的线人身份很快被密探所掌握。1944年7月10日，盖世太保将其逮捕并押送到布痕瓦尔德。

在集中营里，黑塞尔同大部分犯人都保持着距离。他的所做所为注定必死无疑。一个名叫欧根·科贡的狱友安排了掉包计，黑塞尔冒名顶替才死里逃生，他冒充一个死于伤寒的犯人，逃过了布痕瓦尔德一劫。

与法国“抵抗运动”同病相怜的，还有波兰的抵抗组织。在纳粹的词汇里，波兰人是“下等人”，这个国家应该返回到低级的阶段，应该被全面日耳曼化。早在1939年，波兰就成立了一个地下武装，后来发展成欧洲革命抵抗大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支乡村部队在1941到1942年间拥有成员一千多名，他们共同投入到反抗侵略者奴役人民的斗争活动中。

就是在犹太人隔离区里，也有艰苦的抵抗活动。上千名犹太居民簇拥在几排房子里，他们越发意识到这个隔离的居住区不过是通往灭绝营的一个中间站；可是他们不愿意就这样坐以待毙。在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里，有一个“犹太革命组织”藏匿了枪支和弹药。1943年4月，起义的号角终于吹响了。

这些犹太居民同党卫队苦战了四个星期，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最后，武装起义以血淋淋的场面谢幕。一幢幢房屋变成废墟，幸存下来的犹太居民被驱赶到一起，终于还是被押送到了灭绝营。

特烈布林卡

大约90万名犹太人死于华沙地区为犹太居民特设的特烈布林卡灭绝营；后来从特莱西恩施塔特来的犯人也被送到这里虐杀。1943年8月的起义中，有60个犯人成功逃脱。

1944年8月，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华沙起义”打响了第一枪。这次起义的目标不仅仅是依靠苏联红军，更是依靠自身力量解放波兰首都。当时红军已经开到了华沙城外，原以为步步进逼的苏联红军可以为击退德国国防军助一臂之力，波兰地下武装才加入到了这场战斗，以微弱的力量对抗德国的坦克和重炮。孰料苏联红军部队却在维斯杜拉东岸按兵不动，最后，华沙起义损失惨重，波兰首都就这样被埋在一片瓦砾之中。

斯大林不准英国战斗机为起义军支援弹药和武器，这场英勇的战斗夺去了超过15万波兰人的生命。那些幸免于难的，不是被关进灭绝营，就是被押送到德国强制劳动去了。

波兰沦为殖民地后，总督汉斯·弗兰克由于指使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冒犯百姓，激起民愤，令多少人恨得咬牙切齿。在白俄罗斯(当时叫做白卢特尼亚)，总督威廉·库柏实行野蛮的专制统治。库柏对每一次游击队的抵抗活动都采取了野蛮的报复措施。有一次，他蛮横地将4000名妇女儿童和老人抓到大街上，运货车把他们运到明斯克附近的特罗斯特内兹集中营，全部杀害。1943年9月22日，库柏死于一次暗杀行动。耶利娜·马萨尼克是库柏家一个女佣人，跟白俄罗斯游击队素有联系。她在库柏的床底下放了一枚炸弹。库柏就这样被炸死在睡梦中。

除了那些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还有在暗中进行的抵抗活动，直到战后才真相大白。比如，驻立陶宛当时首都考纳斯的日本大使杉原千故秘密为上千名犹太流亡者签发了去日本的通行证，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由于日本一直是德国的盟国，杉原公然违抗日本外交部的命令，最终被外交部召回东京。这位外交官在考纳斯火车站上路之前，仍然毫不犹豫地签发跨国通行证。有人问及他的动机，这个日本人的回答是：“出于对人类的爱。”

再来看一例。瑞典外交官劳尔·华伦伯格从1944年夏天起开始援救匈牙利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拿到了“瑞典护照”，住在华伦柏格亲自安排的房子里。1944年12月，苏联在布达佩斯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他们对华伦柏格的营救行动表示十分的不信任；他们无法想象会有人从人道主义出发保护犹太人免遭集体屠杀的厄运；他们怀疑这位瑞典外交官是美国人的卧底。1945年1月，华伦柏格如约来到了苏联军队驻扎在布达佩斯郊外的总部。此后，他便销声匿迹了。这个拯救了诸多犹太人的功臣很有可能消失在了苏联的监禁营。他的命运至今仍是个谜。

另外，还有许多逃兵把命运交给了无声的反抗。“二战”期间，国防军法官总共判处了3万余例死刑案件——数量大大高出人民法庭和其他特别审判庭。2万多起死刑奉命执行，大概只有4000逃兵死里逃生。汉堡人路德维希·鲍曼就是幸存者之一。战争期间，鲍曼作为海军二等兵驻守在法国波尔多。他和一个朋友一起逃跑，目的是为帮助法国港口工人逃往摩洛哥。在法国，鲍曼被一个德国巡关人员逮捕，后又被送交海上军事法庭。判决结果是枪决，理由如下：“临阵脱逃，在德国军队中罪大恶极。”

鲍曼的父亲借助和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的关系，让他的最后判决从死刑变成了有期徒刑。战争结束前后，鲍曼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刑事犯集中营战斗。1945年以后，他不得不继续受审，原因是他当过逃兵。直到2002年，德国议会宣布纳粹时期的所有叛逃罪名无效，路德维希·鲍曼从此终于彻底获得自由。

正义与不公

1945年年初，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几周里，海军法官汉斯·菲尔宾格以当日主审法庭审判长的指证为据，对水兵瓦尔特执行死刑判决，因为该水兵曾企图叛逃。5月29日，战争结束后第三周，二等兵库尔特·佩茨奥德站在了德国军事法庭上。5月10日，德国投降以后，他拒绝服从“你们现在自行了断吧，纳粹狗”的命令。菲尔宾格因其违抗命令判处他六个月监禁。1978年，菲尔宾格必须辞去巴登-符腾堡州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他仍然死不悔改：“当初公正的事，如今都成了不公。”菲尔宾格现象并非仅此一例。

汉斯·格罗布克，1953年在康拉德·阿登纳政府升到了国务秘书一职。他曾参与起草“公正继承权”和“保护血统”草案。阿登纳不顾众人的激烈反对，采纳了他的方案。

空军军医胡贝图斯·施特鲁克霍特曾就职于戈林的空军野战师。他对达豪集中营犯人的医学实验耳熟能详，并将这些实验记录在该部的一个教学影片中。许多囚犯就在这些医学实验中被夺去了生命。施特鲁克霍特后在美国空军部门继续四通八达。

不过，诸如此类的事件并不只出现在联邦德国，不只发生在美国人身上，苏联人也曾利用拘留营里的一切可用之人。就连在民主德国，老纳粹们也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许许多多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那些关于勇气、民众的力量和同情的故事，都已经遗忘在昨天。残留下来的都成了“记忆文化”的一部分——这个概念通常带有贬义色彩。一个活在记忆里的民族，还有能力走出过去的阴影么？我认为不能。恰恰相反，在一个并没有完全理解纳粹主义究竟为何物的形势之下，关注已经过去了的和现在正发生着的无疑都是形势所需。

我们需要了解、贴近自己的历史。1945年以后，再度回首20世纪前半叶的德国历史，净是如此压抑和死一般的沉默。

《议院代表》

罗尔夫·霍赫胡特这部备受争议的影片在20世纪60年代揭开了丑闻的序幕。每个默默忍受的人，甚或每个为满足私欲助纣为虐的投机者，对过去负有怎样的过错与责任呢？霍赫胡特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揭示了梵蒂冈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在纳粹屠杀欧洲犹太人时所扮演的极不光彩的角色。在大量史料的支撑下，这部影片再现了教皇皮乌斯二世和耶稣会教士里卡尔多之间的谈话。里卡尔多出于自觉向教皇汇报集中营里的事情，并督促教会尽快干预此事，但是遭到了教皇的拒绝。在教皇眼里，教会利益高于被驱逐迫害者的人格尊严。里卡尔多神父于是决定以死赎罪。因为他的“教会不仅对暴行不闻不问，而且还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甚至为纳粹所收买”。

纵然如此，我们还是创造过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在我的家乡埃姆斯兰，人们对第三帝国历史的反思做得非常周到。在帕彭堡还成立了一个由官方支持的埃姆斯兰集中营资料信息中心(DIZ)。这里不仅经常把从前的集中营营民和荒原战士汇聚到一起，而且还吸引了德国与荷兰边界地区的中小学生以及青年人的关注。

DIZ是个活跃的集散地。到这里来的人不光是为了履行玛格丽特·米彻里希和亚历山大·米彻里希(9)的“哀悼工作”，更是为了把了解历史当做通向现实以及未来欧洲统一的必经之路，从而不再重蹈过去可怕的覆辙。

【注释】

(1)1933年9月15日，首批犯人被押赴伊斯特维根劳动营。——译者注

(2)帕彭堡集中营位于德国奥尔登堡希思，原为关押刑事犯的监狱。帕彭堡位于下萨克森州的埃姆斯兰地区，这座位于德国和荷兰边境的城市在一片1630年开垦出来的沼泽地上建造而成，完全是荷兰的城市风格。——译者注

