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topic | 专题

备受历史折腾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

学术与政治——葛兆光关于日本现代“中国学”（或“东洋学”）的答问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

美国的日本学：从占领到融合——历史学家约翰·道尔访谈

海外的日本研究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积极理解者

昨日和今日的世界——专访历史学家入江昭

宏大叙事背后的中日战争——拉纳·米特访谈

基于历史事实的钓鱼岛问题——当代中日关系史专家矢吹晋教授访谈[1]

“脐带”是怎样炼成的——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攻防战

“迷惑”的“麻烦”？——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公案

蒋介石的外交成功和挫折——以领土言论为中心

interview | 访谈

虚荣时代的诗人——张大春访谈

photo | 影像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北野谦的观念摄影艺术

essay | 随笔

一个现代德国的犹太家庭

关闭太阳：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的“消失的一代”

book review | 书评

车站前的历史浪漫主义

革命与背信之间：“同病相怜的亚洲主义”的预言书——兼谈“京都学派”

SUMMARY

Contributors

topic | 专题

备受历史折腾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

撰文：辻康吾

翻译：刘柠

就日本中国研究的整体而言，一个是主要为“汉学”所一路承担下来的对古典中国的憧憬与研究，单纯作为日本教养的一部分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以深刻关涉日本“国益”的形式而勃兴的对近现代中国的关注。这两股潮流并存，虽然均以同一个中国为对象，却从未统合。

当我们思考日中关系的时候，无论对哪一个领域，常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居然走过了一个如此密实错综的过程。就近代以降日本的中国研究而言，无时无刻不在以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到思想变动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为背景，经历着在研究方向、内容和方法上的持续变换。这种变换不断积累，集腋成裘，成峰耸立，嘲弄着对中国的思考。接下来，关于日本中国研究的一个侧面及包括这一层在内的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我将循着几个问题的线索，陈述一下我的想法。先讲两则对问题解决的路径有所启发的插曲。

其一，最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日本国内少数人认为，它在二战中只是输给了美国及其原子弹，只需搞好与美国的关系，不用太关心其他国家的关切，希望日本放弃这种错误危险的历史观。”（2013年10月8日，崔于美霍普斯金大学的演讲）。说起来已经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我与美国学者一起讨论时，也谈到过同样的问题，说多数日本人并未意识到与中国真的打过仗、打输了。崔大使的指责姑且不论，对日本人来说，此前的战争“敌国”——对日“战胜国”，确实首先是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另一件事，是大约三十年前，我带日本学生去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一个学生看了附近的展板后，跑到我跟前来对我说：“老师，您说的是真的，日本是跟中国打过仗。”作为一种知识，他们虽然知道日中战争，但至少没有实感。

这种历史感觉的不一致性，在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交涉中，也未曾消解。两国所承认终结者，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所谓“战争状态”和“不正常状态”的终结，对国家的胜败，则完全没有触及。其理由在此先不谈，但众多的日本人在邦交正常化阶段，尽管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本身欢迎热烈，但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作为国家的日本是中国的“战败国”。对日本人来说，日中战争好像是一场有“敌人”却没有“敌国”的不可思议的战争。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虽然一向认为日本是曾经的“敌国”，中国是“战胜国”，但正如所谓“惨胜”的说法所传达的那样，中国抗战的“胜利”是胜利感大打折扣的胜利。当然，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对“友好”的一味强调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其后的历史教育中，“战胜国”宣传归宣传，但在“丑化”对手的抗日电影中，那种作为“胜者”的喜悦，终究是无法翻过头来体验的。

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如果说对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所亏欠的话，与其说是作为国家层面的“败者”，毋宁说如《日中联合声明》中所写的那样，是对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地域的人们——即“中国国民”所造成的损害。这种道义上的“亏欠”和“补偿”，已经反映在“联合声明”中和其后历代日本政府的姿态中，特别是在与中方的民间交流活动中也有所反映。

之所以触及上述情况，目的并不是要议论一番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而是想指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日中关系的原点，实际上要追溯到近代以来的日中关系。至少，对多数日本人来说，意识到中国是“敌国”，似乎只有在日清战争时期和日中战争末期——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一员，正式对日宣战之后的一个时期。这种完全不视中国为敌国，或者说不能如此的日方姿态，使从日本战败到邦交正常化的近三十年间，尽管两国分属东西方不同的阵营，除了一部分言论之外，并未相互视为“敌国”，以民间为中心，期待邦交正常化及扩大交流的动静也很大。举例来说，如1964年，即使在中国首次实施核试验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少日本人感到如今天的那种“威胁”。正因为有邦交正常化及其后对“日中友好”的欢迎，在回溯历史时，才会对被当成“敌国”感到困惑不解。而如此历史感觉的成因，是复杂的日中关系，这在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这个领域也有所反映。

明治维新以降，推进急速近代化的日本在中国研究领域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即肇始于利玛窦（Matteo Ricci）之后天主教传教士笔记的欧洲中国学（Sinology）和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近代历史学（或曰实证历史学）的传入。此前的日本，长期以来，主要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上有所积淀，再加上江户期的长崎情报[1]，形成了与“国学”、“洋（兰）学”并立的被称为“汉学”的学问。但是，明治维新以后，从历来的“汉学”与新“史学”在中国认识问题上的重大分野中，又诞生了被称为“支那学”和“东洋史学”的新框架。因此，出现了众多冠以“支那”、“东洋”、“东亚”等称呼的机关、讲座和学会，也产出了庞大的业绩。但是，由于研究对象在地域、时代和方法论上的多样性，这些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明确。与所谓“亚洲”的话语一样，“中国”这种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来说，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说应该是怎样的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莫衷一是，可以说“百家争鸣”了百余年。在中国，对于何谓日本的问题，虽然有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主张，但某种程度上，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日本观恐怕仍未确立。

在这种情况下，就日本中国研究的整体而言，应该说有一些日本固有的特征。一个是主要为“汉学”所一路承担下来的对古典中国的憧憬与研究，其后，并无关中国的政治变动，只是单纯作为日本教养的一部分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以降，以深刻关涉日本“国益”的形式而勃兴的对近现代中国的关注，同样在经历一番变动之后，成了今天中国研究的主流。这两股潮流并存，虽然均以同一个中国为对象，却从未统合，某种情况下还不无对立，却共存至今，相安无事。这并不限于学术界，也可以说是日本人中国观的两种潮流。其区分，从日本书店里对中国古典与近现代中国方面图书不同的配架摆放，从读者关注方式的差异上亦可见一斑。

另一个更重要的特征，与其说是学界的动向，不如说是连学界也被一股脑吞噬了的、存在于日本全体的政治、文化、社会思潮中的“脱亚论潮流”。在这里，我不说“脱亚论”，而以“脱亚论潮流”来命名，多少需加以说明。这是因为，不仅是日本，即使在中国研究者中间，“脱亚论”也屡屡被定位为近代以降日本对华侵略的基本意识形态，对此，多少有“纠偏”之必要。题为《脱亚论》的短时评于明治十八年（1885）3月16日发表在《时事新报》上。也有人认为，严格说来，那并不是福泽谕吉自己的东西。问题是该时评从发表当初到其后，几乎从未受到注意，但到了1950年代以后，却突然作为亚洲侵略的意识形态被大书特书。也是因了这种议论的影响，从此，在日本的中国研究界，便形成了“脱亚论＝侵略论”式的看法。

如果联系到时论发表前夕朝鲜的政变、当时从欧美传来的亚洲停滞论和亚洲蔑视的情况，这确是一种倡导与亚洲断绝往来的调子，同时对轻佻的对亚关涉发出了警告。但是，就《脱亚论》一文本身而言，并没有直接暗示侵略的言辞，其主旨无非是“拒绝”与“支那、朝鲜”的“连带”。屡屡作为该论的“侵略性”之表现而被引用的段落——即“……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清国、朝鲜的方式，不可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客气。西洋人怎么对待他们，我们就怎么对待他们”——说的是要效法欧美势力东渐进程中的殖民地政策。相比之下，更值得注意的，倒是这部分前面的“我国不应该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携手复兴亚洲”一句所表达的那样，可以解释为是对不久即作为日本独自的亚洲政策，揭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并终于走上侵略亚洲道路的“亚细亚主义”的一个侧面的批判。在这一点上，《脱亚论》不失为针对简单的、“一个亚洲”式的情绪性对亚合作与扩张发出的警告。

关于《脱亚论》与“亚细亚主义”的细节，本文不拟过多置评。但至少应看到，《脱亚论》与其说是呼吁侵略亚洲，毋宁说是作为最大课题的、日本“文明开化”的策略之一，福泽主张走与亚洲不同的道路。就是说，理应把《脱亚论》本身与后来日本所走过的侵略性的“脱亚论潮流”区分开来。其后，日本现实的步伐是一路追赶世界列强。在这个过程中，成了当时国际关系中的潮流——帝国主义时代最后的、也是亚洲唯一的加入者。

客观地看，在帝国主义时代末期的历史大框架中，日本始于对清国、俄国的恐惧，后来却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亚洲殖民地化、在亚洲确立霸权的道路。然而吊诡的是，如此事实与其说是“脱亚论”，不如说是福泽所倡导的“文明开化”的结果。就是说，在19世纪末的世界帝国主义时代，开始“文明开化”（近代化），谋求“富国强兵”，进而攫取殖民地，对于后进、弱势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来说，是必然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并不是把中国作为“敌国”。基本上在图谋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虽有抵抗之“敌”，但由于代表国家的政权的兴亡、分裂，可以说作为“敌国”的单一国家的面目是模糊的。

在这种进程中被推进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作为战争反省的一部分，被批判为“侵略的手段”、“（为侵略）正当化的学术”，或者“共犯者”。的确，不仅是为推行侵略战争的正当化提供理论，也实施过直接关涉军事的军事地志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宣传等，此前中国研究的积累或人才被利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因此而把战前的中国研究及其学术成果统统划作为侵略服务的话，我想这恐怕又是别的问题。譬如，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让我们一窥屡屡被看成是中国侵略理论家的矢野仁一思想之一端。

众所周知，矢野提倡的“中国非国家论”及不把满洲、西藏、新疆视为“中国”的姿态，是“满洲国”建国等侵略中国正当化的理论。但对日本来说，在国家总体战的过程中，所有资源——这种情况下，学术也作为一种资源——都被动员了。正如最近在日本，《支那论》等内藤湖南的多种著作纷纷被复刻重版一样，曾几何时东洋史学的识见对新一轮中国认识多有启发，这一点也受到瞩目。即使矢野的“中国非国家论”是翼赞[2]学术，但其学术主题本身却留下了一些至今仍值得讨论的问题。回溯历史，“中国”到底是什么？今天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是从何时开始存在的？这些不仅是学术上的大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民族、文化等诸侧面的研究课题，在预测中国的现实走向上亦自有其意义。

但是，上述立论毕竟是从日本视角出发所观照的历史脉络。清末以降，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战和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以渐次形成的近代国家形态，把历史往前“倒”，主张日本的侵略乃“国家”对“国家”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可问题是，对日本来说，战败归战败，但以“原爆”为象征的、在与英美列强的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败北和在亚洲的战争是不同性质的战败。同样，相对于英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观，那些以此大战为契机，实现了民族独立的亚洲诸国的观点又是另一码事了。

无论如何，如果回到日本的中国研究这个问题上来的话，应该看到二战后，日本社会存在两种潮流：一是主要占领国美国所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思潮，另一种是试图描绘新的世界图景的社会主义思潮。尽管这两股潮流在对日本帝国（军国）主义的批判上是一致的，但在冷战体制下，是作为完全不同的对立抗争思潮，走过了复杂的轨迹。这种矛盾的象征，便是战败后不久即被释放、称联合国军为“解放军”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五年后复遭“红色清洗”（Red Purge）的事件。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正处于这种剧烈的动荡之中。

进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社会主义思潮的迷惘和衰退态势已日益清晰化的今天，甚至连想象一下都不易：说在战后日本，从政界到学术、文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极大，诚不为过。譬如，如此潮流之下，在经济学教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称“マル経”）成为主流，近代经济学（通称“近経”）则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在中国研究领域，战前的学术积累被批判、轻视、否定，在各个分支，新中国礼赞的声浪压倒一切。

其中，1962年，围绕亚洲福特财团学术资金问题的论战，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中间，形成了很大的裂痕。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表面上的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向美国提供在中国研究领域日本的学术资产，到底是学术的国际化，还是协力美帝国主义的反华活动的问题。尽管该问题最终以拒绝接受资金的形式收场，但却极大影响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动向及学会、学阀的构成。不管怎样，战后日本的“社会主义热”，是除了有限的一点台湾、香港情报（对此关心者被认为是“反中”分子）外，在对中国大陆实情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简单化到了粗暴地步的产物——政治化为亲中——反中的对立两极。

但是，构成中国研究主流的学界的这种亲中式路径依赖，也因始于1950年代末期的中苏对立的激化，而再度深陷迷惘。在1960年前半期的中苏论战，继而是堪称其顶点的“文化大革命”和中苏边境争端中，此前的日中友好运动、在日本知识界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日共与中共的对立，使众多研究者卷入其中，甚至升级为暴力事件。围绕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文革礼赞派”和“疑问、否定派”两派之间，重复着根本不可能有胜败的拉锯战。但是，应该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文革”的实态如何，或者对中国实态的理解如何，当时在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国家，对那些对资本主义体制感到某种闭塞感的人来说，“文革”带有某种“脱管理社会”的启示，因而受到追捧。也出版了很多图书，从革命论到哲学类等，不一而足。包括东京在内，在世界各地的校园骚乱（Campus Riot）中，与切·格瓦拉像一起高举的，是毛泽东的肖像，此情此景，记忆犹新。毛式制服（Mao Look）风靡国际时装界，也是这个时期。

与此同时，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日中关系的隔绝期，特别是“文革”期间，在中国激愤的日本军国主义批判的高潮中，日中关系之所以未曾彻底断绝，其实有赖于一些从战前开始就与中国有深厚的因缘，战后又成为日本政财两界的实力派的努力：从曾支援过孙文，1950年代与毛泽东做过长时间恳谈的久原房之助、高碕达之助（原满洲工业开发总裁），到松村谦三（翼赞团体日本政治会干事长）、冈崎嘉平太（大东亚省参事官），等等。详情恕不展开，但他们其实无关日中两国的政权、政局，可以说是作为“最后的亚洲主义者”，力求维系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方面，似乎也不乏对如此诉求理解并予以响应者。记得《日中联合声明》签署之后，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祝宴上干杯之际，估计作为一介民间人士，冈崎嘉平太不在主桌，而是在靠后面的席位上就座。周恩来总理端着酒盏，快步走到冈崎氏面前，两人碰杯，一饮而尽。后来，我个人与冈崎氏接触颇多，某次聊天时，冈崎对我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甭管以什么名目，真应该为中国提供相当多的资金。”至今想来，犹觉此话意味深长。

似乎是题外话了。其后，毛泽东去世后，“文革”终结。接着，在两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路线大转换，也成了日本中国研究事业大变局的开端。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此前虽然拖拽着形形色色的障碍物，但总体上却得以急速地去政治化。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与经济实务相并行，中国经济研究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并不排除诸多例外）：就是在那以前，在“中国研究”的框架内，一手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研究建立起来的中国研究者几乎销声匿迹，而以经济为先导，政治、社会等相关各学科出身的专业研究者多了起来。说起来，这也是理所当然。某种意义上，未分化的中国研究并不单是中国研究者的对象物，而是被各个专门领域切分，开始了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研究。进言之，就经济而言，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分化，从农业、工业，到金融、政权等，分别由各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和实务操作者来实施研究。经过如此专业化、细分化之后，中国研究的成果极大膨胀，再加上经济、文化交流、留学、观光等活动，众多日本人访问中国，即使他们各自的看法并不为错，但汇总起来也会相互矛盾，造成关于中国的断片式的庞大信息流涌入日本。某种意义上，这种因素反而把对中国的全局性认识推向了困难的境地。

在中国研究的细分化、专门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这种学术框架本身即是基于欧美的学科区分和方法论，以这种框架能否掌握中国的实际动向？简单说来，当然会有诸多例外，欧美的学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研究对象领域均以相对独立的近代社会为前提。对于由此发生的各学科之间的乖离现象，人们常常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现行的学术框架和方法论固然有很多问题，但对中国研究而言，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身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极端薄弱，阻碍了有效的研究。这一点从中国人自己做的中国研究上亦可见一斑。其原因之一，是无论从传统上，还是在现体制下，中国的一切领域均与政治权力深度结合，导致诸如政治、经济、社会，这种单纯的分领域研究，常常是有名无实：虽然就社会层面而言，曾几何时的集体化和单位制开始弱化，但取而代之的诸如市民运动等生发自社会内部的活力尚未释放；遑论文化、学术上的管理。就是说，用西方既有的方法论，已经无法整理、分析现代中国的各种现象——这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同样在说中国政治，但在那儿，有传统的宗族关系、朋友关系、地域关系的错综互动，其与权力形态大致可归结为理念型（Ideal Type）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大相径庭的。就经济问题而言，不仅是所谓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说法，实际上，收受贿赂、民间金融等殊难“尽在掌握”的地下实体经济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如此基于对中国的全面把握、认识基础之上的中国研究，包括中国自己在内，仍未确立。

在这种趋势下，日本中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虽然仍未脱“被动”型，但却实现了国际化。现在，以日中间双向的留学生递增为前提，两国学术交流的场合，不仅有中国人，还能见到来自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者——如此状况正呈常态化发展。在战前的中国研究活动中，虽然也有过相应的与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第三国研究者交流，从而使日本的研究成果国际化，受到世界学术界瞩目的事例，但目前正呈进行时的这种研究领域的细分化和国际化，应该说是中国研究界的新情况。进而，就近年来日本中国研究界的整体走向而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从曾经的“政治主义”到“实证主义”的大转换。特别是在诸如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中国虽然仍很有限、但却是前所未有的史料公开和言论自由化，研究环境极大改变，无论其结论和提案如何，实证性、客观性的有无毕竟被重视起来了。在这点上，与那种中国传统的、权力所期待的向历史寻求价值、伦理和是非的历史观龃龉颇醒目。譬如，作为一种道德问题，来追究所谓“历史问题”的中国，与应对这一课题的日本一方的实证主义探讨之间的差异，在“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的问题上也有所反映：该共同研究项目起步于2005年，其成果在日本尚未公开刊行，在中国则处于无法出版的状态。同样，在最近刚开始展开活动的“思考新日中关系研究者之会”[3]（代表干事：毛里和子）的呼吁中，揭橥“排他性民族主义批判”的提法，并未如过去那样，把包括研究活动在内，在所有日中关系和交流中如影随形般附带的“友好”云云作为目标。当然，具体到每个研究者个人，纵然都希望友好，但那毕竟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作为共通的目标。该呼吁的赞同者逾一百五十人，虽然仍只是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一部分，但无疑意味着中国研究界的风向变化。毋庸讳言，从提出学术化的概念“比较和解学”，以取代“友好”者，可窥知学界当前的发展趋势。与这种趋势相同步，一路在实证主义研究上颇有积淀的战前东洋史、支那学的学术成果则面临重新评价。

极而言之，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时代早已结束，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也已近落幕的今天，上文所谈及的中国研究的专业化、细分化、实证主义的重视客观性等倾向，在学术研究上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因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身的不明晰性，而导致学术研究的迷惘及总体上的中国认识困难，恐怕是目前无法回避的现实。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所谓的“大国化”，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超越国家与民族的、包括中国学人在内的中国研究事业的发展，然后，通过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认识来共同描绘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应然”的时代，将成为中国研究界今后的课题。

[1]在江户的锁国时代，只有长崎作为对海外的通商港被保留，中国、荷兰的商船得以往来其间。幕府为了解外部情况，派人在长崎收集海外的各种情报，包括中国情报。——译者注

[2]指对天皇等的协助、辅佐、辅弼。——译者注

[3]即“新しい日中関係を考える研究者の会”。——译者注

学术与政治——葛兆光关于日本现代“中国学”（或“东洋学”）的答问

采访、撰文：田波澜

对于日本汉学百年史来说，日本明治大正之际（即中国的晚清民初）的东洋学之兴起与发展，就是其国族认同和文化想象的新起点，对于其后世之学术发展乃至政潮起伏都有举足轻重之关系。

台湾学者钱永祥在讨论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时曾经指出：“在近代世界，学术与政治似乎是最夺目的两种力量。学术知识发现客观的真理，透过计算支配万物；政治行动实现美好的理想，凭借权力改造整个社会。科学真理扫除蒙昧迷雾，让人知道该如何生活；政治理想取代不义的体制，让所有人生活在自由、平等、博爱之中。这两种活动不仅本身具有重大的价值，可以让以它们为志业的人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它们似乎还都可望指出理想的人生应该如何操持，帮助每一个人找到生命的方向与准则。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学术与政治寄予莫大的希望与信心，甚至把它们看作新的‘神’，要求学者与政治人物扮演昔日先知意义的角色。”

对明治以降的日本学界而言，钱永祥从韦伯演讲中抽绎论述的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力量，呈现出一种互为交错彼此构造的关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对于近代日本学术与政治互动的这一页历史抱持莫大的学术兴味，他通过大量的原始文献的阅读，以及建立在理论源流和政治、历史背景的双重反思，试图为读者最大限度地还原所谓东洋学（或者说中国学）是如何在学术与政治的动力之下被建构起来，其如何在吸入西洋新学术视野和方法，又融汇了日本传统学术的旨趣，最终蔚为大观形成了“满蒙回藏鲜”之学的静水流深。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学术潮流对于近代中国学术界的自我想象和再出发，也意义深远。

正如葛兆光教授在其著作《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所言，“传统文史的研究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国界’的普遍性科学，现代学术的转型与民族国家重新界定始终同步，文史研究不是在破坏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就是在建构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特别是当你研究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和文化的传统的时候，尤其如此。”对于日本汉学百年史来说，日本明治大正之际（即中国的晚清民初）的东洋学之兴起与发展，就是其国族认同和文化想象的新起点，对于其后世之学术发展乃至政潮起伏都有举足轻重之关系。

近日，就日本东洋学的前世今生，笔者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的研究室聆听他纵谈了这一主题。

一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如何评价日本近代兴起的中国学或者说东洋学？形成这种学术新潮流的动力是什么？与欧洲东方学中的西域南海史地之学有什么关系？日本东洋学的兴起，除了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外，与当时日本的政治、历史背景有怎样的关联？具体而言，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等对于日本学界的学术兴趣拓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葛兆光（以下简称“葛”）：在中国，有关日本历史与文化方面，有一本书很重要，就是戴季陶1928年出版的《日本论》，日本人也认为它是描述日本的名著。戴季陶在书里一开头就说：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研究，就好像把中国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千百次，放在试管里化验了千百次，搞得清清楚楚。可是，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是很少的。确实如此，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都有一种天朝大国自我满足的心态，因此它对于周边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了解是不够的，这种知识不对等的后患是很厉害的。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对中国有很多兴趣，从遣隋使、遣唐使就开始了。不过我觉得，真正现代性的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还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的。要想了解日本对于中国研究的动力与意味，就必须把它放到明治，也包括后来大正、昭和的日本那个背景里面去。日本人当时是怎么想的？日本人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日本人当时这么想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历史语境化，而不要把他们研究的“中国”和我们自己研究的那个“中国”当作同质性的东西。大体而言，明治时期兴起的现代中国学或东洋学，我觉得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可以说它是一种现代的学术研究，或者说是现代学术体制支持的按照科学逻辑运作的学术研究，这种学术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刺激而产生的。当时的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历史学，一方面固然在为民族国家书写历史谱系，一方面则强调客观而理性的史料批评。当时日本学界很注重学术交流，很多人在德国英国等地留过学，比如开创中国哲学史的井上哲次郎（1855—1944）就在德国留过学，东洋史的重要开创者白鸟库吉（1865—1942）也是在20世纪初两次在欧洲长期访学。19世纪后期德国的历史学家李思（Ludwig Riess）在东京帝国大学教历史学理论，影响了很多学者，所以，当时很多日本学者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带有强烈的德国色彩。德国的兰克史学一方面强调客观、中立、史料和考据，另一方面强调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但更重要的是，当时欧洲所谓“东方学”对日本产生的刺激。事实上，欧洲人的东方学在源头上，跟早期传教士对中国和日本的考察和阐释分不开，欧洲汉学和传教士传统是有关的。传教士了解中国和日本，跟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学家，尤其是日本熟读中国经典的学者不一样，他们往往带有传教信念，所以会深入到边缘地方，了解跟经典中、文献中的中国不太一样的中国。另外，当时一些欧洲学者在亚洲探险，当然有人说这是为殖民主义深入亚洲做准备，但是在这个探险过程中，欧洲东方学者对中国周边及边疆，比如印度支那半岛，以及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这些地方，乃至所谓“亚洲内陆”（Inner Asian），他们都有很多了解，比如李希霍芬、斯文·赫定，还有斯坦因、伯希和，还有一些俄国学人，欧洲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亚洲的了解，促使欧洲学者形成后来人们说的“西域南海之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学界。

日本学界确实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中写道：“日本学者对于进入世界学术潮流相当自信，他们甚至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前沿。”也就是说，有一个“究竟是谁更了解亚洲”的动力在里面。这很快就刺激出来一种学术倾向，日本也不再把汉族中国当做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亚洲，都放置在日本的所谓“东洋学”的范围内。

顺便要说到的是，日本的现代中国学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除了把汉族中国之学放大成包括周边在内的东洋学之外，就是瓦解过去中国、朝鲜和日本所信奉的传统历史系谱，用来自西方近代的判断方式和概念工具，对中国和东亚历史重新整编。比如，中国一直是依照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历史脉络，朝鲜则有檀君和朱蒙的传说，可是，白鸟库吉写《檀君考》对朝鲜流传的早期神话加以批判，写《关于尚书的高等研究》质疑中国传说中的帝王尧舜禹，在他笔下，中国和朝鲜的“五千年文明和历史”都被解构；同样，他的学生津田左右吉（1873—1961）对于日本神代史、天皇万世一系的质疑，也同样颠覆了日本历史传统。这对于现代历史学产生的影响，就是把传说和神话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明治时期日本的中国学，或者说明治时期日本的东洋学，出现的一个很大转变，就是使传统日本关于中国的学问比如汉学，转化成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中国学或者东洋学。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新趋向，比如更加注意中国周边，把视野放到超越汉族中国经典之外，使历史学更加科学化，这都是现代的学术意识，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日本明治时期形成的东洋学是很现代的学术。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日本东洋学里还有一种传统，是从日本“汉学”或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的传统知识中转化过来的，日本汉学和我们现在讲的汉学（sinology）不一样，它是对汉文典籍的学习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这使得一部分日本学者，从这些知识传统中，直接继承了中国宋代明代清代的知识，也沿袭中国清代的考据学传统，但是又把这些知识和方法与来自西洋的近代主义思路结合起来。其中，这一风气在日本东洋学里表现特别明显的是所谓“京都学派”，比如狩野直喜（1868—1947）、内藤湖南（1866—1934）为代表的这一批人。这批人跟东京受到欧洲学术风气影响的那些学者不太一样，无论在学术方法上、研究重心上还是价值判断上。他们认为，现实中国虽然不好，但历史中国还是很好的，他们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往往心中的问题是日本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与中国的关系。所以，他们把来自中国的这种考据学学术传统，结合现代科学规范，形成后来所说的“京都学派”。他们提出很多关于亚洲和中国的历史见解，比如“唐宋变革”、“明清学术的近代色彩”等等，都很有影响。日本关东和关西有一点儿不同，这是日本现代中国学的风景之一。京都学派也注意发掘西域、南海和满蒙的资料，像内藤湖南对满洲档案的注意就是一例。不过，从特色上说，他们的学术贡献之一，主要就是不断发掘出有关中国的新资料，包括后来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比如对清代考据学者崔述的研究，胡适就深受日本研究成果的影响。他对于章学诚的研究，也受到日本研究的影响，而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也受到过日本人影响。这是明治日本中国学或东洋学的第二个方面，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中国学有意识地把传统中国影响下的学术（汉学）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特质的中国学，这种转换也对近代中国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也要看到，由于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打败清朝之前，就已经对中国有很大的心理优势，因为它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东方最先进的国家了，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带有一种蔑视。日本当时的普遍心理，就是觉得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是很好的，但是现实中国是很差的。所以，它在通过明治维新成为现代化强国以后，就对中国产生了很强烈的傲慢意识，甚至认为中国应该被瓜分，或者说，日本一定要参与瓜分。日本近代思想的奠基者之一福泽谕吉，就是一万日元钞票上印了头像的那一位，在1898年发表《十四年前の支那分割论》就说，他早在十四年前的1884年就预见中国会被瓜分，所以日本应该参与。中岛端、有贺长雄、大隈重信等人，无论对中国的感情好与坏，都持有这种看法。他们对“中国本部”之外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毗邻朝鲜的满洲，还有蒙古，当然还有已经被割去的台湾，都怀有极大兴趣，甚至产生了“如同国土”的感觉。这种兴趣与受到欧洲东方学影响的“四裔之学”风气结合，就推动了对满、蒙的研究热潮，代表人物当然首先就是白鸟库吉。我觉得，中国学者应该特别注意白鸟库吉，其实，民国时期白鸟库吉的书已经由王古鲁翻译了好几本。白鸟库吉对于语言工具、考古发掘、田野调查和外国资料都非常重视，他得到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特别是后藤新平的很大支持。当然，他也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日本本位意识，认定满蒙这个地方，将来跟日本一定是有关系的，一定要好好研究它。

总而言之，这三个方面其实构成了明治时期日本中国学的一个基本大背景。它一方面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形成的现代性学术，是和欧洲东方学竞争的学术结果，但另一方面，它的兴起和转型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它内含日本对于亚洲非分的领土要求或者说对中国的蔑视。这使日本中国学很快出现一个趋向，就是逐渐地脱离了原来的汉学，也不仅仅是我们讲的中国学，到明治中后期，它变成了“东洋学”。

这里当然要说到一个重要人物那珂通世（1851—1908），他算是白鸟库吉的先生辈，也许是现代日本中国学的先驱。在19世纪末期，那珂通世就提出在日本“本国史”之外，分设“西洋史”和“东洋史”，这种分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和中国大学里面只分“中国史”和“世界史”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很值得深思。而日本的“东洋史”，就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所有内容。第一，它是关于整个亚洲的学问，它跟西洋人一样，把亚洲看成一个历史世界，中国是这个历史世界里的一部分。第二，它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第三，它要了解中国周边跟日本的领土和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时最有影响的几部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历史教科书，都不再叫中国史或者支那史，而叫东洋史。那珂通世之外，市村瓒次郎（1864—1947）、桑原骘藏（1871—1931）等人的通史著作《东洋史要》、《中等东洋史》，曾由王国维等中国学者翻译成了中文，对中国重新认识中国和亚洲影响很大。这就是所谓日本的“东洋史”倾向。我们要注意，它为什么是东洋史？为什么中国人不太爱讲“亚洲史”，而总是爱讲中国史、世界史，不太会有亚洲史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学科里，为什么只有中国史、世界史，而没有亚洲史这样一种学科划分？都值得思考。

东：当时主要有哪些日本学者比较活跃？

葛：日本东洋学者很多，我无法一一细说，比如19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除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内藤湖南之外，还有林泰辅、狩野直喜、藤田丰八（1869—1928）等等；他们之后的一代，像池内宏（1878—1952）、今西龙（1879—1932）、藤塚邻（1879—？）、小仓进平（1882—1944）研究朝鲜，和田清（1870—1963）、原田淑人（1885—1974）、羽田亨（1882—1955）、石浜纯太郎（1888—1968）研究蒙古和更西边的西域，也都很了不起，一直影响到大正昭和甚至战后的日本东洋学。不过，他们无形中，也都受到当时学术转型与政治变迁两方面的影响。

再提几个值得注意的东洋学者吧。

一个是著名的河口慧海（1866—1945），他到西藏去探险，写成的《西藏三年》很早就翻译成英文了，影响非常之大，而且他从西藏拿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同时，一个叫寺本婉雅（1872—1940）的日本人，也从北京的喇嘛庙比如雍和宫等处拿走了一些有关西藏的东西。他们很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日本有关西藏的研究领域，从学术史角度讲，他们有贡献，但是从政治史的立场讲，他们又有很特别的背景和动机。

此外，还有一个学者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鸟居龙藏（1870—1953）。鸟居龙藏大概是对中国内地各个地方了解最多的日本学者之一。他既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也是历史学家。他最早是做苗族研究，有《苗族调查报告》，到现在还是研究中国苗族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因为日本人占领台湾以后，要对台湾的原住民有所了解，据说，鸟居龙藏想知道原住民和哪些内地民族是有关系的，因此而开展对苗族的调查，后来他也对台湾土著做了研究。此外，他还到辽东、吉林、内蒙古等地做了很多考古和调查的工作，他的工作在当时中国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最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当时中国的很多报刊对鸟居龙藏的活动都有报道，他的《满洲人种考》、《东北亚洲搜访记》、《满蒙古迹考》出来，很快就有人翻译成中文在报上发表，报纸上还追踪他在热河、内蒙古、贵州的行踪。

另外，要提到的还有大谷光瑞（1876—1948），他也是当时到中国来探险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大谷探险队到西域去，拿走了好多珍贵文物，包括像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之类，都收藏在大谷大学。后来当过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也是对西域有很多研究的学者。当时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学者，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藤田丰八，跟王国维、罗振玉等人都是好朋友，他对西域、南海等中国的边缘区域都有兴趣，显然也是受到了欧洲人的影响，可是日本这些学者的学问，都会对中国学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过去，中国人习惯从“三皇五帝到如今”或者从“二十五史”来认知中国。但是，日本人从明治时期开始就不一样了，他们从另外一种角度，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中国，会把中国放在东洋史内，日本一些学者的学问，显然跟我们中国人有点不一样。而中国学界要到1910年代的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1920年代的陈寅恪、傅斯年、李济，才开始逐渐跟他们相似。比如陈寅恪，他在欧美都留学过，早年也在日本学习过，他就提倡学术要“预流”。所谓“预流”是参预并且超越世界学术潮流，对于当时的日本中国学，我以为就是要放在世界东方学或日本东洋学的大背景下去理解。

毫无疑问，日本这种研究风气，逐渐也会造就跟中国不一样的世界观。比如日本的东方和西方的观念，跟中国的东方和西方的观念，表面上用的是一样的概念，但实际上，背后的含义恐怕是很不一样的。日本东洋学研究形成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以西方作为“他者”，以日本为中心包括整个亚洲，来形成“我者”意识。而对中国来说，东方和西方的对比，其实往往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对比，中国人的“东方”观念里面，常常并不包括大东亚或者整个亚洲，之所以中国爱说“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显然是以“中”和“西”对立的。就自我认识而言，日本和中国在现代学术上塑造出来的历史世界，是有点儿不一样。

二

东：您在《宅兹中国》中有一段话很精当地指出：“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恰恰激活了学术领域的研究兴趣，而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取向，又逐渐变成一种重新理解中国的普遍观念。”在近代日本，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怎样的？从东洋学这个案例看近代以来日本学界与政界的聚散离合，我们该如何评价其得与失？

葛：学术与政治往往无法分家，特别是在专制环境中，学术常常会被政治绑架，学者的力量总是很弱的。比如说，明治、大正以后到1925年开始的昭和年间，日本迅速进入一个新的亚洲政治和文化背景——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强化了近代日本形成的这个东洋学学术传统的政治性，使既有现代性又有日本性的东洋学传统，很容易转化为二战时期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帝国意识服务的“学术”。你知道宫崎市定（1901—1995），前些年我看他的回忆录，知道当时日本的文部省，1942年曾经要求一批东洋学学者修撰一部“大东亚史”，参与策划和组织的人既有军方的人，也有外务省的人，几乎动员了整个日本最好的历史学家。但是，文部省修这部亚洲史的目的，其实是要“树立新的皇国史观为基础的新史学，不止让日本国民，也让大东亚共荣圈各民族，洗净迄今为止流毒甚广的，以西洋阴谋为基础的史学之流弊”，并且要年代依皇纪，排斥西历，更要说明亚洲文化精华在日本，历史构想应该从东向西，使日本的精神文化扩展，成为覆盖整个亚洲的文化，可以说这部“亚洲史”显然在宣扬日本中心的历史观。

但是，当时日本的东洋史学家，尽管一方面有日本中心主义的意识，可另外一方面它还是追求客观的现代历史学，这种矛盾和冲突就很厉害。东洋史学家里有一位著名学者池内宏，他就质疑这种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编纂方式，而且他也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最终恐怕是要失败的，所以他不愿意按照文部省的要求来写。同样受委托编纂亚洲史的京都大学校长羽田亨，也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说这样写的话，大家都要闹笑话的。但是，当时日本东洋学者面临的政治压力很大，所以，在和文部省反复纠缠、讨论之后，拿出一个妥协的方案。日本的东洋学者，毕竟还是有尊重历史的精神的，最后妥协到什么程度？最后达成的方案，是按照这样一种基本脉络来写亚洲史：承认亚洲文化是从西向东一步步过来的，但是也同意文部省的说法，文化越往东就越进步，从西亚过来，然后到中国，最后到了日本就成为最最精华的文化，然后日本要做的，就是使文化一步步又向西，让日本优秀文化覆盖整个亚洲。由此可见，二战时期日本的中国学或东洋学，曾经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

学术不得不常常被政治绑架，从另外一个例证也可见当时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二战期间，日本动员了很多历史学者，囊括了当时很多精英，包括矢野仁一、宫崎市定在内，编了一本《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就是在讨论外来民族占领中国后，是怎么统治的。这难道跟日本大东亚圣战没有关系吗？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在探讨一旦日本占领了中国，它要怎么进行统治。显然，这种中国学也有它的日本政治背景。最典型的就是京都帝国大学的矢野仁一（1872—1970），他是非常有名的近代亚洲、东亚和中国史专家，学术上确实是很不错的。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狂热地融入军国主义的学者。他的主张，就是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没有国境，满洲和蒙古都不是中国。1930年代傅斯年之所以要写《东北史纲》，就是要反驳他的谬论。所以在二战时期，日本的中国学或东洋学，也受到很大压力，也出现了政治和学术不得不合流这样一种很悲剧的趋势。

再比如，前面说到的津田左右吉，号称“最大的东洋学家”，他写了《日本上代史的研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等著作，考据天皇早期的历史，既没有那么神圣，也没有那么长，而且他认为“天皇”这个称号可能受到中国道教词汇的影响。这就触犯了日本的神圣信仰，因为日本历史有两样东西是不能轻易挑战的，其中一个就是天皇的神圣性和万世一系，连日本明治宪法都是这样规定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借助“天皇”作为中央权威，来重新收拾地方割据势力，然后形成一个革新的统一力量。所以天皇的神圣性是不能触动的，神道教作为日本的古代传统和神圣信仰也是不能挑战的。另一个当然就是日本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虽然外面来的文化影响很大，但是日本文化无论如何还是自己独创的，它的“古层”就是大和民族的文化。可是津田左右吉挑战了权威，结果他被早稻田大学开除了，1942年还被起诉、判罪，幸好二战很快结束了他才没事。可是，要知道津田左右吉应该算是日本最主流的学者，他就是白鸟库吉的学生。所以，在这点上就很有趣，就是说，日本的中国学有非常伟大的成就，它在很多地方都比中国学界更早地运用了科学而客观的现代研究方法，而且运用了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工具，同时也发掘了非常多甚至连中国人都没有发掘的新资料。但是，日本的中国学或东洋学也有很复杂的政治背景，它跟日本的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有很强的关联性，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日本的中国学放在日本的政治背景、文化潮流中去讨论。

东：您在《宅兹中国》中讨论过日本这一时期的亚洲主义，认为“‘亚洲主义’的呼声渐高，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而明治维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从根本上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羁绊，摆脱了中国文化的笼罩，重新确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一方面也使日本产生了摆脱西方，从西方边缘的尴尬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希望再度确立一个地缘与政治、经济、文化重叠的‘自我’”。日本东洋学这种学术新潮流与这种亚洲主义的兴起之间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我们可否说其实它也反映了日本学术界主体性的焦虑？

葛：明治维新成功以后，甚至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就有一种亚洲中心或者说东亚中心的民族想象。更早时期的丰臣秀吉，据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帝国，提出日本要把中国北京当作首都。明清易代之后，日本更滋长了自我中心，或以自我为中华的文化意识。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刺激了日本的自我想象或者说自我膨胀，他们自认为是亚洲领袖。但是，尽管他们想“脱亚（入欧）”，但欧美列强却不太提携这个东方兄弟，日本也不那么能够全面西化，所以日本又感到来自欧美列强的压迫。到1894年打败中国，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本来，除了朝鲜、台湾，日本还要求辽东、山东等，结果英国、俄国等大国联合起来干预，日本只好让步。当时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像德富苏峰（1863—1957）等人，就很有挫败感和悲凉感，本来以为日本是列强了，结果还是被列强欺负。到了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更促成了日本作为亚洲盟主的自我意识。日本人对盟主的解释，有一点儿很特别，有人说盟主的“盟”字下面这个“皿”，其实就是“血”，意味着盟主地位是用“血”换来的。日本人强调其领袖身份，并提出团结亚洲国家来共同对抗西方，二战时期日本的口号就是把中国等从欧美列强控制下解放出来。所以，它是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一个所谓的“东亚”或“亚洲”。所谓“亚洲主义”的核心内涵及其政治背景就是如此，当时的日本把西方作为他者，把亚洲看作我者，“我者”的中心是日本，当“亚洲主义”进入学术世界，对亚洲整体的研究，就非常有兴趣。

你说的“主体性的焦虑”这个词，我不太理解其内涵，“主体性的焦虑”在日本中国学界早期其实并不强，因为中国学一直就很重要。日本中国学在学术界越来越边缘，是很晚才发生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的中国学才越来越边缘，所谓“主体性的焦虑”大概到这时才会很强烈。

东：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在1921年关于日本文化的一场演讲中曾经指出：“西洋民族对其自身的文化已生厌倦，且又过于自负自尊，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减退。而在这一点上，东亚民族有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对任何艰深的文化、任何高雅的文化都是努力吸收并将其与自己的文化融为一体。”对于当时日本的学术界来说，这种东亚一体休戚与共的集体心态是怎样形成的？对其学术趋向构成了怎样的影响？

葛：早年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提出日本在精神、文化和体制上都要跟亚洲隔断，变成跟西方一样，这是明治时代日本的一种主要潮流，但在1900年前后，日本人逐渐感觉到它终究无法像欧洲那样。尽管日本人总觉得自己很像欧洲，包括他的国家也很像欧洲的国家，封建割据的体制也让日本人觉得自己跟中国不一样，但是，日本真的能成为西方国家吗？日本在这点上当然是有焦虑的，所以，他们强调“和魂洋才”，意思就是精神文化等核心价值仍旧是日本式的，但是政治制度、实用技术上采用西洋的成果，这有点像晚清张之洞讲的“中体西用”论。

前面说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出，就让日本人越来越滋长“可与欧美颉抗”的心态，既然欧美对日本仍有排斥感，日本就不妨退回来做亚洲领袖。当时日本知识界为了论证亚洲一体论，挖空心思找了很多理由，说明日本与东亚或亚洲，不只是地缘上的接近，而且是文化上的一体。比如，有学者说日本是跟中国、印度一样的国家，佛教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也有人论证日本跟中国、越南、琉球、朝鲜是一体的，因为都使用过汉字、信奉儒家学说。当时日本把它称之为“亚洲连带感”，当时日本的很多人，包括像福泽渝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这样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开始讲这个“连带感”的问题，可是，“连带感”其实就是后来的亚洲主义、亚洲一体性，甚至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来源。

东：您在《宅兹中国》中指出日本明治大正之间，“日本学界向来有一种观念，日本人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的主导权”。这种解释中国的主导权的争夺，反映的是日本学界和知识界一种怎样的心态？支撑这种心态的学术基础又是什么呢？日本史学界的这种重新解释中国的成果，对当时日本社会的普通民众关于中国的“知识地图”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葛：公正地说，日本中国学或者东洋学的成就是非常大的。你提到解释中国的主导权的问题，其实，我也不好说这是主导权的问题，因为一讲主导权，它就变成学术战争。日本东洋学研究受到欧洲学术的影响，它们之间当然是有竞争的，因为日本学者向来认为日本人比欧美人更能够了解中国的文献，掌握中国的语言，而且能够体验中国的历史和心情。但是他们又比中国人更好地拥有欧美的、现代的新工具和新方法。所以，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他们在理解中国和解释中国方面是最好的。至少在明治、大正、昭和年间，日本对于中国研究向来都是有心理优势的。

日本对于中国研究的影响，基本上是在学院范围以内，对于日本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当然也有影响。日本是一个和中国不同的国家，日本的知识精英和学院学者与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似乎总有点分离的意味。就像日本德川时代的儒学一样，儒学家们讲的是高调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但是底下的民众生活又是由另外一套规则和风俗来指导的。所以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才会说，“执拗的低音”是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原则只是在上层政治精英主导的领域起作用。所以，日本的生活世界和中国的生活世界很不一样。中国的生活世界往往被上层精英的思想渗透进去，变成常识，变成规则，甚至变成风俗，所以它的同一性很强，而日本却不同。

三

东：那个时代日本史学界对中国的重新论述，对于当时中国知识人认知、阐释“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葛：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都非常广泛而且深刻。中国学术尤其是文史之学，受惠于日本很多，无论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关注领域上，都有很深的日本影响，你看早期的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都在日本接受过“东国学术”的影响，后来连陈寅恪、傅斯年、陈垣等等，也都很重视日本学术，甚至为中国研究的中心在西京（巴黎）和东京而哀叹。但是，更主要的刺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日本对于满蒙回藏鲜的这种研究，以及日本学者二战期间为军国主义论述的现象，使得中国学者，比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越来越要强调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强调中国对于四裔的领有，在对抗日本国家主义学术的同时，形成带有民族色彩的中国学术。其次，日本学界对中国尤其是四裔的历史论述，可能反而使得中国很多学者越来越强调“汉化”，即异族进入中国，往往是被中国同化，所以说，强调中国文化是能够涵化其他文化的优秀文化。

东：据您的考察，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国也曾经兴起一股研究西北史地之学的学术新潮流，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借重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的著作。那么日本东洋学蔚为大观以后，是否促动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一议题上的拓展呢？它对现代中国学界有怎样的刺激和影响？

葛：到清代中叶，中国已经形成疆域广阔的帝国版图。由于西部疆域的拓展与西北边界的始终动荡，不断有军事行动，频频有外交交涉，这一现实背景刺激了学者们对西北地理、民族和历史的关注。道光以来，西北史地之学发展起来，但也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后果，就是它不再仅仅是汉族中国之学了。此前，中国学者比如乾嘉学者的研究，基本上依靠的是汉族中国的典籍、文化和历史，围绕着“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十通”之类，这些大都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心的。一旦研究边疆问题，麻烦就出来了，传统中国的《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以下，虽然对这个区域都有记载，但中国人向来没把这个区域当做自己研究的重心所在。可是，一旦研究西北史地，就会碰到殊族之语言、异域之地理等问题。比如研究西域诸国、突厥、蒙古等，就会发现很多资料在外面，在当时学界，尤其是元史领域，就出现重修的趋向。在西北史地之学出现后，尤其到了晚清，柯劭忞、屠寄、洪钧（《孽海花》男主人公原型）等人都要来重修元史。因为蒙古曾经横跨欧亚，有好多资料都在外面，如果要用，研究蒙古的学者得学蒙文，这就逼得中国研究四裔之学的学者要学外语，用外国所藏的资料来重审原来汉族中国的记载。

虽说这个新领域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学者，可问题是，在感觉上总是自给自足的中国学术世界里，学者还是对汉族中国的学问较为自信，认为西北史地之学，不过是边地之学。所以西北史地之学在很长时间里面，仍然是陈寅恪所谓的“异域之史，异族之文”式的“绝学”，是一般人掌握不了、少数学界精英才能掌握的高端学问。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学问和当时重建民族国家的大方向没有结合起来，引不起更多学者的热情和兴趣，所以，在一段时间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并不把它当作主流，因此，中国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反而不如日本。不过，也因此可以彰显出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学者眼光之敏锐，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这些研究很重要。特别是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此后的十几二十年里，刺激了中国人慢慢也开始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在1910年代后期，王国维、罗振玉就开始做这些研究了。但真正用西洋的新方法和发现的新材料来研究边地之学，不能不提到陈寅恪。陈寅恪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尤其是放在学术史脉络里面来看，他的伟大，并不仅仅因为陈寅恪坚持“不宗奉马列主义”的政治立场。即使从学术史来讲，他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逐渐有一些一流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傅斯年1928年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什么叫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实跟这个学术潮流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没有语言之学，历史学研究就缺了一条腿。可是，如果只做汉族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就不太需要更多的语言训练。日本学界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像白鸟库吉、和田清、羽田亨等人，就懂很多种语言。而当时很多中国学者，对满文、蒙文、突厥文、波斯文是不了解的。以前姚从吾讲过一段话，他主张研究某一段时间的历史，这段历史有哪些异族，这些异族语言最好都要学学。胡适1938年到瑞士苏黎世去参加第一届世界历史学大会，他说甲骨、敦煌、大内档案、汉代简牍四大发现之外，还有第五大发现，就是日本、朝鲜等国保留的有关中国的史料，你使用这些史料，当然就得学一点儿日本语和朝鲜语。就此而言，我觉得中国在这点上要重视日本中国学的一些经验，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日本的东洋学或者中国学，有时候跟政治关系太密切，过度发展，则演变成学术政治化的一种潮流。中国的满蒙回藏之学，也许因为跟中国的政治背景没有直接发生关联，或者被迫与政治关怀切割开来，所以它不可能成为很大的潮流，而主要局限在学院里面。被称为“绝学”，其实也可以说，它实际上跟社会、政治绝缘，变成“阁楼上的学问”。现在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四裔之学？这是因为“中国”认同出现了危机，中国将来会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

东：您在书中很感慨地指出：“日本学界关于‘满蒙回藏鲜’的研究热情，在学术史上是一种对现代学术的追求，在政治史上却是一种重新建构‘东亚新秩序’和‘东亚新世界’的基础，而在晚清民初中国学术史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明确的学术追求与政治倾向。”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有哪些？学术界的这种状态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认知中国周边乃至世界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葛：前面我说中国的四裔之学在当时跟中国主要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潮流没有沟通，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不仅仅在四裔之学，而是要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然后建立一个五族共和式的政治体制，当时主要面对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中国当时所谓四裔和内部认同问题并不明显，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也还没有显现出来。当时周边国家中对中国有威胁的就是日本，所以，日本的学术对中国刺激很大。《申报》在1910年登载文章说，“中国者，吾人之中国也，乃中国人不自研究，而必待日本人集会研究，抑独何也”。为什么？因为当时日本由服部宇之吉为主，成立一个支那研究会，是由汉学家、军人、外交官和商人组成的，这就让当时的中国人很震惊。这种敏感和焦虑，在中国当时很普遍，日本人到蒙古考察了，日本人到西藏去了，日本人到满洲考古了，报纸上都会报道，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1920年《晨报》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可注意之满蒙文化协会，日本人用意深哉”，1928年《益世报》的一篇报道，题目就叫“窥探满蒙，日人视察东省者何多”。这就说明，中国人也在日本刺激下，不能不开始对“四裔”的研究。当然，我们现在开始推动四裔周边之学的研究，跟我们现在面临的中国处境有关系，不过在清末民初，这个问题没有显题化，危机也还没有临头，没有成为大家都觉得急切的压力。一直到1920年代末期和1930年代初期，中国内部渐渐稳定，外部压力渐渐增大，事情才有了变化，不仅内部民族问题变得重要，外部的侵略和肢解也越来越明显。这些学术问题一旦由政治呈现，学术重心就会转移并且凸显。1933年前后，傅斯年专门写了《东北史纲》，就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建立带来的危机感，傅斯年在书里反驳矢野仁一的“满蒙非中国论”。傅斯年很欣赏的金毓黻编《渤海国志长编》、《辽东文献征略》等，恐怕也是因为民族情怀的推动。虽然学术本来应该像钱锺书讲的那样，是“荒江野老，枯灯古庙”的远离政治之学，但问题是，学术没法自我封闭起来。一旦民族、国家或社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学术往往就会关心政治，当然，这也要看政治是否允许学术来关怀。比如顾颉刚早年推动疑古风潮，他编的历史教科书，在国民党人戴季陶那里就成了“动摇国本”，觉得否定三皇五帝，就是动摇了民族根基。其实，尧舜禹确实是一种神话传说，没有什么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可是，中国人祭黄帝祭炎帝，这涉及认同问题。学术研究跟政治关怀、文化认同之间，显然有密切关系。《古史辨》之所以能够成为大潮，是因为它重建一个科学的历史，同时要把所谓的神话传说从历史叙述里面驱逐出去。这跟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的研究，和早期韩国研究檀君朱蒙传说，是同一个追求的不同表现，追求客观性的科学与追求民族认同，有时候会打架。

同样，日本学术界也有这种问题。现在国内的日本中国学、美国中国学，或者欧洲中国学的研究，我总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善于把这些学术成果，放回到当时它本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里去考察它复杂的面相，不注意他们研究中国背后，也许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和时代特征。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

刘柠

作为从中国山东省张店“冒出来”、跻身精英学界的“乡巴佬”，竹内原本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劣等感，越到后来，越发觉得自己的“不合时宜”，有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是不折不扣的“祖国的陌生人”。

2013年7月30日，日本现代中国学重镇、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Minoru Takeuchi）于京都市内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闻此讣报，笔者当即发了一条微博：日本汉学又少了一座巅峰。即使在英才荟萃的东洋汉学界，竹内教授也是屈指可数的泰斗级大家，其对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开创之功，更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学术视野之广博，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理解之精深，竹内都堪称不世出的俊才。特别是他对当下中国的走向，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出路的思考，不仅远未过时，有些至今仍不失为有效的镇静剂、解毒剂。

中国“乡巴佬”

1923年（大正十二年）6月12日，竹内实出生于“外地”[1]——中国山东省张店（即今淄博市）的一个日侨家庭。父母均出生于爱知县的农家，只受过高小教育，很早便来中国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接管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利权，成为日人移民山东的契机。相比最有人气的港口城市青岛，张店是乡下。但因为地处铁路沿线，附近有煤矿，也成了日本人居留地之一。在竹内出生的镇上，便住着二十来户日本人家，可并不是像大城市那样单独辟出一块日人屯驻地，而是与中国人杂居。