(3)即纳粹对残疾人士实施的非人道的无痛消亡计划。——译者注

(4)又被称为克莱绍团体，是纳粹期间德国高层的一个秘密反叛组织，曾密谋推翻希特勒，其成员参与了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希特勒事件。该组织后来被纳粹镇压，因其常在西里西亚的克莱绍村聚会，故被盖世太保称为“克莱绍集团”。——译者注

(5)位于柏林城北。——译者注

(6)位于德国南部。——译者注

(7)奥地利地名。——译者注

(8)原文为法语，coûte que coûte。——译者注

(9)夫妇均为著名的心理学者。哀悼工作乃一心理学术语，最先由弗洛伊德提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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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解放之年

复活节前夜，700名候补军官——其中有我一个——蜷伏在被洗劫一空的低矮农房里，每八人一间。这些小窝棚散布在维绍(1)军官学校总部所在的波西米亚山林间。军官们围坐在小圆铁炉旁边，那是唯一能取暖的地方。他们正摆弄着今天刚发下来的崭新的制服：扣子向右别再向左折成一个神圣的标记(纳粹的铁十字徽标)；把剪裁精致的外套下摆弄得再短些；裤腰弄高一些。不管怎样，扣带还得留在腰身的部位。“小伙子就是小伙子。”1945年4月，这些20岁的大男孩儿一边为这身制服备感自豪，一边还想彰显一下“个性”，虽然无人喝彩。

有个人在火炉上烤面包。在他往面包上抹芥末之前，另一个人从柜橱里拿出一个餐具盖子，上面盛了一点黄油。这才是真正的黄油，而芥末只是“黄油的候补军官”。这黄油是人家用一条军绿色长裤从一个捷克农妇手里换来的。有人撕开窗户，从摩拉维亚俄斯特拉发(捷)方向传来喊声：“战士们，春天要到了，决战迫在眉睫。国防军不能浪费一丝一线。”这声音滑稽刺耳。

第二天上午，他们全部成为少尉——按照计划，希特勒生日那天转正。第三天，他们将被送上一列火车。海军总司令部OKH里面要是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就应该在最后一分钟阻止这700个人白白去送命。不要在波希米亚再来一次兰杰马克(2)战役了！

谁也不知道这趟列车要开向何方。首先，所有人都必须抱成一团——好像所谓的OKH中“元首的后备军”一样。柏林还有一批。早晨四点，天色漆黑一片，停在露天铁轨上的货车出发了：每节用来运牲畜的车厢里有两个干草堆，拉门的时候特别费劲。寒冷不只在夜里——战士们长长的内裤里也冰凉冰凉的。

曲别针行动

5月初，美国的G1战斗轰炸机在上阿默高与希特勒的绝世武器V1(巡航导弹)和V2(弹道导弹)遭遇。在哈茨，美国的一个装甲集团军击中了庞大的隧道迷宫“奴隶劳动营”，这是一个地下军工厂，4万名强制劳工在里面工作。美军缴获了军用飞机、驱动装置、100枚V2导弹、成吨的建筑施工图纸、一份重要的通讯册。之后不久，这里就沦为了苏占区。

120名德国专家在严密的监控下被带到了巴特基辛根。法国人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成功拉拢了几名专家。苏联安全部本想让负责德国科研的核心人物韦恩赫尔·冯·布朗去做厨子，可后者已经有了归宿。他连同1600名德国科研人员都被美国吸收进了“曲别针行动”——一场对德国科学家(其专业素养很有利用价值)的争夺战就此展开。

一路上，三餐供应很及时，而且绰绰有余。天知道，没有统一指挥怎么还能做到这个样子！到处都是红十字会的护士、车辆调度员、给养站、手里握着收据的军需官。空中，敌人的炸弹来势汹汹，地上，德国高炮部队的炮声震耳欲聋。这里有战争史上可记录的最混乱的一幕。美国人已经深人鲁尔区腹地，苏联人正朝着帝国总部进军——从布尔洛(3)到柏林一线，700个临时受命的少尉每天却享受到了有备而来的香烟。

四天后，他们到达了石勒苏益格火车站。此时OKH已经迁到了巴伐利亚。由于城中的铁轨被炸毁，载重汽车把他们从东面拉到了西南的装卸处。抵达时已是晚上，不过天色还亮，能看得清那些被特别司令部抓回来枪毙了的德国逃兵，被悬挂在法兰克福林荫路旁的灯柱上。

第二天深夜，少数几个离家近的逃跑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自己的战友当逃兵。现在，这不叫“弃帜而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在别人为祖国为人民卖命的时候“溜之大吉”。这种行为对于遣散和消解战斗力并无大碍。

伴星号卫星

苏联人打算再次启用“奴隶劳动营”。没过几个星期，V2复制品的第一期即将竣工。1947年10月，苏联人把成品运回了国，德国科研学者必须随同前往。火箭工厂、蔡斯工厂以及“容克的飞机制造厂”全部被拆除。

在东西德国较量中，苏联的技术人员同美国人展开了竞赛。1952年，这些德国人被允许返回祖国。导弹的制造图纸被留了下来，其中还包括1952年第一艘火箭伴星号卫星和1961年第一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火箭的雏形。1969年，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由韦恩赫尔·冯·布朗和他的工程师同行们共同设计的火箭推上太空。

当这些年轻军官心猿意马的时候，普通的列兵早已经历同样的心理变化。1944年夏天，V1、V2导弹落在了英国境内，盟军在秋天登陆法国，导致停战。之后德军开始大举反攻，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逝世——到此为止，人们已经自动放弃了疯狂的妄想：不再指望什么预言中的战争大逆转，不再期盼什么新式的秘密武器，不再寄望于梅瑟尔施密特的262喷气式歼灭机(Me262)的万无一失，这种飞机的速度每小时比美国最快的战斗机还要快出200千米——它能把空中的敌人一扫而光。

现在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他们明白，要退回去是不可能了。身后是前线党卫军的“圣血”(4)精英部队，“阿道夫·希特勒”师，“赫尔曼·戈林敢死队”。他们是空前绝后的700少尉，他们肩负“崇高的使命”争相前来，他们“充满了战斗力”，“出类拔萃”。

要是有人现在还下达这样的命令，他一定是愚蠢透顶了。可偏偏有人这样做。我的战友说“不”，掉头就走。我紧随其后。

要是有人相信，弗拉索夫将军从苏联战俘里打造出来的“苏联解放军”或者被希特勒神话了的温克军团能够阻止崩溃的结局，再或者希特勒九月召集的“人民冲锋队”——下到16岁的青少年、上至60岁的老年——可以缓解颓势的话，那么他肯定是头脑发热了。

弗拉索夫军团

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曾在基辅和莫斯科战役中大败德军，成为德军俘虏之后，投靠德国宣传阵营。他想塑造一只苏联的部队，联手德军对抗斯大林。弗拉索夫的计划得到许多德国军官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希特勒的反对。1944年11月，这位苏联将军把战俘和东部劳工组建成了一支武装部队。“二战”结束后，美国人将他放回苏联。

那些相信花言巧语的人，会因愚蠢而受到惩罚。又有传说西方盟军早跟德国军队达成一致，共同对付红军。

在维绍，这种念头在一个战友心里潜移默化地蔓延开来。他遭到告发之后被降职，后来又来到了流放地，在那里，他要拼死再次赢得“失去的名誉”。他宣布弃暗投明，并表示将在复活节上午的宣誓中不再追随元首；对一个不诚实的元首，人们无须忠心耿耿。希特勒欺骗甚至背叛了他的人民和为保卫他而战斗的士兵们。“你们都看见了，我们几个月以来在这里练兵，好像随时要进攻似的。而我们的部队自从两年前到现在，却一直从前线节节败退。”当他被押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护他。

到了奥克斯堡，我们早上在阵地边上安营扎寨，上面有几百个Me262的人。他们不能上车，因为汽油都用完了。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调遣到了爆破连。

我被分到了山地步兵部队，我们在当地扎营，我把出发时的应急装备换成了步兵的行头，用风衣换下了“将军制服”，长筒靴换成了收腿靴子，防毒面具被换成了帐篷帆布、炊事用具和背包。我的大衣寄回了老家——还真寄到了！我和战友在望眼欲穿中终于接到了战地命令，上面写着“英戈尔施塔特市区指挥官令”。我们可以从容前进了——坐在战地车上：可那儿根本没有一辆车。

那些日子里，战胜国每天都俘获成千上万名德国战俘。他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造露天囚犯营：每100平方米的地上围起3米高的铁丝网，里面圈着1000人，在每个“围栏”之间是巡逻吉普车和载重汽车的专行道，这些车辆负责发送食品和水，美国人把监管战俘的权力移交给了当地政府。这样，就出现了“参谋营”。其他所有人都风餐露宿——头上有遮挡的人多幸福啊！

1945年5月初的一个夜晚，我向美军投降，就这样从一个不公开的环境走进了一个“公开”的世界。铁丝网，军营规章，每人10平方米的活动范围(除去集合场地、用餐场地、野战医院)，互不干扰。“公开”首先体现在反抗思想和漫无边际的恐惧上。“黑暗又重了一层”——这句人人皆知的话正好符合我现在的处境。自由，给了我们呼吁人性与正义的空隙——向每个人，到处都是对人权的渴盼。