竹内的父亲，早年曾救过一位被土匪绑票的地主的命（土匪虽然厉害，却不大敢惹日本人）。地主出于感恩，贷了一块地给东洋恩人。用这块地，竹内夫妇建了几间屋，经营了一爿和式旅馆。竹内实成年后还依稀记得，旅馆大门是传统和式书院风格，迎面装饰着鲜花。房间是铺着榻榻米的和室，里面有厚实的坐垫、和式沙发、铜制火钵等，整洁舒适。一位中国厨师，会烹制全套的日本料理，生鱼片、烤鱼、烧蛋等，都很地道。“鱼是从青岛用木箱运来的，很新鲜。螃蟹的嘴里总是咕噜咕噜冒着白泡。也有素烧。牛肉是青岛出产的。当时，青岛的牛肉和神户不相上下。肉肠也很好吃……在青岛住有德国人，那里的牛肉和肉肠都很好吃。”青岛太远，在铁路沿线和矿上工作的日本人，若想吃正宗日料的话，只此一家。“他们在旅馆可以住宿、吃饭和洗澡，全都是日本方式，有一种回到‘内地’的感觉。”

竹内实五岁失怙。母亲隐忍而有远见，粗通汉语，对底层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常帮助中国苦力。旅馆的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曾住过土匪头子。竹内后来回忆说：

我刚从小学校回来，母亲告诉我说：“土匪头子住在这儿，看看罢。”我移身向旁边的访客，推开房门进去，望见在榻榻米上，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囫囵躺着，大口吸着烟。以后想来，他是在吸鸦片，点着一盏小油灯。

多年之后，我从母亲那里知道，这个土匪连地主、警察局长都接待，打麻将。在赌麻将时，地主（中国人）得故意输牌，他则接受那作为礼物的赌金。要是不这样做，那土匪就会攻打城镇，抢掠烧杀。[2]

这种童年期的现场体验，对日后成为汉学家的竹内实来说，是一种接合中国民间社会的“地气”。接没接过这种“地气”，结果大不同。一位饱读中华典籍的汉学者，可以满腹经纶，但未必了解研究对象国国民的社会文化心理，其所做的文化社会研究和政策研究，纵使全心投入，结果却未尝不是隔靴搔痒。

竹内回国后，“每当说到自己出生在中国，一般人便会说，难怪你的中国话说得那么好。可在实际上，自己与那些因为生在中国而能说漂亮的中国话的人，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他读的是日本人学校。虽然镇上只有二十来户，满打满算四五十个日本人，但却有一间日本小学校，“从日本来的校长和他的夫人，在一间教室里教着两三个班级的学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教科书也是日本文部省编写的国定教材”。包括漂流海外的适龄学子，“一个都不能少”——日本对基础教育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可竹内的母亲并不满足于此，“母亲的想法是，小时候学一门什么技术，将来总会有些用处”。因此，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跟中国家庭教师修习汉语，力求学地道的中文：“那位教师叫萧国栋，虽然不是北京人，可是用北京话教课。他对我发音上的错误校正得很严格，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让步。”

十一岁时，举家迁至“满洲国”的新京（即今长春），直至在那儿受完初中等教育。竹内少时羸弱多病，小学毕业时，班主任说“这孩子升大学有点勉强，不如进商业学校”。于是，竹内便考入了新京商业学校。入学一年后休学，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回国后，入东京二松学舍专门学校（今二松学舍大学前身）。虽然在中国出生，且长到十九岁，但碍于家庭背景，竹内实在中国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忆说：“直到战后的1955年，即昭和三十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是吃惊。”

祖国的陌生人

竹内实的“幸运”在于，二松学舍时代虽然经历过“学徒出阵”，却因病未上前线。对此，他自己也感到侥幸：

出人意料的是，我竟能从军队里活着回来。而属于同一个分队的军官后备生落选组里的人，差不多都战死了。其中一个同伴的信，还被收进了《战死者的倾述》一书（岩波文库版）。他的名字叫西村健二，是京都大学法学部的学生。昭和十八年（1943）入伍，第二年5月出征到南方，7月，在塞班岛战死，那年他二十一岁。

战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走上汉学之路，恩师是一代宗师仓石武四郎。竹内一路追随仓石，从京都大学到东京大学，出学部，入大学院，直到毕业后进入中国研究所。

东大时代发生的一件事，给竹内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1946年，中国作家冰心随夫君、中国军事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社会学者吴文藻访日。因战时，仓石曾把冰心的一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出版，故带竹内一起去作家夫妇落脚的有栖公园附近的公寓登门拜访，并邀请她来东大讲学。当时，即使是东大汉学系的学生，中文的听说能力也有限。冰心讲课时，便由竹内口译。开讲之前，冰心问了竹内一个什么问题，竹内说自己是边打零工边读书。冰心一听，皱了皱眉，然后介绍了一位想学日语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多年后，竹内回忆起来仍心怀感激：“那位成员给的讲课费可真不少！我能把大学院坚持读下来是托谢先生的福。”随后，就听说吴文藻先生辞去了代表团内的职务，准备回大陆。“当然对我们并没有那样说，而是以得到了美国大学邀请的名义，离日赴港，从香港却不转美国，而是去了北京。据说在中国本土受到热烈欢迎，皆大欢喜。这个行动给我们以很大的影响。”从此，在历史性的拐点上，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成了竹内观察、思考中国问题时的一条主线。

1952年，在美国结束对日军事占领三天后的五一劳动节，东京皇居外苑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家再次走上军备道路（指组建警察预备队，即陆上自卫队的前身），要求开放皇居前广场为“人民广场”。愤怒的人群冲破二重桥前的警戒线，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造成2人死亡、1500人受伤的惨剧，史称“流血劳动节事件”。竹内实当时也在请愿人群中，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身参与左翼社运。遭射杀而立仆的青年名叫高桥正夫，是东京都政府的小职员，曾参加过竹内担任教师的夜间中文讲习班的授业。该事件对竹内内心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他旋即加入日共。日共党员的身份，加上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职业履历，令他对意识形态前沿的交锋有种“春江水暖鸭先知”式的自觉。

“流血劳动节事件”后不久，1953年夏天，竹内实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彼时，日本民间掀起了一场返还在日死亡的华工苦力遗骨的运动。7月2日，载着551名中国战争殉难者遗骨的商船从神户港起航，驶往天津新港，竹内作为随团翻译前往。“在天津去了海员俱乐部，走在街上，感动不已。前来迎接遗骨的廖承志先生发表讲演，我听了，不禁潸然泪下。”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竹内实作为译员和友好人士曾数度访华，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殊荣。客观上，也使他得以窥见中国社会的细部，体会到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偏差，赋予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某种临场感，同时也看到了某些日本左派人士意识形态先行的不靠谱。如1955年10月，竹内随六大都市议员代表团访华，团长是自民党出身的东京都议长北岛义彦。去沈阳的一家工厂参观，厂长介绍厂史时说：“由于机械设备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工厂惨淡经营……”北岛当即正色道：“没有的事，那是被苏联拿走的。”“大跃进”高潮中，以著名左派政治家风见章为团长的日中恢复邦交国民会议代表团访华。在北京会谈后，赴成都、重庆，再从长江三峡顺流而下至武汉，最后经郑州回北京。作为重要的日程安排，参观了被视为“大跃进”运动重要成果的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一行中，有位农学家、东京农工大学教授O先生，参观后，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深耕、密植法。回国后，还在左翼刊物《现代之眼》上撰文《人民公社与日本的农业》，不惜以“专家”立场向日本高调推介新中国的“农业革命”。

1960年6月，竹内实随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团员中还有开高健、大江健三郎等名作家，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彼时，日本国内正值第一次“安保”斗争的节骨眼上，“毛主义”（Maoism）蒸腾日上，连竹内自己在回忆文字中也难掩对毛泽东的“情热”：

握手时，他的手实在太柔软了，我的心很是一惊。因为革命家的手持枪握镐，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却觉得他的手很软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种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软很轻，放进嘴里一块，不用嚼就化了。我握着毛泽东的手时，就正好有这种糖果的柔软感。

……我注意到他浑身上下充满了沉静的氛围，那种沉静的氛围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进去了似的。据说宇宙有“黑洞”，而毛泽东具有的沉静的氛围，就像黑洞一样——巨大的、深不可测的空洞。[3]

毛给竹内的第一印象，“与其说是革命家，毋宁说更是一个读书人”。谈到在请愿活动中牺牲的东大女生桦美智子[4]时，毛不止一次说她是“民族英雄”。他还问了每个人的年龄，然后说：

要在世界上有所创造，创造性的工作有四个条件。一是年轻，一是地位低，另一个是没有钱，再一个是没有名，这样四个条件。

野间在一旁打趣说：“大江、开高已经有了名，钱也有了一些，怕不够条件了。”众人笑了起来。

竹内当然也注意到了毛身边周恩来的存在：

比较他们俩人，毛泽东主席显得更坚定、威严些。看得出来，周是非常尊敬毛的。二人虽都是中央委员，可身份毕竟不同，在礼仪方面分得很清楚，几乎总是毛在讲话。[5]

竹内对周恩来的印象在日人中很有代表性。日人在单独与周接触时，一般会觉得周“威仪棣棣”，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但毛、周在一起的场合，毛的气场则压倒一切，令人觉得毛才是“巨人政治家”。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人都曾留下过类似的回忆。

毛的接见是一个契机。竹内实后来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泽东专家，著有三种毛的传记，是毛语录和毛诗词的权威翻译、阐释者。他主编的苍苍社版（初期为北望社）20卷本《毛泽东集》曾纸贵东洋，是西方汉学界的“必携”书。“我们执笔是在1964年夏天。对毛泽东的政治见解，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我，决定主要理解作为文学家的毛泽东，不加政治性的评论”，力求通过文本解读，还原一个“失真”最少的毛泽东像：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不只是震撼了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在追踪其动向的过程中，我觉得其现实与外界的评说似乎并不一致。于是，想调查一下过去的主要文献，即毛泽东的文章在最初发表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调查，我发现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经过了不少修改和订补。注意那些修改与订补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原来的思想。于是，在重新刊行时，我们在那些修改、订补的地方都加了标注。[6]

果然，“这套书出版后，产生了意外的反响”。可竹内实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番索隐“历史的先声”的努力，其实是“犯忌的”——“此事在当时中国，属于禁区，我（我们）显然迈入了禁止涉足的领域”，而且还招致周恩来的不悦，甚至“叫停”：

……在周总理接见的代表团中，有认识我的人，他回国后立即来找我，劝告我停止出版。这劝告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我反复思考，并没有停下来。[7]

与此同时，竹内的学术触角开始向四周延伸，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鲁迅研究、邓小平研究、中日关系史等，视野所及，几乎涵盖了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且均有相当深度的开掘。

1964年，因参加志贺（义雄）的“结构改革派”，竹内遭日共除名。一方面是这次党内挫折的缘故，另一方面，他看到日共与中共“分道扬镳”后，日共对中共的批判，与其所诟病的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辙（“日共虽然也在批判中共，但却用中共的方式，先从知识分子开刀”[8]），内心滋生了一种对70年代校园斗争的倦怠感，遂辞掉了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的教职。这件事，反映了竹内实对政治超然的一面。

1973年，竹内再度杀回京都，并终老于大文字山下。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即“人文研”）教授、所长和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及多所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竹内长期主导的“人文研”，历来是“京都学派”的“牙城”。尽管“京都学派”基本上是一个战前的概念，但竹内对注重实证研究、崇尚学术自由、全无“学阀”味道的京都学术氛围仍充满了温情，并深受濡染。用他自己的话说：“根据文献来说话，离不开文献，便是‘京都学派’。”在竹内经年的苦心经营下，京大等几个汉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资料、历史文献增量多多，科研实力在日本国内无出其右。如在京都产业大学的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从创刊号到“文革”中休刊号为止的全套出版物；“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种中共机关报，每一份都经过竹内的仔细研读，研读后精选的拔萃本分装成百余册，至今仍保管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的东洋学文献中心。而竹内实的个人藏书，则悉数捐赠给福冈市综合图书馆，馆内辟有“竹内实文库”，首次捐赠便达8000册。

作为日本顶尖的毛泽东研究权威，竹内始终享有访中的“特惠”，甚至在邻国最黑暗的年代，也是少数几个可以徜徉北京街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因此，他远比一般汉学者掌握更多的一手信息，这也许是他免于盲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旷日持久的反“安保”运动中，在东京和京都主要大学校园里打出“造反有理”的标语、狂热的“毛主义”狂飙横扫东洋知识界的时候，竹内反而是警觉的，甚至对“文革”持怀疑态度：

1960年我访问中国时，曾会见过赵树理和老舍，听说这些人在中国都受到了批判，我觉得这种批判与人的信义是相悖的。而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却有人在以前被其赞扬的刘少奇受到批判时，竟也反过来恶意地谩骂他。

我并非对刘少奇的过去全都肯定，但很讨厌那些如此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便决心不再对刘少奇说坏话。自己曾经在一个讨论会上发言说：“比起日本的革命家来，中国的反革命要更好一些。”[9]

1968年，竹内以《诉诸毛泽东》[10]的著名长文，肯定毛在“终结近代中国屈辱历史”上的功绩的同时，批判了“文革”造成的国家荒废，在左派思潮“一边倒”的彼时，不啻空谷足音。但在知识界被所谓“保（守）——革（新）”的划一标尺硬性切割、知识人在两极旗下自觉站队、“左”“右”标签满天飞的时代，竹内却感到一种被两头夹击、动辄得咎的尴尬。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几年以前，我已经与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疏远”。作为从中国山东省张店“冒出来”、跻身精英学界的“乡巴佬”，竹内原本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劣等感，越到后来，越发觉得自己的“不合时宜”，有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是不折不扣的“祖国的陌生人”。

“友好易，理解难”

作为终生视中国为“第一故乡”，从早在两国建交前的“民间外交”时代起，便几度访华，不懈推动邦交正常化的汉学家，竹内实无疑是铁杆的中日友好派。可吊诡的是，就在建交的“悲愿”终于达成的翌日（1972年9月30日），竹内却在公明党的机关刊物《公明新闻》上发表评论，谈“今后的日中关系”（亦为论文题目），明言“应该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后的中日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再不必去描绘那玫瑰色的梦”，主张日本应高调承担战争责任。如果把文章的发表时间和作者身份联系起来考虑的话，这种声音很可能会被看成是“搏出位”。但只消对竹内实的思想变迁及其背后的心路轨迹多少有所了解，便能体味其良苦用心。

作为深谙中国历史文化和两千年中日交往史的学者，竹内深知，1972年的建交，实际上是两国政治家共同推动的、一种基于国家战略的政治和解方案的实现，并非是基于两国国民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日本民众其实对中国并非多么感兴趣，毋宁说态度倒有些冷淡。这就是事实”。准确地说，1972年的“建交”，其实是“复交”：

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与作为“国家”的中国进行交往，并非是自今日才开始的。

日本与清朝或中华民国，都曾有过外交关系。然而，正如历史告诉人们的，在清朝，日本曾在其领土上与俄罗斯打过仗；到了中华民国时代，又扶植过“满洲国”、冀东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并未尊重过对方的主权。

从今以后，则似乎要重新与作为“国家”的中国打交道了。

那么，我们当真准备妥当了么？遗憾的是，并非如此。[11]

竹内以在日本社会人所共知的“日中友好协会事件”为例，指出一味高喊“友好”，未必就能实现“友好”的目标，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日中友好协会”成立于1949年10月，“以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并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贡献为宗旨”，从成立时间即可看出该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联。但是，1960年，该组织分裂，拉出的一支单独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本部”。因竹内本人与两边人都有交往，“自己并不认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事实上，分裂的最大背景是宫本显治主导日共时期与中共的交恶。在竹内看来，所谓“友好”定位，起初就有问题：

比如我觉得，一开始应该先有日中协会；接着，应该是日中理解协会；最后，才应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协会的会员可以多一些，而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少一点则无妨。至于“友好”是否会世世代代传下去，那是很难回答的。[12]

话说到这个份上，以时论的尺度衡量，竹内不只是“不合时宜”的问题，简直就是“乌鸦嘴”了。可他却我行我素，自有一番坚守：“对于民间的活动，政党并不应该进行干预。”正因为竹内是铁杆友好派，且与两个组织的人都保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加上早年与日共的一段欲说还休的瓜葛，所以才会对民间组织的分裂悲剧感到痛心疾首。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党派干预民间活动惹的祸，中日民间交流理应回归“正道”，那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要知道，竹内形成这一番思考的时候，正值中日关系“蜜月”期，“日中友好”几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虽然不断有政治反对势力出台“搅局”，但“搅局”的结果，却反而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势下，竹内敏锐地察觉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势本身即是一种僵化，也未尝不是中日关系大起大落、骤冷骤热，动辄“打摆子”的初期症状（诸如宝钢事件、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曾根首相的靖国参拜、光华寮事件，等等）的病因之一。于是，屡屡质疑“日中友好”的提法，并前瞻性地预见了“友好易，理解难”的现实发展瓶颈，提出“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甚至曾建议以平假名书写的“喜欢”，来逐步取代用汉字书写的“友好”。

在奠定中日关系基础的基本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后的1978年10月，竹内在《中央公论》杂志撰文指出：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有“关系”，其次则应该加深“理解”，才能“友好”发展，即所谓“关系——理解——友好”。当时，由于日本无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我是赞成两国首先恢复邦交，建立关系的。但是从前几年开始，我觉得这种关系似乎被颠倒了。滥竽充数以求加深“友好”，或徒具形式的代表团接触之类，这些并无意义的举动和结果表明，按“友好——理解——关系”这种颠倒的顺序，并想加强“关系”，是难以奏效的。

日中邦交恢复后友好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双方当然都是有利的。但是，决不应该放松对“理解”这一中间环节的努力。[13]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这种“友好”诉求先行，而“理解”滞后、发育不良的状况，确确实实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竹内不仅看到了问题之所在，而且提出了解决方案，力主展开“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研究，以期两国关系能最大限度地“去政治化”，以相对客观化的、正常的“体温”落地。只有如此，才可望生根。譬如，他从中国人性格中“面子”文化的视角，来观照、解释中日之间围绕战争历史的“道歉”问题；从90年代开始兴盛的“华人世界”（泛指定居海外的华人）现象，来评价其与中国大陆的互动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等。在“‘日中友好’还是不”的非此即彼时代，竹内版超越“友好”的中日关系论确实不失为醒脑的清凉剂。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作为具有宏观大历史视野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学者，竹内确实有站在时代的屋檐下，眺望前路，指明问题和方向的胆识和才具。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早在中日建交之初，他便以“友好易，理解难”、应慎言“友好”的大胆判断令“友邦惊诧”，令学界大跌眼镜一样，在两国关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提出过富于前瞻性的问题。如1980年元旦，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文[14]，建议日本中国研究学界把“人口、人才、人权”这三点作为中国大陆未来十年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进入90年代，则呼吁应该就“老龄化社会对策、环境污染对策和新哲学之必要性”这三点进行研究。前两点似乎已无需多做解释。关于第三点，竹内提出“必须包括重新审视和探讨以往那些作为人类共同理想而提出的口号，诸如‘进步’、‘发展’和‘近代化’[15]之类”。

晚年的竹内实，亲眼目睹中日关系从“蜜月”走向“迷惑”，继而深陷泥沼的现实，同时也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张力，进而指出：所谓“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中华世界”。这又回到前文提到的对“华人世界”文化的看法问题：

华人世界还有一个特点，即向心力很强，从周边景仰中心。比如作为华人中心的中国大陆有了某种考古上的新发现，大约华人世界中的人们都会为之欢欣，虽然这样的发现未必会给他们带来利益。

在经济上，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的活跃，也会推动华人世界的兴盛。我相信，这一点在文化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16]

正是基于这种对崛起中的“盛世中国”及其“周边势力”的历史文化视野的考察，他再次提醒日本国内部分“日中友好原教旨”主义者，切勿放纵对中国的想象，“敷衍”对中国的理解。其言谆谆，其意诚诚，听上去颇有对21世纪的预言意味。不过，这也刚好回应了竹内实其人，每每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登高远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大学者的真姿态。

[1]战前，在国外的日本人称日本本土为“内地”，而海外为“外地”。

[2]竹内实：《在接受第三次福冈亚洲文化奖时的讲演》。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3]竹内实：《我与毛泽东》。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4]东京大学学生，其父为著名社会学者、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桦俊雄。1960年6月15日，“全学连”在国会议事堂前请愿，与警察发生冲突，桦美智子遭踩踏致死，年仅二十二岁。

[5]竹内实：《在中国的感受》。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6]竹内实：《京都学派与毛泽东》。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7]竹内实：《京都学派与毛泽东》。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8]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9月，497页。

[9]竹内实：《文化大革命和我》。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10]竹内実：“毛沢東に訴う”，《群像》1868年8月号。

[11]竹内实：《今后的日中关系——应该慎用“友好”二字》。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五卷《日中关系研究》。

[12]同上。

[13]竹内实：《理解与友好》。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14]竹内实：《中国人的要素：人口、人才、人权》。发表于《中央公论》1980年1月1日号。

[15]此处的“近代化”，相当于中文中“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语境。

[16]竹内实：《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五卷《日中关系研究》。

美国的日本学：从占领到融合——历史学家约翰·道尔访谈

采访、撰文：张哲

战时野兽一般的日本人，到占领期女性化的日本人，到作为经济威胁的日本人，在某种层面上一直存在，但这个国家的严肃写作中呈现的日本和日本人已经极具复杂性。

约翰·道尔（John W. Dower）已经七十六岁，是麻省理工大学（MIT）历史系的退休教授。2013年11月1日，我在该系的会议室里静静地等他，面前是为他带来无数荣誉，包括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国史学界最高荣誉）在内的著作《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毫无疑问，《拥抱战败》价值卓越。它用极其优雅却力道沉重的语言为读者梳理了占领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它批判战胜者的意志和逻辑，批判他们在战后日本荒废的、忏悔的土地上推行一种野蛮和傲慢的“美国化”。它也剖析战败者既希望忘记过去又想要超越以往的复杂心态，其中有悲惨、迷茫、悲观和怨恨，也有希望、韧性、远见与梦想。

在美日同盟日趋强化的年代，对于占领期的历史，回忆似乎因怀旧的感伤而增添了些许甜蜜的味道，但道尔的梳理与还原打破了幻象。相比可以想象的美国人救世主式的高涨热情、对异教徒降伏般的白人至上主义、极度理想主义却造成无数问题的彻底改造，道尔更有兴趣的是观察战败者日本。他记录了曾经“一亿一心”、打算“樱花般纯洁、优美凋谢”的日本人怎样转身拥抱革命、拥抱民主、拥抱战败。一方面，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盲信的狂热被欣然迅速地抛弃，另一方面，战后人们贪婪、自私、颓废却旺盛的生命力也编织出一种奇异、天真、浅薄的战败文化。

日本在美国学界、政界和大众文化中形象的变化在该书中也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记录：战时美国媒体将日本人描述为野蛮人、虐待狂、疯子，或是残酷暴虐、狂热盲从的“猿人”（Monkey-man）。美国作战新闻处（OWI）的文件甚至曾将日本文明的模式形容为“近于神经强迫症的临床症状”。而到了占领期，由于“潘潘”、“夜之女”等专门服务于占领军的性工作者是如此流行而普及，征服者对战败日本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色情化”，也从此造成美日关系中假想的男女角色。日本从一个野蛮、残忍、险恶而强大的民族，弱化为易于操纵、百依百顺和以备享用的女性胴体。而1960年代以后，日本以经济奇迹风靡和震惊大半个世界，此前一度被麦克阿瑟形容为“四等国家”、“十二岁孩子”的日本，似乎一夜间完成了复仇般的崛起，“领导民族”、“大和魂”等狂妄言论重返历史舞台。

道尔作为著名左翼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美国的占领政策，包括麦克阿瑟本人的作为进行批评。他将麦克阿瑟在这场政治盛典中扮演的角色形容为“新的君主，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家长式温情的军事独裁者，浮夸而又极度真诚的歌舞伎男主人公”。他也批判占领军以专制方式实行民主，并以独裁者的身份拥有了媒体审查等他们在国内不可能拥有的权力。道尔对保留天皇制、东京审判和美军基地等造成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进行大篇幅的批判，尖锐而不留情面。

采访当天是一个异常温暖的冬日，但窗外狂风大作。也许是因为天气，道尔迟到了几分钟。我本想从《拥抱战败》这本书开始谈起，他却先聊起了棒球。毕竟，两天前，历史悠久的波士顿红袜队刚刚赢得了2013赛季美国职棒大联盟（MLB）冠军，整个城市还沉浸在一种节日狂欢过后的慵懒与疲倦中。

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感谢您接受采访邀请。对一本中国的杂志谈论美日关系似乎是您很少做的事。

道尔：我乐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因为我喜欢你们杂志试图做的事。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如果从单一的视角出发，很多政治政策和学界观点会变得非常狭窄，除非你能后撤、从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日美关系也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事，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对此有所思考，比如澳大利亚学者Gavan McCormack写了一本《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不过，开始我们的主题之前，我想问问，你对体育有兴趣吗？比如棒球？

东：当然，波士顿红袜刚刚赢得了MLB年度冠军，祝贺你们。

道尔：谢谢，非常感谢。如果有机会你应该去红袜队的主场芬威球场（Fenway Park）看看，有几百年的历史，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想说的是，你如果能够仔细看看这个地方，尤其是在世界系列赛的比赛中，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度爱国主义的地方。很多运动都是很有战斗性的，要求忠诚、强调荣誉，运动员们像士兵一样作战、推崇英雄主义。但芬威球场尤其如此，上面飘满了美国的国旗，而且你会发现一面非常有趣的旗帜，MIA/POW旗帜。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东：我不知道。

道尔：这是美国很有名的一面黑色的旗帜。MIA是军事行动失踪者（Missing in Action），POW是战俘（Prisoner of War）。这旗帜是在告诉人们，我们是越南战争的受害者，越南人还在扣押着我们的士兵作为战俘。这旗帜在芬威球场上飘扬了很多年，还在邮局、公立大学、各种政府机构门前飘扬。它告诉人们的是美国人对越战的一种感受：我们是受害者。

东：有意思。这里可是美国最自由主义的城市之一，波士顿。

道尔：是的，非常有意思。在我认识的人里，我几乎是唯一一个想要问问“为什么我们要悬挂这旗帜”的人。它到处都是。如果日本人或是中国人做类似的事，我们会说这是“民族主义”或者“超级民族主义”，但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个坏词儿，那是别人干的，我们这样则是热爱我们的国家。这事儿非常莫名其妙。

事情的另外一面则是受害者文化，人们总觉得“我是受害者”。中国人在回忆二战时会想起自己是日本侵略者的受害者，这有非常正当的原因，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体制的受害者。这就是民族主义者的视角。美国人想起越南战争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没有想到我们在越南杀害了二百万人民。那是一场可怕的、残暴的战争，但从普遍意义上，看看我们的旗帜、纪念碑和体育比赛的仪式，我们会把自己看成受害者。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如此宏伟美丽的建筑，你去到那里，看到五万八千多个死难的美国士兵的名字，所有你能想到的就是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且觉得他们是英雄：他们为国家牺牲——这是真实的，这令人悲哀，战争摧毁了如此之多的生命。但是，在这些背后，是死去的二百万越南人，我们看不见他们。这里就是受害者文化的问题，它使你无法看见事情的另一面。

谈这些可能有点跑题，但我想用这个来说明，日本、美国和中国都有类似的对过往历史神圣化的问题，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我去芬威球场中观看比赛，赛前仪式中，陆军、海军、陆战队、警察部队带着他们的枪支和旗帜列队入场，其中一面旗帜就是MIA/POW——在其他美国国旗、马萨诸塞州州旗、波士顿市旗等之中。这让你回想起战争和这种受害者文化。不了解体育运动就很难了解美国文化，那种竞争的、雄性气质的甚至充满暴力的感觉。比如水门事件后，曝光的录音带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政治领导人如何在私下谈话。我们会发现他们使用的语言非常粗糙，甚至粗鲁；另外一面，我发现他们使用大量的体育术语来比喻政治。

东：您是想提醒我们，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看待历史时都难免偏见与短视，是吗？

道尔：如果你想要理解你阅读的材料，你要理解它的写作者是谁，以及写作的时代是什么。因为即便我们想要保持非常公正无偏见，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也会被我们所处的时代塑造。

谈及日本的历史，中国人可能更多谈论的是日本的战争罪行。的确，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主义者试图“篡改历史”，将那段历史神圣化。但从日本人的视角出发，在日本有大量的人群不赞成那些右翼和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在日本，当你走进任何一家大的书店，你能发现海量的图书，包括“日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争罪行”、“南京大屠杀”，大量批判性的作品，文字或图像记录，是关于战争责任的。你在日本行走，也会发现各种规模不等的博物馆是关于前述主题的。大量的日本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非常出色，令人印象深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的很多大众传媒对此选择性地忽略了，像是对此毫不在乎。

美国的大众媒体也在刻意强调“日本人”美化战争罪行。右翼人士、部分自民党、新民族主义者的确想要对那段历史轻描淡写，但你同时能在日本找到不计其数的资料——比如有一本很好的期刊，就叫做《战争责任研究》，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日本历史学家在此发表了大量的严肃著作。难以想象，这么多历史学家的努力，二十年的时间，却偏偏不能吸引中国人或是西方记者的注意。

糟糕的是，美国的记者，还有中国人，总是想写“那些”日本人，他们忽略了日本的大量文献——这不是小圈子的学术文献，而是大众的、流行的书籍，包括图册、新闻记者作品、二战老兵回忆录，他们记载、讨论、研究二战中的日军暴行。

美国人也总喜欢用手指指着日本说：民族主义、审查制度、美化侵略历史。我总想说，这不是真的。不但因为很多日本人没有那样做，还因为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我们没有批判性地审视美国的历史，没有批判性地看待我们在越南做了什么。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写出作品，不被审查。

东：所以我们相信，美国学术界看待日本问题的方式同样需要面对很多固有成见的困扰，或者政府政策的压力。是这样吗？

道尔：是的。如果没有越战的刺激，我可能不会完成PhD，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我了解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的暴虐罪行时，我会想到，我们自己的士兵在越南犯下了类似的战争罪行。但当我开始读PhD时，1965年，日本正在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大量的美国军队从冲绳的军事基地出发，日本对美国政府的举措表现出百分百的支持。从二战结束，整整二十年时间过去，我们的敌人变成了同盟和坚定的支持者。中国、日本、美国关系的变化改变了我看待历史的方式。日本怎样从凶残的敌人变成了如此忠诚的同盟，可以站在美国一边去对抗任何人？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到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大批涌入美国。这又改变了学者看待日本的方式以及针对日本提出的问题。很多学者的视角是在跟随政府的官方政策。也许他们相信官方的政策，也许他们影响了官方政策，或者受到影响，这非常复杂。所以我也试图回顾一些其他因素，比如研究经费的来源、会议的影响、政治警告，日本人的介入。

“英勇的中国人和残暴的日本人”

东：如果向前追溯美国的日本学，是否可以说，在二战以前，美国的日本研究领域基本可以用“空白”来形容？

道尔：这就要提及E. H. 诺曼（E. H. Norman）了。他是加拿大人，是在日本长大的传教士的孩子。这种“传教士子女”身份在早期美国或加拿大的日本研究者中非常普遍。他们在日本长大，掌握了语言并且对日本文化有亲身体验，其中最有名的要算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诺曼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战时的美国政府顾问，因为他在此之前就有相关的写作。诺曼写作了第一本关于现代日本的研究著作，《现代日本国家的起源》（中译本名为《日本维新史》）。但整体上日本研究在战前和二战期间非常稀缺，更多的是美国政府培训相关人员学习日语，让他们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向政府和军事部门提交报告。这些人中也产生了一批早期的日本研究学者。在传教士子女背景和战时受训人员背景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朝鲜战争时期，大批研究人员被送往亚洲，主要是在韩国和日本进行研究工作，他们中也产生了早期的日本研究者。

东：可以想象，在二战期间，美国对于日本研究的需求大幅上涨。

道尔：是的，但在二战期间，也并没有出现多少很好的日本研究的英语文献，日本研究也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战时日本人形象就是“猿人”（monkey-man、ape），这是一种主要的形象，它几乎是指“亚人类”，比整体的“人类”要低级。二战时期美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大约和现在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差不多：残暴、狂热、极度军国主义，所以美国人一直强调日本要无条件投降，以能保证在战后我们最大程度地去改造日本社会。

美国政府招募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学者，主要包括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们为政府部门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他们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鲁斯·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与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专注于个人主义，有普世价值，日本文化不同于普世价值，而是有一种“耻感文化”：美国人会为自己做错了事感到羞耻，而日本人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他人眼中是坏事、错事而感到羞耻。所以，耻感不是源自个人，而是以集体为导向的，起作用的是所在的集体。

本尼迪克特和其他很多人类学者都是非常聪明的，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是个人主义的，我们的行为高尚，我们没有犯下暴虐罪行等等，是非常有问题的。她著名的作品《菊与刀》出版于1946年，完全基于二战时期的研究。她同时认为日本人是崇尚等级制度的，而美国人更加个人主义、追求平等。这其中有正确的元素，比如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他们对这种更高等级、神圣的力量表现出完全的俯首帖耳；同时由于他们缺乏普世价值，他们的道德观是特殊的，在每个集体中有不同的标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暴行被解释为他们所处的集体缺乏一种道德观念的教化，以至于无法认知如此的暴虐行径是错误的。

当我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越南战争时，我会觉得这有些荒唐。美国人所犯的战争暴行既在集体主义层面——政府的轰炸政策，又在个人主义层面——美国士兵冲入越南的村庄杀人，这与日军当年的暴行没什么不同。不是说美国人是个人主义的，而日本人是集体主义的吗？甚至后半句也有问题，那时我已经在日本生活过，我眼见到大量日本人是个人主义的。我可不能下结论说日本人是集体导向的，我见到的日本人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有深刻的道德核心价值。

总之，战时美国人对日本的主要看法是，日本人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

东：那么二战时期，中国与日本在美国的形象有何异同？

道尔：二战时的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而日本是那个需要重大改造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国家。二战结束时，中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并称“四巨头”。不论中国当时是否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国，但那时的人们普遍没有疑问，中国应当成为世界舞台的重大力量，而日本会被摧毁。

我写过一本书叫做《毫无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其中涉及过这个话题。如果想要了解国家或民族形象，你应该关注大众文化对此的反映，比如电影。二战期间美军拍摄的纪录影片中，中国的形象是有英雄气质的——人们能看到重庆的士兵列队奔赴战场，中国人民不畏险阻，慷慨赴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Buck）的作品也非常流行而有影响，她笔下的中国人个性鲜明，英勇、善良；林语堂的英文写作介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好地传播了中国辉煌的、悠久的文明和哲学传统。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非常正面：中国人与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国民有鲜活的个人特质，而这一切还源自他们悠久深邃的文明与哲思。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中国革命充满了期待与理解，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文化，包括长征、土地改革、理想主义等等，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与支持，这在后来会带来巨大的问题，比如持有这样理念的一些杰出学者被当做“亲共人士”而被美国政府压迫。

简而言之，在美国中日两国的战时形象对比可以概括为：英勇的中国人和残暴的日本人。所以想当然的，人们期待中国成为美国战后的同盟，而日本将沦为一个“四等国家”或“五等国家”，永远也不会再成为一支重大力量。

东：但战后的历史进程没有如当时想象般进行，甚至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情结也一直没能解开。

道尔：让我们这样想一想。战后日本的草根力量令人印象极其深刻，他们真诚地想要从新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那时日本的人口大约是7000万，但有近300万人死于战争，包括约200万士兵和100万平民。你几乎无法找到一个人是真正幸运的：他或她认识的朋友没有一个死于战争，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邻居。这样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他们每一个人，都从某种方式感知到了这场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想要一个新社会，他们欢迎一个新时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伟大或者高贵，他们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而且抓住了这种机会。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是狂热的、想要征服亚洲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女人们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丈夫和孩子。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作为年轻学者在日本访问，我不小心问起身边的人，“您的父母怎么样？”总会有人说起“我的父亲死于战争”、“我的哥哥死于战争”，或是“我的某某人死于战争”。随便找普通的日本人谈论，他们都会有个人的故事告诉你，战争究竟有多么糟糕。

当中国人指责日本的战争罪行和暴虐行径时，日本人在说，看看我们遭受了多大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变得非常复杂。我不想谈论政治家参拜的问题，日本的政治家都很糟糕，自民党糟糕透了。但很多普通人想去靖国神社祭奠，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哥哥、我的祖父、我的朋友死于战争，我想去表达我对死者的尊敬，跟他们交谈。你可以说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的博物馆，因为它把所有的死者都当做英雄。但越战纪念碑是怎样的呢？每一个死者的名字都是英雄。可真的如此吗？很明显，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在越南有着残暴的战争罪行——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一定全部是英雄。现实中，好像不管是否犯下战争罪行，一旦死去，他们就是为国家而死，他们就变成了英雄——这不是特殊的情形，在美国、日本、中国或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这几乎是人类的天性。

无论怎样，对日本人民而言，这是一场恐惧惊人的战争，他们不仅仅输掉了战争，还失去了身边无数的生命。对于中国或其他国家而言，很难领会这种感受。施暴者与受害者可以是同样的人群，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将不得不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全力应对。

民主化、非军事化、“赤狩”：占领期的日本学

东：战后，无论学界还是政界，美国对待日本的心态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道尔：战后美国人给予了日本非常进步的、激进的改革政策，主要在民主化与非军事化两方面。1945至1948年，很多美国的进步人士来到日本，与一些人将日本人看作“顺从的畜群”或“巨大的蜂房”不同，他们认为日本人民有足够的“适应力”和自我治理的能力，他们真诚地信任草根阶层，认为日本人是普世性的，民主的价值是普世性的。这些当时到日本的进步人士非常理想主义，他们相信不论性别、阶层、种族，人们都会认同民主价值。

问题是，当时的日本从未经历一场真正的革命，人民普遍受到政府压迫，封建领主式的制度和思维还普遍存在。E. H. 诺曼在《现代日本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指出尽管日本进行了高效而富有成果的现代化改革，封建主义的压迫性结构并没有改变。这种压迫式的统治结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缺失使日本非常容易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诺曼的著作在美国占领期非常流行，成为了几乎所有去日本的美国人必读的“圣经”。人们读过了诺曼的作品后似乎掌握了对日本进行改造的要领，即消除封建遗产，打破旧有的统治结构，使其开放，并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劳工、给予劳工结社和罢工权力、改革教育系统，等等，等等。然后人们认识到，问题似乎源于明治宪法。

在明治宪法诞生的1890年代，人们为它感到惊异——这是一种非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但明治宪法的模板并不是英美，而是德国，强调的是臣民的责任，而不是公民权利。于是，美国人告诉日本人，必须修改宪法。日本人成立了委员会，尽心竭力地对明治宪法做了装饰性的修改；很自然的，美国人看后不满意，说这还是一部威权主义的宪法。麦克阿瑟说，那么让我们给日本人一个宪法草案，教给他们什么是进步的民主宪法。这无疑是一种极有野心的改造方式，他们将旧的明治宪法掏空，填入英美和欧洲的民主理念，这部仅用两周时间完成的宪法神奇地将君主制、民主理想和和平主义结合了起来。当然，这部著名的战后日本宪法也给之后的日本政策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总之，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对日本进行了重大的彻头彻尾的改造，但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日本旧有的官僚阶层没有被打破，虽然官僚统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军队系统被取缔，但强大的中央官僚统治结构被保留了下来——随着军事系统被取缔，经济部门变得无比重要，金融部门，后来的通产省都是如此；二、天皇制度得以保留——麦克阿瑟告诉美国政府，不能动天皇，而当时和此后也很少有学者对此强烈批评。

东：麦克阿瑟本人是否对天皇持有好感？

道尔：的确，麦克阿瑟对天皇做出过很高的评价。但你永远也不知道他是否口心一致，麦克阿瑟是一个极富领袖魅力的表演者。他很聪明，同时也很保守。他认为他是战争的英雄，也应该是和平的英雄；他甚至想成为美国总统，他在1948年进行了尝试但失败了。不论怎样，他保留了天皇，同时这就需要掩饰天皇的战争罪行。这是我在《拥抱战败》书中强烈批评的一点，在麦克阿瑟的帮助下，天皇被与军国主义分子隔离开来，从战争责任的讨伐中全身而退，毫发无损。

我的观点是，日本战后的民主的确有问题，但美国的民主也有问题。我曾经参加国会听证，当着国务院、CIA和各种各样的人，被问及“日本的民主是机能失调的（dysfunctional）吗？”我说：“你什么意思，难道美国的民主是机能良好的吗？”这完全没有意义，老派的观点永远认为我们有机能完美的民主制度，可实际上它问题丛生、派系斗争不断。

东：民主化的问题之外，在您看来，非军事化的政策也带来了重大问题？

道尔：非军事化首先意味着惩罚——将大批军事人员从政府中清洗，通过远东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也就是东京审判。但那是一次非常可笑的审判，因为审判以最终确定28人为甲级战犯而结束，但其方法完全不同于结构性、制度性问题的解决方法。人们之前想改变日本社会的性质，改变宪法，改变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因为这些才是产生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审判初始也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比如“反人道罪”、“反和平罪”等理念的引入，对战争领导责任的追究，等等，但实际审判的结果却好像只是对那二十几个人轻飘飘地说，你们有罪。东京审判留下了巨大的有问题的遗产。一方面，这是美国典型的双重标准的例子；另一方面，它的理想主义色彩被过于简单地政治化了。

非军事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它规定日本不得拥有陆海空军等战争力量，甚至不得拥有宣战权。美国人提出这点，日本人只能接受，他们做了种种细微的修改，但不被允许进行重大修改。日本的战后宪法在1946年制订，1947年起实施，至今没有任何修改。原因有，一方面，修改宪法需要获得国会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才可启动全民公投，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人民迄今为止坚守着当初理想主义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理念。

东：外部大环境对此阶段美日关系的塑造也不可低估吧？

道尔：是的，在讨论战争罪犯、非军事化等问题的同时，1947年、1948年开始，冷战影响到日本。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马歇尔计划、苏联核武器的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的建立，等等，导致德国和日本分别被着力复兴以成为欧亚的反共堡垒。所有一切对日本改造的注意力都转向了重建，日本被重建为美国的冷战伙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本不得不成为美国的亚洲军事部署的一部分，冲绳被建设成为军事基地。

在日本国内，一场“赤狩”（Red Purge，红色清洗）运动随之展开，日本共产党、左翼人士、激进知识分子等人被从工会中清退。日本从一个需要被控制、被去军事化的敌人，变成了一个被鼓励从经济和战略上复兴的伙伴。日本的赤狩运动，对工会活跃人士和左翼人士的压迫与打击跟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几乎同时发生。麦卡锡运动兴起自1950年，朝鲜战争之前，这位参议员以他的名言“美国政府中充满了共产党人”被人们牢记。在各种政府机构遭受审查之后，1952年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行动从反对共产党到反对进步人士、反对“太自由”的人士，并转向了学术界。美国主要的学术组织开始遭受审查，比如，著名的学术研究型国际关系组织、成立于1920年代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由于经常发起、组织关于亚洲研究的会议、出版、政策论文发表等活动的组织，遭到麦卡锡主义的严厉攻击。

麦卡锡主义者指责一些学者是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1956年，反共人士在秘密听证中指称E. H. 诺曼是共产党人。那时的诺曼是加拿大驻埃及大使，并且实际上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诺曼可能只是在大学期间参与过共产主义社团的活动，但在冷战的环境下，指责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和巨大的压力，诺曼最终自杀。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主要的学术组织也未能幸免，受到了巨大的指责和压力，失去了财政来源与合作伙伴，并最终解散。

日本做对了什么——“现代化理论”日本学

东：但不论怎样，二战后美国的日本学，或者说东亚研究是快速成长的。

道尔：是的，1950年代起，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纷纷在一些大学中建立，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开始它们几乎很难拿到研究基金，因为类似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麻烦缠身，它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不能表现得“太进步”或是“太自由”。但同时这些研究机构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非常杰出的学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二战中、朝鲜战争中、包括此前的传教士子女在积累了相关的语言和文化训练之后，开始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到了1960年代，赖肖尔等杰出学者使这个领域得以确立，并且产生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学者。这一时期的问题在于，学者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批评政府政策，否则，很可能惹火上身，落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下场。当我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们甚至从不谈论E. H. 诺曼。

具体说到日本研究，学者则对日本的认识更加深刻、丰富，也更加正向。更加正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日本和日本人有了更多的接触，看到日本不仅仅是狂热的“猿人”和野蛮的场景。并且同时，1960年代起，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学界对日本的问题意识，从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的“日本做错了什么（以导致亚洲太平洋战争）”，转向“日本做对了什么”，即如何成为一个繁荣的、民主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方法主要变成了对日本的经验性研究，利用现代化理论为框架。

可以说，自1960年代起，现代化理论主导了美国学界的日本研究领域。一直到1970年代，学界以日本的现代化为主题连续召开了六次会议，并将会议成果整理成六本极富影响的著作。学者以历史学家为主，对日本的研究追溯到明治天皇时期甚至更早，讨论日本现代城市的形成、商业化进程、文学素养等等，而此前在战争时期被认为是负面的封建遗产，则被称作“现代化的早期”，明治时期的日本被认为正式开始了“现代化”。学者研究这个时期的日本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如何发展教育系统，所有的结果都在指向——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1960—1970年代看到这样一个民主的、经济高速成长的、繁荣的日本，基本上就是在讲述日本的成功故事。

东：这时你却认为日本研究应该有另外的方法论？

道尔：1965年，我在哈佛开始我的博士研究生生活。我阅读了大量的现代化理论的日本研究文献，它们富有智慧、逻辑严密，非常吸引人。现代化理论框架整体上更集中于研究“日本在现代历史中做对了什么”。即便现在在互联网搜索现代化理论，你还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材料，它们的主旨均为“西方引领时代进步，现代化是有益的”。换言之，西方以外的世界向西方的模型学习和靠近，而日本迄今为止是引领整个亚洲的、最接近西方榜样的国家；日本表明了现代化不是局限于西方，而是普世的。甚至日本本身也成了资本主义成功的榜样、现代化的榜样，是马克思主义、红色中国的最好反例。

根据现代化理论，主流学者认为日本是趋向民主、繁荣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杰出榜样。于是他们支持美日同盟，他们不批判驻日美军基地，不批判美国为日本重新军事化所施加的压力，不批判冲绳所遭受的待遇，这些学者如同政府人员一样接受这些现实——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他们称美日关系为不对称关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甚至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附庸关系在他们眼中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合乎期待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如此“高贵的”国家，有这么多“高贵的”原则，维持和平、推进民主自由——我认可这些理想，但回到现实世界，我不认为这是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二战、伊拉克战争等方面反映出的真实情况。这些学者支持对日保守主义霸权，依靠自民党、官僚系统和财阀来治理日本。我的老师之一赖肖尔，此前曾任美国驻日大使。他在日本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学术领域推广现代化理论，并取缔马克思主义等激进左倾思想。

但这时透过窗外，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报纸和电视正在连篇累牍地报道我们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在我看来，日本对美国如此顺从、全力支持越战的样子完全不是一个成功故事。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表现，它没有了独立性。你会期待日本出于自身的战争经验能够反对美国进行越战，但令人失望的是，它甚至积极支持美国。我想追问为什么？

我非常尊重当时的现代化理论学者，我从他们的理论中学习到了很多，但我认为这种研究过于意识形态化。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首先我为E. H. 诺曼的书写作了超过100页的介绍，并用这本书反对现代化理论。我并不是说诺曼是对的，其他学者是错的，我想说明的是，诺曼提出了很多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被解答，我们应该持续追问：为什么日本会走向战争？威权政权的实质是什么？历史怎样被政府用于制定政策？而我本人更有兴趣的研究点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时期，这段时间是研究上述问题的关键节点。

东：这样的研究思维与主流学术界、政府政策有冲突吗？

道尔：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现代化理论是极其盛行的，如果你想要拿到研究经费、获奖、得到研究成果，你最好运用该理论指导研究计划。直到1980年代初，在一次会议上，我恰巧坐在一位非常资深的现代化理论的日本研究学者对面——那时虽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还只是相对初级的学者。他问我在做什么研究，我说，我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种族主义的角色，他从座位上起身，绕过半张桌子走到我身边严肃地问我：这研究对现代化理论有什么贡献吗？他还说，你不应该选择这个课题，因为这个题目可能损害美日关系。他说：“那些糟糕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美日关系是如今最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关系，日本是我们需要培育的同盟。”

天啊，这些是号称经验性的、价值中立的学者，他们居然要帮助促进某种关系，帮助人们欣赏与喜爱日本，而不是批判性地了解日本。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年轻学者对麦卡锡主义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觉得这些信息如洪水般涌入我的脑海：二十年前的敌人变成了我们的忠实盟友，支持着我们去摧毁另外一个国家，空中轰炸，现代化理论，日本有多伟大……这到底是怎么了？

在此之前，我的学习一直是文学领域，我的家庭背景非常保守，我也极少参与政治，可以说我对政治是非常天真的。可以说，越南战争塑造了很多年青一代学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等各个学校，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越战是暴虐而疯狂的，他们（决策者）不理解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不了解这些地区人民的民族主义。人们私下批判越战，但却没有公开表达。曾经被麦卡锡主义深深伤害过的老派学者知道政治反击有多可怕，批评政府带来的结果甚至可能是毁掉自己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亚洲研究项目。

但年轻的学者却坐不住，我们认为越战简直是疯了。以年轻学者为主，“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CAS，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在1968年成立了。委员会发行了一本杂志，后来改名为《批判性亚洲研究》，至今还在发行，杂志严厉地批评美国对外政策，同时尖锐批评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日本。我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非常有趣的是，一些成就卓越的资深学者私下完全赞成我们所做的事，但不允许他们的名字被杂志使用。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还没有走出麦卡锡主义的阴影，而此前的亚洲研究机构也曾遭受毁坏。

东：所以人们认为你们是左翼学者。

道尔：也许吧，我被很多人称作新左派，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对我来说，我只是在做批判性研究。“左派”是一个很复杂的标签，很快就会联系到你支持社会主义——你会被放进一个盒子里。我愿意被称作批判性的、进步的左翼学术实践者。无论怎样，当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这些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指向了自以为是的旧有西方的“高贵”和“完美”的价值理念，指责美国是多么的不民主、不平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这些运动也引发了更为激进的学术领域的批判。

这是激进的学术运动的一个开端，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潮流。左翼的、激进的学者开始使用不用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亚洲。他们批判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亚洲各国的“问题”更为敏感。他们自觉地与研究经费的来源保持距离，与前往华盛顿演讲的邀请保持距离。

从“现代化”理论进入“现代性”研究

东：可以想象的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成功，现代化理论应当还会持续流行吧？

道尔：的确如此，但变化也很快到来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车、电器大批量涌入美国，人们开始谈论作为经济奇迹、超级大国的日本，日本的经济真正的腾飞了。钦佩与惧怕的情绪深刻地混合、互动于美国政治和学术界。傅高义（Ezra Vogel）在1979年出版了他著名的作品《日本第一》。同时日本话题在华盛顿开始引发争议，毕竟此时的日本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经济威胁。人们开始谈论日本人不按游戏规则行事，竞争不对等，必须阻止日本人，等等。

可以看到，一方面，wow！这真是一个绝佳的现代化理论的案例，一个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式的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也发现，日本的成功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成功应当更多被归因于国家的角色、产业政策和经济保护主义而非自由市场。

在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之后不久，查默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指出了上述问题。赞扬日本经济奇迹、主张向日本学习的声音与批评日本不合理的贸易政策、国家主导型经济的声音掺杂在一起，一种特殊的张力开始形成。但一直到1980年代，所有人都把日本看做极其成功的经济巨人，直到1990年日本经济危机和股市泡沫破灭。

东：此间中国因素是否对美国学者的视角有所影响？

道尔：与日本经济的飞速成长同时，日本与美国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这分散了部分人关于亚洲的注意力——一些人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但据我所知，那时没有人谈论中国是可能崛起的超级大国，一个也没有。

东：现代化理论的主导何时结束？

道尔：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开始进入“失去的十年”。媒体和学界又回过头开始讨论“日本的失败”、“日本的问题是什么”。现代化理论沦为解释日本的框架之一，而失去了从前的主导地位。尤其在两年以前，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泄露时，让人简直不可理解这样的大灾难会发生在日本。

同时，亚太地区关系出现了深刻的、此前不可预见的力量转换：地缘政治的聚焦由日本转向中国，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崛起，而日本似乎只是一个主要但问题丛生的国家，而且一直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作为一个例证，傅高义出版了《邓小平时代》，他的手指似乎总能指向胜利者的方向。

东：所以美国的日本学进入了更加多元的时代？

道尔：是的，不容否认，美国的日本研究现在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你不能讲左翼的学者被边缘化，因为很多人取得了学术事业的成功，我也算其中之一，我们没有被清洗出局。我们没有被这个领域歧视，我们用尽毕生的精力进行研究型写作，小心检索大量的资料，我们比从前的学者更加小心谨慎地治学。严肃的学术研究要求批判性思维和对待材料的诚实态度，你永远也不能扭曲你的发现。

现在人们不再使用现代化理论作为常用术语，而是更多地研究“现代性”，这是不同的理论框架。日本终归被看做世界系统的一部分，日本走向这边，西方走向那边，尽管有大量的现代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就已经出现。比如将时间追溯回一战之后，1920年代至1930年代早期，在日本能够发现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和摩登女郎，当然这些也可以在同时期的中国发现，尤其是海派文化中。

东：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在书中写过，日本在美国的形象变化是从野蛮狂热的“猿人”发展为占领期可供白人消费和享乐的女性形象，再到后来的经济巨人，那么现在呢？

道尔：“日本人”和“美国人”、“中国人”一样，是很难简单概念化的。从1945年至今，美国与日本的密切互动关系已经持续近七十年。人们对日本的理解比二战结束时已经大大加深和复杂化，尽管在大众传媒中还时常出现刻板印象和群体性描述导向的陈旧术语，我认为学者眼中的社会是多元而差异化的。

我们对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更加敏感，在政治政策之外，很多学者严肃地对大众文化中的元素做出研究，社会领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劳工运动或是底层革命等政治领域。不同层面的人群正在被呈现，多元而复杂的社会正在被呈现。战时野兽一般的日本人，到占领期女性化的日本人，到作为经济威胁的日本人，在某种层面上一直存在，但这个国家的严肃写作中呈现的日本和日本人已经极具复杂性。

海外的日本研究

撰文：[日]唐纳德·金

翻译：唐辛子

如果能认识到：外国人如果花上四十年的时间来研究日本，多少总会对日本的有所了解。我想是极为值得庆幸的。

要说海外的日本研究者，现在对日本到底有什么期待，对我而言，相当有难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关于日本研究，现在的专业领域已经完全分化。

我刚开始学习了解日本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不仅仅是文学，大致上，有关历史、有关美术、有关宗教都学过了。但是，现在的学者在更为细分的专业领域进行深层研究。例如说现在在美国大学里研究日本经济的人，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对此我就毫不知情，也无法说些什么。此外，关于美术，虽说多少有些知识也有兴趣，但专业的研究者想要知道些什么，若不逐一询问的话也会不明白。关于文学的话，虽然有自信谈一谈，但仅仅只集中于文学的话，十分钟就说完了。

因此，我想尝试谈谈海外的日本研究概略，和这以后日本研究的状态。我想这中间有一些是各位知道的，但也有一些是各位不知道的。

日本学小史

1. 四百年是长还是短？

说起外国人的日本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大体上是在四百年前。或许有人会认为四百年是非常悠长的历史了，但我却认为很短。换言之，日本和朝鲜、又或是和中国的关系，是从数千百年前开始的，从那时开始如果有日本研究的话自然再好不过。可是，就我所知，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没想过要研究日本。的确有翻译者学习日语，且中国的历代史书上，都必然有日本相关的记载。但是，那些记载，几百年过去也毫无改变，而且几乎没有使用过日本的资料记载。所以我想可以认为没有真正的日本研究。

2. 精彩的“日葡辞书”——葡萄牙人的时代

最开始决定研究日本的是葡萄牙人，其动机是为了基督教的传道。至于中国，认为文化的中心之地在中国，周围的都是野蛮国家，所以不会想到要去学习别的国家，只需周围国家的人学习中文、来到中国、学习中国就行了。中国人首先就没有为了将本国文化强加于人，而特意渡过海峡，去传播道儒教或是佛教。这一点，基督教则不同。最澄和空海这些人，为了寻求佛法而曾经渡海，但是，日本人中间没有人为了寻求基督教而远渡欧洲。外国人必须来到日本、使用日语，并向日本人传道。虽然也使用过翻译，但似乎并不理想，因此葡萄牙人在极早的时候就开始学日语了。

比如说有个叫弗洛伊斯（Luís Fróis）的传教士。他十六岁的时候在印度见到了日本人保罗·弥太郎。想必他一定是跟弥太郎学的日语。弗洛伊斯二十九岁之前都在印度果阿。1563年初次来到日本。他的工作是传道，但不仅著有《日本史》这样的巨著，还著有《日欧文化比较》一书。

为了这些工作，首先必须学习日语。对于当时有教养的欧洲人而言，提起外语的话，首先是拉丁语。因此，在学习外语的时候，总是以学习拉丁语时的姿态为基准。这种现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是一样，以拉丁语为范本，来判断其他的外语是距拉丁语近呢还是距拉丁语远。在英国首次教年轻军人学日语的时候，募集的都是拉丁语专业的学生。也就是说，只要能说好拉丁语，就被认为也能说好日语。阅读当时的教科书，例如关于“馬”，写着“馬が”“馬に”“馬を”，完全是拉丁语式的写法。

比弗洛伊斯稍晚些，一个叫陆若汉的人，在十六岁时来到日本。当时他还不是神父，在九州大分有神学校，他在那儿学习，十九岁时成为神父。他的日语非常好，据说比葡萄牙语还要好。他给丰臣秀吉、后来又给德川家康做过翻译，据说和家康特别亲近。他著有《日本大文典》三册书。是极其详细的书，出版时间为1608年。

在这之前，1603年，出了一本《日葡辞书》。这可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仅语数而言，就有三万二千八百个，有出典、用法、关联语，并且还标明了引用的出处。最近，新闻报道说出版了日语和缅甸语、日语和泰语的辞典，但也不过五千语数左右。由此可知四百年前编纂的《日葡辞书》的规模大小了。总之，《日葡辞书》是部很好的辞典。很久之后，这部辞典出了法语版，是在1868年（明治元年）的时候。也就是说1603年江户时代刚开始时出版的辞典，在江户时代结束的时候出了法译版。《日葡辞书》真是一部长期通用的杰出辞典。

3. 锁国赞礼——荷兰人、德国人的时代

1636年（宽永十三年），欧洲人中除了荷兰人以外，都不允许来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的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荷兰人的时代了。在长崎建了一个人工式的出岛，现在称“DEZIMA”，而当时的发音则为“DESIMA”。出岛上总是常驻着五六名荷兰人。这中间也有医生。与普通商人不同，医生有文化，也有人研究日本。但是研究得不错的医生，实际上在荷兰人中只有一位。德国人或是瑞典人医生工作得不错，因为无法将这些人所干的工作全部列出，所以我想仅涉及一下两三个人的工作。

有一位叫肯普费（Engelbert Kaempfer）的德国医生。虽然他在1716年就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十一年之后，他的《日本志》出版了。出的是英文版，德语原版的出版则是很久以后。有趣的是，斯威夫特在写《格列佛游记》时，似乎是读过肯普费的德文原稿的。也就是说，《格列佛游记》虽然写在英译版的《日本志》之前，但格列佛去到日本，看到荷兰人被迫用脚踏基督圣像画的情形，就是从肯普费那儿得到的知识。此外，“锁国”这一日文词，也是肯普费在这本书中所使用过的词语的译文。这个词语的出现是在1801年（亨和元年）。而创造这一个新词的，是将荷兰语版的《日本志》的结尾部分作为《锁国论》而翻译成日文的、居住在长崎的荷兰语翻译志筑忠雄。

有趣的是，不管是肯普费，还是其他人，他们都对锁国礼赞有加。从常识来思考的话，对于外国人而言，当然会认为锁国是个不愉快的政策，贸易行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对锁国给予了高度评价。其理由，一是和平长久持续，二是更进一步地说，就是自给自足也完全可以了。至于进口物品，属于奢华品，全是些可有可无的东西。

瑞典人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在1775年（安永四年）来到了日本，在江户与将军等会见。之后回到瑞典见国王，认真地介绍了幕府，并献策在瑞典也成立幕府。国王好像也真的认真考虑过成立幕府的事，但很遗憾被暗杀了。喜欢歌剧的人想必知道他的，就是成为威尔第《假面舞会》原型人物的古斯塔夫三世。

荷兰人蒂进（Isaac Titsingh）从1779到1784年都在出岛，回欧洲的时候，带回去了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所谓三国，是指蝦夷、琉球以及朝鲜这三个当时的外国。蒂进将这本书借给了德国人克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注：日文原文写为“Heinrich Julius Klaproth”），克拉普罗特翻译了这本书。估计这可能是最早的日文书籍的翻译了。这是1832年（天保三年）的事。克拉普罗特虽然是德国人，但却将它翻译成了法文。文学作品的翻译开始出现，已经是稍后的事情了。弘化四年（1847年），柳亭种彦的合卷《浮世形六枚屏风》被翻译成德文。翻译者是奥地利人费茨梅尔（August Pfizmaier）。想必他是从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an Siebold）那儿得到这本书的吧。

4. 明治的外交官们——英国人的时代

时间一直推移到明治时代，日本学的英国人时代开始了。最初是葡萄牙人、接着是荷兰人，或是德国人，然后轮到英国人了。

到了明治，各国的外交官都来到了日本。在《朝日新闻》连载的萩原延寿的《遥远的崖——欧内斯特·佐藤日记抄》就有详细的描述。当时的人们无比艰辛，但尽管如此，三位英国外交官的日语十分娴熟精湛。他们是佐藤（Ernest Mason Satow）、阿斯顿（William Aston）、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我曾经在剑桥大学教过书，那里收藏着阿斯顿使用过的笔记本。看到那个笔记本，就知道当时阿斯顿在学习日文时难以想象的艰辛。首先，那时候假名还没有被统一，比如说当不同的“す”出现时，不会认为那是相同的东西。而且木版本还没有写成楷书，而是行书或草书，所以必须完全记住。在此基础上，他的研究对象是《日本书纪》，而张伯伦也应该研究过《古事记》。

英国人的时代相当持久。在下一代中出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乔治·桑瑟姆（George Sansom）等人。桑瑟姆精通日文。战前的英国有如此传统。

现在，我认为在海外，日本研究的中心在美国。但是，美国的传统是很短浅的。虽说美国的外交官中也有学习日文的人，但他们写的东西并没有出色的。还有一个传统在俄罗斯。可以说是从帝政俄罗斯开始一脉相传至今的。

5. 帝政俄罗斯的日语学校系谱

前面所谈的，都是个人研究者的问题，接下来我想试述一下作为组织的日本研究状况。

如果要问第一所日语学校在哪儿？它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1697年，一个叫传兵卫的日本人在漂流时遇俄国船只相救，被带到了圣彼得堡，1702年被允许谒见彼得大帝。大帝命其教四五名俄罗斯年轻人学习日语，由此开始了海外的日语教育。学校创立时间是1705年，并一直持续到1816年。一百一十年的时间，持续得相当长久了。教师基本上都是漂流者，如偶然漂流到俄罗斯海岸的渔师，因为是渔师，当然也没什么知识。而且，因为是来自日本各地的渔师，所以渔师之间，甚至彼此都会语言不通。因此在教科书里，出现了既有东北方言也有和歌山方言的状态。结果是：如此毫无成效的外语学校，还真是十分罕见。有类似成绩单一样的东西保留下来，如某位俄罗斯青年，十九年中一直学日语，但日语却一窍不通。要说这是没办法的事，那还真是没办法。但不管怎样，这是第一所日语学校，而且独此一家。像克拉普罗特那样的人——将《三国通览图说》翻译成法语的德国人——在想学习日语的时候，也只能去这所学校。

那之后，是在1811年（文化八年）的事了，江户幕府知道了在外国有日语学校。当时日语学校已经不在圣彼得堡，而是迁移到了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知道在伊尔库茨克有所日语学校之后，当时的幕府哪里谈得上高兴，简直是非常不愉快，大概认为是间谍学校吧。但是，就是现在的日本政府的态度，我认为也并没有太大改变，对外国的日语学校，十分难得拿点钱出来。

后来，在圣彼得堡建了所东洋语学校，并在学校里设置了日语系。在二十世纪初，这所学校里有一位十分著名的老师：就是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作为白俄人，从圣彼得堡入境芬兰，之后再到巴黎稍做停留之后，到达了哈佛。叶理绥在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就作为留学生来到日本，大概是当时留学生非常少的缘故，叶理绥和许多文化人都有交往。甚至连夏目漱石都以叶理绥的身影为题，写过俳句。

此外还有个叫马丁夯（Martin Ramming）的德裔俄罗斯人，他去了柏林，在柏林奠定了日语研究的基础。而就此留在俄罗斯的，有一位叫康拉德（Nikolai Iosifovich Konrad），就在晚近的1970年还健在。苏维埃的日语研究传统，就是由这位康拉德所奠定的。革命后，数名学生被集中在列宁格勒进行日语研究。这些学生，也就是康拉德的弟子们，后来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大学里任教。

当时在德国进行日本研究的中心人物是弗洛伦兹（Karl Florenz），他去了汉堡大学，奠定了汉堡大学的传统。莱顿大学则从过去开始，因荷兰与日本的关系，就有了日本研究的传统。但是，不管在欧洲什么地方都是如此：虽说有研究所，但大部分时候只有一个人，这一个人什么都得研究，并且还要做指导。

当时在莱顿的是一位叫拉戴尔（Johannes Rahder）的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可以说是奇中之奇的人。虽然他因为在战争中帮助了德国，后来被荷兰驱逐，但我却不认为他绝对帮助了德国。他只是不知道爆发了战争。有这么一件事：炸弹炸落，道路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荷兰人经常骑自行车去学校，但这样的状态无疑会爆胎，所以大家都不骑自行车而改为步行了。但是拉戴尔老师大概对轰炸并不知情，一门心思只想赶往研究室，居然将自行车一直扛到了学校。他离开荷兰之后，去了美国的耶鲁大学，至今依旧健在。

在伦敦还有东洋·非洲研究所，虽说创立于1916年，但就我所知，在战前没有日语教学。在大战中年轻人终于开始学习日语，到了战后，学日语也终于可以拿到学位。不过，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还在英国的时候，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还非常少。

6. 三位研究者——美国研究日本的开始

说起美国，从很早以前开始，虽说还不到“日本研究”的地步，但在美国各地都有详悉日本的人。在政治学者中，也有在日本的大学执教过，虽说专业是欧洲政治学但也就日本的政治举办过讲座的人。此外，对日本的美术抱有兴趣的人也相当多。美术的一个好处是：即使完全不懂日语，但也大致觉得似乎在做研究。看着画，如果先发制人地说：不觉得这条线画得太弱了吗？对此谁都会难以反对。当时美国存在的就是这一类的日本美术研究。

大约到l935年，才能说得上是美国人真正日本研究的开始。那时候，洛克菲勒财团出资，让三位有为青年进行日本研究。但是，这三个人去的地方却不是日本。两人去了巴黎学习，还有一人则去了荷兰的莱顿大学。赖肖尔和法斯（C. Burton Fahs）去了巴黎，鲍顿（Hugh Borton）去了莱顿。赖肖尔最有名。这三个人是美国日本研究的奠基者。

而作为组织，最开始的日本研究，我想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我的角田柳作老师，是为了研究约翰·杜威而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在这之前哥伦比亚大学只有中国研究，还没有日本研究。角田老师筹集资金，收集书籍，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日本研究所，那是1928年左右的时候。角田老师，还有桑森姆公卿，都在哥伦比亚任教过。稍后不久，博顿副教授开始教日本近代史，亨德森副教授（Harold G. Henderson）开始教日本美术史。

哈佛大学则在1932、1933年，从巴黎聘请了叶理绥教授，之后开始了日本研究。后来赖肖尔也加入进来。而耶鲁大学则有朝河贯一老师，是位非常特别的人，想要见他一面非常难。我当时不知道这些，去了老师的研究室见过面。当时虽然敲了门，但没有回答，于是试着推了推，发现门没有锁，于是就进了屋子里，寒暄之后还稍聊了几句。后来我跟耶鲁大学的人聊起曾见过朝河老师时，大家都非常吃惊，说是一次也没有见到过朝河老师的身影。他竟如此地讨厌人。

除此之外，在美国西海岸日系人很多的地方，都有日语学校，这些学校基本只是从小学到中学，但到了大学又有教日语的。夏威夷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此外还有华盛顿大学，都各有一名日语老师。

除了上面所说的，其他的，虽谈不上日本研究，但各国的大使馆官员，当然也有学习日语的人。我在学日语的时候所使用的教科书，是一位名叫长沼直江的人编写的，并且是为美国海军武官而编写的。

我的日本研究

1. 赖肖尔、叶理绥两位老师的日语教科书

1941年，我开始学日语。最初是跟家庭教师学，之后从那年秋天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了真正的日语学习。那时候，学生有四个人，除我之外，另外三人都是女性。她们不仅都分别在日本待过两三年，还特别喜欢日本的美术，因为空闲等才学习日语。

同一年出版了教科书，是哈佛大学的赖肖尔、叶理绥两位老师编写的。虽说是为外国学生而编写的第一本教科书，但仅仅只是为了能看懂日语而不是为了能说日语而编写的。

作为当时的常识——这曾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思维方式——即认为日语非常方便，非常实用。为什么呢？因为中文书籍的注释书和研究书是用日语写的，因此阅读中文书籍时日语十分方便。此外以拉丁语为基准，因为日语中有“テニヲハ”，欧洲人觉得容易明白。而中文没有这些，有时候搞不清楚哪是动词哪是名词。因为这些原因而学习日语，并不是为了日语而学习日语，日语只是单纯地被当成一种工具，因此许多人认为不会说也没关系。同样的目的，比如说在德国有人学习满文。因为在乾隆时代，中国的书籍曾有满汉对译本，因此学习满文，依赖满文，在德国也可以阅读中国的书籍了。而美国没有这样的传统，但有为了阅读中文书而学习日文的人。

2. 海军日语学校

战争开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战争即将开始之前，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美国海军在夏威夷创办了日语学校。首先，募集在日本出生的美国人，换言之就是募集传教士的儿子并办了日语学校。而且，这些人主要是从日语会话开始学习的。

战争开始之后，夏威夷的学校很快关门，重新在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办了两所日语学校，还是一样地挑选传教士的儿子。但传教士的儿子不可能老是有那么多，所以到我作为二期生入学时的1942年2月左右，开始招收大学里成绩优异的学生。这是作为精英教育的一环来招生的，当时在伯克利大约是三十人。

到后来人数开始增加，仅海军就有两千来人在学日语，陆军的日语教育起步虽然晚了半年左右，但也有一千五百来人学习日语。如此众多的人在学习日语，但现在这些人中间从事日本研究的，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人而已。从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得上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教育。

因为在战争期间，费用不成其问题。一个班最多六个人，平均每班四个人。每天学习四小时，读解两小时，会话和书写各一小时。而且，一个星期持续学习六天，因为每周星期六下午有考试，所以一天24小时，脑子里想的都是日语，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东西。有一位同学曾对校长说还是应该稍微学点海军的知识，结果校长回答说：知道海军士兵干了什么会处以死刑吗？例如说不可以故意将船弄沉。校长就告诉了这些东西。因此，我对军队的情况完全一无所知，说起来都让人不相信，第一次乘坐军舰时，哪儿是舰首哪儿是舰尾我都分不清。

我们当时学习了十个月，后来变成学习十八个月。而且，根据海军的调查得知：对美国人而言，最难学的语言是日语，中文还好一点，俄语相对比较简单，而马来语只要三个月就很容易记住。这种“日语最难”的想法，一直延续至今。

虽然英国也有日语学校，但就像刚才说过的那样，因为认为美国比英国好，所以英国人也到美国来学习。现在伦敦大学教日语的比斯利教授（W. G. Beasley），还有后来成为我的同事的伊万·莫里斯教授（Ivan Morris）也是在美国学习的。

3. 找不到工作的日本研究者

战后，我们好不容易学了日语，但首先就遇上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包括日本人在内，大部分人都认为：首先，日本复兴是不可能的。这种思维在战后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在京都有个国际会议，当时京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展现给大家的一个论法逻辑是：日本的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点就涨工资，一涨工资，日本商品的优势——换言之就是日本商品的廉价，也就随之失去了，于是日本经济的结果就是陷入恶性循环。在这样的状况下，就不得不放弃想利用日本研究寻找就职机会的念头。学日语的学生，放弃了日本研究，变成了律师或商务人员。我自己的话，因为当时还年轻，其他的事也做不来，于是一直继续学习。转向改为研究中国的人也非常多，理由是未来在中国。此外，还认为与美国相比，英国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政府认为必须认真学习东洋，甚至还提供了奖学金。

我虽然是作为学生去的英国，但正赶上了好时机。剑桥大学正在增加职员：一名日语讲师和一名副讲师，而我成了那名副讲师。副讲师虽说是个跑龙套的，但在英国，当时对亚洲各国语言的关心极为高涨。还不单单只是日语，对波斯语、土耳其语或藏语也是一样。

还有，在英国，作为外语，尊重拉丁语的空气仍然很强，就是学日语也是首先从文言体开始。一年级学生先要阅读《古今集》的序文。这可能有些违反日本人的常识，但对于非常了解拉丁语的人们而言，却是极好的学习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古今集》序文的语法非常清晰明了。在现代日本的文章中，都没有那么清晰明了的语法。而且，汉字少，词汇也不多。《古今集》全部词汇只有两千左右。因此，学生能够简单地跨入日语学习的门槛。但是，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学生的会话，也因此变得奇妙起来。我教他们会话，他们则用文言体回答我。例如将“おとこ”说为“をのこ”，将“おんな”说为“おみな”。但是，他们当中出现了非常优秀的学者。

剑桥大学是这么种状态，伦敦大学也有些类似。牛津大学的思维方式则更为古老：也就是说，其思维方式是中心是中国研究，日语只是作为中国研究的辅助手段。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在牛津看到过日本的藏书，收藏了整整一个书柜。但是，教授却是中国研究专业的，对于日本毫不关心。当时欧洲人的常识，明白地说，认为日本文化只不过是模仿文化。首先模仿中国，之后模仿德国，因此不过是中国文化和德国文化合成出来的文化而已。

后来，我到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哥伦比亚大学跟我谈及就职的话题。当初我本是准备回到剑桥大学的。但剑桥大学只允许在日本待一年，而哥伦比亚大学则允许待两年。因为我希望留在京都的时间尽可能长一点，于是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

4.“史普尼克”发射的影响

1957年，在美国的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苏维埃发射了人工卫星，即“史普尼克”。这对于美国人是个巨大的冲击，在此之前，人们一直相信美国的科学是世界第一，而这份自信首次开始动摇。

第二年（1958年），美国开始实施“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换句话来看，为了国防而进行教育的思维方式，且不论其对错，但对于美国人而言，“罕见语言”的教育开始了。之所以说是“罕见语言”，首先从“不罕见语言”来看，只有法语和德语，其他语言都可以说是罕见的语言。当时是如此，至今也没有改变。在外交官考试中，被认可的外语考试，只有法语和德语。因此，假如即使懂得其他语言，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但是，因为政策转换，缅甸语也好，泰语也好，或是非洲语也好，只要想学，奖学金都是大把大把的。日语学习的话，每年向一百二十名学生提供奖学金。如此一直持续了约莫十年的光景。但是随着美国的景气日渐滑落，现在几乎已经不再提供奖学金了，真是大为遗憾的事。

不过，因为经历了那个时代，所以衍生出别的事态。至今为止，进行日本研究的人的专业，几乎都局限于日语、日本文学、日本史等。但从那时候开始，开始囊括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全部学科。本来是学习人类学的人，开始特意学习日语。我想这是极大的发展。而且，现在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现象正在增多。现在在研究生院进行日本研究的人中，不用说也有研究日本文学的人，但社会科学方面的人实际上也非常多。

如此一来，比起阅读，日语会话就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也就是说，研究社会学的人，没有必要知道文言体。来到日本，必须和日本的社会学者对话，于是自然而然地，会话被摆在重要位置。以我们的常识，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前，最低限度一年或大概两年，都必须在日本学习。

在美国，日本研究变得非常热门，可在欧洲却不尽然。在英国，只有若干大学增加了一个还是两个职位。而在法国，不知道什么原因，据说日本研究者之间是互相对立的。1984年5月，我去了巴黎，听说了有关对立的原因，但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仍是不明就里。可是，即使不明就里，对立这件事本身是事实。我想这对于日本研究，没有正面作用，只有负面作用。在德国，日本研究也逐渐发达，但并没有发达到引人注目的地步。在欧洲，日本研究最为发达的是苏联。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都有日语教学，此外在海参崴大学（极东联邦大学）——也有翻译促成教学，虽然不是日本研究，但是有日语教学。

今后的日本研究

关于外国人“研究”的评价

最后，终于到了今天必须谈及的话题。我想谈谈关于海外日本研究的实情以及现在都有哪些困难，该以怎样的局面才能与日本人共同协作，等等。

首先，说起在海外都有哪些活动，最为易懂的我想就是翻译。翻译的数量的确增加了。以前阿瑟·韦利老师翻译了《源氏物语》、《枕草子》，在战前这样杰出的翻译绝无仅有。到战后，近代、现代的文学翻译开始层出不穷，并且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学层面，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方面，也开始有日本人的著作被翻译。就我所知，这些现象在战前都是没有的。

此外，外国人能做的还有比较研究。换言之，懂得英国法律的人，可以调查日本的法律，什么地方相似，什么地方相异，对此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在很早以前就有，但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说：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就会将精力更多地偏重于研究中国周边的倾向。例如战前在哈佛大学被称为最优秀的中国史学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教授，在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上就一门心思地使用蒙古的资料进行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国本身。不用说研究中国是困难的，庞大的文献，该从哪儿入手好呢，真是令人心烦。而且，比较研究会变成一条退路，我想这点是必须注意的。

再有一点，被当作日本研究的理想状态的，还有“介绍”这件事。在我的工作所得到的评价中，总是被说成是日本文学的海外介绍者。对此大家也注意到我完全没有意见。但我想，如果不能认识到外国人也能进行创造性的研究，那么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就无法实现协作。

外国人写的关于日本的书也被翻译成日文，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因为稀奇而引发出了兴趣。就像明治维新时，来到日本的女性所写的那些见闻。虽然不能说是研究，但当时的日本人吃些什么东西，阿伊努人是怎样生活的？如果想知道这些，最好就是去阅读当时的旅行者所写的书，翻译得很齐全。此外，有完整价值的研究，是被视为与日本研究者所研究的内容能够并驾齐驱的研究。有这一点存在，对我而言是深受鼓舞的。如果能认识到：外国人如果花上四十年的时间来研究日本，多少总会对日本有所了解。我想是极为值得庆幸的。

合作的方式——从低次元到高次元

1. 什么样的合作是可以考虑的？

关于日本人与外国人的合作，从最低的次元到最高的次元，可以有各种思考。

首先是接受语言教育。外国人一个人读书，总会有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的地方，这个时候可以向日本人询问含意。单纯误植的时候也有。即使外国人不明白那是误植，但日本人一看就能明白。而且，说起低次元，固有名词的读法对我们就是厄运。日本人在写书的时候，按照汉字写就是了，但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还必须决定发音。

说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我曾经写过芥川龙之介。芥川是养子，使用的是母亲家的姓。父亲叫新原敏三，这个叫新原的姓，是应该读作“しんばら”还是应该读作“にいはら”，我非常困惑。西洋的书一般都附带索引，但日本的书则不尽然。如果有索引的话，只要知道是在サ行还是在ナ行，就可以明白。因此，我试着查阅了东京的电话簿，看“しんばら”和“にいはら”哪一个使用得更多，但结果都差不多。接下来东京大学的图书卡，都是用罗马字整理出来的。发现“にいはら”稍多一点，但还是没弄明白。无比困惑地走在神田时，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芥川龙之介的父亲》的书，欣喜鹊跃地买下来，回家马上全部读完。但是，新原的读法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正在困惑至极的时候，偶然读到了冈升平的书，标有注音假名，找到了“しんばら”的读法，于是总算了结了一桩事。我将那时候的辛苦，写到名为《语言生活》的杂志上，杂志出来的第三天，接到了芥川比吕志打来的电话，说“读音是にいはら”。

这类事情多不胜举。我的学生在调研河东碧梧桐的时候，对读音应该是“へきごとう”还是“へきごどう”，也很费了一番苦心。如果是实际存在的人，还可以做调查。比如我，若稍微动点脑子，能想到直接给芥川比吕志打电话就好了。可是，小说中登场人物的名字之类，却是无从调查的。比如说：这是我本人的体验，有岛武郎的《凯恩的后裔》的主人公，名叫广冈仁右卫门，我读成“じんえもん”，但是因为想到也有可能读成“にえもん”，于是进行查阅，甚至连初版也买回来一一读过。但是没有标明注音假名。知道此事的日本友人于是帮我查阅了相关的杂志，结果发现读音是“にんえもん”，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固有名词也是如此。一些日常不太在意的事，读音却是非常难。以我的习惯，和歌与俳句，都要用罗马字标注才刊载在书上，可是，“主”这个字出现时，却不知道它的读音了。虽然知道“あるじ”“ぬし”“しゅ”这三种读法，但考虑到俳句的五七五，于是选用了“ぬし”。但询问有名的老师，说还是“しゅ”更好些。因为江户时代“主”的发音是“しゅう”，有两个音节。

作为更高次元的协作，是向外国人推荐文献。这特别难能可贵。也许存在例外，但外国人阅读文献的速度，当然比日本人要慢，读不了那么多。这样的状况下，如果能告知说这一类文献非常有用，那可是真的非常有用。

还有，特别是对写博士论文的美国研究者而言，他们希望得到论文指导。美国人在申请奖学金时，必须详细注明在日本的哪所大学的哪位老师手下做研究。但是，即使到了那所大学，去到那位老师的身边，老师却非常忙。于是，出现了只在最开始跟老师见过一面的现象。因此，如果能有老师认为：并不是分割出自己重要的研究时间去帮助外国人，而是将帮助外国人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想那该是多好的事。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的学生来到日本后，仅仅只记住了日本人“客气”的美德便回去了。当然，拥有外国人弟子是个相当大的负担。虽然也因人而异，但如果是日本人弟子的话，大概才认为能够继承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如果外国人弟子的话，总归是要回美国去，因此说不定会觉得传统也就由此断层了。这样的心情我也不可能不知道。

还有，最困难的一个预定，就是请日本人学者阅读外国人的博士论文并期待给予批评。但是，这从两个理由来看的确有些困难。换言之，如前面所说，日本的大学老师非常忙，此外这一类论文都是用外语写的。日本的国文学者，我想首先没有人愿意阅读用外语写成的论文。

又一次说到我自己。是在写日本文学史的时候，其中的“近世篇”一直在名为《海》的杂志上连载。之所以在《海》杂志上连载，第一是想要稿费，还一个原因是读者多，如果有出错的地方，想必能得到指正。但是，在连载的四年时间中，我一次信件也没有收到过。难道是原稿完美无瑕吗？没有这回事。出错的地方有许多，但是，即使有人留意到错误，也非常难得帮忙给指出来。后来我和某人有过对谈，那时候才终于首次得到逐一的指正。可是，那个时候书都出来了。那个人每个月都看《海》杂志，如果能早一些告诉我该多好！还有，我曾写过森欧外，并且送给专家过目，但一年的时间过去，他也没有看一下。当然，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因为他实在是位大忙人。可是，如果有人能将阅读外国人的论文当成自己的工作，该会多么万幸。

还有稍高次元一点的合作，那就是真正的共同执笔。这一点至今为止都是有的，是非常理想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并不仅仅只是日本人写日本人知道的，外国人写外国人知道的，而是还明白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常识，将之加以活用，写出更有趣更有深度的书。这样的例子毕竟少。比如说这样一个例子：斯坦福大学的布劳尔（Rodert Brower）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纳（Earl Miner）所撰写的Japanese Court Poetry一书。我认为这是关于日本诗歌最好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在当时还在筑波大学的小西甚一氏的密切协作下写成的。假如从来没有和小西先生见过面，他们大概依旧会写书，但因为小西老师的协作，于是有了如此出色的优秀作品。

这样的例子我想应该还有。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协作，想必也一定很精彩。我的学生中间，有人对新文学理论感兴趣，我想日本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吧。比如说，如果这样的年青人之间一起合作做事就非常不错。

此外，还有一点，日本人和外国人做研究的时候，还可以不局限于一种专业，可以集中许多综合性研究的专业人士。几年前，召开过奈良绘本研究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中心人物是美国的鲁赫教授（Barbara Ruch）。说起奈良绘本，因为是绘画所以成了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又因为是插画所以和文学密切相关。不懂文学就无法研究奈良的绘本。更重要的是，它也和宗教相关。奈良绘本里用文字讲述的故事，大部分都和当时的宗教有关联。总之，因为各类专业领域的人的合作，才终于令奈良绘本变得清晰明了起来。但是一直到召开这个国际会议为止，即使在日本也没有学者的协作。但是，在那个时候，在首次被作为综合性研究看待的同时，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外国人都成了伙伴中的一员。从今往后，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研究，特别是到了近代和现代，必须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如果没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专业领域人士的协助，就会毫无办法。我本身的工作，狭义而言是文学，如果能拥有这种视野开阔的共同研究就太好不过。

至今为止，日本研究者和外国研究者之间是有协力关系的。但是，那些都主要有赖于日本研究者的亲切。换言之，日本研究者教给外国研究者一些什么时，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提高他作为学者的名声，而只是一种纯粹的亲切。我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是负担过重。对于付出的劳动，我想还是需要有相应的报酬。

还有，国际交流基金所提供的奖学金获得者，也出现了外国的研究者。这真是极为难得的事，但能拿到的人非常少，这当中不能说没有政治上的原因在发生作用。至今为止，都认为比起给美国人欧洲人颁发奖学金，不如颁发给印度人或是印度尼西亚人。或许，这说不定是正确的思维方式，但我对于这种选择的必要性而深表遗憾。我想只要是有资格的人，全都能颁发奖学金的话，那该有多好！这绝对是对日本有好处的。

2. 作为组织的协作

江户时代，教外国人日语是被禁止的，对阿伊努族也是如此。在长崎出岛的外国人，多多少少记住了一些日语，在俄罗斯的日语学校里学习的学生也应该记住了一些日语。但是，这些对于江户幕府来说是件不愉快的事。日本政府的思维方式，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点没有改变过，虽然教日语这件事倒是不再禁止，但却丝毫也不热心。真希望这些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对此，我认为：至今都没有一个严谨的组织存在，是个切实的问题。若没有组织的话，这些事就成了个人问题。日本人作为个人经常给予外国人帮助，这个时候，跟其他国家的人相比，大体都有一种过度的亲切。但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仍然需要组织，而这些完全没有准备的便是日本。即使有人想到日本留学，想去某所大学，却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能够建议他：他应该去哪所大学比较好。外国留学生都想去东京大学，是因为它有名气，而不是其他理由。所以我想这就愈加需要组织，组织可以提供建议，给予基本的指导。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积极理解者

刘柠

作为国际问题学者，斯氏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亚洲，是亚细亚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的自觉、积极的理解者。

以学术江湖的辈分论，如果说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是战后美国东亚研究的开拓者的话，那么，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鲍大可（A. Doak Barnett）、白鲁恂（Lucian Pye）和唐纳德·金（Donald Keene）等人则是“第二梯队”中的佼佼者。如今，上述人物中，尚健在者只剩斯卡拉皮诺和唐纳德·金了。前者研究领域广泛，涵盖整个亚洲，但作为中日问题学者，像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也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施乐伯；后者与赖肖尔一样，研究领域主要局限于日本，很可能是当世最伟大的日本文学研究者。3·11巨震后，出于对日本的眷恋，不惜以89岁高龄毅然放弃美国籍，归化东洋，并取和号“鬼怒鸣门”。

1919年10月19日，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出生于堪萨斯州西部，父系是意大利裔移民，母系是英格兰——苏格兰后裔，还有一点法国血统。父亲年轻时曾尝试过多种工作，但都不成功，因此家中拮据，捉襟见肘。八岁时的某天晚上，已经上床睡下的斯卡拉皮诺听见隔壁母亲对父亲哭诉：“家里一分钱都没了。你赚的钱太少，不够养活一家人。”母亲的眼泪流进了斯卡拉皮诺的心里。一连几天，他都在思考怎样才能赚到钱。他甚至打算把自己养的宠物豚鼠卖掉，“但我猜它值不了多少钱”。直到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得到一个高中理科的教职，状况才有所好转。

从堪萨斯州的乡下搬到加州的城市，对少年斯卡拉皮诺来说，简直像到了另一个新大陆。圣巴巴拉是移民城市，多人种杂居，班上的同学以亚裔为主，这一点也许为他日后理解异文化并献身亚洲研究的志业提供了一个契机。碍于家中的经济条件，1936年秋，只有十六岁的斯卡拉皮诺进入圣巴巴拉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斯卡拉皮诺是铁杆的保守主义者，“共产主义对我从未产生过吸引力”。大学时代有限的参政议政经历，又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疑共产主义”，尽管“当时笼罩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阴云却不是来自共产党人”。

1940年春，大学毕业的斯卡拉皮诺分别向三所学校的研究院提交了申请——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均收到录取通知书，但是没有奖学金。而去其中任何一所学校深造，所需学费和生活费用均远超出斯卡拉皮诺家的承受能力。鉴于斯卡拉皮诺成绩优秀，母校圣巴巴拉大学校长克拉伦斯·菲尔普斯建议他留校教一年历史课：“把你的工资攒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去读研究生了。”于是，未及弱冠的斯卡拉皮诺成了母校最年轻的教师。一年的教书生涯超值，不仅挣到了读研究院的学费，而且收获了一位太太：迪伊·叶森（Dee Jessen），在圣巴巴拉大学学声乐。他们翌年结婚，琴瑟和谐六十六载，直至2005年2月，迪伊去世。

在哈佛读博士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前仅学过一周日语的斯卡拉皮诺应征入伍，随即被派往海军语言学校的所在地博尔德（Boulder），参加日语集中速成培训。这所学校原先在夏威夷，珍珠港战事后，迁移至哈佛和伯克利加州大学。而所有美籍日本人从西海岸撤出后，又再次迁至博尔德。稍早时，唐纳德·金在位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海军语言学校完成了日语集中培训课程。金作为海军语言学校的二期生，于1942年2月入学，当时班里约有30名学员。据他在回忆录中披露，他入海军语言学校时，全国具有日文读写能力的美国人只有不到50人，而入学前已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过基础日本语的金，还应该被计入50人之列。战争亟需大量的日语人才。短短一两年间，海军中修习日语者便多达2000人以上；陆军的日语速成教育稍迟于海军，但也有1500人左右。正是这种针对性极强的战时速成教育体制，为战后美国的对日占领和东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美国人来说，日语是最艰深的语言，除了文字，其文法之复杂甚至远远超乎中文之上。唐纳德·金说：“从海军的调查可以看出，对美国人来说，最难掌握的语言是日本语，中文还算好，俄语比较简单，马来语只需三个月便可大体掌握。这种最难不过日本语的看法至今仍在持续。”斯卡拉皮诺则承认：“因为没有特别的语言天赋，我觉得日语是一门极其难学的语言。”他在回忆录中，以其特有的拉丁范幽默，记述了许多这方面的趣事。有些是自嘲，有些是对日本人蹩脚英语的善意打趣，充满了对异文化间沟通障碍的理解，读来饶有兴味。如刚开始的一周，一位年长的日本人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文汉字，然后转过身来，对学生说：“书”（book）。接着，他又写了另一个更复杂的汉字，对学生说“书”（books）。“我的天啊！他们用不同的字表示一个词的单数和复数。这种语言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老师似乎听到了学生们的吐槽，“看上去很茫然，然后非常缓慢地拼写出‘盒子’（b-o-x）”。

斯氏头一次参加日俘审讯，是在美军占领帕劳（Palau）之后，对象是一名日本警察局长：

审讯的时候我比他还紧张，因为我不确定我在科罗拉多州填鸭式学到的日语是否管用。所以，我写出了所有的问题。开始的时候一直很顺利，直到问到了这个问题：“你们控制着谁，只有当地居民还是也有日本军队？”他回答说他控制着“西伯利亚人”。我对太平洋地区的地理了解不多，但是我确定在帕劳没有西伯利亚人。我重复了一次我的问题，得到了相同的回答。这时，我很坚定地说：“你必须明智地回答问题。”然后他慢慢地回答，把关键词一字一字地拼出来：“西-伯-利-亚-人——civilians”。到处都是“西伯利亚人”！

原来，警察局长想表达的是“平民”。可由于是日本口音，他说的英语“平民”（civilians），怎么听都像是“西伯利亚人”（siberians）。诸如此类的段子，俯拾皆是。

斯卡拉皮诺在太平洋上坚守了十八个月，亲历了最危险的冲绳战役。在与日本士兵、战俘和冲绳原住民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中，他第一次感到战争宣传机器对美军的妖魔化有多变态，这也是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在美军接近时不惜跳崖蹈海自戕的原因。在奎松市，通过收音机，斯氏知道了美军在广岛和长崎各投放了一枚“新型炸弹”。“不久之后，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随后的那一晚，危险四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军人和一些醉酒的士兵朝各个方向乱开枪。我幸免于难。”后来，他还知道日本曾经通过苏联，打听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但“他们找错了渠道，苏联政府希望可以在战争结束前参与到亚洲地区的冲突中，以此来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地位”。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日本虽然穷凶极恶，但也有幼稚的一面。后斯大林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于二战结束前一周对日宣战，同时出兵中国东北，近60万日俘被羁押西伯利亚，占据北方四岛……如此“大手笔”怕是日本始料未及的。

日本投降三个月后，斯卡拉皮诺参与了一项由盟军最高统帅东京总部（GHQ）布置的民意调查，问题简单却意味深长：“你喜欢的美国人（日本人）的三个特点是什么”和“你不喜欢的美国人（日本人）的三个特点是什么”。结果颇有趣：

日本人肯定美国人的方面：1.他们很慷慨，会与我们中间有需求的人分享食物、衣物和其他物品；2.他们很友好，尝试和我们交流，希望了解日本；3.他们很努力，能把事情做成。不为日本人所喜欢的方面：1.美国人很浪费，把完好的食物和其他有用的东西都扔掉了,由于在使用过程中不够仔细，浪费了有价值的东西；2.美国人不够守规矩,他们很吵闹，举止行为经常不够恰当；3.有些美国人对日本人有种族歧视。

美国人肯定日本人的方面：1.他们很整洁，有秩序，离开后不会把垃圾留在停留过的地方；2.他们很守规矩，当你给他们指令之后，他们会照办；3.他们工作很努力。美国人不以为然的方面：1.他们待人有等级观念，不同的性别、官衔和年龄的人会受到不平等的待遇；2.他们不会总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你，有时候，他们不够坦诚；3.许多日本人有种族歧视（这种观点，黑人士兵反映得比较多）。

如果把这项民调当成社会学田野报告，再与《菊与刀》等人类学著作一起对照阅读的话，不难发现，有些特点实际上已然沉淀为文化，或者说民族性格，至今犹未改变。斯氏自己也承认：“这些评估一直到现在都还有益处。”他甚至吃惊于日人对“敌国”美军的态度：“回想起来，经历了这样一场血腥、艰苦的战争，美国人依然可以在日本的街道上漫步，在商店里闲逛，无论白天还是夜里，不必担心安危，这真是让人惊讶的事情。”这种观察并非斯氏的孤证。曾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参加对日作战，战后又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成员参与盟军对日占领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如此回忆在上海与投降后的日军交接的场面：

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假释犯人，还是我们是他们在政权交替时的客人呢？实在难以分辨。[1]

……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2]

不过，斯卡拉皮诺认为，美国人的表现大体上也不错，“也许部分原因是他们被赋予了一个机遇，能够合法地对他们长期被剥夺的欲望进行补偿”：

我永远不会忘记被邀请参加在大阪附近为美国军官举办的一次盛大晚宴的情形。我们刚到达那里，就发现日本人为每位美国客人都安排了一名女孩（这应该是得到了美国总指挥官的同意的）。酒会和晚宴结束后，他们可以带他们的女孩去宾馆的任何房间。一半以上的美国人都对此感激不尽。

历史学者约翰·W. 道尔在《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书中，曾详细披露过战后初期，日本政府主导创设面向美占领军的“R.A.A.”（“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英文缩写）的经过：“紧随天皇的投降广播之后，谣言就像野火一般蔓延，‘敌人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内务省的情报课，立即意识到了这些谣言与他们自己军队海外行为之间的关联。”[3]于是，“终战”仅三天后（1945年8月18日），一个旨在“保卫日本良家妇女贞操”的“防波堤”工程悄然启动。由内务省出面牵头，协同外务省、大藏省、警视厅和东京都厅等政府机关，通过劝业银行紧急融资3000余万日元（用当时大藏省的一位精英官僚、后官拜首相的池田勇人的话说：“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昂贵。”），不到十天，便募集了1360名“女性事务员”，年龄均在18至25岁之间。“这种‘特殊慰安设施’在东京迅速扩张。据说很快就增加到了33所。并且在其他20座城市同样迅速地蔓延开来。毫不奇怪，他们在美国士兵中广受欢迎。”[4]

尽管“R.A.A.”的举措备受支持，发展迅速，但在数月后即被美军废止。表面的理由是全面禁止“公营”卖淫业，宣称它是“非民主的，也是侵害妇女人权的”，“但在私下里，他们承认废除‘R.A.A.’的最主要原因，是占领军内部性病患者激增”。正是出于治疗这些病患的紧急特殊需要，1946年4月，美国才初次将制造盘尼西林（青霉素）的专利许可卖给了日本制药公司。[5]

1946年1月，斯卡拉皮诺归国，重返哈佛，因博士课程和考试在服兵役前已经完成，只需专注于博士论文。经过十八个月的战争历练，他对自己的学术进路和未来发展方向形成了新的思考，决定研究东亚全域的政治和国际关系，而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同时兼顾美国的对亚政策。论文主题是关于战前日本民主失败的问题，导师是现代美国日本学的开拓者赖肖尔。甫一回到哈佛，便报名参加了汉语课程集训。彼时，恰好费正清结束了其在国务院的任职，刚回哈佛，正着手筹建中国研究中心，想找一位年轻政治学者加盟。如此，斯卡拉皮诺遂又成了蒙费正清指导的青年学者。即使在那个时代，能同时师承费正清和赖肖尔两位宗师的学人也寥寥无几，无疑是不小的造化。

回到哈佛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对斯氏后来影响深远的事。一天，他接到其所在的政府学院院长打来的电话，说秋季学期将有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来访学，问他是否有兴趣做这位教授的助教，斯卡拉皮诺同意了。“那位教授是钱端升（Chien Tuan-sheng）先生。从我们头一次见面伊始，我们的交流就极其顺畅。钱教授住在费正清先生家里。他的家人还在北京……钱教授曾附属于中国所谓的第三种力量。他对国民党很失望，强烈批评蒋介石，认为蒋是一位有高度专制主义活动倾向的军事家。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也抱有一定疑虑，包括觉得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走得太近。”与钱端升的交往，是斯氏研究中国的切入点。钱端升鼓励他完成博士论文后，申请学术资助去中国，还建议他研究孙文，并承诺做他的导师。

斯氏与钱端升的交往断断续续，几乎持续至后者去世。不同时期，钱端升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和反应，读来令人唏嘘。如1972年12月，斯氏第一次访华时，曾应邀出席一个晚宴。宴会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主持，副外长乔冠华出席，席间还有很多在美国获得学位的资深教授。“站在接待队伍最后面的就是钱教授。我高兴地握住了他的手。告诉他再见到他真是太好了……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不太愿意被别人看到和我们单独相处，因为他总是很快地把我们带进一群人里……当晚宴结束之后，我迅速移动到他的桌前，对他说：‘钱教授，我希望我们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可以到您家里拜访您。’静默。然后我意识到他所处的环境不允许他接待美国客人。一个饶有兴致的夜晚以黯然神伤而告终。”

斯卡拉皮诺再次见到钱端升是在1979年。钱已恢复名誉，入了党，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外事委员会担任积极的角色”。他对斯氏说：“费正清写信问我为什么这样做。他不理解现在的中国。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子孙后代。”对此，斯氏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过世时已近耄耋之年。弥留之际，他的表现很像他曾经的生活，虽然充满矛盾，但是仍然决心要在一个革命的年代挣扎着生存下去。

在哈佛短暂任教后，1949年，斯氏回到加州，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系。1978年，创立东亚研究所，退休前一直担任所长。同时出版专业杂志《亚洲概览》（Asian Survey）——被认为是亚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刊，斯氏做了三十四年主编。

作为冲绳战役时即参战，与众多日裔美国人、日本战俘、士兵和民众都有过近距离接触的战争过来人，斯卡拉皮诺终生对日本保持了一份温情的关注。战后从1950年开始，他几乎每年都赴日访问，有时一年往返数次，在政、学、财三界有广泛的人脉，有些政界精英或商业领袖干脆就是他的弟子（如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国会议员近藤哲夫等）。

在回忆录中，斯氏对一些深度交往的政治人物不惜月旦，是其是，非其非，吐槽没商量。如他评价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是一位温文尔雅、细声细语的人，他的激进主义只在党派的官方语言中有所表现”；“他非常支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刚掌权，他预言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会繁荣昌盛”。同时，他认识到“在日本，共产党将会一直是少数派，而且他似乎也在接受在政治中少有发言权的状况”。战后历任首相中，斯氏评价最高的是中曾根康弘：“与很多前任首相不同，中曾根本人很有魅力，只要一接触就会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掌控重大事件的能力，还有他为变革所付出的努力，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中曾根曾试图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想抛开官僚阶层，直接向日本人民呼吁。他还想限制自己党内的派系之争，推举自己为领导人——既是党派的领导人也是国家的领导人”；“在中曾根的任期内，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措施并不到位，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对小泉纯一郎的评价，也相当客观：

小泉同样是一位很有个人魅力的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表很独特多半是因为他的发型，他的声明直接有力，他努力推进改革进程，比如主张邮政自由化，并再次重申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大国应具有一定的权利，这一切让他很快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他成为正面挑战党内派系斗争的第一位领导人，争取让自己成为全党的领导人，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在2005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他公开挑战党内不支持他的人，最终自民党获得了重大胜利。

小泉最不成功的政策是在外交舞台上。他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也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正在继续壮大的一个趋势。因此，尽管中国和朝鲜半岛强烈反对，他还是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在为日本所犯的“战争罪”进一步道歉的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很不情愿，坚持说已经做过很多次道歉，足够了。结果就是，尽管美日同盟继续加强，但是日本与近邻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淡，甚至出现敌对。

斯氏对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评价极低，说他“属于传统的类型”，“给我的印象是一点个人魅力都没有。他的智慧和对主要事件的熟悉不足以弥补他作为领导人的缺陷”。 如此“酷评”，但愿不会成为安倍第二次政权的“谶语”。

斯卡拉皮诺亲眼目睹了日本在占领结束后，如何从“政党乱立”的战国时代，到“55年体制”的确立，进而步入高增长轨道，一路高歌，坐上世界“老二”的交椅，直到“泡沫经济”崩溃，“老二”的交椅与中国易手。他把日本战后的成功归功于三个因素：“过去的经验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由此日本能够把固有的文化特质与外国技术结合起来；美国提供的多种形式的帮助；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富庶，尤其是美国，让日本能够快速扩大出口贸易。”

就日本社会的总体状况而言，斯氏认为最大的特点是保守主义，但保守主义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战前，这些群体是贵族阶层，军队掌握着广泛的权力。而现在的官僚势力尽管仍然很强大，但是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政治渠道获得指令。此外，商业和工业领导者的社会声誉和政治影响已经达到了新高；尽管旧秩序的一些元素，包括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拉拢官员、家长式制度还保留着，但是新一代实业家已经出现，在他们的实践中广泛借鉴西方的做事方式。

正是这种保守主义的文化风土，实际上对政治起到了某种“规定”和“选择”的作用：“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没有谁能够挑战保守势力在日本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而极端主义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可能上升到重要地位。因此，政治稳定的希望很大……”

作为卓越的国际政治学者，斯卡拉皮诺自然注意到了日本社会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一个例证就是日本国民希望日本在日美关系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平等待遇”。基于对这种日本国民心态的把握，早在1959年，他就在一份美国对亚政策的报告中，建言美应把冲绳主权返还日本（“美国最好的政策是接受日本最终会恢复对它的主权，并为确保美国的长期利益做好准备”），后被美政府采纳。更体现斯氏识见高远的一点，是他在同一份报告中，预言了中日两国未来的战略竞争：“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仍将会很复杂，其中又掺杂着对加强交流的担心和强烈愿望。然而，两国之间的竞争可能要大于合作，因此要加强各自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要知道，彼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中国还在对苏联“一边倒”。后来，他又明确地谈到中日关系中的“障碍”：

一些有消极作用的历史遗留问题仍未清除。另外，双方都有各自的战略考虑。日本担心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会对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则担心日本军国主义会复活。所以，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可能是前进中掺杂着僵局或者倒退。

只消对“蜜月”期后中日关系一波三折的历史多少有所了解，便不能不惊叹于斯氏作为策士的近乎巫师般的“超能力”。

作为国际问题学者，斯氏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亚洲，是亚细亚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的自觉、积极的理解者。正如其回忆录的书名《从莱文沃思到拉萨——经历大变革年代》所表达的那样，斯氏的足迹遍及亚洲全域，从中国大陆到日本，从朝鲜半岛到蒙古，从印度支那到南亚，不一而足。而且，他从不满足于蜻蜓点水式的接触，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与朝野广泛交流，或有长期讲学的经验，务求深层沟通，以期得到对那个社会去意识形态化包装的第一手观察。他经常对自己选择亚洲研究，而不是中东或非洲研究作为归宿感到庆幸，在回忆录中也曾多次提及这一层。言外之意，就经济与社会的进步而论，世界任何地区都不如亚洲显著。如果当初选择中东或非洲的话，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感。确实，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从一个侵略国家演变为和平繁荣的发达国家和美国的战略盟友，目睹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和多党制、东盟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改善与稳定，等等。同时，对于所有这些他心目中的历史进步，他都有一种曾经见证甚至参与的自豪感”（王缉思语）。

斯氏的回忆录，关于中日两国的叙述占了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字里行间，对中国的情感投入溢于言表，显然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当我回想起我与中国近大半个世纪的交流的时候，我仍然会为这个国家着迷——它的历史，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经历的巨大变化以及未来岁月中仍将继续出现的变化。尽管中美两国有本质的不同，并且这些不同在未来将仍然是两个国家的特点，但是我希望两国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为建设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而并肩努力。

在回忆录的最后，斯卡拉皮诺基于自己漫长的个人经历，通过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总体形势的思考，提出每个社会都会受到三股“往往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左右，即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一个国家如何处理这三股势力及其相互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实力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然，除此之外，“如今还有一系列迫切需要国际和国家相互配合共同解决的问题，我们将其称为‘人类安全’。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新问题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全球变暖、资源的使用、环境污染的迅速蔓延、人口老龄化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作为保守主义者，斯氏的口头禅是“谨慎乐观”（Cautiously Optimistic）：“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我是乐观的，而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我会对局势进行全方位的重新考虑。而到了周日，我休息。不过，总的说来，我仍然保持谨慎的乐观。”