美国佬抓住了我，没收我的武器，还相中了我的手表。我双手贴在墙上，嘴里说着《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时候他们不屑地收回了G1步枪：“达豪、贝尔根-贝尔森、奥斯维辛里面怎么样？”此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旁边，一位军官走下车，为他那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下属请求我的原谅。我有武器么？——没有。连个小折刀都没有么？——有。对于验关来说，为一只小刀这样的“匕首”磨蹭了这么长时间可真不值得。他把刀锋塞进一道墙缝里，把要害部位折断，剩下的部分又还给了我。正义让人看到了自由的曙光。

在我们的“人圈”里，总共有1000名军官，身份从少尉到上将。在这里谁也无权对谁发号施令。有智慧、识大体的人就会受到敬重；而不顾体面、厚颜无耻的人自然也就没什么人缘。谁要是爬到蒸锅旁边齐腰高的垃圾桶那儿找吃的，或者把铁骑士勋章扔到铁丝网外面，跟看守的士兵换香烟抽，那么没人瞧得起他了。那些给战友们开英语课或德语课，或者用食品罐头盒修理随身携带的小日晷的人，一句话，只有同甘共苦的人，才能赢得大家的敬佩。

我遇到了一个旧相识，在那儿也只有我认得他。他曾是约瑟夫·戈培尔手下《帝国》周刊的总编。我们沿着铁丝网边的粘土路溜达了几个钟头。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18岁时雄心勃勃，认为纳粹并不像他们实际中所为的那么坏：除去仇恨情绪、知识上和道德上的褊狭、枯燥的民族和种族理论之外，都挺正确的。“我那时年少气盛，满腔抱负。当我把他们当成了思想的主人，我就要追随这些当权者。可是他们把我变成了罪恶的同谋。两年前，出于爱国，我终于报名做了一名战地记者，他们让我去了。”“您对过去的一切有没有感到羞愧？”“我感到惭愧的是，明明知道真相，却还是在诸多谎言面前变成了哑巴。”

海牙陆地战争法与日内瓦公约

1859年，瑞士人亨利·杜南于在意大利目睹4万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伤痕累累地从苏法利诺(5)血战归来。此后他要求建立一个援助体系，帮助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参战国同时并且必须尊重其中立性。1864年，12国在《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上签字。白底上的红十字图案被选定作为援助体系的标志。

1907年，44个国家达成协议，共同遵守大陆战争的法定程序。必须按此区分武装力量和普通百姓，区分作战者和非作战者。无论哪类人，一旦被俘均应该享受战犯待遇，必须人性化处理，并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后最短的时间里被送回原籍”。

这个男人告诉我，在战争和政治宣传的烟雾下，在我们的军事体系要求的不思考状态下，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所不曾知道的：我们头上有公正无私的世界历史。

投降——事件与企图

我们当然都听说过卡萨布兰卡——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商定，“无条件”降伏邪恶轴心三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一举措正中了希特勒的下怀，他以此为借口把德国人民卷进了“对抗外敌的斗争”中。

“‘无条件’意味着即便投降了也不会有公正的下场。明白了这点，人们从理论上可以无所不为——现实中也的确能够无所不为。”纳粹的宣传机器给我们打好了预防针。1944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莫耿斯的提案恰好验证了纳粹的解释。该提案建议战后没收德国全部工业设施，将其转变成对邻国没有危害的“农业国家”。在纳粹的逻辑下：“谁想把我们变成20世纪的阿拉伯农民，那无异于把我们毁灭。”

我的这位总编，这个直到最后一刻对“敌方消息”都了如指掌的人，非常清楚西方列强很快就要将该计划付诸行动：“当大西洋沿岸列强(英、法、美)各自打道回府后，留下这块空地将成为苏联人的盘中餐，而苏联人是肯定不会把鲁尔区当成牧场来用的。”

“您听说过雅尔塔么？”“没有。”“在雅尔塔，斯大林买通另外几个国家同意进行战后新格局的建设：作为交换，他同意美国在旧金山成立联合国总部，并确保苏联作为唯一一个拥有三个代表席位的国家出席联大——一票是俄罗斯联邦，一票是白俄罗斯，一票是乌克兰；他还决定在德国投降之后加入抗日战争；他承认法国作为第四个进驻德国的国家，条件是把整个巴尔干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实行苏联的制度；鉴于苏联的利益，波兰领土向西割出了一大块；根据赔偿条约，苏联得到了德国一半的领土。西方列强之所以对斯大林听之任之，是因为他们不打算插手东亚的战事。战胜国之间互不信任的程度并不亚于战胜国同德国之间的对立关系。他们不只想让德国缴械投降，而且还要瓜分德国。苏联仍然一如既往：那是共产主义敌对势力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德国必须赔偿

雅尔塔会议规定，德国必须赔偿战胜国200亿美元，其中一半归苏联。而按照苏联的预计，德国的赔偿金额应大大高于这个数目。2500万苏联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无家可归，7万个村庄沦为废土，1710个城市被毁，6.5万公里的铁路变成废铁。斯大林估计苏联的损失达到1280亿美元，赔偿金高达3570亿美元。但美国反对如此苛刻的赔偿要求。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弹尽粮绝、一无所有的德国。他们想用民主制度打造一个新德国。

4月23日，希特勒下令保卫柏林。这与我被俘前在冗长的国防军报告里听到的话有些不同。4月25日，美国和苏联的坦克先头部队在易北河岸的托尔高会师。4月30日，元首“陨落”。“怀着将人民和欧洲的未来从布尔什维主义之下解救出来的未竟之愿”，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两天后，收音机里传出这样的报道，在我们这里掀起轩然大波。传说从“遭遇暗杀”变成了“藏到地心里”，又从“有个形神兼备的替身”变成了“逃亡南美”。最后还是主编澄清了事实(6)，“希特勒自杀了，和他的爱人埃瓦·布劳恩一起。这才是事实。他死前还撤销了戈林和希姆莱的一切职务：戈林曾试探过，既然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那么自己是否可以接替他的全部指挥权；而希姆莱则谋划同西方列强就瑞典问题暗中达成妥协。这两个人于是成了希特勒眼中的叛徒，只有戈培尔与众不同，他带着全家同归于尽了。”5月8日下午，美军命令我们集合，向我们宣布德国全面投降的消息。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是通过小道消息或者从美军参谋营发下来的部队报纸《星条旗》上听说的。那份报纸的绝大部分版面留给了图片，我从来也没看过一份。开始的几周，上面都是关于集中营的报道——发现了纳粹在杀人、虐囚和使用酷刑上的新手段：一想到我父亲在单位必读的秘密刊物、《明镜》杂志海外版里的内容，那些都不算什么了。接下来的是波茨坦会议。我们俯首倾听对德国命运的判词，并不清楚其中的具体含义：“奥德-尼斯河一线”——构成了波兰的西部国境线；“东普鲁士连同科尼斯堡将归苏联。”这座因伊曼纽尔·康德而闻名于世的小城以西，成了新波兰的领土，再以西，是苏占德国领土SBZ(这个区域的占领状态维持了很久，一直是块“弹丸之地”)；德国就此被分割成五部分：归还原波兰领地给波兰/苏联管辖，加上四个被占领区；同时，实施“无军事化”、“无纳粹化”、“地方自治”，“基民盟、社民党、德共恢复正常的政党资格”——康拉德·阿登纳、库尔特·舒马赫、威廉·皮克等人的名字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此外，对德国人进行“民主化”和“改造教育”，然后进行“土地改革”和“拆散大企业措施”——有意瓦解大地主、康采恩、卡特尔的权力；把“战争罪犯”和第一批集中营案件送到吕内堡听候处置，11名被告被判死刑；最后，迁回“移民”——根据《波茨坦协议》，允许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原被占领土上“以人道的方式、有序地”将后搬到当地生活的德国人清理出去。我们以往听说过“难民潮”，如今变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逃难或者驱赶怎么可能井井有条呢？)这样一来，造成了一批“无处安身的人”——集中营、强制劳工和战俘营中的幸存者——他们回到家乡之后面临的是重重困境：有些人再也不想回家了。

柏林之战

在柏林战役中，30万苏联红军和4万德国士兵丧生。战争造成的民事损失无法计数。两千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死于麦菲尔德练兵场保卫战。那里曾是1936年希特勒举办奥运会方阵表演的地方。

1945年4月29日，苏联红军把红旗插上了国会大楼；此前两周，也就是1945年4月12日，柏林交响乐团举办最后一场演出——理查德·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

闲散待置人员

解放后，德国境内有150万被遣散的人，即所谓的“无处安身的人”，处在盟军管理之下。大部分人回了家，或者即便不情愿也必须得回家。幸存的苏联强制劳工在斯大林的政权下，面临被起诉的危机，原因是他们在德国人那里妥协过。而对于5万犹太幸存者(大多数来自东欧)来说，根本无家可寻。

“外面”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人的头脑是很容易胡思乱想的，尤其当我们无所事事、头顶夏日蓝天之际。农场主、果农和葡萄酒种植主为获得自由欢天喜地，不过很快，民主的政策也泽被到了我们身上：包括军官在内的全体士兵，都要经过彻底的审查。两周后，官兵们临时创办了一个战俘大学，反响热烈。他们往往从书展上换新书回来，还和我一样把整本书抄下来，这种事在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过。

8月6日，传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8月9日，又一颗在长崎爆炸。死亡人数统计：一座城里死了5万至20万之间，另一座是3～5万。八百架飞机载着总计两千吨炸弹于2月13日在德累斯顿所干的事，放在日本，用一架飞机扔下一枚原子弹就搞定了。