这本回忆录，是斯卡拉皮诺年逾耄耋的功课。惟其漫长的人生和亚洲研究的独特视角，才更敏感于时代的变化：“毫无疑问，我的旅行经历比大多数美国人都要丰富，但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祖母从来没有离开过她出生的那个州那个县。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而我的子辈和孙辈已经跑遍世界各地。”斯氏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大致良好健康的身体”颇感知足，承认“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运气使然”。他常告诫身边的朋友：“人到晚年能够享有健康身体的条件有三项：首先，你必须选对父母（基因）；第二，你必须能够享受正在做的工作；第三，你必须在晚饭前喝一杯冰镇伏特加。”而且，“绝对不要从事体育锻炼，锻炼是危险的！”仍不改其拉丁范的幽默。

2013年10月1日于北京望京西园

[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从莱文沃思到拉萨——经历大变革年代》，刘春梅、胡菁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1]黄仁宇：《黄河青山》，三联书店，2001年，44页。

[2]同上，48页。

[3][美]约翰·W. 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三联书店，2008年，97页。

[4]同上，100页。

[5]同上，101页。

昨日和今日的世界——专访历史学家入江昭

采访、撰文：陈越

“我不认为所有国家都会变成美国，但我确实认为所有国家终将融合在一起。我现在最喜欢的一个词是混杂性（hybridity），美国自己也将越来越像其他国家。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的思考方式会越来越接近。”

约访入江昭先生时，他一再强调自己已经很多年不做美国对日政策研究，对中美日三国关系也“没有新的洞见”，过去二十年，他更关心的是一个全球共同体的建立。

采访在哈佛大学迷宫般的怀德纳（Widener）图书馆进行，已退休的入江昭在这里有一间四面皆书的办公室。博士毕业后，入江昭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和芝加哥大学任教，1989年重归母校哈佛，任历史系教授，2005年退休。采访过程中，“联结”（connect）一词被他重复多遍，振振作响。

入江先生1934年出生，这之前的六十六年是1868年明治维新，而这之后的六十六年是2000年世纪之交。纳博科夫曾写道：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不过对入江昭来说，即便在这一线光明里，也满是深渊。

他在美国、中国、日本、欧洲遇到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会觉得这一代颇有些相似之处，“我们在1930年代长大，之前是大萧条，接着是世界大战，而战后又是冷战。很大程度上，直到1970年代前，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于危机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张面孔就是悲苦”。

这似乎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入江昭对今日世界如此之乐观——他的《全球共同体》关注的不是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而是国际组织“在一个正日益全球化或成为全球化的世界中的作用”。这是他提供的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新范式，也有人批评他对国际组织过于乐观和理想主义，而较少看到国际组织自身的问题。

“今天还有哪位美国人记得大萧条时期的情形吗？”入江昭说，“如果有，他会承认，今天的经济再不济，也比当年好多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或者比他们年龄稍长的人也许会觉得，我们现在到处都是麻烦和问题，而我倾向于乐观，这是因为我所经历的过去真是非常悲惨的世界。”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1953年来美国上大学，之前对这个国家有何印象？

入江昭（以下简称“入江”）：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总体上他们很好，无论是麦克阿瑟将军还是普通士兵，都是非常有教养的人，当时也少有犯罪活动。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占领日本，让它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国家。从我的角度看，二战时期日本的一切都有问题，学校教育完全是政府宣传，什么东西也学不到，而美占则让日本走上了和平与民主的道路，我是完全支持的，也由此对美国有了非常好的印象，这也是我愿意来这里的原因。

东：那时美国人怎么看日本呢？

入江：我所就读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是一所很小的文理学院，那儿的人都很友好开明。当时学校的外国留学生极少。美国很希望在美日、美德关系上达成和解，所以从这两个以前的对手国家招了不少学生。我在那里过得很愉快，没遇到任何偏见。学了四年历史后，我决定要当一个历史学家，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时奠定的。

东：您第一次读《菊与刀》是在什么时候？

入江：在我来美国之前这本书就被翻译成日文了。它有许多精到之处，比如对日本人双面性格的分析。也许有一点点夸大，但大体不错。一方面，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试图增强军力、变成强国，但另一方面，它又强调自己是一个文明的国家，而要凸显自己的文明，它就会经常谈论菊啊、绘画啊、象牙等雅致之物。也许（这种双面性）现在还在。

这本书倒并没有给我太多启发，我指的是，它没有影响到我该如何表现（得更像一个日本人），我只是像所有十八岁的男孩那样表现自己。在1950年代，美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国家，它赢得了二战，经济发展迅速，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也是人们来这里学习的原因。我觉得自己是来学习，而不是来教育美国人的。当时我真的是求知若渴。

东：您1957年申请哈佛大学研究生时，美国没有几所大学有亚洲史的研究。

入江：当时非常幸运，因为哈佛历史系刚刚新开了一个叫“美国与远东关系”的项目，同时研究美国历史和东亚历史。对我来说，这太完美了，因为我不只想成为一位亚洲专家。所以我来哈佛后，选了许多美国历史的课程，这很重要。

东：费正清当时在推动这个项目上起了很大作用？

入江：没错。他认为美国和东亚有必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所以招想同时学习美国与东亚历史的研究生。我很幸运，掌握日文，也能读中文，所以可以把精力更多投入在美国研究上。

东：当时更大的历史图景是什么？

入江：我想除了费正清，道萝茜·博格（Dorothy Borg）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博格并没有任教，但她写了一本关于美国1925—1928年间对华政策的非常好的书。她认为外交史不能局限于欧洲事务，因此有必要培养研究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学者。这非常重要。他们的想法是，你要研究这个题目，就得把自己浸淫于东亚的语言与文化里。那是1956年，如今我们已把这种想法视作理所当然了。他们开设这个项目时，我大四，本打算申请来哈佛研究英国历史，后来费正清和其他学者面试了我，并给了我这个项目的奖学金，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折。我自此开始关注国际关系，而且从一开始我就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面向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只研究国与国间的外交关系，也应该关注人、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互动。

东：费正清在你们这一代人中影响很大。

入江：他不仅仅是一位老师。我跟着他学习中国历史，他认为我应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而且他一直非常鼓励我，他的鼓励对我影响深远。当时我的英语还不够好，他帮我找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英语老师：傅高义。傅高义每周会来我公寓，帮我补习英语纠正发音。费正清就是这么帮忙。1967年，我写完Across the Pacific一书后，他还为我写了篇很棒的序言，这是非常大的帮助，那时我已经出版过一本书，但在学界还籍籍无名，有这么一位大学者作序推荐，是很重要的。我对费正清非常感念。

东：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研究方法后来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您怎么看他的方法和对这个方法的批评？

入江：我想人们就是这么看待历史的。18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都有了巨大发展，西方的崛起意味着欧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其他地区对这种影响的回应。我认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种方法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有了所谓修正主义学派，他们说，亚洲本身一直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绝不仅仅只是对西方的回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可“冲击——反应”模式，但也一直表示理解。到1990年代左右，我的想法变了。现在我觉得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彼此相连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崛起，也是共同崛起，因为他们之间一直有着持续的、反复的交流。我现在的世界观是，人与文化都在持续的接触与交流中，因此不应再以东西方，或者中国与西方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世界，而应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共同体里。这是我过去二十年一直强调的一件事。当然你可以说从19世纪开始世界就已经往这个方向迈进了，国家间从未完全隔离过。所以，不只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有时是西方对中国的反应，彼此不间断地回应。

东：您自己也曾被看作一位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标签？

入江：嗯，我不喜欢修正主义者这个词的实际所指。1960年代的有一段时间里，费正清和其他学者被修正主义学派攻击，因为他们被认为代表了冷战的一代、正统的一代。年轻人称他们为哈佛系（Harvard establishment），就好像这些哈佛教授都持有同一种观点而且想要把这观点强加于人似的。我后来也曾遭到过这种攻击，1970年代，我也被认为是哈佛系的一部分，虽然我那时还相对年轻，但一直跟随费正清和赖肖尔学习。1970年代就有更年轻的学者写文章说我和体制关系太密。

我倒不介意那些，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主义是件好事。我的意思是，你总会不断修正自己的想法，不是吗？修正主义者自己也会被下一代所修正，我想这就是学术发展的动力。如果每一代都保持原样，就没有学术进步了。

东：“哈佛系”与美国政府那些年的互动如何？

入江：他们在冷战之初一度陷入麻烦中，因为费正清以前对中共有过正面的评价，结果那些对中共有过正面评价的人都被责难，说因为他们美国才失去了中国。在麦卡锡时期，许多大学都被告知不要聘用当过共产党员的学者或者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真是一种洗脑，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软性控制。我觉得哈佛没那么极端，但确实有一些真切的考虑：不要在教职员工里有太多批评美国政府的人。那个时期过后，事情就多多少少恢复了正常。我是1957年来这里的，我认为它基本上是一座自由的学府，我没有感到任何束缚。

东：肯尼迪1961年担任总统后，他邀请不少哈佛教授进入华府担任顾问或者出国担任大使，也是在同一年，您拿到博士学位。当时哈佛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入江：当时大家还是挺兴奋的，毕竟肯尼迪是哈佛毕业生。赖肖尔离开哈佛，出任驻日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斯则出任驻印度大使，当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费正清没有离开。我想他们被总统邀请，还是颇感荣誉的。他们不想从政，但是愿意帮助这样一位总统。有一些教授进入了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迈克乔治·邦迪，文理学院的院长，哈佛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受肯尼迪之邀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邦迪、赖肖尔、加尔布雷斯，还有其他好些人都离开了，这对哈佛学术共同体是个损失。

在1961到1963年肯尼迪执政的三年期间，坊间有一种共识：你应该帮助这位总统。即使你不进入政府，你也可以时不时去往华盛顿发挥作用。比如我的导师，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就会在周末去华盛顿给政府提供咨询。此后，随着肯尼迪遇刺和约翰逊成为新总统，事情开始有了变化，再后来，随着越战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受欢迎，为政府工作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人们可能会说，哦，你在支持政府参加越战。在越战期间，有无数反战会议和集会召开，许多学者都变得非常反战，所以如果你还为华盛顿工作，也会被连带批评。某种意义上，肯尼迪时代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有那么一位总统，你愿意为其工作。

东：赖肖尔出任驻日大使给日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

入江：他的确试着走遍全日本，与当地人，包括小人物建立联结。他被一位日本青年袭击是一场悲剧。很不幸的是，自那以后到现在，日本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个问题。

东：赖肖尔任驻日大使期间，也是日本左翼运动开始衰落的时期，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吗？

入江：非常好的问题。左翼开始衰落的部分原因是反美情绪开始衰落。赖肖尔花了很大气力去和左派沟通，他认为需要了解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批评美国的人，这种沟通的结果是，一些激进反美者开始转为亲近美国。不过除此之外，这种转变也是因为整个国家的转向：对追求经济发展成果更感兴趣。人们开始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他们关注的重点从政治转向经济，现在仍是如此。我的确有些担心现在的局势，如果经济问题被转移到政治领域，可能酿成严重后果。在日本国内有一些势力鼓吹民族主义，我对此一直很忧虑。我们得看看局势会怎样发展。不过我也得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只要日本保持和中国、韩国、美国等的交流，那些交流中的人们会让日本的外交政策更理性。

东：有人称赖肖尔、约翰·加尔布雷斯、乔治·凯南为冷战知识分子，您怎么看？

入江：我想这个称呼当然适用于乔治·凯南，在很大程度上，他建立了处理美苏关系的框架。赖肖尔也算冷战知识分子，如果考虑到他非常反苏的话。加尔布雷斯就未必如此。如果有这么一个统称的话，那么就是他们都接受了冷战的世界格局，接受了这么一个事实：世界已经被划分成了美苏两个阵营。这种局面直到1970年代才有所改观。这也是1970年代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那个年代，尼克松访华、访苏，会见戈尔巴乔夫，冷战格局渐渐弱化，人们开始想象也许冷战将会终结，这些事情都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而在1960年代，全世界的冷战神经还是紧绷着的。

东：您的妹妹嫁给了马克·塞尔登（Mark Seldon），后者在1960年代是非常积极的反战人士。

入江：马克·塞尔登、约翰·道尔还有其他一些人在1970年代成立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他们强烈反对越战。我也不怎么喜欢越战，但并不想卷入反战运动。我只想继续自己的学业，我也不觉得自己和哈佛系格格不入。以他们的观点，是反对哈佛系、反对赖肖尔、费正清的，他们也反对现代化理论、反对“冲击——反应”理论等等，但我不太认同他们，觉得自己仍是哈佛的一部分，不愿意批判哈佛，那么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体制的一员了。从这个角度，马克当时确实是激进、直言的。

也许他们使得美国与东亚关系成了最受研究生关注的领域之一，也令一些学者开始对亚洲事务感兴趣。不过就这个委员会本身而言，我不觉得产生了太大影响。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要对这个社会施加任何影响，我就必须依靠自己的作品。

东：您也不像当年的一些美国年轻人一样对“文革”和毛泽东着迷。

入江：是的。我也不清楚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认同中国的“文革”，或者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文化革命。也许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专家，所以多少有点距离感，不过我也没有卷入日本的政治，我想我大概就是那种书斋型的历史学家（arm-chair historians）吧。我当年是反战的，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总觉得研究和写作才是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想法自然是错的。许多人批评我两耳不闻窗外事。我想自己确实不是一个容易被政治激发热情的人。我当然有各种看法，但我选择通过思想、写作而非行动来与他人交流。

东：不过据说您近年来被认为越来越激进，特别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

入江：这是因为日本和美国都右转了。在1960年代，美国政治、日本政治、中国政治都相当激进，我想我并不认可。到了1970年代以后，美国和日本都变得保守化了，而我并没有怎么改变，结果就是我显得“激进”了。

太多人和体制、和政府、和所谓的“权力结构”走得太近。许多人变得非常民族主义，而我一直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民族主义，我既不愿意认同日本式的民族主义，也不愿意认同美国式的民族主义。

东：您在1980年代早期就开始思考，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权力体，也是一个文化体，国际关系也是跨文化关系，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是什么使得您有了这种思考？

入江：不进入文化层面，你不可能真正理解外交事务。以美国和中国为例，在1980年代，美国的实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但中美之间的认知、文化冲突就已存在，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即便在盟友国家间，在美国人与英国人、加拿大人、日本人之间，仍会有彼此误解，这些误解有时会影响至深。这就让我开始思考，国际关系到头来很大程度上是跨文化关系。现在回过头能看得更清楚，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世界的确开始变化，国与国的界限开始变得没那么重要，经济全球化逐渐开始，整个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把国家当作唯一主角自然就会有失偏颇，你得考虑国家中的人，而你要考察人，你就得考察他们的思想、见解、态度。我想这就是我理解今日世界的方法。从1970年代起， 人比国家重要了。我当年没这么表述，但今天我会这么说。

东：当年其他学者怎么看待您的思考？

入江：可能是我是少数派，极少的少数派。要到1980年代末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想法。要了解这么多国家的文化很不容易，但你只有了解了它们，才能更有现实感。你得做许多额外的阅读、研究等等。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可比仅仅阅读外交档案难多了，这一点可能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即使困难，也得去做，今天，我们要时刻记住的一件事情就是，全球有70亿人，而不是只有200多个国家。70亿人被分散在200多个国家里，但人与人直接的联结已经让国与国的边界不那么重要了。

东：您曾说，当您开始研究国家之间的彼此观察、看法、误解时，并没有怎么意识到这其实是1960年代的产物。能具体说一说吗？

入江昭：我开始对mutual images感兴趣或许是因为我来自日本，一直就很好奇于美国人如何看待日本和中国。我同时也觉得，国际关系的研究不能离开这些事情：形象、偏见、误解。不过真正让我进入这个领域还是因为越战。美国去越南打这么一场战争，其合理性遭到巨大质疑，但同时我又有一种感觉，美国人对越南几乎一无所知。其实对中国也是如此。那时中国的“文革”正在进行中，美国却对它如此无知。我感到，如果你要研究中美关系这样的话题，你就必须回答关于无知、偏见和误解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也许是文化研究方向的一步，而文化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面向里会更为具体化。

东：mutual images究竟有多重要？

入江：即使是在1960年代，这个问题就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了。当时中美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没有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大陆也没有美国游客，我对当时的情况是很不高兴的，交流的匮乏才会带来如此多的偏见。1980年代以后情况大为改观，如今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误解和偏见自然还在，但已远非当年无知的程度。我现在比从前乐观了，就我的理解，如今已经很难截然区分什么是中国思维什么是美国思维，一些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思考，一些美国人则像中国人一样思考，想法不分彼此，人与人也彼此混杂（everybody is mixed up），这是好事。

东：但如果你看看过去十到十五年的中日关系，好像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

入江：官方关系上自然会有起起落落。我持乐观态度的原因是，如今两国间已有如此之多的交流、接触，不可能再断绝了。我的意思是，不太可能回到1950年代了。我认为，即便他们以官方语言讨论冲突时，也有一种彼此依存感在那里。只要这种交流持续，情形就会比两国政府如何又对彼此说了什么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人民要比政府重要，我相信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

东：中日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对方国家的民调也不是很乐观。

入江：这些总是在变化。解决办法是保持交流。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国召开相关研讨会，日本学者应该参加，如果有类似的机会，人们都应该参加。同时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去日本。在日本的大学里有一千名中国教师，他们自然会影响日本学生对中国的理解。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改变世界也许很慢，但我想事情会越来越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来说，联结（connections）都是一个关键词。

东：您曾在中国的一个讲座里提到过东亚共同体的前景，您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共同体在197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

入江：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一直有一个全球共同体的观念，不仅是中日两国。1970年代，两国关系刚刚起步，但全球共同体的观念、人与人应该建立彼此联系的观念是在70年代生根的。冷战还在那里，但经济全球化已然开始，环境问题也开始涌现，等等。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会说，许多事情都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这许多事情不仅仅包括冷战的终结，更包括那种联结感、彼此依存感。

东：您觉得1970年代的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

入江：是的，非常被低估了。1970年代应该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萨拉·斯奈德（Sarah B. Snyder）曾经写过一本《人权行动主义与冷战的终结》（Human Rights Activ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她在书中说，1970年代是美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时期，随着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订，一些受到鼓舞的苏联人起来发声，最后才有了冷战的结束。她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也把1970年代视作转折的年代。除了在人权领域，环保领域也是如此。环保运动在1970年代开始变得非常重要，不只是美苏关系，其他许多领域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在十年前所作的《全球共同体》一书里谈到了非政府组织。在1970年代，全球的非政府组织从900增加到10000个，这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增长。此外，跨国公司的数量也在1970年代迅速增长。这都是为什么我说，在1970年代国家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单个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逊于国与国之间的联结。

东：您怎么看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

入江：“历史的终结”试图表明，美国的民主是最终答案。但并非如此。我不认为所有国家都会变成美国，但我确实认为所有国家终将融合在一起。我现在最喜欢的一个词是混杂性（hybridity），美国自己也将越来越像其他国家。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的思考方式会越来越接近，我想。而且他们之间已经有如此多共同点了。现在中国人遍布美国，遍布世界，这是件好事，就像美国人遍布全球一样。他们都在为全球共同体建立纽带。

以巴关系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拒绝与彼此接触，这挺可悲的。但只要他们彼此接触多一些，就有机会发展一种彼此依存感。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东：福山曾在一篇书评里说，“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有真正的文化聚合（culture convergence），看起来也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民主这一意识形态的传播，而非基于文化国际主义者的工作”。

入江：我同意文化国际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做得还不够。我想说的是，它确实提升了一种文化联结意识，但必须和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结合起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联结。今天我会说，联结比国际主义重要。国际主义给人一种精英感，给人一种艺术家、知识分子彼此交流想法的感觉。但实际上这是全世界参与的一种交流。全球有20亿网民，我自己不用Facebook或者Twitter，但我的孙辈们用，年青的一代用，这是一种共享，不是吗？这个世界已经不那么简单了。没错，是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是要全世界彼此分享的民主。另外，文化国际主义应该是文化人本主义（culture humanism），希望我们不会再回到20世纪上半叶了。

东：您是否曾有过身份认同的焦虑？

入江：我不觉得自己是日本人或者美国人。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家。学术无国界。当我写作时，我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学家来写作的，这就是我的身份意识。我对此感到很满意，我也觉得越来越多的人会和我一样。比如，一个音乐家，不会总想着他的国籍，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

东：不过身份认同不只是自己选择的事情，也和别人怎么看待你有关。

入江：也许是吧。我不知道人们怎么看我，但我并不关心。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觉得我是个日本历史学家，那是他们的事，我自己才不这么认为（笑）。我希望人们从我的作品里理解我。

东：您对这个世界非常乐观，那有没有什么让您忧虑的事情？

入江：我想最大的潜在危险就是民族主义。因为我是支持国际主义与全球共同体的，所以会觉得任何把某个国家与国际社会分离开来的事情都是危险的。好在全世界并没有几个国家是那样的。1930年代的日本正是那样一个国家，今天，人们不会再支持这种精神上的隔绝，大多数人会支持交流。那么，除非某一天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说，够了，不要再交流了，我们要建立壁垒、隔阂，阻断联结，那自然会非常危险，幸运的是，这种事情并未发生。

东：对于美日的右转，您可曾感到失望？

入江：我觉得美国基本上还算开明之国，当然，长时间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国内问题也令国家分裂，有时甚至有让国家陷入停滞的趋势。不过我不觉得美国变保守会带来什么大的危险，茶党那些人当然很民族主义而且反国际主义，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会保持开放。我比较担心的是日本。只要存在着要求再武装化、修订和平宪法的势力，就始终是个麻烦。我的愿望是日本人坚持战后所有那些好的东西。有一些保守主义者反对1945年以来的所有东西，这是非常负面和危险的态度，石原慎太郎强化了这种态度。确实有一些人是这么看待战后岁月的，虽然我不觉得这些人的数量有多大。

我希望1945年后出生的年轻一些的人不要像他们那样极端保守，但我们还不知道会怎样。有时候，老人家就得提醒年轻人过去的岁月曾经多么糟糕和悲惨。

宏大叙事背后的中日战争——拉纳·米特访谈

采访：徐力恒

我有兴趣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部分也是因为这场战争在中国人的脑海里还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后来有助于导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有意思的是，这场战争也反映了中国怎么看自己。

一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我们何不从一条海外中国专家经常被问到的题目开始——你是怎么开始对中国和它的历史产生兴趣的？

拉纳·米特（Rana Mitter，以下简称“米特”）：我最初对中国的兴趣几乎是毫无理由的，我跟这个地方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对它也一无所知。当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要上大学选专业。我当时想学习一门语言，一门我以前没学过也完全不熟悉的语言。这是二十多年前了，当时中国并非即将要成为超级大国。如果当时有新的超级大国，肯定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但我作为一个青年对这也不大了解。所以我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出于对一种非常不同的语言和社会的兴趣。我后来在剑桥大学学习中国研究之后，我发现这个国度有很悠久的历史，但它的历史也有很多空隙，等待我们进行探索。后来我决定自己去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夫。所以我是先了解汉语，然后才开始研究中国历史的。

东：您来自一个学术家庭，这对您的研究和工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米特：我的父母都是学者，我认为这绝对是有影响的。他们都非常重视学问上的求知欲，所以我对了解跟我毫不相干的事情的欲望可能来自他们，认为一个人应该跳出本来熟悉、有安全感的领域去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虽然我的家庭来自南亚——我的父母来自印度，而我在英国出生、长大——我自己没有比较理所当然地去研究印度史。那也可能是一条很有趣的路。但就我的经历而言，我选择去做一些不在一般经验之内的事情，这是我父母的影响。

东：您在一些访谈录里提到，第一次读关于中国的书是史景迁的《天安门》。

米特：我记得我家里还有这本书。大概在读到这本书二十多年之后，我终于遇到史景迁。我们后来碰过几次面，变得很熟。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历史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选了这本书，但这是少数在我长大的布莱顿（Brighton）和苏塞克斯（Sussex）能买到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今天看来，我还是觉得很幸运买了那本书，因为它是一种对20世纪中国史的宏大叙述。它涵盖整个世纪的历史，而且结合了学术性和高超的技巧，对于一个还没读过任何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的人，它是个很好的选择。我当时没有完全读懂，因为你还是需要一点背景知识。但它是个很好的开端。当时我大概十六七岁。

二

东：您提到叙述的问题、您作品里也往往涵盖很大的题目，但用平易近人的写法来叙述。您刚出版的一本书是关于抗日战争的[1]，您是怎么用一种大众读者都能接受的写法来写的呢？

米特：我觉得历史学者，尤其是学术界的历史学家有时候太小心翼翼，过于担心写那种有强烈叙述成分的历史，因为他们有时把它跟讲故事混淆起来——好像只不过在讲历史上发生了这件事，然后就是那件事，再是某件事。这其实严格来讲不算叙述，它更像流水账而已。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书——好像史景迁写的那些——是结合优美的叙述跟分析成分的。我认为技巧在于不要让分析喧宾夺主，也不要让叙述喧宾夺主。这并不简单。我在尝试这样做，但我还需要更多的锻炼。我很清楚知道的是，如果你成功做到这一点，叙述是向你的读者介绍一些重要题目的绝好办法。如果你根本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就不能让他们参与讨论，所以叙述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这本关于中国在二战中的遭遇的书还可以有一种写法，那就是主题式的。确实有一些书用主题式写法写得很成功，有合著作品也有独著作品。但我认为告诉人们从1937到1945年历史发生的次序，再在里面结合分析，是一种重要的做法。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得到出版社编辑的帮助。编辑经常会看我的书稿然后跟我说：“这里太难读了，那里写得太复杂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来，把它改得更易懂。也有时候编辑会要求太多叙述部分，因而牺牲了分析部分。所以关键在于寻找两者的平衡。如果人们看我的书对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帮助，我就很高兴了。可以说，叙述就是这么一回事——它从某处出发，把你带到另外一处。在这过程里你也了解到事情为何发生。我觉得这是历史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不只是事情如何、何时发生，而是它们为何发生。

东：您为什么把这本书的开端放在1937年？

米特：让我从两个角度解释。首先，这本书的前面其实有一篇长的“序幕”介绍这场战争的前因。但让我从另一角度回答你的问题。你问的这个问题，对西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不同的意义。如果你是中国人或日本人，那么你可以说，你为什么不从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开始呢？而西方人又会问，你为什么从1931年开始写，而不是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开始呢？其实同一个问题对不同文化永远是不同的意义，所以也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位杰出的军事史家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写二战史的时候，则从1939年开始，而不是1937年。[2]他从奉天事件写起。

中国人长久以来用“八年抗战”的提法。当然，战争从1931年已经开始这种想法是重要的，不只在中国引起辩论，在日本也是。日本有说法认为战争持续了十四或十五年。我认为值得专门讨论1937到1945年的原因是当时发生的战争类型跟以往的都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很重要，因为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个题目的。但1937年在卢沟桥发生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历史事件跟这不一样。到那时候，人们对战争的认知是地区性的——只局限在中国东北部。当时中国和日本双方仍在谈判之中，而且中国还有一些政客比较亲日本。当日本人和中国人在1937年的夏天发生冲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日本方的首相近卫文麿都在几个星期之内采取迅速的措施，全面战争也因此爆发。本来上海和长三角，还有华北这两条战线在两个星期内一下子扩散为内陆的战争。到那时候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了，全国都参与其中，而且全国都清楚地知道双方的对决中只有一方能够胜利。在经历这关节点之后，妥协就变得异常困难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人们对战争开始时间有各种争论，但我认为应该先专注处理这八年内发生的战事。

东：如果您为日本读者写这本书，您会有不同的写法吗？

米特：这问题确实是我需要考虑的，因为我的书计划出中文和日本译本。我对这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我知道中国读者跟日本读者是不一样的，但我不会自大骄横到认为一个外国人更有能力向中日两国介绍他们所熟知的战争。如果书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本来不知道的，这就非常让人欣慰了。一个属于第三方的外国人怎么看待这件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呢？让他们了解这一点会是我这本书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主旨。

我想这本书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时候，我会改写导论和结论的一些部分，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一些内容已经很熟悉，不用我多加解释。不过我觉得这些只是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就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而言，我希望中国和日本读者会把这当做一本为西方读者写的书，并从中了解西方人怎么看这场战争。我读过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写的关于中日战争的书，但也有一些他们写的关于欧洲战场的书。了解另外一个社会如何看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东：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写整场中日战争，您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的书英文版是四百多页，但这本书显然可以写得更厚。

米特：有很多困难。我可以用两三倍来写，不过如果我打算写得巨细无遗，我就要在一些其他方面作出牺牲。我是用这方式来写的——因为我想给读者提供一种叙述，让他们了解从头到尾发生过的事。我集中在三股势力上：蒋介石、毛泽东和汪精卫。我们得以利用蒋介石日记、非常接近汪精卫的周佛海的日记，还有毛泽东的著作，让我们可以走近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也象征着中国可以选择的不同道路。当然，我也不只是写这几个人。

我在书中集中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如此重要。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必须知道战时有三种竞争中的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而其中的每一群人都是真诚地相信他们选择的道路的。毛泽东当然因为他的共产革命而著名，他后来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形塑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输掉了内战，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对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有很清楚的愿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坚持“抗战到底”。虽然他们犯过一些错误，他们的想法并非不真诚的。另外，还有一方是在中国本身最受争议的——我们还要了解跟日本人共谋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尤其是汪精卫。他们是如何决定跟日本人合作的呢？中国对此的一般解释当然会说他们是汉奸。但对我来讲，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的动机，并以此审视他们对中国的愿景。所以从这来看，我在书中集中写我们需要了解的三条主线，并且把他们合并到一种分析里，带出中国在战时可能走的几种道路。在当时来讲啊，没有任何一条是必然的路。

东：你提到蒋介石的日记，也在书里用到里面的材料。你怎么看它对抗战史研究的价值？

米特：它非常重要。这部分的《蒋介石日记》前几年才公布，大部分学者利用的都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版本。已经有许多中国学者，尤其是中国社科院的杨天石教授在他的书里[3]加以利用。西方主要是陶涵（Jay Taylor）在他的蒋介石传记里利用过。[4]这是利用《蒋介石日记》的主要历史作品。这些日记对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相当重要。这种透露领导人想法的材料非常有价值，但我们同时要小心处理。首先，不管是对别人还是自己，人们在日记里讲的不一定全是真话。其次，日记很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提供关于某个人的个性的信息，但我们必须记得，人的个性和每个个体都很重要，但人总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所以，需要把日记放在更大的语境之下来观察，尤其是那些不会在日常里记载下来的事情。总的来说，如果小心谨慎地利用的话，我觉得蒋介石的日记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我很鼓励任何对这个时段历史感兴趣的研究者去胡佛研究所查阅这些材料。

东：跟《蒋介石日记》有关的是您在书里把宏大叙事跟私人材料结合起来的写作手法。除了就蒋介石以外，您还运用了周佛海和一些稍不知名的人物如杜重远、程瑞芳等人的记载。您是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呢？

米特：这也是关于叙述跟分析两者关系的问题。宏大叙事是重要的，因为没有它的话，会很难明白更大的背景是如何的。如果没有对更大背景的了解，你就不能看清楚那些比较细部的事件。历史上的许多事都跟领导人有关，但我们也应该去了解比较不为人知的人物故事。在我看来，战争从根本上不是只跟武器、军队、战略等有关的；它是关于人，还有人的遭遇的。我跟出版社讨论过不少次在书的封面上放什么照片，最后放了一张关于西方人不会记得的事件：重庆在1939年5月受到的轰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有中国人民终于被迫要面对日本侵略。而照片里一个士兵都没有，全都是平民，而这张照片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另外，这也跟采取的写作策略有关。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如果你只是专注于政治家，那么他们绝大多数是男性。最近有一些书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如张戎（Jung Chang）写的慈禧传记[5]——我昨晚刚刚在BBC上访问她。但二战期间，杰出的女性人物除了宋美龄以外，领导人全都是男性。而这场战争不只对男性有重大影响，对女性也一样，就如程瑞芳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故事，还有例如关于农村社会变动的故事等。这些故事可以把女性的战争经验也带进来。这是我会多加笔墨的地方，而且以后希望继续研究。用一种比较微观的写法是把这些故事带进来的其中一种方法——这些故事可以把中国的大众平民百姓纳入书里。蒋介石、毛泽东等领袖是拥有许多资源的，他们作为决策者非常重要；但对于那些没有这些选择的人，比如在黄河决堤时被冲走、在河南饥荒中饿死的人，他们的故事也是战争的一部分，也应该有人讲述。

东：所以这也是这本新书跟您的第一本书[6]很不一样的原因吗？尤其在讨论中国人民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上。

米特：不，并非这样的。我的第一本书是题目更为集中的学术专书。它提出跟一般认识不同的看法，指出中国东北对日本侵略和占领的反抗其实相对地少。我不是说反抗不存在，只是说从比例上说它并不普遍。其实这种态度跟欧洲国家对待纳粹德国的占领并非那么不一样。向纳粹德国反抗的人，总是比妥协或不做出格之事的人要少。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跟我之前提到的很相关——那些跟日本人共谋的人，例如汪精卫、周佛海等。我们知道在地方上日本人迫使当地人共谋的策略跟他们在东北所用的类似：让那些在地方上影响力较大的人对社会进行重新组织。这工作需要一些资金，而且当遇到阻力的时候也需要用到武力恫吓。策略是大同小异的。

不过，这本书谈的跟东北情况的差异也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1931到1935年这一段不是开始这段历史的最佳时间点。在1937年以后，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战争都绝对是跟你有关的。双方都不可否认地在战争中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我在书里也有提到。但他们做的决定是类似的：不管如何，这个国家也要抵抗日本人的入侵。我们也要记得，其实蒋介石有过不少机会投向日本。他威望很高，如果他向日本人投降，他会得到比汪精卫好得多的待遇。如果是那样的话，日本或许能够很快就让中国稳定下来，然后再向苏联、印度、东南亚发动攻势。但这当然没有发生，中国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军队继续抵抗日本，日本一直没法在中国维持稳固的统治。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历史时段跟这之前相比完全不一样，也跟东北的“满洲国”情况不一样。

东：您可以比较一下伪满洲国政权和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下的状况吗？

米特：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很不一样。“满洲国”成立的是一个新的国家，是对国民党所建立政权和张学良势力的反动。所以“满洲国”的意识形态拒绝承袭本来的历史叙述，认为自身的国民是不同的，而且跟中华民国是分开的。

这跟汪精卫意识形态上的看法不一样。他宣称自己是继承国父孙中山遗志的真正传人。《中华日报》头版印有孙中山的画像，也印有孙中山的墨宝。他跟“满洲国”不一样，认为自己继承了孙中山以后中华民国的法统。当他在1940年3月建立政权的时候，官方报纸报道了这次所谓的“还都”（里面的图片我已收进我的书里），也就是说政府回到南京，重新建立统治。

当然，这只反映了事情的表面，因为汪精卫政权实际上是日本人的傀儡，没有独立性。但我还是要对此补充两点。首先，日本容让汪精卫表达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种让步。即使它只是个小小的让步也是重要的，因为这种中国民族主义是跟日本对大东亚实施帝国统治的计划背道而驰的。其次，它也允许随后跟日本人妥协的人提出一种论调，指出跟日本人合作是在水深火热里拯救国家、重建中国的办法。重庆政府岌岌可危，而他们当然也不希望中国落入共产党手里。这是他们合理化自己行为的论据。

东：中国认为汪精卫是汉奸的看法比较普遍。西方学者对汪精卫有什么评价？

米特：西方历史学家大多根本没听过汪精卫这个人，要对东亚比较有认识的人才会知道他是谁。西方人比较了解法国的贝当（Philippe Pétain）和赖伐尔（Pierre Laval），但对中国的类似人物就不很熟悉了。但至今最好的研究著作之一是西方学者写的——美国的约翰·亨特·博伊尔（John Hunter Boyle）在四十多年前写关于汪精卫的书[7]。他毫不掩饰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的事实，他尝试为汪精卫为何这么做寻找一种理性的解释。自从那本书出版之后，仔细研究汪精卫的西方著作不是那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书里写到他。

通过周佛海的记载来研究汪精卫政权非常有意思，因为周佛海几乎是政权的第二把手。周佛海的日记已经在许多年前公布[8]，但学者利用不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你读这份材料的时候，你一方面可以谴责他做的事情，或觉得他信任日本人实在太幼稚了，又或认为他不够坚定，对中国抗战的能力不够有信心。但你同时可以了解他自己对跟日本妥协的看法是什么，也就是认为这样可以停止中国各地区的战事。我感觉周佛海直到临死都还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自己是在帮中国。我们看到周佛海到战争中间改变主意，向重庆方面靠拢，尤其是在1942年以后。所以即便是周佛海对于跟日本人合作也是相当犹豫的。

东：除了周佛海的日记，还有哪些有价值的史料？

米特：这视乎你要集中研究哪些方面。许多相关的史料要么被销毁，要么就找不到了，要重现历史细节很难。其中一种史料是日记和回忆录。例如，跟汪精卫通敌有关的高宗武也是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留下一本回忆录[9]，提供了当时许多事件的细节。档案资料和已经出版的材料也对呈现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很有用。有不少材料是关于所谓的清乡运动，也就是迫使乡间人民服从的行动。当然也有由官方出版的报纸。但我们还是要把材料拼凑起来才可以看清他们的观点。

东：您在BBC广播台担任客席主持，访问过许多有趣的人物。您有没有访问过经历中日战争的人呢？

米特：我没有为这本书进行专门的口述访问。不过，我利用了以前出版的许多口述记录。到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经历过中日战争的人年纪已经很大了。我跟他们聊过，许多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对战争的记忆都是来自孩提时期的。其中一个我问过的人提到重庆的轰炸。他们记得那时声响特别大。对于那些从来没经历战争的人来讲，那种恼人的声音可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牛津有一位艺术史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曾经在二战时经过重庆。还有一位现在已经八十八岁的女士曾经在战时上海上学。对她来讲，当时的生活比较受到隔离，物质条件也不富裕，但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战争可能是相当沉闷的，他们一直在等待日本人离去，或者等待其中一方取得胜利。对某些人来讲，尤其对许多住在上海的人来讲，生活如常进行。所以人们对战争的记忆未必总是很刺激的。

三

东：中国政府近年开始承认国民党一方在战争中的贡献，比如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言都会提到他们在正面战场的贡献。

米特：上周新闻刚刚报道国民党老兵纳入社保范围。不过，在世的老兵已经不多了。新华社对这进行过报道。

东：我感觉官方立场有一个颇大的转变，开始比较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在抗日中的贡献。这跟您在书里两方面都写到是有点类似的。

米特：我希望我书里的注释会让读者清楚知道，这本书不只是我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它是建立在诸如南京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各处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工作之上。我提到许多学者的作品，例如杨天石、王奇生等人的，许多人都在承认国民党的抗战贡献上做了许多工作，我只能说我延续了他们的做法。

东：那您对这种立场的改变有什么看法？

米特：我认为不应该等到最近才承认他们的贡献。而且现在这种承认还不彻底——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不彻底的。你如果看看教科书里是怎么写的，就会发现相关的提法还是比较传统的。中国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学术研究的成果只影响到一小部分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所以对这些新的学术观点比较不敏感。而在大众文化里，例如学校用的教科书，我觉得承认国民党抗战贡献的这种立场还不够显著。

我觉得一个有趣的中介是流行文化，例如电视节目、电脑游戏等。我团队的其中一位研究者聂洪萍（Hongping Annie Nie）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关于年轻人怎么在抗日电子游戏里扮演抗战将领。里面对抗日本人的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将士。[10]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本身一段重要的历史给予承认是重要的。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既重要又具备让人不安的风险。如果这种对中国抗战经验的铭记加剧反日情绪，就会让人相当担心。欧洲这边，我认为法国和德国在战后变得对彼此很了解，以至它们之间不再可能发生战争。我不觉得中日两国之间会打仗，但他们对彼此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所以，我希望中国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会扩展为对日本的了解。希望日本一方也同样是如此。

东：延续您之前讲到大众文化的一点，您认为南京大屠杀对中日战争以至后来两国至今的关系有什么影响？提到中日战争的话，许多中国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南京大屠杀。

米特：没错。我认为我在书里应该有一整章讨论南京大屠杀，因为它是整场战争中最严重的暴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许多证据，不管是中国一方的还是外国观察者的，都能证明它有多严重。我认为中国跟这场屠杀之间的关系自从战后变得很复杂。战时它被公开报道，但那种报道是相对受限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政府不希望让公众知道情况有多糟糕。他们从南京撤出，而很显然这使得南京无法避免受到日本人攻击。所以当时虽然有人知道这场屠杀，细节却很不清楚——有人说这场屠杀当时完全被掩盖了，这是不真确的，《纽约时报》当时就报道过。

第一批唤起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的其实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是日本人本身，尤其是日本的左翼和记者，例如本多胜一[11]。我在书里强调了这一点。在中日重新建交之后，日本左翼和一些主要报纸（例如《朝日新闻》）在70年代发表了一些日本记者在南京对生还者的采访，促使日本公众了解这件事。有的人说日本拒绝面对这段过去，其实是不对的。只有日本的右翼分子是这样，而这种看法被宣传为日本人的唯一一种立场。其实不是这样的，日本社会有多种意见，远比这更为多元。

还有80年代以来北京尝试激发爱国主义的这一层原因，尤其在“文革”结束之后。这也是开始激发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回忆，不只是共产党，国民党也包括在内。但同时这也等于在宣扬，我们必须重新看看日本对中国造成什么苦难，所以南京大屠杀也为大众所知了。

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海外华人社群，尤其是在美国。当华人在美国变得更加有钱，更加确定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他们也开始想发掘自己的历史。例如张纯如（Iris Chang）就因此写了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12]，不只是作为历史著作，也是用以献给她自身所属的群体。她是我的朋友，但很可惜在九年前去世了。现在这本书在中国也很有影响，但美国华人参与到这个讨论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张纯如的书人们有各种不同评价，尤其是在西方和日本学界。书里的一些分析仍然是很有争议性的。但我觉得它无疑能够激发一种讨论，这是更重要的。只要能让双方更了解发生过什么事，那就是起到很好的作用了。我也希望我的新书能够有这种作用。

东：所以您这本新书是您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

米特：我这研究项目是由一个十多人的团队组成的，这五年研究的主题都是二战在中国。所以不只是我这本书，还包括其他研究成果。比如Aaron Moore，他的书《书写战争》是关于战时的日记的，比较了日本人、国民党和美国人三方的战时日记。[13]另外，吴瑞利（James Reilly）（目前在悉尼大学）写了一本叫《强大的社会、灵巧的政府》的书，研究当代中国政府如何利用中国民族主义形塑公共舆论。[14]还有赖小刚（Sherman Xiaogang Lai）写的一本很棒的书，关于战争期间共产党在山东建立的国家机器。[15]

这些书也是这个项目的成果。还有我们成员跟前来开会的学者写的许多论文，涉及的题目包括战时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女性的角色、当代对战争的记忆还有它如何影响当今中国社会等等。这些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

东：您在书里的重要观点之一，是提出战时蒋介石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剧烈地改变了人民对国家的期望，为共产党后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您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呢？

米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自重庆在战争期间的档案。研究者一直都没能利用这些档案材料，直到最近的一二十年。因为这个，不管是中国、西方还是日本学者都不容易了解国民党当时形塑的社会实际上是怎么个样子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对他们的关注反而更多，人们会研究当时延安在发生什么事。这当然很重要，但当时重庆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当我们有机会读那边档案的时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跟难民救济、空袭等有关的讨论，而且这些问题都非常真实，非常有紧迫性。我们也看到中国各个地方之间有不少人员的流动。有的难民会回到他们在沦陷区的家乡——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才是他们熟悉的地方，也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当下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这些关于怎么对待平民百姓的讨论都非常真切和紧迫。总之，我要说的是，我这个观点来自一些新公布的材料。它们让我们得以看到中国不同地区的情况，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对比。

四

东：您的未来研究方向是什么？

米特：刚才提到的研究项目由英国的文化基金利弗休姆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资助，它们出资80万英磅。这让我们得以做很多工作，也为博士生、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了经费。这个五年的研究项目在今年暑假正式结束了。但随着这笔研究经费而来的，是我们跟中国还有其他地方建立的联系，包括重庆、台北、北京、上海等。我们希望跟他们进行合作。我们已经获得一笔小的经费研究中国战时的外交史，计划跟台北的“国史馆”和一些大陆学者合作。

东：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主要侧重哪些方向？它的方向跟其他地区学术机构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区别，如美国、日本和中国本身？

米特：我们得到潘迪生（Dickson Poon）先生的捐款，正在牛津大学修建一座新的中国研究中心大楼，大概会在明年启用。中国研究会成为牛津大学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而我是中国研究中心的新一任主任。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未来也非常令人期待。当大楼启用之后，中国研究中心会在三方面推动改变。

第一方面是很显而易见的，但也值得一提——中心会提供崭新的设备，让我们对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能够利用最先进的设施，审视从最古老的到最当代的中国话题。我们会建一个新的图书馆，并在里面提供各种数据库的资源。那里也会有汉语学习的教研室等等，会比现在的设施进步很多。大楼会有大约25位教员和访问学者的办公室，也会有比现在多一倍的教室空间。

第二方面，我们会协调牛津大学的各个院系，加强对中国更深的理解和更紧密的交流。目前牛津还没有一个机构让研究中国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我们中心会跟商学院、法学院甚至是医学院等加强联系。

第三方面是最新的也是我们以前比较少注意的一个方面，会对大学的未来起重要作用。我们会在英国和欧洲范围加强牛津跟中国的联系。这跟其他地区的顶尖学校如哈佛、伯克利、澳洲国立大学等有什么区别呢？欧洲实际上很缺乏中国研究的学术重镇。我并不是说欧洲没有一流的中国研究学者——在伦敦、剑桥、柏林、巴黎等地都有。但把学者集中在一起，协调他们的教研活动的研究中心在欧洲是很罕见的。而欧洲跟中国的关系和中美关系很不一样——中美关系的国际形势极其关键，但经常处于不和睦的状态。两者都是大国，各有自己的全球和地区利益，所以它们的关系并不容易处理。欧洲的状况不同，它在经济上是重要的，但跟中国的关系没有那么障碍重重——当然，有时候中欧之间在贸易和其他议题上也还是有分歧。我觉得英国无疑属于欧洲的一部分，而欧洲扮演的是一种第三方观察者的角色。整个欧洲面对的经济前景虽然困难，但作为最大的经济体，它还是缺乏足够的中国专家和对中国的了解。当然，一个研究中心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是可以引起重大改变，尤其是牛津大学顶尖的研究水平跟对中国的兴趣结合起来的时候。所以总的来说，我希望我们可以在欧洲引起比较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影响只局限在英国而未能扩散到欧洲大陆，我会非常失望，因为欧洲确实需要跟中国建立更多联系。牛津从来都是一所欧洲的学校，从未被国界所局限。

东：除了讲授、研究中国历史，您对中国近来的发展也非常关注，并时有评论。您认为现当代历史对中国当今有多重要？尤其您对政治方面有什么看法？

米特：我觉得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有历史情结的一个社会。我经常会半带讽刺地说，一个社会对历史学者给予这么高的地位是很少有的。比如，英国的历史学者可以放言高论，但政客根本不会理睬他们。中国情况很不一样。比如，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周年纪念，中国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过热烈的讨论。历史学家当然也参加了这种讨论，包括一些杰出的学者如袁伟时、章开沅等。所以换句话说，人们还是把历史看作跟当下息息相关的。

因此，我有兴趣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部分也是因为这场战争在中国人的脑海里还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后来有助于导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有意思的是，这场战争也反映了中国怎么看自己。比如在重庆，二十年前不是很多人讨论它战时的历史，因为在政治上比较多顾虑。人们能够去红岩村中共当时的办事处看看，这一直都是重庆的景点之一。但现在你还可以造访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或者老舍住过的北碚，还有史迪威将军在重庆的故居。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这一类遗迹不能算作城市意识的一部分，但目前它们的地位变得重要多了。事实上，当地还在维护战争期间陪都各国的大使馆遗迹。其中一些如英国大使馆已经被毁坏，但苏联等国的大使馆还在。

东：您肯定注意到习近平最近关于“中国梦”的论述，还有他之前几次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您觉得这些提法和宏大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现当代史的产物？

米特：对于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如史景迁的书名所言，理解为对现代中国的“追寻”。这种追寻过程还没有结束。超过一个世纪以来，人们都致力理解现代中国应该是什么。中国是主权国家吗？它是独立的吗？是经济上进步的吗？什么构成了中国？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最终的答案。但这些问题把所有中国的领导人都连接起来，是他们都必须追问并试图给出答案的。

东：所以他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尝试有多少算是中国在历史上遭受所谓的“国耻”而作出的反应？中国的“百年国耻”以什么方式存在于这些领导人的意识？

米特：中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中国在国际社会里地位不够高，但他们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法。中国在中国的世界里已经真正地拥有一种全球性的角色，如果它希望对本身的角色采取更正面的态度，它大可这么做。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或许不用花过多精力担心自身过去的历史，而是要花更多精力考虑今天的中国要扮演什么角色。记住历史当然很重要，但也不应该受历史掣肘，导致看不清楚目前跟过去的形势有什么不同。

东：中国专家经常都要面对历史与当今两个方面。您更享受观察哪一方面呢，是中国的历史问题还是当下的社会状况呢？

米特：我比较喜欢采取历史的视角。我喜欢作长时段的观察，并在那种背景下进行分析。但我不觉得可以从两者里面只选择一项。对今天中国的了解也很重要，因为这样才知道历史演变成什么模样。但话说回来，我想写这本中日战争的书已经很久了，这段历史不只需要在中国和日本被人铭记，在西方也应该如此。了解这段历史有助提醒今天的政治家，如果不好好解决东亚地区的纷争的话，战争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这是他们必须避免的。要清楚了解这一点，还是必须了解长时段的历史，不能只是观察当下的时代发展。

我写的这本书是历史书，但它确实传递了两方面跟当今中国在世界中角色有关的信息。其中一点是关于国际社会的。西方不只是忘记了中国参与二战打败了日本，而且包括中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影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东亚地区的战后安排。冷战的对峙随之很快就开始了，让1945年的战后安排无法一一落实。即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挑战了世界秩序，世界还是低估了中国的重要性。它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没有冷战开始之前高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二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重点在于它是跟其他国家协力合作的。了解如何达致合作和寻求共识是今天中国和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目前面对的下一挑战。

2013年10月2日于英国牛津

[1]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Allen Lane, 2013.美国版书名为“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2]Anth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Back Bay Books, 2012.

[3]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

[4]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林添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5]Jung Chang, 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6]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7]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陈体芳、乐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8]周佛海：《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9]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陶恒生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10]Hongping Annie Nie, “Gaming, Nationalism,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Online Games based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81(2013), pp. 499-517.

[11]本多胜一：《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

[12]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谭春霞、焦国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13]Aaron William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4]James Reilly, 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15]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 1937-1945, Leiden: Brill, 2011.