从那时起，我们的战俘营出现了意见分化。有些人觉得美国人办了一件大好事——早就该来了。四天后，日本投降，一些善于经营的人开始大拨算盘：战争戛然而止，给双方节省了多少死伤。能这样计算么？非如此不可么？牧师们和希特勒都说过：“只要目标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我的哲学家们——苏格拉底、卢梭、康德——教我的却是：方法不当，再正确的目标也会泡汤。

波茨坦会议

战争结束了。大概过了十个星期，三巨头——美国总统杜鲁门、苏联元首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聚首波茨坦，为战后德国建立新秩序谈判磋商。不过在关键性问题上，三方未能达成一致。

1944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莫耿斯曾打算把德国“阉割掉”或打回到“石器时代的农业国家”。与前任总统罗斯福不同，杜鲁门并不想这么做。西方列强不愿意把德国大卸八块，而是打算占领并改造这个国家。他们历来不信任斯大林的苏维埃，从前的合作关系也早变成了敌对关系。冷战，从波茨坦开始了。

杜鲁门坐在谈判桌旁的时候，手里已经握着胜利的王牌。1945年8月6日，美国将一枚原子弹投向日本城市广岛。这枚原子弹加速了东西方的军备竞赛——从此确定了美苏两极长达数年的“势均力敌的恐怖”格局。

遗产——残局和困惑

9月里阳光灿烂的一天，战俘营总部宣布：任何人均可自愿报名加入法国遭袭城市的战后重建。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决定重新做人。让我们工作的人，也会给我们饭吃。我的法语还不错，根本不担心他们会欺负到我头上。到了晚上，一千个德国军官当中已经有25人报了名。他们必须随后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有五个人出了点问题，其中有我一个。我左臂上有一个小时候留下的伤疤，引起了美军的怀疑。每个党卫队队员都会在身上文一个血型标记。美军怀疑我把原先左臂上的文身给蹭掉了。幸亏一个懂行的人辨认出了伤疤的年代。早上不到五点，我们在别人的惊讶、嘲讽和谩骂声中离开了“人圈”，由一名法国军士监护，直奔战俘营大门。出了大门五百米，身后的人群和声音都模糊不见了，我们的陪同命令我们“站住”并开始点名。每个被点到的人都拿到了一个信封，发出匪夷所思的大笑。里面的信上写着：“好了哥们儿，回家去吧！这是个小测验！”这是每个志愿者得到的奖赏，而剩下的那些官兵在战俘营里又熬了6个月才出来。

我把加米许-帕藤基兴(7)当做祖籍报了上去，那儿是我祖母的家。父亲柏林的房子于1943年11月被炸成废墟，家中所剩全被烧得精光。四天后，我步行到了祖母的家乡——那是这个世纪最美的初秋。

我父亲曾是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大轰炸过后，他把办公室，包括秘书、打字机、文件档案，统统转移到了新界的一个农庄的备用仓库。母亲和其他妇女情况不同，她不工作，就跟着父亲搬来搬去的。她从儿童托管处把我那个10岁的妹妹接了回来。妹妹曾在奥德河以东的乌恩鲁施塔特走失。12岁和13岁的弟弟被送到了勃兰登堡北部的寄宿学校。1944年夏天，父亲很有先见之明，把母亲和小妹送到了加米许-帕藤基兴，说是出于健康的需要。男孩子们还得留在学校。举家从东迁到西，显然是缺乏必胜的信念，而悲观主义思想是要受到惩罚的。当时，最大的姐姐在图林根一个农庄里工作。4月，依照《雅尔塔公约》，美军开了进来。一个正在喂猪的女贵族引起他们的怀疑：这不过是伪装罢了——她肯定是个“披着人皮的母狼”。

“人狼”

“全民全权总代表”约瑟夫·戈培尔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动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应战。他在收音机里大谈特谈所谓《人狼宣言》，宣布每一个英国人、每一个美国人、“每一个德国地盘上的布尔什维克”都是“非法自由人”：“只要我们一有机会让他们丧命，就一定不要客气，不要犹豫。……仇恨是我们的祷文，是冲锋的呐喊。”

5月，美军和英军从萨克森、梅克伦堡、图林根撤兵。一夜之间，苏联人开了进去。那些过去被我姐姐照顾过的波兰战俘，现在回过头保护起她来。8月，她离开了原来的村子，离开了她的猪，准备迁到他们为“我们”安排好的西部去。可是德国已经有了边关，苏联士兵用俄语对她说：“要穿行此地，必须持舒克将军亲笔签名的证明。”她是懂俄语的，可是就连女人那令人垂怜的眼泪也无济于事。士兵递给她一块白手帕，一边安慰道：“小姑娘，别哭了。”她以“裘皮收集者”的身份，跟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从“绿色边境线”穿了过去。

“绿色边境线”

成千上万人从树林、河流以及一分为二的柏林越过苏占区。自从1946年6月，只有持有签证的人才可以越境。到1952年，每个过境者都受到严惩。即使这样，也没能组织群众性的大迁徙。260万东德居民先后出逃。1962年8月，柏林墙竖起来了。

父亲用一驾大马车把诺伊马克房东一家和自己的公文包从苏军的眼皮底下救了出来。3月初入学的男孩子们，并不在学校里，被炸毁了的柏林外事局里也没有。他们分批穿行在巴伐利亚，不久，父亲就被美军逮捕——他是所谓“自动被捕”的人中职位较高的一个。我刚到，大姐就带着我出发了，去巴顿将军那儿把父亲捞出来——父亲有“南加州大学”荣誉博士的头衔，巴顿将军也曾是那儿的学生。这点让我们相信，父亲满足了一个必要的、不便告人然而又是很光彩的重要条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一个被驱逐的反纳粹主义者，应该如实汇报德国人的情绪，并就如何改善德国人的情绪提出建议。美国人对父亲的交待很不满，把他关进了他们的拘留营。父亲总是把那里叫做“集中营”他恰恰证明了美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对占领军的不满究竟从何而来。他希望这些身份高贵、任重道远的解放者们能够倾听一些有见地的老德国人的声音，而不是去找那些思想激进、与我们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利益，把所有德国成年男人都当成纳粹，把所有年轻女人都当做被诱拐了的不良少女。父亲对美国人的评价是：“野蛮！”——当美国人把他从寄居的小屋带进拘留营之前，他想从书架上拿走他的维克玻璃瓶(8)，但是美国人不喜欢那里面的味儿，把它撇进了厕所。我见过德国士兵在被占领土上的事，可他没经历过。作战部队，连同救护车和炊事班，并不能完成法制国家的事业。这一点他也该明白了。结果却相反，他的痛苦厌世情绪与日俱增。

巴顿将军

乔治·S.巴顿将军是一位纳粹的批判者，战斗英雄。他反对重建德国，把德国最优秀的知识人才分离出来。1945年10月5日，他被美军政府革职，召回美国。

痛苦厌世？难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微不足道么——纳粹的所有罪行，都打着我们的旗号，我们早就知道，那不过是他们的幌子罢了。我当然期盼对失败者设置一个大规模的刑事法庭——不管是不是纳粹，都对所有人施以重罚。然而，我们只是被带到审讯室问话，分门别类，之后，被判无罪释放：还可以继续工作，或自谋职业。

由于头顶上的官衔，美占区的大学和公共服务部门首先对我关上了大门。我这样的人，要是想混口饭吃，就不得不去干体力活。只要身体够结实，可以去矿山或者在火车站当搬运工；要是身体不够好，可以去工厂做帮工，把战时用品打造成厨房器皿。管区内的官员争取到了一份收啤酒花的活，帮我逃过了上面那两劫。必须抓紧时间收割，这样到10月就有“一杯好酒为你我”了。美国军官对弗兰肯农民就是这么说的，而志愿者可以得到自由。我想，这正是一个讯号，等待我们的不是刑事法庭，而是别的什么！

不，没有理由痛苦厌世！那些失势的街区联防员、军需官、发战争横财的党阀们，走了运，根本来不及失望。一个老纳粹，得到了一个好心的纳粹受害者或者一个名声并不算好的牧师签发的“佩希尔证明”(9)，又从当地指挥官那儿分到一个机要的职位——从此卷土重来，官运亨通；目前，热忱的爱国者和秩序维持者们还为占领者开Party(这个词现在已经能够脱口而出了)；这些占领者用尼龙袜和卷烟予以回报，他们把这些东西再弄到黑市上转手；普通百姓忍饥挨饿，而美军则烧毁了那些自己战士用不着的配给，以免落入德国老百姓手里：又成了黑货。

对德国人来说，民主一时间变得一无是处：饥荒，破产，刁难，官僚，还有暗中的破坏和凌辱。

在西方占领区的许多社区里，人们首先凭借《证明：该女士/先生已看过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影片。》获得食品供应票。人们即便不情愿也得服从。“这一切全都是政治手腕！”“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启蒙或许不无道理，但强制就不对了。”各种观点纷纷出炉。那部电影我看过两遍，是自愿的。第二次，我把一个不大想看的同志给拉上了。为了说服他，我浪费了不少时间。能有多么难以承受呢？为了做个真正的人，我们得蒙受多少耻辱——不仅为自己羞耻，还要替别人蒙羞。

黑　市

鞋子换黄油，纺线换银勺——民不聊生的时候，黑市里却生机勃勃。主流货币是“老美的香烟”。黑市是非法的，但是这里有在别处搞不到的东西：一卷棉纱线18马克，一磅黄油250马克——在英占区，一个普通公民每周分配100克肉。一个工人每周的工资净剩42马克，如果有人以非法途径倒卖供应物质，将受到临时即决审判庭的严厉制裁。

10月，一个女友请求我为他的侄子侄女上课。孩子数量挺多，都是逃难到下萨克森来的。我教他们拉丁文、数学还有正字法，总之，别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什么，我就教什么。这段时间里人人都知道的其他方方面面的“教化”可以让生活好些。我同意了。但是无法拒绝去哥廷根上大学的机会，这对于一个少尉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什么？德国的零点？——陈词滥调！——我向现实低头了么？我们向现实妥协了么？我们的后代会在背后议论我们，他们不愿意看到废墟一片，不管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废墟，都陷进了他们体内。

现在，我的战后大学生涯成了“活生生的”：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在陶器作坊揉来捏去，涂抹糖浆——每天赚钱过日子；夜里在铁轨下面拣煤渣，白天排队等蔬菜；坐在讲座里——入场券是一团煤球——没有教授推荐的书。自己去找一本来看；利用前几个学期的辅导材料，同时还给别人作辅导——对象是鱼贩子的女儿，她卖掉酸鲱鱼换来的辅导课。由于“偷窃盟军财务”，我被监禁了四周(赃物是一个炉子，英国占领军从一个房子里扔出来的，因为他们有中央空调集中供暖了)；军事法官给了我一个翻译的职位，因为他对我的英语辩辞非常赏识——这是份夜班，有温暖的办公室，我可以睡在警察局。想要回到“象牙塔”或者过去想象的世界中去，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所有的宣讲课我都参加，那里讲授的内容令我着迷——从原子物理到神学，还有希腊语、拉丁语、历史等专业学科。

晚上，在大学生宿舍里还有更多可学的。不，应该说，真正学习是从那里开始的，那里才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今天上午在大讲堂里：讲康德的绝对真理概念；今天晚上：矛盾，我到底该不该揭穿那个穿着毛皮领大衣的男人——在食堂里，我认出了他是当年的纳粹军官。在维绍的时候，他有个同事被贬职，当时他说：“我们在纳粹指挥官学校里对这样一个叛徒的处置是完全不同的。”夜里，那个人被卷进了一条被子，绑在坦克后面拖着。我们盘点依法执行的死刑案件，主要是战争结束前几周的案子，盘点的不光是纳粹制定出的规矩：决定政策的关键是，该犯是敌还是友。我们的着眼点是：关于“誓约”结盟，关于对一位纳粹教授的处理——此人如今再也不准教希腊语格律学或拉丁修辞格。我没有揭穿那个穿皮领大衣的人，每两天给这个潦倒的、被革了职的老人送去我的孟诺派(10)配给——虽不挣钱，但犹如雪中送炭。

希特勒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不幸，我们是同党，也是受害者。人们在极尽想象力之后，又通过大量小说和图片反映再现。在战后的几个月里，数字不断攀升。我们随处可见苏联的强制劳工——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到：人数超过了150万，比汉堡一座城市的居民还要多。我们看见过死去的苏联士兵——现在，我们可以读到，在这场由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中，由1300万人或死于战场，或因伤致死，或死在狱中。其中包括1000万普通百姓。我们看到了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德国城市——现在，我们就算算账：“二战”后，每个德累斯顿居民平均要收拾42.8立方米的破砖烂瓦；科隆，31.4立方米；柏林，12.6立方米。

不幸导致邪恶，这是我从马尔索·普鲁斯特那儿读到的。然而那只是灵魂的一种不幸的状态。残垣断壁或废墟瓦砾所造成的不幸则是另一番情形。的确是不同的：破门而入，三个流亡家庭为一个灶台争执不休，成天排队等候的焦虑，时间的流失，基督教徒泯灭的良知，小气，自私，猜忌，耿耿于怀——都是“境遇”所迫，虽然这一切灾难并非不可治愈。移民美国的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在半个世纪后揭发这种暗涌的丑恶现象，并如是纪录：无关痛痒，冷漠无情，以怨报德，忘恩负义，顽固不化，忙碌着清扫走过的路。这种描述准确么？一时间刮起了自由的旋风，名日“瓦解，崩溃”，并且无一幸免。恩斯特·容格在日记里写道：“党内命令、食品供应票、警局的规章，都成了空头支票，就连空袭警报也偃旗息鼓了。”人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本来世界可以就此焕然一新的。为什么过去的事对我们有如此巨大的钳制？这与占领国的整顿措施并无多大关系。几天之后，该怎么生活，人人心里都有数了。这种脆弱是精神上的：什么时候能有人证明我的清白呢？该遵守哪家的法律呢？另外，谁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人呢？

数据汇总

二战中的死亡总数：5500万～6200万。其中，

2700万　苏联人

525万　德国人

460万　波兰人

180万　日本人

110万　南斯拉夫人

81万　法国人

42万　乌克兰人

38.6万　英国人

37.8万　罗马尼亚人

33万　意大利人

31.8万　美国人

8.4万　芬兰人

被杀害的欧洲犹太人达到6600万。

大约3000万欧洲人无家可归。

战争之初，德国境内有房屋1600万座，到1945年有500万座被毁，350万座受损。

1939年，柏林有居民330万名，到1945年为260万名。

德国在1937年的领土面积为471067平方公里，到1945年波茨坦公约之后，为356678平方公里。

我第一次去柏林，朋友们把我跟苏联方面的共产党员聚拢到了一起，他们希望在结束辗转逃亡之后能最终实现他们未竟的理想。我第一次在唱片机上听说了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是1928年版的。“这个世上的人权/由于生命太匆匆，本可以很幸福/可以成为世界上所有快感的一部分/我听说面包可以吃但石头不行……/我们本想做好人——而不是这么粗鄙/然而人与人的关系，却并不好。”我第一次听到了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无产者、流氓、乞丐内心的真实声音：“你们，只爱你们的肠胃和我们的顺从/这一点人人看得透彻：/你们如此不断地推搡/肚子饱了，方有道德。(11)”

无纳粹化

美占区里所有满18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一份调查问卷。650万曾是国社党(纳粹)党员，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曾在纳粹的组织机构里工作过——其中大概50万人是教师。65%的人做过公务员，80%曾是法官和法律从业者。美国人要清理这片土地，改造这里的公民。1946年3月5日，设立了所谓的“问讯室“，每个案件必须单独审核。审查并未取得丰硕的成果：一直到1949年，在参与调查的1341万名德国人中，只有1645人被判重刑，22122人被判为“激进分子”，106 422人被处以轻微的惩罚。

苏占区的情况与美占区有所不同。只有80万名纳粹党员被捕，其中一半被释放，90%获释者是法律公务员，苏联人把许多释放后的人关进了所谓的特别拘留营，往往是从前的集中营。到1950年，几乎5万人死在里面。

问卷共有12页，包括132个问题，旨在过滤出德国人中的危险分子。军事政府对我们德国人的读写能力很是放心——数据表里充斥着原来被称为“知识精英”的缉捕和启蒙教育机关。负责无纳粹化的官员们根据我们的自我反省进行审查。单是美占区就查处了2.2万人！

阿登纳

康拉德·阿登纳，前科隆市长，是白名单中的1500个德国人之一。美国人认为的反纳粹者或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解职的非纳粹者，都上了这个白名单。1945年3月，美国人重新任命阿登纳为科隆市长，但是他却打算公开辞职，因为他的儿子们当时还在前线打仗，他担心他们可能被纳粹杀害。10月，阿登纳被英国人免职，并且不准从事政治活动。12月，让阿登纳当市长这个问题再次提上日程。1949年，康拉德·阿登纳成了刚刚成立的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

一个由迷茫、堕落、犯罪、拐骗、失败编织成的荆棘，能以这种方式根除吗？谁相信呢？最后，1300万名纳粹党徒及其附属组织被归入“轻度犯罪”或“随大流者”，占被调查者的绝大多数。

觉醒——审判与转型

此处我不再沿用现在时的叙述方式——就像我在故事里写故事本身那样——这种方式让读者身临其境——判决结果迟迟未到。而围绕这个判决展开的，是对历史的回忆。审判的历史开始于1945年，我不想说这段历史关涉到了绝大多数的德国人。许多人不敢面对它，而大部分人却孜孜不倦地投入到了再现1933年以前的世界之中。

没过多久，火车又开动了，通信恢复正常，报纸按时出版发行。食品和能源供应依然紧张，甚至比战争年代还紧张，但是能够保证供应。必要的硬性措施——周末禁止开车，宵禁，常常能见到“off limits”即德国人禁止通行的区域——人们欣然绕开。6月，第一场足球赛、第一场音乐会、第一次电影首映以及第一家剧院都相继拉开了序幕。8月，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颁布了一年一度的歌德奖金。

各地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先后走上正轨：莱茵兰地区在初夏、其他地区在秋天恢复了中小学教学；10月，哥廷根大学首先在高校恢复教学，年底之前，其他高校也相继开课。到处都在举行市长选举，州议会选举紧随其后。形势一片大好——没发生过任何针对占领国的人员及设施的轰炸行为。此外，很少发生暴力事件，零星会有些自由逃窜的强制劳工和外国劳工到处抢劫，他们无心返回故乡。一个在农民家里做过帮工的朋友，跟雇主一家躲进了地下室，结果被打砸抢的波兰人给枪毙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苏联人只是不明不白地成了牺牲品——德国人的愤怒就这样发泄到了德国人的朋友们头上。