基于历史事实的钓鱼岛问题——当代中日关系史专家矢吹晋教授访谈[1]

采访、撰文：何培忠

“尊重历史事实，承认历史事实，承认《波茨坦公告》的决定，退回《波茨坦公告》约定的事情上。”

何培忠：矢吹晋先生，非常感谢您能参加我们的会议，您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此次参加会议的学者中有许多人拜读过您的著作，引用过您的观点。我记得上次您来我研究中心作报告时是2005年，当时您谈了中日恢复邦交谈判时一个有趣的细节：毛泽东主席送给田中角荣首相一套《楚辞集注》。当时参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的人没人注意这个细节的意义，您经过深入研究提出，那是因为田中首相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时，最初按日本习惯，用了“迷惑（めいわく）”一词，中方表示不满，认为道歉诚意不够。在《楚辞集注》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一句。毛泽东主席用送书的方式巧妙地告诉田中，仅用“迷惑”一词表示歉意是不够的。对此，有学者评价说，您可能是除毛泽东之外，了解那次送书用意的第一人。

矢吹晋：谢谢！这实不敢当。

何培忠：现在，中日关系处在低谷。我认为，在面对复杂的中日关系，许多人深感“迷惑”之时，您是保持清醒、毫不“迷惑”的学者。请问您对目前的中日关系有何看法？

矢吹晋：现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是2012年9月日本民主党政权试图让钓鱼岛国有化的“购岛”行动引发的。对于钓鱼岛及相关问题，从去年到今年，我发表了三本书，阐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何培忠：哪三本书？

矢吹晋：一本是《中美利坚——美中合伙与日本前途》，2012年5月出版；一本是《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2013年1月出版；另一本《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作为日美中三角关系顶点的钓鱼岛》，是2013年8月出版的。

何培忠：我注意到您说的第一本书，题目很有意思。把大家都熟悉的“美利坚”说成“中美利坚”，这个词应该是把中国的英文“China”和美国的英文“American”合在一起创出的词。书的封面飘扬着两国的国旗，中国国旗还飘扬在美国国旗的前面。您在这部大作中表达了什么样的看法？

矢吹晋：（笑）您说得对，是把两个英文词叠加在一起了，这个词表达了我对现在中美关系的看法。目前的中美关系不同以往，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借用了中国大量的钱，欠账累累、负债累累。美国目前最吃紧的课题，是加紧构建与中国的非敌对关系。中美两国政府都彼此是同床异梦，但都在努力构筑新的大国关系。虽说有对立的一面，但在经济方面却是互补的，“高消费的美国经济”，是由“高储蓄的中国经济”支撑着，即美国是用借债方式管理着世界。“中美利坚”结构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发展。

何培忠：这种新型的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矢吹晋：日本政府在同中国对抗时，总是提到日美签署的《安保条约》，强调钓鱼岛问题适用《安保条约》范围。其实，《安保条约》已经落后于时代，因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对日本也不是全盘信任。2013年10月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向日本千鸟渊战殁者公墓献花的举动意义非凡。我认为那是美国告诫日本，美国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行为。

何培忠：您刚才提到的第二本书《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谈了哪些问题？

矢吹晋：《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共分7章。第一章是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谈判经过的真相，论证了中日政府之间是否有“搁置”的事实。其中涉及了田中与周恩来的会谈、竹入义胜和张香山等人的有关记录等，证明了中日政府间确有“搁置”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事实，而这些记录被日本外务省的官员抹杀和篡改了。第二章讲述了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愤怒。第三章介绍了围绕钓鱼岛问题中日观点的对立。第四章的题目是“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讲述了我对钓鱼岛问题的看法，指出日方媒体和研究人员有关钓鱼岛的言论是不客观的。第五章指出中日之间互不信任的萌芽潜伏在邦交恢复最初的谈判中。第六章的题目是“中日之间的互不信任与中美之间的蜜月=中美利坚”，在这一章里，我再次讲述了您刚才提到的“迷惑”问题和“美利坚”变成“中美利坚”的问题。第七章是介绍我的一位朋友冈田充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著作《钓鱼岛问题——领土民族主义的魔力》。

何培忠：您为什么在您的著作里特意介绍冈田充的著作？

矢吹晋：这本书很有意思，从某一侧面介绍了野田内阁“购岛”行动的内幕。

何培忠：您可以简单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矢吹晋：2012年，野田内阁支持率不断下降，东京都原知事石原慎太郎借机发起“购岛”募捐活动，不少人认为，石原慎太郎的此举是想借野田内阁人气低迷搅乱政局，为自己的儿子石原伸晃问鼎首相宝座积攒人气。冈田充在书中揭露说，野田内阁的一些人士为保住政权，提高人气，匆匆地抢在石原慎太郎之前实施了“购岛”行动，甚至宣称，若不赶紧稳住钓鱼岛，中国就会提出琉球问题，让日本更难以应付。

何培忠：野田内阁的行动从中方看来是不负责任的，违背了中日之间达成的默契，动摇了中日友好的根基。中国对野田内阁试图“国有化”钓鱼岛的行动曾多次提出警告，但野田内阁置若罔闻。

矢吹晋：美国也提出过告诫，但野田内阁却说美国理解这一行动，中国没反对。野田内阁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方案和行为都是很愚蠢的。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曾公开说，作为大使，他竟事先不知道政府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对此，他无法理解。冈田充在书中批判了日本的领土民族主义情绪，揭露了日本政府强加在钓鱼岛问题上许多的历史虚构，遮蔽了日本民众的眼睛，造成了中日关系的恶化。

何培忠：您怎么看待钓鱼岛的核心问题？

矢吹晋：钓鱼岛问题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问题，其实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问题未进行彻底清算而遗留的问题，也是日美当权者不作为造成的，因为这些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被划入了日本版图。钓鱼岛其实与附属于台湾的花瓶屿、彭佳屿一样，都靠近基隆港，属于台湾北方三岛的一部分。在甲午战争清朝政府露出败象的1895年1月，日本宣布其为无人岛而加以占领，并以《马关条约》中未记载为依据，否认钓鱼岛问题与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宁半岛给日本有关。而在中国看来，钓鱼岛属于台湾的一部分，与冲绳无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将战争中掠夺的土地归还给相关国家，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后，钓鱼岛却没有及时归还，原因是中国处于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败走台湾，为反攻大陆，得到美军支持，希望美军管理钓鱼岛，而大陆方面则是想把一些无人的小岛和台湾问题一并解决。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表面化是在冲绳归还时期发生的，当时，台湾和大陆都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而台湾方面和美国有“外交”关系，通过力争，使美军归还冲绳的协议里明确规定了只归还管理权，而没有提到主权。美国当时已认识到，在钓鱼岛主权归属方面，中日本之间存在争议。

何培忠：您刚才说，近年出现的南海岛屿之争，也与未及时清算日本的对外侵略历史有关？

矢吹晋：是的。1939年3月，日本把新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划入台湾的高雄市。1946年1月，伴随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的第677号行政命令，日本失去了对所侵占领土的控制权。1952年签署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的第二条明确载明，日本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新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归还给中国。但此后，岛礁周围的一些国家开始了对这些岛屿归属的争夺，造成了矛盾的激化，如1988年越南对赤瓜礁的争夺、1995年和2012年菲律宾对美济礁和黄岩岛的争夺等。关于这些问题，我在《中美利坚》这本书里进行了论述。

何培忠：您在最新的著作《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作为日美中三角关系顶点的钓鱼岛》中谈了哪些问题？

矢吹晋：《中美利坚》这部书是我在察觉钓鱼岛问题的严重性、感觉研究人员和媒体反应迟钝的情况下急急忙忙赶出来的，是因为我感到日中关系面临严重危机，愤慨于被大肆传播的日本政府御用学者的谬论得不到纠正，为批判一些所谓著名学者的无知而写的。但单写这些事情，只能形成一个小册子，于是加上了中美关系展望，用中美合作体制下出现的事物“中美利坚”来作为书名，暗示中日关系的危机。

《钓鱼岛问题的核心》这部书是在花传出版社社长平田胜先生的力邀之下写的。因为平田先生非常担忧“中日关系怎么办”。这部书发表后，人们对日中政府间曾达成搁置钓鱼岛问题的默契这一历史事实有了了解。

《钓鱼岛问题的核心》一书出版后，有关钓鱼岛争论的核心虽然讲清楚了，但争论产生的背景还没有涉及，于是我又发表了《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这部著作，对美国在中日之间钓鱼岛主权争议上不选边站的所谓“中立立场”进行了剖析。这个事情始自四十年前冲绳归还协议的谈判中。尼克松政权当时曾一度想把钓鱼岛连同冲绳一起交给日本。但同美国保持关系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极力反对，说如果把钓鱼岛给了日本，全世界华人都会倒向共产党政权。美国这时开始认识到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这时，美国正在和台湾进行纺织品贸易谈判，为了保住美国的利益，拉拢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遂决定在冲绳归还协议中，只把钓鱼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而有关主权让有关方面进行谈判。日本表面上应承了美国的这一主张，但冲绳归还协议签字后一直拒绝和中方谈钓鱼岛主权问题。基辛格曾反对美国把钓鱼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希望美国能有真正的中立立场。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

何培忠：您在从事这些研究时，一定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吧？

矢吹晋：是的。从事钓鱼岛方面的研究的确花了很大的精力，查找了很多的历史资料，如美参议院冲绳听证会记录、美参议院冲绳听证会记录附属文件、美国国务院文件、美国外交文件史料集、美副国务卿约翰逊写给罗杰斯的报告、日本国会会议记检索系统、日本外务省的相关资料、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总统”文件、周书凯回忆录、张香山的《中日复交谈判回顾》等，甚至还有“极密”资料、冲绳返还协议以及相关问题的概要（1971年4月27日—）、1971年日本驻法大使中山贺博写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等。被标注为“极密”文件的内容显示，美国归还冲绳时，并没有把主权给日本。但日本就是不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的事实，也不承认中日政府之间有“搁置”钓鱼岛争议的默契。

何培忠：您的书发表后，社会的反响如何？

矢吹晋：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有这样的评价：矢吹晋教授的著作发表后，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矢吹晋教授说得不对。他的评论我很欣赏，因为我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历史事实。

何培忠：这么说，支持您的观点的人应该不少吧，有哪些人支持您的观点呢？

矢吹晋：这三部书发表后，确实有不少学者在谈论，并表示支持，但我在这里不想提到他们的大名。因为日本现在弥漫着排外主义氛围，我周围虽然没有心底狭小之人，但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笑）。

何培忠：您在这里又用了一次“迷惑”这个词呀！我刚才就说过，在中日关系低迷、遇到很多麻烦、许多人感到“迷惑”的时候，您是毫不“迷惑”的学者。您怎么看待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

矢吹晋：首先应该是尊重历史事实，承认历史事实，承认《波茨坦公告》的决定，退回《波茨坦公告》约定的事情上。当然，有了“管理权”会有一定的主动性，占有一定优势。我想中日两国可以运用政治智慧，比如像海峡两岸关系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一中各表”那样，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可以考虑“一岛两制”的方式，达成“奇数日”由日本管理，“偶数日”由中国管理，公平地划分资源，维持好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新的共识”。

何培忠：您的建议很具建设性，但能否得到日本政府的响应，我目前还看不到希望。我感觉，日本政治人物还想继续利用钓鱼岛问题达到一些政治目的。我们都期望东亚地区各国是友好合作的关系，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

[1]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先生是当代中日关系史专家，2013年11月6日—12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邀请来华访问。在此期间，矢吹晋教授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史学会做了有关中日关系的演讲，并在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乒乓外交与中美在钓鱼岛上的博弈——冲绳归还40年回顾》论文。该论文是日本学者第一次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钓鱼岛问题，也是日本学者对钓鱼岛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何培忠研究员在此期间就矢吹晋先生近期研究成果做的访谈录。

“脐带”是怎样炼成的——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攻防战

撰文：矢吹晋

翻译：胡照汀

钓鱼岛正处在以下三组外交关系的接点上，即明治维新后向着近代国家急速迈进的日本和清朝（李鸿章）；在近代化的道路上遇到挫折经过国共双方内战才最终走上崛起之路的中国（蒋介石和周恩来）；在平等的旗号下实质上的支配国和从属国（杜勒斯和吉田茂、尼克松和佐藤荣作）。

冲绳返还交涉与钓鱼岛问题的出现

关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我于2013年写过两本书，即《钓鱼岛问题的核心》（花传社，2013年1月）和《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花传社，2013年8月）。

我于《钓鱼岛问题的核心》中作出说明：关于钓鱼岛的所有权（sovereignty），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在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交谈判以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达成了明确的“搁置争议”的共识。我还在书中强烈警告：日本政府在政府问责书中所持的“否认搁置争议”的立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日建交条约的精神，是严重威胁中日关系的举动，是对历届外务省官员所作记录的篡改。野田政权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提案将不可逆转地恶化中日关系。

1971年的《美日归还冲绳协定》规定：美国将冲绳的施政权（administrative rights）返还日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所有权问题应交予当事国协商解决，美国持中立立场。即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内，美国也不能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争端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

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中日两国应该通过真诚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并以此探索出东亚地区资源的和平开发之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那么，美国为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治权（administrative rights）与主权（sovereignty）分离的立场呢？笔者在拙作《钓鱼岛问题的核心》完成后再次查阅了《旧金山和约》相关的战后处理文件、关于1972年冲绳返还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记录以及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记录等外交档案，仔细分析了美国对于钓鱼岛列岛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保持中立立场（neutral position）的原因。

拙作《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是以冲绳归还谈判为中心内容的。实际上，1971年6月签署的《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和1972年9月作为田中角荣与周恩来会谈结果的《中日联合声明》同属处理日本战后问题的外交文件，两个政治文件是通过“脐带”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但是，尽管构成中美两大国外交关系基础的两部外交文件密切关联，但仅据笔者所知，论及两者之间“脐带”关系的文章四十年来几乎从未出现。拙稿即是填补这一缺憾之作。

周恩来在与田中角荣的会谈中提出“搁置争议”一事，于今已广为人知。并且，周恩来将这一提案通过竹入义胜[1]和古井喜实[2]，在田中角荣访华前提前通告给田中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971年10月，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年，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在联合国大会最终得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台湾）行使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力。这一事件发生在田中访华之前，构成了田中访华的国际背景。田中访华可称为战后冷战格局的转折点之一，同时也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大变革的背景之下实现的。

当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北京。在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多年之后，中日两国终于突破冷战格局的阻碍建立了外交关系。《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订于1971年6月，生效于1972年4月。“冲绳返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两个战后外交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把这一关系称之为“脐带”关系。这一“脐带”就是钓鱼岛问题。

在二战后由欧洲的“铁幕”和亚洲的“竹幕”构成的东西方对立格局下，1971年秋季的联合国大会在亚洲的“竹幕”上打开了一丝裂缝——田中访华正是通过这个小小的裂缝实现的。

这场巨大舞台剧的主角毋庸置疑是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和他的助手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而迎接他们并向全世界展示出巨大存在感的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1971年4月，周恩来邀请在名古屋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选手来到北京，上演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尽管“乒乓外交”的表面舞台是在名古屋，但中美两国通过体育活动构建外交渠道、加深联系的政治意图在当时的日本，无人知晓。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背后暗含着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计划。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一个月后，在1971年5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在美华人提出的名为《保卫钓鱼台》的公开信，信中强烈主张钓鱼台（尖阁诸岛）是中国领土。大致内容如下：

致尼克松总统及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

关于中国政府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遭到日本政府及琉球政府粗暴侵犯的事实，我们在此呼吁以唤起各位的关注。这一问题是在1968年联合国地质调查探明东海大陆架蕴藏丰富石油资源之后产生的。我们呼吁各位：请尊重中国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并为确保这一主权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各位能够通过适当的措施，使东亚领土争端的诱因消弭于无形之中，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得到极大促进。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劳斯基在1970年9月10日表明：美国政府关于主权问题采取中立的立场。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被作为参考资料在197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关于《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提交，会后作为听证会附件被复印保存。这封公开信涉及一个重要信息：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劳斯基（Robert J. McCloskey）已经在“1970年9月10日”这一时点明确了“美国保持中立立场的方针”。更为重要的是，在美的保钓活动者已经得知麦克劳斯基的发言内容。钓鱼岛主权问题第一次在日本国会讨论是在三个月后的1970年12月8日。这次讨论起因于冲绳地区的国场幸昌议员因四天前的新闻报道而提出的质询。

在公开信刊登一个月后的1971年6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从美国远道而来的《纽约时报》副编辑托平夫妇（Seymour & Audrey Topping）、《华尔街日报》外国通信部的基特利夫妇（Robert Keatley、Anne Solomon）等三对夫妻。

《周恩来年谱》（下卷，464页）有如下记载：“1971年6月21日，同《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西摩·托平和夫人、《每日新闻》经理兼发行人威廉·阿特伍德及其夫人、《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夫人会面”。

尽管在日本无人知晓这次会见，但对于钓鱼岛问题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见。据基特利夫人所作《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华之前——周恩来如是说》一文记载，周恩来把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条件”提出来，并进一步说明：附属于台湾的无人岛钓鱼岛问题应该和台湾问题同时解决。

基特利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旦解决了台湾问题，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这样一来，中国就能够同美国确立外交关系。如果要知道钓鱼岛问题如何同这一问题深刻相关，我们只要引用周恩来的话即可：‘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附属于台湾省’。”[3]

周恩来在会谈中特别强调了五个岛屿的名称，并且第一次在外交场合提出“搁置争议”一词。基特利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中国旅行的焦点是6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办的招待宴会”，“信息的核心内容是很明显的。中国正在变化，正在准备进行不同于以往条件下的外交谈判。但是，包括周总理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不愿在公共场合提及此事”。

周恩来在1971年6月对美国记者们提出“搁置争议”一年多之后，于1972年9月在同田中角荣的会谈中再次提出“搁置钓鱼岛问题”。

周恩来为什么要提及“搁置争议”呢？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钓鱼岛列岛是附属于台湾的岛屿”。

举个不太雅的例子，如果台湾是条小狗的话，钓鱼岛岛屿就是小狗的尾巴。在“台湾的归属问题尚不能解决的阶段”，讨论类似于小狗尾巴的附属岛屿“是毫无意义的”，“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只能同时解决，别无他途”。这是周恩来的大局观。周恩来把他的大局观告知给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记者。

为什么是《纽约时报》呢？如同1971年5月23日的公开信所言，该报表达了在美华人“保卫钓鱼岛”的意愿。美国国务院正是在掌握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详细制定了《美日归还冲绳协定》。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却采取了难以置信般迟钝的反应。至少从国会质询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紧迫的感觉，在外交部门也看不到任何以“对国会保密”的形式努力的迹象。

与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日本不同，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富布莱特（William J. Fulbright）委员长准确地捕捉到当时尚未建交的“敌国”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传递的信息。1971年10月7日，富布莱特在参议院《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的开幕致辞中谈及“乒乓外交”和基辛格访华深刻影响了联合国格局，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将最终解决等问题，并作出如下表述：

《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在美日长期贸易摩擦和与中国过去的数月间的交涉中日渐浮出水面。美国已经声明将寻求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政策变更将在不与日方商议的情况下进行。富布莱特在作出以上发言之后宣布听证会正式开始。（听证会记录[4]，第1页）

富布莱特的发言最确切地表明了当时的世界局势。一方面，美台之间的微妙关系变得紧张；另一方面，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在1971年10月25日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正是在预估到对美日关系、美中关系及受前两者影响的美台关系和美韩关系的影响，才单方面越过日本迈出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遗憾的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二十年间，作为“封锁中国的最前线基地”并要求美国把冲绳作为军事基地的日本，面对美国毫无事前通知情况下背信弃义的举动，竟然被美国驯化得毫无抗议之声。日本民众面对这样的政府也只是提出几句简单的抗议。

冲绳返还四十年后，中日两国因钓鱼岛发生冲突正是由那时设置的炸药“爆炸”所引发的。“炸药”这个词是当时参与美台谈判的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海格（Alexander Haig）使用过的关键词。[5]

1971年12月30日，中国政府通过《中国外交部关于钓鱼岛的声明》公开向国际社会广泛地提出了钓鱼岛问题。这份外交部声明是在6月末周恩来向美国记者召开说明会半年之后，在《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署一周之前发布的。

台湾的“外交部”声明所署日期为1972年5月9日，是在同年5月15日《美日归还冲绳协定》被实施的一周之前。两份声明的共同内容是——“钓鱼岛列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周恩来认为：钓鱼岛问题本质上是“台湾统一”问题的一部分，在台湾问题解决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讨论钓鱼岛问题毫无意义。正如《纽约时报》所登载公开信的评论中所暗示的那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1970年9月所作的关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的声明，不是因为钓鱼岛问题从冲绳返还谈判之初就被划定为返还对象而提出，而是在暗示：钓鱼岛问题实际上是在这个时点突然出现的焦点问题。换言之，尼克松在美国国务院原定方案的基础上“最终决定钓鱼岛归属”是在“协议签订的10天前”。美国的态度转变是同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以及中国的国际发言权日益增长等现实背景密切相关的。

我们应该铭记的是：对这一变化反应最为迟钝且一直都有意无意采取无视态度的是日本政府和外务省——四十年后，由此被设置的“炸药”终于爆发了。

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一个月后的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从7月9日到11日三天内，基辛格与周恩来共举行了四次会谈。美国为了尽早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终止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二十余年对中国的敌对和“封锁政策”（Containment Policy），转而采取“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

美国的这一态度转变强烈影响了世界舆论。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决定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交还给中国；失去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台湾蒋介石政府宣布退出联合国。[6]

从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到同年10月底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半年间，世界的冷战舞台以北京为基轴发生180度的转变。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受此影响即将结束，冲绳返还也最终得以实现。1971年中期的国际时局变化，作为二战后世界冷战格局的一大转折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钓鱼岛问题的起源

追溯历史，钓鱼岛问题起源于1895年明治政府的“无主地”（terra nullius）“先占”（occupatio）决定。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第三条都规定：将西南诸岛（指琉球诸岛、大东岛）置于美国为唯一施政者的信托统治制度下，维持美军对冲绳的占领和管理。钓鱼岛也被作为固有名词使用，且对于钓鱼岛的处理从未产生任何争议。

（资料）第三条。日本同意美国将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诸岛（含琉球群岛与大东岛）、孀妇岩以南的南方各岛及冲之鸟岛和南鸟岛等地送交联合国之信托统治制度的提议。在此提案获得通过之前，美国对上述地区、所属居民与所属海域拥有实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权利。（英文内容如下：Japan will concur in any propos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place under its trusteeship system,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sole administering authority, pending the making of such a proposal and affirmative action there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he right to exercise all and any powers of administration, legislation and jurisdiction over the territory and inhabitants of these islands, including their territorial waters. ）

未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951年8月15日发表关于《对日讲和问题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关于领土问题的立场（[ ]内为作者矢吹晋的补充）：

第二，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在领土条款上的内容完全反映出美国政府扩张和侵略的本性。一方面，草案不仅保证了美国政府对原由国际联盟赋予日本委任统治权的太平洋诸岛实施占领，也保证了美国政府对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火山列岛[硫磺岛]、西鸟岛[南威岛]、冲之鸟岛及南鸟岛等岛屿的统治权。草案不仅罔顾从未有相关国际协定规定上述岛屿同日本分离的历史，而且在事实上赋予美国政府维持对这些岛屿占领的权利。另一方面，草案内容违背《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以及《波茨坦公告》等条约内容，只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的所有权利，对于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之内容只字未提。后者的目的是：掩盖美国维持占领的企图，并进一步加深同苏联的紧张关系；前者的目的是：妄图实现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长期占领。但是中国人民绝不允许美国野心得逞，也决不会放弃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神圣使命。[后略]

返还冲绳的基本前提是确认美国占领管辖的范围。这一范围由美国琉球民政府公告第27号（USCAR27，1953年，资料3）公示，实际上是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基础上沿袭了旧冲绳县的行政区划“八重山郡”的管辖范围而制定的。

在开始对冲绳实施占领管辖时，美日双方围绕冲绳的地位问题进行了各种讨论，但钓鱼岛问题并未被列入讨论范围。当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奄美大岛的回归问题，随后举行了是否将冲绳本岛和八重山群岛从日本本土分离等讨论。主张冲绳独立的提案在冲绳咨询会的投票中获得了全部20票中的3票。

钓鱼岛问题是在冲绳返还谈判的最后阶段突然显现出来的。一般认为，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是在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的调查报告（关于此调查背景，参见该书109页）提及这一海域附近蕴藏石油资源之后凸显的。在当时，确保经济增长所需资源已是各国极为关心的问题，而蕴含石油资源的钓鱼岛也很自然地在这一背景中引发各国的关注。

但是，这座无人岛位于中日边界线上，自古以来就是中日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如果在此处划定国界线，它正处于极易引发冲突的位置。蕴藏石油资源确实点燃了这一问题的导火索，但即使不存在石油资源的相关报道，在此划定国界也势必会诱发战争。从古贺辰四郎发现所谓“无主地”，到日本内阁秘密采取“先占”措施（未公开）前后经过了十年的时间。这些都和钓鱼岛列岛位于日、中、台三者间极其微妙的位置分不开的。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Grant，1822—1885）将《李鸿章的冲绳三分割提案》转交给明治天皇是在1879年7月4日，古贺辰四郎发现所谓“无主地”上奏“申请树立界碑”是在1885年，日本内阁决定占领是在十年后的1895年1月。当时石油资源尚未开发，还处于将渔业资源和信天翁的羽毛认定为资源的时代。现在的人们认为：“钓鱼岛因为石油而成为冲突的焦点”，但实际上如果日清或中日两国划定国界，钓鱼岛必定成为国界线的一部分，必然会成为引发战争的敏感地区。

代替七岁的光绪皇帝接见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军的是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格兰特在其《格兰特将军回忆录》（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the American News Co.，1879）中写道：关于日清间的“琉球所属问题”，被称为Prince Kung的恭亲王奕同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一道向格兰特表明了清政府的立场。格兰特为将清朝的立场转达给明治天皇，于1879年7月4日和8月10日两度拜谒明治天皇，期间多次同内务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西乡从道会谈。（松井顺时编《琉球事件》，1880年2月）

冲绳返还过程中的台湾的不满

笔者提前做出本文结论：在冲绳返还的最后时刻，当时同美国“建交”的台湾政府反对尼克松政府将冲绳交给日本。例如，据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参会人员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回忆，台湾在1969年11月14日提出：应通过冲绳的全民公投（plebiscite）来决定是否应将钓鱼岛交给日本（FRUS[7]，45，44）。这一提案来源于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关于冲绳问题所提出的“中美共管”构想。自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通过中日战争的战后谈判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冲绳地位问题的提案，并对冲绳返还持续表示反对。

1.钓鱼岛的主权

但不久之后，台湾政府就提出将冲绳返还同钓鱼岛列岛两个问题分开处理，“认可冲绳返还，但强烈反对将钓鱼岛列岛交给日本”。1970年9月16日，蒋介石政府在得知钓鱼岛列岛被包含在冲绳返还的内容之后，立即向美国国务院东亚地区事务助理格林（Marshall Green）递交了长达四页的普通“照会”。（FRUS，p.229n.2，国家档案馆，RG59，EA/ROC文件：Lot75，D.61）

按照外交惯例，这份普通“照会”原文未被公开，但可以在美国国务院托马斯·休史密斯（Thomas Shoesmith，时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平洋局驻台湾军事顾问）所作文章中找到相关内容。他在文章中提及因反对日本管理钓鱼岛而引发台北学生游行事件之后，对那份普通“照会”进行了归纳。大意如下：“据台北美国大使馆判断，反美游行的发起者不是政府而是学生。但台湾政府似乎并不反对学生的爱国主义并暗中默许，这是由于对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及禁止石油开发措施的不满而造成的。”（FRUS，p.292n.6，国家档案馆，RG59，EA/ROC文件：Lot75，D.76）

在美国和香港等地同样也发生了学生的抗议游行。4月12日的白宫录音表明：周书楷“大使”曾向尼克松强调：钓鱼岛列岛问题的最终处理尚未决定，解决钓鱼岛问题是台湾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休史密斯的笔记及尼克松总统文件、白宫记录、1971年4月12日尼克松同基辛格的谈话记录、FRUS，113）。

前文所述保钓人士在《纽约时报》刊载公开信是主张单独处理钓鱼岛问题的象征性事件。据此我们可知，1970年9月保钓活动者已经获知美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问题所持中立立场的消息，九个月之后，公开信最终得以公开发表。约翰·霍尔德里奇（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参会人员）为基辛格归纳了《“中华民国”对钓鱼岛列岛的要求》，内容如下：

基辛格请求“中华民国”对于钓鱼岛问题要求的相关信息。最近的总结是3月15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转交给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华民国”对钓鱼岛的普通“照会”，要点如下：

——15世纪的中国史书记载：钓鱼岛是位于台湾和独立的琉球王国之间的岛屿。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地质构造类似于台湾的其他岛屿。钓鱼岛相比琉球离台湾更近，被大陆架边缘的冲绳海沟（海深2000米）隔开。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区域，台湾渔民自古就将这些岛屿命名为钓鱼岛列岛。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日本政府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从中国割占，日本政府从未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入冲绳县管辖。

——“中华民国”出于维护地区安全的考虑，对美国根据《旧金山和约》第3条规定维持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占领没有异议。但国际法规定：对某一地区的军事占领不能影响该地区的主权归属。

——鉴于美国政府对琉球群岛的军事占领将于1972年终止，我们要求美国政府尊重“中华民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拥有的主权并早日将这一主权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FRUS，115）

1971年4月12日，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在离任之际拜访了尼克松，并做了如下暗含警告内容的发言。该发言内容被记载于美国国务院的笔录中：“周书楷因此提出了钓鱼岛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台湾政府丧失了国家利益，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一定会‘投向对岸的怀抱’（意指放弃台湾转而支持北京政府）。美国政府提出的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属于冲绳这一言论已经招致暴力性的反对。海外华侨的保钓运动就是实例。”（FRUS，113）由上述内容可知，周书楷警告美国政府：关于钓鱼岛问题，如果美国不能保护好台湾政府的利益，知识分子和华人华侨将会倒向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这可以理解为是对美国的警告。

2.美国政府内部强烈的异议

那么，美国国务院面对台湾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态度呢？美国国务院作出如下评论：“可以预料到，日本政府也会提出推翻‘中华民国’政府主张的观点，也会提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日本的主张”，“国务院的立场是在1945年占领冲绳和钓鱼岛，在1972年返还时作出如下判断：关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不满及任何问题不作任何评判，相关问题应交予当事国直接解决”。

美国政府对台日的对立要求不作评判，“寻求双方的直接解决”，对台日争端采取了“保持中立立场”的政策。

美国国务院是如何提出这一“中立”政策的呢？这一问题的背景原因并不明朗。但基辛格最初听到这一政策时的反应却意味深长，值得探究。整理国务院文件的工作人员描述了基辛格的意见，内容如下：

基辛格所做的笔录中写道：“一方面返还给日本，一方面却标榜严守中立，这不是毫无意义吗？如何保证更加中立的立场呢（But that is nonsense since it gives islands to Japan. How we can get a more neutral position）？”刚看到国务院原始文件的基辛格对这一政策感到很不可思议。既然要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交给日本，美国就已经“不是中立”了。然后，基辛格提示部下难道美国就没有更明确地表明“中立立场”的办法了吗？（FRUS，115，n.3）

根据皮特森（Peter Peterson，负责国际经济问题的总统助理）提交给尼克松总统的记录，因美日纺织品谈判而被派往日本、台湾和韩国的肯尼迪（David Kennedy）特使（当时兼任财政部长）采取了对日本更加严厉的态度：“钓鱼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地理上都不是冲绳的一部分。将主权交给日本有损于台湾的尊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问题正处于讨论中，在纷争解决前都应该保持‘美国干预’。如果把钓鱼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日本绝不可能将其归还给台湾。我并不是要求将该岛交给台湾，但也并不认同将管理权交给日本，我们该如何努力来维持现状呢？”（1971年6月7日，FRUS，133）。

从以上内容可知：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问题，直到决定前的最后时刻尼克松政府内部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经过了曲折复杂的博弈之后，尼克松终于在6月7日作出了决定。

3.返还协定签订前的决定

尼克松总统助理皮特森写给在台北的大卫·肯尼迪的绝密信件（FRUS，134，1971年6月8日）表明：尼克松决定把钓鱼岛列岛加入《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是在协定签署的10天前。尼克松拖延到最后时刻才做出决定，反映出台湾蒋经国“总统”强硬的反对立场和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

这一绝密资料上被标明“仅限肯尼迪大使”“大使亲启”（Secret, Eyes Only for Amb Kennedy）的字样。据此资料可知皮特森助理在这封绝密信件中向肯尼迪特使叙述了如下经过。

在所谓“后台渠道”[8]的文件中（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Kennedy to Peterson，June 9，FRUS，134）有如下记载：收到此信件的肯尼迪特使“在6月7日把向日本返还冲绳的决定传达给了蒋经国”。蒋经国向美方要求：“美国政府在签署《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时务必要言明钓鱼岛问题尚未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将交由所有关系国处理解决。”

对于蒋经国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1971年6月10日的巴黎会谈中将这一要求告知给日本外相爱知揆一（Alexis Johnson Files：Lot 96 D 695，Kissinger，Henry，1971）。罗杰斯按照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Alexis Johnson）的提示，要求爱知揆一：“日本在协议签订前务必要和台湾进行商谈。”不仅如此，国务院在协议签署当日的6月17日再次明确地对外宣布：“钓鱼岛列岛的返还只是施政权的返还，并非主权的返还”，并强调此举“并没有损害‘中华民国’的潜在请求权（underlying claims）”。

中日·台日之间的钓鱼岛冲突根源肇始于此。炸药也就在这个时候被暗中埋设。此时的日本外务省和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外交措施只能用“可悲”来形容。当时的日本政府根本就没有理解问题的核心也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这一点在四十年后被披露的资料中显露无遗。

4．美国对日本的“恳请”

1971年6月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巴黎同日本外相爱知揆一的会谈中提及蒋介石的不满并将台湾的立场传达给了日方。日本驻巴黎大使馆中山贺博寄往外务省的机密电报中这样写道：

在会谈开始时，罗杰斯阁下对以下几个问题（大部分问题已达成解决共识）做出了说明。首先，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台湾政府对于一般民众的反应（指台湾的社会舆论）非常担忧（台湾也在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如果日本政府在不损伤台湾的法律权益的前提下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我们将感激不尽。比如，关于钓鱼岛问题，能否请求日本政府尽快将谈判的意向传达给台湾政府？对罗杰斯的请求，爱知揆一大臣以足够的自信做出了如下回答：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同台湾政府进行会谈，但会谈日期不是《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署之前，而会参照1969年佐藤荣作同尼克松发表共同声明的先例在《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署之后进行。

上述绝密电报中笔者用下划线所标出的那句，“表达方式”极其意味深长。表面上，美国国务院毫无干涉日本内政的意图，一边尊重日本的自主性，一边要求日本寻求同台湾的妥协。实际上，所谓“如果能帮助我们，我们将感激不尽”的“恳请”的背后隐藏着对属国日本“事实上的命令”。

事实上，罗杰斯在对台湾进行说明的同时，也做好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交涉的准备。这一点可在1971年10月27日罗杰斯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所作报告中得到证实。美国政府表面上是将冲绳返还给日本，但基辛格等人对警惕美国同中国大陆走近的台湾给予安慰的同时已将视线聚焦于北京。

根据日本外务省绝密报告所记载的爱知揆一同罗杰斯会谈内容，可以获知冲绳返还谈判最后的经过。钓鱼岛的命运也就此被确定了下来。日本民众直到美国2000年（协定签署三十年后）公开相关信息之前都被蒙在鼓里。罗杰斯同爱知揆一巴黎会谈的一周之后，《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最终签订。笔者再次强调：在协议签订之前，罗杰斯是以恳请日本“帮助美国”的形式进行交涉的——“请日本政府在《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订之前同台湾政府进行谈判”。爱知揆一外相答道：“在《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订之后进行事后说明。”

中岛敏次郎（时任外务省条约课长，后任日本驻中国大使）关于对台湾的事后说明回答说：“不知道”、“没有进行过”。其实这些都是虚伪证言。[9]美国总统助理皮特森发给当时在首尔的肯尼迪特使的电报有以下内容：“6月15日在东京，爱知外相就钓鱼岛问题（to discuss Senkaku issue）同‘中华民国驻日大使’彭孟辑进行了会谈。”（FRUS，134，n.6）但据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资料记载，台日之间进行了谈判，但谈判以破裂告终。在《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订后的7月12日，蒋经国在台北向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抱怨道：“台日间举行了谈判，但日方拒绝关于钓鱼岛的任何有意义对话。”（the Japanese so far refused to talk in any meaningful way on the subject.）（FRUS，134，n.6）

后来的历史证明：随意处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恳请”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在当下的钓鱼岛问题上，日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外交困境。

前文已经提及：美国政府注意到在美华人和留学生为保卫钓鱼岛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公开信以及台湾政府反对冲绳返还的事实。实际上，比起当时与美国“建交”的台湾政府，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的是周恩来的意见。笔者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做好了将钓鱼岛问题从冲绳返还中分离单独解决的政治思考。表面看起来是“对台湾的让步”，同时也暗含“对北京微笑外交”的意义。美国背后的真实意图就像一幅模糊的图画，在四十年后的今天逐渐鲜明地浮现了出来。

尼克松政府之所以如此温和地处理同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是因为从抗日战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署到二战之后美蒋之间共同维持的三十余年牢固的同盟关系。尼克松拒绝了蒋介石所要求的“不包含钓鱼岛的冲绳返还”，其所依据的正是“将冲绳交还给对冲绳拥有潜在主权的日本”这一逻辑。如此一来，日本对冲绳拥有的“残存主权”这一新的外交辞令成为了保证在冲绳的“美国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同时也构成了“冲绳返还的逻辑”。

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在重复“逻辑”这个词，但同时也强调了“返还”只是“施政权”的返还，主权等同于领有权这一概念范畴。这是美国政府接受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强烈要求后做出的。美国政府表面上接受了与美国具有“外交”关系的台湾的不满，但实际上是因为白宫和国务院都认识到：在钓鱼岛问题上向台湾示好就等同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示好。

这种把钓鱼岛返还仅限定为“施政权返还”的逻辑成为美国后来介入中台日关系的制高点。与其说美国的这一决定是蓄谋已久的阴谋，不如说是为方便其从纷争中脱身的“权宜之计”，这一结论可从外交过程中分析得到。但也正是这“权宜之计”为美国下一步的外交展开做出了有利的铺垫。这不正是“外交智慧”使然吗？

被迫承认冲绳返还的蒋介石

在冲绳返还前的1967年，佐藤荣作同蒋介石关于返还问题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举行在被称为冲绳返还谈判原点的《美日共同声明》发表之前。在冲绳返还三十年后，《琉球新报》报道了这次佐藤荣作和蒋介石的会谈，内容如下：

在1967年11月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冲绳回归问题在此次会谈中取得重大进展）的两个月前，佐藤荣作首相和蒋介石“总统”参加了会谈。佐藤首相向蒋“总统”表示：即使日本收回冲绳，“弱化美国远东防卫体制也并非日本本意”，并表明将继续维持冲绳的美军基地。这一点在2000年5月28日公开的外交文件中可得到证实。佐藤首相在1967年11月同美国约翰逊总统的会谈中也表达了这一立场。美方虽未明确说明返还日期和返还后美军基地的地位问题，但首次确认了返还冲绳施政权的方针。当时，为了获得遭到中国（大陆）严重威胁的台湾对于冲绳返还谈判的认可，佐藤首相事前将日本的对美外交方针传达给了台湾。蒋“总统”向日方寻求对台湾反攻大陆的支持，首相以“宪法禁止军事介入”为由，拒绝了其要求。

会谈先后举办了两次（当日下午和晚上），冲绳问题是在第二次会谈中提及的。会谈中，首相表示：“日本国民和冲绳民众热烈盼望冲绳的回归。我同样认为冲绳如果不能回归，二战就没有真正结束”，并表示要继续维持美国远东防卫体制。蒋“总统”也做出了回应：“相信冲绳问题合理解决之日将很快到来，但并不是现在。日本国民不应太着急。”

蒋介石的回答意在牵制日本，但应该也暗示：如果冲绳返还日本，希望美国在赤尾屿、黄尾屿驻军。关于这一点可参考《蒋介石日记》。但日本则完全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的暗示。《琉球新报》继续写道：

在这之前的第一次会谈中，关于中国的核问题，蒋“总统”指出：“亚洲各国都感到深刻的不安”，呼吁进攻中国。佐藤首相在遍访东南亚各国之后访问美国，在同约翰逊总统的会谈中表示：冲绳回归日本不会阻碍远东的战略安全，希望在两三年内关于返还日期达成共识。

该报在报道会谈经过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佐藤访问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向美国表明：日方已为消除台湾对冲绳返还的担忧而做出了努力”，“台湾和韩国极为担忧冲绳返还后美军基地在这一地区的威慑减弱。在会谈中蒋介石‘总统’实际上间接反对冲绳返还”。但根据这些报道并不能明确了解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1967年9月8日，同佐藤会谈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在宴请中，佐藤提琉球问题，余乃与之畅谈：此事性质重要与美国之意度，现时在名义上无法放弃其托管权之理由。彼甚以为然。昨晚（9月8日晚）宴后，佐藤再提赤俄与琉球问题，彼此意见相同并无出入之处。余认为佐藤政治言行比较实际可行。余对琉球一节，对于归还日本并不采取表示反对之态度。明言：我国民党政策并无争取琉球之方针，但“共匪”则不仅要琉球归还中国，而且与北韩亦然受其统治不可之野心甚明。以提醒对“共匪”之警（？）。党非由我光复大陆日本无法生存之意，作间接之示意，彼此甚动容。余认为此次佐藤来访乃可增加其对我攻意义之重要，而其结果如何自不得而知耳。（《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藏）

蒋介石的日记内容非常重要。尽管佐藤“不能支持”反攻大陆的态度令蒋失望，但蒋介石反对大陆要求收回琉球。换言之，蒋介石“不反对琉球返还日本”。从蒋介石日记中的“明言”二字可以看出：蒋介石有意强调这是首次向日本表明默许冲绳返还的。这也意味着：蒋介石在同佐藤荣作会谈之前是“反对冲绳返还的”，至少表面上采取了“联合国的信托统治，或者美台共管”的方针。蒋介石终于在这次会谈之后改变了《开罗宣言》以来的立场。[10]

冲绳返还的内幕

关于冲绳返还中钓鱼岛问题，台北和北京都展开了针对1971年10月末举行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的外交攻势。美国预测到台湾的抗议和今后美中关系的开展，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编造出了冲绳返还只是“施政权的返还”并非“领有权的返还”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面对这一理由，日本政府竟毫无抗议之声，只是安静地“忖度美国的态度”。这是何等赤裸裸的奴性外交！另一方面，日本在野党的反对也仅停留在几句无力的抗议声中。

在2012年中日因钓鱼岛问题发生外交冲突时，日本政府也只能摆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的陈词滥调，而美国则一再强调“中立”立场，又一次表现出冲绳返还时的模糊态度。“外交不作为，政治不作为”这句话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最终决策的参与者之一基辛格在1971年4月13日一时激动提出了“毫无意义的提案”这一非理性的处理方式。根据霍尔德里奇在1971年4月13日寄给基辛格的备忘录，美国对台日的对立不予评价，寻求双方自行解决。对台日的争议保持“中立”的立场。基辛格在得知国务院“在把钓鱼岛列岛交给日本的同时”，坚持“关于钓鱼岛列岛的中立立场”的方案时，批评其“毫无意义”。他质问道：“一方面返还给日本，一方面却标榜严守中立是毫无意义的。如何保证更加中立的立场呢？”从中可以看出基辛格曾经并不认同“把钓鱼岛列岛归还日本的方案”，对“更加显示美国中立立场的方案”做了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冲绳的“返还”过程不只是驻冲绳美军基地的现状维持，与其说是“返还”，用“购买”一词来描述更确切一些。美国一察觉到日本有维持美军基地的意图，就开始考虑从日本赚多少钱的问题了。美国正式提出“支付6.5亿美元（2340亿日元）的要求”，“这同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时日本向韩国政府支付的5亿美元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6.5亿美元是《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公开的3.2亿美元的两倍”，“据谈判当事人、原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吉野文六披露，‘核武器撤回费’是日方单独决定的毫无根据的款项”。另外，2011年2月18日的《每日新闻》上刊登了公开外交文件的报道：“美国，冲绳返还时要求6.5亿美元，是协定记载金额的两倍。”日本政府“用毫无根据的价钱购买了冲绳”。但被交易的冲绳才是最可怜的。这就是“以丝（美日纺织品问题）买绳（冲绳）”的故事。

拙稿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证“日本对冲绳收回完全主权”只是“表面的托词”这一事实。所谓“完全主权”（full sovereignty），是同约翰·杜勒斯（John F. Dulles）提出的“残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相对的一个概念。

日本因二战战败被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但是，对冲绳的占领管辖是排除中英苏三国，“美国单独”实施的。因此美国就有必要捏造出依据“同日本的协定”这一虚构理由，即承认日本的“残余主权”的同时，以同“具有残余主权的日本”签订协定的形式实现美国单方面占领冲绳的合法化。到1960年代中期，因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作为前线轰炸基地的冲绳基地难以为继，故而美日间进行了冲绳返还。但实际上，冲绳返还的真正目的是“保留美军冲绳基地”。所谓的“去除核武器，冲绳本土化”只不过是欺骗日本国民和冲绳民众的幌子。但是，日本政府不得不承担这出小丑闹剧的费用。这些问题都已在拙作《冲绳的愤怒》以及其他文章中分析过。

笔者要附加说明的是：在美国外交政策从肯尼迪——赖肖尔路线向尼克松——基辛格路线转变时，冲绳返还“内幕”中产生了怎样的“突然变化”？国际局势最大的变化是：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得到解决，北京政府开始代替台湾施加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

由此而产生的新问题就是“作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焦点（钓鱼岛）的钓鱼岛问题”。由五座小岛和三座岩礁构成的总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列岛，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成为了影响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关键点。这座无人岛为何成为了悬而未决的矛盾焦点呢？

这是因为钓鱼岛正处在以下三组外交关系的接点上，即明治维新后向着近代国家急速迈进的日本和清朝（李鸿章）；在近代化的道路上遇到挫折经过国共双方内战才最终走上崛起之路的中国（蒋介石和周恩来）；在平等的旗号下实质上的支配国和从属国（杜勒斯和吉田茂、尼克松和佐藤荣作）。

“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和蒋介石引退

1971年中期，国际局势转变的象征性事件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这一事件也宣告了蒋介石的政治隐退。同样以这一事件为标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命党在国际层面上的对峙终告结束。尽管国共两党直接的军事斗争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终，但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依旧打着“光复大陆”的旗号坚持了二十余年的军事对峙。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图谋仅仅在朝鲜战争时期显露出微弱希望，这一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结束逐渐消失，其后台湾海峡作为东亚的冷战前线一直维持着紧张状态。

美国维持第七舰队的巡逻以支持蒋介石政权。即使在越南战争有迹象要蔓延到中国的情况下，美国依旧维持着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70年代之后，国际社会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已逐渐失去希望。法国和加拿大先后在60年代中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潮流很快扩展到了全世界。

笔者也曾于1969年秋访问台湾，台北市内“勿忘在莒”[11]的标语让我意识到国共内战的继续，但对于本不相信“反攻大陆”的我而言，那些标语已不合时宜，终将要被历史所淘汰。在“反攻大陆之梦”一次又一次破灭后，蒋介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那么，在影响蒋介石政治命运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即将最终解决的时候，年老的蒋介石是如何观察世界局势的呢？

据保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蒋介石日记》所记，在北京和华盛顿即将展开“乒乓外交”的时候，蒋介石写道：“1971年4月7日，关于钓鱼岛列岛问题之政策与处理方针：甲、该列岛主权在历史上与地理上而言，其属于台湾省的乃无问题，亦无可争辩。”这一方针已于1970年9月16日通过周书楷“大使”，以普通“照会”的形式转达给美国国务院东亚地区事务助理格林（Marshall Green），并且在此之前的1970年8月26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魏道明也已作出了声明：综合地理距离、地质构造、历史背景以及台湾渔民现实利用情况等各方面因素，钓鱼岛列岛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以下继续《蒋介石日记》的内容：“乙、事实上现为美军占领，其为属何国当有美国定之；丙、如其临时交归日本，则我应提交国际法庭以法律解决之；丁、此事不可能以军事解决，以我此时无此能力驻防该列岛，如我兵力分散则徒为‘共匪’所乘，则我现有基地且将不保矣。戊、我之国策应以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为第一。”

在冲绳返还的前夜，二战战败国日本是非常有必要了解蒋介石的上述方案的。日本人几乎都认为通过缔结《中华民国与日本间和平条约》就等于解决了同台湾之间的问题，其实了解蒋介石提出的上述方案更为关键。

1971年4月14日，在得知因就任“外交部长”而离任的“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周书楷同尼克松总统在告别仪式上的会谈内容之后，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外交部’新任周部长谈其在美向尼氏辞行时之语与情形，彼将派其私人代表来此与我商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及钓鱼台问题，余认为其表示人情而已。”

从蒋的日记内容可以窥知：蒋介石已意识到事态的变化。在一周前的4月7日，蒋介石确认了钓鱼岛列岛问题的基本政策，并整理出四条处理方针。在七天后的4月1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把尼克松冷淡的回应描述为“表示人情而已”。尽管通过心腹周书楷的报告，蒋介石得知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要改善同仇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要为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做最后努力，但蒋介石明白那不过是口头恩惠罢了。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蒋介石或许已经放弃了“光复大陆，拯救同胞”的梦想。

在《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订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6月17日，与经儿谈钓鱼岛列岛问题，美国已促日本与我商谈矣。今日美日签订交换琉球书。”

在美日间缔结协定的当天，蒋介石向蒋经国托付后事时，极含蓄地在日记中写道：“谈钓鱼岛列岛问题”。其原因有二。一、蒋介石决意要引退；二、蒋介石得知美国在“表示人情”的同时，也接受了他的要求促使日本与其谈判。后者指台湾接到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巴黎将台方意见转达给爱知揆一外相的报告。美方的立场是：“只将施政权交给日本，关于主权问题交由‘中华民国’和日本协商决定”，这是美国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后提出的方案。

但是，美国的计划和打算不止于此。蒋介石通过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已深知“开始主张钓鱼岛主权的北京”的动向才是美国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此时的蒋介石就像“四面楚歌”中的项羽，他不得不将后事托付给了蒋经国。1972年6月，蒋介石曾因肺炎一时病危，治愈后于1975年4月5日逝世，享年87岁。之后，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毛泽东于同年9月9日相继逝世。对于蒋介石而言，钓鱼岛问题是未能实现的“美台共管”冲绳这一理想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而言，钓鱼岛问题则是在台湾统一之前只能暂时搁置的问题。

钓鱼岛射击场是台湾的要求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蒋介石留下的两项政治遗产进行整理。一项是，1971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对台湾递交正式备忘录，并承诺“华盛顿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不影响‘中华民国’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要求”（Washington’s transferring of administrative rights over these islands does not affect the ROC’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Diaoyutai Islands）（FRUS，134）。

另一项是1971年6月7日蒋经国副院长通过美国国务院肯尼迪纺织品谈判大使迫使美国国务院做出如下承诺：“钓鱼岛列岛的最终状态未定，关于这一问题，将敦促日方同‘中华民国’进行会谈”。（FRUS，134）

关于这一问题，中岛敏次郎条约课长坚称不知道。中岛在证言中说：“有这么回事吗？条约局长确实告诉过我爱知外相曾经要求‘快些做好总结给我’的话，但是后来如何处理的，我完全不知道。爱知外相后来不也没过多久就辞职了吗？再后来的事情我就更不知道了。”（摘自《外交证言录》岩波版）

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的继任者沈剑虹在1971年5月13日提出了在钓鱼岛设置射击场的提案（《蒋经国“总统”文书》No.005-010205-00159-015），在次年1972年3月26日，周书楷“外交部长”向驻台北的马康卫“大使”提交将钓鱼岛作为美军射击场的提案（《蒋经国“总统”文书》No.005-010205-00013-002）。前者是在《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订一个月之前，后者是在《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实施两个月之前。

2010年10月22日，对冲绳选区的照屋宽德议员提出《关于钓鱼岛列岛和〈日美地位协定〉的质疑书》，时任首相的菅直人关于钓鱼岛五岛（除去八岛中的三座岛礁）进行了如下回答：

大正岛属国有地，其他四岛为民间个人所有。四岛中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已从2002年4月开始被国家政府租借使用。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6条和《日美地位协定》第2条，从1972年5月开始，国家政府租借久场岛供美军训练使用。久场岛为民间个人所有，大正岛为国家所有。日美共同决定久场岛作为黄尾屿射击场，大正岛作为赤尾屿射击场供美军使用。美军如果要使用黄尾屿射击场和赤尾屿射击场，应提前15天通告日本政府。从1978年6月以来美方就没有通报过。美方没有返还两射击场的意图，日本政府认为有继续提供该区域给美军使用的必要。

这份内阁问答书在内容上有很多可疑之处。首先，为什么把“久场岛”上所设基地和“大正岛”上所设基地分别用“黄尾屿”射击场和“赤尾屿”射击场这些中国命名来表示呢？日本政府为什么认可美军沿用中国的命名，甚至在冲绳返还后也不更改呢？

第二个值得推敲的问题是：为什么两处射击场在冲绳返还之后仍然被列于A号名单中，并被继续作为基地使用呢？久场岛（黄尾屿）和大正岛（赤尾屿）分别从1955年以后和1956年以后被指定为射击场，但只有从1972年冲绳返还实施到1978年六年中有“被使用过的痕迹”。这也只是根据演习申请书做出的推断，实际上演习申请书的提出并不能说明演习的实际存在。一种说法认为：冲绳返还之后从未实际演习过。这两处射击场是不是由于美军真实的军事需要而被排除于返还对象之外并作为基地继续被美军使用，这一问题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在这里，该再一次回顾“乒乓外交”之前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变化轨迹了。“乒乓外交”演变为后来的“尼克松访华”。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为了向周恩来证明美国政府在向其递交信件中所显示出的诚意，做出了包括调整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航等缓和措施，这些在蒋介石和马康卫的会谈记录稿中清晰可见（FRUS）。

从这一趋势来推断：美国之所以将离中国最近的久场岛（黄尾屿）和大正岛（赤尾屿）作为射击场却并不投入使用，是为了向中国展示缓和的态度。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台湾说明：这些基地是为了保障台湾的安全而保留的。这是为了安抚台湾对尼克松政权转向北京后自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的担忧而做出的。当然也可以认为：考虑到台湾强烈反对将钓鱼岛列岛交给日本并希望美国保留在钓鱼岛的驻军，美国通过“承诺作为基地继续使用”，来向台湾表明：钓鱼岛列岛将继续处于美军的管理之下。

前文已述，霍尔德里奇在提交国务院原始文件时，基辛格批评其提案内容自相矛盾，并思考了“更明确地表明美国中立立场的办法”。美国认为：虽然把钓鱼岛列岛交给日本，但钓鱼岛主权归属依旧没有确定。美军继续维持实际管理是维护“中华民国”对钓鱼岛潜在主权最有效的措施。美国为了安抚蒋介石政府的高官（蒋经国、周书楷、沈剑虹等）才做出了保留钓鱼岛射击场的决定。

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如何对周恩来说明美军基地的作用的呢？这就是著名的“瓶盖论”。对于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周恩来而言，美军基地的存在可以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因此，美军基地的存在就可以消除周恩来总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担忧。这就是当时美国采取的“一石二鸟”的策略。

笔者再次强调美国的策略：尼克松政府把包括钓鱼岛列岛的冲绳归还给日本的同时，也对台湾做出“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属台日间的矛盾”，“主权的最终状态未定”的承诺，并对日本施加压力令其就这一问题同台湾谈判。

肯尼迪特使建议：把钓鱼岛列岛同冲绳分开单独处理，“搁置争议、美军暂时干预”，甚至认为应该在台日之间关于主权问题完成谈判后再解决钓鱼岛问题。或许可以认为：台湾是为了呼应肯尼迪的提案，才提出了把钓鱼岛列岛作为“美军的射击场”。

台湾的提案中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通过美军的继续管理以避免日本获得钓鱼岛；其二，作为“中华民国”安全保障的“美国承诺”的象征，“设置射击场，美军继续管理”。正是因为包含着这两层含义的“作为象征的美军基地”的存在，钓鱼岛射击场的中国命名才得以被保留使用——尽管两处射击场其后并没有被实际使用。这两处射击场的确是美军象征性的基地。关于这一事实，基辛格在北京向周恩来阐述了他的“瓶盖论”——正是以美军基地为代表的美国力量在日本的存在才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

[1]1967—1986年任公明党委员长。1972年访华，将周恩来的提案转交给了田中角荣。

[2]1968年访华，与冈崎嘉平太共同交换了中日协定备忘录。1972年在田中角荣内阁与田中诚一共同参与了事前谈判。

[3]“Once (the Taiwan) problem is solved, then all other problems can be solved. The People’s Republic would then be able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illustrate how the issue of Tiao Yu Tai Islands is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is matter, we quote: “Taiwan Province and the islands appertaining thereto, including Tiao-yu, Huangwei, Chiwei, Nanhxiao, Peihxiao and other.”（罗伯特·基特利，安妮·所罗门夫妻：《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华之前》，China File，2012年12月31日。）China File是非营利性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the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管理下的杂志。

[4]Okinawa Reversion Treat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of Senate, Ninety-Secon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x.J.91.1.（以下简略为Hearings）