德国人是不是元气大伤，还是过于冷静？或者过分顺从？再或者认罪感太强，以至于无力报仇雪恨——无法释放出他们的“萨达姆”(12)？从而无法让占领者们变成多余的人？要么就是因为占领者的人数太多了？

表面的转变历历在目，堪称触目惊心。那么是否也有内在的转变呢？“暗无天日(防空洞)的日子结束了。”人们可以这样宣布——可光明并不是随后就来报到。另一幕：谁要是以为纳粹主义的痼疾可以被几声激烈的枪炮和强压下来的寂静连根除掉，那他根本就没明白这痼疾到底是什么。

我们，我的朋友们，那些和我有着一样思考的人们，因此已经不再把他们的“仇恨”撒到纳粹头上，不再抛向社会上无所不包的大肃清，不再指向那些贪图小恩小惠却重获自由的人们。这些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呢？是对抗，而不是清醒！盟军对纳粹头目们进行审判——可惜没有德国人民的参与。就在其他民族遭遇不幸之前，德国人民的法律、历史、思想已经遭到了蹂躏。国际诉讼只是给24名“主要战犯”带来了耻辱——这些人是政治、经济、军事领导层中的最高代表。审判从1945年12月20日的纽伦堡拉开帷幕，通过对希特勒等人罪证的搜集罗列即可看出，审判进行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约一年以后，审判结果才得以公布——3人无罪释放，12人被判死刑，其余被判有期徒刑或监禁——我们似乎一下子从许多纷扰中解脱出来，好像没“我们贵干”了。戈林由于服毒自杀，没能按法律执行死刑，不过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纽伦堡审判中有这样一段话：“民事犯罪是个人行为，不是抽象的集体行为。只有惩罚相应的个体罪犯，才能有益于民法精神的贯彻。”这个声音在德国渐行渐远。逃过法律制裁的被告只有戈林一个，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煎熬在痛苦中的德国人民却不愿意接受。尽管一个由德国人自诉的案件，甚至是一场自发的革命，可以达到“从外部”取代纳粹主义的“司法解决”，但对占领国来说，这会危及他们的秩序，动摇他们在占领区的权威地位。汉娜·阿伦特四年后有了不同的看法：德国人缺乏必要的愤怒。纳粹情节还残留多少，这点没有人真正清楚。

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并不少于德国人内部的不和。一方要求严惩，另一方要求赔偿；无论怎样，战胜各国都要让德国永久无威胁性——通过无纳粹化、无中央集权化、拆散组织结构等。但是，每个战胜国都打算把德国变成自己羽翼下的“他们的德国”，进而变成他们的同盟国。

纽伦堡审判

1945年12月20日，针对纳粹主要头目在战争中的主要罪行的审判在纽伦堡开庭，审判持续了218天。美苏英法四大列强提出诉讼。他们呈交了2360条罪证，传唤了240名证人，证实了30万条缺席证人的证词，动用了400名翻译。几乎所有被告都为自己高呼冤枉。来自美国的主控官杰克逊回忆说，赫尔曼·戈林称根本不知道曾有过“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即便他曾亲自签署了无数份文件公函”；而在党卫队将军、帝国安全总部头目卡尔腾布鲁纳眼里，盖世太保的形象跟“交通警察”没什么区别。杰克逊认为，“假如这些人被视为无罪，那么无异于承认根本就没发生过战争，没有人被杀害，也没有过任何犯罪！”

法国人——素有修养，感情充沛——用自身的文化熏陶了施瓦本、萨尔、普法尔茨，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文化。英国人——谨小慎微，拒人千里——为弘扬公众精神打广告，这是一项公益宣传。苏联人——热情好客，粗枝大叶——与小人物交情甚笃，满足他们当官的愿望，利用他们对专制独裁的唯命是从心理，同时不忘使用恐怖手段；这也是纳粹宣传一贯的做法：在进军过程中采取过管制和掠夺，抢劫财产，逮捕，送到集中营，流放到苏联冰冷的边陲。美国人——慷慨大方，不计前嫌——他们的“我行我素”和他们的本事令人着迷，在支离破碎的德国，他们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生活；他们首先激发一批年轻人热切盼望拥有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方式：慵懒，自我，总能随机应变。

所有人都想改造德国人，把德国人从纳粹的疯狂教条下和祖传的恭顺思想中解放出来。然而这只是说到种族狂热、纳粹主义、元首意志、帝国主义是巨大的毒瘤。虽然我们身后已经是一部写满毒瘤的人类历史了，却并不能以史为鉴。

人们是自己陷到愚昧和谎言中去的——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比断言大规模疯狂或定下更大的罪名更为重要。人人贪生怕死，从而违背了自己的信仰。斯图加特的德国基督教委员会本可以通过认罪引导它的教民，但却没有这么做。一些人只是对自己的罪行半推半就，而另一些人则是可疑的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忍着巨大的创痛说：我们给许多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尽苦难……我们的确是……背弃了理想而战，这种理想在纳粹的暴虐统治下得到了充分表达；而我们也承认，我们没能勇敢地擦亮眼睛，我们没有做出虔诚的祷告，我们不再乐观地信仰，也不再炽烈地热爱。”

一场战争过去之后，人们总要面对这样一些俗套的疑问：“这都是由什么造成的？人们该如何做才能避免这一切？如何才能重获和平与秩序？暴力会停止么？战败者该如何恢复法治与文明？人们怎样重新收拾回忆——就这样‘了结’了？”

有一种回答具有教条式的普遍性：阻止死灰复燃！暴力一旦瓦解，很难卷土重来。人们不应过分要求每个人——必须在组织机构的帮助下——如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所说：“祖国罹难之际，时代呼唤英雄。”1945年以后，这句话变得前所未有的响亮。

另一种回答，要求认清目前有利形势，研究前史，分析促成暴力的“体系”：国家的不安定，后来又表现为国家统一，这个矛盾通过收听广播的意识和等待救赎的愿望找到了平衡；理想主义和狂魔主义的帷幕；暴政分工的沆瀣一气；根深蒂固的传统，如恭顺，服从，以守法为天职，批判和反省。——奥斯维辛的指挥官们用这些传统为自己的残酷辩护，说：　“之所以‘漠视一切人性准则’，只是出于‘遵循铁的原则’。”在执行元首命令和指示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些劣根性的奴隶了。

最后，终于开庭审判个案。没有集体罪责，也没有集体赦罪。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过。当我父亲教导我：　“如果有纳粹分子求你收留他，你就收留他好了”，“不要严刑逼供了”，“不要告密揭发了”，这时我才明白，人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军事统治下的措施和纲领无助于让人们相信以上的回答。给我们带来真正转变的是电影、戏剧、文学的力量。它们的确“改造”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美国人似乎没有从教育改造的目的出发行事，而是赠给我们一些纳粹时期被我们遗忘在角落里的老电影。《碧血烟花，戴斯屈出马》(13)、《迪兹先生进城》(14)、《我们的小镇》，让我们的年轻人沉迷于一个大大的美国梦：边陲小城的自由自在，“我们镇上”的公民责任，“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幸运铁匠”——就连大萧条、全球经济危机，也都成了美国梦的一部分。

法国人用纳粹德国禁止公演的电影(因该片嘲讽军国主义)《大幻想》(15)(1937)来刺激我们，又用一部这十年来我看过的“最美”的影片《天堂的孩子》(16)让我们醉神迷，这部影片也可以被叫做《幻想 的大破灭》。在一个完全被政治和集团所操纵的世界里，这部电影呈现的全是个人的幸与不幸。苏联人很聪明，不去大费周章地搞什么有关战争的讨论。英国人把他们伟大的莎士比亚连同同样伟大的劳伦斯·K.奥立佛——《哈姆雷特》和《亨利四世》搬到了银幕上，他们不吝同我们分享最好的东西。

四七社

“一群口无遮拦的捣蛋鬼”，是托马斯·曼对四七社的评价。1947年，做过书商后来当了作家的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创立了四七社。而一年前，他刚刚从美国战俘营释放出来。四七社深深影响了战后的文学生活。四七社的作家们反对文学中的“奴性语言”，反对在“第三帝国”大获成功的“复古”文学，即所谓重返内心。四七社拥有一批知名的西德作家——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西格弗雷德·伦茨，汉斯·玛格努斯·恩岑斯伯格。

在戏剧舞台上，T.S.艾略特的有关忠诚和信仰、权利与神圣的《教堂谋杀》，成了我们的公开课。桑顿·威尔德(17)用《我们还能从头再来么》使我们相信纳粹世界的覆灭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在马克斯·弗里什的《现在歌声又起》中，我们知道了最严酷的控诉可以得到最广泛的认同：“我们可以命令这世上的一切，只是不能控制草长莺飞，不能不旧事重提。”缺乏勇气的地方，永远不会缺乏借口。让-保罗·萨特的《苍蝇》不仅让阿戈斯(18)城元气大伤，而且让我们这些同样流离失所、负担沉重的人纠缠于人类自由这样先锋的理论之中：人是生来“自由”的。在让·阿努伊(19)那里，我们学到了生活选择的“无条件性”是什么含义。克瑞翁(20)说：“当你的指甲抓得鲜血直流，却不得不握紧拳头的时候，你还有别的选择么？”安提戈涅说：“别无选择，非如此不可。我明白，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人，必须尽其所能。”

小提琴的吟唱

1945年5月26日，柏林交响乐团举行了战后的首场演出，曲目是曾被戈培尔贬斥为“犹太人的垃圾制品”而遭禁的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女记者鲁特·安德雷亚斯-弗里德里希说：“我们已经忘了，这里曾有过纳粹，打过一场失败的战争，来过一群占领军队。突然之间，一切都悄然褪色。重要的是小提琴里在吟唱着的内容。”

我们读过许多书，关于罪恶的历史。不，不是被解释说明，而是事实再现：欧根·科贡的《党卫队的国度》，是有关“白玫瑰”组织的第一批纪实报告。它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本可以怎样做然而却始终没有那样去做。还有一些作品，如玛格丽特·波弗瑞斯的《美国寓言》，让我们明白战胜我们的是什么人，他们赢得了什么。我们当中有人是平生第一次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个小册子从被剥削者的怨恨中锻造出一道锋利的武器，来对付侵略者的伪善和强权——并且提醒我们警惕用阶级斗争贯穿一切时代的念头。亚瑟·柯斯勒(21)的《正午的黑暗》就揭穿了这个目的的欺骗性。伊纳齐奥·西隆尼(22)的《面包与红酒》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基督徒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相通之处。阿尔伯特·加缪的《局外人》则揭示了罪责具有无数的偶然性。

从来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些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那样，被如此紧密的包裹在人性问题当中。在“后战争时代”的基础上，一个“前和平时代”完全可以破土而出。

【注释】

(1)维绍地区，在布伦附近。——译者注

(2)兰杰马克战役发生在“一战”期间，由于士兵军事素质差，军备也差，死伤惨重。此处有希望历史不再重演在波希米亚之意。

(3)捷克斯洛伐克城市。——译者注

(4)另指《圣经》中的大洪水。——译者注

(5)意大利城市。——译者注

(6)此前墨索里尼已于4月28日被杀。他原本打算逃往瑞士，这些事情德国人后来才知道。——译者注

(7)位于德国南部的加米许·帕藤基兴，其实是由加米许和帕藤基兴两镇组成的双子城。1936年为举办第四届冬季奥运会而合为一体。——译者注

(8)维克，以生产各种玻璃制品而闻名。此处指一种密封玻璃罐。——译者注

(9)一种很有名的洗衣粉的牌子，此处借喻战后德国人在肃清运动中为自己过去的清白搞到的书面证明。——译者注

(10)瑞士一个教派。——译者注

(11)意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译者注

(12)代指种族主义、极端独裁。——译著注

(13)美国电影，拍摄于1939年。——译者注

(14)美国电影，拍摄于1936年。——译者注

(15)1937年，导演让·雷诺阿拍摄了《大幻灭》。影片描写了一群战俘们思想的幻灭；严格的行为准则、民族主义和森严的阶级壁垒把他们推向了违反人类同情心的战争和互相敌对的状态。——译者注

(16)马塞尔·加内于1943—1945年间执导的爱情影片，又译《天上人间》，是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出色代表。——译者注

(17)Thornton Wilder(18971975)，美国诗人。——译者注

(18)希腊城市，位于波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译者注

(19)法国剧作家、作家。——译者注

(20)在1944年、1948年巴黎上演的两出剧目中，法国的抵抗力量被描绘为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女主人公安提戈涅，而与该剧另一个主角——国王克瑞翁相提并论的则是德国元首希特勒。因为安提戈涅认为宗教义务高于统治者的命令，而克瑞翁强调法律必须依法办事。——译者注

(21)匈牙利英籍作家。——译者注

(22)意大利作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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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敌对印象滋生仇恨

“在失眠的夜晚，即使想起自己没有直接参与谋杀和背叛，仍然辗转反侧。因为杀人的并不都是挥舞屠刀的人，还有那些放任罪恶的人。他们机械地重复着危机理论，无声地举起右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记录着半真半假的事实。”

——叶夫杰尼娅·金斯伯格(1)

我是一个八旬老太，这本书里描述的许多事情，都是我年轻时的亲身经历。还清楚地记得1933年1月30日那天，我和母亲从广播中听到了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阿道夫·希特勒，那不是我叔叔汉斯的“元首”么？借这位叔叔的光我们也成了胜利者中的一员，我为这个想法欣喜若狂，激动得跑遍了整个村子，对所有我认识的面孔大喊着：“汉斯叔叔的元首上台了！”那一年，我七岁。

3月，汉斯叔叔和他的朋友们把铁十字徽旗升到了村委的办公楼上。我们这群上学的孩子都夹道欢迎。不久以后，村子里的国社党员、战争和保卫协会会员、冲锋队队员、女王路易莎联盟以及纳粹妇女团的成员们，用汉斯叔叔的话说，也就是所有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阿尔贝克人，都上了打猎山，在山上的俾斯麦塔上点燃火把，高唱爱国歌曲。所有党派间的明争暗斗全部一去不返了，地方党支部书记喊道，我们现在是一个伟大团结的民众联盟。听到这些话，我非常的高兴。随之而来的是4月21日希特勒的生日庆祝活动，妇女团的春季节日，希特勒青年团丰富多彩的晚会活动，正值党代会召开进行的电影首映式。

从此以后，我们这个每逢冬天就死气沉沉的乌瑟多姆岛上的小村庄，再也不寂寞了。总是有大事小情！胜利庆祝会一场连着一场。波罗的海岸边的阿尔贝克从来没这么热闹过！

之后，战争来了。德国人向巴黎进军！我们的将士站在了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的城门外！收音机里，特别报道鱼贯而至。我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是独生女，父亲早早去世了。我缺少一个“真正”的家庭环境。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子们经常嘲笑我，因为我顶着一头红发，长着一脸雀斑，还有一双罗圈腿。可是我很想和其他孩子一样，不想被排除在外，而是加入其中，成为一员。由于自身的缺陷，我满十岁了却仍不允许在希特勒少女队“尽义务”。在门外徘徊等待的时间越长，这份“义务”对我就越发显得神圣——最后，我终于参加了阿尔贝克少女队的午后聚会。我太幸运了。我和女同学们一起唱民族歌曲、家乡民歌、纳粹和希特勒青年团战斗歌曲，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歌词里净是潺潺的小泉、吹起号角的猎手、风中送来穿蓝衫的轻骑兵，还有亚麻织工、采矿工人、“新生国度的烈士”。一起诞生的还有一个充满游戏和运动的天地——纸屑追逐游戏，群众舞会，民族舞蹈，长途的漫游(2)，帐篷野营。我们的英雄名叫希特勒和荷尔德林、戈林和歌德(3)；第三帝国就是我的家乡，里面住着天资聪颖、勤劳守纪的人民，他们比任何别的民族都优秀，因此有责任成为主宰。

第一次午后聚会过去两年之后，我成了一个小队长，领导百十来个10到14岁的阿尔贝克少女队队员。当时我12岁，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青年理想主义者联合会的一名会员。

当我七八岁大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首先是“红色”、“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是“一切房东和地主的敌人”，这是我爷爷告诉我的。1933年3月，我帮叔叔发传单，上面写着“踩死共产党人！打倒社会主义民主”。

危害性较“红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犹太人。在我们村子出现第一个纳粹党员之前，早有许多人是反犹主义者了。我从小就听人讲犹太人不可靠，他们靠投机赚钱，他们压榨别的民族，他们把金发女郎搞到手。因此，不能购买犹太人的东西，不能找犹太医生看病。1933年到1934年间，整个德国的犹太公务员、犹太工人、犹太雇员全部被解职，犹太教授和犹太大学生不得不离开大学，士兵和军官不准迎娶犹太女人为妻，我母亲和村里那帮人立下了一个简便的教条，此后我们在这个教条下生活了12年，那就是：犹太人是我们的灾星！他们让德国血流成河——无论在世界布尔什维克中心的莫斯科，还是在富豪掌握的西方世界。因此他们根本就是罪有应得。不过还有一些正直的犹太人，那些有名有姓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无辜的，很可怜”。

不管怎样，关于毒气室里成百万的虐杀，我们一无所知。不过，今天，我扪心自问，我们当时虽然也读报纸，但是不是我们也希望自己一无所知呢？

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小说中写道：“他们只知道眼见为实，而他们却什么都看不到。”对此我也有同感。1938年11月9日，我兴致勃勃地到家乡附近的城市朔内明德，站在了燃烧过的犹太教堂前，看见了犹太商店里被砸得面目全非的橱窗，犹太墓地里被扔得乱七八糟的墓碑，还有被军靴践踏过的墓冢。又“有热闹看了”。这种幸灾乐祸的旁观里就没掺杂过一丁点震惊么？我记不得了。

这怎么可能呢？当时的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好女孩儿，绝不可能是个怪物。直到我的生命即将走向坟墓，我仍为这种敌对印象带给我的影响而感到羞耻。尽管有时候敌对情绪也存在于民主制度中，带来的结果还不乏人性关怀，但是每一种独裁都脱胎于敌对印象。正是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和对落难者的同情，换来了我理直气壮的信仰。我的心讳莫如深，哪怕面对再恐怖的罪恶，也无动于衷了。