[5]在10月5日给海格的备忘录中，霍尔德里奇写道，彼得森的办公室曾与他联系，提到没有军事援助任务被派往台湾。他指出：“鉴于肯尼迪大使对GRC的承诺，并且鉴于对方可能会因调查任务的延迟而增加疑虑，我们应该合理地尽快向台湾派遣合适的人员。”海格在备忘录底部的手写注释中写道：“天哪!约翰——这是炸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等待，直到我们看到纺织品谈判的最终结果。”（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522, Country Files, Far East, China, Vol. IX）

[6]1971年10月25日，阿尔巴尼亚决议（第26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2758 XXVI.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美日等亲台湾派提出的蒋介石放弃常任理事国席位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继续留在联合国的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日本对主张中国加入联合国的1964年提案和1970年提案都投了反对票。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佐藤内阁根据“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反对撤销中华民国代表权”的方针，加入了《反对撤销台湾席位议案》的共同提案国行列。

[7]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简称FRUS，19691976，第17卷，中国，1969—1972，国务院，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华盛顿，2006年，全1230页（FRUS，45表示文件编码）。

[8]所谓“后台渠道”，顾名思义，是指总统助理寄给特使的标明“肯尼迪特使亲启”字样的绝密信件。

[9]春名干男在其文章《尖阁领有美国背叛了日本》（《文艺春秋》2013年7月号）中，关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日本的请求写道：“虽在会谈开始就提出请求，但是非常抽象的交谈，外务省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未能充分理解美国的要求。”笔者认为，根据之前的经过可以推断出罗杰斯的请求是很明确的，春名的记述实际上是为日本外务省开脱责任。

[10]清政府因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在《马关条约》（下关条约）中割让台湾，并首次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正式主权。从那之后日本认为清政府已经承认包括钓鱼岛列岛的琉球群岛属于日本。但清朝之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1943年11月23日开罗会谈次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提出包括钓鱼岛列岛的琉球群岛“应由中华民国和美国共同管理”这一方案的事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华民国认为10月10日光复后，应废除《马关条约》，收回台湾及澎湖列岛，并提出了中华民国对澎湖列岛恢复主权的主张。这一立场自1943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公开提出以来，直到日本投降多次被强调。

[11]“勿忘在莒”，语出《吕氏春秋·直谏》。莒，本为黑色芋头之意，在这里指山东省莒县。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以此为座右铭号召“光复”大陆。

“迷惑”的“麻烦”？——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公案

刘柠

田中的致辞按意群断开，每段间隔之后，都响起预期的热烈掌声。可“麻烦”一句既出口，台下却安静得出奇，空气仿佛凝固了……

2011年5月，日本出版了一部书：《日中国交正常化》（以下简称《日中国交》）。作者中央大学教授服部龙二，是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因该书付梓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前夕，是一部对中日两国复交前后历史的回顾、检讨之作，故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甫一刊行，便上了各大报纸的书评版，却也引发了“赞否两论”。

正面评价不在话下：分别荣膺《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亚洲太平洋奖的特别奖和《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大佛次郎论坛奖。尤其是后者，评委中不乏诸如前东大校长、京大教授和《朝日新闻》论说委员等学界“大物”，自创设以来，一向为士林所重。而负面评价，也相当刺目：老一辈汉学家、重量级学者矢吹晋教授撰写长篇书评《探寻日中相互不信任的原点——大佛次郎论坛奖·服部龙二著〈日中国交正常化〉的读法》[1]，指其是一部“愚蠢、拙劣之作”；该书副标题虽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官僚们的挑战”，实质上却始终停留于官僚们“自我陶醉”、“自吹自擂”的层面，“听不到田中和大平的肉声，庶几等于抹杀”；“该书的书带上赫然写着‘什么是真正的政治主导’，却令我误读成‘什么是真正的官僚主导’”，难掩“对此书深深的失望”。

在“温良恭俭让”的空气颇为浓厚的日本学界，桃李满天下的前辈学者竟以如此“酷评”指摘一位后学的研究，实不多见。如果不是从后者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了相当的学术瑕疵，或感到某种学术立场上的冲突，矢吹教授绝不至于光火至此。由于该问题也涉及中方，牵涉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而对那段公案的解读，则关系到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历史问题之“解决”与否。兹事体大，敢不关注！

田中“问题”道歉

1972年9月25日，北京时间11时30分，以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为首，包括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及政府和执政党内高官共52人的庞大代表团乘坐的日航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这是战后日本飞机首次进入北京。鉴于日本国内严峻而微妙的政治“磁力场”及邦交正常化谈判本身的艰难，田中对身边人说：“（来北京）做好了死的准备。”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欢迎晚宴。中日双方出席者逾600人，大大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规模。中方的准备工作，极尽周到之能事。军乐团现场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和《佐渡小调》、《金比罗船船》和《鹿儿岛小原节》（分别为田中、大平和二阶堂各自家乡的民谣）等日本歌曲；周恩来总理亲自执箸为田中布菜，斟茅台酒：“这酒，喝多少杯都不会上头。”

周总理在欢迎田中一行的祝酒词中，首先回顾了中日两国两千年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接着，话头一转：

……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首相阁下，你访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在全场起立、干杯之后，田中走上主席台，致答谢辞：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

为了便于译员口译，田中的致辞按意群断开，每段间隔之后，都响起预期的热烈掌声。可“麻烦”一句既出口，台下却安静得出奇，空气仿佛凝固了。在国会讲坛上以雄辩著称的田中，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后半段的内容像照本宣科，显得有些僵硬。

田中致辞时，中方译员，生于台湾、在神户长大的林丽韫就坐在周总理的旁边。当她听到从麦克风中传来“添麻烦”云云的日方翻译的瞬间，直觉“译法不太好”。同在一旁忙着为各国大使传译的英文翻译唐闻生嘀咕了一句“太轻了”，林默默地点了点头。[2]

当时，与田中同时立于主席台一隅、担当口译的，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小原郁夫。小原在中国出生、长大，回国后，又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科，中文地道得像母语。据他回忆，讲话稿是事先翻译好的，逐字逐句校对过，包括在哪里停顿等细节问题，均在讲话前与田中本人沟通过。“讲话者没说的话，（作为翻译）不可能说。也不是没有脱稿当场发挥的讲演者，甚至不乏频密发挥者。但田中总理的情况，完全跟文章一样。”因此，现场口译“误译”的可能性，可基本排除。

当晚，宴会结束后，中方即刻召开内部会议，紧急讨论田中道歉问题。据说，认为道歉规格不够、提出严厉质疑的，是彼时刚刚复出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战前，郭曾长年在日本留学、流亡，被认为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知日派”。[3]

田中自然没想到问题有多么严重。翌日早餐，是和中混搭的菜单，除了海苔、和风渍菜和梅干（均为田中的嗜好物）外，自然少不了田中的最爱——味噌汤。味噌原料，则特选田中长年食用、非此不可的新潟县柏崎市百年老店“西牧”的三年陈酱。刚从旅途疲劳和前晚茅台酒的宿醉中缓过劲来的田中，神清气爽，食欲大振。餐桌上，见大平和二阶堂相互以汉俳唱和应酬，说了句“俺不学无术”，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以颇为自信的书道，挥毫写就一首汉诗：

国交途绝几星霜，修好再开秋将到。

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

——越山 田中角荣

这首诗当天便以手迹图版的形式刊登在《每日新闻》的晚刊上。可田中万没料到，几小时后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足以令他食欲全消。

当天下午（9月26日），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周恩来一上来就对前一天晚上田中的“问题”道歉提出了批评：在中国，某人不慎把水泼在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给您“添了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至此，酿成了一桩中日关系史上旷日持久的公案，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间或发酵。

“迷惑”何以成“麻烦”

不用说，麻烦是出在所谓“添麻烦”的表述上：田中讲话日文原稿中的“迷惑”，被译成了“麻烦”。当然，若是照字面直译的话，如此翻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日方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实务主导者，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后任驻华大使的桥本恕负责起草了讲话稿文本，他坚决否认“误译”说：“绝不是误译。”后来，他曾回忆说：

从战争结束，毕竟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从道理上来说，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大家都明白。可是，日本大多数人，从当时直到现在，仍觉得是跟美国打仗战败了，而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虽说也得承认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日本民族的“矜持”[4]，也是我想努力保持的。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起草的文本，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总理看过，完全没修改。[5]

作为被首相委以重任的职业外交官，桥本虽然深知“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顾及“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的国内舆论（这种舆论甚至让田中“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道歉问题和捍卫“日本民族的矜持”之间，试图寻找某种平衡。他在1992年9月，HNK纪念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特别节目《周恩来的决断》中，对记者谈到：“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也给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6]

不仅如此，据小原郁夫回忆，按照外交惯例，译成中文版的田中讲话原稿事先交给中方，由中方打印之后在会场发放。同样，周总理的讲话稿也被译成日文，提前发送到出席者手中。就是说，对于“添麻烦”的表述，中方应该在田中讲话前就有所了解。[7]

桥本虽然是田中讲话的第一起草人，但他当然不会闭门造车，事先理应对首相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和姿态有所把握。据矢吹晋考证，田中早在出任首相之前的1972年3月21日，便曾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上，以通产相的身份做过一次答辩。他联系自身曾于1939至1941年作为一名士兵被派驻“满洲”时的亲身经历，谈到尽管自己未曾杀、伤中国人，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毕竟在二战中丧失了众多的友人，对战争的实态还是有所了解。“我确实真心感到，给中国大陆添了太大的麻烦。因此，日中复交之时的头一句话，还应该是‘添了太大的麻烦’，对此我认为有必要从内心伏首。两国之间永远不能再战。至少我们应该表明一种强烈的姿态，那就是日本绝不再搞像过去那样的事情……”[8]

仅两天后（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上，田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大陆，不断使用的表达是“到底添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如此。添了麻烦，是一个事实。日中要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要向对方表示发自内心的道歉：添了太大的麻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邦交正常化大前提的、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都不会改变。……须超越恩怨，从新的视野、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谋划日中邦交正常化。对那些“向后看”的东西，要划一个明确的句号，然后作为新的起点……这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信念。[9]

应该说，这里的“添麻烦”，虽然听上去似乎不及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程度，但作为一种反省的表达，在日文语境中却也并不轻。

不仅田中，从后来于1978年与中方达成《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到接见初访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昭和天皇，也都曾有过类似“添麻烦”（“迷惑”）式的表述。可见，“添麻烦”确乎是一种“准公式”的道歉表述，且规格并不很低，至少应该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那么低。

日文中的“麻烦”，写作“迷惑”（Meiwaku），而后者的语源在中国。此段公案的后半段，毛泽东曾向田中赠书，暗示“迷惑”的出处与文脉——此乃后话。矢吹晋曾对“迷惑”一词在日文中语义学上的变化做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指出其在中日文语境下的不同含义。他认为，中文的“迷惑”，自《楚辞》和《魏志·倭人传》时代以来，基本没有变化。现代汉语中，至今仍在与《楚辞》差不多的语境下使用这个词汇。而在日文中，截至镰仓时代前期，仍与汉语同义。从镰仓时代末期起，“迷惑”一词开始呈现出某种语义上的转化，并在现代日语中定形，成为所谓“日本语之中的汉语”：即以日文特有的汉语训读来发音，与作为语源的中文古典有关联，但原有语义已被部分颠覆（转化），成了以汉语表示的日语词汇。诸如此类的词汇，在日文中屡见不鲜。除了“迷惑”外，还有“得意”、“勉强”、“合同”、“敷衍”、“地道”等等，不一而足。

就“迷惑”而言，权威的《广辞苑》（第五版）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意思：1. 因不知如何做而犹豫不决；2. 感到为难痛苦，苦于某件事；3. 被他人置于某种困境，感到难办。而笔者手头的《三省堂古语词典》的解释，则有两层意思：1. 因不知如何做而困惑，迷失张皇，惊慌失措；2. 为难。[10]上述两种辞书的权威解释，与田中话语中的“迷惑”的语境像又不像，似是而非，但肯定不是像“添麻烦”那样简单的意思。日文古语中，还有诸如“迷惑千万”、“迷惑至极”等表现，可以说都是作为古汉语的“迷惑”，经中世以来的武士文化“发酵”、转义后，又重新作为日语沉淀的结果。矢吹晋甚至认为，那种“包含了‘万感之念’[11]的‘迷惑’的用法（在今天）已经死亡”。[12]而日本既如此，遑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田中一句“迷惑”发言，令中方困惑不已，便可想而知了。

不过，客观地说，这种从历史文化到语义学上的学术探究，虽然是汉学家矢吹教授的强项，但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包括职业外交官桥本恕。桥本不谙中文，却被田中委以重任，作为邦交正常化谈判具体方案的策定者和田中讲话稿的“枪手”，虽然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但他反复“考虑”、“推敲”的，笃定只能是日文原文，而不是如何译成中文的问题。可他在1992年9月，接受HNK采访时，面对记者“是否误译”的提问，却一边坚决否认“误译”说，同时仍一味强调原文措辞的初衷。说白了，两者完全想岔了。

对此，矢吹晋指出：“桥本但凡把在原文推敲上所费功夫的一成用于推敲中文译文的话，兴许就避免了历史的误解。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是这位不通汉语的中国课长的界限之所在。”因为，从田中内阁决定推动邦交正常化之初，为确保万无一失，尤其要维系与美国及日国会的挺台湾势力（青岚会等）的平衡，确立了排除外务省“中国帮”（China School）的应对方针，具体实务直接由“美国派”外交官僚栗山尚一（历任外务省条约局长、北美局长、外务次官和驻美大使）和中国课长桥本恕主导。连桥本的顶头上司、亚洲局长吉田健三都被桥本排除在政策决定程序之外，可谓“下克上”。

矢吹晋对桥本恕的盲目自信深恶痛绝，以为正是这种“官僚的自我保身与浅薄自负”，“招致日中间相互不信的悲剧”[13]。令矢吹教授愤怒不已，甚至不惜以如此“酷评”来指控者，还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上的刚愎自用。

两种版本的田中道歉

在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上，对田中的“问题”道歉，服部龙二在《日中国交》一书中以“怒发冲冠”[14]来形容周恩来的光火。而对周总理的愠怒，田中到底当场做没做过解释，为自己辩护呢？从田中其人的性格、身份及彼时所处的立场来说，不可能不辩护（当时在场的桥本也证明了这一点[15]）。而且，田中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过当时的谈话，从北京回国后的当天，在自民党总部的报告会上及其后在首相官邸对记者的谈话中，也曾多次回忆过当时的情景。但服部查阅外务省的中日首脑会谈记录，未能找到相关记述。[16]对此，服部却一笔带过，并未当成一个问题。

矢吹晋注意到，1988年9月，由外务省解密、可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复印，后由岩波书店于2003年公开结集出版的《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交涉》[17]一书中，涉及相关会谈内容的地方，只有一句话：“周总理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18]读此记录稿，给人一种感觉是“田中对周恩来的批评全然不介意，等于置若罔闻”，令矢吹觉得相当“怪异”[19]，疑窦丛生：“假定这份外务省记录稿的内容正确的话，那田中便是‘一张嘴，两片舌’——当场对周恩来没说过的话，回国后却沾沾自喜地四处说明。”[20]这不仅涉及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政治家人格的问题。

事实上，当时在场的中方官员张香山（外交部顾问）、吴学文（新华社驻东京特派记者）等人，后来均以回忆录的形式披露了当时双方的话语应酬。如吴学文在《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一书中如此写道：

田中首相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这个表达如果在汉语上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21]

而大致同样内容的更早的版本，出现在中国副外长姬鹏飞的回忆录《吃水不忘掘井人》中。上文中提到的HNK纪念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电视纪录片《周恩来的决断》的文字版[22]于翌年在日本付梓，1994年中国出版了中文版[23]，这份回忆录系作为中文版的附录而出版（日文版中则未附），署名为“姬鹏飞谈，李海文整理”。李海文女士曾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退休后为《百年潮》杂志副主编。

循着这个线索，矢吹晋与另一位汉学家、中共党史专家、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一道，两度赴北京调查、采访，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研究员的协助下，终于从中方的外交档案中查到了外务省外交文档中“缺失”的部分。在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上，面对周总理的批评、质疑，田中本能地意识到有可能是文本的翻译出现了问题：

田中：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

周恩来：可能是译文不好，这句话译成英文就是make trouble。

田中：“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了——这样表达，从汉语来看是否合适，我没有把握，语言起源于中国。

就是说，田中不但当场做了该做的回应、解释，而且把日文中“迷惑”的那种亦可用于“百感交集”时“诚心诚意”的道歉的微妙语境传达给了中方，并得到了周总理的“谅解”。

至此，矢吹晋认为自己彻底解开了田中道歉问题的谜团。在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之前，有两个版本的道歉暧昧并存：一个是田中的“迷惑”，即“诚心诚意的道歉；另一个是桥本的“迷惑”——所谓“添麻烦”。但由于在NHK二十周年特别节目中桥本其人的“言之凿凿”和田中解释奇异“蒸发”后的首脑会谈记录文本（外务省外交文档）的流布，使得田中道歉“消失”，而“桥本流的迷惑”版本，则“升格”为日本政府的“公式见解”。客观上，全力推动并亲自主导了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两位政治家——大平正芳于1979年猝逝，田中角荣则因洛克希德事件被捕系狱（1976年7月），1985年罹患脑梗塞，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1993年12月去世），已无申辩的可能。而桥本恕作为邦交谈判的亲历者、外务省实力派“影武士”，为保全自身的清誉，不惜改写历史的“脚本”，也并非不可能。

事实上，矢吹晋的指控，正是针对这一点：恣意“篡改”、“毁弃”外务省外交文档的始作俑者非桥本莫属：“桥本氏出于某种考量，删除了这部分内容。”矢吹甚至明确给出了“篡改”的时间：“大约是1988年9月，作为外务省的公务资料，相关文件加以整理并交付印制的时期。桥本作为中国大使赴任北京是1989—1992年。赴任前一年，我曾关注过这批公务资料的整理事宜。”为此，2010年3月10日，矢吹晋致函时任民主党菅直人内阁外务大臣的冈田克也，郑重提出两点诉求：一是复原被认为是田中发言的“周总理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一句中被省略的部分——所谓“大概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二是对田中“迷惑”发言的相关资料做彻底调查——“惟田中访华之真相变得明朗，今后日中和平的基础才有可能加强”。[24]

四个月后的7月5日，冈田克也外务大臣复函矢吹晋教授：

根据贵书简的要求，关于当时的记录，由外务省方面对所保管的相关文件进行了重新调查。其结果，目前，除外务省公开发表的记录之外，未能发现记录该首脑会谈中双方对话的新资料。因调查需要时间，故回复有所拖延，还望先生海涵。[25]

矢吹晋之所以强烈质疑、抨击桥本恕“篡改”邦交正常化谈判记录的行为，是认为这件事做下了中方对日不信任的根子，使日方日后在反制中方的“反日宣传”时进退失据。其恶劣影响及扩大效应所带来的后遗症，甚至在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后的今天仍在持续发作。笔者虽然无法完全认同矢吹教授对首脑会谈记录“篡改”事件之影响中日关系程度的判断，但希望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邦交正常化谈判阶段，包括田中“道歉”问题真相在内的相关历史文档能尽快解禁。惟日方在此问题上有种种不为人知的幕后操作之嫌疑，中方解密文档的价值才更值得期待。此举无疑将极大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之相互理解，固化中日关系之基础，以期中日友好之共同利益的恒久维系。

[1]矢吹進：《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192页。

[2]服部龍一：《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0页。

[3]矢吹進：《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96页。

[4]日文的“矜持”（Kyoji），既有中文矜持之意，同时也包含自尊心、自豪、自负、自得之意，有些近似于英文的“Pride”。在此权且沿用原文表述。

[5]服部龍一：《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38页。

[6]刘柠：《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3页。

[7]服部龍一：《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1页。

[8]矢吹進：《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97页。

[9]同上，98—99页。

[10]两种辞书的解释，均系笔者翻译。

[11]原文写作“万感の思い”，意思近乎于中文的“百感交集”。

[12]矢吹進：《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135页。

[13]矢吹進：《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279页。

[14]服部龍一：《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8页。

[15]同上，153页。

[16]同上，151页。

[17]石井明、朱建栄、添谷芳秀、林暁光编：《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

[18]原文为“大筋において周総理の話はよく理解できる”。

[19]矢吹進：《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85页。

[20]矢吹進：《日中の風穴——未来に向かう日中関係》，勉誠出版社，2004年，16页。

[21]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90页。

[22]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3年。

[23]NHK采访组：《周恩来的决断》，肖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

[24]矢吹進：《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282页。

[25]同上，283页。

蒋介石的外交成功和挫折——以领土言论为中心

撰文：家近亮子

翻译：唐辛子

关于领土问题，蒋与近代性外交理念相异的思考，在各时期、各场所均有体现。那就是基于册封制度的中华思想以及对清代版图的执著。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两面性

蒋介石的外交战略具有两面性。

其一，不用说和日本的战争，不仅仅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而是将问题国际化，让欧美各国承认中国的正义和正当性，通过联合国、非战公约、九国会议等国际会议，以各种方法主张日本的残暴、侵略性，竭尽全力对各国媒体施加影响，以及面向日本国民反战活动，通过美国、英国、苏联的外交官进行密切外交等——来呼吁诉求。这一战略的结果，是令日本孤立，从而制造了日本被国际制裁的环境，引导出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日战争朝有利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在1935年12月回归行政院长之后，独占外交权（外交部属于行政院），几近独裁地实行自我外交战略。对此，从《蒋介石日记》中，凡重要外交政策均写有“我决定”“我主张”等字样当中可以得到证实。

对于蒋介石的“外交是无形的战争论”（1931年11月30日在外交部长顾维钧的就职宣誓上的演讲）这一外交思考原型，早在民国元年（1912）的《蒋介石日记》中便可得到证实。蒋从1912年起，以现存的形式写下了“日记”，但因在1918年和陈炯明交战时丢失，故1917年的日记是以回忆的方式留存下来的。[1]在日记中，蒋提出了外交和军事与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性这一论点。“政治·外交·军事三位一体论”和“外交是无形的战争论”，形成蒋的外交战略的基本理念。可以说，其第一战略目标，于1941年12月8日因日美开战而得以基本达成。

通过董显光的电话而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今天，抗日战争的政略成就达到了顶点”（《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8日）。此外，在那一周的“本周反省录”中，还将日美开战总结为“抗战四年半以来的最大成果，也是唯一之目的”。关于这一点，在拙著《蒋介石的外交战略和日中战争》（岩波书店，2012年）一书中已有分析。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第二个目的，可以从企求通过外交交涉，来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所存在的国际性矛盾这一侧面来分析。其矛盾之一，是孙文所言之中国已沦入“次殖民地”状态（“中国连半殖民地还不如”——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的国际性不平等。蒋介石将“次殖民地”解释为“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孙文在其“国事遗嘱”中，将“废弃不平等条约”作为紧要问题提出。这一矛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通过发布对日德意的宣战文告，成为联合国一员而开始面临解决。[2]

问题是，中国所存在的另一矛盾——也即领土问题的解决。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的外交不能说是成功的。关于领土问题，蒋与近代性外交理念相异的思考，在各时期、各场所地均有体现。那就是基于册封制度的中华思想以及对清代版图的执著。

蒋介石的革命原点

1895年5月，蒋介石在其家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接受私塾先生蒋谨藩关于“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的特讲。当时，蒋谨藩中断了日常教学，以极亢奋的状态开始特别讲座。这次特别讲座对蒋的领土认识形成带来了极大影响。蒋谨藩“愤概激昂、面红耳赤、声色俱厉”地对私塾弟子说：甲午战争是日本利用朝鲜问题，“野蛮侵略并打败中国，掠夺了台湾和澎湖诸岛”。当时，蒋谨藩还极力强调不仅台湾澎湖岛，就是朝鲜也属于清朝的版图。此外，蒋谨藩还喋喋不休地谈到“为爱国而流血牺牲的英雄士兵的故事”。私塾弟子全体激奋，奋然发誓自己也要成为英雄士兵，并自发性地开始了军事训练。蒋是这群激奋的孩子的中心人物，立志将来要成为军人，目的是收回朝鲜、台湾，也即“收复领土”。

对这样的蒋介石而言，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混乱之际，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独立一事，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容忍的。外蒙古于1911年夏季左右开始，在俄罗斯的援助下，开始着手准备从清朝独立。作为呼应，俄罗斯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驻兵800名士兵，并往边境线输送了4000名士兵。在这种状态下爆发的辛亥革命，对于期待独立的外蒙古王公们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11月30日召开了王公会议，通过了独立决议。独立的理由是：“外蒙古原本只是清廷的臣属，而非中国的臣属，既然清廷已被灭亡，而今中国和外蒙古的关系，也理所当然应该断绝。”1912年2月15日，成为大皇帝的哲布尊丹巴宣布蒙古国成立。

蒋介石关于领土的言论

蒋介石在其日记的“民国元年之项”里写到：“民国元年余二十五岁之春，创办军声杂志，念及当时外蒙自治乃为俄罗斯诱导所致，内心愤概至极，拟下征蒙及征蒙作战刍议”（《蒋介石日记》，1917年）。蒋于1912年在东京发行的《军声杂志》创刊号，就“蒙藏问题的根本解决”，对俄国与英国趁辛亥革命混乱之机“离间蒙藏”，“默认成立自主独立国家”，断言若中国放弃主权，“蒙藏势必提出自主国要求”，拥护“蒙藏完成独立”。对蒋而言，英苏的行动，是从外部扰乱民国的统一和共和的秩序，从而导致“酿成中国的瓜分”，必须与其进行彻底的抗争。

蒋介石于1912年这一时点，因外蒙古、西藏问题，而将俄国与英国置于“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这一位置。蒋的反帝国主义论，领土问题是根本，鲜有意识形态，可以说究其一生都未曾超越这一框架。另一方面，因为“美国已经在门罗主义之下操纵着保护主义，牵制他国的欲望”，因此可以认为对于领土并无关心。对于美国的这一评价，到1945年日中战争（抗日战争）结束为止，基本没有改变。

对于日本，蒋介石对其企图扩大满洲以及蒙古的势力，与俄国签订协议，同英国结成同盟，大举增兵等表现了强烈的警戒心。这一时期，对蒋而言，日本是与英俄保持同一步伐，图谋满蒙侵略的新兴国家。蒋在同杂志的“革命后军政之经营”（《军声杂志》1912年7月）一文中阐明其见解：“满洲虽说不是外藩，但也不可与本土等同视之，不可捆成一块。”此外，在日记各处，均将蒙古、西藏、新疆称为“部（藩部）”。换言之，蒋基本上将在国内复活册封体制、在国际上以国民国家为主体的反帝国主义理论浑然一体地展现了出来。

这样的蒋介石的抗日，只不过是蒋的“反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与对于抗日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全面收敛抵抗的共产党，完全是不同次元的事物。也就是说，在蒋的抗日论的背后，是肩负着领土矛盾的反苏、反英的联动，这与将两国矛盾作为“次要矛盾”、将领土问题束之高阁的毛泽东的战略存在根本区别。这也是在内战中，共产党能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的外交战略和领土问题

蒋介石的外交战略的目的，并不单纯地只是“抗日”，这一点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不久的日记里便一目了然。在1941年12月20日的日记里，作为“联合国共同宣言”的“附带政治·经济条件”，蒋介石写到必须记入以下几点：

甲、对于英国，要求承认西藏和九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乙、对于苏联，要求承认外蒙和新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丙、要求各国承认东北四省、旅大、南满洲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丁、各租界地以及治外法权和各种特权等等，必须一律全部返还给中国，并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蒋介石刚一成为联合国的一员，就同时要求更改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和解决与英国、俄国的领土问题。蒋对于太平洋战争作为结果应该带来的民族自决的实现以及国际化平等的构筑等充满强烈的期待。但是，这一对于领土的期待，令中国和英国、俄国的关系逐步转入恶化。

1942年2月8日，蒋介石出访印度，发表《告印度国民书》，与甘地会面并阐述了寻求印度自由的言论。英国对蒋介石的这些言行，表示了强烈的不快与警戒，对立逐步加深。1943年11月，出席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以本周的“预定工作课目”为题，在“对英要旨”中写下“西藏问题再检证”、“港九问题的讨论”，企图就领土问题进行协商（《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1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对于开罗会谈，蒋提出了以下议题：

①日本未来的国体问题；②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③领土问题；④日本对华赔偿问题；⑤新疆以及投资问题；⑥俄国的对日参战问题；⑦朝鲜独立问题；⑧中美联合参谋会议；⑨越南问题；⑩日本投降后的三岛驻军监视问题（《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

③ 的领土问题，包括了台湾、澎湖岛、满洲、琉球、西藏、香港问题。但是，因为丘吉尔对此置之不理，并表示了强烈的不快，所以在开罗会议现场没有进行讨论。而另一方面，罗斯福则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承诺“努力”。关于琉球问题，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的发言表明了如下想法：

“我提议……琉球可以通过国际机构委托中国和美国共同管理。这么做，①能让美国安心；②琉球在甲午之前已属日本管辖；③与美国共同管理同一地区，比我国占有更为稳妥。”（《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

但结果，美国单独占领统治了战后的冲绳，并到1972年5月才将施政权返还日本。

1945年8月20日的《蒋介石日记》认可了西藏自治，8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到杜鲁门劝告蒋认可英国在香港的统治。蒋介石经营多年的与英国的领土问题解决，因为美国的压力而不得不妥协，未能达到目的。并且，关于蒋在1912年作为革命活动起点的外蒙古问题，1945年3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蒋介石传达了苏联对日参战作战的基本条件。“其第一项，是维持当下的外蒙（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上月反省录”）。此外，在王世杰告知宋子文的雅尔塔密约内容中，还包括有“租借旅顺”、“大连港口自由化”、“中苏共同管理中东路以及南满洲铁道”。[3]

对此状况极度忧虑的蒋，虽然在派遣宋子文前往苏联之前，先派其去了美国，但毫无成效。前往苏联的宋子文与苏联多次交涉，但在旅顺租借问题、外蒙古问题上仍是困难重重。交涉过程中，作为“对苏交涉的方针及要点”，蒋介石通过宋子文提出以下妥协方案：

①“绝对拒绝旅顺租借”（《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

②“但应允对外蒙的高度自治，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安置外蒙”，“其自治政府拥有自我权限、许可与构筑和苏联的关系”（《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4日）

1945年7月7日，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气氛紧张的会议内容全文，保存于台湾的“国史馆”的史料中。[4]得到蒋介石授意的宋子文，强烈主张无法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一现状，但是，斯大林主张民族自决主义原则，反复阐述外蒙古已经拥有宪法，独立已经既成事实，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须承认其独立。对此，宋子文表明了蒋的妥协方案，说“我们准备应允他们的高度自治”，但会议最终还是以平行线结束。

苏联的强硬态度不变，令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外蒙独立，并缔结中苏友好条约（《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5日、20日）。其理由，是与中国共产党爆发内战时，为防止苏联援助并介入共产党。斯大林对于外蒙古的主张，与蒋介石1923年访苏时一样毫无改变，这令蒋介石感受到强烈的不满和挫折感。

总 结

蒋介石通过实施自我外交战略，成功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战胜了日本。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可以说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另一个革命的原点、作为行动起点动机的领土问题，却大多无法解决。关于领土问题的解决，蒋想要恢复在近代之前的册封体制的主张随处可见。关于外蒙古问题，还主张“宗主权”。而与英苏有关的领土问题的外交交涉，在大国逻辑面前未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

[1]1918年9月18日，蒋介石作为陈炯明的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前赴漳州，首次率领1000名士兵与李厚基的福建军作战，一开始处于优势。12月7日，陈炯明突然发出停战命令，因为李答应了停战承诺，信以为真的蒋介石于是准备撤退。可是，李破坏了停战协定在五天后发起反攻。12月15日蒋的军队在永泰遭受惨败。勉强活命逃脱的蒋，当时这样写到“和过去六年的日记一起，包括在日本留学以来，在军事研究方面，作为巨大精神食粮的两本最爱读的书也丢失了。这两本书是《巴尔克战术》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蒋介石：“对克劳塞维茨著作的感想”，1956年5月24日）。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日记，之所以从1917年开始，是因为如上缘由（家近亮子：《蒋介石评传》，中公新书，预定2014年出版）。

[2]“在我国签署共同宣言署名之时，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惶惧而已！”（《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1942年10月10日，美英决定修正最后残留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中国于1943年1月与英美缔结平等友好条约（《中美平等新约》、《中英平等新约》）。

[3]《王世杰电宋子文苏对东北及外蒙等问题态度》，1945年5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48-010-001，002。

[4]《斯大林总帅与宋院长第三次谈话记录》，“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48-053-003。

interview | 访谈

虚荣时代的诗人——张大春访谈

采访、撰文：郭玉洁

在大唐盛世，李白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对于这个名字，有多少实质的了解？他想做大将军，想做神仙，想做国师，他想做的事情多了，每件事都是矛盾的……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机会都没有的人。

采访中，一个中年男人过来跟张大春打招呼：“山东省省长前段时间来台湾了，你没去见？”张大春摆手：“不去不去。孟子不见诸侯。”寒暄结束，回到采访，他说：“孟子真的不见诸侯吗？《孟子》第一篇就是《孟子见梁惠王》。”我问：“那你见哪个诸侯？”他说：“我谁都不见，他们要来我家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又补充说：“也没有人来过我家。”

这些年，张大春在报纸、脸书（Facebook）上频繁议论时事，其中很多直斥马英九，称其为“马傻”。2013年7月，“洪仲丘案”后，他狠批马英九“人渣治国”，并奉送他十二个字：“刻薄寡恩，畏葸无情，假谲失能”。张大春似乎不想忍耐、不加掩饰的批评，也针对台湾社会、读者。一次演讲时，他开口就是：“你们这群懒人”——他认为，去听演讲的人都是懒鬼，如果对某个问题有兴趣，看书、上网就可以了。

这样的性格，很容易被形容为“狂放”，也很容易和张大春正在书写的人物——大诗人李白联系起来。在张大春看来，李白与时代格格不入，他做着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梦，然而没有一样得以实现；他极端自我，“你也可以说他太天真了”。作为诗人，李白刻意打破已经发展完备的近体诗格律，“他是一个创格者”，而张大春认为，小说家的任务是创造新的形式，把小说的定义往前推进一步。他的新书《大唐李白》，集合了古诗、轶事、关于唐代的各类知识、文字考据等等，他也试图模拟唐人的说话方式，这一切都对读者形成了挑战。

采访在台北一座大厦的楼道进行，张大春身后、敞开的玻璃门里面是一家电台。他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到电台，看着文稿讲故事。《大唐李白》第一册就是这样完成的，现在，张大春正在写/说第二册。他的小说跳跃杂糅，不停地滑开、联想、远离，因此被有的研究者归入“后现代”，他的谈话也是如此，一方面旁征博引，如同一场知识的游戏，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进入某种核心——或许那核心并非张大春想要的。他好像坐不住，不停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插在裤兜里，一边说，一边在狭窄的楼道里踱步。他也会突然坐下来，抢过我的采访本，写下他正在引用的诗句。

有时候他突然拿起手机，食指在屏幕上往下滑动，一边看一边大笑。他把手机递过来，说“让你乐一乐”。其中一则是：“甄嬛去路边买煎饼，说：‘阿姨，这碎碎的一抹青翠，好似乱坠了丫头的眼，平摊于日下，甚是沁人心脾，提神醒脑可是极好的！若忍心炙烤煎熬，蔫萎而焦灼，岂不是辜负了？’阿姨：‘说人话！’甄嬛：‘煎饼别放葱！’”在那之前，张大春正说到自己在《大唐李白》中写的是文言，并为此反复模拟唐人口语。他拿过手机，读了一遍这个笑话，重复说：“说人话！”然后大笑。

李白的误解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我读《大唐李白》，觉得很有趣，你不止是在写李白，而且是在重建李白四周的世界，换言之，也就是重建盛唐社会，生活细节、吃穿用度，一个唐代文人的知识来源、要面临的出路、经济制度，等等，比如说李白少年时代的老师——赵蕤，他几乎就是李白文化养分的来源……

张大春（以下简称“张”）：应该说，李白这个人对于世界最大的误会就来自赵蕤。你现在看，他的教养很好，但后头全部是错的。李白人生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一直认为大唐——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战国。他跟杜甫不一样，杜甫十四岁出门游历，十六岁顶着爷爷杜审言的名字到岐王宅。李白二十五岁才出川，这表示什么？表示他是个学习迟缓的人，认知是有困难的，这表示他受教于赵蕤的有些事情、对于世界的理解再也不能改变，很可能会误他一辈子。赵蕤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人。他是个标准的纵横家，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纵横家是这样的，你用某个道理跟他说，他用同一个道理反着说，在辩论中极占便宜，几下把人打垮了，但是再往深里说，他也没有。这种虚无对李白有很大的影响，李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最近才写到，他的朋友吴指南死之前说：你不外大话欺人耳。

东：李白对这个世界的误解是什么？

张：他误以为这是战国，可是这是大唐了。在战国，士人要取得发言权，没有资格问题，我今天想见诸侯、大夫，哪怕想见天子，说去就去了，没有那么多科层化、官僚系统的障碍。取得发话资格，不难。李白呢？他干谒的所有人都是可以随时碰到的，这些人是什么？少府、名府，县令的级别，最多见过两个长史，一个郡都，还有韩朝宗，差不多相当于刺史，就这四个。直到他四十岁进长安，才有机会见到贺知章，贺知章当然不得了，是皇帝身边的人，临门一脚把他踹到了唐玄宗旁边。

东：所以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失意？

张：也不要想得那么惨，这个家伙眼里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没有挫折，你不见我，我就找别人，在这点上他有点疯的，不像杜甫很忧闷。你去看他写给韩朝宗、裴长史、李长史的书信，裴长史曾误会他，说有人说你不好，李白立刻就说，我如何好如何好，你要是不用我，我掉头就走，去找别人。哪有干谒讲这种话的？你可以说他极端自负，极端自我中心，但你也可以说他太天真了。

东：那怎么看诗对李白的意义？

张：没有人把诗当礼物送人，有也不会到处送嘛。但是李白会，他写了很多诗送人。我最近十年，到过年前，就会写春联送朋友，大陆大概每年送二三十副，台湾写一百来副，反正不值钱的东西嘛。搞一搞，大家都说，张大春的字写得不错，我从来没想到，书法大赛会找我去当评审。这样回过去推，很多拿到李白诗的人，不会在意他的诗到底合不合当时的近体格律，所以大家说他的近体诗写得不好，事实上他能写非常好的近体诗，他就是不写，他要创一个格，他是一个创格者。

当他把写诗送人的时候，第一，他一定认为，这首诗代表整个他这个人，你要回去了，没什么送你，我跟着你吧。第二，讲得不好听，阿谀，讲得好听，恭维。比如说你姓张，我就找个历史上姓张的名人，张良，那对他不难，但是写好诗也不容易。

重点在于，李白的诗现在留下来一千首左右，但是他一辈子可能写过一万首诗，十分之九都散佚了。你看他的编年，人生有好大一片空白，没有诗。尤其是他早年的诗，留下的极少。所以我在小说里要帮他补足，写得不能太近体，也不能太质朴，太豪迈。伪造他的东西非常难，但这恐怕也是《大唐李白》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不能让人看了以后说：除了李白，还有没有第二个人……应该说还有没有第三个人能写？如果能，你来。我第二册当中还写了一篇赋，这篇赋是李白在洞庭湖边，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有屈原的风格、宋玉的风格，有司马相如、左思的风格，所有影响过李白的人的风格。

东：这部分是不是你特别得意的？

张：不是特别得意，但是有必要。你写李白，不把李白的诗写一写，不是很无聊吗？那我写我自己的故事就好了。

东：你刚刚说，李白误解了自己身处的时代，能不能进一步讲讲，你如何理解他和他的时代？

张：李白是虚荣社会的产物，为什么说唐代是虚荣社会？唐代是只要有名、名气大，可以做任何事。从皇帝开始，唐玄宗见了李白，老远从御座下来：“啊，卿天下闻名而朕不知。”但李白也是虚荣社会的牺牲。他是商人的儿子，出身太贱，不能参与正式的考试。我在第一册里写到很多例子，唐代的科举里面设了很多科，有很多途径可以考取功名，但李白不行，商人太贱了，比工人、农人都不如，变成整体出身资格的牺牲。

创格者

东：你毕竟是在当代来写唐代，会有投射在其中吗？或者是，今天和盛唐有相同之处？

张：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科举制度，从当代来看，台湾来搞联考、教改，实际上是叠床架屋地在维持科举制度，说是我们不要八股了，要多元入选，大体上就是把社会的分流做得更清楚，士农工商。可是呢，整体社会又在拥戴特定的价值，而且基本上是虚荣的。做面包的师傅、棒球明星，每个行业里拔尖的人被过度地揄扬，比如面包师傅吴宝春也要对社会发表一些看法。只要有一点名声，什么问题都能评论，相当无聊的。你会发现，李白在当时就是自媒体，想办法让自己的名声越来越大，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角度，是从社会经济活动的面向，物资丰沛，但是贫富差距很大，M型社会，很像啊，通货不足，钱不够，铜的开采是有问题的，假钱、盗铸的钱大量流通，怎么办？透过信用和债券的交换，让你没有办法持有通货，白银、铜钱，还有办法流通物资，这是当时非常独特的现象。我认为这些跟现代生活、经济状况都有呼应。

太多现象了，今天大陆说是盛世，台湾也说是经济奇迹。在大唐盛世，李白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对于这个名字，有多少实质的了解？他想做大将军，想做神仙，想做国师，他想做的事情多了，每件事都是矛盾的。你要做隐士，就不能做国师，想做大将军，就不能做神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旺盛？为什么会有歧异性这么大的企图？表示他什么机会都没有。他是一个什么机会都没有的人，才能出入于各个彼此矛盾的企图之间。如果中间有一个准确的机会，就不是这样了。

东：是不是一个上升停止、趋于固定的社会，看起来什么都有机会，但事实上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张：是，看起来什么都有机会，但是李白什么机会都没有沾到。当然到后来，也不知道命好还是命不好，天宝元年到天宝三载，不到两整年的时间，他终于亲近了皇帝，也就如此而已。

东：所谓虚荣，对于诗人是有诱惑力的，也不一定是绝对坏的东西。

张：我不敢说绝对好，还是绝对坏，可是这样说也就没有意义了。虚荣到后来，对李白的诗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如果和杜甫做比较，杜甫的诗，在近体格律里面，他可以说像神一样，出入于格律之间，严丝合缝。他这辈子大概只有十九首，我们称之为吴体，是不合乎近体诗格律的。我一般写诗是完全贴合格律的，但是我非常喜欢这十九首，他想尽办法拗这些规则，每次都说“戏试古体”。如果拿杜甫和李白做比较，我绝对不比较谁好谁坏，千古以来都在比这个，讨厌死了。要比比什么？比他们怎么各自在完整的近体格律里面找寻新的可能性，杜甫把诗做得越圆越熟，“老去渐于诗律细”，李白从小就会写非常好的格律诗，但他就会去找新的元素。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长长短短，什么体裁都有，变化极大，模仿陶渊明、鲍照、庾信、谢朓，这都是两晋、南朝，诗的体例还没有成熟之前的，整个《昭明文选》他从头到尾模拟了三次。

另一个例子，你看几首诗，沈佺期的《龙池篇》，崔颢《雁门胡人歌》，你再去查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的《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你把这几首并在一起看一遍，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沈佺期的时代，律体已经非常完整了。他用《龙池篇》故意试验，该对仗的不对仗，重复很多字，一首诗有五个“龙”字，如果考试这样就会被扣分了。崔颢模拟《龙池篇》写了《雁门胡人歌》，不太满意，直到《黄鹤楼》，他明白了，会写了。然后是李白《鹦鹉洲》，我特别喜欢《鹦鹉洲》，从这首诗你可以看到律体形成中，李白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一句：芳洲之树何青青。平平平仄平平平，应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他全部反了，不合格律的，可是很漂亮，音律非常特别，而且这句是在第四句，照说要跟第三句“鹦鹉西飞陇山去”对仗，也没有。

从这两点来看，李白有意在近体诗律里打破格局，提供比较新的音乐元素。不一定要说“革命”这个词啦，但我认为的确，他不断想要改一改诗体。

东：你是因此写李白而不是杜甫吗？

张：杜甫没有办法反映一个全面的盛唐，他跟它没有重大的冲撞，就是忠君爱国，循循以老。李白是随时在冲撞，包括他的婚姻，他两次婚姻，娶的都是没落家族的女儿。而且恐怕这两个女的，都是再嫁，或者是耽误了青春、很丑，婚姻条件极糟的。他娶了也不负责任，生的四个孩子，托给情妇，他也不管的。这两次婚姻，尤其是第一次，有人说是入赘，我认为不是，他的传里说“不庙见婚”，是不带媳妇儿回家，但不是入赘。

这个不“庙见”，可以看出他是有企图的，不是娶一个传宗接代、安家落户、妖娆美丽的妻子，过着美丽的夫妻生活。他这个老婆呢，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从非常非常少的资料，包括一些附会的传说，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传说：李白有一天很得意，写了一首诗《长相思》，里面有一句：“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意思是你不信我思念很苦，回来给你看，我已经憔悴了。李白这个人，常常假借妻子的态度写情书给自己，很逗。他老婆一看，说你没有读则天皇帝的诗，武则天有一首诗《如意娘》，也是类似的意思。

附会这个传说的人，有一个共识：李白的妻子，作为追随在他身边的内助，跟他是有张力的，是个对手。而李白小时候的朋友吴指南，就一辈子跟不上他，自暴自弃，最后死在洞庭湖畔，李白收殓了他。没过两年李白就结婚了。我要花更多的笔墨去描述李白第一个妻子，那种独立的性格，也因为这种性格，她和李白一起去求仙学道。对我来说，李白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打发她走。

李白大概也是中国诗人里面游历最多的，最多的是在长安洛阳之间，还有湖北、山东。我们今天想，多辛苦，我告诉你，很简单，几天就到了。隋代开通了大运河，放流直下，三峡到山东，水运有几万里，如果没有战乱，河道没有淤泥，交通之发达，胜过今天的公路，大概是盛唐最有力的工程条件。

太白星的传说

东：你写到很多佛道知识，寺庙、道教派别，这些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今天可能很难想象了。

张：唐代是什么样呢？唐玄宗见到李白的时候说：“若非素负道义，岂能至此。”什么叫道义？今天讲“道义”，是仗不仗义，这里的“道义”是道教范畴里面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都是修道者。唐玄宗修道，李白也修道，推荐李白到唐玄宗身边的人，都是道士，而且是特定的教派，“上清派”。这是我独特的猜想，也许别人早就发现了，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我认为，是“上清派”一整个集团把李白推到唐玄宗身边，为头的就是上清派的第十二代传人——司马承桢。

司马承桢有一个同门叫卢藏用，卢藏用在历史上被形容得很不堪，说他是“随驾隐士”，皇帝走到哪儿，他就去哪儿隐居。有一次他对司马承桢说：“终南山好，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桢冷眼说：“以仆观之，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就是这么来的。可是卢藏用不止是这么一个人，他跟陈子昂、赵贞固是同代的诗人，陈子昂、赵贞固都早死，卢藏用硬是把这两个人的孩子抚养长大，没有任何条件地付出。所以他不单纯是一个不堪的人，可惜留下话柄，千古万古洗不了。当时“仙宗十友”有他，还有谁呢？年纪最长的是司马承桢，年纪最小的是王维——王维儒道佛兼修，还有孟浩然、李白、卢藏用。这十个人是公元700年到720、730年比较活跃的。李白是公元701年出生的，762年过世的，他后半生的道教活动已经转移到胡紫阳的先城山，上清派没有那么活跃了。

司马承桢他们道术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辟谷：不吃、少吃五谷，少耗损地力，每个人少吃三口饭，粮食就够更多人吃。少吃五谷，可以去吃别的，山林里有木耳、蘑菇，大家都去山林，反正山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道教鼓励人到山里去，不在都市聚集，反都市化、反集中化，反过度密集的叙事。道教从来没有鼓励人到城市里面，城里还有大庙，绝对没有大的道观，人是疏散的。道教承袭道家的某些言论，是要离开人群，是要隐的，是要退的，不争人世。

回头讲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很古老了，讲的是太白星，我放在第二册里面。有一天，玉皇大帝说，最近兵祸水灾旱灾没停过，人之间的斗争很激烈，为什么？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吃的人多，耕的人少，那怎么办？叫太白星来，太白星是他的秘书啊，传令下去，到南天门贴一告示，以后下界子民，三日一食足矣。你去想啊，光讲到这儿就想到辟谷了。太白星到了南天门，看门的守将说：下棋下棋，喝酒喝酒。太白星喝着酒下棋，一个棋子“啪”地掉下去，掉到了现在湖北，本来是一个小棋子，越掉越大，到了地上，变成一座山。太白星惊醒了：糟糕，棋子掉下去了，我还有正事儿没办。他到南天门，提笔写：下界子民，一日三食足矣。完了，搞错了。你知道，天上一日，地上千年。玉帝迟疑着怎么处理太白星，迟疑了几天，几千年就过去了，公元700年，贬他下凡，李太白出生了。

你把太白星的故事、上清派、李太白联系在一起，李太白说自己是“谪仙”，他四十岁进长安，之所以贺知章、司马承桢、丹丘生，这一票人簇拥着要让李白进宫，为什么？因为司马承桢有一个理念：开元天子事儿做得太多了，大唐要维系得更好，应该无为，而李白有道家“隐”的气质，有无为的魅力。无为要有魅力的，傻子不行，要博学多闻，言谈要吸引人，有各种知识，要有这样的人放在皇帝那儿。李隆基是一个很容易受感染的人，谁在他旁边他就学谁，姚崇、宋璟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很正派，李白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经常看花，就这么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司马承桢看到这一点，李白最适合做无为政策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就拱着他。

东：李白不是个企图心很强的人吗？

张：不要忘了，李白的企图心、野心，永远只体现在他留下来的文章、诗里面，我们不要替他多想，这些文章、诗里面他表现最崇拜的人是谁，绝对不是孔子啊什么，不是有为者，他写得最多的是鲁仲连，鲁仲连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知道他解决了几桩纠纷，第一个大概是燕国打齐国，聊城，他射了一箭，把那封信送上，守将一看就自杀了。另外一件是跟新垣衍的辩论，秦却军五十里，解了赵国之围，基本上就反对秦国统一天下，不要去打西域，不要去打南蛮，鲁仲连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纵横家。纵横家就跟赵蕤联系起来了，和平主义者跟李白是西域来的有关，他知道不打仗最好。他对胡人最多是谴责，“静胡沙”，就是让胡地的尘沙平静下来，绝对不是征伐。他是一个不主张以军事行动来进行边事的人。但是这一套到底能不能在唐玄宗那里生效？很困难的，唐玄宗动不动这里打一打，那里打一打。对待李白就是今天赏花，明天泡温泉，把李白叫来，写几首诗，倡优蓄之。

老百姓看他大得不得了，皇帝看他，就是个奴婢。所以上清派根本没有政治眼光，跟李白一样，罔顾现实，现实感不够强。拱着拱着觉得李白很好，也没有别人了，贺知章在朝廷中也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作用。

历史和小说

东：研究史料，可以得到故事，但是把这些史料穿起来，是另一回事。

张：对。完全不一样。史料在那儿，但是第一，很难形成观点，材料在那儿，就是视而不见，第二，形成观点之后，又很难通过叙事完成。我可以打个比喻，宋朝洪迈写《夷坚志》，为什么叫“夷坚志”？洪迈引用了《列子·汤问》，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大禹行而见之，伯夷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夷坚把它记了下来。大禹是考古学者，伯夷是历史学家，夷坚是小说家。《夷坚志》就是小说，充满了神话。

总而言之，以历史作为材料，形成观点是历史学家的事情。通过一些情节安排，让带有明确观点的历史材料，自动向你说话，就是小说。我一直认为没有“历史小说”这回事，小说就是小说。

东：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口语特质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小说里的语言就非常雅。

张：小说里用的是文言嘛，这个我不是乱来的。一方面是文言可以精简，本来你可能要写一百五十万或一百三十万字，文言只要写一百万字就可以了。另一方面，我的确查考了能够展现唐人口语的书籍，反复练习、推敲、模仿。其中一本最重要的，叫《祖堂集》，有点像公案，《大唐李白》里面的语气都是这样模仿的，实在没有办法，才用现代语。

我现在电台说的，每天都是口语，就是说：早上写的是文言，下午说的是白话。

东：听众和读者是两件事吗？

张：可能是重合的，他中午可能跑到脸书上看看我的文章，下午可能去听我的说书。但是不同步，我上午贴的，可能是我下个礼拜要说的。

东：选择历史作为题材，和当代作为题材，有什么不同吗？

张：主要是语言，只要把语言的仿真性做出来，其他没有什么不同，人性没有进化，人的情感不会进化。

东：你对历史有偏好吗？

张：没有。李白这个题材宜古宜今嘛，太不可错过了。

东：人的情感在书里重要吗？

张：我写的情感不是浮的，没办法表面上来讲。很多人喜欢把人的情感表面化，尤其是透过对话、明确的动作——报仇、结婚、分离，明显而强大的动作——完成情感的需求，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那种……你看第二遍，就知道了。就像李白和月娘一长串的戏。我为什么会写月娘？李白这个人，把月亮的意象发展完备了，他对月亮有一种情结，为什么？他来自月氏，来自西域，月亮的家乡在西边，太阳的家乡在东边，更重要的应该是身边有一个人，名字有月亮，谁呢？只有这个人，月娘。

还有就是，李白的妈妈告诉他，他是太白星下凡的，太白星跟月亮什么关系？太白星，又叫启明星，东方升起的第一颗星，又叫长庚星，西天落下的最后一颗星，事实上这两颗是同一颗星，又叫金星。请问你：金星和月亮什么关系？它们大概每十年见一次。你只要去想，金星和月亮十年见一次，是不是很美？要是一辈子不见面，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也就罢了，每十年见一次面，这放在小说里多好玩啊。

东：诗歌本身就串着一连串的历史，文字的来源、典故等等，你在书里花了很多篇幅解释这些典故，是刻意的吗？

张：不说不行，不说读者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的读者，你要跟他说，糖在这里，盐在这里，否则他不知道怎么做菜。