我可曾有机会看穿这霸道与邪恶的真面目呢？我所熟悉的一切，都是倾向于元首的。母亲支持元首，因为经济形势越来越好，她一改最初对“奥地利”和“没教养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狐朋狗友们的反感，成了一名纳粹妇女团团员。

我们学校的老师支持元首，或者至少表面上支持。在新开设的血统概况课上，我们跟随一位很受欢迎的女参议教师，学习东方犹太人为什么会被称为“下等人”。

神父支持元首。5月1日的战地礼拜仪式上，他为国防军、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旗帜祈福。当德国部队开进奥地利之际，我们的教堂里响起了感恩礼拜的钟声，众子民齐唱：“上帝保佑，我们赞美你！”

所有村子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支持元首：我们的医生、药剂师、商人、客栈老板、外乡来的定居者、到浴场疗养的人。

就连外国人似乎也支持元首。元首在“伯格霍夫”(4)接见了威尔士王子。我还在电影院看到法国奥林匹克国家代表团在柏林帝国体育场经过贵宾台时，高举右臂行元首礼的情景。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谁不站在“我们”这边的。

战争期间，我听到了有人把强制劳工绑在椅子上用鞭子抽。那时我问自己：“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呢？”我把这件事讲给母亲、亲戚和女伴们听，每个人都耸耸肩，以最快的速度转移话题，还说，谁知道他们对德国人又干过些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虐待！这不该发生！敌对印象！就连对他人的恻隐之心也被埋没了。他们的想象力早已麻木。12年后，当我听说一位英国律师发起国际大赦行动的时候，为了那些反抗暴虐、抵制死刑的政治犯，我决定和其他人一起在德国成立一个援助组织。那是我这一生所做过的最理智的事。

当我们的人格第一次接受考验之际，我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们没有顺利过关。令我欣慰的是，当今德国的青年一代不必再次经历如此的考验。但是，不要再炮制新的“敌对印象”了！不要再类型化地去想象“犹太人”、“外国佬”、“穆斯林”了，而应面对每个活生生的个体。类化膨胀了敌对印象，敌对印象滋生了仇恨，而仇恨酝酿了暴力。

我当然十分清楚，独裁和民主是不具备可比性的。然而，假如你们，年轻的读者们，有一天也会跟我一样步入风烛残年，那么也许你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会问：你们都知道吧！21世纪刚刚开始，德国就有一批中小学生，不仅嘲弄手无寸铁的同学，而且还乱施暴力；有一群右翼激进分子，对外国人和无家可归的人拳脚相加，甚至进行谋杀。

面对这些，你们都做了什么呢？

你们都知道吧！就在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在许多国家，比如土耳其、伊朗，上千人由于政治信仰和宗教原因锒铛入狱，遭受虐待，被判死刑。

面对这些，你们都做了什么呢？

你们都知道吧！在第三世界，有数百万人没有鞋穿，数百万儿童没有学上，因为他们必须做童工；数百万人被迫背井离乡，数百万人营养不良，死于饥饿。

你们做过什么来帮助这些人呢？

我希望，你们，今天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好些。

卡洛拉·施特恩

乌瑟多姆　2004年6月

【注释】

(1)(Jewgenia Ginsburg，1906—1977)，前苏联女记者，反对斯大林主义，曾坐牢18年，直到1989年，其作品才在国内出版。——译者注

(2)原指宗教人士的漫游讲道。——译者注

(3)这两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分别相同。——译者注

(4)希特勒最喜欢的别墅。希特勒曾说过，希望自己死后，他那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伯格霍夫别墅能化为灰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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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汉斯·莫姆森1930年生于马尔堡，大学主修历史、日耳曼文学、哲学。1968年至1996年在波鸿鲁尔大学任教授，讲授近现代史。1977年，他在这里担任工人运动史研究所所长。他已发表过大量文字作品，内容涉及社会民主制的历史和工人运动历史、德国抵抗运动、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军事工业。曾与曼费雷德·格里格尔合作编纂过一部纪实作品《第三帝国下的大众汽车厂及其员工》。作者在书中揭示了战争年代德国经济的增长力和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对强制劳工的剥削基础之上。此外，莫姆森还在《从魏玛到希特勒》一书中深刻剖析了第三帝国的内部宪法，在调研报告《希特勒的替代品》中，对1944年7月20日抵抗运动的政治和社会反响做了深入研究。

希尔克·洛伦茨　生于1962年，大学主修日耳曼文学和历史。在斯图加特《星期天周报》担任杂志业务主管。2003年，她搜集整理了那些儿童时代经历过“二战”的人物生平故事。于是，《战争中的孩子——一代人的命运》一书应运而生。

米尔亚姆·普莱斯勒　1940年生，毕业于法兰克福(缅)造型艺术学院。1962年到了以色列，在移民区集体农庄工作过一段时间。1970年回国后，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职业，抚养三个女儿长大，并开始写作儿童及青少年书籍。1980年，小说处女作《苦味巧克力》一举获得著名的奥尔登堡儿童及青少年图书奖；同时从事希伯来语、通用南非语、英语、荷兰语的翻译工作，出版过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她还撰写了一本关于安妮·弗兰克的书：《我如此渴望——安妮·弗兰克的一生》。另外，一本《玛尔卡·迈》为她收获了很多奖项。洛伦茨在这本书里虚构了一个7岁的犹太女孩同家人从纳粹德国逃到波兰农村之后不得不再回到德国为生存而斗争的故事。

乌苏拉·韦尔费尔　1922年生于哈姆博恩(后来被并作杜伊斯堡-哈姆博恩)。她的哥哥1939年死于波兰战争。在儿童托管和青年义务劳动军服过战争辅助役之后，她到海德堡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历史；1943年在洛兹结婚；1944年生下一个女儿。她的丈夫于1945年死于战俘营。战后，韦尔费尔曾在奥登瓦尔德担任中学辅导员，并在当时贝尔格街的尤根海姆和法兰克福(缅)的教育学院继续学习，之后在达姆施塔特的残疾人学校任教。1961年开始从事自由写作。1991年，她的个人全集为她赢得了德国青年文学特别奖。

赫尔曼·芬克　1940年生于下萨克森的雷德-艾姆斯，曾在汉堡大学主修历史和社会学。她曾常年在多家日报社做过编辑，如帕本堡的《艾姆斯报》、汉堡的北德广播等。1981至1986年，担任德国电视一台(ARD)驻日本通讯员；1986至1990年，任北德广播和德国电视台(WDR)驻美国通讯员；1991至1992年任德国电视一台直播室柏林(东)社长；此后直到2000年在不来梅广播台任节目导演；2000年至今任驻东欧/巴尔干通讯记者。现住在不来梅和柏林两地，著作甚丰，其中包括《苏菲·绍尔短暂的一生》、《卡托·伯恩杰斯·范·贝克——我从不为生存而乞讨》。她的作品为她带来许多荣誉，包括德国青少年文学奖。

哈特穆特·冯·亨蒂希1925年生于波森(1)，父亲担任当时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父母离婚后，他在国外——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荷兰漂泊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柏林的法语中学上了六年学；1943年入伍，战争结束时被美军俘虏；1945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古代语言，195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在实科中学教了十年希腊语和拉丁文；1963年在哥廷根大学和比勒费尔德大学担任教育学教授，其间还创立了实验室和高级讲座。退休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冷静的时代观察者。

卡洛拉·施特恩　1925年生于乌瑟多姆岛，原名叫埃里卡·阿斯姆斯。“二战”后在民主德国当过教师。50年代逃亡到西柏林，之后凭借东德问题专家的身份出版过多种文字作品。由于东德国家安全部门曾两次企图抓捕她，她用笔名卡洛拉·施特恩发表纪实作品。大多数人只知道她的笔名。

60年代，施特恩在科隆一家出版社负责政审工作。1970年以后在德国电视台任评论员、编辑。退休后出版过两本书，《在记忆的网里》和《双重生活》，讲述了自己的一生。此外她还出版了几位重要女性的传记作品，获得了成功。

英克·布罗德森　1950年生，大学专修历史专业，曾从事过一段短暂的教学工作，之后长年担任罗沃尔特出版社政治书籍审校员、出版人，后在柏林罗沃尔特出版社任主编。很多年前，她曾与别人共同编纂过一本书，讲述人们在阿道夫·希特勒任总理期间的生活经历。这些人有一个是来自她家乡的共产主义者，于1933年被捕。布罗德森从这个人身上了解到许多有关自己家乡以及她在纳粹时代就知道的人的故事。

如今，布罗德森为许多作家及相应的图书项目做代理，同时还是在五国发行的《卡夫卡》杂志的代理人。同多丽丝·施罗德-克普夫合作出版了《元首的家在游泳池里》，与梅布里特·伊尔纳合作出版了《电波中的谎言——关于媒体和传媒者》。

【注释】

(1)今波兰的波兹南尼亚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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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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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言　勇气与人情

“元首的国家”关于独裁政权的兴起

“与元首同行”纳粹如何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

天堂和地狱　从莱比锡到特莱西恩施塔特

“士兵为什么必须杀人？”战斗之日和轰炸之夜

“别说，这是为了祖国”关于那些抵抗者

1945解放之年

投降——事件与企图

遗产——残局和困惑

觉醒——审判与转型

后记　敌对印象滋生仇恨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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