东：你是在教育读者吗？

张：很难讲，我不太好意思说这样的话，没有这个资格，我只是早一点知道、早一点看到。

东：你怎么看你在这个时代的位置？

张：没什么嘛，我不是帮周华健写歌吗，叫《侠客行》，中间有段“办些许该做的事，任人吵闹喧腾，不必听，遂了初心，拂衣便走，且把此生藏人海，埋没我的心灵”。这就是我的位置。

东：什么是该做的事？

张：“遂了初心”。你要自己问自己嘛。比如写李白，比如我对于这个社会的想法……这就是该做的事。

东：说书人和小说家的区别是什么？

张：小说家还是有些特别，不是那么简单的。假如之前的小说有一个范围，真正的小说家要在这个范围内往外再跨一步。你要成为一个小说家，天下不少你一个，不多你一个，大家都那样写小说，你还那样写，你就是学徒，还是小说家吗？

东：往外跨一步，是形式上的变革吗？

张：形式上一定要有，至于主题跟思想，这个我有点犹豫。古今多少哲学家？没有多少。我倒觉得，发现了新形式，恐怕就达到了思想上开拓的目的。

东：这是不是中文小说尤其要面对的问题？

张：没有，我觉得全世界的小说都是如此。中文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人用古英文写小说了，英国美国的历史小说，说的话都是现代人说的，我的小说不是这样。我认为我们语境不一样，中国的东西太繁复，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现？不讲究也不讲究了，或者说胡讲究乱讲究，给一个氛围，大家也挺乐的，像《甄嬛传》一样。要真经过思索、打磨，回到本质上去，是要花工夫的。

photo | 影像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北野谦的观念摄影艺术

刘柠

“因为我想看一看那些从来没人怀疑过的物事溶化的样子。”结果，看到的是历来强调轮廓、个性的人如何一点点“溶”于无形，最后成了有机粒子。

皇居，二重桥前。西装革履的上班族、白发长者、家庭主妇，人群一字排开，背景是大手町的高层写字楼群。人们把公事包、购物袋搁在地上，只手或双手在空中挥舞日章旗，面向皇居方向，三呼“万岁”。人群的上空，一片摇曳的日章旗形成的轨迹，像乳白色的水汽。其间，零星点缀着樱红、淡粉的色调，那是“日之丸”的影子。而随着“万岁”的众声被“蒸发”的，是围绕皇室女性继承权问题的舆论——什么叫“话语泡沫”？

巨蛋体育场（Tokyo Dome），举国若狂的职业棒球公开赛中日VS巨人战。等待入场观战的观众，绕着桅杆似的大柱子，一圈一圈地排成长蛇阵，缓缓向前蠕动。起初，是人群头顶上氤氲的水蒸气改变了空气的折射率，空间在扭动。随后，人群开始“溶化”，先“液化”，继而“气化”。“气化”的人流，呈涡旋状从里向外翻滚、蔓延。位于涡心处未及“溶化”的人们，有如被置身于汪洋中的扁舟，紧靠“桅杆”。

东京最繁忙的车站之一涩谷站。通勤高峰的人流，通过必经之路的过街天桥，像洪水，一泻而下；又像流动的气团，无形而诡异……

这是日本新锐摄影家北野谦的风景观念摄影系列《溶化流散的都市》（Flow and Fusion）中的意象。

北野谦（Ken Kitano），1968年出生于东京。中学时代，出于兴趣开始把玩机械相机的同时，在家附近的公共图书馆里接触到细江英公、土门拳和森山大道等日本摄影家和一批海外摄影家的作品。摄影，不仅作为抽象的艺术观念，而且作为一种丰富而具体的印象被植入“写真青年”的心中。大学时代，北野参加了一个叫做“491”的摄影趣味小组，成员中不仅有同龄人爱好者，而且包括诸如福岛辰夫等前辈摄影评论家，同好间经常相互品评作品，举办品位不俗的影展，琢磨切磋，使北野受益匪浅。他回忆这段生活对自己后来的创作生涯发生的影响时说：“参加‘491’的活动，并不单纯是比写真水平的高低，而是人因写真会经历某种东西，我感到兹事体大。”

“泡沫经济”末期的1989年，日本正站在从“昭和”到“平成”的划时代拐点上。十九岁的北野谦在新宿车站支起三脚架，开始日复一日地拍摄通勤高峰时段从检票口吞吐出来的人流——这是他镜头的景深中最初的“风景”。鬼使神差般的，他从一开始便选择用慢快门的长时间曝光拍摄，“因为我想看一看那些从来没人怀疑过的物事溶化的样子”。结果，看到的是历来强调轮廓、个性的人如何一点点“溶”于无形，最后成了有机粒子。当他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这种粒子般的存在的时候，仿佛透过当下实在的现实看到了世界的本质，有种前所未有的真正自由的感觉。这种发现对他来说是如此重大，乃至从内心称之为“写真带来的奇迹”，并久久沉溺其中，不思也无力自拔。如是，北野的镜头渐次从人群移至高速公路的车流，都市夜空中的花火，甚至月亮、太阳等天体。

1995年，接连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这对挣扎于“泡沫经济”废墟中的日本社会的世道人心构成了沉重的追问。尤其是后者，市中心若干个繁华地铁站同时遭恐怖分子投撒剧毒神经性沙林毒气的袭击，瞬间导致13人死亡、重轻伤者逾6000名的惨烈事实，令终日以东京各主要车站为据点持续拍摄的北野感到生命的易碎，同时有种窒息感：就在此刻，就在不远处的地下，有人正被夺去生命——“人的存在极其暧昧，无固定形态，很悬。”人，意味着什么？生命的本质何在？诸如此类的本体论思考，每每在某个外景地狂揿快门的时候，尤其是在暗室里冲印作业的时候，都会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而通过放大机的镜头，看到感光纸上的银盐颗粒在显影液中渐次呈现、聚集、清晰了的时候，北野都会油然感动于一种均衡之美。那种美，仿佛令他回到告别懵懂的孩提刚懂事时，初次打量大千世界时的感觉——“世界，好美。”

在同为风景观念系列的《一日》（one day）中，北野力求通过收集“光”（从日、月、星辰的自然光，到城市的街灯、烟火），把某个场所的“一日”呈现于一枚胶片中，然后再以相纸上“影”的形式将其“还原”成那个场所的时间，并使其永驻。因此，可能的话，一天24小时，或者至少是从日出到日落的时间，被经过严密工程计算的微小曝光量精确分割（北野系理工科出身），再透过常开的摄影机快门，“累积”在胶片上。于是，我们看到新宿上空的晨曦像亮剑一般刺穿笼罩四合的暮霭，天光如何穿越富士山及山脚下的火山湖，在山的一侧划下彩虹般明亮的轮廓线。不知名的小镇，主妇清晨在阳台上晒被褥；晚上，街灯闪烁，万家灯火；入夜，花火绽放，璀璨夺目。如此乍看上去寻常巷陌的城市日常风景，只因对光与影的集约化表现，作品便被赋予了某种令人致幻的超现实色彩。

尽管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的藩篱分崩离析，人流、物流、信息流变得迅捷、频仍，但高度媒体化、同质化的发展现状却反过来妨碍、制约了对某些全球化“死角”及陌生场所的表现。正如在全球化背景下，某个事件如果未被英文媒体报道，便等于没有发生过一样，在数码摄影技术高度普及的今天，所谓“有图有真相”，倘若某个场所未被时间曝光的话，似乎其存在便是被质疑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日》系列不失为以“场所与时间”的影像化表达为手段，对在全球化时代，因信息不对称的落差而导致的，或有意或无意的视觉盲区或认知遮蔽现象的某种抵抗。

摄影家新近制作的肖像系列《我们的面孔》（our face）无疑是其观念性最强的作品。如果说《溶化流散的都市》系列是对包括摄影家自己在内的抽象的“人”的本质的思考，《一日》是对“场所与时间”的思考的话，那么该系列则意味着摄影家对“他者”存在的思考。以不同的职业、学校、公司等集团为单位，从中抽取十数人到几十人不等，分别对每个人单独拍摄，用35mm胶片拍成单人肖像，然后再加以分门别类，重新排序。在暗室中，以微弱曝光量连续十数次到数十次重复曝光的形式，在一枚银盐感光纸上，使人的存在“集成化”，从而“复原”为某个集团的群像——“我们的面孔”。

在数字化图片处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尽管也有艺术家尝试用PS（Photoshop）的“图层”（Layer）功能追求类似效果的实现，似乎也不乏实效差强人意者，但北野显然更注重观念摄影从创意到艺术行为“实操”的连续性、完整性，更认同胶片加感光纸的模拟式传统手工暗房技法在传达自身艺术观念上的忠实性。暗房作业是一项高度细腻的工作，不容许半点失败。一幅成功的作品，来自于对数十枚负片的曝光，加上样片的实验曝光，往往需要上百次曝光，动辄花费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2010年5月，摄影家为在北京三影堂的个展[1]特别制作的一批等身大的巨幅（142cm×178cm）作品，在三名暗房助理的协助下，昼夜兼程，第一幅作品成功“出炉”，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一幅感光纸，在严格的操作规程下，经过全部规定程序的曝光，直至最后从显影液池中小心翼翼地捞出来之前，摄影家对其成像的样态及品质，完全无从把握。

但惟其如此，正因了这种手工暗房操作的不可复制的神秘性，我们才得以看到一批如此梦幻的肖像作品：在京都宫川町跳“京舞”的30名艺伎的肖像；在和歌山县高野山专修学院修行的35名真言密教僧侣的肖像；新澙女子职业拉拉队17名美女队员的肖像；于8月6日“和平纪念日”，在广岛市元安川漂放慰灵河灯的39名男女老幼的肖像；在台北参加同人杂志营销会的34名化妆秀少女的肖像；天安门广场24名卫兵的肖像；在望京伊藤洋华堂前的露天放映场观影的31名农民工的肖像；在达卡的缝纫公司脚踩缝纫机工作的35名孟加拉女工的肖像；在圣地瓦拉纳西的恒河中沐浴的17名印度教徒的肖像……

由于在暗房制作过程中，摄影家始终以人眼的瞳孔为基准来调整焦距、曝光，从而使成像后的“我们的面孔”目光炯炯而不涣散；因脸部轮廓的模糊，使面孔看上去更加柔和，有极强的感受性；服饰则既不失职业特征，同时又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某种装饰效果。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阐述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特征时，反复使用的一个概念是“灵光”（Aura），认为“灵光”的衰退和反复制性是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宿命，主张勇敢地“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如果借用本雅明的“灵光”论来看北野谦的肖像系列的话，其把呈水平方向排列的人群“集成化”并以瞳孔聚焦的形式，在暗室中“复原”成某个集团“群像”的方式，恰恰是通过人的眼睛，客观上保有了“灵光”的有效传递，最大限度减少了“灵光”在传递过程中的“光损”也未可知。

在对作为“群像”的摄影对象的集团选择上，北野一向回避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而局限于“每天来车站前的居酒屋喝上一杯的主儿”的程度。作为一个艺术家，前者对人群的分割方式令他感到某种压力和危险。但他以自己的方式，仍然力求把镜头对准“所有的人”：“刚拍了离岛的小学生，下次想拍六本木一带的陪酒女郎，再往后想去会一会北国的渔师；拍了民间传统艺人后，接下来想见识一下从事新兴运动的分子们。”不分新旧、区域、世代、立场，只用焦距来测量世界。过去十年来，进入摄影家镜头的人数以千计，从北海道到冲绳，从斯里兰卡到巴西，从沦落风尘的女子到一步一叩首的西藏圣徒，不一而足。照他最初的考虑，制作途中甚至可以让别人替代，接茬做下去，而摄影家仅仅在其中充当一个“装置”。如此，从亚洲，而非洲、美洲，从一个业种到另一个业种；拍过人之后，可以拍动物、植物，甚至天体，长此拍下去，“也许有一天，能发现点什么”。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尔（August Sander）毕一生之役致力于拍摄现代德国所有阶层和职业的人的肖像，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其子继承父亲遗志，孜孜不倦地推进。数年前，终于大功告成，结集七巨册出版，成就了摄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史诗。

作为当代摄影家，北野谦的作品不仅有很强的观念性、前卫性，同时也不乏将艺术观念付诸影像表达的艺术表现力。在我看来，北野作品中的艺术张力，主要立足于两点：一是后现代主义，二是日本独特的美的意识。后者相对单纯，只需看其作品的构图、色彩、意象，便不难发现诸多的日本元素（Japonisme）。这不仅限于题材上的富士山、樱花树和日式商店街等文化符号，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对包括这些文化符号在内的、美的内核的展示技巧。一种节制、冲淡、有张有弛，不事铺张却纹理细腻、富于层次感的表现手法，使那些原本稀松平常的风景（如沿海工厂群等），也带上了某种敦厚的质感和沉郁的节奏。

至于前者，是一个颇复杂的问题。北野谦开始艺术创作的年代，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即将破灭的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现代化已发展到极致，整个国家面临经济萧条、全球化与“后冷战”、从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等矛盾考验，从社会文化到道德人心，开始呈碎片化发展，自此拉开了日本后现代的帷幕。正如我们从北野最初的观念摄影作品《溶化流散的都市》中所看到的那样，一种曾“有型有款”、令人确信不移的东西突然间便成了“暧昧”的代名词，继而分崩离析，“溶”于无形。借用美国文化批评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援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2]

[1]《我们的面孔》——北野谦摄影展于2010年7月3日至8月20日在北京三影堂举行。

[2]《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美]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东京巨蛋体育场，东京（1990年）“融化流散的都市/FLOW AND FUSION”系列

樱花，上野公园，东京（1997年）“融化流散的都市/FLOW AND FUSION”系列

重叠17名ALBIREX NIIGATA 啦啦队队员的肖像（2003年）“我们的面孔/our face”系列

天安门广场24名卫兵重叠而成的肖像（北京市，2009年）“我们的面孔/our face”系列

在京都宫川町春天跳“京舞”的艺伎，由30名艺伎重叠而成的肖像（日本，2003年）“我们的面孔/our face”系列

皇居，东京，2006年

通天阁，从早晨到晚上，大阪府（2008年）“一日/one day”系列

“日本新锐摄影家展vol.10 摄影的飞跃”于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展示现场，2011年

essay | 随笔

一个现代德国的犹太家庭

撰文：雅恰·蒙特（Yascha Mounk）

翻译：彭颖

以色列精神分析学家兹维·雷克斯（Zvi Rex）曾提出，因为大屠杀的存在，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虽然我总是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过了，但我还是觉得它击中了一个要害：正因为我们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醒德国人他们国家的污点，因此，我们情非得已地——甚至无法避免地——会质疑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化国家的新自身形象。

就大部分德国人而言，他们觉得直到2006年夏天第一次举办世界杯，德国才终于摆脱了历史的阴霾。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红色、黑色和金色的海洋——从窗户上到人们的脸上，都是国旗的这三种颜色。原本不愿在公开场合表达爱国热情的德国人，终于放下了长久以来的重重顾忌。

整个赛事期间，媒体竞相报道的不外乎如此。德国人的爱国主义终于回归，而且是以一种大多数人不敢奢望的世界主义的友好方式。所有人都在说，德国终于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这道让德国人等待了太久的“终点线”总算来临了。

一个国家终于变成了正常的民族，这个说法很引人关注。在犹太人看来，这意味着反犹太主义所造成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藩篱终于打破；在德国人眼中，这意味着终于可以把犹太人视为普通人，而不是可能激发他们历史负罪感的尴尬群体。如果我们可以营造出一种正常的、不复杂的关系，犹太人和异邦人都会喜闻乐见。

然而，很不幸，真正的事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太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德国人确实可以卸下包袱了；他们内心深处已经重新准备好让国旗飘扬起来，这点是不容置喙的。但是在大多数“正常”的国家，媒体不会竞相强调他们国家有多正常。没错，如果媒体认为有必要宣告、剖析、拥护和捍卫这种不言自明的正常性，那么这个国家看待自己的态度不见得有多正常，所以，这再一次表明，纯粹的美好愿望不足以把犹太人和异邦人从长期以来侵扰他们的神经质一般的关系当中解救出来。

我们所有人，犹太人抑或非犹太人，都准备好站到一条写着“马库斯快走开！”（NO MORE MARKUS!）的横幅后面。但是这看似颇具吸引力的要求忽视了一些简单的问题：谁来代替他的位置？从马库斯充斥着历史罪恶感的泥足深陷，转换为斯蒂芬妮（Stephanie）针对政治正确的沉重制约而进行的无情而自我满足式的抨击，这是否真的是一种进步？

对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不管他们每天多么渴望过正常的生活，依然会发现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在他们眼中，德国依然是一个蕴藏着深刻矛盾的家园。近期有关“终点线”的骚动，并没有带来一个正常化的新时代，而只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事实还远远没有达到正常化。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几年前，我在远离“家园”的一所常春藤盟校参加了一场讨论会。当时讨论组里有几位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家，还有一些受邀参加的研究生。每周讨论组里都会有人就自己关注的话题发表非正式演说。第一次去时，某位专家在谈论“黑人民族主义”，他说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总是觉得由于历史原因而被隔离在主流文化之外。我猜测，在以白人为主的讨论组里，这个话题对某些教授来说比较敏感；但是，尽管讨论时大家慷慨激昂，整个氛围还是令人愉快的。

当晚，等到熟悉这一话题的人们陆续发表完观点，我很谨慎地打开了话匣子。我承认自己对美国黑人，尤其是相对贫困地区的黑人的处境知之甚少，但是，我小心翼翼地说道，作为一个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或许我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与中产阶级的美国黑人有相似之处，尽管他们生活在白人主导的、对政治正确很敏感的社会当中。

我们小组的主持人似乎对我的开场白很感兴趣，于是开始问一些有关我过去经历的问题。于是，我向他讲述了自己与德国军方的短暂接触，以及与马库斯的关系如何破裂。随后，我复述了有关2008年2月我在哈佛大学经历的一场对话，时值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选举竞赛进入巅峰对决。

我读博士期间的同学凯西是希拉里的忠实拥护者。“奥巴马还没有准备好，”她一次午餐时对我们说，“他在参议院不过几年时间。或许他是一个很棒的演说者，但是他能像希拉里那样领导实际发生的政策事件吗？当然不能。”

就在这时候，迈克走了过来。当凯西注意到迈克（一位黑人）时，立刻换了副腔调。很显然，她还是坚信希拉里是更好的候选人。不过，她的语调明显不一样了。一分钟前，她还像任何政治党徒一样，朝着对手大施拳脚。但是现在，她竭尽全力给奥巴马溢美之词——显然因为她担心迈克会认为她是出于种族偏见而不喜欢这位候选人的。

“你必须理解，”凯西说，突然听上去有些紧张，“坦白讲，我确实认为巴拉克很有个人魅力。他那么、那么聪明、特别。没错，他就是这样。2016年选举的时候我一定会投他一票。但是现在，你看……”

我对讨论组里的听众说，一些美国白人内心的自由主义的罪恶感，或许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内心的历史负罪感有类似之处。虽然犹太人和黑人的生存状态有着千差万别，但是信仰自由主义的白人和美国黑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堪比“亲犹派”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即便在讲述我的观点时，我眼角余光瞥到了施密特教授。他是这所著名学府哲学系的资深教授，样子看上去很不安。施密特教授是德国人；和其他大多数德国人不一样，施密特教授一生中必定与犹太人打过很多交道——毕竟，他已经在美国大学教了十多年哲学。但是现在话题已经转到了德国犹太人上，施密特教授显然一脸的不自在。他满头大汗，脸色因为生气而憋得发红。

终于，当我快讲完的时候，施密特教授忍不住了，“真正的问题不在德国人身上。真正的问题是，德国犹太人实在太敏感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已经不记得施密特教授一席话的全部内容——假如他探讨的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而不是德国犹太人的事，我估计简直可以上福布斯新闻播出了。但是，他最后几句话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

犹太人总是不肯让论辩自由发生，而是总要声明些什么。他们或许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犹太人的权利。但是事情发展的结果，总是进一步破坏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关系。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总是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正是他们在不断“往井水里投毒”。

不断往井水里投毒？

几百年来，正是这个邪恶的短语煽动了反犹太人大屠杀。直到19世纪，医学上还无法解释的黑死病蔓延欧洲，感染了将近三分之一欧洲人口，当时喊出来的战争口号是：“一定是犹太人往井水里投毒！”于是，当病毒造成死亡悲剧的同时，还爆发了另一场暴力冲突引发的大量死亡。施密特教授必然知道这个短语背后的历史，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提起这个令人惊悚的图景呢？难道身为常春藤盟校终身教授的他，内心深处是个反犹分子？

我并不认为施密特教授是反犹分子。相反，我认为他内心深处极度担心自己的话听起来不合时宜，因为他的观点正是与政治正确背道而驰。他一定反复思考，看在上帝的份上，众多犹太人同事中的这一位，千万别误以为自己是反犹分子……所以当施密特教授因为对犹太人在与德国人对话中扮演的角色深感气愤而面露不悦时，他的额头渗出了汗珠，我猜测，正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言论听上去是对政治正确的抨击。

这也有助于理解他最后引用的那个令人震惊的短语。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他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中说，当人们担心触及禁忌时，往往会非常小心地压制任何可能引起抗议的措辞。而当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得以放松，比如小型演讲或独白的末尾，当他们已经在庆祝自己总算没有出什么纰漏时，他们竭力压制的短语突然就从嘴里冒了出来。

施密特的弗洛伊德式失言并不一定表明他内心的反犹太主义。相反，它却证明，即便是受到最好教育和最国际化的德国人，在谈论有关犹太人的话题时，也面临很大压力。这只能再一次表明，犹太人和异邦人之间对话的正常化不会因为一句消极进攻性的主张“够了，适可而止吧”就得以实现。

施密特教授的措辞没有赢得赞赏，但也没有理由忽视他的初衷。或许他——和支持他最后那段言论的人们——切实表达的一个观点在于，之所以此类话题变得如此尴尬，德国犹太人有着一定责任。是否可以说，这种对政治正确的带有攻击性的强烈抵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至少在有限的层面上，或许事实确实如此。随着亲犹主义的普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德国的犹太人已经壮起胆子，越来越坚定地维护自身利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有关反法斯宾德（Fassbinder）剧作的抗议活动就是这种崭新的自信姿态的明证。但是，假如普通犹太人都不像战后时期陷入气氛紧张的沉寂之中，那么德国犹太人领袖的角色转变就显得更为剧烈。

刚开始，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们，如海因茨·加林斯基（Heinz Galinski）等，希望扮演一个与联邦共和国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角色，即便在他们尝试给自己的小团体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时。但随着资金渠道愈加安全可靠，以及全世界的德国犹太人联结得更为紧密，新一届领导人，如伊格纳兹·布比斯（Ignatz Bubis），在与德国政治家的交往中显得更为自信。而到1978年，维尔纳·纳切曼（Werner Nachmann）已经更加得寸进尺，开始捍卫汉斯·菲尔宾格（Hans Filbinger），而布比斯现在已经定期对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言论进行公开批判。

鉴于过去几年来，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领袖已经越来越敢于表达意见，他们偶尔会在判断时出现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2009年7月，一位名叫奥特玛·霍尔（Ottmar Horl）的艺术家决定把两件代表德国精髓的东西结合起来：对纳粹的困扰和……花园小矮人。于是，他雕刻了一个金色的花园小矮人，举起右手行纳粹礼。这件作品在纽伦堡一家私人艺术馆出售，售价仅50欧元。作品原想达到一种搞笑，以及略带模糊性的颠覆感。“把德国‘优等民族’展现为一尊花园小矮人，”霍尔解释说，“只是达到一种讽刺效果。”

但是亚诺·汉堡（Arno Hamburger）——纽伦堡一个犹太小团体领导人却不觉得好笑。“玩笑到此为止。这件东西会犯众怒，”他对媒体说，并称这个守护神雕像作者“完全没有艺术品位”。

整件事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必要。虽然行纳粹礼的花园小矮人不一定能算得上重要的艺术作品，但也不至于说会触犯极右分子利益而引发冲突。或许施密特教授和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当初的观点是对的，德国犹太人代应该让诸如此类的论辩形式正常存在，而不用执拗地用上这个政治家最希望又最空洞的措辞，说这件或许无品位而且根本也不重要的艺术作品有多么地“犯众怒”。

即便如此，假如你因此下结论，说德国犹太人经常或过于频繁地爆发歇斯底里症，认为自身因特殊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攻击，那你就错了。实际上，在德国的主流犹太人代表通常还是扮演着更为温和的角色。

例如，2008年夏天，埃森市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法鲁克·森（Faruk Sen）就提醒大家注意越来越深的仇外情绪和针对土耳其人的歧视。为了更生动地阐述他的观点，他把土耳其人称为“欧洲新一代犹太人”。时任政府大臣和中心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的艾敏·拉舍特（Armin Laschet）认为法鲁克的观点是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有意轻视，出于震怒将其解职。

但是，当时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斯蒂芬·克雷默（Stefan Kramer）却没有批判法鲁克，反而为他辩护。克雷默同意拉舍特说，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确实失之偏颇。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事实上，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土耳其穆斯林每天都受到歧视和排挤……与其枪毙信使，我们更应该慎重对待我们国家的土耳其裔穆斯林和其他弱势群体，充分考虑他们的担忧和恐惧。”这话在我听来，并不是某个群体为了维持特殊受害者地位从而垄断潜在福利所使出的政治手腕。

面对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所扮演的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德国人现在经常埋怨犹太人已经像是某种道德警察。但实际上，德国犹太人并不如传言中所说的那么为所欲为，部分可能因为德国媒体在报道相关评论时拥有选择权。

早些年，媒体对给德国人开脱罪名最感兴趣，任何犹太人如果对战后德国表示赞赏，就会迅速被媒体渲染为所有犹太人的发言人。如今，媒体意识到犹太人的愤怒也可以成为好故事的素材，十万犹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发现某件事或报纸和电视台某个报道冒犯了他们，就足以让媒体报道个没完——他们根本不管实际情况或许——大部分德国犹太人都心知肚明——根本算不上什么过激言行。

因此，所有这些有关犹太人自以为是的论调都忽视了一个事实，正是德国人自己着了魔似的指望犹太人或外国人来扮演监察角色。每当德国发生一起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犯罪，政治领导人都碎碎念一般提出“这会对国际舆论起到负面导向作用”，对此给予的重视不亚于对受害人遭遇的关注。类似的，某个重要公众人物发表了反犹评论，最后大家不是关注于他的蛮横言辞，反而又给犹太人贴了一个抓住评论不放的标签。

比如，几年前，F1方程式赛道负责人伯尼·埃克尔斯通（Bernie Ecclestone）在某次采访中发表了一个怪异而不经心意的观点，他说不认为希特勒策划了大屠杀，并对各种类型的独裁表现出欣赏。欧洲媒体头条却简单摘取了他的这句漫不经心的评论。伦敦《泰晤士报》标题为：《F1主帅伯尼·埃克尔斯通：希特勒？干得漂亮！》（HITLER？HE GOT THINGS DONE, SAYS FORMULA ONE CHIEF BERNIE ECCLESTONE）。《西班牙国家报》标题为《埃克尔斯通对希特勒赞赏有加》（ECCLESTONE HOLDS A EULOGY ON HITLER）。最后，英国一家主流报纸博文上一语双关：FORMULA DUMB（双关寓意：方程式闭嘴！或愚蠢的方程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媒体的标题。德国最大新闻网明镜在线（Spielgel Online）的标题为：《犹太世界大会要求罢免埃克尔斯通》（JEWISH WORLD CONGRESS CALLS FOR ECCLESTONE TO RESIGN）。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Bild）则高呼：《犹太人中央委员会联合抵制F1方程式》（CENTRAL COUNCIL OF JEWS ASKS FOR BOYCOTT OF FORMULA ONE），实际上对他们的立场夸大其词。著名新闻杂志《星》（Stern）的标题更彻底：《犹太人要求F1方程式组织方抵制埃克尔斯通（JEWS ASK FORMULA ONE TEAMS TO BOYCOTT ECCLESTONE）。这下你大致明白情况了吧。

在德国，人们在消费犹太人的故事。大屠杀也是。媒体杂志喜欢报道纳粹的故事，配之以希特勒及其政权其他领导成员的图片横扫首页。德国电视台也经常播出有关第三帝国（Third 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纪录片。书店也在显要位置陈列有关二战的图书。

根据马丁·瓦尔泽和其他“终点线”说法的支持者所言，德国陷在自己的历史中无法自拔，这只是局外人对德国的看法。但是，假如希特勒占据封面的杂志一路畅销，其原因绝不在于占德国人口总数0.2%的犹太人。那么，到底是谁在购买这些绘有希特勒那令人惊恐邪恶的面目的杂志？是谁在看有关第三帝国战争机器的大量纪录片呢？

答案很明显。但凡有一个德国犹太人在看纳粹纪录片，单从数量上来说，至少有两个右翼极端分子在看同样的节目，当然，目的完全不同。相对于每个怀着沉重历史负罪感、以真诚的历史研究态度阅读《明镜周刊》（Der Spiegel）封面故事的德国人，大概有五个人只是在享受着单纯的邪恶快感，正如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帮历史频道（the History Channel）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一样。每当有一个亲犹学者出于对国家历史的羞耻而写一篇关于第三帝国的严肃评论，就会有十个只看重评级的媒体行政官用一篇随意编造的、夺人眼球的纳粹文章来吸引广告投入。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马丁·瓦尔泽是正确的。有关大屠杀的记忆或许真的已经在社会中无处不在，尤其是大多数内容旨在吸引人们本性中最卑劣、最爱好窥阴的一面。他也曾说过，目前在德国——或许在其他很多国家也一样——某种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实在是过于经久不衰了。但是瓦尔泽和他的追随者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深刻而危险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仿佛在暗讽这一问题是由局外人造成的，是他们给德国人硬塞了一种集体负罪感。

同理，德国人对现代犹太人的纠缠不休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与施密特教授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地讲给他听，更不用说利用我身份这个特殊武器来诱使他表态了。我当时那么做，只不过是因为身在德国以西4000多英里的地方，想用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的小组讨论显得更有趣一些。但是，从施密特教授角度看来，我所说的听起来就有一种攻击性。受够了这种他所认为的针对德国人的永久性指责，他就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辩护——而这种防御性的辩护，正如大多情况下一样，只会进一步加深对立和争执。

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或许德国真的已经开始往前看，不再纠结于过去，不再敏感地觉得自己不正常。那就太好了。

但是现在，国家的正常化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人们正泰然自若地，以一种潜在的消极进攻方式，向任何心有疑虑的人证明这一点。

因此，“够了，适可而止”这种全新情绪，在目前阶段，只是在犹太人和异邦人的沟通中又增添了一层尴尬。倡导“终点线”的人们或许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行为的结果，至少目前看来，是令人失望的。

“终点线”运动的失败还产生了一个违反直觉的后果，那就是弱化德国在战后取得的成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人付出巨大努力而进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反省、赎罪和自由主义化，被认为是外界强加给德国的。在瓦尔泽的带领下，大多数德国人现在都认为，这种大屠杀的永恒记忆过于把德国人推到风口浪尖。他们抱怨说，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民主巩固和内心折磨，我们能否期待终有一天，奥斯维辛会在不被千夫所指的情况下，走进历史课本，成为公众对过去的一种纪念？

如果能这样看这些问题，那么瓦尔泽希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画一条分割线的做法，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他现在已经比较成功地让德国年轻人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然而，有关德国战后历史的现实主义观点，不一定会得出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

那些坚信自己使德国面貌焕然一新的68年学生运动参与者，与呼吁历史“终点线”的年轻人有很多共同点。两种人都苛求历史身份纯洁化，因而都寻找着某个难以触及的得到救赎的时刻。因此，他们似乎都忽视了，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本身就有值得骄傲的理由，即便它多少刻上了第三帝国的印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沾上了污点。

第三帝国之所以长期成为德国人自我意识的核心，其原因或许不仅仅是那些毒气室。另一个原因在于，联邦共和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德国人往往态度令人钦佩，但是滞后的且无可避免显得不完美的与历史讲和的意图。如果德国人不再纠结于第三帝国，他们就无法理解德国战后的大部分历史：连1968年的风波、德国逐渐自由主义化，以及国家在大屠杀报道中体会的精神宣泄等都难以理解——而这些，尽管有着缺陷和局限性，却成为联邦共和国最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是，“终点线”的支持者却逃避着灰暗笼罩的历史。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呈现毫无瑕疵的华丽清白。于是，他们决定实行自我大赦，忘却过去的错失，重拾对国家的自豪感，同时，他们也忘记了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名言：“歪曲的人性之材无法孕育任何正直之果。”

历史显然没有从德国这一弯曲之材中孕育成果。但是，我们也无需绝望。如果现在这一代德国人，不是随意武断地画一根终点线，而是学着诚实地看待德国历史的阴暗面，或许，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六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德国对犹太人的过度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怨恨——把我们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幼年的时候，我就经常觉得自己仿佛被展览着。如果我遇见的人们不认识其他犹太人，他们是否会认为所有犹太人都和我一样？而这不就意味着，我必须表现得特别好，以免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像我一样带着同样的缺点。

当然，这些恐惧确实有些夸张。但是，即便今天，我还是能强烈感觉到，我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解读为代表整个群体的发言。每次说话前，我都要问问自己，我将要说的是否会被理解为我自己的或好或坏的意见，我自己的或深刻或错误的观点，关于我自身利益或利他的政治诉求——还是说，代表了一种犹太人的观点，犹太人的意见，甚至关乎犹太人的整体利益？

和很多德国犹太人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因为担心自己会代表其中任何一种角色而不知所措。我不能对犹太人做出任何批评，担心反犹分子会以一种赞许的态度引用我的话。但我也不能批评德国人，担心会遭到指责，说我利用奥斯维辛作为“道德武器”。最后，情况往往是，沉默是最简单的选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奥多·巴甫洛维奇解释自己为何恨邻居，理由相当惊人：“他从未对我做什么，没错，但是有一次我非常无耻下流地捉弄了他，就在那个时刻，我突然因此开始恨他。”

这件事中，巴甫洛维奇是一个更有趣的文学人物，但是，基于我的个人经历，我却对他的邻居更感兴趣。

这个可怜的家伙，被迫住在从前折磨自己的人隔壁，还受他欺负，仅仅因为自己让他想起了不光彩的过去，他该怎么做才能减轻自己这种压力呢？他的出现会让巴甫洛维奇感觉不舒服，但是，假设他识趣地离开了，巴甫洛维奇也不会太高兴。要是把巴甫洛维奇龌龊的作弄行为讲出来，事情可能更糟糕。但是，如果在对话中刻意避开、绝口不提，不是也显然很局促吗？

有时候我觉得德国犹太人面临着类似的窘境。

我们的一个选择就是尽最大力量帮助异邦人——保证旧事不提，既往不咎。比如，奥利弗·波拉克（Oliver Polak）在《我是犹太人，所以我可以这么做》（Ich darf das, ich bin Jude）一书中，以讽刺的口味讲述自己在德国的童年故事。波拉克在书中提到了一位被尤尔根·莫勒曼（Jurgen Mollemann）攻击的富有争议的犹太团体前领导人，曾任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后因政治污点而自杀的莫勒曼说德国尚存的反犹主义都要归罪于他。波拉克在书开头就和读者说好：“我不提大屠杀，你们也不要提米歇尔·弗莱德曼（Michel Friedman）。”

这句话很有意思。但以此应对德国犹太人，是灾难性的。问题不在于波拉克玩笑般地把大屠杀和一位“傲慢”犹太人给德国带来的痛苦画等号；也不在于波拉克所提出的关系——一种基于故意“视而不见”和预见性的自我克制的关系——很可能无法让人满意。相反，问题最主要在于，有预见性的自我克制战略不会发挥作用。

以色列精神分析学家兹维·雷克斯（Zvi Rex）曾提出，因为大屠杀的存在，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虽然我总是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过了，但我还是觉得它击中了一个要害：正因为我们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醒德国人他们国家的污点，因此，我们情非得已地——甚至无法避免地——会质疑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化国家的新自身形象。和巴甫洛维奇的邻居一样，我们的存在本身，就会被认为是很扫兴的。

对于米歇尔·弗莱德曼、亨里克·布罗德（Henryk Broder）和马克西姆·比勒（Maxim Biller）等人来说，这种反抗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犹太人在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谨慎而有些可悲的角色。比勒在回忆录中说：

1980年代初，德国只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已经不在世了的、逃去巴勒斯坦或美国、只在百科全书中出现的犹太人。另一种则依然留在德国，相对隐形的商人、医生等人及其子女，每年11月9日（水晶之夜纪念日），他们都会在电视上简短露面。他们会组成小型的地下社团，站在一个大烛台前面，或头顶上方摆设一个刻着希伯来文字的石板。雨色苍茫、阴风凄凄，然后他们四下散去，等到下一个11月9日，才会再次出现在30秒钟的新闻中。

和弗莱德曼和布罗德一样，比勒也不想再继续扮演这种顺从的角色。和他们一样，他也下定决心，不再退缩，或犹豫着不敢说一些邻居讨厌听到的话。于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小众、但相对高调的德国犹太人群体，开始了一项事业，专好指责国家犯的过失：他们乐于充当扫兴者，他们现在对大大小小的国家丑闻发表“犹太人”的观点。

以充当众矢之的为生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很容易被低估：毕竟，没有谁喜欢被自己国家里的很多人讨厌。但是，尽管这个选择需要勇气，在我看来，最终依然是失败的。

比勒不想成为犹太人地下小团体中的一员，只在11月9日在荧屏上一闪而过，他从未甘心只当一名受害者。但他的新角色也不再坚持己见：最后，弗莱德曼、布罗德、比勒和朋友们扮演了所有问题上“犹太人观点”的代言人。

我很能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为隐形的犹太人，要么扮演傲慢的犹太人，两相比较，他们选择后者——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主要身份还是，简而言之，犹太人。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两个现成选项都不怎么好。我当然不想成为别人的眼中钉，但我也不愿意选择波拉克的方式，把很多真实问题埋藏在心里，保持沉默。

经过了发生一系列事情后，或许这是最后也是最有决定性的一个，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注定要做一个德国的局外人吧。

在劳法伊姆的时候，我曾经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表明我的犹太人身份，遇到忽视或敌意时，应该迎难而上。这种想法让我在德国孩子中显得与众不同。但是，我当时一直抱着一种期望，某一天，我的身边会出现更加“开明”的朋友，能将我当作纯正的德国人看待。

青少年时期，我住在慕尼黑，在那里我发现亲犹分子也同样不好应付。我从不要求自己得到特殊待遇；即便如此，每当我以犹太人的身份出现，仅这一点就会让我获得不同待遇。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普通的德国人。但是虽然相当失望，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在德国继续生活下去：毕竟，这些让我感觉像外人的理由是偶然的、不幸发生的、有悲亦有喜的。

只是现在，遇到了丹尼尔和斯特芬妮这些人之后，我开始思考，犹太人的身份不仅让我觉得自己是外人，或许也成为我离开德国的理由。

精神紧张的亲犹主义，甚至傲慢无礼的反犹主义，都是我不得不忍受的。但是，假如我的存在让人们以为，我是希望他们充满负罪感的——或者他们进而以此为理由，反抗这种罪恶感，转而对我进行抨击——那么，我不想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陷于这样的境地。

我不想过分夸大“终点线”对我一生的影响。我之所以决定到英国，后来又到美国学习，有很多因素。我很热切地希望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东西。我很幸运，能够有机会被一些非常棒的大学录取。简单来说，即便我不是犹太人，我也可能离开德国。不管怎样，在我离开德国之时，脑海中一直在思考，如果一直作为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今，我还是不敢想象回到德国的情境，或许，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本文选自《祖国的陌生人：一个现代德国的犹太家庭》（Stranger in My Own Country: A Jewish Family in Modern Germany）第8章《往井中投毒》。

关闭太阳：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的“消失的一代”

撰文：米歇尔·吉伦吉格（Michael Zielenziger）

翻译：朱丽娟

此时，他正绝望地寻求回归社会的途径——正如他在写给一个宅男家长群体的头目正久奥山的信中所述：很想找到“一束散射的光”启发他，帮他打开那道通向外界之门。

2003年3月，日本导演宫崎骏凭借卡通冒险长片《千与千寻》获得了第一次颁给日本动漫电影的奥斯卡金像奖。这个奖项是对宫崎骏影片中宏大和创造性的视觉效果的肯定，这部影片融小女孩的天真奇幻世界、城市的喧嚣混乱、飞船竞赛及残暴的武士剑术于一体，如此鲜明的风格，像在亚洲一样，深深地吸引了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和动漫相应的漫画书籍，在日本也已经成为和数码摄像器材、汽车、电视机一样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出口商品。有些评论家认为卡通文化已经和日本时尚产业及流行音乐一道，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韩国和泰国的观众，是决定日本在21世纪能以文化超级大国身份示人，并体现国民总魅力度的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这种动漫美学是对当今世界那些深受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年轻人反思，就如动漫权威村上隆所说，漫画中所有事物似乎都是贫乏、色彩过艳又无积淀、缺乏质地又无历史背景，就像普通日本便利店里，如7-11，荧光棒下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一样杂乱无章。但是两种强烈的画面在宫崎骏的电影中交织在一起，却正好让我从中找到有“适应障碍”的日本“宅男”的影子。电影中的一个重要镜头，是一个叫“无脸男”的面具幽灵，他常年披着黑袍，面容忧伤却不能说话，后来他用吐出来的一块块金子诱惑那些贪婪的人类，把他们吞入腹中，并因此而获得了与人交流的能力。宫崎骏还揭露了由一位专横跋扈的澡堂老板娘经营的澡堂，在这里，鬼魂和幽灵们自由穿行，以吸入人们在世间的烦恼。老板娘自己养育着一个硕大无比、依然裹着尿布的婴儿，他被藏于幽暗之中，身后垫着各种护枕和长枕。这个巨婴似乎无法摆脱避难所的呵护。但他有时会用暴怒行为袭击他的母亲（当然这只是动漫幻想，他母亲也从未被伤到过。）当这个婴儿被“拐跑”到外界冒险了一阵之后，却能靠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说出的话也像个大人一样颇具智慧。

通过这样的小插曲，宫崎骏似乎在告诉那些宅居家中的人，他们依然有希望从令人窒息的穴居之处走出来。电影中，巨婴和面具幽灵也都是靠“千寻”这个小女英雄真诚的友谊和温暖的拥抱获得转变的。她对他们毫不设防，从不指责，反而热切地鼓励他们。更确切地说，对于一些日本青年人而言，重新选择并放弃与世隔绝的避难所，被证明对他们的“适应障碍”症十分有效。

可对那些宅男来说，这种希望真的存在吗？比如贤志，对他来说会怎样呢？这个三十四岁的浪子突然某天就从待了二十多年的离群索居的家中走出来，向我倾诉作为一个宅男的辛酸。此时，他正绝望地寻求回归社会的途径——正如他在写给一个宅男家长群体的头目——正久奥山的信中所述：很想找到“一束散射的光”启发他，帮他打开那道通向外界之门。

在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时，贤志告诉我，他的目标其实很简单：“我只想简简单单地说声‘Ittekimasu’（我走了）或‘Tadaima’（我回来了）”——这其实只是正常的日本人离开或回家时说的两句很普通的话而已。贤志的目标也仅仅是简单出个门回归社会，并让一切变得很“正常”而已。接着，在午饭过后，他告诉我自初中毕业从中学的环境中“解冻”之后的过去的二十年里，他是多么渴望摆脱与社会脱节的生活，但又很担心自己是否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达成所愿。“人们会经常对你说，你是自由的，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当你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之前，你就已经放弃一部分自我了。这让我对这个社会感到很失望。

“除非大人示范给孩子看，并在儿童的培养过程中允许他们自由行动，不然很难做到”——从隐居的处所走出来去寻找有可能会最终导致自我压抑的渠道。这就是当今日本生活的窘境。文化不改变，社会很难发生变化；可社会不改变，文化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改变。

“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被狼养大的孩子，”贤志边紧张地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边跟我讲道：“他一直是被一对成年狼养大的，因此无论他怎么努力，最终都无法回归（人类）社会。一个被狼养大的孩子也只能成为狼，他是无法回归到正常社会之中的。”说到此处，他揪着头上稀松的黑发，脸上渐渐露出愁容，眉毛再次蹙成一团。“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老师曾告诉我们你可以自由地成长，并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但是大人却从未用实际例子告诉我们到底怎样才是对的。可能是因为成为一个简单的成年人并不会显得多有魅力吧！”

听着贤志的话，我想起了雅子，这位被幽禁的王妃，本来是一位很有潜力打破王室定律的女人，现在似乎成了国民伤痛的象征。2003年，当她的丈夫德仁皇太子用皇室惯用的模糊言辞告知媒体：“鉴于她自身的发展和本身性格原因，她已经无法再任外交官”时，许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都钦佩他的坦诚。但仅仅过了一年以后，这位皇太子就因其之前的评判而向公众致歉，很明显他是被迫这么做的。“我当时发表那番言论只是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雅子的处境。”皇太子在2005年2月他四十五岁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然而，这却给天皇与皇太后造成了困扰，我感到很抱歉。”但是，皇太子的这番忏悔并未改变现状。而在2006年初，太子妃依然像位宅女一样，几乎完全隐退，也从未在公众场合为自己说过一句话。

许多日本人相信，作为个体的人，他们并未掌握足以改变国家风云变幻的能力。“帮不上的，”他们对其他人说，“真的没办法。”简言之，在这个舆论造势出来的社会，就像一个记者有次和我解释的一样，要做到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还补充说，如果你用异于大众的“条框”和“逻辑”来实践自己的生活，“这相当危险。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这种态度同样清晰地体现在针对2004年4月三名日本人道主义工作者的问题上。他们曾被伊拉克起义分子挟持为人质，被关押了将近三周才回国。可是等他们安全回到日本后，迎接他们的并不是感恩的祷告者，而是举国上下反对者的白眼。“你们这是咎由自取！”有个日本人在他们降落后，在机场的签名本上写道。政府为他们花费了六千美元的机票钱，一位政府发言人谴责他们忽略政府警告，而去正遭受战争的国家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是相当危险的。“他们可能是自发行为，”政府首席发言人福田康夫说道，“可是他们必须意识到正因为他们这样的行为，多少人会受到牵连。”还是留给美国的柯林·鲍威尔去褒奖他们“为了一个更伟大，更崇高的目的，自愿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吧”！

这三个人后来被带到精神病学家斋藤晓那做心理咨询，斋藤晓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此时的压力比在伊拉克被囚禁时的压力要“大得多”。当被要求将三个最大的压力场景按顺序从小到大排列时，这三位曾经的人质对他说：在巴格达途中被绑架的那一刻；被歹徒拿刀逼着喉咙上电视的那天；再就是“他们回家后的某天早晨看到新闻，意识到日本国民迁怒于他们的那一刻”，他们立即觉得自己处在排山倒海的压力之中，斋藤说：“据我们来看，刀架在脖子上那刻，压力已经达到十级。”斋藤接着说：“可是等他们回到日本看到早上的新闻时，他们的压力却达到了十二级。”

处在民众对立面或“制造麻烦”的危险——被日本人称为——日本的终极“适应障碍”：而那已经顺利地运行了一个时代的体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反应机制来被迫适应这个新事物。在其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它也逐渐丧失了深层挖掘自身内核的能力。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已经变得包罗万象和具有自我参照能力，因此身处这个圈子中的人无法看到或判断其缺点，因为他们不知参照什么。受太多外界压力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他们不愿改变，而继续走原来的老路，这是由保持“协调一致”和社会凝聚力所需——尽管，这实际上并未使人们变得协调一致。这个系统也意识不到他们的年轻一代已经深受新可能性的启发，也很难说清他们是如何暂时，或偶尔地寻找新目标的。

在逐渐增多的日本人中，有个人像斋藤博士一样，开始探究这个系统的形成条件，结果认识到了日本糟糕的前景，他就是机械工程师村洋太郎。作为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村洋是位头脑冷静的科学家和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他是那种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提升高档标准机械生产的精密度，并探索提高设备和汽车能效，以加快日本汽车业产值的老学究式人物。

在一个不断被沉默和质疑麻痹的国家，村洋是个日本怪胎，他沉迷于失败之中，从一系列的工业事故、火车失事及空难中仔细分析事故发生原因。村洋还建立了一个“错误社团”，这是个非营利性组织，建立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直视错误，并探明是什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从长远看，有利于吸取教训获得更大成功。

当我建议他将这种分析投向本国时，他告诉我，尽管这种浓重的悲观情绪对整个国家影响很大，但“没人真的想改变。也许70%的日本人都十分安于现状。因为他们的桌上依然摆满食物，并有屋可住。况且，除非你已经意识到非变不可，否则你压根无法改变”。

“如果，”他接着说，“再这样下去，再过五十年，日本就很有可能从地图上消失。因为我们从未教导我们的国民挑战未来，他们也就会只知道接受逐渐减少和变小的情状。”

当我们会面时，我很为他轻松的笑容和致命的坦率而着迷。村洋曾经密切关注过“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美国官方的反应。2003年2月，这架飞机在得克萨斯蔚蓝的天空中解体，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飞机残骸一直从亚利桑那散落到佛罗里达。他深为美国司法部门的科学家精准地探究失事原因的劲头所折服：他们竭尽所能地搜集飞机残片以重组机身。他们一边筛选遥测数据，一边整合大量目击到的因素。美国的问责体系竟如此严格，对此，他十分震惊。这里面涉及许多法律诉讼和独立调查，连报纸和电视网络都有对错误因由分析探讨的独特视角。不同团体的成员依据不同的侧重去调查，将会使得大家更加奋力地探寻真相。

而在日本，如果发生同样的情况，政府只会“简单地向国民道个歉，仅此而已”，他说，“我们根本不会探究深层次的原因，因此也压根不会出去寻找我们的设计缺陷，这对我们丝毫没有帮助，因此，我们总是一次次不停地犯同样的错误”。（可能这种探究性调查的缺失，正好解释了过去的这么多年日本在商业火箭的助推器方面的研发为何还差得很远。）

村洋对日本失败原因的分析为依然存有的希望提供了一些现实基础。“日本还不够透明，”他对我说，“人们也并非各司其职，没人真的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的政府压根也收集不到什么反馈。”

发生错误时得不到反馈，绝对是这个国家最最大的失误，村洋对我说。日本人——尤其是年老一代，他们在维持现状上付出诸多努力——“并不需要什么反响，如果人们接受他们身边发生的一切”而非反对，最终，他们就只会在自己所关心的日本社会的传统界限内“维持他们现有的一隅”。“在过去，我们确实可以依据现成之物按部就班，”他说，“我们压根不需冒险，那样也很快乐。但现在我们停滞不前了。人们会问：‘这种迟滞还会持续多久？’我个人觉得还得要持续十到十五年。”直到一个新的危机出现。

2005年4月，日本政府发布的白皮书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以公开日本体制，迎接全球化，分散政府权力，建立新的创新中心。这些措施听起来都很好。但正如这之前所发布的一些白皮书和报告一样，这些令人赞赏的目标没什么希望能实现，因为，正如村洋所认为的那样，在日本“没有人，（在权力方面）真的希望发生改变”。有谁能承担起千寻的角色，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动漫女英雄那样说服这个封闭的商业和政治生活圈，一定会让他们开放呢？一个关掉了反馈接收器的国家，将个人权利消融于集体主义体系之中，将和谐与稳定置于摩擦和竞争之上，最终必将丧失活力，且失去适应能力。在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度，又没有一个优越的固定价值体系，需要锤在怎样的砧石上才会发生根本改变呢？日本又怎样能将现代形式与前现代内核结合起来呢？这对日本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挑战，而只是与过去更加结合的契点。就像1911年，作家夏目漱石说的那样：启蒙运动横扫西方“产生在内部，而日本的启蒙却是表面的。所谓产生于内部，我指的是从内里自然生发和发展出来的，就像一支花株由分芽向外伸展。但是发生在表面，我指的是迫于外在压力而不得已地假设性地向外伸展”。

难道是对失去的恐惧导致他们日本无法接受需要本质的改变吗？要他们被迫必须放弃许多经济和文化生活——甚至还有那些令世界赞叹的特征？比如其中包含的日本工匠的耐心和原则，追求细节的精神，及让顾客感到自豪的义务。因此，追求完美正是一种日本品质。日本传统中典雅的极简派抽象艺术，讲究与自然合而为一，而非将其淡化，讲究少而精，而非求量，这个给当代世界提供很多借鉴的国家现在却面临物质和资源的瓶颈。日本现阶段致力于对能源的贮存，探寻减少排放温室效应气体的新路子，并研制传统汽油发动机的替代品，甚至去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也会受益匪浅。我怀疑是因为日本先天固有的保守主义太过根深蒂固，导致他们强烈渴望保护他们“优美的传统”。这也反映出一个刻板地强调和谐和稳定的国家，无法学会如何将社会信任分摊开来。一个国家不愿意去承认或适应他的内在改变会因固步自封而导致灭亡，就像一个蚌壳只能拥有它的壳内之物。

今天，事实是全球化——彻底将时间和空间浓缩在一起——为世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不仅仅是我们美国自身。实际上，在这本书里，我已经尽力避免让自己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像要将美国置于一个欺压日本的高台之上。也许五六年前，美国牵涉其中，物理空间已经起不到保护作用，也不能将我们分离，而且距离的变化节奏似乎比先前更快了。

由于美国的资源越趋稀薄，布什政府急切期望日本能派遣部队到伊拉克，以重新修订他们的和平协定，重新建立自己由弹道导弹和蓝水海军构成的军事强国地位，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发展的军事代理人。如果让日本获得这样的资格，肯定会引发亚洲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并导致亚洲其他国家的忧虑，他们会想弄清楚日本是否真的从二战中吸取教训并负责任地成为一个“普通国家”。

最终，既不能从改变的世界中抽身，也无法使任何一个国家在霸权主义中得到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而且，最终，唯一一个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只能是忍耐、包容，允许多样性存在，当然，还有在信任机制内去增强信任——伴随而来的还有基本的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价值和自我表达权力。

因此真的存在一种放射性光束能帮助贤志和那些和他一样隐居起来的人吗？他们能像那个巨婴一样被“拐走”后回来就像一个有用的大人吗？还是，像贤志那样，像只孤独的狼。

他那敏锐的洞察力——让他意识到没有哪个成年人是“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的——这也让我深感困扰。我能理解一个现代人无法诊断的沮丧。把贤志骗出家门，我感觉到自己有义务为他提供专业的帮助；否则我会觉得自己只是想从他那套点体现他糟糕状况的材料。我希望将他带出来，带到白天的阳光下应该可以帮助他。我还想过让他和服部雄一联系，服部雄一是位交感神经顾问，曾经治好过成千上万像贤志那样的年轻人，他也是我比较信任的人。当我问贤志是否愿意接受治疗时，他面色紧张，眼睛皱成一团。

“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治疗，”他静静地说，“但我不认为自己需要。另一方面，虽然我知道我得做点什么，但我离家来这里之前，我觉得自己并不想来这。”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他补充道，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

自那次谈话的几周以后，我再也没有贤志的消息了。我让我的助理艾米打电话到他家问他忙些什么。接电话的是他的母亲，她十分气恼和愤怒。她抱怨说就因为上次他儿子和我吃了个中饭，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现在经常梦见一群人在梦里追他，有陌生人欺骗他，或者伤害他。她说已经带他上医院了，好让医生开些功效强点的镇静剂的处方。

“有时候他有点过激了，”她接着说，“他把太多的压力加在自己身上。他心地很好，但是……”

贤志的妈妈对试图打扰他们的外人十分懊恼，“这段时间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不想被打扰……”外人帮不到什么忙的，她又说，“等到合适的时间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她最后把电话挂了，话也没说完。

但此后她再也没有打来过电话。

本文摘自Michael Zielenziger, Shutting Out the Sun: How Japan Greated Its Own Last Generation, Nan A. Talese, 2006.

book review | 书评

车站前的历史浪漫主义

撰文：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

翻译：索马里

W.H.奥登曾经写过,一个试图在溺水时救出自己的人是一个智者，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他的境况。在威尔逊的故事里，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自己快要溺水，而这种确信没有让他们通向恐慌或者绝望，而是通向思考。

一

《到芬兰车站》出版于1940年9月。对于一本探讨俄国革命思想起源的书来说，那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出版时机。一个月之前，在墨西哥，列昂·托洛茨基的头部被一把冰斧凿开。再之前一年，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那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此前的五年里，以1934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被刺杀为开端，斯大林已经有组织地在苏联内部清算政治异己。而在这场大清洗之前，一场集体化的经济运动导致了超过500万人的死亡。到1940年时，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灭感在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心中已经非常牢固了。安德烈·纪德、乔治·奥威尔，还有约翰·多斯·帕索斯，都已经用一手的记录材料揭露同时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相——纪德和多斯·帕索斯是在造访俄国之后，而奥威尔的观察则来自他的西班牙之行。《党派评论》已经成为左翼反共群群体的阵地。

在这本书出版之时，威尔逊自己已经停止为苏联辩护的努力了。1935年，在开始写《到芬兰车站》的时候，他还试着说服多斯·帕索斯，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努力”。之后不久，威尔逊自己就去了俄国。他将这次旅行的日记，还有在美国旅行时的材料，编进标题尖锐的《在两种民主间旅行》一书中。实际上，威尔逊必须对他的日记进行自我审查，以隐藏他目睹的那些恐怖和压迫的迹象。到1938年时，他不再继续伪装了。“他们甚至都没有一个初级的民主机构，在这个程度上，他们实际上比运动开始时还要糟糕。”他对一个朋友坦白，“他们只有被一架政治机器保证的极权统治。”他理解自己正在写的这本书的含义。“我打算把《到芬兰车站》收尾了，”1939年10月，他悲哀地告知路易斯·博根（Louise Bogan），“现在苏联即将吞并芬兰了。”

《到芬兰车站》由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Harcourt Brace）出版。截至1947年1月份，这本只卖出了4527本。1947年，双日出版社（Doubleday）获得了该书的版权，进行重印，但是销量持续低迷。直到1953年成为安可出版社（Anchor）的第一本平装书，这本书才为读者所关注。安可出版社在1955年和1958年都重印了这本书。在1960年代，这本书的销量都很可观。然后是1972年，在威尔逊生命的最后一年，法劳·斯特劳斯·吉罗出版公司（FSG，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又推出了一个新版本，威尔逊在该书的引言中重新评价了自己对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解读。“我的这本书，”他解释道，“从始至终都在假设，人类的发展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一场根本的突破已经发生，我们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将从此变得不同。我没有看到任何征兆，能显示苏联和斯大林会变成后来世界所了解的那样。也因此，这本书应该被看做是对那些相信自己正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努力的革命者们的基本可靠的记录。”

这并非完全没有难度。正如《到芬兰车站》一书显示的，在1930年代，威尔逊就已经知道在苏联上演的一切。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在于列宁，也即这本书中的英雄，这本书将这个行动的人视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模式。威尔逊承认他只能借助于那些被党控制的出版物，来完成自己对列宁的描述。如威尔逊自己所言，他无法接触到那些对列宁持有批判性的记录。但这并非事实：杜登出版社（Dutton）早在1922年就出版过流亡者马克·朗多·阿尔达诺夫（Mark Landau Aladanov）撰写的《列宁》。列宁具有领袖的魅力，并且他能激起一种无私的人道主义。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一桶人道主义的牛奶底部沉着一只死老鼠。”——1940年，纳博科夫在读了《到芬兰车站》之后对威尔逊这样解释。在他为FSG的版本所作的引言里，威尔逊的笔触匆匆掠过这只老鼠。在那引言里，他没有进行深入剖析（虽然他在安可版的一篇附录《1940年小结》中这样做了。在别处重印时这篇文章被改成《3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在该书的附录E里也有收录），但是斯大林时代的那些特征——实行恐怖行动、公开的审判，还有集中营——在俄国都发端于列宁。

二

然而，《到芬兰车站》即便不算伟大，它也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它让那个消逝的世界得以还魂。书写历史是一种需要有想象力的行为。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不是所有人对其意义都有统一的认识。显然，它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篡改或隐瞒事实，因为那并不是有想象力，而是一种欺骗。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想象力的角色不是在于编造不在场的事物，而是去理解那些在场的东西。当你进行历史研究时，有两条看似陈腐的真理会逐渐显得深刻。第一，你关于过去的认识——除了偶尔的一段有限的视频记录，或者那些奇怪的不可信的幸存者——全都来自那些书面的记录。一堵印刷的墙，完全切断了你和你将要描述的那个生命的关系。你不能观察历史事件，不能质疑历史的参与者，你甚至无法知道那些未被写下的大部分事情。那些已被写下的东西也因此具有了某种虚假的重要性。一本回忆录中的几行，一小段被录下来的对话，一封偶然被保存下来的信件，一本日记里记录的事件，都变成重要的亮点——即使这些只是漂浮到水面的星星点点。历史学家紧紧抓住它们，但是在它们下方，大量关于过去的残骸沉默地沉在水底、远离人们的视线。

第二个也许会打击你的领悟，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条的反面，那就是你挖掘的材料越多，还原的碎片越多，对象本身会变得越难以捉摸。在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时，经常会基于少量的细节而建立起一种标准的传记式阐释：日记、信件、听来的轶事、已有出版物里推定的自传性的段落。围绕着这些细节，建立一种心理学的描述，而经过循环论证（大多数的传记作品里都是这样），这种心理学描绘反过来又被用来阐释这些细节。虽然，如果将观察的范围稍微放宽一点，或者再往下深挖一点，几乎总有可能找到那些和标准解读相悖的细节，或者说那些细节会通向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又或者它们之所以被忽略正是因为它们无法用来支撑任何首尾一贯的阐释。经常，在那之下还有另一层细节，绵延不绝。在从事历史研究时你需要的一个本能就是，知道何时该继续挖掘材料；而另一个需要的本能就是知道何时应该停止。

你停下来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已经得到它了，这正是想象力变得关键的地方。一个成功的历史（书写）的标准和判断一个小说是否成功一样：意向的一致性。组成历史的并不是事实或者过去的快照，而是故事，是双眼用合适的速率组织出的事实。有时候小说家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他们创造一个角色，将其放入一个情境之中，然后观察这个角色会做什么。历史也没什么不同。当然，历史学家创造的角色必须去做真实存在的人会做的事，但这一切能几乎同时发生，是遵循一条神秘的路径。在每一系列的新情境下，历史学家所想象出来的“马克思”一直在行动，就像真实的马克思那样。这也让那些情境的描述获得了一种可信度：那个角色和时代吻合。在人物前进时，他脚下的世界也随之在演变。角色和风景都生动起来，而对他们行动的描述也产生了一种持续的意向，一种叙述。过去在呈现自身的同时，孕育出了一种情节。

看起来这似乎是对历史写作方式的富有想象力的解释。但对于历史被阅读的方式来说，这种解释并不奇怪。读者期待一种平滑流畅的幻觉，并且他们会将这种幻觉投射到最静态或者最无组织的文本上。一旦这种幻觉固定下来，他们就会称赞历史学家是让过去还魂的人。没有其他东西能有这样的重要性，而且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历史学家自身一开始没有这种幻觉的话，读者如何能有这种体验。对整体的直觉要先于各部分事实的积累。事实上，思维的运作没有其他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研究是经验主义的，而历史写作则需要想象力。我们阅读历史是为了获得信息，但是我们需要这些信息的目的是——答案有点吊诡：我们需要这些信息，是为了获得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在某一时刻，我们需要事实的外壳裂开，去感觉自己也置身于那个时刻。“和我说说你吧，”某个聚会上的一个陌生人说。你可以复述自己的简历，但是你真正想表达的，以及陌生人（假设他的兴趣是单纯的）真正想了解的，是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希望（假设你的兴趣是单纯的）你可以打开自己的精神世界，让她可以窥见其内部。信息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一种直觉——关于马克思、普鲁斯特，或者格特鲁德·斯泰因，抑或是某条后现代风格街道上的一个普通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如何思考或者世界在他们眼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抵得上一千条事实。因为当我们拥有这种直觉，每件事实都变得可感知。某种残存的实证主义让事实和直觉显得对立：实在的事实对立于主观的同理心。这背后其实有某种优先次序。直觉的认识——一种关于我们不能在场、体验的那个世界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正是我们寻求的那种知识。它是历史工作中真正积极的东西。

威尔逊有一种天赋，能触摸到他喜欢的那些作家的内核（对于他不喜欢的那些人，他则没有这样的天赋）。我想，和他同时代的唯一一个能与他媲美的美国批评家，是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进入某个历史时刻内部，是一件更难的事情。在《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一书中，威尔逊尝试建立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描述；在《爱国者之血》（Patriotic Gore）中，他尝试叙述内战之后的美国文化。每本书都成功地超越了它的每一部分内容。这是因为威尔逊像一个记者那样厌恶大观念。复杂化是一个记者的天敌，威尔逊喜欢那些很棒的、低概念[1]的隐喻：《阿克瑟尔的城堡》里文学形式的钟摆理论；《创伤与神弓》（The Wound and the Bow）中艺术创造的创伤理论；还有《爱国者之血》中历史的“海蛞蝓”理论（即体型更大的动物吞食体型较小的）。这些前提谋杀了上下文，因为它们将一切都简化成相同的、单一视角的阐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威尔逊能够深入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世界，在《爱国者之血》里他也触摸到了林肯和荷马的内核，但是这些书读起来更像是一组肖像，而非一种叙述。

《到芬兰车站》是另外一种东西。很明显，威尔逊非常兴奋于找到这本书看似拥有的、有着自然角度的主题，而他的兴奋也传染给了读者。并不奇怪的是，这本书的标题是受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的启发。威尔逊将这本书视为一个故事，他致力于实现一个故事所具有的悬念。即使当你已经知道《到芬兰车站》中的角色死于何处，你还是会很渴望自己去发现他们在何处死亡。这本书的情节足够简单：布尔乔亚革命传统的衰落，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还有共产主义的胜利。威尔逊排除了那些会让故事复杂化的元素：比如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持续存在的非共产主义式社会主义运动的典范；还有俄国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纳博科夫的父亲就属于这一派）；还有很少被提到的孟什维克的成功与失败。当然，如果这本书是现在写就的话，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当中的某些倾向——这些大多是威尔逊文本中的潜台词，会指引故事的角度和方向，那么这个故事就会落脚在西伯利亚或者柏林，而非芬兰火车站。

但是今天我们并不将《到芬兰车站》看做一本关于俄国革命的书。并不是标题的允诺吸引了我们，我们的兴趣其实在于副标题——“一项关于历史写作和表演的研究”。历史才是威尔逊著作中真实的主题，他成功激起的也是它想要相信的——就如维柯、米什莱[2]、傅立叶、圣西门[3]、黑格尔，还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都信仰的——历史掌握着通向生命意义的密钥。尽管他错误地认识了列宁的性格，也错误认识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但在为1972年版写引言时，威尔逊还是有理由辩称：他的书建立了“一种关于当革命者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义行动时，他们所思所想的基本可信的记录”。他对格拉克斯·贝巴夫[4]、欧文[5]、费迪南·拉萨尔[6]、巴枯宁[7]等人的肖像（虽然这些人物的观念在1940年代已经显得遥远），有那种内在特性：它们呈现了人们如何针对自身的环境思考。W. H. 奥登曾经写过，一个试图在溺水时救出自己的人是一个智者，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他的境况。在威尔逊的故事里，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自己快要溺水，而这种确信没有让他们通向恐慌或者绝望，而是通向思考。当他们正面临沉没：1848年之后他们关于社会正义的梦想一遍遍地被摧毁，就像1789年之后人们对于兄弟友爱和社会平等的梦想被拿破仑摧毁一样。这种悲怆是他们故事的一部分，威尔逊知道这一点。如果他将列宁描述成拿破仑昔日的样子——如果他把列宁对于社会主义的背叛描述成是在重复拿破仑对于人权的背叛的话——他就会赋予这个故事正确的轨迹。

他无法让自己做到这一点。威尔逊之所以如此成功地唤起对历史的信仰，是因为当他冒出想写《到芬兰车站》的念头时——他记得是在大萧条时期的某天，他当时在纽约东五十大道上散步——是因为他自己也信仰这一点。威尔逊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种本能的批判——他不信任这种理论——他自己也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他也认为历史本身有一种设计，而大萧条本身则是这种大设计的语境里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事件。它是已经被长久预言过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崩塌。除了作为观察19世纪的一面窗户之外，《到芬兰车站》的价值还在于它是1930年代的一件犀利的作品：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认为（世界也给他们提供了这样想的很多理由）历史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或者错误一边的东西。这种想法和信仰没什么不同，对于很多人而言，马克思就是这种理念的先知。

和19世纪下半叶北大西洋地区的很多艺术、政治和哲学运动一样——比如实用主义、唯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对现代性、对工业化城市化、以律法化官僚化的统治和文化的逐渐同质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的一种回应。对于这些发展，每个国家、每个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的反应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国家和群体是被不同事件驱使进入现代性的，它们也必须借助各自不同的传统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马克思是1840年代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巴枯宁、波德莱尔、福楼拜、瓦格纳还有朱塞佩·马志尼也是。他们都被1848年欧洲革命的承诺和失败所塑造。他们梦想世界将会产生转折，而之前早在法国大革命时世界就曾经试过转弯，一切都会不同了；当他们醒过来时，旧的秩序仍在那里——看起来，在很多方面更为保守、平庸。这就是福楼拜在《情感教育》里所写的一代人的故事，这也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那个著名的段落提到的：“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则是闹剧。”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北大西洋地区的国家（包括因内战进入现代的美国）经历了有时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变革——通过不断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

所有这些人物都作出回应的现代性给人的感觉如何呢？“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些文字写于1848年革命的前夜。当然，它们来自《共产党宣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前现代社会里，生命的目的在生命一开始就已经被赋予了：一代人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人也能做同样的事情。那些日常的风俗和生存习惯之中，都有内在的意义，因为他们都继承自过去，因此也就值得复制。这种观念不是让世界前进，而只是循环。在现代社会里，生命的初始并不拥有任何目的，人们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被创造、被发现的。族群风俗和行为习惯的延续，不再是人们存在的主要目的。他们的观念不再想要重复，而是去改变，去推动世界向前。日常的行为习惯不再有任何内在的意义，因为这些习惯被认为是偶然的、有时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里，死亡是一个大禁忌，一种荒谬的事，或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坏的事情。因为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无法回顾过去，无法确知自己完成了他们出生时即被设定的那个目标。这种认识永远高悬在头顶，在地平线之上的某个地方。而现代社会却无法知道从长远来看，在生命的过程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从长远来看哪种行为会变得让人尊敬。死亡带来的唯一确定的认识就是，每个人所处时代的价值、一个人赖以为生的那些价值，都是可以被抹去的。

马克思主义赋予了现代性某种意义。它说，不管你是否有意，每个个体都在一个有模型、目标和轨迹的戏剧里扮演一种角色，而现代性原来只是那场戏剧中的一幕。历史的变化并不是随机的。它是由阶级矛盾导致的；它服从于一种内在的逻辑；它也指向一个终点，那就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正是基于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形式。它的深层魅力在于对意义的发现，这种意义在于人类可能参与历史本身。当威尔逊为1972年版的《到芬兰车站》作引言时，他解释说写作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关键的一步已经踏出，一种根本的突破已经产生了，这就是他所指的信仰”。

将生命的意义指向未来，将每个个体想象为一个大的进程中不完备的元素之一，这种行为在19世纪绝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出版十一年后出版的《物种起源》（这本书也为马克思所推崇）一书里，宇宙也是为偶然和变化所统治的。但是赫伯特·斯宾塞，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的理论里发现了一种目的论，一种关于变化的理论阐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个体描述为种族臻于完美的进程中有限的参与者。根据他们对达尔文的解读，个体的失败或者成功并不是任意的；它是自然进行“拣选”过程中的副产品。

当然，马克思背后的思想家并不是达尔文，而是黑格尔。黑格尔是威尔逊写作这本书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我最大的障碍，我发现，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时我缺乏德国哲学的基础。”1937年，他向他在普林斯顿求学时的老师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坦白，“辨证唯物主义，是对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逆反，但也是从后者内部发展出来的；你必须得知道从康德以降的每个人，才能为它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之前从来没有研究过德国哲学，也无法忍受它。现在我正艰难地完成书稿里的那一部分。”他从没有让这一部分得到很好的理解。

辩证法是威尔逊会条件反射般避免的高理论概念。而同时，他也从来不是一个会很快向自己的任何一种无知屈服的人，在《到芬兰车站》中，他花了一章节来解释，辩证法基本上是一种信仰的神话（揭露报道中的一种有特色的行为）。威尔逊不知道自己所谈论的是什么。在“辩证法的神话”一章的开头，威尔逊用两段文字来解释这个术语——“正——反——合”——并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费希特的辩证法。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将他们的方法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是乔治·普列汉诺夫发明的，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是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引介到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方法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尽管如此，他们都是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们研究哲学时的方法之一。他们还致力于这个概念的推断——比如，将其推演到生物学和微积分上——这一点，威尔逊并没有错误地进行嘲讽。但是将辩证法视作一种历史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强烈的元素。每一种社会结构，（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里）都存在着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结构的关联，而这种关联的运作也是辨证式的：经过分析，它们彼此之间是准－独立的关系，但同时彼此也是完全叠置的；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时空整体的两方面，亦是从这个整体中抽象出来的。在每一个意识形态构造里，都有一个对立面，一种关于统治阶级的信仰系统的消极图景，因为信仰系统是基于它们压抑、驱逐和忽略的东西才得以建立的。从某种角度说，外部——被压抑的被驱逐的——定义了内部。每一种范式也包含了它自身毁灭的种子，正在抵达的极限状况开始瓦解整体的结构。你不需要反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可以这么想。这只是做历史批判时一种有效的方法而已。

威尔逊并不热衷辩证主义思想——在他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里他一直在嘲弄“辩证主义”——这部分是因为辩证思考并不是美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约翰·杜威是少有能这样思考的人，而杜威被训练成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美国的批评家更倾向于一种二元的分析：赞成或是否定，高级或者低级，有益或是有害。他们很难发现大部分的文化产品同时都会有几种效果。甚至他们更难发现，文化系统里的每一个元素都和其他所有的元素牵连着，每一个元素的价值也是被其他元素决定——因此改变某个元素等于改变了所有的元素。和威尔逊一样，他们压倒性的冲动就是去孤立、简化。让《到芬兰车站》从威尔逊的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于，它将历史呈现为个体能动性和社会变革的一种相互作用。还有，不管威尔逊渴望什么意图什么，这本书确实揭露了马克思主义就包含了自身毁灭的种子。就像卡莱尔、狄更斯或者《地下室手记》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马克思也是一个伟大的仇恨者。威尔逊看到了这个，而且他提出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这也许是一种人格特征。

三

威尔逊身上充分具备美国批评界最好的那部分。他是一个怀疑论者。在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在很多方面，他自己也是一个属于18世纪的人（在后半生他也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洞穿别人的幻象和对抽象观念的怀疑，是这种人物具有的某部分姿态。经验主义和常识——休谟和约翰逊，记者和批评家——都是威尔逊需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一半是理论，一半是实践。而威尔逊最推崇的是其中实践的部分：人们痛苦承受着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状况，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他将这种理论视为用观念刺激行动的有趣案例。

威尔逊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一书中最关键的缺陷：价值的劳动力理论，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才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已经假设了——在这点上他绝不是打破旧习的人，因为这种观念也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持有——一个商品的价格是由其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劳动力决定的。这种解释给马克思提供（他“确实”发明）了“剩余价值的”概念，它代表了制造者的利润，也是“被攫取的劳动”。正如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一个商品的价格或者价值，同时也很正当地由需求决定。买家会哄抬一件稀有商品的价格，而不管其中需要的人类劳动是多么的少。当然，劳动者想要拿回他们劳动力的价值；但没有人会制造无人问津的产品。但是劳动力和需求只是决定价格的两个主要因素。“事实是，”威尔逊写道，“所有的这些理论都是不完备的：真实的价格是由比这些公式复杂得多的情况决定的，而心理因素也让价格更为复杂，尽管经济学家从来不将其考虑进去。”但威尔逊仍然认为马克思认识到现代生活的病症，并且富有勇气地剖析这些症状，从认知上来说，书里关于《资本论》的章节是全书最敏锐的。

就如同他为历史有某种意义这样的观念所吸引，威尔逊也对历史的实体化也很谨慎，他将这个看作马克思主义特有的观念，在托洛茨基一章中他重点谴责了这种观念。“然后，历史，”在巴枯宁那一章的结尾他描述了这种倾向，“就是在某个特定时期有着确定观点的一种存在。它拥有一种禁止上诉的道德……知道这一点——就是说，知道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允许自己夸张或者简化。”在《托洛茨基将自己和历史视为同一》那一章节中，威尔逊描绘了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托洛茨基对孟什维克的演讲，他告诉他们，“你们是值得同情的被孤立的个体。他们破产了，你们的角色也到头了。到你们从今往后将属于的地方——历史的垃圾桶——里去吧！”威尔逊温和地观察道：“有时候，这些被扔弃到历史垃圾桶里的东西会变得有价值——这些东西在日后会被重新找回。从斯大林苏联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今日托洛茨基的位置；托洛茨基也一定会舍弃他之前的假设，即认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肯定会同情易卜生的《全民公敌》里，斯多克芒医生所信仰的‘最强大的个人正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这也是威尔逊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观察到、并且为之钦佩，同时也希望自己带着正义感思考自己时所感受到的某种东西。

《到芬兰车站》中，威尔逊对托洛茨基持续的蔑视有点让人吃惊，考虑到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早期威尔逊认识的很多作家，尤其是《党派评论》的那些人，都是或者曾经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这就是典型的威尔逊。威尔逊甚至是那些常规异见者的异见者。1932年，他曾经推举共产党候选人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竞选总统，同一年他还签署了一份声明，号召“由有阶级意识的劳动者组成临时专政……作为废除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上的阶级制度的必要手段”。但是当这份宣言正在广泛传播、搜集签名时，他又认真地指出这份宣言的草拟并没有和共产党合作，对后者也没有太多的认识。即使当他在写《到芬兰车站》时，他也在和共产党员和《新共和》还有其他地方的同路人争辩，相应的，他也尝到了和他们争辩的恶果。一个人越能想到威尔逊刚愎的本能和他对系统的厌恶，就越会觉得他用了八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本书——他需要学习德语和俄语——的努力非同凡响了。也许最后我们可以解释说，威尔逊是个作家。他觉得自己有一个好故事要讲，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个理由通常就足够了。

他的这种倔强，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其他美国知识分子相比（卡津和威尔逊在这点上又很相似），威尔逊没有反叛自己年轻时候认同的政治。在1950年代，他宣布脱离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关系，但是他也没有变成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十字军战士。他后来的一本书，《冷战和收入税》就是对反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抨击，这本书是如此的不节制，以至于事实上它被看做一本反美国的书。在威尔逊出版这本书之后，他开始着手创立“美国七星诗社”——这个项目现在被看成美国的图书馆。他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国。尤其让人吃惊的是，《冷战和收入税》表明威尔逊从写作中获得的收入是多么的微薄。威尔逊的使命感是如此紧迫，来不及估量自己产生的影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在维尔福利特（Wellfleet）和塔尔科特维尔（Talcottville）之间穿梭往返，除了他当时在写的故事之外——俄罗斯作家、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死海手卷——他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威尔逊不再信任历史，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变得像自己在《到芬兰车站》里写到的那些伟大的流亡者一样——米什莱、圣西门，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在乱成一团的家里不停地写作，他的书只能卖出很少的几本，他的妻子生着病，他的孩子在他身上爬来爬去，收房租的人就在门口，而他的内在视线全神贯注地聚焦于历史——每种意识形态的政妓。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

[1]低概念是戏剧分析术语，是指剧情发展缓和、着力凸显人物性格、以塑造人物为重要取向的故事前提，相对于“high-concept”高概念而言，后者以剧情发展为重要去向，拥有高度的戏剧性。

[2]米什莱（Jules Michelet），法国历史学家，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

[3]全名克劳德·昂列·圣西门，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

[4]格拉克斯·巴贝夫（Gracchus Babeuf），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者和记者，宣扬财产和劳动共有。

[5]罗伯特·欧文（Owen），与圣西门、傅立叶齐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6]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德国犹太人法理学家和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

[7]巴枯宁（Bakunin）俄国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

革命与背信之间：“同病相怜的亚洲主义”的预言书——兼谈“京都学派”

撰文：與那霸润

翻译：刘柠

对于自身与谱系的关联，内藤湖南堪称最富于自觉者，他以远比近代要深入得多的历史纵深为背景，来关注自己的国家和邻国。

通过中国来谈论的自画像

看中国时，关注哪些问题？根据这一点，决定观察者其人的政治立场——如此事体在日本屡见不鲜。

譬如，有人关注中国“梦”与“理想”。战前的话，包括北一辉（1883—1937）那样的“右翼”在内的亚洲主义者，在辛亥革命的漩涡中，梦想着自身的解放；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左翼”阵营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中，看到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重叠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的幻想破灭之后，虽然对教条社会主义的期待已日渐稀薄，但比起对美追随一边倒来，至少还能优先从日中友好的道路中找出有利于世界和平的要素来——持这种立场的人，被看成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纵然是老生常谈，但倘若加以极其粗线条的表述的话，近百年来的构图大致如此。

毋庸讳言，经常会有这么一类人，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请看一看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代化没戏，革命不可能成功，共产党是独裁政权——他们不是和平力量，而是军事威胁，等等。继而，2010年代，在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主权争端空前激烈的情况下，这种立场的现实性开始压倒性地攀升，终于驱逐了梦和理想（此乃今天被称为我国的“右倾化”的一个侧面）。其结果，导致日中两国国民的关系以邦交恢复以来最糟糕的状态，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内藤虎次郎湖南（1866—1934），就是被指责经历了这种“转向”的思想家之一。个中缘由，概出于在辛亥革命的热乎劲尚未尽消的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中，犹面向共和政体，对中国的进步抱有期待，但在梦醒后的1924年付梓的《新支那论》中，却反而唱起了中国停滞论，肯定日本的侵略。关于这两种著作，诸如此类的批判，可以说是战后的通例。

但是，究竟以何种视线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动辄构成国内政治讨论核心的现象，绝非战后的产物，也不是起源于近代。从德川时代起，如荻生徂徕（1666—1728）那样的儒学者，相对于现实的中国，更着力追求一个被理想化了的所谓“先王之道”的中华，并试图成为其继承者。反而是以贺茂真渊（1697—1769）为始祖的国学者，对那些醉心于中华文化之“理”，并以此“理”来治国的教条，不惜嘲讽，指其为空洞的幻想（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从德川期儒学到东亚共同体论》，以文社，2011年）。在欧亚大陆寻求“真正社会主义”（理想）的体现者的战后左翼和那些认为即使引进某种海外标准，也绝无实现可能，从而一味肯定日本（现实）的战后右翼，若想探寻他们之间各说各话、文不对题的争论的“原风景”的话，便要追溯到江户以来的水脉。

对于自身与那种谱系的关联，内藤湖南堪称最富于自觉者，他以远比近代要深入得多的历史纵深为背景，来关注自己的国家和邻国。至少对我而言，现在阅读湖南的意义，正在于此。

一身不经二世

1866年，内藤虎次郎出生于今秋田县鹿角市的一个儒学者之家。湖南是从地势“十和田湖之南”所取的号，盖源于其父汉学者调一（1832—1908）从湖的地形出发，自取号“十湾”。虎次郎的原名被认为除了是虎年出生之外，还借用了吉田松阴（1830—1859）的通称寅次郎之名。调一的老师那珂（江幡）梧楼（1827—1879）（被称为“东洋史始祖”的那珂通世的养父）是松阴的学友。虽说未遂而终，但松阴为踏上替兄报仇征途的梧楼打气，俩人是患难与共的交情。可是，由于他们所侍奉的南部藩在戊辰战争中倒向了会津一方，梧楼作为“逆贼”遭新政府逮捕。出征的调一又遭遇家族继承人之争的不幸，据说一度曾一文不名——那是在湖南三岁的时候。

而立之后，迎来维新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文明论之概略》的序言中，把“观之方今洋学者流，往昔无一不是汉书生”的情况，形容为“以一身经二世”是广为人知之事。作为福翁的同代人，调一失策于没能厕身机巧的时潮，说起来是维新的失败者。读《福翁自传》，看到福泽在接触洋学以前，为自己能速修经史子集而颇为洋洋自得的桥段不禁莞尔。尽管生于代代儒者之家系，且与成为“尊王攘夷”起爆点的松阴关系很近，可饱受官军蹂躏的东北地方的地政学环境，却未如对福泽那样让调一华丽转身。

虽然源自父辈的汉籍素养深厚，作为儿子，湖南似乎并不满足。湖南的最终学历，是1885年秋田师范学校高等师范科毕业（但就任教授之后，从京都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直接成了当地小学校的首席训导（事实上的校长）。仅两年后，便出奔东京，开始步入作为记者的人生道路。先是辗转几家由在野的民族主义者主办的媒体，如佛教家大内青峦（1845—1918）的名教社和三宅雪岭（1860—1945）的政教社等，至1900年入《大阪朝日》新闻社落定前，除了著名的《万朝报》外，还曾奔波于地方报纸《三河新闻》和殖民地系报纸《台湾日报》等媒体。

那么，对湖南来说，明治维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他1916年作为京都帝大教授执笔的社论《支那的政治》一文中，发现如下乍看上去颇为意外的一句话：

如果把日本近来政治上的过程，与支那比较的话，应该与宋代相比。（全集第四卷，553页）

唐宋变革·明治维新·辛亥革命——《支那论》

湖南从新闻记者转身为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系讲师，是1907年的事（两年后成为教授）。其主要学说“宋代以降近世说”的构想初次发表，是1914年的《支那论》一书。作为屈指可数的“支那通”，湖南在书中纵论辛亥革命的归宿，开宗明义，批判了把明清时代称为“近世”的世间“常识”，主张中国的近世，成立于从唐末到北宋时期（24页）。

那么，宋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通过皇帝的集权，排除了贵族的中间势力。直到唐代，无非是有实力贵族联合政权的王权，一峰突起，变成权力独占的天子独裁（34页）。这时，如果皇帝是排斥过去由贵族阶层的私利垄断的政局，代之以作为汲取全体国民的民意后操作的公共性存在而加以运作的话，这种独裁制与人民势力的增长并不矛盾，反而有可能促进之。此乃“既是无限的君主独裁之国……同时，支那亦为非常的舆论之国”（174页）的缘由。

实际上，在北宋，除了科举制度实质性落地，不仅贵族，在科举考试中合格的庶民也可以担当政治之外，王安石（1021—1086）改革承认了劳役可以货币形式代缴，开始摸索一种不阻碍民间经济活力的统治方式（46—47页）。何况现在，更有来自欧洲的共和思想流入。在这种情况下，违背民意去阻止辛亥革命的潮流，难乎其难——这应该是这个阶段湖南的看法。

如此看来，两年后，在《支那的政治》一文中，湖南所论日本的近代化“应该与宋代相比”就好理解了。维新拆除了诸大名的领国统治，成立了天皇治下的全国统一政府。武士的政权垄断终结，官僚的地位向高等文官考试开放。与年贡不同，地租货币化，市场的土地交易也被认可，经济活动受制于身份的规制消除。如果说当初比力陈洋学时代和汉学时代的所谓“二世相比”论的福泽还要固执，拒不向“洋学者流”转型，仍以“汉书生”的样态来面对维新的话，那么其结果，就跟宋朝下中国社会的变容一样。

那么这种“明治——宋朝”体制下，民意能通过天子到达政治吗？其实，早在1881年，湖南十五岁的时候，曾有过向巡幸东北的明治天皇献奉迎辞的机会。一则真伪莫辨的逸话，说湖南的汉文素养令侍讲的儒者元田永孚（1818—1891）惊叹不已。1896年，萨摩阀的松方正义与进步党的大隈重信合作，建立了松隈内阁。为支持就任内阁书记官长（即现在的官房长官）的上司高桥健三（1855—1898），湖南辞去了《大阪朝日》的工作，担纲施政方针演说的起草工作。用话语的力量，尤其是承袭了在维新过程中不公平地失坠、陷于没落的家族的汉学传统，打造民意抵达政治的通道。应该说，精研经书、一心打算参与国政的儒生，其与宋朝的士大夫相仿佛的气概也为其言其文提供了支撑。

可是，他毕竟是维新的败者。执笔的草稿被藩阀政客揉作一团，加上高桥的早逝，湖南终于离政界而去。作为历史学家大成之后，正如收入1924年初版《日本文化史》中的《关于维新史资料》[1]一文中所主张的那样——理应以“败者的材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础，对湖南来说，明治维新未必是撒手不管就能引以自豪的历史。虽然看上去它似乎被称颂为辛亥革命的摹本，但明治政府财政上的成功是源于对旧藩“负债的义务”[2]的放弃；与袁世凯的暗杀政治一样，从米泽藩出席集议院的云景龙雄惨遭“虐杀”……从《支那论》所描绘的维新像中，亦能一窥维新运动的前世今生（116—117，235页）。

以汉籍的语言评价近代

认为最后归于萨长的有司专制的明治维新是未竟而终，谋求在更广泛的国民手中将其进行到底的姿态，在战前极其普遍：1913年的第一次护宪运动，民众包围议会，导致桂太郎内阁被倒阁，当时被称为“大正维新”；30年代，青年将校叫嚣“昭和维新”亦是广为人知的事情；而在同一时期打造骨骼，不久即被战后历史学继承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所谓“中途受挫的布尔乔亚革命”的明治维新像，在这一点上可谓上述脉络的“亚种”。

如此将“更进一步的维新”之梦向大陆输出，并与当地的民众相连带，以期世界变革的亚洲主义思潮，战后为竹内好（1910—1977）等研究者所屡屡提及。可是，与在东洋史学上的赫赫声名相比，这种脉络下湖南的评价却并不高。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由于湖南审视日中两国的视野深远，往往从理想的背后来谈论历史的现实所致。连明治维新都比附为宋代变革的湖南，谈论起革命来，有一种过于虚无主义的地方。

在《支那论》中，湖南说：“原本就不信任政府的支那的社会组织，自治团体比较发达是一个长处。”（125页）他反复强调，由同业组合和保甲制度等传统中间团体构成的自治制确立问题。不依存政府，以民间的力量来打造引导社会风气的中间层——明治期的日本，作为洋学者的福泽力主建构英国的“中产阶级”范式（《劝学篇》第五编）；在期待上层自耕农和独立自营业者合作的立宪导入期，德富苏峰（1863—1957）也曾寄望“田舍绅士”成为地方秩序的维系者。

然而，这其实是维新达成以前的状态，在中国史的脉络中，是发端于倡导“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等人极其传统的思想。[3]在郡县制之下，巡回国土的“外乡人”是官吏，他们相互之间为把盗贼驱赶到相邻的行政区，实行没有“爱乡心”的治理，被指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湖南自身也置身于这种系谱中，这一点参照文中对相关内容的频密论及亦应无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维新以降日本的近代化，仍是“汉书生”便可明了的、在大陆从前就被阐述过的历史的一个场景罢了。

直到半路，湖南的主张看上去似乎在同调那些主张把维新成果输出大陆的亚洲主义者的口吻，可实际上，不如说湖南是反过来输入中国史的尺度，并用它来衡量自己的国家。这种情况，很快就把湖南推向了一种绝望的境地：仅凭“洋学者流”，不可能起变化。

从中国看历史终结——《新支那论》

中国是在宋朝，日本是在明治变革之下，通过科举考试参与政治的机会向民众开放。可是，被选拔的官僚从中央派遣到地方，却与地域文化难接“地气”。因此，需要自卫乡土的民间自治组织。但民众对统治机构的不信任一旦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其对政治的关心便会丧失殆尽——在1924年出版的《新支那论》中，湖南再次描绘了这种“逆乌托邦”（Distopia）式的中国现实。

湖南自身，有19世纪末寄托于政治的理想遭藩阀阻击的体验。彼时，像欧洲那样，议会政治的稳定运行乃国家成熟的标志——“洋学者流”大多秉持这种平凡朴素的看法。但是，湖南却在《新支那论》中大唱反调，认为政治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属于“低级”的东西，越是对其热衷，说明国民尚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310页），完全翻转了曾几何时衡量国家成长的刻度。

湖南阐述道：即使是在皇帝专制，却通过排斥贵族，达成“机会均等”的宋朝以降的中国的体制下，也还是在天子与民众之间派生了构成官僚派阀的“政客阶级”这种新的不纯物，并没有达成完全的民意实现（309页）。结果导致民众对政治断念，选择把才能专门投向文化与艺术的道路。民众从而对所有的国家政治完全丧失兴趣，不再关注。而这正是湖南所看到的一种文明的“成熟”。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目下的中国是如此状态的话，那么通过日本扩张和列强共管，对大陆民众生活上的诉求，由诸国负责应对就是。

然而，不应忽略的是，在该书中，湖南并不是把如此状态作为中国迟到的特例，而是看作人类社会终将普遍到达的尾声之“先驱”。他写道：

看支那过去的历史，它暗示了从某个时代开始，其他世界的国民所未曾经历过而此后即将经历的状态。日本和欧美诸国，在民族生活上，如果自觉比支那进步的话，那真是大大的错误。（310页）

中国是以皇帝和官僚，欧美是以议会和政党为媒介，民众梦想着自己的意志被国家代表、体现。但是，现实常常背叛民众的愿望——这种“看破红尘”般的洞察，由于早在宋代就发生的变革挫折，只不过碰巧最初在中国定型了。而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国，其实正在同一条道路上追赶。“诸如立法由议会掌管，司法权交到陪审管之手等等，大抵是声名政治、评价政治、心情政治，而不是实质政治”（317页）——湖南说这话时，正值此书出版前一年的1923年，《陪审法》颁布，大正日本的政党政治起步，他显然是有所指的。

致同病相怜的亚洲主义

如果从他国的姿态中，不看现实，而只看“梦”和“理想”的话，迟早会遭重击是理所当然的。战前的“支那通”多步入此途，自己受伤之后，一味地指摘令人不快的现实，贬损对方，却堕入对自己所谓的“理想”无反省盲信的视野狭窄症。1934年，湖南去世。湖南殁后三年爆发的日中战争，向诸如“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迷梦的暴走方向空转，并随着这些迷梦的破产而终结。在湖南起草的社论中，以对中国的“家长制式”（Paternalistic）的介入为“是”——在此过程中，作为对侵略的肯定而被利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乃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不断留意于心的一桩。

但是，在战前反省的基础上，原本理应重新出发的战后中国论，在冷战体制下，历经向共产革命这个新“梦”空转的不幸之后，再次呈现出向赤裸裸的“现实”一边倒的姿态。然而，此番发现的“现实”，难道只是中国自身的现实吗？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向中国凝视的、我们日本人自身现实的镜像吗？我以为，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从历史的纵深处，把自己国家的近代史抛出来的旧幕派汉学者后代的视点，根据这种距离，重温湖南的两种《支那论》的意义，便自会呈现。

对湖南来说，明治维新是一场从开场就伴随着背信的革命，一个儒生之梦被大陆现实所背叛的、宋朝以降的系谱的摹本。湖南曾几何时所预言的那种因理想颓落后政治空转所致的民粹主义、国家从保护民生退场的全球化、人们的关心从政治向文化后退的私生活主义，正使发达国家暗云笼罩。

每一次期待都被背叛——如此病理，有史以来确实是一路伴随着我们。不是以“空泛的理想”，而是以“理想是空泛的”为前提，却共同摸索某种道路。可以说，正是因为把它作为这种“同病相怜的亚洲主义”的宣言书，他的书在今天才蕴含着新的魅力。

内藤湖南研究的轨迹和现状

战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论，被以宫崎市定（1901—1995）为代表的汉学者所继承，形成了东洋史学上的“京都学派”，宛如璀璨的星空。但同时也由于其在学派内是当然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故以平易的形式普及其意义的尝试却未能展开。譬如，在图书馆中最便于查找的湖南评传，是受传主晚年熏陶的三田村泰助于1972年出版的中公新书《内藤湖南》。但该著以离乡之前青年时代的叙述为重心，对京都帝大时代活动的介绍仅限于篇幅的一成。

说到以正儿八经的学院主义手法撰写的湖南论，作为专题研究，J. A. Vogel的《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4]是唯一的专著，坊间已然绝版。其他还有数种评传、研究，多只能购买旧书。

超越东洋史学的专业研究，湖南的史论得以流传江湖，基本上是近年来产生的现象：1997年，筑摩书房复刻出版了湖南全集；2004年，思想精粹结集成一册，以《东洋文化史》（中公クラシックス）的书名刊行；同一时期，由连载的专栏文字结集的粕谷一希的《内藤湖南之旅》（藤原书店，2011年）出版；也许不无自吹自擂之嫌，作为我自己亦参与执笔的论文集，山田智、黑川みどり编辑的《内藤湖南和亚洲认识——从日本近代思想史来看》（勉诚出版，2013年）也得以付梓。

与湖南从新闻记者厕身学界的履历相契合，从冈本隆司的《中国“反日”的源流》（讲谈社选书メチエ，2011年）、《近代中国史》（ちくま新书，2013年），到拙著《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文艺春秋，2011年），在诸如此类从历史的视野，通俗地阐释日中两国社会构造的书籍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内藤湖南讨论。

本书为與那霸润先生为文艺春秋出版社的《支那论》复刻版（2013年10月20日，第一版）所撰写的导读后记。感谢文艺春秋社提供版权。

[1]《維新史の資料に就て》。——译者注

[2]江户时代的藩（封建领主主导的各地方政府），苦于慢性的财政赤字，以年贡（从百姓收缴的税金）的大米为担保，对大坂等地的大商人多有借贷。明治政府接管藩的权限，推行中央集权（即废藩置县），按理说理应继承藩的债务才是，但却一笔勾销。内藤湖南认为此举导致了近代化的成功。——译者注

[3]張翔、園田英弘编：《「封建」 「郡県」再考——東アジア社会体制論の深層》，思文閣出版，2006年。

[4]J. A. フォーゲル：《内藤湖南——ポリティックスとシノロジー》，井上裕正译，平凡社，1989年。

SUMMARY

Academics and Politics

— Questions & Answers on “China studies” (or “Oriental studies”) in Modern Japan

Interviewer and Author: Tian Bolan

Interviewee: Ge Zhaoguang

Japanese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studies, for they employed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modern research methods earlier than Chinese scholars, used many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tools and discovered a lot of new data that even had not been found by Chinese scholars. Japanese scholars’ research on China has a very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academics and politics in China. Academics in China, especiall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benefit a lot from Japan and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Japan in terms of literature and data,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focuses.

But China studies or Oriental studies in Japan are conducted in a very complex political context, which are strongly related to nationalistic or militaristic ideologies in Japan. Thus, we have to discuss China studies in Japan in the context of Japanese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trends.

Mr. Scalapino: Understanding Asia in a Proactive WayAuthor: Liu Ning

As a schola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Mr. Scalapino, with the entire Asia as his research object, understands Asia and its uniqu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a conscientious and proactive way. As is indicated in the title of his memoir, From Leavenworth to Lhasa: Living in a Revolutionary Era, he left his footprints across the entire territory of Asia, from Chinese mainland to Japan, from Korean peninsula to Mongolia and from Indochine to South Asia, to name just a few. Furthermore, he is never satisfied with scratching the surface. Instead, in each country and region, he discussed extensively with politicians, or gave lectures for long period for in-depth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get the first-hand observation of the society without the package of local ideology. He often feels lucky to have chosen Asia, instead of the Middle East or Africa, for research, which is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in the memoir.

Takeuchi Minoru, a China Hand Transcending the Thinkingof “Friendship”Author: Liu Ning

Although “Kyoto School” is basically a concept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akeuchi Minoru misses the atmosphere of “Kyoto School” that attaches emphasis on empirical research, advocates academic freedom and is free from scholar-tyrant sentiment. As he put it himself, scholars should come to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The conclusion is supported with literature, which is “Kyoto School”.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by the over-40-year history that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that the mal-developed situation of “friendship comes first and understanding lags behind” has indeed been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for developing stronger and closer bilateral relations. Takeuchi not only saw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but also provided solutions by strongly advocating the launch of researches on “China-Japan relations as a cultural issue” in the hope that bilateral relations could be depoliticized to the utmost extent and land with more objective and normal sentiment.

As a “bumpkin” having “emerged” from Zhangdia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n ascending into the elite academic circle, Takeuchi was born with a sense of inferiority. More lately, he felt himself more “inopportune and inappropriate” as a“superfluous man” and a pure “stranger to the motherland” portrayed by Yu Dafu.

Japanology in America: From Occupation to Integration— Interview with John W. Dower, a HistorianInterviewer and Author: Zhang Zhe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the U.S. is changing how I look into history. How did Japan turn from a brutal enemy into such a loyal ally standing by the U.S. to fight against any country？The influx of Japanese autos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into the U.S. during the 1970s has also changed how the scholars look into Japan and what questions they raised on Japan. The perspectives of many scholars are following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It’s very complicated whether they believe in the official policies, have a sway on policies or they are influenced by these policies. So I also try to review some other factors, such as sources of research funds, influence of conferences, political warning and intervention from the Japanese.

Since we become more sensitive to pop culture and consumer culture, besides political policies 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factors in mass culture seriously. Thus sociological studies are not limited to political fields like labor movement or lowerclass revolution any more while social group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social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have been revealed. Either the Japanese with beastly brutality during the war, the Japanese with femininity during the U.S. occupation, or the Japanese as an economic threat, to some extent, has been always existing, but as is presented in some serious writings, Japan as a country and Japanese people are of extreme complexity.

China-Japan War behind the Grand Narratives— Interview with Rana MitterInterviewer and Author: Xu Liheng

I study China-Japan war with interest partly because the war still dominates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helping lead to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terestingly, it also reflects how China sees itself.

Grand narratives are indispensible. Without it,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larger background.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larger background,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for you to look into the more detailed events clearly. Most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were related to the leaders, but we also should know more about unknown persons and stories. For me, the war is not only related to weapons, troops and strategies, but also to the people as well as their sufferings.

Forming of “Umbilical Cord” — Offenses and Defenses among ChineseMainland, U.S., Japan and Taiwan over Diaoyu IslandsAuthor: Susumu YabukiTranslator: Hu Zhaoting

The Diaoyu Islands, with an area of smaller than 5 square kilometers, consisting of 5 isles and 3 rocky reefs, became a critical point influencing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the U.S. 40 years after the War. Why did the uninhabited island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unresolved conflict？

This is because the Diaoyu Islands are on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following 3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relation between Japan on a rapid stride towards a modern country after Meiji Restoration and Qing Dynasty (Li Hongzhang), the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rising China after experiencing setbacks on a road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civil war between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and (Chiang Kai-shek and Zhou Enlai), and the de fecto dominator-subordinator U.S.-Japan relation under the flag of equality (John Dulles and Shigeru Yoshida, Richard Nixon and Eisaku Satō).

Between Revolution and Perfidy: A Prophecy of “Asianism out ofSympathy among Similarly Afflicted People”— also on “Kyoto School”Author: Yonawa Jun

For Naito Konan, the Meiji Restoration is a revolution accompanied by perfid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a copy of the mainland reality’s betrayal of a Confucian scholar’s dream and the chronicle since the Song Dynasty. With the banner of Communist revolution on one hand,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wealth gap that is still expanding in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comparing the present People’s China to the past dynasties is a common and widely accepted thing even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regime. The prophecies once put forward by Konan of the populism resulting from the idling political system out of failed ideal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situation that the state is deviating from protecting livelihoods, and that private life prevails as people’s focus of concern turns from politics to culture, are making the prospec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dim and uncertain.

Every time, the anticipation is betrayed—such unhealthy condition last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With the idea that “ideal is vague”, instead of “vague ideal”, as the premise, a path is explored jointly. So to speak,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is unhealthy condition is regarded as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Asianism out of sympathy among similarly afflicted people”, this book is endowed with new charms.

China Studies in Modern Japan under the Changeful Influence of HistoryAuthor: Tsuji KogoTranslator: Liu Ning

The overall China studies in Japan can be said to be with some inherent Japanese features. On one hand, the longing for and study on classic China out of “Sinology”are purely inherited afterwards as part of the Japanese education, regardless of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booming attention to modern China in ways that are deep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Japan becomes the mainstream of today’s China studies after going through some changes. Although the object is the same China, these two coexisting trends have never been integrated and are even opposite in some cases. Yet they still coexist up to now. These two trend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but not limited therein, are also two trends of the Japanese’s perceptions of China.

Overseas Japanese StudiesAuthor: Donald Keene

Books written by foreigners about Japan are generally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for two types of reasons. First, they have aroused the citizens’ interest because of their uniqueness. For example, the essays written by females coming to Japan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about what they had seen and hear are of this kind. Second, the studies are with full value that can be regarded as significant as studies conducted by Japanese researchers. In my opinion, it is very fortunate if it can be realized that foreigners can gain some understanding of Japan supposing that they have spent 40 years in studying Japan.

“Introduction” is seen as the ideal state of Japanese studies. I’m always said to be an overseas introduce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people’s evaluation of my work. As you have noticed, I’m not against this at all. Yet, I think if the fact that foreigners can also conduct creative studies cannot be realized, the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the foreigners cannot be achieved either.

Contributors

刘柠

作家，艺术评论者，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著有《“下流”的日本》、《竹久梦二的世界》、《前卫之痒》、《中日之间》等。

辻康吾

日本汉学家。1934年生于东京。历任《每日新闻》驻北京、香港支局长、东海大学、独协大学教授，现任中国现代资料研究会代表。著有《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与现代中国》、《中华曼陀罗》等，主编《岩波现代中国事典》等，译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晚年周恩来》和《盛世2013》等。

家近亮子

日本政治学者，敬爱大学国际学部教授。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先后著有《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日关系的基本构造》、《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与日中战争》，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年表》等。

葛兆光

1950年生于上海，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并担任香港浸会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等客座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宅兹中国》等。译有《通向禅学之路》。

唐纳德·金(Donald Keene)

1922年生于纽约。日本文学专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者、翻译家，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五十余年。2011年3·11大地震后从哥大退休，移居日本，并加入日籍，取名鬼怒鸣门。

入江昭（Akira Iriye）

1934年生于日本东京。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1982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担任过此职务的日裔学者。主要代表作有：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和《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等。

约翰·道尔（John W. Dower）

1938年生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美国历史学家、作家，麻省理工学院（MIT）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日本和美日关系，著有《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等。

张哲

旅美自由作家。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南方周末》资深记者、编辑。著有《纽约，不顺利抵达》。

矢吹晋

日本汉学家。1938年生于福岛县。历任东洋经济新报社记者、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著有《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钓鱼岛问题的核心》等。

何培忠

1952年生于河北大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为青年社会学，现从事社会学研究。著有《海峡两岸青年生活观比较》及《新人类——日本青少年价值观考察》、《当代日本青年文化探析》等多篇论文。

與那霸润

1979年生。日本历史学者，爱知县立大学日本文化学部历史文化学科准教授。著有《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帝国的残影——士兵小津安二郎的昭和史》等。

竹内实

日本汉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23年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今淄博市），战后入京都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后任该校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及立命馆大学教授等。著有《中国的思想》、《鲁迅远景》、《中国——同时代的知识人》等，并在中国出版《竹内实文集》十卷；译有《毛泽东集》、《死水微澜》等。

北野谦

日本摄影师。1968年生于东京，1991年毕业于日本大学生产工学部，2007年获日本摄影协会新人奖。2010年于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举办个展。

拉纳·米特（Rana Mitter）

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是BBC广播电台的客席主持。最新出版有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2013）等。

徐力恒

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

又名“施乐伯”。日本研究学者，同时亦为“中国通”。曾为尼克松、吉米·卡特等三任美国总统担任过东亚和中国政策的顾问，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创办者与主席。著有《战前日本的民主和政党运动》、《当代日本的政党和政治》及回忆录《从莱文沃思到拉萨——活在革命的时代》等。

雅恰·蒙特（Yascha Mounk）

德国犹太人，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后，现在欧洲研究中心克虏伯基金会从事学术研究。他最初的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如今则主要集中于福利国家。著有《1945年以来德国与德国犹太人的关系》等。

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

1952年出生于美国，作家。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哈佛等，并为《新共和》、《纽约客》、《纽约书评》等长期撰稿，著有《形而上学俱乐部》等。

米歇尔·吉伦吉格（Michael Zielenziger）

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任职《奈特里德报》东京分社社长七年。此前还曾作为《圣何塞水星报》环太平洋地区通讯记者，报道与中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并角逐1995年普利策新闻奖。